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路聚会所

南阳路聚会所，原址现为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123－145号，是上海地方教会（又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于1948年建造的一个大型教会聚会场所，占地4.71亩，建筑面积2,207平方米（大約667.61坪），至少可容纳3,000人，其容量超过上海任何一座教堂，但至今仍被占作他用。倪柝声创办的著名的上海福音书房也设于此。

 建造背景 
1922年，倪柝声在家乡福州创立了地方教会（又名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徒聚会所或小群）。从1927年到1952年，倪柝声和他的大约200位同工，以上海为中心，陆续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约700处地方教会。上海教会最初起源于1926年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新闸路辛家花园汪佩真住处开始了擘饼聚会汪家在江浙战争中由杭州避难迁往上海租界。1927年3月，原来在南京办《晨光报》的李渊如因为南京事件的影响也来到上海。同年，倪柝声也来到上海加入。1927年，汪家搬到不远处的赓庆里（新闸路944弄），聚会也迁到那里。1928年1月，他们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铜仁路240弄）租赁数间石库门房屋整条文德里弄堂在1990年修建上海商城时已被拆除作为聚会所。

此后的20年间，上海教会的聚会地点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渐增加到数百人后，租赁的房屋也逐渐从一幢增加到四幢，并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纳400人。不过因为结构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会所内就不得不保留许多的柱子。楼下是聚会所，楼上是招待所、办公室、长老室等。

由于上海是中国地价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难建造会所。1933年，倪柝声去英国访问，普利茅斯弟兄会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会走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他们愿意出资买地造会所。该提议被倪柝声所拒绝。<p>1936年，上海地方教会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愿意以半价（3万元）将自己的一块地卖给教会。但是由于该信徒的女儿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在将来建成的会所内放置一块石碑，记载这个会所有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杜忠臣、朱臣等人，坚持圣经中不记名奉献的原则，宁愿将地退还。于是上海地方教会兴建新会所的计划被搁置下来，3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会的账上、存进银行曾有歹徒威胁李渊如通知长老们交出这笔存款，但第二天早晨，报纸登出那个人在马路上被电车撞死的消息。——《历史与启示》。不久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进占租界。<p>

1942年底，发生倪柝声被上海教会的长老们革除的事件，不久进入租界的日军封闭了上海地方教会。<p>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佩真、俞成华从山东请来李常受，帮助恢复上海地方教会。1948年4月，他们又从福州请回倪柝声，倪恢复尽职后，上海教会发生空前的大复兴，发起过数次声势浩大的上街福音游行，又有许多信徒仿照使徒行传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样，自愿将财产献给教会，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事件。不久信徒就迅速扩增到数千人。根据1949年以后政府的统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属于知识分子，许多是交通大学和国防医学院的大学生。

 建造经过 
1947年，上海地方教会每次聚会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而文德里四幢房屋打通以后最多只能容纳400人，因此每次聚会时，会所的外面弄堂里、对面福音书房、李渊如住处和其他几个信徒的家里，都坐满了人。聚会时最少要用上十多个扩音喇叭。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实在日益紧迫。于是上海教会用信徒自愿捐献出来的2,100两黄金当时正处于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因此均以黄金计算；其中350两黄金是1936年所捐献，历经多次战乱得以保存下来；青岛地方教会信徒陈子万曾帮助垫付金条，购进距离哈同路不远的南阳路与小沙渡路（西康路）西南角，爱俪园总管姬觉弥小老婆的花园洋房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第105-120页，占地4.71亩，原来的小楼保留下来作为办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会所。建筑面积2,207平方米。里面可容纳3,000人，外面还可以容纳2,000人。其容量超过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尔堂和怀恩堂。

与地方教会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会所一样包括青岛龙山路聚会所、福州中洲聚会所、南京鼓楼头条巷聚会所、北京宽街聚会所等，上海南阳路聚会所也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教堂式样，只注重简洁、实用。根据地方教会的信仰，聚会所内不用任何装饰，包括十字架。

南阳路聚会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在会所内负责讲道的主要是张愚之和蓝志一。倪柝声在1948年－1949年忙于进行鼓岭训练，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湾，俞成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擅长于个人面对面的帮助。女性在地方教会中只从事辅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渊如也不例外：汪佩真仅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场合工作，李渊如则忙于上海福音书房的出版工作。地方教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信徒参与教会服务的程度很高，从会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负责引导，直到会所内的每项服务，都有专人负责。整个上海地方教会按照居住区域被划分为26个分家，每个分家各自都有几名负责人，负责监督和帮助各自分区内的信徒。

 1949年－1956年 
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内，上海地方教会由于并无外国差会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初中国反美运动的干扰，在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政府组织的爱国运动，如反美游行、政治学习、包括控诉运动后，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继续向外传福音，信徒人数仍在稳步增长。

然而，在有外国差会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顺利纳入三自系统，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后，剩下的几个自立性教派——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地方教会和王明道负责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在政府眼中就成了唯一不受控制、因而也就更危险的目标，决心采用强硬手段加以取缔。1952年，耶稣家庭首先遭到镇压。同年4月，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被捕。在失踪了4年之后，即1956年，突然在上海召开批斗大会，宣布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此前在1月29日夜，上海地方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被捕，关押在南阳路聚会所进行隔离审查了几个月。俞成华长老在审讯期间病故，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则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判刑，与倪柝声一同关押进提篮桥监狱倪柝声、汪佩真、李渊如都在文革期间死于狱中，张愚之释放后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公审后处死，只有蓝志一晚年时得到自由，1989年去世。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唐守临、任钟祥、左弗如带领下改组参加三自，许多信徒离开了教会，有些人在受到打击后，停止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也有许多人不愿参加改组后的教会，自行在家中秘密进行聚会。

 1958年以后 
上述局面维持了只有2年。1958年，南阳路聚会所被要求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原有的聚会被并入在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唐守临被允许参与讲道，其他教会人员则被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南阳路聚会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为新成会堂。1976年，又被改建为静安体育馆。而原有的两座三层小洋楼，曾用于教会办公，后来住进了许多户居民，又被美容院、餐厅占用，现在是一座旅馆。


1966年－1979年，所有宗教活动均被列为“四旧”而被禁止，信徒遭受歧视、迫害。1980年代，唐守临、周行义等人恢复上海地方教会的聚会后，曾多次向有关部门要求落实政策归还此会所，但终未成功。聚会只能借别处场地主日下午在怀恩堂进行。

1990年代，唐守临、周行义等人陆续去世。此后，由于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数不断增长，达到1949年以前的数倍之多，而聚会场所的数量却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1950年时为244处，根据《上海市地方志》，已开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满为患，于是上海市基督教两会提出申请，要求归还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会场所。

最后在2004年，静安区政府与市基督教“两会”签订了经济补偿协议，市基督教“两会”得到经济补偿后，放弃对该会所的产权要求。该会所属于上海市未能落实政策的3%的宗教房产之列。

注释与参考文献

书籍
李常受：《历史与启示》
任钟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
《静安区志·宗教》

Category:地方教会聚会所
Category:上海地方教会
Category:静安区新教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