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9高惠华挪用公款罪一审刑事判决书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苏0508刑初139号：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以姑检诉刑诉〔2017〕10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惠华犯挪用公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经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于2018年3月5日受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6日、8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峻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高惠华及其辩护人熊晓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月，被告人高惠华与王某（另案处理）商量利用王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将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一笔公款挪出，王某将其银行卡和身份证拍照并微信发送给被告人高惠华。被告人高惠华利用其担任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书记员（公益性岗位）的职务便利，在协助承办法官办理执行款业务过程中，变造民事调解书。2017年1月22日至23日，被告人高惠华将其变造的民事调解书和虚开的收款人为“王某”、收款账号为“建设银行62×××31”的汇款通知书等支付执行款材料交承办法官等人审批，后将上述材料给该院财务部门审核。2017年1月24日，财务人员将本应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宁波银行苏州新区支行的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出账至王某建设银行62×××31账户。2017年1月26日，该笔人民币1852629元的执行款被划入王某的建设银行账户中。同日，被告人高惠华将其挪用的人民币1852629元执行款转至杨某乙、陈某、周某、游某及被告人高惠华的银行账户，其中转入被告人高惠华的农业银行62×××79账户人民币1303230.54元。1月29日至2月2日，被告人高惠华从该农业银行账户转支共计人民币1200000元至母亲侍某珍的工商银行62×××59账户。侍某珍为归还个人债务，于2月2日从上述账户卡取人民币400000元至侍某干账户；2月3日转出人民币200000元至侍某乾账户。2月4日，侍某珍从上述账户转出人民币500000元至其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用于理财。2017年4月28日，被告人高惠华的家属将挪用的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缴纳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标的款专户。同日，该院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宁波银行苏州新区支行。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惠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人民币1852629元用于其个人非法活动和经营活动，属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人当庭明确指控意见，被告人高惠华因需要归还赌债曾向杨某乙、陈某、周某、游某四人借款，后将挪用的部分公款即人民币549400元用于归还上述四人的借款，故公诉机关将该部分金额认定为“挪用公款用于个人非法活动”；被告人高惠华将挪用的部分公款即人民币1200000元转账给其母亲侍某珍，其母用于归还购置新房产生的债务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故公诉机关将该部分金额认定为“挪用公款用于经营活动”。被告人高惠华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高惠华当庭表示无异议，未作辩解。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高惠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2、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并非用于非法活动；3、被告人高惠华系初犯、偶犯，及时退出赃款，挪用时间较短，且仅挪用一次，因此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高惠华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主体身份被告人高惠华于2014年5月起任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书记员（公益性岗位），工作职责为协助执行法官办理相关辅助事务，包括做好各类执行笔录、执行线索的系统查控、填写执行款发放表格、失信名录上网、装卷归档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常住人口信息表，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政治处出具的被告人高惠华的身份职责说明，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公益性岗位聘用合同，被告人高惠华的工作证、执行公务证、信息登记表、年度考核表。以上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高惠华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挪用公款事实2017年1月，被告人高惠华为归还个人债务，意图挪用法院执行款，并编造其他理由告知同学王某（另案处理）需借用王某的个人银行账户用于转账，王某将其建设银行结算通卡（62×××31）和身份证拍照并通过微信提供给被告人高惠华。之后，被告人高惠华利用从事书记员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协助承办法官办理执行款转账退款的过程中，将（2013）虎商初字第0197号民事调解书中原告的身份情况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替换为“王某”，伪造了一份民事调解书，并私自加盖院章，同时虚开了“收款人为王某、收款账号为建设银行62×××31”的汇款通知书，连同上述伪造的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1月22日、23日，分别交承办法官等人审批后，再交财务部门审核。1月24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财务人员将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出账至王某的上述建设银行账户。2017年1月26日，该笔执行款即人民币1852629元被划入王某的建设银行账户中。同日，被告人高惠华将挪用款项中人民币150000元转入杨某乙账户、人民币173400元转入陈某账户、人民币175000元转入周某账户，人民币51000元转入游某账户，以上合计转出人民币549400元；并将账户内余额人民币1303230.54元全部转入其本人的农业银行（62×××79）账户。2017年1月29日至2月2日，被告人高惠华从其农业银行账户转支共计人民币1200000元至其母亲侍某珍的工商银行（62×××59）账户。为归还债务，侍某珍于2017年2月2日，从上述工商银行账户中转出人民币400000元至其姐姐侍某干账户；2月3日，转出人民币200000元至其姐姐侍某乾账户。2月4日，侍某珍又转出人民币500000元至本人邮政储蓄银行（6221503000014835720）账户，转存为定期三个月存款。2017年4月26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接到投诉，经审查发现涉案执行款已被挪用，该案承办书记员高惠华有重大嫌疑。当晚，被告人高惠华经电话通知后至该院纪检监察部门接受审查，此后供认了本人伪造法律文书挪用执行款的犯罪事实。2017年4月28日，被告人高惠华家属将挪用的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归还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标的款专户，该院于当日将上述款项支付至申请执行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对上述事实，被告人高惠华当庭供认不讳，并对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被告人高惠华的供述，证人王某、孙某、张某、娄某、杨某甲、沈某、杨某乙、陈某、侍某珍、侍某乾、侍某干的证言笔录，宁波银行苏州新区支行诉胡新滨、高微艳金融借款纠纷案执行材料，被告人高惠华伪造的民事调解书、虚开的“收款人为王某”的汇款通知单、划转为案件执行费的汇款通知单，被告人高惠华的农行账户明细，证人王某的建行账户明细，证人杨某乙、陈某、周某、游某、侍某珍的工行账户明细，证人侍某珍工行账户交易凭证、邮储银行的存取款业务凭单、个人账户申请书，银行汇款业务凭单、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凭证、进账单、虎丘法院出具的证明，虎丘检察院反贪局出具的发破案经过等证据均无异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以上事实。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用于其个人非法活动和经营活动的意见，本院分析评判如下：第一，根据在案证据来看，被告人高惠华对“赌债”的形成和归还过程，没有明确稳定的供述，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其在日本赌博欠下巨额债务，出借人杨某乙等人对被告人高惠华的借款用途也不清楚，因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高惠华将挪用的部分公款（人民币549400元）用于归还因赌债所产生的后续借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相应“挪用公款用于个人非法活动”的指控，不能成立。第二，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的证人侍某珍及其姐姐侍某乾、侍某干的证言、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存取款业务凭单等证据，仅能证实侍某珍收到被告人高惠华挪用的部分公款（人民币1200000元）后，将其中600000元用于归还债务、500000元转为定期存款，没有证据证实上述行为是被告人高惠华作出的决定和安排，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的意图在于帮助母亲归还买房的借款和通过银行理财营利，因此公诉机关有关“挪用公款用于个人经营活动”的指控，亦不能成立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高惠华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法院管理的执行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依法当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高惠华在实施挪用公款的犯罪中采用了伪造法律文书的手段，与其挪用公款具有牵连关系，对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不再单独定罪，应择一重罪论处，即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但在量刑时，应将其伪造法律文书的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考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已掌握了被告人高惠华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电话通知其到案，经审查谈话，此后被告人高惠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故不应认定为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时间较短，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上述法律条款，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高惠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此页无正文）审判长张捷审判员姚翊贤人民陪审员杜雪兴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苏莉莉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月，被告人高惠华与王某（另案处理）商量利用王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将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一笔公款挪出，王某将其银行卡和身份证拍照并微信发送给被告人高惠华。被告人高惠华利用其担任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书记员（公益性岗位）的职务便利，在协助承办法官办理执行款业务过程中，变造民事调解书。2017年1月22日至23日，被告人高惠华将其变造的民事调解书和虚开的收款人为“王某”、收款账号为“建设银行62×××31”的汇款通知书等支付执行款材料交承办法官等人审批，后将上述材料给该院财务部门审核。2017年1月24日，财务人员将本应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宁波银行苏州新区支行的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出账至王某建设银行62×××31账户。2017年1月26日，该笔人民币1852629元的执行款被划入王某的建设银行账户中。同日，被告人高惠华将其挪用的人民币1852629元执行款转至杨某乙、陈某、周某、游某及被告人高惠华的银行账户，其中转入被告人高惠华的农业银行62×××79账户人民币1303230.54元。1月29日至2月2日，被告人高惠华从该农业银行账户转支共计人民币1200000元至母亲侍某珍的工商银行62×××59账户。侍某珍为归还个人债务，于2月2日从上述账户卡取人民币400000元至侍某干账户；2月3日转出人民币200000元至侍某乾账户。2月4日，侍某珍从上述账户转出人民币500000元至其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用于理财。2017年4月28日，被告人高惠华的家属将挪用的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缴纳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标的款专户。同日，该院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宁波银行苏州新区支行。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惠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人民币1852629元用于其个人非法活动和经营活动，属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人当庭明确指控意见，被告人高惠华因需要归还赌债曾向杨某乙、陈某、周某、游某四人借款，后将挪用的部分公款即人民币549400元用于归还上述四人的借款，故公诉机关将该部分金额认定为“挪用公款用于个人非法活动”；被告人高惠华将挪用的部分公款即人民币1200000元转账给其母亲侍某珍，其母用于归还购置新房产生的债务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故公诉机关将该部分金额认定为“挪用公款用于经营活动”。被告人高惠华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高惠华当庭表示无异议，未作辩解。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高惠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2、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并非用于非法活动；3、被告人高惠华系初犯、偶犯，及时退出赃款，挪用时间较短，且仅挪用一次，因此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高惠华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主体身份被告人高惠华于2014年5月起任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书记员（公益性岗位），工作职责为协助执行法官办理相关辅助事务，包括做好各类执行笔录、执行线索的系统查控、填写执行款发放表格、失信名录上网、装卷归档等。二、挪用公款事实2017年1月，被告人高惠华为归还个人债务，意图挪用法院执行款，并编造其他理由告知同学王某（另案处理）需借用王某的个人银行账户用于转账，王某将其建设银行结算通卡（62×××31）和身份证拍照并通过微信提供给被告人高惠华。之后，被告人高惠华利用从事书记员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协助承办法官办理执行款转账退款的过程中，将（2013）虎商初字第0197号民事调解书中原告的身份情况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替换为“王某”，伪造了一份民事调解书，并私自加盖院章，同时虚开了“收款人为王某、收款账号为建设银行62×××31”的汇款通知书，连同上述伪造的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1月22日、23日，分别交承办法官等人审批后，再交财务部门审核。1月24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财务人员将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出账至王某的上述建设银行账户。2017年1月26日，该笔执行款即人民币1852629元被划入王某的建设银行账户中。同日，被告人高惠华将挪用款项中人民币150000元转入杨某乙账户、人民币173400元转入陈某账户、人民币175000元转入周某账户，人民币51000元转入游某账户，以上合计转出人民币549400元；并将账户内余额人民币1303230.54元全部转入其本人的农业银行（62×××79）账户。2017年1月29日至2月2日，被告人高惠华从其农业银行账户转支共计人民币1200000元至其母亲侍某珍的工商银行（62×××59）账户。为归还债务，侍某珍于2017年2月2日，从上述工商银行账户中转出人民币400000元至其姐姐侍某干账户；2月3日，转出人民币200000元至其姐姐侍某乾账户。2月4日，侍某珍又转出人民币500000元至本人邮政储蓄银行（6221503000014835720）账户，转存为定期三个月存款。2017年4月26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接到投诉，经审查发现涉案执行款已被挪用，该案承办书记员高惠华有重大嫌疑。当晚，被告人高惠华经电话通知后至该院纪检监察部门接受审查，此后供认了本人伪造法律文书挪用执行款的犯罪事实。2017年4月28日，被告人高惠华家属将挪用的执行款人民币1852629元归还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标的款专户，该院于当日将上述款项支付至申请执行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第二，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的证人侍某珍及其姐姐侍某乾、侍某干的证言、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存取款业务凭单等证据，仅能证实侍某珍收到被告人高惠华挪用的部分公款（人民币1200000元）后，将其中600000元用于归还债务、500000元转为定期存款，没有证据证实上述行为是被告人高惠华作出的决定和安排，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的意图在于帮助母亲归还买房的借款和通过银行理财营利，因此公诉机关有关“挪用公款用于个人经营活动”的指控，亦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高惠华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法院管理的执行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依法当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高惠华在实施挪用公款的犯罪中采用了伪造法律文书的手段，与其挪用公款具有牵连关系，对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不再单独定罪，应择一重罪论处，即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但在量刑时，应将其伪造法律文书的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考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已掌握了被告人高惠华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电话通知其到案，经审查谈话，此后被告人高惠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故不应认定为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高惠华挪用公款时间较短，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高惠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止）。
挪用公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