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戴秀雄認為，有說法主張一般人分不清徵收與區段徵收的差別，而區段徵收的補償其實遠較徵收有利等等。這種論點其實隱藏了一個訊息，那就是區段徵收這種發還抵價地的補償是很有利的，所以區段徵收是沒有問題。然而，土地徵收法制上最重要的一點，無論補償得多好，甚至超額補償，都是以可以合法徵收為前提，而這在一般徵收只要控管好個案的公益性與必要性，問題比較少。但是區段徵收制度設計其實是透過調升地價以壓縮私有地面積，釋出政府要用的土地，同時透過發還抵價地方式做到政府的無金錢補償徵收；所以，不屬公共建設部分所徵收的土地，都跟大埔案裡的擴大徵收區塊一樣，是為了財務理由被拿來墊背、犧牲的，所以這部分徵收既屬區段徵收財務槓桿必要的部分，卻又一定欠缺直接的公益性與必要性，這導致區段徵收是結構性地欠缺徵收必要性。區段徵收根本性地鬆動徵收法制上對公益性與必要性限制，而這因為是制度內建的結構性問題，再超然的徵收審議委員會也控管不了，也無法改善這個缺陷。因為，徵審會如果認真把關檢視區段徵收案，屬於財務墊背這部分的徵收在直接、具體公益性與必要性上面過不了關，所有區段徵收案都過不了關。只提區段徵收對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多有利，最起碼是對徵收問題的斷章取義。至於區段徵收做為一種制度，它的問題絕非僅限於大埔個案，因為這是以財務理由辦徵收的制度本身結構性問題，是通案性問題。如果從這一點來講，當今就不該只談大埔個案，而是該針對區段徵收做完整的制度性檢討；所以，談土地徵收條例修法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