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丑政变

乙丑政變，又稱北京政變、首都革命，是一场於1925年11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合作，意圖武力推翻北京段祺瑞政權的未遂起事，主要發起方是李大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共兩黨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首都北京发动反政府运动。其时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运动的背景是反奉战争中，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并组建反对张作霖的“东北国民军”。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兼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李大钊，在京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共同参与，包括朱家驊和陳啟修。而国民党内因为容共争议而分化出来的西山会议派也反对中共的行动。計劃原本联络冯玉祥、鹿钟麟的国民军配合武装起义，但是鹿钟麟并未配合，因此最後仅为一场游行示威行动。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

根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总结，“首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力图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城市暴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一次尝试。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国民军的动摇，未能达到目的，但它显示了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了段祺瑞反动政府”。

 背景 
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民众反對臨時政府。当时在国民军反奉战争的背景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在11月在滦州起兵反对张作霖，发表反奉宣言，部队脱离奉军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响应冯玉祥的国民军），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计划进一步进攻奉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均支持郭松龄的起兵。

同时在关税会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北京为中心，发动和组织了的“争取关税自主运动”。10月25日，即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领导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雪耻会、爱国运动大同盟、工人雪耻会等各团体学校数万人齐集天安门召开“国民关税自主大会”。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爱国运动大同盟、雪耻大会、北京国民外交代表团、京师总商会等团体共同组织的“关税自主运动筹备会”又在10月26日关税会议开张的这一天，齐集新华门举行“关税自主大示威运动”，当天的示威爆发流血冲突。

11月初，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开会，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发动一次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运动”。会后成立了以赵世炎、陈乔年等人为领导的首都革命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加强对“首都革命”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邓鹤皋、邓洁五人组成，负责筹备和组织工作。行动委员会秘密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在中共领导的工人团体中组织了“工人保卫团”，学生团体中组织了“学生军”、“敢死队”，农民团体中组织了“自卫队”。在组织和进行“首都革命”中，为传达秘密消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交通委员会。

11月22日，中共领导的北京团体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总工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发起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会后进行了示威游行，沿途高呼 “无条件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政府剥夺民众自由”、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北京当局派出大批军警，严加戒备。当天再次爆发示威者与军警的冲突。国共示威者捣毁了警察厅门前的布告栏，摘下了“京师警察厅”牌匾，马叙伦、于树德等人受伤。

11月下旬，冯玉祥国民军攻占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决定趁此有利时机，合作發起一场暴力推翻北洋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鬥爭。中共北方区委认为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奉战争的基础上，可以发动一场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计划一方面“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逼迫段祺瑞下野”，“还政于民”，另一方面，争取国民军的支持，取得国民军将领、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应允“届时不以军队保护段政府”，并计划利用当时市区换防的机会，由准备接防的国民军三军孙岳部的三旅（该旅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兆丰为中共党员）“配合群众夺取政权”。

李大钊曾派于树德与鹿钟麟接治合作事宜，于树德后来在次年初广州国民党二大报告中指“我们既与国民军有相当关系，所以在这次运动发动以前，不能不和他们接治一切，并说明这次运动的意义。 于是27日我和朱家骅同志到鹿钟麟那边接洽。他的回答很好， 他说：这件事我很赞成。不过我们要赶走段祺瑞，不要使他随便地走，必须使他交出十数颗总统印才好放他走。这十数颗印，还要我来检过，防他拿假的来。至于段府卫队由我来负责，必不致来开枪”。

11月27日，中共领导的“关税自主运动委员会”作出了28日举行示威运动的决定。这次计划得到了亲共的北京国民党左派配合，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也于当天决定：“一、 28日开群众大会；二、迫使段祺瑞辞职；三、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

与此当时，在1925年11-12月间，国民党内在孙文死后，就容共问题发生进一步的分裂。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在北京西山召开了第四次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会议主要由反对国民党容共的“右派”组成，并宣布开除中共跨党党员的党籍。该会议的合法性并不受继续坚持容共的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承认。国民党中央的进一步分裂，也导致以北京为活动中心之一的西山派在北京开展反对中共和容共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中共借助群众示威运动，并策动国民军内部策应的计划，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对共产党的右派提前告知，令段祺瑞已有准备。段祺瑞在27日宣布免去警察总监朱深的职务，希望缓解示威者的敌意。执政府中安福系的中坚人物也事先躲避。

另一方面，坐镇张家口的冯玉祥国民军虽亲近国共两党，并支持其“国民革命”的纲领，但对于中共的计划持保留态度。11月26日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询问段政府的去留问题意见。冯玉祥回电表示“拥护钧座，始终不渝”，并电掌握北京实际军权的国民军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要其负“保拥段政府之责”。

 經過 

 11月28日 
11月28日上午，中共组织的各学校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散发以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团体名义印发的传单，如《建国宣言》、《北京共产党宣言》、《北京总工会宣言》 、《告国民军书》等。上午11时，各学校墙壁同时张贴布告，大意是“政局突变，现政府根本动摇”，“北京已属吾侪民众（学生、工人、兵士），吾侪应乘此机会，为大规模之民众运动”，并呼吁下午1时齐集神武门开“国民大会”，迫段祺瑞辞职，“拿办”朱深、章士钊、姚震、李思浩等“祸首”，“望诸同学严守秘密，服从指挥，届时踊跃参加”。

下午2时，中共领导的示威者队伍，包括学生、工人等聚集神武门前举行“国民大会”。主席台前树两面大旗，上书： “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并且高悬号召“国民军与民众一致奋斗”的大幅标语。大会主席朱家骅宣布开会宗旨，指 “我们今日的运动，就是革命运动，就是要将卖国的段政府推翻， 实在的建设一个国民政府起来”。口号还包括“民众大暴动”等。大会通过三项决议：

示威大会又提出口号：

会后，马上开始举行“国民大示威”。游行大队以一面书有“首都革命”的大旗为前导，走在前面的是着军服军帽的“学生军”、“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学生敢死队按团队编制，十个为团，十团为队，设全队总部，由中共党员王一飞任司令。数千工人皆臂缠红布，并有工人保卫队近千人。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均手执尖头木棍，游行队伍则各持“扫除安福余孽”、“解散关税会议”、“民众大暴动”等旗帜，由朱家骅任总指挥，刘清扬、杨理恒、朱我农、于树德、韦青云等任副指挥。上海字林西报引述路透社的报道则指示威遊行“明顯帶有共產主義傾向。聚集的學生全是國民黨人……還有大量工人、苦力和其他勞工”，又指“現場沒有出現任何國旗，學生揮舞著廣州旗，工人則揮舞著紅旗。工人們都手持粗棍。他們身邊還有載著醫生和護士的汽車”。

游行大队出神武门后，直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执政府当时已停止办公，双门紧闭，队伍遂转赴吉兆胡同段祺瑞宅，打算捉住段祺瑞之后“宣布罪状，逼他辞职，交出政权”。当日，国民军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派暂编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门致中率部守卫段祺瑞宅。根据事件次年初，国共双重党员于树德在广州国民党二大报告中所述，鹿钟麟“态度忽然变了”：

当日早晨，国民党西山派领袖邹鲁、林森等提前亲至鹿钟麟处，表示“此次运动纯系共产党指挥，说共产党即刻要在北京成立工农政府，赤化中国”。当朱家骅领导的示威队伍到达段祺瑞宅时，警备森严，门内布满卫队，国民军也出动大队阻止示威者入内。“是时，革命敢死队大呼冲锋，群众鼓噪而前，群拥至段邸门前，时铁栅栏已紧闭，群众奋勇进攻，卒不得通过。是时门内卫队皆全付武装，登墙守卫，戒备极严，国民军方面也劝群众不可迳冲入内。示威队伍高呼：“请段祺瑞下野”、“请段祺瑞缴出印信来”、“迫段祺瑞签字即日离京”。双方相持了三小时之久。此后，示威队伍当场举行大会，提出三项要求，并要鹿钟麟将议案转交段祺瑞：

示威队伍又决定次日29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要鹿钟麟出席答复前两项要求。随后，示威队伍分头前往朱深、教育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刘伯昭等人住宅，捣毁了部分宅内杂物。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被纵火焚烧。章士钊事后事件写《寒家再毁记》（“再毁”是因为5月7日学生已经毁过一次，被毁的多是字画、碑帖和书籍），当中指“下午五时许，千余众团团围住章宅，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其处理诸物，先肆其力而捣之，次尽其量而攫之，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

章家被捣后，在北京的任鸿隽向徐志摩说笑“《晨报》馆恐怕不免”，此后29日晨报馆果然被示威者捣毁。

 11月29日 
11月29日上午，北京各团体代表在北大三院召开“国民大会预备会议”。下午，由中共组织的5万多人又在天安门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主席朱家骅报告开会宗旨，刘清扬、赵世炎、陈启修、马叙伦、顾孟余、蒋希曾、王法勤及北京总工会代表相继讲演。台中央挂着国民党党徽，红布上大书“军阀政府十大罪状”。大会通过“致国民军通电”“致全国各地电”“警告段祺瑞书”及“段祺瑞十大罪状”，又通过了七项议决案：

会后，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游行期间，又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反共派组织的队伍，包括工团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工人自觉社等与其发生肢体冲突，中共指其“抢夺北京总工会旗帜，殴打工人群众，致使十余人受伤”。下午五时左右，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因为发表反苏言论而被部分示威者捣毁一空并焚烧。之後消防隊撲滅了大火，“印刷機和所有家具都被砸得粉碎。兩名被認為是主謀的學生已被逮捕”，纵火者被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拘留。根据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拆毁破损甚多……”。国民党西山派事后则指责示威中“凡打家劫舍，烧晨报，皆共产党所为，”“共产党打工人，五毛钱的人为共产党所雇”。

 事後 
事件中出现的暴力，特别是火烧晨报馆的行动引来部分舆论的反感与质疑。上海字林西报特约记者甘露德指“北京居民一致認為，學生抗議活動是由廣州代表團在當地親共官員的幫助下組織的”。学者胡适通过书信向中共领袖陈独秀表达意见。陈独秀反问胡适：“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几天后，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使我深感诧异”。胡适认为近年“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也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并表示“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任鸿隽于11月30日致信胡适向其讲述北京两天的情形，慨叹“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学者燕树棠以《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为题发表文章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主持晨报的徐志摩则在12月7日《晨报副刊》停刊一周后，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12月1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发表，指“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14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翻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12月31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国共团体组织了“国民反日进兵大会”，反对日本对郭奉战争的参与。

事件以後，李大釗與段祺瑞進行談判但不成功。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告民众书》中所指“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在事件的影响下，在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等地，都举行了中共和国民党领导的“反奉倒段”的示威运动。

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共赵世炎曾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和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其认为政变未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赵世炎认为“北京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夺取政权的试探，已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表示极大的进步的变化了”。虽然没能成功夺取政权，但运动也为中共组织群众运动，特别是在北京提供了经验。次年（1926年）3月，中共北方区委及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民党北京党部再次因大沽口事件在北京组织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活动，并最终演变为三一八事件流血冲突。

 另見 

 第一次國共合作
 北京政變
 三一八事件

 參考來源  

Category:1925年中国政治
Category: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变
Category:北京民国时期政治事件
Category:中国国民党左派
Category: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共关系
SDGM
Category:1925年11月
Category:李大钊
Category:第一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