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郭秉文（） ，字鴻聲。原籍江蘇江寧江浦（今南京浦口），生於江蘇松江府青浦縣（今上海市青浦區）。教育家，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事業的先驅，中國現代大學的開創人之一。

 生平 

1896年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後赴美留學，1911年獲伍斯特學院理學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学院攻讀教育學；1914年著《中國教育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為中國教育制度史的開山之作，以此博士論文獲教育學哲學博士學位，是中國學人中的第一位教育學博士。留學期間任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會長，並兼任會刊主編。1915年回國，應江謙之聘，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代校長，1919年正式出任校長，1921年南京高師改建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國立中央大學），仍任校長，1925年離職。

1923年起連續三屆當選世界教育會副主席兼亞洲分會主席。1925年，任中華教育促進會會長。1926年5月，與門羅（Paul Monroe）在紐約創立“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長，對中華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1931年受孔祥熙之邀再次回國出任國際貿易局局長，並加入銀行金融界，貢獻甚多。抗戰爆發後，以財政部次長兼中英貿易協會主任身份赴英國爭取友邦助力。1945年抗戰勝利，出任聯合國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1957年與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彥、鮑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舉辦學術活動，並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9年8月29日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逝世。

創辦現代大學

郭秉文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之後，受南高校長江謙之聘，在美國廣攬教席。1915年回國，協助江謙以兩江師範學堂校舍基礎籌建南高，任教務長。1918年3月江謙病退，郭秉文任南高代理校長，1919年9月正式繼任校長，劉伯明為副校長兼文理科主任，陶行知為教務長兼教育科主任。此時的南高，已經是南方最高學府。1920年4月提議籌建國立大學；9月聯名上書教育部“擬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址及南洋勸業會舊址，建設南京大學，以宏造就”；12月經北洋政府國務會議正式通過並定名為“國立東南大學”，在南高成立東南大學籌備處；此後以南高之教育、農、工、商四個專修科改歸國立東南大學，1921年10月東大正式成立並開始上課，南高學校之各本科仍由南高繼續辦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學生全部畢業後即併入東大。郭秉文同時擔任東大校長和南高校長。1922年12月，郭秉文校長呈文教育部提出，南高與東大設在一處，“職員、教員兩校共同延聘，校舍設備亦兩校共同應用，名雖兩校，實則一校”，提議南高併入東大，教育部對此未表異議；1923年7月，南高校牌撤去，南高正式併入東大。

郭秉文为所筹组创建的国立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被称为“东南大学之父”。 從參與籌建南高，到改建東大，數年間主持校務，建立起“崛起于東方的現代大學”。他廣攬英才，其中延攬了五十位學有所成的留學生。所延教授，皆一時之選，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學科。教育界遂有“孔雀東南飛”之說。南高東大各科部分名師有：

文理科（中文、歷史、哲學、外語、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地學等系）：劉伯明、柳詒徵、王伯沆、張士一、樓光來、梅光迪、吳宓、吳梅、顧實、王易、蔣維喬、 湯用彤、孫本文、林天蘭、蕭純錦、周鯁生、朱君毅（朱斌魁）、李瑪、淩冰、陳中凡、羅家倫、梁實秋、陳衡哲、任鴻雋、胡剛複、熊正理、竺可楨、孫洪芬、張子高、王琎、何魯、熊慶來、查谦、葉企孫、段調元
教育科（教育、藝術、心理學）：陶行知、陳鶴琴、徐養秋、汪懋祖、呂鳳子、李叔同、程其保、鄭曉滄、孟憲承、陸志韋、廖世承
農科（生物、農藝、園藝、畜牧等系）：秉志、鄒秉文、胡先驌
工科（機械、土木、電機工程）：茅以升、塗羽卿、沈祖瑋
商科（普通商業、工商管理、會計、銀行理財、國際運輸各系）：朱進、楊杏佛、馬寅初、潘序倫、李道南、沈蘭清、胡明複、陳長桐、瞿季安、林振彬
體育：盧頌恩、張信孚、麥克樂

郭秉文倡行學者治校、學術自由，給教育和學術帶來了活力。郭秉文在參與創建南高和東大前后，也为初创不久的中国科学社立足南京，发挥到了重要影响。 啟蒙中國現代科學的主要團體中國科學社，依託南高、東大，展開了中國現代科學的奠基工作；也使得南高和東大成為民国时期中國科學的一个大本營，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南高、東大，改行教學法，南高東大聲譽鵲起，蜚聲世界，為國際教育界所重，國際教育會东方部主任評價東大為“中國最有發展前途的大學”，“將來之發達，可與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相頡頏”。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國首席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被推選為世界教育會副主席兼亞洲地區主席，之後連任兩屆。

郭秉文創辦現代大學，對中國教育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高、東大師生中造就出許多著名教育家，成為傑出大學校長的搖籃。中國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大學，多曾由南高東大校友掌校，著名的大學校長有如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國立河海工科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校長茅以升，國立重慶大學校長何魯，國立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國立中正大學校長胡先驌，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國立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校長吳有訓，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清華大學校長葉企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嚴濟慈。郭秉文現代大學的辦學思想和南高東大的校制校風，因而成為開創發展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營養源泉。

東大實行現代教育和學術研究，成為中國現代大學的先驅；與此同時，在郭秉文、陶行知的倡導和支持下，南高與東大附屬學校推動基礎教育現代化，從而促成了中國整個現代教育體系的形成。其中，有教育科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推行新教育，試行設計教學法；有廖世承主持附屬中學，試行現代中學教學法，。此外，尚有教育科陳鶴琴主持“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實驗幼稚園”鼓樓幼稚園；鼓樓幼稚園為中國最早的幼稚教育實驗中心，其創設的教學體系後來在全國推廣，開創發展了中國的幼稚教育事業。

告別東大

1924年，就在郭秉文和東大在教育界正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元老汪精衛有意染指東大校長一職，和吳稚暉、李石曾等國民黨人士指稱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屬於“直系人物”，一番運動後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授意北洋政府於1925年1月6日突然免去郭秉文校長職務。消息傳出，師生震怒，以集體退學力爭，展開護長運動。2月中旬，汪精衛在《民國日報》刊登答復東大學生的公開信，爭論一番亦無結果。郭秉文深知政治險惡，深怕學生受到傷害而悄然離校，當月掛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在芝加哥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接著就到英國參加世界教育會議。東大由此自1925年起進入動盪時期，東大學潮與易長風波歷時長達三年之久。1927年8月東大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2月更名為江蘇大學，因師生反對要求更名為“南京大學”而於1928年5月定名國立中央大學，直至1932年羅家倫出任校長，才逐步恢復元氣。郭秉文在中國創辦現代大學的影響，延續久遠。

辦學思想

郭秉文辦學，倡行學者治校、學術自由、學生自治。

主張大學自治，辦學獨立，學校為教育和學術的神聖殿堂，應獨立於黨派，不應與任何黨派發生糾葛。“學校是教育、學術性機構，是培養人才、振興科學之地。非學者不能擔當此重任”，“學者不干預政治”，“學者不黨”。
倡行學者治校。南京高師1915年成立伊始，江謙任校長，郭秉文任教務長，即采民主治校體制，因學校規模較小，行政組織採合議與分任制，學校重大事項由校務會議討論決定。1918年郭秉文任代理校長後，發展民主治校體制，校務實行責任制與評議制並行，即一方面確立校長總理一切校務之責，一方面規定凡學校大政方針必須交校務委員會議決。校務會議相當於學校的立法機構，所作決議經由校長批准後即由學校行政部門付諸實施。同時，成立各種常設或臨時的專門委員會，將學校的各種事務交由教職員自行辦理。經過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會制、校長制與“三會制”並存的學校治理模式，即校董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校長總事校務，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各司其職，評議會議處學校重大事宜，教授會議處全校教學、研究及學科建設事宜，行政委員會統轄學校行政事宜。
提倡學術自由。政治思潮來說，當時學校所在的南京，共產黨被當局視為異端赤党，國民黨亦處於地下狀態，南高、東大卻包容著持有各種主張的師生，人文主義、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種思潮，彙於一堂，成為自由思想的堡壘。
提出“自動主義”，培養學生的獨立人格和自治素養。自動主義，對在校學生而言，指學習上的自學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種學術、文化、體育活動上的自行組織和主辦。“自動主義”的薰陶也培養了學生自治、民主的現代共和國民素養。為推動“自動主義”的實行，學校評議會中專門設立了學生自治委員會，先後聘請深受學生敬仰的劉伯明教授、陶行知教授為主任委員，指導學生自治會的工作。
實行“四個平衡的辦學方針”：
（一）通才與專才的平衡，
（二）人文與科學的平衡，
（三）師資與設備的平衡，
（四）國內與國際的平衡。
實施“三育並舉”：
訓育，
智育，
體育。
辦學上實行學術與事功平衡。嘗言：“不發揚民族精神，無以救亡圖存；非振興科學，不足以安邦立國”。鼓勵實驗研究，促進科學和技術進步；注重農工商各科專業教育，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郭秉文認為大學應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設立多種學科；同時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視應用；專科注意專才教育，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實行教育與研究平衡，教學和科研融合。
注重師資，延攬一流教授。“寓師資於大學 ”；廣求智識於世界。
注重選材，提出“嚴格甄審，寧缺毋濫”的招生原則，入學考試兼采心理測驗。
平衡專業教育和自由教育。在學制上，改行選科制和學分制以利學生志趣和才智的發揮。
注重品格修养，主張以德為本，勉勵養成崇高、恬靜、雄毅的“國士風範”，如劉伯明所言，“士以氣識為先，獨宜秉持士林氣節，保持朴茂學風”。南高、東大尤重氣節士節教育，學校教授也大都有兩個顯著特點：一個是重士人氣節，一個是重學育人。學校樹立起朴厚的學風，南高、東大教授，于自身則勤學潛修，精益求精；於學生則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東大改為中大，依舊是這種校風。中大時期，“中大的教授團，一如中大的校風 —— 樸實而有光輝”，“他們平均起來說，不像其他學校教授在社會上有赫赫之名，他們也從不不安于位的滿天飛。他們從不今天北上，舉行一個表演性的講學；明天南下，發表一個政治性的談話。有時主張科學救國，有時又要民主興邦，什麼都做，就是不肯安靜下來教學生讀書。中大教授們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崗位，每天帶著智慧的微笑，默默的傳道授業解惑，散發師道的尊嚴與光輝”。
主張發揚中國本土文化，同時吸取西方的進步科學文化，融會中西。文科教育須弘揚民族文化，堅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學校將國文列為全校必修，務使學子明白祖國的歷史與全貌，明白民族文化的精髓，明白當今之危難與自己的責任。在那個國家積弱、民族自卑氾濫、“西化”之說甚囂塵上的時代，南高、東大之學衡，以中國現代人文主義先驅劉伯明和國學大師柳詒-{徵}-兩大精神支柱為領袖，成為固守中國文化的大本營，亦為現代新儒家之濫觴。然而，南高、東大亦不盲目排外，一方面發掘中國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方面引進科學新知識，以圖中國文化的充實與發展。學校眾多日後成為著名自然科學家者，亦常感念母校的人文教育是他們賴以成長的良好條件。
秉持“平和協進”的理念。郭秉文認為，為人為事，最終本於“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進，“平”為治學的座右銘，“平”亦辦學治事之方針。

书目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著作 
《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

紀念
國立中央大學秉文堂（地球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 
郭秉文 
略論四個平衡的辦學方針 郭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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