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子爵夫人南希·阿斯特

阿斯特子爵夫人南希·威彻·阿斯特，CH（英語：Nancy Witcher Astor, Viscountess Astor，1879年5月19日—1964年5月2日），英国下议院首位女议员，第二代阿斯特子爵沃尔道夫·阿斯特（英语：Waldorf Astor, 2nd Viscount Astor）（Waldorf Astor, 2nd Viscount Astor）之妻。 南希本名南希·威彻·兰霍恩，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她的父亲是奇兹韦尔·达布尼·兰霍恩（Chiswell Dabney Langhorne），母亲是南希·威彻·基恩（Nancy Witcher Keene）。南希的父亲本来是大奴隶主，但是，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解放了所有奴隶，导致南希一家在她出生前几年过得十分拮据。南希出生后，她的父亲东山再起，首先是当拍卖人，然后是经营铁路生意。南希13岁时，兰霍恩家已经重新崛起了，住在规模可观的宅邸里。后来，兰霍恩居家搬往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一个庄园，叫米拉多尔（Mirador）。 南希有四个姊妹，三个兄弟。她的姐姐，艾琳（Irene）嫁给了艺术家查尔斯·达纳·吉本森（Charles Dana Gibson），是吉本森女孩（Gibson girl）的模特。南希和艾琳都曾在纽约市就读精修學校（Finishing school）。后来，南希结识了罗伯特·古尔德·肖二世（Robert Gould Shaw II），他是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指挥官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Robert Gould Shaw）的表弟。两人在1897年10月27日在纽约市结婚，南希时年18岁。 不幸的是，这次婚姻是一场灾难。肖的朋友指责南希是清教徒，十分古板，而南希的朋友则说肖是醉酒强奸犯。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婚姻仍然维持了四年，两人育有一子，博比（Bobbie）。南希曾多次离开肖（第一次是在度蜜月时）。 1903年，南希的母亲去世，她（当时已经离婚）搬回了米拉多尔住，开始打点家务。随后，她到英国旅游，爱上了这个国家。南希的父亲建议她搬到英国居住，但是，她舍不得离开美国，他的父亲告诉她，这是她母亲的遗愿，也有利于她的妹妹。1905年，南希和菲莉丝（Phyllis）移居英国。 南希初到英国时，给人的印象是个有趣和机智的美国人。她说话机智、俏皮，笃信宗教、行为拘谨，令不少英国男士感到困惑，但是，受到年老社会名流欢迎，他们喜欢和生动迷人，又体面、克制的美国人。南希开始展露出回应批评的技巧。一次，有一个英国女士问她：“你是来夺走我们的丈夫的吗？”她出人意外地答道：“如果你知道我解脱了的烦恼的话……”迷住了旁人，展示了她日后闻名的机智。 尽管如此，南希最终还是嫁给了英国人。她的第二任丈夫，沃尔道夫·阿斯特（Waldorf Astor），生于美国，13岁时随父亲移居英国，在英国贵族的环境下成长。两人一开始十分匹配。他们生于同年同月同日（1879年5月19日），都是美国海外国民，性情又相近。阿斯特与南希有着一些相同的观念，而且，他的心脏有问题，他不能做出一些冒险的事情，这令南希十分安心。这次婚姻似乎十分成功。 婚后，南希与阿斯特迁入泰晤士河畔白金汉郡奢侈庄园克莱夫登（Cliveden），开始了她作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女主人的生活。阿斯特在大伦敦也有宅邸，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 Square）4号（现海军及军事俱乐部）。因为她有不少人脉，南希开始参与一个叫米尔纳幼稚园（Milner's Kindergarten）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提倡团结、平等，主张英国应继续扩张。 米尔纳幼稚园的政治意义有限，但是，它对南希的意义重大。她因此而结识了菲利普·卡尔（Philip Kerr），并与他成为终身好友。当时，两人都在重要关头。卡尔正经历一次精神危机，开始质疑他先前虔诚信仰的天主教。两人都寻求精神上的安定，最终两人都投向基督教科学派。南希此后一直信仰基督教科学派。 南希改宗基督教科学派是循序渐进的，受多个因素影响。她的妹妹，菲莉丝推荐她阅读玛丽·贝克·埃迪所著的科学与健康（Science and Health）。起初，南希并不在意这本书，后来，在患病一段时间后，她认为这些苦难，是上帝不想要的。她接受了病痛只是唤醒真我的精神建设的说法。南希的变化，令她的精神导师、好友會吏長弗雷德里克·尼夫（Frederick Neve）大为不满，更令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卡尔在涉足了东方宗教后，才改宗基督教科学派，后来却成为了南希的精神导师。卡尔对天主教的反感，也影响了南希，加深了她对天主教的偏见。南希与作家希莱尔·贝洛克的友谊也愈发紧张，因为贝洛克鄙视富人，同时，南希企图令他的女儿改宗基督教科学派。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南希对天主教的反感。她对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十分虔诚，比东正教徒更甚，她辞退了不同意她的观点的医生。南希改宗基督教科学派以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三番四次地提到基督教科学派，力图使朋友一同改宗。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视她这种人为狂人。 一战期间，克莱夫登被改为收容加拿大士兵的医院。尽管南希不相信医学，但是，她与医生的关系仍然十分融洽（尤其是外科医生墨本上校）。她尽力帮助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南希因此成为了士兵之友，对她日后竞选下议院议员大有裨益。战争期间，双方释放可怖的毒气，死伤无数，令她转而反对战争。 与她改宗基督教科学派一样，有多个因素影响了南希参选下议院议员，但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她丈夫的状况。阿斯特在一战前几年担任过几年下议院议员，前途光明。但是，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二代阿斯特子爵，并因此而升入上议院。南希决定取得丈夫先前在下议院的议席。 南希参选，有多个不利之处。首先，她与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缺乏联系。其次，第一位获选为英国议员的女性，康斯坦斯·马凯维奇曾经说阿斯特夫人“属于上层，脱离民众。”马凯维奇当时因为参与新芬党活动，被关押在哈洛威监狱（Holloway Prison），其他人亦因为纵火而收监。南希没有这种背景。再者，她极力主张禁酒，又对当时的政治缺乏了解。南希因此没有得到选区民众的爱戴。最后，她对古怪事物的偏好使得她看起来不可靠。 然而，南希也有一些有利之处：在一战期间，她曾经帮助加拿大士兵，除此之外，她也从事过其他慈善工作，例如捐款助战，最重要的是，她拥有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她的这个能力，在应对激烈质问者时十分有效。有一次，一个男人问她，她为他做了什么，她回答道：“为何，查理，你知道……”然后与他合照。南希这种非正式的风格，令英国公众十分困惑。她团结现届政府的支持者，放缓她对酒精的观点，利用女性聚会，争取女性选民支持。1919年11月28日，补选举行，三日后，她以保守党党员身份，成功取得下议院议席。 担任议员的二十几年，是南希一生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时期，人们对她议论纷纷。她一上任，几乎立即得到众人注意，首先是因为她是女性，然后是因为她打破常规。南希第一天到下议院议事，被议长要求保持肃静，因为她在与其他议员聊天，没有注意到自己引起了骚动。为免打扰议员议事，她的衣着变得更为沉稳，也避免出现在酒吧和吸烟间。 起初，另一个下议院议员，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视南希为障碍，想取得“士兵之友”这个问题的主导权，计划铲除她，毁掉她的政治生涯。他利用她的两个有争议性的议题，即反对离婚改革法与支持延续战时酒精限制来攻击她。博顿利说她是一个虚伪的人，自己曾经离婚，现在却反对别人离婚。最后，他因为资金不足，语气又太过尖酸刻薄，没有得逞。他最终因舞弊而入狱，南希后来在争取连任时把这件事当做政治资本宣传。 在这个时期里，南希在议会里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入选下议院的女性，当中还包括其他政党的成员。当中有：英国第二位女下议院议员，玛格丽特·温特林厄姆（Margaret Wintringham），还有工党共产党派，海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后来，南希提议创立“女性党”，但是，工党女党员都觉得这个提议实在是荒唐离奇，因为工党前途光明，又许诺升迁她们。她与这些人的友谊，随着年月的流逝而逐渐消散，到了后来，甚至有一些女议员，如苏珊·劳伦斯（Susan Lawrence）视她为敌人。 这段时间里，南希在下议院里成就甚少。她从未担任过有影响力的职位。反而是后来居上的阿索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在党内担任的职位高过南希，令她羡慕。她觉得，如果她在党内担任了高级职位，就无须频繁攻击现任政府（当时的执政党是保守党）。南希少有的成就之一，就是引入一个法令，提高合法饮酒年龄至18岁（除非家长同意）。 虽然在这几年里，南希政治成就甚少，但是，她在政坛之外取得了一些成就。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她对幼儿教育的推动。南希是受了一个社会主义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cMillan）的启发。最初，南希对麦克米伦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后来，两人变得亲密，南希开始赞助后者的善举。 尽管南希从事过慈善工作，但是，她也以冷酷无情闻名。在得知政敌去世后，她公然发表感受。有人因此而批评南希，她也没有道歉，反而说：“我是一个弗吉尼亚人；我们格杀勿论。”她有一个朋友，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 McDonnell），因为她没有咨询他的意见，就与阿斯特结婚，而生她的气。南希则引用麦克唐纳的处女演说，他“真的要做好一些”。她激烈的言辞使得不少人逐渐疏远她。 20世纪20年代，南希在议会里十分活跃，发表了多个重要演说，又引入了一个法令，并成功获得通过。她的富裕也引起了女官员的注意。南希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警察、上议院中引入更多女性，以及改革教育。她在代表选区受到民众爱戴，与美国保持良好联系，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她的成功不再。 20世纪30年代，南希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1928年大选，她险胜工党候选人。1931年，南希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她与前夫的儿子，博比，因为作出同性恋行为而被捕。菲利普·卡尔却告诉她，坐牢对博比有益，因为他此前似乎有酗酒的习惯，又定不下性来。后来南希才发现，这些断言都是错误的。同时，她发表了一个极具争议的演说，把英国国家板球队被澳洲国家板球队击败的原因归咎于酒精。无论是英国队，还是澳洲队，都批评南希发表这样的演说。她自此越发不受欢迎，到了最后，甚至可以说是不得民心。 萧伯纳也是南希的朋友之一。他帮助南希渡过了一些难关，但也增添了不少麻烦。他们拥有相反的政治观点，不同的性情，但都是打破传统者。然而，萧伯纳时常喜欢说出一些有争议性的话来，或是置南希于尴尬的境地。 南希的儿子被捕后，萧伯纳邀请她前往苏联旅游。此程益处不大。旅途中，萧伯纳多次发表谄媚斯大林主义的言论，遭到南希鄙视，因为她反对共产主义。她甚至直截了当地问约瑟夫·斯大林，为何要屠杀那么多俄国人。但是，她的批评大部分都被翻译改成更温和的话语，令不少保守党支持者以为，她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放缓”了。在南希看来，萧伯纳对苏联赞美连连，令此程看起来是苏联的政治宣传课。 随着纳粹的崛起，南希的形象进一步转差。虽然她曾批评纳粹主义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但是，她坚决反对发动第二场世界大战对抗纳粹德国。一些与她有联系的人，尤其是洛锡安勋爵（即前菲利普·卡尔），非常支持绥靖政策。这群人后来被称为“克莱夫登帮”。这个词在激进主义记者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主办的报纸“The Week”上首次出现。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群人是绥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又或者是秘密操控国家的群体，甚至是英国纳粹主义的滩头。南希更被看成阿道夫·希特勒的英国女人，拥有催眠能力。 尽管南希反对天主教，但是，她还与身为天主教徒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交往甚密，据说两人之间的信件处处表露出反犹太主义情绪。正如小爱德华·J·雷纳德所言： 他们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和犹太主义，十分欢迎希特勒，以解决上述“世界问题”（南希语）……肯尼迪认为美国的“犹太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纽约和洛杉矶的犹太评论家”在“迷惑世人”。 南希究竟与反犹太主义、亲纳粹主义有无联系，至今未有定论。但是，她的确间中会见纳粹官员，也的确不信任、不喜欢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还说他“永远不会是第二个本杰明·迪斯雷利”。南希告诉纳粹官员，她之所以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是因为德国“被天主教国家包围”了。她告诉另一位德国官员，德国驻英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严肃地说，希特勒太像查理·卓别林了。只有这几句话能够证明南希同情纳粹。 南希似乎不在意批评。她攻击天主教与共产主义的力度越来越大。慕尼黑協定后，南希说流亡海外的捷克共产党不应投靠英国，而应投靠苏联。到了大部分绥靖政策的支持者都认为情势已无可挽回的时候，洛锡安勋爵仍支持她保持一贯的态度。深受南希影响的洛锡安更批评教皇不支持希特勒吞并奥地利。 二战爆发后，南希承认之前犯下了错误，还投票反对过张伯伦，但是，仍然被人敌视。她的地位以及不如往日，有人甚至还称她为“柏林市民”。随着年纪的日增，南希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对天主教的恐惧进一步加深，更发表了一个演说，指天主教正阴谋颠覆外交部。南希并没有因为苏联加入盟国，就减弱对共产党的仇恨，在二战期间，她发表过批评苏联的演说。她的演说变得散漫、不知所云，连她的政敌都感叹说，她像是“用一碟炒蛋玩壁球”。对于南希的政敌来说，她不再是对手，反而是笑话。 二战期间，南希在个人层面上也受到了打击。1937年、1938年两年里，她的姊妹与兄弟先后去世。1940年，南希的精神导师、密友洛锡安勋爵去世。尽管洛锡安对她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他仍然是她最亲密的教友，连她改宗后的丈夫都比不上。萧伯纳的妻子也在大约两年之后去世。这几年里，南希还与患有心脏病的丈夫阿斯特因为吃巧克力的问题而吵架。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转冷，原因不止是因为吃巧克力的问题而吵架，还因为南希对丈夫阿斯特的健康状况不满。与一战时期一样，南希再度开办了一间医院收容加拿大士兵的医院，但是，这次她表现出对参加过一战的老兵的偏爱。 普遍认为，参加意大利战役的英军第八军的外号“逃避D日的人”，来自于南希的一次演讲。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觉得第八军的任务十分轻松，比不上在法国与德国作战的同袍，他们打的才是“真正的战争”。在意大利作战的盟军士兵都十分愤怒，第51高地师的哈米什·亨德森少校甚至将莉莉瑪蓮改编为一首讽刺歌，“逃避D日的人的歌谣”。 南希并不觉得晚年事业衰退，反而觉得是政党与丈夫迫使她在1945年退出政坛。保守党在二战末年已经觉得她是一个负累，她的丈夫也告诉她，家人将不会支持她争取连任议员。虽然心怀不满，但是，南希最后还是作出了让步。 南希的退休生活过得不太好，尤其是婚姻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她不时公开批评她的丈夫迫使她退休，比如说，在她担任议员25周年纪念典礼上，她发表了一个演说，当中提到了，她之所以退休，是因为丈夫迫使，还说英国男人应该会为此而感到高兴。两人开始独自旅游，随后很快开始分居。南希此后越发左倾，加剧了与丈夫的分歧。不过，在阿斯特去世前，两人又再次和好。 南希的形象也变得十分差。她因为跟不上文化潮流而变得十分激进，对少数族裔的妄想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南希说，美国太依赖纽约市了，而纽约市对于她来说，代表着她所恐惧的“犹太人与外国人”。在美国旅游期间，她告诉一群非裔学生，他们应该立志成为与旧时黑奴一样的黑种仆人。在另一次旅途中，她又同非裔教会职员说，他们应该感谢奴隶制，没有奴隶制的话，他们就没有改宗基督教的机会。在罗得西亚，南希骄傲地与一个非裔政府官员说，她是奴隶主之女。 1956年后，南希变得十分孤独。她的姊妹都去世了，两个好友，海伦·威尔金森、萧伯纳分别在1947年、1950年去世。南希的儿子博比变得更加好斗，在她去世后自杀身亡。另一个儿子，杰克，娶了一个天主教徒，因此，他与母亲产生了矛盾，而南希的其他儿女亦疏远了她。經過無數變故，她最终接受了身為天主教徒的媳婦。然而，南希还是認為，她的晚年很孤单。1964年，她在女儿的宅邸林肯郡格姆斯郎堡去世。 康斯坦斯·麦科马克以新芬党党员身份，在1918年12月获选为下议院议员，是首位获选为议员的女性。但是，她依照党内政策，没有取得席位，而且，当时她还在狱中。 “Our Nancy”: The Story of Nancy Astor and Her Gift to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12-07-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10-12）.  Langhorne House, Birthplace of Lady Astor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08-06-02. Mirador. [2012-07-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19）.  Sykes (1984), p. 75. Women's Political Records in the United Kingdom. Centre for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Politic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7 November 2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3）.  Sykes (1984), pp. 242–60 Sykes (1984), pp. 266–267, 354, 377. Masters (1981), p. 137. Sykes (1984), pp. 299–309, 327. Sykes (1984), pp. 329–330. Masters (1981), p. 140. Sykes (1984), pp. 285, 326. Masters (1981), p. 58. Sykes (1984), pp. 317–318, 327–328. Masters (1981), pp. 115–118. Sykes (1984), pp. 351–352, 371–380. Masters (1981), pp. 161–168. Sykes (1984), pp. 382–395. Masters (1981), pp. 145–149, 170–175. Masters (1981), pp. 170–175. Sykes (1984), pp. 425–437. Masters (1981), pp. 185–192. Edward J. Renehan, Jr. Joseph Kennedy and the Jews. History News Network.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9 April 2002 [29 April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5-12）.  Sykes (1984), pp. 440–450. Sykes (1984), pp. 446–453, 468. Military Training Bill. Hansard.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8 May 1939 [2011-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8-24）.  Sykes (1984), pp. 520–522, 534. Masters (1984), pp. 200–205. Thornton (1997), p. 434. Sykes (1984), pp. 554–556. Thornton (1997). Sykes (1984), pp. 556–557, 573–575. Thornton (1997), p. 444. Sykes (1984), pp. 580, 586–594, 601–606. Astor, Michael, Tribal Feelings (Readers Union, 1964) Cowling, Maurice, The Impact of Hitler - British Policies and Policy 1933-19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02, ISBN 0-521-20582-4 Masters, Anthony. Nancy Astor: A Biography. New York City: McGraw-Hill. 1981. ISBN 0-07-040784-3.  Musolf, Karen J, From Plymouth to Parliament (St. Martin’s Press, 1999) Sykes, Christopher. Nancy: The Life of Lady Astor. Chicago, Illinois: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84. ISBN 0-89733-098-6.  Astor, Lady Nancy. Martin Thornton , 编. Nancy Astor’s Canadian Correspondence, 1912–1962.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ISBN 0-7734-8452-3.  Wearing, J.P., (editor) Bernard Shaw and Nancy Ast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阿斯特子爵夫人南希·阿斯特 Nancy Astor在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上的資料（英文） Portrait of Nancy Langhorne Shaw Astor by Edith Leeson Everett, 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 Richmond, Virginia Mirador Historical Mark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lbemarle County, Virginia Cracroft's Pe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