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史官是中国历代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官职的统称。

各朝均有设置，《史通》稱：“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但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但在沒有文字的上古時代，史官只能從前任史官通過口授習得歷史，容易產生紕漏和歪曲，直到漢朝史官司馬遷所作的紀傳體史記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文獻紀錄功能才徹底打破。

在中國歷代，多數君主、權臣都基本尊重史官的職能而不介入，但也有部分例外：春秋時期齊國大夫崔杼殺害齊莊公，史官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要求史官改寫，史官不肯，崔杼一怒之下杀死多個史官，仍無法改變後繼史官的心意，最後只得屈就事實。中國史學史經常以此強調史官氣節，“不虚美，不隐恶”。

董狐（生卒年不详），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五十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为史官，不畏强权，坚持原则。在赵盾族弟赵穿弑晋灵公后，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留下“董狐直笔”的典故。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漢書·司馬遷傳贊》：“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事實上，前秦苻坚就曾改写历史。《苻坚载记》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唐太宗强调他在唐朝初年的功绩和他即位的合法性，同时塑造其父李渊在隋朝的忠臣形象，在史书叙述上，将太原起兵的首功歸納于己身，高祖李渊则对于起兵反隋，表现为消极被动。他对于玄武门之变中杀兄之事强调自己的正义性，贞观十四年（640年），在皇帝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過《高祖实录》立即要求重寫，以突出自己杀死兄弟的叙述来淡化自己逼迫父亲的行为《貞觀政要》卷七：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後來的《高祖實錄》記載︰“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通过突出李建成的缺点来强调自己发动政变的正义性。牛致功《唐高祖傳》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宋朝司馬光撰寫《通鑑》時也不得不懷疑說：“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通鑑考異》

注釋

赖瑞和：〈唐代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