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南北朝時代南梁開国皇帝，廟號高祖。 萧衍是南齐宗室，亦是蘭陵蕭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今南京），父亲蕭順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母张尚柔。萧衍少年時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私德頗佳、亦不太注重個人享受，是竟陵八友之一。原為權臣，在其兄長蕭懿被害後，逐漸有帝位之野心，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是為梁武帝。稱帝後的萧衍改善許多前朝留下的弊政，並多次主持整理經史文書。然而晚年的他多次出家，傾力資助佛教發展直接導致國庫空虛，在侯景之乱爆發後絕食而亡。梁武帝萧衍在位时间近48年，在南北朝皇帝中名列第一。 萧衍年轻時多才多藝，學識廣博。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在南朝諸帝中堪稱翹楚，不在另三位開國皇帝之下。在南齊武帝永明年間，他經常在當時的文化中心、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出入，與沈約、謝朓等人合稱「竟陵八友」，在這期間發表了許多詩作，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皆有所成就。《梁書》紀載他：“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他很好學，從小就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少時習周孔，弱冠窮六經”，即位之後，“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 齐武帝驾崩时，萧衍没有参与王融意图拥立萧子良的政变，反支持皇太孙萧昭业登基。后又助权臣萧鸾篡位，是為齊明帝。皇叔荆州刺史随郡王萧子隆性温和、有文才，明帝欲徵之回朝，恐其不从。萧衍说：“隨王虽有美名，其实能力庸劣，手下没有智谋之士，爪牙只有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而且二人唯利是从，若以显职相诱，都会来；隨王只需要折简就能召来了。”齊明帝从之，徵垣历生为太子左卫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二人果然都到任。明帝再召萧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后杀之。 齊明帝死後，繼任的東昏侯蕭寶卷暴虐無道，爆發的亂事在各地将帥們的努力下皆被平息，當中最為得力的是蕭衍的兄長、時任豫州刺史的蕭懿。永元二年（500年），蕭懿被誣告謀反，遭東昏侯賜死。喜好樂府詩的蕭衍上任後派人搜集當地的民歌，恢復自晉朝以來就已停止的民歌搜集工作。同時他積極招兵，暗中尋找機會推翻東昏侯。他秘密的派人在襄陽大伐竹木，沉於湖底，直到一年後舉兵之時，馬上派人去湖中打撈起事先砍伐好的竹木，並讓早已召集好的數千工匠在最短時間內建造戰船，此即後世成語「伐竹沉木」（意略同於「未雨綢繆」）的典故。 萧衍写信给荆州行府事萧颖胄，劝他同举义旗。萧宝卷派遣将军刘山阳领兵联合萧颖胄攻打雍州。萧衍派手下也是萧颖胄的心腹王天虎劝说周边一同起兵，但给萧颖胄及其弟萧颖达的信只写了“天虎口具”，即由王天虎口述，而王天虎因未得到萧衍的事先交代，无话可说。这样萧颖胄就无法通过上交信件取信于刘山阳，刘山阳也就不敢在荆州入城。萧颖胄夜间召部下席阐文、柳忱商议。席阐文建议斩刘山阳，跟随萧衍一起起兵，拥立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柳忱同样劝说，萧颖达也赞同，萧颖胄同意。萧颖胄斩王天虎首级，取信刘山阳后诱杀之，首级送给萧衍，发檄文以讨伐东昏侯近臣茹法珍、梅虫儿为口号，与萧衍一共起兵，拥立萧宝融为主，又拥立为帝，即齐和帝。 中興元年（501年），蕭衍領兵攻郢城，圍攻兩百餘日，城破，「積屍床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然后攻打首都建康。同年十二月，東昏侯在政變中被將軍王珍國所殺，蕭衍遂攻占建康。中兴二年（502年），皇太后王寶明临朝称制，萧衍以她的名义表面迎接和帝回京，期间给自己加官进爵加殊礼，以谋反为由杀死明帝的其他儿子和侄子，仅明帝庶长子晋安王萧宝义因聋哑、嫡六子鄱阳王萧宝夤因寻机北逃幸免；之後未等和帝回京就以太后名义迫使其禅位而登基，改國號為梁，是為梁武帝，改封和帝为巴陵王，次日就赐死，改以萧宝义为巴陵王。 梁武帝昔日的好友沈約、范雲等世族後人在梁朝當上宰相，與武帝弟前朝重臣蕭秀等人合力推動各種改革，改正南齊時施政上的種種問題。此外，武帝登基後對樂府詩的興趣不減當年，仍參與樂府詩的創作及編修。在他的影響和提倡下，南朝文化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南史》作者李延壽評價道：“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這一年被中國歷史學家視為南朝梁發展的分水嶺。在這年開始，梁武帝開始篤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 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後還俗返宮，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是為大通元年（527年）。同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今安徽蒙城），在關中侯陳慶之的奮鬥下梁軍大敗北魏軍、俘斬甚眾，又乘勝進擊至城父。梁武帝詔下令渦陽之地設置西徐州，並以手詔嘉勉陳慶之：「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梁武帝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龍袍，换上袈裟，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當月二十五日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宝”祈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還俗。 梁武帝的太史奏称「荧惑侵斗」，讓梁武帝感到緊張，當時童謠：“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就赤脚下殿跑步，希望能化解災厄，以应天意。之後傳來北魏孝武帝西奔的消息，得知此事的武帝羞惭地以華夷之辨的理論说：“綁著辮子的胡虜（索虏）也配符应天象吗？”，由於天象应於北魏，意味北魏孝武帝才是得到天命的法統天子。 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此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武帝。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 侯景原为东魏的将领，由于他与东魏丞相高澄的矛盾，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据河南十三州叛归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其不信任。迫于无奈，侯景致函萧衍，许愿献出河南十三州来投奔南朝梁。萧衍接纳了侯景，并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不久，东魏攻击侯景，萧衍派姪子萧渊明支援，结果战败，萧渊明被俘。侯景败退后占据寿阳。高澄假意提出和解，意在离间侯景和梁朝。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议和是离间之计。而朱异等人则极力主张与东魏和好。萧衍不听臣下劝告，与东魏使者往来，侯景感到恐慌。 此时，侯景假托东魏名义写信给萧衍，提出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居然表示接受。侯景十分气愤，遂起兵叛变。他以萧正德为内应，轻易渡过了长江，并在公元549年三月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粮食断绝，饥病困扰，人多浮肿气急，横尸满路，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按兵不动，无人讨叛。十二日，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洗劫，蕭家宗室、世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皆遭血洗，史称侯景之亂。 据说梁武帝曾经在志公禅师臨終時向其询问自己寿命，志公说：「我的墓塔倒了，陛下的大限就到了。」志公涅槃後，寺方造了木製的靈塔，梁武帝担心志公的木造靈塔不坚固就拆除打算重建，拆了以后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城陷之後，侯景的武士隨意進出皇宮、甚至佩帶武器。蕭衍見了很奇怪問左右侍從，侍從說是侯丞相的衛兵。蕭衍生氣地喝道：「甚麼丞相！不就是侯景嗎！」侯景聽說了非常生氣，於是派人監視蕭衍，蕭衍的飲食也被侯景裁減。蕭衍年事已高，口苦乾渴，索蜂蜜水，未得實現，大喊數聲以後，便在饑渴交加、氣急攻心中去世。死时86岁，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市陵口）。谥号武帝，庙号高祖。 梁武帝除了帝王的身分，也身為學者在經文、史、詩詞、佛學等領域留下大量著述而出名的「和尚皇帝」。 梁武帝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捨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捨事道法詔》，宣布捨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有關《捨事道法詔》的真实性在学术界存疑，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梁武帝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在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前，漢傳佛教「律中無有斷肉法」（反而是與釋迦佛作對的天啟，提倡素食），蕭衍把佛教五戒中的不殺生引申為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開啟了漢傳佛教素食的傳統，之後漢傳佛教僧團開始遵守《梵網經》規定的菩薩戒，不再食肉。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的僧侶，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祭祀禮儀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梵網經菩萨戒”。 梁武帝晚年奉佛更甚，经常日食一餐，過午不食，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篤信佛教，由於不近女色，曾經四十年無幸后宮，最突出的奉佛行为，是多次舍身出家，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香火钱才把他赎出来還俗。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武帝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独列為《三慧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武帝在哲学上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槃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非常支持外僧的译经，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法師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伽藍，所建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南北朝时期来中国弘法，与梁武帝会谈。但因理念不合，话不投机，离开梁朝而北去。 在梁武帝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但武帝之后，梁简文帝和梁元帝也都篤信佛法。 [在维基数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