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鎔

李大鎔（韓語：이대용；1925年11月20日—2017年11月14日），韓國將領及外交官。他於1950年的韓戰中成為戰鬥部隊指揮官，越南戰爭爆發後的1960年代，又前往韓國駐南越大使館服勤，以武官、公使和情報分部長等身分從事政治、情報、經濟任務。1975年北越攻占南越首都西貢（今胡志明市）、結束戰局時，他是位階最高的滯越韓國官員和韓僑撤離負責人，並遭到俘虜5年。1980年獲釋的李大鎔返回韓國、轉職為企業家和數個民間組織的會長，韓越恢復邦交後，他也投身於兩國交流活動。 李大鎔在1925年生於黃海北道的金川郡，是家中八個兄弟姊妹裡的三男。他曾求學於郡內的白馬普通學校（백마 보통학교），接著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從京城師範學校（朝鲜语：경성사범학교）（今首爾市內）畢業。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終結後，李大鎔聽說在平壤有機會能夠免費就讀大學，而產生了報名金日成綜合大學醫學部的想法，但卻因為患了乾性胸膜炎，只得回鄉養病。 李大鎔返家康復期間，為了籌妥平壤的生活費，而於金川金郊（금교）的人民學校謀得教師的工作。1947年6月15日，金川郡人民委員會教育局（인민위원회 교육국）下達了局長令，要譴責獨立運動家金九和韓國首屆總統李承晚為民族叛徒，然而李氏卻在學校發言肯定此兩人對獨立運動的貢獻，因而與當局產生牴觸，在6月29日被送交人民審判。當天夜裡，李大鎔從檢察官手中逃脫，展開亡命。在他跑到第四天的7月2日時，越過了三八線進入南方，從此與家人分離。 1948年，李大鎔自韓國陸軍官校畢業，開始軍旅生涯。他最早是於韓國國軍與游擊隊在1949年的交手過程中獲得實戰經驗，1950年6月韓戰開打後，他做為韓國陸軍第6步兵師7團1營第1連的中尉連長，隨部隊從春川開赴前線。之後第6師先是一路撤往洛東江戰線，接著又因為仁川登陸的成功而得以北上。至10月時，李大鎔所屬的6師7團已經到達中朝邊境，他的連也成為韓軍最早接觸到鴨綠江的連級部隊之一。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入朝參戰，作為先鋒的韓軍6師2團首先於溫井戰鬥中遭到重創。此後志願軍在司令員彭德懷令下，將圍困目標鎖定為最深入北方的7團。10月29日起，7團從慈江道的楚山展開突圍作戰，李大鎔參與此場撤退行動的過程中，有一次接近了志願軍的位置，並將其誤認為友軍而出聲呼叫，結果立刻遭受槍擊、在九死一生的情況下才脫離險境。他帶著連上殘部，穿越志願軍第38軍和志願軍第40軍夾擊區域內的古場（고장）、妙香山等地、一路長途後撤，最後才在价川與第6師師部會合，在全師原本的19位連長中，他是少數存活歸返的7人之一。同年12月，他隨軍移動至出生地金川附近時，得知了父親的死訊，而前去父親的墓前祭弔。這是李大鎔最後一次訪問故鄉。 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正式簽訂，韓戰宣告休止。李大鎔因參戰期間樹立的功績而獲頒忠武武功勳章和花郎武功勳章，但他在第7團內的2位長官和麾下直屬的4位排長卻全部陣亡。戰爭結束後，李氏於1955年2月進入陸軍大學（朝鲜语：대한민국 육군대학）學習，接著成為該校教官。1958年時，他前往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在沖繩的下屬部隊受訓，接著又於1960年赴堪薩斯州的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進修。李大鎔在韓國本土擔任的陸軍勤務尚包括第2步兵師（英语：2nd Infantry Division (South Korea)）32團第3營營長、第3步兵師第23團團長、第6管區（제6관구）作戰副司令等職。 1963年9月，李大鎔首次派往越南，在南越首都西貢（今胡志明市）的韓國駐南越大使館擔任武官，1966年10月返韓。當他在1968年1月由上校升為准將後，第二度調赴駐越大使館，成為政務公使。由於時任南越總統阮文紹曾以軍官身分與李大鎔一起在美接受培訓，因此在李氏奉派越南的任期內，兩人具有良好私交，他甚至可隨時由後門進出總統官邸。 李大鎔駐越期間除了公使職銜外，還兼當韓國中央情報部（今國家情報院）駐越南分部長，任內曾參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投誠者李穗根（朝鲜语：이수근 (언론인)）在越南的逮捕行動。李穗根原任朝鮮中央通訊社副社長，投奔韓國後被當局發現其以此為佯裝、在韓境行潛伏滲透之實，因而逃到香港。1969年1月31日，美國中情局告知韓國中情部長金炯旭，稱李穗根已成功從港離境，將搭機經西貢前往柬埔寨首都金邊、再由那返回朝鮮。李大鎔於是應金炯旭要求，派人請阮文紹在班機停靠西貢時，下令其不准起飛，並親自率人前往西貢新山一機場執行逮捕。之後李穗根在機艙內被李大鎔所擒、送返漢城，經審判而處以極刑。 1972年3月，李大鎔結束了政務公使的任期而回到韓國，之後他同韓國總統朴正熙於一次在高爾夫球場的會面中，聽從了其指示，而再次於1973年2月前往越南，這次獲得了韓國大使館的經濟公使職位。李大鎔第三度派越當時，由於《巴黎和平協約》在1973年通過，駐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駐越韓軍等南越陣營的外國部隊也正在準備收隊，失去外援的南越軍獨自對抗北越人民軍和越共游擊隊，逐漸趨於下風。1975年4月，西貢已經遭到包圍，有失守之虞，李大鎔當時是韓國大使館位階最高的滯留人員，雖然妻子和4位兒子均已離越，他仍須留下來負責在越韓國人（英语：Koreans in Vietnam）事務，作為韓國在西貢的「撤退本部長」（철수본부장），與其兩位大使館的下屬一起協助撤僑。 4月28日時，韓國大使館與西貢的美國大使館達成了疏散協議，讓韓國人能跟美國離開。當美軍在4月29日展開名為「常風行動」的空運撤離後，李大鎔等韓籍人士前往美國大使館，等待美軍直升機前來接送，但入夜後美方鑑於情況危急，決定只送離美籍人員，以致於到行動結束的4月30日早晨時，美國大使館內尚滯留有400多名待撤人群，當中以李氏為首的韓國人就有100多名。他們後來曾向法國大使館（法语：Ambassade de France au Viêt Nam）和日本大使館（日语：在ベトナム日本国大使館）求援，但均未獲得幫助。 1975年10月3日，越南當局正式以妨礙革命事業之名，逮捕了李大鎔與另兩名韓國外交官，並將他們關入西貢附近的志和監獄（英语：Chí Hòa Prison）中。李大鎔曾控訴他們的被捕「有違於《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的外交豁免權」，但直至1976年，當大部分被越南拘留的韓國人都得到批准而回國時，李等三人卻仍未能獲釋。朝鮮勞動黨的統一戰線部亦曾派人到獄中試圖策反李大鎔，要他去朝鮮、或是替平壤政府返韓當間諜，不過李大鎔基於自身的反共立場，拒絕接受。 1978年，韓、朝、越三國政府於印度首都新德里就三名韓國官員被拘一事展開談判，但協議到頭來還是無法產生結果。1979年時，活躍於亞洲的猶太商業巨亨紹爾·艾森伯格（英语：Shaul Eisenberg）找上朴正熙政權，提議與越南妥商、換取李氏的釋放，雖然這個提案由於1979年10月26日的朴正熙遇刺而蒙受挫敗，但韓國政府仍決定持續秘密交涉。最後李大鎔等三人終於在1980年4月獲釋。 李大鎔返回韓國之後，受到歡迎和英雄待遇，但他也由於監獄生活和經歷的刑求，使得身體狀況欠佳，體重亦從原本的78公斤跌至42公斤。花了一年的時間恢復健康後，他投身於企業和民間組織，先後擔任了火災保險協會（朝鲜语：한국화재보험협회）理事長、生命保險協會（朝鲜语：생명보험협회）會長等職。1996年起，李大鎔出任韓越友好協會（한·베트남친선협회）會長，1999年至2003年間任陸軍官校總同窗會（육사총동창회）名譽會長、2002年起與另外6名退役韓國將領組成「自由守護國民運動」（자유수호 국민운동）。 2001年7月，負責逮捕及審問李大鎔、後轉入越南外交部服務的的前北越軍官楊政識（Dương Chính Thức）奉調為韓越恢復建交後的第三任越南駐韓大使，他與李大鎔於2002年9月時在新羅酒店會晤，並握手盡釋前嫌。李大鎔在會中表示兩人過去都是「各自忠於自己的國家」「今後應為兩國間的和平及共同利益攜手協力、不計私怨」，而楊政識也稱李是「最優秀的愛國者和令人敬重的外交官」。兩人繼該次交談後又聚了數次會，並建立友誼，楊政識甚至幫李大鎔的公司在越南拓展業務。 人物主题 军事主题 大韩民国主题 越南主题 越南戰爭 韓國出兵越南 430事件（西貢陷落） 常風行動 越南戰爭戰俘與失蹤者議題（英语：Vietnam War POW/MIA issue） 韓越關係 蔡命新（李大鎔陸軍官校同期、越戰時期駐越韓軍首屆司令） 英語名又寫作「Dai Yong Rhee」或「Lee Dae-yong」。 권순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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