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記

時政記，一作時政紀，是一種史書體裁，武周時的宰相姚璹所創，乃是由宰相紀錄與皇帝之間的討論事項，交付史館，作為編纂日曆、實錄等史書的依據。《舊唐書·卷八十九·姚璹》：「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

起源
唐初貞觀年間，皇帝照例在退朝後與宰相討論軍國大事，起居郎從旁記事。高宗永徽後，許敬宗、李義府等人掌權，經常妄奏議論，深怕自身荒唐言行被史官如實記錄，於是屏退史官，君相之議遂不為外人所知，從此成為慣例。《唐會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蘇氏曰：『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武则天長壽二年（693年），宰相姚璹認為皇帝之言為世人典範，不可缺漏無記，於是提議每當君相議事時（如延英召對《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開成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延英對，宰臣須紀錄……今請每至延英坐日，對宰臣往復之詞，關教化政刑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終送史館……』勅旨依奏。」），可挑選一名宰相（或政事堂當日的知印宰相《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會昌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錄，連名封印，至季末送史館。……』」）記錄討論經過，以保存重要的史實與決策過程，這份紀錄便稱之為「時政記」。編修完畢的時政記，必須每隔一段時間交付史館，或每月、或每季、或每年一次，各朝情況略有不同。同注釋1.：「……每月封送史館……」；《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元和）十二年九月詔：『記事記言，史官是職……。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同前：「其年（長慶元年）四月，修聖政紀……書紀緘封，至歲末，則付史官，永為常式。」

發展過程
唐代
時政記雖在唐朝初期便已創立，但歷任宰相並沒有很積極地執行這項工作。主要因為君相之間的議論，其中尚未公開者多屬國家機密，不可輕易交付史官，而已公開發佈詔令者，史官也能自行抄錄，故在姚璹之後，這項編修工作便遭到荒置了。《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對於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宰臣，監修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臣姚璹監修國史，慮其造膝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事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廢……』」導致有唐一代，著錄於藝文志的唯有姚璹所修之《時政記》四十-{}-卷。參閱《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乙部史錄·起居注類》

歷來雖屢有宰相提議恢復編修時政記，例如德宗朝的賈耽、趙憬；憲宗朝的庾敬休等人，此外穆宗、文宗、武宗各朝亦發佈詔令，但多半無疾而終。

宣宗大中年間，宰相裴休認為時政記交由一人撰寫有失公允，遂提議所有宰相各寫一份，再統一交由史官整合。《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裴休》：「（大中）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己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

穆宗長慶年間曾下詔編修「聖政紀」，就其內容與性質而言，與時政記如出一轍。《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其年（長慶元年）四月，修聖政紀，中書門下奏：『……伏望天恩，許臣等每坐日，所有謀議事關政事者，便日撰錄，號為聖政紀。書紀緘封，至歲末，則付史官，永為常式。……』從之。」

曾建議或參預編修者
姚璹
庾敬休
趙憬
賈耽
齊抗
楊嗣復

宋代
宋承唐制，修史風氣大盛，亦積極編修時政記。初例以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負責，但宋代以中書門下及樞密院（並稱二府）分掌文、武大權，二府職掌不同，事務亦少有交集，況樞密院內不乏軍事機密，理當有獨立修纂的權限，因此梁周翰遂於淳化五年（994年）建議應該讓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分別編修，月底再一同交付史館，這是編修工作的一大革新。《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一·梁周翰》：「淳化五年……（梁）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但一般而言，二府的首長或次長──以中書門下為例，即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參知政事──雖是名義上的編修官《宋史·卷二百六十四·盧多遜》：「（開寶）六年，（盧多遜）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實際編修工作則多由幕僚負責歐陽修《論史館日曆狀》：「……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

宋代編修工作的另一特點，乃是時政記交付史館之前，須先讓皇帝過目《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李昉》：「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歐陽脩《論史館日曆狀》：「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反觀唐代諸帝多半不清楚時政記內容見注釋6.，只因這是中國歷代修史傳統見注釋13. 歐陽脩《論史館日曆狀》引文。

到了北宋中期，時政記性質已發生變化。基於史官失職等因素，時政記從原本的記載君相議事內容演變為單純條列例行公事，歐陽脩即對此提出譴責，特於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撰《論史館日曆狀》一文闡述積弊，並提出改進方法，這篇奏議對往後朝鮮王朝確立編修時政記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洪邁曾倡議編修《祥曦記注》，主要記載「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等場合的皇帝言行，其性質與時政記有若干相似處，但兩者側重角度不同，可說有互補作用。《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洪皓·子邁》：「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宋代以後
宋代以降，元《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左司所掌……六曰時政記……」、明《明史·卷一百四十三·王艮》：「王艮，字敬止……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諸朝仍持續時政記的編修工作。

史書中著錄的時政記
已佚
唐代
姚璹《時政記》四十卷
宋代
《度宗時政記》七十八冊
《元祐時政記》一卷
韓絳、吳充《樞密院時政記》十五卷
傳世
南宋李綱《建炎時政記》

朝鮮王朝的時政記
受中國文化影響，朝鮮王朝自太宗朝修纂《太祖實錄太祖實錄
（태조실록），參見朝鮮王朝實錄。》起，歷代君王均十分重視編纂史書，從時政記、《承政院日記》（簡稱《政院日記》）等基本史料的累積直到編成「實錄」，有一套極為嚴謹的制度，《朝鮮王朝實錄》中所保存的時政記相關記載，較中國史書所記載的更為詳備。依國情與政治制度的不同，兩國時政記之性質有些許不同，朝鮮王朝的時政記比較接近中國的日曆，逐日記載各政府部門重要文書及大臣的奏論諫議，每篇記事之後並附有史官評論，已具傳統史書的雛形《仁祖實錄·卷二十七·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記事五：「春秋館諸堂上啟曰：『史臣之設，不但爲記錄時政而已，所以褒貶是非，以為後世公論者也。今此冬等褒貶時，考見辛未年時政記，則全無史斷之語，殊失修史之體。當該史官請推考。』上從之。」，其重要程度僅次於實錄。

起源
世宗十四年（1432年），鄭麟趾依據歐陽脩之奏議，認為應仿照宋朝，建立編修時政記的制度，以確保日後纂修實錄時史料來源充足《世宗實錄·卷五十八·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記事二：「同知春秋館事鄭麟趾上書曰：『今進歐陽脩論奏，甚得史官之職。今我國家禮義政刑及可否論議，一依歐陽脩所論，令春秋館逐時修撰，名曰時政記，其餘機密事及人物賢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後日，則國史庶幾不至於疎漏。』」；雖無明確指出，但據內容推測，應為歐陽修之《論史館日曆狀》無誤。，世宗採納此案，命春秋館撰擬相關制度，兩年後完成。參閱《世宗實錄·卷六十六·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記事二

史官及編修制度
史官以翰林為主，另有少數由藝文館官員兼職（後擴增為八員專責修史），且不得以政事官兼任。人員區分為上、下兩番，下番供職於承政院，專門謄寫承政院日記，然後交給春秋館中的上番，上番再以之與各政府部門的文書；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資料；大臣的上書和諫言；以及諸道的資料等核對，最後撰為時政記。並任命「堂上官」（通常一或二人，主要從弘文館的官員中選出）監修。編修完畢的時政記以一年為一個單位，保存於春秋館中，並另外抄錄一副本，每屆曝曬年份時，存放於忠州史庫。同注釋22.；另參閱《宣祖實錄·二百一卷·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記事四因時政記均出自翰林之手，故又稱之為「翰林時政記」或簡稱「翰林政記」。《顯宗實錄·卷二十二·十五年一月四日》記事一：「上又曰：『翰林時政記未修整者，亦當如此矣。』」；《英祖實錄·卷十五·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記事一：「……（李）光佐請翰林政記，勿令洗草……」

相關規定
歷來對於時政記皆有嚴格要求，作為當代史書，藏於春秋館中的時政記不得輕易出館《顯宗實錄·卷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事三：「當代史記，自古未有披覽，雖兼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後，則例不得出見。」，偶有特殊因素須參考或修改以前的紀錄，亦須至少三名史官在場，方得開庫《光海君日記·卷二十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事四：「實錄廳啟曰：『常時本館所藏時政記，必待史官三人備員，然後乃得開閉，所以重其事也。』」。事實上，時政記主要以承政院日記為底本，所以若非有絕對必要，一般只要參考承政院日記便足夠。《明宗實錄·卷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事一：「史臣曰：『臣謹按乙巳之事，既詳錄於政院日記，則何必考時政記乎？』」

歷代國君相當重視時政記，除了務必以楷體正字撰寫外《肅宗實錄·卷五十五·四十年七月十八日》記事三：「先是，筵臣以校理金相元曾經翰林，而有病不能作楷書，請令呈納其時政記草本。至是，檢閱崔尚履，疏論其不可曰：「三百年所未有之擧，其將自相元始俑矣。史記是百代考信之資，何等嚴秘，而乃許以行草修出耶？仍請還收成命。』上令春秋館稟處。，要求史官一定要秉筆直書，不可有公私偏頗或懼禍畏書等情事，否則會遭到嚴懲。怠忽職守者，輕則不許陞官或下獄，重則處死《孝宗實錄·卷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記事三；《成宗實錄·卷六十六·八年閏二月二十九日》記事三：「……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書其事。我睿宗朝，康致誠、元叔康書大臣過失，畏而尋改之，睿宗誅之……」。另外，若史官因故帶罪，其所撰述之史草一概不得使用。《英祖實錄·卷八十四·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記事四：「……凶逆史草，決不可遺漏……」

作為編修實錄的主要材料之一《正祖實錄·卷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記事二：「上曰：『實錄纂修，一從時政記乎？』尚喆曰：『以時政記爲主，參考政院日記 矣。」，在實錄修纂完畢後，時政記須連同其他史草，經由名為「洗草」（用流水漂洗，以還原成紙漿）的程序來銷毀《孝宗實錄·卷十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記事三：「實錄修正廳啟曰：『往在癸巳年，《仁祖朝實錄》 洗草時，初草中草及史官時政記，並皆應入於洗草之中。』，藉此完全抹殺實錄的製作過程。但時政記究竟是否該洗草，歷來經常引發熱烈的討論。

燕山君與時政記
燕山君在位期間（1494年－1506年），多次利用時政記作為迫害大臣的工具。燕山君查考過去的時政記，找出曾經發表忤逆言論的大臣，然後加以定罪，此舉造成史官及朝臣的恐慌。《燕山君日記·卷三十七·六年五月五日》記事三：「甲子以後，王追罪言事之人，凡論諫國政、君上過失者，或殺或竄，猶謂有漏，考時政記，罪之殆盡。」並干預時政記的內容《燕山君日記·卷五十三·十年五月四日》記事三：「又傳曰：『人君不道，雖甚於桀、紂，為人臣者，固當隱惡也……如宮禁隱微之事，乃敢揣度而言之，甚不可。（李）克均等所上十條，予欲削去。」，又下令五年編修一次《燕山君日記·卷五十八·十一年七月八日》記事三：「自今時政記五年一修撰，如有不當書之事，治罪。」，導致編修工作遭到空前的挫折，幾乎完全停擺，有鑑於此，中宗繼位後便倡議恢復編修。

其他記載
明宗元年（1576年）發生乙巳士禍，執掌政權的小尹派為讓自身地位合法化，遂矯詔篡改時政記內容，企圖詆毀失勢的大尹派。參閱《明宗實錄·卷七·三年二月十三日》記事七

仁祖二年（1624年）爆發李適之亂，叛軍攻陷漢城，大批時政記與承政院日記來不及運往江華島，毀於戰火之中，日後仁祖下令設立類似實錄廳的臨時機構來重修時政記。

參見
起居注
日曆 (史書)
實錄
起居郎
延英召對
政事堂
會要
別史
雜史
國史
綱目
載記
史鈔
史評 

參考文獻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1975年5月，北京：中華書局，ISBN 7-101-00319-2
《新唐書》，宋歐陽脩等撰，1975年2月，北京：中華書局，ISBN 7-101-00320-6
《唐會要》，宋王溥撰，2006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ISBN 7-5325-0929-X
《宋史》，元脫脫等撰，1985年6月，北京：中華書局，ISBN 7-101-00323-0
《元史》，明宋濂等撰，2005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ISBN 7-101-00326-5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2003年2月，北京：中華書局，ISBN 7-101-00327-3
《歐陽脩全集》
《朝鮮王朝實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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