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书)

春秋即历史，現在通常指魯國《春秋》我國古代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春秋》 。据传，为孔子所作或修订而成，但有争议。与《诗经》不同的是，《春秋》没有出土战国版本。《春秋》記述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242年之歷史，後人把書中包括之時代稱為「春秋時代」。漢朝起被尊為五經之一，在四庫全書中屬於經部，在十三经中，《公羊传》与《穀梁傳》作为《春秋》的解读文本，也被列入十三经中。《左传》可能是独立于春秋的比春秋更早的一部历史书。《公羊传》、《左传》、《穀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

此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間魯國與眾諸侯國的大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體例宛若各年月的新闻标题彙編周振甫《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意不在史而在“义”。辜鸿铭之《中國人的精神》所陳即此。相反地，《宋史》记载北宋王安石批評《春秋》为“斷爛朝報”（朝廷公報的斷簡殘篇）《宋史・王安石传》：“初，安石训释《诗》、《书》、《礼记》，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細目为‘断烂朝报’。”，不過王安石是否真有此說亦有爭議赵伯雄《春秋学史》，页465。

 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適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成書 
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朝廷大事亦多在此兩季举行，因此“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朱自清《经典常谈》，页43。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俱已不传赵伯雄《春秋学史》。传之唯《魯春秋》，《春秋》遂成其专名，即《春秋经》。通常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日本學者根據魯國紀年採用立年稱元，而《春秋》採用逾年稱元法，認為《春秋》不是由魯國官方編輯的史書平勢隆朗著，李彥樺譯，《從城市國家到中華》，台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以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均持是说。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说：“孔子作《春秋》”。

亦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唐代史家刘知几首先对孔子修《春秋》存疑《史通・惑经》，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都有此疑問。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考古发现 
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

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體裁
《春秋》寫法是在一年之下標出四季，再加日期，然後寫出史事。《春秋》以「年・時（季節）・月・日 - 記事」為體裁。
年：魯國之君主、魯公在位紀年。
時：季節。四季之「春・夏・秋・冬」。
月：「正月、二月、三月…」。
日：「甲子、乙丑、丙寅…」。
記事：短句構成。
王

例如、隱公元年・二年（文依『左傳』）。
年四季月日記事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這個人來訪）公子益師卒（公子益師去世）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無駭帅軍攻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鲁国女公子伯姬出嫁紀国）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国君夫人子氏逝世）鄭人伐衛（鄭國討伐衛国）

《春秋》一书文字簡練、記事簡略：少则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隱公五年“螟”；或二、三字，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晉”；多则如“定公四年春三月”中的敘述也不超過四十五個字。文句極為簡短，每條最多不過47字，最少僅有1字。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三國曹魏時張晏計算《春秋》共有18000字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晚唐人徐彥的計算亦有18000字見《春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正義》引，南宋王觀國《學林》則記載有16500個字，現存版本則只有16000多字。《春秋》全書分條記事，不相聯屬。因此，古人為此書又寫了一些著作，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

《春秋》的内容多涉及乱臣贼子，全书共记弑君三十三例《春秋大事表・春秋乱贼表》。用意是要隱寓褒貶，使亂臣賊子懼，以匡時救世；故對事件均有評論。《春秋》內容以戰爭、會盟、朝聘等為主，也涉及日蝕、地震、水災、旱災、蟲災和祭祀、婚喪、宮室等。《春秋》文字简略，叙事重结果，不铺叙过程，故稱之春秋笔法，朱熹认为《春秋》并无表示褒贬之义的所谓「书法」《朱子五经语类・统论经义》。後世有史家仿效春秋筆法。《春秋》也有自然現象，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记载日食三十六次；例如莊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文公十四年记“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自西漢以來，儒家奉《春秋》為經典，為五經之一，又稱《春秋經》。

春秋傳
《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左氏傳》30卷
《公羊傳》11卷
《穀梁傳》11篇
《鄒氏傳》11卷
《夾氏傳》11卷

《鄒氏傳》和《夾氏傳》今已不存《汉书・艺文志序录》：“《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公羊传》在汉景帝时立为学官；至汉武帝时，《穀梁传》學者瑕丘江公与《公羊传》大師董仲舒当朝辩论，江公因“呐于口”，由是公羊大兴，後來“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汉宣帝时期，《穀梁传》的地位提高，征召瑕丘江公之孙为博士，立为学官，一度取得了与《公羊传》抗衡的地位。

何休在《春秋公羊注疏序》中说：“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公羊傳》和《穀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穀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杜預统计《左传》中用“凡”的语句共五十处，即所谓“五十凡”。

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以解经为主，《左氏》則以叙事为主。朱自清《经典常谈》，页46

 -{注疏}- 
《春秋通論》四卷--清方苞-{注}-。

 -{左傳注疏}- 
《春秋左傳註疏》--西晉杜預註《春秋經傳集解》；唐孔穎達疏《春秋正義》六十卷。五經正義、十三經注疏之一。

 -{公羊傳注疏}- 
《春秋公羊傳註疏》--東漢何休註《春秋經傳解詁》；作者不可考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24-28頁，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11疏《春秋公羊疏》。十三經注疏之一。

 -{穀梁傳注疏}- 
《春秋穀梁傳註疏》--東晉范甯註《春秋穀梁傳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疏》。十三經注疏之一。

評價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郭沫若评说：「孟子是惯会宣传的人，他的话要打些折扣才行。举如他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也就是一个最适当的例。《春秋》或许真是孔子所作的书吧，但那样简单的备忘录，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当中记下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其说足以使『乱臣贼子惧』，无宁是足以使暴君污吏惧的。」，焦兹说「说《春秋》者，莫先于孟子」。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南懷瑾稱：「吾人幼時讀《春秋》、《左傳》，而耆年碩學則告誡曰：少年不宜讀《左傳》，恐因此而誤入歧途；吾輩後生小子，則相譏謂：然則，何以關雲長讀春秋，俗世反稱為武聖，美髯公真為春秋所誤耶！此亦一大疑情，一大話頭。大可一參。」
 李敖曾評論孔子在《春秋》中做了許多手腳，「孔夫子是春秋時代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的皇帝，四個在國內被殺，一個被趕跑，一個在國外被殺，這樣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裏，一個字也不提。這哪裏是寫真相呢？這不是有意說謊嗎？」李敖，〈直筆－「亂臣賊子懼」〉，《獨白下的傳統》，李敖出版社，2000年。頁4。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後漢書·班彪傳》：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参见
春秋筆法
春秋大義
春秋決獄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杨伯峻，《春秋左传》浅讲，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ISBN 756333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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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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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前5世紀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