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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位于北京市，共和国成立前夕的旧称为北平，是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央四个直辖市之一，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古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变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前身是1920年8月草创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后来法租界巡捕房前来搜查，所以最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闭会。中共一大宣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共党员仅有50多人，因此没有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领导机构——中央局，驻地在上海市。
中共中央局因为几个不同的原因，选择将中央领导机构驻扎在上海。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密集的聚居地。五四运动前夕，全中国工人总数达到200余万，上海工人数量约有56万，占超过全国工人数量的四分之一、上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1919年，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先驱，事后陈独秀有感“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其时上海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六三罢工事件，首日罢工工人达到2万人。陈独秀从罢工中觉察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促使他将目光从学界转向工人阶级，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据在上海为中心，更便于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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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上海的重要群体。1912—26年期间，上海出版图书数量占全国70%。1911—20年期间，全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总计出书2,657种，最多出版类别是社会科学类书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形容，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上海在中国的文化与舆论中心地位，可以迅速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当时中国各种流派思潮涌起，学术领域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五四运动爆发期间，《新青年》、《星期评论》、《觉悟》等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刊物，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发达的海外通讯设备和运输网络，有利于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建立，后正式加入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同时，旧上海的华洋势力错综复杂，上海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北洋政府无法管理租界内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内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管辖，陈独秀两次因为宣传“过激主义”，而被法租界巡捕房拘捕，却不过是罚款了事，出狱后仍然照常活动，宽松的管理政策，让上海成为异见分子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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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绝大多数时候都设立在上海，但期间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工作重心的转移，曾经相应地发生过几次变动。 中共二大之后，党中央倾向于执行维经斯基的“联吴战略”，即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华北以京汉铁路为中心开展工作，以便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1923年发生二七大罢工前夕，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引起当局的关注，主要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中共中央迁到京兆地方（北京）。然而，吴佩孚却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调动两万多员军警动用武力，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1923年4月，中共中央被迫从北京迁回上海。
随着二七惨案发生，“联吴战略”宣告失败，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被通缉，北方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西湖会议的精神，党中央开始倾向于执行马林的“联孙战略”，即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华南开展工人运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按照指令迁至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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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之时，共产国际已经指示中共中央迁到广州，当时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树立“护法”的旗帜，并准备北伐统一中国，共产国际认为这样有助于共产党的公开工作。然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倒戈发动六一六事变，打乱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的迁址命令。 次年，中共中央从北京迁回上海，此时广州局势已经好转，孙中山重新控制权力，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此时，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中共三大，讨论与国民党开展合作的问题；1923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按照先前的指示，将驻地迁往广州。1923年6月，中共三大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共三大闭会不久，许多不利因素令党中央对留在广州感到心灰意冷，不少共产党员认为广州的工人运动基础不佳，地理位置又偏安一隅，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十分不便利，当时的政治地位也比不上北京与上海。同时，国共两党存在的政治分歧，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重视政治斗争，强调舆论宣传和发动民众，希望推动国民党实现改组；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重视军事斗争，希望通过建立强大的军队，早日发动北伐。1923年7月，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共中央局“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于是从广州迁回上海，暂时稳定及复兴工人运动，以及召开1925年初中共四大，并领导五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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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启国共合作，两党共同领导下的国民大革命，以广州为中心席卷中国大陆。由于中共中央委员会远在上海，两党的合作事务实际上是中共广东区委负责，造成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无法及时作出相应地观察和判断，对两党合作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例如：1926年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广东区委负责人建议对蒋介石作出回击，以阻止蒋介石的政治野心，但是中共中央迟到几天以后，才从共产国际了解事件的部分信息，没有接受广东区委的建议，反而错误决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令蒋介石的反共气焰高涨。 蔡和森就提及“上海是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不是政治中心，北京和广州才是政治中心。因此，中央不能很好地领导同中国政治局势有关的工作。这就使一些同志纷纷提出建议，要求把中央迁移到广州。最后作出决定，中央仍应留在上海。但这很不方便，因为中央不可能及时迅速地收到详细的政治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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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半年内攻占株洲、长沙、汉口、汉阳、武昌、九江、南昌等地，革命重心随着局势发展移到华中地区；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正式从广州迁到武汉；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并于5月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 就在中共中央迁移驻地之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规模逮捕及处决共产党员；几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另行设立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两相对立，史称“宁汉分裂”。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作出关于“分共”和“清党”的决定，与共产党宣告决裂。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讨论中央驻地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议上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并把发动湘、鄂、赣、粤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主要任务；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秘密迁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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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和武汉实行“清党”，国共合作宣告全面破裂；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从武汉迁回上海，此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8月1日，周恩来担任书记领导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缔造中共武装反抗的力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组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权的起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举行紧急会议，选举九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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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中央特别行动科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指挥，并制定严格的隐蔽工作制度，将党中央的活动范围集中在上海租界，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分散各处，定期变动办公与居住地点和化名身份。11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采纳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认为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在于“不断革命”，要求党员和群众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进攻。“左”倾思想的影响之下，各地盲目进行毫无意义的罢工和暴动，实际上为共产党造成惨重损失，于1928年初被批评为“左”倾盲动主义，以至于中共六大必须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是中共党史唯一一次在外国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接下来几年，中共党内的“左”倾状况一度得以遏制，但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左”倾思想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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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乱，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先后叛变。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周恩来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翌年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此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不便再以党中央的名义开展工作，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以博古为首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在上海贯彻“左”倾路线，实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政策，导致党组织和工作遭到破坏，最终于1933年彻底告别上海。
1927年8月，中共举行八七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开始涌起工农运动，各级地方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使得建立全国统一苏维埃政权具备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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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遭遇接连不断的打击，使得党中央难以继续展开工作，中共中央领导陆续撤离上海，转移到苏联或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在上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暂代党中央的职权。 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出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首都”；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此时，临时中央政治局仍在国统区推行“左”倾路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让党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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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被迫从上海迁到瑞金，于是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临时中央在瑞金继续推动“左”倾思想，否定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斗争路线，毛泽东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将“左”倾路线推向顶点，导致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的过失，结束“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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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中共中央被迫随军迁移，完成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先后途径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等省份。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确立党中央的领导路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布《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对抗日本侵略的统一阵线；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心——瓦窑堡（属于安定县，今子长市）；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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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中共中央从瓦窑堡迁移到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移到延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留驻时间长达10年，作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战争；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发动整风运动，奠定毛泽东在党和人民的崇高威望。
抗战期间，中共在陪都重庆设置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等领导人常驻在此工作。1944年，共产党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谈判；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發表《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提出召开国事会议并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即是后来政治协商会议的开端。1945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国共双方恢复谈判，毛泽东下榻八路军办事处；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1月10日至31日，召开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等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的五项协议；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观点。 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商议：“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国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虑南迁，这样有利于共议国事”，毛泽东表示出希望住在江苏淮安（或清江浦）的意愿。
1946年5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重庆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成员迁到南京，其间向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陶行知透露，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将迁到苏皖边区。这个消息传到两淮地区以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对民众暂时保密，并选定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秘密地筹备迎候中共中央南迁淮阴的工作。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起进攻，爆发新一轮的全国内战；同时，上海报纸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言论，所以中共中央取消从延安迁往淮阴的计划。 1947年初，国民党打破“双十协定”，发动第二次国共内战，胡宗南调军进攻延安；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举行枣林沟会议，决定将中央领导机构分为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工作，拖住胡宗南军队的重点进攻，使其不能增援其他战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中央机关的后方保障工作。
1947年5月，中央工委转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7月17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人从吴堡县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会和在山西临县成立的中央后委；5月26日，毛泽东从阜平县城南庄迁移到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整合为一，西柏坡成为中共革命的中心。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率解放军走过安塞、靖边、榆林、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子长等十二县；毛泽东进驻西柏坡之后，先后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几乎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力，取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规划革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确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3月23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暂时驻扎在北平西北郊的香山，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并筹备新中国成立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红色首都的变迁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关系到中共革命前途和命运关键的“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9月，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领导发动秋收起义。 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斗并建立红色政权，成立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此期间，各级地方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涌起的工农运动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充分具备建立全国统一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红色首都的变迁
1931年，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获得胜利，中共苏区中央局最终确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苏大）的召开时间，但仍未确定具体的地点，从当时的部署判断可能设在福建长汀。9月28日，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准备移师长汀，是日抵达江西瑞金县城东北的叶坪村进行整顿；几天之后，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改变原定的计划，选择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作为召开“一苏大”的地点。 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并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文件，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確定在瑞金，并且改名为“瑞京”，瑞金县被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
瑞金作为中共的第一个革命圣地，以“国都”的名义存在将近三年。直至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下令撤离中央苏区；从此开始的一年时间，革命政权被迫随军踏上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抵达陕北，进驻瓦窑堡；半年之后，移师保安。1937年1月，毛泽东从保安迁到延安，延安随之成为中共的第二个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作为“红都”的时间长达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红色首都的变迁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张国焘擅自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往川西北；5月15日，未经党中央指令在四川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5月30日，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成立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召开卓木碉会议，另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自任为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下令通缉并对叶剑英、杨尚昆发出免职查办的处分，史称“第二中央”。
1935年10月，红军在西康绥靖（今四川金川县）建设大金川根据地，协助藏族成立格勒得沙共和国；1936年5月，在西康甘孜（今四川甘孜县）成立博巴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权均属于西北联邦政府。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上旬，红军北上会师，西北联邦政府随之解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定都北京
1948年初，国民党统战失利而陷入颓势，共产党在战场上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国共双方的武力优势逐渐反转。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解放军东渡黄河，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宣言》，中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少数民族、海外侨胞纷纷响应。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九月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就战略大决战进行规划与布局，提出五年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统治，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二、讨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将成立集中权力的中央政府提上议程，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和支持，邀请这些党派团体的代表人物前来解放区，共商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建国大计，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政府。毛泽东在会议中明确阐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定都北京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所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不能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过徐向前汇报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透露出“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新中国的国都”的心愿。 聂荣臻在其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中记述：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尽量不打，原因有二：一、我们要保护历史与文化古都，连日本人当初都没有做的事，我们更不能背离祖宗去做；二、新中国建立之后极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枪炮一响，北平极有可能沦为废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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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实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原则，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就有保存千年古都，定都北平的初步考量。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对解放军发出指示“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坏北平的一砖一瓦。”毛泽东派彭真和叶剑英负责北平市委工作时，对两人嘱咐说道：
这次接管北平，国际上都在看着我们，影响很大。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一样，取得更加好的成绩才行，不要落后。同时也要防范出现一些“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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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从毛泽东的谈话，已经预料到北平将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国都，在北平郊外对接管干部进行集训时，明确提醒大家“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 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市长期间，多次在公开演讲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讲话，表达“我们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设工作搞好，因为它以后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红色首都”的愿景。北平的接管工作受到舆论的赞扬，卜少夫创办的刊物《新闻天地》称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打稳了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1949年8月，叶剑英调往华南，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市长。
中国在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时，中共中央的候选首都城市是“东方莫斯科”——哈尔滨。 毛泽东认为中国版图犹如一只雄鸡，黑龙江犹如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天鹅项下的珍珠”。然而定都哈尔滨的设想，因为中国局势变动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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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对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8月19日，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进驻哈尔滨，迫使关东军无条件投降。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入城，建立人民政权，哈尔滨获得解放；5月3日，哈尔滨市政府成立，刘成栋任市长。 1948年初期，中共中央就考虑将哈尔滨建设为政治与经济中心，特批为“特别市”，并选择河北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哈尔滨作为中共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属于党和解放军的大后方，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此积极开展政权建设，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哈尔滨北接苏联，一旦国际与战争局势有大变化，苏联红军可以及时施援，无须担心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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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产党虽然在进军东北方面抢占先机，苏联红军从东北撤离返俄后，国民党军队却开始增援东北，抢占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推倒共产党在哈尔滨建立的优势，使得迁移到哈尔滨的决定变得不成熟。 1947年，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军准备发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发电给毛泽东，提问是否将中共中央机关迁移至哈尔滨，得到毛泽东回电的严词拒绝，表达“中共中央必须留在关内，而我（毛泽东）亦暂不离开”的意愿。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此时仍未确立新中国的国都。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多次向在北平周围参与战斗和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征询讨论意见。2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准备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偕夫人朱仲丽探望毛泽东。王稼祥与毛泽东就新中国定都的问题，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王稼祥列出的候选城市是：哈尔滨、西安、延安、上海、成都、开封、北平、洛阳、重庆、广州和南京，经过一轮筛选仅留哈尔滨、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和北平，最终选定北平为新中国的国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定都北京
毛泽东提及共产党将要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然而中央定都仍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向王稼祥征询意见。王稼祥对国都的问题已有一番考量，具体向毛泽东做出回应：
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定都北京
毛泽东对王稼祥称道“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自此开始，北平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在此前提之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 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香山，在香山公园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办公居住；直至9月下旬，入住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定都北京
6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任副组长，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6人，经过四次讨论之后，于9月14日提出建都北平，改名为北京。9月中旬，中央领导陆续由香山移居中南海；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27日，会议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草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于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会议表决之前，沈雁冰汇报第六小组的研究讨论意见，提出定都北平的公开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定都北京
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定都南京，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便于依赖帝国主义，因为南京靠近上海，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自己的国家，它依靠的是中国人民，自不一定要建都南京了。北平为中国的首都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内，人民力量雄厚，规模弘伟，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的大都市之一，且自五四以来，这里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此外，在地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连络全国各地。总之从各种条件看，北平实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各种资格。因此，我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国人民代表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01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概念，指出北京“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实际上即是实现减量发展，强化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提出“四个中心”的功能，将首都北京塑造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与北京“四个中心”不一致、不相关的功能将会进行疏解，转变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推动北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落实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建设河北雄安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构成北京新的“两翼”之一，作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以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中央政府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国家首都因功能过多和人口聚集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过载、环境污染等大城市问题，并且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
2021年7月29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河北雄安新区条例》，订于2021年9月1日实施，确定雄安新区重点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8个类型：一、在京高等学校及其分校、分院、研究生院，事业单位；二、国家级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创新中心；三、高端医疗机构及其分院、研究中心；四、软件和信息服务、设计、创意、咨询等领域的优势企业，以及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企业总部；五、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节能环保、高端新材料等领域的中央管理企业，以及创新型民营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七、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其他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八、国家确定的其他疏解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宪法规定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有相关的宪法条文，但每部宪法的成文各有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时间线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诞生，距今已有104年历史，其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几经变更；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迁入北京皇家园林中南海，成为中国最高权力中心。
異齒美洲鱥
異齒美洲鱥（學名：Notropis heterodon ），為輻鰭魚綱鯉形目雅羅魚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北美洲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聖羅倫斯河、五大湖、美國佛蒙特州到明尼蘇達州、愛荷華州、密西西比河上游流域，本魚呈長橢圓形且側扁，眼大、口近下位，體黃褐色，體側中央具有一條黑色縱帶，尾鰭叉形，體被圓鱗，鱗片帶有黑色邊緣，魚鰭透明，體長可達7.1公分，棲息在水溫較低、植被生長茂密，沙底質的溪流、湖泊出入口處或水塘，屬雜食性，以植物、無脊椎動物為食，生活習性不明。
聖三木圖書館
聖三木圖書館（日语：／ Sei-Miki toshokan */?）是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一座由天主教耶穌會運營的私立圖書館。圖書館名稱取自日本二十六聖人之一保祿·三木。
維港智能
維港智能（英語：），是一匹在香港和日本出賽的賽駒，早期練馬師是沈集成，後期練馬師是游達榮，競賽生涯中一勝國際一級賽。
維港智能 簡介
週歲時，「維港智能」於2020 Inglis Melbourne Premier 周歲拍賣會由陳浩燊（Denys Chan）以金河顧問有限公司及朱潤流名義以180,000澳元成交。
2022年9月11日，「維港智能」於馬季開鑼日首次出賽便一出即勝，打開其在港的勝利之門。
2023年4月15日，「維港智能」取得三連捷，而這場勝利亦是同季第五捷，表現出色。賽後，練馬師沈集成表示過往馬兒需要有足夠休息才能夠發揮得好，但今次在一個月內再次出賽，是因應潘頓的建議，而且馬主也同意這個決定。但今場馬兒末段有些少力羽，雖然仍然能夠贏馬，但打算讓牠休息足夠才再跑，暫時將以6月4日的三級賽沙田銀瓶為目標。
維港智能 簡介
2023年6月4日，田泰安策騎「維港智能」出戰國際三級賽沙田銀瓶，在少負頭馬「金鑽貴人」20磅之下取得一席第二名。賽前，田泰安說道：「『維港智能』今仗較『金鑽貴人』少負20磅。雖然『金鑽貴人』是匹星級佳駟，但20磅差距很大。此外，大部分對手今季已拼搏甚多，所以『維港智能』來到季尾遇上這些強敵，只需負115磅的優勢很大。我曾策騎『維港智能』試閘，我當然知道馬兒的評分與『金鑽貴人』差距頗大，但『金鑽貴人』要戰勝也絕非易事，因為我認為『維港智能』是一匹質素上乘的佳駟。『維港智能』季內一直表現良好，只有一、兩仗略為失準。沈集成了解牠的性能，讓牠短暫休息養精蓄銳，看來有助馬兒發揮本身最高水準。」
維港智能 簡介
2023年9月10日，田泰安策騎「維港智能」勝出第一班盃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盃，以直領到底的姿態擊敗當時全球評分最高的短途佳駟「金鑽貴人」。賽後，田泰安說道：「我們賽前已就此賽的步速進行研究，希望能迅速出閘，繼而上前領先，事實上，於首四百米能從容單騎領放後，我已知勝利在望，因馬兒的走勢實在相當輕鬆。直路上當我作出催策時，牠亦能進一步增速。此外，由於近期不穩定的天氣，令好些賽駒在操練上遇到阻滯，但反觀我們已進行了兩課試閘，當中馬兒最近的一課的試閘表現，更令我覺得牠自上季之後進步甚多。今日我見到下雨之後，我便認為『金鑽貴人』遇此場地狀況且在負頂磅下任務將甚艱巨，結果我們亦能把握機會，一切順利。我認為『維港智能』仍在不斷進步中，上仗牠的演出相當優異，無疑牠日後將要面對更多更強的對手，但馬兒在取得多捷後亦信心培增，未來可望牠能再上一層樓，在更高的水準中建功立業。」練馬師沈集成說道：「經過首次試閘後，我已知道牠定非池中物，當時我已向馬主表示：『馬兒首次出賽時記緊帶同你的太太一同進場，牠將甚具勝望。』今仗贏馬而評分再進一步攀升後，牠將進軍平磅的賽事，希望馬兒能在分級賽中一展實力，而12月的短途大賽（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將會是牠的目標所在。牠確是匹好馬，今日在濕地上得以負輕磅作賽，亦遇上合適步速，田泰安在步速掌控方面可說是妙到毫顛，令牠順利掄元。」
維港智能 簡介
2024年1月28日，梁家俊策騎「維港智能」勝出國際一級賽百週年紀念短途盃，以優異姿態擊敗包括「金鑽貴人」及「福逸」等強手。賽後，梁家俊說道：「我真的很興奮，感謝馬主及練馬師給我寶貴機會夥拍此駒上陣。雖然我們排外檔起步，但馬兒出閘反應敏捷，讓我們佔得先機，並且順利領放。牠早段跑來輕鬆自在，跑至最後五百米，我知道坐騎在末段應可交出強橫後勁，很幸運地，我們奪下這場頭馬。」被問到早段能夠如此輕鬆單獨領放，是否令他感到有點意外時，梁家俊答道：「我們非常幸運，這形勢對我們來說確是最好不過。」練馬師沈集成說道：「他在賽事首段造出二十四秒多的慢步速，速度控制方面確是無懈可擊。我為我的馬房團隊、馬主以及梁家俊感到十分高興。當馬兒順利放出後，我想我們或有機會取勝，牠在陣上跑來十分強悍，領放時更具威力。」沈集成亦表示他將會考慮安排此駒出戰三月二十四日，在日本中京競馬場舉行的一級賽高松宮紀念賽（1200米）。他說：「我已為牠報爭這項日本1200米短途賽，且看馬兒賽後體力恢復如何，我稍後將會決定讓牠留在香港，抑或於三月派遣牠到日本出賽。其實我考慮安排牠到日本上陣已有好一段時間，牠在晨課操練時，跑左轉時表現往往比右轉為佳，因此我們可以給牠機會到海外一試。」
維港智能 簡介
2024年3月24日，梁家俊策騎「維港智能」角逐日本中京競馬場的國際一級賽高松宮紀念賽，取得第三名，落後頭馬的日本代表「消暑樂祭」三個馬位之後過終點。賽後，梁家俊說道：「牠的表現非常出色，馬兒出閘清脆俐落，牠看來比在香港時更具新鮮感，因此牠上前取得領先後，跑來有點重口。臨場場地頗為軟慢，對牠來說，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況，但牠的發揮已算甚佳。跑至最後三百五十米，我開始催策馬兒並指示牠加速，當時我們處於上坡途程，因此牠跑來看似有點吃力，衝勢僅屬一般。縱然如此，我對牠仍感到自豪，牠已跑了一場十分出色的賽事。」他續說：「我們嘗試讓牠採取主動，牠起步後跑來亦相當順暢。我讓馬兒順勢競跑，但牠卻與我有點鬥口，畢竟這是牠首次在這個馬場作賽。我喜愛日本，很高興今次有機會在日本策馬出賽，我希望不久後可以重臨這裡。對馬兒來說，這是一項莫大挑戰，今仗是此駒首度在左轉場地上角逐，牠同時亦須應付上坡及軟慢場地。牠今季季初曾在沙田跑黏地勝出一項賽事，但牠在該仗只負輕磅115磅，而此駒今次須負128磅，兩場賽事的負磅形勢截然不同。在最後直路上，馬兒展現了不俗加速力，但當我們跑至上斜一段途程時，牠未能進一步加速。我隨即指示馬兒繼續衝前，但牠未能交出更強勁的反應。我得感謝此駒馬主及練馬師的支持，讓我來到這裡策牠上陣，我希望將來可以再次到海外出賽為港爭光。」練馬師沈集成說道：「馬兒跑了精彩一仗，我對牠的表現感到自豪，我亦感謝今次為牠征戰日本的馬房團隊，他們做得非常出色。梁家俊亦然，他今仗的鞍上發揮值得一讚。」
其後，「維港智能」再出賽五次（包括短途馬錦標），仍未再有好表現，於2024年12月12日轉投游達榮訓練。
維港智能 同父馬
曾於香港服役出賽並曾勝出大賽的同父馬包括：
異鱗美洲鱥
異鱗美洲鱥（學名：Notropis heterolepis），為輻鰭魚綱鯉形目雅羅魚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北美洲加拿大哈德遜灣沿岸、新斯科細亞省至薩斯喀徹溫省、五大湖南至美國俄亥俄州、密蘇里州流域，本魚呈長橢圓形且側扁，眼大、口近下位，體背部暗黃色，腹部顏色較淡，身體有2條黑色橫紋，尾鰭叉形，體長可達9.8公分，棲息在水溫較低、植被生長茂密、沙底質的溪流，生活習性不明。
姬路競馬場
姬路競馬場（日語：），正式名稱姬路公園競馬場（日語：）是位於日本兵庫縣姬路市的競馬場。此競馬場由隸屬地方競馬的兵庫縣競馬組合營運，可容納15,400名觀衆。
姬路競馬場 歷史
1947年，於兵庫縣市村青木（今南淡路市市青木）建立淡路競馬場，為現今姬路競馬場的前身。
1949年，淡路競馬場因地理位置不佳導致入場因素過少，收入不足下關閉，因而被遷移至現在地。
2004年12月，場內的大型屏幕正式完工。
2013年，由此年開始未再舉辦賽事。
2018年12月，大型屏幕更新至第二代。
2020年1月15日，重新開始舉辦賽事。
2021年，因同屬兵庫縣競馬組合的園田競馬場部分設施進行翻新工程，因而舉辦賽事的日子增加。
姬路競馬場 跑道
泥地跑道全場1200.0米，闊度23米，直路230米。
泥地跑道：800米、1400米、1500米、1800米、2000米
姬路競馬場 交通
乘搭神姬巴士於競馬場前站下車。從西日本旅客鐵道野里站步行10分鐘。
在賽事舉行期間，亦有免費穿梭巴士來往競馬場及西日本旅客鐵道姬路站。
姬路競馬場 主要賽事
白鷺賞（白鷺賞），泥地2000米，4歲或以上兵庫、佐賀、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馬。
兵庫冬季盃（兵庫ウインターカップ ），泥地1400米，4歲或以上地方所屬馬。
兵庫青年盃（兵庫ユースカップ），泥地1400米，3歲兵庫、佐賀、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馬。
兵庫女王選拔賽（兵庫クイーンセレクション），泥地1400米，4歲或以上兵庫、佐賀、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馬。
斑尾美洲鱥
斑尾美洲鱥（學名：Notropis hudsonius），為輻鰭魚綱鯉形目雅羅魚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北美洲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聖羅倫斯河至美國喬治亞州的阿爾塔馬哈和查塔胡奇河上游、哈德遜灣沿岸、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本魚呈長橢圓形且側扁，眼大、口近下位，體背部帶有金屬光澤的銀色及橄欖綠，腹部銀白色，尾鰭叉形，尾鰭基部有一黑色圓斑，體長可達15公分，棲息在沙石底質的溪流和河川，屬雜食性，以植物、無脊椎動物等為食，繁殖季節通常發生在夏季的六月和七月，雌魚每次產卵可產下100至2,600個卵，1至2歲性成熟，最長壽名為5年。
瑞典女子足球超級聯賽
瑞典女子足球超級聯賽（瑞典語：），是瑞典最高級別的職業女子足球聯賽，現時贊助冠名為OBOS瑞典女子足球超級聯賽（OBOS Damallsvenskan）。瑞典女子足球超級聯賽成立於1988年，是全球第一個職業化的女子本土足球聯賽。
聯賽至2022年賽季起擴增至14支參賽隊伍。每賽季最佳前三名隊伍將獲得歐洲女子冠軍聯賽的參賽資格；賽季末兩名隊伍降級至超甲級聯賽，而超甲級聯賽的前兩名隊伍晉級至本聯賽遞補席次。
瑞典女子足球超級聯賽 歷屆聯賽冠軍
以下列出歷年瑞典女子足球超級聯賽前兩名隊伍。
註：
黄金少年
《》（日語：，英語：），2024年日本悬疑剧情片，改编自中国作家紫金陈小说《坏小孩》，由北京海润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卓然影业日本子公司TEAM JOY株式会社出品，金子修介导演，港岳彦编剧，冈田将生、羽村仁成主演。本片在第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于2024年3月8日在日本正式上映。
黄金少年 剧情
「本应该是完美犯罪，却没想到偶然间被少年们目击了……」在冲绳海边玩耍的三个少年，无意间拍摄到了富家女婿東昇（冈田将生饰）从悬崖上推下岳父母的画面，13岁的安室朝阳（羽村仁成饰）因家庭际遇走投无路下，與好友上間浩（前出燿志飾）和上間夏月（星乃安娜飾）策划胁迫東昇谋取巨款。杀人犯和少年们的心理攻防战正式展开。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东莞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东城西路187号。前身为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县人民法院。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沿革
1950年，广东省东莞县人民法院成立。
1986年，经惠阳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成立。
1988年3月，随县级东莞市升格为地级东莞市，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应基层法院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辖3个基层人民法院。分别是：
園田競馬場
園田競馬場（日語：），是位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的競馬場。此競馬場由隸屬地方競馬的兵庫縣競馬組合營運，可容納17,400名觀衆。
園田競馬場 歷史
1930年12月，園田競馬場落成，當時主要舉辦阿拉伯馬的賽事。
1999年，競馬場開始舉辦純種馬賽事，亦因如此進行裝修工程。
2004年8月，由於日本國內阿拉伯馬產業逐漸式微，因而園田競馬場亦取消阿拉伯馬賽事。
2012年，開始施行夜馬，同時亦設置照明塔以應付需求。
園田競馬場 跑道
泥地跑道全場1051.0米，闊22米，直路場246米。
泥地跑道：820米、1230米、1400米、1700米、1870米、2400米
園田競馬場 交通
在賽事舉行期間，會有免費接駁巴士來往競馬場和阪急電鐵園田站及阪神電氣鐵道尼崎站。
園田競馬場 主要賽事
日本育馬場盃經典賽（JBCクラシック），泥地1870米，3歲或以上，2008年舉辦。
日本育馬場盃短途賽（JBCスプリント），泥地，1400米，3歲或以上，2008年舉辦。
兵庫青年大獎賽（兵庫ジュニアグランプリ），泥地1400米，2歲。
兵庫冠軍錦標（兵庫チャンピオンシップ），泥地1400米，3歲。
兵庫金盃（兵庫ゴールドトロフィー），泥地1400米，3歲或以上。
兵庫女王盃（兵庫女王盃），泥地1870米，4歲或以上雌馬。
園田青年盃（園田ジュニアカップ），泥地1700米，2歲兵庫所屬馬。
園田未來之星錦標（ネクストスター園田），泥地1400米，2歲兵庫所屬馬。
菊水賞（菊水賞），泥地1700米，3歲兵庫所屬馬。
野路菊賞（のじぎく賞），泥地1700米，3歲地方所屬馬。
兵庫打吡（兵庫ダービー），泥地1870米，3歲兵庫所屬馬。
園田競馬場 主要賽事
園田秋季盃（園田オータムトロフィー），泥地1700米，3歲兵庫所屬馬。
楠賞（楠賞），泥地1400米，3歲地方所屬馬。
西日本經典賽（西日本クラシック），泥地1970米，3歲兵庫、佐賀、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馬。
新春賞（新春賞），泥地1870米，4歲或以上兵庫所屬馬。
白鸛賞（コウノトリ賞），泥地1870米，4歲或以上兵庫所屬雌馬。
兵庫大賞典（兵庫大賞典），泥地1400米，4歲或以上兵庫所屬馬。
六甲盃（六甲盃），泥地1870米，4歲或以上地方所屬馬。
兵庫夏季女王賞（兵庫サマークイーン賞），泥地1700米，3歲或以上地方所屬雌馬。
姬山菊花賞（姫山菊花賞），泥地1700米，3歲或以上兵庫、東海、石川、南關東所屬馬。
園田金盃（園田金盃），泥地1870米，3歲或以上兵庫所屬馬。
西日本未來之星錦標（ネクストスター西日本），泥地1400米，3歲兵庫、佐賀、高知所屬馬，計劃2024年舉辦。
園田競馬場 主要賽事
西日本打吡（西日本ダービ），泥地1870米，3歲兵庫、佐賀、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馬，2016年、2022年舉辦。
兵庫兩歲盃（兵庫ジュベナイルカップ），泥地1400米，2歲兵庫所屬馬。
園田公主盃（園田プリンセスカップ），泥地1400米，2歲地方所屬雌馬。
園田FC短途錦標（園田FCスプリント），泥地820米，3歲或以上兵庫、高知所屬馬。
園田挑戰盃（園田チャレンジカップ），泥地1400米，3歲或以上兵庫、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馬。
兵庫黃金盃（兵庫ゴールドカップ），泥地1230米，3歲或以上地方所屬馬。
兵庫女王盃（兵庫クイーンカップ），泥地1870米，3歲或以上兵庫、佐賀、高知、東海、石川所屬雌馬。
聯合工人黨 (聖露西亞)
聯合工人黨（英語：，縮寫為UWP）是聖露西亞的保守派政黨，由前旅遊部長艾伦·沙塔内領導，其於2013年7月28日在領袖選舉時擊敗前總理斯蒂芬森·金。該黨更早以前由創始人約翰·康普頓領導。
聯合工人黨 (聖露西亞) 歷史
該黨在1964年聖露西亞眾議院選舉前由人民進步黨和全國勞工運動合併而成，後者為從聖露西亞工黨（當時的執政黨）分裂出來的由3人創建（約翰·康普頓、文森·門羅斯、莫里斯·梅森）的一個小派系。該黨獲得選舉，並贏得八席議員席位。該黨在1969年與1974年的選舉中保住政權，直到在1979年的選舉中敗給工黨。在1982年的選舉中，該黨獲得17席議員中的14個，重新取得執政權，並在1987的兩場選舉和1982年的選舉的選舉中保住政權。工黨贏得了1997年與2001年的選舉，但在2006年聯合工人黨重新贏回執政權。2011年，聯合工人黨敗給工黨，但又於2016年贏回執政權，獲得17席議員中的11席。
聯合工人黨是加勒比民主聯盟的成員，該組織是國際民主聯盟的地區組織。
东南日报
《东南日报》是浙江省民国时期的一份报纸，由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改组而来，乃党部与党员公私合营，隶属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3月12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随即因为国民党清党停刊改组。1928年起，胡健中担任总编辑，后改为担任社长，改革报社，扩大影响，以“党的立场，自由色彩”为编辑方针。1934年6月，《杭州民国日报》更名为《东南日报》，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
抗日战争中，《东南日报》报社南迁，设立金华版，随后分出丽水版与江山版，丽水版改为云和版，江山版改为南平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和版改为杭州版，南平版改为上海版。1949年5月，《东南日报》停刊。1949年中国共产党攻占杭州后，东南日报社被浙江日报社接管。
东南日报 历史沿革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1927年3月12日，浙江省党部在杭县兴武路（今开元路）羊血弄西侧幽冀会馆创立了《杭州民国日报》。作为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报纸，直属于省党部宣传部，并设有党报管理委员会进行领导。中共党员宣中华兼任《杭州民国日报》社务委员会主任，张柳生担任总经理。杨贤江、戴邦定和唐公宪相继担任主任编辑。当时，主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同时支持工农权益，并发展壮大国民党左派队伍。因此，尽管该报以国民党党报的名义成立，但多数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倾向共产党，并与国民党军事系统在杭州主办的《杭州国民新闻》同日创刊，展开竞争。
东南日报 历史沿革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实施“清党”，导致《杭州民国日报》停刊并被强行改组。4月11日，多位中共党员，包括宣中华、唐公宪、陈士鼎被捕并遭杀害。之后，《杭州民国日报》在国民党右派的掌控下于4月14日复刊。在《杭州民国日报》被国民党右派改组的一年内，报社经历了7任社长的更迭。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杭州民国日报》影响力相对有限，日发行量大约在两到三千份或三到四千份左右。 1928年4月，国民党浙江省部改组，许绍棣任宣传部长，兼任《杭州民国日报》社长，邀请其复旦大学同学胡健中担任总编辑。
东南日报 历史沿革
1929年5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暂时取消“二五减租”政策，此举引发了《杭州民国日报》的强烈反对。该政策原本是根据孙中山遗训由国民党制定，旨在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杭州民国日报》站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立场上，通过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二五减租”，与张静江之省政府产生对立。尤其是在4月29日，胡健中针对嘉兴中国银行遭抢劫一案撰写的社论，将案件原因归咎于贫富不均，间接批评了省政府的政策，引起了省政府的强烈不满。4月30日，省政府以《杭州民国日报》文章“牵强附会、抨击政府、蓄意鼓动风潮、有害地方治安”为由，命令该报从5月1日起停刊。当时胡健中被押送到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处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叶楚伧和陈果夫对胡健中表示了安慰，并派遣陶希圣前往杭州进行调解。随后《杭州民国日报》也于同月28日恢复出版。
东南日报 历史沿革
1930年起，胡健中担任社长并兼任总编辑；1931年冬至1933年下半年，总编辑一职先后由徐世衡、刘湘女接任。 当胡健中担任社长后，他开始积极改革报社，这包括招聘更多的外勤记者，改善印刷设备和条件，同时将广告业务由外包转为报社自营，以此增加收入。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报纸内容得到了丰富，例如增加了“本报专访”版块，并以较高的稿酬吸引了独家新闻报道。版面的布局和副刊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国民党以《杭州民国日报》牵头，以各地区党政报纸为骨干，基本上形成全省国民党报系网络。 1933年初，《杭州民国日报》的日销售量接近一万份，原有的平版印刷机已不能满足需求。报社因此决定投资购买新的轮转机和压纸型机，并于同年9月开始使用。这不仅是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首次使用轮转机进行印刷，而且还实现了套色印刷。随着报纸内容和形式的改进，以及印刷速度和质量的提升，加上浙赣铁路的向西延伸，为《杭州民国日报》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该报在发行方面能够与上海的各大报纸展开竞争，在浙江西部及赣、闽地区的发行往往比上海的报纸提前一天到达读者手中。
东南日报 历史沿革
为了突破《杭州民国日报》原有的地域局限性，拓展至中国东南地区， 1934年6月16日《杭州民国日报》更名为《东南日报》。同时，成立了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时期，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在运营方面表现出色，使得该报的最高日发行量达到了3.5万份。其在浙江、苏南、闽北、皖南、赣东等地区广泛流传，其影响力和发行量在杭州地区的同行中遥遥领先，甚至一度赶上了资深的《大公报》。时任《东南日报》社长的胡健中与《大公报》的社长胡政之齐名，被誉为“南北二胡，一时瑜亮”。
七七事变后，《东南日报》一面派出战地记者，争取最新消息，一面则准备撤离杭州，人员设备南迁。11月19日，改在金华出版，报社设在金华城内塔下寺蒋氏宗祠；杭州仅出号外至12月22日。12月24日，日军攻占杭州，东南日报大厦被用作日军宪兵司令部。1937年底，黄绍竑来到浙江主政备战，他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被《东南日报》拒登。为此，浙江省政府在1938年2月24日自行开办《浙江潮》。
东南日报 历史沿革
1939年7月7日，报社迁往金华城外望府墩。1941年，日军偷渡钱塘江，金华告急，《东南日报》分两路转移：一路迁往丽水，出版有5月1日至8月31日丽水版，后撤回金华；另一路则退往江山，出版号外，于6月1日返回金华。撤回金华后，各在丽水和江山设置办事处，预留印刷器材，以备不测。东南日报社坚持运作，在金华期间，报纸的日发行量曾达到两万份。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5月20日起停刊，分两路迁移：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期间有超过60名员工及其家属不幸被敌机轰炸或因病去世，几乎占了报社总人数的10%。尽管面临极大困难，东南日报社仍积极宣传抗日精神。战争期间，《东南日报》的日发行量保持在1.8万份，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墨堡笔垒”。
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和分社率先派人返回杭州，以筹备发行。先是与《民族正气报》联合出版，于9月1日在杭州复刊。9月11日，收回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大厦，由刘湘女代理社长职务。11月，南平版记者参与在台湾的日军受降仪式，并发布头条报道，是当时中国大陆报刊之独家。
12月，南平版停止发行。许绍棣、刘湘女计划将杭州分社改为总社，南平设立分社继续发行，被滞留重庆的胡健中拒绝。胡健中着手安排将南平版转进上海发行。胡健中邀请刘湘女前往上海协助报馆建立，但刘湘女抗拒担任胡健中下级而推辞。
1946年6月，胡健中辞任《中央日报》社长。6月16日，南平版改为上海版，在上海恢复发行，并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期间获得陈布雷协助，以美元购置材料设备。1946年下半年，胡健中将杭州报社社长职务让予许绍棣，从而解除刘湘女代社长职务。1948年3月10日，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在杭州设立分公司，除报社职员外，陈果夫、陈立夫、蒋经国、陈布雷、张道藩皆参股其中。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撤退至台湾。1948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领袖于子三被秘密逮捕，并死于监狱中。当局通过《东南日报》发布了关于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报道，引发学生抗争。同月，胡健中指导成立了一个“应变委员会”，计划将上海报馆人员设施直接送往台湾，杭州报馆则转进湖南衡阳，后经由广州前往台湾。1949年1月，该报的印刷器材和超过100吨的白报纸在运往台湾的过程中与太平轮一起沉没。外加杭州报馆员工则拒绝前往衡阳等原因，在台湾复刊的计划落空。
1949年4月，随着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东南日报社的副社长刘湘女及其家人离开杭州，导致报社运营陷入困境。报社员工自发组成“员工应变会”接管报社，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并通过部分收入和购买的大米副食品来支持员工。杭州版《东南日报》最终于1949年5月3日停止出版，上海版的运营持续至1949年4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杭州后，在报社员工的协助下，报社的房屋、财产和器材得以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共产党当局，并被用以创办《浙江日报》。
东南日报 内容
1930年代，《东南日报》提出“党的立场，自由色彩”之编辑方针，相较于《中央日报》，冲淡党派色彩，内容语调更加灵活。在更名初期，《东南日报》试图摆脱国民党党报的身份，公开声明《东南日报》是由一些对文化事业有兴趣、忠于新闻事业的国民党党员集资创办的，强调其民间报纸的身份。然而，实际上其作为国民党报纸的本质并未改变，胡健中自己也承认《东南日报》是“百分之百的党报”。 该公司的领导层由国民党的要员组成，包括董事长陈果夫、监事长陈立夫、常务理事许绍棣和胡健中，其他董事和监事也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浙江省党部委员。胡健中和刘湘女分别继续担任《东南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何怀仁担任经理。这一举措旨在冲淡报纸的官僚党派色彩，表面上塑造成一家民办报纸，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和收集民心。
东南日报 内容
为该报纸供稿的学者群中包括胡道静、陈友琴、陈大慈、袁微子、王季思、钟敬文、钱南扬、张其昀、齐思和等知名人士。著名报界人士如胡秋原、曹聚仁、许君武、钱谷风、赵浩生、查良镛、钟沛璋也是其中一员。翻译家群体由徐蔚南、杨镇华、董鼎山、董乐山、孙用、蔡振扬、黄鸿森、任明耀等组成。此外，章廷谦、高阳、许廑父、姚苏凤、蒋文杰、谢狱、沈达夫、朱馥生等作家也是该群体的一部分。中共党员如唐公宪、宣中华、杨贤江、戴邦定、冯雪峰等也在列。
1936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迁移至众安桥东南日报社大厦旁，一并兴建。
《东南日报》的副刊种类繁多，1934年就包括了日刊如《沙发》和《吴越春秋》，以及旬刊《金石书画》。周刊方面，有《民众卫生》、《今代儿童》、《读书之声》、《教育园地》、《科学常识》、《银幕风光》和《现代经济》等七种。随后，该报还增加了如《东南画报》、《小筑》、《法言》、《学苑》、《读书园地》、《通俗讲坛》、《游艺》、《长春》、《文史》、《国际知识》、《大都会》和《体育版》等多种副刊。报社搬迁至金华后，《沙发》更名为《笔垒》，并增设了周六的《周末版》。
东南日报 内容
其中《东南日报》的副刊《笔垒》和《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被作家秦牧誉为“东西双星”。《笔垒》由张慧剑、陈向平等人担任编辑，吸引了包括冯玉祥、王造时、王西彦、靳以、羊枣、陈伯吹、谢岳、袁微子、翁心惠、曹聚仁等人定期投稿。《笔垒》还通过特刊的形式进行民众动员和宣传。例如，1939年5月4日和5日，《笔垒》连续两期推出了《五四青年节特刊》，刊登《中国青年励志会为庆祝五四青年节告青年书》、《青年节与科学精神》、《祝青年节》、《纪念五四青年节青年应有的认识》、《对“五四”的认识》等文章，号召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此外，《笔垒》还通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战争罪行，介绍了日本的反战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