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1817年11月12日－1892年5月29日）是巴哈伊信仰的创立者，并自称为本时代上帝的显现者。他出生于伊朗，当时波斯的一个贵族家庭，因皈依巴比教而被流放。1863年在伊拉克，他首次宣布自己是上帝的显现者，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囚禁之中度过其余生。他的教导围绕着天下一家与宗教同源的原则，涵盖从道德与灵性进步到世界治理等内容。

巴哈欧拉自幼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博览群书，且虔诚信仰宗教。。巴哈欧拉的家族来自马赞德兰省的努尔地区，该地区构成了里海的南岸。努尔的显要人物历来在德黑兰的政府中担任税务征收官、军饷官和秘书等受信任的官员。巴哈欧拉的父亲米尔扎 · 布祖尔格是一位高阶的朝廷官员。当时他们家境富裕显赫，22岁时他拒绝了政府中的一个职位，转而管理家族产业，并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慈善事业。 27岁时，他接受了巴孛的宣言，成为这一新兴宗教运动最为积极的支持者之一。该运动主张（其中包括）废除伊斯兰教法，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对。33岁时，在政府试图摧毁该运动的过程中，巴哈欧拉遭受严重迫害，其财产被没收，并被逐出伊朗。就在离开前，被囚于西亚查尔地牢之时，巴哈欧拉宣称他从上帝获得了启示，标志着其神圣使命的开端。 迁居伊拉克后，巴哈欧拉再次招致伊朗当局的愤怒，他们请求土耳其政府将他迁离。他在君士坦丁堡逗留了数月，其间官员们对他的宗教主张变得敌视，并将他在埃迪尔内软禁四年，之后又在阿卡这座监狱之城对他施以两年的严酷监禁。随着时间推移，对他的限制逐步放宽，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岁月在阿卡周边地区相对自由中度过。其一生中，巴哈欧拉饱受折磨，遭受迫害，并且毛拉们不断密谋陷害他。

巴哈欧拉在其一封书信中明确指出，神之显现总要承受这样的苦难：亘古美尊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禁在这至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祂饮尽了悲伤之酒，以使世界各族人民能享有永久快乐并充满喜悦。这是你们的主——大慈大悲者、至大仁恩者——对你们的慈悲。信奉上帝同一的信徒啊！我们忍受屈辱，为使你们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使你们能够兴旺发达。看吧，为重建世界而来的祂，如何被那些已予上帝举伴的人强迫移居到这至为荒芜之城。巴哈欧拉至少写了1,500封书信，其中一些长达一本书，并被译为至少802种语言。若干重要著作包括《隐言经》、《笃信经》和《亚格达斯经》。其中，有一些教义论及探讨上帝的本质以及灵魂的进步；另一些则关注社会的需要、信徒的宗教义务，或旨在阐述该宗教的巴哈伊制度与结构。 他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属灵的存在，并呼吁个人培养神圣的美德，推动社会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共同进步。

巴哈欧拉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巴吉宅邸度过，他主要在那里指导自己的事务，并会见了不断增加的巴哈伊朝圣者以及居住在当地的巴哈伊信徒。他偶尔也前往海法、里兹万花园和周边的其他多个地点。巴哈欧拉在短暂患病后，于1892年5月29日逝世。他的遗骸被安葬在巴吉宅邸附近的一座陵殿中。 他的陵殿是其追随者（称为巴哈伊教信徒）的朝圣目的地，他们如今分布在236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信徒认为，巴哈欧拉是上帝当今时代的显现者，继承了如克里希那、佛陀、耶稣或穆罕默德等其他神圣显现者的使命。

 早年生活 
巴哈欧拉（一个在阿拉伯语中意为“上帝的荣耀”的称号）于1817年11月12日出生在伊朗德黑兰。他的本名是侯赛因·阿里，是一位富有的政府大臣米尔扎·布祖尔格-努里的儿子。他的父亲米尔扎·阿巴斯-努里，亦称米尔扎·布祖尔格，曾任卡扎尔王朝法特赫-阿里·沙阿第十二子伊玛目-韦尔迪·米尔扎的宰相。他的母亲名叫哈迪杰·哈努姆。 这一家族将其族谱追溯到伊朗皇室历史上的多个伟大王族。巴哈欧拉青年时过着王公般的生活，所受教育主要侧重于书法、骑术、古典诗歌与剑术。历史学者将其家世追溯到亚伯拉罕（通过其两位妻子基土拉与撒拉）、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国王大卫之父耶西，以及萨珊王朝的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

1835年，巴哈欧拉在德黑兰与一位贵族家庭的女儿阿西耶·汗姆结婚，当时他18岁，而她15岁。在二十岁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巴哈欧拉拒绝了其贵族出身所赋予的优越生活，并将自己的资源和时间奉献于众多慈善事业。因此，他以“穷人的父亲”而闻名。

 巴孛的宗教及其接受 
1844年5月，设拉子的一位24岁的商人赛义德·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不仅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所预许的（卡伊姆或马赫迪），而且是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相似的一位新的上帝先知，从而震动了整个伊朗。 他后来采用了“巴布”（字面意为“门”）这一称号，以表明自己作为通向神圣知识的属灵“门户”的地位，同时也象征着他正在为一位更伟大的、由上帝派遣的教育者即将出现而铺平道路。
在向穆拉·侯赛因宣布其灵性使命后不久，巴孛便派他前往德黑兰，将一封特别的书信交给上帝将指引他找到的那个人。通过一位熟人得知巴哈欧拉后，穆拉·侯赛因感到有某种力量牵引他把这封信交给巴哈欧拉——当穆拉·侯赛因就此写信告诉巴孛时，巴孛对此消息非常欣喜。 巴哈欧拉收到这封信时年仅27岁，他立即承认了巴孛信息的真实性，并起而与他人分享。 巴哈欧拉在其故乡努尔地区作为杰出地方人士的声望，为他传扬巴比教教义提供了许多机会，而他的旅行也吸引了包括穆斯林毛拉在内的许多人接受这一新宗教。 他在德黑兰的住宅成为活动中心，并慷慨地为该宗教提供财政支持。 1848年夏天，巴哈欧拉在呼罗珊省的巴达什特参加并主持了一次集会，84位巴比弟子会聚22天。在巴达什特，他取了“巴哈”这一名号，意为“荣耀”或“光辉”，“巴哈欧拉”意为“上帝的荣耀”。同时，他还为在场的其他人赐予新的灵性名号；此后巴孛便以这些名号称呼他们。大会结束后，巴孛最杰出的女弟子塔希里被捕，巴哈欧拉出面干预以保护她。随后他本人也一度被拘押，并遭受了严重的酷刑。

巴比教很快就在波斯传播开来，其信徒人数迅速增加。这导致一方面来自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广泛反对，他们因担心失去宗教权威及其相关利益而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也遭到行政官员的抵制，因为他们对巴比社群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不安，其结果是在持续不断的迫害运动中，数以千计的巴比教徒被杀害。1850年7月，巴孛在30岁时于大不里士被行刑队枪决殉难。

在其教导中，巴孛自称为上帝的两位显圣者中的第一位，造物主派遣他们来建立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标志着人类成熟期的到来，即所有人将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和谐相处。 巴哈伊认为，巴孛的教导“为最终建立一个以人类一家、宗教的和谐、人人平等，以及一个仁慈、磋商、包容、民主、道德的世界秩序为特征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在巴孛的一切教导中，都提到“上帝将使其显现者”，即那位伟大的应许之显圣者，他为之预备道路。巴孛在多项预言中说，下一位神圣导师将在他预期的殉道之后不久显现。 在他的一篇重要著作中，巴孛说：“有福的是那注视着巴哈欧拉的命令，并感谢其主的人。”

 他的监禁 
直到巴孛的殉道以及其后的事件，对巴比教徒而言都动荡不安。当一些穆斯林领袖煽动狂热人群对他们施以暴力时，许多巴比教徒拒绝对袭击者采取进攻性行动，而只为自卫而行动，但他们通常仍被杀害。1852年8月15日，为了报复对巴孛及其主要弟子的处决，两名巴比青年企图刺杀伊朗国王纳赛尔丁·沙阿。当纳赛尔丁·沙阿经过一条公共道路时，两人拦住去路，试图用鸟枪向这位沙阿开枪。国王未受重伤而幸存，但这起事件引发的对巴比教徒的迫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沙阿下令对巴比教徒进行普遍屠杀，并逮捕了在德黑兰一切已知的巴比教徒。 巴哈欧拉也在路经德黑兰时被逮捕，当时他正要去探望他的姐姐。

尽管调查结果表明，肇事的两人是单独行动的，却仍然掀起了“恐怖统治”，同年至少有一万名巴比教徒被杀。伊朗政府大臣们为表忠心开始竞相惩罚所有已知或被怀疑的巴比教徒，其中也包括了巴哈欧拉。由于巴哈欧拉是当时支持巴比教最积极、最重要人物之一，他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了德黑兰地下的西亚查尔（黑牢）中，在那里他被沉重的铁链锁缚，这些锁链在他身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痕。巴哈欧拉在该地牢中被囚禁了四个月，其间，国王的母亲以及试图讨好国王的当局不断寻找理由，企图处决他。

 神圣启示 
在巴哈欧拉被囚于那间黑牢的四个月里，他经历了数次神秘灵性体验，他在著作中对此加以描述并将其视为其宗教使命的开端。这很可能发生在1852年10月、历时数日，他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仙女的显现；自天而来的呼唤之声；仿佛有某种从他头上的冠冕倾泻而下，如强劲的洪流掠过他的胸膛；又如火焰在他的四肢中奔涌。 那是他使命的声音——在巴孛之后将到来的应许的显现者。

巴哈伊信徒把巴哈欧拉的灵性使命的到来视为巴孛所作的“上帝将使其显现者”预言开始应验的标志。 由于巴孛与巴哈欧拉“双显现”的“不可分割”性质及其合一，巴哈伊信徒将这两个阶段视为一个的宗教整体，因此把1844年巴孛的宣示视为巴哈伊信仰的起始日期。

 流放 
在无可置疑地证明巴哈欧拉与谋害沙阿生命事件无关后，沙阿最终同意释放他，但条件是将巴哈欧拉永久放逐出波斯。 在其广大的产业与财富被剥夺之后，1853年1月那异常严酷的冬季，巴哈欧拉与家人踏上前往巴格达的三个月旅程，于是他余生便作为流亡者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度过。严冬之际翻越高山的旅途，对巴哈欧拉及其家人来说难以用语言描述。

在这段流放期间，巴哈欧拉的行程从伊拉克的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直至其最后一站阿卡。然而，这次流放也有社会层面的影响，它使巴哈欧拉从皇室宫廷中一位备受尊敬的贵族，沦为囚徒、被放逐者。对于这一事件的精神层面，巴哈欧拉自己曾这样描述：“亘古美尊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禁在这至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巴格达 
1853年3月，巴哈欧拉抵达巴格达，在巴格达城外一个名为卡齐米耶的小镇停留一段时间后，他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卡尔赫区租下了一座房子。 在定居巴格达后，巴哈欧拉开始向波斯巴孛在当地遭受迫害的追随者发送书信并派遣导师，以鼓舞并复兴他们疲惫不堪的精神。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巴比教徒迁往巴格达，以便跟随巴哈欧拉。其中一人是米尔扎·叶海亚，后以“苏卜赫·阿扎勒”之名为人所知，他是比巴哈欧拉小13岁的同父异母弟弟，在巴比教中追随在他之后，甚至曾代表他随行参与了一些早期的出行。在其父去世后，叶海亚的教育与照料主要由巴哈欧拉监督。 在巴哈欧拉被囚于西亚赫恰勒期间，叶海亚隐匿不出；但在巴哈欧拉被流放至伊拉克之后，叶海亚化装离开伊朗，设法前往巴格达。

有一段时间，叶海亚在巴格达担任巴哈欧拉的秘书，但由于嫉妒巴比教徒对巴哈欧拉日益增长的敬仰，他被驱使去争夺该宗教的领导权。 为了在巴比教徒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叶海亚及其一些支持者援引了巴孛在数年前（当时叶海亚尚为少年）所写的一封信，信中只是将叶海亚指名为名义上的领导者，直至“上帝将要显现的那一位”到来。叶海亚声称这封信意味着他实际上被任命为巴孛的继承人。知情的巴比教徒立刻驳斥了叶海亚的大胆主张，因为所引之信并无此种规定，而且巴孛的其他著述已明确从其宗教中废除了“继承制度”这一事实。巴孛还命令说，在应许者到来之前，任何人的言语都不对信徒具有约束力。 也有人质疑叶海亚的动机，指出他从未为保护巴比教或巴比教徒的生命做过任何事情，却如今声称自己处于更高的地位。 为了加强其企图，叶海亚通过散布关于巴哈欧拉的虚假流言与指控来抹黑他，从而在巴格达的巴比教徒社群中煽动了情绪。

看到巴比教徒之间爆发的冲突，巴哈欧拉深感悲痛。因为在纷争之中，上帝的事业无法成就，所以巴哈欧拉决定离开那里。后来，他在一份文稿中写道，他不想成为巴比社群之间不和的原因。 [41][42]抵达巴格达约一年后，他突然离开，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或如何与他联系。他携一位同伴前往巴格达以北的库尔德斯坦群山，在那里以苏菲派苦行者的方式独居于一处洞穴。该地区的库尔德人多向苏菲派的谢赫寻求宗教指引，其中一位谢赫得知巴哈欧拉的情况，并开始欣赏他的灵性洞见。他邀请他前往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苏莱曼尼亚参加一次苏菲聚会，并教导在那里聚集的苏菲信徒。 

 苏莱曼尼亚的生活与返回巴格达 
起初，他在那些群山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巴哈欧拉身着苦行僧（德尔维希）的衣饰，并以“伊朗人德尔维希·穆罕默德”（Darvish Muhammad-i-Irani）的名字示人。 苏莱曼尼亚一所著名神学学院的负责人拜会了他并邀请他前往。那里一名学生注意到他优美非凡的书法，这引起了多位主要导师们的好奇。随着他对他们关于复杂宗教议题的提问加以解答，巴哈欧拉很快因其学识与智慧而赢得赞誉。 谢赫·乌斯曼、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谢赫·伊斯梅尔——分别是纳格什班迪耶、卡迪里耶与哈立迪耶教团的领袖——开始向他请教。巴哈欧拉的著作《四谷经》（The Four Valleys）正是为其中第二位而写的。
巴哈欧拉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米尔扎·叶海亚的真实本性在巴格达的巴比教社群中迅速显露。由于叶海亚既不能给予灵性指导，也未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巴孛所教导的高标准，巴比教徒的公众声望与士气很快便土崩瓦解。他诋毁巴哈欧拉及所有称赞他之人的举动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叶海亚为谋取物质利益并抬升其误导性的地位而利用巴比信仰，为此不惜采取与巴孛教相违背的手段。 渐渐地，巴比教徒对叶海亚的不信任以及对巴哈欧拉引导的渴望日益明显。最终，巴格达的巴比教徒得知了巴哈欧拉的行踪，便派人前往苏莱曼尼亚请求他回归巴比社群。起初，他不愿离开自己在苏莱曼尼亚所得到的那份宁静与接纳。事实上，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写道，当他离开巴格达时，从未打算再回去。然而，当他听闻巴格达巴比社群所处的受辱境况时，他表示，如果自己不出面干预，那么巴比教徒以及巴孛在先年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殉道都将前功尽弃。因此他同意返回。 在苏莱曼尼亚近两年的隐居之后，巴哈欧拉于1856年3月19日返回巴格达。

他一返回，便立即着手恢复巴比社群的荣誉与声望，并重建其士气与团结。他撰写了多部重要作品，如《笃信经》（Kitáb-i-Íqán）、《七谷经》以及《隐言经》等作品以及多首诗篇。 在随后的七年里，巴哈欧拉通过自身的榜样，并对巴比信徒持续不断地鼓励与交流，“使社群在道德和灵性层面上复兴到巴孛在世期间所达到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人被复兴中的巴比运动吸引而加入其中。 随着巴格达及周边地区对巴哈欧拉声望的传播，以及其著作日益广泛的流传，“王子、学者、神秘主义者和政府官员”被吸引来与他会面，其中许多是“波斯公共生活中的要人”。 “这一发展令伊朗的伊斯兰教士中的反对派感到不安，并再次在伊朗君主及其顾问之间激起了‘强烈的恐惧与怀疑’。”

他们向德黑兰方面撰写并呈报了有关巴哈欧拉的虚假报告，并设法请求伊朗政府将他遣返回伊朗，以便处以绞刑。最终，此举奏效：伊朗政府正式致函奥斯曼政府，要求要么将巴哈欧拉遣返回伊朗，要么将他从伊拉克迁走，因为那里靠近伊朗边境。

 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召唤与巴哈欧拉的宣示 
1863年3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命令巴哈欧拉前往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亲自邀请他在那里居住。 1863年4月22日，巴哈欧拉离开他在巴格达的住所，沿着底格里斯河河岸前行，渡河进入对岸郁郁葱葱的纳吉比耶花园，该花园由一位巴格达的仰慕者供其使用。他在那里与家人及数名被选中同行的亲近追随者一同停留了十二天。抵达花园时，巴哈欧拉向同伴宣布，他就是“上帝将使其显现者”，即巴孛所预示的那一位，并宣称作为此世上帝的最新显圣者，他的使命已经开始。 在这十二天的里，巴哈欧拉宣示自己为巴孛所预言的显圣者并开启了新的宗教秩序，每年由巴哈伊信徒加以纪念，被称为“节中之王”的里兹万节。

巴哈欧拉于1863年5月3日离开里兹万花园，与家人前往君士坦丁堡，由苏丹的首相阿里帕夏为其安全安排了骑马的政府护卫队。 同行的其他旅客中还有至少二十多位同伴，他们曾请求巴哈欧拉允许随行。尽管米尔扎·叶海亚并未包含在苏丹的邀请之列，他却在途中加入了队伍。 十五周之后，巴哈欧拉于1863年8月16日抵达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苏丹的多位政府大臣和显要人物迎接并向他致敬。波斯大使也在其到达的次日派出使节前去致意。

巴哈欧拉在伊斯坦布尔停留了三个月。其间，他拒绝向政府部长寻求任何帮助，或按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显要人物的一般惯例去会见苏丹；他表示，自己是应奥斯曼帝国政府之邀来到伊斯坦布尔，既无提出任何请求的意愿，也没有要推动的任何计划。巴哈欧拉对自由与地位的超然，被波斯大使利用，在奥斯曼帝国法庭前对他进行恶意歪曲，并施压要求将他从首都流放。因此，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下令将巴哈欧拉流放至省会埃迪尔内（今位于欧洲土耳其），对此苏丹欣然同意。巴哈欧拉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举措，因为他说自己是作为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受邀之客来到伊斯坦布尔，并未有任何不当行为。

 流放至阿德里安堡 
1863年12月12日，巴哈欧拉与其家人及其他同伴一同抵达阿德里安堡。在那里，他的停留历时四年半，这段时期成为他在巴比教信徒中推进其使命并对其事业作出更为公开宣示的重要阶段。 在随后两年中，来自巴哈欧拉的著作大体上在伊朗的巴比教信徒之间被分享传播。巴哈欧拉派遣多名值得信赖的追随者前往伊朗，大多数巴比教徒开始承认他为其信仰的领袖。

由于对巴比派的迫害减少而受到鼓舞，米尔扎·叶海亚“决定走出他自我强加的隐居”，以重新追求其领导地位的野心，而这野心被他对巴哈欧拉的嫉妒所煽动。他深信巴哈欧拉之死对自己的上位至关重要，因此在邀请巴哈欧拉喝茶时首次尝试亲自下毒。结果巴哈欧拉重病一个月，并因此落下终生手颤的后遗症。尽管巴哈欧拉劝告知情者不要谈论此事，但关于这起事件的知情逐渐扩大，在巴比派中引发了强烈不安。然而，正是米尔扎·叶海亚后来再次谋害巴哈欧拉性命的企图，在“社群中引发了空前的骚动”。其中涉及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尔玛尼，他是一位理发师，亦担任巴哈欧拉的浴侍。萨尔玛尼称，亚赫亚突然开始对他施以恩惠，后来有一天还坚称，如果他在浴室照料巴哈欧拉时将其杀害，那将是对他们宗教的“伟大服务”。萨尔玛尼愤怒至极，说自己第一反应就是杀掉叶海亚——他之所以迟疑，只因知道那会令巴哈欧拉震怒。他激动之下把此事告诉了巴哈欧拉忠诚的弟弟米尔扎·穆萨；穆萨劝他置之不理，说叶海亚多年来一直在盘算此事。他仍难以释怀，又将此事告知巴哈欧拉的长子阿博都-巴哈，并请他不要对他人谈起。最终，萨尔玛尼也告知了巴哈欧拉，而巴哈欧拉同样嘱咐他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在此事发生之前，由于叶海亚是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弟弟，而巴哈欧拉一直以慈爱与关怀对待他，巴比派社群中的大多数人也尊敬叶海亚；但当萨尔玛尼无法保持沉默，开始向他人公开叶海亚对他提出的要求时，叶海亚那些违背巴孛教导的行径与意图，在巴比社群中引发了巨大的动荡。

 阿卡的最后一次流放 
在巴哈伊的巴比信徒中失去了声望与影响之后，米尔扎·叶海亚再次设法与奥斯曼官员合谋诋毁巴哈欧拉，指控他鼓动反对土耳其政府的运动。 叶海亚的举动引发了政府调查，调查为巴哈欧拉洗清了罪名——但出于担心宗教问题将来可能引发骚乱，奥斯曼政府决定把巴哈欧拉和米尔扎·叶海亚一同押往帝国偏远哨所加以监禁。 1868年7月，一道皇室谕令将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判处在阿卡这一瘟疫横行的惩治殖民地中终身监禁；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在阿德里安堡被流放的大多数巴哈伊。 由于米尔扎·叶海亚的阴谋，他本人也被关押——土耳其当局怀疑他参与了某种阴谋，于是将他与其家人、若干阿扎里以及四名巴哈伊一起押解到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入狱。
1868年8月12日离开阿德里安堡后，巴哈欧拉及其同伴于8月31日抵达阿卡，并被关押在该城监狱。 阿卡的居民被告知，这些新来的囚犯是帝国、上帝及其宗教的敌人，严禁与他们有任何往来。最初在“阿卡”的几年条件极其严酷，许多巴哈伊染病（最终有三人去世）。 1870年6月，巴哈欧拉22岁的儿子米尔扎·米赫迪不幸身亡：一晚他在祈祷默想、于狱楼屋顶徘徊时，从一个未设防的天窗坠落。 过了一段时间，巴哈伊囚犯、官员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拘禁条件因而放宽。1871年4月，托马斯·查普林医生（耶路撒冷一家由英国人经营的医院院长）访问阿卡时，代表巴哈欧拉在其家人被迁出城堡后居住的一所住宅中会见了阿博都-巴哈。此后，这位医生致信《泰晤士报》编辑，介绍巴哈欧拉的情况，该信于1871年10月5日刊登。 最终，在苏丹去世后，巴哈欧拉获准离城访问周边地区，随后又被允许在阿卡城外居住。1873年发生了两件重要事件：其一，巴哈欧拉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其中不仅阐明新宗教的律法，还包括道德与社会禁令及行政事务。其二，阿博都-巴哈与穆尼雷·汗姆结婚，她出自伊斯法罕的一个著名巴哈伊家族。1876年，阿博都-巴哈为巴哈欧拉安排离开城市边界，首先前往他租下的一处花园（称为“里兹万花园”）参观。  从1877年至1879年，巴哈欧拉居住在监狱城市以北数英里的马兹赖赫的一所住宅中。 虽然名义上仍为奥斯曼帝国的囚徒，巴哈欧拉生命的最后几年（1879—1892）是在阿卡城外不远的巴吉宅邸度过的。巴哈欧拉把时间奉献于撰写多部阐述其教导的著作，其中包括他对统一世界的构想、对道德实践的需要以及诸篇祈祷文。
1890年，剑桥东方学者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在巴吉成功采访了巴哈欧拉。此番会见后，他写下了自己对巴哈欧拉的著名笔下描绘：
"在靠墙、设有坐榻的角落里，坐着一位令人惊叹而令人敬畏的人物……我一眼所见的那张面容，我永生难忘，虽然我无法加以描绘。那洞察的眼睛仿佛能读到人的灵魂；力量与威严端坐于那宽阔的额头之上；而额头与面容上的深深皱纹则昭示着高寿的年岁……无需追问我正站在谁的面前，因为我已对那位让君王妒羡、令帝王徒叹的虔敬与慈爱之源俯首致敬！一个温和而庄重的声音让我坐下，继而说道：“赞美上帝，你如愿以偿了 ！……你来看一个囚犯和流亡者……我们只希求全世界的安宁与各民族的幸福；可他们却把我们当作冲突与骚乱的肇事者，认为我们该受囚禁和放逐……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下，所有的人必须情同兄弟姐妹；人们间的友爱与团结之纽带必须加强；宗教间的分歧必须消除，种族间的差异必须摒弃——这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然而，这一切一定会实现；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必将结束，’至大和平’必定到来……你们 欧洲不也需要这些吗？这不也是基督的预言吗？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你们的国王和统治者将财富资源任意挥霍浪费于毁灭人类的武器上，而非用于促进人类福祉的事业……这些争斗、流血与不和必须结束，全世界人民必须亲如一家……爱自己的国家不值得骄傲，爱人类才值得荣耀。”

巴哈欧拉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巴吉宅邸度过，在那里他主要指导其事业，并会见了不断增加的巴哈伊朝圣者以及居住在当地的巴哈伊人。他偶尔前往海法、里兹万花园及周边的许多其他地方。巴哈欧拉在短暂患病后于1892年5月29日逝世。 他被安葬在巴吉府邸旁的一座建筑内，该建筑如今被称为他的圣陵。 它是全世界巴哈伊信徒的朝圣地和最神圣之处，也是他们在每日义务祈祷时所面向的朝向。 2008年，巴哈欧拉的圣陵与位于阿卡和海法的其他巴哈伊圣地一道，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录。

 教义 
 上帝 
巴哈伊对上帝的概念是一神论的。上帝是唯一的、非受造且不朽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绝对与最终的根源。。 巴哈欧拉明确教导：“上帝的存在与唯一性；祂之不可知、不可接近；是一切启示的源泉；永恒、全知、无所不在且无所不能。” 巴哈欧拉强调，造物主不能被受造界所理解——因为任何事物都无法理解其创造者。 尽管如此，巴哈欧拉指出，创造者赐予人类识别其存在的能力，并通过对上帝无限完美属性的觉知而在灵性上成长的能力；人们可以在生活中尽力效法这些属性来实现这一点——例如爱、仁慈、善良、慷慨、正义等。

 上帝的显现者 
巴哈欧拉指出，关于上帝的知识以及造物主的属性，人类只能通过该时代上帝的显现者所启示的内容去理解。超出这一范围的知识，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获得的。巴哈欧拉和巴孛都对神圣的显现者作出了描述。 他们并非仅仅是相较他人对人生有更佳见解的伟大思想家；相反，神圣的显现者是由上帝特别造就的灵性存在，其能力远胜于普通人。在降生于此物质生命之前，他们已存在于灵性国度；每一位显现者都由上帝遣至特定的时期与地点，作为神圣引导的媒介，帮助人类逐步发展其与生俱来的能力，以实现上帝的计划。

巴哈伊信徒认为，这些神的显现者在此世间彰显上帝的意志与目的之光。巴哈伊文献把这些显现者比作能完美映照太阳的镜子——尽管每面镜子各不相同，但它们投射的倒影都是同一个太阳；之所以显得不同，仅仅是由于时代与处境的差异。 巴哈欧拉指出，显现者的指引必然会因其所面对的人们的具体处境与需要而有所不同：“先知们应当被视为人类的神医，祂们的任务是增进世界及世界各族人民的福祉……因此，倘若今日的神医所开的治疗方法与过去的神医所开的不同，是毫不奇怪的。每一阶段的病情需要不同的方法治疗，因此，两个神医的药方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同样，每当上帝的先知们以神圣知识之阳的灿烂光芒照射世人的时候，祂们总是召唤世界各族人民通过切合其时代的紧迫要求的方法，拥抱上帝的光辉。”巴哈伊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主要宗教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整体性教育进程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一进程，人类文明在精神和社会层面得以不断发展——人类逐渐学会拥抱越来越广泛的统一圈层，这些圈层要从家庭、部族、城邦，继而扩展到国家。最终，人类必然、也终将拥抱其最后一个统一圈层——整个地球。

巴哈欧拉将这一“渐进启示的过程”与上帝永恒的圣约联系在一起——即每一位神圣导师都会向其追随者作出承诺：造物主还将派遣下一位显现者来引导人类。关于这一伟大圣约的预言，存在于各大宗教的经典之中；每一位显现者都会预言下一位，甚至更多未来将要出现的显现者。至于信徒在这一圣约中的责任，每个宗教的追随者都有义务以开放的心态，认真查证：那些宣称自己是其信仰中所应许的新使者的人，是否在精神层面真正应验了相关的预言。
 社会原则 
巴哈欧拉始终表示，他的启示面向所有人，他的教导旨在建构一个新人类世界，使人类作为整体以一体的方式共同前进。他明确宣示人类一体性的原则，并敦促国家元首参与化解现存争端，以实现和平，并通过集体安全予以维护。 为促进统一的世界共同体之发展，巴哈欧拉强调消除宗教与种族偏见以及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此外，他指出应当保护所有少数群体的权利，并推动其发展。 被视为实现世界和平的绝对必要条件的是全球范围内妇女与男子之间的完全平等。 巴哈欧拉说，在上帝的眼中，性别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优于另一方。 为实现这种平等，巴哈伊信仰的教义设想在各地实施深远的社会变革——其中包括终止对妇女的歧视性做法，并更加重视女子教育，以确保女性能够在人类事业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其潜能。

 继承与其圣约 
巴哈欧拉在他的遗嘱中与巴哈伊信徒订立了明确的圣约，该文完全由他亲笔书写，被称为“圣约经”。在1892年他逝世后的第九天，这份文件在见证人和其家属面前被开启并宣读。 为了提供持续的指导，使人在需要时能够阐明并解释其著作，巴哈欧拉在遗嘱中将这一领导权交予其长子阿博都-巴哈。他是巴哈伊信仰的继承者、其著作唯一的授权诠释者、其教义的典范，并且是全体巴哈伊的圣约中心。 对于阿博都-巴哈这一明确的指定，大多数巴哈伊都顺理成章地视为自然的发展，因为在巴哈欧拉去世之前的数十年间，阿博都-巴哈已以其高超的智慧和无私奉献的品质承担了巴哈欧拉托付的各项职责。

巴哈欧拉制定了世界正义院的蓝图，它是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可以就宗教事务立法的机构, 并为其后裔指明了所应承担的角色。这两项安排后来由阿博都·巴哈在任命守基·阿芬第为监护者时得到进一步阐明。1963年首次选举产生的世界正义院是全球巴哈伊社群的最高管理机构。凡拒绝这一领导传承链中任何一环的人，都被视为违背圣约者。

对于巴哈伊信徒而言，圣约的力量以及巴哈欧拉通过圣约所确立的合一承诺，使巴哈伊信仰免于分裂和派系化——而这正是以往许多宗教曾遭遇的问题。通过圣约，巴哈伊信仰成功防止了分歧的扩大；多次试图建立替代性领导的努力，由于缺乏教义权威，均未能在大规模上吸引追随者。

 巴哈伊行政 
在大多数国家，巴哈伊社群的事务是运用巴哈伊的磋商与集体决策原则来管理的。由于巴哈伊信仰没有神职人员，任何巴哈伊都无权告诉他人应当如何思考或做什么。巴哈欧拉强烈鼓励巴哈伊在分享其教义方面发挥个人主动性，但禁止强迫改宗。在团体中工作与参与社区也被视为巴哈伊生活的重要方面。当有请求或需要时，个人与团体的努力以及一般而言巴哈伊社区的活动，由在地方、区域与国家层级运作的九人议会（每年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予以协调、指导与支持。额外的鼓励与灵性指导由受任命的个人提供，他们不具备执行权力。巴哈伊项目完全由巴哈伊自愿捐献的基金支持，因为巴哈伊信仰不接受未宣告为成员的人士的捐献。巴哈伊议会的成员，以及他们为协助社区各项活动（例如为儿童与初中年龄段的青少年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程）而任命的任何人士，均为志愿服务。巴哈伊行政秩序由世界正义院领导；这一机构由巴哈欧拉在其律法之书中为此目的而设立并授予权威；世界正义院由全球巴哈伊在每五年于巴哈伊世界中心举行的国际大会上选举产生。

 巴哈欧拉的著作 
 起源 
巴哈伊信徒认为，巴哈欧拉的所有著作都是神圣启示的结果，包括他在公开宣示自己具有神圣使命之前所写的作品。 当启示降临巴哈欧拉时，有时他会亲自书写，但更多时候是由他口述，由记录员记录下来；有时他说得极快，给记录者带来很大的挑战。 巴哈欧拉的大部分著作是致某一人或若干人的简短书信或圣简。 其较大型的作品包括《隐言经》《七谷》《笃信经》（Kitáb-i-Íqán）、《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Kitáb-i-Aqdas）以及《致狼子书》。巴哈欧拉的原著主要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写成，其著作总量相当于一百多卷，目前已确认并鉴定的作品约有一万五千篇。

 内容 
他的著作主题极为广泛，全面涵盖了与个人和群体人类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社会、道德和精神原则。 这些类别包括对先前宗教的经典、预言与教义的评注； 废止先前的律法，并为这一新秩序阐明法律与条例； 神秘主义著作； 关于上帝的论证与阐明；关于上帝将人类灵魂创造为高贵实在的陈述， 表明人类有能力认识造物主的存在，并且人的灵魂能够反映一切神圣属性；提出了死后生命的论证，以及对灵魂如何在无穷无尽的神圣世界中不断进步的描述；；将出于服务精神的工作提升至崇拜的地位；对公正治理、统一与世界秩序建设的阐述；关于知识、哲学、炼金术、医学与健康生活的论述；社会教义中所蕴含的精神原则；对普及教育的呼吁；以及关于以德行、并依照上帝旨意而生活的教导。巴哈欧拉还探讨了人类痛苦与今生艰难的原因，；并撰写了大量祈祷文和用于冥想的作品。

 致世界统治者的书信 
巴哈欧拉曾向国王、政治统治者以及宗教领袖个人或集体地写下一系列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宣称自己是《妥拉》、《福音书》和《古兰经》中所应许的上帝显现者，并呼吁他们接受他的启示，舍弃过度的物质财富，以公正治理国家，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削减军备，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并为世界的福祉与人类的合一而共同努力。他警告说，旧时代的世界正在终结，一个全球性的文明正在诞生。巴哈欧拉进一步指出，强大的历史力量已经启动，统治者应当运用上帝托付给他们的权力，为人类服务，带来正义、和平与统一。

其中第一封信是在186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君士坦丁堡下令将巴哈欧拉流放至阿德里安堡之时写就的；其余的则写于阿德里安堡和阿卡。总的来说，书信致给：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波斯的纳赛尔丁·沙阿；教宗庇护九世；以及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维多利亚女王；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普鲁士的威廉一世；美洲诸共和国的统治者和总统；各国人民的民选代表；以及宗教领袖。尽管收信者几乎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应，巴哈欧拉的书信后来因其对拿破仑、教宗、德皇的警告，以及“其个人预言的惊人应验”，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甚至还吸引了不少知名人士支持其宗旨）。巴哈欧拉曾预言威廉、沙皇、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沙阿、苏丹，以及后来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将因他们的倒台、领土丧失，或因无视其劝告与所犯错误而遭受其他神圣的惩罚。

一位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德·贝莱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在谈到这些书信时写道：巴哈欧拉与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合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效；他给他们写信（或称“书简”），号召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奉于他脚下。维多利亚女王模棱两可地作出回复；沙皇承诺将进一步调查。拿破仑三世撕毁了那封书简，并说如果巴哈欧拉是上帝，那么他也是上帝。纳赛尔丁·沙阿杀死了巴哈欧拉的使者。

 保存与翻译 
巴哈伊世界中心 不断努力，确保巴哈欧拉的原始著作得到收集、核实、编目与保存。 通过正在进行的全球翻译计划，巴哈欧拉的著作目前已提供超过800种语言的译本。

 注释 

参考资料
 巴哈伊资料 

 百科全书 

 其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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