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殉史

人殉，又稱生殉或活殉，是以活人陪葬，以繼續服務死者亡魂，保證死者亡魂的冥福，是古代喪葬常有的習俗。古代到民国时期，女性在丈夫逝世后殉夫成为社会风俗。

远古及夏朝
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确切人殉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的花厅北区中也有人祭和人殉的墓葬，并疑似受到了良渚文化习俗的影响。后来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中都发现有殉人。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旁，有人骨埋葬形式不同于正常墓葬，其中有的人兽同穴，有的身首异处。

商朝
殷人尚鬼，認為死後有知，重視殉葬，有用战俘或亲兵、亲属作为殉葬者的風氣，和后世一样，这些既有自愿也有强制的情况黄同华《殷商人祭人殉性质考辨》，《青岛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帶共發現了13座大墓，王陵区中發現有很多殉葬人群，这些头骨中甚至有很多是高加索人种、爱斯基摩人种和马来人种。商代殉人最严重的是安陽小屯侯家莊發掘的殷陵大墓M1001（商王武丁的陵墓），这里的殉葬者有164人。武丁之后商朝的人牲和人殉都在不断减少，商代晚期墓葬中明器越来越多见而用于祭祀的器物愈发少见，反映出殷人中至少部分群体逐渐有薄葬化的趋势。郜向平. 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J]. 考古与文物, 2010(1):8.许莉莉. 清华简所见商末周初史事初探[D]. 烟台大学.

周朝
《西京雜記》卷六記載：“幽王（周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拔除丈余深，乃得雲母深尺余。見百餘屍縱橫相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周王陵至今尚未被考古发现，而《西京雜記》的记载还有待考古证实。西周时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墓、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初仕宾《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曲沃晋侯墓地商彤流，孙庆伟，李夏廷《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黎城西关西周墓（周代黎国为姬姓诸侯国，姬姓楷侯墓及其下属有殉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黎城县文物博物馆. 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1与M10发掘报告[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1(4):47.禚孝文. 由西关,西南呈墓地遗存及清华简再论西周黎国[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6.邹芙都, 余霞. 西周黎国政治军事地位及姻亲关系初探[J]. 史学集刊, 2017(3):10.）、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琉璃河考古工作队，《考古》1974年第5期、陕西武功县黄家河西周墓刘随盛《武功县黄家河西周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西安大原村西周墓、宁夏姚河塬遗址李伯谦《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姚河塬遗址》，《华夏文明》2018年第2期、曾国的郭家庙墓群王斌《曾国墓葬探析》，《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等多地发现过殉人，尽管部分墓葬如卫侯大墓、燕侯大墓等已被严重盗掘而难以将尸体保存下来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东周时期的曾侯乙墓、临猗程村魏氏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 年、河南陕县后川魏氏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汲县山彪镇M1墓（春秋晚期的魏氏贵族墓）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刘雄《山彪镇与琉璃阁再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滕州薛国故城东周墓、莒南大店莒国贵族墓葬、中山王陵何艳杰《中山国社会生活礼俗研究》，郑州大学，2004年等地也均有殉人实例。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问题》，《考古》1987年02期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新资料概述》，《考古》1996年12期西周的沣西车马坑中用人殉葬的比例之高并不亚于殷墟龚留柱《秦汉兵马俑文化传承的臆测》，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沣西车马坑十一座, 保存较好的六坑中皆有一御奴随葬卢连成、陈昶《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09期），而这里的战车形制属于周人的戎车风格袁慧静《两周时期车马礼仪制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而流行殉人的绛县横水墓葬的族属被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是戎狄、鬼方或怀姓九宗，但有学者用充分证据论证了绛县横水墓葬实际上是曲沃代翼时期晋国曲沃小宗的墓地，与之对应的大河口墓地则是曲沃代翼时期被击败而杀害的晋侯公室墓地。由于周人是后进性民族张诒三.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J]. 齐鲁学刊, 2019(4):9.，两周时期的周人在使用人牲人殉的同时会普遍吸收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日名、族徽等习俗（尤其是在西周前期），墓向、葬式、腰坑殉狗、日名、族徽、青铜器形制等已经很难成为直接界定周人与殷遗民或其他族群之间的标准，绛县横水墓葬中姬姓贵族墓葬吸收大量商文化因素是正常现象。王志友. 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0(6):6.孔令敏. 西周时期周人使用腰坑情况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曾宝栋, 杨杨. 浅谈商周时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和意义[J]. 殷都学刊, 2017, 38(3):6.劉源. 讀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還是周人[J]. 出土文献, 2013(1):6.刘源.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J]. 历史研究, 2016(2):16.曹斌《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周人不用日名’命题的提出已有60年，多数学者支持此说。但是比较明确的反例也不断出现。召公、燕侯一支的旧器不提，近年公布的应国墓地西周早、中期之际的M229出土的一对应事爵、觯铭文‘应事作父乙宝’；春秋早期M8应公鼎‘应公作尊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用’……同时，该命题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普遍的反用现象，即更多的研究者将日名铜器全部归为殷人或殷遗民的铜器，这在西周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中都有集中表现。要论证周人不用日名，首先就要论证使用日名的是哪些人，因为即便周人不用日名也绝不等于使用日名的都是殷人，但遗憾的是即便该命题的支持者也极少系统论证该问题……所以周人甚至周王使用日名的现象在前文所述墓地的出现并不意外……不然就会出现周人克商后，殷人数量不见减少反而可能增多的新问题……日名制的消失是西周前、后期社会礼仪文化改制的体现之一，类似的还有族徽现象……在受封的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在诸侯国内部任职而未被‘赐地’的贵族则可能仍然延续旧的族氏制度，如琉璃河墓地M253出土堇鼎的器主‘堇’，这也是为什么在西周前期族徽现象始终不见减少的原因……西周前期的大贵族集团迅速势微，周王和贵族之间的等级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礼制类的器物被完全禁止， ‘礼’的界限更加严格，带来的变化是贵族和平民的等级差距也被拉大，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整个国家社会分层更加清晰，等级化明显……恭懿之后西周国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家政策调整明显，西周的国家模式和礼制文化建立，周文化的统治秩序确立，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化政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正是对于西周后期国家体制的描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3).罗泰《宗子维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OTSEN考古研究所，2006年

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殉之风仍然很盛，其中“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墨子·節葬（下）》），例如曾侯乙墓中杀殉21个妻妾，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中杀殉17人等。《吴越春秋》则记载“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愿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湛庐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从考古来看，吴王陵区的青龙山磨子顶墓有2具殉人和3个马牲，背山顶墓则有1具殉人和2个人牲，粮山二号墓发现有1具殉人和1个马牲，而吴王陵区还未得到系统的发掘。肖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七国考》卷十《田齐丧制》引刘向云: “昔威王卒 ,从死者七十二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杼弑齐庄公后众人的反应体现了当时为君主殉死的风气。临淄齐国故城墓葬的发掘证明齐国殉人的现象很普遍，例如，临淄河崖头墓地M1的椁盖之上有1殉人，此墓已受到严重盗扰，其年代在西周晚期王晓莲、李琳璘《临淄齐国故城河崖头村西周墓》，《海岱考古》2013年郝导华《齐墓演化过程及墓葬制度初步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而战国时期的临淄东夏庄LDM4杀殉19人、临淄郎家庄殉人墓至少杀殉有26人、临淄辛店齐鲁乙烯厂大墓中光5号墓就杀殉40人。一直要到战国晚期，齐墓的人殉现象才逐渐被俑殉完全取代。从春秋晚期开始，人殉现象已经逐渐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在春秋战国之际殉葬习俗也受到了齐国部分贵族的主动摒弃，例如《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国大夫陈子车在卫国死后，其弟弟陈子亢反对其妻与家中大夫图谋殉葬，并威胁若真要殉葬就用子车的妻子与大夫陪葬，因而阻止了殉葬；陈乾昔临死时嘱咐让两个婢女殉葬，他死后，其子说：“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

《战国策·赵策三》：“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韩诗外传》记载“鲁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孙闻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问焉，对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鲁，送之，不出鲁郊；赠之，不与家珍。病，不见士之视者；死，不见士之流泪者。死之日，宫女縗絰而从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馀於妇人也。吾是以不哭也。」”《孔丛子·记义》则记载“公父文伯死，室人有从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谏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贤人也。不用于鲁。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随。今死而内人从死者二人焉。若此。于长者薄于妇人厚也。’”《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说明当时有下属（士）和妻妾在主人去世后为之而死（殉葬）的习俗，公父文伯的母亲认为如果“好外”而士为之殉葬是可以接受的但“好内”会败坏名声，告诫其妻妾不要从死，但告诫无效。《左传·哀公三年》：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这说明鲁国统治者上层在季桓子之前是流行殉人习俗的，而季桓子特意嘱咐下属不要再为自己殉葬。

秦朝
《秦會要訂補》卷八“從死”條：“宣太后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春秋时期秦景公墓中杀殉有166人和20个人牲。秦獻公元年（前384年）廢止人殉（《秦會要訂補》卷八“從死”條引《秦本紀》）北大汉简《周训》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羡，下外羡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复出者。樹草木以象山。”《汉书·楚元王传》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由于秦始皇陵尚未被挖掘，人殉具体数量不能确定，虽然文献上记载有数万人，但学者黄展岳认为可能只有数千人。

汉朝
尽管汉高祖刘邦、汉宣帝刘询等都反对人殉，但汉代仍然存在人殉习俗，例如西汉南越王赵眜的陵墓中发现有15具殉人，汉景帝的阳陵被发现有上万刑徒的墓葬，汉武帝的茂陵周边的陪葬刑徒墓则有两万多人，这些刑徒中有的是被腰斩等酷刑处死而被填埋在帝陵四周程艳妮《汉阳陵馆藏西汉刑具概述》，《文博》2009年第3期石宁《汉阳陵刑徒墓地考古与西汉刑徒生活探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但大多数为高强度劳动下死后直接葬于君主陵寝附近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史记》和《汉书》记载同时期的匈奴盛行着成规模的人祭和人殉，但目前考古尚未证实，也有人认为匈奴只有最上层的贵族才能使用殉人，而这些贵族的墓葬并未被发现。

三國
三國時，吳將陳武戰死，孫權下令以陳之愛妾殉葬，東晉學家孫盛指責“權仗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短，不亦宜乎！”《三國志·吳書·陳武傳》注，轉引自楚南之文

遼金元時期

遼金年代，一些邊疆民族依然保留著活人殉葬的習俗。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死後，皇后述律平甚至強迫一百多名大臣殉葬。金代女眞貴族下葬風俗是不用棺槨但要殉葬，『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宋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成吉思汗死時，灵柩经过之处，所遇之人“尽杀之”以殉葬，杀了近两千人，另外还用四十名貴族女子殉葬。何建民《中國殉葬史》＆冯承钧《成吉思汗传》《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死时杀殉了两万多人。《马可·波罗游记》：蒙古大汗时,杀最良之马以供大汗来世之用,蒙兀没时,送葬之途次,遇人尽杀之,其数在2万人以上。而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尚有争议。到了大蒙古国改国号为元朝后，蒙古族的殉葬现象可能已经终止。有學者根據《心史》的記載，認為明初的人殉是因循元朝人殉制度，但是明朝官方编修的元朝史料中均未提及到殉人，明朝的人殉与蒙元有无继承关系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周永坤《解禁中的人權──中國大陸人權研究》P46《心史》：「虜主及虜主婦死，剖大木刳其中空，僅容馬革裹屍納於中，複合其木，僭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靼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路人，盡殺徇葬。」《心史》常被学界认为是明代伪书，但与马可波罗游记均强调送葬日遇路人而杀殉，或许并非巧合。

《元史》中记载元代统治者褒奖民间自愿殉葬的行为，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尤其表彰妻妾为丈夫殉葬《元史·本纪第三十四·文宗三》：“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元史·本纪第三十五·文宗四》“大宁和众县何千妻柏都赛儿，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门。”。

明朝
毛奇齡《彤史拾遺記》記載，“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宮人殉葬之制”條：“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謚。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上賓，宜荐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焉。遂成定制。”

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命令廢除活人殉葬，《稗事彙編》記載：明英宗臨崩時說：“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明史·英宗後紀》評論他，「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清朝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逝。当时诸王称努尔哈赤遗言令大福晋阿巴亥殉葬。

康熙年間，御史朱斐上書清聖祖：「屠殘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竊典禮，傷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責問奴僕，或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為訓。且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旨，禁止奴僕隨主殉葬，明令徹底廢除活人殉葬之習。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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