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聞一多（），本名家驊，字友三，湖北省浠水縣巴河鎮人，中國詩人兼學者。聞一多出生於鄉紳家庭，自幼打下國學根基，12歲時入讀北京清華學校，曾參與五四運動，22歲時赴美留學三年，專修藝術，未取得學位已回中國。聞一多先後出任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吳淞政治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創作新詩與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抗戰後期，聞一多耳聞目睹中國民眾的苦難與國民政府的腐敗，思想為之一變，開始批判中華傳統與批評當權的國民黨，1946年於昆明被暗殺。

文學方面，聞一多曾出版《紅燭》與《死水》兩本詩集，其新詩講究格律，辭藻濃麗，有唯美傾向，部份也跟社會時代有關，代表作有〈死水〉〈洗衣歌〉〈也許——葬歌〉等。他提出新詩的格律理論，指出詩必須有格律和節奏，並提出詩的三美之說，對中華詩壇影響深遠。政治方面，聞一多先後加入大江會和中國民主同盟兩個政治團體，是個溫和的自由思想者，傾向於理想主義，晚年思想左傾，主張共產主義和和平改革。文藝思想方面，聞一多一度是藝術的唯美主義者，反對有社會理論而沒有文學藝術的文章，後期則認為文學作品應把國家利益與人民需要作為前題。學術方面，聞一多從儀式與性愛觀點研究《詩經》與中華神話，有人類學視野，影響後來學者的觀點。聞一多被視為追求學術與自由，挺身反抗強權的象徵，身後被受譽為偉大的詩人、傑出的學者。

 家族 
聞一多出生於鄉紳家庭，傳說聞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宋朝文天祥，蒙古大軍南下時，文天祥家族由江西逃到湖北，留在浠水一帶，改姓「聞」。聞氏家族多有顯達子孫，19世紀裏至少有六人中舉當官。聞一多父親聞廷政只考上秀才，科舉就廢除了。
 生平 
 童年至青年 
聞一多自幼打下國學根基，受父親嚴格管教，接受儒家傳統教育，遵守嚴格的作息時間表，不許到外面多玩，努力學習和背誦四書五經等古籍。除了父親，聞一多還有別的老師，六歲時曾跟在其家附近的徐老先生學《爾雅》、四書之類，七歲時父親請了受過新式教育的王梅甫來家講課，在課程中增加了歷史、倫理學和自然科學等。聞一多少年老成，喜讀古書，對詩文的掌握比一般青年透徹，特別受父親鍾愛。他熟讀《詩經》與唐詩，學會寫舊體詩和練習書法，對美術也很有天份，很喜愛繪畫，還學習篆刻。十一歲時，聞一多到武昌的兩湖師範附屬小學讀書，課餘還到叔父的私塾補習英文、數學和梁啟超的時文。聞一多在武昌念了兩年書，因武昌起義而輟學回家避難。這時北京清華學校正在湖北招生，父親希望聞一多可以去清華念書，再留學美國，成為洋狀元。聞一多在武昌參加預試，中文作文模倣梁啟超的筆調而寫成的論說文很受讚許，但英文和自然科學程度太低，列為備取第一名。湖北省本來有兩個名額，正取的一位同學臨時退出，聞一多就補上去入讀清華。

1912年秋聞一多離家北上，此後在清華學校讀書十年，每年暑假回家住兩個月，其餘時間都在清華園度過。在清華學校頭一年，因英文成績欠佳而留級。他博覽群書，參與各種課外活動，對體育卻不感興趣，沒有參加。他在辯論會裏非常活躍，是每週集會辯論的主持人之一，所選辯論題材多與中國社會現象和世界事件有關。在清華頭幾年，聞一多專心學習英文，開始認識西方文學世界，讀了許多英國的浪漫詩，熟讀濟慈、雪萊的作品。體育是必修科，聞一多體育欠佳，幾乎不能畢業。他在別的方面的才華卻贏得老師同學們的稱讚，曾為校長起草平民學校的校規，並為多個學生團體畫海報和年刊的封面，設計徽章圖案。當時他領導不少校內學術團體，忙不勝忙，大出風頭，常為排戲而廢寢忘餐。從1915至1917年，聞一多是《清華週刊》的編者之一，開始發表寫作，寫了一些有關傳統文學的詞話，也曾提倡恢復中華傳統的標準和價值，主張採取積極行動來挽救國運，批評中國人的盲目衝動。

聞一多起初反對把《清華週刊》改成白話刊物，但在五四運動以後被說服了。1919年5月4日晚上，聞一多抄寫岳飛詞〈滿江紅〉於大紅紙，張貼到飯堂門上。第二天同學看見了，決定支持北京城內的請願，聞一多代表清華學生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在北京開的會，大部份時間留在學校替學生代表團起草文件，而沒有走在示威前線。同年6月，聞一多被選入《清華學報》的編輯委員會，學報開始積極討論時事。聞一多的愛國情緒受到激發，開始撰文批評國民政府，也批評美國文化平庸膚淺，虛榮浮華。1921年夏，清華學生支持北京學生對政府的抗議，這時聞一多已完成八年的課程，正要參加考試準備前往外國。但他不顧校方禁止參加政治活動的警告，也不肯寫悔過書，結果和另一些不屈服的同學被罰留級一年。

 壯年 
 留美 
1922年7月，聞一多啟程赴美國深造，決定在美國主修藝術。輪船停留日本時，聞一多曾上岸遊玩，很喜愛日本風景、服裝與建築。同年8月聞一多到達芝加哥藝術學院，跟羅隆基、錢宗堡合租寓所，生活簡單，每天吃麵包和罐頭魚，喝白水，偶爾上飯館。聞一多留下每月生活費的一部份，來做詩集的印刷費。這時聞一多也遊覽博物館和看電影，學會欣賞美國電影。芝加哥藝術學院在9月25日開課，新環境刺激起聞一多的創作欲。聞一多起初未有前往美國留學之願，到芝加哥後有生起思鄉之情，生活寂寞而不愉快。1923年，聞一多開始懷疑自己學習西洋畫的計劃，轉而希望投身於文學。同年夏末，他轉進，與梁實秋同校。起初聞一多與梁實秋二人租屋同住，由於生活乏味與租金壓力，兩人搬進學校宿舍，為了省錢常以清茶麵包充飢。這時聞一多停止了鉛筆及炭筆寫生而專學油畫。教授很欣賞他的畫，鼓勵他去參加一年一度紐約的畫展，為此聞一多關門畫了一個月。但在畫展中其作品無甚成績。

在科羅拉多大學，聞一多與梁實秋都要補修一門數學，聞一多卻堅持不肯選，寧可不畢業，而不願在不想學的課程上花工夫。他跟著梁實秋去旁聽英詩的課，對文學興趣越來越濃。1924年夏，聞一多離開科羅拉多大學，成績雖好，卻因沒有修畢學校規定的課程而沒有完成學位。聞一多、梁實秋、羅隆基和其他幾個清華的校友去到芝加哥聚會，成立政治團體大江會，希望提倡愛國主義，鼓動中國人抵禦外侮。同年聞一多到了紐約，在紐約藝術學院註冊（一說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學畫，但未有按時參加課程，而是與當地中華學生一同參與戲劇演出，工作多集中在舞台與服裝設計上，忙著排戲和寫劇本。他和朋友們辦了一份綜合性的文藝刊物，發表作品外，也介紹歐西的文藝。當時在美清華畢業生大多申請延長留美期限來完成學位，聞一多卻選擇提早返回中國繼續研究藝術與文學。1925年4月，聞一多結束在美的學校生活。

 歸國以後 
1925年6月，聞一多回到湖北浠水老家，加入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擔任教務長，同時在北京大學每週兼教幾小時英文。聞一多政治興趣越來越濃厚，漸漸成為大江會主要成員，宣傳大江會主旨。1926年，聞一多決定與醒獅社領袖李璜合組一個全國性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目的在對抗共產主義，在該年三月出席國家主義聯合會舉行的大會。聞一多又與新月社的朋友來往甚密，每兩星期在聞一多家中聚餐一次，討論文學，不久認識了徐志摩，後者創辦北京《晨報》副刊「詩鎸」，探討新詩的出路。同年1月，聞一多加入新月社，成為新月派領袖。同年7月，北京藝術專門學校奉命改組，學校經費發生問題，欠薪幾個月，聞一多回到湖北老家避難，一直住到秋天。潘光旦寫信來邀請，聞一多到上海吳淞政治大學任教，擔任訓導長。1927年春，鄧演達請他去參加當時武漢政府的政治部，負責製作宣傳資料，一個月後他又告退，回到政治大學去。不久南京國民政府封了政治大學，聞一多一度在南京政府土地局工作，到秋天，第四中山大學（後改稱中央大學）聘請他去當外文系主任，教英詩、戲劇、散文等課。1927這一年，聞一多生活漂泊，停止參與政治，大江會也再沒有政治活動。聞一多把家眷接到南京中央大學，開始過安定的教書生活。

1928年3月，《新月》雜誌問世，主要撰稿人是聞一多、徐志摩與饒孟侃，提倡創造的理想主義，受到魯迅等作家的批評，在辯論過程中，聞一多決定靜靜退出，開始尋找中華精粹、歷史與文化。同年秋，他離開南京前往武漢大學，就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專心鑽研學術。1929年春，他辭去《新月》雜誌的編輯，不久因學校裏的風潮，辭職離開武漢回到上海。9月他到青島大學（山東大學的前身）出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教唐詩、中國文學史及英詩等課。他講書的態度玩世不恭，有違學術界正常傳統，招致一些保守派人士忌恨。1932年，青島大學發生政治風潮，學生團體要趕走校長楊振聲。聞一多最後贊成學校開除幾個為首鬧事的學生，當時校內有標語說：「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1932年9月，聞一多回到清華大學，教唐詩、楚辭，並把家眷接到清華園，這是他平生比較安定舒服的日子，沒有行政責任，很少外界干擾，可以專心研究，得到「京派學者」的尊號。他很滿意這個頭銜，因為這樣一來就和上海的魯迅、郭沫若等海派文人畫了界限。他喜歡在夜間上課，課室十分擁擠，窗戶外也站滿旁聽學生，講課有時忘了時間，一直講到深夜。

1937年蘆溝橋事變，聞一多在收拾筆記後，帶著家眷南下，先把家眷送回湖北老家，然後獨自趕到長沙的臨時大學。同年12月國民政府在南京保衛戰當中失利，日軍向中國內地推進，學校再次遷址。清華、北大、南開三校遷往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和許多男同學從長沙步行前往昆明，沿途從事文化與民族學的研究。隊伍於1938年2月出發，聞一多尋幽探勝，每到一處都講當地神話傳說給學生聽，也見識到鄉村山區居民的窮苦，更同情窮苦無告的民眾。經過68天行程，隊伍到達昆明。自步行入雲南開始，聞一多就不剃鬍子，到抗戰勝利以後才把鬍子剃去。他常常連夜寫作，不休息也不見客，朋友給他取了個外號叫「何妨一下樓主人」。昆明受日本飛機轟炸，在一次轟炸中，碎石打傷了他的頭，另一次全家差點被炸死。因為通貨膨脹，聞一多薪水不夠吃飯。家眷到了昆明後，他須借錢付房租，借幾張已損椅來安頓家人。他們從昆明城內搬到郊外更便宜的地方。1941年，聞一多一家八口和弟弟聞家駟一家三口住在離昆明西北郊十多里外的小村，只租了兩間屋子，沒有床，全家打地鋪。1939至1940學年，聞一多得到休假，搬到昆明西南四十里的晉寧，專心研究。1941年，清華大學成立文科研究所，聞一多負責中國文學研究部，10月時搬家到研究所的房子去。1943年秋，他因家庭負擔而在中法大學兼了一堂課。1944年5月，他的月薪只夠一家吃十天的飯，他只好在昆華中學兼課，每月賺取一石米作為薪金。他又掛牌替人刻印章，顧客很多，每天工作到夜深，對家用不無小補。

 遇害 
1944年抗戰後期，在昆明聞一多看見拉來的壯丁衣衫襤褸，用繩子拴在一起，受無情鞭打，有的倒在路旁等死。而同年夏天，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的一個姪兒路過昆明看見聞一多，向他哭訴軍隊裏的腐敗和士兵受的罪。這次經歷和見面摧毀了聞一多對國民政府的信心，他閉門苦思一個星期後，發表了支持學潮和革命的言論。7月時，昆明謠言紛起，說國民黨跟別的右派份子有秘密的通令，要對付聞一多。家人和他的學生們都為他生命安全而擔心。同年秋天，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在慶祝雙十節國慶紀念大會上遇到前來搗亂的人，他站起來呼籲民眾起來自衛，鼓動了在場警察出面制服搗亂份子。聞一多變成群眾的英雄，受學生崇敬，同時也變成國民黨敵人。聞一多自此不再純粹進行學術研究，精力時間大半用於草擬政論時評，同年年底他幫助民盟創辦《民主週刊》，發表討論時局的文章。受同事和學生影響，聞一多看法很快的向左傾，對政府批評越來越尖銳，使學校很難堪。聞一多演講很叫座，也招來不少流言蜚語，明哲保身的人都不敢跟他來往，有謠言說學校要開除他，而他仍在教授會議上替學生的示威辯護，並攻擊為國民黨說話的人。

1945年1月，昆華中學取消聞一多的兼差，這些政治壓力使他更憤怒。他走出了象牙塔，得到學生高聲讚美，其口才吸引無數觀眾。1945年日本投降後，聞一多以為政治問題解決在即。同年10月，國民黨軍隊開進昆明，下令禁止一切涉嫌中國共產黨的煽動反對政府活動與言論，昆明學生集會抗議，聞一多到場演講並參與遊行，自此學生和軍警一再爆發衝突，聞一多怒斥政府的行為是一種黑色恐怖。有人跟他說當地駐軍已對他發出懸賞令，但他說話越來越激昂。右傾組織散發傳單，指聞一多、羅隆基、吳晗為中國共產黨成員，報紙常有謾罵聞一多的文章。經梅貽琦校長推薦，聞一多獲加州大學邀請前往講學，但因事忙而未能成行，他要跟學生一起回到北平。

1946年6月，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差不多都離開昆明了，聞一多則為民盟的工作而仍然留下。民盟全國總會主席李公樸來到昆明，跟聞一多商討民盟的活動，李公樸一直是特務想暗殺的對象。聞一多夫人要大兒子聞立鶴小心到處跟著父親。7月11日晚上，李公樸遇刺身亡，聞一多起草給新聞界的宣言與對政府的抗議書。7月15日，李公樸追悼會舉行，聞一多發表最後一次演講，感情激動聲音嘶啞，痛斥暗殺李公樸的人。當天下午五時許，聞一多和聞立鶴從《民主週刊》社回家，遭幾個槍手槍擊，聞立鶴撲伏到父親身上，腿和胸部中彈，聞一多頭中三槍，當場斃命。

許芥昱指出，聞一多的遇難「震動世界」，從北京、華盛頓到倫敦，許多人都表示沉重哀悼。重慶等地的教育文化界人士，一連串的寫信和發電報向政府抗議。哥倫比亞、哈佛、紐約等大學的教授與學校當局都寫公開信，要求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對華政策。國民政府虛應故事的調查案件，後來兩個凶手被槍斃，法院也宣佈沒有發現兇殺案牽連國民政府的證據，但這結果不能平息眾怒。民盟的調查結果認為，昆明警備司令部應對謀殺負責。駐昆明的美國領事館的機密報告也指出兇殺案事先有周密準備，國民政府應負責任。中國共產黨則利用聞一多的死做宣傳。各界陸續舉行公祭，除了國民黨的報章，各出版物都有追悼聞一多的文章。朱自清、吳晗、郭沫若、葉聖陶編《聞一多全集》，上海開明書店印行。許多年後每到忌辰，各地報刊仍不斷登載紀念性文章。

 文學 
 新詩 
 《紅燭》 
1923年聞一多詩集《紅燭》出版，收錄新詩62首，當中部份作品已先在學校刊物發表，有40首是在清華時寫的。1920年7月，聞一多寫下他第一首白話詩〈西岸〉，主題說那河流的西岸是有光亮的，自己應獻身於興建河流上的橋樑，以象徵手法他赴美留學所感受到的使命。以後他發表的白話詩越來越流暢，少了生澀的句子。朱自清認為《紅燭》的出現，替新詩的發展翻了新頁，衝出了自然發出的語言與取巧的修辭的框框。

《紅燭》詩歌常見的主題有：為理想盡忠而死亡，對美的熱烈追求，以及自然界中的神秘。聞一多用李商隱詩句「蠟炬成灰淚始乾」作為詩集卷頭語，表示對理想的美的忠心。當中至少有11首詩以美為主題。詩人的靈魂高尚而聖潔（〈紅荷之魂〉），不可征服（〈雪〉），追求快樂、美和愛（〈快樂〉與〈志願〉）。〈藝術的忠臣〉是獻給濟慈的，把濟慈比為藝術之王的龍袍上光彩奪目的珍珠，稱濟慈為藝術的忠臣，引用其名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美是詩人的愛的對象或生命真諦，宇宙存在的理由。愛是一種自身的奉獻，發展到極端就只有死亡。〈死〉描寫死亡只能在超凡的狂喜感覺中才能體驗出來，〈印象〉描寫死亡是永久的休息。留美時，聞一多新詩的一個主題是文化愛國主義，抒發鄉愁和對山河故人的思念，附帶一些對美國社會的不滿，如〈我是中國人〉〈長城之下之哀歌〉〈憶菊〉〈晴朝〉〈太陽吟〉。〈太陽吟〉中，異國他鄉的景物喚起莫名的愁緒：「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顏色，這裏鳥兒唱的調子格外淒涼。」詩人對美國的事物抱有成見，連芝加哥的公園裏鮮艷的色彩都不願看。〈憶菊〉陳列各種顏色的菊花，花團錦簇，遠勝薔薇與紫羅蘭，抒發對祖國的熱愛。在〈孤雁〉詩人表達對美國的厭惡。在〈我是中國人〉，詩人列述中國山河的秀美奇麗，歷史的淵遠壯闊，來襯托他自己的來歷與品質。

聞一多指明《紅燭》受濟慈和李商隱影響。詩中西方的形象並不多，例如〈快樂〉提到天使。〈春之首章〉中的蛇使人想起中華書法裏龍蛇飛舞的筆鋒。蛇的形象可能受英國浪漫派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的影響。至於中華傳統的形象差不多每首詩都有，用得別緻清新，如〈春之末章〉以美人春睡圖暗喻懶洋洋的音樂，是新的用法。在《紅燭》中，「燃燒」這個形象屢次出現，如〈遊戲之禍〉〈香篆〉等。〈紅燭〉一詩把詩人比喻為紅燭，它燃燒自己，將眾人從夢中驚醒，解放他們的靈魂，喻意詩人的責任是燃燒自己自我獻身，除掉肉慾的顧慮與迷惘。詩中以臘燭成灰表示灰心失望，形象運用恰當，發人深思。〈李白之死〉以李白撈月傳奇為依據，李白縱身入水下墜的意象，被轉化為翱翔空中的上升意象，獲得精神的昇華。聞一多對色彩高度敏感，《紅燭》詩篇大多著重色彩的運用，效果吸引。〈色彩〉把生命比喻作一張平凡的白紙，通過成長的過程而感染不同的感覺，希望與失望，明白到「從此以後我便溺愛於我的生命，因為我愛它的色彩。」《紅燭》中較為失色的作品有〈國手〉和〈愛之神——題畫〉。〈國手〉以棋賽比喻愛情，比喻不宜，句子都是散文的直陳，坦露無韻。〈愛之神〉描寫愛神維納斯的面容，強調愛的恐怖和危險，詩意失之於露，意象頗為歐化，結構散漫而不調和，文字則淺白而散文化。

 《死水》 
1928年1月，聞一多出版詩集《死水》，有詩28首，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死水》講究格律，辭藻濃麗，有唯美傾向，部份也跟社會時代有關，詩句比《紅燭》的更自然流暢和白話，主題較現實，境界較開闊，技巧較成熟，當中耐人咀嚼的，有〈洗衣歌〉〈一句話〉〈死水〉〈也許〉等。在美國三年聞一多研究西洋詩，提高了自己新詩的技術與水準，並從印象主義派理論主張，轉而歸結到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死水》很多首詩都以10個字為一行，可能受了英詩五步格詩行（每行十個音節）的影響。《死水》確定了聞一多在廿世紀詩壇上的地位，橫山永三等日本漢學家公認《死水》是聞一多詩歌創作生命中的頂點，也是1920年代白話詩的極峰。

《死水》主題之一，是在對藝術的憧憬與醜惡現實的壓力中間徘徊。〈心跳〉寫寧靜的家庭與安定的學校生活，不能使他劇烈的心跳平靜下來，他不能忘掉他的祖國中國是在水深火熱中。〈飛毛腿〉用的是地道的北京話，說一個拉洋車的車伕無原無故死在河溝裏，他向來很爽朗，沒有陰影的人生就此完結。〈罪過〉同情一個賣水果的老頭兒，他摔了一跤把水果摔壞了，不知道那天家裏的晚飯從哪兒來。〈荒村〉寫出中國受難的形象，描寫農民離鄉別井，放棄土地，留下苟延殘喘的牲畜，任其在廢耕之地覓食。〈天安門〉寫於三一八慘案之後，屬「戲劇化獨白」，以一個人力車夫的獨白，害怕日間遇害的學生化為鬼魂在後面追來，曲筆襯托出天安門的血腥景象，寫來情景逼真，如一段小戲劇。聞一多在紐約深切感受到中國人被白種人看不起，寫成〈洗衣歌〉抒發心情，描寫在美國從事洗衣業的中國人，很忍耐地洗別人的罪惡，刷別人的骯髒，有自我犧牲的精神，詩歌表達了強烈的愛國思想，有血有淚，主題跟形式都很像英國詩人的〈縫衣曲〉。《死水》詩歌對人人生有敏銳的觀察，〈你指著大陽起誓〉指出人生命的短暫；〈你看〉強調人的感情不可靠，對現實毫無補益；〈收回〉向扼殺人自由的力量挑戰。〈聞一多先生的書桌〉內容諧趣，為他的不整潔解嘲，詩末吐露一切事自己做不得主宰，只好任其自然之意。

聞一多在詩歌中陳列出豐富的圖案美和繪畫美，〈死水〉一詩是聞一多的代表作，主旨是寫現實的醜惡，也有化腐朽為神奇的企圖：「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賸菜殘羮。」（一說〈死水〉乃1926年聞一多對中國現實感到失望時所寫，就中國的混亂與腐敗作出諷刺與抗議，抒發對中國人受苦難的同情。）詩人很諷刺的在生鏽的鐵罐上發現殷紅的桃花，又在污水面的油膩裏看出繽紛的彩霞，這些寫法受外國詭怪藝術的影響，才能從普通人眼裏的醜惡發現出美。《死水》詩歌形象和比喻新穎，效果恰當迫真，〈春光〉中南天竹的紅籽兒變成了珊瑚珠，〈末日〉裏的芭蕉葉用綠的舌頭去舐窗櫺，這些形象都很戲劇化。〈也許——葬歌〉裏的陽光像手指頭一樣去撥動那個在睡覺的女孩的眼簾。《死水》的詩都有嚴謹格律，如〈春光〉〈飛毛腿〉，有整齊的格調，讀來琅琅上口。其詩講究格律，招致不少批評，被指摘為「豆腐乾」詩。《死水》偶有較遜色的作品。余光中指出，〈忘掉她〉哀悼女兒之死，摹倣莎拉·蒂斯黛尔的小詩〈忘掉它〉（Let It Be Forgotten），字句雷同，詩句濫調而費辭，意象浮泛而陳舊，「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一句重覆14次，令人生厭。

 其他 
留美時聞一多所作的〈七子之歌〉是愛國主義的呼聲，〈南海之神〉是紀念孫中山的長詩。1929年起，聞一多覺得自己才郎才盡，停止寫詩。1930年12月聞一多寫下他最後一首新詩〈奇蹟〉，詩歌屬自由體白話詩，形象鮮艷雋美，富於象徵主義，意象繁富，詩中「你」既是女性，也是神化的象徵，是「整個的，正面的美」。
 文學批評 
1926年，聞一多發表〈詩的格律〉一文，指出詩必須有格律和節奏，並提出詩的三美之說：音樂美（音節）、繪畫美（詞藻）、建築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新詩的格式應是「相體裁衣」，依內容精神隨時構造。所謂建築美，即每個詩行的「音尺」應有規定。音尺的概念來自英詩的音步或韻律。他指出詩歌形式的重要性，如果詩歌沒有形式，就像一盤棋沒有規律，這樣下棋沒有意思。聞一多反對當時詩人借浪漫主義之名而作沒有規律的自由體詩，也反對胡適倡導的自然音節與自然形式，認為詩歌一定要耐心加工，形式才會完美。他引用歌德的話來支持他的詩論：「越是偉大的藝術家，越是喜歡帶著腳鐐跳舞。」。余光中認為聞一多的格律詩理論太淺顯單純，可以糾正胡適、冰心等人的散漫，但不足以開啟嚴謹而完整的詩體。

聞一多認為詩歌主題應是嚴肅和鮮明的，不應瑣碎和膚淺。詩歌可以平易近人，但不可以幼稚。他反對胡適倡導的大眾化白話文學，覺得胡適是在空談文藝批評。他也反對在新詩裏濫用白話和口語，建議詩人把白話提煉成詩的語言，超越胡適所創造的自然音節。他認為白話詩必須先是「詩」，至於白話與否則是次要問題。詩要講究想像，有「熔鑄」的工夫，反對呆板的句法、囉唆與淺俗。詞藻的音樂和色調是詩歌靈魂的形體，假如失去音樂和色調，縱使有好的靈魂也會失去美。他發現在李商隱和濟慈的詩歌中，都有對理想美完全獻身的意思，又鼓勵大家向杜甫和濟慈學習，勸詩人先在中華古典詩歌的形式上下工夫。他相信中華文字及語言本身有很豐富的音韻，詩人應盡力加以應用。他也主張新詩中運用舊典故，利用傳統語言，在文學傳統中作批判性選擇，而不是隨便借用陳言。留美時他認為中國詩篇過於空疏、膚淺和單薄，有必要借助西方意象派詩人所特有的深刻色彩，以及凝煉的表現力為模本加以改善。適當地接受歐化句法是可接受的，歐化中文可以幫助創造複雜綜合性的形象，但他反對把中國詩篇西洋化。

聞一多讚揚屈原是「人民的詩人」，《離騷》和《九歌》是人民的藝術形式的創作，《九歌》爲民歌；屈原是天才、戰士和激情似火的詩人，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聞一多批評梁、唐時代宮體詩以墮落頹廢的情感來描寫宮廷裏的醇酒美人，欣賞北朝文學的粗獷作風，例如庾信的賦。他曾寫下長文批評俞平伯詩集《冬夜》，反對俞平伯等人鼓吹的「平民風格」。他批評泰戈爾的詩沒有把感情的美傳達出來，認為詩歌中有深奧哲理不算好詩，要是詩裏所談的智力經驗不能讓別人了解，所謂哲理詩不應視爲詩篇。新詩方面，年輕時的聞一多對郭沫若著詩《女神》敬佩有加，認為它充份反映出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充滿動力、反抗、科學與不可抗拒的樂觀。但他也批評郭沫若新詩常常提到維納斯女神等西方神祇，覺得這像外國人在學說中國國語，勸郭沫若要欣賞文化本身的固有價值，而不要受外國人粗暴的口號影響。1943年，聞一多跟合作翻譯中國詩篇，期間他對田間的作品表示欣賞，認為田間〈人民的舞〉是擂鼓的聲音。

 思想 
 政治 
 早期 
政治思想上，聞一多原是個溫和的自由思想者，傾向於理想主義。他強烈感受過美國人的種族歧視，越來越富民族主義的傾向。1925年，聞一多草擬大江會的宣言，宣言認為世界歷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略跟愛國主義自衛的鬥爭史，中國人若不急起自衛，便會被別的種族征服。宣言反對西方經濟與文化侵略者在中國進行殖民地式的活動，並主張各國應完全獨立，不受別國影響，自我決定發展自己國度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國應整頓自強以禦外侮，提高愛國主義精神，淘汰過時的領袖人物，排除外國宗教包辦的教育，用愛國主義的方式進行工業化，以避免階級鬥爭。在1920年代，聞一多反對共產主義，批評「國內赤禍猖獗」。他贊成梁啟超的說法，認為人類的進化主要表現在物質文明上，結果造成流血與戰爭，因此他認為高貴的品德和信念是最重要的，反對達爾文所說「生存競爭，物競天擇」造成人類真正的進步，希望中國人向生命更高的境界走。
 後期 
在抗戰時候，聞一多的愛國思想抬頭，反駁同事們對戰爭悲觀的想法。他原本沒有什麼政治興趣，到抗戰後期，戰爭的殘酷與政府的無理措施激怒了他，使他不惜冒生命危險來為政治的改良奔走，希望達到中國的民主化與和平。他自始至終是個理想主義者，猛烈抨擊中華傳統。1944年後期，聞一多思想左傾，從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的分析》，追溯到郭沫若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其後他看格奥爾基·普列漢諾夫、馬克西姆·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公開向魯迅懺悔，承認從前罵錯了他，以後要參與政治活動。他贊成中國作家積極參加鬥爭，改善中國人的生活，增進自由民主。

聞一多批評儒家思想阻止中國社會的進步，並認爲中國人沒有真正的宗教，沒有固定的價值觀，容易隨波逐流去逃避現實。他批判儒家「中庸」的價值觀，認為這種價值觀使中國人在飢餓與死亡之間逆來順受，他斥責中國人拘泥於家庭的價值，沒有愛國主義的精神。他受郭沫若關於中國社會分析的影響，也受馬克斯主義解釋歷史方式的影響。他對馬克斯主義了解膚淺，晚年卻被經濟決定論說服，稱要用辯證法的唯物論做工具，重新研究歷史跟文學。他尖銳地批評國民黨，諷刺蔣介石的自尊自大，看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他的理想世界的秩序是以馬克斯學說為根據的，美化了沒有階級社會的形象，相信達到那個理想的世界，人們就可以既平等又自由。他希望創造一個烏托邦，當中實現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想，加上馬克斯的理想所描繪出來至善至美、沒有仇恨沒有鬥爭的社會。1945年夏，聞一多曾與郭沫若詳談，加強了聞一多認爲中國急需政治改革的想法。但他不贊成戰爭與流血，贊同民盟立刻停止內戰、用和平民主的手段來改良政府的主張。

 文藝 
 早期 
聞一多早期接受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觀點，一度是藝術的唯美主義者，認為詩意的豐盈可以消弭生命的消極，主張若要真正欣賞藝術，必需跟現實脫離，與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對立。他有意提倡新文藝運動，以刷新中華文學，復興文化，教育中國人並提高其審美水平。從1923年開始，聞一多就放棄了過去純粹為藝術而藝術的看法，開始主張藝術不能脫離現實。詩歌、音樂以及美術都是讓人發揮創作力的工具，中國的精神革命與解放若沒有適當的詩來表現，難以完成。聞一多和新月派作家堅持純粹的文學，跟當時日漸左傾的文學潮流唱反調。他堅持文學作品的價值不應用文章的政治思想來衡量，並主張要注重詩的格律。在戲劇方面，聞一多指出太過份注意劇本的社會意義，會破壞戲劇的藝術，他批評那些模倣易卜生和蕭伯納的中國戲劇家，只是在寫問題而忘了他們是在寫戲劇。單把幾句流行的社會問題辯論句子塞進角色的口裏，並不是寫一個夠標準的社會問題劇的方法。這些話是針對郭沫若和創造社而發的。聞一多勸作家避免在政治意識的泥淖中翻滾，而應致力於文學的最高藝術標準，不要在文學裏宣傳社會政治的主張。他並不反對文學有社會意義，只是反對有社會理論而沒有文學藝術的文章。

聞一多在詩境和塵境中徘徊，他既佩服李商隱詩歌對美的追求，但又批評李商隱沒有社會責任感。人不能生存在沒有藝術的世界裏，藝術培養人高尚的品格和情操，連接起美和想像力，溝通高尚與卑下，身與心融成一片。聞一多很重視濟慈在美、真、藝術之間劃上等號的印象主義，以及、托爾斯泰的藝術理論，前者認為藝術的功效是幫助人分享宇宙共同的生命，而後者認為藝術應服務於和平與人類的親善。至於文學怎樣影響人的智慧與生活，聞一多受了康德知識論的影響。他認為藝術比科學更高貴，因為科學只是使人得到物質上的滿足。他呼籲詩人為美與愛獻身，絕對、完全的獻身。聞一多終身都受濟慈那種對理想獻身的態度影響。他相信「美即是愛」，這是對濟慈主張「美即是真」的修正。在〈美與愛〉一詩中，他把對美的追求，等同於對愛人的追求。聞一多的愛是一種高尚情操，他承認詩歌裏可以容納肉體的性感，但它必須先昇華和提高為詩的境域中的情操。聞一多認為中國與外國間文化的交流能使世界進步，並不主張文化的沙文主義，而是強調地方色彩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守著自己國家的界限，而是要使全人類的文學藝術更多姿多彩。這種地方色彩的理論是從伊波利特·泰納那裏得來。
 後期 
抗戰期間，聞一多希望藉古典文學研究來揭露傳統的弊病，批評中華傳統文化修養淹沒了中國人天賦的鬥志。到1940年，聞一多詩歌理論的重點不在表現對人生的看法，而要把國家利益與人民需要作為前題，粗獷直接的反應，應代替纖細孱弱的美感。他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華文化，開始相信將來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會融合成一個文化，世上所有的文學也會融合成一個文學，它們都是要跟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結合，真確地反映人的生活。他認為中華古典詩歌逐漸脫離了普通人的現實生活，到北宋時已沒有生命力了，中華文學只好走向小說與戲劇，從貴族文學走大眾文學，才能找回生命力。中華文學傳統是由儒家士大夫維持的，始終沒有解放，聞一多鼓勵中國作家掌握自己的命運，爭取自由。
 學術 
在清華大學的日子，聞一多專心研究《詩經》、楚辭和唐詩，最終目的是要解釋古典文學中的社會文化與歷史意義，徹底明瞭中華文化的精粹。他要寫一部著作來追溯中華文化跟文學的發展，以全面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特點。聞一多熟悉西方知名漢學家的著作，多有引用。他把自己考據的經驗，加上有創造性的想像力，發現很多前人沒看懂的新事物。他完成《天問釋天》《離騷解詁》《楚辭校補》三份有關楚辭的研究，又寫成《匡齋尺贖》《詩新台鴻字說》《詩經新義》三份有關《詩經》的研究，此外還有十幾篇討論《爾雅》的文章。楚辭方面，聞一多分析《九歌》的11首歌，探討楚國人的生活與思想。他說主題詩是祭祀東皇太一的，即楚國的保護神，其他的歌則分別獻給各地不同的自然神。他認為楚國詩人已經把《九歌》組合成一場歌舞節目。1946年4月，聞一多把《九歌》改寫成古代神話歌舞劇《九歌古歌舞劇懸解》，要在舞台演出上還原《九歌》。海陶瑋認為聞一多與林庚對楚辭的研究最有價值。

聞一多突破了受儒家價值觀限制住的古典文學研究的框子，接受部份的理論，跟利用佛洛依德早期心理學原理來分析文學。聞一多證明古代的傳說、歌謠與神話都跟初民的宗教生活習慣和性生活不可分割，從儀式與性愛觀點研究《詩經》，指出魚、食魚、飢等字詞都和性愛有關，魚在中國向來有生育兒女跟性愛的象徵，代表女性；「魚」則釣魚、捕魚、食魚或水鳥吃魚都是性愛隱語；「飢」是性慾不滿足的隱語；雨、露、雲、虹亦跟女性有關。後來那些衛道的傳統儒家把《詩經》有關性生活的描寫牽強附會到別的事情去。聞一多把《詩經》的「風」詩分為三大類：婚姻與求愛、家庭與愛情生活，以及其他的社會生活，註解《詩經》時側重古代關於性生活的崇拜，有些創見很有深度，例如他把〈汝墳〉解釋為一首坦白的女性愛情詩。〈芣苡〉一詩充滿激情、希望與興奮，描寫在山上採紅葉的婦女們。鄭玄、朱熹等人都把〈新臺〉一詩的「鴻」字解作大雁，聞一多則考證「鴻」其實是指蛤蟆，後來的學者很多都引用聞一多的看法。

唐詩方面，1922年，聞一多寫成論文〈律詩底研究〉，系統地論述有關律詩的各種問題，指出律詩有「短且洗練」、緊湊、整齊、精嚴的特點。1928年他發表〈杜少陵年譜會箋〉，比較歷代研究杜詩的註解，確定杜甫一生的事蹟。學術界公認這篇文章的造詣不下於清朝考據學的成績。他有系統地研究古典文學，包括唐詩，先校正文字，並清楚原文正確的讀法，再詮釋字義，最後才是說明歷史社會背景、當時的生活狀況。為了讀通古詩，聞一多研究古代社會、民間傳說和神話，於1935年發表〈高唐神女傳說的分析〉，發現《詩經》「魚」有女性的含義，詩句提到飢餓大概都是暗喻生理上性的飢渴，《詩經·候人》是敘述女孩子在等她的愛人，聞一多又引用宋玉〈高唐賦〉，說明女神夢見楚王，事實上就是這個女人在神話裏愛上大禹。聞一多《神話與詩》具有人類學視野，他在1942年發表論文〈伏羲考〉，分析了49個關於洪水跟人類起源的傳說，還用比較的方式討論許多伏羲的畫像。他指出伏羲和女媧最初都是一種圖騰的形象，畫出來是兩條蛇作交尾狀。伏羲與女媧漸漸「人化」，變成兄妹，後來結婚，到東漢時才取消兄妹通婚和交龍的形象。《易經》研究方面，聞一多希望從中看出古代的日常生活，當中包括怎樣去照顧家畜，以及在外旅行的困難。聞一多又研究古文字，曾前往安陽的考古發掘地方去參觀。
 家庭 
1922年2月，聞一多奉父母之命，與表妹高孝貞結婚。高孝貞纏過足，在湖北女子師範學校念過書。聞一多婚後又回到清華學校。他的婚姻生活甜蜜，幸福美滿，夫妻感情深厚。分離時聞一多常想念他的妻子。留美時他每次寫信給妻子，都要先經父親拆開看過，然後才遞給他妻子，因為他父親認為，有品德的青年不應寫動感情的私信給女人或妻子。聞一多對家庭的責任感很強，喜愛家庭，從美國回國後，他把家眷接到北京。1938年，聞一多拒絕了教育部的招聘，堅持要到長沙，曾因此而與高孝貞爭執，高孝貞一度以離婚相威脅。到武漢會戰結束後，高孝貞態度軟化，到昆明與聞一多會合。聞一多生了8個兒女：長女聞立瑛（早夭）、次女聞立燕（早夭）、長子聞立鶴、次子聞立雕、三子聞立鴻（早夭）、四子聞立鵬、三女聞名、四女聞惠羽。

 影響 
史景遷指出，聞一多名字成為一種象徵，代表為追求學術與自由，挺身而出反抗國民黨的高壓手段，其遇難鼓動了1947年一連串學生罷課。聞一多新詩啟發和鼓勵了許多與他同輩及後來的的詩人，如馮至承認其新詩曾受聞一多影響。文化大革命以後，很多新詩繼續反映聞一多詩那種節奏感。聞一多〈大陽吟〉一韻到底，為許多年輕詩人作示範，工廠詩人李學鰲承認從聞一多詩學習甚多，他寫詩也喜歡一韻到底，例如〈英雄頌〉。1976年復刊的《詩刊》許多作品都有學習聞一多詩的痕跡。聞一多的詩歌理論大受學習新詩的學生們注意和敬佩，留下的影響歷久不衰，其格律說對當時太過自由的詩風，有制衡作用，為新詩人提供了另一種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詩人很多都會談到聞一多關於格律問題的意見。在1959至1960年關於詩歌形式的爭辯中，大家都同意聞一多的主張，認為詩歌應有技巧，並利用漢語內在的音樂性。聞一多指出中華古代大詩人技巧上有許多地方值得學習，此後人們討論新詩時都不忘這一點，1970年代中葉郭沫若和臧克家仍響應聞一多的主張。

學術方面，聞一多在古典文學研究獨闢蹊徑，為後來者開路。孫作雲和余冠英等人有關《詩經》的著作都依從聞一多的說法。屈萬里《詩經釋義》、趙聰《詩經裏的戀歌》都採錄了聞一多有關《詩經》的一部份意見。亞瑟·偉利和霍克思英譯《九歌》都受益於聞一多的研究。聞一多首先以「人民的詩人」稱呼屈原，自此所有左翼作家都稱屈原為「人民詩人」。

 評價與地位 
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份子記憶中，聞一多形象偉大，值得效法。聞一多死後名聲與日俱增。中國共產黨把聞一多的地位抬高到與魯迅並列，1946年10月，周恩來在公開談話說二人都是為人民服務最忠實的牛，聞一多最後決心甘願為人民做奴隸。1949年毛澤東稱讚聞一多具有骨氣，臨死也不在暗殺者的凶器前低頭，鼓勵作家歌頌聞一多，使他永垂不朽，在中華偉人歷史人物之間佔有一席位，「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人民日报。郭沫若把聞一多比作屈原，認為聞一多之死就如屈原的犧牲，同是為民眾和國家盡責的獻身。艾青稱聞一多「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終於投奔到人民的隊伍中來。文學方面，沈從文認為「聞一多重新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實較之國內任何詩人皆多」。朱湘曾批評詩集《紅燭》不成熟，詩集《死水》出版後，就承認那幾年聞一多的進步，遠超過同輩的中國詩人，技術上達到完整的地步。朱自清認為聞一多是中國唯一在抗戰以前就能寫出真正愛國詩的詩人。吳晗說：「聞一多一輩子追尋的就是美」。馬悅然讚揚聞一多是偉大的詩人，傑出的學者。余光中則認為聞一多作品太少，距大詩人之境尚遠。學術方面，朱自清和分別認為聞一多考據學的成就，可以和清儒王念孫和戴震相媲美。陳珏認為聞一多的學術研究出於西方漢學而又「超越漢學」。

 參見 
聞一多故居
聞一多、朱自清舊居
 參考文献 

 外部鏈結 
聞一多紀念館

 延伸閱讀 


Category: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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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國立中央大學教席學者
Category:南京大學教席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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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国立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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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持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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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五四運動人物
Category:浠水人
Y一多
Category: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Category:7月15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