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历史

考古证据显示，温州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史前先民在多次海侵与海退交替、山海交错的环境中生存，频繁迁徙，产生了以渔猎、采集并辅以早期耕作为特征的聚落形态。远古时期不同文化在本地彼此交融与影响，形成了以好川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最终发展出瓯越人群体。
先秦典籍《山海经》记载“瓯居海中”，晋郭璞将“瓯”注为今温州，被广泛认为是温州最早的文字记载。據晚清学者孙诒让考证，夏为瓯，殷为沤，周为欧，因世异字，故“瓯”从夏始。春秋战国时期，瓯越人建立东瓯国，秦汉之际一度被废除，纳入闽中郡辖下；汉初复设，尊摇为东海王。七国之乱中，东瓯国人击杀吴王刘濞，致使东瓯后为闽越所攻击，汉武帝下令浮海救东瓯，事后准许瓯越北迁内地，东瓯国也就此消亡。汉平闽越后，再度将本地居民悉数北迁。少数不肯迁移的越人，与避难抗捐而入山的汉人，逐步形成山越。

至东汉，人口逐步恢复，在瓯江北岸设永宁县，温州始纳入稳定的郡县体系。孙吴平定山越，设立横屿船屯，巩固汉人统治。东晋时期设永嘉郡，本地渐以山水诗与瓯窑青瓷闻名；沿海平原逐步被垦殖，北方移民涌入，在瓯江南岸筑郡城、立官学。隋唐以来，海上贸易繁盛，唐设温州，宋升瑞安府。建炎南渡后，科举兴盛，进士众多，以经世致用著称的永嘉学派得以传播。元明清时期，温州既是海运与造船要地，也长期承受倭寇、海禁与迁界政策冲击。直至清末开埠，轮船、邮政、银行与新式教育医疗进入，此后温州在移民潮、战争与社会动员中起伏发展。抗战中，作为中国在东南沿海最后一座港口，温州一度极度繁荣，其后多次沦陷，通胀与动荡加剧。中共在浙南持续活动，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最终促成温州和平解放。

中共建政至文革期间，温州市委市政府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强化计划经济体制，但受到本地居民持续抵制。文革后，温州个体户、私营经济率先开始发展，引发八大王事件。依托民营经济与专业市场，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形成“温州模式”，吸引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参观学习改革开放经验。1990年代，温州陆续集资修建永强机场、金温铁路、温州大桥等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的改善也使得超过百万温州人得以前往全国各地经商务工以及移居海外。2000年代初，温州民间借贷逐步兴盛，温州炒房团一时遍布全国各地，实体经济逐步外迁或萎缩。2011年前后，温州陷入民间借贷风暴，引发地方和中央政府介入，授权成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推动经济转型至今。

 史前 

 地理环境 
温州东临东海，地形崎岖，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地域内有仙霞岭、洞宫山-⼤盘山、雁荡山-括苍山-天台山三⼤⼭脉呈现西南东北走向平行分布，与闽东北山地相接连，其间为狭陡溪⾕，以群山与北部的金衢盆地、宁绍平原区隔。 

远古时期的温州地区经历了多次海侵与海退，东部平原地带曾经四次经历浅海到陆地的更替变迁。距今最近的一次海侵发生在约5000年到3000年，由于当时的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州东部平原沉入海底。温州境内以山海交错的峡湾、溺谷为主要地形；“岐”在闽语中意为水边突出部或坡地，温州、福建一带都遗留下大量包含“岐”的地名，如蒲岐。

远古时期的居民可能就居住在这些被称为“岐”的沿海的河谷或岙口，因此既可以从山中采集捕猎，也可以到海中获得渔产，物质相对丰饶，无冻饿之忧。但由于气候潮湿温润，地形狭隘不利稻作，因此难以积蓄食物，故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限制了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发展。浙南山区一向有采集薯蓣的传统，可能也与其在当地数量丰富、常年不腐有关。由于粮食不能自给，先民们可能不得不从事工商，较早地使用舟楫进行海上贸易。

大约在3000年前，随着全球气候变冷，海侵结束，温州沿海平原逐步开始重新形成。到公元四世纪，即东晋初年时，温瑞平原才基本成陆。如今被称为“垟”的滨海平原一直到三国孙吴之后才被开发利用；本地居民将地名中的“洋”改成“垟”，表示与海洋无关。瓯江与飞云江河口两岸现今留下不少带“屿”的地名，如马屿、双屿等，则表明此地曾经是海中的岛屿。

 考古证据 
2002年出土的曹湾山遗址表明，5000年之前，温州就已经有古人类居住。目前，温州境内已经发现百余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均有分布。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如今海拔60米以上的山头与山坪上，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显现出最近一次海侵的影响。

浙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数量少，延续年代短，出土物件以生活器具为主，表明部族迁徙较为频繁。出土物件有石犁、石镰、石斧、石锛、网坠、石矛、纺轮、夹炭陶片、夹粗沙陶片等，推测居民以渔猎和耕作为生。洞头岛、瑞安隆山、苍南埔平等地也曾发现过可能作为制度文化性器具的青铜时期器物以及玉器，但数量远少于生活器具。

浙南地区内石棚墓文化遗址、悬棺葬文化遗址、土墩墓文化遗址共存，说明可能有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部族同时居住于浙南地区：飞云江和鳌江下游岙口及台地曾经发现过石棚墓遗址，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至春秋晚期；楠溪江流域常发现悬棺遗址，推测与越、僚等民族之习俗有关；瓯海杨府山、苍南矾山等地曾发现过土墩墓，被认为是好川文化的一部分。好川文化可能是浙北良渚文化族群移民，并与本地土著文化融合，以适应本地山海交错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部族。

 东瓯 

史载唐、虞、夏、商、周三代时，温州属扬州地域，其民属瓯越族，为百越的一支。《逸周书》提到“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被认为证明欧地已经有部族首领，并向周王朝进贡。《战国策》中提到“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则被认为描述了瓯越人的习俗。據晚清学者孙诒让考证，夏为瓯，殷为沤，周为欧，因世异字，故“瓯”从夏始。瓯越人在历史上两度建立东瓯国，先是周朝时的方国，为秦所废除，后是汉朝时重新设立的藩国。

 方国部落 

现代历史学者蒙文通引据南宋《路史》中的《越绝书》逸文“东瓯，越王所立也”，认为东瓯国创立于公元前473年，是越王句践灭吴后所分封的国家，并认为《越绝书》中的〈记吴地传〉列出的麋王、荆王、干王、摇王等王号是越王勾践分封的证据。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原始文献的误读，指出《路史》的描述来自于《太平寰宇记》，其断句应为“东瓯越王所立也”，并引述《元和郡县图志》认为“东瓯越王”应当是西汉初年的东瓯王。

另一种说法则依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认为东瓯国乃战国后期，楚国灭亡越国后，越国贵族渡钱塘江南下而立。楚破越的具体时间点则存在争议：一说依据《史记·楚世家》和《六国年表》，认为发生在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另一说则认为是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左右。在楚破越之战中，越王无彊被杀，越国灭亡，南迁的越王句践后裔纷纷建立方国，以统治当地的土著民族，东瓯即为其中之一。
从无疆之后到东瓯末世君主安朱之间的东瓯王的事迹皆不可考，只有《顾氏家乘》记载有五世相隔。根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带领秦军扫平楚国的江南地区，随即挥师南下，以征服百越部落，先降服越君，设立会稽郡，后将东瓯王、闽越王废为君长，设立闽中郡。此为温州被纳入中原王朝行政建制的开始，但由于秦朝的短命，秦朝是否曾建立有效统治存在争议。

 汉属外藩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翌年，陈胜、吴广起义，项羽杀会稽郡守，号召江东子弟响应起义，驺摇率领的东瓯军队接受响应。摇与无诸在吴芮带领下率越人一同反抗秦国。楚汉相争时，摇与无诸因怨恨项羽未封其为王，又率越人支持汉。

汉高祖即位后，分别于五年（前202年）、六年（前201年）将两人封为闽越王和海阳齐信侯。汉惠帝三年（前192年），为羁縻闽越，追封摇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以东瓯为国都，由驺摇之子昭襄即位。根据汉朝“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的规矩，东海和闽越、南越一样均属于外藩，并不属于汉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在军事、户籍、语言、文化等方面上均保持独立。时距秦末东瓯废立仅三十余年，因此驺摇封东海也被认为是东瓯复国的标志。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王劉濞发动七国之乱，东瓯亦从之。刘濞兵败后，逃入东瓯国，汉朝派遣密使劝降东瓯国。东瓯军队遂诱骗刘濞，使东瓯王的弟弟夷乌将军在其慰问军队时得以将之击杀，献首级于汉景帝。

 浮海救东瓯 
刘濞死后，其子子华、子驹遁逃闽越，劝说闽越王派兵攻打东瓯。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王发兵包围东瓯都城。东瓯向汉朝求援。汉武帝派遣庄助到会稽郡，渡海支援东瓯，得以解围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史称“浮海救东瓯”。不久，东瓯王请求汉武帝准许其北迁；四万余人被重新安置于庐江郡，东瓯王亦降封为广武侯，东瓯国从此消亡。

 汉朝 

 平定闽越 

东瓯国迁离后，土地逐步为闽越所占领；汉朝政府则以会稽郡为据点，逐步控制会稽郡到灵江流域一带的东瓯国故地，可能与闽越以瓯江为界南北分治。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所封的东越王馀善自立为东越武帝，汉武帝遂起兵攻之，闽越也因此灭亡。汉武帝随即下令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将其居民尽数迁徙到江淮之间的地带，因此浙南到福建几乎成为无人区。

 永宁设县 

始元二年（前85年），设立东冶和回浦县，用来治理和拒绝迁移和由山林中复出的越人。章和元年（87年），改回浦县为章安县。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分章安之东瓯乡为永宁县。县始于瓯江北岸。是为温州建县之始。永和末年（141年）又重新在临海和建安设置会稽郡东、南二部都尉。

东汉时期吏治腐败，躲进山林的越族遗民和流离失所的汉人逐步形成了山越人群体。山越人擅长驾舟，民风强悍，好武习战，没有固定的组织与部落，无法受到官府徭役、纳税等管治。越人曾经多次起义反抗汉族政权，瓯江流域的永宁亦成为抵御山越的前哨。江南本地的土著也逐步形成世家大族，如吴中顾氏作为越王勾践、闽越王摇的后裔，作为越人汉化的典范逐步兴起为地方豪强。不少土著世家成为山越依附的对象，世家也通过政府机构和山越来影响政府基层组织。

 东吴 

 平定山越 
东汉末年，孙策平定江东，建立孙吴政权，受到其打击的本土势力纷纷沿着海岸线，避走东冶或交州，其土地被南下的吴郡、会稽世族取得。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逝世，由其兄孙权接管政权，孙权旋即开始对扬州境内的山越人开始武力镇压，到到嘉禾六年（237年）方止，耗时38年，基本平定了山越人的反抗。

 建立船屯 

为巩固在瓯江以南的统治，孙权于赤乌二年（239年）从永宁县析置罗阳县（即今瑞安）。在浙南闽东一带，孙权设立了横屿船屯和温麻船屯，作为贬谪之地，令被贬职的官员犯人及其家属从事造船业；其中横屿船屯即在当时的罗阳县境内，是当时东吴在东南沿海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船屯周围的海域当时被称为万船洋，后来演变为陆地，即今平阳县万全镇。太平二年（257年），孙亮将会稽郡东部都尉改为临海郡，永宁是其属县，同时将罗阳改名为安阳。

 六朝 

 世族兴替 
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平定孙吴，将安阳改名为安固，析置横阳县（今平阳县）。永宁、章安、安固、横阳皆属临海郡。从汉到晋，东瓯故地的沿海平原逐步出现了一批新的有较强号召力的世家大族，但并未进入统治阶层。例如，太康年间就有横阳县周凯，率人治理永宁、安固、横阳三江（即今日瓯江、飞云江和鳌江），疏凿河道，引水入海。

东晋时期，因为中国北方的持续战乱，中原地区的居民纷纷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因此在温州地区也形成了一批侨居大姓，其中既包括大量已经移民吴郡、会稽的北方移民向南二次移民，也有不少来本地游历、采药、布道的宗教人士。如琅琊王氏中的王羲之、王彬都曾担任过永嘉郡守，后者曾在温州城东南的积谷山建造府邸，意欲终老；道士葛洪则在乌牛、昆阳占据山林、设立游居。

北方文人在本地的诗词创作，促进了本地的人文发展，使本地的山水风光进一步闻名全国。永初三年（422年），谢灵运贬守永嘉，遍游在地山水并作诗题咏，后世尊为山水诗之鼻祖。谢灵运曾引用同时期郑缉之所作之《永嘉记》，今已佚失，是为温州地方志之始。天监三年（504年），丘迟任永嘉太守，作《永嘉郡教》。

北方移民的到来也引发了土客冲突：本地土著原本往往因循传统，从事渔猎，习惯于从湿地与山地中采集狩猎，但随着北方移民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民间开始自发进行水利建设，将沿海湿地转变为农田；随着北方移民后裔成为人口的主体，参与兴建水利的土著名人逐步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如平定温州三江的周凯被本地人尊为“平水王”，设祠祭拜。

 永嘉设郡 
太宁元年（323年），将临海温峤山以南的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及晋安之罗江，凡五县析置为永嘉郡，属扬州，以永宁为郡治，是为温州建郡之始。永嘉，取“水长而美”之义。同年，有移民中界山者，是为移民洞头之始。太宁二年（324年），建永嘉郡学于华盖山麓，是为温州立学之始。
相传设郡时，郭璞先是江北原定新城选址取土称之，以为土轻，不适宜建城。随后，他渡江登上对岸的山峦，即今日的郭公山，观察到南侧山峦如北斗环绕，称：若城绕山外，新城可以很快富裕，但无法避免战乱，若城绕山内则可长保太平。于是，他命人因山筑城，称为“斗城”，并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井，凿河相通。又相传建城时有白鹿衔花之祥兆，故亦称“白鹿城”或“鹿城”。

郡城的设立实际保护了北方移民，允许他们在郡城周围形成独自的社区，并方便他们开发瓯江南岸的沼泽滩涂。由于大量因战争或犯罪流亡于乡野者存在，并与土著大族合作，北方移民一般只能龟缩于郡城内，无法涉足更广大的乡间：本地的郡级长官往往由北方士族担当，县级及以下的长官则一般由吴会世家担当，后者往往承担了前者与地方土著之间的沟通工作。

 工商兴起 

由于远离北方，本地大多数时间未被战火波及，经济快速成长，一时有“东南之沃野，一郡之巨会”之称。由于靠近京畿地带，加之移民带来的文化和技艺，以及兴建的农田水利设施，本地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东晋时，瓯窑瓷器已经闻名全国。其瓷胎颜色较白、略带灰色，釉色淡青、比较透明，极具特色，不仅在本地使用，还销往全国各地，并成为皇族和上层社会的生活用品，一时影响甚于越窑。瓯窑有烧制陶瓷茶具，并流传于世；相传东晋永和年间（345年-356年），阿罗汉诺讵那率众来雁荡山传佛，将茶叶一同传入本地，因此有“龙老赐茶”的传说。本地的桑蚕业也非常兴盛；刘宋年间，永嘉、乐清一带开始养殖八辈蚕，即一年八熟的蚕种。

 战乱波及 
随着北方移民在南方重新形成门阀势力，王谢等大族纷纷在浙东地区圈地封泽，与其他地位较低的士族产生矛盾。司马元显执政期间，开始从士族中征兵，被已经被排挤的低级士族受压迫更甚。元兴元年（402年），永嘉郡发生饥荒，人相易子而食。元兴二年（403年），孙恩叛乱，孙恩自杀后，卢循封永嘉郡太守，亦叛乱，为刘裕所败后经由海路南遁。孙恩、卢循之乱中，大批在浙东执政的王谢世族出身官员遭到杀害，世族势力备受打击。

刘义宣之乱后，宋孝武帝鉴于扬州士人势力壮大、浙东寒族争取政治地位，开始拉拢浙东五郡土著士人，谋划拆分扬州。孝建元年（454年），拆分扬州浙东部分，设置东阳州，又称东扬州，将永嘉郡划归其管辖。刘宋大明七至八年（463-464年），浙东遭遇饥荒，饿死者十有六七。齐东昏侯永光元年（465年），东阳州并入扬州。南梁普通七年（526年），再度设置东阳州，统领会稽、新安、临海、东阳、永嘉、建安、晋安七郡。

梁武帝时期，士族与寒门冲突加剧，官吏聚敛、贪污与劫剥成风。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发动叛乱，扶持傀儡政权。太清三年（549年），晋安陈宝应借侯景之乱由水路进攻永嘉。翌年，张彪在会稽起兵以反抗侯景，并在来年十月进攻永嘉。侯景之乱后，梁朝名存实亡，其后继的陈朝国力亦衰微。战乱期间，由于世家大族大多都在台城中被围困饿死，此后急剧衰落，寒族土豪顺势兴起。由于侯景势力在江南地区持续烧杀抢掠，当地人口大减，社会经济和文化典籍均遭到破坏。大宝二年（551年），王僧辩、陈霸先击败侯景，平定侯景之乱。绍泰元年（555年），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占领建康，门阀士族纷纷归附，梁朝故地割据依旧。

侯景之乱中，东阳郡地方豪族出身的官员留异返乡组建军队勤王，后被任命为东阳太守，随后割据一方，势力范围包括永嘉、临海一带。梁绍泰二年（556年），陈霸先设置缙州，由留异担任刺史，并与留家通婚。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永定三年（559年），改永嘉郡为缙州辖地。王琳叛乱反陈后，因留异有参与其中，陈文帝派沈恪讨伐留异，未果。陈文帝又于天嘉二年（561年）讨伐留异，于天嘉三年（562年）击败留异，缙州旋即被撤销，恢复永嘉郡建置，并设立东阳州，统领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新宁、建安、晋安八郡。

陈后主至德三年（585年），丰州刺史章大宝起兵叛乱，进犯建安，并率兵攻打浙闽分界的分水岭；永嘉内史毛喜随即修葺城防、严备守御，并派松阳县令周磻率一千余兵赴援建安，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

 隋朝 

 隋初叛乱 
陈朝覆灭后，南方士族受到关陇集团的排挤，随着隋文帝在江南地区推行五教，南方士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也被压制，最终演变为广泛的冲突。开皇九年（589年）平定陈朝后，改东阳州为吴州，设置总管府，废除永嘉郡，设立处州，改永宁县为永嘉县，将横阳县并入安固县。开皇十年（590年），叛乱席卷了整个南方，江南先有三人发动叛乱并自称天子，后各地均有人举兵造反并自称大都督，其中沈孝彻在温州叛乱并自称大都督。因应叛乱，杨素自扬子津出兵，在浙东攻破高智慧、于乐安击退蔡道人，但深入天台山区后作战显著艰难。

怀柔抚恤
为安抚江南民众，隋文帝派遣杨广出任扬州总管，最终以怀柔为主的手段平定了江南。开皇十二年（592年），改处州为括州，撤销安固县、乐成县，并入永嘉县，统领括苍、永嘉、松阳、临海四县。大业元年（605年），废除各州总管府，改吴州为越州。大业三年（607年），废除括州，恢复为永嘉郡，辖永嘉、括苍、松阳、临海四县，治括苍。

 再度割据 
隋末民变四起，温州亦受波及。大业十三年（617年），杜伏威部下苗海潮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永嘉。公元619年，李子通击败杜伏威，占领江都，随后自立为帝，国号为吴，建元明政，江南郡县大多归附之。

 唐朝 

 设东嘉州 
武德四年（621年），平定李子通后，改永嘉郡为括州。武德五年（622年），杜伏威归顺朝廷，从括州拆分永嘉县，析设东嘉州，分设永宁、安固、横阳、乐成、永嘉五县。武德七年（624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撤销乐成县并入永嘉县。贞观元年（627年），废除东嘉州，撤销横阳县、永宁县，将永嘉县、安固县划归括州。同年，将天下划分为十道，括州属越州都督府统领，隶属江南道。

 温州设州 
上元二年（675年），永嘉百姓李行抚到朝廷请求设州，上谕以永嘉、安固二县设置温州，因“温峤岭以南，虽隆冬而恒燠”而得名。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从永嘉县重新分设乐成县。大足元年（701年），从安固县分设横阳县。景云三年（712年），设立二十四都督府以统辖各州，温州属越州都督府管辖。开元十年（722年），温州隶属江南东道。天宝元年（742年），改温州为永嘉郡，统领永嘉、安固、横阳、乐成四县。乾元元年（758年），改永嘉郡为温州，隶属浙江东道，设立静海军使来管理温州，兼管台州、明州。乾元元年（758 年），朝廷在温州设置永嘉监，属全国十个盐监之一，由宗室李胥出任永嘉盐官，自此温州地区开始正式设立并管理盐业。

 海外贸易 
唐初海外贸易逐渐兴起，唐代温州港成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显庆四年（659）温州与日本出现船舶往来；会昌二年（842）商人李处人借季风开辟日本至温州的新航线。对日输出以经卷、佛像、佛画、书籍、药品为主；自日输入包括砂金、水银、锡以及棉、绢等。温州港同时与明州港、福州港保持海上贸易往来。 会昌二年（842年），商人李处人在日本造船自嘉岛起航直达温州，是日本与温州首次有记录的直航。

 设静海军 
乾元元年（758年）玄肃之争后，温州成为浙东南防范动乱与盗乱的军事要点，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其下温、台、明三州军使，号“静海军”，治所在温州。大历二年（767年），因寇难已平，静海军使额被下令废置，但迟至贞元三年（787年），温州仍设静海军使额。此后，静海军设置点由温州转移至福州，并于元和六年（811年）被废置。

 藩镇割据 
唐末藩镇割据，彼此征伐，温州一带接连经历兵乱。由于中央无力控制温州，转而以册封本地割据势力来换取支持。咸通九年（868年），郑镒跟随庞勋起义，失败后率所部降唐。乾符四年（877年），朝廷履行与投降军士约定，令郑镒出任温州刺史。在温州期间，以柳木修筑温州子城。郑镒后出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晚年辞职后定居温州郡城八字桥。中和元年（881年），为结援朱温，朱褒任命温州刺史出任静海军使。

 吴越 

 经济发展 
五代时期温州属吴越国，设博易务，出口瓷器、茶叶、蠲纸、漆器等。开平元年（907年），封钱镠为吴越王，浙东地区归属其管辖。开平二年，为避朱温父亲朱诚之名讳，乐成改称乐清。乾化四年（914年），横阳改称平阳，开凿平阳江南内河。

 升格军镇 
天福四年（939年），王延羲夺位，闽国内乱，从钱元璟之请，升温州为静海军节度使，以升格军镇来强化吴越国的边防军力。因浙闽割据，温州与南方及海外联系受阻，但与登州、莱州等北方滨海城市建立直接贸易联系。

 宋朝 

 北宋时期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纳土归宋，静海军节度使降为静海军。至道三年（997年），恢复温州，统领永嘉、瑞安、平阳、乐清四县，分天下为为十五路，温州隶属两浙路。

 商贸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加快，温州稻作、茶叶、柑橘种植扩大，蠲纸、漆器工艺更精，龙泉青瓷成为重要出口产品。温州漆器制作与销售已具规模，螺钿等工艺品出现“上贡朝廷”的记录；在开封等地设有专门商铺经营温州漆器。瓯窑窑场沿瓯江、飞云江流域分布，出产青瓷通过港口外销。

咸平二年（999年）起，温州成为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温州港虽未设市舶司，但通过明州港、泉州港的转口贸易，海外往来趋于活跃。江心屿双塔被用于夜间航行辨识与引导，往来船只以瓯江口内外为集散，形成较稳定的航路与泊岸秩序。元祐五年（1090年），郭公山麓设立造船厂，年造船量达到600艘，乃全国之最。

同时，温州盐业制度不断扩展：自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纳土后在两浙路设永嘉等盐场，淳化间（990–994年）设天富南北监、咸平三年（1000年）改为天富北监场与天富南监场，天禧五年（1021年）温州已成两浙海盐主要产地，熙宁间（1068–1077年）增置双穗场，政和元年（1111年）又置乐清场，后改名长林场，至此形成天富北监、南监场、永嘉、双穗、长林五场的生产格局。page=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实物：1103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thumb|温州白象塔出土的北宋《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科举兴起 
至和元年（1054年），王开祖在华盖山讲学，从者有数百人之众，后人又兴设东山书院，是为永嘉学派之始；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温州籍学者“元丰九先生”赴汴京太学学习并问学于二程，此后数十年间“洛学”在温州发展并成为当地儒学主流。温州籍进士的增加与本地书院的兴盛相辅相成，本地书院教授的内容往往贴合科举内容，学子亦回乡创办新书院、传播和继承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北宋前四十余年（至约 1070年），温州进士集中在附郭永嘉县，共计 13 人，瑞安、平阳、乐清分别到元丰二年（1079年）、绍圣四年（1097年）、重和元年（1118年）才出现首位进士。至徽宗时期，温州中进士人数已明显上升：徽宗二十余年间举行 8 次科举，温州籍进士达 49 人。

升应道军
政和五年（1115年），温州出身的道士林灵素为宋徽宗释梦而得宠，其所创立之神霄派亦成为国教。政和七年（1117年），蔡京为向皇帝祝寿献媚，下令各地设立寺观，并将已有寺庙改名为神霄万寿宫。同年，上谕因温州下辖永嘉县西北为黄帝封存玉板篆册处、瑞安县东北仙岩山为黄帝炼丹处，升温州为应道军。
方腊起义
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起义，接连攻破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因应起义，州学教授刘士英率人在温州城西南加筑低薄城墙，以巩固城防。翌年，洪载率领的起义军兵临温州城下，仙居摩尼教首领吕师囊亦攻取乐清，永嘉县俞道安亦起兵响应，后均为宋军镇压。起义期间，温州城被围月余，始终未被起义军攻破。起义被平定后，朝廷设立两浙路安抚使司，加强提刑司捕盗职能，统筹两浙各州军力，同时设立经制钱制度，确保了此后宋室南迁时两浙地区的稳定。

 南宋 
靖康元年（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建元建炎，史称“建炎南渡”。建炎二年（1128年），撤销应道军建置，温州归属两浙东路管辖。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入侵，皇帝搭船南下，曾停泊温州港，停驻江心寺，李清照亦随行逃至温州。

商贸发展
宋室南渡后，温州因处在临安通往福建的滨海交通线上，皇室人员、官员与难民的大量迁入，人口快速增加，劳动力与垦殖压力同步上升。水利工程的密集兴修与整治：塘堤、埭与陡门在各县持续增建与完善，工程从紧靠山麓地区向东推进至海滨，平原地区的防潮、排涝与蓄灌体系更趋完整。农业结构上，随着东南地区推广占城稻，温州一带普遍栽种并形成一年两熟的格局，南宋时期稻作单位产量已处在较高水平；同时蚕桑、柑橘等经济作物在地方记载中亦占有重要位置。温州所产蠲纸，始于唐代，洁白坚滑，在北宋时列为贡品。另有漆器以精美著称，至南宋时，称“天下第一”。

海外交流
温州人赴海外经商的记载增多，例如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永嘉薛氏侨居真腊经商三十五年；周伫参与高丽国事并官至礼部尚书；王德用在淳祐年间侨居交趾，并参与当地国事；大休正念东渡日本并形成佛源派。由于前有泉州地方官因走私繁密，求请开辟市舶司获准之事，温州商人眷恋故土，经常将贸易船只驶回温州，希望引起朝廷注意，以便就地开设市舶务；又因为宋室南迁带来财政困难，故而在南宋初年的建炎年间（1127-1129年）在温州设立市舶务。温州港对外航线扩展至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地，外来商人、僧侣与传教者进入温州，如徐照在《题江心寺》中便提到寺中“僧多外国人”。

永嘉学派
宋孝宗即位（1162年）后，加强武备、整顿内政，下诏求复兴之策。温州人薛季宣在奏札中区分“修身养性”等近事与“富国强军、恢复中原”等大事，主张君主将精力投向后者，并围绕“法度之弊”提出改革建议，重点指向“冗官、冗兵”等问题，并谈论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温州淹浸田租在内的弊政。其论述在温州籍士大夫不断被讨论，被陈傅良等温州籍官员继承发展，逐步形成了永嘉学派。1206年开禧北伐失败后，叶适被贬还乡，在温州对永嘉学派的主张进行充分的讲学与著述，“事功”主张被进一步完善：南宋中后期朱熹学与陆九渊学形成鼎力之势，叶适批评二者空谈道德，皆为“虚无之学”，意图改革儒学，呼吁文人更加积极地关注和应对国家危机，追求从实际情况探求事理。

移闽填温
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发生严重水灾，温州城被淹没，沿海人口剧减；随后福建等地出现“补籍”性质的移入，人口结构再次发生显著变化。灾后相继兴建瑞安石冈、平阳沙塘等陡门及海堤。庆元元年（1195年），由于温州市舶务收入显著减少，朝廷撤销温州市舶务，禁止外国船只进出温州港。随着平原可利用土地在南宋中期趋于“开发完成”，人地矛盾开始凸显：地价、粮价与日用物价攀升，农业部门的雇佣关系更常见，业主通过雇工维持耕作与园艺、畜禽等副业生产。与此同时，温州城的手工业与消费需求、市镇发展与货币交换扩张，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粮食与经济作物通过海运等方式与周边区域形成更紧密的供给联系。 

 科举兴盛 
福建移民的持续到来也带来了福建兴盛的科举文化，平阳进士大多是福建人后裔。温州繁荣的海上贸易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准也为本地学子就学提供了经济基础。本地书院文化的繁盛带来了庞大的学子以及考生群体。由于建炎南渡后设立流寓试，允许考生不在原籍地考试，确保了科举跨区域的公平。而温州离临安较近，交通条件相对改善。南宋时期，温州各县进士数量维持高位，并且呈现家族化趋势，父子、兄弟同登进士屡见，如咸淳元年（1265年）一科温州籍进士 42 人中赵姓 33 人。不同登第学子之间，也开始逐渐联姻关系增进联系，并且以师承关系形成紧密关联，同时也推动永嘉学派向外拓展。
宋元之变
咸淳元年（1265年），新帝登基，升其曾经领地温州为瑞安府。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逼近临安府，担任丞相的温州人陈宜中请谢太皇太后带年幼的宋恭帝南逃未果，于是请谢太皇太后分别封赵昰、赵昺为益王、广王，陈宜中及二王随即逃至温州，许多温州人追随陈宜中；文天祥从镇江脱逃后，亦由海路前往温州，后再度南逃，至宋朝灭亡。

 元朝 

 民众抵抗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平定南宋，瑞安府降附，次年改为温州路总管府，统领永嘉、瑞安、平阳、乐清四县，城内另设录事司，隶属于浙东道宣慰司。温州城归降，故而免于屠戮，但所属各县中，民众自发反抗激烈，起事者有永嘉县陈虞、乐清县鲍叔廉、瑞安县陈寿孙等，元军所到各处皆尸骸遍野。次年，反元义军从处州围攻温州，哈剌䚟从海路分调军队增援，义军遁逃，劫掠乡野。负责守卫温州的刘万奴为掩盖弃城之过，请求元军屠城，哈剌䚟犹豫后放弃屠城，转而张贴安民榜，随后又追击叛军，平定瑞安及平阳。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浙东道宣慰司迁设温州，分兵驻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阳县林雄等举兵造反，攻入平阳县城，最终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被元军平定。

 商贸兴盛 
元朝时期，温州继续作为重要的海港，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主要港口，也是元征爪哇之役中的主要造船基地。迟至至大二年（1309年）起，元朝逼迫温州船户参与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大都，四年（1311年）设置温台海运千户所，在温州路置司，至至顺元年（1330年），温州所属船只占到全国海运船只的四分之一。当时温州的船只一般都会沿海北上至江苏刘家港集中装粮，后改为在庆元（今宁波）装粮以免搁浅倾覆的风险。温州也是海盐产地，所产盐多通过瓯江逆流而上销往内陆地区，为官府所抽成核验，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当地的私盐私贩现象屡见不鲜。元代亦在本地设市舶司，加强与东南亚地区贸易往来。

 再度割据 
至正十四年春（1354年），海寇方国珍接受明朝招安，其侄方明善等人占据温州郡城，后又向元朝投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因平阳守臣周嗣德不肯归服，方明善派兵攻打并将其擒获，占据平阳县城。一个月后，方明善被周嗣德的旧部童环驱逐，方明善又派其弟方文举再次前往攻打，童环于是向明朝的处州参军胡深求援，孙安领兵东下，方文举败逃，遂占领平阳县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胡深又从括州领兵兵临温州城下，未能攻克而退兵。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亮祖率领大军数路并进，抵达温州城西太平岭，俘获方明善等，晋升瑞安知州杨时敏代理温州政务。

 明朝 
洪武元年（1368年），改温州路为温州府。洪武元年（1368年），政府令温州等江浙沿海军卫建造大船百余艘用于粮运并服务北征。明代温州近海长期有海盗出没，至中后期倭寇活动更为突出。史料描述倭寇船只可借东北风从萨摩、长崎五岛一线航至浙中沿海，常以宁波象山外海的韭山列岛为据点，再沿海南下侵扰温州。为了抵御倭寇，明廷在温州逐步建立起严密的卫所体系。

 军政演变 

设立卫所
洪武年间，倭寇侵扰温州多地，汤和奉命整顿温州海防，修葺温州府城，建造金乡卫城。洪武二年（1369年），将瑞安州、平阳州改回为县，加上永嘉、乐清，共辖四县，设温州卫，下辖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温州制造的苍山铁船首尾皆阔、帆橹并用，分三层结构，下层填土石、中层寝处、上层作战，被记述为冲敌便利，戚继光认为倭船入里海后宜以温州苍山船追逐，顾炎武亦称其“取胜擒贼”多赖其力。本地制造的鸟嘴船船首如鸟嘴、篷橹兼用、进退灵活，壳哨船体小材简，多作为沿海机动用船参与抗倭行动。
明初卫所的设立也引发了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如正统二年（1437年），平阳知县章惠曾上奏，指控卫所军士利用军事特权进行违法犯罪，称沿海富豪与官军“依法为奸”、“虐害善良”、“排陷官长”。成化、弘治时期，曾任永嘉知县、后任温州知府的文林提出，将离城离营、与民杂居的军户与民户共同编排入甲，把“互保互察—指实告发—府县惩治”作为约束军余的基本链条。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整顿全国卫所屯田，要求清军管屯官查明营房、屯地、住种、空闲并造册。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军屯管理权移交屯地所在府县官员。嘉靖八年（1529年），磐石卫军士曾因温州知府克扣军饷哗变。

浙闽民变
正统十三年（1448年），福建沙县邓茂七起义，闽东沿海百姓纷纷响应，浙江处州叶宗留率军声援，两处起义随即蔓延至温州府境内。正统十四年三月，福建叛军进入温州府平阳县，围攻蒲门千户所，杀害温州卫指挥刘安，瑞安县则因为邓茂七、叶宗留煽动出现围寺、劫掠等事件。处州叛军则劫掠平阳、瑞安山区乡镇，杀害巡海都指挥等官王瑛等官员。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罗阳民变复起，钦差总戎李信、侍御陈璚、布政使孙原贞、按察使轩輗、都指挥张永等率兵征讨，并通过分兵设援、入境诱谕与围捕等方式处置，余党转入寿宁县官台山；同年八月，叛军再度劫掠罗阳并与官军在交洋交战，官军指挥顾铭、平阳所正千户洪珍等战死；十月，山寇再次围攻平阳县城，温州卫指挥王宇屯兵抵抗。景泰三年（1452年），因应邓茂七、叶宗留等矿寇之乱善后，分割瑞安县、平阳县的西南边界地区，设置泰顺县。

海盗兴起
浙闽民变之后，沿海风气大变，强宗大族无视官府禁令，兴建楼船进行海上贸易，官府大多坐视不管或被贿赂收买。嘉靖年间，温州频繁出现海溢、飓风，加之倭寇袭扰，户数减少三分之一有余。灾后，官府往往组织灾民参与修筑陂塘、堤岸与水利工程，用以修复被毁海塘、恢复田地生产，并配合发放种子以助复业。嘉靖十三年（1534年），修筑沙城海堤，耗时三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浙江发生饥荒，温州为重灾区。万历二年（1574年），温州水灾，沿江居民多溺毙；万历七年（1579年），修筑瑞安海塘。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温州永嘉场人项乔以自身经历说明温州海患严重，官员百姓皆受掳掠，请求朱纨开放海禁，并整饬闽浙海防。朱纨部分接受了项乔的建议，着手整饬海防，并加强海禁。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坐镇温州，调遣福建福清惯战兵船与浙江温处乡兵由卢镗带领袭击双屿港获胜，但走私船依旧滞留周旋在温州外海，并劫掠来往船只。朱纨随即再三下令温州、金乡、盘石、蒲壮、平阳等卫所与出海通判、沿海县巡捕、巡检司等通报贼船下落，盘石卫宁村所、大门洋、金乡卫蒲壮所、镇下门、凤凰洋陆续发生战斗。随后朱纨亲统兵船设伏，夜航进取海盗盘踞的南麂获胜，并声称台温海岛巢穴俱已荡平，因而收兵。朱纨在任内查禁海上走私，与地方官绅及依赖走私贸易的世家大姓发生冲突，后者通过其在朝廷中的关系发起弹劾，指其“擅杀”，朱纨据此被治罪，于嘉靖三十年（1551 年）自尽。此后数十年，海患依旧猖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成为东南沿海的海贼首领，向政府提出开放贸易的要求，未获批准，随后转而在浙东沿海实施劫掠，温州备受其扰。海盗进犯温州主要两条路线：一条在乐清沿海黄华、岐头、霓屿等地登陆后，北上转掠台州、黄岩、仙居、宁海一线；另一条以南麂山、凤凰山一带为海上停泊点，乘潮进入飞云江口，侵扰平阳、瑞安，并由瑞安分兵走陆路越桐岭入上乡，或走水路由瑞安港扰及永嘉长沙一带。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诱捕王直，其手下死士为表报复，先后围攻温州府城，屯据大南门外，并攻击乐清县城、瑞安县城、平阳县城，并长期围困瑞安、乐清两县的盘石、宁村等要地，同时劫掠乐清、瑞安、永嘉、平阳各境乡村。为防御倭寇、保护盐场，温州乡间修筑永兴堡、永昌堡等民堡以自保：巡盐御史凌儒在永嘉二都海口的盐场要地修筑永兴堡；王叔果、王叔杲出资在永嘉二都英桥里修建永昌堡，并上奏将中界山巡检司和盐课司迁入堡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戚继光自舟山南下，在乐清盘石、珀头大败倭寇；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戚继光会合各路明军在浙东清剿，并于台州取胜，继而在乌牛、瑁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使温州局势基本平定。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温州海盗残部逃往福建，戚继光入闽追击。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浙江巡抚赵炳然会同晏继芳、胡震等率三关兵船在闽浙海上合剿倭船七十余只，斩首数百，并救出被掳子女百余。此后温州海患好转，但海盗仍时有出没，活动点多在平阳南麂山附近。明廷因此反复要求加强南麂防卫，并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将温处参将升为南麂副总兵。由于近海防御加强，此后虽海上交战不断，海盗基本未能登陆温州沿海，但也有例外。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海盗到达温州麦园头，毁坏明军船只，随后转至虾饭湾登陆，并杀害守军。崇祯五年（1632年），海盗刘香进犯温州沿海瑞安、乐清等地，并进泊于温州城外。

 商贸发展 
贸易
明朝实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被禁止，只有朝贡船只可附带货物互市。明代始终未在温州设立市舶司，因此温州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仍然是常有外国船只因事故漂流至温州的记录。洪武八年（1375年），乘载贡品与使者的暹罗贡船因遭遇海上大风，漂流至温州，在此转赴南京。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一艘暹罗贡船开进温州，与本地商贩违例进行贸易，明太祖却认为温州是暹罗进贡的必经之地，认为涉事商贩并未私自通番，因此并未追咎。宣德七年（1432年），琉球贡船因为遭遇大风，违例停靠瑞安，后得朝廷批准在瑞安常设公馆和库房。弘治八年（1495年），又有外番贡船罹难平阳县炎亭，由当地政府转运至京城。
外贸收缩的同时，温州对内贸易活跃，南北货物在温州交汇，城内外市镇与墟场交易兴盛：府城分为四隅，街坊数量增加，城内设康乐坊挟海楼、东北隅八仙楼两座官营酒楼，迎春时府衙组织抬阁、金鼓、香亭、彩门等队伍自郭外迎入府治，观者填衢塞道；城外形成城南、广化、集云、望京等厢，西郭、西山、永嘉场、瞿溪、荆溪、南郭等市集，市镇贸易与墟场贸易繁荣。温州城内另有徽州会馆，沟通由金华陆路来温的徽商网络；温州台州一带的海上贸易也很发达，见诸姜准《岐海琐谈》、张邦奇《张文定甬川集》等文献中。温州出产的漆器与湖州丝绸、嘉兴绢纺、绍兴茶叶、绍兴酒、宁波海鲜、处州瓷器齐名，克丝原料亦十分有名。温州蜜柑亦于明朝初年传至日本。

盐业
明代温州盐业成为两浙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户部统辖全国盐政，两浙设都转运盐使司，下辖温台分司，直接管理温州五大盐场。盐课以实盐和折银并行征收，解运时间与数量均有明确期限。由于盐利丰厚，私盐活动长期存在，官府通过巡盐官、盐捕与巡检司联合缉查。不同县份因私盐程度不同，赏罚标准有所差异，亦出现官捕勾连、虚报获盐的情形，对正常支盐造成干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两浙运司以“军民不得乘船出海、所司一概禁之”为由，请求允许商人赴温州各盐场支盐时可用船，最终获准盐务用船不受禁令。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富灶兼并荡地，小灶负担加重，至明中后期，天灾频仍，私盐盛行导致正盐积压，灶户负担过重而大批逃亡，官营体系难以为继。

 文化变迁 
科举成绩下降
明代初期，温州虽然尚有宋朝以来崇尚教育的风气，但已处于衰落中。从恢复科举与学校体系到正统元年（1436年）为止，温州籍进士累计61人，在当时全国与浙江省内均处在中上水平，然而明中期以后，由于地方常受倭寇、矿贼袭扰，社会秩序长期不稳，人口外逃，书院、乡学、社学维持困难，且受“科举必由学校”的制度限制，本地乡试成绩下滑，长期一蹶不振，举人相较浙江省内其他地方亦长期偏低，进士也于正统、天顺、嘉靖、崇祯年间出现多次连科无人中第的低潮。

民间信仰繁盛
卫所文化融入
明朝卫所实行“以屯养军”的政策，温州卫拥有屯田3.4万余亩，金乡卫拥有近万亩。本地居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常基于村落和宗族，而卫所则采取军事化管理。卫所屯田与民田交错分布，但在管理上与民政系统并行不悖，导致卫所军户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形成了卫所内外不同的文化。来自北方的军户将原籍方言与当地语言融合，形成了金乡话等方言岛。卫所内部不仅保留了城隍、关帝等国家祭典，还引入并转化了杨府爷等本土俗神，并被赋予了“阴兵助战抗倭”的军事化色彩。随着明后期卫所制度的废弛，这些亚文化现象逐步与周边社会碰撞互动，最终融入了温州的地域文化。

 清朝 
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温州官员弃城而逃，清兵顺利入城。

 海禁迁界 
顺治五年（1648年），永嘉县何兆龙率兵起义，攻占瑞安、泰顺及金乡，进逼温州府城，历时三年，兵败被捕。顺治十一年（1655年），郑成功进逼平阳，次年清廷颁布海禁，禁止民众私自出海。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从平阳登陆攻瑞安城、从海上进攻温州城，又攻取乐清城，以磐石为基地备战，清廷设立浙江总督驻温。thumb|清康熙《浙江通志》中的〈温州海防图〉标注温州府县及明朝卫所的所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为断绝沿海人民与郑成功联系，下迁界令，乐清移治大荆，永嘉弃茅竹岭以东地，瑞安离海5里为界，平阳内迁10界，鱼盐之利尽失，海外贸易中断。永嘉、乐清、瑞安迁徙居民在飞云江两岸开垦盐坦九十六灶，以维持生计与供盐。康熙初年，先后在界内白沙、芳林及大小芙蓉、五都茅竹岭等地开坦以继续产盐。康熙九年（1670年），设温处道，辖温州、处州两府，属浙江省。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生三藩之乱，耿精忠部入平阳城，温州总兵祖宏勋起兵响应，翌年兵败投降。

 开关驰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因收复台湾，废除海禁以及迁界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浙海关，辖温州、瑞安、平阳等分口。雍正六年（1728年），平阳籍闽人华文旦、姚云等60余人，奏请到迁界令后尚未展复的玉环岛居住垦荒，受到朝廷批准。同年，在温州府下设置玉环厅，洞头列岛属之。在经济恢复的背景下，温州造船业由明代衰落转入复苏。温州所属各县兴修水利以稳农业产出，大量物资开始通过海路外运。海上捕捞业亦趋活跃，虾虮等海产形成可观贩运。货源与航运需求的增加，为商船、渔船及相关船型的修造提供了持续订单。康熙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694—1695）间，官府设立温州船厂，作为浙江省内继宁波、乍浦之后的第三个大型官营造船基地，每年定额打造战船九十艘，用于温州、黄岩等镇标海防配备。除定额战船外，地方亦修造大量民用船只，包括出洋贸易船、沿海贸易船、采捕渔船等。 

康熙以后温州港对外航行活动频繁，对日贸易的船只大多为温州或宁波建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浙海关，中断海外贸易，此后南洋货物及鸦片走私渐兴。本埠由于海外贸易交易量小，未受一口通商政策影响；至太平天国运动前，不少外国船只曾经于此下锚，并有贸易往来的记录。嘉庆、道光之际，鸦片从宁波、杭州一带传入温州，鸦片吸食人群持续扩大。由于利润高于传统农作物，温州本地亦出现罂粟种植，部分茶农弃茶改种，所出产之鸦片不仅流向丽水松阳等内陆山区，还大量销往福建等地。鸦片馆和烟膏消费虽以城市为主，但逐步向乡村扩展，城乡社会秩序逐步恶化。直至清末禁烟政策逐步推行，相关活动才受到明显限制。

乾隆二年（1737年），平阳发生水灾，田地尽被淹没，翌年温州全境发生饥荒。灾荒加上人口压力，逼迫不少难民下海为盗。18世纪70年代，越南发生西山农民战争，西山政权因兵力不足，招募大量中国海盗，并以其丰富战斗经验，整合了浙江本地的海盗，浙江水师难以取胜。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应台湾林爽文起义，朝廷抽调浙江水陆兵丁入台，造成闽浙海防空虚。此后又因为稽查天地会，致使沿海骚动。嘉庆二年（1797年），以福建同安人蔡牵为首的武装走私集团，将南洋土产运至温州贩售，并多次在温州近海与清军水师交战。嘉庆四年（1799年），浙江学政阮元奉旨出任浙江巡抚，负责剿灭浙江海盗。阮元吸取浙江文武官员及地方名流意见，在沿海地区实施严格的保甲制度，整编渔甲，发展地方团练，阻断沿海官兵与海盗团伙的物资人员交流，削弱海盗实力。嘉庆十四年（1807年），蔡牵在台州洋面战败座船被击沉身亡，其余部随后投降。

 战乱波及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翌年英军侵扰乐清，为民众所反击。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温州未在其中，但英国以宁波、福州等口岸的贸易与航运形势为由，多次提出修约并要求增开港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船只擅自进入温州港测绘。

咸丰五年（1855年），乐清县民瞿振汉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攻占乐清县城。瞿振汉因部属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而死亡，清军赶到后地方官宣布归功于自己与官军，引发地方士绅与居民不满，接手善后的官员庆廉在乐清折衷处理，将事件解释为在杨府君“显灵”感召下，由地方民众合力完成。经过多次呈报，清廷正式册封杨府君为“福佑真君”，并将其纳入官方祀典。thumb|金钱会起义军攻城指挥部旧址咸丰十一年（1861年），平阳钱仓发生金钱会起义，起义军攻占温州府城等地，但最终因为内部变节而失败。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将领白承恩率部进攻瑞安，兵败而死。同治十一年（1872年），先后有广济、普济、海晏等轮航行温州、上海间；同年瑞安许启畴、陈虬等创办心兰书社，为温州最早的图书馆。同一时期，天主教传入温州，并且因为本地人认为其与太平天国、金钱会等秘密结社有关，在平阳等地经本地士绅鼓动，引发一系列民教冲突。

 温州开埠 
光绪二年（1876年）9月13日，为处置马嘉理事件，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辟温州通商口岸。翌年（1877年）设置温海关，随后改名为瓯海关，英国亦得以在温州设立领事馆。开埠当月，英国渣甸洋行轮船自上海驶入温州。开埠初期，府城街道干净整洁，周边风景宜人，百姓对西方人态度友好，为中西报刊称道。然而开埠初期温州港对外贸易扩张并不顺畅，其原因包括：港内河道曲折、狭浅泥滩多，载运量较大的帆船或汽船不易进港；地理上夹在福州、宁波与上海之间，既有商埠形成辐射网络；同时温州厘金较重、管理混乱，商船宁愿先到上海、宁波等地再转运入温州，减少直航温州港的动机。 因此，本埠贸易到1878年已陷于停滞。thumb|温州湾至舟山群岛海图（1891）

温州开埠后，对外交通条件开始改变，海上轮船航线逐步开辟；1906年瑞安购置小拖轮行驶于温瑞塘河，内河轮船运输出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平阳县有十余人被招至澳门，后又被拐骗至古巴哈瓦那当苦力。1877年开埠后，口岸与航线扩展使出洋更便利，出国人群逐步增多。光绪四年（1878年），轮船招商局设立温州分局，4月招商局轮船自沪首航抵温。其后温州港陆续开通与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沿海港口航线，并延伸至日本、新加坡、苏门答腊及香港等方向。光绪八年（1882年），瓯海关邮政处开设邮传业务。1884年朔门码头建成第一座浮码头。1885年开辟温州-香港-新加坡的国际航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设立温州邮政局，是为浙江邮政机构之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温州设立分号。

由于交通的改善，温州、处州等地的茶叶、柑橘，平阳的明矾，以及处州的原木、木炭等，更稳定地流向国内外市场。茶叶在温州出口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1892年温州茶叶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比重曾达到约60%，主要由平阳经由内河到永嘉、鳌江进行集散外销。瓯柑成为瓯海关贸易中仅次于茶叶的重要出口物产，由定期轮船可将货物运往宁波、上海等地再分销全国。与此同时，各国洋行在温州开业，西方商品流入温州，本地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经济面临冲击。
开埠后，本地居民，尤其是科举应试的地方学子，如陈虬、孙衣言、孙诒让等，纷纷改用轮船前往外地，增广见闻，同时也促进了西学在温州的传播。1881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来温传教，为教友兼职西医，其所属教会在温州先后兴办医院、护士职业学校、助产职业学校，开创本地西医事业。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及学堂，该学堂是中国第一座中医专业学堂。光绪十四年（1888年），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在瑞安设立玉海藏书楼。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孙诒让、黄绍箕等创办瑞安学计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孙诒让等在温州设立蚕学馆，后改名蚕桑学堂，是为中国最早三所的蚕桑学堂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诒让倡办温州师范学堂。
清光绪十年（1884年），因前年爆发中法战争，温州坊间传闻天主教徒将在洋人领导下闹事，温州民众在泽雅人柴岩荣带领下，焚烧城西、周宅祠巷等处教堂，并捣毁英税务司住所，此即甲申教案。此后，温州还爆发过一系列的民教冲突，如由教徒到宗祠宣讲《圣经》引发的枫林教案。光绪二十年（1894年），英国在离市区一水之隔的江心屿修筑领事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神拳会在瑞安、平阳起事，为清军弹压。随着煤油输入中国，本地居民开始普遍使用煤油，至迟到19世纪末，“拖洋油箱”，即贫民沿街拖洋油箱、发出巨响之举措，已经成为本地居民抗议米价高昂、要求商人罢市的标志性举措。

 民国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11月29日，温州组成军政分府，徐定超任临时都督，标志着温州进入民国时代。1912年，温州废除原有的道府制度。根据同年公布的浙江省官俸等级草案，浙江共有18个一等县，而温州领有永嘉、瑞安、乐清、平阳四县，剩余泰顺、玉环两县则为三等县。

 民初气象 
1912年8月至9月，温州、处州因大雨引发水灾，青田县城被洪水完全淹没，瑞安、永嘉受灾严重，大量人员流离失所。时值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民间自发在上海组建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并派员进入灾区调查，采购物资分予灾民，并持续对外发布赈灾消息，持续至翌年春耕。thumb|平阳馬星野故居以“新闻学教育第一人”为题陈列其生平照片1912年初，温州人陈黻宸在家乡组建了民国新政社，不久与外地的共和建设会、国民公会合并为一全国性政党。1914年6月，北洋政府依据原温处道辖区设置瓯海道，道尹公署设于永嘉县，归属浙江省管辖。围绕议员选举与地方政治动员，地方士绅与新式政治人物通过加入或组织不同政党与政治社团来争取外部支持：瑞安项骧加入民社，乐清张云雷、平阳黄群曾加入国民公会，平阳刘绍宽等组织共和党支部；1917年黄群在温州发起丁已俱乐部，后改组为浙江求是社瓯括分社。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温籍学生周予同参与火烧赵家楼。他将北京发生学生运动的消息带回其母校瑞安中学，本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游行示威，成立反日救国会，组织工商业者及市民抵制日货，并用舆论攻击购买日货者。
1924年12月，温籍中国共产党党员谢文锦接受党中央指挥，返乡组建中共溫州獨立支部。1925年，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指派在温州活动的国民党员王超凡组建永嘉县党部。中共中央指示温独支与国民党开展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在本地的宣传工作基本为中共党员把持。两党在本地发展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先后组建国民会议温州女界促成会、温州学生救国联合会、温州总工会、永嘉县农民协会等组织。

工商变迁
温州港口辐射区以山林经济为主、粮食种植区面积有限，本地手工业传统较强，主要对外输出纸伞、土纸、木炭、明矾等土特产品。随着轮船往来的加强，温州与上海等通商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缩短，现代通讯更普及。本地手工业动力层面从人力、畜力、水动力向电力与机动力扩展：柴油发电机的引入带动机器锯板业出现，温州港木板贸易增多。传统手工业也开始引入机器，织席业出现较大规模的机械化制席厂，机器棉织业从无到有。包括百好乳品厂、清明化工厂、光明火柴公司等在内的新式企业兴起。1920年前后，温州出现数家新式银行，钱庄业继续发展并与银行业并行；金融扩张伴随风险事件，1921年平阳吴天顺钱庄倒闭案在当地引发风潮。
1919年冬，青田县招募一战华工2000余人赴欧洲，其中多数战后未归国，成为最早一轮的大规模温州人海外移民。1919到1921年间，青田人赴日制作女用纸伞或售卖石货、冻石器皿；1920年冬至1922年春，温州、处州两地赴日卖伞与石货者估计3500人以上。1922年春统计显示，新到日本的温州、处州劳工突然增至5000余人。随着日本在1920年前后出现经济危机，1923年1月起日本政府驱逐来日从商、务工的外国人；同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造成温、处两地华工、商贩约4000人受灾，并出现严重伤亡与回国潮，受灾侨民回国总数记为3351人。此后温州港对外贸易在1925到1927年间出现显著下滑，外侨与海关人员相继离埠，海外外出活动随之减少。 

 战前发展 
1926年11月前后，国民革命军北伐推进至江西及福建，孙传芳系部队及福建督军周荫人部约1.3万人溃退经宁德、福安、霞浦、福鼎入苍南桥墩、灵溪，过平阳北上乐清，沿途强征民工、侵入民房、抢掠财物并发生多起侵害事件，当地称之为“丙寅兵事”。1927年1月15日，北伐军第十七军宣传队入温，1月下旬至2月中旬温州城内外多次举行欢迎与庆祝活动，北伐军部队到达并短暂停留后继续北上。至1927年4月以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国共合作破裂与清党行动扩展到地方，王超凡以浙江省党部清党委员身份、魏介夫以温州清党特派员身份回温组织永嘉县党部清党委员会，瑞安、乐清、平阳等地亦相继成立清党委员会，并配合南京国民政府4月19日发布的《通缉共产党首要令》：温独支成员受到通缉，其中谢文锦、郑恻尘、蔡雄被杀害，亦有部分人员脱险转移，温独支及瑞安特支等组织骨干转入地下活动。thumb|1929年国货展览会温州中一公记花席奖状
1927年，废道，实行省县两级制；1月，國民政府北伐軍佔領溫州，溫州成為國民政府治下屬地。1932年5月，建立县政督察区。温州区初称浙江省第十县政督察区，督察专员办事处驻永嘉县。后数度更名，称第四行政督察特区、第三行政督察特区、永嘉行政督察区、第八行政督察区。县级层面权力机关扩张，法院逐步设立；公安局在1927年后成为常设机关；县级保卫团人员编制也逐步扩充，县政府人事编制出现从几十人扩展到几百人的变化。1927年至1948年间，政府对民间田产开展清丈，以配套更彻底的田赋征收制度，地方社会公产的管理权逐步转移到政府创设的公产管理委员会。

 灾荒叛乱 
1929年，温州遭遇飓风、洪水与虫灾等因素叠加，出现以乡村为单位的出国热潮：瑞安丽岙1929年先后有9人出国，青田1930年因饥荒出洋79人。1930年代中期，文成玉壶、瑞安丽岙与白门桂峰、永嘉瓯北等地出现出国热潮；同时，移民目的地逐渐从日本转向东南亚与欧洲。1933年丽水经青田至温州公路开通，1937年永瑞平公路建成，温州境内主要公路线路基本形成，水陆交通由此进入持续扩展阶段，本地商帮逐步壮大。同一时期，温州人黄群开设的通易信托公司一度吸纳大量本地资金，但1934年通易倒闭使不少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
1929年末起，浙南多地农民相继发动起义，中共中央派胡公冕赴当地组建红十三军。1930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三軍軍部在永嘉五尺的永恩堂成立。这支部队在温州、台州、丽水一带活跃，先后袭击李茅十三地、欧渠村、缙云县城、乌岩镇、观音山等国府据点。1930年6月起，国民政府在浙南投入一万余人清剿，红十三军力量持续被削弱，战斗接连受挫，转入永嘉、仙居、黄岩交界处山区，最终于1932年上半年将红十三军主力消灭在岩头，其残部则继续在当地独立战斗。
1934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中共中央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刘英、粟裕率领前往浙江、江西、福建交界处活动。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5年1月在江西怀玉山遭遇国军围堵，突围后改组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活动，形成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红军所到之处，皆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富农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同时设立苏维埃政权，组建党组织、群众组织及游击武装，人数达十万人之众。中共势力在浙闽边境与国军进行了长期游击作战，直至1937年3月才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寻求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以便一致抗日。5月，双方于平阳北港山门的畴溪小学展开谈判，但未达成一致。

 战时繁荣 
1937年8月24日，因应卢沟桥事变，浙南的国共双方代表重启谈判，最终同意当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事项。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也从国民党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最终与中共中央重新取得联络，收到其“部队接受改编，但不要下山”的指示。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浙江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一部分由粟裕带领北上皖南，一部分留守浙江，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由由刘英担任书记，后经中央批准转为正式省委。

1937年后，尤其是1941年滇缅公路中断后，温州凭借沿海口岸条件成为战时重要的货物集散点，港口的市场辐射范围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并与香港的直接贸易额一度上升，与西南内陆的贸易联系也随之加强。1938年2月，日军首次空袭温州城区并轰炸南塘机场，同时以小股兵力封锁瓯江口和沿海港口，致港口运输停滞。1938年后，上海工厂迁至温州的现象更为明显，本地工商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战时，温州主要向上海输入柴木与木炭以补充当地燃料供给，而温州出品的百好牛乳也进入大后方的重庆市场。

因应战事发展，高校纷纷内迁。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筹建省立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后更名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同年10月在丽水开学，设本部及医、工、农学院。1942年日军逼近丽水后学校南迁，6月工学院与医学院部分师生到泰顺司前、里光设分部；1943年3月并入东南联合大学后升格为国立。1944年8月丽水沦陷，9月中旬总部师生迁至泰顺，除少数专修科外基本完成整体搬迁，并于10月2日恢复上课。1942年12月，国民政府将泰顺的国立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另设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陈荩民。1942年7月，温州师范学校在校长王德樊组织下由平阳郑楼迁至泰顺莒江村，当年秋复课并招收新生100余人，全校学生600余人；办学三年共招收新生641名，徐桂芳、刘质平、李鸿梁等曾在校任教。
战争中，经商暴富的群体开始转化为新的权力阶层。与此同时，战时青年服务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青年团体通过抗战宣传与缉私等事务广泛介入地方社会，并逐步在行政体系中扮演批评者角色。中共党组织在浙南多地推动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亦在各县设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浙南党组织在其队员中秘密发展党员。1937年8月21日，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成立，骨干来自温州中学“烽火读书会”成员与“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并吸收京沪等地回乡的大中专学生。该团初有50余人，至1938年发展到8500余人，并带动多县成立类似团体。1938年1月，温台处三属青年救亡联合办事处成立。各类救亡团体以演讲、歌咏、演剧、夜校与识字班、出版刊物、募捐和抵制日货等方式开展活动，部分刊物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事迹并传播相关政策。

抗日救亡运动亦引发国民党势力的警惕：1938年9月21日，温台戒严司令部以“未经依法呈准备案”为由，取缔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团体。随着皖南事变后国共对立激化，中共在浙江的活动转入地下。10月10日，温台戒严司令部依据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密令，以“取缔非法组织”为由查封新四军驻温州九柏园头通讯处，并逮捕该处中共成员。1940年4月至10月，国军又以平阳北港为重点在浙南开展武装清乡，抓捕共产党员及相关群众400余人。1942年2月8日，政府突袭中共浙江省委在温州的秘密联络点——恒丰盐店，逮捕在场开会的省委书记刘英等人，后者于5月被蒋介石下令杀害。

 战后萧条 
抗戰后期，日軍曾經三度攻占溫州。1941年4月19日至5月3日，温州第一次沦陷：日军首先多次轰炸闹市与码头，并以军舰、汽艇侦察封锁；4月18日晚约2000余人在瑞安沙园登陆，19日从多路进攻温州，下午城陷；5月2日开始撤退，3日自飞云江登舰离去。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温州第二次沦陷：日军自丽水、青田方向推进，并由海军陆战队在瓯江口登陆直扑城区，11日晚入城；在持续打击下8月15日溃退，温州当日被收复。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26日，温州第三次沦陷：日军沿瓯江进犯，9日攻陷温州，并在乐清等地设司令部、修建机场与交通通信设施；1945年6月26日经台州、宁波撤至上海，盘踞时间约282天。

因应日军攻势，中共在乐清、瓯北、瑞安等地成立抗日游击队，并渗透或扶持亲共的乡长、保长，从政府处合法获得武器，分发给抗日武装，以游击战不断袭扰日军据点。1944年，浙南战事激烈。4月，一架盟军飞机被日军击中油箱后在泰顺司前左溪村芭蕉湾坠毁，美军飞行员奎英利跳伞落在高塔村山坡一棵约4米高的大树上。村民因语言不通一度难以施救，奎英利见到当地人起初不辨中日而持枪戒备，后由英士大学学生协助翻译才顺利救下。奎英利随后在德秀楼休养，师生与村民照料其饮食起居，三天后由当局护送离开返国。1945年2月，浙江保安司令部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合围在乐清活跃的中共游击队，得知消息的本地国军武装宣布起义投共，是为虹桥起义。thumb|美军绘制的温州市区地图（1945）

日军入侵至解放前夕，战乱叠加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使温州工商业长期低迷。温州人再度开始通过侨居海外亲属帮助再次外出。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事件，消息于1946年初传至温州，温州中学学生胡公达等人在校内发动声援。同年3月初，国民党永嘉县党部要求温州各校组织反苏游行，遭师生抵制，温州城区9所中等学校、英士大学与三希小学高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约四五千人在温州中学集会并举行反侵略游行。随后，在中共永嘉县委指导下，城区九所中学学生成立永嘉学生联合会，并相继出现小学教师联合会与中学教师联合会，中共也借由永嘉学联组织领导本地的学生运动。1946年2月，温州出现米荒与米价上涨，引发第一次“米风潮”，市民游行，工人罢工，商店罢市，当局宣布平粜以平抑米价；6月发生第二次“米风潮”，市民游行示威并捣毁十多家米厂米行，饥民包围设在永明米厂的粮仓时被军警打伤11人，6月9日全城出现罢工、罢课、罢市高潮。thumb|1949年浙南解放前夕形势图1946年6月，国共内战再起，国民政府在永嘉、乐清、黄岩、仙居边界设浙江省第八清剿区第四分区，在泰顺设衢州绥靖公署浙闽边指挥所，11月成立括苍绥靖处、文成绥靖处，并在浙南投入约1.5万人兵力，对中共势力进行清剿。由于浙东的新四军已经北上，中共浙南特委指示部队转进山区进行隐蔽，同时在城市中组织开展群众运动。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后，温州城区9所中学于1947年1月6日成立抗议美军驻华及暴行行动委员会。1947年五六月间，永嘉学联组建温州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指导委员会，4000余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并游行，控诉政府滥发纸币、迫害学生，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民主。1947年夏，随着国共内战局势逆转，解放军开始进行反攻；10月，中共浙南特委开始组建浙南游击纵队，并袭击乐清白石镇县保警据点，俘官兵80余人并缴获轻机枪、步枪、手榴弹与大量弹药。此后，中共不断袭扰国府据点，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4月间毙敌800余人。

 温州易帜 
1948年4月，浙南地委机关与浙南游击纵队成立温州前线司令部与政治部并部署进城。5月，驻守温州的国军第200师师长叶芳派出代表与浙南游击纵队在景德寺谈判起义事宜，约定由叶芳任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其部改编为浙南游击纵队第七、第八支队。5月7日凌晨，浙南游击纵队陆续接收莲花心、翠微山、松台山等温州周边制高点，以照明弹为信号，宣告温州全城易手。10日，军统陈麟书策动第八支队队长叶醒尘率部叛逃，最后仅叶醒尘、陈麟书等十余人成功出海逃离，其余队员未参与或被缴械。22日，地委与纵队进入温州市区，随后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大会。

1949年10月，解放军21军63师发动温州湾战役，佔領大门岛及洞头列岛。1950年7月6日，中华民国国军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吕渭祥率2000多官兵进攻洞头，由于实力悬殊，解放军撤离洞头。1951年6月和12月，解放军两度登陆洞头清剿国军残余后又撤退。1952年1月，解放军再度进攻洞头列岛，最终于1月15日完全解放该地。thumb|1955年大陳島撤退之军民抵达台湾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陈岛重新成立浙江省政府，翌年又重新设立平阳县政府管辖南麂列岛。1954年，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先后到南麂岛视察。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后，国军制定金刚计划撤离大陈岛，随后制定飞龙计划将岛上全部军民悉数撤离南麂岛，浙南诸岛就此易手。国军撤退后，中共方面旋即登岛，随后动员麻步、金乡等乡镇居民八百余人移民南麂。

 当代 

 中共接管初期 
1949年5月7日，中共部队進入溫州后，建立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2日，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民字第一号公告”，宣布解散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党派组织及其相关团体，并要求收容遣散散兵游勇、登记前国军军官。6月15日，市军管会开始办理国民党军政人员收容登记手续，同时开展原警察与党团人员登记；在城市治理方面，取缔金银贩子和地下钱庄，打击盗匪，整理户口与建立居民委员会，恢复交通秩序，整顿防空与消防，加强公共卫生。8月26日，成立浙江省第五专区专员公署，并将永嘉城区和城郊区、梧埏区、永强区、三溪区、藤桥区、西岸区从永嘉县划出，设立直属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温州市。11月6日，第五专区改称温州地区专员公署，后又改称温州专员公署。

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温州地区开展民主反霸运动。9月，地委组织民运工作队前往瑞安塘下、永嘉永强、平阳鳌江等地发动群众；随后，各县区与驻温部队抽调干部经培训后下乡推进。参与群众超过40万人；到1949年底，各地共组织批斗1756人，其中地主319人，国民党保长与贪污人员等约1000人。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部署镇反运动。温州地区的集中阶段主要在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工作重点包括依靠群众推进清查与打击，以及搜捕逃跑躲藏人员；在省公安厅统一部署下，温州取缔国际性秘密组织圣母军，1951年12月23日逮捕4名主要负责人，随后组织成员到指定地点登记退会，12月31日登记退会467人。1952年11月至1953年10月进入第三阶段，工作重点转为取缔会道门，在沿海与内河地区行动开展，调查摸底与搜捕漏网人员，并在山区开展清剿残存人员与“查彻底”工作；至1953年10月，全地区集中阶段基本结束。

1952年1月，撤销丽水专区，丽水、云和、龙泉、景宁、庆元五县并入温州专区。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选举方式产生人民代表，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年5月，浙江省委要求各地开展人口调查登记并推进基层选举。温州的候选人提名主要通过“党员及人民团体联合提名—选民小组讨论”和“选民小组提名—推选”两种方式推进，最终选出参加全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87名。1954年5月，撤销台州专区，温岭、黄岩、仙居三县及海门直属区并入温州专区。1954年7月3日至9日，温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57年到1958年一度恢复台州专区。1962年到1963年先后恢复台州专区和丽水专区，此后温州行政区划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接管后，军管会同期开展企业接管与财产处理，对查明确属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家的企业实施没收，涉及温州食品合作公司、中国植物油公司、温州造船厂、东南船业公司等，对民族资本家经营企业不按官僚资本处理，在官僚资本企业中如存在民族资本股份则承认其所有权，一般国民党人员经营企业与地主经营工商业不列入没收范围。其后依据政务院发布的《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等规定，在全市范围清理隐蔽在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1951年5月2日，市军管会依政务院4月30日命令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在温州的全部财产；各县人民政府也陆续接管、没收本地官僚资本并建立国营工厂。

1950年冬，温州土地改革在地委领导下分两批覆盖全地区702个乡（含市郊区）。第一批自1950年冬启动，涉及瑞安、平阳、永嘉、乐清、玉环的大部分乡及温州市郊区共443个乡，至1951年秋收前基本完成；第二批自1951年秋开始，涉及泰顺、文成等山区县，至1952年4月基本完成。土地分配方面，分得土地的农户占79%以上，人均分得土地多则2亩、少则7分，一般约1亩，并分得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等生产生活资料。1951年4月7日温州地区专署发布关于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指示，9月地委下发关于农村开展“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的指示，组织生产动员与物资捐献。1956年，二百余名温州青年到大陈岛垦荒，受到共青团中央表彰。

1953年12月28日，温州地委成立温州市国家资本主义工作委员会，统筹推进私营工商业改组；温州百好乳品厂、大明蜡纸厂、光明火柴厂获准实行公私合营，荣济染织厂改组为公私合营温州荣济染织厂，联生针织厂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公私合营温州针织厂。1954年主要对粮、油、棉布商与批发大户推进改组试点；1955年全面展开公私合营工作。1956年1月9日至13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相关工作；1月中旬，温州轮船公司、机械业、棉布业先后获准公私合营，蔬菜业筹备合作社通过申请。1956年1月19日举行公私合营与合作化批准大会，代表约1600人；1月22日举行庆祝游行，参与者约7万人。到1956年3月底，温州专区389家私营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到4月底，全专区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批准改造29,997户，占总户数72.36%。

 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5月，温州永嘉县委在三溪区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包产到户”试验，实行“定额到丘、责任到户”，并提出“队向社包工包产、户向队负责专管田上分摊的所包产量”等责任分解方式。9月，永嘉县召开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县委要求区委、乡支部继续强化生产责任制。随后“包产到户”从试点扩展到全县范围，全县200个高级社推行相关做法。永嘉做法也带动温州地区其他农村跟进，到1957年，温州全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达到1000多个，涉及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5%。1957年8月，由于左倾政治风潮的影响，永嘉县委根据上级指令将“包产到户”定性为应予纠正的做法，并随之追究试验组织者责任：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撤职查办，相关干部与农民受到组织处分并出现刑事处理。此后，温州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试验在制度层面被中止。

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与中央政府选派的南下干部形成权力之争，由于前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故而不得不采取保护本地人利益的政策，以换取基层支持，因此对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等中央政策在本地的执行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是故包产到户虽然明面上遭到禁止，实地里依旧是当地农村的普遍做法。1957年，国务院批准温州成为浙江省唯一一座对外开放的港口，并列全国18个对外开放沿海港口之一，然而温州港却长期不接待外轮。1958年以后，温州工农业受到持续左倾政治风潮的持续冲击。1958年全国消灭宗教会议后，温州成为试点地区，温州的乡镇教会被关闭，宗教信仰活动转入家庭或地下。1962年，温州又把民办工厂作为调整重点，解散企业、辞退职工，民办企业数量减少约三分之二。作为对台作战的前线，温州长期无法得到政府投资：自1949年到1981年，中央政府对温州的总投资额度仅为6.55亿元，国营工业规模不大，且对外交通长期不便。
文革爆发后，温州专员公署受到冲击，无法正常运转；1967年3月31日，温州军分区和温州海军水警区组成温州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8月11日，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成立解放军驻温州支左联合指挥部，12月28日又撤销联合指挥部，复设温州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12月3日，设立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和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文革期间，城市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社会秩序紊乱，派系对立与武斗频发。农村对从事商业与手工业的行为加强限制，集市贸易也被压缩。1973到1976年，温州国营与集体企业中70%以上长期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代下降60%以上，60%以上企业经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机关工作人员工资亦出现向外地借支的情况。1975到1976年，猪肉、禽蛋、蔬菜等副食品国家供应量偏少，城镇更多依赖自由市场，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长期停滞，1978年全市农民从集体分得的人均纯收入为56元，并流传“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借贷吃饭”等民谣来描述当时的贫困景象。此外，近三千温州知识青年响应上山下乡，前往新疆和北大荒。

文革期间，本地干部默许了本地商贸集市的出现和发展，并借由南下干部所不具备的群众基础进行自我保护。故而温州城乡家庭经营与民间交易能以隐蔽方式延续：平阳县宜山地区在1957到1970年间的土统土织多次遭遇停机封机，但仅供销社经销部分，7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最低年份也达351万元；全市无证商贩数量1970年为5200人、1974年为6400人、1976年增至11115人；同时存在“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与生产资料“黑市”。197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民间市场交易额占比约90%，交易内容不仅包括农副产品和日用品，也包括生产资料；1974—1976年三年间，仅阀门加工一项，从市场购买钢材达2万多吨、煤炭1万余吨；瑞安出现雇工40余人赴江西承包工程的个案，平阳南宋公社亦出现四人合伙雇工五六百人、在湖北等地承包工程、工程价值达1000多万元的个案；民间资金市场与票证交易市场也形成一定规模。

 改革开放后 

温州模式兴起
文革结束后，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较少经历文革冲击，得以较快复出。1978年9月16日，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行政公署；当年年底，中共温州地委为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1981年4月20日，恢复温州市为省辖市；9月22日，温州市和温州地区合并，成立温州市人民政府，实行市管县体制。6月，由平阳县江南地区析设苍南县，以灵溪镇为县府；12月，温州市郊区改设为瓯海县。1983年，将温州市东城、南城、西城设立为城区，翌年改称鹿城区。1984年12月，由温州近郊区及瓯海县部分乡镇析设龙湾区。
文革后复出的本地官员，借由对本地私营经济的支持换取政治基础；70年代温州出现的万元户也依托改革政策，发展成为民营企业。1979年1月8日，温州开放梧田、状元、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余粮和食油。2月1日，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明确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据此调整地方工作安排。1980年4月，温州对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进行试点。5月，蒲鞋市住宅进行出售，首创商品房制度。10月，金乡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成为全国首创。12月，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取到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同批共发放1844份执照。1982年，苍南毛纺厂成立，成为温州首家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温州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成立，成为温州首家独立经营的技术交易公司。1983年，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成为全市范围内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之一。

温州的改革举措，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尤其是姓社姓资的质疑，但却得到了中共地方和中央高层的支持。1983年11月29日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出台当年一号文件，鼓励农村资金进行股份制合作，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称赞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认为宜山经验符合中央文件精神，鼓励干部参观考察。乐清柳市八名个体户曾于1982年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或外逃，其经营与建楼房、购摩托、装电话等生活改善被视为“富得冒尖”的典型，引发全国关注，是为“八大王事件”；1984年，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并明确将其界定为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的能人。当年4月，龙港镇成立并以农民集资方式推进城镇建设，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5月，溫州被闢為14个沿海開放城市之一；7月，温州市展开国企厂长负责制试点。同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温州大学，随后发行“温州大学基本建设三元券”，政府出资、社会集资与华侨捐资共同成为学校建设资金来源。同月，中共浙江省委亦召开扩大会议，肯定温州改革举措。

1985年5月，《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配发社评〈温州的启示〉，首度提出“温州模式”一词，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由此走红。1986年被称为温州年，温州发展商品经济模式的特殊模式，引来超过60万人参考考察，其中包括万里、胡乔木、宋平、刘华清、廖汉生等国内外各界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考察温州后在《瞭望》 周刊 刊发〈温州行〉一文，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在《红旗》杂志上刊发〈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一文，均对温州模式表示支持；温州市委亦召开座谈会，承诺给予企业家充分保障。1987年，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并首创利率改革，又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立法规范。同一时期，大量温州供销员纷纷前往全国各地进行产品销售，一时达到十万人之众。從1978到1985年，溫州市工農業生產總值成長率接近200%，人均收入大幅增加，本地農民的收入甚至比一般大學教授的工資還高。

1985年底，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离任，董朝才接任，引发改革中断的质疑；董朝才随即开始要求银行投资国有企业，但效果不彰，转而重新起用袁芳烈旧部，并且在任期内始终支持和保护本地的民营企业。1987年9月5日，中共瑞安市振中工程机械厂党支部成立，成为中国首个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10月，新华社向中南海递交内参，指出温州不少私营企业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到百万资产后，会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因此私营企业主不敢露富、借故压缩生产规模、不再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份内参促使国务院于翌年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正式承认私营企业公开合法地位。1988年8月25日，苍南县舥艚镇农民包郑照因家宅被强拆，起诉县人民政府并败诉，成为全国首例“民告官”案件，推动翌年全国人大制订通过《行政诉讼法》。由于来温考察人数太多，国务院办公厅在1988年发布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挫折与停滞
1980年代后期，温州市场的无序，尤其是企业制造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的行径，引发中央部委介入的全国性整治，温州产的劣质皮鞋、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瓯北的劣质阀门等皆在整治行列。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广场集中焚烧5000多双在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来的温州鞋。此后，温州制造的负面舆情扩散至其他行业，柳市低压电器、苍南假商标、永嘉假广告与残次手表等问题相继被曝光。thumb|温州洪殿街道道教寺庙新洪殿的一层被改造为奥康皮鞋的商铺1987年8月18日，温州市出台《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界定挂户经营为家庭工业户与购销员因不具备法人资格与银行开户条件而挂靠国营或集体企业户头开展经营的方式，并规定挂靠企业需提供渠道、采购、信息、技术咨询与经营指导或监督，要求其履行经济合同。多家制鞋企业倒闭或转为贴牌生产，改用“上海牌”“广东牌”等外地标识进行销售，以回避产地标签带来的交易阻力；部分企业则做出质量保证，精进改善生产，最终形成奥康、康奈等新品牌。1990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就乐清柳市无证与伪劣产品问题发布专项通知，国家部委与省市县多级力量组织工作组、督查队进入柳市开展集中治理。多部门联合设卡布控并开展执法处置，柳市街面交易显著降温，经济活动短期下滑，出现大规模停业与吊销执照情况：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关闭，1544户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被吊销。整治过程中，提出“无证企业取缔、产品达标可申领许可”的安排，本地企业逐步整合出正泰、德力西等品牌。

1989年，北京的民主运动得到温州学生的响应，「溫州高校學生聯合會」、「溫州大學生臨時自治會」、「溫州青年同盟會」、「救國會」、「協調委員會」等一批民运组织相继在温州成立，温州大学、温州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游行并举办募捐活动，但本地个体、私营企业主对示威对此表现冷淡。当时主政福建宁德的习近平要求阻止温州学生进入福建串联，在浙闽交界的分水关设立检查站拦截，并要求公安对涉事学生进行清查。6月14日，溫州公安局发布《關於堅決取締非法組織的通告》，下令取缔民运组织。由于温州一直有偷渡出国的风气，部分学运领袖曾试图经由温州流亡海外。
六四前后，针对温州模式的争辩更加激烈，温州一度被视为西方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例证；因姓资姓社的争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四次派遣调查组来温州展开调查，但温州市委市政府始终不肯放弃改革。出于对政治风气的担忧，本地不少私营企业家主动停业，部分企业家，如潘挺宇，甚至逃到海外。198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州的畸形消费〉一文，批评温州年轻人崇尚攀比炫耀。6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亦有人批评自改革以来，温州物价高涨，走私偷税、贪污腐败、投机倒把不绝，民间贫富差距巨大。随后，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派武树帜等前往温州调查，后者则提交报告支持温州继续改革。不久，一位署名「吴金侯」的温州市民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指责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称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要求中央派员处置，李瑞环随即批示袁木再次开展调查。1989年10月，董朝才因反对撤销温州试验区，冲撞来温考察的浙江省领导，最终被调职。1990年，在温州大学任教的马津龙发表《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一文，被转呈给江泽民，为温州的民间企业家辩护。
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全国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物价趋稳的同时，下岗潮频发，社会消费低迷，库存积压扩大，给企业运营造成影响。同时，受六四事件影响，多国联合采取对华经贸限制措施，外贸与融资环境承压。但本地的文化娱乐与消费场景依旧活跃，乐队演出与音响产业从业者增多。零售业出现了出现以自选购物、个人经营为特征的新业态，温州华联商厦开业引发关注，其后以人本、民丰、木子等为代表的民营连锁超市快速扩张。在此期间，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较高、额度有限，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足额信贷支持，民间借贷逐步在温州的企业间兴起。 1991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温州离休医生来信，指责温州老板生活工作荒淫，引发王震、李鹏批示，国务院研究室再度派员调查，依旧继续支持温州的改革。
第二次创业
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肯定改革开放，温州市委于1993年提出“质量立市”，1994年提出“第二次创业”，以加强监管，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随着《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法》的先后出台，温州的民营企业逐步由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转型，并形成企业集团。1995年，温州商人在云南昆明成立了昆明市温州总商会，成为了全国首家异地民间商会组织。到2000年代初，温州已经形成二十余个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以及数十个“国字号”工业生产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居于浙江省各市首位，稳居全国前三。2002年，欧盟对中国打火机采取反倾销调查，温州烟具协会介入并联系欧洲进口商维权，最终使起诉方撤诉，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首次欧盟反倾销案件。2006年，电脑租赁商王毅诚向温州市工商局申请工商营业执照获批，其公司成为中国首家“一人公司”。2009年公布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将溫州與福州、泉州、廈門、汕頭被定為海西經濟區五大龍頭城市。thumb|金温公司担当K2906列车停靠温州站

八十年代的温州，尚以水路交通为首选；90年代以后，随着本地交通网络日渐完善，内河水运逐渐衰落。1990年7月，温州永强机场建成通航，成为全国首个民间集资建造的机场。翌年，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首创国内民航私人包机。1988年，温州人南怀瑾提议依照国父孙中山《建国方略》修建金温铁路，不久温州市政府到香港接洽，由南怀瑾牵头吸纳港资，于1992年成立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成为中外合资铁路企业，并于当年开工建设，1998年6月落成通车。1990年代以前，温州境内公路发展滞后，尚未有高速公路：对外交通一般以水运为主，或以330国道绕行丽水。1984年，瓯江大桥通车，梅岙渡口车渡暂停。1995年5月，设立安澜码头车渡航线，往返温州市区与瓯北。1994年，温州首座高速公路桥——温州大桥动工修建，至1998年落成。此后，甬台温、金丽温、诸永、温州绕城等高速公路陆续通车。

交通的改善亦带来交通事故的增加，交通事故成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重大交通事故见诸报道。1999年2月24日16時30分許，中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由成都飛往溫州的圖-154客機在溫州瑞安市粉碎性解體並墜毀。事故造成61人罹難。2001年9月2日12時25分許，鳳凰衛視一航拍飛機在永嘉失事，中文台副台長趙群力罹難。2011年7月23日，兩列同向往南行駛的列車途經甌江特大橋時发生追尾事故，後車四節車廂從橋上墜下，共造成40人死亡，至少192人受傷，事件经由微博等互联网平台迅速发酵，造成广泛国内外影响。

 温州人经济 
1998年以后，温州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与此同时，温州人开始在外地定居，到2001年共有160万温州人在外经商或从事服务行业。溫州人開始在全國各地形成聚落，如北京的“浙江村”，移居海外的溫州人亦在法國巴黎、義大利托斯卡納等地形成成規模社區。

温州人发现商机之后，往往拉帮结派，组团进行炒作，且偏好房地产、矿产等领域。随着温州人移民四方，温州商会亦快速扩张：到2003年，温州已形成覆盖全市的商会网络，并拥有市级行业协会101家、乡镇商会24家，全国异地温州商会77家。商会一方面承接并行使部分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另一方面也参与政治，如2003年推荐141名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提交提案、议案54件。2001年起，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抱团买房，形成了首批“温州炒房团”，随后拓展至全國各地及海外市场。thumb|鸟瞰温州天主教总堂
与此同时，温州地区基督教活动亦在改革开放后快速恢复：乡村教会首先重建，聚会点数量明显增加，信徒规模迅速扩大。到2000年代已经估计有百万之众，温州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出现一批以基督徒企业家为核心的教会领袖群体：他们一面把商业成功归因于上帝眷顾，一面依托纳税、公益与政商关系争取教会活动空间，并将福音传播、企业管理与地方治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同时获得信仰认可与国家默许的“老板基督徒”模式。

 21世纪以来 
2004年后，由于资金大量流向炒房与民间借贷，本地实体产业逐步凋零，2004年到2012年的温州市经济年均增速也因此敬居浙江省末位，仅有10.5%。与此同时，温州市的房价不断创下新高，甚至一度居于中国首位。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外需收缩、企业利润下降，温州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对资金周转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民间借贷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2009年，问卷调查显示过半数企业家不满意温州的营商环境，部分外迁企业家访谈时直指人情社会造成复杂政企关系、拖累企业效益。

民间借贷危机
2010年起，国家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投放趋紧，部分原本依赖银行贷款的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市场，推高了民间借贷需求和利率水平。2011年上半年，在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与高息负担叠加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担保公司和互保企业相继受到冲击，引发地方政府介入。2012年3月28日，浙江省温州市获中国国务院批准，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尝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民间借贷危机后，温州房价从2012年开始持续回落，跌回2007年的水平，大量民间积蓄的财富湮灭。自2011年以来，温州市政府持续谋划进行由低小散向高精尖的产业转型，但收效甚微，本地上市企业远低于省内的杭州、宁波和绍兴，且集中在纺织服装行业。随着政府逐步淘汰传统鞋服、眼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本地人口增速也逐步减缓，人口增速在浙江省内处于末尾。
强拆十字架运动
2014年起，温州人竞相攀比修建教堂的举措引发政府干预，许多教堂遭到政府强制拆除，十字架被移除；温州基督教徒中传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2013年视察温州期间，对三江教堂十字架的夜灯表达不满，认为其挑战共产党权威，因此政府寻求拆除十字架。此后，政府还要求学校不要庆祝圣诞，并与教徒和牧师不断发生对峙与冲突。2016年，地下天主教会出身的邵祝敏被梵蒂冈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单方面任命为温州教区主教，并未得到中国政府认可。官方要求邵祝敏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并多次将他带走，并限制其自由。2026年，泰順縣雅陽鎮的雅陽教堂疑因拒絕懸掛中國國旗遭遇官方强拆。
产业转型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由于春节期间温州人大批由湖北返乡，溫州地区疫情迅速恶化，温州也成为繼武漢之後中國第二個封城的城市，温州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限制外出的举措亦一度引发警民对峙。由于在外温州人众多，且本地多外地人，温州市的防疫工作一直是浙江省防疫工作的重点。随着疫情发展，温州的海外侨社与本地商会曾经先后互赠防護服、護目鏡在内的个人防护装备。

2020年代，温州的产业转型渐见成效，人口增长及经济增速逐步恢复到省内平均水平以上，并形成了数字、新能源等新的产业方向。本地亦成立浙江省首个专门的人工智能管理机构——温州市人工智能局，以促进产业发展。2025年，温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人民币，成为中国大陆第28座“万亿之城”；当年11月，温州市民营及个体工商户共156.4万户，构成巨大多数市场主体，9140家民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本地90.8%的工业附加值，并较2020年提升1.9个百分比。

 參考文獻 

 引用 

 参阅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