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王朝

七月王朝（法語：Monarchie de Juillet）又稱奧爾良王朝是法蘭西王國在1830年至1848年之间的政体。1830年7月27日，法国爆发七月革命，革命持续了三天，波旁复辟期结束，8月9日，七月王朝宣布成立。奥尔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获得王位，成为新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奥尔良家族是波旁家族的分支，路易-菲利普一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弟弟奧爾良公爵菲利普一世的后代，是1814年至1830年间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三世。路易-菲利普一世没有被加冕为“法国国王”，而是登基为“法国人的国王”。他的统治始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于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七月王朝只有一位国王，它标志着法蘭西王國的终结。在它之前，波旁复辟在1814年至1830年间建立了被称为“保守的”君主制度，七月王朝被称为“自由的”，它的国王不得不放弃以君權神授說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绝对专制制度）。 1831年1月底，路易-菲利普在回答加亚克市议会发给他的祝词时，给新政权的理想下了定义：“我们将试图保持中庸，既要远离平民权力的过度，又要远离国王权力的滥用”。 1830年8月7日，《1814年宪章》被修订。它的序言因使人联想起旧制度而被删除。宪章成为国民与国王之间的契约，不再是由国王所授予的。它是立宪派和共和派妥协的产物。天主教不再是国教，新闻审查被废除，三色旗被恢复。 1830年8月9日，路易-菲利普向《1830年宪章》宣誓，登基为王。这是七月王朝的正式开始。8月11日，政府被组建，聚集了反对查理十世的立宪派头面人物，像卡西米尔·佩里埃、拉菲特、莫莱、布罗伊公爵、基佐。内阁必须实现双重目标：牢牢掌握政府机构，重建街头秩序，同时还要假装对刚刚胜利的革命充满热情。 由于共和派和自由主义者的报刊鼓噪，骚乱持续了三个月。政府没有采取措施进行严惩，特别是因为自8月16日起共和派领袖拉法叶侯爵担任了国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因此，路易-菲利普不得不忍受“七月英雄”们的过分要求，他们要求实现——按拉法叶的套话——“一个由共和制度环绕、平民的王位”。 在正统派的冷笑中，“公民国王”不停地同人群握手，因为在皇家宮殿前，总是聚满了人群，他们动不动就要求路易-菲利普唱《馬賽曲》或者《巴黎人》。但是，正如歌谣诗人贝朗瑞所理解的那样，国王属于演技派，用不了多久就会露出真面目。 依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俱乐部的名声，一些俱乐部演变为共和派的秘密社团，革命者重返政治俱乐部的中心。在那里，革命者强烈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并且，他们要求对查理十世的四名部长判处死刑，这四名部长在试图离开法国时已经被捕。罢工和示威越来越多，加剧了经济萧条。 为了恢复经济活动，1830年秋天，政府拨款5百万法郎用于公共建设，并优先建设公路。随后，面对破产数量的增多和失业率的上升（尤其是在巴黎），政府提议，由国家出面担保，向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总数6千万法郎的贷款；最后，众议院在10月初投票通过3千万法郎的拨款，作为补助。 8月27日，七月王朝不得不面对它的第一个丑闻：末代孔代亲王之死，他被发现吊死在圣勒城堡他卧室窗户的长插销上。正统派指控是路易-菲利普和王后玛丽-艾米莉杀害了孔代亲王，为的是让他们的儿子奥马勒公爵（Duc d'Aumale），也就是孔代亲王在遗嘱中指定的包括遗赠财产的继承人，得到孔代亲王的巨额财富，但正统派并没有证据。 与此同时，政府将所有正统派的同情者从行政机构清除，因为他们拒绝向新政权和统治者宣誓，并且用七月革命的新人替换他们，这释放出一个信号：一场抢位子的比赛开始了。在内政部，基佐更换了整个省级行政机构和大城市的市长。在司法部，杜邦·德勒尔（Dupont de l'Eure）在其秘书长梅里卢（Mérilhou）的协助下，更换了大部分检察长。在军队，仍然忠于查理十世的布尔蒙（Bourmont）在阿尔及尔被克洛泽尔替换。军区的指挥官、大使、全权公使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半数成员也被更换。在众议院，大约四分之一的席位（119席）在10月面临改选，那些辞职、拒绝宣誓或是被任命为公职人员的正统派众议员有责任再次参加竞选。这次改选是新政权的一场胜利，也是正统派的一场溃败。 这次官员和行政人员的更换，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经为第一帝国工作的人，他们在第二次波旁复辟时被撤职，现在又重返政府部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尽管选举的权力有所扩大，但精英阶层并没有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平克尼（David H. Pinkney）所强调的那样：革命之后，“土地所有者、公务员阶层和自由职业者还跟在第一帝国和波旁复辟时期一样，继续在国家的重要职位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革命并没有开创什么‘大资产阶级’的新制度”。法国法律史学家盖伊·安托内蒂（Guy Antonetti）进一步指出，波旁复辟和七月王朝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一个社会群体取代了另一个社会群体，而在于同一个社会群体中，赞同1789年精神的人取代了敌视1789年精神的人：社会关系上相似，意识形态上不同。1830年只是同一阵营内帮派的改变，而不是阵营的改变”。 七月王朝时期的王室档案和王室经费总务处档案直接体现了王室工作人员的更换，这些档案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O/4子系列中。 8月29日，路易-菲利普检阅了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向他热烈欢呼。“对我来说，这真胜过在兰斯加冕！”，他拥抱着拉法叶大喊道。10月11日，新政权决定为七月革命的所有伤者给予补偿，并为七月革命的战士设立纪念奖章。10月，政府提出一项法律草案，旨在补偿七月革命的牺牲者，数目达7百万法郎。 8月13日，国王决定从此将奥尔良家族的纹章（“法国蓝底、银色饰带”）装饰到国玺上。部长失去了“大人”的称呼和“阁下”的称号，变为“部长先生”。国王的长子被授予奥尔良公爵和“王长子”的头衔；国王的女儿和妹妹被授予“奥尔良公主”的头衔。 通过并颁布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废止了波旁复辟时期不受欢迎的措施。废除了1816年的大赦法，这项法律流放参与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人，但第4条除外，第4条驱逐波拿巴家族的成员。8月15日，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再一次被取消了它的天主教用途，并以先贤祠的名字获得了新的使命：它成为崇敬法国荣誉的世俗殿堂。一系列的预算紧缩打击了天主教会，同时，10月11日废除了1825年的《亵渎法》（《Loi sur le sacrilège》），这项法律规定，亵渎祝圣过的饼，将被处以死刑。 在舆论中，在众议院里，出现了要求关闭共和派俱乐部的声音，那里是骚乱的温床，违反了《刑法典》第291条，禁止超过20人的集会。但是司法部长杜邦·德勒尔和巴黎检察长伯纳德（Bernard）两位共和派都拒绝对革命协会提起诉讼。 相反，9月25日，内政部长基佐在众议院就这一问题接受质询时，表示希望结束骚乱。卡西米尔·佩里埃发言对基佐表示支持。众议院对基佐的讲话予以肯定，但并没有做出决议。两种对立政治派别之间的区别就此出现，它将构成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生活： 1830年8月，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长——波利尼亚克、尚特洛兹（Chantelauze）、佩罗内（Peyronnet）和盖尔农-朗维尔（Guernon-Ranville）——在试图逃往国外时被捕，对这四位部长的诉讼是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左派要求砍掉四位部长的脑袋，但路易-菲利普希望避免处决，他担心处决会释放出一种革命恐怖浪潮的信号，把七月王朝卷入愈演愈烈的暴力循环，同欧洲列强发生战争。此外，众议院一方面在9月27日做出决议对四位前部长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又在10月8日通过了给国王的请愿书，敦促国王递交废除死刑的草案，至少在政治问题上废除。这一举动引发了10月17日和18日的骚乱：示威者在文森要塞游行，因为四位前部长被拘押在那里。 骚乱之后，基佐要求罢免塞纳省省长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因为在给巴黎市民的声明中，他把要求废除死刑的请愿书称为“不合时宜的举措”。基佐受到布罗伊公爵的支持。基佐认为，一位高级公务员实在不能够批评众议院的法案，尤其是这项法案已经获得了国王和政府的批准。杜邦·德勒尔支持巴罗，并威胁说，如果罢免巴罗他就辞职。随后，“运动党”的主要人物雅克·拉菲特提议，由他自己负责协调内阁部长，并加以“总理”的头衔。基佐和布罗伊拒绝受控于拉菲特，立即就辞职了，不管部长卡西米尔·佩里埃、不管部长安德烈·杜潘(André Dupin)、外交部长马修·莫莱和财政部长约瑟夫-多米尼克·路易（Joseph-Dominique Louis）随后也纷纷辞职。 为了消除左派带来的困局，路易-菲利普立即采纳了拉菲特的建议，并要求他在1830年11月2日组建新的政府，路易-菲利普希望亲自行使权力使拉菲特失去影响力。 “如果政府首脑必须要由拉菲特先生担任，” 路易-菲利普私下对布罗伊公爵说，“只要他自己挑选阁员，那我同意。不过我要提前说明白，我不会赞同他的主张，我实在不能答应他给他提供帮助”。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然而，组建内阁引起了长时间的政治交易，并且，拉菲特被国王不遗余力的友善表现所欺骗，认为国王给予了他真正的信任。 12月15日至21日，贵族院进行了对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长的诉讼，同时，要求对他们处以死刑的骚乱将贵族院团团围住。四位部长被处以终身监禁，波利尼亚克附加法律死亡。全靠内政部长蒙塔利韦（Montalivet）的机敏，将他们安置到文森要塞，四位部长才逃脱了人群的殴打。国民自卫军维持了巴黎的平静，显示出它作为新政权的资产阶级民兵的重要角色。 这一事件显示出国民自卫军的重要性，这是政府为确保公共秩序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另外，也暴露出将其交到并不可靠的拉法叶手中所存在的风险。很快，趁着一次重组的时机，拉法叶被迫辞职，这也导致司法部长杜邦·德勒尔离开了政府。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依赖单一的军事力量，路易-菲利普委托战争部长苏尔特元帅立即重组作战部队。从1831年2月起，苏尔特向众议院提交了他的计划，涉及到增加军队的兵力、消除过剩的军官、确保武器和弹药的供应。他使《1831年3月9日法》（Loi du 9 mars 1831）获得了通过，这项法律创建了外籍兵团，这是一系列重大军事改革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在运动党的诉求下，政府实施了多项改革，这些改革早已被写入《1830年宪章》第69条：关于市议会的《1831年3月21日法》（Loi du 21 mars 1831）重建了选举原则，大幅地扩大了选民基础——3260万居民中有2到3百万选民，这是立法选举选民人数的十倍；《1831年3月22日法》（Loi du 22 mars 1831）重组了国民自卫军；经过两个月议会辩论才通过的《1831年4月19日法》（Loi du 19 avril 1831），将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从300法郎直接税降低为200法郎，将取得被选举权的纳税额从1000法郎直接税降低为500法郎。选民数量从不到10万增加到16万6千。通过选举，每170名法国人中就有1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了骚乱，这次骚乱最终导致了内阁的倒台。骚乱起源于14日正统派为纪念贝里公爵（Duc de Berry）在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的弥撒。这场宗教仪式实际上变得明显带有政治性，变成一场支持尚博伯爵的示威。革命者把这视为不能容忍的挑衅行为，他们冲进教堂对正统派进行了洗劫。第二天，人群再次劫掠了巴黎大主教府，随后又抢劫了多座教堂。巴黎大主教府在七月革命时已经遭到破坏，这一次被彻底摧毁。这场骚乱蔓延到外省，多个城市的神学院和主教府遭到抢劫。 对此，政府放弃了武力镇压。塞纳省省长奥迪隆·巴罗、巴黎警察局局长让-雅克·波德（Jean-Jacques Baude）和巴黎国民自卫军指挥官穆通将军（Georges Mouton）反应消极。当政府最终采取措施时，是去逮捕巴黎大主教德凯朗（de Quélen）、圣日耳曼奥塞尔的本堂神甫和其他被控告的神甫，原因是他们从事挑衅行为。 为了缓和局势，在王长子的支持下，拉菲特向国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去掉国玺上的百合花。路易-菲利普企图回避，但他最终还是签署了《1831年2月16日法令》（Ordonnance du 12 mars 1831），这项法令将国玺上奥尔良家族的纹章换成一枚新的盾形纹章，纹章上是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1830年宪章”几个字。随后还要把国王马车上、政府建筑物上、以及其他的百合花饰刮掉。路易-菲利普非常克制，违心地满足了这些要求，但对拉菲特来说，却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从这一天起，国王决心尽快摆脱拉菲特。 总之，动乱升级本身就是对运动党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次诘难。在众议院，2月19日，基佐感到愤慨，在所有中间派议员的强烈支持下，他挑动拉菲特解散众议院并重新选举。作为总理，拉菲特接受了这样的挑战，但是，解散众议院是国王才有的特权，路易-菲利普还想再拖延几天。在此期间，在蒙塔利韦的要求下，塞纳省省长巴罗被塔耶皮耶·德邦迪（Taillepied de Bondy）取代，而维维安·德古贝尔（Vivien de Goubert）接替了巴黎警察局局长波德。巴黎的街头，混乱仍在持续。一切都可以当作闹事和示威的借口。更重要的是，经济形势不景气。 最终，路易-菲利普决定迫使拉菲特辞职，他用了点计策。路易-菲利普让外交部长塞巴斯蒂亚尼把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梅松元帅（Nicolas-Joseph Maison）的一份3月4日抵达巴黎的报告交给了自己，这份报告说，奥地利即将对意大利进行军事干预。拉菲特通过3月8日的《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他当即要求塞巴斯蒂亚尼给出解释。塞巴斯蒂亚尼不得不承认，他这么做是因为接到了国王的命令。拉菲特急忙去见路易-菲利普，国王客气地接待了他。为了让国王自己道出事情原委，拉菲特跟国王提起了他在众议院展开的那项鼓动战争的计划。路易-菲利普劝他把问题提交给内阁，于是内阁在第二天举行了会议，结果一致反对拉菲特。他只能辞职。 在搬开了“运动党”这块绊脚石之后，国王吁请“抵抗党”出面掌权。对路易-菲利普来说，他本质上是个中间派，这种新的政治选择并不怎么比以前那种更舒适，更何况他对银行家卡西米尔·佩里埃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政治运动领袖没有一点儿好感：这种新的选择一上来就只是路易-菲利普的另一块绊脚石，他是企图利用这种选择重建国家的秩序，而让抵抗党的支持者为不受欢迎的措施承担责任。 1831年3月13日，拉菲特被“抵抗党”的主要人物卡西米尔·佩里埃取代。新内阁的组建引发了同路易-菲利普的谈判，这场交易颇为棘手，国王不愿削弱他的权力，并且，他不信任佩里埃。但佩里埃最终强加了他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关于总理在其他部长之上的支配地位，以及当国王不在时他召集内阁会议的可能性。佩里埃还要求把公开主张先进自由主义思想的王长子排除出内阁。然而，佩里埃并不想降低王室的声望，相反，他希望提高王室的声望。例如，他强迫路易-菲利普从他的家族住宅皇家宮殿搬到王宫杜伊勒里宫（1831年9月21日）。 1831年3月18日，佩里埃在众议院发言，实为他的施政纲领演说：“重要的是”，他说，“新成立的内阁告诉你们它是遵循什么原则组建的，又是什么原则指导着它的运作。你们应该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投票，应该知道你们支持的是什么政治制度”。组建政府所遵循的原则是内阁集体负责制，以及在行政机构之上的政府职权——集权制。至于政府打算实行的原则，对内是“我们革命时一样的原则”：“七月革命的原则[......]不是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