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

起源 
清朝史学家赵翼所著的《陔余丛考》中曾提到，元朝有類似說法：“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牟宗三演講，〈中國文化的斷續問題〉，《中國文化的省察》，台北，聯經出版，1983年，第2頁。

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知识分子的薪水极少，不够养家糊口，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原指古代奴隶，后泛指从事艰苦体力劳动者）”，当时士兵被称为“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1938年5月10日，《西安晚报》刊登了时任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冯玉祥在中华大学的一次讲演，他说自己是“丘八”、下面的青年学生是“丘九”，“丘八”和“丘九”是兄弟，今日之“丘九”，就是明日之“丘八”，以此勉励青年学生准备抗战杀敌。而早在国军北伐成功后，学者胡适曾于中国公学担任校长期间（1928-1933年），在一次军训典礼上发表演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成了学生军，就变成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般丘十七身上。”

文化大革命时期

 定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定义阶级敌人的时候从“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发展出此后的“黑七类”和“黑九类”，而知识分子常被归为垫底的第九类，故常被称为“臭老九”。这个阶级-血缘谱系的划分标准混乱，缺乏逻辑，颇为粗略和随意。也有人认为，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种分类学，并没有明文单列“知识分子”这一项，但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接受的教育，可以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文革期间对于社会的这一“另类族群”，民间约定俗成地称其为“臭老九”。以下为几种分类形式。

 地、富、反、坏、右，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
 地、富、反、坏、右，加上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黑帮（包括“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叛徒、特务）
 地、富、反、坏、右，加上资本家、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地、富、反、坏、右，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

 影响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到，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一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批斗和迫害，譬如在清队运动期间清华大学的约六千名教职员工中有五分之一遭到审查、12人自杀。在全国范围内，理工类专家如“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数学家熊庆来被迫害致死、计算机学家周寿宪遭迫害自杀身亡；数学家陈景润在遭到迫害期间，被迫整天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脖子上挂了一个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臭老九———陈景润”。文史类专家包括老舍、周作人、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尽身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曾受到过一定的保护。

还有学者指出，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作为标准的政治贱民“臭老九”，每天必须将门打开，以便革命群众随时入室监督查抄、发布训示，每次进出亦须向治安委员会立正报告。此外，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革命口号，其它流行口号还包括“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等。直到文革末期，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期间，親自说道：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其中最后一句，毛泽东引用的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等人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啊！”。该戏中的“老九”意指被封为威虎山老九的杨子荣，而後來“老九不能走啊”的說法也就在撥亂反正中具有重要地位。依据邓小平之女邓榕的说法，文革结束前夕的1976年3月7日，“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曾诬蔑邓小平制造了毛泽东讲过“老九不能走”的“谣言”，为在文革中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翻案。

 相关作品 
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遭到迫害的知名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所作：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其中最后一句的“满街走”，典出当时的童谣：“臭老九，颤悠悠，背着粪篓满街走。臭！臭！臭！” 此外，另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被认为是1977年知名文人郭沫若在悼念作家阿英时所作：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

 摘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8月8日，第三次复出政坛的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后来被称为“八八谈话”），其中提到：”‘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利用毛泽东晚年的感慨，此次讲话順利推動了在文革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同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到：“‘四人帮’根本抹杀建国以来我们党培养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成绩，打击和扼杀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他们一面收罗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一面却把广大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拨乱反正期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同时批驳“四人帮”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观点，正式结束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身份。科学大会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启动了对知识分子的平反冤假错案，并在会后推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4月7日，华国锋表达的看法则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同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时，说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首先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变为与工人、农民一样的‘香老三’。” 

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说，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有些什么根据呢？...... 第四，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

 参见 
 黑五类
 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反动学术权威
 血统论
 反智主义
 反右运动
 劳动改造、劳动教养
 夹边沟农场、北大荒
 又红又专、白专

 參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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