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恩斯特·阿爾弗雷德·赫爾曼·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男爵（，）是一位德國陸軍將領、貴族，最高軍階為步兵上將，曾參與多場戰爭：早年時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遠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西方戰線、東方戰線及鄂圖曼帝國中東戰場服役，戰間期任校長，1934年至1938年擔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中正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任比利時及法國北部軍事總督統治佔領區長達四年。

法肯豪森出生於西里西亞的容克貴族家庭，自幼進入軍校受訓。1900年隨八國聯軍赴華鎮壓義和團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先後在比利時、法國及東線作戰，1917年轉調鄂圖曼帝國，擔任其軍團參謀長，後因約旦河戰役之功績獲頒功績勳章。威瑪共和國時期，法肯豪森歷任多項軍職，1929年還出任步兵學校校長。法肯豪森還加入了右翼的德國國家人民黨，並領導薩克森地區的「鋼盔前線士兵聯盟」準軍事組織。1930年因部屬捲入納粹黨事件被迫退役後，拒絕加入納粹黨。1934年4月赴華擔任蔣中正德國軍事顧問團的一員，後升至總顧問，主導國軍現代化建設與對日防禦戰略。1938年因阿道夫·希特勒與日本結盟政策，被迫召回德國。

1940年5月，法肯豪森被任命為比利時及法國北部軍事總督，駐布魯塞爾。在任四年間，法肯豪森與比利時王室及交好，在瑟內夫城堡過著優渥的社交生活。然而與此同時，法肯豪森實施了嚴厲的佔領政策：1941年8月率先頒布，以槍斃平民報復抵抗運動，並推動將比利時和北法地區的猶太人遣送至集中營。1944年7月14日，因抵制弗里茨·绍克尔的強制勞動徵召令，法肯豪森遭希特勒解職。1944年7月20日密謀案失敗後，法肯豪森於7月29日被蓋世太保逮捕，此後輾轉拘押於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附近的黨衛隊設施、布亨瓦德集中營及達豪集中營。1945年4月，法肯豪森與其他141名各國人士被親衛隊押往南蒂羅爾，最終於尼德多夫附近獲國防軍營救並被美軍接管，直至1948年2月被引渡至比利時受審。

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布魯塞爾軍事法庭審理法肯豪森，後者被控處決人質、協助猶太人遣送及組織強制勞動三項罪名，最終被判處12年強制勞動。然而，判決後不到三週，比利時政府即於1951年3月28日將其釋放並驅逐出境。1955年6月30日，法國軍事法庭亦缺席判處其死刑。晚年的法肯豪森定居於萊茵蘭-普法爾茨的拿騷小鎮。在西德公眾輿論中，法肯豪森被塑造為「德國反納粹的抵抗運動英雄」與「7月20日密謀案參與者」。1966年7月31日，法肯豪森去世，終年87歲。法肯豪森死後，其形象受到劇烈變化，其回憶錄揭露了該人真實反民主、親威權的政治立場，時至1980年代，經比利時及德國歷史學界的研究，法肯豪森「人道主義將軍」與「比利時保護者」的形象就此破滅。

 生平 
 早年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於1878年10月29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國西里西亞省附近的，今波蘭）。法肯豪森家族是典型的容克地主階級，世代在奈瑟河谷擁有多處莊園，其一位曾曾祖父為勃蘭登堡-安斯巴赫侯爵。父親為亞歷山大（Alexander），母親為伊麗莎白·舒勒·馮·森登（Elisabeth Schuler von Senden），法肯豪森在家中十名子女中排行第二，有五個兄弟和四個姊妹法肯豪森還有一名親戚是，為普魯士陸軍將領，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7年至1918年期間擔任。

依循普魯士軍事貴族的傳統，法肯豪森自幼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被送往西里西亞布里格學校就讀，1890年12歲時進入的幼年學校接受正規軍事訓練。1894年，法肯豪森因成績優異而獲選轉入柏林利希特費爾德的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就讀，並獲選為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皇后侍從。1896年，17歲的法肯豪森獲授少尉軍銜，正式成為普魯士軍官。少年法肯豪森成長於德意志帝國鼎盛時期。威廉二世推行的「世界政策」與海外擴張路線激發了年輕軍官階層對遠方世界的想像。1900年夏，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列強組成八國聯軍出兵干預，法肯豪森志願參加遠征軍。

1900年至1901年，法肯豪森被編入第3東亞步兵團（3. Ostasiatischen Infanterie-Regiment），跟隨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元帥的東亞遠征軍參加了鎮壓義和團的軍事行動，這是法肯豪森首次踏足中國，然而法肯豪森抵達時主要戰鬥已告結束，雖然法肯豪森晚年曾斥責「八國聯軍」遠征是外國貪婪的工具，但並沒有證據顯示他在當時曾反對這場戰爭，甚至有記載記載，他為此「動用了一切關係」以確保自己被選入。此次遠征雖為時不長，卻使法肯豪森對東亞，尤其是對中國文化的嚮往。返國後，法肯豪森繼續其職業軍人生涯。1902年，法肯豪森調回第91步兵團任第2營行政官。1904年，法肯豪森與保拉·馮·韋德科普（）結婚；同年，同年，其長兄弗里德里希在德屬西南非洲的赫雷羅起義中喪生。其後法肯豪森考入戰爭學院深造，後又轉入柏林大學東方學院研究，法肯豪森並在此期間學習了日語，為日後的遠東任職做準備。

1910年，已晉升上尉的法肯豪森攜妻赴日本，駐節名古屋，擔任軍事觀察員。法肯豪森在日本度過了近四年時光，期間深入學習日本軍事制度與文化，並曾前往朝鮮和中國考察。這段駐日經歷使法肯豪森精通日語，並對東亞的政治軍事格局形成了獨到見解。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法肯豪森夫婦被迫離開日本。兩人取道美國返歐，途經華盛頓時結識了日後擔任總理的德國外交官弗朗茨·馮·帕彭。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10月初，經歷兩個月橫跨太平洋與美洲大陸後，法肯豪森回到德國。10月23日，法肯豪森被任命為參謀，旋即投入比利時戰場。11月26日，法肯豪森調任參謀，該師在佛蘭德及索姆河地區作戰。12月，德軍在佛兰德被洪水與聯軍所阻，雙方開始掘壕而守，由北海延伸至凡爾登乃至瑞士邊境的塹壕戰就此展開。

1915年1月，法肯豪森被調往東方戰線的東普魯士。法肯豪森隨保羅·馮·興登堡麾下部隊參加了2月的，德軍在此役包圍俄軍並將其逐退至涅曼河以東，進而佔領波蘭、立陶宛全境及拉脫維亞部分地區。法肯豪森因功於1915年3月晉升少校。1915年11月，法肯豪森返回西線，出任威廉皇太子統率的第5軍團參謀。1916年2月21日，德軍發動凡爾登戰役，法肯豪森負責協調攻擊前的物資補給工作，持續至4月底。然而凡爾登戰事未結，法肯豪森卻於1916年5月9日被調至鄂圖曼帝國的，轉赴中東戰場。

法肯豪森首先被派往高加索前線。1917年2月俄國二月革命爆發，俄軍開始瓦解。同年3月，法肯豪森被任命為鄂軍參謀長，該集團軍下轄司令正是日後締造土耳其共和國的穆斯塔法·凱末爾。春夏之間，德鄂聯軍趁俄軍潰散收復了此前失去的高加索領土。法肯豪森在高加索的服役期間，正值鄂圖曼當局對亞美尼亞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最後階段，共超過100萬亞美尼亞人遇難。1917年7月，法肯豪森轉任鄂圖曼第7軍團參謀長。此時英軍在埃德蒙·艾倫比將軍率領下大舉北進，1917年底攻佔加薩和耶路撒冷，鄂軍全線後撤。法肯豪森隨第7軍團參加了兩次約旦河戰役：第一次於1918年3月底至4月初，英軍進攻安曼受阻，因暴雨與泥濘被迫撤退；第二次於5月初，德鄂聯軍再次擊退英軍。法肯豪森在兩役中發揮關鍵的參謀指揮作用，威廉二世因此授予法肯豪森普魯士最高軍事榮譽「功績勳章」。1918年8月，凱末爾重返第7軍團任司令，法肯豪森繼續擔任參謀長，但不久即因嚴重的痢疾和瘧疾被迫撤離前線。

法肯豪森康復後隨即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擔任德方全權代表，參與鄂圖曼帝國與協約國的停戰交涉。1918年10月30日，英土雙方於利姆诺斯岛簽署《穆兹罗斯停战协定》。法肯豪森在談判中展現出傑出的外交才能，成功安排了德國亞洲軍團及軍事使團人員自11月起經海路安全返回德國。法肯豪森本人則於1919年1月方才離開君士坦丁堡，取道維羅納和因斯布魯克返回德國。梁錫輝指出，在鄂圖曼帝國的經歷重新點燃了法肯豪森對冒險與海外事務的熱情，並使他確信德國未來必須與其他國家分享對世界事務的主導權，這一觀點在其後來接受中國軍事顧問職務時起到了關鍵的思想鋪墊作用。

 威瑪共和與納粹政權初期 
1919年初，法肯豪森代表興登堡出席處理「波蘭問題」的委員會，並於波森的停戰委員會上堅決反對波蘭的領土要求，然而6月28日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最終將波森省及通往波羅的海的走廊地帶劃歸波蘭，東普魯士由此與德國本土分離。同年，在《凡爾賽條約》規範下，德國僅能保有10萬人的軍隊，其中軍官僅4000人，而法肯豪森便是其中之一。儘管法肯豪森對政治和條約現狀深感憤懣，但並無投身自由軍團一類的冒險行動，認為承認戰敗現實的當政者「不應試圖讓歷史的車輪倒轉」。1920年，法肯豪森時任駐斯德丁第2軍區參謀長。3月13日，卡普政變爆發：右翼政客沃爾夫岡·卡普在「埃爾哈特旅」的支持下武裝佔領了柏林，企圖推翻共和政府，而法肯豪森隨即宣布斯德丁戒嚴、靜候局勢發展，但私下對政變表示同情，認為這是軍人反對社會主義政府的正當行為，不過法肯豪森始終按兵不動，既不協助政變，也未採取行動阻止其失敗。4天後，全國發生大罷工導致政變瓦解，卡普逃往瑞典。政變結束後，國防軍實際領導人漢斯·馮·塞克特派遣法肯豪森執行解散政變主力「埃爾哈特旅」的任務，後者透過塞克特的幕僚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將軍斡旋，以數週時間分階段和平遣散該旅，還准許其中優秀士兵編入軍隊

卡普政變風波過後，法肯豪森的軍旅生涯重回正軌，於1920年12月18日，晉升中校；1921年2月調任國防軍教育訓練督察參謀長。1922年2月出任駐明斯特第6步兵師參謀長，在威斯特法倫任職三年。1923年11月，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館政變失敗，部分學員在政變中遭到策反；消息傳至明斯特後，法肯豪森立即採取措施，遏止當地少數希特勒支持者的行動。法肯豪森對納粹運動的警覺自此開始，並在日後出任步兵學校校長時持續影響其治校方針。1924年晉升上校後，法肯豪森調往德累斯頓。法肯豪森自1925年1月起指揮第10步兵團，1927年2月出任步兵學校校長（該校已自慕尼黑遷至德累斯頓），法肯豪森在其任上共教導三屆畢業軍官，堅持軍人應「做一個守法的公民，不拘於政黨，忠於憲法」。1928年4月1日，法肯豪森晉升為少將。1929年10月1日，晉升中將。

1930年1月31日，法肯豪森以中將銜被迫離職，時年51歲。起因是數名砲兵軍官因公開支持納粹黨而受紀律處分，左派報刊隨即抨擊步兵學校內的政治風氣。陸軍部長威廉·格勒納給出的官方理由是資深軍官須為年輕人騰出晉升空間，法肯豪森對此心知肚明。納粹黨機關報《人民觀察家報》旋即宣稱法肯豪森是「因納粹立場而被解職」，將對步兵學校的政治指控與法肯豪森的突然退役聯繫起來，企圖利用法肯豪森的不滿將其拉攏入黨。法肯豪森於1930年4月15日在《法蘭克福報》發表致國防部長格勒納的公開信予以駁斥，並斷然拒絕了納粹黨數次派遣使者登門拜訪、邀請其接受國會議員候選人資格和衝鋒隊高級職位的提議，而是加入主張恢復君主制、廢除《凡爾賽條約》、收復失土及殖民地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其立場民族主義、反猶且反共。法肯豪森認為該黨是唯一能與納粹抗衡的力量，並堅信君主制的優越性，認為「唯有國王才能真正超越一切政黨。」其後，法肯豪森當選薩克森邦議會議員，還加入了準軍事組織「鋼盔前線士兵聯盟」（通稱「鋼盔團」），出任其薩克森地區領袖。

1931年10月，法肯豪森參加在下薩克森舉行集結包含國民人民黨和納粹黨在內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旨在抗議海因里希·布呂寧政府的大會。法肯豪森在會上認清了希特勒志在獨攬權力，認為當前德國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威脅，需要一位擁有非常權力的堅定政治家來恢復秩序，「如同葡萄牙的薩拉查」，但並非一位獨裁者。法肯豪森隨即退出德國國家人民黨，斥其與納粹的結盟如同「飢狼對無助羔羊的友誼」。1932年8月，法肯豪森在德勒斯登步兵學校的一次體育活動中向已為國防部長的施萊謝爾當面分析局勢，他確信納粹黨的危險性，指出當前該黨正面臨財政困難，且黨內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瓦尔特·施滕纳斯的叛離引發分裂，若在此時由軍隊、警察、鋼盔團乃至工會聯合支持，政府即可瓦解納粹運動，但施萊謝爾並未採納其建議。5個月後，納粹黨上台執政。隔年，深入參與納粹運動的法肯豪森胞弟與施萊謝爾死於納粹黨內的政治清洗活動——「長刀之夜」。

1932年末，法肯豪森的好友路德維希·貝克將軍（日後成為德國抵抗運動核心人物）勸說法肯豪森加入納粹黨，理由是只有納粹黨能使德國擺脫當前的困境，而黨內需要具有健全「民族」信念的人，但法肯豪森拒絕入黨。1934年1月，鋼盔團領導層決定併入衝鋒隊，法肯豪森隨即辭去薩克森地區領袖一職。對國內政局感到失望的法肯豪森起了赴海外任職的念頭。另一方面，1933年9月，前國防軍領導人塞克特訪華歸來，曾向法肯豪森介紹了中國的情況，但法肯豪森在給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瓦爾特·馮·賴歇瑙的信中反對塞克特的親華立場，認為日本在東亞的地位不可撼動，德國不應站在弱者一方對抗強者。在此期間法肯豪森還曾兩度面見希特勒：第一次在後者剛上臺不久由帕彭引見，法肯豪森希望以薩克森鋼盔團領袖身份維護組織的獨立地位，但未能如願；第二次則是1934年1月22日的簡短交談，事後法肯豪森在致塞克特的信中寫道：「我認為總理本人對我抱有好感。」梁錫輝指出，這次會面似乎強化了法肯豪森留在國內的念頭。儘管如此，法肯豪森最終仍在2月初決定接受赴華任命，而就在其抵達不久即收到胞弟於7月2日被處決的消息

 國民政府軍事顧問 

 就任與升至總顧問 
自1920年代末起，國民政府即聘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建軍。中德軍事合作的基礎在於雙方的互補需求：中國看重德國的軍事技術與工業實力，德國則亟需中國盛產的鎢、銻等戰略礦產以擴充軍工業。德國軍事顧問係以「私人身分」赴華，本質上為僱傭軍，顧問團在任何時期約有40至50名成員，自首任總顧問馬克斯·鮑爾起即兼具軍事與經濟雙重使命。鮑爾與蔣中正私交甚篤，卻於1929年5月病逝南京；繼任的赫爾曼·克里拜爾為資淺的納粹黨人，代理團務後顧問團分裂為兩派互相傾軋；第三任格奧爾格·魏澤爾雖長於作戰指揮，卻態度傲慢，與受日式軍事教育的中國高級將領格格不入。蔣中正遂決定另聘高階將領擔任總顧問，初屬意埃里希·魯登道夫，遭婉拒後轉向塞克特，後者應邀赴華並選定法肯豪森為其副手。

法肯豪森在與塞克特商議赴華條件時要求提高中方開出的薪酬，並請國防軍將其從中將晉升為上將以便在中國人面前更具威信，理由是「以我對中國人心理的了解，向他們提出要求只有好處」。法肯豪森的薪酬要求獲得滿足，軍階則於1934年3月8日升為榮譽步兵上將（Charakter eines General der Infanterie）。1934年4月，法肯豪森偕妻自漢堡啟航，經蘇伊士運河前往遠東。德國國防部刻意低調處理此行，以免引起日本對德國再度派遣將領赴華的負面反應。出發前，法肯豪森還在柏林的旅館中與萊茵金屬董事和鋼鐵巨頭等軍工實業家秘密會面。6月，法肯豪森抵達上海，後轉赴南京，法肯豪森在蔣中正設於軍校中的住所首次拜會後者，並深受其吸引。由於法肯豪森深知顧問團中有奉命監視其言行的納粹支持者，包括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克魯馬赫（Friedrich-Adolf Krummacher）上校，因此始終謹慎行事，從未在華公開批評納粹政權，在與蔣中正交談時也多用日語（二人均精通此語）以避免被竊聽。

名義上，法肯豪森是1934年5月到任的總顧問塞克特之副手，然而兩人在對待中國事務的態度截然不同。梁錫輝指出，塞克特赴華主要是出於經濟考量，包括豐厚的中方薪酬和德國企業為爭奪中國政府的合同而提供的佣金，其在華大部分時間也是在進行商業活動。法肯豪森則截然相反，其到任後迅速修正了此前親日的地緣判斷，並鄙視將對華軍事事務與商業利潤綁定的做法。歷史學者李國祁指出，法肯豪森對軍火及工業產品的訂購「純粹著眼於中國是否有此需要，而且要購索價低廉合理者，絕不限於德商」，在歷任總顧問中是唯一真正處處為中國國防利益服務的人。1935年，合步樓公司總經理推動一項向南京和廣州兩方同時兜售軍火的「兩面交易」，獲得國防部、經濟部乃至希特勒本人的支持。法肯豪森認為此舉損害中國國家利益而出面阻撓，賴歇瑙為此致信嚴厲警告他克蘭享有「元首（希特勒）的完全信任」，不得再容忍南京方面的抵制行為，然而法肯豪森不為所動，在時任駐上海總領事克里拜尔的協助下繼續阻攔，導致合步樓繞開顧問團直接與中國國防部的一位將領交易，結果訂購了過重的火砲和不適合地形的車輛。最終陳誠、俞大維和蔣中正親自介入，合步樓柏林總部不得不下令其南京分支此後一切採購均須經法肯豪森批准。

1935年1月，塞克特因健康問題離任，並以「最誠摯之心情」向蔣中正推薦其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蔣亦立即表示接受，法肯豪森遂接掌顧問團。
備戰

法肯豪森抵達南京三個月後的1934年10月，國民革命軍在第五次圍剿中攻破中央蘇區，紅軍被迫開始「長征」，法肯豪森並未參與策劃，而是以觀察者身份密切關注。由於情勢上剿共戰事已近完成，而日本不斷在華北挑釁、中日關係日趨緊張，顧問團的工作重心遂轉往對日國防方面。1935年1月26日，法肯豪森向蔣中正提交了詳盡的《中國國防基本原則》（）報告，以三項基本前提為基礎：（一）蔣中正將在四川擊敗或至少遏制共軍；（二）叛離的廣東、廣西兩省不對中央政府採取敵對行動；（三）日本是中國的侵略者。此後四年間，法肯豪森的全部軍政計畫均未偏離此框架。

1935年8月12日（一說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蔣中正提交《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全面闡述其抗日戰略構想。他首先指出：「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屬日本。……華方宜求時間餘裕，作整軍經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進。」他批評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北製造事端「一味退讓」，警告「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並強調領袖的抵抗意志至關重要：「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法肯豪森判斷，戰事一開，日軍將在第一階段尋求摧毀中國的抵抗力量，在第二階段採「分而治之」策略，在華北和山東建立傀儡政權、逐次瓦解各方抵抗，因此將抗戰化為全國性行動、避免各方分別媾和至為關鍵。

在具體部署上，法肯豪森反對放棄沿海退守內陸的消極方案，主張「萬不可不戰而放棄寸土」，警告一旦日本控制上海至武漢的長江流域，「中國將被一分為二」。他建議以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和南京之間的區域為主力集結地帶，利用優勢迅速調動兵力，以滄縣至保定一線為絕對防禦線、黃河為最後戰線。長江防禦方面，針對「長江不可守」之議，法肯豪森以一戰達達尼爾海峽為例反駁，指出水面更寬、炮台更舊的海峽尚能封鎖大型戰艦，視封鎖江陰為「國防之最要點」，陸防須推進至上海附近；南京作為首都「必應固守」，南昌、武昌為主要支撐點，確保通往廣州的聯絡暢通。

至於四川，法肯豪森將其定位為「最後防地」，但強調撤入該省僅為最後手段；更重要的是四川必須事先工業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否則「必無戰勝希望」，並建議修建由重慶經貴陽至昆明的鐵路，以經滇越鐵路取得對外聯絡。在外交層面，法肯豪森援引1932年淞滬抗戰和古北口抗戰等先例，強調唯有全力抵抗方能引起列強介入：「中國苟不於起首時表示為生存而用全力奮鬥之決心，列強斷不起而干涉。」中國隨後制定的《1936年國防計劃綱領草案》等文件在日軍意圖的研判和反制措施上均呼應了法肯豪森的戰略方案。

在實際備戰中，法肯豪森在多份報告中主張避免正面決戰、實施持久消耗戰，在敵後組織游擊作戰，深信日本國力有限，長期作戰必將失敗。法肯豪森亦明確建議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在花園口掘開黃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軍西進，即與此建議直接相關。法肯豪森還主持訓練了8個完全按德國標準裝備的精銳步兵師，合計約8萬人，其中第87師和第88師重點部署在南京至上海一線的國防要地，在後來的「八一三」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全面整軍方面，法肯豪森規劃將全國200多個師逐步裁減為60個國防師，1935年春由陳誠在武昌設立陸軍整理處主持，但因各方掣肘而實際進度遠不及預期，到抗戰爆發時30萬人的整編計劃亦僅完成約八成。1936年4月，中德簽訂一億馬克信用貸款合同，為大規模軍購奠定經濟基礎。中國大量進口德國軍事物資，包括30餘萬頂德式鋼盔、毛瑟步槍、克虜伯榴彈砲，以及亨舍爾、容克斯和梅塞施密特等廠商的飛機，部分在中國組裝，德國顧問還會協助建設鐵路及改良軍工廠。有時法肯豪森也會對德國出口商發運的劣質裝備（如品質不合格的毛瑟步槍）憤然抗議，斥之為「可恥」。蔣中正十分珍惜這批經德國顧問整訓的精銳，專待抗日之用；1936年10月，軍政部長何應欽曾擬將新編部隊調往陝西「剿共」以替換不願打內戰的東北軍，遭蔣中正拒絕。

在防禦工事方面，自1931年起國民政府即在寧滬地區建設國防設施，前後耗費百餘萬元修成三道國防線——上海至杭州、吳江至福山（蘇福線）、無錫至澄江（錫澄線），至1937年全部工程基本完成，即塞克特所稱的中國「興登堡防線」。1936年，國民政府採納張治中等人的建議成立京滬警備區，由張治中出任警備司令，將德式整訓完畢的第87、第88師主力部署於此，並擬定了緊急時先發制人、消滅駐滬日軍後封鎖海岸阻敵入侵的作戰方案。法肯豪森另建議在杭州灣部署四個師以防日軍從側翼登陸包抄，但國軍僅派一個師駐守。到了1936年，日軍在河北的持續滲透威脅到法肯豪森以黃河為核心的整體防禦構想，其戰略思維開始由保守轉向進攻，至4月已在建議中國主動對日開戰；他敦促蔣中正在敵佔區準備游擊戰，在東北乃至日本本土開展情報和破壞工作。10月，擬定對漢口和上海外國租界日軍駐軍發動突襲的應急方案；11月，要求調撥108架戰機收復山西、寧夏之間的邊境控制權，並著手規劃對大連、大沽、山海關以及朝鮮西海岸的未來空襲。法肯豪森戰略方案的另一項關鍵前提亦在此年實現：1936年6月10日，他宣布消除華南自治勢力是中國安全的「絕對必要條件」，建議對廣東發動閃擊行動，對廣西則可在軍事臣服的前提下保留若干地方自治權。法肯豪森的建議均獲蔣中正採納，在同年7至8月「兩廣事變」後，兩廣歸順中央，梁錫輝認為這是法肯豪森對中國軍事復興的「首項重大貢獻」，亦鞏固了南京中德軍官合作的互信基礎。1937年7月，法肯豪森發現南京附近方山集中部署了大量機械化部隊，警告「以如此貴重器材屯積一處，寧不可惜」，建議分散配置以免成為空襲目標；蔣中正隨即密令參謀總長程潛改正。

 抗日戰爭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在西安扣押蔣中正，迫其停止剿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法肯豪森雖無意介入中國內政，但在12月14日即提出軍事應對方案：（一）立即派精銳部隊向西安推進，包括一個由德國顧問博爾夏特（Borchardt）陪同的裝甲旅及德訓第83師、第87師；（二）以戰車、炮兵和轟炸機對潼關至西安公路上的叛軍發動突然打擊，在震懾效果消退前與西安方面談判釋放蔣；（三）對200英里外的共軍進行空中攻擊，阻止其與西安部隊會合。經宋美齡斡旋，蔣中正於聖誕節前獲釋。法肯豪森堅信蔣中正是「無條件」獲釋，而實際上國共兩黨已就合作抗日達成默契，蔣中正並未將統一戰線的協議知會法肯豪森。與此同時，希特勒與日本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力主棄華親日，令在華德國軍事與商業界深感不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開始。法肯豪森曾力勸蔣中正盡可能與日本維持關係以爭取備戰時間，然而已無力回天。7月21日，法肯豪森通過德國駐南京大使館向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勃洛姆堡發出緊急電報：「蔣決意一戰。這不是一場局部戰爭，而是全面戰爭。」他在同日發出的另一份評估中對戰局抱持相當樂觀的判斷：「中國獲勝的機會不壞，因為日本要顧忌俄國干預的威脅，不可能將全部兵力投入攻打中國。中國步兵很好。中國空軍與日本大體持平……中國軍隊的士氣是高昂的。他們會苦戰的。」在此前後，法肯豪森收到柏林某外交官員的電報，要求他嚴守「中立」、說服蔣中正放棄武力抗日以達成「符合德國利益的妥協」，遭法肯豪森拒絕：「如在當全中國人民對日充滿憤恨之際，余所提之談和建議，將被視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為。」戰爭首場大戰自8月中旬在上海打響。法肯豪森自1935年即精心擬定該城防禦計畫，此時將8萬德式精銳悉數投入。蔣中正另調50至70萬部隊，迎戰陸續增兵至20至30萬的日軍。這場淞滬會戰持續近三個月，期間法肯豪森甚至不顧柏林禁令，曾身穿國軍將領制服親赴前線，前後加入上海前線的德國顧問共達71人。中方參戰部隊從裝備到戰術、從訓練到指揮均與德國密切相關，日軍猛攻三個月未能推進攻勢，顯示經德式訓練裝備的中國軍隊作戰能力較以往已有顯著提升。

然而，法肯豪森本人對國軍在淞滬會戰的表現失望至極。他在9月7日呈蔣中正的機密報告中批評道：「如果指揮堅強統一 、重點明顯，則亦可迅速收效」，並逐項列舉國軍的缺陷：各師未被分配具體作戰區 域，各自為戰；師長們畏於炮火空襲，將指揮所設在遠離前線的村莊，僅依賴容易被切斷的電話線聯繫；炮兵缺乏前方觀測員引導而盲目射擊；情報工作薄弱到連一張精確的陣地地圖都付之闕如。在戰術層面，國軍沿用單線防禦而未實施縱深配置，一旦被突破即全線崩潰；預備隊不經偵察便大規模密集投入正面而非部署於側翼，每遭一擊即傷亡慘重。11月5日，日軍增援部隊從杭州灣登陸對守軍形成包抄，法肯豪森此前建議以四個師防守該處，但國軍僅部署一個師，這一疏忽直接導致了上海防禦戰的潰敗，其後國軍全線撤往國防工事，但因處於潰退狀態，部隊抵達後「既無守備部隊又無指示文件，各部很難找到工事構築」，經歷任德國總顧問設計監造的「興登堡防線」未起任何抗敵作用即遭棄守；德械精銳師在三個月血戰中傷亡殆盡，德國顧問團數年間的整軍成果隨之付諸東流。

上海淪陷後，法肯豪森與其他顧問力勸蔣中正放棄象徵性保衛南京，以免精銳部隊損失殆盡，但也承認超出其專業範疇的政治考量可能凌駕於軍事判斷之上。12月，日軍佔領南京，此後六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法肯豪森親自將一部記錄日軍暴行的秘密德國紀錄片及目擊者報告交付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呈柏林，報告結語寫道：「南京中國最高指揮部在此次戰爭中固然有所不足，但整個日本軍隊已充分暴露出紀律渙散、殘暴與犯罪的本性。這一獸性機器竟自居為反共先鋒，實為莫大的諷刺。」他在另一份評估中將日軍與昔日的沙俄軍隊相提並論，認為其領導層缺乏想像力和靈活性，普通士兵一旦失去火力優勢便「驚慌潰逃」，斷言「兩三個德國師就能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顧問團隨國民政府撤往武漢後一度陷入無事可干的境地，經宋美齡等出面協調方才恢復工作。儘管中國接連失去平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戰爭的整體走向卻驗證了法肯豪森的戰略構想：中方依靠自身的抵抗與謀略，逐步將日軍主力從華北吸引南下，以長江一線為中日主戰場，達成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目的。

1938年春，法肯豪森竭力重振中方的戰鬥意志。他向中國方面和柏林分析指出，既然上海和南京均已放棄，中國不再受制於防守大城市的困境，今後應充分發揮廣袤國土和龐大人口的優勢，仿效一戰中德軍在德屬東非以機動戰術對抗強大英軍的先例，以小規模反擊和敵後游擊戰持續消耗敵人。中國軍隊已開始實踐這一戰略：在山西成功避開日軍攻勢後，3月在李宗仁指揮下於津浦鐵路沿線的台兒莊取得重大勝利，法肯豪森在前線指揮部協助了中方的作戰指揮，主張採取誘敵深入之法加以聚殲。蔣中正在勝利後增兵至約45萬人以擴大戰果，然而後續反攻因情報不足、日軍毒氣威脅及桂系等地方部隊的配合問題而迅速受挫。法肯豪森在4月11日的報告中將台兒莊稱為「第一場殲滅戰」，也是日本陸軍「有史以來遭受的第一次敗仗」，並將其與1914年興登堡在坦能堡包圍俄軍的戰例相提並論，將全部功勞歸於中方。然而此一正面評價與法肯豪森的私下判斷存在落差：他在敦促進攻時曾寫道「這可能是我們對敵人造成沉重打擊的最後機會」，並預判中方只能取得「平凡的勝利」。同年6月，法肯豪森此前建議的掘開黃河堤壩方案付諸實施，是為花園口決堤事件，雖確實暫時遲滯了日軍進攻，卻造成數十萬中國平民死亡。

 召回與離華 
1938年2月，法肯豪森仍在為中國進行最後的外交努力，籲請陶德曼向柏林報告蔣中正儘管正接受蘇聯軍援，反共立場反而較戰前更為堅定，試圖以此消除柏林因反共產國際協定而傾向日本的理由。然而納粹政權的親日路線已不可逆轉：同年德國正式承認滿洲國；4月，赫爾曼·戈林下令禁止對華軍火出口；5月起，里賓特洛甫以希特勒直接命令之名連續下達召回令，聲稱顧問的存在「會引致德國涉入戰爭的印象」，要求全體成員即刻歸國，違者以叛國罪論處、財產充公。法肯豪森大為震驚，曾表態願以個人身分或駐華武官名義留華，但遭希特勒斷然拒絕；蔣中正亦提議其歸化中國國籍，但里賓特洛甫威脅沒收其財產並拘禁其在德國的五名兄弟姊妹，他被迫屈從。6月24日，法肯豪森在漢口向顧問團發表告別演說。7月2日，蔣中正在漢口設盛大告別宴款待顧問團，並安排專列護送至香港。法肯豪森在臨別時承諾絕不洩露其為中國制定的對日作戰方案，並公開預言中國未來必將戰勝日本。隨後他偕妻登上義大利郵輪啟程返歐，沿途每當船隻停靠港口，當地德國領事均登船警告他不得接受採訪。8月9日，法肯豪森夫婦抵達柏林。

返國後法肯豪森備受冷遇。他最迫切希望能向德國決策高層報告中國使命的成果，寄望第一手說明能在最後時刻扭轉德國的遠東政策。但三度求見希特勒均遭取消，里賓特洛甫避而不見，唯與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威廉·凱特爾在其辦公室走廊有過簡短寒暄。當時希特勒正全力處理蘇台德問題，此事遂成為迴避遠東議題的方便藉口。如此冷遇令法肯豪森打消了加入國防軍的念頭。法肯豪森在打探納粹統治五年來德國實情時，自然而然接觸到了抵抗運動的核心圈子：他在德累斯頓和柏林與貝克、亞爾馬·沙赫特、汉斯·保罗·奥斯特、托馬斯、和等人秘密會面，他們除了反對希特勒之外，對中國事業亦懷有同情。同年11月，法肯豪森偕妻赴巴黎「為中國做宣傳」，由中國駐法公使謝壽康博士引介拜會法國參議員、眾議員、記者和中國問題專家，但法肯豪森對法國人面對德國戰爭準備的「漫不經心」深感失望。隨即他又赴慕尼黑拜訪卡爾·豪斯霍弗爾教授，請求這位地緣政治學權威不要為日本的利益而運用自己在高層的影響力。

然而，1939年3月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後，法肯豪森依法被徵召恢復現役，並出任（總部設於德勒斯登）司令。此職限制了他為中國友人奔走的空間，但他仍以非官方方式繼續為蔣中正提供軍事建議，甚至與海因茨共同設計中國對日作戰方案、再經由俞大維轉交國民政府，還在南京保留住宅和中國僕從達一年半之久。這一非正式合作直至1941年7月納粹政權承認了南京親日傀儡政府、中德斷交方告終止。

 比利時及法國北部軍事總督 
 就任與佔領統治 

自中國返國後，法肯豪森不僅與反希特勒集團取得聯繫，還在1940年4月，法肯豪森主動向比利時駐柏林武官洩露德軍即將入侵比利時的計畫，但進攻日期一再推遲，其消息的可信度不斷降低。同年5月10日，德軍發動西線攻勢。三天後，法肯豪森被任命為荷蘭軍事司令官，這項任命可能出自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齊區（曾是其在步兵學校時的學生）的推薦，亦有說法認為是貝克與軍事情報局局長威廉·卡納里斯有意將反對派安插至西方佔領區要職。然而5月26日希特勒將荷蘭改交納粹黨人阿圖爾·賽斯-英夸特管理，法肯豪森被改任為比利時及法國北部軍事行政區司令官（下簡稱軍政區）。軍政區轄境亦含法國的加來海峽省與諾爾省，在希特勒的「新歐洲」構想中屬於未來將從法國分離的「日耳曼邊區」，法肯豪森甚至以種族理由反對戰後歸還這兩省。5月28日，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在未徵詢政府的情況下單方面投降；政府則拒絕停戰，輾轉前往倫敦繼續抗戰。法肯豪森在回憶錄中對德軍攻勢大加讚頌，卻對德軍屠殺數百名平民的事實隻字不提。1940年9月1日，法肯豪森晉升步兵上將。

法肯豪森的軍事佔領政策為其自稱的「柔性政策」（），他命令佔領軍部隊需對平民保持端正態度，不得對程度輕微的挑釁行為反應過度，務求抹去一戰佔領時期的恐怖記憶（當時的比利時總督正是法肯豪森的遠親將軍），他在回憶錄中自稱秉持著「法律、正義與人道」在施政，而具體事務由行政長官運行。美國歷史學家概括兩人的關係為「雷德爾提議，法肯豪森批准」，而法肯豪森在政治事務上「往往優柔寡斷」，稱若無雷德爾「連兩週都撐不下去」。1940年秋，親衛隊開始向佔領區進行政治滲透，法肯豪森僅與親衛隊全國領袖辦公室主任戈特洛布·贝格尔會面兩次，便將與親衛隊的一切後續交涉推給雷德爾。沃姆布倫指出法肯豪森關於施政手段的描述存在矛盾：自1940年9月海獅作戰取消後，他便認為德國可能無法贏得戰爭，試圖以不徹底破壞戰後德比關係的方式治理佔領區；但「必須承認，法肯豪森盡其所能幫助希特勒的德國贏得戰爭」，除了監督了對比利時的經濟榨取外，還支持招募比利時志願兵加入德軍、積極打擊破壞活動和間諜行為。穆勒進一步指出，法肯豪森反對希特勒的動機並非出自道德感，而是面臨戰敗前景時對德國未來的憂慮，且法肯豪森對於「反猶主義有助於統一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說法也是欣然接受。法肯豪森對此辯稱若自己辭職可能換上的是如賽斯-英夸特那種狂熱派納粹官員，比利時人民將蒙受更大災難。沃姆布倫對此總結稱：法肯豪森深信希特勒若得勝將是德國乃至全人類的終極災難，卻始終竭力為德國爭取勝利，其動機源自凌駕於個人良知之上的國家榮譽感與義務感。

另一方面，法肯豪森由於對君主制的傾慕，積極結交比利時王室及貴族。利奧波德三世被安置於布魯塞爾北郊的拉肯王宮，法肯豪森對國王「禮遇有加，甚至在國王再婚及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送上鮮花」，如此殷勤導致招來柏林方面的批評。在布魯塞爾以南約四十公里處，法肯豪森佔用了瑟內夫城堡，這是一座原屬猶太裔銀行家菲利普森家族、因族裔身分遭查封的新古典主義莊園，法肯豪森以「保護藝術品」為由佔據作為週末寓所，並在此招待貴族名流。法肯豪森出席社交場合時總由小他21歲的（魯斯波利親王妃）相伴。1942年其夫在第二次阿拉曼戰役中陣亡後，她更成為法肯豪森形影相隨的伴侶。1943年底，魯斯波利因黑市和非法外匯交易被捕，法肯豪森的參謀長上校亦遭親衛隊逮捕，在獄中自殺身亡。法肯豪森認為這是親衛隊試圖間接摧毀自己的手段，這些打擊使他「瀕臨絕望和自殺的邊緣」。沃姆布倫指出，這些「草率的私人行為」使法肯豪森在柏林的處境愈發脆弱，並招來「他更關心比利時貴族而非普通民眾」的非議。

 反希特勒密謀 
法肯豪森與德國抵抗運動的關聯可追溯至1938年自華返國之後，他與貝克、維茨萊本和格德勒等人同屬保守派右翼，皆反對希特勒的極權統治，但對反對方式分歧甚大；法肯豪森排斥暴力手段，認為政變應來自陸軍總司令發起。1938年至1939年冬，外交官和亞當·馮·特羅特·楚·佐爾茨在德勒斯登向法肯豪森提出一項針對希特勒的刺殺行動：誘使該人前往波希米亞邊境視察防禦工事，在碉堡中將其與隨行人員隔離，再以手榴彈將其消滅。法肯豪森「贊同地聆聽，但對計畫的可行性表示懷疑」。1939年秋，陸軍參謀長弗朗茨·哈爾德在西線攻勢準備期間再度謀劃政變，法肯豪森被指定在政變發動時負責掌控第4軍區，與在柏林調度裝甲師的埃里希·赫普納將軍及率第19軍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協同行動。然而哈爾德在最後關頭退縮，政變計畫隨之流產。

就任比利時軍事總督後，法肯豪森在佔領區繼續維持與德國抵抗運動的秘密聯繫。1941年，哈塞爾透過紐約商人費德里科·斯托爾福斯（）與美國政府建立秘密管道，在德方軍官與斯托爾福斯的會談中，法肯豪森、哈爾德、卡爾-海因里希·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和哈塞爾被提名為推翻希特勒後可能的對外談判人選。同年8月，法肯豪森偕托馬斯將軍親赴柏林謁見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元帥，試圖說服後者挺身領導政變，但因後者缺乏行動勇氣而未果。12月，布勞齊區因德軍在莫斯科戰役慘敗而被希特勒免職，希特勒自兼陸軍總司令，透過軍方最高層發動政變的路線隨之封閉。1942年1月，哈塞爾經布魯塞爾取道法肯豪森處前往巴黎會見維茨萊本。貝克和格德勒提議由維茨萊本和法肯豪森在西線率先起事，然而兩位前線指揮官均認為此構想不切實際，手中既缺乏足夠的作戰部隊，且若不同時清除希特勒及其核心集團，魯莽行事只會演變為納粹政權必定獲勝的內戰；密謀集團此後只能寄望於個人層面的暗殺行動。

1943年9月，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造訪布魯塞爾，對法肯豪森直言：「儘管我們有種種顧慮，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從肉體上消滅希特勒。」1944年春，抵抗運動成員和通過艾倫·杜勒斯向華盛頓報告：西線總司令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和法肯豪森會在納粹政權被清除後，準備協助盟軍登陸；報告並聲稱密謀集團的成員包括倫德施泰特、法肯豪森、阿道夫·豪辛格、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乃至庫爾特·蔡茨勒。在密謀集團自1943年起陸續擬定的政變後內閣名單中，法肯豪森被列為總理候選人之一，與格德勒和維茨萊本並列。然而法肯豪森在密謀者內部的評價並不一致：在巴黎和的前線軍官圈中，他被視為「完全可靠」；但貝克和維茨萊本卻因其與魯斯波利親王妃之間「眾所周知的風流韻事」而反對由他擔任要職。哈塞爾在日記中亦記載，法肯豪森「常因參與恐怖政權而被拒絕」，但因「可用之人太少」才被列入考慮。

 鎮壓、反猶政策與解職 
法肯豪森在回憶錄中宣稱其佔領政策的目標是「維持秩序與安寧」，對平民「以最大的寬厚相待」，他稱自己曾在1940年8月赫爾曼·戈林於巴黎召開的經濟會議上據理力爭，當時後者曾說道：「比利時人不需要吃飯，讓他們幹活」，而他反駁「不吃飯的人無法工作，正如沒有汽油的引擎無法運轉」。事實上，法肯豪森實施的佔領法律遠沒有自己說的寬厚，他對1907年《海牙公約》中有關平民權利的條款作極端限縮的解釋，將一切的民間抵抗行為視為「卑鄙的游擊戰」和「野蠻行徑」，認為佔領區居民唯一應有的行為模式是「既忠於本國，又與佔領當局合作」。歷史學家指出，這一立場在保守派軍事菁英中具有普遍性，而法肯豪森高效的佔領區行政措施實際上「大大鞏固了納粹政權」。

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後，比利時及法國北部的破壞與暗殺行動驟然增加。法肯豪森於8月26日主動頒布人質處決法令，規定每有一名德軍陣亡即須至少槍決五名人質，並將所有政治犯自動列為人質。這一法令早於希特勒9月下達的「每名德軍死者處決一百名人質」的命令，也早於12月凱特爾發布的《夜霧命令》，歷史學家強調法肯豪森在此事上「並非被迫執行上級命令，而是率先行動」。9月17日，人質處決制度推行至比利時全境。自1942年7月起，法肯豪森又以遣送集中營作為處決的「補充手段」。沃姆布倫的統計顯示，整個軍政區在佔領期間約有350人作為人質遭槍決，另有450人遣送至德國、約2000人曾被扣押為人質；但他同時指出「與法國或荷蘭的情況相比，他在限制處決人數方面並不特別有效」。1944年2月，法肯豪森頒布《施佩勒法令》（Sperrle Order），允許對「恐怖主義」行為實施集體報復。同年4月，里爾附近的阿斯克發生抵抗組織破壞鐵路事件後，途經當地的親衛隊第12師依據該法令在當夜屠殺了86名平民，是為，引起巨大震動，但法肯豪森回憶錄中隻字未提。偶爾，法肯豪森也會應個人請託出面干預。華裔比利時婦女錢秀玲（其表兄錢卓倫中將為法肯豪森在南京時期的舊識）曾兩度面見法肯豪森，念及舊情，其先後於1940年6月救下一名死囚，又於1944年6月為埃諾省埃科西訥的96名人質求得免死，但這些人之後仍被遣送至德國強制勞動營。

法肯豪森還主導實施了針對轄區猶太人的系統性迫害。沃姆布倫指出法肯豪森「帶有其普魯士貴族階層常見的反猶偏見」；1940年秋，比利時法官對首批反猶法令提出抗議時，法肯豪森在文件上親筆批註：「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已經太寬容了！」其行政長官雷德爾擬定了17項反猶法令，從解僱猶太公務員到強制佩戴猶太星，法肯豪森均同意簽署、「顯然毫無掙扎」。沃姆布倫坦言：「儘管法肯豪森和雷德爾可能並不樂於承擔隔離和掠奪比利時猶太人的任務，但他們完全清楚自己所參與之進程的下一階段：將猶太人遣送至東方」。自1942年8月起遣送開始執行，法肯豪森與雷德爾最初以避免激怒比利時政界為由，將比利時籍猶太人排除在外，首先遣送外國籍猶太人；穆勒指出這一讓步對親衛隊國家安全部而言無關痛癢，因為比利時籍猶太人僅佔當地猶太人口不足一成。1943年7月，法肯豪森正式同意遣送比利時籍猶太人。國王之母伊麗莎白王太后曾親自向希特勒求情，法肯豪森也曾應其請求出面為一群猶太兒童斡旋，但對其他求情者則表示「自己無法為猶太人做任何事」。自1942年8月4日至1944年7月31日，共有25,124名猶太人和350名羅姆人從比利時及法國北部經梅赫倫轉運營被遣送至滅絕營，絕大多數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遇害，僅1,323人倖存，存活率不足5％。沃姆布倫總結道：「與丹麥不同，比利時沒有任何德國官員預先警告猶太人即將到來的搜捕」；法肯豪森和雷德爾「狹隘的軍人義務觀和對希特勒的效忠誓言，使他們不可能考慮行政怠工」。

希特勒自1941年起即對法肯豪森日益不滿；戈培爾在1944年1月的日記中記載希特勒打算以科隆大區長官取代法肯豪森，納粹領導層對其「始終拒絕盲目服從」深感不信任。1944年春，法肯豪森對戰局日趨悲觀。6月1日，他赴隆美爾設於的指揮部（距諾曼第登陸僅五天），向這位昔日步兵學校的部屬直言其防禦體系將無法抵擋盟軍登陸。直接導致解職的導火線是與弗里茨·紹克爾的衝突：紹克爾自1942年3月擔任全國勞動力總動員全權代表，法肯豪森則提出若發起強制徵工，勢必迫使比利時青年投靠地下武裝，因此拒絕徵召，此後紹克爾在高層會議上猛烈攻擊法肯豪森，後者即被希特勒所免職、轉入元首後備軍。7月14日，法肯豪森收到解職電報。18日，他在布魯塞爾參議院大廳將權力移交格羅赫與繼任國防軍指揮官马丁·格拉泽將軍，隨即回到瑟內夫城堡。

 被納粹政權抓補 
1944年7月20日，德國發生刺殺希特勒與反納粹政變。同日傍晚，瑟內夫城堡的法肯豪森接到一通以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將軍名義打來的電話，對方只說：「元首已死，其餘一切消息均不實。」這實際上是密謀者向各地軍事指揮官發出的政變啟動信號。法肯豪森日後方知來電者並非弗洛姆，而是貝克本人，當時正身處本德勒街的密謀總部，卻不知法肯豪森已於六天前被解除職務。事實上，法肯豪森與密謀案的核心圈子並無直接關係。密謀的策劃者亨寧·馮·特雷斯科上校和克勞斯·馮·史陶芬堡上校屬於更年輕一代的軍官，認為老一輩將軍的反對「僅限於沙龍清談」。法肯豪森在1960年的訪談中聲稱密謀者「很可能」將其列為未來的總理人選。梁錫輝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佐證：抵抗運動成員海因茨確曾於1947年致信，稱「在特雷斯科和所有認識您的人看來，格德勒不行時就由法肯豪森先生頂上」。然而歷史學家傑奎琳·杜赫姆（Jacqueline Duhem）指出，法肯豪森並非密謀集團的重要人物，其「世俗享樂者」的作風與密謀者們嚴肅的道德自律格格不入。

7月26日，法肯豪森赴拉羅什吉永會見西線總司令君特·馮·克魯格元帥，試圖說服他在西線主動停戰，但克魯格自知已遭蓋世太保懷疑而迴避表態。三天後，比利時蓋世太保頭目駕車抵達瑟內夫城堡，宣稱國家安全部長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希望在柏林向他提幾個問題」。法肯豪森匆匆收拾行李上車，從此再未重返瑟內夫。此後數月，法肯豪森輾轉被關押於多處設施。1944年12月，他在國家安全部接受唯一一次正式審訊；審訊者除質問其與密謀者的關係外，還指責他在比利時「過於寬厚」並「對抗紹克爾」。法肯豪森事後寫道：「我的印象是他們找不到任何對我不利的指控。」此後再未接受訊問。沃姆布倫亦指出法肯豪森「從未被正式起訴，因為蓋世太保未能找到他參與密謀的證據」；穆勒補充，蓋世太保最終僅將其歸類為「從犯」。

1945年2月，法肯豪森被押往布亨瓦德集中營外的親衛隊拘留設施。4月初，他與來自17國共141名要人一同踏上歷時近一個月的「阿爾卑斯之旅」（），成員包括前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舒施尼格、法國前總理萊昂·布魯姆和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等，途經達豪集中營，最終翻越布倫納山口進入南蒂羅爾。4月底，車隊在尼德多夫村被國防軍部隊截獲解救，親衛隊撤離。4月30日，人質被安頓於布拉耶斯湖畔旅館；5月4日美軍抵達。

 戰犯審判 
 逮捕 
法肯豪森被告知所有德籍人質均須以戰俘身分移交盟軍。此後三年半，他輾轉被關押於那不勒斯、卡普里島、英國特倫特公園、紐倫堡（作為潛在證人但未獲傳喚）及達豪等地，最後安置於馬爾堡附近的阿倫多夫營地。由於引渡作業為美國主動提出，比利時方面並無準備。法肯豪森抵達時「既無進行中的偵查，也無現成的控訴卷宗」，因此在聖吉爾監獄等待了兩年七個月。法國亦以謀殺、遣送等罪名提出引渡請求，但須待比利時審判先行。等待審判期間，比利時正深陷「國王問題」危機，利奧波德三世的復位問題幾乎撕裂國家。法肯豪森多次被詢問國王在佔領時期的表現，均答覆「態度無可指摘」；杜赫姆指出這些證詞客觀上「鞏固了利奧波德反對者的論據」。

自1944年7月底被捕以來，法肯豪森已輾轉至少四五十座監獄或營地。自1946年起他不斷致信在比利時時過從甚密的魯斯波利公主，卻始終石沉大海。公主因戰後與德國當局的關係飽受攻擊，早已與過去劃清界限。1950年3月，妻子寶拉去世。翌日，法肯豪森從葬禮返回列日監獄，即展開了一段新的通信。塞西爾·馮特（）是前比利時抵抗組織指揮官，曾因情報工作被蓋世太保囚禁，戰後出任地方監獄管理委員，她曾受託探望的法肯豪森，兩人通信很快熱絡起來，不過馮特並不遷就法肯豪森的自怨自艾的態度，告訴對方：「你把自己的榮譽看得比德國還重，比真理本身還重。」

另一方面，自1944年起蔣中正即不斷設法營救法肯豪森，他曾致函盟軍最高統帥德懷特·艾森豪將軍呼籲保護，派遣軍官赴德搜尋法肯豪森並轉交個人贈送的3900美元，又指示駐柏林軍事代表團向寶拉寄送食品包裹。然而1948年2月，法肯豪森仍被移交比利時司法當局，以「戰犯」身分押往布魯塞爾；在比利時囚禁期間，中華民國駐布魯塞爾大使館按蔣的指令定期匯款，用於支付律師費用。蔣中正的支持始終未曾動搖：1947年他提議授予法肯豪森中國國籍，遭以「有損榮譽」為由婉拒；1950年法肯豪森72歲生日時，蔣以「中國之友」名義致贈約一萬美元。

與此同時，西德新聞界對法肯豪森近乎一面倒地同情：《時代週報》自1948年起多次刊文讚頌其在比利時的「典範行為」，稱其「規避或繞過了一切恐怖命令」，開庭前夕更連續刊載法肯豪森的自辯報告，有效動員了德國輿論。杜赫姆評論道，戰後德國媒體為法肯豪森辯護時「竟以民主和人權之名向西方國家說教」，強化了德國民眾作為戰爭「最大受害者」的自我認知，這與後來廣為流傳的、德國輿論已就多數民眾長期擁護納粹暴政深切反省的說法「相去甚遠」。

審理
1950年5月22日，審判開庭，但隨即延期四個月以便辯護律師（四名比利時律師和一名德國律師）審閱數萬頁卷宗。9月25日審判在布魯塞爾正式展開時，「王室問題」的最激烈階段已過，利奧波德三世已承諾退位。與法肯豪森一同受審的有三名前部屬：行政長官雷德爾、里爾第670高級戰地司令部末任司令貝特拉姆將軍（以列日司令身分受審），以及列日司令繼任者馮·克拉爾（）將軍。控罪共三項：處決240名比利時平民人質、共謀遣送25,437名猶太人（僅1,276人生還）、以及組織強制勞役遣送德國。審判歷時59天，吸引了世界各地記者。法肯豪森在開庭聲明中承擔了「一切由我下達的命令」之責任，但聲稱其權力不過是「一名軍事司令官」而非「總督」，面對納粹黨、親衛隊和蓋世太保的全面滲透，他只能設法反制、規避或減輕所接到的命令。此後他僅回答提問或「糾正」證人陳述中的「錯誤」，並將控方約50名的民事原告批評為共產黨人。歷史學家親臨旁聽，他描述法肯豪森在庭上「依舊維持著紳士風度，面容帶幾分『中國味』：薄唇、禿頂，戴著一副過時的夾鼻眼鏡。舉止冷靜端莊，又不失狡黠與謹慎。」

審判中，法肯豪森和雷德爾互稱對方為反納粹立場，強調自己的權力受到親衛隊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所掣肘，聲稱已盡可能拖延人質報復，法肯豪森甚至稱被處決的受害者不過是「共產匪徒」，根本「濫用了人質一詞」、「早在蘇聯參戰之前從事抵抗活動的人，統統是共產黨人」、「據我所知，所有交戰國都實施報復處決」；雷德爾更宣稱「1945年美國人在德國曾以一比二百的比例處決人質」。兩人的傲慢態度引發旁聽席一片譁然。至於猶太人遣送（在審判中所佔篇幅遠少於人質處決和強制勞役），法肯豪森將責任推給親衛隊和蓋世太保，自稱對他們「深感憐憫」，審判長當即追問：

杜赫姆還額外補充道：審判完全未觸及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辛提-羅姆人家庭經梅赫倫轉運營遣送至奧斯威辛的悲劇。

約一百名證人出庭作證，其中相當一部分為辯方證人。二十餘名德國證人（大多為曾在比利時或里爾任職的軍官）「自然完全站在被告一方」。最受矚目的辯方證人是前國家財政部長沙赫特博士，他在紐倫堡審判中獲判無罪，後經多次去納粹化審判獲釋，此番由康拉德·阿登納政府「委派」赴布魯塞爾為被告作證。比利時辯方證人以貴族階層為主，多為瑟內夫城堡的常客，盛讚法肯豪森曾應其請為在押人員斡旋，並稱其屢有「反希特勒言論」。證詞中分量最重者當屬華裔比利時婦女錢秀玲，她在比利時被視為「女英雄」，其出庭對法肯豪森的辯護可謂「最具決定性」。控方則提出截然不同的論述。副軍事檢察長克洛松（）在結辯中指出：

克洛松還提及法肯豪森作為軍事顧問曾「幫助蔣中正政權壓迫廣大中國農民」，要求判處法肯豪森和雷德爾二十年苦役、貝特拉姆和克拉爾十五年。辯方律師宣稱被告不曾親自實施酷刑或發出死亡威脅，相關行為「已因時效屆滿而不可追訴」；論及遣送時，辯方將之與「1940年5月10日比利時政府逮捕反政府嫌疑人並遣送法國」以及「1945年1200萬德國人被驅離家園（據最保守估計有200萬人死於途中）」相提並論，稱法肯豪森的行為不過是「出於政治原因的轉移，而非犯罪性質的遣送」。前參議院議長、布魯塞爾大學教授羅蘭（）律師的總結則較為持平：法肯豪森「既非比利時之友，也非嗜血暴徒，而更像一個力求以最小代價獲取最大成果的彼拉多」，他拒絕承認法肯豪森為「抵抗者」，但建議法庭將減刑情節「放入天平之中」。法肯豪森最後發言時感謝律師並聲稱四名被告均不屬於「艾森豪所說的那夥罪犯」，表示已為比利時及其人民盡力而為，但對處決和遣送未表一字悔意。

 判決與獲釋 
1951年3月9日，判決宣布。在人質處決問題上，軍事法庭僅將因抵抗組織擊斃通敵者而實施的報復歸咎於法肯豪森，排除了因德軍陣亡而實施的報復。法肯豪森和雷德爾被認定為反猶措施的「共同制定者」，須為猶太人的逮捕和拘押負責，但「不對其遣送至德國負責」，判決書上還寫道：「控方並未將上述受害者所遭受的損害性後果（原文如此），特別是其中24,161人的死亡，列為被告之罪。」法庭同時認定被告須為強制勞役負責，但承認減刑情節：被告「並非出於本意執行柏林的政策，若非身處其位不會自行實施這些措施，且係遵從命令行事」；法肯豪森另因1944年遭蓋世太保逮捕及「在大量個案中表現出的善意態度」而獲額外減刑。最終量刑頗為寬大：法肯豪森和雷德爾各處十二年苦役，貝特拉姆十年，克拉爾無罪開釋。

判決在比利時引起兩極反應，許多輿論認為量刑過輕；在聯邦德國卻掀起軒然大波。《時代週報》刊載了措辭激烈的社論，斷言民主制度在此案中「與布爾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去無幾」，因為法肯豪森「並非以個人身分而是以『軍事司令官』的類別受審」。阿登納總理自稱對判決「極為驚訝」，社民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亦表達不滿，比勒費爾德甚至爆發示威遊行。杜赫姆指出，早在1950年10月，一批前國防軍將領即在秘密擬定，以「為國防軍正名」及釋放所謂的「戰犯」作為聯邦德國重新武裝的前提條件，此舉呼應了美英整合西德軍事力量的冷戰需求。1951至1952年間，艾森豪（時任北約最高司令官）與阿登納反覆發表聲明為「國防軍無罪論」背書，將一切戰爭罪行推給了納粹黨和親衛隊。

包括法肯豪森在內的三名被告雖因被定罪而憤慨不已，但在律師建議下放棄上訴以免延長羈押。1951年3月28日，距判決不到三週，比利時政府即依《勒瓊法》（允許服滿三分之一刑期的囚犯獲假釋）釋放三人，立即驅車護送至德國邊境。黎明前兩輛轎車從聖吉爾監獄疾馳而出，尾隨的《》記者在邊境簡短採訪法肯豪森：「這是六年零八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自由。」被問及是否高興獲釋，他淡然回答：「對我無所謂。」隨後他口授了一句拉丁文格言並簽名：「」（忘恩負義的比利時，你得不到我的骸骨。）此語仿自大西庇阿對「忘恩祖國」的名言，法肯豪森對此頗為得意，在亞琛海關貴賓簿上再度題寫。《晚報》記者對此譏諷道：「『老法肯』難道以為我們會為入侵者、壓迫者和劊子手立碑嗎？」

 晚年 
法肯豪森獲釋後受到聯邦外交部接待，聲稱在布魯塞爾「受到了良好對待」，又說：「只要鄰國還在審判我們的將軍，就別指望德國人願意與外國軍隊並肩作戰。」他暫住老友帕彭的莊園，但莊園緊鄰蘇聯佔領區，加上他素來公開反共，恐有遭綁架之虞，不久便遷至萊茵蘭-普法爾茨拿騷定居。在一次形式上的去納粹化審查後，法肯豪森在1950年代成為軍人榮譽與反希特勒抵抗的象徵。德國媒體也樂於將法肯豪森捧為軍事和外交「專家」。1952年他受訪時宣稱「歐洲的命運取決於一個強大的德國」，理由是法國軍力大不如前、又「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共產黨人」，因此「歐洲要碼有德國軍隊，要碼就不存在」。1954年奠邊府戰役法軍慘敗，法肯豪森再以「亞洲事務專家」身分受訪，將奠邊府比作「第二個史達林格勒」，聲稱「德國軍隊是歐洲防禦的決定性因素」，「如果法國不願理解，也得被迫接受」。

1955年6月30日，巴黎軍事法庭缺席判處法肯豪森與貝特拉姆、前里爾司令死刑，罪名為「謀殺或共謀謀殺」，指控僅涉及法國北部的人質處決，不涉及猶太人和辛提-羅姆人的迫害。然而判決僅具象徵意義：聯邦德國拒絕引渡本國公民，且貝特拉姆已於1953年去世，尼霍夫更在1946年即死於蘇聯戰俘營。杜赫姆指出，這場審判距阿登納簽署聯邦德國加入北約的條約不足兩個月，時機絕非偶然。法肯豪森在回憶錄中對此隻字未提。另一方面，蔣中正從未忘記這位「老朋友」，法肯豪森獲釋後兩人即恢復通信。1958年10月法肯豪森八十歲壽辰之際，蔣授予他二等大綬寶鼎勳章，由中華民國駐布魯塞爾大使親赴拿騷頒授。已撤至台灣的國民政府也曾試圖由法肯豪森牽線來遊說西德政府與其重建邦交，但遭遇種種困難，法肯豪森也自承無論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很難喚起德國官方及民間對台灣方面的重視，特別是政府與工商界對共產政權開放中國市場仍抱持幻想。

此後法肯豪森逐漸淡出公眾視野，直到1960年9月因與54歲的馮特結婚引起關注。法語媒體將法肯豪森描繪為「非凡之人」，稱馮特「愛上了這個堪稱楷模的敵人」。比利時歷史學家評論道：「這場婚姻為德國與昔日受害國的和解提供了絕佳機會。故事的主題並非受害者寬恕劊子手……兩人都是反希特勒的英雄，兩人都曾身陷囹圄。馮特和法肯豪森體現了西歐對戰爭的全新敘事：一場守法國家之間的光榮戰爭。法肯豪森的審判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這一敘事的建構。」。晚年的法肯豪森視力日衰，經馮特協助整理檔案並撰寫回憶錄。1966年7月31日，已幾近全盲的法肯豪森去世，享壽87歲。1970年代初，遺孀馮特將檔案開放給歷史學家梁錫輝研究，並授權比利時記者熱拉爾出版回憶錄法文節選本。1977年，馮特在拿騷去世，與丈夫合葬。

 評價 
 軍事顧問角色 
梁錫輝對法肯豪森作為軍事顧問給予正面評價，將其與查理·喬治·戈登和赫德並列，稱有著與他們相當的專業能力、政治才幹以及對中國事業的無私奉獻，認為其於1934年至1937年間的貢獻使中國在中日戰爭第一年中的存續可能起到了關鍵作用；不同於前任塞克特出於經濟考量的動機，法肯豪森是以「解決棘手技術難題的專家所擁有的職業熱忱」來工作，從不誇耀自身或同僚作為國軍教官和作戰顧問的成就，直到1938年使命結束後方才表露其對中國的欽佩之情。李國祁亦稱法肯豪森「做事精細積極，充滿進取主動精神」，計畫與建議「常是鉅細靡遺」，「何處當修橋，何處該築路，均有詳細規劃」。馬振犢、戚如高也評價從戰略決策到作戰計畫、從引進武器到訓練部署，國民政府抗戰準備的每一環節都有德國顧問參與其中，「如果沒有德國顧問的參與指導，我方的抗戰準備也很難達到戰前的水準」；法肯豪森甚至樂觀地認為，按當時的整軍速度，如果抗戰遲一至兩年爆發，日本人將不可能侵入中國內地。馬振犢並指出，法肯豪森及其同事在抗戰初期確與中國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儘管作為德國軍人他對台兒莊等勝利後中方未能及時擴大戰果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但其對中國抗戰勝利之熱切期望已躍然紙上，令每一個中國人不能不為之感動」。梁錫輝還認為，法肯豪森是歷任德國顧問團長中唯一一位對蔣中正的忠誠可與首任團長鮑爾相媲美的人物，差別在於法肯豪森「不流於狂熱，其政治判斷也更少個人色彩」，且不像鮑爾那樣完全出於個人事業心，而是兼顧德國國家利益。

杜赫姆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了法肯豪森在華顧問生涯的動機與盲點。她指出，法肯豪森自1934年首次謁見蔣中正起便「完全為其人格所傾倒」，這種近乎「一見鍾情」式的崇拜在此後四年中從未動搖，即使其戰略建議遭到蔣中正否決亦復如此。正是這種「無限的崇敬」驅動了他「毫無保留的投入」，如每日僅睡5個小時、密集巡視各省營房、為國軍將領提供以漢字標註的作戰方案。然而杜赫姆認為，法肯豪森對中國的理解始終停留在一種過度理想化的想像之中、只看見自己願意相信的中國，而把更為殘酷的現實排除在外，如他從不提及殘酷的徵兵制度、國民政府統治區內數百萬人死於饑荒，或蔣中正透過暗殺打壓政敵的事實，而是一再將中國描繪成一幅由錦雞、白鴿與曼陀羅花園構成的田園風景。杜赫姆還指出，蔣中正及國軍將領高估了德式改革的成效，在盧溝橋事變後過於自信地投入戰鬥，事實上只有8個師共約8萬人完成德式訓練與擁有相應的裝備，這些部隊甚至不在華北前線。儘管如此，法肯豪森始終對中國的長期抵抗能力保持樂觀，堅信日本無力贏得持久戰。

在戰爭中，每一次軍事逆轉，法肯豪森均將其視為既成事實加以接受，隨即重新評估形勢，始終在尋找反擊敵人的機會；與主張在政治妥協前暫且維持守勢的人不同，法肯豪森的目標始終是擊敗日本的侵略。而戰爭的整體走向也確實驗證了他的戰略構想：中方逐步將日軍主力從華北吸引南下，以長江一線為主戰場，達成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目的。然而梁錫輝同時指出了這種進取姿態的根本侷限：儘管法肯豪森在南京的工作成效卓著，柏林的外交走向卻使一切化為烏有，故以此評論「十個法肯豪森在中國也抵不過一個陳介在柏林」。法肯豪森理想的戰果是一場一舉粉碎日本侵華企圖的全面反攻，但以半現代化的中國軍隊而言根本無法實現。李國祁亦指出，德國軍事顧問所協助的中國整軍「實際上僅收到初步的效果」，真正練成的現代化精兵「不過三個師、稅警團與教導總隊而已，距離國軍全面現代化仍甚遙遠」。馬振犢、戚如高則從更宏觀的角度加以評估：德式訓練裝備大大縮小了中國軍隊與號稱世界一流的日本軍隊之間的差距，在戰爭爆發初期西方列強袖手旁觀、蘇聯軍火尚未到達之際，德國軍火填補了這段真空，「如果沒有這大批的德國軍火源源來華，中國抗戰正面戰場能否抵抗到如此成績則是很難設想的」；然而他們同時強調，從德國方面來看「絕沒有一點幫助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主動性與積極意義」，納粹政權對華軍火輸出在本質上不過是以獲取中國資源為目的的商業交易，儘管法肯豪森等個別人士確以個人立場同情並協助中國抗戰，但在希特勒控制下其影響終究有限。梁錫輝引述一部以台兒莊為題材的英國小說的評語，認為無論法肯豪森多麼理解中國人、多能以中國人的方式思考，他還需在東方再待十年，才能像中國將軍馮玉祥那般從容地接受漫長的失敗。梁錫輝在全書結語中感嘆，中德軍事合作「未產生任何持久的歷史後果」，昔日的期許至今除了臺灣和西德極少數倖存者以外，幾乎已被所有人遺忘。

 人物性格 
梁錫輝用「機會主義」一詞概括法肯豪森在中國、在比利時乃至面對納粹運動時的處世心態。在他看來，法肯豪森從不持絕對立場，對每一種局勢都審慎評估、反覆權衡，耐心等候決定性時刻到來方才出手；即便時機稍縱即逝，他也不會因此絕望，而是退回觀望的姿態，開始新一輪的等待。梁錫輝將這套行為模式歸結為「等待、觀望、試探，有時妥協」。杜赫姆則認為梁錫輝對法肯豪森「相當寬容」（），指出這種「審慎的機會主義」本身就是曖昧的，說不上是褒是貶：整個威瑪時期，法肯豪森固然善於「在暗礁間穿行」（）、不訴諸激進手段，卻也從未公開反對過自己所加入的那些反民主組織的核心主張。

一份1948年的比利時出版物將法肯豪森形容為「一個殖民者，一個中國人」（），暗諷這位前軍事總督從東方帶回了一套不切實際的觀念。梁錫輝認為此評並非全然離譜，稱法肯豪森身上確實有某種「中國式特質」，如默默承受的忍耐力、以近乎哲學的態度接受自己其實無權無勢的現實，以及重視生活情趣而非英雄作派。這些特質在南京和漢口時期還不明顯，畢竟當時法肯豪森的使命是在中國人的散漫中注入普魯士式的效率；但一旦返回歐洲便逐漸顯露，使他成為1939年至1944年間德國抵抗運動人物中「最具中國風格」的一位。梁錫輝還認為正是這些行事含蓄隱晦的特質才讓法肯豪森既未從蓋世太保獲得完全的信任，也沒能被抓到明確的「反叛」罪證，得以逃脫其嚴酷的審訊。

杜赫姆在傳記結語中則揭示了法肯豪森人格的另一面。就外在而言，她認為這位「長著禿鷲般面孔」的普魯士軍人確實極具個人魅力，有著淵博的世界主義學養與流利的多國語言，足以折服眾人，同時也是個享樂主義者，熱衷於在社交晚宴上與漂亮女人周旋，具備「真正的外交才幹」。然而杜赫姆同樣指出，法肯豪森回憶錄所揭露的真實面貌遠不其表面上那麼光鮮，其本質上是一個困於自身成見、無法與時俱進的普魯士貴族，且自命不凡，自認在所有人之前就看穿了一切，為了證明自己正確不惜將謊言與謬誤層層疊加，最終淪為一個操弄歷史與個人經歷的人，成了真相的遮掩大師，這與他平日經常援引的老子之道背道而馳。杜赫姆還指出，法肯豪森戰時所展現的「仁慈」具有高度選擇性，「僅施予自己圈子裡的人」，他也至死不曾表達任何悔恨，唯一的遺憾不過是未能在蔣中正身邊多留些時日。

 戰後歷史形象 
法肯豪森的歷史形象在戰後經歷了巨大轉變。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時代週報》、《世界報》、《明鏡週刊》等德語媒體將他塑造為「無懼無瑕的騎士」、「人道主義的佔領者」和7月20日密謀案的「抵抗英雄」。這一形象有其時代背景：冷戰初期西德面臨重新武裝的政治需求，在意識形態上區分「乾淨的國防軍」與「犯罪的納粹黨和親衛隊」成為聯邦德國融入西方聯盟的前提，而出身容克貴族的反納粹將軍法肯豪森，恰好成為這一敘事近乎完美的典範。法肯豪森本人亦精於經營自身形象：他在社交場合以法語談論哲學，以日語吟詩，講解儒家思想，部下戲稱他為「蔣」；面對記者時則不斷強調自己如何「規避恐怖命令」、如何因反抗納粹而被捕入獄。然而杜赫姆指出，法肯豪森的心理與其精心設計的「中國賢人」形象相去甚遠。

1974年，法肯豪森的法文版回憶錄問世，由保守派記者熱拉爾編輯，書中揭示了法肯豪森的政治信念：他的理想政體是由貴族菁英統治的君主制，他欣賞凱末爾、薩拉查、佛朗哥等威權領袖，對貝當元帥懷有「深厚的敬意」，甚至認為希特勒所謂「盟軍首要目標是摧毀德國」的判斷不無道理，只是手段過於極端。他對議會民主的蔑視終生未變，對戰後西德的民主轉型漠然置之。回憶錄同時充斥著自我美化的敘事：法肯豪森自詡「在所有人之前就看清了一切」的先知，堅稱國防軍始終在進行一場「乾淨的戰爭」，將軍們「為祖國付出了最大的犧牲，不僅在戰場上，而且在7月20日的事件中。當仇恨和報復的烏雲散去，歷史終將還他們以公道」；他對佔領區抵抗運動嗤之以鼻，稱比利時和法國的抵抗者「幾乎清一色是聽命於布爾什維克俄國的共產匪徒」，而在整個比利時唯一真正抵抗過希特勒的只有他本人。涉及猶太人迫害時，他公然撒謊，聲稱任職期間「對東方的暴行一無所知，對集中營和滅絕營的存在亦毫不知情」。對大屠殺的表述尤為觸目：「希特勒嘗試（原文如此）滅絕猶太人的方式將永遠是我們時代的恥辱，儘管早有先例，如1492年。」換言之，希特勒只是「嘗試」滅絕歐洲猶太人，且此前已有所謂先例，如美國人「滅絕」印第安人；至於德國軍人和人民，「無論如何」不應為這場「未遂的」種族滅絕承擔責任，一切罪責歸於「希特勒的小集團」。杜赫姆指出，法肯豪森所謂的「無知」令人難以置信：他在威瑪時期曾加入排外反猶政黨，在戰俘營中亦留下了針對美國黑人和猶太人的仇恨言論，與其聲稱的無知形成「可怕的呼應」。

正是回憶錄法文版的出版，在比利時引發了對法肯豪森形象的首波質疑。歷史學家吉利森（）在1975年《》的書評中諷刺道：「既然法肯豪森將軍就在那裡保護佔領下的比利時人，盟軍和抵抗運動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讀完由熱拉爾先生未加任何批判性註釋便予以出版的這些回憶錄摘錄之後，這個問題值得一問。」1984年，歷史學家在一系列關於希姆萊與雷德爾權力鬥爭的檔案研究中，證明法肯豪森治下的佔領體制「極為嚴苛」。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此人在比利時享有的聲譽純屬虛名。我認為他是個惹人厭的傢伙」，又指法肯豪森在審判期間「像個懦夫似的」將人質處決的責任推於下屬雷德爾。比利時學界對此持續關注，法國歷史學界卻長期忽略法國北部的佔領史。

法肯豪森主張的「國防軍無罪論」直到1990年代才遭到全面駁斥。1994至1995年間，策劃了《》巡迴展覽，以照片與文獻揭示國防軍在東歐系統性地參與屠殺平民和戰俘的史實，在德國社會掀起激烈論戰。此後比利時和德國學者的持續研究逐步瓦解了法肯豪森的「英雄」與「中國賢人」形象，穆勒2024年的研究即從加害者研究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法肯豪森回憶錄與比利時猶太人遭屠殺之間的關聯。然而法肯豪森的「抵抗英雄」形象並未就此消亡，如2015年，格呂塞爾巴赫凱夫豪瑟預備役聯誼會（）受聯邦國防委員會議員之邀前往柏林，在本德勒館庭院的紀念碑前舉行儀式，成員們手持法肯豪森的照片合影；而本德勒館的常設展覽至今仍將法肯豪森列為「勇敢的抵抗男女」之一。

榮譽

普魯士王國 功勳勳章
普魯士王國 鐵十字勳章：一級及二級（1914年版）
普魯士王國 霍亨索倫王室勳章：帶劍騎士十字級
普魯士王國 ：帶劍四級
普魯士王國 
聖約翰騎士團：榮譽暨法律騎士
巴伐利亞王國 ：帶劍二級
符騰堡王國 ：帶劍二級騎士十字級
符騰堡王國 ：帶劍騎士十字級
奧爾登堡大公國 ：帶劍及月桂榮譽一級騎士十字級
奧爾登堡大公國 ：一級及二級
黑森大公國 英勇獎章
漢堡 

奧匈帝國 鐵皇冠勳章：帶戰爭勳飾二級
奧匈帝國 ：帶戰爭勳飾三級
鄂圖曼帝國 ：帶佩劍三級
鄂圖曼帝國 ：帶劍二級
鄂圖曼帝國 ：銀質（帶佩劍）
鄂圖曼帝國 ：金質（帶佩劍）
鄂圖曼帝國 
納粹德國 國防軍長期服役獎章
納粹德國 戰功十字勳章：帶劍一級及二級（1939年）
納粹德國 德意志十字勳章：銀級（1943年4月20日）
中華民國 寶鼎勳章：二等大綬（1958年）

 相關條目 
 中德關係 (1911年－1941年)
 7月20日密謀案
註解

註腳

參考文獻

 圖書

 期刊

 網站

Category:10月29日出生
Category:德國將軍
Category:外籍援华人士
Category:7月20日密謀案相關人員
Category:德國駐外武官
Category:在中華民國的德國人 (1949年前)
Category:魏玛防卫军人物
Category:德國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