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模

刘良模（），男，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生于上海，中国社会活动家、指挥家，因其在1930年代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及在美国宣传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闻名。1949年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

早年经历
1909年11月6日，刘良模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平民家庭，寓居山阴路青庄（今隶属虹口区）。刘家家境贫寒，父亲在他18个月大时离世，母亲外出工作，以供刘良模和哥哥上学。1922年，刘良模进入美南浸信会创办的明强中学读初中，后于1925年考入沪江大学附属高中。期间刘良模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并为校刊撰写文章，曾任“各级代表大会文牍、中学歌咏团书记、沪大浸会庄同学会会长”等职。刘良模就读高中期间皈依基督教，亦热爱演说，他以反毒品为主题的演讲《拒毒是全体人民的责任》获得全校拒毒演讲第一名和全沪各中学拒毒演讲第二名。

刘良模于1928年考入沪江大学，期间受刘湛恩校长的思想影响开始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其他进步书籍，并成立“自强团”，组织开展爱国运动。尽管刘良模并没有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但他在大学教堂唱诗班唱歌，为后来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奠定基础。此后，刘良模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他开始通过奖学金、学生贷款、兼职工作以及论文写作的部分版税来支持学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刘良模在多家报纸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抗日，并获得第三届全国学生论文比赛第四名。刘良模于1932年毕业，获得社会学荣誉学位。

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大学毕业后，刘良模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并担任学生部干事一职。1935年2月，他在四川路青年会组织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民众歌咏会，开始教唱和传播抗战救亡歌曲。当时中国没有民众歌咏的传统，但早在19世纪，基督教会会众和传教学生团体即有民众歌咏的历史。受到美国书籍《音乐团结人民》（Music United People）的启发，刘良模开始教授民众歌咏，以提高战时士气和促进民族团结。刘良模的民众歌咏会有大约60名职员、门卫、办公室杂工、电梯操作员和学徒参加。在一周之内，参加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到1936年中期已经吸引1000多名会员参加，在香港和广州设有地区分支机构。他教群众唱的第一首歌是由美国民歌《划船曲》重新填词改编的《救中国》。

1935年秋，毛泽东宣布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海中共地下党要求团结包括歌咏组织内的进步人士。刘良模与新音乐运动领导者吕骥到民众歌咏会发表演讲并培养骨干学员，还赴绥远省东部和察哈尔省北部慰问抗击日伪军的战士并教战士唱歌。

刘良模曾于1935年写道：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刘良模和歌咏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义勇军进行曲》。此后在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皆会带头演唱该歌曲，因而有“救国会的拉拉队长”之称。同年6月，刘良模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组织了一场约有5000人的抗日歌咏大会（其中歌咏会会员700余人），共演唱了18首救亡歌曲。在奏唱《义勇军进行曲》时，当时准备抓捕的军警也加入到歌咏的队伍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随着群众演唱证明了其动员爱国民众支持政府的能力，该歌曲亦更为广泛传播。

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1937年2月，应傅作义将军的邀请，并在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主持下，刘良模在绥远省成立了战区士兵救济委员会。刘良模后来回忆说，傅作义将军告诉他“歌唱和口号是训练人民和士兵的两大武器。在这两者中，歌唱更为重要，因为在战争时期，它能激发士兵和群众的团结精神”。

当时在天津《京津泰晤士报》任职的青年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和其晚年出版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提到了1937年他在中国看到刘良模教唱时的场景，形容刘良模既是唱歌者，又是教导有方的教唱者和听者。群众学唱的规模有400人，皆为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1937年7月7日，刘良模目睹了日军袭击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基督教青年会组建“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刘良模任“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主任，为受伤士兵提供庇护和救济，并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刘良模曾要求在最短时间内让全国人民都学会唱《义勇军进行曲》。第二次國共合作一度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提供休战，但到了1939年夏季，统一战线逐渐瓦解。中共热衷于利用音乐来动员民众支持，而国民党则怀疑大众文化活动被中共操纵，为中共谋利。士兵救济委员会和刘良模的救济小组在湖南长沙时，当地国民党军队为了防止日军攻占而烧毁了该镇，但日军的进攻最终未能如愿。刘良模的小组设法保住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大楼，并疏散了许多受伤士兵，但他们决定继续前往浙江更为安全。

在浙江，刘良模努力与当地国民政府和军队保持良好关系。1939年，刘良模在金华向周恩来汇报了京沪支部的工作情况，他带领歌咏队鼓舞人民团结抗日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周恩来还鼓励他们继续将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当时宪兵突袭了刘良模的救济营。中共新四军邀请他加入军队的文化工作，但刘良模担心此举可能带来的政治控制。刘良模认为他的基督教信仰比对国民党或中共的忠诚更重要。刘良模前往上海寻求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支持，但刘良模尚未等到宋时，当时的国民政府警察就将他软禁。后来由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介入，他才得以获释。由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遭到国民政府的迫害，刘良模不久携家人前往美国。

流亡美国
刘良模流亡美国后，歌咏活动继续成为他争取中国支持的一种方式。他在美国全国各地巡回发表数百场演讲，演唱和录制中国战歌和爱国歌曲，并在数十种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他曾短暂于费城郊外浸信会的就读神学OldChesterPa.com: 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0-10 (2015-02-11)。1940年抵达纽约后，他立即为中国青年俱乐部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为抗战集会演唱歌曲。

刘良模还通过国际进步人士网络为中国的抗战努力争取支持。抵达纽约后不久，刘向一位朋友提到，他认识非裔美国歌手兼政治活动家保罗·罗伯逊，以及后者早期对中国的支持，并表示想与他见面。根据历史资料推测，这通电话是作家林语堂打来的。罗伯逊在半小时内赶到。刘良模向罗伯逊介绍了群众歌咏运动的概念，以及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多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引起了罗伯逊的共鸣，他认为这首歌表达了包括华人和黑人在内的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决心。

几周后，在纽约的一场音乐会上，罗伯逊现场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称为《起来》），刘良模称罗伯逊用中文演唱该歌曲“完美”。据报道，二人与原作词人田汉沟通，将该歌曲翻译成了英文Liang Luo. "International Avant-gard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Tian Han, Joris Ivens, and Paul Robeson" in The Ivens Magazine, No. 16 . European Foundation Joris Ivens, 2010-10. Accessed 2015-01-28.。1941年初，刘良模和歌咏团与罗伯逊一起为Keynote唱片公司录制了一张中文歌曲专辑《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宋庆龄为该唱片作序。该唱片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其售得之款用于捐助抗战活动。刘良模还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介绍给普林斯顿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并于1943年成功首演。

1941年2月10日至1956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战争部以及切斯特和纽约市警察局定期监视刘良模并监控其活动。

刘良模在全国巡回演讲，为援华联合会筹款。刘良模还与赛珍珠和埃莉诺·罗斯福等名人同台，在纽约和费城举行了一系列集会，吸引数千人参加。

在约瑟夫·史迪威中将与蒋介石的斗争中，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刘良模在美国为史迪威辩护。1942年4月至5月，刘良模在史迪威的哥哥约翰·史迪威上校的家中担任联合中华救济会会议的特邀演讲嘉宾。

随着对美国社会越来越熟悉，刘良模开始公开批评美国社会对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的种族主义。他将这两个非白人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并对费城林肯大学的学生宣称：“如果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战胜了吉姆·克勞法和反犹太主义”。一家主要以黑人读者为主的报纸《》的主编邀请刘良模成为该报社论版的定期撰稿人。刘良模呼吁读者发起一场写信运动，敦促国会废除《排华法案》，并通过反人头税法案和反私刑法案。在刘良模开始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权利的言论后，美国当局对他的监视愈演愈烈。

然而，刘良模对一些黑人对华人抱有疑虑感到失望。他向另一位重要的进步主义盟友解释说，黑人“在中餐馆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经常听到侮辱性的言语”，他们的失望转化为愤怒。他还说“我们应该明白，黑人和我们华人是相似的”，“我们都是被歧视和压迫的民族……”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Philadep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22-123。当西海岸的一位中餐馆老板被指控种族主义时，刘良模敦促读者向中国领事报告任何此类事件。他指出，在中国并肩修建滇缅公路的非裔美国人和中国士兵“知道大家都是同志和兄弟”。1943年蒋介石夫人访美期间，刘良模公开批评她丈夫领导的国民政府，尤其是在发表似乎贬低非裔美国人的言论时。到1945年，这些事件使得《匹兹堡信使报》的非裔美国读者对中国人非常不信任，以至于报社终止了刘良模与该报的联系。

1945年，刘良模在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刘对国民党的审查制度、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以及他所说的蒋介石的一人统治予以批评。刘良模还呼吁中国人要求民主。

1949年夏季，刘良模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了面临被美国驱逐出境的风险，他和家人离开纽约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回国后，刘良模担任了数十年的高级文化官员，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顾问等职务。刘良模的政治影响力得益于他的演讲和文章，并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

1949年9月，刘良模与其他左翼自由派人士一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与《马赛曲》媲美，建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最终，全体会议通过了刘良模与其他组员提出的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建议。1949年10月1日，刘良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7月，刘良模、吴耀宗以及其他基督教领袖发表了一份声明，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呼吁中国基督教徒和教会切断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支持三自爱国运动，此后担任中华基督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1951年5月19日，刘良模为配合控诉运动，在“天风”周刊上发表《怎样开好控诉会》，批判“超政治”的“落后思想”，鼓动一向强调爱心的基督徒要站稳自己“人民的立场”，破除情面，彻底、痛痛快快和盘托出，“精彩的控诉应记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天风》第264期第5页，1951年5月19日。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刘良模作为美国问题（包括美国黑人的经历）的评论员而备受推崇。

1950年，刘良模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没收了中国在美公私财产，终止了与中国的货币兑换，并阻止美国实体资助中国的文化、宗教和教育机构。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包括没收之前由美国资助的教会机构。刘良模是赞扬并试图鼓励支持这些举措的中国宗教领袖之一。

1949年至1950年间，刘良模协助出版撰写的乔治·华盛顿·卡弗和保罗·罗伯逊的传记。1951年7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派刘良模和一个工作组前往上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部，并在此举行了三次公开控告会。刘良模为工作组做准备，并解释说一次成功的控告会要用“帝国主义、土匪和恶霸”的罪名来“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和教会中坏分子的义愤和控告”。刘良模解释了处理情绪的几个阶段：“先是高度紧张，然后是适度紧张，然后再是高度紧张……只有这样，控告会才能成功。”每次会议前，刘良模都会排练与会者，审阅控告发言稿，并命令控告者背诵，并在谈论自己的苦难时流泪。参与者要高呼反帝国主义口号，唱革命歌曲。

1954年，刘良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基督教会议Cao Shengjie, “My Recollec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Chinese Christian Conference, 1954,”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23 (2011), p. 164 。1957年12月，刘良模与郭沫若、刘宁一、冀朝鼎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中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刘良模曾于1966年谴责印度尼西亚的排华运动，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反共阴谋的一部分。

1978年，上海举行了一次征求修改宪法意见的座谈会。刘良模的长期同事吴耀宗当时正在医院，但他请刘良模在会上宣读他的声明，要求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恢复到1954年宪法的措辞。该条款当时并未修改Cao Shengjie, “Recalling the Later Years of Mr.  Y.T.  Wu,"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23 (2011), p. 142。

1982年，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刘良模向《解放日报》提交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他1938年访问南京记录日军暴行时拍摄的。照片中是一个失去手臂住院的小女孩。当时已是学校老师的女孩看到照片后，来到上海看望刘良模Katsuichi Honda, The Nanjing Massacre: 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  (Armonk: M.E. Sharpe, 1999), p. 52。

1988年8月2日，刘良模因病在上海逝世，上海市党政领导、各宗教负责人、基督教全国两会等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主要著作

 《青年歌集》，收录《自强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49首抗日救亡歌曲，曾再版7次，销售10000多册。
 《民众歌咏ABC》




 参见 
 三自宣言
 控诉运动

注释

参考资料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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