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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弗魯貝爾與其他在羅馬工作的俄羅斯藝術家相處不佳，經常指責他們缺乏藝術天賦、抄襲等。他與亞歷山大及斯韋多姆斯基兄弟關係密切，經常與他們一同光顧歌舞雜耍場「阿波羅」與咖啡廳「阿蘭諾」。他也喜歡他們那由溫室改建而成的工作室，雖然由於玻璃牆與羅馬天花板使冬季寒冷難以久留。斯韋多姆斯基兄弟無條件認可弗魯貝爾的創作優越，不僅讓他住進家中，還與他共享商業訂單。 最終，馬蒙托夫安排弗魯貝爾入住半義大利裔的亞歷山大·里佐尼工作室，後者畢業於俄羅斯藝術學院。弗魯貝爾對他極為尊敬，願意在其指導下工作。主要原因在於里佐尼尊重畫家的個人風格，不干涉，但對勤奮要求嚴格。弗魯貝爾後來寫道：「我未曾從許多人那裡聽到如此公正卻又善意的批評。」
1892年冬季，弗魯貝爾決定參加巴黎沙龍，並由此獲得創作《雪姑娘》的靈感。伊莉莎白·馬蒙托娃後來寫道：
我探望了弗魯貝爾，他用水彩畫了一幅真人大小的雪姑娘頭像，背景是一棵覆蓋著雪的松樹。色彩美麗，但臉上有牙齦膿腫與怒目而視。多諷刺啊，他竟然要來羅馬畫俄羅斯的冬天。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弗魯貝爾繼續在阿布拉姆采沃創作。他帶著從義大利得來的想法，以照片為依據繪製風景，這使他單筆賺得50盧布。 返回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畫板《威尼斯》，同樣是基於照片繪製。此作的主要特點在於其超越時間的特性，無法判斷事件發生的具體時刻。畫中人物散亂排列，造成空間被「壓縮」，並投射於平面上。《威尼斯》的對應作是《西班牙》，評論家認為是弗魯貝爾構圖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1892年至1893年冬季，弗魯貝爾居住於阿布拉姆采沃。由於他為馬蒙托夫承接了大量委託作品，弗魯貝爾在莫斯科的聲譽大幅提升。例如，他接到訂單為位於波瓦爾斯卡亞街（Povarskaya Street）的鄧克家族宅邸進行裝飾。同時，他與莫斯科新藝術運動中最著名的建築師費奧多爾·謝赫特爾合作，裝飾了斯皮里多諾夫卡街（Spiridonovka Street）齊娜伊達·莫羅佐娃（Zinaida Morozova）的宅邸，以及波茲索森斯基巷（Podsosenskiy lane）的A. 莫羅佐夫住宅。
弗魯貝爾的裝飾作品充分展示了他多才多藝的天賦。他將繪畫、建築、雕塑與工藝美術結合於一體。卡爾波娃（Karpova）認為他在創造莫斯科現代主義整體風格中扮演了領導角色。弗魯貝爾的雕塑作品吸引了同時代藝術家的高度關注。例如，在其生命晚期，亞歷山大·馬特維耶夫曾提到：「沒有弗魯貝爾就不會有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科年科夫……」。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哥德式作品《羅伯特與修女們》（Robert and the Nuns）通常被視為弗魯貝爾最重要的雕塑作品之一，該作裝飾於莫羅佐夫宅邸的樓梯間。 建築學相關文獻強調弗魯貝爾在塑造莫斯科新藝術運動的藝術外觀方面具有獨特而關鍵的作用。藝術家創作了多件作品（以釉彩陶瓷與瓷磚製成的小型雕塑塑像），裝飾於重要建築物，涵蓋現代風格與偽俄羅斯風格，包括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車站、雅昆奇科娃別墅、瓦斯涅佐夫故居。馬蒙托夫位於薩多瓦亞-斯帕斯卡亞街（Sadovaya-Spasskaya Street）的宅邸正是按照弗魯貝爾的建築構想建造；他也主導了其他數個項目，如塔拉甚金諾的教堂及巴黎展覽館。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直到1893年11月，弗魯貝爾一直在創作《巴黎的審判》（The Judgement of Paris），該作品原本預計裝飾鄧克宅邸。雅列米奇（Yaremich）後來稱此作為「藝術的盛大節日」。 然而，委託方拒絕了《巴黎的審判》及匆忙完成的《威尼斯》。著名收藏家康斯坦丁·阿爾茨布舍夫（Konstantin Artsybushev）後來購得這兩幅作品，並於其位於澤姆里亞諾伊·瓦爾街（Zemlyanoy Val street）的住所設立工作室，弗魯貝爾於1890年代上半葉居住於此。當時，安娜從奧倫堡搬來莫斯科，得以更頻繁地與弟弟見面。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1894年，弗魯貝爾陷入嚴重抑鬱，馬蒙托夫派他前往義大利照料其子謝爾蓋（Sergei），該子曾為退役的輕騎兵軍官，需在歐洲接受治療（患有遺傳性腎病並曾接受手術）。弗魯貝爾被認為是適合的人選——他無法忍受賭博，甚至在蒙地卡羅賭場離開時說：「真無聊！」 回程途中，他從熱那亞穿越地中海，抵達西西里島，再經希臘抵達伊斯坦布爾，最終抵達黑海。期間，他從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在敖德薩逗留了一個月，並完成了《納斯佳·弗魯貝爾肖像》（Nastya Vrubel Portrait of Nastya）。此時弗魯貝爾再次陷入貧困與家庭糾紛。隨後，他重返釉彩陶瓷藝術，創作了《惡魔》頭像。阿爾茨布舍夫購買了此作品，弗魯貝爾憑此資金回到了莫斯科。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大約在同一時期，弗魯貝爾在一天之內完成了《算命者》一畫，這是出於強烈的內心衝動。這幅作品的構圖與《瑪妮·達赫諾維奇的肖像》相似，模特兒同樣坐在地毯前擺出相同姿勢。這位東方型黑髮女子不理會手中的牌，臉上表情難以捉摸。從色彩角度看，畫面焦點落在女孩肩上的粉紅圍巾上。據德米特里耶娃所述，雖然傳統上粉紅色象徵寧靜，但這條圍巾看起來「不祥」。推測《算命者》的模特兒是畫家的一位西伯利亞籍情人。即便在這幅畫中，弗魯貝爾仍受歌劇《卡門》的啟發，借用了其中不幸的占卜結局黑桃A。這幅畫是畫在已毀壞的馬蒙托夫兄弟尼古拉的肖像之上的。
弗魯貝爾繼續過著他的波希米亞式生活。根據科羅文的回憶，拿到水彩面板的大筆酬勞後，他的花費如下：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他在他所住的「巴黎」酒店裡組織了一場晚宴，邀請了所有住在那裡的人。當我從劇院回來加入時，看到桌子上擺滿了酒瓶、香檳，還有許多人，客人中有吉普賽人、吉他手、管弦樂隊、一些軍人、演員，米沙·弗魯貝爾像一位侍者般，從用餐巾包裹的瓶子中倒香檳給大家。「我多麼幸福啊，」他告訴我，「我覺得自己像個富翁。」看看大家多麼愉快和幸福。五千盧布沒了，仍然不足以支付開銷。於是，弗魯貝爾接下來兩個月努力工作以還清債務。
1895年，弗魯貝爾試圖在俄羅斯藝術圈中建立權威。二月，他將《N. M. 卡扎科夫肖像》送至第23屆巡回展览画派展覽，但該畫被拒絕展出。同季，他參加了莫斯科藝術家協會第三次展覽，展出了主題為《魯斯蘭與盧德米拉》詩歌的雕塑《巨人之首》。報紙《俄羅斯消息報》對該畫批評苛刻，並善意地列出了所有參展者，唯獨將弗魯貝爾單獨點名，指其如何剝奪作品的藝術與詩意之美。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隨後，弗魯貝爾參加了1896年俄羅斯全國展覽會，該展會旨在慶祝尼古拉二世與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夫娜加冕。薩瓦·馬蒙托夫是負責「北俄羅斯」展區的策展人。他注意到鄰近藝術區缺乏可覆蓋兩面大牆的作品。馬蒙托夫與財政部長討論後，提出用總面積為20×5米的大幅畫板覆蓋牆面，並向弗魯貝爾訂購了這些畫板。當時，畫家正忙於裝飾莫羅佐夫位於莫斯科的宅邸，但仍答應接下這個大訂單，總繪畫面積達100平方米，必須在三個月內完成。他計劃用畫作《米庫拉·塞利亞寧諾維奇》裝飾第一面牆，該畫象徵俄羅斯土地。第二面牆則選擇《夢之公主》，靈感來自法國詩人埃德蒙·罗斯丹同名作品。
由於時間緊迫，無法如期完成訂單。弗魯貝爾因此指示來自下諾夫哥羅德的畫家T.薩福諾夫（T. Safonov）根據他的素描開始繪製《米庫拉》。裝飾性飾帶由俄羅斯攝影師安德烈·卡雷林之子A. Karelin完成。
3月5日，藝術院院士阿爾伯特·尼古拉耶維奇·伯努瓦向藝術院報告稱，正在藝術館內展出的作品與展覽主題不符，要求弗魯貝爾提交這些大型畫板的草圖。4月25日，伯努瓦抵達下諾夫哥羅德後發出電報：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弗魯貝爾的畫板令人恐懼，我們需要撤下它們，等待評審團決定。」
5月3日，由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別克列米舍夫、康斯坦丁·薩維茨基、帕維爾·布魯洛夫等人組成的藝術院委員會抵達聖彼得堡，結論為弗魯貝爾的作品不適合展出。馬蒙托夫勸弗魯貝爾繼續創作，並親自前往聖彼得堡遊說委員會，但最終遭拒。弗魯貝爾發現早先創作的《米庫拉·塞利亞寧諾維奇》（Mikula Selyaninovich）人物比例失調，遂當場開始重新繪製新作。5月22日，弗魯貝爾被要求撤出展廳，他的作品則被收走。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弗魯貝爾在經濟上未受損失，因馬蒙托夫以每幅畫5,000盧布的價格買下兩幅畫作，並委託瓦西里·波列諾夫與康斯坦丁·科羅文完成尚未完成的《米庫拉》。畫布被捲起帶回莫斯科，波列諾夫和科羅文開始後續繪製，而弗魯貝爾則在阿布拉姆采沃陶瓷廠的棚屋內完成《夢之公主》。這兩幅畫作於7月15日至17日尼古拉二世訪問前運抵下諾夫哥羅德。除了這兩幅大型畫板外，弗魯貝爾的展覽還包括《魔鬼之頭》、《巨人之頭》、《巴黎的審判》及《商人K. 阿爾茨比舍夫的肖像》等作品。隨後，莫斯科都市酒店建設期間，其中一座面向涅格林納亞街的噴泉以馬蒙托夫委託阿布拉姆采沃工作室製作的陶瓷板裝飾，該板再現了《夢之公主》畫面。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當時，弗魯貝爾因處理婚姻事務而赴歐洲，馬蒙托夫則負責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務。馬蒙托夫還建立了一個名為「弗魯貝爾裝飾畫板展覽館」的專門展館，展示被藝術院拒絕的作品。此舉引發了報刊上的激烈爭論。尼古拉·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率先發表了題為《畫家與評審團》的文章，理性分析弗魯貝爾的藝術，未帶有任何攻擊意味。相對地，马克西姆·高尔基則持批評態度，他將《米庫拉》比作虛構角色契爾諾莫爾，認為《夢之公主》表現出「古怪與醜陋的本來美好情節」。高爾基在五篇文章中批判弗魯貝爾「精神貧乏，想像力貧瘠」。
康斯坦丁·科羅文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及一則趣聞，反映官方對這場藝術風波的反應：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當弗魯貝爾病重住院時，迪亞基列夫在藝術學院舉辦了一場展覽。皇帝親自出席了開幕式。
當他看到弗魯貝爾的畫作《丁香》時，說：
—— 多麼美啊，我喜歡這幅畫。
站在一旁的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苏杰茨大公激烈反對地說：
—— 這是什麼東西？這分明是頹廢派……
—— 不，我喜歡，——皇帝堅持道。
—— 這畫是誰畫的？
—— 弗魯貝爾，——有人回答。
……皇帝轉身看向隨從，當他看見藝術學院副院長托爾斯泰伯爵時，說：
—— 伊萬·伊萬諾維奇伯爵，這不是那個在下諾夫哥羅德被「處決」（казнили）的人嗎？」
1896年初，弗魯貝爾從莫斯科前往聖彼得堡拜訪薩瓦·馬蒙托夫。當時，俄羅斯首演的童話歌劇《糖果屋》即將上演。馬蒙托夫熱衷於該劇的舞台製作，甚至親自翻譯了歌詞本，並資助了帕納耶夫斯基劇院的聯合劇團。預定主演中包括首席女高音塔季揚娜·盧巴托維奇。原先由康斯坦丁·科羅文負責布景與服裝設計，但因病無法完成，改由從未看過歌劇的弗魯貝爾接手。一次排練中，畫家見到了飾演葛麗特姊姊的娜傑日達·扎貝拉-弗魯貝爾。
娜傑日達後來回憶初遇弗魯貝爾的情景：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中場休息時（我記得我站在幕後），突然有個男子衝過來親吻我的手臂，驚訝地說：『多麼美妙的嗓音！』站在旁邊的塔季揚娜·盧巴托維奇急忙介紹他給我認識：『這是我們的畫家米哈伊爾·弗魯貝爾』，她悄悄說：『他人很高貴，但有些情緒化。』」
弗魯貝爾在首次見面不久後便向娜傑日達求婚。在致安娜·弗魯貝爾的信中，他曾提到若被拒絕將立即自殺。然而，娜傑日達家人對兩人年齡差距（弗魯貝爾40歲，娜傑日達28歲）感到困惑。娜傑日達本人也知道弗魯貝爾「嗜酒、經濟狀況不穩定、花錢無度」。儘管如此，兩人於7月28日在瑞士日內瓦的俄羅斯教堂訂婚，並於琉森的旅館度蜜月。訂婚時，弗魯貝爾已身無分文，甚至需徒步從車站到娜傑日達的住所。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莫斯科時期（1890年－1902年）
1896年秋季，娜傑日達與哈爾科夫歌劇院簽訂了一份短期合約。然而，弗魯貝爾在該城市的委託並不多，不得不依靠妻子的資金生活。這促使他轉向劇場繪畫及服裝設計。根據其熟人回憶，弗魯貝爾開始為娜傑日達設計服裝，並為塔季揚娜·拉里納（Tatiana Larina）重新製作戲服。 季米特麗娃（Dmitrieva）指出，弗魯貝爾「莫斯科時期」的豐碩成果，歸功於娜傑日達及她對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崇拜。 他們於1898年親自見面，當時娜傑日達受邀參加莫斯科私家歌劇演出。 扎貝拉回憶說，弗魯貝爾曾聆聽她在歌劇《薩特闊》中飾演沃爾霍夫公主（Princess of Volkhov）的演出不下90次。當她問他是否感到厭倦時，他回答：「我可以無限次聽管弦樂隊，尤其是海洋部分。每次我都能在其中發現新的奇蹟，看到一些奇幻的音調。」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弗魯貝爾的精神失常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然而，評論大多持負面態度。例如，報紙《俄羅斯傳單》刊登了題為《精神頹廢者》（"Mental Decadents"）的文章，導致官方公開否認其藝術價值。不久後，藝術界的既有畫家開始發表文章，聲稱《墮落的惡魔》「擁有每一件真正藝術作品所必須具備的特質」。 亞歷山大·貝努瓦也改變了對弗魯貝爾畫作的看法，甚至在其著作《俄羅斯十九世紀藝術史》（"History of Russian XIX century Art"）中加入了一段關於弗魯貝爾畫作「真摯詩意本質」的感性描述。 接著，伯努瓦與季哈列夫決定向公眾證明弗魯貝爾的神智正常，於1902年策劃舉辦了包括他三幅《惡魔》作品在內的36件畫作展覽。此展成為大眾態度轉折點，讓人們重新審視弗魯貝爾的藝術；然而，仍少有人相信他能恢復健康。《藝術世界》的文章作者甚至以過去式書寫弗魯貝爾，彷彿已對他的藝術生涯做出總結。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從1902年4月至8月，弗魯貝爾的精神狀況極為惡化，甚至連其姊姊和妻子都無法探望。他神志狂亂，需持續監護。病情稍緩時，他能夠言語清晰並試圖繪畫，但此時期的所有畫作均被認為是「原始色情」。同時，他的夸大妄想亦愈加嚴重。他病症的主要特徵之一是持續撕裂布料和內衣的慾望。1902年9月，弗魯貝爾的病情有所好轉，開始停止騷擾他人，繪畫的內容也變得端莊。於是決定將他轉至由弗拉基米爾·謝爾布斯基主持的莫斯科大學謝爾布斯基中心。
在醫院期間，弗魯貝爾的狀況整體改善，雖然家人仍被禁止探視。畫家開始寫信給妻子，語氣多為自嘲。謝爾布斯基確認了弗拉基米爾·貝赫捷列夫所下的診斷：「由梅毒感染引起的進行性麻痺」，並發現感染發生於1892年。經過汞劑與鎮靜劑的治療後，弗魯貝爾的行為變得較為可預測。他開始接待來賓，包括弗拉基米爾·馮·梅克（Vladimir von Meck）與彼得·孔查洛夫斯基。然而，畫家避免談論藝術，情緒持續陰鬱。唯一可預期的結果是身心逐漸退化。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1903年2月，弗魯貝爾出院。此時的他精神萎靡、心不在焉，所有繪畫嘗試均無所成。醫生建議將他送往克里米亚療養，然而到了4月，他的冷漠轉為嚴重的抑鬱，畫家不得不返回莫斯科。弗拉基米爾·馮·梅克建議弗魯貝爾一家夏季到他位於基輔省的莊園度過，這多少讓弗魯貝爾心情好轉，娜傑日達也感到欣慰。出發前夕，他兩歲的兒子薩娃病倒。在基輔，病情惡化，5月3日孩子去世。弗魯貝爾從冷漠轉為悲痛，開始積極籌劃葬禮。他試圖表現得堅強，支持沉默不語的妻子。 薩娃葬於拜科夫公墓。失去獨子後，夫妻二人前往馮·梅克莊園，因為他們茫然無措，不知如何繼續生活與應對。在莊園中，弗魯貝爾的精神狀況明顯惡化，一週後他斷然表示：「請把我送到某個地方，否則我會給你們帶來麻煩。」但他又非常害怕被送入位於基輔聖西里爾修道院的醫院。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在他們的好友蒂林醫生建議下，決定將畫家送往里加，安置於鄉村療養機構。弗魯貝爾當時陷入重度抑鬱，意欲自殺，拒絕所有供給的食物。此時的症狀與前次危機截然不同，不再有誇大妄想，而是出現自卑妄想和幻覺。然而，當地醫生未確認別赫捷列夫與謝爾布斯基的診斷，認為弗魯貝爾只是憂鬱中的藝術家，需要繼續工作。於是，弗魯貝爾回到了舊作《復活節叢林》（"Easter jungle"），並將其重新繪製為《阿茲拉伊爾》（"Azrail"）。
娜傑日達致信安娜，表示米哈伊爾失眠，且對自己的臉部畫像不滿，不斷重畫。繪畫未能改善他的精神狀況。此外，畫家虛弱至只能坐輪椅活動。感冒進一步演變為風濕病。家人與朋友都認為他難以撐到翌年春天。然而，畫家奇蹟般存活。1904年7月9日，按照謝爾布斯基的建議，弗魯貝爾被送往位於彼得羅夫斯基公園的費多爾·烏索爾采夫衛生診所。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烏索爾采夫醫生診斷弗魯貝爾患有脊髓痨，這是第三期梅毒的一種形式，當梅毒螺旋體僅侵襲脊髓而非大腦時發生。同時，弗魯貝爾的幻覺被認為是藝術家中常見的雙相障礙所致。 由於烏索爾采夫診所採用了先進的治療方法，且娜傑日達與安娜經常探訪（她們在附近租房，每天來看望米哈伊爾），弗魯貝爾幾乎完全康復。有時，他甚至被允許與妻子單獨相處數小時。烏索爾采夫診所的康復理念是讓患者感覺猶如置身家中，因此該診所設於烏索爾采夫醫生的私人住宅，他和家人與患者共同居住。醫生經常邀請藝術家和歌手舉辦家庭音樂會，患者與醫護人員一同參加晚間活動。 烏索爾采夫十分重視弗魯貝爾的藝術創作，並盡力鼓勵他的創作活動。當時，著名精神科醫師及精神病研究先驅之一的帕維爾·卡爾波夫積極與畫家交流。 這段治療大幅改善了畫家的健康狀況。在診所創作的一幅畫上，弗魯貝爾寫道：「獻給我親愛且尊敬的費多爾·阿爾謝涅維奇，復活的弗魯貝爾」。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弗魯貝爾留存至今的重要遺產之一是鉛筆素描。當時，他主要描繪醫生、護理員、病人、熟人，以及紙牌和西洋棋玩家的肖像，還有風景速寫。他也素描房間的角落及一些簡單物件，如椅子、搭在椅子上的衣服、凌亂的床鋪（系列作《失眠》）、燭臺、水壺、玻璃中的玫瑰。也許隨著重返藝術創作，他感受到「努力謙遜地學習人物素描」的需求。畫家摒棄風格化，而採用「天真地再現最細膩的生活印象」。 此外，弗魯貝爾還畫過烏索爾采夫醫生本人、其妻子及一位學生兄弟。保存下來的未完成畫作《烏索爾采夫醫生與金箔聖像背景》展現了畫家僅用一支黑鉛筆，便能精細呈現背景的圖案質感與畫面高光，他在這些細節中「挽救」了人物的臉部表情。
1904年夏，娜傑日達收到马林斯基剧院的邀約。由於弗魯貝爾無法想像沒有她的生活，且烏索爾采夫醫生並未堅持他留在診所，夫妻兩人搬至聖彼得堡。不久，娜傑日達發現自己的聲音因經歷的變故失去了以往的音質，無法再繼續歌劇表演，最終轉向室内乐領域。此時期，弗魯貝爾繪製了大量她的肖像，展現娜傑日達在不同場景下的形象。其中一幅兩米高的畫作《音樂會後》描繪了扎貝拉穿著由弗魯貝爾設計的禮服。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公眾與評論界對弗魯貝爾藝術的評價發生了重大轉變。1903年，《藝術世界》雜誌第10–11期雙期刊，全面刊登了關於弗魯貝爾及其遺產的內容。該期刊刊載了其畫作的複製品，並且許多評論家公開撤回此前發表的負面評價。此種劇變的原因之一是印象派與象徵主義在歐洲藝術圈中獲得認可。因此，弗魯貝爾作品中特有的象徵性、情感性及形象性逐漸成為潮流。
1905年，在俄羅斯藝術家聯盟的展覽中，弗魯貝爾的畫作《珍珠貝殼》被展出。與他為萊蒙托夫作品所繪製的插圖類似，弗魯貝爾創作了大量圖稿，試圖捕捉並解決「黑白色彩」的問題。然而，最終版本中卻出現了海公主的形象，弗魯貝爾後來曾對普拉霍夫表示：
「畢竟，我並未打算在《珍珠》中畫任何『海公主』。我想傳達的是構成珍珠遊戲的那份現實繪畫，僅是在用鉛筆和炭筆繪製幾幅圖稿後，開始用彩色繪畫時才看見了這些公主。」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然而，德米特里耶娃對這種做法並不欣賞：「他出人意料地在珍珠貝殼中置入的人物，幾乎不配出現在如此神奇的岩洞裡。這些可愛的人物過於類似典型新藝術裝飾中那些長髮飄逸的眾多姐妹；畫家本人也隱約察覺這一點，他對自己這些水妖並不滿意。」弗魯貝爾後來仍然覺得這些人物在畫中帶有某種不合時宜的猥褻意味，是他本意之外的。
1905年2月，弗魯貝爾再次出現精神病症狀。娜傑日達召喚烏索爾采夫醫生從莫斯科來照料他。弗魯貝爾明白一切，並未反抗。3月6日啟程前往莫斯科之前，他開始與親友道別，拜訪了藝術學院的帕維爾·契斯佳科夫，並造訪了帕納耶夫斯基劇院。
醫生烏索爾采夫的妻子維拉·烏索爾采娃向娜傑日達描述了米哈伊爾·弗魯貝爾的狀況：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米哈伊爾的狀況沒有改變。他的睡眠似乎稍微長了一些。他通常整晚睡五個小時，偶爾會有幾天睡不到三個小時。他吃得好且按時進食。但不幸的是，他撕破了新買的夏季外套和褲子。他假裝鎮定，上床蓋好毯子，卻開始在僕人發現之前撕扯床單的布料…他的體力仍然很高，這對一個理智的人來說很罕見…你問是否應該給他寫信。不，不應該。他不理會信件，也不自己寫信。他經常處於妄想中…對你的愛是他所有談話中顯而易見的紅線…他向我解釋說，如果在外套和褲子的破洞裡放入多色碎布，對你會有用的……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過了半年，弗魯貝爾才開始對外界環境表現出或多或少的反應能力。然而，他寫給扎貝拉的信中充滿自卑與懺悔。儘管折磨他的「聲音」依然存在，他重新回到先知主題，開始繪製《六翼炽天使》，並著手以先知以西結的異象為題材。然而，由於1906年初他的視力開始急劇下降，證實了漸進性麻痺的診斷，該畫最終未完成。此外，畫家還被診斷出患有視神經病變。 米哈伊爾幾乎完全由妻子負擔醫療費用，這並不輕鬆，因為烏索爾采夫診所每月的費用為100至150盧布，相較之下，瑟布斯基管理的大學診所只需9盧布。劇院管理層理解娜傑日達的困難，將她留在劇團，年薪3600盧布，足以支付費用。
弗魯貝爾的藝術認可度持續提升。1905年11月28日，他因「在藝術領域的聲譽」被授予繪畫院士頭銜。此後，《金羊毛》雜誌主編尼古拉·里亞布辛斯基前往診所探望弗魯貝爾，邀請他為瓦列里·布留索夫繪製肖像，計劃發表一系列當代著名作家的肖像畫，這些肖像將由當時最著名的畫家完成。例如，塞羅夫被邀繪製康斯坦丁·巴尔蒙特。里亞布辛斯基預付了300盧布作為肖像酬勞，並以100盧布購入了弗魯貝爾的自畫像《先知之頭》。布留索夫後來對這次肖像創作經歷描述如下：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疾病與逝世（1903–1910年）
門開了，弗魯貝爾走了進來。他步伐沉重不穩，像是拖著腳似地挪動。說實話，我看到他時嚇了一跳。那是一個羸弱而病懨懨的人，身穿一件骯髒皺摺的襯衫，臉上泛著紅色，雙眼如猛禽般銳利；鬍鬚沒有修整，頭髮亂蓬蓬地頂替了鬍鬚的位置。第一印象：這是個瘋子！[…]弗魯貝爾的一舉一動，都明顯透露出精神的失調。但只要他的手一碰到炭筆或鉛筆，就立刻變得異常穩定、自信。他所勾勒出的線條從不出錯。
創作的力量在他體內超越了一切。他這個人正在走向毀滅，正在死去，但藝術家本身依然活著。
在第一次會面中，初稿便已完成。我非常遺憾，當時竟沒有人想到替那張黑白素描拍張照。就技法的力量、臉部表情的張力和人物的神似而言，那幅素描幾乎比他日後用彩色鉛筆繪製的正式肖像還要出色。
之後，里亞布辛斯基委託塞羅夫為弗魯貝爾繪製肖像。他們安排了工作時間，使弗魯貝爾能在早晨繪製布留索夫的肖像，而塞羅夫則在下午畫弗魯貝爾。 儘管娜傑日達·扎貝拉擔心弗魯貝爾是否能承受這樣的壓力，烏索爾采夫堅決表示「作為一位藝術家，他是健康的，且非常健康。」《金羊毛》雜誌第一期於1906年2月1日出版，布留索夫的詩作《致M. A. 弗魯貝爾》作為開篇。十二天後，弗魯貝爾向妻子抱怨他無法閱讀或繪畫。幾天後，他完全失明了。
1906年2月初，安娜探望了弟弟米哈伊爾，後來成為他的護士和嚮導。在與烏索爾采夫商議後，決定將弗魯貝爾帶回聖彼得堡，因為他不需要醫療治療，只需親人和摯愛的支持。安娜和娜傑日達同住一處公寓，而米哈伊爾被安置在由康納謝維奇醫生經營的優秀診所中，畫家就在此慶祝了他的五十歲生日。然而，該診所遠離家中且對生活作息有嚴格規定，因此決定將弗魯貝爾轉移至位於瓦西里岛第四至五線之間、靠近藝術學院的阿道夫·巴里醫院，該處生活作息較為自由。 塞羅夫向藝術學院申請每月津貼以補貼弗魯貝爾的部分醫療費用，申請獲得批准，弗魯貝爾於夏季每月領取75盧布，冬季則為100盧布。
失明後，弗魯貝爾的劇烈癲癇發作明顯減少。娜傑日達定期探望他，有時還會安排家庭音樂會。安娜每天探訪兄長，陪伴散步並朗讀書籍。他們尤其常重讀伊万·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和安东·契诃夫的中篇小說《草原》，弗魯貝爾曾以此創作過一幅畫作。葉卡捷琳娜·蓋後來回憶道：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非常投入於閱讀，不能接受悲傷的結局，總是另作一個更幸福的新結局……有時他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無法聽取朗讀或歌聲，開始講述關於他那翡翠色眼睛的童話、古代世界的生活以及他如何創作所有著名的文藝復興作品。
弗魯貝爾晚年幾乎時常出現幻覺，並經常向他人重述他的異象。有些日子他經歷開悟，隨後又抱怨降臨於他的不幸。此外，他還遵循苦行修練，期望恢復失去的視力，拒絕進食，整夜站立於床前。弗魯貝爾甚至無法辨認老朋友，例如波列諾夫。後來安娜·弗魯貝爾回憶說，哥哥在最後一年曾說自己「厭倦了生活」。1910年嚴寒的二月，他故意在開著窗戶的地方站著，誘發肺炎，繼而演變為短暫的結核病。儘管如此，他直到最後一刻仍保持著與生俱來的美學感知。葉卡捷琳娜·蓋回憶他「幾乎愉快地服用奎寧，看到水杨酸钠時卻說：『這真醜』」。甚至在此之前，醫生烏索爾采夫曾寫道：「他與其他病人不同，通常患者最先失去的是最細膩或最具美感的感官，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是最後的感官；而弗魯貝爾的美感最後消逝，因為它是他最先擁有的。」
1910年4月1日前夕，弗魯貝爾整理儀容，用科隆水洗澡，並在夜晚對照護他的護士說：「尼古拉，我躺這裡已經夠了，我們要去藝術學院了。」隔日，弗魯貝爾的棺材被安放於藝術學院。死亡證明記錄他「死於進行性麻痺」。
葉卡捷琳娜·蓋負責安排葬禮並訂製了死亡面具。葬禮於4月3日在聖彼得堡新聖女公墓舉行。 亞歷山大·布洛克在葬禮上致辭，稱這位畫家是「異世界的使者」，他「留下了他的惡魔，作為對抗紫羅蘭色邪惡、對抗黑夜的魔法師。我只能對弗魯貝爾及類似他的藝術家一世紀才向人類揭示的事物戰慄。我們看不見他們所見的世界。」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性格
所有認識弗魯貝爾的人都注意到他個性的特殊之處；然而，他與生俱來的性格特徵非常獨特，以至於後來人們通過他的精神疾病視角重新審視這些特點。根據德米特里耶娃的說法，對弗魯貝爾最貼切的描繪是由他的朋友和同事康斯坦丁·科羅文所作，他甚至精確捕捉到了畫家最細微的性格特徵。 科羅文是這樣回憶弗魯貝爾的：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性格
他欣賞德米特里·列維茨基、弗拉基米爾·博羅維科夫斯基、瓦西里·特羅皮寧、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伊萬諾夫、卡尔·布留洛夫，以及那些老一代的美術學院畫家……有一次，我的朋友帕維爾·圖奇科夫問他對農奴制的看法。
—— 是啊，誤解哪裡都有，西方也一樣。所謂「初夜權」難道就比較體面嗎？還有以前的宗教裁判所？這些在俄國好像都沒有什麼……不過，遺憾的是人民未能理解那些創造美的人。我們的人民不認識普希金；就算讀過的，也只是極少數。真是遺憾……
有人曾在弗魯貝爾面前說，俄國滿街都是醉鬼。
—— 不對，——弗魯貝爾說，——外國人喝得更多。只是那裡根本沒人在意這些，醉漢立刻就被一套完善的警察系統處理掉了。
有一年夏天，弗魯貝爾和我住在多爾戈魯科夫街的畫室裡。他手頭沒錢了，就跟我借了25盧布，然後出門去了。過了不久他回來，拿出一個大盆和一桶水，從一瓶漂亮的科蒂香水瓶裡倒了一些香水進水裡。他脫光衣服站在盆中，用水桶把水澆在自己身上。接著他點燃了畫室裡的鐵爐，把四顆雞蛋扔進去烤，然後用麵包把它們吃掉。那瓶香水他花了20盧布……
—— 太神奇了，我對他說，你這是在做什麼啊，米沙……
他沒聽懂，就像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有一次他把《石客》（《石像來客》）中的唐璜素描賣給某人，只賣了3盧布。然後他去買了一副白色羔羊皮手套。戴了一次，他就把手套扔掉，說：
—— 真俗氣啊。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遺產與紀念
娜傑日達·扎貝拉-弗魯貝爾於1913年6月20日去世，享年45歲，正是在她參加完音樂會之後不久。她被葬在丈夫身旁。俄羅斯雕塑家列奧尼德·謝爾伍德決定為他們的墓碑建造墓碑，但直到1913年他僅能完成黑色花崗岩基座的安置。十月革命後，諾沃德維奇公墓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墓葬被毀。1930年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建立了墓園博物館，開始在公墓中著名藝術家的墓葬遷移到該博物館，但由於資金不足及後來二戰的爆發，遷移工程未完成。據說弗魯貝爾骨灰的轉移也未曾發生。 2015年，民間發起在弗魯貝爾墓地設立新墓碑的活動，但地方政府拒絕安裝。
弗魯貝爾的作品展出於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俄羅斯博物館、鄂木斯克弗魯貝爾美術館、基輔藝術畫廊、敖德薩美術館、國立白俄羅斯美術館等地。 鄂木斯克、基輔、沃羅涅日、莫斯科、薩拉托夫、敖德薩等多地均以弗魯貝爾的名字命名了紀念地點和相關物件。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遺產與紀念
許多研究者與評論家對弗魯貝爾對俄羅斯及全球藝術的影響有不同評價。根據德米特里耶娃的說法，他的角色是「獨特且獨立的」。 她並不認為弗魯貝爾是新藝術運動的典型代表，主要因為他「與新藝術的交集多在其遠非最佳的特徵上」。 德米特里耶娃認為，新藝術對弗魯貝爾來說並不夠有機，遠不如列昂·巴斯特（Léon Bakst）或瓦倫丁·謝羅夫（Valentin Serov）那樣，因為弗魯貝爾追隨的是一種「對深層自然的崇拜」，這在本質上並非「現代」的。
根據弗拉基米爾·列尼亞辛的說法，米哈伊爾·弗魯貝爾能夠將象徵主義作為一種和諧的美學及哲學體系實現在視覺藝術中。作為創作者，他被視為孤獨的存在，從「隱士、煉金術士、來自另一個神秘空間的異鄉人」演變為先知。 克利莫夫（P. Klimov）專門從俄羅斯新藝術的語境出發研究弗魯貝爾的藝術，認為他是俄羅斯現代派中具有革命性的代表。克利莫夫也指出，弗魯貝爾在該文化環境中的地位與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伊萬諾夫在新古典主義中的地位相當。這一點歸因於弗魯貝爾的天賦以及他後來對俄羅斯藝術世界的熟悉。
米哈伊爾·弗魯貝爾 遺產與紀念
克利莫夫認為，弗魯貝爾在「基輔時期」的繪畫中已開始表現出新藝術的特徵，例如形式詮釋中以風格化為主要原則、對綜合藝術的追求、強調輪廓的作用、冷色調以及情緒的象徵主義。
弗魯貝爾風格的快速演變可用他對當時主流藝術流派（如新古典主義或巡迴展畫派）的疏離來解釋，因此他並未嘗試去突破某種教條。弗魯貝爾將學院派視為自身前進的起點，是專業技能的結合。 在個性和藝術思維方面，米哈伊爾是一位明顯的個人主義者；他對社會正義、同僚制或激勵同代藝術家的東正教團結思想感到疏離。此外，弗魯貝爾的孤獨也可純粹由他的社會環境解釋，因為作為資產階級藝術形態的新藝術在1880年代俄羅斯尚未有追隨者，弗魯貝爾不得不等待他的崇拜者、顧客和贊助人直到1890年代中期才出現。
塞利斯贝格
塞利斯贝格（德語：）是瑞士乌里州的市镇，位於該州北部，四森林州湖畔，与下瓦爾登州埃梅滕接壤，面積13.29平方公里。
秩父鐵道7000系電聯車
秩父鐵道7000系電聯車（日语：／ Chichibu Tetsudō 7000-kei densha）是秩父鐵道的秩父本線使用的通勤型電聯車。7000系是為了汰換原本的秩父鐵道1000系電聯車，而由東京急行電鐵（現東急電鐵）轉讓的東急8500系電聯車改造而成的車輛，並於2009年3月26日和30日開始投入使用。
本型車共有2個3節車輛的編組，其中7002編組的前頭車是由位於中間的動力車改裝而成，並在轉讓至秩父鐵道運轉時加設駕駛室，因此其內部設計與7001編組相比具有差異。而車廂內採用防滑地板，並設置專門放置輪椅的無障礙設施。
塞利斯贝格隧道
塞利斯贝格隧道（德語：）是瑞士的一座穿山隧道，承载瑞士A2高速公路穿过下瓦爾登州和烏里州的边界，双洞四车道，左洞长9292米，右洞长9250米，1971年开工，1980年通车。
巴格拉特一世 (伊梅雷蒂)
巴格拉特一世 “年幼的”（喬治亞語：， Bagrat Mts'ire; —1372年），是巴格拉季昂王朝成員，伊梅雷蒂國王（1329年至1330年在位），後來被喬治五世降為附庸公爵—伊梅雷蒂公爵。
巴格拉特一世 (伊梅雷蒂) 生平
巴格拉特一世是伊梅雷蒂國王米哈埃里一世已知的唯一兒子，於1329年其父去世後繼位。當時他仍然是未成年（因此有了「年幼的」的稱號），被迫留在首都庫塔伊西，因為各地的貴族派系正在分割省份。1330年，復興的東格魯吉亞國王喬治五世利用這一局勢，作為巴格拉特一世的親戚，他越過蘇拉姆山脈進入伊梅雷蒂，受到許多厭倦持續暴力和無序的伊梅雷蒂國民熱烈歡迎。伊梅雷蒂王國因而被征服，格魯吉亞王國的完整性得以恢復。從此，巴格拉特一世作為伊梅雷蒂公爵（eristavi）在沙拉帕尼任職，受喬治五世的指導。
巴格拉特一世 (伊梅雷蒂) 個人生活
1358年，巴格拉特一世在格魯吉亞國王大衛九世的批准下，迎娶薩姆茨赫公爵（阿德貝格）瓦爾克瓦雷一世·賈奎里的女兒賈奎里家族的公主。他們有三個兒子：
托马斯·伍尔纳
托马斯·伍尔纳（1825年12月17日 - 1892年10月7日）是一位英国雕塑家和诗人，也是前拉斐爾派兄弟會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是创始成员中唯一的一位雕塑家。在参与创立前拉斐爾派兄弟會后，伍尔纳一度前往澳大利亚定居，後來又回到英国。圣奥斯瓦尔德堂內收藏的威廉·华兹华斯的肖像画也是由托马斯·伍尔纳畫的。托马斯·伍尔纳最後因中風去世。
埃瑟尔
埃瑟尔（德語：，發音：[ˈɛsl̩]）是德国下萨克森州海德县的市镇，面积34.15平方千米，2023年12月31日人口为1,197人。
阿勒尔河畔布赫霍尔茨
阿勒尔河畔布赫霍尔茨（德語：），简称布赫霍尔茨（德語：，發音：[ˈbuːxˌhɔlts] ⓘ），是德国下萨克森州海德县的市镇，面积27.1平方千米，人口为人。
费利克斯·穆恩塔里
费利克斯·穆恩塔里（Felix Mnthali，1933年生于南罗德西亚）是马拉维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他毕业于现莱索托国立大学，代表作包括诗集《当夕阳降临萨皮图瓦》（1980年）和小说《我亲爱的周年纪念》（1992年）。其作品亦收录于1984年版《企鹅现代非洲诗歌选集》。在诗歌《英国文学的桎梏》中，他将英国文学传统——尤其是简·奥斯汀——与奴隶贸易及殖民帝国主义相联系。
穆恩塔里曾担任博茨瓦纳大学教授长达28年，直至2010年退休。
阿诺尔福·迪·坎比奥
阿诺尔福·迪·坎比奥 (约1240 – 1300/1310 ）是意大利建筑师和雕塑家，他曾是尼古拉·皮薩諾的首席助手。1300年，阿诺尔福‧迪‧坎比奥成為聖母百花大教堂的工程主管。此外他還參與旧宫、 圣则济利亚圣殿的建築設計工作。
隆頭魚目
隆頭魚目（學名：）是條鰭魚綱真鱸形系的一目，在傳統上屬於鱸形目。
隆頭魚目 分類
本目的類群傳統上歸類於鱸形目隆頭魚亞目，但實際上舊有的鱸形目是個並系群，隆頭魚科與河鱸科的關係實質上比鮟鱇目等還要遠，不能形成單係群。於是，2017年正式發表的Deepfin分類系統將本目獨立出去，成為真鱸形系之下只有隆頭魚科一科的目。
在2017年的系統中，本目是擬鮋鱸科的姐妹群，然後兩者又是鰧形目（瞻星魚目）的姐妹群。
從2020年起在一些分類學者如美國的托馬斯·J·尼爾等人的建議下，將本目擴大以涵蓋孤立的擬鮋鱸科以及近緣的鰧形目。在新分類中，隆頭魚科與擬鮋鱸科組成隆頭魚亞目，而原有的鰧形目則整合成瞻星魚亞目。如下：
而在鱸形總目（即鱸形亞類）之下，本目的演化位置如下：
在廣義定義下，本目包含2亞目共7科如下：
隆頭魚亞目 Labroidei
瞻星魚亞目 Uranoscopoidei
从德谟克利特到量子计算
《从德谟克利特到量子计算》是斯科特·阿伦森于201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量子信息科学的书籍。 它大致基于Aaronson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的一门课程，该课程的讲义可以在网上找到。
从德谟克利特到量子计算 内容
阿伦森表示，他希望这本书达到与伦纳德·萨斯坎德的《理论最小值》或罗杰·彭罗斯的《通往实在之路》相同的水平；  《今日物理学》将其与乔治·伽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进行了比较。 正如标题所示，这本书从德谟克利特开始，涵盖了从计算机科学到数学到量子力学和量子计算的所有内容。
封面图片是亨德里克·特·布吕根于1628年创作的德谟克利特油画它把德谟克利特描绘成一个年轻、爱笑的享乐主义者，他指向远方，指出人类的愚蠢之处。
这幅图引用了Aaronson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与虚空概念的讨论 ，这一概念构成了对原子层面物质的基础理解，与量子计算相关，在量子计算中，操纵和控制单个量子对象进行计算呼应了早期原子理论的意义。
从德谟克利特到量子计算 作者
斯科特·阿伦森 (Scott Aaronson) 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理论计算机科学教授。他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教员。
从德谟克利特到量子计算 反响
在《美国数学学会杂志》上，阿维·威格德森认为它“充满洞察力、智慧和乐趣”，但承认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威格森特别指出，如果该书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并且很少引用先前的文献，那么阅读起来会更容易。 弗朗西斯·沙利文在《今日物理》杂志上评论了这本书，认为它“令人振奋”，但同时也表示它“涵盖了太多领域，不适合用作教科书”，并对阿伦森“认为数学家喜欢复杂化，因为这会让事情变得更有趣”的态度表示异议。 弗雷德里克·格林（Frederic Green）在SIGACT新闻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认为该书不太适合作为课堂教材，除非可能适合“结构相当开放的研讨会式课程”。
雷维尔·内茨 (Reviel Netz)在《常识》杂志上对这本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打趣道：“我怀疑这本书是错误地寄给我的；尽管书名如此，但它与我的专业——古代科学——毫无关系。”
T-2号鱼雷艇
T-2号（德語：）是纳粹德国战争海军于1930年代建造的十二艘1935级鱼雷艇的二号艇。它于1939年底竣工，但直到1940年中期才具备作战能力，继而花了数月之久负责护送布雷舰布设雷区。该艇在受损后返回德国，并于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为德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提供支援。T-2号于年底移驻德占法国，护送一艘破交舰穿越英吉利海峡。随后，它于1942年初成为在“海峡冲刺”行动中主力舰经英吉利海峡驶往德国的护航舰艇之一。回国后，该艇被置入预备役，直到1943年才重返法国，在当地协助护送突围舰穿越比斯开湾。1943年中期，T-2号再度被转移至波罗的海，曾短暂担任潜艇区舰队的旗舰，之后被发配到鱼雷学校。它于1944年7月在盟军对不来梅的空袭中沉没，但数月后获重新打捞上岸。该艇从未得到修复，最终于1946年拆解报废。
T-2号鱼雷艇 设计及装备
1935级是纳粹德国战争海军为满足《伦敦海军条约》600長噸（610公噸）排水量要求而对高速、远洋鱼雷艇作出的一次不成功的设计尝试，因为此类小型舰艇不计入国家总吨位限制。T-2号全长84.3米，水线长82.2米；1941年重建艇艏以提高耐波性后，全长则增至87.1米。它有8.62米的舷宽以及平均2.83米的吃水深度，标准排水量实际为859長噸（873公噸）、满载排水量则可达1,108長噸（1,126公噸），超出了设计限制。该艇搭载有两组瓦格纳齿轮传动蒸汽轮机，各负责驱动一副三叶螺旋桨，设计功率为31,000匹軸馬力（23,000千瓦特）。过热蒸汽由四台高压水管锅炉供应，可推动艇只以35節（65每小時）的速度航行。T-2号最多可贮存200吨燃料油，能够以19節（35每小時）的速度的巡航1,200海里（2,200）。艇只的标准船员编制为6名军官和113名水兵。
T-2号鱼雷艇 设计及装备
竣工时，1935级鱼雷艇在艇艉装备有一门105毫米32式速射炮作为主炮。防空系统则包括以背负形式架设在105毫米炮上方的一门37毫米30式高射炮，以及安装在舰桥翼台的两门20毫米30式高射炮。它们还在两座水面三联装挂架上安装有六具500毫米鱼雷发射管，并可携带多达30枚水雷（天气良好时可携带60枚）。许多同级艇在竣工前便已将37毫米炮换装为额外的20毫米炮、深水炸弹和扫雷切割器。虽然T-2号的具体改装范围未知，但照片证据标明，它在1944年中期沉没前曾安装了一座四联装的20毫米炮，以取代原有的单门37毫米炮，并在艇艏额外安装了一门20毫米炮。至于该艇是否安装过雷达，则已不可考。
T-2号鱼雷艇 服役历史
T-2号的建造合同于1935年11月16日发包予希肖公司，自1936年11月14日起在其设于埃尔宾的造船厂铺设龙骨，建造序列为1381。它于1938年4月7日下水，1939年12月2日入役。但由于机械问题，该艇的调试工作一直持续到1940年6月，继而开始在德国海域执行护航任务。T-2号此时被编入第5鱼雷艇区舰队，与其姊妹艇T-7和T-8号，以及鱼雷艇神鹫号、隼号和美洲豹号一同，于8月7日至8日以及14日至15日护送布雷舰在北海西南部布设雷区。之后，它与神鹫号以及姊妹艇T-1和T-3号一起换编至第1鱼雷艇区舰队，于9月6日至7日在英吉利海峡执行了一次布雷任务。五天后，该艇与T-1、T-3号和友艇海雕号奉命转往德占法国。它们在途中遭到一架英国布伦亨式轻型轰炸机的袭击，其中一枚炸弹落在距T-2号一侧约10米处。炸弹碎片严重损坏了该艇，并造成6人受伤。T-2号遂立即在荷兰的弗利辛恩停靠接受紧急维修，然后折返威廉港，至9月25日抵达。
T-2号鱼雷艇 服役历史
在埃尔宾希肖船厂进行的永久性修复持续到1941年5月完成，T-2号则一直调试到7月，然后开始在斯卡格拉克海峡为来往船队提供护航。9月中旬，它与姊妹艇T-5、T-8和T-11号共同支援了“贝奥武夫行动”。T-2、T-5、T-7、T-8和T-11号继而担任“波罗的海舰队”的护航艇，这是一个围绕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组建的临时编队，它们于9月23日至29日出击进入奥兰海，以阻止苏联的红旗波罗的海舰队从芬兰湾突围。之后，T-2号成为一支诱饵部队的一份子，用作分散守军的注意力。它于11月接受了短暂的改装。12月2日，该艇及其姊妹艇T-12号在希利希泊地与破交舰索尔号会合；T-4、T-7和T-14号则于次日加入它们的行列，然后开始共同护送索尔号穿越英吉利海峡。由于大雾延误，这些舰艇直到15日才到达法国的布雷斯特，而索尔号则继续向大西洋进发。
T-2号鱼雷艇 服役历史
1942年2月12日上午，第2和第3鱼雷艇区舰队（分别为T-2、T-4、T-5、T-11、T-12、T-13、T-15、T-16和T-17号）与战列舰格奈森瑙号、沙恩霍斯特号以及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会合，护送它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德国。行动期间，T-2号的炮手声称击落了一架英国飞机。该艇在抵达德国后被置入预备役，直到1943年3月才奉命重返法国。尽管有T-2、T-5、T-22、T-23号和神鹫号的护航，意大利突围舰喜马拉雅号从比斯开湾突围的尝试还是失败了，途中它被英国飞机发现，并于4月9日至11日在猛烈的空袭中被迫返回。5月5日至8日，第2鱼雷艇区舰队的T-2、T-5、T-18和T-22号在英吉利海峡布设了三处雷区。T-2号随后被转移至波罗的海，并于7月10日至9月担任第25潜艇区舰队的旗舰。次月，它又被分配至鱼雷学校。1944年4月，包括T-2号在内的四艘艇龄最大的鱼雷艇由于缺乏雷达和强化防空武器而充当训练任务。这种安排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德国在东线的局势恶化，它们仅数月后便开始在波罗的海各处执行护航任务。7月29日，正驻泊在不来梅的T-2号于盟军空袭期间遭美国轰炸机击沉。它于9月4日获打捞上岸，12月9日被拖至斯维讷明德，至1945年1月31日被进一步拖抵埃尔宾计划进行维修。但由于苏军的的推进，该艇于次月又被拖回西部，未经修复。其废艇体据报于5月抵达布伦斯比特尔，至1946年在库克斯港拆解报废。
安娜·葆拉·巴罗斯
安娜·葆拉·巴罗斯 是一位出生于非洲的美国土木与环境工程师，现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主任及Donald Biggar Willett讲席教授，并曾被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气象学会会士。2019年，她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表彰她“在理解和预测山区降水动力学及洪水灾害方面的贡献”。 在加入伊利诺伊大学之前，巴罗斯教授曾是杜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James L. Meriam讲席教授。
安娜·葆拉·巴罗斯 教育背景
巴罗斯于1985年在波尔图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海洋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于1990年在俄勒冈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环境工程硕士学位，并于1993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土木与环境工程博士学位。
安娜·葆拉·巴罗斯 研究
巴罗斯专注于水文学和降水的研究，例如降雨对山脉和地面的影响。 根据Google学术的数据，她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喜马拉雅山脉侵蚀与降水的解耦》(Decoupling of erosion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Himalayas)，该论文已被引用超过500次。
安娜·葆拉·巴罗斯 论文
Barros, AP; Hodes, JL; Arulraj, M, 《年代际气候变率与深层水文干旱的空间组织》(Decadal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deep hydrological drought), 《环境研究快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卷 12 期 10 (2017), 第 104005–104005页
Arulraj, M; Barros, AP, 《利用多频率雷达观测和模型模拟进行浅层降水检测与分类》(Shallow Precipitation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Using Multifrequency Radar Observations and Model Simulations), 《大气与海洋技术杂志》(Journal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Technology), 卷 34 期 9 (2017), 第 1963–1983页
安娜·葆拉·巴罗斯 论文
《理解低层云和雾如何改变地形降水的昼夜周期：利用原位和卫星观测》(Understanding How Low-Level Clouds and Fog Modify the Diurnal Cycle of Orographic Precipitation Using In Situ and Satellite Observations), 《遥感》(Remote Sensing), 卷 9 期 9 (2017), 第 920–920页
Wilson, AM; Barros, AP, 《地形陆-气相互作用与低层云和雾的昼夜周期》(Orographic Land–Atmosphere Interactions and the Diurnal Cycle of Low-Level Clouds and Fog), 《水文气象学杂志》(Journal of Hydrometeorology), 卷 18 期 5 (2017), 第 1513–1533页
安娜·葆拉·巴罗斯 论文
Tao, J; Barros, AP, 《复杂地形区水文建模的多年度大气强迫数据集——方法及在综合降水与水文学实验2014域上的评估》(Multi-year atmospheric forcing datasets for hydrologic modeling in regions of complex terrain – Methodology and evaluation over the Integrated Precipitation and Hydrology Experiment 2014 domain), 《水文学杂志》(Journal of Hydrology) (2017)
希尔顿惠庭酒店
希尔顿惠庭酒店（英語：），是希爾頓全球酒店集團旗下的长住酒店品牌，提供现代住宿和可定制的客房设计。该品牌推出于2009年，第一家希尔顿惠庭酒店于2011年在美国开业。
希尔顿惠庭酒店 历史
2011年2月，希尔顿集团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开设了第一家希尔顿惠庭酒店。它于2015年开设了第50家希尔顿惠庭酒店。
2020年6月，希尔顿与碧桂园旗下的凤悦签署独家管理许可协议，在中国引入和发展希尔顿惠庭品牌，并计划在中国建造超过1000家希尔顿惠庭酒店。
在中国，希尔顿惠庭酒店被定位为旅居型品牌，强调居家性和社交性，从而形成与同档次的希尔顿花园酒店和希尔顿欢朋酒店品牌错位发展。希尔顿惠庭酒店特色是提供灵动且多功能的设施和居家用品，例如客房标配微波炉和咖啡机等，使旅行者们在生活中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绞罪器械图式
绞罪器械图式是明治6年（1873年）2月20日第65号太政官布告的主要内容，它规定了日本执行死刑所使用的器械的基本样式，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
绞罪器械图式 制定缘由
明治政府于1870年颁布法令（《新律纲领》明治3年12月20日第944号布告），规定以绞刑取代原有的死刑执行方法（如斩首）。当时引入的是一种悬吊式的行刑器具——“绞柱”。该器具的机制是将绳索套在死囚犯的后颈，绳索另一端悬挂一个重达20贯（约75公斤）的秤砣，以此执行绞刑。然而，这种刑具存在机构不完善、受刑者痛苦剧烈的问题。此外，它还有一个致命缺陷，即有时被执行死刑的人会复苏。包括“石铁县死囚复苏事件”在内，共有三起执行失败的案例。
因此，小原重哉参考了亲自临摹写生的英国绞刑架实物，制作了模型，并提交了关于改良绞刑器械的建议。该建议被采纳，并最终促成本法令的制定。
绞罪器械图式 内容概述
此太政官布告附有作为别纸图式的以下图纸：绞架全图、踏板表面图、机箱、机箱附属铁板图、踏板里面图、机箱装置图、绞绳环图、铁板架图、螺旋图、绞绳略图。
方法論民族主義
方法论民族主义（英語：），也称方法论国家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分析取向，指研究者在理论与方法上默认以民族国家为社会过程的自然边界或唯一单位，从而忽视跨国或后民族国家层面的互动。该概念由安德烈亚斯·威默和尼娜·格里克·施勒（Nina Glick Schiller）提出，二人将其界定为“将国家、社会、民族视作现代世界自然社会-政治形态的假设”。
该概念广泛用于批判人类学、社会学及迁移研究等领域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学者们指出当研究将社会现象限定于单一国家疆界时，往往会低估移民网络、全球资本流动与跨国制度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维默与施勒据此进一步区分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
除上述批判外，社会学家萨斯基雅·萨森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国家领土往往成为全球过程的“嵌入场域”，单纯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难以解释跨国现象的复杂性。 随着跨国主义、数据民族主义等新议题的兴起，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持续成为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讨论对象。
方法論民族主義 理论框架
方法论民族主义最初被视为一种认识论假设：现代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天然地植根于民族国家框架。  在这一视角下，研究往往默认国家和社会相等同，将跨国或全球层面的力量视为边缘性现象，或仅作为国家内部变量来衡量。
威默与格里克·施勒区分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三种表现：研究忽略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形塑作用的重要性；自然化（将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普遍且固定的社会形态）；疆界局限（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单一国家的地理疆界之内）。这些倾向可单独出现，也可相互叠加。
斯佩兰察·杜米特鲁（Speranta Dumitru）从哲学立场进一步提出另一套三分法：国家中心主义（无正当理由地赋予民族国家分析优先性）；领土主义（将空间简化为互斥的国家领土）；群体主义（默认“社会”仅指某一民族国家内部的人口）。杜米特鲁认为，上述倾向在移民哲学研究中造成系统性偏向，并进一步影响移民伦理学的论证。
方法論民族主義 理论框架
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主张，全球金融、信息与移民流动往往在国家领土内部重新嵌入，单纯以国家为“容器”的分析已不足以解释这些跨境过程。  随跨国主义、数字化治理与数据民族主义等议题兴起，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局限不断受到新的理论与实证检验，促使学者发展跨国、全球乃至后民族国家的研究范式。
此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反思“方法论民族主义”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方法论世界主义”（英語：）研究纲领，主张以真正跨国的分析单位理解风险、权力与社会变迁，强调国际机制与非国家行动者与国家权力的同等重要性，并倡导全球合作与“世界治理”。
方法論民族主義 应用与争议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迁移研究通常假设移民是从一个封闭的民族社会迁入另一个民族社会，分析围绕“出发国—目的国”二分模型展开，这一取向被指体现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早期形态。  随全球化研究兴起，一些学者将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概念性批评与“民族国家正在衰落”的经验性断言混为一谈，引发了反思民族国家继续在移民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跨国主义”与“跨国移民”研究迅速发展，致力于突破国家边界的单一框架，将移民网络、资本与文化流动视为多层级互动过程。  性别研究者通过“权力几何（power geometries）”“社会位置”与“地理尺度”等概念，分析拉丁裔跨国母职如何同时受制于原籍国与目标国政策，从而避免将国家视为唯一分析容器。
尽管方法论民族主义受到广泛批评，但一些学者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回应、调和或者辩护，认为过度强调跨国视角可能带来新的理论难题和实证瓶颈。
方法論民族主義 应用与争议
社会学家丹尼尔·切尔尼洛（Daniel Chernilo）指出，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往往将概念性问题与经验性断言混淆，过度夸大了民族国家的衰落。他强调，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国家仍然是制度权力、政策制定和社会福利分配的核心行为者，简单地超越国家框架可能忽略这些重要的制度现实，但是他并非否认跨国过程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二者需结合。
政治学家斯蒂芬·D·克拉斯纳从国际关系角度论证，提出“有组织的虚伪”这一命题，指出主权规范虽屡遭违背，却依旧构成国家互动的认知脚本和合法性资源。国家边界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意义并未因全球化而消失，研究者需要在承认跨国流动的同时，认识到国家制度的持续重要性。
近年来，学者们结合“殖民性权力”等框架，将殖民历史、全球不平等与跨国迁移置于同一分析视野，以进一步克服方法论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和数据治理引出的“数据民族主义”与“算法边界”问题，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国家在监管与分类移民数据中的角色，标志着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已扩展至网络与技术领域。
一日打工限定
《一日打工限定》，是香港無綫電視的綜藝節目，由15位藝人主持，介紹香港15種特殊職業。節目由2025年5月19日至6月6日逢週一至週五晚上10時30分於翡翠台播映。
阿卜杜勒阿齐兹·达伍德·胡达比尔迪
阿卜杜勒阿齐兹·达伍德·胡达比尔迪（1977年3月7日—），又名扎希德，叙利亚陆军准将，现任叙利亚陆军第84师师长，曾指挥第133师，此前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叙利亚分支埃米尔。胡达比尔迪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阿热勒镇，2010年加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0至12年在阿富汗接受训练，2012年前往叙利亚参与内战，经历46号基地围困战、2024年阿勒颇战役等战役。
尤恩港 (紐約州)
尤恩港（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
尤恩港 (紐約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尤恩港的面積為7.10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5.41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1.69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3678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518.03人。
里夫頓 (紐約州)
里夫頓（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
里夫頓 (紐約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里夫頓的面積為3.21平方千米，皆為陸地。當地共有人口481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149.84人。
魯比 (紐約州)
魯比（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
魯比 (紐約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魯比的面積為1.82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1.81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01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918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504.4人。
肖坎 (紐約州)
肖坎（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
肖坎 (紐約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肖坎的面積為10.08平方千米，皆為陸地。當地共有人口1075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106.65人。
西肖坎 (紐約州)
西肖坎（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非建制地區。
西肖坎 (紐約州) 地理
西肖坎所處的海拔為高於海平面203米（即666英呎），而該地所採用的時區為UTC-5，即北美东部时区（EST）。同時該地設有夏令時間，為UTC-5調快一小時，即UTC-4（EDT）。
斯通里奇 (紐約州)
斯通里奇（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
斯通里奇 (紐約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斯通里奇的面積為15.54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15.42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12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1234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79.41人。
蒂爾森 (紐約州)
蒂爾森（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
蒂爾森 (紐約州) 人口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蒂爾森的面積為6.14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6.07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06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1516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46.91人。
沃克瓦利 (紐約州)
沃克瓦利（英語：）是位於美國紐約州阿爾斯特縣的普查規定居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