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 (1924年)

北京政变、或稱甲子政變，為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的兵變，藉此推翻直系，劫持大總統曹錕，賜死曹錕之弟曹銳，並將前清末帝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奪取清宮珍寶。由於時為甲子年，故稱或甲子政變，因北京為當時的中華民國首都，也稱北京政變、北京事變或首都革命。

背景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直系内的矛盾 
作为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与吴佩孚长期存在矛盾。为了防止冯玉祥扩军，吴佩孚曾解除其河南督军职务，由开封调至北京南苑担任陆军检阅使，明升暗降，又暗中克扣冯部军饷。1923年10月10日，直系曹锟由保定到北京就任总统，冯玉祥“专车出京恭迎”。冯原以为曹上台后自己的地盘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直系吴佩孚、王承斌、萧耀南和齐燮元都获得晋升，但冯玉祥仍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想以绥察“两处安插其部下两旅长也不可得”，冯面临的地盘问题不得解决且“所部欠饷甚钜，既不稍有贴补，以后月饷曹又不肯发足”。冯玉祥因而对吴佩孚更为不满，也对曹锟失望，“其愤激之情， 殆不可遏”。

此外，参与政变的胡景翼、孙岳虽然也为直系，但都不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例如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孙岳屡建战功，但战后因吴佩孚的扼制，仅被任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导致孙岳对吴佩孚甚为不满。胡景翼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立有战功，但遭到吴佩孚的排挤歧。吴优待其嫡系部队，而非嫡系的胡景翼师则每月仅得4万两，使得胡部官兵生活艰苦。吴还派其嫡系林开甲为胡部参谋长，派洛阳军事学校毕业生到胡部任职，以监视胡部的行动。胡因此对吴日益不满。

 国共的策动工作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都曾参与辛亥革命，也都崇敬孙文。在解散之前，胡、孙是同盟会会员。1922年，国民党北方特派员王用宾回到广东向孙文山提出“极力发挥北伐非北军自伐，革命非中央革命不可”的意见。同年，马伯援奉孙文命赴陕西访冯玉祥、胡景翼时，曾“谈冯胡合作，实行北方革命计划”。1923年10月，马伯援到广州向孙文力陈“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冯玉祥)不可， 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军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文表示赞同。同年12月，马伯援再次奉孙文命访冯于南苑。冯对马说其读苏俄宪法，“总觉今日之中国， 宵小当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以图存”，并说“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1924年1月，孙文派孔祥熙将其亲笔写的《建国大纲》赠给冯玉祥，也获得赞许。在此期间，徐谦、王正廷还介绍冯与苏联驻华使节加拉罕相识。

另一方面自苏俄、共产国际介入中国革命后，从1924年春开始，就与冯玉祥有经常的工作联系，有步骤地做冯的工作。在1924年，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也开展了对冯玉祥的工作。李大钊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在北京开展北方的国共组织工作，以共产党组织为秘密，以国民党组织为公开。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精神和北方军阀各派系间的矛盾及特点”，决定把争取冯玉祥作为北方工作的重点。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对北方军事工作指：“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P.小组织……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

李大钊曾亲赴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晤，讨论建立中苏外交关系和冯玉祥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关系。李大钊曾对冯玉祥说:“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听后颇有“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之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与广州革命政府建立了联系，又一面与第一师师长、河南督办胡景翼，第十五旅旅长、大名镇守使孙岳，结成秘密反直三角同盟。

孙中山也曾指示于右任、焦易堂、徐季龙等人秘密策反西北軍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系，策反工作，並贈冯《三民主义》六千本、《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各一千本，馮收到後隨即将書籍下發予官兵阅读。

曾任中共陕甘区委书记的耿炳光也指北京政变的发动“事实上是李大钊和当时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做的工作。党当时的政策是以全力促成国民党的北伐，苏联也同样希望帮助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所以在北方组织冯、胡响应北伐也就成为党北方区和加拉罕的重要任务”。

 皖系和奉系对冯玉祥的拉拢 
除与偏安嶺南的孙文大元帅府聯絡，馮也收受張作霖五十萬大洋收买，再秘密與早前失勢下野的皖系段祺瑞联络。首先，段祺瑞在下台后仍有东山再起的野心。张作霖据有东北三省，财源较充足，为段提供活动的经费。段用这些经费接济冯一些军饷。如1924年3月间，段曾派于立言去奉天取回票面200万元日本金票的汇票，在天津正舍银行兑取现大洋162万元，给了冯150万元作三个月的军饷用。段也常通过贾德耀与冯联系。

张作霖除通过段祺瑞接触冯玉祥，还直接派人与冯玉祥联络。1923年春，张学良密派傅兴沛带其信件信去北京会见冯玉样。经过冯的参谋长刘骥的联系，冯接见傅兴沛。此后，奉系又陆续派郭瀛州、马炳南到北京与冯联络。1924年2月，冯与李德全结婚时，马炳南代表张学良前往祝贺，并向冯谈到张氏父子愿与冯玉祥合作。

 日本的角色探讨 
美国学者在其关于冯玉祥中的著作认为孙文和国民党对冯玉祥发动政变“影响不大”，幷推测日本在华的陆军/外交人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资助甚至策划政变，并认为冯玉祥知道日本是某种“后援者”，但薛也承认这些都不是定论，只是“组合起来看似有说服力”。中国历史学家简又文则曾在《冯玉祥传》附录中，逐条讨论并驳斥薛立敦，认为政变“事前事后均与日本无关”。另一名学者俞辛炼则认为冯倒戈的根本原因在于冯与吴佩孚矛盾激化，但日本“利用矛盾”，用金钱手段加速矛盾爆发，幷劝张作霖出钱（日本支持张作霖），通过段祺瑞方面转交给冯的说法。《国民军史》作者王宗华则认为把北京政变说成“日本主谋或资助”不可信、不符合实际，并认为只能说日本军人劝张作霖出钱拉冯，在逻辑上可能，但仍需要进一步证实，并且当时日本外相币原主张对华不干涉，而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倾向支持张作霖，因此相关说法不能直接等同于“日本直接支持冯玉祥”。

 经过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直系大總統曹錕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热河方向的奉军。吴佩孚令冯率部出古北口，趋赤峰一线迎击奉军。吴对冯不放心，又令胡景翼率部相随暗中监视冯。胡则将吴的话告诉了冯。吴还规定不设兵站，各军就地自筹给养。冯玉祥部所经一线交通不便，自筹给养十分困难，因此冯深感吴佩孚有意要将他的部队消灭在塞外。10月，直系吳佩孚率重兵與奉系張作霖在山海關激戰不休，陷入僵局，此時鎮守西北地區的直系軍閥馮玉祥按兵不動於古北口觀望。

冯玉祥有意拖延出兵时间以待战局的变化，每日只行军二三十里。冯玉祥本人行前与黄郛密商了有关反直事宜。9月14日，颜惠庆新任国务总理，黄郛被邀入阁任教育总长，使黄得以为冯玉祥了解北京的政界动态。冯到达古北口后，就以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还派人通知胡景翼暂缓按吴佩孚命令出喜峰口向热河前进，使得冯、 胡的部队大都没有远离北京。另外，冯命令最后一个梯队鹿钟麟旅在行进中经常回过头来朝北京方向练习行军，避免以免日后回师北京政变时引起外间的注意。

冯到古北口后，9月29日，段祺瑞化名“名心”致函黄郛，请黄促冯倒吴。张作霖也派代表马炳南到古北口见冯，表示“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向马炳南提出政变事成之后，会请孙文北上主持大计，以及和奉军不入关两个条件，马表示完全同意。冯则同意热河方面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军抽调兵力加强山海关战线对直军的攻击力量。吴佩孚为了监视冯玉祥的行动，派副司令王承斌指挥第二、三两军。冯玉祥利用王对吴佩孚的不满，将政变的秘密计划告诉王。王不愿与冯采取一致行动，但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并声明不会泄密。

10月20日，孙文从广州派张继、王用宾、刘守中、续桐溪、焦易堂等为军事委员，联络直系冯玉祥等部。国共两党的刘允丞、徐谦、王正廷、马伯援、于右任、李石曾、王法勤、邓小平等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在违抗吴佩孚的命令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由滦平前线班师回京。冯玉祥、王承斌率部由前线潜师回到北京。

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發難倒戈直系。冯部士兵左臂围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圆字红布袖章，遍布北京各通衢要道， 一夜之间接管了全城防务。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等人发出主和通电“漾电”，声称“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同日，冯玉祥发布安民布告称“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趋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惟念京畿为首善之区，使馆林立，商务云集，用特下令班师，仍回原防，不特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仰商民各色人等，务要各安生业，万勿自行惊扰”。
10月24日，曹锟下令直、奉军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司令、副总司令职。直鲁豫巡阅使兼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被免职，又令吴佩孚督办青海垦务事宜。10月25日，吴佩孚通电否认曹錕的停战令，并回师讨伐冯玉祥。此後冯玉祥、吴佩孚两军在廊坊、保定爆發战斗。

10月25日，冯部率部攻入北京再包围总统府，劫持直系大總統曹錕並将其囚禁在团城公府延庆楼。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21名将领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决定脱离直系，正式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举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同时决定致电请孙文北上“主持大计”，并派马伯援“赴粤迎驾”，又电请段祺瑞入京。政变中亦推翻第二次顏惠慶內閣，改以黃郛為攝行大總統。

同屬直系的孫傳芳（浙閩分支）早與馮玉祥秘密達成協議，選擇作壁上觀並任憑其政變。

10月28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致电南北要员征询召集“和平会议”的意见。

 后续 
政變後，10月26日，廣東陈炯明致电冯玉祥，祝他“除共和之障碍”，又称“炯罔不力赞其成”，陳炯明亦致电段祺瑞請其出山。10月下旬，陈炯明部下各成员在香港坚尼道34号开会，商讨应变办法。会后发出声讨曹锟、吴佩孚电。11月，陈炯明致电段祺瑞“请段入京，主持大计，立联治之制，迅合全国，召集联省会议，建设联省政府，议定联省宪法”。

10月27日，四川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亦致电冯玉祥、段祺瑞，拥段出山，幷请孫文北上。

11月30日，曹锟四弟曹锐，被馮玉祥拘捕而勒令自盡。此间，奉军与国民军的关系紧张，幷爆发摩擦。奉军李景林缴王承斌部械，王通电辞第二十三师师长职，又缴第二十师孙积孚部械。

 孙文北上 
對於馮玉祥的邀請，孙文复电“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又复段祺瑞电称: “公老成襄园，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3孙文决定北上，10月30日由韶关回到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召开第十一次会议時，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伍朝枢、鲍罗廷、卜士畸出席。會議通过参加北方和平会议的条件，幷指若北方会议不能通过这些条件，国民党就令其代表团脱离会议。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孙文出席。会议决定孙先发表主张，表示北上是为了统一中国，若北方同意才能与之合作。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王承斌三次致电孙文请其入京。11月4日和7日，孙又分别电复馮玉祥等和张作霖，谓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因正部署北伐军事。11月5日，孙文复电苏联驻北京公使加拉罕，表示其即日去京。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张继、徐谦、丁惟汾則認為张作霖拥段祺瑞主政，而段“妄自尊大”，电请孫文暂缓入京。 

北上前，11月7日，孙文在广州第一公园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集会上讲话，告诫各军将领要信奉主义。11月8日，孙文又致电在北京的国民党员，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徐谦，主张政变后应解散旧国会，改订宪法。此后，孙文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反对军阀”及“推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幷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和段祺瑞主张的善后会议相抗衡。此后，国共两党在各地开展支持国民会议的运动。 

孙文上京途中即被診斷末期肝癌。11月10日，段祺瑞发出“蒸电”欢迎孙文北上。13日，孙文行前检阅了黄埔军校师生队列，其后偕宋庆龄、邵元冲、李烈钧、黄昌谷、陈友仁、朱和中乘永丰舰去香港北上，到港后换乘日轮“春洋丸”，于17日抵上海，21日离沪，24日到日本神户，30日离日本。12月4日，孙一行抵天津，晤张作霖、卢永祥、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段祺瑞派许世英至天津，访孙于病榻前，征求对段《善后会议条例》的意见，孙表示不同意此条例。 

段祺瑞上台后，对于“不平等条约”问题，主张“外崇国信”尊重原有条约。孙文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则指责段的“外崇国信”主张，又说“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当晚病情加剧。 

12月31日，孙文入京幷发表《入京宣言》。孙最終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驅逐溥儀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 

離開紫禁城之後，溥儀由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士绅李石曾監視，先前往后海德胜桥父親載灃的宅邸醇親王府居住，並由國民軍「進行保護」，實際上是軟禁。國民軍當局又公布《修改清室优待条例》，永远废“皇帝”尊号，指其法律上与国民同等，每年补助 仪家用50万元，另以200万元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清室移出宫禁，由民国政府负责保护，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予以保护; 清宫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民国政府。

11月11日，孙文致电冯玉祥，嘉许其逐溥仪出宫。11月28日，溥仪函各国公使求援，指其被“武力强迫出宫”。

1925年2月24日，溥儀在鄭孝胥、陳寶琛和日本人的協助下，裝扮成商人經東交民巷日本大使館至使館前方的火車站乘車逃往天津市，先後居住於天津市日租界的張園和靜園。遊中國／前清官邸靜園　「末代皇帝」溥儀落難安樂，《東森新聞網》 

 执政府成立、臨時約法廢除與善後會議 
政变后北京反對聲音驟起，冯玉祥无法控制局面，邀请廣東軍政府的孙中山北上商议。随后又与奉系达成协议，为让督理山东军务的皖系郑士琦阻止直系沿津浦路北上，同意请段祺瑞入主北京，任中华民国执政。11月8日，张作霖入关，10日抵天津。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1月10日，长江各省通电拥护段祺瑞上台。11月17日，吴佩孚抵汉口，发出“组织护宪军政府”通电，附组织大纲10条，设于武昌。但湖北省议会、法团均反对。11月20日，段祺瑞通电于24日就临时执政职，并计划一个月内召开各省、区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

11月24日，摄政一个月的黄郛摄政内阁辞职，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发布临时政府制6条。《宣言》称要“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其中“外崇国信”即指承认晚清以来被中国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的既有国际条约，因此引起国共两党的反对。同日，段祺瑞任命了各部总长。随着张作霖、卢永祥入京，由于奉军大批入关，又与皖系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排斥。冯玉祥递辞呈请下野出洋，去北京西郊天台山僧寺“静养”，又致电吴佩孚“与弟共游欧美”“解除兵柄，为废督裁兵之倡。”

段祺瑞此后继续主持善后会议，会后成立临时参政院，行使国会职能，其後解散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並正式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25年4月19日，前國會議員組成的中华民国国会非常会议抗议取消法统，为执政府警察驱散。24日，段祺瑞下“取消法统令”。善後會議和南北議和此後也終告破裂。

 國民軍與國共兩黨和蘇聯的合作 
另一方面，北京政变后的10月27日，冯玉祥通过李大钊和孙文代表徐谦的介绍，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会晤，冯玉祥与加拉罕从此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政变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国民军寄予厚望，试图 “通过在胡景翼、孙岳和冯玉祥的人民军中积极做工作和在我方对他们的大力帮助下，把他们吸引到国民党左派方面来”。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从4月起，共产国际和苏俄为全面领导对华军事工作， 将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确定为对华政策的新重点《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01页。。

冯玉祥发动政变之后，还释放了一批之前被北京政府以“赤化”罪名关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如李大钊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张国焘担保，10月25日，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以及其他被抓捕的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即被释放。直系此前在各地抓捕的其他共产党人，也陆续被冯玉祥释放。为适应北京政变后的新形势，中共决定在北京成立由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和赵世炎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委员会负责领导北方的工作。此后有正式成立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区委书记，管辖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五原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即冯玉祥国民军的主要活动区域。

1925年11月，冯玉祥支持在反奉戰爭中率領奉軍七萬士卒的郭松龄，背叛張作霖，郭松齡發動兵變成立“东北国民军”，陳兵巨流河，被張學良率軍打败，隨後奉军入关。三一八事件后，1926年4月9日冯玉祥背叛、驅逐段祺瑞，随即被奉系击败，撤出北京，在南口大战中坚持三個月，后撤回至西北偏僻地区，并進一步投靠蘇聯和廣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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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 
 章太炎在致黄郛信中說：“六年溥儀妄行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
 胡適於信中說：“我對於此次政變，還不曾說過話；今天感於一時的衝動，不敢不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又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
 民間歷史學者劉仲敬在其著作民國紀事本末中評價北京政變，認爲“约法废，宪法亡”，“国会机构（而非某届国会）毁灭，中华民国法统亡于今日……此后所余者，唯地理中国及其消极居民，留为各派革命者原材料耳”。劉仲敬認爲北京段祺瑞执政府“自称革命政府，与广州革命政府相呼应，以分赃巨头会议善后，首行无国会统治，后来者皆师其例。立宪政体最后残痕灭亡，中华民国自此步入长期革命”，“虽反复以革命政权自称，无论其出身或行为模式皆不能适应革命逻辑，纵虎出笼者首膏虎吻，亦情理之常”。

 参考文献 

Category:1924年北京
Category: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变
Category:1924年10月
Category:冯玉祥
分類:1920年代政變及未遂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