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

香港人（英语：Hongkongers、Hong Kong people），简称港人，特区政府对“香港人”没有法律上的定义，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指持有或曾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人士，一般不分国籍、出生地及种族。

概述
晚清时期，清政府向英国割让香港主权。此后，中国历经政权更迭，但因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主权的主张和各自国籍法规定，在法理上，香港人（华裔香港居民）一般拥有中国籍身份。
1949年两岸分治后，两岸对全中国主权的主张，造成中华民国国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重叠。1997年英国政府将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籍香港人不论意愿自动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同时，默认双重国籍。此外，也有不少其他国籍及其他族裔人士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证。
香港法律中，对于“香港人”的定义，可见于香港居民，当中亦有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之分，所以法律上香港人可以是任何种族、肤色或者国籍，但通常所指的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人士。香港人口以华人占多数，在过去几次大型香港人口普查中比例都超过93%，非华裔的少数族裔人口占余下的7%左右。香港文化以汉族岭南文化为基础。
清朝中叶道光年间，香港割让予英国开始，陆续有广东人、福建人及其他国籍人士等，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裔人士及其他外籍人士等大量人口移居香港。

国籍
现在，香港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并非所有香港人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香港700万人口中，约300万人至400万人分别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和英国护照，以及前往中国内地探亲、旅游、经商和工作往来的回乡证的同时，亦持有海外护照，因此不少港人拥有双重国籍。

英国国籍
香港有一半人口（约350万人）拥有英国国籍，当中约340万为英国国民（海外）（简称BNO）持有人。根据英国国籍法，英国国民（海外）人士是英国国籍的一种，属于英联邦公民，并非英国公民，所以没有英国本土及海外领土居留权。这种身分终身有效，但不能传承至子女后代。另外，部份人因为“居英权计划”而取得英国公民身分。由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任何人士均不能因香港关系而取得英国国籍，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人士的数目在近年已超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无论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以及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承认香港人具有“英国属土公民”的身份，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亦不承认双重国籍，但香港人可以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作为旅行证件（构成事实上的双重国籍）。例如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具有华人血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自动成为中国公民，他们可申请获发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亦能事实上拥有其他国籍身份。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后，香港居民不用征税上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而香港居民纳税人士只需要向香港特区政府缴税。主权移交之前，在驻港英军保护香港情况下，香港人能够以本地召募人员（LEP）身份加入皇家海军香港中队和陆军组织——香港军事服务团或加入一枝直属于香港政府之民兵单位——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在主权移交之后，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居民不需要参军、不用服兵役或进行军事训练。具有中国国籍且不具有内地户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过单程证前往香港定居的香港居民）如要进入中国内地，则必须申请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俗称回乡证），或者持有内地进入许可的香港特区护照或香港签证身份书，此类人士即使具有中国国籍，但在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场合仍然被视为外宾（最典型的例子为住酒店）。

中华民国国籍
1949年两岸分治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视香港地区华人属侨胞，拥有完整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1994年5月以前，依照中华民国内政部《回国侨生户籍登记办法》，留学台湾的香港和澳门侨生自动取得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在香港主权移交前中华民国政府也通过中华旅行社让合资格的香港人申请华侨身份证明书成为中华民国侨胞，留台的学生当中不少人也回港发展，故部分香港人能够同时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及香港特区护照。依照香港法律遵循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同的一个中国定义，实际上持中华民国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居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以《香港澳门关系条例》规管与香港关系，定义香港居民（香港人）为只持有BNO/特区护照而未有其他国家护照者，与澳门人视为有别于外国人/大陆地区的港澳人士。有作者指出，目前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架构下，香港人的法律定位为非外国人、非无国籍者。但是否，与大陆地区人民一样定性为“非外国人、非本国人（中华民国国民）、非无国籍人”，不得而知。迄今为止，香港仍然有偏向中华民国支持者举行的活动，例如双十节庆祝活动。

其他国籍
一些早期移居海外的香港居民，例如有些香港居民与海外侨胞早在1970至80年代开始向海外移居，但仍可保留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之后回流香港的港人因透过归化而得到其他国家的国籍，最常见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纽西兰和澳洲等英语系国家。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那些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受六四事件影响，大量香港人担心政治前途问题而移居海外其它国家造成香港移民潮，但之后亦有不少人士回流返回港的海外人士，因此他们拥有外国护照同时，更拥有香港身份证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以及前往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方便港中两地工作和经商人士。
另外，泰裔香港人是香港人口少数族群，集中地位于九龙城、观塘及新界大埔一带。他们基本是持有泰国国籍，在港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一般也拥有泰国护照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部分在主权移交前出生的更会拥有BNO护照。

香港的居民
历史
清朝解除海禁后，有围头人、客家人、福佬人、蜑家人重新迁入，被视为香港最早的原居民。香港开埠后，陆续有广东商人南下贸易，加上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大批流民来到香港。清末，革命党人逃避追捕至香港。中华民国延续清朝政策，中港人口来往没有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国共内战后的一段时期，大量难民涌入使香港人口大增，成为香港人口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期人口来往不受限制，但之后开始严格控制人员进出。1950年代，中国频频发生政治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偷渡香港。三年饥荒，导致大批广东农民偷渡香港。文革时期，由知青为主体的偷渡潮涌现，这些知青许多都成为了香港政界、商界、艺术界的核心人物。改革开放后，偷渡人口已大幅减少。此时期，各种由偷渡取得香港身份的人士衍生出家属团聚问题。例如夫妻偷渡香港，但父母及配偶子女仍留在大陆。香港男性回家乡娶妻生子。他们只能通过中国政府申请单程证来香港团聚。另外，一部分人基于政治因素移民外国。

现况
按现时政策，每天最多可以让150名中国大陆居民持单程证来港定居。中国大陆政府开放赴港自由行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中产、富户人士不惜耗资30多万港元费用透过一些中介公司来赴港预订床位生育，拿取子女在香港居留身份证，这些父母并非香港人来港产子（即双非），造成“赴港产子潮”，但不少香港人对此现象都非常不满。截至2015年11月，共有约88万人经单程证到香港定居，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此外，港府亦为提升香港的竞争力，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吸引优秀人材来香港定居发展事业，大部份来自中国大陆，例如李云迪、周迅、章子怡、汤唯、邓超等等。

种族
华裔
华人主要是1930年代至1990年代初从中国大陆（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还有渔民及其已经上岸定居的后裔和新界地区的新界原居民，一般为香港蜑家人、围头人（广府人分支）、福佬人和客家人等汉族支系，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华人占香港人口约94%。

少数族裔
即使不是具有华人血统的少数族裔很多是居住香港超过半世纪，当中有已经有5代以上者，他们除了具备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外，他们更有不少是入籍中国，拥有香港特区护照，甚至回乡证。例如香港海洋公园前主席犹太裔的盛智文放弃加拿大国籍、英国的卢维思放弃英国国籍等等外籍人士，亦有不少获得双重国籍或双重护照。香港有45万多名少数族裔，相当于香港总人口约6%。

东南亚裔
东南亚人主要为菲律宾人、印尼人和泰国人，主要来香港从事外籍家庭佣工。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居于香港的菲律宾人和印尼人各有约130,000人。
越南战争于1961年爆发，不少中南半岛难民（主要为越南华裔、京族、瑶族、高棉族、佬族、苗族及其他寮国和越南的高地民族）面对战争，为逃避越南共产党的统治，纷纷逃亡香港。1979年，香港被列为“第一收容港”，因此收容从越南出逃的难民，到199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对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的遣返行动，包括自愿遣返，而香港政府事先亦与越南方面作出协议，保证他们回到越南后不会受到政权迫害，不过自愿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至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向仍然滞留在香港的难民给予居留权及签发身份证，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有些开设餐馆和在社会工作，不少其家人和后裔在香港定居。

南亚裔
南亚人主要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香港开埠初期，即有印度人居住。香港殖民地时期需要从印度次大陆调派一些人员来到香港维持香港治安。他们最初聚居于上环一带，以商人、军人和警察为主。南亚裔人士已经于香港生活逾半世纪，不少已经世居香港4至5代，当中以巴基斯坦裔、印度裔和尼泊尔裔居多。殖民地时期驻港英军当中，被称为啹喀兵的尼泊尔人雇佣兵，其军团随著香港回归而解散。
很多南亚裔已经落地生根，其后裔仍然居于香港，部分聚居于尖沙咀至油麻地一带，例如尖沙咀重庆大厦。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港印巴和尼泊尔人共约63,000人。

韩国、日本人
定居香港的日本人或韩国人通常是商人或日韩企业香港分公司的高级职员及其家属，大部份于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来到香港，希望以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发展事业的踏脚石。有部份人在香港落地生根，部分人有与香港华人通婚生子。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港日本人和韩国人分别约12,600人和5,200人。

欧美白人
欧美人以殖民地时期来香港工作和定居的英国人及其家属占最多，也有来自加拿大和澳洲等英联邦地区的欧裔人士，也有荷兰人、葡萄牙人及美国人等。来自英国的人士通常属专业人士，或是出任企业领导层、担任军职或获聘为高级公务员；亦有一小部份于公立和津贴学校任教英文。在二战前的欧裔人在香港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二次大战期间的香港战役，除适龄的英国人要服兵役外，超龄的英国人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欧裔人亦自愿组成晓士兵团为保卫香港出力。虽然香港主权移交后，大量英国人返回英国，但是仍然不少部份选择继续定居香港。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港的白种人约55,200人，其中15岁以上具专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是73.9%，位于日本人（79.4%）和韩国人（74.8%）之后，比香港其他种族的人的教育程度高出许多。

异族通婚
自鸦片战争后香港开埠开始，欧洲裔与亚洲族裔（犹太裔、印度裔、巴斯裔、亚美尼亚裔、海外华裔）来港经商，不少男子离乡背井多年，基于生理和心理需要，包养或保护一些华裔女子(即涉外婚妇)，而他们所生的非婚生子女，就是香港欧亚混血儿。早年受到政府、欧洲人与华人的歧视，生活艰苦。但他们普遍接受西式教育，有优秀的阅读和书写英文和中文（指广东话）能力，逐渐在商业和政治上取得优势。
1897年，何东、何福兄弟获政府批准将摩星岭何母施氏坟地一带划为私人坟场，命名昭远坟场。由于该地已葬有其他如冼德芬母黄氏等欧亚混血族群先人，故昭远坟场亦为族群的坟场。
1929年，黄金福收到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欧亚混血儿的捐款，于是牵头成立了“同仁会”（Welfare League），旨在守望相助，教育下一代，专为陷于孤立无援的混血儿提供支援、协助。何东和罗旭龢分别出任创会正副会长。
由于二战后大量移民和人材资金涌入香港，香港欧亚混血儿的优势渐失。目前，绝大部分香港欧亚混血儿，因大众对他们的歧视已消除，普遍融入香港主流社会中，依然在香港居住。少部分，则由于各种原因分散在世界各地。

文化
香港文化由港人主导，兼具讲求创新与实惠的岭南文化与强调经验与实用的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统治阶级崇尚精英主义 ，代民摄政；不需治国而巧遇经济起飞的中产阶级则以功利主义 、绅士精神、任劳任怨、节俭和机巧自居。市民有个人主义和雷同美国梦的企业家精神 ，重视江湖义气 、同甘同苦。
香港自清末开始一直被动接收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当中除了流难失所之人外，也有商人和文人，随之带来人才，资金和设备。上海和广州先后因中国战祸被摧残，也使两地精锐逃难香港，后来在香港生根，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上与中国汉文化大致类似，香港受约150年英国统治，意识上有些港人沿用西方文化，或中西结合。一般人普遍认为香港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思想方式，以及其处事态度，又融合了西方的批判与创新文化，状况与日本和南韩相似。同样地，传统的宗教仪式、生活习俗及其他民间信仰，如祭祀祖先及风水，也在香港得到完好的继承和保存。香港教育沿用西方近代的教育制度，其后不断改革。商业上，香港与中国大陆公司频繁合作。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等在东亚地区也有很高影响力。

语文
名义上，中文和英文都是地位相等的法定语文。香港的教育于1997年后，奉行两文三语政策，两文是指中文和英文，三语则是指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中文书写以繁体字为主，随着与中国内地交流增加，部分旅游区会使用简体字。香港专上教育以英语为主，近来有调查显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人母语及普通话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部分英语水平较低的香港人常使用不正规的港式英语。
不少欧美白人纵使完全不懂中文，亦可在大企业或政府身居要职。它们大部份职位的入职条件和专上院校的入学条件，虽然通常会对申请人的中文和英文水准有一定要求，例如要求申请人在某些公开试的中文科和英文科考获及格成绩，但对非接受香港主流教育（例如一直就读国际学校或海外学校）的申请人，通常会豁免中文水准的要求，造成接受香港主流教育的申请人，也就是大部份主流香港人如未能在公开试的中文科考获及格成绩，即使懂书写和阅读中文，也不符合申请入职、入学条件；但非接受香港主流教育的申请人，即使完全不懂书写和阅读中文，甚至完全不懂粤语，也未必不符合入职、入学条件这种矛盾与不公现象。
于2012年起实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的语文科目除了中国语文及英国语文两项核心科目外，亦设有丙类的其他语言科目供选择，分别为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印地语、日语及乌尔都语，其中母语非汉语的考生可以其中一科取代中文科，作为报考大学的资格。

身份认同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画的民意调查，由被调查者在“中国人”、“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四选一。
从1997年至2006年，身份认同调查中被访者回答“广义香港人”的比率呈缓慢下降趋势；“广义中国人”的比率就呈缓慢上升趋势。
在2008年的身份认同调查中，选择“中国人”的有39%，而选择“香港人”的则有18%，另还有部分人选择“香港的中国人”或“中国的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达到了1997年后的最高值，报告指这可能是受2008年北京奥运和四川地震的影响。
自2009年起，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性显著下降，在2010年12月同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为21%，下跌了7%，相信是受中国政府阻挠刘晓波领奖事件影响。在2011年的调查中，自称“中国人”的比率为17%。
2012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调查显示港人自觉是“中国人”的比率跌至16年新低，只得12.6%，自认是“香港人”的则有23.4%，为10年来新高，当中“80后”以港人身分为优先的比率较非“80后”更高出21.3个百分点，只有2.4％的80后自觉是“中国人”。另外，有逾8%港人抗拒国旗及国歌，同样升至历年新高。学者指本土意识抬头是主因。同年6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画的调查则显示“香港人”认同达45.6%，“中国人”认同只有18.3%，是1997年后最大差距。
2013年6月的结果认为，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高，大约有28至38个百分比的差距。年龄未及三十岁的被访者，差距则达到60至72个百分比之间。以整体样本计，市民自称为“香港人”或“广义香港人”（包括“香港人”或“中国的香港人”）的比率，都上升至九七回归以来的新高。若10分代表绝对认同，0分代表绝不认同，5分代表一半半，香港民众对香港人身分的认同感（Strength Rating）是8.13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分的认同感只有6.11。总体来说，市民对“香港人”身分的认同感上升，而对“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感则下跌至1997年以来新低。
在2013年至2016年，“广义香港人”和“广义中国人”认同感比率维持平稳状态，分别保持在65%和30%左右。
另外，香港出身的学者孔诰烽分析，以往香港从传媒到市民，谈到台湾政治，几乎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近来愈来愈多年轻人留意到民进党的本土论述及推动民主的进程。孔诰烽举例，2012年台湾大选时，他自己的朋友明显倾向绿营。到台湾观选的学者和观察家，只有年纪大的才会去国民党的场子，年轻人都往蔡英文的造势晚会跑。
香港中联办宣传部长郝铁川指这项民意调查的选项将中国人和香港人对立，只允许被调查者从两者选择一个，认为民意调查的主导者钟庭耀是在宣扬香港独立运动。
近年来有主张香港独立的人认为香港人应该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基础，成为一个多元而独立的民族。意见认为只要接纳和尊重香港文化，融入香港社会和愿意在这片土地付出，就是“香港人”。
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于2016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曾指出，“香港人”的定义是指，不论是甚么背景，也不论是什么时候来到香港，只要愿意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尊重香港的文化，愿意融入，而且愿意维系香港行之有效的典章和制度，就是一个“香港人”。
2021年9月7日至24日，香港研究协会在对1,012名拥有中国国籍的18岁以上香港市民进行抽样调查后，发布了最新一期的《香港市民的国民身分认同调查》民调。数据显示，在18－29岁的香港市民中，32%“非常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另有14%的人“不太认同”。而表示“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者分别占1%和40%。另有12%的人表示“一半半”、1%的人表示“不知道/很难说/无意见”。合共有46%的人总体上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41%的人总体上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在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岁的其他四组受访者中，除≥60岁者一组以外，其余三组受访者总体上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与总体上不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者则依次递增与递减，分别为52%/34%、73%/20%和76%/13%。而在≥60岁的受访者中，总体上不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者则出现逆势上升的趋势，合共有22%的人“非常不认同”和“不太认同”，而总体上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者比例也出现下降，合共有70%的人“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中国的民族自豪感、传统文化、历史教育、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对香港主权归属的看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对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态度、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观感、对“双普选”是否有利社会发展的看法、香港与内地加强融合的利弊以及对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是否满意等问题。数据反应香港人总体上较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以及香港有必要保障国家安全。

对中国内地的观感
由于历史原因，在香港生活的人对中国内地有不同看法。

时事评论员王岸然认为，部分香港人反对“西环治港”，即反对位于西环的香港中联办干预香港事务。《阳光时务周刊》刊登有个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标志（国旗、国歌、国徽）反感。2015年，有部分香港人在播放国歌时（特别是体育赛事）喝倒采（即“嘘国歌”），更被国际足协调查和判罚。他们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不能代表香港，建议应以《海阔天空》或《狮子山下》代替，也有香港人认为嘘国歌是“丢架”和不成熟的行为。
此外，香港的泛民主派自主权移交后，在立法会地区直选中一直获得有55-60%的选票支持，反映一部份香港人一直存在反共、恐共的心理情绪，而近年增长的本土意识，使部分人加入反中、恐中的情绪。惟近年受不同因素影响，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地区直选的得票率已经被建制派大幅追近。在2018年3月香港立法会补选中，泛民主派的得票率只是微微领先建制派，某些地区建制派的得票率更已经超越泛民主派。但在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香港史上新高，民主派在452个直选议席夺得389席，当中一些政治素人亦成功当选，反映出部分香港人对大陆观感不佳。
泛民主派及部份香港法律界人士一直反对人大释法。此外，他们批评香港的公民教育内容变成洗脑、愚民和歌颂中共，2012年港府曾计划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当中课程大纲涉及不少具争议内容和字句，结果惹来数以万计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计划最终搁置。
过去若中国大陆发生天灾（如华东水灾、四川地震等），许多香港人亦会热心捐款，如在四川地震中民间总捐款达130亿港元，为川震全球各地捐款数字之最；在华东水灾亦有超过5亿元的损款。香港媒体、专业人士和商人基金曾经在内地人遭遇到惨况时报导事件及提供支援。然而，因接连爆出中国大陆慈善机构贪腐事件及部分香港人对大陆观感变得负面，部分香港人都质疑其捐款是否用在赈灾上，现时捐款多会谨慎小心，捐款去向亦成为媒体调查追访焦点。慈善组织所收到的港人捐款数目更从2008年四川地震后大跌90%，民间甚至出现反对“盲捐”情绪。
由于政治及疫情原因，近几年香港经济大幅下降，加上政府大量输入外劳及食肆服务质素逐渐变差，让不少蓝黄双方的支持者及中立人士对香港逐渐失去信心，导致港人出游海外或北上内地消费（或发展）的现象愈来愈频繁，其中有些香港人亦都因为首次北上对内地的印象开始改观。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林建邦等，《土制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2001-2002年度通识课程习作。区玉辉博士监督。
陈智远、杨倩淇、庄炜檑：〈你是香港人吗？〉，载香港《明报》副刊·世纪，D6版，2005年1月7日。
黄培烽：〈八字头的论述， 谁来书写？〉，载香港《明报》副刊·世纪，D6版，2005年1月31日。
朱浩霆：〈以七十年代以降的本土普及文化发展为纲—剖析九七后特区政府管治困难之原因〉（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载汤本论坛—聚焦香港，下载日期：2005年1月31日。
香港专上学院师生︰《谁是“香港人”？香港小人物志》，香港专上学院及龙耳联合出版，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