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黎朝

後黎朝（越南语：Nhà Hậu Lê／茹後黎），越南的一個朝代，由黎利於1428年（天慶三年；明宣德三年）創立，国号大越，又稱黎朝、皇黎等。後黎朝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兩部份。前期與占城對峙；到了後期，阮主和鄭主分據南北對峙，後黎朝皇帝僅為鄭主的傀儡。 部份越南的歷史學者，先將1428年至1527年的前期稱作黎初朝（越南语：Nhà Lê sơ／茹黎初），後將1533年至1789年的後期稱作黎中興朝（越南语：Nhà Lê trung hưng／茹黎中興），以示區別。 黎利出生於越南陳朝清化省，其家族為當地豪族。1407年，中國明朝南下消滅越南胡朝，併吞越南，郡縣其地，史稱「大虞與明戰爭」。但在安南屬明時期，中國官吏多貪污腐敗，苦役當地百姓，使得越南反明衝突不斷。 1418年，黎利在藍山鄉起義反明，自稱「平定王」，史稱藍山起義。黎利聽從少尉黎隻建議的「乂安險要，地大人眾，……今宜先取茶隆，略定乂安，以為立腳之地」，先佔領越南中部地區，再佔領東都（今河內）。1427年（明宣宗宣德二年），黎利在支棱昌江之戰大敗明軍，陣砍主將安遠侯柳升、副將保定伯梁銘(一說病死)、參將都督崔聚、兵部尚書李慶等，又俘虜工部尚書黃福。黎利命阮廌撰《與王通書》，以「夫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長堤將潰，非杯土之所能障」，勸成山侯王通退兵，並告知王通明朝援軍已經幾路覆沒的事實，威脅「倘若猶豫不決，吾之將士，疲於攻㦸，廢其農桑，決意兼攻」。王通最終被迫議和，領兵退回廣西，黎利軍最終在長達十年的抗明戰爭中獲勝，使越南再次恢復獨立。 明朝放棄直接管轄越南後，改封黎利於1426年所立之傀儡君主陳嵩為安南國王。黎利將明軍驅逐之後，便對陳嵩不利，陳嵩死因眾說紛紜，一說是遁逃時被朝廷所獲，便飲毒藥而死；一說是他「潛駕海船而卒」；一說是潛逃時被黎利令人追殺。1428年，黎利建立後黎朝，定都東京（今河內），并頒布《平吳大誥》。 黎利於1428至1433年在位。在位之初，明朝不承認其地位，要求立陳朝後裔為安南國王。1431年，黎利表明遍尋不著陳朝宗室後裔之後（或將他們全部屠殺），明宣宗妥協，封黎利為「權署安南國事」。黎利即位後，即大封追隨他藍山起義的功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體制。 黎利建國後，朝廷內部陷入立儲之争，分成長子黎思齊和幼子黎元龍兩派。最初，黎利採取折衷的方式，下旨「若思齊方臨朝聽政，則元龍監國撫軍，一遵趙宋故事」，以黎思齊為國王，以黎元龍為皇太子。後來，黎利病逝前還是把黎思齊廢黜，降為郡王，黎元龍被正式定為皇位繼承人。 黎利死後，其子黎元龍（1433年9月5日至1442年9月7日在位）即位，是為黎太宗。當時黎太宗僅十歲，因此國事皆由黎察裁決。1438年，黎察因濫權而遭處決，黎思齊也遭到誣衊殺害。黎太宗時期對國家禮制和科舉多有完善，史稱「典章文物，粲然大僃」，也是其統治時期後黎朝君主正式被明朝正名為「安南國王」。黎元龍的皇后本為楊氏賁，原有一子黎宜民被封為皇太子。楊氏賁被廢後，黎太宗改立黎邦基為皇太子，而黎宜民則被降為諒山王，埋下後來黎宜民發動兵變殺黎仁宗之因。黎太宗其人耽心酒色，1442年強迫侍奉阮薦的婢女阮氏路隨駕伺候，不久黎元龍意外以虐疾暴斃，阮薦家族亦遭牽連。 黎元龍死後，由其子黎邦基（1442至1459年在位）即位，是為黎仁宗。黎仁宗與其父一樣是年幼繼位，因此由其母宣慈太后阮氏英攝政，國政則由阮氏英及大臣鄭可（越南语：Trịnh Khả／鄭可?）把持。黎仁宗在位初期，越南內部相對和平繁榮，史稱「十七年間天下太平，安居樂業」，同時後黎朝開始向占城擴張。大和九年(1451年)，宣慈太后阮氏英殺鄭可，但1453年仁宗親政時，便赦免了鄭可的罪名，並給其家人官田。仁宗名義上親政時只有十二歲，阮氏英仍掌大權。延寧六年(1459年)，諒山王黎宜民勾結都指揮黎得寧，發動兵變進入皇宮，殺死仁宗，太后阮氏英為免被擒獲或被叛軍所殺，使一僕人將自己殺。 諒山王黎宜民為仁宗之兄，於1459年發動兵變殺仁宗，即位為皇帝。不久，大臣阮熾、丁列殺黎宜民，改立太宗四子黎思誠為帝。黎宜民在位僅243天（1459年10月7日至1460年6月6日）。 黎思誠（1460至1497年在位）是一個深受儒教影響的人，黎仁宗年間被封為平原王，後改封為嘉王。勛臣們廢立黎宜民後，便以「嘉王明睿雄略，非諸王比，人心咸屬，天意可知」，擁立黎思誠為帝，是為黎聖宗。黎聖宗即位後，以中國宋朝理學為樣本著手改變越南，改革了官制和行政區劃。此外，他認為政務應由有學問品德的人而非出身豪門的人來主掌，當時越南科舉僅斷斷續續地舉行，為了使更多豪門之外的人入仕，聖宗重啟了科舉制度，定制為會試三年一科。聖宗也在各地進行普查，在各省廣設文廟以尊儒教，停止興建新的佛教、道教寺院，並限制僧侶購置新的田產。同時，黎聖宗又頒布了《洪德法典》（1483年），并下令吳士連編寫的《大越史記全書》成為官方史書。聖宗本人也喜好詩書，在宮中闢有「九歌瓊苑」，常與文人唱和，其擅長用喃字創作，也擅長漢文，本人也著有許多作品。 黎聖宗的治世是越南極盛的時期，史稱「四夷賓服，八極傾風，三十八年，天下安治」。後黎朝先後對外討伐了北方山夷、琉球海盜、哀牢、瀾滄以及占城等國。1469年，越南佔領盆蠻 (今老撾孟潘)，設鎮寧府。1471年，越南佔領占城的首都毘闍耶(Vijaya)，俘虜占城國王槃羅茶全（Bàn La Trà Toàn或Pau Kubah），占城人民大批向柬埔寨及馬六甲移民，自此占城北部阿摩羅波胝(Amaravati)、中部毘闍耶均被越南佔領 (越南設為廣南承宣道)，越南在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讓軍人及農民屯田，而占城僅剩南部賓童龍(Panduranga)保有部分獨立，成為越南的保護國。1477年，侵佔明朝云南納更山以南地區，設廣陵州。1479年，越南又攻打瀾滄王國（今寮國）。越南攻陷瀾滄首都琅勃拉邦，殺國王刀板雅，自此使得瀾滄向越南朝貢。黎聖宗征伐四克，志得意滿，甚至繼續向西征討了蘭納王國(今泰北地區)，但被擊敗損兵折將，加上在老撾的快速擴張使得後黎朝不勝重負，最終黎聖宗決定引兵回國。 黎聖宗死後，其子黎鏳即位，是為黎憲宗，在位時間為1497至1504年。憲宗為人仁慈溫和，存心圖治，屢行善政，政事照太祖及聖宗之例而無甚更張，但其於農業民政上特別關注，大修堤防水車以備水旱。憲宗在位期間國內無有盜賊作亂，國外亦無戰事攻伐，越南處於太平時期。 憲宗死後，其子黎敬甫即位，是為黎肅宗。黎肅宗主政後展現出賢君形象，似乎他就要把黎聖宗、黎憲宗的事業發揚光大，但不料其在位僅六個月（1504年）便暴斃而亡。這一意外使得黎憲宗生前認為「不德」的皇子黎濬繼承皇位。 肅宗死後，肅宗之兄黎濬即位，是為威穆帝，在位時間為1505至1509年。威穆帝好酒色，行暴政，專用外戚，雄猜好殺，使得許多後黎朝宗親皆有反意。明朝使臣許天錫與威穆帝見面後，作詩以「安南四百運尤長，天意如何降鬼王」形容其人。威穆帝雇有一批侍衛保護自己，其中之一便是後來篡位建立莫朝的莫登庸，他與威穆帝非常親近，並升到了天武衛都指揮使之位，最終逐漸坐大。威穆帝的堂弟簡修公黎瀠原來被威穆帝關於獄中，後來賄賂守衛得以脫逃，隨後便與其他大臣一起舉兵推翻威穆帝。威穆帝的死因說法不一，大越史記全書所載說法有二，一說被黎瀠所俘後飲酖自殺，一說逃亡時被殺，明史外國傳二則說阮種逼黎濬自殺後立其弟阮伯勝為帝，黎廣誅阮伯勝，再立黎晭為帝。 簡修公黎瀠借大臣廢立威穆帝，是為襄翼帝，在位時間為1509至1516年。即位之初，襄翼帝銳意「恢太祖立極之圖，弘聖宗覿文之治」，不但開啓經筵，又頒治平寶範五十條於國內，敷敎愼罰，似乎要有所作為。但他在位不久後本性盡露，優游不斷，大興土木，史稱「更之築之，年年無窮」，頻繁的工程使得民眾困苦，士卒疲勞。襄翼帝更被明朝使臣潘希曾嘲以「貌美而身傾，性好淫，乃猪王也，亂亡不久矣」 。 洪順八年(1516)年，國中民變日益頻繁，襄翼帝先親征平定陳公寧等，又值陳暠造反，襄翼帝再次親征，不料被陳暠擊敗，官兵死傷慘重。大臣鄭惟㦃以往多次勸諫襄翼帝而被罰廷杖，心懷不滿，於是與黎廣度，程志森等人同謀廢立，領兵入宮在太學門弒殺襄翼帝。 鄭維㦃殺襄翼帝後，立黎光治為帝。僅三天，又立錦江王黎漴的長子黎椅為帝，改元「光紹」，是為黎昭宗。陳暠一度攻入首都，昭宗短暫出逃，鄭維㦃收復首都後，昭宗復位。之後，鄭維岱殺黎光治。昭宗在位的時期，權臣互鬥，政非己出，一派為莫登庸，另一派則是鄭氏與阮氏兩個有權勢的家族。 光紹七年(1522年)，黎昭宗越加憚忌莫登庸威權日重，於是與大臣航獻、范恕等密謀，趁內亂逃離首都投靠郑绥，莫登庸則以「光紹皇上被奸人脅遷于外」為由，改立昭宗之弟黎椿即位，改元「統元」，是為黎恭皇。黎昭宗雖然成功逃出，但其號召的勤王勢力旋即被莫登庸擊敗，昭宗又淪為被郑绥挟制。統元四年(1525年)，莫登庸擊败郑绥於清華 (今越南清化省)，擒黎昭宗，次年杀之。統元六年(1527年)，莫登庸被封為安興王，加九錫，數月後便迫使黎恭皇禅位于自己，又逼恭皇母子自杀。 莫登庸篡黎後，黎氏宗室和忠於黎氏的舊勲功臣屢有起義，例如莫大正元年(1530年)，黎意起事於清華 (今越南清化省)，甚至兩度大破莫軍，軍聲大振。但黎意最終因兵勝心驕，被莫國楨突襲擒獲，而其他黎氏舊部一些留在清華繼續對抗莫朝，另一些則轉投在哀牢的安清侯阮淦。莫大正三年(1532)，阮淦扶持昭宗之子黎寧 (有争議，一說為冒充，明朝亦有質疑) 復位，改元「元和」，是為黎莊宗。自此黎氏再興，莫朝佔據著紅河三角洲，而黎氏則佔據著清華(今越南清化省) 以南，與莫南北對峙，史稱黎中興朝。 黎莊宗復位後，曾經多次派大臣北上明朝，請求明世宗出兵討伐篡位的莫登庸。明世宗一度打算討伐莫登庸，但最終考慮到「益兵继饷，必举天下全力」、「登庸父子悔罪革心」、「議者尚以黎氏為疑」等，最終轉而決定接受莫登庸的請降，但也革去王號，只冊封莫登庸為從二品的「安南都統使」，這時期黎氏政權并不得到中國的承認。 元和十三年(1545年)，阮淦意外被莫朝降將楊執一毒殺，其婿鄭檢繼承其權柄，出任太師諒國公、節制各處水歩諸營，繼續扶黎滅莫，是為鄭主之始。黎英宗正治二年(1559年)，鄭檢成功收復太原、諒山等大片領地。正治十三年(1570年)，鄭檢去世，其子鄭檜繼承其位，但不久後便被鄭松取代。鄭松在黎世宗光興十五年(1592年)成功收復東都（今河內），使黎天子得以還京，光復舊物，并取代莫朝被明朝冊封為「安南都統使」。自此中興黎朝名義上重新統一越南，而莫朝就拒守高平一隅之地。 這時期，前太師阮淦的次子阮潢因為被鄭檢猜疑，阮潢請教阮秉謙怎麼辦，阮秉謙回答「橫山一帶，萬代容身」，因而阮潢決定自請出鎮南方，得到鄭檢的允許。這時期阮潢仍向後黎朝朝廷效忠，每年向朝廷上繳白銀400斤、絲帛500匹，并屢次出兵支援鄭氏進攻莫朝。但後來阮主逐漸割據自雄，成為鄭主政權的大患。 權臣鄭松比其父鄭檢更加專權跋扈，先後廢立黎英宗、黎敬宗，并能隨意干預皇嗣繼承。在收復東都（今河內）後，鄭松便被其黨羽推舉為「平安王」，史稱「國家事權皆自裁之，財賦兵民悉歸王府」，他在世時黎世宗、黎敬宗、黎神宗俱傀儡天子，只是「端拱受朝謁而已」。這時期鄭氏儘管掌握國家實際的核心權力，但其面臨著高平莫朝和宣光裒主的威脅、廣南阮主的崛起與中國潛在干涉可能，故而鄭主并未像莫登庸行篡位之事，使得當時越南的政局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出現「黎氏為皇、鄭氏執政」的二元格局。 在這時期，黎朝皇室的手中財力僅夠日常開支，禁軍宿衛也全是鄭氏指派，黎世宗以降的全部黎朝皇帝只作為一個象徵式的虛位元首，其除了祭祀、外交、科舉、礼節性活動外并無存在感。鄭松以後的歷代鄭主逐漸完善這一種「黎皇鄭主」的格局，鄭主設座於黎朝皇帝旁邊，穿紫色龍袍，臨政視事。朝廷大事由鄭主決斷，庶務由「府僚（越南语：Phủ chúa Trịnh）」負責，府僚以「六番」虛化了朝廷的六部職能。 在名義統一越南後，廣南的阮主逐漸坐大，又允許葡萄牙商人建立商業港口費福（Faifo，今會安），雖然其名義上仍奉黎氏為主及使用中興黎朝年號，但已然成為威脅鄭氏政權的存在。鄭松之子清都王鄭梉非常憚忌阮福源，於是他便在永祚九年(1627年)要求阮福源入朝拜謁，但被阮福源拒絕，鄭梉因而決定南征阮主，自此開啟了鄭阮紛爭的時代。這時期鄭主雖然擁有紅河三角洲的富裕領土和更龐大的人口，但是阮主修建長育壘、柴壘和任用陶維慈、阮有鎰等名將抗衡，鄭阮兩家對戰不休，最終雙方的分界線大致定在今廣平省的𤅷江上。 黎利時期，他沿習了陳朝舊制和明朝體制，朝中設左右相國、內閣密院、中書黃門和三省門下等，大力強化了中央集權。地方上，黎利把全國分為「五道」，西道轄三江、宣光、興化、嘉興等鎭;東道轄洪州、南策、安邦等衛;北道轄北江、諒江、太原等鎭;南道轄快州、莅仁、新興、建昌、天長等路;海西道轄淸化、乂安、新平、順化等衛。每道設「衛軍」、「行遣」，每衛置「總管」、「都總管」、「同總管」等職。 諒山王黎宜民時，仿傚明朝設六部、六科等，官職均從明制。黎聖宗時，又增設六寺，并改「五道」為「承宣十三道」，道的民政由「承政」管理，軍事由「都總兵」領導，刑罰由「憲察」主持，中央另設「監察御使」來督察各道事務。少數民族地區則設立「團練」、「守御」、「知州」、「大知州」等職位，由邊區酋長擔任。 黎初朝時期的官員「自一品至三品著紅衣、四五品着綠衣、餘著青衣」，俱用烏紗圓領。官服補子則是「食獸法象，公、侯、伯、駙馬竝文武正品畫一，從品畫二，風憲堂上司畫一，分司畫二，雲、河、山、水、葩木諸樣，繁殺不拘。以五彩彰施於五色絺繡金線，聽各從宜」。 中興黎朝時期，朝廷的軍政、財政、內政盡歸世襲的鄭主裁决，鄭氏的「主府」成為越南的最高權力中心，黎朝天子只是一個虛位元首，與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武人政權、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很相似。最初時，中興黎朝官制參照黎初朝，設立宰相，官職有左相、右相、平章等，後來鄭氏廢除宰相，改設“參從（越南语：Tham tụng）”、“陪從（越南语：Bồi tụng）”、“府僚官”等宰相機構以輔佐鄭主施政，又有賜給年老者「國老」的顧問職位，打造相互牵制的「群相制」。鄭主又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番」，行使和取代原來朝廷六部的核心職權。 地方上，因應當時南北對峙的長期戰爭環境，鄭氏將黎初朝地方行政區劃的「道」改為「鎮」。鎮設鎮司，改以高級武官鎮守，又設「督同」(四、五品)、督視(三、四品)、巡守等管理地方事務。各鎮又有文官負責的「承司」、「憲司」，地方俱低於武官主持的鎮司。「承司」主官是左右承政，又設参政、参议等負責民政，「憲司」則設有承宣按察使、按察付使等負責考課理訟。地方在府州縣下設有「社」的基層行政和司法機構，每社有社长、社吏、社胥等職協助地方治理和收纳租庸，由村民自己推舉，全國有八千到一萬餘个大小不等的社，大社有一、二百口人，小社只有幾十人。 塞繆爾·巴倫(Samuel Baron)記錄17世紀時中興黎朝官員朝拜的畫像 清乾隆《皇清職貢圖》所記錄18世紀的中興黎朝官員形象 塞繆爾·巴倫(Samuel Baron)記錄中興黎朝時期的東京 (越南)畫像 明朝在王通撤軍并朝議放棄安南後，明朝和後黎朝關係仍然緊張。黎利通過頻繁朝貢和放還俘虜的明朝軍民1萬3587人，使得中越關係逐漸正常化，最終明宣宗決定放棄黎利歸還兵器和擁立陳朝後裔的要求，轉而冊封黎利為「權署安南國事」，正式結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中越敵對狀態。 此後，後黎朝基本上和明朝維持了相對穩定和友善的宗藩關係，後黎朝前三代君王亦以「國王」自居而不稱帝國內，以免刺激明朝。直至正統元年(1436年)九月，明英宗才正式冊封黎利之子黎元龍 (對明稱為黎麟)為「安南國王」，賜以駝紐塗金銀印。這時期中越文化交流頻繁，後黎朝的使者梁如鵠從中國引進雕版刻書技術，對於越南文化出版產生重大影響。 後來在黎聖宗的治理下，當其時後黎朝「自負國富兵強，輒坐大」，積極侵略占婆和老撾，并越境廣西欽州、土司安平州等地，與明朝爭訟不已。黎聖宗本人亦在光順八年（1467年）十二月恢復「外王內帝」，制皇帝受命之寶，并對外採取「北和南征」的策略，一邊修好明朝，一邊向南擴張。其又仿傚中國朝貢制度，要求周邊小國朝貢後黎朝，讓後黎朝成為中南半島的「小天朝」。 按照中國禮法，以小事大者必須使用真名，但後黎朝沿用自李朝的做法，自黎利以降均以偽名奏報明朝，較李氏朝鮮、尚氏琉球等其他中國藩屬為異。越南史料中也往往把向明朝貢形容為「報聘」、「如明」、「交鄰」等，而不像李氏朝鮮採用「朝天」等宗藩意味比較強的字眼。日本學者山本達郎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禮制對「內帝外王」的越南君主而言是巨大的恥辱，因此越南以偽名朝貢的另類方式來盡可能不傷害「對等」形式。 胡士楊《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實錄》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六):「玉寶生子鄭松，才德超群，英雄蓋世，能續父志，賛成帝業，黎朝中興之功，實基於此。」 阮儼《景興二十七年丙戌科進士題名記》:「慶今磐奠炎圖，泰開文運。欽惟皇上握乾符。申巽命...皇黎景興二十七年嘉平節立。」 《皇黎一統志》:「話說皇黎朝莊宗裕皇帝中興於馬漆江，時世祖明康、太王鄭檢為輔，誅耡逆莫，還於故都。」 《皇黎抑齋相公遺集》 《明史》(列傳第二百九):「中官馬騏以採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強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戶陳忷、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一時並反。彬皆遣將討滅之，而反者猶不止。」 《明史》(列傳第四十二):「交人苦中國約束，又數為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明李彬奏請戶部頒給交州戶帖。州縣修定賦役黃冊，里長、甲首周年圖樣。大率每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每年里長一人、甲首十人應役，周而復始。當里甲者，鞭箠不勝其苦。」 《抑齋集敘傳》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冬十一月初一日，明使章敞、徐琦來至京，賫印命帝權署安南國事。二十日，敞琦等還，帝遣審刑院副使阮絢，御史中丞阮宗贄隨敞等如明謝恩，并觧歲貢金五萬兩，乞依洪武三年貢例，自後常貢不絶。明帝賜文絢等鈔幣遣還。」 《抑齋集》(謝冊封表):「安南權署國事臣黎某誠惶云云，謹上言宣德五年十月十一日伏睹欽差天使右侍郎張敝，通政使徐琦橐捧詔書一道，印章一顆，命臣權署安南國事」 《抑齋集》(令思齊攝事詔)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七日，遣入内檢校平章事黎問入内，大司馬黎銀入内，少傅黎文靈賫金册立右將國開郡公思齊爲國王，攝行國事。遣入内司㓂黎察、司空黎仁澍入内，司馬黎理入内，少尉黎國興賫金冊立梁郡公元龍爲皇太子。」 《抑齋集》(命降思齊為郡王次子元龍承統詔):「癸丑六年八月，降思齊為郡王...」 《抑齋集》(謝冊封國王表):「安南權署國事臣黎某謹上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睹欽差天使李郁李亨持節橐捧詔勅金印，封臣為安南國王。」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一):「時黎得寧以都旨揮典禁兵當直，不能率先衛社，乃擁兵助逆，故宜民得僣位號，而文武臣僚飲恨茹痛，四方百姓如䘮考妣。」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九 光順六年三月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四):「然臣窃見前年征山夷，占城，琉球，老撾之時，淸選效力各衞軍旗有膂力者，先登得馘，除用未盡及被選汰，退充五府軍與無得馘同，無有分別。」 《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遣使往四方，追勘貧乏老弱在軍者，饒汰之，賦役工程偏重者，輕減之，放眚災，伸冤屈，錄失職，褒有功，歸逋負，寛刑罰，旌節義，賑孤貧，擢廉濴，進賢才，中外大悅。帝在東宮三十六年，德業日進，仁孝聞於天下，故初政藹有可觀。」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四):「帝加意農事，敕承、憲、府、縣官巡行勸課，築堤防，濬𤱶澮，立田界，以備水旱。每社置社長一人，專督農桑。凡外官以事赴京及朝使有外至者，必召問年榖豐歉，百姓樂苦。其軍匠之上番者，各分遣歸農。」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四):「春正月，旱。敕備水車以衛農。」 《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是月初八日，帝弗豫。初帝卽位，出囚人，放宮女，停不急之務，減偏重之役，抑貢獻，省力役，任勲舊，攬威權，抑戒外戚，友篤親藩，凡經綸大經，建立大本，無所不用其極。天下臣民，皆拭目以觀初政，以爲成康文景復見於今日。」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正編卷之二十四) 景統二年十二月 《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帝斥逐皇宗功臣回淸華地方，幷殺女史，內臣，占人。時外戚姜种，阮伯勝等擅作威福，權傾中外...」 《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四):「帝自卽位之後，毎夜與宮人酣酒無量，醉卽殺之。時權歸外戚，東則華陵，養父郷。西則仁睦，帝妃郷。北則扶較，帝母郷。皆擅怙權勢，沉溺臣僚，有以私意而屠戮生民，有以密體而誅求錢貨，凡民間六畜生花等物，一切掠取，及民家有奇財奇貨，標字取之，萬民嗟怨，而帝弗悛。又心懷猜忌，凡前日臣下之不立己者，往往誅之。又密使內人阮廷科往體察諸叔父兄弟凡二十六王，而荆王以叔父逃遁，不知所之，獨簡脩公以叔伯之子，繫獄得脫，由是人人自危，益思作亂。」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五):「是日帝御光治殿，觀象鬪虎。」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五):「帝崇興土木，築廣城大数千丈，包圍祥光殿，眞武觀，金鼓千花寺...使畫工畫圖，命女史裸身，把棹於西湖，帝與之遊...匠人武如蘇作大棧殿百餘屋，罄竭國中財力...」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五):「鄭惟㦃弑帝于太學門。先是惟㦃以數諫帝忤旨被杖，惟㦃乃與黎廣度，程志森等同謀廢立，整飭船艘器械，在太極津，聲言討賊。初六日，夜二更，將金吾護衛三千餘人入北辰門，帝聞之，疑有賊至，乃出幸寶慶門外。七日，昧爽，有承旨阮瑀從帝間行，過太學門，至碧溝坊朱雀池，帝遇惟㦃，問曰：「賊在何方。」惟㦃不答，顧他大笑，帝揮馬而西，惟㦃使武士名幸者，橫箝剌帝墜馬弑之，阮瑀亦死之。將帝屍歸於北使館，以寘衣火葬之」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登庸廢椿爲恭王，與皇太后鄭氏幽于西内數月，逼令自盡。」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辰登庸僭逆，謀求功臣子孫，以官爵餌之。碧溪侯公淵以功臣孫，義忿不屈，乃與阮我、阮壽長等謀，起兵攻朱雀門，不克。走入淸化，招集人民，竪諸將旗。」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 莫登瀛大正元年 《议处安南事宜》:「至若黎宁虽自称为黎利子孙，然臣等节据诸司查勘踪迹，委的难明。郑惟憭一向潜住该国上、下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广西土官地方，黎宁面貌初不相识，故或称黎宁，或称黎宪，或称光绍，或称元和，或又以为阮涂之子， 或又以为郑氏诈称。而近据云南布政司开报，会审夷人郑垣口词，称漆马江峒虽有黎宁，而来历宗派不可得详。所列事情、年貌，又与郑惟憭原报互异，俱难凭据。」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七) 〉〉莊宗裕皇帝元和元年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六) :「帝遺鄭惟僚如明，奏稱，莫登庸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以致久廢職貢。」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六) :「帝遣鄭垣如明，備陳莫氏篡弑，及帝播遷于淸華事由。」 《議處安南事宜》 《安南奏議》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七):「先是，使臣馮克寛等齋貢物及代身金人沉香象牙至燕京，上表乞脩職貢。明帝見表大悅，復詔封帝爲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管轄南國土地人民，及賜安南都統使司銀印一顆，使馮克寛等齋勑書回國。」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九):「檢雖擅權，而惡未甚著。松則莽、操之徒也。」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九十八》:「安南之事，雖一切移文稱名黎維潭，而其實權臣鄭松主之。」 張文亮《越南後黎朝後期的“黎皇鄭主”體制》 潘辉注 《历朝宪章类志》(卷二十)「當是時也，天子盖特為寄位之君者。」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一):「黎自中興以後，太阿倒持，下陵上替，厥有自來，君臣之禮蕩然矣。惟南郊祀天，尊卑之分尙在。」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三):「西王(鄭)柞入朝不拜、章奏不名，設座於御座之左」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八) 永祚九年春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五) :「太祖設官，多因陳胡舊制，參用明典」 陳仲金的《越南通史》頁443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五) 順天元年三月 陳仲金的《越南通史》頁441 陳仲金的《越南通史》頁442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六月、定文武服色、自一品至三品著紅衣、四五品着綠衣、餘著青衣。」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三):「參從、陪從，前黎未有，中興後，政歸鄭氏，始設之，以參陪政府。神宗辰，鄭柞以禮部尚書范公著、吏部尚書楊致澤竝參從。自是參從爲首輔，而陪從次之。」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五):「鄭府舊設兵、戶與水師三番，至是增置吏、禮、刑、工，與兵、戶爲六番。又并徵收各號，分爲六宮。凡屬宮租庸簿籍，六番以本職分掌之。諸鎭財賦，兵民之政竝屬焉。令文臣知番，內監與文屬充副僉〈官名〉，屬吏六十人。自此政權盡歸六番，而部寺徒爲虛社矣。」 張文亮《越南後黎朝後期的“黎皇鄭主”體制》頁24-26」 《明史列傳第二百九》:「詔未至，通已棄交阯，由陸路還廣西，中官山壽、馬騏及三司守令，由水路還欽州。凡得還者止八萬六千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 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 《震澤集》(卷11):「昔在宣宗，始命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虔，間歲則貢，繼世則請」 《屠康僖公文集》(卷5)：「(安南)數十年來，職貢必修，傳世必請，君命之臨必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辙。」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凡詔器皆稱大王，則太祖辰之未稱帝已明。至如太宗、仁宗稱號，雖無明文，然聖宗卽位，至是八年矣，羣臣始請上帝號，則太宗、仁宗以前皆稱王號可知也。」 《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二》:「朕祗膺天命，統御下民，覆載之間，咸圖康靖，矧爾安南，密比疆場。其權署安南國事黎利子麟繼承以來，克勤克慎，事上撫下，罔有怠違，今特封為安南國王，授以印章，俾永綏爾一國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一):「印重百两，紉象駱駝，以金為之」 《梁大王》抄本，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v.1845，頁 2 《明史列傳第二百九》(外國二 安南)：「灝雄桀，自負國富兵強，輒坐大。」 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59-75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初七日、玉麻府土官琴麗來朝、進貢方物、蓋倣古者方岳之禮。」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三)：「哀牢貢方物。」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二十二)：「帝旣平占城，威震絕域，西方諸酋莫不率服。哀牢遣使臣郎儷齎方物來獻。鎭寧府土官琴公、順平州土官道貳及其弟道童、攸樸峒知州道慮，各以雄象、方物來貢。」 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60-61 《议处安南事宜》:「黎龙伪名浚，黎口口牵伪名敬，黎璇伪名谊，黎滢伪名晭，黎掎伪名譓。的名以事神祇，伪名以事中国，习相悖谬，致成乱阶，竟至微弱。」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十一月、遣使如明、楊文旦、范鑑、黄仁等歲貢。」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二)：「九月二十一日，遣陪臣丁蘭、阮復、阮德輶等如明奏事」 《李朝實錄成宗實錄》：「臣嘗聞姜希孟朝天而還，馳到義州，夜半猶不閉城門...」 陳文源《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頁149 黎貴惇的《大越通史》中，“至明”作“至仁”。 英宗是黎除後人，繼位之前，家族定居東山縣布衞社。自英宗開始，黎朝皇帝不再葬在藍山，而是葬在布衞社及其附近。 引《黎朝帝王事業》·例祭奉事·顯光殿 華岳陵在東山縣布衞社，阮朝明命年間所立石碑稱為“華嵩陵”。 《越史續編》卷二十<敬宗惠皇帝>：“……（鄭松）次日早召諸臣曰：‘天變不虛生，不意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諸臣皆曰：‘聖上至德，帝行不道，自絕于天。葬祭禮宜減削。’王曰：‘我心不忍。’命仍用天子禮。廷議不當入廟，立別殿享祀，諡為簡輝帝，葬布衛陵。” 華巒陵在東山縣布衞社，又稱“布衞陵”，阮朝明命年間所立石碑稱為“華蠻陵”。 花浦陵在東山縣布衞社富穀村，又稱“富穀陵”，阮朝明命年間所立石碑稱為“華浦陵”。 原葬古都陵，後遷至金石陵。 非諡號，仿中國《明史》稱明惠宗朱允炆為「建文帝」、明代宗朱祁鈺為「景泰帝」的例子，在《後黎時事紀略》中稱「永慶帝」。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校合本 大越史記全書》（全三冊），陳荊和編校，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刊行委員会 越南主题 历史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