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怀志、李武等贪污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京03刑初2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京三分检公诉刑诉［2016］1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犯贪污罪一案，于2017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王亚喆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宝华及其辩护人马登民、肖悦，被告人郭卫红及其辩护人郭建立、张建华，被告人王彦霜及其辩护人崔春辉，被告人史自红及其辩护人王子英、宋延豪，被告人高怀志及其辩护人孙成霞，被告人李武及其辩护人苗蓓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一）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贪污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犯罪事实：1.被告人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涉嫌共同贪污部分：2004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以发放加班补助、过节费等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31.4万元。2010年6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以辛苦费的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32万元。2.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涉嫌共同贪污部分：2011年7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郭卫红，以购车的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23万元。2014年7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王彦霜，以辛苦费的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90万元。3.被告人刘宝华、王彦霜涉嫌共同贪污部分：2012年10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52万余元，用于被告人刘宝华个人违规补缴养老保险。2013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5万元，用于缴纳被告人刘宝华个人的任职风险抵押金。2014年12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4.被告人刘宝华、高怀志、李武涉嫌共同贪污部分：2004年7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用于以某机动车检测场名义为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各购买一辆海南马自达汽车。2006年2月，上述两辆汽车分别被过户到被告人高怀志名下和李武之子李某1名下。5.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涉嫌共同贪污部分：2008年8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存款利息人民币30万元。（二）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涉嫌贪污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收取的社会挂靠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犯罪事实：2005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将被告人王彦霜的亲属王某1、李某2、王某2、陈某1挂靠在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并由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代为支付2005年4月至2015年10月需本人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29万余元。2010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将被告人郭卫红的亲属王某3挂靠在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并由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代为支付2010年9月至2015年10月需本人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5万余元。2015年初，被告人史自红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采取收取社会保险费不上交的方式，私自截留贾某1、李某3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并用于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个人开支。（三）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涉嫌贪污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的犯罪事实：2015年5、6月间，被告人刘宝华伙同被告人郭卫红，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趁调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之机，采取故意隐瞒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不上交的方式，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共计人民币330余万元。（四）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涉嫌共同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2006年4月，被告人史自红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局某科科长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下属单位北京市某局劳务管理所注销银行账户时的结余资金人民币13万余元，并用于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个人开支。2010年4月，被告人史自红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局某科科长兼北京市某住宅服务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北京市某住宅服务公司帐外资金人民币2万余元，并用于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个人开支。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宣读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并认为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被告人郭卫红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财务科会计、副科长等职务便利，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某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务便利，被告人史自红利用担任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某科科长、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四人结伙，共同或单独贪污公款，被告人刘宝华又伙同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其中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史自红、高怀志、李武犯罪数额巨大，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人史自红、高怀志、李武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均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刘宝华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对部分事实和数额提出异议，辩称补缴个人养老保险金的52万余元系领导同意、正常补缴，王彦霜、郭卫红的亲属挂靠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是名额对换、且经史自红同意，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330余万元属于单位账外资金，且用于公务开支；上述52万余元、29万余元、5万余元、330余万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被告人刘宝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330余万元系单位小金库剩余款项，补缴个人养老保险金的52万余元系领导授意、上级批准，批给检测场的20万元系为高怀志、李武配公车，上述三笔款项均不宜认定为刘宝华贪污；失业保险金利息30万元的去向不明，指控刘宝华贪污此笔款项事实不清；案发后刘宝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赃态度积极，在关押期间阻止他人撞门自杀，应属立功，希望法院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郭卫红当庭认可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但对部分事实和数额提出异议，辩称其没有贪污失业保险金存款利息30万元和剩余款项330余万元，其所作所为只是完成刘宝华安排的工作。被告人郭卫红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失业保险金不属于公共财物；2004年至2013年间以加班补助、过节费等名义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系刘宝华的职务行为，保管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330余万元系刘宝华的安排，上述两笔款项均不宜认定为郭卫红贪污；证明郭卫红贪污失业保险金利息30万元的证据不足；郭卫红系从犯，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认罪悔罪，量刑时应予以考虑。被告人王彦霜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无异议。被告人王彦霜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王彦霜系失业保险金的保管者，以购车名义侵吞的失业保险金23万元、补缴个人养老保险金的52万余元、缴纳个人任职风险抵押金的15万元，均是按照刘宝华的指示办理，王彦霜并无贪污的共同故意；王彦霜系从犯，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认罪悔罪，量刑时应予以考虑。被告人史自红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无异议。被告人史自红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史自红系自动投案，主动交代，具有自首情节；史自红系从犯，失业保险金的发放由刘宝华决定，史自红无权处理。被告人高怀志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无异议。被告人高怀志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高怀志并无贪污的主观故意；贪污数额应为车辆过户时的价值减去高怀志自付部分，即高怀志的贪污数额为6万元；高怀志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案发前自行归还赃款，积极认罪悔罪，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武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无异议。被告人李武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李武并无贪污的主观故意；贪污数额应为车辆过户时的价值减去李武自付部分，即李武的贪污数额为6万元；李武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案发前自行归还赃款，积极认罪悔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1992年，北京市某局（以下简称“某局”）成立了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2004年7月，某1公司与某局政企分离，现隶属北京某1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1集团”），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7年至2004年，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分别担任某局局长和党委书记；2002年至2015年，被告人刘宝华先后担任某局副局长和某1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04年至2015年，被告人郭卫红先后担任某1公司某科科员、财务科会计、副科长、工会副主席、计生办主任；2003年至2015年，被告人王彦霜先后担任某1公司某科职员、副科长、科长；2001年至今，被告人史自红先后担任某局（某1公司）某科副科长、科长兼北京市某住宅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经理、某1公司副总经理、曾兼任某成、某洁、某声劳务服务社法人。2004年至2015年，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分别结伙，以侵吞等手段非法占有某1公司的失业保险金、代缴保险费、下属单位结余资金、账外资金等公款，其中，刘宝华参与的贪污数额为683万余元，郭卫红参与的贪污数额为546万余元，王彦霜参与的贪污数额为313万余元，史自红参与的贪污数额为83万余元，高怀志参与的贪污数额为20万元，李武参与的贪污数额为20万元。2015年11月25日，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查获归案；2016年1月21日，高怀志、李武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电话后主动到案，当日被立案侦查并取保候审。案发前，高怀志、李武分别向某机动车检测场（以下简称“检测场”）退还人民币135596元，现扣押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案发后，郭卫红家属、王彦霜家属分别代为退赔人民币1323619.03元、872395.11元，现扣押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在案冻结郭卫红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钱款，史自红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钱款，刘宝华名下西南证券账户内钱款。一、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贪污某1公司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犯罪事实：（一）被告人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共同贪污部分：2004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以发放加班补助、过节费等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31.4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王彦霜提供的账簿、记账凭证、发票等证明：从失业保险金中以加班费、补贴、过节费等名义支出31.4万元，史自红填领款单，刘宝华签批，王彦霜将单据入账。2.国家和集团公司规定的各项补贴项目证明:除国家规定的补贴项目外，不得另行设立名目发放补贴及报销费用。3.某局和某1公司的会议记录证明：2002年至2004年，高怀志、李武主持工作，过节费、奖金、通讯补助发放经党委扩大会，人人有份；刘宝华主持工作后仅就工资、绩效、年终奖调整开会研究。4.某1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通过对公司档案进行查询，未找到有关发放加班补助、过节费、值班补助、出差补助等相关制度的文字资料。5.工资表、在岗职工各项补贴表、春节值班费、记账凭证、进账单、银行支票存根等证明：某1公司的奖金、各种津贴、补助在工资中统一发放。6.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04年12月，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办理失业保险金的手续很辛苦，其跟王彦霜、史自红和郭卫红说给他们每人从失业保险金里发500元的补贴。2005年7月，某1公司办理400多人的失业保险金手续，9月，在某科办公室，其跟王彦霜、史自红和郭卫红说办理内部离岗人员的失业保险金手续挺辛苦，每人从失业保险金里发1000元。史自红说其也挺辛苦，也给其发一份，当时，史自红就填写了一份某局领款证明单，其签批同意，王彦霜从她保管失业保险金的保险柜中拿出4000元现金，每人1000元。2006年至2013年间，每次过节之前，趁王彦霜、史自红和郭卫红都在的时候，其就跟他们说发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的事。每次发放的时间、金额都由其决定，史自红填写领款单，其签批后王彦霜将支出计入失业保险金的小账中，并负责给其、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本人发放钱款。每次发钱，四人都在场，且金额一样，相互间都清楚钱是从失业保险金里出的。这些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在单位的正常奖金、补贴之外，某1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没有、也不知道，这些钱没有经过某1公司领导班子或者上级单位、领导的批准同意。其把这7.85万元用于日常零花了。7.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06年至2013年，在每年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元旦等节假日之前，刘宝华都会发钱，史自红填单，刘宝华签批，王彦霜记账，因为其已经不在某科工作了，所以有时会不在场，但事后王彦霜会告诉其，然后将其从失业保险金中分得的钱以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给其。每次发钱的时间、金额都是刘宝华决定，2004年至2013年间，其、王彦霜和史自红分得7.9万元，刘宝华分得7.85万元。钱被其日常消费了。刘宝华发放的这些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都是违规的，不符合相关规定。8.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04年12月，刘宝华以办理失业保险金辛苦为由，给其、郭卫红、史自红每人发了500元补贴。2005年9月，四人每人发1000元。2006年至2013年间，每次过节之前，刘宝华都趁其、史自红和郭卫红在的时候说发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的事。发钱的时间、金额都是刘宝华决定，史自红填写领款证明单并报刘宝华签批，其将支出计入失业保险金的小账中，给大家发钱。2008年1月25日的某局领款证明单上写着“春节慰问款、加班补助共21000元”，其中2万元是给其、刘宝华、史自红和郭卫红的加班补助，每人5000元，另外的1000元是春节慰问款。给刘宝华的7.85万元都是以现金的形式直接交到他手里，给史自红、郭卫红和其的每人7.9万元基本都是现金，有少量几笔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失业保险金的小账比较完整，这些钱其日常零花了。9.被告人史自红的供述：每次发放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的时间、金额都是刘宝华决定的，其负责填写领款证明单并报刘宝华签批，王彦霜负责将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发给大家，并将支出计入失业保险金的小账中。2004年至2013年间，其、王彦霜和郭卫红分得7.9万元，刘宝华分得7.85万元。其、刘宝华、王彦霜和郭卫红领到的这些钱在单位的正常福利之外，某1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是违规发放的。按照公司规定，如果给职工发放正常的过节费、加班和值班补助，要经领导班子开会讨论，财务科统一核算，放入工资内一块发放给职工。给少数职工发放加班费等补助，一般都是由公司总经理签字，财务科核算发放。2010年6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以辛苦费的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32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的取款凭条、存款凭条、转账凭条、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6月2日，王彦霜从农行账户（账号×××）取现4万元，郭卫红向农行账户（账号×××）存现8万元，同日转开存定期；6月3日，王彦霜从建行账户（账号×××）向史自红建行账户（账号×××）转账8万元；6月4日，王彦霜从农行账户（账号×××）向郭卫红农行账户（账号×××）转账8万元；6月10日，王彦霜从农行账户（账号×××）向李某4农行账户（账号×××）转账10万元。2.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10年6月，其去某科巡视工作，时任科长史自红、科员王彦霜、财务科现金会计郭卫红都在（因为郭卫红兼任某洁劳务服务社的会计，并且管理着外单位人员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钱款，需要在某科下账，所以在某科办公室也有郭卫红的办公桌，郭卫红也经常在某科办公），当时其想看一下失业保险金和挂靠人员代缴保险的账，然后销毁。另外，这些年公司减员分流，史自红、王彦霜、郭卫红办理失业保险金和给下岗人员办理自谋职业、灵活就业挺辛苦，想给他们每人发点钱。其对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说，每人发8万元的辛苦费，给其也拿8万元，这钱就从王彦霜保管的失业保险金里出。其和王彦霜、郭卫红销账后，离开了某科办公室。当天，王彦霜来其办公室，把8万元现金（面额一百元的现金，一万一沓，共八沓）放其办公桌上，后其让郭卫红把其分的8万元存在她替其管钱的银行账户，存个定期。其和王彦霜、史自红、郭卫红分的这32万元，是从某1公司2003年至2006年办理的内部离岗人员失业保险金里出的，是公款。发8万元没有任何财务手续，也没有制作内部领款证明单。其每年和王彦霜对账，郭卫红和史自红都在场，没有人说过把之前分的8万元钱退回来，从账上也看不出来。3.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10年6月，其在财务科办公室接到王彦霜的电话让其去趟某科，等其到某科的时候，刘宝华和史自红、王彦霜都已经在办公室了，刘宝华说这次每人分8万元。从2006年至今，其一直替刘宝华管钱，2010年6月2日中午12点左右，刘宝华给其打电话让其去农行某路分理处等着他，后刘宝华开车到了某路分理处，摇下车窗，把一捆用报纸包好的钱递给其，其到银行柜台将这笔钱存到了其替刘宝华管钱（尾号×××）的银行账户，存了3个月的定期。因为刘宝华给其的钱正好是8万元，其肯定是之前每人从失业保险金中分得的8万元。过了几天，其和王彦霜一块去了某路分理处，王彦霜把8万元存到其银行卡中。其将这8万元用于日常理财投资了，刘宝华分得的8万元钱也一直在其个人的银行账户里。4.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0年6月，其、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都在某科办公室，刘宝华说办理失业保险金挺辛苦的，每人从失业保险金里支取8万元。其、史自红和郭卫红默认了。其问刘宝华怎么给他这8万元，刘宝华说要现金。当天或者是第二天上午，其就去农行某路分理处柜台，从其尾号×××的农行卡里支取了4万元，其把这4万元装入随身背的挎包里，又从其日常使用的保险柜（保险柜在其某科办公室座位的右边墙角）里拿出4万元，共计8万元（都是百元票面，一万元一沓，共计八沓），其从保险柜拿的4万元是事先从失业保险金中取出来备用的钱。其背着黑色挎包去了刘宝华的办公室，将8万元放在他办公桌上。给史自红的8万元是银行转账，其去单位附近的建行某储蓄所，从个人账户转给史自红。给郭卫红的8万元也是银行转账，其和郭卫红一起去单位附近的农行某路分理处，从个人账户转给郭卫红。其没有跟包括其丈夫李某4在内的任何人说过8万元的事，李某4的农行卡日常由其保管、使用，2010年6月10日，其转到李某4农行尾号为2116的银行账户10万元，8万元是其分的失业保险金，多出来的2万元是其个人的钱。其记得发32万元的时候，刘宝华让其把之前一段时间记载失业保险金的账目都销毁了，这笔32万元的支出，其直接从失业保险金账目中减掉了，没有再做领款证明单的手续，所以在失业保险金小账上没有任何记录，但其个人的银行流水中会有相应显示。5.被告人史自红的供述：2010年6月，刘宝华来某科巡视工作，当时只有其和刘宝华、王彦霜在，后王彦霜打电话把郭卫红叫了下来。在四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刘宝华说每人从失业保险金里拿8万元。分钱没有经过某1公司开会讨论或其他上级单位、领导批准，是刘宝华个人决定的，没有任何财务手续，也没有制作内部领款证明单。（二）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共同贪污部分：2011年7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王彦霜，以购车的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23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07年7月至2015年10月，其在区财政局工作，其父亲是刘宝华。2012年9月，其与妻子朱某1协议离婚，双方父母都不知道离婚的事。其与朱某1结婚前，房子和车都是其父母买的，属于婚前财产，离婚时其主动提出给朱某121万元补偿费，这笔钱是其工资及向朋友杨某1借的，和刘宝华没有任何关系。其现在开着一辆东风日产牌越野车，登记在刘宝华名下。车是2011年7月购买的，花费了23万元左右，发票开郭某1的名字，是因为当时其没有车号，郭某1是其父亲的朋友，她有车号，所以发票以她的名义开。刘宝华以其名义开农行卡时，曾告诉其里面有30万元，让其选一辆25万元左右的车，但其不清楚银行卡中钱款的来源及性质。2.证人史自红的证言证明：其知道刘宝华2011年买了一辆东风日产牌越野车，他有时开车上班，但其不清楚购车款的来源。3.郭卫红、王彦霜、刘某1的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存单、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1年7月15日，刘某1账户（账号×××）消费22.34万元，购买东风日产牌汽车；7月17日，郭卫红账户转刘某1账户23万元；7月21日，郭卫红账户转存入23.4万元。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某证券营业部、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某证券营业部提供的刘宝华股票账户资金开户申请表、对账单、客户信息情况表、银行转账情况表等证明：2013年10月14日，刘宝华从股票账户转到银行账户10万元，11月22日又从股票账户转到银行账户10万元。5.郭卫红、王彦霜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3年10月后，郭卫红账户（账号×××）未支取过3万元，王彦霜账户（账号×××）无10万元入账。6.郭卫红提供的笔记本证明：该笔记本系为刘宝华理财记账用，记录：2013年11月14日存保险定期10万元，11月31日存保险10万元，12月19日存保险20万元。7.北京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记账凭证、车险保险费服务明细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二手车统一销售发票、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证明：2011年7月郭某1以23万余元购买东风日产牌汽车，2013年10月16日以10万元的价格卖给刘宝华。8.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11年7月，其儿子刘某1买了一辆东风日产牌汽车，价格23万元左右。其让郭卫红从她保管的外单位挂靠缴纳社会保险费里给刘某1农行账户转23万元，用于弥补2011年7月的购车款。过了几天，其、郭卫红、史自红和王彦霜在一起值班，其跟王彦霜说从她管理的失业保险金里拿出23万元打给郭卫红。2013年7月，其从工行某支行的股票账户中现支了20万元，然后让郭卫红从她替其管钱的账户里取3万元，共计23万元，还到失业保险金的账上，当时其和郭卫红一块去工行取的20万元，至于郭卫红有没有将这23万元还到失业保险金账上其就不知道了。其当时没有摇上车号，通过朋友李某6的亲戚找了一个车号，2013年，其摇上车号了，就把这辆东风日产车过户到其名下。刘某1不清楚购车款的来源，是其个人决定从从失业保险金和挂靠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出的钱。9.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11年7月，在某1公司工会办公室，刘宝华对其说他买车花了23万元，这钱从其管理的代缴保险费里出。刘宝华给其一张写有银行卡号的纸条，其到农行某路分理处，从其管理的代缴保险尾号为0346的银行存折中给刘宝华的银行账户转了23万元。当天，其碰见刘宝华，对刘宝华说钱已经转到他银行账户，但是代缴保险费剩余不多了。过了几天，刘宝华、史自红、王彦霜和其一起值班，刘宝华对王彦霜说他买了辆车，花了20多万，是从代缴保险费中出的，让王彦霜从失业保险金中支取23.4万元补到代缴保险费中，其和王彦霜一块去农行某1支行，王彦霜给其尾号0346的银行存折转了23.4万元。刘宝华是以个人购车的名义从王彦霜管理的失业保险金中支出的23.4万元，其认为刘宝华就是想用失业保险金买车，这样做不符合某1公司的规定，没有经过公司开会讨论和其他领导同意。刘宝华从来没有给其钱让其还王彦霜。10.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1年7月，其、刘宝华、史自红和郭卫红都在某科办公室，刘宝华对其说他给儿子刘某1买了辆车，让其把买车款23.4万元打到郭卫红的账户。后其和郭卫红一起去农行某1支行，其从尾号×××的账户给郭卫红账户转账23.4万元，刘宝华让其给郭卫红转钱时，还让其把失业保险金的小账给他看一下，刘宝华看完之后其就把小账销毁了，其直接从失业保险金余额中扣除23.4万元，计算出余额重新记账。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都没跟其说过将购车款退还到失业保险金账上。2014年7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王彦霜，以辛苦费的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90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明：其系某粮安收储库副经理。其有一张邮储的工资卡，有一张用于炒股的工行卡，还有一张卖房时开设的中国银行卡。除此之外，如果其名下还有银行账户的话，就是其妻子王彦霜以其名义开设的。其不了解农行账户（账号×××）的情况，家里是其妻子王彦霜管理资金，其名下银行卡也是王彦霜管理，王彦霜对家里的每一笔钱都比较清楚，其对资金使用情况并不是很了解。王彦霜从来没有跟其提过10万元和30万元两笔钱,其不知道这两笔钱的情况。2.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记账凭证、保险单证明：2014年7月21日，王彦霜存的定期130万元到期，转其农行账户（账号×××）48.587313万元，转郭卫红农行账户（账号×××）60万元，转李某4农行账户（账号×××）30万元存定期。3.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14年7月中旬，王彦霜到其办公室说单位现在有正科级干部提前离岗的政策，她想趁这个机会提前一年离岗。其让她先等等，并把郭卫红也叫到办公室，说这几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王彦霜最近买房经济也紧张，每人从失业保险金里分30万元，并让王彦霜把其分得的30万元打到郭卫红的账户。王彦霜先行离开后，其让郭卫红帮忙买理财产品。王彦霜、郭卫红和其分的这90万元，是从失业保险金里支出的，没有任何的财务手续，其三人没有归还过这笔钱。2011年7月，史自红升任某1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某粮食收储库主任，之后，史自红基本上在某粮食收储库工作，很少回总公司上班，所以其就没有分给史自红钱。4.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14年7月，其在工会办公室，王彦霜来找其，让其去一趟刘宝华办公室。刘宝华对其和王彦霜说每人从失业保险金中分30万元，不给史自红了。当天上午，其和王彦霜去农行某路分理处，在二层贵宾室，王彦霜向其替刘宝华管钱的银行卡（尾号×××）转了60万元。因为刘宝华事先跟其说，将他从失业保险金中分得的30万元存到其这，其担心存到个人银行账户会出事，就把60万元都存到×××的银行账户中了。后其以自己的名义买了30万元的三年期家庭财产投资保险，其不想让王彦霜知道其替刘宝华管钱这件事，所以剩下的30万元没买保险。王彦霜也给她自己转了30万元，存成了定期。其回到公司后，问刘宝华那30万元怎么处理，刘宝华让其也买成家庭财产投资保险，当天下班，其在农行某2支行，给刘宝华购买了三年期的家庭财产投资保险。5.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4年7月中旬，其管理的失业保险金中有一笔130万元的定期到期，其跟刘宝华汇报这件事。后刘宝华把其叫到他办公室，称其这几年挺辛苦，给其和郭卫红一人分30万元，史自红因为不在机关工作，这次分钱就不给他了。后其把郭卫红叫来办公室，刘宝华把分钱的事也给郭卫红说了，并让其把他分得的30万元打到郭卫红的银行账户。其和郭卫红离开刘宝华的办公室，就一起去了农行某路分理处，在银行二楼柜台，其首先把到期的130万元定期存折销户，然后给郭卫红的农行账户转了60万元，给其丈夫李某4尾号为2116的农行账户转了30万元，以李某4的名义存了定期。剩余的40多万元其都存到了尾号为×××的银行账户里。其存30万元定期的时候，郭卫红办理了一份30万元的家庭财产保险。（三）被告人刘宝华、王彦霜共同贪污部分：2012年10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52万余元，用于被告人刘宝华个人违规补缴养老保险。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0年,其到某区担任区长，当时刘宝华担任某1公司经理，其与刘宝华因工作相识。其在担任区长期间，从来没有对刘宝华的组织关系调动做过承诺，刘宝华也没有因为个人组织关系调动的事情找过其。刘宝华的组织关系调动一定会经过区委常委会集体讨论，不可能由个人决定。按照平谷区相关规定，从事业单位调回机关是非常严格的。其没有给某1公司做过关于党政一把手到55周岁时工资关系划入商委，并任相应副职按业务相应级别退休的承诺，也从来没有答应过刘宝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一二年的养老保险按工资的上限进行补缴差数”，刘宝华个人补缴基数差是不可能上会研究的，也没有批准过刘宝华补缴各项保险基数差。2.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1995年8月，其担任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分管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工作，主要负责五种社会保险的征缴及支付，其中包括补缴社会保险。补缴社会保险具体有两种方式：稽核补缴和行政审批。稽核补缴的流程是职工本人到社保中心稽核科举报单位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稽核科的工作人员到被举报单位进行核查，核查属实后，由社保中心向被举报单位下发补缴通知书，最后由补缴保险人单位给职工补缴社会保险。在补缴社会保险时，需要提供工资条、合同书、少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材料。其经朋友介绍认识刘宝华，2012年10月，其给稽核科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让他们给刘宝华办理稽核补缴社会保险手续。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不需要其在《稽核通知书》上签批，其之所以签批是证明其清楚刘宝华补缴社会保险这事。人保局没有开会讨论过为刘宝华补缴基数差的事，其也没有权力决定为刘宝华补缴基数差，其在《关于为刘宝华同志补缴基数差的情况说明》上面签字，是因为其和刘宝华关系不错，其也不可能去问区领导给刘宝华补缴社会保险基数差的事是否属实，其没多想就直接签字同意了。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情况说明后应附有区委、区政府出具的专门决定为刘宝华补缴基数差的书面意见，但其从来没有见过正式书面意见。某1公司不可能少给刘宝华缴纳社会保险，只会出现缴纳基数不一致的情况。3.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明：1998年7月至今，其在区人保局工作，历任科员、社保中心征缴科副科长、科长，主要负责平谷区单位保险金的补缴、退费、补填、还欠等工作。2012年10月，副局长刘某2找过其，说有一笔给某1公司刘宝华补缴保险基数差的业务，让其按照正常的补缴手续做一下。10月10日，王彦霜拿着稽核科出具的稽核通知书找到其，其按正常的业务手续做了一份北京市保险费补缴明细表发送给稽核科审批，稽核科同意后，其做了北京市保险费补缴汇总表，打印出三份交给王彦霜，这三张汇总表下方业务经办人其都签了自己的名字。三张汇总表中都显示因稽核补缴基数差，刘宝华补缴1992年至2006年的基数差，共计349515.84元。王彦霜在三张表上盖单位公章并签好字后，一份交给其，一份送给财务科，一份由本单位保存。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单位申请补缴基数差时间跨年度，就必须要由主管社保中心的副局长签字同意才行，王彦霜拿的保险费用补缴明细表下方有副局长刘某2的签名以及“同意”两个字。补缴的保险金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单位缴费，另一部分是个人缴费，其征缴保险金只是征缴总数，具体资金来源其不知道。4.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是区人保局的下属事业单位，2011年，其担任社保中心稽核科负责人，主要负责核查投诉举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其不认识刘宝华，2012年9月，副局长刘某2问其稽核补缴社会保险基数需要什么材料，其说需要提供工资表、劳动合同、身份证、户口本、委托书等。又过了几天，刘某2到稽核科窗口找其，让其给某1公司相关人员做一下社会保险稽核补缴手续。后王彦霜来找其，其才知道是给刘宝华做稽核补缴手续。其在没有审核王彦霜提供的给刘宝华补缴社会保险材料的情况下，直接给刘宝华做了稽核补缴手续。做完手续后，其正好在劳动局二楼大厅见到刘某2，刘某2在《稽核通知书》上签批同意。正常的稽核补缴社会保险，不需要主管领导签字，因为这是刘某2交办给其的事情，那相关的责任应该由刘某2来承担，所以其让他在《稽核通知书》上签字。5.证人常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11月至2013年7月，其担任某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2013年7月至今，担任区社保中心书记。2001年12月至2015年6月，刘某2任区人保局副局长，主管社会保险工作，其不清楚刘宝华补缴社会保险的事情，《送达回证》上的签名不是其签的。6.证人李某6的证言证明：2008年2月至2013年6月，其任某1公司副总经理。按照公司规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缴纳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公司缴纳，具体数额是个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还有一部分由职工个人缴纳，具体数额是个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八。公司的领导班子曾经召开会议研究过有关个人缴纳百分之八养老保险金的事情，由于当时公司职工的工资都不高，所以会议决定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的百分之八也由公司缴纳，也就是说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的百分之二十八都由公司缴纳，职工个人不再出钱。2013年底，公司班子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探讨有关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以及个人需要缴纳百分之八养老保险金的情况，会议决定公司为职工个人缴纳住房公积金，之前由公司缴纳的百分之八养老保险金今后由个人承担，公司不再代替缴纳。这次会议有会议纪要。某1公司班子成员的养老保险金是根据上一年度个人工资收入总额来决定的，具体数额是公司财务科核算，每次缴纳养老保险金时，个人负担的百分之八直接从工资里扣除。其认为刘宝华的养老保险金也是按照公司的标准正常缴纳的，其不知道刘宝华补缴52.4万元个人养老保险基数差的事，公司没有召开过班子成员会议，刘宝华从来没有在班子成员会议上提到过这件事。7.证人乔某的证言证明：1985年7月至今，其在某1公司工作，2010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公司开始给职工及单位领导缴纳社会保险，依照公司每个职工及领导的上一年度的工资总额作为缴纳社会保险基数，并依据五项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比例计算出每人应该缴纳的数额。职工及领导社会保险的缴纳都是由公司财务科负责。公司给职工以及单位领导缴纳社会保险严格按照北京市劳动局规定的标准，公司也开过相关的会议强调，其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公司领导班子从来没有集体研究过调高社会保险基数这件事。2011年7月至2015年11月，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一直是刘宝华、刘某3、李某5、李某7、史自红、崔某、王某5和其。其不清楚刘宝华补缴养老保险52万余元的事情。8.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2003年11月至今，其先后担任某1公司财务科科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及党委副书记。单位职工及领导的社会保险由财务科制作保险金表格上交区社保中心，社保中心根据表格，通过银行托收的方式，直接从公司账户把钱划走。公司从来没有给职工及领导多缴纳或者少缴纳过社会保险，从来没有集体研究过调高社会保险基数这件事。9.证人李某8的证言证明：1989年8月至今，其在某1公司工作，先后担任马昌营粮管所副所长、刘家店粮食收储库主任、某粮食收储库主任、公司副总经理。其担任副总经理期间，公司领导班子从来没有集体研究过调高社会保险基数这件事，其从来没有在人保局调高社会保险基数，补缴社会保险，不清楚刘宝华补缴养老保险的事，公司领导班子也没有集体研究过刘宝华补缴基数差的事。10.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1988年3月至今，其在某1公司（原某县某局）工作，历任团委副书记、计生办副主任、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公司班子成员的养老保险金缴纳方式和普通职工的缴纳方式总体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领导班子成员的工资由某1集团统一规定，实行年薪制，所以班子成员养老保险金的缴纳由每个人上一年度个人工资收入总额决定，把每年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数额分配到每个月之中。刘宝华从来没有跟其提过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的事，其没有见过《关于为刘宝华同志补缴基数差的情况说明》。11.证人郭卫红的证言证明：2010年底，其听刘宝华说过他补缴个人社会保险的事，好像补缴了50多万元。2010年，某1公司并入某1集团，因为公司是企业性质，之前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基数比较低，刘宝华找人补缴社会保险，这样退休时就可以多拿退休金。2012年10月8日，王彦霜对其说刘宝华要从失业保险金里拿出18万元补缴个人社会保险，因为失业保险金存的定期都还没到期，想找其借18万元，但其管理的挂靠人员补缴保险费没有这么多钱，其就问刘宝华能不能先从其管理的他个人的钱中出，刘宝华同意了，说之后再让王彦霜从失业保险金里拿18万元还给他。其就和王彦霜一起到农行某路分理处办理了银行转账业务，其从尾号×××的农行账户中将18万元转给王彦霜尾号×××的农行账户。10月25日，王彦霜给其尾号×××的农行账户转了23万元，还了刘宝华个人的钱。12.证人史自红的证言证明：其知道2010年刘宝华补缴52万元个人养老保险，刘宝华说他缴纳保险金基数太低，对退休金影响很大，所以想补缴养老保险，他已经和劳动局副局长刘某2说好了，让其负责安排一下。其安排王彦霜办理刘宝华补缴保险的事情，其没有做过任何手续。13.某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供的企事业单位基金收缴控制程序、刘宝华的社会保险缴费信息、社会保险费补缴表、投诉某1公司补缴社会保险相关材料等证明：2012年9月25日，刘宝华到稽核科投诉称公司未给其交纳1992年10月至2006年3月的社保，并出具了《关于为刘宝华同志补缴基数差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经刘某2签批同意；9月30日经刘某2签字同意后将稽核通知书送达王彦霜；10月8日某1公司委托王彦霜办理，并提供了1992年至2006年的工资表，该表中刘宝华的工资明显高于其他人；某1公司以刷卡的方式分2次给刘宝华补缴了1992年10月至2006年3月、2006年4月至2012年3月的养老保险，金额分别为349515.84元、174505.01元。14.王彦霜提供的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专用票据证明：2012年10月，从失业保险金中分两笔共计524020.85元补缴养老保险，有刘宝华签批。15.工资表证明：王彦霜给刘宝华补做的工资表系虚假的。16.王彦霜、郭卫红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存单、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个人业务凭证证明：2012年10月8日，王彦霜×××账户存现10万元，郭卫红×××账户向王彦霜×××账户转账18万元，同日，郭卫红从农行账户（账号：×××）转王彦霜×××账户6万元；2012年10月25日王彦霜将100万元定期取款103.5万元，同日转存郭卫红0346账户23万元。17.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其认识区人保局主管社会保险的副局长刘某2，想通过刘某2协调解决其补缴社会保险的事情。在刘某2的办公室，其对刘某2说某1公司被划入某1集团管理，其享受不了区国企正处级正职领导干满15年退休时按行政事业单位正处级退休的标准，看其能否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将来可以多领退休金，刘某2说不太好办，他帮忙问一下，后刘某2称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的事直接找相关科室的科长联系就行。王彦霜算的差额是50多万元，其让王彦霜从失业保险金里出这笔钱。因为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用一种方法补缴系统过不去，中间其又找过一次刘某2协调。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需要的材料，都是王彦霜办理的，有一些文件是史自红起草，其在文件和缴款单据上签了字，郭卫红也知道这事。这些材料及文件没有经过公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讨论，都是虚假的。按照相关规定，其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的事不符合区人保局的政策及相关规定，其是通过和刘某2之间的熟人关系才补缴的，时任区委书记张某1没有同意其用公款补缴个人养老保险基数差的事。18.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2年9月，刘宝华到某科办公室找其，称某区有政策，国企一把手任职满年限后退休享受行政正处级待遇，现在公司归某1集团管理，他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退休以后少拿很多钱，让其看看怎么补缴养老保险。其去人保局征缴科打印了一份刘宝华个人账户缴费明细，再结合北京市历年缴费平均工资，计算出刘宝华需要补缴的养老保险大概是50多万元，刘宝华指示50多万元从失业保险金里出，这事不要告诉史自红。过了几天，刘宝华对其说已经和人保局副局长刘某2联系好了，其直接去征缴科找负责人王某4办理补缴手续就行。当天，其拿着相关材料去找王某4，王某4在办理过程中跟其说系统审核不通过，走单位申报基数差补缴的方式，只能补缴2006年至2012年的养老保险，1992年至2006年的保险补缴不了。刘宝华协调后让其找张某2把1992年至2006年间的保险做一下稽核补缴，张某2让其按程序先填稽查投诉表，然后准备材料，填写表格。稽核补缴需要当年的工资表，刘宝华的工资根本没有这么高，刘宝华指示其制作了1992年至2006年虚假的工资表。2012年10月8日，其到征缴科办理单位申报基数差，补缴刘宝华2006年至2012年的养老保险，用其尾号×××的银行卡缴纳社会保险费共计17万余元。10月9日或10日，其带着材料先到稽核科办理稽核基数差补缴业务，然后拿着稽核通知书去征缴科做补缴手续，使用其尾号×××的银行卡支付补缴社会保险费共计34万余元，两次共计52万余元。某1公司按照当时的社会保险政策，足额给刘宝华缴纳了社会保险，从来没有给刘宝华少缴社会保险，所以刘宝华不符合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的情况。其给刘宝华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的时候，找郭卫红借过一笔18万元，所以郭卫红也清楚这事。2013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5万元，用于缴纳被告人刘宝华个人的任职风险抵押金。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荆某的证言证明：其任某1集团企业管理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公司的企业考核、国有产权管理等工作。企业考核是针对某1集团下属企业的总经理、党委书记，考核的指标是下属企业经济效益是否达到当年的考核标准。下属企业总经理、党委书记需缴纳风险抵押金，任期结束后，如果达到考核标准，风险抵押金及利息将退还给本人，期满连任的，需要按照当年标准重新缴纳风险抵押金；如果任期内，除明确规定允许的预算性、战略性亏损之外，导致企业损失的，会扣除相应的风险抵押金。北京各郊区某1公司（除某外），2012年被重组到某1集团，所以各郊区某1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都是从2013年开始缴纳风险抵押金。每年某1集团都会调整下发《企业经营管理者年薪考核办法》，下属郊区某1公司的总经理、党委书记需要按当年的标准将风险抵押金的金额补足，风险抵押金由个人缴纳到各某1公司财务处，开设专户保管，某1集团委派到各某1公司的财务总监负责监督。从2015年开始，没有将当年风险抵押金补足的，某1集团规定从其应发企业效益年薪中扣除补足，按照相关规定，缴纳风险抵押金必须是由本人使用个人资金进行缴纳。刘宝华2013年缴纳风险抵押金12万元，2014年集团将标准上调到15万元，刘宝华补缴了3万元，2015年的基本年薪还是15万元，不需要补缴。2015年5月，刘宝华调离某1公司，由于2015年的考核工作还没做完，所以刘宝华的15万元风险抵押金还在平谷某1公司财务处的专户中保管着。2.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1987年3月至今，其一直在某1公司及下属单位工作，2011年6月至今，担任财务科科长。2012年1月，某1公司重组划入某1集团，成为下属企业。某1集团规定，从2013年开始，刘宝华作为某1公司的总经理，需在任职期间缴纳一次性风险抵押金，由公司财务处代收，存在农业发展银行平谷支行专户中保管，刘宝华任职结束后，这笔风险抵押金一次性返本付息退还给他。风险抵押金的缴纳标准是按照公司总经理的年基薪缴纳，刘宝华2013年的年基薪是12万元，12月刘宝华向财务处缴纳12万元。2014年，刘宝华的年基薪变成15万元，所以刘宝华于2014年11月向财务处补缴了3万元。12月25日，财务处主管会计穆某将刘宝华缴纳的15万元存成了一年期的定期，手续是现金会计李某9经办的。2015年，刘宝华的年基薪没有变化，所以不需要补缴。按照某1集团的规定，刘宝华缴纳的15万元风险抵押金必须是个人财产。2015年3月，刘宝华调往某2集团工作，工资由某2集团发，保险关系也转到了某2集团，某1公司给刘宝华停发工资没有其他的原因。3.证人李某9的证言证明：2012年7月至今，其在某1公司工作，先后任财务科出纳、工会职员，其任财务出纳期间，公司的现金都由其管理。其只知道任职风险抵押金是公司一把手缴纳，刘宝华先后在2013年底和2014年底缴纳过两笔共计15万元的任职风险抵押金。2013年12月26日，财务科科长张某3对其说，刘宝华要缴纳12万元的任职风险抵押金，让其做好财务手续，并把这笔钱存到公司在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公户中。当天，王彦霜和其一起去农行某营业厅取了12万元现金，其开具了发票。2014年11月21日，王彦霜找到其并给其3万元现金，说是刘宝华补缴的任职风险抵押金。这两笔钱现在还存在公户中。4.王彦霜提供的某1公司内部收款凭证证明：2013年12月26日从失业保险金中支出12万元，2014年11月21日从失业保险金中支出3万元，用于给刘宝华缴纳任职风险抵押金。5.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存款凭证等会计档案证明：2013年12月26日，刘宝华缴纳风险抵押金12万元；2014年11月21日，刘宝华缴纳风险抵押金3万元。6.某1集团提供的2012年至2015年经营管理者年薪制办法证明：风险抵押金和基本年薪数额相等，应当在任期开始一年内全额缴纳，缴至财务专户存储；经营管理者任职期满后，完成经营管理目标的，全部发还经营者本人。7.王彦霜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3年12月26日，王彦霜从×××账户取现12万元；2014年11月21日，王彦霜从×××账户取现3万元。8.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按照某1集团规定，任职风险抵押金需要用自己的钱缴纳。某1公司2011年11月归某1集团领导、管理，其于2013年12月缴纳个人任职风险抵押金12万元，2014年11月补缴3万元，共计15万元。由于某1集团派驻某1公司的财务总监要求不是很严格，其一直没有缴纳个人任职风险抵押金，直到2013年12月，其去财务科办公室，科长张某3对其说个人任职风险抵押金12万元该交了，其找到王彦霜，让她从失业保险金里出。2014年下属企业一把手的基础年薪涨到15万元，11月，张某3告诉其需要补缴3万元，其又让王彦霜从失业保险金中拿出3万元交到财务科。其跟王彦霜说过，等某1集团把15万元退回来，其再还给王彦霜，其对史自红也说过这事。2014年12月，郭卫红和王彦霜交接失业保险金账目，其没有跟郭卫红说过此事。2015年4月，为了保证完成2015年度经营任务，其告诉过张某3暂时不从某1集团领取工资，等2016年初的考核完成后，如果其完成再发工资，如果完不成经营任务，就直接拿工资扣除15万元的任职风险抵押金，好将这15万元再还到失业保险金的账目中。9.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3年12月，刘宝华对其说某1集团让下属企业一把手交12万元的任职风险抵押金，让其从失业保险金中出，直接交给现金会计李某9。当天其就去单位附近的农行某路分理处从其尾号×××的银行账户里取了12万元，其打电话叫来李某9，将钱全部交给她，李某9把事先开好的内部收款凭证交给其，这张收款凭证已记入失业保险金小账。2014年11月，刘宝华又让其从失业保险金里取3万元交任职风险抵押金，其从尾号×××的银行卡里取了3万元，交给李某9，将收款凭证记入失业保险金小账。其只知道任职风险抵押金需要刘宝华用自己的钱缴纳，刘宝华从来没有将这15万元退还给其，也没有退还到失业保险金的账目上，事实上，刘宝华拿钱时就没说过要将15万元的任职风险抵押金还回来，其把这笔钱记入失业保险金的支出，直接从余额中扣减了。2014年12月，其把失业保险金的账目交给郭卫红，刘宝华也没说要还钱。2014年12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12月8日，王彦霜从×××账户取现15万元，12月23日将×××账户中的10万元存定期；12月9日，郭卫红×××账户存入25万元。2.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14年底，王彦霜说过了年想提前离岗休息，要把失业保险金的账目交出来，其让她交给郭卫红，同时把失业保险金的账整理一下拿过来。过了一会，王彦霜把2014年度失业保险金的账拿到办公室，称账上还剩340多万，其说从失业保险金里给她支10万元装修房子，也给其支10万元，另外，再支5万元把其欠申华商贸中心的账给结了。当天，王彦霜就把10万元送过来了。12月底，其拿着其侄子还的钱或者是朋友梁登成给其的钱，加上从失业保险金里分得的10万元，共20万元，在农行某2支行门口交给郭卫红，让她帮其购买理财产品或者存定期，现在这10万元也在郭卫红替其管钱的银行账户里存着。3.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4年11月，刘宝华来某科办公室，其跟刘宝华说单位有正科级女干部可以提前一年回家休息的政策，其想回家，刘宝华让其把账目整理完交给郭卫红。12月初，其向刘宝华汇报账目剩余340多万，刘宝华说其在某村买的楼房要交钥匙了，让其从失业保险金里拿10万元装修，也给他支10万元，另外，把他在单位门口烟酒店5万多的账结一下。其从刘宝华的办公室出来之后，直接去了农行某路分理处，在二楼柜台从其尾号×××的银行账户中支取了15万元现金，装在随身背的黑色挎包里，其先去烟酒店把欠帐结了，然后把10万元和整理好的失业保险金账目交给了刘宝华。这笔钱未单独做手续，失业保险金的小账中没有记载。2014年12月9日，刘宝华把其和郭卫红叫到办公室，让其和郭卫红去银行转钱。在农行某路分理处一楼柜台，其把失业保险金余额318.2万元从其尾号×××的银行账户转到郭卫红提供的银行卡里。当时，其把刘宝华给其的10万元直接从失业保险金余额中减去了，将这笔10万元以其的名义存了一笔定期，后把钱取出来交给其姐王某1保管。（四）被告人刘宝华、高怀志、李武共同贪污部分：2004年7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用检测场名义为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各购买一辆海南马自达汽车。2006年2月，上述两辆汽车分别被过户到被告人高怀志名下和李武之子李某2名下。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明：其系检测场场长，北京某实业总公司是检测场的全资股东，某1公司的股东是某局和某镇某村民委员会，某局和某村委会各占某1公司40%、60%股份。从性质上来说，检测场是国有控股公司，属于某1公司的下属企业，受某1公司的监管。其承包检测场，自负盈亏。李武和高怀志从担任某局党委书记、局长开始，就是检测场的董事会成员，均担任副董事长。2004年6月，在刘宝华的办公室，刘宝华对其说高怀志、李武马上要调往区商务委员会，二人以后没有车用，他和其都帮点忙，把这事给解决了。当时检测场经营困难，资金比较紧张，刘宝华说钱的事其不用管，就跑跑腿，车用检测场的名义买，另外，高怀志和李武每人出6万元，剩下的钱让会计来某局拿就行。其同意了。后某1公司的财务人员联系检测场的会计张某5去拿钱，张某5回来给其说某1公司给了20万元。没过几天，高怀志和李武也来检测场会计室，每人交了6万元。检测场以单位名义购买了两辆海南马自达牌轿车，每辆花费16万元左右，具体工作是其司机徐某负责的。检测场还给高怀志和李武派了一个司机，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两辆轿车的油钱以及维修费用都是检测场出的。2007年，刘宝华给其打电话让其把车过户到高怀志、李武个人名下，其安排徐某联系高怀志和李武，他们三人一块去某车管所办理了过户。其不清楚某1公司拨付的20万元的性质，检测场只出了购车的保险等费用，轿车买回来，都是高怀志、李武个人使用，检测场从来没有使用过。2015年11月20号左右，高怀志和李武到其办公室说想把买车的20万元给还上，后现金会计给高怀志和李武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内部收据，其亲自将20万元装到一个黄色档案袋中，在封口处盖了三个单位公章封存，并告诉财务室的工作人员妥善保管。其不清楚高怀志、李武为什么在过了10年之后才把这20万元退回来。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1993年7月至今，其在检测场工作，任司机。其认识高怀志和李武，他俩都是某局的老领导。2004年夏天，经理张某4把其叫到办公室，让其拿着一张转账支票，开车接上高怀志和李武，去某区的海南马自达4Ｓ专卖店提两辆车回来。车一直是高怀志和李武使用，检测场没有使用过。买车后一、两年，张某4让其和两位领导一起去顺义区车管所过户，其印象中一辆车过户给了高怀志，另一辆车过户给李武的儿子李某2，是李武拿着李某2的身份证去的。3.证人付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开始，其在检测场担任会计一职。2015年11月，其丈夫张某4交代，李武、高怀志要把2004年检测场给他们买车的钱还回来，让其负责收一下。李武和高怀志给其打电话约在某酒店东边的北京农商银行门口见面。下午两点钟左右，高怀志先来的，把一个布袋子交给其，里面有人民币135596元，其中10万元是成捆的，剩余的35596元中，三万元分别成捆，5596元是零散的。后李武的妻子也到了，她从农商银行取了135596元给其。回到检测场，张某4安排会计室把两笔钱封存起来，分别装了4个档案纸袋，两个袋子里的金额是10万元，两个袋子里的金额是35596元。北京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是其，股东是其和儿子张某7。高怀志和李武的两辆汽车是在隆运盛达公司购买的，由于某2公司不是海南马自达的二级经销商，其公司和某区的北京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合作关系，帮助他们销售海南马自达轿车，某3公司每年年底根据销量给予其公司一定数额的返点。某2公司开不了海南马自达轿车的发票，因此李武、高怀志购买机动车的发票是某3公司开具的。李武、高怀志购买机动车钱款的支付过程是：检测场开具了两张支票，一张是33万余元的支票，一张是5万余元的支票，两张支票的收款人都是某2公司，33万余元用于支付裸车款，5万余元用于支付保险、购置税和装饰款。去某3公司提车的时候，一起提了三辆车，因此其公司给某3公司开具了40多万元的转账支票。4.证人张某5的证言证明：其系检测场原会计。2004年，李武和高怀志被某局派到检测场担任副董事长，其不清楚某局投到检测场的20万元是什么钱。5.证人王彦霜的证言证明：2004年7月，刘宝华让其跟检测场的会计张某5联系，从失业保险金中拿20万元拨给检测场。其从工行某支行存储失业保险金的银行卡里取出20万元，张某5来拿钱的时候给了其一张企业资金往来专用发票，其把发票记入失业保险金的小账中，发票上写的是“设备投资款20万元”，发票上刘宝华的签字肯定不是其找刘宝华签的。其不清楚为什么要给检测场20万元。6.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神州视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测试工程师，其父亲叫李武，原系某局党委书记。其名下有一辆银灰色的马自达小轿车，这辆轿车是父亲在2004年6、7月购买的，最初车的户名是检测场，2006年初，过户到其名下。其听父亲说车是配给他使用的，购车款是某局和检测场出的，其父亲还凑了一部分钱。某局是检测场的股东之一，其父亲李武一直兼任检测场的领导，所以检测场才会给其父亲配车，检测场的股东是某局和某村委会。这辆车提回家后，因为其父亲不会开车，一直由其使用。2015年底，其父亲说过将买车的钱退还给检测场的事，退了10多万元。7.某1公司出具的个人情况说明、证明材料证明：1997年8月至2004年7月，高怀志任某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2002年12月至2004年8月，兼任区商业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7月至2007年12月，任区商务局调研员；2007年12月退休。1997年8月至2004年7月，李武任某局党委书记；2004年7月至2009年9月任区商务局调研员；2009年9月至2011年3月任区商务委员会调研员；2011年3月退休。高怀志、李武在某局任职期间受某局委派担任某1公司副董事长。8.某区委组织部提供的高怀志、李武干部履历表、年度考核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审批表等人事档案证明:高怀志、李武的任职情况。9.联营合同、北京市宏利实业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决议、承包经营协议书证明：1988年某局和某村委会联营设立某1公司，某局出资40%、村委会出资60%，高怀志、李武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06年7月公司就检测场改制问题开会，决定将检测场经营权承包给张某4，自负盈亏，高、李二人作为董事签字。10.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初审意见单、组织章程、资金证明、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审核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任职证明、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计量认证合格证书、许可证等工商资料证明：某1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资金来源为某局，设立于1992年8月，1998年4月法人变更为张某4；检测场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为汽车、摩托车检测等，资金来源为某1公司，1998年法人为张某4。11.检测场提供的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账凭证、存款凭证、收款凭证、发票、王彦霜提供的账簿、记账凭证等证明：2004年4月25日收高怀志、李武每人现金6万元；7月15日，经刘宝华同意，王彦霜以设备投资款的名义，将20万元失业保险金转入检测场，发票付款人为某局某科。12.检测场出具的发票联、代征车辆购置税缴税收据、转账支票存根、北京运通博泰公司出具的记账凭证、进账单、记账联、名称变更通知、北京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商材料等证明：2004年7月20日，检测场从某3公司购买海马牌某轿车2辆（识别代码：×××、×××），每辆16.86万元，共计33.72万元;每辆车保险费5576元、购置税14410元、装饰费6510元、上牌费500元，两辆共计53992元；分别于2004年7月15日、8月6日将上述钱款以转账支票方式转给某2公司，该公司将车款支付给某3公司。13.北京市交管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证明：两辆海马牌某轿车自2004年7月29日登记在检测场名下，2006年2月14日识别代码×××过户到高怀志名下，识别代码×××过户到李武之子李某2名下。14.检测场出具的收据证明：2015年11月20日，高怀志、李武每人交购车款135596元。15.检测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某2公司为检测场场长张某4个人注资企业，法人系张某4爱人付某，后倒闭，现公司账目查找不到，开户银行情况不明。16.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文件清单、收据证明：2016年1月22日，对检测场进行搜查，在财务科办公室保险柜中发现高怀志、李武退还的135596元，共计271192元，依法扣押。17.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04年6、7月，其和李武在高怀志的办公室，高怀志对其说他和李武要去区商委工作了，到那边实际上就是二线，基本也不用上班，这样，他和李武就没有车用，他俩想从失业保险金里拿20万元，剩下的钱让检测场的张某4出，给他和李武一人买一辆车，李武也说没车确实不方便。其同意了。因为和张某4不熟，所以其没有主动跟张某4说买车的事。过了几天，张某4给其打电话让其去趟检测场，张某4问其给高局长、李书记买车的20万元什么时候能拿来，其让检测场会计去某科找史自红。其可以确定这20万元后来给了检测场，因为2004年或2005年的时候，公司财务科审计检测场账目，科长刘某3跟其说过，公司拨付了20万元给检测场买车。检测场是股份制企业，股东包括某1公司和某村委会，某村委会是大股东，某1公司是小股东。检测场的董事会成员由村干部和公司领导担任。2004年，高怀志、李武受公司委派担任检测场的副董事长，某村支书张某6担任董事长。高怀志、李武去商委主要是为了能够按正处级待遇退休，在商委没有办公室，基本不用上班，买车的目的就是为了出行方便，这两辆车和某局、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高怀志、李武都知道20万元是从失业保险金里出的，因为他俩快退休了，想占公家便宜，用公款给自己买车。某局内部只有其、高怀志和李武清楚这事。其当时安排史自红或者王彦霜给检测场财务人员联系，但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给检测场20万元。18.被告人高怀志的供述：2004年7月初，在其和李武的正式免职决定下来之前，有一次李武和刘宝华都在其办公室，其对刘宝华说退二线后办公室和车都交给刘宝华，其和李武想个人出点钱，某局也出点钱，给其和李武解决用车问题。李武也在旁边附和。刘宝华称单位财务处没钱，所以这笔钱只能从某科管理的失业保险金里出。因为其和李武还兼任着检测场副董事长，检测场对车辆比较了解，所以其让刘宝华直接把钱拨给检测场，刘宝华同意了。其又给张某4打电话说某局给其和李武拨资金购买车辆，打到检测场的账上，让检测场看看什么车合适。一两天后，张某4的司机带着其和李武去选车，俩人最终决定购买海南马自达牌轿车，每辆大概16万元左右。张某4给其打电话说某局拨了20万元，其和李武再一人拿6万元，剩余的保险以及税款等费用大概7万多元都由检测场出。其和李武一起将每人的6万元交给会计主管张某5。基于节省车辆日常费用的原因，其对张某4说两辆车落在检测场名下。之后，关于车辆的购买以及相关上牌、保险、装饰等手续都是张某4办的。这两辆车自始至终都是由其和李武使用，和某1公司、检测场没有关系。2004年8月，两辆车的牌照、保险等手续才办理完。2006年初，张某4说想把检测场代其购买的车过户到个人名下，当时检测场已经是张某4个人承包经营，其不想麻烦张某4，就同意了。2015年11月15日左右，刘宝华已经被带走调查，其和李武担心出事，商量将车款还到检测场。张某4的妻子拿着买车的相关账目计算，告诉其和李武每人需要给检测场交13.5万多元。其给女儿高艳利打电话让她从其卡里取13.5万元送到家里，之后，其和李武于2015年11月20日，在农行某2支行门口将钱交给张某4的妻子。19.被告人李武的供述：2004年7月初，经其、高怀志和刘宝华三人商议，同意其和高怀志每人用某局的公款10万元购买一辆海南马自达牌轿车，检测场出资7万多，其和高怀志每人出资6万元。张某4的司机陪同其和高怀志选的车，2004年8月中旬，张某4给其打电话说车的手续办完了，其让儿子李某2去检测场取的车，这车后来一直都是李某2使用。买车的时候，由于其和高怀志用的某局公款，其心里有顾虑，不想登记在个人名下，经张某4同意，两辆车都落在检测场户上。2006年初，张某4给其打电话说检测场要搞承包制，车还在检测场户上不方面，其同意把车过户到李某2名下。2015年11月初，刘宝华出事了，其和高怀志去找张某4查帐，各自退了13万多元，张某4让检测场的会计把钱收下了，退钱的时候其没去，是其妻子王某10退的，张某4的妻子还给其开了收条。（五）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共同贪污部分：2008年8月，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存款利息人民币30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某有限公司总经理，某4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某1公司是某4公司的股东。从2004年至今，某4公司和某1公司除了正常借贷关系之外，某1公司通过某4公司倒过两笔钱。第一笔是2007年，刘宝华给其打电话说在某4公司搁张支票，意思就是从某4公司倒笔钱，其没问支票的具体数额就同意了，并给会计主管李某10打了招呼，由李某10去办理。第二笔是2008年，刘宝华给其打电话说在某4公司走张支票，其也没问支票数额就同意了，具体由李某10去办理。2.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明：其担任某4公司出纳一职。2007年初，总经理杨某2到其办公室说某1公司有一笔5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先存到公司账上，回头再还给他们，后郭卫红会计给其送来一张5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在农行某分理处将这笔钱存到公司账户里。没过几天，杨经理让其把50万元以现金支票的形式还给某1公司，其开具了三张现金支票，分别是9.5万元、9.5万元和31万元的金额。2008年8月，杨经理对其说某1公司拿来一张3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将这张支票存进公司账户里。没过几天，杨经理又让其把30万元以现金形式取出来还给某1公司，当天，其在某分理处预约了30万元现金的取款业务。第二天，其和司机王某11一起开车去银行取钱，其印象中是把钱放在一个类似于装酒的布袋里，一捆10万元，一共三捆。其拎着布袋直接去了刘宝华的办公室，放在他办公桌上，其记得说话的过程中，郭卫红也进了刘宝华的办公室。3.证人王彦霜的证言证明：2008年8月，从某洁劳务服务社一般账户转给下属单位某4公司30万元，这30万元是从其管理的失业保险金中出的。但是，其记不清这30万元的支出是怎么回事，在失业保险金的小账中也没有记载，其没有从这30万元中分钱。4.证人史自红的证言证明：2008年8月，刘宝华当着其的面给某4公司的会计李某10打电话说提现的30万元支票已经到他公司账户，钱怎么还没拿过来。其不清楚30万元的情况，也没有从中分钱。5.农业银行存款凭证、账户交易明细、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进账单、发票、转账支票、现金支票等证明：2005年8月17日，某局工会账户（账号×××）转入某洁劳务服务社银行账户（账号×××）380万元，存为定期，至2008年8月26日本息4127566.61元；2008年8月29日，某洁服务社账户转账30万元至某4公司账户（账号×××），9月3日，30万元从某4公司以现金支票方式支出。6.郭卫红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08年10月10日，郭卫红0346账户存现1.71万元，10月16日存现5.75万元，共7.46万元。7.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某4公司是某1公司的下属企业，某4公司购买小麦缺钱，总经理杨某2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会找其借钱，其通过某1公司、某成劳务服务社、某洁劳务服务社把钱借给某4公司，这些钱都还回来了，账目上有记载，其曾通过某4公司以走空账的方式倒过一笔失业保险金的钱。2008年8月，王彦霜跟其说失业保险金的钱存在某洁劳务服务社的一般账户上有30多万元的利息，这些钱在失业保险金的账目上没有显示，应该犒劳大家，每人分点。当时，王彦霜、史自红也在场。其说那把这30万元利息取出来，四个人一人7.5万元。王彦霜说某洁劳务服务社一般银行账户不能取现金，公司下属粮库的账目每两年要由国家审计局进行审计。这样，其就想到通过某4公司把钱给倒出来，当天，其给杨某2打电话说放他那一张支票，倒30万元。后某4公司的财务人员把30万元现金送到其办公室，当时王彦霜、郭卫红都在场，30万元装在一个纸袋子里，都是百元票面，一万元钱一沓。其让王彦霜把这30万元拿到某科办公室，其、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一人分7.5万元，王彦霜用报纸替其把钱包上，其拿着就走了。8.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08年8月，王彦霜管理的失业保险金里有一笔30万元的利息，在某洁劳务服务社的一般户中存着，无法取现或者是对私转账。其当时是公司的现金会计，经过刘宝华的决定及协调，由其经手将30万元的利息从某洁劳务服务社的一般户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转到某4公司，2008年9月初，某4公司的现金会计刘某4将30万元取现送到刘宝华办公室，当时只有其和刘宝华、刘某4在场。后其把30万元拿到某科交给了王彦霜，刘宝华对其和史自红、王彦霜说一人分7.5万元的辛苦费。其将王彦霜给其的7.5万元放在手挎包里，这是其第一次从失业保险金中分大额的钱，有点害怕，所以其将该笔钱放到其财务科的保险柜里，过了1个多月其才把钱存到尾号为0346的银行卡中。庭审中，公诉机关还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区人保局原局长。1983年至1985年，其和刘宝华在北京邮政总校平谷分校脱产学习期间认识，是同学关系。2002年和2004年，某1公司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裁员，当时区委、区政府召开过多次协调会，但刘宝华从来没有因为裁员分流和社会保险的事私下找过其。副局长刘某2分管失业保险金相关工作，失业保险金是北京市财政补贴的公款，是国家给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补助。2.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失业人员办理失业保险金手续的条件为：一、失业人员必须与失业前所在单位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二、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三、必须由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向人保局职业介绍中心统一申报。失业人员申报失业保险金成功后，人保局会根据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下发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的审核计算工作是由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负责，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每月统计出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名单及金额报社保中心，社保中心报市人保局申请拨付失业保险金，市人保局批复之后，失业保险金打入指定的存折中，由失业前所在单位负责将失业保险金存折发放给失业者本人。失业人员办理自谋职业后，可以一次性把失业保险金从人保局领出来。申报失业保险金必须通过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或者通过居住地所在社保所进行申报，本人不可以直接到人保局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申报。失业保险金是国家针对失业者本人的保障待遇，是一种补贴性质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从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金里出的。2002年，根据国家政策，粮食部门开始压库、减员。2003年，刘宝华到办公室找其，说某局大批职工下岗需要安置，问其有什么优惠政策，其说下岗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办理失业保险，领一些钱。另外，男性满50周岁、女性满40周岁可以进入社会公益性组织，这样就解决了再就业问题。之后，某局就给符合条件的离岗人员办理了失业保险金。3.证人王某6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市工商管理局平谷分局原局长。根据市工商局的相关规定，个体户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流程：一是个人来平谷分局，核准所开立的企业名称是否唯一，名称唯一后，平谷分局会给申请者出具名称核准单；二是名称核准后，如果需要许可证，个人拿着名称核准单到相关部门办理许可证；三是在获得相关部门的许可之后，拿着许可证，来平谷分局审核材料，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平谷分局审核材料采取一审一核制，具体就是审查员在柜台受理材料，检查材料是否合规、齐全，审查合格予以受理。受理之后，由专门的核审员进行二次审查，审查通过后，按照申请人的具体要求交由专门的人员打印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在第五个工作日，申请人可以来平谷分局领取营业执照。另外，个人在申领完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之后，需要每年来平谷分局参加年检，填写年检表。2003年至2006年，平谷粮食部门和商业部门开始大幅度裁员，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市政府及市工商管理局都下发了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下岗职工自谋出路，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其听说，下岗职工拿着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可以去有关部门申领相关资金支持。2004年，在区政府常委会上，其和刘宝华都参加了，刘宝华对其说某1公司有很多下岗职工，一些下岗职工需要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让其看看能否尽快办理出来，其说只要符合条件肯定按照规定尽快办出来。4.证人高怀志的证言证明：1992年，为了响应国家市场经济的号召，某局成立了某1公司，其实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一直以某局的名义办公。某局的减员分流是从1997年开始的，总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减员分流，第四次是2002年，第五次是2004年。根据国务院和市政府的政策，对接近特殊工种退休年龄八年以内的职工，即年满47周岁男职工、年满37岁女职工以及一些年龄不达标但是自愿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实行提前离岗，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北京市、区财政局及粮食企业分别按照50%、30%、20%的分担比例，依照职工距特殊工种退休年龄的实际时间计算，给予一次性工资补偿，另外，某局自己出钱为下岗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至退休。2003年，时任某局党委副书记刘宝华在其办公室说他同学何某是区劳动局局长，他想找何某争取点优惠政策，其同意了。后刘宝华跟其说可以给下岗职工办理失业保险金，能给某局的财政缓解一下压力。其不清楚刘宝华及某科是怎么办理的失业保险金，第一批失业保险金下来的时候，刘宝华对其说有一百万元左右，问其怎么处理，其说先放到某科，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支取。其不清楚刘宝华办理的失业保险金总共有多少钱、用什么银行账户管理、是否有专门的账目，其也没有查过某科的账目。办理失业保险金主要是为了给下岗分流职工缴纳社会保险以及扶植再就业，但是从失业保险金办理出来至其被调往区商务委员会，某局没有用过失业保险金。2004年7月，某局与某1公司政企分离，刘宝华接任某1公司总经理一职，公司的财产都交由刘宝华管理，失业保险金也一并交给刘宝华。5.证人李武的证言证明：2002年12月，某局按照相关政策，决定对年龄偏大的职工实行提前离岗，对于这些离岗职工，企业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后，按现行基数负责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缴纳。离岗职工需要与企业签订《企业内部离岗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提供本人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寸彩色照片等，离岗人员的档案由某局专门保管。这次办理的减员分流职工有500多人，一次性补偿金和保险资金来源有三部分，某局自筹，劳动局和财政局补贴。失业保险金由某局统筹，具体由某科管理。2002年底，其、高怀志、刘宝华和时任某科科长陈某2四人找到劳动局局长何某，咨询针对离岗职工的优惠政策。2002年底，刘宝华担任某局党委副书记后，接手某科的管理，失业保险金也就由刘宝华主管。其不清楚失业保险金如何支出、是否有账目、是否实际用于给离岗人员缴纳社会保险。2004年7月，其调离某局时有离任审计，但没有提到失业保险金的事情。6.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某1公司原工会主席。2004年7月，某局和某1公司政企分开，某局划归区商务委员会，当时只有局长高怀志、党委书记李武到商务委员会工作，某局的其他工作人员及资产全部归某1公司所有，某局党委副书记刘宝华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在2002年12月的减员分流工作中，刘宝华负责和劳资、财务相关的工作。7.证人秦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平谷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主任。2002年11月，刘宝华担任某局副书记，按照当时的分工，刘宝华在12月的减员分流工作中负责和劳资、财务相关的工作。2004年8月，刘宝华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同年，某1公司按照2002年12月的减员分流经验做法，减员600多人，刘宝华在这次的减员分流中负责全面工作。8.证人王某7的证言证明：其系某1公司原纪委书记。2003年，某局针对下岗分流职工有失业保险金，是劳动局补贴给下岗职工的钱，用于缴纳社会保险和扶植再就业。具体工作由主管副书记刘宝华负责，给下岗职工缴纳保险是某科的业务范围，不需要专门召开党委会讨论。具体该笔失业保险金是如何管理及支出的，其不清楚。9.证人李某6的证言证明：其系某1公司纪委书记。2002年，刘宝华担任某局党委副书记，主管劳资和人事工作。某1公司2004年减员分流的政策和规定都是参照2002年减员分流工作制定的，2004年7月，刘宝华升任某1公司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负责2004年减员分流的全面工作。10.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某1公司原某科科长。2002年，其临近退休，基本上就不来单位上班了，也不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都是由时任某科副科长史自红负责。其不知道某1公司是否从人保局领取了2002年减员分流人员的失业保险金。1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区人保局退休职工。2003年，平谷区招商引资，政府鼓励开办企业，其和几个朋友做起了代办企业营业执照、收取手续费的工作。1990年左右，其担任劳动局工资保险科科长时，史自红是某局某科科员，经常来劳动局办业务，其和史自红就慢慢熟悉了。2004年，其代办企业营业执照需要钱，向史自红借款10万元，打了借条。之后，史自红长期放在其这二三十万左右。可能其也向史自红借过大额的钱款，具体情况以银行的交易明细为准，也不排除其以支票的形式还给史自红。除此之外，其和史自红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其不清楚史自红借给其的资金来源和性质，不知道北京市生利润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情况，有可能是其代办的其中一个公司，其不认识张文生、张文革。12.《政府储备粮食库点集并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政府储备粮食库点集并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关于落实政府储备粮库点集并后粮食企业实施减员分流的若干办法》、《关于实施减员分流工作中，对年龄偏大的离岗企业干部的几项规定》、《关于在粮食购销企业进一步实施减员分流工作的请示》、《关于在落实企业开展减员分流工作的实施方案》、平谷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会议纪要、某1公司向区政府等单位所作的需资金支持的请示及批复等文件证明：2002年和2004年减员分流的政策规定，及某局资金存在困难的情况。13.某局党委会、局务会、领导班子、机关科长等会议记录证明:2002年开始，某局存在人员分流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要求从基层企业补贴中扣留20%，2004年仍存在该问题；少数人员没有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部分人是让某科史自红代签。14.平谷区审计局出具的审计结果报告、审计意见书证明：1997年9月至2004年7月，高怀志任某局局长期间，资产、负债减少的同时净资产增加，对三个关联企业的投资共计500余万元在会记账簿中未做帐，形成帐外资金。15.企业内部离岗人员补偿金填报表证明：2002年离岗人员有528人，2004年离岗人员有975人。16.辞退人员档案登记表、就业转失业人员档案移交登记表、存档人员花名册证明：1999年至2005年某局及某1公司辞退人员名单，及将档案转至其他单位的情况。17.北京市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登记表、失业人员情况表、就业登记申请书、寄存人事档案登记表、档案材料清单、委托保存人事档案协议书、干部任免呈报表、干部聘用登记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自谋职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费补助协议书、个人账户转移单、北京市社会保险专用基金票据、企业（单位）与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情况证明、北京市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证明等材料证明：2003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分六批伪造相关材料领取失业保险金和自谋职业保险补助费。18.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供的支付失业保险金的付款凭证、记账凭证、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及名单等证明：2003年6月至2006年2月，分六批向某局及某1公司失业人员支付失业保险金的情况。19.工商银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储蓄取款凭证、销户凭证、个人业务凭证等证明：某局及某1公司失业人员分六次将失业保险金账户销户的情况，其中2004年12月后销户人员为王彦霜，之前两批销户签字均为失业人员本人。20.王彦霜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个人业务凭证、历年收支记录、统计表、账簿、北京市社会保险专用基金票据、记账凭证、发票联、领款证明单、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补偿表、收据等证明：王彦霜的银行账户情况和其记账基本一致，失业保险金的去向主要有缴纳失业人员保险、补缴保险、缴纳任职风险抵押金、招待费、检测场设备投资20万元、加班补贴等。21.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对账单、转账支票、取款凭条、存款凭条、记账凭证、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转账支票、进账单、某1公司的（工会）会计档案，某4公司的记账凭证等证明：某洁劳务服务社账户与史自红、王彦霜等关联人、单位账户的钱款往来。22.某成劳务服务社的银行账户（账号×××）交易明细证明：从2011年5月开始用该账户缴纳社保。23.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02年12月，某局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政策，开展减员分流工作，减员570多人。2002年11月，其担任某局党委副书记，主管政工、党务和劳资工作，配合局长高怀志、党委书记李武做内部离岗人员的思想工作。在2002年的减员分流中，主要是局机关的财务科、某科参与工作，财务科负责将经济补偿拨付给某局的下属各单位；某科负责统计、汇总某局下属单位的离岗协议签订情况，当时某科科长是陈某2，副科长是史自红。2004年8月，某1公司开展减员分流工作，减员共计610余人。2004年减员分流政策以及规定都是参照2002年制定的。2004年7月，其升任某1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负责减员分流的全面工作，财务科、某科参与减员分流工作，当时某科科长是史自红。其与劳动局局长何某是同学，就问他有没有优惠政策，何某让其去找刘某2副局长，刘某2说针对某局男满50岁，女满40岁的下岗职工，可以办理失业保险金。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给下岗职工办理个体营业执照，所以其还找了工商局局长王某6，请王某6协调一下给某局下岗职工办理个体营业执照，王某6让其直接联系登记科科长路文。失业保险金的办理具体由史自红、卢国华、王彦霜负责。2003年7月，第一批下岗人员失业保险金100万元办理下来，其请示高怀志、李武，他们都同意将失业保险金放在某科，其提议把失业保险金放在王彦霜的个人账户进行管理。后其跟史自红和王彦霜说把钱从个人存折里支取出来，放到王彦霜账户保管，为了躲避利息税，失业保险金还存放在某洁劳务服务社的一般账户中一段时间。每一批失业保险金办理下来，史自红或者王彦霜都会到其办公室跟其汇报。因为失业保险金是国家发给离岗人员个人的，某1公司从劳动局办理失业保险金不符合规定，没有办法将这笔钱下到某1公司的大账上。另外，将失业保险金放到王彦霜账户管理，日常开支以及业务招待比较方便。从2003年到2006年，某1公司给2002年12月和2004年8月内部离岗的1100多人中符合失业保险政策的800多人办理了失业保险金，领取了780余万元。这些离岗人员不清楚公司给他们办理失业保险金的事，钱也没有发放给本人。某1公司的其他人员包括班子成员都不清楚这笔钱，2004年7月，高怀志和李武调离某局，也没有说这笔失业保险金怎么处理。之后，只有其、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知道这事。失业保险金的支出需要由某科科长制作某局内部领款证明单，写明支出原因和金额，其签批，支领人签字，或者相关人员拿着发票找其签批。除了其2012年10月补缴养老保险基数差52.4万余元有收据之外，其和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从中贪污的钱款都没有做手续。24.被告人史自红的供述：某局在1997年成立了某成劳务服务社、某声劳务服务社和某洁劳务服务社，用于接收、安置下岗职工。为了给内部离岗职工缴纳保险金，某局的领导决定以某洁劳务服务社的名义开立一个基本银行账户，作为缴纳内部离岗职工保险金用。基本账户的资金来源是企业自筹，具体讲就是从某局下属的基层单位按照人数比例收取。2002年，北京市有对失业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给予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的政策。享受这个政策的前提是申办人员为失业人员，而且在工商局进行了个体工商户登记，这样可以到劳动局领取钱款，由于政策比较宽松，单位可以代表个人去代办申请安置补偿。某局2002年分流了570人左右，2004年分流了710人左右，某局领导在2002年开会研究决定以这1200多名分流人员的名义从劳动局申请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然后用这些钱给他们缴纳保险。当时单位内部要求各下属单位和职工签署内部离岗协议的时候，要收取离岗职工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照片等材料，就是为申请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所用。2003年初，刘宝华对其说已经和劳动局副局长刘某2以及工商局领导打好招呼了，其做好内部离岗职工的失业手续，办完个体经营执照，就去劳动局办理安置补偿金的申报业务。第一批94人的灵活就业手续办好之后，劳动局在2003年7月中旬，就把每个人的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打到了个人的工行活期存折里，存折是其和王彦霜去劳动局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到账后，刘宝华说先归集到王彦霜的账户上，其和王彦霜一起到工行府前街支行，因为刘宝华前期跟这里的人打过招呼，所以工行的工作人员给其单设了一个窗口办理账户归集手续，总共有七、八十万元。2003年至2006年，其分六批，为符合条件的880多名离岗职工办理了失业手续和灵活就业手续，总计从劳动局套取了780多万元的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后续几批人员办理的程序和第一批的程序基本一样。失业手续和灵活就业手续是由某科负责，具体是由其和王彦霜办理。2004年，郭卫红到单位工作后，她也参与进来办理灵活就业手续。到2005年，王彦霜个人银行账户里已经归集了三、四批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总计有380多万元。其向刘宝华提议在某洁服务社开个一般户，将这笔钱存到一般户里，存定期可以产生不少利息，刘宝华同意了。后其安排王彦霜和郭卫红去农行某路分理处，给某洁劳务服务社开设一般账户。其记得在王彦霜个人账户里的失业救济金和安置补偿金转存到新开设的一般账户时，王彦霜账户里的钱已经不是380万元了，而是280万元，因为其个人把100万元借给了孙某跑营业执照，一个月之后孙某给了其一张100万元的转账支票。为转存方便，通过刘宝华给工会主席朱某打招呼，先将这380万元存到工会的工行账户里，然后从工会会计崔某处拿了一张380万元的转账支票，将支票入到某洁服务社的基本户里，再由基本户转存到一般户存定期。后续几批钱款没有通过工会，直接从王彦霜账户转存到某洁服务社一般户。25.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04年4月，其调到某1公司某科工作，刘宝华安排其收缴下属粮库缴纳的本单位内部离岗职工的保险费并记账。为了统一收取和缴纳内部离岗职工的社会保险，刘宝华要求专设一个银行账户，后来史自红安排其在2004年6月至2004年底给某洁劳务服务社办理变更营业执照以及开立银行账户。其收取下属粮库内部离岗人员保险费用的具体流程是先由史自红（在王彦霜担任某科科长之后，由王彦霜负责）计算、统计下属各粮库需要缴纳的内部离岗人员保险费用，将总数报给其，下属粮库的会计拿着相应数额的支票交给其，其开具收据，并计入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目里，用于给内部离岗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之后，王彦霜从其这支取相应数额的支票，到区人保局缴纳社会保险，其将缴费凭据计入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目。2011年5月之前，内部离岗人员的社会保险缴纳是通过某洁劳务服务社，并有专门的账目。之后，都是通过某成劳务服务社缴纳。2008年，在某科办公室，刘宝华让其和王彦霜一块把各自手中所记录的账目销毁，其销毁的是挂靠人员代缴保险费的账目，王彦霜销毁的是失业保险金的账目。其和王彦霜把账放到盛满水的脸盆里，等账页泡烂之后，扔到厕所下水道里冲走。之后，每年其都会不定期的和王彦霜一块把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的账销毁。二、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贪污某1公司收取的社会挂靠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犯罪事实：2005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将被告人王彦霜的亲属王某1、李某2、王某2、陈某1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并由某1公司代为支付2005年4月至2015年10月需本人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29万余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平谷区和美超市职员，是王彦霜的亲姐姐。2005年1月至2013年9月，通过王彦霜，其和丈夫李某2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2004年底，在王辛庄村的家中，王彦霜让其和李某2把社会保险挂在某1公司缴纳，以后有个保障，其就把自己和李某2的身份证、户口本等材料都交给了王彦霜。2004年底，王彦霜说其和李某2从1997年离开公司，这段时间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需要一次性补缴，其交给王彦霜2.8万余元，还给过1万余元用于接工龄缴纳社会保险。除此之外，其和李某2就没有缴过社会保险了，王彦霜没跟其要钱，其也没主动提过。2013年9月，其从某1公司退休了，李某2至今还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2.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渔阳出租车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司机，是王彦霜的姐夫。1992年至1997年，其先后在区大兴庄粮管所、山东庄粮管所当过合同工；1997年之后，其开始做小买卖和开出租车。其只知道这些年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些都是其妻子王某1办理的。3.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其是王彦霜的亲弟弟。1990年7月至1997年10月间，其在某1公司工作，农村户口合同工，当时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政策，所以公司没有给其缴纳过社会保险；1997年10月至今，其一直搞个体经营。2004年或2005年，王彦霜考虑到其和妻子陈某1没有正式工作，以后没有保障，就想给其和陈某1通过某1公司上保险，其和陈某1从农户变成非农户，也是王彦霜经手办理的。除了给其和妻子陈某1接工龄找其要过一次钱，王彦霜从来没有跟其说过挂靠在公司缴纳社会保险需要个人出钱，其也没出过钱。4.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1993年，其从某1公司（原平谷县某局）分配到亚美奇商场工作，是合同工，2006年至今，从事个体经营。王彦霜是其丈夫王某2的二姐，通过王彦霜工作上的关系，从2004年开始，其和丈夫王某2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具体由王彦霜操作，其对缴费的情况不了解。5.王彦霜提供的缴费明细、2004年至2011年某洁收取个人款项记录、某1公司及王某1、陈某1提供的王某1、李某2、王某2、陈某1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社会保险历年对账单查询、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供的王某1、李某2、王某2、陈某1的工伤保险缴纳明细、北京市社会保险费个人补缴明细表证明：四人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6.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王彦霜事先跟其说过她几个亲戚挂靠公司缴纳保险的事，史自红也说想让王彦霜的4个亲戚以及他本人的亲戚挂靠在某1公司，由公司替他们无偿缴纳社会保险，其同意了。除2004年一些外单位挂靠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钱下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里，其余的钱都作为账外资金由郭卫红日常管理，主要用于公司业务招待以及走访花费。这些挂靠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没有入账的事只有其、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四个人知道7.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05年4月至2015年10月，其弟弟王某2、弟媳妇陈某1挂靠在某1公司的下属单位职工学校、粮安粮食收储库缴纳社会保险，经其计算，这10余年的社会保险费用分别为95908.8元、95562.72元，都是用公款缴纳的。2005年4月至2013年9月，其用公款给其姐姐王某1缴纳社会保险费用42355.45元，2013年9月，王某1按照特殊工种退休。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2011年3月至2015年10月，其用公款给姐夫李某2缴纳社会保险费用69102.98元。其中2008年1月至2011年2月，李某2的社保关系由他实际的工作单位渔阳出租汽车公司缴纳，后为了能够按照粮食部门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2011年3月其又将他的社保关系转回公司。王某1、李某2、王某2和陈某1在2005年4月之前的社会保险费都是由他们本人缴纳，从2005年4月开始，四人的各项社会保险费都是由公司替他们本人缴纳的。2010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郭卫红，将被告人郭卫红的亲属王某3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并由某1公司代为支付2010年9月至2015年10月需本人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5万余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其没有在某1公司工作过，郭卫红是其弟弟王权利的妻子。2004年，其职业关系挂靠在平谷区化工厂，因为化工厂是特殊工种，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2010年，化工厂对社会人员存放职业关系档案管理比较严，5、6月，其把职业关系档案从化工厂拿出来放到劳动局，后郭卫红说其在化工厂已经交了6年的保险费，如果其把职业关系档案挂靠到某1公司，再交4年的保险费，就可按特殊工种，45周岁办理退休手续，提前领取养老金了。其觉得在理，当场就把社保卡给了郭卫红，郭卫红还说，社会保险费不用其管。2010年9月至今，其挂靠在职工学校、粮安粮食收储库缴纳社会保险费，都不是其个人出的钱。2.证人王彦霜的证言证明：王某3是郭卫红丈夫王权利的亲姐姐，2010年9月至2015年10月，王某3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经其计算，公司为王某3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共计60326.39元。王某3没有在某1公司及下属单位工作过，只是因为王某3和郭卫红的亲属关系，才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其记得郭卫红跟其说过这事。3.某1公司提供的王某3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工伤保险缴纳明细、北京市社会保险费个人补缴明细表证明：王某3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缴纳情况。4.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10年初，因为郭卫红知道王彦霜有几个亲戚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而且本人没有花钱，所以郭卫红对其说她大姑子王某3也想挂靠在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其和史自红商量后同意了。王某3挂靠在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期间，需要她本人缴纳的费用实际是用单位公款支付的，是由其决定的。5.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10年8月，其大姑子王某3问其能否挂靠在其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因为其知道某科一直负责社会人员挂靠缴纳保险，其就找刘宝华说过三四次。大概2010年8、9月，刘宝华来财务室找其说可以挂靠，后刘宝华让王彦霜把王某3的保险关系放到单位，由单位给她缴保险。2010年9月至今，王某3本人没有实际支付过社会保险费，其认可王彦霜计算出来保险费数额。2015年初，被告人史自红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某1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采取收取社会保险费不上交的方式，私自截留贾某1、李某3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并用于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个人开支。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明：其在某局工作过，1997年，其离开某局自谋职业。为了延续工龄领取退休金，2010年，其找到某科的工作人员小史，把自己的情况给他说了说。后来，小史通知其去某科办理交保险的手续，让其把钱交给某科的一个女的。每年快到交保险的时候，某科的人会打电话通知其，交完钱给其开具收据。从2011年至今，其一共在某1公司缴纳3次保险金，2011年交了2010年的保险金，有9200多元，2012年交了2011年的保险金，具体交了多少钱记不清了，2015年初交了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三年的保险金，一共交了3.3万多元。2.证人贾某1的证言证明：其没有在某局或某1公司工作过，1993年至今一直从事个体经营。2012年5月，其想找家正规公司挂靠缴纳保险，等年龄大了领取退休金。正好其认识区人保局的刘某5，通过刘某5的引荐，认识了史自红，在史自红的帮忙下，2012年5月至今，其在某1公司挂靠缴纳保险。每年快交保险的时候，史自红都会电话通知其，同时告知缴纳金额，其缴纳完保险金之后，某科的工作人员会给其一张内部收据。3.2012年至2014年代收保险的账簿及李某3、贾某1提供的某1公司内部收款凭证证明：李某3、贾某1缴纳保险费的时间和金额。4.被告人史自红的供述：2014年底，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贾某1、李某3一直拖欠2013年、2014年的保险费，因为代缴保险费都是王彦霜收上来后，跟郭卫红核对，郭卫红没有挂靠人员名单，也不清楚具体谁拖欠了保险费，所以其想截留贾某1、李某32013年的保险费。这样，王彦霜在收取贾某1、李某3拖欠的社会保险费之后，把2014年的保险费交给了郭卫红，2013年的保险费截留了，贾某1和李某3各1万多，合计3万多，具体数额以王彦霜说的为准。这事只有其和王彦霜知道，钱被其日常消费了。5.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4年底，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贾某1、李某3拖欠两年的保险费没有缴纳，当时其要提前离岗，想尽快交接工作，其让史自红打电话催二人尽快把拖欠的保险费交上，史自红听了之后就说等贾某1、李某3交完钱，其把2014年的社会保险费交给郭卫红，2013年的不交了，单独记到小账里，其同意了。2014年底或2015年初，贾某1将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12282.48元和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16690元交给其，其将12282.48元截留了。2014年底或2015年初，李某3将2011年4月至2013年3月拖欠的社会保险费9954元、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12282.48元和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11015.06元给补缴了，其把9954元和12282.48元截留了。其和史自红截留贾某1和李某3的社会保险费共计34518.96元。由于贾某1、李某3拖欠社会保险费，所以缴费记录上的时间都是其后补的，不准确，其给贾某1、李某3开具的内部收款凭证上面的时间是准确的。庭审中，公诉机关还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石某的证言证明：其没有在某局或某1公司工作过，从1999年至今，其一直待业，其想找家企业挂靠缴纳保险，老了领取退休金。其正好认识史自红，于是通过史自红挂靠在某1公司缴纳保险金。每年快到交保险的时候，某科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都会打电话通知其，同时告知金额，其把保险金交到某科，她会给其开具一张某1公司的收据。从2011年至今，其一共缴纳了5次保险金共计人民币65116.88元，其没有拖欠或者补缴过保险金，不知道某1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给其代缴保险的。2.证人赵某、张某6、耿某、王某8、黄某、王某9、申某、郭某2、王彦霜0、宋某、王彦霜1、王彦霜2、贾某2、刘某5的证言证明：其他社会人员挂靠某1公司代缴保险的情况与证人石某证言的证明内容一致。3.郭卫红提供的笔记本、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交易明细证明：2006年4月6日，郭卫红开始为刘宝华理财，第一笔18.1万元；2012年1月至2015年,郭卫红以购买保险及存定期的方式为刘宝华理财，至2015年共800余万元。4.代缴保险人员记录单、代缴保险统计表、部分代缴保险协议书、代收保险账簿、内部收款凭证证明：2005年至2015年，某1公司共给102人代缴社保共计216.8万元，收款凭证多为史自红、王彦霜开具。5.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04年8月，其升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之后，有一些人挂靠在某1公司代缴保险。挂靠人员都是通过史自红、王彦霜或者郭卫红的关系，经其同意后，在单位代缴保险的。2004年，代缴保险费都下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里，科长史自红管人员名单，王彦霜收取代缴保险人员的钱款，郭卫红负责记账及管理。后其和史自红商议，由其决定，代缴保险费不放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里了。从2015年开始，郭卫红开始管理失业保险金及代缴保险费的账目，因为日常支出的票据比较多，郭卫红工会副主席的办公室进出的人多，抽屉、柜子都没有锁，如果其直接签名，公司其他人员很容易发现郭卫红保管钱的事，将来解释起来也麻烦，其想到只签一个“ｘｙ”，这样不容易被外人发现。6.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04年5月，史自红、王彦霜把一些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交给其，这些人不是某1公司的职工，是挂靠在公司缴纳保险的社会人员。其把史自红、王彦霜交的这些保险费和下属粮库缴纳的内部离岗人员保险费一起记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目上。大概记了两三笔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之后，刘宝华在某科办公室，给其、史自红和王彦霜开会，说今后收取的挂靠人员的保险费不要入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让其以个人的名义把保险费存起来，单独记账。其在单位附近的农行某路分理处开立一张尾号为0346的存折，用于管理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并专门制作关于挂靠人员代缴保险费收入和支出的账目。这个存折里的钱包括挂靠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刘宝华让其帮他理财的钱。2013年，0346的存折页全部用完，银行给其换了尾号为2927的新存折。社会人员挂靠公司缴纳保险，由王彦霜和史自红负责名单和收取保险费，其负责保管保险费并记账，王彦霜、史自红收取保险费时，会开具一式三联的内部收据，一联给挂靠人员本人，一联王彦霜、史自红留存，一联交其保存。内部收据用完一本或是年底的时候，其会跟王彦霜对账，确认其保存的收据和王彦霜、史自红收到钱数一致。前两三年，是由王彦霜或者史自红将他们收取的保险费及相应票据交给其，2007年开始，基本都是王彦霜交给其。每年，王彦霜、史自红收取的保险费有20万元左右，10多年下来有200多万元，都存在尾号为0346的存折里，这些钱没有用于给挂靠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绝大部分都被刘宝华支出了，只有刘宝华有权决定从保险费里支钱。从保险费中支钱有财务手续，如果刘宝华拿发票报销，刘宝华只需要在发票上签名就可以；如果刘宝华拿现金，其会以食品的名义开具一个内部领款证明单，并由刘宝华签批。2015年之前，刘宝华在内部领款证明单或者发票上签“刘宝华”三个字；2015年之后，刘宝华只签一个“ｘｙ”，其觉得是刘宝华怕他调走后再花保险费的钱被查出来。其管钱时有专门的账目，每年都会把账交给刘宝华看，2008年左右，其根据刘宝华的要求将账给销毁了，之后每年其都会不定期地按要求销毁账目。其销毁账目前会和王彦霜核对，之后王彦霜销毁失业保险金的账目，其销毁代缴保险费的账目，其和王彦霜把各自管的账撕碎，放到盛满水的脸盆里，等泡烂之后，就从厕所的下水道冲走了。2011年之后，刘宝华自己把代缴保险费的账拿走了。2006年4月初，其在财务处工作，刘宝华给其18.1万元，让其帮忙买基金，为了避免刘宝华的钱和其的钱混淆，其将刘宝华给的钱存到代缴保险金的0346账户。后刘宝华陆陆续续让其帮忙理财，一直到2009年4月，其替刘宝华管理的钱大概有几十万元，其担心理财的钱跟代缴保险费混淆，就专门在农行以其名义开了尾号为×××的银行卡，给刘宝华理财。7.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03年5月，某科只负责核定两部分人的社会保险基数，一部分是2002年至2004年的内部离岗人员；另外一部分是挂靠在公司缴纳保险的社会人员，公司及下属单位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险基数核定由公司及下属单位财务科负责。三、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贪污某1公司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等剩余款项的犯罪事实：2015年5、6月间，被告人刘宝华伙同被告人郭卫红，利用担任某1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趁调离某1公司之机，采取故意隐瞒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等剩余款项不上交的方式，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等剩余款项共计人民币330余万元。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某1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1999年6月，国家政策要求政企分开，北京市某局的下属企业组成了某1集团。2011年12月平谷某1公司被划入某1集团，刘宝华任某1公司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2014年底，刘宝华多次找某1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国丰，要求调离。2015年5月18日，某1集团的党委常委扩大会研究决定免去刘宝华的总经理职务，同时保留刘宝华的党委书记一职，任命刘某3为某1公司总经理，某1公司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职工因为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多次上访，刘某3管理经验不足，所以就让刘宝华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协助总经理刘某3工作。2.证人李武0的证言证明：其系某1集团纪检监察部部长兼纪委副书记。2015年4月，在刘宝华调离某1公司之前，需要纪检监察部门出具相应的证明，当时出具了没有收到刘宝华有关违反廉洁自律方面问题的举报的证明。3.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其在某1公司负责财务工作多年，很清楚公司的财务及资金情况，据其所知，2003年以来，公司没有任何的账外资金、账外账、小金库。2015年3月，刘宝华调到某2集团工作，6月9日，某1集团领导在某1公司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免去刘宝华总经理一职，留任党委书记。其接任总经理一职时，刘宝华跟其只交接了行政事务工作。因为某1公司的所有资金都在账目上，某1集团也对刘宝华进行了经济责任离任审计，其和刘宝华没有必要进行财务交接，刘宝华从未告诉其公司有小金库或者是账外资金，其根本不知道公司有失业保险金这笔钱。其担任总经理后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刘宝华作为党委书记，只负责公司党务方面的工作，2015年3月，刘宝华担任某2集团总经理之后，不参与公司的具体工作。4.王彦霜提供的存款回单证明：2014年12月9日，王彦霜从×××账户向郭卫红2927账户转账318.2万元。5.郭卫红提供的2015年代缴保险账目及相关收款、支出凭证证明：2014年代缴保险余额及2015年的代缴保险收入和支出事项。6.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记账凭证证明：2014年12月19日，郭卫红将其账户（账号×××）中的钱款存了两笔定期，一笔100万元，一笔150万元；2013年8月21日，郭卫红分别购买30万元合众人寿保险、20万元生命人寿保险，2014年6月11日，购买20万元安邦财产保险。7.刘宝华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证明：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刘宝华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主要内容为：公司粮企改革时，2002年分流791人，2004年分流619人，离岗分流人员均由某1公司负担社保费用，至2015年6月离岗未退休人员312人，每月交纳社保费用40万；未发现有财务违规和个人谋取私利问题。8.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2015年3月25日，其到某2集团工作，担任某2集团董事长兼书记；2015年5月18日，其正式调离某1公司，兼任党委书记。其在总经理离任审计的时候，没有将失业保险金剩余钱款上交，也没有跟组织和刘某3说过失业保险金还有剩余款项的事。2015年7月，郭卫红调离某1公司的正式文件下来之后，其仍让郭卫红管理失业保险金及代缴保险费剩余的300多万元。首先，其不想把失业保险金剩余钱款归还给某1公司或者某1集团，想着联系业务花钱方便，主要是购买礼品送人或者处理一些单位账目上不能报销的费用；其次，失业保险金是违规操作，从人保局骗取的钱，其不可能、也无法归还到公司的大账上。其和郭卫红调离某1公司之后，继续使用失业保险金及代缴保险费剩余的钱。9.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2014年12月，刘宝华让其接手王彦霜管理的失业保险金账目，12月9日，王彦霜将剩余失业保险金318.2万元转入其尾号为×××（×××）的农行账户，其将318.2万元中的250万元存了两笔定期，一笔100万元，一笔150万元。其手中还有之前管理的工会计生费24332.6元，社会人员挂靠缴纳的保险费850985.67元，其于2013年8月21日分别购买20万元、30万元财产保险，2014年6月11日购买20万元财产保险。2015年3月25日，刘宝华调离某1公司时，其农行尾号为×××（×××）的银行账户内余额216325.24元，加上三笔70万元的财产保险，再加上两笔250万元的定期存款，共计3416325.24元。这些都是公款，是失业保险金、代缴保险费和计生费的钱。2015年6月5日，其调离某1公司，刘宝华让其把工会的工作跟李某9交接，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的钱还是由其管理。虽然刘宝华没有明确说要继续使用这些钱，但是一直从其这里拿钱，包括调走之前和调走之后，其觉得刘宝华想留着自己花这330余万元。从刘宝华给其的发票显示，有请人吃饭、出去旅游的，另外，刘宝华还拿过现金。其个人在农行尾号为0346（2927）的银行账号里没有钱，为了区分刘宝华的钱和公家的钱，其把刘宝华个人的钱全部转到尾号×××的银行卡里了。四、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共同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2006年4月，被告人史自红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某局某科科长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下属单位某局劳务管理所注销银行账户时的结余资金人民币13万余元，并用于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个人开支。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某1公司提供的农业银行记账凭证、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现金支票存根、现金支票证明：2006年4月13日，从某局劳务管理所1122账户转某1公司2763账户132693.27元；2006年4月14日，郭卫红用转账支票方式将钱款转至某洁劳务服务社5752账户，4月19日开具现金支票。2.某洁劳务服务社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该账户（账号×××）2006年4月18日转入132693.27元，4月19日转出132693.27元。3.被告人史自红的供述：某局劳务管理所是某1公司给农民临时工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成立的，户里的钱是北京市某局拨付的，1997年，由于政策变化，某1公司跟农民临时工解除了合同，劳务管理所管理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就要下发给相应的临时工，由于一些临时工无法取得联系，账户中的部分资金就没有下发到临时工手中，剩余10多万元。2006年4月，由于劳务管理所的银行账户长时间不用，其请示领导后，就注销了，里边10多万经某1公司的公户转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户上。2006年，其任某洁劳务服务社的法人代表，郭卫红任某洁劳务服务社财务会计，其安排王彦霜和郭卫红从服务社的基本户中把钱支出来，由王彦霜保管，用于某科日常开支，实际上，该笔钱都被其和王彦霜日常消费了，主要用于平常随礼、年底发补贴、报销个人饭费等，王彦霜有流水账，每到年底王彦霜会把流水账交给其，都被其销毁了。这笔钱只有其和王彦霜知道，如何开支都是其决定的。4.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某局劳务管理所的银行账户由史自红负责管理，2006年4月，史自红在办公室对其说劳务管理所的账户清了，里面有10多万元，这10多万经某局转到了某洁劳务服务社的账户上，让其支出来保管。过了几天，郭卫红开具一张10多万元的现金支票，其和郭卫红到某洁劳务服务社的开户行农行某路分理处把钱取出来，但郭卫红并不知道钱由其保管。其把钱放入保险柜，并在失业保险金的账目中一块记账，后史自红让其把这10多万单独记账，钱被其和史自红日常消费了。2010年4月，被告人史自红伙同被告人王彦霜，利用担任某局某科科长兼某2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某2公司账外资金人民币2万余元，并用于被告人史自红、王彦霜个人开支。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李武1的证言证明：2005年12月至2010年5月，其在某2公司工作，担任现金会计；2010年6月至今，在绿都供暖公司工作。某2公司成立于1994年，目的是保障某1公司员工住宅小区，即粮安小区的物业管理以及供暖等，是某1公司的下属企业，从性质上来说，某2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2005年12月至2009年5月，李某6任总经理，2009年6月至2010年5月，史自红任总经理。2010年5月，某2公司解散。其任现金会计期间，工作职责是收取某2公司管辖区域内住户的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等钱款以及发放某2公司临时工的工资，其把所收的现金入账，存到某2公司农行的公户上，有时，其先把收费员收的钱款存到个人的建行账户中，然后根据会计主管刘小静的要求，再转到公户上。2010年4月，其调往绿都供暖公司工作，史自红让王彦霜和其进行现金账交接，对完账目之后，其把1万元左右的现金交给王彦霜，在建行某支行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王彦霜转了9万多元，这些钱款都是其收取的物业费、暖气费、水电费等还没有入账的钱，包括辖区住户所缴纳的2010年4月份的各种费用，属于某2公司的公款。2.李武1、王彦霜的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4月19日，从李武1账户（账号×××）向王彦霜账户（账号×××）转款98972.11元。3.某1公司出具的现金日记账证明：2010年4月，现金账上余额69633.12元。4.被告人史自红的供述：2010年5月，根据区政府的要求，某2公司解散，在处理某2公司废旧物品（钢管等物品）时，卖了3万元左右，其让李武1不要将这3万元入账。财务工作由李武1和王彦霜交接，其指示王彦霜把3万元放到她和其的账里，用作日常消费。5.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2010年4、5月，刘宝华称区政府要解散某2公司，会计也都调走，让其先管理一下某2公司的账目。史自红安排其和某2公司的会计刘小静、出纳李武1做财务交接，核对账目无误后，刘小静、李武1就把某2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剩余2000多元的现金和会计凭证交给了其，有书面的财务交接手续，交接单上记载着银行存款和现金余额等内容。财务交接时，李武1保管的公款大概有10多万元，但现金日记账上显示的是6.9万多，有3万左右的现金在账上没有显示。当天，其和李武1一起到建行某储蓄所把某2公司的公款转到其账户。其请示史自红多余的钱怎么处理，史自红让其单独记账，29338.99元被其和史自红日常消费了。庭审中，公诉机关还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郭某3的证言证明：其系平谷区乐政务粮库原主任。2015年9、10月份，刘宝华、郭卫红和王彦霜找到其，刘宝华说他出了点事，以后要是有人问其关于郭卫红、王彦霜银行账户里的钱，就说钱都是其的，其同意了。11月1日10时许，刘宝华又找到其，说北京市国资委明天可能找他谈话，要是有人找其谈话，还按原先说的那样，就说是其让她们帮忙管账、理财。其从来没有让郭卫红、王彦霜替其管过相关账目，也不清楚银行账户里的钱是怎么回事，其不认识她们。其和刘宝华从1994年就认识了，所以刘宝华找其帮忙，其答应了。2.证人李某6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市星宇昊科技发展中心总经理。王彦霜是其亲弟弟李某4的妻子，刘宝华曾经是其某1公司的同事。2015年11月1日中午，其和刘宝华一起去朋友家参加满月酒宴，刘宝华对其说他手里有一笔钱，以后要是有人调查这笔钱，找其问具体情况，就说这笔钱是其个人的，放他那做理财。因为其和刘宝华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其就答应了。王彦霜没有给其说过钱的事，其和这笔钱没有任何关系。3.某1公司出具的个人情况说明证明：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的工作简历。4.平谷区委组织部提供的干部职工履历表、合同书、聘用通知、干部任免呈报表、干部聘用登记表、安置占地农转工审批表、录用证明信、任职通知、中共平谷县某局委员会聘任决定、中共北京市平谷区委组织部干部任免职通知、中共北京某1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任免通知、中共平谷粮油工贸总公司委员会干部任职通知、中共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干部任免通知、95年之前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等证明：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的履历。5.某局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某1公司简介、说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注销核准通知书证明：某局成立于1950年1月12日，系机关法人；某1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7日，系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某1集团，下属单位8个，其中6个独立核算单位，包括北京市平谷官庄粮食收储库、北杨桥粮食收储库、某粮食收储库、粮安粮食收储库、粮食职工学校、丰华军粮供应站，2个参股单位有北京某有限公司、某机动车检测场。1999年11月8日成立某成劳务服务社，实际用途为离岗人员缴纳保险；1999年11月23日成立某洁劳务服务社、某声劳务服务社，已于2013年7月10日注销。6.某科工作职责证明：劳动管理人员受公司主管领导直接领导，主要职责包括负责企业与职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审核、实施、终止等管理工作，负责职工劳动工资核算、统计上报、工作档案的建立、管理和保存，负责职工调入、调出工资关系的转移及退休，负责离岗职工五险的核定和缴纳等。7.某1公司“三重一大”事项管理制度、内部会计核算制度、控制制度、财务保密制度等证明：某1公司规定货币资金必须及时交给财会部门入账，不得私设“小金库”或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不得帐外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或以其他方式隐瞒、转移月末银行存款；对于重要货币资金和大额资金的支付业务，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等。8.扣押决定书、清单证明：从王彦霜、史自红、郭卫红处扣押的账目、日记、票据、存折的情况。9.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扣押款专用收据、冻结通知书、银行业务凭证、对账单证明：2016年3月8日，王彦霜家属代为退赔872395.11元，郭卫红家属代为退赔1323619.03元，均扣押在案；冻结史自红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内钱款；冻结郭卫红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内钱款、账户（账号×××）内钱款；冻结刘宝华名下西南证券账户（客户编号×××）内钱款。10.某1公司提供的为离岗及挂靠人员缴纳社保的记账凭证、北京市社会保险专用基金票据、养老应缴金额合计明细、缴费基数合计明细、单位缴费人员情况明细过录、证明材料等证明：2002年和2004年，公司分两次对富余职工1193人进行分流，通过对《单位缴纳人员情况明细过录》查询，为离岗人员和挂靠人员缴纳的四项保险的资金均为公司帐内资金。11.立案决定书、拘传证、拘留证、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到案经过、归案经过等法律手续证明：2015年11月24日，怀柔区检察院对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涉嫌犯贪污罪立案侦查，次日，对四人刑事拘留；2016年1月21日，怀柔区检察院电话通知高怀志、李武到案，同日，对二人涉嫌犯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取保候审。12.户籍信息证明：六名被告人的身份情况。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审核后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书证及被告人供述中能够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高怀志、李武的辩护人分别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共北京市平谷区委组织部关于重申加强“二线”干部管理的意见》复印件：主要内容为重视并加强“二线”干部管理，其中提到考虑“二线”干部的专长及身体状况，合理分配“二线”干部的工作任务，并根据其工作实际，合理安排办公用房及工作用车。落款为中共北京市平谷区委组织部，2007年6月24日，欲证明为高怀志、李武配车系工作之需，符合平谷区政策要求。2.《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2006年2月14日，海马ＨＭＣ7180轿车（车牌号×××、车牌号×××）从检测场分别过户至高怀志、李某2名下，车价12万元。欲证明高怀志、李武的贪污数额应以2006年车辆过户时的价值为准。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2004年7月，高、李二人退居二线，在某局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且无具体工作，在区商委会没有办公室且基本不用上班，不应再享受公车；如确系工作之需，该车应出之有名，用之有实，但钱款来源、划拨名目、落户地点均为了掩饰高、李二人公款私用的目的，李武之子李某2的证言证明李武不会开车，该车自提回家后一直由李某2使用，何来工作之需；且意见的下发时间晚于高怀志、李武退休时间，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高怀志、李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吞20万元，故当该笔钱款从某1公司汇到检测场买车时即成立贪污既遂，二人的贪污数额应为20万元，而非二手车过户时的价值，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于刘宝华、郭卫红的当庭辩解及六名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对于刘宝华及其辩护人所提刘宝华补缴个人养老保险金的52万余元系领导同意、上级批准、正常补缴，批给检测场的20万元系为高怀志、李武配公车，失业保险金存款利息30万元去向不明、指控不实，王彦霜、郭卫红的亲属挂靠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是经史自红同意、名额对换，失业保险金和代缴保险费剩余款项330余万元属于单位小金库、用于公款开支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张某1、刘某2、刘某3、李某6等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王彦霜的供述证明，区领导从未做过关于某1公司党政一把手退休待遇的承诺并答应给刘宝华补缴养老保险，某1公司严格按照政策给领导和职工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公司领导班子亦从未开会讨论过调高社会保险基数，刘宝华为了多领退休金，明知其不符合规定，仍指使王彦霜制作虚假材料向区人保局申报，并用失业保险金补缴养老保险，补做的虚假工资表亦能佐证该事实；被告人高怀志、李武的供述表明，二人即将退居二线，不再享受公车待遇，故和刘宝华商议用公款买车方便二人私用，刘宝华知情并拨款的行为构成共同贪污；证人杨某2、刘某4、史自红的证言、银行凭证、转账支票和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等证据证明，30万元来源于失业保险金的存款利息、经某4公司支票倒现、由会计刘某4送至办公室、被刘宝华等人私分，该笔钱款来源清楚、去向明确；王彦霜、郭卫红的供述表明，二人亲属挂靠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刘宝华均知情并最终决定，刘宝华系公司一把手，史自红同意非决定因素，而名额对换并无证据予以佐证；证人刘某3的证言、审计报告、银行凭证、被告人郭卫红的供述证明，刘宝华在要离职、离职审计、免职时明知自己掌握330余万元的剩余钱款，却未上交公司，公司不知且无法控制该笔款项，刘宝华告知郭卫红继续管理余款并在离职后持续使用，可见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在侦查期间的供述亦能与事实相互印证。故刘宝华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郭卫红及其辩护人所提失业保险金不属于公共财物，以加班补助、过节费名义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系刘宝华的职务行为，贪污失业保险金利息30万元证据不足，保管剩余钱款330余万元系刘宝华的工作安排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及被告人供述可以证明，失业保险金系刘宝华等人采取欺骗、冒领的方法取得，并在失业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对钱款进行管理、使用，且使用公司帐内资金为离岗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支付补偿，失业保险金的性质实为公款；郭卫红明知失业保险金的性质，仍作为共同参与人侵吞、保管部分失业保险金，其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郭卫红共同贪污失业保险金利息30万元的事实有银行凭证和刘宝华在侦查期间的供述予以证实，其当庭否认该笔款项无合理解释并与在案证据相悖。故郭卫红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王彦霜的辩护人所提王彦霜系失业保险金的保管者，以购车名义侵吞的失业保险金23万元、补缴个人养老保险金的52万余元、缴纳个人任职风险抵押金的15万元，均是按照刘宝华的指示办理，王彦霜并无贪污的共同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王彦霜在刘宝华的指示下，制作虚假材料，申领失业保险金，管理资金账户，且事先参与销毁账簿、事后订立攻守同盟，其主观上具有贪污的概括故意，客观上造成国家损失，应当对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承担责任。故王彦霜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高怀志的辩护人所提高怀志并无贪污的主观故意，贪污数额应为车辆过户时的价值减去高怀志自付部分，高怀志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张某4、徐某、付某、王彦霜、李某2的证言、凭证收据和被告人刘宝华的供述证明，高怀志在其和李武即将去区商务委员会任职，不再担任某局领导的情况下，仍要求刘宝华用公款为二人购车，为节省费用和掩饰行径，车辆落户在检测场名下，实则由高怀志、李武个人使用，与某1公司、检测场均无关系；且高怀志、李武事先部分出资，事后主动退款的行为佐证了二人明知不符合配车条件、公款私用的主观目的，高怀志应对20万元承担共同责任，根据刑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并未超过十五年的诉讼时效。故高怀志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李武的辩护人所提李武并无贪污的主观故意，贪污数额应为车辆过户时的价值减去李武自付部分，李武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经查，李武与高怀志事先有买车的合谋、事中明知20万元系公款、事后向检测场退款有商议，可见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应对20万元承担共同责任，李武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李武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的辩护人分别所提刘宝华案发后主动退赔、具有立功情节，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均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刘宝华案发后并无主动退赔，其阻止同监室在押人员撞门自杀一事，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在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被查获之前，侦查机关已经开展初查并掌握大量明确线索，三人不属于自首。故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利用职务便利，分别结伙贪污公款，其中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史自红、高怀志、李武贪污数额巨大，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六名被告人均应对各自所参与的贪污数额承担责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刘宝华在其参与的共同犯罪中系主犯，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在其所参与的部分共同犯罪中系从犯；鉴于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郭卫红、王彦霜积极退赔损失，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高怀志、李武具有自首情节，且积极退赔全部损失，认罪、悔罪态度好，故本院依法对刘宝华、史自红予以从轻处罚，对郭卫红、王彦霜予以减轻处罚，对高怀志、李武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六名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有关量刑辩护意见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宝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7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郭卫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王彦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史自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高怀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李武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七、在案扣押、冻结的钱款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判长袁冰审判员朱小皙代理审判员顾珊珊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书记员胡晗
经审理查明：1992年，北京市某局（以下简称“某局”）成立了北京市某工贸总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2004年7月，某1公司与某局政企分离，现隶属北京某1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1集团”），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7年至2004年，被告人高怀志、李武分别担任某局局长和党委书记；2002年至2015年，被告人刘宝华先后担任某局副局长和某1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04年至2015年，被告人郭卫红先后担任某1公司某科科员、财务科会计、副科长、工会副主席、计生办主任；2003年至2015年，被告人王彦霜先后担任某1公司某科职员、副科长、科长；2001年至今，被告人史自红先后担任某局（某1公司）某科副科长、科长兼北京市某住宅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经理、某1公司副总经理、曾兼任某成、某洁、某声劳务服务社法人。2004年至2015年，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分别结伙，以侵吞等手段非法占有某1公司的失业保险金、代缴保险费、下属单位结余资金、账外资金等公款，其中，刘宝华参与的贪污数额为683万余元，郭卫红参与的贪污数额为546万余元，王彦霜参与的贪污数额为313万余元，史自红参与的贪污数额为83万余元，高怀志参与的贪污数额为20万元，李武参与的贪污数额为20万元。2015年11月25日，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查获归案；2016年1月21日，高怀志、李武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电话后主动到案，当日被立案侦查并取保候审。案发前，高怀志、李武分别向某机动车检测场（以下简称“检测场”）退还人民币135596元，现扣押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案发后，郭卫红家属、王彦霜家属分别代为退赔人民币1323619.03元、872395.11元，现扣押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在案冻结郭卫红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钱款，史自红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钱款，刘宝华名下西南证券账户内钱款。一、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贪污某1公司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犯罪事实：（一）被告人刘宝华、史自红、郭卫红、王彦霜共同贪污部分：2004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刘宝华利用担任某1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史自红、郭卫红和王彦霜，以发放加班补助、过节费等名义，共同侵吞失业保险金人民币31.4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利用职务便利，分别结伙贪污公款，其中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史自红、高怀志、李武贪污数额巨大，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六名被告人均应对各自所参与的贪污数额承担责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高怀志、李武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刘宝华在其参与的共同犯罪中系主犯，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在其所参与的部分共同犯罪中系从犯；鉴于刘宝华、郭卫红、王彦霜、史自红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郭卫红、王彦霜积极退赔损失，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高怀志、李武具有自首情节，且积极退赔全部损失，认罪、悔罪态度好，故本院依法对刘宝华、史自红予以从轻处罚，对郭卫红、王彦霜予以减轻处罚，对高怀志、李武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六名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有关量刑辩护意见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
一、被告人刘宝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7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郭卫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王彦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史自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高怀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李武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七、在案扣押、冻结的钱款依法处理。
贪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