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益华

福益华（Edward Lydston Bliss；1865年12月10日—1960年1月22日）是一位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福建邵武服务四十年之久（1892-1932）。 福益华来自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他最初想成为牧师，但后来放弃这个愿望，进入耶鲁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然后，他进入医学院，开始了在中国行医。福益华在中国福建邵武期间，对牛瘟病毒进行了研究。在 20 世纪前几年的许多重大政治冲突时，他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32年返回美国。 他的传记《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2001) 由他的儿子记者小爱德华·布利斯（Ed Bliss）撰写。 1865年12月10日，福益华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 。 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父亲是批发商查尔斯·亨利·布利斯，母亲艾米丽·莱德斯顿·布利斯 。福益华弟兄姊妹共有七人，有三个姐妹——克拉拉、玛丽安和玛丽，和三个兄弟——乔治、查尔斯和威尔。 }这是一个虔诚的家庭，每个星期天参加两次公理会的礼拜。 父亲查尔斯担任主日学的校长，孩子们在每周早上的礼拜之后参加主日学，母亲艾米丽则在传教委员会工作。 福益华的第一个目标是成为一名牧师。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想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早在四岁时，就站在一个树桩上讲道。六岁那年，他在主日学写了一张卡片 , 上面写着： “我，签名人，希望我能找到耶稣作我宝贵的救主，我保证在他的帮助下终生作他所爱的孩子和忠实的仆人。” 在整个童年时期和青春期，福益华一直活跃于侍奉。他经常在青年聚会和成人礼拜中讲道。他的讲道得到压倒性的积极反馈，因此他相信事奉确实是他的呼召。但是，福益华最终意识到传教不是他的激情所在，于是他放弃了。 。 在青春期，他的一些经历，影响到将要从事的传教工作。在高中时，福益华的邻居阿道夫斯·格里利（Adolphus Greely）将军前去参加北极探险。这激发福益华阅读了许多探险书籍，包括亨利·莫頓·史丹利的丹尼尔·利文斯通（Daniel Livingstone）在非洲的故事。 福益华的本科教育就读于耶鲁大学。在学校期间，他曾在诺亚·波特（Noah Porter）、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达纳（Edward Salisbury Dana）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著名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福益华修读了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到物理和化学的各种课程。他曾参加耶鲁的一个文学社团時事評論員（Pundits），并且尽可能多地参加棒球和足球比赛。 福益华于1887年从耶鲁大学毕业， 获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学士学位。 福益华在放弃了传教的希望之后，将目光投向成为一名老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在马萨诸塞州格兰比（Granby）担任中学校长、唯一老师和看门人。 福益华在格兰比教书时发现，就像讲道一样，教学也不是他的热情所在。然后，他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冒险故事，断定他想到海外做传教士。他说： “当我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时，我就问自己，我应该以哪种方式最好地服务。我认为答案是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在福益华进入医学院之前，他想偿还他欠父亲的债务。他在芝加哥的哈佛男子学校任教一年。 福益华在哈佛男校教满一年后，回到耶鲁大学，进入医学院。 在此期间，他担任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博士的助手，研究纽黑文的水质。福益华在两年内完成了三年的学习课程，于1891年6月第二次毕业。 1891年4月23日，福益华写信给美国公理会差会，申请成为医学传教士。 据报道福益华请求派往中国，因为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它将在东方国家中占有最大影响力” 。 他得到的工作岗位是在福建邵武担任传教医生。1892年9月27日，福益华乘坐中国号轮船从旧金山出发 。1892年的11月5日，福益华抵达福州。1893年1月19日，福益华再次出发，沿闽江上溯，越过了80道险滩，经过20多天，终于在1893年2月8日，在离开美国四个月之后，福益华终于抵达目的地邵武。 福益华到达后，立即在史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方言。由于许多中国人仍习惯传统的中医，因此一开始他的病人并不多，经常一天学习中文六个半小时。 福益华到任几个月后，开设了一个小诊所，配备药柜和小手术台。 他还计划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因为当时最近的医院也在150英里之外。即使到那时，福益华也只有很少的病人，有时甚至整个上午只有一个，最多五个或六个。最后，福益华在街上使用了一根长杆和一块抹了氨水的碎布条，终于收到了较多的病人。 到1894年4月，他每天有50名患者。 这样的工作量需要更新、更大的诊所，为此他申请美国差会拨款。由于美国经济萧条，申请遭到拒绝。然而，在1896年，福益华用自己的钱和朋友们捐赠的“大约50美元”，开始动工建造新的诊所。 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第一公理会和第二公理会捐款180美元，使1897年新医院的建设成为可能。 建筑于1898年完成。福益华也在这一年回国休假。 他于1900年返回中国，除1908年和1916年休假外，他都留在了中国。 福益华在邵武从事医疗工作，治疗腿部溃疡、丹毒和疟疾等各种疾病， 但无法进行大手术。此外，差会的规模及其工作量都随着时间而增加。到1920年，差会扩大了三倍，福益华有时每天有100名患者。 因此，福益华需要援助，1915年，他要求任命另一位医师。 然而直到1925年，差会才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周以德（Walter Judd）医生来到邵武。。 福益华坚信，在中国，“大部分疾病归因于贫困”，而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是通过合作社。他说服了几位中国基督徒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购买了一块土地用于农业。 但是，由于在1900年代初期该地区政治动荡，以及随之而来潜在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导致该项目的失败。此外，许多已经投资的人要求退款， 因为他们对项目的进度不满意。尽管福益华辩称这是长期项目，但投资者坚持要求，该项目结束了。 福益华在中国度过的大部分时间，专注于牛的免疫，对付牛瘟病毒。牛瘟病毒是副黏液病毒科麻疹病毒属的一种病毒，该属还包含麻疹，流感和小儿麻痹症病毒。 福益华与牛瘟的斗争始于对牛奶的渴望，他认为牛奶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但是，中国人养牛不是为了喝奶，而是为了耕作。因此，可获得的牛奶远远少于需求。当发生牛瘟时，牛奶供应就枯竭了。 福益华在中国自己饲养牛和山羊，尝试预防牛瘟。他发现在上海有可用的免疫血清，但意识到像邵武这样地区的农民无法获得且无力承受这些血清。福益华寻求另一种免疫方法。 他是基于罗伯特·科赫的发现而建立的，他发现如果将瘟牛胆汁用等量的纯甘油稀释，将失去其毒性，在10天后可以安全注射。这将提供持续几个月的免疫力。福益华然后推论说，如果在给牛注射胆汁十天后，给牛注射少量牛瘟的血液，它将具有免疫力。他对此进行了测试，发现是正确的。福益华还发现免疫母牛的牛犊具有暂时免疫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他发现如果在他们出生后的头一个月内注射少量牛瘟血液，他们将具有免疫力。 在邵武的早年，福益华认为与本地中医竞争是他最大的困难之一。 1900年代初的传统中医包括纯粹的迷信行为，这些医生通常没有执照，并通过家传获得了身份。 许多中国人不愿去邵武医院看西医，仍然向中医求医。福益华见证中医用金银针刺穿皮肤来治疗癌症，用熊胆汁治眼病，用梨子治疟疾，用蛇肉治风湿病，用人参根治许多疾病。 在邵武差会的初期，排外的敌意很普遍。来此的第一位医生菲利普•奥斯古德（Philip Osgood）医生的脚被长矛刺中。另一位早期传教士的肩膀被刺。此外，中国人在两年内不向传教士出售任何土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敌意减少了，邵武人开始对西医和基督教持开放态度。实际上，福益华在一封家信中说，“您必须记住，邵武人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与许多中国人不同。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我从未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人们不希望我们在这里。” 1894年夏天，中国和日本为控制朝鲜发动了战争。 1895年4月17日签署了和平协议，要求中国交出台湾岛和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 之后，欧洲开始干预，最后又强迫向中国提供新贷款。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排外情绪，在距邵武仅200英里的古田几名传教士被屠杀。因此，为了安全起见，邵武的传教士，包括福益华在内，被建议撤退到有大差会的港口城市福州。福益华在福州呆了两个月，直到危险过去。 1900年休假期间，福益华收到了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的消息。冲突始于19世纪末，当时 山东省的一个秘密会社开始对外国传教士表示不满。1897年，他们在该省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排外情绪增强，导致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被杀。 仅仅在山西省，就有200多名传教士被杀。与其他许多地区相比，福建省的冲突较少，但仍然受到了重大影响，福益华收到了通知，邵武差会也遭受了一些损失。1900年，他回到中国，发现自己的房子空着，门和窗框都没有了。医院也被损坏了。它的门和窗框也被盗，接待室被毁。诊所里的所有药品和福益华的显微镜都被偷了。那年，传教士重建了受损的建筑物。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反对满清的的民族运动。即使在福建省，也感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从1911年10月3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11年11月8日，福州发生大范围撤侨。福州差会中的妇女儿童被疏散到城墙外的外国居留地，靠近美国领事馆。男子仍留在福州，受到 班布里奇号驱逐舰士兵的保护。福州革命军与旗人之间的战斗于1911年11月9日开始，最终革命军获胜。 革命军也取得了邵武以南25英里处区域的控制权，传教士们现在担心那里即将爆发战斗。福益华注意到这座城市充满了“奇特的兴奋”，仿佛暴风雨来临前一样。邵武人正在采取预防措施，关闭商店，在街上设置路障。清军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法律几乎彻底崩溃了。福益华和其他传教士开始实行自卫，每天晚上守夜。 随后，邵武于1911年11月16日宣布恢复正常。福益华认为在邵武传教没有任何危险，但是美国领事坚持要求福建省内的所有美国人撤退到福州。 福益华在福州停留了七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清朝结束了，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即中华民国。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加捍卫这个政府。有300名男孩从邵武中学退学参军。福益华的两名学生成为革命军的医务人员。政治权力的变化尚不稳定，包括领导人从孙中山换为袁世凯，以及首都的变化。 从1916年到1928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不甚稳定。在这个时代，整个中国的各地区分别由许多不同的军阀掌权。直到1927年蒋介石领导國民革命軍北伐才恢复统一， 在南京建立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与中国统一有关的动荡影响了邵武，叛军入侵并接管了邵武，然后多次撤军。在福建省，福益华和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宣教士都撤离到福州。 在这段时间里，排外情绪增加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严厉批评，美国对日本企图夺取中国领土的企图则是心怀矛盾。基督教再次成为抗议的话题。 两名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邵武附近被绑架勒索赎金，并被杀害。自1927年中国内战爆发以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决裂。南方红军在不同的时间分别俘虏了福益华和他的同事周以德。这两次，他们都被释放了，因为当地人了解他们的为人和工作，为他们求情。然而到1928年，邵武的局势似乎相对安全，因为蒋和国民党已经控制了该省。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蒋介石的控制减弱了，因为共产党在江西控制了权力，建立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传言说共产党接下来会进攻福建，因此邵武差会的妇女和儿童被疏散到福州。 红军于1932年占领了邵武，后来國民政府軍第十九路軍又成立了短命的 福建人民政府（中华共和国）。 福益华被迫撤离，因为军队已经到达邵武城门。他回到了美国。 福益华于1901年1月26日遇到了未来的师母米妮·梅·波兹（Minnie May Bortz）。她在1899年由美国公理会差遣来华，在距福州10至12英里的罗星塔（Pagoda Anchorage）任教。 福益华于1902年7月23日求婚， 这对夫妇于1902年9月22日结婚， 相守终生。他们育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露丝和贝丝，还有一个儿子小爱德华（Edward Lydston Bliss Jr.）。 回到美国后，福益华和他的妻子住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这是个与中国宣教运动有长期联系的小镇。福师母患上恶性贫血，需要丈夫的照顾。 福益华81岁时，搬回家乡纽伯里波特。 他们住在那里直到1958年9月，搬到波士顿与大女儿露丝（Ruth）一起生活。 1959年初，福益华的喉部发现了恶性肿瘤。 他于1960年1月22日在睡眠中去世，享年94岁。福师母则在7年后于1967年去世。 福益华认为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许多年轻人进行医学培训。他通常教他们药物学和解剖学大约两年。此后，大多数人经营自己的诊所，或在农村从事医学工作的“赤脚医生”。一些人去了南京继续学习。他有三个学生继续在医学院学习。 福益华的遗产得以保留，还通过他的儿子，记者小爱德华·布利斯于2001年撰写的一本传记《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称赞它为“一位在中国工作了40年的新英格兰传教士的生动描述。… 他的功绩自中华帝国末期开始，经历了好几个共和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出现，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如今将传教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是很常见的事，但福益华在儿子的叙述中非常完美—富有同情心，没有家长式作风，富有教益，却不盛气凌人 … 这是一个模范人物，其信仰和奉献精神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滋补品，对抗这个矛盾和犬儒主义的时代。” Bliss, Edward, 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92–1932. New York: Wiley, 2001. ISBN 9780471397595 Prins and Weyerhaeuser, H.H.T. and F. J. (1987). "Epidemics in populations of wild ruminants: Anthrax and impala, rinderpest and buffalo in lake manyara national park, tanzania". Oikos, 49(1), 29–30. Cadbury, W. (1912). "Medicine as practiced by the Chine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 124–129. Mackerras, C. (2008).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2nd e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Lutz, J. (1976).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0(3), 395–416. Beyond the Stone Arches. Kirkus Reviews, December 15, 2000. [2014-06-05]. （原始内容存档于June 6,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