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业场与银座

劝业场与银座

近代东亚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中国与日本在此背景之下都展开了学习西方的运动。日本的“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中国的“洋务运动”等，核心都是学习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大型的工厂和政治改革虽然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对普通公民来说似乎有些距离。近代西方文明中引人注意的是城市的发展，因此城市的“洋务”也是中日学习的重点。

近代中国和日本共同受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都对此做出了反映，中日两国在应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后，都发动了学习洋务殖产兴业的计划。以往我们在论及学习洋务的成果时，往往偏重于那些大型的大机器工厂、洋务企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但是，这些洋务成果距离一位普通公民似乎过于遥远，因此，我们不妨将注意力转移到公民的生活，从城市商业的角度来看近代中日的洋务。

一、从江户银座到东京银座

银座是日本商业的代表，“座”的发音是“ざ”，可翻译为行业工会，银座的本意是“银匠的行业工会”。自明治维新殖产兴业以来，日本不断引进西方文明成果，实施“银座炼瓦街计划”、“官厅集中计划”和“市区改正计划”。日本传统的木质建筑能够有效抵御地震，却难以抵御火灾，因而产生“喧嚣与火乃江户之花”的传言，所以在都市计划中城市的不燃化是其重要任务[①]。明治政府决心要让东京成为能够抵御火灾的城市[②]，1872年银座大火为银座提供了契机，在政府的组织下展开“银座炼瓦街计划”，建立了银座赤炼瓦街。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线是从东京银座南面的新桥到横滨的樱木町，铁路的出现使银座逐渐成为东京的门户。当时“京桥区包括银座在内有差不多1000座砖砌建筑，其他城区则只有总共不到20座。”[③]因此，银座所表现的全新面貌并非银座其自身发展的结果，是在日本兴办洋务的背景下所遇到的契机。

1882年7月，东京开始筹备建设铁道马车，光明社社员中川外次表示“东京银座二町目接近繁华地段，铁道马车的开设目前在计划之中。”[④]东京市内仅有银座拥有能通行铁道马车和电车的宽敞大道，而且拥有东京乃至日本最集中的新式建筑，于是在银座消磨时光的风尚——“银座漫步”便应运而生。1913年上半年日本汽车车祸事件分别为，1月28件、2月28件、3月29件、4月30件[⑤]。可以看出日本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汽车，为应对汽车数量增加所带来的交通问题，《东京每日新闻》提出，“在交通频繁的银座街道上，没有人不边走路边看报，要减少汽车事故，第一要进行司机改良，第二要进行行人改良，第三要提高乘车人的素质。”[⑥]《东京每日新闻》以银座街道的状况为例，其本身便说明银座在当时日本交通方面的代表作用，银座车辆繁多交通便利。因为银座的不断繁荣，早期的道路越来越无法满足银座的交通需求。“东京市明年（1920年）共计预算十二万元以上，计划对新桥和京桥间的银座通大概十町的街道进行大改造。”[⑦]银座便利的交通与其商业相结合使银座成为日本近代化的缩影，也是东亚学习西方、兴办洋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东亚特色城市近代化的滥觞。

银座作为新式商业街是关东大地震前东京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新式建筑、新式交通促成了银座的兴起，新式照明设施则使银座在一日之内的繁荣时间延长。1874年东京亮起了85盏煤气灯，“这些灯从芝顺着银座大道向北一直延伸到京桥。”[⑧]1878年中央电信局开业仪式上的主要看点是一盏电灯，结果它只亮了15分钟就熄灭了。1882年，大仓组商会在银座分店前成功地安装了一盏弧光灯。虽然电灯在银座在照明方面的尝试有些曲折，却体现出银座作为新事物的示范区的作用。1882年9月27日，《大阪朝日新闻》曾经报道了东京电灯的相关新闻，“东京市内所安装的电灯采用的是横须贺造船所从外国进口的机械设备，这些小电灯和银座的大藏组的电灯相同。”[⑨]1869年，银座开设了日本最早的新式理发店；1880年，银座成立日本最早的英式俱乐部——交询社，银座南面的新桥是日本首条铁路的车站。19世纪末新事物往往在银座出现[⑩]，银座发挥了“劝业”的功能。

在银座走向繁荣之前，日本桥是东京的商业中心，明治维新前东京的交通依赖于河流，铁路建成后交通重心才逐渐向陆路转移，日本桥恰恰是东京水路交通的核心。当银座引入西方的照明技术之后，日本桥的没落才越发明显。正如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在《东京百年史》中所言“当夜幕降临时，人群便开始从一片漆黑的日本桥向南涌到银座去。”[⑪]银座的成功和日本桥的没落，证明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成功。日本在进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引进西方技术兴办工厂，而是真正地接受近代西方文明的优点。银座原本是银匠和银器加工的聚集地，在江户时代为武士阶层服务。银座的崛起依靠了明治政府的政策，明治政府的政策则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因此银座的的繁荣是日本兴办洋务的成果。银座炼瓦街是近代文明浓缩化的展示，在日本展示了近代文明，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正是在银座的引导下，传统的江户才变为近代的东京。

甲午战后日本桥、新宿、浅草等地也逐渐接受银座所开创的新模式，1904年日本桥地区引入百货商店模式，三越百货公司开创了吴服系百货商店。银座的繁荣带动了银座之外的其他地区主动引进洋务，传统经济中心日本桥学习法国百货商店模式则说明，东京的传统势力认可了银座的成功。进入大正时代之后江户真正变成了东京，银座不再是引进洋务的展示区，而是洋务的引领地区。1917年大阪都市事业改良调查会派人前往东京对道路改良进行实地调查，主要调查了东京实施道路改良的日本桥附近、银座街、须田町附近、本乡森川町。[⑫]大阪对银座街道的考察可以看出，银座已经得到西日本的认可，银座所代表的新发展模式不仅仅在东京而是在日本受到认可。

1912年雨宫敬次郎、利川勇次郎、藤冈市助、井上角五郎等请愿，修建品川到上野和新宿到银座的十字形高架电车[⑬]。大正时代初期银座仍然是东京的经济重心，1920年早川徳次、安田善三郎等人发起建立地铁的申请得以通过，该计划中第一期地铁线，从品川的京津电车的终点起，连接品川站，穿过庆应义塾前的芝山，到新桥站后经过银座大通线至万世桥，再到上野站之后抵达浅草。[⑭]实际上浅草到新桥的线路建成后并未南下连接品川，而是将虎之门和新桥相连， 1939年建成了涩谷到浅草的地铁线。首条地铁线将银座作为重要的站点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地铁将银座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距离银座较远的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地铁到达，比之前的有轨电车更为便利。银座因炼瓦街而兴起，因交通而发展，银座见证了近代日本交通的变迁。

1916年《报知新闻》在报道东京地价时称“大正四年日本桥区的本船町十番地以一坪九十五元位居东京市内地价榜首，其卖价为二百五十二元四十九钱。之前地价最高的地区是银座三丁目。”[⑮]大正年间，日本桥等其他地区逐渐发展起来，银座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银座”在各地兴起。银座是东京近代化的先行者，银座利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而崛起，并将其展示进而在东京乃至日本推广。当日本桥出现三越百货之后，当大阪出现阪急百货之后，当东京认可炼瓦建筑之后，银座便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对银座炼瓦街造成严重破坏，因地震引发的后续大火也把房屋内的木质装横物和底板焚毁。地震之后，原本繁华的银座炼瓦街被摧毁，种植在平野园店前的、银座最古老的行道树和其他银杏树也都被烧毁。然而，银座的内涵却保存了下来，在重建的银座中发扬。

二、天津劝业场

民国时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假如上海是中国的巴黎，里昂是法国的上海这话是对的，那便，天津可以说是北方是巴黎而中国的里昂了。”[⑯]天津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而且靠近北京，劝业场又是天津繁华的商业中心。天津劝业场和日本银座十分相似，都是在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体现。

天津劝业场（以下称劝业场）的建设比较晚，1928年8月19日，《大公报》曾刊登劝业场的招租广告，“启者所有租赁本场内外楼上大小门面、地摊之各租户经理人注意，请亲来本场丈量尺寸，以便自行在场外他出置造货架、稼具等件。”[⑰]说明劝业场基本布局已经建设完毕，租户商家可以按照目前的店面大小来设计商店。劝业场的建设动机是“建设一规模较大之商场，俾可以容纳多数小本经营之商号，而收振兴市面之效。”[⑱]劝业场的地基购买自法商先农公司约5亩，每亩价值10万两白银，并在1928年春开始建设，建设工程由新业公司承包。此外，还聘请了永和营造公司的法人保罗阿勃雷绘制设计图，仅建筑费就有60万元。劝业场的各层的门面“均已先期经各商号分头租妥，一俟建筑成功，即於阴历八月下旬入场布置，九月中旬正式开幕。”[⑲]而且，泰康商场和天祥商场等商场的部分店铺也决定迁至劝业场重新开幕。

按照高星桥的设想，原本劝业场要建设11层，后来因为资金问题只盖了6层，1929年劝业场靠近旭街的一侧加盖了一层。[⑳]劝业场总体未完工之前，天纬球房“则已安置就绪，业於本月九日先行交易矣”[21]。1928年10月中旬，劝业场建成并提出“订於本年旧历九月二十一日交房”[22]，从报纸的日期来看，10月17日是阴历（也就是文中的“旧历”）九月初五，11月2日便是“旧历九月二十一日”。劝业场最初的开幕日期订于11月2日，“本场与各租户定於夏历十月底装修齐备，近因各租户催促提前开幕以便早日营业，今定於夏历十月十六日暂行交易，择期开幕。” [23]而劝业场实际的开幕日期是12月12日，主要是因为“为期急促，均不及入场布置”[24]当日的《大公报》中还提到，劝业场中冬季可放暖气，夏季可放冷气，其中“冷气”很有可能是空调。劝业场开幕当天“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即六楼屋顶，亦有多人伫立寒风中籍以望远者。”[25]虽然具有夸张的描述，但可以看出，劝业场对天津市民来说是极为新奇的事务。

劝业场中最有名的是“八大天”，其中的大戏院称为“天华景舞台”，其“楼下可容五百二十人，第一层有包厢二十一座及散座二百余，第二层撒座二百余，计上下三层可容一千余人。”[26]此外天宫影院可以容纳九百多人，天会轩戏院可以容纳五百多人，而且特别说明“表演各样杂耍及文明戏”[27]劝业场实际上是吸收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建筑风格、建筑技术不同于传统时期的中国。

1929年1月，劝业场可利商行发生一起盗窃案件，可利商行“被一乞丐窃去红色线毯一条”[28]仅从《大公报》来看，劝业场附近的盗窃案件比较多。1929年2月，伊全一在劝业场卖报纸时“见有顾姓妇由场内出门，伊乘机将黄色耳挖由该妇头上窃去。”[29]此外，共产党也在劝业场展开相关活动，“法租界劝业场前聚集工人装束者多人，一致大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战争’口号，并自称系共产党顺直省党部所委派，举行三一八纪念，一部分工人高掷共产党传单。”[30]不论是进行盗窃还是进行宣传活动，其共同点就是需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人员密集的商场无疑是小偷、扒手最容易出现的地方，宣传活动也需要在这样的地方。劝业场不仅盗窃案件频发，而且共产党也在此举行纪念宣传活动，都说明劝业场是天津人员密集的场所。

1931年，高星桥决定将劝业场六楼的共和厅拆除，六楼“楼面全部打通，加盖一层楼。”[31]《天津商报画刊》认为，高星桥想将劝业场建设成天津最高的建筑，后期实际上也做到了，“在津市的南郊，就能望见它的屋顶；夜间灯先辉煌，水晶般地明亮，牠具有大力量的吸引力。”[32]劝业场的交通方面与银座类似，“天津劝业场在法租界天增里，黄、绿、蓝牌电车的集中处。”[33]从图1可以看出，劝业场优良交通条件。

劝业场建设之后也获得了天津市民的认可。1923年3月，画家方伯陶“本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在法租界劝业场内举行个人画展一个星期。”[34]目的是通过买画来为上海淞沪抗战的将士筹集资金。1933年10月8日至12日，在劝业场共和厅举行了“宋元明名人书画展览”，“并募集名人书画多种另室陈列拍卖，助黄河赈灾。”[35]在劝业场售卖书画说明，劝业场所吸引的不仅有普通市民，而且包括知识分子等，同时也可以看出劝业场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

劝业场的内部既有电梯，又有暖气和冷气等设备，场内娱乐设施齐全，屋顶还有花园。这样的设计似乎就在我们身边，现在的商场几乎都采用内部装设空调等调节温度和湿度的设备，也按设电梯和娱乐设施，部分商场的楼顶也开设是花园。笔者看来，现在的商场和民国时期的劝业场相比，只是外表的变化而没有本质的改变。电影院仍然放着电影，只是内容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戏院变成了KTV和卡拉OK，小商店鳞次栉比，也只是商品的更迭和名称的变化；茶馆、咖啡厅仍然存在，奶茶店在我们的时代风靡，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娱乐方式的改变而已。劝业场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生活和商业的改变，更是城市商业是近代化。

三、东京银座炼瓦街与天津劝业场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东日本的经济中心，上海虽然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缺乏政治上的作用，北京虽然是清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但缺乏经济因素。若用上海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城市商业和东京的银座向比较，则上海经济因素太强，而且缺乏政治因素；若以北京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城市商业和东京的银座向比较，则北京政治因素浓厚，而且缺乏经济因素。天津一方面靠近北京，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北方洋务事业的代表。周明的《东游日记》中认为银座是“代表东京繁华”[36]的商业区。劝业场则代表了天津的繁华，“从日租界向南望梨栈，或是由西开教堂远眺劝业场一带，确是天津闹市的中心，一到晚上电炬万点光明四射。”[37]银座和天津劝业场具有十分相似的特色，也具有各自独特的魅力。

天津开埠之后，天津的洋务事业蓬勃发展，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等不断建立和发展，但是却无一例外地偏向军事，即便是开平煤矿，也是因军事方面的资金不足才建设的。清末新政到民国初年，天津各色工厂逐渐发展。但是，天津的城市商业却长期维持着近世时期的状态，似乎在劝业场之前，很难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国人所建设的近代商业建筑。

反观日本的东京，在明治政府稳固政权之后，银座炼瓦街便建设起来。或许银座炼瓦街过于激进，后期银座地区的商家又挂起了日本传统的门帘等，但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已经被吸收，日本在兴办“洋务”的时期，军事、教育、商业等方面似乎在同时进行。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器物”、“制度”到“思想”的层层深入，但笔者认为，中国学习西方最开始便涉及了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只是集中于军事方面的制度和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来分析，洋务运动时期不可能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是主要在器物层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便在政治中心——东京——建设了一条银座西式炼瓦街，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则在筹划建设颐和园。中国学习近代文明其被动因素更多一些，目的也偏向富国强兵；从银座来看，日本学习近代文明的主动性远远高于中国。仅从天津来看，除却租界区之外，很难发现西式建筑。

劝业场和银座都在各自的机遇期发展起来，银座处于“明治维新”时期，其面临的机遇自不必说。劝业场于1928年12月12日建成开幕，此时恰逢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虽然国民政府没有实现全国的实质统一，仍然有一些独立性较强的军阀，同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割据，但是比较之前中国军阀割据混战来看，显然是巨大的进步。同时，国民政府展开“革命外交”、“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劝业场处在中国的“维新”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也与日本的“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由异曲同工之妙。

天津劝业场的商业形态是中心向外发散式展开[38]，银座的商业形态更像是水平式展开。劝业场和银座一样都拥有那个时代最吸引眼球的建筑和便利的交通，然而，银座的西式炼瓦建筑是政府主导建设的，劝业场则发轫于民间。银座最初的机遇来自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政策，劝业场则是中国在吸收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高星桥的身份是买办。而且，劝业场位于法租界之内，从天津开埠到劝业场开幕已有近50年的时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天津已充分展现出其优势。银座的建设也许是官方主导的结果，而银座的繁荣则得益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劝业场从建设到繁荣均是吸收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果。银座的发展伴随着近代交通的引进，以及新技术的应用。“银座是那个时代流行事物的发源地，形成一个处于时代前沿的空间是银座的空间价值。”[39]

天津电车线路在1927年底基本定型，形成六条电车线覆盖天津市区的局面。劝业场是在电车线路定型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因已存在的便利交通而繁荣。劝业场不具备银座所具有的大规模尝试最新近代文明成果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劝业场的建设时间更晚，近代文明的成果已经引入中国，而银座的建设之时恰逢日本兴办“洋务”的起始，但在展示近代文明成果方面则具有相同的特点。

劝业场和银座都在建设之初便受到关注，都代表着各自所处的城市。劝业场在建设的时候，《大公报》称其为“未来之大商场”[40]。抗战胜利之后，天津举行纪念五一的活动，“参加工会二百余单位达万余人，表演行列由金钢桥直达劝业场。”[41]劝业场不仅仅是一座近代商业建筑，也是天津的代表性场所，在劝业场举行纪念活动使劝业场得到了升华。银座在建成炼瓦街之后在东京大地震时被摧毁，重建的银座虽然不像炼瓦街那样出众，但银座的内涵并没有改变。银座炼瓦街和重建的银座不仅是继承关系，而且两者本质都是银座，银座的建筑外表发生了改变，其内涵并没有变。中国人将重建的银座仍然看做东京最繁华的地方，“在这里虽不是人之海，实在是人之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的来去的去，好似在江中流着的水，没有停止的时候。”[42]虽然有些文学上的夸张，但却反映了外国人对银座的印象。

劝业场的历史与银座相比要短得多，劝业场位于法租界，在天津开埠之前是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地区，银座则源于江户时代江户的发展。江户是江户时代日本的武家统治中心，产生了大量为武士阶层服务的人口，所以18世纪世纪初江户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人。银座是町人的居住区，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延宝六年（1678年）《江户大绘图》、安正六年（1860年）《安正改正御江户大绘图》和文久二年（1862年）《分间江户大绘图》来看，银座是西部是武家敷屋的集中地区，而且是江户时代比较有实力的藩，如三河松平、相模松平、土佐松平、阿波松平等。江户时代的银座是为武家服务的地区，如此银座对武家也具有依赖性。明治政府虽然名义上以京都首都，但实际上却以东京为政治中心，并以江户城为皇宫所在地，这使得银座等江户的依附性行业得到了保障。1872年银座大火为银座建设为炼瓦街提供了机遇，银座炼瓦街与传统时期相比服务的人群也发生了变化。银座不再是主要面向武家，而是面向普通人，服务人群的变化是银座繁荣的根源。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博爱，1872年银座大火之后银座便从武士阶层的服务者变成了面向普通人的服务者。同样，劝业场在开幕之后多次强调其面向普通人的理念，劝业场的屋顶花园“门票定价低廉，以期多数平民不致望而却步。”[43]笔者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近代城市繁荣的核心，也是“洋务”的核心。

中日学习“洋务”方面具有相似的背景，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学习之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便全面学习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比中国率先打破了传统是桎梏。天津本是运河城市，依靠大运河而繁盛，天津开埠之后逐渐变成了海港城市，南运河两岸的衰败和海河两岸的发展是近代文明的结果。虽然银座炼瓦街和天津劝业场的建设相隔半个世纪，但两者成功的根源在于人，面向每一个普通的人是二者学习“洋务”的核心。

参考文献：

[①] 花冈安则、高木勇夫：「近代東京の都市空間の形成と拡大」，「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社会科学」，2002年。

[②] [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著，《东京百年史》，谢思远、刘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7页。

[③] [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著，《东京百年史》，谢思远、刘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④] 《杂报》，《大阪朝日新闻》，1882年7月13日。

[⑤] 《汽车的事故（一~三）》，《东京每日新闻》，1913年5月16日-1913年5月18日。

[⑥] 《汽车的事故（一~三）》，《东京每日新闻》，1913年5月16日-1913年5月18日。

[⑦] 《银座街的道路大改造》，《时事新报》，1919年12月12日。

[⑧]  [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著，《东京百年史》，谢思远、刘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7页。

[⑨] 《杂报》，《大阪朝日新闻》，1882年9月27日。

[⑩] 植草昭教：「流行を発信する街、銀座の空間的価値についての考察」，「日本地理学会発表要旨集」，2016年。

[⑪] [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著，《东京百年史》，谢思远、刘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⑫] 《城市的道路政策》，《关西日报》，1917年7月7日。

[⑬] 《市内高架电车再愿》，《报知新闻》，1912年8月13日。

[⑭] 《地铁之事 在东京的铺设计划总经费约三千一百万元》，《京都日出新闻》，1920年2月16日。

[⑮] 《东京的地价和价格》，《报知新闻》，1916年4月5日。

[⑯] 长虹：《假如上海是中国的巴黎》，《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8月14日，第15版。

[⑰] 《天津劝业场建筑大楼指日落成预此露布》，《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8月19日，第1版。

[⑱] 《未来之大商场——天津劝业场之调查》，《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9月6日，第6板。

[⑲] 《未来之大商场——天津劝业场之调查》，《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9月6日，第6板。

[⑳] 李焕有：《漫谈天津劝业场的“八大天”》，《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六十二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21] 《劝业场天纬球房先行交易》，《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9月24日，第7版。

[22] 《天津劝业场交房通告》，《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0月17日，第1版。

[23] 《天津劝业场通告》，《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1月16日，第8版。

[24] 《今日开幕之劝业场》，《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2月12日，第6版。

[25] 《天津劝业场昨日已开幕》，《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2月13日，第5版。

[26] 《天津劝业场之各种游艺设备调查》，《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1月28日，第7版。

[27] 《天津劝业场之各种游艺设备调查》，《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1月28日，第7版。

[28] 《劝业场中乞丐窃物》，《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1月7日，第6版。

[29] 《一枝耳挖两月徒刑卖报不老实变成了新闻》，《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2月8日，第9版。

[30] 《劝业场前共产党散传单三人被法工部局拘获》，《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3月19日，第12版。

[31] 《高星桥对劝业场之新计划》，《天津商报画刊》，1931年底3卷第4期，第1页。

[32] 《津市的劝业场》，《市政评论》，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15页。

[33] 《津市的劝业场》，《市政评论》，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15页。

[34] 《鬻书劳军》，《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3月18日，第7版。

[35] 《宋元明名人书画展览》，《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0月5日，第2版。

[36] 周明：《东游日记》，《和平月刊》，1939年第4期，第69页。

[37] 《园丁的话》，《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5月8日，第9版。

[38] 刘荣伶、李和勇：《天津劝业场商业模式源起研究》，《建筑与文化》，2016年4月，第205页。

[39] 植草昭教：《流行的发源地，基于银座空间价值的考察》，《日本地理学会发表要旨集》，2016年。

[40] 《未来之大商场——天津劝业场之调查》，《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9月6日，第6版。

[41] 《纪念五一大会盛况》，《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5月2日，第5版。

[42] 蒲若：《逛银座》，《新垒》，1935年第5卷第4-5期，第130页。

[43] 《劝业场屋顶花园定本日星期日开放》，《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6月1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