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 (英格蘭)

查理一世 （英語：Charles I，1600年11月19日—1649年1月30日[注 1]）是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国王，自1625年3月27日登基，直至1649年1月30日被处决（他是唯一被以国王身分处决的英格兰君主）。 查理出生于斯图亚特王朝，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的次子。1603年，他的父亲继承英格兰王位后，他迁居英格兰并在此度过大部分人生。1612年，查理的哥哥、威爾士親王亨利·弗雷德里克去世，查理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王位继承人。 1623年，查理前往西班牙，试图与西班牙的玛丽亚·安娜公主联姻，但最终未果。1625年继位后不久，查理迎娶了法兰西的亨利埃塔·玛丽亚公主。 继位后，查理与英格蘭議會频繁发生冲突，议会试图限制他的王权，而查理坚持“君權神授”，决意按自己的意愿执政。许多臣民反对他的政策，尤其是他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税款的做法，被认为是专制君主的暴政。他的宗教政策和迎娶罗马天主教公主的决定，进一步激起了英格兰清教徒和苏格兰誓约派等新教团体的反感与不信任，他们认为查理的立场过于偏向天主教。查理支持圣公会的高教会派，未能有效支持三十年战争中的大陆新教势力。他试图迫使苏格兰教会采用高教会派的礼仪，导致主教战争，间接增强了议会的地位，为他的垮台埋下伏笔。 1642年起，查理试图推翻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的权威，引发英国内战。1645年，他在议会新模范军手下战败，从牛津逃往北方，向苏格兰军队投降。经过英苏议会的漫长谈判，查理被移交给伦敦的长期议会。查理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并在1647年11月短暂逃离监禁。再次被囚于怀特岛后，他与苏格兰结盟，但在1648年底再次战败，新模范军巩固了对英格兰的控制。1649年1月，查理因叛国罪被审判、定罪并处决。英格兰的君主制随之被废除，英格兰共和国成立，由克倫威爾執政，此时期称为“克伦威尔空位期”。1660年，君主制恢复，查理的儿子查理二世继位为王。 查理于1600年11月19日夜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邓弗姆林宫，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与丹麦安娜王后的次子。同年12月23日，查理在爱丁堡荷里路德宫的王家礼拜堂接受了由罗斯主教大卫·林赛主持的洗礼，并被封为奥尔巴尼公爵（苏格兰国王次子的传统头衔），以及奥蒙德侯爵、罗斯伯爵和阿德蒙诺赫勋爵（Lord Ardmannoch）等附属头衔。 詹姆斯六世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远房表弟。1603年3月，英女王去世，没有子嗣，詹姆斯六世即位为英格兰国王，称詹姆斯一世。查理自幼体弱多病病，由于身体羸弱，无法随父母和兄姊在当年4月至6月初迁往英格兰，只得留在苏格兰，由其父好友费维勋爵担任监护人。 在詹姆斯国王准备前往英格兰继承王位时，一位年迈的苏格兰老人前来告别，给予国王许多忠告和祝福。老人走到两岁的小查理面前，鞠躬并吻他的手，无视了旁边的亨利王子。詹姆斯纠正他，解释那是他的二儿子，王储是另一个男孩。老人说：​“我没有错。我知道我在和谁说话。襁褓中的那个孩子未来会比他的哥哥更伟大，他会将他父亲的王位传承好几代。​” 到1604年，三岁半的查理已经能在邓弗姆林宫的大殿内独自行走。鉴于他体质逐渐增强，家人决定将他接往英格兰与亲人团聚，此后他的大部分人生也因此在英格兰度过。抵达英格兰时查理已经4岁了，由宫廷官员罗伯特·凯里爵士的妻子伊丽莎白·凯里夫人负责抚养，凯里夫人让他穿上西班牙皮革和黄铜制成的靴子，以帮助强化其虚弱的脚踝。查理的语言发育较慢，终生带有轻微口吃。 1605年1月，查理被册封为约克公爵（英格兰君主次子的传统头衔），并被授予巴斯骑士勋位。托马斯·穆雷（苏格兰长老宗信徒）被任命为他的导师，教授他经典、语言、数学和宗教等课程。经过锻炼，查理的身体变得更加结实​。到1609年，兄长亨利就任威尔士亲王的庆典上，查理已经可以跳舞。1611年，查理获授嘉德勋章。 随着年龄增长，查理似乎克服了因佝偻病引起的体质弱点。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骑手和射手，并学习了击剑。然而，与体格高大健壮的兄长威尔士亲王亨利·弗雷德里克相比，查理的公众形象依然较为低调[注 2]。他深深崇拜亨利，并努力模仿他的言行。1612年11月6日，年仅18岁的亨利疑似因伤寒（或可能是卟啉症）去世。差2周满12岁的查理成为王位继承人，作为国王唯一的存活长子，他自动获得康沃尔公爵和罗斯西公爵等头衔。四年后，他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和切斯特伯爵。 在1613年，查理的姐姐伊丽莎白嫁给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并搬至海德堡居住。 1617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当选为波希米亚国王。翌年，波希米亚反叛者将其信仰天主教的两名大臣及一位书记官扔出窗外，引发政治动荡。 1619年，查理的母亲安妮去世。查理和升任海军大臣的乔治·维利尔斯建立了友谊。 1619年8月，斐迪南二世获得御选，波希米亚議會随即推举新教联盟领袖腓特烈五世为波希米亚国王，并获其本人同意。这一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冲突迅速蔓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欧洲大陆展开激烈对抗，这令英格兰国会与民众震惊。 1620年11月，查理的姐夫腓特烈五世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被击败，其普法尔茨领地遭哈布斯堡军队入侵。伊丽莎白与腓特烈五世被放逐至海牙。 然而，詹姆斯国王却希望通过查理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亚公主（神聖羅馬皇帝斐迪南二世的侄女）联姻来解决这一危机。此举遭到英国议会和公众的强烈反对。上议院还以受贿为名弹劾了詹姆斯的宠臣、主张和平的首席大法官弗兰西斯·培根。这是自1459年以来首次由议会独立发起的弹劾案，不经国王批准便以剥夺公民权的形式对高官进行审判，开创了重要的弹劾先例。此后，这一机制被用以对付查理及其支持者白金汉公爵、大主教劳德以及斯特拉福德伯爵。詹姆斯坚持认为，下议院只能专注于国内事务，但议员们则宣称他们享有言论自由的特权，并强烈要求对西班牙宣战，同时推动查理娶一位新教王妃。查理和父亲一样，认为议会对其婚姻的讨论越权，侵犯了王室特权。詹姆斯对议员们的鲁莽和不妥协深感愤怒，并于1622年1月解散了国会。 1623年，查理在白金汉公爵的影响下前往西班牙，试图促成婚约，但未能成功。公主要求查理改信天主教，英格兰也需信仰天主教，并废除刑法。此外，公主婚后要在西班牙滞留一年，以确保英格兰履行条约中所有的条款。这些条件使谈判陷入僵局。白金汉公爵和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伯爵之间还因为误解发生了私人争吵，最终使协商无果而终。查理于10月返回伦敦，因未带回新娘而受到热烈欢迎，随即与白金汉公爵敦促厌战的詹姆斯国王向西班牙宣战。 在新教顾问的鼓动下，詹姆斯国王于1624年召集国会以获取战争经费。查理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入主国会。反战的财务大臣米德尔塞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被查尔斯和白金汉公爵策划弹劾，詹姆斯对此表示不满，并警告查理要为此后果负责。同时，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组建的一支资金不足的临时军队，试图收复普法尔茨，但未能越过荷兰海岸线。1625年2月中旬，詹姆斯一世呼吁停战。白金汉公爵下令解救被困布雷达的尼德兰驻军，但詹姆士一世反对，他禁止曼斯费尔德与西班牙军队交战。曼斯费尔德的军队待命期间因湿冷的天气而受到疾病的侵袭，供给也日渐缩减。 1625年3月初，体重超标和过量饮酒的詹姆斯一世染上了“间日疟”​，随后病情加重，查理陪着弥留的父亲身边。1625年3月27日，苏格兰和英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及一世去世，几天后查理继位。查理便解除了詹姆士一世限制曼斯费尔德将军的命令，批准继续开战。军队前往解救困在布雷达的驻军。 詹姆斯一世留下了一个艰难的遗产：财政挥霍无度，与议会对立，未能与西班牙达成联姻，引发新教徒的愤怒，导致国民和议会的不信任。此外，依赖的税收逐渐减少，王室财政岌岌可危。詹姆士未能整合不同的信仰，爱尔兰依旧是天主教主导，而苏格兰则坚持独特的苏格兰教会。他认为，宗教上与他不一致的臣民无法完全忠诚。如果查理希望获得民众支持，以应对未来的冲突和战争，他必须与各地重修旧好，加强沟通。生前，詹姆士虽然优柔寡断，但多数时候仍按照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建议行事，而新国王查理一世对这位公爵则更加依赖。 1625年5月11日，查理在缺席的情况下与亨利埃塔·玛丽亚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外举行了婚礼，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避免他的第一届国会可能在婚礼上提出結婚啟事。国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国王娶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王后，害怕他因此而放松对罗马天主教的限制从而削弱辛苦建立的英国国教教会。虽然查理信誓旦旦的向国会宣布对拒不参加英国国教的天主教徒（recusants）不会放松限制，但实际上在他与路易十三秘密婚约中，英格兰将会协助法国压制在拉罗歇尔地区活动的雨格诺新教派，于是英格兰在法国宗教战争中长期坚持的支持新教的立场被彻底改变了。1625年6月13日，这对新人于坎特伯雷完婚。1626年2月2日，查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加冕，成为查理一世，其时对于王后信仰的争论甚嚣尘上，因此王后并没有出席加冕典礼。查理与亨利埃塔共生有7个孩子，其中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长大成人。 人们对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因为他支持一位具有争议的牧师——理查德·蒙塔古。在他的一本回应《A New Gag for the new Gospel》的小册子《A New Gag for an Old Goose》中，他自诩为离上帝最近的人。他与喀尔文教派发生激烈的争论，从而使他在清教徒中声名狼籍。在下院的辩论中，在一个清教徒——约翰·皮姆——攻击蒙塔古的小册子之后，他要求国王支持他的另一本册子《Appello Caesarem》（1625年），一本圣徒保罗所作的针对迫害犹太人上诉的参考书[注 3]。查理一世任命他为随军牧师，使得清教徒们不得不相信，作为教会领袖的查理，他这种对于阿民念主义的支持有在英国国教教会复兴天主教的秘密企图了。 在查理一世的初期统治中，他首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外交政策。本来只限制在波西米亚的三十年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1620年，查理一世的姊夫腓特烈五世在白山之战中被击败，到了1622年，尽管有英格兰志愿军的帮助，腓特烈五世在普法尔茨的世袭领地还是被神圣罗马帝国的斐迪南二世占领。查理一世答应姊夫重夺普法尔茨，因此当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出兵普法尔茨的时候，查理一世向西班牙宣战了。 国会本来计划用一种廉价的作战方案，借助海军攻击西班牙的殖民地，希望能够捕获西班牙运输财物的船队，借以补充军费。而查理一世则决定直接在欧洲大陆直接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也更加昂贵）。国会通过决议批准了总额为14万英镑的战争经费，对于查理的方案这些钱是不够的。尽管自1414年以来，王家征收吨税和磅税是终身的，但此次下院提出议案，限定查理一世的期限为一年，查理一世需要每年向国会申请以获得新的许可。但在上院中，以白金汉公爵为首的，查理一世的死党们则拒绝通过这个议案。查理一世对国会的决议置之不理，继续征收吨税和磅税。 对西班牙的作战由白金汉公爵指挥，战局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糟了。下院开始议程准备对公爵展开弹劾，查理一世则任命公爵为剑桥大学校长作为回应，1626年6月12日，下院发动了直接抗议“我们于吾王陛下和整个世界面前进行抗议，直到这位伟大的人不再干涉我们伟大国家的国家事务；我们对所有的成功都失去了希望，我们也非常非常担心，由于他的无能，我们应该或者能够负担的金钱已经将变得对您的王国有害了。”[注 4]。不管国会如何抗议，查理一世始终拒绝摒弃他这位朋友，相反的他解散了国会。 没有了国会的约束，查理一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为了获取更多的战争经费，他决定进行“强制借款”，这是一种可以不经国会同意就可以肆意征收的税。1627年11月，一个触及基本底线的案例摆上了国王的台面——“五骑士事件”（Five Knights' Case），在该案中，国王利用皇家特权，将不肯执行“强制借款”的人不经审判就投进了监狱。1628年，查理一世重新召开国会，5月26日国会提出了权利请愿书，呼吁国王改过自新，不能未经国会同意就随便征税；不能对公民强制戒严；不能未经正常程序就将公民投入监狱或者在公民的家中驻扎军队；查理一世批准了请愿书 ，可实际上他仍是我行我素不经过国会同意就继续征税。 尽管查理一世在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婚约中规定他会协助压制雨格诺派的拉罗歇尔，但他还是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1628年，由他一手炮制，白金汉公爵指挥的圣马丹德雷围攻战，于是英格兰和法国之间就无可避免的产生了隔阂。圣马丹德雷围攻战直接刺激了路易十三，他发动了拉罗歇尔围攻战。然而白金汉公爵命中注定要与失败打交道，圣马丹德雷围攻战以失败告终，间接導致新教的雨格诺派被鎮壓。从此以后，国会对公爵和国王这对搭档一唱一和的表演的厭惡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注 5]。 1628年8月23日，白金汉公爵遇刺，举国欢庆。这充分暴露了宫廷与国家，国王与下院之间的矛盾。虽然白金汉公爵的死立即就结束了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但是，查理一世与国会之间关于税收和宗教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1629年1月，查理一世重新召开了1628年解散的国会，会议刚一开始，他就发表了关于吨税和磅税问题的演讲，下院的议员们开始提出反对的呼声，并且以罗尔地区的事情为例。在那里，有些议员由于付不起吨税和磅税而被没收了货物。很多议员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权利请愿书，议员们认为请愿书中“不得随意逮捕公民”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公民的货物。当查理一世在3月10日宣布休会的时候，议员们把院长（英国下议院院长）——约翰·芬奇爵士——按到椅子上，他们担心国会会被无限期拖延，而那些关于天主教，阿民念主义以及吨税和磅税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议员们大声读出了这些议案。最后的决议认为如果任何人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交吨税和磅税就“会被认为是对英格兰自由的背叛，也是英格兰的敌人”[注 6]。尽管最后这一决议没有通过，但是还是有很多议员投了赞成票。不管怎样，查理一世被彻底激怒了，他在当天就解散了国会，并且逮捕了8个国会领袖，其中包括约翰·埃利奥特。 在解散国会后不久，由于查理一世觉得在没有国会的帮助下无法有效的获得用于欧洲战事的经费，或者是由于白金汉公爵的死，他与法国和西班牙媾和了。之后的11年间，查理一世再未召开过国会，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个人统治期」（Personal Rule）或“十一年暴政期”（Eleven Years' Tyranny）。 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的统治时期，王国就已经产生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尽管与西班牙和法国有两次短暂的战争，但实际上查理一世是根本没有经济实力能够负担得起在欧洲大陆作战的。在查理的整个统治期间，他都依靠雇佣军以及外交影响力来支持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以及保证普法尔茨的安全。没有了国会，就没有了官方的课税，也没有法律规定的课税，在当时英格兰实际上是全欧洲收税最低的国家，以查理一世的能力想要以一己之力合理合法的收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为了能够获得财政收入，而又不用召集国会，查理一世翻出了1279年的一部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法律，名为“骑士扣押法”（Distraint of Knighthood）。法律中规定任何年收入为40或高于40英镑的人，每年都必须参加骑士加冕典礼并加入王家军队成为骑士。根据这个法律，1626年，查理一世对所有没参加骑士加冕典礼的人都进行了罚款。 其后，查理一世又引入了被废止已久的封建税种，例如供应税（purveyance），监护税（wardship）以及森林税（forest laws）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要属船税了，这也是在吨税和磅税之前最不受人欢迎，也是获利最丰的一个税种。根据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的法令，船税只能在战争时期征收，并且只能在沿海地区征收。然而，查理一世认为并没有法律规定和平时期不能征收船税。在1634年到1638年间，船税提供了每年15万到2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在那以后收入就急剧下降了。这些收入直接作为海军开支，这样诺森伯兰郡伯爵就成了税收的直接受益人。反对船税的呼声与日俱增，1637年，约翰·汉普顿进行了法律质询，从而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公开抗议的平台。然而，王家法庭已经把这个税种定义在了国王特权的范围内了。 查理一世还通过专利许可获取财富，尽管这种行为在1624年的一个法案（The Monopolies Act）中已经被明确禁止了。虽然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在1630年代还是带来了每年10万英镑的收入。查理一世还利用苏格兰贵族赚钱，1625年，他收回了那些贵族所有的王室或者是教会授予的土地，那些苏格兰贵族必须每年付租金去继续拥有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在查理一世整个的统治过程中，英格兰宗教改革总是不停的成为争论的焦点。阿民念教派强调神人合作，反對神恩獨作，更認為神愛世人，不是上帝選擇人來救助，被清教徒攻擊為異端，并認為阿民念教派是罗马天主教复兴的潜在力量。查理一世赞同阿民念教派的学说，尤其是他希望英国教会远离喀尔文主义，向一个更加传统和圣礼的方向（sacramental direction）发展。这使清教徒们一致相信，国王有反对新教趋势的猜疑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清教徒们就对压制新教的这位暴君进行了长期的反抗，尤其是在法国发生宗教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二次布拉格拋窗事件和三十年战争开始后。这些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事情引起了英格兰人民的强烈共鸣，他们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而查理一世在国外支持新教的措施屡遭失败，使得人们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 。随着查理一世和他大主教（威廉·劳德）的行为越来越不可理喻，对他们的指责也变得越来越多。 1633年，威廉·劳德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实施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改革。例如为了确保宗教的一致性而解除那些不循规蹈矩的牧师的神职，以及取缔清教徒组织等。他的政策是与喀尔文主义背道而驰的，他还坚持所有英国教会的礼拜仪式都要符合公祷书的规定，于是英格兰所有教堂的内部结构都进行了重新布局，以便强调圣餐的祭坛。劳德启用了两个最恐怖，最专制的宗教法庭来惩罚那些敢于拒绝执行改革的人——最高刑事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和星室法庭。前者可以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而后者，基本上就是枢密院的扩充，除了不能把人直接处死外，可以用任意方法惩罚任何人，包括刑求的肢体折磨。 在十一年暴政期的头一年英格兰的局势还是相对稳定的，部分原因是比较严的中央集权。而且很多反对查理一世税收政策和劳德宗教政策的人在1634年都随格里芬号（Griffin）被流放到了美洲，例如托马斯·虎克儿（Thomas Hooker）。1633年，星室法庭完全取代了最高刑事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的地位，成为了实际上的用来对付宗教异端的最高法庭。在这一时期，犯人们经常是未经起诉就被法庭审判，而且一般来讲供词都是通过肢体折磨获得的。 然而当查理一世试图在苏格兰推行他的宗教政策时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虽然出生于苏格兰，但他与苏格兰的关系相当疏远，实际上自从他幼时离开那里，直到他1633年加冕为苏格兰国王，这期间他从没去过苏格兰。1637年，查理一世在未与苏格兰国会和苏格兰教会协商的前提下，命令在苏格兰启用新的祈祷书，内容几乎和英格兰用的公祷书一模一样。虽然这一举动获得了苏格兰主教的支持，但却招致了苏格兰长老会的抵触。长老会认为，启用新的祈祷书是要把英国国教引入苏格兰。1637年，当苏格兰教会第一次根据新的祈祷书进行圣礼的时候，民众的抵触情绪开始滋生，他们以《民族誓约》的形式动员那些心怀不满的贵族。1638年，在苏格兰教会公投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cottish Church）上，决定废黜由苏格兰大主教领导的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由长老会建立的新政府，查理一世则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和背叛。 1639年，第一次主教战争开始了，[注 8]查理一世并没有通过国会筹措战争经费，而是动用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但实际上，查理的军队并没有真正和苏格兰军交锋，因为查理认为他的部队寡不敌众，会被轻易击溃。1639年，贝里克条约签订[注 9]，在条约中查理一世重新获得了苏格兰，并且取消了长老会的临时政府，但他也做出了足以改变局势的让步——苏格兰国会和苏格兰教会公投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cottish Church）都得以保留。 虽然在第一次主教战争中查理一世通过签署条约重新获得了苏格兰，但在军事层面上就只能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了，这导致了国内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危机。于是查理一世决定从西班牙获得经济支援，然而荷兰舰队在离肯特郡海岸外不远的地方摧毁了西班牙和英格兰的运输船队，这使得公众蒙上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感。 查理一世与苏格兰的和平谈判只不过再次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缓兵之计。然而，由于经济实力不足，查理一世不得不在1640年再次召开国会，期望国会能够帮助他筹集战争经费。在1628年就反对过战争筹款的国会，这一次也不例外，仍然极力反对查理一世的冒险行为。 1640年1月，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升任爱尔兰总督，他与劳德一起渐渐成为了查理一世的得力助手。他推行“一揽子”（Thorough）政策来支持绝对君主制。虽然一开始斯特拉福德伯爵并不支持国王，甚至是国王的主要的批评者，但是1628年他还是背叛到了王室阵营（部分原因是白金汉公爵的游说），并且负责查理一世的大部分国家事务。托马斯手中有一只强大的爱尔兰军队来支持国王和日渐衰弱的爱尔兰国会，特别是来自旧英格兰的国会议员们 。托马斯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可以独立的从3个王国（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获得收入和组织军队。1640年9月，苏格兰国会宣布自治，并且在詹姆斯·格雷姆的率领下转移到了诺森伯兰郡，托马斯遂被派往北部指挥英格兰军队平叛。在苏格兰的军队中，有很多都是三十年战争中的退伍老兵，与他们的对手相比可谓作战经验丰富的多了。 托马斯挥军北上，一路上未遇任何正式的抵抗，两军最终决战于纽伯恩，史上成为纽伯恩之战。苏格兰军陷落了纽卡斯尔，从而切断了英格兰军队的煤炭补给。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斯特拉福德却患了痛风和痢疾，于是英格兰的大部分军队只能停滞在约克，进不能进，又不能退，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9月24日，查理一世不同寻常地召开了贵族大理事会，这是一种王国里的每个贵族都要参加的古老议会，他通常被认为是国王的世袭顾问，贵族大理事会建议国王与苏格兰议和并重新召开国会。查理一世遂于1640年10月与苏格兰签署了耻辱的瑞彭条约（Treaty of Ripon），这是个临时停战条约，条约规定苏格兰继续占领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在恢复和平以及英格兰国会重新召开前，国王每天付给苏格兰军850英镑（英格兰国会重新召开以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筹款支付给苏格兰）。 长期国会于1640年11月召开，事实证明其与查理一世的关系和短期国会一样紧张。新国会伊始，第一件事就是以叛国罪起诉劳德，并于12月18日成功。接下来是掌璽大臣芬奇，12月21日芬奇在查理一世的默许下逃往海牙。为了防止国王随意解散国会，国会通过了《三年法案》，法案规定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国会会议，如果国王因故无法召集国会，议员们可以自己召开会议，该法案于1641年通过王室认可。 1641年3月22日，早已成为国会议员（尤其是约翰·皮姆）下一个目标的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以叛国罪进行审判。在审判中爱尔兰的旧英格兰人，盖尔人和新英格兰移民史无前例的联合起来，提供对托马斯不利的证据。然而，由亨利·范恩爵士提供的，关于托马斯利用爱尔兰军队威胁英格兰的证词未被采信，4月10日皮姆对托马斯的起诉以失败告终。皮姆随即提出针对托马斯的剥夺公民权议案，简单地就宣布托马斯有罪并判处死刑。 然而，查理一世向斯特拉福德伯爵保证他不会签署议案，没有他的签署议案是无法通过的。此外，上院也反对对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判决，认为过于严厉。然而，由于时局越来越紧张，再加上支持托马斯的军队企图发动政变，使得问题开始变得对伯爵不利了。4月21日，在下院的表决中，议案实际上获得了通过（204票赞成，59票反对，250票弃权），上院表示默许，查理一世则出于对他自己和家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于5月10日签署了议案，两天后斯特拉福德伯爵被斩首。 1641年，查理一世签署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案，该法案禁止未经国会同意就解散国会。船税，“骑士扣押法”的罚款还有强制借款都被定义为非法行为，专利被大量的取消，星室法庭和最高刑事法庭在1640年的《人身保护法案》和1641年的《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中被取缔。所有其他的税收形势都通过《吨税和磅税法》进行了法律化和常态化。5月3日，国会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签名运动（The Protestation），任何签名的人都要保证捍卫‘真正的革新的宗教’，国会，国王个人的荣耀和自己的家园。整个5月间，下院还提出了好几个试图攻击主教和主教制度本身的议案，但每一次都被上院否决。 实际上，查理一世对于向国会做出的这些让步是很不满意的，于是他承诺苏格兰可以建立的长老会政府，从而提升自己在苏格兰的军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在苏格兰招募抵抗国会的足够力量。然而，由于在苏格兰偶然发生的一次政变事件，查理一世在那里的信誉被完全摧毁了。 像英国国会对付白金汉公爵一样，爱尔兰国会中的旧英格兰议员对斯特拉福德伯爵的穷追猛打，虽然显得矫揉造作，但也充分肯定了他们对查理一世的忠诚。他们声称查理一世是被伯爵领进了歧途，而且，根据模凌两可的波伊宁斯法案，英格兰国王应该直接参与爱尔兰政府的运作，但是像斯特拉福德伯爵这样的人，以总督的身份在爱尔兰专横跋扈，并没有将国王放在眼中 。然而，不像仍然信奉天主教的旧英格兰人，爱尔兰的新英格兰移民是亲英格兰教会的清教徒移民，根据英格兰国内的局势发展，他们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反对查理一世的。 由于很多天主教的土地转给了新教徒，于是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爆发了各种各样的争端，尤其是一牵扯到乌尔斯特种植园问题，再加上英格兰国会的影响力逐渐盖过了爱尔兰国会，这一切都在爱尔兰播下了暴乱的火种，尽管在一开始只是一些局部的骚乱，但已经为英格兰的保王势力与清教徒势力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对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成功审判，削弱了查理一世在爱尔兰的影响力，也自然的促成了爱尔兰国内一直以来互相敌对的盖尔人和旧英格兰人的合作。于是，在其后1641年的爱尔兰暴乱中，旧英格兰人在忠于国王的同时也支持盖尔人，对抗新英格兰移民。 1641年，下院通过了一个大抗议书，这是一份冗长的，对所有自查理一世执政以来政府不当行为（这些行为也被称为大天主教阴谋的一部分，而查理一世则是被迫参与者）的控状列表，在很多方面被皮姆渲染的相当过分，最终下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该议案（159票赞成，148票反对，200票弃权）。此外，抗议书还攻击上院阻挠改革，当然上院是不会通过这种法案的。爱尔兰暴乱的消息传到国会，再加上有传言说查理一世也参与其中，国会的紧张情绪达到了顶点。斯特拉福德伯爵建立的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曾3次被下院要求解散，现在他们公开宣誓效忠于国王，与此同时，失去了控制的爱尔兰盖尔人开始大量屠杀英格兰清教徒移民，最终证实了实际上是英格兰国会与查理一世王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整个11月间，公众担心的爱尔兰问题，还有关于‘天主教阴谋’已经遍布整个英格兰的传闻，如阴云般笼罩着整个王国，最终变成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小宣传册发到了民众手里。 查理一世准备征集军队平息爱尔兰叛乱，国会则根本不相信，许多下院议员都害怕查理一世会用这只军队反过来对付国会。下院遂提出了国民军法案用来从国王手中获取军队的控制权，但是就连上院也不支持这个法案，更别提国王了。值得确信的是，正是国民军法案的出现，刺激了上院开始与查理一世分道扬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查理一世将伦敦塔守备换成了托马斯·伦斯福德上校，一个臭名昭著且效率奇高的职业军人，几乎所有伦敦的居民都憎恶这个任命，很快的憎恶就演变成了无政府状态，伦敦陷入了一片混乱。当有传言说国会将要弹劾他的天主教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时，查理一世决定采取激进措施，这一措施不仅彻底结束了他与国会之间的僵局，而且也标志着英国内战开始了。 查理一世怀疑（实际上也是事实），有些国会议员串通入侵的苏格兰军队。1月3日，他强迫国会解除6名议员的职位，罪名是叛国罪，议会拒绝执行，查理一世（也有可能是受了亨利埃塔的唆使）要强行逮捕其中的5人。然而，消息泄露了，当查理一世在1642年1月4日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国会下院时，他要逮捕的这5个人——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登齐尔·霍利斯（Denzil Holles），威廉·斯特罗德（William Strode）和亚瑟·黑塞尔瑞格（Arthur Haselrig）——已经悄悄溜走了。新的下院院长，威廉·伦索尔就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查理一世问他议员们逃到哪里去了？他回答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请尊敬的陛下原谅，作为下院的仆人，我仅为下院服务，对于您所问的问题我只能说，我没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会说的”[注 10]。查理一世于是恶毒地说道：“我的鸟儿都飞走了”然后双手空空的离开了下院。 查理一世在下院拙劣的表演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个政治灾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国王（或者说在他之前）敢于武装闯入下院的。本来，他的支持者还认为他是唯一能够抵抗革新的力量，然而，一瞬间，他们的幻想都破灭了。于是国会迅速封锁了伦敦，查理一世于1642年1月10日被迫离开了伦敦，逃往北方。在那里，他将组织一支军队对抗国会。 1642年的夏天，对战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武装自己的部队，而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随后双方进行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谈判，查理一世遂于1642年8月22日在诺丁汉竖起王旗，然后他在牛津建立了新的政府，当时他的势力范围大体上涵盖中部地区，威尔士，西部乡村和英格兰北部地区。国会方面则仍然佔领伦敦，东南部地区和东英吉利。查理用一种非常古老的方式组织他的军队（Commission of Array）。 1642年10月26日，第一次英国内战开始于刀锋山之战，随后不紧不慢的从1643年持续到1644年，在内斯比战役中，国会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后查理一世的军队又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国会军最终攻克了牛津。查理一世于1646年4月从牛津逃脱后，在纽瓦克被苏格兰长老会的军队俘获，他被送到位于诺丁汉郡的索斯韦尔，现在查理一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苏格兰长老会手中了，他们最终在1647年与国会达成了协议，将查理一世交给了国会。 他被囚禁在诺丁汉郡的霍尔姆比城堡，直到乔治·乔伊斯以新模范军的名义将其押送到萨福克郡的纽马克特。此时，国会军与新模范军之间已经相互产生了猜忌，而查理一世审时度势，积极的利用了这一弱点。他先被押送到奥特兰兹，然后又被押送到汉普顿法院，在那里国会军与新模范军又进行了多次毫无结果的磋商。此时，查理一世窥透时局，认为逃跑的最佳时机来到了——也许可以到国外去，到法国，或者让罗伯特·哈蒙德上校羁押也可以，他现在是国会任命的怀特岛郡总督。。他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方案，认为哈蒙德上校一定会同情他，11月11日他逃往怀特岛郡。然而哈蒙德实际上是反对查理一世的，他刚到怀特岛郡就被哈蒙德软禁在了卡里斯布鲁克城堡。 在卡斯布鲁克，查理一世继续与不同的党派进行着讨价还价。虽然上一次他与苏格兰教会有很大冲突，但是1647年12月26日，他还是与苏格兰签署了秘密协定。在协定中，苏格兰承诺帮助查理一世入侵英格兰，并且恢复他的王位，作为回报，查理一世将会同意长老会建立为期3年的政府。 1648年7月，保王党军队点燃了第二次英国内战的战火，与此同时，苏格兰军队按照协定开始入侵英格兰。在英格兰，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已经被忠于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势力镇压了；但是肯特郡、艾塞克斯郡和坎伯兰郡的起义，威尔士的暴乱以及苏格兰的入侵使英国彻底陷入了长期的混战状态。然而，苏格兰军在普雷斯顿之战中被彻底击溃，使得保王党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了。 最初长期议会并不想与国王本人公开决裂。在小亨利·范恩爵士，“一个针对国王的所有罪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录中描写道：“在一次与国王的谈判中，他明显的表现出了想把事情做好的决心，能够让国家有最好的发展机会，并且希望国家能够永远自由”[注 11]。1648年12月1日，下院最终以129票赞成，83票反对，通过了国会提出的关于改造国王查理一世政府的议案。这一决议使得国王可以复位，而且可以解决国会与国王之间长期的僵局。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亨利·范恩爵士实际上投了反对票。看似一切已经结束，国王可以复位，只是被限制了王权。然而，托马斯·普莱德上校逮捕了41名赞成国王复位的国会议员，并将其他的赞成者赶出了议会，还有很多其他议员都自动离开了。剩下的这个长期议会历史上被称为残缺议会。亨利·范恩爵士暂时辞去了国会议员和海军大臣的公职，他直言自己无论是对国王还是对联邦政府都持批评态度。范恩爵士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为后世拥护共和的人和制宪运动都树立了榜样，在后来的美国革命中有很多人都以范恩爵士的行动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648年底查理一世先被押送到赫斯特城堡然后是温莎城堡。鉴于查理一世在第一次被战败后还公然挑衅国会，并且在羁押期间挑起第二次内战，1649年1月，英国下议院通过法案建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在第一次英国内战后，很多议员达成共识（虽然是错误的），可以宽恕查理一世的战争行为，并且同意让他在限制王权的前提下，在新的宪政体制下恢复王位。然而，现在他们感觉到，查理一世第一次被战败，并且在羁押期间挑起第二次内战，他要对所有战争和流血负责。与苏格兰的秘密协议更是不可原谅，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说：“这是一个比任何前人的叛国行为都要使人吃惊的叛国行为；因为无论如何以前都是英国人统治外族，而这一次是想让外族统治我们”[注 12] 对国王进行审判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以前的君主（例如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和亨利六世）都是被他们的继承人推翻或者谋杀的，但无论如何都没有被以国王的身份公开审判过。虽然珍·格蕾被以叛国罪进行过审判，但是她是以篡位者的身份而不是国王。查理一世被控叛国，将个人私欲置于英格兰利益之上。对查理一世的起诉书中写道：“为了满足私欲，袒护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袒护他们所犯的累累罪行，他向现任国会以及国会所代表的人民背叛地，恶意地发动了战争......”[注 13]，“他邪恶的目的，邪恶的行为以及战争，都是为了满足他——查理·斯图尔特——个人以及他家人的私欲和权欲，而对公众利益，公众权益，自由，正义和这个国家的和平置之不理”[注 14] 据估计在一开始的两次英格兰内战中共战死84,830人，随后又有10万人死于疾病。这是在1650年，人口只有510万，其中有3.6%死于战乱。于是对于国王的起诉书包括“叛国，战争造成的谋杀，掠夺，焚毁，破坏，废弃，毁坏以及对国家的损害”。 根据法案，最高法院的审判团应该由135位法官组成，但最后只有68人列席，他们都是立场坚定的国会议员。检察官是法律政策專員约翰·库克。1649年1月20日对查理一世叛国和其他罪行的审判正式开始，但是他拒绝认罪，宣称没有任何法庭有权力审判国王。他坚信从他加冕时起，上帝，历史和英国法律就赋予了他用武力统治英格兰的权力。查理一世坚持认为这种审判是非法的，他解释道：“看在祖国神圣法律份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律师会认为审判国王是合法行为。因为他们都以国王的名义行事，他们的格言是国王不会犯任何错误。”[注 15]法庭敦促查理一世认罪，他反对道：“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依据什么样的法律把我带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