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祆教

最早注意到中古時期四川祆教遺痕的是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他於1928年注意到《山堂肆考》卷三九「公主」條引《蜀志》中涉及的祆教訊息，以及夔州樂府中的穆護歌，認定唐時蜀地有祆教流行。1978年，饒宗頤在《穆護歌考》中明確指出宋時四川有祆廟。當代有黎國韜、侯會等學者撰文探討川主二郎神與祆神的關聯，以及姚崇新對巴蜀火祆教更為全面的考證。 粟特人在巴蜀至少可以追溯至蜀漢時期，而南梁時期是巴蜀粟特人最為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可能在今成都市周邊形成了粟特聚居地。進入蜀地的粟特人大多是從西域經吐谷渾（今青海省）、松州（今四川省松潘縣）再南下益都（今成都市）。除了來自粟特本土以外，可能還包括于闐、且末、若羌、樓蘭、高昌以及河西。也有從中原地區西遷巴蜀的著籍粟特人，但數量很少。由此可見巴蜀粟特人的來源呈現多樣性。其中知名的有何妥及其侄子何稠。何家定居郫縣，經商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何稠通曉織造，為當時的蜀錦提供諸多中亞、波斯、西域紋樣。洛陽出土《唐故蜀王府隊正安師墓誌》記載粟特人安師曾任蜀王李愔府邸隊正，即府兵軍官，承襲其先輩歷任武職的傳統。 唐時成都已有粟特人聚居地，並建有粟特廟。法國學者魏義天考證「巴格蘇爾」（Baghshūr）應是成都地區的粟特語名稱。該地名意為「鹽池」，本是指古時大呼羅珊境內莫夫城附近一地。成都得此名蓋因古時四川井鹽主要集中在成都府一帶。 不過入蜀的粟特人以佛教徒居多，比如釋道仙和釋明達，原是中亞康國人，於南梁時期入蜀後成為蜀地沙門；以及唐朝時祖籍石國的釋神會，後成為成都保唐禪宗代表人物之一。但應當亦有祆教徒。前、後蜀時期巴蜀有祆神崇拜和祆祠，主要表現在祆教賽神曲穆護歌的流行和灌口祆神廟的存在，且灌口祆祠正好緊鄰何氏家族的定居地郫縣。不過祆教傳入蜀地可能更早。北周時期粟特祆教徒安伽之父安突建曾擔任眉州刺史，眉州就是今四川省眉山市。 另有王丁《胡名釋例》收錄西川牙將花敬定。按以國為姓的作法，花姓表示此人應來自火尋，因花（hwaɨ）有可能是火尋（hwa zim）的省略式異譯。但文中並未明確指出花敬定其人是否為粟特人或其他種族的胡人。 波斯人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已較多見於巴蜀。唐、五代時期，巴蜀地區的波斯人甚為活躍。時有嘉州人蘇陰作穆護歌，以此歌學巴人曲。饒宗頤懷疑「蘇陰」為缽羅婆文「Sūrēn」的音譯，因而蘇陰其人可能出自波斯薩珊王朝貴族蘇倫家族（英语：House of Suren），且蘇陰諳熟穆護歌的情況正好與蘇倫家族的祆教背景相符合。來自安息帝國的安朏汗及其子安附國均於公元7世紀出任維州刺史。萬州波斯人石處溫曾任前蜀利州司馬、後蜀獎州刺史。五代宋初巴東地區波斯人穆昭嗣以醫術聞名。 其中最知名的波斯人可能是梓州李氏三兄妹李珣、李玹、李舜弦。李珣好辭章，為前蜀皇帝王衍所愛；其妹李舜弦工詩畫，被王衍納入後宮封為昭儀。這個家族的宗教信仰有三種說法：祆教、景教或者道教。李舜弦的一闋詞中有描述一種祆神維施帕卡（英语：Weshparkar）使用的武器。黎國韜認為李氏兄妹信奉祆教，並因此影響前蜀皇帝王衍奉教。鑑於李珣、李玹皆通醫術，羅香林認為李氏家族信奉景教，因為大多數景教教士在藥材醫學方面造詣很高，他們通常一邊傳教一邊行醫。不過李珣也留有兩闋《女冠子》描繪女道士的節操，並在《海藥本草》中記述了很多和道教煉丹術（類似西方鍊金術）有關的藥材。陳明在學術論文中稱他更傾向於羅香林的觀點，認為李氏兄妹很可能是受了道教影響的景教徒。 北周粟特祆教徒安伽墓墓誌記載其父安突建曾擔任眉州刺史，眉州就是今四川省眉山市。安突建擔任的應是西魏的眉州刺史，時間應是西魏廢帝二年（553年）西魏從南梁取得蜀地以後。安突建在眉州時將祆教信仰帶入當地是有可能的。榮新江推測眉州可能是粟特人在蜀地的聚居地之一。從這個情況來看，祆教可能至遲在南梁-西魏時期已傳入蜀地。祆教在眉州應一直延續至唐朝，但信仰該教的可能主要侷限於胡人。明朝時來知德遊歷峨嵋山作《遊峨賦》：「入鈎深而仰止兮，卓承學之刑模；羗妖廟之誘民兮，走九坑之芃狐。」明人常將「祆廟」誤寫作「妖廟」，比如將元明戲曲中常見的「火燒祆廟」誤寫為「火燒妖廟」，因二字形近致誤。由此判斷，明朝時峨嵋山上可能還有祆廟遺存。眉州古代為羗人活動地域，而明朝時早已沒有西域胡人，因而時人並不了解此廟的文化歸屬將其誤認為羗廟。 《隋書》卷四五〈文四子·庶人秀傳〉記載隋文帝楊堅第四子楊秀封益州刺史、蜀王，但被其兄晉王楊廣構陷致使楊堅下詔數其罪：「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轍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饒宗頤最早揭示出這則訊息背後的祆教因素，他指出「九億萬」是祆教所習用之數目，從而推知隋朝時蜀地諸州有薩保（英语：Sabao）及祆教徒穆護往來。楊秀雖然信仰佛教，但在行厭勝術時，似乎突破自身宗教信仰，祆教、道教都可為其所用。 《山堂肆考》卷三九〈帝屬·公主〉「幸祆廟」條引《蜀志》載：「昔蜀帝生公主，詔乳母陳氏乳養，陳氏攜幼子與公主居禁中，約十餘年。後以宮禁出外六載，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陰以實對。公主遂托幸祆廟為名，期與子會。公主入廟，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時所弄玉環，附子懷而去，子醒見之，怨氣成火而廟焚也。按祆廟，胡神廟也。」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最早從這則訊息注意到蜀地曾流行祆教，另有學者認為這是前、後蜀時期的事，成為後來元雜劇《火燒祆廟》的故事藍本。據此可斷定前、後蜀時期成都建有祆廟。姚崇新認為「前、後蜀緊接唐朝，推測這座祆廟可能唐代已有」。從這點上可以看出前、後蜀時期祆教在成都及周邊地區頗為流行。 黎國韜將當時蜀地祆教與波斯人李珣家族聯繫起來，又因李家與前蜀皇室關係密切而推測前蜀皇室信奉祆教。姚崇新認為並無確鑿證據證明李氏家族為祆教徒，前蜀皇室信奉祆教的可能性也不大。不過蜀人對祆教並不陌生。《十國春秋》有一段對前蜀皇帝王衍的記載：「［乾德二年］秋八月戊辰，帝發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衞事，帝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祆神。」由此可見蜀人對祆教的熟悉程度。這條資料也證實了當時在灌口有祆神廟及祆神像，可能唐代就已存在，下限當延續至宋代。也可由此推測當時在灌口也許存在以粟特人為主的胡人聚居地。資料中提到的灌口祆神形象，與粟特祆神維施帕卡（英语：Weshparkar）正相一致。新疆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的于闐祆神木版畫上為三頭六臂，戴冠，一手執弓，一手執戈戟（見右圖編號a）。東曹國（烏什魯薩那（英语：Osrushana））卡萊·喀喀罕一號（Kalai Kahkaha I）宮殿遺址出土壁畫維施帕卡乘馬像為身著鎧甲，戴頭盔，側身反顧，雙手拈弓搭箭作欲射狀（見右圖編號f）。中亞古城片治肯特出土壁畫中維施帕卡是三頭六臂，身穿鎧甲，戴頭盔，一手執三叉戟，其餘手執物因壁畫殘缺而無法判定（見右圖編號g）。後來流行的二郎神，或稱川主，其基本形象與維施帕卡有多處吻合。不過侯會則認為二郎神崇拜「產生於具有祆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區，二郎神的種種神性又與祆教雨神（得悉神，又作蒂什塔爾）特徵相吻合，由此推測，二郎信仰源頭應為祆教雨神崇拜。」 今重慶市一帶的祆教遺痕主要在峽江地區，因該地是當時粟特人、波斯人的活動中心。峽江地區是穆護歌的流行區域，這種祆教賽神曲在當時民間頗為流行。 清朝宣鼎所著《夜雨秋燈錄》記載說五代時，江北有僧人收養了一名由鹿所生之女，稱為鹿女。僧人怕外人見疑，一直將女孩養於暗室，直至她十六歲時的一次浴佛節，鹿女從暗室破門而出，令眾人驚愕。人群中有無賴之輩起鬨道：「和尙房中藏嬌娃，為散花人耶？為摩登女耶？幸神佛顯靈，遣自敗露，不然巫山祆廟火毋延燒鄰舍耶？」這個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卻暗示了五代時巫山有祆廟存在。此祆廟可能在清時尙存，因清人有以巫山祆廟入詩者。張塤《竹葉庵文集》卷十六〈詩十六·祕閣集一〉載有一首《偶擬閨情》：「爐香誰禮紫霞君，古井銅瓶恨未分。祆廟那知人是鬼，巫山可惜雨連雲。」 巫山老屋場墓地8號墓出土了一具北宋時期的房屋形陶棺，外壁上飾有忍冬紋，與當地傳統喪葬習俗風格迥異。屋形棺一般為祆教納骨器，多見於粟特人墓葬，且忍冬紋曾反覆出現在祆教喪葬器物上。據藝術史學家巫鴻的研究，房屋形石棺源自漢朝時期的四川，是一種具有種族傾向的墓葬形式。因這種葬式並不見於華中和華南地區的土生漢人，但多見於鮮卑、粟特，以及其他由西部地區遷徙到北方定居的漢人或非漢人後裔。清朝《歸州地輿志·卷一》引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載：「唐會昌三年（843年）敕以歸降回鶻五十六人置營於此，回鶻營在州西二里」。依考古推測，中唐至南宋期間，巫山、奉節一帶可能存在一個「回鶻營」，他們信仰祆教，使用屋形棺下葬。 由此可見祆教在中古時期的巴蜀分佈比較廣泛，從川西地域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到川東重慶峽江地區。有穆護歌流行的區域也隱約可見祆廟的蹤跡。 四川景教 昭武九姓 穆護歌為賽祆迎神曲。賽祆是歸義軍時代敦煌盛行的粟特祆教酬神感恩儀式，可能類似於波斯本土祆教的花供儀式阿夫力那甘（Āfrīnagān），即在火壇兩邊擺放花果作為對神靈的感恩祭。 Arrault 2024，第80頁. 姚-3.3 2011，第325頁. 姚-3.2 2011，第301頁. 姚-3.1 2011，第298頁. 姚-3.1 2011，第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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