日本律令制

日本律令制（），是日本古代的一種政治制度，是大和朝廷對「中華律令制-唐制」的一場全方位模倣。

日本在西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中败給唐朝·新羅聯軍之後，就加快了对唐制的模倣和学习，在645年的“大化改新”中提出創建律令制的設想，並在701年的《大宝律令》中建構完成。這套制度讓日本在官制、户籍、税收、土地、農民系統上與中國極為相似，在7世紀～8世纪间盛行，在9世纪～10世紀間迅速衰落，又在11世纪～19世纪间名存实亡。

 緣起與時間線 

這是日本律令制度中的高級官僚才能穿的紫色布料和黃色纹样，當時的大和朝廷會直接用中國產的布料做官服，以彰顯權威。
日本律令制的設立，深受中國魏晉南北朝的「」影響，即：只有天皇才有實权，貴族和官僚無獨立權力，日本國民在“一個天皇、一個朝廷、一套法律”的前提下人人平等。如果日本人想獲得平等的待遇，就必須服兵役、建設勞役、農業勞役來作為交換，用日式文言文來講就是「一君万民、互为表裏」。日本在白村江之戰中輸給中國唐朝後，就開始照搬唐朝的一切，以期用唐制來達成「一君万民、互为表裏」的理想。

日本古代認為日本列島是一個完整的天下，而實行律令制的那一塊地方稱為律令国，因此日本列島上的一個個律令國就是一個個半獨立的小國。虽然日本的這個“天下觀”也是借鑒自中国的，但已經大幅本土化，在漢字文化圈（中、日、韓、越）中，只有日本的天下是專指日本自己，而其它三個國家的天下都是指“中原地區”或“目所能及的整個世界”。

雖然日本的價值觀是漢字圈中最遠離中國的，但日本的大和朝廷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等方式，研究《唐律疏议》《唐代官制》《唐制律令》等書籍山内昌之・古田博司《位于近代日本的东亚文化共通论的轨迹》，記錄唐朝的漢服、漢詩、紋樣、建築，並根據日本的实际國情作调整。相较而言，與唐朝更加親密的新羅（古代韓國）和安南（古代越南）反而沒那麼認真，虽然新罗和安南兩國也倣照過唐制，但不會像日本这样极度執著地複製唐朝的一切廣瀬薫雄『秦漢律令研究』2010年、汲古書院、第一部第一章「关于律令制的时代区分」。
 7世紀，即飛鳥時代後期，日本朝廷派遣大量遣唐使去收集中國的資料，接连頒佈法律草案《近江令》，和全国统一的《大宝律令》《養老律令》。
 8世纪，即整個奈良時代都是律令制運作最良好的时期。
 9世紀，出现中央执行力下降、地方豪族势力增强，但律令制在大多數時間依然有用。
 10世紀，即平安时代中期，律令制度漸漸名存实亡，但仍有一小部份官僚和地方豪族在“忠君愛國”思想下遵守律令。
 11世紀～19世紀，在這900年間，律令制已完全失去實際用途，退化為“禮節、儀式、祭祀、祈禱”型制度，例如日本天皇即位時要演奏中國的雅樂《蘭陵王入陣曲》。到了19世紀的明治維新時代，日本政府在1889年頒佈《大日本帝国宪法》，但這次依然不是日本原創，而是模倣自《1850年普鲁士宪法》，日本正式完全脫離唐朝的律令制，變為和歐洲一樣的“君主立憲制”，並一直沿用到今天。

 特徵與衰落過程 

日本為實現「一君萬民、互為表裏」花費了大量精力，但僅在8世紀，即西元700年～800年的這一段時間內成功。日本律令制的一開始的模式為：日本农民进行人口登記 ， 從天皇那裡拿到土地 ，開始耕種，此後世世代代只能靠着这块地种地谋生，同时要给中央政府交税、服兵役。此模式即日本式的“班田制”。

當時日本多山多地震、人口分佈分散、交通不發達，因此中央政府在实际上無法管理在遠離奈良、京都和大阪的地區，大和朝廷無法像中華朝廷一樣監控社會的方方面面，“軍力”和“監視能力”都極為有限。渐渐地，由於沒人能監督、舉報、壓制律令國的官僚，大多数官僚就开始迅速贪腐，他們可以肆意壓搾自己底下的農民，而農民却没有办法反制。並且，律令官僚只把肥缺安排给自己的親戚或好友，外人要么无法涉入，要么只能做辛苦却又钱少的工作。就这样，官僚们把律令國一步步轉化為“自己家族代代相傳的地方”，類似於歐洲貴族的世襲封地。

同时，農民為了逃避官僚那嚴苛的兵役或賦稅，就逃离中央赐给他们的土地，躲入當地的佛教寺院、神道教神社、或者隔壁较为公正的律令國，以求庇護。這留下了大片沒有人耕種的農田，無主地到最後就变成了荒地。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佛寺、神社、當地原始部落酋長、甚至黑道（用日本史中的美化說法就是地方豪族/豪強）趁機霸佔這些荒地，再聘請其它地區的流亡農民為自己開墾。地方勢力在有了只屬於自己的農民後，就可以绕开中央的赋税体系，直接對農民收稅，自成一個小國，導致中央國庫枯竭。在这套恶性循环下，原本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降級為没有自己土地、只能帮别人打工的“佃農”。

还有些农民為了賺到更多的錢，直接放弃务农，接受律令國官僚、佛寺、神社的“僱傭”，變成了傭兵、僧兵、家兵和武裝佃農，跟在上層势力的背後參與土地爭奪戰，其中有些官僚、主持、農民一戰成名，晉升為武士甚至大名。這種情況史稱“土地兼併”。由此，日本律令制瓦解。隨著朝廷軍力的下滑，地方世襲勢力的上升，日本各地慢慢分裂為國司制、攝關政治、日本莊園制、總領制、管領制、守護大名制、戰國大名制這七個制度“先後混亂並行”的狀態，各個制度中的領導者既互相争斗奪權，又彼此結盟制衡，日本政局也因此進入武士-幕府所主導的時代。

具體實施步驟
日本律令制大约实施于公元7世纪后期（飞鸟时代后期）到10世纪。这之中，8世纪是其黄金时期。

 大化改新 

据《日本書紀》记载，推古11年12月5日（604年1月11日），廄戶王推動下开始实行包括制定冠位十二阶、十七條憲法在内的国制改革。井上光貞《冠位十二階和这段历史的意義》283頁。乙巳之變後从646年开始，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等人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在大化改新中提出了四项施政方针。这些方针都受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内容如下：
 效法隋唐之均田制，行班田收授法：廢除豪族对土地與部民的私有權，並將其收為國有。政府计口授田，凡六歲以上之國民，每六年按人口班给田地（稱「口分田」）。所班田地不得買賣，死後歸還政府。
 效法唐朝租庸调-{制}-：受田農民须向國家上繳穀物（此為「租」），服勞役或纳布代役（此為「庸」），並上貢地方土產（此為「调」）。
 中央設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和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一台（彈正台）；一般地方設国、郡、里。
 兵制：首都置五衛府，地方設，國民需服兵役。

到20世纪中后期以前，人们都认为大化改新将日本带入律令制社会，但是1967年12月，藤原京北的外濠出土了上写有「己亥年十月上捄国阿波評松里□」的木簡，引起了郡評論争，改新诏书的存在出現爭議木下正史『藤原京』「藤原京出土的木簡解决郡評論争」（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　p64）市大樹『飛鳥的木簡』「大化改新はあっ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　p49）。

 天智朝 
日本正式进入律令制社会是公元7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663年，日本在白村江之戰中战败，随即與唐和新罗的关系恶化，日本朝廷深感国际局势对日本不利。于是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使危机感笼罩下的统治阶级团结起来，当时的天智天皇改组豪族，迅速整顿了官僚体制，进行了举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加强了大王的权力，对地方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强化，在全国形成了令制国的行政区划。670年左右，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完成，户籍是律令制诸多制度施行的必要因素。这个时期编写并施行的近江令，被认为是天智天皇時期法令的统称。

 天武、持統朝 
671年天智天皇驾崩，其子即位为弘文天皇，但天智天皇弟弟大海人皇子发动壬申之亂夺权，大海人皇子即位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继续大化革新的改革，689年天武天皇颁布《飛鳥淨御原令》將國名從倭國改成日本，君主稱號從大王改成天皇。 『大王から天皇へ 日本の歴史03』（講談社、2001年）、 『日本誕生』（、1997年）等。701年文武天皇颁布第一部正式律法《大寶律令》正式將國名改成日本，日本此后进入中央集权的律令时代。『「日本」とは何か』（講談社現代新書、2005年）。

 奈良時代 

《大寶律令》頒布後雖然建構新的制度，但是並沒有大規模撤換統治階層，律令制雖然達成中央集權，提升中央和天皇權力，但由豪族演變成的貴族仍然擔任中央、地方統治者，律令制沒有消滅原有統治階層，反而給予原有統治階層統治的法律依據，以律令規範統治階層的權力，以及與天皇的關係。另外律令制雖然發揮中央政府控制地發的目的，但是律令制沒有符合當時日本的經濟、社會狀況，隨著生産力、人口増加，可供分配的土地減少，加上逃避勞役、兵役，出現偽造、逃脫戶籍的現象。

為了應對律令制的不足，奈良政府開始設置三世一身法、墾田永年私財法，使得私有財產成為合法，這些政策雖然是為了維持律令制，但由于土地私有制被允许，豪族和神社、寺庙开始进行大量开垦，导致了庄园制度的建立和班田制的崩溃。政治方面也設置令外官補充劑有官職不足。758年日本頒布《養老律令》，《養老律令》直到明治維新才正式廢除。

桓武天皇改革
8世纪末期，律令制的实效性减弱，制度难以维持，这套机制的运行，成为律令政府的沉重负担，地方偽造、逃脫戶籍的現象导致户籍维持困难。因此当时在位的桓武天皇废止部分制度，实施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用简单有实效的制度取而代之。桓武天皇的改革包括：勵行班田、废除軍團制度、都城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和平安京、設置勘解由使、停止铸造皇朝十二錢。这次改革，虽然是为了重振律令制，但是让律令制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构建起与以前性质不同的统治体制，因此有学者认为，桓武天皇时期律令制实际已经终结。

 律令制的衰退 
9世紀初期到中葉，为了整頓律令制開始编撰格式，颁布格式虽然是为了維持律令制度，但也表示律令已经无法应对日本社会的需要。9世纪后期宇多天皇重用菅原道真制衡藤原氏藤原時平，894年藤原時平試圖派道真出使唐，但道真拒絕，並於建议廢除了遣唐使。此后日本进入国風文化時代发展出獨有的文化，由於律令制是仿照唐朝的制度，與唐朝缺乏接觸也是律令制衰退的原因之一。

10世纪时律令制完全瓦解，延喜二年（902年）頒布，為延續律令制最為顯著之舉，但也是日本史上最後一次實施班田。此后由于户籍调查无法进行，日本转为實施土地税的路線，將土地經營與納税之權責賦予地方豪族與國司，使之成為（應繳納租稅者），稱為負名體制。另外私有財產出现后，貴族、寺社等權門掌握大量土地，權門透過權勢獲取「不輸不入」之權利，負名則將土地寄於權門名下，躲避國司控制，如此一來權門控制的莊園，不再受國司控制，不向政府納稅，並且逐漸擴大，並形成層層堆疊的土地所有權結構，稱為，中央失去对大量土地的控制权。10世纪也是攝關政治的確立期，攝關取代律令制下太政官的权力。

自從桓武天皇將各令制國軍團廢除，改為志願制的健兒取代之後，地方治安因此惡化，地方自衛性質的武装勢力——武士因此出現。10世纪中葉武士协助平定承平天慶之亂，社会内部的紛爭經常由武力進行解決，武士的地位因此急速上升，促成最初的武家政權平氏政權的登場，日本进入武家社会时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