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歡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今浙江海寧縣）人，南朝著名道士，著有《真迹》及《夷夏論》等。

生平
顧歡師從邵玄之與雷次宗修習儒學，隱居不仕，在剡縣天台山開館授徒。465-466年間他自道士樓惠明、杜京產，得睹東晉時出世的上清經真跡，陶弘景：《真誥》（《正統道藏》本）20.1a。自此盡力蒐集真經，專心修道。

顧歡聲譽日隆，478年及483年，先後獲徵召為揚州主簿及太學博士，俱不拜。《南齊書》卷54，頁928-930。

顧歡服食修煉，通曉陰陽術數，治病驅邪有驗，舉有數例《南史 · 列傳 · 隱逸 · 顧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兇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

 元嘉年間，顧歡來到都城建康，寄居東府，某一日忽然在柱子寫：「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便返鄉了。後來都城中發生太子劉劭弒父奪位，正是寫下的這個日子。
 山陰白石村這地方多有邪祟之病，村裡人找顧歡去村子裡講《老子》，在地上畫地為牢。不久，就有許多狐狸、黿鼉進到畫線之中，顧歡便讓人殺去，患者皆痊癒。
 還有病人求助顧歡，顧歡問他家裡有什麼書，病人家中只有《孝經》。顧歡要病人放《孝經》在枕邊恭敬對待，後來病人果然痊癒。有人問顧歡原理，顧歡說是以善禳惡，以正勝邪，所以痊癒。

顧歡自占死時的日子，決定葬下的時間。死時六十四，身體香軟，尸解而去。《太平御覽·卷664·道部六·尸解》引《真诰》：顧歡字玄平，吳郡人。齊永平中，卒于剡山，葬鹽官樂附里。木連理生墓，縣令江山圖表狀，歡屍解而去。《南史 · 列傳 · 隱逸 · 顧歡》：自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 

思想
顧歡兼習儒道，達生任性，無意仕宦。他排斥佛教，雖相信佛、道二教同出一源，但道教遠勝於佛教，佛教不宜行於中土。

顧歡堅信東晉道士楊羲、士人許謐、許翽父子（合稱「楊、許三君」）已登真得道，盡力蒐集三人存世一切道經手跡，鑽研修道。楊、許三君的道經稱為上清經，故顧歡可稱為上清派道士。Michel Strickmann（司馬虛）, "The Mao 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 (1977), pp.1-64. 

著作
顧歡對楊、許三君的手跡珍如珙璧，奉為神物。他根據筆跡，從世間流傳的道經中揀選三君的親筆寫本，編訂為《道迹》土屋昌明：〈仙傳文學と道教〉，野口鐵郎編：《講座道教．第四卷》（東京：雄山閣，2000），頁177。及《真迹》，二書合為三君真跡在世者的總集。

474-7年間，顧歡撰寫《夷夏論》收錄於《南齊書》與《南史》本傳。，沿用道教老子化胡之說，認為道佛二教同出老子，但夷夏性情有別，風土不同，西戎民風強悍忿戾，老子因材施教，於是訂立佛教儀制，以抑制西方的戎狄粗人。

顧歡曾注解《老子》，題《道德經義疏》，佚文見於北宋時編集的《道德真經注疏》，收錄於《正統道藏》，誤題作者為顧歡。參柳存仁：〈論道藏本顧觀注老子之性質〉，載氏著：《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204-222。以及金代李霖編《道德真經取善集》，各存佚文30多條，注文殘抄本則有敦煌抄本S4430。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172-173。

影響
顧歡及其同道特別崇拜楊、許三君，奠定三君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南朝其後的道士亦特別尊崇楊、許三君。元代茅山宗追尊楊羲、許謐、許翽三人為第二、第三及第四代宗師。劉大彬：《茅山志》（《正統道藏》本），〈上清品第六〉。

顧歡發起上清經的「辨偽」運動，只承認楊、許三君所撰所寫的上清經為真經，其餘為偽冒。自此三君手跡大受道士崇信，如南朝後期的陶弘景、唐代的李含光。

受顧歡《真迹》一書啟發，陶弘景亦把收集到的楊、許三君手跡，編成《真誥》及《登真隱訣》二書。陶弘景並視顧歡為知音。陶弘景《登真隱訣序》：「若使顧玄平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寄之於玄會耳！」見《華陽陶隱居集》（《正統道藏》本）1.20b-21a。

顧歡的《夷夏論》排斥佛教，激發劇烈論爭，不少士人和僧人都為文反駁，包括袁粲、明僧紹、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慧通及僧愍等。《夷夏論》及其駁書遂成為研究中古排佛思想的重要文獻。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31-5；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夷夏論爭〉，頁374-390。

 延伸阅读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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