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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史密斯 (音樂家) 音乐生涯
Tolhurst 声称自己为乐队 1981 年的专辑《Faith》中的《All Cats Are Grey》写了歌词，后来他则自己重新录制了这张专辑。 Tolhurst 回忆说，直到《Pornography》之前，他们的歌曲都是集体创作的；而与此相反，史密斯在 1982 年声称自己写了“《Pornography》中 90% 的内容”，因此他绝不可能离开乐队，因为没有他就不会有治疗乐队。
在他们的前四张专辑（《Three Imaginary Boys》《Seventeen Seconds》《Faith》《Pornography》）中，乐队的所有成员都获得了同等的歌曲创作荣誉。根据史密斯的说法，随着 Simon Gallup 的离开，乐队只剩下两个人，Tolhurst 放弃了鼓转而学习键盘。 从 1982 年 7 月到 Gallup 于 1985 年 2 月回归，大部分的创作和录音实际上都是由史密斯一人负责的。尽管如此，Tolhurst 被认为是 1983 年的单曲和合辑《Japanese Whispers》中五首歌曲（包括《Let's Go to Bed》和《The Walk》）的共同创作者之一，而《The Love Cats》《Lament》和《The Dream》则是仅由史密斯创作的。 对于 1984 年的专辑《The Top》，史密斯称这是“前所未有的仅由我一人制作的专辑”。 在专辑中他自己演奏了几乎所有乐器，除了鼓（Andy Anderson） 和歌曲《Give Me It》中的萨克斯（Porl Thompson），而 Tolhurst 则为专辑 10 首歌曲中的 3 首贡献了键盘。
1985 年，由史密斯担任唯一词曲作者的专辑《The Head on the Door》大获成功。1987 年，乐队推出双专辑《Kiss Me, Kiss Me, Kiss Me》，其中的单曲《Just Like Heaven》和《Hot, Hot, Hot!》在美国发行后收获持续的人气。从那时起，治疗乐队的词曲由乐队全员共同创作，但仍由史密斯担任主要作曲者和编曲者。
羅伯特·史密斯 (音樂家) 个人生活
1988 年 8 月 13 日，史密斯和玛丽・特蕾莎・普尔（Mary Theresa Poole，生于 1958 年 10 月 3 日）结婚，史密斯在 14 岁时于喜剧课上认识了玛丽。 他们没有孩子， 史密斯称他反对生孩子，因为他是一位反出生主义者。 他还补充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责任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史密斯和玛丽有 25 个侄女和侄子。
史密斯后来透露，在他音乐生涯的早期，玛丽并不总是与他一样对治疗乐队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愿景，这是他确保乐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每日快报》报道，玛丽曾经是一名模特，并担任过照顾智力障碍儿童的护士；然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乐队在商业上的成功，玛丽放弃了她的日常工作，这样夫妻二人就不会分开太长时间。
羅伯特·史密斯 (音樂家) 个人生活
史密斯告诉《The Face》杂志，他曾经把一台摄像机留在家里，「几个小时后我才发现了它还开着，我对我们互相说的那么多废话感到非常震惊。这就像听精神病人说话一样……与精神不平衡的人在一起，我感到更加自然，因为你总是更加警觉，想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声称玛丽「过去常常打扮成女巫来吓唬小孩子」，她有时会穿着睡衣打扮成罗伯特·史密斯，因此他一直都不敢带人回家，「因为我永远不知道谁会来开门」 。
1991 年至 1992 年间，治疗乐队在牛津郡的希普顿庄园录制《Wish》专辑时，墙上钉着一张「玛丽的庄园疯人院图表」（Mary's Manor Mad Chart），上面「乱序」列出了庄园的 17 名工作人员和访客（包括乐队及其随行人员）。玛丽排名第二，在一位在厨房工作、名叫路易丝的女士之后。「我们都投了票」，史密斯说，「我们度过了一个感动的颁奖之夜。」
羅伯特·史密斯 (音樂家) 个人生活
史密斯是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三个。他说他的母亲 Rita「本来没打算生下我」，这也导致了他和两个哥哥姐姐之间年龄差距巨大。「他们一生下我，就觉得不应该只生一个，所以我又有了一个妹妹。这是好的，因为我希望能有一个妹妹。」他将他的妹妹 Janet 描述为「钢琴神童」和「家中的音乐天才」，但表示她因为太害羞所以不敢表现出来。除了从 1973 年左右开始参加乐队 Crawley Goat 外，Janet 还在 1979 年作为 Cult Hero 的成员演奏键盘，他们的姐姐 Margaret 则演唱和声。 1980 年 3 月，Janet 还和 Simon Gallup 当时的女友 Carol（两人都身穿女学生制服）以及一群在现实生活中被成为「the Obtainers」的男学生们一起为 Cult Hero 的演出演唱和声。 治疗乐队的专辑《The Head on the Door》的封面，亦是以由 Porl Thompson 拍摄的 Janet 的一张照片在经过处理后制作的。
羅伯特·史密斯 (音樂家) 个人生活
2022 年 10 月 20 日，在一场音乐会上，治疗乐队演奏了歌曲《I Can Never Say Goodbye》，以献给史密斯最近去世的哥哥 Richard。
史密斯称他通常对与陌生人的对话感到不舒服，并且也没有兴趣和意愿参与其中。他也表现出典型的英式冷幽默，如他在 2019 年入选摇滚名人堂时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该视频因为他面对一位兴奋的美国记者的采访时面无表情地回应而迅速走红。 他在多个社交媒体上有账号，但仅仅是为了发布治疗乐队相关的公告和防止虚假账户的出现。
史密斯将自己描述为「有点自由主义的人」，但「对政治化的音乐家感到不舒服」。 在 1989 年 6 月 4 日的罗马巡演中，史密斯在演奏安可曲《Faith》前称「将这首歌献给今天所有在中国死去的人」，以表示对镇压行为的抗议。 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巡演中，他在吉他上打出了「公民，而非臣民」（Citizens, not subjects）的口号， 并公开表达了他对英国王室的蔑视，感叹他所尊敬的音乐家们竟然都接受了嘉奖，表示自己宁愿「砍掉双手」也不会接受。 2019 年在接受《滚石》杂志的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一直持有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我认为中间偏右始终是错误的。」
爱必达
爱必达（？—1771年），钮祜禄氏，清朝满洲镶黄旗人，弘毅公额亦都之孙，尹德第四子，策楞、讷亲的弟弟，阿里衮的哥哥。
爱必达由笔帖式袭佐领，乾隆九年（1744年），由吏部郎中署江西布政使。署江苏布政使时，兼管织造及浒墅关税务。转任贵州布政使，乾隆十一年，擢山西巡抚，奏请兴建义仓，以储粮利民。历任浙江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以为回护属员革职。乾隆二十八年，谪居伊犁。著有《弘毅公战功行略》及《黔南识略》三十卷。
阿比妥珠单抗
阿比妥珠单抗（INN：Abituzumab；开发代号：DI17E6），或译阿比珠单抗，是一种针对CD51的人源化IgG2单克隆抗体，目前由默克集团开发，旨在预防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骨病变转移。
阿比妥珠单抗 药理学
临床试验的早期结果表明，静脉注射阿比妥珠单抗至1500毫克时，并未出现严重的剂量依赖性不良反应。给药开始后一到两小时观察到最大血清浓度，Cmax随剂量成比例增加。血清半衰期也具有剂量依赖性，35毫克时半衰期为19.3小时，1500毫克时半衰期为246.1小时。阿比妥珠单抗的清除率开始稳定在250毫克，这可能表明一级消除动力学饱和。所有剂量的阿比妥珠单抗的分布体积保持恒定在4.1至5.9升之间，这表明组织中的分布最小。在19%的患者中观察到抗阿比妥珠单抗抗体，然而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抗体的发展并没有改变阿比妥珠单抗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阿比妥珠单抗 专利
2009年12月14日，默克集团提交了一份专利申请，引用阿比妥珠单抗作为一种新型治疗和诊断工具，用于治疗肿瘤诱导的血管生成或其他血管生成相关疾病的患者。理想情况下，该疗法将针对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相关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患者。
阿比妥珠单抗 研究
这项多阶段试验旨在进一步评估I期试验部分中阿比妥珠单抗与西妥昔单抗和伊立替康联合治疗的耐受性安全性。西妥昔单抗（一种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单克隆抗体）和伊立替康（一种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可联合使用，作为治疗结直肠癌的标准治疗方法。该试验的II期部分旨在比较阿比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和伊立替康与西妥昔单抗和伊立替康在KRAS（外显子2）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的疗效。研究中纳入的患者接受奥沙利铂治疗失败，最初的安全性研究包括将阿比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和伊立替康与标准护理进行比较。I期研究表明，阿比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和伊立替康剂量高达1000毫克的耐受性良好。II期结果显示，未达到无进展生存期的主要终点，但与标准护理相比，接受阿比妥珠单抗治疗的患者的总生存期有所改善。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由于肿瘤中αvβ6整合素表达增加所致。
阿比妥珠单抗 研究
基于I期试验的积极结果，进行了另一项II期临床试验，研究阿比妥珠单抗延长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无进展生存期的能力。该试验每三周使用阿比妥珠单抗与黄体生成素拮抗剂/激动剂联合治疗，对患有mCRPC的确诊骨病变患者进行治疗。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没有看到前列腺癌的整体改善，但他们确实观察到与骨病变相关的部分反应。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阿比珠单抗治疗mCRPC骨病变的疗效。
张师载 (清朝)
张师载（1696年—1764年），字又渠，号愚斋，河南开封府仪封县（今河南兰考县东）人，清朝政治人物。礼部尚书张伯行的儿子。
张师载 (清朝) 生平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科举人。以父亲的恩荫授户部员外郎。历任江苏按察使、安徽巡抚、漕运总督，乾隆年间官至东河总督，他熟悉河务，屡赴南河，协办防务。少时读父亲著作，研究性理之学。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去世，赠太子太保，谥愨敬。著有《改过斋文集》、《读书日钞》等。
索克森特 (明尼蘇達州)
索克森特（英語：，/sɔːk/ SAWK）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索克森特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索克森特的面積為10.58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10.57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01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4555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431人。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学名：Cacatua galerita triton）是葵花凤头鹦鹉的四个亚种之一。1849年，荷兰动物学家康拉德·雅各·特明克首次描述了这种凤头鹦鹉。没有文件记载为什么特明克以triton命名它们，但有人认为是以19世纪沿荷属新几内亚海岸线航行的荷兰护卫舰Triton号来命名的
它们在其自然栖息地被认为是危害作物的害鸟。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 简介
它们是白色的，有一个巨大的可以竖起的黄色羽冠。体长可达45到55厘米，重量达550到600克，寿命可达40年。该亚种与澳大利亚的葵花凤头鹦鹉指名亚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体形较小，冠羽较宽，眼周有淡蓝色而非白色的环。与指名亚种相比，它们的头部和喙相比身体的比例显得更大。尽管它们比阿鲁岛亚种更大、更重，但实际上，可能很难直观地区分这两个亚种。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 分布
它们遍布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和周边岛屿，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群岛、当特尔卡斯托群岛和路易西亚德群岛。除阿鲁群岛外，在所罗门海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岛屿也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 栖息地
它们几乎只生活在树上，很少发现超过6只的群体。它们喜欢在山坡上茂密的丛林中栖息，虽然大多常见于中低海拔地区，但在海拔1,850米以上的森林中也发现过它们的踪迹。
它们主要吃种子、水果，偶尔也吃昆虫。
5月至9月是它们的繁殖季节，在这期间它们变得具有攻击性、独居性和领地意识，就和大多数凤头鹦鹉一样。它们在树洞里筑巢，用树叶和藤蔓填充巢穴。一次产下2至3枚蛋，公鸟和母鸟一起孵化约26天后幼崽破壳。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 养鸟业
和阿鲁岛亚种一样，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的养殖业在欧洲和美国也很发达，人们可以买到手养的幼崽。
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 虚构作品
一只名叫弗雷德（Fred）的葵花凤头鹦鹉新几内亚亚种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电视剧《巴雷塔》（Baretta）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主角的宠物。其实，剧组在拍摄过程中使用了两只叫“Lalah”和“Weird Harold”的鹦鹉来扮演弗雷德。
索克森特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索克森特鎮區（英語：）是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一個行政鎮區。
索克森特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地方資料
索克森特鎮區的面積為97.93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92.88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5.05平方千米。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地共有人口1180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12.05人。
尼科劳斯·瓦赫斯曼
尼科劳斯·丹尼尔·瓦赫斯曼（Nikolaus Daniel Wachsmann，1971年—）是一位研究欧洲现代史的教授，他也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历史、古典与考古系教授。
尼科劳斯·瓦赫斯曼 生平
瓦赫斯曼生于慕尼黑。他在英国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了理學學士学位（BSc），在剑桥大学取得了哲學碩士学位（MPhil），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取得了哲學博士学位。
1998年，瓦赫斯曼成為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研究员。他后来曾在谢菲尔德大学担任讲师。2005年，他进入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历史、古典与考古系。2016年，他獲得马克·林顿历史奖。
勒索克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勒索克鎮區（英語：）是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一個行政鎮區。
勒索克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地方資料
勒索克鎮區的面積為27.46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26.41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1.05平方千米。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地共有人口1502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54.7人。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是指1937年至1946年国立浙江大学因应中日战争而采取西迁办学之措施。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障学校的正常运作，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决定率领全体师生进行西迁流亡办学。1937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开始在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随后于12月全部迁至浙江建德。而后又经历了第二次迁往江西的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往广西宜山，最终第四次迁至贵州。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举校西迁，历时两年三个月，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个省区，行程超过2600公里，被彭真称为“文军长征”。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浙西时期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14日，庐山谈话散会后，竺可桢校长立即前往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与该寺妙定方丈商议，租借了寺院里的空闲房屋，用作新生的教学和生活场所。经过请示，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于9月21日至26日，国立浙江大学的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禅源寺，随后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竺可桢校长对天目山本就十分熟悉，1936年他曾经三次游历天目山，对这片山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确保天目山分校的顺利办学，他派遣学校相关人员前往天目山实地考察，积极协商寺院租借事宜，调查天目山的交通状况，并成立了西天目临时办公室。在国立浙江大学第13次校务会议上，学校决定将大学本部迁至天目山禅源寺，首先在9月20日之前迁移一年级，而二、三、四年级则在双十节前迁至禅源寺。同时，在师资安排上，学校也做了充分考虑，于9月7日聘请了朱庭祜先生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国立浙江大学在天目山分校实行了导师制度。1937年11月底，学校逐步将天目山分校的师生迁移至建德进行教学。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浙西时期
八一三事变后，人们纷纷向南逃难。当时钱塘江大桥还没有修通。:299月26日，大桥修通。:30竺可桢在赴建德梅城考察后，于10月5日召开了国立浙江大学的校务会议，决定将学校迁移到梅城。学校派出人员前往建德，部分房屋得到了落实，解决了用水和用电的问题。到了10月30日，建德校舍的修理工作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紧接着于10日，国立浙江大学发布布告，要求学生作好准备，在11月11日、12日和13日这三天通过水路迁移到建德。出发时间定在晚上12点，在江干码头乘船，由大轮拖民船赴桐庐，每次搭载180人，到达桐庐后再换小船前往建德。11月12日下午5点，国立浙江大学二年级学生到达梅城，随后三、四年级学生和学校教职员也按计划进行了迁移。二年级学生被安排在东城乾源当铺住宿，三、四年级学生则分别安排在文庙、严子陵祠和何宅，教员宿舍设在北门林场，而校长竺可桢则住在府前街3号孙宅。学校的总办公厅设在方宅。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浙西时期
到了11月16日，大部分留校人员已经成功撤到了建德。部分图书和仪器也分批运往建德，但由于形势所迫，损失惨重，且大部分书籍未能成功运出。到了11月底，由于严州中学已经解散，国立浙江大学又借用了严州中学第二部作为一年级学生、教职员的宿舍和教室。与此同时，天目山的师生也全部抵达了梅城。国立浙江大学杭州本部协同浙江图书馆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一同迁移。国立浙江大学代辦高級工科職業學校、国立浙江大学代辦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均因西迁而停办。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江西时期
1937年底，杭州沦陷，国立浙江大学离开建德，经金华、玉山、樟树，迁往江西吉安、泰和。全程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于次年1月20日前后抵达。与此同时，浙江大學李絜非會同浙江省圖書館的夏朴山负责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运至贵阳。
由于泰和的校舍尚未准备就绪，国立浙江大学在吉安临时安顿。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家属租用了当地的民房，学生则先后暂住在白鹭洲书院、净居寺和阳明书院。竺校长为方便教学，住在与白鹭洲仅一水之隔的木匠街53号。为了不耽误学业，学校借用当地校舍进行教学，学生们在两周后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于2月18日迁移到泰和上田继续教学。
泰和澄江镇上田村成了国立浙江大学的临时校址。该村有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后来成为了国立浙江大学的校本部，而华阳书院则成为了农学院所在地。村中的趣园和遐观搂成了图书馆和部分教室，萧百万家族子弟的私塾临清书屋则成了校长办公楼。为了弥补搬迁期间的教学损失，各学院增加了课程和实验。尽管遭遇了战乱和物资匮乏，竺校长忙于迁校事务，连家庭都顾及不周，最终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病逝于泰和。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江西时期
在泰和期间，了解到每年春夏之交，驻地几乎年年遭受洪水泛滥的困扰，国立浙江大学即与省水利局及县政府三方商议，决定修筑防洪堤。地方出资出劳，国立浙江大学负责技术工作。因当时财力和时局所限，大堤于1938年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两个月。修建了全长1.5公里的防洪堤坝。当地人民因此而免受水害，大堤被称为“浙江大学堤”。江边原设有一码头，叫麂山码头，为方便水运，国立浙江大学在原基础上加固加宽修筑成新码头，即“浙大码头”。
为了给当地儿童和搬迁中的教职工子女提供优质教育，国立浙江大学在上田村萧氏祠堂创立了澄江学校。除了聘请两名专职老师外，其余教师都由各系高年级大学生兼任，这些学生都热心于教学。学校的图书都是借用而来，这大大改善了当时农村小学师资水平低下、设备匮乏等问题。澄江学校为许多当时无法接受教育的农村儿童提供了读书机会，使得他们和搬迁中的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工子女一样，享受到了优质教育。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江西时期
到1938年，抗日战争的战火已经迫使许多来自苏、浙、皖等地的民众流离失所，其中一些难民流落到了江西。国立浙江大学与江西省政府商议共同开辟沙村垦殖场，以解决部分难民的住房和生活问题。沙村示范垦殖场利用了沙村附近高垄一带的荒地和乱葬岗，总面积超过600亩。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垦殖场，安置了140名来自战区的难民，共同参与了土地的开垦和耕种工作，实行集体经营模式。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广西时期
随着日军在1938年7月占领江西九江，国立浙江大学再度迁往广西。
1938年9月，竺可桢等人乘车经过衡阳、桂林，于25日抵达广西宜山，竺可桢多次与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见面，就办校选址和学术交流进行交谈。1938年11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在宜山标营大草棚餐厅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发表了题为《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强调王阳明不仅是浙江的先贤，而且曾在吉安、宜山等地讲学，为国立浙江大学办学留下了深刻印记。竺校长将王阳明视为国立浙江大学人学习的楷模，赞扬了他倡导的“知行合一”思想，并认为“求是”是王阳明精神的象征。他指出，在现代科学中，“求是”既代表着追求真知灼见，又体现了将知识付诸实践的重要性。
1938年8月，国立浙江大学增设师范学院。1939年8月，竺可桢提出西迁过程中开设附属实验学校。1939年夏将文理学院拆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广西时期
在宜山古城，师生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没有电，他们只能使用小油灯照明；学生宿舍和餐厅都是临时搭建的草房；上课时没有桌椅，只能站着听课，用鸡肠带挂块小木板搁腰里记笔记。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师生受到恶性疟疾的困扰，仅在1938年10月至12月初就有200多人患病，其中一名一年级学生甚至因此去世。
1938年10月21日和25日，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后，日本军机的骚扰和轰炸变得更加频繁。师生们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了严重威胁。1939年2月5日，竺校长等人前往太平乡慰问难童时，宜山标营上空有18架敌机盘旋，投掷了118枚炸弹，导致国立浙江大学宿舍8间、大礼堂1座、教室3座14间被毁，办公室、体育室、阅览室等也被毁烧，唯一的一架钢琴也毁于一旦。
1938年11月，竺可桢在广西宜山通过校务会提出了以“求是”作为国立浙江大学的校训。他在日记中写道：“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求是来源于王阳明的文字‘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唯求其是而已。’”竺可桢提议并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后，邀请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并请中央音乐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谱曲。第二年的8月14日，在柿花园，竺可桢邀请各院院长以及回声歌咏队等进行了校歌的试唱。1940年春季开始，开始传唱校歌。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贵州时期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逢湄潭在贵阳工作的陈世贤、宋麟生两人，他们力劝竺校长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湄潭。竺校长听取了两人的介绍后，便前往湄潭进行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职，得知竺校长来湄考察后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组织了21个团体，热烈欢迎竺校长的到来，并表示愿意提供湄潭最好的房舍供国立浙江大学师生选择。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贵州时期
1939年11月，随着广西南宁陷落，国立浙江大学迁往贵州，总部设在遵义子弹库，并在湄潭设立分部。在遵義的又校本部、文學院、工學院，在湄潭的则有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则在两地均有部分。1940年1月，国立浙江大学在贵阳南青岩设立一年级分校。1月16日，竺可桢从贵阳抵达遵义，受到全城绅士的热烈欢迎。由于遵义至湄潭的公路尚未完工，国立浙江大学只好暂时在遵义安排房舍，并派遣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前往湄潭筹划迁校事宜。到了6月，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师生陆续迁至湄潭，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随后，竺校长与胡刚复、费巩教授于9月22日来到湄潭，次日前往城北20公里的永兴场察看了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南华宫等地，决定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至永兴，理学院及师范学院理科也迅速迁至湄潭县城。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实验学校和湄潭中学合并，在湄潭成立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贵州时期
在遵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发展为全国性大学，學生來自各省，各學院均出版硏究專刊，出版有《国立浙江大学文學院集刊》《浙江學報》《思想與時代》等刊物。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访问位于贵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并在《自然》上发文将国立浙江大学称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赞誉为“东方剑桥”。在湄潭工作和学习过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达45位。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知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完成。
1941年12月22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披露了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此文一出，蒋介石当天就罢免了郭泰祺。:93孔二小姐的丑闻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贵州时期
1942年1月12日，一位姓王的国立浙江大学学生收到了由西南联大寄出的《反孔传单》，内容夸大了“飞机运狗”和“香港要人”的情节，澄清了反孔之党“是领导抗战到底的党，拥有英明的领袖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更有广大的党员。但我们不能否认，党内也存在着不少腐化的份子，腐蚀了党的纯洁性。这些败类必须加以肃清，这是全体国民党党员的责任”。宣传口号是：“燃起五四火把，铲除贪官污吏”。这份宣传品在学生之间传阅后，经过了三天的酝酿，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于1月15日晚上在学校召开了学生自治会，讨论了反孔工作的步骤，决定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游行进行时，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一边举行公开演讲，一边大量散发名为《除孔宣言》的传单，并在校园内张贴了联大昆明来函。当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进行游行时，军警出于与校长竺可楨的默契，并不清除标语、收缴传单和驱散聚众，也并未进入校园。游行结束后，国立浙江大学遵义校区的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开倒孔大会，会议决定了三个主要议题：组织除孔委员会、扩大宣传与联系各方、以及向蒋委员长发电。参加大会的人数约有三百余人。会议于上午11时结束，学生们返回学校，下午的课程如常进行。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贵州时期
针对此事，18日，国立浙江大学发布了通告，宣布四人记大过，二人被开除学籍。自首者暂不对他们做出处分。最终，教育部同意了原国立浙江大学校方的决议。
1945年3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准备前往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3月5日凌晨，国立浙江大学学生邵全声搬运行李之后，寻遍渡船也未见同行的费巩教授。当日下午，邵全声致电复旦大学，办公室秘书称费巩已经到校，但数日后委托复旦学生捎带行李时，发现查无此人。竺可桢3月14日知道消息后，恐费巩因签名《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而被特务机构监禁，开始到监察院、行政院、重庆卫戍司令部、蒋介石侍从室等处查问，复旦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也罢课抗议，重庆四十多名留美教授致信魏德迈，引美国侦探与中美合作所介入寻人无果。实则费巩先是被绑架羁押于重庆卫戍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合作所军事禁区内的杨家山，关押期间每日痛骂国民党政府，被杀后被投入住满硝镪水的化学池毁尸灭迹，尸骨无存。
1945年9月，日本战败。国立浙江大学教授罗宗洛奉命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邀请同样具有留日背景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蔡邦华院长及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教授三人一同前往。陈建功、蔡邦华、苏步青三人因此分别成为国立台湾大学首任教务长、农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罗宗洛返回重庆述职争取经费、陈建功担任总务长代理校务期间，因本省籍医师转聘问题引起台大医院罢诊事件。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龙泉分校
因战争原因，浙江、福建、上海、安徽一带的青年学生许多并不能前往西南地区求学。1939年2月，竺可桢从广西宜山派出派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返回浙江创办分校。龙泉坊下村乡绅曾水清听闻国立浙江大学来办学，让出自家新屋。1939年7月，国立浙江大学在丽水龙泉芳野曾家大屋开办分校，服务由于经济与交通问题无法前往内地升学的同学。1941年元旦集会时，郑晓沧提议将坊下村称为改名“芳野”，英文名“”，遂成正式地名。1941年，随着学生的增多，龙泉分校在曾家大屋北侧1公里的石坑垅村建设8座用松树皮作瓦的木屋，并在其中创设师范学院，还将文学院迁移到村中。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返回杭州
1945年10月，龙泉分校师生率先启程回杭，11月在杭复课。1946年5月7日遵义总校回杭，改遵义校址为留守处。由遵义往杭州，经贵阳、玉屏出贵州，后经停长沙领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难民证，得享基本食宿与免费车船搭乘之待遇。迁回杭州后，学校还在刀茅巷建设建德村、泰和村等教职员住宅群，并将刀茅巷口铁工厂一侧的九间改名芳野村，将上刀茅巷一个园子改称龙泉馆，以纪念国立浙江大学西迁的历史。
陈凤翔 (清朝)
陈凤翔（1751年—1812年），字竹香，江西崇仁人，清朝政治人物。陈一章的儿子。
陈凤翔绘画能传父艺。由监生充国史馆誊录，议叙县丞，历任官永定河道，河东河道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嘉庆年间，上疏请急治河口及运河各工，高堰二堤，堵合御黄、钳口两坝。以堤坝溃决多次遭皇帝责斥，与两江总督百龄互劾贻误河工，嘉庆帝将他革职，遣戍乌鲁木齐，途中去世。
斯普林希爾 (明尼蘇達州)
斯普林希爾（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斯普林希爾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斯普林希爾的面積為1.88平方千米，皆為陸地。當地共有人口68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36人。
姚祖同
姚祖同（1762年—1842年），字秉璋，又字亮甫。清朝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官至兵部郎中、侍读学士、鸿胪寺卿。嘉庆二十年，出为河南布政使，改任山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擢升为安徽巡抚、河南巡抚。疏浚直隶河道；督治黄河仪封、马营坝工程，勘察湖北王家营堤工，请停缓河南河工加价三年。道光初年，因河防费用事受过，召还。不久，又历任陕西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官至左副都御史。在河防、水利、营伍等方面均能悉心筹划。道光二十二年去世。
斯普林希爾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斯普林希爾鎮區（英語：）是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一個行政鎮區。
斯普林希爾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歷史
斯普林希爾鎮區於1871年設立，得名自位於當地的山脈和水泉。
斯普林希爾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地方資料
斯普林希爾鎮區的面積為90.49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90.48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01平方千米。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地共有人口337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3.72人。
聖奧古斯塔 (明尼蘇達州)
聖奧古斯塔（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聖奧古斯塔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聖奧古斯塔的面積為77.28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76.88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40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3497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45人。
聖約瑟夫 (明尼蘇達州)
聖約瑟夫（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聖約瑟夫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聖約瑟夫的面積為24.11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24.07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04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7029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92人。
聖約瑟夫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聖約瑟夫鎮區（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行政鎮區，於1858年設立。
聖約瑟夫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聖約瑟夫鎮區的面積為79.20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77.93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1.26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946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12人。
聖馬丁 (明尼蘇達州)
聖馬丁（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聖馬丁 (明尼蘇達州) 歷史
聖馬丁得名自都爾的瑪爾定，於1866年成立，1891年升格為城市。
聖馬丁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聖馬丁的面積為2.26平方千米，皆為陸地。當地共有人口312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138人。
嵇承志
嵇承志（18世纪？—1805年），字授侯，号蕙圃，清朝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大学士嵇璜之子。
嵇承志中举人。乾隆、嘉庆年间，历任长芦盐运使，河东河道总督，大理寺少卿。先后参与海河、永定河、黄河封丘衡家楼等治理工程。后升任顺天府尹。
聖馬丁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聖馬丁鎮區（英語：）是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一個行政鎮區，於1863年設立。
聖馬丁鎮區 (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 地方資料
聖馬丁鎮區的面積為89.90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89.30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60平方千米。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地共有人口438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4.87人。
聖羅薩 (明尼蘇達州)
聖羅薩（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聖羅薩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聖羅薩的面積為0.967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0.953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014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58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60人。
里夏德·贝尔
里夏德·貝爾（德語：；1911年9月9日—1963年6月17日）是德國納粹黨黨衛軍軍官，他曾於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期間擔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之後又於1945年2月至4月期間擔任多拉中心建築集中營（Mittelbau-Dora concentration camp）的指揮官。戰後，貝爾使用化名避免受到起訴，他最終於1960年12月被捕。他在接受審判之前在拘留期間死亡。
里夏德·贝尔 生平
貝爾於1930年加入納粹黨，並於1932年7月1日成為黨衛軍一般親衛隊的成員。在魏登當地的黨衛軍哨所，他結識了未來的集中營指揮官馬丁·戈特弗里德·魏斯（Martin Gottfried Weiss）。在韋斯的指導下，一個黨衛軍小團為週邊村莊納粹黨週末公開會議的發言者提供保護。貝爾後來表示，他加入黨衛軍將軍是因為他喜歡“士兵的紀律”和“扮演士兵的樂趣”。
1942年11月至1944年5月，貝爾擔任黨衛軍主要經濟和行政辦公室主任奧斯瓦爾德·波爾的副官。1943年11月，他接手「集中營監察局」D部門的DI（中央辦公室）辦公室。他接替了希姆萊認為對囚犯過於「軟弱」的阿图尔·利伯亨舍尔，從1944年5月11日起擔任奧斯威辛一號集中營的第三任指揮官（也是最後一任指揮官），直到1945年初集中營解散為止。
里夏德·贝尔 生平
從1943年11月到1944年底，弗里茨·哈特延施泰因（Fritz Hartjenstein）和約瑟夫·克拉默(Josef Kramer) 負責奧斯威辛二號-比克瑙滅絕營，因此從1944年底到1945年2月，貝爾只是部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戰爭期間，貝爾接替奧托·弗施納（Otto Förschner）成為諾德豪森多拉中心建築集中營的指揮官，負責對蘇聯囚犯進行大規模絞刑。
里夏德·贝尔 被捕及死亡
戰爭結束後，貝爾回到家鄉，最終在漢堡附近定居，以林業工人卡爾·埃貢·諾伊依曼（Karl Egon Neumann）的身份生活。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於1960年10月對他發出了通緝令，於是他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
Devin Pendas在其著作《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中生動地敘述了貝爾被捕的故事。俾斯麥首領莊園的一位同事在小報《圖片報》上看到一張通緝照片後，報告說貝爾在那裡擔任林務員。1960年12月20日凌晨，當官員們與「諾依曼」對質時，他起初否認身分。屋裡的一位女人稱呼貝爾為“丈夫”，並稱自己為“Frau Baer”，貝爾最終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根據律師的建議，他拒絕出庭作證。1963 年，他在審前拘留期間死於心臟病。
聖斯蒂芬 (明尼蘇達州)
聖斯蒂芬（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聖斯蒂芬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聖斯蒂芬的面積為9.64平方千米，皆為陸地。當地共有人口797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83人。
韋特帕克 (明尼蘇達州)
韋特帕克（英語：）是一個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斯特恩斯縣的城市。
韋特帕克 (明尼蘇達州) 歷史
韋特帕克於1856年成立，得名自明尼蘇達州立法委員亨利·切斯特·韋特。韋特帕克的郵局於1897年成立，其後於1972年停運。
韋特帕克 (明尼蘇達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韋特帕克的面積為32.92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32.71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21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8341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53人。
阿莫雷生
阿莫雷生（英语：Almorexant；开发代号：ACT-078573），或译阿莫伦特，是一种食欲素拮抗剂，可作为食欲素受体（OX1和OX2）的竞争性拮抗剂。该药物由制药公司Actelion和葛兰素史克开发，用于治疗失眠。由于在试验中观察到肝酶短暂升高后对阿莫雷生的肝脏安全性存在担忧，该药物的开发于2011年1月被中止。
阿莫雷生 药理学
阿莫雷生是一种竞争性双重OX1和OX2受体拮抗剂，它可选择性抑制OX1和OX2受体激活所产生的功能性后果，例如细胞内Ca2+动员。它与食欲素受体的解离速度非常缓慢，这可能会延长其作用持续时间。
阿莫雷生 历史
阿莫雷生最初由Actelion开发，从2007年开始被报道为一种潜在的重磅药物，因为其新颖的作用机制（食欲素受体拮抗作用）被认为能产生比传统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和Z类药物更好的睡眠质量和更少的副作用。这些传统药物主导了数十亿美元的失眠药物市场。
2008年，葛兰素史克以1.47亿美元的首期付款从Actelion手中购买了阿莫雷生的开发和营销权。如果该药物成功完成临床开发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这笔交易的价值估计为32亿美元。葛兰素史克和Actelion继续共同开发该药物，并于2009年11月完成了III期临床试验。
然而在2011年1月，Actelion和葛兰素史克宣布，由于阿莫雷生的副作用，他们将放弃对其的开发。
2014年，Actelion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表明，阿莫雷生具有轻微的滥用潜力，但滥用潜力明显低于唑吡坦。
杭州文革历史
杭州文革历史是指文化大革命在杭州的历史。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它由毛泽东领导，从1966年开始，持续至1976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以加强共产党的控制力。杭州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洗礼，包括：
杭州文革历史 文革兴起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杭州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重点强调开展学术批判。参与者有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以及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并对吴晗和翦伯赞等人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宣部不要扣压学生的稿件、“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此外他还指出文、史、哲、法、经等领域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
3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泽东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的状，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何不同中共中央宣传部打招呼，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4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杭州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重点批评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以批判彭真为主，同时还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杭州文革历史 文革兴起
6月2日，《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欢呼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和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等文章，浙江大学学生和教师张贴标语和大字报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表示要“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9人署名的《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大字报，批判学校党委种种清规戒律压制革命热情的问题。
杭大学生和教师张贴标语和大字报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表示要“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翌日，杭大师生到省委宣传部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贴大字报，指省委一批人想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纯学术批判”。6月5日，省委工作组进驻杭大。6月6日，部分杭大学生到《浙江日报》社，贴出一张《浙江日报为何按兵不动》的大字报，随后《浙江日报》社在两三天内贴出六七百张大字报，揭发于《浙江日报》社长、总编辑冠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矛头直指编委会。
杭州文革历史 文革兴起
6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旨在限制活动“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 “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浙江省委亦向浙大派遣工作组。6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派驻工作组到杭大，主要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与中文系教授夏承焘。对这两人的批斗持续一个月之久，先后召开5次全校大会。1966年6月初，浙江医科大学受文革影响停课。
6月22日，省委撤销浙大主持校务的刘丹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6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揭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丹的反动面目》一文，报道了刘丹被撤职的决定，并公开点名批判刘丹。刘丹后又在《人民日报》上被批评。刘丹被指“不突出政治”，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6月，有浙大学生在大操场揪斗“反动学术权威”，被省委驻校工作组组长陈安羽制止。但不久，校内张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浙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杭州文革历史 文革兴起
6月28日，浙大1861名师生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党中央，要求省委撤出工作组，并将师生的要求转交给中央，但省委拒绝。
7月4日，《浙江日报》以《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林淡秋》为题选登杭州大学“揭露林淡秋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林淡秋原来是邓拓一类货色”等文章。7月6日，《浙江日报》以《彻底清算林淡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为题选登选登了杭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二班战斗小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匕首”——评林淡 秋《〈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选〉序言》，杭州大学总务处战斗小组“《说“狠”》是林淡秋资产阶级右派面目的大暴露”，杭州俄语教研组第二战斗小组“林淡秋的 黑灵魂”——驳《美好灵魂的塑造者》等文章。
8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撤离杭大。8月5日，浙江省委撤除驻各校工作组。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全校各级组织已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毁坏各类历史文物。8月24日，浙大学生为保护灵隐寺和中学生红卫兵在寺门前对峙辩论，并受到景区员工与临近村民的支援。因应群众对峙事件，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赵士同志、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同志赶往现场处理，因省委市委意见不被红卫兵接受，灵隐寺去留问题上报国务院解决。在守卫灵隐寺的同时，浙大学生撰写《告全市人民书》，在市内散发，驻守浙大学生因此受到市民、企事业单位以及浙江鲁迅美术学院学生支援。对峙一直持续至28日，期间一度发生纵火企图但被到场的浙大学生及时制止。27日晚，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到场宣读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电话指示；28日，中学生红卫兵全面撤离。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9月5日，中央通知各地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杭大因此停课参与全国大串连。9月25日，校内成立了“文革”筹委会，批斗党政领导干部、教授、讲师等，并将二十四史、古典文学作品等作为“四旧”在大操场烧毁。11月1日，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兵团”成立。15日，造反派组织洗劫了校党委办公楼，抢走部分机密文件、资料和17级以上干部的保密笔记本，是为“抢档案事件”。1967年2月19日，造反派进一步夺权，建立了“新杭大2·19公社”。4月12日，6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东方红兵团。东方红兵团一面在校内批判攻击领导干部和教师，另一面则到社会上进行打、砸、抢等活动。4月20日，新东方红兵团发表了《关于目前省市形势的声明》，指责“当前浙江省就是有人在疯狂地执行着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带枪的刘邓路线”宣战。5月，新东方红兵团一部分人参与接管《浙江日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以后，一些人更是连续参加了萧山、富阳等地的武斗。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0月4日到5日，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浙大体育场召开四万人大会，批判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陈伟达。10月7日，浙江大学红旗联合战斗团成立，后发展为红联军。10月16日至25日，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省委大楼露天广场召开了长达8天的“强烈抗议省委扣压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事件大会”，19日赴京的浙大代表获得陶铸接见，22日抗议者获得省委书记曹祥仁接见。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31日，近万名浙医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集会，要求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接见，未果，遂静坐抗议。9月11日，浙医召开省市红卫兵“向省委提意见大会”，责令江华、李丰平、陈冰到场。9月3日，《浙江日报》刊登全省五十万职工收到《毛主席语录》的消息，首批《毛泽东选集》由浙江省委赠送给浙江大学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化工学院、海宁一中、杭州交通学校等学校学生聚集在省委大楼，提出要“炮轰省委、火烧江华”。9月4日，杭州市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9月15日，浙江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并于17日在杭大召开万人参与的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浙大组建长征队，到北京、韶山、井冈山等地步行串连。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1月17日，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入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抢夺机密文件。11月下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林岗、李洪顺、韩向东、蒋为民、戈更新等来浙江串连，提出要打倒中共浙江省委的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四人，并于12月23日，伙同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一千多人，闯入省军区司令部大院，以追查省委黑材料以及抓捕省委书记陈伟达。翌日，浙江大学造反派赴京报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林彪指示省军区不与学生对抗而应借机团结。12月30日，张永生带头组织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简称“省联总”，并查封《浙江日报》，在翌年元旦发行组织刊物《红色风暴》。1月7日，省联总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斗争陈伟达。
1967年2月13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浙大红联军、医大白总部等组织组建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批判省联总，并在2月20日组织上万人重新夺取《浙江日报》，被省联总组织人员反击而夺权失败。1967年6月10日，省联总到拱宸桥等地主动挑衅“医大兵团”、“杭丝联红色兵团”、市郊“农暴”，造成大规模武斗。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月19日，为解决省联总占据省军区大院的问题，应周恩来要求，省级机关干部孙宏兴、李菊麟，杭州大学李显通等人进京汇报问题，周恩来接见时提出毛泽东要保江华。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肯定造反派追查黑材料和陈伟达的行为，但要求省联总等组织撤离省军区大院，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丁钧作为中央代表于第二天来杭州，省联总在第三天撤离省军区大院，结束了40天左右的占领行为。
1967年5月23日，浙江农业大学发生属于省联总派系的革命造反总部与属于红暴派的红色造反委员会发生大规模武斗，红暴派一派在处理武斗的军代表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皮包，并将收集的材料专人递送给省军区。省联总派系到军管会找龙潜被拒绝接见，引发29天的静坐抗议，最终张春桥致电慰问，称“希望你们先返回各自的岗位，等待中央讨论浙江问题的结果”；龙潜后成为省联总的批斗对象。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冒雨守卫在联庄村域钱塘江大桥南头的哨位上。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红卫兵专列第764次列车驶向大桥。在哨位上发现距离他40米的轨道上有一根大木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冲向列车前将大木头移开，确保了乘客、列车和钱塘江大桥的安全，但自己不幸牺牲。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966年10月31日，《解放军报》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一篇重大报道，讲述了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队的卫士蔡永祥的英勇行为。报道称，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在桥头警卫时，发现桥南铁路上有一根大木头，意识到可能是敌对势力的破坏行为。在一列载有红卫兵的列车临近时，他奋力移除了木头，确保列车安全通过，但自己不幸牺牲。报纸随后发表了题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社论，赞扬蔡永祥的行为，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持续报道他的事迹。蔡永祥舍身取義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一个学习英雄蔡永祥的活动迅速在全军、全国广泛展开。同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向蔡永祥學習。《解放軍報》從11月17日起到該年底止，先後發表了3篇向英雄蔡永祥學習的評論員文章。 报纸还刊登了蔡永祥的日记和手迹。1968年10月28日，蔡永祥烈士事迹陈列馆在杭州落成，位于钱塘江大桥西北侧的月轮山上，并塑像纪念。后改建为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1967年2月中旬，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江华被浙江造反派带走，原本打算开十万人大会批斗，但被周恩来派人带走。1967年2月上旬浙大学生到北京时，接见的谭震林表示毛主席对江华“一批二保”；此前，周恩来接见浙江代表时，也表示毛泽东要保江华。因此，围绕是否保江华的问题，造反派分化为以红暴会为首的一派，要求保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打倒曹祥仁、赖可可、沈策，以及以省联总为首的打倒江华的一派，要求保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并打倒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
围绕着江华问题，校内的造反派也产生了分裂。1967年1月19日，红色造反联络站所属的五十多个组织在浙大讨论“大联合”的问题，遭到红旗军、炮打司令部突击队等组织反对。2月5日以浙大“烈火大队”为核心组建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2月6日以浙大的暴动总部为主成立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后者于2月9日在少年宫广场举办大会，要求打倒“烈火大队”。2月12日，省联总在体育场举办十万人大会期间，浙大红暴会冲击大会主席台，并散发《总理谈江华》的传单，高喊“提着脑袋保江华”的口号。
杭州文革历史 红卫兵运动
2月13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浙大红联军、医大白总部等组织组建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批判省联总，并在2月20日组织上万人重新夺取《浙江日报》，被省联总组织人员反击而夺权失败。2月25日，省联总召开千人大会，会上省军区白宗善、董明儒表示无条件支持省联总，但2月下旬省军区2号办公室又表示支持无联总，不支持省联总。4月2日，红暴会组建的“彻底砸烂曹、赖、沈反党集团誓师大会筹备处”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彻底揭开曹、赖、沈反党集团反革命夺权阴谋大会”。
5月23日，浙江农业大学发生省联总与红暴派团体之间大规模武斗，红暴派一派在处理武斗的军代表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皮包，并将收集的材料专人递送给省军区。省联总派系到军管会找龙潜被拒绝接见，引发29天的静坐抗议，最终张春桥致电慰问，称“希望你们先返回各自的岗位，等待中央讨论浙江问题的结果”；龙潜后成为省联总的批斗对象。6月6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又发生二派武斗，省联总砸机器、毁厂房、抓人；6月10日，省联总又到拱宸桥等地主动挑衅“医大兵团”、“杭丝联红色兵团”、市郊“农暴”，造成大规模武斗。6月11日，周恩来要求两派以及军代表来北京会谈，并于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代表团，要求红暴会学习省联总自我批评。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有争议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 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7月13日，两派达成《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协议于7月19日被中共中央下发，并批示双方认真贯彻落实，要求浙江省军管会对协议执行加以保障。7月23日，两派在北京达成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协议认定龙潜为首的省军区党委犯路线错误，并要求以省联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逐步组建杭州市革命委员会。
8月4日，浙大造反总指挥部和杭州钢铁厂造反总指挥部接管了浙大人武部；8月5日、9日，张永生则派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和军械一库，骗开大门并夺取库存武器。10月31日，省联总下属组织打砸红暴临时指挥部的办公室。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毛泽东指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省联总遂于12月9日在少年宫广场举行“关于要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的二十万人大会，同日“浙大总指”和“浙大红暴会”实行大联合，成立“浙江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1968年2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时，重申毛泽东1967年2月12日的指示，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2月16日，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确保两派共同组建的省市革委会中红暴会席位数量，并将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活动限定在杭州。红暴派转达周恩来保江华意见后，江青、康生、陈伯达反对解放江华，解放江华的问题因而被搁置。
6月下旬，方剑文和浙江大学红暴会勤务组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在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召开红暴会会议。7月3日，在浙大组建“抗大战校”组织，准备把浙大红暴杀向社会，随后发公开信批评省革委会。196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5月24日，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红暴派”代表充实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开批评方剑文以及南京军区插手浙江文化大革命之事，决议压制红暴会。8月14日和9月3日，省联总和红暴派先后宣布完成历史使命，
1968年11月，浙江医科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学校自1966年到1969年期间没有招生，1966年到1977年间未招收本科学生，但附属医院曾组织过卫生工作队在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并培训当地赤脚医生3千余名，卫生员5千余名。
杭州文革历史 阶级斗争
1968年3月29日，杭大成立包含军、工宣队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学校的领导机构。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提出要清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斗争经验，推广“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制造“红色恐怖”。8月27日，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大，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9月28日上午，全校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期间，300多名干部、教师、工人和学生被押送到大操场，遭到示众和批斗。10月25日，全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校工宣队教导员作了题为《刮起十二级革命风暴，向阶级敌人展开大决战》的报告。报告认为杭大前身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苦心经营的巢穴”，必定有“国民党残渣余孽”遗留，决定要调动群众，揪出一切反革命分子。同日，杭州大学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各系、各部门设立“牛棚”，在兵管小组看管下，严刑逼供，折磨关押人员，制造冤假错案。1968年11月18日至20日，校“清阶”领导小组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介绍“清阶”经验。12月5日至7日，又提出“清阶”任务，“做到揪一个，斗一个，批一个，定一个”。在“清阶”中，全校293名教职工被揪斗，其中正副教授44人，讲师149人，处级以上干部4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人。
杭州文革历史 阶级斗争
1968年5月，浙江大学各院系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小组，全校共揪斗430多名师生员工，运动中被关入牛棚，被拷打与侮辱。1969年7月，学校组织师生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1972年夏，刘丹被解放并参加了浙江大学革命委员会担任核心小组成员，但因8月8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批评文革的发言，被王洪文专门批示注意否定文革的右倾思潮，因而学校再度召开批斗会批判刘丹，刘丹也因此搁置。
杭州文革历史 阶级斗争
1969年11月，浙江医科大学在新昌试点招收一年制赤脚医生培训。1970年7月，浙江中医学院重新并入浙江医科大学，但从1973年起重新独立出去。1971年起，在余姚、慈溪、东阳、义乌、诸暨、新昌、海宁、海盐等县人民医院投资设立教学基地。1973年秋到1976年期间，以通过考试和推荐相结合录取招收三年制学生。1976年后，设立口腔系，并开始招收三年制工农兵新生。浙江农业大学文革期间，学校党政组织瘫痪，教师队伍受到冲击。10年中只招收三年制“社来社去”和工农兵学员102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