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规元

上海规元，也称九八规元、豆规银，外侨称上海两（英語：Shanghai Tael），是近代上海流行的虚银两单位，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上海金融界大多采用其作为计价和记账单位。虽然上海规元的实际单位是两，但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元”而不称“圆”的货币相关概念。 上海规元是一种虚银两，即现实中并无对应规格的银两，需要从其他实银两折算而成。规元的计算通常有三个构成要件：宝银重量，一般按照申漕平；宝银成色，一般以库平足银944‰为标准；最后的习惯为98%折扣。现实中并没有专门用于秤量规元的平砝，一般要从其它平砝换算，晚清《沪游杂记》记载二六宝库平100两合规元109.26两，二六宝漕平100两合规元107.60两。虽然规元通常只是记账单位，并不会用于交付，但在历史上上海沙船商也以规元为标准铸造过咸丰银饼，这也是上海最早的自铸银币，另外也有规元纸币流通。1867年，英国在香港铸造上海纹银壹两银元，即合规元制作，原拟在香港流通，并希望取代规元地位，但计划未能实施。 根据马寅初的演讲，上海市面对规元常用的计算公式是： 规 元 两 数 =  宝 银 两 数  +  宝 银 升 水  0.98 {\displaystyle {\text{规 元 两 数}}={\frac {{\text{ 宝 银 两 数 }}+{\text{ 宝 银 升 水 }}}{0.98}}} 所谓升水，是因为市面宝银成色一般高于纹银，拿去兑换纹银总会多出来几两纹银，这多出来的部分就叫升水，公式如  宝 银 两 数  :  纹 银 两 数 = 50 : ( 50 +  宝 银 升 水  ) {\textstyle {\text{ 宝 银 两 数 }}:{\text{ 纹 银 两 数}}=50:(50+{\text{ 宝 银 升 水 }})} 。上海市面的升水由公估局批估决定，公估局如果认为成色不足会退回不批。上海通行二七宝50两银锭，1枚银锭升水一般在2.65两至2.75两之间。按照这套公式，如果申漕平1两合565.65格令（36.654克），和市面流行的宝银（重50两）换算的结果列表如下： 而在实际使用中，成色的数据存在误差，美国学者曾估计足色宝的实际含银量在987‰到989‰之间，申漕平1两通常也只有565.5格令（36.64克），因此规元每两理论含银量在517格令（33.5克）左右。根据上海国外汇兑银行公会的标准，规元成色916⅔‰，漕平合565.65格令（36.654克），每两理论含银量在518.512格令（33.5990克）左右。无论是517格令（33.5克）还是518.512格令（33.5990克）其实都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对银两并没有明确定义，银两标准主要是由公估局确定，但公估局一般也是依照国外汇兑银行公会的标准衡量银两，因此518.512格令（33.5990克）的标准更主流。 由于各地平色不同，相互之间也需要汇兑，关于规元与各地银两的汇兑关系，1923年上海《新闻报》有做如下调查： 银两与银元之间的兑换主要通过洋厘市场。在废两改元之前，“上海规银之对于银元，无异货币之于凡百商品”，所谓洋厘即银元（大洋）合银几厘，银元也相当于规元计价的普通商品。上海历史上，最早有鹰洋和龙洋行情，但民国建立后袁大头逐渐成为主流，1915年、1919年分别废除了这两种行情，取而代之的是国币行情，直至1933年废两改元。理论上，洋厘价格应该基于银元与银两含银量之比，根据时人杨荫溥的分析，“洋厘的高低是上海金融市场对于规银和银元供需情形的测验器，银元供不应求时，洋厘价格便上涨”。洋厘价格大幅偏离正常价格，则会产生套利机会，经过市场调节恢复正常。 1901—1911年上海规元与英镑汇率 原注统计自《申报》 规元的产生原因尚不明确，但可以明确追溯到上海南市的豆行。一种说法是在上海开埠之前，上海交易都在南市，南市贸易以豆为最大宗，因交易频繁、现金缺乏采用。第二种说法是，豆商与东北的牛庄往来密切，现银匮乏，因此以98折求现。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年东北豆商在急于回乡过年，于是在年前以98折清帐。规元最初只在豆行中使用，在上海开埠之后流传到租界，逐渐成为上海华商共通的标准。 咸丰初年，上海的对外贸易还在使用西班牙银元（本洋）支付，但早在19世纪初西班牙就停止铸造本洋，因此本洋数量越来越少，价格也水涨船高，外国商人即便在欧洲也很难找到廉价本洋。1855年，英国、法国、美国驻上海领事集体要求上海道台许可使用鹰洋替代本洋流通，当时华商一方面存在囤积居奇的投机者，另一方面早就习惯规元、不愿意改换货币，因此一致反对这一要求。1856年，上海本洋稀缺、价格暴涨，价格最高时和鹰洋汇率可以达到140%，净重0.72两的本洋价格1元竟比规元1两还贵，趁着本洋与规元价格相当的时机，上海华洋商人集议交易以银两取代本洋，以规元1两合本洋1元改用规元记账，商人只需改记账单位而不需要换算便可顺利过渡到以规元结账。 1857年初，上海对外贸易统一改用规元为贸易结算单位，在鸦片、布匹、丝绸、茶叶以及外汇交易中全部采用“上海纹银”支付，本洋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金融市场恢复稳定。当时的上海通用银两是上海租界（俗称夷场，后改洋场）制造的夷场新，即二七宝，虽然规元是通行银两的记账单位，但夷场新并不符合规元标准，因此收支都需要换算。规元作为标准银，逐渐统一了上海的货币市场，并且大大促进了上海与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汉口的洋例银即仿上海规元制定。民国《上海县志》记载，上海的中外银行和各类商号无不以上海规元为交易媒介，并且通过贸易逐渐影响全国，在金融市场具有相当地位。虽然民国建立以后，银两的使用日益减少，但规元仍然是长江下游通用的标准银两。1933年废两改元中，国民政府要求上海市面将银两以规元每0.715两一元的固定价格折算为银元，银两以及规元自此退出市场。 这里的成色数据转引自张惠信《中国银锭》，此处仅为简单计算，并不保证正确性。 Young, John Parke. The Shangai Ta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31, 21 (4) [2023-02-05]. ISSN 0002-828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5）.  张公权. 上海银两通货概说(附银炉及公估局). 财政经济杂志. 1914, (3).  招商词库：规元.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2023-02-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3）.  姚旭东. 探究钱币上的“圆”和“元”. 上海金融报. 2019-12-30 [2023-02-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4）.  杨端六.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1.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07-05463-9. OCLC 191735332.  郑祖安. 沪游杂记.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ISBN 7-80678-622-8. OCLC 136872161.  潘连贵. 上海貨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023-02-05]. ISBN 978-7-208-13230-6. OCLC 9482639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8）.  傅为群. “咸丰银饼”，上海最早的自铸银元.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澎湃号 (澎湃新闻). 2022-03-05 [2023-02-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4）.  黄沂海. 钱庄帮派文化的江南印记 (PDF). 上海银行同业. 2020, (9) [2023-02-0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2-04）.  马寅初. 何谓九八规元(在北大与中大之讲演文). 上海总商会月报. 1924,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编). 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OCLC 298678990.  戴建兵.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 (博士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03-16 [2023-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8）.  商业：最近调查各地平砝与上海九八规元之比较（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新闻报）. 农商公报. 1923, (1).  赵留彦. 银点套利与清末民国的货币市场整合——沪津洋厘市场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5, 15 (4) [2023-02-08]. doi:10.13821/j.cnki.ceq.2014.04.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8）.  蒋立场. 清末银两汇价波动与外债偿付（1901—1911）. 中国钱币. 2008, (4): 23-28+79 [2023-02-08]. doi:10.13850/j.cnki.chinum.2008.04.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31）.  汤国彦 (编). 中国历史银锭.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ISBN 9787222012967.  洪葭管;王欣欣;李安定 (编). 虚银两. 上海金融志. OCLC 1085990494.  银两与银元势力之比较（附表）. 银行周报. 1921, (4-6).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 (编).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2023-02-08]. OCLC 5679395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