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殖民地

十三-{}-殖民地（），又譯北-{}-美十三州、十三州殖民地，是指大英帝國於17世紀初至18世紀初，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陸續建立的十三個英屬殖民地。這些殖民地的建立始於1607年維珍尼亞詹姆斯敦的設立，終於1733年佐治亞殖民地的成立，並在18世紀後半葉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集體脫離英國統治，最終合併為美利堅合眾國。

按照地理與歷史慣例，十三殖民地通常分為新英格蘭殖民地（今新罕布夏州、麻薩諸塞州、羅德島州、康乃狄克州）、中部殖民地（今紐約州、紐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德拉瓦州）與南部殖民地（今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三大區域。它們同屬「英屬美洲」的一部分，而英屬美洲的範圍尚包括佛羅里達地區、加勒比海殖民地及今日加拿大的部分地區。儘管十三殖民地共享英國宗主權，但它們在自然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形態與政治傳統上亦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化。

在政治與法律層面，十三殖民地各自受英國王權支配，但其行政形式並不一致，涵蓋王室殖民地、與特許殖民地等不同類型。殖民地普遍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並設有地方議會與選舉制度，形成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這些制度雖然延續自英國政治傳統，但殖民地因地理距離、社會結構與經濟條件不同，而逐漸發展出獨特的殖民政治文化與自治觀念。

人口方面，殖民地社會以英語新教人口為主，但實際構成相當複雜，包含來自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與歐洲大陸的移民，以及被強迫遷移至北美的非洲裔奴隸。宗教因素在部分殖民地的建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新英格蘭地區，而其他殖民地則主要出於經濟開發與商業擴張的考量。中部殖民地的一部分地區原為荷蘭殖民地「新尼德蘭」，後由英國接管，紐約即由原先的新阿姆斯特丹演變而來。

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十三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長，殖民擴張對北美原住民造成深遠影響，包括土地流失、人口銳減與長期衝突。與此同時，奴隸制度在當時所有殖民地中皆屬合法，成為殖民經濟特別是南部殖民地的重要支柱。18世紀的英國政府奉行重商主義政策，透過貿易管制與稅收制度，將殖民地納入帝國經濟體系之中。

隨著殖民社會的成熟，十三殖民地逐漸形成跨殖民地的政治溝通與公共輿論網絡。英法北美戰爭後，英國為彌補戰爭開支而加強對殖民地的財政與行政控制，引發殖民居民對權利與代表問題的廣泛不滿。在印刷業與報紙迅速發展的推動下，殖民地菁英開始以「」、「無代表，不納稅」為論述核心，主張在缺乏國會代表的情況下不應承擔課稅義務。

18世紀後期，圍繞稅收、立法權與政治主權的衝突日益激化，最終導致十三殖民地聯合召開大陸會議，並於1776年宣布獨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殖民地獲得法蘭西王國（路易十六時代）的軍事、資金援助，並在較小程度上得到荷蘭共和國與西班牙帝國的援助。隨著戰爭結束，原本分散的十三殖民地正式結合，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由此誕生。

 地理範圍與構成 
十三殖民地位於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地理上大致介乎大西洋與阿帕拉契山脈之間，北面為法國殖民勢力，南面則與西班牙殖民地接壤。由於自然環境與氣候條件差異顯著，這些殖民地在歷史上通常由北到南劃分為新英格蘭殖民地、中部殖民地與南部殖民地三個區域，各自形成不同的經濟結構與社會形態。

 新英格兰殖民地 
新英格蘭殖民由新罕布什尔省、麻薩諸塞灣省、罗德岛殖民地及普罗维登斯庄园及康涅狄格殖民地組成。新罕布什爾省與麻薩諸塞灣省在殖民後期皆屬皇室直轄殖民地，其中新罕布什爾省即后来的新罕布什尔州，而麻薩諸塞灣省的管轄範圍後來演變為今日的麻薩諸塞州，並包括其後分離而出的緬因州。羅德島殖民地及普羅維登斯莊園即后来的羅得島與普羅維登斯莊園州（於2020年改名罗德岛州），康涅狄格殖民地即后来的康涅狄格州，兩者皆屬於高度自治的特許殖民地，享有相對寬廣的地方自治權。

新英格蘭殖民的地形多山丘與岩石，土壤貧瘠，加上冬季寒冷、耕作期短，使農業難以發展為大規模經濟活動。當地農場多為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作物主要供自用，對農業奴隸的需求相對有限。不過，奴隸仍然存在於家庭服務、港口勞動及部分手工行業之中。新英格蘭沿岸天然良港眾多，促進捕魚、海上貿易與造船業的發展，並帶動鐵匠、木匠、銀匠及家具製造等技術行業。由於社群生活與教會地位重要，居民多集中於城鎮聚居，新英格蘭因而成為十三殖民地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波士頓尤為重要的港口與商業中心。該區殖民地多源於宗教動機建立，清教徒對教育極為重視，學校制度亦較早發展，人口背景則以英格蘭移民為主。

 中部殖民地 
中部殖民地包括纽约省、新泽西省、宾夕法尼亚省及特拉华殖民地。紐約省與新澤西省在18世紀為皇室直轄殖民地。紐約省即后来的纽约州，其領土主張曾涵蓋今日佛蒙特州一帶，但相關邊界長期存在爭議。新泽西省后来則成爲新泽西州。賓夕法尼亞省（後成爲宾夕法尼亚州）與特拉華殖民地（後成爲特拉华州）則屬業主殖民地，由私人業主在英王授權下行使統治權。

中部殖民地氣候較為溫和，生長季節較新英格蘭為長，土地起伏平緩且土壤肥沃，適合多種農作物種植。小麥、燕麥與玉米等穀物產量充足，不僅可供本地使用，亦可對外出售，使該區逐漸成為殖民地的重要糧食供應地。部分農場開始使用奴隸勞動以提高生產效率。除農業外，中部殖民地擁有鐵礦等礦產資源，促成採礦與金屬加工業的發展，而廣闊森林地帶則支援造船、木桶製造及運輸馬車的生產。自然資源使該區域形成農村、城鎮與大型城市並存的格局，紐約與費城不僅是中部殖民地的核心城市，亦是整個英屬北美最重要的都市。人口與宗教方面，中部殖民地最為多元，除新教外，亦包括貴格會、衛理公會、阿米什人及其他宗教群體。

 南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由马里兰省、維珍尼亞殖民地、北卡罗来纳省、南卡罗来纳省及佐治亚省組成。除馬里蘭省為業主殖民地外，其餘殖民地在18世紀中後期多已轉為皇室直轄殖民地。維珍尼亞殖民地及自治領的疆域在殖民時期極為廣闊，後來分化為今日的維珍尼亞州、肯塔基州和西維珍尼亞州。北卡羅萊納省的東部即後來的北卡罗来纳州，而西部領土日後演變為田納西州。佐治亞省的主要範圍位於后来的佐治亞州，該殖民地在成立時獲得的特許範圍，名義上向西延伸至密西西比河，涵蓋今日阿拉巴馬州與密西西比州北部部分地區，但實際殖民與行政控制程度有限。

南部殖民地地勢多為廣闊的沿海平原，氣候溫暖，夏季炎熱潮濕，雨量充沛，極適合農業發展。除小型農場外，南部殖民地最具特色的是以經濟作物為導向的大型種植園經濟。維珍尼亞與馬里蘭主要種植煙草，而南卡羅萊納與佐治亞則以水稻與靛藍為主。地理條件對種植園類型產生直接影響，部分地區透過堤壩與水閘控制潮汐河流，使稻田得以定期灌水，滿足水稻生長需要。種植園制度高度依賴廉價勞動，非洲裔奴隸因而成為南部殖民地經濟的核心勞動力。

 殖民地歷史 
 殖民之背景與動機 

英格蘭在北美的殖民活動，根源於16世紀後期國內外多重因素的交織。西班牙透過征服和掠奪美洲殖民地，為其帶來巨大的財富，使得英格蘭對此垂涎不已。1558年伊麗莎白一世登基後，英格蘭進入所謂的「黃金時代」，國力逐漸鞏固。當時的英格蘭政府奉行重商主義政策，強調藉由國家與商人的合作，壟斷貿易並增加國庫收入。在西班牙壟斷美洲財富的背景下，英格蘭積極探索海外市場，私掠活動和探險航行得到王室特許，這些行為逐漸成為日後殖民事業的基礎。

殖民動力不僅來自經濟考量。16世紀末的英格蘭，貴族財富增加但社會矛盾尖銳，無地農民與失業人口問題日益嚴重。殖民倡議者將美洲描繪成一片能吸收過剩人口的樂土，認為可以為貧困者提供新的生計。1584年，李察·哈克盧伊特在《》（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Planting）中，具體闡述了英格蘭應該投身殖民事業的理由。他指出殖民活動可彰顯新教的榮耀，對抗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天主教霸權；同時藉「」強調西班牙的殘暴，將英格蘭描繪為帶來文明與正義的力量。除了宗教與道德訴求外，殖民還可以帶來資源開採、貿易拓展與發展海軍的實際利益。

在伊麗莎白時代，英格蘭並未形成完整的殖民帝國體系，但王室亦曾經頒發特許狀，支持沃爾特·羅利等人嘗試建立殖民據點。雖然早期的羅阿諾克殖民計畫以失敗告終，但它象徵著英格蘭在北美立足的初步嘗試。1588年，由於信奉天主教的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遭到處決，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動員無敵艦隊，企圖摧毀英國海軍並推翻伊麗莎白女王。雖然英國艦隊規模較小，卻憑藉機動靈活與戰術優勢，在與西班牙艦隊周旋之際成功拖延其行動，使西班牙艦隊被迫轉往荷蘭尋求補給，接著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重創無敵艦隊，使西班牙的入侵計畫徹底失敗。這場災難不僅削弱了西班牙在海上與歐洲的主導地位，還拯救了英格蘭的新教政權，為英國海權的擴張鋪平道路，對世界歷史產生深遠影響。至1600年，英國已整裝待發，準備進一步進入北美大陸，展開屬於自己的殖民時代。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十三个殖民地; 。

 詹姆斯敦與維珍尼亞殖民地 
然而，英國早期在新世界最成功的行動卻非建設殖民地，而是國家支持下的私掠行動。伊麗莎白女王授權如約翰·霍金斯與法蘭西斯·德瑞克等人從事對西班牙的掠奪行為，他們襲擊西班牙的船隊與美洲城鎮，這些行動為個人與王室皆帶來可觀利潤。直到1604年，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與西班牙簽署，結束了近二十年的英西戰爭。由於海上掠奪行為不再能帶來穩定利潤，英國轉而將重心放在實質殖民上。1606年，詹姆士一世批准成立維珍尼亞公司，其名稱即為紀念被尊為「童貞女王」的伊麗莎白一世，期望在新世界發現黃金、白銀與其他貴重資源。

1607年5月14日，英國在位於切薩皮克灣水系內的詹姆斯河沿岸設立詹姆斯敦，成爲英國在北美洲建立的第一個永久殖民地。詹姆斯敦成立初期面臨極大困難，疾病、糧食短缺與與原住民的衝突，使詹姆斯敦初期死亡率極高，殖民地一度瀕臨崩潰。直到殖民者轉向種植烟草，才逐漸找到經濟支柱。1616年，約翰·羅爾夫將來自千里達與圭亞那的煙草品種進行雜交，種植出第一批適應當地氣候的煙草作物。次年，詹姆斯敦將第一批煙草運往英格蘭。這種美洲原生作物在歐洲供不應求，價格居高不下，從此掀起維珍尼亞的煙草熱潮，並逐漸向馬里蘭等地擴展。短短十年間，煙草便成為維珍尼亞的經濟命脈。

煙草的種植為英國殖民提供穩定收入，也吸引更多移民踏上北美，但同時帶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煙草的種植需大量人手，而英國本地移民遠不足以支撐需求。為了鼓勵定居與組織管理，維珍尼亞公司於1619年設立「市民院」，該機構由白人地主組成，象徵殖民地有限的代表制度，也標誌著英國殖民地初期的自治架構。同年，一艘荷蘭奴隸船將二十名非洲人販賣至維珍尼亞殖民地，南方奴隸制度由此誕生。隨著對勞工的需求攀升，黑奴的進口與使用迅速擴張。然而，詹姆斯敦在發展同時也面對傳染病與當地原住民族的威脅，其中1622年波瓦坦聯盟對殖民地展開大規模襲擊，使殖民者損失慘重。長年困境使得英王詹姆士一世最終在1624年收回維珍尼亞公司的特許狀，將該地改為皇家直轄殖民地，正式納入英國王室管理之下。

 清教徒移民與新英格蘭殖民地 
自1620年起陸續建立新英格蘭殖民地，其成立動機與維珍尼亞等地的英國殖民地有明顯差異，這裏以清教徒為主要移民群體，建立了宗教虔誠與地方自治的文化，對後來的美國產生深遠影響。在英格蘭宗教改革（約1530年起）後的百年間，清教徒一直致力於「淨化」英國國教會，反對其保留的天主教儀式與架構。朝聖先輩是一小群清教徒分離派，他們認為英格蘭教會在教義與制度上已遭腐化，並主張與之徹底決裂。為逃避宗教壓迫，他們最初遷往尼德蘭，但由於經濟與文化適應上的困難，最終決定前往北美洲建立新家園。

1620年，約100名朝聖者乘坐五月花號抵達北美，在現今麻薩諸塞州普利茅斯登陸，並在登陸後訂立《五月花號公約》，以此作為自我治理與共同體結合的基礎，從而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威廉·布拉德福德成為該殖民地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之一，其後亦有其他移民自英格蘭陸續加入。然而，首個冬天他們遭遇嚴寒與飢荒，約有半數人不幸喪生。後來在當地萬帕諾亞格原住民的協助下，殖民者學會了種植玉米等技術，逐漸在新大陸立足。

當查理一世於1625年即位後，清教徒在英國的處境惡化，被視為極端與不安分的宗教分子。於是，自1630年至1640年間，約兩萬名清教徒展開「大遷徙」，橫渡大西洋前往新英格蘭，這些清教徒多屬非分離派，他們並非完全否定英格蘭教會，而是希望在新大陸建立一個被視為更符合聖經原則的教會典範。1629年，一批清教徒移民抵達北美，並建立麻薩諸塞灣殖民地。至1640年，大約有 20,000名清教徒移民抵達新英格蘭地區。雖然部分移民在初期因疾病與環境不適而死亡，但其餘人口逐漸適應當地氣候，並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社會與糧食供應體系。普利茅斯與麻薩諸塞灣兩個殖民地進一步催生了新英格蘭地區的其他清教徒殖民地，包括紐黑文、與康涅狄格殖民地；至17世紀中葉，紐黑文與塞布魯克最終被併入康涅狄格。

麻薩諸塞灣殖民地在初期獲得了自治特許，並由創辦人約翰·溫斯洛普出任首任總督，建立起一套具高度自治的政治體制。然而，這樣的宗教與政治結構亦引發內部爭議。清教徒社會中的異議者如羅傑·威廉斯，因主張宗教寬容、政教分離，以及徹底脫離英格蘭教會，而與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當局發生嚴重分歧，最終於1636年被逐出麻薩諸塞，在首領提供的土地上，創建了基於宗教自由原則的普羅維登斯殖民地。他所建立的社群制定平等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和公民事務的多數決原則。

1637年，以安妮·哈欽森為代表的另一批移民在羅德島建立第二個定居點，即今日所稱的阿奎德內克島。其後，等人在普羅維登斯附近建立名為肖沃梅特（Shawomet）的社區。由於麻薩諸塞灣殖民地試圖將該地納入其管轄，戈頓遂前往倫敦尋求王室支持，並在的協助下獲得特許狀，將該地更名為華威（Warwick）。1663年，羅傑·威廉斯成功取得英王頒發的皇家憲章，正式將普羅維登斯、阿奎德內克、華威及其他定居點合併為「羅德島與普羅維登斯莊園殖民地」。在新英格蘭北部，其他殖民者亦於康涅迪格河流域與今日新罕布什爾、緬因沿海地區建立定居點，這些地區的宗教組成相對多元，既包括清教徒，也有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移民。1640和1650年代，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大規模領土主張使其影響擴大，這些小型定居點先後并入麻薩諸塞。後來，新罕布什爾省於1679年獲得獨立特許狀，緬因則直到1820年才成為獨立的州。

1685年，英王詹姆士二世解散新英格蘭各殖民地的議會，並將其整合為「新英格蘭自治領」，由埃德蒙·安德羅斯出任總督。1688年，紐約、東澤西與西澤西亦被納入該政權之下。隨着1688年光榮革命推翻詹姆士二世，安德羅斯於1689年被殖民地居民推翻，新英格蘭自治領隨之瓦解，各原有殖民地制度得以恢復。有學者指出，1689年的叛亂可視為長達六十年之久的政治衝突高峰，反映英國政府與麻薩諸塞清教徒之間，圍繞殖民地統治權歸屬的深層矛盾。

 馬里蘭與卡羅來納 
馬里蘭省是繼維珍尼亞之後成立的第二個南部殖民地。1632年，英王查理一世頒發特許憲章，設立馬里蘭省。查理一世將切薩皮克灣北端約1200萬英畝的土地授予其好友與政治盟友第二代巴爾的摩勳爵賽西爾·卡爾弗特。馬里蘭的殖民憲章並未對宗教制度作出具體規定，但卡爾弗特之父為英格蘭宮廷中的天主教重要人物，曾積極推動天主教徒移居英屬殖民地。卡爾弗特期望藉由該殖民地獲取財富，同時為英格蘭飽受新教壓迫的天主教徒提供安身之所，使該殖民地在英屬北美中展現出較為突出的宗教多元背景。在王室天主教傾向的庇護下，第一批由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共同組成的移民團於1633年底離開英格蘭，於1634年3月抵達馬里蘭。這裡的中產階層移民得以獲得相對穩定的土地與機會，馬里蘭憑藉烟草種植迅速繁榮，沒有重蹈維珍尼亞早期遭遇的艱難困境。

卡羅來納省是維珍尼亞以南第二次英國殖民嘗試，首度嘗試可追溯至16世紀末失敗的羅阿諾克殖民地。1663年，查理二世將維珍尼亞以南的廣大土地賜予八位貴族，作為償還政治與財務債務的獎賞，這些人被稱為卡羅來納的領主（Lords Proprietors of Carolina）。他們獲得建立殖民地的專有權，期望在南方建立一個能複製維珍尼亞經濟成功模式的殖民地。早期定居進展緩慢，最初的一批殖民者多來自巴巴多斯，他們熟悉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制度，並將此模式引入北美大陸。他們在與口附近，選址於防禦條件良好且土地肥沃的地區建立永久定居點，並命名為查爾斯鎮，以紀念英王查理二世。此一定居點其後發展為查爾斯頓，成為南部殖民地最重要的港口與城市之一。

卡羅來納殖民地的北部與南部地區在17世紀後期長期各自運作，直至1691年獲委任為殖民地總督，兩地才在名義上統一於同一行政架構之下。其後至1708年，北、南部地區仍由同一政府統治，但由於經濟結構、社會形態及政治利益日益分歧，兩地逐漸以「北卡羅來納」與「南卡羅來納」之名區分。隨着殖民地業主後代之間就殖民政策方向發生權力鬥爭，南北的分歧進一步加深。1719年，查爾斯頓殖民者在長期不滿領主統治的情況下，推翻由領主任命的總督，自行成立政府。此舉標誌着北卡羅來納省與南卡羅來納省開始分別建立獨立的殖民政府。至1729年，英王正式撤銷卡羅來納殖民地的業主特許狀，並將南、北卡羅來納設為皇家直轄殖民地。

 奪取新尼德蘭（新約克） 
在17世紀中葉之前，英國對位於維珍尼亞與新英格蘭之間的廣闊區域關注甚少。17世紀初，該地區首先由荷蘭和瑞典人開拓。1609年，探險家亨利·哈德遜駛入現今紐約灣，溯河而上，探索了後來以他命名的哈德遜河，並為荷蘭宣稱對該地的主權。此後，荷蘭商人開始沿哈德遜河、特拉華河及康涅狄格河一帶設立毛皮貿易據點，以維護其在北美毛皮貿易中的商業利益。隨着貿易活動逐漸擴大，荷蘭西印度公司在哈德遜河流域建立永久定居點，並正式設立殖民地「新尼德蘭」，確立荷蘭在英屬維珍尼亞與法屬加拿大之間的勢力範圍，成為荷蘭在北美的主要殖民據點。

1626年，殖民地總督（Peter Minuit）與當地的蒙西族原住民達成協議，取得對曼哈頓島的控制權，並在島上建立阿姆斯特丹堡，成為新尼德蘭的首府——新阿姆斯特丹。雖然實際定居的荷蘭移民人數不多，新尼德蘭仍成功主導區域性的毛皮貿易，並成為英屬殖民地之間的重要轉運與商業中介中心。新英格蘭及維珍尼亞生產的大量商品，經由荷蘭船隻運往歐洲市場。與此同時，荷蘭亦參與迅速擴張的大西洋奴隸貿易，將部分非洲裔奴隸送往北美，但其主要輸送目的地仍集中於巴巴多斯及巴西等地。

殖民地的範圍隨後向外擴展，涵蓋今日布魯克林、布朗克斯、長島與新澤西沿岸。1633年，荷蘭人在康涅狄格河畔建立，但很快遭到新英格蘭殖民者的壓力。1650年《》確認邊界，使荷蘭勢力被限制在康涅狄格西部。由於宗教與商業政策相對寬鬆，新尼德蘭吸引了來自英格蘭、德意志地區、瓦隆地區及塞法迪猶太社群的移民。

1638年，瑞典在特拉華河流域建立「新瑞典」殖民地，其主要組織者包括前新尼德蘭總督彼得．米紐特，隨後數年間瑞典與芬蘭移民陸續抵達，共有約六百人來到新大陸，在特拉華河兩岸建立了農場與聚落，範圍涵蓋今日的特拉華州、賓夕凡尼亞州、新澤西州及部分馬里蘭地區。新瑞典與南方英屬殖民地保持密切貿易關係，並參與維珍尼亞煙草的跨大西洋運輸。1655年，在瑞典本土捲入第二次北方戰爭期間，新瑞典被新阿姆斯特丹總督彼得·斯泰弗森特率兵攻占，併入新尼德蘭殖民體系。

雖然荷蘭政府對定居於新尼德蘭的居民實行宗教寬容政策，但殖民地人口始終稀少。自1650年代起，英國與荷蘭之間爆發多次戰爭，英國亦開始積極謀求奪取新尼德蘭。1664年，英軍在理查德·尼科爾斯率領下幾乎未遭抵抗即佔領新阿姆斯特丹，其後迅速控制整個新尼德蘭地區，並將該業主殖民地命名為「新約克」（即紐約），以紀念查理二世之弟、出資發動此次遠征的約克公爵詹姆士二世。1667年的《布雷達條約》確認英國對該地區的主權。雖然荷蘭在第三次英荷戰爭期間曾短暫收復部分地區，但最終於1674年的《》中正式放棄對該殖民地的主權，結束荷蘭在北美大陸的殖民史。1686年，「新約克」被改爲皇家直轄殖民地——紐約省。

英國接管後，大量荷蘭居民繼續留居當地，特別是在曼哈頓以北至奧爾巴尼一帶的農村地區，同時亦有來自新英倫與德意志地區的移民陸續遷入。紐約逐漸發展為一個多語言、多族群的城市，並擁有大量的非洲裔奴隸人口，但亦帶來族群與階級直接的緊張關係。這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榮革命期間顯露無遺。由荷蘭裔商人領導，反抗英國當局的統治，反映了殖民者對英國同化的抗拒。至18世紀，擁有荷蘭血統的居民依舊對英國文化同化表現出抗拒，甚至令紐約的英國聖公會信徒抱怨此地「更像一個被征服的外國省分」。

 紐澤西、賓夕法尼亞與特拉華 
查理二世與約克公爵在獲得新尼德蘭後，希望加強英國對大西洋沿岸的掌控，表面上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稅收，實際上則是藉由設立專屬殖民地，如新澤西、賓夕法尼亞與卡羅來納群地，用以償還英國國内的政治債務與財務承諾。1664年，約克公爵將哈德遜河與特拉華河之間原屬紐約的領土的土地授予兩位英國貴族，這些地區隨後被劃分為東澤西與西澤西兩個業主殖民地。東澤西吸引了清教徒和蘇格蘭移民，西澤西則由貴格會成員主導，包括威廉·佩恩。1702年，兩地合併為紐澤西皇家殖民地，直接受英國王室管轄。

1681年，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由貴格會教徒威廉．佩恩創立為業主殖民地，旨在為宗教異見者提供庇護所，包括貴格會、衛理公會與阿米什人。該殖民地人口結構相對多元化，城市地區以貴格會社群為核心，西部邊境地帶則聚居大量蘇格蘭—愛爾蘭移民，之間的內陸地區則有大量德意志移民（後稱賓夕法尼亞德意志人）。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天然港口及快速增長的人口，費城在18世紀中葉崛起成為英屬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亦是中部殖民地的商業重鎮。

1682年，威廉·佩恩作為賓夕法尼亞省的專有殖民地領主，向約克公爵詹姆士取得特拉華河下游三個縣的管治權。詹姆士其後即位為英王詹姆士二世。由1682年至1701年，特拉華下游三縣作為賓夕法尼亞省的一部分共同管治。1701年，下游縣的居民請願成立獨立的殖民地議會，並獲英方批准，自此特拉華殖民地在立法層面上與賓夕法尼亞分離。不過，兩地仍由同一位總督統治，直至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才正式分開。定居於特拉華的英國殖民者主要為貴格會徒，這與威廉·佩恩本人所倡導的宗教寬容政策密切相關。與其他英屬殖民地不同，特拉華在這時期並未設立官方國教，宗教制度相對開放，為不同新教教派提供共存空間。

 喬治亞殖民地的設立 
1730年代，下議院議員詹姆士·奧格爾索普提出在卡羅來納以南地區建立新殖民地的構想，主張將英格蘭的「值得救助的貧民」遷往新大陸，以紓緩本土債務監獄過度擠迫的問題。1732年6月9日，奧格爾索普與其他慈善家以「喬治亞殖民地受託人」的名義獲得英王喬治二世特許，正式建立喬治亞殖民地，成爲最後一個建立的十三殖民地。次年，奧格爾索普率領首批移民抵達薩凡納，正式展開殖民事業。佐治亞的設立兼具戰略與社會實驗的雙重目的：一方面，它作為英屬卡羅來納與西屬佛羅里達之間的緩衝區，以鞏固英國在北美東南部的勢力；另一方面，它原本被構想為一處安置貧困人口與債務囚犯的殖民地，藉此減輕英國本土監獄的壓力。然而，實際抵達的移民大多並非真正的債務犯，而是來自英格蘭及其他歐洲地區的移民。

在最初的規劃中，喬治亞以道德與人道原則為核心。殖民地禁止奴隸制度，亦禁止酒精與其他被視為不道德的行為。這種安排旨在建立一個以道德自律與公共利益為核心的理想社會，同時避免重蹈加勒比與卡羅來納種植園的覆轍。然而，由於人口增長緩慢及經濟發展受限，殖民地始終未能迅速成長。由於勞動力不足，殖民地無法與鄰近南卡羅來納的稻米與靛藍種植園競爭，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許多移民對嚴格的限制感到不滿，並強烈要求引入奴隸制度與商業活動的自由。到1750年代，殖民地的禁令陸續被撤銷。奴隸制度正式引入，喬治亞逐步轉型為以種植園為核心的經濟體系，並在農業生產中大量依賴非洲奴隸。與此同時，殖民地原本的社會改革理念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典型的社會結構：莊園主掌握經濟與政治優勢，而奴隸人口比例不斷上升，成為勞動力的基礎。1752年，受託人放棄其特許權，喬治亞遂改為英皇直轄殖民地。

在宗教方面，喬治亞並未像新英格蘭殖民地那樣設立單一國教，而是容納了多種宗教群體。雖然英格蘭國教在政治與社會層面仍享有優勢，但殖民地內亦出現了路德宗、摩拉維亞弟兄會、蘇格蘭長老會的社群，甚至還有早期的猶太移民。這種多元信仰的格局，使喬治亞成為南部殖民地中宗教環境較為開放的地區之一。

 殖民地的擴張與發展 
18世紀初，英屬北美殖民地逐漸被納入一個以英國本土為核心的全球貿易體系之中。在1700至1754年期間，美洲殖民地對英國的出口總值顯著上升，反映出殖民經濟在大英帝國重商主義架構下的重要性。殖民者在法律上受到《航海法令》等制度性限制，難以與其他歐洲列強自由貿易，但他們仍能透過大英帝國殖民體系內部的貿易獲取可觀利潤，尤其是與加勒比海英屬殖民地之間形成密切的經濟往來。在這個跨大西洋貿易網絡中，北美殖民地向加勒比地區輸出糧食、木材、煙草及各類原材料，換取糖、咖啡等熱帶農產品，以及經由英國轉口的亞洲茶葉。遠離大西洋沿岸的美洲原住民社群，則透過區域性貿易體系，向大西洋市場提供海狸皮與鹿皮等毛皮資源。憑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充足木材供應，北美殖民地逐步建立起蓬勃的造船業，不少本地商人亦直接參與跨大西洋航運與貿易活動。

十三殖民地的人口在18世紀迅速增長。至1750年，人口約達150萬，佔英屬北美人口的大多數。殖民社會以農業為主，超過九成居民從事耕作，但沿岸港口城市亦逐漸繁榮。至1760年，費城、紐約與波士頓的人口均超過16,000人，雖然規模遠不及歐洲主要城市，卻已成為北美重要的經濟與商業中心。至1770年，十三殖民地的經濟生產總值在整個大英帝國中已佔約百分之四十。隨着人口持續增加，殖民者逐步向大西洋沿岸以西擴展。賓夕法尼亞、維珍尼亞、康涅狄格及馬利蘭均對俄亥俄河谷提出領土聲索。英國政府堅持殖民地的土地權利必須建立在向原住民合法購地的基礎之上，促使各殖民地競相與原住民部族進行土地交易。當中，維珍尼亞對西部擴張尤為積極，殖民地內不少上層家族投資於，藉此推動對的拓殖與經濟開發。

隨着歐洲經濟環境改善及宗教迫害有所緩和，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自由勞工來源逐漸減少。為維持經濟擴張，尤其是南部農業經濟的運作，殖民地對奴隸勞動的依賴日益加深。1680年至1750年間，美洲奴隸人口大幅增長，其來源既包括大西洋奴隸貿易中的強迫輸入，也包括奴隸群體內部的自然繁衍。南部殖民地的大片種植園經濟高度依賴奴隸勞力，而在北部殖民地，奴隸則從事家務、手工業及各類城市勞動。在奴隸制度日益鞏固的同時，殖民地亦曾出現零星反抗行動，例如1739年的史陶諾動亂，以及1741年所謂的，這些事件最終均遭殖民當局鎮壓。

雖然十三殖民地亦吸引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移民，但在1700年以後，英格蘭移民仍然構成殖民人口的多數。來自歐洲大陸的移民遍佈各殖民地，其中以中部殖民地最具吸引力，並長期保持高度族群與宗教多元化。大量移民來自愛爾蘭，包括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尤以被稱為「」的阿爾斯特長老會信徒為代表。同時，德意志新教徒亦以賓夕法尼亞為主要聚居地，形成顯著的社群。十三殖民地於1740年代經歷了第一次大覺醒運動。這場跨殖民地的宗教復興運動動搖了既有教會權威，強調個人信仰體驗與靈性覺醒，對殖民社會的宗教文化與公共思想產生深遠影響。

 殖民地戰爭與衝突 
18世紀中葉以前，英國與西班牙之間的殖民競爭已在大西洋世界持續多年。1738年，一名威爾斯水手聲稱其耳朵遭西班牙海關人員割下，該事件迅速被英國政界與輿論利用，最終促成1739年英西之間的詹金斯之耳戰爭。在此期間，數以百計的北美殖民者志願加入英國皇家海軍，參與海軍上將愛德華·弗農對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重鎮，惟該行動以重大傷亡與失敗告終。

英西戰爭很快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歐洲衝突，即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在北美殖民地，這場戰爭通常被稱為「」。1745年，英軍與殖民地部隊聯手攻佔法國在北大西洋的，這一勝利在殖民地社會引起極大振奮。然而，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條約》結束戰爭後，英國卻將歸還法國，以換取印度的馬德拉斯及其他海外據點，此舉令不少北美殖民者深感失望與不滿。戰後，英法兩國隨即將競爭焦點轉向俄亥俄河流域，為下一場衝突埋下伏線。

1754年爆發的英法北美戰爭，是七年戰爭在北美洲的延伸，亦是首次由北美殖民地衝突引發、繼而擴散至歐洲的全球性戰爭。其核心成因在於英法兩國在五大湖地區及俄亥俄河谷的勢力擴張與利益衝突。這場戰爭對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不僅重塑了北美地緣政治格局，還因英國隨後的政策調整，激化了殖民地與母國的緊張關係。對於英屬北美殖民地而言，尤其在老威廉·皮特主導戰略後，英國決定將大量軍事資源投入北美戰場，使該地首次成為全球戰爭的主要戰區之一。隨着英國軍政官員大量進駐，殖民者愈發清楚地感受到自身處於大英帝國權威之下，這種直接接觸亦改變了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

同時，戰爭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殖民地之間的聯繫。來自不同殖民地的士兵首次大規模並肩作戰，培養出跨地域的合作經驗與早期的共同身份認知。英軍軍官在戰爭期間訓練殖民地軍官，其中包括日後成為美國立國重要人物的喬治·華盛頓。殖民地議會與行政官員亦必須就徵兵、補給與防務進行密切協調，儘管英軍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關係時常緊張，這些摩擦亦為日後對英軍的不信任奠定基礎。早於1754年，賓夕法尼亞殖民者班傑明·富蘭克林在奧爾巴尼會議上提出《》，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殖民地政府，以協調防務及對外事務。然而，該計劃最終遭大多數殖民地領導層否決.。

1763年《巴黎條約》標誌着戰爭結束。法國正式將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大部分北美領土割讓予英國，並在此前已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秘密轉交西班牙。英國除原有的十三殖民地外，亦獲得魁北克、五大湖地區、俄亥俄河谷，以及來自西班牙的東佛羅里達與西佛羅里達。隨着主要外國威脅被解除，北美殖民地對英國軍事保護的依賴亦隨之減弱。

 稅賦爭議與衝突升級 

英法北美戰爭期間，英國與殖民地曾共同戰勝強敵，殖民者對宗主國的忠誠一度達至高峰。然而，戰後雙方迅速出現分歧。英國政府與菁英階層認為本土承擔了沉重的稅務負擔，而殖民地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殖民者則反駁指出，戰爭主要服務於歐洲權力平衡，其子弟卻在北美戰場上付出生命代價。這場對戰爭代價與責任的爭論，最終成為一連串政治衝突中的關鍵一環，並逐步引向美國獨立革命的爆發。

戰爭結束後，大英帝國雖然在北美取得領土優勢，但同時亦背負沉重的戰爭債務。為應付日益惡化的財政壓力，英國政府開始重新檢視與北美十三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並決定加強對殖民地的行政控制與財政徵收。在此背景下，倫敦方面認為殖民地應為自身軍事與帝國整體開支承擔更大責任。自1764年起，英國國會相繼通過多項立法，加強對殖民地經濟活動的規管與課稅。其中，1764年《食糖法》對進口商品徵稅，1764年《》限制殖民地發行紙幣，1765年《印花法令》則首次對殖民地內部的法律文件、報紙及印刷品徵收直接稅項。1767年，以財政大臣查爾斯·湯森命名的《湯森法令》進一步對多種進口商品加稅。這些措施不僅觸及殖民地的經濟利益，也被視為對其既有自治權與政治慣例的重大挑戰。

英國國會繞過殖民地議會，直接向北美殖民地徵收關稅及消費稅，此舉引發殖民者日益強烈的不滿。在反對英國課稅政策的運動中，殖民地的扮演了尤為突出的角色。《印花法令》直接衝擊出版與印刷行業，使其成為最早且最積極的反對者之一。透過報章、傳單與政治小冊子，殖民地社會迅速流傳「無代表，不納稅」的政治主張，相關論述亦逐漸塑造出跨殖民地的共同政治意識。他們認為，殖民地在英國國會中並無任何代表，國會對其課稅因此違反英國臣民應有之權利。然而，英國國會拒絕接受此一論點，並進一步重申其對殖民地立法與課稅的權力，持續推出新的稅收措施。

除稅收問題外，英國政府在戰後頒布的《1763年皇家公告》同樣引發殖民地不滿。該公告將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地區劃為，限制殖民者向西遷徙，以避免進一步衝突並降低軍事開支。儘管部分殖民者無視公告，繼續向內陸拓展並建立農場，而英國當局後來亦逐步放寬限制，但公告本身仍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對殖民者而言，真正引發憤怒的不僅是土地政策的實際影響，更在於該公告乃由英國政府單方面制定，未經殖民地諮詢或同意。這種決策方式進一步加深了殖民地社會對母國的不信任。

殖民地的不滿情緒在1773年《》通過後進一步升高。該法削減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的進口成本，藉此壓低茶價以打擊走私，同時保留對茶葉徵稅，以確立國會對殖民地徵稅的原則。英國首相腓特烈·諾斯希望此舉能使殖民者默許國會的課稅權，但結果適得其反。各殖民地紛紛抵制英國茶葉，而波士頓的抗議行動最為激烈。1773年12月，自由之子成員將大量茶葉傾倒入港，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成為英美衝突的重要轉捩點。

 宣告獨立與革命爆發 

英國政府對此作出強硬回應。英國國會於1774年通過一系列懲罰性法案，殖民者稱之為《不可容忍法令》。該等法案大幅限制麻省的自治權，關閉波士頓港，並重組殖民地政府架構。此外，《》擴大軍隊駐紮權限，允許英軍使用未被佔用的建築物作為營房；而《》則容許涉及王室官員或英軍士兵的案件移往其他殖民地或帝國境內地區審理，削弱殖民地司法自主性。同年，英國任命湯馬士·蓋奇為麻省總督，並兼任北美英軍總司令，以加強軍事與行政控制。

至1774年為止，殖民者普遍仍希望維持對英國王室的效忠，並繼續留在大英帝國之內，但對國會統治方式的不滿已遍及十三殖民地。同年9月，除喬治亞以外的十二個殖民地派出代表，齊集費城召開的第一次大陸會議。會議通過《》，代表們主張殖民地僅對國王效忠，願意承認王室總督作為君主代理人，但拒絕承認英國國會對殖民地立法的權力。大多數代表反對立即對駐守波士頓的英軍採取軍事行動，轉而通過《》，對英國商品實施全面抵制。該抵制措施成效顯著，英國對北美的出口貿易大幅下跌。隨着政治與社會對立加深，十三殖民地逐漸分化為反對英國統治的「愛國者」與支持王權的「效忠派」，殖民社會的內部分裂日益明顯。

作為對英國強化統治措施的回應，各殖民地相繼成立由選舉產生的非常設政治機構，通常稱為「」（Provincial Congresses），以取代或削弱王室政府的實際權力。同時，殖民者廣泛發起對英國進口商品的抵制行動，藉此向宗主國施加經濟壓力。在麻薩諸塞殖民地，總督湯馬士·蓋奇對局勢日益緊張深感憂慮，並向倫敦方面請求增援部隊。然而，英國政府在避免全面戰爭的前提下，傾向限制軍事部署的規模，轉而命令蓋奇採取行動，搜繳儲存的武器與軍需品。1775年4月，蓋奇派遣部隊前往康科德，企圖查封當地軍械庫，但殖民地民兵事先獲悉行動計劃，並在列星頓與康科德一帶與英軍發生衝突。英軍在撤退途中遭到沿途民兵襲擊，事件迅速升級為武裝衝突，標誌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隨後，殖民地武裝力量包圍波士頓。

至1775年春季，多數殖民地的行政體系已無法正常運作，實際權力逐步轉移至革命派控制的地方組織。同年5月，第二次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此前未出席的喬治亞亦派代表參與，會議開始承擔準政府職能，包括組織武裝抵抗、籌措軍費，以及對外進行有限度的外交接觸。會議決定組建一支統一指揮的武裝力量——大陸軍，以對抗英軍，並任命維珍尼亞殖民地的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隨着軍事衝突擴大，大陸會議亦逐步建議各殖民地制定成文憲法，重組政治體制，並朝向主權政治實體的方向發展。1775年8月，英王喬治三世頒布《鎮壓造反與叛亂宣言》，認定北美殖民地已受「危險且心懷不軌者」誤導，正「叛逆地籌備、組織並對我們發動戰爭」，命令帝國官員「竭盡全力抵制和鎮壓此類叛亂」。

第二次大陸會議成立由五人組成的「五人委員會」，負責起草《獨立宣言》。委員會成員包括約翰·亞當斯、本傑明·富蘭克林、湯馬士·傑佛遜、羅伯特·李文斯頓，以及羅傑·舍曼。委員會其後委託傑佛遜負責撰寫初稿。傑佛遜於1776年6月11日至6月28日期間完成草稿，主要在費城一幢三層住宅的二樓進行寫作，該處位於現今的市場街700號，距離今日的獨立廳不遠。草稿完成後，五人委員會及大陸會議對文本進行審閱與修改，刪除了部分具爭議性的段落，並調整措辭以反映各殖民地代表的共識。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陸會議正式通過並公布《獨立宣言》，向外界宣告北美十三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統治，並闡述其政治理念與獨立的正當性。該文件不僅列舉對英王喬治三世的指控，更旨在向國際社會說明殖民地建立獨立國家的理由。

在隨後的美國獨立戰爭中，戰爭初期，英國憑藉強大的皇家海軍和正規軍占據優勢，特別是在1776年紐約和新澤西戰役中，英軍將領威廉·何奧成功占領紐約市。1777年，英軍將領約翰·伯戈因在薩拉托加戰役中被大陸軍擊敗並被迫投降，成為獨立戰爭的轉折點。這一勝利不僅鼓舞了殖民地的士氣，也說服了法國相信美國獨立的可行性。1778年2月，法國與美國簽署聯盟條約，正式參戰。殖民地軍隊在法國的支援下逐步扭轉戰局。法國不僅提供軍事援助與財政支持，亦在外交層面上與英國對抗。1781年約克鎮圍城戰成為戰爭的決定性勝利，英軍主力被迫投降。最終，英國於1783年簽署《巴黎條約》，正式承認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地位。

人口
 人口增長 

十三殖民地在18世紀經歷了極為迅速的人口增長。1700年殖民地人口約為26萬人，到1770年已增至約215萬人，增幅接近八倍。相比之下，法國在北美的殖民人口於1775年僅約9萬人，約為英屬殖民地人口的4%。整體而言，18世紀期間英屬北美殖民地人口幾乎每25年便增加一倍，其人口增長速度在當時國際上屬於異常迅速。

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高出生率與相對較低的死亡率，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相對較低，使更多人口能夠達至生育年齡，從而推動自然增長。瑞典博物學家（Peter Kalm）於1748年在新澤西旅行期間指出，當地土地充裕、稅負低廉，加上社會流動性較高，使年輕人毋須過分憂慮經濟因素便可結婚成家。

至1776年，白人殖民人口的族裔來源以不列顛群島為主，約85%具有英格蘭、蘇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或威爾斯血統；約9%為德意志裔，4%為荷蘭裔，其餘約2%則包括胡格諾派法國人及其他少數族群。超過九成殖民地居民以農業為生，但亦出現若干規模較小、同時作為海港的城市，將殖民地經濟與更廣泛的大英帝國貿易網絡連結起來。

 奴隶制度 

在十三殖民地時期，動產奴隸制（chattel slavery）在所有殖民地均屬合法制度，但其實際規模與經濟角色在不同地區差異甚大。在新英格蘭及中部殖民地，奴隸人數相對較少，主要從事家務勞動、手工業或小規模農業；相較之下，奴隸制度在南部殖民地，尤其是維珍尼亞、馬里蘭，以及南卡羅來納，具有核心經濟地位，支撐以出口為導向的煙草、稻米與靛藍種植園經濟。

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長期運作下，約有28.7萬名非洲奴隸於1620年至1780年間被輸送至十三殖民地，僅佔約1,200萬名被販運至美洲的非洲人之約2%。當時絕大多數非洲奴隸都被送往加勒比與巴西的糖業殖民地，當地勞動條件極為惡劣，死亡率高，需不斷補充新奴隸。相比之下，至18世紀中葉，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奴隸預期壽命相對較高，這使奴隸人口能透過自然增長而持續擴大。18世紀前半葉為非洲奴隸的最主要輸入期。到了美國獨立前後，奴隸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極高的自然出生率與相對較低的死亡率，而非持續的大規模進口。至時，美國奴隸人口已接近400萬人，其自然增長速度在1770年至1860年間顯著高於任何歐洲國家，幾乎為英格蘭的兩倍。

法律史學者威廉·M·威切克（William M. Wiecek）指出，在美國革命爆發前，各殖民地均已建立起成文或半成文的奴隸法律體系，其中九個殖民地更發展出結構相對完整的奴隸法典。這些法律確立了美洲動產奴隸制的四項基本特徵：首先，奴隸身分被界定為終身狀態，有別於限期的契約勞役；其次，奴隸身分依母系世襲，此一原則顛覆了英格蘭普通法中以父系決定身分的傳統；第三，奴隸制度以種族作為法律辨識標準；第四，殖民地立法者最終將奴隸界定為「個人動產」（chattel personal），尤以南部殖民地最為明確。這些法律安排使奴隸制度在殖民地社會中獲得制度化與長期化的保障。

 社會 
 宗教 
歷史學者帕特麗夏・博諾米（Patricia Bonomi）指出，早期美洲殖民者並非生活在宗教真空之中，而是身處一個宗教深刻塑造其思想世界與日常生活的社會環境。在英屬十三殖民地，基督新教構成宗教生活的主體，但不同地區、族群與社會階層之間的宗教參與程度存在顯著差異。除新教徒外，殖民地亦存在少量天主教徒、猶太人、自然神論者，以及未正式隸屬任何教會的人口。

在制度層面，英格蘭教會在多數南部殖民地具有官方宗教地位。當地的堂區由（vestry）管理，除宗教事務外，亦承擔道路維修、扶貧救濟等公共職能。至18世紀初，這些委員會逐漸由平信徒主導，對牧師的直接控制有所減弱。與此同時，清教徒傳統在新英格蘭地區影響深遠，公理宗長期為麻薩諸塞與康涅狄格的既定教會，其教會經費部分來自公共稅收。至18世紀末至19世紀，一位論派逐步從公理宗內部分化而出。

十三殖民地在宗教構成上高度多元化，主要源於英國本土及歐陸移民的宗派背景。改革宗神學傳統構成長老宗、公理宗及歐陸歸正宗的思想基礎；法國胡格諾派在部分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改革宗會眾。荷蘭歸正會在紐約與新澤西的荷裔社群中影響尤為顯著，而路德宗則主要隨德意志移民傳入。德國移民同時帶來多種再洗禮派傳統，其中以門諾派最具代表性。

羅傑·威廉斯因主張宗教寬容、良心自由及政教分離而被逐出麻薩諸塞灣殖民地，其後在普羅維登斯建立殖民地，成為日後羅德島殖民地的基礎。猶太人主要聚居於少數港口城市，參與商業與跨大西洋貿易。巴爾的摩家族創建馬利蘭殖民地，原意為英格蘭天主教徒提供庇護地，使該地成為殖民地時期天主教人口最集中的地區之一。至1775年，天主教徒約佔殖民地人口的1.6%，估計約為40,000人。18世紀初至中葉，約有20萬至25萬愛爾蘭移民進入殖民地，但其中天主教徒不足20,000人，部分因歧視與法律限制而隱藏信仰或逐漸脫離教會。天主教人口主要分布於馬利蘭，其次為紐約與賓夕凡尼亞。長老宗信徒則多來自蘇格蘭與阿爾斯特地區，傾向定居於內陸與邊疆地帶。

貴格會在賓夕凡尼亞具有深厚根基，長期主導殖民地的行政與立法機構，在羅德島亦佔有重要地位。至1740年代第一次大覺醒期間，浸信會與循道宗迅速擴張，吸引大量平民信徒。與此同時，多個宗派亦積極向美洲原住民展開傳教活動。

 教育 
殖民地時期的高等教育主要集中於新英格蘭殖民地及中部殖民地，入學對象幾乎完全限於年輕白人男性。17世紀及18世紀初期，修讀高等教育的學生多以成為新教牧師（尤其是清教徒、會眾派、長老會等）為目標。不過，到了18世紀中葉前後，隨着殖民社會日漸世俗化，殖民地的高等教育也開始擴展至商業、法律、行政與自然哲學等領域。

在殖民統治時期，共有九所高等教育機構獲得特許成立，合稱為「殖民地學院」。這些學院包括哈佛學院、威廉與瑪麗學院、耶魯學院、紐澤西學院（即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國王學院（即後來的哥倫比亞大學）、費城學院（即後來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羅德島學院（即後來的布朗大學）、皇后學院（即後來的羅格斯大學），以及達特茅斯學院。當中，威廉與瑪麗學院及皇后學院其後發展為公立大學，其餘七所則構成今日八所常春藤盟校中的七所私立成員。

除威廉與瑪麗學院位於南部殖民地的維珍尼亞外，其餘殖民地學院主要分布於新英格蘭及中部殖民地。相比之下，南部殖民地普遍認為子女教育屬於家庭責任，這種觀念與當時歐洲社會相近。富裕家庭往往聘請來自英國的家庭教師，或直接將子女送往英國接受教育。至18世紀，部分在殖民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亦開始擔任家庭教師。

在基礎教育方面，新英格蘭不少城鎮為男童設立由地方資助的學校，形成早期的公共教育體系雛形；然而，在其他殖民地，類似的公共學校並不普遍。女性教育多局限於家庭內進行，或由小型私人學校提供，並無機會進入學院接受高等教育。至於專業訓練，立志成為醫師或律師的年輕男性，通常透過跟隨已有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士擔任學徒學習，只有少數人前往蘇格蘭等地的醫學院接受正式訓練。

 疾病及醫療 
在殖民地的早期發展階段，疾病對移民人口構成嚴重生命威脅。許多歐洲移民面對的是陌生的疾病，而當時的醫療知識與治療方法普遍成效有限，難以有效控制傳染或降低死亡率。特別是在南部殖民地，瘧疾對新抵達的移民造成極高致命風險，對尚未適應當地環境的歐洲人影響尤為嚴重。在卡羅來納地區，英格蘭教會派遣的傳教士死亡率尤為突出，在體格健全、年輕的傳教士之中，超過四分之一於抵達後五年內因疾病而死亡。除成人外，嬰兒與幼童的死亡率亦居高不下，白喉、天花、黃熱病及瘧疾均為主要致死原因。

在醫療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多數病患者依賴地方醫師與民間療法，包括草藥、傳統偏方及宗教祈禱。部分殖民地居民則求助於兼具宗教與醫療角色的牧師醫生、外科理髮師、藥劑師、助產士及教會人士。真正受過正規醫學訓練的醫師人數極少，主要在英國受訓，或透過殖民地內的師徒制學習醫術。當時醫學界對人體生理、病原體與感染機制缺乏科學認識，放血療法是當時極為常見的治療方式。

殖民地政府對醫療事務的監管極為有限，幾乎不存在統一的公共衛生制度，亦缺乏對醫療服務的制度性管理。直至18世紀，部分殖民地醫師開始依循英格蘭與蘇格蘭的醫學模式，在城市地區逐步引入較為系統化的醫療知識，並在天花接種、病理學、解剖學及藥物研究方面取得有限但重要的進展。

 政治 
 行政架構 
至1776年美國獨立前夕，十三殖民地的政府體制大致可分為三種形式：皇家殖民地（亦稱省殖民地）、業主殖民地，以及特許殖民地（亦稱憲章殖民地）。無論採用何種制度，殖民地政府在法律上均隸屬於英國君主，並未在中享有正式代表權。自17世紀末起，倫敦的貿易局負責監督殖民地事務，其職能與英國樞密院一同構成帝國層級的殖民治理體系。

皇家殖民地由英國王室直接控制，其行政權力來源於王室頒發的委任狀。總督及其諮議會由王室任命，總督掌握主要行政權，並有權召集由地方選民選出的殖民地議會。總督諮議會在議會開會期間通常兼任上議院，同時亦擔任總督的顧問機構。殖民地議會成員由擁有土地的自由民及種植園主選出，負責制定地方性法律與條例。總督擁有否決議會立法的權力，並可延會或解散議會。理論上，所有殖民地法律均不得與英國法律相抵觸，並須接受英國樞密院或貿易局的審查與否決。然而，在實際運作中，不少殖民地議會試圖擴大自身權限，限制總督及王室的影響力。新罕布什爾、紐約、維珍尼亞、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及佐治亞均屬皇家殖民地，而馬薩諸塞則於17世紀末由原有制度轉為王室殖民地。

業主殖民地的行政架構與皇家殖民地大致相似，主要差別在於總督並非由君主任命，而是由獲授土地與統治權的地主（領主）委任。此類殖民地多於1660年英國王政復辟後設立，並通常享有較大的宗教與公民自由空間。賓夕法尼亞（包括特拉華地區）、馬里蘭及早期的新澤西均屬此類殖民地。

特許殖民地則是根據英國君主頒發的特許狀而成立的政治法人，受許者不僅獲得土地所有權，亦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與自治權。這些特許狀往往構成殖民地的基本憲制文件，並在立法、行政及司法職能之間作出權力分配。康涅狄格及羅德島屬於此類殖民地。麻薩諸塞原為特許殖民地，其特許狀於1684年被撤銷，並於1691年改以皇家殖民地的形式重新組建。羅德島的多個早期定居點，包括普羅維登斯及華威，最終合併為羅德島及普羅維登斯種植園殖民地，並於17世紀中葉獲得正式的王室特許。

1680年以後，隨着北美殖民地人口與經濟迅速增長，倫敦的帝國政府逐漸加強對殖民地事務的關注與介入。17世紀末，英屬北美的皇家殖民地仍屬少數，但至18世紀初，愈來愈多殖民地轉由皇家直接控制。至約1720年前後，已有相當比例的殖民地由王室總督治理。這些總督由英國政府任命，政治立場與行政責任均與倫敦當局保持密切聯繫。

 政治文化 
英国殖民者初到美洲时，并非以建立一套民主政治制度为目标，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殖民地逐步形成一个参与范围相对广泛的政治体系。与欧洲不同，十三殖民地并未出现具有法律特权的世袭贵族阶层，亦缺乏少数地主垄断土地并以佃农耕作为主的制度。土地持有较为分散，为地方自治与政治参与提供了社会基础。

殖民地政治以地方自治为核心，多由经选举产生的男性地主负责治理。凡拥有一定财产者，普遍可投票选出殖民地议会下议院的代表。总督通常由伦敦方面委任，但康涅狄格与罗德岛这两个特许殖民地，则由殖民者自行选举总督。在多数殖民地，财产拥有权被视为参与政治的重要条件，正如南卡罗莱纳议会于1716年所言，只有「对本省具有实质利益的人」，才被认为有资格选举议会代表，反映出当时「政治利益须以社会利益为基础」的观念。

在法律上，妇女、儿童、契约劳工与奴隶皆被视为隶属于家庭户主，并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原住民与亦大多被排除于殖民地政治体系之外。选举权主要限于成年白人男性地主，而土地所有权是判定是否具备「社会利益」的主要标准。在当时的英国，绝大多数贫苦农工在政治上依附于地主，真正拥有选举权者仅属少数。虽然伦敦当局要求殖民地限制非土地拥有者的投票资格，但由于殖民者大多是拓荒者或拓荒者的后裔，当时的土地相对廉价且取得容易，在不少地区约有一半甚至多数成年白人男性符合投票资格。

殖民地政治文化强调社会地位与声望，因此参与选举并成功当选者，多为地方名流与显要人物。然而，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候选人亦须争取一般选民支持。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联盟多以家族、朋友与邻里关系临时组成。在新英格兰等清教徒严格社会规范以外的地区，选举日通常兼具社交与节庆性质，选民由乡间聚集至县治或城镇中心，进行拉票活动、社交往来与政治动员，参与宴会、歌舞娱乐，甚至参与赌博。投票多以公开口头方式进行，选民向点票人员高声表明所支持的候选人，旁观者则报以喝采或嘘声。候选人常以酒食款待选民以赢取支持，例如维珍尼亚的乔治·华盛顿便曾在一次选举中花费约39英镑，用以宴请其支持者。

投票并非强制，实际投票率一般约为合资格选民的一半。在宾夕法尼亚与纽约等地，由于族群与宗教背景形成较稳定的政治派系，动员能力相对较高。纽约与罗德岛曾出现维持多年的双派系格局，但其影响多局限于殖民地层级，未能深入地方政治。这些派系主要基于少数領袖的个人魅力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而与政策取向或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关系。

在1774年以前，各殖民地在政治上彼此独立，最初皆作为不同性质的定居点或殖民计划而建立。即使在1754年由班杰明·富兰克林推动的奥尔巴尼会议中，建立殖民地联盟的尝试亦未能成功。然而，十三殖民地普遍已发展出成熟的地方自治制度，并以「」为依据，坚决维护其既有的选举与自我治理传统，反对来自帝国政府的干预。

 经济 
 商業環境 
18世纪时，大英帝国的经济模式深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强调透过贸易与航运管制，将殖民地纳入以宗主国为中心的经济网络，其主要目标在于增加英国本土的财富、商业利益与国家财政收入，而非促进殖民地自身的经济发展。伦敦方面并未优先考虑殖民地居民的利益，这亦逐渐引发北美殖民者对相关政策的不满。

在重商主义框架下，政府与商人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国家透过关税、贸易规章与补贴保护本国商业，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市场，力求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以累积金银流入本国，形成贸易顺差。英国政府从中征收税项，其余利润则由本土商人获得。大量财政收入被用于维持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不但保障英国航运与殖民地安全，亦对其他欧洲帝国的殖民地构成威胁，甚至加以夺取，例如英军于1664年便夺占了原属荷兰的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

在此體制下，北美殖民地成為英國工業產品的「」。殖民地生產的原材料須以英國船隻運往宗主國，再由英國轉售至歐洲市場；製成品則主要在英國生產，並銷往殖民地，或由英國進口後轉售。這種貿易安排的最終受益者是宗主國。與其他新世界的殖民帝國相似，英國殖民地的商品生產在相當程度上依賴奴隸勞動，當時英國社會亦有人直言，帝國財富的增長「主要來自殖民地中黑奴的勞動」。

英國主要透過《航海法案》限制殖民地與法國、西班牙或荷蘭等其他帝國的直接貿易。北美殖民者則頻繁以走私方式規避這些限制。為打擊走私活動，王室官員使用授權範圍極廣的「」，可在未具體指明地點的情況下搜查私人財產。1761年，波士頓律師公開反對這類令狀，認為其侵犯殖民者作為英國臣民的憲法權利。雖然案件最終未獲勝訴，但約翰·亞當斯日後回憶，此次辯論在政治上具有深遠象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殖民地領袖並未否定英國對殖民地對外貿易的規管權。他們反對的，主要是英國國會在未經殖民地同意的情況下，制定涉及殖民地內部事務與課稅的法律。正是這種對權限邊界的根本分歧，逐步加深了英美之間的政治緊張。

 交通運輸 
殖民地時期的北美主要以農業為經濟基礎，道路網絡稀少且多為泥路，路況極易受天氣影響。從一個殖民地前往另一個殖民地，最便利的方式是水路，而河流則是當時最重要的運輸渠道，方便人員與貨物在內陸運輸。殖民地自然資源豐富，使港口成為造船中心。到1776年，十三殖民地已成為英國船舶的重要生產地，1750年新大陸造船已佔英國商船總量約三成，尤其是新英格蘭殖民地，許多由大陸會議於1775年委託建造的船隻，皆出自新罕布什爾、麻薩諸塞及賓夕法尼亞的造船廠。

在通訊方面，郵政系統在殖民地極為重要。美國最古老的公路——（King's Highway），原本是一條印第安原住民的小徑。到1673年，這條小徑演變為十三殖民地第一條——（Boston Post Road），連接了波士頓和紐約之間的郵件往來。後來，這條公路延伸至費城，並向南延伸至東海岸的早期定居點。這條公路由英王查理二世下令建造，並在1673年至1753年間不斷延伸，最終從波士頓一直延伸到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全長超過1300英里。

殖民地的中央郵政機構直到1692年才正式建立。當時，從英國王室獲得了為期21年的北美郵政系統特許權，並任命新澤西總督為郵政總局副局長。1753年，班傑明·富蘭克林和被英國王室任命為殖民地郵政總局副局長。富蘭克林擔任副局長期間，對殖民地郵政系統進行了重要且影響深遠的改進，他親自巡視連接各地的郵路，在主要道路上設立了里程碑，並規劃了里程更短的新路線，以加快郵件送遞速度。

國王大道並非當時唯一已建成的公共道路。事實上，各殖民地亦會自行出資興建各自範圍内的道路，例如賓夕法尼亞的（Conestoga Road）。但自七年戰爭結束到獨立戰爭的期間，殖民地立法機構財力有限，地方建設進度受阻。

到18世紀中葉，隨著驛站馬車與郵件馬車的出現，道路改建需求迫切。到1764年，費城至紐約已開通馬車路線；到1773年，馬車網絡已延伸至普羅維登斯及波士頓，為殖民地經濟、通訊與交通提供了更有效的連接。

 引用資料 
 註释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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