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璐

貝璐爵士，KCMG，KBE（英語：Sir William Peel，1875年2月27日—1945年2月24日），英國殖民地官員，長年在馬來亞任公職，1930年至1935年出任香港總督。 貝璐在1875年2月27日生於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郡的赫克瑟姆（Hexham），父親名叫W·E·貝璐，曾在約克郡波士頓溫泉（Boston Spa）任職牧師。貝璐早年入讀位於韋克菲爾德（Wakefield）的錫爾科茨公學（Silcoates School），後來於1893年升讀劍橋大學皇后學院，其中在1896年的數學優等考試中名列第11名（11th Wrangler），同年亦以文學士資格畢業。在1931年，貝璐再獲皇后學院頒授文學碩士學位。 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貝璐在1897年前往馬來亞，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任職官學生，未幾先後在1898年和1899年於高淵和大山腳擔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另在1901年以前，他亦一直在威省內任同職。 在1902年，貝璐被改調到星加坡出任署理助理輔政司。但不久以後，他在1905年派回檳城改任署理助理裁判司兼法醫官。至1908年，貝璐改任審計官，到1909年轉到馬來聯邦管轄下的雪蘭莪出任署理參政司秘書，1910年改於下霹靂州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在1911年，貝璐調回檳城，擢升為檳城市議會專員署主席，期間曾在1917年2月至10月署任檳城參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 在1918年，貝璐累遷為星加坡市議會專員署主席，到1919年轉任馬來聯邦食物管制官（Food Controller），至1920年擢升到海峽殖民地（三洲府）任勞工署署長（Controller of Labour），其中又曾於1921年在當地政府兼任歐籍人士失業委員會主席。在1922年，貝璐出任英國駐吉打地方政府顧問，期間曾在1925年5月至7月同時署任檳城參政司之職。未幾在1926年，貝璐終獲擢升為馬來聯邦布政司，當中在1927年5月至6月，他更署任了馬來聯邦護督兼高級專員之職。 貝璐在1930年卸任馬來聯邦布政司，被改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爵士，升任第18任總督。貝璐隨後在1930年5月9日抵達香港的皇后碼頭，正式履新。其實，他早在1927年任馬來亞護督的時候，英政府就曾詢問貝璐，問他是否願意擔任一個重要性較低的總督級職位；當時貝璐表示同意，結果就在1930年，他就獲委任當港督。 相較於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貝璐為人較為隨和，作風沉穩，對英政府持合作的態度，並不會像金文泰爵士時常與英政府持相左意見，甚而反對英政府的政策。在當時，由於英政府財政緊絀，所以對殖民地政府的事務，不論大小都愛一一過問，故此，貝璐就成了英政府眼中理想的港督人選。 貝璐十分關注香港的社會建設，在醫療方面，他任內落實興建長洲醫院（1933年動土，1934年建成），又在港島興建遠東規模最大的瑪麗醫院。在食水方面，貝璐在1931年建成九龍副水塘與香港仔水塘，又於1935年展開城門水塘第三期工程。城門水塘第二期工程展開時，時值英皇佐治五世登基25週年，貝璐便將城門水塘更名「銀禧水塘」。貝璐任內亦見證香港電話線路轉駁全面自動化。 香港的交通在貝璐任內亦有很大發展，在1933年，他批准油蔴地小輪引入汽車渡輪服務，從此汽車可以在港、九兩地行駛；同年6月11日，他分別向九巴和中巴兩所巴士公司發放為期15年專營權，准許九巴專營九龍、新界和離島公共巴士服務，中巴專營於香港島地區。發放專營權結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競爭的局面；貝璐又借機會引入新條款，加強監管公共巴士服務。港府規定兩所巴士公司要把收益某個百份比撥歸政府，更對巴士車資作出監管。巴士公司須由英籍人士組成，巴士也要購自英國。在航空交通方面，貝璐上任不久以後，粵、港兩地機場開始互航，啟德機場的指揮塔和飛機庫亦在其任內落成。 在市政服務方面，香港家居排污引起社會關注，立法局在1935年3月通過《1935年市政局條例》，改組原潔淨局為市政局。新的市政局要到貝璐卸任後，至1936年1月才正式成立。市政局大致擁有潔淨局的權力外，更加入民選議員席位。 自國際聯盟在1919年成立以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問題開始備受聯盟的關注，而且還成為了國際議題。國際聯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絕境內的賣淫活動；可是，歷任的港督均認為港府已訂立了相當的法例，對黃色事業作十分有效的規管，而且秦樓楚館一類煙花之地在中國古已有之，所以不便禁絕香港傳統的賣淫活動。在這種背景之下，港督的意見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默認，所以終1921年代，有關禁絕賣淫的提議始終沒有在香港落實。 然而，在貝璐上任後，時值英國工黨剛剛上台執政；而由於工黨政府與國際聯盟的立場一致，所以禁絕賣淫活動之聲再起。貝璐初時反對禁絕賣淫，指出港府對賣淫業的規管打理，「比起倫敦政府處理國務還要井井有條」；他又認為，華人社會中的妓女並非如西方所想的街頭孤兒，她們往往能夠成為大戶人家的妾侍，所以禁絕賣淫並不可取。儘管貝璐的努力辯解，但工黨政府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結果貝璐唯有屈從。經港府查證後，貝璐向英政府匯報，香港共有6所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內面共有17名領有牌照的歐籍妓女；此外，全港又有222所中國和日本人開辦的妓院，內面共計有2,657名領牌妓女。 資料發表後不久，國際聯盟在1931年派出一隊人口販賣調查團到香港。貝璐事後遂根據調查團的建議，在1932年6月勒令關閉所有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而歐籍妓女則被遞解離境；後到1934年6月，所有華人妓院亦遭到勒令關閉。不過，出乎西方輿論意料的是，賣淫活動被全面禁絕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反而沒有得到改善。賣淫活動轉到地下發展，在灣仔一帶更出現不少流鶯在街頭流連，此外，缺乏了以往的監察，駐港英軍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急升至24%，可見禁絕賣淫的政策並不成功。 除了賣淫活動以外，工黨政府同時聯結了英國反鴉片聯盟，向港府施壓要求禁售鴉片。在種種壓力下，貝璐遂在1931年開始立法禁煙，除吊銷公煙的專賣牌照外，又不得市民私藏與吸食鴉片。在當時，英商已不再是鴉片的主要供應商，相反，中國各地軍閥為了籌集經費而迫令農民改植鴉片，所以中國大陸成為了鴉片的主要來源地。有見及此，貝璐又特設了緝私隊追緝私煙。 總體上，禁售鴉片對香港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這除了使私煙不絕外，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煙館，不少人更因為吸食或販賣鴉片而被定罪，以致監獄出現過份擠迫的問題；而禁售鴉片以後，警察受賄的情況也有所惡化。所以貝璐曾經抱怨禁售鴉片與當年美國禁酒一樣，將不會取得成功。 此外，禁售鴉片使港府的財政構成沉重打擊。在過往，銷售合法鴉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但是在禁售鴉片以後，猖獗的私煙販賣使港府白白失去了這方面的財政收入，結果，貝璐唯有大幅增收遺產稅、成藥稅和娛樂稅，以彌補禁售鴉片所導致的財政赤字，經過一番努力，到1936年的時候，鴉片收益已大幅減至政府總收入的百分之一。在此以後，港府繼續禁售鴉片，到1945年9月20日，港府更正式宣佈禁絕鴉片貿易。不過，鴉片在那時已經式微，可卡因和海洛英一類的新興毒品已成地下市場的主流。 在1929年，美國華爾街爆發了全球性股災，一時間使歐洲和美國陷入了長久的大蕭條之中。身在遠東的香港最初仍能夠置身於事外，可是隨著1931年國際白銀市場崩潰，白銀的跌價立即導致奉行銀本位的港元大幅貶值；以往在1920年代，每一港元大約可兌三仙令，但是白銀跌價後，每一港元只可兌換小於一仙令，意味要多於20港元才能兌換到一鎊。港元貶值後，倫敦曾派一貨幣委員會來港，事後建議一日中國維持銀本位，香港也應當跟從。可是，在1934年，由於美國政府大舉搜購白銀，遂使中、港銀價大幅反彈，而國民政府於1935年宣佈放棄銀本位後，港府為免港元進一步升值，在同年11月宣佈放棄銀本位，但當時貝璐已經卸任。 面對經濟不景，貝璐曾在1932年設立一個節約委員會（Retrenchment Commission），以設法緊縮政府開支。該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引入更多華籍公務員，以取代薪酬相對較高的外籍公務員。港府最初在市政和衛生部門執行有關建議，當中包括開始招聘華籍護士到公立醫院工作。此外，有鑑於於公務員薪俸以英鎊結算，貝璐亦曾下調公務員薪酬，以節省政府開支。到1934年，貝璐更發行了2,000萬元公債，用於地方建設之上，以收刺激就業之效。 總括而言，儘管港元因為大蕭條而貶值，但是香港的經濟卻沒有比想像中差，因為港元貶值期間增強殖民地的競爭力，貿易額亦因而上升。在這種背景下，貝璐任內港府的財政收入一直穩步增長，而且更首次逼近3,000萬港元的水平。 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職，返回英國，展開退休生活。貝璐晚年退居於英格蘭東薩西克斯郡的貝克斯希爾（Bexhill），後於1945年2月24日，即生日的3天前卒於倫敦，享年69歲。 貝璐在1911年與維爾勒·瑪麗·德雷克（Violet Mary Drake）結婚，她的父親則名W·D·萊恩（W. D. Laing）。貝璐與貝夫人共生有兩名兒子，他們是： 拿督約翰·貝璐爵士（Dato Sir John Peel，1912年6月16日—2004年5月8日），英國殖民地官員，保守黨政治家及歐洲議會成員。[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L·貝璐（Richard Laing Peel，1914年—2002年），英國殖民地官員。[4] 貝璐三父子皆於劍橋大學皇后學院畢業，貝璐在1893年入讀，而其長子與次子則分別在1930年和1933年入讀。 貝璐熱愛到郊外騎馬和打高爾夫球，任港督時更興建粉嶺別墅。總督別墅於1934年建成，貝璐每逢假日都愛到那裡避暑。 貝璐曾於1934年10月17日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立下奠基石，該行是當時香港首幢安裝冷氣系統的商業樓宇。 C.M.G. （1926年） K.B.E. （1928年） K.C.M.G. （1931年） K.St.J. （1931年） 皇后學院 （1932年） 香港大學 （1935年） 貝璐道，連接香港仔及太平山的道路，原名「鴨巴甸新路」，1960年改現名。 貝夫人健康院，原址位於灣仔修頓中心，於2006年遷往鄧肇堅醫院。[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貝夫人美沙酮診所，位於灣仔柯布連道。[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貝璐樓，位於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內。 貝璐工程實驗室，原於香港大學內，在1981年拆卸。 啤律，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蕉賴的道路，排檔食肆林立，為當地有名的夜市和食街。 檳城太子道（英语：Peel Avenue, George Town），位於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的道路，檳榔醫院（英语：Island Hospital）座落此街。 銀本位 馬來亞 香港總督 Who was Who, 1941-1950，A & C Black。 Excellency :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Russell Spurr，Hong Kong：FormAsia，1995年。 A History of Hong Kong，Frank Welsh，HarperCollins。 香港掌故趣聞小博士，嚴吳嬋霞，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3月。 Eminent Alumni，劍橋大學皇后學院，2007年7月18日造訪。 Full Details for Query #64226，CousinConnect.com，2007年7月18日造訪。 COUNCIL MEETI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1933年10月12日。 COUNCIL MEETI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1934年10月18日。 Malays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WorldStatesmen.org，2007年7月18日造訪。 Malay Stat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WorldStatesmen.org，2007年7月18日造訪。 香港貨幣制度的興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香港金融管理局，2007年7月18日造訪。 立法局會議記錄（英文） 1930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31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32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33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34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35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其他 香港大學贊辭[永久失效連結]，1935年發佈 貝璐爵士於港大領受學位後致辭[永久失效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