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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尼克腦病變 病徵與症狀
早期認為典型三症狀如下：
其他可能出現的症狀包括：
雖然體溫過低的診斷一般是體溫低於或等於 35°C，但需要監測是否發生中樞神經系統失調引起的降溫，因為可能導致感染。 起初病人可能訴有寒冷感，隨後出現輕度發冷、皮膚冰冷、中等蒼白、心跳過速、高血壓、顫抖或起雞皮疙瘩等現象。可考慮以外部加溫措施因應體溫過低。
心臟循環系統是經常受到影響的系統之一。病人可能出現心跳過速、呼吸困難、胸痛、姿位性低血壓，以及心率和血壓的變化。 缺乏硫胺素可能會影響需要大量能量的心肌，患者也可能出現心臟肥大。 也曾報告有心臟衰竭伴隨乳酸中毒症候群 。韋尼克腦病變可能會有心臟方面的問題，但傳統定義中並未包括此項，也未被歸類為單獨疾病。 感染是最常造成韋尼克腦病變病人死亡的誘因之一。感染通常出現在兒科病人。
韋尼克腦病變 病徵與症狀
在最後階段，可能出現其他症狀：體溫過高、肌肉張力增加、痙攣性麻痺、舞蹈樣動作障礙和昏迷。
由於常見對心臟、眼睛和周邊神經系統的影響，有些專家認為應將其稱為韋尼克病，而不僅限於腦病變。
早期症狀並不典型，病徵可能不具特異性。  在魏尼克-柯薩可夫症候群（Wernicke Korsakoff's syndrome）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僅出現單一症狀。
守仁桥街
守仁桥街是位于中國上海市寶山區大場鎮一條南北走向道路，道路北起場中路，南至滬太支路，全长300米，宽7米。
守仁桥街 歷史
清朝后期，大場鎮形成一條路面宽4米的道路，後來改建為煤屑路面。1984年拓宽改建成沥青路面。原本道路所在地有一個名叫守仁桥的橋。1988年10月，道路起名守仁桥街。2009年10月6日，守仁桥街发生道路塌陷，附近多个居民小区煤气、供水中断。
呂曜志
呂曜志（1976年—），中華民國產業政策研究與規劃學者，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學士，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經濟學博士。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第11任校長(現任)。
1976年，呂曜志出生於臺中市神岡區筱雲山莊，是清代台灣第一藏書家，神岡三角仔呂家的第九代。外曾祖父是清末到日治時代葫蘆墩大米商，協助知名糕餅業雪花齋創業的仕紳陳德全，外祖父是二次大戰前台灣發展橡膠業的先驅，並創辦全發橡膠，三光橡膠，與大倫氣球的陳寶賢。
呂曜志
呂曜志的研究範疇為印太地區主要國家的產業與經貿政策跨國比較研究，特別是聚焦在政府如何銜接科技政策到新興產業發展，以及如何透過資金，技術與人才等供給面政策來調整中長期產業結構以因應國際競爭與景氣循環，此外也利用長期國際貿易資料與產業資料來分析美國，歐盟，中國，日本，韓國與台灣等產業競爭力，並運用產業關聯理論來評估重大經貿事件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如SARS，2008年金融海嘯，禽流感等)。2006年開始擔任經濟部工業局亞洲產業競爭力研究與政策規劃計畫的計畫負責人(主持人為龔明鑫博士與張建一博士)，除了研究台灣產業結構與製造業出口競爭力外，亦涉及兩岸經貿(出口產業為主)的相關研究。就台灣經濟學界的師承上，受吳榮義，陳博志，許松根，曹添旺的影響較大。
呂曜志
除產業政策研究外，另參與貿易政策研究(前國貿局綜企會委託，以貿易推廣領域為主)與中小企業政策(前中小企業處政策組委託，以天生國際化企業與APEC中小企業議題為主)，是少數曾經受經濟部工業局、貿易局、中小企業處三單位政策組委託政策規劃的法人主管(二所副所長與八所所長時代)，並參與多年的亞太經合會中小企業部長與工作小組會議。三業四化，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產業發展綱領，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台灣國際品牌等行政院院會核定通過之政策方案，皆出於其手。
2014年底受台中市長當選人林佳龍先生邀請回到台中，擔任升格直轄市後的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任內設立台中市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通過台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設置台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成功招商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港與LaLaport，完成臺中國際會展中心的設計(經發局主責)與工程發包(建設局主責)，臺中國際展覽館興建落成，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標準廠房設計發包，精科勞工住宅，太平產創園區與聚興產業園區規畫與興建，新建國市場落成啟用與舊建國市場拆除作業。
2018年底任期屆滿歸建台經院，後受延聘至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任教，歷任研發處研發長與學術副校長等職務。2024年8月1日起代理校長，同年12月17日真除，成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第11任校長。
除長年接受經濟部與國發會等行政部門委托參與政策規劃外，也以參與台灣智庫與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的方式影響政策。2006年底加入台灣智庫，歷經第二次金融改革檢討，第二次政黨輪替民進黨施政總檢討，提出次區域經濟整合，重構中央地方財政關係，大台中123，新南向政策(後來延伸到數位新南向)等政策方向，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以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產業組的身分協助規劃蔡英文總統的5+2產業創新計劃，並在2021-2024年間擔任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建設群的召集人。2024年，以三大智庫成員之一參與賴清德總統的創新經濟智慧國家政綱。
少年村路
少年村路是位於中國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條南北走向道路，道路北起场中路，南與原平路相連。道路全长1460米，宽7至8米。另外寶山區境內還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少年村路的斷頭路，該斷頭的少年村路西起滬太支路。
少年村路 歷史
道路始建於1950年，因為道路所在地為上海少年村舊址，所以得名少年村路。1954年拓建，1987年改建。
吉龙岛号客滚船
“吉龙岛”号客滚船是中国的一艘客滚船，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为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建造。这艘1370客/2800米车道豪华客滚船是该系列的首艘船。2021年8月20日，“吉龙岛”号命名交付仪式在广州市南沙区举行，随后于2021年9月2日举行了首航仪式，正式投入运营，服务于大连至烟台航线。
扁桃腺周圍膿瘍
扁桃腺周圍膿瘍（Peritonsillar abscess, PTA），又稱為昆西病（Quinsy），是指在扁桃腺周圍的潛在腔隙（即扁桃腺周間隙）內形成的局部膿瘍。此病症通常是急性扁桃腺炎的併發症，但也可能因韋伯腺阻塞而單獨發生。
典型臨床表現包括嚴重的單側喉嚨痛、吞嚥困難、張口困難，以及因軟顎腫脹導致的特殊「馬鈴薯含口音」（hot potato voice）。診斷主要依據臨床症狀和理學檢查，如發現單側扁桃腺周圍紅腫、懸雍垂被推向對側等。超音波等影像學檢查有助於確認診斷。
治療核心是進行膿液引流，常見方法包括針頭穿刺抽吸或切開引流。同時需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並可能輔以皮質類固醇減輕症狀。若未及時處理，可能引發呼吸道阻塞、深頸部感染甚至敗血症等嚴重併發症。在適當治療下，大多數患者預後良好。
扁桃腺周圍膿瘍 症狀與體徵
扁桃腺周圍膿瘍的症狀通常在3至6天內逐漸加劇。患者最主要的症狀是嚴重且通常為單側的喉嚨痛，疼痛可能放射至同側耳朵（稱為牽涉性耳痛）。伴隨而來的吞嚥疼痛非常顯著，嚴重時患者甚至無法吞嚥口水，導致流涎和口臭。
隨著膿瘍體積增大，會影響軟顎活動，導致聲音變得含糊不清，就好像含著熱燙的馬鈴薯說話，形成所謂的「馬鈴薯含口音」。由於膿瘍附近的翼肌受到刺激和反射性痙攣，高達三分之二的患者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張口困難。其他全身性症狀包括發燒、寒顫、全身乏力、頭痛、噁心和便秘。
理學檢查時，患者通常呈病容且發熱。口咽部檢查可見患側扁桃腺周圍區域明顯紅腫，形成隆起，並將扁桃腺本身推向下方和中線。患側的軟顎和扁桃腺前柱亦會腫脹，而懸雍垂則因受壓迫而明顯偏向健康的一側。頸部檢查可能觸及腫大且有壓痛的淋巴結，尤其是頸二腹肌淋巴結。部分患者可能因頸部疼痛而呈現斜頸姿勢。雖然罕見，雙側扁桃腺周圍膿瘍也可能發生。
扁桃腺周圍膿瘍 成因
扁桃腺周圍膿瘍的確切病理生理學機制至今未明，目前有兩種主要理論。最廣為接受的理論是，感染始於扁桃腺的淋巴濾泡深處（特別是最大的扁桃腺隱窩），隨後穿透扁桃腺包膜，先引發扁桃腺周蜂窩組織炎，最終發展為膿瘍。
另一種理論認為，此病源於韋伯腺的阻塞。韋伯腺是位於扁桃腺周間隙的數百個微小唾液腺，負責分泌唾液以清除扁桃腺表面的碎屑。當這些腺體的導管因纖維化或組織壞死而阻塞時，便容易形成膿瘍。這個理論也能解釋為何已接受扁桃腺切除術的患者仍有可能發生此病。
風險因子包括吸煙和慢性牙周病。扁桃腺周圍膿瘍通常是多重細菌感染所致，涉及需氧菌與厭氧菌。最常見的需氧菌是A群鏈球菌，其次為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鏈球菌和流感嗜血桿菌。在厭氧菌方面，壞死梭桿菌被認為是關鍵病原體。
扁桃腺周圍膿瘍 診斷
扁桃腺周圍膿瘍的診斷通常基於典型的臨床病史和理學檢查結果。當患者出現單側喉嚨腫脹、急性扁桃腺炎治療無效且持續單側腫大，或單側軟顎隆起伴隨同側扁桃腺移位時，應高度懷疑此診斷。
在臨床診斷明確的情況下，影像學檢查並非必要。然而，當診斷不確定、懷疑有併發症（如深頸部感染）、或患者因嚴重張口困難而無法配合檢查時，影像學工具便相當重要。
實驗室檢查可作為輔助評估，但通常不是診斷所必需的。
扁桃腺周圍膿瘍 治療
扁桃腺周圍膿瘍的治療目標是解除症狀、清除感染和預防併發症。治療方案主要包括藥物治療和外科引流。
所有患者均應接受藥物治療。
對於已形成的膿瘍，外科引流是傳統的標準治療。主要有兩種方法：
近年來有研究指出，對於體積較小（例如小於2公分）的膿瘍，單純使用抗生素和類固醇的藥物治療也可能成功，且能避免侵入性操作。然而，此選項應在與患者進行充分的共同決策後才考慮。對於復發性扁桃腺周圍膿瘍或有頻繁扁桃腺炎病史的患者，可考慮在急性感染緩解後進行扁桃腺切除術。
扁桃腺周圍膿瘍 併發症
儘管大多數患者在治療後能順利康復，但若延誤診斷或治療不當，扁桃腺周圍膿瘍可能導致嚴重甚至危及生命的併發症。這些併發症包括：
扁桃腺周圍膿瘍 流行病學
扁桃腺周圍膿瘍是頭頸部最常見的深層感染，也是急診科常見的耳鼻喉科急症。在美國，5至59歲人群中的年發病率約為每10萬人30例。此病好發於青少年及年輕成人，發病高峰年齡在15至19歲之間，該年齡層的發病率可高達每10萬人167例。此病在5歲以下的兒童中較為罕見。男女發病率無明顯差異，也無特定的種族傾向。一些研究顯示其發病率可能存在季節性變化。
扁桃腺周圍膿瘍 預後
在及時診斷和適當治療（引流加抗生素）下，絕大多數患者的預後極佳，通常在4至7天內康復。約有1%至5%的患者可能復發，這些患者通常會被建議進行扁桃腺切除術。復發風險在有五次以上扁桃腺炎病史的年輕人中最高。治療後通常不會留下後遺症，出血等手術相關併發症的發生率低於0.1%。
扁桃腺周圍膿瘍 名稱由來
英語裡，扁桃腺周圍膿瘍的另一個常見名稱「昆西病」（Quinsy）並非源自人名。事實上，「Quinsy」一詞的詞源可追溯至古希臘語「kynánchē」（κυνάγχη），這個詞由「kyn-」（意為「狗」）和「anchein」（意為「勒死、窒息」）組合而成，字面意思為「像狗一樣窒息」或「狗的絞殺」。之所以用這個詞來形容此病，是因為患者因喉嚨嚴重腫脹疼痛，有時會像狗一樣張大嘴巴，看似在掙扎呼吸，彷彿被勒住脖子一般。
這個詞語的演變路徑大致如下：由古希臘語 kynánchē 進入晚期拉丁語成為 cynanche，再演變為中世紀拉丁語的 quinancia，最終在中古英語中成為 quinesie 或 quinsy。雖然此詞在歷史上曾泛指多種導致呼吸困難的嚴重喉嚨感染，但現今已專門用來指稱扁桃腺周圍膿瘍。
XXL (杂志)
《XXL》是美国的一本嘻哈音乐杂志，创刊于1997年。隶属于Townsquare Media旗下的哈里斯发行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专注于报道嘻哈文化、艺人采访、专辑评测以及行业动态。
《XXL》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XXL Freshman Class”（XXL新生代），自2007年起，每年都会评选出不知名/地下说唱歌手，以及那些风头正劲的说唱歌手。这份名单在听众和歌手中间产生了巨大的蜂鸣营销，并且让许多歌手第一次尝到了成名的滋味。多位知名艺人，如J. 科尔、特拉维斯·斯科特和肯德里克·拉马尔都曾登上封面。
花中寻凶：死亡与鲜花
《花中寻凶：死亡与鲜花》（泰語：，羅馬化：Dala Bupha Khattakam，英語：）是一部于2025年2月27日上线的Netflix原创泰国悬疑剧。此剧由乌拉萨雅·斯帕邦德、瓦西拉维奇·阿兰塔纳旺、纳帕·维凯伦罗与查雅妮·臣姍卡维领衔主演，剧情主要讲述了一位政治前途光明的总理候选人遭人谋杀的故事。
花中寻凶：死亡与鲜花 剧情简介
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Ohm在一家著名花店的花艺工作室中身亡。这位来自泰国社会党的年轻政治家，曾因倡导社会平等的女权运动而引起轰动，被广泛认为将成为泰国下一任总理。Ohm以卓越的能力和迷人的外表而闻名，他即将与泰国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继承人Risa结婚。他们即将举行的婚礼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因为这是该国两个最显赫的王朝的结合。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Aueathepa家族内部根深蒂固的矛盾。他们所隐藏的秘密是否是揭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案真相的关键？然而，警方并未排除Tangsinsup家族与Aueathepa家族可能存在更深层次冲突的可能性，使本已错综复杂的案件更加复杂。
禤惠儀
禤惠儀 ，MH，JP（英語：，1967年—），香港銀行家，現任渣打集團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渣打銀行（香港）行政總裁，曾任渣打銀行（台灣）董事會主席、Mox虛擬銀行董事會主席。
禤惠儀 生平
禤惠儀生於香港，中學時就讀於嘉諾撒聖心書院，其後進入香港大學就讀英文系，副修經濟。就讀大學時，她曾在短短一星期內學習日文五十音，最終成功獲取機會獲獎學金到日本考察兩星期，參與食品製作公司新產品開發。大學畢業後，禤惠儀獲船務公司、電腦公司及銀行等取錄，最終在考慮自己對船務及電腦不太熟悉下，選擇到萬國寶通銀行（現稱花旗銀行）擔任實習生。在廣告部實習時，禤惠儀獲當時的客戶介紹到渣打銀行工作。
1991年，禤惠儀轉到渣打銀行工作，主要擔任信用卡銷售策略。其後，禤惠儀歷任產品開發、分行、市場推廣、個人金融業務、財富管理、客戶經驗和公司管治等部門要職。2004年，禤惠儀擔任客戶經驗管理主管。2006年，改任財富管理總經理。2008年，出任客戶經驗總經理。
禤惠儀 生平
2009年，禤惠儀出任香港區個人金融業務主管，管理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期間，香港經歷金融海嘯，渣打銀行當時面對量化寬鬆引發的低息率、投資產品不振、客戶不斷投訴及示威等危機。2010年，禤惠儀與時任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出席立法會調查雷曼迷債小組的研訊，就該銀行在銷售雷曼迷債時的手法作出解釋。在禤惠儀出任此職期間，渣打指出香港成為該集團個人金融業務表現最出色的市場。自2009年起，每年度收入也持續錄得增長，並成為集團收入及盈利的主要貢獻地區。
2014年10月，禤惠儀出任大中華區個人銀行客戶部總裁，統領中、港、台三地的個人銀行客戶之發展方向及策略。
2017年，禤惠儀在通過面試後，在數名候選人中獲選為新任香港區行政總裁，接替退休的陳秀梅。同年3月，禤惠儀獲集團委任為香港區行政總裁。
2019年，渣打銀行與電訊盈科、香港電訊及攜程集團合資成立虛擬銀行Mox，並獲金管局發出牌照。渣打為唯一營運虛擬銀行的發鈔銀行，其後Mox銀行於2020年9月開業。2019年5月至2023年9月間，禤惠儀出任虛擬銀行Mox的創始董事會主席。
禤惠儀 生平
2020年初，COVID19疫情爆發，禤惠儀與其他渣打香港高層每日就疫情變化開管理層會議，商討銀行服務如何對應疫情。期間，她就員工、社會及客戶需要持續實施營運持續計畫。她推出了每週虛擬早餐會議，在透過聆聽前線同事、中層經理說明在疫情營運時的困難，推出在家工作、使用即時通訊軟件等措施應對疫情。在疫情持續期間，她加強了銀行決策的機動性，改為以「新常態」模式營運銀行，改變過往需要層層審批的決策文化。
2021年1月，禤惠儀獲委任為集團港澳台區域行政總裁。2021年12月，禤惠儀加入渣打集團管理團隊。她是在渣打集團六十多個市場中，唯一晉身集團管理團隊的地區行政總裁。
2023年2月，禤惠儀出任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渣打台灣）董事長一職，並擔任此職至2025年3月為止。
2024年8月，禤惠儀獲委任為渣打集團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將其管理範圍擴展至中國、日本及韓國的業務。
禤惠儀 個人生活
禤惠儀已婚，丈夫為她在花旗銀行擔任實習生時結識。
墨西哥龙属
墨西哥龙属（学名：Mexidracon，意为“墨西哥之龙”）是似鸟龙科兽脚类恐龙已灭绝的一个属，化石发现于墨西哥科阿韦拉州晚白垩世的普韦布洛山组。属下包括单一物种长手墨西哥龙（M. longimanus），所知于部分骨骼。墨西哥龙是继2020年的恐手龙科怪诞龙后第二种从该地层命名的似鸟龙类。
墨西哥龙属 发现与命名
墨西哥龙正模标本BENC 32/2-0001由克劳蒂欧·德·莱昂-达维拉（Claudio de León-Dávila）于2014年在墨西哥科阿韦拉州塞佩达将军镇波韦尼尔德哈帕（Porvenir de Jalpa）附近的普韦布洛山组（迪芬塔群）发现。标本呈关节半连接状态，由背椎、骶椎、尾椎、人字骨、部分左前肢（肱骨及第一至第三节掌骨）、部分骨盆及部分后肢（完整的左股骨及左胫骨、部分右股骨和右胫骨、部分腓骨远端、第三及第四节跗骨远端、第二至第四节左跖骨及四节趾骨）组成。
2025年，塞拉诺-布拉尼亚斯等人根据该化石遗骸描述了似鸟龙科恐龙新属新种长手墨西哥龙（Mexidracon longimanus）。属名Mexidracon组合前缀“Mexi-”（指该分类单元发现于墨西哥）及后缀“-dracon”（源自希腊语drakōn，意为“龙”或“蛇”）。种名longimanus在拉丁语中意为“修长的手”，指该分类单元长得惊人的手部。
墨西哥龙属 描述
墨西哥龙拥有极端修长的掌骨，在似鸟龙科中非常独特。塞拉诺-布拉尼亚斯等人（2025年）猜测，修长的手部可使其更有效地采集植物，此前已就其它拥有长臂和巨爪的植食性兽脚类如恐手龙及镰刀龙提出该功能。此外，墨西哥龙还有着比胫骨稍长的股骨，再加上细长的手部，可能表明其奔走能力弱于其它似鸟龙科。还注意到墨西哥龙与同时期似鸟龙科标本SEPCP 16/237——被非正式地称为“似萨尔蒂约龙”——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栖息地偏好的不同。根据对四肢骨骼的比较，“似萨尔蒂约龙”拥有比例上较长的胫骨、宽阔的脚部和八字形脚趾，表明其善于在柔软泥泞的地面上奔走。相比之下，墨西哥龙被认为有着更细长的脚部，表明其无法有效地穿越类似地带。
墨西哥龙属 分类
塞拉诺-布拉尼亚斯等人（2025年）的大多数系统发育分析均将墨西哥龙及其它几个属恢复到似鸟龙科内的一个多分支中。结果如以下分支图所示：
乌镇路
乌镇路是位於中國上海市靜安區的一條南北走向道路，道路北起天目中路，南至光復路與烏鎮路橋相連，道路名稱來自浙江烏鎮。道路全长481米，宽12.4-18.8米。
乌镇路 歷史
1913年時，只有靠近苏州河的一小段道路才是乌镇路，其他路段都是河流。當時徐冠南在上海定居，他將土地捐出來造路後，要求將道路起名為烏鎮路。1914-1925年间，河流被填埋，烏鎮路的其他路段陸陸續續修建。一開始烏鎮路是弹石路路面。1923年當局将曲阜西路至天目中路一段路面加高。1929年工务局將道路改筑为小方石块路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为瀝青混凝土路面。
Nutopia
努托邦（Nutopia）是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创立的概念国家。
Nutopia也可能是：
长治市第一中学
长治市第一中学，简称长治一中，是山西省长治市教育局所属的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也是山西省首批重点中学。
长治市第一中学 历史
长治市第一中学创办于1912年，前身是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52年正式更名为长治市第一中学，2009年被省教育厅评为山西省示范高中。
月行事
月行事（日语：／）是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时期在日本城市、座（行业组织）、仲间（商人或工匠的同业组织）等共同体中设立的一种干事职务，其名称来源于按月轮流担任的制度。相比之下，若是按年轮流，则称为“年行事”。
在室町时代后期的山城国一揆中，已知存在这一职务（《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文明十八年五月九日条）。进入战国时代后，京都、堺、坚田、山田等城市的町众自治组织中，也出现了通过月行事来选定负责人。到了江户时代，城市的管理逐渐由领主任命的町名主、町年寄负责，月行事的地位下降，成为辅助性职务。然而，在江户的一些地区，由于未设町名主、町年寄，月行事则代行其职务。
惣村
惣（）村（日语：／），又稱惣，是指日本中世紀農民基於自治和地緣關系結成的共同組織（村落形態），为莊園公領制的產物。惣村的領導者包括“乙名”和“沙汰人”等。此外，在惣村的成員中，尚未成為“乙名”的年輕人被稱為“若眾”。
奥六郡
奥六郡（日语：／）是指日本实行律令制后，设立于陆奥国中部（后设陆中国，位于今东北地方太平洋一侧）的六个郡，即胆泽郡、江刺郡、和贺郡、紫波郡、稗贯郡和岩手郡的总称。奧六郡的範圍相当于今岩手县奥州市至盛冈市一带的地区。
庄屋
庄屋（日语：／），又称名主、肝煎，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村役人，属于地方三役之一，在郡代或代官的管理下负责村政，担任村庄的首长。这些称呼均源自中世纪的传统，“庄屋”意为“庄园的屋敷”。一般而言，“庄屋”之称主要用于关西地区，“名主”之称用于关东地区，而“肝煎”则多见于东北和北陆地区。庄屋大多比武士更为富裕，居住在宽敞的宅邸中，拥有大片农田。此外，由于他们负责文书工作，因此也是村庄的代表性知识分子。江户时代担任庄屋的家族往往是名门望族，其中不少家族的祖先是战国武将的有力家臣，进入江户时代后他们成为庄屋的情况相当常见。
艾司氯胺酮
艾司氯胺酮（INN：Esketamine）用于治療難治型抑鬱症或伴有急性自殺意念的抑鬱症 。然而，似乎不如氯胺酮有效。也可用在麻醉和止痛。有鼻腔喷雾剂或静脉注射剂等不同劑型 。治療抑郁症時，疗效通常在 24 小时内显现。
常见副作用包括解離、头晕、镇静、头痛、焦虑、呕吐和血压升高。其他副作用包括可能發生物質濫用。该化合物是氯胺酮的S (+)对映异构体。不建议哺乳期使用。它是一種NMDA受体拮抗剂，能阻断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透過發揮作用。
艾司氯胺酮于 1997 年在德国取得醫療使用許可 。之後于 2019 年在美国和欧洲取得醫療使用許可 。已有學名藥流通於市。
古氏長吻鰩
古氏長吻鰩（學名：），為軟骨魚綱鰩目鰩科長吻鰩屬的一種，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澳洲西部到新南威爾斯海域，深度160至765公尺，體長可達184公分，棲息在大陸坡沙泥底質海域，為底棲性魚類，肉食性，卵生，生活習性不明。
他們的奇妙時光
《他們的奇妙時光》，是2024年中國大陸時裝奇幻愛情喜劇。由王楓、張開法執導，家茹編劇，周潔瓊、葛秋谷、李昊、張思帆領銜主演，王祖藍、苑瓊丹、張紹剛、陳紫函特別出演，於2024年9月3日在騰訊視頻播出。
名古屋电灯
名古屋电灯（日语：／／ Nagoya dendō）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曾经存在的一间电力公司，总部设在爱知县名古屋市，业务范围以中京圈为主。名古屋电灯是战前「五大電力會社」中东邦电力的前身，以及大同電力的母公司。
1889年（明治22年），名古屋电灯作为日本第5个开业的电力企业。最初名古屋电灯仅依靠小型发电厂向市内供电，但从明治末期开始，在长良川和木曾川修建了大型发电厂，业务规模逐渐扩大。进入1920年代后，名古屋电灯开始积极合并周边的电力企业。1918年（大正7年），名古屋电灯将水力开发部门独立，成立了木曾电气制铁，该公司于1921年发展成为大同电力。同年，名古屋电灯与奈良县的关西水力电气合并为关西电气；次年，又与九州电灯铁道合并，发展成为跨中京、关西和九州地区的大型电力公司——东邦电力。本条目内容包括名古屋电灯与奈良县的关西水力电气合并后的关西电气。
名古屋电灯 簡介
名古屋电灯原本是由旧尾張藩的士族创立的公司，成立于1887年（明治20年），并于1889年（明治22年）正式开业。当时，东京和关西已有3个城市已经开始了电气事业，名古屋电灯成为继这些城市之后日本第五家、中部地方首家电气事业公司。开业初期，公司规模较小，仅通过小型火力发电站向发电站周边供电，但逐渐扩大规模，特别是在明治末期完成了长良川和木曾川两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后，公司规模大幅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后来被称为“电力王”的实业家福泽桃介收购了公司股份并进入公司管理层，于1914年（大正3年）就任社长。此后，直到公司更名为关西电气的7年间，福泽一直推行积极的经营策略。
名古屋电灯 簡介
在福泽时代的名古屋电灯，公司内部设立了“制钢部”、“制铁部”和“临时建设部”三个部门。其中，“制钢部”旨在生产特殊钢，并于1916年投产时，作为电气制钢所独立分拆。“制铁部”是旨在推动制铁事业发展的部门，“临时建设部”则负责木曾川和矢作川的水力开发，这两个部门于1918年合并分拆为木曾电气制铁。随着木曾电气制铁的成立，电源开发由该公司负责，名古屋电灯则从该公司批发电力，专注于配电事业。此后，名古屋电灯积极推动周边电气公司的合并，到1921年为止共合并了6家公司，并将供电区域扩展至岐阜县和静冈县。
1921年10月，名古屋电灯与奈良的关西水力电气合并，成为关西电气。由于存续公司是关西水力电气一方，名义上名古屋电灯至此解散，但总部和经营层仍保持名古屋电灯时代的原样，因此实质上是由名古屋电灯合并了关西水力电气。然而，同年12月，福泽桃介辞去社长职务，由松永安左卫门等九州電燈鐵道的经营层接任。1922年6月，关西电气与九州电灯铁道合并，更名为东邦电力，发展成为一家横跨中部、关西和九州的大型电力公司。与此同时，木曾电气制铁则转向向关西地区输电，成为大同电力。大同电力继续向东邦电力供应电力，但作为一家以向关西地区供电为主的批发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名古屋电灯的供电区域和发电厂，在经过东邦电力及其后的重组后，现在基本上由中部电力继承，但木曾川的发电厂则由关西电力继承。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名古屋电灯是一家诞生于士族授产政策的公司，最初由原尾张藩的士族成立，以士族授产为背景设立的电力公司仅名古屋电灯一家。1876年明治政府实施秩祿處分，士族因失去俸禄陷入困境。为救济士族并促进殖产兴业，明治政府从1879年至1890年间向士族提供了“劝業資金”，的贷款，名古屋电灯的设立正是利用了这笔“劝業資金”。获得资金后，士族们开始讨论如何利用这些资金开展事业，最后在爱知县县卫生课长丹羽精五郎建议下，通过演示活动，士族和县知事对电灯事业的支持达成一致。然而，由于资金总共被分配给14个项目，电灯事业的实际仅分配到“劝業資金”总额的7成。
名古屋电灯 历史
随着决定启动电灯事业，99位士族的代表向县政府申请，将新公司的所有事务全权委托给县政府。因此，这项事业由县政府主导推进。在此过程中，知事胜间田稔考虑到仅由对商业缺乏经验的士族经营存在风险，以及资金不足问题，决定采用士族与商人集团共同经营的方针。响应知事号召参与计划的商人共11人。1887年（明治20年）9月20日，相关公司章程确立，次日，这11人作为发起人向爱知县提交了“名古屋电灯公司设立申请”。 22日设立申请获批，名古屋电灯成为继东京电灯之后，日本第2家获得电灯事业许可的公司。
然而，1888年8月，参与创立的11位商人因转投资尾張紡績等原因退出了项目，名古屋电灯不得不以士族单独经营的形式重新出发。在发起人退出的同时，公司在开业前还面临着明治政府要求返还一部分劝業資本金的劝業資本金返纳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爱知县将原本贷给已关闭的士族就产所的劝業資本金1万日元转贷给名古屋电灯，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大幅减少需要返还的资金。此外，士族就产所的清算剩余金，以及藩主尾張德川家和家老成濑家向士族就产所捐赠的资金也被转入名古屋电灯。最终，公司资本金达到了7万8800日元。
名古屋电灯 历史
根据资本金7万8800日元，单股面值被设定为50日元，发行股份总数为1576股。然而名古屋电灯的股东则几乎涵盖了尾张藩的9000多名旧士族成员，由于股东人数远超股份总数，许多士族无法持有完整一股。为此，公司首先向士族颁发了一种名为「分头证明」的文件，用以明确个人应得份额。之后，股东之间可以调整持有的份额，当个人份额累计达到50日元时，便可将「分头证明」换取一股股份，最终在1893年年底完成了所有股份的发行手续。
名古屋电灯以名古屋市南长岛町和入江町（现为中区荣二丁目）之间的约360坪土地作为总部和发电站用地，随后，于1888年11月在该地设立总部，同时在发电站安装了从美国进口的锅炉和蒸汽机，以及从德国进口的发电机（总功率100千瓦）。发电站被命名为“电灯中央局”（后称为第一发电站），安装发电机的工程則由东京电灯负责。1889年5月，名古屋电灯获得了在本町等市内41个町铺设配电线的许可。
名古屋电灯 历史
1889年11月3日，名古屋电灯的发电站竣工。然而，由于灯泡在运输途中因船只沉没而未能及时送达，导致开业日期推迟了一个月，最终在12月15日正式开业。名古屋电灯的开业距离东京电灯于1887年11月在东京开启日本首个电力供应业务已有两年时间，成为继东京电灯、神户电灯、大阪电灯和京都电灯之后的日本第5家电力供应企业。不过，在1889年4月，热田区的尾張紡績厂自建的发电设施已完工，并自7月起在电灯的照明下进行夜间生产。因此，尽管名古屋电灯的开业标志着电灯供应业务的开始，但并非首次在名古屋市应用电灯。1890年1月10日，名古屋电灯在市内南桑名町的千岁座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共计700余人参加了仪式，会场内点亮了200盏电灯。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开业初期的名古屋电灯仅提供电灯服务，供电灯数仅有400余盏。1891年10月28日，濃尾地震发生，名古屋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名古屋电灯的发电站也受到损坏，被迫停电2个月。然而，这次地震让人们认识到电灯火灾风险低的显著优点，因此电灯需求快速增长，特别是次年春天名古屋接连发生的大火更推动了电灯的普及，因为火灾被认为是由煤油燈和蜡烛引发的。与此同时，名古屋电灯还在电灯事业尚未开展的地区进行出差点灯服务，例如：1892年期间，公司将小型发电机运至三重县的桑名、四日市以及石川县的金泽等地，并安装电灯。为应对不断扩大的需求，名古屋电灯于1893年对第一发电站进行了首次扩建。次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扩建，并将公司资本金翻倍至16万日元。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在名古屋市内，早在名古屋电灯开业之前，就已出现设立其他电灯公司的动向，尽管这一计划曾于1889年6月至7月期间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但最终不了了之。然而，名古屋电灯在开业后很快便迎来了竞争对手“爱知电灯”的出现。爱知电灯成立的动机，据称是对名古屋电灯经营方式的不满，其中一例是与位于大须的游廓“旭廓”，相关的供电问题。1892年3月，大须地区发生了严重火灾，旭廓也受到波及。此后，旭廓的经营者们汲取火灾教训，决定全面废除煤油灯，改为使用电灯，并向名古屋电灯申请以特别优惠价格提供电力。然而，名古屋电灯拒绝向游廓供电的请求。
对名古屋电灯感到不满的旭廓经营者们联合起来，以旭廓为主要营业区域成立了爱知电灯，在1894年1月获得电气事业的许可，并于同年3月正式成立，11月20日开始营业，供电范围包括旭廓及其与发电站之间沿途的区域。随着爱知电灯的出现，名古屋电灯从1895年1月起将电灯费降低了约两成。这一降价策略带来了更高的需求增长，但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燃煤价格上涨，对名古屋电灯的经营造成了一定压力。
名古屋电灯 历史
针对名古屋电灯与爱知电灯之间的竞争，日本电气协会从1895年11月开始介入推动两家公司合并。然而，由于名古屋电灯内部意见不统一，合并谈判一度延宕，直至1896年1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名古屋电灯吸收合并爱知电灯。两家公司于3月签订合并合同，协议内容包括：存续公司名古屋电灯的资本从16万日元增加至50万日元，其中包含吸收解散的爱知电灯的15万日元资本，并向两家公司的股东分配股份。
与爱知电灯的合并于1896年4月2日的股东大会上获得批准并正式实施。通过增资获得的资金被用于建设第三发电站（水主町发电站），该发电站于1901年7月完工。这一时期，名古屋电灯开始在传统电灯供电之外，新增用于照明以外的电力供给 (包括电动机)。
名古屋电灯 历史
1905年作为继爱知电灯之后的新竞争对手，东海电气在名古屋的电灯市场中崭露头角。东海电气的前身是由冈崎电灯的经营者为主成立的三河电力，该公司于1901年3月成立，随着业务扩展至名古屋地区，更名为东海电气，并于1906年3月将总部迁至名古屋市。东海电气在矢作川支流田代川建设小原发电站（输出功率200千瓦），东海电气凭借水力发电的低成本提供低价电力服务，成功吸引了部分大客户，包括名古屋市内驻扎的日本陆军第三师团部队，从而扩大了市场份额。
面对东海电气的竞争，名古屋电灯采取了降低竞争区域电价的对策，但导致同一城市中隔街而居的用户电价不同的奇怪局面。此外，受日俄战争影响，灯油价格上涨，促使大量用户转向使用电灯，进一步加剧了名古屋电灯的供电压力，甚至不得不暂停新用户的接入申请；名古屋电灯供电能力不足也为东海电气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双方在名古屋市内激烈的竞争对名古屋电灯和的东海电气的经营造成了巨大压力，最终促成了名古屋电灯与东海电气之间的合并意向。
名古屋电灯 历史
1906年12月，名古屋电灯与东海电气签署了合并合同，合并条件包括：将存续公司名古屋电灯的资本从100万日元增加至125万日元，东海电气的股东除了获得名古屋电灯的新股票外，还将额外获得15万日元。1907年3月25日，两家公司在股东大会上批准了合并方案，并于同年6月1日正式完成合并。通过此次合并，名古屋电灯接管了小原发电站，并继承了正在建设中的巴川发电站，该发电站于1908年2月完工。
在与东海电气合并之前，名古屋电灯的电力供应完全依赖火力发电。日俄战争结束后，公司开始计划向水力发电领域进军，并着手调查木曾川水系的开发可能性。然而，1906年2月，一项关于长良川水力发电开发的计划引起了名古屋电灯的兴趣，公司决定优先开发长良川。长良川的开发最初由旧岩村藩藩士小林重正提出。他的计划是在岐阜县武仪郡洲原村立花（现美浓市立花）建设发电站。小林于1898年获得了水利权，并取得了“岐阜水力电气”的事业许可。然而，因各种原因该项目未能实现，直到1904年该许可失效。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在此期间，曾参与小林项目的野口遵向名古屋电灯推荐了这一计划，提议公司接手开发。经过评估，名古屋电灯决定接受这一建议。1907年5月，公司在股东大会上获得了关于建设长良川发电站的批准。在发电厂施工期间，爱知县决定于名古屋市鶴舞公園举办第10届关西府县联合共进会，名古屋电灯承接了展会会场内外所有灯光照明的工作，县政府要求发电站必须在展会开幕前完工，甚至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还亲自视察工程进度，对名古屋电灯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名古屋电灯方面将此事视为关系公司命运的重要任务，最终在展会开幕前两天完成施工，并于1910年3月15日——展会开幕的前一天，正式启用长良川发电站输电，发电站的总输出功率为4,200千瓦。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尽管长良川发电站如期竣工，但其建设期间的资金筹措并不顺利。公司早在1907年3月的股东大会上便通过了将资本金从125万日元大幅增至525万日元的决议。然而，由于日俄战争后的经济萧条，股金缴纳进展迟缓。1908年7月，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向保险公司借贷50万日元，并在随后多次追加借款。这些大量借款导致了利息负担的急剧增加，从而扩大了支出，導致股票分紅下降，股价下跌，股东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面对业绩低迷和股东压力，一部分股东开始追究公司管理层的责任，为公司后续的经营策略和领导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除了电力公司之间的竞争，名古屋电灯还面临名古屋瓦斯的竞争。名古屋瓦斯于1906年11月成立，并在1907年10月开始供应煤气。当时，煤气的主要用途并非用于炊事等热能需求，而是用作照明，即煤氣燈为主，成为供应电灯用电的名古屋电灯的直接竞争对手。名古屋瓦斯到开业第三年的1910年，其用于照明的煤气孔数有2.6万个，达到名古屋电灯供电电灯数7.6万个的三分之一。在此后的几年中，名古屋瓦斯的照明需求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名古屋电灯的电灯使用增长速度。
名古屋电灯 历史
电灯与煤气灯的竞争主要源于当时使用的碳絲白熾燈（使用碳纤维作为灯丝的白炽灯）在价格和亮度上均不如煤气灯有优势。然而，随着大正時代初期鎢絲燈泡的普及，电灯逐渐占据上风。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煤价飙升，导致煤气价格上涨，煤气灯的竞争力被削弱，名古屋瓦斯最终放棄照明事业，转向致力於供热。
长良川发电站建设期间，木曾川的八百津发电站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八百津发电站的项目由新成立的电力公司——名古屋电力推動。1906年10月名古屋电力成立，尽管名古屋电力成功创立，但由于公司成立后日本经济不景气，导致资金短缺，八百津发电站建设被迫推迟至1908年1月才开工。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另一方面，名古屋电灯也因长良川发电站建设资金筹措不利，在股东中形成了两个派别：对公司管理层不满的股东组成“革新会”，而支持现任管理层的股东则组织了“同盟会”，双方围绕公司控制权展开争夺。在这一背景下，1908年8月，关于为长良川发电站建设筹措50万日元借款的股东大会决议，一名股东提起诉讼，认为该决议无效。尽管最终大审院在1909年10月判决公司胜诉，但期间又曝出员工挪用公款的案件，进一步激化了股东的不满。同年10月，不满的股东向名古屋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要求对公司运营状况进行调查。法院受理了诉讼，并任命三井銀行名古屋分行行长矢田绩和律师大喜多寅之助为检察员。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在这些内部纷争持续的同时，东京实业家福泽桃介开始大规模收购名古屋电灯的股份。福泽因日俄战争后的股票市场获利而积累财富，并逐渐将投资范围扩大，当矢田绩在检察员任职期间向他展示审查资料并邀请他参与公司管理后，福泽决定投资名古屋电灯。1909年2月，福泽前往名古屋，同年3月福泽的名字出现在名古屋电灯的股东名册上，随后不断增持股份。在1910年6月底持有超过1万股，跃升为最大股东。据相关人士透露，福泽的收购资金来自三菱銀行。面对福泽的进入，名古屋电灯在1909年7月，接受矢田绩的建议，聘请福泽为顾问；次年1月的股东大会上，福泽被选为董事，5月升任常务董事。福泽的加入受到对现任管理层持批评态度的“革新会”欢迎。
加入名古屋电灯管理层的福泽桃介，在收购股票时并不知晓存在竞争对手名古屋电力。然而，当时新兴的名古屋电力与名古屋电灯相比，实力明显更强。名古屋电力的八百津发电站发电能力约是名古屋电灯长良川发电站的两倍，其实收资本金高达425万日元，而名古屋电灯为265万日元，接近两倍的差距。一旦名古屋电力开业并开始向名古屋地区供电，无疑将对名古屋电灯构成重大威胁。
名古屋电灯 历史
因此，福泽桃介进入名古屋电灯后，迅速推动与名古屋电力的合并。名古屋电力方面因资金短缺，很快表态同意合并；反倒是名古屋电灯内部股东的反对成为主要障碍。反对派以士族股东和旧爱知电灯的股东为主，他们担忧合并后股息可能下降。为化解矛盾，双方达成以下合并条件：解散的名古屋电力有500万日元资本金，但名古屋电灯仅增资250万日元，同时将由此产生的差额用于设立“股息补充金”，以保障既有的股东分红。1910年8月26日，名古屋电力的合并方案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但随后在增加董事和监事人数的问题上，大会陷入了争议。最终双方于10月28日妥协，但福泽桃介因此辞去了常务职务，仅保留董事身份，暂时退出公司管理层。
通过合并名古屋电力，名古屋电灯接手了八百津发电站的建设。然而，八百津发电站从动工伊始，工程就异常艰难，移交名古屋电灯后问题依旧不断，直至1911年12月才开始送电。建设期间公司决定增资，使资本金达到1600万日元。
名古屋电灯 历史
拥有长良川发电站（4,200千瓦）和八百津发电站（7,500千瓦）的名古屋电灯致力于开拓大客户，主要扩大电力供应。然而，两座发电站的高额建设费用给公司财务带来了沉重负担。尽管通过动用配当补充金来维持股东分红，但在1912年，公司不得不将年分红率从12%下调至9%。业绩的下滑加剧了股东对现任管理层的不满，也让许多人对在丰桥电气的扩张和成立九州電燈鐵道中表现优异的福泽桃介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重新回归公司管理。
随着批评声音的增强，同年12月，公司董监事全体辞职，并在随后的股东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改选。在这次董事会的全面改选后，福泽回归公司并再次担任常务职务。掌握经营大权的福泽从九州电灯铁道挖角了角田正喬，任命其为名古屋电灯的总经理，并致力于改善公司经营。然而在1913年（大正2年）秋，社长加藤重三郎因涉及大须游廓搬迁的贪腐事件被起诉。在案件审理期间，由于加藤无法履行社长职责，1913年9月，福泽被指名为代理社长。随后，加藤正式辞去社长职务，福泽于1914年12月接任为新任社长。
之后，下出民義于1918年2月被任命为副社长。福泽担任社长后，依然主要在东京活動。因此，公司内部形成了福泽负责人员和金融事务，下出负责日常运营的双重领导体制。这一分工明确的管理模式为名古屋电灯的经营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1910年代中后期福泽开始着手扩大木曾川的开发，1914年名古屋电灯设立了“臨時建設部”，以规划木曾川的开发计划。除了扩大木曾川的开发，福泽还计划利用名古屋电灯剩余电力进军生产铁合金及特殊钢等产品的“电气制钢”领域。1915年10月，公司设立了“制钢部”，并开始建设工厂。1916年8月19日，随着工厂投入运营，“制钢部”被独立，成立资本金为50万日元的电气制钢所，由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铁钢价格高涨，电气制钢所在开业初期业绩便非常出色。
随着一战带来的大戰景氣，造成电力需求激增，使得此前为余电问题苦恼的名古屋电灯转而面临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为应对需求，1915年9月，公司新建了一座施工周期较短的火力发电厂——热田发电站。随后，1916年2月，名古屋电灯扩充了临时建设部，正式启动水力开发工作；同年5月，利用八百津发电站的放水落差，建设了放水口发电站。
1917年6月受电气制钢所繁荣发展的启发，名古屋电灯于成立了“制铁部”，开始研究通过电气生产生铁的“电气制铁”技术。1918年4月，公司在矢作川完成了串原临时发电站的施工；同时在木曾川开工建设了比八百津发电站规模更大的贱母发电站，该发电站的设计输出功率达12.6MW。1918年9月8日，名古屋电灯以木曾川的水利权、建设中的贱母发电站、矢作川的串原临时发电站，以及筹备中的电气炼铁事业相关资产作为实物出资（价值估计200万日元），成立了木曾电气制铁。新公司由福泽桃介兼任社长，注册资本达1700万日元，比母公司名古屋电灯的1600万日元还要高。通过设立新公司，名古屋电灯的临时建设部门实现独立，从此木曾电气制铁负责所有电源开发工作，名古屋电灯则专注于配电业务。
在电气炼铁事业方面，在木曾电气制铁成立同日，位于名古屋市内的炼铁工厂也开始运营。然而，新公司的电气炼铁事业不久便因技术问题陷入困境，被迫停止生产。因此，有观点认为，当时备受关注的电气炼铁事业实际上只是为了确保木曾川水利权而打出的幌子。后来，木曾电气制铁将业务从炼铁转向铸钢生产。木曾电气制铁于1919年更名为木曾电气兴业。
1919年11月，木曾电气兴业与京阪電鐵共同出资设立了大阪送电，计划向關西地區输电。1921年2月，大阪送电、木曾电气兴业和日本水力三家公司合并，成立了大同电力；同年11月，木曾电气兴业将其制铁部门分离，成立了初代大同制钢。1922年7月，大同制钢接收了电气制钢所的钢铁部门，整合形成了大同电气制钢所，这一整合标志着以名古屋电灯旗下的钢铁制造企业完成了统一。随后大同电气制钢所更名为第二代大同制钢，即今天大同特殊钢的前身。而原本的电气制钢所则转型为负责向长野县木曾地区供电的木曾川电力，一直存续至1942年（昭和17年）。
1920年~1921年名古屋電灯短期間内接连合并6间电力公司，包括一宫电气・岐阜电气・丰桥电气・板取川电气・尾北电气・美濃電化肥料，经过此轮合并，名古屋電灯的資本金达到4848万7250日元。在合并的同时，名古屋电灯也积极收购其他企业的股份。1919年12月，当知多半島的爱知电气铁道决定增资时，名古屋电灯认购了2万股新股，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此外，名古屋电灯还成为中岛郡稻泽町稻泽电灯的主要股东。另一方面，名古屋电灯也曾计划合并以岡崎市为的冈崎电灯，但进展并不顺利，原因是冈崎电灯的部分高层坚持拒绝与其他公司合并。
1921年3月31日，为了獲得關西水力電氣的電力供應，名古屋电灯与关西水力电气签订了合并意向协议。这次合并与以往不同，名古屋电灯作为被合并公司，而关西水力电气作为存续公司。双方的合并条件为：通过合并增资，使合并后的资本金总额达到6914万9650日元。随之发行的新股共129万2993股，以名古屋电灯解散时的股东每持有3股兑换新公司4股的方式交付给名古屋电灯的股东。随着此次合并的实施，名古屋电灯解散，成立关西电气。
名古屋电灯 关西电气
关西水力电气1905年11月29日由奈良县奈良市成立，继承了原本奈良电灯的业务，不仅向奈良市提供电力，还逐步扩展供电区域至山邊郡丹波市町（现天理市）、高市郡八木町（现橿原市）、以及北葛城郡高田町（现大和高田市）。在与名古屋电灯合并时，关西水力电气的资本金为450万元。在名古屋电灯与关西水力电气合并的过程中，虽然名古屋电灯解散，但其具体原因并未得到管理层的详细解释。据当地报纸《新爱知》的推测，合并对双方股东都有利：关西水力电气希望通过吸收规模较大的公司来推动股价上涨，而名古屋电灯的股东则可以通过增加持股数或获取合并补偿金等方式获益。
在1921年4月28日和29日，名古屋电灯与关西水力电气分别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了合并提案。同年9月14日，合并得到了逓信省的批准，并最终在1921年10月18日完成。合并完成的同日，名古屋电灯正式解散，关西水力电气也更名为关西电气。尽管在形式上存续公司是关西水力电气，但从公司总部设于名古屋电灯旧本社大楼，以及新公司的高层仍主要由名古屋电灯的管理层构成，可以看出实际上是规模更大的名古屋电灯对关西水力电气的吸收。
名古屋电灯 关西电气
在1920年前后，名古屋电灯在合并关西水力电气过程中，还卷入围绕公司与名古屋市政府之间报偿契约有关的政治斗争。这份契约早在1908年4月与名古屋市签订，其主要条款包括：
由于契约对电价和合并的限制，对名古屋电灯的扩展战略形成掣肘，名古屋电灯于是开始推动废除对公司不利的报偿契约。
1920年4月《道路法》实施，名古屋电灯主张该法律的实施引发了对报偿契约有效性的质疑。当时名古屋市议会的多数派是立憲政友會的议员，立宪政友会系议员中有许多是名古屋电灯的相关人员，名古屋电灯因此政界有很大影响力，也为公司嘗試修改报偿契约及业务扩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1921年6月，亲名古屋电灯势力在议会运作，将大喜多寅之助选举为市长。
名古屋电灯 关西电气
同年9月，名古屋电灯与关西水力电气的合并承认议案在名古屋市议会上接受审议。议会中的反对派对合并议案提出了激烈批评，反对派认为名古屋电灯频繁推进合并，是为了抬高市政府未来收购的成本，迫使市政府放弃公营化；另外，将木曽电气兴业独立为子公司，是为了将木曽川的水利权排除在原有的报偿契约范围之外。但在市议会中占多数的亲名古屋电灯势力仍通过了将议案提交至委员会审议的提案。委员会审议结果支持批准合并，但提出附加条件，即报偿契约需由关西水力电气继承。
10月，名古屋市议员选举成为市民对亲名古屋电灯势力不满的集中爆发点。反对派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广泛批评亲名古屋电灯势力，获得了大量市民支持。最终选举结果显示反对派获得了重大胜利，亲名古屋电灯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前名古屋电灯社长加藤重三郎落选。这标志着亲名古屋电灯势力在议会中的主导地位被瓦解。1921年11月，反对派主导的议会通过了对亲名古屋电灯的市长大喜多的不信任案，大喜多被迫下台。随着大喜多的辞职，名古屋电灯（关西电气）废除或修改报偿契约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名古屋电灯 关西电气
在市议会内的政治争斗之外，名古屋电灯与后继的关西电气的经营环境也出现了恶化，问题出在供电和财务问题，供电方面由于名古屋市区扩张，但供电设施未能及时跟进，供电不足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以水力发电为主的供电结构在枯水期显得特别脆弱，导致频繁停电，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不满。财务问题方面公司为了筹集资金，采取了提高股息的策略，而带来财务压力，外界批评认为，高股息是为了图利作为公司最大股东的福泽桃介本人。
1921年11月16日，福泽桃介宣布辞去关西电气社长一职，同时宣布副社长下出民义及董事兼松熙也将辞职。福泽表示辞职的原因并非外界所猜测的各种传言，而是基于自己的信念，即在公司经营顺利时退出。1921年12月23日，福泽桃介及其团队正式辞任。新任社长由九州电灯铁道社长伊丹弥太郎担任，新任副社长则为九州电灯铁道常务松永安左衛門，当时九州电灯铁道已是福冈地区电力事业的重要经营者。
名古屋电灯 关西电气
在新管理层上任时，关西电气与九州电灯铁道的合并计划已经敲定，两家公司于12月25日签署了合并协议。合并条款规定，关西电气作为存续公司，将增资至与九州电灯铁道同等的5000万日元，并按1:1的比例向九州电灯铁道的股东分配新股。关西电气希望通过与九州电灯铁道整合，进一步壮大实力，并扩大电力供应范围。根据继承福泽职位的松永回忆，福泽因因与外界的矛盾而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局面，他将名古屋电灯与关西水力电气合并，但事态仍进一步恶化，因此他再将公司与九州电灯铁道合并，并让松永接替自己。
福泽本人在晚年表示，出于受到名古屋的财界大佬排挤的反抗心理，他企图向关西扩展业务，并为了集中精力开发木曾川，即成立大同电力。同时代的实业家青木镰太郎则指出，福泽等人的辞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市议会的政友会议员联手控制市政而受到批评。关西电气与九州电灯铁道的合并于1922年5月31日获得递信省的批准。资本金超过1亿日元，供电区域扩展到包括12个府县。由于营业范围超越“关西”地域，公司决定公开征集新名称，并于同年6月26日的股东大会上决定更改公司名称为“东邦电力株式会社”。同时，公司的总部地址也从名古屋改为东京，并将总部迁至东京海上大厦。从此名古屋电灯经过关西电气发展而来的东邦电力，作为战前“五大电力”之一，一直活跃到1942年（昭和17年）解散为止。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根据名古屋电灯在1889年6月开业前制作的广告，最初的配电区域被指定为以现名古屋市荣二丁目的发电站为起点，周围共计41个町的区域。同年12月15日开业时，配电线的长度超过14公里，用户数为241户，点亮的电灯数量为400余盏。
开业时，电灯的点亮时间是从日落后3小时内，称为“3小时灯”。1890年2月，新增了从日落到23时点亮的“5小时灯”，随后逐步扩大供应时间，推出了到0时的“半夜灯”和到次日2时的“2时灯”，并于同年4月设置了“终夜灯”。根据前述开业前的广告，供应方式分为三种：按点亮时间收费的“定时灯”；按使用电量收费的“不定时灯”；以及针对大客户允许预付款的“特约灯”。另外，电灯装设费用由公司承担。
开业一年后的1890年11月，名古屋电灯开始向陆军第三师团的市内各部队供电。随后，逐步向政府机关、银行、公司等供电，这也带动了一般家庭的需求。到同年年底，白炽灯的数量达到1,157盏，在开业一年内增长了近三倍。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1891年1月，帝国议会临时议事堂发生火灾。由于传闻火灾原因是漏电，名古屋电灯的用户纷纷取消点灯服务，导致需求增长一度停滞。为此，名古屋电灯于2月邀请政府官员和用户进行实地实验，宣传电灯的安全性。紧接着，10月28日发生了浓尾地震。名古屋电灯也受到灾害影响，被迫停止供电，直到12月28日才恢复供电。
然而，这次地震却成为向市民普及电灯安全性的良机，震灾后电灯需求急剧增加。1892年3月大须大火发生后，接连发生的火灾中，传闻起火原因是煤油灯或蜡烛，这进一步推动了电灯需求的增长。1893年11月，公司制定了《点灯规则》，并于1894年1月1日起实施。规则中规定的白炽灯泡烛光数有5、10、16、25、32、50和100烛光共7种，以10烛光终夜灯为例，月费为1日元12钱（若使用公司提供的灯泡则为1日元45钱）。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1894年11月，名古屋市内新成立的爱知电灯公司正式开业，成为名古屋电灯的直接竞争对手。为了应对竞争，名古屋电灯在次年（1895年1月）主动降低电费，以此争取更多客户。降价策略成功刺激了电力需求，导致用电量激增。1896年5月，名古屋电灯与爱知电灯合并，结束了竞争。同年12月，名古屋电灯因成本上升首次提高电费，结束了之前的降价策略。1897年3月、1898年3月，公司又连续两次上调电费，调整后的电费10烛光的終夜灯每月收费1日元28钱，相较于此前有所上涨。1899年在开业10周年时，点亮的电灯数量为8,854盏。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1902年下半年，名古屋电灯开始为电动机提供电力供应。最初的需求仅为一台电动机，且仅在夜间供电，但随着日俄战争爆发带来的军需品制造等需求，电力需求逐渐增加，1904年10月，白天也开始供电。根据1904年6月制定的电力供应规则，电力费用采用固定费率制，无论使用时间长短均按固定金额收费，1马力电动机的月费为12日元。1904年1月，三河电力（后更名为东海电气）开始在名古屋市内供电。该公司在1906年进一步扩展，不仅将电线延伸到名古屋电灯未开业的区域，还在名古屋电灯已开业的区域，通过在道路外的私有土地上建设电杆和架设电线来扩展供电范围。截至1906年底，该公司在市内的电灯供应户数达到465户，电灯数量为1,877盏。其迅速扩展的主要原因是水力发电带来的低廉费用。名古屋电灯于1906年2月下调了电灯费用，10烛终夜灯的月费为85钱，而东海电气则以更便宜的65钱月费提供同样的服务。为了应对竞争，名古屋电灯不得不在东海电气供电的区域以提供折扣价。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1906年是日俄战争后经济繁荣的一年，尽管灯油价格上涨和电灯费用下调，再加上东海电气的竞争，名古屋电灯的业绩仍然大幅增长。全年电灯数量增加了1万余盏，电力供应增加了309马力，与前一年相比，电灯数量增长了1.5倍，电力供应增长了2倍。前一年推出的电风扇也达到了66台。此外，2月的费用调整不仅大幅降低了电灯费用，还简化了除终夜灯以外的供应类别。然而，由于需求急剧增加，供应能力未能及时跟上，名古屋电灯不得不从11月开始停止接受新的电灯和电力供应申请，直到12月底水主町发电站的扩建完成。
1907年7月，名古屋电灯成功合并了东海电气，并将濑户町等东海电气业务范围纳入供电区域，名古屋电灯从东海电气继承电灯供应3,388盏，电力供应178马力。到1909年11月底，名古屋电灯迎来了开业20周年，此时的电灯安装数量达到了54,937盏，与开业时相比增长了100倍以上，与10年前相比也增长了6倍多，电力供应则达到了1,145马力。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1910年3月至6月，名古屋市在鹤舞公园举办了由爱知县主办的第10届关西府县联合共进会。在为期90天的展会期间，共吸引了263万名参观者。名古屋电灯负责会场内外的电灯设备安装，并赶在长良川发电站完工之际，为会场内外点亮了25,834盏电灯和33,569个装饰灯。此外，名古屋电灯还在会场内的“机械馆”展出了长良川发电站的立体模型、电灯、小型电动机、电热器和电风扇，普及电气知识并推动需求增长。展会结束后，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需求，公司从同年8月起将所有电灯泡的费用改为公司承担，并设立了新的折扣制度。
名古屋电灯 事业发展
随着长良川发电站和八百津发电站两座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建成，名古屋电灯自创业以来首次出现了电力供应剩余。因此，从1910年代起，公司开始投入大规模电力供应，以消化剩余电力，积极开拓工厂、电气化铁路等新需求，将供电区域扩大。在长良川发电站建成之前，名古屋电灯的大客户仅有濑户电气铁道等少数几家公司，但1911年，公司开始向爱知织物、帝国捻丝和名古屋电气铁道供电。此后，公司还陆续向爱知电气铁道、尾张电气轨道、一宫电气、尾北电气、稻泽电气、岐阜电气、知多瓦斯（后为知多电气）、日英水电、日本車輛製造以及三重纺织（后为东洋纺织）等大客户供电。对于小规模供电，电力费用也有所下调，1马力的月费从原来的12日元降至1911年6月起的10日元75钱。电力供应业绩在1913年上半年突破了1万马力，到1914年下半年末达到了13,789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