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号实庵，1914年始用筆名独秀，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1915年，他創辦了《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開創人和領袖之一。1920年起，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創始人之一及初期領袖，但於1927年因中国国民党清党，中共遭到重大打击，被共产国际认为负领导责任而被迫辭職，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並以托洛茨基主义立場批評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後成爲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早期领袖之一，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193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判處“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提前出獄，後脱离托派组织，并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缺陷，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极权主义，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 陳獨秀一生經歷複雜，對他的評價也複雜，而且隨時間變化。關於新文化運動，他自稱“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關於政治，1945年中國共產黨雖說評價他“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1927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以至於...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近年來有學者認爲陳獨秀不應爲中共所謂“機會主義”的問題負責。1932年國民黨政府判處他犯了“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40年代，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陈独秀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己，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名只眼，号实庵，其他別名、筆名有40幾個。 清光緒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當年的安徽省省會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家谱名庆同。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乾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試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沒考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東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組織抗議清廷與沙俄准備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集會，发表拒俄演说抨击时政。王國楨、潘縉華、潘旋華、葛光廷等人也在會演說，抗議沙俄侵占東北。時有安徽高等學堂、武備學堂等300余人出席大會，會上決定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兩校學生被迫令退學，清廷並下令通緝。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佈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愛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將安徽旅湘公學遷到蕪湖，改名安徽公學。8月，結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辦學工作。夏，走訪各縣串連革命黨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年4月，創辦徽州初級示範學堂。 1907年春，因兩江總督端方發出通緝令，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9年9、10月間，陈独秀从早稻田大學肄业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副題法文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一般統稱為《新青年》。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青年雜誌》創刊號並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後來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經由湯爾和介紹，即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陳獨秀和《新青年》雜志在這裏如魚得水。《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進一步擴大到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青年》雜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陳獨秀一直對政治非常關注，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政治性更强的《每周評論》雜誌。 新文化運動包括很多方面，陳獨秀特別積極參與的包括：提倡白話、反對孔教、提倡新型家庭倫理、介紹西方社會和政治理念、評論時事等。 新文化運動得到很多支持，也帶來很多批評，北大内部的保守派成立“國故”社，外面的批評者包括林紓、學衡派、研究係等，政府也施加壓力。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開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設想構思了半年以上的一個改革。一個目的是“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促進學科交流。另一個目的是將學長任命制改爲教務長選舉制，由各系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推動“合議制”民主治校，這更是蔡元培進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標。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將卸任學長，僅擔任教授一職，除非被推選為教務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正常發展，得到兩位學長及教授會的共同支持，但後來卻捲入很多無關的爭議與流言之中。 陳獨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評和爭議。他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提倡白話，一直受到很多批評，有壓力排擠他和胡適等人，包括來自政府的壓力。對於陳獨秀個人，還有一個谣言是關於他嫖娼的事。嫖娼在當時社會屢見不鮮，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北大有“探艷團”之惡名，蔡元培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提倡戒賭戒嫖等。 儘管有這些壓力，蔡元培一直頂住這些壓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書，批評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話，《公言報》也發社論支持，點名批評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蔡元培於21日回信，為思想自由辯護。雖然批評文章沒有提到私德問題，蔡元培也用了幾句話對此進行解釋，他說：“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除了批評以外，還流傳出陳獨秀等人被驅逐的謠言，蔡元培等人堅決闢謠。林紓的學生張厚載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報》散布消息，稱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四人因思想激進受政府幹涉，被驅逐出校，陳獨秀已經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相繼公開登報闢謠。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報》上澄清：“陳獨秀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場），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