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長

李善长（），字百室。本名李士元，后避讳明太祖朱元璋而改名。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開國功臣，曾任中書省丞相。

李善长早年投靠朱元璋，跟随征战。曾担任掌书记、帅府都事、江南行中书省平章、参知政事、吴国左相国，被比肩萧何。明朝建立后，任中书省左丞相，受封韩国公，并位居开国功臣之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雖擁兩塊免死鐵劵，但其卷入胡惟庸案被指縱容謀反，不在赦免範圍之內，因此仍被朱元璋赐死，并株连三族。

 生平 
 早年經歷 
李善長出生于延祐元年（1314年），从小喜爱读书，有智慧和谋略，通晓法家学说，预计事情大多说中，被乡里推为祭酒《国朝献徵录》（卷11）：“李善长者，濠之定远人。少有志，计读书，粗持文墨，而以策事称，里中推为祭酒。”。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經略滁阳（今安徽滁州）時，經丁德興引薦隨之起義，留为掌书记（軍政機要秘書）。朱元璋曾问李善长：“天下之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他回答说：“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从普通百姓中崛起。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成就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元朝纲常已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倘若上位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朱元璋称赞他言之有理，此后参预机谋，负责后勤供应，甚得朱元璋信任《明史》（卷127）：“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尝从容问曰：“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

朱元璋威名日益显著，诸将前来投靠的，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禀告给朱元璋。李善長又替朱元璋对投诚者表达诚挚情意，使他们能够安心。有人因为某些事情相互意见不合，产生矛盾，李善长便想方设法从中调解。郭子兴因听信流言而怀疑朱元璋，逐渐剥夺他的兵权。又想从朱元璋身边把李善长夺过来辅佐自己，李善长坚决谢绝。朱元璋在和阳驻军时，亲自率军前去进攻鸡笼山寨，只留少量兵力帮助李善长留守。元军将领得知后，前来偷袭和阳，李善长佈设伏兵打败了元军，朱元璋认为他是能臣《明史》（卷127）：“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太祖军和阳，自将击鸡笼山寨，少留兵佐善长居守。元将谍知来袭，设伏败之，太祖以为能。”。

 随军征战 
朱元璋获得巢湖水师后，李善长极力赞成渡江。攻克-{采石}-后，朱元璋率军直趋太平，李善长事先写下榜文，严禁士兵违反军纪。攻占太平后，李善长马上张贴榜文，军中秩序井然。朱元璋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时，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国朝献徵录》（卷11）：“俟之，而巢湖将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师万馀、粮数万石请降。善长乃说上曰：“天赞我也，渡江此其时矣。”既破蛮子海牙兵，长驱泛牛渚，拔采石，遂乘胜取太平。上之发采石也，与善长谋置榜谕士卒，有虏略者必斩。太平下，即悬之五，父逵肃然，无敢犯。上称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不久随军攻克集庆路。在将要进攻镇江时，朱元璋担心诸将约束不了部下，便佯装发怒，要惩罚他们，经李善长力救，此事才得以解决。镇江攻下之后，百姓都不知道有军队到来《明史》（卷127）：“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既拔采石，趋太平，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城下，即揭之通衢，肃然无敢犯者。太祖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为帅府都事。从克集庆。将取镇江，太祖虑诸将不戢下，乃佯怒欲置诸法，善长力救得解。镇江下，民不知有兵。”。朱元璋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都为幕僚，但军机进退和赏罚章程多由李善长决定。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李善长兼领府司马，晋升为行省参知政事《明史》（卷127）：“太祖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兼领府司马，进行省参知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李善长曾请求专卖两淮之盐，设立茶法，都是在再三斟酌元朝制度、去其弊端之后提出来的。恢復製钱法，开矿冶铁，制定鱼税，国家财富日益增长，百姓也不再贫困《明史》（卷127）：“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尝请榷两淮盐，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论平吴之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左相国。朱元璋渡江时，经常使用严刑峻法。有一天，他对李善长说：“法有连坐三条，不是太过分了吗？”李善长因此请求除大逆之罪外，全部免去连坐之罪。朱元璋于是命令他与御史中丞刘伯温等裁定律令，颁示朝中内外《明史》（卷127）：“吴元年九月，论平吴功，封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太祖初渡江，颇用重典，一日，谓善长：“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明朝建国后 
朱元璋称帝后，追封自己祖先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都由李善长担任大礼使。朱元璋设置东宫官属，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为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参与决定国家大政，其他仍然如故。不久，率礼官制定郊社宗庙之礼。李善长请求按照元朝制度，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但未被朱元璋批准《国朝献徵录》（卷11）：“既即位礼毕，奉四代考妣。帝躬上册宝于太庙，寻立妃马氏为皇后，封皇太子诸王，善长皆充大礼使。改中书左丞相。善长请缘元旧，以皇太子领中书令，上不许。”。朱元璋巡视开封时，由李善长留守，一切事情李善长都可以不经请示灵活处理。不久，李善长上奏确定六部官制，商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礼议，奉命监修《元史》，编写《太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确定天下山川神癨封号，封立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朱元璋都委托李善长与诸儒臣商议执行《明史》（卷127）：“太祖即帝位，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皆以善长充大礼使。置东宫官属，以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如故。已，帅礼官定郊社宗庙礼。帝幸汴梁，善长留守，一切听便宜行事。寻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定天下岳渎神祇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册封功臣，说：“李善长虽无輝煌戰功，但跟随我多年，供给军粮後勤，功劳很大，应当晋封大国。”于是授他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省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并授予丹書鐵券，免除李善长二死，其子免一死。当时被封公者，李善长位居首位，诏书中将他比作萧何，对他褒奖备至《明史》（卷127）：“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帝谓：“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李善长外表宽厚温和，却为人善妒，待人苛刻表裡不一。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只是稍微冒犯了他的权威，李善长马上将其罪上奏朱元璋，黜免二人。李善长与刘基争论法令，以至于辱骂刘基，刘基内心不安，便请求告老还乡。李善长权势地位到了顶点，心里慢慢变得傲慢起来，朱元璋开始对他有所反感。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官归居，朱元璋赐临濠地若干顷，设置守坟户一百五十家，赐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一年后，李善长病愈，朱元璋便命他负责修建临濠宫殿，将江南富民十四万人迁徙到濠州耕种，让李善长管理他们，留在濠州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提升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为太仆丞，李存义之子李伸、李佑都为群牧所官《明史》（卷127）：“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基不自安，请告归。太祖所任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获罪，善长事寄如故。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四年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百五十，给佃户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逾年，病愈，命董建临濠宫殿。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善长经理之，留濠者数年。七年擢善长弟存义为太仆丞，存义子伸、佑皆为群牧所官。”。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以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授为驸马都尉。李家受宠显赫，时人极为羡慕。李祺与公主结婚一个月后，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说：“李善长恃宠自纵，陛下因病几乎十日不能上朝，他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也六日不来朝见，召他至殿前，又不认罪，这是对陛下极大的不敬。”李善长因此获罪，被削年禄一千八百石。不久，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与曹国公李文忠一起统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监督圜丘之工程《明史》（卷127）：“九年以临安公主归其子祺，拜驸马都尉。初定婚礼，公主修妇道甚肃。光宠赫奕，时人艳之。祺尚主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坐削岁禄千八百石。寻命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

 获罪身死 
胡惟庸早年任宁国知县，因为李善长的推荐，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后升任左丞相，两人因此互相往来。而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之子李佑，又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生，受牵连而处死者甚多，但李善长仍然如故。此时御史中丞空缺，李善长暂时管理御史台事务，多次向朱元璋提出建议。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为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下诏免死，将他们安置在崇明，但李善长没有表示感谢，朱元璋因而怀恨在心《明史》（卷127）：“丞相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以善长荐，擢太常少卿，后为丞相，因相往来。而善长弟存义子佑，惟庸从女婿也。十三年，惟庸谋反伏诛，坐党死者甚众，善长如故。御史台缺中丞，以善长理台事，数有所建白。十八年，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帝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曾想建造府宅，从信国公汤和处借卫士三百人，汤和悄悄告诉朱元璋他所听到的事《国朝献徵录》（卷11）：“又二年，善长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检饬其下。尝欲营第宅，从信国公和假卫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师敢擅发兵耶？”密以闻。”。四月，应天府有百姓受株连而被发配到边疆，李善长屡次请求赦免其亲戚丁斌等。朱元璋大怒，将丁斌治罪。丁斌以前在胡惟庸家做事，他供出李存义等过去与胡惟庸互相交往的情况。于是朱元璋下令将李存义父子逮捕审讯，他们的供词牵连到李善长，供词上说：“胡惟庸企图谋反，派李存义暗地里劝说李善长。李善长惊叱道：‘你这么说到底为了什么？你们一定要慎重，否则九族都要被灭。’不久，又派李善长的老友杨文裕去劝他说：‘事成之后，当以淮西之地封你为王。’李善长惊骇不已，仍不同意，却又颇为心动。胡惟庸于是亲自去劝说李善长，仍然不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后，胡惟庸又派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叹道：‘我已经老了。我死之后，你们好自为之。’”《明史》（卷127）：“又五年，善长年已七十有七，耄不检下。尝欲营第，从信国公汤和假卫卒三百人，和密以闻。四月，京民坐罪应徙边者，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给事惟庸家，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有人又告发李善长说：“将军蓝玉率军出塞，到捕鱼儿海时，俘获胡惟庸私通沙漠使者封绩，李善长却匿而不报。”于是，御史竞相上奏弹劾李善长。而李善长的奴仆卢仲谦等，也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之间互相贿赠，经常偷偷私语。由此被判定证据确凿，说李善长虽是皇亲国戚，知道有叛逆阴谋却不揭发检举，而是徘徊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当时正好有人说将要发生星变会有灾祸发生，占卜的结果是灾祸应当降临在大臣身上。于是，朱元璋便将李善长赐死，将其妻女弟侄等全家七十余人一并处死，株連三族《明史》（卷3）：“五月甲午，遣诸公侯还里，赐金币有差。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明史》（卷127）：“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朱元璋亲自下诏罗列他们的罪状，加在狱辞里面，纂成《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李善长之子李祺与公主被迁徙至江浦，李祺在靖难之役因朱棣破城投水而死。李祺之子李芳、李茂，因公主之恩未被牵累判罪。李芳任留守中卫指挥，李茂任旗手卫镇抚，但被取消世袭韩国公的权利《明史》（卷127）：“帝手诏条列其罪，傅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为留守中卫指挥，茂为旗手卫镇抚，罢世袭。”。

李善长死后的隔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来说，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更高。王国用的这些话说的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不再罪责王国用《明史》（卷127）：“善长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言：“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安宗追谥其为“襄愍”清·李天根《爝火录》（卷6）：“追补开国名臣赠谥。……李善长谥“襄愍”。”。

 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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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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