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

蒙古帝國（1206年－1368年9月14日），正式国号为大蒙古國（），強盛時是一个横跨欧亚兩洲的全球帝國，也是歷史上鄰接版圖最遼闊的國家。13世紀前期至中葉，蒙古人在其武力最興盛的時期曾發動三次大規模的蒙古西征。在此之後的元憲宗九年（1259年）至至大二年（1309年）之間，蒙古帝國體系的最大疆域曾達到約2,400萬平方公里。元太宗六年（1234年）滅金後，蒙古人在窩闊台統治下於華北建立了统治。元憲宗九年（1259年），蒙哥去世，拖雷家族爆發內戰，使帝國走向瓦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同期亦存在西边的四大汗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被汉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灭亡。元朝残余势力被驅趕至長城以北，史稱北元，北元瓦解後蒙古各部取消元朝的漢式帝號，其残余势力對於歐亞大陸的影響力亦逐漸式微，漠南、漠北蒙古皆于17世纪降于清朝，而四大汗国的最后残余势力亦于20世纪初灭亡。

蒙古帝國是由蒙古人铁木真在漠北草原所建，據《蒙古秘史》，其創始於斡难河河源，通常認為創建時間約為鐵木真征服蒙古高原各部落（塔塔尔、泰赤乌、蔑儿乞、乃蛮、克烈、汪古以及由尼伦和迭列斤两大部落组成的蒙兀王国等）並始有「成吉思汗」之稱號時的元太祖元年（1206年）。蒙古帝國建立後屢次對外擴張，成吉思汗在位時開始征伐西夏、金朝、西遼、花剌子模等國，其繼承人又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西征，至元憲宗九年（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占领包括蒙古高原、中國西北、西南、東北、華北、中亞、西亞以及東歐在內的廣大地域。

第一次西征（1219年－1221年 / 1223年）由成吉思汗發動並為主帥，滅西遼、花剌子模、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并越過高加索山擊破钦察人各部。

第二次西征（1236年－1242年）於窩闊台汗在位時期發動、以拔都為主帥，首先征服了伏尔加保加利亚（卡马突厥国），接著滅亡位於东欧平原的基輔羅斯，進而擊潰波蘭王国，又使匈牙利王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等國大敗，前锋遠達当时義大利威尼斯共和國東部在匈牙利治下的达尔马提亚以及現今原南斯拉夫地区的拉什卡。

第三次西征（1256年－1260年）於蒙哥汗在位時期發動、以旭烈兀為主帥，滅亡了木剌夷（暗杀组织）、兩河流域的阿拔斯王朝，並重創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蒙古军曾短暫占领叙利亚，后被新兴的马木路克王朝發起征伐而驱逐）。蒙古帝國在三次的西征中共侵吞40多個國家。

然而，在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稱“大蒙古國皇帝”，並與阿里不哥爭位引發了內战，使蒙古帝國走向分裂。尽管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年）击败阿里不哥，然而他主張其承襲了“蒙古大汗”之位的繼承權並沒有獲得一致承認，直到元成宗時期才達成內部共識，使元朝名义上的宗主地位獲得認同；原屬蒙古帝國的朮赤後王封地、察合臺後王封地、窩闊臺後王封地和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封地取得事實上的獨立地位，被稱為四大汗国，分别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窩闊臺汗国和伊兒汗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宣布定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蒙古语国号全稱“大元大蒙古國”。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灭南宋。自此被元朝控制的領地包括蒙古高原和現今中國大部分地區。实际处于独立地位的四大汗国與元朝之间互不统属，战争不断。在忽必烈身故後，其繼任者元成宗與四大汗國達成協議，以元朝皇帝為名義上的“蒙古大汗”。之後四大汗国的疆土又陆续经历演变，其中窩闊臺汗国和伊兒汗國分别于至大二年（1309年）和至正十五年（1355年）灭亡。

漢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興起後，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撤出中原汉地，蒙古人被驅逐到長城以北的塞外，標誌蒙古帝國灭亡。元朝残余势力退回至蒙古高原地區，史稱北元。天元十年（1388年）北元瓦解，之後蒙古草原東部的韃靼首領繼承了“蒙古大汗”的稱號，與其西北部的瓦剌以及明初羁縻下的兀良哈等勢力並立，但這些明代蒙古勢力的控制範圍此後僅局限於蒙古高原。到了17世紀，漠南、漠北蒙古先后于明崇禎八年（1635年）、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投降清朝。此外，明朝亦长期和同時代的察合台汗国、欽察汗国繼承國及其他已突厥化的小汗國並存，直到18世紀蒙古人建立的主要汗國均致滅亡。

國號
「蒙古」本種族之名，為游牧於不兒罕山近旁之小部落，不兒罕山者，今蒙古國肯特省北境克魯倫河（額爾古納河上流）、鄂嫩河（石勒喀河上流）間肯特山之支脈也。十二世紀初期，原蒙古諸部建立了具有國家政權性質的「合木黑蒙古」國，並在史書上留下了相關紀載。十二、十三世紀之交，成吉思汗崛起於此，吞併附近諸部落，並征服亞洲之北部、西部，逮其子孫，復席捲亞洲之大半，及歐洲東部，於是類蒙古、非蒙古諸部落，皆稱「蒙古」，旋更以之為國號。元世祖忽必烈，致書日本，自稱「大蒙古國皇帝」。「大朝」與「大蒙古國」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漢譯。後者為直譯，前者為簡譯。在此簡譯中，省去種族之稱的蒙古，並將原義為「人民」、「國家」的Ulus一字，依漢人的觀念，譯為「朝」字。

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在進攻南宋取得不斷勝利的形勢下，元世祖採納劉秉忠、王磐等漢臣建議，建「大元」國號，《建國號詔》曰：「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其意為「極大」，表明本朝疆土超過以前所有的王朝。元朝建號以後，原「大蒙古國」國號在漢文文書中不再使用，但蒙文文書中通常兩者並稱「大元大蒙古國」（八思巴文：，轉寫：）。 元的國號，「大元」是全稱，「元」是簡稱；又「明」、「清」也是簡稱，「大明」、「大清」才是正式的全稱。

元朝時，「中華一統」的觀念掀開了新的一頁。元朝的中外觀念是合一體內的中外為「中華一體」的觀念。元吳師道詩：「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檄不須論。」把原來視為外的地區「比於內地」，即元朝視全國為「內地」，中國包括中原、邊疆各民族在內。所謂「五色四夷之國（）」，是蒙文史料中形容蒙古帝國所統屬的諸國家和民族的名稱。似乎是早在蒙古帝國時代已經使用的名詞。在明代蒙文著作中，蒙古人自述有一「五色國」，這一說法反映了他們的宇宙觀和民族觀。史界對「五色國」尚有不同解釋，有的認為是指青、紅、黃、白、黑五種顏色所代表的五個國家，青代表蒙古，紅代表漢，黃代表回回，白代表高麗，黑代表吐蕃；有的則認為五色來自佛教術語的五方色，即東方黃、南方紅，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四夷」就是，元朝統治下的蒙古、漢、吐蕃、高麗和回回等蒙古人所熟悉的五個大民族以外的歐亞眾多弱小民族或部落。

歷史
蒙古源流
源出室韋

蒙古部落的名稱最早出現於唐代。那時，在狃越河（今洮兒河）以北，西至俱輪泊（今呼倫湖）周圍，東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龍江的地域內，分布著許多許多被統稱為「室韋」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個「蒙兀室韋」部。蒙兀就是蒙古（Monggol）的唐代音譯。《舊唐書·北狄·室韋傳》記載：「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

大山指今大興安嶺，望建河即今額爾古納河。根據這段史料，蒙兀室韋部的居地應在額爾古納河下游東南的大興安嶺北端地區。十三世紀蒙古人的歷史傳說稱，他們的祖先原來居住在名為「額爾古納昆」（Ergunequn，qun意為山崖）的地方，應是指額爾古納河附近的山林地帶，和漢文史籍所載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證。

大約在唐代後期（九世紀下半葉），蒙古部落從興安嶺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帶遷移。隨部落的分行，所佔地盤逐漸擴大，有一部分遷到了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兒罕山（今肯特山）地區。成吉思汗的先世就屬於這部分蒙古部落。

蒼狼白鹿

元代史籍記載下來的蒙古人祖先傳說，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遷徙的歷史過程。《元朝秘史》一開頭就講述蒙古人的起源，說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蒼色的狼（孛兒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馬闌勒，qo'ai-maral）相配了，渡過騰汲思海子，來到斡難河（鄂嫩河）源頭的不兒罕山立下營盤，生了個兒子名巴塔赤罕。傳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鎖豁兒有四子，遷移出去成為朵兒邊部（Dorben，意為四）；弟朵奔篾兒干娶豁里禿馬惕部女子阿蘭豁阿為妻，生二子，其後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後，阿蘭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長不忽合塔吉，後裔為合答斤部（名見《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後裔為撒勒只兀惕部（名見《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譯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兒，後裔為孛兒只斤部，從這一支又分衍出約二十個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兒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稱為「始祖」。

阿蘭死後，兩個大兒子的子孫同其他各支蒙古人組成了蒙古迭兒列斤氏部落，即一般出身的蒙古人；三個小兒子的子孫組成了尼倫部落，因為他們是閃耀著神的光輝的後代，因此被看作純潔出身的蒙古人。其中第五子孛端察兒的後代稱為孛兒只斤氏，這就是成吉思汗所出生的氏族。自孛端察兒起，又傳了七代，到了合不勒的時候，他統一了蒙古尼倫部，並開始稱汗。

 合木黑蒙古 

十一世紀時，居住在大漠南北的塔塔兒、蒙古、克烈、汪古等部結成以塔塔兒為首的聯盟，共同反對遼王朝的統治，因此，「塔塔兒」或「韃靼」曾一度成為蒙古草原上各部的通稱。十二世紀初，由女真貴族建立的金王朝取代了遼王朝，蒙古部轉歸金朝東北招討使管轄。這時塔塔兒聯盟已經瓦解，蒙古部在合不勒汗（成吉思汗曾祖父）的統領下強大起來。合不勒汗（生卒年不詳）又作「葛不律寒」、「哈不勒罕」。蒙古孛兒只斤部首領，成吉思汗曾祖父。以乞顏為氏，統一蒙古部，始稱汗，被尊為「全體蒙古人」（合木黑忙豁勒）的首領。

當時金朝的皇帝是金太宗完顏晟（1123年—1135年在位），他想籠絡合不勒汗，便派人請合不勒汗到金國宮中，設宴招待。在這次著名的宴會上，合不勒汗抓住金帝的鬍子，肆意戲弄，導致蒙、金關係迅速惡化，金帝便利用塔塔兒部幾次攻打蒙古。最初金熙宗乃用其將領完顏宗弼之謀，誅其臣完顏昌，完顏昌遺族遂與合不勒進攻金人於漠北，金將完顏宗弼屢次征伐而不能克，從此金人北受蒙古之侵襲，而不能用全力南侵中國。金主於宋紹興十六年（1146年）八月，調功臣皇叔完顏宗弼由南線回朝。奉命親率中原精兵8萬之眾，出征蒙古，大小數十仗，屢戰不勝，不得不於宋紹興十七年（1147年）三月，與蒙古訂立協議議和，並把西平以北27團寨，割與蒙古，每年供應蒙古相當數額的牛羊米豆，並冊封合不勒汗為「蒙兀國王」，才得罷兵修好。

蒙古可汗合不勒死後，姪兒俺巴孩被推選為可汗。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親，為女兒送嫁途中，被塔塔兒部的主因人俘虜，送給了金熙宗。金熙宗將俺巴孩釘死在木驢上。合不勒之子忽圖剌繼而當選為可汗，率部向塔塔兒人發動復仇的戰爭，然而前後十三次開戰，也未能替俺巴孩可汗報仇。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忽圖剌的姪兒，乞顔部的也速該帶領部眾攻打塔塔兒人，取得了勝利，並且活捉了塔塔兒人豁里不花與鐵木真兀格。鐵木真兀格是一位勇士，也速該心存敬仰，便把他放了。當也速該返回鄂嫩河邊的營地時，夫人訶額崙生下一個男孩，也速該十分高興，索性將孩子取名為鐵木真，這便是日後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

鐵木真9歲時父親也速該被塔塔兒部人毒死，孛兒只斤氏族族眾離散。最後導致合木黑蒙古國的分裂：以泰赤烏部首領塔里忽台為首佔據鄂嫩河流域；以札達蘭部的札木合為首佔據額爾古納河流域；主兒乞部撒察別乞、台出為首佔據鄂嫩，克魯倫河流域。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真恢復了合木黑蒙古國，但是鬥爭仍未結束。

 鐵木真統一漠北 

蒙古部族的原居地為今黑龍江上游、蒙古東部，為唐時室韋部落之一，稱蒙兀室韋，亦有說是出於韃靼，甚至是匈奴或吐蕃的後裔。現今，東胡說已成為蒙古族起源的主流學說。南宋前期，蒙古分為許多單位，其中之一為乞顏部，據今土拉河、鄂嫩河、克魯倫河上源的肯特山。其他重要部族，在東方為貝爾湖附近的塔塔兒，在西方為蒙古中部的蔑兒乞、克烈，及科布多一帶的乃蠻，名義上大都臣服於金朝，形貌語言風俗習慣迷信大致相類。其間部眾最多者，為乃蠻部落，居也兒的石河上流，及大金（阿爾泰）山脈連亙之地。西隔一沙漠，與突厥種之畏兀兒相接。北界小金山與突厥種之乞兒吉思謙謙州兩部之地為鄰。東界哈拉和林諸山，與克烈部連界。時克烈之居地達於斡難怯綠連兩河之源，克烈部以北之地屬蔑兒乞部。別有斡亦剌部，則據有構成昔之謙河（今名葉尼塞河）之八水灌溉之地。札剌兒部分為十部，部各有長，結幕於鄂嫩河畔，共有七十千戶塔塔兒部居女真舊境邊界附近，捕魚兒湖一帶。

十二世紀，蒙古草原部落林立，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經過長期的戰爭兼併，至十二世紀末葉，形成了塔塔兒、克烈、蒙古、蔑兒乞、乃蠻等相互結仇很深的五大部落集團，雄據南方的金朝也已衰弱，為蒙古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鐵木真9歲時，其父也速該被塔塔兒人毒死。殘酷的現實使鐵木真認識到，要保存自己，恢復祖業，就要依靠和聯合一個強大的部落。於是在其父的「安答」克烈部首領脫里罕庇護下，收集離散部眾，力量逐漸強大。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被推舉為汗。

鐵木真稱汗後，為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鞏固汗權，展開了奪取東部地區的鬥爭，宋慶元元年（1195年）和宋慶元二年（1196年），金朝兩次出兵攻打塔塔兒部，鐵木真聯合克烈部助金朝大敗塔塔兒於活勒札河（今烏力吉河），在回軍途中攻滅背叛盟約，抄掠其奧魯（老小營）的主兒勤部。鐵木真既獲得金的封賞，又消滅了與之爭奪汗位的乞顏氏中的長支貴族，名聲大振。

宋慶元四年（1198年），金朝又遣軍征討弘吉剌、合答斤、山只昆等部。金朝的這幾次征伐，為鐵木真奪取富饒的呼倫貝爾草原掃清了障礙，鐵木真的實力迅速增強，引起貴族們的敵視，開始了與貴族聯盟的一系列戰役，最初由只剌札木合糾集泰赤烏等十三部3萬軍進攻鐵木真，鐵木真汗組成十三翼（古列延）迎戰於鄂嫩河附近的答蘭版朱思。鐵木真失利。後魯的主兒扯歹、忙兀部的畏答兒、晃勒壇的蒙力克率部歸附鐵木真，鐵木真力量日益壯大。

宋慶元六年（1200年），弘吉剌、朵兒邊、塔塔兒等十一部復聚會於阿雷泉，盟誓與鐵木真、王罕為敵。鐵木真得到其岳父的密告，乃會同王罕與十一部聯軍戰於捕魚兒海子（貝爾湖）附近，貴族聯軍大敗。翌年，被擊敗的貴族們再聚刊河（今根河），推札木合為「古兒罕」 ，誓與鐵木真為敵。鐵木真認真備戰，與王罕軍於海剌兒河（今海拉爾河）附近再敗貴族聯軍，鐵木真為鞏固後方趁勢攻滅了察罕塔塔兒、按赤塔塔兒等部，完全佔據呼倫貝爾草原。

宋嘉泰二年（1202年）秋，闊亦田之戰（約在哈拉哈河上游），又大敗由乃蠻杯祿汗拼湊起來的斡亦剌、泰赤烏、塔塔兒等部殘餘勢力的聯軍，札木合率部投王罕。至此，結束了與貴族聯盟之戰，鐵木真與克烈部王罕長期結盟。不久王罕背盟，加上札木合等的離間，鐵木真與王罕關係惡化。鐵木真曾欲以聯姻修補裂痕，遭到拒絕，王罕、札木合等設計謀殺鐵木真未成，又突襲之。鐵木真倉卒應戰於合蘭真沙陀（約今內蒙古自治區東烏珠穆沁旗北境），因眾寡不敵，退至合合河（今哈拉哈河）上游整軍。此時，札木合等與王罕分裂，鐵木真偵知王罕無備，秘密包圍，激戰三晝夜，王罕父子敗逃，先後被殺。鐵木真獲得從未有過的勝利。

最後一個對手是乃蠻。為準備與乃蠻的決戰，鐵木真按千戶制組編軍隊，設扯兒必那顏（統領）統率；又成立護衛軍，設80宿衛，70散班（魯華），軍隊更加強大。宋嘉泰四年（1204年），納忽山之戰中乃蠻軍一觸即潰，太陽汗負傷死，鐵木真進抵阿爾泰山前，盡降其餘部，完成了統一漠北諸部的大業，為大蒙古國和以後元朝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鐵木真征服乃蠻部後，為追擊王罕之子桑昆，為進攻金朝，解除對翼側的牽制，向西夏伸出觸角進行試探。蒙古軍於宋開禧元年（1205年）三月，從也兒的失河不黑都兒麻地區回軍，經察罕泊、鄂洛克泊南下，進至西夏居延海（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東南50里處圍攻力吉里寨。該寨修築堅固，但蒙古軍在短時間內攻克，並將寨牆和基礎全部平毀。接著分兵進攻瓜州（今甘肅省瓜州縣北部）、沙州（今甘肅省敦煌市）等地，又東攻定州（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之乞鄰古古撒城和龍州（今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臨河區）落思城。掃蕩黃河西岸、北岸，帶著許多戰利品和駱駝、牲畜後還軍鄂嫩河。

大蒙古國建立
元太祖元年（1206年）春，鐵木真下令建九腳白旄纛，在鄂嫩河源頭召開忽里勒台，即皇帝位，建立大蒙古國（蒙古語「也可·蒙古·兀魯思」）。薩滿教巫師闊闊出聲稱得到上天的啟示，命鐵木真為普天下之汗、諸王之王，諸王群臣共上尊號稱他為「成吉思皇帝」。成吉思一詞的含義，有「海洋」、「有力」、「天賜」、「偉大」等諸多不同說法。此後，成吉思汗邁出了建立封建統治秩序的步伐。他將千百戶制度普遍推行於蒙古各部，以千戶、百戶、十戶的形式把全體蒙古人民組織起來，並封那些有功的那可兒們為千、百、十戶長，進行統管，且其職位世襲，史稱「莎余兒合勒」（即恩賜、分封之意）。這樣，千戶便成為蒙古社會最基本的行政軍事單位。不僅如此，成吉思汗還把蒙古國的臣民百姓視為自己的家產，除自己直接管領一部分人外，其餘部民均分封給自己的母親和兄弟子，他們每人得到若干千戶，稱為「忽必」。與此同時，成吉思汗還擴建了原有的怯薛（護衛軍），形成了一支由其直接掌管的萬人常備軍，其中包括千名宿衛士、千名箭筒士及八千名散班。這些官兵均由各級那顏及平民的子弟擔任，他們自備馬匹、武器和給養，而且還可以隨身帶有自己的「伴當」。因此，這些「怯薛」（護衛士）的身份往往高於在外的千戶長。除此之外，成吉思汗通過創制蒙古文字、設立也可扎魯忽赤（「扎魯忽赤」漢譯為「斷事官」）及編定《大札撒》等措施，建立起了大蒙古國的封建統治制度。至此，蒙古族的游牧宗法奴隸制開始向宗法封建制度轉化和過渡。

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成吉思汗俘獲畏兀兒人塔塔統阿後，因他精通本國文字，就命他教子弟學習。其後又有不少畏兀兒人被用為蒙古貴族子弟的教師，他們對蒙古文的創制做出了貢獻。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之前，蒙古沒有成文的法規，人們遵行的只是傳統慣法。大蒙古國建立後，創制畏兀兒蒙古文，成吉思汗就用它發布命令、登記戶口、制定了具體的法律條款，稱為《大札撒》（漢譯作《成吉思汗法典》、《成吉思汗大法》）、記錄所辦案件等，成為加強統治的重要輔助手段。《成吉思汗法典》頒布實施於元太祖元年（1206年），是世界上應用範圍最廣的成文法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憲法性文件。《成吉思汗法典》建立了以民主為基礎的行政權與司法權分立的共和政體和一系列制度，其中，以兩權制約為基礎的判例制度比英國的判例制度產生早近600年。

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任命其養子失吉忽圖忽為大斷事官。由大斷事官專門負責掌管民戶的分配。成吉思汗又命失吉忽圖忽審斷刑獄詞訟，負責懲治盜賊、察明詐偽、施以刑法。大斷事官實際上是大蒙古國的最高行政官，相當於漢族官制中的丞相。大斷事官之下還有若干斷事官作為僚屬。此外諸王、貴戚、功臣有分地者，也各置斷事官治其本部百姓。

對外擴張

征西夏

成吉思汗在建國前的宋開禧元年（1205年），率軍第一次入侵西夏。這次只是小規模的掠奪。元太祖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肯稱臣納貢，再次興兵，攻陷西夏北部重鎮斡羅孩城。一年後的元太祖四年（120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發兵，抵斡羅孩西關口。當時西夏皇帝為夏襄宗李安全，他令皇子李承禎為元帥，大都督府主高逸為副，率兵五萬抵擋，大敗，高逸被俘而死。蒙古軍再攻斡羅孩城，守將出降，太傅西壁訛答在城內堅持巷戰，仍不免力屈被俘。蒙古軍長驅直入，進逼中興府的外圍要隘克夷門（賀蘭山關口）。李安全急令嵬名令公率軍五萬拒戰。嵬名令公堅持了兩個月，最後中了蒙古軍的埋伏，兵敗被擒。克夷門既下，蒙古軍進抵都城中興府。成吉思汗派遣所俘的西壁訛答太傅入中興府談判，曉以利害。李安全自知難與蒙古軍為敵，遂將女兒察合公主獻給成吉思汗，表示願降蒙古，歲歲進貢，聯蒙抗金。至此，成吉思汗實現了他的戰略目標，他得以專心進攻更主要的敵國──金朝。屈辱的求和，加劇了西夏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不久，李安全被廢而死，他的堂侄李遵頊被立為帝，是為夏神宗。但在夏神宗之後，西夏仍然不能有效地抵御剽悍的蒙古騎兵，在成吉思汗四海揚威之際，終至亡國。

成吉思汗的三次征西夏，掠奪了大量人口、財物以及牛羊、駱駝等，同時也鍛煉了軍隊，更重要的是戰略上取得了偉大勝利，他雖然沒有徹底征服西夏，但卻使西夏內部產生了動蕩不安，矛盾加深，因而造成政權一再更迭，國力大衰，沒有能力與蒙古人抗衡，進而動搖了夏金聯盟，解除了西夏對蒙古國的威脅。從此以後，成吉思汗集中全部精力和全部力量，來對付他的主要敵人金王朝了。但從元太祖十一年（1216年）起，由於成吉思汗在進攻金朝和西征西遼的過程中，不斷向西夏征兵、收貢，使西夏統治者感到負擔十分沉重，於是對蒙古漸漸疏遠。這樣，又引起蒙古的不滿，侵西夏的戰爭又爆發了。

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大將木華黎為太師國王，率軍侵金。木華黎南下進攻金朝的同時，又一次派軍隊攻打西夏。當年十二月，蒙古軍踏冰渡過黃河，長驅直入，很快包圍了中興府，夏神宗李遵頊心驚肉跳，帶著幾個手下人和嬪妃逃到西平府（即靈州），讓太子李德任守城。面對強敵，西夏軍無力抵抗，李德任不得不向蒙古軍隊請降，蒙古軍隊勝利，木華黎率軍隊返回金朝戰場。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十月，木華黎由東勝渡河，準備經過西夏，進攻金朝的陝西地方。李遵頊惶恐不已，急忙派大臣塔海去迎接木華黎，又派塔哥甘普領兵五萬，追隨木華黎進攻金朝。心力交瘁的李遵頊無力支撐危局，於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把王位讓給次子李德旺，自稱太上皇隱退。李德旺即位後深感蒙古勢力的可怕，想乘成吉思汗西征之機，聯合漠北諸部落，組成抗擊蒙古的聯盟。當時成吉思汗正率軍西征花剌子模國，得悉西夏「陰結外援，蓄異圖」的密報後，雖知情況緊急，無奈戰事正緊，無法脫身，故令木華黎之子（木華黎已去世）孛魯，迅速從金朝回兵進攻西夏。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九月，蒙古軍襲擊西夏，大破銀州（今陝西省榆林市南），夏兵10萬人戰死，守將塔海被俘後遭到殺害，蒙古軍擄掠牲口、牛羊達數十萬之多。西夏主李德旺不得不再次向蒙古表示臣服，蒙古軍退走。西夏在蒙古軍隊的一再打擊下，離最後的覆亡已為期不遠了。

征金

元太祖六年（1211年）秋，金朝邊境烏沙堡（在今內蒙古鑲黃旗境內）遭到成吉思汗的大將哲別的進攻。金兵統帥獨吉思忠領兵抵御，戰敗退兵，蒙古軍乘勝而進。從此拉開了成吉思汗攻金的序幕。金是蒙古諸部的宗主國，成吉思汗曾助金擊滅塔塔兒，以獲得金帝所授「察忽魯」（部長）之職為榮耀，在他即大汗位之後，仍每年親自赴金邊境入貢。金又是蒙古的世仇，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禿兒等都慘死於金人之手，成吉思汗常「念其欺凌」，誓為復仇。元太祖三年（1208年），金章宗死，衛紹王完顏永濟即位，即位之後，他向蒙古遣使下詔書，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受。成吉思汗問：「誰是新皇帝？」金使答：「衛王。」成吉思汗南面而唾，說：「我以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人做，這等庸懦之輩也配嗎？豈能向他跪拜！」言罷策馬北。完顏永濟從金使那裡聽到這個消息，便陰謀趁成吉思汗下次入貢殺之。成吉思汗得到密報，遂與金朝絕交，嚴兵設備，並於元太祖六年（1211年）先發制人，親率大軍南下，於是有了烏沙堡擊敗金將獨吉思忠之役。金兵潰敗，獨吉思忠以失於防御被解職，由完顏承裕主持軍事。完顏承裕不敢正面抗擊蒙古軍，一路撤退，退至宣平（今河北省張家口市西南），以大軍三十萬守野狐嶺（今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區膳房堡鄉北）。成吉思汗命木華黎為蒙古軍先鋒，他策馬橫戈，大呼陷陣，成吉思汗繼以諸軍並進。金兵大敗，死者枕藉，整個原野都充滿了血腥氣味。成吉思汗追擊潰敗的金兵至會河堡（今河北省懷安縣東），再殲金兵無數，完顏承裕隻身逃入宣德（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野狐嶺之戰，「金人精銳盡沒」，蒙古人終於取得了進攻金朝的第一場大勝仗，他們以此為榮，很久以後還常常提起這件事。

元太祖七年（1212年），成吉思汗再次大舉南侵，攻佔昌州、桓州、撫州，再攻金西京大同府。因金將固守，蒙古軍退回。又攻金東京遼陽府，擄掠而去。元太祖八年（1213年）秋，成吉思汗自陰山進軍，經宣德州至懷來，大敗金完顏綱軍。乘勝進居庸關，威脅中都。蒙古軍兵分三路攻掠黃河以北的山東、河東、河北路州縣，直抵登州（今山東省煙台市蓬萊區）、萊州（今山東省萊州市）海濱。元太祖九年（1214年）春，擄掠大批財物後又返回居庸關一帶，圍攻中都。金宣宗南遷金軍敗退，朝中混亂。駐守中都城北的右副元帥紇石烈執中在元太祖八年（1213年）八月殺衛紹王完顏永濟，迎立金世宗孫完顏珣繼帝位（金宣宗）。元太祖八年（1213年）九月，金宣宗完顏珣遣使向蒙古軍求和。元太祖九年（1214年）三月，中都被圍，金宣宗獻納人口財物，並將衛紹王女岐國公主獻給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許和退軍。元太祖九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深恐蒙軍再侵，率皇室百官，運載珠寶財物，遷都到金南京開封府。成吉思汗得知金朝遷都南逃，再次統兵南下。元太祖十年（1215年）春，蒙古軍陸續收降中都附近州縣金朝將官，擊敗前來救援中都的金軍。元太祖十年五月初二日（1215年5月31日），完顏承暉眼看中都解圍無望，服毒自殺，抹撚盡忠棄城出逃。蒙古軍遂入中都。成吉思汗當時在桓州涼涇避暑，聞報後命石抹明安鎮守中都，遣失吉忽圖忽等登錄中都帑藏，悉載以去。是年，中都與遼東、河北、山東860餘城，皆為蒙古軍攻佔。

中原山東、河北地區接連爆發武裝起義，而一些地主豪強也趁機擁兵自保，出現了武裝割據的局面。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其大將木華黎為太師國王，命他專統大軍攻金。其間，木華黎很注重利用漢族地主武裝的作用，而且除殺掠之外，開始注意佔據城邑、安集百姓而行經久之計。而金朝面臨蒙古軍強大的攻勢，又興兵南下侵宋，以求得補償。但在數年的戰爭中，金在宋、蒙古與西夏的聯合進攻下，國勢日衰，陷孤立之中。而木華黎大量招降反金的漢族武裝力量，幾年中，攻取了金之遼東、遼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大片土地。木華黎死後，金哀宗停止南侵宋朝，集中兵力抵抗蒙古，曾收復了絳州、平陽、太原府。但為時已晚，成吉思汗完成西征，已回師中原。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滅西夏，拒金求和，進軍鳳翔府及京兆府，關中震動。成吉思汗死後，金軍雖小有勝績，但仍無力挽回敗局。

納金人才
佔領金中都在戰略上的意義自不待言，除此之外，蒙古帝國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收獲，那就是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的投順。在對金戰爭中，成吉思汗很注意延攬金統治下原遼朝的遺民，著力將其收為己用。耶律楚材家族原為遼朝貴族東丹王後裔，且又長期在金朝擔任高官，地位與聲望皆十分顯赫。蒙古兵圍中都之時，耶律楚材適在中都，因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注意。耶律楚材於「戊寅之春，三月既望」即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受成吉思汗召，於是他「始發永安（今北京市），過居庸，歷武川（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出雲中（今山西省大同市西）之右，抵天山（今大青山）之北，涉大磧，逾沙漠。未決十旬，已達行在。」此番北行，既翻山越嶺又橫渡荒漠，歷時三月餘始抵達目的地，可謂艱苦，但耶律楚材可能當時並不知道這相對於他不久之後的遠行來說，不過是小小的短足而已。在綠連河畔（即今克魯倫河），耶律楚材被成吉思汗召見並受到賞識，成吉思汗命其「處之左右，以備咨訪」。這之後不久，耶律楚材就趕上了蒙古帝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西征。

金廷南遷之後，已無力恢復對黃河以北地區的有效統治，而蒙古軍隊對所佔州縣又多在殺掠後放棄，因此地方上的地主豪強紛紛起而割據自保，一時間「河北群雄如牛毛」。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拜其「四傑」之一木華黎為太師、國王、都行省，全權負責對金戰事。此後不久成吉思汗統蒙古軍主力西征花剌子模，留給木華黎的蒙古軍只有大約13000人，另有汪古騎兵萬人。木華黎逐漸改變了過去肆行殺戮、得地不守的做法，大力招降並利用漢、契丹、女真等族地主武裝與金朝作戰，而金朝也以高爵招徕華北土豪，分別依附蒙、金兩方的地方勢力彼此展開了拉锯式的爭奪。此後十餘年間戰鬥雖有反覆，不過總的趨勢是附蒙一方漸居上風，越來越多的地方軍閥倒向蒙古。在山東，儘管南宋也加入了對當地勢力的爭取，但該地最終仍然落入蒙古的控制。蒙古對率部或納土歸降的軍閥、官僚，通常沿用金朝官稱，授予元帥、行省之類統軍管民之職，許其世襲，並可自關僚屬，稱為「世侯」。當時力量較強的世侯，河北地區主要有永清史天澤、易州（今河北省易縣）張柔，山東地區則有東平嚴實、濟南張榮、益都李全等。

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率軍征討花刺子模前，曾「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邀請金朝道教全真派領袖丘處機指導國事。當時，金朝、南宋政府亦對其發出邀請，丘處機在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下審時度勢，拒絕了金、南宋政府，不遠萬里趕赴大雪山與成吉思汗會面。在面見成吉思汗時，丘處機力勸成吉思汗「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學識和人格魅力十分賞識，尊稱其為「神仙」，認為丘處機的進言是「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記錄丘處機的言論「以訓諸子」。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成吉思汗下詔蠲免全真教的差役、賦稅，促進了全真教的大規模發展，史載此時「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全真教）香火一席之奉」。

經略東北
蒙古建國前，鄰近金朝的各部曾受金朝的壓迫、殺掠。建國後，蒙古統治者為了報復，更主要的是為擴張領地，掠取更多的財富，從元太祖六年（1211年）起，接連向金朝發起大規模攻勢，迅速攻占了黃河以北大片土地。元太祖十年（1215年），攻占了金朝中後期首都中都（今北京市）。與此同時，也開始向遼西、遼東進軍。

早在元太祖六年（1211年），蒙古就曾經進軍中國東北地區並攻下金東京遼陽，但沒有長久駐守。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自立，使金朝在東北地區的防禦有了缺口，蒙古便趁虛而入。元太祖九年（1214年），木華黎統軍進圍高州，高州守將投降。木華黎遂率軍連克金北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興中府（今遼寧省朝陽市）。元太祖十年（1215年），蒲鮮萬奴在金東京叛金自立，第二年向木華黎投降。元太祖十一年（1616年）秋，木華黎的部隊轉入遼東地區作戰，攻克金東京後，相繼奪取蘇、復、海、蓋等城。而蒲鮮萬奴則趁木華黎無暇顧及之時，轉徙至曷懶路北星顯水（今布爾哈通河）、曷懶水（今海蘭江）流域，稱東夏國。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後，木華黎轉向中原對金作戰，東北地區所留兵力很少，在此地的戰事處於與金的拉鋸戰狀態。

大約在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蒙古軍再次進軍遼東。當時，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於遼東。蒙古派撒里台、吾也而、王榮祖等先後攻拔了遼南的蓋州、宣城等10餘城。不久，金帥郭琛、完顏曳魯馬等據守的石城（今遼寧省鳳城市東北石城鎮）也被蒙古軍攻陷。至此，東北西部、西南和南部已完全由蒙古控制。

降西北諸部與滅西遼

元太祖三年（1208年），成吉思汗派兵前往征討西逃的蔑兒乞部脫黑脫阿、乃蠻部屈出律以及「林木中百姓」，前鋒路遇斡亦剌惕部首領忽都合別乞，不戰而降之，忽都合別乞就充嚮導，涉過冰封的額爾齊斯河，大破蔑兒乞部，脫黑脫阿中矢死，屈出律亡走西遼。忽都合別乞為蒙古軍引路，有斡亦刺惕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乾亦惕種「先來歸附」，忽都合別乞引領蒙古軍，「入至黑失惕地面」，斡亦剌（斡亦刺惕諸部）、不里牙惕（即布里亞特，據蒙文史籍載，布里亞特人自稱斡亦剌惕·布里亞特）分布於貝加爾湖東西，併入蒙古部前，就知道使用馬。巴兒渾（即巴爾忽諸部）、兀兒速惕（該部居住在謙河以北烏斯河流域，命名為鄂倫春）、合不合納思（該部居住在謙河之源）、康合納思（該部屬吉利吉思人中的一部落，居住在貝加爾湖西側的安加拉河）諸種部都投降了。

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把南下滅金的任務交給木華黎，親自率兵直指西方。當時蒙古蔑兒乞部落首領脫黑脫阿的兒子忽都和乃蠻部落太陽汗的兒子屈出律敗逃楚河流域，仍在西方活動。忽都結集蔑兒乞殘部，圖謀東山再起。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秋，成吉思汗命令速不台率軍征伐忽都，速不台翻越崇山峻岭，到達楚河，與蔑兒乞殘部作戰，殺死忽都，消滅了蔑兒乞的殘餘勢力。屈出律與花剌子模國王勾結，篡奪了西遼政權，推翻了契丹人統治，在新疆喀什噶爾、和田至錫爾河右岸地區建立了勢力範圍。

在大規模的西征之前，蒙古就已經開始向西拓展勢力。攻滅乃蠻、蔑兒乞後，首先收服了畏兀兒。畏兀兒在宋朝時稱高昌回鶻，其地以哈剌火州（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和別失八里（亦稱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為中心，首領稱亦都護（源於突厥語，意為「幸福之主」），臣屬於西遼。西遼在畏兀兒設少監之官進行監治，其人仗勢欺凌， 引起畏兀兒人不滿。元太祖四年（1209年），畏兀兒亦都護巴而朮·阿而忒·的斤殺西遼少監，遣使降於蒙古。元太祖六年（1211年），他又親赴蒙古朝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對其十分優待，以女許嫁，視為第五子，「使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於諸國」。此後畏兀兒成為蒙古藩屬，須履行入質、納貢、從征等義務，同時亦都護的傳統稱號依然保存，並對畏兀兒領地和百姓享有世襲統治權。中亞地區還有另外一個依附於西遼的民族哈剌魯，居於巴爾喀什湖東南伊犁河、楚河一帶，是唐時西突厥支裔葛邏祿之後，首領稱阿兒思蘭汗。至此他們也殺掉西遼監護官，向蒙古歸降。這一時期，西遼在西方敗於勢力日漸上升的伊斯蘭教國家花剌子模，東部的畏兀兒、哈剌魯又相繼叛附蒙古，國勢衰頹。被蒙古擊敗的乃蠻王子屈出律逃到西遼，篡奪了帝位。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遣哲別率軍征討屈出律，將他捕獲殺死，西遼疆土盡歸蒙古。此前，居於貝加爾湖以西的森林部落禿馬惕部起兵反抗蒙古統治，殺死了成吉思汗的得力大將、「四傑」之一博爾忽，吉利吉思等部也起而響應。成吉思汗派長子朮赤領軍鎮壓，將起事平定。

第一次西征

花剌子模是中亞阿姆河下游的國家，首都玉龍傑赤（今土庫曼斯坦基奧涅烏爾根奇），11世紀中葉臣屬塞爾柱帝國，塞爾柱蘇丹任命突厥族侍臣阿努什的斤為監督。11世紀末，花剌子模沙（波斯語「國王」之意）被殺，阿奴思子庫都不丁被任命為花剌子模長官，襲用花剌子模沙的稱號，子孫世襲。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西遼擊敗塞爾柱蘇丹，花剌子模沙又向西遼稱臣納貢。其後利用塞爾柱帝國衰落之機，據有呼羅珊西部；十二世紀末，滅塞爾柱帝國，勢力擴展至波斯西部。宋慶元六年（1200年），花剌子模沙摩訶末繼位，又征服了呼羅珊東部的古爾王朝。元太祖四年（1209年），殺西遼索貢使臣，併吞了撒麻耳干地區的西遼屬國西喀喇汗國；次年，在塔拉斯河畔打敗西遼軍。至此，摩訶末成為穆斯林世界最強大的統治者。他自稱蘇丹，用武力迫哈里發正式加封，未成；發兵攻西遼，取其西境錫爾河上游沿岸諸城，並策劃進一步向東擴張。元太祖十年（1215年），他派遣一使團到東方探聽蒙古與金朝的戰爭情況。成吉思汗接見了使者，表示願與花剌子模友好通商，並遣使回訪，同時組織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商隊前往花剌子模貿易。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商隊抵達花剌子模邊城訛答剌（今哈薩克斯坦錫爾河中游東之齊穆耳），該城長官哈只兒只蘭禿貪圖商隊財物，竟誣為間諜，將他們盡加殺害，奪其貨物。一名倖免於難的駱駝夫逃回蒙古報告，成吉思汗憤怒至極，遣三使者問罪，又被摩訶末殺一人，二人剃鬚後驅逐出境。於是，兩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了。

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夏，成吉思汗統領二十萬大軍越過阿勒台山，在也兒的石河駐夏後，即進入花剌子模國境，分兵四路：命察合台、窩闊台圍攻訛答剌，朮赤率一軍沿錫爾河而下攻取氈的、養吉干等城，阿剌黑那顏率一軍攻取錫爾河上游忽氈等城及費爾干納地區，自與拖雷統領中軍徑趨河中。摩訶末聞蒙古軍已過錫爾河，慌忙從新都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南岸。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二月，成吉思汗攻陷不花剌；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三月，進圍撒麻耳干，攻五日，拔之。遣速不台、哲別等統兵三萬追擊摩訶末。摩訶末在蒙古軍緊緊追逼下輾轉西逃，最後遁入寬田吉思海（裏海）南岸附近一個島上，大約在元太祖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1221年1月11日）病死，傳位於其子札蘭丁。

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秋後，成吉思汗命拖雷率領一支精銳部隊渡過阿姆河，攻取呼羅珊地區諸城，到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夏，馬魯、你沙不兒、也里等城被相繼攻陷。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兄弟被派去攻打玉龍傑赤，經過幾個月的激烈戰鬥，始攻克玉龍傑赤。成吉思汗自統大中軍攻取忒耳迷等阿姆河沿岸諸城後，於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初渡阿姆河，取巴里黑，進圍塔里寒寨，連攻七個月，拖雷率軍來會，才攻克。此時，花剌子模沙札蘭丁在哥疾寧重新集結了約十萬軍隊，進屯八魯灣川，打敗了失吉忽圖忽率領的三萬蒙古軍，聲勢復振，已被蒙古佔領的一些呼羅珊城市紛紛起義響應，殺死蒙古戍將。成吉思汗會合諸路軍隊，越過興都庫什山脈，進攻札蘭丁，而札蘭丁卻因部下諸將爭權奪利紛紛離散，勢力轉衰，不敢抗擊蒙古軍，退卻到印度河。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十一月，成吉思汗在申河北岸一舉擊潰札蘭丁軍，札蘭丁逃入印度。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春、夏，蒙古軍繼續攻略申河一帶地區，鎮壓呼羅珊諸城叛亂。秋末，成吉思汗回師撒麻耳干，在西域諸城設置了達魯花赤鎮守官；冬，啟程東還，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春回到蒙古。

速不台、哲別率領蒙古軍完成了追擊摩訶末的任務後，繼續抄略波斯中西部諸城。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春，攻入喬治亞、失兒灣等地，由打耳班（今喬治亞巴庫西北傑爾賓特）越過太和嶺（高加索山），進入阿速（又稱阿蘭，高加索北麓的伊朗語族部落）、欽察（突厥語部落，分布在裏海至黑海之北，東羅馬人稱之為庫蠻，俄羅斯人稱之為波羅維赤）之境，先後將阿速、欽察諸部各個擊破，遂駐冬於欽察之地。欽察首領玉里吉向斡羅思（俄羅斯）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伽里赤王約集斡羅思諸王公到乞瓦（基輔）會商，決定與欽察人聯合起來抗擊蒙古，遂殺死速不台、哲別派來的議和使者。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五月，蒙古軍與斡羅思、欽察聯軍會戰於阿里吉河（今烏克蘭馬里烏波爾市北）之東，斡羅思諸王公互不團結，不能協同作戰，終被蒙古軍一一擊潰。速不台、哲別統兵抄掠斡羅思南部諸地後，東還，經亦的勒河（窩瓦河），又攻掠不里阿耳國，然後由裏海、鹹海之北返回蒙古。

統一北方
滅西夏
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成吉思汗結束西征東返後，決定先攻滅西夏，隨後集中力量從黃河上游渡河而南，東向攻伐金朝。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曾拒絕出兵助戰和不履行交納質子為理由，親率10萬大軍從東、西兩路向西夏發動了強大的鉗形攻勢。西路蒙古軍由大將阿答赤統帥，一路勢如破竹，連取沙州、肅州、甘州、西涼府等西夏重鎮；另一路大軍由成吉思汗親自統帥，自漠北南下，攻破黑水、無剌海等城，並於靈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西南）附近黃河岸邊重創西夏軍主力，西夏天險喪失，夏献宗李德旺驚悸而卒，夏人立南平王李睍為主。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秋，蒙古軍取西涼府（今甘肅省武威市）及搠羅、河羅等縣。逐踰沙陀（沙漠）東進，至黃河九渡，取應理（今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等縣。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1226年11月29日），蒙古軍開始圍攻靈州。西夏主李睍以嵬名令公爲前鋒，發自中興府，帥五十營救靈州。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226年12月5日），成吉思汗揮兵踐水渡河迎擊。蒙古軍箭無虛發，大破西夏援軍。夏主遁回中興府。成吉思汗曰：「李晛經此敗，不能復振矣。」是役，戰況激烈，蒙古軍死者十之一，西夏兵死者十之三。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26年12月16日），成吉思汗駐蹕鹽州川（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境）。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留一部分軍隊圍攻中興府，自己率師渡黃河而南，進入金朝境內，相繼攻破金朝控制的積石州、臨洮府、洮州、河州及西夏的西寧州，西夏和金朝的勢力由此退出河湟地區。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六月，成吉思汗駐軍甘肅清水（今甘肅省清水縣）。元太祖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227年8月25日），病逝於軍中，遺言：「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途於宋，金，宋之世仇也，必許我，則由唐、鄧直搗大梁。金雖撤潼關之兵以自救，然千里赴援，士馬俱疲，吾破之必矣。」年六十六歲，在位二十二年。追謚聖武皇帝，後又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葬起輦谷。是月，西夏國主李睍因糧盡援絕，瘟疫流行，被迫獻城出降，被蒙古軍所殺，存續近兩個世紀的西夏王國宣告滅亡。

聯宋滅金
元太祖成吉思汗去世後，暫由幼子拖雷監國。元太宗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229年9月13日），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繼承汗位，史稱元太宗。此後，便集中力量攻打金朝，蒙古軍進入甘肅東部地區。到成吉思汗去世時，蒙古已在對金朝作戰中取得壓倒性優勢，金朝只能固守黄河防線，苟延殘喘。據載成吉思汗臨終曾擬定借道於南宋、迂迴從後方給金朝致命一擊的戰略計畫。元太宗三年（1231年），大蒙古國第二代皇帝窩闊台在官山（今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北）大會諸王，議定分兵三路伐金。窩闊台自統中路軍由山西正面發起攻擊，鐵木哥斡赤斤統左翼軍由山東進兵，拖雷則統右翼軍從寶雞南下，繞道宋境，包抄金朝後方。這一年冬天，窩闊台攻破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市西），渡過黃河。拖雷從大散關入漢中，沿漢水東下，經過長距離的艱苦行軍，自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繞出金朝背後。

元太宗四年（1232年）春，拖雷趁天降大雪之機，大破金軍主力於鈞州（今河南省禹州市）南邊的三峰山，北上與窩闊台會師，金朝滅亡的大局已定。大將速不台包圍金南京，金哀宗完顏守緒棄城出逃。元太宗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233年3月5日），金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留守完顏奴申等，獻南京降蒙古。金哀宗由歸德（今河南省商丘市）走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蒙古與南宋達成協議，合兵將金哀宗圍困在蔡州城內。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金哀宗慌忙傳位於元帥完顏承麟，不久，城陷，金哀宗自縊身亡，完顏承麟亦被亂兵誅殺。至此，金朝滅亡，但是在秦、鞏一帶的金朝勢力依然存在。為此，窩闊台命次子闊端從攻宋前線領兵而西，規復河隴地區。元太宗七年（1235年），當闊端率兵進抵鞏昌城下時，金朝鎮遠軍節都使、鞏昌便宜總帥汪世顯率眾歸附，得到闊端的嘉獎。在汪世顯的帶動下，秦、鞏一帶二十餘州，先後歸附蒙古。至此，金朝在西北的殘餘勢力，幾乎為蒙古軍所消滅。

金朝滅亡後，按照蒙、宋協約，蔡州以南歸宋；蔡州以北歸蒙古。於是，蒙古大軍北還，留速不台鎮守河南。可是南宋淮東制置使趙葵卻建議乘蒙古撤軍之機，出兵收復中原。這一建議得到宋理宗趙昀的允准，命趙葵率軍6萬取汴京，徐敏子西攻洛陽。速不台率軍擊退了宋軍的進攻，使南宋收復三京（汴梁、歸德、洛陽）的舉動遭到失敗。這次交戰，成為蒙古決心討伐南宋的導火線。

平定東北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東夏與蒙古關係破裂，蒙古開始準備進攻東夏。為此，蒙古首先進兵高麗。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以數年前高麗殺死其使者著古與為藉口，派撒里台率大軍攻入高麗，略取四十餘城，高麗王京被圍，國王被迫請降。蒙古在致高麗的牒文中指出：「我兵初至咸新，迎降者皆不殺，汝國若不下，我終不返；降則當向東真（即東夏）」。顯然，蒙古要先壓服高麗，然後進攻東夏。元太宗四年（1232年），高麗殺蒙古所置七十二個達魯花赤，國王等逃往江華島固守。撒里台率大軍再次攻入高麗，遭到高麗軍民的堅決抵抗；不久撒里台在處仁中流矢死，蒙古軍只得撤還。不過，迫於蒙古的武力威脅，高麗國王仍不得不上表陳情，表示和好。

東夏所占據的原曷懶、恤品及胡里改路南部，原來採捕經濟發達，農業生產也有相當基礎，但手工業較落後。蒲鮮萬奴等十餘萬眾遷來後，人口驟然增加，經濟措施似乎未跟得上，因此東夏中期後不斷派兵入高麗境內抄掠，影響了兩國正常關係。儘管如此，高麗從自身利害出發，仍於元太宗四年（1232年）向東夏通報了蒙古的動向，提醒其注意偵察蒙軍情況，使東夏有所準備。

元太宗五年（1233年）二月，窩闊台汗派皇子貴由、諸王按赤台、國王塔思（木華黎孫）率大軍進攻東夏。蒲鮮萬奴率軍在其南京拒戰。元太宗五年（1233年）九月，蒙軍對南京發起攻勢。雖然南京「城堅如立鐵」，但蒙將石抹查剌命偏將「警其東北」，而親率士卒「登西南角」，即採用聲東擊西的戰術攻破南京城，擒獲蒲鮮萬奴。之後，蒙軍繼續向東北方向推進，「師至開元、恤品，東土悉平」。至此，立國十九年的東夏政權滅亡。蒙古滅東夏後，很快控制了東北絕大部分地區。第二年，即元太宗六年（1234年），金王朝也終於覆滅。

制度成形
蒙古帝國雖創於成吉思汗而建國規模則爲窩闊台汗所奠立。蒙古大汗初無固定駐蹕之所，至成吉思汗西征前若干年，始漸以哈拉和林（蒙古國烏蘭巴托西南）爲中心，成吉思汗常駐蹕於此，故《元史‧地理志》謂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實則當時未有宮室，至窩闊台汗繼立，始仿漢制，於和林周圍數十里之內營建宮室，大汗所居曰萬安宮。元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窩闊台汗復仿金制度，設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耶律楚材爲遼帝室後裔，漢化極深，蒙古帝國中央政府行政系統，大半得力於其擘劃。

窩闊台汗在位時代，除建哈拉和林爲國都及設立中書省以統治中原外，另有七項重要措施：
+  一、令各部部民有牛、馬、羊各百頭以上，每百頭出一牡者以賑本部窮困部民。 二、令各部每千戶歲出牝馬一匹以供大聚會時費用。 三、設置倉庫，儲備金帛器械以備大汗賞賜。 四、令各部族於指定分地營建營磐。 五、於乏水草處勘察水源，鑿井應用。 六、於邊遠地區建立探馬赤軍以鎮守邊疆。 七、沿驛道設置，備驛馬，爲諸部使臣傳遞政令、情報之用。
以上諸項，以站赤最爲重要，可謂蒙古帝國交通命脈，其分布至廣，凡有驛道之處，皆有站赤。其制，每站置馬夫二十人，另有使臣、舖馬、廩給及車、舟，其傳遞陸路以馬以車，水路以舟。

窩闊台汗用耶律楚材建議，訂稅制以斂州縣居民。其調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另每五戶出絲一斤供諸王、功臣爲湯沐費，以代封邑貢賦，如是可免封建割據之弊，諸侯、貴族及國用亦皆饒足；其租則上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以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

窩闊台汗即位後，隨著耶律楚材受到重用，士大夫開始陸續出來做官。當時，耶律楚材受命管理漢地賦稅，他在元太宗二年（1230年）奏請立十路徵收課稅所官員，「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時人稱「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在圍攻汴京期間，耶律楚材曾奏請窩闊台汗同意，擬出一份以衍聖公孔元措為首的士大夫名單，由蒙古使者理索北上。在他的主張下，蒙古帝國又在元太宗十年（1238年）舉行選拔儒士的考試，計得儒士四千三百人，其中驅口免為良者佔四分之一。不過，這一時期蒙古帝國所起用的士大夫畢竟只是少數，其中元好問推薦的五十四人中，先後被起用者僅有李天翼、孔元措、梁陟、趙著、劉汝翼、楊奐等人。

成吉思汗之後的發展
窩闊台攻宋之戰

南宋發動端平入洛之役後，蒙古指責南宋「開釁致兵」，破壞盟約，並積極進行大舉南下攻宋的軍事準備。元太宗七年（1235年）春，窩闊台決策攻宋，蒙古軍三路南下，攻勢十分猛烈。西路軍橫掃東至三峽、西至大渡河之間的大片蜀地，曾一度佔領成都，迫使宋軍退守夔門；中路軍攻佔襄陽要地，兵圍江陵；東路軍在兩淮也前出至舒、廬，「謀搗江面」，引起江南震動。但是，由於各地宋軍的積極抗擊，蒙古軍未能進一步深入。

此次攻宋之戰，蒙古軍之所以未能達到滅宋的預期目的，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戰略指導有誤。同時開闢三大戰區，戰線過長，主攻方向不明，兵力分散，而無法實施各路軍協同作戰。二是蒙古軍深入江淮和巴蜀的河網高山地區，騎兵快速機動的特點難以發揮，而暴露了蒙古軍缺乏水軍的劣勢。如入蜀蒙古軍僅郝和尚拔都選驍勇9人乘輕舟往來於江上，卻無力順流而下，東攻兩湖。中路軍進至枝江，遂「自枝江、宜都競上，伐竹木，毀室廬，斧斤之聲日聞，直欲為渡江計」。然而，臨時造船，難以競渡。不建立一支強有力的水軍，蒙古難以實施滅宋計劃。

儘管如此，蒙古軍仍取得不小戰績。開闢了全面對宋作戰的戰場，摧毀了長江中上游地區的許多城防設施，達到了不佔有境土而破壞其生機的目的，為以後攻宋創造了條件。元太宗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1241年12月11日）遲明，窩闊台病死，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紛爭激烈，幾易其主，因此無暇全力部署攻宋，僅有零散的局部戰爭。直至蒙古內部穩定後，再次發動了對宋的攻勢。

第二次西征

元太宗七年（1235年），窩闊台召集諸王大會，決定征討欽察、斡羅思等國，命各支宗室均以長子統率出征軍，萬戶以下各級那顏也派長子率軍從征。諸王以朮赤子拔都為首，以老將速不台為主帥。元太宗八年（1236年）秋，滅不里阿耳。元太宗九年（1237年）春，滅欽察；秋，進兵斡羅思，攻取也烈贊（梁贊）城。元太宗十年（1238年），分兵四出，連破莫斯科、羅斯托夫等十餘城，合兵圍攻弗拉基米爾大公國首府，陷之。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滅高加索山北麓之阿速國，攻入斡羅思南境；遣使至乞瓦（基輔）諭降，被殺。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拔都親統大軍圍困乞瓦，四周架炮猛攻。其王米海依畏敵，先已逃入孛烈兒（波蘭），名將德米特爾領導乞瓦軍民進行了英勇抵抗，城破，德米特爾受傷被捕，拔都嘉其忠勇，赦之不殺，但乞瓦軍民則遭到殘酷屠掠。蒙古軍攻陷乞瓦後，繼續西進，攻佔伽里赤，其王逃入馬札兒（匈牙利）。

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春，拔都分兵兩路，一路由諸王拜答兒、大將兀良哈台率領，攻孛烈兒；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領攻入馬札兒。拜答兒一軍破散多米兒城，抵克剌可夫，孛烈兒王棄城遁，蒙古軍焚毀其城，遂入西里西亞境。西里西亞侯集孛烈兒諸軍，與來援之捏迷思（日耳曼）軍聯合抗敵，激戰於里格尼茨，被蒙古軍擊潰。里格尼茨之戰使歐洲諸國十分震驚，感受到蒙古入侵的嚴重威脅。但由於教皇和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尖銳矛盾，未採取一致的對策。蒙古軍獲勝後，又攻入莫剌維亞，南下與拔都軍會合。拔都軍在撒岳河（當即《元史》所載郭寧河）畔擊潰馬札兒軍，進拔佩斯城（當即《元史》所載馬茶城），分兵四出抄掠。有一支進至維也納附近的諾依施達。冬，拔都大軍渡過禿納河（多瑙河），攻陷格蘭城。元昭慈皇后元年（1242年）初，遣諸王合丹率一軍追擊馬札兒王貝拉四世。不久，窩闊台死訊傳來，拔都率軍東還，元昭慈皇后二年（1243年）初，到達伏爾加河下游的營地。從此拔都就在這裡立國，建薩萊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為國都。統有東起也兒的石河，西至斡羅思的遼闊地域，史稱欽察汗國（因以原欽察部地為中心而得名）。

征服吐蕃

隨著吐蕃國滅，出現了百餘年的分裂混亂，佛教亦一度衰敗，其後再度風行。它分裂成許多宗派，與地方的封建貴族勢力結合。它們中，主要有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寧瑪派等。由於薩迦派的款氏家族與西夏王室夙有姻親關系，據說成吉思汗在第一次出征西夏，取得了青海柴達木地區之後，即致書薩迦寺的大喇嘛，表明了對喇嘛教的尊重和遣軍入藏的意向。但是由於夏、金未滅，成吉思汗未遑遠略，以後又因迭次西征，征服西藏的問題一直未提上日程。然一些鄰近陝蜀的吐蕃首領，已陸續有一部份臣服。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窩闊台的兒子、受封領有青藏地區、駐戍涼州的闊端派將軍多達那波率軍入藏，直至拉薩北部的熱振寺、傑堆寺等地，隨即北撤，向闊端報告烏思藏各派的情況，說：「現在衛藏地方的噶當教派的寺廟最多；達壟教派（即達壟噶舉）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貢教派（即止貢噶舉）的京俄大師具大法力；薩迦派的班智達學富五明。」建議任命宗教首領來管理其地。元昭慈皇后三年（1244年），薩班（即薩迦班智達，Sa-skya-pandita的簡稱，panditax·為通明「五明」的人）奉召攜其二侄八思巴、恰那前赴涼州；元定宗二年（1247年），與闊端商妥了烏思藏歸順蒙古的條件，並發回了有名的、致烏思藏納里的僧俗首領的信。從此西藏正式歸屬蒙古帝國。

忽必烈繼承並發展了從闊端開始的對西藏的政策。他在即帝位之前。於元憲宗二年（1252年）奉其兄蒙哥汗之命南征大理，路經六盤山時，便與薩迦派新教主八思巴會見，並且令八思巴隨侍左右。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年）即帝位後，封八思巴為「國師」（後稱帝師）；至元元年（1264年），令八思巴以國師身分掌管總制院事。總制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稱宣政院，是元朝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行政事務的機關。宣政院以下管理西藏地方的機關是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貴由與兩皇后稱制
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窩闊台死，忽里勒台會議仍未馬上召開，由窩闊台的皇后乃馬真氏脫列哥那臨朝稱制。脫列哥那狡黠多權術，以濫行賞賜換取宗王大臣擁護，攝政達五年之久。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斡赤斤企圖乘虛而入奪取汗位，但未能成功。元定宗元年（1246年），舉行忽里勒台選汗大會，雖然窩闊台生前曾指定其孫失烈門（窩闊台第三子闊出之子）為繼承人，但脫列哥那卻希望選立自己所生長子貴由。經她的活動，貴由遂被推舉為大汗。

貴由即位以後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整頓朝政，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最高統治地位。脫列哥那稱制期間，貶抑窩闊台時期的舊臣耶律楚材、鎮海和牙老瓦赤等人，使耶律楚材「憤恨而死」，鎮海、牙老瓦赤等人則逃亡，投靠了闊端和拔都。朝政由脫列哥那寵信的法提瑪和奧都剌合蠻把持。汗位虛懸，加上「庶政多親」，宗王貴族們便濫發牌符，遣使馳驛各地，隨意征財索物，汗廷和各地的正常統治秩序都受到嚴重影響。脫列哥那把貴由推上汗位，但仍然掌握著汗廷大權。貴由即位以後，處死了法提瑪，重新起用鎮海、牙老瓦赤等人，並當眾查收了宗王貴族們擅自發放的令旨牌符。貴由不顧脫列哥那的極力庇護，強行擒殺法提瑪，說明他從母親手中奪回了最高權力。母子反目，使脫列哥那不久就死去了。對公然想用武力奪取汗位的鐵木哥斡赤斤，貴由借宗王法庭之手將他處死。

貴由與朮赤之子拔都一向不和，在貴由西征時曾互相辱罵，一直爭執到窩闊台處。等到貴由正式即位，即派親信野里知吉帶出鎮波斯，圖謀對付駐守欽察草原的拔都。元定宗三年（1248年）三月，貴由親率軍隊西行，拔都亦嚴兵為備，但貴由在路上突然死去，醞釀中的內戰終未爆發。皇后海迷失稱制。元憲宗元年六月十一日（1251年7月1日），蒙古貴族立拖雷長子蒙哥為大汗，這就是元憲宗。自此，蒙古帝位復歸於拖雷一系。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總掌富庶的漠南之地，又遷徙窩闊台汗子孫及諸王於邊地，將海迷失皇后賜死，從而鞏固了汗位。

蒙哥強化汗權
蒙哥汗在位時，蒙古盛況空前，他的時代也是大蒙古國最輝煌的時代。蒙哥汗對於統治有些想法，他遵循著成吉思汗的教條，繼續著世界征服的事業，也認為蒙古不需學習外國，謹守祖宗之法即可。這些想法，有學者便認為蒙哥汗對蒙古現況感到自豪，他具有強烈的蒙古中心主義。對內部分，蒙哥汗頗為勤政，也知人善任，脫列哥那攝政以來的混亂朝政獲得整頓，政風多有改善，大汗威信因而提升。另一方面，蒙哥汗則實施了一些能夠強化蒙古統治的新措施，國家再次成長。

蒙哥的統治措施主要有幾項重點。第一，他提升了大汗的威信與中央的權力。過程中，蒙哥汗改革了中央汗庭的官僚體制，其權責分工更明確，更能有效處理此時因為中央集權而大量湧入的事務。此外，《元史》記蒙哥汗會親自草詔，再三修改，這透露出蒙哥汗正在嘗試提升大汗的決策影響力。第二，蒙哥汗清理了窩闊台汗以來的地方管理亂象，透過分設燕京等處行尚書省、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三大「行尚書省」，以行省官員的任命與各地事務的掌握，進一步強化汗庭的控制，削弱曾為敵對陣營的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的權力，同時也減少了往年因為中央監控不足，以致蒙古貴族或地方官員肆意妄為，貪贓枉法的情形。附帶一提，欽察汗國並未包含在新設行省的治事範圍中，這是蒙哥汗對於朮赤系的尊重與回報。第三，從漢地到中亞，蒙哥汗下令清查全國戶口，重新調整賦役徵收的內容。這些做法強化了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厚實了大蒙古國的財政基礎，而改革又是多少減輕了百姓負擔，尤其是規範了賦稅徵收的方式使之制度化，以及革除部分不合理的徵收項目，這些措施均能獲得各地百姓的歡迎。

漢地的統治在改革中獲得了改善，百姓生活較為安穩。征服漢地時，蒙軍曾有大量的屠殺與俘虜，百姓慘遭荼毒。統治漢地之初，蒙古也還繼續擄掠大量人民前往漠北，對於倖存的中原百姓也未體恤。窩闊台汗即位時，朝中甚至還有將漢人全部去除，將漢地全部改作牧地的提議。窩闊台汗與貴由汗時期，蒙古中央對漢地統治的意見與態度主要來自三方，一是蒙古貴族，二是色目官員，三是位居汗庭的幕僚及地方上的漢軍世侯等來自於中原的官員。中原出身的官員多半設法維護漢地利益，希望減輕百姓負擔。不過此時權力在於大汗與蒙古貴族，他們也常傾向色目官員的做法，而色目官員更多願意幫助蒙古榨取漢地資源。於是，儘管在中原官員的努力下，漢地管理逐漸走上軌道，可是在中央的壓榨下，漢地百姓的生活還是十分辛苦。

到了蒙哥汗時期，情況大有改善。雖然相關改革的最初主要用意不在照顧百姓，而是想要更為有效地擷取地方資源，可是因為賦役制度的改革，徵收狀況比起過去更為合理，百姓生活就較穩定。為了穩定漢地控制，除了改革漢軍世侯的管理制度外，蒙哥汗也任命了其弟忽必烈主持漢地的經營。此時的蒙古貴族中，忽必烈比較親近漢人，更願聽取漢人幕僚的建議，他推動了許多招撫流亡、禁止妄殺、鼓勵墾殖等措施。以上種種，漢地百姓在蒙哥汗時期的生活略有好轉。

蒙哥攻宋之戰

對於南方，與南宋間戰事也自元憲宗時代而加劇。金朝的討滅，名義上軍事同盟協力者南宋，實質無大助力，因而僅分得陳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與蔡州東南之地。南宋卻趁蒙古大軍北撤的河南空虛時刻，作軍事上投機，襲入汴京又圖進取洛陽，聞蒙古軍重返才急遽退歸，窩闊台遣使責宋違約，戰釁開啟。但交戰只在南宋域內四川以至江淮間進退，大體呈現膠着，以後數年，戰爭性質且轉變蒙古軍的劫掠式蹂躪，攻略城市得手，殺俘居民與掠奪戰利品便退卻。

元憲宗即位六年，授權其弟忽必烈統轄漠南漢地軍、民、政三權，前代以來停滯的南宋領土侵略開始惡化，另一弟旭烈兀出征哈里發政權上一年的元憲宗二年（1252年），南宋經略的準備工作先已着手，忽必烈受命截切南宋四川西部之地南下，平定唐朝南詔國後身的雲南大理國，以及招降吐蕃成功。元憲宗七年（1257年），忽必烈奉召返蒙古本土，副統帥兀良哈台（速不台之子）續又進出中南半島，翌年征服交趾地方南宋屬國，替代李氏大越未久的陳氏安南國，從南宋北、西、南三方面大包圍作戰部署完成。

惟其如此，元憲宗八年（1258年），計劃下本格化南宋征服戰展開，蒙哥末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軍分三道，合四萬人號稱十萬。左翼軍忽必烈自河南南下，以長江中流域的鄂州（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為攻略目標；右翼軍兀良哈台由交趾北上，向湖廣方面會合；蒙哥親自率的中軍，以甘肅省六盤山（成吉思汗崩駕所在）為前進基地，指向四川合州（今重慶市合川區），準備奪取長江流域之地而沿江東進。不幸，元憲宗九年（1259年）夏秋之間，蒙古軍抵達四川時軍中痢疫大流行，蒙哥也被傳染不治，崩於合州前線釣魚山營中，年五十二歲，在位九年。南伐諸軍，乃全面北撤，也因猝然發生的蒙哥崩駕大變故，汗位爭奪再昇高層次，爆發同係拖雷位下的親兄弟鬩牆。

降服高麗

蒙古南下征服中國，為避免背後受敵，降服高麗成為必要戰略。從元太宗三年（1231年）至元憲宗九年（1259年），約三十年間蒙古六次出兵高麗。時高麗由武人崔氏主政，元太宗四年（1232年）將國都由開京遷至江華島作長期抗戰。元憲宗七年（1257年），以崔氏政權沒落為轉機，高麗放棄抗戰方針，高麗高宗以還舊都和遣太子入朝為條件請和。元憲宗九年（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入朝，但高麗高宗尚未還都開京，元憲宗九年（1259年）六月即病死，元憲宗蒙哥汗則於元憲宗九年（1259年）七月圍攻四川合川城時病歿。元憲宗九年（1259年）閏十一月，忽必烈由襄陽班師北上，王倎奉幣迎謁於道。忽必烈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乃命達魯花赤束里大等，護送王倎歸國。

王倎於元憲宗十年（1260年）四月即位，是為高麗元宗。時，江淮宣撫使趙良弼上言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倎為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即建議「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立倎為王，遣送還國」。陝西宣撫使廉希憲亦有類似之言。此為元世祖放棄對高麗長年用兵，改採懷柔之策的重要建言。

至元元年（1264年），蒙古遣使高麗，詔曰：「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緒于今五年，第以兵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王率眾欵附，擬今歲朝王公郡牧於上都。卿宜乘馹而來庸修世見之禮，尚無濡滯。」高麗元宗因之入覲，至元元年（1264年）十二月回國後，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遣廣平公王恂、大將軍金方慶、中書舍人張鎰等至蒙古「謝恩獻方物」。至元二年（1265年）五月，王恂等歸國，「帝厚慰遣之，中外稱慶」兩國關係漸親善。

從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元政府在高麗長期設置「征東等處行中書省」（又稱「日本行省」），把高麗作為進攻日本的軍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經兩次失敗擱置以後，征東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唯朝廷不再專派行省長官，僅用高麗國王為行省丞相。它與元王朝國內各行省的性質多有不同。由高麗國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內擁有自行設置官府、考試取士、徵收賦稅、施行號令的權力。如當時人所說，高麗「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佈列以率其職也，其行賞號令專行其國，徵賦則盡是三韓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麗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獨立地行使着國家主權。

第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時，並沒有征服花剌子模沙札蘭丁。因此，在他返回蒙古時留下綽兒馬罕繼續追擊札蘭丁。元太宗三年七月十六日（1231年8月15日），札蘭丁敗亡。後來綽兒馬罕和拜住繼續率領蒙古軍隊在西亞和波斯用兵20年，卻並沒有全部征服這些地區。元憲宗二年（1252年）正月，蒙哥決定派其弟旭烈兀發動一次新的西征，以乃蠻人怯的不花為前鋒。這次西征除了動用諸王的士兵外，還抽調了一千多名中國的工匠從征，其中包括著名的火器專家郭侃。

元憲宗六年（1256年），旭烈兀進兵木剌夷國。木剌夷地處裏海之南，十一世紀末建國。蒙古軍入境後攻陷許多城堡，國主兀魯兀投降，木剌夷人民遭到殘酷屠殺。元憲宗七年（1257年），蒙古軍隊開始進攻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報達是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首都。黑衣大食建國已五百年，一度雖為塞爾柱突厥人佔領，但名義上仍為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統治。蒙古入侵時，哈里發穆斯台綏木是一個怯懦無能、只知享樂的統治者。旭烈兀致書哈里發，要他投降。哈里發自認為是「回教國的共主」，回書拒絕，但又不認真備戰。元憲宗八年（1258年）初，旭烈兀用火炮攻陷報達，哈里發投降，被殺。蒙古軍隊入城後劫掠七天，居民被屠殺的有數十萬人之多，阿拔斯王朝的藝術珍品和華麗的建築物遭焚毀，這座著名的古城被徹底破壞。旭烈兀繼續率軍西進，蹂躪了美索不達米亞，侵入敘利亞，逼近埃及。中統元年（1260年），蒙古軍攻陷阿勒坡和大馬士革，但埃及馬穆魯克蘇丹的軍隊在大馬士革以南阿音札魯特地方大敗蒙古軍，阻止了蒙古向埃及和非洲的擴張。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旭烈兀於波斯，旭烈兀在自己的封地內建立了伊兒汗國。伊兒汗國東起阿姆河，西迄小亞細亞，北接欽察汗國，南至印度洋，都城在帖必力思，報達是陪都。除了上述欽察、伊兒兩個汗國外，窩闊台後裔的封地是以塔爾巴哈臺為中心的阿爾泰山地區，稱窩闊台汗國，察合台後裔的封地是包括阿姆河以東的中亞細亞、謝米列契和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稱察合台汗國。四大汗國名義上是元朝皇帝的藩屬，而欽察汗國和伊兒汗國實際上變成了獨立國家。

帝國分裂

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鐵木真稱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號。其後，窩闊台之立，雖未經部族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遺命，部眾始無異議。到元定宗貴由繼位，已有争端。貴由歿後，窩闊台及拖雷後人，各欲爭位，蒙哥因拔都及兀良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蒙哥嗣位後，分遣宗室諸王於邊遠地區，而以其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因此，窩闊台子孫與拖雷子孫，遂生仇恨。窩闊台第七子名合失，嗜酒早卒。合失之子海都，封地在葉密立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市南之額敏河）之海押立（現巴爾喀什湖東卡帕爾城附近）附近，地處金山（即阿爾泰山）之陽，天山之陰。海都自以為元太宗嫡孫，依前命言，元室帝位當屬於己，無人可以奪取，但卻被蒙哥剝奪，因而一直心懷不滿。

元憲宗七年（1257年），蒙古兵分道伐宋。蒙哥入蜀。忽必烈攻鄂。元憲宗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釣魚山（今四川省合川縣）暴死。元憲宗九年九月初一日（1259年9月19日），忽必烈聞訊蒙哥去世，對侍臣說：「我奉命南來，哪能無功而還！」渡江圍困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元憲宗九年（1259年）十一月，忽必烈得訊，其弟阿里不哥密謀繼位。忽必烈召群臣商議。謀士郝經力主和守議和，迎蒙哥靈樞，收皇帝印寶，北上爭位。正好這時宋丞相賈似道等派密使北上，願意以長江為界，每年貢銀、銅各20萬。忽必烈許可，引軍北還。元憲宗十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統兵到達開平（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北）。諸王和左右侍從勸忽必烈在開平即皇帝位，不要前往和林召開忽里勒台（即蒙古選汗大會）。忽必烈同意，宣布即大汗位，這年45歲。阿里不哥不服，也宣布為大汗，調兵遣將。海都也不服，依附阿里不哥。忽必烈平定關成後，親自統兵討伐阿里不哥。中統二年（1261年）十一月，兩軍在哈拉和林以南（今蒙古國南戈壁省）大戰，阿里不哥敗北。江淮大都督李璮叛亂，忽必烈統兵討伐，一舉平定。中統五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定都於燕（今北京市），改稱中都。

元憲宗十年（1260年）四月，阿里不哥得知忽必烈先發制人，搶先宣布繼承汗位，於是便在和林召集另一個忽里勒台，在另外一些支持他的諸王的擁戴下，也宣布繼汗位。這樣，一場汗位爭奪的鬥爭，便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兄弟二人之間展開，為此爆發了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中統五年七月二十八日（1264年8月21日），走投無路的阿里不哥率領支持他的諸王玉龍答失、阿速帶、昔里吉與大臣不魯花、忽察、禿滿、阿里察、脫忽思等到開平，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戰爭，由於忽必烈依靠中原漢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最後取得了勝利。它在實質上，是主張「附會漢法」的蒙古貴族對守舊派的勝利。忽必烈獲勝的結果，使漠北與中原地區歸於統一，從而奠定了忽必烈統一全國的基礎。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接受阿里不哥歸降時，曾鄭重地遣使通告欽察汗別兒哥、伊兒汗旭烈兀、察合台汗阿鲁忽等宗王，邀請他們按照蒙古傳統慣例，一同東來參加正式的忽里勒台選汗大會。但三汗很快相繼去世，他們的繼承人各主一方，對於共同選舉蒙古汗一事不感興趣，卻糾纏於彼此之間的領土爭端，大動干戈，形同敵國。正在崛起當中的海都，也一再拒絕忽必烈召其入翼的要求。這次忽里勒台會議的流產充分表明，過去那個統一的大蒙古國已經不復存在了。代之出現的，除了忽必烈以漢地為中心建立的元王朝外，就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欽察、伊兒、察合台、窩闊台四大汗國。當然，在以後大部分時間裡，忽必烈及其子孫然被尊為成吉思汗的正統繼承人、「一切蒙古君主之主君」，元王朝也在名義上被視為各汗國的宗主國。元代史料經常籠統地稱四大汗國的統治者為「西北諸王」，把他們置於「宗藩」的地位。

大元大蒙古國

建立元朝
忽必烈於元憲宗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即皇帝位於開平，並以「中統」為年號。「中統」意為「中華正統」，即忽必烈以中原正統標榜自己的新建王朝。在與阿里不哥的較量中，開平起到極為重要的基地作用，忽必烈自己也常駐開平，處理政務。但開平一直以來有都城之實而無都城之名。為了確保開平汗廷的統治地位，同時向全民灌輸一種新的意識，中統四年五月初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將擴建改造後的開平，正式加號為上都。從而不論是在人們的意識當中，還是實際上，上都成為了當時蒙古草原政治權力的中心。新建的帝國雖然開宗明義宣布「祖述變通」，但直至十年後，仍沿用原國號「Yeke mongyol Ulus」，即「大蒙古國」。這一點對雄心勃勃致力於改革的忽必烈而言，不無遺憾。如同王惲《建國號事狀》所言：「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國號，以明肇基之始。方今元雖紀而號未立，蓋未有舉行之者，是大闕然。」忽必烈只因考慮到蒙古貴族的認同程度，將「變通」的步伐邁得慢而穩。經過十年的經營，忽必烈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已經逐漸穩固，便加快了變革的步伐。建國號、定都邑、立朝儀等一系列工作隨之展開。  

中統五年（1264年），改年號為「至元」。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漢臣王惲請建國號，漢臣劉秉忠取《易經》「乾元」之義，奏號大元，漢化女真人徒單公履受命擬詔，於是乃有新的漢式國號「大元」，復加於原國號前，並稱「Daion Yeke mongyol Ulus」，即「大元大蒙古國」，漢語簡稱「大元」。國號的變更正是體現了忽必烈「祖述變通」的思想。既要借助漢法，致力於「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目標，還要繼承祖宗偉業，弘揚蒙古傳統，保持蒙古人的本色，堅守蒙古人的價值觀。從而建立一個蒙、漢二元的政治文化秩序。 

二元統治
蒙古帝國自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窩闊台、元定宗貴由，到元憲宗蒙哥，歷代的統治者，莫不把漠北草原「龍興之地」作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形成一種意識型態；此即所謂之「草原本位」或「蒙古本土」主義。但是由於元世祖忽必烈年輕時候就在中國擁有屬於自己的「投下州」，早年即接觸漢文化與漢地人才，也曾遭受一些蒙古本土主義者的敵視。忽必烈在這樣的背景下，於繼其兄蒙哥為大汗後，即企圖以長城地帶為中心，建立新政權；這是一個以農、牧混合地帶為基地，想把北方的游牧和南方的農業、都城地帶，都包括在自己政權統治下的野心勃勃政策。因此，忽必烈在其即位詔書中，就批評他的前輩們「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並且明確提出「祖述變通，正在今日」的「漢地本位」新政策方向。在這個新的政策方向下，他先將帝國都城由漠北的和林遷到漠南的開平；並創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十路宣撫司等漢式行政機構。

忽必烈推進的蒙古帝國中國化的進程並非一帆風順。西部諸汗王曾向忽必烈提出質問：「蒙古帝國與漢人習慣不同，今日停留於漢地，建設都市，在禮儀文化制度上也效仿漢法，其根據何在？」從諸汗王強烈的抵制中也可以看出，忽必烈提倡的「附會漢法」已遠遠脫離了蒙古帝國的傳統。然而，忽必烈並沒有完全放棄蒙古帝國的傳統。事實上，蒙古統治者在建立「大元」之後，在蒙文中也一直沒有放棄「大蒙古國」（Yeke Monggol Ulus）的國名，用八思巴蒙文寫的公文也是用的蒙古式的紀年，在一部分地區，蒙古語被定為唯一的行政語言。

蒙古的民族傳統在很多方面，被保留維護下來了。忽必烈即位以後，接受了漢人儒士「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的建議，於至元六年（1269年）制定了朝廷禮儀，其後凡有重要政治活動都按朝儀行事。「而大饗宗親，賜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為多。」這裡所謂的「本俗之禮」，就是蒙古帝國時代的宮廷禮儀，也稱「國禮」，凡逢「國禮」，任何漢人都不得參加。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帝國的大汗和元王朝的歷代皇帝，在其死後，都採用蒙古民族傳統的薩滿教的儀式下葬，埋葬地點在今蒙古國境內的「起輦谷」。蒙古帝王的葬禮，漢人官僚也是沒有資格參加的。皇帝從誕生到埋葬的這一系列儀式，表明了元的皇帝終究還是一個蒙古出身的大汗。在元代的語言表述中，蒙古人是「國族」，蒙古語是「國語」，由八思巴創制的蒙古文字是「國字」，很顯然，這些說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漢人始終意識到出身於蒙古民族集團的人才是元王朝的主人。

統一中國

忽必烈建國號「大元」，明確表示他所統治的國家已經不只屬於蒙古一個民族，而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繼續。至元九年二月初三日（1272年3月4日），忽必烈採納劉秉忠遷都的建議，改中都為大都，正式定其為元朝首都。忽必烈於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274年2月9日）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大都從此成為元朝的政治中心。  元朝建立後，元世祖繼續進攻南宋，主力集中在襄陽、樊城一線。南宋軍民在襄陽、樊城堅守了六年之久。元軍攻佔襄、樊後，分水陸兩路大舉東下，於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攻佔臨安。南宋大臣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繼續抗元。趙昰死後，又擁立廣王趙昺為帝，最後退到南海崖山建立流亡政權。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元將張弘範進攻崖山，宋軍大敗，陸秀夫負帝投海而死，南宋滅亡。至此，元朝統一了全國。  

元朝植基於游牧文化，武功發皇，統一全國，除在京師置中書省一，以統山西、山東、河北等「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一，以統嶺北（一作漠北或和林，在今蒙古國）、遼陽、河南江北、湖廣、陕西、四川、甘肅、江西、江浙、雲南、征東（在今韓國）等「蕃服」諸路，「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爲國家領土的極限。若併西域的四個汗國（窩闊台、察合台、欽察、伊兒）計算，地跨歐亞，其疆域之廣，洵屬空前。所謂「腹裏」與「蕃服」，已略具有內地與邊疆之意，而其邊疆地區拓展之遠之大，亦爲前所未有。

成吉思汗的先祖以一束箭不易折斷的道理，來教導兒子團結的重要性，可是成吉思汗的後代為了權力和利益，卻引起了蒙古帝國分裂的危機。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兒子和孫兒繼續開拓蒙古帝國的版圖，並相繼成立自己的汗國，這些汗國都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後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為了爭奪汗位而開戰，內戰維持了四年，最後忽必烈勝出，成為了蒙古帝國的大汗，並建立元朝。可是，忽必烈一直主張漢化，引起了蒙古各派的不滿，窩闊台汗國和察合台汗國都反對忽必烈，漸漸成為獨立的汗國，而欽察汗國早在蒙哥在位時已得到獨立，四大汗國之中只有伊兒汗國承認忽必烈為大汗。此後四大汗國一直各自為政，甚至互相攻伐。直至忽必烈的孫子元成宗繼位，蒙古各派意識到彼此之間的鬥爭是破壞祖先留下來的基業，於是四大汗國與元朝達成和議，重新承認元朝的宗主地位，開設驛路，關塞恢復往來，蒙古皇室內部的紛爭遂告結束。 

遠征海外
滅宋後，忽必烈對鄰近諸國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至元十一年（1274年），侵日軍無功而還。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分兩路進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漢軍、高麗軍從高麗東渡對馬海峽，范文虎率新附軍（元政府收編的南宋軍隊）從慶元（今浙江省寧波市）浮海北進。元軍在日本鷹島遇颶風，戰船多壞，將卒溺死者眾，又遭日軍掩殺，幾乎全軍覆沒。

至元十九年（1282年），遣唆都從廣州渡海攻占城，連戰逾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鎮南王脫歡（忽必烈子）發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從占城北上助戰，南北夾攻。安南王撤離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與元軍決戰；待元軍疲憊，又出而攻擾。至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285年6月30日），脫歡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師。唆都戰死。 

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兵兩次從雲南出侵緬國（今緬甸），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進至蒲甘，迫緬國定歲貢方物後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糧盡師老北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從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尼爪哇島）。爪哇統治者降元，並請元軍助討其敵國葛郎，打敗葛郎王以後復舉兵拒元，元軍力竭退師。

帝位爭奪
元憲宗死後，元世祖忽必烈更打破公推的慣例，自立於開平。元世祖季弟阿里不哥不服，自即汗位於和林，元世祖自將兵擊降。繼而元太宗孫海都叛變，元師討之，雖獲克捷，但因其地險遠，終元世祖之世，未能將他平定。元世祖鑒於以前汗位繼承的紛爭，乃仿效漢制，定傳子之局。然元世祖以後皇位繼承的鬥爭，仍不因傳子之局而稍減。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元世祖死，太子真金已先死，故諸王中覬覦帝位者，頗不乏人。重臣伯颜，奉元世祖遺命，立真金第三子鐵穆耳，是為元成宗，諸王始無異議。元成宗在位十三年而死，太子德壽先卒，左丞相阿忽臺等謀奉皇后臨朝聽政，而以宗室阿難答為帝。元成宗之侄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其兄海山於漠北，並殺阿忽臺等。海山至大都（今北京市），殺皇后及阿難答與諸王，然後即位，是為元武宗，而立其弟為太子。元武宗在位四年死，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繼位，是為元仁宗。元仁宗本有傳位元武宗子和世㻋之承諾，因奸相鐵木迭兒進言，乃有傳子之意，因於延祐二年（1315年），出和世㻋鎮雲南。元武宗舊臣皆感憤怒，遂於延祐三年（1316年）十月奉和世㻋謀叛，事敗走漠北，依察合台汗國，元仁宗乃立皇子碩德八剌為太子。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死，太子即位，是為元英宗。  

元英宗推行新政，引起蒙古、色目貴族中保守派的不滿。至治三年八月初四日（1323年9月4日），元英宗自上都南還大都，途中駐蹕於南坡。御史大夫鐵失、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等趁元英宗熟睡之機，以阿速衛兵為外應，發動政變，刺殺元英宗和拜住，此即「南坡之變」。也孫鐵木兒即帝位於龍居河，詔改次年（1324年）為泰定元年（史稱他為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泰定帝病死。其子阿剌吉八即位於上都，改元天順，史稱天順帝。同時，留守大都的燕鐵木兒發動政變，立元武宗之子圖帖睦爾為帝，改元天曆，是為元文宗。之後，兩都之爭由此展開。天順元年十月十三日（1328年11月14日），上都陷落，元天順帝失踪。天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329年2月27日），和世㻋即位於和林，是為元明宗。天曆二年八月初六日（1329年8月30日），元明宗暴斃於王忽察都之地（被元文宗和燕鐵木兒毒死）。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1329年9月8日），元文宗再即帝位。之後，他又做了近4年皇帝，於至順三年八月十二日（1332年9月2日）病逝於上都，因其後悔毒死元明宗，遺詔傳位於元明宗之子。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1332年10月23日），年僅7歲的元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帝位，是為元寧宗，但在位四十三日就去世，是元朝諸帝中最為短命的皇帝。這樣，在十年中（1323年～1332年），元朝前後更換了五個皇帝。元寧宗死後，元王朝開始步入其統治的晚期。       

元末失國

元顺帝妥歡帖睦爾生於延祐七年四月十七日（1320年5月25日），是元明宗和世㻋的長子。童年時代，妥歡貼睦爾幾經劫難，倍受冷遇。他還沒長到懂事的年齡，母親邁來迪就去世了。九歲那年，叔父圖帖睦爾毒死他父親，篡奪了皇位，並以妥歡帖睦爾不是元明宗的親生兒子為藉口，將他放逐到高麗的一個海島上，一年後，又移居廣西靜江（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 至順三年（1332年），元文宗、元寧宗相繼去世。燕帖木兒請立元文宗子燕帖古思。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欲立妥懽帖睦爾，遂遣使靜江迎回。然為權相燕帖木兒所疑問，遷延數月不得立。決策國事皆由燕帖木兒及元文宗皇后，至燕帖木兒死。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1333年7月19日），妥懽貼睦爾即皇帝位於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改元元統。即位後，清除燕帖木兒勢力。以伯顏為右丞相，獨擅相權，把持朝政，肆行貪暴，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又仇視漢人，排斥儒士。至元元年（1335年），停止科舉取士，大量起用蒙古、色目人為官，又擅貶宗王，引起朝野不滿。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妥歡貼睦爾支持脫脫逐走伯顏，以脫脫為右丞相。脫脫執政，改變排漢政策，恢復科舉制，提倡文治和經史，史稱「脫脫更化」。但因朝政積弊過深，連年水旱災荒，使國庫空虛。以致濫印190萬錠，至元鈔10萬錠，使鈔法敗壞，物價上漲，社會矛盾激化，各地起義不斷。至正二年（1342年）始，黃河泛濫，沿河州郡災荒連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1351年4月29日），以工部尚書賈魯發河北、河南、山東等地15萬民工治河，導致各地農民大起義。  

十四世紀中葉，在元朝統治下的中國開始了反抗蒙古人統治的鬥爭。至正八年（1348年），鹽商方國珍首先掀起了反抗，接著由宗教秘密結社的白蓮教徒組織的紅巾之亂在各地興起。由此引起了元朝政權的衰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紅巾軍餘黨朱元璋登大明皇帝位，攻擊元大都，元顺帝妥懽貼睦爾逃往開平府，後退至內蒙古的應昌府。至正三十年（1370年），明軍追擊至應昌府，元順帝病死，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勉強脫走後繼帝位，這就是元昭宗。此後，元昭宗以哈拉和林為根據地，對明朝進行防禦。這時，元朝殘餘勢力依舊強大。宣光二年（1372年），明軍15萬人分三路進入漠北蒙古高原，在土拉河方面遭到元軍迎擊，數萬人戰死後退卻。宣光八年（1378年），元昭宗愛猷識理達臘死去，繼承他的是被認為是其弟的元天元帝脫古思帖木兒。天元九年（1387年），明軍進入東北地區，木華黎國王的後人納哈出率領的20餘萬元軍降於明軍。為了挽救由此產生的東部戰線的危機，脫古思帖木兒親自前往捕魚兒海湖畔，打算與高麗取得聯繫夾擊明軍。然而在天元十年（1388年）卻遭到明軍奇襲而大敗，在數十騎的陪伴下，向哈拉和林落荒而逃。途中，在土拉河畔被阿里不哥後人也速迭兒的軍隊殺死。也速迭兒殺死北元皇帝，廢棄大元國號，自立為汗，稱蒙古可汗，明人稱韃靼可汗。

至於蒙古帝國的四大汗國則在十四世紀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國祚最短的窩闊台汗國於至大二年（1309年）被元朝和察合台汗國瓜分而滅亡；位於西亞的伊兒汗國第九任君主不賽因（1304年—1335年）年僅十二歲便繼承汗位，在位雖不到二十年，卻堪稱伊兒汗國的黃金時代。由於他英年早逝，未留下子嗣，在元統三年（1335年）駕崩後，伊兒汗國便因內部長期的王位爭奪戰爭而陷於分裂局面，最後走向滅亡一途。擁有蒙古帝國西部和北部疆土的欽察汗國是蒙古四大汗國中，維持得最久的一個。直到十五世紀，它才因為俄羅斯沙皇國、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的壯大而瓦解。從欽察汗國分裂出來的國家當中，以克里米亞汗國的國祚最長，遲至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才被俄羅斯帝國女皇凱薩琳大帝消滅。位於中亞的察合台汗國則在至元四年（1338年），因為內部對於該如何在伊斯蘭化和成吉思汗所留下的傳統之間折中取捨的問題爭執不休，最後分崩離析。後來帖木兒（1336年—1405年）以武力接收了察合台汗國的領土，他學習成吉思汗出征四方，並且在十四世紀末葉創立了帖木兒帝國。只不過這個帝國也沒有維持多久。

疆域
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大蒙古國包括中國境內的元朝、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和中國境外的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其疆域東起朝鮮半島，西抵波蘭、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亞，南達爪哇、中南半島，在北緯15至60°、東經15°至130°之間，總面積達到3000萬平方公里。蒙古帝國的遼闊版圖實際上由兩大區域所組成。這兩大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互異，統治方式也不相同。北方是遊牧民居住的草原地區，南方則為定居地區，包括華北平原、突厥斯坦及伊朗等地。草原地區是帝國的核心，而定居地區則是邊陲。蒙古本土是草原地區的中心，也是整個蒙古帝國的政治重心。窩闊台汗於元太宗七年（1235年）在斡爾寒河畔建立哈剌和林城，這所宮殿巍峨的草原新都遂成為帝國的行政中心。

自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之後，歷任大汗無不致力於軍事征服，把帝國的領土擴張看作國家頭等大事。以帝國的根本之地——蒙古草原為中心，自成吉思汗始，直到元憲宗蒙哥汗為止，其擴張的重點呈現向西、向北、向南等多面出擊的特點。

在成吉思汗時代，這位大汗在南部擴張中發動了攻金之戰。元太祖六年（1211年）至元太祖十一年（1216年），成吉思汗親自統率蒙古軍主力攻打金朝，並成功占領中國北方地區。其後在主力回撤之時，又令大將木華黎繼續經營，直到第二代大汗窩闊台於元太宗六年（1234年）最終滅金。在帝國西部，成吉思汗於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發動征服西遼即契丹的戰爭，並很快將西遼納入帝國的版圖之內。在攻滅西遼之後，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他又馬不停蹄，親率大軍向當時的中亞一等大國、信奉伊斯蘭教的花剌子模發動閃電式進攻，並於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攻滅花剌子模後，班師回朝。成吉思汗還曾於宋開禧元年（1205年）及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兩度統兵向由党項人建立的西夏王朝發動攻勢，並成功地於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覆滅西夏。

元太宗七年（1235年），成吉思汗的三子窩闊台汗繼大汗位後，派遣斡兒答、拔都、貴由和蒙哥等，率大軍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1236年）至元太宗九年（1237年），蒙古軍隊在拔都和速不台指揮下，占領俄羅斯南部的伏爾加河和第聶伯河流域廣大地區。經過一段調整後，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至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冬，再次向西發動進攻，摧毀基輔後進入波蘭，擊敗波蘭人和日耳曼人的聯軍；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領的蒙古軍主力部隊，直逼孛烈兒（波蘭）和馬扎兒（匈牙利），並占領了摩拉維亞和匈牙利首都，摧毀了馬札爾人的軍隊；另一支蒙古軍隊向北進攻奥地利，占領東歐地區。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因蒙古大汗窩闊台逝世，蒙古西征軍隊才於次年撤回。

蒙古帝國在蒙哥汗的領導下持續征戰四方，拓展版圖。元憲宗三年（1253年），他派弟弟旭烈兀出征伊朗，元憲宗八年（1258年）攻入巴格達，結束阿拔斯王朝的政權。蒙哥過世後，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導致蒙古帝國於中統元年（1260年）分裂成四大汗國，分別由成吉思汗的後代統治。欽察汗國和波斯曾一度歸順忽必烈（元朝的建國者），蒙古與西方的安定太平維持了好一段時間，促進了絲路的貿易，也讓歐亞大陸的商業發展欣欣向榮。帝國有系統地在貿易路線上建立驛站，許多旅者都曾受惠，例如馬可波羅就是其一。歷史學家阿布勒哈茲·巴哈杜爾曾說，當時就算「一名女子頭頂金盆自帝國東部走到西部，也不會有人對她施以暴力」。

經過七十年的南進西征，蒙古帝國於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打敗南宋，統一全中國，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大國。到了13世紀末，蒙古帝國疆域幾乎囊括了整個東亞及中亞，但不包括中統元年（1260年）未能取下的敘利亞、至元十八年（1281年）未能登陸的日本（蒙古艦隊為颱風「神風」所毀），以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未能征服的爪哇。

美國人斯塔夫里阿塔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書中講：「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即：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十四世紀中葉，義大利一本小冊子通過描寫一條起自頓河河口的塔那（今俄羅斯亞速）、橫穿中亞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時商業的重大意義。」

行政區劃
本土政區
蒙古帝國草創伊始，時值非常，因此效法金末非常之制，在新占領地區，遣親王重臣統治，對意圖奪取之地，則遣宗室帥臣以主其事，號稱行尚書省。如蒙古軍、漢軍在攻取金朝中都（今北京市）後，成吉思汗先後置燕京行省、山東行省（又稱濟南路行省）、山東西路行省（又稱東平行省）、益都行省。這種行省仍屬臨時「分任軍民之事」 ，都不帶宰相的職銜。後來，這一類的行省名號逐漸被取消。

元太宗窩闊台滅金以後，占有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而政治中心偏處北方，為便於統治，置中州札魯忽赤（斷事官）統管中原財賦、人戶等民政事務，在燕京設立官府，當時的漢人官吏稱燕京行尚書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如石抹明安次子石抹忽篤華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占領中亞後，在中亞和波斯地區也設立了類似的管理機構。元憲宗蒙哥時，重新任命大汗直轄地區的行政長官，在漢文史籍上稱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和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事。這三個大行政區在漢文史料中就被稱為「行尚書省」。它們是：燕京等處行尚書省，治所燕京（今北京西南） ，統治中原漢地；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治所別失八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木薩爾縣），統治阿母河（今阿姆河）以東，維吾爾、河中地區；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治所徒思（今伊朗馬什哈德一帶） ，統治阿母河以西波斯地區。

但行省不是蒙古帝國政府的定制，因為蒙古帝國大汗政府還沒有尚書省的建制，只是以札魯忽赤（斷事官）治理政務，其職權略同於中原漢人官制的宰相而已。如燕京行省布智兒的蒙古職名為中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札魯忽赤（大斷事官） ，而漢人則按金朝的舊制，習慣上稱之為行省。後來行尚書省改為行中書省。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後，置十路宣撫司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同時，以都省官行某處省事系銜，派到各地行使中書省的職權，設立了不少行省機構。至元二十年（1283年）前後，由於以宰相行某處省事系銜嫌於外重，因此改為某處行中書省平章或左丞、右丞、參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銜。於是，行省就從都省派出機構逐漸演變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

至元十年（1273年），元軍大舉南下，不久，淮河以南直到南海之濱的南宋舊疆盡入元朝版圖。誠如《元史·地理志》所載：「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地域的遼闊，使僅靠首都的中央機構來治理全國變得相當困難。於是「行省」逐漸成為國家地方最高機構。大約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新的行省制度伴隨著統治階級的需要應運而生。當時全國有遼陽、陝西、甘肅、四川、雲南、湖廣、江西、江浙、河南江北、征東等十個「行省」。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以原中央直轄的蒙古本部置「和林行省」。皇慶元年（1312年），「和林行省」改名為「嶺北行省」。至此，元代十一「行省」建制得以確定，經久不變。「行省」及其首府、轄境大致如下：
+  行中書省  治所  統轄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遼陽路遼陽等7路1府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和寧路和寧等1路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奉元路奉元等4路5府27州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甘州路甘州等7路2州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成都路成都等9路3府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中慶路中慶等37路3府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武昌路武昌等30路3府15安撫司3軍13州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龍興路龍興等18路9州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杭州路杭州等30路1府2州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汴梁路汴梁等12路7府1州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王京耽羅等2府1司，慶尚等五道
以上十一「行省」管轄著元王朝60%以上的國土（此外，鄰近首都部分，包括大都、河北等二十九路八州稱為「腹裏」，歸中書省管轄；吐蕃、畏兀兒地區，則分別歸宣政院、大都護府統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遍及大江南北。為挽救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元順帝分河南行省置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路；至正十六年（1356年），分江浙行省置「楊州等處行中書省」，治楊州路；至正十七年（1357年），分中書省置「山東行省」，治靜江路。此外，又在中書省濟寧彰德、冀寧、真定，江西行省之江州、贛州，湖廣行省之武岡等地遍設「分省」。而行中書省略稱行省，今日中國地方大單位「省」的名詞，又自元朝「行省」直接起源，明朝撤廢中央的中書省後所續存留。

元朝的每一行省統轄的有路、府、州。路、府、州之下為縣。路、府、州是錯雜的，即一省之中有路、有府、有州。例如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領有汴梁等十二路，南陽等七府，荊門等三十四州。元朝的路府相當於宋朝的州府，隋唐的州郡。其都邑所在地為府，非都邑之地為路。元朝的州區，系沿宋之州區而來，但加以縮小，幾乎與縣同列（所以將州與府路並列為一級可，將州與縣並列為一級亦可）。諸行省中唯腹裏地方的行政是直接統轄於中央的中書省。在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設有宣撫使司、宣慰使司、安撫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下設萬戶府、千戶府等。元世祖至元間（1279年－1294年），設澎湖寨巡檢司，爲臺、澎有正式建置之始。（或謂此至元爲元顺帝之「後至元」，在1335年－1340年間）。

投下分封
「投下分封」作為蒙古帝國的基本制度，是游牧國家將形成於草原深處的政治結構推行至定居社會中的一個例證。由於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故在不同的時段其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分封是指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帝國的幾位大汗分給黃金家族成員的土地和人民，受封者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兀鲁思（國家），最著名的就是由成吉思汗的三個兒子受封後所建立的汗國。投下是指蒙古統治者分配給諸王貴族和功臣們的中原漢地的分地和人戶，也包括後來征服的江南地區的分地和人戶。

因分封對象之不同，至少存在著兩種的分封原則：第一，在內亞草原本部，成吉思汗基本上是將整片連續的草原領地分配給某一位宗王（實際上也包括其所代表的整個家族），如朮赤家族獲得欽察草原、南俄直至外高加索地區；察合台家族分地則是從畏吾兒地之邊界起，直到薩馬兒干、不花剌之地為止：窩闊台家族為葉密立及霍博地區；而守灶子拖雷則坐擁蒙古草原本部。與此相對，成吉思汗諸弟集團則分佈在蒙古高原束部，沿草原至興安嶺一線展開。這既恪守了草原遊牧民必須擁有一塊固定遊牧地以供四季駐牧的傳統；也反映了黃金家族公產制下分封的「原像」（Proto Type）。

第二，隨著蒙古帝國的馬蹄越來越逸出草原邊界，「憑藉戰功」分配封邑就日益成為在新征服地區分封的主要原則了，此種原則本身是在擴張過程中對草原分封舊制的補充與演進。同時，由於當日所謂「封國」（兀魯思）一詞更多地是指稱某一地域上的「人眾」，而非有著固定疆域形態的「政區」，是故「分封」亦是以確保獲分人口數的相對平均，非以佔有大致相等的土地面積為著眼點的。從而造成嗣後在整個大蒙古國管轄下的定居民區域中，諸王分地「犬牙交錯」之局面。這就可以解釋為何直到元世祖至元年問調整漢地路州時，仍保留了十數塊遙屬他郡的「飛地」型州縣。

除去成吉思汗諸子、諸弟外，受分封的還有姻族（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部）及功臣（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等四傑）。他們所得較成吉思汗諸子、諸弟為少，因而不能形成獨立的勢力。

大汗對於宗王及功臣等──合稱「投下」──享有最高宗主權，可以調度其軍隊，獎懲其功過，在理論上可以削減，甚至剝奪其分地與分民。而各投下主對大汗一方面有領軍出征、奉獻貢物及維持驛路等義務，另一面也享有共議大政，甚至「選舉」大汗的權利。在其分地之內，各投下主世享軍政、民政、司法、財政大權，而與所屬千戶、百戶、平民及奴隸都維持著嚴格的世襲主從關係，不可更易。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封建諸侯。

政治制度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家，並沒有採取漢族封建國家立太子和長子繼承制度。蒙古大汗的產生，仍然保持著貴族議事會忽里勒台的選舉制。「忽里勒台」，蒙古語音譯，又作「庫里勒塔」或「忽里台」，原是蒙古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參加的一種議事制度，也就是部落議事會，是蒙古族在社會進化過程中軍事民主制的一種殘餘，主要用於推舉首領、決定征戰等大事。元太祖元年（1206年），鐵木真（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國，召開忽里勒台，即大汗位。成吉思汗即位後，開創了民主推舉可汗的先河，凡決定重大問題都要召開忽里勒台。此時，忽里勒台開始成為宗王大會，重要的官員如黃金家族主要成員、萬戶長、千戶長同時與會，共同決定一些重大事項，忽里勒台成為大蒙古國的最高權力機關。

在蒙古帝國的政治組織中，「怯薛」佔有核心的地位。它不僅是皇家的衞隊，家務機構和帝國的中央軍，同時也是主要的中央行政機構。此外，怯薛又兼具質子營和軍官學校的性質。在成吉思汗於元太祖元年（1206年）將其以前的伴當和怯薛外任爲千戶、百戶以後，爲了阻止他們的忠心因空間距離擴大而弱化，於是，有系統地從千戶、百戶等遊牧封建主索取子弟爲質，置於怯薛之中。蒙古的政體原是一種絕對專制與遊牧封建制相融合的奇異結構。成吉思汗的能够在封建架構之上，保持絕對（或近乎）的君權，以怯薛的組織有系統地徵取質子可能是一重要因素。這些服役於怯薛的「質子」，以可汗的「梯己的護衛」的身份，享有甚大特權，而且往往被用爲擔當方之任。蒙古帝國原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家產（Patrimony），和成吉思汗及其繼承人有私的主從關係者受到優遇和重用原是自然的事情。

中央行政官員最高者為也可札魯忽赤（大斷事官），主管分封領民及刑罰。成吉思汗時由其義弟失吉忽圖忽擔任，窩闊台汗時由野里知吉帶繼任。窩闊台汗時又設置了所謂「中書省」，由漢化契丹人、遼朝東丹王八世孫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女真人粘合重山任右丞相，克烈人鎮海為左丞相。不過，此時之中書省似不過是怯薛組織中必閣赤（祕書）的擴大。耶律楚材負責主理的僅為漢字文書，而鎮海則主管畏兀字蒙古文書。蒙古帝國的中央行政機構僅可說是具體而微，部份行政事務仍由怯薛中的皇家家務機構兼理。

據《元史·憲宗紀》記載，蒙哥大汗對全國各地的統治採取的是遍設行尚書省和親王出鎮並行的制度。以牙剌瓦赤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賽典赤·贍思丁等佐之；以訥懷、塔剌海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以阿兒渾充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事，法合魯丁等佐之。早在成吉思汗時，就開始在被征服的中原和西域推行了行尚書省制。汗廷派遣大斷事官作為行尚書省最高官員，擁有分地的宗王也派遣斷事官參與行尚書省事務，其下屬官員亦仿照汗廷設置必閣赤。在燕京省尚書省，其最高官員的正式稱呼為「中都行天下也可札魯忽赤」，必閣赤被漢人稱作「行尚書六部事」，而斷事官的稱呼則為「行尚書省事」。

在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的政權機構十分混亂，「隨事創立，未有定制」。忽必烈即位以後，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治，特別注意加強中央集權，「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在漢族地主階級的幫助下，忽必烈仿照宋、金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統治機構。元初的中央統治機構，主要是設置了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中書省統領全國行政，長官是中書令，由皇太子兼領。中書令下設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統稱丞相。中書省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具體工作；樞密院掌管軍政，長官有院使、副使、僉樞密院事等，後來又在副使之上設知院、同知等；御史台掌司法並監察百官，長官稱御史大夫。此外。元朝在中央又設宣政院，掌管宗教和西藏事務；大司農，掌管農桑水利；通政院，掌管全國驛站；翰林兼國史院，掌制誥文書、修國史；集賢院，掌學校，征人才；宣徽院，掌諸王供應；太史院，掌天文曆法；操作院，掌工藝；將作院，管工匠等。各個機構分別對皇帝負責，最後集權於皇帝一人手中。

元朝地方機構為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機構，凡地方軍、政、錢、穀無不統領。樞密院和御史台在地方設有行院和行台，作為派駐地方的分設機構。行省以下的行政區劃，依次分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有達魯花赤、總管為長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等；府有達魯花赤、知府或府尹，有同知、判官、推官等。州有達魯花赤、州尹或知州，以及同知、判官等；縣有達魯花赤、縣尹等官。有些縣直接隸屬於路或府，各級行政官員的任命權都在中央。元朝路以下地方行政機構均設達魯花赤監治，有對政務的決定權，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詔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定為永制。」

法律

元朝是以蒙古貴族為主建立的封建王朝。其法律的制定，大致可分為二個階段：一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時代，一是元朝統治時期。成吉思汗以強大的武力征服統一了蒙古各族，建立了以蒙古地區和林為中心的橫跨歐亞的大汗國。為了鞏固其統治，於宋嘉泰三年（1203年）至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間正式制定並頒行《大扎撒》。「扎撒」，蒙古語是指「法律」、「規則」或「良好組織制度」。冠以「大」字，是適用於蒙古貴族所統治地區之意。其主要內容是維護蒙古君主對各級貴族、官吏和奴隸的統治秩序。就性質言尚屬草創時期，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法典。

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國之初，以循用其蒙古部落時期的習慣法為主。由於當時蒙古族實行的是「兵農合一」的體制，其軍法、軍紀也就成為國家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對違反號令的部屬處以嚴峻的懲罰，「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煙地面裏」（《元朝秘史》卷三）。即便是成吉思汗個人的護衛親軍，也要執行嚴明的軍紀。若誤班一次，則要答責三條子；誤班二次，罰打七條子；誤班三次，罰打三十七條子並流放遠處。任何人不得在成吉思汗宿衛的宮帳附近走動、探問宿衛情況，或逗留，否則將立即予以逮捕。若夜間有人誤闖入門，則「將他頭打破，肩甲砍斷」（《蒙古秘史》第二二九節）。軍隊作戰之前要「誓師」，其誓詞即具有法律效力。這與夏、商、周時代的「誓」具有相同之處。如宋嘉泰二年（1202年），鐵木真兵伐按赤塔塔爾，察罕塔塔爾二部時，先「誓師」說：「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無獲，俟軍事畢散之。」待戰勝後，發現族人中有三人「背約」，於是「帝怒，盡奪其所獲，分之軍中」（《元史·太祖紀》）。蒙古部落時期的習慣、軍法軍紀及誓約共同構成蒙古帝國建國初循用的法律雛形。

宋嘉泰四年（1204年），鐵木真西征，攻滅乃蠻太陽汗部。當時，乃蠻部的文明發展程度比蒙古族高，已有文字和較「嚴峻」的「法度」。鐵木真見到被俘虜的畏兀兒人塔塔統阿身負國印，便問他印作何用。塔塔統阿回答說：「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鐵木真遂讓塔塔統阿以維吾爾字母為基礎拼寫蒙古語，並命他教育「太子諸王」，從而創制了畏兀兒蒙古文（或稱回鶻體蒙古文）。從此，蒙古國有了「國書」作為本民族通行的文字，其法律文明也與遼、金一樣，隨著文字的產生，從而進入用文字立法的草創階段。「凡有制旨，始用印章」（《元史·塔塔統阿傳》）。鐵木真稱成吉思汗後，「制旨」即為重要的法律形式，他的「札兒里黑」（聖旨）、「烏古列倫」（話語）、「比利格」（箴言）也都成了法律。同時，成吉思汗又設「札魯忽赤」為斷事官，作為保證法律實行的官員，「治刑政」，其「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百官志一》）。「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著」，「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元朝秘史》卷九）。既治刑事案件，又理民事糾紛。

元太祖五年（1210年），成吉思汗謀取中原，木華黎引漢人郭寶玉問策。郭寶玉說：「建國之初，宜頒新令。」成吉思汗聽從了這一建議，制訂並頒佈了蒙古國第一部法規——《條畫五章》，其大體內容為：一、出軍不得妄殺，禁濫殺人；二、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制定了最初的刑制；三、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為有關軍籍的規定；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是有關戶籍制度的規定；五、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令禁止，乃宗教管理的法令（《元史·郭寶玉傳》）。儘管這些法令的內容還很粗糙、原始；但這就像劉邦初入咸陽時頒佈的「約法三章」和李淵入長安時規定的「約法十二條」一樣，在其立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如柯劭忞在《新元史·刑法志》中所評價的，《條畫五章》「是為一代制法之始」。從此，蒙古帝國有了成文法。

隨著蒙古帝國的發展與擴張，成吉思汗的個人權力也不斷強化。他先後發佈的命令也逐漸演變為不可觸犯的法令，蒙古語稱之為「札撒」（Jasaq）。早在宋嘉泰三年（1203年），成吉思汗消滅了克烈烈部王罕，召集大會，制定了最早的「札撒」。據伊兒汗國宰相拉施德丁奉旨主編的《史集》記載，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又一次召集大會，「重新確定了訓言、札撒和古來的體例」，使蒙古法令逐步規範化。其後，又命令將這些札撒和訓言寫在紙卷上，定名為《大札撒》。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後，再次下令「頒佈札撒和訓言」。至此，《札撒大全》的編纂工作告一段落。札撒本是成吉思汗就實際場合的不同情況，根據蒙古族傳統的習慣和風俗制定的臨時性的專門法令，但是由於「凡斷了的事，寫在青冊上，以後不許諸人更改」（《蒙古秘史》第二〇三節），擅自改動者要被治罪，故「札撒」也就成為常法。

蒙古國時期，札撒的內容十分龐雜，既有刑事法規，又有民事、商事、軍事、宗教事務、司法審判、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內容。例如，札撒禁止盜竊、奸淫、妄語和背叛等行為；確認奴婢對主人的依附關係，禁止奴婢逃亡；確認那顏（即貴族、官人）對君主的依附關係，不得擅離職守、或投托他人；確認父權與夫權；承認私有財產的子嗣繼承權；規定軍士不得逃避兵役、臨陣退縮等。違反札撒者要受處罰，甚至處死刑。成吉思汗要求後世的皇帝、王公、那顏、勇士，必須嚴格遵守札撒，依札撒辦事。所以，元代奉《大札撒》為祖宗大法。凡新君即位，必須隆重宣讀。如元太宗元年（1229年），成吉思汗去世，窩闊臺即位時，就重頒《大札撒》，要求世代遵守這一法律。但《大札撒》畢竟是蒙古帝國初期的法律，像任何民族早期的法律一樣，具有不系統和不完備的一面。儘管如此，它對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維護私有財產制度發揮了一定作用，並為以後蒙古國的統治和元代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

元世祖忽必烈時，由於領土不斷向北方擴充，在使用「大扎撒」的同時，又採用原金朝的《泰和律》（實為稍加修改的《唐律》），以治理北方漢人刑名之事，一度形成蒙漢法律混用，「南北異規」的局面。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在建立大元王朝的同時，為適應封建大一統的需要，正式宣布停止使用《泰和律》，積極著手制定新法。從元世祖到元顺帝前後數十年間，所制定和頒布的法典主要有：
+一、《至元新格》。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命中書右丞何榮祖將公規、選格、治民、理財、賦役、課役、倉庫、造作、防盜、察獄等十事彙輯成書，刻板頒行，是元朝第一部較為系統的法典，其性質是以行政法為主兼有刑法內容的綜合性法規。二、《風憲宏綱》。元仁宗時從「格例條畫」中輯錄有關風紀方面的內容，編纂而成，是綱紀和吏治方面的法律。三、《大元通制》。元仁宗時命大臣在《風憲宏綱》基礎上著手編訂，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經樞密副使完顏納丹等審定頒行。分詔制、條格、斷例、別類四個部分，共兩千五百三十九條。詔制就是皇帝的詔令，計九十四條。條格主要是經皇帝親自裁定或直接由中書省等中央機關頒發給下屬部門的政令，以及具體處理各種個別事件的指令性文書，共一千一百五十一條。斷例是皇帝或司法官吏判處案件的成例，屬刑事法規，共七百一十七條。四、《至正條格》。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在《大元通制》基礎上制定而成，於至元六年（1340年）頒行。其條目增至兩千九百零五條，是元朝最後一部法典。
此外，尚有官訂《大元聖政國朝典章》，雖非元朝正式頒行的法典，但卻搜集了元朝法典的豐富內容。

元朝法典大部分已經散佚，但從以上幾部法典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元朝立法具有以下特點：一、在法律名稱和形式上，既不沿用唐之律、令、格、式，也不援用宋之刑統、敕、令、格、式，而稱「通制」、「條格」。然而在實際上，其法律形式仍不脫離宋代刑統和編敕之軌跡。誠如元人吳澄所言：「其於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後序》）。形成集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和刑法為一體的綜合性法規。二、條格、斷例在法典中占很大比重，表明元朝立法行政，斷罪量刑，主要是依照臨時頒布的有關政令、文書及在司法實踐中形成的判例為依據。以致元朝法律「繁條碎目」，雜蕪牴牾，很不劃一。在司法實踐中「有例可援，無法可守」，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外交
南宋
早在成吉思汗進兵金朝時，蒙古與南宋就有了交往，成吉思汗深知宋、金是世仇，企圖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以攻金，因此派使臣到南宋通好，但遭到南宋邊境守臣的拒絕。大約在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蒙古使臣再次來宋，次年，南宋始遣使報聘。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蒙古軍曾入掠宋四川關外地；元太宗三年（1231年），拖雷率軍強行假道宋漢中地攻金，又抄掠四川北部諸州縣。其後，雙方使節往返，達成聯合滅金的協議，宋遣兵、糧助攻蔡州，滅金，雙方相約以陳州、蔡州為界。元太宗六年（1234年）六月，南宋朝廷想趁蒙古大軍北歸之機收復河南地，草率出兵占領了業已殘破不堪的汴京、洛陽等城，結果遭到蒙古軍的反擊，大敗而歸。於是，蒙古以南宋「開釁渝盟」為藉口，開始了攻宋戰爭。事實上，不管有沒有「端平入洛」事件，蒙古滅金後的下一步目標就是進攻南宋。

蒙古帝國遣王檝使宋，責宋敗盟，前後五次（首次在元太宗六年，最後一次在元太宗十二年）和議迄未達成。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南宋且扣留蒙古使者月里麻思於杭州，雙方關係日趨惡化。蒙古大汗派遣使節向南宋提出的，是「投拜」，即成為蒙古帝國的藩屬。這種要求是南宋政府無法接受的。王檝深知雙方想法的距離，便從中「捏合」，「挾兩國以庇一身，言於北則以為降，言於南則以為和」，藉以取利。第一次出使，勸說南宋出兵助糧，他的兩面手法獲得了成功。但在「端平入洛」之役後，蒙古統治者把南宋視為不肯歸順而且敢於反抗的敵人，確定了出兵征服的方針，「議和」亦即招降不過是一種輔助的手段。蒙古統帥屢以「講和者自講和，廝殺者自廝殺」以及「我國不信和」為言，確實表達了他們的真實思想。王檝的接連出使，雖然仍有從中「捏合」的意圖，但更多的是利用「議和」來麻痹南宋方面的意志，刺探有關的情報，甚至乘機勒索或收購北方所需的各種物資。

忽必烈在攻打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時，得知元憲宗蒙哥的死訊，立即北返爭帝位。忽必烈爲了北返爭帝位，而放棄即將攻陷的鄂州，與南宋的使者賈似道訂下和約。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即皇帝位以後，一面對付阿里不哥的叛亂，一面要求南宋履行在鄂州城下訂立的和約，於是以郝經為使臣去南宋，要求按約進貢納賦。賈似道隱瞞了這次議和簽約，為怕暴露，便把元使郝經扣了起來。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平定叛亂後，即以南宋扣留元使郝經為理由，大舉南伐，以實現統一中國的既定戰略。

高麗
蒙元與高麗的關係以元憲宗九年（1259年）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特點可概括為以戰迫降、降而復叛，後期可以說是以姻親關係為主導的和平相處。元朝的公主下嫁高麗王，高麗向元朝貢女成為一種制度，蒙古親王貴族乃至皇帝，也有多人聘娶高麗女性。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高麗臣服蒙古，答應歲輸貢賦，兩國之間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由於蒙古催索貢賦，引起高麗人民的反抗；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蒙古帝國赴高麗的使者在歸途中被殺，兩國關係隨之中斷。元太宗三年（1231年），窩闊台汗派撒禮塔征討高麗，高麗國王被迫出降，蒙古設置七十二達魯花赤監管其地後撤軍。第二年，高麗權臣崔瑀挾持國王和群臣避居江華島，殺達魯花赤叛元。此後，蒙古多次征伐高麗，朝鮮半島戰亂不斷。中統元年（1260年），高麗元宗即位，答應了蒙古提出的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戶、出軍役、輸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等要求，同時遣其子王諶入侍。蒙古正式吞併高麗，將朝鮮半島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自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將其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嫁給王諶後，先後有七位元朝公主下嫁高麗。下嫁公主均被冊為正宮，所生王子都有優先繼承王位的權力，這也穩固了元朝對高麗的控制。

日本
元朝建立初期，蒙元政府陶醉於東征西討的勝利之中。元世祖忽必烈鑑於日本獨立於蒙古帝國勢力之外的狀況，主動遣使與日本通好，以完成「四海一家」的願望。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第一次遣使日本時，在「國書」 中表達了與日本結交的願望：「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使，以通友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向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此後，元世祖又多次「遣使持書，布告朕志」，而日本卻沒有任何回信。此時，日本處於鎌倉幕府統治時期，其自視強盛，積極準備對付蒙古的進犯。十分惱怒的元世祖於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兩次武力征討日本，但均因遭到海上風暴襲擊而告失敗。此後，元朝與日本政府之間一直沒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 雙方僅有民間的商貿來往。

東南亞諸國
元朝威攝歐亞大陸，中西交通極盛。為發展東南亞貿易，先後在泉州、慶元、上海、澉浦、杭州、溫州、廣州等地設立市舶司，以通諸番貿易；為征服東南亞，又復用兵安南、緬甸、占城、爪哇諸國，使臣往來不絕於道。伴隨著軍事征伐、使節往來和通商貿易，元代中國人紛紛移居東南亞 ，中國文化遂播揚於南洋諸國。

南亞諸國
此外，元朝初年又通過和南亞諸國結成友好關系，進一步疏通了印度洋及其以西的航道。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派遣了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等出使南亞地區。由於首先和南亞的重要國家馬八兒（印度科羅曼德海岸）和俱蘭（印度南部奎隆）等交好，因而對南亞其他國家給予重大影響。按《元史》所載，南亞的「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是當時印度洋上的大國。因此，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和至元十九年（1282年），楊庭璧再次出使南亞時，與元朝建立關係的就不僅謹是俱藍，而是更多國家了。可見，印度洋及其以西航道的的疏通，是從元朝和南亞的馬八兒和俱藍建立友好關係開始的。

西亞諸國
元昭慈皇后二年（1243年），蒙古大將拜住在魯迷（今小亞細亞）打敗塞爾柱帝國的軍隊，其位於奇里乞亞的屬國小亞美尼亞（今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有意降蒙。元定宗二年（1247年）至元定宗三年（1248年），他派出兄弟三帕德出使蒙古。元憲宗四年（1254年），海屯一世奉拔都之召從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科贊）出發，至拔都斡耳朵。然後繼續東行，渡扎牙黑河（今烏拉爾河），經西遼故地、乃蠻故地，渡也兒的石河（今額爾濟斯河），抵達漠北蒙哥宮廷。於元憲宗四年七月三十日（1254年9月13日）謁見元憲宗蒙哥，蒙哥頒賜鈐有御璽的詔書，保護其國，並允許基督教合法存在。海屯一世在蒙哥駐地停留了50天，經胡木升吉兒（今額爾齊斯河上游烏倫古河）、別失八里、耶勒、彰八里、仰吉八里、奶湖（今賽里木湖）、阿力麻里、亦剌八里、塔剌思、撒馬爾罕、不花剌、馬魯、帖必力思等處歸國。他的隨從乞剌可思·剛扎克賽在其著作《亞美尼亞史》中收入海屯一世的《海屯王中亞记行》，使傳之於世。

歐洲諸國
歐洲人在13世紀以前對於中國印象是處於懵懂的狀態，直至13世紀「祭司王約翰」在東方建立基督教帝國的傳說，以及東方蒙古帝國的興起，為了聯合蒙古對抗當時教會的主要敵人回教徒，歐洲各國國王紛紛派遣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或傳教士前往東方，其中最著名者為義大利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至元八年（1271年），馬可波羅抵達中國，並在元朝擔任官職，返回西方後將自身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遊記，成為今日關於東方最有名的著作之一，深刻影響著爾後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

蒙古軍隊的鐵蹄掠過俄羅斯大地向西猛烈推進時，歐洲各國一片恐慌。羅馬教皇依諾增爵四世一方面欲溝通與蒙古的關係，規勸蒙古大汗停止殺戮行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內部的虛實，以作抵禦之策，遂於元昭慈皇后四年（1245年）派遣方濟各會會士柏郎嘉賓（1182年—1252年）為首的三人代表團出使蒙古。元昭慈皇后五年六月初八日（1246年7月22日），柏郎嘉賓及隨行抵達哈拉和林。元定宗元年七月十二日（1246年8月24日），參加貴由皇帝登基大典。元定宗元年（1246年）七月底，覲見貴由大汗（即元定宗），呈遞教皇璽書。貴由復教皇書大意謂：「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誠心和我修好，便當速來見我，不可遲延。你來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為什麼應該受洗。你來書，又因我們殺人之多，而覺得驚奇，尤其因爲信基督的波蘭人、匈牙利人、奥拉維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驚奇的原因。我告訴你：他們不聽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殺戮我們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們的手來殺他們。你們西方人，自以為獨奉基督而鄙視別人，但……我亦信上天，賴上天之力，我將自東徂西，征服世界。」書末璽印文曰「真主在天，貴由在地；上天神威，眾生之王。」這是羅馬教廷與蒙古發生關係的開始。顯然，柏郎嘉賓未能如願完成教皇交給他的規勸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元定宗二年（1247年），柏郎嘉賓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郎嘉賓病逝，遺留下《柏郎嘉賓蒙古行紀》（一譯為《蒙古史》），實為他此行的報告，這是現見最早西方人在蒙古旅行的紀錄。

除羅馬教廷以外，西歐主要的基督教國家法國也試圖通好蒙古。元定宗三年（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率西方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時，駐波斯的蒙古軍統帥伊治加台派使臣大衛和馬克等前往法王駐地賽普勒斯，要求法國出兵埃及，配合蒙古大軍進攻巴格達的計劃，雙方協同對穆斯林作戰。翌年，路易九世即派遣教士安德烈·朗久木攜重禮出訪蒙古大汗宮廷。蒙古此時的最高統治者是攝政皇后海迷失。海迷失在給法王的回信中要求法王每年向蒙古朝貢金銀，否則將受到戰爭的懲罰。元憲宗三年（1253年），路易九世再派教士魯不魯乞（約1215年—1270年）前往蒙古。魯不魯乞一行從地中海東岸的阿克拉城（今以色列海法北）出發，渡過黑海，先到窩瓦河畔謁見了拔都。拔都命其去見大汗蒙哥。元憲宗三年（1253年）底，魯不魯乞抵達了蒙古大汗蒙哥設在汪吉河（今蒙古國翁金河）附近的冬季營帳，並於次年年初隨蒙哥來到蒙古都城和林。魯不魯乞使團仍然希望勸告蒙古停止戰爭和信奉基督教，並要求自己留下傳教，結果仍不如願，只帶回一封蒙哥汗給法王的諭降書。魯不魯乞歸國後根據自己的見聞撰寫了一部《東行記》（漢譯本作《魯不魯乞東行記》），介紹了蒙古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司法審判、宗教信仰、宮廷見聞等，是一部關於蒙古和中亞的重要資料，比馬可·波羅早半個世紀向歐洲提供了關於中國的信息。

非洲諸國
元代非洲北部最強大的國家是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1250年─1517年）。元人稱埃及為密昔兒。中統元年（1260年），蒙古軍與密昔兒軍大戰於阿音札魯特，蒙古軍戰敗。此後，伊兒汗國不斷與密昔兒發生衝突。馬木路克統治者利用伊兒汗與欽察汗之間的矛盾，與北方的欽察汗國結盟，阻止了伊兒汗國向西的擴張。此後，密昔兒與欽察汗國關係一直比較密切。因此，密昔兒人對蒙古諸汗國和元朝的情況有所了解。馬木路克王朝大臣烏馬里，著有《眼歷諸國行記》一書，該書記載了自成吉思汗祖先阿蘭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的簡要歷史，除了大汗國（元朝）以外，還記載了窩闊台後王，察合台後王、朮赤後王的情況以及他們與元朝的關係。該書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寶貴史料。

在元代，往來於中國、非洲的最著名的旅行家是中國的汪大淵和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汪大淵曾附商舶出海，至數十國。回國後著《島夷志略》，記其所見所聞。《島夷志略》中記載了位於非洲東海岸附近的層拔羅國，即今之尚吉巴。汪大淵云：其「國居大食之西南涯，無林，地多鹵，田瘠谷少，故多種薯以代糧食，每每販於其地者若有穀米與之交易，其利甚溥」，「地產紅檀、紫蔗、象齒、龍涎、生金、鴨嘴、膽礬。」與《諸番志》相較，其書在敘述地理位置」土地氣候和物產方面都更為準確詳細，可見元代對東非沿海的知識較之宋代有了較大提高。

 軍事 

千戶編組即千戶制，是蒙古國時期的一項主要軍事制度。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建立蒙古國政權以前就開始實行。初期實行的千戶制只限於軍隊，是一種純粹的軍事管理制度。宋嘉泰四年（1204年），鐵木真在消滅克烈部王罕之後，利用與乃蠻決戰前夕的戰鬥間隙，把軍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進行整編。鐵木真下令所有軍隊依十進制組成十戶、百戶、千產，並委派了各級那顏為各級軍事首領──即十戶官、百戶官、千戶官。這就是整編中正式確立的千戶制。它改變了過去部落聯盟的鬆散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軍事組織形式。這是鐵木真在軍事制度上實行的一項重大改革。

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國後，把在戰爭中用於軍事管理的千戶制進一步發展完善和制度化，並擴充為實施軍事、政治、經濟管理的國家統治體制加以運用，創立了軍政合一的千戶制。

成吉思汗將全蒙古百姓劃分為95千戶，然後按照論功行賞的原則，將其分封給開國功臣和貴戚，並任命這些功臣和貴戚為千戶那顏（那顏，即官人、領主、軍事領主之意），由他們對人民分別進行世襲管領。成吉思汗降旨說：使為立國效力者，千之以千，委以千戶官。據《史集》和《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當時分封的千戶那顏共88人，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駙馬。因有3位駙馬合計領有十千戶，故分封人數不足95人。千戶制雖然名義上以千戶為單位，但實際上各千戶的編制戶數並不完全一致。在千戶之下又分為若干百戶，百戶之下為十戶。這就形成了一個層層隸屬、統治嚴密、指揮靈便的軍政組織體系。

蒙古國時期仍處在以征服戰爭為職業的歷史階段，人民基本上過著軍事化生活。一遇戰爭，有戰鬥力的人便被簽發為軍，戰後又散歸草原為民。因此，千戶制在其主要職能上，仍然是一種軍事管理組織形式。

區別於一般兵制以外的「怯薛」親衛軍制度，乃蒙古軍特色，「怯薛」其名，原係突厥語，甚多以突厥語為借語的蒙古語之一，即番直之義，指可汗直屬的親軍。宋嘉泰四年（1204年），初建時，自千戶長、百戶長與其子弟中選抜優秀者充當，總名之為怯薛歹（歹乃當事者之意），而設八十人的客卜帖兀兒（譯為宿衛），七十人的土兒合兀惕（譯為散班），另選巴禿兒（譯為護衛）千人，臨敵居前鋒，平時作散班護衛。第三年，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即位時，員數大額增加，也定制為宿衛一千人，箭筒士（豁兒赤，謂帶弓矢的番士）一千人，護衛散班（侍衛）八千人，合計一萬人。宿衞番士專門負責可汗斡耳朵（官帳）內外的夜間警戒，其餘則於晝間服相同的勤務，以及執役斡耳朵擔當冠服、弓矢、飲食、廬帳、府庫、醫藥、卜祝等文武雜務。番直分四班，每班三日交代，因之以「四怯薛」著稱。番士以係可汗近侍，特爲可汗親信而待遇優厚，相對戰鬥力也特強，乃是諸軍中最精銳的中核。行軍時戰場指揮官與一般文武大官，往往以此為跳板而被拔擢。

元世祖時代，才設置樞密院・總理天下的軍事。又新設五衛親軍，總管宿衛。各衛設親軍都指揮使。萬戶下設置總管，千戶下設置總把，百戶下設置彈壓。各地方有大征伐，則臨時設置行樞密院，軍事行動結束後，行樞密院也同時撤廢。 

+ 軍隊的種類  1.以民族分  有蒙古軍，探馬赤軍（先歸附的漢人、契丹、女真、畏兀兒），漢軍，新附軍（江南宋人）。 2.以兵役分（1）獨戶軍：每戶出一人。（2）正軍戶：合二、三戶出一人。（3）貼軍戶：二、三戶以上出一人。（4）餘丁軍：富商大賈之家出一人。（5）質子軍：諸侯將校的子弟充軍。蒙古語也叫禿魯花軍。（6）匠軍：以工匠充軍。（7）漸丁軍：以不成年的孩幼充軍。 3.以任務分（1）宿衛軍：元太祖時，分怯薛爲四隊，輪值宿衛。均爲親貴的子弟。元世祖以後，有五衛親軍、圍宿軍、儀仗軍、扈從軍、看守軍、巡邏軍。（2）鎮戍軍：鎮戍邊徼襟喉的地方，防止人民叛亂。河洛、山東是天下的腹心，以蒙古軍和探馬赤軍鎮戍。淮河以南，各以漢軍和新附軍鎮戍。（3）鄉兵：戍守本地，猶之今天的地方團隊。如遼東的乣軍、契丹軍、女真軍、高麗軍，雲南的寸白軍，福建的畬軍。 4.以技能分 有炮軍、弩軍、水手軍、匠軍。

 經濟 
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统治从东亚到中亚、西亚、东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整个丝绸之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只有一个帝国控制，这使得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比其他分裂时期要容易得多。

 商業 
成吉思汗統治後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環境，實現繁榮富強，道路安全，騷亂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圖之地，那怕遠在西極和東鄙，商人都向那裡進發。因為蒙古人沒有定居於任何城鎮，商旅也沒有在他們那裡彙集，所以衣物在他們當中非常缺乏，跟他們做買賣所得到的利益，人所共知。為了溝通消息和運送貨物，蒙古人在國土上遍設驛站，建立起一套高效的驛站系統。此外，蒙古人非常重視商人，對待他們十分慷慨。據志費尼記載，忽氈的三個商人帶著織物到蒙古貿易，漫天要價。雖然成吉思汗很震怒，但他還是以較為合適的高價收購了他們的商品，並對他們優禮厚待。為照顧穆斯林商人的尊嚴和安適，成吉思汗替他們設立干淨的白氈帳。蒙古人還在大道上設置守衛，並頒布札撒，凡進入他的國土內的商人，一律發給憑照，以保護商人的通行安全順暢。因此，蒙古帝國為世界貿易的發展創造了比以往更加有利的條件。蒙古帝國時期商業發展的主要表現是商品種類的豐富，商業城市的繁盛，商貿路線的暢通和商人活動範圍的擴大。

交易的主要商品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高價格低重量、易運輸的貨物，如香料（不僅包括胡椒、生姜和肉桂等香辛料，還包括芳香料、染料和藥物）、絲綢、珍珠、寶石、貴金屬和毛皮等；二類是大宗商品，包括谷物、木材、黑色金屬、蠟、布匹、酒、糖、鹽、魚等；三類是奴隸和牲畜。印度及遠東地區出產胡椒、生姜、藏紅花、絲綢、珍珠、棉花和亞麻等。元代，中國出口到西方的商品種類繁多，其中絲綢、香料和瓷器為外銷商品之大宗。據《島夷志略》所載，當時絲綢出口到的國家和地區達50多個，不僅行銷東南亞及印度諸國，還遠至歐洲及非洲各地。東方出產的香料中最重要的是胡椒。馬可·波羅描述了杭州和泉州的胡椒貿易，並對其巨大的交易量感到驚訝。蒙古帝國時期，胡椒的產地主要是爪哇和馬拉巴爾海岸（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區）。歐洲人除從印度獲得香料，也會從中國的港口購買，因為東南亞的很多商品會運到中國的港口銷售。中國盛產的瓷器也運銷印度等地區，直至北非馬格里布。

來自中國的商品在很早以前就進入了西方，前蒙古帝國時期主要通過穆斯林中間人的代理。歐洲商人首次與中國直接接觸的日期雖不確定。但到中統二年（1261年），有了富浪（法蘭克，當時中國人對歐洲的稱呼）商人訪問元上都忽必烈朝廷的記載。他們被描述為金發碧眼，來自一個太陽不落的地方，有學者認為這個地方是大諾夫哥羅德。馬可·波羅一行可能是首次訪問中國的義大利商人。他們於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達元大都，與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誼。之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義大利聖方濟會修士若望·孟高維諾從大不里士出發，前往奧慕斯（荷姆茲），在威尼斯商人彼得羅·德·盧卡隆戈的陪同下，從那裡航行到中國。當孟高維諾成為汗八里（北京）的主教時，他的朋友盧卡隆戈仍在中國做生意，並捐贈了一大筆錢來維持當地的天主教會。大德九年（1305年），一位在中國經商的威尼斯人帶回了孟高維諾的第一封信。因此，威尼斯人可能是在中國較早形成一定商業規模的義大利人。然而，後來熱內亞人獲得了一定的優勢。文獻資料顯示，與威尼斯商人相比，熱內亞商人與遠東的直接貿易數量更多，投資金額也更大。在泉州和揚州都有熱內亞人的居住區。至元二年（1336年）至至元四年（1338年），元朝皇帝妥歡鐵穆爾遣使教皇本篤十二世的15個歐洲人中只有一個不是熱內亞人。可見，當時在中國的歐洲人中熱內亞人占據很大比重。

儘管到中國做生意的義大利商人有不少，但直接做歐洲與中國貿易的應該相對較少。在前往中國的漫長旅程中，貨物的重量是一個特別需要考慮的問題，並且貨物的利潤要足以支付各種成本。為解決這一問題，歐洲商人們在貿易方式上採取了一些變通。佩戈洛蒂在其《商業指南》中建議商人們帶幾卷輕便但貴重的布匹從威尼斯或熱內亞出發，到烏爾根奇換取銀錠，然後繼續前行，到元朝境內將銀錠兌換成紙幣。當然，最好的選擇是與蒙古統治者做生意。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價格昂貴，利潤巨大，足以支付運輸成本。據馬可·波羅記載，他的父親和叔叔曾利用在君士坦丁堡出售商品獲得的利潤購買珠寶，贈送給欽察汗別兒哥。欽察汗不願無故接受他們如此慷慨的饋贈，不但對所有的珠寶加倍償還，而且還回賜了許多珍貴的禮物。蒙古帝國時期的貿易發展促使一些商業重鎮的崛起或復興，大不里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畜牧業 
蒙古草原的自然環境一直是適宜畜牧生產的，除少數地方覆蓋有很稀疏的森林外，其他地區均為盛產野草的天然放牧區。「這裡不適合種植作物，卻適合飼養畜群，即便算不上十分理想，至少也是相當適宜的。」大蒙古國的牧民們牧養牛、馬、羊和駱駝等牲畜，「逐水草放牧」為其主要經濟活動。對於草場的選擇，當時已經有了較清楚了認識，懂得什麼地方更適合放養牲畜。夏天人們遷到氣候涼爽、水草豐美的山地，冬天遷到比較溫暖的草甸。為了保護草場，蒙古人頒布了法令，「禁草生而斸地者，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破壞草原、燒荒毀草的人，要被處以誅其家的重刑，懲治相當嚴厲。窩闊台汗當政時期，「在沒有水的地方挖掘出井，使百姓得到水和草」，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畜牧環境、擴大了草場，促進了草原畜牧業的發展。

 手工業 
缩略图|欧洲人描绘的万安宫“银树”喷泉
當蒙古人攻下一座城市或者王國時，如果他們發現了有技能的人，例如工匠、手藝人或技師等，這些幸運的靈魂就能免遭屠戮，并被送往特定的地點，為蒙古人工作。他們可能會加入蒙古軍中，並成為炮兵或技師，其他工匠則被派去為蒙古宮廷製造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金銀匠巴黎人威廉·比希耶（William Buchier），據魯布魯克記載，他曾在哈拉和林設計並製造了著名的銀制酒噴泉。

除了哈拉和林，最著名的地方是鎮海城。鎮海是蒙古朝廷中的一名高官，他於元太祖七年（1212年）在蒙古草原的中西部建造了這座城，起初是作為軍事據點。這座城市逐漸擴張，城中有一座頗具規模的作坊，裡面有漢人工匠，其中很多人在至元二年（1265年）左右被允許回到華北，在大都和上都附近工作。這可能是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並拒絕給予海都等人技術資源的一個結果。另一座城市拜八里（意為「富饒之城」）建於色楞格河畔，成為珠寶與金器的設計和製造中心。在蒙古草原上建立這些製造中心是個合乎邏輯的選擇，這也使後勤制度的建立變得必要，以向居民供應食物和工作。當然，這也增加了前往蒙古草原的交通運輸。

而蒙古草原並不是唯一的工業生產地。蒙古人在葉尼塞河上游支流沿岸建立了一座絲織品製造中心。西伯利亞在歷史上並不以產絲聞名，但是這顯示了蒙古人的能力，不僅遷移了工人，也給他們提供原材料，由此控制了奢侈品的生產。這裡和其他一些地方生產的主要產品是蒙古宮廷極為熱衷的織金錦，又稱「納失失」。生產這種織物需要大量的絲和黃金。絲基本上來自中國，而生產中心則設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相對靠近蒙古草原西部的阿爾泰山和葉尼塞河流域的金礦。這樣一來，就降低了製造納失失的成本。1盎司黃金能夠變為長80公里的線，纏在一條基線上，則可以產出長1,600公里的線。儘管生產納失失所需的黃金並不多，但是使納失失生產中心靠近更為昂貴的黃金的產地是說得通的。絲也十分昂貴（確實是絲而不是黃金成了元帝國通貨的準備金），但是用駝隊運輸大包的絲顯然比運輸小包的黃金更加容易，因為黃金比絲更容易消失。

當然，要想獲得黃金，除了強力的後盾還需要有技術的勞動力。蒙古在列格尼茨戰勝波蘭和條頓騎士團等勢力的聯軍之後，蒙古諸王不里帶走了所獲的俘虜，其中有數量很大的一隊日耳曼金礦工人。這些戰俘在中亞度過了餘生，在距今塔什干東北約270公里處的塔剌思附近為不里工作。蒙古通過入侵花剌子模帝國一戰，也獲得了數以千計的技術工匠。儘管不應完全相信拉施德丁的估計，他說蒙古人將10萬名工匠遷往「東方之地」（bilad-i sharqi），但毫無疑問，到來的工匠確實是數以千計的。

 農業 
在大蒙古國時期，作為游牧經濟區的蒙古草原很早便發展起了農業生產。蒙古建國前後的不斷征戰，使不少農耕民族的人們成為俘虜被運回草原，特別是蒙古人「掠中國之人為奴婢」，並將他們運回草原，這些漢人因為「必採食而後飽」的飲食習慣，在水源相對充足的地區開辟出小片耕地，草原上出現了農業生產活動。對於這些農事活動，窩闊台是支持的。在和林境內，有個人種植蘿蔔，獲得了一些收成；另有一人在和林附近種植了一些柳樹和杏樹苗，並長出了嫩芽（由於嚴寒，樹在當地很難生長）。因為這些成績，窩闊台對這2個人給予重賞。此後，這種耕作活動不斷得到發展，到元定宗二年（1247年）張德輝應忽必烈徵召北上和林時，和林的居民已「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了。

	貨幣制度 
蒙古人統治中國時，對中國的幣制，帶來一種基本的變革，就是使中國從此採用白銀為價值的尺度。中國的幣制，可以根據各種標準來劃分階段。例如根據銅錢的名稱，是以唐代為一分水嶺，唐以前是用銖兩貨幣，唐以後用寶錢。根據紙鈔的採用，則以宋代爲一分水嶺，宋以前用金屬貨幣，宋以後使用紙幣。但這些分別都不是基本的，因為宋以前主要的價值尺度是銅錢，兩宋的交子、會子是兌換券的性質，仍以緡文為單位。只有自元朝起，中國改用白銀為價值尺度，並且逐漸發展到用白銀爲流通手段。

蒙古人是從游牧生活受到隣近民族的影響、一躍而進入貨幣經濟的。鐵木真的時候，還殘留著物物交換的辦法。但由於隣近民族的影響，大概很快地就學會了使用白銀。土耳其斯坦一帶，一向使用銀幣，花剌子模的銀幣，在八世紀時就通行土耳其斯坦一帶。而蒙古民族同花剌子模有密切的貿易關係。鐵木真曾同花剌子模訂過同盟，商隊往來很爲頻繁。蒙古和花剌子模之間的戰爭，就是因爲蒙古商隊被花剌子模人所謀殺而引起的。這些說明蒙古人受花剌子模的影響的必然性。花剌子模是當時中亞的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切都比蒙古進步。所以蒙古人在征服中國以前，以及征服中國以後的初期，是使用白銀的。不但貿易和借貸用銀，物價也用銀表示。每年對於皇親和將士的賞賜是用白銀。買馬也用銀付價。並且還有銀幣的鑄造，幣面有人騎馬持刀像，但普通多是打一獸印，如鼠、牛、虎兒等，以代表年分。他們統治中國以後，文書上還是用虎兒年鼠兒年的辦法。蒙古人在統治中國之前，就開始鑄造中國式的錢幣，不但有銅錢，而且有銀錢；大朝通寶銀錢便是一例。

在取得對中國的統治權以後，雖以使用紙幣為主，而且曾幾次禁止金銀的流通和買賣，但這種禁令都是短期的，而且執行的效果如何，也有問題。因為民間對於借貸、勞務報酬、物價的表示和日常的交易，似乎都有用銀的。這時白銀的形態，大概已不是以前外國式的銀幣，而是中國式的銀錠，或元寶。據說銀錠稱元寶，是元朝開始的。在發行紙幣之後，白銀還是價值的尺度，初期的中統鈔是以銀爲本位。後來的紙幣，也都以錠爲單位。就是在採用純紙幣流通制度的時候，還是規定對金銀的比價。至於至大年間所發行的鈔票，名字就叫做銀鈔，更是以銀爲基礎了。
+大蒙古国时代铸币名称语言文字图片成吉思汗时期金第纳尔波斯语阿拉伯字母center|100x100px脫列哥那时期银迪拉姆波斯语阿拉伯字母center|100x100px蒙哥汗时期银迪拉姆波斯语阿拉伯字母center|100x100px大朝通寶漢語汉字center|100x100px大朝金合漢語汉字支鈔半分交鈔半分漢語汉字center|100x100px

賦役制度
元太宗二年（1230年），元太宗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元太宗二年（1230年）十一月，從耶律楚材之議，置燕京、宣德、太原、平陽、眞定、東平、北京、平州、濟南十路徵收課稅所。十路課稅所是在金朝原有的課驗賦稅的財政機構上的改造，耶律楚材重新建立課稅所，雖然不能說是一個創舉，但它確實為蒙古在中原漢地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財政設施。因此，十路課稅所的出現成為蒙古問鼎中原的有力的經濟保證。同時，它也是蒙古進一步趨向漢法的重要開端。

課稅所雖然主要任務在於徵收賦稅，承擔經濟事務，但它也是行政機構。在當時蒙古的中原統治區，「官盛刑濫，民困財殫」。宋子貞在東平「按刷文檢，均科賦稅，糾舉官吏，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雖然如此，百姓也不得安命，所以楊奐任河南路徵收課稅長官時，「政事約束一以簡易行事，按行境內，親問鹽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十路徵收課稅所重新括取金源西夏的「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因此，元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元太宗授耶律楚材「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在改變蒙古舊俗「不待蛋而衣，不待耕而食」的宗旨下，元太宗窩闊台對農桑事業予以很高重視。元太宗五年（1233年），「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戶，得戶七十三萬餘，」次年，「以胡土虎那顏為中州斷事官」，「詔括戶口」，「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耶律楚材以「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反駁失吉忽圖忽為代表的「朝臣共欲以丁為戶」的主張之後，又奏括民戶籍為編民，於是元太宗八年（1236年）初定中原戶賦，規劃了丁、地稅。每戶科栗二石，後增至四石，「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這樣的規定，難免造成賦役不均，「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因此又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的條畫。業農者以外的民戶，「工匠僧驗地， 商貿驗丁」。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丁、地稅的統一徵收，固定了蒙古集團的經濟來源，對北方混亂的農業經濟的恢復是一個有力保證。稅糧以外又行科差。科差包括絲料和包銀，原則上是按民戶財產多少征科；「每戶出絲一斤，並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並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

 社會文化 
 宗教 
蒙古族生活在北方草原，從事游牧生活。蒙古族原來沒有文字，主要信奉薩滿教，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宗教是他們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以後，向外擴張，接觸到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多種宗教。蒙古統治者對於各種宗教原則上都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給予保護和支持。多種宗教的興盛，是蒙古前四汗時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特別是從西藏傳來的藏傳佛教。藏傳佛教是佛教傳入西藏後形成的一個教派，最受到元朝統治者的尊重。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大喇嘛八思巴為帝師，命他制定蒙古新字，下詔頒行天下，俗稱八思巴字。此後，元朝皇帝和后妃們都以喇嘛為帝師，由其傳授佛戒。帝師和其他喇嘛們不僅在政治上擁有特權，在經濟方面又免田稅、商稅以及差役，而且常受元朝政府的賜予。

道教在元代分為幾派。江南有正一教，也稱天師道。天師世居江西龍虎山（在今江西省貴溪市），這是傳統的舊派。在北方有三個新興的派別，即全真教（王重陽所創）、大道教（劉德仁所創）、太一教（蕭抱珍所創）。其中以全真教勢力最盛，廣泛流行於北方。成吉思汗西征時，曾經召見全真教主丘處機，問以長生之術，呼之為「丘神仙」，封為國師，賜號「長春真人」，命其總領道教。丘處機隨從到過中亞等地，其弟子李志常著有《長春真人西遊記》，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在這之後，道教即受到政治上的優遇。忽必烈統一江南後，又宣召正一教天師至京城，命其世代管領江南道教。道教徒在元代被稱為「先生」，一般是種田的不納田稅，做買賣的不納商稅。

基督教自歐洲傳入，在元代被稱為也里可溫（意思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約至元三十年（1293年）間，義大利教士若望·孟高維諾來北京傳教，任第一任天主教總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國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內地都有教堂。伊斯蘭教在元代也頗興盛。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大批來到中國，散處各地，被稱為「回回」。他們的傳教士稱為答失蠻（波斯語音譯，意為學者）。同時，也有一些漢人和蒙古人信奉伊斯蘭教。此外，摩尼教、婆羅門教、猶太教，在元代也有所傳播。

 思想 
原金朝統治下的北方農業地區，當時稱為「漢地」。成吉思汗對金用兵，奪取了包括金中都（今北京）在內的大片土地，金朝被迫遷都南京（今河南省開封市）。窩闊台汗時期，蒙古滅金，實現了對「漢地」的統治。「漢地」歷來占主導的是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原傳統文化。成吉思汗接觸過個別「漢地」士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及佛、道二教的代表人物，但中原傳統文化在他的心目中是沒有地位的。窩闊台汗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議，採取過一些保護「漢地」文化的措施，如以考試方式確定儒戶、立經籍所、封衍聖公等，但隨著耶律楚材在政治上失勢，這方面的措施沒有再推行下去。此外，窩闊台汗還曾下令在燕京（今北京市）興辦學校，培養翻譯人才，此事指定全真派的道士負責。這是蒙古學校教育的濫觴。貴由汗在位時間很短，忙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爭鬥。繼起的蒙哥汗「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酷信巫覡蔔筮之術」，對「漢地」的儒學沒有興趣。他曾問：「儒者何如巫、醫？」實際是認為儒者無用。在蒙古上層，他的這種想法是普遍存在的。「漢地」的道教、佛教，得到蒙古統治者的扶持，聲勢日盛。因為利益衝突，佛、道二教在蒙古統治者主持下舉行兩次辯論，成為當時「漢地」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漢地」的漢人世侯，如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嚴氏、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史氏等，在自己管轄範圍內做過一些招徠儒士文人、整治學校的舉措，對於儒學的延續，起了有益的作用，當然規模是有限的。 

從13世紀40年代起，蒙哥之弟忽必烈便開始招致「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50年代初，蒙哥汗即位後，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漢地」，更加強了收攬「漢地」人才的工作。他多次表示了尊重儒學的態度，採取一些恢復地方學校的措施，因而贏得了「漢地」士人的好感，向他獻上了「儒教大宗師」的頭銜，視他為儒教的保護人。與此同時，忽必烈對各種宗教同樣採取「護持」的態度。也是在13世紀40年代，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班到西涼（今甘肅省武威市）與蒙古宗王闊端會晤，導致吐蕃地區歸附蒙古。50年代忽必烈出征雲南回師途中，與薩班之侄八思巴相見，從此藏傳佛教逐步傳入中原地區。 

在金朝統治下，士人們熱衷於詩詞歌賦，關心理學者極少。反之，理學在南宋統治地區得到很大發展，朱熹是南方理學的代表人物。元太宗七年（1235年），蒙古對南宋用兵，攻陷德安（今湖北省安陸市）等地，大肆俘掠。儒生趙復、硯彌堅等因此北上，趙復在燕京開辦太極書院，硯彌堅等在各地教授學生，南方理學得以北傳。許衡、姚樞等人都成了理學信徒，後來相繼入忽必烈幕府。在詩文方面，一批金朝「遺民」的創作，成為文壇的主流。遺民文學的特點，不外是懷念故國，感懷身世，有的還對蒙金戰爭造成的災難進行批判。元好問是他們中最有影響的代表。異軍突起的是新西域詩，耶律楚材和邱處機以詩歌記述他們的西域見聞，為當時的文壇增添了光彩。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雜劇開始成型，在城鄉演出。在史學方面，金史特別是金朝亡國史的編纂成為一時風氣，而多種蒙古和西域行記的出現，應視為這一時期文化的一個特點。 

 教育 
早在元太宗六年（1234年），蒙古統治者即就金之樞密院建宣聖廟，設總教國子之官。四年後又建太極書院。至於正式的學校，則從忽必烈即位後才開始。元代教育行政機構，在中央，有國子監、蒙古國子監、回回國子監；在地方，有諸路儒學提舉司和醫學提舉司。國子監創立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隸集賢院，置祭酒、司業、監丞、典簿、令史、譯史、知印、典史等官。蒙古國子監創立於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祭酒、司業、監丞，後又增置令史，必闍赤、知印等官。回回國子監創立於延祐元年（1314年），官制不詳。諸路儒學提舉司創立於中統二年（1261年），醫學提舉司創立於至元九年（1272年）。

元太宗窩闊台於元太宗七年（1235年）派遣蒙古軍隊進攻南宋，俘虜了趙復等一批學者。這時，程朱理學在南宋已經十分流行，但由於淮河以北長期被金國統治，北方士人仍然用唐代以前的舊方法解釋儒經。趙復懂得程朱理學，立即吸引了蒙古的一些重要官員，得到他們的尊敬。於是蒙古政府在燕京開辦太極書院，提供了八千多卷書籍，建立了祠堂祭祀程顥、程頤和朱熹等理學大師，請趙復講授他們的學說（《元史·趙復傳》）。這件事對元代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程朱理學從此成為蒙古政權的正統思想及學校和書院教育的中心內容。

理學對學校教育的影響，直接導致它在後來開設的科舉中確立了官方學術的地位。元仁宗開科舉，程式多採於朱熹《貢舉私議》。其經書考試尤重《四書》，單獨出題，並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漢、南人試《五經》之一，考試標準亦以理學家有關著作為主。總體而言「非程、朱之學不試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而正」。由於程、朱等人對《五經》的研究不夠全面、系統，故元朝《五經》考試在側重理學的同時亦兼用古注疏。

 文字 
蒙古族初無文字，《蒙韃備錄》記載：「今韃之始起，並無文字，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最初曾用漢字和畏兀兒字母來拼寫自己的語言。宋嘉泰四年（1204年），鐵木真征討乃蠻，獲掌印官塔塔統阿，「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國言」是指蒙古語，即教太子諸王用畏兀兒字拼寫蒙古語，從而創立了畏兀兒蒙古文，這是蒙古族發展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以失吉忽禿忽為最高斷事官，命「所斷之案，書之青冊文書，傳至子子孫孫，其勿更改失吉忽禿忽與我議擬之白紙所造青冊文書，脫有更改者，則當罪之」。這是蒙古帝國最早使用蒙古文字記載蒙古案例。以後蒙古帝國便使用蒙古文字書寫公文、信件、璽書、碑刻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詔書中：「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兀兒字，以達本朝之言。」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深感用畏兀兒文字書寫蒙古語言非常不便，於是命帝師八思巴創製一種蒙古新字。精通梵文和藏文的八思巴，遂創製出一套配音遠較畏兀兒文字正確的字母，即八思巴字，也就是蒙古新字。《元史》對此記載到：中統元年（1260年），世祖即位，尊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為八思巴創製文字成功特意頒布詔書，將八思巴字頒行於天下。詔書說：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寝興，而字書有關，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靈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文學 
元朝文學包含了各民族的成就。除漢族文學以外，各族人民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蒙古文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僅記錄了蒙古族的興起和成吉思汗、窩闊台時期的歷史，而且匯集了蒙古族早期創造的詩歌、口碑、傳說故事等民間文學，既是一部民族史詩，也是一部歷史文獻。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是元代寫定的一部藏族民間說唱體的英雄史詩，當時曾在全國廣為流傳，深得漢藏、蒙古等族人民喜愛。該史詩除國內有漢、蒙文譯本外，還被譯成俄、德、英、法文節譯本。

元朝文學最突出的成就是漢族創作的元曲作品，它是這一時期中國文學的主流。元曲包括劇曲和散曲兩種。劇曲當時稱為雜劇，在當時極為盛行。元代創作雜劇的作家很多，據元代鍾嗣成《錄鬼簿》、《錄鬼簿續編》等書的記載，元代有姓名可考的雜劇作者約200多人，劇目達600餘種，保存至今的有160餘種。元雜劇初興於河北、山西及京城大都，它的興起與城市經濟繁榮及漢族人民思想束縛的相對鬆弛和蒙古族對歌舞的愛好等因素有關。元雜劇也是各族文學相互交融的產物，它是漢、女真、蒙古等族說唱藝術的融合。元代雜劇作品很多，思想、藝術成就最高的是被譽為元曲「四大家」的關漢卿、白樸、馬致遠及鄭光祖等人的創作。關漢卿的《竇娥冤》、白樸的《梧桐雨》、馬致遠的《漢宮秋》、鄭光祖的《倩女離魂》等代表性的雜劇作品至今仍被人們以各種戲曲形式傳播，深得人們喜愛。此外，還有王實甫的《西廂記》、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石君寶的《秋胡戲妻》等作品。

 史學
蒙古先人有修史記事的傳統。蒙古統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就編撰了《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用畏兀體蒙古文寫成的蒙古第一部史書，它的出現是中國史學的一件盛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朝統治者在入主中原、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區先進的封建文化，並仿效中原王朝的修史制度，在短期內完成了《宋史》《遼史》和《金史》，使宋、遼、金三朝的主要歷史資料得以系統地保存下來。同時還編修了本朝歷史（如《元實錄》），彙編了本朝的典章制度和文獻，為後人研究元史提供了一些資料。 

由於元朝統轄區域廣闊，地跨歐亞兩大洲，因此元代用其他語言文字編寫的有關歷史文獻就更為豐富多彩。在數量眾多的非漢文史籍中，波斯文史籍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是由於波斯蒙古王朝的創立者旭烈兀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他所建立的伊兒汗國一直遵奉元朝為宗主，並以藩國自居，故兩國來往極為密切，伊兒汗廷對元潮的情況也了解得十分清楚，並在其史籍中有大量的紀載。在有關蒙古史實的波斯文獻中，最為重要的歷史文獻有兩部：一是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一是拉施德丁的《史集》。

 曆法 
蒙古帝國草創時，承用金朝的《重修大明曆》。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發現《重修大明曆》呈現「後天現象」，二月和五月朔日微見月光，五月望日預報月蝕又不驗。於是耶律楚材以《重修大明曆》為基礎，編訂《西征庚午元曆》。其中天文數值均有修改。更進一步，耶律楚材於《西征庚午元曆》引進一嶄新的概念──「里差」，以尋斯干城為中線，東西相距里數定時差，東加西減。《西征庚午元曆》為中國首部有時差概念的曆法，可惜並未頒行。及後蒙古帝國分成四汗國後，元帝國回復中原觀念，里差法逐沒有行用。

至元十七年（1280年），許衡、郭守敬等人奉詔編成新的曆法《授時曆》。第二年元世祖忽必烈詔令頒行全國。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曆法之一。《授時曆》根據郭守敬等創制的各種新儀器進行的精密天文觀測，考證了7項天文資料；計算出5項日月運行的新資料；採用郭守敬首創的弧矢割圓術來計算太陽黃道與赤道積度；採用百進位元制表示小數，提高計算精度；廢棄上元積年法，以至元十八年冬至時刻為曆法曆元；推算回歸年長度為365.2425日，與現行西曆相同，比歐洲格里高利曆早300多年，反映了測量的高水準，也說明《授時曆》有很高的精度。《授時曆》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曆法之一，也是中國古代使用時間最久的一種曆法，它在元明兩代一共使用了364年。

元代設有回回國子學，又設有回回天文台，足見元朝如何重視回回文化，尤其回回的天文曆法。回回天文台的設立，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回回曆算家中最著名的是札馬魯丁。札馬魯丁是波斯人，在至元四年（1267年）曾著有《萬年曆》，元世祖予以頒行，這是在郭守敬《授時曆》之前的一種曆法。與此同時中國的天文學知識也傳到中亞和西亞。納速刺丁在馬拉蓋建造天文台，並主持編纂《伊兒汗曆》，其中就包含有中國曆法的內容。

交通
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人以雷霆萬鈞之勢，摧枯拉朽地消滅了歐亞大陸的幾十個國家，掃除太平洋兩岸至東歐平原和伊朗高原間的人為疆界，把如此遼闊廣大的地域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這是自古以來絕無僅有的。幾百年來，這些地區的國家和政權，或內部腐敗、墮落，或內鬨、分裂、干戈不休、嚴重破壞著社會生產力，阻礙社會的進步，影響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蒙古帝國的出現改變了這種混亂的局面。蒙古大帝國的出現使遠東、中亞、西亞、北亞和東歐統一了起來。

為了加強各地區之間的聯繫，蒙古帝國大量修築了交通道路，驛站制度建立起來了。早在成吉思汗時就仿效中原地區的驛傳制度，在境內設驛站。元朝建立後，為了加強同各汗國的聯繫，各地普遍設立驛站，形成了以大都為中心的稠密交通網通往帝國各地區，出現了「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的局面，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頻繁交往。當時的中國是世界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通過四通八達的交通道路和驛站，中國發明創造的火藥、紙幣等傳到西方；西方的各種物產、藥物、天文曆法等科技知識也相繼傳入中國。

空前活躍的元代東西方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路線，有四條橫貫歐亞大陸的陸路道路。它們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西域南路和經過吉爾吉斯草原到達欽察汗國首都薩萊再進入歐洲的「欽察道路」。欽察道路沿途主要經過敦煌、哈密、別失八里（吉木薩爾）、土庫曼等地。前面三道路合稱「波斯道路」，沿途主要經過敦煌、羅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直達土耳其。

元代的海上交通也進一步發展起來。十三世紀後半期，忽必烈發兵攻打占城、安南等地，席卷東南亞。同時，這時前往東南亞地區的中國移民數量大為增加，尤其因南宋的滅亡，不少南宋遺民亡命占城等地。他們是華僑的先驅。泉州、廣州的海外貿易都十分發達。中國商船遠航印度洋、波斯灣、紅海、地中海，甚至非洲北岸和東岸。外國船舶也大量碇泊泉州、廣州等港口，卸下各種貨物，主要有南海特產、香料、犀角、象牙等。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金銀、絲綢、瓷器、銅錢等。此時的南海貿易正在迅速發展起來，遠洋航海技術政在不斷成熟。元朝航海事業的大規模發展，實際上為明初鄭和航海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統一的蒙古大帝國內的方便交通條件和頻繁交流，可以看做是東西方更進一步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曙光。

科學技術
農學
蒙古人原來過著游牧生活，對農業經濟缺乏了解，因此在攻進中原之初，元太祖近臣別迭等甚至提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試圖將漢人趕走，將良田廢為牧場。但當他們對中原農業有所了解後，發現農耕收入顯然勝於游牧，因此轉而重視農業。為適應發展農業的需要，元代公私都編纂了很有影響的農書。至元十年（1273年），大司農司「遍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切要，纂為一書」，編成了《農桑輯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農桑輯要》編成後，「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又於延祐二年（1315年）「詔江浙行省印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此後，司農司又編纂了《農桑雜令》《栽桑圖說》等書。由於統治者的提倡，民間也產生了一些影響很大的農書，如王禎撰《農書》三十七集、畏吾兒人（即維吾爾族）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二卷、羅文振撰《農桑撮要》七卷等。

醫學
蒙古族醫藥是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逐步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傳統醫學，其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是蒙古族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也是一門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地域特點的醫學科學。它不僅有著豐富的醫療實踐，而且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診療經驗。早在十二世紀以前，蒙古族人民就發明和運用了許多適合地區特點的醫療方法。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各部後，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原有的醫療經驗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初步基礎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古代蒙醫藥。後來又吸收了藏醫、漢醫傳統醫學及古代印度醫學的基礎理論和醫療經驗，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醫學理論體系。

早在元太宗九年（1237年），元太宗窩闊台在燕京等十路設「惠民藥局」，「官給抄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擇良醫主持，以療貧民」。同時，還在地方官學中專設醫學以培養專門人才，因此，元代的醫學極為發達，不僅繼承了漢族的傳統醫學，還結合了蒙古醫學、回回醫學（阿拉伯－伊斯蘭醫學），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醫學、藥學著作，如《丹溪心法》《湯液本草》《回回藥方》《飲膳正要》等。

元代中醫方面有兩個大家。一個是宮廷骨科醫生危亦林（1277年－1347年）。他寫了一部骨科專論《世醫得效方》，其中記有用曼陀羅和烏頭作麻醉劑的方法。危亦林在臨床中使用了這種方法。這是文獻所記的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劑使用。在當時，這種技術無疑是使病人在開刀時免除疼痛的妙術。另一個是民間醫生朱震亨（1281年－1358年），他是金代名醫劉完素的三傳弟子，著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由於他用藥治病以補陰為主，故被稱為養陰派，是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之後的金元四大醫家中的最後一位。元末明初的民間醫生滑壽也很有名。他曾從幾位醫生學習傳統的醫學文獻（《黃帝內經》之類），尤其對針灸學有獨到的研究，與北宋御醫王惟一齊名。他於至正元年（1341年）寫出了《十四經發揮》。日本人在針灸取穴時多以滑壽的穴位為標準。

數學
數學為天文學的基礎。元代回回司天台庋藏中即包括數學典籍十五部。回回數學對中國數學的影響包括阿拉伯數字、土盤算法（又稱「格子算」、「鋪地錦」）、六十進位制及弧矢割元術（球面三角法）等。在元朝時，阿拉伯數字和筆算方法已經傳入了中國，許多數學著作也由阿拉伯人帶到中國，中國的算術也影響了阿拉伯人的數學。在日本和朝鮮，南宋楊輝和朱世傑的著作都被翻譯刻印，日本的算學家們還對這些書加了註解。

金元之際，李冶著成研究天元術的數學著作《測圓海鏡》和初學天元術入門書《益古演段》。天元術即代數學中的一元高次方程的立法，「天元」表示未知數。李冶在《測圓海鏡》中取消了用地元表示負數次冪，只用一個天元，並採用正數次冪在上，常數與負數次冪在下的排列順序。他的天元式表示法，意義上和今天的一元高次方程的表示法是完全相同的。《測圓海鏡》是當時天元術的代表作。

大德三年（1299年）和大德七年（1303年），朱世傑在揚州刊刻了他的兩部數學著作《算學啟蒙》和《四元玉鑒》。《算學啟蒙》包括了乘除法運算、開方、天元術、方程術等當時數學各方面的內容，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四元玉鑒》繼承了天元術的成就，在二元、三元方程組解法的基礎上推進到四元方程組解法，創造了四元術。這是朱世傑在數學上的出色貢獻。

天文學
元朝建立之前，追隨成吉思汗的金國人趙知微和契丹人耶律楚材都曾研究過天文曆法。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大汗幼時曾師從阿拉伯人學習過歐幾里得的幾何學（由阿拉伯數學家從希臘文摘譯成阿拉伯文）。伊兒汗國建立後，旭烈兀（1219年－1265年）派阿拉伯天文學家在伊朗西北部建立了馬拉蓋天文台。許多中國人和西班牙人也在這裡待過。後來蒙古族天文學家兀魯伯（1394年－1449年）在撒馬爾罕建立了天文台，通過觀測，在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編成了《烏魯伯格天文表》。這個表曾在中亞和歐洲風行一時。

忽必烈在這方面當然不甘落後，他曾廣泛地搜羅各地名士和科學家。除數學家李冶始終不肯在元朝為官外，金國學者王恂（1235年－1281年）和郭守敬（1231年－1316年）、波斯人札馬剌丁（元初人）、阿拉伯人愛薛（1226年－1308年）等和一大批東西方學者則聚集到了這個政權之下。元朝時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出現了中國和阿拉伯世界兩大流派熔於一爐的繁榮景象。

郭守敬是其中的佼佼者。據《元史·天文志》記載，金亡時留在北京的天文儀器已殘舊，他被任命負責新儀器的設計和監造。郭守敬在這時大膽而天才地改進了西漢時制出、宋時改造、金時沿用的渾天儀的結構。過去10噸多重的銅儀器經過他的改造後結構簡單多了，反而能更加方便地觀測天象。經他改造過的渾儀結構與原來有很大的區別，實際上是一個地平經緯儀，當時被稱為立運儀，現在一般稱簡儀。除此之外，他還設計製造了另外十幾種天文和記時儀器。利用新儀器，郭守敬組織測量了前人未命名的1000餘顆恆星，使記錄的星數從以前的1464顆增加到2500顆，並編制了當時星數最多的一張星表。在當時的天文儀器中，還有札馬剌丁製造的六七種中亞人用的天文儀，這些中亞儀器的漢名說明它們和傳統的中國天文儀器的功能差不多。據說這位波斯人還在中國製造了第一個地球儀。但不知他是根據什麼思想和數據造的，因為當時地球各個部分還沒有被人類完全發現，甚至它的球形也只是一些人的推測。但他帶來23種阿拉伯文的科學書籍則是肯定的，其中之一是希臘人克勞狄烏斯·托勒密的《天文集》的譯本。

擔任太史令的王恂和郭守敬的另一件重要工作是負責主編中國古代最優秀的曆法⸺《授時曆》。這個歷的回歸年的長度同今天的公曆相同。顯然，王恂和郭守敬在數學計算方面已經創造性地應用了阿拉伯人傳來的幾何學⸺球面三角方法。在郭守敬倡議下，全國陸續設置二十七個觀測站，在北緯十五度到六十五度的範圍內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緯度測量。在完善儀器、實際觀測基礎上，郭守敬運用「垛登招差」（內插法三次差計算）、「立渾比量」（球面直角三角形法）等方法，做了精密演算,終於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編成著名的《授時曆》。

地理學
元代黃河源的最先考察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當時的招討使都實率人抵達河源，翰林學士潘昂霄按闊闊（都實的弟弟）的敘述，寫成了《河源志》一書。自然，西藏併入元朝版圖是開展這一探險的政治前提。

在蒙古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地理考察十分時行。所以，元朝時出現了許多遊記、地理志和圖志之類的圖書。其中遊記有耶律楚材的《西遊錄》，隨丘處機（1148年－1227年，號長春真人）遊歷中亞的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隨常德（蒙哥大汗時的特使）於元憲宗九年（1259年）到波斯西北部西覲皇弟旭烈兀的劉郁的《西使記》。還有作為元朝使者隨員到柬埔寨的周達觀（1295年－1297年在柬埔寨）所著的《真臘風土記》，遊歷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等。

朝廷所修的地方志是1300卷的《大元大一統志》。這部洋洋巨著中引用了北宋開寶九年（976年）至太平興國九年（984年）間成書的《太平寰宇記》中不少材料。當然，在地圖方面最有價值的大概要算朱思本（1273年－1337年）繪的《輿地圖》了。他用10年時間，總結了唐宋以來的地理學成就，還做了不少實地調查，繪成此圖，它反映了元朝勘察河源的成果，精確度較高，成了明清輿圖的重要範本。這些地理知識大增了中國人對海外的認識，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以此為前提的。

水利工程
元代涉及到水利的著作文獻較多，如瞻思《重訂河防通議》、任仁發《浙西水利議答錄》、歐陽玄《至正河防記》等，王禎《農書》也有專篇論述水利灌溉。元代水利工程興修之事是歷代中最多的，據不完全統計，大型水利工程至少有26多處（其中北方60處，南方200餘處）。水利技術水平比宋代也有很大進步，元代不僅興築水渠，而且普遍採用了可調水量的壩和閘（斗門）。元代郭守敬、張文謙西夏修復灌渠、京杭大運河截彎取直、賈魯治河等均在水利工程技術史上留下了光輝的記載。後人因此說：「元人最善治水」。

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建都大都（今北京），在金中都的基礎上，於原城東北重新營建都城，規模很大。為使南方物資，特別是糧食北運大都，減少海上漕運繞道及內河漕運繞道或陸上搬運的不便，便開始考慮鑿通京杭大運河，並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元代偉大的科學家、著名的水利專家郭守敬來主持規劃設計和施工。京杭大運河於泰定二年（1325年）全線貫通，總長1700餘公里，它比隋、唐、宋時期的南北大運河，縮短了900多公里，為以後的京杭大運河奠定了基礎。郭守敬由於長於數學和天文，繼王恂升任太史令。他還主持了元初的幾項重要水利工程，發明了以海平面為基準來計算兩地間高差的方法。為了一些水利工程設計，郭守敬甚至還親自上溯考察黃河源。

軍事工程
蒙古人之所以能征服歐亞大陸一片廣袤的區域，不僅靠的是游牧生活本身的高度機動性（馬匹帶來的優勢表面上看是戰術性的，實則具有戰略意義），而且靠的是中國人的技術發明，如火藥、火器、技術含量較高的攻城器械，同時還有對擄來的大量中國工匠的利用，換句話說，蒙古人將中國人的先進技術轉化成了軍事能力。

元代的冷兵器，以弓矢為主。其在對外戰爭中，不斷吸取其他民族的兵器。蒙古收降很多外族軍隊，都保留著各自的兵器，如漢軍就保留了宋代的兵器。所以總的來說，元代冷兵器的種類形制是很複雜的。單就蒙古兵而論，蒙古以騎兵為主，恃弓力強帶箭多以取勝，長短兵器則有可刺可擲的標槍和近戰用的刀、斧、劍等幾種兵器。蒙古人很注意發展拋石機，用為攻城的主要兵器，其特點是專門成立了「炮軍」，攻城時大量集中使用。如元太宗八年（1236年），攻金鳳翔城時，僅打城的一角，就使用拋石機400座。至元十年（1273年），元軍攻襄陽，用西域人亦思馬因所造的拋石機，發射75公斤重的石彈。《元史》說它的威力：「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後來人們稱這炮為回回炮（亦稱襄陽炮或西域炮）。這炮比以前的拋石機有很大改進，它能拋射50公斤以上的石彈而不用人拉繩子，這對拋石機來說，是一項重大改革。襄陽之戰後，南宋人也仿造回回炮。南宋亡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搜羅兩淮能造回回炮的新附軍600人和蒙漢人到京師，除大量製造回回炮外，還造有十五梢、九梢、七梢、五梢、三梢等拋石機。另外，蒙古人滅金以後，也開始造弩，據《元史》記載，有神臂弩、摺疊弩、神風弩等類，其形制不可考，據說神風弩可射800餘步，類似宋代的床弩。

火器在元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大約在元太祖六年（1211年）至元太祖十年（1215年）之間，蒙古人開始生產和使用火器，以後逐年增多。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至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時，蒙古軍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滅金以後，蒙古人又獲得金人製造震天雷的技術。元憲宗八年（1258年），蒙古軍在攻報答（巴格達）時，曾使用「鐵瓶」，就是屬於震天雷之類的爆炸性火器。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軍兩次東征日本，均曾使用過鐵火炮。這一階段的火器，大都是利用宋、金火器的成果。其創造性不大。至十四世紀初，元人在南宋發明的突火槍和火筒的基礎上，進一步製造成功了金屬管形火器，這在中國兵器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飛躍。這種金屬管形火器叫火銃。目前已知最早的銅火銃實物，是至順三年（1332年）製造的一具銅火統。它長三十五點五厘米，口徑一點五厘長，重約十四公斤，銃身刻有「至順三年二月吉日」，「綏邊討寇軍，第叄百號」，「馬山」三行銘文。「馬山」是造銃人，「綏邊討寇軍」是使用者。像這樣大的火銃，顯然不能端著發射，它需要通過固定木座和三木楔，使火銃能在較大範圍內俯仰，可以命中遠近不同的目標。這也是世界上已經發現的最早一具金屬管形火器，它比歐洲現存的最古老的火銃要早約半個世紀。

對世界的影響
蒙古帝國與黑死病
歐亞大草原不僅是游牧民的家園，而且也是一些生物的產地，其中之一就是土撥鼠。這些囓齒類動物身上容易滋生跳蚤，這就攜帶了可能導致人群感染上黑死病（一種腹股溝腺炎傳染病）的一種細菌。黑死病的發源地大約是在中國及中東一帶，在亞洲一帶也算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疾病；因此亞洲人久而久之，對此惡疾發生某些程度的免疫力，而一直沒有發生太大的災害。看來，這種疾病的確傳染給了蒙古人，但在他們之間的傳染程度不是很高。不過，一旦這一細菌接觸到外來者，就會導致災難性的黑死病大流行，到十四世紀末，奪去了歐洲足足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一些史學家猜測黑死病大肆虐的起點是在至正七年（1347年）克里米亞的港口卡法。卡法當時是熱那亞人的殖民地，由於他們和欽察汗國汗札尼別（1341年－1357年在位）發生爭執，導致蒙古人圍困這座城市。圍城軍隊顯然將染上瘟疫的死者屍體投擲到城內，企圖藉此威脅沒有免疫力的城中人民投降，於是細菌傳染開來，並伴隨著熱那亞船隻的遠航，如山林大火般迅速傳播。首先波及埃及，接著就是歐洲的地中海沿岸區域，流行波及於西西里島，此後黑死病就在北非、義大利、西班牙、法蘭西、英格蘭等地蔓延；到了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北歐及中歐、東歐皆陷於黑死病的魔掌之中。

黑死病使得中世紀的歐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對人關心的人文主義隨之覺醒。歐洲人文主義文學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談》就是喬凡尼·薄伽丘（1313年－1375年）在黑死病最氾濫猖獗的時期寫成的，描述至正八年（1348年）發生在義大利的可怕瘟疫。然而也是在此時，歐洲竟迎來文藝復興的曙光。

以戰爭傳播恐怖
成吉思汗意識到，傳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過士兵的行為，而是通過文人的筆。在報紙出現之前的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眾輿論方面，發揮著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亞的過程中，他們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實際上，蒙古人操縱宣傳的機器，他們常常誇大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宣傳之語傳到哪裡，哪裡就傳播著恐懼。儘管蒙古軍隊實行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殺戮，並幾乎是將死亡當作一種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還將死亡當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種思考方式，然而他們卻又以一種影響重大而又令人吃驚的方式，脫離了那個時代的普遍慣例。蒙古人並不實施嚴刑拷打、毀傷肢體或使人殘廢。在那個時代，戰爭通常是以一種恐怖的形態來進行的，而且同時代的其他統治者，通過公開拷打或駭人聽聞的斷肢毀體的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蠻的策略，向民眾灌輸恐怖和驚悸。

從中國到歐洲，文明世界的統治者和宗教領袖都依憑這些駭人聽聞的手段，通過恐怖來統治自己的民眾，通過驚駭來打擊敵人的信心。與同時代文明軍隊的恐怖行為相比較，蒙古人並不是通過兇猛而又殘忍的行為來引起恐怖的，而是由於通過他們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們似乎完全輕視富人和有權勢者的生命來引起恐怖。蒙古軍向東進軍的時候，釋放出恐怖，但他們所發動的戰爭，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殘忍來說，更該重視的是，他們在戰爭中對強大敵軍和表面上固若金湯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軍事勝利。

與傳播的恐怖傳聞相比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寬大而又仁慈的對待，於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懷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後，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順地服從，而一旦蒙古人離開他們的國家，他們就馬上反叛。由於蒙古人僅留下少數幾位官員進行管理，而且又沒有駐紮小部隊留守城市，居民們誤以為蒙古人的撤退是虛弱的表現，並且想當然地以為蒙古主力部隊將再也不會原路返回。對於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們迅速返回叛亂的地方，並徹底地摧毀它們。一個被徹底毀滅的城市是無法再次叛亂的。

對被征服文明的破壞
成吉思汗曾梦想“让青天之下皆成蒙古人之牧场”。很多古代文献都记载，在蒙古的扩张过程中，无数的古代文明遭到毁灭，无数城市被摧毁，根据魯道夫·約瑟夫·拉梅爾估计，在蒙古帝国的入侵下有3000万人被杀。在蒙古帝国对西方的扩张过程中有2,000万人被屠杀；整个亚洲的人口分布亦发生重大变化。大衛·尼科爾在《The Mongol Warlords》中说，“恐怖和大规模灭绝反对者是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术”。

伊斯兰世界的东半部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与毁灭。从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到中統元年（1260年），由于大屠杀和饥荒，波斯的总人口从1200万下降到110万。在中亚河中地区和大呼罗珊，自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灭，同时也伴随着无数良田荒芜和成为沙漠；在西亚，自阿卡德帝国和古巴比伦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坏，大量良田荒芜。据统计，西亚地区的耕地面积至今未恢复到蒙古人入侵之前的60%。中亞、西亞及東歐至少七十多个城市遭到蒙古军屠城，有的城市甚至被多次屠城，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历史学家估计匈牙利王国（1241年—1242年）当时200万人口中的一半死于蒙古入侵。
基辅罗斯几乎所有的城市均被摧毁，投降者作为奴隶，大部分因繁重的劳役很快死去，战俘则加入蒙古军队继续西征。其人口同样有大约一半死于蒙古入侵。此外，Colin McEvedy的《世界人口史地图集》（1978）估计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从入侵前的750万下降到700万。

中国地区的人口在蒙古入侵的七十年间明显下降。在蒙古入侵以前（1200年），中国（包括金朝、西夏、南宋、大理国）人口约有1亿4千4百万，甚至更多，而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只有7,000万人（1279年完全占领）。但学术界今天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认为人口数量的剧烈下降同样有人口统计的不完善和大规模遗漏或者蒙古军队带来的传染病的原因。

成吉思汗子孫繁衍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004年6月13日報導，英國牛津大學遗傳學家布莱恩·赛克斯在当年6月推出了有關男性Y染色體研究的新書《亞當的詛咒》，他在書中聲稱，成吉思汗可能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播種者」。追溯歷史，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騎兵將中國版圖擴張至歷史最大，同時也使其子孫在歐、亞兩洲的土地上繁衍，現在全球至少有1600萬男性，與成吉思汗有血緣關係。英倫三島也可能有他的子孫，其中還包括英國王室家族。

對諸國的影響
俄羅斯
蒙古人來到俄羅斯前，羅斯的中心在基輔（今烏克蘭首都），蒙古人來到俄羅斯後摧毀了基輔，並一手扶植起莫斯科，把莫斯科打造成俄羅斯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心，而現在的俄羅斯，正是莫斯科的延伸。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的形成有明顯的當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羅斯的歐亞主義就說：「俄羅斯與西方不相干，與斯拉夫（Slavdom）也無關。」瓦西里·奧西波維奇·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學生認為俄羅斯的統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勞。另一位歐亞主義哲學家尼古拉·特魯別茨柯伊在他的經典著作《論俄羅斯文化中的圖蘭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謝蒙古統治，俄羅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從本質上說，俄羅斯是一個東正教蒙古國家。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響，有大量蒙古語借字、郵政、稅收、服飾也受蒙古影響，軍法制度也是從蒙古學的。」

西亞
受到第四代大汗蒙哥命令的旭烈兀，率領軍隊前往征服阿拉伯世界，攻陷並徹底破壞了曾經是世界大都市、領導世界史、為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巴格達。結果，阿拔斯王朝滅亡，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轉移到了埃及的開羅。蒙古人以新都大不里士為中心，在西亞建立了伊兒汗國。

歐洲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蒙古商隊在中亞細亞的花剌子模國境被殺掠，率大軍開始西征。成吉思汗西征令歐洲諸國極為震撼，中國與歐洲諸國也開始普遍接觸。蒙古大軍所進行的大規模的東西兩方戰役，幾乎從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第聶伯河。從他進攻中原的第一次戰役開始到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在12年之內，蒙古軍隊曾經到達太平洋、印度河和黑海。在13世紀歐洲受到極大震動，以城堡為中心的歐洲正把基督教世界的邊界向前推進，並與伊斯蘭教為敵。在此階段裡，伊斯蘭教仍然是基督教歐洲畏懼的唯一敵人。蒙古人的突然出現，不僅是一個晴天霹靂。用一位外國史學家的話來說：「由於我們的罪惡，我們不知道的部落來到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他們的語言是什麼，他們是什麼種族，他們信仰的宗教是什麼——只有上帝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知道他們是從哪裡跑出來的。」「韃靼人從第聶伯河折回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他們再一次躲藏在哪裡。由於我們的罪惡，上帝知道，他是從哪裡把他們接來懲罰我們的。」歐洲人對蒙古大軍的恐懼心態可見一斑，這影響到後來包括英國。這後來構成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西方的「黃禍」論的歷史起因之一。如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905年3月30日）出版的《東方雜誌》上有一篇文章就說：「白人所謂黃禍之說，不知其起於何時。說者謂成吉思汗以鐵騎蹂躪歐洲，西歐婦孺亦嘗震驚於黃人之大創，而黃禍之說以起。」

日本
元滅宋時，當時日本正值北條氏控制的鐮倉幕府統治時期。元世祖忽必烈欲收日本為藩屬，於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1266年～1273年）的七年間，先後七次遣使招降日本未果，遂於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兩次渡海遠征日本，都以失敗告終。而镰仓幕府雖然擊敗了蒙古人，但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无力给予各地御家人土地和金钱上的赏赐，幕府与武士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懈，反抗幕府统治的实力逐渐形成。50年後日野俊基等發動勤王運動，推翻鐮倉幕府。不久足利尊氏崛起，與勤王派為敵，雙方相持不下，歷時50多年，史稱南北朝時期（1336年～1392年）。至足利尊之孫義滿時，南北朝對峙局面始告結束，但武人專政依然如故。足利義滿設幕府於京都室町，稱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

在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内對蒙古帝国入侵日本的歷史進行了重新評價。在當時尊王攘夷論的史觀下，元征日本失敗不僅被政府支持的神道教渲染為「神風護國」；封建武士在對抗蒙古入侵者時頑强抵抗的表現也被宣傳為武士道的楷模。在此兩點宣傳影響下，使當時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都普遍相信日本是受到天照大神庇佑的「神國」，能夠在對抗外國威脅時戰無不勝。而隨著其後日本躍升為亞洲强國，並在其後近百年的各種對外戰爭中屢次獲勝，更加深了日本人對這個神話的迷信，一直至二戰后日本戰敗「神風護國」論才息微。

朝鲜半島
高麗政權持續了約500年，但在末期時國土卻遭到元朝的大軍侵略，不得不成為臣從。高麗也跟著元朝過海攻打日本，即「元寇」事件。當元朝因紅巾之亂而衰退後，高麗便與元朝斷交。廢掉元朝干預之下所設置的行政機關，並重建高麗時代的各種制度。然而，隨著明朝在中國的崛起，高麗的政權也分成親明派與親元派而混亂不堪，親明派的國王被親元派所暗殺、喪失了統治能力。親明派的高麗武官李成桂眼見情勢不妙，於是當機立斷地發起政變、廢黜親元派的國王。接著，更迫使做為傀儡被拱上王位的國王讓位，建立朝鲜王朝，成為初代國王「朝鮮太祖」。李成桂所成立的朝鮮，被冠上其家族姓氏而稱為「李氏朝鮮」。繼高麗之後，李氏朝鮮也存續了500年。

君主列表

+蒙古帝国君主與年號（1206年－1368年） 肖像 廟號 謚號 尊號 名諱 在世時間 年號 在位時間 陵寢 大蒙古國皇帝 80px 烈祖 神元皇帝 把阿禿兒 也速該 1133年－1171年  1160年－1171年	 80px 太祖 法天啟運聖武皇帝成吉思汗 鐵木真 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 － 1206年－1227年8月25日 起輦谷 80px 睿宗 英武皇帝 太上皇也可那顏 拖雷 1192年－1232年10月9日 － 1227年－1229年9月13日 仁聖景襄皇帝 80px 太宗 英文皇帝 木亦堅汗（僅見於近代著作） 窩闊台 1186年11月7日－1241年12月11日 － 1229年9月13日－1241年12月11日 起輦谷－ 昭慈皇后－ 脫列哥那 ？－1246年 － 1242年－1246年8月24日 center|80px 定宗 簡平皇帝 貴由 1206年3月19日－1248年4月20日 － 1246年8月24日－1248年4月20日 起輦谷－ 欽淑皇后－ 海迷失 ？－1252年 － 1248年－1251年7月1日 憲宗 桓肅皇帝 蒙哥 1209年1月10日－1259年8月11日 － 1251年7月1日－1259年8月11日 起輦谷 80px 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 忽必烈 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 中統 1260年5月5日－1294年2月18日 起輦谷 薛禪汗 至元 80px 阿里不哥 1219年－1266年 － 1260年－1264年8月21日 大元皇帝 80px 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 忽必烈 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 中統 1260年5月5日－1294年2月18日 起輦谷 薛禪汗 至元 裕宗 文惠明孝皇帝 真金 1243年7月8日－1286年1月5日 80px 成宗 欽明廣孝皇帝 完澤篤汗 鐵穆耳 1265年10月15日－1307年2月10日 元貞 1294年5月10日－1307年2月10日 起輦谷 大德 順宗 昭聖衍孝皇帝 答剌麻八剌 1264年6月29日－1292年5月25日 80px 武宗 仁惠宣孝皇帝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 海山 1281年8月4日－1311年1月27日 至大 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 起輦谷 曲律汗 80px 仁宗 聖文欽孝皇帝 普顏篤汗 愛育黎拔力八達 1285年4月9日－1320年3月1日 皇慶 1311年4月7日－1320年3月1日 起輦谷 延祐  英宗 睿聖文孝皇帝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 碩德八剌 1302年2月22日－1323年9月4日 至治 1320年4月19日－1323年9月4日 起輦谷 格堅汗 顯宗 光聖仁孝皇帝 甘麻剌 1263年－1302年2月8日 －－－ 也孫鐵木兒 1293年11月28日－1328年8月15日 泰定 1323年10月4日－1328年8月15日 致和 －－－ 阿剌吉八 1320年－1328年11月14日 天順 1328年10月3日－1328年11月14日 80px 文宗 聖明元孝皇帝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 圖帖睦爾 1304年2月16日－1332年9月2日 天曆 1328年10月16日－1329年4月3日 起輦谷 札牙篤汗 至順 1329年9月8日－1332年9月2日 80px 明宗 翼獻景孝皇帝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 和世㻋 1300年12月22日－1329年8月30日 天曆 1329年2月27日－1329年8月30日 起輦谷 忽都篤汗80px 寧宗 沖聖嗣孝皇帝－ 懿璘質班 1326年5月1日－1332年12月14日 至順 1332年10月23日－1332年12月14日 起輦谷  惠宗 宣仁普孝皇帝（仅见于现代著作） 烏哈噶圖汗 妥懽帖睦爾 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 元統 1333年7月19日－1370年5月23日 起輦谷 至元  順帝（明太祖朱元璋諡） 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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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书籍
［法国］勒内·格鲁塞 著，蓝琪 译：《草原帝国》，1995年出版.
［法国］勒内·格鲁塞 著，龚钺 译：《蒙古帝国史》，1986年出版.
［伊朗］志费尼 著，何高济 译：《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

 研究書目 
 Herbert Franke（傅海波）& Denis C. Twitchett（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Thomas Barfield 著，袁劍 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外部链接 


 参见 

 蒙古史
 蒙古大汗（成吉思汗）
 蒙古地區
 元朝
 蒙古四大汗國
 蒙古汗國列表
 今蒙古國
 蒙古軍征戰
 蒙古帝国开国功臣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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