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

明熹宗朱由校（1605年12月23日—1627年9月30日），或稱天啟帝，光宗長子，明朝第16任皇帝。在位時間為1620年－1627年，年號天啟。光宗即位僅一月便驾崩，使朱由校匆匆登基為帝，朱由校當時年僅十四歲，未曾被立为太子，故未接受过正規的儲君教育。天啟帝在位時面臨後金嚴峻的挑戰和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早期任用了東林黨人主政，但中後期發生了東林黨爭和魏忠賢亂政等事件，後世中外史家普遍對天啟帝給予相當惡劣的評價。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朱由校誕生，左顴生白毛。是時宮門封閉，還是太子的其父朱常洛派遣老宮女赴仁德門外報喜，而太子之後也因旁徨不安而獨自在宮殿的石階徘徊不停，直至傳來明神宗和孝定皇太后都大喜的消息，朱常洛才放下心來，朱由校母親王氏也隨之被封為太子才人。 值得一提的是，其父朱常洛一向不為朱由校的祖父明神宗所喜，故朱由校亦沒有被神宗重視，因此其父只能讓伴读太監吴进忠便私自给朱由校诵书习字。其次，魏忠賢(早期名李進忠、後改魏進忠) 和乳母客氏也是在這時期便開始照顧朱由校的飲食起居，故而二人在朱由校即位後以「青宮舊勞」極得朱由校的寵信。後來，客氏因「擅寵」而被群臣請求出宮時，朱由校更是因對客氏過於思念而流淚，到日色已晚也不願進食，可見其受寵的程度。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後，其父朱常洛繼位，是為明光宗。神宗駕崩後，大臣代言的遺囑：「皇長孫宜即時冊立、進學」，這顯示當時已十四歲的朱由校從未正规進學。明光宗即位後原擇九月初九冊立朱由校為東宮，并在明年才正式為朱由校開講授課，惟明光宗於九月初一便因紅丸案而暴斃，故明熹宗連一天正式教育都未接受，便登上帝位，如不計開國的太祖朱元璋，此為有明一代第一人，其情況比其父光宗勉強隨其他皇子出閣讀書，而非正統的太子教育方式，還要更加惡劣，且父子倆在繼位前都未監國輔政經驗。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是明朝立國以來所遇到前所未有的情況。明熹宗的嫡祖母孝端顯皇后、祖父明神宗與父親明光宗相繼在同一年駕崩，明神宗駕崩距孝端顯皇后駕崩才三個多月，而明光宗駕崩時距明神宗駕崩仅一個月，實屬罕見。而明神宗與孝端顯皇后的大葬尚未完成，因此明廷在討論後，決定先為明神宗與孝端顯皇后辦理大葬，結束後再為明光宗辦理大葬。 熹宗即位之初，撫養皇帝的李選侍利用皇帝年少無知，在明光宗去世後仍然佔據乾清宮，意圖「稱制垂簾」把持朝政，東林黨左光斗、楊漣等反對，不讓李選侍與皇帝同住，迫使她移居他處，是為移宮案。此事後內侍魏忠賢被提拔為司禮監秉筆太監。 一般來說新君即位必定沿用舊君年號，至明年才改元，但當時為了紀念早逝的明光宗，在廷臣和左光斗建言下，朝廷特別破例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以明年為天啟元年。此外，熹宗又鑄造「泰昌錢」到市面流通，以紀念其父。 東林黨通过晚明三大案獲得強大的政治資本，在成功排斥方從哲後漸有獨掌朝政之勢，時人謂“眾正盈朝”。熹宗亦有感東林黨人有從龍之功，故對他們大加提拔起用任用，如趙南星、高攀龍、鄒元標等東林領袖一時起用於朝，又召回葉向高等先朝老臣擔任內閣首輔，當其時朝廷重要職務多由東林黨人擔任，齊楚浙黨的黨羽都被貶斥。孙承宗也得以左庶子的身份充当日讲官为熹宗讲课，熹宗每次听孙承宗讲课，都说：“很受启发”，于是对他特别殷切。熹宗雖「生性不好靜坐讀書」，但即位之初熱心於書法而且學習勤奮，故頗受廷臣讚譽。 在“眾正盈朝”時期，熹宗屢發內帑犒勞將士，補發九邊欠餉，如即位之初便發派一百八十萬帑金以勞邊，派帑金五十萬以給光宗陵工，準發帑五十萬作解發以發兵餉，又答允兵部再發帑金一百萬以佐急需，接著不足一年又因首輔葉向高所請而發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之用。熹宗在派發內帑勞軍時，曾向戶兵二部批覆要嚴核兵額、避免冒領，也曾就大臣上疏太多虛言提出批評。其又曾經以軍興和天災之故，減輕朝廷在地方織造、貢瓷燒造、貢金和稅收加派的徵收等，并要求地方官員「嚴禁火耗、多行善政」，可見并非毫無主見之主。 內政上，熹宗任用吏部尚書趙南星澄清吏治，改革了「人務奔競，苞苴恣行」的風氣，使得政府中的世家大族不得再向吏部賄賂請託而得以晉升。時任的左都御史鄒元標考察地方官員時，也抱持著「去留惟公」的態度，并批評屬下中辦事有爭議的御史。面對財政緊張，户部尚書汪應蛟謹慎地處理開支，杜絕了不必要的浪費，并提出了「雜項新餉」以增加收入，使得財政情況稍有好轉。屯田和水利上，張慎言倡議修舉天津屯田，熹宗因而提拔了董應舉主持天津至山海的屯田工作，使其招集遼東難民一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間、保定屯田，開田十八萬畝，一年便收得黍麥谷五萬五千餘石。直隸巡按左光鬥在順、永、保、河四府設立武學以培養將材，又在河間、天津設屯學，收錄學生並給荒田百畝使其自耕， 田地每年收獲一部份糧食後返還補助學校。廣西巡撫董元儒任內大舉興修水利，一年便修築了陂塘、圩岸等三千五百八十三處。制度改革上，在輔臣何宗彥、朱國祚建議下，也使得宗室子弟能夠第一次參與科舉，并被授予官職。而在給事中甄淑提議下，武舉的武進士武舉人們也得到了和文科進士舉人一樣的待遇，并完善了相關的武舉授官機制。東林主政期間，在陳大道上書和葉向高、鄒元標等大臣首肯下，張居正也得以在天啟初年恢復名譽和祭葬。 軍事上，先是浙黨姚宗文屢屢彈劾經略熊廷弼，令熊廷弼去位而改由袁應泰經略遼東，但隨之明軍在遼瀋之戰中大敗。於是周宗建、劉一燝、江秉謙等力言熊廷弼具有才器膽識，功著存遼，最終使得熹宗在渾河之戰後同意起用熊廷弼。但後來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互相傾軋，「經撫不和」的局面導致女真首領努爾哈赤趁機攻佔瀋陽，奪取遼東地區，聲勢日隆。天啟二年，遼東遭廣寧兵敗，明軍退縮山海關，遼東盡失，王化貞，熊廷弼二人因而下獄論死。面對內外交困的情況，熹宗在東林黨人的建議下迅速提拔孫承宗、袁可立、袁崇煥、鹿善繼、毛文龍、滿桂、祖大壽等人防邊，孫承宗遂修復寧遠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練兵十一萬，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頃，屯田所得至銀十八萬兩，史稱「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登萊巡撫袁可立簡汰官兵，修練戰船，成功與毛文龍收復金州、旅順、蓋州等遼南數百里。孫承宗提拔的滿桂擊敗蒙古部落劫掠，并操縱他們向大明臣服，使得寧遠原來破敗的外圍得以恢復，史稱「至是軍民五萬餘家，屯種遠至五十里」。南居益巡撫福建，最終在澎湖之戰中成功逼使荷蘭歸還澎湖。李起元為三邊總督，整頓邊防，成功擊敗西犯的銀酋。李邦華為天津巡撫，躬勘海道要害，極力振飭軍務。延綏巡撫佘自強清革冗兵，政聲翕然。廣西巡撫何士晉也在任內屢挫越南土司的侵犯。山東巡撫趙彥重用楊國棟、楊肇基等，迅速平定山東徐鴻儒之亂，其接任兵部尚書後，又懲治邊將剋扣軍餉、侵吞軍馬等積弊。此外，徐光啟、李之藻等又進言引入西洋大炮，因而得以加強防禦。於是在諸人的努力下，明朝得以稍挽頹勢。 但與此同時，東林黨人好同惡異，又好以鄉里分同黨，故而為齊楚浙黨及小人所深惡。魏忠賢與熹宗是皇孫時代即結識的舊識，魏忠賢乘機結交朱由校乳母客氏，兩人遂狼狽為奸，魏忠賢也得以借故把與東林相善的太監王安縊殺。魏忠賢後來也曾經嘗試巴結東林黨人，但被拒絕并因其惡行而受到大臣彈劾，於是也痛恨東林黨人起來。隨著時間，熹宗逐漸放任魏忠賢勢力做大，東林內「擊內派」的楊漣、左光斗等也壓過「調和派」的意見向魏忠賢發起政治總攻，惟其攻勢在客氏和掌印太監王體乾向熹宗進言下被化解，而魏忠賢遂集合齊、楚、浙黨及不被東林接納的士大夫形成閹黨以圖向東林反攻倒算。 重建紫禁城三大殿之余，朱由校喜歡钻研木工，亦沉迷於刀鋸斧鑿，魏忠賢總是趁他木工做得全神貫注時，拿重要的奏章去請他批閱，熹宗隨口說：「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魏忠賢遂逐漸專權。加之熹宗為人善忘，魏忠賢因而得以利用中旨，竊奪威福，傾害正人。魏忠賢又控制廠衛，勾結魏廣微等朝中大臣以「蔑主冲幼，结党擅权」挑撥煽動熹宗對東林的不滿，使閹黨得以逼走葉向高、韓爌、朱國禎等內閣大臣和趙南星、高攀龍等東林領袖，并成功誣蔑殺害包括東林六君子、東林七君子等正直的士大夫。而崔呈秀、魏廣微、倪文煥、田爾耕、許顯純等獻媚之人則逐漸得到魏忠賢的提拔重用，魏良卿等魏忠賢親侄更被濫封至公侯之位，致使朝政敗壞，東廠橫行。在外督師的孫承宗聽聞魏忠賢亂政後，曾一度計劃入京親自向天啟帝進諫，但最終被魏忠賢進䜛挫敗，孫承宗後續便因柳河之敗而被大造文章彈劾去職。 自從魏忠賢獨掌大權以後，九邊拖欠軍餉的情況嚴重惡化。在魏忠賢掌權以前，九邊拖欠軍餉的情況從天啓元年拖欠119萬兩改善至天啓四年只拖欠1萬6千兩，但魏忠賢主政後，天啓五年拖欠九邊27萬4千兩，六年拖欠237萬2千兩，七年拖欠200萬9千兩，短短三年便累積拖欠九邊軍餉逾465萬兩。在這情況下，各地督撫叫苦連天，如陝西巡撫胡廷宴就指出當時「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山西巡撫曹爾楨也抱怨「三關 (即固關、龍泉關、倒馬關)兵士十月無糧...」。遼東巡撫袁崇煥上書告急，指寧遠「米糧久缺，軍士告飢」。延綏巡撫朱童蒙也上書言延綏軍餉拖欠已達三十餘萬，該鎮「軍士缺餉，嗷嗷告飢」。而根據寧夏巡撫史永安上書，寧夏也出現「缺餉缺馬」的情況，寧夏各衛營屯堡可以堪戰的馬匹竟只有78匹。順天巡撫劉詔也反映說班軍和薊鎮(永平、昌平、密雲)均出現缺餉無糧的境地。甚至連魏忠賢派出到各地監軍的太監，也屢屢指出邊鎮缺糧的困境，如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就提出「宣鎮缺糧數月」，鎮守遼東太監紀用也指出遼鎮「亟缺糧料」。熹宗皇帝在批覆各地督撫時，也承認當時邊镇廣泛出現「飢軍待哺，邊儲仰屋」、「军士枵腹待哺，情实急迫」、「薊永二鎮缺餉多時，山海二倉查無顆粒」等情况，以上可見魏忠賢專政所造成邊餉短缺的惡劣情況，這也為後來寧遠兵變等埋下禍根。而在魏忠賢專擅下，甚至在天啓七年把接連取得寧遠之戰、寧錦之戰勝利的袁崇煥排斥而去。 與此同時，魏忠賢掌政時期儘管天災頻繁，但阉党臣僚卻鮮少在奏疏提及災情和賑濟工作。如無錫連續數年大災，官府卻無所作為，以致於「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在這情況下，魏忠賢仍然在地方横征暴敛，致使「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各地的官員為了曲意獻媚，不惜侵佔百姓田墓以在地方建立「廠臣生祠」，拆毁了民舍數萬所來蓋生祠，薊遼總督閻鳴泰也花費了數十萬兩建祠七所，一些無恥的官員甚至向魏忠賢木像行五拜三叩頭。魏忠賢的黨羽喬應甲巡撫陝西，任內「貪聲大著」、「穢跡多端」、「言清行濁」、「聞者欲嘔」，有被搶劫的百姓請求捉捕賊人，喬應甲竟然反向失主索取千金，致使盜賊充斥橫行。南京守陵太監楊國瑞是魏忠賢的乾兒子，他每次辦工轉移文書時，都會囂張地向南京戶部索取年例錢糧等公費作為報酬。以上亂政導致天啟年間流民劇增，民變烽起。 此外，魏忠賢為了完成三大殿的工程，不但強行攤派大小文武百官、地方官吏、宗藩等捐俸捐助近83萬兩，更下令摉括地方榷關、各府州縣庫貯官銀，如各官柴直銀，鎮江府海防銀、三府備倭銀、徐州庫軍便銀、揚州府操餉銀、南贛賞功銀、蘇州鳳陽二府馬價銀、鹽運司募兵銀、貯庫銀、挖河銀、福建藩司西庫備用銀、兩淮運司錢糧等，地方經費因而被搜括一空。魏忠賢甚至把漕糧及倉屯糧也賣了助工，導致地方空虛，也間接導致三吳長江盜賊、鴟張海盜得以縱橫嘯聚。三大殿工程直至天啟七年八月完工，朝廷一共花費了595萬7千餘兩，但仍拖欠著工匠民伕13萬兩工錢，而魏忠賢黨羽的工部尚書徐大化貪恣無忌，克扣工錢，私受銅商厚賄，挪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兩。除此以外，在魏忠賢掌權時期的錦衣衛與內廷出現了廣泛的冗員冒濫，閹黨權貴的弟姪親属們大量掛職領俸，錦衣衛官旗等從萬曆四十八年僅17760員暴增至36360員，文思院匠官由原來只有752人暴增至5288員，鴻臚寺帶俸序班也由173員增加到527員，還有各監局官匠，幾項加起來每年就要額外開支銀2萬8千8百兩、俸米37萬石。而根據史書記載，魏忠賢執政期間也大量盜竊京師、南京的奇珍異寶和內帑金銀等，導致後來出現「內外匱竭」的情況。 天啟末年時，太倉老库匱乏得只剩下11萬4千兩，户部尚书郭允厚上書直言「積貯之府所餘僅爾，匱乏之象深足惊心」。此外，郭允厚也坦言「太倉之歲入僅三百三十萬，而歲出該五百餘萬，臣思之而無策也。省直之歲徵僅三百三十萬，而九邊之歲支已該三百二十萬，臣思之而無策也...用財者日盛，生財者無門，而臣之伎倆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