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楊廷和內閣

第二次楊廷和內閣成立於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1517年11月28日），結束於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15日）。是明武宗統治下的最後一個內閣，亦是明世宗統治下的第一個內閣，由在家鄉守喪期滿的前任首輔楊廷和奉召返京組閣。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武宗在豹房駕崩，由於沒有子嗣，內閣援引《皇明祖训》選立皇位繼承人：武宗唯一的弟弟蔚悼王朱厚炜早殤，明孝宗絕嗣；上推至明憲宗家系，孝宗兩兄（無名皇長子、悼恭太子朱祐极）無子即逝，四弟興獻王朱祐杬逝於正德十六年（1519年），其長子岳懷王朱厚熙早殤，次子為嗣位興王朱厚熜。楊廷和遂按「兄終弟及」的原則徵召朱厚熜出任皇帝，朱厚熜於同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7日）入京即位，是為世宗。 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15日），楊廷和在大禮議之爭中失利，請辭獲准；同日由次輔蔣冕繼任內閣首輔。 武宗在位期間，將大半心力投注於南征北討，與主張勤修內政的楊廷和內閣多有牴觸： 1.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武宗以邊疆多有警報為由，自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前往征討，以將領江彬、許泰備兵偕同北出塞外，令內閣草擬詔書。內閣大臣均認為不可，武宗遂再在左順門召集百官面諭。楊廷和、蔣冕告病不去，梁儲、毛紀則哭泣地進諫，眾位大臣聽後亦大哭，武宗仍然不收回成命。之後毛紀亦因借病不上朝，惟梁儲堅持進諫數日，武宗亦不聽從。九月十六日（10月20日），武宗以大將軍“朱壽”肅清邊境，自行加封為鎮國公，梁儲、毛紀進言反對，武宗不報批准，隨後遊歷宣府、大同，直至延綏。梁儲屢次上疏，均不予省察。 2.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迅速攻占南康、九江，并计划出兵攻取南京，进而北上入朝監國。南贛巡撫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募兵勤王，於同年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殲滅叛軍並生擒朱宸濠。武宗為肅清寧王餘黨，遂決意親自視察長江一帶，令梁儲、蔣冕隨行，楊廷和、毛紀留守京師主持政務，展開將近兩年的南巡。同年十二月，武宗在南京受朱宸濠降，之後仍不願回朝，繼續巡幸江浙地區，梁、蔣二人於是在行宮門前長跪上疏，請武宗早日班師回朝，武宗在處死朱宸濠後，最終於次年十二月十日（1521年1月18日）返京主政。 世宗即位之初，由於自旁系入繼大統，尚不知如何運用皇權行事，朝政多委由楊廷和內閣處理。楊廷和改革吏治，节省浪费，清除宦官，頗有建树。然而，世宗在尊奉親生父母的禮節上與楊廷和意見相左，導致楊廷和內閣終究失勢垮台： 1.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521年6月1日），世宗下令群臣议定及生父朱祐杬的主祀及封号。以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孝宗为皇考（宗法上的父親），興獻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蔣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世宗認為此舉等同於背棄親生父母，無法接受朝臣的提議，雙方陷入僵局。七月三日（8月4日），新科進士張璁上《大禮疏》，認為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建議世宗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世宗見此奏章後表示贊同，然而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世宗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只得讓步。同年十月，世宗尊父親為「興獻帝」，母親為「興獻后」，並以太后禮迎母親入宮。 2.嘉靖元年正月，清寧宮發生火災，楊廷和內閣藉此宣稱世宗尊父母為帝后，使得祖宗難容、五行失序，世宗只得暫稱孝宗為皇考，孝宗皇后為聖母，興獻帝、興獻后為「本生父母」。次年十一月，時任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重提舊議，奏請世宗正式奉興獻帝為皇考，獲得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等人支持，朝廷遂正式分化為以孝宗為皇考的「衛禮派」（楊廷和為首）與以興獻帝為皇考的「議禮派」（張璁為首）。世宗依從議禮派的主張，定於隔年重議興獻帝地位及尊號，楊廷和堅持原議，只得致仕歸鄉。 《明史》（卷190）：“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 《明史》（卷16）：“（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召楊廷和復入閣。” 《明史》（卷190）:“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鹹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群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 《明史》（卷17）:“夏四月癸未，發安陸。癸卯，至京師，止於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學士楊廷和等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箋勸進，乃即郊外受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明史》（卷190）:“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為「皇伯考」。” 《明史》（卷17）:“（嘉靖三年）二月丙午，楊廷和致仕。”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儲五月致仕，加左柱國。”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冕正月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紀正月加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五月陞吏部左侍郎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九月卒。” 《明史》（卷109）:“（正德九年）宏五月致仕。”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費宏四月召，十月入，加柱國少保。” 《明史》（卷190）：“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眾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為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 《明史》（卷16）:“（正德十三年）秋七月己亥，錄應州功，敍廕陞賞者五萬餘人。丙午，復如宣府。八月乙酉，如大同。九月庚子，次偏頭關。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甲寅，封朱彬為平虜伯，朱泰為安邊伯。冬十月戊辰，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官廳及四衞營兵赴宣、大。壬子，次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十二月戊寅，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寻各官入谢，拜毕，左右带甲露刃侍卫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曰：“孙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贼，敢擅杀耶？”顾燧语曰：“我欲先发，不听，今制于人，尚何言！”濠并缚之。讯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岂从汝反！”且缚且骂。贼捶折燧左臂，并缚逵，喝校尉火信等拽出惠民门外杀之。逵且死，骂曰：“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二》：（正德十四年六月）戊寅，（宸濠）袭南康，知府陈霖等遁。己卯，袭九江，兵备曹雷、知府汪颖、指挥刘勋等遁，属县闻风皆溃。濠初谋欲径袭南京，遂犯北京，故乘胜克期东下。 《明史》（卷16）:“（正德十四年七月）甲辰，帝自將討宸濠，安邊伯朱泰為威武副將軍，帥師為先鋒。丙午，宸濠犯安慶，都指揮楊銳、知府張文錦禦卻之。辛亥，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帥兵復南昌。丁巳，守仁敗宸濠於樵舍，擒之。” 《明史》（卷16）:“（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車駕發京師。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發。冬十一月乙巳，漁於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賀於太監張陽第。十二月辛酉，次揚州。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 《明史》（卷190）：“寧王宸濠反，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 《明史》（卷16）:“（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誅。甲午，還京師，告捷於郊廟社稷。”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時有待對公交車舉人張璁者，為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於眾。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為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主，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為親藩。天理人情，庶無兩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稱祖、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六月，敕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王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 《明史》（卷17）:“（正德十六年）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為興獻后。壬午，興獻后至自安陸。”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為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鬱攸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日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辨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疏以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