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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巴哈尔港
恰巴哈尔港（波斯語：بندر چابهار）是阿曼灣的一個沿岸港口，位於伊朗東南部恰巴哈尔。該港口是伊朗唯一的海洋港，由兩個獨立的港口組成，每個港口都有五個泊位。恰巴哈尔港距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約170公里。
1973年，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首次提出开发恰巴哈尔港的计划，但由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发，开发计划被推迟。 两伊战争爆發後，由於伊朗的波斯湾港口容易受到伊拉克空軍的攻击，伊朗決定推進恰巴哈尔港的開發計劃。1983年，该港一期正式开放。
恰巴哈尔港
2003年，印度和伊朗決定共同进一步开发恰巴哈尔港计划，但由于受國際社會对伊朗的制裁的影響而未能实施。印度希望与中国人竞争，因为中国人正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建设瓜达尔港。2014年，印度政府为开发恰巴哈尔港批准了8500万美元的初始金额。到2016年，随着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達成后对伊朗的制裁被解除，印度的投资计划上升到5亿美元。2016年5月，印度与伊朗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根据该协议，印度将翻新恰巴哈尔港的一个泊位，并在该港口重建一个600米长的集装箱处理设施。印度、伊朗和阿富汗還签署了一项协议，给予前往中亚和阿富汗的印度货物优惠待遇，并在恰巴哈尔港减免关税。
2017年10月，印度首批小麦通过恰巴哈尔港运往阿富汗。  2018年12月，印度接管了该港口的运营。 在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后，外国公司不愿参与该港口的扩建。  2019年，该港口實際實現的吞吐量只有該港口可以實現的最大吞吐量的10%。
凤阳县博物馆
凤阳县博物馆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的一座博物馆，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展室面积3,000多平方米，2015年9月对外开放。博物馆共有五个展览室，包括一楼设置历史文化厅、钟离厅和中都厅三个陈列展览室，二楼设置两个临时陈列展览室。
2024年8月，入选第五批国家二级博物馆。
亳州市博物馆
亳州市博物馆（简称亳州博物馆）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的一座博物馆，成立于1959年10月1日。博物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200平方米，室内陈列面积2,800平方米，主要展示亳州文化相关历史展览。
2020年12月，中国博物馆协会核定为第四批国家二级博物馆。
田宫高麿
田宫高麿（日语：／ Takamaro Tamiya，1943年1月29日—1995年11月30日），日本新左翼恐怖分子，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军事委员长，1970年策划了淀号劫机事件，后在朝鲜平壤去世。
费奥多罗夫卡区
费奥多罗夫卡区（俄語：，羅馬化：Fyodorovskiy rayon）可能指：
费奥多罗夫卡
费奥多罗夫卡（俄語：，羅馬化：Fyodorovka）可能指：
费奥多罗夫卡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费奥多罗夫卡区)
费奥多罗夫卡（俄語：）是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费奥多罗夫卡区的一个村，亦是该区的行政中心。该村2010年人口4,306；2002年人口4,128；1989年人口3,923。
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
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受到的外國制裁。伊朗曾是世界上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直到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俄羅斯受制裁的程度才超越伊朗。多年来，國際社會的制裁给伊朗经济和人民造成严重損失。
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始於1979年11月，當時美國以伊朗人质危机為由對伊朗實施第一次制裁。 这些制裁在1981年1月人质获释后解除，但兩伊戰爭期間美國支持伊拉克，伊朗因而在1981年至1987年期间在波斯湾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船只采取行动。美国於是在1987年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  1995年，制裁范围扩大到所有与伊朗政府有业务往来的公司。
後來伊朗開始實施濃縮鈾计划，聯合國安理會於是要求伊朗停止濃縮鈾计划。在伊朗拒绝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要求后，美國于2006年12月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37号决议對伊朗實施第三次制裁。
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于2015年10月18日通过後，联合国于2016年1月16日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唐納·川普宣布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畫。2018年11月，美國恢复對伊朗的制裁，并于2019年和2020年扩大制裁范围。
2021年4月12日，欧盟以伊朗侵犯人权為由对8名伊朗民兵指挥官和安全官员实施制裁。
2024年5月，由於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用來攻擊烏克蘭，欧盟扩大了对伊朗制裁的范围，欧盟國家將禁止出售导弹零部件以及無人航空載具給伊朗。
由於《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未能延長，此前根据伊核协议解除的制裁于2025年9月27日晚8点开始重新实施。
索博列夫卡湾
索博列夫卡湾（俄語：）是鞑靼海峡的海湾，向东南向开口，伸入陆地0.5公里，入口宽1.9公里，深达7米，面积0.62平方公里，岸长2公里。乌斯季索博列夫卡位于它北部。
鲁鲁土
鲁鲁土（Rurutu）是法国海外集体法屬玻里尼西亞南方群岛行政区的一个市镇，领土涵盖同名岛屿。
鲁鲁土 地理
鲁鲁土（22°27'4"S, 151°20'31"W）面积32.75 平方千米，位于法国海外集体法屬玻里尼西亞南方群岛。
由于鲁鲁土领土为海洋中的一岛屿，故不与任何市镇接壤。
鲁鲁土 行政
鲁鲁土的邮政编码为98753，INSEE市镇编码为98744。
鲁鲁土 政治
鲁鲁土的现任市长为弗雷德里克·里韦塔（）先生，任期为2020-2026年。
鲁鲁土 人口
鲁鲁土于2022年时的人口数量为2,163人。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泰語：，皇家轉寫：Phraya Anuman Ratchathon；1888年12月14日—1969年7月12日），泰国学者，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泰国文化研究界的名人。为华裔，本名李光荣，泰语名荣·沙天哥色（）。其代表作是多卷本《泰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俗》。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 生平
李光荣自幼家贫，他自学成才，对暹罗传统的民俗、口述传说、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展开调查研究。他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译作有福尔摩斯侦探记、卡尔·阿道夫·盖勒鲁普的《卡玛尼特朝圣记》等。
其研究得到暹罗社会认可，成为暹罗的文化名人。1924年获封爵，爵名为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进入政府机关就职，曾任艺术厅长。晚年出任暹罗协会主席。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 后世纪念
1988年，李光荣诞辰10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
今日泰国有以李光荣笔名沙天哥色和其挚友拉卡巴滴命名的基金会和图书馆。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 作品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是首位对暹罗民俗展开严肃研究的暹罗学者，其研究涵盖泰国语言学、史学、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诸领域，为后世的本国文化研究奠定重要基础。以下列举其著作的译本：
暹罗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JSS）
魔物獵人 荒野
《魔物獵人 荒野》（日语：，英语：，）是一款由卡普空開發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於2025年2月28日發售。在遊戲中，玩家將扮演隸屬於「飛鳥隊」的自訂獵人角色，前往一處名為「封禁之地」的地方，目的是尋找一個名為「白色孤影」的傳説魔物，遊戲也允許單人玩家可與NPC獵人一同狩獵。
魔物獵人 荒野 開發
本作的開發是在《怪物猎人 世界》的大型擴張資料片《冰原》發售之前。
本作的主題概念是講述自然的威脅與豐富，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
由於畫質的提升，對蟲群的描寫變得更為寫實，因此要怎麼讓對有著蜘蛛恐惧症的玩家可以正常遊玩本遊戲是開發時的一個主要課題。製作組經過考慮，因為會影響到主要玩法而沒有更改大型魔物的設計，換作將一些小型魔物與環境內生物可以通過更改遊戲內設定，讓其在遊戲中呈現為史萊姆的模樣。不過，更改此設定也會讓遊戲內完全不像蜘蛛的血刺蟲也跟著變成史萊姆，這點是總監德田接受了測試人員的反饋加上的，在德田與Fami通的訪談中有提及。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26日，以色列發動代號「懺悔日行動」（希伯來語：）的三波空襲，打擊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20處目標。這次空襲是自1980年代兩伊戰爭以來，伊朗首次遭受來自外國的持續攻擊。以色列表示，此次行動目的是報復2024年10月伊朗空襲以色列。
以色列在行動前幾小時通知伊朗將攻擊的目標，並警告伊朗不得報復。根據以色列軍方的說法，襲擊針對伊朗軍事設施，包括防空系統、無人機工廠及導彈生產設施，所有以色列戰機均安全返航。此次行動動用超過100架戰機，包括F-35閃電II戰鬥機，飛行距離達2,000（1,200英里），並使用重型彈藥，部分戰機穿越伊朗領空。此前對敘利亞的襲擊據報導針對雷達防禦系統。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一家通讯社表示，德黑兰西部和西南部的军事设施以及伊拉姆省和胡齊斯坦省的軍事基地遭到空袭，4名伊朗軍隊士兵陣亡。一名以色列官員表示，針對伊朗防空和彈道導彈設施的打擊使以色列能在伊朗領空內更加自如地行動。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這次精準打擊行動是為回應「數月以來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持續續擊」，並針對10月1日伊朗導彈空襲以色列而作出的報復。美國官員確認美方已提前獲悉但並未參與行動。襲擊之後，伊朗對其受損設施實行軍事審查。
美方評估指出，此次襲擊重創伊朗的導彈生產能力，預計伊朗至少需一年才能重建被毀部件以恢復生產。美國與以色列官員表示，伊朗境內除了多座無人機生產設施、彈藥庫等軍事基礎建設外，僅有的四套S-300导弹系統也全數遭到摧毀，為以色列未來可能的行動鋪平道路。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背景
伊朗與以色列多年來一直處於秘密衝突中。伊朗通過「抵抗軸心」這一網絡支持多個武裝團體來針對以色列，而以色列則據稱暗殺伊朗的高級官員與核科學家，並對伊朗進行網絡攻擊。以色列視伊朗為主要威脅，原因是伊朗領導層公開宣稱要摧毀以色列，並支持激進組織以及該國的核計劃。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以來，兩國間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事件發生後，「抵抗軸心」內部派系，特別是黎巴嫩真主黨和也門胡塞運動，對以色列及紅海紅海進行襲擊，觸發真主黨與以色列的衝突和紅海危機。伊朗投入大量資源來提升這些團體的軍事能力並促進協同合作，目標是在與以色列的全面衝突中，通過統一的「軸心」行動來摧毀以色列。
2024年4月1日，以色列轟炸敘利亞大馬士革的伊朗大使館區一棟領事建築，襲擊造成16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伊朗軍官與代理人。此襲擊中聖城軍指揮官穆罕默德·禮薩·扎赫迪被擊斃。據稱，當時該建築內的伊朗官員正在會見巴勒斯坦武裝領導人。作為回應，伊朗及其代理人於4月13日對以色列發動空襲，針對以色列的軍事基地。4月19日，以色列進一步報復，空襲伊朗伊斯法罕的一處防空設施。這些襲擊雖然規模有限，但有效緩解緊張局勢。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背景
7月31日，哈馬斯政治領袖伊斯梅爾·哈尼亞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疑似遭以色列的暗殺身亡。伊朗誓言將進行報復。
9月17日，以色列採取一項新的戰略目標，旨在將被真主黨驅逐的以色列北部平民送回家園。當天及次日，在黎巴嫩和敘利亞境，包括傳呼機和對講機等數千部通信設備內同時發生爆炸，以色列此舉意在針對真主黨成員。襲擊共造成42人死亡。作為回應，真主黨於9月22日對包括拿撒勒的以色列北部城市和城鎮發動火箭襲擊。9月23日，以色列在貝魯特南部的達希耶擊斃真主黨的兩名高層指揮官——易卜拉欣·阿吉爾和艾哈邁德·韋比。9月23日，以色列開始對黎巴嫩南部展開一系列襲擊。
9月27日，以色列在達希耶的空襲中擊斃真主黨總書記哈桑·納斯魯拉。此次襲擊還造成真主黨南方戰線指揮官阿里·加拉奇及伊斯蘭革命衛隊副指揮官、駐黎巴嫩聖城部隊指揮官阿巴斯·尼爾福魯尚喪生。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背景
作為對哈尼亞、尼爾福魯尚及納斯魯拉被殺的回應，伊朗對以色列發動襲擊，損毀數處軍事基地，此次襲擊是2024年伊朗—以色列衝突中規模最大的行動。以色列表示成功攔截大部分導彈，空軍能力未受影響。美國海軍及約旦也報告攔截來襲導彈。此次襲擊共造成兩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男子被導彈碎片直接砸中身亡，另一名以色列男子心臟病發身亡。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稱此行動為「重大錯誤」，並發誓伊朗「將付出代價」。
根據匿名美國官員表示，以色列已向拜登政府保證，將避免攻擊伊朗的核及石油設施，重點針對軍事設施。隨著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臨近，美國官員擔憂被捲入更廣泛的中東衝突。美國總統祖·拜登要求內塔尼亞胡策劃一項能「遏制對以色列的進一步攻擊並減少進一步升級風險」的報復行動。
2024年10月18日，Telegram頻道發佈兩份美國國家安全局和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洩露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涉及以色列針對2024年10月伊朗空襲以色列後所擬定的報復計劃，文件披露美方記錄的具體細節，包括以色列軍事準備措施，例如空軍演習、軍事無人機部署及先進彈藥的轉移。美國情報機構也透過衛星成像來監控以色列空軍。文件中一份內容甚至暗示以色列與美國一直拒絕公開承認的事項：以色列擁有核武器。此外，洩密內容顯示，美國對伊朗的情報監控在為以色列計劃的軍事行動提供情報支援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空襲
2024年10月26日凌晨，以色列國防軍針對伊朗軍事目標發動空襲。以軍表示，這次空襲是報復10月1日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以及其代理人「抵抗軸心」的武裝行動。以色列在行動前已向美國拜登政府通報即將進行的空襲。這次空襲一直持續到伊朗的黎明，成為以色列首次公開承認對伊朗的襲擊，也是自兩伊戰爭（1980年—1988年）以來伊朗首次遭受長時間的外敵襲擊。
據《耶路撒冷郵報》報導指，超過100架飛機，包括來自內瓦提姆空軍基地的F-35閃電II戰鬥機，飛行2,000（1,200英里）執行任務，其攜帶重型彈藥並在大量空中加油支持下，並載有以色列空軍救援部隊669部隊。一部分飛機穿越伊朗領空。為防止伊朗掌握情報，以色列事前摧毀敘利亞的雷達站。以軍在事後發佈影片，顯示來自特拉諾夫空軍基地的F-15D鷹式戰鬥機與拉蒙空軍基地的F-16I Sufa戰鬥機的戰備畫面。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空襲
當地時間凌晨1時48分，伊拉克埃爾比勒安卡瓦區警報持續響起，埃爾比勒機場的軍事基地擴音器不斷重複「掩體」一詞。伊朗國營電視台報導德黑蘭的爆炸聲。兩名阿拉伯官員指出，襲擊針對武器庫與軍事辦公室或兵營。德黑蘭以西的卡拉季、市郊的伊瑪目霍梅尼國際機場、馬什哈德、克爾曼沙赫與贊詹也有爆炸。敘利亞大馬士革附近也傳出爆炸聲。半島電視台影片顯示，伊朗防空系統在德黑蘭上空啟動。阿拉伯電視台則顯示德黑蘭南部沙姆薩巴德的軍用無人機工廠受損。伊朗隨後確認，伊拉姆省與胡齊斯坦省也遭襲。
《新消息報》指出，以色列目標包括德黑蘭的一家無人機工廠與秘密基地，俄製S-300防空導彈與彈道導彈設施亦在攻擊範圍內。據兩名伊朗官員透露，以色列的攻擊重點是德黑蘭省的關鍵防禦設施，包括首都防禦系統S-300。
伊朗官員報告顯示，多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導彈基地遭到摧毀，隨後無人機進一步攻擊德黑蘭郊區的帕爾欽空軍基地。該設施長期被以色列視為疑似核武相關活動地點，國際原子能機構於2016年在那裡發現相關證據。前聯合國核查員大衛·奧爾布萊特指出，衛星圖顯示帕爾欽的三座建築受損，其中兩座用於製造彈道導彈引擎固體燃料。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空襲
伊朗媒體報導，兩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士兵在此次空襲中陣亡。法斯通訊社發佈的圖片顯示，這些士兵屬於伊朗空中防禦部隊，這暗示地對空導彈系統可能成為攻擊的目標，這可能使伊朗在未來的攻擊中更加脆弱。
據美國官員稱，以色列空襲重創伊朗彈道導彈基礎設施，摧毀12台固體燃料導彈生產所需的行星式混合器，令伊朗至少需一年方可恢復。美以官員亦指出，伊朗防空網，包括大多數先進S-300系統被摧毀，為未來可能針對伊朗核設施或石油基礎設施的襲擊鋪路。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反應
以軍於凌晨2點30分宣佈，其正在針對伊朗的軍事目標進行精準打擊，並將過去一年伊朗及其盟友在中東的襲擊行動列為此次行動的原因。據《紐約時報》報導，此次聲明標誌著以色列罕見地承認在伊朗境內展開軍事行動。以軍發言人丹尼爾·哈加里表示，以色列從「龐大的目標庫」中選擇此次行動目標，並稱如有需要，以色列可以繼續從中選擇更多目標進行攻擊。他補充道：「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威脅以色列國的人將付出高昂代價。」在清晨5點左右，以色列官員確認行動已完成，共打擊20個目標。以軍於早上6點發佈聲明，證實此次空襲結束。
空襲翌日，在紀念2023年哈馬斯襲擊以色列遇難者的儀式上，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我們已重創（伊朗的） 防禦能力及其導彈生產能力。」他並指出「對伊朗的打擊精確且具威懾力，達到了預定目標。」
一名以色列國防軍官員向《Axios》表示，得益於這次空襲，以色列目前在對伊朗的行動上擁有更大自由度，部分原因在於以色列已重創伊朗的防空系統和彈道導彈基礎設施。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反應
伊朗國營媒體證實德黑蘭有爆炸聲傳出，並稱部分聲音來自防空系統。但國營電視台數小時內未提供更多詳情，只是簡要提及此次空襲。首都德黑蘭的記者報導市場和交通等日常生活場景，顯示出空襲後的平靜。與伊朗革命衛隊有關的塔斯尼姆通訊社將形容空襲「微弱」，BBC引用專家的說法，表示這種反應是伊朗在此類情境下的慣常表現。
一些伊朗民眾在接受《每日電訊報》訪問時對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不斷升級的暴力衝突表示憂慮。伊朗政府威脅，對向被認為「敵對」媒體提供以色列空襲證據的民眾處以最多10年的監禁。
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齊表示，伊朗在保衛自身利益、領土完整和人民時「絕不會設限」。伊朗的聯合國代表團指責美國，稱以色列戰機是通過美方控制的伊拉克空域進行此次空襲，並指控美國在事件中與以色列共謀。
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表示：「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兩夜前的邪惡行為不應被誇大或輕視。」襲擊後，他在X（原Twitter）上開設希伯來語帳號，並發文稱「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在判斷伊朗方面失誤。我們會讓它見識到伊朗民族的力量、能力、主動性和決心。」隨後該帳號被封鎖。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評論
國防專家馬爾科姆·戴維斯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儘管以色列這次的攻擊「範圍有限且具針對性」，但對伊朗而言「無疑是相當難堪」。他指出，伊朗或許會猶豫是否要進行報復，因為此舉可能會導致以色列針對其核設施、石油設施，甚至是德黑蘭高層領導成員進行更猛烈的打擊。因此，他認為伊朗可能更為明智的策略是「承受這次打擊，並選擇退讓」。
伊朗裔作家阿拉什·阿齊茲報導指，許多伊朗人感到「多半鬆一口氣」，因為以色列的打擊避開石油精煉廠、電力和水設施等民生基礎建設，以及政治和軍事官員。
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貝納姆·本·塔勒布盧表示，伊朗似乎在淡化以色列空襲帶來的影響。伊朗國家媒體並未報導任何損害，塔勒布盧認為這是為了控制公眾觀感，以保持政權在國內的形象。保衛民主基金會的另一位高級研究員喬納森·康里克斯提到，儘管還需依賴接下來幾天的衛星圖像才能做出全面評估，但德黑蘭的政權設施和敏感基礎設施如今可能完全暴露於以色列未來的襲擊之下。
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襲伊朗 評論
康·考夫林在《每日電訊報》撰文稱，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或最終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致命一擊」。他強調，儘管伊朗政權在軍事力量上投入鉅資，但其防空系統卻被輕易突破，顯示出這個政權「只是隻紙老虎」。他還指出，政權或許擔心普通伊朗人的反應，尤其考量到國內面臨的經濟困境，例如高達45%的通膨和25%的青年失業率。這引發民眾對政權大規模投資於恐怖主義基礎建設的「合理性」的質疑，而普通百姓卻在掙扎度日。
《經濟學人》指出，以色列的襲擊「顯示出伊朗的國家安全戰略失敗」，這一戰略是由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推動數十年。他現在面臨著在戰略上尋找替代方案的關鍵時刻，同時也得面對由其意識形態驅動的外交政策在國內引發廣泛不滿，正如流行的抗議口號所表達的：「不是加沙，也不是黎巴嫩，我為伊朗而活」。文章指出，哈梅內伊的繼任者將面臨抉擇「是否繼續這場已使伊朗貧困數十年的可選性戰爭」，而這場戰爭現在更首次自1980年代以來遭遇敵國攻擊。
史蒂文·厄蘭格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指出，伊朗面臨著艱難的選擇：若對以色列進行報復，可能導致局勢升級，而此時伊朗經濟處於困境、盟友動搖、軍事弱點暴露，且領導層繼任問題懸而未決；但若選擇不回擊，則可能被盟友視為軟弱——這些盟友自10月7日以來已受到以色列軍方的重創——同時也可能被國內強硬派視為退縮。
古彪基佛塔 (敏卡巴)
古彪基佛塔（緬甸語：，或译古波季佛塔，或误译作古雅克伊寺）是一处位于缅甸蒲甘敏卡巴村（）的佛教遗迹。位于新旧蒲甘之间。由耶娑鸠摩王子于公元1113年在其父亲蒲甘王國国王江喜陀去世后不久修建。这座寺庙闻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其内部墙壁上有大量保存完好的佛本生壁画，这是在蒲甘发现的最古老的绘画真迹。所有壁画都附有古孟文榜题，这是缅甸早期语言使用状况的例证之一。其二则是该寺的东侧即妙齐提佛塔，该处发现的妙齐提碑的四语碑文是缅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也是破解骠语的重要依据。
汶萊駐臺代表列表
本列表為汶萊和平之國（或汶萊達魯薩蘭國）駐臺灣歷任代表名錄。雙方無正式外交關係。
汶萊駐臺代表列表 代表機構
2002年9月12日，雙方簽署汶萊在臺設處協定。10月8日，汶萊在中華民國首都臺北設立汶萊-臺灣貿易旅遊代表處（Brunei Darussalam Trade and Tourism Office），並經汶萊政府授權辦理簽證業務。
2011年，中文更名為汶萊貿易旅遊代表處，英文名稱不變。2020年，復更名為駐臺汶萊貿易旅遊代表處（Brunei Darussalam Trade and Tourism Office in Taipei）。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是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峰会，此次峰會在俄罗斯喀山举行，也是繼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金砖国家后首次舉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此次峰會除了金磚國家領導人出席外，許多獨聯體国家领导人、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团以及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鞑靼斯坦共和国副总理兼内阁办公厅主任沙米尔·加法罗夫宣布，峰會酒店的翻修工程和基础设施以及道路达到标准状态的拨款费用为250亿卢布。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 议程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公平发展与安全。”
金砖国家成员国推出了名为BRICS PAY的支付系统。
會議發表了《喀山宣言》。 金砖国家在《喀山宣言》中表示支持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支持兩國方案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国加入联合国。
會議決定新增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泰国、土耳其、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越南13个国家为金砖國家伙伴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喀山举行双边会晤。 双方一致同意，要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全面对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華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自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双方领导人宣布达成协议，中印雙方將從中印邊境衝突地帶後撤。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举行双边会谈。马苏德·佩泽希齐扬接受了印度发出的访问邀请。
南非总统西里爾·拉馬福薩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双边会晤，会上西里爾·拉馬福称俄罗斯是南非的盟友，因为蘇聯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支持南非人民擺脫種族隔離制度。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 出席會議的金磚國家領導人
峰会开始前两天，巴西總統卢拉·达席尔瓦因摔倒后出现轻微脑溢血，於是宣布他不会亲自出席喀山峰會，不過他宣布他将會以视频形式参加會議。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将代替达席尔瓦出席喀山峰會。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 特邀嘉宾
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兼古巴国家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原本計劃参加峰会，但由于要處理2024年古巴停电事故而無法親自出席。由于要接待欧盟代表，原本要出席峰會的塞尔维亚总统亞歷山大·武契奇也无法出席。不過古巴和塞尔维亚均派代表代替各自国家元首出席峰会。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 反应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金砖国家喀山峰会失败的原因是俄罗斯期待的领导人并非都有出席，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表明金砖国家联盟并不存在。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普京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恐怖分子，即使俄罗斯提供一种廉价的能源让一些国家使用，那些希望稳定经济的国家也不想‘推动’普京的期望。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并不寻求和平，即使是中国和巴西的提议，也是相当有条件的，因为它更多的是政治重点，而不是具体的实质性计划，但即使是从领土完整的角度来看，普京也没有考虑到它们的总体方向。对于中国和巴西来说，这简直就是一记耳光，这也是为什么巴西没有达到金砖国家领导人水平的原因，这就是金砖国家并没有发生联盟。泽连斯基也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参加峰会指出，没有任何领导人能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这意味着站在俄罗斯一边，中立只会对俄罗斯有利。泽连斯基表示，峰会上有些人在谈到自己的中立性时，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隐性支持，只是让希望帮助解决这场冲突的人看起来更加亲俄。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保守派（波蘭語：），是一个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政治术语，指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的正统共产主义派。这一派系诞生于波统工党与团结工会相互对抗的背景之下。保守派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捍卫波统工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原则，要求强力镇压团结工会，积极推行戒严政策，反对“水平结构派”。1988—1989年，保守派惨败。在波统工党自行解散、波兰人民共和国转变为波兰第三共和国之后，其在政治上不复存在。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背景
“保守派”一词与20世纪80年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斗争有关，从未在此语境之外使用过。然而，波兰共产主义运动最初的特点便是严格的保守主义与较为温和的派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波兰共产党和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保守派的历史先驱是尤利安·莱什琴斯基及其支持者。以阿道夫·瓦尔斯基为首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倾向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广泛阵线，并认为有必要考虑到波兰的民族特性；而以莱什琴斯基为首的派系则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完全倾向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在大清洗期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在波兰工人党党内，思想家莱昂·卡斯曼和党内强人雅各布·贝尔曼延续了莱什琴斯基的亲苏保守路线。
1944年，波兰工人党在苏联的政治、军事支持下上台，在波兰建立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由博莱斯瓦夫·贝鲁特、雅各布·贝尔曼和希拉里·明克组成的执政三巨头采用了严格的一党专政和国家主义政策。这一时期后来被视为保守派的政治理想，这绝非偶然。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背景
贝鲁特去世后，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于1956年领导波兰去斯大林化。此后，纳托林派成为波统工党内保守派的代名词。该派系由政治局委员弗朗齐谢克·尤日维亚克和弗朗齐谢克·马祖尔领导。纳托林派尖锐地批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主张恢复斯大林主义制度，进行经济国有化、管理集中化、文化意识形态化，并镇压异见者，打击波兰天主教会。20世纪60年代，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米奇斯瓦夫·莫查尔领导的“游击队派”延续了这一路线。其中还出现了民族共产主义倾向和反犹主义倾向。“纳托林派”被认为是类似阿尔巴尼亚霍查主义的产物，而游击队派则被认为类似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苏联的谢列平帮。
最激进的斯大林主义者，贝鲁特时期的总统府长官卡齐米日·米雅尔、前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迪斯瓦夫·德沃拉科夫斯基、前农业部部长希拉里·切沃霍夫斯基则转而成立了波兰共产党。该政党被波兰人民共和国官方宣布为非法，米雅尔流亡阿尔巴尼亚，中阿决裂后又流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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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哥穆尔卡及其派系在反犹问题上逐渐靠近游击队派。这一趋势主要由政治局委员、哥穆尔卡的得力助手泽农·克里什科倡导。这一点体现在1968年波兰政治危机和1970年波兰抗议事件中。
20世纪70年代，在爱德华·盖莱克的统治下，波统工党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以社会手段取代直接的国家暴力，通过苏联补贴和西方贷款刺激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贫困水平，放松镇压力度，允许在文化和公共生活中进行一些辩论。十二月流血事件中的政府负责人哥穆尔卡、克里什科、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米奇斯瓦夫·莫查、斯坦尼斯瓦夫·科乔韦克和伊格纳齐·洛加-索温斯基被从政治局除名。但党政机关内的许多人都对这一政策持消极态度。此外，经济发展陷入僵局（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就已十分明显）、社会紧张局势的逐渐加剧激化了这种情况。转折点是1976年的六月抗争。劳工保护委员会和沿海自由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对政权极其危险的趋势——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劳工抗议的结合。
保守派党员怀念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末的时代。这一点有着多种公开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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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初，一封名为《2000年书信》的公开信被发表。这份公开信由党报记者、电影编剧雷沙尔德·贡塔尔兹起草，并得到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博赫丹·波伦巴、雷沙尔德·菲利普斯基、安杰伊·奥哈尔斯基的支持。贡塔尔兹是前波兰安全局官员、卧底，积极参与了1968年的反犹运动。波伦巴、菲利普斯基赫奥哈尔斯基采取了类似民族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在《2000年书信》中，他们呼吁“通过与爱国主义结合来复兴社会主义”，并谴责劳工保护委员会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似与斯大林主义撇清关系：他们将持不同政见者称作“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家，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讽刺模式，并在1956年后通过欺诈手段攫取了政权”（这明显暗指了普瓦维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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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信件又对波统工党领导层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对反民族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采取令人吃惊的放任、腐败、任人唯亲、法律面前不平等、在宣传中自我美化、无视建设性批评、歪曲1976年6月事件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书信》并未保持斯大林主义的基调，而是采用了民主的基调。考虑到贡塔尔兹的观点和政治起源，这可能会令人惊讶。作者不仅要求制止腐败和中饱私囊，而且要求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政权原则”。甚至对工人的抗议也有了一定的理解（尽管是以一种非常克制的形式）。作者表示，“他们不希望镇压工人抗议”，但要求对劳工保护委员会采取“政治措施”，尤其是针对“那些在管理岗位上保护反波兰势力不被揭露的人”。总体而言，该文本包含了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的某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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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书信》引起了重大的政治丑闻。不论措辞如何，它都被视为是统治阶层内斗的行动。盖莱克及其派系认为，这一公开信与其说是对劳工保护委员会的攻击，不如说是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将此归咎于强硬派弗朗齐谢克·什拉赫齐茨、米奇斯瓦夫·莫查和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的煽动（副总理扬·希德拉克将后两者描述为“两个法西斯主义者”）。受迫害的威胁笼罩着贡塔尔兹及其合著者，但他们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的默许。尽管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并非同路人，但他认为维持反盖莱克阵线的存在对他的利益来说是权宜之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奥尔绍夫斯基也对《2000年书信》的作者提供了赞助。
1978年12月，在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波统工党科宁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再次严厉批评盖莱克失败的社会经济政策（“排队就像35年前一样”）、对异议者和教会的过度放任，以及对西方的过度和解。这次讲话对执政的波统工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盖莱克解除了格拉布斯基的职务。但是，这次讲话反映出了党内机关对第一书记政策的严重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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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作为波统工党八大之前党内讨论的一部分，由科学界和文化界杰出人士联名签署的《44人信》出现了。签名者还包括：贡塔尔兹、波伦巴、菲利普斯基，电影从业者齐格蒙特·马拉诺维奇、沃伊切赫·布尔佐佐维奇、兹比格涅夫·库日明斯基等人。这封信的语气相较《2000年书信》变得更为严厉，反斯大林主义和对民主的关注不再明显。作者震惊地指出“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模式的强化”，尖锐地批评了安杰伊·瓦伊达和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等人，抱怨“对那些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的歧视”，并表达了对“意识形态不稳定和不称职的官员的不作为”的不满。他们呼吁加强党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并在波统工党省委下设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俱乐部”。
波统工党内“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他参与了对1970年波兰抗议事件的镇压，但他是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在哥穆尔卡下台后保留所有职位的人（部分原因是他相对年轻）。奥尔绍夫斯基极端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导致了与盖莱克的冲突。1980年2月召开的波统工党八大上，奥尔绍夫斯基被免去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并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这本身就是他政治倾向的表现。然而，不到六个月后，他就再次官复原职。盖莱克甚至邀请他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但奥尔绍夫斯基拒绝了，他宁可等待并根据情况做出决定。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形成
1980年夏天，波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了企业间罢工委员会，电工莱赫·瓦文萨当选主席。反对派组织和持不同政见团体（尤其是劳工保护委员会）的合法化是在默认情况下发生的。
这次，武力解决遭到了拒绝。波统工党领导层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罢工领袖签订了《格但斯克协议》，同意成立独立工会“团结工会”。波统工党宣布愿意与社会对话，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爱德华·盖莱克因“严重疾病”而被停职。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继任成为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前所未有的条件下，他的执政最初被描述为软弱和混乱。自上而下的士气低落覆盖了整个波统工党及其党员。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形成
这一事件引起了党内保守派高层及其附属团体、共产国家的受益者的不满和震惊。在波统工党内，政府机关、执法机关、公共组织和媒体开始迅速形成“保守派”的结构。其理论基础是四项原则：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侵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波统工党在社会政治制度中的领导作用以及与苏联的军事政治联盟。这四项原则在波兰被认为是保守的。“保守”一词不仅被波统工党政权的反对者使用，也被其领导人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和切斯瓦夫·基什恰克用于最负面的含义。
包括官员在内的正统共产主义者，自愿加入了对爱德华·盖莱克及其核心圈子（彼得·雅罗谢维奇、兹齐斯瓦夫·格鲁津、耶日·武卡谢维奇、塔德乌什·乌扎什奇克等人）的批评。他们严厉谴责腐败、滥用权力和无能，并承认工人抗议的正义性。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领导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盖莱克时期的侵权行为。他们甚至提出了降低官员工作、废除机关工作人员特权的民粹主义口号。然而，这些举措也仅仅是流于口头之上——例如，波统工党华沙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重返党内领导层后，下令为退休的兹齐斯瓦夫·格鲁津分配一套舒适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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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派的主张却完全不同。盖莱克的统治因“自由主义”而被谴责，他被指软化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教会的惩罚政策，削弱了对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并接受了西方贷款。摆脱危机的出路不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化和公共对话，而在于加强党的专政、惩罚机关和军队对权力的影响、严格的新闻检查、镇压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并加强与苏联的联盟。这实际上再现了纳托林派和游击队派长期以来的态度。
独立、自治的工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一党专政的基础的破坏。因此，团结工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保守派的主要敌人。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其时机和形式。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结构
到1987年中期，保守派的领导人有：
下一梯队中的杰出党员包括：
上述所有人（除普罗克皮亚克、阿特拉斯和皮翁科夫斯基三名次级官员外）都是在1980年8月后进入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曾在政治局、书记处和部长会议任职：莫查和科乔莱克亲自参与了1970/1971年的流血事件，在盖莱克领导下被撤职，但又被拉回来与团结工会对抗。奥尔绍夫斯基是个例外——尽管他参与了这些事件，但自1968年以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党的最高层。
并非所有波统工党人，甚至并非所有高层，都属于保守派。300万波统工党党员中约有100万同时是团结工会的成员。许多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工业企业内的党组织，热切地接受了这一变化。这些人创建了“水平结构派”——具有欧洲共产主义倾向的派系，倾向于改良主义以及与团结工会合作（克拉科夫的“库兹尼察”协会自1975年以来就一直存在）。
大多数党内干部则随形式而站队——这被认为是“中间派”立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新任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以及政治局中富有影响力的成员、中央社会政策委员会书记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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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也很活跃，他们专注于改革、民主化以及与团结工会对话（但更常见的是停留在言辞层面）。这一派系的的代表人物有：主管工会事务的副部长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中央委员会新闻、广播和电视部部长尤瑟夫·克拉萨、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和波兹南省委第一书记爱德华·斯克日普恰克。华沙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杰伊·韦尔布兰在1980年12月之前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水平结构派”的支持者。
然而，保守派的主张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最受欢迎。中间派欣然采纳了他们提出的方针并支持其领导人。
波兰内务部系统包括公民民兵（警察）和安全局。在此系统中的保守派成员有：
公开以保守派身份出现的有：
约20%的内务系统人员加入了公民民兵工会。这些人大多来自巡逻部门、调查机构、刑事调查部门和打击经济犯罪部门。安全局的政治调查机构和公民民兵机动预备队的惩罚性特种部队则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实际上，安全局中也有团结工会的支持者：格但斯克的亚当·霍德什上尉，弗罗茨瓦夫的马里安·哈鲁凯维奇上尉甚至建立了地下组织——但两例均是意外情况）。总的来说，内政部系统完全由党的领导层掌控的。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结构
波兰人民军的指挥层通常不发表公开的政治意见，但这次波兰人民军司令部采取了坚定的保守派立场。波兰人民军是“意识形态稳定的绿洲”——党的领导、国家纪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以及亲近苏联。军队将领已经为建立军事政权做好了准备，甚至要求内务部官员遵守军队纪律。(与此同时，包括团结工会成员在内的波兰公民都尊重波兰军队，坚信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上将——时任国防部长，自1981年2月起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被认为是中间派。他优先考虑国家的稳定，但表示同意与社会对话。自1981年10月出任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以来，雅鲁泽尔斯基迅速转向保守派。类似地还有其副手弗洛里安·西维茨基中将、约泽夫·乌尔班诺维奇中将、塔德乌什·图恰普斯基中将、梅奇斯瓦夫·奥别津斯基中将和海军司令路德维克·扬奇申。
军队中保守派（他们被称为“莫斯科派”）的代表人物有：
军队中保守派的政治核心是：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结构
军事内务部（WSW）处于特殊地位——它是军队的反间谍、安全和维持纪律的机构。该结构直接归雅鲁泽尔斯基领导，被视为他的私人“禁卫军”。该机构的军官控制着武装力量中的局势，并监督党内机构的官员。该组织由雅鲁泽尔斯基的亲密伙伴——切斯瓦夫·基什恰克上将（自1981年7月起担任内政部长）和爱德华·波拉德科上将领导。
团结工会得到了波兰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主导了技术界、科学界和艺术界。但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人隶属于波统工党并接受了其政治制度。这些人包括公务员、企业人员、官方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或非法的个体经营者以及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收入和传统观点受到挑战，因为对团结工会抱有强烈的敌意。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结构
随着高层中保守派开始变得活跃，正统共产主义的公共团体也开始成立。意识形态领域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最为活跃。这些团体的领导者通常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党的新闻记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尽管名义上，工人贵族或退役军官有时也被任命为第一负责人）。正是这些社会阶层，连同党国体系内最保守的部分以及波统工党元老，一起构成了保守派的社会基础。这种动机源自对自己的立场和“习惯性世界图景”受到挑战的恐惧。
在这些团体中，较为活跃的有：
华沙80——该组织依靠退休的党务人员、军队和警察官员，以及活跃的记者和意识形态机构的讲师。该俱乐部的领导人是哲学家塔德乌什·亚罗谢夫斯基，诺贝特·米赫塔将军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领导人。该组织在首都著名的Uniwersus书店举行活动。该组织捍卫波统工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原则，并呼吁在党内政治中恢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在一些工业企业中设立了分部，试图与团结工会的工厂小组抗衡，但收效甚微。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公开支持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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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论坛——最活跃、最激进的组织。该组织依靠的是意识形态职能部门以及党和国家机构的中层人员。领导人是哲学家弗谢沃洛德·沃乌切夫（名义上的领导人是矿工“突击手”盖拉德·加布雷希，1981年4月至7月任政治局委员）。卡托维兹论坛的意识形态以彻底的斯大林主义为基础，贝鲁特时代被其公开地承认为政治理想。在与团结工会的论战中，双方互相侮辱，甚至直接发出死亡威胁。胡塔-卡托维兹钢铁厂中具有改革意识的波统工党成员遭到了人身攻击。该组织按照以安杰伊·扎宾斯基为首的波统工党省委员会和齐格蒙特·巴拉诺夫斯基上校领导的省安全局的指示行事。扎宾斯基没有正式加入卡托维兹论坛，但他实际上领导着该组织。不论是在与团结工会的对抗中，还是在党内阴谋中，他都将沃乌切夫作为公开的攻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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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共产主义者论坛——该组织在卡托维兹论坛的直接影响下成立，且与后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该组织有着自身显著的特征：其人员基础不是思想家，而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这对保守派来说是很罕见的）。该组织的领导者是波兹南MERA自动设备工厂厂长扬·马耶恰克。该组织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技术官僚主义相结合：其声称“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保证”。此组织积极参与地区党内斗争，在波兹南省的保守派省长斯坦尼斯瓦夫·措扎希与自由派第一书记爱德华·斯克日普恰克的对抗中支持前者。在最高领导层中，由于其曾担任过波兹南省省长，该组织支持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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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共产主义者运动——该组织没有稳定的结构。其中大多数成员是知识分子，少数是个体农民和工人，这些人并非都是波统工党党员。该组织的非正式领导人是流行历史小说作家伊雷内乌什·格维东·卡明斯基（该组织的大部分支持者均是其读者）。该组织将保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族共产主义、反西方和反锡安主义相结合，强调“波兰精神”问题，并认为波统工党统治是这一问题的保障。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与知识界中的团结工会支持者辩论。其严厉的言论和要求甚至导致了与波统工党省委的冲突。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是该组织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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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与波兰共产党的同名组织、波统工党官方的共青团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均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规模虽小但极具攻击力的激进青年共产主义团体。该组织由出版社员工帕韦尔·达切夫斯基和哲学家、社会学家泽农·克利什科之子亨里克·克里什科。该组织的主要中心位于华沙大学和罗兹大学。其意识形态基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该团体向团结工会提出了强硬要求，试图通过极具民粹主义色彩的立场进行宣传，并与独立学生协会发生了激烈冲突。该组织的行动甚至让军方领导层感到过于挑衅，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因此指示巴里拉将军“进行调查并恢复秩序”。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负责社会事务的斯坦尼斯瓦夫·加布雷尔斯基支持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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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苏友好协会——建于1944年，具有官方地位，形式上是一个群众组织。然而，在其300万正式会员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活跃。该组织的主席是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成员斯坦尼斯瓦夫·弗龙斯基。该组织没有提出任何特别的党内主张，但极力宣扬对苏联的崇敬以及波兰人民共和国对苏联政策的实际服从。通过这一渠道，波兰与苏联维持了多方面的联系，苏联对波兰社会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一组织进行的。波苏友好协会的职能相当多样：从与大使馆的礼节性接触、组织官方的历史政治活动，到监控在苏联的波兰游客行为，都涵盖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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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联盟“格伦瓦尔德”——在保守派的政治体系中，该组织有着特殊的地位。该组织不仅声称自己是一个大众化组织（官方称有10—20万成员，但实际活跃成员人数约为1000—1200人），还寻求一定程度上脱离波统工党的自主性。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主要由知识分子、退役军人和警察组成。其主席是预备役准将弗朗齐谢克·岑巴雷维奇，秘书长是社会学教授梅奇斯瓦夫·切恰克，但最活跃的领导者是电影导演博赫丹·波伦巴（什切青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伊雷内乌什·卡明斯基也是成员之一）。“格伦瓦尔德”的活动人士站在国家主义的民族共产主义立场上，虽然宣称马列主义，但实际上此思想被波兰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以及几乎公开的反犹主义所取代（其宣传的核心之一是严厉批判波兰共产党和国家安全机构中的知名人物，如雅库布·贝尔曼、罗曼·罗姆科夫斯基和尤利亚·布里斯蒂盖尔）。他们将波统工党视为波兰国家的基础；而批评“团结工会”并不仅仅出于其反共立场，也是因为它的反国家性、亲西方倾向以及“犹太专家”的影响。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手段是领导人的公开演讲和街头行动。其在高层领导和特务机关中得到了支持者的庇护，如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主管瓦莱里·纳梅特凯维奇以及上校亨里克·瓦尔琴斯基。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结构
社会政治知识俱乐部“现实”——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协调保守派的区域性团体。其起源于华沙80成员在华沙创立的周刊《现实》。虽然其名义上的主席是波统工党前罗兹地区委员会书记马里安·图皮亚克，他的副手是波统工党普沃茨克省委成员、曾在公民民兵志愿预备队服役的温岑蒂·格拉迪谢夫斯基，但实际的领导者是“现实”背后的策划者和保守派的“灰衣主教”雷沙尔德·贡塔尔兹。该组织得到了党内高层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的支持，其社会基础主要是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老党员。作为“爱国左派”，该组织的成员主张对社会进行全面的党内意识形态控制，并要求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右翼和教权主义者”。在其宣传中，常常夹杂着民粹主义的论调，揭露腐败和滥用职权，呼吁收入和财产的“平均化”，并攻击领导人（特别是与盖莱克派系相关的或自由派和中间派的成员）。“现实”俱乐部的广泛网络拥有行政资源，在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提高了该派别的攻击性。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组织结构
此类组织的成员人数通常较少，通常在100到200—250人之间（相比之下，爱国联盟“格伦瓦尔德”的1000名活跃成员和“现实”俱乐部的1500名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格外多）。它们的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党内活跃分子、政府官员、部分知识分子和退休人员当中，几乎没有涉及工人阶级。然而，这些团体比党内官员、军队和警察系统对团结工会的立场要更为强硬和激进。这种现象在小型省会城市中格外显著。例如，在格鲁琼兹的“党内倡议小组”，由盖莱克时代的退休党员组成，公开散布“解散团结工会，绞死叛徒”的口号。这些激烈的言论被描绘为“党群的声音”。
这些形式上不受波统工党纪律约束的组织，可以公开批评党内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和中间派，如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和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等人。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公开支持保守派的领导人，如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安杰伊·扎宾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和阿尔宾·西瓦克。这种支持在波兰党内高层的幕后权力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保守派团体的建立离不开高层的支持。安杰伊·扎宾斯基是卡托维兹论坛的庇护者，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支持“现实”组织，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关心“华沙80”俱乐部，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支持“格伦瓦尔德”，而萨夫丘克和莫尔奇克将军则代表了军队中的保守路线。在幕后且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内务部的资深官员米罗斯瓦夫·米列夫斯基，他在其中默默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座“金字塔”的底层是普通的成员，他们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安全局和公民民兵志愿预备队的退役人员。再往上一层是各个组织的领导者，如弗谢沃洛德·沃乌切夫、扬·马耶恰克和塔德乌什·亚罗谢夫斯基。再上一级则是格拉布斯基、扎宾斯基、科乔莱克、奥尔绍夫斯基等人，他们属于党内高层的书记和政治局成员，作为保守派集团的庇护者。同时，他们自己也是外国庇护者的依赖者。
1980年8月—1981年12月期间，波兰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相对的新闻自由，尤其是在纸质出版物方面（电视仍受到政府的较严格的严格控制）。波兰记者协会受到团结工会的影响，其主席斯特凡·布拉特科夫斯基虽然是波统工党党员，但与劳工保护委员会关系密切。团结工会的出版物广泛传播，党内官方刊物则展现了波统工党各主要派系的立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苏联的宣传渠道批评波兰媒体“混乱”，声称媒体上“能刊登出记者所想的一切内容”。
唯一的例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该报仅刊登官方的政策声明，以及军队的《自由战士报》，明确支持党内的保守派。保守派的主要喉舌则是华沙的周刊《现实》。该报由雷沙尔德·贡塔尔兹和亨里克·蒂茨内尔主编。贡塔尔兹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参与反犹媒体运动，而蒂茨内尔则是国家安全局的非正式线人，曾在20世纪60年代编辑《波兰信使》，这是一份与波统工党的卫星党民主党的报纸。两人都持有正统的共产主义观点，并在党内和国家安全机构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后来发现，《现实》周刊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叙利亚，具体来说是来自哈菲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
《现实》周刊的文章以保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团结工会不妥协的敌意为特点。该刊物发表了一些主张和号召，因其过于强硬，甚至让党和军队的官方机构感到不便。同时，《现实》不仅揭露腐败和管理不善，还对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和甚至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机会主义”和“纵容”。这些言论通常经过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或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的协调批准。尽管《现实》在组织层面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宣传和煽动方面却未能赢得广泛的群众支持，所表达的观点也未能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
保守派 (波兰统一工人党) 历史
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力，以至于对其毫不妥协的对手不再指望通过政治手段取胜。维持党的统治只能依靠国家强制手段，问题仅在于能否避免直接的军事暴力。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代表们对形势有着现实的评估。他们明白，在1980年夏秋之际，团结工会的成立是无法阻止的。工会领袖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后来指出，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是当时在团结工会注册问题上最为建设性和务实的谈判者，而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则表现出特别的友善态度。米奇斯瓦夫·莫查真诚地表达了他对团结工会力量的敬意。与此同时，安杰伊·扎宾斯基在卡托维兹试图拉拢并腐化工会的积极分子，以接近他们并获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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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当局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无法将团结工会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因而保守派迅速改变了方针。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成员瓦迪斯瓦夫·克鲁切克，以最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保守派的立场，建议在1980年8月26日就应该实施紧急状态。1980年10月8日，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中间派斯坦尼斯瓦夫·科瓦尔齐克被撤职，内务部长之位被保守派的主要军事力量领导人，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将军取代。一个月后的1980年11月8日，奥尔绍夫斯基和米莱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权力移交给军事指挥部门。早些时候，米莱夫斯基的副手、斯塔胡拉将军已经下令准备拘留营，尽管当时官方还未公开讨论类似措施。然而，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80年11月10日，团结工会在法院获得了正式注册。保守派的代表指出，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空前活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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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反击早在秋季就已经悄然展开。中央委员会秘书兹齐斯瓦夫·库罗夫斯基向各省级党委指示如何保护党的官员免受腐败指控。领导层的更迭不仅涉及到盖莱克时期因丑闻而失势的官员，如卡托维兹的兹齐斯瓦夫·格鲁津或比得哥什的尤泽夫·马伊赫扎克。此外，例如，什切青的省委第一书记亚努什·布雷赫因推动与工厂间罢工委员会领袖马里安·尤尔奇克达成协议而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代表卡齐米日·齐普雷尼亚克（但他不久后被中间派的斯坦尼斯瓦夫·米希凯维奇替代，后者倾向于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安杰伊·扎宾斯基，作为保守派领导之一，被任命为格鲁津的继任者。随着政治震荡逐渐消退，党内保守派开始整合和巩固力量。
1980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波兰的威胁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后来，安杰伊·扎宾斯基在与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接触中表示支持华约提供类似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的“兄弟援助”。扎宾斯基具体讨论了入侵波兰的作战计划，与克格勃、史塔西、捷克斯洛伐克StB的军官以及捷共北摩拉维亚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米罗斯拉夫·马穆拉进行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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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团结工会发起了一场积极的运动，要求为每周增加第二个休息日。保守派官员开始谈论“罢工恐怖”。由于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2月11日出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并呼吁为国家争取“90天的和平”，紧张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出于对军队的尊重，团结工会愿意与政府达成对话并妥协。然而，雅鲁泽尔斯基的上台实际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图。
早在1981年初，保守派的存在就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后来，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的日记被公布，他在日记中直言将奥尔绍夫斯基、格拉布斯基和扎宾斯基称为领导层中的保守派。自由欧洲电台也指出，有一个在克里姆林宫支持下活动的保守派。
1981年3月的比得哥什危机成为一个关键事件。比得哥什的工厂间罢工委员会以其高度活跃和激进的反共立场著称。比得哥什工人的团结工会积极支持创建个体农民工会“团结农会”的倡议。1981年3月19日，工会中心主席扬·鲁莱夫斯基和其他工会代表在比得哥什省议会会议上遭到残酷殴打，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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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证实，比得哥什挑衅计划（代号为Noteć，后改为Sesja）是在华沙策划的，由内政部上校普拉泰克准备，并得到斯塔胡拉将军的批准。该行动得到了保守派领导人奥尔绍夫斯基的认可，并得到了中间派的雅鲁泽尔斯基和卡尼亚的完全同意。行动的目的是对最激进的工会中心进行示威性打击，借此恐吓和打压全国范围内的团结工会运动。这表明保守派在政治领导层中的影响力正在增强，作为中间派领导的雅鲁泽尔斯基集团开始倾向于使用强硬手段，尽管当时他们还不准备实施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然而，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料恰恰相反：大规模的愤怒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抗议。1981年3月27日，约有1300万工人参与了全国范围内的警告性罢工。仅凭借莱赫·瓦文萨及其温和派支持者以及主教团的努力，才避免了这场持续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升级为全国性无限期大罢工。经过一个半月的艰难谈判，1981年5月12日，团结农会最终得到了官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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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危机显著改变了国家上下的气氛。这一事件直观展示了政府使用强硬措施的原则性准备。团结工会急剧激进化。1980年夏秋季的乐观情绪让位于严重的社会分裂。官僚代表，特别是党内保守派，国家安全机构和警察成为了群众仇恨的对象。尽管团结工会没有实施身体暴力，至少没有记录这样的时期，但党内官员却声称遭遇了“道德恐怖”，自己“无法上街”，并要求为自己提供武力保护。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1981年春夏时节，波兰持续发生大规模的罢工，主要集中在经济诉求上（确保粮食供应、提高工资）。六月份和七月份出现了“饥饿队列游行”——由女性工人以及男性工人的女性亲属组成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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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工会在工业企业内积极创建生产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开始负责调节生产过程和社会事务。工会组织制定了自己的粮食供应和住房分配计划，并通过直接行动的方式维护这些计划（尤尔奇克领导的什切青工会特别以自治活动著称，而鲁莱夫斯基领导的比得哥什工会则以粮食和住房事务为重点）。 保守派派的活动家们不无道理地认为，自治机构对波统工党的权力构成了严重威胁。这被视为卡罗尔·莫德泽莱夫斯基的概念“反国家理论”的实现，根据该理论，自治逐渐取代了党政机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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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保守派对政治局和国务院的政策持负面评价。主要批评目标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副主席拉科夫斯基，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克拉萨以及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尔齐科夫斯基。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阿特拉斯和潘特科夫斯基几乎公开指责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对“反社会主义力量”的纵容。瓦尔琴斯基上校提出了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的建议。像卡托维兹论坛和“华沙80”这样的团体几乎将拉科夫斯基、克拉萨和巴尔齐科夫斯基视为敌对代理人。类比中国的情况，格拉布斯基、奥尔绍夫斯基、扎宾斯基和库罗夫斯基被称为“四人帮”，拉科夫斯基指责他们在“恐吓中央委员会”。
保守派，尤其是其附属组织，开始转向军事镇压的言论。团结工会的著名专家亚当·米奇尼克称这些活动分子为 “带有法西斯情绪的苏联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