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戰爭

毒品战争（），在21世纪有时被称为打击贩毒集团的战争（在军事干预和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是由美国联邦政府领导的全球禁毒运动，包括禁毒和对外援助，旨在减少。毒品战争旨在使参与国政府制定被联合国宣布为非法的精神药物的生产、分销和消费的政策。

“毒品战争”一词在1971年6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后被媒体广泛传播。在发布会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毒品滥用是“头号公敌”。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的特别咨文，其中包含将更多联邦资源用于“预防新吸毒者和帮助吸毒者康复”的内容；但这一方面并未像“毒品战争”一词那样引起媒体的关注。

此后，历届美国总统和国会通常维持或扩大了尼克松最初的举措，但更侧重于执法和禁毒，而非公共卫生和治疗。大麻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大麻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联邦政府管制，自1970年以来，它被归类为具有高度滥用潜力且无医疗价值，与海洛因受到同等程度的禁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多项主流研究和结论均反对如此严厉的分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政策出现漏洞，也违反了联合国禁毒条约。

2011年6月，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出：“全球禁毒战争已经失败，给全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2023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数十年来惩罚性的‘毒品战争’未能阻止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毒品生产和消费。”同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禁毒战争预算达到390亿美元，自1971年以来的累计支出估计已达1万亿美元。

2026年1月3日，美国发起了一项军事行动（“绝对决心行动”），逮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他们面临美国联邦政府的指控（美國訴尼古拉斯·馬杜羅等人案），罪名包括毒品恐怖主义和贩卖可卡因。

 历史 


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毒品管制基本处于真空状态。鸦片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就被用于缓解疼痛，但鸦片在平民中的使用在19世纪后期开始急剧增加，可卡因的使用也变得普遍。酒精消费稳步增长，禁酒运动也随之兴起，并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提倡适度饮酒或戒酒。吸食大麻的行为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联邦和地方政府在19世纪中期开始制定毒品法。根据美国宪法，联邦和州政府分别拥有管制危险药物的权力。美国联邦政府的毒品法案在1900年后出台。

美国“第一次阿片类药物危机”

19世纪80年代，家庭主妇、医生和南北战争老兵中阿片类药物成瘾人数激增，引发了美国的“第一次阿片类药物危机”。到19世纪末，估计每2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对阿片类，其中60%是女性，通常是中上阶层白人。19世纪后期的医学期刊充斥着关于过度处方阿片类药物的警告。随着医学进步，出现了更好的治疗方案，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吸食鸦片在华人移民劳工中仍然很流行，大约数千人是在加利福尼亞淘金潮期间来到美国的。公众对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从富裕的美国白人转变为“华人、赌徒和妓女”。

在此期间，联邦和地方政府开始颁布法律，禁止或管制某些药物。1860年，宾夕法尼亚州通过了一项反吗啡法。1875年，旧金山颁布了一项反鸦片法令，并严格执行，对光顾鸦片馆的人处以重罚和监禁。该法令的理由是，“许多妇女、年轻女孩以及体面家庭的年轻男子被诱骗到华人烟馆吸食鸦片，在那里他们的道德和其他方面都受到了损害。” 该法令迎合了人们对被指责抢走工作的华人劳工的怨恨；其他鸦片类药物或其他毒品的用途则不受影响。其他州和城市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联邦政府也介入其中，有选择地提高了吸食级鸦片的进口关税。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有效减少鸦片的使用。在随后的几年里，阿片类药物、可卡因和大麻与多个少数族裔群体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它地方司法管辖区成为打击目标。

1906年，《》（又称《威利法案》）通过强制要求标注成分并禁止虚假或误导性标签，解决了日益发展的工业化食品体系中受污染和掺假食品以及药品质量问题。该法案要求列出药品的活性成分；并明确列出了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成瘾性或危险性的药物，包括鸦片、吗啡、可卡因、咖啡因和大麻。该法案的监督工作由美国农业部化学局负责，该局于1930年发展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909–1971年：联邦政府毒品禁令的兴起


1909年2月9日，《吸食鸦片禁运法案》颁布，该法案“禁止将鸦片用于医疗用途以外的任何用途”，成为美国首部禁止非医疗用途物质的联邦法律。随后，1914年颁布的《》对阿片剂和古柯制品的生产、进口和分销进行监管和征税。1924年，《》修订了《吸食鸦片禁运法案》，明确禁止海洛因的制造、进口和销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普遍接受吗啡治疗，导致退伍军人中出现吗啡成瘾问题。战时国际社会对鸦片和可卡因在医疗和增强作战能力方面的军事用途日益关注，同时也担忧其潜在的滥用风险，这促成了《国际鸦片公约》通过。该公约于1919年被纳入《凡尔赛条约》，并由新成立的国际联盟负责管理。该条约最初于1912年制定，但并未得到广泛实施，如今已成为国际禁毒政策的基础。条约最初旨在规范毒品的自由贸易，而不影响其生产或使用。美国作为禁毒政策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认为这些条款在限制毒品方面力度不够。

1919年，美國憲法第十八修正案获得批准，禁止制造、销售和运输“含酒精饮料”，但宗教和医疗用途除外。为了执行该修正案，国会通过了《国家禁酒法》，又称《沃尔斯泰德法》。 到了20世纪30年代，禁酒政策被视为失败：酒精的生产和消费依然持续，有组织犯罪在酒精黑市上猖獗，税收收入也随之流失，而税收收入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后尤为重要。1933年，随着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的通过，禁酒令被废除。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滥用但“回归个人自由”。

1922年，《》扩大了联邦政府对鸦片类药物和古柯产品的监管范围，禁止非医疗用途的进出口，并设立了联邦麻醉品局（FNCB）负责管理。

安斯林格时代开始


美国联邦麻醉品局（FBN）于1930年6月14日成立，隶属于美国财政部，哈里·J·安斯林格被任命为局长，他担任该职位长达32年，任职到1962年。安斯林格支持禁酒令并所有毒品定为犯罪，并领导了反毒品政策运动。他不支持公共卫生和治疗方案，而是敦促法院“将罪犯关进监狱，然后永远不放出来”。他被认为是惩罚性禁毒战争的始作俑者。 根据一份提交给加拿大参议院的报告，安斯林格“完全致力于禁毒和从源头控制毒品供应”，并且“被广泛认为对美国毒品政策的发展，乃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毒品管制，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之一。”

在担任联邦缉毒局局长的三十年间，安斯林格积极有效地推行严厉的毒品惩罚措施，尤其关注大麻。他利用自己作为联邦机构负责人的地位起草立法，诋毁批评者，无视医学意见和科学发现，并游说立法者。在公开场合，他利用媒体和演讲机会，大肆宣扬毒品的危害。20世纪30年代，他引用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犯罪新闻报道，并毫无根据地声称这些犯罪与毒品，特别是大麻有关。他宣称，青少年会成为大麻的“奴隶”，“持续吸食，直至精神衰退、精神错乱，最终走上暴力犯罪和谋杀的道路”。他宣扬种族化的毒品使用观点，声称黑人和拉丁裔是主要的滥用者。在国会作证时，他宣称“在所有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中，吸毒成瘾者是最常见的罪犯。”他也是一位高效的管理者和外交家，出席国际毒品会议，并稳步扩大联邦麻醉品管理局（FBN）的影响力。

1935年，《纽约时报》以“罗斯福请求提供麻醉品战争援助”为题，报道了罗斯福总统公开支持《》的消息。制定了该法案，以解决1914年《哈里森法案》缺乏州级执法条款的问题，并创建了一部反映《哈里森法案》的示范法，各州可以采纳该示范法来取代现有的各州法律的拼凑。安斯林格和联邦商业网络 (FBN) 在起草该法案以及说服各州采纳该法案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麻实际上被列为非法药物，处方药也随之失效


随着1937年《》的通过，联邦法律与州法律保持一致，所有州都已禁止非医疗用途的大麻。同年，该法案生效后，因未缴纳税款而被捕的两人分别被判处近18个月和4年监禁，一人持有四分之一盎司（7克）大麻，另一人贩运四磅（1.8公斤）大麻。美国医学会（AMA）反对该税法，理由是它对大麻的医疗用途产生了不当影响。AMA的立法顾问，一位医生，作证称，关于大麻成瘾、暴力和过量服用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学者们认为，该法案是由安德鲁·威廉·梅隆、威廉·赫斯特和杜邦家族等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策划的，目的是阻止大麻产业对纸浆、木材和塑料行业构成廉价竞争。该法案颁布后，大麻研究和医学测试变得十分罕见。

1939年，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反对《大麻税法》，他成立了，开展美国首个关于大麻使用的深入研究。这份由撰写并于1944年发布的报告，系统性地驳斥了政府的说法，指出大麻不具有生理成瘾性，使用大麻不会导致使用其它毒品或犯罪。《联邦商业新闻》（FBN）的安斯林格称这项研究“不科学”，谴责了所有参与者，并干扰了当时的其他大麻研究。

20世纪30年代末，国际联盟对过度关注毒品禁令而忽视公共卫生措施（例如精神健康治疗、药品分发和教育）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安斯林格在其加拿大同行兼政策盟友的支持下，成功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并坚持将重点放在加强全球禁毒和供应控制措施上。

虽然麻醉品当时由联邦缉毒局（FBN）管辖，但1938年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确保非麻醉药品标明安全使用。该法案规定，某些药物，包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市的安非他命和巴比妥类药物，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使用是不安全的，只能凭医生处方获得。这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区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1951年的《》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

安非他命、更严厉的惩罚、国际义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除了吗啡的广泛使用外，安非他命也进入军队，用于对抗疲劳和提升士气。在美国，苯丙胺在军队中被广泛使用，并迅速因其各种医疗和娱乐用途而受到公众的欢迎。从1943年开始，美国士兵可以根据需要直接从军队购买苯丙胺。战后，安非他明作为情绪提升剂和减肥药被大力推广，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45年，美国每年生产的安非他命估计达7.5亿片，足以满足一百万人的每日用量，这一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愈演愈烈。

国际联盟在二战后解散，并将责任移交给继任者联合国。在沙曼的支持下，安斯林格成功地开展了一场运动，确保执法部门和禁毒主义观点在国际毒品政策中保持核心地位。通过1946年的《》，他帮助确保了执法部门在联合国新成立的毒品政策监督机构（即今天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中拥有代表席位，并且该机构不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等公共卫生机构。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回应“白人郊区基层运动”对毒贩侵害青少年的担忧，各州的自由派政客开始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通过了首批针对毒品犯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国会随后于1951年通过了《》，制定了首个联邦毒品强制性最低刑期。该法案统一了《麻醉药品进出口法》和《大麻税法》的处罚规定，实际上将大麻定为犯罪。 安斯林格作证支持将大麻纳入强制性最低刑罚，称大麻是通往更严重毒品和犯罪的“”。初犯持有大麻的最低刑期为2至10年，并处以最高2万美元的罚款。这标志着国会在强制性最低刑罚方面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增加了强制性最低刑罚的数量、严厉程度以及涵盖的犯罪范围。根据2012年的报告：“1951年以前，强制性最低刑罚通常惩罚叛国罪、谋杀罪、海盗罪、强奸罪、奴隶贩运罪、非法征收国内税收罪和伪造罪。如今，大多数根据强制性最低刑罚法定罪的案件都与管制药物、枪支、身份盗窃和儿童性犯罪有关。”

1961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成为构成国际药物管制法律框架的三项联合国条约中的第一项，并要求成员国的国内毒品法律必须符合这些公约。《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统一了现有的国际毒品协定，并将鸦片、大麻和可卡因的持有和使用限制在“医疗和科学用途”，禁止娱乐性使用。最初有64个国家加入该公约；该公约于1967年在美国获得批准并生效。1971年的《精神药物公约》将合成药物、处方药和致幻剂纳入其中。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旨在打击国际毒品贩运，并将“从种植/生产到运输、销售和持有的整个毒品市场链条定为犯罪”。

1968年，林登·约翰逊总统认为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遏制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他将重点放在非法毒品上，这一做法与当时专家对此问题的意见相符。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美国至少一半的犯罪与毒品有关，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估计值高达90%。他在1968年制定了重组计划，将麻醉品管理局和合并，成立美国司法部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

联邦毒品管制体系的引入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期将前任的禁毒举措纳入其严厉打击犯罪的纲领。在1968年接受总统提名的演讲中，尼克松承诺：“我们新任司法部长将……向这个国家的有组织犯罪宣战……将积极打击那些掠夺城市贫民的放高利贷者和非法赌博团伙……将开辟新的战线，打击那些败坏我们国家儿童生活的毒品贩子和毒贩。”在1969年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他将毒品滥用认定为“严重的国家威​​胁”。

1970年10月27日，尼克松签署了《》，确立了他的毒品管制方针。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强制性最低刑期：简单持有毒品从重罪降为轻罪，初犯最高刑期为一年监禁，法官有权酌情判处缓刑、假释或撤销指控。贩运毒品的刑罚加重，根据毒品的数量和种类，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该法案授权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提供治疗、康复和教育。此外，还增派了联邦缉毒人员，并设立了“免敲门”权力，允许执法人员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进入住宅，以防止证据被销毁。该法案还对药品生产商和分销商实施了许可制度，并要求更严格的报告和记录保存。该法案第二章，即《受管制物质法案》（CSA），有助于使美国法律与联合国《毒品和毒品单一公约》保持一致，“《管制物质法》的许多条款……都是国会为确保美国遵守该条约而制定的”。 《管制物质法》（CSA）的五种药物管制级别，是对《单一公约》四级管制体系的落实，它根据药物的医疗价值和滥用可能性对其进行分类。

根据新的药物管制级别，大麻被政府暂时列入限制最严格的一级管制级别，“直至目前正在进行的某些研究完成，以解决该问题。”根据《管制物质法》的规定，尼克松总统任命了（又称谢弗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

1971年至今：“毒品战争”

1971年5月27日，在访问越南之后，两位国会议员——民主党人摩根·F·墨菲和共和党人罗伯特·H·斯蒂尔——发布了一份报告，描述了“驻南越美军中海洛因成瘾人数的迅速增长”。他们估计，“多达10%到15%的军人以某种形式对海洛因上瘾。”6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毒品巷”永远是死胡同》的文章，在讨论海洛因成瘾问题时引用了墨菲-斯蒂尔报告。文章指出，在美国，“吸毒成瘾者人数估计在20万到25万之间，仅占总人口的0.1%左右，但其危害程度却远超人口比例。” 报告还指出，“海洛因并非美国唯一的毒品问题。‘速效’药丸——包括安非他明——是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在郊区，家庭主妇服用这些药丸（以缓解每日的‘忧郁’），而她们的丈夫则服用（以控制体重）。”

1971年6月17日，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扩大禁毒措施的计划。他描绘了一幅严峻的景象：“目前控制毒品滥用的努力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国家紧急事件……如果我们不能根除美国的毒品祸害，那么它终将毁灭我们。” 他的策略包括治疗和缉毒两方面：“我提议拨款用于支付吸毒者康复的费用，同时我也会要求追加资金，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收紧毒贩的枷锁，从而减轻吸毒者的痛苦。”他特别指出海洛因，并将打击范围扩大到美国以外：“要有效打击海洛因成瘾，我们必须开展国际合作。为了确保这种合作，我正在启动一项全球范围内的现有毒品走私控制计划的升级。”

当天，尼克松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将毒品滥用描述为“美国的头号公敌”。 他宣布：“为了打击并战胜这个敌人，必须发起一场全新的全面攻势……这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攻势，旨在解决毒品供应来源问题……它将覆盖整个政府，整合目前政府内部九个各自为政、分散处理此问题的部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项新的教育计划。”尼克松还表示，这个问题不会随着越战士兵的毒瘾而结束。他承诺将向国会申请至少3.5亿美元的禁毒预算（1969年他上任时，联邦禁毒预算为8100万美元）。

新闻媒体关注尼克松的军事化语气，用各种“毒品战争”的措辞来描述他的声明。尼克松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的标题是“尼克松向美国毒品使用宣战”。在英国，《卫报》的标题是“尼克松向吸毒者宣战”。 美国的禁毒运动后来通常被称为“毒品战争”；该术语也被用来指代任何政府对美国式禁毒政策的打击。

面临连任竞选，禁毒成为尼克松竞选的核心议题，他于1971年末成立了（ODALE）。ODALE拥有新的联邦执法权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缉毒行动，以提升政府的监督形象。据报道，尼克松在乘坐直升机飞越布鲁克林时，曾私下评论道：“你我关心的是治疗。但那些人，他们想把罪犯从街上清除出去。”从1972年到1973年，ODALE在18个月内逮捕了6000名涉毒人员，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1972年，谢弗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大麻：误解的信号》的报告，该报告包括对医学文献的回顾和一项全国毒品调查。报告建议将个人持有和使用少量大麻合法化，仅禁止供应。尼克松和国会均未采纳该结论。1973年至1978年间，由（NORML）牵头的游说活动援引谢弗报告，最终促使11个州将个人使用大麻合法化。

1973年，尼克松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经国会批准，创建了缉毒局（DEA），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以全面打击全球毒品威胁”。该机构负责在国内和国际上执行美国管制物质法律法规，与联邦、州和地方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协调，并监督合法生产的管制物质。缉毒署吸收了麻醉品和危险药物管理局、ODALE以及其他与毒品相关的联邦机构或人员。

对尼克松角色的重新审视

几十年后，一段据称出自尼克松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的争议性言论声称，禁毒战争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破坏反战运动和非裔美国人。在2016年《哈泼斯杂志》的封面故事中，1999年去世的埃利希曼被引用了记者丹·鲍姆1994年的采访笔记：“……通过让公众将嬉皮士与大麻联系起来，将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严厉打击这两种行为，我们就能扰乱这些群体。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领导人，突袭他们的住所，解散他们的集会，并在晚间新闻中夜复一夜地诋毁他们。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在毒品问题上撒谎？当然知道。”埃利希曼的子女和尼克松时代的官员对这段引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最终，后来的几届政府对美国毒品政策日益严厉的重塑，才是造成埃利希曼所描述的某些状况的主要原因。

2011年，尼克松的禁毒沙皇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综合药物滥用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毒品改革。他指出，该法案废除了强制性最低刑期，并平衡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执法毒品政策方式，即‘减少供应’”与“全新的、大规模的预防、干预和治疗承诺，即‘减少需求’”。因此，尼克松实际上并非后来被称为“毒品战争”的始作俑者。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约70%的联邦禁毒资金用于需求侧的公共卫生措施，30%用于供应侧的拦截和惩罚，这一资金比例在后来的历届政府中均未再出现。

杰拉尔德·福特（1974-1977）和吉米·卡特（1977-1981）执政时期，其禁毒战争本质上是对其前任政策的延续。卡特的竞选纲领包括大麻合法化以及取消对持有不超过一盎司大麻的联邦处罚。在1977年致国会的“毒品滥用咨文”中，卡特指出：“对持有毒品的处罚不应比吸食毒品本身对个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然而，他的这些主张最终都没有转化为法律。

里根时代的升级政策、军事化以及“坚决说不”政策

（1981-1989年）期间，联邦政府对毒品查处和起诉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里根就职后不久便宣布：“我们要降下曾经在禁毒行动中飘扬的投降旗；我们要升起战斗旗帜。”1980年至198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缉毒部门的年度预算从800万美元增至9500万美元。1982年，副总统乔治·H·W·布什及其助手开始推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军方参与禁毒行动。

在里根任期初期，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在一家广告公司的帮助下，发起了面向青少年的“向毒品说不”反毒品运动。 在第一夫人20世纪80年代不懈的宣传推动下，“向毒品说不”运动进入了美国大众的方言。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该运动对青少年吸毒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项运动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公众对毒品滥用是美国最严重问题的认知度从1985年的2%至6%上升到1989年的64%。

1982年1月，里根总统成立了由布什担任主席的，旨在打击经由迈阿密地区涌入的大量可卡因和大麻，以及相关犯罪的急剧上升。该项目涉及美国缉毒局（DEA）、海关、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机构，以及美军的舰艇和飞机。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禁毒行动”；批评者则称其为选举年的政治噱头。 到1986年，该专案组已逮捕超过15000人，缴获超过600万磅大麻和10万磅可卡因，可卡因缴获量每年翻一番——政府官员称之为里根时期最大的禁毒成就。然而，当时的执法人员表示，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可卡因进口量增加了10%，估计占美国供应量的75%至80%。据该专案组调查部门负责人称，“执法部门根本无法阻止毒品流入。” 布什的一位发言人强调，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切断走私路线，而不是查获毒品的数量。

1984年，里根签署了《》，该法案对大麻的种植、持有和分销施加了更严厉的处罚。该法案还设立了公平分享机制，这是一项新的民事资产没收计划，允许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分享与联邦机构合作查获的资产所得。根据这项颇具争议的计划，高达80%的查获收益可以分配给地方执法部门，从而增加其预算。到2019年，已查获价值365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与毒品有关，大部分已分配给州和地方机构。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被指控在墨西哥和其它地区协助毒品交易，以资助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反共游击队。一些前缉毒局官员也因此受到指控。中央情报局、墨西哥警察和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央情报局参与了美国缉毒局特工基基·卡马雷纳的谋杀案。卡马雷纳发现了中央情报局在毒品交易中的角色，并试图揭露其罪行。2013年至2015年间，墨西哥报纸《进程报》、记者赫苏斯·埃斯基韦尔、记者查尔斯·鲍登和莫莉·马洛伊以及历史学家拉塞尔和西尔维娅·巴特利发表了调查报告和书籍，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他们写道，卡马雷纳和墨西哥记者曼努埃尔·布恩迪亚一样，发现中央情报局帮助组织从墨西哥向美国贩运毒品，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康特拉”，这是冷战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威尔·潘斯特斯解释说，对中央情报局而言，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比美国缉毒局的禁毒战争更为重要：

中央情报局否认参与杀害卡马雷纳的指控。历史学家本杰明·T·史密斯表示，这些指控“漏洞百出，漏洞百出”。 他还称拉塞尔和西尔维娅·巴特利的调查“有时带有偏执色彩”，并指出“许多人——包括一些缉毒局成员”——将其中一个关键消息来源（即劳伦斯·维克多·哈里森）斥为“疯子”。然而，史密斯也承认，此案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虚构与现实紧密交织。”

打击可卡因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媒体聚焦于可卡因的出现，里根政府巩固了公众的负面舆论，并鼓励美国缉毒局（DEA）强调这种毒品的危害。“可卡因妓女”和“可卡因婴儿”的故事变得司空见惯。1986年中期，可卡因成为新闻头条。《时代》周刊宣布可卡因是年度热点问题。《新闻周刊》将可卡因事件的严重程度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相提并论。篮球新星莱恩·拜厄斯和年轻的橄榄球运动员唐·罗杰斯均于6月因可卡因过量致死，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借着公众的强烈反应，里根于同年10月签署了《反毒品滥用法案》，该法案通常被称为“伦·拜亚斯法案”，对可卡因的量刑规定更加严厉。据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欣顿称，里根政府领导国会将吸毒者，特别是非裔美国吸毒者，定为犯罪，其手段是集中并加重对持有结晶状可卡因（俗称“快克”）的处罚，而不是对结晶状甲基苯丙胺（冰毒）的处罚。白宫官员承认，冰毒在低收入白人美国人中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反毒品滥用法案》额外拨款17亿美元用于禁毒战争，并设立了29项新的强制性最低刑期（此前，美国法律体系中共有55项最低刑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规定，持有大量快克可卡因的刑罚比持有粉末状可卡因的刑罚重100倍。根据100:1的比例，在联邦法院，持有5克快克可卡因与持有500克粉状可卡因一样，都将面临5年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当时的争论焦点在于，通常由黑人使用的快克是否比通常由白人使用的粉状可卡因更容易上瘾，并比较了吸食粉状可卡因和吸食快克带来的短暂而强烈的快感；从药理学角度来看，两者并无区别。据美国缉毒局（DEA）称，快克最初“并未被充分认识到其重大威胁，因为它主要由与可卡因成瘾者没有关联的中产阶级用户使用……然而，部分原因是快克每块售价低至5美元，它最终蔓延到了不太富裕的社区。”

里根的毒品犯罪立法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据历史学家欣顿所述，民主党支持禁毒立法，这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情况一脉相承，尽管里根是共和党。

在国际层面，里根任期内，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军事禁毒活动大幅增加。美国国防部用于缉毒的预算从1982年的490万美元增至1987年的3.97亿美元。美国缉毒局（DEA）也扩大了其海外影响力。各国被鼓励效仿美国采取惩罚性禁毒措施，否则将面临经济制裁。联合国《禁毒单一公约》为此提供了法律框架，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毒品公约》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将美国式的惩罚性禁毒措施纳入国际法。

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的1989年，毒品比他第一个任期开始时（1981年）更容易获得，价格也更便宜。

强硬立场持续，引发新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接任总统的里根门生、前副总统乔治·H·W·布什（1989-1993）延续了其前任和前老板制定的强硬路线。在他首次发表黄金时段全国讲话时，布什举起一袋“几天前在白宫对面公园缴获的”可卡因（后来证实，缉毒局特工不得不将毒贩引诱到拉法耶特广场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才能实施逮捕）。1989年，布什政府通过（ONDCP）发布了首个《国家药物管制战略》，加强了对毒品的管制。ONDCP主任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禁毒沙皇”。在1990-9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国会纳入了第1208条——即1208计划（1996年扩展为1033计划）——授权国防部将国防部认定“适合用于禁毒活动”的剩余军事装备移交给地方执法机构。

比尔·克林顿总统（1993-2001年）为了重塑美国民主党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强硬形象，签署了1994年《》，大幅提高了毒品重罪的处罚力度。该法案引入了联邦“三振出局法”条款，规定对有两次暴力犯罪或毒品犯罪前科的暴力罪犯判处终身监禁，并向各州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扩建监狱系统和加强执法。在此期间，州和地方政府推行了一些备受争议的毒品政策，这些政策带有种族偏见，例如纽约市的“”警察政策，以及始于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级“三振出局”重罪法。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阿片类药物使用量急剧上升，导致了目前普遍被称为阿片类药物流行病的局面。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迄今为止，这一局面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合法阿片类药物过度处方；21世纪初后期，随着处方阿片类药物获取难度增加，海洛因使用量上升；以及2010年代中期，效力更强的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情况有限；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19世纪以来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历史问题，人们在开具阿片类药物处方时有所犹豫。这场流行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通常被认为是普渡制药公司于1996年推出奥施康定（羟考酮），以及随后普渡制药和其他制药公司在缺乏充分官方监管的情况下，积极且欺骗性地推广阿片类药物。因此，问题源于医疗保健系统内部：美国缉毒局（DEA）最初的目标是医生、药剂师、非法药房和制药公司。随着执法部门对药品供应的打击力度加大，为了满足需求，阿片类药物的非法贩运活动反而日益猖獗。

乔治·W·布什政府（2001-2009年）继续采取强硬立场。2001年2月，布什新任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到禁毒战争时说：“我想重振禁毒战争。我想让它焕然一新，或者说，重新启动禁毒战争。”2001年，在九一一事件和《美国爱国者法案》颁布后，美国缉毒局开始强调毒品走私与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因此获得了更多资金，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日益增长的异议




2001年中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发布了一份题为《毒品战争是新时代的种族隔离》的报告，该报告将非裔美国人极高的监禁率与他们被定罪后丧失的一系列权利联系起来。报告指出，“虽然白人和黑人吸毒的比例几乎完全相同……但非裔美国人被送进州立监狱的比例是白人的13.4倍，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毒品法律中严重的种族歧视造成的。”根据联邦和州法律，即使是持有毒品这种简单的罪行，也可能使被定罪的人失去投票权、获得教育援助（包括贷款和勤工俭学项目）的资格、子女监护权以及包括房屋在内的个人财产。该报告总结道，毒品战争的累积效应相当于“美国的种族隔离，新时代的种族隔离”。律师兼民权倡导者在其2010年出版的《》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2000年，美国禁毒预算达到184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用于执法，而仅有六分之一用于治疗。2003年，禁毒预算申请中，53%用于执法，29%用于治疗，18%用于预防。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2009-2017）在其任期内推行了“强硬而明智”的禁毒策略。尽管他声称自己的方法与前任总统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他的做法与前任总统的做法并无二致。2009年5月，奥巴马的禁毒沙皇——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吉尔·克利科夫斯基表示，奥巴马政府不打算大幅改变禁毒政策，但不会使用“禁毒战争”一词，认为它“适得其反”。2010年8月，奥巴马签署了《》，将可卡因和粉状可卡因之间100:1的量刑差距缩小到18:1（适用于待决和未来的案件）。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发布了一份名为“科尔备忘录”的政策备忘录，声明将尊重各州关于大麻生产、分销和持有的法律，前提是“各州保证会实施适当严格的监管体系”。

2011年，（一个主要由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界领袖组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全球禁毒战争已经失败”。该报告建议转变思路，将重点转向公共卫生，并将持有和个人使用大麻合法化。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不支持这份报告，并表示：“毒瘾是一种可以成功预防和治疗的疾病。让毒品更容易获得……只会让我们更难维护社区的健康和安全。”

国际分歧，州级变革


2012年5月，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发布了《现代毒品政策原则》，该原则主要关注公共卫生、人权和刑事司法改革，同时将目标锁定在毒品贩运者身上。根据ONDCP主任克利科夫斯基的说法，毒品合法化并非解决毒品管制的“灵丹妙药”，成功的衡量标准并非逮捕人数或监狱建设数量。当月，意大利、俄罗斯、瑞典、英国和美国签署了一份题为《为了人道和平衡的毒品政策》的联合声明，倡导“通过执法限制毒品供应，同时努力减少需求并促进康复”。与此同时，在州一级，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分别通过了第64号修正案和第502号提案，成为美国首批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州。

2013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一份报告将反大麻运动称为“针对有色人种的战争”。该报告发现，“尽管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大麻使用率几乎相同，但非裔美国人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73倍，而且在过去十年中，大麻犯罪占全美毒品逮捕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奥巴马的政策下，非白人毒品犯罪者受到的刑事处罚较轻，但由于将犯罪分子简单地划分为暴力犯罪者或非暴力犯罪者，大规模监禁现象依然存在。

2016年3月，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指出，联合国各项国际毒品条约并未强制要求发动“毒品战争”，而且选择并非“一方面是‘军事化’的禁毒执法，另一方面是非医疗用途毒品合法化”，毒品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民众的健康和福祉。同年4月，联合国大会召开了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华尔街日报》评估与会者的立场大致分为两派：“一些欧洲和南美国家以及美国倾向于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而中国、俄罗斯等东方国家以及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则坚决反对。”会议成果文件建议采取治疗、预防和其它公共卫生措施，并承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毒品生产和贩运，具体措施包括“采取更有效的涉毒犯罪预防和执法措施”。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2017-2021年）任期内，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推翻了司法部此前的大麻政策，撤销了科尔备忘录。该备忘录推迟了联邦在已将大麻合法化的州的执法行动。他指示联邦检察官在毒品案件中“起诉并追究最严重、最容易证实的罪行”，无论是否适用强制性最低刑期，这可能会导致对较轻罪行适用强制性最低刑期指控。由于大麻在超过30个州已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塞申斯的指令被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倒退行为，并引发了两党的强烈抗议。特朗普于2018年因其他问题解雇了塞申斯。

一些政策逆转的尝试和成功案例


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该法案除其它联邦监狱改革措施外，还使2010年的《公平量刑法案》具有追溯力。202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追溯力适用于已判处强制性最低刑罚的案件。

2020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纽约时报》均报道称，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同意应该结束毒品战争。在总统竞选期间，乔·拜登总统表示，他将采取措施减轻毒品战争的影响，并结束阿片类药物危机。

2020年1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MORE法案），该法案旨在将大麻从管制物质清单中移除，从而在联邦层面实现大麻非刑事化，清除过去的定罪和逮捕记录，并对大麻征税，用于“重新投资于受禁毒战争影响的社区”。MORE法案于2020年12月提交参议院，但一直搁置。2022年4月，该法案再次获得众议院通过，目前正等待参议院的审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各州在毒品合法化方面进展缓慢。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各州在禁止大麻方面领先于联邦政府；但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自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将大麻用于医疗用途以来，各州开始陆续将大麻合法化。截至2023年，美国38个州、4个属地和哥伦比亚特区（DC）已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在非医用方面，24个州、3个属地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将其合法化，另有7个州将其非刑事化。此处的非刑事化通常指初犯和少量持有，例如，大麻的持有量低于一盎司（28克）。2020年11月，俄勒冈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包括海洛因、冰毒、苯环己哌啶、麥角酸二乙酰胺和羟考酮在内的多种毒品非刑事化的州，从刑事定性转向公共卫生策略；该政策的部分内容于2024年4月被撤销。

2022年，拜登签署了《》，旨在更便捷地开展大麻的医疗用途研究。这是联邦层面颁布的首部独立大麻改革法案。同年10月，拜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把大麻和海洛因归为同一类——甚至比芬太尼更严重。这毫无道理。”他还承诺将由司法部长对大麻的分类进行审查。10月6日，他赦免了所有因持有少量大麻而被联邦定罪的人（由于当时无人入狱，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并敦促各州（绝大多数定罪案件都发生在那里）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他的这一举措影响了1992年至2021年间被定罪的6500人，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数千名被定罪的人。

聚焦芬太尼

2023年，美国国务院宣布计划发起一项“应对合成毒品威胁的全球联盟”，预计将有超过80个国家加入。同年4月，自2021年起担任美国缉毒局（DEA）局长的向国会表示，两个墨西哥贩毒集团构成了“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犯罪威胁”。米尔格拉姆支持DEA2024年37亿美元的预算申请，并指出芬太尼是“我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毒品危机”之一。

2023年10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一个位于中国的芬太尼生产和分销网络实施制裁。这种毒品通常在中国生产，然后运往墨西哥进行加工和包装，最后由墨西哥贩毒集团走私到美国。

2024年1月，美国缉毒局（DEA）确认正在审查大麻是否应被列为一级管制药品。几天后，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发布文件称，大麻在美国“目前具有公认的医疗用途”，并且“滥用可能性低于一级和二级管制药品中的其他药物或物质”。4月30日，司法部宣布了DEA的决定：“今天，司法部长发布了一项提案，将大麻从一级管制药品重新归类为三级管制药品。该提案一旦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将启动国会在《管制物质法》中规定的正式立法程序。”三级管制药品被认为具有中低成瘾性，包括氯胺酮、合成代谢类固醇、睾酮和含可待因的泰诺。

在缉毒署（DEA）发布的《2024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中，署长米尔格拉姆概述了“最危险、最致命的危机”，其中包括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她特别指出墨西哥錫那羅亞販毒集團和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这些集团在墨西哥的实验室里制造合成毒品，而实验室使用的原料化学品和设备则来自中国。这些合成毒品通过“庞大的分销网络”在美国销售，并利用中国的洗钱活动将收益转移回墨西哥。米尔格拉姆表示：“作为政府应对贩毒集团和打击社区毒品中毒流行病的全政府行动中的牵头执法机构，缉毒署将继续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执法伙伴合作，开展战略性禁毒行动。”

打击贩毒集团的战争（2025年至今）

打击贩毒集团的战争属于反恐战争和毒品战争，标志着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中针对跨国犯罪组织采取的最为激进和军事化的阶段，尤其从202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26年初。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争正在摆脱以往毒品战争的模式，演变成一场正式的战争。

与过去几十年以执法为中心的行动不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将贩毒集团视为与叛乱或恐怖组织同等的国家安全威胁，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普通的犯罪集团，从而授权动用高级军事力量。 因此，这一战略体现了一种作战和法律上的混合，它将毒品战争的核心目标——切断毒品流通和瓦解非法经济——与反恐战争的作战理论相结合，从而将范式从民事执法转向军事反叛乱。通过将这些组织归类为生存威胁和实体，美国使用传统上用于打击敌方战斗人员的手段合法化，例如无人机袭击、进攻性网络战和域外特种作战（包括南方之矛行动）。其前提是，贩毒集团不再是简单的犯罪团伙，而是侵蚀国家主权、需要以非对称战争手段予以瓦解的准军事组织。

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多个贩毒集团和犯罪组织（包括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阿拉瓜火车和MS-13）列入和。该命令于2025年2月20日正式生效，使这些组织正式成为外国恐怖组织。同样，加拿大也将一些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2025年10月1日，在“南方之矛行动”和南方之矛行動期間美國對加勒比地區的軍事部署的背景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美国正与在加勒比海活动的贩毒集团相关的“非法战斗人员”进行一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这一法律转变使得诸如2026年1月3日的“绝对决心行动”等军事行动成为可能。在这次行动中，美国特种部队在加拉加斯以毒品恐怖主义罪名逮捕了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与此同时，美墨关系依然处于紧张状态；尽管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欣鲍姆拒绝单方面军事干预，但威胁使用无人机和精确打击边境地区的芬太尼实验室已成为本届政府遏制阿片類藥物氾濫的惯用手段。

中央情报局的介入

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在打击贩毒集团方面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据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墨西哥使用非武装无人机进行秘密监视行动，以监控贩毒集团的活动。

第二任特朗普总统任期


9月30日，特朗普告诉记者政府将“非常认真地考虑通过陆路进入美国的贩毒集团”，据《邁阿密先鋒報》报道，这“与近期媒体报道相符，这些报道暗示政府正在审查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有针对性的行动计划。”

10月1日，特朗普正式向国会宣布，美国与在加勒比地区活动的贩毒集团之间存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冲突双方为“非法战斗人员”。《卫报》指出，提交给国会的备忘录将这些贩毒集团称为参与袭击美国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安德鲁·C·麦卡锡在《国家评论》中指出，这种术语指的是“并非两个主权国家相互对抗”的冲突，指的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的、并非代表外国主权国家行事的武装敌对行动”，并以基地组织和九一一袭击事件为例。《迈阿密先驱报》写道：“在武装冲突中，即使敌方战斗人员不构成威胁，一个国家也可以合法地将其击毙。”《华盛顿邮报》指出：“一些立法者和专家表示，这种通知对于针对所谓平民罪犯的非法军事打击而言，是一种可疑的法律依据。”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爾·帕德里諾·洛佩斯于10月2日表示，已发现五架美国“作战飞机”在委内瑞拉附近11000米的高空飞行，他称之为“挑衅”。 政府声明称，飞机距离委内瑞拉海岸75公里，CNN指出，该海岸位于委内瑞拉领土之外。


2025年10月15日，美国空军参与了此次行动。据《任务与目标》报道，当天，空军人员驾驶B-52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一种可携带精确制导武器或核武器的远程重型轰炸机）在加拉加斯以北飞行了两个小时，与海军陆战队的F-35閃電II戰鬥機一起执行了一次“轰炸机攻击演示任务”。10月23日，至少两架来自戴斯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B-1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在来自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KC-135空中加油机和一架型号不明的RC-135侦察机的支援下，进行了一次低空飞行，据报道飞行高度在委内瑞拉大陆80公里以内。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B-1轰炸机飞越波多黎各一事时，特朗普否认此事发生。同样在10月23日，一架空军E-11A（BACN）飞机被发现在波多黎各附近活动。

据《纽约时报》的一份目视调查报告显示，卫星图像和其它数据显示，美国于10月中旬开始从萨尔瓦多调动飞机。

路透社11月报道称，美军开始对位于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进行翻新，该基地于2004年废弃。分析人士称，升级改造包括滑行道的改进，“将使战斗机和运输机都能使用该基地”。 在波多黎各的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机场和美属维尔京群岛附近圣克罗伊岛上的民用机场亨利·E·罗尔森机场也观察到了变化。

北约参与

作为更广泛的安全与维稳行动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应对毒品贩运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富汗。北约通过协助阿富汗政府提升打击非法毒品交易的能力来支持禁毒行动，因为毒品交易被视为叛乱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北约的努力包括训练和装备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增强其打击毒品贩运网络的能力，以及支持与国际伙伴的情报共享和协调。这些活动均符合北约促进稳定与安全的使命，并认识到毒品交易与区域和全球安全威胁之间的联系。

然而，对于北约参与禁毒行动的看法不一，一些报告强调了北约与其它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北约强调其通过能力建设和支持阿富汗主导的各项举措来减少毒品贸易，但一些消息来源指出，报告的结果存在差异，表明尽管北约做出了这些努力，阿富汗的毒品贸易依然猖獗。例如，2012年的数据显示，鸦片生产持续繁荣，这引发了人们对北约禁毒行动有效性的质疑。尽管如此，北约的参与体现了其致力于解决安全、治理和非法毒品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决心，即便在实现贩运活动可衡量性减少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外国干预

国内影响

效果

替代方案

参见

：是由美国陆军和几个亚洲国家联合开展的一系列禁毒训练和演习。

墨西哥毒品戰爭

哥倫比亞內戰

秘鲁内部冲突

菲律宾毒品战争

無被害人犯罪

秘密活动和外交政策

CIA販毒指控

 注释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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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leen J. Frydl, The Drug Wars in America, 1940-197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Tony Payan, "A War that Can’t Be Won." Tucson, AZ: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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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報告 
 National Drug Threat Assessment 2009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r On Drugs: Legislation in the 108th Congress and Related Developments , a 2003 report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via the State Department website
 The Report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1972 

外部連結

 Narco News —news site focusing on drug war in Latin America
 Drug War Facts 
 Drug War Distortions 
 Major Studies of Drugs and Drug Policy  Full text of major government commission reports on the drug la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Drug War  Full text of numerous full histories of the drug war and thousands of original historical documents
 Cato Institute Drug Prohibition Research
 Drug War Victims 
 Anti-DrugWar.org
http://www.drugpolicy.org/facts/new-solutions-drug-policy/brief-history-drug-war-0 
http://www.thewarondrugs.net/ 
https://web.stanford.edu/class/e297c/poverty_prejudice/paradox/htele.html 
 影音 
 The War on Drugs is the subject of the 2007 documentary film "The War on Drugs" 
 The War on Drugs is the subject of the 2007 documentary film "American Drug War" 
 The War on Drugs is covered in the 2006 documentary film "Cocaine Cowboys"
 The Damage Done—Another documentary film
 The House I Live In —Another documentary film, Grand Jury Priz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2012
 How to Make Money Selling Drugs —Another documentary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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