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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題：使用緊急救護服務
30.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國麟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全日，有大批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警總），令車輛和人員均不能進出。當天晚上，警總內有人報稱不適，並召喚緊急救護服務。警方其後指摘示威者阻塞道路令救援工作受延誤。然而，據報警方曾拒絕為已抵達警總附近的救護車開路，又過了很久才打開警總東面入口閘門讓救護員進入。此外，經救護車送往急症室的部分人士沒有接受診治便離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為何警方拒絕為救護車開路； （二）由救護車抵達警總附近至其接走各報稱不適者分別相隔多久；及 （三）有否評估，上述由救護車送往急症室的人士當中，有多少人真正需要接受緊急診治，以及緊急救護服務有否遭濫用？ 答覆： 主席： 六月二十一日早上約十時五十分，有示威者堵塞灣仔夏慤道、軍器廠街、告士打道一帶，再進一步包圍警察總部。示威者的行為嚴重影響警方的工作，包括警方向市民提供的緊急服務。 警方當日於中午時分通知文職人員可選擇先行離開警察總部，直至下午大約三時三十分，警察總部只剩下東面一個給傷健人士使用的出入口未被示威者堵塞，但其他汽車及行人出入口已被示威者用大量物件堵塞，無法通行。當傷健人士的出入口於下午約四時四十五分亦被堵塞後，仍然身處警察總部的所有員工均無法離開。警方曾多次向示威者要求讓路給警察總部的員工離開，但都不成功。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期間，以鐵馬及雜物堵塞警察總部出入口大閘、向警察總部擲雞蛋、在外牆塗鴉、用膠紙遮蓋設於警察總部外牆的閉路電視，示威者亦向警務人員淋油及以激光射向警務人員的眼睛。 有被困警察總部的職員，包括孕婦、長期病患者、嚴重病患者及一些年紀較大的員工其後表示感到身體不適而需要緊急救護服務，警方於當晚約九時三十分召喚緊急救護服務。 消防處當晚共調派五輛救護車、一輛消防處多用途車，以及一輛快速應變急救車前往警察總部處理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由於告士打道路面有障礙物及附近街道有大量人群，救護車未能駛近位於告士打道的警察總部西面閘口，而需要停泊在謝斐道及分域街交界。期間，在場救護人員嘗試將救護車緩慢駛過示威人群，可惜未能成功。此外，救護人員亦曾經研究移開路上障礙物，但考慮到障礙物的數量及現場情況，認為該做法並不可行。消防處亦曾與警方探討，利用直升機在警察總部的天台將緊急傷病者送往醫院治理的可行性，但經過硏究後認為存在技術及行動安排等限制，不適宜讓直升機降落在警察總部的天台將傷者運離。 首批救護人員連救護車大約於晚上十時三十分到達分域街，但因道路被示威人士嚴重堵塞，因此救護車無法進入警察總部。救護人員其後大約於晚上十一時十一分，在分域街及謝斐道交界帶同抬床及救援裝備步行前往警察總部西面閘口。由於西面閘口路面上有大量障礙物，救護人員須改為經過人群步行前往警察總部的東面入口，並約於晚上十一時二十七分抵達東面入口樓梯位置。由於警察總部東面入口的電動閘因示威活動而暫停運作，因此需要時間拿取鑰匙以開啟有關入口讓救護人員進入警察總部去接觸傷病者。首批救護人員其後約於晚上十一時五十一分接觸到警察總部內的傷病者，並將他們分批送院。 六月二十一日晚上警察總部內有13名員工身體不適，他們連同兩位陪同人員共15人登上救護車，分別送往瑪麗醫院及律敦治醫院。 市民有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必須守法。堵塞警察總部出入口及惡意阻撓警方員工自由出入，令被困而有需要的警察總部人員延遲獲得診治，嚴重超越和平表達意見的底線。警方於六月二十一日晚上一直與救護人員透過消防通訊中心進行聯繫，以令身體不適的警務處員工可盡快獲得緊急救護服務，這是警務處照顧員工的應有責任，亦是救護車提供緊急服務的目的。 市民對社會目前情況的不同意見，決非通過違法行為或暴力所能解決。這四個多月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縱火及破壞行為更令每一個香港人都感到震驚、焦慮和痛心。我們當前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遏止暴力、捍衞法治、恢復秩序和恢復社會安寧。我希望社會各界以對話代替對立，讓社會重新前行。 多謝主席。
​立法會十一題：維持公共安全及秩序
30.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淑莊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年六月十二日，有不少示威者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聚集，抗議政府就移交逃犯所提的修例建議。警務人員以武力驅散示威者，當場和在公立醫院急症室拘捕了不少示威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至今共有多少名參與上述示威的人士被捕，並按他們（i）涉嫌干犯的罪行及其被捕位置，以及（ii）所屬年齡組別（如表二所列）列出分項數字（分別按表一及表二列出）； 表一 被捕位置 涉嫌干犯的罪行 表二 年齡組別（歲） 性別 人數 16以下 男 女 16至18 男 女 19至25 男 女 26至40 男 女 41至65 男 女 65以上 男 女 （二）警方如何得知有示威者正身處公立醫院急症室就醫而派警務人員前往拘捕他們；及 （三）律政司會考慮甚麼因素，以決定引用《公安條例》（第245章）中哪些罪行條文（例如第17B條（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第18條（非法集結）及第19條（暴動）），對該等被捕人士提出檢控？ 答覆： 主席： 警方有法定責任維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當出現違法堵塞道路、癱瘓交通、非法集結和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等情況，嚴重威脅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時，警方在評估風險後，會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六月十二日大約上午八時，有大量戴上口罩及穿保護裝備的暴力示威人士，有組織地衝出龍和道、添美道、金鐘道和夏慤道，霸佔馬路，嚴重阻塞交通和擾亂社會秩序，部分人士更作出威嚇及挑釁的行為。有警車及市民的車輛被困在龍和道的隧道內，需要警方出動談判專家與示威者進行談判。有警員及市民因此而被困在車廂內接近八小時，人身自由嚴重受阻。非法阻塞交通及堵路令龍和道、夏慤道一帶的交通全面癱瘓。雖然如此，警方一直採取容忍的態度。 下午三時左右，在立法會大樓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大量極端暴力人士不斷以各種武器例如磚頭、鐵枝、鐵馬、木板等攻擊警察防線。警方在該處設立防線主要是為保護立法會大樓和內裏的人。這種暴力衝擊不但嚴重威脅在場人士（包括其他市民、傳媒工作者和正在執勤的警務人員）的人身安全，也嚴重威脅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警方評估了當時的情況後，把在立法會的防線一路後退到立法會入口的示威區前，繼續保護立法會大樓和相關人員。 經過多次勸諭及警告無效後，現場指揮官因應當時實際環境、整體情況及行動需要，並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決定使用相應的最低武力驅散人群及控制場面，令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免受進一步破壞，以及保護其他人及警務人員自身的安全。 現就問題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截至十月十七日，警方就上述發生於六月十二日的事件共拘捕39人，包括36男三女，年齡介乎14至57歲，當中包括五名於醫院被捕人士。所涉及的罪行包括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集結、襲警等。 （二）根據《警隊條例》（第232章）第10條，警方的職責包括維持公安、防止刑事罪行及犯法行為發生和偵查刑事罪行及犯法行為，以及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的人。 一直以來，警方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到醫院工作，包括在收到報案後到醫院向報案人或相關人士了解情況、了解受害人或涉案人士的傷勢及安排被捕人士到醫院接受治療等。此外，如果醫護人員發現求診者有可疑的傷勢（例如懷疑傷勢是在牽涉刑事成分的事件中造成），亦會通知警察作適當跟進。同時，如果駐守急症室的警員在急症室大堂發現有求診者（包括受害人或疑犯）有可疑的傷勢，警方會主動跟進相關案件。 （三）在香港，刑事案件的調查工作由執法機關負責，而是否提出檢控則由律政司負責。執法機關（例如警方）的調查人員搜集證據及其他材料，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則以此為依據，提供法律指引，包括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 就每宗案件的刑事檢控，律政司必須按證據、適用法律和《檢控守則》獨立地作出檢控決定。作出檢控決定時須考慮的因素及驗證標準，已詳列於《檢控守則》第5章。控方須考慮是否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並以根據有關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為驗證標準；如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控方繼而須考慮作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此外，根據《檢控守則》第8.1段，控方選擇控罪時，應致力於充分反映指稱罪行的刑責，方式為既能兼顧檢控效率亦能令法庭於社會與被告兩者之間秉行公義。這些規定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案件。 《檢控守則》第19章提示檢控人員在處理有關公眾秩序活動案件（包括可能涉及《公安條例》（第245章）的罪行）時適用及已被廣為確立的法律原則。如有聲稱指干犯的罪行是同時涉及行使受《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的自由，例如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檢控人員或需作出特別考慮。一方面，當局有明確責任採取合理而適當的措施，讓合法的集會和平進行；另一方面，有需要依法維持公眾秩序，以保障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對於涉及公眾秩序活動的案件，檢控人員必須求取平衡，既要符合社會利益維持公眾秩序，亦要讓大眾人士可合法及和平地行使自身權利。一般而言，只有當有關行為超出理智範圍或合理界線的限度，才應提出刑事檢控。 終審法院在近年的案例中亦指出，示威者一旦牽涉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即「破壞社會安寧」），便是超越受憲制保障的和平示威的界線，進入非法活動的領域，可受法律制裁和限制。若然參加者越過上述界線而非法干擾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後果也是一樣。沒有任何違法的暴力行為是受憲制保障的。 律政司會繼續按上述原則，堅守專業精神，不偏不倚、無畏無懼履行《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憲制責任，作出刑事檢控決定，不受任何干涉。
立法會十六題：入境管制
30.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許智峯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一名菲律賓前外交部部長在今年六月持外交護照抵港時遭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扣留問話超過五小時後被拒入境香港。一名菲律賓前申訴專員在今年五月持一般護照抵港時亦被扣留問話，儘管她最終獲准入境。另一方面，該兩人曾於今年三月聯同菲律賓漁民入稟國際刑事法院，控告包括國家主席等中國官員涉嫌觸犯反人道罪。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入境處拒絕外國人入境的一般原因； （二）該兩人抵港時遭上述對待的原因為何，以及當中是否包括他們對香港構成保安威脅； （三）中央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出入境事務中有何角色；特區政府事前有否接到中央關於該兩人入境香港事宜的任何指示；如有，詳情為何； （四）特區政府在處理該兩人的入境事宜上，有否受中央的取態影響；如有，有否評估中央有否違反（i）特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或（ii）《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如有評估而結果為有，有否跟進行動；如評估結果為否，理據為何； （五）根據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條文，入境處是否有權扣留持外交護照的外國人問話或拒絕其入境；有否評估入境處給上述外交護照持有人的對待有否違反有關條文；及 （六）有否評估，上述在國際上備受關注的事件有否對香港的國際聲譽及投資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如有評估而結果為有，有何措施避免同類事件發生；如評估結果為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後，現就許智峯議員的提問綜合答覆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出入境管制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範圍。按照《基本法》第154（2）條，特區政府對世界各國或各個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根據《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115章）第7（1）條，未獲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批准的人士，不可以入境香港，除非該人士擁有香港居留權、香港入境權或其他憑藉《入境條例》無須上述准許而可以入境的人士（例如飛機機員）。特區政府不會評論個別入境個案或公開個別個案的資料。 入境處在處理每宗入境個案時，都會按照特區當時適用的相關法律和政策，充分考慮個案的實際情況後才決定是否批准入境。根據《入境條例》第4（1）（a）條，入境處人員可在任何人入境時向該人作出訊問，以核實他們的身分及考慮他們是否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例如是否持有有效的旅行證件、是否持有與來港目的相符的有效簽證或簽注、有否具備返回原居地所需的安排和條件、留港期間有沒有足夠旅費、有沒有任何已知的不良紀錄、來港目的等。《入境條例》第11（1）條授權入境處人員在訊問訪客後，可拒絕給予他們入境香港的准許。《入境條例》第18（1）（a）條授權入境處人員遣送被拒入境人士離境。《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並不影響入境處向任何入境香港的人士依法實行入境管制及作出入境訊問。 特區政府有責任在香港實施有效的入境管制，在有需要時拒絕個別人士入境。入境處處理入境管制所享有的權力和責任和世界各地政府相關部門所享有的大致相同。香港是自由開放、信守法治的社會，我們在實行出入境管制的同時，會繼續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訪港，並力求為他們提供出入境的便利，香港在這方面一直得到國際認可。
​立法會八題：警方採取適當行動確保公共安全及秩序
30.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楊岳橋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今年六月九日有逾一百萬名市民參加遊行，抗議政府所提關於移交逃犯的修例建議。在晚上遊行結束後至翌日凌晨期間，有逗留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繼續抗議的示威者與警務人員發生肢體衝突。警務人員對示威者施放胡椒噴劑、以警棍毆打他們，並且拘捕了19名年齡介乎19至34歲的青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被捕人士數目按（i）他們所屬年齡組別（如表一所列）及性別，以及（ii）他們涉嫌干犯的罪行及其被捕位置劃分的數字（分別按表一及表二列出）； 表一 年齡組別（歲） 性別 人數 19至20 男 女 21至22 男 女 23至25 男 女 26至30 男 女 31至34 男 女 表二 被捕位置 涉嫌干犯的罪行 （二）鑑於據報在今年六月十日凌晨，有多名遭警務人員包圍或追捕的示威者被記下姓名及身份證號碼，該等示威者的數目，並按他們（i）所屬年齡組別及（ii）性別列出分項數字（按表三列出）； 表三 年齡組別（歲） 性別 人數 16以下 男 女 16至18 男 女 19至25 男 女 26至40 男 女 41至65 男 女 65以上 男 女 （三）警方在上述事件中分別使用了多少（i）胡椒噴霧、（ii）胡椒水劑及（iii）類似性質的噴霧或水劑； （四）警方採用甚麼客觀標準或指引，以決定需否施放胡椒噴劑； （五）鑑於《香港警務處程序手冊》規定，當有人被警棍擊打，單位指揮官或主管事後須向主要單位指揮官呈交初步報告，而報告副本須送交警務處助理處長（支援），警方至今收到多少份涉及上述事件的初步報告；警方會否將該等報告公開； （六）第（五）項提及的報告中每宗個案的以下詳情：（i）使用警棍人員的姓名、（ii）職級、（iii）被擊打者的傷勢、（iv）擊打次數，以及（v）擊打部位（按表四列出）；及 表四 （i） （ii） （iii） （iv） （v） 其他備註 （七）會否把《警察通例》及《香港警務處程序手冊》最新版本的全部內容，按章節及附件公開，以便公眾了解警方採用的執法標準；如會，提供最新版本的通例及手冊（連附件）；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市民有集會、遊行及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巿民在行使這些權利時，必須守法及和平有序。當出現違法堵塞道路、癱瘓交通、非法集結和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等嚴重威脅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情況時，警方在評估風險後，必定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六月九日在港島區舉行的遊行，雖然參與人數眾多，卻大致和平有序。然而晚上遊行結束後，在大約六月十日凌晨，大批示威者在立法會示威區、立法會道、添美道、夏慤道及龍匯道一帶非法集結，並作出種種違法行為。部分示威者破壞立法會停車場的車閘、拆毀立法會示威區的鐵馬、毀壞公物，堵塞附近主要道路，並向警方投擲雜物，企圖使用拆毀的鐵馬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及搶奪已被警方拘捕的疑犯等。 在多次警告無效下，警方因應當時的整體情況及實際需要，決定使用所需最低程度武力進行驅散和控制場面。相關人員在行動中使用胡椒噴劑、警棍等裝備以驅散人群及阻止衝擊。 在當晚行動中共有八名警務人員受傷，其中一人被示威者踢倒致頭部及眼部嚴重受傷，現時仍因傷休假中。 現就問題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及（二）截至十月十七日，警方就上述發生於六月九日的事件共拘捕32人，包括30男兩女，年齡介乎18至41歲，涉嫌非法集結、襲警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罪行。 （三）至（六）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嚴格的指引。警務人員只有在必須及沒有其他辦法可完成合法任務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所需最低程度武力。警務人員在使用該等武力前，會在情況許可下盡量向對方發出警告，並在可行範圍內，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才會使用武力。當使用武力的目的已達，警方會停止使用該武力。 胡椒噴劑或催淚水劑屬警方可使用的武力之一，目的是使在前線衝擊警方防線的人或有暴力行為的人盡快停止衝擊或暴力行為。警棍屬警方可使用的武力的另一選項。所有配備胡椒噴劑、催淚水劑和警棍的前線人員都須接受適當訓練。警務人員要確保相關的武力使用符合使用所需最低程度武力的原則。 在今年六月初至十月初的四個月，香港有超過400宗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示威、遊行和集會，當中暴力場面的頻繁及警務人員的動員人數，均有別於一般或單一武力使用事件。在此等混亂及嚴重暴力場面期間，警方會以事件宗數為單位向公眾交代有關胡椒噴劑、催淚水劑及警棍的使用情況。 六月九日的事件中，警務人員在面對眾多暴力衝突及大批暴力人士時，為制止這些違法及暴力行為，使用了胡椒噴劑、催淚水劑或警棍。就當日情況，警方綜合記錄當日晚上至翌日凌晨時分在政府總部及附近一帶（包括立法會示威區及夏慤道）曾使用胡椒噴劑及警棍的事件，並已收到相關的武力使用報告。 警方重申，警方與示威人士並非對立，如市民能以和平、合法、有秩序的形式進行公眾活動，警方根本無需使用任何武力。 （七）警隊現時已將部分《警察通例》上載至警察公眾網頁供公眾查閱。至於包括《程序手冊》等其他沒有公開的命令或守則，若被公開，可能會影響警隊行動的有效運作，以及警方防止和偵查罪案的工作。
​立法會七題：台灣殺人案
30.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慧琼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一名香港男子懷疑於去年二月在台灣殺害與其同行的香港女子後返回香港。由於政府無法根據現行法例把該名男子移送往台灣受審，保安局於本年二月向本會提交立法建議，以修訂《逃犯條例》（第503章）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525章）。政府已於本月二十三日正式撤回有關法案。另一方面，該名男子因洗錢罪成而被判囚，並已於本月刑滿出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目前有否計劃（例如透過現行機制）盡快把該名男子移送往台灣受審，為死者討回公道，以彰顯公義；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二○一八年二月發生的台灣殺人案涉及一名香港女子被一名香港男子殺害，涉案男子於案發後返回香港。涉案人於二○一八年三月被香港警方拘捕。律政司在考慮所有相關證據後，向涉案人控以四項「清洗黑錢」罪。涉案人於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判清洗黑錢罪成，判囚29個月。 行政長官於十月十八日收到涉案人當時在囚中的來信，表示決定刑滿後就其涉嫌的殺人案到台灣自首，並請特區政府協助安排相關手續。涉案人於十月二十三日出獄，並在當天透過傳媒公開表達他願意赴台自首，接受審訊的意願。 現時香港沒有法律與台方進行逃犯移交及刑事司法協助。在對涉案人的刑事檢控方面，律政司經充分及全面考慮了香港警方調查及搜集所得的證據後，在香港只有足夠證據控告涉案人清洗黑錢的罪名，並沒有足夠證據就其他罪行向他在香港法院提出刑事檢控，包括他涉嫌在台灣干犯的殺人罪。律政司的刑事檢控決定，均是嚴謹地按證據、適用法律和《檢控守則》獨立地作出，並只會在有充分可被法庭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的情況下，才會提出起訴。 眾所周知，殺人的罪行發生在台灣，死者屍體、主要證人、證物及相關證據均在台灣，因此台灣對案件絕對有司法管轄權。自去年十二月，台灣當局亦對涉案人發出通緝令，之後更把通緝令訂為永久有效。特區政府認為既然涉案人已表達自願到台灣接受審訊，又是台方的通緝人士，到台自首與司法協助無直接關係，完全可在司法協助以外直接了當地處理。 現時，涉案人已服刑完畢，是自由人，特區政府無權如台方所述去將他續押或對他施加強制措施。對於涉案人今次自願自首的決定，特區政府樂見其覺悟自省，願意承擔罪責，為案件的處理帶來進展。事實上，特區政府收到涉案人的來信後，已即時透過香港警務處向台灣當局轉達了涉案人的意願，同時向台方表示港方會協助他作出相關安排，並樂意向台方提供一切所需的合法可行協助，但這必須在台方尊重香港法律及司法管轄權的原則下進行。現時，港台雙方已就涉案人赴台的安排展開聯繫，希望雙方在尊重各自司法制度下務實處理，努力尋求方案讓願意自首的涉案人盡快到台灣接受審訊，讓其有自新機會，讓法治及公義得以彰顯，讓遇害者的家屬得以釋懷。
​立法會十七題：警務人員執法事宜
23.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基本法》第二十八條訂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包括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然而，據報今年六月十一日晚上，警務人員在金鐘一帶（包括在港鐵站內和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的街道）對大批市民進行截停及搜身，但未有向該等市民表明懷疑他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干犯甚麼罪行和有關理據。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普通法下，警務人員要截查市民時，不得只聲稱有合理懷疑，而是必須解釋截查屬必要的實質原因。法庭頒下的一份判詞指出，警務人員對某人的懷疑是否合理，須以當時客觀事實來定奪，亦須有相關證據支持。此外，英國警務人員的指引訂明，合理懷疑不應建基於某人的特徵（例如年齡），而應基於其獲悉的可疑人物的線索和描述。另一方面，六月十日至十二日，有記者在金鐘一帶進行採訪期間被警務人員截查和粗暴驅趕，以致他們的採訪工作受到妨礙。就警務人員執法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警務人員在六月十一日晚上於金鐘截停及搜查了多少名市民，以及該等行動的理據為何； （二）警務人員對該等市民進行截停及搜查，是基於懷疑他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干犯甚麼罪行，以及有何客觀標準和相關證據，令警務人員起疑及證明其懷疑合理； （三）警務人員在六月十日至十二日截停及搜查了多少名記者，以及該等行動是基於懷疑他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干犯甚麼罪行；有何措施確保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時不會危及正履行採訪職責的記者的人身安全；及 （四）有否評估，上述行動的警務人員在未有提供證據支持其懷疑屬合理下進行截停及搜查，是否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以及是否超越了《警隊條例》（第232章）第54（2）條賦予警務人員的截停、扣留及搜查的權力？ 答覆： 主席： 警方有法定責任維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警隊條例》（第232章）第54條賦予警務人員權力，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眾地方，發現任何人行動可疑，或合理地懷疑某人已經、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該警務人員可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查閱。 警務人員亦可根據《入境條例》（第115章）第17C條賦予的權力，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閱。此外，個別法例如《公安條例》（第245章）、《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武器條例》（第217章）、《火器及彈藥條例》（第238章）等，亦賦予警務人員截停及搜查的權力。透過截停及搜查的行動，警方能更有效地執行其法定職能，特別是在防止和偵查刑事罪行及犯法行為，及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等方面。一直以來，警方在進行截停查問及搜查行動時，務必確保行動完全合法、有必要及得以適當地進行。 現就問題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至（三）「合理懷疑」指一般人在一般情況下皆會認為合情理或合邏輯地經評估而作出的懷疑。一般而言，警務人員在巡邏或行動時會觀察人物的行為、衣、隨身物品及表現，因應當時環境及情況，並綜合對所在地區及其罪案趨勢的認識、掌握的情報等各項因素作出評估，辨別可疑人物或對某人產生合理懷疑（即該人已經、即將或意圖干犯任何罪行），然後在適當時候採取截停及搜查行動，以達致有效防止及偵查罪案的目的。 六月十一日晚上，由於金鐘一帶有大型的公眾集會活動，引來大批群眾聚集，而警方在早一日（即六月十日凌晨）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的非法集結中，檢獲剪刀、鎅刀、萬用刀、刀片、打火機等危險物品，故此評估六月十一日晚上至六月十二日的公眾集會有相對高的安全風險。警方有責任採取適當的行動保障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包括進行截停查問或搜查可疑人士。截停及搜查的行動會因應警務人員就當時環境及情況下的判斷而作出，不是針對特定類別或行業的人士。 警方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的權利，亦會盡力配合傳媒採訪工作及與傳媒保持有效溝通和合作。因此，警方一直在不影響行動的前提下，盡可能協助傳媒的採訪工作。警方有法定責任維護法紀、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這是法律上要求警方履行的責任。因此傳媒和警方都有各自的職責，雙方互相理解，對各自的工作都有幫助。 警方已制訂相關指引，供人員在公眾活動或其他警方行動期間，透過傳媒機構或組織發出的證件或文件，識別和核實傳媒工作者的身分。傳媒工作者在採訪公眾活動期間，亦應隨身帶備記者證件或公司證明文件，同時可穿上易於識別的服飾及佩戴臂章，以便現場警務人員識別。 為進一步加強與傳媒的溝通和合作，警方在二○一五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傳媒聯絡隊。警方會在有需要時調派傳媒聯絡隊到公眾活動或其他警方行動的現場，為在場採訪的傳媒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協助。 在大型公眾活動中，警方會因應事態發展，適時透過不同媒體向公眾發放有關信息，提醒市民注意安全，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在場的市民（包括傳媒工作者）亦應聽從現場警務人員的指示。 警方沒有備存問題要求的截停及搜查數字。 （四）警方的截停及搜查行動，是按上文提及的法例進行的。如受影響的人不滿意，認為要作出投訴，可在投訴警察制度之下作出投訴。該制度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兩層法定架構，第一層是負責接收及調查投訴的警隊投訴警察課，第二層是法定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兩層投訴制度根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第604章）有效運作，有清晰的法律基礎，確保每宗投訴警察的個案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監警會已決定就六月九日起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以及警方採取的相應行動作出審視，並將分階段向公眾公布其審視工作的進展。監警會將致力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六個月內就六月九日至七月二日期間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公布第一個階段性報告，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及向公眾公布詳情。監警會已成立專案組，並開設多個渠道，包括電子平台和電話熱線，供各持份者及市民大眾提供資料，為日後進行的審核投訴工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及基礎。監警會亦已成立國際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將提供國際經驗及意見，以助監警會審視與香港近期大型公眾活動相關的警務工作和程序。政府十分重視監警會的審視工作，並會仔細研究及跟進該會日後提交的報告建議。 此外，投訴警察課已成立一隊特別隊伍專責處理有關投訴。有關成員沒有參與有關公眾活動的執勤工作，以確保有關投訴能得到妥善處理。 投訴警察課就六月十二日的行動後已收到27宗由香港記者協會轉介的投訴。有關投訴現正由投訴警察課跟進，調查後向監警會提交報告。我們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立法會十六題：釋囚重犯率
23.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邵家臻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重犯率是指本地在囚人士在獲釋後兩年內就新罪行被定罪而再次被判入懲教院所服刑的百分比。關於釋囚的重犯率，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十年，每年釋囚的整體重犯率及按年變動趨勢，以及當中前次服刑時為成人（指21歲或以上）和青少年（指21歲以下）的釋囚的重犯率分別為何； （二） 過去十年，每年曾就販毒罪行被定罪因而服刑的釋囚的重犯率，以及當中服刑八年或以上的釋囚的重犯率為何；及 （三） 未來三年，政府有何新措施降低釋囚的重犯率？ 答覆： 主席： 懲教署一直致力為在囚人士提供穩妥、安全、人道、合適及健康的羈管環境，亦為他們提供適切的更生計劃，以協助他們改過自新，在獲釋後重返社會。此外，懲教署與不同持份者協作，推廣支持更生的信息，以及加強社區教育，協助預防犯罪。然而，在囚人士是否再次犯罪，仍會受個人、家庭、朋輩、社會和經濟等不同的因素所影響。 就邵議員的各項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過去十年，香港的再犯率（即本地在囚人士在獲釋後兩年內因干犯新罪行而再次被判入懲教院所服刑的百分比）以獲釋年份計算由二○○七年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四下降至二○一六年的百分之二十四點八，詳情如下： 本地在囚人士獲釋後的再犯率（%） 獲釋年份 青少年 （即前次服刑時為21歲以下） 成年人士 （即前次服刑時為21歲或以上） 整體數字 二○○七 24.2 35.6 34.4 二○○八 26.8 35.3 34.3 二○○九 23.2 34.3 33.0 二○一○ 20.9 32.3 31.0 二○一一 17.7 30.5 29.2 二○一二 15.6 30.5 29.0 二○一三 13.4 28.6 27.1 二○一四 12.6 27.2 25.9 二○一五 11.9 28.3 27.1 二○一六 10.2 25.7 24.8 （二）懲教署並沒有備存按罪行類別劃分的再犯率統計數字。 （三）懲教署於二○一八年公佈《策略發展計劃》策略重點之一，是為減少更生人士再干犯罪行的機會而針對在囚人士的不同需要提供適切的更生計劃，以協助他們獲釋後重新融入社會及減少再犯。為此，懲教署將不斷加強及優化現行的更生計劃，並推行以下措施： （i）在心理服務方面，為加強在囚人士的精神健康、對懲教院所的心理適應，以及協助他們改變犯罪行為，懲教署除了安排臨床心理學家為他們提供心理輔導外，更會因應性罪犯、女性和男性在囚人士、青少年在囚人士及戒毒所服刑人士的獨特需要，提供特定和全面的心理治療計劃，例如： （a）懲教署會按性罪犯的需要，安排他們於「性罪犯評估及治療組」接受系統化的再犯風險評估和心理治療，以幫助他們改過自新； （b）自懲教署於二○一一年在羅湖懲教所為有高度重犯風險及需要接受個人成長和情緒治療的女性在囚人士設立「健心館」，懲教署一直通過富治療氣氛的環境，為她們治療情緒問題（包括被虐帶來的心理創傷、自殘傾向、人際關係、精神健康問題等）。鑑於男性在囚人士的心理需要有別於女性，懲教署亦於二○一八年十一月在赤柱監獄試行「好望閣-男士正向生活中心」治療計劃，以切合男士的治療需要，及提供一個互相支持和共同改進的治療社羣，協助男性在囚人士發揮男性優良的特質，遠離犯罪陷阱； （c）至於戒毒計劃方面，除了強制性的戒毒治療，懲教署近年研究為女性戒毒康復計劃加入靜觀治療元素，並於二○一七年在勵顧懲教所設立「嘗靜閣」，首次試行把靜觀治療糅合於懲教院所的戒毒心理服務。懲教署計劃於本年底把靜觀治療推展至男性戒毒所；及 （d）為培養青少年在囚人士正面的社會意識及減低他們重犯的機會，懲教署會為青少年在囚人士進行適切的輔導和適時的介入，包括為他們提供的系統化治療計劃「心導計劃-從少做起」，以減少他們的再犯誘因；及為鼓勵青少年在囚人士的家長參與子女的更生歷程，針對現今家庭和青少年在囚人士的心理需要的「家愛計劃-從心出發」。 （ii）懲教署深明家庭的支援對青少年在囚人士的更生起着關鍵的作用，故署方為青少年在囚人士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所員-家長活動」，亦會因應不同院所提供的職業訓練課程而加設獨特的主題親子活動。此外，懲教署計劃在成年在囚人士的更生計劃內加強家庭的參與，為成年在囚人士舉辦「更生家庭活動」，希望透過各種形式的活動、講座及分享，改善在囚人士與家人的關係及溝通技巧，從而增加他們改過的決心。 （iii）為提升在囚人士的個人修養及就業能力，懲教署不但為自願進修的成年在囚人士提供適當的協助，更通過符合就業市場需要的職業訓練，培養在囚人士積極的態度和正確價值觀，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相關措施如下： （a）懲教署為14至20歲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半日正規教育課程，並鼓勵成年在囚人士利用公餘時間進修，按其興趣及能力，以用者自付原則修讀遙距教育課程及參加公開考試。院所會為在囚人士提供適當的協助，例如為協助有意進修但經濟有困難的在囚人士，懲教署成立了多個教育基金及資助計劃供在囚人士申請，為他們支付公開考試、遙距課程以及購買教科書及學習器材等的費用； （b）懲教署將繼續於青少年院所推行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教育及舉辦相關的教育活動，並以小組興趣活動形式推展到成年人士院所，以培養在囚人士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知識上裝備他們於獲釋後盡快適應社會節奏； （c）在職業訓練方面，懲教署現時與僱員再培訓局、建造業議會和職業訓練局等合作，因應本地就業市場情況，為剩餘刑期為三至24個月的合資格成年在囚人士，提供超過40項職業訓練。近年開辦的課程包括裝修鋪地板和裝修電腦繪圖基礎證書等。在二○一九至二○年開辦的新課程中，還引進「虛擬實景」技術，包括虛擬實境焊接和虛擬實境窗櫥設計。所有課程均由市場認可的培訓機構提供並發出證書，其中約四成的課程獲資歷架構認可，其餘則獲市場認證；及 （d）懲教署也為所有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20項半日制的職業訓練課程，涵蓋建造、商業及服務行業，包括辦公室及商業實務、機械工藝、咖啡店運作（包括沖調拉花技巧）和西式餐飲服務等課程。 （iv）為了令在囚人士重新訂立他們的人生目標，並鼓勵他們在獲釋後逐步建立自己的事業，懲教署與商界助更生委員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年職涯發展服務合作，於今年三月推出「人生大贏家」計劃。此計劃於赤柱監獄試行，旨在為在囚人士提供有關人生規劃、職業發展和創業培訓等，讓在囚人士於獲釋前訂下創業目標。如效果理想，將進一步在其他院所推行。 為檢視和提升現行更生計劃的成效，同時為未來的更生計劃定位，從而減低更生人士的再犯率，懲教署積極與本地大學合作，於二○一八年七月展開了一項「更生人士三年縱向研究」，透過追蹤更生人士三年間的生活，深入探討他們的需要。
​立法會十九題：六月十二日示威活動的處理
23.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尹兆堅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年六月十二日，金鐘一帶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有市民投訴，警務人員把參與和平示威的市民及記者視作恐怖分子，並施以不必要武力，例如瞄準手無寸鐵的市民和記者的頭部近距離發射布袋彈及橡膠子彈，以及圍着未有反抗的市民並用警棍擊打。此外，有警務人員辱罵已表明身分的記者，甚至公然出言挑釁市民。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警務處處長把上述示威活動定性為暴動的法理基礎及所依循的程序為何；有否警隊其他高層人員或其他政府官員參與作出該決定；如有，詳情為何； （二） 行政長官或其他政府官員有否法定權力撤銷第（一）項所述的決定；如有，詳情為何，以及行政長官或相關官員有否考慮行使該權力撤銷該決定； （三） 命令或批准警務人員於上述事件中使用催淚彈及發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的人員的最高職級及作出該等決定的理據為何，以及他們當中有否包括行政長官或任何不屬警隊的政府官員； （四） 警方會否把被投訴在上述示威活動中曾對記者及市民使用不必要武力的警務人員調離前線崗位，以減少他們執行職務時與市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及 （五） 政府（i）日後處理大型示威活動時，會否邀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派員在前線監察警方執法，以及（ii）會否於短期內成立委員會調查警務人員在上述事件中的執法行動有否不恰當之處？ 答覆： 主席： 六月十二日大約上午八時，有大量戴上口罩及穿保護裝備的暴力示威人士，有組織地衝出龍和道、添美道、金鐘道和夏愨道，霸佔馬路，嚴重阻塞交通和擾亂社會秩序，部分人士更作出威嚇及挑釁的行為。有警車及市民的車輛被困在龍和道的隧道內，需要警方出動談判專家與示威者進行談判。有警員及市民因此而被困在車廂內接近八小時，人身自由嚴重受阻。非法阻塞交通及堵路令龍和道、夏愨道一帶的交通全面癱瘓。雖然如此，警方一直採取容忍的態度。 下午三時左右，在立法會大樓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大量極端暴力人士不斷以各種武器例如磚頭、鐵枝、鐡馬、木板等攻擊警察防線。警方在該處設立防線主要是為保護立法會大樓和内裏的人。這種暴力衝擊不但嚴重威脅在場人士（包括其他市民、傳媒工作者和正在執勤的警務人員）的人身安全，也嚴重威脅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警方評估了當時的情況後，把在立法會的防線一路後退到立法會入口的示威區前，繼續保護立法會大樓和相關人員。 經過多次勸諭及警告無效後，現場指揮官因應當時實際環境、整體情況及行動需要，並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決定使用相應的最低武力驅散人群及控制場面，令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免受進一步破壞，以及保護其他人及警務人員自身的安全。 現就問題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及（二） 特區政府從來沒有為六月十二日在金鐘一帶發生的事作「暴動」的定性。政府已多次解釋，警務處處長只是當時用「暴動」來形容六月十二日下午在立法會示威區那些在前線用了一些自製武器去攻擊警務人員的行為。事實上，對於一件事件的描述不會影響到日後的檢控工作。香港的檢控工作按照《基本法》是由律政司獨立主管，不受干涉，亦不會受到任何人影響。就每宗案件的刑事檢控決定，律政司會一如以往按證據、適用法律和《檢控守則》作出。除非有充分可被法院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否則律政司不會提出檢控。 （三） 警方有法定責任維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當出現違法堵塞道路、癱瘓交通、非法集結和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等情況，嚴重威脅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時，警方在評估風險後，會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嚴格的指引。警務人員只有在必須及沒有其他辦法可完成合法任務的情況下，才會使用適當的最低程度武力。警務人員在使用該等武力前，會在情況許可下盡量發出警告，並在可行範圍內，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才會使用武力。 在六月十二日的行動中，部分示威者在前方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襲擊警察。這些都是危險甚至可致命的行為，也威脅到在場人士的性命安全。在當時的情況下，警方現場的指揮官按其專業判斷，決定使用所需武力驅散人群及控制場面，並在行動中使用適當裝備，包括警棍、胡椒噴劑、催淚水劑、布袋彈、橡膠彈和催淚煙等。這些都是低殺傷力的武器，與海外國家的執法機構在處理同類暴力情況時所使用的裝備相若。 （四）及（五） 投訴警察制度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兩層法定架構。制度的第一層是負責接收及調查投訴的警隊投訴警察課；制度的第二層是法定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兩層投訴制度根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第604章）有效運作，有清晰的法律基礎，可確保每宗投訴警察的個案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監警會已決定就六月九日起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以及警方採取的相應行動作出審視，並將分階段向公眾公布其審視工作的進展。監警會將致力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六個月內就六月九日至七月二日期間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公布第一個階段性報告，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及向公眾公布詳情。監警會已成立專案組，並開設多個渠道，包括電子平台和電話熱線，供各持份者及市民大眾提供資料，為日後進行的審核投訴工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及基礎。監警會亦已成立國際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將提供國際經驗及意見，以助監警會審視與香港近期大型公眾活動相關的警務工作和程序。政府十分重視監警會的審視工作，並會仔細研究及跟進該會日後提交的報告建議。 此外，投訴警察課已成立一隊特別隊伍專責處理有關投訴。有關成員沒有參與有關公眾活動的執勤工作，以確保有關投訴能得到妥善處理。 截至十月十四日，投訴警察課收到813宗與相關公眾活動有關的投訴。 至於被投訴的警務人員會否需調離前線崗位，這視乎投訴的性質、嚴重程度、調查所得、警隊的運作及行動需要等。這些方面警方都有既定機制處理。有關投訴現正由投訴警察課跟進，警方不會評論個別情況。 一如警方過去處理大型行動的做法，警方會進行行動後的檢視。為協助監警會在前線監察警方的遊行安排，投訴警察課一直有邀請監警會委員於七一遊行進行實地考察。
立法會：保安局局長宣布撤回《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23.10.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宣布撤回《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發言全文： 主席： 政府於今年二月，在諮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之後，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建議修改現有的《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條例草案》於四月三日在立法會大會首讀，之後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向立法會作出預告，擬於六月十二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由於公眾對《條例草案》意見分歧，社會出現矛盾，政府經過研究及檢討，決定暫緩修例工作。就此，我於六月十五日致函立法會主席，收回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立法會大會就處理《條例草案》的工作亦因而停止。之後政府多次表明修例工作已經完全停止。 現在，為了更清楚明確表明特區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場，我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64（2）條，正式宣布撤回《條例草案》。 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立法會三題：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23.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尹兆堅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希望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以便出外旅遊及升學。由於只有中國公民才可申請該護照，他們須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入籍）。儘管他們已居港多年（當中不少人及其歷代長輩在港土生土長），他們申請入籍時仍遇到不少困難，包括他們需長時間等候、支付高昂費用，而且他們在申請遭拒時不獲告知理由亦沒有上訴途徑，令這些以香港為家的少數族裔人士失去對香港的歸屬感，有部分人更選擇移民。關於少數族裔人士的入籍申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十年，每年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分別接獲、批准和拒絕了多少宗入籍申請，以及有多少宗撤回，並按族裔以表列出分項數字； （二）鑑於入境處處理入籍申請時，會考慮申請人是否享有香港居留權、是否有足夠的中文程度等十項因素，申請人須在最少多少項因素中取得正面評分，其申請才獲考慮；會否把申請人在港居住年期視為因素；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鑑於按照現行法例，入境處無須就其拒絕入籍申請的決定給予理由，而申請人亦不可就該決定提出上訴，政府會否修訂有關條文，以免入籍申請遭拒的少數族裔人士感到無所適從及被歧視；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護照條例》（香港法例第539章），簽發特區護照的其中一項條件，是申請人必須是中國公民。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及附件三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國籍法》）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解釋》），並授權特區政府指定其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根據《國籍法》及《解釋》處理香港特區內與中國國籍有關的申請。此外，特區政府在一九九七年訂立《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第540章），就國籍申請、申請形式及收費等實施事宜作出規定。 就尹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我現在回覆如下： （一）由二○○九年至二○一八年，入境處共接獲14 645宗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個案，當中10 844宗申請獲得批准，另有1 707宗不獲批准和228宗撤回或不能跟進，其餘1 800多宗屬於仍然在處理當中或申請及完成處理是發生在不同年份的個案。按年的數字見附表一。 有關獲批准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人的原屬國籍，由二○○九年至二○一八年，獲批准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人的主要原屬國籍，包括印度籍、巴基斯坦籍、印尼籍、越南籍和菲律賓籍，詳細申請和批准加入中國國籍的數字見附表二。 （二）《國籍法》第七條訂明，外國人或無國籍人，願意遵守中國憲法和法律，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經申請批准加入中國國籍： （i）中國人的近親屬； （ii）定居在中國的；或 （iii）有其他正當理由。 任何人士如符合《國籍法》規定，可以向入境處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入境處在處理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時，除了會考慮申請人是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的相關規定之外，亦會充分考慮每宗個案的個別情況。一般而言，考慮因素包括以下各項，其中並不涉及申請人的種族、膚色或宗教因素： 申請人是否為享有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的近親屬； 申請人是否享有香港居留權； 申請人是否在香港有慣常住所； 申請人家庭的主要成員（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在香港； 申請人是否有合理的收入以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 申請人是否已按照法律繳稅； 申請人是否有良好品行及精神健全； 申請人是否有足夠的中文程度； 申請人是否會在獲得批准加入中國國籍後繼續在香港居住；及 申請人是否有其他正當理由支持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入境處會全盤考慮以上所列舉的因素，並作出持平合適的決定。申請人是否在港居住是考慮因素之一，而入境處對每宗申請都會因應個別情況來處理，並不會按單一條件作審批。因此在審批時，並不存在申請人需符合多少項因素才可獲批中國國籍的規定。而不符合其中考慮因素亦不代表申請必然會被拒。 （三）入境處根據《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這條例第5（1）（b）條有關國籍申請的條文只適用於行使酌情權的決定。入境處在行使有關酌情決定權處理加入中國國籍申請時，往往需要考慮一些敏感資料，例如申請人是否有良好品格等，因此不適宜透露決定背後的原因。在考慮有關因素後所作的決定，屬行使酌情權的決定，而非就法律或事實的判定，倘若就此類決定設立上訴渠道，則最終決定會變成由有關處理上訴的機關作出，而並非由《解釋》授權特區政府指定的入境處作出。 倘若個別申請人對申請結果不滿，可去信要求入境處覆檢，所有覆檢均會獲公正處理。此外，特區護照申請被拒的申請人亦可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多謝主席。
立法會五題：在移交逃犯方面的人權及程序保障
23.10.2019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答覆： 問題：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訂明，任何人有接受公正公開審訊的權利。根據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第3（f）條，若被要求引渡者在請求國內沒有得到或不會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第14條所載的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低限度保障，則不得准予引渡。香港與20個司法管轄區已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下稱「協定」）均經過本會的附屬法例立法程序後才實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與香港簽訂了協定的司法管轄區當中，分別有哪些和多少個已經和尚未實施《公約》；政府如何在制度上確保港人被移交後獲得公平審訊及人權的保障；會否在法例中增訂有關保障條文；如否，原因為何； （二）有否評估，會否出現港人獲得公平審訊和人權的保障因移交而被削弱的情況；如有評估而結果為會，此情況會否影響香港和外國的商貿和其他關係；及 （三）政府與某司法管轄區簽訂協定前及後，有否評估當地法律規定與實際執行是否有強烈落差；如有評估並發現此情況，政府如何處理有關的協定，以確保被移交港人獲得公平審訊和人權的保障？ 答覆： 主席： 特區政府一直在《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框架下積極推展與有關司法管轄區在移交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合作，透過與更多司法管轄區簽署相關協定，建立更廣泛的司法互助網絡，以加強國際合作，協力打擊罪行。現行的《逃犯條例》為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移交逃犯，提供法律基礎。 就莫議員問題的三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在與有關司法管轄區開展訂立移交逃犯安排的磋商前，特區政府會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該司法管轄區就移交逃犯的相關法例及已簽訂的雙邊協定；以及香港與該司法管轄區的人均往還、經濟及社會關係等。 移交逃犯協定是平等互助的雙邊安排。特區政府用作磋商移交逃犯長期安排的範本，是在香港回歸前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制訂，符合國際的通行做法。回歸後，政府已把範本提交立法會作參考。事實上，所有長期協定必須經過立法會以附屬法例形式審議，才有法律效力。一個司法管轄區是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的締約國，並非香港與其簽訂長期移交協定的必然條件。 現時，香港已與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移交逃犯的雙邊長期協定，當中18個司法管轄區（即澳洲、加拿大、捷克、芬蘭、法國、德國、印度、印尼、愛爾蘭、荷蘭、新西蘭、菲律賓、葡萄牙、大韓民國、斯里蘭卡、南非、英國及美國）為《公約》的締約國；餘下兩個司法管轄區（即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並非《公約》的締約國。 根據《逃犯條例》第3（1）條，香港與有關司法管轄區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定可載有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制約，以規限《逃犯條例》的程序。因此，在雙方磋商協定時，可因應情況需要在協定中加入雙方同意的額外條文。例如在香港已簽訂的20份長期移交協定中，均有加入關乎基於人道理由可酌情拒絕移交的條文。 此外，根據《逃犯條例》第13（1）（b）條，行政長官有權拒絕移交任何人士。在鄭翠萍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另一人[2002] HKCU 5這一件案中，法庭裁定，若作出移交屬錯誤、欺壓或不公平，行政長官有權拒絕。因此，涉案人士有權向行政長官作出申述或作司法覆核以反對移交，包括指出移交令屬於錯誤、欺壓或不公平，以及提出其他人道理由、適用法律或相關移交安排所訂明的保障。 《逃犯條例》現行的人權和程序保障符合國際移交逃犯的通行做法。若涉案人士認為其權利可能受損，可就行政長官的命令申請司法覆核。當中可以提出的申述或反對移交的理由，除了《逃犯條例》的移交限制、相關移交逃犯安排訂明的理由外，也可包括與《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相關的理據。 （二）移交逃犯是打擊有組織及跨境犯罪的國際共識，也是全球公認有效減少犯罪的方法。《逃犯條例》針對的是干犯嚴重罪行的逃犯，並不影響合法的商業活動及受法律保障的個人權利和自由。現行的《逃犯條例》符合國際的通行做法，已在移交逃犯的目的及人權和程序保障之間取得平衡。截至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根據雙邊協定及多邊公約向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了109名逃犯。在移交的過程中，涉案人的人權受到香港法院保障。他可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其他適用法律就移交程序或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並且可一直上訴至終審法院。法院可參考有關的案例，包括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案例，以作決定。這些案例包括請求方是否可作出就該個案符合被請求方要求的額外人權保障。涉案人如認為行政長官作出的決定不合法、不合理或程序失當，亦可提出司法覆核。 （三）締結移交安排及移交逃犯對雙方司法管轄區來說都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任何被移交的逃犯，都會在兩地的法院公開處理，在公眾知情之情況下進行，受廣泛監察。《逃犯條例》的長期移交機制已順利運作了22年，一直行之有效，特區在處理移交逃犯請求時，有一套極為嚴謹的程序，行政及司法機構都有責任和角色，確保符合所有程序和法律要求，以及涉案人的權利獲得保障。
保安局局長談台灣殺人案疑犯自願自首
23.10.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大樓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保安局局長：台灣殺人案的疑犯陳同佳今日出獄，他出獄之後再一次表示他願意去台灣自首，這一件本來是很直接了當可以處理的自首事情，台方因為政治考量去諸多阻撓。一個由自己執法部門通緝的疑犯，而他自願去自首都諸多限制，這些政治考量的事情，還將責任圖謀推卸給特區政府，大家有目共睹。 台方不斷改變立場，首先對陳同佳作入境管制，今日又說沒有對陳同佳作入境限制，亦曾經要求特區政府在陳同佳刑滿之後，非法繼續扣押他，又要求特區政府在明知沒有足夠證據下起訴他涉及在台灣本土殺人有關的事情，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言論，亦違反秉承公義的做法。若今次不能夠秉承公義，台灣政府要負上全部責任。 台方提出要派員來港押解陳同佳，這是極度不尊重特區政府的司法管轄權，完全不能接受。現時陳同佳刑滿出獄，他已是一個自由的人，特區政府沒有權向他採取任何強制性措施，他可以選擇任何他認為可以陪同他的人去台灣自首。我希望台方可以履行它在這件事件沒有表現出來的公義和司法責任，讓陳同佳可以去台灣自首，讓這一件謀殺案的死者及家人還一個公道，亦都讓陳同佳可以在司法制度之下改過自新。 記者：局長，你的理解，陳同佳最早可以甚麼時候去台灣？還有陳同佳現在是否under警方的custody？ 保安局局長：陳同佳是有表示他對自身安全有憂慮，所以警方在考慮過他提出的要求，作出評估之後，正在採取適當的措施。 記者：想問是否有台灣刑事局的人員在港？亦都有消息說，如果陳同佳上機，台方就會作出拘捕。這個做法，和現在香港的法律框架有沒有牴觸、有沒有問題呢？ 保安局局長：以我所知，台灣方面沒有執法人員現時在香港，如果我知道，我會去認清楚他們以甚麼身分在香港。第二，我尊重台灣的司法制度，香港對一個通緝犯，是會即時拘捕，台灣怎樣處理一個通緝犯自首之後的程序，當然是按台灣的法律程序及司法制度去處理。 記者：局長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台灣方面說希望派檢警人員來香港確認陳同佳的身分，並陪同他回台灣，這樣是否已經是香港方面所謂的「押解」和「執法」呢？第二，港府有沒有任何代表曾經在陳同佳在獄中的時候見過他或管浩鳴牧師，知悉他們原本打算今早直接由監獄去機場前往台灣呢？ 保安局局長：你再問你的問題，先第一個（問題），我不想在任何的答案裏面有甚麼不正確的地方，請逐個問。 記者：台灣方面昨天在記者會說，希望檢警人員來香港確認陳同佳的身分，並且陪伴他回台灣，這樣是否已經是香港方面所謂的「押解」呢？究竟所謂的「跨境執法」的定義是甚麼？是否他們來香港認人、陪他上機，就是不可以接受，完全不可以進入香港境內呢？ 保安局局長：「押解」這個說法，是台灣政府人員說的。第二，任何執法人員如果來香港執法，是不存在這個可能性的，因為任何司法管轄區，它在香港都沒有執法權，所以執法權只是在特區政府的執法部門。至於怎樣令陳同佳可以去台灣自首，應該用一個積極的態度，不是設了不同的關卡、不同的改動，今天要求做一樣（事情），明天又說做另外一樣事情，這種似乎是節外生枝的方法。 記者：兩個問題。有沒有在陳同佳在獄中時，派過任何代表見過他或管浩鳴牧師？是否知悉他們原本計劃今早直接由監獄去機場？ 保安局局長：至於管牧師和陳同佳之間如何溝通、如何協作，這些由管牧師自己向你們交代。在特區來說，我們是沒有參與他們在自首方面的事情，直至他（陳同佳）寫信給行政長官。多謝。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香港海關110周年慈善羽毛球錦標賽」為「生命小戰士會」籌得超過二百二十萬元善款（附圖）
7.9.2019

香港海關今日（九月七日）於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舉行「香港海關110周年慈善羽毛球錦標賽」，除作為部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的誌慶獻禮活動外，更為本地非牟利兒童癌病互助組織「生命小戰士會」籌得超過二百二十萬元善款。 「生命小戰士會」於二○○二年成立，是一間由病童、康復者、家長及醫護人員共同組成的非牟利慈善機構，主要為十八歲以下患癌症或血病的兒童提供各種支援服務。今次活動所籌得善款將全數捐贈予「生命小戰士會」作擴展和加強服務之用，令更多有需要的兒童及其家人受惠。 今次慈善羽毛球錦標賽更獲得國家體育總局的大力支持，特別安排國家羽毛球隊世界冠軍運動員洪煒和柴颷專程來港與香港羽毛球代表隊運動員作精彩表演，更為「生命小戰士」送上摯誠祝福，鼓勵他們勇敢抗病，為他們鼓舞打氣。 來自本港不同政府部門及機構、澳門海關、本地企業，以及香港羽毛球代表隊運動員共有十二支隊伍踴躍參賽。比賽設「獎盃賽」及「獎碟賽」分四組進行。於激烈競賽後，「獎盃賽」由醫院管理局羽毛球代表隊脫穎而出，勇奪冠軍殊榮，亞軍由香港海關羽毛球代表隊奪得，香港入境處羽毛球代表隊及香港消防處羽毛球代表隊則名列季軍；「獎碟賽」冠、亞軍分別由香港警務處羽毛球代表隊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羽毛球代表隊勇奪，香港懲教署羽毛球代表隊及澳門海關羽毛球代表隊則奪得季軍獎項。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分別為慈善錦標賽擔任頒獎嘉賓及見證善款捐贈。他們除感謝香港海關舉辦這次別具意義的活動外，亦向「生命小戰士會」及各善長作出致謝。 香港海關關長鄧以海於致閉幕辭時表示，部門藉着一百一十周年的時刻，特別構思與慈善機構合作舉辦籌款活動，為構建關愛共融社會作出貢獻。 鄧以海亦表示，海關發展至今天一支擁有超過7 500人的執法隊伍，成就着數代前輩共同努力的成果，將會繼續秉承「護法守關，專業承擔」的宗旨，為國家和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並繼續參與公益活動，回饋社會。 約二百五十名嘉賓出席今日錦標賽，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警務聯絡部副部長鄧兆鋒、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入境處處長曾國衞、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葛珮帆；吳永嘉及容海恩、消防處處長李建日、懲教署署長胡英明、警務處人事及訓練處處長李建輝、澳門海關助理關長周見靄，以及企業機構代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