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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品四丁目停留場 歷史
此電車站是在1935年（昭和10年）宇品線御幸橋東詰至宇品之間路段遷移至新線時啟用。當時的電車站名為七丁目停留場（日语：／）。在1945年（昭和20年）8月6日，廣島市被投下原子彈，使宇品線不線不能通行。隨後包含此電車站之內，宇品線電鐵前至向宇品之間於同月中重開。
在戰後的1960年（昭和35年），電車站改名為宇品七丁目停留場（日语：／）。在1968年（昭和43年）8月，隨著宇品町的町名變更。電車站於同年9月改名為宇品四丁目停留場，同時原本鄰站的名稱由宇品四丁目改為宇品五丁目。
宇品四丁目停留場 電車站構造
電車站是建造在共用行車道上。電車站設有2面2線的相對式低地台月台（千鳥式月台），路線向南北兩邊延伸，月台之間間隔兩座路口。路口北邊是廣島港方向的下行月台，南邊是廣島站和紙屋町方向的上行月台。
各月台均可容納3卡和5卡掛接電車。月台靠近單卡的乘車口處設有上蓋。位於路軌上的宇品通比較狹窄，曾經在此電車站中沒有安全島，當時沒有月台，只在道路上劃分了乘車處。在宇品三丁目停留場曾經因此月台結構發生交通事故，因此此電車站在1994年（平成6年）8月尾設置了安全島。
此電車站是宇品線電車站之一。0、1、3、5系統會駛入此站。
宇品四丁目停留場 電車站周邊
電車站周邊為古老住宅區。附近正在興建小規模的公寓。
宇品四丁目停留場 相鄰電車站
廣島電鐵
■宇品線
宇品三丁目（U13）－宇品四丁目（U14）－宇品五丁目（U15）
静山 (寿光)
静山是坐落在中国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孙家集街道的一块露出地面的山石，海拔49.5米，最高处距地表0.6米左右，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小的山”。1983年9月，静山被寿光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静山 (寿光) 描述
静山位于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孙家集村与马家庄村之间的农田中，距离县城西南约8公里。静山海拔49.5米:89，是寿光最高点，露出地面部分东西长1.24米，南北宽0.7米，最高处距地面0.6米，最低处仅0.1米，上有南北向的水纹4条，地表以下逐渐扩展变大。
严格定义上，“山”按高度可分为高山、中山和低山，其中高山的山岳主峰相对高度超过1000米，中山的在350米至1000米，低山的则在150米至350米之间，若主峰相对高度低于150米，只能称为丘陵岗地。“静山”仅为露出地面的一块山石，理论上不足以称之为“山”。对于静山是露出地面的古潜山，还是埋入地下的巨石仍需进一步勘测确认。由于寿光境内本无山陵，静山才因其突兀的出现在广阔的平原中而引起人们的关注:449。
静山 (寿光) 历史
清末行政区划改革，今寿光境内划有15个区，其中有一个被命名为“静山区”，“静山”得名当在此之前:449。
对于静山是不是山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民国时期便有人进行挖掘，但未能挖到底。1958年，再次有人进行挖掘，在静山周围挖开一个10米深的大坑，仍未见到石底，最终只能作罢。
1983年9月17日，寿光县人民政府以“寿政发〔1983〕第94号”文件将静山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后因静山并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任何类别，在统计文物保护单位时可能并不将其统计在内。但当地政府部门仍按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定来管理静山，规定不准对静山进行深挖，不准在静山附近搞建设，并禁止对静山进行砸山取石。
2018年3月，静山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走红，被媒体冠以“全国最小山”的称号，很多游客前往参观，将其所在农田踩出一条小道。对此，光明网时评频道评论文章认为，静山仅凭一个所谓“全国最小山”的名头，即使走红网络，也不能长远。
2021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賞
《2021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賞》（英語：），是臺灣電視公司（TTV）於2021年播出的農曆新年除夕特別節目，以紅白兩隊歌手展開歌唱比賽的形式進行。2021年1月23日晚間在臺北小巨蛋錄製，全程以高畫質錄製，並經過剪接及增加繁中字幕後在台視主頻在除夕原音同步播出。線上直播為myVideo影音隨看直播。
本次演出原定開放觀眾入場，由於錄影當日前後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臺灣疫情升溫影響，首度改為無觀眾進場模式進行。
2021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賞 結果
收看節目投票結果，紅隊2,577,832票以對白隊2,315,596票獲勝。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古埃及文字是在十九世纪早期由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和托马斯·杨等欧洲学者所破译的。古埃及的书写形式，包括圣书体、僧侶體和世俗體文字，随着科普特字母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从公元四五世纪起就不再为人理解。后人对早期文字的认识是在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上发展而来的，而他们的理解却是错误的。人们普遍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完全是表意文字，不是用来记录口头语言的。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伊斯兰和欧洲学者曾试图破译古埃及文字，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字中可能有语音成分。18世纪末之前，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视为表意文字的观点，一直阻碍着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理解。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1799年埃及-叙利亚战役期间，拿破仑·波拿巴军队中有人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有古埃及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的平行文本。因此，石碑上的古埃及文字可以通过希腊语翻译来解读，特别是结合埃及语演变的最后阶段科普特语的证据。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和约翰·戴维·奥克布拉德开始对石碑进行解读，但这种方法着实困难，解读工作停滞下来。杨氏在两人的基础上观察到世俗体文字来源于圣书体象形文字，并辨识出了世俗体文字中的几个表音符号。他还确定了许多象形文字的含义，包括象形繭中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名字的表音字形。然而，他确信表音的象形文字只用于书写非埃及文字。19世纪20年代早期，商博良将托勒密的象形繭与其他象形繭进行对比后，发现象形文字兼有表音和表意。这一说法起初遭受怀疑，有人指责他窃取了杨氏的成果，但他的观点逐渐为学界所认可。商博良接着粗略辨识了多数表音象形文字的含义，并构建出古埃及语的大部分语法和词汇。同时，杨氏利用罗塞塔石碑，结合古希腊文和世俗体平行文本，基本破译了世俗体。
1829年杨氏去世，1831年商博良去世，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工作便陷入停滞。1837年，累普济乌斯指出，许多象形文字代表了两三个发音的组合，而不是仅仅一个，纠正了商博良研究成果中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埃马纽埃尔·德鲁热等学者对埃及语的理解已经足够完善，到了19世纪50年代，完全翻译古埃及文字便成为可能。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古埃及文字及其失传
古埃及大部分历史中有着两种主要的书写体系。一种叫圣书体，是主要用于正式文本的象形文字系统，起源于约公元前3200年。 另一种叫僧侶體，是从圣书体衍生出的手写体，主要用于在莎草纸上书写，起源时间也很早。公元前7世纪，从僧侣体衍生出了一种新的体系叫世俗體，与圣书体相差甚远，二者字符间的关系很难辨认。世俗体成为书写埃及语最常见的系统，圣书体和僧侣体此后大多局限于宗教用途。公元前4世纪，埃及由希腊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和罗马帝国同时使用古希臘語和世俗体。圣书体越来越不为人所知，主要被埃及牧师使用。
这三种文字系统都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包括单字母、双字母和三字母符号，分别代表一种、两种或三种发音；表意符号包括表示整个单词（语素）的符号和用表音符号表示单词含义的限定词。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古埃及文字及其失传
许多希腊和罗马作家都写过关于这些文字的作品，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古埃及语有两三个书写系统，但现存作品中没有一份完全理解了古埃及语的书写体系。公元前一世纪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明确地将圣书体描述为一种表意文字，而大多数古典作家都认同这一假设。公元一世纪的普鲁塔克提到了25个埃及字母，这表明他可能知道圣书体或世俗体语音方面的知识，但他的意思并不清楚。约公元200年左右的克莱曼特曾暗示有些符号是表音的，但他关注的重点在符号的隐喻意义上。公元三世纪的普罗提诺声称，象形文字并不代表一个个单词，而是一种受到神的启发，对其所描述对象的本质的基本洞察。公元四世纪的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在方尖碑上抄录了另一位作家对圣书体的翻译，但翻译内容不甚严谨，不足以帮助理解书写系统的原理。唯一一个流传到现代的关于圣书体的论述是《Hieroglyphica》，这是一部可能写于公元四世纪的著作，作者名叫赫拉波罗。书中论述了个别圣书体象形文字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些文字是如何形成短语或句子的。书中所描述的某些文字的含义是正确的，但错误居多。例如，赫拉波罗说鹅的形象意为“儿子”，因为据说鹅比其他动物更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埃及语中“鹅”和“儿子”有相同的辅音。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古埃及文字及其失传
圣书体和世俗体在公元三世纪开始消失。以神庙为基础的祭司制度逐渐消亡，埃及逐渐皈依基督教，并且由于埃及基督徒使用希腊语衍生出的科普特字母，世俗体逐渐被取代。最后的圣书体文字于公元394年在菲萊的伊西斯神庙写下，最后的世俗体文字亦于公元452年刻在该处。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的大部分历史都是用埃及文字或楔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系统）记录的。由于缺少对这两种文字的了解，人们只能通过有限而不甚正确的来源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
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后一种形式，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大多数埃及人仍然使用科普特语，但逐渐被阿拉伯语取代。科普特语在十二世纪开始消亡，此后主要作为科普特教会的礼拜语言而存在。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早期努力
阿拉伯学者知道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之间有着联系。7至14世纪有几位阿拉伯学者，如贾比尔·伊本·哈扬和Ayub ibn Maslama，据称已经理解了象形文字，但由于他们在该领域的著作失传，所以无法得到验证。9、10世纪的Dhul-Nun al-Misri和Ibn Wahshiyya曾撰写了论文，记载伊斯兰世界已知的数十种文字，包括象形文字，并用表格列出了它们的含义。13或14世纪，阿布·卡西姆·伊拉基抄录了一段古埃及文字，并给出了几个象形文字的音值。埃及学家奥卡沙·达利认为，Ibn Wahshiyya和阿布·卡西姆作品中的象形文字表格正确识别了许多符号的含义。其他学者对Ibn Wahshiyya声称理解他所研究的文字表示怀疑，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学者Tara Stephan说，達利“过分抬高Ibn Waḥshiyya的准确性”。但Ibn Wahshiyya和阿布·卡西姆确实认识到，象形文字既可以表音，也可以表意，这一观点在欧洲直到几个世纪后才会得到承认。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早期努力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开始对象形文字产生兴趣。大约在1422年左右，克里斯托福羅·布隆戴蒙提在希腊发现了赫拉波羅的《Hieroglyphica》，引起了尼科利和波焦·布拉喬利尼等古文物研究者的注意。波焦认识到罗马时代进口到欧洲的方尖碑和其他埃及文物上有象形文字，但他们并没有试图破译这些文字。受赫拉波羅和普羅提諾的影响，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通用的、基于图像的交流形式，而不是一种记录口头语言的手段。
欧洲人也对科普特语一无所知。学者有时会获得科普特语的手稿，但在16世纪，当他们开始认真研究该语言时，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可能也仅限于科普特修士，而当时的欧洲人没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没有出过埃及。学者们也不确定科普特语是否起源于古埃及语。许多人认为科普特语与古代近东的其他语言有关。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早期努力
第一个理解科普特语的欧洲人是17世纪中叶的耶稣会博学家阿塔納奇歐斯·基爾學。基爾學的工作以一位意大利旅行者彼得罗·德拉瓦莱在埃及购得的阿拉伯语语法和词典为基础，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提出了雖有缺陷但仍具开创性的科普特语翻译和语法研究。他猜测科普特语起源于古埃及语。他之所以研究这些是要为最终破譯象形文字做准备。
基爾學認為埃及人信奉一種先於基督教的古老神學傳統，並希望通過象形文字來理解這一傳統。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一样，他相信象形文字代表的是一种抽象的交流形式，而不是一种语言。以一种自洽的方式翻译这样的交流形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他关于象形文字的作品中，例如《俄狄浦斯埃及學》（1652-1655），基爾學基于对古埃及宗教信仰的理解，開始對他读过的科普特文本和他认为的埃及传统古文本進行猜想。他把只有几个象形文字的短文的译成了思想深奥的长句。与早期的欧洲学者不同，基爾學确实意识到象形文字可以在表音方面有一定功能， 尽管他认为这一功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他还认识到象形文字𓈗代表水，因此在语音上代表科普特单词“水”mu，以及m音。他成为第一个正确辨識象形文字音值的欧洲人。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早期努力
尽管基爾學的基本假设被他同时代的人所接受，但他的翻译还是被大多数学者拒绝甚至嘲笑。尽管如此，他关于科普特語起源于古埃及语的论点仍被广泛接受。
在基爾學关于象形文字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试图破译象形文字。但這期間有些人对文字提出的觀點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威廉·沃伯顿出版于1738年至1741年的宗教著作《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中有一段关于象形文字和文字演变的题外话，認爲象形文字并不是出於宗教秘密的保密而发明的，而是像其他书写系统一样，它的诞生是有实际目的的，克萊曼特提到的表音的埃及文字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沃伯顿的看法虽然僅僅是理论上的，但为理解象形文字创造了一个框架，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早期努力
在18世纪，欧洲人与埃及的接触增加了。更多欧洲人到訪了埃及，并亲眼看到了古老的文字，随着他们收集古物，可供研究的文字数量也增加了。1704年，让-皮埃尔·里戈尔成为第一个识别出非象形古埃及文字的欧洲人，而Bernard de Montfaucon则在1724年出版了收錄大量此类文字的書籍。1752年到1767年，Anne Claude de Caylus在Jean-Jacques Barthélemy的协助下，收集并出版了大量埃及碑文。他们的研究指出，非象形文字的埃及文字似乎包含了来自象形文字的符号。Barthélemy还指出，许多象形文字中都用橢圓符号圈了起来。這些橢圓符号后来被称为“象形繭”。他在1762年提出，象形繭中寫的是国王或诸神的名字。Carsten Niebuhr于60年代访问了埃及，提出了第一份系统但不完整的象形文字符号列表。他还指出了象形文字及附带的插图之间的区别，早期的学者混淆了两者。德金是当时推测中国与古埃及有某种历史联系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中国文字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分支。1785年，他重提了Barthélemy关于象形繭的觀點，對比中國将专有名詞与其他文字区分开来的做法。
格奥尔·索伊加是18世纪后期科普特語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他在古埃及知识汇编書籍《De origine et usu obeliscorum》（1797年）中对象形文字提出了几点见解。他对象形文字符号进行了分类，并得出结论，如果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单词的話，符号的數量就太少，因此如果要構建完整的词汇表，每個符号必须有多种含义，或通过相互组合来改变含义。他看到符号的朝向會標示文本的阅读方向，因此认为有些符号是表音符号。索伊加并未试图破译这段文字，他认为欧洲当时掌握的資料太少。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军队入侵埃及，拿破侖带了一批科学家和学者来研究這塊土地和古代遗迹。1799年7月，法国士兵正在羅塞塔附近重建一座马穆鲁克要塞，這時皮埃尔-弗朗索瓦·布沙尔中尉注意到，这座要塞被拆毁的墙壁上有一块石头上面覆盖着文字。这是一塊古埃及石碑，分为三块，右下角和上半部被折断。石头上刻有三種文字：顶部刻著象形文字，底部刻著希腊文，中间刻著不明文字。这是托勒密五世在公元前19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授予埃及祭司特权。文字结尾要求将法令的副本“被神圣地用本地语和希腊语雕刻”，并立於神庙中。在阅读了希腊铭文后，法国人意识到这块石头上寫的是平行文本，可以根据希腊文翻译来解讀埃及文。学者们急切地寻找石碑的其他碎片，以及希腊文和埃及文的其他文本。然而，石碑的碎片再也沒能找到，学者们发现的其他双语文本也基本上都难以辨认，无法用来破译。学者们对石碑本身進行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让-约瑟夫·马塞尔说，中间的文字是“古埃及语言的草书字符”，与他在纸莎草卷轴上看到的其他字符相同。他和路易·雷米·赖热开始将这种文字与希腊文字进行比较，认为大部分象形文字都缺失了，中间的文字可能比象形文字更能看到成果。他们根据希腊文中專有名詞的位置猜测中间文字中專有名詞的位置，并根據托勒密的名字Ptolemaíos确定了p和t ，但未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石碑铭文的第一批副本于1800年送往法国。1801年，法国在埃及的部队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军围困，后在亚历山大港投降。按照條約，罗塞塔石碑轉交給英国。石碑运到英国，伦敦古董协会將文字拓印后送到欧洲各地的学术机构。
拿破仑远征的报道激起了欧洲对古埃及的狂热。埃及在法国和英国撤军后陷入混乱，穆罕默德·阿里帕夏1805年控制埃及后，欧洲收藏家紛至沓來，带走了许多古物。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物的历史背景，但它们在学者破譯古埃及文字时可以提供文本语料库。
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曾于1787年破译了波斯巴列维文。他是最早研究这块石碑的人之一。像马塞尔和赖热一样，他专注于将希腊文与中间的世俗体文字联系起来。基于普魯塔克的观点，他认为世俗体包含25个表音符号。德萨西在世俗体文字中寻找希腊语专有名词，并尝试识别其中的表音符号，但除了辨认托勒密、亚历山大和阿爾西諾伊的名字外进展甚微。他意识到，世俗体中的字符远远超过25种，世俗体碑文可能与希腊文碑文的内容并不相近，因此这项工作更加困难。1802年发表研究结果后，他便停止了对这块石碑的研究。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同年，德萨西把碑文的副本送给他原来的学生，瑞典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业余语言学家的约翰·戴维·奥克布拉德。奥克布拉德取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他分析了与德萨西一样的字符组，但正确识别出更多的字符。在他给德萨西的信中，他提出了由29个世俗体字符组成的字母表，其中一半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并根据他对科普特语的了解，在文本中识别出了几个世俗体单词。德萨西对他的结论表示怀疑，奥克布拉德自己后来也放弃了。也有其他学者进行了尝试，但一直进展甚微。直到十多年后，托马斯·杨开始研究，才改变了现状。
托马斯·杨是英国博学家，专业领域涵盖物理、医学和语言学。在当他把注意力转向埃及之前，他便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1814年，他开始与德萨西就罗塞塔石碑通信，几个月后，他给出了他所说的圣书体和世俗体的译文。实际上，杨氏只是把文本分成几组，找到各组埃及文最有可能对应的希腊文而已。这一方法的用途有限，因为这三种文本不是彼此的确切翻译。杨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抄写其他埃及文字，这使他得以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东西。他和索伊加一样，认识到如果代表单词的話數量就太少。他认为每个单词由两三个象形文字组成。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杨氏注意到圣书体和世俗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得出结论，圣书体象形文字已经演变成世俗体。杨氏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俗体不可能是纯粹的表音文字，必须有源自圣书体的表意文字。他在1815年把这一见解写信告诉德萨西。虽然他希望能在圣书体中找到表音字符，但文字中使用的语音拼写种类实在太多。他得出结论，不存在表音圣书体文字——但有一个例外。德萨西在他1802年的著作中曾说过，圣书体在书写外来词时可能起表音作用。1811年，他在了解了中文中类似的写法后提出，象形繭中托勒密等非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应该是音译的。 杨氏将这一想法应用到罗塞塔石碑上。碑文象形繭中的文本有的很短，由八个字符组成，而有的则在这八个字符后面还有更多字符。杨氏猜想，长的文本应该有托勒密头衔“永生的普塔[神]的爱子”的埃及语。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前八个符号上，这些符号应该对应于托勒密的希腊语名字Ptolemaíos。杨氏采纳了奥克布拉德提出的一些音值，将这8个圣书体符号与其对应的世俗体相匹配，并提出有的符号代表好几种音值，而其他符号则只代表一种音值。然后，他把结果应用到托勒密女王貝勒尼基的名字的象形繭上，发现了一对表示女性人名结尾的圣书体文字，但但收效甚微。他得到了13个圣书体和世俗体符号的音值，其中六个正确，三个部分正确，四个错误。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杨氏在他的文章《埃及》中总结了他的工作，这篇文章匿名发表在1819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的一份增刊中。它对218个世俗体和200个圣书体单词进行了猜想性的翻译，并将约80个圣书体符号与等价的世俗体正确地对应了起来。然而，杨氏对古埃及文本不如其书写系统感兴趣，而又专注于多个学科，因此他难以集中精力去破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不大。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青年时期约在1803年至1805年间对埃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德萨西等人的指导下学习了科普特语等近东语言。他的哥哥雅克·约瑟夫·商博良-菲雅克是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院长邦-约瑟夫·达西耶的助手，能够帮助商博良跟上学界对埃及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杨氏从事象形文字研究时，商博良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古埃及的既定知识的概要，并编写了一部科普特语词典。尽管他就尚未破译的古埃及文字写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在19世纪20年代初，他便迅速取得不少成绩。由于缺少相关证据和当时各种叙述中的矛盾，个中细节无法得知。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商博良最初只看到了杨氏圣书体和世俗体词汇的摘录，对杨氏的结论不屑一顾。1821年中，商博良从格勒诺布尔移居巴黎，这时他可以获得一份完整副本，但不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大约同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对象形繭中语音的辨识。
此时出现一个重要的线索：菲莱方尖碑上刻有希腊文和埃及文。英国文物收藏家威廉·约翰·班克斯将方尖碑从埃及运到英国，并将铭文抄写下来。这些铭文并不是像班克斯所想的那样和罗塞塔石碑类似的双语文本。两份铭文都有“托勒密”和“克麗奧佩脫拉”的名字，用象形繭包围着。托勒密是根据罗塞塔石碑辨认出来的；但是班克斯只能根据希腊文本猜测第二个人名代表克麗奧佩脫拉。商博良于1822年1月看到后，把象形繭内人名视为克麗奧佩脫拉，但未说明他是如何辨识出来的的。班克斯认为商博良利用了他的结论但未给他署名，拒绝给他进一步的帮助。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商博良将托勒密Ptolemaíos的象形文字进行分解，但方法与杨氏有所不同。商博良猜想的表音符号p、l和o都与之吻合。但字母e在克麗奧佩脫拉Kleopátra的象形繭中由一个符号表示，托勒密的则把这个符号写了两遍。字母t的写法则完全不同，但商博良认为这两个符号是同音字。他通过在其他人名测试这些结果，确定了埃及的许多希腊和罗马统治者的名字，并推断出更多字母的音值。
7月，商博良驳斥了让-巴蒂斯特·毕奥对埃及寺庙浮雕丹達臘黃道帶周围文字的分析。他指出，文本中星形文字似乎表明附近的单词是指与星星有关的事物，例如星座。他称这种符号是“表示类型的符号”，后来他又称为“限定符号”。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根据商博良的侄子艾梅·商博良-菲雅克所述，商博良在1822年9月14日查看了让-尼古拉·于约绘制的埃及铭文后，又有了一个新发现。阿布辛貝的一个象形繭有四个圣书体符号。商博良猜想或借鉴了杨氏《大英百科全书》文章中相同的猜测，即圆形词首符号代表太阳。科普特语中的“太阳”是re 。象形繭结尾处出现两次同样的符号，在托勒密的象形繭中代表s。如果象形繭中的名字以Re开头，以ss结尾，那么它就可能是拉美西斯，即曼涅托作品中记载的几个国王的名字，于是中间的符号代表m。罗塞塔石碑碑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m和s符号一起出现在与“出生”一词的希腊语文本相对应的位置，而科普特语中“出生”一词是mise。另一个象形繭有三个符号，其中两个与拉美西斯中的相同。第一个符号是朱鷺，是托特神的标志。如果后两个符号代表的字母与拉美西斯的相同，那么这个象形繭的人名就是Thothmes，与曼涅托提到的王名图特摩斯相对应。此人是埃及本地国王，早在希腊统治埃及之前就已存在，但名字的书写却是表音的。现在，商博良转向托勒密的头衔，也就是罗塞塔石碑上发现的较长的象形繭。商博良知道哪些科普特语单词可以用来翻译对应的希腊文，并且知道哪些象形文字符号表示p和t等读音。于是他得以猜出其他几个符号表示的读音。根据他侄子的记述，商博良做出这些发现后便奔向他兄弟在文学院的办公室，扔下一批抄写的碑文，大喊“ Je tiens mon affaire!”（我做完了），之后便昏倒数日。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商博良在1822年9月22日完成的《Lettre à M. Dacier》中宣布了他对希罗象形繭的译读。他于9月27日将这封信在文学院向杨氏等人宣读。这封信通常被视为埃及学的奠基文献，但它只体现了杨氏研究结果的一个小小的进步。信中提到在埃及遥远的过去可能使用过表音符号，但没有提及商博良关于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象形繭的发现。商博良可能对过早宣布结果保持警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商博良将他对象形文字的结论应用到许多埃及铭文上，确定了数十个王室名称和头衔。在此期间，商博良和东方学家安托萬-讓·聖馬丁仔细检查了Caylus花瓶，花瓶上刻有象形文字和波斯楔形文字。聖馬丁认为楔形文字刻的是薛西斯一世的名字。薛西斯一世是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国王，埃及属于其领土。商博良证实了象形繭中可辨认的符号与薛西斯的名字相符，进一步证明了埃及在被希腊统治之前就使用了表音象形文字，并支持了聖馬丁对楔形文字的解读。这是楔形文字破译的重要一步。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大约在这段时间，商博良又取得了突破。尽管他统计了大约860个象形文字符号，但这些符号中有少数在所有文本中都占很大比例。他还偶然发现了雷暮沙最近对中文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表明即使是中文书写也广泛使用了表音字符，表意字符也必须组合成许多连字才能形成完整的词汇。很少有象形文字是连字。商博良已经辨认出安提諾烏斯的名字，他是一个非皇室的罗马人，没有象形繭，周围的字符似乎是表意的。因此，表音字符不仅仅限于象形繭。为了验证他的怀疑，商博良比较了象形文字中看上去包含相同内容的文本，并指出拼写上的差异，表明了同音词的存在。他将得到的同音词列表与他通过象形繭得到的语音符号表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并无差异。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商博良在1823年4月向文學院宣布了这些发现。从那时起，他在识别新的符号和词语方面步很快。他得出结论，语音符号组成了辅音字母表，元音只是有时才被书写。1824年发表的《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记载关于他的发现的摘要，文中说：“象形文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一段相同的文本中，在一個相同的句子中，我甚至敢说，在一個相同的词语中，一个文字能同时具有象形性、表意性和表音性。”《Précis》识别了数百个象形文字，描述了象形文字与其他文字之间的差异，分析了专有名词和象形繭的用法，并描述了语言的某些语法。商博良正在从破译文字转向翻译基础语言。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辨认符号
《Lettre à M. Dacier》提到杨氏曾研究世俗体，并提到杨氏试图破译貝勒尼基的名字，但没有提及杨氏对托勒密名字的分解，也没有提到菲萊方尖碑上克麗奧佩脫拉女性名字的结尾其实也是杨氏的发现。杨氏相信这些发现使商博良的研究成为可能，希望商博良无论获得什么成果都能给他署名。商博良在文学院读信后不久，杨氏给商博良的私人信件中，他引用了一句法国话，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还说，“如果[商博良]真的借了一把英国钥匙，那把锁就生锈得太可怕了，任何一条常人的胳膊都没有力气转动它。”
1823年，杨氏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埃及著作的书，《对象形文字和埃及文物的一些最新发现的描述》（An Account of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in Hieroglyphical Literature and Egyptian Antiquities） ，副标题为“包括作者的原始象形文字字母表，由商博良先生扩充”（Including the Author's Original Hieroglyphic Alphabet, As Extended by Mr Champollion）。商博良愤怒地回道：“我決不同意承認除我自己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原始字母表，這與象形文字字母表的正確稱呼有關”。次年的《Précis》承认了杨氏的研究，但商博良说，他是在没有看到杨的《大英百科全书》文章的情况下独立得出结论的。从那以后，学术界对商博良是否说了实话存在分歧。杨氏仍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的承认，对商博良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对他的一些结论表示怀疑。在1829年杨氏去世之前，两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
商博良继续从事象形文字的研究，他犯了很多错误，同时也取得了许多成功。商博良被卷入争论之中，学者们拒绝承认他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其中就有拿破仑远征队的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和德国东方学家朱利斯·克拉普羅特。同时也有人拥护杨氏。古斯塔夫·塞法特是反对商博良时间最长的学者，1826年甚至与商博良公开辩论， 后继续推崇自己的象形文字破译方法，直到1885年去世。
随着象形文字的性质变得越来越清晰，这类批评者逐渐消失，但是有关商博良亏欠杨氏多少的争论仍在继续。英法之间的民族主义对抗加剧了这一问题。埃及学者通常不愿批评商博良，商博良被认为是该学科的奠基人，因此他们也不愿赞扬杨氏。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阅读文本
杨氏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减少了对圣书体的研究，但他对世俗体的研究仍在继续，这得益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822年11月，他的一个熟人乔治·弗朗西斯·格雷借给他一盒在埃及发现的希腊莎草纸。杨氏查看后发现其中有两份是他已经拥有并试图破译的世俗体文本的译文。长期以来，他一直想拿到另一份双语文本作为罗塞塔石碑的补充。有了这些文本，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但在1827年，意大利科普特学者阿梅代奥·佩龙的一封信激励了他，信中说，杨氏喜欢从一个学科转向另一个学科的习惯对于他是个阻碍，如果他专注于研究古埃及，可以取得更大地成就。杨氏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一直研究着世俗体。有一次，他向已经当上卢浮宫馆长的商博良咨询问题。商博良对杨氏很友好，让他查阅有关世俗体文字的笔记，并花了几个小时向他展示卢浮宫收藏的世俗体文本。杨氏著作《Rudiments of an Egyptian Dictionary in the Ancient Enchorial Character》于1831年他死后出版，其中收录罗塞塔石碑碑文的完整翻译和大部分文字。根据埃及学家约翰·雷的说法，杨氏“应该被称为世俗体的破译者”。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阅读文本
1824年，罗塞塔石碑已无助于象形文字的进一步研究。商博良需要更多的文本，而法国却很少有他想要的资料。1824年到1826年，他两次访问意大利，研究那里发现的埃及古物，特别是不久前从埃及运到都灵埃及博物馆的古物。通过阅读几十座雕像和石碑上的碑文，商博良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弄清建造这些雕像的君王的人，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他的答案是错误的。他还看了博物馆的莎草纸，能够辨别出它们所写的主题。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都灵王表，这张莎草纸列出了公元前13世纪前埃及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时期。在意大利期间，商博良还结识了一位比薩语言学家伊波利托·罗塞利尼，他被商博良对古埃及的热爱所感染，开始与他一起研究。商博良还致力于在卢浮宫收集埃及古物，包括他后来向杨氏展示的文本。1827年，他出版了《Précis》的修订版，收录了他近期的一些发现。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阅读文本
居住在埃及的古文物研究者，尤其是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已经在把商博良的发现应用到各自手中的文本中。商博良和罗塞利尼自己也想这样做，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和艺术家一起组成了弗朗哥-托斯卡纳赴埃及考察队。在去埃及的路上，商博良停下来看了一个法国古董商手里的莎草纸。这是一份《阿蒙涅姆赫特的指示》的复制品，是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写给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的忠告。尽管商博良读得不够透彻，无法完全理解写的是什么，但它成为古埃及文学第一部被人阅读的著作。1828年和1829年，考察队沿着埃及的尼罗河行进，抄录并收集古物。在研究了无数的文本之后，商博良确信他的结论适用于埃及历史上每个时期的象形文字。
从埃及回来后，商博良花了很多时间来对埃及语言进行完整的描述，但是没有时间完成。从1831年下半年开始，他一次又一次经受中风，身体日渐衰弱，1832年3月去世。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阅读文本
商博良的哥哥于1836年至1843年间分期出版了商博良的《埃及語法》和一本随附的词典。这两本书都不完整，尤其是词典，编排方式混乱，还有许多臆测的翻译。这些作品的不足反映了商博良对埃及的理解并不完善。商博良经常因为高估古埃及语和科普特语之间的相似性而犯下错误。此外，商博良还不知道古埃及文字符可以同时表示两三个辅音。与此相反，他认为每个表音符号都只代表一种发音，每种发音都有很多同音字。因此，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名字的中间部分由两个字母组成，代表辅音ms，但是商博良将其读为m。他也没有考虑到音补的概念，即在单词的末尾加上一个字母，用不同方式重新拼写已经表示过的发音。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阅读文本
商博良的大多数合作者都缺乏破译所需的语言能力；许多人很早就去世了。爱德华·欣克斯是一位爱尔兰神职人员，主要兴趣是楔形文字的破译，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博良翻译文本时通过猜测填补了他的知识空白，而欣克斯则试图更系统地进行研究。他指出了埃及语中的语法成分，例如助詞和助动词，而这些语言在科普特语中是不存在的，并且他认为埃及语的发音类似于闪米特语的发音。欣克斯还促进了对僧侣体的理解，这一点在埃及学研究中一直被忽视。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阅读文本
纠正了商博良研究中最根本错误的学者是普鲁士语言学家累普濟烏斯，他使用商博良的语法開始研究埃及语言。他与罗塞利尼建立了友谊，兩人在埃及語言話題上保持著聯係。累普濟烏斯的《Lettre à M. le Professeur H. Rosellini sur l'Alphabet hiéroglyphique》（就象形文字給H. 罗塞利尼教授的信）于1837年出版，解释了双字母符号、三字母符号和音补的功能，雖然这些术语在當時尚未被创造出来。信中列出了30个单字母符號，而现代觀點認爲應有24个，商博良構建的系統中则有200多个。累普濟烏斯的信极大地巩固了商博良在处理象形文字时采用方法的正確性，同时纠正了它的不足之处，并最终将埃及学的重点从破譯转移到了翻译。商博良、罗塞利尼和累普濟烏斯通常被认为是埃及学的奠基人；楊氏有时也包括在内。
累普濟烏斯是19世纪中叶湧現的新一代埃及学家之一。 埃馬紐埃爾·德魯熱从1839年开始研究埃及语，是第一位完整翻译古埃及文本的人。他于1856年出版了埃及文学文本的第一部译本。用德鲁热的学生加斯東·馬伯樂的话来说，“德鲁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运用并完善商博良的方法”。其他学者则专注于鲜为人知的文字。查爾斯·威克利夫·古德溫和弗朗索瓦·沙巴的研究重点是纸莎草上的象形文字，主要负责破譯僧侣体。海因里希·布鲁格施是自杨逝世以来第一个推进世俗体研究的人，于1855年发表了世俗体的语法。
1866年，累普濟烏斯发现了克諾珀斯石碑，有着类似罗塞塔石碑的平行文本，且铭文基本上完好无损。圣书体象形文字现在可以直接与希腊语翻译进行对比，结果证明了商博良方法的有效性。塞缪尔·伯奇是19世纪中叶英国埃及学最重要的人物，他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部埃及语大词典，同年，布鲁格施出版了他的圣书体和世俗体词典的第一卷。布鲁格施的字典建立了对埃及语发音的现代理解，正如欣克斯所推测的那样，埃及语借鉴了闪米特语的发音。到目前为止，埃及学家一直在不断完善对这种语言的理解，但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同一世纪内古埃及文和楔形文字的破译，为研究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开辟了道路。
北票頜龍屬
北票颌龙（属名：Beipiaognathus，意为北票市的颚）是虚骨龙类可疑的一属，化石在中国辽宁早白垩世的义县组发现。
该属最初根据以下两个特征而分配至美颌龙科：扇形的背部神经棘和手部健壮的I-1指骨。但是，北票颌龙在其他方面也和其它美颌龙科不同：牙齿呈锯齿形和圆锥形；尺骨成比例延长；手部II-1指骨更长、更坚固；尾巴更短。
義大利古生物學家安德里亚·考尔（Andrea Cau）非正式的指出其化石存在许多疑点，表明它是人为组装的，使标本成为系统发育上无信息的嵌合体。另外，他认为该属的特征并非美颌龙科所独有的，因为在似鸟龙下目和伤齿龙科动物中也能看到扇形神经棘，在阿瓦拉慈龙类中也能看到坚固的I-1指骨。
宇品五丁目停留場
宇品五丁目停留場（日语：／ Ujina 5-chome teiryūjō */?），又稱宇品五丁目電車站（日语：），是位於廣島縣廣島市南區宇品神田五丁目，廣島電鐵宇品線的電車站。車站編號為U15。
宇品五丁目停留場 歷史
此電車站是在1935年（昭和10年）宇品線御幸橋東詰至宇品之間路段遷移至新線時啟用。當時的電車站名為四丁目停留場（日语：／）。
在戰時1940年代，此電車站一度廢止。在1950年（昭和25年）12月再次啟用。在1960年（昭和35年），電車站改名為宇品四丁目停留場（日语：／）。在1968年（昭和43年）8月，隨著宇品町的町名變更。電車站於同年9月改名為宇品五丁目停留場，同時原本鄰站的名稱由宇品七丁目改為宇品四丁目。
宇品五丁目停留場 電車站構造
電車站是建造在共用行車道上。電車站設有2面2線的相對式低地台月台（千鳥式月台），路線向南北兩邊延伸，月台之間設有路口。路口北邊是廣島港方向的下行月台，南邊是廣島站和紙屋町方向的上行月台。
由於下行月台的長度較短，因此接掛車停站時，該電車會實施選擇性車門操作，後方的車門不會打開。
此電車站是宇品線電車站之一。0、1、3、5系統會駛入此站。
宇品五丁目停留場 電車站周邊
電車站周邊為古老住宅區和商店。附近正在興建大型商業設施和公寓。
雖然電車站名為「宇品五丁目」，實際地點是「宇品神田五丁目」。
曾經在此電車站西南方設有國有鐵道的廣島鐵道局（在1950年起變為廣島鐵道管理局）局舍。在1936年（昭和11年）8月，於此電車站南方設有鐵道局前停留場（日语：／），該電車站為臨時電車站。該電車站在該局遷移至廣島站後方時（1952年（昭和27年））仍然存在。
宇品五丁目停留場 相鄰電車站
廣島電鐵
■宇品線
宇品四丁目（U14）－宇品五丁目（U15）－海岸通（U16）
矛神龍屬
矛神龙属（"Ubirajara"）是一種美颌龙科兽脚类恐龙的非正式名稱，生存于早白堊世，化石發現於巴西的克拉图组。
矛神龍屬 发现与命名
工人们从新奥林达和圣安娜-杜卡里里之间的一个采石场中发现许多化石。1995年，这些化石由斯图加特州立博物馆收购，并在获得出口许可证后移至德国。
据称，这批化石是1995年从巴西非法进口到德国的，因为巴西法律不允许从其领土上移走化石，也不允许在没有至少一位巴西科学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化石研究。因此，巴西科学家正在为这些化石的遣返而奔走。
其中一件标本是块石板，但已经被工人分开，表面仅显示出模糊的痕迹。多年后，用锋利的钢销和X光照片进行的进一步准备工作使“恐龙弗雷”（矛神龙的叙述者之一）在其中发现了一具小型兽脚类骨骼。
矛神龍屬 发现与命名
2020年，模式种长鬃矛神龙（"U. jubatus"）由罗伯特·S·H·史密斯（Robert S. H. Smyth）、大卫·迈克尔·马丁（David Michael Martill）、埃伯哈德·弗雷（Eberhard Frey）、赫克托·爱德华多·里维拉·希尔瓦（Hector Eduardo Rivera-Sylva）和诺伯特·伦茨（Norbert Lenz）命名并叙述。属名在图皮语中意为“长矛之神”，指其肩膀上四根夸张的长矛状装饰物；而种名jubatus在拉丁语中意为“有鬃毛的”，指其背部的原始羽毛。
新物种发表后不久，叙述论文因标本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而被临时删除。文章缺乏实体出版物和正确的ZooBank注册，使“矛神龙”成为一个裸名。
正模标本SMNK PAL 29241发现于克拉图组，可追溯到阿普第阶，约有1.15亿年的历史。它由一出缺少颅骨的骨骼组成，保存了十三节背椎、两节骶椎、肩带、左前肢、一个颈肋、七个背肋、十五个腹肋和几乎完整的左臂。除了骨髂以外，化石还保留了躯干的羽毛、皮肤以及手爪角蛋白鞘的残留物。此外，腹腔中保存了一些颗粒状结构，被认为是器官残骸，然而，研究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躯干中的颗粒状结构是脂肪，即所谓的尸蜡。它们没有食物残留，因此不太可能代表肠道，而且也缺乏肠道应有的规模结构。标本可能代表一只发育未成熟的雄性动物。
矛神龍屬 叙述
正模标本的长度约为半米。
叙述者建立了该属两个独特的特征组合，而这些特征本身并不是唯一的。肩胛骨是肱骨长度的81％，而非等长或更长――这是其它美颌龙科所普遍具备的特征。在侧视图中，神经棘顶部轮廓比其底部长15％至27％，而不是像小坐骨龙一样等长。
标本保留了沿尾部和背部排列的“鬃毛”状原羽，它们覆盖了从手臂到爪子的全部区域。这种结构称为SMF，即细长单丝状外皮（Slender MonoFilamentous integument），它们向后延长，在第九和第十节背椎上达到了11厘米的长度。这些细丝没有分支，直径约0.3毫米，带有空心。皮肤残留物包含一系列19个矩形垂直结构，这些结构被解释为细丝的毛囊。皮肤肌肉可以让这些背部鬃毛竖立，以威慑捕食者或竞争对手；当动物平静时，这些鬃毛可以平铺在背上，以让其穿过灌木丛。正如化石所显示的那样，它们在克拉图组咸水泻湖条件下的萎缩可能会导致鬃毛在死后被激活。
矛神龍屬 叙述
化石同样显示出从其体侧突出独特的15（5.9英寸）长的丝带状外皮结构。左肩具有一对平直的细长带状物，而在论文中，作者假设在相反的右侧也存在类似的一对。上方的带状物长十五厘米，下方的带状物长十四厘米。这些结构由中央纵向嵴（0.1毫米宽）加固。上方带状物的总宽度为4.5毫米，下方带状物的总宽度为2.5毫米，两侧平行，仅在靠近远端处逐渐变细，没有任何僵化的迹象。作者将这种宽广的丝状物与幡羽风鸟（极乐鸟的一种）进行了比较，并推测这些丝带状的肩部结构可能具有展示目的，也许可以在求爱展示中竖立、振动甚至发出声音以向同类炫耀。然而，在青少年个体中存在此类展示结构是例外的。在现代今鸟类中尚未观察到这种现象，但反鸟类和虚骨龙类的左龙已有报道。作者指出，在近鸟类衍生性更高的分类群中，此类结构存在的邰位很大程度上限于尾巴及其附近区域。他们认为，这阻止了展示结构限制这些飞行物种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在这方面，非飞行动物的美颌龙科将不受肩部装饰的阻碍。简单的细丝可能演变成复杂的展示结构，这表明正羽由于展示原因而没有进化，与通常的假设相反。
矛神龍屬 分类
矛神龙被置于美颌龙科，作为由中华龙鸟和美颌龙所构成的演化支的姊妹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拉丁美洲已知的第二种美颌龙科，而第一种即为上文提到的小坐骨龙。此外，矛神龙也是克拉图组发现的第一个非鸟类恐龙。
乙醛缩二乙醇
乙醛缩二乙醇（英語：）或称为1,1-二乙氧基乙烷（英語：）是一些蒸馏酒类饮料中的主要调味成分，尤其是麦芽威士忌和雪利酒。尽管它只是许多含有缩醛官能团的化合物中的一种，但这种特殊的化学物质有时被简单地称为“缩醛”（"acetal"）。
上海静安大悦城
上海静安大悦城是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靜安區西藏北路166号的一個商場，為中糧集團大悅城地產第二個項目，總體項目分為一期南北和二期南北共四個地塊。整体商业体量达16.3万平方米。
上海静安大悦城 历史
其中一期項目南座於2010年12月18日率先開業，南座占地约9434平米，建筑面积6.8万平米，開業時間僅次於大悅城地產首個項目西单大悦城。2015年12月19日，上海静安大悦城一期北座開幕，屋顶悬臂式摩天轮（又稱SKY RING摩天輪）同步開業，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座屋顶悬臂式摩天轮。同時屋頂上還有轻艺术街区摩坊166。上海静安大悦城一期南北座合计建筑面积16.3万平方米。
海岸通停留場
海岸通停留場（日语：／ Kaigan-dori teiryūjō */?），又稱海岸通電車站（日语：），是位於廣島縣廣島市南區宇品海岸二丁目，廣島電鐵宇品線的電車站。車站編號為U16。
海岸通停留場 歷史
此電車站在1935年（昭和10年）12月啟用，但是宇品線在此日之前已經於此地段建設了終點站宇品停留場（日语：／）。
在1912年（大正元年），宇品線紙屋町停留場至御幸橋停留場之間開通。在1915年（大正4年），路線延伸至宇品地區。當時的路軌從御幸橋的東邊南下，沿宇品地區西堤防前往堤防的南端附近轉入東邊。於海岸通宇品棧橋（現時：廣島市營棧橋）設置終點站。當時在終點站東邊為國鐵宇品線的宇品站。
海岸通停留場 歷史
在1935年（昭和10年），宇品線御幸橋至宇品之間區間遷移至新線，新線途經新街道（宇品通）上。新線從御幸橋前往皆實町後南下，沿宇品通上前進，直至在棧橋前轉入西邊，在海岸通上向西前進，直至隨近西堤防的南端附近為止。在新線開通後，宇品停留場便廢止，取而代之在開設此電車站。此電車站與宇品停留場都是位於棧橋前，當時電車站名為宇品棧橋前停留場（日语：／）。隨後在1942年（昭和17年）一度廢止。於戰後1950年（昭和25年）重啟，當時電車站名稱為海岸通停留場。在2002年（平成14年），隨著廣島南道路進行工程，電車站向北遷移0.1公里。另外，宇品線使用新線後，於1952年（昭和27年）曾經設有競輪場入口停留場，該電車站是臨時車站，當舉行賽單車活動時才營業，隨著海岸通停留場遷移，競輪場入口停留場便廢止。
海岸通停留場 電車站構造
電車站是建造在共用行車道上。電車站設有2面2線的相對式低地台月台，路線向南北兩邊延伸。電車線東邊是廣島港方向的下行月台，西邊是廣島站和紙屋町方向的上行月台。兩座月台南邊設有行人過路處。兩座月台均設有上蓋。
在電車站靠近廣島港一方設有渡線。在毎年7月於廣島港舉行「廣島港夢煙花大會」時，設有臨班班次於此電車站折返，當時電車便會使用該渡線。此電車站沒有車站職員當值，但是舉行煙火大會當天會有許多職員於此站當值。
位於路軌上的宇品通比較狹窄，曾經在此電車站中沒有安全島，當時沒有月台，只在道路上劃分了乘車處。在宇品三丁目停留場曾經因此月台結構發生交通事故，因此此電車站在1994年（平成6年）8月尾設置了安全島。
此電車站是宇品線電車站之一。0、1、3、5系統會駛入此站。
海岸通停留場 電車站周邊
電車站西邊和北邊都是住宅區。電車站東邊和南邊是與廣島港相關的港灣設施，以及企業的辦公大樓與倉庫群。
海岸通停留場 相鄰電車站
廣島電鐵
■宇品線
宇品五丁目（U15）－海岸通（U16）－元宇品口（U17）
白玉路
白玉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普陀区一條道路，北起曹杨路，南至光复西路，全长1273米，道路始建於1963年，名稱來源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1993年5月，沙洪浜街道以白玉路為名更名為白玉路街道。1997年10月19日，位於白玉路358弄的白玉苑住宅小區一期動工，1998年10月25日竣工。
何塞·路易斯·埃斯佩特
何塞·路易斯·埃斯佩特（西班牙語：，1961年11月21日—）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是众所周知的阿根廷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强力支持者之一。
何塞·路易斯·埃斯佩特 教育与事业
埃斯佩特出生在佩尔加米诺，父亲是加泰罗尼亚裔阿根廷人，是一位乡村地带的著名商人，于2018年去世。他的母亲是阿根廷人。
埃斯佩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在阿根廷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图库曼国立大学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他最初在Miguel Ángel Broda公司工作，在那里他是一名货币政策分析师，后来成为同一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还曾在Estudio Arriazu公司担任计量经济学家，并曾是Econométrica S.A.的合伙人。2000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Estudio Espert，该公司提供宏观经济咨询和资产管理。
埃斯佩特是阿根廷政治经济协会（）的成员。他担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计量经济学教授和阿根廷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大学的公共财政教授。
埃斯佩特是不同报纸的专栏作家，如阿根廷的《国家报》和乌拉圭的《国家报》。2015年，他在阿根廷《国家报》的一个节目中接受了何塞·德尔雷奥的采访，这是当年收视率第二高的采访。
何塞·路易斯·埃斯佩特 政治生涯
埃斯佩特对卡洛斯·梅内姆第二任总统任期内的经济政策以及费尔南多·德拉鲁阿、爱德华多·杜阿尔德、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和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的经济政策持强硬的批评态度。
2018年12月，埃斯佩特正式启动2019年阿根廷大选总统竞选活动。
埃斯佩特的政见包括降低公共开支，成立一个类似美国药物管制局的机构来打击毒品贩运，降低税收，使个人使用大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并通过学券制改革教育制度。
埃斯佩特反对产业振兴制度，并认为罢工权已经走得太远了，甚至伤害了工人本人。因此，他总体上寻求劳动、税收和国家改革。他还表示支持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和退休制度私有化，将其转变为智利那样的个人资本化体系。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禄丰县县城金山镇以北约9公里，科甲村委会石灰坝村小组以北的庙山坡，老成昆铁路旁，是著名的禄丰古猿化石的发现地，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发掘
1975年，石灰坝村一社员在庙山坡掘褐煤中，发现了一批化石送至禄丰县文化馆，后送云南省博物馆鉴定，其中有一枚牙齿化石疑为“猿人”牙齿化石，后被鉴定为古猿牙齿化石。1976年至1983年云南省博物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禄丰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队，对该地点进行了十次科学发掘，共获得古猿化石标本颅骨六个，下颌骨十余件，同时，在同一地点还发掘出三趾马、嵌齿象、剑齿虎、大唇犀、熊、鹿、猪、河狸、水獭等可鉴定的动物化石一百余种。在出土化石的质量、数量、种类上都是世界上同时期最重要的古生物化石遗址地之一。遗址出土的古生物群也被称为“石灰坝动物群”。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研究
1978年12月16日，在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晚中新世古猿头骨化石，当时认为这个头骨属于腊玛古猿，和人类的起源有直接关系，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地反响。但随着大量标本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腊玛古猿被认为是西瓦古猿的雌性种，本遗址出土的古猿化石也明显区别于西瓦古猿，科学家因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属种－禄丰古猿属禄丰种，并把云南开远、元谋、保山、昭通和泰国发现的同类古猿归入禄丰古猿属。禄丰古猿是人科早期成员，对科学研究从猿到人的过渡演化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保护
1981年9月23日，禄丰腊玛古猿产地被公布为第一批楚雄州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1月13日，禄丰古猿化石产地被公布为第二批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腊玛古猿化石地点被公布为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核心区域已被围栏、围墙封闭保护。
托马斯·M·尼科尔斯
托马斯·M·尼科尔斯（英語：，1960年12月7日—）是一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现为海军战争学院和哈佛大學延伸教育學院教授。主要作品有《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2017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等。
元宇品口停留場
元宇品口停留場（日语：／ Motoujina-guchi teiryūjō */?），又稱元宇品口電車站（日语：），是位於廣島縣廣島市南區宇品海岸二丁目，廣島電鐵宇品線的電車站。車站編號為U17。
元宇品口停留場 歷史
在1915年（大正4年），宇品線御幸橋東邊至宇品之間開通之際，於線內設有一座電車站，名為向宇品口停留場（日语：／）。當時的路線是從御幸橋東邊沿西堤防一直南下至宇品地區，然後經過向宇品口停留場才到達海岸通的宇品停留場（現時位於海岸通停留場附近）。當時路線全段都是單線鐵路，在向宇品口停留場設有列車交會設備。
向宇品口停留場在1929年（昭和4年）遷移，並改名為二丁目裏停留場（日语：／）。在1935年（昭和10年），御幸橋東邊至宇品之間的路段改經宇品通，使二丁目裏停留場廢止。同日，於新線上開設了此電車站。當時此電車站名為向宇品停留場（日语：／）。
元宇品口停留場 歷史
新線從宇品通南下，直至在棧橋前轉入海岸通向西前進，然後便到達此電車站，當時取代了宇品停留場，此電車站成為宇品線的終點站。在1945年（昭和20年）8月6日，廣島市被投下原子彈，使宇品線全線不能通行。隨後，宇品線此電車站至電鐵前於同月18日重開。在數年後一直仍然成為宇品線的終點站。在戰前曾經計劃於西堤防的西邊進行填海，並於1951年（昭和26年）完成。在填海地建設有廣島縣營棧橋，而宇品線也延伸至該處，建設了宇品終點。使此電車站成為宇品線內其中一座中途站，隨後電車站改名為向宇品口停留場。在2001年（平成13年），此電車站改名為元宇品口停留場。
元宇品口停留場 電車站構造
電車站設有2面2線的相對式低地台月台（千鳥式月台），路線向東西兩邊延伸。月台之間設有路口。路口東邊是廣島港方向的下行月台，該月台是建造上獨立路軌上。路口西邊是廣島站和紙屋町方向的上行月台，該月台是建設行車道上。
月台設有上蓋和長椅。月台可容納3卡、5卡接掛電車。
此電車站是宇品線電車站之一。0、1、3、5系統會駛入此站。
元宇品口停留場 電車站周邊
電車站北邊設有住宅區，南邊為元宇品（宇品島）的入口，該處設有道路進行曉橋。在島內設有元宇品公園。在路軌北方設有國道（廣島南道路）和高速公路（廣島高速3號線）並行
元宇品口停留場 相鄰電車站
廣島電鐵
■宇品線
海岸通（U16）－元宇品口（U17）－廣島港（U18）
趙若和 趙家堡族譜
據福建省漳浦縣趙家堡族譜《趙氏本末序》及相關書籍記述，宋太祖趙匡胤之弟趙廷美第七代孫趙彥卿（八世）是北宋末年的學士，在靖康之難後遷移福建，其子趙寤夫（九世。一作「趙賽夫」）任武節郎，其孫趙時晞（十世）封宜亭侯，生次子趙若和（十一世）。
趙若和出生於嘉熙丁酉年（1237年）二月廿七日，幼年時由宋理宗選入宮中，作為皇儲。宋度宗繼位後，退而就藩，為閩中郡王（一作「閩沖郡王」），居福州。宋端宗二年（1277年），元兵進犯福建，趙若和跟随衛王趙昺播遷于廣東新會之崖山，並在當地迎娶斗洞太師伍隆起次女伍玉蕊為妻。祥興二年（1279年）崖山海戰，宋亡。趙若和與許達甫、黃材等人以十六船奪港而出，在廈門浯嶼一带遇上颱風，漂流到漳浦縣浦西（今龍海市南太武山下銀坑），為逃避元兵追拿，改名黃天柱，在當地擇地建樓，終世隱居。元至順壬申年（1332年）正月十日去世，享年96歲，葬于洋浦湖西東林安德橋。
趙若和 趙家堡族譜
趙家堡族譜：魏王光美生德文，德文生承選，承選生克艱，克艱生叔軺，叔軺生修之，修之生公明，公明生彥卿，彥卿生寤夫，寤夫生時晞，時晞生若和。
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朱鑒處理趙若和孫子黃明官同姓通婚案，查閱族譜後，奏報朝廷，恢復趙姓。
隆慶五年（1571年），趙若和第十世孫趙範任浙東按察司兵備道副使，衣錦還鄉後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重新擴建趙家堡。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趙範之子趙公瑞，考察開封、杭州宋代兩京建築布局，擴建外城，增加不少仿宋建築和懷宋題刻。
趙若和 宋史
《宋史·宗室世系》記載與趙家堡族譜名字略有不同，時晞之後無記載。
《宋史》卷235：魏王廷美生潁川郡王德彝，德彝生廣平侯承矩，承矩生光國公克廣，克廣生建國公叔亞，叔亞生清源侯導之，導之生承議郎公揆，公揆生彥游，彥游生韞夫，韞夫生時濟，時濟生若和，若和生二子：嗣炳、嗣炤。
《宋史》卷241：魏王廷美生申王德文，德文生博陵郡王承選，承選生奉化郡公克艱，克艱生武翼郎叔輑，叔輑生承信郎修之，修之生公明，公明生彥𤥗，彥𤥗生寤夫，寤夫生時晞。
网络即服务
网络即服务（英语：Network as a service, NaaS）是一种用于网络传输连接的服务。NaaS通过将网络和计算资源化作统一整体来进行资源分配的优化。
网络即服务 描述
NaaS有时也包括由网络基础结构的所有者向第三方提供虚拟网络服务。通常，这将使用一些协议（如OpenFlow等）进行网络虚拟化。
一些NaaS服务模式如：
旱雀豆属
旱雀豆属（学名：Chesniella）是豆科下的一个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廣島港停留場
廣島港停留場（日语：／ Hiroshima Port teiryūjō */?），又稱廣島港電車站（日语：），是位於廣島縣廣島市南區宇品海岸一丁目，廣島電鐵宇品線的電車站。車站編號為U18。為宇品線的終點站。
在2001年前，電車站曾經名為宇品停留場（日语：／）。現時會有部分位置使用「廣島港（宇品）」的名稱。在廣島電鐵官方網站、電車路線圖以及電車指南中會單以「廣島港」稱叫此電車站。在電車站之間距離、路線一覽、運行系統中和電車方向幕中，會以使用「広島港（宇品）」的名稱。
廣島港停留場 歷史
在1915年（大正4年），宇品線已經延伸至宇品地區，而宇品線在宇區地區的終點站曾經位於不同位置。在1915年，宇品線御幸橋東詰至宇品之間開通，當時的終點站——宇品停留場（第一代）是位於廣島港的宇品棧橋（現時：廣島市營棧橋）前（參見海岸通停留場）。後來在1935年（昭和10年），御幸橋東詰至宇品之間路線改經宇品通，同時把終點站遷移至向宇品停留場。當時，向宇品停留場鄰近西堤防，在電車站西邊已經是海。
後來於西堤防西邊進行填海工程，並於戰後的1951年（昭和26年）完成。在新填海區開設了廣島縣營棧橋，而宇品線路軌計劃延長至該處。同年4月，縣營棧橋前向西遷移200米，宇品至於該處建設了新的終點站，當時的電車站名稱為宇品終點停留場（日语：／）。在1960年（昭和35年）改名為宇品停留場。隨後，填海工程繼續進行，縣營棧橋向南遷移。在1967年（昭和42年），宇品線路軌也向南延長了158米，而電車站也相繼遷移。在1976年（昭和51年），旅客大樓（現時：宇品旅客東大樓）進行工程，路線延長9.5米，此電車站也擴展至成為雙線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