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史通》為唐朝史学著作，作者刘知几，成书于公元708年至710年，是全世界首部有系統之史學理論專著，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總結唐以前史學的全部問題，因而擁有極高史學地位，對後世影響深遠。此書的編著時間始於唐代武后長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成書，花了九年時間。在四庫全書中為史部史評類。 在此書面世之前，中國已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產生了大批的史學著作，據《隋書·經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類，共著錄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眾多，傳世久遠，諸書在編撰體例、寫作技巧、史料真偽、史觀正否等等方面千差萬別，客觀形勢要求對中國史學史作一個完整之總結，對大量史籍之優劣良莠加以評定，《史通》之出現，無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學以及刻苦鑽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說，與古代史學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史通·序》嘗云：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謂也。由是觀之，史通之作，劉氏亦有上擬春秋之意。 劉知幾自幼酷愛史學，博覽群書，是糾正累積各史著在史學方法及理論架構上的雜亂，從而探求真正的史學理論。故劉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辨其指歸，殫其體例。」 故此劉知幾欲透過《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學理論。 劉知幾身為史官，他感到史館修史的限制，以致不能滿足他對編撰史著的極高要求，因此劉知幾辭去官職，私撰《史通》。 他雖在史館二十多年，其卓越的歷史見解事事受制於監修大臣，諸如張昌宗、張易之、武三思、萧至忠之流，劉知幾的主張往往與之不合而受貶抑，故反對眾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並退而私著《史通》以發揮自己的史學才能與識見。另外，他認為在史館修史有許多弊病，例如史館人品繁雜，頗多庸碌之徒，在史學上之認識難以統一。二來史館缺乏制度的規範導致分工不明，三來史館材料缺乏，難以編撰。四來權貴干涉修史，令史館不敢直書其言。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為：「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 史通全書分為內外篇各十卷，內篇三十九，外篇十三，共有五十二篇，但內篇「體統」、「紕謬」、「馳張」三篇已失傳，今傳世四十九篇。內篇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史籍雖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書，假如探索當中的源頭並歸納起來，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仍有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加以闡述。 六家、二體、雜述三篇敘述斷代史書的體例、類別。按六家的體例分為二體一一編年體、紀傳體。在雜史中，按其內容分為小錄、逸事、地理篇等十種 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斷限、編次、題目、稱謂、載言、載文、書事、煩省十六篇評論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 核才、辨職二篇，論史官的才具及人選。指出史家須有才、學、識三者，才能擔當寫史的任務。才指才幹；學指知識學問；識指史觀和筆法，即「善惡必書」。 採撰一編，論編撰方法與資料搜習。劉氏提出編纂前要廣博地搜集史料，且須慎重的選擇史料。 敘事、浮詞、摸擬、言語、因習、邑里六篇，論敘述方法和寫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論對於歷史人物的記載和品評的。他認為記載人物應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他又認為不應只記載人物，還要品評人物，指出他們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補注一篇，論史書的注文。劉氏把史書的注文分兩類，一是解釋，二是補充。劉氏推許解釋的注，以之為注家的正體。對于補充事跡的注，劉氏則予否定。 鑒識、探賾二篇，論評論史書時應注意的問題。劉氏說明只有知識而沒有鑒別便沒有多大用處。他認為，必須對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適的看法。劉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斷，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敘一篇劉氏自述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經過及撰著史通的動機、意旨和感想。 外編則綜論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一些具體問題。 古今正史敘述斷代史書的著作情況，並分析其源流。劉氏將唐代以前的歷史著作分為「正史」與「雜史」兩大類，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為六家──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 史官建置、忤時二篇論述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劉氏肯定設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認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個主要弊病： 史官眾多，互相觀望； 史料缺乏，難以編撰； 權貴干涉，不敢直書； 監修牽掣，無從下筆； 缺乏制度，職責不明。 疑古、惑經、申左、雜說上、雜說中、雜說下、暗惑、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九篇，專論歷史著作的優劣和雜評。劉氏在疑古‧篇對尚書及論語提出十條批評，在惑經篇對《春秋》提出十二條批評。他不但批評孔子，又指責孟子、司馬遷等對孔子的讚譽，大膽突出。 在申左篇中，評論春秋三傳的優劣，他表揚左傳而貶抑公羊及穀梁傳。在雜說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裡，雜評諸書記載的得失，並提出許多關於史書的體例、內容、編纂方法以及讀史、評史等方面的意見，漢書五行志錯誤篇專評班固所著漢書五行志的缺點。五行志雜駁篇專評春秋時代五行的記載的得失。 點煩一篇刪改史書的煩文（指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于許多古經書所著之標點符號（點、注）均是錯誤的，致令讀者誤解原文，故劉氏便把其中之標點符號完全刪去。史通雖只有四十九篇，但內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對以往舊史作出全面總結及批評得失；另一方面則對當代修史的錯誤加以糾正，可謂達到「揚榷利病」的目的。 六家、二體 劉知幾認為唐代以前的史籍雖多，但整體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歸納起來只有六家： 尚書家（記言） 春秋家（記事） 左傳家（編年史） 國語家（分國紀事，是國別史） 史記家（紀傳體通史） 漢書家（紀傳體斷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有史書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詳述。他又以編年史、紀傳史視為史家正體，稱為「正史」，其他則稱為「雜著」，如筆記短書、方志、家譜以及專詳地理都邑的記載都是「雜著」。 劉知幾又認為編年及紀傳二體各有優劣，可以互補不足，所以應二者並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舉《春秋》為正史，不從當時《隋書．經籍志》所列正史僅有紀傳體史書的做法，實為創見及持平之論。 《史通》推崇斷代史而反對通史的寫作體例。首先，他認為通史浩翰難讀，斷代史較易為學者探討：「言皆精練，語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再者，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故主張修斷代史。 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數千年之史實，在《四庫提要》中提到：「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而鑑於通史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傳，其可採錄者往往為舊文，難得新異，所以並不主張修通史。 由於劉知幾極度推崇斷代史，因而亦嚴守斷代史書所述之朝代為斷限，認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複。故此，他批評《漢書．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漢以前的人物，又主張刪除紀傳史中的「天文」（違反斷代史書的體例）、「藝文」、「五行」三志。 對載言的看法：紀傳是記事之書，不應載言。載言的做法使文辭與史實夾雜，切斷了史實的連貫性，使讀者糊塗。主張史書中的「列傳」或「本紀」只記史事，載言之體宜另立一章，題為「制冊章表書」。上述建議雖未為後者採用，然而後人編《經世文篇》，與史傳相輔相成。 對「表」、「書」、「志」的看法：「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列傳」所載，故無大作用。至於書、志方面，他主張刪除紀傳史中「天文」、「藝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載官闕制度，朝廷禮儀，可反映統治者的經營策劃和一般物質的建設情況。氏族分辨華夷及士庶之別。世家大族為統治集團之核心，故記載之可反映社會真實的面貌。方物土貢反映經濟狀況。 論贊：舊史慣例，每於叙事之末便發一論，如史記有「太史公曰」。《史通》認為這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既煩瑣又無大意義，故大力斥之。 劉知幾提出正名、抉擇、直言三大原則： 正名：項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記不應將他列入本紀，而應劃入列傳。 抉擇：別辨賢愚善惡而加以批評。 直言：善惡必書，不因個人感情而歪曲事實。 劉知幾認為史書應以簡潔為主，反對煩冗。他認為文字該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時他還主張「樸、真、今」三原則，即是： 樸而不華，浮詞宜刪 事必直叙，以求真實 不用古語，改用當代文字寫史，是為「今」 在採輯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宜廣泛搜集資料及博覽群書。同時應以私家著述為佳，反對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觀環境所制約，令作史者不能發揮所長。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誇，“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與史實不符，故竭力主張史學應擺脫文學而獨立，反對文士修史，這種見解是針對當時一般專務詞藻，忽略史實的文士寫作而提出的。 劉氏總結舊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書材料的真實性。指出舊史多有失實，例如修史者往往懾於君主的權威，不能秉筆直書。又或歪曲前朝事實以迎合君主心意；記事時慿主觀愛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記事時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僅憑片面傳聞，必然有失實之處；以及書中有太多隱諱及誇飾，很難保存事實的本來面目。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徐坚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 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發展。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官修史的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 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各項總結裡都分別指出其得失利害，對促進史學發展，實有重要作用。 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斥責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這觀點與唐以前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蓋因唐以前是魏晉南北朝年代，常經歷改朝換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陷詆譭。 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 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他說：「孔子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評，除惑經篇集中地列舉十二條，在其他篇裡也間有陳述。劉知幾不但批評孔子的春秋，而且對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贊揚《春秋》的著名學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也予以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對後世有影響： 至宋而懷疑風氣風盛。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而別為考異三十卷，闡明對史料取捨的原因，可見一斑。 清代學者之考證辨偽，深具懷疑精神，致力於考訂工夫，且不僅於史事多所訂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應麟《四部正偽》、宋濂《諸子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証》及崔述《考信錄》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劉氏主張要廣搜博採，又要細心鑒別真偽，慎重取捨。他認為，若不徵求異說，採摭言，則內容貧乏，難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為功，而不別加研核，又會真偽混淆，是非參錯。故史料不但要豐富，而且要真實。 在史書的體例方面，劉氏深入分析史書的體例。他對六家二體之評價甚為詳盡。他以六家中尚書記言而不著歲序，春秋記事而詳顛末，國語國別而不歸典式，史記代遠而不立限斷，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獨左傳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漢書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 在內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議，如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 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明代之著述，不復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浦起龍《史通通釋》認為后妃外戚不稱紀，傳後無復贊語，災難無五行讖緯之記，均受劉知幾之影響。 在文與史的關係方面，劉氏揭述經、文與史分述之觀念。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主張史學脫離文學，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與今日之史學觀點相合。 史通大惑經篇，謂春秋所載，不盡合史實。又有申左篇，謂左氏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蓋公、穀多微言大義，而左氏詳於史實，自史學立場言，自是左氏可信，二傳當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經籍，並疑問之，實明白確立了史學脫離經學的影子。 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採撰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幹；史學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識學問；至于史識，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觀和筆法，也就是「善惡必書」的「直筆論」，劉氏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開闢史評的道路。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史通》，而後方有宋呂夏卿《唐書直筆》、吳縝《新唐書糾謬》。直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史學見解影響後世。修史者唐以後之史書，採史通之見解者，以歐陽脩《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歐陽脩頗能師其意，《新唐書》而後，劉氏之學說，始大盛行而流傳於世，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又評論古人得失。……其貫穿古今，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 王維儉《史通訓故》序：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 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在歷史編纂學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一樣，劉知幾的史通則在史學理論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 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记 《史通》，〈表历第七〉：“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 《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書籍 〈國史縱論〉下編，作者鄭佩華、吳美英、黎惠賢。pp. 334-338. [在维基数据编辑] 在维基文库阅读本作品原文（ 在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 《史通 (四庫全書本)》 《史通 (四部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