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基吉梅毒試驗

塔斯基吉黑人男性未經治療梅毒研究（），常簡稱為塔斯基吉梅毒試驗或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是美國公共衛生局與塔斯基吉大學（當時為塔斯基吉學院）於1932年至1972年間，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合作進行的一項長期臨床觀察研究。該研究被認為是「美國醫學史上歷時最長的非治療性人體實驗」。研究的對象為600名貧困的非裔美國佃農，其中399名在研究開始前已感染梅毒，另201名未感染者作為對照組。

研究的真實目的是觀察梅毒在人體內未經治療的自然發展過程。然而，研究人員在未取得受試者知情同意的情況下，以提供免費醫療、餐食及喪葬保險為誘因，並謊稱是為他們治療「壞血」（bad blood，當地對多種不適症狀的俗稱）來招募他們。在長達40年的研究期間，研究人員不僅從未向受試者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甚至在1947年盤尼西林（青黴素）成為梅毒標準療法後，仍蓄意向受試者隱瞞並阻止他們獲得治療，該研究在盤尼西林普及後仍持續了25年。

這項研究因其嚴重違背醫學倫理而臭名昭著。直到1972年7月，經由吹哨人彼得·巴克斯頓向美聯社揭露，這起醜聞才被公之於眾，並在全國範圍內引發公眾憤怒，最終迫使研究中止。此事件對非裔美國人社群造成了深遠的創傷，嚴重破壞了他們對公共衛生系統的信任。作為回應，美國政府進行了深刻的法律與倫理改革，包括頒布《》及發表《貝爾蒙報告書》，為現代人體臨床試驗倫理奠定了基礎。1997年，在多方努力下，時任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代表政府，正式為此研究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

 歷史 

 緣起與背景 
20世紀初，美國醫學界普遍存在基於科學種族主義的觀點，認為不同種族在生理和病理上存在巨大差異。當時許多醫生認為，非裔美國人因其種族特性而性慾旺盛、道德感低下，因此更容易罹患梅毒等性病，且不會認真尋求或堅持治療。在這種背景下，探討梅毒在非裔族群中的自然病程被部分研究者視為具有科學價值。同時，1928年挪威的一項關於未治療梅毒的（），為進行一項前瞻性研究提供了參照。在塔斯基吉研究開始時，梅毒的標準療法是注射含砷化合物並輔以汞或鉍的藥膏，這些療法不僅痛苦，且毒性大、效果有限。

塔斯基吉研究的直接前身是1929年由慈善機構資助的一項計畫。該計畫旨在調查美國南部六個縣非裔人口的梅毒流行率，並提供大規模治療。阿拉巴馬州的梅肯縣因其高達35%的流行率而被選中。然而，隨著1929年華爾街股災及隨後的經濟大蕭條，羅森沃德基金撤回了治療資金，原定的治療計畫被迫中止。

在此情況下，美國公共衛生局的官員，如部門主管托利弗·克拉克（Taliaferro Clark）醫生，決定利用梅肯縣「現成的實驗室」環境，將計畫轉型為一個不提供治療的純觀察性研究，最初計劃為期僅6至12個月。他們希望藉此研究梅毒未經治療對非裔男性的長期影響，並與奧斯陸研究中白人男性的數據進行比較。時任美國醫務總監認為，當地極高的患病率和幾乎為零的治療史，提供了一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無法複製的獨特機會」。研究的選址也考慮到當地貧窮、教育水平低的特點，研究者認為這能確保受試者群體的穩定性和可控性。此外，歷史悠久的非裔大學塔斯基吉學院擁有必要的實驗室設施，其參與也為研究提供了便利和當地社群的信任，儘管研究的主要指導和資金來源是聯邦政府。

 研究執行與欺瞞 
1932年，研究正式啟動，共招募了600名黑人男性，其中399人患有梅毒，201人作為對照組。研究人員從未向受試者透露他們的研究目的或他們的真實診斷。相反，他們以治療當地人俗稱的「壞血」（bad blood，泛指貧血、疲勞、梅毒等多種不適）為名義，吸引這些從未得到過正規醫療的貧困佃農參與。作為回報，受試者獲得了免費的醫療檢查、往返診所的交通、檢查當日的熱餐以及喪葬保險。受試者對醫療的渴望與合作意願，實際上反駁了研究者最初關於黑人不在乎治療的種族主義假設。

為了維持受試者的參與和信任，研究團隊採取了多種手段，並與梅肯縣醫學會、塔斯基吉學院、阿拉巴馬州衛生局等多個機構合作。其中，非裔護士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她作為研究的主要聯絡人，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負責追蹤受試者、安排體檢，並分發阿斯匹靈、維生素等安慰劑，讓受試者誤以為正在接受治療。里維斯護士與當地社群的緊密聯繫，成為維持這項長期研究的關鍵。

研究中最具欺騙性的環節之一是腰椎穿刺。為了研究梅毒對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研究人員需要採集受試者的腦脊液。他們向受試者寄送一封誤導性信件，宣稱這是一次「最後獲得免費特殊治療的機會」，將這個痛苦且在未施用麻醉下進行的純診斷性程序偽裝成一種治療。此外，為了在受試者死後能進行屍檢以獲取病理數據，研究人員透過提供每人50美元的喪葬保險作為交換條件，誘使家屬同意屍檢。

 蓄意阻礙治療 
該研究最嚴重的倫理問題，發生在有效療法問世之後。到1947年，盤尼西林（青黴素）已被公認為治療梅毒的標準特效藥，並在全美範圍內普及。然而，為了不「污染」研究數據，塔斯基吉研究的負責人採取了極端措施，蓄意阻止受試者獲得任何有效治療。

研究人員向梅肯縣的醫生分發了包含受試者的名單，要求他們不要為名單上的人治療梅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有250名受試者被徵兵，他們在體檢中被診斷出患有梅毒並按規定應接受治療。然而，美國公共衛生局的研究人員與當地徵兵委員會協商，成功將這些人從治療名單中移除，使他們錯失了治癒的機會。這種系統性的阻礙治療行為，將這項觀察性研究徹底變成了對生命的漠視。

 揭露與終止 

在研究進行的四十年間，其相關發現曾多次發表於主流醫學期刊，因此在學術圈內並非秘密。然而，直到1960年代，才開始出現零星的倫理質疑。1966年，美國公共衛生局在舊金山的一名性病調查員彼得·巴克斯頓在了解研究詳情後，向上級發信表達了對研究倫理的嚴重關切，但他的抗議被駁回，理由是研究尚未完成。1968年，巴克斯頓再次致信，依然無果。當時負責該研究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在1969年召開會議，結論是研究應繼續進行，直至所有受試者死亡並完成屍檢。

在體制內申訴無門後，巴克斯頓決定向媒體揭露真相。1972年7月，他聯繫了美聯社的記者。7月25日，《華盛頓明星報》率先刊登了這篇報導，次日《紐約時報》在頭版進行了跟進，迅速引爆了全國性的輿論譁然。公眾的憤怒和媒體的壓力，促使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同年11月，在一個特設顧問小組認定研究「在倫理上毫無正當性」後，美國衛生、教育及福利部正式下令終止了這項長達40年的研究。

研究結束時，最初的399名梅毒患者中，僅有74人尚在人世。據估計，有28至100名參與者直接死於梅毒或其相關併發症。此外，由於研究協議鬆散，受感染的男性可能已將梅毒傳染給他們的性伴侶，並導致一些子女在出生時便患有先天性梅毒。後來的統計確認，至少有40名配偶被感染，19名子女為先天性梅毒患者。

 後續影響 

 法律與倫理改革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曝光，成為美國乃至世界醫學倫理發展史的一個分水嶺，直接催生了旨在保護人類受試者的重要法規與原則。著名生物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曾評價道：「塔斯基吉催生了現代生物倫理學」。

為應對此事件，美國國會於1974年通過了《》。該法案要求成立「保護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人類受試者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79年發表了著名的《貝爾蒙報告書》。這份報告確立了人體研究的三項基本倫理原則：尊重個人、行善和公正，至今仍是全球臨床研究倫理審查的指導性文件。與此同時，法律強制要求所有接受聯邦資助的研究機構設立機構審查委員會，負責在研究開始前審查和監督所有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方案，以確保其科學性與倫理合規性，從制度上防範類似的悲劇重演。

 社會衝擊與醫療不信任 
此事件對非裔美國人社群造成了難以磨滅的集體創傷，並在數代人間引發了對醫療系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這種現象被學者稱為「」，其影響深遠。1996年成立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遺產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指出，該研究已成為「對研究中剝削的恐懼和對適足醫療被剝奪的恐懼的有力象徵」，並認為這是導致非裔美國人在臨床試驗參與率、器官捐贈率偏低，以及不願尋求常規預防性護理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不信任也為各種關於政府醫療的陰謀論提供了土壤。例如，在1980年代愛滋病危機爆發時，許多非裔美國人相信愛滋病毒是政府為實施種族滅絕而製造的生化武器，並時常援引塔斯基吉研究作為歷史佐證。史丹佛大學的一項研究估計，在1972年事件曝光後，非裔男性與醫師的互動減少，導致45歲非裔男性的預期壽命因此減少了多達1.5年。

 法律訴訟與政府道歉 
1973年，由非裔民權運動律師代表受害者提起的集體訴訟，最終在1974年達成庭外和解。美國政府同意支付1000萬美元賠償金，並成立「塔斯基吉健康福利計畫」（Tuskegee Health Benefit Program），為所有倖存者、妻子、遺孀和後代提供終身的免費醫療和健康福利。

然而，美國政府從未就此事件進行過正式的公開道歉。為此，1996年1月，由歷史學家、倫理學家、醫學專家及社區代表組成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遺產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會設定了兩大目標：一、說服時任總統比爾·柯林頓代表政府正式道歉；二、制定策略以彌補研究造成的損害，並轉化其負面遺產。委員會在報告中強調，道歉是必要的，因為政府從未承認其道德錯誤，且研究的污名不公正地傷害了塔斯基吉大學的聲譽，並持續助長非裔社群對醫療體系的不信任。

在委員會及社會各界的推動下，1997年5月16日，柯林頓總統在白宮舉行了正式的道歉儀式，五名倖存的受試者出席了活動。柯林頓在演說中表示：「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是可恥的，我為此感到抱歉……對於我們的非裔美國公民，我很抱歉聯邦政府策劃了一項如此明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研究。」同時，他宣布撥款成立塔斯基吉大學國家生物倫理學研究與醫療中心，以響應遺產委員會的建議，將此悲劇轉化為促進倫理研究的正面力量。

 倫理學分析 
對塔斯基吉研究的倫理分析存在多種視角。主流觀點明確譴責其為不道德的，因其充滿了欺騙、剝削，並在已知有效療法後仍蓄意不予治療，完全無視受試者的基本人權。

然而，也有學者提出應考慮「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的觀點，避免以今日的標準來評判過去的行為（即「」）。他們指出，在1930年代，醫學界對知情同意的概念尚不成熟，且當時對潛伏期梅毒的標準療法（主要是砷劑和汞劑）毒性大且效果有限，醫學界對其利弊存在爭議。從這個角度看，研究在發起之初的倫理瑕疵，若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或許不像用今日標準回看那樣絕對。

學者約翰·C·弗萊徹（John C. Fletcher）提出了一種「漸進式道德判斷」方法，他認為研究在早期階段的倫理問題較小，但隨著醫學倫理規範的發展（如1946年美國醫學會採納人體實驗原則、1964年《赫爾辛基宣言》的發表）以及盤尼西林的普及，該研究的持續進行變得越來越不可辯護，其罪責也隨之加重。但無論如何，研究者從未告知受試者真相，並將診斷程序偽裝成治療，這些行為在任何時代的倫理標準下都難以被接受。

 流行文化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悲劇與其深遠的社會影響，使其成為眾多文學、影視及音樂作品的題材，用以探討種族、倫理與歷史創傷。在影視與戲劇領域，1997年由HBO推出的電視電影《》影響深遠。該片改編自曾獲普立茲戲劇獎提名的同名舞台劇，由艾佛烈·伍達與勞倫斯·費許朋主演，因其對護士內心掙扎的深刻描繪而廣受好評，並贏得多項艾美獎。此外，多部紀錄片也對此事件進行了探討，當中包括1992年的《壞血》（Bad Blood）和1993年美國公共電視台系列製作的《致命的欺騙》（The Deadly Deception）。

在文學方面，歷史學家詹姆斯·H·瓊斯（James H. Jones）於1981年出版的權威著作《壞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被譽為生物倫理學領域的奠基之作。音樂界也對此事件有所回應，嘻哈音樂先驅在其1975年的歌曲〈Tuskegee #626〉中直接控訴了這項實驗；而當代饒舌歌手則在2020年的歌曲〈Skegee〉中，將這段歷史與當代非裔社群對體制的不信任聯繫起來，探討其持久的影響。

 相關事件 

在研究塔斯基吉檔案的過程中，歷史學家於2010年發現了另一項由美國政府主導的非人道實驗。在1946年至1948年間，同樣由美國公共衛生局的研究人員（包括參與塔斯基吉研究的約翰·卡特勒醫生）在瓜地馬拉進行了一系列實驗。他們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故意讓當地的囚犯、士兵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淋病等性病，以測試盤尼西林的預防效果。此事曝光後，美國政府正式向瓜地馬拉道歉。

 參見 
 美國非道德人體實驗
 貝爾蒙報告書
 醫學倫理學
 知情同意

 資料來源 

 參考資料 

 期刊文章 











 報告 


 新聞與網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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