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中國史學之發展，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唐朝、清朝乾嘉時期，中唐以後設置史館，纂修實錄，並形成修史制度。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傳統史學引入西學史學方法。 據傳說，黃帝時期，中國就設有史官。漢字的發明者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他為了記錄史事而創造了不少漢字。劉知幾於《史通‧史官建制》曰：“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 商代的史官，負責主持祭祀。 周代時已經具有人文主義精神，周公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人雖然還保留殷人的許多自然神並加以祭祀，但這個神是屬於「人格神」，上天對人間政權具有充分得自主決定權。換言之，天命是受繫於人事，政權移轉，歷史的推動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單獨專決的。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原是魯國的國史。 春秋之際，時代劇變，先秦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與歷史觀，陰陽家序四時之順，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彊本節用，名家器名實，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各家爭鳴，皆期能於亂世之中發跡，進而成為顯學，以道救世。 《尚書》，為先秦時代政事文獻的彙編，內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佈告的講話記錄為主。《尚書》為中國文學散文創作之祖，文風質樸。 至兩漢時，在經學的瀰漫下，中國的已經完成「前三史」。 漢朝司馬遷的《史記》，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 班固的《漢書》，“文贍而事詳”，僅記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 魏晉時期，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權威，個人意識覺醒，士人在分崩離析中發現自我，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故此期的史學特色是將志異、雜傳入史。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末至晋朝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逯耀东统计漢晉時期的杂传多达493种。 東漢末年以後，史学有简化的趨勢，傅玄“讥后汉之尤烦”，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蒙文通亦表示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 唐太宗時，設立史館修前史、著當朝實錄，立起居郎專掌記注，史家從私人修史變成國營企業化，以後的國史皆是如此 唐太宗命人修《晉書》、《隋書》等史書，合稱唐初八史。 杜佑著有《通典》。 劉知幾著中國第一部關於史學評論的專書《史通》。 宋朝史學發達，史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宋代《神宗实录》重修五次之多，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种版本。邹志峰在《宋代考据史学三题》中说：“宋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史学传统，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录签帖考异，以明示去取之意，这是宋代史学家治史严谨的最好例证。这种传统早在官修《宋太祖实录》开始以朱墨杂书时已见萌芽。” 宋朝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至南宋時，鄭樵著有《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薛居正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還有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 元順帝時修成《宋史》、《遼史》、《金史》三部紀傳體正史。 元朝原本有自成吉思汗以降的諸皇帝實錄，稱《元十三朝實錄》，但明以後亡佚。 明朝私人修史的風氣盛行。 明太祖攻下大都後即派人修《元史》，前後花了不到一年時間。 明朝歷代皇帝都有實錄，合成《明實錄》。 乾隆時修成正史《明史》。 清朝歷代皇帝除宣統帝外都有實錄，現在一般將清朝十一位皇帝的實錄和《宣統政紀》合并成《清實錄》出版。 章學誠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史學家，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史學最後一位的史學家。六經皆史乃章學誠著名的論點，並著有《文史通義》。 錢穆著有《國史大綱》上下兩冊，序中自稱“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再者“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國史大綱》很大的一個“特色”是不列注解，不引任何書目。 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1962年）一书说：“史官記註、官署檔案、州郡計書、文士別錄、金石之志、地下之藏無一不為史料。如何葺錄、保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吾國先哲，實優為之。” 論贊：中國的史書，自《左傳》以降，無論正史，甚至記事本末，在文章之後還有一個歷史家抒發自己意見的天地，稱為「論贊」（或稱史贊），是中國傳統史學特別為撰史者留下的空間。論贊的頭銜雖是五花八門，不過意思都是一樣的，即是在嚴肅而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之後，可以主觀地在論贊中發表對歷史事件的議論和歷史人物的評價。 體例：中國史書除了正史，尚有別史、史評、記事本末體等體例，每種體例，各有其千秋。 內容：內容方面，太史公已降，正史除卻〈本紀〉、〈世家〉、〈列傳〉等記人體例之外，尚有〈書〉、〈表〉等系統，〈書〉分類記述各種典章制度，除包含政經、法令、職官、軍事外，亦記述天文、地理、曆法、圖書，〈表〉則提供查閱史事的方便。 敘事：中國的歷史總有不失真且膾炙人口的敘事，例如太史公將鴻門宴的場景與人物個性描述的栩栩如生，讀者若有親臨其境之感。 職務：司馬遷《史記‧報任少卿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可見中國史官與西方史家不同之處在於早期的史官除著史以外，還得兼任天文曆法，後來則回歸記錄，如班固《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世本·作篇》：“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 《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像，採乎眾美，合而為字。” 《荀子·勸學篇》：「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朱自清. 經典常談.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佈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數，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製作，應該分別的看。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後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後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並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  《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 《史通·六家篇》:「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载氏着《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七“史体之发达” 范冲绍兴五年二月上《论修神宗实录及别撰考异疏》：“神宗皇帝实录，既经删改，议论不一，复虑他日无所质证，辄欲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之意……臣记绍圣重修实录本，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今所传本，其删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题字，盖当时签帖，今考异依重修本书写，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庶几可考。”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全三冊)，(臺北，三民書局，1993、1998、2004)。 沈剛伯，《沈剛伯先生文集》，(臺北：中央日報，1982)。 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 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出版，1998)。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黃俊傑、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值」的關係為中心（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黃兆強：〈返本開新－中國史學上的褒貶傳統（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王晴佳、Georg G. Iggers：〈中西史學思想比較－－以西方歷史哲學與儒家思想為中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王晴佳：〈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羅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的片斷反思（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汪榮祖：〈後現代思潮下中國現代史學的走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