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

佛經為記載佛語和佛陀教法的經典。主要指經藏，有時也泛指經律論三藏，以及歷代後賢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總稱為「眾經」、「一切經」或「大藏經」。按佛教傳統和記載語言，佛典可分為巴利語（南傳上座部佛教）、古漢語（漢傳佛教）、古典藏語（藏傳佛教）三大體系，殘存的梵語、犍陀羅語文獻，並衍生出焉耆-龜茲語、于闐語、粟特語、回鶻語、西夏語、蒙語、滿語、日語、韓語、越南語、古爪哇語、高棉語、泰語、傣語、緬語、僧伽羅語、現代漢語和英語等語言的再譯本。 佛教在印度一千多年的發展，誕生了為數眾多的龐大典籍。儘管有共通源頭，但經過長期抉擇、揚棄與衍生的教判過程，形成了多樣化的面貌： 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會通過〈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識〉，作為聯合不同佛教傳統的普世宣言。其成員來自南傳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怛特羅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代表。 佛教早期並沒有書面經典，僧眾以口述傳承教法。釋迦牟尼寂滅後，僧團在王舍城舉行第一次集結（saṃgīti）。據佛教律藏的共通記載，該次集結由「上座」比丘大迦葉等人主持，「多聞者」阿難誦出佛陀所說修多羅，「持律者」優波離誦出波羅提木叉，大眾對其內容共同審定，再編成次第，為後來《四阿含》（法）與律藏（律）的起源。 佛陀在世期間，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於歸納演繹佛法精義，為後來阿毘達磨論藏（對法）的濫觴。傳說王舍城結集時，大迦葉誦出了阿毘達磨（其他的記載，則謂是阿難或富樓那）。在推重阿毘達磨的上座部中，如說一切有部、銅鍱部、犢子部等，主張自宗所傳承的阿毘達磨論為佛陀所說，不過大眾部與化地部、銅鍱部律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而經量部師認為沒有對法藏，對法只是契經解說慧學的部份，弟子所作的論只是經疏，不算作藏。 印順法師檢視有關論藏結集的記載，異說紛紜，認為論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時代尚未存在，而應為部派時代的作品。他也主張經與律，應是經過一段時期不停的整理與結集才形成現有規模，現存的四阿含與律藏難以單一溯源到王舍城結集。 大乘經的傳出有種種傳說。據《大唐西域記》，大眾部另外進行窟外集結集出五藏。其中或有大乘經；《大智度論》則記載，佛陀滅度後，文殊、彌勒諸大菩薩，與阿難共集摩訶衍教法，專稱為「菩薩藏」。西藏傳說則稱大乘佛法之根本結集，在王舍城旁無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萬佛子聚集，由普賢菩薩領導、文殊、彌勒、金剛手等大菩薩共同結集而成。其他則有說是從諸天與龍宮取得、憶念過去生所聞佛法、從他方佛、三昧中見佛等聽聞而來。 大乘經論當中，文殊傳承甚深觀於龍樹─提婆，形成《中論》等中觀般若經論，彌勒傳承廣大行於無著─世親，形成《大乘經莊嚴論》等唯識經論。天台宗以龍樹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為龍樹「今師相承」。禪宗稱佛陀在靈鷲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傳至菩提達摩。。 有些記載稱，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專門收集諸佛所說之祕密真言(mantra)、陀羅尼(dhāraṇī)、種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護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剛手菩薩（金剛薩埵）為雜密及諸密續之傳法與集結者，藏密又以普賢王如來、金剛總持為無上瑜伽的傳法者。 關於佛教在何處傳播、受持等問題，歷史上並無留下明確記載，因此無法確定從佛世到佛滅間佛教流傳的地域範圍。只能從阿含經與律藏所提的說法與制戒地點，約略推想出佛陀遊歷的地區，大抵就是恆河中游的摩揭陀國，即現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大部分與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區。 在根本分裂後，由於阿育王對佛教的保護政策，佛教傳到印度內外各地。之後，根本兩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滅三百年以後，便形成所謂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據南方上座部所傳，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國內外九個地區傳教，擴大佛教教團的幅員，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遠及希臘；北至喜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帶發展，南從印度南部到斯里蘭卡，東則遠達緬甸地區。而佛教哲學的論書（阿毘達磨）也在這時逐漸成立，一般認為論藏是歷經初期、中期、後期，共費時約二至三百年的時間，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才定型下來。 大乘佛教的傳出，至早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初期傳出的大乘經典可分為以信行為中心的「念佛」，與重視智行的「般若」、「空」等兩大類。迦膩色伽28年(公元2世紀)，摩偷羅地方就有阿彌陀佛像，為已知最古之阿彌陀佛像，其銘文為「願一切眾生得無上佛智」，可見其時阿彌陀佛信仰已在當地流傳。這些新傳出的大乘佛典，與佛傳文學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提倡以菩薩為本的佛法，並反對部派佛教的阿毘達磨學說，引發了當時部派間的論諍。至公元二世紀後，這些大乘經典大量在中國傳譯。 關於大乘教團的起源問題，現代歷史學的學術研究未有明確定論。明治時期的學者前田慧雲(1903)對比大乘和大眾部的思想後，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提出「大眾部起源說」，但也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未必與大眾部有密切的關係，倒與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淵源。平川彰(1968)則提出「在家佛塔教團起源說」，認為大乘佛教非源於部派，而是以佛塔供養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團。不過此說因文獻證據不足，主觀推論過多，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Gregory Schopen更詳細考察印度與佛塔相關之碑銘，得出公元前二世紀已有出家僧人參與佛塔供養，表明部派僧人與佛塔供養的密切關係，主張「在家佛塔起源說」不能成立。Paul Harrison等學者，則注意到大乘經典強調禪修的重要，而主張大乘初期的教團是以森林禪修、頭陀行為主的傳統，這群禪修者日漸增多後才開始發展成寺院。 另外，有學者認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於部派的特定學派思潮，而不具有教團的獨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最早出現「大乘」名號的碑文位於公元五世紀以後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釋種比丘．大乘（信奉者）的布施，迴向一切眾生得無上智」的字句，推測或許到此時才有比較自主的大乘教團存在於印度。 佛陀傳佈其教法的用語，最初為摩揭陀俗語。隨著教團擴張，僧眾們用印度當地的俗語來傳佈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約西元320-550年）時期，佛教內部轉而使用梵語的情況變得明顯。 由於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語傳述佛典，早期的漢譯佛典並非譯自梵語，而是從印度俗語、犍陀羅語、西域諸語等語言翻譯過來的。直到後期，佛教僧眾改以梵語作為經典語言之後，南北朝之後的漢譯佛典就以梵語佔多數，而七世紀之後的藏譯佛典更是幾乎全譯自於梵語。 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相傳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隨後有安世高譯《轉法輪經》《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支謙等譯《法句經》《大般泥洹經》、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竺法護譯《生經》《修行道地經》、鳩摩羅什譯《遺教經》、還有譯者不明的《稻稈經》、《八大人覺經》等早期翻譯佛典。 東晉至唐朝為漢譯佛典興盛期，其中鳩摩羅什與真諦、玄奘、不空（或義凈）並稱為佛經翻譯四大家，譯出不少般若、中觀、如來藏、唯識和秘密乘佛典。北宋的法天、施護、天息災等人，所譯佛典以密續為主而旁兼阿含類及些許大乘顯教經論，這是漢傳佛教最後一次大規模翻譯佛典的活動。 民國時期，漢傳佛教與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及藏傳佛教有了較多接觸，分別有了參法師（葉均）和法尊法師譯出零星作品。 不同時期和地域的佛教，有其各自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為佛陀根本聖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經》為佛法核心，唯識學派以《解深密經》為最高宗義 ；中國佛教把《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視為究竟圓滿的圓教，讚譽「法華成佛，華嚴富貴，楞嚴開慧」。源自唐密的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般若理趣經》。藏傳佛教的藏密行者常誦持《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以《秘密集會續》《勝樂根本續》《時輪續》等無上瑜伽密續為最上教法。尼泊爾的尼瓦爾佛教則有以九部梵文本大乘佛經為殊勝「九法」（Nava Dharma）的傳統。 就漢傳佛教宗派而言，禪宗又與《楞伽經》《思益經》《維摩詰經》《金剛經》《文殊說般若經》《大乘涅槃经》《圓覺經》有重要淵源；西方淨土法門特重《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彌勒淨土法門重《彌勒下生經》《觀彌勒上生經》。此外，解說如來藏義的《勝鬘經》，和禪那、三昧有關的《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觀普賢行法經》在漢傳佛教亦受一定重視（印度中、後期大乘亦重視《月燈三昧經》、《寶雲經》）。祈請佛菩薩護佑加持的《金光明經》《仁王護國經》《藥師經》《地藏經》《普門品》等，在漢傳佛教也相當盛行。《大寶積經》和《大方等大集經》為大乘的經集，廣收各種大乘修行法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及〈大悲咒〉〈尊勝咒〉〈楞嚴咒〉為漢傳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誦持的陀羅尼。在密教當中，佛菩薩本尊護法各有其真言，如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準提菩薩的〈準提咒〉、毗盧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傳密宗特別盛行多羅菩薩的〈度母二十一禮讚〉以及〈金剛薩埵百字明咒〉，後者為修習本尊瑜伽的必備前行。尼泊爾的尼瓦爾佛教奉行《大隨求陀羅尼經》、《守護大千國土經》、《大孔雀明王經》、《大寒林陀羅尼經》、《大護明大陀羅尼經》為五護陀羅尼（Pañcarakṣā）。奉尼柯耶為聖典的南傳佛教則把《慈經》、《吉祥經》、《寶經》、《阿吒曩胝經》等當作護衛經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淨的〈緣起偈〉，經常被銘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視之為佛陀法身。 並非所有漢傳佛典皆為翻譯之作，如古代民間流行用來祈求福報的《高王觀世音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或者天台宗著作中，常引用南北朝時期流行的《提謂波利經》、《像法決疑經》、《最妙勝定經》，後世經錄皆判定非譯自印度，而列入偽目，為刻本藏經所不收。又如传达孝顺亲长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盂蘭盆經》、《地藏经》等，現代研究者多认为是華人僧俗所造。這些可能是在漢地撰造的「本土經論」不乏至今仍對中國佛教影響至鉅的佛典，如戒律類的《梵網菩薩戒經》，經藏類的《大佛頂首楞嚴經》、《圓覺經》，以及論典類的《大乘起信論》、《寶藏論》等等。 《六祖壇經》是後人推崇禪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稱為「經」的言行錄，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淨影慧遠《大乘義章》、慈恩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以及永明延壽《宗鏡錄》為漢地重要的佛教通論之書，為佛法之綱要。智顗《法界次第初門》則從其止觀角度出發，撰集法數名目，明法門之淺深次第。《法苑珠林》以類書的形式網羅眾多佛教經論和外典俗書，為佛教的百科全書。《彌蘭王問》（那先比丘經）記載部派佛教時期，印度僧侶那先比丘（龍軍長老），與統治當時北印度之希臘國王彌蘭王（米南德一世）對答佛教義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 中國佛教在唐代以後，為了控管僧尼人數，曾形成「試經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華經》等大乘經為主要的應試經論。歷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學影響的漢譯佛經，依據胡適的說法，則要算上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法華》，《維摩詰》這三部。初期佛教聖典、現代佛學公認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長期在中國佛教的傳統裡受到冷落。不過在印順法師的闡發推動下，記載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及尼柯耶，已逐漸為現代華語佛教界所研習重視。 由於佛教經文繁多、經典龐大，一些短小的經文或偈頌集，編輯為入門書而流傳開來，如《法句經》、《四十二章經》(中國佛教)、《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中國佛教)、無著賢論師的《佛子行三十七頌》(西藏佛教)、摩咥里制吒的《一百五十讚佛頌》及龍樹的《勸誡王頌》（印度佛教）等。 阿含經 法句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金剛經 法華經 華嚴經 解深密經 楞伽經 四分律（漢傳僧團） 巴利律藏（南傳上座部僧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藏傳僧團） 阿毘達摩 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成道後，開演教法的第一部經，是在鹿野苑對五比丘宣說中道及四聖諦的《轉法輪經》，接著是《五蘊皆空經》，最後一部是佛陀入般涅槃前三個月行腳教化及開示最後教誡的《大般涅槃經》。天台宗判教等大乘佛教說法，是以如來初成道後，現毘盧遮那身講《華嚴經》頓說佛道，爾後開演《四阿含》，以及《維摩詰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大乘經漸次陶練其心，最後講《法華經》開權顯實，顯揚一乘，又於入滅前說《涅槃經》捃拾眾生，令具真常佛性，入大涅槃。 若按體裁，佛典又可分為十二種形式（若依九分教則沒有「尼陀那」、「阿波陀那」、「優波提舍」）： 佛陀在人間活動事跡的素材，散見於律藏以及本緣部佛經，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眾許摩訶帝經》、《四分律·受戒犍度》、《五分律·受戒法》、《巴利律藏·大犍度》、《本生義註·Avidūrenidānakathā》、《大事》、《中本起經》、《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僧伽羅剎集經》、馬鳴《佛所行讚》、《佛本行經》等佛典，當中涉及具神話色彩的本生類故事。信仰者以這些佛傳故事為雕繪主題，創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圖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統的佛傳作品，有五世紀的佛授（Buddhadatta）撰《勝者莊嚴》（Jinālaṅkāra），六世紀初僧祐造《釋迦譜》，禪宗燈史錄〈七佛〉傳，十三世紀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統紀·釋迦佛紀》，十五世紀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傳釋迦牟尼佛傳》（原書名：無誤講述佛陀出有壞美妙絶倫傳記·善逝聖行寶藏），這些作品大多為史實、傳說與法統相糅合的敘事。 現代人著作則有星雲法師《釋迦牟尼佛傳》、髻智比丘《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禪師《故道白雲》、中村元《瞿曇佛陀傳》等等。 汉文藏经的编纂始于南北朝时，之后在全国存有大量的写本藏经，但由于资料缺乏，对于这些写本藏经的情况现在尚未釐清。到唐开元时，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已有1076部，5048卷。之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经最早为开宝藏，北宋初开始刊印。最初为蜀版，后有福州版。其后历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经雕印。 歷代雕版印刷的漢文大藏經以般若部為首，排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前，至大正藏則以阿含部為首，排序長阿含最前。藏傳的《蔡巴甘珠爾目錄》以金剛果乘續部為首，排序《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吉祥時輪本續》最前。 狭义的佛经专指经藏中的契經。现存的佛教原典有： 广义的佛经总称“三藏”，包括：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將「過去無量殑伽沙諸佛世尊所說正法」，攝為五分（藏）： 並稱五藏之受持者，阿難受持「素呾纜藏」(經)，優婆離受持「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阿毘達磨藏」(論藏)，文殊菩萨受持「大乘般若波羅蜜多」(般若)，金剛手菩薩受持「甚深微妙諸總持門」(真言門)。 漢傳大藏經，主要由域外翻譯佛典組成，後來也加入漢傳佛教僧人撰寫的佛教著作。最初為寫本，印刷術發明後，在北宋初年出現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即《開寶藏》。由於寫本傳抄有異寫、訛字、脫文、衍文、倒文，因此各地流傳的寫本藏經也有所不同。從北宋初年到末年，由當地寫本藏經產生的刻本大藏經，主要形成了三個系統：以《開寶藏》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系、以《崇寧藏》、《毘盧藏》為代表的南方系。 中國佛教石經雕刻之舉始於北魏末年，盛於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於摩崖和經幢上。 「摩崖刻經」以北齊、北周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金剛經》﹑徂徠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經》、水牛山《文殊師利般若經》等。河南安陽寶山、河北磁縣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經摩崖。 「經幢」創於初唐，其制如柱，一般為八角棱形，上有蓋，下有座，經文刻於柱身。陝西富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刻於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為現存較早的經幢。佛教經幢以刻《陀羅尼經》為多，但也有刻《心經》、《楞嚴經》、《大悲心陀羅尼經》、《金剛經》、《藥師經》等經的。 「碑刻佛經」，數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經「房山石經」。幽州沙門靜琬鐫刻石經以防法難，直至明末，歷時千餘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經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國字數最多的銘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審，亦包括從未見於目錄著錄的稀世孤本，例如《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唐玄宗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 此外，還有「石柱佛經」，刻在石柱上藏於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為代表；「塔刻佛經」，鐫刻於塔身或塔內石壁上，內容包含了佛教經目和各類佛教經咒。 長慶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於蘇州重玄寺法華院刻成石壁經，係為寺僧契元所書，白居易亦為之作讚碑。計刻法華經、維摩詰經、金剛般若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彌陀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實相法密經(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及般若心經等十萬言以上。 書法家寫佛經，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北魏人所書，刻入《壯陶閣帖》者為最早，有唐咸通年間大秦寺僧題識。但影響較大的，是稍晚的歐陽詢心經寫本，他也寫有〈佛說尊勝陀羅尼咒〉。此外，釋懷仁集王羲之墨迹為〈集字聖教序〉，寫有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著名的，還有題為王羲之所書的《佛遺教經》、鍾紹京的《轉輪聖王經》（起世經·轉輪聖王品）、柳公權的《金剛經》、國詮的《善見律》卷、張旭草書《心經》、以及懷素草書《四十二章經》。 唐代佛經傳抄最廣的是寫經生、僧人的寫經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這些作品才大量現世。所抄佛經以《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其質量參差不齊，以發願供養、祈求福報為主要目的。此外，大批的佛典疑偽經文獻、漢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禪宗著作、宣教通俗文書，如變文等，皆在敦煌文獻抄寫之列。 唐代以後，黃庭堅、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陳洪綬、文嘉、張照、孔繼涑等人所寫《心經》；蘇軾、趙孟頫、祝允明、孫慎行等人所寫《四十二章經》；米芾寫〈倒念揭諦咒〉；蘇軾、黃庭堅、張即之、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釋弘一寫《金剛經》；趙孟頫、董其昌寫《妙法蓮華經》等，均可稱為名品。其餘佛經法帖尚有張即之《華嚴經》《佛遺教經》、趙孟頫《楞嚴經讚佛偈》、蘇軾《圓覺經》《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文益禅師語錄》、董其昌《楞嚴經圓通偈》《阿彌陀經》《佛遺教經》、林則徐《阿彌陀經》、弘一法師《華嚴經》等等。 清代帝王亦好寫佛經，所抄內容以智慧、修持、覺悟、真如類的典籍為主，包括《般若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等。較具有代表性的佛經寫本，則有：康熙《心經》、乾隆《金剛經》、《白衣大悲王印陀羅尼經》、咸豐《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慈禧太后《心經》。 篆書方面的名作，則有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靈隱寺莫庵道肎，寫成的集篆三十二體《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每章一體，並註記各體源流。從北宋以後，歷經明、清二代，屢見重鈔翻刻或復臨的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是篆書史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集篆作品。 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經被毀，中國石刻佛經相當興盛，從北齊至宋元時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經已無法統計。書法家寫佛經的風氣，則較道經晚起步。唐代書法家少寫佛經，宋代書法家以翰墨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風氣下，兼寫佛道經。晚清藏書家葉昌熾評論：「佛經之精者皆大字，而碑為多；道經之精者皆小楷，而帖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