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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亞足聯亞洲盃外圍賽 – 第三圈 賽制
一共會有24隊（22隊從第二圈晉級和兩隊從附加賽圈晉級）參與第三圈賽事，角逐最後11個2023年亞足聯亞洲盃決賽周席位。 由於本屆賽事主辦國中國晉級到2022年國際足協世界盃外圍賽 – 亞洲區第三圈，該自動晉級席位亦不再需要。
24支球隊會分成六組，每組四隊，在小組其中一隊的所在地進行賽會制單循環賽事。小組首名與及五支小組最佳次名球隊，會聯同12支直接從第二圈獲得晉級資格的球隊（不計算中國），一同晉身亞洲盃決賽周階段。
2023年亞足聯亞洲盃外圍賽 – 第三圈 種子隊
種子排名會按照抽籤時的國際足協世界排名來決定。
24隊會被分成六組，每組四隊。每組會包括四個檔次中各一隊。
2023年亞足聯亞洲盃外圍賽 – 第三圈 賽程表
2021年10月20日，亞洲足協宣佈這圈賽事會以單循環賽會制形式進行，一共有三個比賽日，分別有2022年6月8日、11日和14日進行。
六個小組的主辦權會以公開競投方式決定。抽籤儀式會於2022年2月舉行，種子排名會按抽籤時的國際足協世界排名來決出。
2023年亞足聯亞洲盃外圍賽 – 第三圈 小組
香港  v  阿富汗
印度  v  柬埔寨
柬埔寨  v  香港
阿富汗  v  印度
阿富汗  v  柬埔寨
印度  v  香港
袁哲俊
袁哲俊（1926年10月18日—2022年5月10日），男，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中国精密加工专家、刀具专家，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哲俊 生平
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历任机械制造教研室副主任、机床刀具教研室主任、切削与控制教研室主任，兼任精密加工研究室主任、机械工业部工具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22年5月10日10时34分在哈尔滨逝世。
海南四眼斑水龟
海南四眼斑水龟（学名：），一种分布于中国海南岛的爬行动物，隶属于地龟科眼斑龟属。
海南四眼斑水龟 分类地位
中国学者李致勋最早将本种视为眼斑水龟（Clemmys beali）的一个亚种，称为灰顶六眼水龟（Clemmys beali quadriocellata）。因其学名与眼斑水龟四眼斑亚种重复，1962年美国学者克瑞格·阿德勒（Kraig Adler）将学名更改为 Clemmys beali insulensis。之后又有学者将其归属于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的一个亚种。但是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本种与其他地区的四眼斑水龟种群存在较大遗传差异，建议将本种列为独立种。然而目前大部分资料仍然将本种视为四眼斑水龟的一个亚种。
海南四眼斑水龟 形态特征
海南四眼斑水龟体型较小，背甲长约117.72毫米。头顶具有2对眼斑，其中第二对眼斑内侧边缘一般相距较宽，大多呈倒“几”字形；下颌分布多个红色（雄）或黄白色（雌）小斑块。雄性腹甲具有密集的黑色斑点，而雌性的斑点相对较少。
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
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阿塞拜疆语：Azərbaycan Respublikasının Qida Təhlükəsizliyi Agentliyi）是一个由阿塞拜疆共和国内阁负责的国家机构，旨在确保并监管食品安全。
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 事件
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于2017年11月14日签署了关于设立食品安全署的法令，该机构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中央机构。
阿塞拜疆食品安全署与巴库媒体中心于2018年3月14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发展和加强相互合作的关系，建立和管理公共关系，并组织各种联合活动，为企业和社会责任做出相应的贡献。该机构的标志在活动中向公众进行展示。
阿塞拜疆反腐败总局与总检察长和食品安全署于2018年5月2日在反腐败领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2018年5月7日，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举办了一场纪念盖达尔·阿利耶夫诞辰95周年的活动。
第24届阿塞拜疆国际食品工业展览会、2018年世界食品阿塞拜疆展和第12届阿塞拜疆国际农业展览会的开幕新闻发布会于5月15日举行。
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 国际关系
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与以下几个国际组织有合作关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新疆经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经济发展史
汉，唐，清时期中原中央政府都对新疆实行戍边屯田制度，对新疆的农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推进作业。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又是古代丝绸之路交通枢纽，依靠高山融雪产生的绿洲和丝绸之路，新疆汉唐时期，农牧业，商业，手工业都相当发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经济数据
2020年全年新疆自治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3,797.58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长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81.28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4,744.45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7,071.85亿元，增长0.2%。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4.4%，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4.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农业
2020年新疆自治区全年粮食种植面积2,230.15千公顷，比上年增长1.2%。其中：小麦种植面积1,069.01千公顷，增长0.7%；玉米种植面积1,051.05千公顷，增长5.4%。棉花种植面积2,501.93千公顷，下降1.5%。油料种植面积177.21千公顷，下降18.9%。甜菜种植面积62.32千公顷，增长4.2%。
全年粮食产量（含薯类）1,583.40万吨，比上年增加56.33万吨，增产3.7%。其中：夏粮产量583.49万吨，增产0.7%；秋粮产量999.91万吨，增产5.5%。谷物产量中，小麦产量582.09万吨，增产1.1%；玉米产量928.43万吨，增产8.2%。全年棉花产量516.10万吨，比上年增产3.2%；油料产量55.28万吨，减产17.1%；甜菜产量462.21万吨，增产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工业
2020年自治区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633.33亿元，比上年增长5.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5.5%，股份制企业增长5.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9%，私营企业增长8.9%。分工业门类看，采矿业增长6.4%，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6.7%。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长3.8%，重工业增长7.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金融
截至2020年末，自治区全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832家，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153家，较2012年末增加33家。2020年巴基斯坦哈比银行入驻新疆，成为第一个入职新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银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 旅游业
新疆旅游业以其丰富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特色，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最佳旅游季节是6-10月，游客可欣赏天山、喀纳斯湖、草原和沙漠等景观，并体验丝绸之路遗址。
2024年，新疆接待游客3.02亿人次，同比增长14%，游客总花费3595.42亿元，同比增长21%。
森肯貝格自然研究會
森肯贝格自然研究协会（德語：，英語：）簡稱SGN，是一个德国学术协会，由德国联邦和州政府资助，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協會主要研究生物和地球科学方面的領域，研究重点是生物多样性、进化和气候变化，旨在保护自然资源和保护生物物种。另一个关注点是向 "非科学家 "传播科学，为此它在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和格尔利茨等地经营自然博物馆。
森肯貝格自然研究會 介紹
根據森肯贝格自然研究协会的章程，該協會的使命是 "进行自然历史研究"，通过博物馆和特别展览、讲座、适当的活动和出版物使其研究成果为公众接收到研究成果。 该协会由法兰克福市民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倡议下于1817年11月22日成立，并以医生、自然学家、植物学家和慈善家約翰．克里斯提安．森根堡命名。它总共雇用了800多人，包括300多名科学家（截至2016年11月）。
它与森肯贝格在1763年创立的森肯贝格博士基金会共享森肯贝格的名字，但却是兩者確是相独立的组织。森肯贝格自然研究会拥有多个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如森肯贝格自然博物馆和格尔利茨自然博物馆。
森肯貝格自然研究會 研究
森肯贝格自然研究协会的核心研究课题是生命的多样性，即生物多样性。还研究了生物多样性與其他地球科学子系统，如：大气、水、冰、土壤和岩石的关系和互动。森肯贝格用 "地球生物多样性研究 "一词来形容这种综合研究方法。主要會对过去和现在进行研究调查，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模拟，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地球上的生命，以便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养护它。森肯贝格的研究分为四个领域：
呂惠敏
呂惠敏，三立電視《鄭知道了》、《驚爆新聞線》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靜宜大學英文系學士。
計堯俞 生平
父计之泰，廪生，以子尧俞贵，赠文林郎云南昆明县知县。
天啓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授昆明知县，崇祯五年五月考选。
苟之祥
苟之祥（？—？），四川重庆卫官籍，重庆府巴縣人。
苟之祥 生平
天啓元年（1621年）辛酉科四川乡试举人，天啓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授宁国县知县。
向鼎
向鼎（？—？），字六神，四川重慶府涪州人，明朝政治人物。
向鼎 生平
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科四川乡试举人，五年（1625年）乙丑科进士。授长兴县知县，崇祯二年（1629年）修筑清河关，视旧阔三尺，五年（1632年）考察，以事被降一级，升浙江按察司佥事，十三年（1640年）升湖广按察司副使、分守上荆南，驻澧州，因政绩突出，升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兵备潼关，致仕归里。他为富得仁，乐善好施，周济贫人。有一年，涪州大旱，颗粒无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向鼎心情十分沉重，内心如焚，在与家人商量后，他私人代涪州百姓交纳一年赋税。
向鼎因多政绩、代输赋和捐资修建涪陵白塔（又称文峰塔）而载于《涪州志》。
張元俊 生平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科山东乡试举人，天啓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殿试三甲第二百六名，六年授山西曲沃县知县。
韓續祖 生平
天啓元年（1621年）辛酉科山西乡试举人，天啓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韓續祖 家族
祖父韩廷伟，嘉靖二年進士。從弟韩接祖，崇祯十年進士。
有子韩居定。
靳光先 生平
天啓四年（1624年）甲子科山西乡试举人，天啓五年（1625年）联捷乙丑科進士，授河南临颍县知县，崇祯三年，河南廵按吴甡疏奏白莲金禅之教煽惑村愚，勾结亡命，挟妖书，称王号，焚刼村民，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布满三四百里之内，谣言紫微星失道，谋举大事，临颖知县靳光先以缉获王进孝报，宜纪录以待优擢。擢吏部主事，历吏部考功司郎中，官至礼部郎中。
县有天官坊，崇祯九年为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靳光先立，在三贤坊。
墓在县南三十里靳家庄。
1593年西班牙士兵神秘传送事件
1593年西班牙士兵神秘传送事件是指一名叫吉尔·佩雷斯（Gil Pérez）的西班牙帝國士兵从菲律宾殖民地被神秘隔空传送到了墨西哥宪法广场的都市传说。当地的墨西哥人都不相信这名士兵来自菲律宾的说法，菲律宾士兵也试图告诉了当地居民一些消息以证明他的确是被未知力量传送过来的，直到几个月后，一位穿过太平洋到达墨西哥的乘客证实了那名士兵关于西班牙政治家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被暗杀的说法。民俗学家托马斯·阿利伯恩·詹维尔（Thomas Allibone Janvier）在1908年将这一传说描述为“传遍墨西哥城各阶层的都市传说”。20世纪后，超自然现象调查人员认为该事件可能是瞬间移动或外星人绑架造成的。
1593年西班牙士兵神秘传送事件 传闻
1593年10月24日，这名士兵驻守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都督府前。在前一日，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不幸遭到中国海盗刺杀身亡，守卫都督府的士兵则被命令等待新来的总督上任。随后，这名士兵由于疲惫感到头晕乎乎的，于是靠在墙边，闭着眼睛眯了一会儿。
几秒钟后，他忽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身处大洋千里之外的墨西哥城。一些当地警卫发现他身穿着奇怪的制服，并质问他到底是何方人士。墨西哥城的居民在当时对菲律宾总督被暗杀的消息仍然还一无所知。据传闻，这名身穿宫廷卫兵制服的士兵是完全知道总督的死讯。(事实上，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是在离马尼拉不远的海上被杀的。)
墨西哥将他以“逃兵”和“魔鬼之仆”的罪名关入監獄。几个月后，一艘从从菲律宾乘坐大帆船来到墨西哥的乘客带来了总督被刺杀消息，那名乘客还认出了被监禁的士兵，说他在总督死后仍驻守在马尼拉的总督府前。这名士兵随后被当局释放并允许回家。
1593年西班牙士兵神秘传送事件 发展
居住在墨西哥的美国民俗学家托马斯·阿里伯恩·詹维尔(Thomas Allibone Janvier)在1908年12月出版的《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活见鬼传奇”的士兵瞬间传送故事，并在故事中称这名士兵为吉尔·佩雷斯(Gil Pérez)。这个故事同时也是1910年出版的《墨西哥城传奇》系列丛书之一中的一本。詹维尔还注意到类似的题材在民间传说中非常常见，比如華盛頓·歐文的《阿尔罕布拉故事集》中就有“总督和士兵”的故事，这和传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詹维尔1908年所发表的文章基础是来源于墨西哥民俗学家路易斯·冈萨雷斯·奥布雷贡(Luis González Obregón)的西班牙文版本，奥布雷贡这本书在他1900年的合集《旧墨西哥：历史笔记、民间传说、传说和习俗》中以“幽灵”命名出版。奥布雷贡的书里将这个故事追溯到1698年弗雷·加斯帕·德·圣阿古斯丁（Fray Gaspar de San Agustín）关于西班牙殖民菲律宾时期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这个故事是一件事实，但圣阿古斯丁并没有说出该名士兵叫什么名字，还把瞬间移动的方式归咎于巫术。
1593年西班牙士兵神秘传送事件 发展
詹维尔说奥布雷贡称1609年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就曾描述过总督达斯马里尼亚斯的死亡当天就在墨西哥被知道了，尽管莫尔加表示并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菲律宾国父黎剎也注意到西班牙殖民菲律宾时期有着许多的神奇故事；路易斯·威克曼（Luis Weckmann）在谈到西班牙殖民墨西哥时期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1936年，奥布雷贡的继任者阿特米奥·德瓦莱·阿里斯佩(Artemio de Valle Arizpe)出版了一本名为《生者与死者的故事》(Stories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小说集，其中里面一篇小说的标题就名为《他从空中来，并渡海而归》(He came by air，He left by sea)。
一些作家对这个故事给出了超自然的解释。莫里斯·K·杰瑟普和第八代克兰卡蒂伯爵布林斯利·勒波尔·特伦奇认为此事件是由外星人绑架导致，而科林·威尔逊和加里·布莱克伍德则认为是瞬間移動。
喬丹·普爾
喬丹·安東尼·普爾（英語：，1999年6月19日—）為美國職業籃球運動員，場上位置為得分後衛，目前效力於NBA新奥尔良鹈鹕。
喬丹·普爾 職業生涯
2019年選秀，喬丹·普爾以首輪第28順位加盟金州勇士，合約3年總值620萬美元。10月24日，普爾於勇士2019-20賽季開幕賽對戰洛杉磯快艇的比賽替補登場，獲得5分2籃板2助攻1抄截。
2019年12月，喬丹·普爾被下放至G聯盟的聖克魯斯勇士，首場出賽對戰史塔克頓國王攻下23分；雖然第二場出賽球隊不敵德克薩斯傳奇，但普爾投進5顆三分球，獲得31分5籃板3抄截，另傳出4次助攻。
2022年3月31日，普爾在對戰鳳凰城太陽的比賽中攻下職業生涯新高的38分，但勇士最終仍不敵太陽。同年，普爾隨勇士奪得2021-22賽季NBA總冠軍。
2022年季後賽，普爾面對金塊的前三戰分別貢獻了30分、29分、27分，生涯前三場季後賽累積86分為迈克尔·乔丹後的最高。
喬丹·普爾 職業生涯
2022年總冠軍賽第二戰，普爾在第三節結束前投進了一顆重要的37英尺的壓哨logo shot超前比分，成為這場比賽逆轉的關鍵。
2022年總冠軍賽第五戰，普爾再次於第三節結束前投進壓哨超大號打板三分，幫助勇士在三節打完取得1分領先，其優秀的表現也幫助球隊免於被逆轉的命運，勇士最終也成功以4-2擊敗塞爾提克，拿下隊史的第7座總冠軍。
2022年10月16日，普爾與勇士簽下四年1.4億美金的合約，其中含1700萬美金的激勵條款。
2023年7月6日，金州勇士將普爾連同Patrick Baldwin Jr.、Ryan Rollins和兩支選秀權交易至華盛頓巫師換取克里斯·保羅。
夏漢民
夏漢民（1932年5月3日—2021年6月18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立成功大學前任校長，任內創辦成大醫學院。
田升年
田升年（？—？），號虚邑，山东青州府昌樂縣人。
田升年 生平
天啓四年（1624年）甲子科山东乡试举人，天啓五年（1625年）联捷乙丑科進士，六年授浙江海盐县知县。
陸懋元
陸懋元（？—1644年），字生甫，浙江嘉兴府桐鄉縣梧桐乡人。
陸懋元 生平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科浙江乡试第七名，天啓五年（1625年）乙丑科会试第六名，三甲進士，孝友夙成，赋怀恬雅，历行人司行人，转江西佥宪，升黔南威清道，监理军务。时侗猺梗化，攻略城邑，公设计擒其渠魁，降其從者无算，事闻，擢湖广布政司参政，俱有异政。性好作文，政事之暇，即搦管拈题无虚日。历官二十余年，家无赢财。崇祯甲申病故，谕子不立墳茔，不树华表。
陸懋元 家族
父陆日新，字文蘭，任严州府教谕，以子懋元贵赠中宪大夫威清道副使。
宝钞印
宝钞印、也称钞印，全称宝钞之印或宝钞印鉴，是古时用于印纸钱的官印。
宝钞印 历史
宝钞印最先出现在宋朝，由于经济发达，政府发布了纸币交子以增加货币供应量。
随后一个管理现金的政府部门内宝钞局被成立，负责生产，发行纸币
在民国时期，机器取代了人工印钞。
王揚基
王揚基（1599年—1647年），字尔抑，南直隶安庆府潜山县军籍。
王揚基 生平
赋性勤敏，负气岸笃学。熹庙初举明经，天啓四年（1624年）甲子贡于乡，五年（1625年）联捷乙丑科進士，六年丙寅补钱塘令。钱塘为浙都会，冲要烦剧，扬基戴星而理，丁卯入棘闱，所得皆两越名士。以侮当事谪江西藩司照磨，摄新建。庚午再入棘闱，识拔与越等。寻补东乡令，调进贤令，两邑皆治最，迁地官。属外艰去，丁丑入部，甫一月从少司马督剿饷。辛巳转楚驿传道，值寇犯汉阳，扬基亲冒矢石援汉阳，特以功晋楚抚，受命日，闯逆陷承天，左良玉拥师东指，献寇连破蕲黄，渡江陷鄂州，南北烽燧相接，扬基率罢卒数百从湖南，循袁州，绕彭蠡，至江州，与良玉军会，涕泗誓师，欲西上援武昌，再援汉阳。庄烈帝痛显陵沦没，旨谕恢复，扬基选将调饷，甲申春，率诸军大举循汉川而上，而神京告陷矣。越三年卒，年四十有九。
童光煦
童光煦（1919年—？），男，湖北蕲春人，中国采矿工程专家、采矿教育家，曾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泽华
周泽华（1920年—？），男，广西南宁人，中国金属切削专家，曾任华南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崇衔
顾崇衔（1915年—2002年），男，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中国机械制造专家，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德仁
顾德仁（1924年3月—2022年4月23日），男，江苏苏州人，中国电路理论专家，曾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在上海电话公司、航空公司工作两年后，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1950年2月获电气工程系硕士学位，同年冲破阻挠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电机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随系并入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后曾任系副主任、图书馆馆长。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调任新组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任教，曾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
2022年4月23日因病逝世，享壽98嵗。
阮朝寶璽
阮朝寶璽是越南阮朝（1802-1945）的御璽（越南语：／，／），或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印章（越南语：／、／或／）。
在其存在的143年間，阮朝政府共製造了100多枚寶璽。這些寶璽由玉、青銅、銀、金、象牙和隕石製成。寶璽通常使用小篆書寫的銘文，但到了阮朝後期，一些文字同時使用了繁體漢字和拉丁文。
据历史学家、顺化市古迹保护中心潘青海（Phan Thanh Hải）博士所说，阮朝末期顺化皇城共有93枚金玉玺，其中2枚是广南国时阮福淍（1691–1725）1709年制，12枚是阮福映制，15枚是明命帝制，10枚是绍治帝制，15枚是嗣德帝制，1枚是建福帝制，1枚是咸宜帝制，5枚是同庆帝制，10枚是成泰帝制，12枚是启定帝制，8枚是保大帝制。潘青海说，截至2016年，阮朝旧都顺化市已经没有御玺了，它们大都在1945年保大帝退位后移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现大都藏于河内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潘博士说，育德帝、协和帝、维新帝在位期间没有制过御玺。
阮朝寶璽 概览
阮朝印章种类丰富，有严格的规则和法律来规范其操作、管理和使用。阮朝内阁于明命十三年（1822年）编篡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中明确记载了印章的一般用法，即如何使用印章，如何放置印章，以及何种文件需要什么印章。
阮朝印章由印司-直處一对机构监管，六部每个部都设有一对，负责追踪本部印章、文件等。这对机构也负责收发政府机构的文件和记录，通常有几十名官员，接收当部文件。部名通常直接刻在印章上，如“吏印司吏直處”。
获得贵族头衔后，也会得到印章。例如，Léon Louis Sogny在保大十四年（1939年）获得“安平男爵”称号，他也得到了一枚金印和上有篆书“安平男之印”字样的金牌。
阮朝各种印章依职能不同有各种名称，如寶、璽、印、章、印章、金寶璽、關防、圖記、鈐記、信記、印記、長記、記等。
阮朝印章形制相当统一，印章各个部分也有统一名称：
阮朝寶璽 广南国玺
已知最早一枚广南国印见于“安南國天下統兵都元帥瑞國公”签署文件上的“鎮守將軍之印”。此印制于阮福源时期，用于与日本德川幕府交流的文件，也是阮朝少数失传了的印章之一（与“皇帝敕宝”并列），其存在的少量证据是在东京江户城日本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文件上发现的，其上有外路皇帝黎裕宗时期印章文样。
1709年，广南国主阮福淍下令制一枚金印，尺寸108×108×63mm，铭文为“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此印将阮福淍归为二等武官。虽然此时阮主名义上已经统治了广南国一个多世纪，但1709年之前还没有制过国玺。
印章左侧有“計八十金，六忽四两四錢三分”（即6,443两，約等於2,364g）字样，右侧有“永盛五年十二月初六日造”（1709年）字样。统治内路的广南名义上是外路黎中兴朝（后黎朝）的附庸，所以阮福淍采用黎裕宗的年号。印章底座背缘还有9个字：“吏部徒知戈慧書監造”。
阮朝寶璽 广南国玺
作为臣服的另一个标志，印章的印纽是一只巨大的金色卫狮，是常见的佛教标识，而不是象征皇权的龙。卫狮眼睛突出，半张嘴露出两颗尖锐的獠牙，鬃毛卷曲，尾巴茂盛。雄狮爪子上的球被认为包含了它的生命精华。在一些人看来，这个球代表了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对禅宗来说，它代表着不可超越的或完全的完美，完美的真理，对达摩佛法的充分了解。还有人认为这是“八宝”之一的“许愿珠”，象征纯洁。
阮福淍请求清朝康熙帝承认广南国的独立，但被拒绝了，因此一直在文件上使用黎朝赠的“总镇将官之印”，并采用黎朝年号。阮福淍时期，国君仍自称“主”，这一时期的广南国也被称为“阮主”，同时期郑主已自称为“王”。
1744年阮福濶称王，开始使用“國王之印”。
“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不断遗失并被找回。它被视为珍贵的传家宝，阮主家族被西山朝罢黜之后还保留着，直到1840年代都是阮朝的御玺。
1780年阮福映在西贡称王与西山朝作战时，用“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后黎朝年号景兴以显示对黎朝的忠诚。
阮福映在百多禄葬礼上所读悼词用了“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此文件现存于巴黎。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1802年阮朝立国后，阮福映决定继续使用“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它被小心地保存在一个不会被人看见的盒子里。与其他御玺不同的是，它被保存在顺化皇城君主私人住所--中和宫里。御玺在新君登基前都不会上朝。
据历史学家黎文兰所说，阮朝皇帝与越南早期的君主类似，都把自己的印章作为自己和整个国家最高政府权力的象征。除用于政府管理的御玺外，还有刻有象征头衔的特殊印章，通常与“金册”配套，还有用于祭祖仪式的特殊印章，和评诗题画用的特殊印章。
因为阮朝皇帝大都重视政事，他们制作了大量印章，每一枚的功能都很具体，且大部分可以传给继任者。这些印章有时只代表皇帝个人，有时也代表整个朝廷。从皇帝们私下使用的印章内容可以看出，阮朝众多印章是用在不同场合下的。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嘉隆十五年（1816年）三月，嘉隆帝指示朝廷为自己和太子制作特殊的衣服、帽子和印章。五爪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皇帝的象征，四爪龙象征王者。为表示皇帝的崇高地位、彰显帝国的合法性，嘉隆帝要求所有衣服、帽子、印章上都要有五爪龙装饰，并下令制造以五爪龙为印纽的新国玺。嘉隆年间所制御玺铭文有：制誥之寶、國家信寶、命德之寶、封贈之寶、敕正萬民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治曆明時之寶、御前之寶等。
明命帝以不同材料新制许多印章，每枚都有不同用途。
新御玺偶尔也会用前朝的铭文。例如，“敕命之寶”御玺最早是蒙越战争期间陈朝陈煚制造的，战争初期在诏书或政令文件上盖章以示许可。陈朝“敕命之寶”御玺为木质，后来的“敕命之寶”御玺主要为银、金质。后黎朝、莫朝、黎中兴朝、西山朝期间，都制作了贵金属质“敕命之寶”御玺。明命帝时制阮朝“敕命之寶”御玺直到1945年都一直用于给政令文件盖章。此外，“取信天下文武權行”等其他阮主时期的印章也一直用到明命九年（1828年）。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直到明命三年（1822年），才出台了官方文件如何、何时、何地使用印章的规定。现代学者基于《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明命政要》等书，发现盖在文件上的第一枚章一般是“取信天下文武權行”“國家信寶”“文理密察”“御前之寶”。这些御玺都是金银质，都是国宝。金印常印在年号上，以表示皇权的至高和文件的官方性质。“文理密察”印用于不同版本、章节和书籍中，用来封存重要的文字、修正和修订。这种预防措施的作用是及时修正、补充信息，并避免非法杜撰。对于何时应用红或黑墨水盖章，也有不同的规定。
绍治四年（1844年）发现了两块大玉石，皇帝委托用这两块玉石制作两枚御玺，即“宸翰之璽”与“大南皇帝之璽”。
1846年，绍治帝停用之前的“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改用“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御玺1846年开始制作，一年内完成。
据史料记载，绍治六年（1846年），一些人在广南省化甸县玉山寻找黄金时，挖出了一块非常大的玉，非常耀眼而光彩夺目。之后他们便把这玉献给了皇帝。绍治帝收到这块硕大而稀有的玉觉得是吉兆，于是下令用它来雕刻新的御玺，这就是“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经过长达一年的努力，篆刻家终于完成了雕刻，并将其献给绍治帝。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收到传国玺之后，绍治帝立刻举行了大型的“大祀”，授予他天命，并祈求在位期间长治久安。仪式结束后，新的传国玉玺被存放在顺化皇城勤政殿建筑群中的中和宫，与“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一起存放。
它有一个滚龙形状的印纽，高14.5cm，宽13x12.7，厚4.25cm。上刻有“紹治七年三月十五日”字样，左侧刻有“得尚吉禮成奉旨恭鐫”，印章顶部龙头上刻有“南郊大禮邸告”。这枚玺据说是阮朝玉玺中最大、最珍贵的一枚。“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用于发布外交法令，被阮朝视作极为重要珍贵的宝物。
嗣德帝在位期间，阮朝在对法-西联军的交趾支那远征中战败，被迫支付赔偿。由于国库没有足够的金条支付，不得不用宫中陈列的一些金银财宝支付给法国和西班牙。1869年，嗣德帝命令太子、公主归还朝廷以前给他们的印章和针。之后，嗣德帝重发了铜印、铜针。从此之后，只有皇帝和直系后代能用金印，一些皇室成员可使用银印，而从朝廷到区级的各级官吏使用铜印。乡级官员使用木印。
嗣德年间，制圆形象牙玺，上游铭文12字：“歡奉五大同堂一統紹治之寶”，分为4列。其印纽形似一条拿着许愿珠的龙。这枚印章用于记录皇帝和皇室的欢乐和喜悦的文件上。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咸宜帝退位后，金质八角印“御前之寶”才被造出来，上面通常有“钦此”两个字以表示文中有语法或其他类型的错误。此印之前“御前之寶”印一直是椭圆形的。
1886年，同庆帝开始颁发大南龙星勋章，其特点是采用蓝色珐琅，图案为篆书“同慶皇帝”。
同庆帝意外去世后，法国人和大臣扶持阮福宝嶙登上皇位，是为成泰帝。天监司说二月初一是登基的大吉之日。1889年1月31日，按照仪式规定，小皇子先在勤政殿向祖先行了礼，然后接受阮朝礼节。然而同一天，成泰帝没收到玉质皇室传家印“玉碑”，它在咸宜帝逃离国都时从皇宫里带走，遗失在广平省的山区了。
維新帝时期，为与反法的越南独立运动有关的文件制作了刻有“載纘武功”的秘密木印。順化安全局局长Léon Sogny在一封信中写到，这枚印章是启定帝发现的。此外，Sogny还指出，该印章的一些文字字符与嘉隆帝为“阮朝中兴”而与西山朝作战时制作的印章相似。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直到启定帝登基，大部分金、银、玉玺、金银册都保存在勤政殿，都是严格的机密。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允许打开甚至触摸这些封印。每年新年前，皇帝都会命令吏员举行“拂拭”仪式，打开所有的匣子，然后在勤政殿内清点宝物。打开盒子后，官员们会用香水清洗每个印章，然后用腰布擦干，再放回原处。
阮朝最后一枚御玺是金质“皇太子寶”，是在保大帝治下的1939年制的。重63两。
1942年左右，时任法属印度支那档案馆、图书馆馆长的档案学家和自学者Paul Boudet获得保大帝允许进入皇城内阮朝所有宫殿和图书馆，允许他研究、记录存放在勤政殿的所有宝物。他将珍贵的物品搬出柜子和箱子，逐一阅读、记录、拍照。据Paul Boudet，勤政殿里存放着46枚属于皇帝和皇后的金、玉玺，以及26枚金册。Paul Boudet在《安南帝王档案与安南历史》(河内, IDEO, 1942)中发表了他的研究与发现。据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巴黎(BBC Paris)范高丰所撰新闻文章，Paul Boudet记录的46枚御玺有金、银、镀金铜、镀金银质的，其中有44枚御玺现藏于河内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铜印也称章、印章（截至1832年）、印、關防等，是为政府雇员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制作的印章。铜印通常是一对，比较小的那个叫做“鈐”。“鈐”的铭文与大铜印的铭文是相同的。中低级官员的印章叫做“記、鈐記或được，主要为铜质或木质。
阮朝所有铜印都是武库所制。
政府机关的铜印严禁用于官方文件之外，而群体、私人印章则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如果有人在私人场合使用政府印章，视同刑事犯罪。新年第一天是例外，可以在一张空的平安纸上盖上印章，但之后必须烧掉。另一项法规规定，如果法院没收印章或发现丢失的印章，则应立即销毁。
签署文件时，部门负责人须亲自在文件上盖上办公室印章，任何下属都不得使用该印章。
關防印盛行于嘉隆-明命时期。通常盖在签署方的名字上，或盖在文件日期的“月”部分。这种印章主要用于政府各部门的内部事务，例如，专门用于内部事务的法院。
關防印铭文的末尾通常有“關防”两字。嘉隆帝向一些高级官员颁发了關防印。直到明命十三年（1832年），随着官僚结构的改变、省的建立和新官员的任命，如總督、巡撫、領兵等，阮朝机构许多级别中，“章”印才逐渐取代關防印。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明命十三年（1832年）规定，關防印也可由武库、内务府、艚奔管理、艚政、帝政、京城提督、各省领兵、京匠、侍卫处、国子监、学政、鎮宁办撫邦、太医院、充辦內閣事務、水师统制、文书房、左右参知、六部、副臣册、五军、商权管理、六部、嘉定城和北城艚政各艚、各營鎮学政、四翼水軍正管機、顺成管理、雄倨五击、侍匠各卫、勇盛雄匠、知心匠機、安定健兵忠匠、京城提督、各尼官濒（变滝、变渡待打税行化）、省轄、茹庫、副領兵、安撫使、提督、侍卫處等政府机构使用。關防印有不同大小和重量，并附有较小的象牙或铜质印章，刻有相同的铭文。这些關防印主要用黑色墨水盖在文件上。
阮朝政府为其官僚机构授予更多關防印，其级别比同时代清朝还高。
据历史记载，圖記印只能盖在档案、私人文件、书籍、工资、报告上。阮朝圖記印常用于少数民族的文件，常用的是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
圖記印一般盖在文件日期的“月”部分。
明命十三年（1832年）规定，圖記印授予府级官员、区级官员、教师、教员、警卫队长、司负责人和海军指挥官。
只有警卫和军队的圖記印可以用红色墨水，其他的只能用黑色墨水。
阮朝寶璽 阮朝宝玺
鈐記印是由负责河口、边关、小船队、通行证等的低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使用的。一般盖在文件日期的“月”部分。许多印章的铭文不是用篆书，而是用繁体字书写的。
明命十三年（1832年）规定，鈐記印授予各訊、守、淎、所、午門守護、擧代宮守護、南圻六省所巡司、鎮西城。
只有警卫和军队的鈐記印可以用红色墨水，其他的只能用黑色墨水。
長記印通常由各县和乡镇的首领使用，是最低级地方官员的标志。长记印通常盖在文本末尾全体官员名称的旁边或下面，以确认参与官员的真实性和责任。阮朝末期长记印通常是长方形的，中间是繁体字，外面是越南语字母。
信記指任何等级的官吏所作的一般印章。从嘉隆朝开始，所有官员都可以依自己喜好制作印章。阮朝信記印可作为宗教、个人信仰、文化和商业领域的个人印章自由使用。它被用来在签署方的名字上盖章，类似于签名的作用。
到明命七年（1826年），出台了信記印的使用和制作的具体规定。根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官员可以用象牙或木头制作定制的方形印章，上面须刻有官员名字。新的标准尺寸也在这个时期被引入。总的来说，这些新规定并不是为了改变信記印的使用方式，不过它确实规定必须在每份文件的日期下面用与文件上的文字相同的墨水盖上。
此外，信記印通常盖在用来表示人的头衔或姓名的文字下面或旁边。信記印通常由地方官员用于地方性文件，并用于向其他（低级）地方官员确认签署该文件。
嘉隆帝为阮朝军队（五军）铸造了5枚铜印，分别是中軍之印、前軍之印、左軍之印、右軍之印、后軍之印。印纽为越南狮。
下面是阮朝下列政府机关所用的印纽形状：
阮朝寶璽 1945年之后
1945年保大帝退位、阮朝灭亡、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表越南独立宣言后，保大帝将顺化皇城和其他宫殿的800kg古董（包括宝玺）交给了革命政府。随着首都从顺化迁回河内，这些古董被存放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当时，只带走了轻小物品搬到河内，而重型物品，如皇位、皇帝的轿子、明命帝的石制屏风等都留在了顺化。
保大帝在退位仪式上作为正式退位的一部分亲自把他的王权象征物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他将“皇帝之寶”御玺和镶玉银剑“安民宝剑”交给共产党政府。传递礼印和宝剑被认为是象征性地“将天命移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法国发动反攻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公开将国玺和宝剑埋在地下。
古董移交后，一位名叫阮粦的官员向胡志明主席评论道：“在很多人看来，有必要将从阮朝接管的所有金银熔化，以增加抗战预算。”胡志明答：“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统一了整个国家，什么才能证实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呢？”。这一决定确保了阮朝珍宝能保存至今。
阮朝寶璽 1945年之后
据兰德公司Brian Michael Jenkins在1972年3月一篇题为《为什么北越会继续战斗》、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国家技术信息服务局负责分发的文章，北越人由于1945年接受了礼印和宝剑，自认拥有天命，而所谓的越南共和国则没有。所以Jenkins认为北越和越共游击队认为他们会因“天意”在越南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拥有天命的政府才能是越南人民的合法统治者。
Brian Michael Jenkins写道，北越和越南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层相信这一点，因为许多人是阮氏王朝官吏的子女，在儒家环境中长大，而不是来自无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共产党人的行为往往比南越人更像传统主义者。
后来Brian Michael Jenkins指出，关于天命通过传递“皇帝之宝”和“安民宝剑”而转移，为共产党领导层在越南战争期间追求对越南共和国（南越）的胜利提供了强烈的个人动机。在后来关于越南共产党领导层的心理的一段话中，Jenkins写道：
这被认为是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共产党在与南越及其盟友作战时，决心继续战斗而不放弃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
阮朝寶璽 1945年之后
越南国成立后，前保大帝作为新的国家元首新制一枚印章（印篆）。这枚印章为方形，上面用国语字写着“Quốc-gia Việt-Nam - Đức Bảo Đại - Quốc-trưởng”（国家越南-德保大-国長）字样和“保大国长”（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篆体字。
法国人在仔细地寻找了这套王权象征物之后，又挖出了已经断成三截的剑，并将这些碎片交给慈宫太后（保大帝的母亲），太后很可能把它交给了妃子梦蝶。“皇帝之宝”御玺一直被埋在地下，河内被交还给北越时，他们把印章挖了出来，交还给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后来“皇帝之宝”被盗，最终落入妃子梦蝶手中，她打算在保大帝从法国回到大叻市后，将印章和剑交还给他。然而保大帝命令她将这些东西带到法国，并在1953年把它们交给了南芳皇后。1982年，太子阮福保隆将御玺交还给他的父亲保大帝。那时起，就没有关于“皇帝之宝”御玺下落的消息了。
1945年阮朝灭亡后，顺化市地区主管范克槐决定将它和其他珍宝一起从城市转移到河内，于1945年8月27日和28日将它交给劳动部。
阮朝寶璽 1945年之后
为应对1946年12月爆发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劳动部决定将其阮朝藏品转移到第五区保管。越南独立同盟会1954年在奠边府战役中夺得大捷后，这些藏品（包括印章）被带到财政部进行管理。1959年12月17日，财政部决定将阮朝藏品（包括印章）移交给越南历史博物馆（现为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保管
1962年，为确保越战期间藏品的安全，越南历史博物馆将这批藏品送到越南国家银行保管。直到河内建城一千周年，该印章才被公开展示。
2017年，“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御玺被宣布为当年公布的24件越南国宝之一，并被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称为其阮朝藏品中最为宝贵的藏品。
阮朝寶璽 1945年之后
1883年法国征服阮朝、1945年八月革命推翻阮朝后，许多阮朝珍宝都落入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越南博物馆和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近年来，阮朝珍宝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地的古董拍卖会上公开交易，或在EBay、Spin等商业网站上出售。阮朝和早期广南国的大量黄金珍品，包括印章，都被阮朝当做战争赔款送给了法国和西班牙政府，其中许多珍品现在（截至2009年）保存在巴黎钱币博物馆。1885年7月5日顺化被洗劫，当时咸宜帝出逃，皇城被法国人洗劫一空，仅从一个宫殿里就偷走了228颗钻石、266颗镶有钻石的珠宝、珍珠和271件黄金器具，有不少在维新帝时期归还。
1962年，为确保阮朝珍宝的安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曾将其移至越南国家银行的仓库。这些藏品包括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的许多独特物品，如皇帝的帽子、金册、宝玺、剑、各类日用物品、祭祀用具及许多含有阮朝文化价值的文件。这些宝物存放在瓦楞铁箱中，然后装入木箱，附有相应的文物清单。木箱的钥匙由博物馆保管。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藏品完全不对公众开放，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2007年，越南国家银行将其仓库中的全部文物交还给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包括85枚御玺。
2010年，为庆祝升龙-河内建城一千周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有85个金、银、玉质御玺，标题为《阮朝帝、后御玺》（）并随后在博物馆展出，供公众参观。许多介绍该藏品的文章、书籍和出版物已经出版，如《越南古玉》（）和《阮朝皇宫宝物》（）等。
2015年，一个名为“破译保存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阮朝宝藏铭文”（）的部级科研项目启动，还对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所有印章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2015年，明命帝所制“敕命之宝”金玺被指定为国宝。随后，“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御玺也在2016年被宣布为国宝，并在2017年向公众展出。
截至2016年，顺化市已经没有任何御玺留下了。有时一些阮朝御玺会回到顺化市展览，如2018年“阮朝珍宝上的龙与凤凰”（）展。该展览展出了80多件阮朝珍宝和文物，包括“歡奉五大同堂一統紹治之寶”“嗣德宸翰”等。
阮朝寶璽 御玺类型
阮朝印章以铜、银、陶瓷、象牙等为材料，为整个帝国的官吏和其他民众制作，没有太多的限制，而玉、金则是皇室专属。
玉璽是一种用翡翠、白玉、青玉等不同种类的玉石制成的印章。阮朝大部分玉玺都是明命帝和嗣德帝统治时期雕刻的。当时玉石是稀有材料，玉玺的产量比金属的（如金印）少。最古老的玉玺可能制于广南国时期，上面刻有“丰疆萬古”“万寿无疆”字样。
后来河内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对阮朝时期记录中的玉玺进行研究，没有发现任何当代的玉玺照片。因此，这些研究不得不完全依赖名为“肅呈機密院”的机构和《钦定大南会典事例》。
明命戊子年，广治省人阮登科向皇帝赠送了一枚玉玺，上刻“萬壽無疆”。
1835年，明命帝下令制作一枚刻有“皇帝之璽”的玉玺。
刻有“钦文之玺”的玉玺专门用于文化文件。
“皇帝之玺”玉玺专门用于大赦或改变年号的场合。
金寶璽、金寶、金璽的印文一般以“寶”结尾。
阮朝寶璽 御玺类型
1823年2月15日，明命帝下令铸造“皇帝之寶”玺。胡志明市古迹保护中心主任潘青海博士说，“皇帝之宝”玺上的印钮是一条五爪龙的形状，尾巴竖起，姿态稳健。印章上有“明命四年二月初四日吉时铸造”“十成黄金，重二百十两九钱二分”，略少于10.5 kg，是阮朝最重的御玺。“皇帝之宝”玺是皇帝的“顶级”印章，盖在内政和外交文件上。
“敕命之寶”玺是阮朝所有印章中面积最大的，为14cm x 14cm，相比之下，玉玺中面积最大的是10.5cm x 10.5cm。其重223两。8.3公斤纯金制成。“敕命之寶”和“丰登之宝”都用于在官员的授勋文件上盖章。“敕命之寶”玺于1945年移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现在被存放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编号为“LSb.34447”。
“治曆明時之寶”玺被用在年历上。
绍治元年（1841年）制作了刻有“聖祖仁皇帝之宝”的金谥宝。这枚金印是他登基两个月后下令制作的，用于在世庙祭祖。这枚金印顶部有两行铭文，左侧是：“八五岁黄金，重一百十一两五钱四分”。右侧是“绍治元年三月吉日奉旨造”。特点是五爪龙形状的印钮，举头背弓，尾巴有6条尖带。
阮朝寶璽 御玺类型
绍治帝为纪念其外祖母陈氏珰，在绍治元年（1841年）制作了一枚刻有“仁宣慈慶太皇太后之寶”的印.其印钮是一条五爪龙，举头背弓，尾巴弯曲，有7个火焰状末端。印纽左侧刻有“八五歲皇金重九十五両七錢四分”，右侧刻有“紹治元年三月吉日奉鑄造”。
另一枚为皇太后铸造的金玺印文为“仁皇后之寶”。其印纽有一条五爪龙，昂首挺胸，尾巴呈扭曲的6角火焰状。印纽左侧刻有“八五歲金重八十二両二錢三分”，右侧刻有“紹治元年四月吉日奉鑄造”。这枚印章是为纪念胡氏华制作的。
绍治帝还铸一枚“福綏公印”，印纽为四爪龙形。印纽左边刻有“重四十五两五钱”，右侧刻有“绍治三年造”（1843年）。据《阮福族世谱》，这枚印章在1843年阮福洪任受封“福綏公”时被授予。
绍治帝还铸一枚“大南協紀曆之寶”金玺，印纽为五爪龙形，与明命帝时“钦文之玺”“睿武之玺”“治曆明時之寶”的设计相似。柄左侧刻有“十岁黄金，重一百一十五两五钱四分”，左侧刻有“绍治七年十月吉日造”。这枚印章取代了“治歷明時之寶”在阮朝官方日历中的使用。
阮朝寶璽 御玺类型
1846–1847年间，绍治帝下令制作一枚象牙玺，印纽为龙形，印面为圆形，直径10.8 cm。刻有“欢奉五大同堂一统绍治之宝”。
启定帝制象牙玺有一枚是椭圆形的，刻有繁体字写的“啟定宸奎”。
同庆帝在位期间，专门制了一枚陨铁玺。为表示法国和同庆帝间的友谊，法国政府委托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和科学记者Stanislas-Étienne Meunier写道：“对于像同庆帝这样的天子来说，没什么能比来自上天的宝物更好了。所以，我请求政府设法找到一块陨石，把它雕成一枚珍贵的印章。”法国总统接受了他的建议，Stanislas-Étienne Meunier立即开始寻找理想的能制成印章的陨石。
Stanislas-Étienne Meunier在奥匈帝国维也纳买到一块1868年1月30日落在俄罗斯维斯图拉边疆区普乌图斯克(今日波兰马佐夫舍省普乌图斯克)的陨石碎片。Stanislas-Étienne Meunier形容这块陨石没有裂痕，外观漂亮，大小合适，对这块标本很满意，并把它带回给珠宝商雕刻。
阮朝寶璽 御玺类型
印章本身由纯金制成，刻有法语的“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S. M. Dong-Khanh, roi d'Annam”（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赠予安南国王同庆帝）。
据《同庆政要》记载，该印章于1887年12月被赠送给同庆帝。收到印章后，同庆帝对法国政府表示了感谢，并向人民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是：
阮朝制了许多银玺。据《阮福族世谱》记载，阮福绵宗在其父亲统治期间，于庚寅年（1830年）被派去学习，受封长庆公。同年，明命帝赐给阮福绵宗一枚镀金银印，印钮为直龙形，举头弓背、曲尾四爪。印章背面刻有两行汉字，表明印章重44盎司、高9.4 cm并注明了制作日期。印文为“长庆公印”。
绍治帝制一枚印文为“福綏官房”的银玺。印纽为麒麟形，举头弓背曲尾，四条腿松开。制于绍治二年（1842年）。1843年被赠与阮福洪任皇子。
铜印一般为地位低于皇室的人准备的印章。由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赔款使越南财政陷入困境，嗣德帝没收了送给皇亲皇子和公主的金印，并以相同的铜印取代。嗣德帝的命令如下：“所有皇子与公主的银册、印、棺、关封必须归还，并熔化成条状使用。但要按照原来的样式重铸一铜印，以便于永久保存。”1869年后，几乎所有朝廷公章（不包括为皇帝和少数特定王公的印章）都主要由铜制成。
铜印是为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府办公室和职能部门铸造的，如吏员、其他官僚、地方官员、奖章、签名等，铜印的印纽或为麒麟，或为狮形，或为直形，或为环形等等。这些印纽有不同的高度和重量，但绝无龙形印纽。
阮朝寶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印章
根据国家规定，现代越南篆体字方形印不再享有正式使用权，每个公司或企业都有自己的圆形印，上面必须包含组织名称和注册号码。据《2014年企业法》，为给越南企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登记印章样本时，企业不再需要向警方登记。企业可以自行刻制印章样本，并将印章样本送到工商登记处。当企业改用新印章或改变了印章信息时，需要向政府登记新的公司印章样本。2021年，一枚官印一般需要350越南盾。
嗣德帝制“歡奉五大同堂一統紹治之寶”玺被描述为“越南最早的圆形印之一”。后来阮朝还制造了一些其他的圆形或椭圆形御玺。
今日越南的官印通常是圆形，圆心有越南国徽。政府机构的名称围绕国徽呈半圆形排列。
阮朝寶璽 现代越南的古印章研究
有一门学科专门研究越南历代各类文件上的印章。据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何文晋教授介绍，古代文件上的印章通常有3个具体功能：确保文件的真实性，宣示文本的所有权，以及确定文件的签署日期。
对阮朝御用档案的研究推动了不同学术领域的工作，包括行政管理研究、文件研究、家族史研究和印章研究。御用档案深刻显示了阮朝时期文件格式、功能（包括印章及其使用方式）的演变。
吕应中
吕应中（1926年—2022年12月23日），男，江苏丹阳人，中国核工程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馮世熙
馮世熙（？—？），字见虞，直隶保定府祁州束鹿縣人。
馮世熙 生平
天啓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刻苦自治，任户部监督太仓主事，以清慎改吏部主事，孤介中立，守正不阿，中贵用事，有以私干者，熙视之如无人。卒于官，邸中惟老仆二人，为之奉香火，同僚经济其丧，始得归。
徐灏
徐灏（1919年—1999年），原名文浩，男，江苏江阴人，中国机械学家，曾任东北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钟祚
陆钟祚（1913年—2001年），男，江苏苏州人，中国电子学家、教育家，曾任南京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沧浦
吴沧浦（1932年—），男，福建晋江人，中国系统与控制工程专家、运筹学家，曾任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弘祺 生平
出生於台灣臺南，1962年在臺南一中畢業後，成績優秀，因而成功直升成功大學電機系。
後因志趣不合，於是參加大學聯合招生考試，以文組最高成績進入到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在1968年畢業，他到耶魯大學進修。期間他與芮沃壽、史景遷、鮑瑪（Franklin Baumer），及彼得·盖伊等人修課。
在1974年獲頒博士學位，同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講師，1991年他囘美國出任紐約市立大學正教授，於2007年提早退休，囘台灣新竹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他亦曾為台灣大學的客座講座教授（2002-2005），北京師範大學1985計劃的特聘教授（2014-2016）。學術上，李教授專攻中國傳統教育史，被日本關西大學的《泊園》學刊譽為「當代世界上研究中國教育及科舉的第一人」。他也因爲發現耶魯大學所藏的中國十八世紀航海圖而聞名漢學界。
平常教學內容包括中國歷史及西洋近代思想史。
李弘祺 著作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2000).  Reviewed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Monumenta Seric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etc.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1).   Reviews in Monumenta Serica,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etc.
李弘祺 著作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14 Reviews published in China, France, Hong Kong, Japan, Taiwan, Sweden (Acta Orientalia), and U.S.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李世瑨
李世瑨（1910年8月—2000年2月20日），男，福州闽侯人，中国高分子科学家，曾任华东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區歲樂
區歲樂（英語：，1917年5月21日－1994年1月），英國殖民地官員，於英屬錫蘭及英屬香港任職，曾任新界民政署長、徙置事務處長、大埔及元朗理民官等職。
區歲樂 生平
區歲樂生於1917年5月，為斯里蘭卡的主體民族僧伽羅人，其父李察·亨伯特·區歲樂（Richard Humbert Aserappa，1874-1966）是錫蘭出生的本地人。他在劍橋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後，於1939年11月加入英屬錫蘭政府任職公務員，並在當地的印花稅部門任助理收稅員，負責處理收取所得稅及遺產稅的工作。
1949年，區歲樂轉到香港政府任職，並於同年2月起任二級官學生（Cadet Officer II），6月起任輔政司署助理輔政司，亦曾任助理人事登記處長。1950年12月，區歲樂任職元朗理民官。1951年6月，他改任大埔理民官。在任大埔理民府期間，他對沙田的建設頗有建樹，如擇定銅鑼灣村校址建立公共學校，以及在沙田闢建大型市場及增設新街市。其後，沙田新市於1952年聖誕正式開幕，成為當時沙田區內的重大事件。1953年2月至10月間，區歲樂返回英國度假，遺缺由鐸慈接任。
區歲樂 生平
1953年10月，區歲樂轉任市政總署助理署長，負責籌備成立房屋管理處。1955年8月，他再度回歸輔政司署任助理輔政司。1956年6月，區歲樂在黎敦義離任大埔理民官後短暫接任此職，並於華樂庭履新後離任，轉任新界理民府的理民官。1958年5月，他出任署任徙置事務處長一職，並於1960年1月轉正。同年8月，他升任為一級官學生，並於翌年晉升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1959年，徙置事務處與社會福利署合作成立徙置區居民貸款儲蓄會，為徙置區居民提供免息分期貸款，革除當時徙置區內的高利貸活動。同時，他在任期間亦建設徙置工廠大廈以安置寮屋區的小型工廠，以及推行清除及禁建木屋的政策。
1962年4月，區歲樂出任新界民政署長。同年9月，新界地區在溫黛風災中損失嚴重，他與新界的鄉事領袖共同處理災後的善後問題。他在任內主要面對鄉民持續反對新界土地政策的問題，包括收地賠償、建屋限制、鄉村發展藍圖及農地改變用途等議題。1964年6月，區歲樂任滿離任，並返英休假至翌年1月。1966年6月，新界民政署長一職由時任副輔政司黎保德接任。1968年2月，他接替退休的巴悌再度出任徙置事務處長。在第二次執掌徙置事務處間，他主要處理改善徙置區住戶調遷、建設徙置區地點及寮屋區居民安置等問題。1970年8月，區歲樂從港府退休，職務由徐家祥接掌。
1994年1月，區歲樂於英格蘭薩里郡逝世，享年76歲。
區歲樂 家庭
區歲樂有一名哥哥Richard及姐姐Hetty。其妻為瑪莉·伯德（Mary Bird，1911年生）。
壹傳媒高層大搜捕
壹傳媒高層大搜捕是指自2021年6月17日起，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以涉嫌《香港国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拘捕香港壹傳媒董事和高層，搜捕是自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搜查壹傳媒大樓事件以來，香港警察再次大規模出動搜查壹傳媒大樓，而且更凍結《蘋果日報》等三間公司合共1800萬港元資產，導致創刊26年的《蘋果日報》被迫停刊。
不同的反应，香港各界意见不一，中國大陸輿論普遍支持对壹传媒的搜捕，國際社會则有声音質疑香港新聞自由在國安法的打壓下萎縮。
壹傳媒高層大搜捕 過程
2021年6月17日早上6時許，香港警方兵分多路到5人住所進行拘捕及搜查工作，被捕者包括4男1女，年齡在47至63歲之间，分別是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集團營運總裁（前財務總裁）的周達權、《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於早上7時24分通报指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早上7時半左右，500名藍帽子警員及國安處警員到將軍澳工業邨壹傳媒大樓，封鎖大樓對開範圍及各個出口，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亦到場調查。警員表示所有返回大樓的員工登記後，只能離開或到5樓餐廳位置，不能進入大樓其他範圍，又指現時正於現場進行搜證，禁止拍攝。
早上8時07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表示，國安處今早執行由法院根據港版國安法第43（一）條及實施細則附表一發出的法庭手令，搜查一間位於將軍澳的傳媒機構，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聞材料的權力 ，行動目的是為一宗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的案件進行搜證，搜查行動仍在進行中。
壹傳媒高層大搜捕 過程
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早上11時交代事件時表示，今早行動動用500多警力，警方已凍結3間公司資產，包括《蘋果日報》、蘋果印刷及AD INTERNET LIMITED共1,800萬元，又指《蘋果日報》2019年至今，有數十篇文章的內容，是呼籲外國制裁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至近期仍然持續發布，而被捕5人對公司運作相當重要，對文章负责，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李桂華指有強烈證據顯示，有關文章是與外國或境外勢力串謀制裁計劃的重點，更形容壹傳媒大樓“已成犯罪現場”。另外警方已要求《蘋果日報》在限時內移除有關違法文章。下午12時許，5名被捕人士先後被押離《蘋果日報》大樓，帶返警署扣查，而在搜查行動中，警方亦檢走一批文件及資料，至下午一時許，警方已搜查《蘋果日報》大樓逾5小時，並開始陸續離開。
壹傳媒高層大搜捕 後續
除了在大搜捕當天被捕的五名高層（周達權、陳沛敏、張志偉、張劍虹、羅偉光）外，警方亦在其後拘捕三名人士。
主筆杨清奇（筆名：李平）於6月23日，在寓所被國安署以相同罪名拘捕，翌日獲准保釋候查。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筆名：盧峯）則在6月27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準備離港前往英國期間被國安署拘捕，兩天後獲准保釋。而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則於7月21日被拘捕，即時被起訴。
在大搜捕當天被捕的五名高層當中，周達權、陳沛敏及張志偉在6月18日（即大搜捕翌日）被警方獲准保釋；而張劍虹及羅偉光則在同日被落案起訴。 6月19日，張劍虹、羅偉光和三間《蘋果日報》關連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總裁判官蘇惠德拒絕讓兩人保釋，兩人需要還押候訊。
獲警察批准保釋的陳沛敏，以及警方在大搜捕後拘捕的三人（楊清奇、馮偉光、林文宗），則在7月22日被落案起訴相同罪名。總裁判官蘇惠德同樣拒絕四人保釋。
壹傳媒高層大搜捕 後續
至於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則在另案中被加控相同罪名。
三宗案件分開處理。控方在2022年2月表示，案件將會在高等法院審理。
在大搜捕翌日獲警察保釋的周達權和張志偉，至今為止未被律政司以《港區國安法》起訴。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集團行政總監黃偉強亦被指違反將軍澳工業邨租契，被控兩項欺詐罪。有關案件在2022年5月9日進行審訊。到審訊第六日，控方傳召被告之一、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兼時任財務總裁周達權出庭，他獲准以特別通道進出，同時豁免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