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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5月
5月23日，香港總督衛奕信表示港人十分留意和關注大陸學潮事態發展,并希望大陸局勢得和平妥善解決。亲中派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就“當前國內嚴峻形勢”发表五点“緊急聲明”，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讨论局势等。当天，由香港十三間大專院校163名學生（由学联陶君行带队）組成的隊伍，白天製作了三十多條橫幅，攜帶大量宣傳品。在紅磡體育館誓師後，從火車站乘火車經深圳到廣州，参加当晚在广州举行的“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香港學生隊伍原本預料過關可能會遇到問題，並計劃若入境深圳失敗就會在海關靜坐抗議，但其在通關時似乎獲得刻意安排，學生火車到達羅湖後，口岸聯檢大樓的公安立即為其安排入境，經過數分鐘即令全部人出關，亦無例行行李檢查。在廣州車站亦有公安人員開路，讓香港學生前往越秀賓館。
5月23日，浸信會神學院一群教職員與學生亦發表聲明，认为中国的运动“合乎基督教信仰精神”。聖公會於《明報》發表聲明，要求中国政府不可動武及開放報禁。香港歌手盧冠廷、詞人唐書琛夫妇合撰〈為自由〉一曲支持北京学生。香港演藝界很多人被邀请参与大合唱。该歌曲录制後由蔣志光與黃耀光亲自送到北京给學生代表並即場播放，亦成為天安門廣場第一首播放的廣東歌。同日，香港親中左派團體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發表全版報紙廣告，支持北京學生，認為學運為“愛國民主運動”，要求撤銷新聞封鎖，解除戒嚴，撤銷李鵬五一九講話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亦发表四点“嚴正聲明”，呼吁以“和平合理方式解決問題”，认为“這次全國學生運動,要求民主改革、反貪污腐敗及提倡廉政,是正義與愛國行爲”。
5月24日，香港電台發動百餘名歌星錄製「爲自由」錄音帶送給天安門示威學生。中國神學研究院校友會刊登支持运动的声明。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呼籲全港基督徒“為國祈禱”。有21間堂會響應「愛民會」舉行「為中國求平安」祈禱會。当天，支聯會於維園举行有10萬市民参加的集會，示威者高叫「李鵬下台」等口号。5月25日晚，三百多位教牧於循道衛理香港堂祈禱後遊行至新華社遞交聲明。「愛民會」發表六項聲明，认为“基督徒應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確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價值，並全力支持爭取上述目標的非暴力行動”。当晚起，「愛民會」於循道衛理香港堂開展「基督徒馬拉松祈禱保中華」。
5月26日，香港市民舉行“中港青年一條心全港青年大集會”，呼籲青年人深入探求民主法制的出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等于傍晚在維園合辦「中港青年一條心」全港青年大集會，又在晚上十時於安素堂開展「基督徒馬拉松祈禱保中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部於《信報》刊登〈致全體教友書〉聲明，提出四項祈求事項。
5月27日，香港演藝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籌款演唱會，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多位歌手演唱爱国的粤语流行音乐，包括罗文《中国梦》和《同途万里人》（NHK丝绸之路香港版主题曲）等。演唱會有將近三十万人参与，籌得1,200萬港元，並由李卓人把款項送到北京。基督教「愛民會」發表文章呼籲信徒「不要因著政治形勢惡化而放棄信念，必須繼續堅持基督徒對國家民族的承擔和參與，支持及投入我們今後的工作」。
次日（5月28日），在李柱銘、支聯會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遊行人士在當日下午2時由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出發，經灣仔新華社香港分社再遊行至北角糖水道轉上東區走廊，最後抵達目的地維多利亞公園繼續集會。遊行持續達8小時，直到晚上10時才結束。遊行期間大致和平，並沒有發生不愉快事件。據估計，當日共有150萬人參加遊行，被認為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運動之一，直至2019年616大遊行的200萬人打破遊行紀錄。当天，基督教 「愛民會」在下午亦於九龍仔公園舉行「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聯禱大會」，約一萬名教牧與信徒參與，會後遊行至新華社九龍塘分社遞交〈致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全體委員则於《基督教週報》就运动提出四項呼籲。香港東亞銀行鑑於中國動盪局勢，正式向香港政府申請赴台灣設立分行。5月29日，由香港方面捐赠的近百個帳棚在天安門搭起。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6月1日，香港紅十字會電匯港幣137萬予中國紅十字會，用作救護北京學生。6月2日，滕近輝牧師於宣道會北角堂为中国形势舉行一連三晚的特別培靈會。支聯會赴京代表團團長李卓人把130萬港元捐款送到北京時被拘留，迫簽悔過書，3日後才獲釋，而款項一百餘萬被北京當局全數沒收。6月3日，「全港基督教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合會」发表五点对中国政府的譴責聲明，认为其将运动“定爲動亂”，侵犯國家憲法賦與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并拒絕運用合法程序解決整個政治危機。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6月3日晚开始，解放军动用武力开入天安门清场。6月4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發表呼籲聲明,要求香港中資機構在6月5日以各種形式爲天安門死亡者致哀。香港市民在銅鑼灣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對面設公眾靈堂，獻上鮮花及祭品追悼在六四事件中身亡的死者。工聯會負責人鄭耀棠亦帶領成員到新華社外悼念死難者。当天下午二時開始，有30萬人身穿素服出席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靜坐”的抗议集会，由於入場人數眾多，集會延遲一小時才可以開始。集会用时半小時，先後有教育界、勞工界、演藝界等人士發言，不時出現「打倒李鵬」及「李鵬下台」等口號。張文光在大會結束前宣佈6月7日（周三）為「死難同胞哀悼日」，全港罷市、罷工、罷課，并表示部份行業如醫療及金融業需要正常上班，但可佩纏黑紗以表哀思。李永達帶領在場市民起誓“李鵬政權一日不倒台，他們將會堅持到底”。有學生代表则认为香港人“現時不要只顧移民”，否则“將對不起已經犧牲的北京學生”。醫學界梁智鴻議員則表示將與香港紅十字會洽商，將港人的血液送往北京救助伤者。李柱銘表示其與司徒華將暫時停止基本法委員會的工作。司徒華及岑建勳发言时一度哭泣，司徒華起誓時說，若李鵬於九七年仍然为總理，他會留在香港與李對抗到底。司徒华亦在期间在台上暈倒，需要由工作人員攙扶休息。隨後下午四時許，港島環市大遊行由跑马地出發，歷六小時結束，沿途有警方開路，參加人數達100萬人。在集会發言而暈倒的立法局议员司徒華亦隨大隊出發，最終因體力不支而短暫退出。遊行經禮頓道、高士威道向北角方向，示威者高叫「打倒李鵬」及「愛國無罪」等口號。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香港总督衛奕信爵士對北京局勢表示“強烈關注，感到震驚及悲痛”。港府亦呼籲香港市民，如非必要，切勿前赴北京。鄧蓮如及李鵬飛代表行政立法兩局發表聲明對事件“深感憤怒”。香港各政協委員则发出緊急聲明，呼吁全国及各级的人大和政协委员“用盡一切方法,動員全國人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制止屠殺暴行”，并呼吁“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絕不執行殺人的亂命”，“全國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運用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力,抵制、抗拒當權者的亂命,暴行”，“所有香港市民保持冷靜,團結一致,不要搞任何損害香港經濟繁榮的行動,以免自亂陣腳,無力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基督教「愛民會」亦在报刊公开發表〈譴責聲明〉。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6月5日，香港市民在中區舉行“黑色大遊行”。基督教「愛民會」发表六点“严正声明”表示“堅決與上述法西斯政權劃清界線,不承認它代表中國人民及國家,並對其法西斯兇殘行徑嚴加譴責”，呼吁各国和联合国制裁中国当局。16間浸信會及信義會信望堂等教会亦公开在报刊发表评论或声明。下午，包括基督教「愛民會」和天主教的約一萬人於遮打花園集會出發，途經新華社宣讀悼詞，并抵維園開哀悼會。鄺廣傑主教、余達心牧師在會中分享或宣讀悼詞。香港中華總商會第三十六屆會董會通过决议，发表谴责“中國一小撮當權者血腥屠殺北京學生和人民的瘋狂行爲”的四点严正声明，表示“震驚和憤怒”以及“哀悼”，并指“採用暴力手段箝制民意,絕非當政治國之道,應該立即停止”，亦“號召本會六千多會員以及全港市民,千方百計將我們所了解的軍隊屠殺事件真相,傳達給國內人民”。中華廠商聯合會发出「嚴正聲明」，除谴责北京的暴力镇压外，亦呼吁“香港市民化悲憤為力量,在維護本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大前提下,以理智及冷靜態度,尋求適當方法,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當日，文匯報發表《聲討民賊李楊集團》的社論，譴責血腥暴行。新華社員工手繫黑紗在分社門前「向北京死難的愛國同胞致哀」,副秘書長何铭思刊登宣布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中國銀行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林廣兆呼籲港澳民衆往中資銀行提款,制裁當局濫殺民眾罪行。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等六人發表聲明，嚴重抗議當局。包括梁愛詩、鄧焜、羅叔清、吳錦泉及劉佩瓊等在内的31名廣東省第七届人大的港區代表发出三点声明，谴责“北京當權者血腥鎮壓學生和群衆的暴行,並且要求北京當權者立刻停止對學生和群衆的屠殺”，亦呼吁“必須保持鎮定,保持理智,確保社會治安”、“在維護本港的安定繁榮和六百萬香港同胞利益的前提下,繼續發揮香港同胞的影響和力量,為爭取祖國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而奮鬥”。香港六所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当权者，认为其“把中国推到大倒退的深渊中”，并对“中国人民和有良知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出多点疑问，包括为何动用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对付示威者，以及军队制止民众抢救伤者等。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6月6日，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发表「嚴正聲明」，“呼籲香港同胞化悲憤為力量,團結一致,保持冷靜，爲國內同胞爭取自由民主的奮鬥作出有力的支援”，哀悼“爲民主自由而犧牲的死難同胞”，谴责“中國一小撮當權者瘋狂屠殺北京學生和人民”。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全体，包括香港的霍英東、鄭耀棠、陳有慶、汪明荃、湯秉達、吳康民、黃光汉、李連生、徐是雄、廖瑞珠、唐治安、陳纮、陸達兼、方善桂、古宜輝經過多個小時會議,一致通過发表四点聲明：
一、嚴厲譴責當權者以武力鎮壓北京學生及群衆的血腥暴行。
二 、對北京死難的學生和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三、要求全國人大會議,討論當前嚴峻局勢,尋求和平解決辦法,並召集臨時全國人大會議,追究屠殺群衆的責任。

四、 呼籲港澳同胞堅定愛國立場,團結一致,維護港澳地區的穩定繁榮。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6月
6月6日，基督教「愛民會」呼籲信徒響應支聯會發起的哀悼集會和三罢行动，并在晚上於九龍城浸信會等五間堂會舉行禁食祈禱會。數千計車輛当晚在九龍彌敦道遊行悼念六四事件死者。支聯會原本计划發動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抗議中共武力鎮壓學生。並打算於6月7日舉行愛國民主大遊行及集會，預計会有150萬人參與。然而6月6日至7日，香港旺角及油麻地爆发騷亂，是为碧街事变。6月6日晚，滋事份子借慢駛抗議乘機鬧事，並演變成通宵騷亂。是次騷亂造成26人受傷、15人被拘捕。警方指當場拘捕12人，大部份為青年，當中過半數為親中左派組織成員，其餘為香港三合會成員。
事後支聯會發言人司徒華譴責滋事分子藉騷亂破壞香港民主運動，指滋事分子是別有用心、另有企圖，與支聯會立場完全相反，並取消6月7日的六四集會及遊行，以防有人混入搞事。香港理工學院（現香港理工大學）亦取消原定7日下午兩時舉行的六四集會。而事件並沒有影響香港市民悼念六四死難者，不少市民身穿黑色或白色素服，臂前綁有黑紗上班上學。「四五行動」成員會在游行中抬寫上「屠夫政權遺臭萬年」標語的紙棺材示威。公司商店休業一日或半日，不少更是中資機構。而香港交易所開市前亦默哀三分鐘及舉行小型哀悼會。中國國貨有限公司的一些職工发表「沉痛聲明」，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少數當權者血腥殘酷鎮壓我骨肉同胞的瘋狂暴行”、“堅決不渝地站在愛國民主立場及開放改革的行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浸信會聯會、北區教牧團契、神召神學院校友會等教会组织亦继续在快报、文汇报和明报等报刊刊登声明。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6月9日，邓小平正式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支持镇压。部分此前表态反对镇压的亲中团体、人士开始逐渐转变立场。6月8日之后，港澳信義會、宣道會長洲堂等教会继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愛民會」亦呼籲信徒「繼續以禱告支援」，「化悲憤為力量」，并宣布取消6月11日政府大球場的集會。
6月10日，部分香港市民發起活動，呼籲民眾佔用中國當局針對民運參與者的檢舉電話線路以阻擋任何檢舉機會。6月11日，82所大陸各高等院校的香港校友會在香港聯合舉行追悼會悼念六四死者。聖公會港澳教區亦舉行悼念死难者的追思禮拜。韶關公安機關拘捕了張貼反共標語以及香港报刊新闻的香港人郭文深。6月13日，專上學聯副會長林耀強指責中央電視台播出吾爾開希「大吃大喝」影帶是“嚴重歪曲事實”。6月17日，遭當局驅逐的兩名英國獨立電視網記者和攝影師從由成都抵達香港，並透露在成都的鎮壓中,已知約有二百人死亡。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6月18日，香港藝術工作者仿製的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揭幕儀式。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劉賓雁應邀自美抵港訪問，其預測中共政權兩年內“必有變化”，並在香港公開呼籲世界各國經濟制裁北京。6月22日，港支聯宣布定7月4日爲「全球華人抗議日」，呼籲各地華人抗議中共。中共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在中央電視台發表講話,表示不能允許港澳成爲顛覆基地,更不容港澳人士到內地從事反共活動。6月24日晚，支聯會發動萬人集會，由維園遊行至新華社遞交抗議書,抗議中共當局的秋後算賬。基督教「愛民會」當日在紅磡體育館舉行「愛國、民主、行動」全港基督徒大會，兩場聚會有17,000人參與。「愛民會」亦改名為「愛民運動」。
7月4日，香港二萬餘市民集會，悼念北京死難人士,並譴責中共當局繼續搜捕、處決民運分子。7月14日，天主敎港澳區主敎胡振中致函世界各主教, 呼籲共同促請北京停止鎮壓。文匯報社長李子誦遭撤職。該社二十餘名經理級與編輯人員亦提出辭職或計劃辭職。7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國兩制』不容破壞」》的署名文章，隱名批判支联会領袖李柱銘、司徒華,表示「不允許有人利用香港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香港有那麼一位港英的立法局議員，平時一貫鼓吹「民主抗共」，「民主拒共」。北京發生動亂後，他立即跳出來公開號召香港人民起來推翻中央政府。不久前，他又竄到美國，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供，呼籲美國加強對中國政府的經濟制裁，「希望可以推翻北京的恐怖政權」。
也就是這位議員，一再叫嚷要改寫中英聯合聲明，主張1997年後，國防、外交大權都要歸香港所有。請問，這不是在鼓吹香港脫離中央鬧獨立，是什麼？
他和另一位港英立法局議員雖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他們卻表示不承認目前北京的「偽政府」，聲稱這個政府一天不垮臺，他們一天不參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
還有人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地下通道」，專門策劃、協助內地的一些反革命通緝犯偷渡去香港，然後轉往其他國家。吾爾開希在港停留期間，在「支聯會」成員的策劃下，通過電視臺發表了一篇極端惡毒的講話，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徹底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8月1日，新華社猛烈抨擊「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指香港、台湾贊助會議的人士爲「反動勢力」。同日，支联会发出声明反驳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对中國“對港連串干預”，呼籲港人爭取早日民主。
8月7日，香港青年及學生團體聯合舉行大型聚會，發表「青年宣言」，承諾“肩負中國公民的責任,在各個崗位上爲民主、自由的發展貢獻力量”。9月12日，約五萬名香港市民晚間參加「六四百日祭大會」,哀悼北京死者。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六四之后三週，香港商人減少了对广东工厂的投资訂單，亦有三名港商計劃出售在廣東的工廠。6月16日，香港總督衛奕信在記者會上暗示港府將準備提供部分民運人士政治庇護或協助他們。香港支聯會在政府默許下，與深圳、珠海等地的武警、边防内的合作者，港澳的地下黑社会、蛇头，港英情报当局（政治部）、西方各国外交人員合作營救被追捕的民運人士。参与者还包括社团人士和活动家陈达钲（被部分人称为“香港的辛德勒”），藝人梅艷芳，在澳門的前藝人鄧光榮（人稱「學生王子」），是为“黄雀行动”。北京工自联领袖韩东方亦在事件之后保外就医到达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10月31日，民主派人士司徒華及李柱銘因支持天安門學運而被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對於当时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說，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得社會大眾恐懼中國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是否會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對此香港總督彭定康試圖針對立法局展開政治改革，但這也讓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發生摩擦。而對於許多香港民眾來說，对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鎮壓成為了一个轉捩點，許多民眾因此對中國政府失去了信任；根据对比1988年9月和1989年10月的民意调查，经过六四之后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44%跌至25%，不信者由36%增至69%。根据在參與5月21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的调查，有92.1%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74%要求要在回归当年直選行政長官。有90%的公立醫院醫生、80%的會計師、75%的藥劑師、60%的律師在民调中表示考慮在回归前離開香港。六四之后的数日，歌手盧冠庭接受采访时认为香港人应该向英國政府要求“勿將香港數百萬條生命交大陸當權派手上”，也提議并主张香港人可爭取向要求聯合國要求香港獨立，虽然其认为“機會好微”，但“不去爭取,到時六百萬人的生命等如送羊入虎口”。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1990年有56.6%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25%自稱為中國人。原先抗拒民主化的商界开始對政制改革採取開明態度。6月19日，46位不同立场政界人士（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發起“港人救港”運動，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於7月達成兩局共識，主張在1991年引入20個立法局直選議席，到1995年增至30席，並於2003年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而以羅康瑞為首的商界則提出四四二方案，建議在回归当年將直選比例增至40%，到2001年增至60%，並於2005年“在特區政府同意下”實行雙普選。随后对香港立法会直选方案不满的中国政府与英国、港英方面继续就此事争论不休。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后续
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地位不確定使得六四之后，九七之前出現了移民潮，許多港人选择前往英国、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國家生活。英國政府為了阻止人才隨著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讓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權計劃，授予部分香港民眾正式的英國公民身份。港督衛奕信於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公佈计划實行玫瑰園計劃，意图挽回港人信心。港英政府亦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制訂《香港人權法案》。英國於1990年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案》，为不多於5萬個家庭頒予居英權。有輿論批評该計劃的评估方式執行過於精英主義。
鎮壓事件後的7月，港澳富商、時任基本法草委會副主委“賭王”何鴻燊在記者會上發表其聯合國託管港澳的建議，翌日由親中派的《澳門日報》刊載全文，題為〈美夢成真？〉的文章，建議於香港與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後，由中國政府將兩地出租予聯合國100年，作為新的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並由聯合國託管。何認爲其這項提議，“符合中英、中葡聯合聲明”、“體現中國收回兩地之主權”、“提高中國在國際上之聲譽”、“冷卻及抑制移民潮的發展”、“亞洲人口最多，在亞洲設聯合國總部合理”。他認為此舉可兼顧中國收回主權與維持港澳原有制度，達致「一舉數得」，並有助於恢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將港澳打造為「亞洲的瑞士」，“和平的聖地……因為港澳只有商業性的單純，所以便無受軍事攻擊之虞……各行各業都會迅速蓬勃起來，真正進入了一個空前未有的繁華境界，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
8月15日，何鴻燊再聯同多位支持者開記者招待會發表「美夢成真」建議。 據何自述，此構思曾於中英談判之前的六十年代就提出，當時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邀請一眾香港富豪，如李嘉誠、鄭裕彤、霍英東、馮景禧、胡漢輝等人，討論香港澳門的前途問題，他向眾人提出此一建議以解決前途信心問題，席上眾人鼓掌支持，梁威林則「莞爾一笑」。8月下旬，美国華裔共和黨人、陈纳德妻子陳香梅作为美方半官方代表被邀訪華，會見中國領導人，更答應替何鴻燊向北京轉達其「美夢成真」計劃及探口風。傳媒形容陳香梅是總統顧問，臨行前又多次被布殊總統召見。
結果陳香梅被中國國家副主席王震「訓話」。王震說中國不怕制裁，陳香梅事後亦傳達北京意見，表示六四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陈亦被中共最高層鄧小平、楊尚昆拒見。10月5日，《華僑日報》報道，何鴻燊擱置了聯合國托管計劃，形容“只是發夢，不願再提”。有評論指，何鴻燊等商界人物在六四後提出這些具強烈商業意識的方案解決信心問題，方法與政治為本的民主派大相逕庭，反映後過渡期政治商業化趨勢，認爲這具有商業色彩的政治法門，直覺上是企圖“迴避政治矛盾同時保障區隔現狀”。
再見，後會有期！
《再見，後會有期》是由米津玄師於2024年4月12日發行，是NHK連續電視小說如虎添翼的主題曲，收錄於米津玄師的的6張錄音室專輯 LOST CORNER。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是指發生西元79年，位於現今義大利坎帕尼亞大區的複式火山維蘇威火山爆發，這是歷史上最致命的火山爆發之一。 維蘇威火山猛烈噴發出超高溫的火山碎屑雲與火山氣體，雲柱高達33公里，並以每秒150萬噸的速率噴出熔岩、浮石與火山灰，釋放出的熱能相當於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總量的十萬倍。 這場事件成為普林尼式火山噴發的命名來源，其特徵為熱氣體與火山灰形成的高空柱狀雲直達平流層；但此次爆發同時也包含與佩雷式火山噴發相關的火山碎屑流。
這次爆發摧毀了多座區域內的古羅馬城鎮與聚落。最著名的城市包含龐貝與赫庫蘭尼姆，兩地均被強烈的火山碎屑雲與凝灰岩覆蓋並埋沒。後人的考古挖掘揭示了這些城市及其居民生活的諸多細節，使該地區被劃為維蘇威國家公園，並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事發期間，這兩座城市的總人口超過20,000人。龐貝與赫庫蘭尼姆共發現超過1,500具遺骸，但此次爆發造成的總死亡人數至今仍不明。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日期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的日期，傳統上依據《小普林尼書信》推定。火山學與古代史料多次記載這場災難，但具體爆發時間始終存在爭議。一世紀猶太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在《猶太古史》中提到，爆發發生於「提圖斯凱撒在位期間」；第二世紀史家苏埃托尼乌斯亦在《提圖斯傳》中記錄：「其統治期間曾遭遇數場重大災難，包括坎帕尼亞地區的維蘇威火山噴發」。距離事件發生逾百年後，羅馬史學家卡西乌斯·狄奥於《羅馬史》（1925年洛布古典丛书譯本）中記載：「坎帕尼亞出現一場非比尋常的災禍；於夏末時分突然爆發大火」。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日期
根據目前被視為最可靠的手稿版本，《小普林尼書信》中記載的火山爆發日期為「nonum kalendas Septembres」，意為「九月卡倫德日前第九日」，換算為現代曆法即8月24日。該書信寫於火山爆發約25年後，而最早的印刷版本可追溯至1508年。然而，由於這些文獻歷經中世紀超過千年的手抄傳播，原始日期極可能遭到篡改。手稿學者指出，根據不同抄本版本，信中所提日期可能原為8月24日、10月30日、11月1日或11月23日，這種分歧源於羅馬人複雜的日曆書寫方式，以及抄寫時期對拉丁語用法的誤解。儘管如此，自龐貝與赫庫蘭尼姆遺址出土以來，8月24日即成為學界與大眾接受的標準日期。
從18世紀末開始，部分考古學者便對此提出質疑。1797年，研究者卡洛·羅西尼在研究早期挖掘成果時即指出，遺址中出土了如炭火盆與秋季果實等物品，顯示災難可能發生於夏季之後。至20世紀，多項與夏季氣候不符的考古發現陸續出現，引發對傳統日期的新一輪討論，推測噴發或許發生於十月或十一月之間。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日期
2022年，學者重新檢視《小普林尼書信》的語言與抄本系統，認為該信的內容與措辭僅能支持「8月24日」的日期，並無足夠依據指向其他時間。
1990年與2001年，考古學家於龐貝發現更多與秋季相關的物證，包括石榴等當季果實、穿著厚重衣物的遇難者遺骸，以及裝滿葡萄酒的大型陶罐，顯示火山可能在葡萄收成之後才爆發。此外，2007年針對坎帕尼亞地區風向的研究指出，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後火山碎屑的分布路徑與秋季主導風向一致，而與夏季的西向風向（介於西南至西北之間）不符。
在金幣學方面，龐貝金手鐲之家出土的兩枚提圖斯皇帝時期早期銅幣提供了時間的間接線索。根據英國博物館錢幣學家理察·阿布迪（Richard Abdy）分析，這些硬幣的鑄造時間介於提圖斯即位日（79年6月24日）至9月1日之間。由於這類銅幣通常在鑄造後數週內流通至地方城市，因此推測災難發生應晚於9月初，使10月24日成為最可能的候選日期之一。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日期
2018年10月，考古隊在龐貝一處仍在整修的住宅中牆面發現一則以炭笔書寫的銘文，上書「11月首日之前第16日」，即10月17日。該銘文被認為是由當時從事修繕作業的工人所寫，因為炭筆書寫不具長期保存性，若非近期所留，不太可能保存至火山爆發後。此發現被部分學者視為目前已知最接近爆發時間的直接證據，並被列為「最可能的噴發日期」之一。銘文內容存在不同解釋，可能為：
「10月17日，他過度放縱飲食。」
——XVI (ante) K(alendas) Nov(embres) in[d]ulsit / pro masumis esurit[ioni]
或（較常被接受的詮釋）：
「10月17日，他們從油庫中取走了……」
——XVI (ante) K(alendas) Nov(embres) in olearia / proma sumserunt
儘管如此，仍有部分學者對10月24日說法持保留態度，認為現有證據尚不足以推翻傳統的8月24日說。例如炭筆銘文雖標示10月17日，但未明示年份，且龐貝日常生活中的塗寫紀錄亦常缺乏具體年代，因此有可能為數年前所書，僅因保存環境特殊而未被抹除，如諾切拉門墓區中同樣可見的炭筆塗寫所示。
2022年8月，義大利國立地球物理與火山學研究所於《Earth-Science Reviews》期刊發表一項跨領域研究，整合歷史記錄、地層與沉积学、地球物理、古氣候學及數學建模等方法，重建火山爆發歷程。研究亦分析火山灰分布模式與當時秋季風向之間的關聯，發現火山灰可遠飄至希臘等地，進一步支持10月24日為最可能爆發日期。該研究亦重新檢視過去對炭筆銘文年代的質疑，並提供詳細反駁。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前兆
在此次火山爆發之前，一次強烈地震曾於西元62年2月5日在拿坡里灣一帶造成廣泛破壞，尤其對龐貝損害嚴重。至火山於西元79年爆發時，城市部分損壞尚未修復。
另一場較小的地震發生於西元64年；此事在蘇埃托尼烏斯於其尼祿傳記中記載， 亦見於塔西佗的《編年史》，因為當時尼祿正在拿坡里首次於公共劇場中演出。 蘇埃托尼烏斯記錄指出，皇帝在地震發生時持續演唱至曲終；而塔西佗則提及，劇場在觀眾疏散後不久便倒塌了。
在西元79年火山爆發前四天，當地出現了一連串持續的小規模地震，但當時並未被視為警訊。。居住在維蘇威山周邊的居民早已習慣此地頻繁的微震；據小普林尼的記載，這些地震「並不特別令人驚慌，因為在坎帕尼亞地區非常常見」。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對於維蘇威火山爆發的過程及歷史重建，儘管在細節上各說不一，但整體經過大致一致：火山於長期靜止後突然爆發，整體持續時間約為兩天半。期間伴隨劇烈地震、局部海嘯、大量火山灰與浮石降雨，以及火山碎屑流等多重災害。
約在當地時間下午1時，維蘇威火山猛烈噴發。爆發初期主要噴出大量浮岩，即由氣體充盈並迅速冷卻的火山岩。此外，火山亦拋擲出來自地層深處的火成岩碎塊廣泛分布於周邊地區。龐貝在爆發初期即遭受嚴重衝擊，不少建築因浮石堆積過重導致屋頂倒塌，形成第一波傷亡。儘管居民展開逃難與救援，仍有許多人受困於坍塌建築中。考古證據顯示，多數遺骸位於浮石層之上，說明罹難者多在火山碎屑流來襲前仍嘗試逃生，卻最終被隨後降下的火山灰層掩埋。據地質調查，火山碎屑沉積範圍覆蓋數百平方公里。現代火山學家推估，此次噴發柱高度可達23至27公里，足以將火山氣體與灰塵推送至平流層，對區域氣候造成短期影響。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約在當日晚間或翌日清晨，爆發進入第二階段，火山碎屑流自火山口沿山坡高速湧出。 這些碎屑流以每小時數百公里的速度前進，具有極高溫度與密度，足以摧毀建築、焚燒物體並導致大量窒息死亡。同時，爆發期間也伴隨連續地震與一場規模有限的海嘯，進一步加劇建築倒塌與人員傷亡。
不同城市所遭受的災害性質顯著不同。龐貝與史塔比亞在初期即遭遇火山礫、火山灰與浮石長時間降雨，歷時約18至20小時，僅間或有短暫停歇。這些短暫的「平靜」往往誤導居民認為危機已過，使其返回城內尋找親人或財物，卻反而陷入更大的險境。與此相對，赫庫蘭尼姆在爆發初期幾乎未受灰燼影響，直至爆發約12小時後才遭數波火山碎屑流襲擊。由於這些碎屑流熱能極高、來勢極快，曾一度有說法認為全城居民已提前撤離。然而，1980年代的考古發掘顯示，大量居民實際在火山碎屑流中喪生。露天處的人體可能在瞬間高溫下氣化，而避難於封閉空間者則留下明顯遺骸，死亡雖迅速卻極為慘烈。
綜合研究顯示，此次火山爆發共釋出約4.3立方公里的火山物質。所釋放之熱能估計約為100兆噸TNT當量，相當於約6,000枚小男孩原子彈原子彈的總和，亦為沙皇炸彈能量的兩倍。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根據哈拉爾杜爾·西居爾松、卡什達勒與羅伯特·斯帕克斯的挖掘與調查報告，於1982年發表了一項詳細的火山灰層地層學研究。他們認為這次爆發可分為兩個階段：普林尼式火山噴發、佩雷式火山噴發，其中兩者交替出現，共六次。
第一個普林尼式爆發階段噴出一根由火山碎屑與高溫氣體組成的高柱，柱高介於15 km（9 mi）至30 km（19 mi）之間，直達平流層。這個階段持續約18至20小時，浮石與火山灰被拋向龐貝方向，在南方形成一層約2.8米（9英尺）的堆積物。當時一場地震導致龐貝城建築倒塌。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隨後進入的佩雷式爆發階段產生由熔岩碎屑與高溫氣體組成的火山碎屑湧流，最遠抵達西側的米塞諾。湧流主要集中於火山南部與東南方向，其中兩波湧流吞噬了龐貝，造成約1.8--deep（6-英尺）的火山碎屑沉積層，焚毀建築並使仍留在城內的生物窒息死亡。赫庫蘭尼姆、龐貝與奧普隆蒂斯首當其衝，最終全數被厚重的火山碎屑堆積物掩埋，這些堆積物主要由粉碎的浮石與熔岩碎片構成，最大厚度可達20米（70英尺）。科學家普遍認為，第四與第五波火山碎屑湧流摧毀並最終埋沒了龐貝。這些湧流可在沉積層中透過沙丘狀與交錯層理等特徵辨識出來，這些構造並非由單純的火山灰落塵所形成，而是火山碎屑高速流動時所造成的沉積結果。
這場爆發被認為主要屬於准岩浆型火山喷发，即由海水滲入地殼深處裂縫，與高溫岩漿接觸後產生蒸氣所釋放的能量所驅動的爆炸。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西爾茲松與凱西詳細整理了迄今為止維蘇威火山噴發的發掘與地層資料，並提出了新的詮釋。根據他們的研究，噴發初期產生了一個高達15至30公里的垂直火山柱。在西北風的吹拂下，火山灰與浮石如雨般落向東南方的龐貝，卻未波及位於上風處的赫庫蘭尼姆。 並指出火山柱的變化動力主要來自岩漿中氣體的釋放，而噴發末期的活動則可能與淺層岩漿與滲入火山體內部的地下水反應有關。
在垂直火山柱形成期間，每秒約有20萬噸岩漿碎屑以平均 300 公尺的速度噴出，其所釋放的能量相當於5萬枚廣島原子彈。當火山柱中的氣體濃度升高到無法支撐岩漿碎屑的程度時，火山柱便會坍塌，形成火山碎屑密流，這些密流最終抵達赫庫蘭尼姆，但尚未蔓延至龐貝。隨後的爆炸重新建立起火山柱。根據文中所述，第4次與第5次的火山碎屑密流最終摧毀了龐貝古。
這類火山碎屑密流的痕跡可以透過沙丘狀地形和斜向沉積層來識別，這些特徵與單純的火山降灰堆積有所不同。
此外該文指出，首次火山灰降雨應源於清晨時發生的一場低強度爆炸，因其規模有限未能自米塞諾目擊，導致當地居民未能即時察覺。這也解釋了小普林尼與信使抵達時間之間的矛盾：雖然騎馬必須繞行整個那不勒斯灣才能抵達小普林尼的別墅，但來自雷克蒂納的信使卻能在噴發發生後不久即趕到現場，若非早在爆發初期即出發，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目擊
關於此次火山爆發的唯一目擊記錄，來自小普林尼撰寫的兩封書信。小普林尼在火山爆發時年僅17歲，。這兩封信約在事件發生25年後寫成，收件人為歷史學家塔西佗。值得注意的是，信中並未明確提及龐貝城。
爆發當時，小普林尼身處拿坡里灣對岸、距離火山約29公里的米塞諾。他在信中描述爆發當天早晨情況如常，並記錄了火山活動最初的觀察。其叔父老普林尼亦在場，得知災情後隨即率領艦隊前往營救一位友人。小普林尼本人則婉拒同行。第一封信主要敘述了他從見證者處得知的叔父行動與最後下落。 第二封信則詳細記錄了老普林尼離開後，小普林尼本人所經歷與觀察到的情況。
小普林尼描述自己目睹一團異常濃密的雲霧自山頂迅速升起：
我無法向你更準確地描述其外觀，只能說它像一棵松樹，直直升起形成高聳的樹幹，然後在頂端像枝椏般擴展開來。[…] 雲朵時而明亮，時而黑暗斑駁，這取決於其中是否混雜了更多土壤與火山渣。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目擊
火山爆發與隨後傳來的海上求援訊息，促使老普林尼下令展開救援行動，並親自率隊出航。小普林尼則選擇留在米塞諾，嘗試維持日常生活，繼續學習與沐浴。不久，一場地震在夜間驚醒他與母親，兩人被迫撤至庭院避難。黎明前又發生一次地震，使當地村民紛紛逃離聚落。第三次震動期間，小普林尼觀察到「海水似乎倒流回自己身上，自岸邊退卻」，被視為海嘯跡象，但目前尚無證據顯示該地區曾遭受嚴重海浪破壞。
清晨，一道黑雲遮蔽日光，伴隨閃光現象，小普林尼將其形容為閃電，但範圍更為廣闊。濃雲覆蓋了米塞努姆角以及灣對岸的卡普里島（即卡普拉亞島），引發居民恐慌，紛紛沿路遠離海岸。小普林尼的母親請求兒子拋下自己逃命，因她年邁體胖，行動困難；但小普林尼堅持與母親同行，握緊她的手逃離災區。其後，火山灰開始降落，小普林尼必須不時抖落積灰，以免被埋。傍晚時分，降灰暫歇，陽光微弱穿透雲層，他與母親遂返回住所，等待老普林尼的消息。他在信中將火山灰比作「雪毯」。儘管當地受到地震與可能的海嘯影響，但住宅並未遭到毀損，仍可繼續使用。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目擊
到了第二天傍晚，爆發對米塞諾的影響已停止，只剩空中瀰漫的薄霧，遮蔽陽光。小普林尼寫道：
維蘇威火山上數處冒出熊熊火焰，在夜色襯托下顯得更加明亮清晰……彼時天下已然黎明，唯有那裡仍籠罩著比最漆黑的夜還要深沉的黑暗。
小普林尼的叔父老普林尼當時擔任駐紮米塞諾的羅馬海軍艦隊司令。當他觀察到火山爆發現象後，決定親自乘坐輕舟前往靠近災區調查。正當船隊準備啟航之際，一名信使自他位於火山山腳海岸的朋友雷克蒂納（Rectina，巴蘇斯之妻）處前來，表示他們僅能經由海路撤離，懇求援助。
老普林尼隨即下令出動艦隊的戰艦執行沿岸疏散行動，他本人則繼續駕駛輕舟前往雷克蒂娜所在地區。 船隊橫越海灣，卻在對岸淺水處遭遇大量火山噴發物，包括火山熱渣、浮石與岩石。舵手建議撤退，但老普林尼回應「幸運眷顧勇者，並下令繼續前往斯塔比亞（距離龐貝城約4.5公里），當地的元老院議員龐波尼亞努斯亦正準備撤離。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目擊
雖然龐波尼亞努斯已將財物裝船，準備逃離，但老普林尼所搭船隨風迅速抵達的順風，卻使其他人無法逆風出航。 當晚，老普林尼與隨行者在當地建築內過夜，期間觀察到火山山上多處出現火光，原以為是村落起火。後因強烈搖晃，不得不撤出屋內。
當時老普林尼小睡並鼾聲大作，眾人將其喚醒，並為他綁上枕頭以防墜石，準備前往戶外避難。他們再度前往海灘，但風向仍不利航行。老普林尼坐在帆布上，體力不支，即使有人協助亦無法起身。其同伴最終選擇放棄由海路撤離，轉而徒步逃生。
目前最廣泛接受的推論為：老普林尼當時已倒地死亡，致使他人被迫棄其而去。但古代作家蘇埃托尼烏斯另有記載，稱他命令僕人殺死自己以避免被烈焰吞噬；然而該僕人如何倖存，仍不明朗。小普林尼的信中並未提及此說。在致塔西佗的信中，小普林尼推測叔父可能因肺部虛弱，無法抵抗瀰漫於空氣中的有毒硫磺氣體而死。 然而考慮到斯塔比亞距維蘇威火山口約16 km（9.9 mi）（即今斯塔比亞海堡所在地），且老普林尼的隨行者未見中毒跡象，更可能的死因包括心臟病發、中風或氣喘發作，特別是考量其身形肥胖。
老普林尼的遺體於隔日火山雲霧散去後被發現，身上無明顯外傷。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傷亡
除了老普林尼外，已知名字的其他罹難者包括希律王朝公主德魯西拉及其兒子亞格立帕（Agrippa），此子為她與羅馬總督安东尼乌斯·费利克斯婚姻所生。，其餘據信在此災難身亡人士包含羅馬元老院議員龐波尼亞努斯、商人奧路斯·翁布里修斯·斯考魯斯、商人阿萊烏斯·尼吉迪烏斯·邁烏斯及詩人凱修斯·巴蘇斯由於過去數年頻繁的地震反覆損壞富裕貴族的別墅，許多富裕家庭選擇搬遷到地震較少發生的地區，並將原有財產出售給新興階層，這些買主多半是透過貿易、農業或其他或多或少合法的方式積累財富的被釋放奴隸。
估計龐貝和赫庫蘭尼姆地區在火海中喪生居民約為3,000人，截至2003年，龐貝及其周邊地區已發現約1,044具由火山灰凝聚的人體軀殼，另有約100具散落的骨骸。 在赫庫蘭尼姆則發現約332具遺體，其中約300具是在1980年於拱形地窖中發掘出土。 不過，確切的死亡總數仍無法確定。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傷亡
在這1,044具遺體中約有38%發現於火山灰沉積層，且大多數位於建築物內部。 這與過去400年的現代火山爆發案例不同，在爆發性噴發中，火山灰沉降導致的死亡僅佔約4%。這批死者很可能是在建築物中避難時不幸遇難。其餘約62%的遺體則發現於火山碎屑雲衝擊所造成的沉積層中，推測正是這些衝擊導致他們的死亡。起初，調查團隊根據遺體狀態及其衣物輪廓印痕，認為致死原因不太可能是高溫；但後續研究指出，在第四次火山碎屑衝擊中，氣溫一度高達約300°C，足以瞬間致命。 這些遺體的姿態彷彿瞬間凝固，呈現扭曲動作，並非長時間掙扎所致，而是所謂的屍體痙攣，為熱衝擊引發的現象。熱力強烈至器官與血液瞬間汽化，甚至有學者提出，其中一具罹難者的大腦組織被玻璃化。 不過此說亦有學者提出質疑。
赫庫蘭尼姆雖距離火山口較近，因風向影響避開了碎屑雨，但卻被厚達約23公尺的火山碎屑湧流沉積物掩埋。根據海岸邊墓穴中發現的遺骸呈現高溫燒灼跡象，以及多處建築物中燒焦的木材，推測該城大部分已知罹難者死於火山碎屑湧流。這些死者大多是在第一波火山碎屑湧流中因熱衝擊（當時溫度約在300至500°C之間）而喪生，並非因碳化死亡；不過部分遺體在隨後更高溫的火山碎屑湧流中被部分碳化。遺體顯示出痛苦掙扎的跡象，表明死者並非瞬間死亡。這些墓穴極可能為船庫，其上方支柱用於懸掛船隻，雖未發現船隻，但可能是部分居民在災難初期逃生時使用。遺骸密集分布於墓穴內，每平方米約有三具。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後續
火山噴發後，維蘇威火山的地貌出現顯著變化。原先平坦的山頂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由火山碎屑與熔岩堆積而成的圓錐形新火山體，並不斷噴發濃密蒸汽。此新火山體的形成部分突破了原始火山口約四分之三的周緣。噴發後，原火山的遺構被命名為索馬山，而新形成的火山錐即為今日所稱的維蘇威火山主峰。索瑪山與新火山錐之間形成了明顯的馬蹄形火山口結構。
火山爆發同時摧毀了原本覆蓋火山口內部的森林、葡萄園與植被，使原本生機盎然的山體轉為焦黑荒蕪的景象，這種轉變也反映於古羅馬詩人的作品中。例如马提亚尔在其詩作《武藝集》第四卷第44首中，便記錄了維蘇威火山噴發前後的對比：
這是維蘇威：曾是葡萄園綠意盎然之地，滿盈酒桶的葡萄生長於此；
巴克科斯喜愛此地的跳躍與歡愉。
 這座山峰比尼薩更為壯麗，曾是薩堤爾跳舞之所；
 這是斯巴达人所珍愛之山，亦為维纳斯與赫拉克勒斯的聖地。
 如今，一切淹沒於火焰與悲痛的火山礫中；
 神明亦不願讓凡人於此擁有過大的權勢。
而詩人斯塔提乌斯則在其《詩集》中提及這場災難：
後人真會相信，他們腳下曾是一座座城市與居民的家園，祖先的鄉村如今早已沉沒？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後續
西元79年以后，維蘇威火山進入多次活躍期與靜止期交替的週期。在西元472年，火山再次噴發，所釋出的火山灰遠飄至歐洲其他地區，甚至引發君士坦丁堡）居民的恐慌。同一時期，東地中海也發生了一場以安提阿為震中的強烈地震，可能與火山活動有關聯。西元1036年，維蘇威出現首次明確紀錄的熔岩流噴發，標誌著火山活動性質的轉變。在此之前，火山爆發以火山碎屑物質為主，而此次事件則首見熔岩流大量釋出。據記載，此次爆發不僅發生於山頂火山口，也波及山腰地區，熾熱的火山灰甚至流入大海，導致海岸線外推約600公尺。
自1036年至16世紀間，維蘇威火山共記錄五次噴發，最後一次（約1500年）僅見於單一歷史文獻記載。此後火山進入長達約130年的沉寂期，期間山體再度覆蓋上花園與葡萄園，火山口亦被灌木與植被所掩蓋。直至17世紀，維蘇威火山重新進入活躍期。主要的噴發事件包括1631年、1861年、1872年、1906年，以及至今最後一次發生於1944年。這些事件中，1631年的爆發規模尤為嚴重，造成數千人死亡，並使火山成為現代歐洲最活躍且最危險的火山之一。
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參考來源
Sigurðsson, Haraldur; Carey, Steven. . Jashemski, Wilhelmina Mary Feemster; Meyer, Frederick Gustav  (编). . Cambridge UK: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2: 37–64.
罗德里戈·霍尔加多
罗德里戈·朱利安·霍尔加多（西班牙語： ，1995年6月28日—）， 是原籍阿根廷的马来西亚职业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现效力于哥倫比亞足球甲級聯賽的卡利美洲及代表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
罗德里戈·霍尔加多 国家队生涯
2025年6月4日，霍尔加多被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征召。
霍尔加多在2025年6月10日对阵越南的2027年亞足聯亞洲盃外圍賽中首次亮相，他在此战中打入了个人在国际赛事中的首球，然而這也在9月招致FIFA控告以假文件參賽，違反國際足聯紀律準則第22條，因此被罰款2000瑞士法郎之外遭停賽一年。
伊马诺尔·马丘卡
伊马诺尔·哈维尔·马丘卡（西班牙語：，2000年1月15日—），是一名出生于阿根廷的马来西亚的足球員，司职翼鋒，现被巴西足球甲級聯賽福塔雷薩外租至萨斯菲尔德，同时也代表马来西亚國家足球隊成員。
伊马诺尔·马丘卡 国家队生涯
马丘卡出生于阿根廷，拥有马来西亚血统。2025年6月4日，他被征召加入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
马丘卡于2025年6月10日在2027年亚足联亚洲杯预选赛中首次亮相，对阵越南他在下半场替补登场，替换的是同样迎来首秀的罗德里戈·霍尔加多，然而這也在9月招致FIFA控告以假文件參賽，違反國際足聯紀律準則第22條，因此被罰款2000瑞士法郎之外遭停賽一年。
乔恩·伊拉萨瓦尔
基科·英沙（英語：，1996年11月28日—），出生于西班牙，是马来西亚职业足球运动员，司职后卫。目前效力马来西亚足球超級聯賽的柔佛DT，也效力于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
乔恩·伊拉萨瓦尔 国家队生涯
2025年6月4日，乔恩·伊拉萨瓦尔被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征召。
2025年6月10日，乔恩·伊拉萨瓦尔在对阵越南的比赛中首次亮相国际赛场，然而這也在9月招致FIFA控告以假文件參賽，違反國際足聯紀律準則第22條，因此被罰款2000瑞士法郎之外遭停賽一年。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于2009年5月在香港首次出版。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六四运动的过程。作者封从德是抗议活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每天的日记记录了抗议期间的每项活动，包括北京大学学生抗议活动的开始、主要学生领袖的活动、重要事件，以及有关学生组织极其复杂决策的未公开故事。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概要
本书分为九章
这一章简要记录了1987年元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学生抗议活动。一些学生对政府于1987年12月26日颁布的“十条”感到愤怒，因为“十条”限制了人们在北京示威的自由。因此，一些学生组织了抗议活动，反对“十条”。最后，约20名大学生被捕并受到警告。月底，封从德听到胡耀邦下台的消息，并意识到胡耀邦是因为同情元旦学生的抗议活动而被迫下台的。
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对胡耀邦逝世悲痛万分。北京大学的布告栏上出现了一些悼念标语和一些激进的文字，例如“有人死了，他还活著；有人活著，他已死”。这些标语表达了两种思想。一是批判那些忽视公众需要的政府官员。二是赞扬胡耀邦在政府改革方面的努力。为悼念胡耀邦，1989年4月18日，约3000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部分学生发表公开演讲。与此同时，一些宪兵阻止了学生们在新华门组织的悼念活动，因为大多数外国记者当时正在那里报道此事。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概要
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丁小平、封从德、熊焱、赵体国、王丹等人。其中一些成员后来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筹备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策划一场反对“四二零事件”的抗议活动，因为政府歪曲了事件真相，掩盖了警察殴打学生的事实。然而，由于筹备委员会成员缺乏经验，这场反对“四二零事件”的学生抗议活动缺乏组织性。
由于“四二零事件”的失败，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需要改进和改组。选举后，由孔庆东、王赤英、封从德、沈彤、王丹五人组成的常委取代了筹备委员会。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许多学生发动罢课。学生们虽然罢课，但他们强调不会放弃学习，而是罢课去上课。
在王超华的提名下，封从德成为北高联的第三任主席。封从德透露，北高联的成员不允许参加任何个人新闻发布会。但王丹和吾尔开希却违反了规定，因此受到警察的监视。他们担心被逮捕，所以决定向北高联寻求保护。他们后来成为“挂名常委”，但在高自联的任何决策中都没有实际权力，他们开始躲藏几天。由于王丹和吾尔开希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外界人士总是误解他们的角色。他们认为王丹和吾尔开希是北高联的代表，拥有实际的决策权。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概要
学生抗议活动持续了近一个月，政府似乎忽视了学生的诉求，学生的士气也随之下降。为了鼓舞士气，王丹和柴玲建议以更激进的方式敦促政府，并开始绝食。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北高联的批准，因为北高联认为这是一个激进且危险的决定。尽管北高联拒绝绝食，但王丹和柴玲还是在“自由论坛”（北京大学内的一个地点，人们每晚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和表达观点）公开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以寻求支持。最终，柴玲的“绝食书”产生了巨大影响，获得了群众的支持。
柴玲的“绝食信”公布后，1989年5月13日，约有800名学生来到广场绝食。许多绝食者晕倒，其中包括柴玲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在学生抗议的压力下，李鹏组织与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谈话。封从德批评这次谈话，因为谈话没有现场录像，而且所有报纸都没有完整报道。封从德还批评了吾尔开希在谈话中的表现，因为吾尔开希反复说“学生领袖和学联无能为力，广场上的学生是民主进程的衍生品”。冯指出，吾尔开希给了政府使用武力的借口，因为“学生领袖没有能力控制学生的行为”。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概要
广场指挥部因账簿杂乱无章而面临财政困难。由于绝食似乎不太有效，一些学生领袖开始讨论撤离广场的问题。李录建议进行投票，让广场上的学生来决定这个问题。最终，97%的学生投票决定无限期地留在那里。不久后，传出了有关镇压的传言。因此，北高联给了学生领袖一千元人民币作为撤离费。
在6月4日的军事镇压过程中，有人目睹11名学生被坦克碾死。然而，美国之音报道称有2700人死亡。封从德对这一数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死亡人数是在清场后立即公布的。抗议活动结束后，冯从德和柴玲在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的资助下逃离了中国。
彼得·克拉莫夫斯基
彼得·克拉莫夫斯基（馬其頓語： Петар Чкламовски）

（1978 年 10 月 16 日出生）是一位马其顿裔澳大利亚足球经理，现任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与安格·波斯特科格鲁密切合作，为澳大利亚足球的重大里程碑做出了贡献，包括2015 年亚足联亚洲杯的胜利——该国首个重要国际奖杯——以及2014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和2017 年国际足联联合会杯的征程。
克拉莫夫斯基还于 2017 年执教澳大利亚 17 岁以下国家队，带领该队获得2018 年亚足联 U-16 锦标赛资格。 随后，他加入横滨水手队担任助理教练，帮助球队夺得2019年J1联赛冠军，这是该队自2004年以来的首个冠军。
2020年J1联赛，克拉莫夫斯基出任日本J1联赛清水心跳队主教练。 随后，他执教J2 联赛的山形山神队，并将球队的风格转变为进攻型、以胜利为重点的风格，并因此受到赞誉。 在他的带领下，俱乐部取得了历史上最高的胜率和场均积分，同时避免了降级，并在 2022 年接近升级。
龙津石塔
龙津石塔俗称花塔公，是一座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风水塔，建于宋代，是深圳现存年代最早的地面建筑，被誉为“深圳第一塔”。该建筑现已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龙津石塔 概况
史载，龙津石塔建于南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是为镇压其旁的河流而建。
龙津石塔占地仅0.3136平方米，塔座平面呈方形，长、宽均为0.56米，高0.29米；塔身亦为方形，长、宽均为0.44米，高0.6米。仅有塔身为宋代遗物，塔座则为1984年维修时重建。石塔构件用红砂岩雕刻而成，塔座为须弥座四角浮雕竹节角柱，正面刻宝相花万字。塔身有四面，正面及两侧面为弧形佛龛及造像：正面为半身佛像；左面为合掌手印；右面为持宝剑手；左右两面塔身下半部均刻有经咒铭文；塔身背后为“嘉定庚辰立石”字样提款，佐证修建时间。塔身上方为葫芦形塔顶。
崔光濟
崔光濟（韓語：，1985年8月6日—），另譯崔光傑、崔廣濟、崔光在，是一位韓國男演員。
哈利根群岛
哈利希（德語： [ˈhalɪç] ⓘ；丹麥語：），复数形式为哈利根（德語： [ˈhalɪɡn̩] ⓘ；丹麥語：），统称哈利根群岛，是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弗里斯兰瓦登海和丹麦北海沿岸的小型沼泽岛屿，无防护堤坝。当前德国有十座哈利希，丹麦有一座哈利希。
爆炸物处理专员
爆炸物处理专员（英語：, EOD），俗称拆弹专家，是指专门负责识别、评估、安全拆除或销毁各种爆炸性装置（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常规弹药、化学、生物、放射性或核爆炸物）的军事、执法或民用技术人员。这项职业要求高度的专业技能、冷静的判断力、精确的操作能力以及对危险环境的承受力。爆炸物处理专员的工作旨在保护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爆炸物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公众恐慌。
爆炸物处理专员 历史沿革
爆炸物处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火药和爆炸物在战争中首次被大规模使用。然而，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其发展与现代战争中爆炸物、特别是未爆弹药（Unexploded Ordnance, UXO）的出现和演变密切相关。
在火药发明之初，工程师和炮兵就已经开始处理炸药，例如在攻城战中挖掘地道并埋设炸药（雷管）。这些早期的爆破专家需要了解如何安全地引爆炸药，同时也可能需要处理失效的引爆物。然而，当时的重点是使用爆炸物进行攻击，而非排除其危险，且没有形成专门的知识体系和理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步，炸药广泛使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于1871年任命维维安·德林·马延迪 为首席爆炸物检查员，在应对19世纪末恐怖主义（如芬尼亚炸药运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调查了多起爆炸案，并为爆炸物安全立法做出了贡献，开创了法医爆炸物调查和炸弹处理的先河。
爆炸物处理专员 历史沿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这是大规模使用火炮和炸药的战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未爆弹药问题。战壕战中，大量炮弹和手榴弹落在泥泞中而未能爆炸。士兵们不得不面对这些致命的遗留物。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拆弹”部队，往往由工程兵或炮兵部队的士兵临时负责处理。他们的方法原始且危险，通常包括使用长绳拖动弹药或就地引爆。许多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牺牲。英国陆军的拆弹工作最初由“炸弹和地雷小组”（Bomb and Mine Disposal Sections）负责，他们的任务是移除或销毁敌方炸弹和地雷。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二战将未爆弹药问题推向了新的高度。轰炸机大规模地投掷炸弹，许多炸弹因故障未能引爆，成为了战后城市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在德国和英国。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国军队开始系统地训练专门人员来处理这些危险。
英国：由于伦敦及其他城市的频繁轰炸，英国成立了专门的“炸弹处理部队”（Bomb Disposal Units）。这些部队由皇家工程师组成，他们在极度危险的条件下工作，开发了许多早期拆弹技术。例如，他们发明了“安全移除”和“远程处置”等概念。
爆炸物处理专员 历史沿革
美国：美国陆军于1940年代初期组建了“弹药拆除小组”（Ordnance Demolition Units），后来演变为“爆炸物处理部队”（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units）。他们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处理了大量的未爆弹药。
二战结束后，爆炸物处理的需求并未消失。冷战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储存了大量弹药，也带来了相应的安全风险。此外，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的兴起，使得简易爆炸装置 (IED) 成为新的威胁。
简易爆炸装置 (IED)：与军用标准弹药不同，IED的制造者通常是受过有限训练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使用非标准材料和方法，使得IED的设计和触发机制更加多样化和难以预测。这给爆炸物处理专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简易爆炸装置成为反叛乱武装最常用的武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这使得爆炸物处理专员成为现代战场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爆炸物处理专员 作用与职责
爆炸物处理专员的核心作用是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爆炸物威胁。他们的职责涵盖了从侦察到销毁的整个过程，并且在不同情境下有所侧重。
这是EOD工作的首要步骤。专员需要通过目视观察、使用探测设备（如金属探测器、X光机），甚至利用犬类嗅觉，来识别可疑物品是否为爆炸装置。一旦识别出疑似爆炸物，他们会对其进行详细评估，包括：
在评估之后，EOD专员会根据情况选择最安全的处置方案：
远程处置 (Remote Disruption)： 使用遥控机器人、水力解体器等工具，在安全距离外对爆炸装置的组成部分进行物理分离或破坏，使其无法正常引爆。这是最优先考虑的处置方式，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人员安全。
人工拆除 (Manual Neutralization)： 在特定情况下，例如机器人无法操作、或者需要获取关键情报时，EOD专员可能需要穿戴厚重的防护服，近距离对爆炸装置进行手动拆除。这要求极高的技术水平和心理承受力。
爆炸物处理专员 作用与职责
就地销毁 (Render Safe Procedures, RSP)： 对于无法安全拆除或移除的爆炸物，EOD专员会选择就地引爆销毁。这通常涉及放置少量额外的炸药，以确保目标爆炸物能够被完全销毁，同时将附带损害降到最低。
移除与运输 (Removal and Transportation)： 对于一些相对稳定的未爆弹药，EOD专员可能会将其安全地运离现场，到专门的销毁场进行处理。
在处理爆炸装置的同时，EOD专员也会收集相关情报。例如，对于简易爆炸装置，他们会仔细检查其组件、制造工艺和标记，以便为情报机构提供线索，帮助识别恐怖分子的制造模式、来源和网络。这对于预防未来的袭击至关重要。
EOD专员需要接受持续的、高强度的训练，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和技术。这包括：
在冲突地区和战后重建区，EOD专员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排雷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帮助清除地雷、集束炸弹等战争遗留爆炸物，使平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促进经济重建。这通常涉及跨国合作和国际标准的遵守。
随着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扩散的担忧日益增加，EOD专员的职责范围已扩展到CBRN爆炸物的处置。这需要额外的专业知识、防护装备和处置程序，因为这类爆炸物不仅有爆炸风险，还可能释放致命的化学、生物或放射性物质。
爆炸物处理专员 重要历史人物
维维安·德林·马延迪 (Sir Vivian Dering Majendie, 1836-1898)：英国陆军上校，被认为是现代拆弹的先驱。他于1871年被任命为英国政府的首席爆炸物检查员，在应对19世纪末恐怖主义（如芬尼亚炸药运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调查了多起爆炸案，并为爆炸物安全立法做出了贡献，开创了法医爆炸物调查和炸弹处理的先河。
爆炸物处理专员 组织结构与国际合作
EOD单位通常隶属于军事或执法机构，但也存在民用和人道主义组织。
爆炸物处理专员 专业技能与训练
爆炸物处理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对从事人员的知识、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有极高要求。
知识体系：爆炸物理与化学
EOD专员必须深入了解各种爆炸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包括：
EOD专员的工作始终伴随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因此心理素质至关重要：
爆炸物处理专员 专业训练路径
EOD专员的训练通常是多阶段、高淘汰率的过程：
基础军事或执法训练： 首先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或警官。
EOD专业学校： 进入专门的EOD学校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学习爆炸物理论、安全程序、设备操作等。例如，美国陆军EOD士兵均需参加弗吉尼亚州格雷格-亚当斯堡的爆炸物处理预备课程，为期数月的密集训练。
进阶训练： 针对不同类型的爆炸物（如简易爆炸装置、CBRN爆炸物）、特定环境（如水下、高海拔）或新技术的进阶训练。
实战经验： 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实战任务，积累经验。
陆军： 主要负责处理陆地上的未爆弹药、地雷、简易爆炸装置以及支持作战行动。例如，美国陆军EOD部队。
海军： 负责处理水下未爆弹药、海上漂浮地雷、港口安全以及潜水作业中的EOD任务。例如，美国海军EOD部队，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水中爆破中队。
空军： 负责处理空军基地内外的弹药、飞机事故中的爆炸物以及支持空军行动。例如，美国空军EOD部队。
海军陆战队： 作为远征部队，其EOD单位通常负责支持前沿部署和快速反应任务，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EOD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