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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诺酮类药物
喹诺酮类药物（英語：）是一类常用的广谱人工合成抗菌药物，因其中含有与4-喹诺酮相同或相似的含氮双并杂环结构而得名，这些药物其通用名一般皆命名为“某某沙星”（-oxacin）。
自1984年开发的诺氟沙星以来，大部分新的喹诺酮类药物都属于分子结构中含有氟原子的氟喹诺酮类药物（英語：），如环丙沙星。
由于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口服吸收良好、较少交叉耐药，氟喹诺酮类药物是许多敏感菌所致感染（尤其是泌尿系统和呼吸道感染）的首选药物。2012年，喹诺酮类药物曾是美国医院最常用的抗菌药物种类。
喹诺酮类药物 历史
一般认为1962年发明，被用于治疗尿路感染的萘啶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喹诺酮类药物。萘啶酸由美国Sterling Winthrop公司的乔治·莱舍（George Y. Lesher）与同事在一次合成氯喹的实验过程中偶然发现。虽然从严格的化学意义上而言，萘啶酸并不算是一种喹诺酮类化合物，但後來所有的喹诺酮类药物都是萘啶酸的衍生物，因此一般认定萘啶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的喹诺酮类药物。
1970年末，Kyorin公司（日語：）通过将吡哌酸中哌嗪与氟甲喹的6号位氟重新组合开发了第一个氟喹诺酮类药物诺氟沙星并于1979年申请了专利，随后的研究表明诺氟沙星相对于早期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抗菌活性大幅提高。在诺氟沙星专利公布后，其他公司开始开发氟喹诺酮类药物。1983年，拜耳公司开发的环丙沙星上市，成为继诺氟沙星后第二个上市的氟喹诺酮类药物。
自从萘啶酸问世以来，已经有 10,000 多种喹诺酮类化合物被合成，但只有少数进入了临床应用，此外，还有许多已经上市的喹诺酮类药物也因生物利用度和副作用等原因而被撤市或受到限制。
喹诺酮类药物 分类
根据研发时间和抗菌活性，喹诺酮类药物可以被分为四代。第二代及以后的喹诺酮类药物大都是氟喹诺酮，一般6号或8号位碳上有含氟原子的取代基，以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第一代喹诺酮主要针对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但对假单胞菌无效），它们很少在血清和组织中分布，导致其仅限于治疗消化道和泌尿道感染。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第一代喹诺酮类药物：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从化学意义上讲不存在4-喹诺酮母核，但习惯上也称为第一代喹诺酮类药物，例如：
由于抗菌谱窄、副作用大、药物体内分布不佳等原因，多数第一代喹诺酮类药物已不再用于治疗人类细菌感染，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第二代喹诺酮的抗菌谱增加到了部分革兰氏阳性球菌，以及分歧杆菌、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等非典型微生物，常见的第二代喹诺酮类药物包括：
喹诺酮类药物 分类
依诺沙星虽然严格化学意义上不属于喹諾酮化合物，但一般常被划入第二代喹诺酮类药物之列。
第三代喹诺酮扩大了抗革兰氏阳性球菌的范围（包括了肺炎链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常见的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包括：
妥舒沙星然严格化学意义上不属于喹諾酮化合物，但一般常被划入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之列。
第四代喹诺酮在保留了之前的抗菌谱之外，还增加了部分抗厌氧菌的活性，常见的四代喹诺酮类药物包括：
吉米沙星和曲伐沙星虽然严格化学意义上不属于喹諾酮化合物，但一般常被划入第四代喹诺酮类药物之列。
喹诺酮类药物 作用机理
一般认为，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干扰细菌中两种II型拓扑异构酶：DNA旋转酶和拓扑异构酶IV的工作，从而导致细菌DNA断裂，达到杀菌作用。
在细菌DNA复制中，双螺旋二级结构被DNA解旋酶打开的过程会影响到更高的三级结构，形成正超螺旋，阻碍DNA进一步打开（见图示）。DNA旋转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切开、移动和封闭DNA链条来松弛DNA，从而使得复制得以继续。细菌中的DNA旋转酶由2个gyrA亚基和2个gyrB亚基组成。在松弛过程中，先由A亚基负责切开DNA；B亚基结合ATP获得能量，使得DNA前链后移；之后A亚基再次将切口封闭形成负超螺旋。
细菌中的拓扑异构酶IV由2个ParC亚基和2个ParE亚基组成，它们分别与DNA旋转酶中的gyrA和gyrB同源。拓扑异构酶IV负责在DNA复制后解开DNA之间的环联，从而使得细菌复制产生的DNA得以完成分离（见图示）。
喹诺酮类药物不会直接阻止这些酶发挥作用，而是在这些酶切断DNA时，与之形成酶-DNA-药物的三元复合物，阻止酶将切口重新封闭，从而使得其他酶有机会与其结合，导致细菌的DNA双链断裂，进而达到杀灭细菌的作用。
喹诺酮类药物 作用机理
在革兰氏阴性菌中，抗菌作用主要依靠干扰DNA旋转酶实现；而在革兰氏阳性菌中，抗菌作用则主要依靠干扰拓扑异构酶IV实现。由于真核细胞中不含有这两种酶，而真核细胞中同功能的拓扑异构酶II在治疗剂量下不会被影响，因此真核细胞的DNA复制不受影响。然而有体外研究证明，一些喹诺酮类药物可以通过裂解线粒体DNA抑制哺乳动物细胞生长，有研究认为线粒体损伤是喹诺酮类药物不良反应的原因之一。（也有利用喹诺酮类药物干扰真核生物拓扑异构酶II的研究，见“药物再利用”一节）
此外，一些研究者则主张喹诺酮类药物能将细菌细胞内的鸟嘌呤残基氧化为8-氧代鸟嘌呤，进而使细菌中的DNA出现断裂，从而起到杀灭细菌作用。
喹诺酮类药物 构效关系
如开头信息框所示，喹诺酮类药物共同的基本结构骨架包括一个双杂环结构，其3号位-COOH与4号位=O两取代基决定了药物与酶的结合，因而也是喹诺酮类药物共有的部分，而其余取代基则与药物的抗菌特性、不良反应及代谢特点相关。
1号位置上的取代基（R1）是酶-DNA结合复合物的一部分，并与DNA的大沟具有疏水相互作用，此处引入脂肪烃基、环烷烃基（最有效的为环丙基，如环丙沙星）或芳香基团（常见的为2,4-二氟苯基，如妥舒沙星）可以提高药物活性，同时这一位置上的大取代基还能增加分布体积。氧氟沙星在此位置与8号位置之间成环，效果类似环丙基取代，但两个不同光学异构体活性相差极大。毒性方面，此位置上环丙基、烷烃基抑制细胞色素P450，造成药物相互作用，而2,4-二氟苯基取代可能与肝毒性、替马沙星综合征有关系。
2号位置取代一般不利，可能原因在于空间位阻作用，但普卢利沙星在此位置与1号位置之间构造含硫杂环，提高了活性。
喹诺酮类药物 构效关系
如前文所说的原因，3号位与4号位几乎完全不能改动，否则将失去抗菌活性。3号位的羧基被磺酸基、乙酸基、磷酸基、磺酰氨基等酸性基团替代，以及4号位酮基被硫酮基、亚氨基等取代均使抗菌活性减弱。然而，在3号位置连接其他分子形成的结合化合物仍具有抗菌活性，如罗氏的Ro 23-9424 。副作用方面，3号位与4号位的位置易于和金属离子形成螯合物，使人体缺少钙、镁、铁、锌等，故整类药物均易发生此类药物相互作用。
5号位置的取代基通过空间位阻和电荷密度影响4号位羰基与靶点结合，从而影响分子活性。在这里增加适当大小的取代基（如-NH2，-OH，-CH3，按活性高低排序）可以增加抗革兰氏阳性菌体外活性，但体内活性不一定增强，取代基过大时活性减弱。此位置上的氨基取代增加亲脂性。毒性方面，这里的氨基取代增加遗传毒性和光毒性，甲基取代增加遗传毒性。
喹诺酮类药物 构效关系
6号位置的氟原子可以通过增加与酶的亲和力和细胞壁的穿透性，显著提高抗微生物活性（约30倍），同时还可以增加分布体积，使药物易于穿过血脑屏障，常见的氟喹诺酮类药物一般均发生了这一结构修饰（但加雷沙星的含氟取代基位于8号位置），但此位置的氟原子取代也会增加遗传毒性。此外，6号位置也可以为-H或其他卤素，活性大小排序为：-F>-Cl>-CN≥-NH2≥-H。
7号位置可以直接与DNA旋转酶的B亚基相互作用，一般取代基上至少包含一个5-6元含氮杂环，杂环为吡咯烷时可以提高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活性，而取代基为哌嗪通常可以提高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效力。此处增加大体积取代基可以减缓外排泵导致的耐药性，增加抗厌氧菌活性（如莫西沙星）。这里的大取代基增加半衰期，氮杂双环基团和哌嗪基团可以将半衰期延长至10 小时以上，吡咯烷环的取代会降低水溶性及口服生物利用度。这一位置的取代基对毒性的影响分为两类，在与GABA受体结合，造成中枢副作用的方面，影响大小顺序为烷基>哌嗪>吡咯烷；但在抑制细胞色素P450及产生遗传毒性两方面，吡咯烷取代作用则更强（具体而言，吡咯烷>哌嗪>烷基）。
喹诺酮类药物 构效关系
8号位置取代基同样可以改变空间位阻，影响靶点亲和力。卤素取代基（-F/-Cl）提高抗厌氧菌活性，卤素、甲基、甲氧基取代均提高抗革兰氏阳性球菌体外活性，此处取代可以对抗拓扑异构酶IV突变引发的耐药性，还可能改变药物作用的靶点（由主要对拓扑异构酶IV变为主要对DNA旋转酶）。此位置的氟取代基对于对抗耐药性益处较小。这里的烷基取代能够增加半衰期，卤素取代增加口服生物利用度。此位置的卤素取代增加光毒性和遗传毒性，大体积取代基则可能影响细胞色素P450。
此外，8号位置碳原子（图中标记为X）替换为氮原子也可以提高活性（尤其是抗厌氧菌活性）、提高生物利用度、减低耐药程度，但与抑制细胞色素P450有关。
喹诺酮类药物 抗菌谱
喹诺酮类药物一般被看作广谱抗菌素，但具体到每种药物抗菌范围都有不同。这里列举环丙沙星（第二代）、左氧氟沙星（第三代）和莫西沙星（第四代）的抗菌谱作为参考，其中绿色底色、标示S代表敏感；黄色底色，标示PS代表低敏感；红色底色，标示R代表不敏感。
喹诺酮类药物 应用范围
喹诺酮类药物通常用于治疗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呼吸系统感染、肠道感染以及骨和关节感染；此外也作为二线抗结核药物，与其他药物合用治疗耐药性结核。
在目前的治疗指南中，喹诺酮类药物是经验性治疗肾盂肾炎或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一线药物。考虑到亚洲地区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较多，中国大陆指南推荐喹诺酮类药物作为成人支原体感染肺炎的一线治疗；此外，喹诺酮类药物还是军团菌肺炎的一线治疗；然而对于一般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只建议在可能发生出现多药耐药风险、药物不耐受或其他抗生素治疗已失败的情况下使用氟喹诺酮。虽然常用作旅行者腹泻的治疗，但现在喹诺酮类药物已不再作为首选；不过对于确定为志贺菌、沙门菌感染的胃肠炎（以及伤寒、副伤寒），喹诺酮类药物仍然是首选药物。同时，氟喹诺酮类药物也被用作鼠疫、炭疽等严重传染病密切接触者，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预防性治疗手段。此外，局部使用的喹诺酮药物还被用于细菌性的外耳道感染、角膜炎、结膜炎等的首选治疗。
喹诺酮类药物 应用范围
环丙沙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了基本药物清单，左氧氟沙星与莫西沙星也被作为抗结核药物列入，三者皆被列为“慎用类”抗生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药物目录则收列了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此外氧氟沙星也作为耐多药肺结核治疗药物被收录。
除人用之外，喹诺酮类药物也被广泛用作禽畜、水生动物、宠物等各种动物的兽医药物。2018年，中国养殖业在使用的抗菌药物制剂种类中17.6%为氟喹诺酮药物，这其中包括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人兽共用药物，也包括恩诺沙星、单诺沙星等兽医专用药。喹诺酮类药物被用于治疗的疾病包括牛、羊、猪的细菌性及支原体性感染，鸡的白痢、霍乱，犬、猫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生殖道感染，以及淡水鱼的烂鳃病、肠炎病、出血性败血症等。除了用于治疗人畜的细菌感染外，喹诺酮类药物也会掺入饲料中，以预防禽畜（尤其是家禽）的感染。
喹诺酮类药物 应用范围
目前，有多个针对喹诺酮类药物开发新的适应症的研究，包括抗病毒、抗真菌、抗寄生虫等多个方面，机理上均依靠喹诺酮类药物对真核生物II型拓扑异构酶的抑制，此外，其免疫调节活性也可能发挥了作用。目前，有基于喹诺酮药物衍生物开发抗锥虫药物和抗疟原虫药物的研究。
另一类常见的对喹诺酮类药物的再利用，是开发其抗肿瘤活性。多种氟喹诺酮类药物被证明具有体外的抗肿瘤活性，机制包括停滞细胞周期、诱导细胞凋亡、阻止上皮间充质转化以影响肿瘤转移、增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反应和增强mRNA作用。截止条目编写的2023年12月，多种基于喹诺酮类药物衍生物和络合物的抗肿瘤活性化合物处在早期研发阶段，也有多个氟喹诺酮类药物与化疗药物联合使用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喹诺酮类药物 不良反应
常用喹诺酮药物的总体安全性良好（与其他抗菌药物相似），不良反应一般是轻度或中度的，美国统计的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年发生率约1/3500。但由于存在产生严重甚至永久副作用的可能，因此这类药物通常不被作为一线选择。此外，有些喹诺酮类药物（如格帕沙星、克林沙星等）由于严重不良反应而被退出市场。
肌腱：尽管少见（发生率≤1%），但肌腱炎和肌腱断裂是喹诺酮药物最严重的不良反应之一。有证据表明，使用喹诺酮药物与跟腱断裂、跟腱炎和全部肌腱疾病都存在相关；在高龄、合用皮质类固醇激素、肾功能不全、既往肌腱病、缺镁、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利尿剂使用、周围血管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和剧烈运动等情形下，肌腱损害风险增加。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缺血、影响细胞外基质合成、氧化应激和影响成纤维细胞代谢相关。
由于上述的安全性风险，美国FDA、欧洲EMA和中国大陆NMPA等药物主管机构多次对喹诺酮类药物发出不同等级的安全警告和使用限制，甚至包括最严重的“黑框警告”。
喹诺酮类药物 耐药性
随着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目前在许多细菌中均已发现针对喹诺酮类药物的抗药基因，其中以大肠杆菌、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菌、葡萄球菌和淋病奈瑟菌等最为常见。中国大陆地区2022年监测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的环丙沙星耐药率为51%，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47.7%；肺炎克雷伯菌的环丙沙星耐药率为20.6%，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17.7%；铜绿假单胞菌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达到12.1%；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达到14.2%。此外，2006年上海有报道60株淋病奈瑟菌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83.3%。由于耐药性的增加，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不再建议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治疗淋病。
在治疗过程中细菌也会获得喹诺酮类药物（甚至其他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可能与启动应激反应，从而诱导突变、基因重组或形成持久性细菌有关，这也是限制其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医疗处方中的使用外，畜牧业中大量使用喹诺酮类药物也是促成喹诺酮抗药菌广泛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存在多种耐药机制，包括以下几种：
目前还未发现通过降解喹诺酮药物产生耐药的细菌。
喹诺酮类药物 争议事件
2006年5月7日，《华盛顿邮报》刊发了尼日利亚当局的报道，称世界制药巨头輝瑞公司于1996年脑膜炎流行期间，非法地用近200名儿童和婴儿进行曲伐沙星（Trovan）的临床试验，导致多名儿童发生关节炎甚至死亡。有传言称，这件事是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的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的灵感来源。
辉瑞公司与事件幸存者及家属进行了多次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最终在2009年1月，辉瑞同意以向尼日利亚当局支付7500万美元为条件达成庭外和解 。而曲伐沙星本身则因严重的肝脏不良反应在2000年被FDA撤市。
2001年，美国发生了针对媒体的恐怖袭击事件。为预防感染，可能接触污染邮件的工人预防性地服用了环丙沙星。此后，由于药物副作用造成的长期影响（如肌腱断裂、关节损伤、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损伤以及心脏和胃肠道问题），布伦特伍德邮局（位于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美国媒体公司（位于佛罗里达州）以及其他地区邮局的员工在2003年对拜耳公司（环丙沙星的制造商）提起了集体诉讼。
喹诺酮类药物 争议事件
原告表示，他们没有收到关于可能的严重不良反应的警告，也没有被告知是否存在比环丙沙星更有效、更安全的替代药物，而这违反了宾夕法尼亚州（诉讼发起地）不公平贸易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因此，他们要求赔偿损失，以补偿他们所遭受的伤害。然而，他们的诉讼于 2004 年失败，并放弃了指控。 2003 年，四名新泽西州邮政工人在新泽西州提起了类似的诉讼，但因为用药前已被告知环丙沙星的风险，诉讼缺乏理由被撤回。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列表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的特使，主要职责为推动叙利亚问题妥善解决。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列表 历任特使列表
2016年3月，中国政府首次任命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
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列表
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的特使，主要职责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太平洋岛国全方位交流合作。
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列表 历任特使列表
2022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将任命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
法律价值
法律价值是一个法学概念，指在作为客体的法律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关系中，法律对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法律性状属性作用的评价。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指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现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
法律价值 法律价值体系
法律价值作为一种具体价值，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系统，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人类生活中，像经济、政治、道德、艺术、宗教、法律、军事这些特有领域。本身就是从来就是人们直接追求和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他们的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彼此密不可分。法律既反映社会事实，又设定社会理想和目标。
法律与正义天然密切相联系。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学问”。法学家凯尔苏斯称“法律是善和正义的艺术”。关于法律和正义的关系。代表性学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法律价值 法律价值冲突
法律价值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其中包含各种不同的准则，而每一个价值又都有自身相对的独特性。这样，多种不同的价值共存，在逻辑上就有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例如，法律的自由价值强调以个性展开为实现途径，而法律的平等价值则侧重群体性的整齐划一。
导致法律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是导致法律价值冲突的客观原因。其次，法律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法律价值冲突的主观原因。
扎乌尔·库拉马戈梅多夫
扎乌尔·伊斯马图拉耶维奇·库拉马戈梅多夫（俄語：，1988年3月30日—）是一名俄罗斯古典式摔跤运动员，2012年奥运会古典式摔跤铜牌获得者。俄罗斯荣誉体育大师。他的父亲是阿瓦尔人，他的母亲是巴尔卡尔人。
中国加勒比事务特使列表
中国加勒比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的特使，主要职责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勒比国家交流合作。
中国加勒比事务特使列表 历任特使列表
2007年，中国政府任命赵振宇为中国加勒比事务特使。在赵振宇卸任后，中国政府长期未再任命新特使。2022年4月，中国外长王毅宣布将安排加勒比事务特使尽快访问加勒比国家。
中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列表
中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命的特使，主要职责为推动非洲之角各国实现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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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中国外长王毅宣布将任命中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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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金砖国家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命的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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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外交部开始任命外交部金砖国家事务特使。
中国外交部二十国集团事务特使列表
中国外交部二十国集团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命的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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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外交部开始任命外交部二十国集团事务特使。
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列表
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命的特使，主要职责为推动深化两国外交关系，维护地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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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中国外交部任命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
中国军事史
中国有文献记载的军事史最早可以追溯至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的军事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时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军事史，以及包括中华民国军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在内等中国现代军事史。
中国军事史 近现代之前
尽管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大体上更倾向于主张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并对野蛮的兵事和战乱加以鄙夷，但军事和军队本身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均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中国人率先使用弩、早期火药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并先于世界将兵器与铠甲的冶金制造过程进行标准化，同时也多次引进和采用了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法和西方的军事技术。 此外，历代中国军队还受益于先进的后勤系统以及丰富的战法和策略传统，后者从《孙子兵法》的时代开始便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军事思想。
中国军事史 现代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自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以来从最初的一支农民游击队武装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军事史在20世纪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中华民国的陆军武装成立于1924年，前身为国民革命军，是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下属的武装力量。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该军队在中华民国行宪之后改组为了中华民国陆军至今，并于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往台湾。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陆军参加了金门群岛、大陈岛中发生的与解放军之间的作战行动，如古宁头战役、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机等。除了这些重大冲突之外，国军的陆军突击队还定期袭击福建和广东沿海。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民国陆军的既定使命仍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中夺回中国大陆。随着1988年解除戒严以及90年代的民主化，中华民国陆军的使命已转变为保卫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金门以及马祖免遭解放军的入侵。
中国军事史 现代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武装力量在规模上的缩减，陆军遭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裁军，因为中华民国的军事条令开始强调与海军和空军进行近海交战的重要性。经过这次重点转变，中华民国海军和空军在国防理论和武器采购方面优先于中华民国陆军。 陆军近期的短期目标包括采购和开发联合指挥和控制系统、先进攻击直升机和装甲车、多管火箭炮和野战防空系统。陆军也正在向全志愿役部队过渡。
中国军事史 书目
For earlier periods, see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before 1912 (Furthe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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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illa Warfare in North China.”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 –1945 , edited by Mark R.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8–27.
Yang, Tianshi.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ited by Mark R.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43-158.
Zang, Yunhu. “Chinese Operations in Yunnan and Central Burma.”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 –1945, edited by Mark R.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86-91.
Zhang, Baijia. “China's Quest for Foreign Military Aid.”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ited by Mark R.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283– 30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列表
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命的特使，主要职责为处理与中缅有关事务。
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列表 历任特使列表
2013年3月，中国外交部任命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
路霉目
路霉目（学名：Lulworthiales）是糞殼菌綱下的一个目。
강민호
朝鮮語讀作강민호（Kang Min-ho）的知名人物可指：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泛指在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內的任何時間，於南太平洋所產生的熱帶氣旋。大部份於南太平洋的熱帶氣旋通常都會於11月至4月期間形成。
本條目的範圍僅侷限於赤道以南，東經160度以東的南太平洋水域。在南太平洋產生的熱帶氣旋是由斐濟和新西蘭命名，而美国聯合颱風警報中心會把在該地區的熱帶低氣壓的編號以P字母作結。
以下各熱帶氣旋資訊以熱帶氣旋存在期間的最強形態為準。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已被國際命名的熱帶氣旋
10月19日下午5時，熱帶低氣壓01U離開澳大利亞國家氣象局責任區進入南太平洋，因此改由斐濟氣象局接續發報，同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判定為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1F。
10月22日凌晨3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給予編號01P。下午2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一級熱帶氣旋，並命名為羅拉（Lola）。晚間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二級熱帶氣旋。
10月23日凌晨3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一級熱帶氣旋。上午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三級強烈熱帶氣旋。下午3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二級熱帶氣旋。晚間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四級強烈熱帶氣旋。晚間9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直接將其升格為四級熱帶氣旋。
10月24日凌晨4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五級強烈熱帶氣旋。晚間9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降格為四級熱帶氣旋。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已被國際命名的熱帶氣旋
10月25日凌晨3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四級強烈熱帶氣旋。同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降格為三級熱帶氣旋。上午9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三級強烈熱帶氣旋。同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降格為二級熱帶氣旋。晚間9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二級熱帶氣旋。同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降格為一級熱帶氣旋。
10月26日凌晨1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一級熱帶氣旋。
羅拉成為南半球有史以來最早的五級熱帶氣旋。
11月5日，一個低壓在諾魯東南方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擾動編號91P。
11月11日上午9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2F。
11月12日上午9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熱帶低氣壓。
11月13日上午8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下午3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一級熱帶氣旋，並命名為馬爾（Mal）。
11月14日凌晨4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二級熱帶氣旋。上午9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一級熱帶氣旋。晚間9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強烈三級熱帶氣旋。
11月15日上午9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二級熱帶氣旋。
11月16日凌晨4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一級熱帶氣旋。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已被國際命名的熱帶氣旋
2月3日，一個低壓在湯加以東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擾動編號95P。
2月4日清晨5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6F。
2月5日下午2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熱帶低氣壓。
2月5日晚上8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並給與熱帶氣旋編號10P。
2月6日凌晨2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一級熱帶氣旋，並命名為納特（Nat）。晚上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二級熱帶氣旋。
2月7日上午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一級熱帶氣旋。
2月8日上午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熱帶低氣壓。
2月6日，一低壓在吐瓦魯以東南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擾動編號98P。2月6日上午8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8F。
2月7日凌晨2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低氣壓，並給予熱帶氣旋編號11P。同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熱帶低氣壓。上午8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晚間8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一級熱帶氣旋，並命名為奧西（Osai）。
2月8日上午11時，斐濟氣象局將其降格為熱帶低氣壓。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未被國際命名的熱帶氣旋
12月1日，一個低壓在吐瓦魯以西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擾動編號92P。
12月2日上午11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3F。
12月4日下午5時，系統離開斐濟氣象局責任範圍，因此改由澳大利亞國家氣象局接續發報。
1月25日上午8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4F。
2月2日清晨5時，熱帶低氣壓06U離開澳大利亞國家氣象局責任範圍，因此改由斐濟氣象局接續發佈。
2月4日下午2時，系統離開斐濟氣象局責任範圍，因此改由澳大利亞國家氣象局接續發報。
2月8日凌晨2時，系統重新進入斐濟氣象局責任範圍，因此重新改由斐濟氣象局發報，當時斐濟氣象局評定之風速為30節，強度為熱帶低氣壓。上午8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並給予熱帶氣旋編號12P。
2月4日，一個低壓在法屬玻里尼西亞以西海域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編號97P。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未被國際命名的熱帶氣旋
2月5日下午2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7F。
2月9日上午7時，斐濟氣象局對其發佈最後一報。
2月4日，一個低壓在法屬玻里尼西亞以西海域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編號91P。
2月11日下午2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09F。
2月12日上午8時，斐濟氣象局對其發布最後一報。
2月14日，一個低壓在國際換日線以東海域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其編號94P。下午2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10F。
2月15日凌晨2時，斐濟氣象局將其升格為熱帶低氣壓。
2月16日凌晨2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並給予熱帶氣旋編號15P。
3月9日，一個低壓在瓦努阿圖以西海域形成，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給予編號92P。凌晨2時，斐濟氣象局判定其為一個熱帶擾動，給予編號11F。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氣旋季影響
以下表格顯示了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的所有熱帶氣旋以及它們的登陸資料。在括號內的死亡人數屬於非直接，但仍與風暴有關的死亡。所有破壞及死亡數字都包括風暴在擾動及溫帶氣旋階段時的資料。
2023—2024年南太平洋熱帶氣旋季 風暴名稱
本年未用名稱以灰色表示，黑體字表示今年已經使用過，粗體名稱表示該風暴活躍中，橙色表示下一個即將使用的熱帶氣旋名稱。
四葉目
四葉目（学名：Tetraphyllidea ）是絛蟲綱下的一目絛虫。
四葉目 下属分类
本目包括以下科：
Serendipidae 
Duplicibothrium Williams & Campbell, 1978
Duplicibothrium cairae Ruhnke, Curran & Holbert, 2000
Duplicibothrium colossum Stephan & Caira, 2022
Duplicibothrium jeannettae Stephan & Caira, 2022
Duplicibothrium jillae Stephan & Caira, 2022
Duplicibothrium minutum Williams & Campbell, 1978
Duplicibothrium paulum Ruhnke, Curran & Holbert, 2000
Glyphobothrium Williams & Campbell, 1977
Serendip Brooks & Barriga, 1995
四葉目 下属分类
Caulobothrium Baer, 1948
Caulobothrium insignia (Southwell, 1911)
Caulobothrium katzi Caira & Jensen, 2021
Caulobothrium longicolle (Linton, 1890) Baer, 1948
Caulobothrium multiorchidum (Young, 1954)
Caulobothrium multispelaeum Caira & Jensen, 2021
Caulobothrium myliobatidis Carvajal, 1977
Caulobothrium ostrowskiae Brooks, Mayes & Thorson, 1981
Caulobothrium pedunculatum Coleman, Beveridge & Campbell, 2019
Caulobothrium tetrascaphium Riser, 1955
Caulobothrium tobijei (Yamaguti, 1934) Baer, 1948
Caulobothrium uruguayense Brooks, Mayes & Thorson, 1981
Caulobothrium uruguayensis Brooks, Mayes & Thorson, 1981
耳壳藻属
耳壳藻属（学名：Peyssonnelia）是耳壳藻科的一属。
济南水务集团
济南水务集团，隶属于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的一家国有企业，主营生产饮用水集中式管理、水厂建设与运营，自来水供应和营销服务、供水管网及其配套设施管理维护等项目。
曹穆 (明朝)
曹穆（15世紀—16世紀），字德容，廣西桂林府全州西隅人，明朝政治人物。
曹穆 (明朝) 生平
曹穆是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舉人，授南豐訓導，命各諸生在齋舍寢讀，每夜送粥用膳，又捐俸貧窮者就讀，陞荊門同知，更加保持清節，受委託清理荊南兵事，發現漏伍幾四百戶，改任夷陵知州，到任後立刻修補倒塌的城池，次年巴東流寇作亂，他和人民共同堅守，賊人不敢侵犯，地方賴以安寧，不久因病辭官，荒年時向少傅蔣冕提議捐資換取糧食，在湘山寺等地煮粥，救活不少人民。
德米特里·霍尔瓦特
德米特里·列昂尼多维奇·霍尔瓦特（俄語：；1858年7月25日—1937年5月16日），俄罗斯帝国中将、铁路工程师，俄国白军领导人，曾担任东清铁路管理局局长。
德米特里·霍尔瓦特 生平
1917年底，被东清铁路附属地的俄国工人和士兵组建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解除职务。1920年3月，霍尔瓦特流亡北京，携家眷到北京东交民巷奥地利公使馆寻求庇护，直至1937年病逝于北平。
法化学
法医化学（英語：）是在法律的体系内应用化学的学科，法医毒理学（英語：）是法医化学的子学科，其主要任务是应用化学分析技术研究刑事犯罪相关物证（如爆炸物，有毒物质等）。
友军误伤
友军误伤（英語：），也称友伤，友军误击。在军事术语中，友军误伤是指交战部队或中立部队在试图攻击敌方/敌对目标时对友军的攻击。例如，误认目标为敌方、与敌方交战时交叉火力、远距离测距错误或不准确。无意攻击敌方/敌对目标的意外开火，以及出于纪律原因故意向己方部队开火，不属于友军误击。 而对平民或中立目标的无意伤害（有时称为附带损害）也不属于这种情况 就伤亡报告而言，训练事故和不流血事件也不属于 "友军误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人员在军事上使用 "友军 "一词。友军误伤一词最初由美国军方采用，往往是在炮弹没有击中目标敌人时。 许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将这些事件称为 "蓝对蓝"，这源于在军事演习中，北约部队以蓝色旗帜识别，而代表华约部队的部队则以红色旗帜识别。在以徒手搏斗为主的传统战争形式中，"友军 "造成的死亡很少见，但在工业化战争中，友军误伤造成的死亡更为常见。
友军误击与Fragging不同，后者指同一阵营的同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蓄意（或企图）杀害军人。
友军误伤 历史
在古希腊和其他早期战役的记录中。友军误伤是一种古老的现象。 枪炮和飞机等武器大大增加了友军伤亡。
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友军误击伤亡可能已成为战斗伤亡中的一个重要比例。强·克拉库尔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美军伤亡情况：
《牛津美国军事史指南》承认 "友军误伤问题的统计层面尚待界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获得可靠的数据"，但估计美国战争中2%到2.5%的伤亡可归咎于友军误伤。
友军误伤 原因
战争迷雾—战争中固有的混乱—可能导致友军误伤。由于明显的鲁莽或无能而造成的友军误击可能被不恰当地归为这一类。战争迷雾的概念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因为它可以被用作计划不周、情报薄弱或受损以及指挥无能的借口。
当火力瞄准敌军时，可能会意外击中己方部队，这就是阵地错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队在近距离作战时，瞄准相对不准确，这种情况就会加剧。随着武器精度的提高，这类事件已不那么常见，但仍时有发生。
当友军被误认为是敌人而遭到攻击时，就会发生识别错误。1991年海湾战争中发生阿帕奇攻擊美國陸軍運兵車隊，以及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爱国者炮兵连击落一架英国飞机的事件，都证明了高机动性战斗和涉及多国军队的战斗更容易引发此类事件。另一起此类事故是帕特-蒂尔曼（Pat Tillman）在阿富汗的死亡事件，但该事件的确切情况仍有待确定。
友军误伤 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飞机上涂有“入侵条纹”以帮助识别，为入侵诺曼底做准备。霍克台风 "战斗机刚投入使用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标识，因为它在外形上与德国飞机非常相似。战争后期，掩护德国精锐喷气式战斗机中队起降的“保护中队”涂上了鲜艳的油漆，以区别于突袭的盟军战斗机。
最近有人提出，抑制控制失能是造成某些友军误击事故的另一个潜在原因。 这类失误不同于视觉识别失误，似乎是由于未能抑制射击反应造成的。
许多情况都可能导致或加剧友军误击的风险。困难的地形和能见度是主要因素。在陌生地形作战的士兵比在熟悉地形作战的士兵更容易迷失方向。敌方火力来袭的方向可能不容易辨别，恶劣的天气条件和战斗压力可能会加剧混乱，尤其是在交火的情况下。准确的导航和射击纪律至关重要。在高风险情况下，领导者需要确保部队能正确获知友军部队的位置，必须下达清晰明确的命令，同时还必须对士兵的反应做出正确反应，因为士兵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沟通失误可能是致命的。无线电、野战电话和信号系统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当这些系统用于协调地面部队和飞机等多支部队时，其故障会大大增加误伤友军的风险。当盟军部队开展行动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尤其是要克服语言障碍。
友军误伤 延申阅读
Shrader, Charles R. (1982) Amicicide: The Problem of Friendly Fire in Modern Wa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US Command &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ISBN 1410219917
霍尔瓦特
霍尔瓦特（Horvat）是一个源自克罗地亚语的姓氏。它是克罗地亚最常见的姓氏，斯洛文尼亚第二常见的姓氏，其变体霍瓦特（Horvath）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非常常见。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英語：，簡稱SAR）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於1995年發佈的第二份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報告，對當時有關氣候變化所涉及的科學和社會經濟信息提出評估。報告分為四個部分：用以解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2條的綜合報告、氣候變化科學（第一工作組（WG I）撰寫）、氣候變化的影響、調適和緩解（第二工作組（WG II）撰寫）、氣候變化的經濟和社會層面（第三工作組（WG III）撰寫）。前述的後三個部分都附有政策制定者摘要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SPM)，是與各國代表達成的共識。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第一工作組報告的SPM包含以下聲明： 全球溫室氣體濃度持續增加、人為氣膠會產生負輻射強迫、氣候於過去一個世紀已來已發生變化（自19世紀末以來已上升0.3至0.6°C，此估計自1990年發佈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以來並無顯著變化）以及所有證據顯示人類活動對全球氣候有明顯的影響（自第一次評估報告發表以來，由於增添包括有氣膠、耦合模型及採用氣候模型方面的研究，在區分自然和人為活動對氣候的影響方面取得相當大的進展）。預期氣候仍會持續變化（模擬的真實性增加而置信度有所提升，重要的不確定性仍存在，但在預測中已將其列入考慮）。報告最後指出其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例如對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估計、氣候模型，及用於模型測試、變異性評估和檢測研究的儀器測量數據）。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概述
第二次評估報告的標題為《1995年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 1995）》，包含三個工作組各自撰寫的報告以及一份綜合報告：
評估報告由全球兩千多名專家參與編寫，"包含氣候變化問題的事實基礎，從現有的專家文獻中彙集，再經專家和政府進一步仔細審查後所得。"
綜合報告的目的是提供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信息，以確定:
何種溫室氣體濃度被視為會"對氣候系統造成危險的人為干擾"，以及規劃一個具有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未來。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結論
第一工作組的專家指出
二氧化碳仍是導致氣候變化最重要的人為強迫因素，對未來全球平均氣溫變化和海平面上升的預測，證實人類活動將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把地球氣候改變。大氣中長期溫室氣體的積累以及氣候系統對這些積累的反應，顯示氣候變化中的許多重要方面實際上已呈不可逆轉趨勢。
隨後，第一工作組將其對第一次和第二次評估中的報告描述為經由下述了解而發展：溫室效應已被充分理解，溫室氣體排放正在增加（主要源自人類活動），而應會導致嚴重的全球變暖（雖然缺乏對特定區域預測的能力），對全球變暖有更大程度的了解，且非常可能（most likely）是由人類所造成（雖然仍存在不確定性），以及必須大幅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
第二工作組評估全球變暖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是否經由人為干擾，而對氣候系統造成危害。而第三工作組則提供信息，以協助各國"做出他們認為最合適，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決定"。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第8章：氣候變化檢測及其歸因
在IPCC撰寫評估報告的流程中，每一章的"主要撰寫者召集人"與其他主要撰寫者和撰寫者合作，就該章的結構達成一致看法，並指派科學家團隊撰寫出經整個作者組認可的草稿。隨後，參與國政府對草案提出審查意見，並納入評估報告中，然後在IPCC全體會議中提請通過。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第8章：氣候變化檢測及其歸因
當時的IPCC主席伯特·博林在甄選第8章的主要撰寫者遭遇困難。經一番拖延後，正在從事博士後研究相同主題的班傑明·D·桑特被說服來承擔這項任務。有20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參與者於1994年8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利佛摩舉行首次會議，確定科學主題領域，隨後透過電子郵件繼續討論。在首次起草會議上（同年10月在瑞典錫格蒂納舉行），桑特主張這一章應討論觀測和模型中的不確定性，並說服其他參與者（報告中的其他章節也涵蓋此類內容）。然後，"第0號"稿件被分送給科學主題專家、所有章節撰寫者和其他章節的主要撰寫者進行同行評審。得到的回覆被納入1995年3月在英國布萊頓舉行的第二次起草會議。 第一工作組的整個草案以及決策者摘要於同年5月提交給參與國政府進行全面的"國家審查"，尋求意見，以便於7月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舉行的第三次起草會議中將之加入。桑特於7月的會議中並未收到各國政府對這次會議的評論，有些評論遲至當年11月的全體會議時才送達。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第8章：氣候變化檢測及其歸因
於10月5日提出的第8章報告草案中包含有關證據的執行摘要，經加上各種限制條件後提出："總體而言，這些結果顯示的是人類對氣候有影響。"在同年11月於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全體會議上，各國政府要求改變政策制定者摘要中的措辭，博林經長時間的討論後建議使用形容詞"可辨別的（discernible）"一字，而得到一致同意。批准的決策者摘要包括標題為"所有證據表明人類對全球氣候有可識別的影響"的章節，列出檢測和歸因研究的進展，並警告說"目前我們將人類對全球氣候影響作量化的能力有限，因為預期信號仍在自然變化的噪音中浮現，同時也因關鍵因素存在不確定性。"隨後IPCC要求桑特把本章的其餘部分也採用這個"可辨別的"字。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第8章：氣候變化檢測及其歸因
經通過的版本，其開頭的摘要指出，"這些結果顯示在過去100年來觀測到的全球平均溫度趨勢不太可能完全是自然發生。更重要的是有證據顯示一種正在出現的模式 - 在觀測到的氣候記錄中，氣候對溫室氣體和硫酸鹽氣膠強迫的反應。總之，這些結果指出人類對全球氣候已造成影響。"本章的最後一段指出，"在我們對氣候系統的物理理解的背景下審查第8章中的統計證據時，表明人類對全球氣候的影響是可識別的。" IPCC主席博林及另一聯合主席約翰·修頓（英國物理學家）和L. Gylvan Meira Filho（巴西科學與科技部長） 為SAR撰寫介紹性序言，強調"觀察結果顯示'人類對全球氣候變化有明顯的影響'，這是本報告揭示的主要發現之一，為討論氣候問題增添一新的重要維度。"
在第二次評估報告發佈之前，能源行業遊說組織全球氣候聯盟向記者、美國國會議員和科學家發送一份題為《IPCC：組織化的科學滅絕（Institutionalized Scientific Cleansing）》的報告，稱桑特在未經撰寫者批准的情況下，經獲得IPCC工作組同意後將報告中表徵科學不確定性的內容刪除。三週後（即第二次評估報告發佈一週後），退休凝聚體物理學家（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前院長、喬治·C·馬歇爾研究所和科學與環境政策項目主席，但其並非氣候學家）弗雷德里克·塞茨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一封投書，呼應全球氣候聯盟的觀點。塞茨在這封信中聲稱桑特"在同行評審過程中犯下令人不安的腐敗行為"。塞茨批評第8章的結論，並寫道，"在科學家們會面並接受他們認為的最終同行評審版本之後，卻做出關鍵性的改變"，刪除一些塞茨未透露姓名科學家的"隱含懷疑論"。
第8章的主要撰寫者桑特的立場得到IPCC其他撰寫者以及美國氣象學會 (AMS) 和大氣科學研究大學聯盟 (UCAR) 中高級人士支持。AMS以及UCAR的兩位主席表示，"一些人有系統地破壞和抹黑科學流程，而正是這些流程引領許多致力了解氣候的科學家得到結論 -人類確實有可能（a üery real possibility）正在改變全球的氣候模式。"
其他反駁塞茨評論的人包括有：密西根大學教授Paul N.Edwards及IPCC美國氣候學家史蒂芬·施奈德（IPCC報告撰寫者之一），兩人於1997年共同發表一篇論文表達立場，以及2007年向英國監管機構英國通訊管理局提出對電視節目《全球暖化大騙局》的投訴。於2007年出現的投訴包括前IPCC主席博林對塞茨評論的駁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