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雅虎，中立的微软，强硬的谷歌，猥琐的百度

当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感觉似乎是无形无界的。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需要经过真实的国境线。中国一共有三条光缆主线，中国的网络就以此来和世界连接。中国政府要求管理这些网络的公司设置路由端口，在国内外网络的交接处。其中一些设施是由cisco思科公司提供的，一家美国公司，作为中国的新审查员。

如果你用北京的一台电脑进入一个服务器在芝加哥的网站，你的浏览器就会发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就会通过光缆传到审查的路由那里，然后被检查。如果请求的网站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在增多—请求被拒绝。如果请求没有被拒绝，路由接着就会检查所请求的网站上有没有敏感词汇。如果网站包含一个类似“法X”或者1989XXX之类的，路由就会阻断信号，回到网吧，你就会看到浏览器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这个过滤系统的复杂程度让人惊讶，可以让某个网站的一些网页通过，同时封锁一些页面。当我在北京的网吧上网，我可以浏览BBC的娱乐和体育页面，新闻页面就打不开。

谷歌给审查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问题：由于当时谷歌在中国并没有办事机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也没有能力让谷歌主动清除搜索结果。这样，网络长城的功效就只有一半了：它能够屏蔽谷歌的搜索结果所指向的网站，但是却没法阻止人们看到被禁网站的列表。例如你在上海，然后搜索人权，你可以搜索到包括中国人权组织在内的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但是当你试图点击链接试图进入的时候，你就又会得到一个报告错误的提示信息。政府官员不喜欢这种状况--中国人由此能感觉到，他们的领导人对什么话题感到了威胁—但是谷歌很受欢迎，他们也不敢完全屏蔽。

在2002年，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屏蔽谷歌。为什么？各种理论充斥着。谷歌的创始人sergey告诉我，他怀疑是某个竞争对手从中挑拨—某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他很老练地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很多美国的网络总裁都相信百度在谷歌被封的事件中直接受益。一个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家告诉我，屏蔽谷歌的幕后挑拨者就是百度，2002年，百度的市场占有率比谷歌低3个百分点。“百度的一些人就坐下来找了上百个能让谷歌被封的证据。”她说，（她坚持要求匿名，以免遭到官方的报复）“接着百度的人就拿着这些结果找到政府，说，看这些有危害的东西都是在谷歌找到的，这就是谷歌被封的原因。“百度坚决否认指责。当我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教授谈起的时候，他也否定对于百度的指责，争辩说百度本来就要比谷歌强，而且更了解中国人的需要。然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告诉我，中国本土的网络公司经常向政府反映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以此希望对手遭到打压。在中国，审查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还是一个竞争工具—一根公司之间互相捶打对方的大棍。

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刚来中国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官方的黑名单，以及需要审查的敏感词。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清单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政府只是要求公司模糊地去进行自我规范。所以公司必须要参透中国的政治，从而自己了解什么东西政府会不喜欢。去年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清单，据传是政府给博客公司的黑名单。事实上，这份黑名单是中国一家博客公司的一位年轻总裁自己整理的。每一次政府要求清理一个帖子，他就留意哪些内容是政府针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发出了自己的黑名单，让自己的公司以后免遭斥责。

不服从自我审查规范的后果很严重。一位美国的公共关系顾问最近在帮一家中国门户网站工作时见到，一天下午，警察冲进公司办公室，把CEO拖进了会议室然后严厉斥责他没能阻止违法内容。“事后他脸都吓白了。”这名顾问回忆说，“你必须理解，这些人都被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他们很害怕被抓去坐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都在想着这种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站总是会审查清除掉甚至比需要的还多的内容。中国这一整套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事实上的：自我的审查永远要比官方的审查更全面更彻底。让每一件网络公司都各扫门前雪，政府就有效地控制了用其他方法难以监控的数十亿电子邮件，新闻，论坛话题。政府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就像是让公司去自己揣测，然后时不时，怒气冲冲地要求网站在24小时内清理某些内容。James，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 “他们的执法总是充满着随意性，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在监控所有事情。

政府的监控虽然很全面，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某个被禁的站点又突然看得到了，多数是由于路由器超出负载，或者政府突然决定容忍这个网站。第二天，或许这个网站就又消失了。总的来说，网民的举动都是很小心的。他们很少触及政府的戒条。在中国有许多不能够跨越的界限，大家不用经常谈论这个，但每个生活在其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理解这些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感到困惑的原因。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

对比美国人经历的彷徨，当我问起中国的商人，政府的审查制度对于公司到底难不难操作。“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比在美国提交财政报表难。”XIN YE，sohu的创始人这样说。还有一个晚上，我和CHARLES CHAO，新浪的总裁在上海一家爵士酒吧喝酒的时候，我问其他，多长时间他需要把新浪论坛上的帖子清理一次。他回答：“不太经常。”我问他，不太经常指的是一星期，一个月还是更久。他提出了反对，我不认为我应该谈论这个。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因为我问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我不想把这个叫做审查制度，这就像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倾向。在美国也有些宗教禁忌不能谈论，大家都知道这个。”

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板JACK MA说的更直接“我们不想让政府生气。”我是在十月份的一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宾馆的大堂见到他的。MA的公司刚刚被雅虎收购了40%的股权，MA全权负责雅虎在中国的经营。他对于网上言论的看法是：“任何在中国属于非法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引擎上。我们只是做生意。股东要的是分红，股东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高兴。同时，我们也没有义务要在政治方面做这个做那个。忘记这个吧！”

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谷歌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谷歌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谷歌----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谷歌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谷歌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谷歌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谷歌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谷歌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谷歌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Google.cn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谷歌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谷歌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谷歌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谷歌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谷歌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谷歌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谷歌。”

2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安替，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安替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谷歌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谷歌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谷歌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安替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这个角度也正是谷歌所接受的。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带来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总结为“失真的世界”的问题。如果那些用谷歌搜索法XX的人看到的都是反对的网站，他们的世界观会是怎样的？ 他们也许会相信谷歌的权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最近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关于敏感问题，当谷歌只是带给你正面宣传的信息，那么谷歌在其中就起了协从的作用。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独裁的环境里。没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于SMITH来说，谷歌的逻辑就是妥协的逻辑。就像很多公司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打交道一样，谷歌太看重利益，而忽略政治问题。（本月早些时候，谷歌的CEO在北京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谷歌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实在是很“傲慢”）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谷歌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伟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 google.cn的过程中，谷歌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谷歌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谷歌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谷歌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声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谷歌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 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谷歌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 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