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黎朝

後黎朝（），越南的一個朝代，由黎利於1428年（天慶三年；明宣德三年）創立，国号大越，又稱黎朝胡士楊《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實錄》《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六):「玉寶生子鄭松，才德超群，英雄蓋世，能續父志，賛成帝業，黎朝中興之功，實基於此。」、皇黎等阮儼《景興二十七年丙戌科進士題名記》:「慶今磐奠炎圖，泰開文運。欽惟皇上握乾符。申巽命...皇黎景興二十七年嘉平節立。」《皇黎一統志》:「話說皇黎朝莊宗裕皇帝中興於馬漆江，時世祖明康、太王鄭檢為輔，誅耡逆莫，還於故都。」《皇黎抑齋相公遺集》。後黎朝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兩部份。前期與占城對峙；到了後期，阮主和鄭主分據南北對峙，後黎朝皇帝僅為鄭主的傀儡。

部份越南的歷史學者，先將1428年至1527年的前期稱作黎初朝（），後將1533年至1789年的後期稱作黎中興朝（），以示區別。

 歷史 

 抗明建國 

黎利出生於越南陳朝清化省，其家族為當地豪族。1407年，中國明朝南下消滅越南胡朝，併吞越南，郡縣其地，史稱「大虞與明戰爭」。但在安南屬明時期，中國官吏多橫徵暴斂《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九）：「乙未〈明永樂十三年〉秋八月，明取勘金銀塲，起夫淘採，及捕白象、氽珍珠。重税厚斂，民不聊生。」《黎朝帝王功業》：「使君各收我南越金銀財貨回北國，南郊貨室，一皆空盡，婦女見有色者並亦取之...」《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辰明官吏貪求不可殫紀。馬騏尤爲不法，大索珍寶，民不勝其苦。於是人情騷動，四方之兵起，而明人不能復制矣。」杨一葵《裔乘》：「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苦役當地百姓《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明李彬奏請戶部頒給交州戶帖。州縣修定賦役黃冊，里長、甲首周年圖樣。大率每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每年里長一人、甲首十人應役，周而復始。當里甲者，鞭箠不勝其苦。」《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凡金銀所產之地，設立場局，置官以管之，歲令內官、本局官督民採取，工畢，會同檢封輸納。又令山海之民捕犀象、採珍珠，重科厚斂，民人財力殫矣。」《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秋七月，明設珠場。靖安、雲屯海中產珠，明設場採之，役民日以千計。辰明誅求無厭，凡土所有胡椒、香料、白鹿、白象、九尾龜、倒掛鳥、白頰猿、蚺蛇之屬，皆責收捕歸燕，民騷然矣。」，強制移風化俗《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又禁男女不許剪髪，婦女穿短衣長裙，一從北俗」，加上明朝違背了為陳氏復國的承諾《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九）：帝幸化州，命臺官阮表充求封使，賫方物至乂安，張輔留之，表怒罵輔曰：「內圖改取之計，外揚仁義之師，既許立陳氏子孫，又設置郡縣，不惟掠取貨寶，抑且殘害生民，真虐賊也」，輔大怒殺之。，使得越南反明衝突和民變不斷《明史》（列傳第二百九）：「中官馬騏以採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強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戶陳忷、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一時並反。彬皆遣將討滅之，而反者猶不止。」《明史》（列傳第四十二）：「交人苦中國約束，又數為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

1418年（明永樂十六年），黎利在藍山鄉起義反明，自稱「平定王」，史稱藍山起義。黎利聽從黎隻建議的「乂安險要，地大人眾…今宜先取茶隆，略定乂安，以為立腳之地」，先佔領越南中部地區，再圖越南北部地區。後來，黎利按計先佔領乂安、順化等地，後又於崒洞祝洞之戰大敗成山侯王通，王通困守東關城（今河內）。1427年（宣德二年），黎利在支棱昌江之戰大敗明軍援兵，陣砍主將安遠侯柳升、副將保定伯梁銘（一說病死）、參將都督崔聚、兵部尚書李慶等，又俘虜工部尚書黃福。黎利命阮廌撰《與王通書》，以「夫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長堤將潰，非杯土之所能障」，勸王通退兵，並告知王通明朝援軍已經幾路覆沒的事實，威脅「倘若猶豫不決，吾之將士，疲於攻㦸，廢其農桑，決意兼攻」《抑齋集敘傳》。王通最終被迫議和，領兵退回廣西，黎利軍最終在長達十年的抗明戰爭中獲勝，使越南再次恢復獨立。

明朝放棄直接管轄越南後，改封黎利於1426年所立之傀儡君主陳嵩為安南國王。黎利將明軍驅逐之後，便對陳嵩不利，陳嵩死因眾說紛紜，一說是遁逃時被朝廷所獲，便飲毒藥而死；一說是他「潛駕海船而卒」；一說是潛逃時被黎利令人追殺。1428年，黎利建立後黎朝，定都東京（今河內），并頒布《平吳大誥》。

 黎初政局與諒山篡弑 
黎利在位之初，明朝不承認其地位，要求立陳朝後裔為安南國王。1431年，黎利表明遍尋不著陳朝宗室後裔之後（或將他們全部屠殺），明宣宗妥協，封黎利為「權署安南國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冬十一月初一日，明使章敞、徐琦來至京，賫印命帝權署安南國事。二十日，敞琦等還，帝遣審刑院副使阮絢，御史中丞阮宗贄隨敞等如明謝恩，并觧歲貢金五萬兩，乞依洪武三年貢例，自後常貢不絶。明帝賜文絢等鈔幣遣還。」《抑齋集》(謝冊封表):「安南權署國事臣黎某誠惶云云，謹上言宣德五年十月十一日伏睹欽差天使右侍郎張敝，通政使徐琦橐捧詔書一道，印章一顆，命臣權署安南國事」。黎利即位後，即大封追隨他藍山起義的功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體制。

黎利建國後，朝廷內部陷入立儲之争，分成長子黎思齊和幼子黎元龍兩派。最初，黎利採取折衷的方式，下旨「若思齊方臨朝聽政，則元龍監國撫軍，一遵趙宋故事」《抑齋集》(令思齊攝事詔)，以黎思齊為國王，以黎元龍為皇太子《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七日，遣入内檢校平章事黎問入内，大司馬黎銀入内，少傅黎文靈賫金册立右將國開郡公思齊爲國王，攝行國事。遣入内司寇黎察、司空黎仁澍入内，司馬黎理入内，少尉黎國興齎金冊立梁郡公元龍爲皇太子。」。後來，黎利病逝前還是把黎思齊廢黜，降為郡王《抑齋集》(命降思齊為郡王次子元龍承統詔):「癸丑六年八月，降思齊為郡王...」，黎元龍被正式定為皇位繼承人。

180px|thumb|黎初名臣阮廌 (1380年—1442年)

黎利死後，其子黎元龍（1433年9月5日至1442年9月7日在位）即位，是為黎太宗。當時黎太宗僅十歲，因此國事皆由黎察裁決。1438年，黎察因濫權而遭處決，黎思齊也遭到誣衊殺害。黎太宗時期對國家禮制和科舉多有完善，史稱「典章文物，粲然大備」，也是其統治時期後黎朝君主正式被明朝正名為「安南國王」《抑齋集》(謝冊封國王表):「安南權署國事臣黎某謹上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睹欽差天使李郁李亨持節橐捧詔勅金印，封臣為安南國王。」。黎元龍的皇后本為楊氏賁，原有一子黎宜民被封為皇太子。楊氏賁被廢後，黎太宗改立黎邦基為皇太子，而黎宜民則被降為諒山王，埋下後來黎宜民發動兵變殺黎仁宗之因。黎太宗其人耽心酒色，1442年強迫侍奉阮薦的婢女阮氏路隨駕伺候，不久黎元龍意外以虐疾暴斃，阮薦家族亦遭牽連。

黎元龍死後，由其子黎邦基（1442至1459年在位）即位，是為黎仁宗。黎仁宗與其父一樣是年幼繼位，因此由其母宣慈太后阮氏英攝政，國政則由阮氏英及大臣鄭可（）把持。黎仁宗在位初期，越南內部相對和平繁榮，史稱「十七年間天下太平，安居樂業」，同時後黎朝開始向占城擴張。大和九年(1451年)，宣慈太后阮氏英殺鄭可，但1453年仁宗親政時，便赦免了鄭可的罪名，並給其家人官田。仁宗名義上親政時只有十二歲，阮氏英仍掌大權。延寧六年(1459年)，諒山王黎宜民勾結都指揮黎得寧《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一):「時黎得寧以都旨揮典禁兵當直，不能率先衛社，乃擁兵助逆，故宜民得僭位號，而文武臣僚飲恨茹痛，四方百姓如喪考妣。」，發動兵變進入皇宮，殺死仁宗，太后阮氏英為免被擒獲或被叛軍所殺，使一僕人將自己殺。

諒山王黎宜民為仁宗之兄，於1459年發動兵變殺仁宗，即位為皇帝。不久，大臣阮熾、丁列殺黎宜民，改立太宗四子黎思誠為帝。黎宜民在位僅243天。

 聖宗與憲宗治世 

黎思誠（1460至1497年在位）是一個深受儒教影響的人，黎仁宗年間被封為平原王，後改封為嘉王。勛臣們廢立黎宜民後，便以「嘉王明睿雄略，非諸王比，人心咸屬，天意可知」，擁立黎思誠為帝，是為黎聖宗。黎聖宗即位後，以中國宋朝理學為樣本著手改變越南，改革了官制和行政區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九 光順六年三月。此外，他認為政務應由有學問品德的人而非出身豪門的人來主掌，當時越南科舉僅斷斷續續地舉行，為了使更多豪門之外的人入仕，聖宗重啟了科舉制度，定制為會試三年一科。聖宗也在各地進行普查，在各省廣設文廟以尊儒教，停止興建新的佛教、道教寺院，並限制僧侶購置新的田產。同時，黎聖宗又頒布了《洪德法典》（1483年），并下令吳士連編寫的《大越史記全書》成為官方史書。聖宗本人也喜好詩書，在宮中闢有「九歌瓊苑」，常與文人唱和，其擅長用喃字創作，也擅長漢文，本人也著有許多作品。

黎聖宗的治世是越南極盛的時期，史稱「四夷賓服，八極傾風，三十八年，天下安治」。後黎朝先後對外討伐了北方山夷、琉球海盜、哀牢、瀾滄以及占城等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四):「然臣窃見前年征山夷，占城，琉球，老撾之時，淸選效力各衞軍旗有膂力者，先登得馘，除用未盡及被選汰，退充五府軍與無得馘同，無有分別。」。1469年，越南佔領盆蠻 (今老撾孟潘)，設鎮寧府。1471年，越南佔領占城的首都毘闍耶(Vijaya)，俘虜占城國王槃羅茶全（Bàn La Trà Toàn或Pau Kubah），占城人民大批向柬埔寨及馬六甲移民，自此占城北部阿摩羅波胝(Amaravati)、中部毘闍耶均被越南佔領 (越南設為廣南承宣道)，越南在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讓軍人及農民屯田，而占城僅剩南部賓童龍(Panduranga)保有部分獨立，成為越南的保護國。1477年，侵佔明朝云南納更山以南地區，設廣陵州。1479年，越南又攻打瀾滄王國（今寮國）。越南攻陷瀾滄首都琅勃拉邦，殺國王刀板雅，自此使得瀾滄向越南朝貢。黎聖宗征伐四克，志得意滿，甚至繼續向西征討了蘭納王國(今泰北地區)，但被擊敗損兵折將，加上在老撾的快速擴張使得後黎朝不勝重負，最終黎聖宗決定引兵回國。

黎聖宗死後，其子黎鏳即位，是為黎憲宗，在位時間為1497至1504年。憲宗為人仁慈溫和，存心圖治，屢行善政《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遣使往四方，追勘貧乏老弱在軍者，饒汰之，賦役工程偏重者，輕減之，放眚災，伸冤屈，錄失職，褒有功，歸逋負，寛刑罰，旌節義，賑孤貧，擢廉濴，進賢才，中外大悅。帝在東宮三十六年，德業日進，仁孝聞於天下，故初政藹有可觀。」，政事照太祖及聖宗之例而無甚更張，但其於農業民政上特別關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四):「帝加意農事，敕承、憲、府、縣官巡行勸課，築堤防，濬𤱶澮，立田界，以備水旱。每社置社長一人，專督農桑。凡外官以事赴京及朝使有外至者，必召問年榖豐歉，百姓樂苦。其軍匠之上番者，各分遣歸農。」，大修堤防水車以備水旱《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四):「春正月，旱。敕備水車以衛農。」。憲宗在位期間國內無有盜賊作亂，國外亦無戰事攻伐，越南處於太平時期。

 黎運中衰 
憲宗死後，其子黎敬甫即位，是為黎肅宗。黎肅宗主政後展現出賢君形象《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是月初八日，帝弗豫。初帝卽位，出囚人，放宮女，停不急之務，減偏重之役，抑貢獻，省力役，任勲舊，攬威權，抑戒外戚，友篤親藩，凡經綸大經，建立大本，無所不用其極。天下臣民，皆拭目以觀初政，以爲成康文景復見於今日。」，似乎他就要把黎聖宗、黎憲宗的事業發揚光大，但不料其在位僅六個月（1504年）便暴斃而亡。這一意外使得黎憲宗生前認為「不德」的皇子黎濬繼承皇位《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正編卷之二十四) 景統二年十二月。

肅宗死後，肅宗之兄黎濬即位，是為威穆帝，在位時間為1505至1509年。威穆帝好酒色，行暴政，專用外戚《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帝斥逐皇宗功臣回淸華地方，幷殺女史，內臣，占人。時外戚姜种，阮伯勝等擅作威福，權傾中外...」，雄猜好殺，使得許多後黎朝宗親皆有反意《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帝自卽位之後，毎夜與宮人酣酒無量，醉卽殺之。時權歸外戚，東則華陵，養父郷。西則仁睦，帝妃郷。北則扶較，帝母郷。皆擅怙權勢，沉溺臣僚，有以私意而屠戮生民，有以密體而誅求錢貨，凡民間六畜生花等物，一切掠取，及民家有奇財奇貨，標字取之，萬民嗟怨，而帝弗悛。又心懷猜忌，凡前日臣下之不立己者，往往誅之。又密使內人阮廷科往體察諸叔父兄弟凡二十六王，而荆王以叔父逃遁，不知所之，獨簡脩公以叔伯之子，繫獄得脫，由是人人自危，益思作亂。」。明朝使臣許天錫與威穆帝見面後，作詩以「安南四百運尤長，天意如何降鬼王」形容其人。威穆帝雇有一批侍衛保護自己，其中之一便是後來篡位建立莫朝的莫登庸，他與威穆帝非常親近，並升到了天武衛都指揮使之位，最終逐漸坐大。威穆帝的堂弟簡修公黎瀠原來被威穆帝關於獄中，後來賄賂守衛得以脫逃，隨後便與其他大臣一起舉兵推翻威穆帝。威穆帝的死因說法不一，《大越史記全書》所載說法有二，一說被黎瀠所俘後飲酖自殺，一說逃亡時被殺，明史外國傳二則說阮種逼黎濬自殺後立其弟阮伯勝為帝，黎廣誅阮伯勝，再立黎晭為帝。

簡修公黎瀠借大臣廢立威穆帝，是為襄翼帝，在位時間為1509至1516年。即位之初，襄翼帝銳意「恢太祖立極之圖，弘聖宗覿文之治」，不但開啓經筵，又頒治平寶範五十條於國內，敷敎愼罰，似乎要有所作為。但他在位不久後本性盡露，優游不斷《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五):「是日帝御光治殿，觀象鬪虎。」，大興土木《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五):「帝崇興土木，築廣城大数千丈，包圍祥光殿，眞武觀，金鼓千花寺...使畫工畫圖，命女史裸身，把棹於西湖，帝與之遊...匠人武如蘇作大棧殿百餘屋，罄竭國中財力...」，史稱「更之築之，年年無窮」，頻繁的工程使得民眾困苦，士卒疲勞。襄翼帝更被明朝使臣潘希曾嘲以「貌美而身傾，性好淫，乃猪王也，亂亡不久矣」 。洪順八年(1516)年，國中民變日益頻繁，襄翼帝先親征平定陳公寧等，又值陳暠造反，襄翼帝再次親征，不料被陳暠擊敗，官兵死傷慘重。大臣鄭惟㦃因以往多次勸諫襄翼帝被罰而心懷不滿，於是與黎廣度、程志森等人同謀廢立，領兵入宮在太學門弒殺襄翼帝《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五):「鄭惟㦃弑帝于太學門。先是惟㦃以數諫帝忤旨被杖，惟㦃乃與黎廣度，程志森等同謀廢立，整飭船艘器械，在太極津，聲言討賊。初六日，夜二更，將金吾護衛三千餘人入北辰門，帝聞之，疑有賊至，乃出幸寶慶門外。七日，昧爽，有承旨阮瑀從帝間行，過太學門，至碧溝坊朱雀池，帝遇惟㦃，問曰：「賊在何方。」惟㦃不答，顧他大笑，帝揮馬而西，惟㦃使武士名幸者，橫箝剌帝墜馬弑之，阮瑀亦死之。將帝屍歸於北使館，以寘衣火葬之」。

 莫氏代黎 

鄭維㦃殺襄翼帝後，立黎光治為帝。僅三天，又立錦江王黎漴的長子黎椅為帝，改元「光紹」，是為黎昭宗。陳暠一度攻入首都，昭宗短暫出逃，鄭維㦃收復首都後，昭宗復位。之後，鄭維岱殺黎光治。昭宗在位的時期，權臣互鬥，政非己出，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其時掌權的大臣中一派為莫登庸，另一派則是鄭氏與阮氏兩個有權勢的家族。

光紹五年(1520年)，莫登庸在壓制國內其他權臣家族後，成功以「勦平羣賊」為由節制天下水步諸營，自此取得了國家的兵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登庸求總兵柄，勦平羣賊。禮部尙書范嘉謨以爲兵權散在五府，登庸凡事不得盡所爲，協與同僚保舉之。帝遂以登庸節制十三道水步諸營，而以嘉謨贊理軍務。於是天下精兵健甲都歸登庸掌握矣。」。兩年後，黎昭宗越加憚忌莫登庸威權日重，於是與大臣航獻、范恕等密謀，趁內亂逃離首都投靠郑绥，而莫登庸則以「光紹皇上被奸人脅遷于外」為由，改立昭宗之弟黎椿即位，改元「統元」，是為黎恭皇。黎昭宗雖然成功逃出，但其號召的勤王勢力旋即被莫登庸擊敗，昭宗又淪為被郑绥挟制。統元四年(1525年)，莫登庸擊败郑绥於清華 (今越南清化省)，擒黎昭宗，次年杀之。統元六年(1527年)，莫登庸被封為安興王，加九錫，數月後便迫使黎恭皇禅位于自己，又逼恭皇母子自杀《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登庸廢椿爲恭王，與皇太后鄭氏幽于西内數月，逼令自盡。」。

 黎氏再興 

180px|thumb|鄭主第一代領袖鄭檢的畫像
莫登庸篡黎後，黎氏宗室和忠於黎氏的舊勲功臣屢有起義《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辰登庸僭逆，謀求功臣子孫，以官爵餌之。碧溪侯公淵以功臣孫，義忿不屈，乃與阮我、阮壽長等謀，起兵攻朱雀門，不克。走入淸化，招集人民，竪諸將旗。」，例如莫大正元年(1530年)，黎意起事於清華 (今越南清化省)《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 莫登瀛大正元年，甚至兩度大破莫軍，軍聲大振。但黎意最終因兵勝心驕，被莫國楨突襲擒獲，而其他黎氏舊部一些留在清華繼續對抗莫朝，另一些則轉投在哀牢的安清侯阮淦。莫大正三年(1532)，阮淦扶持昭宗之子黎寧 (有争議，一說為冒充，明朝亦有質疑《议处安南事宜》:「至若黎宁虽自称为黎利子孙，然臣等节据诸司查勘踪迹，委的难明。郑惟憭一向潜住该国上、下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广西土官地方，黎宁面貌初不相识，故或称黎宁，或称黎宪，或称光绍，或称元和，或又以为阮涂之子， 或又以为郑氏诈称。而近据云南布政司开报，会审夷人郑垣口词，称漆马江峒虽有黎宁，而来历宗派不可得详。所列事情、年貌，又与郑惟憭原报互异，俱难凭据。」) 復位，建行在於瑞原縣安場社《歷朝憲章類誌》:「以藍山迫隘，惟瑞原縣安場社左控重山，右臨大河，形勢開爽，氣象明昌。始立行殿，奉帝居之...安場宮府，六十年間為天子行在之所，滅莫以後，始還故都...」，改元「元和」，是為黎莊宗《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 莊宗裕皇帝元和元年。自此黎氏再興，莫朝佔據著紅河三角洲，而黎氏則佔據著清華(今越南清化省) 以南，與莫南北對峙，史稱黎中興朝。

黎莊宗復位後，曾經多次派大臣北上明朝，請求明世宗出兵討伐篡位的莫登庸《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六) :「帝遺鄭惟僚如明，奏稱，莫登庸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以致久廢職貢。」《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六) :「帝遣鄭垣如明，備陳莫氏篡弑，及帝播遷于淸華事由。」。明世宗一度打算討伐莫登庸，但最終考慮到「益兵继饷，必举天下全力」、「登庸父子悔罪革心」、「議者尚以黎氏為疑」等《議處安南事宜》《安南奏議》，最終轉而決定接受莫登庸的請降，但也革去王號，只冊封莫登庸為從二品的「安南都統使」，這時期黎氏政權并不得到中國的承認。

180px|thumb|鄭主政權軍隊的畫像

元和十三年(1545年)，阮淦意外被莫朝降將楊執一毒殺，其婿鄭檢繼承其權柄，出任太師諒國公、節制各處水歩諸營，繼續扶黎滅莫，是為鄭主之始。黎英宗正治二年(1559年)，鄭檢成功收復太原、諒山等大片領地。正治十三年(1570年)，鄭檢去世，其子鄭檜繼承其位，但不久後便被鄭松取代。鄭松在黎世宗光興十五年(1592年)成功收復東都（今河內），使黎天子得以還京，光復舊物，并取代莫朝被明朝冊封為「安南都統使」《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七):「先是，使臣馮克寛等齋貢物及代身金人沉香象牙至燕京，上表乞脩職貢。明帝見表大悅，復詔封帝爲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管轄南國土地人民，及賜安南都統使司銀印一顆，使馮克寛等齋勑書回國。」。自此中興黎朝名義上重新統一越南，而莫朝就拒守高平一隅之地。

這時期，前太師阮淦的次子阮潢因為被鄭檢猜疑，阮潢請教阮秉謙怎麼辦，阮秉謙回答「橫山一帶，萬代容身」，因而阮潢決定自請出鎮南方，得到鄭檢的允許。這時期阮潢仍向後黎朝朝廷效忠，每年向朝廷上繳白銀400斤、絲帛500匹，并屢次出兵支援鄭氏進攻莫朝。但後來阮主逐漸割據自雄，成為鄭主政權的大患。

 黎皇鄭主 

200px|left|thumb|鄭阮紛爭於1650年的形勢。粉紅色為莫朝，粉紫色為鄭主，黃色為阮主，綠色為占婆
權臣鄭松比其父鄭檢更加專權跋扈《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九):「檢雖擅權，而惡未甚著。松則莽、操之徒也。」，先後廢立黎英宗、黎敬宗，并能隨意干預皇嗣繼承。在收復東都（今河內）後，鄭松便被其黨羽推舉為「平安王」，史稱「國家事權皆自裁之，財賦兵民悉歸王府」，他在世時黎世宗、黎敬宗、黎神宗俱傀儡天子，只是「端拱受朝謁而已」。這時期鄭氏儘管掌握國家實際的核心權力《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九十八》:「安南之事，雖一切移文稱名黎維潭，而其實權臣鄭松主之。」，但其面臨著高平莫朝和宣光裒主的威脅、廣南阮主的崛起與中國潛在干涉可能，故而鄭主并未像莫登庸行篡位之事，使得當時越南的政局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出現「黎氏為皇、鄭氏執政」的二元格局張文亮《越南後黎朝後期的“黎皇鄭主”體制》。

在這時期，黎朝皇室的手中財力僅夠日常開支，禁軍宿衛也全是鄭氏指派，黎世宗以降的全部黎朝皇帝只作為一個象徵式的虛位元首潘辉注 《历朝宪章类志》(卷二十)「當是時也，天子盖特為寄位之君者。」，其除了祭祀、外交、科舉、礼節性活動外并無存在感《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一):「黎自中興以後，太阿倒持，下陵上替，厥有自來，君臣之禮蕩然矣。惟南郊祀天，尊卑之分尙在。」。鄭松以後的歷代鄭主逐漸完善這一種「黎皇鄭主」的格局，鄭主設座於黎朝皇帝旁邊，穿紫色龍袍，臨政視事《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三):「西王(鄭)柞入朝不拜、章奏不名，設座於御座之左」。朝廷大事由鄭主決斷，庶務由「」負責，府僚以「六番」虛化了朝廷的六部職能。

在名義統一越南後，廣南的阮主逐漸坐大，又允許葡萄牙商人建立商業港口費福（Faifo，今會安），雖然其名義上仍奉黎氏為主及使用中興黎朝年號，但已然成為威脅鄭氏政權的存在。鄭松之子清都王鄭梉非常憚忌阮福源，於是他便在永祚九年(1627年)要求阮福源入朝拜謁《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八) 永祚九年春，但被阮福源拒絕，鄭梉因而決定南征阮主，自此開啟了鄭阮紛爭的時代。這時期鄭主雖然擁有紅河三角洲的富裕領土和更龐大的人口，但是阮主修建長育壘、柴壘，又任用陶維慈、阮有鎰等名將抗衡，使得鄭阮兩家相峙不休，最終雙方的分界線大致定在今廣平省的𤅷江上。

在結束了和阮主的長期戰爭後，西定王鄭柞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北方割據的莫氏政權，并發起進攻屢次把莫氏驅逐出高平《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九) ，但其時清廷視莫氏為可以掣肘黎朝的工具，因此屢次施壓逼使鄭氏把莫元清放歸高平《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之三十):「兵部議、宣諭安南使臣李仙根等事竣、齎回安南國王黎維禧覆疏、內稱謹遵上諭、將高平府石林、廣源、上琅、下琅、土地人民、退還莫元清。乞令莫元清歸屬本國等語。應如所請。從之」 《大越史記全書》:「清遣內秘書院侍讀李仙根，兵部郞中楊允傑齎旨諭來，使我以高平四州退還莫氏。時廷臣與清使瓣解，往返數四，清使堅執不聽。上以事大，惟共寺命姑且從之。」 。這情況直至三藩之亂爆發後才得到改變，當其時莫元清與鄰近的吳三桂政權互相勾結，並為其籌辦糧餉《大越史記全書》:「及淸吳三桂反於雲南，元淸從傲號，資之糧草。」，結果三藩事敗後被清朝一體追究《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之一百二):「兵部議覆、廣西巡撫郝浴疏言，安南都統使莫元清、同弟莫敬光、為安南鄭祚攻逼、投奔內地、並無從逆助惡、擾害地方之跡。但先經原任將軍莽依圖疏稱、’’’莫元清棄高平、敗奔富州。又安南國王黎維正疏稱、吳三桂變起、莫元清同惡相濟、為賊辦糧。莫元清蒙皇上鴻恩、封為都統使、駐防高平、不圖報恩、吳三桂反叛、即從賊助惡、理應從重治罪。但已身故、應免議處。革去都統使之職、莫敬光既經帶領家眷、繳印投誠、免其應擬之罪。系外國之人、不便居於內地。應行該督撫、將莫敬光、及伊帶來家眷、一並發回安南。’’’移咨國王、將莫敬光等、毋致殘害、務令安插得所。從之」 ，也使得中興黎朝成功收復高平四州，終結莫氏割據高平九十一年的歷史。

黎祚告終
結束鄭阮紛爭後，鄭柞，鄭根，鄭棡稱主時，均致力於民治，着手改革，內又有范公著，阮公沅等賢臣輔助，既設立武學所和武舉，又重新制定了度量衡，當時北河號稱「承太平之業，兵革不試，宇內無事，朝廷多所製作，法度大備，紀綱畢張，殊方納款，上國歸地，號稱極盛之世」。然而，後來繼位的鄭杠暴戾專橫《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八):「杠日昏惑，舉措乖錯。」 、奢侈無度，寵信宦官黃公輔《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八):「杠自行弑逆，奢僭日甚，淫逸無度。尋得驚悸疾，畏雷。宦者黄公輔輩紿之，穴地爲賞池宮以居，遂不復出。公輔與其黨專弄權柄，大臣誅譴者相繼，人不自保，政事乖舛，賦役繁重，民心思亂。」 ，又對內大興土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七):「冬十月，杠修造瓊林、崇嚴二寺。營造二寺，工役繁重，撤古碑府材木，浮江而下，以供工作。令東潮、水棠、至靈三縣充役，免堤路、郵亭錢。一年後，又開河道，通撥運拽，木輦石工常萬人，晝夜不得休息。」 ，鄭府士兵腐化驕橫；他又弑殺了永慶帝黎維祊、無理罷黜了黎純宗的太子黎維祧。如此之下，社會持續動蕩不安，百姓和士紳日漸不滿，一時間阮有求、阮名芳、黎維、黃公質等纷纷起義，鄭主政權陷入焦頭爛額的景地之中。

直至鄭楹推翻鄭杠後，他任用了黃五福、阮貴憼、阮公寀等得力大臣輔佐，並廢除了很多鄭杠時期的亂政《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八):「復兩班舊制，以重朝廷。三載考績，以别淑慝。錄無羅被斥，以振淹滞。勒陳乞職命，以淸仕途。加增口分，以足兵糧，寬赦租庸，以蘇民瘼，停一切營造，以舒民力，撤非例巡渡，以示寬政，禁抑脅，止置買，定將士功過賞罰，寬軍士物故饒除，申鳴訴所管苛濫，堤路付鎭官督理，以便農事，財貨歸户部掌管，以充國用，禁諸訟妄啓，免淸乂二處田租。凡十五條，中外大悅。」 ；他又以「念邊方猶逞蠢頑，欲以帖邦畿而寧海宇；謂正禮宜隆世嫡，寶以重尊統而一民心」，重新擁立了黎顯宗穩定人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八):「黎自鄭松弒逆，至此六世矣。循襲效尤事事逾僭，揆以春秋大義，斧鉞之所必加。鄭楹知迎立顯宗，欲藉其福德，乃作福作威，自操其柄。」 。同時，他下令恢復軍民屯田《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九):「置四鎭農官。鎭置大使、副使各一人，專掌田事，親行勸課。又置勸農吏使，勖民致力田畝，隨宜補助之...於是兵皆知農軍粮，不甚窘乏矣。」 ，重新賑濟災民《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九):「三月，海陽饑。發粟賑之。是歲，海陽饑。令發山南糴粟十萬官鉢賑貧民。」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九):「辰東北歲饑，令發官米煑粥飯賑給之。又募别處民有能移粟發賣及納粟於所在者，各量予以官。」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九):「辰以災異凶歉，詔赦諸路租庸，及撤非例巡司...」 、裁撤巡渡商稅《大越史記全書》:免天下巡渡税。時，巡司徵收煩重，商賈寢閉，王欲弛其征。執政言：「巡稅已有定額，但可禁戢猾胥苛索」。王諭之，言：「先王之政，關市譏而不征，今兵火之後，民食寡乏，取給惟在蒒賈。宜加實惠，不應徒事飭戒。」遂命撤各處巡，盡免商税。 、恢復鄕試舊制，因而北河在他治理下開始復興，四方盜賊民變也逐漸平息。鄭森繼位後，他於景興三十五年（1774年）趁阮主政權衰弱和張福巒亂政，以黃五福為將發動了征討阮福淳的戰爭，並在隔年攻破了阮主的都城富春（今順化），收復了順化以北的土地人口《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四十五):「順化，府二、縣八、州一：香茶、富榮、廣田、海陵、登昌五縣隸肇豐府；豐祿〈舊康祿〉、麗水、明靈、與南布政州隸廣平府；各項人數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有七，公私田土畝數二十六萬五千五百有七。除林麓、墓地、園宅、潭池、官土、寺土及枯燥畱荒外，實徵畝數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有一。」；同時，在他治下北河出現了「天下承平，比年豐稔，市纏間物價甚賤」的盛況《雨中隨筆》(卷下)頁57 。志德完滿下，鄭森一度打算篡奪黎顯宗的帝位，並在景興三十八年(1777年)派大臣出使清朝，但其陰謀最終被忠於後黎朝的使臣武陳紹所挫敗《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四十五):「冬十二月，遣吏部左侍郎武陳紹等如淸。森將有篡立之志。是年歲貢，森密表于淸，言黎無賢子孫，囑陳紹以事入奏，而使內監〈名姓缺〉與之行，獻賂求封。陳紹行至洞庭湖，託病，夜對使部將表焚之，因仰藥卒。後追贈尚書。」。鄭森廢長立幼，以幼子鄭檊為世子，結果去世後長子鄭棕重新兵變奪權，三府兵自恃有擁立之功，驕縱日肆，史稱「權歸軍士，逼勒官府，動以破家毆殺嚇之，至移易將相皆出其口」，國內逐漸陷入混亂。

景興四十七年（1786年）五月，阮惠入寇順化，旋即又以「扶黎滅鄭」為名北侵，鄭軍大敗扔失山南承宣，西山軍進逼昇龍。鄭楷親自率軍相戰於西龍津，但最終失利引刀自殺，自此延續一百多年的鄭主政權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七月，阮惠參謁黎顯宗《大越史記全書》(續編卷之五):「秋，七月，阮文惠謁帝於萬壽殿。時，阮有整勸惠以扶黎爲名。惠乃謁帝，帝延入，設坐榻于御榻旁，慰勞備至。」，黎顯宗以幼女黎氏玉昕為其妻。後來，黎顯宗病亡，皇太孫黎維祁即位，是為昭統帝，阮文惠等西山軍把京城庫房搶掠一空而去《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四十六):「文岳陽許諾，令有整擇吉具禮謁太廟，有整亦意其未去。是月十七夜，漏下三皷，文岳、文惠遣人辭于帝，密傳暗號，連夜水陸一齊撤去，府庫貨物皆爲括盡...賊兵旣去，帝急召朝臣，議曰：賊空國遺我，縱有警急，何以制之...」。昭統帝即位後，黎天子無力掌控天下，如鄭槰、阮有整等先後領兵入城掌權，各地官員互為雄長不聽朝命《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四十六):「於是所在豪目控帶州域，招集兵馬，咸以保衛爲名。無賴之徒，互相攻殺，宇内騷然矣。」，國家仍持續陷入混亂中，阮惠於是再度派兵北伐，並最終佔領北河大部份的地方。昭統二年（1788年）五月，為了挽救國家，流亡高平的昭統帝和太后阮氏玉素向清廷乞師救援，乾隆帝接受了兩廣總督孫士毅「存黎而取安南」的意見，因而清兵以「興滅繼絕」為由發兵，從此爆發了清軍入越戰爭。清軍入越初期勢如破竹，收復了首都昇龍，但隨後貪功而被阮惠大敗，乾隆帝於是以「天厭黎氏，不能自存」，改冊封阮惠為安南國王，而將昭統帝置為三品佐領，薙髮易服，自此黎亡。

 行政及社會架構 
 黎初朝 

黎利時期，他沿習了陳朝舊制和明朝體制《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五) :「太祖設官，多因陳胡舊制，參用明典」，朝中設左右相國、內閣密院、中書黃門和三省門下等，大力強化了中央集權陳仲金的《越南通史》頁443。地方上，黎利把全國分為「五道」，西道轄三江、宣光、興化、嘉興等鎭;東道轄洪州、南策、安邦等衛;北道轄北江、諒江、太原等鎭;南道轄快州、莅仁、新興、建昌、天長等路;海西道轄淸化、乂安、新平、順化等衛。每道設「衛軍」、「行遣」，每衛置「總管」、「都總管」、「同總管」等職《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五) 順天元年三月。在社會基層治理上，黎利則仿傚朱熹的社倉遺制，在地方廣置「社」的單位，并按照社的人口大小任命不同數量的「社官」《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十七日，旨揮社置社官。大社一百人以上用三人，中社五十人以上用二人，小社十人以上用一人」。

諒山王黎宜民時，仿傚明朝設六部、六科等，官職均從明制。黎聖宗時，又增設六寺，并改「五道」為「承宣十三道」(後又增加至十五道)，道的民政由「承政」管理，軍事由「都總兵」領導，刑罰由「憲察」主持，中央另設「監察御使」來督察各道事務陳仲金的《越南通史》頁441。少數民族地區則設立「團練」、「守御」、「知州」、「大知州」等職位，由邊區酋長擔任陳仲金的《越南通史》頁442。按《皇黎抑齋相公遺集》，黎聖宗時期全國有十五道、五十六府、縣一百八十七、鄉一、社九千七百二十八、村二百九十四、坊五十九、莊一百十六、洞五百三十四、所五十六、寨七十四、源十六、營一百有十等。全國丁壯總數為「七十萬九百四十」。丁壯人口分佈上，山南有十四萬人、海陽十一萬人、山西十萬人、京北十萬人、清華七萬人、乂安五萬人、安邦三萬人、太源三萬人、宣光一萬八千人、興化十萬八千人、高平一萬一千二百人、諒山一萬一千二百人、升華五百四十人。《皇黎抑齋相公遺集》頁6-7

黎初朝時期的官員「自一品至三品著紅衣、四五品着綠衣、餘著青衣」《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六月、定文武服色、自一品至三品著紅衣、四五品着綠衣、餘著青衣。」，俱用烏紗圓領。官服補子則是「食獸法象，公、侯、伯、駙馬竝文武正品畫一，從品畫二，風憲堂上司畫一，分司畫二，雲、河、山、水、葩木諸樣，繁殺不拘。以五彩彰施於五色絺繡金線，聽各從宜」。

350px|thumb|right|黎聖宗時期的行政區劃

 中興黎朝 
中興黎朝時期，朝廷的軍政、財政、內政盡歸世襲的鄭主裁决，鄭氏的「主府」成為越南的最高權力中心，黎朝天子只是一個虛位元首，與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武人政權、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很相似。最初時，中興黎朝官制參照黎初朝，設立宰相，官職有左相、右相、平章等，後來鄭氏廢除宰相，改設“”、“”、“府僚官”等宰相機構以輔佐鄭主施政《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三):「參從、陪從，前黎未有，中興後，政歸鄭氏，始設之，以參陪政府。神宗辰，鄭柞以禮部尚書范公著、吏部尚書楊致澤竝參從。自是參從爲首輔，而陪從次之。」，又有賜給年老者「國老」的顧問職位，打造相互牵制的「群相制」。鄭主又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番」，行使和取代原來朝廷六部的核心職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五):「鄭府舊設兵、戶與水師三番，至是增置吏、禮、刑、工，與兵、戶爲六番。又并徵收各號，分爲六宮。凡屬宮租庸簿籍，六番以本職分掌之。諸鎭財賦，兵民之政竝屬焉。令文臣知番，內監與文屬充副僉〈官名〉，屬吏六十人。自此政權盡歸六番，而部寺徒爲虛社矣。」；而據《雨中隨筆》記載，當其時用人選拔上是「六番添差用進士文臣，副知僉知用監生文員」《雨中隨筆》(卷下.官名)。

地方上，因應當時南北對峙的長期戰爭環境，鄭氏將黎初朝地方行政區劃的「道」改為「鎮」。鎮設鎮司，改以高級武官鎮守，又設「督同」(四、五品)、督視(三、四品)、巡守等管理地方事務。各鎮又有文官負責的「承司」、「憲司」，地位俱低於武官主持的鎮司。「承司」主官是左右承政，又設参政、参议等負責民政，「憲司」則設有承宣按察使、按察付使等負責考課理訟。地方在府州縣下設有「社」的基層行政和司法機構，每社有社长、社吏、社胥等職協助地方治理和收纳租庸，由村民自己推舉，全國有八千到一萬餘个大小不等的社，大社有一、二百口人，小社只有幾十人張文亮《越南後黎朝後期的“黎皇鄭主”體制》頁24-26」。

教育及科舉
教育
順天元年（1428年），黎利即位後便開始大量建立地方學校、文廟和文址，學習中國儒家經典和漢字《殊域周咨錄 》 頁（卷六）：「本國自初開學校以來，都用中夏漢字，並不習夷字...如學校之制，則在國都置國子監。則有祭酒、司業、五經博士、教授之官以教貢士輩。又有崇文館、秀林局，則有翰林院兼掌官，以教官員子孫崇文秀林儒生輩。在各府則制學校文廟，有儒學訓導之官，以教生徒輩。此乃學校之制。」，並仿傚中國實行學田制，又「令有司廣選民間良家子第充各府生徒，立師儒以教訓之，刊經籍以頒有之」。後黎朝又仿傚明朝，在地方大量設立教授、學正、訓導等官，共計有106員。黎聖宗時期，朝廷針對教職人員進行考核，要求各考四書五經各一題、詩賦一題、制詔又各一題等。《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80至83

後黎朝時期的鄉學、私塾大興，不少退休官員會自己設堂招徒，講授舉業，如正和六年（1685年）的乙丑科探花武晠，他在下野後築書室於壕南，號稱「許多學者負笈千里而至，每講日，學堂不能容納...及門多擢科甲，為名臣」《歷朝憲章類》 頁28至29；甚至黎朝末年時，還有女子設堂授徒的私塾存在，如女文豪段氏點在章陽所設的私塾。其次，村社的官員鄉紳也會捐贈學田以鼓勵後學、興起文風，如《富義社文會碑》就記載該社學田全部用於獎勵本社讀書子弟，只要有人科場中第或得到封職，均可獲得社裡的獎勵；富多社的《鄉寨條例》也列明縣裡共撥古錢800貫，用以建立10間學舍，安置學生。鄉學私塾的童蒙文章大抵是中國經典《三字經》、《千字文》等，但也有越南人自己編纂的《裴家訓孩》等書。《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84至92十六世紀，曾經漂流到越南的朝鮮人趙完璧也記當地「俗尙讀書。鄕閭往往有學堂。誦聲相聞。兒童皆誦蒙求及陽節潘氏論。或習詩文。其讀字用合口聲」《芝峯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除此以外，後黎朝針對武學也進行了改革，如黎太宗、黎聖宗皆屢屢考核武官，並讓隊伍講肆陣圖、不忘武備。中興黎朝以後，因應朝廷和莫朝、阮主等長達260年的對峙和戰爭，朝廷在保泰二年（1721年）正式設立武學所，並設立教官，讓功臣子弟充「武生」，以學習武經略戰和武藝等。朝廷甚至要求文臣習武，以讓他們能夠同時帶兵打仗。《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191至195

科舉
後黎朝建國後，最初設立鄉試、會試、殿試等三級考試制，中興黎朝後因為戰亂，只設立鄉試、會試的二級考試制，並出現捐錢入試的情況。取士稱號上，士子軍民經鄉試中三場者，可以稱為「生徒」；中四場者，可以稱為「鄉貢」或「舉人」，並取得參加會試的資格。其後，殿試（中興黎朝後為會試）取錄者又各賜進士出身、恩格不等，但與中國不同的是越南有「缺魁缺甲」的特色，即一科中第一甲經常缺員，並不會隨意授予功名給沒有真才實學的考生。《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94至123場規上，文科的試場皆以竹籬為牆，考生按名冊分坐，越南考生行文寫卷時沒有中國的號房，而是用通風透氣的竹籠罩住考生，竹籠高三尺、闊四尺、每簡高三尺，各竹籠之間也有一定的距離，以符合越南炎熱的氣侯和經濟效益。《歷朝憲章類志》 （卷27）頁69

科舉策文的內容上，多分為治國方略、綱紀制度、德政民心、經濟財政、軍事武略、求才納賢等，後黎朝統治者除了遵從儒家理念外，也非常注重經世致用、古今為用的特點，他們往往在科舉中規定使用「洪德文體」，要求士子「文體用渾雅，禁用浮薄、險陂、難澀之詞；對陳時務，要斟酌得體，適於實用，不得泛為誇大」《欽定越史綱目》（正編卷33） 頁8，鼓勵士人批評時政，與中國明清兩代的八股套文形成鮮明的對比。《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135至144最初黎太宗在大寶三年（1442年）開科時，科舉時間或六年一科，或五年一科，未有定制，直至黎聖宗即位後始定為三年一科。此外，黎朝歷代還舉辦過東閣科、宏詞科、書算科、士望科、明經科等制科考試，以選拔各種人才。《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145至據歷朝憲章類志統計，後黎朝自從大寶三年（1442年）至昭統元年（1787年），共開進士科90科，收取約進士1752名；制科4科，收取中式者30名。《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93

武舉
文科以外，黎朝在保泰五年（1724年）設立武舉，三年一期，凡是天下軍民、武生俊秀、習武者皆可以報名參與，以選拔將才應付戰爭所需。黎朝沒有規定文舉者不得入武舉、武舉者不得入文舉，朝廷允許士子、軍民自由選擇交叉入試，如《黎朝造士登科錄》就記載許多越南人先考取了鄉貢，其後又通過武舉當官的例子。《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200至201

中興黎朝時期的武舉是「所舉」和「博舉」的二級制，所舉中式者稱「弁生」並取得參加博舉的資格。博舉參加的考生約600名，分別考較身材、技勇、弓弩、炮射、武藝、陣法、摔跤等，同時還要考驗其兵書、方略、詩賦的能力等，僅有能文能武者才能在武舉中式成為「造士」。按黎貴惇記載，考生能中式的比例僅約2.44%。《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203至204

授官上，「造士」第一甲授正六品武尉，第二甲授從六品武尉，第三甲授正七品副武尉，較清朝武進士的初授職品更低一點。《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199至205據統計，後黎朝自保泰五年（1724年）至景興四十六年（1785年），共開武舉科19科，收取約武造士60名、同造士140名。《越南科舉制度研究》 頁198

 外交 
 內帝外王 
儘管越南擁有久遠的「內帝外王」歷史，但後黎朝前三代君王均以「國王」自居而不稱帝國內《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凡詔器皆稱大王，則太祖辰之未稱帝已明。至如太宗、仁宗稱號，雖無明文，然聖宗卽位，至是八年矣，羣臣始請上帝號，則太宗、仁宗以前皆稱王號可知也。」，以免刺激明朝。直至黎聖宗在光順八年（1467年）十二月恢復「外王內帝」，制皇帝受命之寶，并對外採取「北和南征」的策略，一邊修好明朝，一邊向南擴張。其又仿傚中國朝貢制度，要求周邊小國朝貢後黎朝《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初七日、玉麻府土官琴麗來朝、進貢方物、蓋倣古者方岳之禮。」《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三)：「哀牢貢方物。」《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二)：「帝旣平占城，威震絕域，西方諸酋莫不率服。哀牢遣使臣郎儷齎方物來獻。鎭寧府土官琴公、順平州土官道貳及其弟道童、攸樸峒知州道慮，各以雄象、方物來貢。」，讓後黎朝成為中南半島的「小天朝」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60-61。

按照中國禮法，以小事大者必須使用真名《议处安南事宜》:「黎龙伪名浚，黎口口牵伪名敬，黎璇伪名谊，黎滢伪名晭，黎掎伪名譓。的名以事神祇，伪名以事中国，习相悖谬，致成乱阶，竟至微弱。」，但後黎朝沿用自李朝的做法，自黎利以降均以偽名奏報明朝葉向高《四夷考》:「其君長猶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赵佗故事，死則加偽諡。」，較李氏朝鮮、尚氏琉球等其他中國藩屬為異。越南史料中也往往把向明朝貢形容為「報聘」、「如明」、「交鄰」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十一月、遣使如明、楊文旦、范鑑、黄仁等歲貢。」《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九月二十一日，遣陪臣丁蘭、阮復、阮德輶等如明奏事」，而不像李氏朝鮮採用「朝天」等宗藩意味比較強的字眼《李朝實錄成宗實錄》：「臣嘗聞姜希孟朝天而還，馳到義州，夜半猶不閉城門...」。日本學者山本達郎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禮制對「內帝外王」的越南君主而言是巨大的恥辱，因此越南以偽名朝貢的另類方式來盡可能不傷害「對等」形式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149。

中國明清兩代均對後黎朝的「內帝外王」採取無視或容忍態度。明憲宗時期，曾有行人司官員指出他撿獲了使用後黎朝年號的僭越文書，並提議明朝出兵征討安南，卻最終被朝廷以「引啟邊釁」治罪《明憲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二十六)：「行人司行人王勉下錦衣衛獄。先是勉奉命廣西等處勘處安南事情，既還，上言安南國王黎灝久蓄不臣之心，僭立年號，擅興征伐，請兵往正其罪，事下兵部。以勉希求進用，引啟邊釁，當治罪。從之。」。清朝年間，李氏朝鮮也對中興黎朝私自使用年號產生疑問，例如1688年曾有朝鮮商隊漂流會安後被救，當朝鮮官員看見阮主文書中使用黎熙宗的正和年號時便感到驚訝，他們詢問說「安南文書中正和九年雲者，本國不為服從於大清而然耶？抑有僭稱天子之國而以正和為年號耶？願聞其詳」，而華商陳乾則回答說「其安南國者，昔日原為交趾之名，洪武年得雲南一省，棄交趾，任其進貢，往來不分別年號久矣，今我皇上以從大明古例，不與交量，任彼稱為正和，如日本者稱為貞享同也」。葉少飛《十六至十七世紀越南日本古文書中的“真”“假”國王與東亞世界秩序》

 中越關係 
明朝在王通撤軍并朝議放棄安南後《明史列傳第二百九》：「詔未至，通已棄交阯，由陸路還廣西，中官山壽、馬騏及三司守令，由水路還欽州。凡得還者止八萬六千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明朝和後黎朝關係仍然緊張。黎利通過頻繁朝貢和放還俘虜的明朝軍民1萬5607人《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六十四）：「侍郎李琦等使交址還。黎利遣頭目陶公僎等，貢金銀器皿及方物，且奏云：欽蒙 聖諭，土官軍民之家有藏匿朝廷官吏軍人及其家屬、軍器者悉送還。臣伏惟前者官軍征討除已死傷外，止存軍官二百八十人、民官及吏一百五十七人、旗軍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匹。臣謹具名籍，給饋餉、備舟船，與在官財貨、軍器等物及凡家口並已裝載回還，秋毫不敢有犯...」，使得中越關係逐漸正常化，最終明宣宗決定放棄黎利歸還兵器和擁立陳朝後裔的要求，轉而冊封黎利為「權署安南國事」，正式結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中越敵對狀態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此後，後黎朝基本上和明朝維持了相對穩定和友善的宗藩關係《震澤集》（卷11）：「昔在宣宗，始命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虔，間歲則貢，繼世則請」《屠康僖公文集》（卷5）：「（安南）數十年來，職貢必修，傳世必請，君命之臨必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辙。」王乾章《皇明百家文范》：「聖天子初即位，臨禦四方，詔萬國頒布正朔。而安南昔在臣順，奉職貢尤謹，頗效中華文獻之風，宜在諸國先。」潘希曾《竹涧集》：「臣等看得，安南国地方僻小，风俗鄙陋，虽习尚诡谲，而其敬事天朝以及使臣之礼，则靡所不至。」。正統元年（1436年）九月，明英宗才正式冊封黎利之子黎元龍（對明稱為黎麟）為「安南國王」《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二》：「朕祗膺天命，統御下民，覆載之間，咸圖康靖，矧爾安南，密比疆場。其權署安南國事黎利子麟繼承以來，克勤克慎，事上撫下，罔有怠違，今特封為安南國王，授以印章，俾永綏爾一國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授以駝紐塗金銀印《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一）：「印重百两，紉象駱駝，以金為之」，又賜皮弁冠服等《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九十）：「己巳，安南國使臣黎慎陛辭。命齎敕，並皮弁冠服、金織羅襲衣等物，歸賜其國王黎麟...」。這時期中越文化和技術交流頻繁，後黎朝的使者梁如鵠從中國引進雕版刻書技術《梁大王》抄本，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v.1845，頁 2，而使者陈驴則從湖南引進了髹漆技術《髹漆技艺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對於越南文化產業生重大影響。後來在黎聖宗的治理下，其時後黎朝「自負國富兵強，輒坐大」《明史列傳第二百九》（外國二 安南）：「灝雄桀，自負國富兵強，輒坐大。」，積極侵略占婆和老撾，并越境廣西欽州、土司安平州等地，與明朝爭訟不已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59-75。

到了莫氏篡黎時期，明世宗在收到黎氏舊臣求援後一度考慮出兵，但最後多方考慮下取消了出兵討伐安南莫氏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明朝降安南國格為「安南都統使司」（越南语：An Nam Đô thống sứ ty），改冊封莫登庸為從二品的「安南都統使」《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二百四十八》：「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賜銀印仍聽其行政治事。明朝此後均保持「不拒黎、亦不拒莫」的「以夷制夷」方針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89-93，以保持對越外交事務的主動權，安南的統治者從此沒有再得到過大一統的明朝冊封為國王，即使黎氏再興後也維持了同樣的情況。

明末清初之時，勢弱的南明勢力開始扔棄天朝上國的自尊，弘光、隆武、永曆政權均屢次遣使求援於中興黎朝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103《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八）：「二月，睁明帝幸駕駐蹕于南寧城，有勅諭王，資其兵象糧銃，以助恢勦。」，永曆帝改變了明朝一直以來的對越政策，重新冊封當其時的黎神宗為安南國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八）：「夏，五月，阮仁政等候明使齋封印到關，乃命禮部尙書少保楊郡公阮宜與戶部左侍郞阮壽春，僉都御史同仁泒，戶科都給事中阮策顯，提刑張論道，吏科給事中阮文廣等迎接回京。明使行頒封禮，宣制文曰：「朕惟帝王之興，務先柔遠，春秋之義，獨獎尊王。昔我皇祖，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盡入版圔，惟爾安南，獨承聲敎，禮樂衣冠，漸爲風俗，其食國家之恩者百世，貽子孫之慶者數傳，爾都統司黎，賢良夙昭，恭順不懈，宜德服龍荒，而聲馳象魏。當我隆武皇帝御極閩甸，爾獨航海來王，惟國家不寶遠物，臣人亨贄，祇嘉事大之誠，念要荒亦吾赤子，錫社分藩，所謂柔遠以德。朕以神宗皇帝嫡孫，爲四海臣民推戴，纘承大統，撫臨萬方，遠慕唐帝協和之風，近想漢宣兼臨之盛，値玆醜類犯順，爲我薄海同簪，楚蜀之壯士雲興，吳越之義旗響應，滅此胡虜，綏彼四方，嘉爾忠誠，深予眷注，是用遺詞臣潘琦，科臣李用揖持節封爾爲安南國王。鳴呼，葷服奉帝天之命，圭璧餘燕翼之休，君爾國，子爾民，耕桑亦屬帝德，荒服王賓服享，共球無怠前修。朕惟漢家銅柱之封，永綏南服，夏后塗山之會，再見中原，欽哉。」，甚至前所未有地冊封鄭梉為「副國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八）：「冬，十月，明差官捧齋勅印來，封清王爲副國王，其文曰：「朕惟祖宗肇有區夏，敎誔敷，禮信外藩，以廣國家屛翰。爾安南王黎氏，介在南服，世奉車書，戴德懷忠，欽承靡替，原其所致，則惟爾輔國政鄭梉乃祖乃父，後先同德，匡持翼賛之功，載在譯傳，夙昭國盟，傳至爾榭，功名盛著，夷屬傾心，匡主庇民，克修厥職，朕所鑒知。邇者朕蹕粤西，銳圖光復，憂勤宵旰，五載于玆，今川楚諸勳臣，相次入扈，大師率止，萬竈雲屯，我軍大振。向之環兵入衞者，已經次第引去，而爾鄭橄奉表稱貢，自春徂秋，接踵間關，罔敢廢墜，朕甚嘉之，雖排抑有徒，朕不爲間，是用特崇殊典，晉封爾爲安南副國王，錫之勅印，爾其祇受，以裕來玆，於戯朝廷置外藩，所以撫要荒弘捍蔽，承平則漸濡德敎，戡定則翊賛明威，維翰維城，無分中外，爾懋膺寵錫，務益忠貞，來輔黎氏，永修職貢，作朕南藩，永世勿替，欽哉。」，以換取鄭主每年銀二、三萬兩的資助《明末滇南紀略》頁126。1657年，西定王鄭柞繼位後對日益勢窮的永曆政權轉趨冷淡，而新興的清朝則向安南發出「懷柔」的信號，當永曆帝逃入緬甸而北方莫氏率先向清朝投誠後，中興黎朝不得不面對現實，徹底棄明投清。在與清朝的封貢期間，原來鄭氏並不願意交出明朝印敕，但當清廷態度強硬並發出斷交的最後通碟時《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之十八）：「己卯。禮部題、今歲安南國黎維禧、例當進貢。所受偽永歷敕印、屢諭繳送、遲久未至、始稱無繳送之例、今複欲委官臨關、當面銷毀、殊非尊奉天朝之禮。請敕廣西督撫、移文再行曉諭、速將偽敕印送京。准其入貢。否則絕其來使。從之」，鄭柞不得不交出永曆賜予的金印《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之十九）：「廣東廣西總督盧興祖疏報、安南國黎維禧、繳送偽永歷敕命一道。金印一顆。上嘉之。命封黎維禧為安南國王。遣內國史院侍讀學士程芳朝、為冊封正使。禮部郎中張易賁、為副使。」，從此成為清朝的藩屬國。鄭阮紛爭時代後，阮主政權不甘名份低於實際上是傀儡的黎朝皇帝，因此阮主開始使用「大越國王」的稱號，也曾經試圖繞過黎朝直接與清朝建立朝貢關係，但在康熙四十一年（1701）被清廷以「惟安南有黎在，未可别封」拒絕。

越日關係
250px|thumb|長崎到安南國的朱印船圖
250px|thumb|安南國王呈上長崎奉行書
日越之間的貿易形成和進行物物交換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16世紀初期，除了來自暹羅（泰國）和馬來西亞的貿易船，日本的朱印船在越南的港口也頻繁出入。而中興黎朝以後，鄭主、阮主都開始開放外國貿易和商館，日本的江戶幕府也有更多機會和後黎朝進行接觸，這時期鄭主、阮主兩個政權均以「安南國」的名義和日本往來；越日之間相互交換的存世國書達59件，其中58件的時間是1591年到1694年葉少飞《十六至十七世紀越南和日本古文書中的東亞世界秩序》。根據越方資料記載，當廣南阮主第一代領袖阮潢於十七世紀開放會安的港口時《國朝前編撮要》(卷之一):「由是清人及西洋、日本、闍(缺字)諸國商船湊集，漢風漸被焉。」，當地已經有數百日本商人聚居，阮福源更把養女阮氏玉華嫁給日本朱印船商人荒木宗太郎，賜名阮太郎。蔣國學《越南南河阮氏政權海外貿易研究》世界圖書出版社. 1999. ISBN 9787510028892.

 越朝關係 
後黎朝和李氏朝鮮的建國時間相當接近，彼此國祚亦頗長，兩國又是同文之邦，兩國使臣常借朝貢中國聚集的機會見面，尺簡往復，互贈土宜，因此越、朝之間在明清兩代的交往頗深，並留下許多酬唱、筆談的作品。當其時越南、朝鮮兩國各以自己的漢學水平為傲，因此彼此間存在文化競爭的情況，黎貴惇在《北使通錄》中就提到「沿途見中州官僚、士大夫問難談辨，殆如遇敵。又有朝鮮貢使，欽差伴送官，皆一時文豪，不以海外見鄙，累相接語。僕仰伏洪福，文字酬答之間，幸免輕哂，更見稱揚」，部份學者把這一現象稱之為「競華」張崑將《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羅樂然《綠鴨朱鳶千萬里──明清時期安南、朝鮮 赴華使節的文化交流與競爭》。兩國的交往，可參見十五世紀朝鮮譯官曹伸與後黎朝使者黎時舉魚叔時《稗官雜記》，達城君徐居正和安南使者梁如鵠《朝鮮王朝成宗康靖大王實錄》:達城君 徐居正卒。 輟朝、弔、祭、禮葬如例。 居正，字剛中，慶尙道 大丘人...庚辰，移吏曹參議，以謝恩使赴京，於通州館遇安南國使梁鵠，乃制科壯元也。 居正以近體詩一律先之，梁和之，居正卽酬連十篇，梁嘆服曰: 「眞天下奇才也。」；十六世紀的朝鮮使者李睟光與中興黎朝使臣馮克寬李睟光《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李睟光《芝峰先生文集》；十八世紀的朝鮮李商鳳和中興黎朝使臣黎貴惇等李商鳳《北轅錄》。

 經濟 
錢幣和稅例
1428年，黎利又下令修造全國田簿户籍，踏勘澤洲田土、金銀等礦穴，清查人口，制定賦稅。《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十五日，修田簿户籍等務。旨揮各府縣鎮路、踏勘澤洲田土，并金銀等穴，并本山出産及舊額税，及勢家人民絶嗣，皆入爲官迯軍等項田土，至己酉年二月中旬上呈。戊申籍己酉簿，癸丑年四月造簿籍，并開出僞官逐項。」《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五):「順天三年〈明宣德五年〉夏六月，定稅額，頒律例。」1464年，黎聖宗又下旨禁止以僞錢換税錢。1471年，黎聖宗首次訂下了人丁稅例，為「每人納錢八陌」，而植桑養蠶的地方則按三等繳納稅錢陳文源《大越史記全書》洪德二年九月二十六日。1498年，黎憲宗重定了桑蠶生絲稅例，定明「何社有植桑者，許一半納。生絲每畝一斤八兩，每斤準錢八陌。」；人丁稅例則改為「每子全年古錢一貫二陌，生徒、黃丁、老項，二丁準爲一率。殘疾不具，不能生理者，竝免。有能生理，徵身稅半分」。

黎利建國後，下令鑄「順天通寶」，五十文爲一陌，改變了陳朝時以七十文為一陌的計算方法，其後每位黎朝皇帝都會鑄造自己年號的通寶。黎太宗時，由於庫吏收税經常揀擇拒斥舊錢，他便下令禁止官方和民間揀擇破鈌銅錢，只要銅錢仍能穿繩便必須流通使用。1439年，黎太宗下令以六十文為一陌，再次改變了黎太祖時貨幣單位的計算方式。至黎聖宗時，他在1462年與1486兩次重申禁止拒斥銅錢的命令，并於1464年第一次明確表明「私鑄銅錢」有罪。陳文源《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八月，聖旨犯偷籴珠及私鑄銅錢罪，首從有差。」

陶瓷與絲綢
黎朝時期繼承了北屬以來發展的陶瓷產業，當其時全世界只有中國和越南有能力燒制青花瓷，而同時期的明朝進入海禁期，越南的陶瓷出口遞補了高溫瓷器市場，并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紀維持海外貿易的黄金時期，學者統計僅在1669到167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進口了超過772，600個越南生產的陶瓷黃英俊《17世紀末東亞貿易背景下的北河瓷器貿易》。與此同時，越南的絲綢生產工藝在黎朝得到長足進步，據學者統計，越南在十七世紀能夠每年生產約130-150噸生絲，製造近10000件絲織品李塔娜《16-17世紀越南北部海外貿易與社會變遷初探》頁4。當時越南的山西省便以善於製造絲織品著名，黎貴惇在《見聞小錄》就記當地「多桑洲，尚蠶織。下會、天姥、綺羅、中端、大馮等社善織絹、紬、綾羅各項與厚絹...艾梂社能作倭緞，備青紫碧黃各色不減北國」黎貴惇《見聞小錄》（卷六）。十七世紀，曾經漂流到越南的朝鮮人趙完璧記載「（安南國）桑則每年治田種之如禾麥。摘桑以飼蠶。絲絹最饒。無貴賤皆服之」李睟光《芝峰先生文集》，漂流到會安的金大璜也記載阮主地區「山林都是桑麻，一年再稻八蚕」陸小燕《17世纪朝鲜人赵完璧和金大璜的安南之旅》。

海外貿易
中興黎朝的貿易方面，鄭主等統治者通過積極減免商稅，修築「千里路」等促進貿易《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八)，又批准讓荷蘭人來往北河庸憲開設商館，在1637年到1680年間，平均每年有 27.89萬荷蘭盾(約等於白銀9萬兩)的交易產生；後來中國人、日本人、暹羅人來越南貿易者達2000餘家，舖憲(興安)，渭黃(南方)等地形成十分繁榮的商貿之地，而當時的升龍(河內)也是相當發達的絲綢和瓷器貿易中心，每年交易量價值45萬貫李塔娜《16-17世紀越南北部海外貿易與社會變遷初探》頁3。朝鮮人趙完壁提到當時的越南人經常會在春初把金錢交給妻妾們買賣營生，每當外國的商船到底時，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妻妾子女們都會前往列坐交易，甚至出現和日本商人討價還價、婚配的情景。王鑫磊《由东极抵交南”：十七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

礦業
黎襄翼帝時曾經定下金、銀稅例，金為金二千九百一兩六錢九分五釐一絲、銀為六千一百二十五兩九錢八分四釐八毫，後世的嗣德帝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則批評「是辰土宇未廣，安有金數多如此？不免失眞」。中興黎朝時期，由於當其時越南落後的開採技術，鄭主選擇把開採權委託給清人礦工，朝廷只收取牌照費和稅，當中礦工又以潮州、韶州人為多。其時越南主要礦場，包括宣光聚龍銅廠，南昌隆生銀廠，興化呈爛、玉碗銅廠，太原爽木、安欣、廉泉、送星、務農銅廠，金馬三弄金廠，昆銘鉛廠，諒山懐遠銅廠等。

 文化 
按明清兩代和外國涉越的史料，它們均記載後黎朝時期越南人的特色是黑牙、赤腳、披髮、愛喫檳榔等。明朝正德年間，潘希曾曾在《南交紀事》寫詩形容越南風俗，詩云「祝發無男女，加冠別縉紳；黑牙喧鳥雀，赤腳走荊榛。席地多盤膝，操舟悉裸身；野棲茅覆屋，露積竹為囷」。萬曆年間，王在晋曾在《海防纂要》提到其拯救的海難「交趾夷」（即越南人）習性，他指「人皆被發裸下足，盤屈蹲踞為恭，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國人讀孔孟、五經、四書，念南無阿彌陀佛。男女行大小禮，嫁娶婚姻以時」。同一時期，嚴從簡在其著作《殊域周咨錄》中亦提到「（越南人）平居不冠，立常父手，席坐蟠足。謁貴跪膝三拜，侍客以檳榔，嗜酸鹹海味」，朝鮮人趙完壁也曾提到越南人「其國男女皆被髮赤腳。無鞋履。雖官貴者亦然。長者則漆齒...唯常喫檳榔，以靑葉同食，未知爲何物也」。十七世紀時，出生在河內的荷蘭人塞繆爾·巴倫（Samuel Baron）亦以繪圖集詳細地記錄了17世紀中興黎朝的風土人情、人民日常生活和景觀：

清朝的查繼佐在《罪惟錄》則更詳細地描寫中興黎朝時期的越南風土人情，他指「其人被發，以香蠟膠成一縷，跣足。男女衣皆大領，下衣無折圍裙，無褲。唯王與官間用冠帶靴襪。貴者稱翁，言大官也。地止有燒酒、牛羊等，火炙割啖之。嚼檳榔，唇皆紅，而齒必用藥物涅之令黑，有白者，俗笑之...文字與中國同，俗淫，男女祼對不避。大貴者有轎，盤踞其上，從王浚者或全體裸，名曰“好漢”。兵無甲胄，披大袖青衣。兵器有銃砲、藤牌、𬬰刀...」。乾隆年間，官修的《皇清職貢圖》則指越南人「性狡詐，好浴，信鬼神，重喪祭，附山耕稼，樹桑濵海，捕魚煮鹽。男子戴大白草帽，形如覆鑊，長領大衣，手持蕉扇，曳履而行。貧者則短衣、赤足，勤於耕作。婦女以帕䝉首，長衣、長裾、納履，露踵相見，以㯽榔為禮，善紡績烹飪之事」。

 歷代君主 
黎初朝

黎中興朝

 世系图 

 参考文献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校合本 大越史記全書》（全三冊），陳荊和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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