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

事件發生的背景為，1926年初在國民軍馮玉祥西北軍（正式名稱「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日艦與國民軍相互開炮（相互指責對方首先攻擊），國民軍並在大沽口佈置水雷，日本、英美等國認為此舉違反《辛丑和約》，對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大沽口事件”）。

此後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委会领导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在北京發動示威。學生進入天安門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通过拒绝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立即撤退驻天津的外国军舰、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会后，同批示威者举行游行请愿，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的卫队開槍射擊。次日，执政府下令查封国民党市党部和中俄大学，通缉李大钊、徐谦等50人。

關於衝突爆發的過程和原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說法和執政府的說法以及部分在華外媒的說法有出入。

 背景 

 北京政变與國共兩黨的活動 
1924年3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翠花胡同八号成立。组成人员有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于右任、王法勤、丁惟汾，候补执行委员韩麟符、路友于、傅汝霖。此後根據中共三大的方針，北京大部分共产党员也加入了国民党，隨即開展党务活动，並在此後几年發動支持馮玉祥國民軍和廣東國民政府，反對北方奉直各軍以及北京當局的活動，中共形容國民黨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成员“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完全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完全贯彻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

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既无军隊又无势力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在此期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曾多次組織反對北洋當局，反對“帝國主義”的示威集會活動。1925年11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發動了意图武力推翻北京段祺瑞政权的未遂起事“首都革命”。主要发起人是李大钊。计划原本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武装政變，但是国民军临时改变主意。因此最后转为一场游行示威行动。示威中还发生火烧发表反苏言论的《晨报》馆事件。根据马叙伦后来的记述，“首都革命”后“不可轻侮的革命力量已向群众里发展，因为已经给予段祺瑞政治信用上的大打击。到了隔年——十五年，也不断有较小的运动，无非威胁段氏。直到三月十八日，乃有更大规模的运动，我们自己称为第二次首都革命”。

在國民黨北京黨部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14日、31日，天安門连续三次举行大规模的“国民反日讨张示威大会”，反對日本和奉系張作霖。2月27日，北京4万多人在天安门召开了“反英讨吴国民大会”，反對“英帝國主義”和直系吳佩孚。國共黨員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讲演，批判“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号召拥护广东国民政府，並就省港大罷工中的粵海關封關事件抗议“英帝国主义”。大会亦支持蘇聯支持的馮玉祥国民军繼續對抗英日支持的奉直聯盟。

2月28日，國共在北京的各团体代表在琉璃厂师范大学集会，成立“国民讨伐张吴大会”，并议决：“(一)发宣言宣布张吴祸国罪状;(二)宣布英日援助张吴延长中国内乱，实行侵略之罪恶;(三)电促全国组织民军，讨伐张吴;(四)组织讲演队，广为宣传;(五)组织在军队中之前敌宣传队，向民众宣传;(六)组织慰劳伤兵团，慰劳讨伐张吴之伤兵;(七)组织检查英日货物团，切实抵制”，在宣言中号召：“全国民众应一致奋起，讨伐张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蘇聯援助國民軍

1924年5月31日，苏联同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良好並正式建交。

1925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萬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萬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萬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萬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 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第10页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


 國民軍和奉直軍的戰爭與大沽口事件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张作霖下令将其處決，然后率令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1926年，張作霖檄調敗退山東之李景林和張宗昌「直魯軍」攻其南；張作霖更遣專使与直系吴佩孚釋嫌修好，1926年1月初，奉直雙方达成了谅解，決定一致“討赤”，對付“赤化”的國民軍。直、奉联合後，直系将领齐燮元曾在北京对中外记者指直奉妥协的政策是 “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 期施行全国之刷新。”張作霖約吳佩孚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阎锡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2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日艦砲戰。日本人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

3月12日，冯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聯合援引《辛丑和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時限期「最後通牒」。八國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否则將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中華民國北京政府。

1926年3月16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对水道并没有相关条文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段祺瑞乃勸馮部停止布雷。3月18日，日本大使芳澤抗議大沽的日艦被擊。

三一八示威的準備與前奏
大沽口事件發生後，3月14日，國共領導的示威隊伍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本，口號包括“反对日本炮击大沽”、“反对日本侵略直隶”、“反对日本帮助奉系军阀”、“驱逐日舰出境”、“驱逐日本军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国民革命万岁”、“反帝国主义胜利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大会对最近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及日陆军参加滦州作战一事，提出實行建議：(一)提出国民抗议书;(二)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行为，并厉行抵制日货;(三)通电国民军，以武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四)通电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军，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五)要求外交当局据照国民抗议书严厉执行，又提出對日本的抗議要求：

3月15日，國共兩黨領導的天津市总工会、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讨张反日大会”等天津70余团体举行“国民反日紧急大会”，通电全国要求“严惩侵略者”。中共北方区委积极领导了示威，幷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三一八示威前两天，中共北京地委在北京大学一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陈乔年、陈为人、邓洁、陈毅等人都有参加。会议由地委书记刘伯庄主持。 李大钊做政治报告，並指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的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也是用来“抗拒进步力量(国共合作)的……条件是丧权辱国的， 人民绝对不能接受。我党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

3月16、17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口角，相持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7日，由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及中共領導的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发起，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决“(一) 即日严重驳复最后通牒;(二)不许日舰携带奉舰入口;(三)驱逐八国公使出京;(四)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即系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五)定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

 经过 

3月18日，數千北京學生和市民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諜」。上午10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

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主席台前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 “废除辛丑条约”、“撤退外国兵舰”、“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各国公使”等大幅标语和前次请愿流血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大会由徐谦、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惟汾、 李大钊、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的代表八人组成主席团，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赵世炎、陈乔年亦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毁《辛丑和約》。徐謙又指“帝国主义者已联合战线向我国进攻，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就是联合进攻的显明证据;我们爱国同胞起来抵抗，也必须联合战斗，再不可自相分离。”“我们再不可受帝国主义捏造假名词“赤色帝国主义”的煽动，世界只有帝国主义，并无赤色帝国主义，切勿受愚。”顾孟余亦发表演说批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中午12时大会结束后，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有參與者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而根據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的報導，在示威中，“學生們的態度如此具有威脅性，以至於沿途的店主都關上了店門，拉上了捲簾門”。執政府內閣部長們事先被告知共產黨人“計劃襲擊並焚毀內閣辦公大樓，以此作為建立人民委員政府的先決條件”，因此“衛兵們被警告不要發動攻擊，被指示在遭到攻擊之前不要開火”，又指從事後在醫院採訪參與示威並受傷的苦力，其指“他們坦白承認，他們每人獲得 70 分錢的報酬去襲擊內閣，而且受僱的暴徒人數超過了學生”。

游行队伍按计划，沿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进发。原定的游行总指挥徐谦因病发未去，临时改由共产党员王一飞代替。遊行隊伍包括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担任指挥、联络、散传单、贴标语等工作。游行者一路高呼“打倒勾结张吴的英日帝国主义”、“驳回列强的无理通牒”、“废除辛丑条约”、“驳逐八国公使出境”等口号，并高唱《国民革命歌》。

流血衝突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這時執政府衛隊長乃下令開槍。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

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指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被擊斃學生和市民達47人。伤者150餘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

而根據上海公共租界英文報刊字林西報的報導，示威活動的領導者首先用左輪手槍向衛兵開火。而衛兵首輪開火則是對天鳴槍示警，“事實可以從他們的第一輪齊射擊斷了電話線得到證實”，“儘管他們遭到棍棒毆打和手槍射擊”。

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楊德群。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的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清华大学一年级生韦杰三下腹部被枪伤四孔，三日后去世；大学部学生、学生会评议部长、清華劇社社長、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何鸿烈，於同年十二月傷病復發去世。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北京的防卫主要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负责。

 后续发展 

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槍擊案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字林西報的報導稱事件發生後不同學校的學生反映各異，有人指責群眾集會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在自己逃往安全地方的同時，將無辜的年輕人置於危險之中”，也有人認為“政府當局而非徐先生應該為這起悲劇負責”。報導描述“學生們神情呆滯、意志消沉，而激進領導人則四處躲藏。各階層民眾對煽動者完全沒有同情心……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警衛不應承擔責任，而應懲罰那些利用學生作為掩護，讓武裝僱傭者襲擊內閣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為了抗議槍擊事件，學生團體計劃再次舉行群眾集會，迫使商家關門歇業，號召工人罷工，停止繳稅。然而，由於共產黨的核心人物已經完全消失，這項計劃似乎難以實現”。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事件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

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徐谦等乃避入蘇聯使館。字林西報指“蘇聯大使館擠滿了激進分子難民，但內閣正考慮通知各使館，使館區已被用作擾亂治安的據點，並要求將暴徒頭目作為普通罪犯逮捕，搜查他們的財物”。李大钊、鲁迅等人被迫转移，中國共產黨北方区委与中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原俄国兵营躲避，幷繼續作為北方國共活動的指揮機關，為1927年搜查蘇聯大使館事件埋下契機。

1926年4月9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率国民军发动政变，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4月20日，段祺瑞自北京逃往天津，此后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务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926年5月13日，之前于1924年倒台的顏惠慶內閣宣佈復職，並依法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此不复存在。

 各界反应 

 中國國内 
目击三一八事件的世界日报记者张友渔到世界日报馆上班时诉说了事件的情况，力主新闻安排到头版。次日，《世界日报》头版全版报道事件的情况，大字标题《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并一连五天，该报均以一版全版报道事件，同时刊登刘和珍等人的遗照，引发社会巨震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報》、《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事件，《京报副刊》也发表有关文章。

事件後，全國“輿論沸騰”。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3月20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執政段祺瑞亦明令撫卹死者，醫治傷者。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呼吁民众“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同时亦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高悬“先烈之血， 革命之花”大幅标语。大会由共产党员陈毅主持。陈毅在会上抨击段祺瑞，并阐述了事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重大意义”。大会议决：“(一)通电全国定3月18日为废约纪念节;(二)在天安门建立三一八殉难烈士纪念碑;(三)筹备三一八烈士国葬典礼”。

鲁迅为此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事件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在北京广泛传播。時為清華研究院學生吳其昌，在事件發生後撰成《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2.8万字，发表于《清华学报》3卷2号，是研究中国古代学生运动的最早之作。

中国国民党也就事件发表了宣言，指责段祺瑞和“帝国主义”，认为段“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乘北京政变，利用奉系势力与国民军势力两不相下之局，复入北京，自为执政，一年有余，毫无树白，彼手无实权，但知依附具有实力之武人，复挑拨离间此等武人，使相猜忌争斗，而自己操纵渔利于其间”，又表示应“与此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决一死战”：

3月20日，國共合作的廣州國民政府也發表了《国民政府对时局宣言》，指責段祺瑞“极其媚外用意，非陷中国于永劫不复之地位不止”，重申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對善後會議，支持國民會議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以至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声援北京示威者的抗议。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济南、苏州、无锡、厦门、萧山、绍兴、松江、川沙、宿县、 安庆、芜湖、徐州、硖石、张家口、九江、保定、南宁、桂林、琼崖、海宁、汕头、徽州、重庆、杞县、永修等地的国共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举行各种集会、游行，成立后援会，指责执政府。海外的华人和留学生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国共领导的天津各团体集会决定恢复“各界联合会”，为“废约驱段”之运动。3月21日，“天津讨张反日大会”、“讨吴反英大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团体2万多人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十三项提案，包括要求“推翻段祺瑞，组织国民政府;促令国民军逮捕段祺瑞等祸首，置诸法网;国葬死难烈士”等。上海学生从24日起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国共在上海全市164个团体联合组织“上海各界京案后援会”，以“废约驱段、保障民权”为宗旨。3月27日，上海举行追悼“北京惨案死难烈士大会”，由杨杏佛、柳亚子主祭，发表声援通电和宣言，并在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长沙也于25日集会，会后结队游行，并到日本领事馆示威。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輿論質疑、指責共產黨的做法乃至蘇聯的角色。統治东南地区五省聯盟的孙传芳，在對事件的通电中認爲“迭次学潮，均有共产党人为之驱使”，青年学生“血气方刚，识力未足”、“受人操纵”、“逾越范围”，並指責共產黨“驱人就死，而自策安全， 居心狡毒，实属罪不容诛”，又“尤望各校学生，幡然觉悟，束身规矩”，并批评数年以来当局“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憨，是非淆乱， 邪说异端，相因而至”，又要求“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孙传芳的通电得到執政府的回復，贾德耀在复电中称:“砭时之论，怵目刿心，年来时局不靖，邪说方张，假青年爱国之名，为危害国家之实，流毒所至遂使学生供其利用，以蒙垢而被难”《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益世报》，1926年3月26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69页。。

以中國青年黨爲首的国家主义者也批评領導者“当众报告，毫无危险，事类欺骗；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被伤，亦无一人自首者”，“故此辈虽非有意置民众于死地，但见事不明，以人命为儿戏，实罪无可逭”。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則認爲“此次惨案应该负责者”為“一、直接杀人段祺瑞及贾内阁。二、教唆杀人的冯玉祥及冯系军人。三、 盲目煽动群众不负责任的徐谦、易培基等。四、平日滥捧军阀认为冯玉祥为“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且鼓吹赤化促起列强一致结合压迫中国的共产党徒”《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商报》，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页。。

作家陈西滢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闲话》中，指責运动的领导人有“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晨报》方面批评“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以救国为手段，以猎官为目的，以青年为壑”；现代评论派也批评“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不能“脱卸自己的责任”，“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周传儒：《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清华周刊》第25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徐志摩：《梁先生病院谈话记》，《晨报》，1926年3月31日。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晨报》，1926年3月20日。西滢（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

當時，反對容共政策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黨中央（與堅持國共合作的廣州黨中央互不承認）正在上海召開其國民黨二大會議。會議中經過討論，發出《關於八國通牒釀成北京惨殺事件通電》，指責“軍閥盜執國政、剛愎兇頑、横加屠戮”，並指“市民何罪、救國其罪”、“青年喋血、舉國裂眦”。在討論該電文的初稿時，不同黨員有不同的意見。謝英伯認為事件“主動者全為赤俄”，“是俄以我國之青年學生為試驗品”，並提議在電文中加入質問蘇俄的內容。蔣希曾則認為事件中北京的死者“全為我同志”，因此電文中“只能將軍閥罪狀，宣白天下”，“不必過電責俄”。而沈定一則認為，“此次慘案實為俄人主使，但我人不可通電責俄”，因為會“明為共產黨宣傳”，最終發出的電文終稿并未提及蘇聯。

 蘇聯 

 争议 

三一八事件被认为為民國史和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慘案”。究竟是谁下令开槍，至今仍眾說紛紜，当时北京的防卫是由国民军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而事件当时的舆论多指责段祺瑞。傅斯年亦曾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纪念 
三一八事件发生地，即段祺瑞执政府，後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一八烈士公墓
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
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
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
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
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
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

 評價 
中国共产党认为三一八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坚强意志，反映了北方地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并指“三一八烈士的鲜血，深深地教育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所说认为“北京屠杀……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转移，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 途已经放着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中國民間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表達自由與意見正確判然兩事”，若北京國共兩黨抗議群眾的訴求成真，“拳民之禍將興”、“國（顧孟餘）共（徐謙、李大釗）兩黨非見不及此，置重負於北府，獨唱高調享虛名於南，無本而萬利，不勞而有獲”。對於對該事件的歷史研究，劉認為儘管對三一八事件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是“大多數著作對執政府尷尬的憲法地位（這是危機的直接原因）視若無睹”。

 另見 

 第一次国共合作
 北京政变
 乙丑政變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中国共产党新闻：废约运动》
《中国共产党新闻：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马鼎盛: 苏联煽动中日冲突--「三·一八惨案」揭秘》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
《冯玉祥一生惟倒戈》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碧血溅京华——纪念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
《记念刘和珍君》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
《“三·一八”枪响之后》
《一粒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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