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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只有中文）
26.2.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二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 ​ 律政司司长：多谢各位今日到来。我们希望在大湾区内，可以就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首先是推广香港的法律，我们会继续推广各地的商业或其他机构，采用香港（法律）作为他们合同上的法律，我们亦希望在大湾区以先行先试的方式，推动内地可以接受两个内地企业在没有涉外因素的情况下，也会用香港（的法律）作为其合同的法律。第二点，我们希望就同样的情况，两个内地企业在没有涉外因素时，他们可以到香港进行仲裁，以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 就调解方面，我们希望在大湾区可以利用一个方法，让整个大湾区用调解作为利用其他争议解决方案之前，先提出调解，这亦符合香港一直推广的Mediate First先调解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在整个大湾区推广，就如何落实这方面，我们会探讨一些方案。 最后，我们希望在大湾区可就三个法域：澳门的法律、香港的法律和内地的法律，建立一个平台，大家进行交流和了解三个地方的法律独特优势，继而为大湾区，就其需要提出好的建议，让企业和市民均可以受惠。多谢各位。 记者：你如何回应你现时是民望最低的司长？另外，有关移交逃犯修例方面，陆委会提及台湾不接受以一个中国为前提作交涉，其实在这方面，有否向台湾了解他们的看法为何？会否香港修例之后都是徒劳的，因为台湾不理会？此外，有意见担心一旦修例成功，内地可能以其他理由引渡政治犯回内地受审，其实法庭会否有一些方法去印证内地提出的证据？或者逃犯是否以政治理由为前提，去审视案件？ 律政司司长：多谢你的问题，我亦注意到我的民望情况，我会一直继续以谦卑和专业的态度，迎接新的挑战，做好我的工作。至于移交逃犯条例修改的建议，我知道现在仍是谘询的时期，我相信保安局局长会用心聆听大家的意见。但我希望大家知道，修例弥补了现时法律的一个漏洞。若我们有此条例，可以防止一些疑犯在香港逗留，我们可尽快按既定程序，把他们移交至相关地方。整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令我们的公义和法治均可以彰显，但因为现在仍是谘询期，希望大家把意见提交予保安局。 完 2019年2月26日（星期二） 香港时间14时15分
律政司司长到访最高人民法院及外交部
25.2.2019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展开访问行程，到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及外交部。 郑若骅上午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及杨万明会面，而下午则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徐宏会晤，期间双方商讨了有关在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争议解决服务发展事宜。 郑若骅明日（二月二十六日）上午返抵香港。 完 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18时30分
律政司司长访问北京
23.2.2019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明日（二月二十四日）前赴北京。 在北京期间，郑若骅将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及外交部代表会面，商讨有关在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争议解决服务发展事宜。 郑若骅二月二十六日返回香港。 完 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14时00分
就拟议《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条例草案》及相关规则展开公众谘询
8.2.2019

律政司今日（二月八日）就拟议《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条例草案》（《条例草案》），以及拟议《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规则》（《规则》）展开公众谘询，搜集公众意见。 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间跨境婚姻及相关婚姻事宜越趋普遍，特区政府和最高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安排》），为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建立机制。 律政司发言人表示：「《安排》在实施后会为跨境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提供更好的保障。」 《安排》在香港将透过立法实施。为此，律政司拟备了拟议《条例草案》及《规则》，谘询公众意见。 拟议《条例草案》主要旨在于香港订立机制，让当事人申请登记在婚姻或家庭案件中作出、并载有指明命令的内地判决、申请登记在香港承认内地离婚证、以及向香港法院申请核证在婚姻或家庭案件中作出的香港判决，以在内地寻求承认和执行有关判决。 拟议《规则》订明根据《条例草案》向香港法院提出相关申请的规则及程序，例如有关支持登记申请的誓章的规定。 谘询文件连同拟议《条例草案》和《规则》已上载于律政司网页： www.doj.gov.hk/chi/public/pdf/2019/matrimonial_bill.pdf 。谘询期将于二○一九年三月八日结束。 意见书可邮寄至香港中环下亚厘毕道十八号律政中心东座五楼、传真至3918 4799或电邮至 matrimonialbill@doj.gov.hk 予律政司法律政策科中国法律组。 完 2019年2月8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7时54分
第三者资助仲裁相关条文生效
1.2.2019

律政司发言人表示，《2017年仲裁及调解法例（第三者资助）（修订）条例》（《修订条例》）第3条有关第三者资助仲裁的相关条文今日（二月一日）开始生效。 上述条文厘清第三者在香港资助仲裁不受助讼及包揽诉讼的普通法原则所禁止，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吸引力将有所提升。 政府去年十二月七日已发出《第三者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守则》），以订立通常预期出资第三者在进行与第三者资助仲裁相关的活动时须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守则》可帮助订立第三者资助仲裁的最低标准，并为受资助方提供保障。 《修订条例》已获立法会通过，以实施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所发表《第三方资助仲裁》报告书内的建议及调解督导委员会的意见。 完 2019年2月1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9时00分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24.1.2019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以下是律政司司长郑若骅资深大律师今日（一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郭荣铿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就今日的议案，我恳请各位议员否决，有三个原因：有三个原则性的原因和一个具体涉及这案件的原因。 第一个原则性的原因，《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及第（十）项其实并不适用于《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因为会干涉律政司进行刑事检控工作。《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订明，律政司的刑事检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这包括政治的干涉。在有关C（破产人）的事宜案中指岀，上诉庭就律政司司长履行《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工作时，说得很清楚，是「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压力所影响」。上诉庭的案例可以清楚理解到，说明行政机关或议会施加政治或任何压力，会违反《基本法》第六十三条。今日这个议案，正正就是希望对检控决定进行干涉，我希望议员接受这是违反《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这个做法是必须避免的。 但是，律政司的检控工作仍然有法律的制约，就好像议案提到的案件一样，如果相关人士有理据，他可以提出司法复核，所以这是一个法律程序，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令律政司可以公平、公正地处理检控的工作。我亦在此再强调，律政司处理任何事情时，均会独立、按法律（处理），不会受到任何政治或其他压力所干涉。 第二点，是这两日大家提到的外判政策。律政司的外判政策－我用议员在议案中所用的词语，从来不是但凡案件性质敏感，或者但凡涉及高官、公职人员、重要人物，便必须外判。作出检控决定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并非律政司的惯常做法，律政司的一贯做法是由司内人员作出检控决定，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员，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则是较为合适的做法。另外，像我们跟立法会提及过的，一般而言，当律政司就民事或刑事案件，可以因应该案件具体的情况和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外判。 我注意到讨论时议员提到的外判政策，或者称作惯例，或者一般做法，或者常规，有关基础其实基于六个案件。这六个案件，郭荣铿议员在其开场发言有提及到，是由二○○三年至 二○一六年期间（发生）。基于这六个案件，议员提倡但凡敏感的案件，或者但凡涉及现任或前任高官或重要人物便要外判这种说法。我不可以评论该六个案件，因为这是个别案件的情况，是否寻求一个外间的法律意见是一个专业的判断，是当时处理该案件的人士的酌情权，我们一定要尊重其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的判断，我亦相信当时因为案件的特别需要，或者法律上的需要而作出的。就敏感案件而言，我于一月十六日响应朱（凯迪）议员的口头质询时，因为他引用了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有三份声明，说这是常规，所以要外聘。我上次亦已经指出，有两份文件提到的（案件）是没有外聘外间的大律师。所以从来不是单单就案件性质敏感便要外聘。 第二点提到的，但凡涉及高官便要外聘。这亦不是但凡涉及高官便要硬性规定律政司的同事寻求外间法律意见。过去亦有确实涉及现任或前任高官、公职人员或者重要人物的案件，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情况下，检控决定是由律政司内部人员作出。这些案件，正如我提及过，不会就我们决定是否检控的案件均发出一个声明，所以这些案件并没有公开（发出声明）。 我听到议员提到涉及外判情况，其实是混淆了律政司司长授权予其他同事，因此便要外判这个概念。其实议员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律政司司长如果授权予其他同事去处理案件，利益冲突或偏袒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于律政司司长，但律政司内的同事要处理这案件时，他仍然会按照其专业、按照法律和证据，不偏不倚地作出决定。在这些情况下，有一些案件，可能因为案件的特别情况，需要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帮助作出最终决定，但亦有一些案件无此需要，所以不存在但凡律政司司长授权予其他同事处理的案件，便必须外聘的说法。 另外，我亦听到议员就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观感的说法，有不同意见。其实正因大家各自有不同意见，在法律上，有很多案例为这个词语订立法律上的准则。通常我们在英文用apparent bias（表面偏颇）这个词语，这个法律准则是有基础，亦有其确定性，是可以操作的，不是单单看一个人自己觉得如何，所以这些案例让律政司同事在处理可能予人有偏颇的观感 的情况时，因为可能处理的同事与涉案人士有关的话，他就不再处理，这给予我们一个准则。 我感谢议员接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即使外聘之后，最终还是由律政司作出决定。若律政司有能力处理某一案件要求的法律意见，又无特别难的法律问题、无特殊的案情，我想问问，为何需要外聘？过去三年，平均每年有超过一万三千个法律指引，平均每年超过一千宗案件进入刑事检控的司法程序，只有一件是不涉及律政司的同事而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在这段时间内，的确有涉及重要人物或前任或现任高官的案件，是无外聘外间大律师而作出检控决定的。 第三点，大家对检控决定的长短，又或此次会否重新审理或公开讨论这个议案所述案件的事情，有很多意见。我不再重复昨日几位议员引述（时任英国刑事检控专员）Barbara Mills（御用大律师）和（时任律政司唐明治御用大律师）MichaelThomas 的说话，当中的说话其实很重要，概括了一贯以来我们如何作出检控决定的理由，是给予外间人士的一个原则。 在《检控守则》内，我们写清楚检控决定的理由，只可以引用一般原则来表示，而不应该交代个别案件的详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些理由的话，可能有违公众利益亦是不适当，譬如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或私隐问题等。我特别要强调，《检控守则》第 23.4 段（c）项清楚表明「给予理由可能会对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不提出检控时，案件备受公众讨论，可能构成公审，导致没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作为律政司，我们有责任确保公开的数据是恰当，我们要作出一个专业判断，有多少事情可以在声明内写出来，而确保不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况出现。其实在决定案件不应该在法庭审理之后，作出任何陈述，甚至如议案要求把所有证据拿出来，就不检控的决定作出讨论，是绝对有机会引致公众就这些资料作公开讨论，而导致在无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下的公审，这是必须避免的。 各位议员，若通过此议案，会造成公审的情况，破坏法治，为司法工作带来极大冲击，我恳请各位按照上述三个原则，否决此议案。 第四点比较简单，其实就议案所述案件，去年十二月已经有人向法庭提呈司法复核程序的许可申请，法庭已经作出相关指示，有关案件的聆讯日期稍后会编定。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我不适宜亦不可能就案件细节再有任何响应和补充，更不应披露案件的任何文件，以免影响司法程序。 主席，刚才多位议员均提及一句说话，我想以英文回应一下，很多同事提及「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seen to be done（公义不仅达致，并得以彰显）」。我希望大家记得另外一句，「the benefit of justice being seen to be don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sult in justice not being done（不能为求人前彰显公义，而导致公义无法施行）」。若通过此议案，我们造成破坏《基本法》第六十三条，造成一个公审的情况，这是一个不应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否决这个议案。 多谢主席。 2019年1月24日（星期四）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3.1.2019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以下是律政司司长郑若骅资深大律师今日（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郭荣铿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就郭议员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和第（十）项提出的动议，我恳请各位议员否决这项议案。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若通过此议案，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和上诉庭的一些案例，其实会构成干涉或影响律政司在刑事检控工作的独立性，破坏《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宪制保障，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避免； （二）把刑事调查及检控的证据、理由，相关的文据、簿册、纪录或文件全面披露出示，并在立法会上讨论，会构成一个公审的情况，剥夺相关人士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应该享有的保障，这是违反法治最基本的要素； （三）在处理有关刑事案件的检控决定时，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并非律政司的惯常做法。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就检控决定，由司内人员作出。若涉及律政司内人士的话，我们会寻找外间法律意见，这是比较适合。就个别案件的情况有需要时，律政司亦会按照我们已提交予立法会的相关文件中所述的情况，考虑是否应该聘请外间大律师提供法律意见。 主席，我想讲解刚才提出的第一点，就是《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重要性。《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基本法》第六十三条所赋予的宪制责任和保障，确保主管刑事检控工作必须保持独立性。法院亦在过往案例中指出律政司司长在履行这项职责时，「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压力所影响」。 处理议案所述案件时，律政司内的同事及我本人亦秉持同样的原则，不偏不倚，无畏无惧，按照证据、适用法律，以及律政司颁布多年、行之有效的《检控守则》专业行事。 我亦想补充关于刚才提及的第二点，《检控守则》就公布检控决定理由亦订下清晰指引，其中一点清楚表明「不能为求人前彰显公义，而导致公义无法施行」。通常在作出决定检控某一个人时，大家都会明白，我们是不会再作任何讨论，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当作出一个不检控某一人士的决定时，其实更不应该随便作出其他评论，纵使案件备受公众讨论，我们仍须顾及公布检控决定理由不应对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不提出检控时，因为若我们把过多的数据提交予公众讨论的话，会造成公审，剥夺涉案人士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应得的保障。 主席，我刚才提及的三点均是重要原则，我认为足够让议员否决这个动议，但就这个具体案件，另外有一点，我想与主席和各位议员讲解。大家都知道，法庭现正处理有关律政司处理议案所述案件的司法复核许可申请，我不适宜亦不可能就该案件的细节再作任何响应或补充，以免影响有关司法程序。另外，据我理解，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议员不得以立法会主席认为可能对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尚待法庭判决的案件。这也是我们认为不应该要求律政司司长披露案件相关的数据、任何文件或就该案作证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我恳请各位议员否决这项议案。主席，我亦会听取议员对议案的意见，然后再作详细响应及总结。 多谢主席。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立法会九题:刑事检控专员的委任事宜
30.1.2019

以下是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郭荣铿议员的提问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宪报刊登公告，公布行政长官已于同日委任律政司内一名首席政府律师为刑事检控专员（专员）（该公告附有以下备注：署理律政专员职务）。其后，政府于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在宪报刊登公告，公布行政长官已于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委任该人为专员。关于专员的委任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律政司遴选专员的准则及程序为何； （二）鉴于上述人员已于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获正式擢升为专员，为何政府于超过半年后（即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才把有关委任在宪报刊登；及 （三）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来，历任专员的署任期（如有的话）分别为何？ 答复： 主席： 经谘询公务员事务局，现综合回复如下： （一）甄选刑事检控专员的准则包括专业才能、正直品格、在刑事法律及检控工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判断力、领导才能、沟通技巧，以及视野等。根据既定的公务员聘任程序，遴选程序包括组成遴选委员会、订立遴选准则等，而遴选委员会的建议亦会按规定征询公务员敍用委员会的意见。 （二）梁卓然资深大律师于二○一七年底经进行内部晋升及公开招聘程序后获委任为刑事检控专员。有关任命已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及刊宪，而梁卓然资深大律师亦由同日起署任刑事检控专员六个月。在署任期完结及完成与聘任公务员相关的行政程序后，梁卓然资深大律师于二○一八年十二月下旬获公务员事务局批准正式晋升为律政专员（首长级第6级律政人员），生效日期追溯至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即完成六个月署任期）。有关安排随后于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刊宪。 （三）循内部晋升途径获推荐晋升部门首长职级的人员，一般须在实际升职前署任，从而确保该人员有足够能力履行部门首长级别的职责。晋升部门首长职级的建议，包括有关的署任安排，是由晋升选拔委员会在考虑各相关因素后作出，并在经征询公务员敍用委员会的意见后，由公务员事务局作为聘任当局批准。 除晋升途径外，刑事检控专员一职以往亦有同时经公开招聘程序物色合适人选担任。如有关人士经公开招聘程序获推荐，署任安排则并不适用。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来，共有三任刑事检控专员在署任三或六个月后获实际升职，他们包括麦伟德资深大律师、薛伟成资深大律师及梁卓然资深大律师。此外，江乐士资深大律师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接任为刑事检控专员时直接获实际升职。另外，杨家雄资深大律师则于二○一三年九月经公开招聘程序获委任为刑事检控专员，署任安排并不适用。 由于招聘及晋升牵涉不同的安排和程序，因此，就委任各刑事检控专员的署任期作比较，并不合适。 完 2019年1月30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4时30分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28.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后，与传媒谈话的内容： 律政司司长：多谢各位朋友。我想就Heritage Foundation（传统基金会）最近发表的意见作出一些回应。香港的司法独立其实在《基本法》中有一个保障，不单是法制上的保障，其实结构上亦保障了司法独立。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后，大家也知道，我们不需要到枢密院寻求最终的审判，我们的终审权返回香港，所以Court of Final Appeal（终审法院）就是我们的终审权，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一九九七年时已经如是。从《基本法》中，我们知道香港的法院可以就香港自治范围内涉及《基本法》的条款，获得授权解释，所以香港的法院可以有解释权，这是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订明）。在一些情况下，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释法，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我们经常提到的第一款，可以有最终的释法权，但释法只是解释法律，最终就案件的决定，要将事实－即是在终审庭上的事实理据－结合法律，才可作出决定。所以由始至终，这个安排自一九九七年，已经在香港运作良好。 而香港的司法独立，如果大家看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即（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香港的司法独立在亚洲一直排行第一。如果再看另外一个报告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世界银行《世界管治指标》），在该报告中的这一点更加明显，指我们的法治一直向上。在一九九六年即回归前，我们的法治分数或Rating（排名）是百分之69.9，到二○一七年，我们的Rating（排名）是百分之93.8。换句话说，我们回归后，法治的Rating（排名）稳步向上，我们由二○○三年开始，分数已经超过百分之90。由一九九六年，排名首七十位，至二○一七年最近期的报告中，我们已经跳至首十四位，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法治的发展有清楚的指标和信心。多谢各位。 记者：司长，最新发出的民调显示三名司长的评分比之前低，而你则最低，你对市民透过民调所表达的声音，有何看法？ 律政司司长：我听到亦注意到，并会关注市民对我的期望。我会不断努力，以及谦卑、专业地做我的工作。 记者：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表示，如果你公开理据是还涉案人一个公道，其实，你说公开会做成公审，你是指对梁振英的公审，还是对律政司的公审？ 律政司司长：多谢你的提问，我不想就任何人的意见作出评论。不过我就你刚才提到的一点，我这样跟大家说，香港社会注重无罪的推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未经过法庭作出一个判决时，大家也是无罪的。假若我们认为有一些人需要还他一个清白，其实是否有一个错误的假设－－他是被社会认为有罪，所以我们要还他一个清白？如果是这一点的话，我希望社会紧记法治很重要的原则，就是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假设），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思维。 记者：司长，可否回应有关申诉专员公署指律政司违反服务承诺，十四日内未有回复东方日报就刑恐记者一事的提问，可以回应为何会违反服务承诺，以及对于不检控黎智英的决定，可否讲解一下？ 律政司司长：我不会就任何个别案件作出任何回应，不过我们注意到Ombudsman（申诉专员公署）的意见，我们会回去跟进。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20时30分
律政司司长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律政司的检控政策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8.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律政司的检控政策的开场发言∶ 主席： 我们已提交一份书面文件，我在此阐述文件内容。 首先，在香港，调查工作由执法机关负责，而这些执法机关并不隸属于律政司，如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执法机关的调查人员搜集证据及其他材料后，律政司的检控人员则以此为依据，提供法律指引，包括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 若执法机关将案件呈交律政司，律政司的检控人员就须按照证据、适用法律，以及《检控守则》，考虑是否就案件提出检控。在这个考虑过程有几点值得留意。 第一点是律政司的检控独立性。检控人员都是专业的律师／大律师，与私人执业的律师一样有专业操守的要求，亦有对其独立性的要求。他们的独立性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宪制保障。检控人员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作出不偏不倚，无惧无私地履行检控工作。 《基本法》第六十三条为检控独立提供了宪制保障。第六十三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亦在过往案例中指出律政司司长在履行这检控职责时，「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压力所影响」。 第二点是作出检控决定时须考虑的因素及验证标准。根据《检控守则》第5.3至5.5段，控方须考虑是否有充分证据进行检控，并以根据有关证据是否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为验证标准，以作出决定；如有充分证据进行检控，控方继而须考虑作出检控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我希望就证据是否充分达到验证标准再简单説明。这个验证标准是：根据可接纳和可靠的证据整体而言，连同可从这些证据作出的任何合理推论，是否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的标准，而不是只有表面证据，甚至只是基于怀疑。检控证据薄弱或胜败机会均等的案件，并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更虚耗公帑。 文件中就外判刑事案件的安排也作了介绍。一般而言，外判刑事案件可分为两种，即作出检控决定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和提出检控后才外判的案件。 律政司一贯的做法是由司内人员作出是否检控的决定。当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员，寻求外间法律意见是合适的做法。一般而言，律政司可以因应案件的需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后，决定是否就案件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即使案件寻求外间私人执业大律师或律师的意见，最终的检控决定仍须由律政司作出。 在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并非律政司的惯常做法。我注意到，在上星期（一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就着郭荣铿议员动议的议案辩论中，有议员基于过去的某几宗案件，说律政司有个惯例，就是但凡敏感的案件，或者但凡涉及现任或前任高官或重要人物，便要寻求外间法律意见。我重申，绝大部分的案件均是律政司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情况下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案件性质敏感与否，从来都不是硬性需要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指引。律政司从来都不是但凡涉及公职人员或政治人物或但凡性质敏感的案件均必须外判处理。律政司须考虑每宗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只在有需要时才外判。过去亦确有涉及此类人士案件或所谓性质敏感的案件的检控决定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情况下作出。我们不会就每一个检控决定都发出一个声明，所以这些案件并没有公开。 在公布理由方面，在《检控守则》内亦清楚写明，只可以引用一般原则来表示，而不应该交代个别案件的详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些理由的话，可能有违公众利益亦是不适当，譬如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或私隐问题等。我特别要强调，《检控守则》第23.4段（c）项清楚表明「给予理由可能会对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不提出检控时，案件备受公众讨论，可能构成公审，导致没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作为律政司，我们有责任确保公开的资料是恰当，我们要作出一个专业判断，有多少事情可以在声明内写出来，而确保不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多谢主席。 完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19时36分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24.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郭荣铿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就今日的议案，我恳请各位议员否决，有三个原因：有三个原则性的原因和一个具体涉及这案件的原因。 第一个原则性的原因，《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及第（十）项其实并不适用于《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因为会干涉律政司进行刑事检控工作。《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订明，律政司的刑事检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这包括政治的干涉。在有关C（破产人）的事宜案中指岀，上诉庭就律政司司长履行《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工作时，说得很清楚，是「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压力所影响」。上诉庭的案例可以清楚理解到，说明行政机关或议会施加政治或任何压力，会违反《基本法》第六十三条。今日这个议案，正正就是希望对检控决定进行干涉，我希望议员接受这是违反《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这个做法是必须避免的。 但是，律政司的检控工作仍然有法律的制约，就好像议案提到的案件一样，如果相关人士有理据，他可以提出司法复核，所以这是一个法律程序，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令律政司可以公平、公正地处理检控的工作。我亦在此再强调，律政司处理任何事情时，均会独立、按法律（处理），不会受到任何政治或其他压力所干涉。 第二点，是这两日大家提到的外判政策。律政司的外判政策－我用议员在议案中所用的词语，从来不是但凡案件性质敏感，或者但凡涉及高官、公职人员、重要人物，便必须外判。作出检控决定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并非律政司的惯常做法，律政司的一贯做法是由司内人员作出检控决定，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员，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则是较为合适的做法。另外，像我们跟立法会提及过的，一般而言，当律政司就民事或刑事案件，可以因应该案件具体的情况和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外判。 我注意到讨论时议员提到的外判政策，或者称作惯例，或者一般做法，或者常规，有关基础其实基于六个案件。这六个案件，郭荣铿议员在其开场发言有提及到，是由二○○三年至二○一六年期间（发生）。基于这六个案件，议员提倡但凡敏感的案件，或者但凡涉及现任或前任高官或重要人物便要外判这种说法。我不可以评论该六个案件，因为这是个别案件的情况，是否寻求一个外间的法律意见是一个专业的判断，是当时处理该案件的人士的酌情权，我们一定要尊重其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的判断，我亦相信当时因为案件的特别需要，或者法律上的需要而作出的。就敏感案件而言，我于一月十六日回应朱（凯迪）议员的口头质询时，因为他引用了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有三份声明，说这是常规，所以要外聘。我上次亦已经指出，有两份文件提到的（案件）是没有外聘外间的大律师。所以从来不是单单就案件性质敏感便要外聘。 第二点提到的，但凡涉及高官便要外聘。这亦不是但凡涉及高官便要硬性规定律政司的同事寻求外间法律意见。过去亦有确实涉及现任或前任高官、公职人员或者重要人物的案件，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情况下，检控决定是由律政司内部人员作出。这些案件，正如我提及过，不会就我们决定是否检控的案件均发出一个声明，所以这些案件并没有公开（发出声明）。 我听到议员提到涉及外判情况，其实是混淆了律政司司长授权予其他同事，因此便要外判这个概念。其实议员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律政司司长如果授权予其他同事去处理案件，利益冲突或偏袒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于律政司司长，但律政司内的同事要处理这案件时，他仍然会按照其专业、按照法律和证据，不偏不倚地作出决定。在这些情况下，有一些案件，可能因为案件的特别情况，需要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帮助作出最终决定，但亦有一些案件无此需要，所以不存在但凡律政司司长授权予其他同事处理的案件，便必须外聘的说法。 另外，我亦听到议员就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观感的说法，有不同意见。其实正因大家各自有不同意见，在法律上，有很多案例为这个词语订立法律上的准则。通常我们在英文用apparent bias（表面偏颇）这个词语，这个法律准则是有基础，亦有其确定性，是可以操作的，不是单单看一个人自己觉得如何，所以这些案例让律政司同事在处理可能予人有偏颇的观感的情况时，因为可能处理的同事与涉案人士有关的话，他就不再处理，这给予我们一个准则。 我感谢议员接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即使外聘之后，最终还是由律政司作出决定。若律政司有能力处理某一案件要求的法律意见，又无特别难的法律问题、无特殊的案情，我想问问，为何需要外聘？过去三年，平均每年有超过一万三千个法律指引，平均每年超过一千宗案件进入刑事检控的司法程序，只有一件是不涉及律政司的同事而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在这段时间内，的确有涉及重要人物或前任或现任高官的案件，是无外聘外间大律师而作出检控决定的。 第三点，大家对检控决定的长短，又或此次会否重新审理或公开讨论这个议案所述案件的事情，有很多意见。我不再重复昨日几位议员引述（时任英国刑事检控专员）Barbara Mills（御用大律师）和（时任律政司唐明治御用大律师）Michael Thomas的说话，当中的说话其实很重要，概括了一贯以来我们如何作出检控决定的理由，是给予外间人士的一个原则。 在《检控守则》内，我们写清楚检控决定的理由，只可以引用一般原则来表示，而不应该交代个别案件的详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些理由的话，可能有违公众利益亦是不适当，譬如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或私隐问题等。我特别要强调，《检控守则》第23.4段（c）项清楚表明「给予理由可能会对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不提出检控时，案件备受公众讨论，可能构成公审，导致没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作为律政司，我们有责任确保公开的资料是恰当，我们要作出一个专业判断，有多少事情可以在声明内写出来，而确保不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况出现。其实在决定案件不应该在法庭审理之后，作出任何陈述，甚至如议案要求把所有证据拿出来，就不检控的决定作出讨论，是绝对有机会引致公众就这些资料作公开讨论，而导致在无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下的公审，这是必须避免的。 各位议员，若通过此议案，会造成公审的情况，破坏法治，为司法工作带来极大冲击，我恳请各位按照上述三个原则，否决此议案。 第四点比较简单，其实就议案所述案件，去年十二月已经有人向法庭提呈司法复核程序的许可申请，法庭已经作出相关指示，有关案件的聆讯日期稍后会编定。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我不适宜亦不可能就案件细节再有任何回应和补充，更不应披露案件的任何文件，以免影响司法程序。 主席，刚才多位议员均提及一句说话，我想以英文回应一下，很多同事提及「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seen to be done （公义不仅达致，并得以彰显）」。我希望大家记得另外一句，「the benefit of justice being seen to be don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sult in justice not being done （不能为求人前彰显公义，而导致公义无法施行）」。若通过此议案，我们造成破坏《基本法》第六十三条，造成一个公审的情况，这是一个不应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否决这个议案。 多谢主席。 完 2019年1月24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16时55分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3.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郭荣铿议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项及第（十）项动议的议案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就郭议员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五）和第（十）项提出的动议，我恳请各位议员否决这项议案。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若通过此议案，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和上诉庭的一些案例，其实会构成干涉或影响律政司在刑事检控工作的独立性，破坏《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宪制保障，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避免； （二）把刑事调查及检控的证据、理由，相关的文据、簿册、纪录或文件全面披露出示，并在立法会上讨论，会构成一个公审的情况，剥夺相关人士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应该享有的保障，这是违反法治最基本的要素； （三）在处理有关刑事案件的检控决定时，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并非律政司的惯常做法。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就检控决定，由司内人员作出。若涉及律政司内人士的话，我们会寻找外间法律意见，这是比较适合。就个别案件的情况有需要时，律政司亦会按照我们已提交予立法会的相关文件中所述的情况，考虑是否应该聘请外间大律师提供法律意见。 主席，我想讲解刚才提出的第一点，就是《基本法》第六十三条的重要性。《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基本法》第六十三条所赋予的宪制责任和保障，确保主管刑事检控工作必须保持独立性。法院亦在过往案例中指出律政司司长在履行这项职责时，「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压力所影响」。 处理议案所述案件时，律政司内的同事及我本人亦秉持同样的原则，不偏不倚，无畏无惧，按照证据、适用法律，以及律政司颁布多年、行之有效的《检控守则》专业行事。 我亦想补充关于刚才提及的第二点，《检控守则》就公布检控决定理由亦订下清晰指引，其中一点清楚表明「不能为求人前彰显公义，而导致公义无法施行」。通常在作出决定检控某一个人时，大家都会明白，我们是不会再作任何讨论，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当作出一个不检控某一人士的决定时，其实更不应该随便作出其他评论，纵使案件备受公众讨论，我们仍须顾及公布检控决定理由不应对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不提出检控时，因为若我们把过多的资料提交予公众讨论的话，会造成公审，剥夺涉案人士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应得的保障。 主席，我刚才提及的三点均是重要原则，我认为足够让议员否决这个动议，但就这个具体案件，另外有一点，我想与主席和各位议员讲解。大家都知道，法庭现正处理有关律政司处理议案所述案件的司法复核许可申请，我不适宜亦不可能就该案件的细节再作任何回应或补充，以免影响有关司法程序。另外，据我理解，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议员不得以立法会主席认为可能对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尚待法庭判决的案件。这也是我们认为不应该要求律政司司长披露案件相关的资料、任何文件或就该案作证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我恳请各位议员否决这项议案。主席，我亦会听取议员对议案的意见，然后再作详细回应及总结。 多谢主席。 完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7时39分
​深化香港与内地的法律服务合作
23.1.2019

律政司发言人今日（一月二十三日）表示，律政司与司法部已就内地法律服务方面的新开放措施取得共识。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早前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访律政司，并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会面，商讨共同关注的事项，包括进一步深化两地法律服务的交流合作。 会后双方签署会谈纪要，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服务方面新开放措施的共识：（一）将《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适用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内地与香港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开放措施，扩展至全广东省；（二）取消内地与香港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港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的限制；及（三）允许香港法律执业者可同时受聘于一至三个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发言人表示，理解司法部将争取与相关部门于本年内落实相关措施，而律政司会继续与司法部及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留意最新发展。 完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5时00分
​香港特区与内地签署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附图）
18.1.2019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签署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 该项《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安排》）旨在就香港和内地之间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建立一套更清晰和明确的双边法律机制。 香港与内地就民商事不同范畴至今已签订了六项相互法律协助安排，而该项《安排》是当中第三项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 通过与内地建立一套更全面的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机制，《安排》可减少当事人在两地就同一争议重复提出诉讼的需要，并为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安排》除了加强香港与内地的民商事法律合作外，也可巩固香港作为区内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安排》适用于香港及内地法律均视为「民商事」性质的事宜。非司法程序以及有关行政或规管事宜的司法程序会被豁除。《安排》涵盖金钱和非金钱济助，同时订明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以及拒绝认可和执行的理由。 《安排》会透过本地法律实施，并会在两地均完成有关实施《安排》的所需程序后才生效。《安排》将适用于生效日或之后作出的判决。 完 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5时31分
律政司司长悼念余叔韶博士
16.1.2019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十六日）对余叔韶博士的辞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郑若骅说：「余博士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出色、享誉盛名和备受尊重的大律师。他于1951年获委任为首位华人检察官，其后于1953年开展其个人大律师业务，在1983年退休。他被视为本地首屈一指的刑事大律师，广受法律界推崇。另外，余博士致力于香港大学创办本港第一所法律学院，其贡献功不可没。」 郑若骅表示，法律界和社会人士均会深切怀念余博士。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20时59分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16.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十六日）出席立法会会议后，与传媒谈话的内容： 律政司司长：律政司的刑事检控科处理刑事检控案件时，是按《检控守则》处理。《检控守则》和《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将我们的独立性写得很清楚。《基本法》第六十三条保障律政司处理检控事情时的独立性。《检控守则》强调检控人员是独立的，不会就一个人有什么社会地位、什么政治背景去作出任何偏颇的事情，他只是公平、不偏不倚地作出检控决定。这是第一点。 《检控守则》亦写得很清楚，他不会因为该决定对社会或政治有什么影响，或者对某些政党，甚至乎对政府有什么影响，而将其决定受到不良的影响，所以从头到尾，作出检控决定都是按法律和看证据而作出决定，这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第二点就是我们提到外聘或者外判大律师这事情。在我们处理案件时，我们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检控决定前，我们会否寻求外间大律师提供法律意见，以及作出检控决定后，我们会（否）寻求大律师或资深大律师帮我们出庭。我们现时主要的相关讨论是，检控决定前会否寻求外间大律师（意见）。就这方面，其实律政司的工作，一向作出检控决定均由司内同事去做，如果涉及司内人员时，例如案件嫌疑人或受害人，甚至乎证人是司内的人员时，我们认为适当的做法，是寻求一个外间的法律意见。如果该案件有特别需要，需要外间的法律意见帮忙时，在具体个案有需要时，会有机会寻求外间的法律意见。所以我们在此再一次强调，寻求外间法律意见不是我们惯常的做法。 我举出最近三年的数字让大家理解一下，在二○一六、二○一七、二○一八年，律政司作出检控决定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宗数分别是0宗、1宗和0宗。由这些数字大家可以清楚见到，我们不会惯常地寻求外间大律师的法律意见，亦如我刚才所讲，《检控守则》大家也很清楚，我们不会因为某人是涉案人士而我们必需寻求外间法律意见，亦不会因为某些政治影响，或担心社会、公众、媒体有什么影响而将我们的法律原则放弃。我们会按法律和证据去做。 记者：外间现时的观感是，不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决定，你会否觉得外间的观感是会觉得律政司有偏袒？如是，会否做不到justice has been done and seen？ 律政司司长：多谢这位朋友的问题。当我们考虑一个案件时，我们当然会注意到，每位检控人员接到一个个案处理时，他也要检视自己是否有利益冲突，又或会否有apparent bias，即偏颇观感，这是一个客观以及有一个法律原则去做，因为这样才能对每一件事有一个可预见性，而不是某一个人觉得这样，另一个人觉得那样。客观上，如何叫做有偏颇的观感？英文text（文本）我不记得exact wordings（确实字眼），但其实是指一个 "fair-minded and informed observer, having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considers there is a real risk of bias"。在我们处理相关案件时，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时，我们不会因为可能有些政治敏感，或可能公众或媒体的反应如何，而因此受到这些影响，而影响我们的决定，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些法律原则去做事。 记者：《基本法》第四十七条写明「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记录在案。」有人觉得曾荫权由于没有申报而被判罪成，但为何梁振英没有申报财产，而你在声明内亦有提及，他没有申报收取UGL五千万元，为何你们却不控告他？背后的理据为何？有何理据不寻求法律意见？另外，关于你的僭建方面，你会否再进一步公开蔡维邦给予你们的资料，因为有人觉得背后的理据好像到现在仍不清楚，为何只是控告你的丈夫，而不控告你？你如何看？ 律政司司长：首先大家要明白，这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就个别案件作出任何评论。刚才提及的两个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不应该作出评论。不过，我尝试就你的问题，回答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譬如有一些法律的意见，大家需要知道，法律意见在法律上是受到法律保密特权的保障。换言之，熟悉法律的人士知道法律意见不是随便可以公开给大家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大家要明白。至于在细节上，为何我们不在案件上谈得很详细，每一点的证据为何，即是当我们发出一些声明时，我多谢这提问和与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惯常的做法，是不会随便就作出决定，尤其是在不作检控的情况下，我们会作出一个声明。但在一些情况，可能社会已经关注时，我们会作出适当回应和声明，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作出声明时，不可以谈及所有细节。《检控守则》第23.4段列举了一些原因，譬如法律特权的保密、法律意见、证据的保密性、涉案人士或其他相关证人的私隐，我们都要尊重。更重要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我们不可以随便把相关证据公开，引致在《检控守则》有提及的公审情况。通过公审的情况做这件事情时，相关人士便会失去刑事司法程序的保障，这对香港的司法公正，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谈及我们的决定时，我们的原因都是有原则，有法律标准，我们作出一个专业判断来告诉大家有多少相关事情。 记者：现时公众观感的确是觉得决定有问题，会否重新检视决定？ 律政司司长：检控决定已经作出，如果有特别原因，例如发现新证据而执法机关再向我们寻求法律意见，我们会再处理。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20时13分
​立法会一题∶律政司作出检控决定事宜
16.1.2019

以下是今日（一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朱凯廸议员的提问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答复： 问题： 廉政公署早前完成调查上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与UGL Limited签订协议，并于在任期间收受该公司款项的案件。律政司于上月发表声明，表示仔细考虑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对梁先生提出检控。律政司作此决定前没有寻求外间大律师的法律意见，有别于律政司过去处理关于梁锦松、许仕仁、林奋强、曾荫权和汤显明等时任或前任高层公职人员的案件的做法，引起部分市民非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律政司在上述声明指出，「……梁振英与UGL就有关UGL收购戴德梁行的谈判亦符合戴德梁行的利益」，律政司达致该结论的事实基础是否包括戴德梁行表明其利益没有受损的书面意见； （二）鉴于律政司曾在三篇其于二○一二和二○一三年发出的声明中指出，如案件性质敏感，会在作出检控决定前寻求外间大律师的法律意见，现任律政司司长自上任以来，有否修改此做法；如有，详情及原因为何；如否，为何司长回应记者提问时说「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我们才会外判」；及 （三）鉴于律政司的「不检控决定」引起部分市民非议和质疑（包括该决定是否与梁先生的国家领导人身分有关），律政司会否尽快寻求外间大律师的法律意见，然后复核「不检控决定」？ 答复： 主席： 《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这项独立性受《基本法》保障，可确保律政司的检控人员独立行事，不受政治或其他不当或不必要的压力左右。身为律政司的首长，我有宪制责任和职责就刑事检控工作作出决定及监督该方面的工作。 律政司颁布的《检控守则》详述了检控人员的独立性及角色。 第1.1段说明「检控人员行事须以广大公众的利益为依归，但作为『秉行公义者』则独立自主。在作出决定和行使酌情权时，检控人员必须根据法律、可接纳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控方已知的其他相关资料，以及任何适用的政策或指引，公正理智地行事」。 第1.2段说明「检控人员不得受下列因素影响： （a）任何涉及调查、政治、传媒、社群或个人的利益或陈述； （d）对政府、任何政党、任何团体或个人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 （e）传媒或公众对有关决定的可能反应。」 律政司一贯坚守专业精神，不偏不倚、无畏无惧、一视同仁。进行法律讨论时，绝对不会作政治或其他无关的考虑，讨论内容必须保密。 检控与否的决定，必须就所得的证据和相关法律进行客观和专业的分析，并按照《检控守则》行事。作出检控决定时须考虑的因素及验证标准，已详列于《检控守则》第5章。根据《检控守则》第5.3至5.5段，控方须考虑是否有充分证据进行检控，并以根据有关证据是否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为验证标准；如有充分证据进行检控，控方继而须考虑作出检控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就问题所述的个案，律政司已于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出声明，指出经仔细考虑廉政公署提交的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提出检控。这项决定，同样是按上述的原则作出，并没受涉案人士的身分或政治因素影响。 （一）问题涉及了案件的细节。我不能谈论个别案件。同时，亦考虑到有关个案正进行司法复核程序，我不可亦不能就该决定的细节作任何回应或补充。我想强调，根据《检控守则》第23.4段，在某些情况下，给予理由可能有违公众利益或并不适当，如因法律专业保密权和个人私隐问题等。须特别注意的是（c）项，即「给予理由可能会对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不提出检控时，案件备受公众讨论，可能构成公审，导致没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 （二）把刑事案件外判，分为作出检控决定前和检控后两部分。就前者而言，律政司的一贯做法是由司内人员作出是否检控的决定。当案件涉及司内人员，将案件外判寻求外间法律意见是合适的做法。此外，按案件的需要，正如律政司过往在立法会提及，一般而言，律政司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将案件外判，（由于时间关系，我不会逐一读出）： （a）案件需要专家协助，而司内并无所需技能； （b）司内并无合适的律师就案件代表香港特区出庭； （c）基于案件的大小、复杂程度、申索金额和所需时间而认为有需要把案件外判； （d）认为案件适宜寻求独立外间大律师提供法律意见或服务，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观感或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 （e）基于案件的连贯性和减低开支的需要；以及 （f）案件涉及司内人员而需寻求法律意见或进行法律程序。 问题提及律政司在二○一二年及二○一三年发出三篇有关案件性质敏感的声明。根据记录，其中有两宗案件都是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相关的检控决定，可见案件性质敏感与否，从来都不是硬性需要外判的指引。 将案件外判寻求法律意见，并非律政司的惯常做法。在过去三年，律政司刑事检控科每年平均提供逾13,000次法律指引，撇除涉及律政司人员的案件，在作出检控决定前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在二○一八年、二○一七年及二○一六年分别是0宗、一宗及0宗。可见绝大部分的案件均是律政司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检控决定。 （三）律政司的检控决定，完全是依据证据、《检控守则》和适用法律而作出。检控决定已作出。如执法机构有原因如发现新证据，认为需要再向律政司寻求法律意见，我们会处理。 多谢主席。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8时23分
律政司司长访问北京
16.1.2019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明日（一月十七日）下午前赴北京。 郑若骅一月十八日上午与最高人民法院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她亦会拜访司法部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郑若骅一月十九日返回香港。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9时00分
​香港与日本签署合作备忘录（附图）
9.1.2019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与日本法务省今日（一月九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地在有关国际仲裁和调解事宜上的合作。 签署仪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及日本法务大臣山下贵司共同签署。 合作备忘录提供框架，加强香港与日本在有关国际仲裁和调解事宜上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并推动两地在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的发展。 日本法务省大臣官房国际课及律政司普惠避免及解决争议办公室（办公室），分别是日方和港方负责执行合作备忘录的重点部门。新成立的办公室负责推动协调措施，促使香港成为理想交易枢纽，以及推广香港成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办公室旨在利便循民事程序寻求司法公正，并积极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合作备忘录反映香港和日本致力加强在国际仲裁和调解培训方面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并为律政司和日本法务省提供了促进合作交流的框架，预期两地将在合作发展和提供仲裁和调解服务中获益。 完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3时00分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动议「立法保护揭弊者」议案的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5.12.2018

2018年12月5日(星期三) 立法会会议席上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总结发言全文 谭文豪议员议案－立法保护揭弊者 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刚才就议案发表意见。 我首先想回应梁继昌议员的修正案中建议揭弊者不应因揭弊而承受民事法律责任，我想在此指出，其实现时有不同法例在这方面保护揭弊者。例如，《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 455 章） 1 、《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 405 章） 2 ，以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条例》（第 575 章） 3 中的相关条文均规定，如有人披露涉嫌洗黑钱或其他罪行的资料，他不会被视为违反合约或任何成文法则或操守规则等。 又例如，在履行《证券及期货条例》（第571章） 4 中所规定的责任或所授予的职能时，如出于真诚而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作为，则无须就该等作为或不作为承担任何民事法律责任，不论是在合约法、侵权法、诽谤法、衡平法或是在其他法律下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 至于关于保障揭弊者的身分方面，现时已经有不同条例避免揭弊者的身分被揭露。例如《版权条例》（第 528 章）和《进出口条例》（第 60章）订明除非法庭认为为维护司法公正而有需要，否则任何举报人的姓名、名称或身分，均不得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披露 5 。 关于揭弊者可能会遭受雇主不公平的对待或保护揭弊者的人身安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和保安局局长稍后会作出介绍。 我注意到现时有制度和措施从揭弊者无须承担民事法律责任、避免揭弊者的身分被揭露等方面提供保护。虽然现时没有专为处理保护揭弊者而订立的法例，但现有各种条例可以在不同情况和范畴下提供适当保障，达至保护揭弊者的目的。 我亦注意到刚才很多议员提出了很多例子和很多意见，政府有聆听到。政府亦注意到，刚才提及的一些修正案中，其实带出现时所建议的议案的问题，例如具体揭弊的范围该如何订出？有一个建议是，是否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亦应涉及在内？而不单只是违法或不单只是违反重大公众利益，这些我们进行考虑时也需要注意到现时法例已经做到相关的保障。如果我们订出揭弊很阔的话，会令我们在法律上难以适从，令市民混淆。 我注意到刚才讨论时，不同议员提到免责情况究竟应该是绝对的，或是应该在一些前提之下所能够达到的？我在此想跟主席讲的是，香港的法律在现时的情况下，已提出适当的保障，因此，我恳请议员否决有关议案。 律政司会继续听取议员的意见，亦会继续就相关法例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事宜向各个决策局提供适当的法律意见，让揭弊者能按照香港的法例得到适切的保护。我谨此致辞。多谢主席。 1 第25A(3)条 2 第25A(3)条 3 第12(3)条 4 第22,39, 64, 81, 380, 381条 5 《版权条例》（第 528 章）第127条、《防止盗用版权条例》（第 544 章）第36C条、《进出口条例》（第 60章）第38条，以及《应课税品条例》（第 109章）第44条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议员动议「立法保护揭弊者」议案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5.12.2018

2018年12月5日(星期三) 立法会会议席上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开场发言全文 谭文豪议员议案－立法保护揭弊者 主席： 我感谢谭文豪议员提出的议案，以及三位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揭弊者在揭弊之后有机会在机构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会涉及执法及司法程序。我会就司法这方面讲述相关保护揭弊者的措施。 “立法保护揭弊者”议案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政府多个决策局的政策范畴，而且可能影响多方的实质权利和义务。例如，议案建议规管商业组织保障揭弊者免遭解雇、停职等处分和制订内部措施必然牵涉雇佣关系。议案亦提出揭弊者或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问题，这涉及人身保护措施、刑责和执法问题。在研究这些议题时，律政司会向相关决策局提供适切的法律意见。 以下，我会就保护和便利揭弊者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作证的相关法律及措施作出介绍。 根据普通法，一般来说，基于公共政策原因，控辩双方不应披露举报人的身分，除非有关资料是证明被告人的清白所必需的。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法庭可为司法公正、公安或安全的需要，禁止公众进入刑事法庭 1 ，亦可以命令刑事法律程序的任何适当部分，在非公开法庭进行，并命令不可提出任何可能会引致披露证人姓名或地址的问题 2 。 法庭亦可根据其固有司法管辖权(inherent jurisdiction)发出“禁言令”(Gag Order)或“身分保密令”(Anonymity Order)，容许证人在作证时使用屏障，及使用特别通道进入法院大楼及法庭，以保护揭弊者的身分。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亦容许一名惶恐证人(witness in fear)，即对其本身或其家庭成员的安全感到忧虑的证人，在刑事法律程序中藉电视直播联系提供证据 3 。 另外，律政司会根据《检控守则》，向易受伤害证人，包括惶恐证人，提供不同的合适保障 4 。 最后，视乎具体情况而言，任何干扰或妨碍揭弊者向执法机关提供证据或在法庭作证的人，可能干犯刑事恐吓罪、勒索罪或妨碍司法公正罪等。 主席，我们会聆听其他议员稍后就这个课题提出的意见，然后作出扼要回应。 多谢主席。 1 第122条 2 第123条 3 第79B条 4 第14.7段：易受伤害证人不论是否罪行受害者，其权利、期望及个人情况应同样受到尊重。他们包括儿童、精神上无能力人士，以及感到惶恐的证人。对易受伤害证人或罪行受害者，适宜藉以下方法向他们提供保障： 以电视直播联系方式提供证据； 播放电子预先录影证据； 设置屏障； 非公开聆讯； 加快聆讯； 连续聆讯； 安排支援者； 法庭审讯不拘形式； 特别保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