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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境史 宋代
在唐宋兩代，人們以排水方式來開拓長江三角洲的廣大低濕平原，宋朝尤其熱衷:272-273。在長江三角州的低窪地帶，政府組織人力物力建了很多巨大的圩田（築堤圍湖造田），增大農田面積和增加稅收。從11世紀晚期到12世紀早期，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圩田方式開辟了2,000,000公頃（5,000,000英畝）以上的田地:169。北宋時太湖的圩田多由駐軍組織，有嚴密管理，禁止一般居民彷行，禁令頗嚴。至1112年左右開始弛禁，太湖沿邊開始有民營圩田出現:100。密佈的水網連接起一塊塊的稻田，既提供灌溉水源，也成為交通網絡。圩田的建立，加上早熟耐旱稻種的引入，大大增加了糧食的總產量。農民發現每年給稻田排乾一次水，會提高田地的性能、肥力和生產效率。在低窪農田區，人們將圩田分成更易於管理的小地塊，同時建立跨村合作的灌溉管理機制，以低窪或至如沼澤般的田地也能做到一年一排乾。一年兩熟耕作的範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森林和沼澤轉變成農田:171-172。北宋時，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土地肥沃，水災罕見，生態平衡。南宋時當地人口大增，人民圍湖造田，水災日多。南宋政府原先鼓勵人民在太湖地區廣闢圩田，影響太湖蓄水量，洪水期之水無處可排，釀成水災，南宋政府遂改變政策，恢復盜湖禁令，甚至強制廢田還湖:15、100-101。
中國環境史 宋代
早熟稻革新了宋代農業，到了13世紀，長江下游和福建許多原本水源或土壤條件並不適宜種植稻米的丘陵地區，都改造成梯田。中國稻作區東半部的地貌發生了徹底改變:172。南宋梯田普遍可見，在不太高的山嶺，梯田層層上築，直達山頂。梯田雖取代了山上森林，但不致引起山坡的水土流失，又可以逐層滯留山坡流水，不使泥土被沖刷，不損生態。至於山地畬田則效果相反，畬田沒有改變山地的坡度，雨水沖刷力仍強，天然植被焚除後，地面或是裸露，或是稀疏種植旱地作物，無法保持水土，對生態破壞力很強:16-17。長江流域的森林許多已不再存在，只保留在長江以南的一些丘陵山區，老虎仍可在其中棲身，但習慣在低窪地方生活的大象已絕跡於長江流域:192。從南宋起，南方山谷、沖積平原或三角洲平原上，多半挖掘魚池，以殘渣、垃圾和蠶糞飼養魚苗，在每單位面積上生產更多食物:82。在長江以南山中的苗族和瑤族會種植杉樹以貿易圖利:101。另一方面，洋流將黃河新河口的大量泥沙帶到320（200英里）外的杭州灣並沉積下來，使江蘇沿海增加了土地面積和稻米產量:197-198。
中國環境史 宋代
北宋以前，江漢平原洞庭湖水面尚在擴張中，水量甚豐，北宋時洞庭湖寬度及深度均達最高點。從南宋開始，北人南遷，糧食需要增加，人民開始圍垸造田，爭取肥美的湖田，湖面從此日漸縮小，水容量下降，洪水到來便泛濫成災，堤破垸決，田陌房屋淹沒:93-94。同時湘江下游人口增長，農民許多都在山地刀耕火種，破壞森林，使當地山嶺變成秃山。幸而湘江地區林木的再生能力強，很多地區森林被毀後，若干年月後能長出次生林。而且該區若干地帶交通不便，山嶺過高，開墾之人無法進入，還能保存一些原始森林:15。宋朝著重拓殖四川，原住民被同化或驅趕至山林以後，漢人農民在河谷中定居下來並清理土地，到11世紀時很多地方森林都已砍伐殆盡:187、159，當地很多地區都被改造，農民將山坡挖成梯田，積蓄雨水，然後種植早熟稻種。四川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原本隔開漢人和土著族群領地的「禁山」幾乎已全無樹木:189-190。
中國環境史 宋代
宋代嶺南人口持續增加，但因畏懼瘧疾，他們仍留在嶺南北部而不敢遷往嶺南其他地方。當時瘧疾大多存在於南方河流下游的沖積平原，而非上游地區。從11世紀開始，珠江三角洲成長的速度加快:164-165、200，珠江的防洪工程將更多泥沙沖到珠江河口，廣州以南的三角洲面積，已阻擋了從廣州南望大海的視線。珠江水系上游的刀耕火種農業，做成水土流失，更多泥沙順水流入東江、西江和北江之中。這些河流下游的沖積平原，尤其是東江與北江的交匯處，土地都是非常肥沃的。這些河流下游一般每年都會泛濫，早在809年唐朝就建造了圍基，以防止南來的西江北上和北江匯合，使洪水繼續湧向下游。1100年前後，桑園圍工程動工，最後建成了長約45（28英里）的堤壩，保護約40,000公頃（100,000英畝）的土地免遭洪患:201-203，創造了嶺南地區農業發展的新時代。同時雷州府和東莞西部沿海地區修建防波堤:74，建成了將近45（28英里）的海防堤，阻擋周期性的海潮和颱風，增加了65,000公頃（160,000英畝）的耕地，不過沿海的紅樹林也因而消失:203。
中國環境史 宋代
宋代在珠江上游共修建堤圍28條，長達66024丈，保護農田24322頃。防洪堤將河流限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在雨季時，不會流出或暴溢成很多河道，讓河水直接流進灣區，於是原來的洪泛區也變得宜於農耕了。由於洪泛區造成的沼澤和水窪地帶的水被排乾，改變了瘧疾宿主按蚊的生態環境，這些地區對漢人而言不再那麼危險:75-76。在桂林北部山區中，密集生長的肉桂樹出產桂皮香料，到約1000年時，大部份桂林的原始森林都被砍伐:160。
宋代的山林產權發生全國性的變化，山林私有制受完全肯定。過往山林歸屬國家，人民可以利用山林資源，卻不能佔有及開墾。宋代平原土地幾乎已全部開墾，政府允許人民合法佔有山澤，於是人民開始大規模與山爭地與水爭地。許多山區坡地被改造成梯田，有的則改成畬田，刀耕火種。有些山區受條件所限，未能開墾成田，便改造成私人林場，養植樹木；有的山區過於險峻，交通甚為不便，山主便任其閑置，只享有所有權，卻難以利用。有些山區仍為國有山林，但這種林區範圍日漸縮小，政府基本態度是盡可能開放山林，只選擇封禁某些林區，國有山林談不到什麼管理，任人砍伐，只略收稅金，稱為「抽分」:24-25。北宋時，在江南地區圍湖造田事屬違禁，稱為「盜湖」；到了南宋初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渡，為了供應民食，政府正式承認圍湖造田為合法，甚至以官府之力加以推動，於是圍湖造田短時間內遍及江南各地，無數小湖泊很快被圍墾填平，較大的湖泊也迅速縮小:99。
中國環境史 元代
蒙古人屠殺民眾，企圖將整個中國北方變成他們的放牧場。蒙古大軍所到之處，城牆和農業設施都夷為平地，水壩不復存在，用於灌溉的水渠被切斷，剩下一片沼澤。糧食種子付之一炬，果樹被鋸倒，防護林被砍伐在地，耕地變為荒涼乾燥的草場，任由風沙侵襲。直到忽必烈在位時，將北方土地變為牧場的做法才受禁止:218-219。元朝建設和維護大運河，大大改變華北平原的環境，為了保持運河水量，不讓河水排入黃河、淮河或長江，除了以水閘和堰壩作阻隔外，人們還要將向西流入山東半島的小溪和河流重新定向和阻流，保證河水都注入大運河。黃河及其支流帶來的泥沙會沉積在運河河裏，需要定期清淤。運河與幾條主榦河流的交叉口都需要密集維護。政府要投入大量資源以維持運河的運作，否則其水利系統有可能崩潰，給華北平原帶來洪水之災:155。到14世紀，大運河的建造改變了華北平原的排水網絡，黃河流域新建的堤壩將黃河所有流水導入河床較低的淮河:39。元朝比較重視江漢平原的水患，在洞庭湖禁止垸田，廢田還湖，在長江方面也重開在南宋時被堵塞的穴口，使水分流，到大德年間（1297—1307），一共重開了六個穴口:98。
中國環境史 元代
在珠江，元朝除維修宋代時所建的舊堤圍外，又新修堤圍34條，堤圍總長度達到320（200英里），保護廣東約20%的耕地:203:76。出於對蒙古侵略者的恐懼，1273至1274年間，廣東北部珠璣巷的許多居民和家族，都南逃到珠江口的一些小島上定居下來，他們將泥沙「截留」，在沙州上開墾出新耕地，這些新開墾區稱為「沙坦」或「沙田」，是因泥土淤積而形成的新地塊:77-78、204。當沙州逐漸升起接近水面時，人們在沙州四周投入岩石，以固定既有的沙土，並阻攔下更多的沉積物，在建成更牢固的圍欄後，沙坦上就可以先種植豆類植物及繼後的稻米。連串的沙坦組成了上萬畝的耕地，形成珠江三角洲。同時，因蒙古入侵而被拋荒的廣東北部山地被加速侵蝕，將更多泥沙從北江送到珠江口，加速了沙坦的形成過程:79。在14世紀，珠江三角洲的形成進一步加速，沖積形成的沙州出現在東江入海口沿岸，香山島逐漸與大陸連接起來:201。蒙古入侵並導致廣東西南沿海地區人口膨脹，在雷州半島，人們為了開墾，大規模地砍伐熱帶雨林和紅樹林，繼之以燒荒，對當地環境造成永久性傷害，許多地區都變成荒漠:94-95。
中國環境史 明代
明代以前，長城區域仍有茂密的樹林:56，到明代黃土高原森林則大受破壞。明初時，山西西北的蘆芽山、雲中山、陝北的橫山等地的森林，依然維持完好。關中秦嶺、崤山等地曾受破壞的林區，也局部恢復:36。明成祖定都北京後，太行山脈成為北京的森林資源供應地，大大加速了伐林:91。隨著皇宮及都市發展的需要，政府大規模地採木燒炭，經過長期官民無節制的開採，長城林區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明中葉以後，森林大面積的消失，大約在17世紀開始，普遍缺少燃料與建築木材:56、54。因人口快速膨脹，不斷新闢農地，日常用材日增，於是情況急變，森林地帶很快縮小。橫山山脈和呂梁山脈的森林先後毀盡，此時京師所需的巨大建材已無法從黃河中游地區取得，必須從四川及兩湖地區採集。由於破壞徹底，森林自我更新的機能幾乎喪失，黃河中游地區矚目所見都是連綿不斷的秃山:36。明朝雖然有禁伐的政策，但主要目的是保護皇陵的風水，或因應軍政的需要，範圍很小，並無真正的生態環境意識:46。
中國環境史 明代
在華北，大運河的開通延緩了所有大小河流的排放，沉積物不斷增加，造成周期性的洪澇。由於河水含有鹽份，內澇的土地很容易鹽碱化，變得無法耕種，最嚴重的地區會變成沼澤，繼而滋生。蝗蟲。京杭大運河進一步阻滯了流速已慢的黃河，並迫使淮河水倒灌入上游流域:311、309。大運河和黃河帶來的泥沙，經常堵塞淮河河口，導致洪水泛濫進入平原，頻繁的洪水導致農田被沙礫覆蓋，有時泥沙可達7—8米厚。一些昔日稻香魚肥的縣，已大片土地鹽碱化，成為野草不生的赤地。經洪澇之後叢生的雜草，又成為蝗蟲繁殖之所。由於灌溉條件不足，農業種植只限於冬小麥、高粱和大豆這幾種耐旱的作物:307-308。1578—1579年，明朝官員潘季馴在黃河下游治水，築起土堤和石堤， 疏浚了河床，統一了黃河水道:150。他提出「束水攻沙」的治水方法，用增高和收窄堤壩的辦法加速水流:312，束水於靠近河岸的「縷緹」之內，其治河工程增加了入海口的泥沙，降低了下游的坡度:150-151，並將清水引入黃河沖刷河床的淤泥。1579年，潘季馴修建了橫跨淮河的高家堰，將淮河和另外兩條河流的清水蓄積在洪澤湖中，不斷加高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堰，可確保洪澤湖水位高於黃河，以便漕船通過:312-313。
中國環境史 明代
城市居民對木材的需求，促使山區居民專業從事於採伐和運輸木材。雲貴地區原本在經濟上未開發，定居農業人口稀疏，居民為非漢人的原住民，到明代發展成為由漢人移民主導，日益商業化的地區:222、227。西南地區的生態豐富多樣，在雲南最南邊的西雙版納，群山起伏，河流密佈，克木族人生活在叢林和竹林深處，採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一直到廿世紀），並馴養大象。西南地區原本生態系統良好，老虎和大象時常出沒，森林廣袤。泰語民族把一些河谷地帶開墾成農田，其他民族則刀耕火種，因當地的高山和深谷人類難以到達，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極少:228、232。
中國環境史 明代
約自1400年開始，漢人大批來到雲貴，明朝建立的衛所和軍屯遍及西南各地，有25萬漢人士兵開始在河谷地帶農耕。原住民族群原本所使用的木製工具只能開墾河谷地帶比較輕的沖積土壤，而不適合開墾森林地區的重壤土，也沒有牛隻拉犁。明朝則為漢人移民配備了鐵犁和數以萬計的耕牛，使漢人能開墾森林中的土壤。在15和16世紀，雲貴開墾了數百萬畝的農地:232-233。在朝廷對付土著的戰爭中，漢人軍隊會放火燒山，破壞動物的棲息地。解決叛亂的最終辦法，是把不同的生態環境改造成農田。在貴州，一些當地土司也領導人民從刀耕火種轉向犁耕生產:234-235。
中國環境史 明代
黃河河套的鄂爾多斯沙漠混有不同的生態環境，有些地方純然是沙漠，有些地方則是適合遊牧民族生活的草場。這裏能引黃河水灌溉，漢人也可以在此定居和農耕。在明代後期，河套地區已開鑿了總計594（369英里）長的水渠，灌溉數千畝土地。明朝在鄂爾多斯修建長城，將草原地帶與農耕社會隔開:240-241；並下令駐軍每年要在長城以北（至少在戰略要地），焚燒50—100里寬的荒地，以使蒙古騎兵馬匹得不到糧粖:391，破壞草場，使蒙古牧民無法涉足，卻留下沙漠化的禍根。將林草植被移作農田，也會隨著土壤有機質的減少而趨於沙漠化:56。
中國環境史 明代
在萬曆年間（1573—1620），安徽的長江和其支流沿岸，已開墾出數塊每一塊一千餘公頃的圍墾田:415。華中方面，明太祖在湖北設立屯田的衛所，修繕舊有堤壩和建立新水利設施，招募移民來此開墾。這些政策一直持續至16世紀。人們在漢水南岸修建堤壩，使水流無法溢出，河床越升越高，河流也更加湍急，大大增加下游地區泛濫的風險。結果生活在下游的居民開始修築堤壩來保護自己的居所，並進而開墾更多的沼澤和湖泊；到明代後期，整個漢水流域的水文狀況已遭人類徹底改造。在15和16世紀，人們大量移居湖南，引入長江下游先進的水稻種植技術，在沼澤和灘涂的周圍築壩圩田，以作防洪和提供灌溉，將當地改造成稻田。一些早期的圩田面積非常大，可達成千上萬畝:271、274。徐光啟已認知導致水災的人為原因，他讉責地方上有力的家族侵佔沼澤、湖泊和河岸沖積平原，將水域填土為田，增加了水災的危險並傷及整個聚落:411-412。
中國環境史 明代
明朝以前，丘陵和山地只有少許聚落，大部份的梯田是沿著河岸並且靠城市。在大部份地區，丘陵和山地的開墾始於晚明:405。山林私有化後，南方若干私有山林得以殘存，林木被砍伐出售後，山主會設法重植造林，使之更生。在明清兩代，私營林場很普遍，尤其是在南方的安徽、福建兩省:27-28。長江以南山區有部落專門從事杉木的培養和木材的生產:207。此時公有森林資源日見枯竭，私有林場種樹養木，販賣木材，獲利頗豐。山主不一定親自經營森場，也可以出租給他人。一般而論，私營林場保護周密，造林的成活率也高，與公有樹林被破壞的情形迥異:28-29。16世紀中期以後，東南山地盛行種植杉樹，闊葉樹林變成杉樹等針葉樹林，山林的小動物數量減少，老虎食物不足，到平原襲擊家畜的事例越來越多，原本生活在闊葉樹林裏的黑熊和狼等逐漸絕滅:166、168。另一方面，明朝會頒令保護寺院的林地，以維護寺廟的自然環境:73。
在長江流域與嶺南，低地的農田越來越不敷使用，新遷入的居民為了尋找耕地，不得不深入山區，並向當地人學習各種技能。在16世紀前半葉，美洲新世界的農作物玉米、馬鈴薯、番薯、花生和煙草傳播到中國，對生態產生巨大影響。遷入江西、福建和廣東交界山區的漢族人，是客家人的起源。客家人跟山區的原住民畲族融合同化，在1500年前後，三省交界的山區已成為客家的人居所，其方言與習俗都與居於低地的漢人有明顯差異。客家人砍伐山地森林，廣泛種植玉米與甘薯，並向外銷售山區的物產，大麻、苎麻、靛藍、茶樹、甘蔗]和煙草都是客家人最常種植的經濟作物。自16世紀中葉開始:266-267，客家人開始向中國南部和東南部各地的山區遷移，向沿河的市鎮銷售產品。他們也從漢族地主租種大片山地，招募貧困的畲民，以刀耕火種的方式清除森林。在16和17世紀，客家人和畲民的男性大批向北遷入江西、安徽和浙江的山區，成為流動人口，被政府稱作「棚民」。他們搭建臨時窩棚，開發山地並在地力耗盡後繼續遷移。在江西贛江流域的山區，原本大部份土地都森林茂密，沒有被漢人採伐過，直至棚民的來臨。江西山區的棚民很多都是礦工、伐木工和造紙工，其食物主要來自對山邊森林的刀耕火種，慢慢破壞江西山區環境:268-269。
海南島北面分佈有大量珊瑚礁和牡蠣繁殖區，島上覆蓋著各種熱帶森林，有超過3500種植物。原住民黎族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種植山薯和旱稻，兼以森林狩獵採集為生，由於人數較少，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不大:251-252。明代海南島的耕地數量擴大了一倍，從1400年前後的約200萬畝，增至1615年的380萬畝，其中大部份都由漢人耕種。海南島已被改造得適宜漢人居住。政府鼓勵漢人在河谷和山區燒掉森林，不斷的燒荒為熱帶白茅草提供了生長機會:254-255。
中國環境史 清代
清代中期，中國森林和植被受到最嚴重的破壞。清代人口迅速膨脹，清初人口不過八九千萬，到1776年便增至約2億6800萬，這是中國人口的第一次爆炸期:51。清代前期，官方很少關心森林砍伐、荒地和湖泊的開墾，以及其他環境破壞活動:399，朝廷採取積極的墾殖政策，不但以減稅方法鼓勵人民開墾荒地，而且對地方官施以壓力，根據境內新墾面積多少而賞罰地方官。到乾隆（1736—1796）初年，不但所有廢耕之地都已復耕，平原土地也都墾殖為耕地。當時各地大員紛紛進言，認為應該讓人民入山開墾。1742年，清朝諭令對墾闢的山地永遠免稅。另一方面，自明代中葉，自外國引進了玉米品種，玉米耐旱耐低溫，適合於高山種植，正好解決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無田無糧問題。於是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陣入山墾荒的狂潮，這一大批入山墾殖的人通稱為「棚民」或「寮民」:52-53。清代中期的棚民人數遠比明代的多，地域亦不再限於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他們很少再種靛藍，而是主力種植玉米，遠播至全國14省份。大量流民開發山區的結果，是造成嚴重的生態惡化，使廣泛地區耕地生產力下降:54-56。生態環境的極限，可說結束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盛世:504。
中國環境史 清代
清中葉百餘年間，中國的生態環境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破壞。第一，清初殘留下來的一些森林大部份都消失殆盡；第二，荒山秃嶺沒有植被保護，一遭雨水沖刷便泥沙俱下；第三，下游河流淤塞不暢，水災頻生；第四，大量泥沙沖到平原上的田地裏，使平原上的耕地緩慢地沙化，生產力下降:61。在18世紀開發加速的原因是木材與燃料的需求增加、糧食作物的短缺、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438。大量人口從人煙稠密、耕作密集的地區，遷移到西南、東北和內陸山區等邊緣地區，到18世紀後半期，人口的增加促使中國人更集約地利用自然資源，森林砍伐程度嚴重，能源危機來臨。老虎和大象等動物被排擠到最偏遠的地帶，一些中國人也開始意識到物種滅絕的問題:330-331、8。東南部落葉闊葉林裏生長著鹿、野豬、豪豬等草食動物，一向是老虎的獵物。17世紀後半期開始，這些動物生息的樹林逐漸減少，老虎和人的緩衝地帶消失，老虎直接竄進村落襲擊家畜與人類，導致18世紀老虎大量出沒:538-539。到1800年時，華南虎只能在廣東、江西交界和福建的幾個山區勉強生存；亞洲象則被推到雲南和緬甸接壤的偏遠地區。到19世紀初，中國幾乎已沒有什麼地區還未曾被人類開發，完全「自然」、尚未為人類涉足的地方少之又少，大部份土地都被耕作過。原始的自然區域範圍不斷縮小，剩下的主要是最偏遠而最難企及的高山、深谷和地下河:287、216、2。
中國環境史 清代
玉米和番薯大大改變中國農民的經濟環境。番薯在16世紀末傳入中國，到1730年代，幾乎已傳遍整個中國。玉米和番薯幾乎能在任何地方種植，能給山地或森林地區中的礦工、伐木工人、種菸草和靛藍的人、採茶者等等供應糧食，促成18世紀中晚期山地和森林資源開發突然暴增:418。明朝宣佈許多山地和森林是封禁的領域，清政府則較少用心於控制人口，只有少數山區因為安全理由而維持禁止人們定居。到18世紀，這類地區逐漸有人非法定居，這些聚落大多不久就得官方核准，從而封禁的狀態被取消。人們開始把原有的自然環境，變成只剩兩種形式的土地：一種是細心維護，有生產力的私人農地，另一種是已被粗暴地開發、無生產力的公共荒地:409、388。除了山田火耕與轉為耕地外，剛發展的瓷器、煉鐵、製紙、造船、鹽、石灰等工業，為了燃料與木材用光了附近的森林，18世紀時林木燃料和木炭供應都迅速短缺:400-401。許多官員和士人都察覺到生態環境惡化所帶來的危機，屢次發言勸阻，但因官民為民生經濟所迫，並無別計可施，於是人們只注意開發而不注意環保:79。領導洋務運動的督撫則注重開發礦產和能源，視自然為可以被征服的敵人:82。很少官員能思考環境問題，他們關心的主要是如何有效徵收賦稅，而又能照顧到農民的利益:885。
中國環境史 清代
清代中葉乾隆（1736—1796）嘉慶（1796—1820）兩朝時，全國森林遭受史無前例的嚴重破壞:10、26。原因有三：第一，乾嘉兩朝人口爆炸，人口超過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導致生態惡化。第二，政府政策不當，大力鼓勵人民墾荒，即使拋荒之地已被填滿，人民只能向山區發展，而清朝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山林管理政策，雖有若干山區被封禁，也是有名無實，措施未能嚴格執行，大量流民紛紛突破禁區，進行墾殖。入山開荒的流民，等於是在公海上捕魚，毫無保護自然資源的意圖。第三，玉米的引種。過往傳統的農作物對土地要求苛刻，也不能適應高寒的山區氣候，這些因素天然地保護了廣大山區，限制了入山的人數。但自明代中葉引種玉米後，中國第一次有了適合於高山種植的糧食作物，導致乾嘉兩朝大量流民湧進山區。這批棚民到人跡罕至的無主深山裏，以最野蠻的方法破壞森林，種植靛藍及玉米。在高坡度的山區裏鏟除天然植被，改種農作物，會立即導致水土流失，幾場大雨就可使岩石裸露。棚民們便不斷遷移，所到之處，森林一掃而淨，留下一片秃山荒嶺。短短100年內，境內僅存的一點森林被掃蕩殆盡:26-27。
中國環境史 清代
在唐宋元明各朝代，畬田不及深山老林，因粟、黍等農作物不能適應山中的低溫氣候。但到清代情況大變，因引種玉米，有了可適應高山氣候的農作物，而且因人口暴增，清政府開放被封禁的深山老林，於是出現大量棚民入山開墾，種植玉米，所到之處不限江南，即陝西秦嶺亦有棚民刀耕火種。棚民人數眾多，數以百萬，遍及14省，以最野蠻、滅絕性的方式清除深山中的林木，開闢農田，種植玉米。這種山田沒有林木覆蓋，造成快速的水土流失，大雨之後，表土隨水沖走，剩下裸露的岩石，田地無法再作耕種。所以棚民每三五年便要遷移，以同樣方式在他處破壞森林，「食盡一山則移一山」:10-11。清代中葉，黃土高原殘存的一些深山老林被流民侵入耕墾，從盩厔縣境內的秦嶺山區，西南到洋縣約300公里的深山，每年都有數萬人入山墾種玉米或伐木；秦嶺東端的華陰地區大都變成秃山，隴山附近牛山濯濯，雲盤山的森林蕩然無存，大同以北在明代尚殘存的林區，至此也被破壞無遺:36。為了鎮壓白蓮教起義，清朝官員也在秦嶺山區伐林，以清除深山老林中的土匪窩:21。
中國環境史 清代
在1750年，中國土地的森林覆蓋率大約為25%:335。以河南省為例，在1700年左右森林覆蓋面積約佔6.3%，到道光（1821—1850）朝減少至2%。學者估計，棚民每5年就破壞1億畝的森林，連續100年就能破壞20億畝的森林，使中國森林面積減少過半:63、66。在18世紀中葉，秦嶺山脈的深處，出現許多木廠、鐵廠等工場，客商從地主租借土地，獲得山地的經營權，招募從安徽、湖南、江西等地來此移居的棚民，從事伐木和煉鐵等。他們採取掠奪式的栽種方法，從山地裏把樹根挖出，燒成灰撒佈，種植玉米，也不施肥。坡地由於裸露，土壤容易流失，三四年後地力就會衰竭，於是他們再去租別的土地。凡是遭遇棚民開墾之後的山，幾乎都變成荒山:67-68。一旦原始林被砍伐，數年之後次生林可能就被砍來燒木炭，然而大多數例子中森林是永遠消失了:401。19世紀初位於陝西和四川邊緣的大巴山，是中國本部少數仍保有原始森林的地區。遷移的農民清除土地來耕作，通常二至五年後，土地喪失肥力時，或者在水災損害後就搬走。投資者雇用數萬個伐木工人，為木材以及提供燃料給礦場、鹽廠、煉鐵和製紙工場等等而伐木。當便宜的木柴燃料供應耗盡後，這些工場不是關門就是以煤來代替: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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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斷大規模採辦皇木，使大型木材資源日漸枯竭:55，建設項目所需的木材日益稀缺:321。清代宮殿所使用的大木只在偏遠的山區才有，而這些地方因運輸費用高昂而從沒有商業性開發。皇室的徵用對原始森林的衝擊很大，大量木材被砍伐而且都集中於少數區域:399。清代初年楠木已不敷應用，康熙帝只好用松木來代替；不過18世紀初，朝廷又可以從四川征用一些楠木。當時只有福建、湖南和四川三個省份尚可供應朝廷建築所需的木材，清朝不得不縮減建設規模:321。楠木砍伐殆盡後，只能向川北及雲南深山探採。圓明園焚燒後，清朝想重建的主要困難之一，在於缺乏巨型木料:55。到19世紀中期，剩餘的森林面積位於東北地區、雲南、廣西、海南島等亞熱帶地區，以及秦嶺山區:226。在1850年以後，渭河流域及黃土高原因森林砍伐以致出現環境退化，山西太原府周邊那些曾經樹木繁茂的山峰都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除了寺院周邊，在山西省山上山下都看不到樹木:304。為了敉平太平天國，朝廷軍隊大規模於中南部的森林縱火，這是對付土匪的古老策略:88。1870年代，李希霍芬提到：「從漢口到北京，所有山峰和丘陵都極度缺乏森林和灌木，呈現出一派非常荒涼的景象。」: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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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清時，人煙日密而山林日削，即使在山區的作物也因耗損地力過甚也呈停滯，甚至衰退的現象:58。森林銳減，水土流失，造成淤泥沉積和河道堵塞，曾經肥沃的土地被沉積物所覆蓋:304，導致自道光（1821—1850）年間起水災頻繁，並愈趨嚴重:77。水旱二災的頻率，自漢代以來已有所增加，到清代達到了極點:73-74。由於山區開發和森林面積縮小，導致野生動物減少，生態失去平衡，加上人們的捕殺，虎群逐漸絕跡，華南虎成為稀有品種；虎患卻有所增加，老虎為生存，才以村民為獵物:60-61。到20世紀初，華北曠野上根本沒有樹木或灌木，每寸可用的土地上都種植穀物，可以用於煮食和取暖的燃料不斷減少:309、332，木材供不應求，發生能源危機，許多人不得不將柴灶改為煤灶:78。農民到處收集桔秆、乾草和動物糞便用作燃料，殘存的樹木低矮的枝葉會被砍斷，和枯枝落葉一起撿作燃料，進一步剝奪土壤的有機養分，使環境更加貧瘠。耕地的總產量降低，特別在華北和華中地區: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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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南部丘陵山地的原生林，為常綠闊葉林。17世紀後半期人們開始開發樹林，把它變成杉木的植樹造林地和苎麻的裁培地:538。清代曾實施山區人工植林，但植樹造林的成效，遠不及採伐和毀林墾荒面積之大:60。在乾隆（1736—1796）前半期，各地督撫都曾上關於鼓勵植樹造林的奏摺，一度推行「勸民種樹」的政策，但實際收效甚微:509、514。嚴如煜、盧坤、陶澍等高官都指出森林破壞、侵蝕與水災問題和土壤劣質的密切關係:422-423。19世紀早期，省級官員開始建議，南部和東部丘陵進一步的開墾都應禁止，以減低水土侵蝕所造成的損害。這些建議特別集中於棚民問題:424-425。在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年間，朝廷一再頒下禁山的諭令，終使在山區種植玉米的範圍得以減少:66。但清政府用以阻止農民進入禁山的權力，終究有限，禁止開發的禁令只是延緩或阻撓了開發的趨勢，而非徹底拯救了荒野: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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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和民間對林地有一些維護和管理措施，包括：1.皇家狩獵的木蘭圍場，2.寺院森林，3.宗族和村落的公共森林，4.農業林，5.經濟林，6.原始森林:3。但到19世紀後期，這些森林管理案例幾乎都陷於崩潰。木蘭圍場在1820年後廢止了秋獮，允許百姓入圍墾荒；一些寺院方丈和僧人向木材商賣掉寺院的木材；原始森林也遭到砍伐。森林管理中比較成功的兩個例子是農業林和經濟林，如江西和福建北部的森林是由富商管理，為景德鎮的官窰提供燃料，保有森林比開墾農田更有經濟價值。杉樹等樹種因成長速度快並可提供燃料，也受到保護。在清末，福建閩江流域的居民一面伐木出售，一面補種那些經濟價值最高的杉樹和樟樹:332、343。僅存的森林或位於人力難及的地區，或禁止漢人進入的自然保留地，或少數民族地區，或是山坡上屬於廟宇或墓地的小片林木:403。在最險峻與最偏遠的山區，例如福建西部、雲南、四川西南部，以及沿朝鮮邊界的長白山地區，樹林殘存時間最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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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可能是清代全國環境退化最嚴重的地區，河道淤積嚴重，使該區河流有泛濫、改道的趨勢。人類侵佔河岸與湖泊，使湖泊與水塘縮小或消失；築堤、開渠改變了河流正常的泛濫區，使河流在豐水期更危險，澇災頻發:1、3。每次洪水決堤後，河水所到之處變成澤國，乾涸後平原有時成為一片鹽碱沙漠，難以耕種。水運系統的淤塞使整個區域在水患發生時變得更加脆弱，主要排水區和曾經作為泄洪平原的淺湖地帶逐漸消失，使得降雨稍一過量就會危及當地農作物:3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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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下游在1670年代快速淤積，這是由於無法入海的洪水造成河道分歧，通往海口的主河道已「僅存一線」，沉積也逐漸加厚。負責治河的靳輔為了集中水流以沖刷積沙，沿河建造土堤，被分開的下游河道再次匯合，其治河計劃大致成功:571-572。在1645—1855年間，黃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現一次水災:28。大運河中洪澤湖開始淤積，湖床不斷升高，1824年終於發生大決堤，洪水淹沒江蘇省東部地區，道光帝竭力遏制洪水和修復大運河。1852年，黃河榦流北移，由於山東北部的新河岸正在逐漸形成之中，在19世紀後半大洪水時有發生，破壞華北平原。淮河出海口完全被截斷，淮河河水只有通過洪澤湖進入長江，但這種入海方式不足以吸納淮河的水流，河水經常溢出做成泛濫。此時清政府已無力治理淮河:313、315，不能支付高昂的水利維護費用:56，因內外交困，無力調集資源著手解決淮河流域的環境惡化問題，陡然放棄淮河的治理，結果淮河管理徹底崩潰，周期性發生水澇與飢荒，導致整個流域經濟極度混亂:279。隨著朝廷退出黃河管理，華北平原的水利管理系統嚴重萎縮，生態平衡崩潰:53、46。19世紀時，水患經常發生:479；1855年黃河改道，此後不斷洪澇泛濫，在直隸省南部形成了淺而寬闊的沼澤: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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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曾進行數個國營大規模沼澤排水工程，如在天津附近國有地種植水稻，結果有部份成功。反對此種計畫的是一些荒地所有者和湖泊的使用者，他們一向在這些地方割蘆葦、捕鳥和獵野鳥，然而，官方認為生產糧食才是最重要的:414。在京畿地區，為解決淤塞問題，清朝在位於天津和保定間綿延約130（80英里）的兩大湖泊「東淀」 和「西淀」之間，以及其南北約32（20英里）的地方挖掘引河，以排放淤泥，同時希望引出湖中的清水。東淀和西淀原是物種豐富的大型生態系統，是華北平原上最富於生物多樣性的地區，曾生活著鹿群、狼、豹、老虎，以及各種水鳥、貝類、魚類和龜類，當地也是候鳥遷徙路線上的棲息地。隨著東淀和西淀日漸淤塞，農民開始將其開墾為農田，到19世紀後期，該地的富戶已對肥沃的湖底泥進行開墾和耕作，東淀的規模也縮減到先前的三份一，並最終消失。隨著水泊自然生態系統的單一農業化，人類也就失去自然膳食的蛋白質來源，只能依賴耕地出產的糧食。生態退化是農村貧困化的重要原因:3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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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北平原其他地區，隨著更多的植被和樹木被砍伐，泥沙不斷淤積，洪水也日趨頻繁和嚴重。大運河被廢置後，高粱秆等燃料都變得稀缺，木材用完，農民被迫燃燒畜糞這種效果極差的燃料:315-316。黃土高原方面，當地生態變遷的最嚴重後果就是水土流失，石山裸露，寸草不生。河流不但沖走表土，而且還要下切，河床越來越低。高原上到處都有並非常年存在的地表徑流，平時乾涸無水，只在夏季暴雨時節有水下流，將地面下切，形成大大小小的溝壑，並逐年加深加大，原來面積廣大的平原被切割成零碎的小塊:37-38。清代初期，熱河的山林峽谷原來有著森林和灌木草原，其南部有虎、鹿、熊等野生動物，因此承德早期成為御獵場。從18世紀起，漢人移民為了燃料和建築材料而伐林，到20世紀初，除了如武陵山那樣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及蒙古高原上的山嶺，幾乎所有的原始森林都消失:252-253。移民的採礦和農耕活動，迅速改變熱河的林木環境，木蘭圍場也向買地的人開放。到19世紀末，清朝最終決定將獵場對農業開放: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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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戰爭，使湖北的水利控制系統難以為繼，堤壩受損，很多地區被淹沒達數十年之久。1680年代起，清朝投入大量資源重建漢水的堤防，其後地方富戶私人築壩圩田，進一步限制了江水的自然流動。在江漢平原，因堤壩失修而導致的決口日益增多，水災越來越多，到18世紀時，有些田地已變成永久性的澇區；在19世紀，洪水淹沒更多地區，當地農民開始種植那些能在汛期洪水來臨前成熟的作物或水生植物，有些人則索性放棄農耕，轉而從事漁業。在湖南，洞庭湖一直吸納長江和湖南一些河流過剩的水量，到秋冬二季長江水位下降時再釋放出來，洞庭湖這一功能使長江保持穩定:272、320。清代圍墾洞庭湖的高潮再起，康熙年間（1662—1722），政府不但不禁止，反而鼓勵開發垸田，免除新增垸田的稅收，結果圍湖造田引發水患問題，地方官員紛紛上奏建議廢田還湖，於是1748年清朝頒下禁垸令:94，禁止新建堤垸或在高地圍墾湖泊，但諭令普遍被忽視，私人的墾荒仍然繼續:275。當時人多地少，禁垸令難以生效，洞庭湖的圍墾活動在半開半禁的狀態下持續進行: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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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湖南省人口激增，到1800年增至1700萬人，建設了大量非法的私人堤壩，結果洞庭湖陷入堤壩的包圍，在清代有圍堤600處，湖面縮小的速度加快:52。19世紀時，洞庭湖由於開墾與淤積增加，以致湖面越來越小，湖底越來越高:427，不僅湖泊的容量急遽下降，往往淤淺，而且含沙激增，一遇汛期便洪水下泄，泛濫成災:52，導致更嚴重的洪水，到19世紀時釀成多次嚴重水災:274，長江平均每四年就發生一次水災:52。加高堤防雖可以保護某些地區，卻將水災轉移到其他地方，特別是變得低窪的舊圍田。因為大量增加的淤泥沉積，在19世紀下半葉時，湖的大部份已被開墾，總共有一千多塊地，加起來五百餘萬畝:427、415，到光緒（1875—1908）時，洞庭湖面積只剩下5400平方公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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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紀起，江西的棚民逐漸向湖南遷移，砍伐洞庭湖周邊山區森林，進一步加劇了低地的洪水。到19世紀中期，湖南許多地方的清理和開墾已接近極限，人們為了獲得耕地，伐盡山上樹木，排乾所有沼澤，森林被耗盡所有資源。在山野地區，1720年代時還是虎豹橫行的，到1760年代這些野生動物已經消失。泥沙從裸露的山坡滑入河流，繼續流進洞庭湖，導致湖床升高和更多的洪水。19世紀初，官員更清晰地意識到生態危機，魏源指出洞庭湖周邊的堤垸雖或可以保護當地圩田免於洪災，但洪水會繼續向下流，危及長江下流幾個人口最稠密的省份: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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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長江下游，稻作、絲、棉生產都接近極限，生產的提高和農業集約化，往往是藉著侵佔水道和水流平緩的地區。人們也開發丘陵，最初報酬相當高，但山林資源很快就耗盡了，自然界不可挽回地貧瘠化：森林破壞、表土侵蝕、河川系統破壞，使集約農業無法長期在丘陵上維持，並且威脅到谷地的農業生態，這種環境的惡化破壞了生態和社會系統的彈性。直到18世紀，江南一些幾百公尺高的陡坡和一兩千公尺的山峰，還是一片荒野:350-351，仍有一些盆地和河谷尚未被開發，雖有棚民在明代已遷入當地，但人數尚少:276-277。但在18世紀出現新的開發丘陵的方式，逐漸侵害它的恢復能力:351。因人口壓力，部份河谷地帶的漢人被擠出成為棚民，大量進入和開墾山地，使長江下游的山區環境大受破壞。他們主要種植需要較少勞動力的玉米；在砍伐原始森林，並將木材出售給或充作燃料後，棚民開始種植需要大量肥料的玉米，耗盡了山區土壤一二百年來積蓄的肥力，導致土壤板結而無法繼續耕種後，棚民接著遷移到另一片森林重覆這一過程:277-278，開墾並焚燒另一塊山地:361。中國東部和南部變得樹木稀少，丘陵侵蝕，而水災和旱災不斷威脅著在河谷密集的聚落和作物: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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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紀中葉，山區棚民非常之多，「滿山相望」:278，「深山之中，幾無曠土」，這種生產技術破壞了當地及下游地區的土壤和水資源:361-362，導致山地生態環境嚴重退化，土壤缺乏腐殖質和酸性，以致灰壤化或磚紅壤化，一切農作物都無法生長，土地經常被拋荒。隨著山區水土流失，泥土和沙石從山上沖刷下來，毀壞平原和河谷上的良田:278。煤礦可改善燃料短缺，但開礦導致森林消失和土壤侵蝕，淺層煤礦的開採也會把礦渣污染傳佈到灌溉水道和農田中，土壤侵蝕和水污染都增加下游農業的風險:365。人們藉著圍田及開闢梯田創造新的田地，過往的荒地經由採用新作物和新技術而投入生產，甚至在丘陵土地也已經達到開發的極限:352-353。在山丘上，礦場與手工業作坊遍佈，人們加速採取木材、竹子等資源，而山坡則被清理出來種染料和纖維作物等經濟作物，以及新的糧食作物如玉米、番薯。山區資源的開採超過自然的再生或再造林能力，木材越來越少且越來越貴。有些商人租下山坡地，雇工割草，當作烹調的燃料出售。在19世紀初，據說柴薪賣得和珍貴的肉桂木一樣貴:355、357-358。18世紀景德鎮的衰落，可部份歸因於周圍地區森林的消失、木炭柴薪的嚴重缺乏，以及水運因河川淤塞而退化。在19世紀中葉以前，有些地方由於過度砍伐竹子和楮樹，造紙業亦開始沒落:37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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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以後，政府已意識到低地的過度開發，可能進一步促發洪水:904。許多官員建議控制、暫停或放棄開墾那些水道壓力特別大的地方:375。到19世紀初，當地人和官員都了解環境所受的破壞。在土地變得日益貧瘠的同時，一些大地主還在把湖泊、水塘和灘涂變成耕地，在太湖、南湖和鏡湖等地區不斷築堤圩田，導致湖泊面積縮小，增加了旱災和水災的可能性:278-279。稻田的開墾也到了極限。在明初，寧紹平原上有199個湖泊，而到20世紀前，除了44個被完全填平的以外，那些仍然存在的湖泊，面積和貯水能力都減小，幾乎沒有空間可供新圍田。水邊圍造的新水田，使另一些田地不能直接受到灌溉；灌溉水的需求上升而蓄水功能卻降低，這增加了水旱二災的風險:356、365-366。自19世紀初起，清朝官員開始禁止在長江下游的山區和水邊作進一步開墾，禁止人們種植玉米，以能保持土壤的作物來取代，並逐出短期遷入丘陵地區的勞工，但許多命令實際上無法執行，成效甚微:377、380。受威脅的棚民進一步加強對山地資源的開發: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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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福建、浙江、安徽南部的山區大量種茶，雖然茶對環境的影響比一年生作物溫和，但茶樹叢也不像森林植被那樣能抓住土壤，茶園在大雨下會被嚴重沖刷:359。漁業方面，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島是重要的魚類養殖場，到19世紀後期，魚類存量漸趨耗盡，漁民所用漁網越來越細密，捕獲的魚也越來越小: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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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的一些地區是中國環境退化最嚴重的地方。明代中葉以後，客家人遷移到華南各地山區，他們意識到山區環境的脆弱性，會補種樹木，以彌補那些被砍伐和賣到下游地區的木材。然而到清代，陸續有漢人出於人口壓力而從低地被排擠到山區，他們在砍伐樹木之後，種植玉米和煙草之類對養分要求很高的作物，官方禁令對制止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幾乎沒有什麼效果:321。在兩廣，人們難以找到新耕地，開始深入山區，燒掉樹林，修築水壩，在珠江三角洲為形成新的沙坦而修築堤壩，很快就阻斷了河流的正常流向:273。華南各地農民習慣於每年旱季，放火焚燒自家附近的山坡，以驅逐蛇、老虎和盜賊，這種做法毀滅了絕大部份木本植物，使森林變成草地。一種非常堅韌的茅草會到處生長，並扼殺其他植被，這些茅草也無法阻止暴雨導致的山體滑坡:321-323。1700年時，嶺南有一半土地被森林覆蓋，但此後開墾與燒山活動加劇，大片的森林消失。19世紀初，廣東只有北部的南嶺地區還有老虎，到19世紀中期，人們居住的地區已幾乎沒有森林了，華南只剩下10%土地仍有森林:324-325、328。人們為求燃料和飼料，到山上撿拾一切草和樹枝，「山被剝得寸草不留，甚至連草根都常被掘起」:76。森林減少使洪水之災增加，破壞更大: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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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島，漢人緩慢而穩定地遷入，到18世紀時，甘蔗和水稻]成為海南島的兩大輸出品。漢人把島上五指山地區留給了生黎，該地成為最後剩下人跡罕至的荒野: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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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島上原有的植被並不都是森林，也有很多草地，到處生長著鹿群。當地原住民大致可分為山區（高山族）和平原（平埔族）兩大族群，並不善於農耕，主要以狩獵採集為生，人口密度很低，必要時也進行刀耕火種的農業:258-260。17世紀時，臺灣漢人僅定居於西南一隅，島上自然環境仍保持原始景觀:303。在17紀末的臺灣，行人在郊野中完全被野生植物淹沒:72。18世紀起，漢人移民漸多，島上鹿場漸被開闢作農田，鹿群數目大減；瘴氣也不再是嚴重威脅。在1720年左右，彰化以南平原之地已經開墾，彰化以北則大多是平林曠野:307、314、318。臺灣土地開發活動大都發生在低海拔地區，即平原、盆地或河谷，開墾運動並沒有觸及森林的核心:1021。隨著漢人客民的增加，耕地的開墾逐漸向山區擴張。清政府試圖把漢人和原住民分隔開來，在1722年立石為界，禁止漢人進一步向高山族原住民的領地遷移:260-261，定出一條分隔漢人和原住民的「番界」，番界通常位於平野與山區的鄰接處，其設立頗能有效阻擋漢人入山伐木:1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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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人口壓力，清政府最終讓步，不再禁止漢人開墾原住民的土地:261。當時清廷伐木的目標僅在樟木，沒有必要爬入高山，臺灣森林並未大量耗損:1027、1031。到19世紀時，臺灣西部平原已經和福建和廣東地區非常相似，大量鹿群已消失，森林被清理，漢人定居農業取得勝利:262。1875年，沈葆禎廢除禁止越入番界的禁令，此後20年間，一般漢人付費後，可以自由地利用山林資源:1032。1880年代後期，清政府推行各種「開山撫番」措施，打破過去漢番隔離的狀況，讓農民發展茶樹和樟腦種植業:262。為了熬製樟腦，漢人往山裏砍伐樟樹，而砍伐過的樟木跡地通常也被移作耕地，森林損耗也就無法挽回。不過在乙未割臺之前，樟腦的產量還不算很大:1041、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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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佔領西南前後，商人和政府的伐木和開礦（鐵、銅、銀、錫等）對環境造成很大的破壞:397。18世紀初，清政府更積極地採取拓殖政策，更多漢人遷入雲南。雍正帝有意獲取西南地區的礦產和木材，採用改土歸流的政策，漢族士兵繼續從土著處獲取土地。美洲作物的引入，以及從客家人和棚民那裏學到的開墾技術，使漢人活動不再限於河谷地帶，而是可以深入西南漫山遍野的森林:279、235。他們迅速砍伐樹木，到19世紀初，滇南的深山密林幾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農作物和山上的茶林。矮小的茶樹卻不足以阻擋雨水和保護土壤。在18世紀中期，雲南的銅礦開採發展達到頂峰，煉銅需用柴炭，滇銅盛時年產一千餘萬斤，即需木炭一億斤以上，結果礦山附近的山林伐盡，燃料的枯竭比礦藏的衰竭來得更快；而老林伐盡，生態破壞，又加重了水患:280-281、237。
清朝決意把東北部的故土封禁起來，以維持滿族的戰鬥力和對本民身份的認同，通過修築和種植「柳條邊」把漢人隔離在東北地區之外。盡管滿人也在一些河谷從事農耕，但東北大部份地區都覆蓋著原生松樹林，遍佈野生動物，包括東北虎、棕熊、水貂、鱘魚和鸛，還有生長在森林的人蔘。清政府從東北採買各種食物，到18世紀初開始出現供應短缺:245-246；松子和松果從前很容易採集到，到18世紀後期，要取得松子和松果的唯一辦法卻是砍倒樹木。1822年以後，旗人已無法再捕獲到熊和豹運往北京:247、302。嘉慶（1796—1820）以後，漢人移民的屯墾區深入至松花江上游，吉林已大量從事農業:57。1860年後，清朝改變政策，「移民實邊」以增加稅收，漢人開始大量遷入東北，到清末東北人口激增至1700萬:340，使當地得到進一步的開發，範圍擴及黑龍江，東北地區原始森林大為耗損:57。當東北和西伯利亞因鐵路建設而開發時，中國訂下一個條約以供應枕木，並設立了二家林業合資公司，這標示著東北的森林資源開始以現代的方式開發，主要由俄國和日本公司來進行:403。
清朝西北部的草原縮小，被改變成耕地並且沙漠化的速度加快:388。康熙（1662—1722）以後，墾殖向山區擴張，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地區的森林遭遇不可逆轉的破壞，導致水土流失、生態失衡，物種退化，以致滅絕。後果之一是陝、甘、寧北部草原的沙漠化，加上戰亂與燒荒，清朝用兵西北時，下令焚燒草場來制敵取勝，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形成橫跨內蒙、陝西、寧夏的毛烏素沙漠:74-75。內蒙古的科爾沁沙地和鄂爾多斯高原最初覆蓋著草地和森林，在清朝中期，土地大規模開墾，沙漠化開始發生。18世紀中葉，清政府引進「移民實邊」和「借地養民」的政策，陝西北方明長城以南一百里內的沙漠漸次形成:390-391。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和蒙古貴族將科爾沁地方原本用作放牧的自然草原賣給漢人農民，結果經過幾年的農墾後，表層鬆散的土壤被吹走，而風蝕作用將耕地變做沙漠，牧場也趨惡化，牛群只能安頓在不斷縮小的地方。1900前後，清廷允許甚至是鼓勵漢人去蒙古地區殖民，以加強國防和增加歲收。許多蒙古人也變成農民:394-396。
在西北，乾隆帝擊潰了準噶爾汗國，使準噶爾人幾乎滅絕，準噶爾地區成為空白的空間，留待漢族農民、滿族旗人和回民等移民再行充填。通過屯田，中國軍隊將草原上肥沃和有水源的土地改造成農田；若有融雪形成的河流，塔里木盆地綠州周圍的沙漠土地也被開墾，從1760—1820年間，有超過一百萬畝的土地開墾為田。這些草原在被犁耕過以後，很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和草原的荒漠化，難以恢復原貌:248、250。新疆的天然樹林分佈於阿爾泰山和天山一帶，由於管理不善，任人採伐，茂密的森林大片地消失:76。在乾燥和半乾燥地區，開墾土地完全依賴修築灌溉水道，這些雖然有益於農田，卻有損鄰近地區用水者:412。新疆地區採用坎兒井的灌溉方式，把山上融化的雪水運送到農水裏，使沙漠得以繁榮:77。1840年代初，林則徐在新疆建立灌溉水道，使天山山脈的水都流到有良好灌溉組織的區域作為農業使用，但工程也限制了此區的水資源利用，有害於既存的農地和牧地:413。在河西走廊地區，清中葉時，眾人入祁連山砍伐；森林消失後，山上的積雪失去蔭蔽，春暖後雪立即融化，水流無處收納，形成水災，秋天用水之際又無水可用。故河西地區自清中葉以來，水災及旱災的次數都大增:12。
在清代唯一沒有出現環境退化的人類農業生態系統，是成都周圍的四川盆地。當地農業精耕細作，也細心栽培樹木，包括竹子、油桐、桑樹、杉樹、漆樹和各種果樹。當地氣候潮濕，植被繁茂，成都平原一直也有良好的灌溉系統，秦代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仍然運作良好。當地每個農場都有自己的一小片竹子、杉樹、棕櫚樹、油桐、漆樹或果樹林；岷江沿岸也生長著很多樹木，綠意盎然:324-326。青藏高原的許多地方原本都長有森林，千百年來，這些原始森林被藏民清除，代之以可以餵養牛羊、具有高度再生能力的低矮植物，如禾科植物、叢生植物以及匍匐植物。在適度放牧下，形成種類豐富、高約及膝的低草植被。這些植被能保持水土，故此森林雖被清除，但山坡並沒有變成不毛之地，而是成為藏民放牧畜群的草場，也避免了水土流失和把生態問題帶給下游的四川盆地: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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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早期，毀林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水土流失和土地鹽碱化，成為當時中國農業欠發達的主要因素之一:2。中華民國很快就意識到森林資源枯竭的問題，在1914年頒佈《中華民國森林法》，呼籲各省制制定造林計劃，但當時政府無法把計劃真正實施。蔣介石認識到木材的經濟價值，設立了全國植樹節，並在福建建立苗圃以提供樹苗。植樹造林政策在閩江沿岸的綠化中略有成效，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的造林工程就無以為繼:343-344。鄂爾多斯高原的沙漠持續擴大，特別是在民國頭十年內，綏遠的沙漠增加了四倍:390。1920年代時，漢人大量移居蒙古，山中獵物、松樹和羊群都越來越少:107，改變了草原生態。到1930年代，漢人把宜於放牧的土地都開墾出來，表層良好的土壤被大風吹走後，剩下只有沙子:341。1930年代，嶺南地區的森林亦已被砍伐殆盡，只有1%—5%的土地是森林: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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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農業聚落從南邊擴張，在1914年，有四分一的東北荒地被開墾:393。遷往東北的漢人大多留在遼東半島的農業區，沒有進一步深入北部和山區的曠野和森林。到1930年代，東北地區尚有一半宜耕地尚未開墾，但漢人也沒有保護森林，只是緩慢地伐林。20世紀初，俄國和日本對東北地區的森林作出史無前例的最廣泛破壞:341-342、301，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許多森林被清除，包括廣大的樟樹森林:101。在1930及1940年代，日本從東北掠奪了7000萬立方米的木材，佔當時中國全部木材儲量的十分一:301。東海漁業方面，民國初年，漁民年復一年在同一近海漁場捕撈，導致地方性的漁業資源的枯竭，所產魚類日漸瘦小。日本拖網船在黃海上過度捕撈，減少了中國捕魚船的漁獲量:73、77。漁民使用有很細篩目的張網，捕獲了大量幼魚和魚卵，導致近海魚群的衰竭:91-92。到1930年代，舟山群島黃魚漁場的生產力明顯下降。面對日本人的競爭，中國漁民盡可能地捕魚，而沒有考慮保護資源。19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中日兩國漁業都出現大幅下滑，魚群暫時獲得休養生息:11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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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自然災害發生的頻度和規模都遠超過往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環境惡化尤其是主要水系的淤積是史無前例的，幾個世紀以來對森林的濫伐、土地的密集開墾和對河流的過度控制，累積的後果造成空前的環境問題。20世紀前半葉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超過了近幾個世紀的任何時期。黃河河堤時常決口，長江於1931年發生特大水災。1930年代糧食產量比清代時的有所減低，河流系統的惡化進一步抑制生產力發展:423、431。洞庭湖面積急劇減少，長江沿岸的洪災則增加，因此導致了五省受淹、幾百萬人喪生的1931年長江大洪水:155。國民政府試圖創辦集中統一的機構治理淮河，於1927年成立淮河水利委員會:280。但1930年代國民政府實現淮河水利計劃的能力，受制於地方資源控制困難，有幾項工程雖已完成，但比原先的設想規模更小且更慢。1938年蔣介石下令炸開於花園口附近黃河南岸的大壩，加劇淮河下游的困難情形，並摧毀了此前興建的大部份水利工程: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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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為了減慢日軍前進速度，蔣介石下令在1938年6月9日挖開鄭州東北面的黃河大堤，使洪水傾瀉到淮河、洪澤湖和大運河流域約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46，洪流一路向東南奔湧匯入淮河，最終分散成一條條狹窄、淺淺的支流注入淮河，淹沒淮河東西兩側的土地。洪水淹沒了豫東45%的村莊，沉澱了大約一億噸的淤泥，造成河南、安徽和江蘇80多萬人死亡，近400萬人流離失所:38-39。洪水退去後，泥沙掩埋了大片的耕地，無法耕種。在一些洪泛地區，黃河泛濫抬高了地下水位，導致被掩土地鹽碱化:82、85。鹽碱化摧毀了幼芽，阻礙作物的生長和減少收成。饑荒中人們以樹葉和樹皮充當食物，使樹木進一步減少:220、170。數年之後，黃河河道仍然有變，大量農田都淤積著河水和泥沙。到1946年，黃河終於回到了北面的故道:346。在戰後，河南人們砍伐了所有小樹木和灌木，收集一切稻草作為燃料出售。決堤之後，許多河南難民逃到陝西，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當地都盡力開墾土地，從1937年到1945年，整個陝西森林面積從25%減少至16%:225、191。在國民政府的安置下，2.5萬名難民到陝西黃龍山一帶開墾荒地，到1942—1943年，又有20萬人遷到黃龍山墾區。難民清除當地的樹木、灌木和草，種植穀物、玉米、馬鈴薯和蕎麥，幾年間就出現水土流失和耗盡土壤養分: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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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後半是臺灣森林植被面積耗損最嚴重的時期，在1954—1972年間伐木規模最大，從1964年起，每年伐木面積超過一萬公頃，即連續兩年伐木面積的總和，超過了整個日治時代的總伐木面積。此時大規模伐木的目的是為了換取外匯，木材出口遂以高價值的紅檜、香杉和扁柏等為主:1051。此時伐木工作所以能大規模展開，有賴伐木工具的改善和運輸工具的改變。日治時代以鐵道為主要運輸途徑，能運出森林的木材較為有限，但自1958年大雪山林業公司開始營業後，開闢林道，改以大卡車運木，遠比鐵道更能深入森林，除了使森林耗損更快速外，對山林水土保持的破壞也更為嚴重。伐林之餘，政府也從事植林，但因樹苗存活率有限，而且造林需時，森林仍有所耗損。在1954—1972十八年間，森林面積損失了超過10萬公頃，約佔全島總面積的3%:1055、1057。在1968年，森林面積約有222萬公頃，佔全島總面積約55%:320。由於經濟開始工業化，不再仰賴農林部門賺取外匯，自1972年開始，伐林速度減緩下來。到1990年代，原則上已停止伐林，舊有林場都改為森林遊樂區:1057-1058。保育方面，為保護山林，在1980年代臺灣政府先後設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等國家公園:132、134；民間保育團體把1999年訂為森林文化年，發動保護森林運動。2000年以後，盜伐、濫墾的情況仍有發生，但面積所佔比率不高: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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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水污染來源主要分為3類：市鎮廢水、工業廢水和畜牧廢水:91。在1970年代，工業廢水是水污染主要來源。1986年初，臺灣西南沿海連續發生養殖牡蠣和草蝦苗大量死亡的事件，問題癥結在於水質遭受污染。政府隨即立法，對重大污染的工業，或嚴重污染之河流流域內的工廠，若經常排放污水而不改善，則採取按日連續處罰，以促使污染者早日改善防污設備:89。自1993年以來，廢水總量已漸減少，工業廢水與畜牧廢水的比重也相對降低，市鎮廢水的比重相對提高。以2017年為例，污水總排放量為每日657.47公噸，其中市鎮污水多達每日531.58公噸（佔80.85%），而工業廢水僅有每日55.25公噸（佔8.4%），農業廢水則有每日70.65公噸（佔10.75%）:91。目前臺灣工業廢水已得到相當的控制。至於市鎮廢水處理率，整個臺灣在2006年底僅有33.7%，顯示污水下水道的建設亟待加強，如此才能削減市鎮廢水。各種廢水從污染源排出或滲出，污染了河流、水庫、地下水與海域等水體:130、92。在1987年，嚴重污染的河流長度佔11.4%，而在2003年，河流污染程度達到高峰，嚴重污染所佔長達15.8%。此後2004—2017年十餘年間，河流污染程度有所改善，僅佔7.6—3.5%。但河流水質的改善，除酸鹼值以外，多仍是很不理想:9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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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開始，臺灣開始關心環境污染及生態保育問題，進而自1990年代以後重視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從1970年代開始環境問題成為公開討論的社會問題，人們開始認為，公害污染是臺灣重要的問題，而公權力不彰是造成環境惡化問題的主因:308、301-302；1980年代環境運動興起，民間反政府環境政策的運動不斷出現，一再改變政府的發展政策:134。自1971年開始，政府陸續制定新的環境法規，包括《國家公園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山坡地保護利用條例》等。對於沿海環境的保護，政府於1980年代公告實施「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作為淡水河口等12處保護區的管理依據:305-306、324。1987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成立後，政府在環保方面有較大作為。同年行政院發布《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揭櫫「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以求世代永續利用」的目標，並揭示國民及產業都有責任與政府共同致力於環保，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303。在1990年以前，政府於環境法規的執行低度執法，長年低度管制的結果，使業者沒有意願依法完成應辦事項，導致嚴重重污染。直到1990年以後執法情形才有所改善:308-309。為防制空氣污染，臺灣共設立85個空氣品質監測站，訂立空氣污染指標，在2000年代，從空氣品質監測日數及良好比率的增加，可見空氣品質已有改善。野生動物保護方面，臺灣至2009年共設立85處自然保護區，總面積超過一百萬公頃，包括野生動物保護區17處:315-316、322。
中國環境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1950年，中國大陸土地的森林覆蓋率，縮小到5%—10%:335（一說8.19%:60）。以人均水平而言，中國大陸的森林資源在全世界160個國家中排第120位。以海南島為例，1950年時，島上剩下25%的地區仍有森林覆蓋，在其後20年中，政府的發展計劃使森林佔地比例下降到7%:364、258。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有四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1.大躍進；2.「以糧為綱」和文革期間的「學大寨」運動；3. 1980年代解散農業集體化並引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4. 1990年代國有林場和國家自然保護區以森林資源牟利。中國大陸農民將前三次伐林稱為「三大伐」。大躍進中，煉鋼爐大約有60萬座，所需木炭全都是通過砍伐當地森林而提供:376。人們為了給小型冶鐵爐提供燃料，毀壞大片森林:4，土法煉鋼政策消耗了中國大陸10%的森林:48。文革時期，政府公開認為森林是使用土地低效率的方式，應讓出土地來種植糧食或果樹，政府也提出「以糧為綱」，向荒山要糧，結果大面積森林被毀，特別是在雲南、四川等西南省份:377-378。過去長江中游水流清澈，但因四川盆地剩下的林地大量人為侵害，到1960年代晚期則全年都相當污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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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初期，耕地和林地都轉移到承包合同的農戶手中，為了伐木造房，在南部和西南省份發生嚴重非法砍伐森林的事件。在1981—1985年，單是建築房屋就消耗了1.95億立方米的木材，相當於一年林木的全部生長量:379。在1980至1990年代，由於筷子、家具、紙張的巨大需求，木材產量直線上升。在1900年代中期，在全國140個林區中，有25個的樹木砍伐殆盡，有61個砍伐速度超過恢復速度:58。1992—1998年，國有林業公司運用重型機械和電鋸，在四川西部、長江源頭、雲南西北部、秦嶺和黑龍江流域大片砍伐山林，將木材變賣。1998年長江發生大洪水後，中國國務院宣佈禁止四川西部的森林砍伐，隨後禁令擴大到其他地區。然而中國大陸仍在快速開發和消耗森林資源，自然環境仍舊在不斷退化:380、369。在20世紀末，人均木材儲量大約是每人10立方米，僅是世界平均值的八分一:22。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貿組織，日本、臺灣的一些跨國公司也涉足中國大陸的林木採伐業，在21世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木製品出口國: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