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总会自然地带有一些女性特征,如女性特有的感觉、身体、空间、意识等,不少优秀的女作家在运用自己作为女性的独有优势写出一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文学才华让我们叹服。然而,随着“女性写作”热的升温,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已尖锐地将“女性写作”如何写好“女”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说,最初的“身体写作”还带有女性对身体的自我觉醒与思考的色彩,身体、爱欲还被当作一种个性解放在审美领域的表征来叙述,后来“身体写作”发展成以香艳、刺激、大胆的身体描写,标榜惊世骇俗的“后现代”,以求取悦于男性的眼球和钱袋可就完全泯灭了觉醒的色彩。时至今日,这种“被审美”花样翻新、愈演愈烈,变了味的“身体写作”无异于砸断铁链又戴枷锁。女性在审美领域的解放是女性在社会历史领域解放的折射,“女性写作”不应背道而驰。<br>另外,女性解放决不仅仅只是美女的解放。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丑女,还有处于美丑之间的大多数女性,其审美的地位应是相同的,都可作为“女性写作”的审美对象。文学史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并不一定拥有外在的美貌,感人至深的是她们优美的灵魂。<br>马克思在其著名的《自白》中,将女人最珍贵的品德概括为“柔弱”。这“柔弱”中包含女性温柔善良的内心状态和不争的外部姿态,是“女性化”的重要内容,是女性优美灵魂的本质特性。明确这一点,避免大男子主义的误读,在今天非常有意义。可以说,是否珍视并发扬女性的“柔弱”的珍贵品质是衡量社会是否健康和正常的尺度。比如,随着文革开始后“铁姑娘”的遍地开花 ,中国社会步入到病态和灾难的深渊;而新时期之初,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谢惠敏透露出告别“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的讯息,到铁凝小说中安然坦然穿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女性逐渐走出“非女性化”的年代,中国社会又开始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