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二审刑事判决书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皖07刑终77号：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审理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7）皖07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潘胜利及其辩护人唐甜，上诉人谢富宝及其辩护人章建国、曹仁姐，上诉人潘爱国及其辩护人汪娟，上诉人孙晶晶及其辩护人金华、朱金深到庭参加诉讼。铜陵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佩如、代理检察员周姗姗出庭履行职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潘胜利于2009年秋在湖南省长沙市加入名为“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传销组织。该组织不经营任何商品，也不对外从事任何有偿服务，自称“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谎称“投资69800元购买21份份额，最高可以赚到1040万元”。该组织以参加者本人所购份额和其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购买的份额累计计算，作为计酬返利与级别晋升的依据，从下至上以份额数量为标准，依次分为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实行“五级三阶制”。被告人潘胜利于2010年3月发展了章某1、潘爱国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为其直接下线。被告人潘爱国于同年3月发展了章某2、谢富宝等人加入，为其直接下线。被告人谢富宝于同年3月又发展了何公民、孙晶晶等人加入，为其直接下线。被告人孙晶晶于同年6月发展了章某3（另案处理）、胡某加入，此二人均各自直接和间接发展众多下线人员加入该传销组织。后被告人潘胜利、潘爱国、孙晶晶、谢富宝均从主任晋升至老总，后谢富宝又晋升至区长。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四名被告人先后脱离该传销组织。截至2012年5月，被告人谢富宝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101人，在该组织内先后担任主任、经理（大总管）、直接老总、区长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管理和财务工作。截至2012年1月前，被告人潘爱国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75人，先后担任主任、经理（配合总管）、直接老总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工资表打印和下发工作。截至2011年11月前，被告人潘胜利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72人，在该组织内先后担任主任、经理（自律总管）、直接老总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管理和财务工作。截至2011年10月前，被告人孙晶晶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55人，在该组织内先后担任主任、经理（申购总管）、直接老总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下线申购加入等工作。上述四名被告人在该传销组织内层级均在三级以上，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数量均在30人以上，各被告人直接和间接收取下线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均超过250万元。在传销组织期间，被告人谢富宝非法获利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潘爱国非法获利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潘胜利非法获利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孙晶晶非法获利人民币8万元，一审期间，被告人孙晶晶退赃人民币4.5万元。2016年6月14日，被告人谢富宝在亲属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8月9日，被告人潘爱国和潘胜利经亲属规劝，一同到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8月12日，被告人孙晶晶经亲属规劝，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原判认为：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购买份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四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数额达人民币250万元，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主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共同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孙晶晶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能退出部分赃款，有悔罪表现，可依法减轻处罚。本案属涉众型犯罪，被告人谢富宝、被告人孙晶晶组织发展传销人员众多，涉案金额超过250万元，已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依法不能适用缓刑。四被告人未退出全部赃款，依法责令退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潘胜利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二、被告人谢富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三、被告人潘爱国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孙晶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五、被告人潘胜利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谢富宝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潘爱国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孙晶晶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责令退出。上诉人潘胜利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时间、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有误。上诉人潘胜利退出传销活动时间是2011年4月，故应减少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及违法所得的认定。上诉人传销资金尚未超过250万，不能认定系传销“情节严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谢富宝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有误。上诉人谢富宝退出传销组织时间是2012年3月，发展下线只有30人，传销资金未达到250万，违法所得亦没有40万元。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降低罚金处罚并改判退赔金额。上诉人潘爱国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有误。上诉人潘爱国退出传销时间是2011年4月，故应减少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及违法所得的认定。请求二审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上诉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降低罚金处罚并改判退赔金额。上诉人孙晶晶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上诉人不是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不构成传销“情节严重”。上诉人被骗参加传销组织，原判认定上诉人下线章某3不是上诉人发展的，而是谢富宝发展之后，放在上诉人名下的。上诉人除发展自己丈夫外，未直接发展或邀集其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上诉人参加传销时间短，发展的传销下线少，获利少且投案自首，积极退赃，请求减轻处罚。出庭检察员意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各上诉人的供述、辩解、辨认笔录、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证实。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均无异议。二审庭审中，各上诉人改变原有供述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否定原判认定的各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并向法庭出示了部分证人证言。经审查，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各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审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事实有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购买份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四上诉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数额均达人民币250万元以上，属情节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的量刑均考虑各种轻重情节，所处刑罚并无不当，故三上诉人要求二审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经查，上诉人孙晶晶被诱骗参加传销。传销人员章某3确系上诉人谢富宝发展而放在孙晶晶名下的，其直接发展的传销人员较少，且在传销犯罪中情节相对较轻，投案自首后认罪悔罪，退出部分赃款，原审虽对其减轻处罚，但未充分考虑孙晶晶的具体犯罪情节，故对其减轻处罚。上诉人孙晶晶辩护人请求对上诉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07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二、撤销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07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的第四项。三、上诉人孙晶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先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至原审法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郜源安审判员周正利审判员郑云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吴璨
原判认定：被告人潘胜利于2009年秋在湖南省长沙市加入名为“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传销组织。该组织不经营任何商品，也不对外从事任何有偿服务，自称“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谎称“投资69800元购买21份份额，最高可以赚到1040万元”。该组织以参加者本人所购份额和其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购买的份额累计计算，作为计酬返利与级别晋升的依据，从下至上以份额数量为标准，依次分为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实行“五级三阶制”。被告人潘胜利于2010年3月发展了章某1、潘爱国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为其直接下线。被告人潘爱国于同年3月发展了章某2、谢富宝等人加入，为其直接下线。被告人谢富宝于同年3月又发展了何公民、孙晶晶等人加入，为其直接下线。被告人孙晶晶于同年6月发展了章某3（另案处理）、胡某加入，此二人均各自直接和间接发展众多下线人员加入该传销组织。后被告人潘胜利、潘爱国、孙晶晶、谢富宝均从主任晋升至老总，后谢富宝又晋升至区长。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四名被告人先后脱离该传销组织。截至2012年5月，被告人谢富宝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101人，在该组织内先后担任主任、经理（大总管）、直接老总、区长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管理和财务工作。截至2012年1月前，被告人潘爱国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75人，先后担任主任、经理（配合总管）、直接老总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工资表打印和下发工作。截至2011年11月前，被告人潘胜利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72人，在该组织内先后担任主任、经理（自律总管）、直接老总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管理和财务工作。截至2011年10月前，被告人孙晶晶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55人，在该组织内先后担任主任、经理（申购总管）、直接老总等职务，负责过组织内下线申购加入等工作。上述四名被告人在该传销组织内层级均在三级以上，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数量均在30人以上，各被告人直接和间接收取下线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均超过250万元。在传销组织期间，被告人谢富宝非法获利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潘爱国非法获利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潘胜利非法获利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孙晶晶非法获利人民币8万元，一审期间，被告人孙晶晶退赃人民币4.5万元。2016年6月14日，被告人谢富宝在亲属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8月9日，被告人潘爱国和潘胜利经亲属规劝，一同到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8月12日，被告人孙晶晶经亲属规劝，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原判认为：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购买份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四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数额达人民币250万元，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被告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主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共同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孙晶晶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能退出部分赃款，有悔罪表现，可依法减轻处罚。本案属涉众型犯罪，被告人谢富宝、被告人孙晶晶组织发展传销人员众多，涉案金额超过250万元，已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依法不能适用缓刑。四被告人未退出全部赃款，依法责令退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潘胜利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二、被告人谢富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三、被告人潘爱国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孙晶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五、被告人潘胜利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谢富宝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潘爱国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孙晶晶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责令退出。上诉人潘胜利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时间、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有误。上诉人潘胜利退出传销活动时间是2011年4月，故应减少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及违法所得的认定。上诉人传销资金尚未超过250万，不能认定系传销“情节严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谢富宝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有误。上诉人谢富宝退出传销组织时间是2012年3月，发展下线只有30人，传销资金未达到250万，违法所得亦没有40万元。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降低罚金处罚并改判退赔金额。上诉人潘爱国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有误。上诉人潘爱国退出传销时间是2011年4月，故应减少发展下线人数、传销资金数额及违法所得的认定。请求二审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上诉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降低罚金处罚并改判退赔金额。上诉人孙晶晶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上诉人不是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不构成传销“情节严重”。上诉人被骗参加传销组织，原判认定上诉人下线章某3不是上诉人发展的，而是谢富宝发展之后，放在上诉人名下的。上诉人除发展自己丈夫外，未直接发展或邀集其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上诉人参加传销时间短，发展的传销下线少，获利少且投案自首，积极退赃，请求减轻处罚。二审庭审中，各上诉人改变原有供述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否定原判认定的各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并向法庭出示了部分证人证言。经审查，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各上诉人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审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事实有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孙晶晶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购买份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四上诉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数额均达人民币250万元以上，属情节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潘胜利、谢富宝、潘爱国的量刑均考虑各种轻重情节，所处刑罚并无不当，故三上诉人要求二审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经查，上诉人孙晶晶被诱骗参加传销。传销人员章某3确系上诉人谢富宝发展而放在孙晶晶名下的，其直接发展的传销人员较少，且在传销犯罪中情节相对较轻，投案自首后认罪悔罪，退出部分赃款，原审虽对其减轻处罚，但未充分考虑孙晶晶的具体犯罪情节，故对其减轻处罚。上诉人孙晶晶辩护人请求对上诉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07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二、撤销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07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的第四项。三、上诉人孙晶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先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至原审法院。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