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soner of war
解释期间，朝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被送往北营。在战俘转移到中立区的第一天，反對共產黨战俘就当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军主席蒂迈雅（K. S. Thimayya）中将的面，几乎把两名向印军寻求遣返的战俘活活打死。被彻底震惊的蒂迈雅意识到，这些战俘首领将以严酷的纪律阻止任何人在解释期间遣返。反共的战俘首领通过暴力恐怖严密控制绝大多数战俘，成功抵制解释工作。朝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開始對戰俘之解釋工作。到90天解释期结束的1953年12月23日，仅有10天时间被用于解释。22000余名朝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战俘中经过解释的只有3166人，这3166人中仅136人要求遣返，但同期却有数百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地要求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此认为，“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们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反共的战俘首领们从韩国和中華民國政府获得指令，設法“肅清潛伏匪諜，提防分化陰謀”。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38名战俘死亡，其中多数因为被怀疑有遣返倾向而被反共战俘杀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谋杀张子龙案。据遣返的战俘控诉，反對共產黨战俘挖出张子龙的心脏以恐吓希望回国的战俘。美国記者极力否认此事，稱其为共产党的污蔑。在解释期满后，中立国委员会又为战俘摆脱反對共產黨首领的控制提供两次机会：1953年12月31日，印军对战俘“点名”，131名战俘趁机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军向美军移交战俘时，又有104名战俘抓住最后的机会逃脱战俘首领的控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未寻求遣返的战俘并不都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被在战俘营内长期灌输的恐惧所控制。蒂迈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传机构贴上“共谍”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