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史

香港历史始于超过公元前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于华南及中南半岛一带活动的百越族，其后被秦朝征服后方踏入信史的开端，但地处华南一隅的偏远荒芜边陲，一直人口稀少并只有渔业及少量农业活动，在1841年香港开埠前于历史舞台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自割让与大英帝国并成为自由港后，方发展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重要转口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东南亚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全部停止，香港逐渐由贸易港口转型成工商制造业城市，其后成为东亚首屈一指、与新加坡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继1841年于《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英国再于1860年的《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割让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99年。以上所有地区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完全没有所谓的“香港”概念，直至开埠后，港英政府方将此等地区正式命名为“香港”，并渐由渔村发展成城镇。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并制定香港基本法，承诺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并自1997年7月1日起保障香港五十年不变，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之历史，正是物质和社会进步之写照；政府开山填海，拓展市镇，又兴建房屋、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以应付香港人口不断增加之各种需求。

史前时期（先秦）
早在39,000至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香港及其周边已有人类活动。

旧石器时代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1920年代。根据沿海多处地点出土之古代人类活动之遗迹，证明香港历史可远溯至6,000多年前。有关史迹之考证，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考古学之角度来说，香港只属广阔华南文化之一小部分，而大家对此领域所知有限。香港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39,000年至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贡黄地峒一带发掘出多件当时的石器。
虽然有人认为香港史前文化受华北或东南亚地区文化入侵所演变而成，不过，越来越多学者相信，华南地区之史前文化是在当地逐渐形成，并未受到外来文化重大影响。
研究香港早期居民生活之石器、陶器和其他文物，大部分在沿岸沉积物中发现；沿岸聚居之生活模式，说明香港最早期之居民主要靠海洋为生，经济发展有赖于开发海洋资源；然而不宜过分强调，因为考古发现受种种因素影响，决定考古遗迹能否保存；其中山区不断受严重侵蚀，留下古人聚居内陆之遗迹不多，虽非绝无仅有。

新石器时代
在研究公元前4千年以来之最早期文化时，要考虑到环境不断转变，其间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100米不断上升，淹没沿岸广阔平原，今日之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基本也在该段期间形成；在此地生活者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会遭淘汰。
近年考古发掘，主要显示两个新石器时代之文化层；从年代较远之底层出土是绳纹粗陶和精细易碎之软陶，后者有划花、贯孔，间中更有彩绘；同时出土经过磨琢之石器；从资料推算，最初阶段可能在公元前4千年开始。
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发掘，表明与北方包括龙山文化的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分别的。在大屿山、赤𫚭角和南丫岛已发掘出陶器、石制和青铜的捕鱼工具和兵器，风格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湾文化相似。
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在年代较近之上部文化层，继续发现绳纹陶器和磨琢石器，而一种新之几何印纹陶器，也同时出现；该文化层石器全部经过磨琢，手工较佳，种类繁多，有些石器呈现有段和有肩之修饰，大概与装柄技术进步有关。也发现用石英和其他石料制成之饰物，例如大小不一之石环和石块；有些手工非常精细。
屯门扫管笏和西贡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物与遗迹，而马湾东湾仔北之考古亦发现有20座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墓葬。

青铜器时代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带初期受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响，后期商代的青铜文化传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带属于古越文化的地盘，笼罩于战争气氛中。此时期香港沿海地区出现不少水晶饰物的制作工场，交换珠江三角洲腹地生产的硬陶。现时八处石刻已在东龙洲、滘西洲、蒲台岛、黄竹坑、长洲、大屿山的石壁、香港岛的大浪湾和西贡的龙虾湾被发现。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认为与生活在相当于商朝时期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气和祈求风平浪静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百越族就已在香港活动，完全不同于中原部族之南方部族，种类多，善于捕猎、驾船，以鸟形风神作图腾，不断南迁，经常由香港出发扬帆远航。1930年代的考古发现，被认为与前6世纪至前3世纪香港邻近广东地区的百越文化有关联。

上古史（秦至元）
首次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秦始皇，史记称秦始皇廿七年统一天下后，发动五路大军南征百越。天下，在秦朝或以前，指的就是全中国。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迁移50万人开发岭南。当时香港地区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从此香港一直在行政管辖之内。秦末汉初，南海郡尉赵佗在乱世中于其领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成立南越国，至汉武帝年间再次被中原攻灭。
之后历经汉、晋、隋、唐、五代、宋以至于明，香港曾先后隶属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增城县及广州府新安县管辖。东汉、东吴、西晋及东晋初年，香港一带一直仍属番禺县。东晋咸和六年（331年）起，该地区属宝安县管辖。东晋末年，地方民变首领卢循在刘裕率兵征讨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屿山定居。有文字记载之内地移民活动始于东晋。
其后香港地区历南朝及隋朝政权的管治。唐代，随著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香港地区开始有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文献中最先出现之香港地名要算《新唐书》记载之“屯门”，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广州对外交通重要港口，西方来华商船多数先集中屯门，然后北上。文献表明，唐代设置屯门镇。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内设立屯门军镇，隶属安南都护府，辖管地域包括今东莞、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带，指挥部位于今深圳南头城，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区改属东莞县管辖。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元朗邓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岭文氏及彭氏）的原居民开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大步（今大埔）一带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大宝六年（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
两宋在香港设有官富司，元朝有屯门巡检司，明代则有官富巡检司。
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但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恢复采珠，直至南宋后期。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于现时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宋代在大奚山（今大屿山）置推锋军驻守。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缔大奚山的私盐，引起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盐民起义。
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昰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九龙土瓜湾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后，有某位曹姓大臣曾经协助宗帝昺和宋帝昰走难（其因而跳潭而逝，这地方名为曹公潭），后经荃湾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门。后来他们返回大屿山时赵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窝登基。因元军追赶，遂逃到今日广东新会崖门。
两宋时期，香港文化有一定发展。北宋神宗时，进士邓符协（江西吉水人）迁往岑田（锦田），成为新界邓、侯、廖、文、彭五大族之首。邓符协创立力瀛书院，南宋时粉岭龙跃头人士邓炎龙参加科举，成为举人。宋元时期，不少宗族从中原迁居到新界本土及离岛。

中古史（明清）
明
中国海岸线漫长，从明代起才有海防，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1394年明太祖下诏设立广东海道，由副使1员、都指挥1员、卫指挥1员负责守护广东海岸，以防倭寇；东莞县置守卫千户所，东莞县城东南约400里处建立大鹏湾守卫千户所；香港与澳门同属1个守卫区，有官兵驻扎。新界本土及离岛如佛堂门、龙船湾、大澳等已经设有汛站。明代的香港人口增长，为海防要地，主要防御南中国海一带海盗、“倭寇”、葡萄牙王国、西班牙帝国及荷兰共和国。明朝中叶，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佛堂门在香港地区，显然属于中路防御范围。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此外，香港在明朝时盛产及出口沉香木。沉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南直隶、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等地备受欢迎。据说因为是运送香料的港口，盛产和出口沉香木，因此称为“香港”。明朝是香港种香及产香业的全盛时期。从香港的沥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屿山）沙螺湾等地生产的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会经陆路运至尖沙头（今尖沙咀）的码头，用小艇送到石排湾（今香港仔），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运至广州，遁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府，沿长江送往送往苏杭销售。
佛朗机（明朝称葡萄牙王国为佛朗机）船长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帝国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于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船队抵达并占领屯门，控制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
1521年（正德十六年），佛朗机人（明朝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佛朗机人）强行驶入香港，企图前往广州贸易，曾在屯门附近与明朝水师激烈交锋。明军于向葡萄牙海军开战，史称屯门海战，战役持续40日，葡军陷入苦战，最终狼狈返回马六甲。翌年4月，葡军再派出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企图重新占领屯门，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哨州（约在大屿山以西，万山群岛以东）海面，最后明军大获全胜。葡萄牙在香港挫败后将目光转向了澳门。
1550年代，广东海上巡逻划分三路，之后明代海防文献经常提到屯门、大澳、东涌，另外加上佛门堂共设立4个巡防前哨站，都位于通往南头半岛航线上；由于澳门到广州航道水浅不能行使，外来船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方可抵珠江。
据1581年编《苍梧总督军门志》，海防图已记载九龙。万历年间完成之郭斐著《粤大记》在广东沿海图中记有九龙山；其他旧志记载海防设施，也提及九龙是重要汛站之一。《粤大记》已有赤柱、黄泥涌及香港等地名；据记载，当时香港居民主要是渔民、农民及打石工人；渔民最多，赤柱当时人口最多。
1623年，荷兰船只入侵佛堂门水域、近岸停泊；1630年，海盗船只百余艘闯入佛堂门外水面，企图在南头半岛登陆。

清
清朝的香港属宝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于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50里，居民家园尽失。海禁令香港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据《新安县志》记载，1668年（康熙七年），在新安县沿边设置21座墩台，包括九龙墩台。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终允复界，香港居民陆续迁回。新界五族于上水设立报德祠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锦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清朝中叶，随著清朝与外国有更多接触，接近当时贸易中心广州的香港也成为各国商船的停留点之一，当中以瀑布湾最为著名。而朝廷亦加强对香港一对的军事防卫，例如设立官涌炮台等。清嘉庆年间编《新安县志》称，赤柱有兵把守。1838年末，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急赴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6月20日，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查理·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行轻判了事。此事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为香港割让和香港被英国发展成为大城市埋下伏笔。同年11月，中英随即爆发穿鼻之战，英方战败后逃回尖沙咀，林则徐下令军队驻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史称官涌之战。

港英前期（开埠至二战）
香港割让（1842年）
香港割让始于1842年，开埠则于1841年开始。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连发4道训令，任命义律为全权代表，派出远征军对中国用兵。清政府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交涉，于是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中英开始谈判。
1841年1月琦善与查理·义律在清廷与英国政府不知情下草拟《穿鼻草约》，并于1月20日由义律发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1月27日，义律提出“穿鼻条约”草案，其中一条是割让香港岛，要求照此订约，琦善并未接受要求。地点是珠江口内的狮子洋（位于广州番禺区莲花山及东莞沙田镇两旁）。1月24日，当谈判之际，英军司令伯麦下令占领香港岛， 并指派英舰“琉璜”号执行此任务；“琉璜”号舰长爱德华·贝尔彻在《环球航行记》称：“我们在1841年1月25日上午8时15分登上陆地……舰队于26日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在驻地升起英国国旗。司令官伯麦爵士在舰队的其他军官陪同下，在陆战队施放的礼炮和军舰的隆隆炮声中，正式占领该岛”；“琉璜”号从大屿山西南驶往香港，在水坑口登陆。2月1日，义律颁布第一个告示称：“至尔居民，向来所有田亩房舍产业家私，概必如旧，断不轻动。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亦无丝毫更改之议……拟应大清律例规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讯研捃外，其余稍无所改。凡有长老治理乡里者，仍听如旧……责成乡里长老，转辖小民，使其从顺毋违。”2月5日，琦善提出修正案：“既经奏请大皇帝恩旨，准令英吉利国之人，仍前来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始终坚持他只能代为奏恳，并未作出更多许诺。另一次会谈在2月10日，地点是蛇头湾（位于东莞市虎门镇北面），前后两次会谈皆无结果。2月13日，义律将“穿鼻条约”草案送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完成既定任务，只是占领一个荒岛，于是将其撤职。琦善因在香港问题上对英国让步，道光帝下令“革职锁拿来京治罪”。由于清廷及英国政经界分别认为有辱国体及获利太少，故双方不承认《穿鼻草约》的存在，但英国军队并没有撤出香港岛。4月30日，英国决定停止谈判，任命璞鼎查为驻华全权使臣。英国人在香港采取措施如下：㈠强化军事设施，在港岛驻兵布防，建立军港、仓库、炮台及永久船坞，作为华南主要军事据点；㈡建立殖民统治机构，义律在占领港岛后不久即称，“要不失时机地在香港建立巩固和永久的商港和英国政府”，还组建法院、警队、监狱；㈢义律拍卖港岛土地；㈣开始修建皇后大道，商人建造仓库和住宅。
据1841年英国官员参逊称：“赤柱村是全岛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共有房屋及商铺180余间……居民从事农耕、商业及渔业，……常有为数350多艘大小船只在这里停泊。”闽浙总督奏折中称：“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其岛曰红香炉，上有营汛居民，并非偏僻小港可比。”英军统帅曾照会清大鹏营副将赖恩爵，要求“速将该（香港）岛各处贵国所有官兵撤回”。
直至1841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正式割让给英国。此后，香港人口渐增，逐渐发展成一个以贸易业、货仓业为主的转口港。

英国租借前的新界（1800－1899）
由于交通极为不便，新界地区与港岛及九龙的交流极小，因此仍然维持著传统的宗族社会。此时的新界不断发生械斗，各村之间为著墟市或商业利益，以至婚姻以及文化等冲突而进行械斗。

开埠初期（1841年－1900年）
英国于1841年正式殖民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不断没收原居民的土地，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华南即广东福建台湾一带的贸易。
1842年6月，璞鼎查指挥从印度调集百余艘船只、万余士兵；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同璞鼎查在南京江面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京条约》，第三款关于割让香港文字为：“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帝国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1843年，清政府派九龙司巡检1员驻扎九龙；1846年建立九龙城寨，九龙半岛有100多家店铺，并建有许多庙宇，如九龙城侯王庙、旺角观音庙等。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之间是世界少有天然深水港湾，宽约1.5至9.6公里，深度2至14.5米，可供巨轮自由往来停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万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实施广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后，香港成为列强与中国的主要转口港，广州的广东以及福建商人和来自广东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东南亚为世界各列强的殖民地，而经济则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经香港转运货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强、满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则收取当地的营商费用，英国人和福建人则赚取巨额的转运利润。广州原为英国企业驻华的中心，但香港开埠后，英国人的公司(以鸦片为主)都改以香港为中心，亦由香港运到五口通商城市。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超过200万广东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当中主要是四邑人，而福建人大多到东南亚经商，当地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福建人，而且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福建人从营商取得大量财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中国，大力出钱以供杨衢云革命，有志得到资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孙中山娶陈粹芬，因为福建人很多只愿经商，不愿替别人工作，亦有需要请华人监控当地工人，而且优先请了与福建人关系较密切的广东人（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当时东南亚为欧美殖民地，人均GDP虽低于欧美，但亦远高于清朝末代，当管理层的薪金亦远比美国修铁路华工高。因为当时美国排华严重，而且当地华工有黑社会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东南亚工作。而欧美亦有福建人的企业，但亦少于中国和东南亚，广东人经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广州。
1860年克灵顿中将从印度加尔各答到香港新任陆军司令，3月18日指挥英军第44团特遣队强占尖沙嘴一带，5月19日撤离九龙半岛。10月，英法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在英国、法国军事和外交压力下，恭亲王奕䜣完全接受要求，于10月23日签订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和交换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正式换约前夕，英国提出在《北京条约》中增加三条，其中一条就是“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该条约第六款规定：“……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按此，英国强占新安县九龙司部分领土，即现在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土地（包括昂船洲在内）。
1873年，香港人的职业以渔民、水手、农夫、屠夫、铺东及差役等为主。
1890年代，华南发生鼠疫。1894年春，在广州传出超过10万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环太平山街一带的中国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亦爆发鼠疫，每日死亡人数最多达100人。结果当年之内共有2,552人死于瘟疫，为数约10万名的华人离开香港，贸易额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便再有1,290人死于鼠疫。
1894年，港督威廉·罗便臣向英国殖民地大臣里彭主张占领香港新界：“加普礁和横澜岛上各有一个极有价值的灯塔。两个岛屿都属于中国……港湾东西两面的入口鲤鱼门和青州也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中国本身，或是对中、英作战的一个外国，可以在珠江北岸或鲤鱼门外的大鹏湾登陆，南下九龙半岛，不仅可以乘隙攻击我要塞，而且易于从中国领土上炮轰维多利亚港并截断本殖民地的食物供应……从防御的观点看，香港界址应拓展至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并包括加普礁、横澜岛、薄寮洲以及距香港3海里以内的所有岛屿在内。”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曾为清政府说项的德国、法国、俄国更有借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必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1898年4月2日，强租新界谈判正式开始。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对庆亲王奕劻称：“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香港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第二天，窦纳乐向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提出展拓香港界址，李称：“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同意”，窦纳乐称：“要求不会超过防御需要的范围”。4月5日，李称：“俾英国当局得以在香港两边设防……不要超过这个限度”。4月24日，窦纳乐据英国外交部指示，向李等出示展拓界址地图，李等坚持不允；窦纳乐称胶州湾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都比英国要求香港界址要大；李称中国已经同意租借威海卫给英国；窦纳乐称订租威海卫对中英两国都有利，只要俄国撤出旅大，英国就愿意马上离开威海卫。李等不再与之争论，但坚决反对英国占领九龙城，理由是中国衙门所在，双方就九龙城问题激辩；最后英方同意就九龙城问题让步，但着中国“必须接受”英方提出之拓界范围。李等原则上默认英方提出之拓界范围，但有几点保留：㈠九龙城仍应归中国控制；㈡展拓的界址不是割让，属于租借性质，“全部土地得付租金”；㈢中国得“自由使用中国船只惯常使用的九龙码头”；㈣由于“新展拓的地方更便于走私活动，（中国）海关方面担心，除非（香港）殖民当局给予更有效的帮助，税收将蒙受严重损失”，因此，希望香港政府“承诺在保护中国税收和反对走私方面给以更多的帮助”；对此，窦纳乐仅同意拓地是租借性质。5月2日，窦纳乐再次会见李等，将展拓香港界址范围订为：北部陆界——从沙头角海至深圳湾最短距离划一直线，此线以南租给英国；东界——东经114°26'，西界——东经113°47'，南界——北纬21°48'。窦纳乐称已将上次总理衙门提出之保留九龙城管辖权等条件报告英国政府，“并不反对这些条件”。5月19日，窦纳乐携带其拟就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稿本，同李等谈判定稿；稿本“黏附地图”标明由英方提出并经中方同意之展拓界址范围，并明定展拓界址是“新租之地”，即租借地，为期99年；英方同意“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等；李等审阅上述内容后同意，仅在细支末节提意见；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达成全面协议。窦纳乐根据指示，修改展拓香港界址范围：“⒈收缩西面界限，以免妨碍通向广州的入口；⒉不再对北纬22°09'以南诸岛提出要求，因此该等岛屿不包括在租借地范围之内；东面界限扩展至东经114°30'一线，俾使整个大鹏湾划归英国控制。”英方以“同意”中国兵船使用大鹏湾、深圳湾之“让步”，换取租与两湾水域；中方重申要英方保护中国税收、防止走私，双方达成一项英方采取相应措施之谅解，后来得到英国政府批准。
根据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同意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予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大清。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正式签字；李鸿章和许应揆代表清政府签字，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代表英国政府签字；英国将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及附近235个岛屿和大鹏湾、深圳湾水域强行租借99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英国唯一受益之不平等条约。中英双方在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英方提出要以深圳河北岸为界，中方被迫同英方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英方谈判代表骆克称：“我很高兴，经过相当大的困难以后，我得以诱使中方委员同意以深圳河北岸直抵该河河源作为中英地界……从而完全控制了那条在《专条》黏附地图上没有包括在英国租借地内的河流”。清政府保留九龙寨城之行政权力，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码头，“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1899年12月27日，英国君主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遂成为香港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自1841年，英国一直没收原居民的土地，条约签订后，一些原居民知道英国又是来没收土地，在英军接管新界地区时，就作反抗，发生激烈的新界六日战，新界原居民死伤惨重，最少五百人被英军杀死。锦田吉庆围的铁门更被英军拆除运往英国当作战利品，直至1920年代才交还。

1901年－1941年
踏入20世纪初，香港发展成为与南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市区面积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万人，至1914年已增至50万人。随著城市发展，香港一路增设各种现代市政建设，例如香港电车、九广铁路、水塘、医院、香港中华煤气、中华电力、香港电灯、大东电报局等。1912年，香港大学成立。
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并以“军政府”名义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灭亡。1917年对德宣战案，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香港有被德国军舰攻击之虞，最终危机化解。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
1932年起，大日本帝国筹组满洲国，东亚地缘局势开始失衡，英军考虑加强对香港的防卫。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1937年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更代表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一步。
1936年1月，洁净局重组为市政局后的第一场民选议席的香港市政局选举，周锡年在没有竞争对手下当选，是香港有史以来首次有民选议员进入议会，而首次有竞争对手争夺议席的选举是1940年香港市政局选举，罗理基击败对手当选。
1941年以前，华民政务司署主要系通过东华三院和保良局，还有各社团如宗亲会及同乡会等，与民众保持联系；亦密切联系行政、立法两局之华人非官守议员，议员均为香港华人社会之领袖。

日占时期（二战）
英国和日本的关系在1930年代后期渐趋紧张。日军于1938年10月在大亚湾登陆，随后只用了短短10天便攻占广州，日军同时封锁香港边境，并与驻港英军对峙，而香港亦开始加紧备战。1939年9月欧战爆发，纳粹德国在1940年6月攻陷法国后再攻打英国，同年9月日本与纳粹德国及意大利组成轴心国，因为法国及荷兰已经沦陷，面对德军入侵的英国又自顾不暇，日本于是趁机谋划夺取当时由欧洲国家支配的东南亚，以抢占东南亚的天然资源和港口。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一时间（香港时间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进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数小时后日军入侵香港，触发香港保卫战。日军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由驻港英军、英属印度陆军、加拿大军，及香港本地建立的义勇防卫军和香港华人军团组成的香港守军，面对人数多超过一倍，作战经验丰富，又有大量火炮、飞机及海军舰艇支援的日军，英军自开战便处于劣势。英军在醉酒湾防线被攻破后，于12月13日撤退到香港岛，之后英日双方隔著维多利亚港炮战。12月18日晚上，日军利用炮轰造成的大火及浓烟，趁机横渡维多利亚港登陆香港岛，沿岸防守的英军不敌有源源不断增援的日军，翌日双方在黄泥涌峡展开血战，之后在浅水湾、赤柱及铜锣湾等地亦发生激战，到12月24日在人烟稠密的湾仔也爆发巷战，日军又在圣士提反书院等地屠杀战俘和护士。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以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12月25日下午，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向港督杨慕琦汇报败局已定，持续巷战只会造成平民不必要的死伤，杨慕琦与港府高层商议后决定投降，杨慕琦在晚上抵达被日军用作总司令部的半岛酒店签署降书，该圣诞日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日军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出任首任香港日占时期总督，香港亦成为日本东京政府直辖占领地。
日本占领香港历时三年零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受严重影响，许多港人避居中立之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香港在日占时期的民生、经济等皆饱受催残。日军将香港的物资用于支撑其侵略战争，而市民获得的粮食却达不到维持健康的基本所需。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元兑换军票，又在香港实行皇民化运动，除了禁止使用英语及强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名地名亦被改成日式地名，日军又经常对市民滥打滥捕，市民在街上遇上日本皇军士兵时亦必须鞠躬敬礼，否则可招致殴打甚至杀身之祸。由于日军滥发军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到1944年更发生饥荒。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香港人口到1945年减至60万。香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同盟国阵线；中国游击队在新界四出活动，逃匿之盟军人员也得到村民掩护。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8月30日，海军少将夏悫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香港日占时期结束，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1945年9月16日，英国在举行香港总督府受降仪式，中华民国亦获邀派代表出席，由皇家海军夏悫少将接受日本占领地代表向盟军投降，英日双方在英方草拟的降书上签字，确认占领香港的日军正式投降。香港重光初期暂时采取军政府管治，并展开战后重建工作，公共服务逐渐恢复正常。1946年5月1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

港英后期（战后至移交）
战后发展
战时许多华籍居民返回中国内地，日本投降后，他们纷纷返回香港，每月几达10万人之多。1945年8月，香港人口原已减至约60万，但1947年底时，激增至180万左右。
1948年至1949年间，中国爆发内战，自中国国民党开始遭中国共产党挫败之时起，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涌入香港，人数之多，破历来纪录。1950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新政权的欧美国家。1949年至1950年春，有数十万人移居香港，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和其他商业重镇。1950年中，香港人口估计已增至220万；此后不断增加，现时已逾650万人。
1958年，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商人肯尼斯·康德黎时，希望他向当时的英国首相麦美伦转达以下说话：“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英国政府认为若让香港人实现普选议会和政府，中国必定强烈不满，进而使中国决定提早收回香港。

暴动
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期间，香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其后人口激增，香港不能单靠港口来维持繁荣，于是开始发展工业。
国共两党的冲突后来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捣乱多家香港亲共人士（左派）机构，事件导致300人死伤，即“双十暴动”，港督葛量洪派遣军警搜捕示威者才告平息。台湾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
1957年4月，周恩来提出要保持香港特殊地位“为我所用”之方针：香港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引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之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来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种政治任务。”
1959年，针对少数人急躁情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称：从世界战略之全局出发，“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好处”。
香港工业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和成衣制造业；1960年代时，香港输出纺织品和成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51%以上；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也是重要工业。
1960年，中国政府总结10年经验，提出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即对香港未来作长期打算，在可预见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之政策，为中国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1963年，针对国外有人责难中国港澳政策，中国政府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19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1967年，香港于一场劳资纠纷而演化成六七暴动。由于受到言论煽动及误解了民族主义，大批挥动毛语录及叫喊口号之暴徒游行往港督府。一个灼热、令人烦恼之炎夏随着1967年5月初来临；集体示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是恐怖主义及放炸弹活动。香港地下党、表现为亲中共的左派介入工潮活动，把文革的舞台搬到香港，与殖民地政府在街头上对抗。5月16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工联会领导人物杨光等人成立“斗委会”，公开呼吁左派人士走上街，以暴力手段试图颠覆港英政府的管治。亲共暴徒在四处纵火、大肆破坏，又焚毁巴士。巴士及电车司机如继续上班保持香港正常运作，即受到恐吓，甚至袭击；暴徒在左派学校之课室内制造炸弹，然后在街上随处放置，更成立斗争委员会，策划与政府展开斗争。街头被亲共人士放满大量炸弹，部分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在香港的亲中共报章却在新闻报导及社论中支持恐怖活动，例如《大公报》以“在香港仔和深水埗连环炸弹相继扬威”为标题赞扬发动炸弹袭击的恐怖份子。但不久便发现没有斗争首领愿意往中国参加造成死伤无数之全国性斗争运动；而支持动乱之富商，即所谓“红色肥猫”，则将子女送往他们极鄙之英美两国读大学。
而宝安县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界，包括爆发沙头角枪战。事件中，共产党民兵从中国边境开火。中国总理周恩来声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禁止左派人士制造香港社会不稳。周恩来坚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
暴动过后，香港殖民地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总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称“亚洲四小龙”。

经济转型及亚洲四小龙
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国共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以万计的人从中国内地逃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万，增加至1951年的220万。此后的三十年，香港爆发逃港潮，大批以广东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居民越境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万的速度增长。大量移民为香港后期发展提供廉价劳力，不少外国公司在香港开公司。华人资本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但1950-1980年代，东南亚排华，他们纷纷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两地经济同时急速起飞，由于香港当时没有大饥荒，移民与资金流入助推进入亚洲四小龙，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由1950年代香港只有英国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国的人均GDP，同时香港金融业起飞。1950年爆发的韩战使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再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初时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联合国对中国禁运期间，香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香港人遂开始发展工业；由于人口激增，香港不能再依赖港口来维持繁荣；香港之工业革命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及成衣制造业。
香港居民较前丰裕，1971年57.5%香港家庭每月入息600元以上，16.6%每月不足400元，7.7%每月超过2,000元。1961年至1971年间，香港道路之长度由500英哩增至618英哩，汽车登记由47,000辆增至164,378辆。1969年公共小型巴士获准行驶，于1971年共有3,800辆行走，每天载客过百万人次。外国到香港旅客1961年只有220,884人，在1971年则几达百万人。香港工资在十年间，增加约一倍；据估计本地消费物价在十年间上涨一半，因此实际平均工资增加约50%。电视机在1961年是罕有之物，在1971年每10个家庭即有7家拥有。20年前，露宿者成千累万，仅求糊口，工作艰辛在所不计，今日电视机已为生活必需品，居有屋，衣食温饱。
1970年4月23日，港督戴麟趾在离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伦敦反映：“香港市民对那相当有利的经济气候，以其一贯高度进取和努力的方式来回应，而他们大多能够享受到应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避免地出现期望的提高，以及（尽管还未普遍的）日趋对那些基于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较贫困的人士的关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会服务的范畴推动一系列计划，以及在一般环境里落实具体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都显然是一个需要维系信心的社群。……坚持市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侵犯。”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称：“以香港的状况而论，一个重要的元素是民众能对香港政府有信心，认为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保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种信心受到严重侵蚀，则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则无可能维持殖民地管治。”港督麦理浩一方面准备面对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亦需要规划提供社会服务；因此殖民政府需要加强工作，争取市民信心，有助于累积民众支持，为日后面对中国时，增加谈判本钱。麦理浩是从戴麟趾手里接过已经启动之社会政策与服务，在整体施政中之功能略作调整，把建立市民信心之工作扣连到更宏观之外交政治问题之上。1971年10月18日，麦理浩《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一直以来香港政府相信，前瞻的规划所带来的保安风险远超于它的好处。我个人的意见是现在衡量过正反考虑之后，应高度机密地进行一次彻底的对将来的审视。虽然我相信关键时刻不会在七十年代后期之前就开始，但规划的过程现在就要启动。”1973年1月1日，麦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称：“它〔即香港〕的四百万居民及他们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赖出口工业的增长来解决生计和带来收入，而另一方面则它的存在要视乎中国政府的政策。……虽然我本人所采取的观点较其他人有更多忧虑，时常牵挂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会受到动摇，更经常在想如何可以争取时间及提高凝聚力，以应付有可能因有意制造或不幸地出现的压力，但我认为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状况，及未来改善生活的前景。这令香港政府的社会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措施对殖民地的未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者，我发觉在最近十年里，市民对在港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没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态度，而是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现未如预期，则这一份自觉与要求会对政府带来潜在的危险。但这亦给予政府一个机会，看看它是否准备好面对诉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准备这样做。若能满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则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种市民的自豪感。那是于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挣扎求存的难民之中无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须得到市民的赞同而施政，而同时它是没有得到一个选举制度的协助而进行管治的。假如我们要维持市民这种认同与支持，则不单要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令他们觉得诉求之所以得到满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为目标。这种需要并非只因为我们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实际的成果，而是我们也需要争取市民的一种有力的信任。……这只可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而达至的，而这对传统上只会跟从政府指示……尽量避免受到公众事务所滋扰的市民而言，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我想从现在开始，政府政策必须令精英及大众都感觉得到，正如他们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们身心所归属的实体，也是一处他们希望在那里生活的地方。”1973年1月4日，麦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称：“但我觉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内务管理得妥妥当当；这就是说，尽量发展得繁荣、团结、〔民众〕满足，以至不会成为批评的话柄。”1974年5月27日，麦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称：“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来，将取决于一代接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视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们如何计算利益上的取舍。因此我们应该小心留意这平衡〔即中方从目前的现状中取得的好处大于政治上的损失〕状态。”1975年1月12日，麦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称：“香港并无空间容纳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次一层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选民资格可以扩阔，而非其功能。如果扩阔它的选民基础而导致有要求扩充其权力，这是要反对的。乡委会及互委会代表着一百万市民，它们其实较只有约十万选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确表达民意。”1976年2月13日，麦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称：“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香港前途问题）上的角色是相当清楚的。一方面，它绝不可做出影响中国的经济及削弱其国家安全的事情。我们必须跟中国驻港的官员发展出实在的工作关系，及接受中国利用香港及在此进行活动的事实——殖民政府这样做的同时，必须维持它作为该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继续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满意度，同时亦令殖民地的经济继续发展。”1976年3月6日，麦理浩在《Hong Kong－Domestic Policies up to '80s》称：“这个制度能吸引一批能干的、开放的、把握资讯的和对公众意见有敏感度的男女，他们准备好付出不少时间去处理公共事务。他们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被视为个人真诚投入、准备为市民（不是某一阶级或群体，而是整体的公共利益）发言的‘代表’。在考虑改变时，必须小心，以免将一种受本地人接受、行之有效的安排，由一种无法做到这些效果的所替代。”
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之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之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6月15日，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通过有关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之决议。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称：“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新界’租期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
1972年，香港游客逾一百万人次，以日本游客为主，其次为美国；旅游业总收入约为2千亿元，约为国民收入6-7%。社会生活水准提高，社会日趋复杂。人民对政府期望更大，是时候发展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十年建屋计划，新房屋建设目标为150万人兴建房屋。教育方面，主要促进中等及技术教育，及为高等教育添置器材。
1975年，尽管世界经济不稳定，政府仍然决心推行计划改善今后10年香港一般生活水准，需费数十亿港元计，包括为香港1/3人口提供新住屋、扩展中等教育及兴建新医院和诊疗所。

前途问题
1946年，香港总督杨慕琦提出杨慕琦计划，以推动政制发展。计划中香港会建立市议会，并缩减香港立法局中官守议员人数。惟后来计划失败。
1958年，周恩来以反对“让香港成为一个像新加坡一样自治的地区”威胁英国，任何推动香港自治的举动都将被认为是“非常不友好的举动”，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位“发生任何改变”。在1960年代，中国官员廖承志进一步称，如果英国允许香港自治，“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
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政策方针，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1973年由于受石油危机影响，香港经历经济大衰退，但自1974年开始高速增长达20多年。1970年代中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费教育开始实行，香港公共房屋计划进一步扩展，如十年建屋计划及居者有其屋计划。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问题，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延续新界租约。
1982年9月23日，中国政府领导人与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在北京会晤；柴契尔夫人认为，英国在19世纪与中国清政府签订之三个不平等条约，“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不可单方面废除，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这是“唯一的合法途径”。1980年代初，柴契尔夫人称英国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继续管制香港”，但英方没有得到“我们所渴求的”。1982年，柴契尔夫人于9月24日在北京、9月26日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英国是根据过去签订的条约管治香港的，这些条约是有效的……它们是符合国际法的……我们遵守这些条约，那么它也不会遵守其他条约”。柴契尔夫人还在香港公开称：“我向你们保证，在进行那些会谈时，我将不但代表英国，而且将本着英国对香港五百万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而讲话。”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条约的约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自1982年10月5日至1983年6月底，中、英两国政府首阶段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英国驻华大使多次商讨谈判原则和程序；四次会谈中，英方强调以繁荣稳定为共同目标，中方强调以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为前提，各说各的，迄至1983年3月，磋商仍停滞不前。
1983年1月，柴契尔夫人强硬称，谈判如无进展，就要对香港前途问题全民公决，或在短时期内使香港独立或自治。3月10日，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英双方举行会谈：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也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4月28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中英会谈第二阶段。9月24日，港币与美元兑换率由7：1跌为9.5：1，港汇指数也由71.7跌至57.2；一时人心惶惶，大批香港市民涌往银行排长队挤兑美元，商场出现抢购大米、食油等日用品，香港报纸称为“黑色星期六”。
1984年1月起，中方首席代表为由姚广转为周南，英方首席代表由柯利达转为伊文思。4月15日至18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达成谅解：关于谈判期限，双方同意1984年9月草签，年底正式签署协议文本。5月2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就香港报纸报道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传言公开辟谣：“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连这点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7月27日至7月31日，杰弗里·豪再次到北京工作访问，中英双方商定：设立中英联络小组；该小组是联络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职责是磋商中英联合声明之实施，讨论政权交接有关事宜，磋商双方商定事项交换情况；该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到2000年1月1日撤销。9月18日，中英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姬鹏飞、李后、鲁平、姚广、尤德和参与谈判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周南和伊文思在联合声明上草签。

过渡期
1980年代初，新界租约将于十多年后届满，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但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与中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之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保持五十年不变。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权，而中国之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也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
1985年2月7日，英国国会下议院经过辩论三读通过《香港法案》，规定从1997年7月1日起，英国对香港主权和治权即告结束；3月28日英国上议院三读通过，4月7日伊丽莎白女王在该法案签字，法案正式生效。5月27日，周南和伊文思交换《中英联合声明》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同年秋，中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中英联合声明》递交主管法律事务之联合国副秘书长，完成在联合国登记。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绝大部分人反对镇压，除了逾百万人大游行外，更曾罢工、罢市、罢课一日，其后更引发新一浪香港移民潮。当时港督卫奕信提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随即由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发布，象征主权移交后的小宪法得到落实。1992年7月，彭定康获委派为最后一位香港总督。由于六四事件后，民主进程一直备受港人关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会增加直选的议席，但北京认为彭定康的改革违反《基本法》，香港政府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推行社会福利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福利开支由1987至1988年度之28.2亿元，增至1997至1998年度之190.4亿元。
当局制定完备之劳工法例，为雇员提供福利、保障、工伤补偿，并照顾雇员之工作安全和职业健康；政府提供免费就业服务，帮助求职者寻找工作，也帮助雇主招聘工人；雇员再培训局为因经济转型而失业之工人开办训练课程，使他们学习新技能，重新就业。

特区时期（移交后）
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7年7月1日，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纳香港立法局，改为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下级议会即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都作相类的安排。董建华成为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和曾荫权分别顺利过渡为政务司司长（前称布政司）和财政司司长（前称财政司）。大部分政府高官顺利过渡到新政府。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比以前更为密切；不单商业联系很多，政府之间之接触以至居民之往来也很普遍；密切关系源于文化、地理位置和历史等因素。

董建华政府
亚洲金融危机
香港主权移交第二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特区政府用全新策略，没有大幅加息，只大量动用外储的美元承接港元沽盘，再将港元购入香港蓝筹股作为长线投资，最后成功稳定港元汇率以及恒生指数。

八万五政策
香港1990年代中，香港楼价一直上升，董建华上任后，于1997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楼价升幅。建议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年半缩短至3年。但此政策导致楼市供求失去平衡，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其后5年多的时间内贬值七成，令很多中产阶级成为负资产。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接受电视专访时，才指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八万五”政策已等同“不存在”。

数码港
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发展资讯科技，作为未来香港经济发展方向，1999年3月3日，董建华发表施政报告，表明将兴建数码港，并由特区政府与商人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拥有的盈科数码动力 (现电讯盈科) 合作发展。香港政府豁免数码港地价78亿港元，并投资10亿港元于钢线湾兴建基建，其余建筑费用则由盈科数码动力负责。由于项目未经公开招标，合作条件亦被认为对政府不利，惹来批评。

人大释法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港府要求首度解释《香港基本法》，规定出生时父或母都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没有居港权，使有权来香港的人数减至20万，变相推翻同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陆出生子女居港权的判决，令人忧虑中国实践“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当时一批大律师（包括其后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长的黄仁龙）佩戴黑纱，从终审法院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人大释法。

高官问责制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01年12月在无对手之下成功连任，并于第二届任期 (2002年7月1日) 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将所有司长和局长职级由公务员体系升迁的政务官职位改为由行政长官任命，以合约方式聘任，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并须为过失负政治责任。原有的公务员局长改称常任秘书长，执行问责局长的政策。将政策局的数目由十六个合并至十一个，并不再分为决策局和资源局，统称为决策局。这项改动导致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提早辞职。

非典型性肺炎(SARS)
于2002年在中国大陆广东顺德首发非典型性肺炎，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2003年首两季，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肆虐，香港自3月起出现社区感染个案，导致医疗体系和经济遭严重打击，期间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政府于4月1日封锁淘大花园E座，4月起，全港所有学校停课，至5月中旬止。香港市面变得一片萧条，外地访港旅客数字大跌，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7%的历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始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的名单中剔除。由于政府处理抗疫时多处失当及反应缓慢，引致市民强烈不满。2004年7月，香港立法会沙士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被批评“向公众传达的讯息混乱不清……使公众以为他在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两日后杨永强宣布“为体现政治问责”宣布呈辞。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同年年中，香港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立法时，因为条例字眼及执行准则含糊而遭到市民极度反对，更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最终因为自由党于23条立法二读前夕转向反对立场而令政府被迫将23条立法工作无限期押后。

CEPA
2003年香港与中国大陆签署《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和经贸合作，但分薄了香港的投资额，令本地工业北移及萎缩。

2003年七一大游行
2003年7月1日,香港发生最大规模的游行,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筹办，目的主要是为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及董建华施政恶劣。约有50万人参与。

自由行
2003年北京政府推行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计划并在2009年再推行一签多行。实施将近18年副作用越趋明显。中国大陆家长借签证便利来港产子，“双非”抢床位、抢学位，加剧两地矛盾。香港因两地物价差异及货品质素具保证，被深圳人视为巨型超市，原本是住宅区的北区、屯门、元朗、东涌、沙田等，变成中国大陆客扫货胜地。零售业蜂拥进驻抢铺抢高租金，街坊小店换成药房及金铺，侵蚀居民生活。一签多行更被滥用成一日多行，衍生蚂蚁搬家式的水货产业(香港境内水货客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
2004年7至8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7月按年通胀率为+0.9%，正式走出持续68个月的通缩时期。

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人大再释法
2004年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解释《香港基本法》附件，否决香港市民200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要求。2004年4月26日，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产生办法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否决，并解释，到2017年及以后先后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双普选)。12月21日，董建华率领二司十一局官员（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门会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遭胡锦涛公开要求“查找不足”。

任内辞职
董建华于2002年2月28日在无有效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但任内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偷步买车”风波、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沙士”事件中的失职，激起民怨令七一大游行发生，董建华以“健康问题”为由于2005年3月10日任内辞职。

曾荫权政府
作为补选中唯一候选人，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于2005年6月21日获得任命出任行政长官。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制发展专责小组第五号报告》，被泛民主派批评为“原地踏步”，议案最终因为票数不逾2/3而未有通过，故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办法维持不变。
2004年雅典奥运会，香港运动员高礼泽及李静在男子双打乒乓球项目中夺得银牌，为香港取得历来第二面奥运会奖牌。

填海计划
2006年及2007年，因为中环及湾仔填海计划，旧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被香港政府宣布临时拆卸，保育组织发起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及保留皇后码头事件，包括举行论坛、静坐和绝食，事件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有评论认为两次事件提高了香港市民对保育文物、公共空间及城市规划的意识。

两铁合并
2007年12月2日，香港地铁与九广铁路公司合并，合并后更名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港铁)。此外，港铁在2008年10月起拆除美孚站、南昌站和九龙塘站的转线闸机。

全国人大通过2017普选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普选问题的决定》，决定香港可以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待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可普选立法会。

港珠澳大桥问题
2008年2月28日，粤港澳三地政府已就融资问题达成共识兴建港珠澳大桥，预计于2017年竣工，设计寿命为120年。预计90亿4,650万元,但工程被发现多项问题，如环评报告未有比较大桥兴建前后空气污染程度的变化，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等被迫延迟动工。费用当时上升至250亿元。最终因工程超支再上升至1,200亿元。

金融海啸
香港经济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稳定，因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而急转直下，结束香港自2003年7月开始5年的经济复苏，股市、楼市暴挫，裁员及结业此起彼落。

施政争议
而香港政府又在此一段时期多番出现施政争议，例如
副局长风波及处理滞留泰国的香港人事件等等，令到民怨日深，行政长官曾荫权民望大幅下滑。

甲型H1N1流感
2009年4月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进逼亚洲、南韩及泰国都出现疑似病例。曾荫权领导的港府以“从严”方式处理。其后，香港确诊首宗病例，曾荫权亲自率领抗疫督导委员会，史无前例宣布把墨西哥患者入住的香港湾仔维景酒店封锁，同时追踪与患者同一班的机乘客及紧密接触者。此一做法虽成功暂时切断初步传播，但亦因隔离手段吓怕部份游客而打击本已水深火热中的旅游业。其后政府发现粗暴的隔离手段无法阻止社区爆发，逐渐把防疫重心转为减少伤亡数字及避免医疗体系因超出负荷而崩溃两方面。

高铁争议
2009年末至2010年初，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拨款在立法会审议，期间引起争议，发生一系统的社会运动，包括反高铁运动、撑高铁运动及五区苦行，最终更爆发警民冲突。

政制改革
2010年，香港政府再次就政制改革咨询香港市民，期间5名地区直选立法会议员发起五区总辞，以他们辞职后举行的补选作为“公投”。政府发表《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最终由民主党提出的“改良方案”在建制派和民主党的支持下，在立法会以2/3票数通过，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会地区直选及功能组别（即超级区议员）则各增加设备5席。2011年，为了堵塞五区总辞的漏洞，香港政府提出递补机制，然而没有进行咨询，成为了当年七一游行的一大诉求之一，其后香港政府宣布押后立法，并且进行咨询。

马尼拉人质事件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辆载有20名香港游客的旅游巴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一名当地前任警务高级督察挟持，最终8死7伤，香港政府称事件为马尼拉人质事件。事件造成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关系一度紧张。香港政府在事件发生时就随即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尝试解决事件，于事发当日下午，联络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艾奎诺、派出专机与医疗支援队前往灾场善后，并于事后派遣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亲身前往接机及慰问幸存者、安排香港警察乐队举行迎接殉难仪式、安排专家作出应变与调查、对香港传媒实行每日隔时段消息公布。此外，8月24日至26日连续3日香港区旗下半旗致哀，8月26日，全香港哀悼，早上8时正升旗礼及下半旗后默哀3分钟，获得全港各界响应。香港政府对事件的迅速反应和处理手法，使到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评分及满意度和信任度一度上升。经过3年多的时间，菲方在2014年4月对港方作正式声明和赔偿，声明说菲方对人质事件“致以最悲痛的歉意”。

梁振英政府
中港矛盾
水货客从香港利用各种途径运送货物到内地（尤其指向通往深圳边境），引致对香港各区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种滋扰及社会问题。1980年代，内地放宽大部分香港人进入内地的限制，携带个人商品回到内地变得普遍。之后，便有香港人携带港货至内地。2000年代之后，内地以“拯救香港经济”为名在2003年开放“自由行”，每次访港逗留的时间为7日。2005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进口商品比在中国价格低，来港消费成为热潮，加上内地海关规定个人携带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征税，走私的人利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带货。2009年4月开放一签多行(一次签注一年不限次数进出香港)，向内地居民正式开放，大量水货客出现。2012年至2013年，屯门和上水出现香港警务处的简化字告示，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使用内地的简化字。加上严重的水货客问题更引发民间组织光复上水、光复屯门、光复沙田、光复元朗和游览完上水去屯门等抗议活动，及促成由入境事务处领导的风沙行动以及由香港警务处领导的力锋行动等。

香港独立运动
港独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统治，谋求在香港成立新政府，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社会运动。杨慕琦、马文辉、联合国香港协会、香港民主自治党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已开始透过不同途径推动香港的自决与自治。
根据2007年的港大民意研究，受访者中有独立倾向者约占25%，不认同独立者约占64.7%，另外33%香港人认为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持续执政则会增加香港独立的倾向。此外，香港与大陆在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历史背景上的差异而引致中港矛盾，也是近年部份年轻香港人倾向香港独立的理由，占39.1%。

种票风波
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出现种票风波，例如美孚出现“1屋7姓13票”等，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翌年2012年，三名候选人梁振英、何俊仁和唐英年参选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梁振英以689票胜出当选第四届行政长官，并于2012年7月1日就职。

国民教育
2012年9月8日，政府计划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不过由于在政府资助出版的课程参考书《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形容中国共产党为“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等只称颂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引起对其不中立和夸张作大的批评，以及《课程指引》中载有“国情范畴学习”，被社会质疑课程是洗脑教育，从而引起一连串大规模反对设立国民教育科的运动，例如设置街站、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该科目。同年10月9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在其任期内搁置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但拒绝撤回科目。

香港免费电视牌照争议
2013年发生的免费电视牌照争议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王维基的香港电视网络不获发牌激起市民反弹，有评论指一连串事件令政府的公信度急跌，引发管治危机。

一国两制白皮书
2014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逾23,000字的一国两制白皮书。香港市民对白皮书普遍态度负面，担心“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会被“大陆化”。逐步发展出的香港独立倾向被视为一个警钟，中共须考虑影响未来大陆内部的动乱风险。

雨伞革命
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70票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俗称“八三一决定”），决定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按照上届选委会的组成方法，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2至3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经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后的人选由北京政府任命。若不获通过，将会依照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办法，亦即“原地踏步”。同时亦决定2016年立法会选举方法不作修改。此《决定》招致泛民主派、学生组织以至争取民主人士不满。

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
2014年9月23日，学联发动香港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浪潮，1.3万学生系上黄丝带，高呼“命运自主”。

雨伞革命（2014年9月26日－2014年12月15日）
2014年9月26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同日，雨伞革命开始，是在香港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一系列公民抗命。市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静坐及示威，占领地点包括金钟、添马舰、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及尖沙咀，并提出包括撤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确定之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框架和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等诉求。事态最终演变为雨伞革命，雨伞革命历时79日，直至2014年12月15日结束，雨伞革命的诉求最终并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

否决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以8票赞成，28票反对否决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

旺角骚乱
2016年2月8日晚上至2月9日，香港旺角发生一场大型的警民冲突。

立法会宣誓风波
2016年10月，在立法会宣誓中，因有两位议员在宣誓中读出“支那”二字，及一位议员在宣誓中说出英文粗口，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全国人大决定因事件释法，解释宣誓必须真诚庄重，且不能重新宣誓。六名议员因此丧失立法会议席。

林郑月娥政府
2017年，三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参选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林郑月娥以777票胜出当选第四届行政长官，并于2017年7月1日就职，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女性担任行政长官，及首位女性担任香港的最高领导人。

高铁一地两检通过及开通
201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定》，批准《合作安排》。内地口岸区自启用日起，并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口岸综合管理机构和铁路公安机关。上述机构及其人员不在内地口岸区以外区域执法。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设有中国内地唯一设在其境外的口岸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2018年6月，备受争议的广深港高速铁路（一地两检）条例正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并在2018年9月4日生效。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正式通车，成为香港首条连接内地的高速铁路。
五位市民自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在内地口岸实施内地法律违反基本法第18条。并在2018年10月开审，同年12月13日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司法复核。

港珠澳大桥开通
2018年10月24日，首条横跨粤港澳三地的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明日大屿计划
2018年，政府提出，“明日大屿”愿景计划。计划包括硏究在生态敏感度相对较低的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灵洲研究用新式填海技术以减少影响环境，分阶段建造人工岛。计划首阶段在交椅洲附近建造约1,000公顷的人工岛，并争取2025年开展工程，增加土地供应，建立低碳排放的宜居城市。新增的土地储备亦可让现时市区的稠密人口分散，以及落实旧区重建。倘配以适当的规划措施，例如在旧楼拆卸后减低发展密度，或将部分用地改作公共空间或社福设施等，可一并解决旧区楼宇老化、人口密度过高、公共休憩空间／社区设施不足的问题，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至于第二阶段在喜灵洲附近建造约700公顷的人工岛，要视乎研究结果和需要，现时没有拟订施工时间表。

国歌条例
2017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国政府并表示国歌法属全国性法律，2017年11月，全国人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中。2019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国歌条例草案》及刊宪，并交给立法会进行首读。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深化珠三角区域及港澳融合的战略，目标到2022年，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大湾区内市场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
2018年国务院成立中央决策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用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2018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她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由她出任主席，成员包括所有司局长，统筹香港参与推进大湾区建设事宜。督委会就拟订策略性目标、政策措施、具体工作计划等提供指导和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记者会上阐述三项重点——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便利医疗、教育等优势产业落户大湾区；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内城市的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流通。
2019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反修例运动
“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香港政府为修订原有逃犯条例及解决不能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移交疑犯和进行法律协助的“法律缺陷/漏洞”，而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的一法律草案。该提案源于潘晓颖命案现。时香港法律无法进行有关的嫌犯移交和法律协助，获得通过后的草案将会以行政长官就单一个案件提交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移交目的地除了台湾，亦包括中国大陆及澳门，移交控罪除谋杀罪外，也涵盖多项可判监7年或以上之控罪，但目的地执行死刑者则不移交。
草案甫经提出，便招致社会各方质疑和关切香港作为立司法管辖区的独立性或遭削弱，引发多次游行示威。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第三次反修例游行，主办单位估计有近100万人参与游行，警方亦估计在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均创下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惟政府仍拒绝撤回修例。时至6月12日，立法会原定恢复二读草案，但当日早上有大批示威者包围政总和占领附近一带道路，警方当日下午发射催泪弹、布袋铅弹及橡胶子弹镇压，造成逾80伤。当局定性示威为“暴动”和镇压的做法备受批评，最终林郑月娥在15日正式宣布“暂缓修例，收回草案”。6月16日，民阵发起第四次游行促使政府撤回修例、释放示威者、收回暴动定性和要求林郑下台等，有二百万人参与，成为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乃至整个香港史上最多人出席的游行。2019年7月1日，激发了立法会冲击事件。2019年7月9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修订条例已经“寿终正寝”。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中，示威者包围香港中联办，并朝内投掷鸡蛋及向中国国徽泼墨。在2019年8月，在全港多区有多次游行和平示威抗议也有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抗争口号。2019年10月，警民冲突持续，示威者提出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的政治诉求。2019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会正式撤回修例，但示威及冲突仍持续。。2019年11月发生香港中文大学冲突和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并促使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2020年1月，“港共受刑、天下制裁”集会成为整场运动最后一场大型示威，至此受武汉肺炎疫情日趋严重影响，加上民气开始出现疲惫，导致示威行动日渐式微；随后香港政府开始强力镇压清算，其后更应中央要求订立香港国安法，香港正式开始迈入镇压时代。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2020年1月23日，香港确诊首宗2019冠状病毒病，随后疫情逐步扩张。

港区国家安全法
2020年6月28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又决定将本法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署法律公告，于6月30日23时经宪报予以公布并施行。

美国通过法案制裁香港
因应香港的反修例活动中，美方由于不满港区国安法，于是在2019年11月通过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2020年7月，因美国不满中方绕过香港立法会通过港区国安法，认为中国此举违反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承诺，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并在同年8月宣布制裁香港11名主要官员，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主派总辞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指“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者经“依法认定”后丧失议员资格。香港政府随即宣布取消梁继昌、杨岳桥、郭荣铿及郭家麒四人的议员资格。
其他泛民主派议员宣布集体辞职以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立法会在2020年11月12日表示，已收到其余民主派的辞职信。

全国人大改革香港选举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公布《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对香港政治制度进行回归以来的第四次改革，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正式立法
2023年12月18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述职时，亲自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汇报，表示将于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
202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丁薛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会见港澳人大代表团，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要尽早完成立法。同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于翌日刊登《香港政府宪报》并提交立法会审议。
2024年3月8日，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正式刊宪公布，同日也正式在立法会中进行首读。

注释
争议观点
有评论认为“越南史学家都认为南越国是越南的正统王朝，称之为赵朝。例如越南陈朝黎文休所撰的《大越史记》，就把赵朝当作越南国史的开始，尊称赵佗为赵武帝”，而越南共产党以及近代越南史学家“认为南越国是汉人侵略越南所建立的殖民政权。首先赵佗本来就是河北地区的华夏族，当初南下是奉秦始皇之命，侵略越南地区，吞并土生的瓯骆国，只是后来自立为王，而他管治南越国的方式，都仿效秦国的典章制度。而且就领土范围而言，南越国国土虽然包括桂粤、越北和越中，但依然以今天中国国土部分占多数，无论统治阶级、抑或国家人口，均以华夏族为主。”，中国共产党以及近代中国史学家则与之相反，把南越国定性为一个地方军阀，认为“香港龙川县令赵佗在秦亡后占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的事件，只是地方叛乱和封建割据的性质，并不意味著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南越国所占疆土脱离了中国”，评论认为“南越国抑或是赵朝，或许最终还是双方各自表述。”（Tong, 2021）

参考文献
引用古籍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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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聪：〈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连结
鸦片战争，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Youtube (全)（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电台—经典重温频道：历史的见证–香港九七回归特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六千年前的“香港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常设展资料目录
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数码馆藏：香港历史照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数码馆藏：香港旧报纸（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宋王台的介绍
宋王台的历史

参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历史
香港法定古迹
香港历史年表
香港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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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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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源九约竹枝词
香港经济
香港特区政府修改历史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