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

李建成（589年—626年7月2日），小字毘沙門，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人，中國唐朝高祖李淵嫡長子。本為唐高祖太子，後被其弟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以箭射死。後建成諸子亦被世民全數處決，以绝后患，父子皆除宗籍。后来李世民即位，恢复李建成宗籍，追封息隐王，以亲王礼改葬，后又追封隐太子。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李建成作为长兄携李元吉等家属在河东居住，李建成受李渊之命在河东秘密结交英才。李世民与刘文静首次参与策划，劝父亲起兵。《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说起兵为李渊本意：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渊就已有建立帝业的念头，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密谋，但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且隐忍。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被委任太原留守，暗自高兴，认为这是上天之意。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渊决心起兵，但顾及李建成等家眷尚在河东。按《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并不是李世民策划和劝说李渊，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渊以勾结突厥为由，铲除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准备于晋阳起兵。 李渊派使者与晋阳北面的突厥结盟，以保后方的安全稳定。但是突厥要李渊脱离隋杨政权，自立为天子，李渊不愿答应。尽管刘文静等人屡次劝说李渊却并策划了“兴国寺兵谏”，但是李渊仍不妥协。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密召李建成携第四子李元吉等家眷从河东到太原。此行路途艰险，又有隋兵追捕，李建成的一个弟弟李智云便死在路上。李建成的到来，棋局顿活，一直怂恿李渊起兵的裴寂、刘文静等人即刻邀建成、世民一同去“请(李渊)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 这个建议马上被李渊接受。在随后兵变全程，每逢军政要事，李渊必与李建成等相商以定。李建成参与起兵的战略制订和组织领导工作。 后李建成和李世民随李渊西征长安，李元吉守太原。义军未经训练，建成立整肃三军。路上的水果蔬菜，非买不食。如有人窃取者，则赔钱，亦不追究所窃之人。百姓赠送蔬食壶浆者，也与将士们一同分享。对赠送的酒肉则不接受，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至西河城下，李建成亲自前往安抚，百姓纷纷来投，只有郡丞高德儒不肯归降，李建成于是率军攻打，郡司法书佐朱知瑾从城上将李建成兵马引进城中，生擒高德儒后斩首，其他人全部赦免。建成平定西河，往返只用了九天时间。李渊赞：“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封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 同年七月，进图关中，驻军贾胡堡。八月，李建成建议开始进兵霍邑，李渊担心霍邑守将宋老生坚守不战。李建成认为宋老生虽然之前可以平定盗贼，其人出身寒微，有勇无谋，可以引诱他出战。李渊派几百个骑兵往霍邑城东，在距城五六里的地方安营，等待步兵。李建成与李世民各只率领几十个骑兵直到霍邑城下巡视。李渊又将部下分为十几队从城东南巡至西南，做出好像要安营又要攻城的样子，让殷开山率领后军开始进军。宋老生见城下打算安营的兵马数量不多，李渊后军尚未前来，于是将三万人一分为二，自己带人从东门杀出，另一队从南门杀出。李渊担心宋老生不会离城太远，让李建成率领左军，李世民率领右军，断掉宋老生的回城之路，李渊自己率军假装撤退，宋老生见李渊撤军，以为是李渊怕了，引军向前，在距城一里处列阵。殷开山率领步兵前军列阵，后军相继而至。还没交战，李建成与李世民率军作出大攻霍邑东门南门的样子，李渊放出谣言说宋老生已被斩首，宋老生兵马听到后，舍弃兵仗四散奔走。城门又被李建成、李世民所堵，宋老生无法回城，城上人放下绳子想要将宋老生拉上去，军头卢君谔趁机将宋老生斩杀。（此处《大唐创业起居注》与《旧唐书》 不一致，《旧唐书》称载李渊被宋老生击败，李建成坠马，此战皆由李世民一人完成。） 九月，李建成率领刘文静等数万军队拒守潼关，兼守永丰仓，以防止屈突通河东驻军来追击，慰抚使窦轨等人也听其调遣。屈突通闻知李渊西行入关，亲自率兵几万人赶赴长安，被刘文静所阻。屈突通想去潼关向刘纲靠拢，王长谐抢先率兵袭击并斩杀了刘纲，占据了都尉南城，屈突通不得不退守都尉北城，唐军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高兴地说：“屈突通向西不能前进，向东没有退路，只得观望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已经不必再顾虑他了。”于是命令李建成从永丰仓的驻军挑选精兵，取道新封奔赴长乐离宫。 李渊攻入长安后，立代王杨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掌握朝政，以李建成为尚书令。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春，李建成和李世民为正副统帅东征洛阳不克返回，夏，李渊在长安即位，立李建成为太子，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 李唐开始全面启动统一方案：西线以李世民为元帅，由刘文静、殷开山为副，继续讨伐薛举；李建成与李渊为东西南北及长安几条战线做准备，积极整顿朝纲，调兵遣将，为宰制全国加紧筹备着，此事关全局性的战略实施和物资保障，战线如下： 南线：武德元年七月，李瑗安抚山南。 段纶任益州刺史，为关中提供稳定的后备物资。 四川在三国时期就已是富庶地区，意味关中及东线，物资充分保障。派郑元寿领兵击朱桀，派许绍、李靖、李孝恭对付萧铣部队。 北线：李渊遣李琛、郑元寿贿赂突厥始毕可汗，稳住突厥，牵制突厥附属势力梁师道，派将经营北边。 东线：李密兵败降唐后，李渊派李神通安抚山东。李世民击败薛举后，又派世民到东线战场。派盛彦师锄掉李密，笼络李密谋臣魏征，派魏征安抚山东，还积极瓦解王世充部署，派人笼络幽州罗艺部队。 西线：联合土谷浑讨伐李轨，后派安修仁安抚平定李轨。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司竹盗贼祝山海作乱，自称护乡公，李建成率桑显和前往将其平定。 四月，凉州人安兴贵擒获凉王李轨，率众以河西诸郡向唐朝投降，李建成奉命前往原州接应。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刘武周被击败后逃往突厥，七月，李渊令李世民征讨王世充，令李建成镇守蒲州，防备突厥。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军占领洛阳后，李建成派任瓌、盛彦师安抚河南。七月，刘黑闼起兵，刘黑闼为窦建德的部将，窦建德降唐后，由于李唐对降将没有实行安抚政策，加上降将的疑惧心理，激起他们的反抗。刘黑闼很快复夺故地。李渊先后派李世民、李元吉征讨，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民心不稳，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很大，再夺故地，李建成接受魏征、王珪建议，请令征讨。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李建成替代李元吉，成为讨伐刘黑闼的唐军主帅。经历隋末战乱，百姓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盼望国家安定。窦建德部将刘雅对劝他起兵的人说：“天下已安，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史载“时天下大定，其（高开道）将士多山东人，思还本土，人心颇离。”因此，李建成接受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十二月，李建成于魏州大获全胜。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初五，刘黑闼逃到饶阳，被诸葛德威擒住，送到李建成面前。二月，李建成在洺州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李唐处死窦建德，激化了未附的山东豪杰，使山东部分力量对李唐缺乏信任，分化了山东豪杰对世民的支持。李世民在洛阳对部署及战败者的私下许诺不能兑现，弱化了世民的权威。平洛阳后，李建成、世民兄弟之间权力发生了碰撞，李世民有不服从调遣的倾向，威胁着太子建成的权威，开启了兄弟权力之争的序幕。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政治斗争中，李建成不断得到李渊的信任和支持，长时间都占据优势，但是与其弟李世民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早在武德二年（619年），李建成下属李纲就在向唐高祖辞职时称李建成“信谗慝、疏骨肉”，可见最早在那时，兄弟间隔阂已生。 李建成在秦王攻打王世充时，陈兵蒲城防备突厥的举动。统一战争结束前，李建成多次巡防北边防线，指挥所部主动出击。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初一，李世民出兵讨伐王世充。十三日，李建成到达蒲州驻屯，防御突厥，并于廿五日指挥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来犯的梁师都和突厥、稽胡联军。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稽胡酋帅刘仚成拥众数万作乱边疆，正月廿三日李建成率军征讨，于鄜州与刘仚成军交战，大破刘仚成，斩首百余级，俘虏一千多人。 李建成放走各稽胡首领几十人，让他们回到部落招降其他首领，刘仚成得知后与其他首领前来请降，李建成见这些部落民族兵马太多，害怕他们再次作乱，准备将他们全部杀死，消息泄漏，刘仚成逃往梁师都那里。李建成处死稽胡降兵六千余人。 八月初二，李建成再次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十一日，李建成出豳州道，防御突厥。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八月七月廿五日，李建成驻屯于北部边境，防备突厥。 武德四年八月至武德五年十月，李建成一直局部打击突厥，并初步部署了与突厥决战的战线。在东线战争扫尾工作中，李建成整编世民所部，领兵安抚山东刘黑闼部，巡幸幽州罗艺部队，构建打击突厥的战线，处理一切有勾结突厥倾向的将领，净化内部，为战胜突厥做铺垫工作。李渊与李建成还积极调整人事部署。 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描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初三，李渊带着李世民和李元吉去铜川离宫仁智宫避暑，太子李建成监国，于京城留守。李建成趁勾结自己的死党，原任太子东宫侍卫庆州都督杨文干，让杨文干为自己招募骁勇，阴谋发动政变。并且命人送铠甲给杨文干。然而，负责送盔甲给杨文干的尔朱焕和桥公山在极端的恐惧之下，主动向李渊报告了这件事情。李渊赶忙召李建成觐见。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舍人徐师谟劝李建成据城起兵，李建成没有听从，而是听从詹事主簿赵弘智的意见，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屏去官属，直接入内叩头请死，自投于地，不能起，几乎丧命。高祖将其囚禁在帐内，以麦为其充饥，同时命宇文颖前往庆州宣召杨文干。宇文颖至庆州以情告杨文干后，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干发动兵变。李渊先派钱九陇、杨师道出兵镇压。六月二十六日，李渊向李世民许诺太子之位，以换取他平息叛乱。李世民出征后，李元吉与妃嫔为李建成求情，大臣封德彝固谏，李渊竟改变主意，令太子回京。七月初五日杨文干为部下所杀，宇文颖被俘斩。李世民回来后，李渊只字不提改立太子之事。最后，李渊将此事处理为“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东宫的王珪、韦挺 和秦王府的杜淹，将他们流放到隽州。李世民知道杜淹没罪，送给他三百两黄金。 此事件为太子谋反，处理结果却是“兄弟不睦”；李世民本是带兵平叛，却遭到部下被流放的处罚。根据唐朝刘餗《隋唐嘉话》，里面有“人妄告东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引用了这句话。章太炎，李树桐等学者认为：《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事连李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所谓“杨文干事件”是秦王府策划的阴谋。 同年，唐高祖在城南打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相从，高祖命三子驰射角胜。李建成将肥壮却喜欢蹶的胡马给李世民，李世民乘之，马屡蹶，李世民却总能及时跳到数步外，便对宇文士及说：“他想这么杀我，但死生有命，怎么能伤到我？”李建成得知后，就让妃嫔进谗言，称李世民自称有天命为天下主。高祖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再召李世民指责，但正逢突厥入寇，高祖又改变态度与李世民商议对抗突厥。 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持的基础，以此来与李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李建成召李世民到東宮飲酒，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升」，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宮。李世民认为是李建成有心毒杀自己。唐高祖想派李世民去守卫洛阳，避免兄弟进一步冲突，但李建成和李元吉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会使李世民在洛阳建立自己的势力，提出反对，高祖也就没有这么做。 李建成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首都长安的力量，因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称长林兵。李建成长期在长安经营，与长安的官员和高祖许多妃嫔关系良好，尤其與高祖最寵愛的妃子尹德妃、张婕妤兩人關係密切，她們經常在高祖面前說李建成的好話：「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臣妾母子定無孑遺。」「東宮慈厚，必能養育臣妾母子。」等話，使李建成一直保持李渊对其的信任。 李元吉曾劝李建成趁李世民来齐王府时杀之，但李建成不想杀弟弟，阻止了。 当大唐王朝开始渐渐稳定下来的时候，李建成一方和李世民为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已逐渐产生的隔阂，终于表面化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建成为了削弱来自李世民的威胁，作出了种种应对，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算计了李世民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将其开革，而后又派人行刺了李世民的重要将领尉迟恭，失败后又詆毀尉迟恭，尉迟恭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为削弱李世民力量，当突厥人于公元626年初入侵边境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去抗御突厥人，并想要趁机带走李世民幕府的精锐将领和士兵，李建成和李元吉还重金贿赂李世民手下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戈相向，但尉迟恭、段志玄都拒绝了他们的拉拢。李世民对此展开了反击，在军方中立将领的默许中，做好了武装政变的准备。为此李世民收买了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使其听命于己。 这时，李建成手下的率更令王晊又向李世民泄露李建成、李元吉意欲在昆明池杀害李世民的计划，李世民遂在部属建议下决意发动政变。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唐高祖告密李建成、李元吉與尹德妃、张婕妤通姦偷情，淫乱后宫。唐高祖立即对四人私通亂倫一事进行查验。次日一早，张婕妤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李元吉，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說明詳情，因此打马直奔太极宫，想为自己辩护，结果在玄武门遇到李世民的埋伏，李建成被李世民本人引弓射杀，終年37歲，李元吉也被尉迟恭射死，史称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随后掌握了宫中的禁軍部隊，唐高祖李渊无力回天，只得下诏以李世民主军国事。事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巨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等人都因而被杀，还在宗室的名册上被删除名字。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在其即帝位后，于十月初一丙辰日（626年10月26日）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并以亲王礼仪规格下葬，诏李建成东宫旧臣来会，于宜秋门哭之，谥隐。貞觀元年，唐太宗以宗室子李怀仁为李建成后嗣，后改以己子李福为李建成后嗣，貞觀十六年六月庚寅（7月8日）又追封为隐太子。 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发现變文經卷的唐代小说《唐太宗入冥記》，描述玄武門事變的經過，原件藏于大英博物馆。 太子太保杜伏威； 太子詹士、太子少保李纲； 太子左庶子、太子詹士裴矩； 太子詹士窦轨； 太子左庶子郑善果； 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允王珪； 陇西公友、太子中舍人、太子洗马贺徳仁； 太子洗马魏征； 陇西公府咨议参军、左元帅府录事参军、率更令萧德言； 典膳监任璨； 太子中舍人殷闻礼； 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李立言； 詹士府主簿、太子舍人赵弘智； 陇西公府记室、太子舍人庾抱； 太子舍人徐师谟； 太子通事舍人杨弘礼； 太子通事舍人张弼； 宫门大夫、太子家令韦庆嗣； 太子率更令卢赤松； 率更丞王眰； 太子监门率马三宝； 东宫左率府录事参军张楚贤； 以上见《墓志所见玄武门之变》作者：赵壮，南京大学。 太子率更令窦师干； 太子左卫率裴龙虔； 属官李安俨； 车骑将军、武安县公、副护军薛万彻； 翊卫车骑将军冯立； 世子府谘议参军、东宫中舍人王皀；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 宿卫杨文干； 太子千牛李志安； 谷州刺史任瑰； 陇西公府祭酒、太子左卫骠骑、检校左率韦挺； 太子左千牛、上大将军李义余； 军头雷永吉； 左領军长史陈演寿； 太子左千牛，右卫率府亲府队正王大礼； 太子右千牛、右率郎将徐慈政； 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欧阳询； 太子学士陈子良； 司农卿、阳城县公、开府仪同三司、农圃监韦云起； 鸿胪寺卿韦庆俭； 太子家令、彭城郡公韦庆嗣； 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 太子中王知敬； 太子左卫率兰谋； 长林军可达志； 东宫左监门卫副率哥舒季通； 在正史中，李建成和李元吉都被说得一无是处：李建成则无才无能，桀骜难驯，终日沉湎打猎酒色。李元吉则是暴虐无道，荒淫无度。这至少是这一时期，传统史料对二人形象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司马光曾指出当时的实录对李建成和李元吉有偏颇不实之处。 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学大师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建成传后》 指出：“史之失官，莫如书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按玄武门之讼，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伏兵门侧，而隐太子无衷甲之卫，是太子无欲杀太宗心，借曰计虑不及，魏征之智，岂后于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征亦未尝劝之杀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音“诉”，诽谤意）于神尧者，与炀帝愬太子勇语绝相类，被鸩心痛，亦饰为之耳。又攻及隐昧，云太子与宫嫔乱，谁见之谁证之？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吴兢刘昫不能为同异，虽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独一刘餗明杨文干事为诬告，而国史不采。司马公颇欲阙疑，然不能尽汰也。夫以神尧素染胡俗，非滞于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过于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惮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隐太子无所变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议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乏粮，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仡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温大雅后亦为太宗所用，而《创业起居注》未尝剟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编今其书具存。）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 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闇，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盖史者所以督视人君，唐初《两朝实录》，则房玄龄删定以奏御者，其书玄武门之变，太宗且教令肆言之，是故论功则尽归于此，举恶则尽委于彼。此犹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狱。狱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虽然，有时直坐罪齐王而称建成仁厚，此亦周内之不能尽也。” 中國知名文史學家黄永年在《唐朝盛衰三百年：唐史十二讲》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陷之词的影响。 然而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 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一）在出征问题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据《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 （二）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 （三）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隋唐史专家李树桐在《唐史考辨》第九章“唐隐太子建成军功考”中指出：“及太宗即位以后，必需要说出自己得即帝位的合理合法的根据来。于是造自己的功，造建成的过等等一套工作，是势必要作的。在这个原则下，自然不能不去掩没建成的军功。 许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实录，掩没建成的军功一项工作，就在所修实录里完成。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 对建成立的军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 对建成部下将领立军功的，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如克长安之役，将雷永吉改名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 （三） 对建成的职权或官衔从略，使受建成指挥的军队所建之功不属于建成。如书“太子屯蒲州以备突厥”，及以后各战役是。 （四） 对建成部属的战功，特别从略。如太子建成平刘黑闼时，他的部将钱九垄、窦琮等的军功，毫不加描述。若与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窦建德时对秦王及其部属军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数十或百分之一。 （五） 对建成的军功或战胜，往往改为战败或罪过。如霍县之役。” “起居注”是史书的一种体式，史官依实记录帝王每日言行，按年代顺序编成。按规定，起居注是不准被记录者本人看的，善行恶举必记不漏。所以，其真实性不容质疑。按惯例，帝王大行之后，要依起居注修实录，实录既成，起居注即被销毁，就是不毁亦因实录的存世而起居注不再受重视。所以，唐以前的起居注早已不复存在，而唐代也仅此一种，弥足珍贵。 贞观9年，李渊死后5个月，李世民第一次要求看《起居注》，未遂。 《贞观政要》记载说：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太宗《起居注》。李世民想取过来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当然一定要记。”黄门侍郎刘洎：“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记。”《旧唐书·褚遂良传》和《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也载有此事。 次年，太宗再度要求看《起居注》 ，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太宗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七卷亦有记载。 这一行为给史学考究带来极大困难，也遭到章太炎等学者的指责。之后学者在依据贞观史料写成的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发现大量删改史实的痕迹，这些史料往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合常理。这些在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文章书籍中都有揭露。王觉仁说，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无可辩驳。认为这是由于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被杀，李世民即位，史臣在编撰实录和国史时，有意篡改了史实真相。 作者温大雅（572年－629年），字彦弘，太原人，曾任被李渊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 由于其长期置身中枢，又亲历了李唐王朝从酝酿到玉成的全过程，公余修史，先后撰成《大丞相唐王官属记》二卷、《今上王业记》六卷和《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剑桥中国隋唐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太原起兵至武德元年（618年）李渊长安称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诸如李渊联络豪杰、酝酿起兵、南下灭隋、在长安立代王及被拥戴登基等。这段时间温大雅做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所记多为亲见亲闻亲历。 《大唐创业起居注》约成书于高祖武德年间，涉及内容非常详赡丰富，比之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言记事多有出入。摘其要者，如太原起兵的主谋是谁，李建成于灭隋过程的功业如何？以及李渊屈节突厥、李渊与李密的关系等，而《大唐创业起居注》似更贴近当时史实，这也是历代治唐史者的共识。 关于太原起兵的主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官修正史均归功李世民，《新唐书·高祖本纪》说，大业十三年（617年）高祖做太原留守后，“世民阴与（裴）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后李渊被逼无奈：“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作为大唐帝国开国皇帝的李渊，在正史中，仅是个缺乏主见，任由李世民和其谋臣摆布的人，从太原起兵直至建国，几乎没起什么作用。 而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则完全不同，李渊不仅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而且为人英明、决断、足智多谋，李世民仅起了协助作用。如同样是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帝（李渊）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此言谋隋而代之的雄心已暴露无遗了。若比较后代官修正史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在李渊起兵灭隋这一过程中，由于温大雅是按当时所见所闻所历及时记载下来的，所以不像正史受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左右，应该说他的记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在这个问题上，温大雅作为秦王李世民的亲信，在书中未免有夸大世民、贬抑李建成之处，但毕竟与正史受到太宗执政时期损益的史书截然不同，也被认为是相对客观公正的记录。由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是靠杀兄逼父登上皇帝宝座的，而后世修史往往会替尊者讳。并且太宗“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已为玄武门定下基调。故在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这样的官修史书中，不仅要给李世民的夺位赋予正义的光环，还要对玄武门之变的受害者大加贬斥。如开创唐帝国的主角李渊庸庸无能，而太子李建成在灭隋兴唐的风云际会中更一无是处，或曰他的功绩簿上一片空白。 但温大雅在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李世民还仅是秦王，与太子也未发生夺位之争，因而温大雅虽然与秦王关系殊近，却不会也不敢厚此薄彼，只能秉笔直书。所以，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太子李建成随父起兵争战，一路政绩战功卓著（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大郎、二郎并提）。就在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李世民苦谏父亲勿从霍邑前线回师太原这件事上，《大唐创业起居注》也明确记录，这是李建成与李世民共同的主张，而李渊也是欣然接受，并无“哭谏”一事。《唐俭墓志》《攀龙台碑》则认为此事存在，但分别认为应归功于唐俭和武士彟。 关于两唐书中所记载的李建成加害李世民等事情，由于政治斗争之残酷，其有待详查。 新旧唐书李建成传都差不多，安排在杨文干事件之后。“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资治通鉴》采用倒序手法，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一日条目下，正是玄武门事变前3天。《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旧唐书·房玄龄传》则把这一事件安排在建唐之前，而且没有提到毒酒，只是中毒。接着就是房玄龄献计诛杀兄弟逼退父亲。“太宗尝至隐太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 方连辛《史官杰作》一文认为，此事普遍被考证为贞观群臣作假。原因如下：其一，李世民与李建成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其二，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其三，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其四，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玄武门事变为6月4日）。以上说法被普遍接受，有学者认为以上说法存在破绽。 有学者认为李建成不大可能会下毒。兄弟三人一起在东宫喝酒，如果李世民出了意外，那么责任很明显要他来承担。李渊虽然这时对李世民已经不如当初了，但毕竟“反迹未明”，若此时真出了这样的事李渊应该不会善罢干休，必会追究李建成责任。而对于李建成来说，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走这一步。也有说法认为，李元吉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不知道的情况下下了毒。 温大雅：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郊庙歌辞·隐太子庙乐章·迎神》：苍震有位，黄离蔽明。江充祸结，戾据灾成。衔冤昔痛，赠典今荣。享灵有秩，奉乐以迎。 《送神》：皇情悼往，祀仪增设。钟鼓铿锽，羽旄昭晣。掌礼云备，司筵告彻。乐以送神，灵其鉴阕。 刘昫：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司马光：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則亂何自而生矣。 王夫之：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响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指出：其实从第一手文献《大唐创业起居注》来看，从太原起兵到高祖进入长安称帝建唐，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至于政事上，《旧唐书·建成传》说建成当了皇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书，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建成主持日常工作，学习做皇帝。而史书即使按太宗李世民定的调子多作改窜，也找不到建成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倒可以知道建成在这方面的经验至少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李建成墓碑被盗多年，2013年出现于一起经公安机关破获的盗墓案中，6月8日对外公布，全文五十五字。 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于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已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墓志记载的高阳原为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具体出土地点约在郭杜镇西北的羊村。墓志上谥号“隐”字明显为剜磨去原字后改刻。《唐会要》记载： 贞观二年三月（据志文当为正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知当时墓志本已刻好，后依太宗旨意改字。挖去的字当为原来谥号“戾”字。 太子妃郑观音，生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隋朝大业十年（614年）嫁李建成。 郑观音比丈夫年轻十岁，成婚时李建成已虚岁二十六岁，且二人成婚时间比丈夫的弟弟李世民与弟媳长孙氏成婚时间更晚，推测郑观音并非李建成原配。卒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年78。出自荥阳郑氏，北魏太常卿，徐州刺史郑道玉的曾孙女，北魏司徒府长史、谏议大夫、颍川郡太守、吴山郡公郑谌的孙女，北齐本州大中正、吴山公、隋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括州刺史郑继伯之女。早年史书中，关于李建成太子妃的记载仅“李安严（李安俨）与隐太子同取郑氏”一句。 承徽杨舍娘，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卒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年71。出自弘农杨氏，北魏使持节大将军、鄜豳燕成文扶邓赵八州刺史、傥城郡公杨绍曾孙女，使持节仪同大将军杨长孙女，隋通化府鹰扬郎将杨珉之女。武德初（618年）以良家子入宫，封承徽（良娣、良媛之后为承徽，从五品）。有女乐陵县主，永徽中封，嫁洛州温县令于善询。 长子李承宗，620年六月封太原郡王，早卒。 次子李承道，620年六月封安陆郡王，626年被誅。 三子李承德，河东郡王，626年被誅。 四子李承训，武安郡王，626年被誅。 五子李承明，汝南郡王，626年被誅。 六子李承义，钜鹿郡王，626年被誅。 次女李婉顺，嫁刘应道为妻，封闻喜县主 乐陵县主，杨舍娘所生，嫁洛州温县令于善询。 五女归德县主，郑观音所生 大業十三年六月沒有己卯日，懷疑此處筆誤，應為五月己卯（即五月三十日）。 一说，李智云因为年幼被李建成故意丢下，被隋朝官吏逮捕，后被阴世师所害杀死。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a1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在维基数据编辑] 《舊唐書·卷64》，出自刘昫《舊唐書》 《新唐書·卷079》，出自《新唐書》 《旧唐书·列传第十四·李建成传》 《新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隐太子传》：“隋末，高祖被诏捕贼汾、晋间，留建成护家，居河东。” 《大唐创业起居注》：“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 《旧唐书·高祖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大唐创业起居注》：“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唐创业起居注》：“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意指遭受囚禁），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覩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令军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其果然。’遂杀之以起兵。” 《大唐創業起居注》：“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懽甚。” 《大唐创业起居注》：“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 《大唐创业起居注》: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 《大唐创业起居注》：帝将麾下左右轻骑数百，先到霍邑城东，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营，且遣大郎、二郎各将数十骑逼其城，行视战地。帝分所将人为十数队，巡其城东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营而攻城者，仍遣殷开山急追马步等后军。老生在城上，遥见后军欲来，真直谓逼其城置营。乃従南门、东门两道引兵而出，众将三万许人。帝虑其背城不肯远斗，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左右军，大郎领左军，拟屯其东门，二郎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仍命小缩，伪若避之。既而老生见帝兵却，谓为畏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等所追步兵，前军统列方阵，以当老生中军，后军相续而至。未及战，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义兵齐呼而前，红尘暗合， 鼓未及动，锋刃已交，响若山崩，城楼皆振。帝乃传言已斩宋老生，所部众闻而大乱，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门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悬门不发。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绳引之，老生攀绳欲上，去地丈余，军头卢君谔所部人等，跳跃及而斩之，传首诣帝。 《旧唐书·李世民传》：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无，唐朝：丙寅，遣世子陇西公将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谐、姜宝谊、宝琮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备他盗，尉抚使人窦轨等受节度焉。 司马光．《资治通鉴》：无，北宋：屈突通闻渊西入，署鹰扬郎将汤阳尧君素领河东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数万趣长安，为刘文静所遏。将军刘纲戍潼关，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长谐先引兵袭斩纲，据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无，唐代：帝曰：“屈突东行不可，西归无路，观吾成败，方有所之，不可为虞矣。”乃命龙西公量简仓，上精兵，自新丰道趋长乐离宫。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云：（武德元年）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瑗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崔民干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为尚书左丞，以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璡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公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蜀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渤海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云：（李世民）浅水原一役，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回长安，文静等皆坐除名。 《资治通鉴》：八月，薛举遣其子仁果进围宁州，刺史胡演击却之。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会有疾而止。辛巳，举卒。太子仁果立，居于折城，谥举为武帝。 《资治通鉴》：薛仁果之为太子也，与诸将多有隙；及即位，众心猜惧。郝瑗哭举得疾，遂不起，由是国势浸弱。秦王世民至高，仁果使宗罗将兵拒之；罗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其将粱胡郎等帅所部来降。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粱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大喜，尽锐攻之，粱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陈于浅水原。罗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陈，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骁将浑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李建成在初唐军政格局中的地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曹印双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戊辰，遣黄台公瑗安抚山南。 《资治通鉴》武德三年“八月，丁酉，南宁西爨蛮遣使入贡。初，隋末蛮酋爨翫（wan）反，诛，诸子没为官奴，弃其地。帝即位，以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 《新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三·宗室 《旧唐书·李建成传》：二年，司竹群盗祝山海有众一千，自称护乡公，诏建成率将军桑显和进击山海，平之。 《旧唐书·李渊传》：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称天子，国号郑。辛亥，李轨为其伪尚书安兴贵所执以降，河右平。 《旧唐书·李建成传》：时凉州人安兴贵杀贼帅李轨，以众来降，令建成往原州应接之。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五 《旧唐书·李渊传》：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新唐书》卷九十《任瓌传》： 高祖讨捕于汾、晋，瓌上谒辕门，承制署河东县户曹。高祖之晋阳，留隐太子托之。义师起，瓌至龙门请见。 王世充数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国公。秦王东讨，瓌从至邙山，主水运饷军。关东平，为河南安抚大使。 太子废，瓌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贞观四年卒。 《旧唐书·李建成传》：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旧唐书·李渊传》：冬十月癸酉，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时山东州县多为黑闼所守，所在杀长吏以应之。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闼战于下博，道玄败没。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丙申，幸宜州，简阅将士。十二月丙辰，校猎于华池。庚申，至自宜州。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 李建成在初唐军政格局中的地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曹印双：条战线进展情况： 东线先有李绩降唐，后王世充部秦叔宝、程知节、田留安、李君羡、李厚德来降，徐圆朗、罗士信、杨虔安来降。而任瓌、刘弘基、秦武通等牵制了王世充西扩与北进。此安抚之功应归功于建成、魏征，尤其是李绩的降唐，无疑是扭转整个山东军政格局的关键。 李唐与刘武周之战是统一战争中打得最艰难的，先有齐王元吉、窦诞、宇文歆、刘政会之败，后有姜宝谊、李仲文、裴寂之败，再有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之败。619年，李世民、兵部尚书殷开山发关中劲旅全力攻刘武周。殷开山、秦叔宝统军在美良川一战打败刘武周将宋金刚部，李世民亲自督率大军在河东王行敏的帮助下于安邑再破宋金刚部。后西河公张纶、秦武通连胜。在介休大破宋金刚部，收降了刘部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陆续收降樊伯通、张德政、杨伏念、高满政等。刘武周、宋金刚死后，苑君璋率刘武周残部为处罗可汗扶植的杨隋后裔政权效力。 秦王李世民战胜刘武周的其它重要原因有：一、处罗可汗遣弟步利射率两千人马助唐。二、王世充被任瓌、李神通等牵制，窦建德受罗艺、王君廓的牵制，使他们无力东下、北进。三、世民派唐俭、李道宗、宇文士及安抚尉迟敬德取得重大突破，收刘武周八千劲旅，为世民部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关于得突厥军队大力支持：始毕可汗卒后，刚上台的处罗可汗为了稳定内部，同时他又受义成公主影响，改变了始毕可汗对李唐的战略。处罗为扶植杨隋傀儡政权成长，得到了李渊集团私下许诺给突厥扶植的新政权以土地的条件。 必须承认，刘武周的灭亡，大大长了李唐声威，致使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萧铣所部纷纷来降，尤其是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督军讨伐王世充，与任瓌、史万宝、黄君汉、刘德威、王君廓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后，王世充部纷纷来降。其中张公谨与崔枢的投降最为重要，他们被归编到建成的亲信任瓌部。而任瓌在李世民攻打王世充及窦建德时，是供应军粮物资的核心领导人。可以看出李建成通过粮道制约着前线部队，因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比拼的是前线物资的供应能力。 与窦建德、王世充之战，确实体现了李世民非凡的军事才能。但洛阳之战后期，实际已经大势所趋，王世充只是负隅顽抗罢了，灭王世充之功也没什么特殊的。相比建成在长安与父亲运作全国局势来说，地位自然处于低位。不过值得说明的是，世民在前线一直与军队的将领们出生入死，在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将近三年时间里，世民在山东军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李建成。在魏征劝谏下，建成借平定山东刘黑闼之机，力图在山东军中树立自己的威望。 唐军占领洛阳后，李建成派任瓌、盛彦师安抚河南，又派李神通安抚山东。李唐处死窦建德，激化了未附的山东豪杰，使山东部分力量对李唐缺乏信任，分化了山东豪杰对世民的支持。李世民在洛阳对部署及战败者的私下许诺不能兑现，弱化了世民的权威。平洛阳后，建成、世民兄弟之间权力发生了碰撞，世民有不服从调遣的倾向，威胁着太子建成的权威，开启了兄弟权力之争的序幕。 《旧唐书·李建成传》：四年，稽胡酋帅刘仚成拥部落数万人为边害，又诏建成率师讨之。军次鄜州，与仚成军遇，击，大破之，斩首数百级，虏获千余人。 《旧唐书·李建成传》：建成设诈放其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所招慰群胡，仚成与胡中大帅亦请降。建成以胡兵尚众，恐有变，将尽杀之。乃扬言增置州县，须有城邑，悉课群胡执板筑之具，会筑城所，阴勒兵士，皆执之。仚成闻有变，奔于梁师都。竟诛降胡六千余人。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武德四年八月，命太子安抚北边。建成武德四年，北伐稽胡，断突厥羽翼，收复张长逊部，派将驻扎，调张长逊为益州行台右仆射。时各道有事则设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 突厥寇并州，遣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击之。 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击之。甲申，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破之。十月壬辰，林州总管府刘旻击刘仙成，大破之。仙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云：武德五年，一月庚辰，延州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保其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迁击破之。六月，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八月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中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闼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燕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应为豳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暗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十月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突厥，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资治通鉴：会有人告郭子武谋反，王行敏将其斩首。 新唐書 高祖本紀：乙巳,太常少卿李仲文謀反,伏誅。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云： （四年）十月庚戌，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及诸州并隶焉。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行台尚书令得承制补署。其秦王、齐王府官以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云： 十月，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为郡王。 《新唐书》卷九十八《王珪传》云：建成为皇太子，授中舍人，遣中允，礼遇良厚。太子与秦王有隙，帝责珪不能辅导，流雟州。 《旧唐书韦挺传》云：（武德）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宫，会有上书言事者称太子与宫臣潜构异端，时庆州刺史杨文干构逆，伏诛，辞涉东宫，挺与杜淹、王珪等并坐流于越雟。 《资治通鉴》：武德七年（西元六二四）六月辛丑（初三日），上幸仁智宫避暑……壬戌（二十四日）庆州都督杨文干反。初……杨文干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将郎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干。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建成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 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属于毛鸿宾堡，以十余骑往见上，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饲以麦饭，使殿中监陈福防守，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干。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上遣左武卫将军钱九垄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甲子（二十六日），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宫在山中，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东宫官属继至，皆令三十人为队，分兵围守之，明日复还仁寿宫。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雟州。 《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杜淹》 武德八年，庆州总管杨文干作乱，辞连东宫，归罪于淹及王珪、韦挺等，并流于越巂。太宗知淹非罪，赠以黄金三百两。 唐史考辨：第三章 唐杨文干反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作者：李树桐：以上一段记载，暂时假设其为真，但如以其文本身前后互证，或与其他史实相证，俱有一些不可解的矛盾，例如：（一）既是高祖召建成诣仁智宫，然后遣宇文颖驰召杨文干，颖至庆州以情告文干，文干才反的，则高祖召建成诣仁智宫的时间，应当在杨文干反的六月壬戌（二十四日）以前三二日，而高祖召秦王谋的时间，写明在（二十六）日的。假设高祖在尔朱焕、桥公山上变时已知道杨文干将反而且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了，太宗是高祖的爱子而且是随侍在仁智宫，何不早与秦王商谋对策，反而等到杨文干反后两天呢？（二）高祖既遣宇文颖驰召杨文干，自然是希望把杨文干骗来，高祖候杨文干不来，听到他反的消息，然后才遣钱九垄、杨师道击之的。依仁智宫距庆州的距离计算，则高祖遣钱九垄、杨师道的时间，必在杨文干反的六月二十四日以后二日（或三日），和高祖召秦王谋的时间（六月二十六日），正是同时。高祖既遣钱九垄、杨师道击之，应当视觉着他们可以担当起任务，不需要秦王大员出动的。如此，高祖应当是不知道“不知道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的。如果早已知道“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何必派钱九垄、杨师道？又《新唐书》卷八十八《钱九垄传》云：佐皇太子建成讨刘黑闼，魏州力战破贼。以功最，封郇国公。可知钱九垄是太子建成的旧部，并且因随太子建成平刘黑闼而封郇国公的。如果高祖真预先知道杨文干反事连建成，唐国那样多的将领，那个都可以派，何必要派和建成有关系的钱九垄呢？（三）秦王“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旧唐书太宗本纪》），而其部下又真是人才济济，假设太子建成真有与杨文干同反事，则秦王和他的部下似应亦所闻知，何以高祖早已知道而秦王还在梦中？直至高祖召他商谋对策时，他还说些：“文干竖子……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一类不切实际的话来？（四）更奇怪的是：甲子日（二十六）高祖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避盗事。考武德七年，“天下大定”（《旧唐书高祖本纪》七年四月语），高祖统兵数十万，而且早已知道杨文干反的消息，“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堰草”的唐高祖，还不能保持仁智宫的安全吗？纵然是退一步假设高祖无能，恐盗兵猝发，而“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语）的唐太宗，已于武德四年十月加天策上将，武德五年十月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还不能保护高祖的安全吗？怎能使高祖感到草木皆兵呢？凡此种种，无一条可以解释得通的。所以断定以上所举《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 章太炎：唐人独一刘餗明杨文干事为诬告，而国史不采。司马公颇欲阙疑，然不能尽汰也。 《赵州瘿陶令李怀仁德政碑》：贞观元年，承隐太子为息…… 《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2 期）作者：卞孝萱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通鉴考异》，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 章太炎《书唐隐太子建成传后》 《唐朝盛衰三百年：唐史十二讲》 作者：黄永年 出版社：中华书局 《唐史考辨》唐隐太子建成军功考 作者：李树桐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 《唐会要·史馆杂录上》云：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 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藏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 用知得失 《贞观政要》：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资治通鉴》：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 《汗青中国：唐本来是如许》，王觉仁著，现代出书社出书 《旧唐书·温大雅传》 張澤咸 (1992). "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歷史, Vol. 1, 146.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 《大唐创业起居注》：“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 《剑桥中国隋唐史》：“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 《旧唐书房玄龄传》会义旗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既而隐太子见太宗勋德尤盛，转生猜间。太宗尝至隐太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々，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无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龄谓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对曰："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因与府属杜如晦同心戮力。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 有关李建成鸩毒事件的种种. [2024-07-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7-16）.  《唐会要一百卷·卷八十》：“隱【隱拂于成曰隱不明誤國曰隱懷情不盡曰隱】：太子建成，貞觀二年三月，有司奏諡息王為戾，上令改議諡，杜淹奏改靈，又不許，乃諡曰隱。” 王连龙 《跋唐隐太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 《册府元龟 卷七百十五 宫臣部 忠于所事》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09-09-11. 参见出土墓志《大唐隐太子承徽乐陵县主母故杨氏墓志铭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