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地方组织。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推动下，于1920年8月至1921年7月在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各建立共產黨小组，另有旅法、旅日小组。1921年7月，除旅法小组外的7个小组成员代表，在中共一大上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强勢力陸續侵入中國，使得社會結構從发生改变，陸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辛亥革命。與此同時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出現工人並且不斷成長，到了1919年時人數已經達到200萬人左右。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苏俄成立，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无产者宣言》，鼓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最早起源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所引起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許多改進中國社會的主張引起許多討論，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並且和工人運動開始結合。不過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成為熱門。其中許多主張共產主義可以改善中國社會的學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與此同時，李大釗則成為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1919年3月俄國第三國際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到了隔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19年，俄共（布）決定在東亞發動民眾鬥爭。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開始有關於建立共產黨討論。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庫茲涅佐娃、楊明齋（翻譯）五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畫在上海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5月開始，陳獨秀邀請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共產主義支持者共同商討建黨事宜。7月，在華俄共黨員開會，認為應盡快成立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這在上海組建的首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要他们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的组织。除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商谈建立党组织外，陈独秀亦委派刘伯垂从上海抵达武汉。他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人多次商议，取得共识。1920年8月，在武昌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刘伯垂、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为支部书记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而在早期組織建立後，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 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1920年秋季，施存統、週佛海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市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市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決裂後，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這些早期組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未統一名稱，其名稱包括有「共產黨」、「共產黨支部」或者是「共產黨小組」，後來則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 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市發行的《勞動界》，北京市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市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市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根據《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研究》，早期黨組織共有58名成員，分別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爲14人、北京黨的早期組織成員爲16人、長沙成員爲6人、武漢成員爲8人、濟南爲3人、廣州爲4人、旅法爲5人、旅日爲2人。 这个八个小组的名称并不统一，有多种称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正式使用共产党的名称，北京称共产党小组，后改稱北京共产党支部，湖北称共产党武汉支部，广州最初名為共產黨，當時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後無政府主義者退出，組織更名為广州共产党。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第一次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1936年6月7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文章中使用了这一名称。或认为因陈潭秋的使用，使这一名称在此后得到传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相关组织则使用“共产党小组织”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共产主义小组”一称被广泛传播。同时，某些小组的组织性并不完备。如日本小组，仅施存统、周佛海二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亦仅毛泽东、何叔衡二人。毛泽东逝世后的19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对长沙小组是否存在有对立观点。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虽未派人参加中共一大，但一般认同它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时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江苏省南京、徐州两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由于所派代表郭青杰（或说刘真如）、陈亚峰中途退出中共一大，故未承认其组织资格。 曹仲彬. 《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疑》. 近代史研究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1984年第2期): 300–305. ISSN 1001-67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4） （简体中文）. 二、“共产主义小组”是个名不副实的名称……这些组织，当时是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大家参加时就认为是加入了共产党，自己已是共产党员了。罗章龙说：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自认自己就是共产党员”……虽然，这些组织的建立，并不标志着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是，它毕竟应该属于共产党性质的组织。确切地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而绝不是革命团体，也不属于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统一了这些党的早期地方组织之后，而最终成立的。  周子信.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知多少》. 党史文汇 (山西省太原市: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2006, (2006年第7期): 43. ISSN 1005-64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4） （简体中文）.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1919年3月 [2014年2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4月7日） （中文（简体））. 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Mo Hong'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新華網. 2011年4月29日 [2015年6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3月29日） （英语）.  少华. “一大”主席为何非李大钊或陈独秀 而是张国焘？. 鳳凰網. 2010年9月21日 [2015年6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10月22日） （中文（简体））.  方德萬.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美國奧克蘭: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1992年2月26日: 第26頁 [2015年6月1日]. ISBN 978-0520072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第三國際.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馬克思主義文庫. 1919年3月 [2015年6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4月7日） （中文（简体））. 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 第1卷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39–51頁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 第1卷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41–42頁 湖北第一个党组织——武汉共产党支部. 武汉党史网. 2021-01-29 [2021-06-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4） （简体中文）.  “一大”主席为何非李大钊或陈独秀 而是张国焘？. 凤凰网. 2010-09-21 [2014-0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2） （中文）.  方德萬.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美國奧克蘭: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1992年2月26日: 第27頁 [2015年6月1日]. ISBN 978-0520072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方德萬.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美國奧克蘭: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1992年2月26日: 第34頁至第38頁 [2015年6月1日]. ISBN 978-0520072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方德萬.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美國奧克蘭: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1992年2月26日: 第38頁 [2015年6月1日]. ISBN 978-0520072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王樹人. 中共最早58名黨員的人生歸宿. 新華澳報. 2021年6月8日 [2021-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27） （中文（中国大陆））.  楊麗娜、常雪梅. 中共成立時黨員數是多少？. 人民網. 2014-08-18 [2021-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28） （中文（中国大陆））.  秦桂英、殷世祥、陈红琳. 《“硬笔头”和“灵舌头”——董必武与张国恩交往纪事》. 湖北档案（现名：档案记忆） (湖北省武汉市: 湖北省档案局(馆)). 2005, (2005年5期): 42—43. ISSN 1003-8167 （简体中文）.  袁超. 中共早期党员赵子俊是鄂州人湖北日报. 湖北日报. 2021-06-25 [2021-09-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29） （中文（中国大陆））.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由来. [2021-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03）.  胡庆云、肖甡.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 近代史研究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1984年第2期): 306–311. ISSN 1001-67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4） （简体中文）. 近几年来，党史学界对“一大”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已经建立的（原文缺一字）题，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看法。  唐振南.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与长沙小组的特色》. 益阳师专学报 (湖南省益阳市: 湖南城市学院). 2000, (2000年第04期): 32–35. ISSN 2096-059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4）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