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是抗日战争末期重庆（当时为中华民国陪都）文化界人士就时局向国民政府发表的进言，于1945年2月22日刊登于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时列出了312人的署名。

背景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遭到撤销後，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及文艺界人士的斗争下于1940年11月1日成立的。成立时组成人员如下：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专任委员（10人）：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林、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兼任委员（10人）：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侯外庐、盧-{于}-道、马宗融、黎东方、吕振羽。

1945年1月，周恩来从延安返回重庆，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通报中共中央对抗日与争取民主的纲领性意见，反独裁、争民主的声势一时掀起，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此时，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向文工会提出建议，希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引领文化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文工会主要领导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当即拟出了六条纲领，由郭沫若执笔，定名为《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全文共1400余字，内容为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等等。文工会领导人郭沫若、阳翰笙等亲自秘密到重庆各处争取签名，几天时间内便征得312人的联合署名，署名者中有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法律、文学、教育、出版、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十多个界别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左、中、右乃至偏右的知名人士都有，既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有中国国民党党员，还有民主党派成员，一些平时不问政治的人士也参加了署名。徐志福，抗战时期发生在陪都重庆的两大惨案揭秘，文史杂志2006年第3期

1945年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有312人签名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为响应这一《进言》，3月12日 ，《新华日报》又刊登了342人联名发表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内容
以下为该《进言》的内容：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下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6-390页阳翰笙，风雨五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第310-312页龚济民，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年，第323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年，第253-255页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 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年

后续
《进言》在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等发表后，蒋介石大为震怒，痛骂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无能，并质问张“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张道藩声称是共产党指示《新华日报》盗用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传”，保证让受骗者发表“声明”作废。随后，张道藩派出一大批手下四出造访签名者，通过威逼利诱要求他们撤回签名，另发“声明”。个别签名人士因此被迫按照当局要求发表了声明，比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的中国文艺社的参加过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理事的华林，就因为惧怕打碎饭碗而发表了声明，但大部分签名人士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当局所动，张道藩进行的威逼利诱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比如女作家冰心回答：“如果不同意，干吗要签？中国没民主就国无宁日。”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张道藩派人要求其发出签名被盗用声明之时，坚持立场，明确回复称“我的签名没有被盗用，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后来张道藩亲自来访，徐悲鸿也不为所动。“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记徐悲鸿在盘溪的日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于2011-9-22查阅“费巩事件”的发生，更令国民党当局对《进言》的态度昭然若揭。毛泽东1945年3月3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与《进言》，称，“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费巩事件

1940年代，知名教授费巩因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批评政府、宣传民主宪政，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并受到监视。1945年2月7日， 费巩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浙大毕业同学吴作和来访，示我以‘文化界进言’，要求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身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列名者有郭沫若、洪深、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数十人。吴来请我具名，即签名其上。”正棠，玉如，費巩传:一个爱国民主敎授的生与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02页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因请假一年前往复旦大学讲学，在到达重庆千厮门码头后当即被军统特务绑架，先押于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转至渣滓洞看守所。期间遇害，并被投入镪水池里毁尸灭迹。这就是震动西南的“费巩事件”。

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竺可桢四处打听营救费巩。自3月初得知费巩失踪到4月中旬，竺可桢校长在日记里记的全都是营救费巩之事，比如他走访重庆警察局、会见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时，王表示：“费氏现尚安全未死，惟须侦查清楚后才能宣布开释。”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竺可桢日记 (1943-1949)·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827页

费巩被关进渣滓洞看守所后坚强不屈。后来有狱卒和被囚人士回忆道，“费巩教授关押于此，天天痛骂反动派，骂声传出牢外。特务们软硬兼施，灭绝人性地施以酷刑，也无济于事。”他的囚室墙上刻着“费巩”，表明其为抗日民主而献身的勇气。

文工会遭解散

张道藩、潘公展向蒋介石汇报称，文工会是此次签名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蒋介石当即下令解散文工会。1945年3月30日，文工会遭到解散。1945年3月31日，重庆各报纷纷刊登如下消息：“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1945年4月1日，文工会举行告别聚餐晚会，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国际友人100多名参加了聚餐会。郭沫若在聚餐会的签名纸上亲笔题写：“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1日，文工会告别聚餐于1945年4月1日）。该题词在报刊发表时，最后一句被改成了“摔掉花瓶”。

文工会被解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迫于各界争民主、反独裁的呼声，蒋介石遂要求张道藩抓紧炮制声明充当“民意”发表。在张道藩的组织策划下，《为争胜利敬告国人——教育文化界联合声明》于1945年4月15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发表时共七百多人签名，其中除蒋碧微（徐悲鸿之妻，时为张道藩情妇）、梅贻琦、王平陵、华林（即《进言》发表后又发表盗用声明者）、梁实秋、朱光潜等30多人外，其余720多人均为改头换面者或不知名者。声明发表时，还把正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大学校长、教授会的众多代表也强行列名其中，如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是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列为签名者中的第二位。1945年10月27日，香港《生日报》评论道，今年2月22日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声明”是民主宣言，4月15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声明”是反民主宣言。 

 参考文献 

Category:1945年2月
Category:1945年中国政治
Category:重庆民国时期政治事件
Category:1945年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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