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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28.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後，與傳媒談話的內容： 律政司司長：多謝各位朋友。我想就Heritage Foundation（傳統基金會）最近發表的意見作出一些回應。香港的司法獨立其實在《基本法》中有一個保障，不單是法制上的保障，其實結構上亦保障了司法獨立。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後，大家也知道，我們不需要到樞密院尋求最終的審判，我們的終審權返回香港，所以Court of Final Appeal（終審法院）就是我們的終審權，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一九九七年時已經如是。從《基本法》中，我們知道香港的法院可以就香港自治範圍內涉及《基本法》的條款，獲得授權解釋，所以香港的法院可以有解釋權，這是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訂明）。在一些情況下，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釋法，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我們經常提到的第一款，可以有最終的釋法權，但釋法只是解釋法律，最終就案件的決定，要將事實－即是在終審庭上的事實理據－結合法律，才可作出決定。所以由始至終，這個安排自一九九七年，已經在香港運作良好。 而香港的司法獨立，如果大家看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即（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可以看到在過去幾年，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亞洲一直排行第一。如果再看另外一個報告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世界銀行《世界管治指標》），在該報告中的這一點更加明顯，指我們的法治一直向上。在一九九六年即回歸前，我們的法治分數或Rating（排名）是百分之69.9，到二○一七年，我們的Rating（排名）是百分之93.8。換句話說，我們回歸後，法治的Rating（排名）穩步向上，我們由二○○三年開始，分數已經超過百分之90。由一九九六年，排名首七十位，至二○一七年最近期的報告中，我們已經跳至首十四位，所以這一點對我們法治的發展有清楚的指標和信心。多謝各位。 記者：司長，最新發出的民調顯示三名司長的評分比之前低，而你則最低，你對市民透過民調所表達的聲音，有何看法？ 律政司司長：我聽到亦注意到，並會關注市民對我的期望。我會不斷努力，以及謙卑、專業地做我的工作。 記者：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表示，如果你公開理據是還涉案人一個公道，其實，你說公開會做成公審，你是指對梁振英的公審，還是對律政司的公審？ 律政司司長：多謝你的提問，我不想就任何人的意見作出評論。不過我就你剛才提到的一點，我這樣跟大家說，香港社會注重無罪的推定，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未經過法庭作出一個判決時，大家也是無罪的。假若我們認為有一些人需要還他一個清白，其實是否有一個錯誤的假設－－他是被社會認為有罪，所以我們要還他一個清白？如果是這一點的話，我希望社會緊記法治很重要的原則，就是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無罪假設），我們不可以有這樣的思維。 記者：司長，可否回應有關申訴專員公署指律政司違反服務承諾，十四日內未有回覆東方日報就刑恐記者一事的提問，可以回應為何會違反服務承諾，以及對於不檢控黎智英的決定，可否講解一下？ 律政司司長：我不會就任何個別案件作出任何回應，不過我們注意到Ombudsman（申訴專員公署）的意見，我們會回去跟進。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20時30分
律政司司長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律政司的檢控政策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28.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律政司的檢控政策的開場發言︰ 主席： 我們已提交一份書面文件，我在此闡述文件內容。 首先，在香港，調查工作由執法機關負責，而這些執法機關並不隸屬於律政司，如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執法機關的調查人員搜集證據及其他材料後，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則以此為依據，提供法律指引，包括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 若執法機關將案件呈交律政司，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就須按照證據、適用法律，以及《檢控守則》，考慮是否就案件提出檢控。在這個考慮過程有幾點值得留意。 第一點是律政司的檢控獨立性。檢控人員都是專業的律師／大律師，與私人執業的律師一樣有專業操守的要求，亦有對其獨立性的要求。他們的獨立性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憲制保障。檢控人員在不受任何干擾的情況下才能作出不偏不倚，無懼無私地履行檢控工作。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為檢控獨立提供了憲制保障。第六十三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亦在過往案例中指出律政司司長在履行這檢控職責時，「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壓力所影響」。 第二點是作出檢控決定時須考慮的因素及驗證標準。根據《檢控守則》第5.3至5.5段，控方須考慮是否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並以根據有關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為驗證標準，以作出決定；如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控方繼而須考慮作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我希望就證據是否充分達到驗證標準再簡單説明。這個驗證標準是：根據可接納和可靠的證據整體而言，連同可從這些證據作出的任何合理推論，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的標準，而不是只有表面證據，甚至只是基於懷疑。檢控證據薄弱或勝敗機會均等的案件，並不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更虛耗公帑。 文件中就外判刑事案件的安排也作了介紹。一般而言，外判刑事案件可分為兩種，即作出檢控決定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和提出檢控後才外判的案件。 律政司一貫的做法是由司內人員作出是否檢控的決定。當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是合適的做法。一般而言，律政司可以因應案件的需要，考慮一系列的因素後，決定是否就案件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即使案件尋求外間私人執業大律師或律師的意見，最終的檢控決定仍須由律政司作出。 在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我注意到，在上星期（一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就着郭榮鏗議員動議的議案辯論中，有議員基於過去的某幾宗案件，說律政司有個慣例，就是但凡敏感的案件，或者但凡涉及現任或前任高官或重要人物，便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我重申，絕大部分的案件均是律政司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案件性質敏感與否，從來都不是硬性需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指引。律政司從來都不是但凡涉及公職人員或政治人物或但凡性質敏感的案件均必須外判處理。律政司須考慮每宗案件的具體情況，並只在有需要時才外判。過去亦確有涉及此類人士案件或所謂性質敏感的案件的檢控決定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我們不會就每一個檢控決定都發出一個聲明，所以這些案件並沒有公開。 在公布理由方面，在《檢控守則》內亦清楚寫明，只可以引用一般原則來表示，而不應該交代個別案件的詳情，因為在某些情況下，給予一些理由的話，可能有違公眾利益亦是不適當，譬如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或私隱問題等。我特別要強調，《檢控守則》第23.4段（c）項清楚表明「給予理由可能會對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尤其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案件備受公眾討論，可能構成公審，導致沒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作為律政司，我們有責任確保公開的資料是恰當，我們要作出一個專業判斷，有多少事情可以在聲明內寫出來，而確保不會導致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多謝主席。 完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19時36分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就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24.1.2019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鄭若驊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二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郭榮鏗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就今日的議案，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有三個原因：有三個原則性的原因和一個具體涉及這案件的原因。 第一個原則性的原因，《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及第（十）項其實並不適用於《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因為會干涉律政司進行刑事檢控工作。《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包括政治的干涉。在有關C（破產人）的事宜案中指岀，上訴庭就律政司司長履行《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工作時，說得很清楚，是「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壓力所影響」。上訴庭的案例可以清楚理解到，說明行政機關或議會施加政治或任何壓力，會違反《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今日這個議案，正正就是希望對檢控決定進行干涉，我希望議員接受這是違反《基本法》第六十三條，這個做法是必須避免的。 但是，律政司的檢控工作仍然有法律的制約，就好像議案提到的案件一樣，如果相關人士有理據，他可以提出司法覆核，所以這是一個法律程序，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令律政司可以公平、公正地處理檢控的工作。我亦在此再強調，律政司處理任何事情時，均會獨立、按法律（處理），不會受到任何政治或其他壓力所干涉。 第二點，是這兩日大家提到的外判政策。律政司的外判政策－我用議員在議案中所用的詞語，從來不是但凡案件性質敏感，或者但凡涉及高官、公職人員、重要人物，便必須外判。作出檢控決定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律政司的一貫做法是由司內人員作出檢控決定，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則是較為合適的做法。另外，像我們跟立法會提及過的，一般而言，當律政司就民事或刑事案件，可以因應該案件具體的情況和需要，在某些情況下外判。 我注意到討論時議員提到的外判政策，或者稱作慣例，或者一般做法，或者常規，有關基礎其實基於六個案件。這六個案件，郭榮鏗議員在其開場發言有提及到，是由二○○三年至二○一六年期間（發生）。基於這六個案件，議員提倡但凡敏感的案件，或者但凡涉及現任或前任高官或重要人物便要外判這種說法。我不可以評論該六個案件，因為這是個別案件的情況，是否尋求一個外間的法律意見是一個專業的判斷，是當時處理該案件的人士的酌情權，我們一定要尊重其判斷，這是一個專業的判斷，我亦相信當時因為案件的特別需要，或者法律上的需要而作出的。就敏感案件而言，我於一月十六日回應朱（凱迪）議員的口頭質詢時，因為他引用了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有三份聲明，說這是常規，所以要外聘。我上次亦已經指出，有兩份文件提到的（案件）是沒有外聘外間的大律師。所以從來不是單單就案件性質敏感便要外聘。 第二點提到的，但凡涉及高官便要外聘。這亦不是但凡涉及高官便要硬性規定律政司的同事尋求外間法律意見。過去亦有確實涉及現任或前任高官、公職人員或者重要人物的案件，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檢控決定是由律政司內部人員作出。這些案件，正如我提及過，不會就我們決定是否檢控的案件均發出一個聲明，所以這些案件並沒有公開（發出聲明）。 我聽到議員提到涉及外判情況，其實是混淆了律政司司長授權予其他同事，因此便要外判這個概念。其實議員這個理解是錯誤的，律政司司長如果授權予其他同事去處理案件，利益衝突或偏袒情況已經不再存在於律政司司長，但律政司內的同事要處理這案件時，他仍然會按照其專業、按照法律和證據，不偏不倚地作出決定。在這些情況下，有一些案件，可能因為案件的特別情況，需要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幫助作出最終決定，但亦有一些案件無此需要，所以不存在但凡律政司司長授權予其他同事處理的案件，便必須外聘的說法。 另外，我亦聽到議員就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的說法，有不同意見。其實正因大家各自有不同意見，在法律上，有很多案例為這個詞語訂立法律上的準則。通常我們在英文用apparent bias（表面偏頗）這個詞語，這個法律準則是有基礎，亦有其確定性，是可以操作的，不是單單看一個人自己覺得如何，所以這些案例讓律政司同事在處理可能予人有偏頗的觀感的情況時，因為可能處理的同事與涉案人士有關的話，他就不再處理，這給予我們一個準則。 我感謝議員接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即使外聘之後，最終還是由律政司作出決定。若律政司有能力處理某一案件要求的法律意見，又無特別難的法律問題、無特殊的案情，我想問問，為何需要外聘？過去三年，平均每年有超過一萬三千個法律指引，平均每年超過一千宗案件進入刑事檢控的司法程序，只有一件是不涉及律政司的同事而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在這段時間內，的確有涉及重要人物或前任或現任高官的案件，是無外聘外間大律師而作出檢控決定的。 第三點，大家對檢控決定的長短，又或此次會否重新審理或公開討論這個議案所述案件的事情，有很多意見。我不再重複昨日幾位議員引述（時任英國刑事檢控專員）Barbara Mills（御用大律師）和（時任律政司唐明治御用大律師）Michael Thomas的說話，當中的說話其實很重要，概括了一貫以來我們如何作出檢控決定的理由，是給予外間人士的一個原則。 在《檢控守則》內，我們寫清楚檢控決定的理由，只可以引用一般原則來表示，而不應該交代個別案件的詳情，因為在某些情況下，給予一些理由的話，可能有違公眾利益亦是不適當，譬如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或私隱問題等。我特別要強調，《檢控守則》第23.4段（c）項清楚表明「給予理由可能會對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尤其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案件備受公眾討論，可能構成公審，導致沒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作為律政司，我們有責任確保公開的資料是恰當，我們要作出一個專業判斷，有多少事情可以在聲明內寫出來，而確保不會導致不公平的情況出現。其實在決定案件不應該在法庭審理之後，作出任何陳述，甚至如議案要求把所有證據拿出來，就不檢控的決定作出討論，是絕對有機會引致公眾就這些資料作公開討論，而導致在無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下的公審，這是必須避免的。 各位議員，若通過此議案，會造成公審的情況，破壞法治，為司法工作帶來極大衝擊，我懇請各位按照上述三個原則，否決此議案。 第四點比較簡單，其實就議案所述案件，去年十二月已經有人向法庭提呈司法覆核程序的許可申請，法庭已經作出相關指示，有關案件的聆訊日期稍後會編定。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我不適宜亦不可能就案件細節再有任何回應和補充，更不應披露案件的任何文件，以免影響司法程序。 主席，剛才多位議員均提及一句說話，我想以英文回應一下，很多同事提及「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seen to be done （公義不僅達致，並得以彰顯）」。我希望大家記得另外一句，「the benefit of justice being seen to be don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sult in justice not being done （不能為求人前彰顯公義，而導致公義無法施行）」。若通過此議案，我們造成破壞《基本法》第六十三條，造成一個公審的情況，這是一個不應該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否決這個議案。 多謝主席。 完 2019年1月24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16時55分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就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的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23.1.2019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鄭若驊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郭榮鏗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就郭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和第（十）項提出的動議，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這項議案。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若通過此議案，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和上訴庭的一些案例，其實會構成干涉或影響律政司在刑事檢控工作的獨立性，破壞《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憲制保障，無論如何都必須要避免； （二）把刑事調查及檢控的證據、理由，相關的文據、簿册、紀錄或文件全面披露出示，並在立法會上討論，會構成一個公審的情況，剝奪相關人士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應該享有的保障，這是違反法治最基本的要素； （三）在處理有關刑事案件的檢控決定時，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我們一貫的做法是就檢控決定，由司內人員作出。若涉及律政司內人士的話，我們會尋找外間法律意見，這是比較適合。就個別案件的情況有需要時，律政司亦會按照我們已提交予立法會的相關文件中所述的情況，考慮是否應該聘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 主席，我想講解剛才提出的第一點，就是《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重要性。《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基本法》第六十三條所賦予的憲制責任和保障，確保主管刑事檢控工作必須保持獨立性。法院亦在過往案例中指出律政司司長在履行這項職責時，「不得受任何人所左右」、「不受政治或任何壓力所影響」。 處理議案所述案件時，律政司內的同事及我本人亦秉持同樣的原則，不偏不倚，無畏無懼，按照證據、適用法律，以及律政司頒布多年、行之有效的《檢控守則》專業行事。 我亦想補充關於剛才提及的第二點，《檢控守則》就公布檢控決定理由亦訂下清晰指引，其中一點清楚表明「不能為求人前彰顯公義，而導致公義無法施行」。通常在作出決定檢控某一個人時，大家都會明白，我們是不會再作任何討論，因為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當作出一個不檢控某一人士的決定時，其實更不應該隨便作出其他評論，縱使案件備受公眾討論，我們仍須顧及公布檢控決定理由不應對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尤其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因為若我們把過多的資料提交予公眾討論的話，會造成公審，剝奪涉案人士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應得的保障。 主席，我剛才提及的三點均是重要原則，我認為足夠讓議員否決這個動議，但就這個具體案件，另外有一點，我想與主席和各位議員講解。大家都知道，法庭現正處理有關律政司處理議案所述案件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我不適宜亦不可能就該案件的細節再作任何回應或補充，以免影響有關司法程序。另外，據我理解，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議員不得以立法會主席認為可能對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尚待法庭判決的案件。這也是我們認為不應該要求律政司司長披露案件相關的資料、任何文件或就該案作證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於上述原因，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這項議案。主席，我亦會聽取議員對議案的意見，然後再作詳細回應及總結。 多謝主席。 完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7時39分
深化香港與內地的法律服務合作
23.1.2019

律政司發言人今日（一月二十三日）表示，律政司與司法部已就內地法律服務方面的新開放措施取得共識。 司法部部長傅政華早前率領一個代表團到訪律政司，並與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會面，商討共同關注的事項，包括進一步深化兩地法律服務的交流合作。 會後雙方簽署會談紀要，主要內容包括法律服務方面新開放措施的共識：（一）將《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適用於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的內地與香港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的開放措施，擴展至全廣東省；（二）取消內地與香港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港方出資比例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的限制；及（三）允許香港法律執業者可同時受聘於一至三個內地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 發言人表示，理解司法部將爭取與相關部門於本年內落實相關措施，而律政司會繼續與司法部及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留意最新發展。 完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5時00分
香港特區與內地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附圖）
18.1.2019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十八日）在北京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 該項《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安排》）旨在就香港和內地之間相互認可和執行民商事判決建立一套更清晰和明確的雙邊法律機制。 香港與內地就民商事不同範疇至今已簽訂了六項相互法律協助安排，而該項《安排》是當中第三項兩地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 通過與内地建立一套更全面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機制，《安排》可減少當事人在兩地就同一爭議重複提出訴訟的需要，並為當事人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安排》除了加強香港與內地的民商事法律合作外，也可鞏固香港作為區內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安排》適用於香港及內地法律均視為「民商事」性質的事宜。非司法程序以及有關行政或規管事宜的司法程序會被豁除。《安排》涵蓋金錢和非金錢濟助，同時訂明關於管轄權的規定以及拒絕認可和執行的理由。 《安排》會透過本地法律實施，並會在兩地均完成有關實施《安排》的所需程序後才生效。《安排》將適用於生效日或之後作出的判決。 完 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15時31分
律政司司長悼念余叔韶博士
16.1.2019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十六日）對余叔韶博士的辭世表示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鄭若驊說：「余博士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出色、享譽盛名和備受尊重的大律師。他於1951年獲委任為首位華人檢察官，其後於1953年開展其個人大律師業務，在1983年退休。他被視為本地首屈一指的刑事大律師，廣受法律界推崇。另外，余博士致力於香港大學創辦本港第一所法律學院，其貢獻功不可沒。」 鄭若驊表示，法律界和社會人士均會深切懷念余博士。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20時59分
律政司司長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16.1.2019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十六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與傳媒談話的內容：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的刑事檢控科處理刑事檢控案件時，是按《檢控守則》處理。《檢控守則》和《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將我們的獨立性寫得很清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保障律政司處理檢控事情時的獨立性。《檢控守則》強調檢控人員是獨立的，不會就一個人有甚麼社會地位、甚麼政治背景去作出任何偏頗的事情，他只是公平、不偏不倚地作出檢控決定。這是第一點。 《檢控守則》亦寫得很清楚，他不會因為該決定對社會或政治有甚麼影響，或者對某些政黨，甚至乎對政府有甚麼影響，而將其決定受到不良的影響，所以從頭到尾，作出檢控決定都是按法律和看證據而作出決定，這一點想跟大家分享。 第二點就是我們提到外聘或者外判大律師這事情。在我們處理案件時，我們要分兩個層次，一個是檢控決定前，我們會否尋求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以及作出檢控決定後，我們會（否）尋求大律師或資深大律師幫我們出庭。我們現時主要的相關討論是，檢控決定前會否尋求外間大律師（意見）。就這方面，其實律政司的工作，一向作出檢控決定均由司內同事去做，如果涉及司內人員時，例如案件嫌疑人或受害人，甚至乎證人是司內的人員時，我們認為適當的做法，是尋求一個外間的法律意見。如果該案件有特別需要，需要外間的法律意見幫忙時，在具體個案有需要時，會有機會尋求外間的法律意見。所以我們在此再一次強調，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不是我們慣常的做法。 我舉出最近三年的數字讓大家理解一下，在二○一六、二○一七、二○一八年，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宗數分別是0宗、1宗和0宗。由這些數字大家可以清楚見到，我們不會慣常地尋求外間大律師的法律意見，亦如我剛才所講，《檢控守則》大家也很清楚，我們不會因為某人是涉案人士而我們必需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亦不會因為某些政治影響，或擔心社會、公眾、媒體有甚麼影響而將我們的法律原則放棄。我們會按法律和證據去做。 記者：外間現時的觀感是，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決定，你會否覺得外間的觀感是會覺得律政司有偏袒？如是，會否做不到justice has been done and seen？ 律政司司長：多謝這位朋友的問題。當我們考慮一個案件時，我們當然會注意到，每位檢控人員接到一個個案處理時，他也要檢視自己是否有利益衝突，又或會否有apparent bias，即偏頗觀感，這是一個客觀以及有一個法律原則去做，因為這樣才能對每一件事有一個可預見性，而不是某一個人覺得這樣，另一個人覺得那樣。客觀上，如何叫做有偏頗的觀感？英文text（文本）我不記得exact wordings（確實字眼），但其實是指一個 "fair-minded and informed observer, having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considers there is a real risk of bias"。在我們處理相關案件時，我們也會考慮到這一點，如果沒有這個情況時，我們不會因為可能有些政治敏感，或可能公眾或媒體的反應如何，而因此受到這些影響，而影響我們的決定，所以我們要跟着這些法律原則去做事。 記者：《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寫明「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有人覺得曾蔭權由於沒有申報而被判罪成，但為何梁振英沒有申報財產，而你在聲明內亦有提及，他沒有申報收取UGL五千萬元，為何你們卻不控告他？背後的理據為何？有何理據不尋求法律意見？另外，關於你的僭建方面，你會否再進一步公開蔡維邦給予你們的資料，因為有人覺得背後的理據好像到現在仍不清楚，為何只是控告你的丈夫，而不控告你？你如何看？ 律政司司長：首先大家要明白，這亦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可就個別案件作出任何評論。剛才提及的兩個案件，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所以不應該作出評論。不過，我嘗試就你的問題，回答一些原則性的問題。譬如有一些法律的意見，大家需要知道，法律意見在法律上是受到法律保密特權的保障。換言之，熟悉法律的人士知道法律意見不是隨便可以公開給大家看，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大家要明白。至於在細節上，為何我們不在案件上談得很詳細，每一點的證據為何，即是當我們發出一些聲明時，我多謝這提問和與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們慣常的做法，是不會隨便就作出決定，尤其是在不作檢控的情況下，我們會作出一個聲明。但在一些情況，可能社會已經關注時，我們會作出適當回應和聲明，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我們作出聲明時，不可以談及所有細節。《檢控守則》第23.4段列舉了一些原因，譬如法律特權的保密、法律意見、證據的保密性、涉案人士或其他相關證人的私隱，我們都要尊重。更重要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我們不可以隨便把相關證據公開，引致在《檢控守則》有提及的公審情況。通過公審的情況做這件事情時，相關人士便會失去刑事司法程序的保障，這對香港的司法公正，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們談及我們的決定時，我們的原因都是有原則，有法律標準，我們作出一個專業判斷來告訴大家有多少相關事情。 記者：現時公眾觀感的確是覺得決定有問題，會否重新檢視決定？ 律政司司長：檢控決定已經作出，如果有特別原因，例如發現新證據而執法機關再向我們尋求法律意見，我們會再處理。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20時13分
立法會一題︰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事宜
16.1.2019

以下是今日（一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朱凱廸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答覆： 問題： 廉政公署早前完成調查上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與UGL Limited簽訂協議，並於在任期間收受該公司款項的案件。律政司於上月發表聲明，表示仔細考慮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後，認為沒有足夠證據對梁先生提出檢控。律政司作此決定前沒有尋求外間大律師的法律意見，有別於律政司過去處理關於梁錦松、許仕仁、林奮強、曾蔭權和湯顯明等時任或前任高層公職人員的案件的做法，引起部分市民非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律政司在上述聲明指出，「……梁振英與UGL就有關UGL收購戴德梁行的談判亦符合戴德梁行的利益」，律政司達致該結論的事實基礎是否包括戴德梁行表明其利益沒有受損的書面意見； （二）鑑於律政司曾在三篇其於二○一二和二○一三年發出的聲明中指出，如案件性質敏感，會在作出檢控決定前尋求外間大律師的法律意見，現任律政司司長自上任以來，有否修改此做法；如有，詳情及原因為何；如否，為何司長回應記者提問時說「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我們才會外判」；及 （三）鑑於律政司的「不檢控決定」引起部分市民非議和質疑（包括該決定是否與梁先生的國家領導人身分有關），律政司會否盡快尋求外間大律師的法律意見，然後覆核「不檢控決定」？ 答覆： 主席：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這項獨立性受《基本法》保障，可確保律政司的檢控人員獨立行事，不受政治或其他不當或不必要的壓力左右。身為律政司的首長，我有憲制責任和職責就刑事檢控工作作出決定及監督該方面的工作。 律政司頒布的《檢控守則》詳述了檢控人員的獨立性及角色。 第1.1段說明「檢控人員行事須以廣大公眾的利益為依歸，但作為『秉行公義者』則獨立自主。在作出決定和行使酌情權時，檢控人員必須根據法律、可接納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控方已知的其他相關資料，以及任何適用的政策或指引，公正理智地行事」。 第1.2段說明「檢控人員不得受下列因素影響： （a）任何涉及調查、政治、傳媒、社群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 （d）對政府、任何政黨、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 （e）傳媒或公眾對有關決定的可能反應。」 律政司一貫堅守專業精神，不偏不倚、無畏無懼、一視同仁。進行法律討論時，絶對不會作政治或其他無關的考慮，討論內容必須保密。 檢控與否的決定，必須就所得的證據和相關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並按照《檢控守則》行事。作出檢控決定時須考慮的因素及驗證標準，已詳列於《檢控守則》第5章。根據《檢控守則》第5.3至5.5段，控方須考慮是否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並以根據有關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為驗證標準；如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控方繼而須考慮作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就問題所述的個案，律政司已於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出聲明，指出經仔細考慮廉政公署提交的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後，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這項決定，同樣是按上述的原則作出，並沒受涉案人士的身分或政治因素影響。 （一）問題涉及了案件的細節。我不能談論個別案件。同時，亦考慮到有關個案正進行司法覆核程序，我不可亦不能就該決定的細節作任何回應或補充。我想強調，根據《檢控守則》第23.4段，在某些情況下，給予理由可能有違公眾利益或並不適當，如因法律專業保密權和個人私隱問題等。須特別注意的是（c）項，即「給予理由可能會對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尤其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案件備受公眾討論，可能構成公審，導致沒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 （二）把刑事案件外判，分為作出檢控決定前和檢控後兩部分。就前者而言，律政司的一貫做法是由司內人員作出是否檢控的決定。當案件涉及司內人員，將案件外判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是合適的做法。此外，按案件的需要，正如律政司過往在立法會提及，一般而言，律政司可以在下述情況下將案件外判，（由於時間關係，我不會逐一讀出）： （a）案件需要專家協助，而司內並無所需技能； （b）司內並無合適的律師就案件代表香港特區出庭； （c）基於案件的大小、複雜程度、申索金額和所需時間而認為有需要把案件外判； （d）認為案件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 （e）基於案件的連貫性和減低開支的需要；以及 （f）案件涉及司內人員而需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 問題提及律政司在二○一二年及二○一三年發出三篇有關案件性質敏感的聲明。根據記錄，其中有兩宗案件都是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相關的檢控決定，可見案件性質敏感與否，從來都不是硬性需要外判的指引。 將案件外判尋求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在過去三年，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每年平均提供逾13,000次法律指引，撇除涉及律政司人員的案件，在作出檢控決定前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在二○一八年、二○一七年及二○一六年分別是0宗、一宗及0宗。可見絕大部分的案件均是律政司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的檢控決定。 （三）律政司的檢控決定，完全是依據證據、《檢控守則》和適用法律而作出。檢控決定已作出。如執法機構有原因如發現新證據，認為需要再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我們會處理。 多謝主席。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8時23分
律政司司長訪問北京
16.1.2019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明日（一月十七日）下午前赴北京。 鄭若驊一月十八日上午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她亦會拜訪司法部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鄭若驊一月十九日返回香港。 完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9時00分
香港與日本簽署合作備忘錄（附圖）
9.1.2019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與日本法務省今日（一月九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兩地在有關國際仲裁和調解事宜上的合作。 簽署儀式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及日本法務大臣山下貴司共同簽署。 合作備忘錄提供框架，加強香港與日本在有關國際仲裁和調解事宜上的溝通交流和合作，並推動兩地在國際仲裁和調解服務的發展。 日本法務省大臣官房國際課及律政司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辦公室），分別是日方和港方負責執行合作備忘錄的重點部門。新成立的辦公室負責推動協調措施，促使香港成為理想交易樞紐，以及推廣香港成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辦公室旨在利便循民事程序尋求司法公正，並積極推動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合作備忘錄反映香港和日本致力加強在國際仲裁和調解培訓方面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並為律政司和日本法務省提供了促進合作交流的框架，預期兩地將在合作發展和提供仲裁和調解服務中獲益。 完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3時00分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就議員動議「立法保護揭弊者」議案的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5.12.2018

2018年12月5日(星期三) 立法會會議席上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總結發言全文 譚文豪議員議案－立法保護揭弊者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就議案發表意見。 我首先想回應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中建議揭弊者不應因揭弊而承受民事法律責任，我想在此指出，其實現時有不同法例在這方面保護揭弊者。例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 1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 405 章） 2 ，以及《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條例》（第 575 章） 3 中的相關條文均規定，如有人披露涉嫌洗黑錢或其他罪行的資料，他不會被視為違反合約或任何成文法則或操守規則等。 又例如，在履行《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 4 中所規定的責任或所授予的職能時，如出於真誠而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作為，則無須就該等作為或不作為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不論是在合約法、侵權法、誹謗法、衡平法或是在其他法律下產生的民事法律責任。 至於關於保障揭弊者的身分方面，現時已經有不同條例避免揭弊者的身分被揭露。例如《版權條例》（第 528 章）和《進出口條例》（第 60章）訂明除非法庭認為為維護司法公正而有需要，否則任何舉報人的姓名、名稱或身分，均不得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披露 5 。 關於揭弊者可能會遭受僱主不公平的對待或保護揭弊者的人身安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稍後會作出介紹。 我注意到現時有制度和措施從揭弊者無須承擔民事法律責任、避免揭弊者的身分被揭露等方面提供保護。雖然現時沒有專為處理保護揭弊者而訂立的法例，但現有各種條例可以在不同情況和範疇下提供適當保障，達至保護揭弊者的目的。 我亦注意到剛才很多議員提出了很多例子和很多意見，政府有聆聽到。政府亦注意到，剛才提及的一些修正案中，其實帶出現時所建議的議案的問題，例如具體揭弊的範圍該如何訂出？有一個建議是，是否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亦應涉及在內？而不單只是違法或不單只是違反重大公眾利益，這些我們進行考慮時也需要注意到現時法例已經做到相關的保障。如果我們訂出揭弊很闊的話，會令我們在法律上難以適從，令市民混淆。 我注意到剛才討論時，不同議員提到免責情況究竟應該是絕對的，或是應該在一些前提之下所能夠達到的？我在此想跟主席講的是，香港的法律在現時的情況下，已提出適當的保障，因此，我懇請議員否決有關議案。 律政司會繼續聽取議員的意見，亦會繼續就相關法例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事宜向各個決策局提供適當的法律意見，讓揭弊者能按照香港的法例得到適切的保護。我謹此致辭。多謝主席。 1 第25A(3)條 2 第25A(3)條 3 第12(3)條 4 第22,39, 64, 81, 380, 381條 5 《版權條例》（第 528 章）第127條、《防止盜用版權條例》（第 544 章）第36C條、《進出口條例》（第 60章）第38條，以及《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第44條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就議員動議「立法保護揭弊者」議案的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5.12.2018

2018年12月5日(星期三) 立法會會議席上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開場發言全文 譚文豪議員議案－立法保護揭弊者 主席： 我感謝譚文豪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三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揭弊者在揭弊之後有機會在機構內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會涉及執法及司法程序。我會就司法這方面講述相關保護揭弊者的措施。 「立法保護揭弊者」議案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涉及政府多個決策局的政策範疇，而且可能影響多方的實質權利和義務。例如，議案建議規管商業組織保障揭弊者免遭解僱、停職等處分和制訂內部措施必然牽涉僱傭關係。議案亦提出揭弊者或其家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問題，這涉及人身保護措施、刑責和執法問題。在研究這些議題時，律政司會向相關決策局提供適切的法律意見。 以下，我會就保護和便利揭弊者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作證的相關法律及措施作出介紹。 根據普通法，一般來說，基於公共政策原因，控辯雙方不應披露舉報人的身分，除非有關資料是證明被告人的清白所必需的。 此外，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法庭可為司法公正、公安或安全的需要，禁止公衆進入刑事法庭 1 ，亦可以命令刑事法律程序的任何適當部分，在非公開法庭進行，並命令不可提出任何可能會引致披露證人姓名或地址的問題 2 。 法庭亦可根據其固有司法管轄權(inherent jurisdiction)發出「禁言令」(Gag Order)或「身分保密令」(Anonymity Order)，容許證人在作證時使用屏障，及使用特別通道進入法院大樓及法庭，以保護揭弊者的身分。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亦容許一名惶恐證人(witness in fear)，即對其本身或其家庭成員的安全感到憂慮的證人，在刑事法律程序中藉電視直播聯繫提供證據 3 。 另外，律政司會根據《檢控守則》，向易受傷害證人，包括惶恐證人，提供不同的合適保障 4 。 最後，視乎具體情況而言，任何干擾或妨礙揭弊者向執法機關提供證據或在法庭作證的人，可能干犯刑事恐嚇罪、勒索罪或妨礙司法公正罪等。 主席，我們會聆聽其他議員稍後就這個課題提出的意見，然後作出扼要回應。 多謝主席。 1 第122條 2 第123條 3 第79B條 4 第14.7段：易受傷害證人不論是否罪行受害者，其權利、期望及個人情況應同樣受到尊重。他們包括兒童、精神上無能力人士，以及感到惶恐的證人。對易受傷害證人或罪行受害者，適宜藉以下方法向他們提供保障： 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據； 播放電子預先錄影證據； 設置屏障； 非公開聆訊； 加快聆訊； 連續聆訊； 安排支援者； 法庭審訊不拘形式； 特別保安措施。
​律政司發表《香港刑事檢控2017》
31.12.2018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今日（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其年報《香港刑事檢控2017》，回顧該科去年的工作和重要案件。 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深大律師在向律政司司長提交該年報的信件中，特別指出其中一項規範刑事檢控科檢控人員的最重要原則：「我們身為秉行公義者，在進行刑事檢控時，持正至公，不受干擾，致力維護法治。我們肩負重任，即使面對重重挑戰，種種責難，仍會一如既往，以專業獨立、開誠布公的精神，捍衞法治。」 梁卓然在年報的序言中，明確地表達了他所訂立的目標，是讓該科檢控人員汲取更多法庭檢控工作的經驗，並提升他們的訟辯技巧。他還進一步闡述了刑事檢控科在二○一七年所面對的主要挑戰。在涉及佔領中環行動及二○一六年二月在旺角發生的暴亂事件，一如其他的案件，梁卓然說：「……檢控人員純粹基於所取得的證據及《檢控守則》的原則決定是否提出檢控，如提出檢控，又決定控以甚麼合適的控罪，箇中絕無其他因素左右。」關於判刑覆核的案件，他重申：「檢控人員只會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申請判刑覆核。」 有關檢控人員持續遭受言論攻擊，梁卓然強調：「檢控人員固然並非可免受批評，但他們個人及家人絕對不應該成為受害人，受到無的放矢的謾罵攻擊。檢控人員肩負刑事檢控工作非為個人利益，而是代公眾擔當『秉行公義者』的角色……」此外，關注到當帶有政治背景的案件的裁決結果與公眾人士的期望不符時，有主審法官受到攻擊，梁卓然強調：「公眾應對香港司法制度及司法人員抱有信心，避免對法官作出毫無事實基礎的攻擊。」 除主要挑戰外，梁卓然亦在年報的序言中敍述了在二○一七年取得的重要成果。第一，採取不同措施以加強裁判法院的檢控服務。第二，於二○一七年五月，律政司聯同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合辦刑事法律研討會。第三，刑事檢控科亦通過舉辦各種活動，如檢控週和「與公眾會面」計劃等，繼續積極與其合作夥伴及社會大眾保持聯繫。 這份最新的年報除詳述刑事檢控科不同分科及小組的主要工作和所處理的重要案件外，也提供有關檢控人員年內在本地及海外參加的各項培訓及會議的資訊。 這份年報亦載有兩篇專題特稿，一篇為「刑事檢控專員的苦與甘」，而另一篇為「刑事法律師求存之道」。在前者中，楊家雄資深大律師分享了他擔任刑事檢控專員期間的一些想法和感受。而在後者中，御用大律師Jonathan Caplan敍述了他在過去二十五年，於英國和香港從事大律師工作的所見所感。 《香港刑事檢控2017》可在律政司網頁（ www.doj.gov.hk/chi/public/yrreviewpd2017.html ）瀏覽。 完 2018年12月31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16時30分
律政司司長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26.12.2018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會見傳媒的談話內容：​ ​ 律政司司長：各位，今日辛苦你們了，今日假期都過來。我注意到大家對UGL案有一些關注，而且我亦注意到，對律政司的外聘檢控制度的情況，有一些誤解或誤述，所以我在回答大家的問題前，在此先講兩句。律政司一貫的做法，在作一個刑事檢控的決定時，是律政司內部自己作決定的。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我們才會外判。​ ​ 我講完這個就回答大家的問題，但我希望大家嘗試訂一下規矩，因為有很多問題。我希望大家盡量舉手提問，不要一起大聲叫。此外，我希望大家嘗試聆聽其他同事、你們同行的問題，好讓問題不用重複，便可以回答其他問題。​ ​記者：之前有一些個案不牽涉律政司，但涉及政府高官，都有尋求法律意見，為何今次涉及梁振英的事件卻無尋求法律意見？會否考慮尋找法律意見後，再重新審視今次決定？是否擔心不尋求法律意見會影響香港市民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 律政司司長：每一件案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因，以前的cases（個案），為何他們會尋求外間的法律意見，可能有他們自己的原因。對、錯，我不評論，但律政司的政策，剛才我已經談及，何時作一個外判工作，不會因人而異，這是一個policy（政策）。​ ​ 記者：其實詳細的考慮是如何的？​ ​ 律政司司長：在十二月十二日律政司已經發出關於UGL案件的聲明，就此我們無任何補充，因為翌日再有人提問時，我們的專業法律判斷，已經知道再無任何補充。加上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所以就案件具體的事情，我不可以作任何回應或補充。​ ​ 記者：今次涉及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會否讓人擔心有一個政治考慮而不檢控？此外，今次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其實梁振英不是律政司的人，但有人說涉及敏感案件時，都會尋找外間法律意見。另外，會否響應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要求，重新審視不檢控的決定？ ​ 律政司司長：我們要清楚理解，任何一件事，律政司的工作都是不偏不倚、無畏無懼、一視同仁，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或政治背景而因人而異。就此個案，我注意到有一些說法，就如剛才這位記者朋友說，但我不會就具體個案作出任何回應。​ ​ 不過，我想從原則上，與大家想一想這個問題。假若因為他是一個中央（人員），律政司就因此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我們在律政司的守則內，所提及我們是獨立、公允、不偏不倚地按照法律、證據做事，我們就可以不理會嗎？當然不是。我們是按照法律辦事，所以不會因為這個人是甚麼地位、政治背景，亦不會因為某一件事情會引致一些媒體或政治後果而作出一個特別的處理。我們只是按照證據，依法律去作我們的判決。​ 記者：為何會覺得尋求法律意見等如律政司在處理案件時有偏頗？因為你其實只是多尋求一個法律意見而已。 ​ 律政司司長：為何要多尋求一個法律意見？律政司有一個憲制責任，BL63（《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說我們要作一個檢控決定。我們能夠作這個檢控決定的時候，無利益衝突，無任何顯性的偏頗，為何要另外尋求一個法律意見？因為我們要卸責嗎？不是的，我們要有擔當地做事，我們按法律和證據處理這件事情。​ 記者：你說今次決定是律政司內部決定，其實是否內部一致同意不尋求法律意見？這是否你自己的決定？​ ​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內部的操作，尤其是討論任何一個案件，是絕對保密。這是任何法律界人士的一個最基本要求，任何執業律師的一個基本操守的要求，所以我們在律政司內如何討論這個案件，有何情況，是不會披露的。​ 記者：想問你在沙田和淺水灣的三個物業，律政司會否考慮尋求第三方獨立意見去提出檢控？屋宇署應該如何處理跟進？ 律政司司長：關於我個人物業的案件，我想大家清楚知道，我在一月時已經將所有有關的事情全權授權予刑事檢控專員，所以我不知情，完全不知情，亦完全不會參與。 記者：你如何理解有這麼多人遊行要求你再出來解釋多些詳情？因為以往林奮強案、梁錦松案也有多些聲明解釋調查結果，為何這次不可以這樣做？你說你不偏不倚，但公眾並不覺得。是否律政司甚至你本人的公信力已經破產？你如何理解？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的工作，包括我和我的同事，均按法律，不偏不倚、無畏無懼，無論這個人是甚麼高官、無論這個人是甚麼中央的人士，無論這個人是任何大亨，或者甚至是一位普通市民，他需要亦應該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所以我們作出一個刑事檢控決定時，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我們只可以考慮法律和相關的證據作出一個決定。至於有要求要出來講，我亦想在此make an observation（提出一點），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將法律問題政治化。 記者：何時決定休假？休假去了哪裡？如何釋除外界認為你現在是「避風頭」的疑慮？下個月會否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律政司司長：我也記不起我實際何時申請休假，是很早的，所以跟現在所謂「避」是完全沒有關係，因為我控制不到發生任何事情，我自己的假期可以plan（計劃），其他事情不由我控制。 記者：會否出席下個月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律政司司長：就下個月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我知道梁美芬主席亦與我溝通過，邀請我考慮去講有關刑事檢控的一些政策，我們律政司會認真研究，有決定後會通知大家。 記者：為何在公布後質疑這樣大，但你仍不取消休假去向公眾解釋？會否重新考慮這個案件？ 律政司司長：我們就一個案件做完法律決定後，其實我們的檢控決定工作已經完成。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講，十二月十二日發出press release（新聞稿）後，我們再回應記者（查詢），可能部分同事也在此，我們已經回覆我們再沒有補充，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問題，多謝大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18年12月2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7時27分
刑事檢控專員的聲明
21.12.2018

以下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就屯門海詩別墅3號及4號屋事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及其丈夫潘樂陶所擁有的屋宇）一案所作的聲明： 引言 於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屋宇署接獲傳媒查詢有關屯門樂翠街五號海詩別墅的部分單位（包括3及4號屋）的懷疑僭建物。在相關時候，4號屋由一家公司擁有，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鄭若驊）為該公司的唯一董事；3號屋的業主則為鄭若驊的丈夫潘樂陶以及潘穎欣。 在二○一八年一月初，為了避免可能產生任何偏頗或不當影響的印象，律政司​​司長授權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深大律師（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所有與該事件有關的報告、指控和投訴的檢控事宜，包括在有需要時，決定是否應對涉案的任何人士作出檢控。 二○一八年一月九日，屋宇署人員對3及4號屋進行現場視察，並發現多個僭建物。在作出調查、準備所需調查報告並尋求專家意見後，屋宇署於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將調查檔案提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以徵詢法律意見。屋宇署建議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檢控潘樂陶和潘穎欣，但就4號屋的僭建物則不對鄭若驊作出檢控。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任何偏頗印象，刑事檢控專員決定委託一名香港的資深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刑事檢控專員於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委託在該事件中沒有利益衝突的蔡維邦資深大律師就3號和4號屋的僭建物，是否有足夠證據提出刑事檢控而提供獨立法律意見。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事檢控專員收到蔡維邦大律師的最終法律意見。蔡維邦大律師表示就潘樂陶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即一個水池構築物（大約尺寸為2.5米x4.65米x1.24米（高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但就（1）鄭若驊有關4號屋的僭建物和（2）潘穎欣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則無足夠證據支持合理機會達致定罪。 在考慮了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屋宇署提交的證據、適用法律及《檢控守則》的原則後，刑事檢控專員同意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合理機會就（1）鄭若驊有關4號屋的僭建物和（2）潘穎欣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達致定罪，但是就潘樂陶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則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 由於屋宇署在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獲悉3號屋的僭建物，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40（8）條，檢控時限於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屆滿。就此，有關方面已提出告發，就潘樂陶違反《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14（1）及40（1AA）條 ，「明知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書面同意，便展開或進行建築工程」 申請傳票 。 檢控準則 根據《檢控守則》，檢控人員在決定應否提出檢控時須考慮兩大問題：第一，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和繼續進行檢控。第二，若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除非檢控人員信納在法律上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檢控，即這些可接納和可靠的證據，連同可從相關證據作出的合理推論，有相當機會能證明有關罪行，否則不應提出或繼續進行檢控。而驗證標準則為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就本案而言，不對上述人士提出檢控的決定完全是建基於證據不足的考慮。 就違反第14（1）及40（1AA）條的罪行而言，控方必須證明有關人士在明知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書面批准及書面同意的情況下，便展開或進行任何建築工程。在本案中，主要爭議點是（1）在潘樂陶和潘穎欣及鄭若驊各自的屋宇內發現的僭建物，是否在他們各取得其物業擁有權後才建造；及（2）如果是，他們是否知悉（i）在關鍵時間，其各自的物業上建有該等構築物；及（ii）該等構築物是未獲所需的同意或批准而建造。 3號屋 由於就潘樂陶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提出的檢控程序已經展開，因此不宜就此事作出進一步評論或就沒有足夠證據檢控潘穎欣提供詳盡理由。 4號屋 屋宇署在4號屋發現以下僭建物： （1）天台屋、地下樓層外牆擴建物、地下車房對出L形玻璃簷篷、花園覆蓋甲板、小簷篷及遮蔽屏風； （2）地庫；及 （3）其他較小型僭建物，包括： i. 冷氣機支架； ii. 混凝土櫃； iii. 加設的間牆； iv. 玻璃防護欄障；及 v. 天線支架。 根據二○○七年十一月及二○○八年七月拍攝的航空照片顯示，天台屋、地下樓層外牆擴建物、地下車房對出L形玻璃簷篷、花園覆蓋甲板、小簷篷及遮蔽屏風這些僭建物是在鄭若驊的公司於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成為有關物業的登記業主之前已經建成的。 對於地庫，根據專家意見，沒有可靠的測試方法能夠將混凝土結構的年齡評估在一段精確的時間內。僅根據混凝土結構的現有狀況判斷，不可能評估或估計地庫的建造日期。此外，亦有其他證據指出，鄭若驊在購買4號屋之前，地庫已經建成。基於《檢控守則》 第23.4（d）及（e）段（註一）所列的原因，不適宜在本聲明透露這些其他證據的詳細資料。 其他較小型僭建物無法從航空照片或其他現有證據中查明其建造時期。 4號屋發現的其他更改和改裝，例如設於分隔3號屋及4號屋圍牆的門口，均屬《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41條所指的豁免工程。 蔡維邦大律師在仔細考慮所有證據及資料後，認為沒有證據顯示有關的僭建物是在鄭若驊購買4號屋後建造的，或是在她成為物業擁有人之後明知而展開或進行的違例建築工程。因此，蔡維邦大律師的結論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足以支持檢控鄭若驊違反《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14（1）及40（1AA）條，即「明知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書面同意，便展開或進行建築工程」。 就上述僭建物對鄭若驊作出不檢控的決定，完全是根據《檢控守則》及適用法律。 披露作出有關決定的原因 上述案件的決定是根據《檢控守則》第23段的原則而作出解釋，以讓市民對這宗公眾關注的案件有全面和充分的了解。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 梁卓然資深大律師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註：雖然本聲明提及法律意見，但屋宇署和律政司均不放棄任何相關的法律專業保密權利。 註一： 《檢控守則》 第23.4（d）段：「給予理由可能會暴露在保密情況下提供的資料或敏感資料，而暴露這些資料可能會令個別人士有合法合理的憂慮」；及 《檢控守則》 第23.4（e）段：「給予理由可能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提供的保障」。 完 2018年12月21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16時08分
律政司司長到訪觀塘區（附圖）
13.12.2018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二月十三日）到訪觀塘區，參觀區內的小學和導盲犬中心，並與區議員會面。 在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博士和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的陪同下，鄭若驊到訪位於藍田的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了解該校推行的創新英語教學活動－－SimCity「模擬城市」。該活動讓學生以有趣互動的方式學習英文，提升運用英語的信心和溝通能力。 鄭若驊亦聽取教職員介紹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的情況，她觀看學生示範編寫程式控制機械人，並鼓勵同學積極參與STEM活動、繼續發揮創意和增進科技知識。 鄭若驊接着到訪位於翠屏邨的香港導盲犬協會賽馬會教育及培訓中心。該中心為視障人士、自閉症人士及其他殘疾人士，免費提供專業受訓犬隻服務，亦定期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加強大眾對導盲犬服務的認識。 結束訪問前，鄭若驊到訪觀塘區議會與區議員會面，就關注的事宜交換意見。 完 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18時03分
律政司就廉政公署調查的聲明
12.12.2018

廉政公署已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及立法會議員周浩鼎的涉嫌貪污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指控作出全面調查。有關指控源於（一）梁振英與UGL Limited（UGL）簽訂協議，及在他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接受該公司的款項；及（二）梁振英及周浩鼎涉嫌介入「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 律政司仔細考慮廉政公署提交的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後，認為沒有足夠證據對梁振英和周浩鼎提出檢控。 檢控準則 根據《檢控守則》，檢控人員在決定應否提出檢控時須考慮兩大問題：第一，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和繼續進行檢控。第二，若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除非檢控人員信納在法律上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檢控，即這些可接納和可靠的證據，連同可從相關證據作出的合理推論，有相當機會能證明有關罪行，否則不應提出或繼續進行檢控。而驗證標準則為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就本案而言，不對上述人士提出檢控的決定完全是建基於證據不足的考慮。 律政司的決定 現有證據顯示，於二○一一年年底，戴德梁行董事梁振英就UGL收購戴德梁行進行談判時，與UGL簽訂協議，收取400萬英鎊以「不作競爭、不作挖角」。部分款項是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時收取的。 所有證據顯示，作為收購安排的一部分，戴德梁行知悉梁振英與UGL簽訂協議並接受UGL的款項以「不作競爭、不作挖角」。 此外，梁振英與UGL就有關UGL收購戴德梁行的談判亦符合戴德梁行的利益，因戴德梁行當時正面對財政困難。由於證據未能確立戴德梁行不同意梁振英接受這些款項，或該行為屬於《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9條所針對代理人接受利益的罪行，故此，並沒有合理機會就有關梁振英貪污的控罪達致定罪。 至於沒有向有關當局申報利益的指控，由於梁振英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沒有法律規定需要申報他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與UGL所簽訂協議而會獲得款項的金額。故此，沒有申報並不構成任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有關周浩鼎提交「專責委員會」關於主要研究範疇的修訂來自梁振英，這些修訂並不會影響「專責委員會」的正常運作。故此，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種不當行為嚴重至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此外，為了完整起見，案中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可證實梁振英和周浩鼎觸犯其他刑事罪行。 律政司不對梁振英和周浩鼎提出檢控的決定，是依據《檢控守則》和適用法律而作出的。 律政司對上述案件的決定作出解釋，讓市民對這宗公眾關注的案件有全面和充分的了解。 完 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8時1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