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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街 歷史
20世纪70年代，两位天主教劳工组织成员——前修女凯瑟琳·莫里斯（Catherine Morris）及其丈夫杰夫·迪特里希（Jeff Dietrich）——在一辆货车后部创办了“嬉皮厨房”（Hippie Kitchen）。二人几十年间持续活跃于为贫民区居民提供食物的工作中。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许多越战退伍军人因该地区已有相关服务与救助机构而来到该地区，并因在其他地区遭到排斥而长期停留。正如二战后的许多退伍军人一样，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流落街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贫民区的人口结构开始从以年长白人为主转变为今天的构成群体。
1987年2月，洛杉磯警察局長達裡爾·蓋茨在時任市長湯姆·布拉德利的支持下，宣布計劃再次對貧民窟的無家可歸者進行打擊。警察和消防員對該地區進行了多次清掃，但由於無家可歸者權益倡導者的反對，該計劃被放棄。
穷街 歷史
當蓋茲在五月宣布將恢復鎮壓行動時，洛杉磯市檢察官（也是未來的市長）詹姆斯·K·哈恩回應說，他不會起訴在計劃中的掃蕩行動中被捕的人。哈恩表示，他「不會因為個人無處可住而對其進行起訴」。我不會因為貧窮、弱勢和無法找到睡覺的地方而起訴那些人，除非我確信存在著除了睡在街頭之外的可行替代方案。 仍由布拉德利支持的蓋茲回應：「身為洛杉磯的民選市檢察官，哈恩先生有責任提起訴訟，這些案件是由洛杉磯警察局提交給他的。」
幾天後，時任市議員澤夫·雅羅斯拉夫斯基 (Zev Yaroslavsky) 提出一項提案，要求市政府停止在貧民窟執行反露營法，直到為所有居民找到足夠的住房。議會拒絕了雅羅斯拉夫斯基的提議，但在聽取了洛杉磯警察局助理局長戴維·多森關於洛杉磯警察局打擊非法露營的計劃的證詞後，議會通過了這一項動議，要求蓋茨在為該地區居民找到足夠的住房之前不要執行反露營法。
穷街 歷史
棄置病人事件，2005年9月，人們發現醫院和執法機構將無家可歸者「丟棄」在貧民窟。時任市長安東尼奧·維拉萊戈薩下令展開調查，時任洛杉磯警察局長威廉·布拉頓聲稱，該部門並不是專門針對無家可歸者，而只是針對那些違反城市法令的人。 洛杉磯市檢察官調查了大約150起傾倒案件中的50多起。截至2007年初，市檢察官僅對一家醫院—凱撒醫療集團 (Kaiser Permanente) 提出指控。由於沒有專門針對該醫院行為的法律，因此，以一種未經檢驗的策略，該醫院被指控犯有非法監禁罪。為了應對缺乏打擊棄置病人行為的法律手段，加州參議員吉爾·塞迪略於 2007年2月發起了一項反對此類行為的立法。
自2013年邁克福爾就任市檢察官以來，他已與洛杉磯週邊的各家醫院達成了另外八起棄置病人事件的和解。除了與一些醫院合作尋求長期解決方案之外，這些案例也是解決問題的更大規模嘗試的一部分。這八人的和解總額已超過四百萬美元。
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定于4月左右举行。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轮选举。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总统职位在此之前出现空缺，选举可能会提前举行。现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任期受限，无法寻求连任第三届。
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选制
根据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法国总统的选举采用两轮制，任期为五年。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即超过50% + 1票，包括空白票和无效票），则将在两周后对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根据宪法规定，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必须在现任总统五年任期结束前的20至35天内进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第二任期自2022年5月14日开始，预计于2027年5月13日结束。因此，2027年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将安排在2027年4月8日至23日之间进行。
为了进入第一轮投票候选名单，候选人必须获得来自至少30个不同省份或海外集体的500个签名（通常称为“parrainages”），且来自任何单一省份的签名者不得超过十分之一。根据法国宪法第六条规定，总统“不能连续任职超过两届”。
加拿大社会信用党
加拿大社会信用党（英語：，简称为Socreds；法語：）是一个存在于1935年至1993年间的加拿大民粹主義政党。该政党支持英国经济学家C. H. 道格拉斯提出的社会信用理论，主张货币改革，是加拿大社会信用运动的联邦政党组织。
加拿大社会信用党 选举结果
该列表包括1940年联邦大选中新民主的候选人，但不包括选民联盟（法語：）、社会信用联盟（法語：）或支持社会信用的独立候选人。
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历史建筑
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历史建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125号。
1953年，创建浙江省杭州幼儿师范学校。1954年，三座三层楼房形式的校舍完工，并留存至今。学校今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进入2000年后，随着杭州市城市发展、大學城兴建、高校发展，高校是否外迁以及校舍的拆旧建新成为与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相关的话题。在此背景下，属于十所高校、建于1950年代的40多幢校舍于2004年5月24日，列为第一批杭州市历史建筑。这三座楼房以杭州市幼儿师范学院建筑群之名列入。
2013年12月16日，以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历史建筑之名，列为第五批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历史建筑 建筑
与杭州市其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成立的高校的校舍类似，这三座楼房是由大屋顶、翘飞檐元素构成的民族形式建筑。三座楼房分别称为1号、2号、3号楼。2号楼居中，1号楼、3号楼以左右对称的布局，位于2号楼的西北、东北部。
2号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约为“E”字型。歇山顶覆盖机制灰平瓦，脊部饰砖红色。一层外墙为灰色，二、三层外墙为奶黄色，同时以中国传统建筑运用的红窗、红柱、梁上彩畫装饰，外挑梁头、枋等建筑构件。
松本直也
松本直也（日语：／ Matsumoto Naoya），日本漫畫家，代表作為《怪獸8號》。
松本直也 經歷
松本直也畢業於阿佐谷美術專門學校，鳥山明的漫畫《七龍珠》啟發他成為漫畫家。
2005年，以《SPIRITUAL PEOPLE》入圍第22回Jump十二傑新人漫畫賞。同年，以《》獲得第27回Jump十二傑新人漫畫賞十二傑賞。2006年，同作品在《赤丸Jump》發表，為松本直也的出道作。
曾以《貓神研修生》參加JG1讀切祭，刊登於《週刊少年Jump》2009年27號，並於2009年50號至2010年11號連載。
2013年，《波奇酷洛》發表於《少年ジャンプNEXT!》2013 AUTUMN，並於2014年至2015年在《少年Jump+》連載。
2020年，代表作《怪獸8號》開始在《少年Jump+》連載，已於2025年7月18日完結。本作於2024年被改編為電視動畫《怪獸8號》，動畫第二季於2025年7月19日開始放送。
海丰农村商业银行
海丰农村商业银行是汕尾市的一家农村商业银行，也是海丰县内唯一本地法人银行，原为海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现由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控股经营。网点覆盖全县各镇（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四个街道）。
海丰农村商业银行 历史
海丰县的农村信用社始创于1952年，当年试办龙山粉围村信用互助组，为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组织。
1958年10月人民公社成立后，乡信用社与当地银行营业所合并为公社信用部，归人民公社管理，资金由公社统一使用。
此后，信用社的机构设置随政策和行政区域的调整而变动，至1973年方基本稳定。
1984年6月成立海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1986年在县城开设联社营业部对外办理存、贷款业务，对基层社进行资金余缺调剂。
1996年12月30日，海丰县联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由汕尾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和管理。
1997年11月县联社搬迁进现址营业。广东农信成立后，改归其管理。
2018年10月，根据广东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的部署，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承接并积极推进帮扶海丰县联社的改制农商行工作。
2019年10月14日，海丰县联社正式改组为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并挂牌开业。
经三年准备，自2021年4月起，海丰农商银行正式脱离广东农信系统，开始使用深圳农商行系统对客营业，并支持ATM系统与深圳农商行的通存通兑
印度婦女
印度婦女（英語：）的地位在印度有文字紀錄的歷史中歷經過多次變遷。尤其是在印度-雅利安語支地區，她們的社會地位在古代時期出現顯著變化，在印度早期現代時期（約略為從中世紀晚期之後，到近代之前 -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之間），由於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以及傳統習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女性的從屬地位持續被強化。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1757年–1857年）及英屬印度時期（1858年–1947年），印度改革人士與殖民政府推行多項改革以改善婦女地位，其中包括通過《1829年孟加拉寡婦自焚禁令》、《1856年印度寡婦再婚法》、《1870年女嬰殺害防治法》以及《1891年同意年齡法》。獨立後的印度，其憲法明文禁止性別歧視，並賦予政府權力為婦女施行特別措施。印度憲法保障婦女的權利，主要涵蓋平等、尊嚴及免於歧視，此外，印度亦制定多項法規以保障婦女權益。
印度婦女
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之後，成立的政府中已有數名女性擔任過重要職務，如印度總統、總理及印度國會下議院議長。然而，印度婦女仍面臨諸多嚴峻挑戰。少女、孕婦及哺乳期婦女的營養不良比例偏高，對兒童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此外，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尤其是性暴力，在印度是個值得關注的重大議題。
印度婦女 英國統治時的印度女性
在英屬印度時期，有如拉姆·莫漢·羅伊、伊斯爾·錢德拉·維迪亞薩加爾和喬蒂勞·普萊等許多當地的活動者為改善婦女的地位而奮鬥。一位名為皮爾里·查蘭·薩卡爾（之前曾為印度教學院（加爾各答）的學生，也是"青年孟加拉"組織成員）於1847年在加爾各答郊區巴拉薩特（Barasat）成立印度第一所免費女子學校（後來這所學校被命名為卡利克里希納女子高中）。或許這可顯示英國人在英屬印度時期並沒提供正面貢獻，但事實並非如此。英國傳教士的妻子如瑪莎·莫爾特·米德（Martha Mault née Mead）和女兒伊莉莎·考德威爾·莫爾特（Eliza Caldwell née Mault）等因在南印度開創當地女孩的教育和培訓，值得銘記。雖然拉姆·莫漢·羅伊推行初期曾遭遇當地傳統勢力反對，但他持續努力，促使當時的總督威廉·本廷克勳爵頒佈《1829年孟加拉寡婦自焚禁令》。伊斯爾·錢德拉·維迪亞薩加爾致力於改善寡婦處境的運動，則促成《1856年印度寡婦再婚法》頒佈。此外，有許多如潘迪塔·拉瑪拜的女性改革家，也為印度婦女權益提升權益。
印度婦女 英國統治時的印度女性
於今日卡納塔卡邦基圖爾土邦的女統治者基圖爾·錢納瑪，為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採的失效條款而發動武裝叛亂。占西女王拉妮·拉克希米·拜，領導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義以對抗英國。拉妮·拉克希米·拜在歷史記載和流行文化中，被譽為抵抗的象徵。阿瓦德的共同統治者貝格姆·哈茲拉特·瑪哈爾，是另一位領導1857年起義的地方女性統治者。她拒絕與英國達成協議，後來撤到尼泊爾。波帕爾的貝格姆也被認為是這一時期著名的女性統治者。她們接受過武術訓練。錢德拉穆基·博蘇、卡丹比尼·甘古利和阿南迪巴伊·喬希是幾位最早獲得大學學位的印度女性。
首個婦女代表團在1917年經由印度國民大會支持下，會見英屬印度的印度事務大臣，爭取婦女政治權利。全印度婦女教育會議於1927年在浦那舉行，此會議成為重要的推動社會變革組織。[《1929年兒童婚姻限制法（Child Marriage Restraint Act of 1929）》通過，明訂女性最低結婚年齡為14歲。聖雄甘地自身亦為12歲即童婚的受害者，其後他呼籲民眾抵制童婚，並鼓勵年輕男子迎娶童婚後喪夫的女性。
印度婦女 獨立後的印度
獨立後的印度女性在教育、體育、政治及媒體等領域皆有顯著成就，但仍面臨諸多挑戰。英迪拉·甘地曾任印度總理，前後共執政15年，為全球任期最久的女性總理。
印度憲法保障該國女性享有平等權（第14條）、國家不得歧視（第15(1)條）、機會均等（第16條）、同工同酬（第39(d)條）及第42條所賦予的權利。此外，憲法亦允許國家為婦女及兒童制定特別條款（第15(3)條），禁止任何有損婦女尊嚴的行為（第51(A)(e)條），並允許國家制定相關條款，以確保工作環境的公正與人道，以及為產婦提供各種形式的協助與支持（第42條）。
印度女權運動（參閱印度女性主義運動）於1970年代末期逐漸興盛。馬圖拉強姦案是當時凝聚全國婦女團體的重要事件 - 警察在警局內性侵少女馬圖拉，卻獲判無罪，引發1979至1980年間全國各地抗議。經歷全國媒體廣泛報導，印度政府被迫修正《1872年證據法（Indian Evidence Act, 1872）》、《刑事訴訟法》及《印度刑法典》，並增設"羈押強姦罪"之罪名。
印度婦女 獨立後的印度
由於酗酒在印度經常與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有關聯，多個婦女團體在安得拉邦、喜馬偕爾邦、哈里亞納邦、奧迪薩邦、中央邦等地發起反對飲酒運動。許多印度穆斯林婦女對於基本教義派人士詮釋伊斯蘭教法中關於婦女權益的看法提出質疑，並批判穆斯林立即離婚（即三次塔拉克（離婚））制度。
1986年，瑪麗·羅伊在印度最高法院贏得訴訟，挑戰其所屬喀拉拉邦聖多馬基督徒社群的繼承法，確立社群中女性在繼承祖產上，與其兄弟享有同等權利。該教派社群過往遵循《1916年特拉凡科繼承法（Travancore Christian Succession Act, 1916）》及《1921年科欽繼承法（Cochin Christian Succession Act, 1921）》的條文，而印度其他地區的聖多馬基督徒社群則依循《印度1925年印度繼承法（Indian Succession Act, 1925）》。
印度婦女 獨立後的印度
1990年代，來自外國捐助機構的補助促成印度許多以女性為服務對象的非政府組織成立。自助團體與如自僱婦女協會（SEWA）等，在印度婦女權益的提升上，扮演有重要角色。許多女性成為在地運動的領導者，例如組織納爾默達河拯救運動的梅達·帕特卡爾。
1991年，喀拉拉邦高等法院以10歲至50歲之間的女性正值經期為由，禁止他們進入薩巴里馬拉神殿。然而印度最高法院於2018年9月28日撤銷此禁令，並宣告任何形式的女性歧視，包含宗教理由，皆屬違憲。
印度政府將2001年定為婦女賦權年（Swashakti）。同年正式公佈《印度國家婦女賦權政策（Women's Empowerment (Swashakti)）》。
2006年，穆斯林婦女伊姆蘭娜遭公公性侵的案件（參見伊姆蘭娜強姦案），經媒體報導後引發關注。部分穆斯林教士竟宣稱，伊姆蘭娜應與其公公結婚，此言論激起社會廣泛抗議。最終，伊姆蘭娜的公公被判處10年徒刑。此判決獲得諸多婦女團體及全印度穆斯林個人法委員會的支持。
印度婦女 獨立後的印度
湯森路透基金會於2011年發佈的民調顯示印度被評為全球對女性"排名第4危險的國家”，也是二十大工業國（G20）中對女性最不友善的國家。然而，該報告因可能傳達錯誤印象而備受爭議。印度聯邦院於2010年3月9日（國際婦女節次日），通過《印度2010年婦女保留名額法案》，要求印度國會及各邦立法機構為女性保留33%的席次。湯森路透基金會於2017年10月發佈的另一項調查，指出德里（聯邦屬地）是全球對女性第4危險的大城市（於40個列名的城市中），而在性暴力、強暴風險及騷擾方面，則是全球對女性最危險的大城市。
《2013年工作場所婦女免受性騷擾法案》是印度為保護女性免於職場性騷擾而制定的法案，於2013年12月9日正式生效。2013年《刑法（修正）法案》將《印度刑法典》修正，將性騷擾行為明確納入第354 A條之罪行，最高可處3年徒刑及/或罰金。該修正案同時新增條款，將未經同意脫去女性衣物、跟蹤，以及利用職權進行性行為等，列為犯罪行為。此外，潑酸攻擊也被列為特定罪行，最低處10年徒刑，最高可處終身監禁及罰金。
印度婦女 獨立後的印度
印度孟買的家庭法院於2014年因丈夫反對妻子穿著庫爾塔（長襯衫）和牛仔褲，而強迫她改穿紗麗，而判決構成丈夫對妻子的虐待，可作為離婚的依據。該法院依據1954年《印度1954年特殊婚姻法》第27(1)(d)條的虐待定義，判准妻子訴求離婚。
印度最高法院於2017年8月22日宣告傳統的穆斯林立即離婚做法違憲。
湯森路透基金會於2018年所做的一項民調，將印度列為全球對女性最危險的國家。然而印度國家婦女委員會及印度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均對該調查的方法與透明度提出質疑，拒絕承認此項結果。
印度最高法院於同一年廢除一項法律，該法律將男性未經丈夫同意而與其妻子發生性行為，視為犯罪。
在2018年11月前， 印度女性不得攀登阿加斯蒂亞·馬拉山，此禁令由法院判決撤銷。
印度婦女 印度女性成就大事紀
檢視印度女性的成就，可突顯她們的社會地位在穩步改變：
印度婦女 政治
印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女性政治家的國家之一。印度女性曾擔任多項高階職位，包括總統、總理、印度國會下議院議長和反對黨領袖。印度各邦，例如中央邦、比哈爾邦、北阿坎德邦、喜馬偕爾邦、安德拉邦、恰蒂斯加爾邦、賈坎德邦、喀拉拉邦、卡納塔卡邦、馬哈拉什特拉邦、奧迪薩邦、拉賈斯坦邦和特里普拉邦，已在潘查亞特制度（基層自治組織）中實施50%的女性保留席位。這些基層自治組織中的大多數候選人都是女性。於2015年，喀拉拉邦的科達塞里村（Kodassery）基層自治組織中，所有當選成員都是女性。截至2020年，印度共有16位女性邦首席部長。
2018年的統計顯示，印度29個邦及德里中，已有12個邦出現過至少一位女性首席部長（2014年印度邦的數量達到29個，但現在只設有28個邦）。
現今印度國會中，女性議員佔81席，男性議員佔458席，比例分別為15.3%與84.97%。
印度婦女 文化
在印度，家庭關係對女性地位的影響甚鉅，並因文化及地區而異。印度人極重視家庭，且多數地區以父系為主。家庭結構通常為多代同堂，新娘婚後會與夫家同住。家庭關係多具階層性，長輩對晚輩、男性對女性擁有較高權力。一夫一妻制為主流，但印度部分族群仍保有傳統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印度婚禮的花費有可能相當高昂，且多數婚姻為包辦婚姻。
在服裝方面，印度女性普遍的穿著有紗麗和沙爾瓦·卡米茲。眉心紅點是女性妝容的元素之一。雖然人們普遍認為眉心紅點是代表女性已婚，但實際上是辛多爾（塗抹在新娘的髮際線上，有時也會在額頭上的朱紅色或橙紅色標記）才具有此意涵。
藍果麗是印度女性中非常受歡迎的傳統藝術。
於1991年，喀拉拉邦高等法院以女性正值經期為由，限制10歲至50歲之間的女性進入薩巴里馬拉神殿。印度最高法院於2018年9月28日撤銷此禁令，並宣告以任何理由（包括宗教理由）對女性的歧視均屬違憲。
印度婦女 文化
印地語電影產業隨著時間演進逐漸改變，將女性描繪成獨立且有能力的形象，反映出變化中的社會規範，而為觀眾提供性別平等的願景。史上印度女性面臨限制她們參與各種活動的法律約束，這些限制引發人們對該國文化習俗和價值觀的擔憂。以往這些女性因為法律不允許，而無法在電影角色上使用簡單和自然的化妝，但如今狀況已改變。印度電影產業在推動法律變革和改善印度女性生活方面發揮有重要作用，與其他媒體的作用相似 - 向觀眾傳達挑戰社會限制性的信息，宣揚女性應有自由做出自己的選擇，並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觀念。
隨著社會價值觀轉變，寶萊塢電影中女性的形象也逐漸擺脫傳統束縛，呈現出更加多元的面貌。以1995年的經典電影《壯志凌雲》為例，女主角西姆蘭（Simran）被塑造成符合傳統"理想印度女性"的角色，她溫柔順從、重視家庭，並堅守"純潔"的道德底線。然而，電影同時也描繪父親對她婚前戀愛自由的嚴格限制，暗示社會對於女性自主追求情感的負面評價。
印度婦女 文化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像2006年的《火車站上的愛情》（Kabhi Alvida Naa Kehna）和2022年的《深海尋人》等電影，則探索更加不墨守成規的女性角色。《深海尋人》中，主角們與精神疾病作鬥爭，發生婚外情，並來自破碎的家庭。這些角色的整體突顯現代印度女性如何較少受到傳統期望的束縛，且總體上多數人已進入勞動力市場，經濟獨立，甚至在性生活方面也從早期的標準中解放出來。
其他具有不墨守成規女性角色的電影有2016年的電影《我和我的冠軍女兒》、2022年的電影《米莉》、2018年的電影《情諜心戰》等等。
印度婦女 軍事和執法領域
印度武裝部隊於1992年開始招募女性擔任非醫療職位，這項舉措反映印度軍方對女性在軍隊中角色的重新評估。印度陸軍於1992年開始招募女性軍官。邊境安全部隊於2013年開始招募女性軍官。塔努什里·帕里克於2017年3月25日成為邊境安全部隊委任的第一位肩負作戰任務的女性軍官。
印度政府於2015年10月24日宣佈女性可在印度空軍中擔任戰鬥機飛行員，此前她們僅被允許駕駛運輸機和直升機。此決定表示女性現在可在印度空軍擔任任何職位。印度於2016年宣佈，允許女性在其陸軍和海軍擔任戰鬥員的角色。
截至2014年，女性佔印度陸軍人員的3%，海軍人員的2.8%，空軍人員的8.5%。截至2016年，女性佔印度現役和後備武裝部隊人員總數的5%。
印度婦女 軍事和執法領域
基蘭·貝迪於1972年成為首位印度警察女性警官，也是80名警官中唯一的女性，她成為阿魯納查邦-果阿邦-米佐拉姆邦暨中央直轄區幹部的一員。阿莎·辛哈於1992年被任命為馬扎岡造船廠中央工業安全部隊指揮官，成為印度準軍事部隊首位女性指揮官。1973年次的第二位女警官坎昌·喬杜里·巴塔查里亞 (Kanchan Chaudhary Bhattacharya) 在被任命為北阿坎德邦警察局長時，成為該邦的首位女警察局長。2018年，1980年次的印度女警官阿爾恰納·拉馬孫達拉姆成為首位擔任中央武裝警察部隊警察總監的女性。德里警方於2018年3月宣佈將開始招募女性加入其SWAT隊。
印度最高法院於2020年2月17日作出歷史性裁決，明確賦予印度陸軍女軍官與男軍官同等的指揮權。法院嚴厲駁斥政府的反對論點，指出其論述充滿歧視、令人不安，且基於過時的性別刻板印象。法院更進一步裁定，所有女軍官皆應享有常任職位權，不受服役年限限制。此裁決強烈反擊政府先前"部分部隊不接受女指揮官"的說法。
印度婦女 教育與經濟發展
雖然印度女性識字率正迅速攀升，整體而言仍落後於男性。此外，女童入學率明顯低於男童，輟學情況也相當普遍。城市地區的女孩在教育機會上與男孩趨於平等，但農村地區的女孩仍面臨嚴峻的教育不平等。1997年的國家樣本調查顯示，僅有喀拉拉邦和米佐拉姆邦接近實現全民女性識字。學者指出，識字率的提升是喀拉拉邦女性社會經濟地位顯著改善的主因。
印度政府推行的非正規教育計劃（NFE），致力於提升女童的受教機會。該計劃特別為女性保留部分教育中心，其中各邦約有40%的NFE中心，以及各中央直轄區10%的中心專為女性設立。截至2000年，NFE計劃共設立約30萬個教育中心，服務約742萬名兒童，其中約12萬個中心專門提供女童教育。
然而美國商務部發表的1998年的報告，指出印度女性教育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學校基礎設施不足（如衛生設備）、女教師短缺，以及教科書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角色被描繪為軟弱無助）。
印度婦女 教育與經濟發展
印度女性的識字率低於男性：女性的為60.6%，而男性的為81.3%。然而201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在2001-2011年的10年期間，識字率增長率為9.2%，低於前10年的增長率。印度的識字率存在顯著的性別差距：2011年有效識字率（7歲及以上）男性為82.14%，女性為65.46%，而2001年的15歲或以上人口識字率，男性為73.4%，女性為47.8%。
印度女性在勞動市場上的活躍程度，遠超出一般人的認知，無論是在傳統或非傳統產業，均有大量女性投入。然而受限於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官方統計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僅為23%，且普遍認為女性的實際貢獻遭到低估。此現象反映出印度社會對女性勞動價值的忽視。女性在非正規經濟領域的參與度高於男性，但在正規的有償就業市場，女性的機會仍明顯不足。
女性在印度城市地區勞動市場的參與度已有顯著提升，尤其在科技與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以軟體業為例，女性勞工佔比高達3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地區的女性勞動力有高達81%集中於非正規部門，這也是他們整體參與率升高的原因。研究顯示，提升教育水平能有效提高城市女性的收入。
印度婦女 教育與經濟發展
在印度農村地區的農業和相關工業部門，女性佔勞動力的比例高達89.5%。在整體農業生產中，女性的平均貢獻估計佔總勞動力的55%至66%。根據一份世界銀行發表的1991年報告，在印度的乳製品生產中，女性佔總就業人數的94%。
在以林業為基礎的小型企業中，女性佔總就業人數的51%。
在高級管理層女性比例方面，印度領先於世界平均水平。
於2017年，一份由Monster Salary Index（MSI）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印度整體性別薪酬差距為20%。研究中提出在早期工作階段，兩者間差距會較小。
擁有0-2年工作經驗的男性，其平均薪資中位數比女性高7.8%，而在6-10年工作經驗的群體中，薪酬差距為15.3%。在高階職位上，薪酬差距變得更大，擁有11年及以上工作年資的男性，其平均薪資中位數比女性高25%。
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擁有學士學位的男性，其平均薪資中位數比女性高16%，而擁有碩士學位的薪酬差距甚至更大。擁有4年或5年教育學位或相當於碩士學位的男性，其平均薪資中位數比女性高33.7%。
印度婦女 教育與經濟發展
印度通過《印度1976年同酬法（Equal Remuneration Act, 1976）》，禁止以性別為由在薪酬方面進行歧視。而實際狀況是薪酬差距仍然存在，並且是印度勞動力中仍存在的諸多性別不平等形式之一。
在印度農村，最著名的女性商業成功案例之一是什里婦女家庭工業麗嘉特脆餅（名稱中的帕帕德（Papad）是一種印度薄脆餅）。它由孟買7位女性於1959年創立，初始資本僅為80盧比，到2018年的年營業額已超過80億盧比（超過1.09億美元）。它在全國僱有43,000名（2018年）女性員工。
世界上最大的乳製品生產合作社之一 - 阿穆爾乳品，最初是動員古吉拉特邦西部阿嫩德的農村婦女開始的。
印度首批生物科技公司之一 - Biocon - 創辦人基蘭·馬祖姆達爾-肖於2006年被評為印度最富有的女性。兩位印度女商人拉利塔·D·古普特和卡爾帕納·莫爾帕里亞是2006年唯一入選《富比士》全球最具權勢女性榜單的印度女性。古普特在2006年10月之前持續經營印度第二大銀行ICICI銀行，莫爾帕里亞則是摩根大通印度區的執行長。
印度婦女 教育與經濟發展
肖在2018年仍列在印度白手起家類最富有女性名單中，她在《富比士》榜單上以淨資產名列第72位。她榜單4位女性中，排名最後的1位，表示該國100最富有的實體中，仍有96個直接或間接由男性控制。
根據印度Kotak財富管理與胡潤百富共同發佈的"Kotak Wealth Hurun – 2018年領先富裕女性榜單"，榜單根據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淨資產，編制出100位最富有印度女性，肖是前10名中僅有的兩位並未依靠血緣繼承財富的女性中的一位，另一位是賈伊什里·烏拉爾。
印度有悠久的歷史，既有許多繼承財富並建立大型企業的女性，也有憑藉自身能力開創成功事業的女性。
在大多數印度家庭中的女性不會以自己的名義擁有任何財產，也不會分得父母的財產。印度女性的財產權因宗教和部落而異，且受到法律和習俗複雜的混合影響，但原則上，該國自《印度2005年繼承（修正）法》通過開始，一直朝著賦予女性平等法律權利的方向發展。
印度婦女 教育與經濟發展
根據1956年的印度教個人法（適用於印度教徒、佛教徒、錫克教徒和耆那教徒），女性有繼承權。然而兒子在祖傳財產中擁有獨立的份額，女兒的份額則基於其父親所取得的份額。因此父親可通過放棄其在祖傳財產中的份額來剝奪女兒的繼承權，但兒子仍可繼承。此外，已婚女兒，即使受到家庭虐待和騷擾的，也無權在祖傳住宅中居住。印度女性由於前述2005年對印度教法律的修正，現已擁有與男性相同的地位。
印度最高法院於1986年裁定，一位名位沙·巴諾·貝古姆的年長離婚穆斯林婦女有權獲得贍養費（參見穆罕默德·艾哈邁德·汗訴沙·巴諾·貝古姆）。然而裁決遭到原教旨主義穆斯林領袖的反對，他們聲稱法院干涉穆斯林的個人法。聯邦政府因而通過《印度1986年穆斯林婦女（離婚權利保護）法》。
印度基督徒女性在離婚與繼承權益上，長期面臨不平等待遇。1994年，教會與婦女團體曾提出法律改革草案（Christian Marriage and Matrimonial Causes Bill），但政府未予採納。直到2014年，印度法律委員會才再次呼籲政府，保障基督徒女性的平等財產權。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印度針對女性犯下的罪行，例如強姦、潑酸、嫁妝死亡、名譽殺人和強迫幼女賣淫，都有相關的報導。湯森路透基金會旗下的新聞服務TrustLaw，根據對213位性別專家的調查，將印度列為世界上女性居住第4危險的地方。印度警方記錄顯示，針對女性的犯罪發生率很高。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NCRB）在1998年報告中稱，到2010年，針對女性的犯罪率增長將超過人口增長率。許多強姦和性騷擾的受害者及家人擔心社會污名，而未向警方報案。而近年官方統計數據顯示針對女性的罪行報案數量急劇增加。
根據對印度新聞報導的分析，在2002年1月至2010年10月期間，潑酸案件中高達72%的受害者為女性。[這些襲擊中，常見的酸性物質包括硫酸、硝酸和鹽酸（價格低廉且易於取得）。潑酸往往是出於報復，且加害者多為受害者的親戚或朋友。近年來，這類駭人聽聞的案件數量持續攀升，對印度女性的人身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傳統上印度的童婚很普遍，但在當今印度已不再持續。史上的童養媳會與父母同住，直到她們達到青春期。以往的童婚妻子成為寡婦後會受譴責，過著極度痛苦的生活，遭剃光頭，與世隔絕，受社會排斥。雖然童婚在1860年就被取締，但迄今仍然可見。《1929年兒童婚姻限制法》是該國的相關立法。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世界兒童狀況-2009年》報告，印度年齡在20-24歲的女性中有47%在法定年齡 (18歲)之前結婚，農村地區則的佔比則達56%。此份報告並提起全球40%的童婚發生在印度。
報告指出，家庭暴力在印度是個極為普遍的問題，對社會和法律都有深遠的影響。前印度婦女和兒童發展部部長雷努卡·喬杜里表示，印度約有70%的女性受到家庭暴力侵害，這個數字凸顯問題的嚴重性。印度在1980年代通過法律手段以遏制家庭暴力，《印度刑法典》於1983年增設第498A 條，明確將"丈夫或丈夫的親屬對婦女施加殘酷行為"列為犯罪行為。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的數據顯示該國每3分鐘就會發生1起針對女性的犯罪，每29分鐘就會發生1起強姦案，每77分鐘就會發生1起嫁妝死亡案，每9分鐘就會發生一起丈夫或丈夫親屬的殘酷待遇案件。雖然印度女性受到《印度2005年婦女免受家庭暴力保護法》的保護，但這類情況仍持續發生。
在印度，家庭暴力有相當廣泛的定義，不僅包括身體上的虐待，更涵蓋任何對女性構成威脅的行為，無論是精神、心理或性方面的傷害，現任或前任伴侶皆可能成為施暴者。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家庭暴力在印度社會中往往不被視為嚴重的犯行，而是被淡化為"家務事"，這種觀念嚴重阻礙受害者尋求協助。針對投訴案件的分類，往往基於種姓、階級、宗教偏見和種族等因素，這些因素同時也影響著是否採決定取進一步行動。雖然眾多研究揭示暴力事件的普遍性，並強調應採取刑事司法途徑，然而，許多受害婦女礙於社會文化背景，即使憲法賦予她們正義、尊嚴和平等的保障，仍選擇不報案。由於這些婦女拒絕訴說受暴經歷並尋求協助，她們往往無法獲得適當的治療與支持。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印度政府通過《1961年嫁妝禁止法（Dowry Prohibition Act 1961 ）》，讓對婚禮的嫁妝索求成為非法行為。然而仍有許多與嫁妝有關的家庭暴力、自殺和謀殺案件出現。在1980年代有大量相關案件受到報導。
為遏制嫁妝習俗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印度政府於1985年制定《嫁妝禁止（新娘和新郎禮物清單保存）規則》，要求在婚禮時必須詳細記錄贈送給新娘和新郎的所有禮物，包括禮物的描述、價值、贈送者姓名及其與受贈者的關係。然而由於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性，這些規則在實際執行上遭遇極大困難，往往形同虛設。
一份發表於1997年的報告揭露印度每年至少有5,000名女性因嫁妝問題而喪生，其中更不乏被偽裝成意外的"廚房火災"，每天至少有十幾名女性因此遇害。這種殘忍的"焚燒新娘"行為，不僅在印度國內備受譴責，更凸顯嫁妝習俗對女性生命的嚴重威脅。官方統計的2011年嫁妝死亡人數為8,618人，然而非官方數據顯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達官方數字的3倍以上。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在印度，男女比例呈現顯著失衡，男性人口明顯多於女性，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許多女性在成年之前便不幸夭折。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印度部落社區的收入水平遠低於其他種姓群體，識字率較低，醫療設施也相對匱乏，但他們的性別比例失衡程度卻較為緩和。許多專家認為，印度男性人口過多的現象，與女嬰殺害及選擇性別墮胎等因素密切相關。其中，西北部的哈里亞納邦以及查謨和喀什米爾邦地區，性別比例失衡的情況尤為嚴峻。
超音波掃描在母嬰照護上是一項重大進步，且隨著掃描儀器日益便攜，這項優勢也擴及至農村地區。然而，超音波掃描常揭示胎兒性別，導致孕婦選擇性墮胎，以期未來能懷上男嬰。這種做法普遍被認為是新生兒男女比例失衡的主因。
印度政府於1994年立法，明令禁止婦女及其家屬於超音波檢查（或其他可得知胎兒性別之檢查）後詢問胎兒性別，同時嚴格禁止醫師或任何人士提供相關資訊。然而，此法（如同禁止嫁妝之法）實行上多遭忽視，女胎墮胎率居高不下，且新生兒性別比例持續嚴重失衡。
女嬰殺害在一些農村地區仍然很普遍。有時這是疏忽所造成，例如，家庭可能不會花錢購買關鍵藥物，或不為生病的女孩提供照護。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嫁妝習俗持續盛行是印度性別選擇性墮胎和女嬰殺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印度，名譽殺人的案件屢見不鮮，尤其在北部地區更是頻繁。這類事件的起因往往是年輕男女未經家族同意而結婚，特別是跨越種姓、宗教，或在印度西北部地區，違反與同一血統結婚的禁忌情況。印度最高法院於2010年針對此問題，特別向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比哈爾邦、北方邦、拉賈斯坦邦、賈坎德邦、喜馬偕爾邦和中央邦等地區發出通知，要求注意及回應。
在印度，特別是北部地區，針對女性具巫術能力的指控，往往演變成殘酷的暴力事件。由於印度社會對超自然力量的強烈信仰，女性受指控而被私刑處決的案例，在媒體報導中屢見不鮮。阿薩姆邦和西孟加拉邦於2003年至2008年間，便有約750人因此喪命。恰蒂斯加爾邦的官員更於2008年指出，該邦每年至少有100名女性因被懷疑為女巫而受凌虐。
印度婦女 針對女性的罪行
印度的女性主義者，學者和作家拉達·庫馬爾將印度的強姦現象描述為該國針對女性最常見的罪行之一，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也直指這是印度亟待解決的"國家問題"。婦女權利團體從1980年代起持續倡議將婚內強姦定為非法，但2013年《印度2013年刑法（修正）法》卻在第375條的例外條款中把婚姻中的性行為列為豁免，明確指出"男子與其妻子（妻子未滿15歲）之間的性行為，不構成強姦"。此條款引發極大的爭議。雖然以人均計算，印度的強姦案報案率相較於其他國家，乃至已開發國家，仍屬偏低，但平均每20分鐘仍新增一件報案。根據印度政府2018年公佈的國家犯罪記錄局數據，印度平均每15分鐘即發生一件強姦報案。
新德里為印度各大城市中，強姦報案率名列前茅的城市之一。資料顯示，印度強姦案件於1990年至2008年間增加一倍。
夏娃的挑逗（調戲婦女）是描述性騷擾或猥褻女性行為的一種委婉說法。許多活動人士將針對女性的性騷擾事件日益增多歸咎於"西方文化"的影響。印度1987年通過《婦女不雅表示（禁止）法案》，禁止通過廣告或出版物、著作、繪畫或任何其他方式對婦女進行不雅表示。
印度於1990年的犯罪報告顯示，針對女性的犯罪中，有一半與工作場所的性騷擾相關，顯示此問題的普遍性。印度最高法院於1997年針對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問題，做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並制定詳細的預防和申訴處理指南。隨後，印度國家婦女委員會將這些指南進一步細化為僱主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印度最高法院於2013年更介入調查一起法律系畢業生指控退休最高法院法官性騷擾的案件。同年12月，《工作場所婦女性騷擾（預防、禁止和補救）法》正式生效，以全面預防和處理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問題。
雖然印度法律明文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行為，但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指出，許多女性在挺身而出後，仍面臨社會污名和報復的威脅。原因為政府在推動、設立和監督投訴委員會方面，仍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人權觀察組織南亞主任更直言，印度雖有進步的法律保護女性免受老闆、同事和客戶的性騷擾，但卻未能有效執行。
總部設於南非的非政府組織ActionAid英國分部的研究也發現印度有高達80%的女性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包括不受歡迎的評論、身體觸摸或性侵犯。然而，許多受害者因害怕被家人排斥，而選擇隱忍不報。
印度已於1956年通過《不道德人口販運（預防）法案（Immoral Traffic (Prevention) Act ）》。
印度婦女 聾人/聽力障礙女性
如同先前所述，印度女性在教育等諸多領域明顯處於弱勢，識字率低導致輟學率高、性別偏見與資源匱乏是主要因素。此外，研究顯示教師是否具備身障相關經驗，顯著影響其對身障學生的態度，這使得聾人女性在尋求公平教育時，面臨性別與聽力障礙的雙重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加劇聾人女性在無障礙教育方面長期面臨的困境，更帶來新的挑戰。她們既要應對性別偏見與需求被忽視的問題，還要克服因缺乏面對面交流及口罩阻礙唇語辨識所造成的障礙。印度非營利組織冉冉火焰(Rising Flame)提出的研究報告指出，超過九成的受訪聾人、視聽障礙及聽力障礙女性，在疫情期間及其他資源的可及性方面遭遇嚴重困難。
印度婦女 其他問題
印度女性的社會參與程度深受地域文化與家庭背景影響。例如，西北部拉傑普特人女性傳統上需遵守披戴蒙面頭巾（ghunghat）的習俗，至今仍普遍存在。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越來越多女性勇於挑戰傳統束縛，如哈里亞納邦農村女性便積極擺脫蒙面紗。由於印度多數人口居住於民風保守的農村地區，女性行為稍有不慎，便可能為家族"名譽"帶來負面影響。
印度婦女 其他問題
家庭榮譽的概念在印度北部尤為盛行。Izzat是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榮譽概念。Izzat適用於男女兩性，但方式不同。女性必須保持貞潔、被動和順從，以維護"家庭榮譽"，而男性則必須強壯、勇敢，並願意且能夠控制其家庭中的女性。德里周邊的農村地區是印度最保守的地區之一。估計印度所有名譽殺人事件中有30%發生在西部的北方邦，哈里亞納邦則被描述為"在種姓、婚姻和女性角色方面為印度最保守的地區之一。根深蒂固的父權制，種姓純潔至關重要，婚姻的安排是為維持現狀。"
印度最高法院於2018年推翻禁止10至50歲女性進入喀拉拉邦薩巴里馬拉神廟為期達數十年的禁令。兩名女性於2019年在警方護送下進入神廟，引發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強烈抗議。印度人民黨喀拉拉邦分部主席斯里德哈蘭·皮萊將此舉斥為無神論者摧毀印度教寺廟的陰謀，而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亦批評共產黨人對印度傳統文化缺乏尊重。由於該神廟供奉禁慾神祇阿亞帕，信徒認為女性進入會玷污聖地，違背神祇意願。進入神廟的兩名女性被迫躲藏，並接受全天候警方保護，其中一人甚至遭丈夫逐出家門。此後，多名欲進入神廟的女性均遭示威者阻撓。
印度婦女 其他問題
在2018年11月之前，女性被禁止攀登阿加斯蒂亞馬拉山，此禁令由法院裁決後撤除。
相較於多數國家，印度女性平均壽命仍偏低，但近年已逐步改善。然而，尤其在農村地區，家庭內部的營養歧視導致女性普遍貧血與營養不良，近半數青春期少女長期面臨此問題。懷孕期間的營養缺乏更易引發生產併發症。
印度的孕產婦死亡率位居全球第56位。雖然全國有42%的生產在醫療機構中進行，農村地區仍以家庭成員協助生產為主，這些非專業的接生者，可能無法及時應對生產過程中出現的併發症，從而威脅到孕婦和新生兒的生命安全。<refname="un_women_free_equal"/>
印度農村地區的女性對於是否要懷孕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自主權。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的女性，他們無法取得安全且能自主控制的避孕方法。公共衛生系統傾向於推廣絕育等永久性避孕手段，以及無需後續追蹤的宮內節育器等長期方法。絕育佔印度所有避孕方法的75%以上，其中女性絕育幾乎佔所有絕育手術的95%。估計該國於2007/2008年的避孕普及率為54.8%。
印度婦女 其他問題
印度最高法院於2022年9月29日針對民事上訴第5802號案件，由三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做出一項具里程碑意義的裁決。這項裁決不僅將"女性"的定義擴展至所有需要安全墮胎的人，更明確納入跨性別者和其他性別多樣化人士，而不僅限於順性別女性。法院在此次裁決中強調，醫療從業者在處理墮胎需求時，應避免施加法律未明定的額外條件，例如要求取得家屬同意、提供文件證明或司法授權。法院明確指出，除非尋求墮胎者為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否則僅需其本人同意。法院更進一步闡明，"每位孕婦都擁有自主決定是否終止妊娠的內在權利，無需任何第三方的同意或授權"，並明確宣告女性是"是否要進行墮胎的最終決策者”。針對已婚與未婚婦女在合法懷孕期上的差異 - 已婚婦女為24週，未婚婦女為20週 - 法院裁定，此區別構成歧視，既不合理也也缺乏法律依據，並違反《印度憲法》第14條的平等原則。法院同時宣告，"所有婦女均享有安全且合法的墮胎權利。"此外，關於因婚內強暴導致的懷孕，法院裁定，婦女得在懷孕20至24週的期限內，以"性侵或強暴倖存者"的身分尋求墮胎。
印度婦女 其他問題
印度低種姓婦女的地位已顯著提升。受過教育且經濟狀況良好的達利特婦女曾透過政治活動爭取地位，然而，隨著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參與政治的達利特婦女人數後來有所下降。達利特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被認為有所改善。
印度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歸因於性別選擇性墮胎和殺害女嬰，每年約有一百萬女嬰受此影響。印度政府於2011年稱印度少了3百萬女孩，而現在每1,000名男孩中，女孩人数比正常情况少了48名。印度政府已採取進一步措施以改善這一比例，據報導，這一比例近年來已有所改善。
全球因性別選擇而流失的女性人口總數達到一億人。在亞洲的開發中國家，包括印度，男女性別比例明顯偏向男性，遠高於北美等地區。
男女兩性之間的差距，直接反映出印度社會內部的性別偏見。在印度，男女在健康和教育權利上並不平等。男性教育和健康被視為更優先的事項，因此女性的死亡率正在上升。
據報導，農村地區的學校衛生設施已得到改善。但於現有的社會文化規範和學校衛生狀況，女學生仍不准像男學生那樣在露天如廁。家中缺乏衛生設施迫使婦女等到晚上才到外頭露天如廁，以避免被人看見。比哈爾邦的衛生設施普及情況一直受到討論。根據2013年的一項估計，比哈爾邦約有85%的農村家中無廁所，這對婦女和女孩到田野間解決排泄問題，而在田野中被跟蹤、襲擊和強姦的風險因而隨之增加。
於2011年，印度最大城市孟買有一場媒體稱之為"小便權"的運動應運而生。雖然法律明文禁止，但孟買的女性如廁卻需付費，對男性則無此要求。此外，女性在田野如廁時，更屢遭性侵犯。活動人士為此發起連署，收集超過五萬份簽名，向地方政府提出訴求，停止向女性收費、增建公共廁所、確保廁所清潔、提供衛生棉及垃圾桶，並聘用女性服務人員。面對輿論壓力，市政府承諾在孟買興建數百座女性專用公廁，部分地方議員亦承諾在其選區內增設女廁。
印度婦女 延伸閱讀
現代印度女性主義的萌芽，可追溯至印度西部馬哈拉什特拉邦的社會和宗教改革運動。
Basu, Aparna, , Offen, Karen; Pierson, Ruth Roach; Rendall, Jane  (编),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81, 1991, ISBN 978-0-333-54161-6, doi:10.1007/978-1-349-21512-6_10, hdl:2027/heb.03316.0001.001.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英語：）指的是印度男性和女性在健康、教育、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不平等。有各種國際性的性別不平等指數對印度在這些方面進行排名，結果各不相同，而這些指數本身也存在爭議。
印度的性別不平等及其社會成因，影響到印度人口的性別比、女性一生中健康、她們的學歷，甚至是她們的經濟狀況。性別不平等亦阻礙專為男性制定公平的性侵害法律，使得男性在遭性侵時難以獲得應有的保障。印度性別不平等是個多面相的問題，主要是婦女受到影響，但男性也受到影響。當審視整體印度人口時，婦女在幾個重要方面處於不利地位。縱然印度憲法明訂男性和女性權利平等，但性別差距依然存在。
研究顯示印度許多領域（包括職場在內），性別歧視在多數情況下對男性有利。女性生活的許多方面，從職場發展和進步,到精神健康疾患，均受歧視影響。 雖然印度關於強姦、嫁妝和通姦的法律以女性安全為核心，而實際上高度歧視性的做法仍然以驚人的速度出現，讓當今許多女性的生活受到影響。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性別不平等相關數據
下表將印度兩性在各種不平等統計指標上的數據列出（來源：世界銀行性別統計數據庫（2012年））。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印度於全球排名
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團體對各國性別不平等作排名。例如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都會發佈各國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I）。該指數並非關注女性賦權，而是關注男性和女性在4個基本類別中的相對差距 - 經濟參與、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以及政治賦權。其中包括諸如估計的性別選擇性墮胎、一國女性元首在位的年數、女性與男性的識字率、該國女性與男性收入的估計比率以及其他一些相對性別統計指標等。但不包括針對女性與男性的犯罪率、家庭暴力、名譽殺人等因素。WEF在無數據或是難以收集的情況下，會使用舊數據或採最佳估計來計算該國的此類指數。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印度於全球排名
根據WEF於2011年發佈的《GGI》，印度於135個受調查的國家中，性別差距指數排名為第113位。印度此後的性別差距指數排名有所提升，於2013年在136個受調查國家中升至第101位。印度的GGI各項組成中，在政治賦權方面表現良好，但在性別選擇性墮胎方面的得分與中國同樣不佳。印度在整體女性與男性識字率和健康排名方面得分也很低。印度於2013年的總分為0.6551，而排名第1的冰島總分為0.8731（無性別差距（即滿分）的分數為1.0）。
其他衡量標準還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社會機構性別指數（Social Institutions Gender Index，SIGI），印度於2012年在86個國家中的排名為第56位，比其於2009年在102個國家中排名第96位有所改善。SIGI衡量的是導致不平等的歧視性社會制度，而非不平等的結果本身。同樣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也發佈其性別不平等指數（UNDP），印度在148個國家中排名第132位。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印度於全球排名
對指數的質疑
學者們對這些指數和全球排名的準確性、相關性和有效性提出質疑。例如Dijkstra和Hanmer兩位研究人員承認，雖然有關性別不平等的全球指數排名引起媒體的關注，但其存在重大局限性。用於計算指數的數據既過時、不可靠且令人懷疑。更有甚者，當一國的男性與女性均承受同等程度的剝奪與缺乏賦權時，該國仍可能獲得高排名。也就是說，若非洲和中東地區的男性與女性在經濟參與、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及嬰兒死亡率等問題上，存在同等程度的劣勢，即使女性在這些方面明顯落後，而此類國家仍可能在排名上位於前茅。這些指數的有效性因而有其侷限。與其關注排名，不如將重點放在衡量女性的發展、賦權和性別平等上，尤其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等相關年齡群體方面的。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印度與其他開發中國家一樣，性別不平等情況嚴重，婦女賦權程度低於已開發國家。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出生性別
印度社會的文化結構強化對男女性別的偏見，異性所受到的偏見影響，會因情境差異而呈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實際情況是印度持續強烈偏愛男孩。女嬰殺害和性別選擇性墮胎事件發生，強烈反映出印度婦女在社會中居於低落地位。該國於201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7歲以下女童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下降，活動人士估計該國在過去10年中可能有8百萬女胎遭到墮胎。而在2005年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女嬰和男嬰的死亡率分別為千分之61和56，在印度的女胎由於偏見、文化刻板印象、不安全感等原因，比男胎更有可能被墮掉。
印度的2011年人口普查報告顯示男性及女姓間性別比例（0-6歲）出現下降 - 每1,000名男性對應914名女性（低於2001年的927名），為印度獨立以來的最低數字。
富裕父母偏好生子，透過醫界提供的非法胎兒性別鑑定和性別選擇性墮胎方式以達目的。醫生從事這些非法勾當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似乎遠超過他們因違法可能受到的處罰。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教育方面的差距
印度婦女獲得教育的機會低於男性的。雖然印度女性的識字率正上升中，但仍落後於男性的識字率。印度女性識字率為65.46%，而男性的為82.14%。造成如此差異的一個根本因素是父母認為女孩接受教育是種浪費，女孩最終會出嫁，然後住在夫家。人們堅信女性終究會根據傳統而成家庭主婦，因此難於從對他們的教育投資獲益。
印度政府為推廣教育，於近年設立部落寄宿學校（Ashram schools）、針對低識字率地區推動教育方案以及提供學前和學後獎學金（Pre-Matric and Post-Matric Scholarship）、設立拉吉夫·甘地國家獎學金（Rajiv Gandhi National Fellowship）等。然而由於特別是在印度農村和部落社區針對婦女教育的落後觀念，而阻礙婦女能利用到這些資源。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教育方面的差距
在印度農村或部落社區的婦女，與男性的教育差距更大。2011年，在賈坎德邦表列部落（STs）中男性的識字率約為68%，而女性的僅約為46%。部落婦女缺乏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又因為與城市社會隔絕，徹底斷絕她們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能力。印度社會普遍對部落婦女抱持負面的刻板印象，認為她們無一技之長、生活混亂且性觀念開放。這導致試圖融入社會的部落婦女，往往被迫從事性工作或體力勞動，處境艱難。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成年及之後
由於印度對婦女歧視，而導致他們的工資低於男性的，印度婦女在相同職位與資歷條件下的平均收入僅為男性同儕的64%。
因而導致女性在自主性和權威上不足。法律上雖賦予女性平等權利，但現實中平等並未充分實現。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對於婦女的土地和財產權的保障不力，人們通常仍依循固有習慣法來行事。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經濟不平等
印度婦女於2013年的勞動參與率為80.7%。在擁有140個國家會員的全球最大人力資源協會 -  人力資源管理協會中服務的南希·洛克伍德（Nancy Lockwood），她在2009年撰寫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低於男性，但自1990年代開始即持續快速增長。洛克伍德指出印度於2001年擁有3.97億名勞工，其中有1.24億名是女性。
印度的勞工中有超過50%受僱於農業。大多數農村男性從事耕種，而大多數女性則從事牲畜飼養及雞蛋和牛奶的生產。研究人員Rao指出，農村婦女中約有78%從事農業，而男性則為63%。約37%的婦女直接參與耕種，但她們在農業灌溉、除草、揚穀、插秧和收穫階段更為活躍。於2004年，印度約70%的農地工作由婦女完成。印度茶園的婦女勞動參與率約為47%，棉花種植為46%，油籽種植為45%，園藝為39%。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經濟不平等
印度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工資並不平等。於2009年，人工犁田的工資差距最大，男性每天工資為103盧比，而女性僅為55盧比，工資比為1.87:1.0。播種的工資比為1.38:1.0，除草的為1.18:1.0。對於揚穀、脫粒和插秧等其他工作，男性與女性的工資比在1.16:1.0至1.28:1.0之間變化。於2009年，在印度所有邦的清掃工作，男性和女性的工資相同。
雖然法律支持金融機構提供婦女貸款，且針對婦女的小額信貸計劃也很普遍，但由於女性通常擁有的財產較少，她們往往無法提供貸款所需的擔保品。此外，小額信貸方案也因其中強制性的做法而受到密切關注。雖然該國有許多小額信貸計劃能成功推動，並促成社區婦女設立自助團體，但印度政府於2012年對小額信貸做法進行的一項審查，發現婦女會受多個放貸機構推廣，而取得過多貸款，信貸能力因而過度擴張。報告又提出這些計劃的經濟激勵措施並不符合婦女的利益。因而發生許多婦女因無法償還債務而自殺的案例。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經濟不平等
印度法律規定婦女擁有平等的財產所有權和繼承權，但實際上70%的農村土地均由男性擁有，婦女處於不利地位。雖然有《印度1974年已婚婦女財產權法（Married Women Property Rights Act of 1974）》等法律保護婦女，但很少會有人尋求法律救濟。雖然《印度教2005年繼承（修訂）法》明文規定，男性和女性於祖傳和共有財產應享有平等繼承權，但執法效果不彰，特別是在印度北部地區。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經濟不平等
在財產所有權上，部落婦女同時承受著社會與法律層面的不公平待遇。印度的部落社群仰賴土地生產以確保經濟穩定，他們的生活型態和收入來源均與農業密不可分。印度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保障部落社群對其土地的權利。該公約推動相關政策，要求在利用部落土地以開發時，必須取得部落社群自由、事先且知情的同意，並確保開發過程能包容並適應當地部落社群的需求。也賦予部落人民在土地復原後，重新取得土地所有權的選擇。印度農村地區已頒佈多項政策，目的在保護部落土地，如《1908年喬塔納格普爾佃農法（The Chota Nagpur Tenancy Act, 1908）》、《1949桑塔爾帕爾加納佃農法（SANTHAL PARGANAS TENANCY ACT 1949）》及《威爾金森判例（Wilkinson's Rules）》。然而，部落社群與私人企業或邦政府所簽訂的合約，經常遭到違背，導致許多家庭被迫遷徙。
再者，人們發現前述的土地保護政策並未將部落婦女涵蓋在內。印度的部落婦女，其社會地位主要來自她們身為森林採集者的角色，因此不完善的財產保障政策對她們的影響尤為顯著。部落婦女因被迫遷徙，在以種姓制度為基礎的農村社群中，面臨安置困境與歧視。部落社群的邊緣化，對女性而言，最嚴重的後果之一便是缺乏工作保障。印度現行的部落家庭安置政策，往往將援助重心放在男性勞工或以女性為經濟支柱的"典型"家庭，導致其他型態的家庭，特別是婦女，在遷徙後面臨更嚴重的經濟困境和工作保障淪喪。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職業不平等
不同的研究檢視擔任創業角色的婦女，以及圍繞她們參與這個非正式經濟部門的態度和結果。研究人員Tarakeswara Rao等人於2011年在美國雙週刊《商業雜誌（期刊）》上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導，提出印度人口中近50%是女性，但女性擁有的企業不到5%。事實上，印度企業家中以創業為主的只有7%是女性，其餘93%皆為男性。研究人員Colin Williams和Anjula Gurtoo於2011年在國際性出版機構Emerald Publishing發行的《國際性別與創業精神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發表的另一項研究報告，描述女性企業家由於不同因素，在其工作發展中面臨多重障礙。其中一些障礙包含缺乏獲得機構信貸的機會，這對他們擴展業務會有不利影響。此外，在這個領域中的女性可能缺乏正規的工作場所，且由於她們在社會中更公開出現，而面臨性別暴力。印度女性企業家面臨的另一重要挑戰是她們在職業角色中的活動類型。這些活動相當有限，與傳統的性別角色相符，例如在印度寺廟販賣水果或鮮花等活動，而阻礙女性企業家超越特定界限，能進一步發展。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職業不平等
Colin Williams和Anjula Gurtoo的此項研究還對從事創業的各個女性進行個人訪談以收集數據。研究中的女性企業家，其職業類別為：家庭幫傭、小販、辦公室助理和店員。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創業女性不像在其他行業工作的同儕那樣，會認為工作保障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她們一開始選擇創業，是因為沒有其他工作機會，而經濟上的好處則是在事業穩定後才會慢慢出現。
印度的教師人數及其對教育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該國女性教師在1970年代中期有25%的佔比，到2008年增加到43%。女性教師的教育資格較男性教師為低，但受過教師培訓的女性教師比例略高。此外，研究訪談過的教師中，擁有10年以上教學經驗的女性多於男性的。
多種因素導致印度女性在科學領域面臨障礙和歧視，但多年來情況已逐漸改善。
於2003年對印度4所科學技術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的一項研究，女性教職員工表示她們在工作中遭遇偏袒男性的性別歧視。。此外，在招聘面談時，面試委員會詢問女性應徵者如何在家庭和工作間取得平衡，以及她們為何要來應徵，而非做個家庭主婦。由於人們認為女性婚後會對工作投入較少的心力，而出現偏袒男性的歧視性提問。
印度性別不平等問題 職業不平等
印度的研究發現，女性參與森林和能源計畫，能分別帶動森林復育率提高28%，以及離網能源（不依賴傳統電力網路（電網）的能源供應系統）銷售額成長30%。
儘管現行規定會限制女性在武裝部隊中擔任戰鬥職務，且研究建議將女性軍官參與近身作戰排除在外，同時認為其指揮能力尚待培養。但女性在軍隊中的地位正逐步提升中。印度前任國防部長即為女性（尼爾瑪拉·西塔拉曼於2017年9月3日 - 2019年5月30日期間擔任印度國防部長，是繼英迪拉·甘地之後的第二位女性國防部長，也是第一位女性專職國防部長），即顯示此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