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更要考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大国关系、政治风险等等。疫情一旦拖延或者长期化,客观上将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虽然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但即便是部分产业链出现“脱钩”,也势必会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或改变近四十年来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就业方面,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民生问题,也是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我认为近期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br>第一,加快电子、汽车等外向型产业恢复生产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探索在“抗疫”过程中确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断、促进外向型企业的持续生产,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比如中日韩自贸区协议、RCEP甚至积极加入CPTPP等,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加工制造能力,确保中国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地位。<br>第二,大力扶持、挽救对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努力做到防疫与生产两不误。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世界各国应在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受到疫病影响严重的群体、小微企业等精准发放财政“补贴”,等等。<br>第三,拉动消费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的重心也不再是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我同意刘世锦的一个提法,“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设,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所有相关制度的调整、改革,也就说,通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扩张内需的过程。<br>第四,通过与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的强化等合作,继续降低“贸易战”程度,更重要的是要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尽力降低疫情对各国与世界经济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