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偵

黃惠偵（英語：，），是一位台灣的纪录片导演，曾任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秘書長，曾任工會會員代表。

個人生活 
1978年出生于台湾，从6岁开始跟随母亲在台湾传统丧葬仪式上从事牵亡工作。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常年家暴，在黄惠侦10岁那年，母亲便带着她和妹妹离开了家，也因此黄惠侦不得不在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並跟随母亲至台湾各地做牵亡仪式来维持生计，由于没有机会上学，她在平时会通过一些漫画书和电视节目来学习阅读和写字。因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導致黃惠偵除了沒有良好的教育環境之外，也没有太多同齡朋友，因此文学作品和电影变成为了她与外界交流的方式。通过这些作品，黄惠侦思考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在20岁的时候，黄惠侦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成为了一名社会运动分子，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尝试着用摄像机开始记录自己与母亲的生活。

2016年參與臺灣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辦第二場「同性婚姻法制化」公聽會上演講表示，分享自身家庭經歷及支持婚姻平權。

職業生涯 
黄惠侦成为一名导演可以说是机缘巧合，1998年，台湾著名纪录片作者杨力州想要拍一部关于从事牵亡阵（台湾的一种传统民间巫术仪式。由灵媒主持，通过诵经、歌舞仪式等形式，为亡魂启行）这一行业年轻人的纪录片。因此，二十岁的黄惠侦成为了杨力州导演的拍摄对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黄惠侦对于纪录片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拍攝家庭录像盛行，于是黄惠侦就存钱买了一台家用的小型摄像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同样，九十年代的台湾也是社区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黄惠侦参加了新北市芦荻社区大学，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是要做到“知识解放”。黄惠侦在这期间除了学习到影像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同时也学习到了一些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明白了如何把一个话题放到社会的语境下去探讨，这些对于黄惠侦日后的纪录片拍摄工作有很深的影响。
黄惠侦在参加社会运动期间先后拍摄了两部关于外籍劳工的纪录短片《八东病房》和《乌将要回家》，之后她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家庭，希望通过镜头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拥有一个同性恋的母亲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和我的T妈妈》和《日常对话》是关于同一个话题的长短两个版本，在向日本电视台寻资遇到困难的时候，与黄惠侦在社会运动中结识的台湾导演侯孝贤主动担当这部作品的监制，来帮助这部记录片能够顺利拍摄。

作品

短片

《八東病房》（2006年） 
黄惠侦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工作期间用镜头记录了台北仁爱医院的八东病楼内病人和外籍护工的日常生活。导演将镜头锁定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她们带着不同的期望来到了台湾，她们背井离乡在这里工作，每天面对的却是病床上的老人。一个小小的病房承载了太多的情感，生老病死已经是必然，这些护工日常的思乡和对于未来的期盼与他们日常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对比。黄惠侦希望通过镜头来呼吁大家关注外籍工作者这一群体。

《烏將要回家》（2009年） 
菲律宾人乌将满怀欣喜的来到台湾，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存上一笔钱回家乡盖一栋房子，可残酷的现实扣除高昂的中介费之后在台湾第一个月到手的工资仅仅有329元。所谓每天生活的“房间”只是一张床位，床头贴着乌将心中房子的蓝图。后来乌将还是回到了菲律宾，他笑着说出自己的故事，留给观众的却是无尽的心酸。

《我和我的T媽媽》（2016年） 
妈妈是名牵亡师为逝去的灵魂超度，而导演黄惠侦则想要超度她与母亲之间难以说出口的伤痛。导演的母亲是名同性恋，在家里不苟言笑，很少对女儿嘘寒问暖，但是和女性朋友在外玩乐时却有展现出了无限的柔情。这部纪录片在电视上播放，导演用“牵亡”元素串联起三个章节：招魂、超度和入土。“招魂”，意在召唤那些导演和母亲不愿去提及的过去。而召唤的目的是想要“超度”它。而在和母亲谈完之后，导演希望这一切能“入土为安”，让她们可以往前走。

長片

《日常對話》（2016年） 
《日常对话》是《我和我的T妈妈》的电影版，导演在两部作品中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结构，电影版内容更加丰富，加入了对于家人的一些访问。作者自己来说《日常对话》更适合于当作一篇散文来欣赏，长版虽然不如短版通俗易懂，但是更贴近导演的创作心情，想要通过自己的记录，用比较轻的力道向观众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

《LOMA-我們的家》（2018年）

榮譽

註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如何理解自己的同志母亲 她用18年完成这部纪录片  

黃姓
 
臺灣紀錄片導演
臺灣LGBT權利運動者
臺灣散文作家
台灣女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