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39°54′49″N 116°25′53″E﻿ / ﻿39.913716°N 116.431274°E﻿ / 39.913716; 116.431274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學生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游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敦促當時的北洋政府不可簽約，要求懲處相關官員。事情的緣由是，中国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本期望“公理戰勝强權”，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膠東的權益，但參會各國決定把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民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積蓄的民族情緒爆發，學生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上街游行，並發展到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五四運動”這個概念一般還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國性游行示威、罷課、罷市、罷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參與的六三運動，導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官員被免職，最後中國代表團6月28日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關於“五四運動”跟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爲二者基本是一個運動的兩個階段，可以統稱爲廣義的“五四運動”，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另外一些意見認爲二者有聯繫但應該區分開：自由主義者認爲一個是文化運動，一個是政治運動；或者一個是啓蒙，一個是救亡；蔣介石認爲一個是崇洋媚外，一個是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認爲一個是舊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的開始，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五四運動是一場學生和知識分子發動的政治運動，基本達成既定目標，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思想和政治熱情。五四運動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運動對學生思想和組織的預備，又反過來幫助新文化運動進一步推廣，但也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分化。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人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胡適等少數人繼續堅持非政治化的文化運動。非政治化的新文化運動廣度擴大了，深度卻停滯了，許多政治思想則被引入。五四激發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統治。青年人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助成了北伐，但國民黨掌權以後自身也被學生運動所困擾。外來政治思潮加劇湧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影響擴大，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許多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成爲共產黨領袖。五四運動大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從1939年起，國共兩黨都各自規定五四為青年節，國民政府於1944年改爲文藝節。 對五四運動認識和評價衆説紛紜，周策縱大致區分了自由主義者、國民黨、共產黨三大類立場，每一類裏面還有不同看法和歷史變遷。大致而言，自由主義者肯定新文化運動，肯定五四運動本身，但否定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政治和革命浪潮，認爲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國國民黨方面，孫中山、蔣介石都提倡傳統文化，否定新文化運動，孫中山肯定五四，蔣介石對五四運動態度很微妙，明着還是褒獎，强調其民族情緒，不談其反傳統的一面，暗中盡量疏遠；共產黨對二者都肯定，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大大提高，毛澤東認爲五四運動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將文化革命推進到新階段，開啓了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結果激發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時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在1919年3月爆發三一運動，同年3月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在外來思想和影響交織影響下，本土傳統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隨之發生巨大改變。而五四之前很多國家都爆發了群衆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這些事件都為運動帶來催化劑作用。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到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和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後發展，新文化運動中各種組織紛紛建立，出現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工讀互助團等組織，打下社會政治動員的基礎。而同時間革命風潮導致政局一直極不穩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北洋政府就曾試圖恢復帝制，失敗後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各地軍閥相繼各自對峙，期間爆發三次革命。而社會在曲折進步的同時，社會民衆也日益不滿持續動盪的時局。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國會中段祺瑞操縱的「安福系」親日，梁啓超爲首的「研究系」親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後一直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此時南方另有一政府，源於1917年孙中山在廣州開展三次革命，又稱護法運動，誓師北伐，但1918年孫中山在内部矛盾中離職，廣州軍政府由桂系軍閥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經試圖和談，但并無結果。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五人中有一人為南方政府代表。孫中山寓居上海，那裏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并與在福建的陳炯明來往密切。而同時其他軍閥都有參與角力，除了控制國會的皖係段祺瑞以外，還有直系馮囯璋，奉係張作霖，山西閻錫山，桂系陸榮廷等等，雖非獨立，但都各自爲政，關係錯綜複雜。這些錯綜複雜的派系在五四前後都有很多的運作，為運動推波助瀾。周策縱認爲：“新式知識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夠成功，在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軍事和政治派系之間的實力均衡”。 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在國內時呈現還有一個角力戰，是介於安徽派軍閥掌握的北京政府勢力，和希望介入中國支配權的日本帝國勢力間。由此於後顯見「運動」性質，非如表面單純反帝反封建，也暗内含反日、反安徽派的意圖。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骅、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國近代以來，排外與開放兩個思潮不斷鬥爭，甲午戰爭震動中國，一方面開始有更多的人重視思想的引進，另一方面也激發排外情緒，義和團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緒大爆發，但此後轉入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年代，新政、憲政、基督教、進化論、德先生、赛先生，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等等，各種外來思想紛紛進入中國。 在外來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重新審視，出現了白話運動，反儒家思潮、整理國故。 1915年以來，這些對内對外的思想運動到了一個新高度，稱爲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是這個運動的主要陣地，提倡民主與科學。 自從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以來，日本就在中國不斷擴張勢力。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取得了台灣等地，使中國藩屬國朝鮮王朝朝鮮獨立，此後逐漸控制大韓帝國的內政，並于1910年吞并韓國。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國加入協約國陣營對德意志帝國宣戰，旨在奪取德國在東亞的殖民地，包括膠州灣。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屬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佈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但除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關係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國一直是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1868年簽訂蒲安臣條約，承諾尊重中國領土完整，1899年，美國發表門戶開放照會，呼籲各國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義和團運動是一個中外關係的大倒退，但此後美國帶頭，各國主動放棄部分庚子賠款，中外關係大大緩和。1907年到1917年間，中英合作最終禁止了鴉片進口，1912年12個國家簽訂了《國際鴉片公約》，基本解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協約國一方向同盟國陣營德國及奧匈帝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在跟法英美一同成了獲勝的協約國後，中國民衆歡呼“公理戰勝强權”，跟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和民間觀感可以说都在一个空前友好的阶段。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時美國總統威爾遜為戰後國際和平而提出「民族自决」的口號，包含了十四條原則，連同1919年舉行的巴黎和會，共同促成世界各地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受蘇維埃革命影響，在中國、朝鲜和台灣等地，同時都注意到民族獨立的問題，在亞洲的各國民族運動者便開始相互交流意見或彼此支援。 在五四爆發前两个月，日屬朝鮮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思想动力。三一运动被認為是加速了五四進程，成為五四的行为楷模。 1919年1月18日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美國總統在會前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包括廢除秘密條約、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國際聯盟等，受到各國廣泛歡迎，中國希望借此解決山東問題。 2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正式提交請求《山東問題說貼》，經雙方多輪陳述，幾經曲折，最後美國支持中國，英法傾向於日本，日本以退出國聯相威脅，美國妥協。大會4月30日決定支持日本立場，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代表團向政府直接報告結果的同時，代表團顧問梁啓超則致電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和林長民：“對德國事, 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 因日使力爭, 結果英、法為所動, 吾若認此, 不啻加繩自縛, 請警告政府及國民, 嚴查各全權, 萬勿署名, 以示決心”。 5月1日北京《中國時報》刊登中國代表團所報告之失敗原因：“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由於1917年2月至3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由於1918年9月，我國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愛我者無從爲力”。 5月2日，外交委員會事務主任林長民在《晨報》上發表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 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 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 则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 今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 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 交由五国商量处置, 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 我国所要求者, 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 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 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 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 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 尚未正式订定, 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2日晚，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議論巴黎和會事，氣氛激昂，決定通知北大全體學生舉行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北大一千多人幾乎全體出席，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應邀有代表參加，北大校長蔡元培亦有知曉和私下支持。同學們爭相發言，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并要求嚴懲曹汝霖（交通總長，《二十一條》經手簽訂者）、章宗祥（駐日公使，簽訂膠濟鐵路協議）、陸宗輿（幣制局總裁，1915年駐日公使，向日借款經手人）。最後定出四條決議：一、定於次日即5月4日協同其他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二、通電巴黎專使不准簽字，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國恥日）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四、聯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5月4日，上午10時，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的學生代表召開碰頭會，陸軍學校也派了學生代表列席。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勸阻未果。下午1點許，諸院校共計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門前廣場，預備進行示威活动：最早到達的學生來自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匯文大學，緊接的學生是來自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警官學校、鐵路管理學校、稅務學校、中國大學、民國大學和朝陽大學。最晚到達的是北京大學學生，因為在上午11時左右，教育部代表在幾名軍官警官陪同下到達北京大學，當着蔡元培的面（當時也有報說蔡不在現場），勸說學生放棄游行，雙方經過長時間對話和辯論未有達成一致。教育部代表也隨同北京大學校生，抵達諸校學生分組列隊集合的現場，北大學生當場介紹該代表及前涉論辯事由。後教育部代表向學生詢問集會用意，學生便遞上傳單給他作答復，而該代表也繼續勸告學生解散集會，建議他們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館交涉；步軍統領衙門統領李長泰、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相繼到場，勸告放棄游行。學生們沒有接受勸告，段時間集會經幾名參與者大略闡述了集會意義後，至下午兩點左右，學生們開始有序地從廣場出發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隊伍在遊行過程中，四處分送傳單，手執白布製成之旗，上書「力爭山東問題」、「排除賣國漢奸」及「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還有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合約簽字」等標語、口號。 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印刷了5萬份，廣泛散發：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隊伍經過中華門到棋槃街向東轉，到了東交民巷的西口。學生們事先曾打電話與美、英、法三國公使館溝通，他們都表示歡迎，而西口內的美國兵營的軍官也在學生們抵達時放行了，還讓隊伍通過了美兵營和美使館。然而東交民巷的捕房拒絕學生隊伍繼續通過，說除非得到大總統的同意，才得准許入內游行。當由該巡捕打電話與總統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領。據《每周評論》引述當時情景：“大家只好在美使館前連呼‘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四聲。” 而後學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館遞送說帖，至美國說帖中這樣説：“二十一條中日協約，乃日本乘大戰之際，以武力脅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國國民誓不承認之。青島及山東一切德國利益，乃德國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還者。吾人以對德宣戰故，斷不承認日本或其他國繼承之。...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故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因爲是星期天，并未見到各國公使本人。 東交民巷未能通行讓學生很懊惱，臨時決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趙家樓二號曹汝霖住宅，下午4點半左右到達，要求曹汝霖出來解釋與日本締結密約的原因。數十名軍警把守，試圖讓學生後退。學生非常激動，翻墻打開大門湧入。藏匿起來的曹汝霖未被學生尋見，適駐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宅有所商議，被衆瞥見攢毆，受傷甚重。闖入者並搗毀家具，火燒曹宅，史稱“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聞警前來救火。奉召到場的警察總監吳炳湘及步軍統領李長泰，帶領警隊及步軍游擊隊，強迫解散剩餘人群，並在街上捕去32名學生。章在警員護送下入醫院調治，據稱腦筋震動，遍體鱗傷。 北京政府方面態度嚴厲。5月6日，總統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復秩序，“倘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5月7日驅散社會團體的國恥日紀念活動。5月8日，訓誡教育部，要其整飭學校。5月10日，學生提訊。5月14日，下令將用軍力來鎮壓學生運動。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議，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動，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脅。5月23日取消多種學生及社會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學生3日内復課。 學生方面寸步不讓，各校校方在短暫調停之後也與政府對立。5月5日，北京各校開會，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長開會，著手爭取被捕學生的釋放，也勸告學生保持冷靜。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11日，教育總長傅增湘辭職，多所學校校長紛紛辭職。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學生向法庭提交言辭激烈之聲明。罷課開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學生聯合會決定全體罷課，上書總統，發表公開宣言，提出六點要求：不可簽字山東條約、懲辦曹章陸、挽回蔡傅、撤銷對學生壓力、抗議日本留學生被捕、重啓南北和談。5月21日，總理錢能訓回復，模棱兩可地表示會“鄭重進行”之意，隨後有更多高壓手段。學生進一步加强組織，設立義勇團、講演團、各校自治十人團。學生運動從大規模集會轉向多樣化小型街頭集會，發表演講，鼓勵抵制日貨。 五四運動得到全國各界支持，影響了22個以上省份的200多個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學生迅速響應，游行、示威、罷課、成立學生聯合會，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國性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的報紙、社會團體、工商團體紛紛表示支持學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學生，南方政府、孫中山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一些軍閥、康有爲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學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發上海罷市罷工浪潮，進而擴展到全國，運動進入一個更激烈更廣泛的階段，這既是五四運動的一部分，也可以單獨稱作六三運動。 6月1日，總統徐世昌下令北京戒嚴，2號逮捕7名學生，學生非常憤怒，出動更多的人上街，3號逮捕400餘人，4號逮捕700餘人，政府不得不徵用校舍作爲拘留所，學生出動更多的人在街頭演講，做好了被捕的準備。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請願，教師及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手，去監獄慰問，送去食物。6月11日陳獨秀在街頭散發他寫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後來9月16日方獲保釋出獄。 5月下旬，上海學生與商人、工人積極聯絡，使得運動的參與面擴大了，成爲運動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爲在5月7日因傷去世的北大學生郭欽光舉辦追悼會，有10萬名學生和市民參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開始之後，上海學生與工商界領袖開會，並一家一家地走訪商店，懇請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罷市開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統統關門。上海工人也開始罷工，參加人數估計6萬到10萬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國各界聯合會”，亦稱“工商學報聯合會”。此後罷工罷市浪潮擴散到全國。 在全國各界的壓力下，北京政府終於後退。6月5日，軍警從校園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辭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但沒有被接受，6月13日，總理錢能訓辭職，6月12號，各地的罷工罷市開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改變此前要簽約的指示，讓他們自行決定是否簽約。全國各界各方前後給代表團發了7000多封電報，强烈要求不可簽約，巴黎華僑也組織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簽約。對德《凡爾賽條約》中也包括廢除中德不平等條約的條款，這是中國想要的。代表團跟和會溝通，看是否能簽約但注明保留意見，不承認轉讓山東權益給日本相關條款，和會不允許，一直抗爭到最後無果。最後，6月28日簽約日，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中國沒有簽署對德《凡爾賽條約》，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佈終止與德國的戰爭狀態。後來與德國單獨談判，於1921年5月20日簽署《中德協約》，德國共和政府放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獲一切權益，包括膠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個一戰戰胜國在華盛頓舉行華盛頓會議。在美國的調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膠澳租借地交還中國，膠濟鐵路交還中國，所駐日軍撤離，等等。2月6日，九國簽訂《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又稱《九國公約》，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等。 這是中國的一個外交勝利，至此，山東問題算是比較圓滿地解決。 五四運動大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 出版：在五四以後的半年内，湧現出約400種白話文新刊物，許多舊雜志也改爲白話文，介紹西方思想。新書和翻譯大幅增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書翻了一番，從1919年的602種到1920年的1284種。 社團：成立各種團體、組織，五花八門、不勝枚舉。各種演講到處都有。許多知識界的名人訪華，到各地訪問演講，比如杜威1919-1921、羅素1920-1921、泰戈爾1923年訪華，等等。 文學：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出現了大批白話文文學家，如魯迅、茅盾、葉聖陶、郭沫若、郁達夫、鄭振鐸等。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決定在小學國文教學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出現平民夜校。 藝術：出國學畫的人逐漸增加，許多美術院校相繼成立，油畫得到推廣，湧現出許多畫家，以四大校長，即顏文樑、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的影響最大，還有方幹民、吳大羽、衛天霖等人。 婦女運動：婦女運動進一步發展，1920年初，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放女禁，開始招收女生。女性就業機會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節育的思想傳入中國等等。 新文化運動在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分化。五四運動剛結束，7月份，胡適和李大釗就因爲“問題和主義”而辯論起來，陳獨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爲是否談政治產生分歧，最後陳獨秀把《新青年》變成了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胡適等人另辦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識分子們關於非基督教運動又有一次爭論。此後各人愈行愈遠。大致上，一派是堅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者，堅持民主、自由，如胡適、傅斯年，這是少數派；另一派是參與政治的左傾人士，這裏面又大致分兩派，一派後來轉向共產黨，如陳獨秀、李大釗，另一派轉向國民黨，如吳稚暉。 五四運動大大增強了中國社會的反傳統思潮，杜威在1921年這麽評論說：“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學生如此一致和熱切地追求現代和新的思想觀念，特別是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很少見到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有些辯論本來可以用來維護既成秩序和現狀的，卻一點也不被重視，事實上，完全沒有用來做辯護”。但相對堅持傳統的思想仍然還是存在，比如蔣介石、梁啟超、梁漱溟。 五四以後，學潮成為中國的一大難題和主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之一，難以枚舉。一項調查表明，1922年中國發生125次教育界大騷亂。學生也成立了很多學生組織，活動更加多樣化、社會化、政治化。自由主義者表達希望學生回校學習，左傾主義者則積極鼓勵學生運動。 五四以後，現代工會開始發展起來，罷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發展為五卅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積極參與工人的運動。 五四以後，大城市中的商人們開始以各種方式組織起來。比如在上海，他們建立起馬路商界聯合會，成為上海最有影響的組織之一。 五四運動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勢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發直皖戰爭，皖系段祺瑞下臺，直系上臺。 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都積極吸納參加過五四的學生，毛澤東這麽評價五四與北伐：“很明顯，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五四運動的的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幹部。” 五四之前，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少，比如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四以後成為一股熱潮。12月，社會主義研究會在北大成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都是成員，各地都有類似的組織。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時候最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無政府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漸漸被排擠、衰落。 五四運動引起了蘇聯的注意，認爲這爲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後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廣東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日，馬林來到中國，他發起並主持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參加過五四的青年學生成為共產黨成員的重要來源。 在五四之後日益濃重的政治氣氛中，出現了非基督教運動和反帝運動，蘇聯帶領中國共產黨策劃並發動了這兩項運動，許多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 反對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國一直就存在，義和團運動就是一次大爆發，但此後進入一個比較寬容發展的時期，孫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會、中國内地會等發展很快，國語的和合本聖經1919年翻譯出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於1922年4月4日在北京舉行。 五四之後共產國際帶領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有組織的非基督教運動，得到青年和知識分子的熱烈回應。時任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的俄國人利金，擬定了反對基督教運動之計劃。一些青年學生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的倡議和領導下，於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設立章程，規定同盟以反對基督教為宗旨，並於3月9日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第四期發表特刊，發布《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及其通電，號召全國學生，起來反對將於4月4日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会。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許多對宗教持溫和與學術性的批評態度，如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逐漸分成兩派，其中一派受蘇聯影響，積極參與非基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起嚴厲的批判，與幾年前的溫和批評相去甚遠。1922年3月21日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等77人發表《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4月4日，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12人發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則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此後雙方公開辯論若干回合。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廣義的反帝。反對帝國主義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後在蘇聯的推動下，國內左傾政治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不斷發展，推動了反帝運動的發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學同盟宣言》，反對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爲它幫助“資本主義”“掠奪我國經濟”，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商業聯合會等組織在北京成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此後成爲中國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少數自由主義學者如胡適并不認同將西方國家都歸爲掠奪中國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的革命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蔣介石： 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顧國家社會，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險了！老實說：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當時所有的新文化運動在他所標揭的「民主」與「科學」兩大目標來說，其本身簡直是完全失敗！不僅失敗，而且將我們中國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完全鄙棄，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 日本帝國主義者初則利用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提出所謂「二十一條」，繼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議」，向中國的領土進兵。日軍復擅自攻取青島，並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路礦權利。這些國恥，違背我國民的希望，侮辱我國民的自信，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要求最鮮明的表現。在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之下，軍閥官僚的政治，只有沒落的一途。 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在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而在主觀上更並無什麽根，不過是人雲亦雲。...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纔易於實施。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胡適： 五四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穫：第一，便是在全國輿論譴責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親日高級官員撤職；第二，便是由於全國學生的强烈抗議和中國在巴黎留學生的强烈反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因此使所謂‘山東問題’能夠在（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得以重開談判而獲得解決。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這項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的成功，中國的政黨因此頗受啓發。他們覺察到觀念可以變成武器，學生群衆可以形成一種政治力量。...1919年以後，國共兩黨的領袖們，乃至梁啓超所領導的原自進步黨所分裂出來的研究係，都認識到吸收青年學生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當時所有的政黨都想爭取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其結果便弄得‘知識界裏’人人對政治都發生了興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構想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的影響也就被大大地削減了。 顾颉刚： 八年前的五四運動，大家稱為新文化運動。但這是只有幾個教員學生（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階級）做工作，這運動是浮面。到現在，新文化運動並未成功，而呼聲則早已沉寂了。我們的使命，就在繼續聲呼，在聖賢文化之外解放出民眾文化；從民眾文化的解放，使得民眾覺悟到自身的地位，發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覺的創造的文化更經一番自覺的修改與進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標而猛進。能夠這樣，將來新文化運動就由全民眾自己起來運動，自然蔚成極大的勢力，而有徹底成功的一天了。 李澤厚： 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關於五四運動應否包括新文化運動，歷來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極密切聯繫而視爲一體。 以專注於文化批判始，仍然復歸到政治鬥爭終。啓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又一次與救亡、愛國相碰撞、糾纏、同步。中國近現代歷史總是這樣。不同於以前的是，這次即同步又碰撞帶來了較長時期的複雜關係。 儘管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但從一開頭，其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這種以啓蒙爲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爲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聲勢。五四運動正是這樣。啓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啓蒙沒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沒；相反，在一個短暫時期内，啓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張，不脛而走。啓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 五四時期啓蒙與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鬥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壓倒了思想啓蒙的主題。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飢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體權利的注視和尊重。 五四之後，除了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參加救亡-革命這條道路以外，另一條繼續從事教育、科學、文化等工作的啓蒙方面，也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 四人幫倒臺以後，“人的發現”、“人的覺醒”、“人的哲學”的呐喊又聲震一時。五四的啓蒙要求、科學與民主、人權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麽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發現和呼籲，“拿來主義”甚至“全盤西化”又一次被提出來。這不是悲哀滑稽的歷史惡作劇麽？繞了一個圈，過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樣的課題？ 石齊平： 根據英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的研究，在文藝復興前，中國的科技從來就是領先全球的。但李約瑟未能解釋何以中國會先盛後衰，我的解讀是兩個原因：自漢以下的「獨尊儒術」，加上隋唐以下的「科舉取士」，兩者一結合，就使得中國幾乎所有讀書人一輩子皓首窮經，再也無暇鑽研天下其他學問了。所幸，這兩套約束先後在20世紀初獲得解除。清末1905年廢科舉，民初1919年五四運動重新認識科學，自此以後，中國原本的科技力獲得釋放。民國時期大師輩出，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領域頻放異彩，此之故也。這一點，西方人不懂，中國人自己也多未懂，但慢慢會懂。 北京 方豪，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後在安徽、浙江等地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羅家倫，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後留學海外，後來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於台北。 段錫朋，江西永新人，字書貽。北京大學學生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會長。逝世於上海。 王自治，甘肅正寧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學生，繼段錫朋之後任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后長期在甘肅省任職，並從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蘭州大學前身）院長。曾參加中國國民黨。1949年后留在中國大陸，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後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來因與王明等人產生矛盾而借機出逃。最後逝世於加拿大。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遊行總指揮。五四後遊學柏林、倫敦等地。歸國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曾任台灣大學校長。逝世於台北。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爲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后殺害于南京。 許德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后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匡互生，湖南邵陽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學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易克嶷，北京大學學生。 夏秀峰，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學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學學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學學生。后成爲中國共産黨高級領導人。 高君宇，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學學生。后成爲中國共産黨高級領導人。 罗隆基，江西安福人，清華学校學生。后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領導人之一。 王造时，江西安福人，清華学校學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華学校學生。 何浩若，清華学校學生。后加入中國國民黨，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創辦中央日報。逝于臺灣。 聞一多，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華学校學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聯大教授。被暗殺于昆明。 瞿秋白，江蘇常州人，後來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鄭振鐸，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耿济之，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楊興亞，天津學生聯合會總代表。 張太雷，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部長。後來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但在起義中被暗殺。 于方舟，直隸寧河人，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學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馬駿，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后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孙越崎，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來，南開中学學生，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谌志笃 沙主培 山东省 张文英，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運動時期的山东省學生聯合會主席以及留日學生救國團領袖，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擔任天津永大和久利執行與總務主任二十三年，立項並支持研發出了侯氏鹼法。 上海 何葆仁，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 周明栋，同濟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調查科主任，同濟學生代表。 武昌 陳潭秋，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梁啟超，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民主（国士）維新人物。 林長民，國民外交協會理事。 魯迅， 中國近現代思想家、作家。 蔡元培，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學時任校長。 李大釗，畢業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胡適，中國近代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朱家驊，柏林大學博士，中國教育家，地質學家、學者，北京大學時最年輕的地質學教授、德語系主任。 北京 歐美同學會：會長蔡元培、會員朱家骅、胡适等。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國學會：一些不滿現狀、主張社會改造的青年組成。根據馬志尼在西方創造「少年意大利」創建。1918年6月30日發起，7月1日正式成立。發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陳愚生、曾琦、雷寶菁、張夢九。王光祈是學會初期的主要負責人。學會存在達六年之久，先後入學會的有120多人。總會設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設有分會，國內許多省份都有它的會員。在國外，旅居法國的會員最多。刊物：《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運動興起後，學會分裂，無形解散，停止活動。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之意）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口號，與當時的《新青年》雜誌相呼應。它是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團，主要發起人是傅斯年、羅家倫。該社1918年11月19日開始成立，19年元旦創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學會。成立時會員21人，1919年底發展到37人。「五四」後不久，傅、羅先後出國留學，新潮社即停止活動。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會團，主要發起人是鄧中夏、廖書倉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結束活動，會同曾發展到六七十人。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學生高崇煥、鄧中夏等十九人發起。 民治主義同志會：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學九個學生發起的。這九個人是王汝（後改名崑崙）、傅汝霖、鍾汝中（後改名天心）、陳兆彬（後改名君樸）、鄒德高（明初）、陳銘德、譚克敏、袁世斌、姜紹謨等。 實踐社：發起人李壽雍、許孝炎、鄧文（火軍）等。除鄧文於1926年同李大釗先生一同遇難外，其成員大部分均傾向於支持國民政府。 興中學會：發起人童冠賢、王次甫、王禮錫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後來王次甫加入新政學系，童冠賢則在蔣戰敗時，「人棄我取」地當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長。學會經費由商震供給。 國民會議促成會：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國民社：1918年5月，中國留學生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後，在上海成立了學生救國團。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國民社，1919年1月創刊《國民》雜誌。國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釗等的支持，團結了許多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會員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為打破天津男女學生的組織分開局面，1919年9月16日創建。當時社員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张若名、諶志篤等。這個組織比較嚴密，對外廢除姓名，發展新社員必須有三名以上社員介紹，由全體社員討論決定，他們用抓鬮辦法決定每人的代號，周恩來就是「伍豪」；鄧穎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該社創刊《覺悟》，其中周恩來撰寫《覺悟的宣言》等。後來周恩來、郭隆真等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覺悟社轉地下。 广州 孫文主義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廣州成立，後改名孫文主義學會，因黃埔軍校組織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又改為中山主義大同盟。 這個同盟是由八個青年發起的，即郭春濤、鄧飛黃、李誠之、於振瀛、李世軍、延國符、廖維藩、王炳鈞，後來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黃少谷（湖南人）等二百餘人，後大部成員入汪精衛的改組派，並服務馮玉祥。 湖南 新民學會：共產黨早期組織，1918年4月14日成立時，1920年底70餘人。發起人毛澤東、蔡和森，包括李維漢、向警予、蔡暢、謝覺哉等。起初，「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主持在滬會員會議，討論確定學會的態度是「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7月，旅居法國的會員在蒙塔爾集會，議定學會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後，新民學會便逐漸停止了活動。 四川 誠學會： 是四川學生鄒附初、陳銘德、鄭獻徵等所組織，是企圖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組織。大部分是民治主義同志會會員，與四川軍閥劉湘等有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五四活動 紀念五四：五四紀念館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專題：人民網（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南方網（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题：中国共青团（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北京学生在八九民运期间纪念五四運動，并发表《新五四宣言》 中华民国纪念五四活动 時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认为“五四運動期間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即使對於現今社會仍極具歷史意義，形成數十年後知識份子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改革方向。”“年輕學子不應被絕對真理或終極教條所左右，應培養自身獨立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實力，總統認為這象徵著五四時代最重要的啟蒙精神，相信這也將有助深化台灣民主經驗的內涵，讓我們的社會尊崇追求真實且不媚俗的精神。”“台灣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紀念五四大事 2005年，兩岸四地大學生匯聚澳門紀念「五四」運動 五四青年節：1949年政務院正式宣佈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中華人民共和國） 文藝節 （中華民國） 五四精神：繼承五四運動及其思想的內在精神 五四事件：五四運動別稱，特指五四當天的遊行示威活動 五四紀念 五四主義：五四泛化精神 五四派：以五四為指導思想的青年派別 五四文學 五四藝術 五四美術 五四音樂 青岛五四廣場 五四中學 五四街 五四路 五四紀念館：北京、天津、上海均有設立實地紀念館，同時亦有設立網上紀念館 五四青年獎：共青團中央和全國青聯於1997年1月23日設立 五九國恥：五四運動的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所妥協的「二十一條」 中國學生運動史 中华民国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少年中國學會 新文化運動 義和團運動 五卅运动 天安門事件 新启蒙运动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當時稱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華民國的新黨所提出的新五四運動，以發揚五四精神、捍衛民主與法治為號召，呼籲國人手持國旗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一同譴責近日來太陽花運動以及426凱道反核的行動。根據警政署的統計，截至當日下午2點20分左右，約有1萬餘人參與。張安樂、王炳忠以及正逢母喪的馬以南、馬冰如皆有參與。 2018年，台大自主行動聯盟發起新五四運動反對政府引發的校長遴選事件。 在五四之後，跟當時的北洋政府相比，國共都算左傾，後來出現分化 另一位新文化運動重要人物胡適沒有參加這場辯論 2019香港中央圖書館五四運動百周年記念展，詳見1919-05-04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100th year April 2019 SSG 17.jpg 总统徐世昌特派梁启超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特别顾问及其记者身份，对收回青岛主权起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梁士诒发起华工赴欧、“以工代兵”战略，使中国摆脱了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也达到了中国实际参战的目的。华工的付出也为中国赢得在战后的发言权，中国以战胜国资格参加巴黎和会，为国运而抗争，为收回青岛主权而抗争，为华盛顿会议的最终解决埋下伏笔 凡尔赛条约由于山东问题（第156条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予日本而非中国） 出席巴黎和会，国内外交事务由陈箓代理；在五四运动和各方强压影响下，于6月28日代表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1918年12月22日，“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 羅家倫，《五四北京學界全體宣言》，1919年5月 傅力著. 不可不知的日本史.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177. ISBN 978-7-5680-3932-1.  李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986年8月，“關於五四運動應否包括新文化運動，歷來有不同看法。有人贊揚學生愛國運動而反對新文化運動(如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有人則反之，認爲‘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來説，實在是一個挫折’（胡適，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第391頁，臺北）。但絕大多數認爲二者有極密切聯繫而視爲一體。”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11章，1949，“辛亥革命，至多亦只算得中國禮俗丕變之開端。必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向舊禮教進攻，而後探及根本，中國乃真革命了”。 胡適，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第9章，1979年，“從我們所説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的而爲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陳獨秀，《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原載1921年5月1日 新青年/卷9/1號/隨感錄. 维基文库 （中文）. ，“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是兩件事，有許多人當做是一件事，還有幾位頂刮刮的中國頭等學者也是這樣說，真是一件憾事！文化運動的內容是些什麽呢？我敢說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科學這類的事。社會運動的內容是些什麽呢？我敢說是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人口問題這類的事。這兩類事的內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們混為一談，豈非怪事嗎？又有一班並且把政治、實業、交通都拉到文化裏面了，我不知道他們因為何種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廣泛至於無所不包？若再進一步，連軍事也拉進去產，那便成了武化運動了，豈非怪之又怪嗎！創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必須有不斷的努力，決不是短時間可以得著效果的事。這幾年不過極少數的人在那裏搖旗吶喊，想造成文化運動的空氣罷了，實際的文化運動還不及九牛之一毫，那責備文化運動的人和以文化運動自居的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輕了。” 李敖，《播種者胡適》，1961，“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转变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 李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986年8月 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1941年7月，“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顧國家社會，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險了！老實說：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當時所有的新文化運動在他所標揭的「民主」與「科學」兩大目標來說，其本身簡直是完全失敗！不僅失敗，而且將我們中國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完全鄙棄，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年，“日軍復擅自攻取青島，並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路礦權利。這些國恥，違背我國民的希望，侮辱我國民的自信，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要求最鮮明的表現。在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之下，軍閥官僚的政治，只有沒落的一途。”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著這種性質。” ”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 “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胡適，《五四運動紀念》，1928年5月4日 李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986年8月，“啓蒙沒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沒；相反，在一個短暫時期内，啓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張，不脛而走。這兩個運動的結合，使他們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來的影響範圍，終於造成了對整個中國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大震撼。” 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1920年4月22日：“如若有人問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自然不能不是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精神，的確比前此愛國運動有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 陳獨秀，《談政治》，1920年9月1日，“本志（《新青年》）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絕口不談政治為然，一方面也不願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錢當作政治的先生們談政治。” 胡適，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第九章，“我曾向我的同事們建議，我們這個文化運動既然被稱為‘文藝復興運動’，它就應撇開政治，有意識地為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文化’基礎 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 胡適《我的歧路》，原載1922年6月18日《努力周報》第7期，“（五四以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麽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很明顯，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五四運動的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幹部。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在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用警察和軍隊來鎮壓學生運動，説明它已被迫取代了當年的舊北京政府”。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5月1日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我等待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乾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楊濤. 民國時期的五四紀念活動. 21世紀雙月刊. 2010年.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在各種混亂的闡釋中，主要的有自由主義者和其他獨立派、少數黨的認識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官方解釋”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1935年，“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 孫中山.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维基文库. 1924年 （中文）. 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  孫中山.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维基文库. 1924年 （中文）. 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 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 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 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袛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麼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人類所享衣食住行的種種設備，也是我們從前發明的。  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1941年7月發表的演講，“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指的是什麽？...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 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1920年1月29日，“自北京大學學生髮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國民黨保守派一直有意或無意地强調五四運動的民族情緒，而否定其反傳統精神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年，“這些國恥，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要求最鮮明的表現。在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之下，軍閥官僚的政治，只有沒落的一途。...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竟發生了絕大的弊竇。就是因為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 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原載1935年5月12日《獨立評論》第150號，“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學依慣例還承認這個北大紀念日之外，全國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日子了。”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五四運動如此反感，以至於誰若在公開場合提及這場運動，都會成爲不受政府歡迎的人 五四運動100週年——學生運動開啟政治浪潮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osted on 2019-05-04 – 工人歷史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1918年11月15日 《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大會宣言》，1919年5月4日，“法之於亞魯撒(注：今譯亞爾薩斯)、勞連(注：今譯洛林) 兩州（注：此二地在1871年普法戰爭后歸入德國）也, 日: `不得之, 勿寧死’。朝鮮謀獨立也, 曰：`不獨立, 勿寧死’ 。夫至於國家存亡, 土地割裂, 問題吃緊之時, 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 作最後之憤救者, 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 無可語於人者矣。” 周恩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刊旨趣》，1919年7月12日，“這次全國學生自動的事業( 指五四運動), 就世界上可以說是很不希罕, 但是在我們東亞, 實在是不甚多見。日本的米騷風潮, 朝鮮的獨立運動, 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動，...我們學生感受這種潮流，...實在不能不有這個覺悟。” 魯迅，《自選集自序》，1932年，“我那時（注：指1918年）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勛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勛的複闢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梁啓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1921年，“咱們十個年頭的中華民國，的確是異常進步。...尤可喜的是，社會進步所走的路，一點兒沒有走錯。...萬事在草創時代，自然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許多毛病，這也無庸為諱。但方向既已不錯，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進的志氣又不是沒有，像這樣的國民，你說會久居人下嗎？...我們這十年內社會的進步，乃是從極黑暗、極混亂的政治狀態底下，勉強掙扎得來。...只求國民別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別要把志氣衰頹下去，將來在全人類文化上，大事業正多著哩。” 試論北京政府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及舉措[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6章，1960年 張, 修愼. 日本近現代史. 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1: 111. ISBN 978-626-317-369-9.  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在中國，19世紀90年代開始了思想的風雲激蕩過程，這不僅產生了變法維新運動，也預示了一個社會文化變化的新時代的到來。...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對於西學僅有的一點興趣大部分集中在技術知識（‘藝’）上。但在該世紀末，如果我們可以用當時流行的一本關於西學的目錄（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來做判斷的話，那麽，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已轉向西方政治經驗和政治知識（‘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等方面了”。 嚴復譯，《天演論》，1898年 陳獨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 ）之“創造進化論”（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風靡一世也。” 陳獨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1919年1月，“擁護那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 克魯泡特金著，李石曾譯，《互助論》中譯本，1908年1月《新世紀》連載 吳稚暉，《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載於1908年《新世紀》第65號，““無政府主義者，其主要即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與社會之相互，而以捨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幸樂。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 孫中山，《致列寧賀電》，1918年夏 胡適，《實驗主義》，1919年5月2日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 陳獨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 吴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原載《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號 胡適，《哲學史大綱》，1919年2月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1923年，“整理國故” 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1919年1月，“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 清政府外務部，《暂禁鸦片贸易章程》等照會，1907年  中英禁煙條件. 维基文库. 1911年5月8日 （中文）.  蔡元培，《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 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的演講詞》，1918年11月18日，“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奧的貴族以外，沒有不高興的。...此次大戰，德國是强權論代表，協商國互相協商，抵抗德國，是互助論的代表。德國失敗了，協商國勝利了。此後人人都信仰互助論，排斥强權論了 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1918年12月22日，“德國倚仗著他的學問好，兵力強，專門侵害各國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敗，稍微懂得點公理的協約國，居然打勝了。這就叫做「公理戰勝強權」。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們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所以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民國史》上，1983年，“經濟趨勢，1912-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時期，可以看出中資現代工業的增長。在1913年有698家工廠，1920年有1759家。在大戰期間，歐洲列强忙於戰時軍火生產，又因缺乏船隻運輸，所以減少了對中國的出口，從而爲中資工業的擴大提供了機會。在民國的前10年，外資和中外合資的企業也有增加，但在1914-1918年的4年中，直接的投資卻很少。投資增長最快的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後的幾年。” 張, 修愼. 日本近現代史. 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1: 109–110. ISBN 978-626-317-369-9.  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背景简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论文摘编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年第0期 1919年朝鲜三一起义 200万人参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网 近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新闻 梁爽. 浅析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 世纪桥. 2009, (1): 77–78. ISSN 1001-0475.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09.01.003. CNKI LJDS200901032.  伍超异. 试论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的关系. 新科教. 2012, (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13） –通过万方数据.  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百度文库 张德旺. 《新编五四运动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7082596.  唐啓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2014年，“1918年2月17日，顧維鈞電告外交部：與各項領土問題，英法意俄均主張以當地民意為解決之本，美國主張尤甚，德奧亦曾名義上宣言贊成，我國山東問題除根據條約與公法外，可借此原則為將來立論之資（《收駐美顧公使17日電》（1918年2月21日），《外交檔案》）。（1919年1月11日，）顧維鈞電告外交部稱：‘與我國相關最切者，即第五款謂：解決各屬地問題須以開誠佈公爲重...及第十四條謂：組織萬國公團，各國彼此擔保政治獨立與領土完全，不分大小一體待遇云云。’《收駐美顧公使8日電》（1918年1月11日），《外交檔案》）”。 唐啓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2014年 歐陽軍喜，《林長民與五四運動》，原載《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6 期 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Z] . 第 880 页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 戴, 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 7 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7: 405. ISBN 7-80068-722-8.  林長民. 外交警報敬告國民 (PDF). 晨報 (第二版). 1919-05-02.  許德珩，《許德珩回憶錄：爲了民主與科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 周策纵 1919年5月4日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6-05-04 澎湃新闻 東方雜誌第16卷第6期，1919-06-15 曹汝霖辭呈 1919-05-06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1983年，“6月24日以後，北京外交部接連電告代表團：國內局勢緊張，人民要求拒簽，政府壓力極大，簽字一事請陸總長自行決定。...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 维基文库 （中文）. 第一節第一條：日本應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第三節第九條：日本軍隊，包括憲兵在內，現駐沿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者，應於中國派有警隊或軍隊接防鐵路時，立即撤退。第五節第十四條：日本應將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並一切附屬產業，包括碼頭、貨棧及他項同等產業等項，移交中國。   九國公約. 维基文库 （中文）.  唐啓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2014，“在華盛頓會議上山東問題基本按照巴黎和會的方案解決，學者多認爲是外交勝利。（如石源華稱《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的簽署，是中國外交上取得的一個重大外交勝利，見《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96頁）”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載於《每週評論》第35號 陳獨秀，《談政治》，1920年9月1日，“本誌（《新青年》）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五四事件之後中國思想界的主流非常複雜，所以不容易分類。爲了便於討論，我們將省略次要的枝節，把新式知識分子劃分爲四個主要集團：自由主義者，左派分子，部分國民黨黨員、部分進步黨黨員。自由主義者、左派分子，與后兩者中擁護民族思潮的部分，共同構成了五四運動思想和行動的實際領導者”。 周策縱. 五四運動史. 第七章. 湖南省岳陽: 嶽麓書社. 1999: 267. ISBN 7-80520-750-X. 蔡元培，《自去年五四以來學生罷課的回顧與展望》，原載1920年5月《新教育》2卷5期 蔣夢麟，胡適，《我們對學生的希望》，原載1920年5月《新教育》2卷5期 蔡元培，《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1928年7月，“往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19年年底起，一大批曾經參與五四時間的青年被吸收進國民黨。羅家倫回憶道：‘總理對於參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和最大的熱情去吸收的。...所以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前後，從五四運動裏吸收的幹部最多，造成國民革命的一個新局勢（羅家倫，《從近事回看當年》）’”。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1年12月9日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原載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號，“社會主義除了‘廢止資本私有’為各派社會主義所通之外，從來學説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爲五派：一、無政府主義，二、共產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工團主義，五、行會社會主義（注：即基爾特社會主義）” 劉師培、張繼等，《天義報》，1907年 李石曾，吳稚暉等，《新世紀》雜志，1907年 張東蓀，《我們爲什麽要講社會主義》，原載1919年12月1日《解放與改造》雜志 陳獨秀.  討論無政府主義. 维基文库. 1921年8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4號 （中文）.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蘇俄對五四事件的主要反應登載在1919年9月的《消息報》上。作者沃茲涅先斯基(A Voznesenskii）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的主任，他樂觀地認為，五四運動為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92頁。利金致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來對這場運動進行實際領導，它制定了詳細的運動計劃，可歸納為以下五點：1.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機構設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開非基督教組織代表大會；4.通過派我們的同誌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參加會議來從內部破壞基督教代表大會；5.通過派我們的同誌參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組織來瓦解基督教同盟。...運動的縂指揮部從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產黨中央局手中，它通過青年團成功地控制了整個運動。...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1922年3月9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在中國召開），所討論者，無非是些怎樣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怎樣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把戲。我們認彼為侮辱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掠奪我國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 陳獨秀，《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 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一説原載1920年2月《新青年》第7卷第3號，“在歐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義，壓迫科學，壓迫自由思想家，他們所造的罪惡，我們自然不能否認。但是歐洲底文化從那裏來的?一種源泉是希臘各種學術，一種源泉就是基督教，這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因為近代歷史學、自然科學都是異常進步，基督教底‘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無不失了威權，大家都以為基督教破產了。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底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6月，“觀於宗教：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西方教主於生活中尋出活潑潑地之生命，自位於眾生之中央，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原載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號，“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李大釗等，《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1922年3月21日，“教毒日熾，真理易泯，邪說橫行，人道弗彰，我國本為無教之國，乃近代受害，日趨日深，近聞世界耶教學生第十一次開(大)會，今年四月，又欲舉行於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將於我中國，宣傳迷信，繼長增高，同人等特發起組織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覺，掃人群之障霧，本科學之精神，吐進化之光華。” 周作人等，《主張信教自由宣言》，原載1922年3月31日《晨報》，“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幹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1960年，“（1919年5月4日），學生代表被推選進入美國使館去見公使，他們發現公使不在，便留下說帖，說帖全文如下：‘...貴國為維持正義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戰，煌煌宣言，及威爾遜總統幾次演講，吾人對之表無上之親愛與同情。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故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吾人念貴我兩國素敦睦誼，爲此直率陳詞，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于貴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謹祝大美國萬歲，貴公使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 陳獨秀，《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1919年5月11日，“我們中國現在有什麽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民團結一致的愛國心，或者可以喚起列國的同情幫我們説點公道話。”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1922年7月，“現在世界的大勢如下：A.世界的經濟秩序已爲帝國主義的戰爭（1914-1918）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認爲最近要極力要求：（2）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年1月，“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胡適，《國際的中國》，原載《努力周報》1922年10月1日第22號，“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不過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世界列强對中國的態度已有一種很明顯的變遷了。...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我們稍知當時情形的人，都該承認當日熱心援助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學者，輿論家，并不是替‘資本帝國主義者’做走狗的。” 毛澤東，《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42页 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1941年7月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年 胡適、唐德剛，《胡适口述自传》，錄於1959年，出版于1979年，第9章 顧頡剛，聖賢文化與民俗文化，嶺南大學學術研究會演講 1928-03-20 鍾敬文記，刊於《民俗》週刊第5期，1928-04-17 石齊平. 中國崛興靠三股力. 中國時報. 2020-12-11 [2021-04-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1）.  紀念五四 總統：自由民主將成兩岸對話共同語言[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劉宛琳. 郁慕明號召「新五四運動」　周日上凱道. 蘋果日報.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5月4日） （中文（繁體））.  翁嫆琄. 凱道「新五四運動」 警方估有萬人參與. 新頭殼newtalk.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5月4日） （中文（繁體））.  陳詩璧. 新五四運動　王炳忠批陳為廷納粹法西斯. 蘋果日報.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5月7日） （中文（繁體））.  馬家姐妹凱道現身　白狼狠批學運「罌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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