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希特勒信仰的公開與私人演變
1933年10月24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確信，人民需要並要求這種信仰。是以我們展開了反無神論運動的鬥爭，這不僅僅是透過一些理論上的說明：即我們已經消滅他了。」1934年8月26日，希特勒在科布倫茲的一次演講中表示：「也許曾經有一段時間，即使是建立在教會基礎上的政黨也是一種必要。當時自由主義是反教會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反宗教的，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國家社會主義不反對教會也不反對宗教，相反地，他站在了真正的基礎教的基礎上。在我們與當今社會的墮落症狀做鬥爭時；在我們與布爾什維克文化、無神論運動、犯罪行為做鬥爭時；在我們為我們的民族生活中的共同體意識、為征服階級之間的仇恨與分裂、為征服內戰與動亂、紛爭與不和諧而進行的鬥爭時，教會的利益不可能不予我們相吻合。以上這些都不是反基督，這些都是基督教的原則。」
希特勒選擇了「卍」符號作為納粹的主要和官方標誌，據說這與德國人民的亞利安文化血統的信念有關。他們認為早期的雅利安人是白人入侵者的原形，卍符號標誌是雅利安人優等種族的象徵。該理論主要受到德國考古學家古斯塔夫·科辛納的啟發，他認為古代雅利安人是一個來自德國北部的優越北歐人種，他們向歐亞大陸的大草原進發，並從那裏進入印度，並在那裏建立吠陀宗教。
希特勒對伊斯蘭教的看法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方面，希特勒私下把他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族群，特別是阿拉伯人貶為劣等人種，另一方面，他曾發表過公開/私人聲明，表示對他所認為的伊斯蘭教的軍國主義性質與伊斯蘭教穆罕默德的先知與使者之政治銳氣表示欽佩。
在東方宗教中，希特勒將比如「孔子、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等宗教領袖奉為「精神寄託」的提供者。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與阿明·侯賽尼的關係（他在1937年以前一直都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包括在1941年被庇護期間）被一些人解釋為尊敬的標誌，另一些人則描述為出於政治權宜的關係。從1933年開始，侯賽尼發起一場將英國人趕出中東，將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與埃及的運動，他對於納粹黨在德國實施的抵制猶太人之政策感到印象深刻，他希望能利用阿哈伯地區許多人與希特勒政權共享的反猶主義觀點，藉以建立一個戰略軍事同盟，協助其將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儘管侯賽尼試圖與德國進一步聯繫，但希特勒回絕了，因為他那時並不想破壞與英國的關係。
在1936-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起義失敗後，侯賽尼和他的盟友為表尊敬德國，因而藉機強化與德國的關係，並在巴勒斯坦的整個據點強制宣揚納粹黨的習俗、宣傳。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隨後也跟進。不久希特勒的影響力很快就傳遍了整個地區，但納粹政府直到1937年才同意侯賽尼與穆斯林兄弟會的財政與軍事援助之要求。
希特勒在與一位阿拉伯傑出人士代表團會談時，他了解到伊斯蘭教如何激勵倭马亚哈里發入侵高盧。據史佩爾說，希特勒希望哈里發在當初能夠在732年對法蘭克人的圖爾戰役中勝利：「穆罕默德的宗教似乎也比基督教更適合我們啊。為什麼我們非得選擇既溫順又軟弱的基督教呢？」「如果查理·馬特沒有在圖爾戰役中取得勝利──看啊，世界已經落入了猶太人的手裡，基督教是多麼的無膽啊！──那麼我們很可能就已經皈依伊斯蘭教了，那是一種稱頌英雄主義的膜拜，他只向勇敢的戰士開放第七天堂。接著日耳曼人就可以征服世界了，而只有基督教阻止了我們。」據史佩爾說，希特勒確信如果伊斯蘭教此時在中歐扎根，日耳曼人將成為「該宗教的繼承人」，伊斯蘭教「完全符合日耳曼人的氣質」。希特勒還說，雖然阿拉伯人因其「種族劣等性」而無法處理該地區的惡劣氣候與條件，相反地，伊斯蘭化的德國人將「站在穆罕默德帝國的最頂端」。一個「透過劍來傳播信仰，並使所有國家都屈服於該信仰的宗教」。
儘管希特勒表面上崇拜伊斯蘭教與穆罕默德，並願意與阿拉伯政治領導人物合作，但他仍將阿拉伯人列為種族與社會的劣等之存在。史佩爾曾承認說希特勒在私下將阿拉伯人視為劣等種族，他與各種穆斯林人物之間的關係更多是政治性而非個人。
在戰爭初期，希特勒還引用道：「我們將繼續在遠東與阿拉伯地區製造混亂。讓我們像男人一樣思考，讓我們從這些人身上看到大致上塗了漆且渴望體驗鞭刑的半獸人。」然而，希特勒同時對穆斯林文化與姜穆斯林作為潛在合作者給出積極的評價，例如說「伊斯蘭教的人民永遠比諸如法國這一類的更貼近我們。」
儘管希特勒對伊斯蘭教與阿拉伯人的看法相互矛盾，但是在戰期間，溫斯頓·邱吉爾在寫給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信中指出，穆斯林正在提供「我們（英國）非常依賴的主要軍隊元素，使我們能立即投入戰鬥。」許多穆斯林為拯救猶太人與打擊納粹黨而犧牲，包括努爾·艾娜雅特·汗、貝希克·埃爾金、阿卜杜勒·侯賽因·薩達里與巴黎大清真寺創始人阿卜杜勒卡德·本·加布里特。
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制定了一個種族階級制度，將少數群體（特別是猶太人）視為次等人類。該分類為基於納粹黨的種族觀念而非宗教，是以像是波蘭人、斯拉夫人（大多數是基督徒）也被歸類為比所謂的「雅利安人」更低劣。希特勒相信無情的「負面優生選擇」之政策，認為世界歷史是由種族間的生存鬥爭組成的，其中猶太人被認為是用陰謀破壞德國人，而斯拉夫人和德國基因庫中的缺陷個體則為威脅著「正統雅利安人」。然而，希特勒在意識型態上也反對將猶太教視為一種信仰，他對於保羅基督教（相對於他的「北歐基督教」而言）的一些反感來源源自其猶太淵源，因為該基督教擁有著「不可磨滅的猶太起源與特徵」，為「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原型」，「違反了物競天擇」。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在內容中寫道，猶太人是所有文明的敵人，是物質的、非精神的存在：「他的生命只屬於這個世界，其精神在內心深處與真正的基督教格格不入，就像兩千年前他的本性與新學說的偉大創始人一樣。」在該作品中，他還描述了他的反猶主義之所謂神聖使命：「因此，今天我相信，我是按照全能的造物主之意志行事，透過保護自我來反猶太人，我是在為主的工作而戰」。
在1933年天主教會與德國之間的政教協定中，希特勒對威廉·伯寧主教說：「我因為對猶太人問題的處理而受到了攻擊。天主教會將猶太人視為瘟疫已長達一千五百年之久，基於其承認猶太人的本質下，將他們安置在猶太人聚集區之類的地方。在自由主義時代，人們將不再受到此威脅。我正朝著實施了一千五百年傳統的時代前進。我不會把種族置於宗教之上，但我意識到這個種族的代表是國家與教會的害蟲，也許我們應該把他們趕出學校與公共場合：這是對基督教的一大貢獻」。
學者們持續研究由基督教歐洲所傳承的、長期存在的文化，乃至宗教方面的反猶觀念在多大的程度上促成希特勒的個人反猶主義，以及偽科學「原始版社會達爾文主義」與19世紀盛行的帝國主義觀念混合為一時對其心理造成什麼影響。蘇然希特勒對這些部分的看法經常被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它的對這個部分的掌握並不完整，歷史學家們對於此術語意味著什麼用意，或者他是如何從19世紀的科學起源轉變成20世紀的種族滅絕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幾乎沒有一致的意見。
根據歷史學家露西·達維多維奇說，反猶主義在基督教內部淵源流長，從路德到希特勒間的「反猶」界線「很容易就畫出」。在她的《對猶太人的戰爭：1933-1945》一書中，她寫說路德與希特勒對猶太人所居住的「妖魔宇宙」相當入迷。達維多維奇指出，路德的反猶著作與現代的反猶主義之間的相似性並非巧合，他們都源自於共同的猶太歷史，都可追溯到哈曼對亞哈隨魯的建議，只不過現代的德國反猶主義多少也有德國民族主義的根基存在。包括蘇珊娜·赫舍爾與約翰·托蘭在內的人都把希特勒的天主教背景與其反猶主義聯繫到一塊。天主教歷史學家何塞·桑切斯忍為導致大屠殺發生的反猶主義很明確地來源自基督教：
當然，在所有的基督教會都存在著淵源流長的反猶主義。......毫無疑問地，大屠殺也起源於基督徒對猶太人長達數個世紀的敵敵意。事實上上早在中世紀就存在大屠殺了。猶太人在許多國家中一直受到法律與宗教的限制，直到20世紀皆是如此。教皇們成為教皇國的君主時也建立了所謂的「猶太區」。
勞倫斯·里斯則指出，《我的奮鬥》中很少提到基督教，他提出的宇宙觀也與德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基督教觀念不一致，他的願景主要為圍繞著強者和弱點之間的鬥爭原則來展開。里斯認為希特勒的「暗淡和暴力的願景」，及對猶太人的心理仇恨是受到基督教傳統以外的影響。里斯寫道，希特勒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吸取了生命的概念，他從阿蒂爾·德·戈比諾的《人類種族的不平等》中吸取了「雅利安種族」的優越概念；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投降後德國奪取東歐的農業用地之事件作為殖民蘇聯的想法；他從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那裏得到了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存在關聯的想法。
理查德·J·埃文斯指出，希特勒「使用自己版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作為種族滅絕的話語實踐之核心......」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語在納粹變體中有助於消除所有「恐怖與滅絕」政策的一切約束，並「說服他們期所做的事情在歷史、開學與自然中是合理的」。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簡化了德·戈比諾精心設計的不同種族間進行生存鬥爭的想法，其中雅利安人在天意的指引下將成為聞名的火炬手。
希特勒传记作者托兰写道，「儘管希特勒厭惡羅馬教會的階級制度，但是他在1941年時都還是個有聲望的成員之一」，並時常堅持表示「猶太人就是上帝的殺手，因此他可以在沒有任何良心不安的情況下進行種族滅絕，因為他只是作為上帝的復仇之手來執行，只要不是以個人名義來進行，或者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即可」。
在第二次界大戰結束時，一斷言希特勒仍然可以活下去的蘇聯少校推測道：「這個人有可能希望用耶穌基督的傳說來包覆自己」，並暗示這位逃脫的獨裁者會模仿基督教的主要傳說之一──耶穌的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