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費史

軍費又名国防预算（）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武装力量而支出的费用。中國自古戰亂頻频，軍費支出一直是個很大的項目。

军事费用，往往是很大的负担《系年要录》卷二十六：“丙寅，上谓辅臣曰：‘国用匮乏，政以所费处多。’吕颐浩曰：‘用兵费财，最号不赀。故汉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与营造最费国用，深可戒也。’”，一旦有战争发生，军费开支往往直线上升，所謂“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元史·叶李传》。古代以田赋出兵，《汉书·刑法志》載：“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称兵车为“赋舆”。《左传·成公二年》：“羣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 杜预注：“赋舆，犹兵车。”

上古
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军费來源主要按土地征收农产品作为军事开支的费用，即“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夏朝的士兵來源即是農民，農忙則耕，農閑則戰。孟子提到“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夏代农民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農地之外，还要耕种五亩公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萬民甚苦”，使之最终离弃夏后投奔商汤。《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這是說夏代授田一夫五十畝，殷商為一夫七十畝，周代則是一夫百畝。

商代军队中士兵的口粮和武器皆需自备，政府没有养兵的預算。杨升南《商代财政制度》但如果是千里之外的遠征軍，加上曠日持久的戌期，軍費如無政府支持，其戰事也是難以想像的。商紂王連年遠征，讓周國有機可乘，周武王親率兵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進軍伐商，取得勝利，建立周朝。

東周時期的周天子地位低落，各地諸侯戰事頻仍，春秋時期戰需極大，管仲曾表示：“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管子·参患》《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前５９４年）秋七月，魯國實行“初税畝”，就是為了應付連年征戰。稅畝是指按土地畝數對土地進行徵稅，即“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畝，複十取一。”初稅畝實行之後，魯國財政收入大幅增加，諸侯國紛紛仿效。

战国時期，周赧王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出兵伐秦，由于没有军费，只好向富商借钱，後來债主纷纷上门讨债，他只好隐藏一座高台上，這是【债台高筑】的典故。《汉书·诸侯王表序》中说：“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分为二周，有逃责（债）之台……”

秦始皇大規模用兵，軍費消耗極巨，所徵的赋稅已達百姓收入一半以上，《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漢書·食貨志》記載：“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當時已有“口賦”的人頭稅，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淮南子·氾論訓》：“（秦）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史記·張耳陳馀列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百姓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之言：“（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記載：“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以致於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等大臣向秦二世胡亥進諫：“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漢朝 
屯田和马政是漢朝軍事重點。屯田始于西汉，兵卒皆务农，以保证军粮自给，军队有警则战，无事则耕。

漢武帝時，桑弘羊推行均輸法《史記·平準書》記載：漢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因此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先后八次派軍進擊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特別是元狩四年對匈奴戰爭，“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騎。”使得軍馬急劇消耗殆盡。乃至於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漢書·武帝紀》

《漢書·食貨志》記載，漢武帝時，“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复，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漢武帝晚年，天下疲憊，戍卒的數量開始減少。綏和元年（前8年），張掖郡三都尉僅有士卒數百人。《漢書·匈奴傳》記載：綏和元年（前8年），夏侯藩謂匈奴單于曰：“竊見匈奴鬥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

與羌人作戰的軍費支出，是東漢主要的經濟負擔之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後漢書·段熲傳》

据说东汉末年曹操为筹集军费组建过专门从事盗墓工作的军种，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職。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全朝流涕，士民傷悲。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魏晉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之战争频繁，为保证军需無匱乏之虞，各國的赋税皆重點放在軍費支出，军屯是军粮筹措的重要辅助渠道。北魏太武帝“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孝文帝即位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

六鎮之亂後北魏內亂，分為東魏與西魏。大統年間，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玉海》卷一三八引《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平時農耕訓練，有事出征，政府可減輕軍費負擔，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

建德三年（574年），宇文邕下诏废佛，寺院财物皆充為军费，所有僧侶还俗编户。

 唐朝 
唐初實行府兵制，中央设置军府，凡兵皆農，府中的士官平时耕种，战时召集。遇有戰事，府兵由中央命將率領出征，待戰事結束，士兵散於府，將帥則歸於朝。《新唐书》卷50《兵志》載：“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為了节省国家的军费开支，朝廷於農家每三丁選一丁為府兵，免其租庸調，但兵器、糧食衣裝等均須自備。府兵制度起于西魏，完善于北周、隋两朝，盛於唐太宗，但对外作战就不可能只是府兵，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出征高丽，主力是兵募。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逃散，嚴重缺員，府兵制遂於天寶八載正式废止，中唐時期一度考慮恢復府兵制，但礙於當時社會現實，不了了之。《資治通鑑》卷一三二“贞元二年”：“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历叙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上曰：‘俟平河中当议之。三年七月，问泌以复府兵之策，泌请募戍卒屯田。旧制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不过数番，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既而愿耕者什五六。’”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政府實行《度支长行旨》，军队“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堪会。”

唐朝为了镇压安史之乱，多方聚斂军费，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禅宗》：“唐代遭遇了‘安史之乱’，统治阶级为了应付军费，多方聚敛。”始立榷盐法，亦即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再以高價轉賣。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以第五琦“为盐铁使，于是始立盐铁法，就山海井盐，收榷其盐。”《唐会要》卷87建中三年（782年），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通志》。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空虚，回纥、吐蕃国趁機入侵，朝廷必須调集重兵，戌守边防。同时，藩镇割据，藩镇節度使屢次抢劫盐铁院之财赋。元和中，李师道盗焚河阴仓，“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朝廷又要调集兵力讨伐藩镇。

德宗初年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唐武宗時建立榷茶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赠彼军储。”

唐朝末期僅东南地區还願意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朝廷軍費大部份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稱“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僖宗朝以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田令孜與王重荣爭奪鹽利的結果，王重荣一怒之下进兵长安，引起僖宗再度出奔鳳翔。

五代十國
五代的士兵都是職業軍人，由财政供给衣粮。但國家卻只供給士兵本人衣糧，家口不入軍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障。胡如雷《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p.181士兵衣服一年分两次供给，称为夏衣、冬衣。因此军费在五代的财政支出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後周世宗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军士有流言郊赏薄於 唐明宗 时者，帝闻之，壬午，召诸将至寝殿，让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惠以赡军为念……汝辈岂不知之！’”。

 宋朝 
宋太祖建立“封椿库”，打算“封椿库”的钱把燕云失地赎买回来。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订立澶渊之盟，由宋室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增为银20万两、绢30万匹。王旦曾对真宗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长编》卷70

宋朝的軍費開支長期佔去歲出一半以上，戰時高達十分之七八，“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而且士兵还能额外得到赏赐、装钱等。北宋大量养兵，“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宋初禁军20余万錢穆《國史大綱》，太宗时30余万，真宗时40余万，仁宗时82.6万《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八年》：“向因夏人阻命，诸路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餘人，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其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在此数。”, 再加厢军则超過百萬，宋代募兵制不仅要养士兵本人，还要养家人。英宗治平初年，蔡襄任三司使，提到當時的財政狀況“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蔡襄《国论要目十二篇》的《强兵篇》。王铚说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养兵之费“常什八”。王铚《枢庭备检》宋孝宗告訴光宗說︰“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明朝 
明朝行衛所制，養兵百萬，寓兵於農，希望自給自足。《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军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内外卫所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朱元璋得意宣稱，“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永乐时，兵额達到二百七十余万人。《明书·戎马志三》载：“正统中天下未多事之先，五府并锦衣等卫所官旗军人及边腹额兵共三百一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员名。”可是到了明朝中叶，土地兼并嚴重正统六年（1441），尚书王骥奏称，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良田为官豪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英宗实录》卷80，正统六年六月壬午）。正统九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佥事徐朝宗奏：“大宁都司官军指挥佥事田礼等八千二百九十五员名，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英宗实录》卷123），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嘉靖年间各地募兵数量日增，陕西三边“屯田满望，十有九荒”《世宗实录》卷100，嘉靖八年四月戊子。，甘肃屯田，名存实亡。《世宗实录》卷165，嘉靖十三年七月戊寅。嘉靖二十五年（1546）都御史杨博巡抚甘肃，“入境以来，见所至荒田不下万顷”。杨博：《查处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273。萬曆《明會典》卷二八載：“國初不過五萬兩，……嘉靖元年始增六萬，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萬。”。万历年間，日本豐臣秀吉發動的朝鮮之役，使得中國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與軍費。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明朝出兵朝鮮共派兵十六萬六千七百餘人，約為全國二成的兵力，費餉銀一千七百餘萬兩，每年所耗軍費高達二百四十萬兩，史稱萬曆朝鮮之役。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史料》序文萬曆二十八年，平定播州楊應龍叛亂，費餉200.3萬餘兩曹于汴《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載《明經世文編》卷四一二。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反明。為應付遼東的軍事需要，户部尚书李汝华议请畝加三厘五毫之赋，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1620年）又议请再加二厘，前後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是為遼餉。《明史》卷七八《食貨》二《賦役》

崇禎四年（1631年），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得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明史·食货志二》记载“崇祯五年”：“御史郝晋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崇祯年间，财政困难，罪臣被杀后，往往籍没其家产，限时把赃银解进京城。佚名《崇祯长编》卷二：“帝谕，军饷急需，解运中断。今特选乾清宫管事王绅、同科臣韩如愈、马嘉植、辜朝荐，着各炤题定地方，察已蠲免过钱粮。……周延儒、吴昌时赃银，炤敕谕内数月勒催星解。”崇禎十年（1637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費用，奏請增兵十二萬，加徵“剿餉”，總數兩百八十萬兩，直到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直入內地，楊嗣昌提議徵派“練餉”七百三十万两。

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直入內地，楊嗣昌提議徵派“練餉”七百三十万两。此即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三項賦稅的合稱，成为明末虐政。

 清朝 
清代乾隆年間有十全武功，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一朝所用軍費，約在一億三千萬兩以上，為了應付繁浩的軍費開銷，當時鹽商總計捐輸不下一千三百一十萬兩白銀之巨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331頁。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规模浩大，前后历经九年，清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鄭天挺：《清史》

咸豐年間爆發金田起義，為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庞大的军费，使清政府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咸丰三年（1853年）开征釐金，釐金屬於一种地方商业税。由於湘军初期主力在江西，为了筹饷，曾国藩不得不置关设卡，抽取漕折、厘金。但江西又是農業省，商業不發達，久經戰亂使得地方政府财源极其枯竭，隨著湘军主力已转到江苏、浙江一带，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七日，沈葆桢被提拔为江西巡抚，沈決定保留江西釐金，自行组建地方兵勇。為了争饷問題，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沈葆桢争夺江西釐金，雙方相峙不下。曾国藩的湘軍饷项须自筹，他在給諸弟的信中提到：“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致诸弟（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曾国藩家书》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由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只能食粥度日，曾国藩請九江关道蔡锦青解送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湘军。蔡锦青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命令蔡追回已解送之餘款，否则撤職查辦。曾国藩不得不将银子退还。沈葆桢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提及此事：“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

光绪二十五年，户部奏称：“近年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阎敬铭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著名的是云南省军费报销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由于多场战争和“备战”思想，军费在财政中占比一直较高。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实施和平主义战略并削减军费，中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遂在1980年开始逐渐回落，于1985年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低9.56%，此后近20年一直在此区间波动。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腾飞，财政收入一路高涨，军费占财政比例不断缩小，从2003年的8.79%逐步下降到2010年代稳定在5.5%左右，直至2023年（占财政比例5.6%）一直稳定在此区间。

中國国防预算于2014年为8,000亿元人民幣 2014年国防预算首次突破8,000亿元  中国经济网 2014-06-28，于2022年为15,537亿元人民币。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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