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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24.6.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二十四日）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后，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多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在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作了一个简介，报告我们的工作进展。在法改会自一九八二年成立以来，推出了６６份报告，其中一个不需要修改法律，余下的６５个当中，有３５个已经全面落实，有２４个已获部分落实或者正在考虑之中。在二○一八年年初至今，法改会推出了五份谘询文件，以及一份报告书。我们会尽量做好工作。今日这个年度报告，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告，表达法改会和立法会对落实报告书进度的关注，亦希望通过年度报告，我们能更积极地落实报告书的建议，或作出相关的回应，让政府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多谢各位。 记者：就《逃犯条例》方面，会否考虑修改字眼，用「撤回」而不是用「暂缓」，会否回应社会上一些示威者的诉求，不检控参与六月十二日的集会人士？ 律政司司长：在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政府已经停止在立法会大会的审议工作，我们亦没有一个既定的时间表，政府亦不会贸然重新再重启这项相关工作，所以如果到明年七月立法年度过了后，条例草案将失效，政府亦会接受这个情况。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此再重申，作一个决定检控与否，律政司的工作是独立、不偏不倚地去做。换句话说，无论任何人对当日的事件或哪一天的事件也好，他如何说该事件或情况是或不是一个暴动，律政司的工作也是独立，是按法律、看证据，按我们的《检控守则》检视是否达至一个合理定罪机会的验证标准，我们才会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所以现时没有人可以说会或不会作出任何检控。 记者：政府其实在明年亦不会再做移交逃犯的修例工作，但现时建制派也表示，如果政府觉得可以修复社会，他们的支持者也会理解政府用「撤回」的字眼，政府会否考虑用「撤回」的字眼去增加社会对政府的信心？ 律政司司长：我会这样去看这件事，我们不要斟酌该词语，其实大家今次关注的，是大家在理解上，或者有些关注点可能觉得政府未曾足够去处理。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将会发生或日后的情况大概会怎样，其实大家也会知道，也差不多等同大家所要求的情况，所以我希望不要斟酌字眼。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6月24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20时07分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的落实情况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4.6.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的落实情况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今次是我第二次根据本事务委员会于二○一二年建议订立的机制，以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主席的身分，向本事务委员会汇报法改会报告书内建议的落实情况。 作为律政司司长和法改会主席，我十分重视保持香港的法律与时并进，亦相信本事务委员会及立法会其他各个事务委员会可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落实法律改革的工作。 我本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法改会其他成员，不但重视挑选合适的课题供法改会考虑，同时亦持续向政府相关决策局和部门强调回应和跟进法改会报告书的重要性。 主席和各位委员应已收到一份供今次会议讨論的资料文件。这份文件以列表形式，列出法改会自一九八二年发表第一份报告书以來每份报告书的落实详情。法改会合共发表了66份报告书，就民事和刑事不同方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提出改革建议。 在这66份报告书中，有一份报告书建议对法律不作改变，其余65份报告书的落实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類别： （一）35份报告书的建议已获全面落实，即65份报告书的53.9%； （二）8份报告书的建议已获部分落实，即65份报告书的12.3%； （三）16份报告书的建议正在获考虑或在落实之中，即65份报告书的24.6%； （四）3份报告书的建议不获政府接纳，即65份报告书的4.6%；及 （五）政府就3份报告书的建议，表示无意在现阶段落实，即65份报告书的4.6%。 至今的确仍有部分报告书并未以立法或其他方式落实。但我可以向各位汇报，在65份建议作出改革的报告书中，已全面或部分落实的报告书合共有43份，共占65份报告书中的66.2%，亦有24.6%即16份报告书现正由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考虑或落实中。 整体而言，在过去一年落实法改会建议的工作有正面的进展，包括以立法形式落实某些建议。 举例说，为了落实二○○九年十一月发表的《刑事法律程序中传闻证据报告书》的建议，律政司在二○一八年七月四日向立法会提交了《2018年证据(修订)条例草案》，以落实法改会在此报告书中的建议。立法会已成立了法案委员会审议条例草案。律政司会继续协助法案委员会的工作，以完成立法程序。 此外，就二○一二年五月发表的《集体诉讼报告书》，律政司成立的跨界别工作小组已于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举行了第二十五次会议，工作小组下的小组委员会亦于二○一九年五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三十一次会议。工作小组及小组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工作，在完成研究后，工作小组将提出建议，以供政府当局考虑和定出未来路向。 再者，为了落实法改会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发表的《慈善组织报告书》，在民政事务局的协调下，相关决策局和部门在参考法改会报告书、《审计署署长第68号报告书》及政府账目委员会第68号及第68A号报告书的建议后，于二○一八年八月一日推出一系列行政措施，以提高慈善筹款活动的透明度、保障捐款人的利益和利便进行慈善筹款活动。该等措施包括： （一）把所有在二○一八年八月一日或以后提出申请并获批准的慈善筹款活动或慈善奖券筹款活动的举办机构所提交的经审计帐目上载至「香港政府一站通」内的筹款活动专页，以供公众参阅； （二）推出电话专线以供市民查询或投诉有关团体在公众地方举行的慈善筹款活动；以及 （三）社会福利署、民政事务总署及食物环境卫生署已共同制定一份新的《慈善筹款良好实务指引》，取代社会福利署早前发出的指引，并会加强宣传，鼓励慈善机构采用。 还有，立法会已于二○一七年六月通过《2017年仲裁及调解法例（第三者资助）（修订）条例》，以落实于二○一六年十月发表的《第三方资助仲裁报告书》。为了确保受资助方得到应有的保障，在二○一八年五月获委任的《授权机构》在作出公众谘询后，在二○一八年十二月发出《第三者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另外，在二○一八年八月获委任的《谘询机构》，负责监察及检讨第三者资助仲裁条文的运作，包括落实《第三者资助仲裁实务守则》。《修订条例》中有关第三者资助仲裁的条文已于二○一九年二月一日实施。至于第三者资助调解的相关条文，将待进一步谘询调解督导委员会及其他持份者后，才决定生效日期。 此外，就刚于今年四月发表的《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报告书》，保安局建议今年七月在有关事务委员会作讨论，之后展开谘询，并会尽快提交条例草案予立法会审议。 法改会和我本人均十分重视报告书的建议能否获得有效地落实。首先，法改会每次开会，落实进度必定会在会议议程之上。就此，法改会须与各政府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保持定期联系，要求它们提交最新的落实进度报告，而这些进度报告亦会上载到法改会的网站，以便公众查阅。 我会继续与法改会的成员、本事务委员会和立法会其他各个事务委员会合作，一同监察落实进度。最后，我亦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本委员会以及立法会所有议员一直对法律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多谢主席。 完 2019年6月24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19时37分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只有中文）
22.6.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二十二日）出席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后，与传媒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政府在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不足，引起社会的矛盾和纷争，作为政府团队一分子，我在此向大家真诚致歉。政府会继续以谦卑的态度，聆听大家的意见，亦会以谦卑的态度，继续接受批评。我们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能够尽量回应社会的要求，多谢。 记者：之前行政长官用新闻稿回应，市民都觉得不够诚意，为何你昨日仍会用网志回应？第二，市民对示威者或会被检控一事很不满，会否加快处理检控程序，尽快交代这件事，平息民愤？ 律政司司长：因为工作上的安排，这是我第一个出席的公开场合，所以我希望今日亲自向大家致歉。请问你提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记者：市民对示威者可能会被检控一事很不满，律政司方面会否加快处理检控程序？ 律政司司长：我在此趁机向大家说明一下，一个事件，无论有否被任何人定义为一场暴动，都不会影响律政司的检控工作。律政司进行检控时，一定会按照法律，看相关证据，以及跟随《检控守则》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理解这一件事情。第二，我们作出检控决定时，会按照《检控守则》的指引，独立、不偏不倚、无畏无惧（来处理），单看证据。除非有充分被法庭接纳的证据，令案件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tion），我们不会作出检控决定，所以我们有相关方法进行工作。当我们收到文件时，一定会尽快处理。我亦相信，整个政府团队都会尽快按照现行的机制，尽快处理最近的事情。 记者：香港大律师公会昨日再次发出声明，想要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实你们会否打算进行这些程序？ 律政司司长：政府已提及好几次，我们已经停止在立法会大会的修订工作，我们亦无既定的时间表，政府亦不会贸然重新做相关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就实际的情况有所理解。至于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的建议，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们其实现时在法律或机制上，可以有一个独立机构处理相关的投诉，又或者处理相关有可能涉嫌犯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先用现行的机制来处理事情。 记者：就６１２金钟冲突时，警方所使用的武力，政府现阶段是否不会考虑做一个独立委员会？ 律政司司长：我们现时有机制处理相关的投诉，所以我们应该先考虑用我们现有的投诉（机制）处理，包括监警会等，这些投诉是可以得到一个独立的决定。 记者：想问有关域外法权，是否域外法权的方法完全不可行？现时是否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处理台湾杀人案？ 律政司司长：你刚才提到的域外法权事宜，我想在此强调，扩大香港的域外法权是不能处理台湾这宗案件，这是第一点。至于其他，我们在政府现行的法律机制上，如果不能够将地域的限制移除，其实在现行的法制上我们处理不到台湾这宗案件。 完 2019年6月22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13时36分
律政司回应法律界人士游行
6.6.2019

就部分法律界人士今日（六月六日）游行，律政司发言人发出以下声明：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的目的，是处理台湾杀人案，同时堵塞现行刑事司法互助制度的漏洞。 香港的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互助机制参照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指引和条约范本，并且符合国际通行的人权保障原则。按照《条例草案》订定的特别移交安排，在保障涉案人方面只会比现行《逃犯条例》规定的更多，而不会减少。 政府在处理移交逃犯请求时一直根据极为严谨的程序，现行条例订明了适当的人权和程序保障，以及行政和司法的多重把关角色。行政审查包括由律政司审视请求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行政长官考虑律政司意见后的决定；而司法审查包括法院公开聆讯、涉案人可就行政长官的决定申请司法复核（注一），也可就法院的拘押命令申请人身保护令（注二）。 《逃犯条例》生效至今差不多二十二年，一直行之有效，平衡了缉捕逃犯及保障人权两方面的需要。 《基本法》第八十五条在宪制层面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同时，法官的任期亦受到《基本法》第八十九条保障。 更重要的是，法官的独立性也反映于庄严的司法誓言当中，每一位法官作出司法誓言时均会承诺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并主持正义。律政司深信司法机构和全体司法人员必定会继续公平、公正地依法审理案件，不受任何干预。 注一：行政长官的授权进行书和移交决定可被司法复核，案例见Robert Henry Cosby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1999] HKEC 691, Cheng Chui Ping v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HKCU 5. 注二：人身保护令的例子见HO Man Ko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2011] HKEC 1037. 完 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20时00分
律政司司长及保安局局长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2.6.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六月二日）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 记者：就最新的修订加入的人权保障，现时做法是在协议上，用行政指令的方式在签协议时才加入，很多意见指是否可以在法例上写明，让法庭如果在审判时可以清楚知道有这些人权保障，确认了有人权保障才进行移交，怎样看要将探视权写进在法例上？ 律政司司长：其实相关的人权保障，如果在具体个案需要加入时，将会在安排上（加入），而申请方和香港将会签署。所以现时保持一个灵活性，在处理不同地方的申请和不同的个案时，去考虑是否需要加入，是更加灵活，更加有效。 记者：为什么那么强调那个灵活性，而不是选择写进去（法例），更加释除疑虑，更加有助公众支持这个条例，要那么强调灵活性？第二，其实想问台湾方面，到底政府要研究到何时才知道哪一个是属于台湾的中央机构？还有，陆委会已经用一个那么准确的名词，即是反而要政府不如悬崖勒马，又认为修例是无补于事。 保安局局长：我们现在所希望做的是与未有长期协定的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都可以以个案的形式移交（逃犯），即是说我们与超过百几个国家，如果真的有一个适当、严重的案件，我们可以利用个案方式与它处理它的移交请求。我们亦明白世界上有不同的法系的国家，有普通法、大陆法系，亦都有些是综合性的，我们必须要让我们有一个灵活性的处理。而在联合国的决议案，包括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七年的，都是要求大家尽量将移交逃犯方面的制度或一些协议尽量简化和令它有效，我们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至于台湾方面，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协进会」（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和「策进会」（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的平台，希望大家商讨这件事。希望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是没有法律去处理台方的司法互助要求及移交逃犯，因为现在的法律是不适用于台湾，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个阶段违反香港法律，给（台方）我们法律未容许的一些资料。但在法律容许的资料，其实我们已提供了。当然如果我们法律真空填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给一些更充分的协助及安排移交逃犯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做好了我们的法律基础之后，我们都会通过「协进会」和「策进会」的平台继续推动。我亦留意到台方都是认同疑犯是应该面对法律制裁，以及司法互助这方面，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做。 记者：局长，你刚才提到那两个（「协进会」和「策进会」）只是一个平台，你应该选定台方一个最高的检察部门去处理这宗案件，而它们应该有这个最高的单位去处理，是否还未可以指出？ 保安局局长：一向我们与台方的沟通都是经过「协进会」及「策进会」，多年来我们都是用这个平台去沟通，在沟通不同的事情，譬如以前我们签订一些协议，都是用这个平台，都是有效的，我们希望用这个平台，通过大家沟通，在我们有法律基础之后，大家可以处理这方面的移交请求及司法互助。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6月2日（星期日） 香港时间13时10分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开场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31.5.2019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开场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讨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相关事宜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各位议员： 特区政府的团队，包括律政司、保安局的同事很高兴出席今天的特别会议，就杨岳桥议员提出的《2019年侵害人身罪（修订）（域外法律效力）条例草案》，以及特区政府提交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进行讨论，特区政府衷心希望今天能够和议员有理性的交流，听取意见。我会先就第一项议程有关杨议员的私人条例草案发言，接下来我会请保安局局长就第二项议程整体介绍《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 杨岳桥议员的私人条例草案动议修改《侵害人身罪条例》，在条例加入第55A条，赋予特区法院域外司法管辖权审理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于香港的人在香港以外地方触犯8项与谋杀有关的罪行。 首先我就以上相关的修订讲讲关于刑事追溯力的问题。以上有关申请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建议涉及刑事溯及力，我们简称追溯力的问题，即使修订法例，由于法例令在外地发生的行为变成香港法律下的刑事罪行，有关条文只能用于法例生效后干犯的罪行，而不能处理在去年发生的台湾杀人案，否则便会违反《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1）款关于「刑事罪及刑罚没有追溯力」的要求。坊间有些説法认为谋杀罪属于《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2）款所述「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的例外情况，并主张《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1）款的刑事溯及力的保障不适用，我们不同意这个説法。第12条第（2）款是源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2）款。根据对该公约的权威论述，该条款提述的「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所指的是根据有效的习惯国际法构成的犯罪。 另一方面，《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1）款，对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香港法律及国际法均不成罪者，不为罪。换言之，正如在第12条第（2）款一样，在该条第（1）款中对「国际法」的提述也构成了对该条所保障的有关权利的一种限制：虽然根据可适用的国家法律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只要依照当时有效的国际法构成了犯罪，那么就可以据以认为其犯有罪行。根据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权威论述，该条款提述的「国际法」是指国际条约法及国际习惯法。因此，《人权法案》第12条的例外，涵盖国际条约法或国际习惯法视为有罪的行为。 一九四六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1条的危害种族之行爲是国际条约法中规定的刑事犯罪的一个例子；至于习惯国际法构成的犯罪，包括战争罪、反人类和反和平罪、以及奴役和酷刑等类似的违反国际法的行爲。故此，第12条的例外并不包括一般的谋杀；即使谋杀在很多地方都认定为犯罪，但它不属于根据国际条约法或习惯国际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换言之，《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2）款所述「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的例外情况，或第12条第（1）款所述的「国际法」，对一般谋杀罪并不适用。 主席，我想就另外一点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而香港也是沿用普通法的法域，在刑事司法管辖权方面奉行一个「属地原则」，一般只会在全部或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境内，才会行使司法管辖权。换言之，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法例才会赋予香港法院权力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权。其中一个例子是基于履行某些国际义务而延伸刑事管辖权至境外。譬如《刑事罪行条例》第153P条便赋予香港法院域外司法管辖权，审理身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于香港的人于境外干犯以未满16岁儿童为对象的指明的性罪行。该条文的立法原意，是要打击涉及儿童的性旅游活动，以作为履行香港适用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中一项措施。 坊间亦有提到就《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而言，条例订明包括盗窃、欺诈、勒索第18项罪行，以及串谋企图犯这些罪行，即使部分犯罪行为在香港以外发生，如果某一些有关事情是在香港境内发生，特区法院亦有司法管辖权，该条例亦符合香港一贯沿用的「属地」管辖原则。 修改《侵害人身罪条例》，让香港法院对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就他们完全在境外干犯关乎谋杀的罪行使管辖权，便会偏离特区一贯沿用的「属地」管辖原则。 第三点我亦想就实际执行的问题跟大家讨论。除了上述的原则性问题外，就完全发生在香港境外的谋杀罪行行使管辖权，也涉及取证和检控一方履行披露材料责任的实际问题。由于犯罪行爲发生在境外，我们必须向犯罪地的政府机关寻求司法互助，以取得证据，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即使拿到证据，证据材料能否符合香港特区法院采纳和接纳证据的要求，亦是另一个重要和实际的问题。加上在刑事检控的法律程序中，检控一方有披露材料的责任，由于证据来自境外及大部分调查过程在犯罪地发生并由当地的执法机关负责，香港控方难以确保犯罪地机关会披露所有相关材料。尽管控方对此没有过失，然而被告人可以基于没有获得应予披露材料引致无法得到公平审讯的理由，申请永久搁置法律程序。 经过谨慎考虑，我们认为特区政府提交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方案较为可行，它尊重由犯罪地进行管辖的原则，透过修改《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完善个案的司法互助机制，在适当保护人权的前提下，加强打击犯罪，做法也符合特区政府一贯的司法互助的政策。 主席，我就第一个议题在此发言完毕，我希望现在可以请保安局局长继续发言。 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律政司司长出席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招待会的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4.5.2019

律政司司长出席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招待会的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二十四日）在出席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招待会的致辞全文∶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林（文瀚）法官丶（香港贸易发展局）罗（康瑞）主席丶各位嘉宾： 1. 欢迎各位！很高兴再次回到会场参与2019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招待会。 2. 「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自2009年啓动，今年刚满十周年。常言道「十年人事几番新」，於2019年，律政司在香港推动调解的举措可谓再献新猷。 3. 继今年一月，我们成立了普惠避免及解决争议办公室(Inclusive Dispute Avoidance and Resolution Office，IDAR Office)，进一步加强统筹实施包括调解的替代争议解决措施之後，今天，我们将正式啓动IDAR Office的Facebook丶LinkedIn和微博帐户。 4. 调解与社会大衆息息相关，而这三个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广受香港内外的用户欢迎，并且能覆盖社会上不同的专业和群体，向他们广发有关调解的信息，让我们更迅速「贴地」与大家分享有关调解的活动丶宣传调解的好处等等。不久将来，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展IDAR Office的社交媒体平台，涵盖有关仲裁和国际组织及法律合作等事宜。 调解的发展 5. 说到调解的好处，相信在座各位已在今日调解论坛听过各位讲者的精彩分享，对调解的优势及在各个范畴的应用有一定掌握。这里我只重点分享律政司在香港持续推动更广泛使用调解的各种措施。 (1) 法律及法庭实务指示 6. 2013年生效的《调解条例》，为调解订立规管框架，亦为以调解解决争议提供一定法律保障，从而鼓励和促进调解。例如《调解条例》订明，调解通讯一般不得披露或接纳为呈堂证据，让双方可安心在解决争议过程中畅所欲言。 7. 2017年，香港成为亚洲首个制定道歉法例的司法管辖区。《道歉条例》的目的是鼓励道歉丶减少诉讼，与调解的理念相符。《道歉条例》规定，在大部分民事法律程序中，道歉并不构成承认过失或法律责任，亦一般不应接纳为不利於道歉一方的呈堂证据，让争议双方可在享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善用道歉丶坦诚沟通，达至和解。 8. 传统诉讼一般涉及长时间丶高昂费用丶激烈争辩及难以预知的结果。相对而言，调解一般比较符合成本效益。现时法庭《实务指示-31》亦鼓励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采用调解程序，解决彼此争议。 (2) 资历评审 9. 香港调解服务的基建架构稳健成熟，得以配合我们培训调解人才。2012年由多个法律和调解团体成立的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调评会，HKMAAL)，负责制定认可调解员和调解训练课程的标准，并认可已达标的调解员和训练课程。香港的调解员需要经过不少於40小时的培训，并通过考核，才可获调评会认可。目前，香港已有超过1,900名认可综合调解员。 (3)社区配套 10. 社会上有超过30家调解机构，提供调解丶调解员培训等服务。 11. 今天在调解论坛里提及在去年11月开幕的西九龙调解中心是一个例子。市民大衆可以透过调解先导计划，以非常相宜的费用，就适合的小额钱债案件享用调解服务。 12. 另外，去年5月投入服务丶设於湾仔政府大楼的司法机构综合调解办事处（The Integrated Mediation Office）也提供了一站式平台，向诉讼人提供免费的调解前谘询，鼓励他们透过调解解决争议。 (4) 国家政策 13. 今年2月国家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并推动建立共商丶共建丶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优质丶高效丶便捷的司法及法律服务和保障。 14.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深入推进，除了为香港各行各业造就发展空间外，跨地域纠纷(包括投资纠纷和商业纠纷)或将无可避免。不过，这亦预期将为香港的争议解决服务(包括投资调解服务)，迎来机遇处处。 15. 行政长官2018年施政报告施政纲领也指出，要加强与内地当局及香港法律专业丶仲裁及调解等相关机构合作，利便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提供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主要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及竞争力。 (5) 国际调解 16. 展望未来，律政司将继续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推广香港的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为大型投资争端及商业纠纷提供调解服务；并探讨如何让香港的争议解决专业人员能趁机更广泛进入内地和国际的争议解决服务市场，务求将香港的调解服务升格至另一层次，以创新和多元化的解决争议机制为各个行业提供服务。 17. 例如去年10月，律政司与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of World Bank）及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合办亚洲首个有关国际投资法及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技巧的培训课程，吸引约五十位来自十八个不同司法地区的政府人员和争议解决从业员等参与。 18. 我们将恒常举办类似课程，培养一班具认受性的调解员，主力处理国际投资争端。相关详情将於IDAR Office 的社交媒体平台公布。待会请大家给「like」支持IDAR Office的Facebook专页，紧贴律政司筹办的调解活动的最新动向。 「调解为先」承诺书 19. 为鼓励更广泛使用调解解决争议，以及加强社会各界对调解作为争议解决方法的认知，律政司一直积极举办各种活动。例如今天的「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就是每两年举办一次。上一次2017年的「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首次推出星徽奖励计划，鼓励承诺人履行「调解为先」承諾书，主动以调解解决争议。 20. 今天律政司将首次为符合准则的「调解为先」承诺人颁发星徽，表扬承诺人有功於推动和实际采用调解。待会，我将与林法官和罗主席颁奖给成功「摘星者」，共同分享喜悦！ 21. 今年的「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上午部分专业和深入讨论体育调解丶以调解促成交易和投资调解的议题；而下午部分则为用家主导，以轻松手法(例如短剧丶armchair discussion)探讨调解在社区和不同行业的应用，相信大家获益良多。在此，我感谢各位讲者，在百忙之中拨冗与我们分享，亦感谢调解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和委员会辖下公众教育及宣传小组委员会成员。因为他们的热心投入，才能成就今年的「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成功举办。 22. 今晚另一个重要环节，是邀请不同机构签署「调解为先」承诺书，表示遇上争议时，愿意先尝试探索采用调解解决争议。目前，现有及新签署的「调解为先」承诺书承诺人已累计超过650家，我为此感到非常鼓舞。待会，我和林法官和罗主席将乐於见证各位新承诺人上台签署「调解为先」承诺书的重要一刻，感谢您们表态支持优先探索使用调解！ 23. 最後，我衷心感谢今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的所有支持机构，包括司法机构，还有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士，多谢你们对香港调解的贡献和参与。我亦要感谢律政司调解小组的同事，他们不但专业丶有效率，而且出心出力，将今日的活动举办得非法成功。只因你们和香港法律界及调解社群的鼎力支持，香港调解和调解服务的发展才能再创新天丶潜能尽展，迈向更多个精彩十年！ 24. 我期望各位日後继续支持和参与我们调解的活动！祝各位周末愉快，多谢各位！
律政司司长及保安局局长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31.5.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后，与传媒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多谢今日这么多记者到来，我首先在此代表政府多谢保安事务委员会今次可以给予我们一个机会，让政府可以通过这些特别会议，就修订的条例可以作出一些解说，再详细理性地讨论，将我们的目标、如何运作和我们希望达到的成效可以与大家分享，所以我很感激今日有这个机会。不如我们先听听大家的问题。 记者：有关公平审讯的原则，昨日局长也讲过，就是提出在移交时加入多些限制，包括公平审讯、公开审讯、律师代表等，如何确保请求移交的一方可以遵守这些要求？如果无法遵守，特区政府有没有任何方法，因为已经移交了，可以有任何方法补救？另外亦想问局长，你曾经讲过为何要修例是因为不想香港市民跟严重的罪犯，包括性罪行的罪犯，共处在一个社会而构成安全风险，为何现时提高了移交的刑期门槛之后，这些罪犯包括儿童性罪行的罪犯是否继续与香港人生活则没有问题？ 律政司司长：我或许先就第一点作一个简单的回应。事实上，其实当一个地方申请移交逃犯时，我们会跟他们达成一个移交的安排。如果对方不愿意落实移交安排中的相关要求，他们也不会同意做这个安排，而如果他们不同意，香港也不会签署。所以在移交安排上的保障我们会写得很清楚。毕竟这是一个地方、一个政府承诺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他们会落实在安排上所答应的事宜。假若真的没有符合在安排上同意的条件时，香港政府一定会与相关的地方跟进。 保安局局长：或者我都补充一下，中国和55个国家都签订了引渡协议，其中也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如果我记忆正确，以及葡萄牙，而且在过去有关的引渡安排都是畅顺的。所以希望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国家和中国都有这个协定。如果在亚洲地方，我记忆中南韩也有。所以在这些运作方面，以前是发生过，而且亦大致畅顺，没有问题出现。 另外，关于移交罪行门槛由超过三年提升到七年（或以上），我们是听了不同人士的意见。现时的制度是由「零」（处理变到）可以处理到，变成严重罪行可以处理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务实地去看我们这次将这个草案提交给立法会的目的。现在来说，我都在刚才的保安事务委员会说了，我们自己有五宗案件，包括台湾杀人案，因为现时的法律和制度而处理不到。四宗是凶杀案，四宗里面，不幸地死者都是香港人。我们以前亦因为现时的条例做不到一个有效的个案移交，而拒绝了八宗（移交请求）。大家要思考我们是否由永远都「零」处理，变成起码可以处理一些较严重的罪行呢？我们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移交罪行门槛）是超过三年的，但是不同的人士，包括法律界和学者也说，因为个案式移交是一个特别的安排、补充的安排，我们由「零」变成可以做到，都应该谨慎去处理一些严重案件，所以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意见。那什么叫做「最严重的案件」？我相信大家香港人都明白，在高等法院原讼庭，一般审理的都是一些最严重的案件，所以我们这次便将它（移交罪行门槛）修订为七年或以上，就是这样。 另外有些性罪行，当然每一次的门槛提高，现实就是永远都有一些案件处理不到，这是平衡点。但是有一些性罪行，如果受害人士是16岁以下，我们有域外司法管辖权。如果我们将司法互助条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都成功修订了，我们更加可以利用司法互助去要求当地提供证据给我们，更加能协助我们在法律上有域外司法管辖权，针对16岁以下的性受害者外，我们还可有更多的证据检控他（疑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尽量努力中。 记者：司长，想问以你理解台湾最高的司法机关是哪个？另外想问特首可以要求加入无罪假定、公开审讯，以你的理解内地如何处理这些要求？若内地方面拒绝的话，特首是否都会拒绝移交？ 保安局局长：或者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当我们与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去谈个案移交，当然我们首先会问清楚（对方）是否有一个代表性的一方，因为它要作出的承诺必须是要有能力作出的，所以我们与每一个司法管辖区谈及个案移交的时候，会与对方弄清楚这个问题。 记者：台湾方面能否name（指出）哪一个司法机构是最高的？ 保安局局长：当我们商讨的时候就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司法管辖区的运作都不同，我们当然在商讨每一个个案时，都会弄清楚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内地如何了解公开审讯、无罪假定的要求？他们如何处理？会否拒绝移交？ 律政司司长：其实当行政长官启动移交程序时，首先要跟申请的地方进行一个协商，达成一个移交安排。移交安排中，香港政府可以就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案件而加上一些要求。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几类情况，我们也会考虑在安排中是否需要放进去。每一个地方就公开审讯和无罪假定，据我的理解，很多地方也有同样的理解，因为这是国际上也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所以在安排上我们可以加入这些条件，亦可以考虑到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在列出来的（条件）外，再加入其他（条件），在安排上我们可以处理。 记者：（有关六月二十七日） 保安局局长：我们尊重立法会在审议方面的任何安排。 记者：港人回内地审讯的时候，如何确保他们有公平的审讯，是否可上诉？ 保安局局长：我刚才已回答，我们在协议中会要求它作出承诺。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6时10分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开场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31.5.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讨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相关事宜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各位议员： 特区政府的团队，包括律政司、保安局的同事很高兴出席今天的特别会议，就杨岳桥议员提出的《2019年侵害人身罪（修订）（域外法律效力）条例草案》，以及特区政府提交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进行讨论，特区政府衷心希望今天能够和议员有理性的交流，听取意见。我会先就第一项议程有关杨议员的私人条例草案发言，接下来我会请保安局局长就第二项议程整体介绍《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 杨岳桥议员的私人条例草案动议修改《侵害人身罪条例》，在条例加入第55A条，赋予特区法院域外司法管辖权审理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于香港的人在香港以外地方触犯8项与谋杀有关的罪行。 首先我就以上相关的修订讲讲关于刑事追溯力的问题。以上有关申请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建议涉及刑事溯及力，我们简称追溯力的问题，即使修订法例，由于法例令在外地发生的行为变成香港法律下的刑事罪行，有关条文只能用于法例生效后干犯的罪行，而不能处理在去年发生的台湾杀人案，否则便会违反《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1）款关于「刑事罪及刑罚没有追溯力」的要求。坊间有些説法认为谋杀罪属于《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2）款所述「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的例外情况，并主张《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1）款的刑事溯及力的保障不适用，我们不同意这个説法。第12条第（2）款是源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2）款。根据对该公约的权威论述，该条款提述的「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所指的是根据有效的习惯国际法构成的犯罪。 另一方面，《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1）款，对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香港法律及国际法均不成罪者，不为罪。换言之，正如在第12条第（2）款一样，在该条第（1）款中对「国际法」的提述也构成了对该条所保障的有关权利的一种限制：虽然根据可适用的国家法律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只要依照当时有效的国际法构成了犯罪，那么就可以据以认为其犯有罪行。根据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权威论述，该条款提述的「国际法」是指国际条约法及国际习惯法。因此，《人权法案》第12条的例外，涵盖国际条约法或国际习惯法视为有罪的行为。 一九四六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1条的危害种族之行爲是国际条约法中规定的刑事犯罪的一个例子；至于习惯国际法构成的犯罪，包括战争罪、反人类和反和平罪、以及奴役和酷刑等类似的违反国际法的行爲。故此，第12条的例外并不包括一般的谋杀；即使谋杀在很多地方都认定为犯罪，但它不属于根据国际条约法或习惯国际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换言之，《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第（2）款所述「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的例外情况，或第12条第（1）款所述的「国际法」，对一般谋杀罪并不适用。 主席，我想就另外一点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而香港也是沿用普通法的法域，在刑事司法管辖权方面奉行一个「属地原则」，一般只会在全部或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境内，才会行使司法管辖权。换言之，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法例才会赋予香港法院权力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权。其中一个例子是基于履行某些国际义务而延伸刑事管辖权至境外。譬如《刑事罪行条例》第153P条便赋予香港法院域外司法管辖权，审理身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于香港的人于境外干犯以未满16岁儿童为对象的指明的性罪行。该条文的立法原意，是要打击涉及儿童的性旅游活动，以作为履行香港适用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中一项措施。 坊间亦有提到就《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而言，条例订明包括盗窃、欺诈、勒索第18项罪行，以及串谋企图犯这些罪行，即使部分犯罪行为在香港以外发生，如果某一些有关事情是在香港境内发生，特区法院亦有司法管辖权，该条例亦符合香港一贯沿用的「属地」管辖原则。 修改《侵害人身罪条例》，让香港法院对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就他们完全在境外干犯关乎谋杀的罪行使管辖权，便会偏离特区一贯沿用的「属地」管辖原则。 第三点我亦想就实际执行的问题跟大家讨论。除了上述的原则性问题外，就完全发生在香港境外的谋杀罪行行使管辖权，也涉及取证和检控一方履行披露材料责任的实际问题。由于犯罪行爲发生在境外，我们必须向犯罪地的政府机关寻求司法互助，以取得证据，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即使拿到证据，证据材料能否符合香港特区法院采纳和接纳证据的要求，亦是另一个重要和实际的问题。加上在刑事检控的法律程序中，检控一方有披露材料的责任，由于证据来自境外及大部分调查过程在犯罪地发生并由当地的执法机关负责，香港控方难以确保犯罪地机关会披露所有相关材料。尽管控方对此没有过失，然而被告人可以基于没有获得应予披露材料引致无法得到公平审讯的理由，申请永久搁置法律程序。 经过谨慎考虑，我们认为特区政府提交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方案较为可行，它尊重由犯罪地进行管辖的原则，透过修改《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完善个案的司法互助机制，在适当保护人权的前提下，加强打击犯罪，做法也符合特区政府一贯的司法互助的政策。 主席，我就第一个议题在此发言完毕，我希望现在可以请保安局局长继续发言。 完 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2时26分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29.5.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二十九日）出席立法会会议后，与传媒谈话内容： 记者：有传媒引述法官指法庭处理的证据很有限，他觉得如果审议一些受争议的人，会受到北京的压力，你觉得当法庭、法官也明言有大压力时，你经常讲的法庭有把关是否真的？ 律政司司长：我或许需要在此讲一讲程序是如何，以及法庭可以如何做。在程序上，有数点需要处理。首先是行政长官的启动，在启动时，如何就个案式的安排处理，其实可以有很多要求，建议修订的条例写明除了在现有法例已有的保障外，个案式安排也可以再加一些保障，但不可以减少，这是安排上第一步可以做的。假若申请要求我们移交逃犯的地方不同意我们的安排要求，我们可以不再跟进。这是第一点大家需要记住。 刚才所讲的安排和行政长官的证明书必须保密，否则便会无效，若然逃犯知悉，我们便无法工作，所以第一步的安排是保密的。但到法庭交付拘押时，文件会被公开，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完成启动程序后，还有第二点，就是律政司审视文件是否齐全，是否可以继续跟进，因为就算启动了程序，也不一定会继续跟进。 接着法庭会申请逮捕令，法庭批准逮捕令及作出逮捕（逃犯）后，然后便进行交付拘押程序。这个法庭是公开聆讯，而法庭的权力是我们现时已沿用了二十二年的《逃犯条例》内全部写明的，需要考虑的保障和事项已经有清晰的案例，大家可以看到。在处理时，我们知道一些法庭会决定（发出）交付拘押令，即说明这名逃犯需要移交，但虽然他认为需要移交，但也不是只由他（决定），这点我容后再说。也有案例是法庭认为不需要移交，而该逃犯获即时释放。当法庭作出这个命令，认为要作出释放时，这位人士便立即获释放，行政长官也不可以再做任何事，这个人就即时释放。 但如果法庭认为需要作出移交，行政长官有一个最后的决定，就是要发出一个移交令。就这个移交令，行政长官可以考虑的事宜是不限于《逃犯条例》内的保障，例如基于人道原则，又或该名人士有特殊情况。这些保障在现时的法例上，已经写明行政长官可以考虑。在行政长官的最后阶段，就算法庭决定要移交，行政长官仍然可以因为这个特别个案的情况，可以决定不移交，行政长官有这个权利的。 有一点大家亦要知道，行政长官发出的每一个命令，包括证明书启动时，第二步是行政长官的授权进行书，第三步是移交令。在这三步中，每一个行政长官的决定，也是行政决定。所以如果要申请司法复核，该名人士是有权申请的，当然具体是否成功，则要看案件和具体的事实。法庭在交付拘押作出考虑时，案例和条文均写得很清楚，要考虑香港的法律。第一，我们常讲到的双重犯罪原则，即该案情或事件假若在香港发生，是否构成刑事罪行。当然其他所有保障法庭也会听、也会看。至于是否构成一个香港的犯罪，在这里用的法律验证，称为表面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表面证据并不是如普通人所讲的表面那样随便，而是有一个法律原则的。法律原则大致上是指当法庭信纳现时面前的所有证据，即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指令解释事情，可以把逃犯定罪，这才叫做表面证据成立。法庭亦曾试过，如我刚才所说，认为需要移交，亦有一些个案，认为不需要移交。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7时46分
立法会十六题：监察作慈善用途的遗产的管理事宜
29.5.2019

以下是今日（五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书面答复： 问题： 已故龚如心女士遗产包括资产净值高达1,370亿港元（截至去年八月）的华懋集团。二○一五年终审法院裁定，华懋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是该笔遗产受讬人（受讬人）而不是以无条件馈赠形式接收有关遗产的受益人，并要求律政司筹备成立监管机构，确保慈善基金按龚女士遗愿运作，将该笔遗产用作慈善用途。历任及现任律政司司长至今未向法庭提交成立监管机构的计划。此外，近日律政司司长被质疑未履行慈善事务守护人责任，不当处理已故「时钟酒店大王」逾百亿港元作慈善用途遗产，并被入禀追究责任。另一方面，据报由龚女士遗产临时管理人（管理人）主导的华懋集团管治委员会（委员会）近日终止受讬人一位成员的委员职务，原因是该人被怀疑涉内地虚假投资项目及泄露有关委员会向该集团前行政总裁支付「不正常离职补偿」的文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查究受讬人和管理人被指涉及的各项不当动用慈善基金资产行为；如有，结果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会否因应传媒及社会对龚女士遗产有否被挪用的关注，公开交代慈善基金开支状况；如不会，有何具公信力方法，让市民确信政府能有效监管慈善基金运作； （三）为何历任及现任律政司司长，至今仍未订出成立慈善基金监管机构计划；上述遗产何时方可正式投入慈善用途； （四）据报管理人每年收取高达6,000万港元遗产管理费，而由二○一五年至今已收取逾两亿港元费用，政府有否评估在该笔遗产正式用作慈善用途之前，管理人会收取管理费的总额； （五）据报律政司正考虑慈善基金提出撤换管理人要求，考虑结果为何； （六）鉴于律政司司长被批评一再延误及不当处理巨额慈善遗产，以致有关资产迟迟未能作慈善用途，政府有否评估该等事件会否影响公众对律政司司长担任慈善事务守护人的信心； （七）鉴于单单上述两笔巨额慈善遗产估算共约1,500亿港元，政府有否评估有关资产迟迟未能用作慈善用途，对整体社会福利有何负面影响；及 （八）律政司司长在处理慈善事务守护人工作上有何困难及制肘；有何政策避免出现巨额慈善遗产处理失当及被不合理延误作慈善用途等问题？ 答复： 主席： 律政司司长作为慈善事务守护人，角色是维护慈善利益。在这原则下，律政司司长可以介入相关法律程序，并可就慈善信讬的管理事宜向法庭提供协助。如有充分资料或证据显示某一慈善组织可能出现违反慈善信讬或行政失当从而损害慈善组织的实质权益时，律政司会密切留意该慈善组织的管理和营运，并在有需要时作出跟进，包括寻求法庭指示或合适的济助。 就谢伟俊议员涉及已故龚如心女士及余彭年先生的遗产事宜的提问，律政司综合回复如下。 （I）已故龚如心女士的遗产事宜 龚如心女士于二○○七年四月去世时留下一份日期为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自制中文遗嘱。律政司于二○一二年五月以慈善事务守护人的身分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展开诉讼，就二○○二年遗嘱条款的真确解释向法庭寻求指示，以确定该笔遗产的适当管理及最终分配。 终审法院于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颁布判词，一致裁定华懋慈善基金将以受讬人的形式持有全部遗产，而不是以无条件馈赠的形式接收有关遗产的任何部分。 （1）有关遗嘱管理计划的最新发展 律政司一直积极跟进终审法院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判词中就遗嘱管理计划 （管理计划）设定的蓝图，并已就该管理计划作出建议，律政司一直与华懋慈善基金负责人商讨拟备管理计划的各具体事项，希望能尽快完成有关工作，惟双方未能在某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律政司已于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就相关事宜向法庭提交申请，以寻求法庭的裁决或指示，让律政司继续完成余下的工作。该等相关事宜涉及律政司所建议管理计划的恰当性及条文细节，包括成立管理机构以监管华懋慈善基金作为受讬人的事宜。法庭已排期二○一九年六月十三日进行指示聆讯。由于有关法庭程序已经启动，我们现时不适宜公开讨论进一步细节。律政司会继续密切跟进有关情况，以确保能尽快拟定及执行管理计划，按龚如心女士的遗愿处理有关遗产。 现时，该笔遗产的管理权交予法庭所委任的临时管理人。律政司亦已于遗产承办处存档知会备忘，以确保遗产维持现状，直至法庭核准管理计划成立。 （2）有关临时遗产管理人的工作 现时的临时遗产管理人是由法庭任命的专业会计师，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查明和保护龚如心女士遗产下的财产，包括作出合理及必要的查询或开展相关法律程序，以确保该笔遗产得以妥善保存。有关工作亦包括处理华懋集团营运上的相关事宜。鉴于华懋集团的规模庞大，集团旗下的众多公司涉足不同范畴的业务，相关工作十分繁复。临时遗产管理人亦一直致力改善集团管治架构，确保各项公司业务得以运作畅顺。在其职责范围内，临时遗产管理人会调查及跟进其知悉的任何有损该笔遗产的妥善保存和运用的不当行为，亦须定期向法庭、律政司及华懋慈善基金递交报告，交代遗产管理的情况。 作为「法院人员」，临时遗产管理人须就遗产管理事宜向法庭负责，而法庭亦有权在有需要时向临时遗产管理人颁布指令。临时遗产管理人的工作一直受法庭监管，包括审阅其定期提交的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 一直以来，律政司也有密切关注该笔遗产的管理状况及与临时遗产管理人保持紧密联系，包括审阅临时遗产管理人的定期报告、进一步向临时遗产管理人了解相关事宜、按情况及需要要求临时遗产管理人作出跟进和汇报、协助法庭处理临时遗产管理人在过程中提出的法律程序，以及在有需要时就该笔遗产的临时遗产管理事宜向法庭寻求指示。 律政司已知悉基金受讬人其中的委员被暂停在华懋集团管治委员会的职务、华懋集团向其前行政总裁支付的离职补偿，及有关要求撤换临时遗产管理人等事宜。律政司会仔细考虑有关情况，现时不宜作出评论。一般而言，律政司作为慈善事务守护者，如发现任何遗产管理人或受托人有任何不当动用慈善基金资产的行为，可向法庭提出申请寻求适当的济助（包括有需要时撤换有关人士）。律政司会继续密切关注临时遗产管理人就该笔遗产的管理和保存的工作，并在有需要时作出适当的跟进。 关于临时遗产管理人的费用问题，在法庭的委任命令经已有所规定，并受法庭的监督。由于有关命令是在非公开的聆讯作出，在法庭没有颁令披露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透露有关资料。律政司及华懋慈善基金亦有一直审阅临时遗产管理人的收费，倘双方认为某笔费用过高或不合理，可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评定有关费用，以确保临时遗产管理人的费用维持在合理的水平。 律政司司长作为慈善事务守护人，会根据终审法院就遗嘱管理计划设定的蓝图，继续积极跟进实施遗嘱内容的具体安排，包括处理已展开的法庭程序及继续密切留意龚如心女士遗产的管理和保存，以维护及保障相关的慈善利益。 （II）已故余彭年先生的遗产事宜 就有关「时钟酒店大王」（即余彭年先生）的遗产事宜，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在律政司司长作为慈善事务守护人的协助下，于二○一八年三月八日经审讯后颁令余彭年先生的遗嘱有效，及确立遗产的受讬人。由于该笔遗产涉及慈善利益，律政司司长一直关注该笔遗产的管理状况，并会按情况进一步向受讬人了解慈善信讬的管理状况。 至于问题中提及近日律政司司长被入禀一案，原告人声称律政司司长没有履行慈善事务守护人的责任，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律政司不适宜就此案进一步评论。 完 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7时45分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二）（只有中文）
24.5.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二十四日）出席二○一九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招待会后，与传媒谈话的内容： 律政司司长：「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已办了十年，二○一九年共有650间企业签署承诺书，当中有180间企业和机构是今日签署的。今年亦颁发「调解为先」星徽奖励计划大奖，有40个机构获得奖项，表扬他们为推广调解作出很多工作，譬如一些人士学习调解技巧，又或他们在公司或其他人的争议中，尝试用调解处理，这就是今日「调解为先」承诺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宣传一下，希望香港有更多人利用调解服务。 我也注意到，今早我（向传媒）谈话（关于仲裁案）后，知道有人（继续）问及该三宗案件的情况，或许我在此与大家谈一谈。该三宗案件，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不过我都谈一谈。该三宗案件中，有两宗案件，其实在我上任的时候，已向行政长官申报，要做的事情我亦已做完了。另有一宗案件则无须申报，因为在我上任前，已递了辞任信件给相关人士，所以有一宗是无须申报的。大家记得我上任时，都通知过大家，我有很多案件是要辞去作为仲裁员或大律师的工作，该些工作已完结，所以无须申报，但若有一些需要特别（处理）的话，我亦按机制向行政长官申报了，于去年完成相关工作，便再没有其他工作。 记者：你曾申报六宗，刚才所说的两宗是否在最初申报的六宗个案中？当初你说申报的个案都已完成审理，我们发现两宗个案未开始审理，是否你最初讲大话？ 律政司司长：先回答你第一条问题，关于该两宗案件，报纸所说的三宗ICSID（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个案，有两宗是属于该六宗内。我今早用英文说过，或者不太清楚，我再用中文说一次仲裁相关的程序和会发生的事情，让大家可清楚些了解。在仲裁程序中，当开庭后，会有机会作出裁决（award），如果有裁决，整件事就会完结。但是仲裁是一个很长的程序，有时会需要数年的时间，当中有时有一方会申请中间程序或保全措施，或要求对方披露证据等。这些中间的程序都必须申请，之后，我们要听双方的意见后，作出一个决定，英名称为order或direction，这些都是在仲裁程序中经常发生的。所以，在六宗个案中，一些我需要完成裁决，有些我要完成中间指令和命令。 记者：你之前申报的时候，行政长官办公室是描述这六宗案件已经完成审理，即很快接近完成，你如何解释？此外，是哪两宗案件，你可否澄清一下？ 律政司司长：我已忘记编号，但大家可以知道是那两宗。ICSID有一个好处，因为这是涉及投资者和东道国的争议，在网上都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我注意到有些传媒朋友很勤力，在网上找到这些资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譬如一名仲裁员辞去工作时，不等如该仲裁个案一定要完结，因为仲裁员辞去任命时，通常两个当事人都会再委任新的仲裁员，继续审理相关事情。当时有一些我要做的一些决定，譬如我刚才提及的裁决、award，或者是中间的指令或命令、orders、directions，都已经差不多做完，但必须要完成工作，否则对当事人并不太好，所以我们为了完成工作，我向行政长官申请，希望她让我完成这些工作，这样对仲裁的当事人较为公平。 完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22时00分
政府致力推动调解服务（附图）
24.5.2019

由律政司主办的二○一九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今日（五月二十四日）举行，活动先由调解论坛展开，本地和国际有名的讲者出席就调解的最新发展和趋势作专题分享。论坛结束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和嘉宾出席招待会，正式推出社交媒体平台，推动各界对调解的认识，而推广调解服务是律政司的其中一项政策措施。 「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的主题为「调解为先 潜能尽展」，以突显不同类型的争议事宜均适合以调解解决，与会者亦可藉此了解调解员不单有能力促成交易，并且来自多元化的背景。 郑若骅在论坛致辞时表示，律政司致力于本地、区域和国际上推广调解服务。有鉴于全球对调解服务的认知增加，今年的活动延长至全日举行，让本地和国际人士参加者。 在专题讨论环节中，讲者就多项议题进行讨论和分享，包括因应二○二○年举行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和二○二二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调解在解决体育方面的争议的优点，以及调解员在促成交易过程中担任的角色等。 下午的环节开始时，大会安排一套短剧，以生活化的方式介绍何谓调解和当中的过程，并有环节分享在香港不同界别中，以调解来解决争议的经验。 「调解为先」承诺书的招待会随后开始，大会举行社交媒体平台启用仪式，让大众进一步了解律政司推广调解服务的措施，以及举行「调解为先」承诺书签署仪式。 郑若骅在招待会上指，展望未来，律政司会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继续推广调解服务。 此外，律政司于二○一七年设立「调解为先」承諾书星徽奖励计划，鼓励承诺人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或支持调解的使用。符合资格的34名承诺人今晚在招待会的颁奖典礼上获颁星徽奖项。 超过八百名来自私营企业、公共机构、商业协会、专业团体以及法律和调解界别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参加了招待会。 签署「调解为先」的承诺人在诉诸其他争议解决方式，如法院诉讼之前，承诺首先使用调解解决争议，承诺书并无法律约束力。律政司自2012年推出「调解为先」承诺以来，已有600多名承诺人优先使用调解解决争议。 有关调解服务的详情，可浏览脸书专页( www.facebook.com/dojhk.idar/ )、LinkedIn ( www.linkedin.com/company/mediatefirst/ )或微博( www.weibo.com/7075497363/ )。 完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20时59分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24.5.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二十四日）出席二○一九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开幕仪式后，与传媒谈话的内容： 律政司司长：多谢各位记者到来，今日的活动主题是「调解为先 潜能尽展」，调解其实是一个很好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希望市民、商业机构、甚或政府的问题，均可先尝试以调解作为一个方法。在「潜能尽展」方面，它带出两点。第一是体育调解，在体育争议上，调解可以发挥很多作用，譬如两个足球会的球员转会时，有时可能会有争议，我们希望可以考虑用调解，又或赞助商和体育机构也可以用调解处理争议。第二是deal mediation（交易调解），即是在促成一宗交易时，希望可以用调解，因为这样可以利用调解的功能或技巧，把双方的讨论或交易完成。我们今日把从国际到本地做调解的工作都带出来，希望大家为我们报道一下，从而把调解的方法，向市民甚至国际推广。 记者：司长，有报道指，你有三宗仲裁案件到现在仍未完成审理，你有否申报这三宗案件？ 律政司司长：首先，请给我少许时间解释整个仲裁过程大概是怎样。就该三宗仲裁案件，我已离开，并非仲裁员了。当然，仲裁案件不会因为我辞职，不再担任仲裁员便完结。他们会继续在更换仲裁员之后，让仲裁法庭继续审理案件，所以案件的进度与我有否再参与，其实不是挂钩的，并无关系。另外，我亦要多说一点，譬如你们很关注这三宗案件是否我还有处理，现时来说，我已经完全没有再处理任何仲裁案件。 记者：你是否知道自己仍在处理这些仲裁案？此外，你在行政会议申报的六宗案件，是否包括这三宗？ 律政司司长：我已经无再处理任何仲裁案件，你刚才提及的六宗，我在上任时，向行政长官按照相关规则申报的，我亦已做完了。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2时2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