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商鞅贬斥儒家学说，将儒家所推崇的礼乐、诗书、孝悌、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贬斥为六虱，认为国家必须去除六虱才能强大。西汉以来的儒生对于商鞅使用严酷刑罚改变民风民俗、败坏道德的行为多有非议。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批判商鞅：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唐代的赵蕤评价商鞅：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 朱熹批评：“他（商鞅）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