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植物學

民族植物學又称为民俗植物學，是一門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该学科涵盖了人类对植物的利用、认知、管理以及植物在人类文化、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它结合了植物学、人类学、生态学和药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目的是紀錄、描述和解釋人類在文化上（及使用）與植物（常常也包括真菌）間的關係，並著重於研究植物如何在人類社會中被使用、認知及保育，例如食品、衣著、貨幣、宗教儀式、醫藥、染料、建築及化妝品等使用情形。

歷史
早期
人類使用植物的历史和人類一樣久，並且古往今來也不乏旅行者和探險家前往陌生的地方向當地人學習如何利用植物。例如1世纪時，迪奧斯科里德斯在羅馬帝國各地遊歷並紀錄了各地六百餘種植物的食用和藥用特性。在1732年林奈也曾前往拉普蘭訪問薩米人怎麼使用各種植物。但是研究「人類如何利用植物」則是近代才有。

現代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一词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于1895年提出，在1896年正式发表于《植物学公报》（Botanical Gazette）杂志，他最初将其定义为“研究原住民利用植物的科学”。理查·舒爾茲將其發揚光大，被稱為民族植物學之父。現代民族植物學往往和人類學的民族誌結合。

早期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以描述性为主，主要侧重于记录不同民族对植物的利用方式。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方法论而受到批评。随着人类生计方式的快速变化，人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复杂，研究者开始寻求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以解释人类利用植物资源的行为模式和原因。

1993年，美国生物学家Oliver Phillips和Alwyn Gentry首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假设，试图解释人们选择和利用特定植物的原因。

现代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更多地融入了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并重视定量方法的使用。例如文化重要性指数（Cultural Importance Index, CI）、信息一致性指数（Informant Consensus Factor）等指标被用于量化植物利用信息，推动了定量民族植物学的发展
。

研究主題
民族植物學的研究主題包括野菜、食用蕈、編織、染料、醫藥採集方式，以及對各種植物的神話、儀式利用等等。有時用現代科學分析這些植物的特性（包括生態學、生物地理、生物化學），並與傳統利用方法比較，或是比較不同文化之間對植物利用的相近和相異之處。科學中藥也可以視為一種民族植物學。在現代，民族植物學也可能和永續利用、原住民權利等議題結合。

研究范式与方法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通常始于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范式主要分为两类：
植物导向范式（plants-oriented paradigm）：以植物的生物学、生态学特征及化学成分为出发点。
人类导向范式（human-oriented paradigm）：强调传统植物知识及其在文化中的整体意义。

研究过程通常包括提出问题、界定研究背景、选择地点、收集田野资料、整理与分析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得出结论并发表成果。中国植物学家裴盛基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描述阶段、解释阶段与应用阶段。前两个阶段侧重于揭示人与植物的密切关系及其成因，第三阶段则着眼于研究成果的应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新药研发等。

描述阶段旨在系统地记录人与植物的密切关系。通过田野调查，利用“5W + 2H”（何物、何人、何时、何地、为何、如何、多少）分析框架，详细记录当地人利用的植物种类、使用部位、方式、频率和功效等信息，并制作民族植物学名录，采集凭证标本。研究植物如何反映和影响人类文化，包括植物在神话、宗教、艺术中的象征意义，特定语言中的植物命名系统，以及与植物相关的饮食、医药文化和生态观念。为了增加研究的层次感，研究者会引入定量指数，如相对引用频率（Relative Citation Frequency）或食用植物文化重要性指数（Cultural Food Significance Index）。

解释阶段旨在回答“人与植物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密切关系”的问题，对传统植物知识进行科学解读。探究植物被选择利用的原因，可能与其外在特征（如种群常见性、形态特点）或内在特征（如化学成分、遗传信息）有关。通过现代化学分析和生物活性测试，验证药用植物功效的科学基础。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假设，解释人们选择这些植物的原因、知识如何传承，以及在迁徙、城市化等社会变迁中植物文化的演变。此阶段常使用跨文化比较法和历史比较法。

应用阶段将描述和解释阶段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以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研究成果可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新药研发、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等领域。如基于对传统药用植物的科学研究，开发新产品并推动惠农项目。研究成果还可用于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通过建立生物文化保护区或推广科普教育，传承和保护传统植物知识。

理论与假设
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生态学中的理论。

从人的角度
生存假说：认为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其生存必须依赖从自然界获取的植物资源。这一假设是所有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础。
泛灵论：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灵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此相关的自然崇拜和禁忌，是很多民族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文化机制。
文化适应假说：认为人类文化是为适应特定环境而形成的，当面对新环境时，文化会发生适应性变化。该假说有助于解释移民群体对植物利用模式的延续或改变。
生态位假说：认为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群体在植物资源利用上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从而实现共存。
人口特征假说：认为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会影响其掌握传统植物知识的程度。
社交网络理论：认为传统植物知识的丰富程度受到社交网络结构的影响，网络越紧密，知识传递越有效，知识体系也越稳健。
城市化假说：预测城市化进程和植物产品商业化会加速传统植物知识的流失。

从植物的角度
生态显性假说：又称可获取度假说，认为越是常见的、易于获取的植物，其被利用的频率越高。
生态冗余假说：又称功能冗余模型，用于衡量具有相似用途的植物种类是否过多，以及传统植物知识系统的弹性。
协同进化假说：描述人类与环境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驱动进化的过程，强调人与植物在漫长历史中的相互影响和适应。
边缘效应假说：认为地理位置相近、生活环境相似的民族，其对植物的认知和利用方式会相互渗透和借鉴。
多功能性假说：认为被利用较多的植物往往是那些具有多种用途和使用方式的植物。
多元化假说：提出引入外来植物是为了弥补本地植物在药用功效上的不足，以应对多样化的疾病治疗需求。
象形假说：源于象形医学，认为植物的形态特征在选择和应用上具有重要意义，因其与人体的患病部位或疾病症状相似。
亲缘假说：在药用民族植物学中，该假设认为在分类学上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其化学成分和药用功效也往往相似。
主要学术期刊
《民族药理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经济植物学》（Economic Botany）
《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

参见
 民族生物学
 民族生态学
 民族药物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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