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版資治通鑑

《柏楊版資治通鑑》是中華民國作家柏楊將史學名著《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话文翻譯的一部叢書，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在中国大陆由万卷出版公司发行。

出版緣起
《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的編年體通史，記載前403年至959年的中國歷史，由十一世紀北宋司馬光主持編書。書中內容以歷代君臣事蹟、各朝代的興衰為主，以期給帝王鑑戒，是一部足以瞭解古中國政治運作、權力遊戲的歷史鉅著，是古代帝王鑑於往事、資於治道的必讀史書。

柏楊認為《資治通鑑》問世九百餘年之久，古老的文言文對現代人而言已顯得過度生澀艱深，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將有塵封的厄運。於是，1983年，他開始翻譯《資治通鑑》。當時的遠流出版總編輯詹宏志將書名定為《柏楊版資治通鑑》，以“整體規劃，分冊出版”的雜誌形式發行。同年，《柏楊版資治通鑑》獲選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一部書。發行初期定目標為36冊譯完，後改為72冊。

1993年3月7日，遠流出版公司定本日為「柏楊日」，為柏楊慶生，並慶祝《柏楊版資治通鑑》全部完成（平裝72冊，精裝36冊）。柏楊日紀念特輯《歷史走廊──十年柏楊（1983~1993）》出版。

寫完《柏楊版資治通鑑》的柏楊，形容這十年來的生活像在“勞改營”中度過一樣。有一次執行編輯前來拿稿，柏楊與他聊著聊著，居然當著客人的面睡著了，其疲憊可知。《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七十二冊有一篇跋，柏楊自述其中的辛勞，「……平均下來，我每個月至少都要閱讀四萬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標點和註解）原文，寫出七萬五千字左右的初稿，和繳出十五萬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圖、附錄，和《通鑑廣場》。十年如一日，沒有星期天，沒有例假日；沒有陰，沒有晴……」。

各集書名

相關作品

柏楊曰
《柏楊曰》全名為《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1998年8月，柏楊將《柏楊版資治通鑑》中仿效「臣光曰」（「司馬光曰」）史評形式而寫的讀史心得「柏楊曰」部份抽出，編成《柏楊曰》六冊，單獨發行。全套《柏楊版資治通鑑》中的「柏楊曰」部份一共有862則。

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
1999年，鑒於《資治通鑑》「編年體」的體例常常無法呈現事件全貌，柏楊再以事件為主題，1999年起仿南宋人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自撰《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共38冊（袁樞原著有42卷，大陆出版为十九本三十八册），於2001年全套出齊。

優劣

特色
地名今註：
柏楊在古地名之後夾註今地名（在當時仍戒嚴的時代，柏楊大膽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之現時地名，而非法統上的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地名），以提高讀者的認知度；並親手增繪地圖，力倡「史地不分家」。
官名今譯：
柏楊使用現代人能夠立刻瞭解的現代中華民國官職名稱，夾註原稱，使能確知其權力地位。
西元紀元：
在台灣史學界堅持使用帝王年號的傳統仍根深蒂固下，柏楊大膽使用西元紀年，以使讀者能明確時間距離；西元為主之外，輔以各國君主紀元，讓讀者能對當時歷史時空有更深入的理解。
續全書至後周末年：
司馬光因為手上史料不足或政治忌諱原因，沒有把後周恭帝即位至宋太祖兵變奪位的歷史（陳橋兵變）寫入通鑑內，柏楊把《續資治通鑑》的部份引入補完。
證補史事闕漏：
《通鑑》書成之後，數百年間，仍有不少史事陸續被發現；柏楊於譯本內獨力補錄，以存信史。
《柏楊曰》：柏楊以現代中國人的觀點，析論歷史成敗因果。評論較符合現代人品味，推崇民主思想，同情失敗者與抨擊成王敗寇的價值觀。且對司馬光一些無緣無故的道德說教作出提醒。
除了通鑑司馬光原作內已有的史論（如司馬遷、習鑿齒、孫盛、揚雄、裴子野等）之外，有時並補充其他各家的觀點，從而與《柏楊曰》一起點綴通鑑全文。
嘗試從實戰角度考察並描述戰爭，並對古代的一些戰爭描述表示質疑。

爭議
《柏楊曰》書中多使用「某某先生」的敬稱，然而敬稱有時出現，有時柏楊寫作時又不帶敬稱。這種情況曾被讀者批評，但在書中依然沒有改善。
「官名今譯」所指出的古今官位關係並不準確。且有時書中只書某某郡郡長而不附書古代官名（可能因出現太多而省略），反而混淆讀者對各朝官位的認識（綜觀各朝均不設所謂郡長，郡長只為官職的職能今譯）。
《柏楊曰》有部份的觀點過於偏激，此亦為柏楊作品的特色之一。
初版時，校稿錯誤百出，也是其特色。

反響
《柏楊版資治通鑑》頗受李敖、何懷碩以及香港學者孫國棟、李明德、菲律賓華人作家江樺等人批評，例如：把“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錯譯成“水利部長”、“大司農”（掌管國家財政收入）錯譯為“農林部長”；又將“罷”與“免”混用（在《通鑑》中，「免」和「罷」不同：有過失的用「免」，沒有過失而離職的用「罷」），將二者皆譯為「免職」等。《柏楊版資治通鑑》延续了《中国人史纲》当中「姓氏不分、姓氏连用、姓名连读」的自創方法，完全違背先秦時代「男性用氏、女性用姓」的習慣。

1985年12月，李明德表示：「以原典第一冊開宗明義『臣光曰』的一千字，與《柏楊版》對照，柏楊完全沒有弄清楚司馬溫公到底『曰』了什麼。上面列舉出的二百字，是錯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足以判定柏楊走在地雷上，只有炸死一途。」

1987年4月，孫國棟指出《柏楊版資治通鑑》在立場、觀點、文字上的錯誤，觀念與柏楊大相逕庭。

香港一些文化界人士提議組織「修柏會」，「修柏」即是「修改《柏楊版資治通鑑》」的意思。

江樺從1999年6月起在《菲律賓世界日報》連載《評〈柏楊版資治通鑑〉》，指出了許多學者沒注意到的錯譯。

孫國棟晚年與柏楊論戰，反對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之說，也批評《柏楊版資治通鑑》的膚淺。

儘管《柏楊版資治通鑑》有許多不善之處，但也有帶起讀書及古籍今譯風氣之功。1993年3月7日，歷史學家唐德剛表示，如果有人要他列學生必讀書目，由於《資治通鑑》是他認為最重要的經典，「看不懂原文，那就讀柏楊版白話通鑑。」唐德剛認為，柏楊堪稱是穿過「歷史三峽」驚濤駭浪的好漢，「以嚴謹的學術標準看來，柏楊不一定被公認為舉足輕重的歷史學者。但他從喜好為文打抱不平，到親身受冤獄壓迫後對歷史的反芻，卻使他的歷史書寫與著作，有著另一層重要的意義。」

1993年5月，《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蘇墱基評，《柏楊版資治通鑑》嚴厲抨擊儒家思想，與司馬光的衛道想法各有千秋；柏楊是在沒有人、沒有經費的情況下，靠他的毅力和承緒古聖先賢經驗智慧的使命感發憤著書，「因此我們才認為這是華人學界的一件大事」。

參考資料
註釋

文獻
孫國棟，《評柏楊》，明報出版社，1989年。
孫國棟，《評〈柏楊版資治通鑑〉（上）》，《歷史月刊》1988年第4期。
孫國棟，《評〈柏楊版資治通鑑〉（下）》，《歷史月刊》1988年第5期。
沈超群，《柏楊與柏楊案：從新聞評議到白色恐怖的探討》，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编年体
資治通鑑
柏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