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倒退的年代。清醒的声音似乎夹在高墙和喧嚣之间,不仅被阻挡,还被淹没。在疫情期间,不时看到有人揶揄:“经此一疫,公知不好混了。”其实都不用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胜负早已分明。<br>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高墙终于起作用了,在这样封闭的局域网环境下长大的一代,被“洗脑”了。这看起来是一个便利的解释,但这既高估了高墙的力量,也低估了年轻一代的智商,更糟糕的是,这可能误解了自己所受的悲剧,甚至更进一步自我证明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br>现在回头来看,“公知”像其他事物一样,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大致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轫,这些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在媒体上群体现身,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翻译自英文public intellectual的外来语正式从南方系的报刊上扩散开来。他们的全盛期维持了不到十年:2011年后,“公知”这一简称被大范围使用,但却日益带上负面的嘲谑意味,在一般人眼里,这成了一群别有用心、为批判而批判、不接地气的人物。按百度百科词条的说法,“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br>公共知识分子最受欢迎的时期,大致是在2008-12年间,并非偶然的是,那其实也是传统媒体最后的辉煌。在一个社会尚属封闭、发声渠道不多的时代,一小群精英才能当仁不让地代表那些“无法自我表述”的群体,但到了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这一切就都改变了。<br>事实上,作为第一代自媒体的博客,也正是在2004年开始在中国兴起的,在那之后的十年间,微博、公众号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自媒体都在“内容为王”的旗号下大举扩张,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则江河日下。不难想见,当人们能自己发声时,他们就不见得需要有知识精英代表他们说话了,尤其后者说的还未必是他们想说的话。<br><img><br>2014年我在做数据分析时就觉察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主导权逐渐由沿海省份转移、下沉到了内陆更广阔的腹地。1980/90年代多是港台流行音乐,沿海领风气之先,但后来盛行的却是更为草根本土的文化创新,日本、港台的流行文化和明星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90后年轻人最喜欢的十大艺人,除了两个韩国明星之外全部都是本土的。这就像红脖州的文化流行盖过了纽约、加州。这既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但近年来的文化保守化、粗劣化或也因此,因为这意味着更草根的文化开始大规模浮现。<br>由此也可理解网络战狼的兴起,通常多认为这是2013年以来舆论管控的收紧、小粉红的崛起、也许还有网络水军(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资本的操纵),但这或许部分也因近几年网络的普及,使得原先相对持有较保守、正统观念的群体开始在网络上发声。 值得注意的是:“屌丝”一词是2012年初开始在网上流行的,这虽然是自嘲,但它能盛行,也意味着更多人的自我认同不再像以前那样攀附“小资”(这一度是褒义词),而代之以一种民粹化的心态。<br>根据CNNIC报告,2019年6月中国网民8.54亿,网络普及率61.2%(其中城镇72.8%,农村37.2%);而2012年12月中国网民5.64亿,网络普及率42.1%(其中城镇59.1%,农村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