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是194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爆发的内战，主要阶段发生于1945年至1950年间；此一内战直接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及两岸分治的现状，大幅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地区限缩至台澎金马地区和部分南海诸岛，由此展开当代海峡两岸关系，形成“两岸问题”。
1920年代后期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征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然合作破裂，两党间爆发内战，是为第一次国共内战。1937年，因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两党结束内战并开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两党为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和抢夺物资而发生的军事战争。而后两党于同年进行重庆谈判，并签订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的双十协定。之后两党主导政治协商会议，意图结束分裂，统一中国。然政治协商会议并未促成两党和解，1946年11月15日，由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缺席的情况下开幕，标志着两党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分裂问题的结束。
1947年间，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随后的两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彻底击溃中华民国国军的主力部队，于1949年发动渡江战役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与经济中心上海，随后于同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3月，解放军占领西昌。中国大陆学者普遍认为1950年6月的海南岛战役标志着是次战争的大规模作战状态结束，而西方史学界则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内战才逐渐平息。此后，两岸对峙间仍不时有军事摩擦；1979年1月1日，解放军停止金门炮战，双方军事冲突从此结束，但至今仍未签订正式终止战争的和平协议。

名称
关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性质，国共双方观点各异。就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而言，该战争是中共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发起的叛乱，称这场战争为“动员戡乱”、“戡乱战争”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并且在战争的时间界定上，分“绥靖”与“戡乱”两个时期。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为实现宪政，容纳各党派参与制宪，并在美国的调解之下，期能通过谈判弥平中共叛乱。后来中共抵制宪政，美国调停彻底失败，而中共继续叛乱，故政府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戡乱作战于是展开。
就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而言，该战争则是为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而进行的国内战争，称此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称“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46年8月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进行人民的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多次内部讲话及对外宣传中，将战争定位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47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在早期还有“爱国自卫战争”之说。并认为蒋介石在1946年6月把局部内战发展成全面内战，因当时国军同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持不下，蒋介石开始把进攻重点转向关内的中原、苏中解放区。尽管之后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但早已决定彻底消灭中共。

背景
各方因素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
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
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实行土地改革，逐渐获取农民的信任与拥护，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而国府在社会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与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法币的贬值速度迅猛，物价飞涨，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物价飞涨，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法币购买力为标准，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法币购买力仅有原值的5‱。作为社会安定力量之士绅阶层也受到影响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农村实行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一些地方甚至因税赋过重导致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有接收东北的法定地位，故停战令的第五条乙项规定，政府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的调动不受限制。另外，停战令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除东北）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然而，苏联在东北的实际行动却对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造成了阻碍。苏军不仅鼓励中共在关键地区部署力量，还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转交给中共。中共亦认为其在东北亦有权接收，拒绝遵守此项规定，继续从关内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在苏军撤退各处进行接收。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迅速建立党政军组织，并在苏军的协助下接管各地政权。苏军一度催促中共尽快接收东北全部政权。

和谈与冲突
1945年8月14日，国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干线合并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的签订，使苏联恢复了沙皇俄国曾在中长路等方面所强占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另一方面，苏联获得“雅尔塔密约”中所要求的各项利益，斯大林于是同意新疆分裂势力与国府和谈。双方的谈判在苏联担任调解人的情况下，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最终在1946年6月6日达成和平协定。“民族军”被统一编组并划定了驻地，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吸收“民族军”方面的代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由“民族军”自治，中央军不得进入。
苏联最初选择推动国共和谈，但不愿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然而，美国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直接帮助国军进入东北进行接收。为遏制美国，苏联不惜要求中共放弃关内各根据地，在最短时间内集中主力到关外，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人东北。中共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1945年9月下旬，美军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美国海军海运大批国军至东北。在苏军支持下，中共封锁进入东北的陆海空的各个通道。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声明苏联违约，并向中共占领的山海关进攻，开始以武力进行接收。苏军为应付外交，与国府再达成协议，最终将撤军期限延至1946年2月1日。此后，东北行营恢复接收。
但苏联坚持东北是其势力范围，不许美国染指。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蒋经国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斯大林要求对所有重要企业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军就大量拆卸东北日本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陷入僵局，苏联密告中共中央东北局，苏军将陆续撤退东北，中共军队需迅速占领。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以及南满大部分工业区。
蒋介石要求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以阻止中共继续进入苏撤区。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指示马歇尔促使国共停战。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停战协定。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当时，远赴东北的四五十万国军，军需补给消耗惊人。长春等城市被围困时，必须靠空投救援。1948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在东北。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将东北重兵把守，当1947年后中共在关内四面出击，国军兵力不敷使用。但在当时，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又不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
另外，拒绝收编伪军，令多数伪军加入中共；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曾认为收编伪军将“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在东北，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共产党方面力量。也是国府失败的原因。
而中共方面，则对伪军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根据其“政策和战术”原则，将伪军视为潜在的争取对象，同时也积极收编国方伪军。毛泽东曾在相关会议中指出，伪军中不少人“是被逼为敌，并非真心投敌”，通过争取和改造，可以壮大己方力量。使得部分伪军转化为中共的战斗力量，为中共在内战中的军事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1946年7月国共在苏北开战，到1946年10月间国军进占张家口，国共仍然是谈谈打打。期间，马歇尔八次到庐山协助蒋介石、周恩来谈判，将指示递交给中共，国民政府期望美方干涉，以达成"军事接收华北、外交接收东北"的目标，但杜鲁门政府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冲突，遂不同意蒋，国府的希望最终落空。1946年10月，周恩来拒绝马歇尔的张家口休战建议，国军遂向张家口推进，共方则集结重兵准备包围国军，国军傅作义部骑兵行动敏捷，于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同日，蒋介石不愿继续拖延制宪国民大会，宣布第三次停战令，单方面下令国军停战。17日，蒋发表关于中共问题之声明，并由马歇尔送交中共。声明内容含有八款，此八款大都为中共原已同意者，或原为中共所要求者，且中共认为美政策对其有有利之处。遂中共同意继续与蒋谈判。

国民大会召开与双方意图
蒋介石知道军事的重要性，却在大战硝烟弥漫之际，把国民大会放在第一位，学者高华认为蒋受冯友兰影响，在1945年后透露对实行民主宪政的意愿。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早在1945年秋天，毛泽东便对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从重庆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可双十协定签订前夕，蒋的心腹，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又曾公开表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他又说:“即便共产党来，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直到1946年11月10日，离国民大会召开仅2日，国、共及各党派代表续行会谈，名为“非正式综合会议”，仍未能达成协议。共产党不满意国方提出的名额条件，遂坚持改期，王世杰谓如中共能将国大代表名单立即提出，则可提请政府考虑延期数日，周恩来坚持不能先提名单，而后双方仍未谈妥，遂中共决定退出。在中共缺席、名额未确定情况下，蒋为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法统），不希望被外界认为是“一党主导制宪”，于是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民大会，11日，青年党曾琦、民主社会党张君劢（民盟中一派）及无党派人士提出国大名单。中共最终仍拒绝参加，最终，国大在中共以及各党派缺席情况下，依然决定召开。
早在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在当时前往重庆谈判，个人公开表示旨在向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与蒋介石直接对话，表明中共争取和平的意愿。同时，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揭露蒋介石假借和谈之名、实则准备内战，称在蒋的眼中，“民主已成为时髦货，共产党将以实际行动揭示其真面目”。刘少奇在当时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认为和平与民主均可实现。他在1945年9月于党校作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发表正式报告，强调此一观点。
毛泽东在旧政协结束后，对延安领导层作出指示。他曾明确指出，和平谈判的真正目的在于争取时间，以积蓄力量、训练军队、推进生产及土改，并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
也有观点认为，中共以和平为借口，实则期望发动内战，以“积蓄力量”为借口，意图夺取政权：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刘少奇在延安枣园谈话，说：“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批判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说抗战后国共谈判，因为蒋的声望如日中天，大家都认为和平有望。而毛泽东指出蒋的“威望是有假象的”，毛去谈判不是为了谈拢，而是为谈不拢，好控告蒋“假和谈真内战”，但刘少奇当真作报告说和平可望。周恩来解释说，中共参加1945至1946年间的政治协商会议，其实是假意谈判，不过缓兵之计：
蒋介石与1956年，在《苏俄在中国》中痛陈：“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

国际因素
美国对国府之援助
日本投降后，美军停止军事活动，但《租借法案》持续施予中华民国，使其完成对在华日军的监管活动。1945年9月，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命令将美军价值4500万美元仓储物交予中华民国，美国国防部还移交70架C-47运输机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飞机给中华民国政府。
马歇尔调停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军援包含两种，一是赠与及信贷，另一种是军事顾问团的设立，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报告，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提供给国民政府的军需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大约包含：小型武器的军火，炸弹、飞机、坦克、汽车、军舰、运输舰、医药、衣服等，全部的军需品赠与及信贷至1949年3月21日为止，总共约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为赠与，其余20,100,000美元为信用贷款。事实上，这些援助的军需品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所列出的数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余军需的一笔价值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另外尚有670万美元的物品、5600吨的弹药等等。此外，在马歇尔调停时期，另还有一些赠与及信贷，根据《中美合作组织协定》（Sino- Americ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greement），美国提供国军价值约17,700,000美元的军需品，其运送于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间。虽然这些物资早在马氏使华之前即已完成移转，但这笔赠与不在前面所述的赠与项内。除此之外，美军向中国西南撤出之时，将其远征缅甸之军需供给（包含战斗用之军火）出售与中华民国，价格约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在该协定上载明是信贷。另外500万美元为分期付款。此军援本纳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军）出售财产剩余的帐目之中，其后则免予偿还，做为对华的恩惠。
海军军事顾问团方面，1946年7月16日，美国海军部向国民政府派遣海军顾问团，并移交271艘舰艇，包括护航驱逐舰、两栖作战、运输船以及海岸巡逻艇。公共法案亦授权总统设立驻华海军任务处，以不超过100名的军官及200名的士兵为限。1947年12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签署协定，美国以140艘船舰交予国府，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建立舰队、组织、军港、基地与学校等等。由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培养训练海军干部，由中华民国供给美国海军情报。陆军军事顾问团方面，美国陆军部于1945年10月要求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准备成立顾问团，魏德迈于次年2月时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总部，包括陆军空军和后勤部队人员。1946年10月28日中国战区总部改称为美国陆军顾问团。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关中认为，1945年底到1947年初，马歇尔介入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在国共内战中明显亲共。有学者认为，他逼迫蒋中正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后来招致麦卡锡的强烈批评。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归国后晋升国务卿，对中国事务态度消极。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认为对中国采取观望政策可避免与苏联关系恶化。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将大量美援给予希腊、土耳其等国，以遏阻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扩张。1951年6月9日，韩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顾柏克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
1947年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则在上海市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
1947年秋，美国国务院正式取消美国顾问不得参加国军训练中心的限制，至1947年12月已经在中华民国建立了二十几个新兵训练中心。到1948年底1949年初美国为国民政府在台湾训练了四个师，在广州训练了一个师。该顾问团还协助国军陆军总部进行组织建设，建立陆军学校制度，与训练中心制度，并对成都、汉口、台湾、南京和广州的学校和训练班做了大幅改进。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台湾办事处成立。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美援计画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V.S. De Beausset）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
美国国务院表示，1937年－194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总金额为35.23亿美元，其中，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高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5.15亿美元的援助（占比为40%）。英国学者厄特利认为，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2月底，美国援助的金额约为6亿，其中大部分是运输费用，包括百万在华日军的遣送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受降的费用，这些费用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出。并且，杜鲁门总统从1946年夏，明确禁止国府购买可用于打击共产党的武器或弹药，其后售给国府的价值1亿美元的多是军需品。美国的禁运在1947年7月才解除。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美国出售给国府的弹药总量只够一个月的消耗。总地来说，美国的大部分军事援助都为时已晚。1948年4月的《对华援助法》援助国府4亿5千8百万美元，仅有1亿2千5百万被指定用于军事，其中陆军为8750万美元，空军援2800万美元，海军援950万美元，且直到近一年后才交付，那时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且，美国对国府的援助不是无偿，而是收取了高额费用的。

苏联对国府之阻挠
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1945年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份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蒋介石日记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

岳渭仁等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须走向军事失败。

苏联对中共之支持
在东北，苏联自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1947年，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曾请求苏联给予援助。张玉法认为国共之间是一个国际战争，苏联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责难多，终使国民政府实力与声望每况愈下，不仅丧失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对抗之力量，也丧失与中国共产党谈和之条件。中国共产党之发展，自始受到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同情和苏联之实质支持下，势力日增。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苏军一方面允许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
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对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毛泽东又提出中共需要三亿美元贷款、三千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

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号召打倒蒋介石。“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
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扩大税基，1949年其财政收入达到粮食304亿斤，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中华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中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1945年底为9亿美元，1946年5月降为6亿美元，1946年底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

学潮蜂起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
1949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平。作家柏杨回忆，车队经过东单时，一个国军少校抓着两个大学生控诉：“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他被强制架走。

情报与宣传
一般认为，国军战败的原因有许多：政府分裂内斗、腐化贪污；财金紊乱、经济崩溃；士兵厌战、官压民变；抗战后，中央对非中央系部队歧视，待遇不平，化编或调边远地区作战，引起不满或叛离；借战后“整军”，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编“军官总队”，使此有战场经验干部心有怨气，后多被解放军所用；处理百万伪军不当，杀官夺兵，或以“汉奸”、“敌伪”，驱之投共；因高级将领派系分明，能打仗将领——关麟征、薛岳不用，用刘峙指挥徐蚌会战，焉有不败之理；有些曾受中央敌视将领，紧要关头投共——如高树勋、韩练成、吴化文、卫立煌、何基沣、张克侠、张轸、程潜、陈明仁等，中国大陆解放前许多地方将领为求生存，更无论点，且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多有中共地下党潜伏，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情报，如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刘、郭参与机密指挥，所以每战必败。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1949年9月，昆明银行从业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云南。

强制征兵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冀中军区，1946年定县扩军，有的区干部打人骂人，手持木棒满街找人，有的村干部用绳子吊打逃跑的队员，有的将全村队员集合起来“吃逃跑者”，一顿吃了400斤馒头、两口猪、120斤粉条，还拉东西、牵牲口、搬水车。1947年在清苑县，对不愿参军的人，罗家营村扒人家的房子，北王力村黑夜包围对象的房子，从被窝里往外掏出来，连夜押送到翻身营。在姜庄，谁家不去，就叫群众到谁家去收拾他的东西。有的则是谁不去，就反谁的“黑地”，拆谁的房子。有的村子，跑了按汉奸论罪。1948年无极等县扩军中发生以下强迫方式：一、逼兵，给青壮年扣大帽子，不来不行。二、拾兵，断绝行路人，见青年就抓。三、强迫当兵，驻村工作组拿著匣子枪扩军。四、吃兵。把群众组织起来，到不愿当兵的家里吃饭。五、饿兵，关起来不让吃饭。六、用开会名义抓兵。七、不当兵扫地出门，罚劳役一年，站一年岗。在北岳区，1946年涞水县扩军中，松花口村1人不愿意去，区干部将他捆绑到区里。里村村干部带枪抓兵，南峪村用抓纸球的办法选兵。1948年徐水、涞水等县，有的用找错的办法，谁有缺点就叫谁去；有的打钟集合，谁去晚了就谁去当兵；有的评议上了不去，就用大枪押著或绑著往区里送。在完县、唐县对避兵逃兵的家庭，实行扣押、吊打、封门、扫地出门，甚至戴上手铐。吃兵的现象也有，唐县马庄扩兵时，谁不答应，群众就到他家吃，吃了六、七家。1949年行唐县某村让青壮年自报，不自报就逼著到一个大池塘里冻著。在冀南军区，1947年，威县北四区一些村干党员采取威吓、堵口子、逼自愿、简单民主指定等，逼使村民参军。临清县扩军中，有的村用开大会的办法，出不来兵额就不散会。有的用“抓球”、“抽签”的办法，迫使村民参军。还有的对于不愿参军的对象，披上狗皮游街，对于拉后腿的女人也一样游街，并写著侮辱的话“俺离不开男人睡觉”。有的地方对于抗拒当兵的村民，还采取收回已经得到的土地和果实的办法，迫使他们参军。如1946年冀中军区交河县，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如不参军，就收回其土地。1949年容城县也对不愿参军的村民提出“收回翻身果实”，大献王村就收回4间房子。统计显示，冀南军区的当兵者有1/3至一半是被强迫的。

内战爆发
受降与接管
1945年7月，国共双方便爆发了爷台山战役。1945年8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立即向附近敌军发出通牒，要求其对八路军投降，否则予坚决消灭。同日，毛泽东通告所属：“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准备对付内战。”八路军总部指示部队“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国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军自宁夏五原东进，准备进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军投降。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分局，命令“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8月13日，毛说：“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接著，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拒绝蒋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国军包围的部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6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讯号》，篡改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的讲话，诬蔑蒋介石拟“军事纪律处置”反对派，是发出了“内战讯号”；实际上是毛泽东正积极与国民党决裂，准备借反内战的名目发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
因斯大林以苏共中央之名义致电毛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8月30日，毛遂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意赴重庆谈判。8月24日，毛赴重庆前指示军事部属：“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至8月26日，八路军、新四军已占领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乡村，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反击，到9月底夺回了20多个城镇。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晋察冀和山东方面之负责人，迅速派遣干部和部队到东三省，以控制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9月17日，遂即提出“东北为我势必所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之战略方针。
9月10日，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对国军进行一次自卫反击战役——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太行、太岳、冀南军区3个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共3万1千余人，并有5万民兵助战，国方第二战区阎锡山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5个师1万7千余人，13个师38,000人，从8月下旬到10月8日，国方除4,000余人逃走外，全部被歼，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军长史泽波及副师长以上将领10余名，并攻克县城6座，共方伤亡4,000人。10月24日，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河北邯郸地区反击国军进攻的战役——邯郸战役，国方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下之冀察战区司令高树勋，率领其新编第八军和两个纵队及河北民兵万余人，于10月30日在河北磁县马头镇“宣布起义”，成立民主建国军，高为总司令，致使第三十军、第四十军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歼，马法五以及副军长、4个师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被俘。

国共谈判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为解决与中共歧见，电请毛泽东前往重庆。毛斥之为“完全欺骗”。8月16日，毛覆蒋，俟对朱德要求表示意见后，再考虑相会问题。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给毛一通电报，要他与蒋合作，毛则大发雷霆，说莫斯科为什么不许他革命。8月20日，蒋再电敦促，说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8月23日，蒋三次去电敦促。8月24日，毛称愿与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毛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地区，公平合理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过再次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毛始决定应蒋之邀。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中共去干部；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党委说：“⑴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⑵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⑶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
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史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于2月1日发布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其中提到：“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应这一新形势。……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的直接指导。”这篇报告是刘少奇在文革被批斗的原因之一。

军事调处与东北争夺
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签订国共停战协定（第一次停战令），停止军事冲突，规定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军事行动。但在关外，东北民主联军继续攻克营口、鞍山、四平街一带，并占领哈尔滨。八路军由山西率四万余众，分路经热河进入东北，另有五千人攻克盘山。1月16日，停战令发布仅6日，国府抚顺煤矿接收委员张莘夫被东北民主联军杀害。关内方面，八路军在热河进占赤举，在晋绥进占侯马与集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自1月13日至4月3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大规模攻击287次，占13县，陷车站30座，包围29城。中国共产党履行协定，但中国国民党却在下达停战令前，密令军队“尽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蒋利用停战机会，在关外，以“接收主权”为名，增兵东北，抢占战略要地，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13日至5月20日，国军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万余人，强占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蒋在将近十个月打打谈谈之后，自以为完成发动全面内战之准备。
1946年3月6日，民国政府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东北民主联军“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3月中旬，东北局再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3月13日，国军进占沈阳，随后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林彪东北民主联军主力30余万，集中于四平街附近，企图阻止国军前进。4月6日苏联撤军，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半小时，对原本由中苏共管的长春发动攻势，并在4月8日占领长春，国民政府认为此举违反《一月停战令》。国军杜聿明部自5月起在东北发动反攻。5月3日，国军攻克本溪，激战于四平街一带，5月19日攻克四平街。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全撤出长春。5月23日，国军攻克长春，5月28日攻克吉林，6月5日直逼哈尔滨。国军因战线过长，止步于松花江。从6月5日起，在马歇尔压力下，蒋先后向中共提出五项停战要求，中共必须退出：㈠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㈡胶济线全线；㈢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以及冀东沿海；㈣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㈤六月七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6月6日，蒋颁发《六月停战令》（第二次停战令）。
双方兵力上的对比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1945年9月拥有61万正规军，66万地方部队和数百万不脱产民兵（另有一说这是内战开打时的数字）。以满洲国军为代表，最高峰时在编人数超过80万的伪军，有相当高比例又是被双方军队收编大部分加入国军，小部分加入解放军，这些改编都是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完成的。到1946年6月国军有430万人，能用于机动作战的高素质部队200－220万人。在国军中一直存在着中央系装备精良训练充分的部队，和受差别待遇、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较低、军纪较坏的杂牌部队互相敌视，难于统一指挥。

国民大会召开
第二次停战令颁布后，1946年6月7日下午三时，东北民主联军分兵四路向国军进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赖昭，一向五棵树，一向乌拉；国军为遵守停战令未作抵抗，并退守松花江以西。9日及19日，八路军在河南堰城、修武两地，杀害了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少校和郭子祺少校。八路军又在热河攻克承德，在山东攻克枣庄、德州、泰安、高密，在江苏攻克泰兴及口岸镇，在晋绥攻克闻喜、朔县、新泽、榆次、介休等地。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冀南东明至考城间地区，国民政府限其于6月底前撤返6月6日前之原驻地，否则将予制裁。中共方面表示，国民政府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内战，公开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军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6万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1946年6月，蒋在美国支持下，调动160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反击。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项军事部署后，于1946年6月26日，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爆发开始，蒋实行全面进攻战略，使用其正规军百分之八十，即193个旅，158万人之兵力，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攻占江苏、安徽，再攻华北，“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问题”；全面进攻重点在华东战场，并实施军事、政治和经济相结合，地方团队、还乡团等与正规军相配合之总体战。面对蒋全面进攻战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之作战原则。1946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总动员，公开进攻榆林、辽宁，并大举进攻苏北，旋又加紧破坏北宁路。同年夏，关内各地国军虽迭获胜利，东北地区由于防地辽阔，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东北民主联军所破坏，乃形成被动之形势。
7月，国军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企图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地区粉碎国军进犯的战役——苏中战役，亦称“七战七捷”。粟裕、谭震林指挥19个团3万余人，从7月13日至8月27日，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在一个半月中，歼灭国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7月，蒋徇调人之请，两次颁令停止冲突，并主张召开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与三人军事小组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
8月，贺龙所率晋绥军区开始围攻大同。9月14日，傅作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攻克集宁，解大同之围。10月11日，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奇袭夺取华北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国军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9月17日，国军占领苏北华中野战军基地淮阴；27日，蒋表示愿意谈判，周恩来要求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及第二次停战令生效时关内、关外中共军队之位置。
10月11日，国军攻克张家口，战事虽告一段落，战争并未停止。蒋把占领一些地方当作“胜利”，尤其是占领张家口后，立即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积极准备突袭延安，继续向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其主要战场仍在华东之苏北和山东。中国国民党坚持于1946年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在马歇尔拒绝调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经周恩来施压又撤回此案。11月1日，国军登陆烟台，鲁南各地相继攻克。11月8日，蒋颁布第三次停战令，另声明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的应有名额，中共坚持停开国民大会；政府将国民大会延期三天。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国家社会党的改名）出席，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参加。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南京仅剩下董必武等留守处人员。
四个月来，国军占领105座城市，却损失32个旅，约30万人兵力。

战争全面爆发
1947年1月1日，蒋宣布和平统一方针决不变更，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政府决不关闭和谈之门，并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中共答称，必须取消国民大会所制宪法。1月29日，司徒雷登声明，终止美国政府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关系，美国的调处彻底失败。自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国共“谈谈打打”局面结束，正式进入“全面内战”阶段。1月，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向鲁南、鲁西南猛攻，中共发起全面内战。1月，国军进指陈毅山东野战军于鲁南，由徐州绥靖主任薛岳指挥。初战，国军马励武、周敏英两军（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另第一快速纵队）于枣庄、峄县地区，为解放军所败（国军损失5万余人），2月间虽陈诚亲赴徐州指挥（以20个旅从苏北，以3个军从鲁中，两面夹击临沂），激战半月，临沂遂告攻克，山东野战军终告撤退（佯败于南线国军，弃守临沂，主力隐蔽兼程北上）。2月下旬陈毅山东野战军反于莱芜区，将北线国军第二绥靖区副总司令李仙洲部3个军7个师约5.6万人包围解决。3月，中共为示与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中共军队取消原有“国民革命军”之“八路军”、“新四军”等番号，一律改称“人民解放军”。3月底，国民政府明令驱逐中共代表。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7月4日，民国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蒋提出之《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
1947年1月31日，延安总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战争几项重要统计：七个月中，共歼灭国军56个整旅（师）、其中1月份歼国军12个旅；毙、俘其将级军官103名，其中俘获87名，俘获后逃跑4名，击伤12名。国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99座，解放军攻占国统区城市100座。

国军重点进攻与解放军局部反攻
1947年1月底，郝鹏举率领2万人归附国军。
1947年2月底，林彪东北民主联军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举发动猛攻，5月17日攻克怀德，5月21日攻克公主屯，孤立永吉、长春、四平街。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调动5,000兵力，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3月19日攻克延安。国军称毙伤解放军1万6千余人，俘虏解放军1万余人。4月初，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打通，国军包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4月30日，据新华社统计，国军在4月份被解放军折损合10个半旅，夺占国军驻守县城48座。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围攻孟良崮，至下午5时，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3.3万人。5月19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全面整训，改正战术，准备最后决战。
自1947年5月起，解放军徐向前华北野战军、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开始围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坚守。
6月6日，解放军攻克热河赤峰。6月16日，国军被迫放弃安东省会。解放军开始进攻辽宁沈阳。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街，国军守军陈明仁部坚守月余，歼敌甚众，蒋特电嘉勉。6月28日，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变方案”，以对付中国共产党。
战争第一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12万人。

解放军战略进攻与国军重点防御
1948年1月和8月，蒋先后采取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从1948年9月起，军队主力在解放军接连发动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被歼灭。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一部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箝制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第一、二、三、六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进军大别山。
8月，国军肃清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军。8月21日胶济铁路全线打通，8月23日国军在河南攻克汝南、新蔡。8月下旬，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进军豫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九纵队等部8万余人，在山西平陆、河南孟县同强渡黄河，腰斩陇海铁路，进击河南西部，进而向陕南、鄂西北展开。8月22日，解放军陈谢集团自豫西新安、渑池、陕县等地分道偷渡黄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克嵩县、洛宁、登封、临汝、鲁山、方城等地，遭国军围剿，复渡河回豫北。至1月底，共歼国军近6万人，有力配合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展开和陕北解放军转入反攻。此一全面攻势，苏联原不赞同，斯大林曾透过刘少奇要中共采取游击战争，暂置大城于不顾，但周恩来认为发动全面攻势之时机已经成熟，解放军乃于全国各地对国军展开攻势。
此时解放军东北有林彪东北野战军，黄河下游有刘伯承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东部有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山东西部有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河南西部有陈赓、谢富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陕西北部有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另有罗瑞卿、徐向前华北军区亦在华北各地攻城掠地。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战略进攻方针；接着三路大军跃进大别山，成“品”字形展开，态势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使蒋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9月2日，解放军攻克湖北麻城。9月底，国军分别自龙口、烟台登陆，山东战事告一段落。9月20日在安徽先后收复舒城、六安、庐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东先后攻克莒县和龙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东先后攻克烟台和威海卫。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主要内容是：组成民族统一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条约。同时，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分别在中共党内和在军队中开展，提高全党、全军战斗力。
11月23日，解放军攻克安徽武穴。国军11月1日在吉林攻克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攻克黄梅。为统一指挥，国民政府于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军队。
1947年底，蒋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于是又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把战略集团分别安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五个中心战场上。到1947年11月，美国以苏联不断援助中国共产党为由，亦恢复对国民政府援助。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主要负责人19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分析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之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之革命战争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总结军队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阐明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准备在新形势下夺取胜利。
1948年，为国军处境险恶之一年。从本年起，国军在各战场，均陷于被动。解放军在东北，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在山东、河南、陕西各区，都陆续举行反攻。由于解放军全面反攻，及国军不断失利，于是各战场形势，都发生根本变化。
194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同时命令各省设保安司令部，确保各省治安。
2月下旬，陕西战场国军刘戡部，由延安撤退，转进西安时，在宜川、黄陵之间中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战死，刘戡自杀。解放军陈谢集团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克洛阳，复陷豫西各县，扰及鄂北一带，7月17日攻克襄阳。陈赓中原野战军陈谢集团、刘伯承中原野战军，于春、夏先后击灭邓县、镇平、内乡等数十万强悍善战之民团，消除在豫、陕、鄂边区行动之障碍。3月间，山东战场胶济铁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卫等，全为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华东野战军东部兵团攻克。
国军亦于撤退途中，损失甚重，从此渭河以北地区，无力控制。4月27日，潍县之第九十六军覆没，军长陈金城被俘。
5月，渤海胶东鲁中三个战场，解放军把它连成一片，济南完全陷于孤立。
刘陈所部与粟裕华东野战军会攻开封，守将李仲莘战死，攻陷开封，中原战场储备之武器粮草尽为解放军所夺去。别路粟裕华东野战军，于6月23日攻陷开封，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莘阵亡。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阻击胡琏部于上蔡以北，华野山东兵团包围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海州以西。6月26日，开封复被国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所攻克，追剿华东野战军于黄泛区，激战十余日，解放军伤亡近8万人，乃向陇海铁路以北退却。开封郊外国军与解放军发生激战。继而华东野战军伏击区寿年兵团于睢阳，区部损失甚重，区寿年被俘。至7月1日全歼区军团。
在军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树势力。为统一华中各省军事，6月底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命白崇禧为总司令。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军自豫东杞县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之区寿年、沈澄年部，国共两军展开激战；为保障粟裕、陈士矩、张震所部之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国军吴绍周兵团，并予之以重大杀伤，迫使邱清泉整编第十八兵团向吴绍周兵团靠拢。解放军自攻占开封后，一方面学会攻城战术，一方面增强攻坚信心。于是解放军之战略战术，都获得重大修正。
山东兖州为解放军攻克。刘伯承中原野战军于攻克开封后，旋即进袭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将康泽被俘，鄂西北尽攻陷。至此国军中原战场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7月以后，形势日趋严重。
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晋冀察边区和冀鲁豫边区已经打通，到8月间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而且到7月以后，华北、华中两解放区已在江淮河汉间造成并肩作战之整体。两年内战后，蒋190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

国共决战
三大战役
战争第二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52万人，并攻克大批国军重点设防城市，为与国军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蒋于1948年8月上旬召开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二线兵团编组训练。国军不断失败，军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渐动摇，加以金圆券改革不过一月，即又开始贬值，于是败北主义更加盛行于文武百官之间。在战略指导上，蒋以中原战场为全战局之枢纽，为集中兵力确保华中，决定坚决保持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铁路、兖州以南津浦铁路、郑州以南之平汉铁路及宝鸡至成都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邱、南阳、襄阳和樊城、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形成东西呼应。
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集中兵力10余万围攻济南，因国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叛变，至25日城陷。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围攻济南，正当战事发展至高潮时，吴化文军在城外阵前哗变投向中国共产党；济南国军所部10余万人全部解甲。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连续进行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国军主力，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1948年春，林彪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在东北发动七次攻势，2月7日攻克辽阳，2月26日攻克营口，3月14日攻克四平街，3月19日攻克永吉，国军集中兵力坚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补给全赖空运接济，因运输量有限，三地食粮燃料奇缺，长春每日饿毙者不下百人。
9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猛攻锦州及义县，企图切断国军关内外联系。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大为解放军所乘。
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及所部数万人，除伤亡外，全部被俘；10月17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投向中国共产党。10月18日蒋飞临沈阳，指示东北作战计划，仍未能迅速挽回颓势；10月23日，解放军攻克长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被俘。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等亦率部投降；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在彰武打虎山被围歼，廖被俘。
11月2日，解放军攻克沈阳，卫立煌先期飞北平，部分国军突围撤至营口，经海运南下，东北尽失，国军先后犠牲精锐达30万人。国军自沈阳、营口撤出东北。沈阳守军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国共产党；接著解放军相继开入东北各要津。
先是国军鉴于东北全盘失败，故将关内各战场孤守据点之兵力尽量撤回，以图缩短战线；秋后，郑州至连云港间各孤点尽行放弃，准备退守江南；但中途遭解放军牵制，以致行动暴露。11月，解放军进攻徐州。国府任命刘峙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自动放弃郑州、开封等据点，调动40万重兵与之决战。
11月初，粟裕华东野战军及刘伯承中原野战军两向徐蚌（淮海）地区发动攻势。双方大战展开，因国军彼此缺乏联络，未能尽量发挥作战功效。黄百韬兵团原定11月5日开拔，向大运河以西撤退。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哗变。遂致国军在徐州北部防线开了一个缺口，由山东南部地区南下之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便轻易迅速通过缺口，于11月9日直插到徐州东侧，挡住黄维兵团退路。伙同原在南面之陈毅主力，对黄百韬兵团两面夹击。11月14日，东线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包围于碾庄附近。11月22日，江苏邳县之碾庄失守，司令官黄百韬自杀殉职。
当碾庄战役恶化时，国府急调华中黄维兵团（约12万人）赶往支援；黄维部行至濉溪县双堆集。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由徐州出动，连续几天向南攻击，由于解放军凭借工事，顽强抵抗，进展缓慢；由固镇北攻之李延年兵团，情形也一样。12月1日，蒋召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令其立即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
11月27日，南线黄维兵团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于蒙城、浍河、涡河之间双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黄维被俘，副司令官胡琏突围以出。12月15日，除胡琏率领一部突围抵蚌埠外，黄维兵团全部被歼。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及徐州机关和部分青年共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12月1日，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率孙元良、李弥及邱清泉等兵团向西转进。徐州国军为避免包围，于12月2日自动弃城南撤，至永城东北之青龙集、陈官庄间地区，遭粟裕麾下解放军华东野战军30余万要击，伤亡极众。
12月6日当晚，孙元良兵团全部被打垮；孙元良和两个师长突围而出，两个军长、师长被俘，部队大部溃散，勉强收容几千人，编成一个师，拨归邱兵团第七十二军；自12月19日起大雪纷飞，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响。时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加以国军掩护大批随行难民，接济困难，遂感不支。1949年1月6日，解放军看见招降无效，就发动猛烈总攻。苦持至1月10日，解放军挟大规模兵力进攻，国军阵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团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弥、孙元良等突围以出。解放军使用运动战进攻突破国军人海战术阵地，李弥、孙元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国军所部连机关眷属共40万人，除战斗身亡外，全部解甲。此役，双方参战人员共100多万人；经2个月以上之激战，国军所有精锐部队，损失几尽。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自此以后国军陷入于绝对劣势中。解放军乘势往南攻陷蚌埠、临淮等地，进而威胁南京。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数十万精锐进入关内，合聂荣臻华北军区、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等部解放军，以近百万之众对北平、天津采取大包围形势。1949年1月7日，解放军开始猛攻天津，国军警备司令陈长捷部奋力抵抗，至1月15日攻克天津城，解放军死伤在万人以上。解放军对天津经过29个小时激战，于1月15日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攻陷天津。
时傅作义以所部精锐损失重大，又鉴于淮海战役失利，故信心开始动摇，战事演变至此，已有孤城落日之象。
继天津失陷之后，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多方游说下，率所部30余万人并将北平、察哈尔和绥远地区，先后交予中国共产党。1月22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平和平解放”（国方称“北平局部和平”），解放军无阻进入北平，除少数学人事先由国府派飞机接运至南京外，国府官员多未能及时撤出。于是长江以北，除武汉一隅外，完全易帜。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的指示》，将解放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纵队改编为军。

渡江战役
1949年1月，蒋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指示以战求和之方针，应随时提高警觉，免被共产党所乘。是年初，由于各战场军事逆转，已非人力所能改变，加以政治情势迫促，为适应和谈要求，蒋于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惟其大势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国府所能接受。
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夺取全国胜利及其以后之基本政策。4月1日，张治中等飞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时“和谈”预备会议开始。4月15日，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将修正后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张治中等4月20日签字，并表示不论战争或和平，届时解放军一定渡过长江。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斥中国共产党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歪曲事实。国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总攻击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亦分别对武汉及西安进攻。地下党组织江阴要塞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遂在荻港渡过长江南下。4月22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芜湖，4月23日，解放军第35军进入南京城。接著，解放军分路追歼国军残余部队。同日，国军撤离南京，李宗仁置一切职责于不顾，飞往桂林。李宗仁迟迟不至广州处理公务。4月24日，太原城破，国军巷战惨烈，负伤杀敌者有之，与楼共焚者有之。4月底，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直趋武汉。
5月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克杭州。同日，李宗仁返抵广州。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次日，第12兵团突破团风至田家镇国军江防阵地。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移衡阳办公。国军撤守武汉。5月16日，解放军四野第12兵团第四十军占领汉口，武汉国军第五十八军及警备部队均撤走；同日夜，占领大治、鄂城、阳新等城。5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四十军占领汉阳、武昌；同日，第12兵团第四十三军占领九江。5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撤离西安，陇东各地尽为解放军所有。5月21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南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围攻上海，解放军伤亡近6万人；至5月27日，国军主动向舟山、台湾方面撤退。
6月1日，国军撤离崇明岛，解放军占领江苏。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国军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在美军撤出青岛后，登舰往台湾基隆；同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为军管会主任，赖可可、谭希林为副主任，马保三为青岛市市长。6月3日，以太原陷落，青岛已失去军事价值，加以孤悬华北，防守不易，国军自动放弃，全部军民物资撤至台湾，解放军遂据有整个华北。6月5日，广东省政府派第四编练司令官欧震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国军增防江西吉安，在陕西宝鸡成立前进指挥所。7月1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占领宜昌。长沙外围展开争夺战。7月26日，占领株洲市；7月29日；占领常德。7月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0万人入甘肃。
1949年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8月5日，国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自动放弃长沙，集中国军于衡阳附近；8月16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占领赣州。8月17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陷福州。国府任命汤恩伯主持福建军政，汤氏集中主力于厦门。8月23日，蒋鉴于局势严重，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月24日，蒋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国军失守兰州。
9月，龙云在云南发动政变，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飞往重庆谒见蒋报告云南省情况。9月1日，国军罗广文部增防陇南，支援胡宗南，加强陕南防御力量；国军胡琏兵团重占兴宁，加强防卫汕头、厦门。9月2日，国军重占粤东普宁、陇南礼县；解放军攻克西宁；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分三路进攻宁夏：北路由兰州出发，沿黄河西岸，经景泰、营盘水一线进军中卫；中路沿黄河东岸经靖远，向中宁前进；南路于9月10日由固原地区出发，进军中宁。白崇禧在衡阳指挥所部署决战计划，企图诱歼衡阳以东解放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引诱解放军于衡郴地区包围歼灭；9月9日起以张淦兵团向汝城、桂东、安仁一线反攻，是日国军克资兴、汝城附近之文明；9月10日，国军在番禺附近击败解放军游击队。9月11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部于兰州失守后，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达张掖；空军出动大批飞机猛炸上海、杭州。9月2日，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进军宁夏途中歼敌一个骑兵团，解放同心县城；解放军进占青海北部亹源、大通县城。9月，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9月20日，解放军分三路来攻厦门，伤亡惨重。9月21日，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通电投向中国共产党。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9月2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银川。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攻克韶关。10月8日，解放军攻克衡阳。10月12日，国府宣布自本日起西迁重庆办公，广东省政府则移设海南岛；10月13日放弃广州，至10月底广东为解放军所攻克；10月17日，国军主动放弃厦门，集中兵力固守金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的同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新政权，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首都定于北京（由北平改名）；以后中国历次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均作同样规定。同时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马叙伦、林伯渠等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每年的十月一日为国庆日。

解放军进军东南
1949年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0月25日，解放军第10兵团就准备挟胜攻金门；攻方7个主力团共2万人，而守方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也有2万人。解放军第28军3个团9,000余人自古宁头登陆，遭国军围歼，为年来战争国军之最大胜利。

1949年8月，解放军发动舟山群岛战役。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登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登步岛时再次失利，被国军歼敌3千。11月6日，国军称登步岛大捷。11月10日，毛泽东给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电报，并告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部署定海作战：“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
1949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意努力争取进攻海南岛，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1950年春天，解放军发动海南岛战役。3月28日，毛泽东给粟裕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之方针，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夏天，解放军发动万山群岛战役。8月2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报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台湾极有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必须加强侦察，务使解放军在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加强兵力，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加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请陈毅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确须预筹由中国大陆向厦门之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国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时任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速筹对策电告。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攻占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国军组织大陈岛撤退。2月13日至26日，解放军陆续占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列岛，从而占领浙江沿海全部岛屿。

解放军进军西南
1949年11月1日，李宗仁由重庆飞往昆明。同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开始进军西南，亦称“西南战役”，是解放军追歼国军，解放西南四省的重要战略行动。
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湾飞抵重庆。同日，解放军攻克桂林。解放军一部以大迂回动作从邵阳地区进入贵州，11月15日攻克贵阳，继续向川南迂回进击。11月25日，解放军攻克柳州、梧州。
解放军一部由宜昌、常德地区西进，一举突破宋希濂集团为主的“川湘鄂边防线”，在川东地区歼其一个兵团和另一个兵团大部，于11月30日攻克重庆。11月29日，民国政府再由重庆西迁成都。11月30日，解放军攻克南宁。白崇禧移其总部于海口，黄杰率领所部退入越南。
12月7日，民国政府决定迁往台北，并于西昌作为大本营，于成都设置防卫司令部。12月9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归附中国共产党。卢汉云南起义，在昆明公开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12月16日，解放军攻克川南乐山，12月18日攻克剑阁。12月21日，解放军发起成都战役。刘文辉占据雅安欲阻截国军退路，成都有被围之虑，国军乃于12月26日撤守。胡宗南移其总部于西昌，继续作战。12月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
1950年1月，解放军刘伯承、陈赓、贺龙等部10余万人，沿川康公路入西康，接连攻陷雅安、康定等地，与国军激战于宁南、会理一带。3月7日，国军一度克复康定，及解放军大举进攻，乃于3月27日主动撤离西昌，将守城部队空运到台湾。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县城。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3月5日，第四野战军展开海南岛战役，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横渡琼州海峡，于5月1日攻占海南岛。5月，国军撤离海南岛，并主动放弃舟山群岛，15万国军及大量物资转运台湾。到1950年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历时近4年，解放军共歼灭国军807万余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解放军进军西藏
1950年1月至195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解放军进军西藏，并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和平解放西藏；西南军区一部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进军；西藏地方当局为维护农奴制度，拒绝和平解放西藏，于昌都地区增兵设防，阻止解放军进军；并在昌都毒死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往西藏和谈的格达活佛。
1950年10月，解放军进藏部队进行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打开进军道路。贺龙、彭德怀、陈赓等部，分别自西康、青海、云南进军西藏，10月19日占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消灭藏军万余人。
西藏地方当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下，于1951年2月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谈判，5月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8月、9月间，进藏部队按照协议规定，先后由昌都、门工、于阗、香日得等地出发，克服重重困难，于10月至11月，先后进抵拉萨、日喀则、察隅、阿里等地区，西藏和平解放。同年12月1日解放军张国华、范明等部会师拉萨，至翌年2月占领江孜、日喀则等城市。

云南边境游击战
国共内战国民党溃败之后， 一批国军残余部队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往南方国境撤退， 蒋介石曾经利用这批军队，通过云南省和缅甸接壤的滇缅边区，进行了一连串反攻大陆试探行动。 20 世纪 50 年代，至少有过两次大型反攻大陆行动， 是利用滇缅边区一块与中国大陆、缅甸、泰国、寮国等四个国家接壤的三角形地区，也就是国际俗称的“金三角”地区，向大陆的边界驻军与政府机关连续发动好几波的武装突袭。在“金三角”地区，听命于蒋介石的国军部队，初期仅为不及 2000 人的一支残军，颠峰时期曾经膨胀到 2 万多人的庞大武装力量， 占领着土地面积比台湾大两倍的势力范围， 曾经两度击败缅甸的国防军，多次向大陆边境的共军发动猛攻，占领过大陆云南若干边境县份，引起大陆当局的严重关切，深恐蒋介石预备从西南边界反攻大陆。
1960 年 11 月，解放军与缅甸部队联合组成一支6万人的部队，其中，解放军派出了 4 个师、1 个团，共48000人，缅军12个团共 12 000 人，配合空军，南北夹击，与国军在热带丛林中发生激战。这就是所谓的“江拉战役”。 战役期间，蒋经国曾经代表他父亲，亲自到国军“南昆总部”视察。 “江拉战役”分三阶段进行，最后国军放弃了原来的总部， 撤退到泰北。“江拉战役”之后，1961 年 3 月，国军第二次从“金三角”地区撤军，撤回台湾约4 400余人，留下未撤走的部队约5 000人，由泰国收编为北部防共部队。 柳元麟将军在回忆录中表示，大陆失败之后，他率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在滇缅边区活跃了 10 年。
1965年国防部情报局为中国大陆情报工作，发展敌后游击，蒋经国核准重建滇边游击部队，1975年6月因国际压力裁撤。

两岸分治
金门炮战
1958年，爆发金门炮战。至此国军在中国大陆沿海仅剩下福建的金门、马祖及乌丘屿。1979年，受国际环境影响，解放军停止炮击金门。
自1953年至1961年，双方在东南沿海空战18次，海战21次。

国光计画
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
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
1965年，是国光计画模拟推演最多的一年，先后爆发东引海战、东山海战和乌坵海战。6月17日，蒋介石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为求保密，另以诺曼底登陆日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著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中国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东山海战”。

台海飞弹危机
环台军演
金厦海域常态化
战争统计
关于国军
有关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解放军歼灭国军的确切总人数，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资料均沿袭采用解放军总部发布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共歼灭国军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人数为807.135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载有《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兵力损失对比表》，其中歼灭的国军人数如下：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国军伤亡42.6万，被俘67.7万，起义1.7万。合计：112万。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国军伤亡54万，被俘95.3万，起义2.8万。合计：152.1万。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国军伤亡57.2万，被俘183.4万，投诚24.3万，起义13.1万，改编27.1万。合计：305万。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军伤亡17.3万，被俘112.3万，投诚39.1万，起义67.1万，改编2.2万。合计：238万。
五、以上合计：国军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诚63.4万，起义84.7万，改编29.3万。合计807.1万。投诚、俘虏和击毙旅级或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686名，这里记载歼灭国军总计807.1万，与1950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统计情况是：
第一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2.9万人，总计歼敌64.8万人；
第二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
第三野战军消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游杂武装共计247万人；
第四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35万人，共计323万人；
华北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游杂武装101万人。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807万统计数字，只统计了这一时期（1946.7－1950.6）所消灭的国军正规军的总人数。其他时间段的数字没有统计到解放战争中去，其次，毛泽东认为：“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国府是依赖它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而存在的，国军残余游击队的存在当然是蒋介石的一种辅助力量，对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胁，但对双方政权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规定：“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解放军总计歼灭国军为1,065.8万人的统计的解放战争的时间段是从1946.7月至1950年6月四年消灭国军正规军和含游杂武装的总数。
整个战争期间，国军起义总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国军总兵力800万正规部队的14.25%。驾机起义达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战争期间，有约400万国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序列（不含起义），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解放军全军约30％，到1949年更达到70%到80%，极大充实解放军的实力。

关于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所载，解放军损失如下：

阵亡26万人
失踪和被俘19万人
85万人负伤
伤亡合计130万人（含支前民兵）

影响
外流与逃难
国共内战前后，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台湾及美国，包括胡适、金庸、唐德刚、梅贻琦、钱穆、吴大猷、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等。
在日学者周俊认为，尽管1949年前后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但其动员机制已经触碰社会瓶颈，因此华北发生了较多的逃亡事件。

国际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大陆则加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

两岸分治
台湾战后时期以“联美反共”为主，对内实行白色恐怖和高压特务统治，以防解放军攻台，对外联合美日等西方国家；中共因防备美国与台湾，政策长期封闭和“一边倒”亲苏联外交。
在中国西南地区，解放军攻占成都，一路追击国军。国军第九十三师最后到达泰国、缅甸边境的金三角，即“泰北孤军”。1954年，因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抗议，第九十三师及眷属撤往台湾。在泰国北部仍有人不愿离开，主要为云南籍官兵，离家较近，要打回中国大陆。最后因协助泰国政府平定山区的泰国共产党游击队，获得泰国国籍，得以在泰国合法永久居留与生活。

福建经济
福建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国共对峙的军事前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于军事考虑，重大民生建设项目较少，经济较落后。1980年代后随著两岸关系一度缓和、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才使经济开始改善。随著两岸经济交流频繁，2019年，福建所有地级市人均都超过中国大陆人均GDP，2021年福建人均GDP达到1.82万美元，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排名中国大陆第四。

参见
国共关系
国共合作
国共内战
第一次国共内战
国共摩擦
国共谈判
国府迁台
两岸关系
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
希腊内战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