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betan antelope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除了生存所需的狩猎外，牧民很少进入藏羚羊生活的高寒地带，捕猎以及对藏羚羊羊绒的需求极少，根本不会危及到藏羚羊种群的生存，只有在饥饿和寒冷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藏羚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才会作为果腹充饥的食物和御寒用品进入他们的视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测绘队员们，回忆起当时在可可西里的情景时充满了惋惜和留恋：成群结队的各类野生动物，随处可见，一个湖泊，一条河边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黄羊、野牦牛、棕熊等合群饮水，即使有人开枪，它们也不怕，也不伤害人，完全是一种混沌初开天人合一的原始状态。1984年马兰山金矿发现，从那时起，马兰山每年大约有3万名非法采金者涌入。最初的屠杀是无意识的,“以前皮子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只是偶尔打羊，为了吃点肉。...那时候的羊也不像现在（见人就跑），几千只、几千只聚集在一起。”淘金者们贪婪的目光大都集中在砂金等矿产资源上面，他们到处乱挖滥采砂金资源，几乎所有的大小河流和谷地都被挖了个底朝天，该地区的砂金资源和大片植被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种采金直到2000年才被禁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市场的刺激，收购藏羚羊皮的商贩出价越来越高：根据环保活动人士杨欣在纪录片《平衡》中提供的数据：一张藏羚羊皮在中国境内的收购价高达500元人民币，运到中印边境后更能卖到1500元人民币。淘金者发现打羊比淘金来钱来得快也更加容易，许多人从淘金改行为偷猎，专门从事猎杀藏羚羊的犯罪活动。大部分偷猎者为青海、甘肃的农民，由于当地经济极为落后，当时很多人抱着发财的幻想加入淘金的狂潮。当看到猎杀藏羚羊可以发财时，这些人又疯狂地加入了偷猎者的行列。他们往往以“凑股”的方式组成团伙，每人每次至少要凑上万元，很多人是变卖家产来凑份子的。到后来，盗猎团伙已经形成黑色体系，主犯自己根本不在现场，而是遥控指挥。另外还有一些人则不直接参与偷猎，而是在销赃环节牟利：可可西里的五道梁位于无人区南缘，是从格尔木进可可西里最难走的一站，很多过往司机和行人都会在这里加油和休息。随着人流增多，各式宾馆和饭店也开了起来，“这些饭店除了提供吃饭外，背后就向过往路商收购藏羚羊皮，收购之后就开始成堆成堆地从西藏运往印度。”尽管中国政府于1981年1月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之际就鉴于藏羚羊为附录I（包括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物种而严格禁止了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并在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旋即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将藏羚羊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严禁非法猎捕，但根据有关部门历年来查获的藏羚羊皮、绒数量和各有关单位在藏羚羊分布区发现的藏羚羊尸骸情况分析，2000年以前每年被盗猎的藏羚羊数量平均在两万只左右。而盗猎对藏羚羊种群繁衍和活动规律造成的影响，更是无法计量。尤其是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藏羚羊产羔期，偷猎者们要的只是母羊的羊绒，刚刚出生的小羊羔们即使不被打死，也逃脱不了冻死、饿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