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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玉宇
袁玉宇（1980年5月—），广东广州人，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家、政治人物，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钱春阳
钱春阳（1962年10月—），广东广州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钱春阳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殷昭举
殷昭举（1972年7月—），男，汉族，安徽砀山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现任中共清远市委书记。
殷昭举 生平
2016年6月任潮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候选人。2017年2月当选为潮州市政府市长。2020年9月任清远市委书记。
殷焕明
殷焕明（1965年3月—），男，汉族，广东东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殷焕明 生平
殷焕明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东莞，出任石龙中学教师、团委副书记，1989年步入政坛，历任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教科办事员、科员、主办科员、文教科副科长、常平镇副镇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兼镇人大主席。2008年出任东莞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0年任东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厅级干部，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临时党委委员，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东莞援疆工作队队长。在对口援疆期间，因表现突出，东莞援疆工作队荣获了兵团“援疆先进集体”称号，殷焕明也被兵团记二等功。
2014年回到东莞，出任东莞市政府党组成员，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16年升任东莞市委常委，并兼任东莞生态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
2017年5月，升任中共韶关市委副书记，市长。2020年5月辞职，改任广东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郭姣
郭姣（1961年11月—），江西永修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郭姣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黄业斌
黄业斌（1957年9月—），男，汉族，广东阳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黄业斌 生平
2013年1月，当選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1月，屆齡退休。
黄礼辉
黄礼辉（1968年11月—），广东潮州人，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黄礼辉 生平
担任广东非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黄达昌
黄达昌（1966年3月—），广东江门人，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黄达昌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黄贵松
黄贵松（1977年4月—），广东饶平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黄贵松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黄晓渝
黄晓渝（1973年3月—），广东阳江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任阳江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黄海桥
黄海桥（1972年2月—），广东广州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担任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曹燕明
曹燕明（1976年9月—），广东吴川人，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曹燕明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阎武
阎武（1964年12月—），山西定襄人，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梁桃
梁桃（1962年2月—），广东阳江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梁桃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彭唱英
彭唱英（1976年6月—），广东丰顺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彭唱英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小敏
曾小敏（1977年10月—），广东佛山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著名粤剧演员，一级演员，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现为广东粤剧院院长。
曾小敏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温艳嫦
温艳嫦（1977年12月—），广东鹤山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温湛滨
温湛滨（197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汉族，广东湛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汕头市委书记。
温湛滨 生平
1993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曾任阳山县县长和该县县委书记，中共清远市委常委，清城区委书记等职务，2016年7月出任阳江市人民政府市长。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1年8月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
温锦玲
温锦玲（1977年12月—），广东高州人，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谢坚
谢坚（1967年12月—），广东湛江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蔡卫平
蔡卫平（1961年12月—），广东揭西人，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蔡卫平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What is Love? (TWICE迷你專輯)
《What is Love?》是韓國女子團體TWICE的第五張韓語迷你專輯。由JYP娛樂製作，於2018年4月9日推出，主打歌為〈What is Love?〉，在韓國時間下午六點正式公開主打歌MV以及專輯完整音源。
What is Love? (TWICE迷你專輯) 背景及回歸日程
2018年3月24日，TWICE於官方推特和臉書釋出回歸行程日期，宣布TWICE將於2018年4月9日韓國時間下午六點回歸。
3月25日，釋出第一張回歸團體概念照以及回歸Showcase事項。3月27日，釋出娜璉、定延、Momo、Sana第一波個人概念照以及專輯預覽圖。翌日，釋出志效、Mina、多賢、彩瑛及子瑜之個人概念照以及開放預購。
3月28日，透露同名主打歌〈What is Love?〉由朴軫永作曲和填詞。這也是繼《SIGNAL》後再度由朴軫永親自為TWICE操刀寫歌。
3月30日，公開完整專輯收錄曲歌單以及第二波個人概念照，包括子瑜、彩瑛、多賢及Mina。翌日，釋出志效、Sana、Momo、定延及娜璉的個人概念照。
4月1日，公開完整專輯預視圖及主打歌歌詞影像圖。
4月2日起，陸續釋出M/V預告。
4月9日，〈What is Love?〉正式發佈，並公開除CD收錄曲外的完整專輯音源。
4月30日，釋出CD收錄曲〈STUCK〉音源。
廖贵平
廖贵平（1962年6月—），四川自贡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廖贵平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警察預備隊
警察預備隊（日語：，英語：）是日本在盟軍佔領時期的陸上武裝部隊，後改編為陸上自衛隊前身部隊「保安隊」。警察預備隊同時具有軍事組織和警務機構的色彩，其存在時期的法律定位為警察，負有維持日本國內治安的任務，並採用警銜作為隊員階級名稱，但在部隊編制及裝備上仿效美軍。警察預備隊在1950年8月10日根據盟軍最高司令部發布的「波茲坦命令」中之「警察預備隊令」（1950年「昭和25年政令第260號」）建立，存續至1952年10月15日保安隊改組為止。
警察預備隊 歷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茲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同盟國佔領日本當局——盟軍最高司令部於10月15日撤銷日軍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又於11月30日發布敕令第680號，撤銷了日本內閣的陸軍省和海軍省。12月1日，美軍命令日本政府將原陸海軍兩省改為第一和第二復員省，負責進行對原日軍官兵的復員工作。日本本土防務將由以美軍為核心的佔領軍承擔，並以美國本身的戰略意圖對日本進行改造，包括非軍事化、逮捕戰犯進行審判、制定《和平憲法》規範「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等，從而自形式上、經濟上和政治上消除日本的戰爭潛力。
警察預備隊 歷史
然而美國的對日方針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有所變動，美蘇兩國圍繞歐洲的對立逐漸升級，亞洲原想扶持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也在國共內戰走向衰亡，使美國決定改為扶持日本，成為其遠東地區的主要盟友。1948年1月6日，美國陸軍部長肯尼斯·克萊伯恩·羅亞爾在舊金山發表演說，提出修改對日政策，使後者成為「遠東地區阻擋共產主義洪流的堤防」。1947年的美軍已經從戰時的1200萬人下降到160萬人，如此大量復員的背景下，加強盟友的力量成了最務實的選擇。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也跟著對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大幅修改。美國陸軍則在「羅亞爾演說」後開始研究重新武裝日本的計畫，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48年10月7日通過美國國務院以「NSCB/2號文件」為方針制定的日本警察強化武裝方針，後又於11月22日以指令方式下達到盟軍最高司令部，其內容便是創設具有機動力的「警察預備軍」（）。
警察預備隊 歷史
1949年後，又發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等重大事件，更使美國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和日本的重要性，但美國依舊是以歐洲為戰略中心，除了麥克阿瑟外，沒人認為應該在日本長期投入大量美軍，美軍終究要結束佔領，而恢復日本的自我防衛能力成了美國統治集團的共識。1949年1月的眾議院選舉，日本共產黨取得了35席，使美軍認為日本存在赤化危險，因此不再支持國務院的「警察預備軍」方案，而是打算讓日本成立真正的一支軍隊進行自衛，但麥克阿瑟一直從「和平憲法」的立場出發，明確表示反對創建軍隊。直到1950年1月元旦的新年賀詞中，麥克阿瑟才表示「和平憲法」並不否定自衛權，為重新武裝日本給予了輿論和法律依據。
警察預備隊 歷史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軍決定全面介入，駐九州的第8軍團第24步兵師首先赴朝作戰。時至7月上旬，第8軍團下轄的第25步兵師、第7步兵師和第1騎兵師都已派往韓國，而美國還在日本留有25萬的軍屬和後勤人員，日本當前的防衛和治安維持出現巨大隱患，因此恢復日本的武裝已刻不容緩。7月8日，麥克阿瑟向日本首相吉田茂遞交一份公函（通稱「麥克阿瑟書信」，在盟軍司令部正式紀錄中稱「Increase in Japanese Security Agencies」），要求日本組建一支編制4個師團、共75,000人的警察預備隊（National Police Reserve）。8月10日，日本政府以「波茲坦命令」的形式發布「警察預備隊令」（昭和25年政令第260號），正式開始了日本的重新武裝。
警察預備隊 歷史
由於希望祕密進行重整軍備的作業，美軍考慮由盟軍最高司令部參謀二部（，情報部）或參謀三部（，作戰部）進行編組任務，情報部當時掌控了全日本的公安部門，部長查爾斯·威洛比少將認為新設的警察預備隊自然應由其指揮，但其受參謀三部部長和民政局局長考特尼·惠特尼准將等人的反對，最後由7月14日設置的「民事局分室」（）負責創設、培訓和指導的任務，室長為威廉·薛帕德（），連同美軍顧問團也編進其領導之下。
由於戰後日本已廢除徵兵制，警察預備隊的隊員只能以向民間招募的形式，招募活動由參謀二部負責，提出以當時失業人口眾多的日本社會來說相當優渥的條件，隊員每個月工資為5000日元、包吃住，任滿兩年後可以給予6萬元退職金，這些待遇遠高於當時日本的平均工資。8月13日，警察預備隊開始募集，很快就有高達38萬人前來應徵，而到了10月12日，經過連選淘汰後，共募集74,158人，而第一批隊員於8月23日便送往日本各都道府縣的警察學校進行培訓，全員授銜為二等警查（陸上自衛隊創隊後稱2等陸士，相當於二等兵）。
警察預備隊 歷史
人事方面，日本政府於8月14日任命剛卸任的香川縣知事增原惠吉和前勞動省次長江口見登留為警察預備隊的本部長和本部次長。幹部則由於招募條件不明確而極度缺乏，復員局的舊軍人還希望由前陸軍大佐服部卓四郎擔任警察預備隊的參謀長，該人與威洛比關係密切，後者便推薦服部給麥克阿瑟，而又經威洛比的委託，從原軍隊的將佐級軍官中挑400名人選作為新部隊的幹部，然而吉田堅決抵制服部一類的舊軍人，惠特尼也大力反對，麥克阿瑟只得否決，「公職追放」名單中的前軍人也一併排除，改由從公職人員中募集，一般公開招募800人，再由各官公署推薦200人，湊齊共1000名幹部。警察預備隊的最高負責人由宫内厅出身的林敬三擔任，於10月9日接替增原任警察預備隊中央本部長，12月29日，隨著警察預備隊的指揮部「中央本部」改名「總隊總監部」，其職位也由原本暫稱的中央本部長更為「總隊總監」。幹部中有大量同為內務省出身的官僚，在二戰期間一直與軍方有很深的矛盾（如天六事件），因此至今在林敬三掌握部隊實權後反過來打壓有前帝國陸軍背景之人士，後者因此憤而將這些內務省幹部稱作「內務軍閥」。
警察預備隊 歷史
警察預備隊的功能為駐日美軍至朝鮮作戰後，維護日本本土的治安，因此只配有美軍二戰剩餘的輕型武器——M1卡賓槍。然而朝鮮局勢丕變，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1月25日入朝作戰，並在第二次戰役期間重創聯合國軍，使美國感到遠東形勢嚴峻，進而更加放寬了日本的武裝限制。1951年1月3日，韓國首都漢城（現首爾）被中國人民志願軍佔領的前一天，日本政府向美國提出了採購307輛M26戰車在內的760輛履帶式裝甲戰鬥車輛的請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准，但國務院表示反對，使警察預備隊的重武裝化不得不延遲。
警察預備隊 歷史
然而警察預備隊走向進一步的解禁已是勢在必行，1月29日至2月7日，麥克阿瑟與吉田就日美媾和問題進行會談，答應由美國提供日本重整軍備的部份費用。另外，警察預備隊的人事背景限制也解除，至6月1日，前帝國陸軍士官學校第58期畢業生加入了警察預備隊，同時招收了245名幹部候補生入校學習，此後招募前陸軍人員的層次逐漸從尉級官擴大到佐級軍官。10月1日，405名前陸軍中佐級以下的軍官獲准加入，12月5日，又吸收了407名尉級軍官。1952年，日本政府解除了對前大佐級軍官的追溯，並在同年7月招收了10名前陸軍、1名前海軍大佐軍官。
警察預備隊的訓練在美軍顧問的指導下進行，共六階段，訓練單位規模隨著階段而增大，也逐漸裝備重武器，如下：
由於戰爭形勢極為嚴峻，美軍對警察預備隊的訓練是相當倉促的，1950年9月10日時，駐北海道的美軍步兵第7師開赴朝鮮戰場，而預備隊已接獲命令要在其離日前訓練好一萬名駐北海道的隊員，而這些隊員都是新兵，美軍訓練員甚至不得不在輸送中的火車上直接教導槍枝的使用，進行射擊訓練等等。後來因為戰爭，美軍武器短缺，不得不讓警察預備隊裝備前陸軍的武器，主要是九九式步槍。
警察預備隊的指揮結構由1950年12月29日發布的第52號總理府命令所規定，類似於美國陸軍部和日本國家地方警察本部的混合形式。初期，警察預備隊最高機關為「預備隊總部」，首長為「總隊總監」，聽從首相的指揮，而美軍「民事局」進行監督指導。「預備隊總部」下設有「部隊中央本部」、官房、警務局、人事局、裝備局、經理局和醫護局，「部隊中央本部」首長為「本部長」，其下所屬各部隊。
第52號總理府命令發布後，警察預備隊改編，「預備隊總部」下設「總隊司令部」（指揮官稱總隊司令），下再設置「管區隊」、管理補給隊和直轄部隊，管區隊下即包括「管區司令部」（師部）、普通科联队（步兵團）、特科联队（砲兵團）、衛生大隊（軍醫營）、設施大隊（工兵營）等等。每個管區部隊兵力為13000名，與師團相當，下轄3個普通科联队（每個联队由3個大隊組成）、1個到2個特科联队（由4個大隊組成）。
1952年3月，鈴木茂三郎代表日本社会党，以警察预备队违反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为由，向最高裁判所提起警察预备队违宪诉讼，请求确认自1951年4月1日起，所有与设置及维持警察预备队有关的国家行为均属无效行为。10月8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以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不具抽象性为由，全员一致裁定不予受理，未就警察预备队是否违宪作出判断。
警察預備隊編成後主要用於維持國內的治安，成立初期有不少人以為會跟著美軍一起派赴朝鮮戰場，但除了極少數日軍武裝參與戰爭，大多都駐於本土維持秩序，如為1952年勞動節的「染血五一事件」、「530事件」、6月25日朝鮮戰爭紀念日等等活動提供進行警備。
1952年4月28日，同盟國對日和平條約（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將恢復國家主權，原警察預備隊的存在命令將在180天內失效，因此日本政府於1952年7月10日向國會提出《保安廳法》，要求設置保安廳，後於7月31日批准。8月1日，保安廳成立，將警察預備隊和海上警備隊納入管理。10月15日，警察預備隊改名為「保安隊」。
熊晓冬
熊晓冬（1964年12月—），湖北麻城人，汉族，九三学社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熊晓冬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缪国乐
缪国乐（1968年9月—），广东东源人，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缪国乐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樊庆峰
樊庆峰（1968年9月—），河南开封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樊庆峰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黎霞
黎霞（1977年12月—），广西容县人，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黎霞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潘丽梅
潘丽梅（1981年11月—），广西上林人，壮族，九三学社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潘丽梅 生平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戴运龙
戴运龙（1965年9月—），湖北黄梅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戴运龙 生平
1988年从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广东省财政厅任职。2009年9月，任广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2013年5月，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7年5月，回到广东省财政厅任党组书记，次月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2024年1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次月当选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多米那特制
多米那特制（拉丁語：），意译为君主制（又称罗马君主制），是羅馬帝國晚期帝國政府实行的一种“专制”政体的命名，相对於帝國早期的“元首制”。多米那特制大致始于284年三世纪危机结束戴克里先开始统治帝国，其终结时间因帝国东西分治而各不相同。西部在476年罗慕路斯被罢黜后结束；东部结束时间尚有争议，一般以查士丁尼一世（565年）或希拉克略（641年）统治结束标志着多米那特制的终结，此后罗马皇帝开始使用“巴西琉斯”作为皇帝头衔。
从组织结构上来看，相较之前的元首制，多米那特制政体被认为更威权化和官僚化且缺乏合议性。
多米那特制 緣起
元首制下，皇帝的职务表面上是多个民政和军事职务集于一身的政务官。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一般非常谨慎的将自己的职务置于罗马共和体制之下，宣称皇帝仅是由元老院授予权力的第一公民以掩饰其独裁的本质。实际上第一公民几乎总由一人独揽，授予护民官特权（Potestas tribunicia）之日开始行使皇权。在元首制时期，虽然皇帝提名继承人（称为凯撒）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凯撒”即不能行使皇帝相关的权力、也没有被授予任何官方职权。
三世纪危机时期，面对同时爆发的多场入侵和篡位事件，需要皇帝立刻亲赴前线处理危机。而皇帝传统的执政方式，即单一的皇帝作为政务官镇守罗马城已经无法应对这种局面。进一步来说正是由于皇帝分身乏术，而地方爆发的危机事件需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才导致篡位者出现以皇帝的身份处理当地的危机。
多米那特制 词汇起源
“dominate”（支配；主宰）一词起源于拉丁语“dominus”（主人，主宰者，后被基督徒引申为上帝），最初是罗马人的奴隶对其主人的称呼。元首制时期，该词偶尔用于称呼皇帝，通常表示对皇帝的极度恭维（或政治攻击）。奥古斯都主动劝阻这种称谓，特别是提比略斥责这种称谓就是阿谀奉承。此后尽管图密善曾鼓励使用“dominus”，但没有一位皇帝以任何半官方的身份使用该称谓，直至274年奥勒良统治时期发行了刻有“神与天生主宰者（deus et dominus natus）”字样的硬币。
不过直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作为加强皇权改革的一部分，主宰者（dominus）一词才被正式纳入皇帝的官方头衔。
早期基督徒也将上帝称为“Dominus”，例如五世纪初完成的《圣经武加大译本》将原始古希伯来语圣经中的上帝（雅威）和通用希腊语圣经译本的上帝（κύριος）译为拉丁语“Dominus Deus”。
多米那特制 从元首制的转变
公元235年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被军队推翻后，帝国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内乱，史称三世紀危機。在此期间，蛮族入侵、农民起义且同时出现数位皇帝互相攻伐，甚至在268年帝国东西方分裂出割据政权高盧帝國和帕米拉帝国。直至273年奥勒良重新统一帝国，284年戴克里先继位后改革政府彻底终结了这场危机。
多米那特制政体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三世纪危机带来的近50年的混乱局面。这场危机暴露了元首制的弊病，也使帝国从合议政体逐渐转变为完全的独裁政体。
从元首制转变为多米那特制的过程中，在军事层面上，元老院高层逐渐被排除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骑士阶级的地位被提升，军队重组并创建了更加机动的野战军（comitatenses）。在行政层面上，皇帝的服饰和出行礼仪发生改变，新的宗教政策旨在实现宗教统一，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改革并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民政官僚机构。
多米那特制 从元首制的转变
尽管一般认为戴克里先是多米那特制的创建者，但它起源于更早之前皇帝的改革政策，主要是在奥勒良统治时期（270-275年），有些可以追溯到加里恩努斯统治时期（253-268年）。直至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时，多米那特制的转型依然没有完全完成，许多改革措施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才被引入和重新调整。因此正如元首制是在公元前31至公元14年期间出现，转向多米那特制的改革直到公元337年才基本完成。
历史学家约翰·巴格内尔·伯里认为：
“帝国在地理位置上并不紧凑，有四条漫长的国界和数个小型边区需要守卫，同时还时刻面临着解体和破产的威胁。但多米那特制对细节之处的构建解决了这些棘手的问题，成功维系了这个民族及地域差异巨大的帝国。多米那特制下帝国核心一分为二，两套独立但完全相同政府班底来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的同时又不至于损害帝国的完整性，这是一个全新且有趣的实践。多米那特制下的官僚系统能够正常运转，如果掌控的君主能力超群，甚至还能超常发挥。当然多米那特制也有污点和缺陷，特别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但总的来说，创建它的伊利里亚皇帝（戴克里先）不愧为罗马的天才。”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多米那特制下，皇帝的职位越来越多的交由同僚们共同行使，即共治帝权（Consortium imperii），这也正是戴克里先引入政府体制的四帝共治制。该体制最初有两位共治皇帝（正帝奥古斯都）和分别从属的下位皇帝（副帝凯撒），这四人共享帝权。这一模式从28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324年四帝内战后君士坦丁一世成为唯一的皇帝结束。不过337年君士坦丁去世后帝国再次由数位正皇帝（奥古斯都）共同治理。除去392-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成为唯一的皇帝，从36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后任命其弟瓦伦斯为共治皇帝开启了长达百年的东西二帝共治模式，直至476年最后一位西部皇帝被推翻。
虽然每位皇帝（奥古斯都）在各自管理的帝国范围内享有自主权，但所有的皇帝推出的任何法律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都产生效力。
多米那特制 特点
罗马共和国时代，执政官一职是国家最高民选政务官，每年选举两人。到元首制时期，虽然皇帝集所有实权于一身，但执政官仍是理论上的国家元首，年号仍以当年年初上任的正式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确定。纵观元首制时代，皇帝之下的执政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因为它是权贵通往更高行政部门的敲门砖，只有前任执政官才能成为执政官同司令官（consular legates）、亚洲和非洲诸行省的同执政官和罗马城监。
正式执政官是少数能与皇帝共享的职务，由贵族或前执政官的后代担任。罗马政客们一般在从政生涯中期担任此职位，多数人是40岁出头担任，对于贵族来说是则是30岁出头担任。如果这些政客拥有特别的才能和价值，甚至会获得第二（或罕见的第三）个执政官任期。在担任执政官之前，这些政客已经拥有重要职位的从政经验，并且期望继续为国效力，担任肩负国家运转的职位。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到多米那特制时期，众多前执政官的职能被剥夺，骑士阶层侵占了传统元老议员的行政和军事职能，这意味着被任命为执政官之前，政客们几乎不会去从事元老院议员一职。结果是担任执政官的人年龄越来越小，到四世纪执政官由20岁出头甚至年龄更小的男性担任。随着时间推移，执政官拥有第二任期的现象比前两个世纪更为普遍，通常第一个任期为补任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第二个任期为正式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此外，这一时期的执政官不再仅由元老院议员出任，骑士阶层的近卫总长将自动获得补任执政官一职，再完成任期后还将获得荣誉执政官地位（ornamenta consularia）。同时当近卫总长完成执政官补任期后再次被皇帝授予正式执政官，将被允许自称为第二任执政官（cos. II）。所有这些举措进一步削弱了执政官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多米那特制时期，石碑铭文中偶尔会遗漏记载正式执政官，而补任执政官几乎没有记载。
多米那特制时期，帝国管理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大规模移除了旧式元老院议员参与行政和军事的职能。这一变化始于加里恩努斯的改革，元老院议员不再担任军事指挥官，转而交由骑士阶层。
多米那特制 特点
戴克里先统治时期，随着军事骑士阶层的改革进一步转型，世袭元老院议员不再出任大多数的行政和军事职位（诸如军团司令官Legatus）。尽管相较于帝国初期，行省数量增加了三倍，同时还建立了管区，使得高级行政职位数量大幅增加，但世袭元老院议员仅限于意大利和邻近诸行省（西西里、阿非利加、亚该亚和亚细亚）的行政工作。过去包括元老院阶层和骑士阶层在内的意大利本土权贵垄断了数个世纪的国家政治和军事权力，如今基本被排除在外。尽管元老院依旧保持着极大的威望，但是在政治上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到君士坦丁一世时，再次引入一种被限制的元老院议员职业晋升形式，将过去政务官职位改变其职能后重新授予元老院议员。首先是财务官一职，在元首制时期对于有野心的元老院议员来说这是一个适合新人学习的职位，而在多米那特制时期财务官被降级并且指派给元老院议员的儿子担任，其资格年龄也被降低至16岁。其次是执政官兼（或）执事官（Praetor）一职，执事官职位因被剥夺法律职能也大幅失去影响力，因此在多米那特制时期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罗马运动会（Ludi Romani）。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多米那特制时期元老院议员能够担任的最有威望的职位是城监（Praefectus urbi），这一时期随着皇帝宫廷从罗马城撤出，城监不再直接受到皇帝的监管，这也意味着该职位获得了实权。最显著的变化是行省政府重回元老院议员之手，较大规模或更重要的行省交由曾出任过正式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然而和元首制时期不同的是，行省总督的职能被大幅缩减，仅仅只是没有军事职能的单纯的民事政务官。与此同时行省规模大幅缩减而数量从原来的大约五十个增加至一百个左右。
旧元老院权贵家族与皇帝共同合议管理帝国的职能下降，转由兴起的直属于皇帝的扩大化官僚机关取代。代理官（Vicarius）介于总督和皇帝之间，在其之上的是近卫总长，两者仅拥有民政（非军事）职能。而元老院管辖的行省和皇帝当权的行省之间的区分已经消失，现在各行省、管区和近卫大区皆由皇帝管辖。近卫总长拥有广泛的行政、财政、司法和立法权力，行省总督的任免皆由近卫总长建议，经皇帝批准同意。唯二不受近卫总长直接监管的民政职位是亚细亚和阿非利加行省同执政官总督及（罗马、君士坦丁堡）城监。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围绕着皇帝的行政机关不断增加，导致官僚人数激增。这些国家官员的薪资起初用食物配给和货币支付，但是在多米那特制时期，食物配给（annona）被转换为货币，因此官僚的薪资消耗了相当大部分帝国的预算。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据推测东方近卫大区和伊利里亚近卫大区的国家官僚机构，包含管区和行省首长的幕僚，大约有10,000人，这一数字没有包含军事指挥官、或财政和其他主要部门下辖的职员。这与儒略-克劳狄时代所有行省仅雇佣大约300名国家官僚人员形成鲜明对比。
多米那特制下最重要的官职：
多米那特制下，所有重要的官员都会自动批准加入元老院，这进一步削弱了元首制时期传统权贵议员家族的地位。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个元老院大约有2,000名成员，建立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后，两个元老院同时存在时人员数量还会更多。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帝国官僚机关的所有高级官员都分属君士坦丁一世引入元老院的三个等级：杰出者（Vir illustris）、可敬者（Vir spectabilis）和闻名者（vir clarissimus）。各大中央民政部门首长、军事元帅（magistri militum）、其他高级军事指挥官以及最高寝宫内侍长（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被划入等级最高的杰出者；大量的民政公务员，包括同执政官、代理官（Vicarius）、各行省军事长官以及秘书长（magistri scriniorum）被授予第二等级的可敬者。
入门级的闻名者是取得元老院议员的最低资格要求，它将自动授予行省总督作为其职位的一部分，也会大量授予其他行省较低级别的官员，大量的帝国初级公务人员退休后也会被授予闻名者等级。皇帝慷慨的授予官员闻名者致使该等级价值逐渐降低，其结果是皇帝开始将众多闻名者级别的官员提升至可敬者级别，继而贬低了最高的杰出者等级。元老院等级的通货膨胀致使六世纪中叶前在杰出者之上加设了新的等级荣耀者（Vir gloriosus），并将所有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升至该等级。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元首制时期，驻有军团的行省由皇帝管辖，通过委任钦差司令同执事官（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管理行省军政要务，罗马城的驻军由近卫总长管辖。到三世纪危机时期，帝国军事方面的大量职权转由近卫总长持有，同时各地司令官趁帝国中央集权衰落之际，利用一省军政大权发起叛乱谋夺皇位。
戴克里先时期率先将军事行政机关和民事行政部门分离，并对皇帝委任的总督及近卫总长的职能进行改革，以降低未来他们利用军队谋权篡位的风险。到四帝共治时期，近卫总长是皇帝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多米那特制时期，近卫总长起初作为皇帝的副手统管帝国所有行政要务（军事、民政、司法、税务等）。但近卫总长庞大的职务范围鲜有官员适任，同时也为了降低出现潜在的强势近卫总长对皇权的挑战，于是逐渐将近卫总长的部分职权分给其他官员：军务由军队元帅（magistri militum）负责、中央民政部门由行政总理官（Magister officiorum）负责。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君士坦丁一世时期继续改革重组了最高军事指挥系统，其中两个最显著的改革措施是将军事指挥官从民政系统中分离出来，以及将军队分为野战军（comitatenses）和边防军（limitanei）。边防军沿帝国边防线（limes）长期驻守，野战军作为帝国战略储备军应对边防线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中央军（palatini）作为前禁卫军（cohortes praetoriae）的继承部队从野战军士兵中征募，护送皇帝巡视全国。
大约在同一时期，君士坦丁设立了帝国最高军事指挥官职位：军队元帅（magistri militum）。每个近卫大区也开始设立从步兵元帅（Magister peditum）到更有声望的骑兵元帅（Magister equitum）职位，这使得使得帝国军事领导班子更加专业化。随着时间推移，整个帝国的元帅（Magister）类型和人数会视情况改变，所有元帅都被授予杰出者头衔（Vir illustris）。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帝国西部，最初设有四名军队元帅：高卢和意大利各设一名步兵元帅和骑兵元帅。随着时间推移，步兵元帅和骑兵元帅的职位合并授予一人的情况更加普遍，其被称为骑兵与步兵元帅（magister equitum et peditum）或两军元帅（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到斯提里科时代，两军元帅已成为西部最高军事指挥官，其地位仅次于皇帝而高于所有军事指挥官。两军元帅统领中央军（Palatinae）的一半，其下辖的骑兵元帅统领另一半中央军并兼领高卢野战军。
整个帝国同时设有六位（不含不列颠总管下辖的撒克逊海岸总管）军队总管（Comes rei militaris）辅助军队元帅统领军队，并授予可敬者头衔（Vir spectabilis）。
各边防军由边防军都督（duces limitis）统领，其职能类似元首制时代的钦差司令官（legati Augusti）。大多数都督统领一个行省的军队，但也有少数都督会统领超过一个行省的军队。帝国东部的都督隶属其辖区的步兵元帅，而西部的都督隶属各军队总管。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多米那特制时期的帝国官方宗教起源于元首制时期的泛神信仰，但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出现帝国全体人民信仰的至高神。根据约翰·巴格内尔·伯里的说法：
“尽管所有古代君主国的宗教信仰和祭司制度既是政治性权力又是社会性力量，但是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它所呈现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统治者遇到，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教会仍然像君士坦丁之前一样独立于国家之外，那么帝国的历史将会大不相同。一方面基督教确实需要面临异端丛生、教会分裂及不容忍异教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其能够控制全社会力量的专制性促使国家与教会的紧密结合并改变了国家的特性和精神，这是晚期帝国与早期帝国最显著的不同。”
宗教变化起源于奥勒良统治时期，他推动将太阳神索尔作为帝国至高神加以崇拜。尽管对太阳神索尔的崇拜未能消除对其他传统罗马诸神的崇拜，但皇帝将特定神的崇拜与国家的福祉以及帝国持续不断的军事胜利联系在一起，这显然视为皇帝偏护一神的标示。
多米那特制 特点
此后在戴克里先时期，君主崇拜完全被皇帝采纳，将其作为向国家表达忠诚的一种方法。过去已故的皇帝会被整个帝国奉为神明（divus），而帝国东部民间自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已经将在世的皇帝奉为神明，但这种崇拜活动在元首制时代既没有意大利在意大利地区盛行，也未得到官方支持。而戴克里先改变了这一点，将对在世皇帝的崇拜正式作为全帝国宗教体系的一部分，为此官方宣传将戴克里先与朱庇特、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与赫丘利联系在一起。
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宗教转型开始步入多米那特制时期的最终阶段。最初君士坦丁公开倾向于类似崇拜太阳神索尔的至高神崇拜而不完全排斥其他神。不过在其统治期间，基督教的上帝开始与至高神地位的太阳神索尔并驾齐驱。为避免冒犯基督徒，君士坦丁甚至放弃了皇帝正式宣称为神的皇帝崇拜形式，以及不再要求向皇帝祭祀。为了同时吸引基督徒和异教徒，君士坦丁在皇帝肖像上采用了新的宗教符号：凯乐符和拉布兰旗。到337年君士坦丁去世时，宗教转型的进程基本完成，君士坦丁本人也在临终前正式皈依基督教。
多米那特制 特点
改革后皇帝宫廷中的基督徒开始不知不觉的受宠提拔，而对异教徒不利。不过从312年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提乌斯掌权后至四世纪末异教信仰被明令禁止前，对异教徒庭臣的完全不利影响并不明显，其晋升之路也没有立即受到阻碍。尽管皇帝崇拜的众多残余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例如直至381年皇帝依然担任异教信仰的大祭司），但是最终由于君士坦丁，特别是他的儿子们以皇帝的身份支持基督教使其迅速成为帝国的国教。
狄奥多西一世时期，帝国教会的组织已经与帝国民政部门保持一致。每座城市设有一位主教（Bishop）、每个行省设有一位都主教（Metropolitan）、每个管区设有一位督主教（Exarch）。最高行政区划的近卫大区一级设有五位牧首（宗主教）：罗马牧首区的权威扩展至包含伊利里亚大区在内的帝国西半部（拉丁化影响区域）；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负责色雷斯、本都和亚细亚管区；亚历山大牧首区范围大致与埃及管区相同；安提阿牧首区管辖东方大区的主要部分；较小的耶路撒冷牧首区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三个行省（第一巴勒斯坦行省、第二巴勒斯坦行省和第三巴勒斯坦行省）。
多米那特制 特点
随着时间推移，皇帝们承认教堂和神职人员的诸多特权。起初所有的神职人员同异教的宗教人员一样被免除纳税，教堂接受遗产赠不受限制，享有与异教神殿相同为任何人提供庇护的权利。民事案件中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允许主教担任法官，并且一旦主教作出裁决就不允许上诉。由于城市社区中公民生活的衰减，同时本地主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家在地方行政管理上越来越多的利用教会当局。最终主教被授予与城市保护官（defensor civitatis）相同的职能，负责保护穷人不受政府官员的剥削以及抵制其他有权势的个人对穷人的侵犯，这一过程中主教可以将违法案件直接呈交给皇帝。
多米那特制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罗马城作为皇帝官邸所在地的地位降低。早在260年就有先例可循，当时皇帝加里恩努斯为应对篡位者波斯图穆斯（即高卢政权建立者）可能发起的进攻以及防御意大利免受阿勒曼尼人的入侵而将皇庭迁至墨狄奥拉农（现意大利米兰）。
多米那特制 特点
当帝国任意边境爆发动乱时，罗马城对于皇帝官邸而言越来越被认为过于偏远。在西部的墨狄奥拉农被认为更具战略性，该城能够轻松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后，东达多瑙河行省、西抵莱茵河及高卢行省，此外该城优良的地理位置足以防范越过阿尔卑斯山口的袭击。因此戴克里先建立四帝共治制时，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非正式的确立了墨狄奥拉农作为西部皇帝的官邸。同时戴克里先也意识到波斯人对东部诸省的威胁需要皇帝长期驻守，于是把东部皇帝的官邸设在尼科米底亚城。于此同时，两位副帝（凯撒）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列里乌斯也将官邸分别设在靠近莱茵河和多瑙河防线的奥古斯塔·特瑞威洛鲁姆（现德国特里尔）和色米姆（现塞尔维亚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
四帝共治制瓦解后，君士坦丁一世首先将官邸迁至乌皮亚·塞尔狄卡（现保加利亚索菲亚），然后开始在古希腊城市拜占庭上营建新帝都并命名为新罗马（Nova Roma，Νέα Ρώμη；或称为第二罗马：Secunda Roma，Δευτέρα Ρώμη，即君士坦丁堡），最终330年君士坦丁堡取代了尼科米底亚，在整个多米那特制时代一直是东部行省的首府和东部皇帝官邸所在地。
多米那特制 特点
西部的墨狄奥拉农一直是皇帝官邸所在地，直至402年因西哥特的阿拉里克多次入侵迫使西部皇帝霍诺留迁都至城防坚固的拉文纳。此后拉文纳城一直维持着西部皇帝官邸的地位直至476年最后一位西部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罢黜。尽管罗马城在540年被重新并入帝国，但查士丁尼仍将拉文纳选为总督（Exarch，代表皇帝统治意大利）官邸所在地，直至751年拉文纳被伦巴第人攻陷。
戴克里先和他的共治皇帝及继承者们抛弃了共和制的外衣，毫不掩饰的展示了皇帝的权力。他们不再使用稍显谦虚的元首头衔，决定采纳古代埃及和波斯对专制君主的推崇。比起元首制时代皇帝们身着简单的镶边托加长袍（toga praetexta），现在皇帝们开始穿着镶钻礼袍和鞋子。
皇帝们居住在豪华的宫殿（戴克里先在达尔马提亚庞大的宫殿遗址一直留存至今，详见戴克里先宫），其宫廷官员仅需受到皇帝宠爱和亲近就能获得最高荣誉头衔和官僚职位。实际上，许多与宫廷活动相关的和显示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官职，诸如寝宫内侍（Cubicularius，κουβικουλάριος）、最高寝宫内侍长（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πραιπόσιτος τοῦ εὐσεβεστάτου κοιτῶνος）和马政总管（comes stabuli，κόμης τοῦ σταύλου/στάβλου）最终都发展出了隐藏的权力。帝国晚期的元老院议员和执政官在失去了元首制时期拥有的全部残余政治权力（相较于共和制时期）后沦为单纯的荣誉头衔。
主宰者（Dominus）作为皇帝的正式头衔被采用表明了神化（divus）成为皇帝职位的特权。皇帝神化是一项特殊的荣誉由元老院追授给部分去世的皇帝，现在演变为对在世皇帝而言是一项预计被授予的惯例。这也是皇帝为阻止三世纪危机中的叛乱和篡位转而寻求东方君主制达到的神授合法性。
皇帝还引入了一些仪式，例如在皇帝面前行跪拜礼（Proskynesis），即下跪并亲吻皇帝长袍的镶边，甚至一些已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仍然被崇拜。476年之后的东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皇权与东方正教会互利共生的关系成为中世纪罗马国家的特征。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是已知的最后一位死后（公元518年）封神的皇帝，此后主宰者头衔因其宗教不正当性似乎被放弃使用（更多关于罗马领导人神化的论述详见古罗马皇帝崇拜）。东部罗马帝国，特别是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多米那特制演变为绝对主义独裁制。查士丁尼一世（565年去世）也是最后一位使用我们的主宰者（Dominus Noster）头衔的皇帝，此后皇帝头衔被巴西琉斯取代。
相较于元首制时代，除了多米那特制最初的二十年和尤利安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基督教时代的在世皇帝不能被奉为神明。
多米那特制 注释
近卫总长（praefectus praetorio）最初为近卫军（cohortes praetoriae）指挥官，由骑士阶层（equites）出任。亚历山大·塞维鲁后该职位也从元老院议员产生，如果任命一位骑士阶层为近卫总长，也会被同时提拔为元老院议员。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近卫总长转变为单纯的民政职位，其管辖区域成为帝国最高级别的行政区-近卫大区（praefectura praetorio）。
多米那特制 参考文献
Melounová, Markéta. 2012. "Trials with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harges from the Principate to the Dominate." Sborník Prací Filosofické Fakulty Brnenské University = Studia minora Facultatis Philosophicae Universitatis Brunensis. Rada archeologicko-klasicka =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classica. 17.2: 117–130.
多米那特制 参考文献
Roymans, Nico, Stijn Heeren, and Wim de Clerq eds. 2016. Social Dynamic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s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Beyond Transformation or Decline. Amsterdam archaeological studies, 26.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萧光琰
萧光琰（1920年9月15日—1968年12月11日），有记载为肖光琰、肖光炎，是中国石油化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催化劑在石油加工工序的應用。蕭光琰原籍福州市，生于日本，青年时期移居美国学习、工作，后来因向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1951年回国效力。来到中国后，萧光琰成为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化學研究的先驅之一，研究了多种用于加氢裂化、临氢异构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劑。他在连串政治运动当中几次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身亡，随后其妻携女自杀身亡；1972年起逐渐获得平反。
萧光琰 生平
萧光琰祖籍中国福建福州，1920年9月15日生于日本东京。他在1928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现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后来在1937年2月到美国留学。萧光琰入读帕萨迪纳市立学院，1938年完成高中课程，194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大一、大二课程；他在1940年进入波莫納學院化学系继续本科学业，1942年大四毕业。同年秋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攻读博士，师从詹姆斯·弗兰克，期间曾经担任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等物理化学课程的助教，1946年3月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萧光琰在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获聘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期间任职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员，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间供职于美孚石油催化基础研究组。
萧光琰 生平
萧光琰在美国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等学生社团活动，社团聚会常在他家里举行，他从中接触到马列主义等哲学思想，也对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向往；加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热烈讨论是否归国参与新中国建设，萧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学陆续回国，让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有美国移民局官员试图挽留萧光琰，承诺在两三个月之内为他完成移民美国手续，但遭他拒绝。萧光琰后来以芝加哥大学文学系学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挠）前往中国，1950年11月出发，在美国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径美国檀香山和菲律宾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达香港，1951年3月抵达北京。
萧光琰 生平
来到中国后，萧光琰被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萧光琰移居大连，任职于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即“大连化物所”）。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不信任从美国归来的知识分子；随着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开展，人们起初排斥萧光琰，后来更质疑他回国的动机，又因为谈论以前在美国的生活而被人批判为“崇洋媚外”。面对人们批判，当时血气方刚的萧光琰大感愤怒，更曾经生气得摔眼镜，人们对他也就更质疑了。萧光琰受到打击，既气愤又焦虑，情绪波动，曾经几天不上班来抗议，又做出把头撞向暖气片的自虐行为，有时还会大量服用安眠药来寻求宁静。思想改造運動结束后，萧光琰的生活平静下来，而研究所的领导也就先前毫无根据的猜测向他道歉，他不计前嫌地努力恢复工作。
萧光琰 生平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成立，并邀请萧光琰到此供职；他来北京体验了一会工作环境，最终认为大连那里有更多基础研究、环境更适合他，决定拒绝邀请。选择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国很寻常，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奉行坚决服从上级分配的思想，令萧光琰再次被人质疑。1957年，毛泽东发起大鸣大放运动（号召中国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萧光琰于是向共产党支部书记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评人们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间对自己的质疑态度；及后大鸣大放突然转为反右运动（把先前提出意见的部分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并予以处分），不过萧光琰没有被划为右派。1958年，萧光琰供职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计划迁到甘肃兰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条件较好的大连，得到研究所同意，不过这个想法又违背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在大跃进期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萧光琰再次面临批判，人们质疑他的回国动机、工作态度、生活习惯，攻击他“苛刻”、“养尊处优”、“挂羊头卖狗肉”、“贪婪”、“学阀”、“奸商”，四处涌现这些内容的大字报；到了新春的时候，人们在新年晚会上演出侮辱萧光琰的活报剧，把他描绘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对此，萧光琰极为愤怒，又变得沉默苦恼；他经历长期的政治批判后逐渐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见。后来，人们停止对科研人员的批判，而研究所领导也在1961年向萧光琰亲自道歉，他又不计前嫌地重新积极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萧光琰被批判为“反革命特务”，遭受批斗和大字报攻击，家里被强制迁入了几户人家。1968年10月5日，萧光琰被工宣队（文革时期派驻各单位的组织）抄家，并被抓进牛棚（文革时期拘禁知识分子的地方）里面监禁，他深感绝望；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国特务”的功劳，工宣队把萧光琰指称为特务机构成员，而人们也顺应潮流来攻击萧光琰。工宣队锲而不舍地不断对他进行审讯，用上拳打脚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来逼供，要他不断写揭发自己罪行的“检查”和“揭发材料”来达到轰动大众的效果，又给他起了“白屎”的外号（源于“博士”方言谐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萧光琰被发现死亡，验尸结果证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杀身亡。
萧光琰 学术
萧光琰主要研究石油化学，当中又以研究催化剂在石油加工工序的应用为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化学研究的先河之一，也是中国石油催化裂化和固体酸催化剂研究先驱之一。他在1957年至1965年期间共发表了29篇论文，分别刊于《科学通报》、《燃料化学学报》等期刊。
萧光琰供职于美孚石油期间参与了多项石油化学研究项目，例如催化裂化、催化重整、水煤气合成等，合共撰写过20多篇报告；其中，他在1949年参与了固定床铂催化重整工业装置的部分研究项目，这是世界上第一套同类装置，可用于制取芳香烃，以及用作生产辛烷值较高的汽油。
195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管理部门与石油科学专家就催化重整工序的催化剂配方展开争论，分为钼催化剂和铂催化剂两个主张：钼催化剂价格上比较便宜，不需要从外国进口，而且现有技术成熟；铂催化剂价格昂贵，技术有欠成熟，不过催化效率和收率都较高。萧光琰根据自身经验和参考资料，主张采用铂催化剂。这项研究起初因争论而受阻，不过化学工程学家侯祥麟其后出于生产工艺实际要求的考虑而表示支持萧光琰的意见，令研究项目顺利按照萧光琰提出的方案而行，得以有所进展，更成为日后中国成功开发新炼油技术的基础。
萧光琰 学术
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用于催化裂化工序的硅酸铝催化剂，而国际上也普遍采用以硅、铝为主要成分的催化剂，但中国尚未引进。萧光琰在1953年开始搜集中国各地的天然硅酸铝矿物（例如高岭土等），研究它们在石油催化裂化反应上的催化性能；研究成果在1954年发表于中国科学院液体燃料工作报告会议报告上，是中国第一篇同类的系统性研究报告，大受重视，又获化学家张大煜上报到中国科学院请奖，往后被学术界广泛引用。此外，萧光琰也研究不同硅铝比的催化剂，探讨它们的表面性质、酸性、活性、结焦性能，尤其研究了高铝硅铝（以硅和铝为主要成分、但含铝较多的催化剂）的活性、稳定性与制备方法；这项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在此方面的先河，为后来的加氢裂化催化剂研究提供基础。
中国在1950年代的石油产量极少，只有一定产量的页岩油，但页岩油含有碱性有机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会导致催化裂化反应所用的催化剂出现效能下降（即催化剂中毒）。1955年，萧光琰开始研究页岩油的催化裂化工序，尤其是含氮化合物对催化剂造成的中毒作用；这是中国首个同类研究项目，对日后的催化剂研究有所助益。
萧光琰 学术
萧光琰在1958年留意到金属/酸性复合催化剂（金属催化剂与固体酸催化剂组成的复合催化剂）同时有加氢、脱氢、异构化、裂化几种化学性质，只要调节催化剂的金属和酸性构成，就可以控制化学反应生成不同产品；为此，他系统性地研究了几种催化剂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它们在临氢异构化反应与加氢裂化反应的性能。
1960年代，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向中国供应航空煤油，中国急需掌握透过加氢裂化反应来制取航空煤油、低凝柴油的技术，因此要研制加速加氢裂化反应的催化剂。萧光琰在1964年中期与另一名石油化学家林励吾共同承担这项任务，他根据过往的研究成果而提出两点主张：一、应采用硅酸铝为酸性催化剂载体，因为硅酸铝有较佳的抗中毒性（抵抗催化剂中毒的性能）；二、在各款硅酸铝载体之中，应采用高铝硅铝（铝含量较高的硅酸铝），因为高铝硅铝有温和的酸性，适合选择性生成航空煤油分子，而且它的大孔结构有利石油裏的烃类大分子进出。最终，催化剂研制成功，加氢裂化装置也在1967年投入生产；萧光琰等人的研究工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辽宁省科技成果奖。
萧光琰 学术
除了石油化学以外，萧光琰也有其他化学研究成果，他的博士论文就以〈小球藻、菜叶及叶绿体的荧光与其光合作用关系〉为题，其后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水的光分解作用，又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黄铜的晶体生长和重结晶。
1960年代，萧光琰从酶（生物分子）的催化作用联想到化学催化剂，继而想到把酶用于催化生物以外的化学反应，提出生物催化的科研方向；由于大连化物所没有供他研究生物催化的条件，萧光琰要求兼任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工作，以便参与生物催化研究，但他的想法最终因条件所限而未有实现。
萧光琰认为科研人员务必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也应该懂得善用图书馆。他回国前搜集、购买、整理了大量资料来带到中国，有些是美国严格保密、禁止出境的化学文献，有些是对科研有用的图书、工具书。这些资料分批送到中国，一部分由他亲自带到国内，一部分则是委托妻子或其他回国的同学帮忙。例如，萧光琰乘船回国时途径日本横滨，他事先与当地华侨店主串通，轮船停泊后邀请船上的友人常沙娜（日后为知名敦煌學家、艺术家）一起上岸“购物”，到店主处领取藏有美国保密文献的礼盒，再告诉常沙娜那是圣诞礼物，让她抱着礼盒上船，从而通过检查。
萧光琰 学术
萧光琰抵达中国后，中国石油管理总局（石油工业部前身）的领导和专家审视过他带来的图书和资料，认为这些文献对中国炼油工业的发展有重大价值。萧光琰在大连物化所工作的时候经常到图书馆，发现藏书大多已经过时，于是决定把自己带来的书籍交给馆方，只收取象征性款项；由于他提供了大量文献，馆方用这些书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吸引很多人前往阅读。不过，萧光琰并非无偿捐献，不符当时“乐于无偿贡献国家”的社会风气，因此受人非议。
萧光琰治学严肃认真，做学问时一丝不苟，对下属要求严格。在整理数据、撰写报告的时候，他每每逐点逐项、逐字逐句检查，一篇文章最少得修订三遍，从不因为他人不满而有所改变；他又认为科研必须严谨，强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求实验数据误差范围明确，而且实验必须要有可重复性、因此必须做好实验记录。萧光琰的学生起初抱怨他的严肃态度，但后来逐渐接受、欣赏和仿效。不过，这种治学态度也成为政治斗争中攻击他的话柄。
萧光琰 学术
由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背景，萧光琰急切地想把美国的实验室管理系统引进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奉行美国人的工作习惯，提倡劳逸结合，严谨工作的同时要认真休息；这种作风引起一些同事不满，也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被人们批评为“资产阶级作风”。此外，萧光琰会不留情面地直指别人工作上的过失、实验操作的不严格之处，直率地评论他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一些同事反感。教育学生时，他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召开例行课题组会的时候老是要求每人都发言，而且总是在学生发言完毕吹毛求疵地评论一番。
萧光琰认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要掌握信息，科研人员为此要学好英文，也务必关注全球科学界的发展动向，并持续积累创新的想法。他精于动手操作实验，擅长吹製玻璃，能够做出各种精密的實驗室玻璃儀器；他倡议化学和化工研究员尽可能掌握电工、金工、木工、玻璃工等技能，多加亲自动手，提升做实验的能力。
萧光琰 个人生活
萧光琰的父亲名为萧权宣，是中華民國駐日本國公使館的武官，后来曾在汪精卫政权出任部长职位。
萧光琰有一兄一弟两妹。兄长名为萧光灏，他同样是一名学者，一直居于美国，在保密单位工作。萧光琰在中国遇到困境时几度寄信给兄长，盼望跟他见面，更希望他一起来中国工作，但往往隐瞒自己的困难，而萧光灏放不下在美国的事务，因此从来没有答应会面；后来，萧光灏得知文化大革命开始，料想到萧光琰处境艰难，但那时候两人已经无法联系了，这令萧光灏深感后悔。萧光琰其中一個妹妹名为萧光珍，两人同样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成员。
萧光琰的妻子名为甄素辉，两人在1945年结婚，婚后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对丈夫既热爱又崇拜。甄素辉在美国土生土长，不会说中文。她的父亲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派驻美国从事侨民工作，曾获孙中山送赠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本来是传家之宝，但后来萧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负责抄家的人卖到市场，此后不知所终。
萧光琰 个人生活
甄素辉起初提出语言障碍、政治形势两点原因，反对丈夫回国，但萧光琰主意已决，甚至提出独自一人到中国、让甄素辉留在美国；她最终让步，陪同丈夫来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担任英语教师。在萧光琰历次遭到政治斗争困扰的时候，甄素辉虽然因丈夫情绪波动而深感压力，但她总是在旁理解和安慰。两人在1952年生下女儿萧洛莲（小名“洛洛”），她品学兼优，很受父亲疼爱。
文化大革命时，甄素辉在大连营城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萧洛莲则无人照顾、独留家中。萧光琰自杀身故后，工宣队把甄素辉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讯；她反应异常冷静，要求工宣队让她请假两天照料女儿，获得批准。1968年12月13日，甄素辉与萧洛莲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杀，在家中床上相拥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