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英語：Hong Kong；縮寫：HK／HKG），全稱香港特別行政區（英語：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縮寫：HKSAR 或 Hong Kong SAR），簡稱「港」，雅稱「香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特别行政區之一，亦是珠江三角洲、粵港澳大灣區、大中華地區、亞太地區主要城市，以及全球城市之一。地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含新九龍）和「新界」，位處廣東省珠江口東側:5311。香港地處南海北岸，北沿深圳河毗鄰廣東省深圳市，西隔珠江與澳門、珠海相望。位於中國大陸南端，地處西太平洋沿岸各國中心，又當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衝:37。香港是全球少有之「自由港城」，開放區為整個香港地區，而世界其它自由港多為「自由港區」，即只將港口附近地區作為自由港:39。很早以前，香港便成為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各地同世界各國交往之主要貿易通道，轉口貿易也一直是居民生計來源:37。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貿易、交通和金融中心之一:5311。更逐漸發展成亞洲重要的商貿和金融中心、國際商業樞紐、國際金融中心、聯繫內地與世界各地的重要服務樞紐、國際都會、國際航運和貿易中心。 香港司法制度優良、社會風氣廉潔、監管制度高效、市場開放；政府致力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自由開放的貿易，並維持低稅率、簡單稅制、法治及司法獨立。香港是號稱「東方之珠」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品牌」是香港政府重點宣傳計劃，推廣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以往被評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安全、經濟發達、生活富足、具競爭力以及平均壽命最長的城市，被譽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美國傳統基金會曾于1995年至2019年曾連續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2020年次於新加坡而得第二。而在 GaWC 公佈的世界全球城市列表中，香港的排名在2020年僅次於倫敦、紐約，位列第二類別的「Alpha+」城市。 社會層面，香港的主要議題為選舉制度、政治制度、陸港矛盾、房价過高及貧富懸殊等。2022年，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 Demographia 調查顯示，香港連續第12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香港居民平均不吃不喝23.2年才能置業。2020年，InterNations 就受訪者的城市生活質素、定居難易指數、交通規劃、工作生活環境、金融與房屋指數等計算，在66個國家中選出10大不適合居住城市，香港排名第10位；不少受訪者認為難以負擔香港高昂的樓價，工作時間極長，難以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而且教育及雜貨等生活成本偏高；儘管多方面低於平均水平，但亦有受訪者對社交等城市生活質素感到滿意。截至2022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由2020年年中的748萬人減至約741萬人。但由於香港政府頒布的「搶人才」政策，申請來港就業人數較往年明顯增加，其中又以中國內地申請人為主，2023年香港人口有明顯回升。 近年，香港在各種國際排名及評級中的名次逐步下降：2021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经济自由度指数因應香港政治（即国安法之实施）的近況，將香港併入中國排名，視其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2023年，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總排名被新加坡超越，下跌一位，位列世界第四。而在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国际等多家信用評級機構發表的主權評級中，香港的評級亦呈現下降趨勢。2022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發表報告，顯示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從80名下降至148名。香港曾被評為最宜居城市之一，但2022年其排名從19位下跌至第77位。與之相對，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認爲，香港在經過「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透過《香港國安法》的施行，中央及特區政府稱香港已進入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社會基本上保持繁榮穩定。2024年3月23日，《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生效。 「香港島」有各種詮釋：香料港口、芬芳海港、香姑港:20。因地產沉香木，又稱香江、香海:5311。 733年，唐設屯門軍鎮:468。「屯門」是最早出現在中國古籍中的香港地名，在《新唐書》中多次出現:4。韓愈在《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之六中稱：「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劉禹錫在《踏浪歌》中稱：「屯門積日無回飊，滄波不歸成踏潮。」:10 「九龍」最早見於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應檟著《蒼梧總督軍門志》；「香港」則最早見於1573至1619年（明萬曆年間）郭棐著《粵大記》:4。 人類在香港居住，大約已有7,000年歷史:4。香港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大灣文化」，分佈在舂坎灣、南丫島的大灣和深灣、長洲的西灣、大嶼山的蟹地灣和赤鱲角的深灣、虎地灣等，陶器有圓底器和圈足器，夾砂陶為主，石器有樹皮布拍、錛、多孔石刀等:5。在公元前4000年，香港已有人類:16。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夏朝、商朝時期，古越族人開始從廣東移居香港:17。春秋戰國時期，香港屬於百越族的範圍，其為完全不同於中原部族之南方部族，種類多，善於捕獵、駕船，以鳥形風神作圖騰，不斷南遷，經常由香港出發揚帆遠航:1。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在嶺南地區設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遷移50萬人開發嶺南:2。香港自此納入中國版圖:5311。當時香港屬於南海郡番禺縣，從此香港一直在行政管轄之內:2。265年（甘露元年），香港改隸南海郡博羅縣:20。420年至478年（元熙二年至昇明二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杯渡禪師曾居屯門，後人稱杯渡山（今青山）:21。 756年（至德元年）前，香港隸番禺縣及寶安縣:7，其後改屬東莞縣至1572年（隆慶六年）止:7。 963年（大寶六年），南漢後主劉鋹在合浦的海門鎮和東莞的大步海（今新界大埔海，即吐露港），招採珠士兵數千人，設媚川都專事泅水採珠:10-11。 1197年（慶元三年），宋朝官方禁煮私鹽，大嶼山鹽民起義，後被宋廷派兵鎮壓:468。 宋神宗熙寧至元豐年間，進士鄧符協（江西吉水人）遷往岑田（錦田），成為鄧、侯、廖、文、彭新界五大氏族之首:2。1277年（景炎二年）4月，宋端宗一行逃到官富場（今九龍城以南）、淺灣（今荃灣）一帶，一度建立行宮:468。宋元時期，不少宗族從中原遷居到新界本土及離島:5。 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設官富巡檢司，大致相當於今香港地區:468。 1521年（正德十六年），葡萄牙人強行駛入香港，企圖前往廣州貿易，曾在屯門附近與明朝水師激烈交鋒:3。廣東巡海道副使汪鋐督師，次年凱旋:468。 據《新安縣志》記載，1668年（康熙七年），在新安縣沿邊設置21座墩台，包括九龍墩台:5。 清乾隆年間，香港多個鹽場改為稻田，鹽業、採珠、種莞香式微，漁農業復興:30。嘉慶年間編《新安縣志》稱，赤柱有兵把守:4。作為中國南大門及交通要道，香港防務地位重要:33。 1810年（嘉慶十五年），張保仔帶著中國帆船270艘和大炮1,200尊接受清朝招安:14。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清在大嶼山東涌口建汛房和圍牆:468。當時香港屬南頭管轄:14，舊屬廣東省新安縣:5311。至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新安縣人口達239,112人，新增村落366個，其中客家人村落345個:30。 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曾停留香港，返回英國後使團中一史家稱：「從船舶進出的便利和陸地環繞的地形看，這個港口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良港。」:20 1841年1月26日，英國海軍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319。4月，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香港島為「幾乎沒有人煙的荒島」:4。當時香港人口7,450人（包括2,000名船民）:9。6月7日，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469。 1842年，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領香港島:5311。 1843年1月，英國外交大臣阿伯丁説：「香港應成為一個自由港，因此港口税應盡量輕微，可以指望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就是土地。」:534月5日，維多利亞女王頒佈《英王制誥》，宣佈設置「香港殖民地」:469。4月6日，維多利亞女王向砵甸乍頒發《王室訓令》:469。6月26日，香港正式歸屬英國:22。 1845年3月，港督戴維斯説：「唯有施行中國刑法——包括笞刑、剪辮、戴枷及放逐，才能使華人罪犯恐懼，從而阻遏罪案，改善治安。」:56 1846年香港會開幕，同年跑馬地舉行賽馬:97。幾年之內，有10數家商行進駐香港，還有洋店主、醫生、酒館老闆和小商人；商行由英國、印度、美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和法國人開設，主要有3個：怡和洋行、顛地洋行和旗昌洋行:99-100。有些官員關心開展貿易和發揚基督教，有些洋商關心自己發財致富，政府則尋求收足税以應付香港行政開支；洋商則盡力抗拒加税，擺脱英國，擔任列強榮譽領事或在航行船隻掛上丹麥國旗或美國國旗:103-104。大班和其他商業鉅子往往很有趣、有勇氣，一般冒險進取，不是慣常慈悲為懷:118。雖然洋商社群有賴於華人買辦、職員和仲介，但是以種族而論，他們似乎不信任華人；基於恐懼和厭憎，加上種族偏見，錯綜複雜:177。 1846年11月25日，九龍寨城開始動工，1847年5月31日完工:28。其後洪仁玕（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族弟）在香港醞釀提出《資政新篇》，強調法治和與外國通商:117。容閎在香港馬禮遜學堂讀書4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作《西學東漸記》，組織幼童出國留學:118-119。王韜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推崇「君民共主（君主立憲）」:120-121。何啟和胡禮垣彙編《新政真詮》，提出改良主義:121-122。 1860年，訂立《北京條約》，正式割讓九龍半島予英國:320。1860年英占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方:5311。早期港英統治基本結合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103。 1861年，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出版《四書》香港英譯本，至1885年出齊《五經》英譯本:116-117。 康有為於《康南海自編年譜》稱，其於1879年「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140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德國、法國、俄國藉口要求租地；其後局勢緊張，英方認為如要防衞香港，必須取得鄰近土地的控制權:320。根據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方同意把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租借予英國，為期99年:320。1898年英強行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龍半島北部大片土地及附近島嶼:5311。新界所有土地均是官地，原居民為官地承批人，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政府可以收回原居民的土地作公共用途:124。 在港英人數度促成立自治政府，英廷一直不允，稱香港華人佔多數，不會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321。 1907年，新界設立理民府制度，1910年新界分成南約、北約兩主區，新界「八約」是九龍約、沙頭角約、元朗約、雙魚約、六約、東海約、東島洞約和西島洞約；除警政及土地測量外，行政由南約及北約理民官負責:124。 1911年，在盧押努力下，香港大學成立:248-249。先後設立文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321。 20世紀初期，香港華人大多生活艱苦，工時長、工資微薄，往往傷病纏身或染有毒癮；約1/4華人抽鴉片，有2,000家鴉片窟:248。 孫中山於1923年2月19日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倣，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上疑議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一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學友諸君乎！諸君與余同受教育於此英國屬地，並在同一之學校，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115-117 省港大罷工使糧食價格高漲，銀行擠提:249。司徒拔主張英國海軍武力介入，宣布緊急狀態：「凡是擾亂這個殖民地太平的人，會受到的對待就是英國人會給予的那種：公正但嚴厲」；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250。罷工領袖提出：每日工時以8小時為限，禁用童工，禁止警察不人道的粗暴行為，終止山頂區隔離政策；證券、股票和地價急跌，1925年9月每天有20宗破產個案；一群商人請求司徒拔向英國申請300萬貿易貸款，倫敦庫務署由西非貨幣發行局和海峽殖民地籌集:251。1926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正式發表關於停止封鎖、結束罷工的公告:160。學者指出，省港大罷工使香港華人大致分為：罷工工人與學生擁護廣州國民政府，華商與右派勞工支持港府反對罷工:140。 當時，英國在中國境內擁有最大量的外資利益，因而成為排外運動的主要目標，但不久反日情緒取而代之:321。 1938年6月14日，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宋慶齡寓所成立:470。 1941年1月，英國首相邱吉爾致英國駐遠東軍總司令函稱：「如果英日爆發戰爭，英國絕無機會堅守香港！」:16812月8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工作布置，要加強南洋華僑工作，廖承志應大膽地在香港與英國建立關係:343。12月11日，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下令棄守九龍，撤回港島堅守:171。12月25日19時，香港總督楊慕琦與莫德庇少將在半島酒店向日軍無條件投降，21時45分東京宣佈日軍佔領香港，香港日佔時期開始:294。 1942年1月，港九獨立大隊成立:470。 1945年4月，邱吉爾對美國駐華大使建議將香港交回中國的回應：「要英國把香港交回中國，只有跨過我的屍體才能實現！」:1819月16日，香港重光，英國海軍少將夏慤代表英國政府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於香港督憲府接受日本陸軍少將岡田梅吉和日本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代表在香港的日軍無條件投降：「我們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國大本營，以及我們轄下的所有部隊，謹向夏慤海軍少將無條件投降，並履行海軍少將或其授權人所頒發的一切指示，和發出一切必要的命令，俾能予以實現。」 1946年，各地甫受日軍蹂躪，世界經濟蕭條，香港主要轉口貨品如米、麵粉、糖等，均告短缺，有些物料甚至要嚴格配給；當時，工商及物料供應署在其年報內有以下評論：「商人本能地相信放任主義可行，我們雖未能完全同意，但卻承認，我們必須以市民福利和國際義務為大前提，盡量給予自由。」:35月，楊慕琦返港任港督，提出「發展香港人民自治計劃」，計劃推出後，香港市民十分冷淡:183。楊慕琦計劃未能落實，主要原因：①英國殖民地部傾向支持計劃，而英國外交部則擔心激怒中國政府；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人擔心中共趁機收回香港；③親英的華人精英擔心中國政府左右香港議會政治；④朝鮮戰爭，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破裂；⑤英籍高官擔心改革削弱行政權力；⑥葛量洪反對，認為華人不可能改造成忠心的市民或英國子民，首要任務是妥善處理內地與香港關係而非政制改革:184。 1947年5月15日，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470。1949年11月9日，兩航事件，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員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領導:471。 1952年調查報告顯示，平均每1,000户香港華人家庭，687户住在一個房間，120户住在劏房，23户住在屋頂天台，只有8户有房屋居住:291-292。1952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華禁運，打擊香港轉口貿易:471。 1954年8月，周恩來提出「推進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香港是中國的，但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尚未成熟:471。1957年4月，周恩來提出要保持香港特殊地位「為我所用」之方針：香港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也可能這樣想；內地「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引外資，爭取外滙」，所以「保持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24。「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之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生存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至於將來怎麼辦？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的，不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搞法。……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擔心前途。……有些人一時還不相信我們，對我們的政策有懷疑，可以讓他們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們不要歧視他們，責怪他們。……我們要打開局面，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圖。」:25-26周恩來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來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種政治任務。」:26香港在地理和地質上都屬於中國一部分，大部分用水和糧食都有賴其供應:346。中國已深入香港整體而處於牢固地位，並且在香港所有活動裡扮演老練、果斷的角色:354。 1950年代，大批人士湧入香港，造成人口膨脹，香港社會須進行連串緊急任務:5。工廠多是山寨廠，工人長時間工作，賺取微薄工資，童工為主，環境惡劣，產品水準佳，利潤大:210。房屋短缺、工時長收入低、物價急升百物騰貴，長期為市民生活三大問題:418-420。 1955年8月，發現李鄭屋古墓:471。 1956年10月，九龍和荃灣發生雙十暴動:471。 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由於外來移民不斷湧入，政府必須集中力量先處理房屋、衛生、教育和福利等迫切問題:1。 解密英國檔案顯示：自50年代開始，多個香港總督曾多次試圖引入民主選舉。但礙於來自北京的中共領導人壓力，最終使得這些計劃流產。除了上文提及的楊慕琦計劃以外，其後的戴麟趾亦曾試圖推動香港民主，唯因六七暴動以及中方壓力而將原本民選議會的構想退到設立諮詢機構。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58年曾經透過到訪友人向英國首相麥美倫傳話指：「（任何將香港變成像新加坡一樣的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註 4]」周恩來更指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容忍一個有民主選舉的香港，因為中方認為這是走向獨立的第一步。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國高官廖承志更曾在1960年表示若英方容許香港自治，中方「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1963年，針對中國外部有人責難中國港澳政策，中國政府公開聲明：「香港、澳門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25 1966年，由於受到在中國發生之事件影響，香港之局勢日趨緊張，至1967年更演變為一連串之社會騷亂，使香港居民生活受到全面影響，香港經濟暫時陷於癱瘓；騷亂事件在該年底受到控制，香港得以繼續在平穩中進展:205。 1966年4月4日，香港青年蘇守忠身穿外衣寫上中英文「支持葉錫恩，參加絕食，反對加價」，在港島天星碼頭絕食抗議渡輪加價:413。4月6日上午蘇守忠被控「阻街」提堂，晚上九龍市區發生暴動，警方施放催淚彈鎮壓，凌晨九龍宵禁，至4月9日晚結束，警方共拘捕1,465人，控告905人:52。 1967年4月，青洲英坭、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414。夏，突然天翻地覆，香港遇到平素最怕的威脅——政治暴動:29-30。5月15日，中國外交部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英釋放被捕人員:415。最初是罷工，毆打管工，青年團體騷動，示威遊行，包圍港督府，要「英國法西斯分子滾出去」:29-30。7月12日，代理布政司在立法局宣佈，政府決心抓住並掌握主動權；港府圍攻60餘個左派工會和學校，逮捕超過1,500人:416。受過香港政府援助的中國人都支持香港政府，不肯響應大罷工:29-30。8月22日，北京紅衛兵數萬人放火焚燒英國代辦處；8月下旬，北京方面指示香港不宜照搬國內:416-417。年底，銀行、證券交易所、出口貿易、旅遊事業，一切都恢復正常的繁榮:29-30。12月25日，炸彈陣平息:417。至年底周恩來向左派施壓，事件始告結束:56。 香港作家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31、「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36、「『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3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387。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委會主席，反對將香港和澳門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內:471。 1973年1月1日，麥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稱：「它〔即香港〕的四百萬居民及他們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賴出口工業的增長來解決生計和帶來收入，而另一方面則它的存在要視乎中國政府的政策。……雖然我本人所採取的觀點較其他人有更多憂慮，時常牽掛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會受到動搖，更經常在想如何可以爭取時間及提高凝聚力，以應付有可能因有意製造或不幸地出現的壓力，但我認為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關心他們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狀況，及未來改善生活的前景。這令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條件的措施對殖民地的未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再者，我發覺在最近十年裡，市民對在港的生活環境已變得沒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態度，而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現未如預期，則這一份自覺與要求會對政府帶來潛在的危險。但這亦給予政府一個機會，看看它是否準備好面對訴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準備這樣做。若能滿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則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種市民的自豪感。那是於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掙扎求存的難民之中無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贊同而施政，而同時它是沒有得到一個選舉制度的協助而進行管治的。假如我們要維持市民這種認同與支持，則不單要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還要令他們覺得訴求之所以得到滿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為目標。這種需要並非只因為我們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實際的成果，而是我們也需要爭取市民的一種有力的信任。……這只可能是通過集體的力量而達至的，而這對傳統上只會跟從政府指示……盡量避免受到公眾事務所滋擾的市民而言，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我想從現在開始，政府政策必須令精英及大眾都感覺得到，正如他們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們身心所歸屬的實體，也是一處他們希望在那裡生活的地方。」:158-161 1973年1月4日，麥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稱：「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得妥妥當當；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1521974年5月27日，麥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稱：「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來，將取決於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視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們如何計算利益上的取捨。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留意這平衡〔即中方從目前的現狀中取得的好處大於政治上的損失〕狀態。」:153 1974年8月14日，陳雲寫在聽取對外貿易部負責同志滙報時的談話提綱〈對港澳貿易問題〉：「港澳是我們目前現滙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區，也就是進口成套設備和器材所需外滙的重要來源。對港澳的出口貿易，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有利條件是，食品和其他傳統出口品，我們可以占領主要市場，但也有可能被擠掉。不利條件是自由港，競爭劇烈。競爭對手會用低於成本的價格競銷，尤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對此種不利條件，許多同志還未認識。應該保證食品出口市場的已有地位。各省應把出口任務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為此，建設和擴大生產基地是必要的。商品價格必須有競爭性。要大力推銷換滙率高的商品，但決不放棄可以推銷的換滙率較低的商品，目的是為了多得外滙。除特殊例外，對同我競爭的外商不讓步。例外是哪些，要通盤研究。對同我合營的商店及代銷店必須照顧。同我合營的商店及代銷店的店主是謀利的商人，但他們不同於一般資本家。要使他們有利可圖，但不能得暴利。對港澳貿易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時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難。要加強對港澳貿易工作幹部的政治教育，使他們有兩點自覺性：一是責任重大，二是能經受特殊環境的考驗。這種考驗有很大的政治意義，機會難得。」:228-229 香港是世界最大紡織品、玩具和手表出口地:211。應付世界經濟不景，香港沒有發生罷工事件，也沒有重大勞資糾紛；在港中國人自作安排，分配工作，輪流上班，是中國人應付困難時之典型辦法：有飯大家吃:1。香港以一貫靈活、能屈能伸的精神，應付逆境，漸漸撥開雲霧，重見曙光:6。香港的政制並無神秘之處，其基本原則是盡量讓市場供求力量自由發展，不作任何干預；多年來政府只在確有必要時始推行改革:12。政制若缺乏改進，會令行政人員耽於自滿，有見及此，政府必須盡量發揮能力和耐力，保持敏鋭觀察，作出明確反應和果斷決策；縱是非代議制政府，亦應具備若干基本條件，包括認真負責及體察民情；政府首要責任是深入了解人民生活和願望；政府希望盡量讓經濟自由發展，而市民則要求正義、公平待遇及負責任之行政當局:12。 1975年1月12日，麥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稱：「香港並無空間容納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次一層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選民資格可以擴闊，而非其功能。如果擴闊它的選民基礎而導致有要求擴充其權力，這是要反對的。鄉委會及互委會代表着一百萬市民，它們其實較只有約十萬選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確表達民意。」:1801976年2月13日，麥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稱：「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香港前途問題）上的角色是相當清楚的。一方面，它絕不可做出影響中國的經濟及削弱其國家安全的事情。我們必須跟中國駐港的官員發展出實在的工作關係，及接受中國利用香港及在此進行活動的事實——殖民政府這樣做的同時，必須維持它作為該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繼續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滿意度，同時亦令殖民地的經濟繼續發展。」:175 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對麥理浩稱，我們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471。同年起，越南難民大量到香港:472。 1981年，香港出現第一位英國治下的貴族：猶太人西敏市與香港九龍男爵羅蘭士·嘉道理:135。同年，香港進行首次人口普查:375。 事實上，這些政策提供一塊土壤，讓管理及勞動階層各展所長，發揮適應力，前任財政司彭勵治於其首次預算案演講辭中表示：「本港的企業家和工業家，長袖善舞，精於尋求和利用新機會，加上本港的自由市場有利生財，一切有才幹的人均可以大展所長且不受重税的羈絆，因此，他們樂於經營。再者，本港的勞動人口刻苦耐勞、幹勁十足，對工商界的稗益甚大。……我們應該清楚了解，政府鼓勵創造財富的政策，整個長遠目標，並非是使富者愈富，而是使整個社會的生活水準在各方面都能提高。」:3-4然而，人活着並不是單靠食物，而創造物質財富，並使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之果實，亦非政府唯一目標；確保社會上有自由、公平和正義同樣重要；正如尤德在立法局1982年至1983年度會期之首次會議席上扼要闡明，政府之目標，「就是關心市民的福利，在一個尊重個人權利、治安良好的社會中，提供房屋、社會福利、衛生、教育及康樂等服務。因為要人人過着幸福的生活，這些服務是不可或缺的。」:4 1982年4月27日，鄧小平在平壤同金日成會談，談到香港問題：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中國全收回；在這個前提下，維持香港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組織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掛中國國旗，也可能有個地方的旗幟，這可以商量，因為它也有些外事活動和國際交往；保留這樣一個香港對我們益處比較大:414。8月10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鄧昌黎、陳樹柏等，談到香港問題時説：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稱為「中國香港」；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管理:426。9月24日，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柴契爾夫人稱：「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12 1983年，被指放棄香港的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代表英方繼續談判。10月17日，香港聯繫匯率制度開始實施，規定1美元兑換7.75-7.85港元:472。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稱：「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49《中英聯合聲明》提供一個大綱，使香港在1997年7月1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後，能夠保存香港獨特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協議保存香港人熟悉之法律制度和香港沿用、包括普通法之一套法律；此外，更使香港可以繼續自行決定本身之經濟、財政和貿易政策，和繼續參加國際組織和貿易協定，例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當時英國政府有信心，認為協議提供關於香港前途所需之保證，使香港能夠繼續繁榮和維持在世界上作為主要之貿易和金融中心之獨特角色:7。《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規定香港之生活方式在1997年後保持五十年不變:317。《中英聯合聲明》以中文、英文在聯合國註冊，世人普遍認為是和平外交的勝利:370。除防務和外交事務外，香港將享有高度自治權，而中國之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也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實行:317。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390。香港大多數市民認為可能是在不樂觀的局勢中取得的最好結果，鄧小平相當誠實而善意，改革開放政策邁向市場經濟:370。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390。 1985年7月1日，中國內地與香港共59人組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12月28日，香港180人組成基本法諮詢委員會:472。 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百萬香港市民上街游行集會:473。香港移民潮再現，資產價格下跌，香港政府推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穩定民心。7月，英國駐新加坡高級專員 Michael Pike 曾與李光耀通電話，李主動談及香港發展，兩次表示對英方繼續遵守《中英聯合聲明》「感到滿意」，認為港人對於加快推動更完整民主制度的意欲是「意外地高漲」[註 5]。李分析，港人反應無疑令中國產生敵意，並認為中國不會接受任何政治團體作出被其視為是「顛覆」的行為[註 6]；即使香港未來擁有「高度自治」，中央都會拒絕任何「分離、民主基礎、香港身分」主張，將屬於中國一部分的香港區分出來；港人也必須學習「愛中國」，不論他們的真實感受為何[註 7]。中央只會接受經過計算、嚴格控制及循序漸進的方式，讓香港走向民主。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会议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圖案:473。 1991年7月27日，華東水災慈善演唱會於跑馬地舉行，超過8萬名觀眾，籌款逾1億港元:473。柯利達秘密出使中國並與中方斡旋，成功説服英國首相馬卓安1991年赴中國簽署機場協議:68。9月3日，李鵬與馬卓安在北京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473。 1992年4月，馬卓安委派曾任英國保守黨主席的彭定康擔任第二十八任，即最後一任香港總督:323-324。10月7日，彭定康在立法局發表就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重大改變香港當時政治體制的憲制方案，即政改方案:324。彭定康打算將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身份分開、全面推行單議席單票制、在立法局選舉引入新九組:324。李光耀應邀到香港訪問，相信英國提出在香港推行政制改革，必定有其不得不做的原因；李稱，英國以在香港的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利益來冒險，但主要交手的是美國和中國，香港只是棋盤上的一隻棋；李稱從克林頓於1992年12月16日稱不要隨便取消最惠國待遇，對民主隻字不提，對香港意義重大，顯示美國不願以最惠國問題向中國爭取更多民主。 1996年1月26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成立:474。12月1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在深圳選舉產生臨時立法會:474。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5樓大會堂舉行，中方代表江澤民、李鵬與英方代表查爾斯王子、貝理雅（布萊爾）等與4,000多名來賓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告成立:474。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久，亞洲金融風暴爆发。在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和時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帶領下，利用港府的外匯儲備入市抵抗大鱷衝擊香港金融市場，成功挽救香港股市。 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炎爆發。是次疫症中，香港有1,755人感染SARS，共有299人死亡，為死亡率最高的地區。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8億港元，失業率上升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