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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現實中的波洛芙與機械王的其中一名手下「安娜貝爾」結盟來到賽騰城，未料遭遇愛里，並發現愛里身邊的水滴與自己有相似的力量，因此將愛里視為自己的朋友，且被愛里說服，朋友並非只有單一種相處方式，只要能心靈相通就是最好的朋友。雖協助賽騰城抵抗了安娜貝爾的進攻，卻也受到汙染超能的影響，在能保留自己的意志的最後一刻選擇自滅來保護愛里與賽騰城的安全。
戴維約翰
阿斯莫德的其中一名手下。名字取自現實中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航海家。個性相當豪邁，興趣是遨遊四處尋找寶物，寶物不限於實物或活人，並將其收入囊中。
蘿蕾萊
阿斯莫德的其中一名手下。透過歌聲來魅惑聽眾，將他們收入自己的麾下，目睹了阿斯莫德將人類淹沒後再轉化為深海軍團的行為後便不再歌唱。
貝爾菲格勒為偉大意志其中一名軍團長。事實上是被製作出來的，具有感情的必殺兵器。在日積月累的毀滅中，機械王進化出觀察生物情感的慾望，並創造出「艦隊管理者」安娜貝爾用於觀測生物在不同情況下死亡的反應。並抽出自身零件先後製造「格莫瑞」與「格莫莉」。因為這些行為導致的計算偏差，因而被D伯爵命名為「怠惰」
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在D伯爵利用特工先後擊退伯爾戴布和阿斯莫德後，使偉大意志感到不悅，因此派出貝爾菲格勒前往討伐，其自身明確知道與D伯爵的實力差距，因此採用不斷攻擊同一點的方式來使D伯爵輕忽進而造成傷害，最後在特工對於格莫莉的策反下遭到擊退，撤退回偉大意志的領地。
格莫莉
貝爾菲格勒使用自身零件賦予生命後製造出來的「二號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卻對於貝爾菲格勒的思想無比忠誠，原以為自己透過指令控制了特工進行破壞，卻發現僅是在對付貝爾菲格勒之於還有空觀察戰況的D伯爵對自己設下的夢境。無法理解格莫瑞脫離機械軍團生活的動機，但透過夢境理解了自己還有追尋存在價值的意義，因此答應僅一次協助開啟通往機械王中央控制室的道路，協助特工擊退機械王。
安娜貝爾
貝爾菲格勒的其中一個造物，也是機械軍團的艦隊指揮官，被創造後被賦予了「觀察生物生存的樣貌」的指令，因此會用各種方式對生物進行大範圍實驗，並觀測他們在生命的終點的樣貌。
現實的安娜貝爾曾在第一次次元戰爭期間入侵，當時留下了艦隊所屬的「原始之輪」，後被人類逆向研究製造出多輛效能不及原型卻仍遠超當時人類科技的複製品。
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由於褚秀智長期接觸「reanimate」並因為莫斯提馬死亡而接受人工心臟移植，導致身體獲得直接連通機械王的裁縫室的權限。這之後因為D伯爵與愛里的關係而從夢境中甦醒，使這個能力被投放到現實。觀察到此現象的安娜貝爾使用備用身體來到人類次元，打算回收褚秀智來確認此現象發生的原理，最後被愛里一口氣毀掉所有備用身體而不得不撤退。
洛夫克拉夫特
機械軍團工廠的管理者，在IF世界線中利用科技優勢壓制Union並殺死霍夫曼，復活其大腦並為其所用，但霍夫曼的瘋狂個性卻反過來使整個工廠陷入瘋狂。
格莫瑞
貝爾菲格勒使用自身零件賦予生命後製造出來的「一號機」，不認同機械軍團的理念，認為研究者就該自由自在的活著。最後被機械軍團放逐，離開領地並索居在杳無人煙的地方。基於其不同於一般次元獸的個性，對於人類並沒有敵意，在徐智秀誤入外部次元時便是格莫瑞提供協助讓她得以存活。在Union研究員阿拉蕾研究超能力者獨有的PNA並陷入瓶頸時，格莫瑞便會以各種方式提供協助。雖然被評價為危險的存在，但也逐步使用自己的方式獲得人類的認同。
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貝西摩斯為偉大意志其中一名軍團長。在次元戰爭期間並未協助其他軍團參與入侵人類次元的作戰，因而使野獸軍團遭到其他軍團的不平等對待。堅信在大平原上唯有遵循食物鏈的「法則」才能生存下去，雖對於其他軍團入侵野獸軍團領地並將其子民綁走作為寵物或是作戰用工具相當不滿，但因為先前未配合戰爭的緣故，在心裡兩消。
由於野獸軍團領地發生大火，導致遵循「法則」的植物為了求生而四處蔓生，使部分次元獸入侵夢幻劇場，使D伯爵相當不滿，要求其與特工進行對決。
事實上，貝西摩斯是龍之軍團前代軍團長「赫克頓蓋爾」的弟弟，由於龍之軍團僅能讓一個存在成為至高無上的龍，無法得到軍團長銜位的弟弟便離開群體，為了獲得自己的軍團，他流浪到了無主的大草原，並透過自身實力居於頂點，成為大草原的王。
但是，各軍團僅是將大草原作為工具利用，他為了得到真理而攀上了擎天柱，向雅泰貝奧循得，大草原上僅有能維繫子民生存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法則，就算必須被壓榨至死，那也只能順從，若想成為真正的王，那麼，「你啊，守護法則吧。」
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從那天起，野獸王不再殺戮，僅狩獵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食物，關閉了軍團們用來娛樂的鬥獸場，劃清領地界線，拒絕其他軍團繼續干涉領地。雖招致其他軍團的不滿，但卻讓偉大意志投來目光，並阻止自己的庭院被破壞。
在領地遭受大火，法則備受挑戰並瀕臨崩潰之際，聽取了曼提克諫言的貝西摩斯決定再次開啟鬥獸場，並召集一半的子民前來參與。但野獸王所做的並非殺戮，而是奉獻自己的身軀讓子民啃食，藉此解除法則所遇到的危機。
在釐清罪魁禍首便是與火焰軍團勾結的曼堤克後，野獸王決定履行自己與D伯爵的諾言，與代理人進行決戰，並道出只要自己戰敗，此敗便是受到夢幻的主人懲處而敗亡，新任野獸王仍必須遵循法則，守護大草原生存下去。
愛貓神
野獸王領地「大沙漠」的住民，生存目標是當上新任野獸王。實際上是前任野獸王與其他軍團長爭鬥後所遺留的碎片，被貝西摩斯用獠牙注入生命後獲得新生，貝西摩斯抱持著希望能讓這個新生命得到前代軍團長的力量而將其扶養長大，雖然說著想挑戰並戰勝貝西摩斯成為野獸王，但打從心底相當尊敬遵循並奠定「法則」的貝西摩斯。
雅泰貝奧
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生長於野獸王領地「擎天柱」的巨大植物，也是領地內所有植物的統領者。遵循著貝西摩斯建立的「法則」生存著，在領地發生大火時將生長範圍擴張到領地外，以求更多生存空間，此舉導致夢幻劇場受到影響，使貝西摩斯派出愛貓神前往夢幻劇場幫助收拾殘局。
曼堤克
在次元戰爭期間嚐到人類的滋味，致使它的性格愈發瘋狂地想再次品嘗人類，因此積極地參與戰事，此舉違背了野獸王定下的中立立場，因此被野獸王賦名以示其曾經犯下的過錯，並放逐至領地外，使其獨居在冰冷的山窟內。
因應領地大火，向野獸王諫言在領地內屠殺，藉此減少領民們生存的壓力，並增加食物的來源，便能夠讓大草原繼續遵循「法則」運轉。
貝西摩斯將其放逐的本意是讓他反省並恢復本性，但因為他對貝西摩斯的憎恨，使他與其他軍團合作，並在野獸王領地縱火，導致後續一連串事件發生。
在貝西摩斯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大平原存續的糧食後，被貝西摩斯以「必須遵守大平原的法則」為枷鎖束縛，成為新任野獸王。
CLOSERS角色列表 軍團長
具有能夠操弄精神甚至掌控意識的能力的軍團長，受到火焰王的挑撥，認為自己能代行偉大意志完成終極目標，因此利用自己的能力策反深海王的幹部，控制前任暴食王的大量軍隊，為自己建立無堅不摧的勢力，雖然無法進入野獸王統治的大平原，但手下的軍隊已在偉大意志底下獨霸一方。
眼見軍團長勢力平衡崩潰，偉大意志派遣機械王前去討伐梅菲斯，由於機械王的軍隊並沒有精神或意志，梅菲斯的招數完全無法管用，進而被機械王封印至特製的深淵中，剝奪大部分的力量後永遠無法逃離，梅菲斯也反過來對機械王降下詛咒，使其漸漸產生自我意志。
睡魔
梅菲斯利用深淵之底的沙子製作出來的僕從，被梅菲斯稱為「祭司」，負責宣揚梅菲斯被機械王討伐之前的光榮事蹟，並輔佐米斯莉進行梅菲斯的任務。
米斯莉
由梅菲斯製造出來的工具，雖然個性強勢，但行為卻與個性有著相當的反差。會透過睡魔的協助來入侵其他生物的夢境，並在夢境中獲取靈魂來為梅菲斯補充力量。
實際上當梅菲斯知道機械王是將自己封印在無底深淵時便放棄了逃生的希望，製造出米斯莉也僅是用來滿足自己對靈魂的渴望，會將吸食過靈魂的米斯莉放入塑像中加熱並搖晃，根據睡魔的說法，梅菲斯的行為就像人類對於酒精的上癮症狀，而米斯莉只是用來收集解癮物的容器。
米斯莉認為靈魂的味道相當難以入喉，但為了努力完成梅菲斯回歸偉大意志的目標，還是會盡力地達成自己的任務。
海嘯報
《海嘯報》（Báo Sóng Thần）是一份主張消除腐敗的越南共和國日報。報紙誕生於1971年，在軍醫何叔仁（Hà Thúc Nhơn）發起的反腐運動的影響下成立。它也是越南第一家股份制報紙。
海嘯報 背景
何叔仁上尉是芽莊醫院的一名醫生，他和一些病人佔領了芽莊醫院，要求當局解決這家醫院的腐敗問題。他和其他一些人在當局清理醫院的時候遭到了射殺。隨後，淵韜（Uyên Thao）、朱子（Chu Tử）、阮廖（Nguyễn Liệu）和范文良（Phạm Văn Lương）等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何叔仁反腐”（Hà Thúc Nhơn chống tham nhũng）小組。《海嘯報》由此誕生。
甘靖中
甘靖中（1971年7月—），男，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现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
唐·羅薩
基诺·当·雨果·罗萨（Keno Don Hugo Rosa，1951年6月29日—），简称当·罗萨（Don Rosa），是一位美国漫画家和插画家，他曾為迪士尼漫画創作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史高治·麦克达克、唐老鸭等角色。
罗莎於1987年至2006 年间创作了大约90个漫畫故事。 1995年，他的作品《史高治的光辉岁月》获得艾斯納獎“最佳连载故事”獎。
余卫国
余卫国（1972年9月—），男，汉族，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现任北京市密云区委书记。
孙军民
孙军民（1970年9月—），女，汉族，北京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2022年6月，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同年7月，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2024年11月，改兼市委宣传部部长。
孙军民 生平
199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93年担任书记员，1994年被调往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办公室，后历任法制办公室法规一处处长、教科文卫体办公室副主任，2010年11月在丰台区挂职一年，2011年9月被丰台区委留用，先后担任丰台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
2015年12月调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2018年4月调往顺义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党组书记，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2019年1月转正为顺义区人民政府区长，2020年10月被调至西城区任区委书记。
2022年6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次月任市委政法委书记至2024年。2024年11月接替已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的莫高义，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1980年一級方程式賽季
1980年一級方程式賽季（英语：1980 Formula One season）为一級方程式賽車的第34届世界锦标赛赛事。该赛季包含1980年F1车手世界锦标赛及1980年F1车队国际杯，这两个比赛从1月13日至10月5日同时进行，共进行了14场比赛。赛季还包括一场非锦标赛赛事，为西班牙大奖赛。
威廉士車隊的阿蘭·斯坦利·瓊斯成为自1966年的杰克·布拉汉姆以来第一位赢得總冠军的澳大利亚人。这个赛季见证了F1中的重大交替，威廉姆斯车队首次获得了车手和车队冠军、尼爾遜·畢奇成为争夺冠军的新劲敌、未来的世界冠军阿兰·普罗斯特和奈杰尔·曼塞尔也首次亮相。与此同时，卫冕冠军朱迪·謝科特和法拉利经历了一个糟糕的赛季，最终导致謝科特在年底退役。此外，法国车手帕特里克·德帕伊耶在霍根海姆测试时不幸身亡。
1980年一級方程式賽季 签约车队及车手
以下為參加1980年车手世界锦标赛和1980年一級方程式車隊国际杯的車隊及車手：
1980年一級方程式賽季 賽事記錄
原定于长滩大奖赛两周后举行的墨西哥大奖赛因故取消，导致长滩大奖赛和比利时大奖赛之间出现了五周的间隔。在比利时佐尔德赛道，法国车手迪迪埃·皮龙尼取得首次胜利，阿兰·琼斯和卡洛斯·罗伊特曼紧随其后。
1980年一級方程式賽季 比賽結果与排名
该赛季的车手世界冠军积分按照每场比赛前六名的排名分别给予9、6、4、3、2和1分。每位车手只能保留前七场比赛中最好的五场比赛积分及后七场比赛中最好的五场比赛积分。
1980年一級方程式賽季包括了一场非锦标赛比赛。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对於1933年至1945年間統治德國的元首、屠殺600萬猶太人的始作俑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信仰一直以來都備受爭議，他對宗教事務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希特勒一開始的政治生涯中，曾公開表達了對基督教的好感，但後來他的表現讓一些歷史學家稱為「反基督教情緒」。此外他也曾批評了無神論。
希特勒的母親克拉拉·希特勒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基督徒，並接受過天主教的受洗儀式；他的父親則是一位自由思想家，並對天主教會持懷疑態度。1904年，他在和家人所在地奧地利林茨之羅馬主教座堂經過堅振聖事。根據約翰·威拉德·托蘭德的說法，有目擊者表示希特勒的堅振聖事發起人不得不「從他嘴裡扯出這些話……彷彿整個堅振聖事對他來言都很令人反感似的」。里斯曼指出，據幾位與希特勒一起住在維也納男子之家的目擊者表示，他在18歲離家後便再也沒有參加過彌撒或接受聖事。克里格聲稱希特勒已然放棄了天主教會，而希特勒的最後一位秘書則聲稱他不是所有任何教會的成員。奥托·施特拉塞尔對此聲稱「希特勒是一名無神論者」。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在其執政初期之時，希特勒宣稱自己「不是天主教徒，而乃德意志基督徒」──一支持納粹意識形態的新教團體。希特勒與納粹黨特別提倡了「無宗派」之積極基督徒，旨在拒絕大多數傳統基督教教義，如耶穌的神性，以及舊約等猶太元素。在一個被廣泛引用的評論中，他將耶穌描述為「雅利安戰士」，並與「腐敗法利賽人的權力和自負」和猶太唯物主義相抗爭。希特勒表現出對新教和路德教的偏愛，他說，「透過我，福音派新教教會可以像英國一樣成為公認的教會」，而「偉大的改革者」馬丁·路德「有反抗教皇和天主教會的功勞」。
希特勒政權開始努力將德國新教徒協調成一個聯合的新教帝國教會（但這遭到了認信教會的抵制），並提前採取行動消除政治性天主教。儘管這位納粹領導人因此被天主教會開除教籍，但希特勒同意了與梵蒂岡的政教協定，而隨後却又經常無視它，並允許對天主教會進行迫害。一些歷史學家堅持認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圈子受到其他宗教的影響：在給朋友的悼詞中，希特勒呼籲他進入瓦爾哈拉，但隨後他表示，在日耳曼多神教中重新建立對奧丁（或沃坦）的崇拜是愚蠢的；此外，希特勒採用了印度教的神聖符號卍字符，並認為伊斯蘭教可能與德國人民兼容。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出於政治原因，他打算推遲衝突，並旨在最終徹底消滅德國基督教，或者至少對其進行改革並適應納粹的觀點。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艾倫·布洛克寫道，希特勒從小就信奉天主教，並對其組織力量印象深刻，但他以他認為合理和道德的理由否定了基督教。布洛克還寫道，希特勒「既不相信天主也不相信良心」，但在自己與黑格爾相呼應的觀點中找到了「正當性和赦免」，即英雄高於傳統道德，以及「世界歷史的個人」作為「世界精神意志」代理人的角色，使天主（或稱上帝）的計劃得以實施。在他早期的軍事成功之後，希特勒「完全遺忘了自己的妄自尊大」和「傲慢之罪」，這種誇張的自負使他相信自己不僅僅是一個男人。戰後，布洛克寫道，希特勒想要根除並摧毀教會的影響力，但在那之前他會出於政治原因而謹慎對待之：
在希特勒眼中，基督教是只適合奴隸的宗教；他尤其相當厭惡它的道德規範。他宣稱該教義是對透過鬥爭與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之反叛。 — 《希特勒：暴政研究》，by艾倫·布洛克
在世紀之交，著名的希特勒研究專家伊恩·克肖撰寫了一本頗具影響力的希特勒傳記，並使用新的資料來闡述希特勒的宗教觀。他得出的結論是，希特勒是相信神靈的，但仍對基督教會持批評態度：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使德國軍隊『成為世界第一軍隊，無論是在訓練、部隊組建、軍備方面，尤其是在精神教育方面（in der geistigen Erziehung）』，這一點至關重要。否則，德國將會陷入迷失。」希特勒如此宣稱道。
⋯⋯

儘管希特勒在某些場合聲稱想要在（與教會的）衝突中得到喘息的機會，他自己的煽動性言論給了他的下屬們在「教會鬥爭」上升溫所需的一切許可，並相信他們正在為元首而努力⋯⋯希特勒對教會的不耐煩促使敵意頻繁爆發。1937年初，他宣布「基督教毀滅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教會必須屈服於「至高無上的國家」，並抨擊「可以想像的最可怕的機構」
英國歷史學家理察·J·埃文斯主要撰寫關於納粹德國和二戰的文章，他指出，希特勒聲稱納粹主義是建立在科學之上的：「他聲稱，科學，很容易摧毀最後剩下的迷信痕跡『德國不能容忍外國勢力的干預，如教皇』；而『牧師』，他稱之為『黑蟲』，『披著黑袍的墮胎』。」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希特勒傳記作者兼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奥弗里認為希特勒一直是宗教懷疑論者：「史達林和希特勒都想要一種中性的宗教，屈從於國家，而緩慢的科學啟示計劃摧毀了宗教神話的基礎。」奧維寫道，希特勒對所有宗教信仰持懷疑態度，但在政治上保持謹慎，並不會「公開宣揚他的科學觀點」，部分原因是為了保持他自己的觀點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無神論之間產生區別。他在2004年寫道：
他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但他卻出乎意料地，成功地向數百萬德國選民掩蓋了他自己的宗教懷疑態度。儘管希特勒經常被描繪成一個新異教徒，或者由他扮演神性的政治宗教核心人物，但他的觀點與布爾什維克敵人的革命偶像破壞有更多共同之處。此外他私下對基督教的幾番發表，顯現了一種深刻的蔑視和冷漠⋯⋯希特勒認為現在所有的宗教都是「頹廢的」；在歐洲，這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基督教之崩潰」，而主要的危機來源便是科學。希特勒和史達林一樣，對宗教和科學解釋的不相容性採取了非常現代的觀點。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歷史學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將希特勒拒絕年輕時所信仰的基督教後的個人信仰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相當普遍的的一元論之變種」：據他表示，這些觀念曾間接受到恩斯特·海克爾與其徒弟威廉·博爾舍的影響。他還引用了希特勒的私人醫生之一漢斯·卡爾·馮·哈塞爾巴赫的話說表示，希特勒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說至少他是一位為了宗教的清晰而奮鬥的人」。據馮·哈塞爾巴赫表示，希特勒考量到群眾對宗教的需求，他並不認同馬丁·鮑曼關於將納粹的儀式取代教堂儀式的概念，「他們又討論了幾個小時後，綜合出可以彌補德國人民的宗教分裂的可能性，並幫助他們找到適合他們性格與現代人對世界的理解之宗教。」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希特勒對於上帝的個人觀念為「天意」，比如說，當他最終在1944年7月20日的未遂謀殺倖存下來時，他把這個部分歸功於是天意拯救了他，使他得以繼續完成其使命。事實上，希特勒對天意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把它不可能會判斷失誤的信念逐漸綁在一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在紐倫堡審判曾說，希特勒「對於自己作為國家和戰爭的領導者的無誤性有一種近乎神秘的信念」。他的另一位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表示希特勒把自己當作是「天意的工具。他......被給予德國人民一切並幫助他們走出困境的願望所吞噬。他認為這是他的任務，只有他一個人能夠做到。」
BBC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將希特勒與宗教的關係描述為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他在公開場合上與基督教的關係（實際上為他與一般宗教的關係）是機會主義的表現。目前沒有證據表明他在個人生活中曾有過對基督教會的基本教義表示過任何個人的信仰表現。」考量到《我的奮鬥》中存在宗教典故，里斯寫道，對於該書「最連貫的解讀」為，希特勒準備相信一個最初的創造者天主，但「並不接受傳統基督教的天堂與地獄的觀點，也不接受個人『靈魂』的存續。」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馬克斯·多馬魯斯寫道，希特勒用對一個獨特的的德國「上帝」的信仰來取代對猶太-基督上帝的信仰。他宣稱這個神乃德國的創造者，但他「並非公認意義上的基督徒」。多馬魯斯表示希特勒既不相信有組織的宗教，亦不認為自己是宗教改革者。他寫說希特勒在1937年就已經完全摒棄了對猶太-基督上帝概念的信仰，但他仍繼續在公開演講上使用「上帝」一詞（並非傳統概念上的上帝，而是全新的、獨特的，使德國「如鐵一般生長」的上帝）。是以，希特勒曾在1937年告訴英國記者喬治·沃德·普萊斯道：「我相信天主，我相信他不會拋棄6700萬德國人民，他們將為其在世界的合法地位付出巨大的努力。」雖然希特勒並沒有「遵守其戒律」，但多馬魯斯認為他甚至在剛開始執政的頭幾年保留其成長過程中的天主教思想元素：他直到1933年以前仍然對外稱自己是天主教徒。不過隨著權力的慾望及自我偶像崇拜的毒藥不斷地蔓延，最終把他童年信仰的記憶擠掉，到1937年，他拋棄了自己最後的宗教信仰，並向其同志們宣稱：「現在我感覺自己宛如牧場上的小馬一樣新鮮」。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歷史研究
作家康拉德·海登曾引用希特勒的話表示：「除了德國本身，我們不想要其他任何的天主。我們必須對德國有狂熱的信仰、希望與愛」。德瑞克·黑斯廷斯認為，希特勒在1924年受審時還是一個有信仰的天主教徒，這是「非常合理的」，但他寫道「毫無疑問地，希特勒在第三帝國的整個時期都是基督教的堅定反對者」。
傳記作家約翰·托蘭記述說，在1939年的一場未遂暗殺後，希特勒對晚餐的客人說，教皇庇護十二世寧願看到「陰謀得逞」，「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托蘭也寫說，1941年的希特勒仍然是「羅馬教會的良好成員，儘管他很討厭那裏的階級制度」。根據根特·路易表示，希特勒一直到死前都未被天主教會逐出。然而，這些作者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希特勒在1931年就與其他所有納粹領導人被逐出教會。雖然他在嬰兒時期就接受過受洗，到了青年還接受過堅振，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他認為自己在青少年時期就受過教會的教導，無論他聲稱的文化歸屬為何，絕罰對他來說並無任何意義。
迪肯大學的塞繆爾·科恩於2012年寫說：「希特勒是無神論者嗎？答案是可能不是。但要確定他的個人宗教信仰仍然相當困難，而且至今仍爭論不止。」雖然按照傳統或正統的觀念，希特勒顯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確實談到了一個神，其工作為自然與自然法則，「將天主與自然混為一談，以至於讓他們為同一事物」，而基於此，「最近一些研究認為希特勒是自然神論」。肯尼斯·伯克在他關於希特勒反覆出現的宗教形象和符號的著作中得出一結論：「希特勒的思想模式不過是宗教思想的曲解化、誇張化版本」。
理查德·施泰格曼-加爾則認為希特勒就是基督徒。他在2003年寫道，即使在希特勒與基督教機構斷絕關係之後（其時間大概在1937年左右），他看到有證據顯示他仍然繼續高度地尊重耶穌，他也從未將矛頭指向耶穌本尊。在二十世紀20年代的納粹綱領中使用的「積極的基督教」一詞，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戰術措施，但施泰格曼-加爾則認為他可能是一種「內在邏輯」，而「不僅僅是政治操作」。他認為希特勒至少在30年代初之前就是基督徒，那時候他把耶穌看作是雅利安人對抗猶太人的對象。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希特勒的同時代人談其宗教觀
希特勒的密友、建築師兼裝備部長阿尔伯特·斯佩尔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在柏林的政治夥伴中，希特勒對教會發表了嚴厲聲明」，然而「他把教會設想成一個可能對他有用的工具」：
大約1937年左右，當希特勒聽說了在黨和黨衛軍的鼓勵下，他的大量追隨者紛紛離開教會，原因是教會頑固地反對其計劃時，他仍然命令他的主要同志，尤其是戈林和戈培爾等人繼續留在教會中，並表示他自己會一直留在教會之中，哪怕他壓根就沒對天主教會有什麼感情。而事實上，希特勒一直到死前都未曾離開教會。 — 摘錄自史佩爾的回憶錄《第三帝國內幕》
戈培爾日記中同樣也提到了這個部分。他在1941年4月29日寫道，儘管希特勒是教廷與基督教的「激烈反對者」，但「他出於戰術原因，禁止我離開教會」。
据史佩爾说，希特勒的私人秘書馬丁·鮑曼樂於紀錄希特勒對教會的任何嚴厲聲明，對此其認為鮑曼是該政權反對教會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史佩爾認為希特勒確實贊同其做法，但是他更加務實，希望「把這個問題推遲到更有利的時機」：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希特勒的同時代人談其宗教觀
「一旦我解決了我其他的問題，」希特勒偶爾宣稱，「我將會對教會進行清算。我會讓他們在繩索上搖搖欲墜。」然而，鮑曼不希望這份清算被推遲，他從口袋裡拿出一份文件，並開始宣讀挑釁意味濃厚的布道或牧師信中的段落。希特勒經常因此變得激動...並發誓最終要懲罰那些神職人員......偏偏他又無法立刻展開報復，這使得他陷入了白熱化...... — 摘錄自史佩爾的回憶錄《第三帝國內幕》
史佩爾寫道，希特勒認為基督教是個不適合「日耳曼人氣質」的宗教：他寫說希特勒表示「你看，擁有錯誤的宗教是我們的不幸。我們為什麼不是信仰日本人的宗教呢？他們可是將為祖國的犧牲視作最高榮譽。穆罕默德的宗教似乎也比基督教更適合我們啊。為什麼我們非得選擇既溫順又軟弱的基督教呢？」史佩爾還寫說其在希特勒身上觀察到「相當多的案例」，好比他對希姆莱和罗森堡的神秘主义观念持否定态度之部分。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希特勒的同時代人談其宗教觀
希特勒的私人秘書馬丁·鮑曼曾說服之，讓他允許自己可以特別挑選一隊軍官以速記的方式來記錄希特勒說過的任何私人談話，以供後人參考。從1941-44年間，希特勒的話都被記錄到現在被稱之為希特勒餐桌談話的紀錄本中。這些紀錄不僅涉及希特勒對戰爭與文化的看法，還涉及到宗教、文化、哲學、個人願望及他對敵人或朋友的感情之特有態度。史佩爾曾在其回憶錄中指出鮑曼很樂於紀錄希特勒對教會的任何嚴厲聲明：「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比對教會的貶低性評論更熱衷的寫下來了」。在該紀錄中，希特勒把基督教說成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荒謬」與「虛偽」，他「從未接受之過」。
歷史學家的普遍共識為休·特雷弗-羅珀所翻譯出來的《餐桌談話》所表達的觀點是可靠、可信的。被認為是可靠的《餐桌談話》的言論包括以下引文：「基督教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原形：猶太人將動員大量的奴隸，目的是為破壞社會」。艾倫·布洛克的開創性傳記《希特勒：暴政研究》引用希特勒的話說：「當你走到邏輯的極端，基督教將意味著系統地培養人類的失敗」；這句話也出現在《餐桌談話》，許多觀點也同樣重複在該本子上面，比如：基督教教義是對背叛了透過鬥爭選擇和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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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伯利將希特勒對基督教的公開宣稱與《餐桌談話》的言論進行對比後，他認為希特勒真正的宗教觀點是「唯物主義生物學的混合體，對核心的、有別於次要的基督教價值觀的假尼采式蔑視，及一種內斂的反教權主義」。理查德·J·埃文斯在其關於納粹德國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中也重申了納粹主義是世俗的、科學的反宗教觀點：「希特勒對基督教的敵意在戰期間達到新的高度，或者說是深度」；該觀點來源自1953年的《餐桌談話》之英譯版本。在《餐桌談話》中，希特勒經常對基督教發表強烈的負面看法，比如「有史以來對人類最沉重的打擊就是基督教的到來，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基督教的私生子；這兩者都是猶太人的發明。宗教問題上的許多蓄意謊言都是從基督教帶入這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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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餐桌談話》的紀錄來看，希特勒對科學的青睞更勝於基督教。1941年10月14日，希特勒在一篇關於基督教命運的文章中表示：「科學不能說謊，因為他總是根據一時的知識情況，努力推導出最真實的東西，所以當他犯錯時，他是出於善意。基督教裁示說謊者，他與自己永遠都處於衝突之中。」希特勒還說宗教將在與時俱進的科學的面前崩潰：「基督教的教條會在進步我們這樣有人居住的世界之時，那麼，基督教教義就會被判定是荒謬的存在。」
此外，希特勒擔心人們與教會的契約崩潰後，他們會改信無神論，他把此狀況視同於「動物的狀態」：「我很信，與教會的契約都只能提供暫時的好處，因為科學精神遲早都會揭示這個妥協的有害物質。因此，國家將把他的存在建立在一個總有一天會崩潰的基礎上。受過教育的人保留了對自然界的神祕感，並在補未知的事物面前鞠躬；另一方面，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一旦發現國家在宗教問題上運用錯誤的觀念，而在其他領域則以純粹的科學為基礎的話，他們就會轉向無神論（這就是回到了動物的狀態）。這就是為何我一直讓黨遠離宗教問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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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餐桌談話》，希特勒認為，耶穌真正的基督教教義早被使徒聖保羅腐蝕了，他把這些教義變成了一種猶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認為這種教義宣揚「眾生平等，及對唯一的神的服從。這就成了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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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桌談話》中，希特勒在1941年10月21日的頁面中讚賞了使徒尤利安的《反加利利人》，一本來自公元362年的反基督教作品。他說「當人們想到一百、兩百年前我們最優秀的人對基督教的看法時，就會慚愧地意識到我們後來的發展有多麼緩慢。我不知道使徒尤利安曾以如此清晰的眼光對基督教與基督徒做出如此判斷......最初，基督教只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化身，是破壞者。然而，這個後來自稱基督的加利利人的意圖卻完全不同。他必須被視為一個受歡迎的領袖，他採取了反猶立場...，可以肯定的是，耶穌不是猶太人──順帶說一句，猶太人認為他是妓女與羅馬士兵生出來的兒子。對耶穌的教義進行決定性的偽造是聖保羅的工作。他以微妙的方式，為了個人利益之目的而從事這項工作，因為這個加利利人的目標把他的國家從猶太人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他以自己的名義反抗猶太資本主義，這就是為何猶太人清算他的原因。大數的保羅（其名在去大馬士革前為掃羅）是那些最野蠻地迫害耶穌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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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開利對《餐桌談話》的德語、英語、法語版本的一些段落進行單獨比較，發現在每種情況下，崔佛-羅珀的英語版都是從弗朗索瓦·熱努的法語版翻譯過來的，而非原文德語版；並且法語版包括重大的歪曲，導致其加深了希特勒對基督教的仇恨印象。對此開利的結論為：「崔佛-羅珀的版本應被視為毫無價值而可扔棄的版本。」然而，開利發現有三個德語版本「有個共同的來源，而他應該就是實際著地堡筆記本身」，並因此建議學者們直接與德語版本進行研究。格哈德·賴因伯格在為2013年的崔佛-羅珀《餐桌談話》所做的介紹中也同意，崔佛-羅珀的英語版「來源自弗朗索瓦·熱努的法語版，而非現在任何一個德語版」。在研究過崔佛-羅珀的個人信件與文件後，米卡爾·尼爾森得出結論道，崔佛-羅珀完全知道他的這個版本來源自法語版，但卻從未在公開場合揭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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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所撰寫的《戈培爾日記》為希特勒的思想與行動提供重要啟示。在1939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戈培爾寫道：「元首強烈反對建立任何宗教的想法。他不打算成為一名牧師，他唯一的專屬角色是政治家。」在1941年4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戈培爾寫道：「他贈恨基督教，因為他讓人類中所有高尚的東西全部殘缺不全。」
1937年，戈培爾指出，希特勒對教會的不耐煩「促使其經常爆發敵意」。1937年初，他宣稱「基督教的毀滅時機已經成熟」，教會必須屈服於「國家的首要地位」，抨擊與「可以想像出來的最可怕的機構」的任何妥協。在1941年4月29日的记录中，戈培爾注意到關於教廷與基督教的長時間討論並寫道：「元首是所有這些虛偽行為的強烈反對者」。
1939年，戈培爾寫道，元首知道他將「不得不繞開政教衝突」，但在此期間，「對付教會最好的辦法就是聲稱自己是一位『積極的基督徒』」。
在另一條紀錄中，戈培爾寫道，希特勒「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但完全反基督教」。戈培爾在1939年12月29日寫道：
元首有很深的宗教信仰，儘管他事實上反對基督教。他認為基督教是腐朽的症狀，這是很正確的。他是猶太民族的一個分支，這可以從他們宗教儀式的相似性看出。兩者（基督教與猶太教）都沒有與動物元素的接觸點，因此他們最終將會被摧毀。元首原則上是一個堅定的素食主義者。 — 《戈培爾日記》，1939年12月29日
戈培爾在1939年的一篇日記中表示，希特勒在一次談話中「表達了他對基督教的反感。他希望時機可以成熟到讓他可以公開表達這一點。基督教已經敗壞病感染了整個古代世界。」戈培爾寫道，希特勒把前基督教時期的奧古斯都看作歷史的高潮，而未與哥德式思想與「憂鬱的神祕主義」聯繫起來。
日記上還寫說，希特勒認為耶穌「也想採取行動反對猶太人的世界統治，所以猶太人就將他釘在十字架上。保羅則偽造了他的教義，並破壞了古羅馬」。
奥托·施特拉塞尔是德國政治家，亦為納粹黨早期成員之一。他與他的兄弟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一同為該黨的左翼領導成員。「希特勒在1933年奪權之前或之後大概兩個用內，他從未放棄過他的天主教徒身分，」魏卡特如此寫道，那時候斯特拉瑟正於1920年跟他的兄弟談話說，他對希特勒感到失望，因為：
我們是基督徒。歐洲沒有基督教的話早就沒了。希特勒是無神論者。——奥托·施特拉塞尔
恩斯特·漢夫斯坦格爾是一位德裔美國商人，也是希特勒的密友。然而，他最終與希特勒絕交，並從納粹德國叛逃至美國。他後來把希特勒說成一個未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無神論者：
從那時起他就是一個無神論者了。——恩斯特·漢夫斯坦格爾
1938年初，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在此之前，當奧地利總理库尔特·舒施尼格曾前往德國會見希特勒，而根據舒施尼格後來的證詞，希特勒對於德國在德國歷史上的作用感到憤怒，他說：「在整個歷史中，每一種民族思想都被奧地利破壞掉了；事實上，所有這些破壞都是哈布斯堡家族與天主教會一手造成的。」最後希特勒以最後通牒結束了奧地利的獨立主權，並將整個國家交給納粹黨告終。
在1944年的7月20日暗殺未遂後，希特勒在隔天的廣播中將他的倖存歸功於命運使然。德國副新聞主管赫爾穆特·辛德曼對此宣稱：「德國人民必須把希特勒的暗殺未遂視同希特勒將在神聖力量的保護下完成其任務的標誌」。
克肖指出，樞機米歇爾·馮·福爾哈伯（一位曾「敢於批評納粹黨對天主教會進行攻擊的人」）在離開時確信「希特勒有很深的宗教信仰」。1936年11月，這位天主教教士在貝格霍夫與希特勒進行三個小時的交談。他在會議結束後寫道：「帝國總理無疑是生活在對上帝的信仰中。他也承認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建設者」。克肖將此案例作為希特勒有能力「蒙蔽頑固的批評者的眼睛」的例子之一，表明希勒「有明顯的能力來模擬，甚至於對可能持批評態度的教會領袖模擬出一個熱衷於維護、保護基督教的領袖形象」。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希特勒信仰的公開與私人演變
希特勒出生於哈布斯堡奧地利的一家天主教家庭中，然而關於他的童年可靠歷史細節卻寥寥可數。根據希特勒歷史學家伊恩·克肖的說法，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中對自己生活的反映「在細節上並不準確，解釋上多有色彩」，而在納粹時期提供的訊息「多有疑點」，戰後其家人與熟人的回憶亦然。
在希特勒出生的同一年，即1889年接受了天主教會的受洗。他爸爸阿洛伊斯·希特勒名義上是天主教徒，但他實際上有點懷疑，甚至反基督教。他媽媽克拉拉·希特勒則是個虔诚的天主教信徒。A·N·威爾遜寫道：「有時人們對希特勒的天主教教養做了很多解釋......這是希特勒本人經常影射的事情，他幾乎總是激烈地敵視：『是四角帽！我僅僅看到這些穿著長袍的墮胎者，我就覺得很憤怒！』」希特勒也常吹噓自己在神職學校中對神職人員-教師表示懷疑。其後他上過幾所小學。有六個月的時間，他們家住在蘭巴赫的本篤會對面，在某些時候的下午，希特勒會在那裏的唱詩班上課。希特勒後來在《我的奮鬥》中寫道，在那個時候，他的夢想是有天能接受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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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1904年5月22日接受了堅振聖事。據里斯曼說，希特勒在少年時期就受到了泛日耳曼主義的薰陶，開始排斥天主教會，並不情願地接受了堅振聖事。傳記作家約翰·托蘭在談到1904年在林茨大教堂舉行的儀式時寫道，希特勒的堅信禮發起人不得不「從他嘴裡扯出這些話……彷彿整個堅振禮對他來言都很令人反感似的」。里斯曼指出，據幾位與希特勒一起住在維也納男子之家的目擊者表示，他在18歲離家後便再也沒有參加過彌撒或接受聖禮。
1909年，希特勒搬到了維也納，據艾倫·布洛克表示，他在那裏的興趣搖擺不定，他閱讀的書籍包括「古羅馬、東方宗教、瑜珈、神秘學、催眠、占星術、新教，每一種都能讓他一時感到興趣......他給人們的印象是不平衡的。他對猶太人、牧師、社會民主黨人與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恨會毫無限制的發洩出來」。
在珀西·恩斯特·施拉姆根據對《餐桌談話》錄音紀錄的分析所編寫的《一個獨裁者的解析》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話說，「經過艱苦的內心鬥爭」後，他已經從年輕時候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來，所以他感覺自己「像是牧場中的小馬一樣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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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希特勒個人是持懷疑態度，但是他與宗教的公開關係是一種機會主義的實用案例。在宗教事務中，他很容易採取「適合其直接政治目的」的策略。他通常會根據聽眾的感覺來訂製他給出的訊息。克肖認為應該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稱自己「了解」希特勒，他是一個「非常私密、甚至說是隱密的人」，使得他能夠在自己的真實信仰方面欺騙「甚至稱得上是頑固的批評者」。希特勒私底下很蔑视基督教，但他在競選期間，表明了支持基督教的聲明。
希特勒的公開演講中大量提及了「上帝」與「精神」。在《希特勒和史達林：平行生活》中，布洛克寫道希特勒跟他之前的拿破崙一樣，經常使用「神的旨意」來給自己的個人神話掩護，但最終他會跟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共享「同樣的唯物主義觀點，他是基於19世紀理性主義的確信，即科學的進步終將摧毀所有神話，並以證明基督教的教義很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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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個人神話必須被保護，這樣就他就能跟拿破崙一樣，可經常談論天意，以作為他的使命感之必要投射，哪怕這是無意識的，藉此給他提供了理由與赦免。『他們俄國人，』希特勒在一個場合中表示，『有權去攻擊他們的牧師，但是他們無權攻擊一個最高力量的想法。無庸置疑的，我們是個擁有一種創造性力量的弱小生物。』 — 摘錄自艾倫·布洛克的著作《希特勒和史達林：平行生活》
克肖寫道，希特勒有一種「模擬的能力，甚至於對可能持批評態度的教會領袖來說，他也是一個熱衷於維護、保護基督教（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的領袖形象」，這有助於轉移教會對他的直接批評，反而會把譴責重點放在已知的「反基督激進分子」身上。
《我的奮鬥》是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失敗被捕後在監獄中所寫的，其中多次提到了「上帝」、「造物主」、「天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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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里斯將這部著作的主旨描述為「黯淡的虛無主義」，他揭示了一個冰冷的宇宙，除了不同人之間為了爭奪霸權之鬥爭外，沒有任何道德結構可言：「《我的奮鬥》中究竟缺了什麼，」里斯道，「這是一個沒有得到應有承認的事實，即對基督教的任何強調」──里斯指出德國已經有一千年的基督教歷史，是以里斯表示「我對《我的奮鬥》最連貫的解釋為，雖然希特勒準備相信一個最初的創造者上帝，但他並不接受基督教的天堂與地獄的觀點，也不接受個人「靈魂」的存續......我們是動物，就跟其他動物一樣，我們都面臨著毀滅者與被毀滅者的抉擇。」
保羅·伯本寫道，就基督教派系而言，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宣稱自己為中立──但是他主張政教分離，教會不要關心人民的世俗生活，因為這必須是國家的領域。根據威廉·勞倫斯·夏伊勒說，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抨擊政治性的天主教，並攻擊了兩個主要基督教會，原因是他們沒有認識到種族問題」，同時還警告說，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成功「產生一場宗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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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耶穌「毫不掩飾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必要時他甚至會拿起鞭子把這個一如既往的想把宗教當成為商業而存在的工具的，全人類的公敵趕出天主的聖殿。作為報復，耶穌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希特勒在研究如何建立一個全新秩序時認為，一個強大的組織依賴於對所有其他組織的不容忍，是以基督教的偉大來自於「對其自身教義的不屈不撓和狂熱的宣揚與捍衛」。然而，希特勒反對基督教給日耳曼帶來文明之觀點：「因此，把基督教時代之前的德國人說成是沒有文明的野蠻人是非常不公正的，他們從來都不是。」希特勒預言他與天主教會將在納粹德國的安樂死問題上發生衝突，他寫道教會應該應該放棄在非洲的傳教工作，並集中精力說服歐洲人，當他們收養了一個孤兒，能比「給一個病泱泱的孩子生命，並成為所有人痛苦、不快樂的原因」更令天主高興。他宣稱各教會應該放下他們之間的分歧，而是專注於「種族汙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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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基督教教派之間相互冷眼旁觀，眼睜睜看著高貴而獨特的生物被褻瀆、毀滅，何況這個生物還是作為天主的恩典寺給這個世界的。然而對於這個世界的未來來說，天主教與新教究竟哪一個成為贏家並不重要，但是雅利安人是否能夠生存與否確實重要。 —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
希特勒聲稱當他作為一位年輕人來到維也納後，他仍不是反猶主義者：「我那時在猶太人身上，我只是看到了一個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因此我基於人類的寬容之理由，我反對因為他與我們不同的信仰而對他進行攻擊」。他認為基於宗教而非種族的反猶主義是錯誤的：「基督教社會黨的反猶主義是因為宗教原則，而非種族原則」。相反地，希特勒認為應該要根據猶太人的「種族」來痛斥之。
為了證明納粹侵略的合理性，希特勒將好戰主義與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之官方宗教而崛起的過程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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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敝人可以痛苦地確定，隨著基督教的出現，第一種精神上的恐怖進入了遠為自由的古代世界，但他無法反駁的一個事實是：世界從那時候起就被這種壓迫所折磨、支配，而壓迫只能透過壓迫方可打破，恐懼只能透過恐懼方可打破。只有這樣才能建設性地創造出一種新狀態來。政黨是傾向妥協，而哲學從來不是；政黨甚至會考慮到反對者的存在，哲學則宣稱自己無懈可擊。」
在《我的奮鬥》的其他地方，希特談到了「宇宙的創世者」與「永恆的主」。他還指出雅利安人是上帝創造出來的，透過種族混雜來稀釋他是一種罪過：
「特別是有本土運動思想的人來說，在自己的教派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神聖的責任在，使人們不再膚淺的談論上帝的旨意，而是真正履行上帝的旨意，不讓上帝的一言一行因而被褻瀆。因為神的旨意給了他們人的形式、本質與能力。任何破壞他工作的人都是在向主的創造與神聖的意志宣戰。」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認為耶素是反猶太人的，而非他們中的一員：「基督教的創始人確實毫不掩飾他對猶太民族的評價。當他發現有必要時，他就將那些人類公敵趕出上帝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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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黑斯廷斯寫道，根據希特勒得私人攝影師海因里希·霍夫曼的說法，強烈反猶的希罗尼派天主教牧師伯恩哈德·施登弗勒在20世紀20年代就是希特勒的核心圈子成員之一，其有許多宗教問題經常都找他請教，他還幫助希特勒寫過《我的奮鬥》。後來他在1934年的大清洗中被黨衛軍暗殺。
希特勒在1920年的國家社會主義綱領的第24條贊同其所謂的「積極基督教」，前提是該叫將置於黨的意識形態下，並額外增加一個警告，即他不得冒犯「德國種族的道德感」。該術語不分教派且可以有多種解釋，但他緩解了德國基督教多數派對納粹運動中大部分人經常表達的反基督信念之擔憂。他進一步的提出一個「積極的基督徒」之定義：即他可以打擊「猶太物質主義精神」。
1922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前十年，巴伐利亞前總理冯·莱切菲尔德·科弗林伯爵在巴伐利亞州議會的一次演講中表示，他「作為一個人類與基督徒」之信仰使他無法成為一個反猶主義者或推行反猶主義的公共政策。希特勒隨後便在慕尼黑對著一群聽眾顛覆了莱切菲尔德對耶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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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想在這裡向一位比我更偉大的人，即莱切菲尔德伯爵呼籲：他在州議會上的最後一次演講中曾說，他「作為一個人類與基督徒」之信仰使他無法成為一個反猶主義者。我表示：我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感覺是我的主與救主是一個戰神，他曾經在孤獨之中，身邊只有幾個追隨者，他們認識到猶太人的真面目，並召集人們與他們作戰。而且，上帝的真理啊！他不是作為一個受難者，而是作為一個，最偉大的戰士。作為一個基督徒，作為一介人類，我懷著無限的愛讀完了這一句話，這段話告物我們，主最後是如何以他的力量站起來，拿起鞭子把毒蛇與毒蟲的窩趕出聖殿。他跟猶太人的毒藥進行了多麼可怕的鬥爭啊。在兩千年後的今天，我懷著最深切的情感，比以往的任何時刻都更深刻地認識到，他正是為了這麼做才不得不在十字架上流血。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沒有責任使自己被蒙騙，但我有責任成為真理與正義的鬥士。」
在1928年的一次演講中，希特勒說：「我們的隊伍中不能容忍任何人工及基督教的思想......事實上，我們就是基督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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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後來的發展，里斯指出：「對（希特勒）言論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希特勒作為一個政治家，只是認識到他所居住的世界的實際狀況......。如果希特勒將自己與他的運動與基督教拉開過多的距離，那麼我們就幾乎不可能看到他能在這場選舉中取得成功。是以他在公開場合與基督教的關係（事實上是他與一般宗教的關係）乃機會主義表現。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希特勒本人曾在其私人生活中，對基督教會的基本教義表達過任何個人信仰」。理查德·埃文斯認為，希特勒的公開聲明與私人聲明之間之所以有落差，是因為他不想引起與教會之間的紛爭，繼而破壞到國家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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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希特勒為新教內部的親納粹團體想出了一個叫做德意志基督徒的名稱。「希特勒是從政治角度上看待此問題。他並非一個信仰基督教的人，但卻以某種方式成功在數百萬德國選民面其掩蓋其宗教懷疑論。」理查德·奧弗瑞如此寫道，他認為希特勒發現這種安排在一段時間內是有用的，但他最終期望的是基督教在「進步的科學」面前枯萎、死亡。在其早期階段，「德意志基督教」運動試圖使德國的新教教會成為納粹政策的工具；這些崇拜者提倡種族優越和種族命運的概念。希特在1932年支持建立「德意志基督教」，他們存在著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一些激進份子還要求否定《舊約》（希伯來聖經）與《新約》中的保羅書信──因為它們的作者都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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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運動在宗教上並不團結。歷史學家的共識是，納粹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他要碼與基督教無關，要碼就是反對基督教。在20世紀20年代的納粹黨綱中使用「積極的基督徒」一詞，一般被認為是一種戰略措施，他主要根植於政治而非宗教。作者理查德·史泰格曼-蓋爾提出了一種少數人認同的解釋，即積極基督教有個「內在邏輯」，「而不僅是一個政治策略」。他認為希特勒將耶穌視為猶太人乃雅利安人的對手。儘管後來反基督徒後來「為納粹主義清除基督教的影響」而鬥爭，而且該運動變得「越來越敵視教會」，但史泰格曼-蓋爾寫道，即使到了最後他們也不是「一致地反基督」。
迪肯大學的研究員塞繆爾·科恩研究宗教觀點，他如此回答「希特勒是基督徒嗎？」之問題：「如果考慮到傳統或正規形式的基督教的話，顯然不是：耶穌是天主之子，為贖回全人類的罪孽而死。說希特勒（或者任何一個納粹頑固份子）會信奉這種宗教簡直是無稽之談......。然而同樣真實的是，一些領先的納粹分子一直堅持著一種已經『亞利安化』的基督教形式。」那麼「希特勒是無神論者嗎？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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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國會於1933年通過了授權法之前，希特勒獲得「臨時」的獨裁權力，並因此讓威瑪共和國永遠地瓦解。希特勒曾向國會承諾過他不會干涉教會的權力，但是隨著其政權逐漸的穩固，他很快就打破了這個承諾。
在1933年到34年期間，納粹領導人需要得到德國保守派和天主教中央黨等團體，以及保守派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的一定程度之支持，以便其可以用「合法的外表」實現其對權力的接管。在1933年2月1日的公告中，希特勒說：「國民政府把在民族中恢復團結與合作的精神來作為其首要職責。他將維護、捍衛我們國家賴以建立的那些基本原則。他認為基督教為我們民族道德的基礎，家庭是民族生活的基礎。」
1933年3月21日，帝國議會在波茲坦加里森教堂集會，以顯示納粹主義與馮·興登堡總統的舊保守德國的「團結」。兩天後，納粹黨等到了《授權法》的通過，該法授予希特勒獨裁權力。不到三個月後，所有非納粹派和組織，包括天主教中央黨皆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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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試圖透過恐嚇、談判與和解等手段，為《授權法》獲得來自天主教中央黨與德國保守派的選票。1933年3月23日，在《授權法》開始投票前，他將基督教信仰描述為「保障德國人民靈魂的基本要素」，「我們認為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是提高大多數德國人民道德水平的不可或缺之要素」。希特勒寫道：「他著眼於天主教中央黨的選票」，他還補充說希特勒希望改善與教廷的關係。
中央黨曾要求保證教會的權力，希特勒對此承諾，威瑪共和國的機構與教會將得到保護，並說他的政府會將教會視為「維護我們國家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在威脅與談論內戰的情況下，中央黨投票贊成該法案。然而，希特勒對保護教會與共和國機構的虛假承諾從未實現過。
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觀點 希特勒信仰的公開與私人演變
1934年1月，希特勒任命新異教徒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為納粹的官方思想家，從而激怒了各教會。是以元首發起一項努力，旨在將德國新教徒協調在一個統一的新教帝國教會之下，並由德意志基督教帶領，但這個嘗試後來失敗了，因為他受到認信教會的抵制。在《雅利安人的耶穌》中，蘇珊娜·赫舍爾在《納粹德國的基督教神學家和聖經》中指出，德意志基督教與傳統基督教不同，他們拒絕接受基督教的希伯來起源。在其統治期間的公開聲明中，希特勒繼續積極地談論納粹對德國基督教文化的看法，以及他對亞利安基督的信仰。希特勒還說，聖保羅作為一個猶太人，偽造了耶穌的訊息──希特勒在其私人談話時重複了這個主題，包括在1941年10月，當他決定做出屠殺猶太人的決定之時。
伊恩·克肖說，從1934年左右，希特勒對支持德意志基督教失去了興趣。然而在1934年6月26日的一次演講中，希特勒表示：
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宣誓他將效忠於積極基督教。他將誠實地努力保護偉大的基督教派系的權利，確保其教義不受干擾，並在其職責中與當今國家的觀點和緊急狀況中保持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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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希特勒的教會事務部部長漢斯·克爾解釋道，「積極基督教」並不「依賴於使徒信經」，也不依賴於傳統基督教所依賴的「對作為天主之子的基督之信仰」，而是由納粹黨所代表。他表示：「元首是新啟示的預言家」。
在促使和教廷簽定政教協定之談判中，希特勒表示：「世俗學校永遠無法被容忍，因為這種學校沒有宗教教育，而沒有宗教基礎上的一般道德是建立在空氣上的；是以所有的品德訓練和宗教都必須來自於信仰」。然而，隨著希特勒權力得到鞏固後，學校成為納粹教會鬥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937年，希特勒禁止希特勒青年團的任何成員同時屬於一個宗教運動成員。希特勒青年團被被允許進行宗教教育。到了1939後，德國國內幾乎所有的學校的神職教師都被撤掉。希特勒有時候會允許小孩的父母施加壓力，讓其離開宗教課程，改上意識形態課程；而在納粹的菁英學校中，基督教被日耳曼多神教與太陽神取代。到了1939年，所有天主教學校都被解散或轉變成公共設施。
納粹黨的宣傳積極推動希特勒成為基督教的救世主，其支持德意志基督徒形成一個可以控制、操控的單一國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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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積極的基督教意味著要愛自己的鄰居，比如照顧病人、給窮人穿衣服、給飢餓的人食物、給口渴的人飲料，那麼我們才是更積極的基督徒。因為在這些領域中，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人民團體已經完成了一項驚人的工作——希特勒在1939年2月24日於慕尼黑對手教派們進行演講之片段
根據布洛克的說法，希特勒在維也納期間就曾廣泛地閱覽眾多書籍，包括神祕學、催眠、占星術等等書籍。然而他對這些主題的興趣稍縱即逝，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他曾認同照些思想流派中的任何一個。此外，布洛克發現「沒有證據可以支持說希特勒曾經求助於占星術」，並寫說希特勒還嘲笑自己黨內像希姆萊這樣想重建異教神話，及相信占星術的漢斯等人。阿爾貝特·史佩爾寫道，希特勒對希姆萊與羅森堡的神祕主義觀點持否定態度，史佩爾引用希特勒的話表示希姆萊想把黨衛軍神話化這檔事：
真是一派胡言！現在我們終於進入了把所有神祕主義拋諸腦後的時代，而現在（希姆萊）想重新開始。我們還不如待在教堂裡面，起碼他還有傳統。我一想到有天我會被變成黨衛軍的聖人！你能想像嗎？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寧...... — 阿爾貝特·史佩爾引用希特勒在《第三地國內幕》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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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6日，希特勒在紐倫堡的一次演講中說，基督教神祕主義創造了黑暗勢力，沒有禮拜場所，而是國歌場所；沒有邪教場所，而是民族場所。此外，他也拒絕神秘主義與神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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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這裡區分一下人民：即忠於人民健康的，有充分血緣關係的德國群眾，和頹廢的所謂的上流社會。他們並不可靠，他只是有條件地的血緣關係而已。他有時被隨意地稱為「上流社會」，但實際上不過是社會變異產生的敗類，因為他們的血液和思維受到了世界政治主義的感染而變得不正常。在這個最內向的時期，基督教神祕主義要求用一種方法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建築的設計不僅與當時的精神相悖，而且還有助於產生這些神祕的黑暗力量，使人們越來越願意服從於世界政治主義......這種哲學並不提倡神秘邪教，而是為了培養和領導一個由其血統決定的人民。（–）因此我們並沒有邪教殿堂，而是人民殿堂。我們也沒有崇拜場所，而是集會場所與遊行廣場。我們沒有邪教場所，但有運動場與遊戲場。正因如此，我們的集會廳沒有沐浴在邪教場所的神秘暮色中，而是成為光明的，具有美麗和實用性質的場所。在這些大廳裏，沒有邪教儀式，她們完全是我們在鬥爭年代進行的那種人民集會的場所，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集會，並且我們將以這種方式保留這個集會。我們不會允許那些熱衷於探索外面世界秘密的神祕主義者偷渡到我們的運動當中。這種人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而是其他東西──無論如何都是與我們沒有關係的東西。我們的計劃中，沒有秘密的臆測，只有明確的認識與直接了當的信仰。但是，由於我們把維護一個由天主創造的生命並因此保障他的未來，作為這種認知與信仰的中心點，因此我們為維護一項神聖的工作，與實現一個神聖的意願而服務──不是在新的禮拜堂的秘密黃昏裡，而是在主的面前公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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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同月同天中，希特勒在紐倫堡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了他對教堂建築的看法。據希特勒說，這種看法是受到基督教神祕主義的啟發，並產生了「黑暗的力量」，此外希特勒也與戈培爾表達了類似的想法，即比起「陰暗的大教堂」，他更喜歡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神廟。據希特勒說，他更偏向於「光明的空氣」，而非「陰暗的」哥德大教堂。同樣重要的是，希特勒在德軍入侵希臘時，便明令禁止轟炸雅典，這是因為希特勒本人看中古希臘的建築/神廟，反之，考文垂座堂則在考文垂大轟炸被德國空軍精準轟炸：
（元首）贈恨基督教，因為他削弱了所有高尚的東西，根據阿圖爾·叔本華的說法，基督教與梅毒使人類變得不快樂、不自由。仁慈的、微笑的宙斯與痛苦的、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之間有多大的區別啊。......陰暗的大教堂與明亮的神廟之間有多大的區別啊。......元首無法與哥德式思想聯繫起來。他討厭陰暗與憂鬱的神祕主義，他要的是清澈、光明與美麗：這些都是我們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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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羅恩·羅森鮑姆的說法，一些學者認為年輕的希勒受到了大量關於德國神祕優越性的神祕主義作品的強烈影響，比如神祕主義與反猶主義雜誌《奧斯塔拉雜誌》，並相信其出版商約爾格·蘭茨·馮·利本費爾斯的說法：希特勒曾在1909年拜訪他並讚賞之。约翰·托兰寫道，有證據表明希特勒是《奧斯塔拉雜誌》的長期讀者。托兰還有著一首據說是希特勒在1915年在德國西線打仗時寫的詩。
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撰寫的關於阿利奥斯哲学的開創性作品《納粹主義的神秘根源》在最後一章專門討論了關於阿利奥斯哲学與希特勒的話題。歷史學家在阿利奥斯哲学對希特勒的宗教觀點的重要性存在分歧，至少不是因為取證資料來源的困難。正如羅漢·巴特勒在《納粹主義的神秘根源》的前言所指出的，古德里克-克拉克在評估蘭茨·利本費爾斯對希特勒的影響比約阿希姆·費斯特撰寫希特勒傳記時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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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斯特將希特勒與埃里希·魯登道夫進行比較後，他寫道：「希特勒早就脫離了這份感情，在這份感情中他又遇見了早期的蒙昧主義，蘭茨·利本費爾斯與極樂協會。他在《我的奮鬥》中對那種本土運動的浪漫主義提出嚴厲的蔑视，然而在他自己腦海中，這種浪費主義仍然被粗略地保留下來。」在此，費斯特指的是《我的奮鬥》中的以下段落：
這些「現代早期日耳曼宗教的追隨者」的特點是，他們大肆宣揚古老的日耳曼英雄主義，宣揚昏暗的史前史、石斧、矛與盾牌，但實際上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最大的懦夫行為。因為那些揮舞著學術上的仿製德國旧锡剑，在頭上穿戴著熊皮與牛角的人，目前只宣揚使用精神武器來進行鬥爭，藉以盡快逃離每一個共產黨人的黑手。
希特勒在1934年8月7日的一次演講中說，一殉職的指揮官將能進入瓦爾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