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阿尔巴尼亚语

原始阿尔巴尼亚语是假定的阿尔巴尼亚语祖语，是一种古巴尔干语族语言，之前较多人认为可能是伊利里亚语，或一种完全没有记载的、接近伊利里亚语和梅萨比语的印欧语，有时也称为阿尔班语。 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可从托斯克方言和盖格方言，以及一些借词通过比较法构拟出来，最重要的借词来自拉丁语（De Vaan推定借入时间在167 BCE至400 CE）和斯拉夫语族（公元600年之后）。来自借词的证据使得语言学家可以非常详细地构建出从有据语言大量借入的词汇的形态。 原始阿尔巴尼亚语有不同演化阶段，通常以开始与不同的有据可查的语言接触为界限。最早阶段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早期，即与拉丁语的激烈接触时期之前，而在晚期则经历了与斯拉夫语的接触。托斯克方言和盖格方言的分化早于斯拉夫语接触（约公元600年）：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借词经历了整个方言的音变，而斯拉夫语借词则没有。 Vladimir Orel将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早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EPA）：公元1世纪，阿尔巴尼亚语尚未与拉丁语/原始罗曼语发生语言接触 晚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LPA）：在与拉丁语的激烈接触后，在6、7世纪末，与仍和原始斯拉夫语相似的古斯拉夫语之间发生接触。这一时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的结构因重大变化而“支离破碎”。 还有另一种分期方式，如Ranko Matasović方案： 前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基本上等于Vladimir Orel的EPA，不过将与拉丁语接触的时间提前了一个世纪，因此结束于公元前1世纪。这之后，拉丁语开始接触并改变这种语言。 早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EPA）：相当于Orel的LPA的早期。Matasović方案中，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止于接触斯拉夫语之前。 晚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LPA）：包括Orl的LPA最后两个世纪，以及大部分无证据的古阿尔巴尼亚语，止于突厥语影响之前。注意在这一范例中，盖格方言和托斯克方言分化自EP，即发生在与斯拉夫语接触之前。 早期阿尔巴尼亚语（EA）：对应传统分期的晚期古阿尔巴尼亚语，在奥斯曼治下，结束于1800年并过渡到现代阿尔巴尼亚语。 Demiraj与Matasović类似，将5/6世纪视为两个阶段的分界，但将“阿尔巴尼亚语的出现”放在这之后，而非14世纪。 在Klein、Joseph和Fritz主编的《比较与历史印欧语言学手册》（2018）中，Michiel de Vaan负责的阿尔巴尼亚语部分遵循了Demiraj分期。Orel的LPA也明确置于与斯拉夫语接触之前，简称为“原始阿尔巴尼亚语”（PAlb）。Orel认为的“早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EPA）指与拉丁语接触之前，而这对应De Vaan的“前原始阿尔巴尼亚语”（PPAlb）。De Vaan还讨论了将PPAlb接着细分的可能：在晚期与希腊语接触，早期还在这之前。 本文采用Orel分期。 Vladimir Orel是研究从原始印欧语到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再到现代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现代国际学者之一。据他说，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句法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存在局限性。不过，对音系和词汇历史发展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发展。 Eqrem Çabej、Shaban Demiraj等罗马尼亚语、巴尔干历史语言学家也完成了很多重要工作。原始阿尔巴尼亚语的众多研究成果均以德语发表。 近来有大量关于原始阿尔巴尼亚语音系的研究：Huld (1984)、Beekes (1995)、Shaban Demiraj (1996)、Bardhyl Demiraj (1997)、Orel (2000)、Hock (2005)、Matzinger (2006)、Vermeer (2008)、Schumacher (2013)、De Vaan (2018)。 本文遵循Orel的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分期法，介绍了EPA与LPA的共时音系关系，以及它们间、与原始印欧语、与现代阿尔巴尼亚语之间的不同步关系。 EPA的重音模式根据词法类别而不同，基于第一个音节。重音模式有不同的双音、单音与移动模式。非重音元音失去1音拍——长元音缩短，短元音往往删去。而在LPA中，出现一种新的非重音元音删略系统：*a变为*ë，而所有其他元音则被简单地删略（重音后的词中元音变为*ë）。Orel给出以下例子： EPA *dáusas“公羊”（单数）> *dauš > ... > 现代dash EPA *dáusai“公羊”（复数）> *dauši > ... > 现代desh EPA *dwáigā“树枝”（单数）> *déga > ... > 现代degë EPA *dwáigāi“树枝”（复数）> *dégai > ... > 现代degë 早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有4个短元音：*a、*e、*i、*u。原始印欧语*o、*ə合流为*a。有5个长元：*aː、*eː、*iː,、*oː、*uː。EPA有4个双元音：*ei、*ai、*eu、*au。 早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的元音受到拉丁语接触影响，发生了变化。起初，阿尔巴尼亚语对独立的短*o呈现排斥，拉丁语非重读*o变为*a，重读的*o则变为*u。但在稍晚的借词中，拉丁语*o仍借为*o。另外，部分短*u变为*o，在响音前的非重读位置也变为*ə。在两个特例中，Orel认为拉丁语短/u/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延长为/u:/，最终变成/y/；古希腊语借词在借入时发生了什么尚不清楚，但从非同步的角度看，元音总与阿尔巴尼亚语内部的常规演变一致。 晚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 晚期原始阿尔巴尼亚语的演变中，一直有短元音*a、*i、*u。由于借词，*o重新出现并保留得越来越多。*e裂化为*ie（产生je、ja），但又因为/ai/>/e/、/a/与/ie/与/ue/>/e/之类的现象而保留。唯一保留原形的长元音是*iː。*o:>*ue，*eː合流入*aː，都变圆并高化为*o，而*uː与*ui合流，最终变为*y。到LPA时，原始的印欧语双元音都单化了，而借词和裂化（*ie、*ue、*ui）则产生新的双元音。拉丁语中的*ai（AE）与EPA的*ai表现相同，都变为*e，而拉丁语AU与EPA的*au表现相同，也变为*a。 LPA出现了鼻化元音。所有鼻音前的元音都鼻化，鼻音则在部分情形中消失，于是出现了以*â、*ê、*î、*û表示的LPA音素。除盖格方言外，*ê>*â。Orel和Desnickaja提出的传统观点认为，托斯克方言失去了鼻化，而盖格方言保留了鼻化，这是两者的分类学之别。不过这现在受到了质疑，Sheper、Gjinari发现Kurvelesh地区的Lab方言（托斯克的子方言）仍有鼻化元音，Totoni同样发现Borsh的Lab方言仍有鼻化元音。那么与传统观点不同，大多数托斯克防疫可能只是在与盖格方言分化后才发生去鼻化。 斯拉夫语*uː在借入阿尔巴尼亚语时似乎仍是后圆唇元音，但这时阿尔巴尼亚语已经裂化、EPA的*uː>*y已经发生，不再有新的*uː，因为除了3个例外，它们都反映为*u。在与阿尔巴尼亚语接触的斯拉夫语中，*o在接触时已经变为 *a，大多数时候径直当做*a借来，这也见于吸收了这些词的其他语言中。/va/在两个例子中又变回/vo/：kos （“酸奶”<原始斯拉夫语*kvasъ）、vorbë（“陶罐”）。 在LPA末期，元音长度不再是音位，不过许多盖格方言和部分Lab方言保留了长度且/并重新产生了长度。另外，到古阿尔巴尼亚语时，所有双元音都消失了：-i的都平化，-u都消失，-e都变为介音+元音序列；进一步的变化如，原先的第一个音素消失，或硬化为阻碍音（u->/v/，i->gj /ɟ/），使古双元音变得不明显。 注意此表区分长短元音，长元音用IPA符号<ː>表示。 括号内为具体的演变结果。 鼻响音*n̩、*m̩合流为EPA*a，现代阿尔巴尼亚语也保留为*a（PIE *g'hn̩taː“鹅”> EPA *gataː > 现代阿尔巴尼亚语gatë“鹭”）。 与其他地方的EPA *a相似，有时会高化为*e，如PIE *ln̩gwh- > EPA *laga > 阿尔巴尼亚语lehtë（加后缀-të）。 与阿尔巴尼亚语最接近的语言是梅萨比语，在Hyllested & Joseph (2022)中，两者形成了伊利里亚语族。与最近的文献都认为，希腊-弗里吉亚语是最接近阿尔巴尼亚-梅萨比语的印欧语分支，这两个分支与亚美尼亚语形成了所谓“巴尔干印欧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再分化后不久无疑也有一段较长的接触期（例如，从不规则对应中可以看出：希腊语σκόρ(ο)δον、亚美尼亚语sxtor, xstor和阿尔巴尼亚语hudhër, hurdhë “蒜”）。此外，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此后肯定会发生密切接触，之间的联系从古至今一直存在。 Hyllested & Joseph (2022)确定了（原始）阿尔巴尼亚语和（原始）希腊语之间共享最多的创新。巴尔干印欧语词根*aiğ(i)-“山羊”可见于阿尔巴尼亚语edh“山羊”< PAlb *aidza、dhi“母山羊”< PAlb *aidzijɑ̄、希腊语αἴξ（“山羊”，属格αἰγός）、亚美尼亚语ayc“（母）山羊”。有人指出，巴尔干印欧语词根及所有据称有“山羊”义的波罗的-斯拉夫、印度-伊朗语词根都不来自PIE，可能都是相互独立的后PIE借词，源自印欧移民遇到的农民语言。其他印欧语中表示“山羊”的区域词，如哥特语gaits、拉丁语 haedus 都反映出*gʰaid̯(-o)-，通常认为是来自闪米特语族的底层词（参阿卡德语 gadû、阿拉米语 gaδiā ̄），可能是以某个未知底层为中介借来的。于是，它可视为一个古老的文化词，流传到不同的欧洲语言中，并为印欧语者采用。应注意到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共享相同的原始形式，可能是在它们的共祖阶段。具体来说，印度-伊朗/希腊/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语的同源词都比较罕见，例子有ndaj（印度-希腊-阿尔巴尼亚，“分割”）和ëndërr（希腊-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梦”）。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语的同源词“无足轻重”，而印度-伊朗/阿尔巴尼亚语同源词数量却相当可观，尤其它们常和马、养马与奶制品有关。 直指词*ḱjā-见于PPAlb *ḱjā-dīti > 阿尔巴尼亚语sot “今天”，与原始希腊语*kjā-wētes（参迈锡尼希腊语 za-we-te；阿提卡希腊语 τῆτες；爱奥尼亚希腊语 σῆτες“今年”）的*kjā- 同源，它们是由直指词和阿尔巴尼亚语表示“一天”的词（PPAlb *dīti-）、希腊语表示“年”的词（PGk *wētes-）组合成的。直指词是对“今天”*kjāmer-重分析的结果，包含指“一天”的词*āmer-（参希腊语ἡμέρα、多利亚希腊语ἁμέρα、亚美尼亚语awr）。PPalb中，āmer-后来才被*dīti-取代，成为该语言中表示“一天”的常用词。另一个显著的希腊/阿尔巴尼亚语同源词是“手”的一种古老形式：*mər-，参阿尔巴尼亚语动词marr“拿”和希腊语márē“手”、márptō“取”。 在较老的文献中，Orel (2000)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有大量同源词，是和日耳曼、波罗的和斯拉夫语族的共有词，是“东北”词组的一部分，其中大量的词都与木材和木制品有关。 Orel (1998)指出波罗的-斯拉夫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间有24个同源词，波罗的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间有48个，阿尔巴尼亚语和斯拉夫语间有24个。Hyllested & Joseph (2022)回顾了Orel的常见词条，认为相当一部分没有令人信服的词源，或不构成波罗的-斯拉夫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间的同源词。例如阿尔巴尼亚语murg（暗）和立陶宛语margas （多彩），Orel认为它们是同源词，但都与原始日耳曼语中的*murkaz、古希腊语ἀμορβός amorbos和原始斯拉夫语*mergъ有关。 Orel仅识别出一个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凯尔特语同源词blertë“绿”，与拉丁语flōrus“亮”、爱尔兰语 blár“灰”同源。具体到凯尔特/阿尔巴尼亚语同源词，以前认为虽然至少包括一个核心词（'hënë“月”，与威尔士语cann“白”、布列塔尼亚语cann“满月”）同源，但最近的Trumper(2018)提出了更多词汇，增加了dritë“光”。 目前对吐火罗语族的了解还很有限，但已知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吐火罗语同源词却非常重要：kush（“谁”，与吐火罗语Akus同源同义）。 早期不存在 早期不存在 Matzinger 2016，第6頁: "除此之外，以下音变是原始阿尔巴尼亚语的特征，从而使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原住民语言，与其他的区分开来…由于赫梯语和迈锡尼希腊语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2千纪，原始阿尔巴尼亚语作为被记录为完全发展的独立语言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000年。”" De Vaan 2018，第1732頁: "通过对Tosk、Geg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可以重建出一个原始阿尔巴尼亚语(PAlb.，见Hock 2005; Klingenschmitt 1994: 221; Matzinger 2006: 23; B. Demiraj 1997: 41–67; Hamp 1992: 885–902)。不同层次的借词为语音变化提供了额外的外部信息。来自斯拉夫语（约公元600年之后）、拉丁语（167 BCE−400 CE）的借词最为重要。由于Tosk、Geg之间存在语音上的不同（n的R化）主要见于Tosk的少数斯拉夫借词中（Ylli 1997: 317; Svane 1992: 292 f.），我认为原始阿尔巴尼亚语的出现早于大多数斯拉夫语借词的出现。; Matzinger 2006，第41頁: "这个时期从远古到公元600年左右，史学上称为前阿尔巴尼亚时期。" Matasović 2019，第5頁: "阿尔巴尼亚语最有可能的前身是伊利里亚语，因为伊利里亚人在古代曾居住在今天阿尔巴尼亚大部，但并没有办法比较这两种语言，因为对伊利里亚语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这种语言的手册（Hans Krahe and Anton Mayer）... 对来自Illyricum专名的研究表示，可以分出几个区域，可能对应Illyricum的不同语言。如果伊利里亚人实际上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阿尔巴尼亚语来自哪种伊利里亚语，而这个问题在发现新数据之前是无法回答的。希腊语中保留的“伊利里亚语”词汇（rhínon“雾”）可能也见于阿尔巴尼亚语（Gheg方言）re͂“云”（Tosk re）< PAlb. *ren-." Matzinger 2018，第1790頁; Friedman 2020，第388頁 Trumper 2018，第385頁. De Vaan 2018 Matasović 2019，第6頁 Orel 2000，第XII頁 Matasović 2019，第7頁 Demiraj 2006，第483頁 Fortson 2010，第392頁: "4世纪该地区基督化后，方言分裂为盖格方言和托斯克方言；基督教拉丁语借词显示出托斯克方言的R化，如murgu“僧侣”（盖格mungu）来自拉丁语fmonachus。" Mallory & Adams 1997，第9頁: "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借词经历了大部分影响深远的语音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继承词的形态，而斯拉夫、突厥语借词则没有这些变化。因此，5、6世纪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半岛时，阿尔巴尼亚语就已经有了现代的大多数形式。" Brown & Ogilvie 2008，第23頁: "托斯克方言鼻音前的/a/弱化为中央元音（schwa），元音间的/n/变成/r/。它们只影响到阿尔巴尼亚语的前斯拉夫语层，即本地词和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借词" Matasović 2019，第39頁 Demiraj 1997，第41–67頁 Matzinger 2006，第23頁 Klingenschmitt 1994，第221頁 Orel 2000，第1頁 Orel 2000，第20–21頁 Orel 2000，第270頁 Orel 2000，第8–12頁 Orel 2000，第15–16頁 Paçarizi 2008，第101–102頁 Totoni 1964，第136頁 Orel 2000，第15頁 Orel 2000，第42頁 Orel 2000，第143–144頁 Orel 2000，第3頁 Orel 2000，第2–3頁 Orel 2000，第3–4頁 de Vaan, Michiel. The phonology of Albanian. Klein, Jared; Joseph, Brian; Fritz, Matthias (编).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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