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災

1931年江淮水災指该年夏季在中国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的洪水。6—8月江淮流域降雨日数多达35—50天，其间大雨暴雨不断，造成大范围的水灾。最嚴重是8月26日凌晨5時許 原刊於《档案春秋》2005年第7期.江蘇高郵里运河大堤決堤。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灾民5311—6000萬人不等，受灾区域达16省672县。農田涝災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饥荒、蝗灾、霍乱，「水中屍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在1931年冬天「农民均栖息于水中」，「秋收绝望，来年也无力耕种」。原刊於165萬人逃荒。飢荒以安徽北部最嚴重。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

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洪水時忙於第三次江西剿共，先在7月23日通電《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9月1日再通電《呼吁弭乱救灾》指「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原刊於. 後來收錄於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後向上海工商界打關係、募款、並在上海发起戲曲義演、赛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佔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所募的20.3%，「为水灾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1931年正值黃金十年，留下很多水災歷史照片。該網站提供中英兩個版本，英文原版見

汛情
降雨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4月，湘江、赣江上游月降雨量在300mm以上，是常年同期的1.5至2倍。6月下旬至7月的梅雨期间，雨带长期维持在江、淮流域，其中6月底至7月上旬洞庭湖水系与唐白河流域均发生大暴雨；7月下旬长江下游及湘西澧水流域、沅江流域均出现大强度暴雨。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颱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0m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淮河流域7月雨量亦是同期的2-3.5倍。8月上旬梅雨季结束后雨带北移，黄淮之间、汉江下游以及川西又出现强降雨。

洪水
1931年长江汛期开始较早。4月23日湘江长沙站录得全年最大洪峰12500立方米/秒，4月26日赣江外洲站出现全年最高水位23.38米。4月中旬至5月，长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涨，至6月涨势方才平缓。7月5日后长江干流水位再次迅速上涨。8月初中下游洪水与川水、汉江洪水遭遇，8月19日漢口錄得最高水位28.28米，水位超警戒1.98米，比汉口江滩高平均1.8米，流量59900立方米/秒。洪峰9月到达下游，南京于9月15日达到最高水位9.29米，超警戒0.79米。汉口以下各站水位在大范围降雨结束后缓慢退落，水位超警戒时长达到2-3个月。

7-8月，淮河干支流先后出现最大洪水，干流洪水历时长达4个月。8月9日，中渡录得最大流量16200立方米/秒。

灾情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註：至8月9日），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

長江以北的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導致京杭大運河在高郵湖附近的堤防崩潰，8月26日凌晨约有20萬人在睡夢中淹死。

湖南

1931年洞庭湖水系的湘、资、沅、澧发生多次灾害性洪水，其中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滨湖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全省有61个县、636万人受灾，5.4万人死亡。

湖北

193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长江干流、汉江和东荆河先后漫堤、决口88处，江汉平原约500万亩（约3000平方公里）农田被淹，汉江下游的钟祥、荆门、潜江、天门、沔阳和长江沿岸的松滋、公安、江陵、监利受灾严重。武汉市区内水深数尺至丈余，完全未被水淹的区域仅0.5平方公里，市区浸在水中的时间长达3个月。全省有57个县、826万人受灾，6.5万人死亡。

后续
1932年：澇災、饑荒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里半年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报》载：“江淮云汉诸区，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即高阜之地，潦退较早，种麦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获；种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数月间饥馑殆不可免。安徽、江苏、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迩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因去岁禾穀被水漂没，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等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生产水藻之处，均有主管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时，以树皮、水藻采食殆尽，灾民乃联群结队，纷往田间，剥取大麦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养性，食后面皮无不浮肿。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殓，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

1932年5月—：霍乱
1932年5月爆發霍亂。

1932年6月2日《大公报》报道：「蝗患，则更形剧烈。至霍乱症传播更广，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关报道，受疫者多达30余市县，占全国各省疫区之首者计：上海、南京……泰县、东台、淮阴、淮安、阜宁、盐城、南通、高邮、宿迁、铜山、沭阳等。上年水灾最重之高邮、邵伯两县，受疫亦最惨烈。江苏水灾以江北为最惨，延至次年（註：1932年）春间，水犹未退，农民均栖息于水中，寒暑侵凌，湿气内蕴，加以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疫疠随之发生。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传染甚速，尤以高邮、邵伯为最惨，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毙命。南京下关、徐州（铜山）亦发生虎疫，患之者数小时即行毙命。他如无锡，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死者约六七百人。」1932年6月2日《大公报》

1932年10月20日《申报》报道：「由于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饿殍盈途，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霍乱症为主的大瘟疫，这是本年灾情的重要特点。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陇海线沿路俱有疫，潼关最重，蔓延东西，西安一带同受传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扰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绥路之包头、绥远，皆成疫区焉。然此仅著名都会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内地城乡，虽有疫亦不闻于全国。即概累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乱疫区达25县；据该省当局统计，最严重者有16县，仅次于江苏，占全国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阴、淮安一带，忽发现一类害虫，长约一英寸，体软，有腹足多对，色分青褐，昼伏土中，夜出啮食秋禾及麦叶麦穗，农田秋禾及二麦遭虫伤害者，日益扩大，江苏继上年大水之后，本年转为亢旱，徐海10余县及苏南无锡、常州一带，数月不雨，农田干裂，禾苗枯萎；苏北害虫丛生；霍乱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县镇居全国首位，灾民多达210余万人。江苏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间，苏北大批灾民仍露宿山岗，无家可归。迨水退之后，又复亢旱不雨，灾祸连结。山东南部江苏北部8月间发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树苗均为食尽，农产物已无收望。津浦列车行经苏鲁，竟为蝗飞满所阻，其灾情之凶猛就可想见了，死者达千人。徐海十二县，亢旱成灾，豆类枯萎，江北不雨，已届三月，刻下江北淮阴、淮安、涟水、泗阳、沐阳、宿迁各县，天晴亢旱，晚麦仍未播种，乡农极盼霓。江北运河逐渐干涸，水运益形不便，而火警频传，日必数起。江南一带，如无锡亦两月不雨，天时亢旱，农田龟裂，常州、南通等属同被干旱。因水旱相继，天时不正，致使虫害丛生。」

高郵湖堤防崩潰
成因
據高邮市委副书记倪文才的專書考證，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當等遠因。本文節錄自（註：倪文才是高邮市委副书记）

淮河流域连续降雨，高邮湖水暴涨。六七月间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邮湖、大运河水位暴涨，据运河高邮御码头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为5-6米）。
大风。水借风势，风助水力。8月2日开坝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刮起西南风或西北风，26日凌晨高邮湖面西北风达6.3级，发生湖啸，推波助澜，湖水扑打运堤，运堤不堪承受。
运堤失修，春修夏防严重疏忽。治运经费按规定年计40万元（当时货币，下同），而层层截留，上缴很少，虽几经整顿，到大水前的1930年仅收到8.1万元，而且不少并未用在水利上。

其它如水政腐败、体制弊端、人员渎职等也有直接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當時主要精力、财力用于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發生於同年7-9月，與水災同期），被倪文才批評未能全力组织抗灾。

修堤
高郵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長老會駐江蘇泰州傳教站首席牧師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给上海华洋义赈会写了报告，建议堵住高邮决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決。（此為從2006年幾篇英語新聞翻譯為中文的綜合稿件）华洋义赈会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为义赈会委派的灾后复建的总监，带着40万银元到高邮，工作到該年深秋才离开。佛教徒林隱居士大力資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國民黨大老王叔相督導。。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手工重建了堤坝。註：這是Steve Harnsberger為其祖父何伯葵寫的傳記網站.

救援、美國參與
美國機師查爾斯·林白在1931年創歷史經阿拉斯加路線横跨太平洋飛行（註：此前皆經夏威夷路線）以北極為中心的路線投影，見. 墨卡托投影見，，9月抵達亞洲的漢口，期間航空摄影测量到「很多湖」，稍後才知道是水災，發回災區照片令南京國民政府重視事件。因為他飛機能在水上降落，他自願駕飛機運送救災物資，其中他帶着幾箱醫療物資到達江蘇興化縣，災民誤以為他帶來了糧食，由此他的飛機被一群飢民划着舢舨包圍，他不得不向天鳴槍。註：這是Steve Harnsberger為其祖父、傳教士何伯葵寫的傳記網站.

死亡統計

全國
淹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教授、美國人卜凱在水災後的1932年考察報告指有15萬。1933年官方報告14萬。
「睡夢中（床上）淹死」：1931年8月30日《漢口先驅報》（Hankow Herald）報道在漢口約2,000人在睡夢中被淹死。2006年高邮市委副書記倪文才在專書指在高邮19,300人在睡夢中淹死。

有案可查的死亡數：最廣為引用的說法是422,499人，出自清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1994年）。高級工程師骆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34.5万人死，出自《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2006年）。二，约40.0万人死，出自《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考慮到漏報而估計的死亡數：1933年官方報告估計200萬人。西方比較誇張的估計為370萬人。

受災人口。史學家5,311萬（），另一估計為5,000-6,000萬（）。1933年官方報告2,500萬人。高級工程師骆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4800萬人，出自《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2006年）；二，5,127万人，出自《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各省
因飢荒死亡，最多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災淹死，以江蘇最多。兩者合算總非正常死亡數字，為安徽、江蘇、河南。

仅安徽一省就死亡112288人，灾民960余万人
長江流域的泄洪區的死亡人數達14.5万人，受災人口2850万人。亚行支持中国制定综合防洪战略 .中国水利报

評論
在重建高郵湖堤壩出了大力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何伯葵，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7年寫道「1931年這場水災死的人比2004年印度洋海嘯多15倍，但幾乎沒人對此事留下隻言片語。歷史只記得當年的其他災難—中國忙著打第一次國共內戰、日本忙着侵略東北、世界忙着大蕭條。」

紀念
賑災傳教士何伯葵死後，其孙Steve Harnsberger在2005年12月30日高郵市文游台文物單位內開設「水鉴馆」，作為「高邮1931年特大洪水及运堤修复展览」圖片展的展廳，CCTV-9紀錄頻道有专题片報導。在75周年，2006年8月26日上午9時半，高郵市水務局在高郵湖畔立石碑揭碑儀式，石碑向何伯葵牧師、水利專家王叔相和執行航空摄影测量任務的查爾斯·林德伯格夫婦致意。註：這是Steve Harnsberger為其祖父、傳教士何伯葵寫的傳記網站.

2016年8月25日，高郵市檔案館獲收藏家朱軍華捐贈民國老報紙，「1931年里下河特大水灾老报展」開展。2017年8月25-26日，置於一樓大廳。

相關条目
中华民国部分重大单次洪涝灾害
1939年天津水灾，因连续暴雨加上日军扒开河堤等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
1938年花园口决堤，民國時代另一次水災。國民革命軍阻止日軍西進鄭州而戰略人為缺堤。
1935年长江洪水
1921年江淮大水

中国历史上部分重大单次洪涝灾害:
1975年8月文革期間河南“75·8”水庫溃坝，連帶瘟疫與飢荒24萬死。2005年该事件被美国《探索频道》评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第一名。
1954年长江洪水，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湘、鄂、赣、皖、苏5省有123个县市受灾，农田受淹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万余人，京广铁路近100天不能通车。
1887年黄河决口，河南郑州下汛十堡（今惠济区花园口镇石桥村）发生黄河决口，致使200多万（一说93万；一说最保守估计150万；一说700万）人罹难。
1410年黄河泛滥，明成祖永乐八年的开封水灾，致使1.4万户人口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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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十年（1927－1937年）

鲁迅相关作品
《“友邦惊诧”论》
《理水》
《水灾即“建国”》
 注释 

 参考文献 

（註：作者陈昌春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副教授，主攻水文）

參考書目

官方報告（網上免費）
賑災報告書（關於委員會組織、糧食發放、難民營、農田複墾、衛生防疫）
英文版： 存於互联网档案馆.
中文版1-6章：
中文版6-7章：
水利工程報告（關於河堤潰決災情及重建工程）

官方贊助的調查

學術專著

 外部連結 
照片
「高邮1931年特大洪水及运堤修复展览」圖片展

其他
从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国时期水灾与社会风险
1931年江淮異常梅雨
南京受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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