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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航空業 歷史
印度國際機場管理局（International Airports Authority of India，簡稱IAAI）於1972年成立，國家機場管理局（National Airports Authority）則於1986年成立。之後這兩家機構合併為印度機場管理局，負責管理印度的民用航空基礎設施。在1990年之前，國際航空服務僅限於印度的四個主要大都會機場，即德里、孟買、加爾各答和清奈。印度航空業於1991年解除管制，允許私人航空公司進入市場提供包機服務，其中東西航空（East West Airlines）成為37年來第一家在國內營運的私人航空公司。私人航空公司於1994年獲准經營定期航班服務，許多私人航空公司也開始營運國內航線。在印度與巴基斯坦間卡吉爾戰爭白熱化之際，印度空軍於1999年5月11日應召出動直升機，為印度陸軍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德干航空（Air Deccan）於2003年開始營運，開啟低成本航空公司進駐印度市場的先河。印度政府於2004年批准在海德拉巴和邦加羅爾建立首批與私人企業合作的機場。到2004年12月，除印度航空之外，其他連續營運至少五年且機隊規模達20架飛機的印度航空公司，也經核准而能經營國際航線。區域航空公司政策（Regional Airlines policy）於2007年制定，允許航空公司在特定區域內提供服務。機場經濟監管局（Airports Economic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AERA）則於2009年成立，其主要職責為制定機場收費標準、確保服務品質及解決爭議。
印度航空業 民用航空
印度民航部透過所屬民航總局（DGCA）監管印度民用航空事務。該國於2016年頒佈的國家民用航空政策（National Civil Aviation Policy 2016）則為民用航空的運營設定指導方針和目標。印度的民用航空市場規模排名世界第三大，各航空公司於2020年載運的旅客超過2億人次。
印度擁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機場，包括指定的國際機場、提供有限國際航班的海關機場、空軍基地內的民用設施（軍民合用機場）、國內機場以及私人機場。印度機場管理局是負責機場基礎設施開發與維護的核心機構。.印度機場管理局將印度全國劃分為四個區域，全國的機場分開納入其中，便於管理。截至2023年12月，印度共有33座國際機場和11座有限國際機場，還有超過100座國內機場、私人機場和軍民合用機場。該國於2016年推出印度全民飛行計畫，規劃為全印度400多個二線城市開發永續的航空網絡。
印度航空業 民用航空
印度國內定期航空公司於2025年6月的市佔率。
印度截至2025年7月約有十家提供客運定期航班的航空公司，此外還有其他貨運公司。印度航空是國家航空公司，而靛藍航空則是印度營運規模最大的航空公司，在國內市場佔有率高達64.5%。印度快運航空則是印度航空旗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印度航空業 軍事航空
印度總統是印度武裝部隊的當然總司令，而國防部則負責制定相關政策。印度的軍事航空部門包括由空軍參謀長指揮的印度空軍（IAF），以及印度海軍航空兵、陸軍航空兵和印度海岸警衛隊航空隊。印度空軍分為五個作戰司令部和兩個職能司令部，其基地或駐地位於各個司令部之下。武裝部隊的機隊包括戰鬥機、運輸機、直升機、加油機、空中預警機、偵察機以及無人航空載具。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日本血吸蟲病是一種由日本血吸蟲引起的寄生蟲病，曾在日本國內特定地區長期流行。在病因不明的年代，此病因其腹部嚴重腫脹（腹水）等獨特症狀，被視為一種恐怖的「奇病」，尤其在山梨縣的甲府盆地一帶，此病被稱為「地方病」（），帶給當地居民極大的苦難。
此病的病原體日本血吸蟲的活體於1904年在日本國內被首次發現，其後其中間宿主淡水螺宮入貝，以及經由皮膚接觸尾蚴的感染途徑也相繼查明，終於揭開了這種神秘疾病的面紗。以此為轉捩點，日本醫學界、政府與居民展開了長達近百年的全國性防治工作。這場艱鉅的鬥爭結合了藥物治療的開發、以地方社區為主體的滅螺行動，以及將疫區水道水泥化等大規模的環境改造工程。
最終，日本於1978年確認最後一例新增感染者，並於1996年正式宣布撲滅此病，成為世界上唯一成功根除日本血吸蟲病的國家。這段從對抗未知疾病到成功根絕的歷程，不僅是日本近代公共衛生史上的重要篇章，其防治經驗也為至今仍受此病困擾的中國、菲律賓等國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背景
此病何時開始在山梨縣被稱為「地方病」，目前尚無明確記載。但根據各種文獻資料，可知在明治20年代（1887-1896年）初期，甲府盆地的當地開業醫之間已開始使用「地方病」這一稱呼。
醫學上稱之為「日本血吸蟲病」，是在發現病原寄生蟲、查明病因之後的事。然而在山梨縣內，即使在病原查明後，直到今天，「地方病」一詞仍被普通市民乃至行政機關廣泛使用並固定下來，一般指地方性流行病的「地方病」一詞，已成為「日本血吸蟲病」的代名詞。
由於腹部會極度腫脹，此病在古代被稱為水腫脹滿、腹脹病等。從以下史料文獻的記載來看，這種「地方病」至少在近世時期就已在甲府盆地流行。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背景
在近世初期（安土桃山時代至江戶時代初期）成書的兵書《甲陽軍鑑》第五十七品中，記載了甲斐武田氏遭織田信長攻擊而衰亡之際，武田家臣小幡昌盛（小幡豐後守）因重病無法隨軍，透過同僚土屋昌恆向主君武田勝賴告別的場景。文中描述小幡的症狀為「積聚之脹滿」。積聚是東洋醫學中指腹部異常的術語，脹滿則指腹部單獨腫脹的狀態。「積聚之脹滿」即指因腹部疾病導致腹部腫脹。此外，他乘坐籠輿（轎子）前往主君勝賴處，顯示當時昌盛已無法行走。這些描述被認為與地方病的典型症狀相符。原文翻譯如下：
甲陽軍鑑、品第五十七
…其次，小幡豐後守於善光寺前，託土屋惣藏為奏者，得御目見。
豐後自巳年（1581年・天正9年）霜月起，身染疾患，
積聚之脹滿 ，然乘籠輿，言為今生之御暇乞。
勝賴公淚流不止，言：值此時節，汝等病中，亦無可奈何……
此事發生於天目山之戰前夕的天正10年3月3日（儒略曆1582年3月26日），勝賴一行放棄新府城的防守，前往岩殿山城途中，在甲斐善光寺門前所發生的事。小幡豐後守（小幡昌盛）於三日後去世。有觀點認為《甲陽軍鑑》的這段描述與地方病的症例相似，若此說成立，這便是記錄地方病的最古老文獻。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背景
之後，在江戶時代中期的元祿年間（約1700年），流傳著一種稱為「水腫脹滿」之藥的民間療法。到了明治時期，源於此法的「通養散」在龍王村（現甲斐市龍王）一帶販售。此外，江戶時代後期的文化8年（1811年），居住在甲府盆地西南部市川大門的醫師橋本伯壽所著的醫書《翻譯斷毒論》中記載：「甲斐之中郡（なかごおり）水腫多」，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許多地方病患者在初期會出現發燒、腹瀉等症狀，有些輕症患者僅有初期症狀便痊癒。但若反覆感染轉為慢性重症，隨著時間推移，患者手腳會變得瘦弱，皮膚發黃，最終因腹水導致腹部嚴重腫脹，無法自理生活而死亡。
以今日的醫學觀點來看，寄生蟲（日本血吸蟲）的蟲卵在肝臟等器官積聚，導致肝功能衰竭，進而發展為肝硬化。患者血管內不斷產生的蟲卵會堵塞靜脈，引發栓塞，使無處可去的血流集中於肝門靜脈，導致血壓異常升高。結果門靜脈高壓加劇，伴隨腹部靜脈怒張（麥杜莎之頭，caput Medusae）及腹腔內血漿滲出造成的腹水。最終，食道靜脈瘤破裂等致命的併發症成為直接死因。此外，肝硬化也常發展為肝癌。蟲卵還可能隨血流進入腦部積聚，引發偏癱、失語症、痙攣等嚴重的腦部疾病。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背景
甲斐國（現山梨縣）的人們從小耳濡目染，知道一旦腹部因腹水腫脹如鼓，便無藥可救，必死無疑。而且，發病者多為貧窮農民，富有人家幾乎無人罹患，因此推測許多患者未經就醫便已死亡。從具備地方病感染機制知識的現代角度來看，農民易於罹患的原因顯而易見。但在缺乏近代醫學知識的時代，這是一種原因不明的奇病，甚至被視為佃農的職業病、生於甲府盆地之人的宿命。
到了幕末時期，甲府盆地的民眾間流傳著與此奇病相關的諺語：
意指一旦罹患此病，便如破碎的茶碗，再也無法復原，終將成為廢人離世。
意指平時生活貧困而消瘦，若能「發福」，那也只是罹患腹脹病之時。
此外，由於發病者多集中於特定地區，從幕末文久年間開始，便流傳著感嘆女兒嫁往流行地區的民謠：
（翻譯：死也不嫁野牛島，能藏池的蘆葦水，喝得好苦啊。）
（翻譯：若要嫁到龍地、團子，就背著棺材去吧。）
（翻譯：若要嫁到中之割，就給你買好壽衣和棺材。）
這些悲傷的口碑與民謠，流傳於過去甲府盆地的疫區。
對於連寄生蟲的存在都一無所知的當時人們來說，這種奇病的原因，以及為何只在特定地區多發，一切都是謎。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背景
1874年（明治7年）11月30日，位於甲府盆地西南端的宮澤村與大師村（現南阿爾卑斯市甲西工業園區附近的戶長西川藤三郎，召集了兩村共49戶的戶主，提議遷村。該村附近位於甲府盆地海拔最低的濕地，是水腫脹滿，即地方病的重災區。當時此奇病的病因雖未查明，但農民們知道，在高處的村莊幾乎無人患病。他們感到若再不行動，全村將會滅絕，因此做出了遷村的艱難決定。
當時明治維新剛過不久，仍處於無法輕易拋棄居住地的封建制度時代，全村遷移的居民運動自然不被允許。然而，眼見身邊的人一個個因奇病痛苦死去，村民們遷村的決心異常堅定，年復一年地提交遷村陳情書。直到三十多年後的明治末年，明治新政府才終於聽取了村民的願望，批准了遷村。
在日本國內，因地方病等風土病而整村遷移的，僅此一例。地方病的發病率雖有差異，但已蔓延至甲府盆地的各個角落，盆地內的大多數農民，都在對這種不明真相、看不見的恐怖疾病的恐懼中生活。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從明治中期到大正初期，這種原因不明的奇病，其病因機制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被逐步解開，包括蟲卵的發現、病原體（日本血吸蟲）的發現、感染途徑的查明，以及中間宿主（宮入貝）的發現。
1881年（明治14年）8月27日，一份開啟此奇病病因解明之路的請願書被提交了上來。東山梨郡春日居村（現笛吹市）的戶長田中武平太，向當時的山梨縣令藤村紫朗提交了《關於水腫脹滿之御指揮請願書》。該村自古以來地方病流行，但全村約60戶中，東西兩端無病，僅中央的小松地區（35°39′50.3″N 138°39′41.3″E﻿ / ﻿35.663972°N 138.661472°E﻿ / 35.663972; 138.661472﻿ (春日居小松地區)）有病。因此，他附上標示發病地區的村莊略圖，請求調查病因。請願書中寫道：「原因全然不明。是水之故？是土之故？抑或是身體之故？嗚呼悲哉，困苦之狀不忍卒睹。」這份請願書，是村民們悲痛的吶喊。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1884年（明治17年），縣府派遣醫師對小松地區的患者進行診察，並調查了飲用水（井水）等居住環境，但仍未查明病因。1887年（明治20年），縣醫院院長長町耕平及醫官進行了當時剛普及的糞便檢查，結果發現了一種蟲卵，推測可能是一種鉤蟲。然而，這究竟是什麼卵，以及與此病的關聯，在當時仍是未知數。
同時期的1886年（明治19年），負責該地徵兵檢查的軍醫石井良齋發現，來自中巨摩郡及北巨摩郡特定疫區村莊的20歲左右役齡青年，大多身高僅140多公分，如孩童一般，腹部因腹水而腫脹，手腳瘦弱，面色蒼白。這顯然是該地特有的營養不良。如此嚴重的發育不良集中發生在特定地區，令走遍日本各地的石井軍醫也大為震驚。當時正值甲午戰爭前夕，富國強兵是國策，大量不適合服役的體弱者出現，被視為極其嚴重的問題。接到石井報告的軍部高度重視此事，強烈要求山梨縣知事藤村紫朗查明原因。知事也不得不嚴肅對待軍方的意向，此後，行政部門開始認真投入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居住在石和（現笛吹市）的醫師吉岡順作，對此奇病深感興趣，是早期詳細診察患者、嘗試以近代西醫學方法探究病因的醫師之一。此病初期伴有腹痛、血便、黃疸，之後引發肝硬化，最終因腹水積聚而死亡。從這些臨床症狀來看，病因顯然在肝臟或脾臟。但即使是不飲酒的幼童也會發病，因此顯然不同於酒精性肝病。
吉岡繪製了患者的地區分佈圖，發現罹患者的分佈沿著笛吹川的支流河道水路。此外，疫區流傳著一些告誡孩童的禁忌與迷信，如「螢火蟲雖美，捉了肚子會腫得像鼓一樣死去」、「捉了鶺鴒肚子會腫起來死去」。
從這些線索中，吉岡推測此奇病與河流或水本身有某種關聯。但病因依然不明。束手無策的吉岡最終決定，只能對死者進行病理解剖，直接確認病變。然而在當時，別說解剖，就連手術開腹都被視為極其恐怖之事，據說平時威風的男性，一聽說死後要被解剖，也會極度恐懼。實際上，在明治中期的山梨縣，尚無一例解剖案例。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1897年（明治30年）5月下旬，一位病危的女患者主動提出遺體捐贈。她是居住在甲府與石和之間水田地帶的西山梨郡清田村（現甲府市向町）的農婦杉山中，時年54歲。中在40歲過後身體出現異狀，地方病的症狀逐漸加重，50歲後出現典型的水腫症狀。吉岡醫師曾數次為她進行穿刺排除腹水，但效果不彰，最終無計可施。
中問道：「順作先生，我肚子裡的地方病到底是什麼原因？」病因不明的吉岡只能回答：「病因在肝臟是肯定的，但詳情只能打開肚子直接檢查肝臟才能知道。」
信賴吉岡醫師的中，雖怨恨為何只有甲州人要受此殘酷疾病之苦，但仍希望自己的身體能有助於查明病因，遂向家人告知了希望死後解剖的意願。
家人起初雖感驚訝，但理解了中的懇切心情，同意並告知了吉岡。在當時，患者生前主動提出解剖是極為罕見之事，吉岡為此感動落淚，與家人一同記錄下她的遺願，於1897年（明治30年）5月30日，連同親屬簽名，向縣醫院（現山梨縣立中央醫院）提交了《遺體解剖御願書》。縣醫院第六代院長下平用彩與縣醫師會接到獻體申請後，驚訝之餘拜訪了杉山家，為醫療的無力未能挽救其生命而親自向中致歉，並含淚再三表達感謝。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杉山中在提交解剖申請六天後的6月5日去世。依其遺言，次日6月6日下午2時，在杉山家的菩提寺盛岩寺（位於現甲府市向町的庭院內，由縣醫院院長下平用彩醫師主刀，在吉岡等四名助手的協助下進行了解剖。
這次解剖，即今日所謂的「大體老師」，不僅是地方病患者的首例，更是山梨縣史上的首次病理解剖，因此吸引了甲府附近多達57名醫師、開業醫前來參加。此事於兩天後的6月8日，在山梨日日新聞上，連同東山梨東八代醫師會會員總代表吉岡順作本人所寫的長篇悼詞一同被報導。
從遺體中取出的肝臟、膽管、脾臟、部分腸道被浸泡在酒精中保存。參與的醫師們確認，腫大的肝臟表面散佈著許多白色斑點。與一般的肝硬化不同，肝臟表面附著著白色纖維狀物質，腫大的門靜脈中可見多處堵塞。門靜脈的腫大，正是解開此病病因的關鍵線索。
在盛岩寺的戶外解剖現場，參與的醫師中，有一位日後對解開此奇病病因起到重大作用的年輕醫師——三神三朗。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在中巨摩郡大鎌田村二日市場（現甲府市大里町）開設內科診所的三神三朗，畢業於濟生學舍（後來的日本醫科大學）後返回山梨開業，解剖時年僅24歲。三神內科）所在的大鎌田村是甲府盆地中央的地方病疫區之一，在三神內科，除衰老外，患者的死因幾乎都是這種奇病。
三神從縣醫院的病理技師處得知：「杉山中的肝臟內有許多以變形蟲卵團為中心的結節，同樣的蟲卵與結節也見於腸黏膜，蟲卵的大小明顯大於已知的寄生蟲十二指腸蟲卵（鉤蟲）」，他確信這種奇病與一種未知的新寄生蟲有重大關聯。他自費購買了當時價格昂貴的德國進口顯微鏡，收集多名患者的糞便，從中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大型蟲卵，並以「關於肝脾腫大」為題，於1900年（明治33年）在《山梨縣醫師會會報第3號》上發表了報告。該會報還刊登了主刀解剖杉山中的下平用彩醫師及軍醫石井良齋關於此病的報告，使得查明此奇病病因的呼聲高漲，成為縣醫學界的重要研究課題。
從多名患者糞便中發現的蟲卵，使寄生蟲病的可能性大增。1902年（明治35年）4月15日，山梨縣醫學會在縣醫院邀請了縣內外研究人員，召開了題為《關於山梨縣某種肝脾腫大之原因》的討論會。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當時日本的寄生蟲研究剛起步，但來自日本各地的病理學研究者，包括在佐賀縣筑後川流域研究類似疾病的長崎醫科大學教授栗本東明等人都參加了會議。三神發表了從患者糞便中發現的新蟲卵，並主張產下此卵的母蟲正是地方病的元兇。然而，有人質疑肝臟組織內的蟲卵與經消化道排出的糞便中的蟲卵是否為同一種，由於缺乏直接證據，三神無言以對。
討論會上還發表了杉山中之後數例解剖的所見，因肝臟組織內的蟲卵呈樹枝狀排列，有意見認為母蟲可能是在肝臟內產卵；也有意見認為是已知的肝吸蟲。更有甚者，因其僅在特定地區流行，提出可能非寄生蟲病，而是因狹窄地域內反覆通婚造成的遺傳性疾病——這種對當事者而言近乎誹謗的意見。最終，討論會未能就肝脾腫大的原因與此不明寄生蟲卵的因果關係達成共識。
參加此次討論會的，還有日後與三神一同發現此寄生蟲病原體——日本血吸蟲的桂田富士郎。
桂田富士郎是加賀國大聖寺藩（現石川縣加賀市）出身的病理學家，時任岡山醫學專門學校（現岡山大學醫學部）教授，年僅35歲。他也是當時岡山縣西南部流行的另一種寄生蟲病（肝吸蟲病）的研究者。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1904年（明治37年）春，在山梨的討論會上與三神意氣相投的桂田，從岡山來到山梨三神的家中，兩人一同在甲府盆地各處診察患者並進行糞便檢查，從數人的糞便中再次確認了三神先前發現的疑似新品種的蟲卵。此外，他們重新詳細檢視了縣醫院提供的杉山中等三人的病理標本，將顯微鏡倍率提高後，從大小和形狀判斷，這三例肝臟中的蟲卵與糞便中發現的蟲卵完全相同。
桂田注意到這種不明蟲卵沒有卵蓋。憑藉在德國留學培養的鑑識能力，他意識到，雖然肝吸蟲、肺吸蟲等多數吸蟲的卵有蓋，但無蓋的吸蟲卵僅知有分佈於非洲、中東的埃及血吸蟲，而此蟲卵在形態上與埃及血吸蟲卵相似。
不過，當時雖已確認埃及血吸蟲的成蟲寄生於膀胱周圍的靜脈（因在患者血尿中發現蟲卵），但其感染途徑及生活史等仍未完全解明，正處於歐洲寄生蟲學家們的研究階段。
桂田還推斷，有卵蓋的肝吸蟲等是雌雄同體，自我繁殖；而無卵蓋的埃及血吸蟲則有雌雄之分。因此，他預測產下甲府發現的這種不明蟲卵的母蟲，應為雌雄異體。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基於這些觀察，加上患者在使用瀉藥後會發現大量蟲卵，但僅有卵而無蟲體排出，桂田與三神認為，這種寄生蟲並非寄生於膽管、腸道等消化系統的傳統類型，而是寄生於與消化器官相關的其他器官，例如血管內部，並懷疑是連接腸道與肝臟的肝門靜脈。他們認為，若能從患者的肝門靜脈中找到產下此卵的新種寄生蟲本體，將是解開謎團的重大突破。
此奇病，即日本血吸蟲病，不僅感染人類，也感染其他哺乳動物。因此，在甲府盆地各處，常可見到腹部腫脹的牛等家畜及野犬等哺乳動物。
基於此，桂田與三神決定解剖一隻腹部腫脹、高度疑似患有此病的家貓（雌性），名叫「姬」。1904年（明治37年）4月9日，他們在三神的診所解剖了這隻貓，但因桂田在岡山醫大的行程緊湊，無法進行需要細緻操作的詳細檢驗，便將取出的肝臟與腸道浸泡在酒精中保存，帶回岡山的研究室。
一個半月後的同年5月26日，終於有空的桂田，從保存在酒精中的貓的肝門靜脈內，發現了約1公分長的新種寄生蟲（屍體）。但蟲體有缺損，並不完整。桂田認為必須確認活體，遂攜帶檢驗所需器具，於7月下旬再次拜訪甲府的三神。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接到桂田將再次解剖的通知，三神準備了與上次情況相似的貓。兩人鎖定門靜脈進行解剖，預測果然命中。他們從貓的肝門靜脈中，發現了雄蟲24隻、雌蟲8隻，其中5對呈雌雄抱合狀態，共計32隻活體蟲。時為1904年（明治37年）7月30日，這便是日後由桂田命名為日本血吸蟲（學名：Schistosoma japonicum）的奇病病原寄生蟲被發現的瞬間。
桂田為求慎重，確認了解剖貓的肝臟與腸壁中的蟲卵，以及新寄生蟲雌蟲卵巢內的蟲卵，與杉山中等人的病理標本中的卵完全相同，從而證實了此新寄生蟲與地方病的因果關係。次月8月13日，他在官報6337號上報告了新寄生蟲的發現，並以德語發表了論文，因該寄生蟲寄生於血管內且在日本發現，故將其新種命名為Schistosomum japonicum 日本血吸蟲（後改名為Schistosoma japonicum）。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值得一提的是，次年1905年，在新加坡任職檢疫官的英國醫師卡托，從一名因霍亂死亡的患者（來自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遺體中發現了同樣的寄生蟲，並命名為卡托血吸蟲。但因桂田前一年的德文論文報告在先，根據命名法規，世界醫學界追認桂田為第一發現者。發現新寄生蟲的偉業與第一發現者的榮譽，若無三神的理解與合作是無法達成的，桂田在論文中對三神三朗表達了最高度的讚揚。
日本血吸蟲在連接腸道與肝臟的肝門靜脈中，以宿主的紅血球為食，雄蟲抱著雌蟲寄生，雌蟲在門靜脈中產卵。本應在血管（血液）中產下的卵，之所以會經由消化系統隨糞便排出，是因為被運送到腸道附近腸繫膜血管的卵會釋放出蛋白酶，溶解周圍的腸壁，使卵掉入腸道內。另一方面，隨血流移動的蟲卵會積聚在肝臟，同樣釋放的蛋白酶會導致肝臟內形成結節並纖維化，長期積累後便引發肝硬化。
後續研究查明，日本血吸蟲的寄生方式與其他已知寄生蟲（如寄生於腸道或膽管產卵的寄生蟲）完全不同。
蟲體的發現雖確定了此奇病為寄生蟲病，但下一個課題是解開成蟲體長達1至2公分的日本血吸蟲是如何感染人類，並寄生於血管而非消化系統的生態機制（生活史）。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確定為寄生蟲病後，對人類感染途徑的解明工作隨之展開。當時有兩種假說：一是經由飲用水的糞口途徑感染說，二是經由皮膚的經皮感染說。在甲府盆地，如前述民謠所唱「能藏池蘆葦水，喝得好苦啊」，有些地區相信是飲用水致病；但也有不少農民懷疑是經由皮膚感染。疫區的農民們憑經驗知道，進入水田或河流後，手腳會出現紅腫發癢的接觸性皮膚炎，當地人稱之為「泥巴皮膚炎」，而罹患此奇病的人，必定先經歷過泥巴皮膚炎。
然而，若感染源是飲用水，人無水無法生存；若是經皮膚感染，叫農民「別下田」等於剝奪其生計。在那個難以轉行的時代，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佃農，只能懷著對奇病的恐懼與半放棄的心態，繼續在水田中勞作，進行著賭上性命的稻米生產。
東八代郡祝村（現甲州市勝沼町）出身、時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醫局員的土屋岩保，於1905年（明治38年）7月在甲府盆地各處進行了哺乳動物調查。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土屋在解剖的狗與貓的門靜脈中發現了大量日本血吸蟲成蟲，但在門靜脈以外的血管中卻未發現。他因此主張：「若為經皮感染，門靜脈以外的血管也應有蟲體。僅在門靜脈發現，應是病原的蟲卵或幼蟲經口進入，在到達胃之前，從食道或咽喉等內壁侵入，最終到達門靜脈」，提出了經口感染說。
土屋的觀點獲得了許多醫學家與研究者的贊同。除黃熱病、瘧疾等由蚊子叮咬傳播的傳染病外，當時寄生蟲學已知的感染途徑，如十二指腸蟲等，大多是經由飲食的經口感染。
這種寄生蟲學界的既有觀念，也助長了對土屋主張的支持。
雖然缺乏確證，但經口感染說逐漸傳開，甲府盆地的疫區嚴禁直接飲用河水或溝渠水，並強制要求將飲用水煮沸殺菌。然而，新增感染者仍不斷出現，情況並無改善，對經口感染說的質疑也隨之而起。疫區居民及行政相關人員都強烈要求查明感染途徑究竟是飲用水還是皮膚接觸。為此，兩位研究者於1909年（明治42年）6月進行了動物實驗。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日本血吸蟲的發現者桂田富士郎，與岡山醫專的長谷川恆治一同，在岡山縣小田郡大江村西代地區（現岡山縣井原市高屋）的疫區水田，用狗和貓進行了實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藤浪鑑則在金澤醫專的中村八太郎及片山地區開業醫吉田龍藏的協助下，於廣島縣深安郡川南村片山地區（現廣島縣福山市神邊町片山）的疫區水田，將17頭牛分為四組進行實驗，試圖為感染途徑的爭論畫上句點。
藤浪與土屋同為經口感染說的支持者，他滿懷信心地認為，這次實驗中，乙、丁兩組會感染，而設想經皮感染的甲組絕不會感染。然而，實驗結果卻與藤浪的預期相反。預防了經皮感染的丙、乙兩組完全未感染，而預防了經口感染的甲組卻全部感染（兩種感染途徑皆未預防的丁組，自然也感染了）。同樣，桂田的動物實驗也得出了經皮感染的結果。
此外，京都帝國大學皮膚科的松浦有志太郎，進行了一項以自身為實驗對象的決死感染實驗，他將手臂浸泡在從片山地區水田採集的水中。松浦也是經口感染說的信徒，且從皮膚科的專業角度對經皮感染說抱持懷疑。松浦在疫區停留期間，所有飲食物皆經煮沸，並謹慎觀察皮膚是否出現紅腫。前兩次自我感染實驗並未成功，但第三次實驗中，松浦終於被感染。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與藤浪等人動物實驗幾乎同時期的1909年6月下旬，松浦在農民所說會引起皮膚紅腫的水田中，右腳未做任何防護，左腳穿上橡膠綁腿，在疫區水田行走了數小時。結果，僅有未防護的右腳，從腳背到膝蓋浸水處，出現了帶有搔癢感的紅斑。隔天紅腫雖退，但實驗約一個月後，已返回京都研究室的松浦感到身體不適，半信半疑地自行進行糞便檢查，竟在自己的血便中發現了日本血吸蟲的蟲卵，之後一段時間內持續排出蟲卵。幸運的是，進入10月後，松浦的身體狀況穩定下來，病情未再惡化，但這次實驗結果，也為經皮感染的驗證提供了佐證。
得知三人的實驗結果，其他醫師與研究者一時難以置信，半信半疑。寄生蟲能經由皮膚感染，在當時的醫學界常識中是無法想像之事。主張經口感染的土屋岩保也無法放棄自己的學說，於1910年（明治43年）8月，在西山梨郡甲運村（現甲府市橫根町）的十郎川（35°39′26.5″N 138°36′46.8″E﻿ / ﻿35.657361°N 138.613000°E﻿ / 35.657361; 138.613000﻿ (十郎川實驗地)），仿效桂田與藤浪，將多達65隻狗分組進行了追蹤實驗。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深信經口感染的土屋，實驗結果卻與自己的主張完全相反，與藤浪、桂田的實驗結果一致。他不得不承認經皮感染，並向山梨縣知事報告「地方病的感染是經由皮膚」，學界的意見也統一為經皮感染。
農民們所稱的「泥巴皮膚炎」，正是日本血吸蟲的幼蟲（下節將解說的尾蚴）穿破終宿主哺乳動物的皮膚侵入時所引發的炎症，今日稱為尾蚴皮膚炎（Cercarial dermatitis），ICD-10編碼為B65.3。
查明人類的感染途徑並非經由飲食，而是經由水媒介的皮膚接觸，預示了日後預防工作的艱鉅。若為經口感染，尚可透過煮沸飲食來預防；但若是經由肉眼看來清澈無污的小溪、水田等自然水的經皮感染，問題就沒那麼簡單了。即使是健康的皮膚也會被感染的日本血吸蟲病，其預防措施極為困難，如後所述，要撲滅此病，耗費了漫長的歲月。
感染途徑確定為經由皮膚。但土屋又陷入了新的困惑：從人類或動物等終宿主的糞便中排出的日本血吸蟲卵，孵化後在水中如何發育為幼蟲，並再次鑽入人類或動物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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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屋將從糞便中蟲卵孵化出的仔蟲（稱為毛蚴）放入水中，再將貓、鼠的腳浸泡30分鐘，觀察是否感染，但過了10天、1個月，貓、鼠皆無變化，糞便中也未見蟲卵。他猜想剛孵化的毛蚴可能不具感染力，於是改用孵化6小時後的毛蚴實驗，結果仍未感染。不僅如此，孵化後的毛蚴隨時間流逝而死亡，48小時內全部死絕。無論是在流動的水中、有陽光的戶外，還是微調孵化後的時間，重複各種實驗，結果都一樣。由此可知，從蟲卵孵化的仔蟲毛蚴，無法直接感染哺乳動物，且在兩天內便會死亡。
深思熟慮後，土屋得出結論：「毛蚴必定以自然界的某種動植物為中間宿主。在中間宿主體內，牠們會成長為適合感染人體的形態。」
1909年（明治42年），山梨縣醫師會會長喜多島豐三郎設立了山梨地方病研究部，土屋擔任其專任技師。1911年（明治44年）3月，土屋任期結束，受聘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其職位由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的宮川米次接任。宮川是率先贊同土屋所提中間宿主必要性的人物，桂田、藤浪、三神等人也同樣認同中間宿主的存在。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病因解明期
成為地方病研究部專任技師的宮川，立即著手新的驗證實驗，目的是要弄清剛感染哺乳動物的日本血吸蟲幼蟲（幼體）是何種形態。他選擇疫區之一的中巨摩郡池田村（現甲府市新田町）的貢川為實驗地，從非流行區的東京運來大量兔子和狗，將其浸泡在河水中。日後，宮川從實驗動物的股靜脈抽血，在血液中確認了一種與毛蚴形態不同的幼蟲。這是在吸蟲類發育為成蟲前一階段的形態，寄生蟲學上稱為尾蚴。
此驗證確定了，從糞便中蟲卵孵化的幼體（毛蚴）與經皮膚感染的幼體（尾蚴）形態不同，證實了日本血吸蟲發育至成蟲的過程中，需要中間宿主。
尋找中間宿主的工作開始了。北巨摩郡塩崎村（現甲斐市雙葉地區）出身、任職於新潟醫科大學的川村麟也等數位研究者，在疫區採集了各種生物進行反覆驗證。1912年（明治45年）5月，山梨縣醫師會地方病研究部在西山梨郡住吉村（現甲府市住吉）設立了中間宿主研究用的試驗池。次年6月，又在中巨摩郡西条村（現中巨摩郡昭和町）的開業醫杉浦健造的住宅兼診所內設置了感染試驗用的試驗田，由杉浦進行各種實驗與考察。
杉浦認為，廣泛分佈於疫區水道的川蜷可能是中間宿主。參與解剖杉山中的吉岡順作也認為是川蜷，並請求土屋岩保協助實驗。兩人將川蜷放入水箱中，讓毛蚴在其中孵化，進行了反覆實驗，但未能證實。
日本血吸蟲的中間宿主，直到次年1913年（大正2年）夏天才被確定。九州帝國大學的宮入慶之助與其助手鈴木稔，在佐賀縣三養基郡基里村酒井地區（現鳥栖市酒井東町）發現了一種體長約8毫米的淡水螺，並證實了其為中間宿主。
宮入與鈴木在酒井地區一條被居民稱為「有毒溝渠」、因下水即會感染而令人畏懼的溝渠（水道）中發現了這種小螺。他們借用當地民宅的一間房，住宿約一個月，反覆進行驗證。他們確認，從蟲卵孵化的毛蚴會侵入螺體，在螺體內由母胞蚴變態為子胞蚴，並持續分裂，最終發育為尾蚴，從螺體內游出至水中。他們將此過程連同記錄整理成論文。
此結果於同年9月，以《關於日本血吸蟲發育之補充》為題，發表於當時的週刊醫學雜誌《東京醫事新誌》（第1836號），震驚了當時致力於此病研究的醫師與學者們。
當時的問題在於物種的鑑定。若不知此螺的真實身份，便無法判斷牠是遍佈日本，還是僅棲息於日本血吸蟲病疫區。多位研究者與學者根據論文中的黑白照片懷疑是川蜷，宮入本人也認為可能是川蜷的亞種，遂委託九州帝國大學理學部進行鑑定。結果發現，川蜷的螺層應為4層，而此螺卻有7至9層，不僅各國論文無記載，連大英博物館發行的最新世界貝類分類表中也未見收錄，證實為一種新種貝類。
此貝由Robson命名為新屬新種Katayama nosophra。但後來發現，先前記載的中國產螺類Oncomelania hupensis與其同屬，故改名為Oncomelania nosophora。現在有時被視為O. hupensis的一個亞種O. hupensis nosophora。
在日本的和名方面，為向備後國（現廣島縣東部）的漢醫藤井好直於江戶時代後期1847年（弘化4年）記述此病症狀的《片山記》致敬，發現者宮入提議稱之為「片山貝」（カタヤマガイ）。
次年，宮入為調查而訪問山梨縣，在甲府盆地的疫區也確認了大量與佐賀發現的同種螺類。山梨的地方病相關人士為表彰宮入博士的功績，將此貝稱為宮入貝（ミヤイリガイ），「片山貝」與「宮入貝」兩個和名、通稱便開始並用。尤其在山梨縣，「宮入貝」的稱呼被廣泛使用，並沿用至今。此外，在岡山縣高屋川流域的疫區，則以方言稱之為「七卷貝」（ナナマキガイ）。
確定中間宿主為宮入貝，意義極其重大。若日本血吸蟲在發育過程中僅能寄生於宮入貝，那麼只要能滅絕宮入貝，便能切斷日本血吸蟲的生活史，理論上就能控制新病例的發生。反之，沒有宮入貝棲息的地區，也就不會有此病。長期以來，此奇病僅在特定地區流行的謎團，也隨之解開。
此發現也對國外的寄生蟲學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兩年後的1915年（大正4年），在埃及證實了埃及血吸蟲的中間宿主是椎實螺的一種；同年又查明曼氏血吸蟲的中間宿主是扁卷螺科的螺類。宮入貝的發現，奠定了今日寄生蟲學的基礎——即感染人類的吸蟲，其中間宿主多為淡水螺類等軟體動物，對世界血吸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疾病撲滅期
隨著宮入貝的發現，長期困擾人們的地方病的病因與機制全部解明，撲滅此病的行動也隨之展開。相較於病因在短時間內被查明，撲滅此病卻耗費了極其漫長的歲月。研究人員、當地居民等各方人士團結一致，在治療方法的開發、感染源的控制、宣導教育，以及撲滅宮入貝的行動中，不斷摸索，同步推進。本節將按各項對策分別記述其時序。
病原體（日本血吸蟲）的發現、感染途徑的查明，以及中間宿主（宮入貝）的確定，從預防地方病角度看是巨大的成果。但對已感染的患者而言，治療卻極為困難。因為日本血吸蟲是寄生於血管內的寄生蟲，無法像驅除寄生於消化道的蟯蟲等寄生蟲那樣，僅用驅蟲藥將其排出體外。
研究人員開始研究各種驅除血管內寄生蟲的方法。返回東京帝大傳染病研究所的宮川米次，於1918年（大正7年）至1923年（大正12年）間，與製藥公司萬有製藥合作，開發了以酒石酸銻等化合物為基礎的驅蟲藥——斯梯勃那（Stibnal: sodium-antimony-tartrate）。在宮川與土屋的推薦下，山梨的三神三朗受託進行治療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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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以300多名患者為對象進行的臨床試驗證實，該藥能破壞寄生於門靜脈的日本血吸蟲的卵巢功能，使其無法產卵，從而使患者糞便中的蟲卵消失。該藥於1923年（大正12年）12月投入使用。但此療法極為困難，需要進行二十多次技術難度高的靜脈注射。此外，半金屬銻的副作用會引起全身關節劇痛、噁心、嘔吐等，對患者的身體負擔極大。
直到約半世紀後的1970年代，德國製藥公司拜耳開發出副作用較小的口服錠劑新藥吡喹酮，斯梯勃那一直是治療地方病的唯一藥物。然而，無論是斯梯勃那還是吡喹酮，都只是殺滅體內日本血吸蟲的藥物，無法清除已積聚在患者器官內的卵殼。換言之，地方病的治療僅為對症治療，無法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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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感染侵入體內的尾蚴，在發育為成蟲（日本血吸蟲）前不會產卵，許多患者在此期間並無自覺症狀。因此，大多數患者是在出現血便、腹水等症狀惡化後才就醫。若不能及早發現，治療將更為困難。新藥斯梯勃那，理想上應在蟲體性成熟產卵前使用，效果最佳。即便無法做到，也應在蟲卵積累尚少時盡早開始治療，因此早期發現、早期診斷至關重要。最初，地方病的感染檢查與其他寄生蟲病一樣，通過糞便檢查進行診斷。但由於日本血吸蟲寄生於血管門靜脈內，出現在腸道附近的頻率極低，因此傳統的直接塗抹法（取少量糞便塗於玻璃片上，用顯微鏡觀察蟲卵有無）檢出率低，常有漏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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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縣的地方病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引進了後述的美軍研究部隊提倡並共同開發的皮內反應（使用從寄生蟲本體製備的抗原的檢測法），並研究了各種集卵法及毛蚴孵化法（利用結核菌素反應等抗原抗體反應的診斷法），最終確立了MIFC法（merthiolate iodine formaldehyde concentration = 離心沉澱法）。此法極大地提高了蟲卵檢出率。在甲府盆地進行的居民糞便檢查中，直接塗抹法的檢出率為0.1%，而MIFC法提高到了2.7%。此外，AMSIII法（硫酸鈉-鹽酸-Triton-乙醚法）也被證實檢出率高。通過預先對受檢人群進行皮內反應，可對糞便檢查對象進行篩檢。這種以寄生蟲體成分為抗原的皮內反應，成為一種劃時代的集體檢查方法，為地方病感染者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帶來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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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明治43年）至次年，山梨縣醫師會主導進行了健康檢查及臨床檢驗，首次對甲府盆地整體的發病情況及患者實數進行了統計學、醫學上的調查。此次健康檢查主要關注肝、脾腫大及腹水有無等臨床症狀，調查對象為甲府盆地預估的45個市町村疫區，總計69,157名居民。其中，明確診斷為地方病患者的有7,884名，平均罹患率為11.4%。
下表為1911年（明治44年）甲府盆地各郡的日本血吸蟲病檢查成績。患者總數與肝、脾腫大、腹水患者人數合計不符，是因為肝、脾腫大患者中包含了一些無法確診為日本血吸蟲病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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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首次調查證實了罹患率高的地區存在偏向性。罹患率異常高的地區，如民謠所唱「龍地、團子へ嫁に行くなら…」的登美村，罹患率高達驚人的55%；「中の割に嫁へ行くなら…」的旭村為35%、大草村為34%；「嫁にはいやよ野牛島は…」的御影村為40%，證實了自古流傳的特定地區流行的說法。調查也再次證實，鹽山、勝沼（現甲州市）等甲府盆地最東部地區無此病，往西至春日居、石和，疾病逐漸出現，越過甲府後，盆地中西部的罹患率急劇上升，尤其以韮崎下游的釜無川兩岸地區為甚。這種甲府盆地內西高東低的疫區分佈一直持續到流行末期。此後，居民的感染調查與診斷定期進行，初期以蟲卵檢查為主，昭和30年代中期後改用皮內反應檢查。
下表為流行末期20年間各市町村的患者人數，此為各醫療機構診斷的地方病患者實數，並非新增感染者數。昭和30年代後，腹水等重症患者已屬罕見，40年代後，患者體內的尾蚴感染數量減少，糞便中難以檢出蟲卵，因此改用更精密的皮內檢查等方法確認患者。1973年（昭和48年）起患者數一度增加，即為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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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病是通過直接接觸棲息有宮入貝的河流、水道等水域，被尾蚴感染而罹患。因此，從事水田耕作的農民時刻面臨感染的風險。然而，非工作所需的兒童下河玩耍等感染，可通過正確指導來預防，因此對兒童的宣導教育成為當務之急。幼年感染會對其成長造成重大影響，因此必須格外小心。已親自擔任兩所小學校醫的三神三朗，也向山梨地方病研究部提出了此建議。
然而，要讓兒童理解日本血吸蟲需經過中間宿主變態的生活史並不容易。僅用文字和文章難以理解複雜的感染機制。為此，山梨地方病研究部探討了易於兒童理解的宣傳方法，並於1917年（大正6年），製作了題為《我是地方病博士（日本血吸蟲病的故事）》的小冊子，這在當時是劃時代的創舉。冊子大量使用插圖，共16頁，全彩印刷，製作了2萬冊，免費發放給疫區的小學生。考慮到這距離宮入貝的發現、日本血吸蟲生態被解明僅過了三年半，可見當時相關人士對防止兒童感染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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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子內容以兒童易於理解的方式，解說了地方病是通過水中的病原蟲（尾蚴）經皮膚感染的疾病，而這種病原蟲潛藏在名為宮入貝的小螺中，因此在河中玩耍非常危險。為吸引小學生的興趣，冊子還設計了三個人物，使其具有故事性，如繪本一般。地方病研究部責成各校校長及全體教師在課堂上朗讀此冊，並指導學生寫讀後感等，致力於宣導教育。
特別是尾蚴活動活躍的夏季，嚴禁在河中游泳。但在大正時代，疫區的普通家庭連浴室甚至自來水都沒有，在以酷暑聞名的甲府盆地，要完全禁止兒童在河中戲水十分困難。為此，縣政府優先補助疫區的中小學興建游泳池，持續徹底地防止兒童感染。
日本血吸蟲的中間宿主僅有宮入貝一種，但最終的終宿主則包括人類在內的各種哺乳動物。終宿主糞便中的蟲卵孵化出的幼蟲（毛蚴），接觸到水中的宮入貝，便成為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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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用作堆肥的人類糞便，將其儲存一段時間，讓蟲卵腐熟死亡，是切斷感染源的有效手段。為此，縣府鼓勵設置用於儲存糞便的改良式廁所。山梨縣自1929年（昭和4年）起對設置改良式廁所提供補助，1943年（昭和18年）更呼籲徹底普及，對人類糞便的感染控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要將家畜、野狗、野貓等動物的糞便集中儲存，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權宜之計，1942年（昭和17年）就任山梨縣知事的多湖實夫，嘗試讓耕作用的牛、馬穿上尿布。這款由多湖知事熱心設計、名為「官名糞受袋」的布製尿布，效果甚微。
如此，對無法控制排泄場所的帶蟲動物的對策極為困難。1933年（昭和8年），寄生蟲病預防法細則規定，對牛、馬、山羊等家畜進行糞便檢查與健康管理成為義務。並積極推動將耕作用家畜從感染率高的牛改為感染感受性較低的馬。同時，盡可能收集田間的家畜糞便，集中於糞坑。此外，嚴禁隨地大小便，並在學校指導兒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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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昭和18年）11月3日，為查明家畜的感染情況，東京高等獸醫學校（後來的東京獸醫畜產大學）的調查團在西山梨郡山城村（現甲府市上今井町）設立本部，展開調查。此外，對野鼠等野生動物進行了計畫性捕殺，並加強了對狗、貓等寵物的管理與監視。
為預防農民感染，也指導他們在農作業時盡量穿戴綁腿、袖套，努力避免與尾蚴接觸。
中巨摩郡西条村（現中巨摩郡昭和町）的杉浦健造醫師及其女婿三郎父子，是世代在該村作為開業醫治療地方病患者的地方醫師。他們不僅提供無私的治療，還持續向居民進行預防知識的宣導。
然而，面對地方病患者不減反增的現實，他們深感預防之難，認為要根除此奇病，唯有撲滅中間宿主宮入貝。於是，他們將自家診所的院子改建，飼養宮入貝的天敵——螢火蟲幼蟲的食物川蜷，以及捕食宮入貝的鴨子等，並資助其他共同奮鬥的醫師，傾盡家產，開始了撲滅宮入貝的行動。
此舉最終發展為官民一體的撲滅地方病運動。1925年（大正14年），「山梨地方病撲滅期成組合」成立，此後71年間，直到宣布絕跡，山梨縣民團結一致，持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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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昭和8年）健造去世後，其遺志由女婿三郎繼承。1947年（昭和22年）10月14日，昭和天皇行幸山梨縣，視察地方病疫區時，便由三郎擔任嚮導。視察在中巨摩郡玉幡村現甲斐市）進行，內容包括說明當時甲府盆地的地方病狀況、用顯微鏡觀察蟲卵與尾蚴、以及觀察宮入貝的棲息情況等。
之後，三郎還與製藥公司合作開發了預防農作業者經皮感染的軟膏，並與後述為調查血吸蟲感染而到訪甲府盆地的美軍相關人員交換意見。1949年（昭和24年），他更就任新成立的「山梨縣立醫學研究所」（後來的山梨縣衛生環境研究所）初代地方病部長，擔任行政、醫療等各方面的協調角色，在戰後的地方病撲滅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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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浦三郎於1977年（昭和52年）10月16日外出到府服務時病倒，與世長辭。因無人繼承，杉浦醫院關閉，其內部、藥品、器具等皆保持著他外出看診時的原樣被保存下來。2010年（平成22年），杉浦家的土地與建築被昭和町收購，杉浦家也將所有收藏品捐贈。為將健造、三郎兩位醫師畢生致力於地方病研究與治療的功績，以及先人對抗疾病的足跡傳承後世，昭和町將該建築整修，於同年11月16日設立並開放為「昭和町 風土傳承館 杉浦醫院」（35°38′25.2″N 138°31′57.2″E﻿ / ﻿35.640333°N 138.532556°E﻿ / 35.640333; 138.532556﻿ (杉浦醫院)）。
不僅是杉浦三郎，其他致力於此病解明與治療的地方醫師及研究者，也多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後相繼去世，未能親眼見證地方病的絕跡。1944年（昭和19年）9月3日，吉岡順作去世（享年81）；1946年（昭和21年）4月5日，桂田富士郎（享年79）去世，隔天4月6日，宮入慶之助（享年81）也與世長辭。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疾病撲滅期
三神三朗晚年，常去甲府市向町盛岩寺祭拜杉山中的墓，那裡是他畢生研究的起點。他常在中的墓前，默默地長時間低頭致意。他一生堅守地方開業醫的崗位，直到去世前一週，仍在為地方病患者把脈。在意識模糊前，他讓長女禮子準備紙筆，仰臥在病床上，寫下了辭世詩：「川中で 手を洗いけり 月澄みぬ」（川中洗手畢，明月正澄澈）。在河中洗手——在別處是再平常不過的日常，卻是三神三朗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夢想的景象。他將沒有地方病的甲府盆地的未來託付給後人，於1957年（昭和32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5歲。
日本血吸蟲的中間宿主被證實為宮入貝後，宮入貝的棲息區便與地方病的流行區完全吻合。因此，有宮入貝棲息的地方，即為地方病的流行區，也就是疫區。
山梨縣於1933年（昭和8年）9月25日，依「寄生蟲預防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日本血吸蟲病疫區指定」公告，首次將甲府盆地的10,023公頃指定為地方病疫區。但後續調查發現，兩年後的1935年（昭和10年），疫區範圍擴大至19,635.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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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推測可能僅指定了宮入貝大量棲息的水田，但無論如何，在採取措施前，疫區面積接近20,000公頃。然而，隨著後述的撲滅宮入貝事業的推進，疫區指定面積逐漸縮小，並於1960年、1961年、1974年分三次陸續解除了疫區指定。至1977年（昭和52年），疫區面積已減至11,764.1公頃，約為最初指定面積的一半。
最終，於1994年（平成6年）4月18日，山梨縣公告第263號全面解除了疫區指定。
右側地圖為1970年代甲府盆地宮入貝棲息地（疫區）的簡圖，以三種顏色表示宮入貝的棲息密度：
從地圖可知，地方病在甲府盆地西側肆虐。盆地東部的笛吹川沿岸至南北貫穿甲府市中心的荒川之間的區域（現笛吹市至甲府市東部），棲息密度最低；從荒川右岸（西側）開始，棲息密度逐漸升高，盆地最西部的釜無川兩岸一帶則是棲息密度最高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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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時期，甲府盆地各處的疫區水田中，即使是棲息量少的地方，每平方公尺也能採集到100隻宮入貝；嚴重的地方，宮入貝甚至層層疊疊，能用掃帚掃進畚箕裡。此外，宮入貝是水陸兩棲，活動範圍廣，不僅限於水中。牠們甚至會爬上陽光照射不到的茅草屋頂，最嚴重時，連廚房的窗框都爬滿了宮入貝。這意味著，在水中感染了毛蚴的宮入貝，爬到陸地上後，若接觸到露水等水滴，尾蚴也可能游出至水滴中。
從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甲府盆地的民眾間又流傳開了新的諺語：
踩到朝露也得地方病
在宮入貝棲息密集的地區，僅是赤腳走過草叢就可能感染，這種恐懼讓農民們束手無策。
宮入貝被證實為中間宿主後，「撲滅地方病即是撲滅宮入貝」成為了人們的共識。
宮入貝發現的次年，1914年（大正3年），土屋岩保便在中巨摩郡國母村小河原（現甲府市上小河原町）的溝渠中，進行了用硫酸滅螺的實驗。也嘗試了掩埋法及火燒法，但一直未能找到一種兼具成本效益與決定性效果的滅螺方法。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疾病撲滅期
在此情況下，地區居民自發地開始了撿拾宮入貝的行動。聽聞「消滅宮入貝就能消滅地方病」的農民，自發地行動起來。這是一項動員了婦女甚至幼童的艱苦工作，他們用筷子將米粒大小的宮入貝一隻隻夾進碗裡。為鼓勵農民的努力，縣府對每收集一合（約180毫升）的宮入貝給予50錢的獎勵，每增加一合再追加10錢的獎勵金。
此活動自1917年（大正6年）起持續了八年，共收集了「38石5斗8升0合7勺」（約相當於96俵米袋）的宮入貝。但宮入貝繁殖力強，僅在一個地方清除可見的螺貝，無異於杯水車薪，人們迫切期盼更有效的撲滅方法。即使只剩下一隻宮入貝，也無法切斷感染。一隻宮入貝可被1至4隻毛蚴侵入，經過變態分裂，最終能產生數千隻尾蚴。
滅螺工作出現新轉機，是在1924年（大正13年），由內務官僚出身的本間利雄就任山梨縣知事之時。本間的前一個職位是廣島縣警察部部長，此前也曾作為廣島縣職員，參與過深安郡川南村片山地區疫區（片山疫區）的宮入貝撲滅事業，熟知當地用石灰噴灑滅螺的效果。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疾病撲滅期
利用石灰滅螺的方法，是由查明經皮感染、已成為廣島日本血吸蟲病研究第一人的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藤浪鑑所構想。藤浪在大學研究室飼養宮入貝，經過多種藥劑試驗後，判斷生石灰是符合條件的滅螺劑。
生石灰（氧化鈣）是易溶於水的粉末物質。實驗證明，若將生石灰在疫區水中的濃度調至1%至2%，生石灰會覆蓋宮入貝體表並滲入體內，麻痺其神經系統，使其呼吸困難，在24小時內可殺死90%以上的宮入貝。而且，石灰在日本國內即可開採、精煉、製造，相較於其他藥劑，價格也較為低廉。
片山疫區自1918年（大正7年）起，進行了為期四年的生石灰滅螺活動，共使用1995噸，取得了顯著成效，片山疫區的宮入貝幾乎絕跡。基於此經驗，本間對在山梨實施石灰噴灑充滿熱情，他邀請藤浪鑑至甲府，與山梨縣內的研究人員共同探討石灰噴灑的可行性，但兩地最大的差異在於疫區的面積。
甲府盆地的疫區面積是片山疫區的16倍多。親眼目睹廣闊的甲府盆地疫區後，藤浪本人也痛感石灰噴灑作業「非比尋常」。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疾病撲滅期
然而，若不行動，一切無從改變。山梨縣於1925年（大正14年）決定噴灑生石灰，並如前述，於同年2月10日組織成立了「山梨地方病預防撲滅期成會」。從1924年（大正13年）至1928年（昭和3年）的五年地方病撲滅對策費用共計166,379日圓，其中約八成，即131,943日圓來自捐款，足見居民對撲滅地方病的強烈期盼。
就這樣，由行政部門與地區居民共同進行的宮入貝撲滅活動，持續了70多年，直到宣布絕跡。從噴灑生石灰到氰氨化鈣，從乙炔火焰噴射器焚燒棲息地，到利用鴨子等天敵捕食，再到後述的PCP滅螺，以及水道的水泥化，人們窮盡一切手段，為實現撲滅宮入貝、根除地方病的最終目標，一代接一代地奮鬥著。
太平洋戰爭末期的1944年（昭和19年）10月至次年4月，在菲律賓中部的維薩亞斯群島雷伊泰島帕洛地區，約1,700名美軍士兵集體出現高燒、腹瀉等症狀。起初懷疑是瘧疾的美軍軍醫，經糞便檢查後，查明士兵們罹患的是在日本發現的日本血吸蟲病。當時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在知識與預算上均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美軍自負已做好周全的傳染病預防措施，在雷伊泰島感染日本血吸蟲病，對他們而言是一次失策。
由於在菲律賓的這次經歷，美國對甲府盆地流行的地方病產生了極大興趣。在日本被佔領期間的1947年（昭和22年）10月，由美軍熱帶病委員會委員喬治·亨特（George W Hanter）博士為核心的GHQ衛生部隊進駐山梨縣，在甲府站內，將鐵路客車改造為臨時研究所（即所謂的醫療車），與山梨縣內的研究人員共同進行地方病的調查研究。據說，當時看到山梨縣於1917年（大正6年）製作的《我是地方病博士》的美軍醫療相關人員，對其精美的製作與淺顯易懂的宣導內容讚嘆不已。
該研究所是座間基地（神奈川縣座間市）內駐日美軍設立的美陸軍第406綜合醫學研究所（簡稱406MGL）的分支機構。在甲府站內的研究所進行了滅螺藥劑的測試。在美軍帶來的各種藥劑中，發現有機氯化合物五氯酚（商品名：山都兒）具有有效的滅螺效果。基於此，成功開發出成分相同且可在日本國內生產、殺傷效果更強的滅螺劑——五氯酚鈉（簡稱Na-PCP，日化辭編號：J809E）。該研究所也同時為患者提供治療，被居民親切地稱為「寄生蟲列車」、「醫院列車」，日美共同研究在此持續了九年。
PCP的滅螺工作主要由農民等地區居民以人海戰術進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5年（昭和40年）10月，中巨摩郡昭和町的養殖池因藥劑流入，導致7,000條觀賞用錦鯉死亡，其對魚類及農作物的毒性成為問題。
考慮到對環境的影響，1968年（昭和43年）起，改用一種毒性較弱的滅螺劑——當時在東北地方用作「殺百足劑」的Yurimin（BAB，日化辭編號：J3.051A，3,5-二溴-4-羥基-4'-硝基偶氮苯）的改良顆粒劑。然而，投入使用後不久，Yurimin的製造商因原料短缺而被迫停產。山梨縣衛生公害研究所的梶原德昭、藥袋勝等人主導了替代滅螺劑的調查研究，自1976年（昭和51年）起，改用二氯溴酚鈉（通稱B2）。
從1960年（昭和35年）至1987年（昭和62年）的27年間，共計噴灑了Na-PCP 328噸、Yurimin 175噸、B2（粒劑）87噸、B2（液劑）87千升，作為滅螺劑用於甲府盆地的宮入貝棲息地（疫區）。
1936年（昭和11年），對甲府盆地宮入貝生態進行觀察的生物學家岩田正俊提出，宮入貝喜好棲息於水田、水道等水流平緩之處，因此將水道以水泥鋪設並直線化，可加速水流，創造不利於其棲息的環境。但在昭和初期，水泥價格昂貴，用其覆蓋甲府盆地所有水道的提議，因成本問題而難以實現。
然而，宮入慶之助的弟子、九州大學的岡部浩洋與岩田繁男，在筑後川流域的疫區佐賀縣旭村進行的宮入貝產卵孵化實驗證實，水泥水道中的產卵孵化率極低，證明了溝渠水泥化的顯著效果。
此外，在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時任寄生蟲部長小宮義孝向各機構積極倡導和推動下，山梨縣由縣職員佐佐木孝主導，自1948年（昭和23年）起，在中巨摩郡飯野村（現南阿爾卑斯市飯野）試點推行水道水泥化。
最初的水泥化工程僅為814公尺的試驗性質，但次年1949年（昭和24年）8月的成效調查發現，若無一定水流，水泥化的水道仍會因泥沙、枯葉堆積而讓宮入貝棲息繁殖。試驗報告指出，施工後仍需定期清掃等維護工作。
儘管如此，事實也證明，有一定流量與流速的水泥化水道確實不適合宮入貝棲息。
水道水泥化的優點包括：
1950年（昭和25年），在實驗現場的實地勘驗證實，水泥化水道的水流若流速達每秒1公尺以上，宮入貝會被100%沖走。於是，通過厚生省，在寄生蟲病預防法中加入了「溝渠水泥化條文」，並自1956年（昭和31年）起，以超出縣預算的國庫補助，正式啟動了水泥化事業。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屬於行政區域外而無法施工、成為水泥化工程瓶頸的國鐵用地內（中央本線及身延線）溝渠的水泥化，是憑藉曾任運輸政務次官、日後成為第九代自由民主黨副總裁、出身於舊白根町（現南阿爾卑斯市下今諏訪）的金丸信的政治力量，跨越了行政壁壘，向各方協調才得以實現的。
就這樣，遍布甲府盆地如蛛網般的大小水道，全被水泥覆蓋。至1979年（昭和54年），投入水泥化的預算已達70億日圓；至1985年（昭和60年），累計總額突破100億日圓，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
至撲滅事業結束的1996年（平成8年），為防治地方病而水泥化的甲府盆地水道總長度，已達2,109公里（2,109,716公尺），相當於從北海道函館市到沖繩縣那霸市的直線距離。
日本血吸蟲病在日本的歷史 終息宣言
水道的水泥化，加上地區居民持續不懈的滅螺、消毒等措施，其成效體現在新增感染患者的減少上。
流行末期甲府盆地日本血吸蟲卵陽性率與宮入貝感染率的推移
山梨縣日本血吸蟲流行地區的檢查成績 - 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感染症情報中心IASR數據引用並部分改動（1961年-1980年）。註：雖有至1992年的檢查數據，但自1981年起，受檢者與宮入貝的感染率均為0%，故此處省略。
帶卵者人數以1944年（昭和19年）的6,590人為高峰，之後開始減少，並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急劇下降。這除了水泥化與新藥滅螺外，還被認為有多種複合因素。
不過，這些因素並非僅為防治地方病而刻意為之。高度經濟成長期日本生活環境的劇變與都市化，與滅螺劑噴灑、水道水泥化等措施產生了協同效應，最終為撲滅日本血吸蟲病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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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因素是戰後甲府盆地產業轉型帶來的土地利用變化。過去以稻作為主的甲府盆地中西部農業形態，轉變為桃、櫻桃、葡萄等水果種植。需要長期蓄水的水田減少，從而壓縮了宮入貝的棲息地。這一點在疫區，特別是釜無川右岸一帶及甲府市東部至舊石和町南部一帶尤為顯著。甲府盆地中部也因高度經濟成長時期的住宅開發（縣營玉川團地（35°37′57.2″N 138°31′53.8″E﻿ / ﻿35.632556°N 138.531611°E﻿ / 35.632556; 138.531611﻿ (縣營玉川團地)）、甲府河畔新城（35°36′36.4″N 138°30′40.8″E﻿ / ﻿35.610111°N 138.511333°E﻿ / 35.610111; 138.511333﻿ (甲府河畔新城)）等）及大規模工業園區（國母工業團地（35°37′3.5″N 138°33′6.6″E﻿ / ﻿35.617639°N 138.551833°E﻿ / 35.617639; 138.551833﻿ (國母工業團地)）、釜無工業團地（35°37′35.8″N 138°31′5.9″E﻿ / ﻿35.626611°N 138.518306°E﻿ / 35.626611; 138.518306﻿ (釜無工業團地)）等）的建設，水田相繼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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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因素是普通家庭使用的合成清潔劑的廢水對尾蚴的殺傷效果。昭和40年代，合成清潔劑尚無管制，下水道普及也較晚，甲府盆地的含清潔劑廢水幾乎是直接排放。這種本應受譴責的行為，對日本血吸蟲而言，卻是意外的收穫。實際上，久留米大學教授塘普於1982年（昭和57年）的實驗證明，將尾蚴放入濃度為0.14-0.25%的家用合成清潔劑溶液中，5分鐘內全部死亡；即使將溶液稀釋100倍，尾蚴也會在24小時內全部死亡。
在這些因素中，轉向果樹種植極大地改變了甲府盆地的農業形態，塑造了今日所見的果園遍布的甲府盆地特有景觀。
山梨縣於1952年（昭和27年）為擴大當時需求高漲的養蠶業，將山區的梯田等水田改為桑田，全盛時期有4萬戶農家從事養蠶。但隨即在1958年（昭和33年），因生產過剩，蠶繭價格一路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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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此況，山梨縣探討了替代稻米與養蠶的新品牌農作物，最終將意見集中於葡萄、桃子等果樹種植。甲府盆地鄰近京濱地區這一大消費市場，且隨著國道20號新笹子隧道的開通，運輸條件也大為改善。甲府盆地溫差大的氣候本就適合果樹種植，如盆地東部勝沼地區自江戶時代起栽培的甲州葡萄便是代表。地方病撲滅協力會與地方病撲滅對策促進委員會也推動了從水田向果園的轉變。
這次果樹種植轉型對甲府盆地全體農民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是祖輩傳下的稻田，但為了告別同樣困擾祖輩的地方病，沒有人反對。1960年（昭和35年），甲府盆地的果樹產值達49.5億日圓，佔山梨縣農業總產值的20%，遠超全國6.3%的水平。此後，甲府盆地的土地利用轉型加速，葡萄酒製造及葡萄採摘等觀光產業也隨之發展。不久，新增感染者中低齡帶卵者的比例下降，自1966年（昭和41年）起的調查顯示，帶卵者絕大多數為35歲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