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就是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清代龚自珍《定庵续集》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了解历史,就了解了世间大道;把握史学,才把握住社会规律。而要一个民族灭亡,首要方法是让它的史观消亡——践踏民族历史,解构民族文化,涤荡民族自信,破坏民族认同。<br>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自有文化意识中,对历史是如此看重呢?<br>(一)文化架构的意义<br>第一,历史,在中国文化里具有架构的意义。<br>中国传统文化,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一说起“经史子集”,就在学术意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br>经,专指儒家文化。因为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儒家文化度越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的历朝历代,儒家思想都被看做是社会发展中的纲常伦理、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界的中流砥柱,所以儒学被尊为是“经”——经,本意为古时织布过程中恒定不动的、纵向的“经线”(如同现在地球上的经线);“经”的引申意思便是标准、是恒常;能被归为“经”的内容,就是确立标准的思想、是恒常不变的理论。儒家典籍,便叫做“经典”,儒家学说,便是“经学”。<br>史,便是史书,中国历史上的“正史”,从汉代的《史记》开始,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史书《清史稿》,总称为“二十六史”。<br>因为经部的儒学,是指导社会发展的总思想,是一种抽象的学术理论;于是史部中的记述,便成为了印证儒学思想的史实,是一种具体的故事演绎。“经”与“史”相互论证、互为佐证,阐述着兴衰成败的经验得失,总结着社会发展的恒常规律,彰显着儒家理论在历史沧桑中的作用。<br>所以,中国的史学特点是:写“史”也是论“经”;说“事”也是说“理”。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史记》里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里有“臣光曰”,这都是史书的作者在讲述史实之后、又在论述其中的得失道理。而史学家在论理层面所依据的思想理论,就是儒家文化。因此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大史学家,本身就是大儒学家,譬如这《史记》里的“太史公”司马迁、这《资治通鉴》里的“臣光”司马光。<br>史部,就是以历史真实的演绎,印证历朝历代运用儒家思想治国的正确与否。经,是用理论说话;史,是用事实证明。<br>子部,就是指人们常说的“诸子百家”。在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后来的两千年里,儒家为纲、定于一尊。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