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號事件

桂林號事件（）是發生於1938年8月24日、廣東上空的一場空難。當日上午，一架中國航空的道格拉斯DC-2客機由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原定途經廣西梧州及四川重慶，前往成都，但客機在離開香港空域後，旋即遭到日本海軍戰機追擊。客機在廣東迫降河面後再遭到日本戰機多次掃射，最終沉沒水底，機上18人只有美籍機師、華裔無線電員及另一華裔乘客三人生還。這場空難也被視為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機遭到軍機擊毀，並引起一定的國際關注。

經過 

桂林號（機身編號32）是中國航空屬下的道格拉斯DC-2客機。該機負責來往香港－廣西梧州－四川重慶－成都的定期航線，而航線則由泛美航空承包營運。

1938年8月24日上午8時3分，桂林號由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當時機上共有14名乘客，以及美裔機師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譯伍茲）、華裔副機師劉崇佺、無線電員羅昭明、及侍者武慶華4名機組人員。約半小時後，桂林號進入中國空域，機師活士發現8架日本水上飛機排出攻擊陣形而來，即把桂林號駛入雲層躲避，然而日本軍機從後追上，並開始射擊。活士將桂林號俯衝急降，並安全降落到一條河流之上。

日機攻擊桂林號之時，無線電員羅昭明已即向外拍電報，報稱「日機追擊」。後來桂林號迫降河面漂浮，機上乘客人員也沒有傷亡，故此羅昭明又電報「乘客均安」。這使到香港在24日的晚報俱指桂林號的人員安然無恙。不過，日本戰機很快隨後趕上，並多次以機槍掃射桂林號的機身，令到桂林號開始入水下沉。由於水流湍急，逃生困難，桂林號最終只有機師活士、無線電員羅昭明及男乘客樓兆念三人生還。

三名生還者對事件的經過有不同描述。活士稱桂林號在起飛後20分鐘於6,000呎高空進入中國空域，已經看到日本的8架水上飛機在前方巡邏。當時廣州戰役雖然尚未爆發，但日本海軍的第五艦隊已經在華南海域部署，並且有一艘水上飛機母艦派駐香港外海。活士將飛機折返香港新界並爬升至8,000呎，等待日本巡哨飛走，在數分鐘後才再次進入中國空域，不料日軍飛機已經爬升至超過11,000呎，並從後追擊，阻止活士折返香港。桂林號迫降後，活士又稱曾經進入機艙，並叫侍者武慶華打開機門，但機上乘客卻沒有離開。活士因此假定機上乘客不諧泳術，而返回駕駛室，最後泅水逃生。乘客樓兆念及無線電員羅昭明，則指活士從未通知乘客離開，後來機門遭人打開後，致使機艙大量入水，眾人才嘗試泅水逃生，然而飛機很快便向下沉沒。

空難原因與影響 

日軍軍方從未公布截擊桂林號的原因，引發不少猜測。其一說法指日軍是打算行剌立法院院長孫科。在香港發行的日文報章《香港日報》曾經承認孫科是這次攻擊的目標，並指日軍飛機本來打算活捉孫科；而孫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號離開香港，但他最後卻乘搭了另一間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孫科的女秘書後來聲稱自己錯誤安排行程，意外令到孫科避過一劫。中航的副總經理認為中國的秘書不會犯這種錯，孫科是故意發布錯誤訊息，使日軍截擊錯誤的飛機。

桂林號事件對中國銀行業亦有一定衝擊。當時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浙江興業銀行行長徐新六、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宇楣三人俱在空難中喪生。

桂林號事件是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機遭到軍機擊毀，在當時獲得廣泛報導。空難後中航及其他客運公司開始將航線改為晚間飛行，並且引進德國的無線電返航系統，協助制定航程。桂林號事件也加劇美國輿論對日本的敵意，但並未足以促使美國決定支援中國抗戰。

桂林號的下場 

桂林號在空難後被中航打撈修理，然後更名為重慶號（機身編號改為39），繼續用作客機。為免引起乘客不安，中航在宣傳廣告中並未提及重慶號的前身。1940年10月29日，重慶號在雲南沾益縣降落後遭到日本飛機攻擊爆炸焚毀，機上12人有9人死亡，包括建築師錢昌淦。錢昌淦參建了錢塘江大橋，並在抗戰期間於滇緬公路建造橋樑，身後國民政府將滇緬公路其一橋樑命名為「昌淦橋」，以茲紀念。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ASN Aircraft accident Douglas DC-2-221 32 Wangmoon  - Aviation Safety Network
 ASN Aircraft accident Douglas DC-2-221 39 Changyi  - Aviation Safet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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