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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八题：《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的实施情况
16.1.2019

以下是今日（一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去年七月起实施的《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第629章）（《条例》），从香港境外地方抵达指明管制站的旅客如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即总值高于12万港元的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须向获授权人员作出书面申报。此外，即将离港的旅客及从香港境外地方抵达香港（指明管制站除外）的旅客，须在获授权人员的要求下披露是否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而披露此事实的人须作出上述的书面申报。在《条例》指明的其他情况下输入或输出大量现金类物品亦须作出申报。就《条例》的实施情况，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自《条例》实施以来，香港海关（海关）接获的申报数目和所涉总金额为何，并按申报（i）由旅客作出和（ii）在其他情况下作出列出分项数字； （二） 自《条例》实施以来，海关发现多少宗违反该等申报或披露规定的个案，以及对有关人士分别作出（i）书面警告及（ii）检控的个案宗数和所涉总金额为何； （三） 有否向海关增拨人手及其他资源，以便在各管制站执行《条例》的工作；如有，详情为何；为执行《条例》而抽查旅客的机制和至今的抽查个案宗数为何；及 （四） 政府透过什么渠道向访港旅客和香港居民宣传该等申报或披露规定，以避免他们误堕法网？ 答复： 主席： 《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条例》）于二○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起实施，落实「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第32项建议，侦测跨境运送大量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现金类物品）的活动，以打击清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香港海关（海关）是《条例》的主要执法机构。 根据《条例》，经指明管制站（注）抵达香港的旅客，如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即其总值高于12万港元），须使用红绿通道系统下的红通道，就有关现金类物品向海关人员作出书面申报。即将离开香港的旅客，或非经指明管制站抵达香港的旅客，则须在海关人员的要求下，披露是否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如有的话，须作出书面申报。 进口或出口同一批次属货物的大量现金类物品，须透过海关的网上「现金类物品申报系统」，预先向海关作出申报。 违反《条例》的申报或披露规定者，最高可处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初次违反有关规定的旅客，若从未被裁定干犯清洗黑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罪行，以及其现金类物品并非被合理怀疑是犯罪得益或恐怖分子财产，可根据《条例》缴付2,000港元，以解除其法律责任。其他个案会循刑事检控处理。 为协助旅客和相关业界遵从新规定，海关于《条例》生效后的首三个月，对初次违反《条例》的申报或披露规定者，视情适当以书面警告处理。 就梁继昌议员的提问，现答复如下： （一）由《条例》生效起至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海关共收到10 186宗由旅客作出的申报，所涉现金类物品总值约为1,132亿港元。货运方面，海关共收到4 863宗申报，所涉现金类物品总值约为6,212亿港元。 （二）在《条例》生效后的首三个月（即二○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海关共发现23宗违规个案，并向旅客及负责货运的有关人士分别发出了20份及三份书面警告。在该三个月后，截至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海关共发现32宗旅客违规个案，有关旅客均根据《条例》缴付2,000港元。货运方面，有一宗违规个案，海关拘捕了一人，并正进行调查。上述共56宗违规个案所涉现金类物品总值约为4,100万港元。 （三）为执行《条例》，海关除适当调派现有人手外，亦增设了44个常额职位，并引入了四只现金搜查犬，以及添置所需器材（例如点钞机），以助执法。《条例》实施以来，海关一直按风险管理方式，于各管制站抽查旅客和货物。由于抽查个案的宗数涉及执法部署，海关不适宜透露有关资料。 （四）在《条例》开始实施前后，保安局和海关就《条例》的规定进行了广泛的公众教育及宣传，包括制作及播放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安排在各管制站及本地和跨境运输工具播放短片和声带；以及在其他合适平台（例如旅行社、找换店及网络媒体等）展示和派发《条例》的宣传品及刊登广告。此外，在《条例》实施前，海关亦为经常运送现金类物品出入境的机构（例如银行和押运公司）安排简介会，解释和示范「现金类物品申报系统」的运作，以利便就货运作出申报。保安局和海关也透过在世界各地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协助，宣传《条例》的规定，并经不同的合适渠道（例如世界海关组织），向其他司法管辖区和执法机构介绍《条例》的内容。 注：目前，《条例》下的指明管制站共有15个，包括罗湖管制站、红磡车站、文锦渡边境管制站、沙头角边境管制站、港澳码头、中国客运码头、落马洲边境管制站、香港国际机场、屯门客运码头、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启德邮轮码头、海运码头、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站（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除外），以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立法会五题：跨部门反恐专责组的考察
9.1.2019

以下是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杨岳桥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据报，有人权组织指称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以关押约一百万名少数民族人士，其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为主。有多名维吾尔族人声称其家人和亲友被公安人员无故带走后与他们失去联络，亦有曾被关押在有关营地的人士声称在营内遭受精神虐待，甚至酷刑对待。然而，中国政府指出有关营地是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旨在从根源上去除极端主义和预防恐怖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有报道指称保安局副局长于上月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就预防恐怖主义活动工作与当地官员交流意见。就预防恐怖主义活动工作进行的外访，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上述外访的详情，包括行程中每项活动的时间及地点；代表团有否参观「再教育营」；如有，详情为何； （二）倡议、安排及参与是次外访的官员的姓名及职称，并按他们隶属香港特区政府还是内地部门分项列出该等资料；及 （三）过去五年，政府官员就预防恐怖主义活动工作进行外访的数目，以及每次外访的目的地及日期？ 答复： 主席：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打击及预防恐怖活动，并且一直持续就香港受恐怖袭击的风险进行评估。虽然现时香港面对的恐袭风险为「中度」，意思即是虽然有受袭的可能性，但没有具体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尽管如此，由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及形势不断转变，手法亦愈来愈多样化，特区政府必须时刻严防恐袭，应对可能突如其来的挑战。 特区的反恐策略涵盖四个方面，即警惕「预防」、充分「准备」、快速「应变」和尽快「复原」。在这策略下，执法部门以情报为主导，努力预防恐怖活动在香港发生，并透过不断的演习及训练，确保应变及紧急服务，以及支援人员等各方面都时刻做好准备。各部门亦制定了不同的应变计划，以及不断检讨及改善这些计划，以提升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恐怖事故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香港的反恐能力和准备，政府在二○一八年四月成立了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成员分别来自六个纪律部队，即警务处、入境事务处、香港海关、惩教署、消防处及政府飞行服务队。专责组专职监察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和反恐措施、检讨及改善香港的反恐策略、拓展反恐专业培训、完善不同的应变计划等。专责组在现有反恐架构之上提供一个跨部门反恐平台，不但让部门之间有更紧密联络和畅顺合作，更加在反恐情报、培训及应变教育等方面产生协同效应，以全面提升香港整体的反恐部署及准备。 由于反恐工作并非单一地区所面对的挑战，讲求的是跨境及国际合作，因此特区政府不时派员到其他地方进行访问，透过与各地相关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深入交流，了解其他地方的做法和经验。所得结果对特区政府在制定反恐政策时具有参考及借鉴作用，当中包括如何加强各项反恐措施、人员的能力和准备等。 杨议员提出三个问题是关于保安局副局长去年十二月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访问，就预防恐怖活动工作与当地交流。我答复如下。 （一）及（二）在二○一八年十二月六日至十日保安局副局长率领一个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新疆，代表团共九人，除保安局副局长作为团长外，有一名保安局助理秘书长，以及七名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成员，包括一名警务处高级警司、一名警务处高级督察、一名飞行服务队高级机长、一名消防处区长、一名惩教署高级主任、一名海关助理监督，以及一名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 该次是跨部门反恐专责组第一次到境外访问，目的是考察、交流及学习。选择新疆的原因是新疆曾发生多宗恐袭事件，但近年情况得以控制和改善，因此专责组认为新疆在反恐方面的经验，可以为香港制订和完善反恐政策及能力提供参考。 反恐专责组于新疆考察期间分别访问了当地反恐单位及警察设施、反恐战术训练中心、景点保安检查站、边境检查站、便民管理站、地区派出所、警察训练学校等，并与当地官员举行座谈会议及交流。行程没有包括问题所提及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三）政府的主要反恐执法机构（包括警方），过去一直不时就预防恐怖主义活动及执法工作与境外相关机构保持交流，也不时透过相互访问增进彼此人员在相关工作层面上的知识和技术。部门代表在每次外访中，除了会了解其他地方的做法和经验外，也会介绍香港在各方面的最新发展和工作，藉此拓展和增强香港与各地在不同相关领域的联系与合作。由于部门每次外访行程都会涵盖不同的课题和内容，我们没有就个别课题作统计，因此没有备存问题第三部分所要求的资料。然而，过去曾经涉及反恐的外访地区，除内地外，还包括英国、美国、澳洲、德国及印尼等。 主席，若要有效地支援纪律部队在反恐及不同方面的多元执法，有关部门必须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和最新发展。举例说，近年警方着力加强对前线人员在「即时战术介入」方面的培训，务求令最先抵达现场的人员有足够能力作迅速的反应，即时照顾公众人士安全；另外，入境事务处及香港海关亦密切留意不同地方的最新情报，采取专业及按风险管理方式进行出入境管制，阻截可能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员及货物；惩教署亦参照外地经验，加强在狱中的反恐活动工作等。 此外，各执法部门亦留意和因应世界各地恐袭的最新趋势，研究购置合适的器材，例如警方的组装式汽车拦截器及放射性物质侦测仪、海关的离子扫描器和手提式光谱分析仪等，以提升预防及侦测恐袭常用的手法或装备。 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歇尽所能，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们会时刻保持警觉，预防胜于未然，持续提升香港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及准备，确保香港有一个长期的安全环境。跨部门反恐专责组亦会积极注视其他风险较高地区所作的措施，并且密切留意及参考不同国际组织不时发布的最新意见或导向以及消息，不断提升香港的反恐能力。 多谢主席。
立法会三题：核电站发生由天灾引致的核事故对香港造成的威胁
9.1.2019

以下是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范国威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复： 问题： 鉴于超强台风山竹于去年九月吹袭香港期间造成广泛破坏，而位于广东省大亚湾、台山、阳江及陆丰的核电站与香港的距离最多只有220公里，有不少市民关注该等核电站发生由天灾引致的核事故对香港造成的威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上述核电站每间在山竹吹袭期间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及阵风风速，以及其附近海域录得最大风暴潮和最高潮位的高度；每间核电站的设计可承受最高风压为何； （二）政府防御山竹的工作有否包括向广东省当局查询省内核电站的防风措施及应急计划，以及在山竹吹袭后有否接获广东省当局通报该等核电站的受灾情况（包括有否发生安全事故）；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会否在《天灾应变计划》订明，当发生了可能对该等核电站造成破坏的大型天灾（例如台风、地震或海啸）时，政府须尽快向广东省当局查询核电站的受灾情况，并公布查询结果；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核电站在内地的建造和运行，受国家有关民用核设施的法规所管制，这些法规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而制订。内地核电站在选址时，都会分析厂址地区300至400公里范围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热带气旋，推算出厂址海域可能发生的最大风暴以及台风带来最大损害的演进路径，在设计中针对性地留有足够的防洪容量；另外，还充分考虑其他极限事故如地震、海啸、飞机撞击等影响。例如，核电站厂房使用钢筋量远远超过普通建筑，厂房结构强度极高，能抵御超强台风、飞机撞击等情况，以确保不会对核电站安全产生影响。核电站防波堤在设计时充分考虑设计基准洪水位、最大台风量，以及在台风情况下因相应风速而升高的海浪高度。此外，根据国家法规要求，每一个核电站需要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应对行动，保证核电站的安全。 大亚湾核电站（包括广东核电站（广核站）和岭澳核电站（岭核站））的距离与香港较近（位于香港市区东北约50公里），粤港两地政府之间设有恒常的合作和沟通渠道，就核事故监测和通报安排等事宜作定期检讨，确保一旦发生事故时，当局能及早获得消息，采取相应行动。就此，香港与广东省早于九十年代中期已就大亚湾核电站建立了官方应急通报渠道及时间，包括在两个工作天内通报非紧急事件，以至即时通报站外严重情况。多年来，大亚湾核电站事故通报机制一直行之有效。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已制订一套全面的《大亚湾应变计划》，订明万一核电站发生辐射外泄事故，各个政府部门即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以保障公众的健康和安全。该计划亦订明，为免核电站泄漏辐射甚或只是传言造成恐慌，政府必须尽早透过传媒、互联网及其他沟通渠道，及时向公众提供准确和适当的资讯和建议，通知市民应注意的事项及采取应有的保护措施。 至于广东省的其他核电站，最接近的距离香港约130公里，其他的则距离更加远。基于国际标准的一般评估显示，所有位于大亚湾以外的核电站，对香港的威胁很小，风险甚低。虽然如此，有见广东省近年在核电设施方面的发展，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核应急办）已为省内新建核电站制订了事故通报机制，确保香港政府获得充分的资讯，作出应变。此外，特区政府所制订的《大亚湾应变计划》，亦适用于大亚湾以外已投入运作的所有核电站。 就范议员的具体提问，我现答复如下： （一）根据所得资料，超强台风山竹于二○一八年九月十六日早上减弱为强台风，并于当日下午五时前后在广东省台山沿海登陆。根据从内地所得的资料，山竹抵达广东省时，受最强烈吹袭的核电站为大亚湾核电站，最高风速达每秒41.75米，即每小时约150公里。山竹登陆前后，根据海洋部门公开的资料，核电站附近的内地海域各监测点录得风暴潮高潮位基本分布于一至三米。山竹台风高潮位远低于设计基准，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厂址地坪标高为六点五至七米，而防波堤高度达13.8至14米，所以对核电站安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虽然山竹引起的强风和风暴潮对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它并无影响广东省内核电站的安全。 （二）在山竹吹袭广东省前后，特区政府与广东省相关当局及核电企业就省内核电站的防风应急安排进行密切联系，以了解电站的安全情况。我们知悉，为应对山竹的侵袭，广东省核应急办于该台风到达前几天，已额外提早部署防御台风应急准备工作，包括检查落实核应急预案和应急物资储备；调试保障核应急指挥系统；要求电站加强后备电源和路线维护；进一步加强气象、电力、通信等核应急成员单位和核电站的资讯交流与工作联系等等。各核电站亦预早进行防风准备检查，以及通信、后勤、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广东省核应急办亦就核电站启动事故应急响应程序向特区政府作出通报。内地当局与管理省内核电站的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于台风登陆前后，通过不同媒介（包括电视、电台、报纸、网页、微信、微博等）向公众发布省内四座核电站的台风防御工作、应急措施以及安全状况等资讯。在风暴吹袭期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加强了辐射应急监测保障，确保台风期间有效获取环境伽玛剂量率和气象资料。广东电网密切注视核电电网安全，确保台风期间核电厂送和受电通道完整。各电站亦对山竹的动向以及防风措施的效能进行24小时监测。台风过后，省内11台机组均保持安全状态。 （三）特区政府重视核电站的安全。提问中的各核电站的运行（包括应急安排）受国家法规严格管制。《大亚湾应变计划》以及上文第二和第三段所述的通报机制，都适用于大亚湾核电站及其他核电站的安全事故，包括各种天然灾害的情况。就今次山竹吹袭，特区政府已根据有关通报机制主动与广东省相关当局作出联系，以索取相关应急安排的资讯。因此不需在《天灾应变计划》中另作提述。我们日后会继续透过现有通报机制，与内地有关方面就核电站的应急事宜保持沟通，确保在有需要时，我们能采取适切的措施，并向公众发放所需信息。 多谢主席。
​立法会：保安局局长动议通过《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蒙古国）令》决议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9.1.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通过《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蒙古国）令》决议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动议通过印载于议程内有关《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蒙古国）令》的决议案。 香港一向积极参与有关执法的国际合作。由于很多罪案的发生都不受地域限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有必要加强执法和司法合作。 香港一直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在刑事事宜上合作，并根据《基本法》第96条的规定，争取与其他地区签订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的协定，以建立稳固而全面的合作关系。这些双边协定不但提供基础，让香港与其他地区提供对等协助，亦显示出香港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罪行的决心。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条例》）提供法律框架，以实施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签订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的协定，使我们可以就调查和检控刑事罪行，向其他司法管辖区提供和取得多种协助，包括录取证供、搜查和检取、交出物料、移交作证人士和没收犯罪得益等。 至今，香港已经与32个司法管辖区签订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的协定，其中包括于二○一八年三月与蒙古国签订的协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根据《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蒙古国）令》，以实施这份双边协定，并使《条例》的条文适用于香港与蒙古国之间。 这项命令须等待缔约双方都各自完成其本地所需程序，并通知对方起计30天后，才正式生效。届时，本人会按命令的规定，藉宪报公告指定命令的生效日期。 我现在恳请议员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蒙古国）令》。 多谢主席。
保安局局长谈西九站案件及执法权力（只有中文）
8.1.2019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一月八日）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全文： 记者：现在主要是该女士在（高铁西九站）内地口岸区被非礼，但是她想求助时警方却要她向内地公安求助。这个做法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问题？警方在处理上会不会有违政府之前所说的做法？ 保安局局长：整件事件的个案细节，我不适宜详细、公开地跟大家讨论。不过，我可以说给大家听，第一，当事人已经分别向香港警方及内地的公安单位报警。这件事情其实是涉及了两个个案，一个个案是在香港的地方犯法，受香港的法律管制，所以香港警方处理，亦拘捕了涉案人士。另一件案件是在内地口岸区发生，是属于内地法律管理，所以由内地的执法部门去处理。 在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其实香港警方与内地有关单位已经沟通，亦告诉了它有关案件的发生。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执法部门如果要采取任何的法律措施，都必须要当事人向它提出一些资料，甚至口供。所以在程序方面，香港警方建议当事人向内地的执法单位报案，是应该这样做的。在我们的协作机制里面都说得清楚，如果内地的执法部门，当他们调查这件案件时需要向香港警方求助的话，香港警方是会根据这个协作机制，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之下提供协助；而香港警方亦可以以同样的机制向对方提出协助（的要求）。我理解这个个案因为案情相对简单，是涉及一件非礼的投诉，而最主要是当事人的口供，以及涉案人的口供，在搜证方面，最低限度在这个阶段，未必需要内地去帮助。所以协作机制是令到我们在调查任何案件时赋予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否需要通过这个机制去求助，就按实际的案情去处理。如果内地机关需要香港警方协助，就会通过这个机制去做。 另外，我们都有一个沟通的机制，这个沟通的机制就是有关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涉及口岸的部门，他们跟他们的「对口」沟通。高铁毕竟只是开通了数个月，在九月开通之后，我明白不断会有新事物，「一地两检」都是一件新事物，所以在过程里面，我们永远都有优化的空间。我亦已经着我的同事开始利用我们的沟通机制，大家去商讨一些已经发生了的新事物，或者可预见将来的新事物，大家讨论一下，在做法或者资料交流方面，看看能否做得更加尽善尽美，我已着我的同事开始这方面的沟通工作。 记者：《华尔街日报》有报道指，中国政府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监控他们驻香港的记者。香港政府是否得悉此事？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做法，是否恰当？香港政府会如何处理？ 保安局局长：每日都有不同的报道，所以我不评论报道的细节。但肯定有一点能告诉大家，在香港只有特区政府的执法部门才有执法权，所有行使任何法律措施，都只可以（由）香港的执法部门做。香港的执法部门在执行他们的工作时，都是针对防止或调查罪案，以及涉及公共安全的因素，才会行使他们法律上所赋予的权力。多谢各位。
立法会四题：冻结怀疑犯罪得益
16.12.2020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郑松泰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覆： 问题： 据报，一名保释候审的港人在境外宣布流亡海外后，发现自己及家人名下数个银行户口的数百万元存款全数被冻结，但部分户口在一天后被解封。警方其后承认，已把一名潜逃港人的85万元存款冻结。有市民质疑，警方的上述做法可能违反《基本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并会打击公众对香港金融体系的信心，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执法部门可否在没有获法庭发出限制令下，指示银行冻结任何涉嫌犯法人士户口内的存款；如果可以，法律依据为何； （二）执法部门在什么情况下会在短时间内把已冻结的存款解封；及 （三）冻结弃保潜逃人士及其家人的资产是否警方的一贯做法；如是，政府如何确保该做法不会削弱国际社会对香港金融体系的信心？ 答覆： 主席： 有效冻结怀疑犯罪得益，防止罪犯从中获利或资金被继续用作非法用途，是打击洗黑钱活动的重要措施。有关机制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害人的财产，不让犯罪分子予取予携。不幸地，有人因政治理由，把这个机制污蔑为滥用权责。这些错误和误导公众的抹黑，我必须义正辞严予以矫正。 问题提及的涉案人，是公然弃保潜逃的逃犯，有外国政客公开表示曾协助编制虚假的行程以骗取法庭的批准。犯法的人向法庭「讲大话」作假理由，藉此潜逃，属「罪加一等」。犯法之后，逃避法庭审讯，「走佬」弃保潜逃，用借口包括自欺欺人的所谓「流亡」为自己卸责，是羞耻、虚伪的懦夫行为。对于这些蔑视法治、破坏公义的恶行，社会大众应予以强烈谴责。被通缉以作检控的人潜离香港均属逃犯，特区政府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要使逃犯面对法律制裁。 就问题的各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根据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及香港法例第405章《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的第25及25A条，任何人，包括银行，如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财产是可公诉罪行（例如挪用众筹资金的诈骗案、贩毒案、经营非法赌博等）的犯罪得益，而仍然处理这些财产，即属犯罪，亦即干犯洗黑钱罪，可处罚款500万港元及监禁14年；这些情况包括接获执法部门有关提示或通知。法例亦订明有关人士或银行须向当局提交「可疑交易报告」这方面的责任；并订明保密要求，禁止任何人披露损害有关侦查的事宜。 执法部门提示或通知有关银行，必须是基于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例子包括户口的活动模式与声称的业务不同、有不寻常的转帐、有频密的大额现金交易、大量金钱异常地由公司户口转至私人户口等。 冻结可疑资产的行动，必须果断、迅速和到位，否则犯罪得益很可能很快被移走。电话骗案便是常见的例子，长者在电话骗案中被骗取财产，冻结骗徒的帐户，正正能够协助拦截及追回骗款，减少受害人的损失。银行为防止洗黑钱按法例冻结怀疑犯罪得益，是遵守法律、履行职责，必须和正确的做法。对于银行履行防止洗黑钱的法律责任，是理所当然，我们应予以肯定和支持。 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必须是针对洗黑钱的行为，与涉案人士的政治背景无关。其他关连户口，也必须因为户口内的交易属可疑洗黑钱活动，与其是否涉案人士的亲属或与涉案人士的个人关系无关。资产被冻结的人，如有不满的地方，可向法庭提出诉讼，包括要求赔偿。 （二）有关问题中提及的报导，政府一贯的立场是不评论个别个案，尤其报导是基于一个公然「讲大话」的人的说话。但一般而言，若执法部门的调查不再认为资产属可疑，会通知该银行，同意其可继续处理有关财产。 （三）香港冻结怀疑犯罪得益的机制，符合国际要求，亦获得国际的认同。香港是「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成员，这个反洗黑钱的跨政府组织，成员包括全球约40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英国、美国、澳洲、新加坡等。各成员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冻结、限制和充公犯罪得益，防止处理、转移或处置可能予充公的财产。「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于去年发表关于香港的评估报告指出，香港的机制有助执法部门追踪资金流向及侦查犯罪网络，在打击诈骗罪案、防止非法资产转移，以及充公犯罪得益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二○一四至二○一九年，有总值约18亿港元的可疑资产被冻结并之后获法庭颁令充公。 冻结怀疑犯罪得益以打击洗黑钱及有组织犯罪是国际间认同和采取的方法。有效打击洗黑钱，不但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措施，更能巩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声誉。警方在这案件所采取的行动，是针对涉嫌洗黑钱的行为，弃保潜逃本身固然是违法及蔑视法庭命令的行为，但不是这次冻结财产的原因，所以问题这部分的基础是错误的。任何人企图美化犯罪及弃保潜逃的恶行，支持、认同或鼓励，都应予以强烈谴责。因政治理由，把香港行之有效打击洗黑钱制度作诋毁，这些人才是损害香港金融体系的人。 多谢主席。
​立法会：保安局局长动议二读《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16.12.2020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动议二读《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动议二读《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旨在更有效处理免遣返声请的不同问题，包括提高入境处（入境事务处）的审核效率和防止拖延手段、改善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和职能、加强羁留和打击非法工作等。 政府一直重视并有决心处理免遣返声请的问题。保安局及入境事务处过去多年针对处理声请的问题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源头方面打击偷渡和逾期逗留的活动；加快审核声请和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上诉委员会）处理上诉；在完成审核后加快遣返；并同时加强打击黑工等执法行动。 各项措施都有实质成效，包括： （i）非华裔非法入境者数目由高峰期大幅回落八成（由二○一五年每月平均318人减少至二○一九年的72人）； （ii）入境处处理每宗声请的平均时间缩减六成（由过往的平均25星期缩减至现时的10星期）； （iii）入境处已于二○一九年年初基本完成审核曾积压至超过11 000宗的声请，现时尚待处理的声请有约500宗；及 （iv）尚待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处理的上诉个案亦已由高峰时的超过6 500宗，减少至二○二○年十一月底的约1 700宗，预期上诉委员会最快可于明年年中完成处理这些剩余个案。 尽管政府就处理免遣返声请的工作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仍存在不少挑战，包括截至二○二○年十一月底，仍有约13 000名声请人或声请被拒者因不同原因逗留在港，当中包括超过8 000名声请人在其声请或上诉分别被入境处及上诉委员会拒绝后，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许可申请。 除此之外，声请的审核工作亦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影响。由于在疫情期间，两个为声请人提供公费法律支援的机构（即当值律师服务及为免遣返声请人提供公费法律支援试验计划办事处）均按需要实施特别工作安排，因此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公费法律支援服务，影响了一些审核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我们亦留意到近期接获的新声请数目和被截获的非华裔非法入境者数目亦有所上升（分别由二○二○年第一季每月平均约50宗个案，升至二○二○年十一月的约145宗；以及由二○二○年第一季每月平均74个非华裔非法入境者，升至二○二○年十一月的110个）。 有关数字的回升，正好印证政府必须要果断采取行动，透过加强和理顺现有的法律框架，进一步改善审核程序，以堵塞任何可能出现的漏洞，并同时加强在源头堵截、执法，以及遣返和羁留声请人方面的措施。 政府就处理免遣返声请的整体政策，一方面需确保高效率审核声请和上诉，同时亦需符合法庭定下的高度公平标准的法律要求。另外，我们亦要尽快将声请被拒者遣送离港。在贯彻这个政策下，《条例草案》的几项重要建议，概述如下： （i）提高入境处的审核效率和防止拖延手段（例如入境处可指示声请人以处方合理地认为属该声请人可理解及沟通的语文通讯），并改善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和职能（例如上诉委员会如认为适当，可将口头聆讯的通知期由现时规定的28日缩短为少于28日）； （ii）爲确保能更有效率地遣送声请被拒者，订明一旦入境处拒绝声请，便可着手联系有关当局以作出遣返安排（例如申请所需的旅行证件）。即使上诉尚待上诉委员会处理，入境处仍可尽早行动； （iii）订明就衡量羁留期是否合理合法时，需考虑的部分因素（例如被羁留者是否直接或间接拖延任何程序；及是否有不受入境处控制的情况等）； （iv）大幅提高对雇主雇用非法入境者、逾期逗留或被拒入境的旅客的罚则，由现时罚款35万元和监禁三年，增加至罚款50万元和监禁10年，以加强阻吓作用； （v）赋权保安局局长可制订规例，就向入境处处长提供关乎运输工具上的乘客及乘组人员的资料，订定条文，从而加快各管制站的旅客通关手续、提高入境处的执法能力，以及加强防止潜在声请人来港的措施； （vi）乘飞机抵港的乘客如未带备有效旅行证件，飞机的拥有人及其代理人即属犯罪，有关罚款将大幅提高，由可处第三级罚款（即港币10,000元）增至第六级（即港币100,000元）；及 （vii）修订《火器及弹药条例》及《武器条例》，把入境事务队纳入豁免名单，与其他纪律部队一样无须就管有武器、火器和弹药受有关条例的牌照限制，让入境处可更灵活地调派人手及更有能力自行进行训练，提高羁留中心应付紧急情况及进行执法行动的能力。 香港就免遣返声请所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尚待法庭处理的司法覆核许可申请积压严重，就此司法机关已经就《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作出多项修订，包括扩大使用由两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及阐明原讼庭或上诉庭法官以书面形式处理案件的权力，无须亲身「开庭」等，务求精简法庭程序和利便处理案件。我们会密切留意有关情况和成效。 主席，《条例草案》在通过实施后，将有助防止拖延手段死灰复燃、加快行政机关整体的审核工作，更针对遣送、羁留、源头堵截和执法等各方面需要改善和加强的空间，提供更坚实的法律基础。 我希望议员支持《条例草案》。主席，我谨此陈辞。
《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刊宪
4.12.2020

《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今日（十二月四日）刊登宪报。《条例草案》旨在改善免遣返声请的审核程序，并引入措施以加强在执法、遣送和羁留方面的工作。 保安局发言人表示∶「政府一直非常关注并有决心处理免遣返声请问题。保安局及入境事务处（入境处）过去数年针对处理声请在不同阶段落实多项措施，包括在源头方面尽量减少偷渡和逾期逗留的人数；在审核阶段加快处理声请和上诉；在完成审核后加快遣返；并同时加强打击黑工等执法行动。」 在二○一九年初，入境处已基本完成审核曾经一度积压至超过11 000宗的声请；而尚待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上诉委员会）处理的上诉亦已由高峰时的超过6 500宗，减少至今年十月底的约1 700宗，预计最快可于明年年中完成处理。尽管政府就处理免遣返声请的工作已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但未来仍存在不少挑战，包括现时仍有约13 000名声请人或声请被拒者因不同原因逗留在港，当中包括大部分声请人在其声请或上诉分别被入境处及上诉委员会拒绝后，再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许可申请。 为更有效处理免遣返声请的不同问题，政府提出修订《入境条例》，重点修订建议包括提高入境处的审核效率和防止拖延手段；改善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和职能；加强遣送声请被拒者；加强羁留和打击非法工作；以及赋权保安局局长可订立规例，以落实「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等。 政府将于十二月十六日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进行首、二读。
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就《施政报告》有关保安事务措施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1.12.2020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十二月一日）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就《施政报告》有关保安事务措施的开场发言全文： 多谢主席： 今日我向委员会介绍在二○二○年《施政报告》中内容涉及保安局的范畴。由于时间关系，我打算重点汇报其中数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深圳湾口岸全面24小时通关，以及两项修例工作。 国家安全 《香港国安法》于今年六月三十日实施后，扭转了过去一年肆意鼓吹「港独」和社会严重暴力的乱局。大家都感受到正面的改变，破坏秩序和社会安宁的行为，以及街头的暴力大大减少。巿民不再需要担心道路突然被严重阻塞、地铁被打烂、公共设施被大肆破坏、持相反意见的人士被袭击或暴徒掷汽油弹纵火等，香港恢复大致稳定，社会回复正常，经济和民生（除因疫情外）可重新发展。但我必须指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例如在今日凌晨，就有人向警察体育游乐会停车场内的一辆货车掷汽油弹，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仍要时刻保持戒备，不能让这正面发展有所逆转。 《香港国安法》的目的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除执法之外，亦要重视防范和制止，在这方面，宣传和教育尤其重要，我们会持续努力，以提高香港居民的国家安全概念和守法意识。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向香港各界和国际社会介绍《香港国安法》，增加正确认识和正面了解。 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 皇岗口岸╱落马洲管制站是香港与深圳之间唯一24小时运作的陆路口岸。皇岗口岸在30年前兴建，设施已老化，深圳巿政府已计划把它拆卸及重建。特区政府会与深圳市政府利用这机会展开研究，在位于深圳市的新皇岗口岸实施类似深圳湾口岸的「一地两检」安排，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令往来港深两地人流车流更加快捷和畅顺，旅客过关更为方便舒适，同时亦加强香港与深圳及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系。 现时落马洲管制站可因此腾空并䆁放超过20公顷的用地作其他用途，增加难得的土地运用资源。 深圳湾口岸 港深两地人员往来越加频密，在二○一三至二○一九年期间，经四个港深边境车辆口岸出入境的人次上升率为六点四个百分点，单以深圳湾口岸计其增幅更达十八点七个百分点。为配合两地人流物流往来，深港两地政府同意延长深圳湾口岸的通关时间至24小时。我们计划在本月内先行就货检进行24小时通关服务。视乎两地疫情发展，将尽早推动客运全面24小时通关。 在修例方面，我们会提交草案改善处理免遣返声请所带来的问题及就窥淫罪立法。 修订《入境条例》 就免遣返声请方面，政府一直重视问题，并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源头方面打击偷渡和逾期逗留的活动；加快审核声请和委员会的上诉；在完成审核后加快遣返；并同时加强打击黑工。各项措施都有实质成效：非华裔非法入境者和免遣返声请者数目比高峰期大幅回落八成；入境处已于去年年初基本完成审核积压声请个案；而尚待上诉委员会处理的案件已由高峰期的超过6 500宗，减少至今年十月底的1 700宗。 但是很多挑战依然存在。截至今年十月底，就有13 000名声请者因不同原因而逗留在港（例如因司法覆核的原因已有超过8 000人）。我们将在本立法年度的上半年度向立法会提交《入境（修订）条例草案》，以提高入境处的审核效率和防止拖延手段、改善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和职能、提早启动程序遣送声请不成立的人、加强羁留和打击非法工作等。我们希望条例草案能得到委员会的支持，尽快获得立法会通过。 窥淫罪 保安局早前建议修订《刑事罪行条例》，引入新的罪行包括：窥淫、未经同意下拍摄私密处、发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等新的罪行，我们在今年七月至十月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公众谘询。收到约200份的意见书，大致支持立法建议。我们正仔细分析，会在下次委员会即一月向委员汇报谘询结果及具体立法建议，并且会在本立法年度的下半年度提交条例草案。我们希望条例草案可获得委员会的支持及立法会的通过，早日实施。 主席，以上是我扼要的介绍。我和我的同事乐意解答各位的提问，多谢主席。
立法会一题：《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会、治安及经济的转变
18.11.2020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覆： 问题： 据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本年六月三十日生效，香港的经济、法治与自由，以及社会等方面均加速转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本年初至今： （一）有哪些国家对香港实施经济制裁措施（包括取消优惠待遇）；有哪些双边经贸协议暂缓签署或实施、暂停执行或撤销；有哪些外国科技集团或电子数据储存供应商拒绝允许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取得其客户储存在数据中心的金融数据；有哪些与香港的国际经贸、文化和教育交流计划暂停进行（以表列出）； （二）有哪些双边司法协议（包括移交逃犯及法律协助方面的协议）暂缓签署或实施、暂停执行或撤销；有哪些海外科网公司暂停处理香港警方索取用户资料的要求；香港在法治与自由方面的全球排名在过去12个月有何转变；及 （三）分别有多少名港人以移民及升学为由申请无犯罪纪录证明书，以及分别有多少名大中小学学生退学（并按原因列出分项数字）；该等数字与过去两年同期的数字如何比较；有否预计该等数字未来会否持续上升，以及评估有关趋势对香港的发展有何影响？ 答覆： 主席： 就议员的提问，经谘询律政司、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教育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民政事务局，我综合回答如下： 世界各地的国家都通过法律维护国家安全，这是通行的做法，是国际惯例。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国家有权就此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为香港建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执行机制，坚定和巩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居民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市民在《基本法》下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原封不动，司法独立，丝毫不变。《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扭转了过去一年图谋「港独」和严重暴力的乱局，让香港恢复稳定，让社会回复正常，让香港重回发展的道路。 一些国家，自己有大量及广泛的国家安全法律，却因为政治目的，用不同借口攻击《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特区采取不合理的针对性行为。就双边司法协议方面，包括暂停或暂停批准与香港特区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以及终止移交被判刑人的协定。当中，美国单方面暂停履行与香港特区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终止与香港有关移交被判刑人的协定。美国亦中止一项名为「富布莱特（香港）学人计划」，并于八月自我公布有关香港货品产地来源标记改为「中国」的新规定，又收紧对香港的出口管制，以及于明年一月一日终止有关航运入息的双重课税宽免协定。 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就香港货品产地来源标记的无理安排，特区政府已于十月三十日正式启动了世贸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此外，特区政府已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暂停履行与美国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及刑事司法协助协定。 至于双边经贸方面，并没有协议因《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而暂缓或撤销，亦没有国际经贸交流和文化计划因而暂停进行。 在法治方面，回归以来，香港的法治的国际排名一直位居前列。虽然在上年六月发生了一连串严重暴力事件，但香港的法治基础仍然稳固，并于多个指标反映，例如「世界正义工程」《2020年法治指数》以及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20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有关法治的项目中的排名没有大变化。 但二○一九年六月开始的「黑暴」的确破坏了香港一直享有的良好治安和人身安全，香港在治安方面的排名因此而降低。去年六月开始的一连串严重暴力事件，破坏了香港一向以来的治安和安全。暴徒纵火、大肆破坏、肆无忌惮袭击持反对意见的市民、滥用私刑，媒体更充斥着虚假和误导信息，抹黑警队，导致警方在执法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和挑战，警方亦因经常需要处理大量的暴力事件而致人手紧张；加上外部势力为暴力插手撑腰，香港的人身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和威胁。归根究底，祸根是「黑暴」。「黑暴」导致治安方面的整体评分下跌。 至于问题中提及有关自由的排名，则未见有涉及《香港国安法》而发表的新报告。 就有关索取海外科网用户资料方面，警方会按实际需要，要求有关人士／机构（包括本地及海外）提供资料，并可行使适用的法律权力，任何人和机构如不遵从这些法律要求，警方会按有关法例处理。在香港所有人或机构都受香港法律规管，没有法外之地。至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则没有就客户数据直接接触科技公司或电子数据储存供应商。 有关「无犯罪纪录证明书」的申请数字，在二○一七年至一九年，分别约为22 000宗、23 000宗及33 000宗。申请「无犯罪纪录证明书」的目的除移民外，亦包括海外升学、交换访客、申请领养小孩等。警务处没有备存申请目的分类的资料。 在教育方面，在现行机制下，中小学须向教育局申报所有的学生缺课及离校个案。由于学生离校的个案涉及不同原因，而部分学生亦会于稍后时间重返校园，因此，未能提供学生退学人数的资料。 在大学方面，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大学提供的资料，二○一六至一七、二○一七至一八及二○一八至一九学年终止学业的教资会资助课程的学生人数一直维持约1 900人，详情载于附表。 学生终止学业可基于不同原因，包括就业、家庭、健康、转校、财务负担及学术成绩等，教育局不会就日后终止学业的个案宗数作出揣测。本港各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具备稳健基础，在国际间亦获相当不错的评价，教育局会继续支持各大学为香港发展培育优秀人才。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过去一年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 外部势力已见减退，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市民回复正常生活，经济和民生（除疫情原因外）可重新发展。《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远繁荣稳定。 多谢主席。
保安局局长会见传媒答问全文（只有中文）
18.11.2020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出席立法会会议后会见传媒的答问全文： 记者：局长，可否说清楚，你们有否计划要取缔支联会，或觉得他们所做的有否违反国安法？未来会否就他们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采取任何行动？还有，怎样看最近有警员涉嫌强奸和偷罐头鲍鱼？你们之前已成立了、推出了操守指引、委员会那些，但为何仍然发生这些事？是否监管不足？ 保安局局长：首先，在香港任何人或团体或组织都受香港法律监管。执法部门会按着有关条例，去看有否任何违法行为。如果有违法行为，当然他们会搜证，最终有足够的证据，会考虑检控，亦都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 第二，有关警务人员被捕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是可接受的情况，因为违法的警务人员，他第一要负上个人的法律责任之外，亦令到警队整体在治安执法的工作时，形象受到损害。但警队一向非常重视警务人员的操守，他们对任何这些违法违纪的行为，都会认真严肃处理。你们也看到，警务处在这件事情中，已即时采取刑事调查和拘捕了有关人士，他们会依法公平处理每一宗案件。 记者：局长，警方国安处会否跟进支联会到底有否违反国安法，会否着手调查呢？ 保安局局长：我刚才很清楚强调，任何人、组织或团体都要符合香港法律，如果他（或它）有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当然会按着实际的事实和情况去依据法律处理。多谢各位。
保安局局长谈有记者涉嫌因作出虚假陈述被捕
4.11.2020

以下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十一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后会见传媒的答问全文： 记者：局长，想问就着港台的事件，警方拘捕港台编导蔡玉玲，想问其实查车牌一向是调查报道的重要工具来的，今次警方拘捕蔡玉玲其实是否打压新闻自由？ 保安局局长：首先，这宗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作出评论是不适当的。但我必须强调，警方今次调查这宗个案，是因为有人作出投诉报案，而在处理任何案件时，警方必须按照投诉人所提出的投诉去处理，而案情中决定了被调查人士是哪一位，所以警方去处理今次案件，与过往收到其他投诉再根据案情作出调查，接着听取法律意见之后，而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我必须强调今次的调查不是针对个别行业，只是因为案情决定了调查的对象。以前我们亦试过有一宗案件，在八月期间拘捕一个人，他亦都涉及查册车辆纪录，而亦都是因为案情而决定针对涉案人士的调查，照我所知他不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去看当警方收到投诉之后，如何去处理案件的。我亦都必须指出，当在调查时发现有违法的行为，警方都必须要依法去处理有关的违法行为。 记者：局长，想问局方有否要求各个部门都可能去修改查册的表格？即好像这次运输署这个表格，被发现原来改了表格，不能标明让传媒可以写其他目的，或写明是采访，变相是否政府在箝制传媒可以运用的工具，找出真相的工具，其实是否限制了新闻自由？ 保安局局长：不同的部门在自己的工作范畴和政策内，去处理有关他们的资料怎样被市民可以查册，这是部门按着他们的政策及相关的法例而作出的。我们现在去处理的，是一个虚假陈述，这是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是因为在调查时被发现而需要处理的。每一个部门怎样去处理他们自己范畴内的查册，当然是由部门去检视，去得出一个平衡，怎样去保障个人私隐及公众知情权，又或者其他法律上面的规限，这个是由部门按照自己有关的工作范畴作出检视，兼且订出一些规定。 记者：局长，其实过往传媒做一些侦查的报道，都是本着公众利益这个原因来进行查册，但今次这位记者是做了哪一个步骤令警方作出拘捕？另外，你觉得这样会否打压新闻自由？ 保安局局长：我相信查册这方面，都要按着法律的规限去做，而亦相信很多查册都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现在我们所说的是一个虚假声明，虚假声明是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是当事人自己在行为上必须要作决定兼且负责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今次这宗案件所处理的问题是一个虚假陈述。 记者：其实721袭击的事件是由新界北重案组调查，而这次又由新界北重案组拘捕港台的编导，其实角色上会否有冲突？有人认为这种是警方的一种报复行为，你认不认同？ 保安局局长：我刚才说得很清楚，是有人主动投诉及报案，而警方按报案的案情调查，这是由案情决定谁是调查对象，这说得很清楚。第二，警务人员调查任何案件，必须公平公正、按证据及事实而提交档案予律政司以寻求法律意见。再者，有经验（人员）去调查这类案件一定是对事件好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客观、公平地看警务人员调查这事件上，并不是针对某个行业，只是按着案情需要作出调查，而有关的控罪是一个虚假陈述的控罪。多谢大家。 （请同时参阅答问全文的英文部分。）
立法会二题：警务人员的纪律和操守
4.11.2020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尹兆坚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答覆： 问题： 据报，有裁判官在审理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的案件时，批评作供的警务人员不是诚实可靠的证人，甚至是「大话冚大话」和「非正当执行职务」，亦有警务人员因所作证供高度相似而被指「夹口供」。此外，有警务人员被指在处理社会事件时执法不当，包括暴力对待市民（当中有孕妇及儿童）、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员和记者、任意检控在场人士违反「限聚令」，以及滥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有警务人员被指在法庭作供时表现差劣，政府会否要求律政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就此向公众道歉； （二）对于因作供表现遭法庭批评的警务人员，警方采取了什么跟进行动，包括有否对涉嫌违法的警务人员提出检控；若有，去年对有关警务人员提出检控的宗数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近月有警务人员被指执法不当，以及被控干犯各种罪行（例如贩毒、刑事毁坏、殴打及非礼），有否评估，是否有政府高层官员包庇纵容，以致出现这情况；若有评估而结果为是，涉及的官员为何；有否检讨警务人员的操守是否每况愈下，以及警方辖下诚信审核行动小组的工作成效？ 答覆： 主席： 《警队条例》（第232章）第10条订明，警队的职责包括采取合法措施以维持公共安全、防止及侦查罪案及犯法行为，和防止损害生命及财产。香港任何地方都受法律的规管，没有一处是法外之地。因此，任何人如果在香港的地方犯法，警方有法定责任采取行动。我不同意在提问中滥指警务人员暴力对待市民、议员或记者，更不同意所谓任意检控和滥捕。警方的行动都是按实际情况而作出，使用武力亦是按实际需要。检控决定是基于证据和事实，以及相关法律意见。 警队一直十分重视人员的操守和行为。警务人员必须符合行为及纪律上的要求，亦需要秉持警队在公正、专业等各方面的价值观。警队的诚信管理综合纲领，致力推广人员正直和诚实的品格，监管人员的纪律和操守。为进一步提升诚信管理效能，警队于今年五月成立了「诚信审核行动小组」（行动小组），令诚信管理工作做得更加有针对性。 现就问题的各方面回答如下： （一）在审讯中，主审法官就证人的表现作出评论和裁断，是以该案中的证供作为依归，因此就某案件证人的评论，只适用于该个案件。事实上，在不同的审讯中，有主审法官在接纳警务人员证供时，认为他们是诚实可靠的证人。 我必须指出，与去年六月起的暴力违法行为有关的检控个案中，截至二○二○年十月十五日，在已经完成法律程序的案件里面，超过八成的人士需承担法律后果，包括定罪被判刑，或经法庭签守行为。 （二）法庭如对案件作出评论，警方都会审视，研究有否需要跟进。如法庭认为有需要，亦可把案件转介律政司跟进。警方会按实际情况作出调查。 但我必须指出，在刑事审讯期间，法庭不接受某证人的证供可基于不同因素，例如证人记忆不清，或描述中出现一些空白片段，以致未能作出合理结论，或证供是证人的主观感觉多于客观事实等。因此不可以即武断定论为违法。 警队现行有机制规管人员的行为及纪律。如发现有违反纪律情况的出现（包括由法庭转介的个案），警队会进行纪律覆检并予以处分。过往五年，有两名警务人员因其证供被法庭质疑而被纪律处分。警务处向其中一名人员发出轻微违纪行为报告，另一名人员因为经纪律聆讯后被定罪并判处「谴责」的惩罚。在同一期间，没有警员因干犯《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31条（宣誓下作假证供）而被检控。 此外，任何人若认为警察行为不当及有不满的地方，可作出投诉，投诉警察课会按程序作出调查，并按照《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第604章）向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作出汇报及呈交调查报告。监警会会审视报告，确保投诉获公平公正处理。 （三）警方高度重视其人员的纪律和操守，警务人员不论职级高低，其行为均受《警察（纪律）规例》（第232A章）及《警察通例》的严格规管。警务人员亦须遵守适用于公务员的相关规例。 警队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成立行动小组，进一步加强诚信管理。行动小组的工作目标包括： （一）主动调查人员涉嫌严重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 （二）及早辨识有潜在风险的工作流程，加以改善；及 （三）加强对人员行为操守的监察及监管制度。 行动小组成立至今已主动审视涉及警队成员涉嫌违规违纪的个案。除了作出「督导责任调查」外，小组亦不断检视现行警务工作流程，优化相关程序。另外，行动小组正积极研究并推行新的诚信管理措施以深化警队多年来的诚信管理文化及预防不当行为，当中包括于今年第三季开始，要求参与二○二一至二二年度督察级以上晋升选拔的人员须就个人财政状况作出声明。 警队已于十月底正式推出自愿验毒计划，以进一步推广警队的诚信管理文化，以维持市民对警队的信心。计划的首阶段对象为敏感岗位人员，警队管理层以身作则，由处长以至助理处长已率先参与计划完成检测，全部是阴性结果。 对于任何违法违纪行为，警队管理层不会容忍，并要求监管人员严格履行督导责任。对所有违法违纪的个案，警方亦会严肃调查和秉公处理，绝不偏私。如有任何人员涉嫌违纪，警务处会按照现行机制作出调查，及因应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在二○一九年，共有28人因违纪行为而被纪律处分，比二○一八年的55人及二○一七年的43人下跌。我不同意问题中对警务人员操守下降的不合理指称。警队现行的诚信管理制度是积极和认真的，对提升诚信文化有正面效果。 我明白警队作为一支专业的纪律部队，公众对其人员的操守和纪律有很高的期望。警队有严谨的纪律及制度处理人员的操守和行为。个别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违反警队的价值观，我们不应因极少数的个别个案抹杀了整体尽忠职守的警务人员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 警队一直坚守岗位，为社会大众服务、维持治安、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队会继续奉行及巩固诚信、公正、无私和专业精神等各方面的价值观，以持续加强市民对警务人员工作的信心与信任。 多谢主席。
​立法会二十题：警方在示威现场对群众及记者的处理
28.10.2020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黄碧云议员的提问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书面答覆： 问题： 关于警务人员对待公众及记者的方式，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据报在本年八月三十一日，一名孕妇被警务人员拉扯、喷射胡椒喷剂及箍颈，导致她倒地及因感不适而送院，有否评估有关警务人员有否违反《警察通例》的使用武力指引（即在有关人士作出实质行动抗拒警务人员的控制，而其行为可能引致他自己或其他人受伤，才使用胡椒喷剂等催泪装置）；如有评估而结果为否，原因为何；去年六月至今，有多少名孕妇在公众活动现场因警务人员的行动而受伤； （二）鉴于据报在本年九月六日，当一名偕同兄长拟到附近商场买粉彩的12岁女童疑因受惊而欲跑离社会事件现场时，被一名警务人员扑倒在地并以膝压方式制服，有否评估： （i）警务人员对该名女童使用武力，有否违反《儿童权利公约》第37（a）条（即「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如有评估而结果为有，警方有否训示有关警务人员；如评估结果为否，原因为何；及 （ii）警务人员以扑倒方式制服没有作出威胁他人安全行为的嫌疑人（特别是儿童）是否属过度武力，以及须否在口头命令无效时才使用这种武力；如有评估而结果为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据报警务人员近日在多场示威活动中截停和搜查多名记者、票控网媒记者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组聚集）规例》（第599G章），甚至威吓记者日后不会再对其「那么温柔」，有否评估警务人员不时阻碍记者采访，是否由于他们惧怕其执行职务方式被称为「第四权」的传媒监察；警方能否承诺日后配合而不是阻挠记者采访？ 答覆： 主席： 根据《警队条例》（第232章）第10条，警队有法定责任采取合法措施以维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护市民生命及财产。警方会根据现场情况作出评估及专业判断，采取适当行动，以确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现就问题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于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批人士下午起响应网上号召于太子港铁站外集结。傍晚时分，有大批市民在旺角及太子一带非法集结及叫嚣，更有人走出马路并以杂物堵塞马路。在多次警告无效后，警方遂展开执法行动，并在同日晚上约十时，在亚皆老街近西洋菜南街附近拘捕一名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男子。在警方拘捕该名男子时，该名男子及其同行女子曾一度跌倒。在发现该名女子为一名孕妇后，警方已即时向该名女子提供协助，并安排女警陪同该名孕妇前往广华医院治理，希望提供一切适切协助以确保当事人得到适当的治疗。 警方当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作出专业判断及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现场人士的安全及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警方就使用武力方面有严谨的指引及守则。警务人员只会在必须及没有其他方法可完成合法任务的情况下，才会适当地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警务人员在使用武力前，会在情况许可下尽量向对方发出警告，并在可行范围内，让对方有机会服从警方命令。当使用武力的目的已达，警方会停止使用该武力。 警方并无备存问题要求的数字。 （二）（i）及（ii）二○二○年九月六日有网民在社交媒体号召群众在九龙区进行及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当日下午有人罔顾法纪在油麻地及旺角一带非法集结及叫嚣，更以杂物堵路，警方于是采取适当行动并进行搜查。过程中，有一名少女突然拔足狂奔，当时该可疑的举措令到在场警员觉得有需要把她截停，其间使用了最低武力。在得知该名少女只有12岁后，在场警务人员即时安排女警安慰她及照顾其需要。其后警方向现场集结者包括该名少女发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组聚集）规例》的定额罚款通知书。 投诉警察课就有关个案已收到投诉并正进行调查。警方关注有未成年人士参与受禁群组聚集，更担心未成年人士身处混乱的违法示威现场，会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警方强烈呼吁，未成年人士应远离高风险的示威活动。 （三）香港新闻自由受《基本法》保障。传媒为新闻工作进行采访，而警队有法定责任采取措施维持治安，保障公共安全。一直以来，警方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下，尽量配合传媒工作。双方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情况下，各司其职。警方亦在行动中经常提醒传媒应留意警务人员的指示，与警队保持适度的距离，保障双方安全。 为了促进警队与传媒的互相了解与尊重，警务处于二○一五年十二月成立了警察传媒联络队，其主要职责包括在采访现场协助传媒工作、与传媒沟通及处理与媒体有关的事件。传媒联络队自二○二○年五月已扩大编制至超过300人，以求在大型公众活动中都能够派出传媒联络队，在公众活动现场协调传媒采访工作。 自去年反修例事件后，香港各处出现很多涉及暴力的公众活动，期间有大量穿着黄背心或类似记者装束的人士出现。警队经常发现有利用记者身分作掩饰的人混入人群，包括警方曾搜获假记者证件及发现有自称是「记者」但不受雇于所述媒体的人，也有人穿戴与记者相似的装束但自己承认不是记者，以及被查问其记者身分时借故离开，这些鱼目混珠的人令警方无法有效执行其法定职责。 过去更有自称「记者」的人，因在现场犯法而被起诉。其中，有两名自称「记者」的人，因去年七月一日涉嫌参与暴力冲击立法会，被控「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及「暴动」罪，案件将会在今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区域法院提讯；另外更有身穿反光衣人士于去年七月十四日在沙田新城市广场涉嫌「抢犯」，最后被控「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罪，案件将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审讯。 为了让前线警务人员更容易清楚识别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从而提供更好的协助，警队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及前线人员协助传媒采访的指引。修订后，「传媒代表」的定义更明确及清晰，令前线人员能更有效及快捷地辨识「传媒代表」，有助警方在不影响警方行动或工作的可行情况下向他们提供特别采访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