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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努力打造全省新型工业强县_安徽省人民政府
歙县认真贯彻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省委提出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努力走出‘六条新路’”要求，以环保为前提，以科技为先导，以效益为优先，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工业科学发展双赢。2011年，工业实现总产值119.5亿元，增长54.3%，突破百亿元大关；全社会工业增加值41.2亿元，增长21.5%，占全县GDP比重42.7%；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以上。
一是立足创新，加快特色新型工业化进程。歙县立足特色产业和资源，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力争把新兴产业打造成加快本县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按照建立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要求，着力推进科宏科技、善孕新材料等县内企业以各种方式，加强与安徽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引导和支持成长性好的企业上市融资。
二是强化支撑，努力夯实工业发展平台。坚持把园区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主载体，按照“功能完善、产业发达、体制优越、特色鲜明”要求，集中力量办好歙县经济开发区、歙县循环经济园区和北岸经济开发区，不断完善“三区”的道路、给排水、供变电线路及“两个集中”（集中污水处理、集中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力促全县主导企业转型升级并有序搬迁入园。
三是加快转型，持续推进工业集聚升级。制定出台《歙县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积极推进资产重组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各类要素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集聚。立足歙县经济开发区、歙县循环经济园区和北岸经济开发平台，在全力抓好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升级的基础上，突出抓好汽摩配、轴承产业园建设，培育壮大香料产业园，着力将三个产业打造成未来歙县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四是狠抓招商，不断增强工业发展后劲。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鼓励各级领导带头招商，大力开展驻点招商和以商引商。抢抓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转型机遇，围绕机械电子、农林加工、新型材料等优势产业，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能耗污染少、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主动加强与央企、国内知名民企对接，有针对性地包装和推介一批项目，争取在引进央企、知名民企和世界500强企业上实现新突破，到“十二五”末，全县亿元以上项目超过100个。
五是提升服务，着力优化工业发展环境。转变政府职能，主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及时兑现扶持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积极清理影响工业发展的各种障碍，推进工业又好又快发展。完善县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制度，扎实开展“工业服务月”活动。县领导亲自带队，深入企业排忧解难。严格执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全程代理等制度，提高行政效能，营造亲商留商良好氛围。
（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供稿）
池州市以“三进三促”为抓手推进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常态化_安徽省人民政府
池州市深入贯彻全省“五级书记带头大走访”活动总结会议精神，在全市抽调1000名干部进农村，1000名干部进企业和社区，开展进农户促增收、进企业促发展、进社区促和谐“三进三促”活动，巩固和发展大走访活动成果，推进群众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实效化，加快推进“幸福池州”、“美好安徽”建设进程。
进农户促增收。机关干部进村入户做到“六看”，即看基层组织建设情况、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情况、看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情况、看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看农民增收致富情况、看特困户困难解决情况。抓好“四项重点”：一是以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为契机，抓好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强化党员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本领。二是以实施“‘十二五’农民收入倍增意见”为引领，抓好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积极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抓好新型农民培育，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和创业致富；抓好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发挥惠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推进效应；推进新一轮扶贫开发，帮助低收入选准选优发展项目，从人、财、物和技术咨询服务、市场信息提供等方面进行帮扶。三是以整治和改善农村环境为重点，加快农田水利、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治山治水治路力度，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清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工作。四是以农村社会稳定为基础，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和民事调解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掌控、早排除，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同时，关心好农村五保户、低保户、特困户、生活困难户等弱势群体，开展救贫济困送温暖活动，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目前，全市已整合涉农资金⒉29亿，大力实施农村环境整治“451”（4线、5片、百村）工程，并通过机关单位扶持联系村、驻村蹲点走访调研、机关干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等多项举措，实打实地为农村群众解决现实难题。
进企业促发展。机关干部深入企业开展“五问”，即问对党委和政府的要求、问经营管理情况、问对党风政风的评议情况、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问党建工作创新情况。重点抓好“四送四帮”，即送政策、送信息、送项目、送技术，帮研究经营策略、帮搞好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帮协调企业融资、帮抓好人才的培养引进，把市里扶持企业发展39条意见落到实处。同时，指导帮助企业加强党建工作，组织开展了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技能比武、技术攻关等实践活动，通过抓党建带动企业发展。1—4月份，全市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增幅均居全省前列。
进社区促和谐。广大干部深入社区进行“四查”，即查管理体制创新情况、查社情民意情况、查文明创建情况、查平安稳定情况。围绕加强社区党建，健全完善社区党组织网络、党建工作、共驻共建以及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等制度体系，扩大社区党建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党建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提升社区党组织整体服务功能；围绕创新社区管理，探索推进社区扁平化、网格化管理，加快社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市场化服务体系和志愿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效；围绕服务社区群众，整合社区各类服务资源，全面推行“一站服务”、“一门办结”制度，让社区各项工作更方便群众，同时开展帮贫济困，在生活保障、子女上学、医疗、居住等方面为困难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围绕社区文明创建，抓好物业管理和环境整治工作，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围绕促进社会和谐，落实信访维稳“第一工作法”，通过走访群众、接待来访、座谈交流等形式，排查矛盾纠纷，超前介入，妥善处置，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确保问题不积压、矛盾不打结、事态不扩大、影响不互动。
为保障“三进三促”活动效果，池州市坚持从制度建设入手，以制度的刚性约束推动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长效发展。在总结过去群众工作经验基础上，建立了下基层走访调研、接访下访、为民办实事、结对帮扶和联系服务群众工作考核等群众工作五项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走访天数、户数作出量化规定，对领导联系乡镇、社区、企业和单位联系村、社区提出明确要求。市领导带头联系1个乡镇（街道）、社区和2户企业，每年住村(社区)不少于5天，走访不少于30户，深入基层调研不少于60天。结合“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全市结对联系的各级领导580多名，建立村、社区、企业联系点1300余个。
安徽历史名人——管仲_安徽省人民政府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
春秋初期，自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绪葛之战，王师大败，齐襄公四年(前694年)周廷内乱，王室逐渐衰弱后，列国开始并峙，相互征战不休。
管氏为周王室姬姓后代。管仲自幼家贫，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精晓。父管庄虽曾任齐国大夫，然家道中衰，至管仲时已穷困。
为生计，管仲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赚钱后，管仲得多，叔牙得少，叔牙不与计较。时人议论：仲贪，无谊。叔牙解释：仲家贫困，多得为我所愿。管仲参加过三次战斗，都从阵上逃了回来，时人讥笑：仲，贪生怕死。叔牙不以为意，向人解释说：仲有老母，唯其供养，不得以为之。管仲多次想为叔牙办些事，都没办成。人们说管仲没本事，但叔牙明白，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长期的交往，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管仲多次对人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此后，“管鲍之交”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晋献公三年（前674年），齐僖公驾崩，太子即位，为齐襄公。齐襄公品质卑劣，老臣们深为忧虑。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太子长弟）和公子小白（太子二弟）。一双好友，给两位公子当师傅，实为美谈。
不久，齐襄公醉杀鲁桓公。对此，具有政治远见的管仲和鲍叔牙都预感到齐国将会大乱，急护送公子分别躲难于鲁、莒两国，以观事态，伺机而动。
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爆发内乱。两公子见时机成熟，均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君位。公子小白先发回国，管仲亲率兵车截杀公子小白，未获成功。小白先行入城，顺利登位。
齐桓公（小白）即位后，急需佐干人才，鲍叔牙请齐桓公释旧怨，以管仲为相。
鲁庄公得知齐国刚立新君，即派兵攻打齐国。乾时一战，鲁军大败。齐军乘胜追击，大兵压境。齐桓公遣书鲁庄公交出管仲。鲁庄公新败，无奈囚管仲送归。到齐国后，经鲍叔牙劝说，管仲拜相，主持政事。齐桓公为表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任相后，向齐桓公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又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使在今天，“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的这些话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管仲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管仲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选拔士子，分设官制，赏勤罚惰，修订军制，寓兵于农，征赋税，统一铸造，统治盐铁，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鼓励境外贸易；对外采取“尊王攘夷”伐不服的外交策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管仲因之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留下了“智过鬼泣谷”、“老马识途”“病榻荐相”等传奇故事，还留下了记录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部巨著——《管子》。《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春秋初期社会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治齐的辉煌业绩也赢得孔子的极高评价：“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夏道平汪浩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程长庚_安徽省人民政府
程长庚（1811-1880），名椿，字玉珊，安徽省潜山县人。清代杰出的徽剧、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被尊称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
程长庚自幼在当地的徽戏科班学艺。道光二年(1822)随父北上入京，拜在春台班的米喜子门下，米喜子安排他到保定和盛成科班学习昆曲。程长庚在和盛成科班学习了昆曲表演方式，练就了脑后音的绝技。在京时，适逢吏部尚书穆彰阿要办堂会，翰林院侍讲延煦想让徽班也能进宫演出，所以想搞一个老生状元的选举活动，请到米喜子时他却改让程长庚替他演出《文昭关》。程长庚饰演伍子胥时音节慷慨、侠气惊人，仿佛千年前的伍子胥再现，观众狂呼叫好，声音震天，名声享誉京华。1838年程长庚因父亲病故回安徽老家，离开了三庆班。1842年，程长庚创办四箴堂科班。
1843年三庆班经营不好，老班主陈金彩派来了管事赵德禄来安徽邀请程长庚进京。进京后，程长庚担任了三庆班班主。在这一期间，他与同仁们同甘共苦，破除了很多陋习。主张演员要靠自己不断努力提高地位，而不是给别人当作玩偶；提出堂会戏必须全班演出，不能单独应邀演出。
后来，程长庚在延煦的帮助下得以入宫演出，得到了慈禧和同治皇帝的赏识，获五品顶戴殊荣。程长庚的个人努力和作风大大提高了艺人的修养和社会地位。他兼任三庆班、春台班、四喜班的总管，统领“四大徽班”中的三大戏班，成为戏曲艺人团体组织——“精忠庙”的会首。
程长庚以唱老生而闻名，被誉为京剧“老生泰斗”。实际上，他皮黄、昆曲、文戏、武戏等也样样精通。其表演艺术水平之高，人不能及，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伶圣”。程长庚擅长演出的戏本极多，能连续演数月而剧目不重复。程长庚在老生戏中，各类人物都能演，还能反串花脸、小生等角色，观众百看不厌。他主持编演的连台本戏“三国戏”36本，成为京剧剧目的样板。他的寓所名“四箴堂”更是名动天下，戏单上只要出现“四箴堂”三个字，戏院内便座无虚席。
程长庚的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溶汇为“皮黄调”，却以徽音为主。他的嗓音内行话叫“脑后音”，他讲求字正腔圆，不事花哨，直腔直调，沉雄爽朗。他的唱和念法，柔寓于刚；发声吐字，安徽的乡音土味较浓。他的做工身段，一招一式，都是遵循老徽班演法，绝不稍逾规矩。他的投袖（单投袖）、扬袖、捋髯等小身段，也无不讲求“端凝肃穆”。程长庚还主张用京胡伴奏，在第一次入宫演出时坚持用京胡伴奏，使得京剧登上了大雅之堂，京剧也堂而皇之的开始用京胡伴奏了。
程长庚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他演的关羽戏时，特别注意唱工，做派着重神威端庄，得到了米喜子的真传，并有所创新。经常演出的剧目有《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镇潭州》、《状元谱》、《群英会》等。他还时常演红生戏（老爷戏）《华容道》、《战长沙》。他的昆曲也唱得很好，经常演出的有《钗钏大审》等。程长庚为人正直，戏德高尚，技艺精湛，备受同行和后备的爱戴，他对演出剧目的选择极严，认为不合情理或历史上太无根据的戏，如《武家坡》、《回龙阁》等薛平贵的戏，都坚决不演。穆辰公在《伶书》中评价程长庚：“操行特著，后人称道弗哀，虽古之贤宰相，不是过也。则其得名也，岂偶然哉！”
程长庚不仅是一名出色的京剧表演家，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创办三庆班科班，加强对京剧艺人的教育培养。他严格授徒，严格管理，教育方法，如春风化雨，随地而施。京剧老生新三派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和杨月楼都是他的弟子，成为京剧的第二代演员。他的传人还有卢胜奎、殷德瑞（专演靠把戏）等人。陈德林幼年在三庆班学习时，程长庚苦口婆心，言传身教，使他成为戏剧界的青衣泰斗。著名的京剧演员梅兰芳、尚小云、韩世昌都是陈德霖的弟子。
程长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安徽人民的荣耀，更是潜山人民的骄傲。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增添珍品的伟大艺术家。在1990年徽班晋京200周年之际，1991年程长庚先生诞生180周年和1996年程长庚先生诞生185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纪念和学术研讨活动。1996年5月潜山县又建立了程长庚陈列馆，展出有关程长庚实物、图片等资料300余件。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朱元璋_安徽省人民政府
朱元璋（1328——1398年），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名朱兴宗，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朱元璋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时，靠给大户人家放猪牛为生。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旱灾，瘟疫流行。在这场劫难中，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相继病死、饿死。16岁的朱元璋在乡邻的帮助下，草草埋葬亲人后，来到凤阳城西门外的皇觉寺出家当和尚。不久，旱情越来越重，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食。入寺不到两个月的朱元璋也只得离乡为游僧，四处乞讨。三年后才回到皇觉寺。三年的流浪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历尽艰辛，受尽了饥饿风霜之苦，但同时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元朝末期，政治越发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加上灾害不断，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终于导致了农民大起义不断爆发。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郭子兴领导红巾军起义。次年，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队伍。由于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很快深得郭子兴赏识。郭子兴见朱元璋有勇有谋，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秀英（即后来大脚马皇后）嫁给了朱元璋。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病故，朱元璋以左副元帅职，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袖。次年，他率军南下，攻破集庆（今南京），招降康茂才等军民50余万，改集庆为应天。在打下徽州时，朱元璋采纳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献策，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兵强粮足。于是朱元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先后占领诸暨、处州。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被消灭。随后，他又适应新的军事形势，对东南采取守势，东北和西面取攻势的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有利的态势；然后又战鄱阳，取东吴，南征北伐，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同年八月，明军进攻北京，元大都被攻占，宣布灭亡。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进一步了加强君主专政和中央集权。1376年在全国设“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审使司。军事上，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在全国设立卫所制度，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朱元璋重视吏治的整顿，严禁各级官员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司法上，设立大理寺，都审院，刑部合称三法司主管刑狱之事。通过这些改革，朱元璋集大权于一身。经济上，朱元璋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他多次减免各地的赋税，鼓励开垦荒地，丈量亩田，并规定3年免征赋税，这些都极大推进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据统计，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18亿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
朱元璋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5000多处，疏浚河道4100多条。开掘堰塘4.09万多处。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政权吏治较为清明，这与朱元璋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谊劣绅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10倍，耕地面积扩大4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71岁的朱元璋驾崩，葬于南京明孝陵。
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始有救民之心”，以汉高祖自期，胸怀大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他建立了明王朝，为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老子_安徽省人民政府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号老聃，生活于春秋末年公元前580年～500年之间。《史记》载“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今安徽省涡阳县闸北郑店村）。
老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教奉为教主或教祖，尊为“道德天尊”，列三清尊神之一，太上老君是道教对老子的尊称。
周文王时，老子担任“周藏室之史”，深懂周朝的图书典籍，学问渊博，见周王室衰微，诸侯、列国彼此称雄，他弃官西去，至函谷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极力挽留，请求他把道家的学说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最终成了隐士，“莫知所终”(《史记》)。所著五千文即《老子》，又名《道德经》，今本分上下两篇81章，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
《道德经》，文约义丰，虽仅五千言，却包含着十分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万物之母和根源。
老子哲学的精髓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主张要把自己放在弱者地位，认为“柔弱胜刚强”。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循环往复。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无力，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对“侯王”的告诫，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却是很精辟的。
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代不少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自汉以后注释《老子》者不下千家，在中国古籍中是罕见的。老子不但创立了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存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的学说受老子的思想影响也颇多，但多数在后世的流传阐释中湮没了或被故意统一到儒家学派里了，譬如“忠恕”讲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乃至儒家“仁”学里的许多说法等等。
后代阐扬老子学说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庄子，他使老子“道法自然”的理论在“齐物我、等贵贱”、“天人合一”的逍遥自在中弯入了宿命的荒野，却也由此走入疲于战乱天灾、等级差别。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意义，实际上一直和儒学及后来的佛学一起薰陶冶铸着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深远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医学、工程、艺术乃至千百年来无数彪炳一代的名人为人处世、宦海沉浮。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白居易、杜牧、苏东坡等等影响的痕迹更为鲜明，进而言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心理素质。
老子在世界上较早提出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千百年来的世人提供了观察社会、思索人生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是构筑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和组成部分。他又是现实生活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为人处世卓荦不群，在当时和后人的心目中包裹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虽然历史己跨越千年，但老子的思想和精神由于早已融入中国式的生存生活活动里而至今犹有极强的穿透力。
《老子》一书既是道家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他所开创的道家、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胡适_安徽省人民政府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胡洪骍、洪马辛、嗣穈，字希彊，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至1917年，胡适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8年的留学生涯中，受美国政治文化的熏陶，胡适深刻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其学术思想则完全服膺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胡适的这一政治追求和思想取向，使其与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谋而合。归国后，胡适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写文章“不用典，不用陈套话，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的主张，成为新文学的方向，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新青年》随后又连续发表了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被认为是从古至今影响中国历史的29部属之一；同年，完成其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水浒传〉考证》，开始对中国一系列古典小说进行研究。1922年创办《努力周刊》，在第二号上发表由其本人起草，由蔡元培、李大钊等十六人署名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为其介入政治的开始。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并与徐志摩、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1946年9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南港。
胡适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他主张对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训、行为信仰等，都要重新估定，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范围扩大到了前辈思想家们所未涉足的许多较为深层的领域，特别是民间文化、社会文化领域；他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意识到在重估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他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开始，便鲜明地揭起自由主义的大旗，终其身而未其易。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一生获35个荣誉博士学位，中外罕见。胡适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高度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提到过此事，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示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李鸿章_安徽省人民政府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清朝末期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李鸿章六岁时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李鸿章考中举人。三年后，24岁的李鸿章又高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1853年（咸丰三年），李鸿章随安徽团练事务大臣、工部左侍朗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8年，李鸿章入湘军统帅曾国藩幕府，参赞戎机，办理军书文案，颇为曾赏识，后奉曾国藩之命，回乡组建淮军。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1862年（同治元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与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李鸿章左右中国政局四十年，举凡清廷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他都是参与决策的核心人物。
中国近代早期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前三个都是李鸿章创办。此外，他还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率先提出并修建铁路，建立同文馆，选派学生出洋。李鸿章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建立军工基地对付太平天国亡后的捻军，但造出的枪炮弹药和水雷舰船、机器等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同时期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军事力量，后期实际上成了大清帝国的国防军。
李鸿章筹办了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北洋海军。这个拥有25艘各类舰船42000总吨位的北洋舰队，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犄成三角，成为拱卫首都的海上门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仓促派出陆军与敌军对阵，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在被清廷议处拔去三眼花翎之时，李鸿章仍遥控海军提督丁汝昌，与日本海军进行了著名的黄海大战。9月17日的黄海大战持续5小时，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仍击伤击退了部分日舰，迫使敌方首先退出战区。但后来清廷“避战保船”和李鸿章保存实力的思想占了上风，所有舰船竟退回到刘公岛消极防守，终被敌从海上和陆路合围而全歼。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李鸿章多年经营洋务而成的局面几乎尽付东流。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失势。
外交上，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要的对外交涉，经手谈判签订的条约有：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901年《辛丑条约》等。其中签《马关条约》前，李鸿章受命赴日本春帆楼媾和，回行馆途中遭日本浪人袭击，他立誓“终身不履日土”，那件染有斑斑血渍的黄马褂，带回国后悬挂在合肥李鸿章享堂。
1896年李鸿章“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环游欧美，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他在荷兰海牙欢迎宴会上即席赋诗：“出入承明五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盛宴高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他做的不是平庸官，得过且过，而是在晚清社会的大舞台上纵横捭阖，时而游刃有余，时而勉力支撑。他为官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处理事务之繁、所受议论之多，均是同时代其他官僚难以企及的。清廷视李鸿章为“中兴重臣”，李鸿章对清廷亦忠心耿耿。李鸿章病逝前命其子经述草拟奏折，劝清廷自强，后辗转送至慈禧手中，慈禧震悼痛惜。李鸿章在奏折中云：“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现京师初复……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之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李鸿章病逝前由其子代为笔录的七律中，也表达了一种忧虑国事、壮志未酬的心情：“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
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倾心办洋务以“求富”、“自强”的李鸿章则是“起步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吴汝纶_安徽省人民政府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汝纶出身于安徽省现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一个私塾之家。幼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好学，博览诸子百家书籍，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贤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同治二年（1863年），吴汝纶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后入京会试，于同治四年(1865)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之一。曾国藩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
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二年，吴汝纶任深州（今河北深县）知州。在任期间，吴汝纶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
光绪七年(1881年)至十五年，吴汝纶任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在冀州，他经常邀请当地贤达，每月到书院议论一次时政，征求对州内每项大事的意见是否便民利民，以定兴革。他采纳了众人的意见，开通了60里长的冀衡大渠，排除低地的积水入滏阳河，并在河上建桥涵各8座，在人河处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既便利了商旅交通，又使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良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称作吴公渠。时至今日，吴公闸尚存，吴公渠自滏阳新河左堤以外至桃城区三杜村约5公里段亦保存较好。
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做官，而热心教育事业。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冀州知州，于光绪十五年(1889)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他认为：“开学堂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同年五月，吴汝纶奉清廷令，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吴汝纶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还乡桐城创办了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堂，他表示：“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他为学堂亲自撰写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学堂于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
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国近代一位功不可没的教育家。作为一位沿着科举之路拾级而上的封建官僚，吴汝纶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使他在“桐城派”团队中，更显独树一帜、高人一筹。好友严复赞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这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桐城学堂的创办过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无论是对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是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以至于对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中国走向世界过程的研究都很有意义。
吴汝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他为文力追雄奇瑰伟之境，为诗则以杜、韩为宗，笔力矫健，具阳刚之气，诗应酬赠答之作较多，但也有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如《依韵奉酬廉卿》等，慷慨沉郁。吴汝纶诠释的经有：《易说》2卷，《吴氏写本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点校的史有：《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著有《文集》4卷、《诗集》1卷、《尺牍》7卷、《深州风土记》22卷、《东游丛录》4卷。后将著作与点勘诸书，合刊为《桐城吴先生全书》，皆行于世。
吴汝纶主张“有所变而后大”，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得于《史记》者尤深。吴汝纶晚年尤着力于解经。自言“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说”(《答黎莼斋》)。然而说经实非其所长，“往往私造训诂，自立一义，不足为训”（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吴汝纶在家病逝，享年64岁。吴汝纶辞世后，严复撰联吊唁：“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民国四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刘铭传_安徽省人民政府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36年9月7日(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家庭，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勇谋过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
1854年(清咸丰四年)，刘铭传在乡兴办团练，后接受六安州官皱笥劝告，对抗太平军，因功升千总、都司衔。1862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刘铭传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因战功显赫，提升为记名总兵。1865年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之后，刘铭传以伤病请假，回乡休养。
乡居期间，刘铭传把镇压太平军、捻军时的文书一把火烧掉，埋头博览群书，尤其注重阅读有关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对世界形势及国家局势十分关怀。
1880年（光绪六年），因沙俄侵占新疆伊梨，刘铭传逢诏进京议事备战，他极力主战，并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陈述欧、美、沙俄、日本修造铁路的情况，以及中国修造铁路以利军事、经济、民政的迫切性，并提出初步规划。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关于修造铁路的意见，但遭到朝廷守旧派官僚的强烈反对。刘铭传气愤之下又一次辞职还乡。他在家乡立义庄、办义学；与张树声、周盛传等合办肥西书院；倡修家谱、俯志、县志，助修大潜山、紫蓬山寺庙及巢糊姥山塔、合肥城内包公祠等；并陆续修建了刘老圩，在圩内建造“盘亭”，陈列“虢季子白盘”，供亲友参观。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4月，清廷急诏刘铭传进京，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上《海防十策》奏折，被采纳，遂赴台抗法。同年8月初，法舰4艘在司令利士比率领下进攻基隆，刘铭传指挥守军开炮还击，击毙法军官3人，擒斩1人，打死打伤法兵百余人，缴枪数十杆，帐篷10余架。残敌逃奔回舰。中国军队首站告捷，军威大振。10月初，法舰分两路猛攻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在基隆与敌激战，接到淡水守军告急，刘铭传将基隆守军撤至后山严守，并将基隆煤矿设备拆卸转移，然后亲率主力驰援淡水。10月8日，敌舰猛轰淡水炮台，炮台在猛烈还击后多被击毁。由于河口事先被守军以巨石堵死，法舰不能深入，遂派陆战队千余人上岸，分路进攻。刘铭传指挥守军埋伏，待敌军接近，突然分5路杀出，毙伤法兵300多人，中国军队取得大胜。
1885年10月，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1896年1月12日，刘铭传病逝，归葬肥西。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范增_安徽省人民政府
范增，公元前277—前204，秦末著名政治家。居巢(今安徽巢湖市亚父乡)人。《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索居家，好奇计。”
据清雍正版《巢县志》载：范增故居在巢县东十里亚父山。巢县城内有亚父祠；祠前有亚父井(又名亚父泉)，井旁有亭。县治后有亚父墓，放王冈上还有范增庙。关于范增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巢县民间也有他的故事流传。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项羽的叔叔项梁在吴会地区起兵的时候，范增投靠了项梁，劝说他立楚王的后裔为楚怀王，以此号召天下。项梁被他精辟的分析打动了，大喜，便拜他为军师。项梁阵亡后，范增开始辅佐项羽，成为项羽的重要谋士，后来封位历阳侯，项羽尊称他为“亚父”。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后，项羽和刘邦率领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刘邦先入函谷关，想据守关中称王。项羽在范增的帮助下，破关而入，一路打进咸阳，项羽与刘邦在鸿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相会，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在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鸿门宴”上，好用奇计的范增，定下暗杀之计，要把项羽的敌手刘邦除掉，以绝后患。在举杯祝酒声中，范增多次向项羽递眼色，并接连三次举起他佩带的玉玦，暗示项羽，要项羽下决心趁此机会杀掉刘邦。
可是项羽讲义气，不忍心下毒手。此刻范增非常着急，连忙抽身离席把项羽的堂弟项庄找来，面授机宜，要他到宴会上去敬酒，以舞剑助乐为名，趁机刺杀刘邦。由于项羽的叔父项伯和刘邦部下的猛将樊哙的阻拦、救护，刘邦才得以脱身逃走，保全性命。“鸿门宴”暗杀阴谋未遂，范增勃然大怒，拨出所佩宝剑，劈碎刘邦赠给他的一双玉斗(玉制的酒器)，明斥项庄暗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公元前204年初，楚军数次切断汉军粮道，刘邦被困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于是向项羽请和。项羽欲同意，范增说：“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羽与范增急攻荥阳。刘邦手下谋士陈平施离间计，令项羽以为范增勾结汉军，从而削其兵权，范增大怒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饵”，于是告老回乡，项羽同意了。未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就因背疽发作而死在路上。
范增死后二年，项羽的军队被刘邦，韩信、彭越的联军击败，退至垓下 (今安徽灵璧县南)。不久，项羽逃到和县乌江，自刎而死。刘邦以“楚汉战争”的胜利者，登上了皇帝宝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汉朝。
刘邦总结项羽失败的教训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张学勇整理）
安徽历史名人——吴敬梓_安徽省人民政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生于清康熙四十年，卒于乾隆十九年，年五十四岁。
吴敬梓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他22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赵国辚推荐他博学洪词科考，他竟装病不去。吴敬梓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世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杰出地位的是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纪念馆坐落在全椒县城以北，原北极阁地址附近。1985年10月兴建，1986年底建成。馆内树秀竹翠，花开四季。整个馆园既有南方园林之秀，又有北方古建之雄。馆里收藏有各种吴敬梓研究资料。
吴敬梓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雍正帝、乾隆帝帝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安徽历史名人——华佗_安徽省人民政府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据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三国著名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誉颇著，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已佚。今亳州市有“华佗庵”等遗迹。
华佗高明之处，在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他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华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手术外科的专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明麻醉剂“麻沸散”及发明用针灸医病的先驱者、创始人。“麻沸散”为外科医学的开拓和发展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发明比美国的牙科医生摩尔顿( 1846年)发明乙醚麻醉获得成功要早1600多年。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华佗对“肠胃积聚”等病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
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他创造的“麻沸散”不仅流传于中国，也流传于朝鲜、日本、摩洛哥等世界多个国家。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俗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户枢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据记载，他的弟子吴普坚持做“五禽之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华佗是一位著名的一专多能的医生。他在应用针灸治病上的建术，也为后人所称颂。华佗针灸医术的特点是，取穴少，但疗效很高，有“若当灸，不过一两处”之说。现代中医临床应用的“华佗夹脊穴”就是华佗根据临床经验首创使用的。
华佗还精通儿科病症。民间流传的“子病母治”之法就是华佗辨症施治的一个高明之处。比如正在吃奶的孩子有病了，给其母亲用药，药经母乳喂给小儿，从而间接治疗小儿科病。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
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
华佗临死前，费尽精力将自己的多年医病经验及药方，包括绝无仅有的“麻沸散”方剂，整理了三卷医著，写成了《青囊经》一书交给狱吏，并告诉他：“此可以活人。”希望能为世人造福。遗憾的是，因狱吏怕受牵连，不敢将书稿收存，华佗在绝望中愤怒将全书烧毁。现存《中藏经》，是后人托名之作。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
华佗死后，他的弟子吴普、阿樊、李当之继承和发展了华佗的事业，并分别撰写了《吴普本草》、《本草经》等书，总算留下一些华佗医学遗产。
中国医学界的先驱者华佗，对中国的外科、针灸、健身学的卓越贡献，名留千古！（张学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