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贵惇

黎贵惇（越南语：Lê Quý Đôn／黎貴惇，1726年8月2日—1784年6月11日），字允厚，号桂堂，幼名黎名芳。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學者、文人、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其學識淵博、涉獵甚廣，包括詩文、史學、地理、哲學、醫學、天文、農學等多個領域。生平著述豐富，其大部分著作均收入《黎貴惇全集》中，其在越南哲学史和越南思想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被稱許為越南集大成學者。 黎贵惇生于后黎朝裕宗保泰七年（公元1726年），卒于1784年。山南下镇先兴府延河縣（今太平省興河縣）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親黎仲庶（黎富庶）為進士，任職刑部尚書，受封侯爵。黎貴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歲能作賦策，十一歲讀完宋元史，日賦十篇，有「神童」之名。至十四歲已習讀四書五經、史籍傳記，旁及諸子百家，以至「無書不讀、人以宿儒稱之。」。十八歲鄉試中解元，二十七歲登進士第，取為榜眼。「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 1753年，黎貴惇被授翰林院侍書，後任侍講。雖他頗受黎顯宗器重，但卻未得到掌握實權的鄭主鄭楹的青睞。黎貴惇也曾因協贊軍務攻剿黃公質義軍有功和諳曉兵番（管理軍事的機構）典例，得到過鄭楹嘉獎，但其多任閑職，或入翰林院、秘書閣、國史館，或監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 1754年，因建議改革，建立法制，被讒言中傷，辭官。 1765年，黎貴惇辭官歸鄉，杜門著書，講學授徒。 黎貴惇頗受靖都王鄭森賞識，1775年前其官職屢有升遷，曾出任陪訟（地位相當於副宰相）。他先被起復為侍書，後因討平黎維義軍有功，遷副都御史。1769年由穎城伯晉封為侯。1770年，黎貴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戶口，查補軍項，返京後進呈清化民所送賂銀百余鎰，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貴惇與宦官范輝锭過往甚密，1773年，鄭森以范辉锭署府事，黎贵惇人侍陪訟，并以黄五福等掌督兵政，范輝锭掌督财政，黎贵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贵惇之子黎贵杰科场舞弊事发，此后又因其他事而遭弹劾、攻击。1776年他出任新设顺化镇抚司协镇抚。1778年，自请改入武班，被授为右校点权府事，改爵义派侯。1779年被解职，1781年起复，任国史馆总裁。 端南王郑棕执政后，于1784年3月，升黎贵惇为工部尚书。同年4月，黎贵惇去世，享年53岁。郑棕闻讯后，命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其为颖郡公（越南语：Dĩnh quận công／穎郡公）。 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传统的士大夫将「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立言」这方面，黎贵惇则可以被视为越南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越南封建时期，没有任何人如黎贵惇那样著述丰富，著书立说犹如他的人生目的。黎贵惇在他30岁之前，已经撰写了《群書考辨》、《圣谟贤范》等书籍，晚年著成《抚边杂录》。其著作一共约有50部，现代越南学者考证确定的著作有14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 在可確定的黎貴惇的14部著作中，有7部與哲學有關。另外的一些哲學著作如：《金剛經注解》、《道德經演說》、《存心錄》、《太乙卦運》等極有可能也是他的著作。由于黎貴惇在著作大多以抄本流傳，關于其著作的成書年代、卷次內容、抄錄傳藏等方面不少需要考定的地方。黎貴惇的一些著作中的不少內容為編輯校訂、抄錄轉述、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也是黎貴惇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他的哲學和史學著作多為先賢語錄、經典所載內容和其他資料的分類抄錄編輯，正如其自云：「據紙上文字，采諸傳記說話事跡，標指眼目，略加概括，即可成帙」。 下面将列出的是黎贵惇的部分著作： 哲学类： 《芸臺類語》。九卷。 《群書考辨》。二卷。 《聖謨賢範》。又作《聖謨賢範錄》。十二卷。 《見聞小錄》。十二卷。 《陰騭文注》。二卷。 《書經衍義》。三卷。 《四書約解》。由漢喃文著成。 史學類： 《黎朝通史》 《北使通錄》 文學類： 《全越詩錄》 《桂堂詩集》 黎贵惇著述豐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其自云： 其次，黎貴惇多次供職于史館，又曾於鄭王府任要職，得以接觸和利用很多文史資料。有人認為他為了寫作《群書考辨》，曾「讀遍十八世紀所能見到的各種漢文典籍」。 再次，黎貴惇治學嚴謹、勤於閱讀、抄錄，平時讀書所得，均隨筆記之，并分類收藏。其仕途坎坷，失意之余則閉門謝客著書立說，幾次仕途起落也使他有了收集材料著書的時間。 黎貴惇所作的《桂堂詩匯選全集》、《全越詩錄》、《桂堂詩集》等都有一些突破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題材和內容。如，《媽媽我想嫁》一詩，大膽暴露和辛辣諷刺了封建禮教對婦女的禁錮。 根據史料，黎貴惇有三次短暫的講學經歷。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間，他辭官在家，講學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順化的六個月中，曾經視察學宮，并與「諸生講學論文」，鼓勵上進，「諸生就學數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協鎮撫期間，因為政事不多，當地人常來問學，「乃廣開 學社，學者數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復回朝任職。除此以外，黎貴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隨的生徒。《皇越詩選》的編著者人侍行參从继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镐译伯陈公烁、人侍陪从行兵番机密事物阮廷简等黎郑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贵惇门下。 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在中國期間，除修貢外，黎貴敦在京城參觀了文廟，歷覽山川，詢訪治體，「觀上國政治如何、人物如何。」，其亦與中國官員和其他國家使節團交往頗多，唱酬應答，詩書相贈，一些較有名的詩文如下： 在中国的两年间，黎贵惇将其所著《群书考辩》、《聖謨賢範》赠与清朝伴官秦朝釪，广西提督学政朱佩莲评阅，并就有关哲学、史地等问题与他们交流探讨，还在京城与朝鲜使臣鴻啟禧进行了交流。回国之前，黎贵惇采集了一批书籍准备带回越南。有些书籍因违禁令，在返回途中被广西的官员查缴，购书的花费由中国地方官员支付。黎贵惇一行被查收的书籍包括：《渊鉴类涵》（後发还）、《智囊》、《千古奇文》、《神相全书》、《古今治平略》、《紫微斗数》、《封神演义》、《梅花易数》、《说铃》、《击壤集》、《贪欢报》、《山海经》、《大清律》等数十种。黎贵惇对《渊鉴类涵》一书非常重视，专门呈文请求发还。他认为「此书内纂时类诗文、人伦臣道」，可以「广同文之化」。 黎贵惇认为：「太极者一也、混元一气也。一生二、二生四、以成万物、是太极有一也。」。传统的观念认为，天属阳、主动；地属阴、主静。黎贵惇认为此为「分配之言耳」，「天不静则四维何以安固、七政何以附丽？地不动则只快然一物，而生意几宁息矣」，他得出结论：「天形动面气静，地形静而气动」，提出了「天静地动」的看法。 黎贵惇还以「风气」之说来解释天地之间的运动变化，认为天地皆「风气」。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由此产生「风气」而周旋于天地之间，引起事物变化。他认为，「风气」存于天地间，「无时不有，非动时有静时无也」。 他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推崇「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之说，认为人与自然是可以相通的，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可以齐一。黎贵惇提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於「道」，「象数之妙、散於形气、自无出有、自有人无、杳微彰著之间、莫非道也」，「道在事物、事物有道、远而际天蟠地、近而人伦日用、莫不有其理焉，有其义焉、君子固不容以不知也」。人能知「道」，合「道」的方法就是要「正心」、「虚静」，此即「天人合一」之理。 黎贵惇的「理」、「气」观，受到中国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也据此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他认为：「盈天地之间皆气也。理者言其实有而非无耳。理无形迹、因气而见、理即在气之中」。「理寓於气、数由於理、生於心、作於事、气之验也」。 现代越南学者认为，黎贵惇「已经走入宋儒唯心之门，又从唯物的道路走出」，因为黎贵惇一反理为本的思想，认为理因气而生，理存在于气之中，有气後有理，理为气之属性，无气则理无所依。 越南黎朝「崇儒重道」，独尊儒学，而对释、老之说多所轻视，而黎贵惇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思想。他认为，佛教、道教清虚超寂，高谈道德，纵论形神，自有其高明之处，「吾儒执彼此之见，每每辩驳，其可乎」。释、老之教，地位尽管多有变迁，但「玄风妙法，实与天地相为不朽」。黎贵惇以「气」、「道」之论来说明仙、释的合理性，认为「形神皆资气以立、气聚则道成、散则道不成矣」。 儒家先贤著述讲学的目的之一便是明天地、正人心，因此对神灵、怪异等少有论及。但《左传》一书多载神怪之事，黎贵惇据此而认为：「大抵天地之间不出阴阳二气而已。气即理也，知此理此气之未尝无，则知鬼神之非无矣」。 黎贵惇大体上接受并发扬了宋儒朱熹的思想。他在《陰騭文注》中写道，陰騭文「使人慕於为善而不敢为恶、其有关於世教大矣」。他认为： 黎贵惇认为，善恶必有报应，而且对于家庭和国家都关系重大。「行善则近报在自己、远报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此即所谓「积善有余庆」、「积善降百祥」之意。由此，家「可以膺吉康、成福禄」，国「可以厚风俗、跻太平、其道甚大」。 黎贵惇在扬善抑恶的目的看法上，与朱熹较为类似，都是要追求圣人君子的境界，圣人具有「道心」，能专一於「天理」，即「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他编著《陰騭文注》的目的，即为「普劝人士、共期克己复礼、据德怀仁，以趋于君子之域」。 黎贵惇生活在越南後黎朝的郑阮纷争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分裂之中。黎贵惇认为礼乐法度，应该「应辰（时）立教，通变宜民」、实行改革。1764年郑主政权的郑楹执政时，他曾上疏请「立法度、定经制」，建议权时之变，厘定法制。他认为「法制者、亦惟设官职、经文伟武、谨虑审令、劝学立教」，整顿社会秩序，以达到「威令禀然」、「分义秩然」、「礼文灿然」，「消內外臣民凌戾乖爭之氣」，正人心，維風俗。但其主張當時并未被采納。1767年，靖王鄭森執政後，黎貴惇又屢有上疏諫言，頗受重視，1771年，黎貴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權力、某些官職的選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數等方面提出改進措施，表陳四事，鄭森「皆以為然、即令行之」。 另外，黎貴惇還主張減輕刑罰、蠲免錢糧，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順化協鎮撫後，提出治理順化的首要任務在於「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顯示出其「民本」的意識。 十八世紀前後，越南上流社會對西方文化普遍表現出抵制、防衛甚至蔑視的態度，不愿過多接觸西方文化。黎貴惇對待近代西方文化和科學持較為開明的態度，他愿意了解和接受中國、越南等東方國家以外的世界。黎貴惇出使清朝期間，閱讀了一些西方傳教士在華的著作，他曾評價歐羅巴人利瑪竇、南懷仁、艾儒略等： 他曾征引《坤輿圖說》中關于大氣浮力的學說，以證明其認為天地間有氣充盈之觀點的正確。黎貴惇廣泛研讀《坤輿圖說》、《地理志》、《四裔列傳》、《佛國記》、《使高麗錄》、《元征西域記》、《真臘風土記》、《鄭和下西洋記》等著作，相信赤縣九州之外還有「大瀛海環其外」的九州，并認為宇宙乾坤是無限的，「廣輪際蟠、寥廓綿邈、無窮無極」。 黎貴惇在順化期間，阮主政權的一位工匠阮文誘曾留學荷蘭，對西方科技知識比較熟悉，於是將其事跡載入其著作中，而當時的其他學者對于這種身份低微的匠人卻很少關注。另外，他亦在其著作中詳細記載了西方的兩種自鳴鐘及其運行原理，并非將其視為「奇技淫巧」而摒棄。 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思想廣為越南士大夫階層所接受。另外，一些古代越南文化階層也自認為是神農之後，以「華」、「漢」自稱的情況在越南封建時代經常存在。而在強調越南自身也為「華」、「漢」的同時也盡量突出本民族特征，并強調自身文化的優秀以及同中國的差異（可參考小中華思想）。 這種文化形態在包括黎貴惇在內的越南傳統知識階層都有所體現。黎貴惇認為：「越邦肇啟、文明無遜中國」。他曾對比漢代交趾郡與南海郡（今屬廣東）、蒼梧、合浦、郁林（今屬廣西）的戶口、地域數量、范圍等，認為交趾發達於南海等郡，并以交趾刺史兼統兩廣而治於龍編（今河內）為據，認為「以本國都城為正中之地、四方之所湊會」。此以國都為天下之中心的觀點，與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極為相似。黎貴惇在出使中國期間，他對清朝官員在文書中使用「夷官夷目」來指稱安南使臣非常不滿，并向廣西布政使葉存仁提出交涉。 越南後黎朝時代，經濟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文化名人增多，著述載籍逐漸豐富，民族意識也同時凸顯出來。黎貴惇是一個比較具有民族意識的學者，他對越南本民族文字、文學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應舉時，黎貴惇使用喃字作散文，沖擊越南科舉必須完全使用漢字的成規；入仕後，突破朝廷必須行漢文（文言文）的規定，用漢喃文作奏折。他的著作中，也有很多使用本民族的喃字著成的。 黎貴惇以「融會」和「創造」的精神來整理、審視并反思越南文化，他在其著述中經常贊頌越南歷史上的名人，如參與營建北京紫禁城的阮安、發明神銃的胡元澄等。 黎贵惇普通中学（越南语：Trường Trung học Phổ thông Lê Quý Đô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Trường Trung học Phổ thông Lê Quý Đô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胡志明市 黎贵惇技术大学（Đại học Kỹ thuật Lê Quý Đôn），河内 《欽定越史通鑒綱目》，正篇，卷四一。 越南《南風》雜志。1938年，第144、145期連載《黎桂堂先生小史》 《大越史記全書》，陳荊和校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六十年版，第1135頁 鄭主執政時代，鄭主設立府僚將後黎朝朝廷的權力完全架空，朝廷只是個擺設。朝廷的兵部沒有實權。軍事事務完全由府僚中的兵番管理。 越南《南風》雜志，1938年，第144、145期，《黎桂堂先生小史》 鄭主時代，朝廷無實權，一切事務由鄭主的府僚管理。鄭主多被朝廷封為丞相，事實上是攝政王。府僚中「參從」的權力相當於宰相，「陪從」、「陪訟」相當於副宰相。 文新：《简论黎贵惇——越南封建时期的博学之士》。越南，《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0页。 楊明：《黎貴惇的材料收集方法試探》，越南，《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 《北使通錄·題辭》，黎貴敦 黎贵惇：《北使通录》。卷四。 黎贵惇：《蕓臺類語》，卷一，理气篇 黎贵惇：《蕓臺類語》，自序 黎贵惇：《见闻小录·禅逸》 黎贵惇：《蕓臺類語》，理气篇 黎贵惇：《陰騭文注》题辞，见于丁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 《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卷四二 《撫邊雜錄》，自序 《黎朝通史》，卷首 《作史旨要》 《蕓臺類語》，卷三 區宇篇。 《撫邊雜錄》，卷六 黎貴惇，《全越詩錄》，例言。見《皇越詩選》，卷七。 《撫邊雜錄》，卷一 《北使通錄》，卷四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黎贵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