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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驻旅大部队 历史
1945年10月初，原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书记韩光作为东北局代表到大连，为八路军、新四军从胶东过海北上事宜同苏军当局交涉。苏军驻旅大地区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回答：“这个事情好办。你们若是白天来，穿军衣，拿武器，我还得给你缴械，收起来；晚上，我一个人不剩的、一支枪不留的、一颗子弹不少的都送去石河驿（指苏方军管旅大地区北部境界线）还给你们。”随后，他指派刚刚唤来的政治部一名中校“你记下来，通知下去。”高兹洛夫问韩光，“你的事，我已经给你满意地回答了。现在我还有事，要向你提出，苏军进驻大连已经快两个月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都挂出来了。你们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大连？”韩光说：“怎么不要？我们不仅要大连，而且还要全东北、全中国呢!”，高兹洛夫又问：“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派人来? 你们再不来，国民党会把你们的脖子卡住!希望你们尽快派一位市委书记来，把市委建立起来，把市政府也建立起来。”高兹洛夫告诉韩光，“大连市政府的市长已经由莫斯科方面选定，是大连本地的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当市长并不妨碍你的工作，你们有副市长，再派一个秘书长和公安局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为什么这个市长要由莫斯科决定，而且要用本地的一位商人，高兹洛夫就此对韩光进行了解释。这是苏联出于外交上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因为依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大连为一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如果苏军明显表示支持中共旅大组织，国民党政府就会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干涉中国内政，从而造成苏方外交上的被动。而启用本地大商人当市长，则避免给美蒋以口实导致苏方外交上的不利局面。高兹洛夫说：“教育局、民政局，应由你们派局长，广播电台、报纸是宣传舆论工具，要牢牢掌握。你们可派一个台长和报纸的主管。”韩光问：“为什么没有提到财政局长?”高兹洛夫说：“财政、工业、商业、银行的正职已从本地工商界人士中选了，你们选派副职，一样掌握实权。”10月12日，完成了在大连与苏军的交涉，韩光乘坐苏军的飞机返回沈阳，把大连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委员陈云作了汇报。东北局当即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工委书记，并要伍修权和萧华从山东来的干部中优先选派一些人同韩光一起去大连工作，在当地吸收、训练了一批知识青年。彭真指示：要抢形势，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尽快开展工作。陈云指示：要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大连工委很快建立起党、政、军(以公安警察部队面貌出现)、群众团体等地方组织。旅大地区就成为苏军控制、中共实际领导管理的一个特殊的解放区。当时，刘亚楼化名王松少校，在旅大的苏军政治部门做民政工作，实际是苏方同中共联系的一名联络官，对韩光说：“苏方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开会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剥削也应该做，只是要求我们采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苏方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攻击苏联，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只要我们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是不会再干涉的。”1945年11月，东北局批准正式成立大连市委(此前以“工委”名义开展工作)，旅大地区普遍建立起市、县、区委和支部。与其他解放区一样，在旅大的中共各级党组织与党员身份不公开，大连市委以公安总局训练处为掩护，韩光的公开社会身份是公安总局训练处处长。韩光在1990年所作的《旅大八年》回忆录中写在旅大地区的工作方针:第361—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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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命来大连工作之时，东北局彭真等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当时．我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肯定过‘以苏为主’的方针。所谓‘以苏为主’，主要是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考虑到苏军实行军管这一特殊环境。

在1945—1948年间，旅大地区的防务与 外交，货币与银行的管理，报纸、广播的监督与检查，港务、海关、电力、自来水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都是苏军当局直接担当的。而由于彼此在大局上有着共同利益，‘以苏为主’实际上也就是‘以我为主’。决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以苏为主’，即是‘以我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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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大地委的工作方针：）第一、我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出现不同意见及时交涉、协商、疏通，改进关系，使我们的政策得以顺畅实施…… 
第二、认清共同利益所在，实行充分合作，分清哪些方面只能以苏为主，哪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才不致造成顶牛局面。如迟子祥任市长的问题，开始我也不理解，苏方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当市长呢?我们很多同志也一直想不通，经常找我提意见。我们数次向苏方提出换掉此人，苏方都未同意。他们坚持用迟子祥任市长。1948年冬，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再提出撤换迟子祥时，苏方就不管了，并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可见这时苏方已不再需要这块‘顶门砖’了。 
第三、我们干部注意在实践中向苏联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点。苏联党和人民，革命成功比我们早，斗争经验和管理城市经验比我们丰富。在大连这种特殊环境中，管理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对于我党干部来说，是个新课题。我们只有虚心地向苏联同志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才能较好地完成党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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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韩光领导的旅大地委采取了“以苏为主”的工作方针：
当时苏联为顾及国际关系与条约义务，在东北各大城市对中共活动设置种种限制，但中共在旅大的活动基本未受到苏联限制。中共组织通过种种合法与变通的方式，采取半隐蔽的形式工作，只做不说，对外不公开，也不见于报刊文字记载。韩光认为:39：“这种半隐蔽工作方式，是我们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主动采取的策略，不是苏方不允许我们‘公开’。反之，他们是主张我们‘公开’的，要我们市委公开挂出牌子。”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党内工作方法与作风建设上，旅大地委则采取与我党在其他解放区完全一样的做法。苏方对韩光表示：“相信你们中国共产党会把事情办好的，无论你们怎样做，苏联都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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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4日，苏军警备司令高兹洛夫、苏军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巴森签发委任状，任命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杰化名赵东斌（对外宣称是东北军于学忠驻山东滨海的第111师的少将旅长）为旅大警察总局局长。高兹罗夫要求“现在赶快把警察搞好，维持好大连的秩序。”苏军警备司令部少校翻译刘亚楼（1937年在延安抗大任训练部长时， 赵杰是学员）说：“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韩光兼任总局政委（不公开）。次日韩光召集 赵杰、唐韵超、朱秀春、柳运光、吕赛等人开会研究成立警察总局，传达东北局书记彭真指示：“大连形势很好，对我非常有利，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把大连市的党、政、警、群等领导机构的‘架子’赶快搭起来。在组建市委的同时，尽快先安上个副市长、警察总局局长，然后迅速开展工作。大连工人阶级力量强，有革命传统，要把工会建设搞好，把工业生产搞好，把党的建设搞好。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和苏军搞好关系，同他们合作好。要很好研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特别是这个条约里有关旅大地区地位的条款，充分利用有利于我们的那些方面。由于旅大实际上是苏军管辖的，因此，我们党既要放手开展工作，又要考虑对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便于他们在外交上讲话，不授美蒋以柄”。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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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下旬，旅大市委开始组建新的警察总局，同时接管和改组下面部分区、县警察的领导机构。8月下旬大汉奸张本政等人组织的“大连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了区、县的警察局(署)，设有大广场、沙河口、西岗、旅顺、金县等警察局，有警察近3000人，并由苏军发了日式武器。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局有几个抗联干部和地下党员以苏军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在里面工作，能控制一部分警力，如甘井子、沙河口、金县等局。为此，第一步先把总局成立起来，然后以总局的名义陆续接收各区局，并把各种不同名目的治安队等分别解散、淘汰或整编。同时，将上级党派来的部分干部，派到已接收过来的部分局(如甘井子局和岭前大队)，以加强领导，使其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主力。第二步，陆续向其他各局派局长、中队长及机关干部，基本是上级派来一个，就派下去一个。下派干部一般都要经过同苏军协商，他们同意才行(尤其是职务高一点的)。第三步，对情况复杂，问题特别多的大广场等警察局，先摸底，然后采取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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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7日大连市职工总会、大连治安维持会、医师公会、佛教会、商会等各界十余人集会，成立大连市自治政府，推举治安维持会的迟子祥为市长，职工总会的陈云涛（胶东干部）为副市长，治安维持会结束。中共本来不同意迟子祥任市长，苏方告诉中共:302-303：“一个商人当市长并不妨碍你们的工作，你们有了副市长，再派个秘书长和警察总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陈云指示：“如果用我们的人当市长，就会给美蒋以口实，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将大连新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苏方用当地商人做市长，例行公事，既不影响我们控制大连政权，又可堵住美蒋的嘴，我们何必计较这些。”
11月初召开警察总局成立筹备会议，议定了总局的机构设置、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配备等问题。基本根据旧警察局原有的框框和当时的任务，设立了保卫科、督察科、总务科、交通科、司法科和卫生科等部门。总局领导、科室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总共3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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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正式成立。11月25日改为大连公安总局，县局改称为公安局，区局改为公安分局。11月下旬成立了中共大连公安总局党总支，韩光同志为书记，王华同志为副书记，当时总局领导加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七八个党员。逐步改组各局的领导机构和惩治极少数坏分子之后，对其他表现较坏的警官、警士采取了淘汰、洗刷措施，有的被撤职回家，有的被撤职暂留警察局教育、改造；对已不胜任工作的老弱病残人员亦遣返回家。到1946年2月，被淘汰人员有近千人。对大多数被淘汰人员发给了必要的生活补助费。在淘汰原警察人员的同时，陆续招收了新的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过工会组织输送的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工人。还招收了农民、市民及少数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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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大连市民在体育场集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当张本政出现在会场主席台时，由大连职工总会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大汉奸张本政。随后，在集会游行之中，“治安维持会”武装分子将一名工人纠察队员开枪打死。于是，刚刚成立的大连公安总局在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把“治安维持会”缴了械。翌日，“治安维持会”被市政府取缔。陈云涛任大连市副市长、旅大地委委员。韩光任市委书记；柳运光任市委副书记；吕赛任市委组织部长；张致远任教育局长；左友文任党校校长；于会川任市委社会部部长、公安总局副局长，后兼任法院院长兼首席检察官；王西萍任市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唐韵超任临时参议会议长、职工总会主席。1946年5月于会川病逝后，由边慎斋、周克、侯政、乔理清等继任市委社会部部长和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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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根据中苏条约把沈阳交给国民政府后，中共从旅大运送物资的陆地交通被阻塞，一切支前物资的运出都经过苏军控制的海道。苏方对中共在旅大运送物资的情况是清楚的，多次向旅大地委表示，把东西都拿走不利于大连本地生产的恢复，会把大连拿垮。旅大党组织的很多人对苏方意图也不摸底，始终对苏方是否会把大连像沈阳、长春、哈尔滨那样交给国民党也无把握。不少人认为，与其坐等苏联把大连交出去，不如让解放区多拿一些东西为好。刘亚楼把了解的情况告诉旅大地委，尤其对旅大政权交不交的问题，认为苏联不会把当地政权轻易交给国民党，从对苏利益角度来说，苏方认为旅大掌握在我们手中会对他们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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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国民党接收旅大，11月25日成立旅顺市政府。苏军当局与中共大连市委商定，并经东北局同意，在大连市郊设立大连县，将“大连自由港”的市区范围缩到最小程度：“通过扩大大连县的面积，缩小市内区的面积，使市内只含港湾桥、中山广场、南山、劳动公园、西岗及马栏河以东的小部分地区，其他市区划给大连县。这样，即使国民党接收了大连，大连也是个被封闭的弹丸之地，市内交通运输，副食品供应等方方面面都受制于大连县。而苏军当局和中共就可以以大连县为根据地，同国民党进行斗争，进一步取而代之。”1945年12月25日，大连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并选举王西苹为县长、李成德为副县长。1946年1月30日在新甘井子小学校举行了大连县政府成立大会。大连县下设甘井子区、南关岭区、革镇堡区、西山区、营城子区、岔沟区、大山区、小平岛区等8个区（1946年5月,大山区并入小平岛区）。全县陆域面积为428平方公里，耕地28万亩，人口约22万人。境内拥有包括炼钢、兵工、纺织、水泥、白灰、皮革、酿酒、发电、榨油等在内的大量工业企业。至此在苏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地区陆续建立大连市、旅顺市、金县、大连县4个地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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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大连市公安总局增加了2名老红军副局长周光、傅忠海。韩光兼总局政委。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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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部（总局总务处）：部长胡俊(即毛远耀)。负责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以减轻当地的经济负担，同时支援解放战争前线。为筹备经费和物资，成立了一个没收物资委员会，由吕赛、胡俊、谢谦、于宏海等几个人组成，由胡俊负责，专门挖掘、没收敌伪财产。开始没收了几久屋、浪华洋行等几家大百货店，还挖到一些弹药，没收了一些粮食和几十辆日产汽车(破车送到王赞升管的胜利汽车厂处理)。之后，又接管了北岗子皮革厂(日伪时期日本陆军所属的军工厂)和岭前的1个皮革厂，还有日本资本家开的“胜又洋服店”等。由总局派去干部当厂长或经理，具体组织营业、生产。开始派谢谦、孙文瑞等同志负责组建起了总局被服厂，又以接收过来的日伪几家大商店为基础，成立了新华公司，由谢、孙二同志任正副经理。公司下属中华(原几久屋，现天津街百货大楼)、新华(原浪华洋行，现百货批发站)两大商场。还有于宏海等同志负责经营的皮革厂、民生精粮加工厂；王赞升等同志负责经营的胜利汽车厂及2个卷烟厂。记得还接收了1家医院，用来保障总局及下属部队的医疗，收治辽东、安东等地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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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6年4月份，各地派来的干部基本到齐，这时各区、县局的领导干部都已是党员。中队长一级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不少是从工人出身的警士提起来的，也基本是党员的发展对象。成立了消防公安局。还成立了由总局直辖的2个警察大队(其中二大队是改编的）共有400余人和1个手枪队(150余人)，共500余人，是归总局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每个区、县公安局有3～4个中队，也按建制配备了武器。1个区(县)公安局就有相当1个团的兵力。到1946年底，公安部队已发展到近万人。实际上公安总局归大连市委和辽东军区领导和指挥。在干部的调配任免上，区、县局以上中层干部归辽东军区(如干部)。军事方面也归辽东军区指挥，如支前、动员兵员、筹备武器弹药、大的军事行动等。1946年2月，成立了总局党委，党委书记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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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6日，苏军驻东北总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在给董彦平的复函中称到：“已接获大连方面的复电，中国政府在大连建立政权，苏联方面可无阻碍”。在得到苏军的“鼓舞人心”的答复后，董彦平随即在第2天的谈判中提出，既然大连接收经准，苏联方面明确答复无阻碍，那么国民党方面的接收人员即刻将前往大连。此后东北行营与苏联红军当局就如何进入大连，及进入大连后如何开展工作等内容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1946年2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大连休息治疗肾病，指出“大连是我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托。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合法形式，甚么工作都能展开”。还说：“你们要与苏联红军搞好关系。旅大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要，如旅顺是军港，大连是很好的商港。我们共产党管理这样的城市还是第一个。应当很好地总结管理大城市的经验，这对全国解放后开展大城市工作是件重要的事情。然后他用强调的语气说，有了大连这个好条件，你们也要好好学学搞经济工作呀!全国解放后是大有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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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大连公安总局实行了警衔制，全体警察干部、战士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徽、领章，穿上了国民党的警服。局长赵东斌为少将。
1946年6月，大连公安总局为巩固队伍、培养干部、发展力量，支援解放战争，根据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罗荣桓“要培养公安干部，迎接全国解放”的指示，决定创办旅大公安总局警察学校。1946年8月经请示辽东军区同意，开始筹建警察学校。校址选择在西岗区保健街42号（今大连第三十六中学）。1946年8月底旅大公安总局警察学校正式成立。1946年9月初正式开学，警校设副校长、训练处、总务科，至1946年末警校教职工为51人。随着学校学员增多，建制扩大，后来改为旅大公安总局警官学校。公安总局代局长边慎斋兼校长，张梓祯任副校长兼副政委，设教育科、训练处、教务处、总务科。教职工为185人。其间，校址迁至岭前白云街。1947年4月，学校改为关东公安总局警官学校，增设教务处。1948年10月，校址迁回西岗区原警校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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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5日，大连公安总局改为旅大公安总局，有警员8000余人。
1946年9月29日，成立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金县行政联合办事处，成为当地最高的行政机关，迟子祥任主任，刘辛垣（刘顺元）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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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间国军南下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地区，对旅大实行严密的陆上经济封锁，造成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市民要靠野菜和豆饼坯充饥。国民党海军对旅大地区的封锁一直持续到1948年。扣押、击沉、烧毁了来往大连的船只90余艘。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龚学遂为大连市长。为粉碎对旅大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大连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947年初，旅大地委作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把种粮、种菜作为开展生产生活自救主攻方向。种粮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工人、警察、党政机关干部以及其他阶层的市民。机关、企业的房前屋后，居民住宅的院内墙外，甚至马路边都种上了庄稼。驻大连苏军在海参崴把粮食、植物油、罐头和蔬菜等装上军舰海运大连港。苏军还把缴获的日本轮船交给旅大地方当局从事水上运输经营。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大连市政府先后组成100多支采粮队伍，从胶东、北满、辽西等地采购粮食13万吨，千方百计突破陆上和海上封锁，千辛万苦运进大连。1947年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高，1948年基本解决了全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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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底，滞留在旅大地区的20余万日本侨民被陆续遣返回国，大批日式住房空了出来。旅大地委决定，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史称“搬家运动”），让那些居住在“风来透，雨来漏”棚户区里的工人、城市贫民搬进洋房。大连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住宅调整，15895户居民、6万余名长期蜷伏在贫民窟里的群众，搬进了日式住宅。原日本“遣返协议会经济部长”石堂清伦曾目睹和感受了当时的“搬家运动”，说：“在大连的20余万日本占有了全市五分之四的地区，平均每人有六张榻榻米的空间。而60万中国人却生活在五分之一的地区，平均每人只有三分之一榻榻米的空间，并且大连的电、煤气、水、电话等设施首先由日本人享用，形成了生活质量上的无法对比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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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公安总局局长赵杰调辽宁军区前线，边慎斋代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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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龚学遂为大连市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约见蒋经国，希望中国就一切问题包括旅大问题提出讨论。1946年12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向外交次长甘乃光正式表示：苏联政府将严格履行中苏协定义务，在旅大建立中国行政权。1947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与美国驻苏大使分别照会中苏两国外交部，要求中苏政府应“迅予考虑”履行中苏条约有关大连之条款，“以期将大连目前不正常之状态，早日予以终止”。英国驻华大使表示了同样态度。1947年1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查日本投降，业已年余，中国政府对于大连，以种种原因，迄未能加以接收。中国政府顷已排定接收人员，并令饬率同地方保安团队前往接收大连行政，俾早日恢复大连之正常状态。”“中国政府当电令接收人员，与旅顺军港防区苏军当局，密切联系”，以免“发生误会”，请苏方对接收人员“惠予交通通讯及其他便利”，对非法分子“迅予镇压”。此时，讨论战后对德国管制的美英苏外长会议（即“三国外长会议”）即将于3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为了避免外交被动，1947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长王世杰请中国政府从速在旅顺及大连建立中国行政机关。3月13日蒋介石与王世杰、张嘉璈商议，“决定于最短期内派军政人员经海陆两道前往旅大，办理接收事宜。”“如果苏联同意国军开入，则可以断开中共在山东与东北间的一条联络路线，所以大连一地，在战略上比哈尔滨更为重要。”蒋介石认为，“旅大如不能收复，则胶东之匪甚难肃清，故决心收复旅大，此其时矣。”1947年3月15日至24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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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双方就派遣军队一事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蒋介石只好决定先派遣视察团对大连的情况进行考察。中共旅大地委为应对国民党可能接收大连市的局面，1947年4月10日召开县团级党内干部会议，韩光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之对策》的讲话。采取应对措施：
货币登记，兑换加贴花，加贴了“面值签”的10元和100元的“红军票”。苏军进驻中国东北后，使用的是苏军发行的军用币（红军票）。苏军从东北其他地方撤军后，红军票只限在旅大地区使用，导致大量流入旅大造成通货膨胀。苏军当局1947年春秘密准备货币改革。1947年5月17日，为防止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带入大量红军票冲击旅大金融，苏方决定把流通于旅大的红军币在三日内实现实行登记、兑换、加贴印花和钢印。时任旅顺市长王世明在1987年4月写的回忆录中记载：: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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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苏军政治部联系，巴申上校夜间来我家作了说明，刘顺元副主席和陈瑞光秘书长不同意这样币改。理由是，苏军规定在10元票上粘贴1元小票并加盖钢印，10元即贬值为1元，而且每户每人兑换限额30元，工人将吃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巴反问刘：你是公署副主席，工资比工人多吧?按你家人口计算是否吃亏?刘不语。巴又说，币改规定是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的，放心吧，工人不会吃亏，真正吃亏的是投机大商人，大量苏币集中在他们那里。机不可失，势在必行。最后经过动员，终于如期实现了这次币改。”
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票和满票登记盖印的通知》，要求“在5月23日至28日，限期完成货币的登记及盖印工作”。这就是“加贴面值签”的由来。1949年12月10日至31日，以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30元折合红军票1元对红军票予以收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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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关东公署成立后，苏军主要负责人出面正式邀请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和副主席刘顺元(地委第二书记)商谈成立几个中苏合营公司问题，苏方拿出几个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和议定书(草案)，中方由关东公署主席、副主席代表地方政府签字。苏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驻军指挥部一位少将代表。这些合营公司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并非各半)，盈利按比例分成。议定书还规定，合营的各工厂、企业，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税率，每月按时将税款交到中方银行。几个合营公司均设理事会(董事会)，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公司总经理，每月(后来为两三个月)开一次理事会，讨论决定经营的大政方针、主要产品、生产指标、财务、利润分配指标等等。合营企业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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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中苏合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到1949年，韩光和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并在苏军的援助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对若干企业实行中苏合营“签订中苏合作协定”，韩光《旅大八年》回忆录中叙述此事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334一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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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大的“中苏合营企业”，可以说是我党执政下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它是怎样形成和进行经营管理的呢? 1946年中，旅大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批大中型工厂、企业烟囱都不冒烟，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而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维持了。当时，我们地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实在着急，实在伤脑筋。那时，我们党在全国尚未取得政权，无暇也无力顾及大连一般工业恢复、发展问题。至于东北、华东、华北等解放区投来的资金，只能用来恢复与发展军工和军需工业。哪有多少钱用于恢复一般工业呢? 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苏军当局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协助，尽快地把大连的工业全面恢复生产。这件事，不仅关乎大连20万工人的生活出路，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巩固。 经过多次研究商谈，到1947年初，在一次与苏联驻军总指挥会见时，他们透露，苏联的经济贸易部门正在考虑搞中苏合营的可能性，问我方有何意见。我们地方几个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样做在当时是最好的办法。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当时都在苏军手里看管，他们能拿出来双方合营，有苏联政府及其经济部门做后盾，企业定会搞活的。但是，中苏合营的具体方案，苏方并未先拿给我们地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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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后的次日早上刘顺元来到韩光家，说昨天被迫签字办了错事。韩光说：这是对我有利无害的事，如果有人指责这是“丧权辱国”，地委首先是我会承担这个责任的。中苏合营的几个公司所属工厂加上建新公司所属各厂开始经营以后，大连市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都有工做，生活有保障了。初期，厂长、经理一般都由苏方派任，中方人员任副职，后期，中方人员学会了经营管理，越来越多的担任了经理、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将大连的中苏合营企业及苏方代管企业，无偿移交我国，周恩来总理指定韩光为中方谈判首席代表，苏方谈判代表是驻大连总领事。逐厂谈了两个多月，双方形成交接议定书及移交的工厂、企业清单，由韩光带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逐项看过后批准可以签字。韩光回大连后正式举行签字仪式。至此，除苏方留用的旅顺军港及修造船厂及其他军用设施外，其他工厂、企业、盐场等都 全部移交过来，到1955年苏军撤离时，其留用的企业、设施也统统交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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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末，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辽东地区省、地委和区党委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土改问题，韩光与会。大连作为一个特殊地区，韩光单独向陈云做了汇报。陈云听后说：你们那里农业人口才4万户，而城市人口20多万户，可见农民不是主体，土改晚些搞也没关系，要紧的是先把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工业、公安、支前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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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9日晨，韩光召开旅大地委紧急会议，对国民党视察团来连的企图和活动作了分析研究，决定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由于此时东北夏季攻势接近尾声，辽南国军一败涂地，陆路交通中断，1947年6月3日12时，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乘坐“长治”号军舰从葫芦岛抵达旅顺口，成员有：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剑非、中长铁路局副局长王竹亭、大连港口副主任徐祖善、国防部代表叶南、陈思永、视察团秘书长邱南、东北行辕政治顾问朱新民、国民党大连市政府社会局长兼东北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大连分会副主任王洽民(旅顺人)、副官王源燮、郭中祺及吴文甫共计12人。国民党视察团在向苏联红军当局提交的视察提纲中，曾设想分三组从九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视察，但在苏联红军当局和旅大地委有组织，有计划的限制，拖延下，使计划大部分落空。视察团仅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大连铁道工厂、船渠(造船)公司、金县等地，访问了市振幅和美、苏驻旅大领事馆。6月12日乘“长治”号舰，由旅顺驶往葫芦岛。6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历数了董彦平等人在旅大地区所受的阻碍。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还发表公报将中苏双方为接收旅大而进行的交涉公之于众，引起世界对旅大问题的关注。但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全境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辽南国军节节败退、收缩，国民党接收旅大的问题也就无从谈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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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東北新省區方案，由金县析置旅顺市，治所在旅顺口（今辽宁省大连市西南旅顺口区），属辽宁省。
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都曾为军需供应、军工生产等战争大局事情，先后取道平壤赴旅大视察和指导工作。辽东分局副书记萧华于1947年6月到大连视察并代表分局批准地委领导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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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充分利用旅大的安定的政治军事环境、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了一块稳定的后方工业基地，向华东、东北及华北解放战场源源不断的支援大炮弹。旅大的兵工生产是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关注下，由东北局和华东局协同筹划，华东局派出干部投入资金（胶东生产，由旅大地委具体领导与组织进行的。旅大地委把支援前线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统一支援前线和当地经济恢复发展工作，于1947年6月，成立了地委财经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先后由地委书记韩光、地委副书记李一氓兼任(李同时兼任建新公司政治委员)。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兼任与财经委员会同时成立的地委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和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斗争，开展生产自救上面。1947年7月1日建新公司成立时，地委书记韩光亲宣出面与苏联驻军当局交涉，把当时大连几个主要的大型重工业工厂，如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铸钢厂、锅炉厂、金属厂等从苏军军管改划给大连建新公司。建新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方的支援。由于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原来就在甘井子区，新建立的炮弹加工和总装等厂也设在甘井子区的市郊，并配套个军工企业专用的易爆危险品码头。建新公司1948年初开始大批量生产炮弹，海上运输供应华东战场。大连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1948年3月16日同旅大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记录中记载：“巴申同志说：蒋介石和苏联订了中苏条约，结果对他竟无利益，对中共对世界与远东和平反而大大有利；只要外交上说得过去，对敌人无利，对革命有利，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比如军工生产、织布、做(军)鞋等等，我们当然要加强。北满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还在节衣缩食帮助我们粮食、棉花，难道我们在此和平环境下．还不积极帮助他们吗?”:303建新公司在战争期间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部分供应了华东战场。陈毅司令员给韩光写亲笔信表示感谢。战争期间，大连每年给军队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成为东北7个兵工生产基地中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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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间，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被苏联驻军当局以他“不执行苏方政策，工作不力”等理由，要求东北局将他撤出旅大；同时被要求撤出的还有地委常委、关东职工总会主席唐韵超“拒绝执行苏方所提的工资政策”。在大连党的活动史上，历来称之为“刘、唐撤退”。1947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旅大地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十月会议”）讨论改进中苏双方关系，邀请与旅大地委联络的一位联共党员少校列席。刘顺元参加十月会议后，被东北局调走。韩光根据东北局历次指示精神，结合两年工作实践的体会和会上大多数同志的共同认识，作了总结发言，在中苏关系上着重进行了自我检讨，确定了“协同苏军建设、巩固海军基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正确方针。十月会议后，地委根据东北局及辽东分局的指示．对刘、唐撤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旅大地委从刘、唐撤退问题深切地认识到：旅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如果对这个地区的形势、特点、任务和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缺乏明确一致的认识，同苏方关系继续这样下去，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共能否继续在这里立足的问题。1947年1O月30日旅大地委向辽东分局、东北局的报告中，首先对这个问题承担了主要责任。报告中说：“苏方这一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的，而是长期的积累……地委一致认为，苏方此举实际上不仅是对两个同志的批评，应看成是对整个地委的。不过表现于两个负主要公开工作同志的身上。因而，地委应负主要责任。” 地委报告认为，中方与苏方关系不好的关键问题是财经问题。苏方认为地委对于旅大经济缺乏长期建设思想与方针，不能很好掌握与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整顿财政经济工作的混乱。这种混乱就在于各解放区都派人来旅大乱抓军需、民用物资，苏方怀疑地委与其他解放区合作隐瞒他们，将物资免税减税出口而不换东西回来。因此旅大人民生活困苦，地委应负很大责任。针对上述情况，地委表示，今后必须和苏方取得一致，搞好关系，搞好工作，首先搞好财经工作，充分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发展生产，安定民生。11月24日，关东公署扩大政民联席会议通过，公署副主席刘辛桓辞职，东北局决定韩光继任公署副主席。1983年12月6日大连市党史工作者为了收集、整理中苏在旅大关系的史料，到南京登门访问中顾委委员、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在场的有刘顺元当时的秘书。访问者把谈话记录带回送存大连市党史工作部门。刘顺元在谈话开头表示，他在大连工作的一段经历“从来不愿意谈，更不给别人写材料。你们要写中苏关系在旅大的历史，很有必要，要以中央的看法为准”。“苏军驻在大连是根据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属于军管。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军有好处，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大连驻扎军队，国民党军队就进不去。国民党虽然在大连公开挂牌子(两个月后被苏军当局取缔)，但苏军不准他们进政权机关，而让我们掌握政权，组织公安局。这对我们党建立根据地很有利。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如果国民党占领大连，恐怕我们党在东北的活动就不那么方便……”“我离开大连后，毛主席、少奇同志跟我谈话．要我以团结为重，以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为重．以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为重，解决好我在大连一段工作的问题。我听了少奇的意见，认识到我在大连的工作，没有领会中央的政策与策略，看得不远、不深，与苏军没有处理好关系……” “苏军在大连的历史总得写。不论中苏关系怎样发展，一个根本的观点不能丢，即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党开辟东北根据地以及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连这个后方可起了不小的作用，总的方面要充分肯定。”: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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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唐撤退”同时，1947年11月29日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将调任列宁格勒军区近卫第10集团军司令，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继任驻大连的第39集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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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关东公署从旅顺市迁至大连市西岗区斯大林广场1号，统辖大连市、旅顺市、金县、大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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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撰写的长篇小说《旅顺口》曾获得1943－1944年度斯大林奖金文学奖一等奖。1947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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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间，旅大地委经过认真研究，向苏联驻军最高负责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提出一份6000字意见书《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有理有据地提出苏方和中方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和批评意见。苏联驻军当局于收到意见书的次日，即由大连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约请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和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袁牧化三人会晤，表示过去双方联系不够密切，尤其是苏联同志未经常主动地找中共地委同志们交换意见，这是不对的；并说苏方应该实行自我批评，也要更多地听取旅大地委同志们的批评，欢迎旅大地委同志们向他们提意见；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相互间联系、改进工作关系的具体办法。自此以后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旅大地委意见书《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当时旅大地委宣传部长袁牧化整理的“谈话记录”，见1995年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写的《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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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在远东军区空军司令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领导下举行大型实兵演习。模拟敌军大规模登陆、大规模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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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一些在旅大工作过或休养过的党的高级干部对旅大地委的工作方针和实行的多项政策有不同的意见，见到大连的干部西装革履，大街上巡逻执勤、指挥交通的共产党警察穿着国民党警察的服装戴着警衔，感觉不舒服，批评大连虽是解放区，可这里没有一点革命的味道，有人挖苦讽刺这里是“三光”“四不像”，即韩光、周光（公安局长）、柳运光；不像苏占区，不像日占区，不像国统区，不像解放区，有人指责大连地委领导“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有某些类似闹独立性的表现”等。这些干部到东北局等候分配工作时，东北局应这些人的要求，责成东北局组织部召开了旅大干部座谈会。张闻天到会听取意见，并代表东北局作了重要讲话，针对到会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对旅大地委执行的工作方针表示了看法：“以苏为主是对的。苏方在旅大所实行的方针与我方在那里所执行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工作方式上应有所不同。十月会议前，各解放区乱抓一把是非常混乱的，这是不对的。各解放区乱抓，这不能说是真正的支援解放区。当时苏军严格管制是完全正确的，目的也就是把生产恢复发展起来。（旅大地区）不实行土改，采取减租减息，在城市保护工商业，停止没收，也是对的。在上层与迟子祥合作，依苏军意见摆个牌位，在策略上讲也很有必要。把生产搞起来，工人生活才有办法。”:289-290东北局派欧阳钦任旅大地委书记；韩光任第一副书记，主管政府工作；李一氓为第二副书记，主管支前和财经工作。欧阳钦于1948年8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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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日，旅大各党组织、各企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的党员身份正式公开，与群众见面的全地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应邀出席的是与旅大地委领导经常交往的苏军民政局少将负责人并在大会上代表苏方致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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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7日，关东公署改为旅大行政公署，辖区不变。旅大行署区由此建立，行政公署直属东北人民政府，驻今辽宁省大连市。1945年10月至1949年9月，旅大地区动员、调出57 135人参加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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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转达了斯大林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处理意见：由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从旅顺撤军；但如果中共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这一愿望。米高扬还访问了旅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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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尚在筹备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奉命秘密访问苏联。在苏联期间，刘少奇同斯大林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就旅顺问题多次交谈。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国自日本撤军，苏联也会从旅顺撤军。归国后，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态度，毛泽东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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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从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直到谈判结束，旅顺问题始终是中苏双方会谈及私下交谈的重点话题。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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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陆海空三军大规模参战，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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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日撤销旅大行政公署，改设旅大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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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成一支200多人的潜艇学习队，赴旅顺西港老虎尾苏军潜艇支队学习。队长兼政委傅继泽（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参谋长），副队长李克明，副政委刘恒。队部辖业务长、教员、翻译、政工、后勤人员。下设第一(艇长辛福元，政委陈克东，副艇长戚贵峰)、第二（艇长刘蕴苍）、第三（艇长张继业）、第四艇员队。每队包括舰务、航海、声纳、鱼雷、枪炮、机电等业务部门。岸上学习时分为13个业务学习班及岸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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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鉴于抗美援朝战争不可能短期内结束，中国尚无精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而协定规定的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最后期限1952年末即将到来，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口。”斯大林4月2日回电：“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作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作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再度访问苏联，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的照会在陈述了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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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9日，为了统一领导大连、旅顺口地区的防空、情报、战争动员、兵役征集、复员安置及民兵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下达队政字第65号命令，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旅大军事部。军事部部长夏德胜。1952年1月11日，东北局与东北军区联合发布《关于旅大军事部任务、组织、关系的决定》，规定旅大军事部隶属东北军区，下辖旅顺市、金县、长海县人民武装部。1953年5月13日，东北军区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旅大军事部改为旅大警备司令部，隶属东北军区，下辖旅顺市、金县、长海县人民武装部。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空缺，政委欧阳钦（兼）/1954年10月郭述申兼，第一副司令员陈美福，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夏德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祥煌。1954年1月，旅大警备司令部改编为旅大警备区。1954年4月，旅大市公安总队合并于旅大警备区。1956年5月，撤消旅大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兵役局改编为旅大市兵役局，隶属于辽宁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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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同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庆祝苏联建军35周年、慰问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曾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将锦旗和纪念章授予苏军将士。次日，周恩来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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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18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什维佐夫上将继任第39集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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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1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签署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称：“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周恩来、米高扬在北京签署了《关于苏联军队自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协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两国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接收苏军防务暨驻旅海军部队组建事宜。
对口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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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离回国。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1955年5月26日，曾绍山副司令员在欢送苏军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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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9日经中央批准成立旅大防卫区。
余杰恩
余杰恩（英語：，1998年3月28日—），臺灣男演員，出身於桃園市，2021年因參與 BL 偶像劇《約·定》而為人熟悉，現為星發現娛樂旗下藝人。
余杰恩 簡歷
余杰恩從小在桃園市長大，小學三年級已開始學習爵士鼓，希望將來能夠踏足演藝圈。他畢業於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在學期間曾隨校內樂團參加公開比賽，亦曾演出校內微電影和拍攝飲料廣告。2019年參演網路劇 《家教哥哥來我家》，並正式進入演藝圈。2020年，簽約成為星發現娛樂旗下藝人，2021年服兵役和參與 KKTV、Vidol 和 SPO 共同出品的 BL 偶像劇《約·定》，在劇中飾演「午思齊」一角而為人熟悉。
张振犁
张振犁（1924年—2020年1月24日），原名张振离，男，河南密县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家，曾任河南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陈勤建
陈勤建（1948年—），男，上海人，中国民俗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高辻麗
高辻麗 （日語：， 4月9日—）是居住在日本的女性聲優和偶像，是虛擬聲優偶像團體22/7的前成員之一。
高辻麗 簡歷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高辻麗 人物
興趣是看動畫，喜歡的動畫包括：「光之美少女系列」、「暮蟬悲鳴時」、「日常」  、「阿松」  、「 Kiznaiver 」 、「TOUCH 鄰家女孩」等。她是光之美少女系列的忠实粉丝，其中最喜歡的作品是「Smile 光之美少女！，該作品裡面的美麗天使便是使其嚮往成為配音员的原因之一。
乃木坂46中最喜歡的成員為生田繪梨花，並且在 22/7 的最終試鏡中演唱了「第幾次的藍天？」 。
喜歡唱歌，並且唱過非常多VOCALOID相關的曲目。此外，她對Vocaloid、VTuber、 UTAU等虚拟角色及语音合成技術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很想嘗試看看這方面的部分。喜歡的Vtuber是富士葵   。
喜歡的藝人包含三月的Phantasia、永遠是深夜有多好。、Yorushika等。
因為家裡參加了收容流浪貓的活動，因此从小就是和許多猫一起长大。不過不只是貓咪，對於一般的動物也很喜歡。
與峯田茉優、Mia（三月的Phantasia）、YURiKA等人是很好的朋友。
高辻麗 演出作品
收錄於「僕は存在していなかった」（2017年9月20日）
收錄於「シャンプーの匂いがした」（2018年4月11日）
收錄於「理解者」（2018年8月22日）
收錄於「何もしてあげられない」（2019年8月21日）
收錄於「ムズイ」（2020年2月26日）
收錄於「風は吹いてるか?」（2020年9月30日）
收錄於「僕が持ってるものなら」（2021年2月24日）
和順轉運站
和順轉運站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的地區型交通轉運中心，集結市區公車停靠站、捷運站、商辦大樓等不同類型設施的複合式交通轉運設施，於2021年6月動工，2024年11月1日完工，於2025年1月15日試營運，由府城客運取得營運權。
蓮潭
蓮潭，是臺灣臺南市白河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位於該區西北端。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圍大致為廣蓮里不含東北部及東南部。
蓮潭 歷史
台灣日治初期，蓮潭地區為一（舊制）街庄，稱為「蓮潭庄」，隸屬於下茄苳北堡。該庄北隔八掌溪與外溪洲庄為界，東北、東及東南與詔安厝庄為鄰，南邊一小段與土溝庄為界，西南邊及西邊為上茄苳庄。
1901年（日治明治三十四年）11月，全台設置二十廳，該庄隸屬於鹽水港廳。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該庄編入「海豐厝區」，隸屬於鹽水港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合併二十廳為十二廳，海豐厝區改隸屬於嘉義廳。1920年（大正九年），廢十二廳改設五州二廳，該庄改制為「蓮潭」大字，隸屬於臺南州新營郡白河庄（新制街庄）。1943年10月，白河庄升格為白河街。
戰後白河街改制為白河鎮，隸屬於臺南縣，大字亦改制為里。1950年雲、嘉、南分治，白河鎮仍隸屬於臺南縣。2010年12月25日，因臺南縣市合併為直轄市臺南市，白河鎮改制為白河區。
蓮潭 聚落
本地區發展較早的聚落有蓮潭、山仔腳、將軍（已消失）、茄走林（已消失）等，在日治期初期的官方地圖上已有記載。
蓮潭 交通
區道南88線是嘉田至海豐厝的道路。
區道南89線是三角潭至白河的道路。
區道南89-1線是三角潭至枋子林的道路。
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
23°27′14.2″N 120°44′57.73″E﻿ / ﻿23.453944°N 120.7493694°E﻿ / 23.453944; 120.7493694
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鄒語：），簡稱為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鄒語：），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是一間以台灣原住民族鄒族文化為核心，推展鄒族文化典藏保存、學術研究的博物館。於2015年12月15日成立。
建築物外觀由鄒族傳統服飾色彩，以及庫巴（鄒語：）建築特色的意象，展現鄒族文化精神，館內設有諮詢站、常設展區、文物展示室、特展區，與視聽簡報室，以遊戲化互動體驗區、典藏室文物區，以及鄒族部落風貌雕塑營造等展示內容。
葉濤 (民俗學家)
叶涛（1963年—），男，山东费县人，中国民俗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高丙中
高丙中（1962年—），男，湖北人，中国民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副会长。
189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英國代表團
189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英國代表團派出十名運動員參加七項比賽項目，英國獎牌總數排名第五，金牌數並列第五。兩名網球運動員乔治·S·罗伯逊及约翰·博兰以混合隊身份參加網球雙打比賽，並奪得一枚金牌和一枚銅牌，這些獎牌不計入英國獎牌總數。
189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英國代表團 選手概況和成績
在兩手舉比賽，埃利奧特與維高·贊臣同樣舉起111.5公斤一樣成績，乔治王子作出裁決判延森擊敗埃利奧特獲得金牌。
董晓萍
董晓萍（1950年12月—），女，辽宁大连人，中国民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赵世瑜
赵世瑜（1959年8月—），男，四川成都人，中国历史学家，曾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黄永林
黄永林（1958年8月—），男，湖北仙桃人，中国民间文艺学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赵宗福
赵宗福（1955年12月—），笔名寒竹、秋石等，男，青海湟中人，中国民俗学家，曾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陈树功
陈树功（1916年—1994年），男，广东大埔人，中国制糖工程专家，曾任华南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耶路撒冷的犹士都
犹士都一世（Justus I）是一名生活在公元二世纪的犹太基督教领袖，大部分基督教分支尊其为第三任耶路撒冷牧首，在任时期为公元107年－113年间。他可能是耶稣胞弟公义者雅各之子。犹士都的瞻礼日为每年的11月24日。
陈思聪
陈思聪（1922年—？），男，湖南湘潭人，中国心血管内科专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钟颀
陈钟颀（1933年—2014年），男，江苏吴江人，中国工程热物理专家，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制冷学会理事。
陈重穆
陈重穆（1926年—1998年），原名穆安熹（一作陈安熹），男，汉族，四川重庆人，中国数学家，曾任西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数学会理事。
陈修斋
陈修斋（1921年—1993年），字哲民，男，浙江东阳人，中国西方哲学史家，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维特斯多夫
维特斯多夫（法語：，法語發音：[vitəʁsdɔʁf] ⓘ）是法国上莱茵省的一个市镇，属于阿尔特基什区。
维特斯多夫 地理
维特斯多夫（47°37'18"N, 7°16'32"E）面积4.76 平方千米，位于法国大東部大區上莱茵省，该省份为法国东部内陆省份，是阿尔萨斯的一部分，今与下莱茵省组成了阿尔萨斯欧洲集体，其北临下莱茵省，西接孚日省，西南接贝尔福地区省，东侧沿莱茵河与德国相望，南与瑞士接壤。
与维特斯多夫接壤的市镇（或旧市镇、城区）包括：阿尔特基什、瓦莱姆、埃姆林根、塔格斯多夫、什沃本、伊尔桑格。
维特斯多夫的时区为UTC+01:00、UTC+02:00（夏令时）。
维特斯多夫 行政
维特斯多夫的邮政编码为68130，INSEE市镇编码为68377。
维特斯多夫 人口
维特斯多夫于2022年1月1日时的人口数量为778人。
陈胜粦
陈胜粦（1937年—2003年），笔名山茅、丹舸，男，汉族，广东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戈 (地区)
孙戈（法語：，法語發音：[suŋɡo] 或 [syŋɡo]），或按德语发音译作孙德高（德語發音：[ˈzʊntɡaʊ]），是法国东部上莱茵省的一个地区。
高州机场
高州机场，又称石仔岭机场，是广东省高州市的一个已废弃的通用机场。
高州机场 历史
1930年春，陈济棠电令茂名县政府从县库拨款在城南石仔岭兴建军民两用飞机场，当年5月21日破土，6月28日竣工。机场面积208769平方米，耗资银元5256.92元。开通时试航茂名——广州航线，十日一班。试航数月因客流不足停航。抗战后期，盟军飞机曾在此空投军用物资及降落。
解放后该机场委託地方代管，林业部门利用土地办起机场苗圃。1958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决定，保留原茂名机场作为空军3630部队的后备机场。
1985年12月，经广州军区空军批准，省林业厅拔款，省民航局派出技术人员前来指导高州县重修机场跑道及附属建筑。第一期修复工程于1986年1月4日动工，2月25日竣工，修复后的主跑道长600米、宽50米，停机坪可停放两架飞机，同时建设附属的杀虫药池。修复后作为高州、信宜、阳春等地飞播造林及森林除虫使用的通用机场。1986-1991年，民航中南局先后派多架飞机为高州、信宜、电白等地进行飞播和除虫工作。
圣路易县 (法国)
圣路易县（法語：）是法国上莱茵省的一个县（省级选区），中央投票站位于圣路易。该县涵盖21个市镇。
罗德行动
罗德行动（希伯來語：）是1970年1月22日在消耗战期间以色列用直升机袭击埃及舍德旺岛的军事行动。这是由以色列伞兵和以色列海军第13突击队所执行的任务，他们控制这个岛屿超过一天，然后带着62名被俘的埃及士兵和雷达设备离开。
罗德行动 背景
埃及发动了消耗战，目的是为了削弱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西奈半岛上的军事力量。当战争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爆发时，以色列希望通过向开罗表明它可以袭击埃及的任何地方，并向埃及领导层展示一场埃及可能准备不足的全面冲突的前景，从而确保停火。1970年1月，以色列不再将战争限制在运河前线，发动了普里哈行动，这是以色列空军对埃及中心地带目标的一系列打击，而其地面部队的任务是对孤立的、戒备薄弱的舍德旺岛进行打击。这次突袭的目的是捕获埃及战俘，以便与在埃及的以色列囚犯交换，并破坏当地的一个雷达站，该雷达站被认为对苏伊士湾的以色列船只构成威胁。
占领舍德旺岛的任务被分配给以色列国防军伞兵旅，由海姆·纳达尔指挥。由中校雅科夫·哈斯戴指挥的第202营和由上尉莫蒂·帕斯指挥的该旅精锐侦察连将登陆该岛。这些行动受到第13突击队协助，而额外的伞兵部队将在沙姆沙伊赫和附近的以色列海军舰艇上待命。
舍德旺岛的埃及驻军总部设在岛南端的灯塔里。灯塔由一个由9个边远哨所组成的防御工事守卫，由一个连的埃及萨卡部队突击队把守。舍德旺岛总共有100名埃及士兵，其中60名是突击队员，其余是埃及海军和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