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

高平陵之變，或称正始之變，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國後期的一場政變，事件源自正始年間（240—249年）大將軍曹爽勢力和重臣司马懿勢力之間的权力鬥争，即史稱“正始黨爭”，最后在正始十年（249年）時，司马懿趁曹爽與魏帝曹芳到高平陵謁陵時發動政變，控制京城並覆滅曹爽陣營。自此曹魏權力大致被司馬家族掌控，曹氏皇帝淪為司馬氏的傀儡，為日後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建立晉朝立下基礎。此外，事件亦對此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如竹林七賢乃至玄學等有莫大影響。

 背景 
由于魏明帝曹叡没有子嗣，故收养曹芳与曹询为嗣。此二人身世未知，根据《魏氏春秋》的说法，他们是任城王曹楷之子。青龙三年（235年），曹叡立曹芳为齐王。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之际册立曹芳为皇太子。曹叡原本想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使其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燕王对此表示推辞，为此曹叡召见孙资、刘放。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二人身居高位，夏侯献、曹肇与之素有嫌隙。孙刘二人也认为曹宇无法胜任，他们支持曹爽担任大将军，并由司马懿一同辅政。随后，曹叡罢免了曹宇、夏侯献、曹肇和秦朗的官职。

一开始的时候，曹爽看在司马懿年事已高且德高望重的份上，常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从不独断专行。但随着曹爽起用何晏等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何晏等人推戴曹爽，称重要职位不应交给外人。曹爽任命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此外还任命何晏主管人才选拔，毕轨为司隶校尉，李勝为河南尹。此后政事就很少经司马懿之手了，而司马懿也称病避开了曹爽。曹爽奏请转司马懿为太傅，外示尊崇但夺其实权，自己则独专朝政。何晏等人滥用职权，擅自将洛阳野王属下的桑田分割，又破坏了汤沐地并据为己有，倚仗权势攫取公物，还向各州郡索要财物。各地方官慑于他们的威势，无人敢反抗。曹爽任命自己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的几个弟弟都以列侯的身份在皇帝身边办事，出入皇宫禁地，其尊贵恩宠无人能比。曹爽在饮食起居上处处仿效皇帝，宫中才有的珍奇玩物，他家中也随意陈设。妻妾成群不说，还私自夺取了皇帝的才人七八名，以及将吏、工匠、乐工、良家子女等共三十三人强行收为奴婢，养在家里供自己享乐。

尽管曹爽位高权重，但在军中声望远远不及司马懿。曹爽若想专擅朝政，首先必须设法夺取司马懿手中的军权。正始年间，司马懿多次亲自出征讨伐东吴，以此显示掌控兵权的正当性。相比之下，曹爽没有战功，难以赢得军心。若他想在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军功，才能逐步攫取并控制曹魏的军权。在这种背景下，尚书邓飏、李胜等人为了替曹爽树立军功，便劝说他出兵伐蜀。曹爽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然而经此一役，魏军在兴势山遭王平大败，是为兴势之战。曹爽不仅未能立下战功，反而使其在国内的威望大幅下滑。此后，尽管他依旧掌控着朝政大权，却再也无法在军中树立声望，这为日后的高平陵之变奠定了基础。

虽然此时司马懿称病不出，但能通过兩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控曹爽的一举一动。司马昭任散骑常侍，相当于曹芳身边应对顾问。而司马师则阴养死士三千，为政变提供了武装力量。除了三千死士之外，司马师还能指挥部分禁军。这是因为早在正始四年（243年）夏侯玄获任征西将军，作为交换条件其空出的中护军职位由司马师接替。在担任中护军期间，司马师具有选举武官的权力。他在选举武官时做到了“举不越功，吏无私焉 ”，改变了蒋济、夏侯玄掌武官选举时以货贿谋取武官职位的陋习。这一改革为后来发动高平陵之变提供了根本力量。

有一次，曹爽与众兄弟一同外出游赏，司农桓範见状加以劝阻，称他们兄弟总揽朝政、掌领禁军，不宜集体出游，如果有人趁机关闭城门发动叛乱，他们届时恐难再入城。曹爽听闻，却不以为意，直言无人敢行此举。曹爽的亲信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的机会向司马懿辞行，发现司马懿病得很厉害，甚至连话都听不清了。随后李胜向曹爽禀报了这一状况，曹爽遂不再防备司马懿。

正始黨爭
正始改制
在實際的政治議題上，曹爽、司馬懿兩陣營主要圍繞着所謂“正始改制”，即關於當時是否改革曹魏制度的爭議。這是當事人議論的中心話題，也是司馬懿陣營抨擊對手的重要方面。雖然由於司馬氏掌權後史家為尊者諱，一進行歪曲，二簡略帶過，因此諸史書留下來的明確記載不多，導致後世對於正始改制的具體内容和經過不能詳知，但即使根據史書中保存的隻言片語，也可知此事毫無疑問是當時人們所關心的政治焦點。其中曹爽陣營提出並支持改制，而司馬懿陣營則大力反對改制。

在史書《三國志》中，保留了一篇曹爽陣營中重要成員夏侯玄針對當時“改制”一事發表的一篇長文，並與司馬懿進行論戰，即後世所稱《夏侯玄答司馬宣王時事議》一文。夏侯玄在撰寫此文後不久，便參與了發生于正始五年（245年）的駱谷之戰，由此可推測此文發表于戰役爆發稍前時間。文中，夏侯玄就“改制”一事，提出了三個要點，包括改革九品中正制、改革行政建制、改革社會風氣。

九品中正
首先，夏侯玄在文中提到，他與其背後的曹爽陣營認為，應該對曹魏實行了約20年的九品中正制進行改革，並將之列為了他們的最重要政綱。九品中正制即一種選官制度與程序，也是官僚等級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曹魏重臣陳群于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年）主持制定。此制度與秦漢時期原先的官僚等級制度天差地別，它起源於東漢以後專制皇權的低落與士族門閥的崛起，在曹魏時期至西晉末期逐步發展，並盛行于兩晉至南北朝，直到隋、唐時期方才被替代。在這一時期，九品中正制被世家門閥所操控，成為一種“門品秩序”，使官員的委任被權貴與門閥壟斷，而出身寒門者則很難獲得與其個人才能對等的官階。

根據夏侯玄所述，他們認為九品中正制的選官過程存在不小弊端，自從實行此制度後，“緬緬紛紛，未聞整齊”，造成“分敘參錯，各失所要”。而出現弊端的原因，他們總結是因為政府與負責人材品評的中正一職之間的職責範圍不清楚，中正的人材品評工作侵犯了政府的職權，因為當時委任官員的標準，恰巧就是由任中正一職的官員通過品評人材得出的。

因此，曹爽陣營要求理順“臺閣”（即尚書臺）、“官長”（指各級行政長官）與“中正”三職之間的關係，其中中正只負責考查並根據人材的道德品行進行分類，但不能編排等級；官長則負責考查並根據下屬的工作能力大小來確定等級，但並不進行分類；最後將二者各自所作的檔案均匯總到臺閣，由臺閣負責根據包括中正從道德品行方面確定的分類，以及官長從工作能力方面確定的等級，綜合平衡這兩份材料，再確定被考查的人的高低次序，並根據這個次序排名委任官員。

後世學者王曉毅認為，夏侯玄關於改革九品中正制的建議是比較公允的，因為曹魏時期的選官制度相當混亂，存在權出三門（臺閣、官長、中正）的局面。由於當時仍沿襲了兩漢時期的察舉徵辟制度等等原因，使各級行政長官（官長）、尚書臺（臺閣）在選官問題上具有較大的權力，同時卻又新創了九品中正制，使中正與另兩者在薦舉權、選官權發生衝突。由此，夏侯玄及曹爽陣營的力圖解決“選官三權分立”並使之協調一致，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同時王曉毅還認為，曹爽陣營的這一建議，也有其私心存在，即抑制中正的權限，發揮尚書臺的作用，從而使曹爽陣營對選官權有更大掌控力。因為司馬氏陣營有較强的地方勢力，而中正恰好由地方勢力、諸郡長官推選出，同時，較傾向曹爽陣營的何晏當時擔任吏部尚書，而吏部即尚書臺下主管選官的部門。若夏侯玄等人的建議實現，便可由此擴大曹爽陣營的影響力以與司馬懿陣營對抗。

事實上，在曹爽陣營針對九品中正制的改革一事作文章的同時，司馬懿陣營也同樣通過改變選官制度的細節以對抗對手。不過卻與曹爽陣營的意圖將選官權更多歸于尚書臺不同，當時司马懿建議在延康元年定下的每一郡置中正一人的基礎上，每一州再新增大中正一名，職責與郡中正一樣。此建議一出，立刻引起了曹爽陣營的反對，因為司馬懿陣營在地方州郡的勢力更大，如此會更增司馬懿陣營對選官權的掌控，威脅到曹爽陣營。曹爽的弟弟兼心腹曹羲撰寫了《九品議》一文，宣稱若實施便會導致政府失去對選官權的掌控，表示强烈反對。而夏侯玄撰寫《夏侯玄答司馬宣王時事議》一文，目的之一也是為了與司馬懿這一建議展開論戰。

除重改服
《夏侯玄答司馬宣王時事議》文中提出的第二點，是要求改革行政建制，即將曹魏設立的州、郡、縣三級地方政府，先省去郡一級，撤裁太守一職，地方事宜均由縣級政府長官處理，其中有一萬戶人口的縣長官稱為郡守，五千戶以上人口的縣長官稱為都尉，一千戶以下的縣則繼續跟從前一般稱為縣令、縣長；而刺史則在州一級層面負責監察縣級官員，至於郡級政府中數以萬計的各類吏員，均歸家從事農業生產。

夏侯玄認為，多級政府之制，並非上古三代聖王所創設，而是秦朝背棄“聖道”的產物。秦朝因擔憂官吏怠惰失職，便設立官員督察他們；又害怕督察的官員亦難盡職，復設官員以糾察督察的官員。如此以權謀機變管控下屬的做法，致使官員之間相互監察牽制，最終釀成大小官僚各懷異心、上下政務相悖不一的諸多弊端。而他認為，如果根據上文中的建議進行改革，將會對國家有五項得益：
合并大量的職位，將減省繁雜的費用，並增加財富與糧食。
官員得到精簡後，上下級將可以精誠合作，行政效率將得到提高。
郡級長官之類官員，將無法再對民衆以官方名義强取豪奪，令百姓困苦。
此前親近百姓的官吏只能處於底層，較高權力的官吏卻由卑鄙愚蠢的人充當，進行改革後省并官僚，將使清廉優秀的人得以任職合適職位，也更使民衆安樂。
縣級政府的長官按人口數量進行區分，官吏從最低的縣長做起，在經考核確認政績良好、才能優秀後，才可得到升遷，授官將變得更有條理。

夏侯玄總結道，稱若依此推行改革，裁撤太守及郡級政府，縣中政務便可直呈中樞，公務往來自無壅滯之弊，賢能官吏亦不至滯留底層、難獲擢升。夏侯玄認為，若如此，縱使上古堯、舜、禹三代的淳厚風氣未必能全然復現，亦至少可實現教化劃一、便民省事、減省用度的成效。他們的目的即所謂“事簡業修”、“便民省費”。

第三點即改革社會風氣，夏侯玄等人將這一建議的重點放在輿服方面，他們要求禁止僭越的服飾，確定各級的服飾級別，從而使社會風俗變得淳樸。他們指出，當時曹魏的典章律令已然廢弛，朝廷大臣的服飾儀仗竟可與天子比肩，黑、黃這類象征至尊的顏色，更是流入民間，為布衣黔首所隨意使用。而這是受到秦、漢兩代的影響，並不是來自聖賢的教導。因此要大力治理社會風氣的根源根據上古三代時期的“古法”，禁止追求奢華靡麗的車輛與服飾。不論在朝廷任官或是擁有爵位的大家族，都不再擁有華美綺麗與色彩鮮艷的衣服、精緻細巧的物品；由上至下的各種物品均樸素無華，而等級的不同只在樸素中表露，只要示意出等級的差別即可；甚至如果是皇帝向立有大功、德高望重的人賞賜稍微華麗的物品，也必須要向有關部門進行申報才能穿戴使用。夏侯玄認為，如果按如此實行，崇尚儉樸的教化定能風行國中，而舉國上下追求奢靡浮華的欲念，亦會隨之消失。

當待賢能
根據《三國志·夏侯玄傳》的記載，司馬懿對夏侯玄此文作出回覆，而他表面上似乎表示很賞識這些改革建議，說“皆大善”，但隨即話鋒一轉，歷數了幾種如此改革將會面臨的困難，最後僅含糊地表示，改革建議雖好，但這些恐怕要等待以後出現“賢能”的人方能夠實行。夏侯玄得到司馬懿近似推諉的答覆後，並不滿意，再次撰文反駁了司馬懿的觀點，表示只要司馬懿願意並發揮其自身的影響力來支持改革，便一定會成功，而司馬懿說什麽“待賢能”，表現得如此謙虛的樣子，就好像功德兼備的古代聖賢伊尹、周公反而不去改革當時的制度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現存資料並沒有明言司馬懿此後還有沒有就夏侯玄的反駁作出回應。

輿論風向
然而，當時的輿論卻明顯不利於曹爽陣營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無論是本身就强烈反對曹爽等的人，還是一些本身與曹爽等人並無矛盾與衝突、立場較中立的人，均因為曹爽等人的政策或者不遵法度、斂財役民、乃至於挾私怨報復他人的行為，而紛紛表達對曹爽等人的强烈反感，其中包括王肅、孫禮、盧毓、王觀、高柔等重臣，也有傅嘏等年輕一輩的名門之後，大部分均是曹魏立國時期的元老，其中高柔更與司馬懿資歷相仿。如孫禮表示曹爽等人如此胡作非為，將導致“社稷將危，天下凶凶”，王肅稱他們都是弘恭、石顯等惡貫滿盈的奸臣，傅嘏認為他們所為會導致“朝政廢”。而哪怕是本來稍微傾向曹爽等人的人，也表示出對曹爽等的不滿，如建安七子之一的應璩等。

 政变经过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249年2月5日），曹爽与众兄弟随驾一同拜谒高平陵。他们刚一出城，司马氏父子便令死士和军队占领了武库和京城各处要害之地。随后司马懿又率兵包围皇宫，并联合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等人面见郭太后，上奏称曹爽心怀不臣之意，将危及国家安危，请太后下诏罢免曹氏兄弟。郭太后依照司马懿的意思，命人起草诏书罢免了曹氏兄弟。司马懿以太后名义召司徒高柔暂代大将军，占领曹爽军营，并告诉他“君为周勃矣”。又任命王观为中领军，占领曹羲的军营。为了分化瓦解对手，政变发生后，司马懿立即派人召见桓範，并以太后的名义任命他为中领军。但桓範没有应召，而是骗开平昌门，向南投奔曹爽去了。太尉蒋济闻听此事，忧心忡忡，连忙向司马懿进言，称桓范素有智囊之名，若智囊离去，恐将生出事端。司马懿却镇定自若，认为曹爽“驽马恋短豆 ”，不会采用桓範的计策。

京城布防妥当后，司马懿与蒋济率部队驻扎在高平陵回京城洛阳的必经之路——洛水浮桥上。同时上奏皇帝，指出曹爽的种种恶行。曹爽看到奏章后，窘迫的不知所措。桓范赶到曹爽处，将城中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劝说曹爽立刻护送皇帝车驾前往许昌，召集各地兵马护驾，然后再以谋反的罪名讨伐司马懿。但曹爽兄弟皆迟疑未决。随后桓範又寻劝曹羲道，纵使匹夫挟持人质，尚且能求一线生机，何况如今天子尚在掌控之中，若能挟天子以号令天下，天下之人谁敢不从。而与此同时，司马懿大力展开攻心战。他派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前去劝说曹爽放弃兵权，并一再保证自己绝不会加害曹氏兄弟，言辞极为恳切。之后司马懿又派遣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目告知曹爽，司马懿已指洛水为誓，最终让曹爽相信了司马懿。曹爽投降回到家中后，司马懿在其府邸四角筑起了高楼，监视其一举一动。曹爽兄弟感到十分惶恐，不知道司马懿要做什么，便写信向司马懿讨要粮食。司马懿给他们送去食物后，曹氏兄弟非常高兴，以为自己不会死了。

同年正月初十（公元249年2月9日），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内侍张当因为私自将宫女送给曹爽而被捕。经过拷问，张当供称曹爽与何晏密谋于三月发动叛乱，由此，曹爽及包括何晏在内的党羽一并被捕。除此之外，桓範也因被控“诬陷司马懿谋反”而反坐下狱。司马懿让何晏参与审理，何晏自以为能得免，就卖力查案，上奏称一共查出丁谧、邓飏等七家参与，司马懿却说还有一家，何晏问是否就是自己，司马懿表示肯定后将何晏一并收监。最终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範、张当皆被处死，并夷灭三族。不过后来曹真族孙曹熙获封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延续对曹真祭祀。何晏有一子因是曹操之女金乡公主所生，得以免死。此外司马鲁芝也是曹爽党羽，常劝谏曹爽，但曹爽不听。政变发生时，鲁芝斩杀守门卫兵出城投奔曹爽，并告诫曹爽不要投降。曹爽被抓后，鲁芝受牵连也一并下狱。原本被定为死罪，可是他却不为自己申辩曲直，下定决心不苟且偷生。司马懿很欣赏他，下令赦免其死罪，并任命他为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振威将军、并州刺史，后来又因为治理有方升任大鸿胪。

 影响 
通过这次政变，司马懿彻底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使曹氏一族的政治力量日渐衰微。由此，司马氏得以全面掌控朝政，逐步铲除一切支持曹氏的力量，稳步向篡夺魏政的目标迈进，为司马炎日后代魏建立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设立了自己的权力府邸，史称“霸府”。曹魏皇帝任命他为丞相，并加封颖川的繁昌、鄢陵、新汲、父城等地，并给予奏事不名之权。然而，司马懿却推辞丞相之职，只保留了原先的太傅职位。除此之外，高平陵之变后，朝廷对宗室的态度亦发生了变化，即从曹氏的提防宗室走向司马氏的分封宗室。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凭借其集团的力量打倒曹氏集团，其宗室成员在西晋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晋王朝重用宗室成员也在所难免。但这一举动也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以高压手段打击曹氏及士人，使知识分子彻底丧失参与政治的理想，清谈也由评论时政转向抽象玄理，促成了魏晋玄学的兴起。而士人亦由此分化，其中一部分依附司马氏，借儒家名教为其背书；另一部分则退隐山林，追求精神自由。竹林七贤正体现了这种分流，其中嵇康坚持“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被处死，成为对抗现实的悲剧；阮籍徘徊于名教与自然之间，既不反抗也不归附；向秀、山涛等人则选择入仕妥协。由此，玄学在政治高压下呈现出殉道、彷徨与趋附并存的多重走向。

 分析 
费祎认为，如果曹爽真有谋反打算，他和兄弟们就不会主动辞官回家。同样，如果司马懿只是因为曹爽奢侈僭越而想惩治他，完全可以选择惩罚或罢免，而没必要赶尽杀绝，牵连无辜。因此可以看出，高平陵之变并非保卫自身、除除叛佞之变，其目的本身就是夺取大权并趁机清洗政敌。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司马懿在卧病十年的情况下仍然能使军队听其调度，可见其平时必和军队预有勾结。反观曹爽兄弟皆为将军，却让军队为对手所用，由此可见其为人。此外当时曹爽所用的都是有志于改良政事、-{zh-hans:厘定;zh-hant:釐定;}-制度的“文治派”，“文治派”对于军队不如武人接近，利用军队亦不如武人灵活，这就是双方成败的关键。而历史学家马植杰则认为冲突的双方都代表世族地主，但曹爽一党代表着腐化的曹魏皇族及世族地主中的浮华派，司马懿则代表着自曹操以来世族地主中的事功派。后者工作作风比较有魄力，行政效能较高，因此其胜利并非偶然。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曹爽之败并非单纯因其无能，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他推行“正始改制”，削弱地方与世族权力，触动司马氏等旧族集团利益，因而招致反对。曹爽所谓“任用私党”实则是排斥司马党羽，被后世史料曲解为结党营私。曹爽生活奢靡、浮华奢侈的指控多为司马氏政权诬抹。曹爽伐蜀失败既有准备不足、经验欠缺的内因，也有司马懿集团暗中阻挠的外因。曹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厚的政治谋略和斗争手腕，轻信司马懿之诈。而《三国志》等史料因成书于西晋，受制于司马氏的舆论回护，使得曹爽的形象长期被丑化。

關於高平陵之變中雙方陣營的具體成員，史家有不同研究。其中，學者方詩銘認為何晏並非曹爽陣營中成員，稱其“對曹爽執政是不滿的”，並且“與司馬懿具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尤其在思想上”，其遭到殺害是因為曾發表輕視司馬師的言論，因此被司馬師報復，而殺害他並非司馬懿所希望的。而學者王懋竑、柳春新則認為蔣濟並非司馬懿陣營中成員，只是因為其與司馬懿私交甚好，而曹爽又沒有處理好與蔣氏的關係，後蔣濟被司馬懿挾持，才被迫參與司馬懿陣營，但其無論行為舉止或政治思想的“根本立場”均在曹爽陣營一邊。

 参考文献 

引用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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