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

乾嘉学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沿革與成就
明代有知識份子如雲南姚安知府李贄，他在《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專制禮教的害人，最終被以「敢倡亂道惑世汙民」殺害獄中。清朝初期，民主啟蒙思想洶湧澎湃，出現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從不同角度批判君主專制，如王夫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改革措施，指出企圖依靠專制統治者來實現理想社會的道路行不通。顧炎武則號「召天下人管天下事」，指出「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王冬芳, 中國的文藝復興—乾嘉學派 —兼與“逃避說”商榷 , 2017-08-21

乾嘉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乾嘉學者們進行考據的原因，出於對指導現實的經書真偽的懷疑。據《清史稿 儒林傳》記載，乾嘉學派的成員們都從幼小即以聰慧聞名鄉里，少年有成而後成為社會精英。他們不懼世俗和權威，不貪圖功名利祿。

自幼年讀《尚書》、抱著追根問底的目標考經的清初學者閻若璩在康熙年間發表《古文尚書疏證》，集他30年考據的結果，書中羅列128條證據證明通行本的《尚書》是晉朝偽作，揭開了「千年一大疑案」，震驚朝野，打開了禁錮學子們的思想。

清代經學家惠周惕開啟了惠氏家學，祖孫三代人專事考經，著書頗多影響很大，形成了吳派體系，由於考經迎合了社會需要，所以「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據經學家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所載，清道光以前的漢學家們，著書不沾一點宋學味的有57人，著書80部731卷，對《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諸經進行了權威性的考訂。即吳派之後興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訂的標準推到了先秦，並且不縱一家之言，糾正舊疏舊注乃至文中的訛誤。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個概括了考經的目的和意義：「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證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若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對此當時的理學醇儒方東樹評價：「高郵王氏（王引之）《經義述聞》，實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

到了学派发展的後期，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餖飣繁瑣章学诚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4，《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下》）。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後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焦循還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後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庶几学经之道也。”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嘉庆十九年（1814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书》附録《懋堂先生书三通》之第三通

評價
乾嘉百余年间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

現代有學者評論，學術界、思想界衝開了兩千年的束縛得到了解放。動搖了理學神聖不可手指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乾嘉學派開闢了理學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學者們首先對聖賢之書發難，不能不稱讚他們的勇氣和堅持真理的膽量。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並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書總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質疑「乾嘉學派的歷史現象是由於清政府所實施的文字獄所造成的，逼迫學者們回避社會現實鑽進故紙堆」的觀點，他說：「乾嘉學派的成員都是當時的精英，他們高官厚祿名利全有；他們家財寬厚不必自尋苦役；他們的著作也不是陳詞老調無用文章，而是語出驚人篇篇精彩；他們並沒有為當朝統治者唱讚歌卻得到皇帝讚歎；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不空虛而是語出驚人言辭鏗鏘；他們並沒有頹廢，而是與正統的理學碩儒們進行著針鋒相對的辯爭；他們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懼辛苦不畏辯爭；他們用畢生乃至兩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於此。」他亦引用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著作《西方哲學史》來比較義大利文藝復興與乾嘉學派的相似性：「文藝復興不是民眾的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從教會裏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們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然而最初他們並不是在現實世界裏，卻在故紙堆中尋求這種東西。 」。

 注釋 

 參考書目 
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黄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页。

研究書目
 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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