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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 (1948-1953年) 氢弹
1952年11月，美国首次试验了氢弹，1953年8月，苏联首次试验了核弹，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而不是核裂变，并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部署。
冷战 (1948-1953年) 文化
对核战争的恐惧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民事防护部门制作了公共安全电影，展示了保护自身免受苏联核攻击的方法。1951年的儿童电影《卧倒并掩护》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于1949年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极权政府已经达到了可怕的权力和控制水平。在《一九八四》，奥威尔挖掘了未来几十年内困扰西方国家的反共情绪。在冷战的背景下，他的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苏联共产主义。1945年出版的著名极权统治寓言《动物庄园》引发了类似的反共情绪。
华人移民悉尼
华人移民悉尼的历史可追溯至近两百年前，麦世英是澳大利亚有记录的第一位定居者。2006年人口普查显示，悉尼有221,995人（5.39%）报告说粤语或标准中文是他们在家使用的语言。  宝活、 伊士活 、 金匙、 罗德岛等区都有较多华人聚居。
自1828年起，中国移民被视为解决新南威尔士州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直到19世纪后期，移民规模仍然很低。
后来被称为“白澳政策”的政策导致一系列限制性立法在州一级以及后来的联邦一级得到通过。从20世纪50年代起，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有所缓解，如今，华人社区已成为悉尼城市特色中一个充满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如今华人已成为第三大移民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移民的永久性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而且移民的方向也不再单一，中国人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学生和学者就是这种模式的例子。1990年，中国定居者很少永久返回，但到了2002年，永久离开澳大利亚的香港定居者的数量与当年抵达的人数相当。
华人移民悉尼 首批抵达悉尼的
有记录的最早的中国定居者是麦世英，他于1818年到达这里，并在巴拉馬打购买了土地。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1823年，莎拉·汤普森 (Sarah Thompson) 将他的名字改为约翰·夏英 (John Shying)，并于1829年获得了帕拉马塔一家名为Lion的酒馆的经营执照。他于1832年返回中国，但五年后又返回悉尼。他的一些孩子成为了家具制造商，他们的后代今天居住在墨尔本。 这种与中国保持联系同时融入世界的历史在十九世纪一再重演。欧洲移民常常觉得漫长的回家之路令人望而生畏，但许多中国人却并不觉得与旧时的联系有多么遥远。
华人移民悉尼 首批抵达悉尼的
19世纪40年代囚犯制度结束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促使一些国家尝试从中国进口一些所谓的“苦力”劳动力。第一批大型中国乘客乘坐猎鹰号从厦门抵达，并于1848年10月停靠在米勒斯角的亨利摩尔码头，121名中国乘客中约有一半在这里下了船。到了1852年，抵达这里的人数已超过1500人。他们的本意是作为契约劳工在农村农场工作，但有些人留在了悉尼，其他人则逃离了与世隔绝的丛林，返回了城镇。一旦发现金矿，五年的契约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中国人也像其他染上淘金热的人一样，放弃了自己的岗位，前往淘金。
华人移民悉尼 恐惧、疾病和限制
1852年初，淘金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南方，许多来自广东和厦门的船夫通过赊票系统抵达中国，一旦赚到钱，就需要支付船费。很少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到达这里。因此，大多数中国移民都在澳大利亚的金矿区以及黄亚萨等澳大利亚乡村地区寻找黄金。第一项旨在阻止华人入境的法案于1861年出台，但由于入境人数减少，该法案于1867年被废除。新的淘金热和淘金人数的增加导致1881年和1888年再次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
讽刺的是，引发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反应的不仅是中国人的“异类性”，还有中国的邻近性。中国距离那里足够近，可以让船只在某些疾病的潜伏期内抵达。1881年，为了应对天花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强烈的反华情绪，亨利王子医院在当时与世隔绝的城市南部小湾建立了医院。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里还设有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而这种人们最避之不及的疾病也与中国人有关。
华人移民悉尼 留下和离开
尽管有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但留下来的人却很少。例如，1880年，东方及澳大利亚轮船公司在悉尼和香港之间往返航行了19次，共运送2,564人入境，2,569人回国，缺口为5人。此外，由于农历新年期间人口流动减少，2月份之后大量中国人口涌入，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悉尼港口的频繁进出促进了该市的经济增长。从淘金热开始，就有中国人明白，在城市里，通过为淘金者提供住宿的地方、镐、铲子和一袋袋米，可以更稳赚不赔，至少可以谋生。
1861年人口普查夜，官方数据显示悉尼有189名华人，1871年则上升至336人，1881年更增至1,321人。大部分都是男性，不过也有少数人获得许可带妻子来。移民安排往往涉及层层义务，有时甚至涉及敲诈勒索，许多未能成功移民的中国人无法回国。在悉尼从事卑微的工作有时可以让他们积累足够的资本光荣归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准备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华人移民悉尼 岩石区唐人街
到了19世纪60年代，悉尼的商业名录中列出了中国商铺，尤其是岩石区的商铺，靠近码头的下乔治街上集中了中国商店、餐馆和寄宿公寓。到1870年，该地区至少有5家家具店，表明经济活动更加综合。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阿玩具（Ah Toy）的工坊，它不仅生产廉价家具，还为高档的戴维琼斯百货公司完成订单。
华人移民悉尼 岩石区唐人街
1878年，针对中国商人的暴力事件激增，导致中国商人向殖民政府请愿，要求保护他们免遭“流氓”的侵害。这种反华行为与工会会议呼吁停止移民有关，会上发言者公开鼓吹暴力。工会反对中国雇主支付给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但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像一些有组织的中国家具工人所呼吁的那样，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条件，而是主张排斥。11月，海员工会罢工，抗议澳大利亚轮船公司使用廉价中国劳动力。公众举行了几场集会，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大型反华火炬大会之后，一群抗议者决定游行到议会大厦，要求驱逐中国人。据警方报告，另一伙人约有2,000人，他们沿着皮特街前往桥街 ，然后前往皇后广场 (Queen's Place，现为达利街 (Dalley Street)) 的阿玩具 (Ah Toy) 家具店。暴徒们试图焚烧大楼，他们可能知道楼上有许多中国工人正在睡觉。
华人移民悉尼 岩石区唐人街
邓光达在金矿搜捕鸦片瘾君子时，发现中国男子与73名吸食鸦片的澳洲白人女子生活在一起，许多遭丈夫和妓女虐待的无家可归妇女，躲进赌场的中国鸦片馆后逃走，嫁给了悉尼的中国男子，弗朗西斯·霍普金斯牧师曾说：“中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妻子几乎是他的上帝，而欧洲人的妻子则是他的奴隶。”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女孩都爱上杏眼仙子的原因。 '在解释这些女性嫁给中国男性的原因时，她这样说道。
澳大利亚的白人害怕来自太平洋岛民和亚洲男性的性威胁和种族威胁，《悉尼先驱晨报》写道，中国佬“与卑鄙的白人女人结婚或同居，与白人男人推挤和竞争，当谈到在热带地区劳作时，就取代了他。” 由于澳大利亚几乎从未允许非白人女性移民，导致种族性别失衡，北澳大利亚的跨种族性行为和卖淫活动蓬勃发展。
墨尔本小伯克街区和悉尼下乔治街周围发展出以华人男性为主的聚居区，到1870年，澳大利亚共有50,000名中国劳工和牧师，鸦片馆在华人聚居区周围随处可见，中国男性与贫穷的白人女性结婚或由贫穷的白人妓女提供服务，她们填补了华人社区中缺失的女性空间，这导致白人女性被谴责为鸦片使用者，并激起了反华情绪。
华人移民悉尼 岩石区唐人街
1891年12月14日，议会委员会就悉尼的华人赌博问题召开会议，传唤欧洲白人女性出庭作证，例如27岁的 Minnie，她与两名中国男子建立了长期关系，在她与多名中国男子发生“随意”性关系后，这两名男子对她很友善。
16岁时，米妮逃离了酗酒、虐待她的丈夫，之后她和一些朋友认识了同样做爱的中国男人，并最终与他们发生了性关系。除了明妮，还有另外七名妇女接受了采访。这些女孩和妇女通过在内城和岩石区 (The Rocks) 的中国人家中寻求庇护，逃离了危险的街头生活。接受采访的另一名妇女是汉娜 (Hannah)，她逃离了被监禁的残暴的欧洲丈夫，与一名中国男子同居。她解释说，“我认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比和所有人在街上流浪要好”，因为丈夫的“家人不会照顾我”。明妮说，“我认为，他们中有一半人是在无处可去的时候才来找中国人的”，当她被问到“是因为中国人对她们好吗？” 她说“这是主要原因，也是为了有个家。”
华人移民悉尼 岩石区唐人街
一些欧洲丈夫和伴侣试图强迫她们当妓女“游街示众”并拿走她们赚到的钱，或者对她们施暴，这导致这些妇女不得不去找为她们提供住房的中国人，波琳解释说“我宁愿和一个中国人住在一起，也不愿和一个白人住在一起。中国人知道该如何对待女人。 ' 在她的欧洲丈夫试图让她成为妓女后，一位名叫莫德的妇女说“他试图取悦我，我也试图取悦他”；一位名叫阿德莱德的妇女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并想嫁给他，但他的父亲强迫他断绝关系；另外两名接受采访的女性是艾伦·A和艾伦·B。
有些妇女在与一名中国男子建立关系后，仍与多名其他中国男子卖淫，这些妇女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妻子而自豪，她们的房子维护良好，说她们的“干净整洁”，委员们甚至说她们的房子“干净，甚至布置得高雅”，艾伦·B 说“你总是看到所有中国女人的房子都干净舒适”，“总是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明妮说她“与中国人生活得很体面”，这些女人也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不同种族的非白人，说像印度水手这样的“黑皮肤”男人与中国人不同，艾伦·B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女孩会在乎黑皮肤的男人。”
委员会承认“她们有理由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满意，正如她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她们不是勤劳的中国人的情妇，她们很可能会流落悉尼街头。”并承认，如果没有鸦片问题，“就不可能说这些最不幸的女性没有跨越种族界限来改善她们的环境”，并且“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外来人口现在对年轻人的道德构成了威胁。”所以委员会最终只是提倡采取更严厉的反鸦片措施，妇女们也驳斥了理查德·西摩督察在1875年的说法，即鸦片会使女孩失去知觉并容易受到性行为的伤害，这表明吸食鸦片的人在吸食过程中是清醒的。1875年的一次调查中，警方报告称，这些华人正在接受年轻女孩的服务。
一名欧洲男子最初在墨尔本使艾伦·B怀孕，随后她搬到了比奇沃思、奥尔伯里，生下孩子后最终搬到了悉尼，来到一家英国圣公会开办的“教会之家”，该机构是为“堕落女性”开设的，那里的一名妇女把她介绍给了中国人。
岩石区（The Rocks）的中国男人每天接受40到50名欧洲女人的性服务，这些女人并不是像委员会采访的女人那样与单个中国男人同居的“情妇”，而是全职妓女。委员会承认，“在华人中卖淫的欧洲妇女，几乎都是为了躲避同族男人的暴行而逃到她们现在的住处。她们失去了种姓，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成为流氓的苦力，遭到他们的虐待，有些人还进过监狱，没有人享受过体面的家庭保护。因此，由于没有更好的前途，她们寻找中国人，至少中国人给她们的报酬不错，对她们也很友善。”这些妓女分布在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华人定居点的乡村。 许多妓女都是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爱尔兰天主教女孩和妇女。
华人移民悉尼 干草市场唐人街
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镇上的干草市场一端、古尔本街和坎贝尔街及其小巷里，靠近贝尔莫尔水果和蔬菜市场的地方，也出现了一批中餐馆。当菜农把农产品带到城镇时，他们会在那些已接近使用寿命的建筑物里过夜。曾经臭名昭著的杜兰德巷（Durand's Alley）长期以来在官方卫生报告中被称为“肮脏的贫民窟”，而由 Kow You Man 经营的大楼可容纳100人。19世纪80年代，这条街被重新命名为罗伯逊巷，以纪念罗伯逊的马车厂。19世纪80年代末，该厂被邝崇接管并经营成一家寄宿公寓，他向每位男士收取每晚6便士的租金，向每匹马收取每晚6便士的租金。 在花园里干活的人是华人中最贫穷、最不融入社会的人，反华同盟经常向当局抱怨干草市场房产的状况。
华人移民悉尼 干草市场唐人街
然而，到十九世纪末，许多成功的中国商店已在该地区合并，一些商店拥有新建筑和产权契约以表明中国所有权。许多较富有、有地位的华商选择留在岩石区 (The Rocks) 或搬到郊区的别墅，比如著名餐馆老板和美食家梅光达 (Mei Quong Tart) ，他就在阿士菲尔德 (Ashfield)建立了自己的家族庄园。然而，靠近 Haymarket 市场的街道却成为数量虽少但不断增长的中国家庭的首选地点。到1900年，韦克斯福德街的住户几乎全部是中国人，虽然这里被普遍认为是贫民窟，但这里的许多中国居民都是受人尊敬的公民。社区发言人 James Ung Quoy 住在那里，而华人长老会的 John Young Wai 牧师住在附近的玛丽街，《澳洲华人先驱报》主编 Sun Johnson 也住在附近的玛丽街。1891年，当皇家委员会调查华人涉嫌赌博及不道德行为的委员们走访其中一些家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家庭的房子整洁、温馨。当澳大利亚妇女提供证据证明她们嫁给中国男人是因为她们爱他们，而且因为她们更喜欢这些男人的温柔举止，而不是那些喝醉的爱尔兰男人的“傻瓜”时，她们更加惊讶了。汉娜（未透露姓氏）谈到她的中国丈夫时说道，“对我来说，这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
华人移民悉尼 干草市场唐人街
1891年的皇家委员会让我们得以真正了解悉尼的华人，该委员会收集了大约60人的证据，其中有华人和非华人，有男性也有女性，从劳工到社会精英都有。梅光达 (Mei Quong Tart) 可能是当时悉尼最知名的华人，他是一名委员，他的存在或许可以阻止他的同事们说出夸张的话。他们在评论吸食鸦片时仔细地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并发现华人赌场依赖欧洲人的赞助生存，而且总体而言，华人赌博只占悉尼人赌博习惯的一小部分。
华人移民悉尼 宗族、村落和寺庙
在外人看来，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但在内心深处，对宗族和村庄血统的忠诚却非常强烈，往往优先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忠诚。1891年皇家委员会注意到，大型店铺往往也是宗族堂（社团）的基地，这些社团的发展是为了照顾中国不同地区人们的利益。他们提供写信人，通过个人联系链（而不是不值得信任的银行）将钱汇回国内，提供法律支持，裁决纠纷，并负责埋葬和将骨头运回中国。这些宗族组织至今仍然存在，为新来者和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
华人移民悉尼 宗族、村落和寺庙
1881年《限制华人入境法案》和1888年《限制华人入境与管制法案》成功阻止了华人入境，并且除少数人外，其他华人无法再次入境澳大利亚。随着金矿开采的逐渐枯竭，悉尼农村地区的华人人口逐渐减少，而悉尼的华人群体却不断壮大，因为这座城市对留下来的日益减少的人口变得更具吸引力，这些人要么属于豁免类别，要么持有早期获得居留权或入籍的文件。根据人口普查，到1901年，有3,276名男性和56名“出生在中国”的女性居住在悉尼。如果加上部分华裔和不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则记录显示居住在悉尼的华人有3,680名。这种集中过程在二十世纪初持续进行，因为来自墨尔本等大陆其他地区的华人纷纷涌向悉尼。华人社区牢牢扎根于该市以及菜园兴旺的周边郊区。中文标牌显示该镇华人区的商家。来自 Go Yui 的中国园丁在亚历山大建造了一座寺庙，当时和现在都由Yui Ming Hung Fook Tong管理。 Sze Yup人在Glebe Point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座寺庙供奉关公，象征忠诚和互相支持。位于萨里山威克斯福德街的中国圣公会教堂虽然设计得比较低调，但仍具有中国特色，教堂内装饰有中国风格的塔楼和十字架。
传教热情吸引了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教堂融入到这座城市的华人生活。1886年，在岩石区王子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粤语-英语联合仪式，庆祝蒂尔·塔克牧师的任命。长老会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举办中文礼拜，在约翰·杨·魏牧师的领导下变得非常活跃  ，其中包括将艾拉桑基的赞美诗翻译成粤语。1885年，长期在城中和博塔尼的华人圣公会担任牧师的苏胡登（Soo Hoo Ten）在圣安德烈座堂接受任命。
华人移民悉尼 政治分歧
但许多华人并不信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而且在政治上，这个群体也是多元化的。由于家人和朋友经常在两地之间往返，祖国的未来对于许多悉尼的华人来说至关重要。到了二十世纪初，悉尼出版的许多中文报纸开始积极讨论地方问题和中国政治的剧烈演变。在商业合作和移民法规等问题上，不同派别的中国领导人能够为了共同利益齐心协力，但在中国政治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中华帝国协会和连益堂等组织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商人协会，并最终于1913年更名为中华商会，它们利用其喉舌《东华时报》来支持中国的现状。汤马士·义兴 (Thomas Yee Hing)，来自历史悠久的 Rocks 安昌洋行 (On Chong & Co)，与 Ping Nam 和 William Gockson 一样，都是君主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
华人移民悉尼 政治分歧
亲共和派分子在历史上与十九世纪早期的义兴派有一定联系， 或洪联盟 组织（三合会）致力于推翻满族统治。尽管传统上人们认为这些群体不太体面，但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些群体重新定位自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中国社会所接受。该运动于1908年公开成立，并在萨里山设立办事处。1912年，该运动迁至萨里山玛丽街的新址，并采用了英文名称“华人共济会”。该建筑成为所有义兴会的全国总部，而这个地址至今仍是该协会的总部。其早期领导人梅星和 JA Chuey 在共和事业中都很杰出，Peter Yee Wing 和 Samuel Wong 也是如此  。
虽然悉尼的一些华人对于华南共和军于“双十”事件（1911年10月10日）起义感到沮丧，但大多数人还是升起了新的共和旗帜。接下来的一月，卡巴里塔和其他港口地区举行了第一场年度野餐会，庆祝中华民族的诞生，这些场合总是以中国历史悠久的方式燃放爆竹。
华人移民悉尼 政治分歧
据亲共和派的《澳洲华人时报》报道，在悉尼修建寺庙是落后的做法，中山会等亲共和派宗亲团体更有可能为学校和医院筹集资金，支持悉尼和中国的这些机构。共和运动的政治领袖孙中山博士意识到海外华人是潜在的支持和资金来源，特别是如果能够保持文化联系，因此他鼓励建立中文学校，例如1910年在悉尼伊丽莎白街开设的中文学校。悉尼的许多华人与孙中山先生来自同一个中山村。直到1999年去世之前，刘博 (Dalton Gokbo (Bo) Liu) 都喜欢讲述他与孙中山先生的密切联系，并讲述他于1921年与他的父亲刘威廉 (Billy Uncle) 一起拜访孙中山家的故事，当时刘威廉是国民党悉尼支部的书记。
1919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1920年，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的代表在悉尼召开会议。悉尼的英文媒体对新成立的雄心勃勃的中澳邮运轮船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并在 SS Victoria 号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精神高涨。到1921年中期，国民党已筹集到会议上承诺的10,000美元，用于在乌尔蒂莫路建造一座新大楼，内设阅览室、演讲厅和住宅区。这座大楼于1922年在盛大的庆典中落成，共和党旗帜也随之升起。
但中国并没有繁荣起来，当地的轮船航线很快就屈服于旨在将其挤出市场的货运价格战，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的移民限制引发了大量关于人口走私失败和当局骚扰的悲惨故事。孤独的老人无法结婚、无法回到日益混乱的中国、无法融入悉尼的社会环境。人们都记得他们是“剩者”，在唐人街简陋的住所里度过余生。
1928年，中国总领事从墨尔本迁至悉尼，证明了悉尼社区持续的首要地位。悉尼的华人人口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但随着全国其他地区华人社区规模的缩小，人们普遍感到一种萎缩的感觉。
华人移民悉尼 商业成功
也许这几十年来悉尼华人故事中唯一令人欣喜的部分是少数最精明的水果商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许多菜农和摊主的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一些公司还是得以合并。二十世纪初，当市议会在达令港附近建造新的市场大楼时，中国商人也纷纷效仿。迪克森街成为悉尼第三个唐人街的中心。
一些公司通过与中国进行贸易而成功地积累了财富。由于当地经济形势严峻，商业机构对投资热情不高，唐人街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商铺实际上却是永安、永生、泰生，以及相互关联的泰生公司的庞大贸易帝国的总部。
华人移民悉尼 商业成功
例如，永生集团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将斐济香蕉销往悉尼市场，并最终于1900年在香港开设了一家百货商店，据称模仿的是悉尼的Anthony Hordern & Sons公司。随后，永生行在广州和上海设立了分行。到了1960年代，永生行的业务范围已涉及银行、酒店及各类制造企业。永安公司同样从干草市场（Haymarket）的水果贸易起家，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商业帝国。最终，控制香港和上海四大现代百货公司的四家公司（当地称为“四大公司”）中有三家是由永生和永安的合伙人创立的：永安百货由永安的郭氏兄弟和他们的表兄永生的郭钜创立，先施百货由永生的马应彪创立，大新百货则由永生的蔡宗创立。第四家店“新新”也是由来自悉尼的华裔澳大利亚商人创办的。
华人移民悉尼 社区生活和政治
回到悉尼，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这个小小的华人社区也在进行重新调整。此时，以蒋介石将军为首的共和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兴共产主义力量处于对立状态，而国民党逐渐成为代表更为保守的势力。但当地的华人社区了解国民党，而且在当地敌视共产主义的背景下，国民党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少数左翼华人积极参与中国青年团，该团于1939年在德信街成立。虽然悉尼的所有华人组织都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也都站在中国一边。
当地情报机构从来不理解这种首要的忠诚，他们常常无法解开和弄清楚华人社区中的政治关系。所有活跃的华人团体都通过音乐会、粤剧和电影之夜等形式提供社交机会。许多普通中国人乐意去任何他们能找到友谊和慰藉的地方，尽管他们身处的这个充满敌意的社区坚信自己的种族优越性和“白澳”的智慧。
华人移民悉尼 社区生活和政治
一位年长的华裔码头工人阿尔伯特·梁 (Albert Leong) 在1995年接受口头采访时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他是一名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熟读共产主义文学，积极参与中国青年团的政治活动，但他也会去格利伯的寺庙（“只是社交聚会”）、去鲁克伍德的墓地（“有点像野餐”）、参加国民党在当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举办的舞会，以及去萨里山的教堂。 “我们之所以去，是为了能见面。”
华人移民悉尼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黑暗岁月里，澳大利亚在贸易上偏袒日本，忽视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的扩张计划，悉尼华人社区一直渴望教育其他华人。这成为威廉·刘（William Liu）于1932年创办乔治·埃内斯特·莫里森讲座的动力，也促使人们出版了大量以中国案例为主题的书籍和小册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统一了华人社会。次年，为庆祝欧洲人于1788年抵达悉尼150周年，他们在悉尼展览中心举办了一场奢华的中国节。这次盛事获得了主流报纸的热烈评价。警方估计共有40,000人参加，另有10,000人被拒之门外，而《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电车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华人社区参与“Sesqui”项目，一方面是为了让悉尼人关注中国的困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欧洲人筹集资金。经验丰富的中国活动组织者、老牌 Rocks 公司 King Nam Jang 的 Albert Cumines 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与中国建国150周年“巧合”的盛大中国庆典活动非常受欢迎，因此在第二天晚上又重复举办了一次。 “我们卖掉了所有票，筹集到了足够的钱来买救护车。”
华人移民悉尼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对日本的侵略，悉尼华人社会的部分人士与主流社会中谴责日本人的部分人士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最密切的政治联系。左翼工会支持抵制日货，码头工人拒绝登上开往日本的船只。弃船前往日本的中国海员受到了日本当局的庇护。1938年，当工人们拒绝在悉尼南部的肯布拉港的达尔弗拉姆 (Dalfram)河上装载生铁时，作为工会和劳工委员会 (Trades and Labor Council) 的“不许碰中国运动”成员的弗雷德·黄 (Fred Wong) 从悉尼市场收集了卡车的水果和蔬菜，并将它们运给罢工的工人。次年，黄之锋成为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团第一任主席。
中国天主教行动团为信仰天主教的中国难民提供援助。
澳大利亚很晚才收到这个消息。许多悉尼华人都加入了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唐人街的华人战争纪念碑就是明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当地条件对于白澳政策的缓慢崩溃至关重要，许多华人精心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机会。
华人移民悉尼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批中国海员在悉尼离开船只；珍珠港事件后，他们也纷纷开小差。1942年，中国海员工会支部在悉尼成立，与澳大利亚海员工会、中国青年会联系密切。除了为海员争取更好的条件外，所有这些组织还参与隐藏逃兵、伪造文件和寻找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到了1943年，不情愿的托运人被要求向中国海员支付基本工资和战时奖金。与此同时，悉尼的劳动力短缺也促使其他人根本不出海，据官方估计，大约有500名海员非法上岸。有些人被监禁和驱逐出境，但更多的人则被巧妙地“消失”在普通社会中。急需工人的雇主们并没有提出太多问题，甚至连州政府也参与其中。1942年至1944年间，数百名前海员参与了沃拉甘巴大坝的建设。限制合法居民工作选择的文件检查频率较低，来自太平洋和新几内亚的难民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工作。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轻松地换了工作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这有助于增强社区对移民就业限制的容忍度和抵制力。人们对中国菜的兴趣也随之增加，食客们从休假的美国士兵那里获得了启发，他们欣赏以前被非华裔悉尼人忽视的中餐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起到了帮助作用。1947年，政府齐心协力遣返战争难民，社区也做出相应努力隐藏和保护这些难民，其中许多人当时已经结婚并在当地定居。1949年，这项政策被推翻，因为新当选的保守党孟席斯政府不愿将战时非法移民、海员和新抵达的难民送入它所大声谴责的政权的怀抱。
华人移民悉尼 白澳政策的终结
移民法的执行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但却偏向宽大处理。尽管像华青团的韦耀基（Stanley Wai）和华人海员工会的张岳彪（William Jong）等人，由于他们的政治行动而受到惩罚，多年来只能获得一年一次的歧视性续证，更多的经验却恰恰相反。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国事态的发展并不令人欣喜。中国青年团员们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跑过街道，但只有大约200人参加了在皇家国家公园举行的官方庆祝野餐，而在冷战时期的1950年代，许多华人感受到了寒意。与家乡的联系受到限制，来回的烦躁旅行也完全停止了。没有新移民到来。任何站在左翼政治立场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和持续监视。张亚瑟·洛克回忆说，中国的建议是保持低调，不在五一劳动节游行，不要惹是生非，他把这段时间描述为“孤独、孤立、被迫害和迫害”。 少数人回国支持革命，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留下来的兴趣不可避免地增强了。
1951年后，中国学生开始根据科伦坡计划从新加坡、马来亚和香港来到中国，虽然许多人回国成为东南亚知识精英的一部分，但许多人留下来、结婚或在几十年后回国。如今这个团体为悉尼华人社区的领导做出了贡献。
华人移民悉尼 白澳政策的终结
当反华小报《真相报》在专栏中质问，为何1938年来到悉尼留学的 Jap Kuan Wong（需中文脚本）在1954年还留在悉尼时，该报的计谋适得其反。人们普遍支持 Jap，他就是 Keith Wong，他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父亲是 Stanley Wong，著名赛马明星，同时也是 Chequers 夜总会的合伙人，该夜总会当时可能是悉尼最豪华的夜总会。
黄之锋和其他一些知名的华人，包括担任至1949年的中国领事马丁·王，于1957年获得公民身份，第二年，任何在当地居住15年的人都可以获得公民身份。1966年，所有移民的移民期限缩短为五年，1973年又缩短为三年。白澳政策最终走向终结。
华人移民悉尼 繁荣与郊区化
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华人社区的低调使得一些评论家认为同化是不可避免的。1955年，格利伯庙在一场火灾后重新开放，《悉尼先驱晨报》评论说，这可能是悉尼有史以来最后一次这样的仪式。唐人街缺乏活力被视为进一步的证明。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和其他人一样，放弃城市，迁往郊区。在西郊的康科德和阿什菲尔德、东边的肯辛顿和金斯福德以及下北岸的车士活，都有一些华人聚居。所有这些地方都与早期的中国定居点有着某种联系，通常与较旧的菜园区有关。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所有避免投资悉尼的旧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中国资金开始转向悉尼房地产。其中最为富有的是陈氏家族和陈氏家族，其中陈智思于1967年抵达悉尼，他买下了一个萧条的唐人街，开始投资酒店、郊区购物中心和住宅楼。
华人移民悉尼 繁荣与郊区化
政府开始资助中文学校，中文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的社区社团、华人学术组织、创作协会、养老院及儿童福利机构等纷纷复兴并蓬勃发展。1974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协会成立，作为一个伞状组织，负责向政府倡导华人社区利益。它位于玛丽街旧中国街区......组织总部。 2EA电台于1975年开始播送粤语节目。后来其他电视台和SBS电视台也开始用普通话提供信息和娱乐节目。中文日报的数量和发行量都在增加。
到了90年代末，迪克森街（Dixon Street）——一个不再与市场关联的区域——进行了整修，成为了一条步行街，配有拱形入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市议会刻意为之的“中国化”举措，但它确实发挥了作用。房地产价值上涨，华人组织在那里重新定位，每个人都喜欢去唐人街吃饭。1988年，悉尼的姐妹城市广州向悉尼赠送了一座大型中式园林，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底蕴。早已从悉尼街头消失的舞狮表演又回来了，而且也出现在郊区。龙舟比赛于1984年首次由《星岛报》组织举办，后来成为香港日历上的一项特色活动。每年中秋节、清明节期间前往各墓地祭拜的人数日益增多。
华人移民悉尼 繁荣与郊区化
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人和非华裔在雨中肩并肩站在悉尼广场，聆听中英文演讲。自那时起，移民数量稳步上升，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使用者加入了更为古老的粤语使用者群体。华人社区内部的紧张局势屡见不鲜，尤其是老一辈的居民，他们觉得自己被文化淹没了。
1996年，有99,600名中国出生的人居住在悉尼。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46,000。如果加上父母为中国人的人数，总数就上升到了292,400人，而且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这里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任何后代。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悉尼市和赫斯特维尔，奥本、阿什菲尔德、帕拉马塔、赖德、车士活、霍恩斯比和威洛比的人口也在增长。
进入21世纪，大量中国学生通过189签证（独立技术签证）和190签证（提名家属签证）移民澳洲。此外，也有不少中国富豪通过投资者签证或者投资签证移民到澳洲。
网上仇恨言论
网络仇恨言论是一种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目的是基于种族、宗教、民族血统、性取向、残疾和/或性别攻击某个人或某个群体。 网络仇恨言论很难定义，但可以通过其所起的贬低或非人性化作用来识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边条约试图界定其轮廓。多利益相关方进程（例如《拉巴特行动计划》）试图带来更大的清晰度和建议的机制来识别仇恨信息。国家和地区机构一直在努力促进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使其更加扎根于当地传统。
互联网的速度和覆盖范围使得政府很难在虚拟世界里执行国家法律。社交媒体是公众表达的私人空间，这给监管者带来困难。一些拥有这些空间的公司对打击网络仇恨言论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仇恨言论的概念涉及言论自由与个人、集体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冲突，也涉及尊严、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它并不容易定义，但可以通过它的功能来识别。
网上仇恨言论
在国家和国际立法中，仇恨言论是指基于目标的社会和/或人口身份，煽动伤害的表达，包括歧视、敌视、激进化、言语和/或身体暴力行为。仇恨言论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鼓吹、威胁或鼓励暴力行为的言论。这一概念还可延伸至培养偏见和不容忍气氛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可能加剧有针对性的歧视、敌意和暴力袭击。在政治选举等关键时刻，仇恨言论的概念可能容易被操纵；煽动仇恨言论的指控可能会在政治对手之间互相交换，或被当权者用来压制异议和批评。仇恨言论（无论是通过文字、图像还是声音表达）可以通过其所起的贬低或非人性化作用来近似识别。
法律学者和政治理论家杰里米·沃尔德伦 (Jeremy Waldron)认为，仇恨言论始终包含两条信息：第一，让群体外的成员感到不受欢迎或感到害怕；第二，让群体内的成员感到他们的仇恨信仰是合法的。
网上仇恨言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观察到，网络仇恨言论泛滥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为打击仇恨言论而创建的社交网络平台和组织都认识到，网上传播的仇恨言论越来越普遍，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据专门收集全球网络仇恨言论实例的网络应用程序HateBase称，大多数仇恨言论都是针对特定种族和国籍的个人，但针对宗教和社会阶层的仇恨煽动行为也在增加。
尽管网络上的仇恨言论与线下类似的表达并无本质区别，但网络内容及其监管仍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与其永久性、流动性、匿名性以及复杂的跨司法性质有关。
网上仇恨言论
仇恨言论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在多个平台上长期存在，并可重复链接。正如网络仇恨预防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Andre Oboler 所说：“内容存在的时间越长，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就越大，作恶者也更加猖獗。如果你在早期阶段就删除这些内容，就可以限制其曝光。这就像清理垃圾一样，它并不能阻止人们乱扔垃圾，但如果不采取措施，问题只会越积越多，进一步恶化。”  Twitter上围绕热门话题组织的对话可能会促进仇恨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 但它们也为有影响力的演讲者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避开这些信息，并可能终止煽动暴力的热门帖子。相反， Facebook可能会允许多个帖子同时进行，且不被注意，从而形成更持久的空间，冒犯、歧视和嘲笑某些个人和群体。
网上仇恨言论可能四处传播。即使内容被删除，它也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得到表达，可能是在同一平台上以不同的名称或在不同的在线空间中。如果某个网站被关闭，它可以通过监管不太严格的网络托管服务或重新分配到对仇恨言论有更高门槛的法律的国家来快速重新开放。仇恨言论的流动性质还意味着，过去无法得到公众表达和支持的不成熟想法或受影响行为，现在可能会出现在大量受众可以看到的地方。
网上仇恨言论
匿名性也给处理网络仇恨言论带来了挑战。互联网讨论可能是匿名的，甚至可能是假名的，这可以让人们更安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同样容易加速破坏性行为。 正如哨兵计划运营总监德鲁·博伊德所说，“互联网赋予个人说出可怕言论的能力，因为他们认为不会被发现。这就是网络仇恨言论如此独特的原因，因为与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他们所说的话的后果相比，人们更愿意说出仇恨言论。” 中国和韩国对社交媒体实施实名制政策。 Facebook 、 LinkedIn和Quora都试图启用实名制，以更好地控制网络仇恨言论。这些措施引起了强烈争议，因为它们被认为侵犯了隐私权及其与言论自由权的交集。
网上仇恨言论
许多网络仇恨言论都是由网络“喷子”发布的，他们通常是使用假名的用户，发布令人震惊、粗俗且总体上不真实的内容，目的显然是引发负面反应，但如果读者与他们持有相同观点，也可能是为了影响或吸引读者接受他们的信仰。 社交媒体还为激进和极端的政治或宗教团体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组建、建立网络和合作，传播反建制和反政治正确的信息，并宣扬种族主义、反女权主义、恐同、恐跨性别等信仰和意识形态。 完全匿名的在线交流很少见，因为它要求用户采用高度技术性的措施来确保自己不容易被识别。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互联网的跨国影响力，引发了有关打击仇恨言论的法律机制方面的跨司法管辖区合作问题。尽管欧洲、亚洲和北美洲都已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但这些条约的执行速度通常很慢。许多私营部门互联网中介机构的跨国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更有效的渠道，尽管这些机构也经常受到跨司法管辖区数据诉求的影响（例如披露某一特定内容作者的身份）。 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仇恨言论也有独特的定义，这使得起诉那些可能在较不严格的司法管辖区寻求庇护的肇事者变得困难。
网上仇恨言论
与通过传统渠道传播仇恨言论不同，网络仇恨言论的受害者可能难以知道应该向谁求助，因为平台、当地执法机构以及发表仇恨言论的个人或群体的当地执法机构都可能觉得这个问题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即使有仇恨言论政策和法律。非政府组织和游说团体一直在提高人们的认识，并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
一些科技公司，例如Facebook ，使用人工智能（AI）系统来监控仇恨言论。 然而，人工智能可能并不总是一种监控仇恨言论的有效方式，因为系统缺乏人类的判断能力。 例如，用户可能会发布或评论一些被归类为仇恨言论或违反社区准则的内容，但如果目标单词拼写错误或某些字母被符号替换，人工智能系统将无法识别它。这一弱点导致人们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故意拼写错误来规避审查算法，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会将“vaccines”写成“vachscenes”。 因此，人类仍然需要监控监控仇恨言论的人工智能系统；这是人工智能技术中一个常见的问题，被称为“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 意味着最后 10% 或 1% 的工作是最难完成的。
网上仇恨言论
2014年伊斯兰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人们普遍呼吁采取更多限制或干预措施，以遏制互联网传播仇恨和暴力的可能性，就好像线上和线下暴力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一样。相反，正如下面的例子表明，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 Stormfront被认为是第一个“仇恨网站”。 该网站由前三K党领导人于 1995年3 月创办，很快便成为讨论新纳粹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和白人分裂主义相关思想的热门空间，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全球范围内。 该论坛呼吁发动种族圣战，并煽动人们使用暴力抵制移民。 并被认为是招募活动分子和可能协调暴力行为的场所。 为数不多的探究风暴前线身份的研究实际上描绘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而不是将其视为协调行动的空间。著名的极右翼活动家指责该论坛只是“键盘侠”的聚会。例如，据 De Koster 和 Houtman 报道，其中一位活动家表示：“我读过论坛上的不少文章，我发现论坛上大肆宣传，但实际却没有什么进展。激进主义/政治部分本身就很荒谬。[...] 更不用说只有四个人参加的集会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该网站的常客对这些指控做出的一些回应。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当然，我有权发表意见，但不必积极付诸行动。[...] 我不参加示威游行，也不加入任何政党。如果这让我成为一名键盘侠，那没关系。这样我感觉很好。[...] 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 德·科斯特和霍特曼只调查了 Stormfront 的一个全国性分会和一个不具代表性的用户样本，但上述答案至少应该提醒人们，即使在主要功能是承载极端主义观点的空间中，也要谨慎对待将言论和行动联系起来的假设。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2014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该网站的用户“据称在过去五年中造成了近 100 人被谋杀”。
网上仇恨言论
许多国际人权文件和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仇恨言论，但是一些与人类尊严和言论自由有关的原则却间接地提到了仇恨言论。例如，为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而起草的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7 条规定了在法律下享有平等保护的权利，该条宣称：“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世界人权宣言》还规定，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持有意见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体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网上仇恨言论
《世界人权宣言》在制定人权保护框架和议程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该宣言不具有约束力。随后，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文件相继出台，为言论自由和防止歧视提供更有力的保护。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针对仇恨言论，第 19 条规定了言论自由权 ，第 20 条规定禁止宣扬仇恨言论，以免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其他更有针对性的国际法律文书也包含对仇恨言论的定义和确定应对措施有影响的条款，例如：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951 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ICERD）（1969 年），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影响深远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1981 年）。
网上仇恨言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有关仇恨言论及其管制的辩论中最常提到的法律文书，尽管它没有明确使用“仇恨言论”一词。第 19 条经常被称为“公约核心”的一部分， 规定了言论自由权。它规定了权利，并且还包括一般限制，任何权利的限制都必须符合这些限制才合法。第 19 条之后是第 20 条，该条明确规定，在“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该条款可谓是体现了对仇恨言论的一种特殊概念，因此将其纳入的决定引起了强烈争议。人权事务委员会是联合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立的监督该公约实施情况的机构，该委员会意识到了这种紧张局势，并试图强调第 20 条与言论自由权完全兼容。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言论自由权不是一项绝对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各州可以合法地对其进行限制：
“3. 行使本条第2款规定的权利时，必须履行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能要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并且是必要的：（a）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网上仇恨言论
第 19（3）条和第二十条之间，对言论自由权的限制有可选性和强制性的区别。第 19（3）条规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因此可以受到某些限制”，只要这些限制是法律规定的，并且是出于某些合法目的所必需的。第 20 条规定，任何鼓吹（某些种类的）仇恨，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行为“应受法律禁止”。尽管有迹象表明，言论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应在第 20 条下受到法律禁止，但情况仍然很复杂。 特别是在概念化以下三者的明确区别时，存在一个灰色地带：（i）仇恨表达，（ii）鼓吹仇恨的表达，以及（iii）具体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等实际危害的仇恨言论。尽管各国有义务禁止被视为“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宣扬仇恨的言论”，正如第 20（2）条所规定的那样， 但如何解释这种言论，却没有明确的定义。
网上仇恨言论
1969 年生效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对于概念化仇恨言论形式也有影响。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三点不同。 其对仇恨言论的概念化具体限于涉及种族和民族的言论。第四条（a）款规定，缔约国：“应宣布所有传播基于种族优越性或仇恨的思想，煽动种族歧视，以及所有针对任何种族或其他肤色或族裔群体的暴力行为或煽动此类行为的行为，以及向种族主义活动提供任何援助，包括对其资助，均为应受法律惩处的犯罪行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履行的这一义务也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的规定更为严格，该条规定将不一定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种族主义思想定为犯罪。”
网上仇恨言论
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意图的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引入的“鼓吹仇恨”概念比《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描述的歧视性言论更为具体，因为它要求考虑作者的意图，而不是孤立的表达——这是因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鼓吹”解释为要求有散播仇恨的意图。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第 29 号一般性建议中积极处理仇恨言论问题，委员会在该建议中建议缔约国：“(r) 采取措施，防止传播种姓优越性和低劣性思想或试图为针对世系社区的暴力、仇恨或歧视辩护的任何行为；(s) 采取严厉措施，防止任何煽动针对世系社区的歧视或暴力的行为，包括通过互联网煽动此类行为；(t) 采取措施，提高媒体专业人员对世系歧视的性质和发生率的认识；”
这些观点体现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对于表达方式传播的参照，对互联网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网络环境中表达想法可能立即就等同于传播这些想法。对于那些已经开始扮演公共角色的私人空间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就像许多社交网络平台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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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类似，《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旨在保护按种族、国籍或民族划分的群体，但其条款也扩展至宗教群体。对于仇恨言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仅限于公开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即“故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无论此类行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实施。 具体来说，国际法并没有深入探讨基于性别的仇恨言论（与歧视行为不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 1981 年生效，该公约规定各国有义务谴责对妇女的歧视并“防止、调查、起诉和惩罚”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大多数区域文书没有具体条款规定禁止仇恨言论，但它们普遍允许国家限制言论自由——这些条款可适用于具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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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权公约》第 19（3）条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类似。美洲国家组织还通过了另一项关于言论自由原则的宣言，其中包括一项具体条款，指出“事先对言论的真实性、及时性或公正性进行限制，与国际文书中承认的言论自由权不相容。” 美洲法院建议，“滥用信息自由不能通过预防措施来控制，而只能通过随后对犯有滥用行为的人实施制裁来控制。” 法院还对愿意限制言论自由的国家提出了检验标准，因为它们需要遵守以下要求：“a）存在先前确定的责任理由；b）法律对这些理由有明确和准确的定义；c）所寻求实现的目的的合法性；d）表明这些责任理由对于确保上述目的是‘必要的’。” 美洲体系有一位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他对仇恨言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总结说，美洲人权体系在一个关键点上与联合国和欧洲的做法有所不同：美洲体系涵盖并限制真正导致暴力的仇恨言论，并且只有这样的言论才能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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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第 9 条第 (2) 款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允许对权利进行限制，只要这些权利“在法律范围内”。这一概念受到了批评，关于所谓的“追回”条款及其解释的法律研究也有很多。 批评主要针对各国可以操纵自己的立法并削弱言论自由权的本质。 《非洲言论自由原则宣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该法规定，“不得以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言论自由权，除非存在损害合法利益的真实风险，并且损害风险与言论自由表达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
1990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后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OIC）通过了《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CDHRI），呼吁将言论定为犯罪，这种犯罪范围不仅限于即将发生暴力的情况，还包括“表现出明显的不容忍和仇恨的行为或言论”。
2004 年，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通过了《阿拉伯人权宪章》，其中第 32 条规定了与在线交流相关的内容，因为该宪章保障“意见和言论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权利，不论地理界限。” 该宪章在第 2 款中允许对在线交流进行广泛的限制：“此类权利和自由应按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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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了言论自由权。 《宣言》第七条规定了一般限制，确认“人权的实现必须在地区和国家背景下考虑，同时考虑到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宗教背景。”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1条宣布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其中有一项条款禁止滥用权利。它声称，《宪章》不得被解释为暗示任何“比其规定范围更广的限制”。 一个意味着严格必要性和相称性检验的限制的例子是《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该规定强调行使言论自由伴随着义务和责任。它“可能受到法律所规定的、在民主社会中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所必需的手续、条件、限制或处罚的约束，为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保护健康或道德，为保护他人的名誉或权利，为防止泄露秘密收到的信息，或为维护司法机构的权威和公正。”
网上仇恨言论
欧洲人权法院谨慎区分仇恨言论和个人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即使其他人感到被冒犯。 有一些地区性事件特别与网络仇恨言论有关。欧洲委员会(CoE) 于 2000 年发布了《关于打击通过互联网传播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材料的一般政策建议》。  2001 年，欧洲委员会制定了《网络犯罪公约》，对调查权力方面的相互协助进行了规范，并为签署国提供了处理计算机数据的机制，其中包括跨国网络仇恨言论。  2003年，欧洲委员会颁布了《网络犯罪公约》附加议定书，专门针对网络上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表达。该公约及其议定书开放供欧洲以外国家签署和批准，加拿大、南非等其他国家已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该议定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将网上种族主义和仇外侮辱定为犯罪，“（i）以种族、肤色、血统、民族或族裔出身以及宗教为由对某些人进行侮辱，并且以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为借口；或（ii）以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为由对某些人进行侮辱。”
网上仇恨言论
社交网络平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搜索引擎等互联网中介机构在其服务条款中规定了如何干预允许、限制或引导特定内容的创建和访问。大量的网络互动发生在超越国家管辖范围的社交网络平台上，这些平台也对仇恨言论形成了自己的定义和应对措施。对于违反服务条款的用户，其发布的内容可能会从平台上删除，或者限制其访问权限，仅限某一类用户（例如居住在特定国家/地区以外的用户）查看。
服务协议条款中所包含的原则以及每家公司为确保其实施而制定的机制，对人们在网上表达自我以及免受仇恨言论侵害的能力有着重大影响。大多数中介机构都必须与国家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的程度因中介机构的类型、公司注册的地区和适用的法律制度而异。正如 Tsesis 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互联网上的传输是在特定位置发送和接收的，那么特定法院就有管辖权来起诉在互联网上进行的非法活动。”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受国家立法的影响最直接，因为他们必须位于特定国家才能运营。搜索引擎虽然可以出于自我监管或商业原因修改搜索结果，但它们越来越倾向于适应其注册所在司法管辖区和其提供服务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中介责任制度，要么主动删除内容链接，要么根据当局的要求删除内容链接。
网上仇恨言论
所有私营公司运营的互联网中介机构也应尊重人权。这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制定的《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规定的。该文件强调企业通过尽职调查尊重人权的责任。原则 11 规定：“企业应当尊重人权。这意味着企业应当避免侵犯他人的人权，并应当解决其所涉及的不利的人权影响。” 联合国指导原则还指出，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通过合法程序提供或配合补救措施”。 对于互联网中介和仇恨言论概念，这意味着企业应当确保采取措施提供相应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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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于 2020年7 月对 10,000 多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以研究社交媒体对政治和社会正义行动的影响。 23% 的受访者是成年社交媒体用户，他们表示社交媒体内容导致他们对政治或社会正义问题的看法发生了积极或消极的改变。  35% 的受访者提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警察改革和/或种族关系。  1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党、意识形态、政客和/或特朗普总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9% 的受访者提到了社会公正问题，例如LGBTQIA+权利、女权主义、移民等。  8% 的受访者改变了对COVID-19 疫情的看法，10% 的受访者提出了其他观点。 根据这些结果，社交媒体在影响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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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爱丽丝·马维克（Alice Marwick）和丽贝卡·刘易斯（Rebecca Lewis）开展的一项研究观察了媒体操纵行为，并探讨了另类右翼如何通过营销、网络和合作来影响他们的有争议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可能有助于影响特朗普总统在2016 年大选中的胜利。与主流媒体不同，另类右翼在影响力方面不需要遵守任何规则，也不需要担心网络收视率、观众评论或耸人听闻。   另类右翼团体可以在任何平台上，以他们想要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傲慢地分享和说服他人接受他们的有争议的信仰，  可能在 2016 年大选中发挥了作用。虽然该研究无法得出究竟对选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确实对媒体操纵和网络喷子的特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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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兼游戏玩家Kishonna Gray研究了网络游戏社区中的交叉压迫，并呼吁微软和游戏开发商“批判性地评估非传统游戏玩家在网络社区中的体验……承认多样性……[并且]默认的游戏人群正在部署霸权的白人和男性气质，损害了该领域内有色人种和/或非男性用户的利益。”  Gray 研究了网络游戏社区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当看不到其他玩家时，游戏玩家会尝试通过语言分析来识别队友和对手的性别、性取向和种族背景。 由于虚拟游戏领域的氛围紧张，以及无法不被看到、找到或面对面对抗，游戏玩家往往会在虚拟游戏中说出一些在公共场合不会说的话。许多边缘社区的玩家脱离了全球游戏网络，加入了仅由相同性别、性取向和/或种族身份的玩家组成的“部落”，以避免在游戏时受到歧视。一项研究发现，78% 的在线游戏玩家都在“公会”中玩游戏，公会是规模较小的玩家团体，类似于“部落”。 其中最著名的“部落”之一 Puerto Reekan Killaz 创建了一个在线游戏空间，LGBTQIA+ 社区的黑人和拉丁裔女性可以在这里玩游戏，不用担心种族歧视、本土主义、同性恋恐惧症、性别歧视和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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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仇恨言论之外，教授兼游戏玩家丽莎·中村 (Lisa Nakamura) 发现，许多游戏玩家都经历过身份旅游，即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冒充另一个团体的成员，就像中村观察到的白人男性玩家扮演日本“艺伎”一样。 身份旅游常常导致刻板印象、歧视和文化挪用。 中村呼吁网络游戏社区认识到 Cybertyping ——“互联网宣传、传播和商品化种族和种族主义形象的方式。”
据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民 (Stop AAPI)组织统计，截至 2020年8 月，超过 2,500 名亚裔美国人报告遭遇了因新冠疫情而引发的种族歧视，其中 30.5% 的案例包含反华言论。这些事件中使用的语言分为五类：恶毒的仇恨、把中国当替罪羊、反移民本土主义、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描述和种族诽谤。在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中，60.4% 属于恶毒仇恨言论，其中包括“把你的中国屁股离我远点！”之类的短语
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网络仇恨言论和网络欺凌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淡化或忽视的问题。
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针对阿赫迈迪亚派的仇恨言论导致了他们遭受大规模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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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7日，南亚倡议组织BytesForAll和APC成员项目发布了一项关于巴基斯坦网络仇恨言论的研究。
该研究包括两个独立阶段：
根据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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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缅甸正在向更加开放和开放的过渡，这导致社交媒体出现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等负面现象。  2014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对媒体和互联网上错误信息、仇恨言论以及煽动暴力、歧视和敌视行为的传播表示担忧，特别是针对少数群体的行为。 网上日益紧张的局势与实际暴力事件同时发生，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 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挑战与少数民族和宗教有关。 2013 年，缅甸西部若开邦因争端而爆发的冲突造成 43 人丧生。 一年前，一起涉嫌强奸案引发的种族暴力事件造成 200 多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 在此背景下，新的网络空间迅速涌现，尽管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却以新的形式反映了一些根深蒂固的紧张局势。 处理网上的不容忍和仇恨言论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Facebook 已迅速成为初次上网的公民的首选平台。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个人和团体主张更积极地使用媒体，尤其是在感受到正义感的保护并声称要捍卫国家利益时。政治人物也出于特定目的而使用网络媒体。社交媒体中，有人使用贬义词来指称少数群体。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各种行为体已开始行动起来，寻求采取应对措施，避免进一步发生暴力事件。 Facebook 一直致力于在监控缅甸社交网络平台使用情况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与当地组织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提供缅甸语版本的报告问题指南。
网上仇恨言论
当地公民社会强烈呼吁公开谴责网络仇恨言论的传播，同时呼吁采取审查制度的替代措施。最具创新性的回应之一是“Panzagar”，在缅甸语中意为“花的演讲”，这是博主兼活动家Nay Phone Latt发起的一项公开反对仇恨言论的运动。该计划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快乐的例子，展示人们如何在线上和线下进行互动。 当地活动人士一直专注于寻求当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试图动员全球公民社会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与其他一些能够吸引世界关注相对被忽视的问题的在线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诸如“拯救达尔富尔联盟”为苏丹内战所发起的倡议，或者“隐形儿童”组织通过“科尼2012”运动谴责圣灵抵抗军的暴行，都是很受欢迎的例子。正如对这些活动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全球性的反应可能会对找到当地解决方案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2019–2020
网上仇恨言论
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之间长期存在的种族对抗在Facebook上找到了战场，导致了仇恨言论、威胁、虚假信息和死亡。 Facebook 没有能够解释埃塞俄比亚主要语言的事实核查人员，也没有提供社区标准的翻译，因此 Facebook 上的仇恨言论在埃塞俄比亚基本上不受监控。相反，Facebook 依靠活动人士来标记潜在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但许多倦怠的活动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2019年10 月，埃塞俄比亚活动人士贾瓦尔·穆罕默德 (Jawar Mohammed)在 Facebook 上错误地宣布警方将以宗教和种族紧张局势为由拘留他。这引发了社区对拘留他的抗议以及种族和民族紧张局势的发生，最终导致 70 多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