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十二世与中国

庇护十二世与中国包括从1939年到1958年，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关系。它开始于梵蒂冈在1939年承认中国礼仪，在1946年提拔了第一位中国枢机，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五十年代初期对天主教会的迫害，以及在1957年成立独立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教会吸納中国信眾很困难，因为它不承认他们儒家尊重死者家属的习俗。中国人視之為一个傳統的仪式；但对梵蒂冈而言，这是違反天主教教义的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在中国进展甚微。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他当选的同年，戏剧性地改变了政策。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應他要求发表新指令，不再认定中国习俗是迷信，而是一种景仰亲属的体面方式，因此允许天主教徒这样做。教宗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处境，1942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首任使节在1943年1月递交国书。 由于教会开始蓬勃发展，庇护十二世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将田耕莘主教提升为枢机主教，后来提升他为北京总主教。 二战以后，大约有四百万中国人是天主教徒。这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人数增长迅速。1949年，在中国有20 个总教区、39个宗座监牧区，3080 名外国传教士，和2557名中国神父。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搁置了这些进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自那时起，天主教会转入地下活动。规模大为减小，例如，在1948年，天主教会开办有254所孤儿院、196所医院，有81628 个床位。 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9月通过的宪法保障所有重要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禁止对信徒的歧视，但是，政府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非常敌视宗教，并支持消灭它們。共产党很快就将宗教信仰等同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忠诚，特别敌视它认为在其控制之外的宗教团体。 在中国的城市，教会暂时受到了宽容。在农村地区，迫害始于1950年。从1950年7月23日和1951年2月制定了反对反革命活动的新法律 ，创建了对付“人民公敌”的法律工具。天主教神职人员经历了加大的监管力度。主教和神父被迫从事有辱人格的粗活谋生。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外国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西方人）被指控是外国间谍，准备把这个国家转交给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直到今日）；所有传教会的财产均被没收。作出这一决定（既不监禁也不处决）是害怕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国际战争。这一行动是为了象征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获得解放。 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筹备委员会成立，宗旨在于谴责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有的教会都必须妖魔化外国传教士（即使他们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以及拒绝参加政治学习会议的中国基督徒。 1950年7月，吴耀宗率领一个代表19个新教教会的代表团会见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见中起草了一份声明，呼吁基督徒支持政府。这导致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成立，以及在中国的基督教团体脱离所有与外国的关系。吴耀宗后来于1954年成为三自组织主席。 官方政策禁止中国宗教团体受到外国的控制。这对于罗马天主教徒特别困难，因为教宗被认为是外国势力。 天主教教会被认为非常危险，因为它的教阶制度、全国性的网络和阻止政府渗透的能力。国家要求天主教徒全力效忠国家，取代对教皇的效忠；不得选择政治中立。 庇护十二世在他的通谕《致中国教会（英语：致中国教会）》中，对这些攻击和迫害作出了回应，虽然这篇通谕广泛涉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区，但是包括了他对于中国新的形势的看法。 即以目前来讲，在远东许多的国家，也染遍了殉教者的鲜血。我们确切知道有不少的公教信友，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坚定不移，同时还有不少的献身于天主的修女，本地的传教司铎，甚至还有不少的主教们，有从他们自己的住所被逐的，有将他们自己的财产充公的，有将他们放逐远处不与饮食而使其饥饿疲惫的，有将他们逮捕的，有将他们关在牢狱的，有将他们放在集中营的，有将他残酷地处以死刑的。 当我们想到这些可爱的子女们所遭遇的困难、迫害及死亡时，极沉重的忧伤，立时会压向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但以慈父般的心情爱慕他们，我们更以慈父般的敬意尊重他们；我们完全意料到，他们那极高度的责任感，是富有为教殉难的勇气。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为道殉难者，他曾说：「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 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总主教被驱逐出中国。中国政府定义了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主教们将其解读为敌对的企图：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借口，要求神职人员离开罗马教廷，因此加以抵制。到1953年，许多中外主教和司铎以及教友遭逮捕其中许多人在监狱中死亡。确切数字没有公布。 庇护十二世在他1954年10月7日的通谕《致中华人民（英语：Ad Sinarum gentem）》，警告中国神父，一个国家教会将不再是天主教。他对于自养和自治采取了灵活的立场，指出教会认为传教士和财政援助活动只是作为过渡性的，因此总是优先考虑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但是同时也不应该贬低其他基督徒的慷慨，因为是他们资助了传教活动。外国神父将基督的名带到中国，而不是作为敌对强国的间谍。 对于自传，教宗同意，讲道和教导的方式应根据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和它古老的传统习俗，以便收获更多的果实。 1955年，政府在天主教上海教区进行大逮捕。在1955年9月8日夜晚，有200多位神职人员和信徒被捕，包括上海主教龚品梅，他拒绝支持脱离教廷的三自运动。 1957年7月，脱离梵蒂冈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因为罗马教廷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和侵略的工具（尽管天主教同时谴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神父和主教要学习漫长的自愿再教育课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政策，以便在星期天用此来教育信徒。拒绝参加爱国会的神父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广州主教邓以明就是一位突出的“反革命分子”。自1957年以来，他一直被软禁，中间穿插有持续两至四个小时的自白会。他于1958年2月5日被捕，被指控讲道来自于庇护十二世的通谕致中华人民（英语：Ad Sinarum gentem）。其他外国出生的主教被监禁，审判或流放。在所有主教被逮捕、杀害和驱逐以后，政府宣布主教位置空缺，于是安排自己的候选人。1958年3月24日和26日，爱国会主教接管了汉口和武昌教区。其他教区也照样实行：赶走合法的天主教主教，并将他们合法的代理主教关进监狱。庇护十二世表示强烈抗议，发布他的最后一个通谕。天主教不再存在。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国内教会的命运不为外界所知。 庇护十二世在通谕《宗徒之长（英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中，抗议这一新的迫害，这个通谕问道，为什么忠心的好天主教徒会变成分裂的，并得出结论，长达一个月无休止的再教育课程，以及身体和心理矫治方法是不人道的，但是是有效的。许多人在教育营被迫作出“自愿招供”。教宗承认，至少在短期内，教会会面对黑暗。但她继续拥有抗议，祈祷和充分信靠天主的权力。庇护十二世在他最后的通谕中，祝福和安慰那些仍然忠于罗马教廷者： 1.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on mission related issues AAS 1939, 269 2.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concerning Chinese rites AAS 1940, 24 3. 一九四五年聖誕廣播詞Christmas Message December 24, 1945, AAS 1946, 15 4. Allocution to the new Cardinals February 2, 1946 AAS 1946, 141 5. Beatification of twenty-nine Chinese Martyrs, November 27, 1946, AAS 1947, 307 6. 教宗勗勉中國苦難教胞通諭 Apostolic Letter Cupimus Imprimis, 1952年1月18日, AAS 1952, 153 7. 致中国人民Encyclical Ad Sinarum Gentem, 1954年10月17日, AAS 1955, 5 8. Address to Historians August 9, 1955 AAS 1955, 672 9. 宗徒之长Encyclical Ad Apostolorum Principis, 1958年6月29日, AAS 1958, 601 Smit 195 Smit 197 Chen Fang-Chung, Lou Tseng-Tsiang: A Lover of His Church and of His Country. [2011-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23）.  Giovanetti 230 Herder Korrespondenz 5, 201 Lee, Joseph Tse-Hei.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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