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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保守派将赌注押在了领导层的变动上。保守派最有可能登上国家权力顶端是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安杰伊·扎宾斯基的候选资格也被考虑过，但尽管他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符合要求且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他仍被视为“年轻的同志”。保守派的主要政治战略家是经验丰富的奥尔绍夫斯基——他始终更喜欢保持在第二线。军事力量由米莱夫斯基将军提供保障。
波统工党保守派得到了“兄弟党”——苏联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支持，这些政党对波兰发生的局势极为担忧。苏联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他不久之后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认为格拉布斯基是苏共在波统工党内最可靠的盟友。东德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和捷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的瓦西尔·比拉克向波兰同僚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逮捕名单。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StB）俄斯特拉发分局局长弗朗蒂舍克·金茨尔与卡托维兹指挥官耶日·赫鲁巴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两人一致认为，将波兰的西里西亚变为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共同保护国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米哈尔·阿特拉斯和瓦茨瓦夫·皮翁特科夫斯基在东德大使馆会谈时，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极为负面。他们主张“立即采取果断行动”，逮捕反对派并进行党内清洗。他们认为未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者应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格拉布斯基、奥尔绍夫斯基、扎宾斯基、科乔莱克和库罗夫斯基。大使馆将这些言论的报告递交给了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
1981年5月16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埃里希·昂纳克和古斯塔夫·胡萨克就波兰问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并公开表达了对“健康力量”（）——即波统工党保守派的支持。这一局势令卡尼亚及其支持者感到不安和恼怒。最为直言不讳的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直指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保守派依靠的是布拉格和昂纳克的支持（尽管他避免提及莫斯科和勃列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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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统工党的局势由克格勃驻外机构密切关注，该机构由中将维塔利·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领导。一群军队将领向巴甫洛夫提交了一项计划，建议解除雅鲁泽尔斯基的职务，并在米赫塔将军的指挥下实施紧急状态。克格勃的代表甚至联系了前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但他以年迈和疾病为由拒绝重返领导岗位。得知此事后，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亚向维塔利·巴甫洛夫作出解释，恳求不要将自己排除在外，并保证“他将永远站在苏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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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领导层也在进行自己的探查工作。埃里希·昂纳克是波统工党保守派最坚定的支持者。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埃贡·克伦茨曾与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罗夫斯基及工会事务部长斯坦尼斯瓦夫·乔塞克会面，建筑部长沃尔夫冈·容克尔则会见了波统工党华沙省委前第一书记阿洛伊齐·卡尔科什卡。波兰的事件在东德引发了强烈的不安情绪以及某种复仇主义的心态。1980年8月，工人阶级战斗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东德的官方宣传将波兰塑造为“一个充斥着失控的通货膨胀、毒品问题和抢劫的国家”。对波兰公民——包括外交官、学生和游客——进行严密监视。东德基层干部直接指责波兰人“背叛社会主义”，并建议“由东德和苏联来整顿波兰秩序”，甚至对“是否过早地承认了奥得河—尼斯河线”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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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统工党计划于1981年7月召开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在这一会议上，保守派领导人计划向党内强行推行他们的纲领，改变高级领导层组成，甚至在最佳情况下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推上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寄希望于莫斯科的支持：6月5日，苏联驻波兰大使鲍里斯·阿里斯托夫向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递交了一封苏共中央致波统工党中央的信件。信件的内容带有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色彩，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甚至没有被称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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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提议关闭全国除波统工党官方报刊之外的所有报纸。尤金纽斯·莫尔奇克将军和沃齐米日·萨夫丘克将军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声明。波统工党的保守派及其他类似团体向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请愿，要求党采取“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加强军队和内政部的政治作用，镇压“反社会主义势力”，并进行党内清洗，开除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尤瑟夫·克拉萨和斯特凡·布拉特科夫斯基。他们表达了对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安杰伊·扎宾斯基、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特别是阿尔宾·西瓦克的支持（西瓦克因其工人形象最为合适，并且是唯一敢于出现在工人集会上的波统工党高级官员）。7月9日，卡托维兹论坛发布了一份针对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声明，措辞强硬。这些团体要求镇压波统工党内的反对派，并替换那些“对社会动乱负有责任且目前无所作为”的党内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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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的整体氛围也影响了执政的波统工党。在基层党组织中，许多代表团的纲领和选举并未完全受到控制。在格但斯克举行的大会前会议上，卡托维兹论坛的成员被称为“老鼠、叛徒、‘红色旅’”，并被要求“滚出波兰”。另一位代表要求斯大林主义者“不要再提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还有一位代表提议由精神科医生对卡托维兹论坛的活动进行调查。格但斯克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明确与团结工会合作，但这只是特例。尽管如此，这些言论仍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
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被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中间派巧妙地加以利用并进行操控。由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和巴尔齐科夫斯基领导的执政集团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其中，教条主义被视为更为严重的威胁，因为其代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官员，这些人觊觎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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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受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信任的记者耶日·乌尔班自8月起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办公室主任，他严厉批评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保守派，要求他们“停止利用所谓的‘纯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对抗中央委员会成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和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也强烈谴责了“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雅鲁泽尔斯基指示军事内务局秘密曝光有关保守派领导人安杰伊·扎宾斯基的腐败丑闻（在调任到卡托维兹之前，他曾被称为奥波莱省首富）。同时，卡托维兹党代会投票结果的造假问题也被提上了议程。
这些行动都产生了效果。安杰伊·扎宾斯基公开斥责卡托维兹论坛，指责他们“超越了权限”。受到震慑的卡托维兹论坛领导人加布里斯开始公开表达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忠诚。沃乌切夫写信给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抱怨自己因“共产主义观点”而遭到“迫害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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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9日至10日，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党代会前的全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在开幕讲话中呼吁党的团结，反对“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并承诺终结对“社会主义敌人”的让步。然而，这并未让保守派信服，随即引发了他们的反抗。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带头发动了对第一书记的攻击，指责卡尼亚阻碍了“应对危机的倡议”（实际上是指要求通过武力镇压反对派），并指责拉科夫斯基公开纵容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还指责克拉萨在意识形态上的背叛并导致了媒体的混乱。格拉布斯基直接提出要求卡尼亚下台的问题，这在执政党内是史无前例的，就像他在1978年的发言一样。
格拉布斯基得到了齐格蒙特·纳伊多夫斯基、亚努什·普罗科皮亚克、斯坦尼斯瓦夫·米希凯维奇以及戈茹夫省委第一书记雷沙德·瓦布希的支持。此外，他还得到了沃齐米日·萨夫丘克将军的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实际上，萨夫丘克比格拉布斯基更早提出了要求领导层下台的呼声，指责他们“无力应对敌人”，但由于军队的纪律，他没有具体提到任何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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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格拉布斯基感到意外的是，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并没有和他站在一起。有人推测，奥尔绍夫斯基巧妙地利用了格拉布斯基的单纯，通过他的行动来试探卡尼亚的立场，同时检验保守派的力量，但避免了与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对抗。安杰伊·扎宾斯基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没有与格拉布斯基一同展开强硬对抗。
卡尼亚的支持者则积极表态，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以及格但斯克造船厂基层党组织书记扬·瓦本茨基（职业为焊工，自由派费什巴赫的积极支持者）都站在他这一边。约泽夫·巴里拉将军、米奇斯瓦夫·格鲁津将军（兹齐斯瓦夫·格鲁津的兄弟），以及海军上将路德维克·扬奇申也表达了对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与此同时，奥尔绍夫斯基和扎宾斯基公开站在了中间派的立场上，而米莱夫斯基则完全没有表态。
在这次会议上，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中间派集团取得了全面胜利，格拉布斯基的仕途基本告终。这次会议展示了波统工党领导层的决定性影响力正从党内官僚机构手上转移到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军事指挥层手上。在党内，局势的主导权也不再掌握在保守派手中，而是由巴尔齐科夫斯基等务实的中间派控制。即便是莫斯科，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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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结果在保守派中引发了负面反应。这些力量的观点由前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公开表达，他因在1980年8月采取强硬立场而被免职。私下里，佩卡反对召开第九届党代会，称“党正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随后将变成民族主义—天主教政党”，并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干预和实施紧急状态上。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在与东德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的对话中满意地指出，卡尼亚展现出了出乎意料的政治力量，但他对格拉布斯基的失败表示不满，并对奥尔绍夫斯基及其幕后阴谋表示怀疑。安德罗波夫认为，奥尔绍夫斯基的立场“并非完全亲苏”，甚至怀疑他可能有亲西方的倾向（尽管当时这一看法显得不合时宜，但五年后这一猜测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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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代会开幕前几天，保守派在卡托维兹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力量展示。此次活动包括保守派组织的会议和集会，参与者包括卡托维兹论坛、波兹南共产主义者论坛、什切青共产主义者运动、“华沙80”和其他地区派系。会议的参与者向党代会代表发出公开信，呼吁捍卫波统工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7月9日，卡托维兹论坛广泛传播了一份党代会前的声明，要求确保波统工党的思想政治统一，根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并停止“意识形态裁军”。
卡托维兹论坛首次公开提出更换党的领导层，指责这些领导人不仅在1980年8月的事件后无所作为，还推行了导致社会动荡和团结工会崛起的政策。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那些前领导班子中的幸存者”明显指的是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和巴尔齐科夫斯基。考虑到卡托维兹论坛及其盟友与党内高层人物——如扎宾斯基、奥尔绍夫斯基、格拉布斯基、米莱夫斯基和科乔莱克——的联系，这次行动可以被视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姿态，意在挑战现有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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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14日，波统工党九大在华沙开幕，大会的口号是“捍卫社会主义就是捍卫波兰的独立”，该口号由将军约泽夫·巴里拉的军队政治部编写。出席大会的外国嘉宾仅限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包括苏联共产党（由维克托·格里申、康斯坦丁·鲁萨科夫和吉洪·基谢廖夫率领）、德国统一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蒙古人民革命党、越南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西方共产党代表团则选择不参加，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由恩里科·贝林格领导的意大利共产党，则公开支持团结工会。
在主要报告中，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再次宣称要“与两种极端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他承诺继续与团结工会对话，并对教会的“明智克制”表示肯定。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发表了一篇“惊人大胆”的演讲，反对“教条主义、僵化和修正主义”。这些立场显然得到了大多数普通代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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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的演讲——关于滥用职权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他提议对前领导人盖莱克的班子宽大处理，限制在谴责范围内，不对其成员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这是保守派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立场：尽管在言辞上表现得极其批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采取温和态度，以避免为权力阶层树立危险的先例。这种做法引起了会场的强烈不满：“这份报告太糟糕了，甚至没必要反驳！”随后，爱德华·盖莱克、彼得·雅罗谢维奇、爱德华·巴比乌赫、兹齐斯瓦夫·格鲁津、耶日·武卡谢维奇、塔德乌什·佩卡、塔德乌什·乌扎什奇克、扬·希德拉克以及兹齐斯瓦夫·让达罗夫斯基被公开驱逐出波兰统一工人党。
波统工党九大因其讨论自由度被形容为“自斯大林去世以来前所未有的”。在近两千名代表中，超过20%是团结工会的成员（几乎全是工人，占大会参与者的同等比例）。在代表小组（分组讨论）中，民主与自治的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保守派代表的受欢迎度不高，保守教条主义的发言，例如伊雷内乌什·卡明斯基的发言，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未当选代表的弗谢沃洛德·沃乌切夫的幕后活动引发了丑闻，并招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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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党内领导层总体上依然掌控着大会。与雅鲁泽尔斯基关系密切的意识形态官员马里安·奥热霍夫斯基（即将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仔细监督确保对教条主义的谴责与对修正主义的谴责并行，并强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
中央委员会和第一书记实行交替选举。在选举党首时，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和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卡尼亚如预期般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但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各派系之间进行了实际的斗争。党内保守派在大会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标志性人物如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米奇斯瓦夫·莫查、安杰伊·扎宾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和《人民论坛报》总编辑维斯瓦夫·贝克均遭遇失败。格拉布斯基和莫查仅获得了次要职位，从此不再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扎宾斯基和科乔莱克继续担任地区党委员会的领导，但他们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几个月后，两人都被解职并派往外交岗位。贝克则保留了总编辑的职务，但无法再独立开展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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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变动的主要结果是军队指挥层和内务部领导层在党内地位的显著加强。得票最多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还有西维茨基将军（政治局候补成员）、基什恰克将军、乌尔班诺维奇将军和卢卡西克将军，候补中央委员则包括图恰普斯基将军、莫尔奇克将军、奥别津斯基将军以及海军上将扬奇申。卡尼亚在闭幕词中满意地指出：“这一次，我们选出了历史上最多的身着军装的同志。我们深信，在复杂的意识形态形势下，我军为保卫社会主义的战备状态具有巨大的意义。”这就是大会决策的核心内容。只因对“拉丁美洲军政府形象”的顾虑，中间派暂时没有让一位将军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然而，大会的结果明确展示了军队在党内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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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建了政治局。保守派中的代表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阿尔宾·西瓦克和塔德乌什·波伦布斯基进入了党的最高机构。奥尔绍夫斯基继续担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负责人，保持其作为高级领导人之一的地位。米莱夫斯基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负责监督警察和国家安全事务。尽管这是明显的提升，但也有一个负面影响：内务部的直接领导权转交给了雅鲁泽尔斯基的亲密盟友基什恰克将军，这代表了另一个高级干部派系的崛起。负责教育事务的波伦布斯基则在幕后运作，紧跟奥尔绍夫斯基的步伐。然而，西瓦克的崛起尤为显著，他被定位为“反瓦文萨”人物。他的演讲成为了保守派的宣言。他呼吁遏制团结工会，阻止建立生产自治以及扩大农场主权利（他批评这些会导致“股份公司的推广和农村贫困的出现”），并提议为“反共反动运动的受害者”立纪念碑（与纪念1970年12月在格但斯克抗议活动中丧生工人的纪念碑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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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对波统工党九大结果的评价是矛盾的。苏共中央书记伊万·卡皮托诺夫在与东德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保尔·维尔纳的谈话中总体上表示满意，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政策的不满，并对格拉布斯基和扎宾斯基的失败感到“震惊”。昂纳克在致勃列日涅夫的机密信件中，忧心忡忡地提到了像社会学家希希耶罗尼姆·库比亚克、矿工耶日·罗马尼克、制革厂领班佐菲娅·格日布这样的团结工会和劳工保护委员会的支持者被选入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甚至进入了政治局。东德领导层曾力推奥尔绍夫斯基担任波统工党中央第一书记，但勃列日涅夫暂时决定让卡尼亚继续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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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保守派领导人公开表达了对大会“软弱无力”决议的不满和愤怒。这些情绪在由科乔莱克主持的七月华沙省委员会全会上得到了官方体现。甚至有人攻击雅鲁泽尔斯基，称他“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像个沉睡的狮身人面像”。全会的参与者要求“真正军官的铁腕领导”，呼吁对团结工会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建议“立即逮捕所有反社会主义分子”。波统工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扬·索布恰克公开批评卡尼亚“防守不力”，并要求进行大规模镇压。在大会结束一个月后的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的机密谈话中，科乔莱克甚至主张用直接的军事暴力镇压团结工会，即使这需要“几千人的牺牲，但能避免血流成河”。
尽管波统工党九大上做出了形式上妥协的决定，但国内的对抗却愈发激烈。社会经济状况迅速恶化，政府明显表现出通过牺牲民众利益来进行稳定的意图。（尤其是卡托维兹省第一书记扎宾斯基——他以个人财富和腐败而闻名，明确反对提高矿工工资和实施周六休假。）因此，团结工会继续进行抗议行动、罢工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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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成为波统工党向保守派最终转变的分水岭。月初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表面上讨论经济改革的问题。然而，会议的基调由保守派的代表所设定，尤其是由扎宾斯基领导的卡托维兹代表团。卡尼亚和巴尔齐科夫斯基遭到了来自斯大林主义立场的空前攻击。政治局候补成员扬·格洛夫奇克谈到“冷酷算计的反社会主义反对派”，并指出在九大上他们并未受到反击。中央委员会成员安杰伊·亚努斯呼吁基什恰克将军“下达命令并赋予警察和安全部队权力，以便他们不怕走上街头”。反对保守、强硬的言辞在一两个月前仍然有效，但如今已失去了效力。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官僚机构转向了保守派的立场。
1981年9月5日——10月5日，团结工会一大在格但斯克举行。大会分为两个阶段。莱赫·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会主席。他凭借温和的纲领战胜了激进的反共派代表——马里安·尤尔奇克、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和扬·鲁莱夫斯基。在大会开幕式上，工会事务部长斯坦尼斯瓦夫·乔塞克发表了欢迎辞。他宣读了副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的致辞，声明了愿意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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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文件和瓦文萨的发言保持了妥协的基调。并没有提及波统工党下台或波兰退出华约的问题。然而，大会上通过的自我管理共和国和社会多元化的纲领却不给党治留任何空间，因此对于官僚机构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说保守派了。尤其是在围绕大会通过的《致东欧劳动者的呼吁》的辩论中，这种立场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团结工会一大的前几天，华约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了西方-81演习，波兰军方由莫尔奇克将军代表参与指挥。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向波兰人民共和国外长约泽夫·奇雷克表达了“关切”。越南共产党官方媒体称团结工会是“中情局的分支机构”。昂纳克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讨论了波兰的局势，两人得出结论：“波兰统一工人党无法控制局势”，并认为武力对抗不可避免。8月，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听取了严厉的指责。会谈记录被发送给所有华约成员国的领导人。9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与卡尼亚的电话交谈中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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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工会一大的结果成为波统工党中央政治局特别讨论的议题。卡尼亚突然改变了言辞，开始谈论组建党的“自卫队”。雅鲁泽尔斯基也将即将发生的“极端行为”归咎于团结工会。秘书处办公室的负责人兹比格涅夫·雷古茨基被免职，他被认为是“克拉科夫自由派”之一，并为更倾向保守派的安杰伊·巴日克取代。军事内务部向雅鲁泽尔斯基提交了简报，显示军官团坚定支持镇压团结工会。“爱国联盟“格伦瓦尔德”的活动分子公开呼吁进行军事政变。
1981年9月9日，西维茨基将军召开了总参谋部会议，会上他通报了可能实行戒严的情况。9月13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基什恰克将军在会上宣布“军事威胁状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对此表示同意，戒严问题被纳入议程。军方的态度与党内的保守派一样强硬。军官们已经开始对政治权力产生兴趣。即便曾经是团结工会成员的普通士兵，在军营环境中也被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并接受了密集的思想灌输。9月未能实施戒严，仅仅是因为卡尼亚的强烈反对，他在当时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并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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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16日，波统工党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保守派再次展示了他们的态度。几乎所有党内高层成员现在都将团结工会视为敌对且危险的力量。卡尼亚倾向于采取压制性措施。巴尔齐科夫斯基将团结工会形容为反对党。科乔莱克和西瓦克指责团结工会对波统工党成员进行“恐怖行动”。奥尔绍夫斯基、齐普雷尼亚克，甚至是自由派的瓦本茨基都指责团结工会组建了“工会突击队”（这一行为主要归咎于鲁莱夫斯基和尤尔奇克；尽管工会突击队仅存在于比得哥什和什切青，行动也仅限于维持集会秩序）。米莱夫斯基、基什恰克和格洛夫奇克表示准备进行武力对抗。甚至团结工会成员罗马尼克也承认，“波统工党已没有退路了”。
对话、妥协和政治解决的手段已经几乎被放弃。政治局以对抗的语气发布了声明，题为《反对政治冒险及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9月25日，波兰人民共和国众议院通过了《自治法》和《国营企业法》，这些法律带有明显的反工会内容。基什恰克将军下令让公民民兵队伍进入戒备状态，斯塔胡拉将军则开始组建特别小组，负责进行预防性逮捕、护送和看守拘禁营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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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范围内，波统工党开始向亲近其的积极分子分发武器，总共武装了7768人。卡托维兹的局势尤其紧张，扎宾斯基预见到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向军区请求了50辆坦克以保护党的设施。在克拉科夫，省党委第一书记克雷斯滕·东布罗瓦（此人之前被认为是自由派）组建了特别队伍，负责清除街头团结工会的宣传材料。在什切青，省党委成立了一个突击队。在华沙，党委组织了党员与退伍军人和军官的会面，目的是学习战斗经验。雅鲁泽尔斯基向内政部和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下达了任务，要求通过“瓦解行动”来“削弱、瘫痪和摧毁团结工会”。
到了9月份，保守派与中间派之间的界限几乎消失了：波统工党整体上转向了强硬的保守派立场，并倾向于将政治权力交给军方。保守派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占据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但政治路线已经完全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
1981年10月—11月及12月初，是党政机构加速为实施戒严做准备的时期。为了这一目标，波统工党进行了多项结构性、组织性、意识形态以及宣传活动。党的主要方针转变为“秩序”和“安全”，这些成为了行动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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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10月1日起，波兰各城市，尤其是华沙，开始实施军队巡逻。共计1330名隶属于军事内务部的士兵参与其中。10月26日，军方成立了“地方作战小组”。表面上，这些巡逻队和作战小组的任务是打击普通刑事犯罪和投机行为，确保民众的日常供应。然而，实际上它们是军方施加压力、进行控制和收集情报的工具。根据国家特别计划《国家的社会政治与防务问题》，数百名军官与市民举行会面，以强制性的方式阐述波统工党的立场。政府试图逐渐让民众习惯军队的日常存在。
保守派的社会组织进行了结构性重组。最大的几个组织——首先是沃乌切夫的卡托维兹论坛、马耶恰克的波兹南共产主义论坛、卡明斯基的什切青共产主义运动——停止了独立活动，改为波统工党相关委员会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讨会”。这些团体仍是保守派的先锋力量，但现在只按党的指令行事。之前公开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官方职能人员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消失。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尽管不再正式担任党的职务，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成员赫尔曼·阿克森求助，寻求技术支持，用于举办“揭露敌人的论坛和俱乐部”。东德政府对此请求作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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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宣传中，二战的历史愈发频繁地被利用。团结工会默认与纳粹德国的占领者等同，尽管波统工党实际上与东德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波兰各地散发的传单充满了斯大林主义内容，呼吁建立雅鲁泽尔斯基的军事独裁，打击团结工会以及“波统工党中的外国代理人”（后者主要指库比亚克、拉科夫斯基和巴尔齐科夫斯基）。这些传单通常以虚构的组织名义发表，例如“新波兰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运动”（ROSO）。一些文本甚至引起了雅鲁泽尔斯基的愤怒。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呼吁来自党内机构。例如，ROSO背后是与科乔莱克关系密切的华沙委员会书记亚努什·巴尔奇以及前政府宗教事务办公室主任卡齐米日·孔科尔。
1981年10月13日，波统工党华沙省委员会的会议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党内领导层，尤其是卡尼亚的“审判”。发言者们要求毫不妥协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并以西瓦克为榜样。科乔莱克和支持他的奥尔绍夫斯基推动了对第一书记的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指责他在团结工会的“侵略”面前投降，做出了对教会的“不合理让步”等等。卡尼亚被公开称为“没有威信的领导者”，“正在削弱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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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18日，波统工党中央全会投票通过了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的辞职决定，由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接任。这次被称为“斯坦尼斯瓦夫的牺牲”的事件，成为保守派的最大人事胜利。新任第一书记受到了奥尔绍夫斯基、科乔莱克、米列夫斯基和格拉布斯基等人的热烈欢迎（西瓦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言辞不够强硬感到不满）。雅鲁泽尔斯基将党内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波兰国防部长三个职务合并，军事独裁的趋势变得昭然若揭。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在政治环境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社会开始陷入抑郁、冷漠和愤世嫉俗的情绪中，普通犯罪率急剧上升。暴力事件频发，有时甚至超过了合法界限。1981年9月25日，在华沙的哈拉·卫队警察体育中心，几近发生了公民民兵工会成员与派来平息冲突的公民民兵机动预备队之间的对抗。10月20日，在卡托维兹最大的钢铁厂卡托维兹冶金联合企业发生了一场“小型政变”：来自原卡托维兹论坛（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讨会”的一部分）的保守派成员占领了工厂党组织的办公室，该党组织倾向于与团结工会进行对话。这些激进分子要求采取“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要求与团结工会毫不妥协地对抗，并要求罢免库比亚克、拉科夫斯基和巴尔齐科夫斯基，呼吁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重返党的领导层。在卡托维兹，他们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扎宾斯基和书记安杰伊·尤尔恰克的支持，在华沙则得到了奥尔绍夫斯基和米莱夫斯基的支持。然而，工厂内的大多数党员支持“机会主义的”党组织，并与激进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发展为肢体冲突。激进的“研讨会”成员不得不撤退。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卡托维兹省一直是一个冲突极其激烈的地区。以扎宾斯基为首的省党委员会是保守派的先锋力量。持同样立场的还有警察指挥官格鲁巴上校以及地方安全局局长齐格蒙特·巴拉诺夫斯基上校。另一边，安杰伊·罗兹普霍夫斯基和斯特凡·帕尔卡领导的卡托维兹和西里西亚-栋布罗瓦的工会中心则是团结工会激进派的堡垒。早在1981年春季，该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肢体冲突和对工会活动人士的袭击事件，表明了这里紧张局势的升级。
1981年10月27日，索斯诺维茨矿区发生了一起毒气泄露事件——一种不明物质从一辆不明车辆中被喷洒出来，导致60多名矿工被送往医院治疗。团结工会的活动人士指责这是由埃德蒙·佩雷克少校领导的特种部队所为。然而，格鲁巴上校声称，这次袭击可能是由原卡托维兹论坛的成员或来自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策划的。此事件引发了矿工与当局的严重冲突，罢工者在沃伊切赫·菲盖尔的领导下组建了一支“秩序维护小组”。波兰和苏联的官方宣传随即将罢工的矿工称为“波兰红卫兵”，苏联《文学报》还发表了一篇相关的长篇报道，对罢工者进行了强烈批评。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社会暴力的明显升级进一步刺激了团结工会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激进程度。即使在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专注于地下斗争的右翼民族主义派系，如帕维尔·涅兹戈斯基领导的“真正波兰人”和沃伊切赫·齐宾斯基领导的“独立服务俱乐部”。扬·鲁莱夫斯基建议继续组建“工作巡逻队”以维护秩序。10月25日，马里安·尤尔奇克在切比亚图夫的一家家具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甚至提到可能会对党的高层处以绞刑（这件事后来被立案调查）。11月11日，波兰国家独立日当天，独立学生会与右翼民族主义组织独立波兰联盟联合举行了军装示威活动。尽管这些言论大多停留在口头和象征性的层面上，官方宣传却极力将其夸大，宣传保守派的观念，并不断强调“团结工会的恐怖主义威胁”，以此来抹黑反对派力量。
198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期间，发生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华沙高等消防学校的学员们宣布罢课，这一行动得到了团结工会马佐夫舍分部的支持，领导人是激进的反共人士塞韦伦·亚沃尔斯基，以及公民民兵工会的活动家伊雷内乌什·谢拉尼斯基。这一事件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重要政治运动。然而，其最终被ZOMO特种部队镇压，镇压过程中甚至动用了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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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的紧急会议在拉多姆召开，讨论在实施紧急状态和禁止罢工的情况下的应对计划——此类信息已在全国范围内流传。会议决定，如发生紧急状态，将发起24小时抗议罢工，并计划转向无限期的全面罢工。会议上，扬·鲁莱夫斯基提出对雅鲁泽尔斯基政府表达不信任，并着手组建临时政府。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遗憾地承认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他的激进派反对者则表达了工会群众的立场，要求积极反抗政府（塞韦伦·亚沃尔斯基甚至直接威胁瓦文萨，称若他放弃决议，将面临严重后果）。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所有内容均被秘密录音并由国家安全局第五处转交给党报发布。随后，保守派的宣传开始指责团结工会计划“摧毁党”，并要求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在与东德大使的谈话中，格拉布斯基指责雅鲁泽尔斯基“软弱且优柔寡断”，主张将权力移交给米莱夫斯基或奥尔绍夫斯基。党报甚至声称团结工会在企业中建立了武装小组。然而，当政治局成员库比亚克质询具体证据时，内政部副部长斯塔胡拉将军不得不承认，仅有“武装的迹象，但尚未发现具体证据”。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1981年12月1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政治保卫部队（OPO），该力量由党内积极分子、预备役军官和士官组成。名义上，OPO被编入公民民兵志愿预备队（ORMO）系统，但实际上有独立的指挥体系，并直接隶属于波统工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门。中央书记莫日什恰克签署了一封指导信，分发给相关组织。OPO的总体规模设定为6万人，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的军事管控和对反对势力的压制。
1981年12月11日—12日，全波兰团结工会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确认了拉多姆会议的决定，并表示愿意在政府放弃暴力手段后进行谈判。然而，波统工党（和苏共）将这一声明解读为“关于立即公开对抗和发动全民罢工，并将其演变为起义的决议”。这一解读为党内保守派提供了发动军事政变的必要借口，进一步推动了波兰政局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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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12日上午，波兰领导层最终决定实行戒严。出席会议的将军有：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维茨基和米哈乌·亚尼谢夫斯基。随后，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和尤金纽斯·莫尔奇克也加入了讨论。前四位将领仍然犹豫不决，而后来的三位，特别是代表保守派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米莱夫斯基，则坚决主张实施镇压。基什恰克逐渐倾向米莱夫斯基的立场，最终促使雅鲁泽尔斯基下达了命令。最终决策的主要理由是收到关于“反共起义”的消息，即华沙团结工会计划于12月17日发起的示威活动。
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实施了戒严。权力转移给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军事专员被派往各地区和关键企业，他们被赋予了全面的权力。反抗被ZOMO和军队镇压。重大的事件发生于乌杰克煤矿（九名罢工者被杀）、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造船厂、皮亚斯特煤矿、七月宣言煤矿、卡托维兹冶金厂以及诺瓦胡塔冶金厂。12月17日，数万人的示威被镇压，这标志着新政权的巩固。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官僚系统的权力系统变得更为复杂：除了波统工党和国家部门、惩罚机构外，现在还出现了一个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的垂直军事管理结构。军事专员和军区指挥官被置于党的机构、地方和经济管理、警察指挥部之上。在行政政治领域，社会重新恢复了对官僚体系的完全服从。在经济方面，国家中央集权的趋势加剧，生产中的军事纪律也得到强化，以“打击投机和寄生虫”为名，私营部门受到冲击。针对在波兰经营的合资企业的言辞尤其严厉。在信息和意识形态领域，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波统工党中央政治局不再是波兰最高权力的唯一中心。但救国军事委员会也并非主要的决策机构。在权力的顶端存在一个非正式团体——“督政府”。在戒严期间，“督政府”成员包括：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维茨基、米哈乌·亚尼谢夫斯基（来自军方）、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来自党）。“督政府”中只有两个成员——米莱夫斯基和奥尔绍夫斯基——直接与保守派相关。他们在军队和救国军事委员会中的主要支持者是莫尔奇克将军和巴里拉将军，在内务部则是斯塔胡拉将军和恰斯通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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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领导层中形成了强大的保守派集团。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负责与党相关的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则控制着意识形态机构和媒体。他们的助手包括负责组织事务的秘书沃齐米日·莫日什恰克和中央委员会组织部负责人卡齐米日·齐普雷尼亚克，这两人管理着党的机关。阿尔宾·西瓦克以“民众”的身份，最激烈地表达了保守派的立场，并与高层中的对立者进行公开辩论。约泽夫·巴里拉负责军方宣传系统。尤金纽什·莫尔奇克是雅鲁泽尔斯基在国防部的副手，也是华约联合武装力量的副指挥官，与苏联国防部保持着持续联系。另一位救国军事委员会成罗曼·莱希中校负责老兵组织——这是保守派的重要社会基础。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协调镇压机构。安全局局长瓦迪斯瓦夫·恰斯通、内务部第三局局长亨里克·瓦尔琴斯基、内务部第四局局长泽农·普瓦泰克、内务部第五局局长约泽夫·萨辛直接领导着政治镇压。然而，几乎所有的党、国家和军警领导人——包括相对“温和”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维茨基、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塔德乌什·图恰普斯基、约泽夫·贝姆——在这个阶段都秉持着保守派路线。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团结工会最初被事实上禁止，随后又被正式取缔。罢工、示威和反对派组织都根据战时法律受到镇压。约有一万人被安全局和警方拘留，关入拘留营或被捕（与反对派活动家一起，还有37名盖莱克时期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拘捕）。政府实施了军事审查制度，基本行业的工人被宣布服兵役，违抗者按军队条例处理。大规模镇压瓦解了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工会运动。政治斗争以地下工会和其他秘密活动形式重启，期间几次发生公开抗议。地下成员受到恰斯通将军领导的国家安全局的打击，示威者则面对贝姆将军指挥的警察和ZOMO的镇压。1982年5月和8月的团结工会示威遭遇武力镇压：5月3日导致四人死亡，8月31日有八人丧生。自1982年秋天起，公开的大规模抗议基本停止。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军事宣传系统在巴里拉将军的领导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中，保守派的影响尤为突出。宣传以国家、秩序和安全的崇拜为基础，赞颂军队为“拯救国家”所做的贡献。宣传重点强调，戒严状态避免了“对党成员的血腥恐怖和破坏性的内战”。相关主题与二战以及波兰共产主义反纳粹抵抗运动相联系。团结工会被描绘成外国（通常指美国和西德）的代理人，罢工者的形象（戴矿工安全帽的“暴徒”）与中世纪的条顿骑士和罗纳德·里根相提并论。《人民论坛报》的编辑贝克表示，戒严状态下的秩序应一直持续，直到“波兰人彻底忘记‘团结工会’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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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开始显现。从12月13日起，年长的民众涌向各级党委，表示愿意“捍卫社会主义”。众多波兰工人党老兵、前安全局成员（其中不少在1956年后因滥用职权被解雇）、自由民主斗士协会成员以及先前盖莱克时期的技术官僚纷纷报名加入政治保卫部队。在科沙林，党委组织了一群意识形态坚定的退休人员，他们负责撕下“团结工会”的标语，追踪“投机者和酒鬼”。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活跃分子组成了协助军方巡逻的队伍，查找“不忠诚”分子，并几次报告成功阻止了计划中的罢工行动。然而，这种行动有时也会引发反抗——在卢布林，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殴打。
然而，这些人在华沙、波兹南和克拉科夫的活动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组织者遗憾地发现，这些曾在1940年代后期战斗的老兵中几乎没有年轻人。几个月后情况更为明显：军队、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根本不需要政治保卫部队的协助。这些队伍被并入公民民兵志愿预备队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因“傲慢”而被雅鲁泽尔斯基亲自下令解散，大多数失望的积极分子逐渐退出了这项活动。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当局推动在企业和居民区成立“救国公民委员会”（OKON）。其成员主要是年长的共产党人。他们的任务是识别不可靠人士，并进行“入户宣传”，支持波统工党和救国军事委员会。到夏季，OKON的成员人数几乎达到了13万人。负责监督OKON的工作成为保守派的一个重要任务，该计划由米莱夫斯基负责。然而，OKON的效率非常低，仅仅是在模拟公众对政权的支持。1983年5月，由作家扬·多布拉钦斯基领导的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成立了，该组织旨在成为波统工党的群众支持基础。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章程甚至被纳入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这个运动也仍然是被动地模仿，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大多数机构倡议一样。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垄断以及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得以完全恢复。这符合保守派的纲领，他们对戒严表示欢迎。然而，这一社会政治集团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每个成员的个人成功。保守派的纲领在落实过程中，并未涉及到许多它的倡导者。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在新政权体制下，党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军方排挤。在救国军事委员会中没有任何党务官员。地方上的军事专员经常无视党组织，并与之发生冲突，例如发起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的调查；而党务人员则不满军方的专横行径，抱怨军人酗酒、行为粗暴，以及缺乏民政管理的能力。借用同时期在另一半球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说法，党务人员指责军方把波兰人民共和国变成了“新的萨尔瓦多”。
在1982年，雅鲁泽尔斯基对党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清洗。在戒严期间，波统工党总人数减少了近15%。与团结工会有联系的成员以及水平结构派的活动家被逐出党内，一些被视为不可靠的党组织也被解散。然而，雅鲁泽尔斯基的出身背景并不属于保守派。因而他提拔了其他官僚团体，尤其是军队出身的成员。在党务系统中，他倾向于扶持像巴尔奇科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这样的中间派。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雅鲁泽尔斯基进行清洗的工具是他的禁卫军——军事内务部，该组织掌握着大量的把柄，有着强大的幕后影响力。那些尤为臭名昭著、野心勃勃的保守派人物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卡托维兹，雅鲁泽尔斯基撤掉了扎宾斯基的职务，并任命自己的温和派支持者兹比格涅夫·梅斯内尔接替他。在华沙也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尽管科乔莱克在党务系统中有着强势地位，并得到了苏联和东德的支持，但雅鲁泽尔斯基依然坚持让他下台，并由经济专家马里安·沃兹尼亚克接任。起因是5月3日的冲突——科乔莱克作为第一书记，被认为“未能有效处理局势”并被追责。同时，他被描述为“脱离实际、缺乏主动性的理论家，庇护着‘办公室帮’，导致首都党组织的状况糟糕透顶”。与此同时，华沙80也停止了活动。
名义上，扎宾斯基和科乔莱克仍然留在公务员体系中：前者被安排到外交部，后者担任驻苏联大使。然而，他们都已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保守派组织的活动几乎完全被停止，包括之前的卡提维兹论坛、什切青共产主义者运动、波兹南共产主义者论坛及其他几十个组织。卡托维兹的马列主义保守派领导人沃乌切夫曾期望雅鲁泽尔斯基和救国军事委员会在镇压团结工会后会将权力移交给保守派思想家，但他的希望被彻底击碎。沃乌切夫被剥夺了参与实际政治的权力，并收到了第一书记梅斯内尔和省长罗曼·帕什科夫斯基的明确警告。参与沃乌切夫组织的人员被解除了意识形态职务，只有那些证明对雅鲁泽尔斯基完全忠诚的人才得以继续留在党内。前卡托维兹论坛成员的最后行动是集体致信兹比格涅夫·梅斯内尔，保守派在信中抱怨“心理恐吓”，并强调他们过去的所有活动都是与扎宾斯基、奥尔绍夫斯基、西瓦克和卡尼亚协商一致的。他们甚至在寻找工作时遇到了困难，不得不向史塔西的代表寻求帮助。省军区司令部司令官扬·拉扎尔奇克将军下令对沃乌切夫及其追随者进行严格监控，并禁止与他们进行任何解除。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命运与评价
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退出政坛后过上了私人生活，并于1998年去世，享年68岁。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曾受到司法起诉，但由于证据不足，以及考虑到年龄和健康状况，被释放，他于2008年去世，享年79岁。安杰伊·扎宾斯基名义上“在党中央的管辖下”，但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1988年去世，享年49岁。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在法院审理程序中度过了二十年，虽然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但再次被指控，2015年在等待再次审判时以被告身份去世，享年82岁。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也在类似的情况下于2008年去世，享年81岁。瓦迪斯瓦夫·恰斯通于2018年被判刑，2021年去世，享年96岁。约泽夫·巴里拉是波兰陆军将领俱乐部成员，2016年去世，享年91岁。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与妻子居住在纽约。
几乎没有保守派的重要代表参与波兰人民共和国晚期和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活动。没有人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后继政党，也没有人加入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阿尔宾·西瓦克（2019年去世，享年86岁）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他加入了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并公开发表了带有明显反犹色彩的言论。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命运与评价
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波兰完全没有市场。波兰统一工人党保守派及其成员被视为一种极具破坏性、反民主、反民族的力量，且被认为与国家对立。同时，多次有评论指出，保守派在局势和前景的判断上比基什恰克和拉科夫斯基一类的实用派和自由派更为准确。他们预见到政治上因对话和妥协而招致的失败，这一预见完全得到了验证。然而，保守派所提出的路线也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只是过程更为激烈，对国家的损害更为严重。1980年代保守派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被视为波兰的历史性幸运。
在现代波兰政治中，保守派被用来形容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与波统工党不同的是，法律与公正党没有自由派派系，被视为保守派的单一阵营。团结工会元老扬·鲁莱夫斯基在接受俄罗斯《新报》采访时表示，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实质并不在于当前的措辞（一些前波统工党领导人加入了自由主义政党公民纲领），而在于一种特权阶层的心态——“波统工党式的强权法则”。
2024年荷蘭羽毛球公開賽
2024年荷蘭羽毛球公開賽為第75屆的荷蘭羽毛球公開賽，屬世界羽聯國際挑戰賽級別，亦是2024年歐洲羽聯巡迴賽的其中一站。本屆賽事於2024年10月23日至10月27日在荷蘭斯海尔托亨博斯的Maaspoort Den Bosch舉行，由YONEX冠名贊助，總獎金為15,000美元。
2024年荷蘭羽毛球公開賽 積分配置
依據BWF積分排名系統中的國際挑戰賽級別賽事點數分配，本賽事各名次積分配置如下表：
2024年荷蘭羽毛球公開賽 賽事賽果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于2024年8月6日至8月8日在马恩河畔韦尔法兰西岛国家奥林匹克航海体育场举行。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 赛制
短距离皮划艇比赛采用四轮赛制，参赛船只至少有11艘，包括预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对于13艘船只参赛的比赛，轮次如下：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 结果
晋级条件：第1、第2名进入半决赛，其余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晋级条件：第1至第3名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其余进入决赛B
晋级条件：第1至第4名晋级决赛A，其余进入决赛B
阿拉伯解放軍
阿拉伯解放军是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間一支由阿拉伯人組成的志愿军。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間，阿拉伯解放軍支持阿拉伯人對抗以色列。
截至1948年3月中旬，阿拉伯解放軍人数已达到6,000人左右，实际上可能只有 3,500人被部署到戰場。
1949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後，阿拉伯解放軍解散。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于2024年8月6日至8月9日在马恩河畔韦尔法兰西岛国家奥林匹克航海体育场举行。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 赛制
短距离皮划艇比赛采用四轮赛制，参赛船只至少有11艘，包括预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对于13艘船只参赛的比赛，轮次如下：
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 结果
晋级条件：前两名进入半决赛，其余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晋级条件：第1至第3名晋级半决赛，其余进入安慰赛决赛B
晋级条件：第1至第4名进入决赛A，第5名进入决赛B
四角十二曲
四角十二曲（），泰国佛塔的形制之一，其轮廓为有十二个缺角的四角矩形。为缺角式（，又称方楞式）设计的典型，是为阿瑜陀耶王国晚期建筑的特色，可见于塔基、塔尖、殿堂各处。曼谷王朝拉玛四世时一度复兴。
张金荣 (少将)
张金荣（1947年12月—2024年10月18日），江苏省丹徒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张金荣 (少将) 生平
1947年12月，张金荣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新区）石桥镇华山村。
1968年3月，张金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12军35师工兵营营部侦察班一名战士，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11月，张金荣调入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工作。1988年，张金荣取得上校军衔。1990年8月，张金荣出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1992年7月，张金荣取得大校军衔，10月升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
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张金荣出任安徽省安庆段南京军区前指政工负责人，主持抗洪救灾工作。1999年7月，张金荣同志出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2001年7月，张金荣取得少将军衔。2003年7月，张金荣出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兼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
2008年2月，张金荣退休。
2024年10月18日，张金荣在南京市逝世，享年76岁。
捷利亚科夫斯基湾
捷利亚科夫斯基湾（俄語：）是彼得大帝湾的海湾，属滨海边疆区哈桑区管辖，在加莫夫半岛和捷利亚科夫斯基角间，深达38米。它的北部属于远东海洋保护区，不对公众开放。2011年8月17日，一名俄罗斯程序员在此游泳被鲨鱼袭击而失去了手臂。
斯坦利·库布里克作品列表
斯坦利·库布里克（1928-1999）在其职业生涯中执导了十三部故事片和三部短纪录片。他的导演作品横跨多种类型，被认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斯坦利·库布里克于1951年首次执导纪录短片《搏斗的日子》，同年晚些时候又执导了《飞行的牧师》。1953年，他执导了首部故事片《恐惧和欲望》。该片的反战主题在他后来的电影中也曾多次出现。接下来，他拍摄了两部黑色电影，《杀手之吻》（1955年）和《谋杀》（1956年）。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对《谋杀》大加赞赏，并称其为库布里克的“第一部成熟的故事片”。库布里克随后执导了两部由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光荣之路》（1957年）以及《斯巴达克斯》（1960年）。后者赢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影片奖。接下来他执导了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洛丽塔》（1962年），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提名。1964年，希区柯克执导了冷战讽刺电影《奇爱博士》，由彼得·塞勒斯和乔治·C·斯科特主演，该片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
斯坦利·库布里克作品列表
1968年，库布里克执导了太空史诗电影《2001：太空漫游》。现如今，这部电影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之一。库布里克凭借其在这部电影钟特效导演方面的出色表现，获得了他个人唯一的一个奥斯卡奖。他接下来的一部作品是反乌托邦电影《发条橙》（1971年），该片根据安东尼·伯吉斯1962年发表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上映时被评为限制级电影。由于影片中描绘的“极端暴力”行为引发了现实中的犯罪案件，库布里克要求在英国停止发行该片。接着，库布里克执导了历史题材类电影《巴里·林登》（1975年），这是他自前两部未来题材影片之后的转型之作。该片的商业表现不佳，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在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四个奖项。1980年，库布里克将斯蒂芬·金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闪灵》，由杰克·尼科尔森和雪莉·杜瓦尔主演。尽管库布里克因本片获得了金酸莓奖最差导演提名，但《闪灵》如今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恐怖电影之一。七年后，库布里克推出了以越南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全金属外壳》。这部电影在烂番茄和Metacritic上是库布里克后期电影中评分最高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库布里克放弃了执导大屠杀电影《雅利安文件》的计划。在计划开展的初期，他曾犹豫是否要与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相竞争，但在深入参与该项目后变得“非常沮丧”以至于最终放弃。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情色惊悚片《大开眼戒》，由湯姆·克魯斯和妮可·基德曼主演，这部影片在他去世后才上映。库布里克另有一部称之为《匹诺曹》的未完成电影项目，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于2001年制作完成，这就是影片《人工智能》。
斯坦利·库布里克作品列表
1997年，威尼斯电影节授予库布里克“终身成就金狮奖”。同年，他获得了美国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当时称为D·W·格里菲斯终身成就奖。1999年，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向库布里克颁发了大不列颠奖。他去世后，英国电影学院奖为了纪念他，将该奖项重新命名为“斯坦利·库布里克不列颠电影杰出奖”。2000年，他被追授英国电影学院奖。
斯坦利·库布里克作品列表 电视剧
1952年，声音、特效和音乐制作导致《恐惧和欲望》的制作超出预算约53,000美元，库布里克不得不向制片人理查德·德·罗什蒙特求助，条件是库布里克在德·罗什蒙特制作的一部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五集传记系列片中担任副导演。该片由詹姆斯·艾吉编剧，诺曼·劳埃德联合执导，在肯塔基州霍金维尔实地取景，主演为罗亚尔·丹诺和乔安妮·伍德沃德。
黑斑電鰩
黑斑電鰩（學名：），又稱黑斑電鱝，為軟骨魚綱電鰩目電鰩科電鰩屬的一種。分布於西印度洋，從肯亞至南非厄加勒斯角，包括桑吉巴、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塞席爾群島海域 ，深度0至439公尺，本魚有一個圓形的胸鰭盤和兩個背鰭，第一個背鰭的基部完全位於腹鰭之上，尾巴有脊狀側折和小尾鰭，氣孔邊緣有小乳狀突起，體色一般為黃色或紅棕色，上面有許多緊密排列的深棕色斑點，然而，深色斑點的數量、大小和分佈在不同族群上有巨大差異，體長可達64公分，棲息在河口、潮間帶至較深的礁石區，為底棲性魚類，屬肉食性，以魚類和頭足類為食，體具有發電器官，用來防禦或捕食，卵胎生，繁殖期在夏季，生活習性不明。
余华英
余华英（1963年12月29日—202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販，自1992年起先後誘拐17名兒童，2022年被捕，2024年10月25日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死刑，2025年2月28日被执行死刑。
余华英 生平
余华英生于云南大理州鹤庆县。1984年，余华英和來到大理遊玩的重慶大足縣人王加文相识，随后两人结婚，余华英跟隨王加文在大足定居，並將戶口從大理搬到大足。余华英與王加文育有一女。1990年，王加文因犯盗窃罪入狱。余华英把女兒交给王加文的親戚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1992年，王加文脱逃。同年，余华英在面馆打工时认识比自己大20歲、有家庭的龚显良，不過余华英在未与王加文離婚的情況，她依然与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之後余华英和龚显良合夥将男婴以5000元人民币卖掉。1993年至1996年期间余华英與龚显良共拐卖11名儿童，並將這些小孩從中國西南地區拐賣到河北省邯鄲。1995年，她將5岁的杨妞花以2500元拐卖到邯郸一個李姓聾啞家庭，之後杨妞花改名李素燕。
余华英 生平
2000年，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在邯鄲被抓，龚显良逃走。她被邯郸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两个月后释放。余华英隨後與龚显良在邯鄲的熟人申海林同居。约两年后，申海林过世。2004年，她在邯鄲與聯繫到了自己的王加文作案时再次被抓。當時她和王加文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余华英以假身份张芸受審，她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服刑期间，龔顯良於2008年病逝，余华英获减刑三年，2009年獲釋。
2021年，杨妞花通过互聯網找到自己的亲人。2022年，她向贵州警方報案，之後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的警察認定余华英涉嫌拐卖杨妞花並來到重慶大足區高坪镇將其逮捕。調查其間，貴州警方發現余華英在1993年至1996年間涉及其他拐賣兒童案件，連同楊妞花在內共11名兒童被余華英拐賣。
2023年7月1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余華英拐賣兒童案。9月18日，法院一审宣判，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及沒收所有個人財產。余华英不服，提出上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遗漏余华英拐卖其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应予重审。
余华英 生平
2024年10月11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人数从原來認定的11名增至17名。10月25日上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及沒收所有個人財產。余华英決定再次上訴。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补充：2023年9月18日，贵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余华英用一种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原告杨妞花在看 ，这种阴险恐怖的眼神令人不寒而栗，现场警察在注意到后，立即将其带出庭审现场。
2025年2月28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余華英執行死刑。
达玛扬基寺
达玛扬基寺（緬甸語：，發音：[dəma̰jàɰ̃dʑí pʰəjá]），另译达门扬济神庙，是缅甸蒲甘的一处佛教寺庙遗址，是蒲甘最大的一处佛教寺庙遗址，建于那臘都王统治时期:167（1167-1170年）。那臘都 通过刺杀父王阿朗悉都和王兄而登上王位，他可能是通过建造这座全国最大的寺庙来赎罪。
达玛扬基寺是蒲甘最宽敞的寺庙，其建筑设计与阿难陀寺相似。缅甸编年史记载，在寺庙修建期间，国王被一些印度人暗杀，因此寺庙未能完工。然而僧伽罗语资料表明国王是被僧伽罗侵略者杀害的。
寺庙的内部由于未知原因被砖砌起来，因此只有四个门廊和外面的走廊可以进入。
三一湾
三一湾（俄語：）是波西耶特湾的海湾，因於1862年三一节（6月8日）被發現而得名。属滨海边疆区哈桑区管辖，伸入大陆5公里，入口宽1.7公里，深达30米，面积52平方公里，岸长22.6公里。它是扎鲁比诺港的所在地。安德烈耶夫卡河注入其内，安德烈耶夫卡在它东岸。
麥克電鰩
麥克電鰩（學名：），又稱麥克電鱝，為軟骨魚綱電鰩目電鰩科電鰩屬的一種，被IUCN列為瀕危保育類動物，於1919年由荷蘭生物學家 Jan Metzelaar（1891-1929)所命名。分布於東大西洋塞內加爾至安哥拉海域
，深度30至50公尺，本魚有一個胸鰭圓盤，其寬度略大於長度，上側為灰棕色或銹棕色，下側為白色，覆蓋著棕色或白色的小斑點，這些斑點的大小和分佈在個體上有很大差異，具有一條長而有力的尾巴和兩個背鰭。第一個背鰭較寬，而第二個背鰭稍小且更細長，上下排牙齒達38排，鼻孔上有明顯的皮辮，有圓形的氣孔，體長可達40公分，棲息在沿海沙泥底質海域，為底棲性魚類，屬肉食性，以魚類和頭足類為食，體具有發電器官，用來防禦或捕食，卵胎生，生活習性不明。
阿兹米占
阿兹米占·扎曼胡里（馬來語：；1973年4月16日—），马来西亚政治人物，人民公正党党员，现任雪兰莪州议会巴生港口州议员，以及雪州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
乌格洛沃伊湾
乌格洛沃伊湾（俄語：）是阿穆尔湾的海湾，属滨海边疆区管辖，介于季希角和克雷科夫角之间，岸长23公里，深达3.6米。西濒德弗里兹半岛，东临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特鲁多沃耶、普罗赫拉德诺耶、南冬村和德弗里兹位于岸边。
圖貢布拉克與塔什布拉克
圖貢布拉克（Tugunbulak）與塔什布拉克（Tashbulak）是兩處位在烏茲別克境內東南側海拔約2000至2200公尺地區的都市考古遺址，它們的高度發展時期被認定約在6世紀至11世紀之間，隨絲路貿易的發展而興盛。 考古研究者主要憑藉以無人航空載具攜帶的光學雷達儀器確認出該些遺跡的大致樣貌。 該些地區被發現有許多煉鐵活動的遺跡。
圖貢布拉克被判定佔地約120公頃，約興盛於550年至1000年之間，人口多達數萬，可能一度是中亞規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與中亞另一重要貿易城市撒馬爾罕相距約110公里。 塔什布拉克被認定約興起於730年與750年之間，在約1030年或1050年後被遺棄，面積約12公頃，人口可能達數千。
圖貢布拉克經初步發掘被發現有冶金活動的遺跡。 塔什布拉克被發掘出約400座顯示出伊斯蘭信仰特徵的墳墓；因墓葬規模與當地已知的城鎮面積不相稱，當地被認為可能曾被賦予意識形態方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