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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和警務處處長會見傳媒答問全文
27.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今日（六月二十七日）在警政大樓會見傳媒的答問全文： 記者：局長想問其實市民要求撤回草案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有沒有使用過分武力，但其實政府一直都沒有正面回應，示威者之後才向警方發洩，其實是否政府有份促使現在警民關係那麼緊張？還有另外想問，剛才說警方一直服務市民，但之前就說警方為了減少與醫務人員的矛盾就不長駐在醫院警崗，那其實是不是日後警方和任何團體有矛盾，就會用這個方法去處理，去避開呢？ 保安局局長：首先我們對於修例工作不足之處，特區政府多次表示了我們在這方面的確做得不好，亦表示了歉意。對於《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實際上已經停頓了。特區政府亦多次表示在這屆的立法年度屆滿後，我們接受一個現實，就是這條條例草案（《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不可以再去審議，這個現實我們是接受的。第二就是針對這件事件所發生的不同事情，我們都有一個既定的機制去處理，就是向投訴警察課去投訴，然後由獨立的監警會（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去複檢，以及審核每一個調查。這個機制在香港沿用了多年。我們以前發生了很多不同的重大事故，包括79日的違法佔中，以及甚至是旺角暴動的時候，都有用這個機制去處理，所以我們都應該尊重現有機制，交給獨立的監警會去處理有關的投訴。當然，市民對於政府的不滿意，我們明白亦多次解釋了，但我剛才亦都強調，我們會努力，在未來的工作更加聽民意，更加會解釋每個需要，從而希望我們大家可以再前進。 對政府任何的不滿，希望大家不要宣洩在警方方面，他們都是盡忠職守。我們今日可以得到一個整體治安良好的情況，都是有賴警隊在這方面的努力。打擊警方的執法，對於我們整體的法治是沒有好處的。今次的事件希望大家明白，我們是會努力做得更好，而警方在面對一些違法的行為，在法律上他們必須採取行動，亦都要顧全整體社會的利益，包括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我剛才亦都說，在表達意見的時候，我們是有底線的，不可以用一些犯法的行為，刻意去做一些衝擊，用一些會傷害身體，例如激光等等的東西去照射警務人員的眼，以及嚴重堵塞道路，其實都已經過了這個底線。希望大家明白我們一方面可以行使我們自己的權利之餘，亦都要尊重整體社會都有他人的權利和他人的自由，盡量以合法和有秩序的方式去表達意見。 警務處處長：讓我先行回答第二條問題。我們一直與醫管局都是合作無間。今次有兩間醫院做了一個臨時措施，但並非撤銷了有關警崗，而是將警崗的同事（安排）在醫院附近巡邏。當有事時，他們亦一樣會返回醫院協助。 我們的任何行動都是以市民利益為優先，而今次的臨時措施，是因為在過去一星期，正如我剛才所講，因為政治的紛爭，令到一些政治仇恨帶入了他們（醫護人員）自己本身的工作。 我的同事在醫院內二十四小時站崗。如果在一個有敵意的環境中，他們真的沒有辦法好好地做自己的工作，由於這兩間醫院有這種情況，所以我們才會有這項臨時措施。 我們亦已相約醫管局的高層於明日開會，將我們一些同事遇到的刁難和不禮貌對待轉介給醫管局，亦希望醫管局可以跟進事件。 如果所有這些紛爭都可以平靜，大家能夠冷靜下來，我們這項臨時措施便會撤銷。 記者：如有醫院出現緊急情況，但現時沒有了警崗，屆時可怎樣正確處理？一星期已有兩次包圍警察總部，警方會否考慮用一些更高規格的布防作出處理，如日後再出現包圍警總的情況？ 警務處處長：現時在醫院內發生的事，一般是因為有一些刑事案件，讓醫院在懷疑是刑事案件時可以第一時間通知警方。另外有時有些醉酒鬧事的人，警方亦可提供協助。 我們警方在醫院附近巡邏，其實在很短時間內就可以返回。我們只是離開警崗，與醫院內的工作人員減少磨擦，令雙方可以有一個冷靜的環境。 當明日我們與醫管局會議結束後有跟進，情況有改善，我們會很快撤銷這項臨時措施。 若再有暴力衝擊，我剛才亦已講過，我呼籲年青人，若經常選擇暴力衝擊來表達意見，他們是會有後果的，我亦呼籲他們用一個和平理性的方法。 我們警隊當然有適當的部署以應付這些事件，而每一次我們會使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如有再來的時候，我們會怎樣處理，我暫時不可以透露。 記者：其實很多人對現行機制沒有信心，你其實可以設立一個全面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檢討這件事，其實有多難？想問一哥，之前示威者例如黃之鋒希望與你對話，希望與你討論這件事，你會否回應他們的訴求？ 保安局局長：首先，監警會的機制在香港沿用多年，一向以前有些重大事故，包括79日的違法佔中，以及旺角暴動事件都有很多向警方的投訴，亦是用這個機制處理，之後亦有一些跟進行動。大家亦應該知道有些案件，是由我們的司法制度去處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IPCC監警會的條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內，其實是有不同的職能由監警會去履行。我尊重監警會的獨立性，而過去監警會都盡量提高其透明度，讓大家知道監警會的工作。我尊重監警會的獨立性，所以這方面交回給監警會。但我必須強調在過去透過監警會的制度，我們亦都處理很多符合法律要求的事情，亦都透過這制度有案件按司法程序去處理。 警務處處長：其實在這段時間，很多前來警察總部示威的人士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表達，大多數是對我們警隊的工作有投訴。我呼籲他們，若有任何投訴，可前去投訴警察課作出投訴。我們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既定機制，當調查完成後，會受到監警會的監察，由監警會檢視我們的報告結果，如有任何不足之處，他們亦會要求我們再進行調查。我相信這個制度，正如剛才局長所講是行之有效的。我們過去很多大型事件，包括非法佔中和旺角暴動，都是用這個機制解決。我相信今次都是繼續相信我們現有的機制。 記者：局長和處長想問一下，第一，警方可否澄清一下，其實自六月九日出現風波以來，警方以涉嫌暴動罪拘捕了多少人？以及昨日清場共拘捕了多少人？ 另外就是李家超局長，我們都聽了會有檢討工作及尊重現有機制差不多半個月，但公眾仍然不收貨。究竟我們是否繼續依靠你口中所謂行之有效的行動？會否擔心市民會將行動繼續升級？政府如何疏導市民的情緒？ 保安局局長：我先回答你的問題，之後再交給警務處處長。我們明白市民對整體政府修例，以及我們之後的工作有不同的意見。我們要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亦要尊重香港現有的制度。監警會的職能是去審閱所有投訴警察的調查，確保公平公正。監警會在這方面，多年都是增加透明度，讓市民了解他們的工作。這方面我相信監警會都會朝這個方向去處理有關的投訴。我們當然明白市民對政府有不同的訴求，在這方面我們會盡量去聽取不同人士的意見，盡量去聆聽民意，確保我們將來所做的工作符合大家的要求。 警務處處長：自六月九日至目前，我們共拘捕了五名人士涉及暴動罪，而昨晚我們只是拘捕了一名男子涉嫌襲警。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保安局局長和警務處處長會見傳媒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27.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今日（六月二十七日）在警政大樓會見傳媒的開場發言： 保安局局長：昨晚是在一星期內，第二次（有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在第一次（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的時候，警方採取了極度容忍的方法。但是一次又一次包圍警察總部，而且昨晚亦有一部分示威者公然挑釁、侮辱，以及攻擊警方，這些事情是危險的。昨日一部分示威者用不同的方法，堵塞警察總部的所有出入口，包括用不同的雜物，甚至是一些木方、鐵馬等去阻塞所有警察總部的出入口；亦有一些挑釁的行動，包括擲雞蛋、擲水樽；亦有用一些很強的大光燈去照射警員，亦有用一些激光筆針對警務人員的眼晴去照射，據報有一百位以上的警務人員都遭到這些激光照射眼晴，這是會傷害他人身體；亦有示威者破壞了街道上的欄杆。大家都見到有一位同事，當他上班時亦受到阻撓，有肢體的碰撞，被迫去一個角落。對於這些事情，我呼籲大家盡量以和平和理性的方式，去表達意見。 對於對警察總部的不同破壞，例如以油漆遮掩了閉路電視、撬毀警徽，以及撬走了一些警察總部的門牌字樣，這些都是超越了表達言論自由的底線，我不希望見到這些事情再發生，因為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警隊以最大的容忍度去讓表達意見人士去表達意見，但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在表達言論、集會自由這方面不是沒有底線。法律上說明，如果違反公共秩序及影響到他人的人身安全，警方有責任採取適當行動。警隊在昨晚的清場行動是表現得克制、恰當及相稱，亦盡了最大的努力，將堵塞了的道路開放讓市民使用。 我想在此引述馬道立首席法官曾經於二○一六年中文大學一個典禮上致辭時所講的一番說話，他說，法律體現了對個人權利及自由的尊重，以及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尊重，對於其他同樣在社會上生活及工作的人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我們應該尊重，如果輕忽對待，甚至完全忽視，當你要求別人尊重你的權利的同時，你亦必須尊重其他人的權利，這應是社會大眾固有的觀念。 我感謝警隊在這困難的時候，緊守崗位、不辭勞苦，令到我們整體的社會服務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我們必須明白，對政府任何地方有不滿意，我希望大家不要發洩在警隊身上。 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及我已經表示了在修例方面的工作做得不足，向大家致歉，但警務人員執行他們在法律上要求他們執行的職務，即維持治安、保護人身安全及財產安全，是他們的職責，希望大家明白警隊都是為社會服務。我希望大家不要將警隊及社會製造一個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對社會沒有利益，而警隊在這件事中亦只是盡忠職守，履行他們執行警務、入警隊時的承諾。 最後我想講的是，在不同集會因為人群眾多，很多人士當然都是很和平、理性、有秩序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亦要小心留意可能當中混雜了一些有其他目的、製造事端的人士，所以大家參與人數眾多的集會時要明白這個風險。 最後我想講警務人員其實都是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所有香港人都是以香港為家，香港只有一個，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無論特區政府在哪方面有做得令大家不滿意的地方，我們都會努力在將來的工作中做得更好，進一步聆聽市民的意見。 當警務人員下班後，就與每一位市民一樣，都是一個市民，他們亦有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特別是警隊今次付出很大的代價，包括個人及家人，有網上欺凌的事件，有起底的事件，亦有很多事情我們已轉告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我們希望無論大家用甚麼態度去看政府也好，應以一個互相理解對方，（對方）需要履行他的責任的時候，以一個諒解、尊重的態度。所以我呼籲大家，每一次集會時，都和平、理性。 今次在前線的警務人員絕大部分都是年青人，就好像參與表達意見的人士一樣，他們選擇了一份職業，因為他們覺得做警務人員可以為社會服務，可以維護法紀。我相信大家都應該互相尊重，就好像馬道立首席法官所說，我們既可以行使我們的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同時，亦應尊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警務處處長：各位記者朋友，剛才局長都講得非常清楚，我在這裏作一個簡短的補充。昨晚10時30分左右，有部分示威者在完成愛丁堡廣場的示威活動後，便來到我們的警察總部門外示威，但他們採取一種暴力衝擊的行為，包括堵塞我們所有的出入口，亦在我們警察總部周圍大肆破壞公物，並阻止我們一名同事上班，甚至乎有肢體衝突。對於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以及一些違法的行為，我們予以嚴厲的譴責。我們在過程中會嚴謹蒐證，如有違法行為，我們會全面調查及嚴肅跟進。 另外，我在此呼籲示威者，這次已是一星期內第二次前來衝擊我們的警察總部。我們選擇以容忍的態度，是因為我們以公眾利益，以及同事的福祉為大前提，才作出這個行動決定，但並不代表示威者所作出的暴力違法行為是沒有後果的，所以我呼籲他們三思，不要再做出一些傷害自己、傷害他人、傷害社會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都是會有後果的。 我亦藉這個機會呼籲社會人士不要再針對我們警察的同事。由於現時政治上有一些紛爭，不要讓政治仇恨全加諸於警隊的同事身上。其實我們除了管理遊行示威外，我們每日都是日曬雨淋地服務大家，例如有謀殺案、嬰兒被虐致死的個案、日常的交通意外，我們都是一一盡心盡力服務市民，希望大家不要聚焦政治的紛爭，而視警隊為一個攻擊的目標，希望大家互相包容，互相體諒。我們警隊會繼續緊守崗位，為市民服務。
立法會二題：有關德國向兩名棄保潛逃人士提供庇護
26.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田北辰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二○一七年十二月，兩名被控暴動罪而獲准保釋候審的男子缺席聆訊，因此法庭對他們發出拘捕令。上月有報道指他們已於去年五月獲德國當局給予庇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該兩人獲德國當局給予庇護前，政府有否接獲德國當局要求提供關於兩人所涉罪行的資料，以審核他們的庇護請求；有否機制讓政府尋求德國當局覆核其庇護決定； （二） 政府於何時得知該兩人已獲給予庇護；除了行政長官就庇護一事向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表達強烈反對外，政府已經及將會就此採取的具體跟進行動為何；及 （三） 根據香港政府和德國政府已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該兩人涉嫌干犯的罪行是否屬可准予移交的罪行？ 答覆： 主席： 問題所提及的兩名棄保潛逃疑犯涉及二○一六年二月九日凌晨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旺角暴亂是一件嚴重的大型群眾暴力事件。事發當日，大批暴徒利用從行人路面掘出的磚頭、自製武器及不同硬物襲擊執法的警務人員，在多處地方縱火及破壞警車，傷人及破壞公物。該等暴力行為嚴重影響公眾秩序及安全。事件造成過百人受傷，其中超過80個為警務人員，也有傳媒工作者，更引起眾多香港市民不安。事發後，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齊聲嚴厲譴責暴徒的行為。 截至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警方就旺角暴亂一共拘捕91人，律政司亦已就部分人士涉嫌干犯的罪行，包括暴動、煽惑暴動、縱火、非法集結、煽惑非法集結及襲警等提出檢控。有關部分涉案人士的司法程序仍正進行中，而至今已有30人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當中有23人被裁定暴動罪成立，被判處入教導所或監禁三年至七年不等。 問題提及的兩名棄保潛逃的疑犯因為旺角暴亂事件被控以包括「暴動」和「襲警」在內的嚴重罪行。有關行為違反《公安條例》（第245章）第19條的「暴動」罪，最高可處監禁10年；以及《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第36條「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可處監禁兩年。兩人原訂於二○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在高等法院出席審前覆核，但他們卻缺席聆訊，棄保潛逃。法庭當日發出拘捕令，要求警方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並將二人緝捕歸案。 現就問題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 題述的案件是一件刑事訴訟案件。一般而言，案件的調查、搜證和拘捕由警方執行，至於研究和判斷是否提出檢控及控以甚麽罪行，由律政司獨立決定。在題述的個案中，香港警方和律政司從未收到德國當局索取有關資料的要求。對於德國當局未有對事實進行基本評估或核實，特區政府表示失望，行政長官已於五月二十四日會見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表達特區的強烈反對和深切遺憾。 （二）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獲准保釋的人如無合理理由而沒有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75 000元及監禁六個月，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則可處任何款額的罰款及監禁12個月。法庭可就被告人發出拘捕令。警方會執行拘捕令，全力追查疑犯下落，以將疑犯帶到法庭作相應處理，包括追究其棄保潛逃的法律責任，以及繼續處理本身的案件。 針對問題提述的兩名棄保潛逃的疑犯，自他們在二○一七年十二月缺席法庭聆訊被法庭通緝後，警方一直有進行跟進，包括透過國際刑警的警察合作機制向多個相關國家的執法機關查詢，追尋他們的下落。在得悉有關德國當局提供庇護的報道後，警方也有再次透過國際刑警的機制請德國警方提供資料。至於個案的具體內容，因涉及調查和追捕棄保潛逃人士的細節，不適宜公開。 此外，警方和律政司也正進行研究，以按相關法律和證據作出跟進。警方會繼續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將該兩名棄保潛逃而被通緝的疑犯緝拿歸案。 一如前述，在早前媒體報道了題述個案後，特區政府已公開表示強烈反對及深切遺憾。特區政府認為，為就嚴重刑事控罪在候審期棄保潛逃的人提供庇護，而沒有對事實進行基本評估或核證，有關做法毫無客觀事實基礎，更使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國際聲譽受到不合理的損害。行政長官因此已對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親自明確表達強烈反對及深切遺憾。 （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關於移交逃犯的協定》，香港及德國可移交的罪行共有46項，當中首45項為特定罪行的描述，而第46項為「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可准予移交的任何其他罪行」。 而根據《逃犯條例》（第503章）可移交罪行的規定為有關罪行要符合「雙重犯罪」的原則，即在請求方及被請求方兩個司法管轄區同樣構成罪行。 在確定某罪行是否屬於移交請求方和被請求方的法律都構成犯罪，須要考慮被請求移交的人被指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全部而決定，不論雙方的法律對該罪行所規定的構成因素或定義是否相同。簡言之，「雙重犯罪」的原則是以「行為」論定。有關的行為或不作的行為是否可被移交，取決於該行為或不作為本身是否在香港同樣構成刑事罪及符合《逃犯條例》第2（2）（b） 條的規定；否則，便不屬可移交的罪行。棄保潛逃罪本身並非協定中涵蓋的可移交罪行。 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獨立的司法制度，是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一向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認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亞洲排行第一。根據《基本法》第8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特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而目前有14位來自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的海外著名法官擔任本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刑事司法方面，香港任何被控觸犯法例的人士均會獲公開及公平的審訊。《香港人權法案》第 10條及第11條也為任何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訴訟須予判定的人充足的保障。香港法院會一如既往，以其良好的法治精神及人權保障，獨立地公平、公正地處理所有案件。 多謝主席。
​保安局局長會見傳媒答問全文
19.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後會見傳媒的答問全文： 記者：局長，想問涉及暴動被捕的五個人會否從寬處理？警方說有八名人士已經被釋放了。另外關於速龍小隊，你在會上說制服無空間show（展示）不到警員編號，讓人怎樣投訴？ 保安局局長：涉及暴力行為，警方當然會按程序去蒐集證據，將整個調查最終的結果交給律政司，最終的決定是怎樣，當然由律政司決定。但是香港是一個依法辦事的地方，縱然我們明白絕大部分的示威人士都沒有參與暴力，但是在六月十二日大家在電視機都看到，的確有一些刻意去衝擊和襲擊警方（的示威者），特別當警方都退到立法會門前的最後防線，襲擊、擲磚、用鐵枝去攻擊，亦都有些物件擲出來是有火的。我們都要尊重我們的法律制度，所以我們會盡快調查這件案件，蒐集證據之後就向律政司提交報告，由律政司去決定，審視了整個過程、證據及環境事實之後，由律政司去看看需不需要作出檢控。如果需要作出檢控，又以甚麼罪行作出呢？這都會交給警方及律政司按照法律程序去做。當然，我們明白很多集會或者表達言論的人士，都想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行政長官昨日見記者時，亦充分表示了今次在修例工作所引起的矛盾、紛爭和焦慮，都是包括我（在內的）整個團隊在工作方面做得不足，行政長官致歉，我亦都致歉。其他的事情，我相信我們要依照法律去處理，但是我亦明白我們會盡量在不影響司法制度之下，盡量體諒今次各位參與表達言論的人士，他們都是希望讓政府知道他們的聲音。這個我們在政府是聽到，也是理解的。另外你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記者：速龍小隊&hellip;&hellip; 保安局局長：關於速龍小隊，剛才我亦在立法會大會上說了，我從警方得到的資料是特別戰術小隊的特別工作服是根據行動及戰術上的需要而設計，工作服的設計是沒有位置去展示警員的編號。但是既然大家對這方面有關注，所以警方都會檢視這方面的有關事情，在檢視完之後，會作出一些適當的跟進。 記者：你有否想過就事件下台？如果有人要問責下台的話，那人會否是你？會否有其他官員問責？你有考慮過嗎？ 保安局局長：行政長官在這方面充分表示了她的歉意，我亦表示歉意。我們明白今次工作引起社會的矛盾、紛爭或焦慮，這方面我們承擔責任，但我們同樣希望盡快去撫平社會的一些分裂，務實地、積極地做更多未來三年特區政府希望做的工作。我亦會支持行政長官未來三年在不同領域希望為香港社會所做的工作。保安局亦有一些工作在可見的將來要做。第一，對於窺淫罪的立法，我都希望盡快展開兼作出諮詢；而在今屆政府本來我們都想提交一個草案，涉及處理免遣返聲請者的法律改動建議，我們希望盡快提交予立法會審議。所以在面前我們都有不同的工作，我們希望可在未來三年盡量令政府的整體工作，可於多方面發展，正面推行。 記者：星期五會有個升級的行動，以你所知警方會安排多少警力應付當日的升級行動？你是否不會排除當日再次發催淚彈或開槍？ 保安局局長：無論任何人士要表達他們的言論，我一向呼籲應該以一個和平、理性、有秩序的方法去表達他們的意見，警方當然都會按照他們對事件的評估，而採取適當的行動。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香港的核心價值都是和平，都是理性，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既表達到自己的意見之餘，亦顧及其他人士的權利、利益及人身安全。 記者：被捕人士是以甚麼罪名被捕？當中是否涉及暴動，或者起訴以暴動罪？警方會否再有下一步的拘捕行動？第二個問題，剛才局長其實多番說行政長官和你都已經致歉，如果致歉已經有用，那其實問責制是否已經不存在？ 保安局局長：首先，警方拘捕的數字，剛才我在立法會的時候已經回答了，當然他們的行動是怎樣進行，這一定要問警方。但我想再強調，如果是涉及一些嚴重罪行，用甚麼罪行去起訴，都必須要針對證據。剛才我回答立法會議員的時候，亦解釋過在不同的罪行，它可能涉及的元素都不同，所以我們要尊重我們的法律制度，由警方調查完之後，交給律政司決定用甚麼罪行去起訴。但我可以告訴大家，有很多都是涉及一些例如襲警、藏有攻擊性武器，或者藏有工具作非法用途，當然最終是用甚麼控罪去檢控有關人士，律政司會審視所有證據再決定。謝謝。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立法會急切質詢二題：警方在示威中對傳媒採訪的處理
19.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林卓廷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提出的急切質詢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警務人員於本月十二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與示威人士發生大規模衝突。有外國記者表示，目擊有記者雖已表明身分，仍遭警務人員搜查裝備，並遭侮辱、追打及噴射催淚水劑，甚至投擲催淚彈。由於剛過去的星期日有數以百萬計市民上街遊行抗議，有市民擔心當大規模示威短期內再發生時，記者會受到上述對待。就此，政府會否保證警方不會再以同一手法對待記者？ 答覆： 主席： 警方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的權利，亦會盡力配合傳媒採訪工作及與傳媒保持有效溝通和合作。因此，警方一直致力在可行範圍內採取措施，便利傳媒的採訪工作。 在處理公眾活動時，警方會因應個別活動的目的、性質、參與人數、過往經驗及最新形勢作出全面風險評估，以部署人手及制訂行動計劃和應變方案。警方並會根據當時情況靈活調配人手及採取人群管理措施，以確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警方已制訂相關指引，供人員在公眾活動或其他警方行動期間，透過傳媒機構或組織發出的證件或文件，識別和核實傳媒工作者的身分。傳媒工作者在採訪公眾活動期間，亦應隨身帶備記者證件或公司證明文件，同時可穿上易於識別的服飾及佩戴臂章，以便現場警務人員識別。警方會不時檢視有關指引，並會在過程中考慮前線警務人員的意見。 警方一直在不影響行動的前提下，盡可能協助傳媒的採訪工作。一般而言，除非設立採訪區能為傳媒提供較佳的拍攝位置，否則警方原則上不會在公眾地方設立採訪區，傳媒應如市民一般，可自由出入公眾地方，而傳媒亦可自由進出在上述情況下設立的採訪區。如警方因行動或調查需要在罪案、交通意外或緊急事故等現場設立封鎖區，警方會考慮在可行的情況下設立採訪區，便利傳媒的採訪工作。 為進一步加強與傳媒的溝通和合作，警方已在二○一五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傳媒聯絡隊。警方會在有需要時調派傳媒聯絡隊到公眾活動或其他警方行動的現場，為在場採訪的傳媒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協助。派駐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的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亦會提供支援及協助處理傳媒查詢。在現場採訪的傳媒工作者如有需要，可向傳媒聯絡隊求助，或與24小時運作的警察公共關係科新聞室聯絡。 六月十二日在添美道、金鐘、添華道一帶有幾萬個示威者，場面出現混亂，亦有暴力行為的出現。無論何時，警方既要保護市民，也要維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警方行動目的是針對使用暴力的人士，盡快控制場面和恢復秩序。警方的行動只是針對違法的行為，不是針對任何行業的人士。 事實上，在行動當日，即使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警方也安排了32名傳媒聯絡隊人員，盡量協助在場的傳媒朋友。當日在場的警務人員在一個非常高壓和危險的環境下執勤，有些行動更要在電光火石之間進行。警方一向呼籲傳媒工作者在採訪公眾活動或大型或混亂的示威活動期間，應以自身安全為上，並聽從現場警務人員的指示。 我們理解有傳媒工作者對於警方當日行動所表達的關注。我重申，警方非常重視和傳媒工作者的關係，亦一向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的權利。任何人如對警方有不滿意的地方，可向投訴警察課投訴。現時的投訴警察制度是根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第604章）運作，有清晰的法律基礎，以及有效及有獨立監管。制度的第一層是負責接收及調查投訴的警隊投訴警察課，制度的第二層是法定及獨立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在兩層的投訴處理機制下，任何對警方的投訴都會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因此，我不適宜評論個別個案。 就警方在六月十二日的行動，投訴警察課現時收到27宗由香港記者協會轉介的投訴。投訴警察課已經成立特別隊伍跟進有關的投訴，相關的隊員都沒有參與當日相關的行動，以確保投訴獲得妥善處理。 警方會繼續在互相尊重和體諒的基礎上與傳媒保持良好的溝通和合作關係，並提供所需協助。 多謝主席。
​立法會急切質詢一題：警務人員在示威中使用武力事宜
19.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區諾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提出的急切質詢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本月十二日，警方在金鐘一帶對示威人士動用了多種武器，包括警棍和以槍械發射的胡椒彈、布袋彈及橡膠子彈，傷者包括一名遭撃中頭部倒地昏迷的採訪車司機，以及一名遭射中眼部的示威人士。從電視畫面所見，有警務人員發射槍彈時瞄向沒有手持武器的示威人士頭部。有評論質疑，此做法有違《警察通例》第29章的規定，當中訂明警務人員所使用的武力必須是在當時情況下合理地需要的最低程度武力。另外，政府宣布暫緩相關修訂法例工作後翌日，仍有數以百萬計市民上街遊行抗議。鑑於大規模示威隨時一觸即發，政府會否承諾當再次發生類似示威活動時，警務人員不會再瞄向示威人士上半身發射布袋彈及橡膠子彈，以免造成嚴重受傷事故？ 答覆： 主席： 六月十二日早上在立法會大樓外原本有和平集會準備進行。在大約上午八時，有大量戴口罩人士，有組織地衝出龍和道、添美道、金鐘道、夏愨道，霸佔馬路，阻塞交通和擾亂社會秩序，部分人士更作出威嚇性及挑釁性的行為。有市民被困在龍和道的隧道內，需要警方出動談判專家，歷時八小時。其間被困人不能上厠所，亦沒有水飲。交通阻塞和堵路，令交通接近癱瘓。雖然如此，警方一直採取容忍的態度。 下午三時左右，在立法會大樓的情況開始惡化。主要位於前方的示威者不斷暴力衝擊警方防線。警方在該處設立防線主要是為保護立法會大樓和內裏的人。暴力衝擊警方的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警方，亦以鐵枝、鐵馬、木板攻擊警察。警方在立法會的防線一路後退到立法會大樓入口的示威區前。 當時，在前方部分的示威者不理會警方多次勸喻及警告，多次有組織地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對公眾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嚴重威脅，也令在場人士（包括其他示威人士、傳媒和正在執勤的警務人員）的人身安全甚至性命受到威脅。經過多次警告，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警方使用了適當和必要的武力驅散人群及控制場面，保護其他人及自身的安全。 至今，警方一共拘捕32人，所涉及的罪行包括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集會、襲警等罪行。在事件中，一共有22名警務人員有不同程度的受傷。 警隊有責任採取合法措施以維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市民生命及財產。警方會根據現場情況作出評估及專業判斷，採取適當行動，包括使用所需要的武力，以確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既定指引。警務人員只有在需要及沒有其他辦法可完成合法任務的情況下，才會適當地使用最低程度武力。警務人員在使用武力前，會在情況許可下盡量向對方發出口頭警告，並在可行範圍內，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然後才會使用武力。 警方在武力使用方面有嚴格的訓練。每名新入職及現職的警務人員都必須接受嚴格的武力使用訓練，全面掌握如何能安全和有效地運用不同層次的武力，包括使用口頭勸喻／口頭控制、徒手控制、胡椒噴劑、警棍及其他裝備等，從而達到相關的合法目的。 在六月十二日的行動中，由於部分示威者在前方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並向警察投擲磚頭、鐵枝、木板、鐵馬等，警務人員在生命受威脅的情況下，需使用武力驅散人群及控制場面，並使用了適當的裝備。行動中，警方使用的裝備包括警棍、胡椒噴劑、催淚水劑、布袋彈、橡膠彈、催淚煙。這些都是低殺傷力的武器，與海外國家的執法機關處理同類暴力情況所使用的裝備相若。 對警方行動有不滿的地方，投訴警察課在接到投訴時會公平公正調查。調查的結果由法定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覆核。因此，我不適宜評論個別個案。然而，對於武器的使用，警方是有清晰的指引和足夠的訓練。在使用槍械的時候，根據警方的指引，是瞄向身體最大部分，以達致能有效制止其襲擊。 六月十二日在金鐘一帶，大家都可以在電視畫面見到有部分人士進行暴力衝擊，破壞社會安寧，衝擊警方防線。對於這些行為，警方有責任制止，以保護人身及財產安全。 市民有集會及言論自由。參與公眾活動的人士在表達訴求時，應和平有序、守法地進行，這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但當出現暴力情況，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維持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 多謝主席。
​立法會二題：有關《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人權保障
5.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政府已向本會提交法案，容許政府與其他沒有和香港簽訂長期移交安排的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內地），透過一次性個案方式移交逃犯。較早前，有13萬市民遊行表達強烈反對法案的修例建議，亦有多國官員和某些國際商會對此表達深切憂慮。另一方面，政府進行的公眾諮詢只為期20天，政府並在相關法案委員會尚未研究法案的整體優劣、原則和詳細條文，亦未聽取公眾意見的情況下，於五月二十日表示「計劃向立法會秘書作出書面預告，於六月十二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評估修例過程倉卒和公眾參與機會不足，會否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彈；若有，詳情為何；會否重新考慮撤回法案，以維繫社會穩定；若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美國國會成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於上月七日發表報告指出，該法案對美國國家安全及經濟利益構成嚴重風險，並可能違反《香港政策法》的多項主要條文，政府有否評估該法案的通過會對美港關係有何影響，包括美國會否廢除《香港政策法》及此情況會否引致不良後果，例如外國企業把其地區總部撤離本港和在港大規模裁員；若有評估而結果為會，有何應對措施；及 （三）鑑於兩年前有美國國會議員因憂慮本港的人權自由受侵害而重新向國會提出《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建議對壓制香港居民基本自由的內地及香港官員實施制裁，包括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及禁止他們入境美國（但該法案未有訂立），政府有否評估在移交逃犯的法案獲通過後，會否再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以及此情況會對香港有何影響；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特區政府於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諮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後，於四月三日在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讓我們處理一宗港人涉嫌在台灣的殺人案；同時，是堵塞現時香港整體刑事事宜協作制度的漏洞，包括地理限制和不切實可行的操作程序。修例工作是有時間因素，我們必須在殺人案疑犯獲釋前，估計最早會是今年十月，建立法律基礎，讓政府可以作出必須的準備安排工作，使疑犯面對應有的法律裁決。 在公布有關建議後，政府團隊一直無間斷地向社會各界解說建議及聆聽意見。政府團隊包括各司、局長，分別出席了不同場合，與不同團體及界別、本地及外國商會、外國使節、地區人士等進行溝通及交流。我們的親身體會是，在官員面對面解釋和逐點回應之後，往往有消除疑慮的效果，更可以矯正一些坊間不正確的說法。政府團隊會繼續努力做好解說工作，進一步讓公眾更加明白草案的內容。 就問題的三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移交逃犯是打擊有組織及跨境犯罪的國際共識，是公認有效減少罪惡的方法。現行《逃犯條例》參考了聯合國制定的範本，符合人權和法律程序的國際通行做法，平衡了緝捕逃犯及保障人權兩方面的需要。政府提交《條例草案》建議的特別移交安排，在當事人方面的保障只會比《逃犯條例》更多、而不會減少。 政府本着處理特別移交安排時的保障「只會多，不會少」的原則，並仔細考慮了各界提出的具體意見和關注，為釋除疑慮，於五月三十日公布在三方面提出額外保障措施：（一）縮小特別移交安排的適用範圍至最嚴重罪行，把罪行門檻由三年以上提高至七年或以上；（二）在啟動特別移交安排時在協定中加入包括無罪假定、公開審訊、有律師代表、盤問證人權利、不能強迫認罪、上訴權等符合一般人權保障的保證；請求方也需要作出保證，有關罪行是在有效追訴期內；及（三）加強保障被移交人士的利益，例如只處理由當地中央機關（有別於地區機關）提出的請求、與內地跟進協助被判人士回港服刑安排的工作及商討移交後合適的探望安排處理等。《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及需要是清晰的，政府認為有需要推進立法的工作以達致政策的目標和需要。 （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其獨特地位和優勢，這也是《基本法》賦予特區的獨特地位。香港能以單獨關稅地區身分，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作為單獨成員，並與各貿易夥伴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回歸以來，美國以香港的獨特地位為基礎，繼續維持及擴大與香港的經貿往來。就個別經濟體而言，美國是香港第二大的商品貿易夥伴，同時，香港是美國第十大的出口市場。多年來，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是其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在二○一八年達到338億美元。香港與美國亦保持緊密的投資關係。在二○一七年，美國是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的第七大主要來源，美國同時亦是香港外向直接投資的第九大主要目的地。 美國國務院於今年三月發布最新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繼續確認給予香港特別待遇，並重申「美國在香港繼續擁有深厚的經濟及文化利益」，而「美國政府與香港政府在多個領域保持廣泛及有效合作，為美國經濟和國土安全帶來了重大利益」。我們相信維持和促進香港與美國的雙邊關係，是符合兩地的共同利益。同時，亦須建基於互相尊重和合作，方能繼續和發展。 （三）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面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39條亦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予以實施。我們不會容許本港的人權自由受到不法壓制。 《條例草案》的建議是針對干犯嚴重罪行的逃犯，絕不影響現有合法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亞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八。法官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預。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如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的顯赫法官獲委任為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任何個案式移交請求必須完全符合法例及安排下相關規定及個人權利的保障，包括申請人身保護令、覆核行政決定，及提出司法覆核。在這方面，政府及司法機關都有責任履行其職權和責任。 我們重申，《逃犯條例》的修訂是本地立法，外國議會應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特區政府駐美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一直與當地政界、商界及智庫人士保持聯繫，並進行解說，以釋除他們不必要的疑慮。 多謝主席。
​立法會三題：有關《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及解說工作
5.6.2019

以下是今日（六月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超雄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上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表示，特區政府修訂有關移交逃犯「兩個」條例（下稱修例）的工作是必要的、適當的、合理合法的，也是不必多慮的。上月十七日，中聯辦主任接見數十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通報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修例，並要求他們支持特區政府完成修例工作。上月二十一日，國務院副總理表示，特區政府修例是合憲和彰顯法治，中央完全支持修例工作。同日，行政長官表示，港澳辦和中聯辦就修例表態，是由於有外部勢力介入，修例事宜已提升到「一國兩制」層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外國政府基於其國民在港的人身安全而發表意見，是否便是行政長官所指的外部勢力介入；若是，理據為何，以及有否評估行政長官的言論有否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若有評估而結果為有，有何補救措施；若評估結果為否，理據為何； （二）政府向外國商會代表及外國政府官員解說修例及聽取他們意見的詳情（包括會面的次數及日期，以及商會名稱和外國政府官員的職銜）為何；若解說對象不包括外國政府官員，原因為何；及 （三）鑑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hellip;&hellip;」，有否評估內地官員作出上述表態有否違反該規定；若有評估而結果為有，政府會如何追究；若評估結果為否，理據為何？ 答覆： 主席： 移交逃犯是國際社會合作打擊有組織及跨境犯罪的共識。現行《逃犯條例》（香港法例第503章）參考了聯合國的移交逃犯範本，符合國際的通行做法，有充足的人權和法律程序保障，也平衡了緝捕逃犯及保障人權兩方面的需要。有關人士有上訴權，可以申請人身保護令及上訴到終審法院；亦可就各項決定及程序提出司法覆核，並上訴到終審法院。 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香港法例第525章），並於今年四月三日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目的是建立法律基礎，讓特區政府可以作出必須的準備安排，讓二○一八年初在台灣發生的殺人案的疑犯面對應有的法律裁決；同時亦填補現行移交逃犯及刑事事宜司法協助制度的漏洞，包括地理限制和當中部分不切實可行的操作程序。 就張議員問題的三部分，我綜合回覆如下： 國際社會有一些司法管轄區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表示關注。我們知道多解說《條例草案》讓大家更明白，有助了解當中的條文、目的和保障。《條例草案》的對象是針對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逃犯，絕非一般奉公守法人士。《條例草案》建議的個案移交方案有助確保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人，其嚴重程度達至法律上可判七年或以上的罪行，不可以利用法律的真空逃避法律責任，保障市民和社會的安全。修例建議若得到通過，將保障整個社會（包括商業活動）免受罪犯威脅，對治安和打擊嚴重罪行的國際共同責任，都是正面和有需要的。 有些已與香港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定的地方，對修訂《逃犯條例》會否影響現時的長期協定表示關注。我希望清楚指出，修例建議並不會影響現時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已簽定的長期移交逃犯安排，也不會影響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日後簽訂的長期安排。「個案形式」的移交安排只適用於和香港未簽定長期移交逃犯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個案形式」的移交只是長期合作安排生效前的補充措施，只有在沒有適用的長期協定時，才可使用個案方式移交。簽訂長期協定是主要和主體的政策目標，有了長期協定的司法管轄區，不會亦不可以個案形式移交安排。 特區政府重視社會各界的意見。在公眾層面，自二月十五日政府就修例建議諮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後，政府團隊包括各司局長一直無間斷地向社會各界解說建議及聆聽意見，也多次透過不同形式，向公眾解釋修例建議。有關工作從未間斷，各司局長出席了不同場合，與不同界別及地區的人士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及交流。在團體方面，政府也努力不懈地作廣泛的解說工作。 截至五月底，保安局及特區政府其他政策局已與超過50個不同團體，就修例建議進行會面；在三月份，保安局局長在政府總部與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及相關駐港的總領事或代表見面，並介紹和解說了《條例草案》的目的和內容；在三月和四月，亦與已簽訂長期協定的一些國家總領事見面，介紹和解說《條例草案》的目的和內容。其間，保安局局長強調《條例草案》並不影響已簽訂的、或將來新簽訂的長期協定；有長期協定的司法管轄區，不可以用個案形式作任何移交。《條例草案》只是剔除在個案移交安排時的地理限制和讓行政長官的證明書啟動移交的開始，之後的法律制度、法庭程序和人權保障完全保留，更可增加限制。此外，政府團隊亦在最近一星期連續五天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舉行合共20小時的會議，討論《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和內容，亦回答議員的問題，讓政府團隊可解說更多《條例草案》的內容。 至於有關中央政府就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作出的言論，正如行政長官較早前指出，有關法例修訂工作一直由特區政府主導及負責。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行政長官按《基本法》的規定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向中央反映了香港社會對修例工作的關注，中央對為釋除疑慮需採取進一步措施表示理解，並尊重和支持特區政府關於增加保障的各項涉及內地的措施，期望特區政府的綜合回應可促進香港社會理性討論，消除疑慮。再者社會上有很多意見涉及中央和特區，以及「一國兩制」的事宜。《基本法》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法律。在此情況下，中央政府就有關法例修訂工作作出言論，實屬正常。 多謝主席。
保安局局長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會見傳媒談話全文
4.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六月四日）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記者：局長，想問（《逃犯條例》）24條，中央指令對於特首在最後一步作出移交決定之後，是否有凌駕性？以及過去有沒有例子特首可以不跟隨中央指令？還有，剛才我忘記是律政司還是你提到若法庭否決移交要求之後，中央的指令不可要求特區作出移交，但《基本法》就提到國防、外交的事務，香港法庭沒有管轄權，你剛才的說法會否有矛盾？ 保安局局長：（有關《逃犯條例》）第24條，剛才我都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過，其實是有次序性，即是說首先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決定去處理某個個案，才會向中央作出通報。如果行政長官決定不處理，根本沒有通報這回事。沒有通報這回事，第24條第三款，即是中央政府作出指令這件事，根本不會發生。 如果特區決定處理這件案件而啟動一些程序，在24條中的第一款提到五個情況，簡單來說，即是當我們啟動程序時，當然特區要向中央通報。在我們交給法庭去聆訊拘押令之後，如果法庭已決定不會通過，即不會批准這個拘押令，程序就會完結，根本就不會再有剛才所說中央發出指令這件事。因為在條文中亦提到，任何指令的發出，一定要符合香港的法律，行政長官在履行職責時一定要符合法律。所以如果法庭已經決定了不移交，那麼行政長官就沒有移交的能力。只是當法庭決定可以移交，最終行政長官仍有權力決定移交與否。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當然亦要通報。通報時若涉及重大的嚴重影響，如國防或外交的事情，中央的確可以發出一個指令。但剛才已解釋得很清楚，這必須要符合香港的法律，所以不可能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法庭覺得根本不應該移交，而中央發一個指令要求移交。 記者：是否中央指令真的對於特首最後一步是否作出移交的決定是沒有凌駕性？ 保安局局長：中央當然可以根據第24條，在適當時作出指令，但這個指令一定要符合香港的法例，行政長官才可以執行這個指令，這在條例中講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再看看條例的正確條文。 記者：局長，可否再問清楚，在實際運作上，中央的權力其實是等同一個否決權？而它不是一個特首不要人，中央就要人的情況呢？另外，過去20年都沒有出現一種情況，就是如果提出申請的一方是中央政府，如果它基於國防和外交的要求，要求移交一個人，會否令到24條不適用？可否作進一步解釋？ 保安局局長：其實你只是重覆了剛才的問題。我再作解釋，任何一個指令必須要符合香港法例，如果草案(《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成功修訂後，我們的確可以和內地作出個案移交的安排。對於有關的個案移交安排，我們亦有絕對權力在討論後不作處理。因為根據《基本法》第95條，當我們和內地作出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的安排，是要通過協商，而不是通過指令。在協商的情況下，行政長官當然有權在協商後決定不處理這件事情。 記者：今日是六四的三十周年，你對「平反六四」有何看法？另外，關於《逃犯條例》，現在有一批六四民運人士被通緝，他們是否被視為政治犯？如果他們身處香港，會否被移交？ 保安局局長：對於六四集會，我不會評論，因為這是一個公眾集會。我唯一想說的是，香港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在《基本法》下受到充分保障，而且現在回歸了22年，市民仍然繼續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任何人士是否適用於《逃犯條例》，當然要看他所觸犯的罪行是否符合《逃犯條例》中所提到的37個罪類，以及他所犯的罪行涉及的最高判刑是否七年或以上，每一件事情都會按事實根據和案情實況作決定。多謝各位。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保安局局長談入境政策（只有中文）
3.6.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六月三日）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記者：局長，封從德沒有在香港犯過任何罪案，為何不准許他入境？ 保安局局長：每一宗入境申請，入境處都會按個案，以及香港的法律與入境政策去處理。我不會評論某一個個案。 記者：二○一二年時曾有民運領袖入過境，香港是否退步了？ 保安局局長：正如我所說，每一次的入境申請，入境處都是按實際情況，考慮法律及當時的入境政策處理。多謝各位。
​保安局局長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開場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31.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就討論《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相關事宜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主席。 自政府於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向本事務委員會提出建議後，坊間有不同的討論，在政府團隊一直無間斷地向社會各界解說建議及聆聽意見後，我們覺得在親身向不同人士解說的時候，的確很多市民或有關人士對法律條文不太理解，亦因坊間有不正確的說法而產生誤會或一些猜疑。 ​政府仔細考慮了各界提出的具體意見和關注，為了釋除疑慮，我們宣布了政府會在三方面提出一共六項額外措施，這三方面是（一）縮小「特別移交安排」的適用範圍至最嚴重罪行；（二）在啟動「特別移交安排」時加入更多限制；及（三）加強保障疑犯的利益。 第一方面，縮小「特別移交安排」的適用範圍至最嚴重罪行。 根據原本建議，涉及的罪行必須可判監三年以上。有很多意見認為我們的草案（《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既然是針對沒有長期協議的個案式移交，應只處理特別嚴重的罪行，因此應該把罪行門檻提高。由於個案式移交屬於未有長期協定的補充安排，應該更謹慎處理，政府接受應處理最嚴重罪行這意見。考慮到最嚴重罪行在香港會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涉及的都會是屬於可判最高刑期為七年或以上的罪行，因此政府決定罪行是定於可判處最高刑期七年或以上。 第二方面，在啟動「特別移交安排」時加入更多限制。 第一，根據草案，如個別情況有需要，可在協定中加入條文，以進一步限制可移交的情況。針對社會關注逃犯若被移交之後在法庭的權利，我們認同可在協定中加入包括無罪假定、公開審訊、有律師代表、盤問證人權利、不能強迫認罪、上訴權等符合一般人權保障的要求。由於「特別移交安排」的文本會在交付拘押的公開聆訊時向法庭提交，因此公眾亦可透過法庭的公開聆訊知悉有關安排。當法庭作出需要移交命令後，行政長官作出最後決定移交的時候，亦可用人道或其他理由不作移交。 第二，請求方需要作出保證，有關罪行是在有效追訴期以內，或不屬於因任何理由而可免予起訴或懲罰，例如特赦。 第三方面，加強保障疑犯的利益。 第一，鑑於公眾關注請求方提出移交的嚴謹性，並且就如何處理內地提出的要求，我們參考了一般國際做法，認為特區政府應只處理由當地中央政府提出的請求。以內地為例，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其他的不作處理。同樣地，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方面，包括刑事調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的協助要求，特區政府亦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 第二，有意見認為，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後應可申請回港服刑，這可讓他在語言、習慣等熟習環境服刑，有助於其更生，家屬亦可較容易探望。我們同意這方面意見的方向。由於現行《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不適用於內地，我們會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會與內地跟進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為了更照顧被移交人士的利益，我們會以個案方式，商討移交之後的探望問題，通過合適的方法，包括領事（如移交給外國）、官員探望或其他特別合作安排處理。 移交逃犯是打擊有組織及跨境犯罪的國際共識，是公認的有效減少罪案的方法。我們必須回歸政府作出建議的目的，是要處理台灣殺人案，同時要堵塞制度上的漏洞，要確保犯了嚴重罪行的人，不可以利用這漏洞逃避法律責任。 我與保安局和律政司的同事樂意解答所有問題。多謝主席。
​保安局局長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會見傳媒問答全文
30.5.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五月三十日）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的問答全文： 記者：局長，想問剛才你提到其中一個修訂方向是要當地中央機構提出移交逃犯請求，這個限制是否只限於內地，抑或是所有適用的地區或司法管轄區？還有這個做法是否透過在立法會提CSA（修正案建議）的方法去做？還是在立法會作出一個口頭承諾的方式去做？如果是，會否被人覺得是口講口賠？ 保安局局長：根據聯合國決議，都認為需要某一個司法管轄區的中央機關提出（要求）。所以參考了有關的做法，雖然我們這個草案不是針對內地，我們是在說世界上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所以我們都會有相應的要求，由某一個司法管轄區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由它一個屬於中央級別、可以代表它的政府提出這個要求和作出承諾的有關單位。 記者：是以甚麼形式去提出？是不是在立法會用修訂CSA（修正案建議）的形式提出？ 保安局局長：現在我們和20個司法管轄區簽的（長期）協議的做法都是類似，大家都是由當地的中央機關或者可以代表政府的機關去提出。這個做法都會是一樣，當然在立法會（審議）時，我們都可以在政策聲明中說明。 記者：門檻由三年增加至七年後會有甚麼罪行被剔除？有些說法是提到剔除包括重婚等的罪，其實你認不認同有些說法是這樣做會傾斜商界？另外就着提升到七年，亦有些說法是因為政府一直說要堵塞漏洞，不要令香港變成罪犯的天堂，會否變成「較輕微罪犯」的天堂？其實這個邏輯是怎樣說得過去？ 保安局局長：第一，剔除的罪行大致上我們看到是有七種罪行。這都是因為我們回應了社會的意見，因為這是一個補充措施，所以是處理一些最嚴重的罪行。如果我們由原本建議（罪行刑期門檻）超過三年，改成我們現在建議七年或以上，最主要有三類罪行不能處理。第一種是刑事恐嚇，因為它的最高刑罰是五年；第二種是放棄槍支交給一些無牌的人士，因為這個罪行的最高刑罰也是五年；第三類就是關於一些色情活動，例如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或者管有兒童的色情物品，以及利用16至18歲以下人士製造一些色情物品，這些罪行的最高刑罰都是五年。所以，我們分析總共有七個罪行，就是屬於剛才我告訴你們的三種類別。 記者：建制派今早聯署提出要求，為甚麼政府那麼快便聽他們的意見，是否像民主派所說是「扯貓尾」和傾斜商界？第二個問題，剛剛你說到追溯期，可否再仔細說說是否會考慮訂立追溯期？如果不引入的時候，可能有些愛國愛港的商人都會被引渡去其他地方？ 保安局局長：我們聽了不同的意見，有些要求我們將（罪行刑期門檻）由三年提升至五年，有些是提升至七年，有些是提升至十年。我們要知道這個門檻的提高其實適用於所有人犯的罪行。而剛才我告訴你所剔除的七項罪行，其實都是一般人犯的罪行。我們是聽了不同的意見，綜合考慮之後，特別有些在這方面有研究的人士，都有提及過我們應該處理一些最嚴重的罪行。所以都是聽了不同意見、綜合考慮，我們認為取得平衡點，就是一個最適當的做法。 記者：你剛剛提到由中央機關提出，究竟特首是否可以拒絕中央提出的請求？因為現行的條例，特首可以拒絕移交國民，那日後如果是中央提出請求，香港特首能否say no（拒絕）呢？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說到加強限制，我們的理解就是你日後會用一些行政手段處理這事，其實有沒有法律的效力？是否代表日後特首可以決定何時、哪個個案做，另外一些個案就不做呢？法庭可否挑戰？另外，你從來沒有評論其他國家的司法狀況，如果你覺得只是評論中國不公平的話，或者你可以說不同地方的司法狀況，究竟是否適合這樣一次過那麼大的改動？ 保安局局長：希望每一位問一至兩條問題，大家公平些。首先，在我們現有的制度，我們說得很清楚，行政長官是絕對有權處理或者不處理任何個案。因為我們與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如果沒有長期協定，是沒有責任的。而且行政長官在履行她在《逃犯條例》之下的任何決定或責任，必須按照《逃犯條例》的條文，亦必須守法。所以（行政長官）作出的任何決定，除了受《逃犯條例》限制外，亦要符合香港所有法律才可作出決定，這是第一點。第二，聯合國的範本亦說明移交逃犯時，如果某一個司法管轄區提出要求時，該司法管轄區要作出一些保證，這是國際的通行做法。現在我們所提出的亦是根據這一個國際通行的做法，要求移交逃犯的要求方作出這些保證。這些保證會寫在雙方的協議上，協議會交予法庭，法庭審議的過程中亦會檢視協議內容，所以當然它是有法律效力，因為法官會判斷整個移交過程是否除了符合《逃犯條例》外，還要看符合協議所提到的事情。 記者：你剛才提到要中央機構才可提出這個請求，那麼台灣殺人案是否由士林地檢署提出請求便可？ 如果是澳門的劉鑾雄案，是由澳門法院提出請求便可，或是由某一指定機構提出？另外提到一些限制，例如要求引渡一方要確保有公開的審訊，並要有律師代表。如果引渡後，該司法管轄區沒有這樣做，特區政府可以怎麼做？ 保安局局長：我剛才說的是接受一個可以代表該司法管轄區提出這個保證，在聯合國範本中提及的「中央級別」機構。所以每一個司法管轄區如何決定哪些機構可代表該地區作出此承諾，當然我們是按每一個司法管轄區的情況而決定。事實上全世界共有190多個司法管轄區，雖然我們與20個司法管轄區簽署了（長期）協議。所以我們與眾多的司法管轄區商討移交協定時，會問清楚該機構能否代表該司法管轄區作出這些承諾。 記者：台灣是哪一個代表？ 保安局局長：我們會商討。我們在商討時，對方會告訴我們，我們便會在協議中決定這個承諾是否可以接受，主要是這樣。 記者：今次是否最後一次微調，不會再有修改空間？ 保安局局長：我們綜合考慮後，認為我們現在提出的方案是最適當的。 記者：剛才你提到把三年提升至七年，為什麼彰顯公義的界線可以改變？是否傾斜商界，為了夠票通過？ 保安局局長：由超過三年（罪行門檻）提升至七年（或以上），是適用於所有人。剛才我所說的罪行是不會處理的，因為未至最嚴重（罪行），例如恐嚇，非法把槍支給予無牌人士，甚至一些色情（罪行）。這些與商業運作無關，亦適用於所有人士。 記者： 剛才我問你，如果引渡時，引渡一方保證了會有公開審訊或有律師代表，但最後引渡後沒有的話，特區政府可以怎麼做？今次是否與建制派「扯貓尾」？ 保安局局長：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已回答，所以我不再重覆。因為我們是聽取了不同意見，不同界別，甚至有學者均提出這些意見，甚至有些是有法律背景的人士都認為我們應該處理一些最嚴重的案件，所以我們覺得既然有這些意見，而且畢竟個案移交是一個補充方案，是要謹慎（處理）的，所以我們採用這一個平衡點。第二，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和我們簽署這個協議，而這個協議是要經過兩地法院（裁決），是一個嚴肅、莊嚴的協議。聯合國的範本亦要求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簽署這種協議，而簽署這個協議，當事人是知道的，兩地的法庭亦都知道，在公開聆訊時，大家都可能知道，所以在陽光下，甚至傳媒廣泛報道下，我深信這些承諾必然會履行。如果不履行，它（該司法管轄區）亦不應該簽（協議）的，我亦未聽過有一個國家簽署（協議）後沒有履行，當然，如果它不履行，我們可以進行交涉，而國際上亦會對它作出批評的。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