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二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湘刑终183号：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李良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税罪，原审被告人舒卫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税罪，原审被告人陈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人陈剑寒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作出（2014）邵中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良伟、舒卫忠、陈佺不服，提出上诉。邵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于2015年6月15日向本院提出抗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月8日以湘检诉一支刑抗（2016）1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函告本院支持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5日在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审判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受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陈华英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李良伟、舒卫忠、陈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大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7日，被告人李良伟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任公司董事长、经理。公司经营范围为手机的研发、生产、销售，移动电子商务业务，经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进出口业务等。大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了手机事业部，负责从事手机的研发和生产。为便于办理员工的养老保险，大成公司将该部门办理了公司注册手续，成立为深圳数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公司，对内又称手机事业部），仍为大成公司下辖的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大成公司还设立了长沙分公司，主要经营手机、移动通讯器材的连锁销售。2009年9月起，被告人陈剑寒（李良伟之妻）任大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出纳。2010年7月1日，大成公司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2011年3月初，被告人舒卫忠担任大成公司的财务总监，上班地点在深圳手机事业部，但自原财务总监敬某福于同年8月离职后，舒卫忠才正式接管大成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并对公司的财务工作负责向李良伟汇报。2011年11月14日设立大成公司长沙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及相关仪器和设备、手机、移动通讯器材的研发、生产、销售。2012年8月12日，长沙建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让大成科技70%的股权。2013年4月15日，李良伟被免去公司经理职务及法定代表人资格，姜新民被任命为公司经理兼法人代表。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2011年底，被告人李良伟、舒卫忠和深圳市金江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公司，已判刑）股东周诚、柯锡涛（均已判刑）约定，由金江公司向大成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大成公司在该发票总金额的基础上增加20%金额后再虚开给金江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金江公司按照开票金额的4%支付手续费给大成公司。李良伟即安排被告人舒卫忠具体负责与金江公司进行财务对接。之后，公司会计马某将大成公司账号1906025029245131756的网银付款Ｕ盾交给金江公司出纳甘琴（已判刑），自己保管该网银授权Ｕ盾。甘琴从金江公司对公账户将资金打入大成公司尾数为1756账户后，随即再用尾数为1756账号网银将等额资金转账到宿迁市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等虚开上游单位。马某在舒卫忠的安排下，对甘琴操作的转账行为进行授权。宿迁市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等上游单位收到大成公司对公账户转入资金后，再将等额资金转入金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鸿星或金江公司股东许荣春（已判刑）等个人账号上。金江公司从宿迁市祥顺商贸有限公司等上游公司取得开给大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该发票提供给大成公司。大成公司则由舒卫忠安排财务人员在他人为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础上，增加20%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金江公司。大成公司为隐瞒无实际进货和销售货物行为，由财务人员马某、杨红、高兰兰等人制作虚假的入库单、出货单。2012年8月9日至2013年1月26日，大成公司通过金江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22份，税额8446.119458万元。大成公司将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新邵县国税局予以抵扣。从2011年12月31日到2013年1月31日，大成公司为金江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68份，税额13496.550884万元，其中税款13002.271156万元已被金江公司抵扣。金江公司按4%共支付大成公司开票费用3600余万元，部分被金江公司扣除大成公司向金江公司的借款及利息，部分用于缴纳增值税，大成公司还获得1000万元。该1000万元被李良伟用于归还个人借款及大成公司其他开支。（二）2012年初，被告人李良伟和林永鑫（在逃）约定，由林永鑫给大成公司提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大成公司向林永鑫提供4%的手续费。为方便操作，大成公司将账号为1906021019200037249的账户网银交给林永鑫，由林永鑫安排吕海燕（在逃）实际控制该账户。之后，林永鑫联系被告人陈佺，二人约定，由林永鑫出资，陈佺向大成公司提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林永鑫按照票面金额的3%支付手续费给陈佺。陈佺系湖南金盛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实际控制长沙酷优通信电子有限公司、湖南金盛通信电子有限公司、武汉晶益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金盛工信电子有限公司。在林永鑫的安排下，通过吕海燕或者刘青娣的个人账户以及其他公司账户的名义将资金转入大成公司尾数为7249的对公账户上，再将资金转入陈佺控制的公司账户上，陈佺用这些资金购买成品手机，用于自己批发零售。销售完成后，陈佺再按照开具到大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的3%扣除费用后，用个人账户将资金转账至吕海燕或者刘青娣个人账户上。在没有任何实物销售到大成公司的情况下，陈佺以自己实际控制公司的名义开具销售手机及配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到大成公司。2012年2月28日至2013年2月26日，大成公司通过林永鑫从陈佺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98份，税额10947081.38元。为少缴增值税，同年4月，陈佺和林永鑫约定，陈佺直接以大成公司的名义向中邮通信设备湖南有限公司、天翼电信终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湖南一公司购买手机。由林永鑫出资，通过大成公司尾数为7249的账号转账到上述公司对公账户上后，陈佺安排人员以大成公司员工的名义上门提货，尔后将货物用于自己销售。上述公司开具到大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也由陈佺安排人员领取并登记后，再邮寄到大成公司。2012年4月18日至2013年2月27日，大成公司通过林永鑫从陈佺手中获得上述公司以大成公司为购买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02份，税额702.160128万元。大成公司将获得的以上进项发票全部在新邵县国税局予以抵扣。陈佺通过上述行为非法获利360余万元。通过舒卫忠的介绍，邵阳胜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永明认识了林永鑫。之后，郑永明与林永鑫约定，由林永鑫以胜浪公司的名义与其他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关系，且林永鑫负责公司的所有开支。尔后，林永鑫主动联系陈佺，商定由陈佺为胜浪公司提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林永鑫按开票金额的3%向陈佺支付好处费。之后，在无任何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林永鑫从陈佺手中取得为胜浪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4份，发票货物金额1260.05918万元，税额214.210002万元。据此，陈佺非法获利40余万元。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8年上半年，被告单位大成公司成为被告人李良伟的独资公司。因李良伟支付了退股股东巨额的入股资金，加之公司生产经营和厂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公司经营资金严重缺乏，李良伟遂以公司名义对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安排妻子被告人陈剑寒负责管理所吸收的存款和还款付息。自2008年上半年至2013年4月，李良伟向余某春、林某祥等人高息吸收存款，并通过余某春、林某祥等人的口口宣传，以2-7分不等的月息，向76户102名债权人共借款13243.71万元，所借款项用于大成公司运转、偿还银行贷款本息，以及偿还借款人的借款本息。至案发时已还本息共计14121.0804万元。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5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新邵支行给大成公司发放了国内订单融资贷款1400万元，同年7月13日到期。同年7月11日，大成公司再次向中国工商银行新邵支行申请有追索权公开型保理1400万元。由于办理该贷款必须向银行提供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发生业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大成公司无法提供，时任财务总监的舒卫忠遂要求李良伟想办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李良伟为顺利取得该1400万元贷款，在长沙市火车站一家打印店伪造了19份票面金额2163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中国工商银行新邵支行作为借款依据，取得了该笔贷款。后大成公司归还了该笔贷款。四、逃税。自大成公司成立之日，该公司的手机事业部采购手机配件后，发到位于新邵县的公司总部进行生产加工，加工后的成品手机再通过物流发至深圳进行销售。舒卫忠2011年3月进入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后，要求财务人员对销售自产手机收入原有的账目以005、888两个账套进行规范，反映该公司自产手机的真实销售收入。舒卫忠向被告人李良伟提出依法纳税的意见，但在李良伟要求公司“合理”避税的情况下，该意见未被公司采纳。该公司仍沿用之前对部分自产手机销售后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且未经舒卫忠审核，由大成公司新邵总部财务人员隐瞒该部分的销售收入，直接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案发后，通过对大成公司在用友财务软件中针对销售自产手机业务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公司前后设置内帐“005大成科技手机事业部”账套（核算2011年1月至8月销售自产手机收入）及“888湖南大成科技手机事业部”账套（核算2011年9月至2013年3月销售自产手机收入）逃避缴纳增值税。经对上述2个账套账册进行审核，大成公司2011年1月-2013年3月销售自产手机业务共得取含税销售收入84989760.49元。其中：折算为不含税收入72640820.93元，增值税额12348939.56元。而大成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仅申报收入2360008.55元，缴纳增值税额为401201.45元。经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鉴定：大成公司涉嫌逃税案件所涉及2011年至2013年3月间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款为人民币10919247.39元，占应缴税款的比例为35.48%，其中：2012年1月1日－2013年3月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款为3558025.09元，占应缴税款的比例为15.58%；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3月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为1419876.75元，占应交缴税款的比例为14.94%。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李良伟、舒卫忠、陈剑寒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被告人陈佺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退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01万元。一审期间，陈佺的亲属积极代为退赃人民币110万元，并代缴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逃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李良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三、被告人舒卫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四、被告人陈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罚金已缴纳）；五、被告人陈剑寒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罚金已缴纳）；六、追缴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万元，上缴国库；七、追缴被告人陈佺违法所得人民币四百万元，上缴国库。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舒卫忠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系从犯错误，舒卫忠担任大成公司财务总监，受李良伟指使，安排大成公司相关财务人员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李良伟之间不宜区分主犯、从犯；一审判决对舒卫忠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2、一审判决认定陈佺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系从犯错误，陈佺与林永鑫二人处于开票方和索票方的地位，陈佺目的是为了谋取高额手续费，和林永鑫之间在主观目的、犯罪故意上相互独立，且独立实施开票行为，独自获利40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主犯；陈佺无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一审判决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人员发表检察意见提出：一审判决认定李良伟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李良伟揭发郑伯平高利转贷罪即使认定李良伟立功，二审最多只能从轻处罚。李良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依法改判，并驳回李良伟、舒卫忠和陈佺的上诉。上诉人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是为增加新邵当地税收而被周诚、柯锡涛欺骗与金江公司合作，没有获利；案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江苏公安机关查清周诚、柯锡涛的犯罪事实，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偏重。2、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得银行贷款，假发票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3、所借款项全部用于公司；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口口相传不能认定向社会公开宣传；债权人利益没有受损，且部分债权人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没有欺骗、隐瞒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事先未下追缴通知，是在大成公司出事才下追缴通知导致税款无法补缴；退货的手机应当从逃税数额中扣除；不构成逃税罪。李良伟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还提出“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上诉人舒卫忠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自己是深圳数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与大成公司没有劳动、工资关系，是大成公司原财务总监敬某福于2011年9月离职后暂时兼管，2012年1月新财务总监马某到职后大成公司财务工作由马某负责；大成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银行Ｕ盾、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财务管理资料由李良伟、陈剑寒掌握，大成公司实际财务工作由李良伟、陈剑寒负责，没有实际参与大成公司财务管理，不能认定为直接责任人员。2、虚开行为由金江公司策划和操控，直至案发才知道没有货物交易，没有犯罪意图。3、只是在2011年12月底、2012年1月初转发了开票表格，而供销合同的签订、发票的接受与开具、资金流转、财务账务处理都没有参与，只能对该两笔金额承担责任。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陈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有真实货物交易，只是部分存在货、票、款不一致；林永鑫按票面额支付3%的费用包括手机价格补贴的2%，获利不到票面金额的1%；请求重新认定涉案金额和违法所得。经审理查明：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大成公司让金江公司组织的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22份，税额8446.119458万元。原审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是2007年7月17日成立的经营手机研发、生产、销售，移动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生产、贸易公司，公司住所在湖南省新邵县。上诉人李良伟为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大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和湖南省长沙市分别投资设立了从事手机研发、生产的深圳数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公司”）和经营手机、移动通讯器材以及电子产品销售的长沙分公司。敬某福为大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7月1日，大成公司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2011年3月初，上诉人舒卫忠担任大成公司的财务总监，上班、工资发放在数源公司。敬某福于同年8月离职后，舒卫忠正式接管大成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2012年8月12日，长沙建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让大成公司70%的股权。深圳市金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公司”）是一家注册、成立和住所均在深圳市福田区，主要从事销售耳机、耳塞、收音机等电子产品的国际贸易公司，公司于2009年底成立。周诚、柯锡涛、许荣春（另案被告人，均已判刑）为该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经营人。其中周诚是主要出资人，任董事长，负责上游产品采购。柯锡涛任副总经理，负责对外联系订单、货物海关报关和出口退税。许荣春任副总经理，负责财务和加工工厂业务。金江公司雇请甘琴（另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为财务人员。由于国家有对出口产品在国内已征收的增值税予以退还的政策，而办理出口退税的依据是与海关报关单上记载所出口商品内容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达到多办理出口退税的目的，金江公司股东周诚、柯锡涛、许荣春商定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出口商品名称、数量、规格、价格等内容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虚增成本和进项税。由于让他人直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金江公司容易被税务机关发现，为逃避查处，2012年农历春节前，周诚、柯锡涛、许荣春找到与金江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大成公司董事长李良伟，向大成公司许以利益回报，以金江公司给大成公司代管耳机、耳塞等电子产品进货、加工、销售业务为名，由进货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大成公司在受票单位为大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票面金额基础上增加20%向金江公司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金江公司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或销项票面金额的4%向大成公司支付费用。李良伟表示同意，并安排公司财务总监舒卫忠与金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和财务对接。此后，柯锡涛通过吴舜彬（另案被告人，已判刑）联系到了郭泽波（另案被告人，已判刑），由郭泽波联系到了谢皇高（又名陈东骏、另案处理）。谢皇高指使严志亮、张小前（另案被告人、均已判刑）在江苏省扬州市、宿迁市等地通过伪造法人和相关人身份资料、虚假验资或购买其他公司资质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控制了扬州康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公司”）、宿迁市祥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顺公司”）、宿迁朝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僖公司”）、宿迁春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欧公司”）、泗洪友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丰公司”）、宿迁嘉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业公司”）等6家空壳公司专门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吴舜彬、郭泽波和金江公司委托的其他中介还联系到了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节余的湖北鑫泽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泽公司”）、石首市恒德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德尔公司”）、兴化市民顺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顺公司”）和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开票流程为：金江公司工作人员周某莲、陈某铮等人根据柯锡涛提供的报关单制作开票明细表后，由金江公司财务人员甘琴根据开票明细表中的金额将资金从金江公司对公账户汇入大成公司账号1906025029245131756的银行账户。之后经舒卫忠授权，甘琴再用大成公司交给其的尾数为1756账户网银付款Ｕ盾将该笔资金以购货款的名义从大成公司账户汇入康源公司等开票单位。康源公司等开票单位根据柯锡涛提供的开票明细表向大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将资金汇回金江公司控制的其他账户，并将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其他财务资料寄给金江公司，金江公司再将开票明细表、货物销售合同以及康源公司等开票单位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寄给大成公司的舒卫忠或马某。经舒卫忠核对并向李良伟请示已收到4%的开票费用后，再安排大成公司工作人员在该发票基础上增加20%的票面金额向金江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江公司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项联以及其他资料去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经金江公司安排，2012年8月9日至2013年1月26日，康源公司、民顺公司、祥顺公司、嘉业公司、友丰公司、朝僖公司、春欧公司、恒德尔公司、鑫泽公司、兴化公司、德乐公司等10家公司为大成公司虚开生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922份，货物金额49683.057452万元，税额8446.119458万元。经新邵县国税局统计，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1月31日，大成公司向金江公司开具1068份增值税发票，金额79391.475677万元，税额13496.550884万元。大成公司将康源公司等10家公司向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新邵县国税局抵扣。金江公司支付大成公司开票费用3600余万元。除扣除大成公司向金江公司的借款利息和向新邵县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外，大成公司获利1000万元。该1000万元被李良伟用于大成公司开支和归还借款。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新邵县国税局出具的申报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汇总表、认证证明及清单：2012年8月9日至2013年1月26日，大成科技公司从宿迁祥顺商贸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2140份，金额为212217551.96元，税额为36076981.79，价税合计248294533.75元；2012年10月24日到2012年11月10日，大成公司从泗洪友丰商贸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69份，金额36599767.60元，税额6221960.40元，价税合计42821728.00元；2012年10月25日到2012年12月13日，大成公司从扬州康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161份，金额115493337.75元，税额19633866.22元，价税合计135127203.97元；2012年12月29日到2013年1月26日，大成公司从宿迁嘉业商贸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113份，金额11293407.98元，税额1919879.40元，价税合计13213287.38元；2012年10月24日，大成公司从湖北鑫泽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31份，金额30133333.33元，税额5122666.67元，价税合计35256000.00元；2012年9月20日到2012年10月24日，大成公司从石首市恒德尔商贸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97份，金额89521381.03元，税额15218634.97元，价税合计104740016.00元；2012年9月8日到2012年9月11日，大成科技从兴化市民顺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金额858974.36元，税额146025.64元，价税合计1005000元。2012年10月23日，大成公司从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1份，金额712820.51元，税额121179.49元，价税合计83400.00元。上述增值税发票中的税额均已被申报抵扣。2、新邵县国税局出具的大成公司开具的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总表和大成公司财务室出具的统计表：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1月31日，大成公司向深圳市金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开具了1068份增值税发票，金额793914756.77元，税额134965508.84元，价税合计928880265.61元。3、从金江公司提取的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进项明细表、报关费用表、退税明细表：金江公司报关、外汇结汇、退税情况。4、大成公司与金江公司公账明细表、应收账款明细账凭证、原始转账汇款凭证和记账凭会计凭证、合同、出入库单、银行账目资料：金江公司的资金流向大成公司账户，再从大成公司账户流向康源公司、民顺公司、祥顺公司、嘉业公司、友丰公司、朝僖公司、春欧公司、恒德尔公司、鑫泽公司、兴化公司、德乐公司，最后流向陈鸿星、许荣春、甘琴、柯锡涛个人账户。金江公司资金流向蔡培植、吴舜彬、郭泽波、李良伟、陈剑寒、林某芳、张学民等个人账户。5、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转账凭证、花名册：大成公司、金江公司、康源公司、民顺公司、祥顺公司、嘉业公司、友丰公司、朝僖公司、春欧公司、恒德尔公司、鑫泽公司、兴化公司、德乐公司登记、变更情况。李良伟任大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陈剑寒任大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出纳和数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舒卫忠任大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8月12日，长沙建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让了大成科技70%的股权。6、开票手段以及所开发票去向的证据。（1）证人周诚的证言：他于2011年12月份投资500万元到金江公司，与柯锡涛、许荣春共同经营管理金江公司。他负责上游产品的采购，柯锡涛负责海关报关、出口退税等方面事务，许荣春负责财务、加工工厂业务，甘琴是公司出纳。金江公司做耳机、耳塞、收音机的出口业务。他先后认识了大成公司的李良伟和大成公司财务总监舒卫忠。2012年5月份，金江公司与大成公司的业务是他和许荣春联系的。金江公司向大成公司购买货物用于出口，并付款给大成公司，大成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给金江公司，金江公司出口后去退税。公司的主要盈利来自出口创汇补贴，许荣春安排甘琴负责转账，许荣春、柯锡涛负责与大成公司进行对接。金江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有1.5亿至2亿美元，一大半是跟大成公司做的。三个老板约定每年按照出资比例分红，2012年下半年分过一次红，是按照他占50%，柯锡涛、许荣春各占25%的比例分红。公司的财务方面只要三个老板中的两人签字即可。同年5、6月份，经柯锡涛、许荣春介绍，他认识了吴舜彬，吴舜彬告知他为大成公司提供了增值税发票。康源公司出事被调查时，许荣春、柯锡涛告知康源公司虚开增值税案中，许荣春、吴舜彬均是中介人，介绍增值税发票卖给了其他公司。（2）证人柯锡涛的证言：金江公司于2009年成立，他担任总经理，董事长周诚，许荣春是副总经理，甘琴是财务。公司的事情由他、周诚、许荣春商量。公司从2010年起与新邵大成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由他打电话给李良伟，从大成公司购进耳机、耳塞，销往世界各地。公司从货方买到货物，进货方把货直接送到码头，然后他打电话到报关行进行报关，报关行再把报关单送到公司。从大成公司购买耳机、耳塞后，大成公司大部分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从大成公司购进了约5亿元左右的耳机、耳塞，付款的方式是：有时是先付款后提货，有时是先拿货再付款，支付货款是许荣春负责的。他与大成公司的李良伟一般是电话联系，与大成公司财务主管舒卫忠认识，舒卫忠有时到公司来过。（3）证人甘琴的证言：2011年11月，周诚安排她到金江公司负责应收款和应付款工作，直接领导是许荣春。与大成公司的业务往来是柯锡涛、许荣春、周诚三人做主的。具体操作：由金江公司出钱向康源等公司买增值税发票给大成公司，大成公司再开20%增值后的增值税发票给金江公司，金江公司还要付4个点的好处费给大成公司，没有大成公司开给金江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金江公司就不能进行退税抵扣。资金流转：金江公司先打钱给大成公司，大成公司再根据康源等公司开票的金额把钱打给康源公司，正常情况下，最多一两天，金江公司打出的钱又回到金江公司的私账（陈鸿星或许荣春的银行卡）。只要钱一回笼，许荣春就要她打到蔡培植等人的账户。金江开支：金江公司通过购买增值税发票退回来的钱，支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进项费用，分吴舜彬和大成公司两大块，给吴舜彬5.5个点，给大成公司4个点的好处费；二部分是报关费用，按照报关金额（美金）5%的比例给詹振钦、钟乌记所在报关行人民币；三部分是打给蔡培植等人收汇费用，与报关行收费相同。剩余的就是金江的利润。减去公司日常运转支出剩余部分按股东比例分成，周诚40%，柯锡涛30%，许荣春25%。数额：金江公司从2011年12月至案发时共退税1.41亿元，其中1千万元左右的退税是周诚入股金江公司前柯锡涛、许荣春去税务局退的钱。陈鸿星、许荣春的银行卡被冻结后，金江公司安排人员去补货物提单。她的工作就是根据许荣春的安排，掌握大成公司工行账户的1个付款Ｕ盾，该账户中的钱都是金江公司的，她也掌握陈鸿星、许荣春的个人账户的Ｕ盾，以便进行相关公司或个人之间的资金流转。每次转账时联系大成马会计，马会计授权后便进行转账付款，从金江公司打钱给大成公司，再根据康源等公司的开票金额再从大成公司把钱打到康源等开票公司，有时也有先打钱过去再开票，但开票金额不一定和打钱数目一样，还根据进项明细表打钱给吴舜彬。她没有看到过实物，也没有其他账目记录货物这块，金江公司与其他公司没有实物交易，就是通过其他公司购买进项增值税发票，再通过虚假报关进行税务抵扣。她从许荣春处得知，大运公司、宿迁祥顺商贸公司、宿迁朝僖公司、宿迁春欧公司、泗洪友丰商贸公司、宿迁嘉业公司给大成公司提供过进项发票。恒德尔公司、鑫泽公司、德乐公司、兴化公司等也给大成公司提供过进项发票。公司接收过大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向大成公司支付了票面金额4%的开票费用。公司用这些增值税发票到税务局办理过申报抵扣。2012年年底，许荣春安排她与大成公司舒卫忠联系，舒卫忠与她就2011年12月以来金江公司给大成的进项发票总数以及大成公司开给金江公司的销项发票总数进行了统计、核对。金江公司付大成公司开票好处费情况：2011年12月到2012年4月，是以发票不含税金额的4%付，2012年5月后是按含税的4%付。到目前为止，共付大成1080万元。大成公司李良伟向公司借过钱，支付给公司的利息为5%。（4）证人周某莲、周某君、陈某铮的证言：周某莲、周某君在金江公司负责做报关单退税，根据柯锡涛提供的报关资料制作报关费用明细表，交由三个老板签字，陈某铮制作开票明细交给大成公司等单位开票。大成公司根据开票明细表将品名均为耳机、耳塞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后寄回金江公司，周某莲、周某君将发票和报关单进行核对、认证后做单，然后到税务局退税。资金往来由甘琴负责。有祥顺公司等其他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大成公司，由金江公司中转邮寄给大成公司。根据许荣春的要求制作进项费用明细表和费用报销单，交给三个老板的两个签字，报关、进项费用明细表、费用报销单的电子档还要传给甘琴，根据柯锡涛、周诚的要求去补过提单。周某莲办理过银行卡给甘琴使用。（5）证人刘某的证言：她是柯锡涛的前女友。金江公司的工作流程是：由柯锡涛联系报关行，从报关行取得报关单后，员工再根据报关单上的内容整理出开票明细表，再将开票明细表传真或快递给开票公司，并由金江公司将款项打入开票公司的账户上，开票公司根据开票明细表上的具体内容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将货款回转到金江公司的指定的账户上。开票公司会在每月的15日前将开好的增值税发票连同合同、送货单一并寄给金江公司。金江公司再将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联进行认证，之后再将增值税发票的退税联和退税单交到退税局去办理出口退税。大成公司等为金江公司开具过增值税发票。7、虚开发票进项来源的证据。（1）证人吴舜彬的证言：2012年9月份左右，金江公司的柯锡涛让他帮忙找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他便找朋友郭泽波与金江公司的柯锡涛、许春荣、周诚商谈，开票费用为票面金额的5.1%。具体操作是首先由周诚或许荣春提出开票要求，他转给郭泽波，票开好后由他转交给金江公司，郭泽波让开票单位把票先开给大成公司、邵阳胜浪公司等单位，然后这些单位再开给金江公司，这样轻易不会查到金江公司。资金流转方面，票开出后，金江公司开始走账，安排受票单位付款，款到开票单位账户后，他再根据金江公司的要求转账，因金江公司与郭泽波互不信任，金江公司要求把江苏开票单位的银行账户Ｕ盾交给他公司会计林某芳，由林某芳负责资金回笼，以确保金江公司的资金安全。开票单位和受票单位之间没有真实交易，为了配合增值税发票，还签订了虚假合同。后商定金江公司支付郭泽波票面金额5.1%的开票费用，他从中拿0.1%的好处费。开票公司全是江苏的公司，有扬州康源公司、泗洪友丰公司、宿迁祥顺公司、高邮大运公司等。（2）证人郭泽波的证言：吴舜彬通过他介绍，从陈东骏（又名谢皇高）处买了约10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从中获取一些好处费。吴舜彬或是吴舜彬安排公司会计林某芳将开票内容发给他，他便联系陈东骏，再由陈东骏联系江苏的开票单位，江苏那边开好票后，将发票邮寄给陈东骏，然后陈东骏再与他联系，将票交给他，他再通知吴舜彬，按吴的要求将票送到林某芳手中。吴舜彬等大成公司的钱到账后，再支付开票费和走账。记得开票的单位有扬州康源公司、祥顺公司、大运公司，受票单位都是大成公司。2012年8月最早经手的219张发票开票的内容有耳机、耳塞等，全是开给大成公司的。吴付票面金额5%的开票费，他扣除介绍费后再转账给陈东骏，他得0.3%的介绍费。开票公司的走账是由吴舜彬操作的，开票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章等资料是吴舜彬通过他找陈东骏找开票公司要到的。（3）证人严志亮的证言和辨认笔录：2012年四五月份，他受陈东骏指使在江苏扬州、宿迁两地成立公司用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一个成立的是宿迁祥顺商贸有限公司，后张小前帮忙注册成立了高邮大运公司、过户了扬州康源公司，一起去宿迁注册成立了朝僖、春欧、嘉业公司，泗洪友丰公司，张小前还找了沈继雄、赵秀华帮忙。具体开票内容由陈腾权确定，开的都是电子产品，受票单位有大成公司、邵阳万润华公司、胜浪公司等，陈腾权给票面金额1.5%的好处费。七家公司开出的票有7000多份，其中作废1200余份，有效票5800元，数额约有5.7个亿，税额近1亿元，发票开给大成公司的最多，大都寄给了陈东骏。（4）证人张小前的证言：2012年七八月份，他帮助严志亮在高邮市注册了大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因有3个月的辅导期不能开票，又帮助严志亮从李怀兴手上过户了扬州康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两家公司都没有实质性工作，就是进行开票，开票的内容和数量都是严志亮决定，票开好后交给严志亮或按照严志亮的要求寄到深圳。听严志亮讲上线老板给严开票额1.5%的好处费。（5）证人江某松的供述：2012年9月20日，他得知在市场上能够销售掉手机，但每台大约亏5-10元左右，朋友侯朝建向他提出不要货，但要货物发票，可通过第三方打款，由购货方将货卖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第三方后，由第三方进行抵扣，第三方可给他票面金额2个点的返点。他同意了，由他以大成公司的名义联系德乐公司的徐沐云，从该公司购进400台小米1Ｓ手机以及200台摩托罗拉ＸＴ533手机的货共600台，尔后他自己销售，但让德乐公司开票给大成公司。大成公司收到票号为04911702的发票后，侯朝建将票面金额的2%的返点打给了他。（6）林某芳笔记本复印件：吴舜彬、郭泽波介绍金江公司、大成公司、恒德尔商贸有限公司、鑫泽公司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开票过程的证据。（1）证人何某丽的证言：2011年3月舒卫忠进入大成公司，不久敬某福离开公司，舒卫忠接替敬某福担任财务总监一职，负责整个公司的财务管理。她离职时马某接手。公司的财务部门分2个，一个在新邵县，负责公司总的销售和购进的账目，购进的项目由深圳那边提供进项发票，然后由新邵这边做账，一个在深圳市，负责深圳的开支账目。大成公司的增值税开始是由她和曾明明开，后来由她一个人开。大成公司最大的客户是金江公司。在敬某福任财务总监时，她为金江公司开了2次增值税发票，是按敬某福的安排开的。在舒卫忠手上，数额、品名、规格一般都是由舒卫忠从深圳发ＱＱ过来，开票完后一般到月底统一做账。在舒卫忠任职期间，对方的入库单都是舒卫忠通过ＱＱ将扫描件发过来，然后财务部门打印出来做账的，大成这边的出库单都是根据开票总额临时制作的，由财务部门按照以前固定的格式打印出来。财务人员没有与金江公司联系过，都是由舒卫忠或敬某福联系。（2）证人何某婷的证言：2012年10月份，舒卫忠安排她负责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扫描认证工作。这些增值税发票是通过深圳顺丰快递邮寄过来的，由财务部人员签收，交给她扫描认证。她扫描认证后，再打印好认证清单交给杨红或吴超群用于记账。每个月底时，舒总都会亲自到财务部告诉她，每个月底前要认证多少金额的增值税发票。每月舒总安排的认证金额与实际收到的发票金额基本一致。（3）证人马某的证言：2012年2月底至2013年3月18日她在大成公司财务室工作。大成公司与金江公司之间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情主要是财务总监舒卫忠负责。大成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给金江公司，而金江公司联系开增值税发票到大成公司。2012年上半年公司舒卫忠将大成公司的工行账号1906025029245131756的转账授权Ｕ盾给了她，并告诉她这个账户的支付Ｕ盾在一个姓甘的助理手中。这个账号的转账都是甘小姐与她联系，她请示舒卫忠授权的。舒卫忠告诉她这些钱是货款往来。大成公司主要从江苏扬州、宿迁的一些公司进货。增值税进项发票少部分是由供应方随货直接带过来，大多数是深圳一家公司邮寄过来。寄过来的有增值税发票、送货单、购销合同、入库单等。一些货物在深圳直接销售的，由深圳做入库单，需在新邵手机生产部加工的，由新邵手机生产部的仓库管理员做入库单，深圳的入库单是由周某诚做的。金江公司寄过来的销售合同有时候还附海关报关单。财务部再根据合同上的销售金额开增值税发票，这一阶段有时候还会收到舒卫忠通过邮件发过来的有关数据表格，内容就是针对和金江公司交易的具体货物规格、数量、价格、金额等。她按舒卫忠的表格或金江公司的销售合同上面的销售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在开好发票之后，还要把有关的货物出入库凭证办好。办这些凭证的方式是：要么是金江公司事先将大成公司出货单填好，并将收货方一栏盖好章寄过来，然后由财务部核对之后盖章，其中一份寄过去，另一份留在公司做账；要么是大成公司先把出货单填写好，盖好章，然后寄过去，由金江公司核对后加盖公章过来。2012年10月左右，舒总要求她们在表格上加上备注栏，注明哪些进项与金江公司有关。（4）证人刘某（甲）、张某军、唐某、周某诚的证言：大成公司没有从其他公司购买耳塞等手机配件再销售给金江公司。（5）证人敬某福的证言：他于2009年5月至2011年7月在大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大成公司有2个基地，一个是新邵县大坪开发区的手机、电视机生产加工基地，另一个是深圳的手机研发基地，负责手机的材料和手机销售，以及手机部件的贸易或代加工、销售。公司的财务也分2个，一个在新邵，一个在深圳。2010年，金江公司有四五人到大成公司考察，当时一个姓林的陪同，姓林的当时在公司租借一块场地开办加工厂。之后，李良伟告知金江公司与大成公司做成了一笔业务，是林总牵的线，具体如何给金江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让他与林总接洽。2011年上半年，他根据林总介绍的一个人的安排，按该人提供清单上的数据和品名、规格以及金江公司的收货单等资料，要求大成公司的财务人员2次开具了销售一批耳机、耳塞等货物的增值税发票，并让财务部门的会计制作了大成公司的货物出库单，放到了记账凭证里。公司在2011年3月左右将舒卫忠招聘进来，安排在深圳负责，他在新邵这边负责。9、上诉人李良伟、舒卫忠的供述。（二）大成公司让林永鑫、陈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00份，税额1796.868266万元；陈佺伙同林永鑫为大成公司、胜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34份，税额2011.078268万元。林永鑫（在逃）于2010年初在大成公司租用厂房生产ＬＥＤ灯而与李良伟相识。2012年初，林永鑫向李良伟提出，由林永鑫给大成公司联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大成公司支付给林永鑫票面额4%的费用。李良伟同意并安排舒卫忠与林永鑫进行财务对接。舒卫忠将账号为1906021019200037249的账户网银交给林永鑫。林永鑫则安排吕海燕（另案处理）实际控制该账户，由吕海燕与大成公司会计马某对接。之后，林永鑫联系到了上诉人陈佺，二人约定，由林永鑫出资，陈佺向大成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林永鑫按照票面金额的3%支付手续费给陈佺。陈佺以其控制的湖南金盛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公司”）、长沙酷优通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优公司”）、湖南金盛通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有限公司”）、武汉晶益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益星公司”）、武汉金盛工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盛公司”）的名义开具受票单位为大成公司的销售手机及配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开票流程为：在林永鑫的安排下，通过吕海燕或者刘青娣的个人账户以及其他公司的账户的名义将资金转入大成公司尾数为7249的对公账户上，再将资金转入金盛公司等陈佺控制的公司账户上，陈佺用这些资金购买成品手机，用于自己批发零售。销售完成后，陈佺再按照开具到大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的3%扣除费用后，用个人账户将资金转账至吕海燕或者刘青娣个人账户上。自2012年2月28日至2013年2月26日，大成公司让林永鑫、陈佺为自己虚开（林永鑫、陈佺为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98份，货物金额6439.459762万元，税额1094.708138万元。因陈佺的公司常购买手机用于销售，2012年4月，林永鑫与陈佺约定，由陈佺公司的供货方中邮通信设备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公司”）、天翼电信终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天翼公司”）、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湖南一公司（以下简称“天音公司”）直接向大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后，由林永鑫出资，通过大成公司尾数为7249的账号转账到上述公司。陈佺安排人员以大成公司员工的名义上门提货，尔后将货物用于自己销售。再让中邮公司、天翼公司、三力公司、天音公司开具受票单位为大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由陈佺安排人员领取并登记后，再邮寄到大成公司。自2012年4月18日至2013年2月27日，大成公司让他人为自己（林永鑫、陈佺为大成公司虚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02份，货物金额4130.353773万元、税额702.160128万元。大成公司将上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100份、税额共计1796.868266万元全部在新邵县国税局予以抵扣。陈佺据此获利360余万元。邵阳胜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永明经舒卫忠介绍认识了林永鑫。林永鑫与郑永明约定，由林永鑫以胜浪公司的名义从事货物买卖，胜浪公司产生的费用由林永鑫负责。尔后，林永鑫联系陈佺，商定由陈佺控制的金盛公司、天章公司、晶益星公司、天音公司向胜浪公司提供以购买手机为内容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林永鑫为此按票面金额的3%向陈佺支付好处费。之后，林永鑫、陈佺为胜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4份，货物金额1260.05918万元，税额214.210002万元。陈佺据此获利40余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新邵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大成公司取得并申报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总表和抵扣证明、合同、出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和确认单、邵阳市双清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胜浪公司将已取得的13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抵扣有关情况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明细清单：2012年2月28日到2013年1月29日，大成公司从长沙酷优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54份，金额5258053.79元，税额893869.21元，价税合计6151923.00元；2012年3月28日到2012年12月27日，大成公司从湖南金盛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13份，金额20806299.10元，税额3537070.90元，价税合计24343370.00元；2012年4月18日至2013年1月24日，大成公司从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取得手机及配件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311份，金额28588708.59元，税额4860080.42元，价税合计33448789.01元；2012年7月26日至2013年2月26日，大成公司从湖南金盛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81份，金额14803612.05元，税额2516613.95元，价税合计17320226.00元；2012年4月23日到2013年3月26日，大成公司从中邮通信设备湖南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1份，金额5669188.08元，税额963761.92元，价税合计6632950.00元；2012年10月31日到2013年1月31日，大成公司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湖南一分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58份，金额5551726.53元，税额943793.47元，价税合计6495520.00元；2012年12月27日，大成公司从天翼终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金额1493914.53元，税额253965.47元，价税合计1747880.00元；2012年2月29日到2012年10月29日，大成公司从武汉金盛工信电子有限公司取得手机及配件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金额3044367.53元，税额517542.47元，价税合计3561910.00元；2012年2月28日到2012年12月29日，大成公司从武汉晶益星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手机及配件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208份，金额20482265.15元，税额3481984.85元，价税合计23964250.00元。以上增值税发票中的税款均已被申报抵扣。邵阳市胜浪公司取得武汉晶益星科技有限公司发票64份、湖南金盛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发票31份、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湖南一分公司发票39份，以上发票共计134份，货物金额共计12600591.8元，税额2142100.02元，价税总额14742691.82元。2、现金日记账、银行支付凭证、订发货明细账、大成公司1906021019200037249、1906025019024586828账户、金盛联合公司800112934909010账户、天音公司43001785061052515744账户、刘青娣6222084000001242240账户、吕海燕6212264000001855432、6228450128002110570、6227007200370134134账户、陈佺6222320041186306、43076523649920489980110227212、4307652364992780104810384336、6222600640003847788、6222081901000858196账户、王某（甲）6210985510004373987账户、刘某（甲）605455063790、6227075700146414账户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大成公司的资金以货款的名义流转到金盛联合公司、天音公司等公司，陈佺的资金流转到刘青娣、吕海燕等人的账户，后大成公司收到刘青娣、吕海燕等人的往来款。3、大成公司员工的证言。（1）证人马某的证言：2012年4月，公司财务总监舒卫忠说在深圳有个助理叫佳宁，并将佳宁的ＱＱ号码和电话告诉她，说佳宁会和她联系工作上的事。佳宁常打电话询问她是否收到进项票，核实进项票的单位和金额，进项和销项都由何某婷随时进行统计并发给舒卫忠的，舒卫忠核对。2012年10月左右，舒卫忠提出，要求她在表格上加上备注栏，注明哪些进项与金江公司有关，哪些进项与“佳宁”有关，“佳宁”名下的进项发票所涉及的进项有湖南金盛和金盛联合、天音、中域电讯公司等公司，销项单位有正锦泰、中丝海南分公司、广州保科力、博时恒等公司。胜浪公司收到销货单位提供的销货合同、出库单制作入库单，入库单制作好后，胜浪公司再根据对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出库单和自己制作的入库单做财务账，公司会计再按销货单位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胜浪公司接收和开具的发票都是由舒卫忠决定的，经舒卫忠确认后，再由公司会计开具的。胜浪公司支付的货款都不是胜浪公司提供的，她未见到胜浪公司与提供增值税发票的公司有真实的货物交易。（2）证人周某诚、黄某国的证言：只有大成公司原材料和大成公司自己生产的成品手机入库，外购的成品手机他从来没有入过库。（3）证人姜某泰的证言：2012年8月至10月，他在大成公司长沙分公司上班，担任财务经理。杜某告诉他，众鑫公司不是一般纳税人单位，只能委托金盛联合通信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让他财务将货款打到金盛联合的公账上。长沙分公司即通过尾号7893的公账打款给金盛联合，后来也用惠农科技的公账支付过一笔款给金盛联合。金盛联合公司收到款项后，将增值税发票全部开到大成公司。大成公司长沙分公司此外没有直接在金盛联合公司购进过手机销售。（4）证人杜某的证言：他进入大成公司负责产品销售后，通过他人找到众鑫科技有限公司的钱某，提出先从众鑫公司提货，等货物销出后再付款。钱某告知众鑫公司是金盛联合的子公司，所以他在众鑫公司提货，货款全部支付给金盛联合公司，钱某给他的增值税发票也是金盛联合公司开具的。大成公司的其他部门没有向外采购手机。4、陈佺实际控制公司的员工证言。（1）证人王某（甲）、邱某芸、刘某（甲）的供述：湖南金盛通信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老板是陈佺。陈佺还开了湖南金盛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长沙酷优通信电子有限公司。金盛联合公司的进货单位有湖南天翼、湖南天音等公司，这些均是做手机的公司。邱某芸通过公司的基本账户打款过去后，对方发货过来，由联强档口收货、销售。登录天音公司的网站购货有三个账号，分别是邵阳胜浪、湖南金盛、湖南大成，其中大成公司的账号是员工陈某的手机。金盛联合不但以自己的名义进货，还以大成、胜浪、金盛等其他公司的名义提货。金盛联合用大成、胜浪公司的名义购进的手机基本上都到陈佺开的联强档口里面销售了，也有发到深圳去销售了。公司于2012年7月开始与大成公司发生业务的，具体谈业务的是陈佺，销售给大成公司的货物都是委托陈亮自提的，再交给王某（甲）公司代为销售。网银对私的方式由刘某（甲）付款的。大成公司汇给公司多少钱，王某（甲）就向大成科技开具多少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所开增值税发票上的商品名称、金额填写好出库单，扣除发票金额3%的开票费后，王某（甲）又将钱通过对私账户转给大成公司吕海燕的账户。王某（甲）和大成公司的马某、吕海燕联系过。按照陈佺的要求，转回去的货款会比大成公司转到销售手机公司的货款少3个百分点。公司销售盈亏与打回去的货款没有关系。（2）证人陈某的证言：他是于2011年6月左右至2013年6月左右负责给陈佺做事的，负责打包发货。王某（甲）、刘某（甲）帮忙搞财务，陈亮负责提货，陈佺购进的手机，均由陈佺销售出去了。5、与陈佺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证人证言。（1）证人肖某、丁某的证言：他在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湖南一分公司担任电信事业部总经理。大约2012年七八月，陈佺代表该大成公司、邵阳胜浪公司与他谈过业务，之后，陈佺通过大成公司或胜浪公司打款到天音公司购买手机。陈佺也代表湖南金盛联合公司、湖南金盛通信公司与天音公司有业务联系。陈佺通过该4家公司向天音公司购买手机，开给该4家公司增值税发票。天音公司共和大成公司发生了600万元左右的业务，与胜浪发生了约100万元的业务。（2）证人胡某勇的证言：2012年初三力公司和金盛联合、大成公司有业务联系。陈佺持大成公司的资料到公司开了户。之后，从2012年初到2013年3月，大成公司从三力公司购买的手机有三千多万元。是刘某（甲）代表大成公司与他联系的，陈佺有时候与他联系。大成公司专门安排了陈亮、冯元到他公司来提货。增值税发票是陈佺或刘某（甲）到他公司来领取的。资金打入后，陈佺或刘某（甲）打电话告诉他，他再查公司的对公账户。（3）证人高某、田某军的证言：陈佺用酷优公司、金盛电子公司、金盛联合公司、大成公司、胜浪公司等公司名义到天翼公司购买过手机，然后再用于自己批发销售，从中赚取差价。主要销售电信制式的各种品牌手机。2012年，陈佺先后拿了的开户资料找到他，要求用这两家公司的名义购买手机，他按照流程给大成公司和胜浪公司开了户。之后，陈佺以胜浪公司和大成公司的名义到他公司购买了手机，均是陈佺安排人员到公司自提货物。酷优公司、金盛电子公司、金盛联合公司也是陈佺安排人员来提货的。（4）证人王某翔的证言：他在中邮通信设备湖南有限公司工作，担任销售部主管。2012年，陈佺为多取得增值税发票，以大成公司、金盛联合公司、金盛通信公司名义到他公司开户。该3家公司的收货地点均是中天广场国际公寓的12019户，收货人均是王某（甲）。均是陈佺通过电话与他联系后，陈佺再安排财务以大成公司或金盛联合公司的名义向他公司付款，他公司财务部门确认收款后，就通知商务部发货。这3家公司一般都是自提货物，陈佺的财务人员王某（甲）、刘某（甲）均与他联系过。陈佺所购的手机均由陈佺直接销售出去了。（6）证人李某（甲）的证言：他在深圳欧唯物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工作的，负责货物配送，担任运输主管，负责手机和手机相关物品的配送。大成公司在天音公司有手机购货业务，大成公司的收货地点是长沙市五一大道766号中天广场国际公寓12019房。陈亮、王某（甲）都是大成公司的人员，陈亮一般坐在档口上班，王某（甲）一般在12019房里，他们都签收过大成公司的货物，均在我们的出库单上加盖过大成公司的印章。邵阳胜浪公司的收货地点与大成公司的收货地点是一样的。陈佺有时会持大成公司的公章，开车到公司拿货。湖南金盛联合公司在天音公司购买过手机，听说老板也是陈佺。该公司的收货地点与大成公司、胜浪公司的一样。（7）证人钱某的证言：他是湖南众鑫科技公司的老板，公司具体做电信终端批发，主要销售三星、华为、酷派、联想、ＨＴＣ、苹果等一线品牌手机。2012年底，大成公司采购员杜某找他购货，要求提供增值税发票，因公司无法提供发票，他便从陈佺的金盛联合公司拿手机，再按照杜某的安排直接发货。之后，杜某安排财务通过大成公司的公账支付货款到陈佺的金盛联合公司，陈佺收到钱后将应支付的钱给他，并以金盛联合公司的名义将增值税发票开给大成公司。经统计，杜某共购买了价值1767845元的手机，共2304台，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3年4月10日。6、上诉人李良伟、舒卫忠、陈佺的供述。综上，大成公司、李良伟、舒卫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0242.987724万元。陈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2011.078268万元。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8年上半年，因其他股东从公司抽资退出，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成为上诉人李良伟的独资公司。因李良伟支付了退股股东巨额的入股资金，加之公司生产经营和厂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公司经营资金严重缺乏，李良伟遂决定以大成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李良伟向余某春、林某祥等人许以利益回报，通过上述人员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邵阳市区、新邵县和邵东县散布集资信息，以2-7分不等的月息，向社会公众大量非法集资。集资款除小部分以现金给付外，绝大部分集资款均汇入大成公司账户，由李良伟妻子、大成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人陈剑寒管理。集资款除还本付息外，均用于归还大成公司贷款和公司的正常运转。自2008年上半年至2013年4月期间，大成公司76次向102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243.71万元，截至案发，偿还本息共计14121.0804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旺东借款10万元，后向李旺东支付了10万元。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胡某成借款10万元，后向胡某成支付了34.1万元的本金利息。3、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杨某成、许某、孙某生共借款284.5万元，后向3人共还款537万元。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王某军借款264万元，后向王某军支付了200万元。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胡某枭2次借款共计75万元，后向胡某枭支付了20万元。6、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曾向荣、彭某艳夫妇或通过曾向荣向刘剑锐、彭和平、周丽云共借款200万元，后向曾向荣等人支付了1438978元。7、李良伟、陈剑寒代表大成公司4次向杨某借款347万元，后向杨某支付了597万元。8、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陶某成、谢某民分别借款270万元、198万元，后向陶某成、谢某民分别支付了149.5万元、284万元。9、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某荣借款20万元，后向李某荣支付了76.6万元。1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孙某成借款10万元，后向孙某成支付了73.3万元。1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肖某鹰借款6万元，后向肖某鹰支付了12万元。1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禹某顺借款20万元，后向禹某顺支付了51.5万元。13、李良伟、陈剑寒代表公司向林某青借款260万元，后向林某青支付了104万元。1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颜某借款11万元，后向颜某支付了208675元。1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杨某辉借款50万元，后向杨某辉支付了59万元。16、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钟孝国、赵某赐2人共借款40万元，后向2人还款56万元。17、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廖永贵、姜春雷借款300万元，后向该2人还款542万元。18、李良伟代表公司向余某春借款60万元，后向余某春支付了133.6万元。19、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张某芳借款20万元，后向张某芳支付了5万元。2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岳某民借款30万元，后向岳某民支付了59.5万元。2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熊某成借款60万元，后向熊某成支付了178.49万元。2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通过曾某忠所在的湖南银进投资担保公司担保向曾建红借款188万元，后通过向曾某忠向曾建红还款122万元。23、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林某祥借款630.2万元，后向林某祥支付了11462825元。2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杨某洪、杨某国父子借款350万元，后向杨某洪支付了434.5万元。2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谢某军、谢国成借款共计60万元，后向2人支付了188.07万元。26、李良伟、陈剑寒代表大成公司向张某（甲）借款100万元，后向张某（甲）支付了231.6万元。27、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夏某杰借款180万元，后向夏某杰支付了130万元。28、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熊某成、颜永富共借款60万元，后共还款115.9万元。29、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3次共向许某波借款50万元，后向许某波支付了28.3万元。3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良雄或通过李良雄向肖某桥、余成祥借款2155万元，至案发时共还款1624.059万元。3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郭某民借款150万元，后向郭某民支付了65万元。3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袁某借款300万元，后向袁某支付了319.5万元。33、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黄某忠借款20万元，后向黄某忠支付了32万元。3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何某志借款160万元，后向何某志支付了163.7万元。3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谢某生借款50万元，后向谢某生支付了116.23万元。36、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刘绍平、马某新借款50万元，后向2人还款50.7万元。37、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熊某生借款50万元，后向熊某生支付了77.5万元。38、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姚某波借款45万元，后向姚某波支付了40万元。39、李良伟代大成公司通过黄益雄向李某祥借款30万元，后向李某祥付款34.2万元。4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以工程履约金的形式向曾某军借款220万元，后向曾某军支付了124万元。4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煜华借款93.75万元，后向李煜华支付了5万元。4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申某辉借款238.16万元，后向申某辉付款210万元。43、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肖某方借款10万元，后向肖某方付款26万元。4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何某国借款220万元，后向何某国支付了202.8万元。4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某国借款35万元，后向李某国支付了85.5万元。46、李良伟、陈剑寒夫妇代表大成公司多次共向邓某华借款205万元，后向邓某华支付了178.98万元。47、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曾某借款80万元，已向曾某还款120.8万元。48、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汤某援借款50万元，后向汤某援支付了84万元。49、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张中华借款200万元，后向张中华支付了120万元。5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刘小毛、陈某容夫妇借款100万元，后向2人支付了109万元。5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某英借款40万元，后向李某英支付了18.5万元。5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孙某平、唐某（甲）借款102.6万元，后向2人支付了272.7万元。53、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3次向莫某借款130万元，后向莫某支付了20万元。5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分2次向刘某嘉借款288万元，后向刘某嘉支付了126万元。5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阎某强借款50万元，后向阎某强支付了39万元。56、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唐某国、张金花夫妇借款13万元，后向2人支付了35万元。57、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邓某荣、李红云夫妇或通过邓某荣向沈天华、何泽华、雷艳红共借款503.5万元，后向5人支付了730.35万元。58、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姜某红借款49万元，后向姜某红支付了20万元。59、李良伟代表公司向杨某伟借款100万元用于偿还所欠林某亮的债务，之后已归还杨某伟27万元。6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通过王某定向邵阳市玉丰商贸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至今本息未付。61、李良伟、陈剑寒代表大成公司向陈某军、陈青松父子借款260万元，后向陈某军支付了75万元。62、李良伟、陈剑寒夫妇代表大成公司向张某勇借款500万元，后向张某勇支付了572.6万元。63、李良伟代表公司向刘某辉借款100万元，后向刘某辉还款30万元。6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孙某君借款200万元，后向孙某君支付了20万元。6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通过孙某君向李芝欣借款37万元，后向李芝欣支付了10万元。66、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通过他人介绍，向肖某辉、孟某共借款200万元，后向2人共支付了246万元。67、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许某德借款35万元，后向许某德支付了3.4万元。68、李良伟向朱某治或通过朱某治向胡智、胡军华共借款200万元，后向2人支付了580.5万元。69、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白木借款10万元，后向李白木还款29.3万元。70、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晓勇、佘艳梅借款20万元，后向2人共支付了28.7万元。71、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廖某、熊某（甲）、刘某明、谢某军、熊想生借款180万元，后向5人支付了484.53万元。72、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付安明所经营的邵阳市竹园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后向该公司支付了90万元。73、李良伟、陈剑寒代表大成公司向陈某志、刘亚林、刘福梅共借款755万元，后向3人支付了8289336元。74、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林某亮借款200万元，后向林某亮支付了203.6万元。75、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李某明借款60万元，后向李某明还款76.99万元。76、李良伟代表大成公司向罗某燕借款15万元，后向罗某燕归还20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余某春、林某祥、李某明、胡某成、孙某成、杨某成、许某、孙某生、王某军、胡某枭、彭某艳、杨某、陶某成、谢某民、李某荣、肖某鹰、禹某顺、林某青、郭某民、颜某、杨某辉、赵某赐、孙某君、张某芳、岳某民、熊某成、曾某忠、杨某洪、杨某国、谢某军、张某（甲）、夏某杰、熊某成、颜永富、许某波、肖某桥、袁某、黄某忠、何某志、谢某生、马某新、熊某生、姚某波、李某祥、曾某军、申某辉、肖某方、何某国、李某国、邓某华、曾某、汤某援、卿某华、陈某容、李某英、孙某平、唐某（甲）、莫某、刘某嘉、阎某强、唐某国、邓某荣、姜某红、杨某伟、王某定、陈某军、张某勇、刘某辉、肖某辉、孟某、许某德、朱某治、廖某、熊某（甲）、谢某军、刘某明、禹某成、陈某志、林某亮、罗某燕等人的证言以及公安机关提取的借条、借款协议、收款收据、银行交易记录、大成公司现金日记账、大成公司债务登记表：2008年上半年至2013年4月，李良伟以大成公司的名义，以2-7分不等的月息，向76户102名债权人共借款132437100元，至案发时已还本息共计141210804元。2、湖南南远扬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湘远扬鉴字［2013］第1491号、［2015］第1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李某明、胡某成等76户债权人出借本金以及从大成公司获取的本金利息数额的情况。3、原审被告人陈剑寒的供述：大成公司于2007年7月1日创立，2009年公司生产手机触摸屏、电脑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机等。因资金无法运转，所以在2009年初就开始向外借钱融资以保证公司运转。李良伟以公司名义，向朋友或通过朋友宣传向不特定的社会人员高息借款。李良伟所借款项绝大部分用于公司的运作，还有一部分用于支付公司贷款利息。所借的每一笔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借的，并计入了公司的收入，都纳入了公司的账目。李良伟在外共借了大约1.3亿元的款。其中她出面向表弟胡某枭借了75万元（已还20万元），表弟许某德借了40万元，父亲陈峰借了53万元。对于外面一些债权人要求李良伟在借据的经手人加上她的名字时，她才在李良伟出具借据时签下她的名字。向亲戚借款的月息为2分，向其他人借款约定月息一般为5分。借款对象有很多人，非常复杂，很多人她从来没有见过面。李良伟对所有的借款都打了借据，但在外面的借据经过了多次更改，将未付的利息更改为本金，这些借据上的借款金额不是李良伟真实的借款现金数据。她是2009年9月到公司工作的，将李良伟所借的每一笔款都录入电脑进行管理，大部分还款是她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转账的。李良伟以公司名义向绝大部分债权人经手出具了借据。她在部分债权人的要求下，才在李良伟出具借据时加签她的名字。4、上诉人李良伟的供述：大成公司是2007年7月正式成立的，当时4个股东。2008年4月左右，其他3名股东从大成公司退股，大成公司成为他的个人独资企业，为此他支付了3名股东1100余万元的退股金。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公司资金周转非常困难，他开始向自己的直系亲属借款。同年底，因大成公司需要购买设备及基本建设，向建设银行城北支行贷款1600万元，每个月需要归还本息50万元，因公司资金缺乏，他开始向朋友余某春以月息6分的利息借款，后亲自或通过余某春、林某祥向不特定的其他人员高息借款。所借款项的利息，除自己的亲戚外，月息均为5-7分。他所借款项均用于归还公司的银行贷款、借款和支付高额利息，以及用于公司的正常运转。他不清楚具体借款总额，知道共归还了1亿元以上的借款和利息。他所有的借款和还款均是由妻子陈剑寒在管理，陈剑寒一般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给债权人，并对所有的对外借款、还款记账，都会记账。陈剑寒除了帮他从亲属手上借钱外，没有向社会上的人借过钱。三、逃税自大成公司成立之日，该公司的手机事业部采购手机配件后，发到位于新邵县的公司总部进行生产加工，加工后的成品手机再通过物流发至深圳手机进行销售。自舒卫忠2011年3月进入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后，要求财务人员对销售自产手机收入的账目005、888两个账套进行规范，反映该公司自产手机的真实销售收入。舒卫忠向上诉人李良伟提出依法纳税的意见，但在李良伟的要求公司“合理”避税的情况下，该意见未被公司采纳。该公司仍沿用之前对部分自产手机销售后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未经舒卫忠审核的情况下，由大成公司新邵总部财务人员隐瞒该部分的销售收入，直接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经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大成公司自2011年至2013年3月间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款为人民币1091.924739万元，占应缴税款的比例为35.48%。2013年10月10日，新邵县国税局向大成公司下达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后，大成公司未补缴税款，也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大成公司自产手机应税销售收入统计表、大成公司自产手机实际销售中已开具发票情况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税收通用完税证、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湘远扬鉴字（2013）第2339号司法鉴定意见：大成公司涉嫌逃税案件所涉及2011-2013年3月间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款为人民币10919247.39元，占应缴税款的比例为35.48%，其中：2012年1月1日一2013年3月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款为3558025.09元，占应缴税款的比例为15.58%；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3月销售自产手机业务的少交增值税为1419876.75元，占应交缴税款的比例为14.94%。2、证人刘某（甲）的证言：他在深圳数源公司担任总经理，该公司是大成公司的分公司。数源公司主要是采购手机配件。数源公司把手机配件发到大成公司新邵总部组装，然后将成品手机运到数源公司来销售。采购的手机零配件有的开了进货发票，有些没有开票。销售发票是大成公司新邵总部开具的，有些开了票，有些没有开票。他只管生产手机和销售手机，具体销售总额和销售发票的数据都在财务部门。3、证人张某（乙）的证言：她是于2011年4月到大成公司深圳手机事业部上班的，于2012年3月才到手机事业部财务任会计的，具体是手机成本的核算、费用的报销支付、销售收入的核算等。手机事业部属大成公司的一个部门。深圳销售手机收入都入了账，申报纳税是大成公司新邵总部这边，深圳事业部没有申报纳税。销售手机有些开了票，有些没有开票。发票都是在大成公司新邵总部开具的。4、上诉人舒卫忠的供述：她是于2011年3月到大成公司财务部工作的，之前账目较乱，引用了用友Ｔ3系统，要求将2010年来所发生的所有会计事务都录入，后又引用Ｔ6系统，这两系统能真实反应，她要张某（乙）负责录入系统。张某（乙）在系统建了005和888两个套账，这两账套里真实完整的反映大成公司的收入情况。客户需要增值税发票的时候才开具发票。大成公司所销售的手机大部分没有开增值税发票，只有一部分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税款主要是大成公司新邵总部的财务负责的。向国税部门申报税款主要就是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的销售收入需要向税务部门申报并交纳税款，没有开具发票的那一部分则是不向税务部门申报的。这一部分就没有交纳税款。她到公司来之前，公司就是这么做的。她为开具发票的事也与公司其他负责人员讲过要依法开具发票，但因遭到李良伟和新邵总部财务人员的反对而未有采纳她的意见。5、上诉人李良伟的供述：大成公司的涉税这一块的业务由大成公司财务部负责。2010年三四月份之前由财务总监敬某福负责，此后由舒卫忠负责。他在大会上多次讲过，合理化避税，该交的交，不要交的不交。大成公司销售业务要向他汇报，开会的时候，部门经理刘某（甲）、伍大洲、刘海波、舒卫忠分别向他陈述一下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大成公司缴纳税款的情况舒卫忠偶尔向他讲过，缴纳税款根本不需要他审核或审批。大成公司一直在投入，有违规逃税的可能，但是他绝对不是有意或者恶意去偷税漏税，大成公司以后愿意补这些税款。另查明，案发后，公安机关通知上诉人李良伟、舒卫忠和原审被告人陈剑寒的亲友要求李良伟、舒卫忠和陈剑寒投案。2013年4月24日，原审被告人陈剑寒来到新邵县公安局投案。同日，李良伟的哥哥李某雄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李良伟委托其代为投案，随后带领公安人员到李良伟家将李良伟带至公安机关。同年7月30日，舒卫忠的妹妹舒某艳称舒卫忠有投案的想法，将舒卫忠约来与抓捕的公安人员徐某海、吕某红、何某晖见面。徐某海、吕某红、何某晖据此抓获了舒卫忠。李良伟、舒卫忠、陈剑寒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上诉人陈佺到案后，向公安机关退缴违法所得101万元。一审审理期间，陈佺亲属代为退赃110万元，并代缴罚金30万元。二审期间，李良伟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湖南省新邵县公安局新公追决字（2014）第12号追缴决定书和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2、新邵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李良伟归案情况说明》、《陈剑寒归案情况说明》、《舒卫忠归案情况说明》。3、新邵县看守所出具的《关于在押人员李良伟协助抓捕郑伯平的情况说明》、《违法犯罪线索登记表》、《检举、揭发材料转递函》：2014年6月18日李良伟向新邵县看守所管教民警唐义涛报告，2008年至2010年郑总伙同邓祖容、林雄祥采取虚假资料手段骗取华融湘江银行新邵支行贷款2000万元，然后转给李良伟450万元，从中牟利。林雄祥以同样的方法骗取银行贷款600万元转贷给孙建堂、李正军，从中牟利。朱江伙同谢国军利用虚假合同及资料骗取500万元，将其中200万元高额贷款给李良伟。此后，新邵县看守所将线索反馈给办案机关。2015年12月15日，新邵县公安局将郑伯平抓获归案。4、新邵县公安局新公（经）立字（2015）1812号立案决定书、拘留证：2015年12月14日，新邵县公安局对郑伯平高利转贷案立案侦查。同月16日郑伯平被刑事拘留。5、新邵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检举、揭发材料转递函》：我队依据李良伟提供的线索和办理大成公司非吸案件中发现的情况，于2015年12月14日对郑伯平高利转贷刑事立案并采取拘留措施网上追逃。2015年12月15日，我队将郑伯平抓获归案。郑伯平供认不讳。6、另案犯罪嫌疑人郑伯平的供述：他2009年从华融湘江银行西城支行邓某荣手中贷款300万元，以月息4分借给李良伟。7、上诉人李良伟的供述：李良伟于2014年6月18日向新邵县看守所管教干警唐义涛、谢洪超、驻所检察室干部李志民反映了新邵县看守所出具的《关于在押人员李良伟协助抓捕郑伯平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8、新邵县公安局新公追决字（2014）第12号追缴决定书、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邵阳中院出具的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收据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伙同金江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的行为，上诉人陈佺伙同他人为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李良伟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上诉人舒卫忠作为大成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李良伟、舒卫忠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上诉人李良伟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上诉人陈剑寒作为大成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李良伟、陈剑寒的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采取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行为，构成逃税罪。李良伟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逃税罪。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大成公司、李良伟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加的全部犯罪处罚。舒卫忠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在与林永鑫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陈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在共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李良伟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加的全部犯罪处罚。陈剑寒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大成公司犯数罪，对大成公司和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李良伟应当数罪并罚。李良伟、舒卫忠、陈剑寒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对李良伟可以从轻处罚，对舒卫忠、陈剑寒可以减轻处罚。李良伟二审期间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是为增加新邵当地税收而被周诚、柯锡涛欺骗与金江公司合作，没有获利”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为获得4个百分点的开票费的事实有金江公司股东周诚、柯锡涛、员工甘琴和舒卫忠的证言等证据，李良伟自己亦供述金江公司向大成公司支付开票费3600万元，大成公司共获利1000万元，所获利润用于公司开支和归还借款，足以认定大成公司为牟利而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案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江苏公安机关查清周诚、柯锡涛的犯罪事实，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偏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一审法院量刑时已考虑李良伟具有自首以及认罪态度好等量刑情节，但是考虑到在金江公司与大成公司的共同犯罪中，金江公司处于支配、主导地位，是主犯，大成公司片于从属地位，是从犯，大成公司的犯罪数额远远小于金江公司；以及与金江公司主管人员周诚、柯锡涛等人的量刑平衡等因素，原判对李良伟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偏重。因此，该上诉理由成立，对该辩护意见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所借款项全部用于公司，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李良伟决定以大成公司名义对外非法集资，所借款项用于公司，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大成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主管人员判处刑罚。李良伟是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口口相传不能认定向社会公开宣传”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现有证据证明，大成公司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散布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放任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符合“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开宣传”。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债权人利益没有受损，且部分债权人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扰乱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只要大成公司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且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债权人利益是否受损以及债权人以何种方式维护其权利不影响认定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没有欺骗、隐瞒税务机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通过对部分产品不开发票的方式隐瞒销售收入向税务机关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证据有张某（乙）、刘某（甲）、舒卫忠等人的证言和销售收入统计表、开具发票情况表、完税凭证等书证，李良伟本人亦予供认，足以认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税务机关事先未下追缴通知，是在大成公司出事才下追缴通知导致税款无法补缴，不构成逃税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案发前大成公司对部分产品不开发票的方式向税务机关隐瞒了销售收入，税务机关在大成公司案发后发现大成公司的逃税行为，随即下追缴通知，导致大成公司无法补缴税款的原因是大成公司的虚假纳税申报行为，大成公司在追缴通知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补缴税款，构成逃税罪。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退货的手机应当从逃税数额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逃税数额有销售收入统计表、开具发票情况表、完税凭证等书证和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足以认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得银行贷款，假发票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意图，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行为，然而大成公司伪造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取银行贷款，事后大成公司归还了贷款，大成公司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没有危害到税收征管秩序。因此，该上诉理由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李良伟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新邵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检举、揭发材料转递函》显示，该队是依据李良伟提供的线索和办理大成公司非吸案件中发现的情况而侦破郑伯平高利转贷案的，李良伟的行为构成立功。因此，该辨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舒卫忠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自己是深圳数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与大成公司没有劳动、工资关系，是大成公司原财务总监敬某福于2011年9月离职后暂时兼管，2012年1月新财务总监马某到职后大成公司财务工作由马某负责，大成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银行Ｕ盾、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财务管理资料由李良伟、陈剑寒掌握，大成公司实际财务工作由李良伟、陈剑寒负责，没有实际参与大成公司财务管理，不能认定为直接责任人员”和“虚开行为由金江公司策划和操控，直至案发才知道没有货物交易，没有犯罪意图”以及“只是在2011年12月底、2012年1月初转发了开票表格，而供销合同的签订、发票的接受与开具、资金流转、财务账务处理都没有参与，只能对该两笔金额承担责任，请求依法改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舒卫忠只是在2011年12月底、2012年1月初转发了开票表格，大成公司实际财务工作由李良伟、陈剑寒负责，供销合同的签订、发票的接受与开具、资金流转、财务账务处理舒卫忠都没有参与，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意经查确由金江公司提出，但是舒卫忠对上游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货物交易或票货不符是明知的，不仅如此，舒卫忠还安排具体财务人员马某与金江公司财务人员对接，安排财务人员按金江公司提供的开票明细表中的数量和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自己每月核对开票费用，应当认定舒卫忠是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陈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有真实货物交易，只是部分存在货、票、款不一致”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陈佺控制的公司虽然与销售其手机的客户之间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但陈佺在销售货物客户不需要发票的情况下，将累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其他企业或经其联系直接由进货的企业开给其他企业，使得开票单位与受票单位之间并没有真实货物交易。这种为他人、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会导致受票单位虚增成本或进项，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的危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惩处。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陈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林永鑫按票面额支付3%的费用包括手机价格补贴的2%，获利不到票面金额的1%，请求重新认定涉案金额和违法所得”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我国法律规定是根据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税款数额来认定涉案金额的，认定陈佺涉案金额以及违法所得有扣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税务机关出具的书证和银行支付凭证、订发货明细账等证据，林永鑫支付陈佺的费用不影响涉案金额的认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舒卫忠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系从犯错误，舒卫忠担任大成公司财务总监，受李良伟指使，安排大成公司相关财务人员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李良伟之间不宜区分主犯、从犯”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犯、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在实施单位犯罪行为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惩罚。具体到本案，从犯意的提起、形成过程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金江公司的周诚、柯锡涛、许荣春向李良伟提出，经李良伟同意而形成。舒卫忠没有参与预谋。从行为具体实施来看，大成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银行Ｕ盾、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财务管理资料由李良伟、陈剑寒掌握，具体开票行为由财务人员马某等人实施，舒卫忠主要负责每月核对开票费用和安排财务人员马某与金江公司财务人员对接，责任相对分散。从是否获利来看，舒卫忠没有获利。综上，舒卫忠与李良伟之间可以分清主、从犯，对舒卫忠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犯处罚。因此，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一审判决对舒卫忠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舒卫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应依法惩处。然而舒卫忠受李良伟指使实施犯罪行为，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在整个犯罪中没有获利，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考虑上述情节以及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扬刑二初字第00006号刑事判决中金江公司会计甘琴量刑的平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无不当。因此，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陈佺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系从犯错误，陈佺与林永鑫二人处于开票方和索票方的地位，陈佺目的是为了谋取高额手续费，和林永鑫之间在主观目的、犯罪故意上相互独立，且独立实施开票行为，独自获利40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主犯”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尽管陈佺与林永鑫二人处于开票方和索票方的地位，陈佺目的是为了谋取高额手续费，然而从犯意的产生来看，犯意由林永鑫提出；从行为实施来看，陈佺是在林永鑫的安排下向大成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定为从犯并无不当。因此，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陈佺无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一审判决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陈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尽管有从犯、部分赃款被追回、积极缴纳罚金等量刑情节，应当减轻处罚，但适用缓刑明显不当。因此，该抗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部分予以采纳。综上，除李良伟上诉和辩解提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偏重；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得银行贷款，假发票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辩解理由成立外，李良伟的其他上诉理由和舒卫忠、陈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人员发表“一审判决认定李良伟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李良伟揭发郑伯平高利转贷罪即使认定李良伟立功，二审最多只能从轻处罚；李良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依法改判，并驳回李良伟、舒卫忠和陈佺的上诉”的检察意见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二、三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一、三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抗诉机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抗诉和上诉人李良伟的部分上诉及上诉人舒卫忠、陈佺的上诉，维持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邵中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逃税罪的判决，对被告人李良伟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部分和逃税罪的判决，对被告人舒卫忠、陈剑寒的判决和对被告人陈佺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部分判决以及追缴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陈佺违法所得部分的判决。二、撤销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邵中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单位大成公司所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判决和决定执行刑罚的判决，对被告人李良伟所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判决，对被告人李良伟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量刑部分、决定执行刑罚部分的判决，对被告人陈佺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部分的判决。三、上诉人李良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合并原判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的刑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2027年4月22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上诉人陈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已缴纳。）五、原审被告单大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逃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唐江河审判员黄山宁代理审判员尹玄海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代理书记员余相东
经审理查明：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大成公司让金江公司组织的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22份，税额8446.119458万元。原审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是2007年7月17日成立的经营手机研发、生产、销售，移动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生产、贸易公司，公司住所在湖南省新邵县。上诉人李良伟为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大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和湖南省长沙市分别投资设立了从事手机研发、生产的深圳数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公司”）和经营手机、移动通讯器材以及电子产品销售的长沙分公司。敬某福为大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7月1日，大成公司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2011年3月初，上诉人舒卫忠担任大成公司的财务总监，上班、工资发放在数源公司。敬某福于同年8月离职后，舒卫忠正式接管大成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2012年8月12日，长沙建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让大成公司70%的股权。深圳市金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公司”）是一家注册、成立和住所均在深圳市福田区，主要从事销售耳机、耳塞、收音机等电子产品的国际贸易公司，公司于2009年底成立。周诚、柯锡涛、许荣春（另案被告人，均已判刑）为该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经营人。其中周诚是主要出资人，任董事长，负责上游产品采购。柯锡涛任副总经理，负责对外联系订单、货物海关报关和出口退税。许荣春任副总经理，负责财务和加工工厂业务。金江公司雇请甘琴（另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为财务人员。由于国家有对出口产品在国内已征收的增值税予以退还的政策，而办理出口退税的依据是与海关报关单上记载所出口商品内容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达到多办理出口退税的目的，金江公司股东周诚、柯锡涛、许荣春商定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出口商品名称、数量、规格、价格等内容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虚增成本和进项税。由于让他人直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金江公司容易被税务机关发现，为逃避查处，2012年农历春节前，周诚、柯锡涛、许荣春找到与金江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大成公司董事长李良伟，向大成公司许以利益回报，以金江公司给大成公司代管耳机、耳塞等电子产品进货、加工、销售业务为名，由进货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大成公司在受票单位为大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票面金额基础上增加20%向金江公司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金江公司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或销项票面金额的4%向大成公司支付费用。李良伟表示同意，并安排公司财务总监舒卫忠与金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和财务对接。此后，柯锡涛通过吴舜彬（另案被告人，已判刑）联系到了郭泽波（另案被告人，已判刑），由郭泽波联系到了谢皇高（又名陈东骏、另案处理）。谢皇高指使严志亮、张小前（另案被告人、均已判刑）在江苏省扬州市、宿迁市等地通过伪造法人和相关人身份资料、虚假验资或购买其他公司资质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控制了扬州康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公司”）、宿迁市祥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顺公司”）、宿迁朝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僖公司”）、宿迁春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欧公司”）、泗洪友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丰公司”）、宿迁嘉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业公司”）等6家空壳公司专门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吴舜彬、郭泽波和金江公司委托的其他中介还联系到了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节余的湖北鑫泽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泽公司”）、石首市恒德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德尔公司”）、兴化市民顺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顺公司”）和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开票流程为：金江公司工作人员周某莲、陈某铮等人根据柯锡涛提供的报关单制作开票明细表后，由金江公司财务人员甘琴根据开票明细表中的金额将资金从金江公司对公账户汇入大成公司账号1906025029245131756的银行账户。之后经舒卫忠授权，甘琴再用大成公司交给其的尾数为1756账户网银付款Ｕ盾将该笔资金以购货款的名义从大成公司账户汇入康源公司等开票单位。康源公司等开票单位根据柯锡涛提供的开票明细表向大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将资金汇回金江公司控制的其他账户，并将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其他财务资料寄给金江公司，金江公司再将开票明细表、货物销售合同以及康源公司等开票单位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寄给大成公司的舒卫忠或马某。经舒卫忠核对并向李良伟请示已收到4%的开票费用后，再安排大成公司工作人员在该发票基础上增加20%的票面金额向金江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江公司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项联以及其他资料去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经金江公司安排，2012年8月9日至2013年1月26日，康源公司、民顺公司、祥顺公司、嘉业公司、友丰公司、朝僖公司、春欧公司、恒德尔公司、鑫泽公司、兴化公司、德乐公司等10家公司为大成公司虚开生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922份，货物金额49683.057452万元，税额8446.119458万元。经新邵县国税局统计，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1月31日，大成公司向金江公司开具1068份增值税发票，金额79391.475677万元，税额13496.550884万元。大成公司将康源公司等10家公司向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新邵县国税局抵扣。金江公司支付大成公司开票费用3600余万元。除扣除大成公司向金江公司的借款利息和向新邵县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外，大成公司获利1000万元。该1000万元被李良伟用于大成公司开支和归还借款。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伙同金江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的行为，上诉人陈佺伙同他人为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李良伟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上诉人舒卫忠作为大成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李良伟、舒卫忠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上诉人李良伟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上诉人陈剑寒作为大成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李良伟、陈剑寒的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原审被告单位大成公司采取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行为，构成逃税罪。李良伟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逃税罪。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大成公司、李良伟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加的全部犯罪处罚。舒卫忠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在与林永鑫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陈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在共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李良伟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加的全部犯罪处罚。陈剑寒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大成公司犯数罪，对大成公司和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李良伟应当数罪并罚。李良伟、舒卫忠、陈剑寒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对李良伟可以从轻处罚，对舒卫忠、陈剑寒可以减轻处罚。李良伟二审期间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是为增加新邵当地税收而被周诚、柯锡涛欺骗与金江公司合作，没有获利”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为获得4个百分点的开票费的事实有金江公司股东周诚、柯锡涛、员工甘琴和舒卫忠的证言等证据，李良伟自己亦供述金江公司向大成公司支付开票费3600万元，大成公司共获利1000万元，所获利润用于公司开支和归还借款，足以认定大成公司为牟利而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案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江苏公安机关查清周诚、柯锡涛的犯罪事实，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偏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一审法院量刑时已考虑李良伟具有自首以及认罪态度好等量刑情节，但是考虑到在金江公司与大成公司的共同犯罪中，金江公司处于支配、主导地位，是主犯，大成公司片于从属地位，是从犯，大成公司的犯罪数额远远小于金江公司；以及与金江公司主管人员周诚、柯锡涛等人的量刑平衡等因素，原判对李良伟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偏重。因此，该上诉理由成立，对该辩护意见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所借款项全部用于公司，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李良伟决定以大成公司名义对外非法集资，所借款项用于公司，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大成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主管人员判处刑罚。李良伟是作为大成公司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口口相传不能认定向社会公开宣传”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现有证据证明，大成公司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散布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放任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符合“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开宣传”。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债权人利益没有受损，且部分债权人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扰乱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只要大成公司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且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债权人利益是否受损以及债权人以何种方式维护其权利不影响认定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没有欺骗、隐瞒税务机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通过对部分产品不开发票的方式隐瞒销售收入向税务机关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证据有张某（乙）、刘某（甲）、舒卫忠等人的证言和销售收入统计表、开具发票情况表、完税凭证等书证，李良伟本人亦予供认，足以认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税务机关事先未下追缴通知，是在大成公司出事才下追缴通知导致税款无法补缴，不构成逃税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案发前大成公司对部分产品不开发票的方式向税务机关隐瞒了销售收入，税务机关在大成公司案发后发现大成公司的逃税行为，随即下追缴通知，导致大成公司无法补缴税款的原因是大成公司的虚假纳税申报行为，大成公司在追缴通知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补缴税款，构成逃税罪。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退货的手机应当从逃税数额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逃税数额有销售收入统计表、开具发票情况表、完税凭证等书证和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足以认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良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得银行贷款，假发票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大成公司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意图，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行为，然而大成公司伪造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取银行贷款，事后大成公司归还了贷款，大成公司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没有危害到税收征管秩序。因此，该上诉理由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李良伟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新邵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检举、揭发材料转递函》显示，该队是依据李良伟提供的线索和办理大成公司非吸案件中发现的情况而侦破郑伯平高利转贷案的，李良伟的行为构成立功。因此，该辨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舒卫忠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自己是深圳数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与大成公司没有劳动、工资关系，是大成公司原财务总监敬某福于2011年9月离职后暂时兼管，2012年1月新财务总监马某到职后大成公司财务工作由马某负责，大成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银行Ｕ盾、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财务管理资料由李良伟、陈剑寒掌握，大成公司实际财务工作由李良伟、陈剑寒负责，没有实际参与大成公司财务管理，不能认定为直接责任人员”和“虚开行为由金江公司策划和操控，直至案发才知道没有货物交易，没有犯罪意图”以及“只是在2011年12月底、2012年1月初转发了开票表格，而供销合同的签订、发票的接受与开具、资金流转、财务账务处理都没有参与，只能对该两笔金额承担责任，请求依法改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舒卫忠只是在2011年12月底、2012年1月初转发了开票表格，大成公司实际财务工作由李良伟、陈剑寒负责，供销合同的签订、发票的接受与开具、资金流转、财务账务处理舒卫忠都没有参与，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意经查确由金江公司提出，但是舒卫忠对上游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货物交易或票货不符是明知的，不仅如此，舒卫忠还安排具体财务人员马某与金江公司财务人员对接，安排财务人员按金江公司提供的开票明细表中的数量和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自己每月核对开票费用，应当认定舒卫忠是大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陈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有真实货物交易，只是部分存在货、票、款不一致”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陈佺控制的公司虽然与销售其手机的客户之间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但陈佺在销售货物客户不需要发票的情况下，将累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其他企业或经其联系直接由进货的企业开给其他企业，使得开票单位与受票单位之间并没有真实货物交易。这种为他人、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会导致受票单位虚增成本或进项，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的危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惩处。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陈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林永鑫按票面额支付3%的费用包括手机价格补贴的2%，获利不到票面金额的1%，请求重新认定涉案金额和违法所得”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我国法律规定是根据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税款数额来认定涉案金额的，认定陈佺涉案金额以及违法所得有扣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税务机关出具的书证和银行支付凭证、订发货明细账等证据，林永鑫支付陈佺的费用不影响涉案金额的认定。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舒卫忠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系从犯错误，舒卫忠担任大成公司财务总监，受李良伟指使，安排大成公司相关财务人员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李良伟之间不宜区分主犯、从犯”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犯、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在实施单位犯罪行为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惩罚。具体到本案，从犯意的提起、形成过程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金江公司的周诚、柯锡涛、许荣春向李良伟提出，经李良伟同意而形成。舒卫忠没有参与预谋。从行为具体实施来看，大成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银行Ｕ盾、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财务管理资料由李良伟、陈剑寒掌握，具体开票行为由财务人员马某等人实施，舒卫忠主要负责每月核对开票费用和安排财务人员马某与金江公司财务人员对接，责任相对分散。从是否获利来看，舒卫忠没有获利。综上，舒卫忠与李良伟之间可以分清主、从犯，对舒卫忠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犯处罚。因此，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一审判决对舒卫忠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舒卫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应依法惩处。然而舒卫忠受李良伟指使实施犯罪行为，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在整个犯罪中没有获利，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考虑上述情节以及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扬刑二初字第00006号刑事判决中金江公司会计甘琴量刑的平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无不当。因此，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陈佺在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系从犯错误，陈佺与林永鑫二人处于开票方和索票方的地位，陈佺目的是为了谋取高额手续费，和林永鑫之间在主观目的、犯罪故意上相互独立，且独立实施开票行为，独自获利40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主犯”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尽管陈佺与林永鑫二人处于开票方和索票方的地位，陈佺目的是为了谋取高额手续费，然而从犯意的产生来看，犯意由林永鑫提出；从行为实施来看，陈佺是在林永鑫的安排下向大成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定为从犯并无不当。因此，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提出“陈佺无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一审判决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抗诉理由和支持抗诉意见。经查：陈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尽管有从犯、部分赃款被追回、积极缴纳罚金等量刑情节，应当减轻处罚，但适用缓刑明显不当。因此，该抗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支持抗诉意见部分予以采纳。综上，除李良伟上诉和辩解提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偏重；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获得银行贷款，假发票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辩解理由成立外，李良伟的其他上诉理由和舒卫忠、陈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人员发表“一审判决认定李良伟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李良伟揭发郑伯平高利转贷罪即使认定李良伟立功，二审最多只能从轻处罚；李良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依法改判，并驳回李良伟、舒卫忠和陈佺的上诉”的检察意见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二、三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一、三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抗诉机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抗诉和上诉人李良伟的部分上诉及上诉人舒卫忠、陈佺的上诉，维持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邵中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逃税罪的判决，对被告人李良伟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部分和逃税罪的判决，对被告人舒卫忠、陈剑寒的判决和对被告人陈佺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部分判决以及追缴被告单位湖南大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陈佺违法所得部分的判决。二、撤销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邵中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单位大成公司所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判决和决定执行刑罚的判决，对被告人李良伟所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判决，对被告人李良伟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量刑部分、决定执行刑罚部分的判决，对被告人陈佺所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部分的判决。三、上诉人李良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合并原判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的刑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2027年4月22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上诉人陈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已缴纳。）五、原审被告单大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逃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逃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