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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前期) 1960年代
塔雷克·Y·伊斯梅尔（Tareq Y. Ismael）、杰奎琳·S·伊斯梅尔（Jacqueline S. Ismael）和格伦·E·佩里（Glenn E. Perry）声称：“1963年2月8日，复兴党部队和军官与中情局合作推翻了卡塞姆。”相反，布赖恩·R·吉布森（Bryan R. Gibson）认为：“中情局没有支持1963年2月的复兴党政变，证据优势证实了这一结论。”:52－54、57－58、200政变之后，在反共清洗和伊拉克对库尔德叛军及平民的暴行中，美国向新的复兴党政府提供了物质支持。:59－61、68－72、80因此，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断言：“美国尽管没有发动斋月政变，但其至少是纵容了，最差的情况是助长了随后的暴力。”1963年11月，复兴党政府因与叙利亚统一的问题而垮台。（1963年3月，复兴党的叙利亚分支夺取了叙利亚政权。）:77－79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其他人指控，中情局（或其它美国机构）向复兴党政府提供了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的名单，这些人随后被复兴党的伊拉克国民警卫队逮捕或杀害。关于这一指控，已经进行了大量学术讨论。吉布森和汉娜·巴达图强调，伊拉克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复兴党并不需要依靠美国的情报来识别他们。但西蒂诺认为这些指控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实际上已经编制了这样一份名单，并且参与清洗的伊拉克国民警卫队员在美国接受了培训。:59:220－222
1965年10月1日，初级军官和苏加诺总统宫廷卫队的指挥官指责印度尼西亚国民军高级军官正在策划一场由中情局支持的针对苏加诺总统的政变，并杀死了六名高级将领。同日，苏哈托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袭击了初级军官，并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策划杀害了那六名将领。军队发起了一场基于谎言的宣传攻势，并煽动平民暴徒攻击那些被认定的PKI支持者和其它政治反对派。印度尼西亚政府军与一些平民合作，实施了数月的大屠杀。学者们估计的平民死亡人数，从50万到超过100万不等。美国大使马歇尔·格林鼓励军队领导人对政治对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2017年，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解密文件证实，为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知晓、协助并鼓励了大屠杀。1990年，美国外交官向记者凯西·卡丹（Kathy Kadane）透露，他们向印尼军方提供了一份有数千人的名单，称这些人是PKI支持者或其他左翼分子，然后美国官员再从中列出谋杀名单。苏加诺总统的支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和监禁，其余的则受到惊吓，因此他在1967年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由苏哈托将军领导的独裁军事政权。历史学家约翰·鲁萨（John Roosa）指出：“几乎在一夜之间，印度尼西亚政府从冷战中立和反帝国主义的强烈声音，变成了美国世界秩序的安静、顺从的伙伴。”:158这场运动被认为是冷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且相当成功，以至于它成为了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支持的其它政变和反共灭绝运动的典范。:238－243
普京峰
弗拉基米爾·普京峰（吉爾吉斯語：；俄語：）是天山系吉爾吉斯斯坦阿拉圖山脈的一座山峰。位於吉爾吉斯斯坦的楚河州。它於2011年2月17日以俄羅斯聯邦第二任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名字命名，它原來是無名的。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包括公开或秘密的旨在更改、更替、延续外国政权的行为。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冷战背景下与苏联争夺全球领导权、影响力和安全感。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担心苏联所支持的政府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倡导多米诺骨牌理论，后来的总统也纷纷跟随艾森豪威尔这一理论。随后，美国将其行动区域扩大到了传统的行动区域——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外。重要的行动包括美国和英国精心策划的1953年伊朗政变、1961年针对古巴的猪湾入侵，以及支持苏哈托将军在印度尼西亚推翻苏加诺。此外，美国还干预了多国的国家选举，包括1948年在意大利、1953年在菲律宾、1950-60年代在日本，以及1957年在黎巴嫩。根据一项研究，在1946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对外国选举进行了至少81次公开和秘密的干预。另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在冷战期间尝试进行了64次秘密的和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在1955年柬埔寨大选中上台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多年来一直通过与中国和北越友好，使柬埔寨远离越南战争，并将左翼政党纳入主流政治。然而，1967年发生了左翼起义，奉行共产主义的红色高棉于次年开始叛乱反对亲王。在1968年的春节攻势之后，西哈努克开始相信北越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因此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亨利·基辛格建议西哈努克批准美国在1969年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目标，但这受到了其它消息来源的强烈质疑。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1970年3月，在柬埔寨国民议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后，西哈努克被右翼将军朗诺废黜。该行动遵循了柬埔寨的宪法程序，大多数报道都强调柬埔寨的参与者在西哈努克被驱逐中的重要地位。历史学家对美国的参与程度及是否预先知道废黜的结果存在分歧，但正在形成的共识认为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有一定的罪责。有证据表明，“早在1968年末”，朗诺就向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提出了发动政变的想法，以获取美国的同意和军事支持，从而对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政府采取行动。政变进一步破坏了该国的稳定，并引发了多年的内战。战争的一方是右翼的高棉共和国，由美国通过加强轰炸支持；另一方是红色高棉军队，由越南人民军支持。共产党最终占领了金边，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建立了民主柬埔寨。
在1960至1969年间，苏联政府每年资助智利共产党5万至40万美元。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美国政府在智利开展了一项心理战行动，从1963年直到1973年政变，而中情局参与了在此期间的每一次智利选举。在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中，美国政府提供了260万美元资助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以阻止萨尔瓦多·阿连德和智利社会党获胜。美国还利用中情局提供了1200万美元资助商业利益，用来诋毁阿连德的声誉。:38－39 克里斯蒂安·C·古斯塔夫森（Kristian C. Gustafson）写道：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It was clear the Soviet Union was operating in Chile to ensure Marxist success, and from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int of view,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quired to thwart this enemy influence: Soviet money and influence were clearly going into Chile to undermine its democracy, so U.S. funding would have to go into Chile to frustrate that pernicious influence.[很明显，苏联在智利展开行动是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从当代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必须阻止敌人这种影响：苏联的资金和影响力显然正在进入智利以破坏其民主，所以美国资金就不得不进入智利以挫败这种不良影响。]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智利陆军总参谋长勒内·施奈德是一名致力于维护宪法秩序的将军，被认为是“寻求发动政变军官的主要绊脚石”。在阿连德就职之前的1970年10月19日，在中情局的支持下，卡米洛·瓦伦苏埃拉将军试图绑架施奈德，但未能成功。三天后，在罗伯托·维奥将军的领导下，再次试图绑架施耐德，但却导致施耐德丧生。就职典礼以后，右翼占多数的智利国会与阿连德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社会和政治争吵，华盛顿也发动了经济战。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承诺“让经济一飞冲天”（make the economy scream），以“阻止阿连德上台或推翻他”。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队和国家警察推翻了阿连德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权掌权。中情局通过FUBELT计划（又称第二轨道）秘密工作，为政变准备条件。美国最初否认有任何参与，但此后几十年中，许多相关文件已被解密。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美国政府支持了由乌戈·班塞尔将军领导的1971年政变，推翻了玻利维亚总统胡安·何塞·托雷斯，而托雷斯在前一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托雷斯召集“Asamblea del Pueblo”（人民大会），其中的代表来自社会特定行业部门（矿工、工会教师、学生、农民），这通常被认为是在左翼的方向上领导国家，因此令华盛顿不悦。
班塞尔从1971年8月18日开始策划了一场军事起义，并于8月22日成功掌权。美国随后向班塞尔独裁政权提供了广泛的军事援助及其它援助。托雷斯逃离玻利维亚后，在1976年被绑架并杀害，这也是兀鹰行动的一部分。兀鹰行动是美国支持的南美右翼独裁者的政治迫害和国家恐怖主义运动。:22、23
1974年9月12日，君主立宪制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一场政变中被皇帝设立的调查埃塞俄比亚国防军的组织德尔格推翻。由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领导的德尔格变成了马列主义者，并与苏联结盟。许多反叛团体起来反对德尔格，包括保守派、分离主义团体和其它马列主义团体。这些团体都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1980年代后期，叛乱分子和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分子在反政府方面开始有所收获。德尔格于1987年自行解散，并以埃塞俄比亚工人党（WPE）的名义，领导建立了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PDRE），以维持其统治。1990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崩溃，于是苏联停止了对它的支持，而美国则继续支持叛军。1991年，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辞职并逃离，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的叛军接管了该国，该阵线是一个由左翼民族反叛团体组成的联盟。尽管美国反对他，美国大使馆还是帮助马里亚姆逃到了津巴布韦。PDRE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开始向议会民主过渡。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1960年代开始，安哥拉独立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叛乱，参与叛乱的组织主要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1974年，葡萄牙右翼军政府在康乃馨革命中被推翻。新政府承诺让其殖民地独立，也包括安哥拉。1975年1月15日，葡萄牙签署《阿尔沃尔协定》，使安哥拉独立，并成立过渡政府，过渡政府包括了安人运、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过渡政府由葡萄牙高级专员（Portuguese High Commissioner）组成，协定中的三个安哥拉党派各出一名代表组成总理委员会（Prime Ministerial Council，简称PMC）来进行统治，三名代表轮流担任总理。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然而，各个独立团体开始互相争斗。安人运是一个左翼团体，正在向另外两个主要反叛团体安解阵和安盟推进。安盟的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是前安解阵战士和毛主义者，他最终在意识形态上变成资本主义者，并使安盟变成资本主义激进组织。中国、南斯拉夫、古巴和苏联送出武器和军队支持安人运，而南非则派出军队支持安解阵和安盟。到1975年12月葡萄牙人正式撤军时，安人运已经控制了十余个省会，并在罗安达宣布成立一党制国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而安盟和安解阵则控制了的五个省会城市，在万博宣布成立安哥拉民主人民共和国。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70年代
美国通过IA功能行动暗中支持安盟和安解阵。1975年7月18日，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受到中情局和国务院官员异议的情况下，仍然批准了该计划。助理国务卿纳撒尼尔·戴维斯因为反对该计划而辞职。该计划开始于独立战争结束时，并随着1975年11月内战开始而继续。最初的资金是600万美元，但在7月27日增加了800万美元，8月又增加了2500万美元。1976年，该计划被国会曝光并谴责。《克拉克修正案》被加入到美国1976年《武器出口管制法案》，结束了该行动，并限制了在安哥拉的参与。尽管如此，时任中情局局长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承认，对安解阵和安盟的一些援助仍在继续。到吉米·卡特总统任期，对这些组织仍在继续有限的支持。安解阵解体后，则只剩下了安盟。
1986年，罗纳德·里根提出了里根主义，呼吁为世界各地的反共势力提供资金，以“反击”苏联的影响力。里根政府游说国会废除《克拉克修正案》，最终该法案于1985年7月11日被废除。1986年，安哥拉战争成为主要的冷战代理人冲突。萨文比在美国的保守派盟友游说增加对安盟的支持。1986年，萨文比访问了白宫，之后里根批准了2500万美元的援助，包括输送FIM-92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
在老布什成为总统后，对萨文比的援助仍在继续。萨文比开始依靠布莱克、马纳福特与斯通公司游说以获得援助。他们游说布什政府增加对安盟的援助及武器。萨文比还在1990年会见了布什本人。1991年，安人运和安盟签署了《比塞斯协定》，结束了美苏对战争的参与，开启了多党选举，并建立了安哥拉共和国，而南非则退出了纳米比亚。
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宣布脱离葡萄牙而独立。9天后，印度尼西亚以反殖民主义为借口入侵东帝汶，实际目的是推翻前一年出现的革阵政权。入侵前一天，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会见了苏哈托将军，苏哈托表明打算入侵东帝汶。福特表示：“我们会理解，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你施压。我们理解你的问题和你的意图。”福特支持印尼入侵东帝汶，因为他认为东帝汶对美国意义不大，可以被印度尼西亚－美国关系取代。1975年早些时候西贡沦陷，使印尼成为美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盟友，因此福特认为与印尼站在一起符合美国利益。
在入侵期间，美国提供的武器对印尼至关重要，印尼军队使用的大部分军事装备都是由美国提供的。在印尼占领东帝汶期间，美国持续对其进行军事援助，直到1999年东帝汶独立公投。2005年东帝汶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得出结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是入侵和占领东帝汶的基础。”
伊莎贝尔·庇隆在1973年9月阿根廷总统选举中当选为阿根廷总统，但在1976年阿根廷政变中被阿根廷军队推翻。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开始了其军事独裁统治，直至1983年，史称国家重组进程。政变行动及其后的专制政权均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和支持，:215:96－97亨利·基辛格在独裁统治期间对阿根廷进行了多次正式访问。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称，基辛格是该政权危害人类罪的见证人。
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后，建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由苏联支持的、由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的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发起旋风行动，向一些军阀和几个被称为阿富汗圣战者的吉哈德游击队派系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试图颠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该计划从1979年7月3日向圣战者提供的695,000美元名义上的“非致命”援助开始，在1979年12月苏阿战争爆发后升级。通过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美国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训练、武器和资金援助。中情局提供的第一批武器是1979年12月运出的老式李-恩菲尔德步枪，但到了1986年9月该计划则包含了美国原产的最先进武器，例如FIM-92毒刺地对空导弹。:58、149－150、337
阿富汗阿拉伯人也“通过三军情报局和抵抗组织间接受益于中情局的资助”。有些伊斯兰军官成为中情局最大的阿富汗受益者，如贾拉勒丁·哈卡尼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他们多年来都是奥萨马·本·拉登的主要盟友。根据英国前外交大臣罗伯特·库克以及其它消息来源的说法，中情局资助的一些武装分子后来成为了基地组织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本·拉登。尽管有这些及类似的指控，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在苏阿战争期间，中情局曾联系过本·拉登或其核心圈。:87
根据1991年9月与苏联达成的关于结束任何一方对阿富汗的外部干预的协议，美国对圣战者的支持于1992年1月结束。到1992年，美国、沙特和中国对圣战者的援助总额估计为60－120亿美元，而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价值为360－480亿美元。其结果是一个全副武装、军事化的阿富汗社会：一些消息来源称，在1980年代，作为个人武器的目的地，阿富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32－233、238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80年代
自1952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波兰一直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波兰人民共和国。1980年组建的团结工会，在1980年代逐渐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罗纳德·里根政府支持团结工会，并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开展了一场公关活动，以阻止吉米·卡特政府所预估的“大批苏联军队进入波兰”。迈克尔·赖斯曼（Michael Reisman）和詹姆斯·E·贝克认为在波兰的行动是中情局在冷战中的秘密行动之一。波兰总参谋部高级官员理查德·库克林斯基上校曾秘密向中情局发送报告。中情局每年向团结工会提供大约200万美元的现金，五年内总共提供了1000万美元。中情局和团结工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所有资金都通过第三方渠道供给。中央情报局官员被禁止与团结工会领导人会面，中情局与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联系要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劳联-产联），劳联-产联从其成员筹集了30万美元，用来直接向团结工会提供材料和现金，但无法控制团结工会如何使用。美国国会授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团结工会拨付了1000万美元以促进民主。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80年代
然而，1981年12月波兰开始实施戒严时，团结工会并未提前收到警告。对此的潜在解释各不相同：一些人认为戒严让中情局措手不及，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波兰的内部镇压比“苏联武力干预”更容易应对。中情局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包括资金、设备和培训，由特种作战部门协调。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亨利·海德表示，美国提供了“秘密报纸、广播、宣传、资金、组织帮助和建议等各方面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中情局秘密行动的初始资金为200万美元，但此后不久额度就提高了，到1985年中情局成功渗透到了波兰。
1975年，第一次乍得内战期间，乍得军方推翻了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并任命费利克斯·马卢姆·恩加库图为国家元首。侯赛因·哈布雷被任命为总理，但他在1979年2月试图推翻政府，失败后被迫下台。1979年，马卢姆辞职，古库尼·韦戴成为国家元首。韦戴同意与哈布雷分享权力，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很快便重燃战火。哈布雷于1980年被流放到苏丹。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80年代
当时美国政府需要一座堡垒来反对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并将利比亚南边的邻国乍得视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乍得和利比亚不久前签署了一份协议，试图结束他们之间的边界冲突，并“努力实现两国之间的全面团结”，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还认为韦戴与卡扎菲过于接近。哈布雷已经变得亲西方及亲美，并且反对韦戴。当他在1981年回国继续战斗时，得到了里根政府通过中情局提供的秘密支持，并于1982年6月7日推翻了古库尼·韦戴，自己成为了乍得的新总统。
哈布雷上台后，中情局继续支持他，包括培训和武装乍得臭名昭著的文件和安全局（DDS）。美国还在丰田战争中，支持乍得，反对利比亚。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80年代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于1979年推翻了亲美的索摩查家族。起初，卡特政府试图与新政府友好，但随后的里根政府采取了更加反共的外交政策。1981年1月，里根立即切断了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援助，并于1981年8月6日签署第7号国家安全令，授权为该地区生产武器，及向该地区运送，但不允许部署。1981年11月17日，里根签署第17号国家安全令，允许秘密支持反桑地诺势力。随后美国政府秘密武装、训练和资助康特拉。这是一群以洪都拉斯为基地的反叛战士，他们企图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作为培训的一部分，中情局向康特拉分发了一份详细的手册，题为《游击战中的心理战》，指导康特拉如何炸毁公共建筑、暗杀法官、制造恐怖袭击、敲诈平民。除了支持康特拉，美国政府还炸毁多座桥梁，在港口布设水雷，造成至少七艘商船受损，也炸毁了许多尼加拉瓜渔船。据尼加拉瓜政府称，他们还袭击了科林托港，造成112人受伤。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80年代
美国的博兰修正案规定，政府为康特拉活动提供资金为非法。其后，里根政府秘密向伊朗政府出售武器，以资助一个秘密的美国政府机构，通过其继续非法资助康特拉，后败露，被称为伊朗门事件。即使在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赢得了1984年选举之后，美国仍继续武装和训练康特拉。在1990年尼加拉瓜大选中，乔治·H·W·布什政府授权向康特拉提供4975万美元的非致命性援助。他们继续暗杀候选人、挑起战争，及散布传单来宣传反对党UNO（国家反对联盟），，而UNO最终赢得了选举。之后不久，康特拉就结束了战斗。
1983年10月25日，美国与加勒比六国联军入侵格林纳达，代号“紧急狂暴行动”，成功推翻了古巴士兵支持的哈德逊·奥斯汀马克思主义政府。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格林纳达前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被杀，以及一周前10月19日哈德逊成为该国领导人。联合国大会称美国入侵“公然违反国际法”，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一项广受支持的类似决议被美国否决了。
美国参与的政权更迭 (冷战后期) 1980年代
1979年，美国和巴拿马签署了结束巴拿马运河区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并承诺美国将在1999年后交出巴拿马运河。曼努埃尔·诺列加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着巴拿马这个国家。他是美国的盟友，与他们一起对抗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者和萨尔瓦多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但后来，由于他卷入了伊朗门事件，以及进行毒品交易，他跟美国的关系开始恶化。随着关系继续恶化，诺列加开始与东方集团结盟。这也让美国官员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等政府官员感到担忧，开始与里根争论，认为美国应该入侵巴拿马。但里根考虑到老布什与诺列加的关系决定推迟，因为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老布什正在竞选总统；但在老布什当选后，他开始向诺列加施压。1989年巴拿马大选出现了违规行为，诺列加拒绝让反对派候选人上台。布什呼吁他尊重巴拿马人民的意愿。当时出现了针对诺列加的政变企图，并且在美国和巴拿马军队之间爆发了小规模冲突。诺列加还被美国指控犯有毒品罪。
1989年12月，美国入侵巴拿马，军事行动代号为“正义之师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诺列加躲藏起来，但后来被美军俘虏。候任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宣誓就职。1990年1月，美国结束了正义之师行动，并开始了“促进自由行动”（Operation Promote Liberty），即占领该国并成立新政府，直到1994年才结束。
美国从1954年到1989年支持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独裁统治，但又支持了全国共和协会－红党“传统派”反对斯特罗斯纳的1989年巴拉圭政变。
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后，科拉松·阿基诺当选为菲律宾总统。1986至1989年间，菲律宾一直发生小规模政变。
1989年12月，格雷戈里奥·霍纳桑与武装部队改革运动的其他军官发动了兵变。叛军占领了维拉莫尔空军基地、博尼法乔堡、桑利角海军基地和麦克坦-贝尼托埃布恩空军基地，关闭了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与政府军展开巷战。
科拉松·阿基诺向美国求援。美军派出了F-4幽靈II戰鬥機控制菲律宾领空，企业号和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在菲律宾领海巡航，最终阻止了政变。
迪蘭·希斯
迪蘭·愛德華·希斯（英語：，1995年12月28日—），為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投手，目前效力於多倫多藍鳥，先前曾效力於芝加哥白襪。他在2019年登上大聯盟。
迪蘭·希斯 職業生涯
2014年美國職棒大聯盟選秀，希斯因為受傷而嚴重影響其選秀順位。最後他掉到第6輪才被小熊選走，並和球隊簽下150萬美元的合約。之後他便進行湯米約翰手術，並到2015年5月才開始職業生涯。這年他從新人聯盟出發，2016年升上短期1A，並在那裡拿下2勝，防禦率2.22。
2017年，希斯升上1A，他在那裡拿下1勝2敗，防禦率2.79。
2017年7月13日，小熊將希斯、埃洛伊·席曼尼茲、Matt Rose和Bryant Flete交易到白襪，換來荷西·昆塔納。不過希斯在白襪1A只拿下1勝10敗，防禦率3.28。
2018年季中，希斯升上2A，並在這年入選未來之星明星賽。2019年，他從3A出發，並在7月3日登上大聯盟。他主投5局失3分拿下勝投，整季他拿下4勝7敗，防禦率5.79。2020年，他拿下5勝4敗，防禦率4.01，投出34次保送為美聯最多。
迪蘭·希斯 職業生涯
2021年5月4日，希斯敲出大聯盟首安。這天他主投6局無失分，還演出3安猛打賞。整季他拿下13勝7敗，防禦率3.91。他在分區賽第3場先發面對太空人，但他僅投1.2局失3分，最終無關勝敗。
2022年6月，希斯獲選為美聯單月最佳投手。7月他又連莊一次，成為白襪隊史第一人。
迪蘭·希斯 個人生活
希斯有一個雙胞胎哥哥艾列克，也是一名棒球選手。他在高中時曾擔任捕手與三壘手。
伊朗婦女
綜觀歷史，伊朗婦女（英語：）在社會中扮演過許多角色，並在多方面做出貢獻。傳統上伊朗婦女被認為該待在家中，從事家庭管理和撫養子女的事。到巴列維王朝時代，這種婦女受隔離的狀況發生巨大改變：禁戴頭巾、享有選舉權、享有受教育權、男女同工同酬和被賦予擔任公職的權利。伊朗婦女曾積極參與過1979年伊斯蘭革命。革命後所頒布的伊朗憲法中第20條明白宣示男女平等，但要求法典依循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仍對男性有利，例如女性繼承的遺產是男性的一半，女性死亡所得的賠償也是一半，但憲法第21條以及伊斯蘭議會通過的某些法令也給予婦女某些利益：婦女可開車、擔任公職以及上大學；在公共場合不戴頭巾依法會受到懲罰；在公共場合，除臉部和手之外，頭髮和所有皮膚部分均須受到覆蓋。
伊朗婦女 歷史
在伊朗東南部錫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的史前定居點Shahr-e Sukhteh（另稱被焚之城）的考古發掘所得，顯示這個地區在公元前4至3世紀，女性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很多女性墳墓發掘出泥板印鑑，每種印鑑代表不同的家庭，這些印鑑與統治機構所用的印鑑不同。表示在史前時代中，女性在家中經濟擁有甚高的發言權。
在所發現早期阿契美尼德帝國時代的波斯波利斯皇室文件泥板（參見波斯波里斯皇室文件庫藏）上的楔形文字，有三個代表女性的字：mutu、irti和duksis。第一字指平民百姓女性；第二字指未婚的皇室女性；第三字指已婚皇室女性。這種泥板上的文字對於同一性別有三種表達方式，顯示已婚，及與君主有關係的婦女具有重要的地位。泥板文字還顯示皇室婦女曾廣泛遊歷，而且經常親自管理自己的莊園。有記錄顯示王后和宮女們曾組隊與皇帝及其朝臣們進行馬球競技。國王母親所具有的權力由君主親自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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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板文字紀錄中，“非皇室人員和普通工人沒個別姓名，只依照他們特定工作小組或是工作場所的等級作稱呼。他們的口糧是根據在工作場中的技能和擔負責任而配給。專業按性別分列，再按口糧配給數量列出。記錄顯示有些工作是男女都可從事，而有些則僅限於男性或是女性方可從事。在男女混合的小組中，有男性管理者，也有女性的，可由稍高的糧食配給中顯示出，兩性之間的口糧數量通常差別不大。在某些情況下，與男性處在在同一類別的女性有時會較男性獲得較少的口糧，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女性管理者的頭銜不一，或許反映出她們的技能和等級。等級最高的女性工人被稱為arashshara（工長），紀錄中經常出現這個名稱，這些女性管理者在不同地方工作，並管理大量女性工作者，有時也有兒童以及男性在這些小組中工作。這類女性管理者所收到的口糧配給（葡萄酒及穀物）數量通常會高於其他的工人（包括男性工人）。”孕婦的口糧配給也比其他人高，生育新生兒的婦女也可得到額外一個月的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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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專家說居魯士大帝（公元前6世紀）在波斯受伊斯蘭化（公元7世紀）之前即確立婦女必須遮蓋，以保護她們貞操的習俗。根據這些人的理論，阿契美尼德帝國把婦女披戴頭巾的習俗傳給希臘化時期的的塞琉古帝國。之後再傳給拜占庭帝國，阿拉伯人將遮蓋物變成希賈布，並傳播到他們所征服的廣大穆斯林世界。
薩珊王朝君主霍斯勞二世之女普蘭曾短暫統治帝國近兩年。在薩珊王朝統治期間，受羅馬人俘虜的波斯士兵中有許多是女性，她們與男人並肩作戰。
許多精美的波斯細密畫中都繪有波斯女性。這些畫作通常被用作“追溯早期女性時尚變化”的資料來源。
發生在公元363年羅馬帝國和薩珊王朝之間的泰西封戰役中，戰勝的羅馬士兵特別喜歡年輕的波斯婦女，將她們掠奪當作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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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扎爾王朝時期，婦女在經濟中扮演的是重要的後備勞動力角色。她們所做的一直讓家庭、企業主和國家受益，農村和下層婦女大多從事織毯和刺繡的工作，還有生產服裝、紡織品、奶油、水果和茶。她們也從事絲綢、棉花和其他手工藝品的製造。婦女還受僱於太平間、公共澡堂以及在富裕家庭中擔任女傭、乳母和褓姆。在人口眾多的城市，婦女擔任藝人，舞者或是娼妓。雖然女性有許多工作機會，但她們取得的工資較低。此期間在紡織業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的3分之1。雖然女性具有工作賺錢的能力，但她們並沒多少權利，農村女孩仍有可能被一家之主當作貨品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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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期，尤其是在1905年至1911年間，是波斯女性“覺醒”的開始。這種覺醒可被定義為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的濫觴，當時的女性逐漸進入公共領域，君主納賽爾丁沙阿的后宮也加入1891年的烟草抗議活動。而參與其中的不僅是富家女性，也包括普通女性。富家女捐獻珠寶，洗衣婦也隨著把自己的儲蓄捐出，用以贊助設立一家國家銀行。伊朗婦女在1911年衝入馬吉利斯（議會）的行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女性政治意識和公共行動。而一般仍有讓女性行動受到限制的案例，這類情況讓女性被描繪成受到自己性別自卑情結束縛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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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有種東方主義觀點描述伊朗革命前的卡扎爾女性。伊朗女性作家巴德爾·莫盧克·巴姆達德（Badr al-Moluk Bamdad）的經典作品《從黑暗到光明，英文版書名：From Darkness Into Light: Women's Emancipation in Iran ）在伊朗革命前出版，作者提到波斯在烟草抗議之前的歷史是“黑暗的時代”，當時女性是“可憐蟲”和“無能為力的玩物”，她們與社會隔絕，同時受到“厚重的面紗遮蔽，像寄生蟲般依靠他人”。作者聲稱伊朗女性是“被侷限在家中或是頭巾和斗篷之下的囚犯”。
作者西瑪·巴哈爾（Sima Bahar）在其1983年標題為《伊朗婦女運動的歷史背景（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Women's Movement in Iran ）》的文章中指出，20世紀初期的波斯立憲革命時期是女性首次與男性一起參與公共行動。她認為在卡扎爾王朝時期，“女性活動範圍僅限於家庭。如果女性在農村地區參與生產活動，也只是為家庭生計。上流社會的女性的生活更為離群索居……她們若要外出，僅在有男性陪伴的情況下才能成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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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扎爾王朝（1789-1925年）時期，身為太后的瑪利克·賈漢·卡儂，終其一生（1848-1873年）一直對兒子納賽爾丁沙阿有重大影響。
巴列維王朝（1925-1979年）歷屆君主引入許多有關婦女權利的改革（參見伊朗婦女權利）。禮薩汗早期引入改革的例子之一是頒布除去希賈布法令，從1936年1月開始，強制婦女除去希賈布（頭巾） ，顧名思義，警察甚至會從參與宗教活動的婦女身上強行把頭巾扯掉。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總體上有所增加。伊朗婦女參與經濟、教育領域和勞動工作的數目逐漸增加，識字率也跟著提高。女性參與活動的例子有：女性獲得政府高職，如部長、藝術家、法官、科學家和運動員等。
禮薩汗之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即位之後，導入更多重大改革。例如在1963年授予女性選舉權，不久後有女性的伊斯蘭議會議員，也有女性被任命為法官以及內閣的部長。伊朗家庭保護法也在1967年進行改革，改善婦女在社會的地位，保護法被列入民法典中，目的在保護女性配偶、子女和遭受離婚的女性。改革的總體宗旨在促進社會的兩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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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保護法要求丈夫到法院辦理離婚手續，而不能依照傳統伊斯蘭教法規定的三遍塔拉克（triple talaq）- 喊“我休了妳”三次的做法。女性可主動提出離婚要求，男子要娶第二任妻子，必須取得嫡妻的同意。離婚後的子女監護權由家庭保護法庭決定，而非如從前自動交給男方。女性結婚的最低合法年齡在1967年從13歲升至15歲，到1975年再升至18歲。
在整個巴列維王朝時期，女性在教育和勞動方面的進展相當顯著。在1965年到1966年間，女性文盲比例下降11%，但下降主要發生在城市地區，下降比率達到20% ，相較之下鄉村地區只降3%。原因很可能是在此段期間，教育中心和大學均在伊朗城市（主要是德黑蘭和阿巴丹）增加所導致。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後，在1956-1966年期間紛紛加入勞動市場。她們開始進入如生物、農學、醫學、教學、法律和經濟等領域，因而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在大型都會，如阿巴丹、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的女性就業人數增加，後兩城市的女性勞動力顯著增加。有趣的是德黑蘭的女性就業人數反而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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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伊朗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在新政府統治下，伊朗婦女在某些領域有更多的機會，而在另些領域則有更多的限制。革命的顯著特點之一是有傳統背景的婦女大規模參與，而推動巴列維王朝倒台，在巴列維王朝時代獲得信任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伊朗婦女參與反對沙阿的示威，君主制因此遭到顛覆。在革命之前，為婦女提供教育的文化已經形成，並且延續到革命之後。有大量婦女擔任公務員及接受高等教育，在1996年，伊斯蘭議會中有14位女性議員。
大阿亞圖拉霍梅尼掌權後，給女性帶來許多矛盾性問題。女性在某些領域獲得相當大的影響力，但仍面臨不少政治障礙，而難以達成與男性地位平等。例如女性得以服兵役，通常在準軍事組織服務，被限制在學校研究領域。兩伊戰爭爆發後，婦女逐步獲得政治權力。婦女在前線和家鄉都被動員起來。她們參與基本的步兵角色，但也參與情報計劃和政治競選活動。在兩伊戰爭的高峰期間，女性佔有伊朗國內勞動力甚大部分，取代參與戰鬥、受傷或死亡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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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上台後經常表達對婦女表現的讚賞。他在1979年5月發表講話，談到被什葉派尊為聖母的法蒂瑪：“法蒂瑪（願主福安之）在她父親（穆罕默德）過世後，活了七十五天。對她而言，這個世界充滿悲傷和苦楚。天使長加百列來拜訪並安慰她，並預告她未來會發生的事。“所以，按照這個傳統，在她與加百列接觸的七十五天裡，我不相信除了偉大的先知之外，會有別人有過類似的經歷，在七十五天裡，加百列來來去去，談論將在日後發生的事，以及日後對她的祖先將發生的事“霍梅尼的講話中凱切深以法蒂瑪作為女性的榜樣。他說，雖然並非加百列的拜訪而讓法蒂瑪特別，對霍梅尼而言，法蒂瑪讓人欽佩之處有二：她特殊的精神特質 ，和她優秀的道德品質，這些受加百列來訪而更彰顯。霍梅尼進一步解釋，法蒂瑪可能天生就有具有這種精神特質，或是法蒂瑪經歷過一種獨特的神秘體驗。這讓霍梅尼認為法蒂瑪是理想的女性榜樣。法蒂瑪的卓越道德品質透過三個相互關聯的活動：奮鬥、鼓舞男性和苦難而體現。法蒂瑪啟發她的丈夫阿里（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作為虔誠的穆斯林。霍梅尼把這種靈感與伊朗婦女以及她們應該如何努力效法法蒂瑪，追隨自己的宗教使命相提並論。
伊朗婦女 歷史
在革命期間，婦女所戴的頭巾被視為抗議的象徵，但許多婦女談到強制披戴希賈布的話題時，都感到震驚，而導致1979年發生在德黑蘭的反對強制戴頭巾國際婦女節抗議活動。當霍梅尼被引述說，他更喜歡看到女性穿著樸素的伊斯蘭服裝，這個話題更被擴大。1981年，伊朗強制要求婦女披戴頭巾，禁用化妝品，道德警察還引入嚴厲的懲罰，例如用鋒利刀片刮除唇上的口紅。1980年代初，婦女被禁止擔任法官，不鼓勵成為律師。伊斯蘭政府把1967年和1973年的家庭保護法廢止（原因是這些法律限制一夫多妻制）、禁止婦女主動提出離婚、降低最低結婚年齡。政府禁止避孕，把女孩結婚年齡從15歲降低到9歲。他們還禁止女性涉入多項科目和專業。
伊朗婦女 歷史
霍梅尼過世後，許多對於婦女的限制受到取消。政府經常透過免費分發避孕藥具來穩住人口增長率。結果是每名婦女從平均生3.2個子女下降到2.3個，是中東地區最低的數字。1992年，伊朗政府通過一套女性就業政策，鼓勵女性加入勞動力，也同時強調家庭角色對女性的重要性，鼓勵女性進入婦科學、藥理學、助產學和實驗室工作。但不允許她們進入“於伊斯蘭教不妥”的領域。1990年，女性再度被允許進入法律領域，她們可在特別民事法庭工作，但不能擔任法官。
伊朗婦女 歷史
霍梅尼去世後繼任的拉夫桑賈尼總統對婦女進行更實務的改革。拉夫桑賈尼強調在伊斯蘭教中，“婦女可在任何領域不受影響而接受教育。”拉夫桑賈尼所關注的三大領域是教育、計劃生育和健康。1986/8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進入牙醫學、聽力學、統計學、視光光、影像診斷學和放射治療學方面，女性與男性數目相當。據宗教政治領袖稱，伊朗婦女被認為可同時具備傳統和現代特質，她們在受教育時即被灌輸如此概念。表示婦女的核心角色發生在家中，要照顧子女、家庭和處理家務，同時也能進入社會並參與公共生活，而又不會把家庭的社會地位降低。婦女被束縛在家，而創造她們的傳統私領域，有外出融入社會的自由，而創造出現代的社會現象。伊斯蘭共和國從未刻意把婦女束縛在家中，以盡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實際情況是由公眾的宗教概念所造成。伊斯蘭教並未禁止婦女參與公共生活，而是伊朗的政治和文化氛圍鼓勵婦女從事家庭的私人生活。現在許多學校都鼓勵入學年輕女孩為為人母為人妻，同時又為積極參加社會和政治實務做準備。然而伊斯蘭共和國的教育計劃，對於教育男孩和女孩之間仍有明顯的區別。這包括介紹給她們在家庭所擔任的角色，以及男性和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但女孩們有信心將自己投入到她們希望進入的教育領域，同時仍能維持個人家庭生活。拉夫桑賈尼所關注的，除教育之外，還特別注重伊朗的計劃生育和健康，婦女在這部分扮演著核心角色。縱然發生過兩伊戰爭，伊朗的人口仍在整個1980年代中飆升，1983年出生率達到每千人有3.9人，是當時世界平均水準的兩倍。伊朗在在全國建立婦女衛生診所；到1994年，伊朗全國有10,000多個衛生中心，提供避孕藥具給予婦女，而之前這種藥具曾遭到禁止。伊斯蘭議會在1986年通過一項包含12條文的法律，讓婦女享有許多婚姻權利。其中包括婚前協議、離婚婦女分享財產的權利和增加贍養費的權利。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在1992年通過一項法律，允許遭受“不公義和不公正”離婚的婦女向前夫取得她們在婚姻期間所從事家事服務的補償。
到1999年，伊朗有140名女性刊物發行人，數目之多，足以單獨舉辦一次全由女性出版的書籍和雜誌的展覽。截至2005年，伊朗有65%的大學生和43%的受薪族是女性。截至2007年初，伊朗理工科學生中有近70%是女性。
伊朗在2000年代初的女性部會首長佔27.1%，世界排名第23位，但女性議員的比率只有2.8-4.9%，讓伊朗在過去15年中的世界排名，屬於末段班的25個國家之內。2009年，法特梅赫·博達吉女士成為負責法律事務的副總統，也是阿赫瑪迪內賈德總統的高級顧問。負責婦女與家庭事務的副總統瑪炎·莫塔西薩德女士也被選為總統顧問。
至少有位美國政治觀察家（羅伯特·D·卡普蘭）評論說，伊朗有相當多的女性官員，與其他中東國家相比，表現得沒那麼傳統。“在伊朗，你可把相機對著一位女性照相……她的反應是微笑”而在其他較保守地方的女性會為此介意，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伊朗，警察部隊中也有女性，負責處理婦女和兒童犯罪事務。根據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的看法，在家庭和社會中提供機會讓女性發揮才能，才是尊重女性的做法。
2019年5月14日，伊斯蘭議會通過一項伊朗國籍法修正案，其中一項是伊朗女性與具有外國國籍的男性結婚時，應為這類女性所生，年紀在18歲以下的子女授予伊朗國籍，而伊朗男性的子女和配偶則被自動授予國籍。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於2019年10月2日把修正案簽署為法律，但要把外國籍父親的背景列入考慮。
伊朗足球協會在2019年8月解除伊朗女性進入足球場的禁令（40年來首度）。2019年9月8日，一位伊朗年輕女性薩哈爾·霍達亞里因試圖進入體育場被捕，之後自焚而身亡。此次事件後，國際足球聯合會保證伊朗婦女從2019年10月開始可進入體育場。在2019年10月10日有超過3,500名伊朗婦女進入阿薩迪體育場，觀賞伊朗對陣柬埔寨國家隊的世界杯足球外圍賽。
國際特赦組織報告稱他們收到幾起被關在伊朗監獄中女性及男性遭受強姦的案件報告。2020年1月17日，國際特赦組織的伊朗問題特別記者拉哈·巴赫里尼 (Raha Bahreini) 披露一起被拘留在德黑蘭的伊朗女性遭性侵案。這位伊朗婦女在烏克蘭客機受攻擊墜毀（參見烏克蘭國際航空752號班機空難）後，因參與抗議活動而遭到逮捕。
伊朗婦女 政治
伊朗婦女於1963年獲得選舉權。她們於1937年首次獲准進入伊朗的大學就讀。從那時起就開始有幾位婦女在政府或議會中擔任高級職務。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以及之後即有幾位女性擔任部長或是大使的職位，法羅克魯·帕薩在1968年被任命為教育部長，是伊朗首位女性部長，馬納茲·阿夫卡米於1976年被任命為婦女與家庭事務部長。
另外如Tahereh Saffarzadeh、瑪蘇梅·埃卜特卡爾、Azam Taleghani、Fatemeh Haghighatjou、Elaheh Koulaei、Fatemeh Javadi、Marzieh Dabbaq和Zahra Rahnavard等知名伊朗婦女均在伊朗革命後出現。而有伊朗裔的婦女如高莉·亞梅麗和法拉卡利梅則在西方國家機構中擔任職務。
目前伊朗國會中中有17名女性，在290名國會議員重的佔比為6%。這比上屆國會中的9名增加6人。
目前，伊朗有幾個全女性的活躍政治組織，包括：
伊朗婦女 教育
教育在伊朗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20世紀初，該國在禮薩汗領導下開始把國家現代化，女子學校的數量開始增長。伊朗婦女接受正規教育始於1907年，當年開始設立女子小學 。到20世紀中葉，由於伊朗賦予婦女選舉權和把婦女最低結婚年齡提高，提供婦女更多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的機會。到1989年，伊朗女性通過大學入學考試的人數超過男性。
雖然伊朗當局致力控制女性在受教育領域所佔的優勢，但女性參與教育的速度並未放緩。結果導致政府對女性在受教育時予以嚴格限制，譬如是男女分班、要求穿著傳統伊斯蘭服飾以及引導女性接受更“適合女性”的主修課程以避免她們選擇某些職業。
女性文盲比率自1970年以來一直在下降（當年為54%），到2000年已降到17.30%。伊朗女性教育讓識字率從46%上升到83%。伊朗在1970年代的女性識字率在全球排名第10，並持續保持這一名次。
根據UNESCO的世界調查，在小學入學率方面，伊朗在世界主權國家中的女對男比例最高（1.22：1.00）。根據UNESCO在2012年的數據，伊朗在工程領域的女學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高。
伊朗婦女 教育
伊朗女性在1932年可上的第一所大學是德黑蘭大學。
促使伊朗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他因素是追求社會公義和平等、增強女孩的知識水準，參與社會文化和政治，以及傳統觀念的改變。由於婦女受過高等教育而具有知識，能參與決策。另一方面，教育可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在伊朗革命之前，只有富家出身，或是皇族女性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另一個推升女孩接受教育的因素是結婚年齡的提高。因前述原因，女性對教育的需求更大。隨著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進步，她們更多涉入勞動市場。但勞動力市場中女性的比例仍然很低，各機關、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優先考慮的是男性。即使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生變化，社會上具有的性別上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此外，受教育的人數女性增加，但女性勞動力市場仍然存在失業問題。最後是女性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並無關係，有50%的大學畢業女性，他們從事的工作和在學校所學並不相干。
伊朗婦女 對經濟的作用
伊朗自1970年代以來，經歷過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96年的9.1%上升到2004年的14%，到2009年增加到31.9%。13年之間的比例增長達22.8%。伊朗女性人口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她們只佔勞動力的小部分。伊朗人口普查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該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然很低。伊朗女性雖然只佔整體勞動力的30%，但這些參與的女性中在經濟領域活躍的比例是加倍增長，從1986年的6.1%，增加到2000年的13.7%。在2004年，伊朗的就業人口為1,800萬人，女性僅佔其中的12.9%（即大約232萬人）。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近年來伊朗女性的失業率持續高於男性。女性主要從事典型的教學和護理工作。82.7%的女性公務員從事的是教書和教育工作，其次是行政、財務、文書、衛生和醫療領域。但跟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伊朗女性就業的前三大領域是農業、製造業和教育工作。導致女性就業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她們的識字率提高。自1970年以來，女性的文盲率一直在下降，當年是54%，到2000年則降到17.30%。伊朗女性受教育的結果是的識字率從46%上升到83%。在1970年代，伊朗女性識字率是世界排名第10位，至今仍保持這一名次。女性勞動參與率和識字率一直在提升。但與男性相比，女性的失業率仍然相當高。例如在1996年，女性的失業率為13.4%，而男性的為8.4%。自1996年以來，男性和女性的失業率都有所上升，但其中的性別差距仍然存在。例如在2008年，男性失業率為9.1%，女性的為16.7%。
伊朗婦女 對經濟的作用
關於各項研究伊朗的女性勞動參與，所得結果不同，原因是測量方法的差異所造成。伊朗人口普查使用一種勞動參與的測量方法，而國際勞工組織則使用另一種。例如伊朗人口普查使用不同的截止年齡，在1976年使用10歲，而在1986年使用6歲，而國際勞工組織使用的是15歲。世界銀行和國際勞工組織對近期伊朗女性就業有不同的數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字是17.1%，遠高於世界銀行的。但總體而言，所顯示的是伊朗女性就業似乎隨著時間的演進都處於上升的趨勢。
伊朗婦女 對經濟的作用
伊朗女性在從前被侷限在私人領域，包括照顧家庭和子女，她們的行動受到限制，需丈夫同意才能出外工作。雇主認為女性與男性相比，是不可靠的勞動力。但伊斯蘭革命在改變這種看法方上產生一些影響。世俗女性主義者和社會精英對伊朗革命不滿意，而其他女性主義者（如羅克薩娜·巴赫拉米塔什則認為革命的確把女性引入公共領域。1979年的革命獲得渴望為自己爭取權利的女性的廣泛支持。但伊斯蘭共和國的基本著重是認為婦女的責任和義務在於家庭。研究人員奧姆斯特德（Jennifer C. Olmsted）補充說，伊朗婦女因而有“雙重負擔”。研究人員Ali Akbar Mahdi在其發表的報告中同意溫尼伯大學榮譽退休女教授Parvin Ghorayshi的觀點，即男性透過讓女性順從和限制她們在私人領域的活動，讓她們受到這些沒報酬活動的剝削。.在研究人員Zahra Karimi的報告中，她的看法是在伊朗革命之後，雖然書面表達的是女男在就業上平等，但實際做法並非如此。對比革命前和革命後的1976年至1986年間，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從12.9%下降到8.2%）。]此外在1990年代，由於國內工資法認為婦女的家務勞動屬於有償工作，而在離婚時就此對丈夫提出要求，並成功獲得補償。
伊朗婦女 對經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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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1979年對伊朗實施經濟抵制，伊朗許多經濟領域因而受到影響。特別是地毯產業，伊朗婦女的勞動參與因此受到影響。因編織地毯可在家中進行，是常見的伊朗女性工作。當市場發生波動，商人可輕易根據需求在勞動者家中移除或增加織機。育有子女的婦女可在家中工作，順便照顧她們的子女。 編織地毯是農村婦女中非常普遍的工作。這是種讓農村地區婦女參與，增加經濟價值的方法。在1996年，伊朗有超過91%的女性工作人員在紡織產業服務，主要就是編織地毯。這情況因為制裁而被改變。雖然有制裁存在，美國市場對伊朗地毯的需求仍然很高，進口商的對應方式是從如中國和印度等國家購買，而設計由伊朗提供。1994年至2005年之間，伊朗地毯出口急劇下降。伊朗在1994年出口的地毯價值超過200萬美元，但到2005年，地毯出口額降至500美元以下，也就是說，地毯在伊朗非石油產品出口中的佔比大幅降低。奧姆斯特德與學者范倫泰·莫哈頓持相同的觀點，這種制裁會對伊朗勞動市場中的女性有重大影響，尤有甚者，大多數地毯織工是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
伊朗婦女 女性創業家
根據全球創業監測報告在2012年的資料，在2008年至2012年間，伊朗18至64歲女性的創業率在4%至6%之間波動，而她們的經濟參與率僅佔整體經濟的13%。
伊朗婦女 伊朗婦女運動
在伊朗的政治歷史中，婦女權力運動有甚為複雜的面向。伊朗婦女一直設法擴充社會規範的界限，並不斷獲得更多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婦女在伊朗革命的各個層面都積極參與。但是在霍梅尼成立伊斯蘭共和國後的幾個月內，許多重要婦女權利遭到廢除，但伊朗到1980年代中期則立法，設立更具保護性的法律來取代。
在巴列維王朝時曾擔任伊朗第一位女法官的希琳·艾巴迪因在促進人權方面的努力而在200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過去幾十年裡，伊朗婦女在伊朗的科學運動、藝術運動（參見伊朗現代和當代藝術）、文學新浪潮（參見波斯文學）和伊朗電影新浪潮（參見伊朗電影）中均佔有重要地位。根據伊朗科學研究與技術部的資訊，伊朗在1998-99學年度，大約有6%的教授，8%的副教授及14%的助理教授是女性。然而在自然科學的學生中，女性佔56%，其中包括5分之1的博士生。女性在所有伊朗學生中的佔比是49.8%。
阿赫瑪迪內賈德在2005年就任總統，西方媒體稱婦女權利減少。他在2009年連任後任命他的第一位女性部長。
伊朗婦女 伊朗婦女節
伊朗人民每年都會在主馬達·阿色尼月的第20日（(阿拉伯語：)）紀念全國婦女節和母親節，這天是先知穆罕默德女兒及伊瑪目阿里妻子法蒂瑪的出生紀念日。許多伊朗人利用這個特殊日子來感謝和對他們的母親、祖母、妻子和姐妹表達敬意，並花更多的時間與他們相處。他們透過致贈禮物給這些女性來表達敬意。
個人的文化身份可由他們的服裝展現。伊朗在遠古伊斯蘭化（參見伊朗歷史#伊斯蘭對波斯的征服）之前的幾個世紀，披戴頭巾一直是大伊朗女性的著裝守則。這個地區首次出現的頭巾在遠古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上被證明是一種輔助服飾， 但後來在亞述成為具有排他和特權的性質，甚至有社會法的約束。頭巾是上流社會和皇室婦女享有的身份象徵，而法律禁止農民婦女、奴隸和娼妓披戴頭巾，違反者將受懲罰。遠古伊朗人在公元前612年征服新亞述帝國和在公元前539年征服新巴比倫帝國後，伊朗的統治精英就採用那些美索不達米亞習俗。在隨後伊朗各王朝統治期間，頭巾首先是富貴階級的專屬，但逐漸散布，最後成為一般平民的標準服飾。
伊朗婦女 伊朗婦女節
後來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伊朗薩珊王朝之後，當時的穆斯林受到伊朗強大的文化影響，也採用頭巾。
這種普遍的情況在中世紀中亞的突厥游牧部落來伊朗後確實發生一些變化，這些族群的婦女不戴頭巾。[然而在16世紀薩法維王朝實施中央集權，頭巾成為伊朗帝國各地城市地區婦女的標準頭飾。例外情況僅在村莊和游牧民族中可見，那兒的女性不披戴頭巾（譬如卡什加人）。
用頭巾遮住頭髮和整張臉的情況在伊朗人中甚為罕見，這種遮法主要限於阿拉伯裔伊朗人（有尼卡布、巴托拉 和波希亞三種）和阿富汗人（波卡）。後來在19世紀後期卡扎爾王朝統治時的經濟危機期間，由於紡織品價格高昂且稀少，城市婦女中極窮困者根本無力購買頭巾。由於前述的歷史原因，用頭巾遮蓋頭髮一直被當作是女性穿著的規範，將之摘掉被認為是失禮，甚至是種侮辱。20世紀初，伊朗人把不披戴頭巾當作是農村的、游牧者、貧窮和非伊朗人的穿著方式。披戴頭巾為女性提供某種程度的道德滿足感。女性最好披戴頭巾，因為這樣才算穿戴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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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女性在19世紀中期開始對披戴頭巾公開挑戰。如塔荷蕾、呼妲·莎拉威和賽亞·娜巴拉維等在公共場合公然揭下頭巾，而引發政治和宗教爭議。這些女性辯稱披戴頭巾是對她們自由的侵犯，甚至是種自卑的象徵。伊朗政府改變著裝規範（以及對它的看法）的嘗試在1930年代中期發生，當時親西方的獨裁統治者禮薩汗完全禁止伊朗婦女披戴頭巾。在同時許多種男性傳統服裝也以“西方人將會嘲笑我們這樣穿著”為由遭到禁止。西方歷史學家指出，如果女性確實自己選擇這樣做，則是種進步做法，但出於禁令，反而會羞辱和疏遠許多伊朗婦女，因為這樣做的效果如同假設歐洲婦女突然被命令裸體上街的情況相似。最後事態發生激烈轉變，警察受命在公共場合中，看到任何披戴頭巾的女性，即強制將之摘下。這種做法對女性造成精神和身體上的傷害。例如，婦女遭到毆打，而頭巾和罩袍被扯下，這是種侮辱和公開羞辱的做法。婦女家中被強行搜查，在1941年禮薩汗退位之前，許多婦女選擇寧可待在家中，以免外出會遭遇強制執行及羞辱。有些人甚至為此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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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發生更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導因是禮薩汗下令所有男人必須戴上歐洲風格的博勒帽，這是種西方衣著典範。在7月，馬什哈德市發生大規模的非暴力示威，但政府採取殘酷的鎮壓，估計因此死亡的人數在100至5,000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之間。在禮薩汗的繼承人登基後，官方措施略有放鬆，戴頭巾或穿罩袍不再是違法行為，但對統治者而言，這種穿著被認為是屬於低下階層的落後標誌，這類人在攀登社會階梯會遇到重大障礙。 對戴頭巾或穿罩袍的婦女仍普遍存有歧視，公家機構積極勸阻使用，有些餐飲場所拒接待如此穿戴的女性。
伊朗婦女 伊朗婦女節
在伊朗革命發生前幾年，一種質疑以歐洲為主的性別角色作為伊朗社會模式的風潮在大學生中獲得很高的支持，這種情緒體現在街頭示威中，許多來自原本不戴頭巾的中產階級婦女刻意戴上頭巾，象徵性地揚棄巴列維政權的性別意識形態及其激進的去文化做法。許多人認為女性應該恢復披戴頭巾以阻止伊朗身份和文化遭到進一步瓦解，從伊朗的角度來看，露出面孔的女性被視為是受到西方唯物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剝削。參與者披戴頭巾和穿罩袍是革命當時的主要標誌之一，其他傳統伊朗服飾和穿著也在此時出現。所有女性都披戴頭巾和穿罩袍作為宗教和/或民族主義的象徵，甚至許多在革命前的世俗和已經西化，不再這樣穿著的女性，也開始如此穿著，以聲援絕大多數這樣穿著的女性。披戴頭巾和穿罩袍被用作重要的民粹主義工具，而這樣的伊朗婦女在革命成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伊朗自從1984年立法要求所有伊朗女性披戴希賈布以來，已開始看出當時的女性時尚試圖在伊斯蘭謙虛守則的狹窄限制內運作，典型的著裝逐漸從標準的黑色罩袍演變成rusari（簡單型頭巾），與其他服裝的色彩元素相結合在2010年，有來自伊朗9個省份不同城市的531名年輕女性（年紀在15-29歲）參與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有77%較喜歡更嚴密的披覆，有19%喜歡寬鬆的披覆，只有4%根本不認為頭巾有必要。人們習慣西方服裝的趨勢與有66%的不遵守著裝規範有關聯。在德黑蘭，警察不再逮捕任何違反適度法規的婦女，而以罰款或上課來取代。
伊朗婦女 強制女性穿著希賈布的問題
伊朗在革命後的40年間發生許多社會變化，這現象通常被稱為“代溝”。而代溝差距過大，受到影響的有生活方式、家庭關係、政治和宗教等問題。對於許多年輕女性，一個日漸普遍的話題就是頭巾。伊朗在1979年革命之後，希賈布成為強制性和代表謙虛的服裝：寬鬆的衣服以及把所有頭髮覆蓋的Rusari。被稱為baddhi-jab（穿著看似符合法律要求，但並非嚴格遵守細節的女孩） 的數目也有所增加，這類人通常會把大部分頭髮露出來。許多年輕的伊朗城市女性聲稱她們已不是那麼傳統。許多人把自己所穿的服裝風格視為個人選擇，也包括頭巾在內。這種反對頭巾的現象和抗議活動成為對抗伊斯蘭政權的象徵。
伊朗婦女 強制女性穿著希賈布的問題
伊朗裔美國籍女性新聞工作者瑪西·阿里內賈於2015年發起“我的隱身自由”網路活動，鼓勵伊朗女性上傳發布不戴頭巾的照片。在12月之後，僅德黑蘭一地就有超過35名參與者被捕。政府的反應很嚴峻；警方表示，任何參與活動的女性將被處以最長10年的監禁，在次年的4月網路上有影片顯示一位參與支持穿戴寬鬆希賈布的示威婦女，遭到Gast-e-Ersade（道德警察）的女性成員扇耳光，局勢變得更為緊張。這一事件也引起國際社會對伊朗婦女所面臨問題的關注。
Gast-E-Ersade（也稱為服飾指導巡邏隊）是穆塔韋（伊朗伊斯蘭宗教警察）中的一支，任務是執行伊朗的頭巾和著裝法，有權懲戒，甚至是逮捕那些不能通過著裝“謙虛測試”的女性。
伊朗婦女 強制女性穿著希賈布的問題
因示威反對強制戴頭巾而被捕的婦女聲稱，她們被單獨監禁並遭受酷刑和毆打。這種抗議活動仍在持續，反應也越來越大。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幾名婦女摘下自己的頭巾以示抗議，這些婦女被稱為“革命街的女孩”。女孩中有位名為Vida Mohaved，被控以違反公共道德、鼓勵腐敗和賣淫而被捕，並被判處有期徒刑入獄一年。懲罰不僅針對抗議者，還針對為他們辯護的人；納斯林·索托德是位為抗議強制戴頭巾而被起訴婦女辯護的人權律師，她被判處入獄服刑38年和接受148下鞭笞。
她被控訴的罪名是非法集會和串供而危害國家安全、做反國家宣傳、加入各人權組織、鼓勵腐敗和賣淫、不穿戴伊斯蘭頭巾而出庭、擾亂公共和平與秩序以及發布虛假信息。在2019年5月13日，德黑蘭大學校園內發生大規模男女學生和平抗議，喊的口號是“縱然可能有學生會死亡，也不能容忍屈辱”，這些抗議者遭到擁護政府的反抗議者的襲擊。這類抗議活動的目的是把伊朗人聚集，以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挫敗感，並努力達成長期以來持續尋求的改變。當伊朗官方進行干涉時，抗議行動會變得暴力。
納斯林·索托德在2018年被捕，她是2018年被捕的7名伊朗人權律師之一。
伊朗婦女 女性在伊朗文化中的角色
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女性在波斯文學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絕大多仍由男性盤踞。女性文學作品多年來受到壓抑甚至是否認。當代伊朗女性詩人，如西敏·貝赫巴哈尼、法蘿·法洛克茲德、帕尔温·埃特萨米把女性文學帶入伊朗。西敏·貝赫巴哈尼寫下充滿激情的愛情詩以及充滿母愛的敘事詩，她倡導個人權利，不論性別、社會階級和宗教。此外，貝赫巴哈尼的作品不單獨強調女性，而是包含以及同時鼓舞女性及男性，她是伊朗作家協會主席，於1997年曾獲諾貝爾文學獎項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