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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有关德国向两名弃保潜逃人士提供庇护
26.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田北辰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二○一七年十二月，两名被控暴动罪而获准保释候审的男子缺席聆讯，因此法庭对他们发出拘捕令。上月有报道指他们已于去年五月获德国当局给予庇护。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在该两人获德国当局给予庇护前，政府有否接获德国当局要求提供关于两人所涉罪行的资料，以审核他们的庇护请求；有否机制让政府寻求德国当局复核其庇护决定； （二） 政府于何时得知该两人已获给予庇护；除了行政长官就庇护一事向德国驻港署理总领事表达强烈反对外，政府已经及将会就此采取的具体跟进行动为何；及 （三） 根据香港政府和德国政府已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该两人涉嫌干犯的罪行是否属可准予移交的罪行？ 答复： 主席： 问题所提及的两名弃保潜逃疑犯涉及二○一六年二月九日凌晨发生的旺角暴乱事件。旺角暴乱是一件严重的大型群众暴力事件。事发当日，大批暴徒利用从行人路面掘出的砖头、自制武器及不同硬物袭击执法的警务人员，在多处地方纵火及破坏警车，伤人及破坏公物。该等暴力行为严重影响公众秩序及安全。事件造成过百人受伤，其中超过80个为警务人员，也有传媒工作者，更引起众多香港市民不安。事发后，特区政府以至社会各界齐声严厉谴责暴徒的行为。 截至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警方就旺角暴乱一共拘捕91人，律政司亦已就部分人士涉嫌干犯的罪行，包括暴动、煽惑暴动、纵火、非法集结、煽惑非法集结及袭警等提出检控。有关部分涉案人士的司法程序仍正进行中，而至今已有30人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当中有23人被裁定暴动罪成立，被判处入教导所或监禁三年至七年不等。 问题提及的两名弃保潜逃的疑犯因为旺角暴乱事件被控以包括「暴动」和「袭警」在内的严重罪行。有关行为违反《公安条例》（第245章）第19条的「暴动」罪，最高可处监禁10年；以及《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36条「袭击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罪，可处监禁两年。两人原订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在高等法院出席审前复核，但他们却缺席聆讯，弃保潜逃。法庭当日发出拘捕令，要求警方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并将二人缉捕归案。 现就问题的各部分回复如下： （一） 题述的案件是一件刑事诉讼案件。一般而言，案件的调查、搜证和拘捕由警方执行，至于研究和判断是否提出检控及控以甚麽罪行，由律政司独立决定。在题述的个案中，香港警方和律政司从未收到德国当局索取有关资料的要求。对于德国当局未有对事实进行基本评估或核实，特区政府表示失望，行政长官已于五月二十四日会见德国驻港署理总领事，表达特区的强烈反对和深切遗憾。 （二）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获准保释的人如无合理理由而没有按照法庭的指定归押，即属犯罪。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75 000元及监禁六个月，而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则可处任何款额的罚款及监禁12个月。法庭可就被告人发出拘捕令。警方会执行拘捕令，全力追查疑犯下落，以将疑犯带到法庭作相应处理，包括追究其弃保潜逃的法律责任，以及继续处理本身的案件。 针对问题提述的两名弃保潜逃的疑犯，自他们在二○一七年十二月缺席法庭聆讯被法庭通缉后，警方一直有进行跟进，包括透过国际刑警的警察合作机制向多个相关国家的执法机关查询，追寻他们的下落。在得悉有关德国当局提供庇护的报道后，警方也有再次透过国际刑警的机制请德国警方提供资料。至于个案的具体内容，因涉及调查和追捕弃保潜逃人士的细节，不适宜公开。 此外，警方和律政司也正进行研究，以按相关法律和证据作出跟进。警方会继续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将该两名弃保潜逃而被通缉的疑犯缉拿归案。 一如前述，在早前媒体报道了题述个案后，特区政府已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及深切遗憾。特区政府认为，为就严重刑事控罪在候审期弃保潜逃的人提供庇护，而没有对事实进行基本评估或核证，有关做法毫无客观事实基础，更使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国际声誉受到不合理的损害。行政长官因此已对德国驻港署理总领事，亲自明确表达强烈反对及深切遗憾。 （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定》，香港及德国可移交的罪行共有46项，当中首45项为特定罪行的描述，而第46项为「根据缔约双方的法律可准予移交的任何其他罪行」。 而根据《逃犯条例》（第503章）可移交罪行的规定为有关罪行要符合「双重犯罪」的原则，即在请求方及被请求方两个司法管辖区同样构成罪行。 在确定某罪行是否属于移交请求方和被请求方的法律都构成犯罪，须要考虑被请求移交的人被指称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全部而决定，不论双方的法律对该罪行所规定的构成因素或定义是否相同。简言之，「双重犯罪」的原则是以「行为」论定。有关的行为或不作的行为是否可被移交，取决于该行为或不作为本身是否在香港同样构成刑事罪及符合《逃犯条例》第2（2）（b） 条的规定；否则，便不属可移交的罪行。弃保潜逃罪本身并非协定中涵盖的可移交罪行。 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一向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的司法独立在亚洲排行第一。根据《基本法》第8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特区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而目前有14位来自英国、澳洲及加拿大的海外著名法官担任本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刑事司法方面，香港任何被控触犯法例的人士均会获公开及公平的审讯。《香港人权法案》第 10条及第11条也为任何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诉讼须予判定的人充足的保障。香港法院会一如既往，以其良好的法治精神及人权保障，独立地公平、公正地处理所有案件。 多谢主席。
​保安局局长会见传媒答问全文
19.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后会见传媒的答问全文： 记者：局长，想问涉及暴动被捕的五个人会否从宽处理？警方说有八名人士已经被释放了。另外关于速龙小队，你在会上说制服无空间show（展示）不到警员编号，让人怎样投诉？ 保安局局长：涉及暴力行为，警方当然会按程序去搜集证据，将整个调查最终的结果交给律政司，最终的决定是怎样，当然由律政司决定。但是香港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地方，纵然我们明白绝大部分的示威人士都没有参与暴力，但是在六月十二日大家在电视机都看到，的确有一些刻意去冲击和袭击警方（的示威者），特别当警方都退到立法会门前的最后防线，袭击、掷砖、用铁枝去攻击，亦都有些物件掷出来是有火的。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会尽快调查这件案件，搜集证据之后就向律政司提交报告，由律政司去决定，审视了整个过程、证据及环境事实之后，由律政司去看看需不需要作出检控。如果需要作出检控，又以什么罪行作出呢？这都会交给警方及律政司按照法律程序去做。当然，我们明白很多集会或者表达言论的人士，都想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行政长官昨日见记者时，亦充分表示了今次在修例工作所引起的矛盾、纷争和焦虑，都是包括我（在内的）整个团队在工作方面做得不足，行政长官致歉，我亦都致歉。其他的事情，我相信我们要依照法律去处理，但是我亦明白我们会尽量在不影响司法制度之下，尽量体谅今次各位参与表达言论的人士，他们都是希望让政府知道他们的声音。这个我们在政府是听到，也是理解的。另外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记者：速龙小队&hellip;&hellip; 保安局局长：关于速龙小队，刚才我亦在立法会大会上说了，我从警方得到的资料是特别战术小队的特别工作服是根据行动及战术上的需要而设计，工作服的设计是没有位置去展示警员的编号。但是既然大家对这方面有关注，所以警方都会检视这方面的有关事情，在检视完之后，会作出一些适当的跟进。 记者：你有否想过就事件下台？如果有人要问责下台的话，那人会否是你？会否有其他官员问责？你有考虑过吗？ 保安局局长：行政长官在这方面充分表示了她的歉意，我亦表示歉意。我们明白今次工作引起社会的矛盾、纷争或焦虑，这方面我们承担责任，但我们同样希望尽快去抚平社会的一些分裂，务实地、积极地做更多未来三年特区政府希望做的工作。我亦会支持行政长官未来三年在不同领域希望为香港社会所做的工作。保安局亦有一些工作在可见的将来要做。第一，对于窥淫罪的立法，我都希望尽快展开兼作出谘询；而在今届政府本来我们都想提交一个草案，涉及处理免遣返声请者的法律改动建议，我们希望尽快提交予立法会审议。所以在面前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我们希望可在未来三年尽量令政府的整体工作，可于多方面发展，正面推行。 记者：星期五会有个升级的行动，以你所知警方会安排多少警力应付当日的升级行动？你是否不会排除当日再次发催泪弹或开枪？ 保安局局长：无论任何人士要表达他们的言论，我一向呼吁应该以一个和平、理性、有秩序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意见，警方当然都会按照他们对事件的评估，而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香港的核心价值都是和平，都是理性，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既表达到自己的意见之余，亦顾及其他人士的权利、利益及人身安全。 记者：被捕人士是以什么罪名被捕？当中是否涉及暴动，或者起诉以暴动罪？警方会否再有下一步的拘捕行动？第二个问题，刚才局长其实多番说行政长官和你都已经致歉，如果致歉已经有用，那其实问责制是否已经不存在？ 保安局局长：首先，警方拘捕的数字，刚才我在立法会的时候已经回答了，当然他们的行动是怎样进行，这一定要问警方。但我想再强调，如果是涉及一些严重罪行，用什么罪行去起诉，都必须要针对证据。刚才我回答立法会议员的时候，亦解释过在不同的罪行，它可能涉及的元素都不同，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法律制度，由警方调查完之后，交给律政司决定用什么罪行去起诉。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有很多都是涉及一些例如袭警、藏有攻击性武器，或者藏有工具作非法用途，当然最终是用什么控罪去检控有关人士，律政司会审视所有证据再决定。谢谢。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立法会急切质询二题：警方在示威中对传媒采访的处理
19.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卓廷议员根据《议事规则》第24（4）条提出的急切质询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警务人员于本月十二日在立法会综合大楼外与示威人士发生大规模冲突。有外国记者表示，目击有记者虽已表明身分，仍遭警务人员搜查装备，并遭侮辱、追打及喷射催泪水剂，甚至投掷催泪弹。由于刚过去的星期日有数以百万计市民上街游行抗议，有市民担心当大规模示威短期内再发生时，记者会受到上述对待。就此，政府会否保证警方不会再以同一手法对待记者？ 答复： 主席： 警方一直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亦会尽力配合传媒采访工作及与传媒保持有效沟通和合作。因此，警方一直致力在可行范围内采取措施，便利传媒的采访工作。 在处理公众活动时，警方会因应个别活动的目的、性质、参与人数、过往经验及最新形势作出全面风险评估，以部署人手及制订行动计划和应变方案。警方并会根据当时情况灵活调配人手及采取人群管理措施，以确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警方已制订相关指引，供人员在公众活动或其他警方行动期间，透过传媒机构或组织发出的证件或文件，识别和核实传媒工作者的身分。传媒工作者在采访公众活动期间，亦应随身带备记者证件或公司证明文件，同时可穿上易于识别的服饰及佩戴臂章，以便现场警务人员识别。警方会不时检视有关指引，并会在过程中考虑前线警务人员的意见。 警方一直在不影响行动的前提下，尽可能协助传媒的采访工作。一般而言，除非设立采访区能为传媒提供较佳的拍摄位置，否则警方原则上不会在公众地方设立采访区，传媒应如市民一般，可自由出入公众地方，而传媒亦可自由进出在上述情况下设立的采访区。如警方因行动或调查需要在罪案、交通意外或紧急事故等现场设立封锁区，警方会考虑在可行的情况下设立采访区，便利传媒的采访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与传媒的沟通和合作，警方已在二○一五年十二月正式成立传媒联络队。警方会在有需要时调派传媒联络队到公众活动或其他警方行动的现场，为在场采访的传媒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协助。派驻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的政府新闻处新闻主任，亦会提供支援及协助处理传媒查询。在现场采访的传媒工作者如有需要，可向传媒联络队求助，或与24小时运作的警察公共关系科新闻室联络。 六月十二日在添美道、金钟、添华道一带有几万个示威者，场面出现混乱，亦有暴力行为的出现。无论何时，警方既要保护市民，也要维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警方行动目的是针对使用暴力的人士，尽快控制场面和恢复秩序。警方的行动只是针对违法的行为，不是针对任何行业的人士。 事实上，在行动当日，即使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警方也安排了32名传媒联络队人员，尽量协助在场的传媒朋友。当日在场的警务人员在一个非常高压和危险的环境下执勤，有些行动更要在电光火石之间进行。警方一向呼吁传媒工作者在采访公众活动或大型或混乱的示威活动期间，应以自身安全为上，并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 我们理解有传媒工作者对于警方当日行动所表达的关注。我重申，警方非常重视和传媒工作者的关系，亦一向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任何人如对警方有不满意的地方，可向投诉警察课投诉。现时的投诉警察制度是根据《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第604章）运作，有清晰的法律基础，以及有效及有独立监管。制度的第一层是负责接收及调查投诉的警队投诉警察课，制度的第二层是法定及独立的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在两层的投诉处理机制下，任何对警方的投诉都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因此，我不适宜评论个别个案。 就警方在六月十二日的行动，投诉警察课现时收到27宗由香港记者协会转介的投诉。投诉警察课已经成立特别队伍跟进有关的投诉，相关的队员都没有参与当日相关的行动，以确保投诉获得妥善处理。 警方会继续在互相尊重和体谅的基础上与传媒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并提供所需协助。 多谢主席。
​立法会急切质询一题：警务人员在示威中使用武力事宜
19.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区诺轩议员根据《议事规则》第24（4）条提出的急切质询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本月十二日，警方在金钟一带对示威人士动用了多种武器，包括警棍和以枪械发射的胡椒弹、布袋弹及橡胶子弹，伤者包括一名遭撃中头部倒地昏迷的采访车司机，以及一名遭射中眼部的示威人士。从电视画面所见，有警务人员发射枪弹时瞄向没有手持武器的示威人士头部。有评论质疑，此做法有违《警察通例》第29章的规定，当中订明警务人员所使用的武力必须是在当时情况下合理地需要的最低程度武力。另外，政府宣布暂缓相关修订法例工作后翌日，仍有数以百万计市民上街游行抗议。鉴于大规模示威随时一触即发，政府会否承诺当再次发生类似示威活动时，警务人员不会再瞄向示威人士上半身发射布袋弹及橡胶子弹，以免造成严重受伤事故？ 答复： 主席： 六月十二日早上在立法会大楼外原本有和平集会准备进行。在大约上午八时，有大量戴口罩人士，有组织地冲出龙和道、添美道、金钟道、夏悫道，霸占马路，阻塞交通和扰乱社会秩序，部分人士更作出威吓性及挑衅性的行为。有市民被困在龙和道的隧道内，需要警方出动谈判专家，历时八小时。其间被困人不能上厠所，亦没有水饮。交通阻塞和堵路，令交通接近瘫痪。虽然如此，警方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 下午三时左右，在立法会大楼的情况开始恶化。主要位于前方的示威者不断暴力冲击警方防线。警方在该处设立防线主要是为保护立法会大楼和内里的人。暴力冲击警方的示威者用砖头掷向警方，亦以铁枝、铁马、木板攻击警察。警方在立法会的防线一路后退到立法会大楼入口的示威区前。 当时，在前方部分的示威者不理会警方多次劝喻及警告，多次有组织地以暴力冲击警方防线，对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威胁，也令在场人士（包括其他示威人士、传媒和正在执勤的警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甚至性命受到威胁。经过多次警告，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警方使用了适当和必要的武力驱散人群及控制场面，保护其他人及自身的安全。 至今，警方一共拘捕32人，所涉及的罪行包括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非法集会、袭警等罪行。在事件中，一共有22名警务人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警队有责任采取合法措施以维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护市民生命及财产。警方会根据现场情况作出评估及专业判断，采取适当行动，包括使用所需要的武力，以确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既定指引。警务人员只有在需要及没有其他办法可完成合法任务的情况下，才会适当地使用最低程度武力。警务人员在使用武力前，会在情况许可下尽量向对方发出口头警告，并在可行范围内，让对方有机会服从警方命令，然后才会使用武力。 警方在武力使用方面有严格的训练。每名新入职及现职的警务人员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武力使用训练，全面掌握如何能安全和有效地运用不同层次的武力，包括使用口头劝喻／口头控制、徒手控制、胡椒喷剂、警棍及其他装备等，从而达到相关的合法目的。 在六月十二日的行动中，由于部分示威者在前方以暴力冲击警方防线，并向警察投掷砖头、铁枝、木板、铁马等，警务人员在生命受威胁的情况下，需使用武力驱散人群及控制场面，并使用了适当的装备。行动中，警方使用的装备包括警棍、胡椒喷剂、催泪水剂、布袋弹、橡胶弹、催泪烟。这些都是低杀伤力的武器，与海外国家的执法机关处理同类暴力情况所使用的装备相若。 对警方行动有不满的地方，投诉警察课在接到投诉时会公平公正调查。调查的结果由法定的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复核。因此，我不适宜评论个别个案。然而，对于武器的使用，警方是有清晰的指引和足够的训练。在使用枪械的时候，根据警方的指引，是瞄向身体最大部分，以达致能有效制止其袭击。 六月十二日在金钟一带，大家都可以在电视画面见到有部分人士进行暴力冲击，破坏社会安宁，冲击警方防线。对于这些行为，警方有责任制止，以保护人身及财产安全。 市民有集会及言论自由。参与公众活动的人士在表达诉求时，应和平有序、守法地进行，这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但当出现暴力情况，警队的职责是采取合法措施以维持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 多谢主席。
​立法会二题：有关《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的人权保障
5.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政府已向本会提交法案，容许政府与其他没有和香港签订长期移交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包括中国内地），透过一次性个案方式移交逃犯。较早前，有13万市民游行表达强烈反对法案的修例建议，亦有多国官员和某些国际商会对此表达深切忧虑。另一方面，政府进行的公众谘询只为期20天，政府并在相关法案委员会尚未研究法案的整体优劣、原则和详细条文，亦未听取公众意见的情况下，于五月二十日表示「计划向立法会秘书作出书面预告，于六月十二日恢复《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评估修例过程仓卒和公众参与机会不足，会否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弹；若有，详情为何；会否重新考虑撤回法案，以维系社会稳定；若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于上月七日发表报告指出，该法案对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并可能违反《香港政策法》的多项主要条文，政府有否评估该法案的通过会对美港关系有何影响，包括美国会否废除《香港政策法》及此情况会否引致不良后果，例如外国企业把其地区总部撤离本港和在港大规模裁员；若有评估而结果为会，有何应对措施；及 （三）鉴于两年前有美国国会议员因忧虑本港的人权自由受侵害而重新向国会提出《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建议对压制香港居民基本自由的内地及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及禁止他们入境美国（但该法案未有订立），政府有否评估在移交逃犯的法案获通过后，会否再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以及此情况会对香港有何影响；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特区政府于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谘询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后，于四月三日在立法会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让我们处理一宗港人涉嫌在台湾的杀人案；同时，是堵塞现时香港整体刑事事宜协作制度的漏洞，包括地理限制和不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修例工作是有时间因素，我们必须在杀人案疑犯获释前，估计最早会是今年十月，建立法律基础，让政府可以作出必须的准备安排工作，使疑犯面对应有的法律裁决。 在公布有关建议后，政府团队一直无间断地向社会各界解说建议及聆听意见。政府团队包括各司、局长，分别出席了不同场合，与不同团体及界别、本地及外国商会、外国使节、地区人士等进行沟通及交流。我们的亲身体会是，在官员面对面解释和逐点回应之后，往往有消除疑虑的效果，更可以矫正一些坊间不正确的说法。政府团队会继续努力做好解说工作，进一步让公众更加明白草案的内容。 就问题的三部分，我回复如下： （一）移交逃犯是打击有组织及跨境犯罪的国际共识，是公认有效减少罪恶的方法。现行《逃犯条例》参考了联合国制定的范本，符合人权和法律程序的国际通行做法，平衡了缉捕逃犯及保障人权两方面的需要。政府提交《条例草案》建议的特别移交安排，在当事人方面的保障只会比《逃犯条例》更多、而不会减少。 政府本着处理特别移交安排时的保障「只会多，不会少」的原则，并仔细考虑了各界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关注，为释除疑虑，于五月三十日公布在三方面提出额外保障措施：（一）缩小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把罪行门槛由三年以上提高至七年或以上；（二）在启动特别移交安排时在协定中加入包括无罪假定、公开审讯、有律师代表、盘问证人权利、不能强迫认罪、上诉权等符合一般人权保障的保证；请求方也需要作出保证，有关罪行是在有效追诉期内；及（三）加强保障被移交人士的利益，例如只处理由当地中央机关（有别于地区机关）提出的请求、与内地跟进协助被判人士回港服刑安排的工作及商讨移交后合适的探望安排处理等。《条例草案》的政策目标及需要是清晰的，政府认为有需要推进立法的工作以达致政策的目标和需要。 （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其独特地位和优势，这也是《基本法》赋予特区的独特地位。香港能以单独关税地区身分，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作为单独成员，并与各贸易伙伴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回归以来，美国以香港的独特地位为基础，继续维持及扩大与香港的经贸往来。就个别经济体而言，美国是香港第二大的商品贸易伙伴，同时，香港是美国第十大的出口市场。多年来，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是其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在二○一八年达到338亿美元。香港与美国亦保持紧密的投资关系。在二○一七年，美国是香港外来直接投资的第七大主要来源，美国同时亦是香港外向直接投资的第九大主要目的地。 美国国务院于今年三月发布最新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继续确认给予香港特别待遇，并重申「美国在香港继续拥有深厚的经济及文化利益」，而「美国政府与香港政府在多个领域保持广泛及有效合作，为美国经济和国土安全带来了重大利益」。我们相信维持和促进香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是符合两地的共同利益。同时，亦须建基于互相尊重和合作，方能继续和发展。 （三）自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面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基本法》第27条订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第39条亦订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透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予以实施。我们不会容许本港的人权自由受到不法压制。 《条例草案》的建议是针对干犯严重罪行的逃犯，绝不影响现有合法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香港的司法独立在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八。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预。来自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如英国、澳洲及加拿大的显赫法官获委任为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任何个案式移交请求必须完全符合法例及安排下相关规定及个人权利的保障，包括申请人身保护令、复核行政决定，及提出司法复核。在这方面，政府及司法机关都有责任履行其职权和责任。 我们重申，《逃犯条例》的修订是本地立法，外国议会应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特区政府驻美国的经济贸易办事处一直与当地政界、商界及智库人士保持联系，并进行解说，以释除他们不必要的疑虑。 多谢主席。
​立法会三题：有关《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及解说工作
5.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超雄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上月十五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表示，特区政府修订有关移交逃犯「两个」条例（下称修例）的工作是必要的、适当的、合理合法的，也是不必多虑的。上月十七日，中联办主任接见数十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通报中央支持特区政府依法修例，并要求他们支持特区政府完成修例工作。上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表示，特区政府修例是合宪和彰显法治，中央完全支持修例工作。同日，行政长官表示，港澳办和中联办就修例表态，是由于有外部势力介入，修例事宜已提升到「一国两制」层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外国政府基于其国民在港的人身安全而发表意见，是否便是行政长官所指的外部势力介入；若是，理据为何，以及有否评估行政长官的言论有否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若有评估而结果为有，有何补救措施；若评估结果为否，理据为何； （二）政府向外国商会代表及外国政府官员解说修例及听取他们意见的详情（包括会面的次数及日期，以及商会名称和外国政府官员的职衔）为何；若解说对象不包括外国政府官员，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订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hellip;&hellip;」，有否评估内地官员作出上述表态有否违反该规定；若有评估而结果为有，政府会如何追究；若评估结果为否，理据为何？ 答复： 主席： 移交逃犯是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有组织及跨境犯罪的共识。现行《逃犯条例》（香港法例第503章）参考了联合国的移交逃犯范本，符合国际的通行做法，有充足的人权和法律程序保障，也平衡了缉捕逃犯及保障人权两方面的需要。有关人士有上诉权，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及上诉到终审法院；亦可就各项决定及程序提出司法复核，并上诉到终审法院。 特区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香港法例第525章），并于今年四月三日向立法会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目的是建立法律基础，让特区政府可以作出必须的准备安排，让二○一八年初在台湾发生的杀人案的疑犯面对应有的法律裁决；同时亦填补现行移交逃犯及刑事事宜司法协助制度的漏洞，包括地理限制和当中部分不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 就张议员问题的三部分，我综合回复如下： 国际社会有一些司法管辖区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表示关注。我们知道多解说《条例草案》让大家更明白，有助了解当中的条文、目的和保障。《条例草案》的对象是针对犯了严重刑事罪行的逃犯，绝非一般奉公守法人士。《条例草案》建议的个案移交方案有助确保犯了严重刑事罪行的人，其严重程度达至法律上可判七年或以上的罪行，不可以利用法律的真空逃避法律责任，保障市民和社会的安全。修例建议若得到通过，将保障整个社会（包括商业活动）免受罪犯威胁，对治安和打击严重罪行的国际共同责任，都是正面和有需要的。 有些已与香港签订长期移交逃犯协定的地方，对修订《逃犯条例》会否影响现时的长期协定表示关注。我希望清楚指出，修例建议并不会影响现时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签定的长期移交逃犯安排，也不会影响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日后签订的长期安排。「个案形式」的移交安排只适用于和香港未签定长期移交逃犯协定的司法管辖区。「个案形式」的移交只是长期合作安排生效前的补充措施，只有在没有适用的长期协定时，才可使用个案方式移交。签订长期协定是主要和主体的政策目标，有了长期协定的司法管辖区，不会亦不可以个案形式移交安排。 特区政府重视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公众层面，自二月十五日政府就修例建议谘询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后，政府团队包括各司局长一直无间断地向社会各界解说建议及聆听意见，也多次透过不同形式，向公众解释修例建议。有关工作从未间断，各司局长出席了不同场合，与不同界别及地区的人士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及交流。在团体方面，政府也努力不懈地作广泛的解说工作。 截至五月底，保安局及特区政府其他政策局已与超过50个不同团体，就修例建议进行会面；在三月份，保安局局长在政府总部与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及相关驻港的总领事或代表见面，并介绍和解说了《条例草案》的目的和内容；在三月和四月，亦与已签订长期协定的一些国家总领事见面，介绍和解说《条例草案》的目的和内容。其间，保安局局长强调《条例草案》并不影响已签订的、或将来新签订的长期协定；有长期协定的司法管辖区，不可以用个案形式作任何移交。《条例草案》只是剔除在个案移交安排时的地理限制和让行政长官的证明书启动移交的开始，之后的法律制度、法庭程序和人权保障完全保留，更可增加限制。此外，政府团队亦在最近一星期连续五天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举行合共20小时的会议，讨论《条例草案》的政策目的和内容，亦回答议员的问题，让政府团队可解说更多《条例草案》的内容。 至于有关中央政府就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作出的言论，正如行政长官较早前指出，有关法例修订工作一直由特区政府主导及负责。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行政长官按《基本法》的规定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行政长官向中央反映了香港社会对修例工作的关注，中央对为释除疑虑需采取进一步措施表示理解，并尊重和支持特区政府关于增加保障的各项涉及内地的措施，期望特区政府的综合回应可促进香港社会理性讨论，消除疑虑。再者社会上有很多意见涉及中央和特区，以及「一国两制」的事宜。《基本法》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法律。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就有关法例修订工作作出言论，实属正常。 多谢主席。
保安局局长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谈话全文
4.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六月四日）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全文： 记者：局长，想问（《逃犯条例》）24条，中央指令对于特首在最后一步作出移交决定之后，是否有凌驾性？以及过去有没有例子特首可以不跟随中央指令？还有，刚才我忘记是律政司还是你提到若法庭否决移交要求之后，中央的指令不可要求特区作出移交，但《基本法》就提到国防、外交的事务，香港法庭没有管辖权，你刚才的说法会否有矛盾？ 保安局局长：（有关《逃犯条例》）第24条，刚才我都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提过，其实是有次序性，即是说首先行政长官或特区政府决定去处理某个个案，才会向中央作出通报。如果行政长官决定不处理，根本没有通报这回事。没有通报这回事，第24条第三款，即是中央政府作出指令这件事，根本不会发生。 如果特区决定处理这件案件而启动一些程序，在24条中的第一款提到五个情况，简单来说，即是当我们启动程序时，当然特区要向中央通报。在我们交给法庭去聆讯拘押令之后，如果法庭已决定不会通过，即不会批准这个拘押令，程序就会完结，根本就不会再有刚才所说中央发出指令这件事。因为在条文中亦提到，任何指令的发出，一定要符合香港的法律，行政长官在履行职责时一定要符合法律。所以如果法庭已经决定了不移交，那么行政长官就没有移交的能力。只是当法庭决定可以移交，最终行政长官仍有权力决定移交与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亦要通报。通报时若涉及重大的严重影响，如国防或外交的事情，中央的确可以发出一个指令。但刚才已解释得很清楚，这必须要符合香港的法律，所以不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法庭觉得根本不应该移交，而中央发一个指令要求移交。 记者：是否中央指令真的对于特首最后一步是否作出移交的决定是没有凌驾性？ 保安局局长：中央当然可以根据第24条，在适当时作出指令，但这个指令一定要符合香港的法例，行政长官才可以执行这个指令，这在条例中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再看看条例的正确条文。 记者：局长，可否再问清楚，在实际运作上，中央的权力其实是等同一个否决权？而它不是一个特首不要人，中央就要人的情况呢？另外，过去20年都没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提出申请的一方是中央政府，如果它基于国防和外交的要求，要求移交一个人，会否令到24条不适用？可否作进一步解释？ 保安局局长：其实你只是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我再作解释，任何一个指令必须要符合香港法例，如果草案(《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成功修订后，我们的确可以和内地作出个案移交的安排。对于有关的个案移交安排，我们亦有绝对权力在讨论后不作处理。因为根据《基本法》第95条，当我们和内地作出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的安排，是要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指令。在协商的情况下，行政长官当然有权在协商后决定不处理这件事情。 记者：今日是六四的三十周年，你对「平反六四」有何看法？另外，关于《逃犯条例》，现在有一批六四民运人士被通缉，他们是否被视为政治犯？如果他们身处香港，会否被移交？ 保安局局长：对于六四集会，我不会评论，因为这是一个公众集会。我唯一想说的是，香港的集会和言论自由在《基本法》下受到充分保障，而且现在回归了22年，市民仍然继续享有言论和集会自由。任何人士是否适用于《逃犯条例》，当然要看他所触犯的罪行是否符合《逃犯条例》中所提到的37个罪类，以及他所犯的罪行涉及的最高判刑是否七年或以上，每一件事情都会按事实根据和案情实况作决定。多谢各位。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保安局局长谈入境政策（只有中文）
3.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六月三日）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全文： 记者：局长，封从德没有在香港犯过任何罪案，为何不准许他入境？ 保安局局长：每一宗入境申请，入境处都会按个案，以及香港的法律与入境政策去处理。我不会评论某一个个案。 记者：二○一二年时曾有民运领袖入过境，香港是否退步了？ 保安局局长：正如我所说，每一次的入境申请，入境处都是按实际情况，考虑法律及当时的入境政策处理。多谢各位。
​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开场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31.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讨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相关事宜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主席。 自政府于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向本事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后，坊间有不同的讨论，在政府团队一直无间断地向社会各界解说建议及聆听意见后，我们觉得在亲身向不同人士解说的时候，的确很多市民或有关人士对法律条文不太理解，亦因坊间有不正确的说法而产生误会或一些猜疑。 ​政府仔细考虑了各界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关注，为了释除疑虑，我们宣布了政府会在三方面提出一共六项额外措施，这三方面是（一）缩小「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二）在启动「特别移交安排」时加入更多限制；及（三）加强保障疑犯的利益。 第一方面，缩小「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 根据原本建议，涉及的罪行必须可判监三年以上。有很多意见认为我们的草案（《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既然是针对没有长期协议的个案式移交，应只处理特别严重的罪行，因此应该把罪行门槛提高。由于个案式移交属于未有长期协定的补充安排，应该更谨慎处理，政府接受应处理最严重罪行这意见。考虑到最严重罪行在香港会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审理，涉及的都会是属于可判最高刑期为七年或以上的罪行，因此政府决定罪行是定于可判处最高刑期七年或以上。 第二方面，在启动「特别移交安排」时加入更多限制。 第一，根据草案，如个别情况有需要，可在协定中加入条文，以进一步限制可移交的情况。针对社会关注逃犯若被移交之后在法庭的权利，我们认同可在协定中加入包括无罪假定、公开审讯、有律师代表、盘问证人权利、不能强迫认罪、上诉权等符合一般人权保障的要求。由于「特别移交安排」的文本会在交付拘押的公开聆讯时向法庭提交，因此公众亦可透过法庭的公开聆讯知悉有关安排。当法庭作出需要移交命令后，行政长官作出最后决定移交的时候，亦可用人道或其他理由不作移交。 第二，请求方需要作出保证，有关罪行是在有效追诉期以内，或不属于因任何理由而可免予起诉或惩罚，例如特赦。 第三方面，加强保障疑犯的利益。 第一，鉴于公众关注请求方提出移交的严谨性，并且就如何处理内地提出的要求，我们参考了一般国际做法，认为特区政府应只处理由当地中央政府提出的请求。以内地为例，特区政府只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其他的不作处理。同样地，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方面，包括刑事调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的协助要求，特区政府亦只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 第二，有意见认为，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后应可申请回港服刑，这可让他在语言、习惯等熟习环境服刑，有助于其更生，家属亦可较容易探望。我们同意这方面意见的方向。由于现行《移交被判刑人士条例》不适用于内地，我们会在《条例草案》通过之后会与内地跟进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为了更照顾被移交人士的利益，我们会以个案方式，商讨移交之后的探望问题，通过合适的方法，包括领事（如移交给外国）、官员探望或其他特别合作安排处理。 移交逃犯是打击有组织及跨境犯罪的国际共识，是公认的有效减少罪案的方法。我们必须回归政府作出建议的目的，是要处理台湾杀人案，同时要堵塞制度上的漏洞，要确保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不可以利用这漏洞逃避法律责任。 我与保安局和律政司的同事乐意解答所有问题。多谢主席。
​保安局局长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问答全文
30.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五月三十日）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的问答全文： 记者：局长，想问刚才你提到其中一个修订方向是要当地中央机构提出移交逃犯请求，这个限制是否只限于内地，抑或是所有适用的地区或司法管辖区？还有这个做法是否透过在立法会提CSA（修正案建议）的方法去做？还是在立法会作出一个口头承诺的方式去做？如果是，会否被人觉得是口讲口赔？ 保安局局长：根据联合国决议，都认为需要某一个司法管辖区的中央机关提出（要求）。所以参考了有关的做法，虽然我们这个草案不是针对内地，我们是在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所以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要求，由某一个司法管辖区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由它一个属于中央级别、可以代表它的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和作出承诺的有关单位。 记者：是以什么形式去提出？是不是在立法会用修订CSA（修正案建议）的形式提出？ 保安局局长：现在我们和20个司法管辖区签的（长期）协议的做法都是类似，大家都是由当地的中央机关或者可以代表政府的机关去提出。这个做法都会是一样，当然在立法会（审议）时，我们都可以在政策声明中说明。 记者：门槛由三年增加至七年后会有什么罪行被剔除？有些说法是提到剔除包括重婚等的罪，其实你认不认同有些说法是这样做会倾斜商界？另外就着提升到七年，亦有些说法是因为政府一直说要堵塞漏洞，不要令香港变成罪犯的天堂，会否变成「较轻微罪犯」的天堂？其实这个逻辑是怎样说得过去？ 保安局局长：第一，剔除的罪行大致上我们看到是有七种罪行。这都是因为我们回应了社会的意见，因为这是一个补充措施，所以是处理一些最严重的罪行。如果我们由原本建议（罪行刑期门槛）超过三年，改成我们现在建议七年或以上，最主要有三类罪行不能处理。第一种是刑事恐吓，因为它的最高刑罚是五年；第二种是放弃枪支交给一些无牌的人士，因为这个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是五年；第三类就是关于一些色情活动，例如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或者管有儿童的色情物品，以及利用16至18岁以下人士制造一些色情物品，这些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五年。所以，我们分析总共有七个罪行，就是属于刚才我告诉你们的三种类别。 记者：建制派今早联署提出要求，为什么政府那么快便听他们的意见，是否像民主派所说是「扯猫尾」和倾斜商界？第二个问题，刚刚你说到追溯期，可否再仔细说说是否会考虑订立追溯期？如果不引入的时候，可能有些爱国爱港的商人都会被引渡去其他地方？ 保安局局长：我们听了不同的意见，有些要求我们将（罪行刑期门槛）由三年提升至五年，有些是提升至七年，有些是提升至十年。我们要知道这个门槛的提高其实适用于所有人犯的罪行。而刚才我告诉你所剔除的七项罪行，其实都是一般人犯的罪行。我们是听了不同的意见，综合考虑之后，特别有些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士，都有提及过我们应该处理一些最严重的罪行。所以都是听了不同意见、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取得平衡点，就是一个最适当的做法。 记者：你刚刚提到由中央机关提出，究竟特首是否可以拒绝中央提出的请求？因为现行的条例，特首可以拒绝移交国民，那日后如果是中央提出请求，香港特首能否say no（拒绝）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到加强限制，我们的理解就是你日后会用一些行政手段处理这事，其实有没有法律的效力？是否代表日后特首可以决定何时、哪个个案做，另外一些个案就不做呢？法庭可否挑战？另外，你从来没有评论其他国家的司法状况，如果你觉得只是评论中国不公平的话，或者你可以说不同地方的司法状况，究竟是否适合这样一次过那么大的改动？ 保安局局长：希望每一位问一至两条问题，大家公平些。首先，在我们现有的制度，我们说得很清楚，行政长官是绝对有权处理或者不处理任何个案。因为我们与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如果没有长期协定，是没有责任的。而且行政长官在履行她在《逃犯条例》之下的任何决定或责任，必须按照《逃犯条例》的条文，亦必须守法。所以（行政长官）作出的任何决定，除了受《逃犯条例》限制外，亦要符合香港所有法律才可作出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联合国的范本亦说明移交逃犯时，如果某一个司法管辖区提出要求时，该司法管辖区要作出一些保证，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亦是根据这一个国际通行的做法，要求移交逃犯的要求方作出这些保证。这些保证会写在双方的协议上，协议会交予法庭，法庭审议的过程中亦会检视协议内容，所以当然它是有法律效力，因为法官会判断整个移交过程是否除了符合《逃犯条例》外，还要看符合协议所提到的事情。 记者：你刚才提到要中央机构才可提出这个请求，那么台湾杀人案是否由士林地检署提出请求便可？ 如果是澳门的刘銮雄案，是由澳门法院提出请求便可，或是由某一指定机构提出？另外提到一些限制，例如要求引渡一方要确保有公开的审讯，并要有律师代表。如果引渡后，该司法管辖区没有这样做，特区政府可以怎么做？ 保安局局长：我刚才说的是接受一个可以代表该司法管辖区提出这个保证，在联合国范本中提及的「中央级别」机构。所以每一个司法管辖区如何决定哪些机构可代表该地区作出此承诺，当然我们是按每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情况而决定。事实上全世界共有190多个司法管辖区，虽然我们与20个司法管辖区签署了（长期）协议。所以我们与众多的司法管辖区商讨移交协定时，会问清楚该机构能否代表该司法管辖区作出这些承诺。 记者：台湾是哪一个代表？ 保安局局长：我们会商讨。我们在商讨时，对方会告诉我们，我们便会在协议中决定这个承诺是否可以接受，主要是这样。 记者：今次是否最后一次微调，不会再有修改空间？ 保安局局长：我们综合考虑后，认为我们现在提出的方案是最适当的。 记者：刚才你提到把三年提升至七年，为什么彰显公义的界线可以改变？是否倾斜商界，为了够票通过？ 保安局局长：由超过三年（罪行门槛）提升至七年（或以上），是适用于所有人。刚才我所说的罪行是不会处理的，因为未至最严重（罪行），例如恐吓，非法把枪支给予无牌人士，甚至一些色情（罪行）。这些与商业运作无关，亦适用于所有人士。 记者： 刚才我问你，如果引渡时，引渡一方保证了会有公开审讯或有律师代表，但最后引渡后没有的话，特区政府可以怎么做？今次是否与建制派「扯猫尾」？ 保安局局长：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已回答，所以我不再重复。因为我们是听取了不同意见，不同界别，甚至有学者均提出这些意见，甚至有些是有法律背景的人士都认为我们应该处理一些最严重的案件，所以我们觉得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毕竟个案移交是一个补充方案，是要谨慎（处理）的，所以我们采用这一个平衡点。第二，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和我们签署这个协议，而这个协议是要经过两地法院（裁决），是一个严肃、庄严的协议。联合国的范本亦要求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签署这种协议，而签署这个协议，当事人是知道的，两地的法庭亦都知道，在公开聆讯时，大家都可能知道，所以在阳光下，甚至传媒广泛报道下，我深信这些承诺必然会履行。如果不履行，它（该司法管辖区）亦不应该签（协议）的，我亦未听过有一个国家签署（协议）后没有履行，当然，如果它不履行，我们可以进行交涉，而国际上亦会对它作出批评的。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保安局局长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30.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五月三十日）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的开场发言： 特区政府于今年二月十五日谘询（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后，向立法会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就情况发展，政府在听取了社会及各界的意见后，今日我作出综合回应。 在公布了有关建议后，政府团队一直无间断地向社会各界解说建议及聆听意见。在过去一段日子，政府团队包括各司、局长，分别出席了不同场合，与不同团体及界别、本地及外国商会、外国使节、地区人士等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及交流。鉴于立法会未能成立法案委员会，而社会上争议持续，政府团队会继续努力做好解说工作，进一步让公众更加明白草案的内容。 我们亲身体会，不少人士对法律条文理解不多，或因坊间不正确的说法产生误会和焦虑，在官员面对面解释和逐点回应之后，往往有消除疑虑的效果。 我们必须回归政府作出建议的目的是要处理台湾杀人案，同时要堵塞制度上的漏洞。政府的建议是经过审慎研究，以确保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不可以利用这漏洞逃避法律责任，以保障市民安全，维护社会公义。 移交逃犯是打击有组织及跨境犯罪的国际共识，是公认的有效减少罪恶的方法。现行《逃犯条例》参考了联合国的范本，符合人权和法律程序的国际通行做法，也平衡了缉捕逃犯及保障人权两方面的需要。 政府仔细考虑了各界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关注，为释除疑虑，我们认为可在三方面提出共六项额外措施，这三方面是（一）缩小「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二）在启动「特别移交安排」时加入更多限制；及（三）加强保障疑犯利益。 第一方面，缩小「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 根据原本建议，涉及的罪行必须可判监三年以上。很多意见认为草案既然是针对没有长期协议的个案式移交，应该只处理特别严重的罪行，因此应该把罪行门槛提高。由于个案式移交属于未有长期协定的补充安排，应该更加谨慎处理，政府接受应该处理最严重罪行这意见。考虑到最严重罪行在香港会在高等法院原讼庭审理，涉及的都会是属于可判最高刑期为七年或以上的罪行，因此政府决定把罪行定于可判处最高刑期七年或以上。 第二方面，在启动「特别移交安排」时加入更多限制。 第一，根据草案，如个别情况需要，可在协定加入条文，以进一步限制可移交的情况。针对社会关注逃犯被移交后在审讯中的权利，我们认同可在协定中加入包括无罪假定、公开审讯、有律师代表、盘问证人权利、不能强迫认罪、上诉权等符合一般人权保障的要求。由于「特别移交安排」的文本会在交付拘押的公开聆讯时向法庭提交，因此公众亦可透过法庭的公开聆讯知悉有关安排。当法庭作出移交命令，行政长官作最后决定移交时，亦可用人道或其他理由不作移交。 第二，请求方需要作出保证，有关罪行是在有效追诉期内，或不属于因任何原因而可以免于起诉和惩罚的，例如特赦。 第三方面，加强保障疑犯利益。 第一，鉴于公众关注请求方提出移交的严谨性，并就如何处理内地提出的要求，我们参考一般国际做法，认同特区政府应只处理由当地中央政府提出的请求。以内地为例，特区政府只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其他的不作处理。同样地，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方面，包括刑事调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有关的协助要求，特区政府亦只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 第二，有意见认为，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后应可申请回港服刑，这可让他们在语言、习惯等熟习环境服刑，有助于更生和家属探望。我们同意这方面意见的方向。由于现行《移交被判刑人士条例》不适用于内地，我们在《条例草案》通过后与内地跟进这项工作。 第三，为了更加照顾被移交人士的利益，我们会以个案方式，商讨移交后的探望问题，通过合适的方法，包括领事（如移交给外国）、官员探望或其他特别合作安排作处理。 按《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特区政府为释除疑虑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中央表示理解，并尊重和支持特区政府关于增加保障的各项涉及内地的措施。 香港的自由和权利受《基本法》充分保障，《条例草案》符合《基本法》，绝对不影响现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政府期望综合回应可以促进社会的理性讨论，消除疑虑。我们会继续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立法会三题：《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
22.5.2019

以下是今日（五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郭家麒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为处理去年在台湾发生的一宗涉及香港居民的杀人案（下称台湾杀人案），政府于上月向本会提交修例建议，使政府可按个案方式，把疑犯移交至与香港没有签订长期移交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包括中国内地）。有市民指出，修例建议获通过后，香港居民可被送往欠缺公正、公开司法制度的地方受审，令他们失去《基本法》下的人权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只会在台方承认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才会把台湾杀人案疑犯移送台湾；如是，有否寻求台方确认是否接受此条件；如有，结果为何；如结果为不接受，政府如何处理该情况； （二）鉴于有本会议员提议，就建议的法例修订设立日落条款或制定《2019年侵害人身罪（修订）（域外法律效力）条例草案》，以处理台湾杀人案，有否研究该等方案是否可行；如有研究而结果为否，理据为何；及 （三）既然政府早前因应商界忧虑，短时间内决定把修例建议涵盖的罪行类别，由《逃犯条例》所载全部46项缩减至37项，政府会否因应上月13万名市民上街游行所表达的强烈反对声音，撤回修例建议？ 答复： 主席： 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目的是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去处理两个现实问题： 第一，二○一八年初在台湾发生的杀人案，牵涉一名香港人谋杀另一名香港人，而该杀人疑犯逃回到香港，但现时我们没有法律与台湾进行刑事司法互助或者移送逃犯； 第二，同时堵塞香港整体刑事司法事宜协作制度的漏洞，包括现时条例中不适用于内地、澳门和台湾的地理限制，以及不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 第一个问题是有时间性的，因为杀人案的疑犯就四项清洗黑钱罪被法院判刑29个月，最早可于今年十月获释。我们希望在他被释放前订立法律，去处理移送他往台湾接受应有的法律制裁。就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现时移交逃犯制度之下不足和缺陷。政府提出的修例建议是经过全面及审慎的研究，以确保犯了严重刑事罪行的人，不可以利用法律的真空，逃避责任，并且保障市民和社会的安全。 就郭议员问题的三部分，我回复如下： （一）特区政府一直本着务实及尊重的态度，在无前设及聚焦个案的情况下，与台方就其提出的要求进行沟通。 现时香港没有法律去处理这宗严重的杀人案，因此必须建立有关法律。我们留意到台方也认同疑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亦有表示在商讨司法互助协议方面，台方的大门是打开的。在双方都认同要令疑犯接受应有法律制裁的目的之下，我们会继续与台方耐心沟通，解释我们现时法律真空的情况，继续努力推进相关案件的协作，以彰显公义。 （二）有议员提出修订《侵害人身罪条例》，扩大香港法院的刑事司法管辖权，使法院可以审讯港人在外地所犯的杀人罪。亦有意见应以日落条款处理台湾杀人案。 首先，藉修订《侵害人身罪条例》处理台湾杀人案会令疑犯因为一个在发生时不是香港法律下的罪行的行为而受惩罚，违反《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2条中「刑事罪及刑罚没有追溯力」的条文。此外，我们也需要删除《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中的地理限制，才可以通过取证合作取得证据。即使能通过修订《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使其不再有地理限制，由于犯罪发生在境外，香港的检控当局在搜证及传召证人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亦无法保证有关证据可获得本港法院接纳，更有可能衍生披露材料的法律问题，继而被挑战被告人不获公平审讯的权利。如果该人因证据未能达到举证标准而在香港被判无罪释放，在「一罪不能两审」的原则之下，本应该负上法律责任的罪犯变得不需要负上责任，是不理想的情况。 至于以日落条款去处理台湾杀人案，只能够处理一宗杀人案件，不能够处理之后第二宗、第三宗或将来其他杀人案，以及严重刑事罪案。每次再重新立法，这方案根本不能够堵塞现时移交制度上的漏洞。我们不能够，亦不应该对现时制度上的缺陷视而不见，让香港成为一个可让罪犯窝藏的地方。 （三）条例草案的建议是经过审慎的考虑，刚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有关政策的目的，政府不会撤回。特区政府知道市民对修例建议有不同意见，有支持的，也有批评的。政府团队一直努力向社会各界解说立法建议以及聆听各界就立法建议给予的意见。在解说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人士，很多都不太了解草案的条文和相关的实际操作安排。在这方面，政府会继续努力做解说工作，进一步让公众更明白政府的修例建议。另一方面，政府和不同人士沟通和听取意见之后，已作了一些修订以取得合理平衡，把处理的罪类定为37项，涵盖属最严重或相对较严重、涉及司法的维护，以及履行国际公约责任等的罪类。不纳入九项罪类的综合考虑包括它们在过往的移交请求中较少出现，甚至从未出现过；至于电脑罪行，则因其当时涉及法律定义问题未处理好，而决定不处理。 主席，我希望大家回归移交逃犯原本的目的。联合国于一九九七年通过决议案，认同移交逃犯是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严重犯罪的有效方法。这次修例不会改变香港现行经政府及法庭严格把关的移交逃犯制度，而与不同司法管辖区签订长期合作协定，依然是我们的重要政策目标。但磋商一份长期协定需时甚久，平均需要多年，《条例草案》若获得通过，香港可以个案形式有效地补充未有签订长期协定的不足。现行《逃犯条例》充分参考联合国的移交逃犯范本，符合国际的通行做法，有充足的人权和法律程序保障。有关人士有上诉权，可申请人身保护令，并可上诉到终审法院。建议的个案移交，在一旦签订长期协定之后，不会亦不能够再适用。条例建议绝不会影响现行签订的长期协定的安排。 香港的自由和权利受《基本法》充分保障，修例建议符合《基本法》，绝不影响现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多谢主席。
​保安局局长会见传媒谈话全文（只有中文）　
22.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五月二十二日）出席立法会会议后，在立法会大楼会见传媒的谈话全文： 记者：今天《纽约时报》报道黄台仰在德国获得庇护，其实政府对这件事是否知情？会不会申请引渡他回香港？ 保安局局长：个别媒体的报道我们不评论，我们亦不评论个别个案，但在一般情况之下任何一个人如果法庭是让他保释某一个罪行，而他没有履行保释的条件，他会被法庭通缉，而有关的执法部门亦都需要用任何的合法方式去缉捕他，每一件案件执法部门都会留意它的事态发展，从而按法律程序去追缉这个（被）通缉人士。 记者：想问jump bail（弃保潜逃）的情况？还有暴动罪本身在德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中是否一个可以引渡的罪行？ 保安局局长：我强调，首先我不讨论个别个案，但弃保潜逃不是我们移交逃犯（《逃犯条例》）里面的一个罪行，移交逃犯里面共有46个罪类是写得很清楚。每一件案件如果它符合《逃犯条例》里面的一些条文要求，当然又适用的话，执法部门是会按着他们一般的做法，会征询法律意见，采取适当的行动。 记者：暴动罪是否属于一个可以移交的罪行？ 保安局局长：我不去讨论个别个案，46个罪类中有包括一些涉及暴力的罪行，真真正正有关可以移交的控罪，就要看看是否符合罪类。多谢大家。
​保安局局长谈《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只有中文）
21.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五月二十一日）出席一个活动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全文： 记者：陆委会最新的回应就是说若不能移交逃犯，责任应在港方，你如何回应？若直上大会，大会应用多少个小时审议才是合适？ 保安局局长：第一，有关立法会的事情，我们一定尊重立法会，所以如何处理最终的辩论，我们交给立法会（决定）。 在台湾方面，我多次解释过，我们现在要处理法律的真空，当我们建立了法律之后，我们会在很务实、很尊重对方的情况下，去讨论它提出的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的要求。我们希望可以大家在彰显公义、令有关人士可以面对法律制裁这个原则之下，大家去推动这个工作。 记者：你觉得60小时审议的时间足够吗？今天报章说可能用行政措施向内地当局提追溯期，局方会否真的有这个考虑？ 保安局局长：我刚才说了，立法会如何去审议我们的条例草案，我们会尊重立法会，所以这件事情交回立法会去决定。当然，立法会如何审议（条例草案），我们都会配合。至于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者方案，例如今天我们和不同人士交换意见时所提出的，我们都会带回去和我们有关的（同事），例如律政司的同事及研究这个条例草案的一些同事讨论。 记者：今天只是见商界，平时法案委员会开会会有公听会，你会否再去接触其他民间团体？ 保安局局长：你看到我们政府已经很努力向不同界别、组织、团体、人士讲解有关我们今次条例的内容，我们一向都希望通过法案委员会，在互动的情况下与议员交流意见及解答议员的问题，但是既然如我昨天所说法案委员会已经失去可以审议这条条例的功效，我们只可以作出我所说的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希望于六月十二日恢复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