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普恩加萊

雷蒙·普恩加莱（；），法國政治家、律師，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法國總統。他是保守派領袖，為對德強硬的民族主義者，致力於維護政治與社會穩定。

普恩加莱進入政壇前是執業律師，於1887年當選众议院議員。他在議會中以經濟專才聞名，並在不同派系的內閣中擔任部長。在此期間，他亦未曾放棄律師執業，並出版了數部探討文學與政治議題的散文集。1912年1月，普恩加萊出任法国总理，開始推行旨在遏制德國「世界政策」野心的戰略，並積極與俄羅斯帝國交好。1913年，普恩加萊當選總統，雖為虚位元首卻大權在握。

1914年7月，普恩加萊於按一年前制定的行程訪俄，但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战卻剛好瀕臨爆發，以致其不僅無法及時引導國內決策，還在戰間期被蘇德兩國與國內共產黨抹黑為開戰的始作俑者。戰爭期間，他始終穩坐權位，使法國政壇即便在輪替七任總理時仍保持穩定，並於1917年盡釋前嫌支持乔治·克列孟梭出任總理。戰爭結束時，普恩加萊認為法軍應先攻占攻入德國腹地再停戰，並批評凡尔赛条约對德國太過寬容。

普恩加萊於1920年再度出任總理，致力於讓德國履行凡尔赛条约，收取賠償金以重建滿目瘡痍的法國北部工業區。然而其行動遭英美等國反對，法郎因未得到賠償金等因素崩潰，普恩加萊的政黨慘敗。1926年，普恩加萊再度出任總理，並迅速穩定法郎與財政，後於1929年退休。1934年10月16日，普恩加萊逝世。

 早年 

雷蒙·普恩加莱於1860年8月20日出生在法蘭西帝國默兹省巴勒迪克的科學家世家，父親尼古拉·安托南·埃萊娜·普恩加萊（）是卓越的公務員兼气象学家，母親納妮內·瑪麗·菲卡捷（）則是虔誠的教徒↑ a, b, c, d, e, f, g, h, i et j Rémy Porte, "Raymond Poincaré, le président de la Grande Guerre", Nouvelle Revue d'Histoire, no 88 de janvier-février 2017, p. 44-46。其堂兄是著名數學家及物理學家亨利·龐加萊。普恩加萊早年就讀於巴黎大學，隨後取得律師資格，並曾擔任《伏爾泰報》法律主編。他在20歲時便成為全法國最年輕的律師，並受命擔任巴黎律師公會學術會議的秘書長。他律師執業期間，曾成功為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辯護。當時苦味酸烈性炸藥發明者控告凡爾納誹謗，聲稱凡爾納著作《惡魔的發明》中的「瘋狂科學家」是以他為原型儘管凡爾納後來在寄給弟弟保羅的信中暗示，雖然因普恩加萊的精彩辯護而獲判無罪，但他確實曾有毀謗蒂爾潘之意。。26歲時，普恩加萊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成為當時議會中最年輕的議員。

 政治生涯初期 

普恩加萊在農業部任職一年有餘後，於1887年當選為默兹省眾議員。他在議會中以經濟專才聞名，並於1890至1891年及1892年的預算委員會中任職。在夏爾·迪皮伊的首屆內閣（1893年4月至11月）中，他出任教育、美術與宗教事務部長；並在隨後的第二、三屆內閣（1894年5月至1895年1月）中轉任財政部長。到亚历山大·里博組閣時，普恩加萊改任公共教育部長。

1902年，普恩加萊追隨「投機主義者」萊昂·甘必大的遺風，創立了。該黨隨後成為第三共和國時期最重要的中右翼政黨。1903年，他當選為默兹省參議員。1906年，他在短命的內閣中重掌財政部。在政治生涯中，普恩加萊始終未曾放棄律師執業，並出版了數部探討文學與政治議題的散文集。1909年，他當選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普恩加萊主義」（Poincarism）是1902至1920年間的一股政治思潮。1902年，乔治·克列孟梭以此詞定義那些喪失了共和國開國者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保守政客。1911年後，該詞轉而指代面對德國威脅時的「民族復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普恩加萊主義」則代表他對商業與金融利益的支持J. F. V. Keiger, Raymond Poincaré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6。普恩加萊與喬治·克里蒙梭之間長達一生的宿怨備受矚目。兩人極度厭惡彼此，上演了法國政壇史上最持久的惡鬥之一。英國史學家安東尼·亞當思韋特（Anthony Adamthwaite）形容，普恩加萊「對克里蒙梭的偏執已近乎病態」，並稱他是個「唯一的熱情都留給了貓的冷血動物」Adamthwaite, Anthony Review of Raymond Poincaré by J. F. V. Keiger pages 491-492 from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14, Issue 456, April 1999 page 491.。

 總理第一任期 

普恩加萊於1912年1月出任法国总理，開始推行旨在遏制德國「世界政策」野心的戰略，並致力於修復與盟友俄羅斯帝國的關係。此前，1908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期間，當奥匈帝国在德國支持下威脅開戰時，法國拒絕聲援俄國，導致法俄同盟關係跌至冰點，以致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期間，當德國威脅開戰時，俄國亦拒絕聲援法國。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早不滿波斯尼亞危機中法國的袖手旁觀Tomaszewski, Fiona "Pomp, Circumstance, and Realpolitik: The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Entente of Russia,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pages 362-380 from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Volume 47, Issue # 3, 1999 pages 369-370.，甚至一度考慮廢除同盟，僅因缺乏其他外交選擇而作罷Tomaszewski, Fiona "Pomp, Circumstance, and Realpolitik: The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Entente of Russia,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pages 362-380 from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Volume 47, Issue # 3, 1999 page 370.。普恩加萊深知，法俄同盟若出現裂痕，唯一的受益者將是德國，因為這會誘使德國認為俄國不會履行盟約，進而更肆無忌憚地對法用兵Tomaszewski, Fiona "Pomp, Circumstance, and Realpolitik: The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Entente of Russia,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pages 362-380 from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Volume 47, Issue # 3, 1999 pages 372-373.。1912年8月，普恩加萊親赴俄羅斯會晤沙皇，試圖透過外交轉圜，以強硬的同盟姿態嚇阻德國再次挑起戰爭風險Tomaszewski, Fiona "Pomp, Circumstance, and Realpolitik: The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Entente of Russia,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pages 362-380 from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Volume 47, Issue # 3, 1999 pages 373-374.。儘管沙俄宮廷一向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領導人嗤之以鼻，但唯獨對普恩加萊青眼有加，視其為言出必行的鐵腕領袖。俄國外相谢尔盖·萨佐诺夫在報告中稱普恩加萊為「具備卓越政治才幹與鋼鐵意志的忠實友人」Tomaszewski, Fiona "Pomp, Circumstance, and Realpolitik: The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Entente of Russia,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pages 362-380 from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Volume 47, Issue # 3, 1999 page 374.。

與此同時，普恩加萊亦企圖向中东擴張，侵犯德國的非官方盟友奥斯曼帝国的勢力範圍。法國出於歷史、經濟與宗教等考量，對中東的黎凡特地區覬覦已久。數世紀以來，法國始終是馬龍教派基督徒的保護者，曾於1860年當穆斯林與德魯茲派屠殺馬龍派而奧斯曼當局卻坐視不管時，威脅派兵開戰。20世紀初，法國內部出現勢力龐大的「黎凡特遊說團」，主張法國的使命便是接管。普恩加萊是「東方委員會」的領袖人物，該組織正是主張法國在中東擴張的主要團體。1912年至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間，法國教官訓練的保加利亞軍隊迅速擊敗德國教官訓練的鄂圖曼軍隊，使德國的聲望下滑，相應提振了法國的信心，導致普恩加萊得以從強勢地位出發與柏林交涉，並決定開啟與德意志帝國的關係轉圜，以便法國追求其在中東的雄心。


普恩加萊信奉的外交策略是「堅定」，即在強力主張國家利益的同時，不排除改善對外關係的可能性。自1870至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後，法國精英階層得出結論，認為法國單憑一己之力絕無勝算，唯有仰賴另一大國之助。除了軍事優勢外，德國還坐擁7,000萬人口對法國4,000萬的人口優勢，且經濟規模更是法國的三倍。普恩加萊因此否決卡约提出的法德同盟，認為那無異於讓法國淪為從屬，等同於終結法國的大國地位Herwig, Holger & Hamilton, Richard Decisions for War, 1914-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age 114.。相較之下，三國協約是在兩個以上地位大致對等的國家間建立，能維持現有的「战前状态」。普恩加萊面對德國追求「世界政策」的野心，採取本質上防禦性的外交政策，旨在維持法國的大國地位。他的外交主軸建立在古羅馬格言「欲求和平，必先備戰」之上。他希望將法、俄兩國強化到具備絕對領先優勢的地步，以嚇阻德國對任何一方開戰；但同時，他的政策也並非一味反德。他雖拒絕卡約的構想，但仍準備在特定議題上改善法德關係。

普恩加萊身為財政保守主義者，對日益昂貴的軍備競賽所導致的財務衝擊深感憂慮。史學界對他是否是復仇主義者尚存爭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其在洛林的家族宅邸曾被德軍徵用長達三年↑ a, b, c, d, e, f, g, h, i et j Rémy Porte, « Raymond Poincaré, le président de la Grande Guerre », Nouvelle Revue d'Histoire, no 88 de janvier-février 2017, p. 44-46。他的演說不斷警示「德國威脅」，並深信卡約那套與德國修好的政策，只會在德皇威廉二世心中留下法國軟弱的印象，因為後者只敬重強者。加拿大歷史學家霍爾格·赫韋格與理查德·漢密爾頓將普恩加萊形容為：「典型的共和主義中右派，他反對教權主義但不反對宗教；信奉民族主義但不窮兵黷武；捍衛財產權、自由市場與小政府。他並非空想家，而是位務實的政治家，願意與任何真正的法蘭西人合作，但在抵禦社會主義左翼、天主教右翼，以及對抗德國的立場上，他始終堅定不移。」

 總統任期 

 戰前 

普恩加萊於1913年當選法国总统，是自1870年代麥克馬洪元帥以來，首位試圖將總統從禮儀性的虛位元首，轉變為權力核心的第三共和國總統。他處處彰顯個人風格，並十分關注外交政策。1914年1月20日，他成為首位造訪德國駐法大使館的法國總統；此舉顯然意在表明，他希望能讓德國更了解法國的戰略目標。

1914年初，普恩加萊捲入了一場政治醜聞。當時左翼政客约瑟夫·卡约威脅要公開一封信件，內容顯示普恩加萊曾透過意大利政府作為中間人，與梵蒂冈秘密會談。這在當時足以激怒法國內部強大的反教权主义輿論，但卡約最終忍住未發表文件，因為普恩加萊先前曾向《費加羅報》主編施壓，要求其不得刊登足以證明卡約對首任妻子不忠、且涉及與親德外交政策有關的權錢交易文件。這場風波本可平息，孰料卡約的第二任妻子因擔心卡爾梅特會公開她與丈夫婚外情期間的情書，竟於1914年3月16日闖入卡爾梅特的辦公室將其槍殺。這起舉國震驚的「卡約案」成為1914年上半年法國最重大的新聞報導，甚至讓普恩加萊幽默地調侃道：既然這招對卡約如此管用，往後他也許該派自己的夫人去解決掉那些政敵。

 七月危機 

1914年6月28日，普恩加萊正在觀賞賽馬。同日下午5時30分，其隨從告知他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身亡。他隨即稱這次暗殺事件是場悲劇，命令助理起草一份向奥匈帝国人民表示慰問的唁電，然後繼續觀看剩餘的比賽。美國歷史學家指出，「七月危機」一詞實為誤稱。此術語暗示歐洲是在6月28日斐迪南大公遇刺當下便陷入外交危機，但實際上直到1914年7月23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遞交最後通牒後，才真正爆發外交危機。這場危機並非由刺殺本身造成，而是源於維也納當局決定以此為藉口，發動一場奧匈政府內部許多人早已倡議多時的對塞戰爭。

早在1913年，官方即宣布普恩加萊將於1914年7月訪問圣彼得堡會晤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奧匈外交大臣利奧波德·貝希托爾德認為，若在法俄峰會期間遞交最後通牒太過危險，遂決定按兵不動，直到普恩加萊登上「法蘭西號」战列舰回国。普恩加萊偕總理勒内·维维亚尼二度訪俄，旨在鞏固法俄同盟。聖彼得堡峰會的紀錄雖已散佚，但現存文獻顯示，尼古拉二世與普恩加萊當時皆未對巴爾幹局勢表現出特別憂慮。法国驻俄大使帕莱奥洛格起草了一份措辞温和的新闻公报，再次强调了两国政府在巴尔干事务上的共同立场并敦促奥匈帝国保持克制。當時訪間雖流傳奧匈帝國將藉刺殺事件對塞爾維亞宣戰，但並無確鑿證據，普恩加莱相信这种外交姿态能够防止局势升级。當7月23日奧匈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時，法國政府由司法部長兼代理總理掌理。比安弗尼-馬丁对外交事务并不熟稔，他的迟钝令當時人在巴黎的外交部高層菲利普·贝特洛極度憤慨，他抱怨道，當歐洲面臨戰爭威脅時，法國竟毫無作為。此外，普恩加萊試圖與巴黎連繫的嘗試也遭到德方干擾，其艦艇與巴黎之間的無線電訊號遭到封鎖。

普恩加萊直到1914年7月30日返回巴黎，才終於得知危機的全貌，並立即試圖阻止事態升級為戰爭。其批准總理維維亞尼向尼古拉二世發出電報，聲明：「關於俄國認為自身有義務採取的預防與防禦措施，俄方不應立即付諸任何可能讓德國藉機進行全面或局部軍隊動員的舉措。」同時，法軍也奉命從德法邊境後撤9.5公里。

7月31日，德意志帝國駐法大使威廉·馮·舍恩向維維亞尼遞交最後通牒，警告若俄國持續動員，德國將在12小時內同時向俄、法開戰。該通牒還要求法國立即廢除法俄同盟、允許德軍長驅直入法國領土而不受抵抗，並交出凡尔登與圖勒兩處要塞予德軍佔領，直到德俄戰事結束。對此，法國政府一方面命令駐俄大使莫里斯·帕萊奧洛格查明俄方動向，一方面否決陸軍總參謀長約瑟夫·霞飛下達動員令的要求。

然而，德國在1914年7月31日發出的通牒，讓法國只剩下兩個選擇，要麼吞下這份足以令法國實質亡國的羞辱性通牒，要麼與德國開戰。美國歷史學家與法國歷史學家、斯特凡·奧杜安-魯佐一致認為，對絕大多數法國人民而言，接受舍恩的通牒實在太過恥辱，法國除了開戰別無他路。法國拒絕通牒後，德國正式對法宣戰。普恩加萊隨後出席國民議會，宣布法國已進入戰爭狀態，並提出「神聖同盟」。他宣告：「在強敵面前，沒有任何力量能摧毀這份神聖同盟。」

 戰爭期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普恩加萊始終穩坐權位，使法國政壇即便在輪替七任總理時仍保持穩定。其曾因軍隊與政府間的權力界限，與法軍總司令約瑟夫·霞飛爆發多次衝突，並於1916年底積極促成霞飛倒台。他雖與乔治·克列孟梭互為政敵，但於1917年形勢慘淡時仍支持後者出任總理。然而克列孟梭就任總理後，普恩加萊日益遠離權力，其遂聯手協約國最高統帥費迪南·福煦，共同抗衡克列孟梭。他認為贡比涅停战协定簽署得過於匆促，法軍理應更深入地挺進德國腹地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John Murray, 2003), p. 42.。巴黎和会期間，普恩加萊主張莱茵兰應從德國獨立，交由協約國軍事管制MacMillan, p. 182.Ernest R. Troughton, It's Happening Again (London: John Gifford, 1944), p. 21.。而福煦亦因擔心克列孟梭未能達成法國的戰略目標，曾極力敦促普恩加萊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接手條約的談判事宜。然而普恩加萊並未照辦。當法國內閣最終批准了克里蒙梭爭取到的條約條款時，普恩加萊曾一度考慮辭職抗議，但最後再次選擇了隱忍MacMillan, p. 214.。

 總理第二任期 

1920年總統任期屆滿後，普恩加萊打破慣例於1922年重返政壇第一線Étienne Mantoux,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3.。普恩加萊對德國不願支付賠償金感到失望，起初寄望於英法聯合對德實施經濟制裁，反對採取軍事行動。1922年4月，德蘇兩國簽訂《拉巴洛条约》。普恩加萊對此大為震驚，他將其視為德蘇挑戰《凡尔赛条约》國際秩序的開端。令他不安的是，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並未認同法方的觀點，反而幾乎對該條約表示歡迎，視之為將蘇俄納入國際體系的契機Keiger, John Raymond Poincar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88.。至1922年5月，普恩加萊開始相信，如果《拉巴洛条约》都無法讓英國人意識到德國正不擇手段地破壞凡爾賽體系，那麼就再也沒有什麼能說服他們了，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只能孤軍奮戰Keiger, John Raymond Poincar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0.。同年4月開啟的全球輿論戰進一步加深普恩加萊的恐懼，該運動指責法國應為一戰負責，藉此否定凡尔赛条约战争罪责条款，進而動搖法國索取賠償的合法性Keiger, John Raymond Poincar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1.。而1920年代的德蘇宣傳口徑中，1914年的七月危機被描繪成「普恩加萊戰爭」（Poincaré-la-guerre），聲稱是他執行了1912年與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密謀瓜分德國的計劃。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报》曾在頭版刊登專題，指控普恩加萊與尼古拉二世是1914年將世界推入戰火的兩大元兇。事實證明，這種「普恩加萊戰爭」的宣傳在20年代極為有效。


1922年春夏兩季，英國持續冷落普恩加萊提出的英法盟約，他在德國賠償問題上與英國達成妥協的嘗試也以失敗告終Keiger, John Raymond Poincar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91–293.。截至1922年12月，普恩加萊面臨著英、美、德三國的敵意，並眼睜睜看著用於法國鋼鐵生產的煤炭以及重建受災工業區的資金正不斷流失Leopold Schwarzschild, World in Tranc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3), p. 140.。

1923年1月11日，普恩加萊授權法軍占领鲁尔，以親自攫取賠償金，並避免德國逃避條約。歷史學者認為，此舉是有利可圖的，既未導致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膨始於1922年，因德國對佔領的消極抵抗而加劇），也非1924年法郎崩潰的主因（法郎崩潰源於法國的財政慣例與賠償金的化為烏有）Sally Marks, '1918 and After. The Postwar Era', in Gordon Martel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idered.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26.，扣除佔領成本後，魯爾與萊茵蘭的佔領收益接近9億金馬克Marks, p. 35, n. 57.。魯爾危機期間，普恩加萊曾嘗試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但未成功Carley, Michael Jabara "Episode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Franco-Soviet Relations, 1917-1927" 1275-1305 from Europe-Asia Studies, Volume 52, Issue #7, November 2000 pp. 1278-1279Carley, Michael Jabara "Episode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Franco-Soviet Relations, 1917-1927" 1275-1305 from Europe-Asia Studies, Volume 52, Issue #7, November 2000 p. 1279。最終，普恩加萊在中失利，馬克斯認為這「更多是由於法郎崩潰及隨後的加稅，而非外交孤立」Marks, p. 26.。

海因斯·霍爾主張普恩加萊並非滿懷仇恨的民族主義者。其雖與英國分歧嚴重，但仍渴望維持英法協約。1923年下令佔領魯爾時，其目標是溫和的，並未試圖煽動萊茵蘭分離主義，核心目標僅是迫使德國遵守本該履行的《凡爾賽條約》。然而，普恩加萊僵化的手段與獨斷的人格，最終導致了他的外交失利Hines H. Hall, III, "Poincare and Interwar Foreign Policy: 'L'Oublie de la Diplomatie' in Anglo-French Relations, 1922-1924," Proceedings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1982), Vol. 10, pp. 485–494.。

 總理第三任期 

1926年7月，普恩加萊在法國國家財政陷入絕境之際臨危受命，再度接任總理兼財政部長，頒布了一系列穩定法郎的政策，並幾乎立即穩定法郎與國家局勢。隨著法國回歸金本位，普恩加萊的聲望大幅攀升，其所屬政黨更因此贏得1928年4月的大選。

 去世 

1929年7月，普恩加萊因疾病被迫辭去總理。1929年9月23日，普恩加萊再次當選為默茲省議會主席。同年12月4日，他在參議院發表了演說。當時甚至有人提議由他重新組閣，但他深知這已絕無可能。此後，他偶爾會出席法兰西学术院的活動，但此時他的工作強度已全然超負荷。1929年12月13日，普恩加萊不幸中風，導致左臂癱瘓且行動受限，但他仍堅持撰寫回憶錄。1931年6月，他被選為律師公會會長。普恩加萊在此期間的情緒日益消沉抑鬱，國際局勢的噩耗更是雪上加霜，從1929年華爾街股災與到1933年希特勒奪權，其畢生的心血不斷被摧毀。1934年10月9日，其老友路易·巴尔杜與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一同遇刺身亡。普恩加萊深受觸動，為報社撰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回憶起1890年代他與好友如何被並稱為「這兩個小夥子」（les deux gosses）。這篇文章最終未能面世，這也是他最後的絕筆。翌日，他在巴黎的寓所中再次發病，隨後臥床不起，意識逐漸模糊，最終於1934年10月16日凌晨3時30分在沉默中辭世。

 評價 

法國公眾普遍將普恩加萊視為偉人，但其無論在傳統法國史學界或英美史學界均評價不高，前者更傾向關注該時期的社会主义與工人運動，而普恩加萊雖是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但其自詡超越黨派、拒絕傳統的左右之分，或訴諸團結等特徵，始終讓他被視為是右翼保守派，故較不被關注；後者則因普恩加萊強硬的對外立場，大體上將其描繪成一個固執、民族主義且仇視德國的人物。部分史學家在20世紀末重新評估普恩加萊的政治生涯，英國歷史學家約翰約翰·F·V·凱格（）的著作《普恩加萊傳》提到，普恩加萊的政治主張自始至終皆溫和穩健，從來不是極端派或在政治光譜上左右搖擺的投機者。他以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身分起家，也以此終老，始終珍視愛國主義、溫和、經濟自由主義及社會秩序等價值，致力確保法國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凱格認為普恩加萊對法國的貢獻，在於維持了體制的穩定與順暢運作。他提到傳主始終致力於確保國家由共和派中間力量治理，並能調整立場和與政見相左的人物往來，從而協助國家維持統一，讓政權得以度過從德雷福斯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代財政混亂的重重危機。他並述：「他普恩加萊的行動協助維持了政治平衡，確保政權在民意不斷左傾及右翼偶爾威脅的情況下，依然能由中間派治理。他的政治初衷從未改變……，加上他始終與作為體制支柱的中產階級站在一起，使得他在歷史評價中被定格在了『右翼』。」

 註釋 

 註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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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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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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