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后土庙

35°20′37″N 110°28′44″E﻿ / ﻿35.34361°N 110.47889°E﻿ / 35.34361; 110.47889 汾阴后土祠俗称后土祠，因所在地今亦称万荣后土祠，位于今中国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汾河南岸、黄河东岸，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汾阴后土祠为汉武帝所确立的皇帝祭地的本庙，汉、唐、宋多位皇帝曾在此亲祀后土。 《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后土即主宰大地山川的女性神，与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为天子所祭祀的对象。祭地的主要目的在于祈求农作物的丰收。周代时天子冬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二者分别位于国都南郊和北郊，故被称为郊祀。祭地所用的方丘即以水环绕的方形祭坛，象征四海环绕大地。 秦襄公时作西畤祀白帝，秦文公时改在雍立鄜畤郊祀白帝，后逐渐扩展为郊祀上帝的四帝畤，汉高祖增立北畤，成为雍五畤。但汉初的祭祀均由祠官负责，皇帝并不亲往。至汉文帝时开始亲祭上帝于雍五畤，汉武帝又于云阳县甘泉宫增立泰畤，作为祭天之所，但最初并无与祭天相配的祭地之所。 后土祠最初所在的位置被称为“汾阴脽”或“魏脽”，为位于汉汾阴县故城西北二里、原汾河与黄河交汇处东南的一处天然土阜，《水经注》载汾阴脽“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唐玄宗称之为“汾水合河，梁山对麓，地形堆阜，天然诡异”。传上古时期黄帝即曾在此祀地祇并扫地为坛，后祠内因此建轩辕扫地坛。 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方士新垣平称周鼎原在泗水中，黄河因决口而与泗水相通，又望汾阴有金宝气，意周鼎当出于此。于是汉文帝意欲在此建庙，通过祭祀以求周鼎出现，但其后又认为新垣平所言皆诈而未定。 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欲祀地神后土，以与祀天神上帝相配，太史令司马谈与祠官宽舒等认为应在泽中立圆丘祭祀，汾阴满足立祠的条件，与此同时汾阴人公孙滂洋等见汾河旁有光如绛，言之于武帝，于是在汾阴脽上建祠并亲临祭祀，后定以每三年亲祭一次。汉武帝时期共8次亲祭后土，传《秋风辞》即为祭祀后土途中而作。 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人巫锦在祠旁发现宝鼎，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异于普通鼎，汉武帝在确认为古鼎后，将鼎迎至甘泉宫并置于郊庙，有观点以此为改元元鼎的缘由。 汉成帝即位后，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张谭上疏认为，郊祀天地的场所应在都城长安南北郊方合古制，而去往云阳泰畤与汾阴后土祠祭祀一则劳民，二则危险，其中后土祠需要“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于是在建始元年（前32）在长安立南郊和北郊，分别取代泰畤和后土祠，此后又经历了一段反复的过程而最终确定，南北郊的形式最终发展为北京的天坛和地坛。 自汉后汾阴虽不再成为祀后土的重地，但其间仍有帝王亲至汾阴祭祀，如唐玄宗、宋真宗等。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以为农祈谷而亲祀后土，在修缮祠庙时再次获得宝鼎三座，因此改汾阴县为宝鼎县。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六月，河中府进士薛南等请祀后土，七月群臣上表复请。次年二月，宋真宗亲祀后土，并将祀后土的仪式与泰山封禅等同，成为重大的国家庆典。 金、元时期以祠庙所处较偏僻，帝王祭祀诸多不便而改为遣官祭祀。明代建地坛后，官祀后土的仪式便不在后土祠举行，后土祠也转变为民间祭祀场所。 2003年，万荣县政府举办了世界华人公祭后土圣母大典暨万荣首届后土旅游文化节，之后祭祀每年举办一次。 以下为历代帝王祭祀后土的情况表（载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碑阴《历朝立庙致祠实迹》）： 明代以前的后土庙均为官修，明代方改为民修。汉代的祠庙规模已不可考，至唐开元十一年（723年）重修庙宇后“规模壮丽，同于王居”。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因祭祀之需增修庙宇，并将其按国家级祠庙改建，其庙制亦成为北宋祠庙宫观建筑的代表，方志中称其“庄严宏钜，为海内祠庙之冠”。在今献殿内东侧存有刊刻于金初天会十五年（1137年）、明代重刻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以线刻图像的形式反映了北宋扩建后的规模。 按此碑记载，此时的后土祠南北长732步，东西阔320步，四周围以庙墙，四角建角楼。中路依次为大门五间（悬太宁庙匾额，两侧各有一三间的角门）、承天门三间、延禧门三间（两侧挟屋各一间）、坤柔之门三间、坤柔之殿九间和寝殿三间，东西两路为道院、斋堂等附属建筑。主殿前设有四重门，重门之间的院内建有不同时期的碑楼。主殿院四周以廊庑围合，正殿左右又有斜廊连东西庑，形成日字型平面的廊院。正殿坤柔之殿与寝殿以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殿前有一大一小两方台，南侧大台为露台，北侧小台为栏杆围绕的封石匮之坛。庙前建棂星门三间并围以矮墙，形成附加的外院。庙后为用墙围成半圆形的祭坛区，中间以横墙分为前后两院，南院为配天殿三间，北院为旧轩辕扫地坛，均建于高台之上。 汉武帝祭祀时建有行宫万岁宫，唐玄宗时亦建驻跸行殿奉祗宫，宋真宗改为太宁宫，主殿为穆清殿，用于在祭祀后宴请群臣。 元代时于庙后建秋风亭，其中藏以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所刻汉武帝《秋风辞》碑，明隆庆中亭废，改为建于庙前的秋风楼，在此可远眺汾河与黄河，“拥势华焕，赋咏无数”，同治重建时又移于庙后。 自明万历末年起汾河南泛，护堤倾剥，庙址渐陷。清顺治时黄河决口，祠庙被淹，仅存山门与秋风楼。康熙年间移地重建，同治初年因黄河河道东移再次迁建，至同治九年（1870年）定于现址。 2002年万荣县政府投入巨资对后土庙进行了维修。 后土庙坐北朝南，南北长240.81米，东西宽105.21米，总占地25268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兼戏台）三间、二连戏台七间、献殿五间、香厅一间、正殿五间和秋风楼。 二连戏台前有钟鼓楼，献殿前有配殿东西五虎殿各三间，东五虎殿供奉五岳大帝，西五虎殿供奉三国时蜀国的五虎上将，秋风楼东侧有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所作《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亦名《萧墙碑》）碑楼。各建筑中山门为元代所建，秋风楼为明代遗构，余均为晚清所建。 山门为重檐歇山顶，二连戏台、献殿与配殿为硬山顶，香厅为卷棚顶，正殿为悬山顶。 秋风楼建于16米见方的砖石台基上，楼身三层，高33米，面阔进深各五间，十字歇山顶，台基南面开门，门内正对墙上有一小龛，上题“扫地坛”。 祭地 郊祀 方丘 地坛 秦德公时立为都城，即雍都，且都雍后“雍之诸祠自此兴”（《封禅书》）。 祠畤为西汉时官方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其中祠泛称祭祀神鬼的场所，畤在《封禅书》中称为：“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专指祭祀天地、五帝，即举行郊祀的场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称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属于畤，却以祠称，但一般的祠却从不称畤。 此说异于周代立方丘祭地的礼仪。 《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鼎元年（116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于是改元为元鼎元年，但此说未见于《史记》，《资治通鉴考异·卷一·汉纪上》认为得宝鼎应在元鼎四年，元鼎年号是后来追改的：“然则得鼎应在四年，盖武纪因今年改元而误增此得鼎一事耳，非两曾得鼎于汾水上也。……然则元鼎年号亦如建元、元光，皆后来追改之耳”。 《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引述为“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汉武帝）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光绪荣和县志·卷二·古迹》：汾阴故城在今县北九里，诸志不详，所始按水经注则魏文侯所筑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汾水》：又西至汾阴县，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谓之汾阴脽。应劭曰：脽，丘类也。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宝物之精上见，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获宝鼎焉。迁于甘泉宫，改其年曰元鼎，即此处。 清·周景柱，《乾隆蒲州府志·卷十六·艺文》所录《唐元宗祠汾阴后土碑》。 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碑阴《历朝立庙致祠实迹》：轩辕氏祀地祇，扫地为坛于脽上。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礼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上文与史记同）于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 《汉武故事》：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棹歌，极欢乐兮哀情多。”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昔宝鼎之出于汾脽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口兼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藏与，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脽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 《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以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外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于是衡、谭奏议曰：“陛下圣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务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天子从之。” 《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祐，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王莽）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汾阴后土之祀，自汉武帝后废而不行。玄宗开元十年，将自东都北巡，幸太原，便还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为主，郊享泰尊以通神。盖燔柴泰坛，定天位也；瘗埋泰折，就阴位也。将以昭报灵祇，克崇严配。爰逮秦、汉，稽诸祀典，立甘泉于雍畤，定后土于汾阴，遗庙嶷然，灵光可烛。朕观风唐、晋，望秩山川，肃恭明神，因致禋敬，将欲为人求福，以辅升平。今此神符，应于嘉德。行幸至汾阴，宜以来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准式。”……及所司起作，获宝鼎三枚以献，十一年二月，上亲祠于坛上，亦如方丘仪。礼毕，诏改汾阴为宝鼎。 《历朝立庙致祠实迹》：唐玄宗开元十一年二月，祭后土于汾阴。初，上将幸晋阳。张说言于上，曰：“汾阴脽上有汉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复之，为农祈谷。”上从之。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志第五十七·吉礼七》：真宗东封之又明年，河中府言：“进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状乞赴阙，请亲祠后土。”诏不允。已而南又请，河南尹宁王元偓亦表请，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三表以请。诏明年春有事于汾阴后土。……详定所言：“祀汾阴后土，请如封禅，以太祖、太宗并配。其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阔十六步。八陛，上陛广八尺，中广一丈，下广一丈二尺。三重壝，四面开门。” 《乾隆蒲州府志·卷十六·艺文》所录《明李贤汾阴后土庙记》：郊祭天惟天子得以行之，社祭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以通行之。……凡水旱疾疫往祷者无有不应，而后土之神阴佑是方之人多矣。……本朝祀神悉从古制，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汾阴后土祠不复列于祀典，所以崇奉之者属于是方之人焉。 李文. 山西万荣县后土祠庙貌碑考略. 山西档案. 2012年3月.  清·马鉴、王希濂，《光绪荣和县志·卷二·坛庙》：汉时庙制不可得，详至开元修庙，规模壮丽，同于王居，号奉祗宫。宋开宝九年徙庙稍南，遣官致祀。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亲幸汾阴告祀，先一年修祠，倍益增丽，诏上额为太宁正殿。后金章宗元始祖并遣官致祭，其祠庄严宏钜，为海内祠庙之冠。自元已前并葺于官，明世始属民修焉。 按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所颁布的祠庙宫观建筑规制见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凡宫观之制，皆南开三门，二重，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拥殿。又置道院、斋坊，其观宇之数，差减于宫。 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上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42–44. ISBN 7-112-04562-2.  《光绪荣和县志·卷二·古迹》：万岁宫，汉武帝祀后土时作，神爵元年行幸河东祀后土诏曰幸万岁宫。奉祗宫，唐开元十一年祀汾阴建为驻跸行殿。太宁宫，宋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阴至宝鼎县奉祗宫，有黄云随天书辇诏，改奉祗宫为太宁宫，中有穆清殿，祀毕享群臣。 《光绪荣和县志·卷二·坛庙》：初，祠前有秋风楼，拥势华焕，元时刻汉武帝秋风辞于石，贮楼之下，赋咏无数。《光绪荣和县志·卷二·古迹》：秋风亭在后土庙后，元时建，刻汉武帝秋风辞于石，以藏其中，故名，明隆庆中没于汾。秋风楼在后土庙前，藏汉武帝秋风辞石刻，因署秋风楼。今沦于河。……想元时所建刻秋风辞石者本系亭，后亭废建楼。藏之亭在后土祠后，楼在后土祠前，亭没于隆庆，楼没康熙元年，两无疑矣。 《光绪荣和县志·卷二·坛庙》：万历之末，汾水护堤倾剥，汾脽渐陷。……国朝顺治十二年黄河水决，古后土祠为所沦荡，秋风楼及门殿存焉。康熙元年河再决，并没秋风楼，于是脽上旧迹尽泯矣。今后土庙盖是岁河决后，知县张锡文因旧祠所遗木植创新祠，未及成而去。知县陈觐圣为继成之，在庙前村北。同治元年河决，祠复圮，九年知县戴儒珍重建于闫村村北，为后土新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至第五批·第Ⅰ卷. 文物出版社. 2004: 362. ISBN 7-5010-1525-2.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万荣后土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