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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嶠十八社 外部勢力衝擊
1871年一艘琉球船隻因颱風漂流至臺灣恆春半島東南部八瑤灣，其中有66名琉球人船難者上岸。他們進入排灣族高士佛社的領地，高士佛社人收留並接待了這群琉球船難者，但剝奪他們身上的財物和衣物並且要求他們不可外出，這讓琉球人驚嚇萬分。琉球人害怕排灣族人對他們不利，決定逃跑，隨後遭到高士佛社人、牡丹社人追殺，共有54人被處決，僅有12名琉球人倖存，被稱為八瑤灣事件。事件發生時，卓杞篤曾反對將琉球人處死，但還來不及阻止，悲劇就已發生。不久，李仙得正好要來台灣與卓杞篤會面，1872年3月雙方在豬朥束社會面並再度重申南岬之盟內容。卓杞篤向李仙得抱怨他沒有收到救助海難者的補償金，這導致牡丹社等不太願意幫助他遵守協定，也提到龜仔甪社也反對那些外邦人進入原住民的領地。可以看到卓杞篤的權威明顯下降，他堅持救助船難者，卻無法給予相關的頭目和社民報償，一般認為這個情況減損了他的權威。
瑯嶠十八社 外部勢力衝擊
李仙得曾記述卓杞篤在一次酒後情緒激動說道：「我為我自己及豬朥束社的人負責，但對其他人我經常無能為力」。同時，斯卡羅頭人內部也不是很團結，卓杞篤和二股射麻里頭人伊厝（Yeesuk）關係就不是很和睦。在李仙得的觀察中，卓杞篤對牡丹社的影響力不足，在1870年繪製給美國政府的地圖〈臺灣與澎湖地圖〉（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中，李仙得並沒有把牡丹社劃在卓杞篤控制的十八社中（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 under the Chief），而是另外獨立標出。而日本的《風港營所雜記》指出：「高士佛社與牡丹社奉豬朥束社大頭目卓杞篤為共主，但各社每年僅一兩次獻上鹿、豬肉等物，平日並不來往」，由此顯示，十八社關係隨著勢力消長出現微妙變化，總頭目之於牡丹社已無太大的實質影響力，牡丹社最終完全脫離這個因權宜所組成的鬆散邦聯。
李仙得與卓杞篤雙方默契上沒有提到琉球人的事，但李仙得的翻譯棉仔（Mia）是社寮土生仔頭人之子，他與卓杞篤有私交且受信任，他向李仙得表示說當初若有一個代表，他有足夠的金錢和授權，那些琉球人就不會被殺，而是安全地被贖回來。而一些十八社番人認為，如果他們是白人的話也不會被殺。同年卓杞篤死後瑯嶠十八社進一步弱化。後來的鵝鑾鼻燈塔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提到：「..卓杞篤死後，聯盟瀕臨瓦解，形成數個較小的社。其中，牡丹社為最狂暴的部族，蔑視所有的法律」。
八瑤灣悲劇讓李仙得認明瑯嶠十八社總頭目無法有效約束旗下各社，清廷在當地毫無實質作用，興建燈塔一事也遙遙無期。在卸任廈門領事後，李仙得因過往與瑯嶠十八社交手的經驗，被日本政府聘為外交顧問，他立場上不再視瑯嶠十八社是政治實體，而是無主權的土地。李仙得擔任日本外交顧問期間，以其對中國邊疆管轄混亂的了解，提出三十餘條建議書，內容從「無主地先佔」的理論基礎、攻打、經營臺灣的戰略，乃至與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應對，都有詳細規劃。他提供明治政府這些經略台灣之建議，促成牡丹社事件日本進軍的方略。他抓著清廷認為該處為界外之地而無管理權為由，建議日本援用國際法，藉口保護「琉球籓民」向清廷交涉，更建議日本趁機自己在當地動手興建燈塔並派兵保護，進而併吞無主的臺灣生番地。
日本準備對臺灣出兵，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於1874年5月12日，日軍從登陸瑯嶠起，以社寮為根據地，藉由拉攏其餘十八社成員來孤立高士佛社與牡丹社、射不力社。日軍以優勢軍隊攻打牡丹社，爆發牡丹社事件，而瑯嶠十八社中，除了牡丹社群、高士佛、射不力社外，其餘成員則未決定是否參加戰鬥，保持中立在觀望情勢。隨著牡丹社頭目死於石門戰役中，原本採取觀望態度的部落紛紛轉而靠向日本，日軍繼續攻入牡丹社、高士佛社、加芝來社及竹仔社，盡燬屋舍。《風港營所雜記》指出：「豬朥束社大股頭去說降牡丹等社，牡丹等社亦拜託豬朥束社大股頭以及保力庄頭人為中間人，來保力庄歸降。」此時總頭目朱雷之弟的文杰，則在日軍掃平牡丹社後介入調停，協助日軍安撫番社和招順漢人聚落，一時間整個恆春半島都在日軍的掌控下。
而日軍的軍事行動使清廷大為緊張，清廷先後派遣多位官員如沈葆楨等來臺與日軍交涉，另遣提督唐定奎帶領軍隊6,500名前往枋寮，設立行營與堡壘駐防，與日軍對峙。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病歿650人（陣亡者僅20餘人），又已耗軍費1260餘萬日圓，深感難以持續。加上外交上各國對日本出兵的理由並不認同，國際共識多認為台灣全島皆為清帝國版圖而非部份，並持續要求日本政府撤兵。日本政府在內外壓力下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赴清廷交涉。僅從清國以十萬兩的「撫卹」與四十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為條件息事罷兵。「牡丹社事件」牽動數國的命運，卻也從此改變琅嶠十八社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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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撤軍結束對恆春半島七個月的占領後，日軍前腳開始撤軍，清軍隨後跟上進駐內山，清廷首先派遣2000名士兵駐紮在恆春半島各軍事要地，增強對當地影響力，迫使已飽受驚嚇的瑯嶠十八社臣服，清軍並在射麻裡社前建設哨站以及牡丹社要道建立要塞，1875年俄國愛沙尼亞裔軍官艾比斯（Paul Ibis）剛好這時來到瑯嶠地區探險，他進入射麻裡社時需要在清兵哨站登記，認為清政府已經開始著手管轄當地原住民番社。清廷自此不再視土牛界線為行政界限，由沈葆楨開始推行「開山撫番」之政策。且於同年在恆春半島建立恆春縣，瑯嶠下十八社大部被編入恆春縣行政區之中。1875年恆春知縣周有基向瑯嶠下十八社總頭目朱雷購買鵝鑾鼻一帶土地，興建燈塔，有燈塔指引也使觸礁船難逐漸下降。數月後，清廷要求平埔族猴洞社從猴洞山遷出到附近的山腳庄一帶，開始興建恆春城，一些平埔族更往山區遷去。對於恆春各勢力來說，清廷在恆春建城一事展現出強大的國家力量，社寮和保力的商業也隨著恆春城的繁榮而逐漸衰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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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瑯嶠一帶清廷對「熟番」定義為只要有漢人和番人混居的聚落，即為熟番聚落，這讓混血的土生仔的聚落和平埔族番社都被歸為熟番，並把瑯嶠十八社漢化程度較高的生番稱之為「化番」，介於生番和熟番之間。當時十八社南部客番雜居者多，如射麻里社、蚊蟀社、八姑甪、牡丹社等，恆春建縣後清廷更積極鼓勵漢人移入瑯嶠地區，招募大陸東南廣東沿海一代移民恆春縣城，亦改變了當地人口結構，使漢人數量增長至一萬餘人，反讓原住民淪為少數族群。之後官府成立南路招撫局，有計畫地招募漢人移民恆春，先後1877年在墾丁、1878年在港口、牡丹灣、八瑤灣及1878~1879年間在九棚各地進行移民開墾事業，大量招募漢人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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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省巡撫劉銘傳主政下，在土地稅制方面實施「減四留六」法，乃命令恒春知縣高晉翰調查縣內熟番人口及其番業，隨後在1888年發布政策讓熟番「化歸為民」，不再擁有「番籍」而為「民籍」，原先被歸入熟番的土生仔聚落，以及平埔族聚落，悉數被定為漢人聚落，熟番所屬番業和番租也就視同民田租業。官府發給銀二百八十元來取代原有的蕃租，當漢人無此租約的束縛，更加肆無忌憚的從事開墾，如此一來原住民只能接受這項政策不得不接受漢化、失去土地。雖說，儘管官方廢除熟番番籍和番租，實質上清廷行政上仍無法有效管轄既有的瑯嶠部落，其中大租戶仍然需要舊有頭目代理管轄，但此舉也使當地的經濟體系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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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廷恆春知縣陳文緯從軍火一事對原住民各社進行管理。嚴禁漢人販賣軍火給社番，也禁止各社社番到漢人村莊攜帶兵器民。若漢人要入山伐木取材，要給予各社番租，確保雙方利益。並在各社設置正副社長，由各社頭人擔任，每月領官餉與配給衣褲，而瑯嶠十八社各股頭人更可以每季領72銀元。這些官餉，每次需親自到官府領取，誘使各社頭人與中國官員建立良好關係，官府也可透過這些頭人去影響各番社，約束各社原住民，並透過頭人關係官府可對出草的社番抓捕嚴懲，漢番之間的仇殺逐漸下降。透過政府勢力的介入，瑯嶠十八社原有社會體制逐漸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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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國愛沙尼亞裔探險家艾比斯的記錄，提到這個聯盟已經非常鬆散了，而繼任總頭目朱雷不僅未能建立威信外，還嚴重酗酒。同時期的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批評朱雷酗酒喝到像白癡一樣，喬治·泰勒也說明這個聯盟在卓杞篤死後已經形同瓦解，各自為政，儘管豬朥束社尚存一些威勢，卻只能做一些部落間協調的事務。相對地卓杞篤另一個養子文杰積極協助清廷，並協調部落間的事務，逐漸增強他在清廷和各番社內的影響力。他不僅成為恆春一帶番社的總通事外，還因協助清廷建造恆春縣城，被賜姓「潘」，後官授五品位階。在1892的四林格事件中的清廷公文，提到潘文杰協助清廷且他已是大股頭人，代表他這時已經取代朱雷的總頭目位子。但因為斯卡羅人是長子繼承制，潘文杰的上位在今日一些其他部落和里德（豬朥束）耆老口中隱隱暗示他得位不正。而對於一些十八社中北方山地一些仍保留傳統的排灣族部落，如牡丹社等來說，潘文杰先後協助日本、清廷對付自己人，導致一些部落耆老認為他是個背叛者。自清廷在恆春建縣開始,使斯卡羅人數百年來的霸業，隨著權力更迭搖搖欲墜，固有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主從關係及傳統律法，在國家力量影響下面臨嚴重考驗，十八社瀕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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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隨著日本接收台灣並進軍恆春，瑯嶠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配合日軍對原住民招撫，透過自己的影響力還招降了台東的舊清將領和地方、部落人士。但之後日本對番社的治理嚴峻，又取消發給番社頭目的餉銀，激起恆春原住民的不滿。同時，恆春漢人也不滿日本官府準備開徵地方稅，逐漸累積了民怨。在1898年，抗日領袖林少貓的部下陳掌與恆春地方漢人盧根元兄弟、陳福傳父子等聚眾合謀，他們又聯合其他各社番人舉事，參與最多的有四林格社、竹社、仔社，其次為蚊蜶、射麻里、港口、萬里得等諸社原住民。人數以原住民佔大半且為主力，他們都攜有銃炮等火器，漢人因受官府管轄已久只有竹製冷兵器，他們在竹社外大草埔歃血為盟，總計人數約有2,000人。在恆春的地方民間流傳中，瑯嶠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也參與這次舉事，傳說他不僅答應起兵，還準備帶部下先進入恆春城當作內應，只要時機一到就開門獻城。
然而日本人已經收到一些風聲開始大肆追捕，還收到潘文杰可能參與的情報，同年12月26日是舉事前三天，瑯嶠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奉命帶著150人進入恆春城，但其中持有火槍的部下都被遣回番社，身邊只留下39人。12月29日上午約漢番700人發動武裝起事，漢番反抗民兵切斷車城到恆春的電報柱，還把車城劫掠的清軍舊式大砲二門拉來，襲擊恆春城東門，餘眾攻擊其他城門。這時日方駐守恆春城的兵員、警察人力單薄，恆春城漢人緊關門戶袖手旁觀，日方除了派憲兵8人和警察20人防守南門外，只得命令潘文杰與部下一同協防南門。文杰率領部下築造土壘，搭建城門的雙重防禦工事，但在這危及時刻，日方陷入潘文杰是否值得信賴的兩難。一些日本人認為潘文杰與叛軍有勾結，要求逐出城外，最終日方認為潘文杰妻子的兄弟才是叛亂分子，認定有關潘文杰叛變的流言和證據都是反抗軍捏造的，潘文杰最終幫助日本人協防恆春城。現今地方民間流傳卻說，因為潘文杰被日方監視防備著，使終沒有辦法依約舉事。31日，大批日軍援軍到來，與城內日軍內外夾擊，反抗軍敗退，潘文杰出面向反抗軍中原住民進行招降，許多番人見大勢已去只好投降，反抗起事就此失敗。
戰後，日方對於平定的善後處理事宜，還要仰賴瑯嶠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之力，潘文杰和二股頭人阿蘭兩人都被留在恆春城官衙中一段時間，潘文杰其他的部下則回歸番社。日方並沒有嚴酷的處置漢人圍城份子，除了處死幾個首謀外，其他人是採取監視且安撫的溫和政策。對於原住民圍城份子，因為他們在偵訊時答非所問，日方只好認定他們是受人蠱惑的盲從者，訓誡後就放回。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因為總頭目潘文杰與日本人合作的態度，臺灣總督府在1896年的豬朥束社建立第一個為蕃童創設了國語傳習所，加速番社的管理和開化。1902年臺灣總督府發布「關於蕃政問題意見書」，解決了長期以來未有定論的「蕃人」與「蕃地」法律定位爭議。其中對於番人是否屬於臣民問題，認為只要身處普通行政區的熟蕃，皆視同日本帝國子民。因瑯嶠十八社屬「生蕃」和「熟蕃」之間的「化蕃」，故不算完全的臣民。
然而日治時代初期臺灣南部的十八社已經高度漢化，尤其是大頭目和所轄的鄰近部落。日本官員觀察到當時豬朥束社、蚊蟀社等附近部落身著漢人服飾，說著流利的臺灣府城話和原住民語言，耕作方式也與漢人無異。而總頭目潘文杰的居所其豪華程度也不遜與漢人富豪。在日本調查中，「下蕃社已襲衣、辮髮、操閩南語，且有精通漢語而忘記原語者，乍看猶如漢人…其中豬朥束社、八姑甪社、龜仔甪社、蚊蟀社、射麻里社、仔坑社及龍鑾社之人在衣食住、生業及智能方面更加進步....分別歸於各庄役場管轄，徵收地方稅。」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相比南部的漢化，十八社北部成員仍保留排灣族的文化，使兩者之間逐漸難以調和，豬朥束社的權勢僅限南部七社。在1903年日本的調查中，豬朥束社、八姑甪社、龜仔甪社、蚊蟀社、射麻里社、仔社及龍鑾社之七社雖然各社都有各自頭目，但這七社通事都是豬朥束社的通事兼任，除龍鑾社外六社的土目都是豬朥束社的土目兼任，豬朥束昔日影響力最終也僅剩七社範圍。同年，日本為了加強控管民番，恆春廳公告設置派出所共三十處，有的直接設置於聚落內部，透過警察達到全面的監控、管理的效果，豬朥束社等諸社之司法皆全歸日本所有。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1904年臺灣總督府將恆春東南含豬朥束社、射麻里社在內的七個番社，納入「普通行政區」內，該區番人視為「熟蕃」，在法律上成為日本帝國臣民。成為普通行政區後，取消「番大租」，禁止人民納稅給頭目，直接否定斯卡羅人原本向其他各族的收租權，導致原本有權有勢來號令各社的大頭目頓時失去權力和地位。原本只剩下形式上的琅嶠十八社正式解體，名義上歸屬十八社的四林格酋邦聯盟、牡丹酋邦聯盟則完全脫離，仍維持酋邦的組織。對七社番民而言，日本治台以來不僅改變了各社番人數百年來以收租為主的經濟生活，也連帶摧毀了番社內部的社務運作與社會組織。最後則在殖民政府「番、民一視同仁」的無差別政策下，把斯卡羅人正式編入街庄二級制的行政空間與管轄系統，各社熟番也逐漸混同於漢民社會而難以區分。總督府提出「民、番同享業主權」，對七社番民而言，每位土地使用者不再向頭目繳納而轉向官廳納稅，否定頭目的統治權和土地權，使斯卡羅酋邦總頭目、射麻里二頭人等權勢迅速消退，再也不能號令各社。學者楊南郡如此提到：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對漢人而言，列入普通行政區後，原住民在法律地位上與漢人一致，且漢人不再需要經由撫墾局的同意，就可進出山地從事開墾，如此一來原住民與漢人間的主從、租佃關係也就蕩然無存，迫使原住民喪失所有權力。而失去部落對內的土地權和對外的納貢、番租權，豬朥束社大股頭只能靠自己營生，或是不善營生被迫賣掉殘餘的土地。
儘管潘文杰在牡丹社事件及理蕃事務推動上的努力，讓日本相當禮遇他並頒發「勳六等瑞寶章」，但透過理蕃政策的施行，總頭目和豬朥束社的權力地位已經遠不如清代之時，潘文杰因此在1897年前把「總頭目」給與潘萬金繼承，自身仍繼續擔任日漸重要的「總通事」職位，仍是頭人之一。而日本繼續清代時的移民開墾政策，1901年潘文杰與帶領數十位原住民前往牡丹灣附近開墾。在潘文杰逝世後，因斯卡羅人是長子繼承制，身為次子潘文杰取代長子朱雷的地位，同樣造成豬朥束頭目卡珞利谷（Garuljigulj）家族分成兩支，為代表潘文杰家族的潘阿別系，和代表朱雷家族的潘阿瑤系。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關於潘阿別和潘阿瑤之間卡珞利谷家族的系譜問題，當今尚有爭議，日本學者的豬朥束頭目系譜與日治的戶口登記、後人祖先祭祀矛盾。根據日本學者的《台灣高砂族系統屬の研究》的記載潘阿別是朱雷的四子，但戶口名簿和後裔口傳和先人祭祀中，潘阿別卻是潘文杰之後。因潘文杰是林姓過繼到卓杞篤之下，根據當地風俗潘阿別後人都自認「潘皮林骨」且堂號用「福祿」，相反地潘阿瑤後裔並無此說且他們的堂號則是「榮陽」，兩者並不相同。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潘阿別是朱雷四子，後來過繼到潘文杰之下。然而，同樣在《台灣高砂族系統屬の研究》被認為是朱雷六子的潘阿祿後人，他們同樣認為自身是「潘皮林骨」和以「福祿」為堂號，因此更可能是《台灣高砂族系統屬の研究》的記載有誤，在書寫時把朱雷和潘文杰的孩子搞混互換了。故潘萬金、潘阿別、潘阿祿很可能都是潘文杰之子。另外，在後代命名上，排灣文化中名字中會取祖先的名字來命名，而潘阿瑤後代有人取名為潘朱類，潘阿別後代曾有人取名為潘文杰，都說明朱雷後裔是潘阿瑤系，潘阿別為潘文杰後裔。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因為朱雷是總頭目正統繼承人且血統較純，因此在現代里德耆老口中仍認為朱雷後代是「正番」，而潘文杰則是「番皮漢骨」。隨著潘文杰上位成為豬朥束頭人之一，朱雷家族仍保留頭人地位，但由女性領導，對外事務如交涉、動武、協調等由男性的潘文杰家族主持，對內祭祀則是代表朱雷家族的女頭人，手持法器「佛仔珠」（buladzu）主持。在女頭人之後由朱雷四子潘阿瑤成為對內司祭事務的頭人，潘文杰之子潘阿別成為對外事務的頭人，使後來的豬朥束聚落形成兩位頭人領導內外局面。
瑯嶠十八社 權力喪失與終結
日本政府為了進一步瓦解總頭目卡珞利谷家族和豬朥束社的影響力，在1907年左右命潘文杰之四子，擔任恆春撫墾署巡查捕的潘阿別率領豬朥束社二十戶遷往牡丹灣（今牡丹鄉旭海村）開墾。日本政府派遣頭人之一且有巡查捕雙重身分的潘阿別前往且存有威嚇作用，利於政府控制荒僻的殖民邊域。儘管潘阿別本人仍留住豬朥束，但潘阿別之後代與一些族人從豬朥束社出走牡丹灣形成分家，亦有助於日方瓦解原本根植於豬朥束社的傳統大頭目勢力。雖然分家之舉受到豬朥束社經過巫師的認可，而非完全受到日本官方指派壓力，但也造成後來的豬朥束社人口出走，留在豬朥束的總頭目家族後裔威望不再。豬朥束社族人北上開墾同時，此舉也間接造成更多阿美族人也順帶往牡丹灣或是花東遷移。在潘阿瑤去世後，豬朥束聚落也不再進行原住民的祭儀活動，失去舊有原住民文化。
隨著客家人大批進入舊斯卡羅人領域，使聚落內漢化影響越來越嚴重已致於很難再把斯卡羅人與漢人區別，而客家人增加也使當地逐漸通行客家話，連帶著客家文化也跟著建立。在日本政府將當地並入普通行政區的1904年同一年，當地豬朥束庄客家人在聚落外興建一座客家風格的敬字亭，即滿洲鄉敬聖亭，來宣揚文教。然而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先後發生了，普通行政區施行，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去世和豬朥束分家番民遷移，以及同時期1904～1905年當地瘟疫爆發，導致之後整個豬朥束聚落和總頭目家族的沒落。後來的豬朥束聚落的後裔，便留傳一個風水故事，因豬朥束聚落（今里德村）附近有座山形似猴頭為猴面山，溪流另一側蚊蟀（滿州）有山形似象山，認為當年日本人興建敬字亭破壞了當地風水，導致衰落。
今日滿州鄉地區還流傳其他類似版本，如當時為了徹底破壞豬朥束的風水，傳說在象頭頂上用寶劍插入等等，大抵而言都是說外來勢力破壞豬朥束的風水，導致豬朥束聚落的衰敗與潘家的遷離。顯示當地人仍十分重視過去的風光，並透地理環境及動物譬喻作為此地區勢力消長的一個傳說故事。就豬朥束與蚊蟀的關係來說，1904年日本政府將番人行政區轉變成普通行政區，成為該區域權力的轉移的關鍵。隨後在1905年日本在豬朥束的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的同時，把校址從豬朥束移到蚊蟀，校名也改稱為蚊蟀公學校，後蚊蟀改為音近的滿州，即滿州鄉。滿州聚落最終取代豬朥束的地位，成為該地區的經濟、文教、行政中心。
瑯嶠十八社 現代的遺留
昔日的豬勝束社大股頭人所在的里德村，即使對頭人家族光輝的過去朗朗上口，絕大多數的老人都沒有聽說過「斯卡羅」這個名稱。村民都知道里德村曾經是一個出「能人」的地方，頭人曾經是十八社番的總頭目，勢力範圍可以到恆春北邊，甚至到台東。當年頭人的直系家族還有成員在村中，但是這些後代已經沒有頭人的權威，反而常被村人用來議論是非成敗的例證。至於另外一個頭人大社射麻裡社所在的永靖村，情況更為模糊。這裹的村民不但沒有聽過「斯卡羅」這個名稱，對頭人家族的記憶幾乎沒有，只依稀知道在村子襄面靠山的一區被稱為加賭魯的地方曾經有番人住過。頭人的相關傳說往往與平埔族的傳說混在一起，是一群過去的「番」，現在村民已經被漢化而與漢人無異。而現在，來到過去所謂的斯卡羅四大頭人的地區，幾乎看不見傳統文化表徵的內容，如：語言、服飾、祭儀⋯⋯等。
瑯嶠十八社 現代的遺留
今日滿州鄉地區漢化程度非常高，保有傳統原住民文化的只剩下長樂村兩個社區，即長樂村小路部落（萬里得）和分水嶺部落（八瑤）。2014年之前，滿州鄉長樂村小路部落和長樂村分水嶺、牡丹鄉四林村四林格部落、與高士村高士部落這三村四部落，於春節會聯合舉辦相關凝聚團體意識的活動 。在2014年時首度納入里德路聚落，並以部落舊名參加，分別形成萬里得社、八瑤社、四林格社、高士佛社以及豬朥束社。以五個團體的「瑯嶠十八番社『找回傳統文化』春節系列活動」，意圖強化該區歷史脈絡且擴大參與團體，該活動以日治時期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作為此活動在旗幟或是宣傳上的號召，並且邀請總頭目後代參與，原本更計劃來年讓其他相關聚落共襄盛舉。然而，該次活動不算成功，經費開銷過大，更重要的是十八社概念薄弱，豬朥束社參與度也不夠，最終隔年便停止聯合舉辦，各聚落回到各辦各的活動。
瑯嶠十八社 現代的遺留
到了2015年，滿洲鄉舉辦「滿州鄉原住民綜合運動會暨都市原住民聯合豐年祭」時，因滿州地區因為漢化程度很高，原住民文化表演時幾乎只有邀請來的阿美族協會和長樂村的兩個社區在負責，服裝也只有上述團體身著原住民傳統服飾，其他滿州各村則是穿著活動紀念衫。活動中，滿州地區的人除了長樂村的人用排灣語以外，其他村子則是臺語為主、國語為輔。彼此在溝通的時候，便會以國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但偶爾夾雜臺語。此外在排灣文化中，「頭目」在「排灣族」的階序社會裡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一個部落的領袖，也是權力核心的代表。不過在滿州鄉這活動裡，看不見任何關於頭目的介紹或是出席活動。這些近期活動顯示，不僅瑯嶠十八社過去共同回憶消失，連自身原住民文化也流失嚴重。
瑯嶠十八社 區域
瑯嶠十八社是並不是固定有18個番社，它會隨著時代不同而動態有所增減。當荷蘭人在1636年首度接觸瑯嶠酋邦，透過當地經商的漢人知道他們原有十八個社，後來失去兩個，為十六社，在同年年底時恢復成17個番社。在1645年後瑯嶠酋邦戰敗投降，簽訂瑯嶠條約，僅允許保留5個番社的統治權，分別是龜仔甪社（Coranos）、豬朥束社（Tolasuacq）、籠逸社（Valangits）、四林格社（sdaki）、蚊蟀社（Vangsor）。戰後，瑯嶠酋邦被迫與荷蘭人合作，隨著其他原住民反抗荷蘭的統治，使荷蘭人越來越依靠瑯嶠酋邦幫忙爭討不臣，也讓瑯嶠酋邦迅速恢復力量。到了荷蘭統治末年，基本上瑯嶠酋邦再度君臨加祿堂社以南的恆春半島。
瑯嶠十八社 區域
到了清代黃叔璥《使臺錄.番俗六考》首度提到瑯嶠十八社，其中包含謝必益社、豬朥束、小麻利、施那格、裏踏、寶力、牡丹社、蒙率、拔蟯、龍鑾社、仔社、上懐、下懐、龜仔律、竹社、猴洞、大龜文、柯律，這時的瑯嶠十八社尚能控制楓港溪南北側的原住民社群。在1725年斯卡羅酋邦以生番歸化的方式，重新向清廷繳納社餉，是為琅嶠歸化生番十八社：仔社（麻仔）、紹厘社（射麻里）、豬朥束社、令蘭社（龍鑾）、上哆囉快社、下哆囉快社、蚊率社、猴洞社、龜朥律社（龜仔甪）、籠逸社、里毒社、滑思滑社（高士佛）、加錐來社（加芝來）、施那隔社（四林格）、新蟯牡丹社（牡丹）、德社（竹）、慄留社。隨著大龜文重新獨立，瑯嶠十八社逐漸退至楓港溪南的恆春半島，形成人們所熟知的下十八社範圍。
瑯嶠十八社 區域
瑯嶠十八社並非都是由豬朥束社的領導，實際上是由豬朥束社、射麻里社、仔社以及龍鑾社四大邦聯所組成。四大邦聯的領導頭人普遍認為都是斯卡羅人，然而實際上恆春半島各部落耆老口傳歷史中相互分歧，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一致同意豬朥束社、射麻里社是從北方知本社南下的，是斯卡羅人沒有錯。但麻仔社以及龍鑾社是否也是斯卡羅人一事，口傳之間沒有定論，大體而言主流多認為他們也是斯卡羅人。斯卡羅人他們分別統率其他的排灣族、阿美族、漢人聚落及平埔族部落。排灣族是斯卡羅來之前的原居民，而阿美族、漢人及平埔族移入時間較晚，是向斯卡羅人租地居住的。在十八社內部四股邦聯平時對內有各自的統治區域，戰時對外聯合作戰。
瑯嶠十八社 區域
文獻上首度出現斯卡羅人四大社社域劃分是在林樹梅在1837年考察的《瑯嶠圖記》，提到當時頭股卓杞篤領有豬朥束社、牡丹社、加芝來社、蚊率社、龜仔甪社、高士佛社。二股頭人領有射麻里社、猴洞社、四林格社、八瑤社、射不力社。三股頭人領有麻仔社，快仔社。四股頭人僅有龍鑾社。實際共十四社。所謂的「股」是具有「分家」的概念，分股即就是兄弟姊妹從主家分出去的意思。斯卡羅四大股頭所領有的地區同樣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各股之間勢力興衰而動態變化，但隨著斯卡羅人影響力逐漸衰弱，從十九世紀以降逐漸喪失對北方排灣部落的影響力，以致美國外交官李仙得發覺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並不能喝止牡丹社的行為，同時隨後的牡丹社事件中斯卡羅人四大社並沒有協助北方的排灣部落抵抗日軍入侵，反倒是協助日軍勸降。十八社南北部落之間對於外力入侵呈現兩種不同方針，南部以斯卡羅人為首的番社因受漢化影響，傾向與清廷、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相反地北方部落仍維持傳統並捍衛固有領域與慣例，屢屢與外部力量發生衝突。在利益、文化衝突下，後期斯卡羅人對北方排灣部落的控制早已名存實亡。
瑯嶠十八社 區域
豬朥束社（排灣語：Cilasoaq，今滿州鄉里德村）為主社的統率者家屋名為卡珞利谷（Garuljigulj） ，為清治以及日治時代所稱的大股頭人或總頭目。早在十七世紀就提到「瑯嶠君主」達答所居的番社稱之為豬朥束社（荷蘭語：Dalaswack/Tolasuacq）。豬朥束社為三個聚落組成，分別為豬朥束、嘎哩稱（kaliutsin）、狗籠（Tsikaudan）。豬朥束社除了卡珞利谷家以外另有八個家族，亦出自古代頭目之分支，為「單黨番社」 。
大股頭目統率排灣族的加芝來社、牡丹社、牡丹中社、女奶社、高士佛社，以及部分的蚊蟀山頂社、龜仔甪社；此外，阿美族的港口社以及漢族的保力、嚮林、統埔、蚊蟀、車城、九棚、四重溪、港仔、驫古公等各庄亦受其支配。
以射麻里社（排灣語：Soavari，今滿州鄉永靖村）為主社的統率者家屋名為Mavaliw ，即二股頭目。在十九世紀時期儘管射麻里社人口眾多，社內住著斯卡羅人、平埔馬卡道人、阿美族人和客家人。但二股頭頭目家住在於稍北的山腳處，地名叫加睹魯（Katoro），在日治時代加睹魯僅有85人。
統率巴士墨社、家新路社、牡丹路社、草埔後社，以及部分四林格社、八瑤社、快仔社。另有阿美族老佛社及少數漢人聚落也在其統轄之下。
以仔社（今恆春鎮仁壽里）為主社的統率者家屋名為Cjligul ，即三股頭目。舊社域從保力溪以南到網紗溪以北，是恆春縱谷最大的原住民勢力，但隨著漢人屯墾逐漸退入山區。
其統率部分的八瑤社、四林格社及竹社。三股頭目沒有管轄阿美族部落，漢人村庄則不詳。
以龍鑾社（今良鑾溪源流）為主社的統率者家屋名為Ruvaniyaw，即四股頭目。其所轄部落，只限於本社及附近漢人村庄而已。
瑯嶠十八社 人口與戰力
1636年荷蘭人與統治十七社的瑯嶠君主達答商討征討卑南人時，達答表示他的領地有戰士960人。
统十四社，番丁七百馀 纪琅峤
李仙得的紀錄提到，瑯嶠十八社總共有955名戰士，1300餘人老幼婦孺，並提到卓杞篤與必麒麟於保力會面時已經集結600名戰士準備與清軍作戰。另外隨行的詹姆士·霍恩（James Horn）卻說瑯嶠十八社總共有1100名戰士。儘管在這個時代卓杞篤是整個聯盟的領袖，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擁有強大的武力可以壓制其他各社，當時他的豬朥束社只有74人口，二股頭的射麻里社220人，三股頭仔社90人，甚至四股龍鑾社也有114人，都比較多，更不說早以游離的牡丹社擁有最多人口的250人，和排名第三人口的高士滑社190人。1874年的瑯嶠十八社共有24社，有3714人。瑯嶠十八社的武器有火繩槍、長矛、直刀、弓箭和少量土炮，李仙得提到他到豬朥束社時原住民曾放炮歡迎。原住民不在武器上作任何裝飾，當他們到漢人區甚至鄰近的原民部落時，會火繩槍背在上身，刀插在腰間，長矛則不離手，總是全副武裝。
瑯嶠十八社 人口與戰力
牡丹社事件日軍在石門戰役之後，瑯嶠十八社頭人陸續前往日軍陣營表達歸順之意，日軍初步掌握了當地蕃社的人口資料。人口最多的是有400人的高士滑社，牡丹社和爾乃社併計也有與之相當的人數；其次是响林社（萬里得社）及射麻里阿眉大社各有300 人、再次是射麻里220人等，其餘多在百人以下。
1875年恆春縣建立之後，清廷開始透過各社頭人間接管理瑯嶠十八社，正式在恆春建立統治勢力。這段期間雖有短短20年不到，但有兩次對於歸化生蕃的調查以及一次全區域的人口清查。在1885年番社調查以及在1886年恆春地區招撫薙髮歸順的各社男丁，兩次人口數量近似。在1886年這次初步統計中瑯嶠十八社統計共有20社（缺仔社資料），有2967人，豬朥束社150人、射麻里社286人、龍鑾社165人。隨後的1889年，恆春縣知縣呂兆璜下令查造大小丁口清冊，於是恆春地區有了第一份較完整的民番戶口資料。瑯嶠十八社統計共有21社，有4702人，其中豬朥束社203人、射麻里社524人、仔社184人、龍鑾社130人。其中，原先屬於生番的射麻裡社、龍巒社、四林格社、龜仔甪社、八磘社等九個社已被清廷列為熟番，人數都比1874年增加許多。
瑯嶠十八社 人口與戰力
在武器方面，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巡台後，描述瑯嶠十八社的原住民雖然使用土造火繩槍，但頗有準頭，他們經常保養武器，擦的槍枝光亮，相比清兵的火槍完全不能比。火繩槍（排灣語: Pusapuyan）因為槍枝構造簡單，但彈道滑膛相對不精準，大多數是與漢人或平埔族交易而來，部份原住民亦有能力自製。牡丹社事件的石門戰役，牡丹社使用的槍枝就是火繩槍，戰後日軍發現牡丹社所用的子彈是鐵鎚打造的自製彈丸。丁日昌也提到十八社的頭目所使用的史奈德步槍這種新式洋槍，是牡丹社事件時日本人送的。而之後原住民經常拿這種槍後膛槍與清兵對抗。
瑯嶠十八社 人口與戰力
日治時代初期，日本恆春撫墾署在1897年6月對恆春地區進行生蕃社戶口概數調查，下十八蕃社計有937 戶、4,239 人，其中最大的番社為射麻里社924人，而總頭目所在的豬朥束社僅只有223人、仔社184人、龍鑾社130人，但這份數據只是概略，顯然並未經過實地調查料。1901年，總督府民政局再進行了一次「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本次是臺灣有史以來最為精細的族群調查，對於漢移民的原籍有清楚的記錄。根據這份報告，恆春半島客家人優勢區已然擴張到原本的十八社南部的傳統區域，甚至本屬蕃人活動範圍也都成了客家人之優勢區。換言之，恆春地區漢人勢力向山區拓展，主要得力於客籍移民遷徙。
從1870年代瑯嶠地區與外界頻繁接觸時，其主要族群仍係久居當地的生番、漢人和混血土生仔。在清政府的官方勢力進入後，土生仔被納入漢人，短短20年間，恆春西邊海岸地區由閩籍的漳、泉人分佔，隨著恆春建城，清廷鼓勵移民進入恆春地區，同時對東部地區進行招墾。到了日治時期，客籍移民則不斷往山區拓展，終至主客易位，原先在此佔優勢的原住民，漸漸成為漢人街庄中的點綴。
瑯嶠十八社 政治與社會
在瑯嶠十八社中有一套權力結構實際在運作，結構分為三層，其體系宛如一個早期國家的雛形，是一酋邦。以斯卡羅族位於權力結構的最上層，斯卡羅人四大社以強大武力和巫術、以仲裁者的身份在十八社之中居領導地位。第二層為排灣族、客家人、閩南人、平埔馬卡道族，第三層為阿美族。
斯卡羅人為了權力架構的運作與族群勢力的平衡，雖不直接介入各部落的運作，但以武力與巫術維持他們的地位。巫術是一個重要的要因，例如各社在小米收割前要至豬朥束社作嚮，保佑作物來年順利，在共同參與收割祭典後才能各自返回部落收割小米，收割後再返回豬朥束社上貢。使各社的農耕和歲時也與豬朥束社相互依存，使各部落臣服於其統治之下，以納貢與勞役來維繫從屬關係，這樣的聯繫也透露著豬朥束社影響著各部落的經濟，如農墾收益等，與生活的各個層面。
瑯嶠十八社 政治與社會
在排灣文化中的貴族社會，土地皆為頭目（Mazazangiljan）所有，平民階級不僅沒有土地，在服裝及粧飾之類也被階級所限制，不可輕易踰越。在歷史上斯卡羅酋邦就多次顯示有顯著的階級社會，在1636年瑯嶠君主派遣兄弟Lamlock帶領使團前往大員時，荷蘭人就提到使團中有Lamlock的僕人一同前往，並提到瑯嶠君主他有很多僕人服伺，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僕人如家臣幫他辦事。後來到了十九世紀，李仙得拜訪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家中，也觀察到宅中有阿美族人擔任他的僕人。如同傳統排灣社會，頭目的權威相當大，治下的人民對所屬頭目及宗家的總頭目，有絕對服從的義務。在荷蘭人的記載中，瑯嶠君主不僅每個番社都由瑯嶠君主他指派一個人擔任頭領，他還有生殺大權，可以下令處死臣民。在1645年荷蘭迫使瑯嶠君主簽下投降的條約中，其中有一條就限制這項權力，要求在荷蘭人的認可下才能宣判死刑。
瑯嶠十八社 政治與社會
在排灣文化的頭目制度中，頭目的經濟來源是納貢稅，在古代相當於收獲物的約三成至五成，到了日治時頭目的權勢日衰，貢物僅及一二成，甚至有蕃社不上繳此貢給頭目，但在古代這條非常嚴格的，斷不許有這種事。排灣人對狩獵的獻貢，是獻給頭目獵獲物的後腿一腳，如有總頭目和頭目二重統治關係的蕃社，則要各獻二樣。1875年愛沙尼亞探險家艾比斯曾參加斯卡羅人射麻里社的狩獵祭，當狩獵結束時，仍由二股頭人亦失先切取最好的鹿肉。納貢稅以外，頭目還有權收取獵租、魚租、通行租和山工租，山工租為只要到社域之內伐木或生產，都須繳納租金給頭目。另一項頭目重要的經濟來源是番產交易，頭目有權為代表，在對番社以外的交易中收取相對應稅金。而頭目在獲取如此大的財務後，依據各家的情形他須公正地再分配給社中之人，以維持他的威信。尤其是在番社中的祭儀，如五年祭之時需拿出這些東西與族人分享。
在歷史上，從荷蘭人的記載中瑯嶠君主有權作為各番社的代表，他收下荷蘭人送的禮物後再把禮物分送給旗下各社領袖，顯示擁有分配物資的權威。
瑯嶠十八社 信仰
「祖靈祭」又稱五年祭，是排灣文化中重要的宗教祭儀，其目的是感謝祖靈庇佑今年農作物及狩獵豐收，並祈求來年如常。文獻上提到「祖靈祭」是1722年的《臺海使槎錄》，提到瑯嶠十八社舉辦祭儀時，頭目與眾番百十圍繞，各執長竹竿，一人以藤毬上擲，迎而刺之，刺中者為好漢（maqati），番眾捧酒為賀，慶典舉辦3日才停止。也提到北方的傀儡番是每五年一次，即五年祭。但瑯嶠卻是三年一次，但形式上兩者相似。到了近代蚊蟀社的祖靈祭仍為三年一次，並仍保有刺球儀式。相對地豬朥束社斯卡羅人祖靈祭並沒有刺球，而是殺嚮豬，同樣也是三年一次。
祖靈祭的重要活動有祭司祈禱、祭祖、慶歡以及納貢。其中納貢是活動中重要環節之一，也是鞏固酋邦頭目領統權的核心。在酋邦中建立領導中心的頭目，其下子民會向頭目納貢，而領導者會將其中貢品分享出去，一部份留著為其他慶典或天災戰亂準備。若常規制度化就可強化領導者權力，同時擴展到政治、社會、宗教各方面，祖靈祭的納貢賦予神靈威嚇的作用，強化部落的穩固。
瑯嶠十八社 信仰
瑯嶠十八社並沒有一個全整體酋邦共同的祖靈祭場所，沒有一個統一的祭祀中心，在十八社之中各部落之祖靈祭是各自舉辦的，這一點相比其他大型排灣酋邦不同，如大龜文酋邦、力里酋邦等都有統一的場所。這使得其他多部落式酋邦內部除了總頭目家系為首的貴族統治和納貢制外，還有著統一的五年祭和刺球的祭祀中心，可以強化和凝聚酋邦內各部落的共同整體之意識，讓酋邦內組織成員數目可以穩定發展。瑯嶠十八社缺乏團體凝聚力，部落之間缺乏宗教儀式強化「酋邦生命共同體」的作用，因此在1874年以後斯卡羅人就無法整合北部其他排灣部落來對抗外來勢力，最終在強大的外力影響下逐漸解體。
瑯嶠十八社 信仰
斯卡羅頭人家系出身的司祭必須主持祭祀活動，以維持聚落內部及與其他番社之間的某種祭祀關係。作嚮（palisi）是當地排灣文化中與神、靈的行祭行為，而作嚮儀式的執行者，稱為「嚮婆」或是「嚮媽」。在文獻中，1869年必麒麟、許妥瑪 （Hughes,T.F.）因平埔族船難者一事再度與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會面時，當眾人吃完晚餐後。這時一位老婦人拿著一杯燒酒作嚮，她在室內繞來繞去，讓每個人都啜一口，同時她口中還念著可能是驅除惡靈的咒語，儀式完成後協商會議才正式開始。1887年鵝鑾鼻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來到豬朥束社，準備與潘文杰一同出遠行，出發前有嚮婆作嚮來保佑出行順利。儀式中，計算出行人員數量，並以同數目的樹枝在地上圍成一圈，讓出行人員在內圍成一圈坐入，嚮婆站在中心於出行人員頭上揮動一束蘆葦，迅速吟唱。吟唱後把石榴葉塗在物品上，交給出行人員手中，並在出行人員頭上塗抹藥膏，以示祝福。 豬朥束社斯卡羅人進行作嚮時的法器是「佛仔珠」（buladzu），而附近排灣人蚊蟀社使用的法器是「毛磨刀石」（dalju），法器不同這隱含了兩者對於祖先崇祀的內涵、信仰不同。
瑯嶠十八社 信仰
除了為人員祈福之外，播種前其他十八社還會提供斯卡羅人穀物種子，由斯卡羅人作嚮祈福，保佑未來一年風調雨順，作物豐收。
今日滿州鄉一帶仍有少數嚮婆作嚮，有平埔馬卡道的老祖嚮婆和排灣式嚮婆。因滿州地區普遍的「漢人神明崇祀」，顯然無法處理與「番」有關的靈，漢人神明的乩童無法跟「番魂」溝通，必須有會說番仔語的嚮婆來向「番魂」行祭，因此會使用「原住民語」是嚮婆必備的基本能力之一。老祖嚮婆的打扮與漢人道士相似，但供品是傳統的酒肉，以及酒內混合小米再放於荖葉上，但嚮婆並未起乩，所以用擲筊來請示神靈，當三聖筊後再燒化紙錢作為結束。排灣族的嚮婆於展開的月桃葉上面放置豬肉丁、小米飯、獸骨、碎布、錢幣、酒、綑綁的月桃葉，以排灣語向神靈溝通，並無漢文化的擲筊與燒化紙錢。
瑯嶠十八社 信仰
至於平埔馬卡道族，在老祖祭祀時仍記著自己祖先是從林邊放索社、東港笳藤社、萬金赤山庄、在作嚮時要請「萬金赤山庄，放索開基祖」前來。如來自上、下淡水諸社遷移過來的馬卡道族猴洞社，他們隨著恆春建城後被迫至山腳庄，其餘番人散居各地，祭儀時也要請「下淡水老祖」。一些馬卡道人散居於恆春半島西南漢人和土生仔的聚落，他們一直維持老祖信仰，在每年農曆的第一個月圓之夜，進行「跳烏佬」的祭儀。但到了現代儘管西南部仍殘有老祖信仰，但受到漢化的影響，原為瓶子「矸仔佛」形象也大多數變成漢人的神像。僅剩舊屬十八社域恆春東南半部，這些馬卡道族後裔的老祖信仰，仍保留「矸仔佛」形象。
早年排灣族都採室內葬、蹲踞葬，也就是人死後就埋在家屋裡。在室內約挖二公尺深、 六、七十公分寬的洞，將遺體綑綁成腳彎踞的坐姿垂吊下去；這不論在恆春半島、中排灣、北排灣都如此。斯卡羅人和排灣族的最大差別，就是埋葬方式不同。斯卡羅人是室外葬，正是卑南族的埋葬方式，透過考古發現，該石板棺中可見遺體是側身屈肢葬，陪葬品和排灣族慣用者也不同，這個葬法類似知本社所遵行的埋葬法，可能是斯卡羅人的傳統葬法。
豬朥束斯卡羅人過去的墓葬方式，是將過世的人以屈肢綁住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並放入以石板圍成四個邊所形成的墓穴中，埋完再用石板蓋住，以一棵樹或是石頭做記號，樹上會掛著鍋子、水桶等生前會使用的生活器具。但因為近代受漢化影響，皆改用棺材等漢式墓葬。
瑯嶠十八社 習俗與文化
1875年俄國愛沙尼亞裔軍官艾比斯（Paul Ibis）來到瑯嶠地區探險，提到進到射不力社以及其他番社前，一些原住民會要求朝一根遠處竹竿開槍，證實擊中後，再興高采烈的帶進村。對狩獵為主的部落來說，透過這種打獵技術的測試，作為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只有好射手，他們才看得起。
一些漢化較少的番社仍保留他們的傳統服飾。1875年愛沙尼亞德裔探險家艾比斯，受到射不力社款待，提到頭人身穿兩件外套，裡面一件是以黃帶飾邊的紅絨的外套，外面是一件”雜彩”飾邊的藍色外套，袖口和胸前部分是紅的，胸前還縫有花飾及幾行日本銀幣作為裝飾。下面他穿兩件有花飾的黑圍裙裹住臀部，蓋到半截的腰部。頭人的頭髮用藍色帶子、珠串、還有金屬鍊子綁束在一起。頸項掛著許多大大小的彩色玻璃珠，耳垂則嵌有小鏡片的閃光圓板，手臂上戴的是銀鐲銅環。相比頭人的盛裝打扮，頭人的女眷裝束就相對樸素，她們穿著修改後的漢服，除了圓瓷耳環、珍珠項鍊以及手鐲以外，並沒有其他飾物。她們把頭髮輕盈的往後梳成一束，在頸項後用藍白條紋的布巾纏著，看起來嫵媚動人。女子喜歡用細頭巾、絲帶、黃珠串、黃花環等綁頭髮。
瑯嶠十八社 習俗與文化
在李仙得的文字裡，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頭剃著漢人的髮型留著小辮子，但他的衣著與族人有差別且與漢人不同。斯卡羅族諸社受漢人影響較重，艾比斯提到男人頭髮前額剪短但頭頂留長，綁成一圈或編成馬尾狀再盤在頭上，頭上還綁著藍布條或頭巾。他們的穿著頗有漢風，男人穿黑色、暗褐色或藍色滾有紅或白邊的短夾克及同色短褲。有些人還綁上野豬毛做成的護脛綁腿，穿鹿皮做的鞋子。女人則用紅帶子或珠串纏綁頭髮成馬尾狀，繞在頭上再戴上頭巾。女人像漢人婦女一樣穿輕便上衣和寬褲子，整套衣服比漢人的短小。斯卡羅人女子她們喜歡黑色或藍色，偶而也有白色的，她們只配戴很少的手環串珠之類，男人則無。日治時代的森丑之助則說後來恒春半島南端的原住民奇怪的辮髮，是清廷用剃頭銀的報酬來引誘人去剃髮，原本都是把頭髮盤在頭上。
在更早的時代，這裡的排灣族和斯卡羅人都如北部排灣族一樣都有刺青，只是後來逐漸沒有刺青的習俗。瑯嶠十八社不論男女，全都戴著漢人製造的瓷質，貝殼或木質的耳墜。這耳墜直徑至少有1吋，表面略有上釉或加工。穿耳戴上，把耳垂撐得很大。
瑯嶠十八社 習俗與文化
「其居處悉於山凹險隘處，以小石片（頁岩）築為牆壁，大木為樑，大枋為角，鑿石為瓦，不慮風雨，惟患地震。....」（黃叔擏
「築厝於巖洞，以石為垣，以木為角，蓋薄石板（板岩）於厝上。厝名打包（tapau，南部排灣族對於家屋之稱呼），前後植栽檳榔簍藤。」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其中所謂「築厝於巖洞」應是源於傳統石板屋刻意壓低前簷的高度及大量石板敷面材的使用，使家屋整體型態看起來類似洞穴之故。《魯凱族與排灣族傳統石板建築形式起源與地方性差異探討》
番社茅屋是以竹子做基礎支架，覆以茅草，外面又綁上橫竹使更牢固。房子屋頂低垂，門口寬而低。內面分為兩室，前室明亮，是白天活動用，有的還隔出一個角落做豬圈；後室較暗，晚上休息睡覺或冬天時用。壁上掛有鹿角，武器、廚餐具則吊在鹿角上。近鄰屋外另有儲藏室及豬欄。豬欄兼作廁所。15到20 間茅屋分佈在一條小徑上，茅屋之間相隔50到100步。
瑯嶠十八社 習俗與文化
十九世紀射麻里社和豬朥束社受漢化的影響，他們的房屋跟漢人的沒有太大差別，都是上覆茅草的土角厝。他們將房屋聚集在同一地點搭建，以提供自然的防禦能力。而且，村落除了以內牆圍繞以外，還有密植樹木所形成的柵欄，以及竹林圍成的籬笆。
瑯嶠待客歌
立孫呵網直（中譯:爾來琅嶠），六呷呵談眉談眉（中譯:此處不似內地），那鬼呵網直務昌哩呵郎耶（中譯:爾來無佳物供應），嗎疏嗎疏（中譯:得罪得罪）《台海使槎錄 》
1869年許妥瑪（Hughes,T.F.）在豬朥束社曾聽過原住民的歌曲，都是小調之類。雖然曲調大多單調低沉，但偶而也有奇巧之時，甚至帶有幾分哀愁。
「……歌舞蹋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臺灣研究兩篇（下）】
瑯嶠十八社 歷代統治者
斯卡羅人在大約三百餘年前開始統治今日臺東縣的太麻里、金崙、大鳥以及屏東縣的滿州一帶，其中的豬朥束社Garuljigulj 家系為統治斯卡羅的大頭目，詳見如下：
绍鲍多什·米克洛什
绍鲍多什·米克洛什（匈牙利語：，1912年3月7日—1962年2月12日），匈牙利/澳大利亚乒乓球运动员。他曾获得15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
鲍尔瑙·维克托
鲍尔瑙·维克托（匈牙利語：，1911年8月24日—1972年2月27日），原名布劳恩·哲泽（）， 出生于布达佩斯，犹太裔匈牙利和英国乒乓球运动员。他曾获得22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
西多·费伦茨
西多·费伦茨（匈牙利語：，1923年4月18日—1998年2月6日），出生于斯洛伐克帕塔，匈牙利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他曾获得12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
社赓镇
社赓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下辖的一个乡镇级行政单位。
社赓镇 行政区划
社赓鎮下辖以下地区：
社赓村、​同良畈村、​横岗村、​折都村、​土桥村、​枧头村、​滨塘村、​花墩村、​邓墩村、​涂家村、​方樊村、​中坊村、​枫塘村、​李塘村、​畈上村、​桃源村、​李梅村、​蔡畲村和​三文塘村。
玛丽·曼奇尼
玛丽·曼奇尼（法語：，1639年8月28日—1715年5月8日），是法国枢密院首席大臣、红衣主教儒勒·马扎然的侄女，據說她和她的二姊奧蘭普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情窦初开时的初恋情人，但國王的母親，奧地利的安妮和紅衣主教反對兩個年輕人的結合，特別是因為紅衣主教正在策畫法國與奧地利公主瑪麗亞·特蕾莎的皇室聯姻，最終瑪麗被帶離法國，與帕利亞諾親王結婚。
博胡米尔·瓦尼亚
博胡米尔·瓦尼亚（捷克語：，1920年1月17日—1989年11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他曾获得13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
共和国勋章 (摩尔多瓦)
共和国勋章（羅馬尼亞語：）是摩尔多瓦共和国最高级别的勳章。由摩尔多瓦总统授予。
虞浦帆
虞浦帆（1923年—2019年6月27日），男，浙江宁波人，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中国计算机领域先驱，曾为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的计算机辅助做出相当贡献。曾在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任副所长职务。
虞浦帆 社会兼职
1962年至1966年担任中国电子学会电子计算机（首届）专业委员会（其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前身）委员。1996年起担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
虞浦帆 主要成就
1962年8月，虞浦帆设计了中国最早成功使用汉字点阵的输出方式——小型功率脉冲变压器。
20世纪60年代，虞浦帆完成的“B510型电灼式快速输出（打印）装置”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国家发明奖励”。此后得到由毛泽东题字、聂荣臻签发的“发明证书”。
1964年10月，虞浦帆研制成功在当时国内运算速度最高的每秒运算5万次的J—501型电子管计算机，解决了在原子能、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许多重要的计算课题，特别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等项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分别于1954年、1955年、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蘇恆
蘇恆（1985年10月2日—），台灣台北人。為新黨前主席郁慕明成立之新黨青年軍成員，多次選舉皆未當選。
蘇恆 政治經歷
2014年楊世光參選台北市第三選區市議員選舉，擔任競選總幹事。
2016年擔任新黨新媒體工作群召集人，11月21日轉任新黨副秘書長一職，於2020年4月卸任。2016年被列為新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第7名，該屆選舉並未獲得席次。
2018年以新黨籍參選台北市第四選區（中山區、大同區）第13屆市議員選舉，結果敗選。
2021年11月5日創辦中華海峽經貿交流協會，並擔任首任理事長。
2022年台北市第六選區（大安區、文山區）第14屆市議員選舉未獲新黨提名，其後以無黨籍參選，未當選。
蘇恆自稱政治立場為「兩岸和平統一」。認為互惠互利、共創經濟繁榮。
蘇恆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她也被歸類為主張激進兩岸統一路線、支持中國武力犯臺的「武統派」新黨黨員。
蘇恆 爭議
泰國演員諾庭來台灣開粉絲見面會，中國大陸粉絲藉機在台北市公車刊登簡體字歡迎廣告，引發民眾大量陳情。該廣告業務代銷業者為蘇恆母親蘇玉麟的「漁歌展業股份有限公司」，蘇恆曾任漁歌公司的董事。
理查德·伯格曼
理查德·伯格曼（英語：，1919年4月10日—1970年4月5日），奥地利和英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他曾获得7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他于1982年进入国际犹太体育名人堂。
维蒂尼亚耶稣圣心堂
维蒂尼亚耶稣圣心堂 (義大利語：, 拉丁語：）是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位于意大利罗马郊区维蒂尼亚的圣阿尔坎杰洛-迪罗马涅街 70号。建于20世纪。由建筑师伊尔多·阿韦塔设计。1955年4月3日由克莱门特·米卡拉枢机祝圣，创建堂区。供奉耶稣圣心。
1969年4月30日由保禄六世封为领衔堂区。现任枢机主教为泰萊斯福爾·布拉祺多·托波。
该堂平面基本上为长方形，略呈弧形，但建筑的形状很复杂。入口立面以白色抛物线为主，装饰有四排形状奇怪的窗户。从上到下，窗户的数目和尺度也逐渐增大。抛物线的两侧是粉红色的砖墙。
教堂的侧墙是强烈的锯齿形。
237国道
237国道（或“国道237线”、“G237线”）是一条位于中国的南北走向国道，起点是山东省济宁市，终点是福建省宁德市。
这条国道穿越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5个省份。
林明慧
林明慧（，1999年12月5日—），新加坡女子羽毛球運動員。
林明慧 簡歷
2019年2月，林明慧与金羽佳合作出戰老挝羽毛球国际系列赛女子雙打項目，一路打进决赛，以2:1的比分战胜泰国选手，获得冠军。
扎奥尔杰
扎奥尔杰（波兰语：Zaolzie；Śląsk zaolziański，意为：奥尔扎河外的西里西亚；捷克语：Zaolší (Zaolží)；德语：Olsa-Gebiet），也被称为外奥尔扎（英语：Trans-Olza），是现今一片属捷克共和国领土的波兰语名称，意思是“奥尔扎河外的土地”。波兰第二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曾对此地有领土争议。扎奥尔杰地区设立于1920年，当时切申西里西亚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开。扎奥尔杰成为切申西里西亚捷克区的东部。这一分法令双方都不满意，围绕此地的争议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慕尼黑协定。納粹德國及匈牙利王國各獲他們所宣稱領土而波兰獲得札奧尔杰。波蘭占領此地才一年纳粹德国就入侵波兰，札奧尔杰成为德国的领土。战后，1920年的边界得以恢复。
扎奥尔杰
在历史上，居住于此的多数民族为波兰人。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切申西里西亚被分为三（比利茨、弗里代克、泰申、）到四部分（加上弗赖施塔特）。其中弗里代克大多数人口为捷克人。其他三地大多数人口为波兰人。19世纪时，德意志民族开始增长，到19世纪末期又开始下降。20世纪初以及1920年至1938年，主要由于从捷克其他地方的移民和对当地人的同化，捷克人口大幅增加。波兰人开始居于少数地位。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此地也曾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但二战期间几乎被德国人屠杀殆尽。
雅各比·罗兰
雅各比·罗兰（匈牙利語：，1893年3月9日—1951年5月22日），匈牙利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他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历史上第一位男子单打冠军，共获得4枚世锦赛金牌。
亞洲水泥大樓
亞洲水泥大樓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寶慶路27號，建於1966年。由遠東集團旗下亞洲水泥興建，是台灣第一棟帷幕牆建築。
亞洲水泥大樓 歷史
亞洲水泥大樓由王大閎設計，他為遠東集團設計了不少建築。此大樓為遠東百貨早期辦公室之一，曾為遠東百貨總管理處，2018年起為慧智基因總部。
王大閎於2018年5月離世，其生前作品受到外界關注、希望保存，最終於2019年4月23日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築。
亞洲水泥大樓 建築設計
亞洲水泥大樓採用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強調簡潔設計，外牆採用預鑄式鋁版帷幕，另以塗漆覆蓋，建築平面精簡，外牆比例恰當。建築西南角位於寶慶路與桃源街交界，建築師王大閎選擇以圓角外牆曲線接合，其技術足見其建築之價值。
除了一樓以外，其餘樓層均用騎樓方式不立柱地延伸至行人路，令闊大的立面在街口更突出。
约尼尔·伊什特万
约尼尔·伊什特万（匈牙利語：，1950年8月4日—），出生于米什科尔茨，匈牙利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他曾获得4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
荣誉勋章 (摩尔多瓦)
荣誉勋章（羅馬尼亞語：）是摩尔多瓦共和国设立的勳章。
荣誉勋章 (摩尔多瓦) 授予对象
荣誉勋章可以授予摩尔多瓦公民、外国公民及无国籍人士。也可以授予机构、组织和军事单位。他们至少满足：
荣誉勋章 (摩尔多瓦) 获授者
一般地，驻摩尔多瓦大使会获得此勋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摩尔多瓦大使佟明涛、宫建伟等。
封放
封放（?—？），勃海郡蓨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前燕官员。
封放 生平
永宁二年（351年）四月，后赵发生内乱，后赵渤海郡人逄约拥帅部众数千家归附冉魏，冉魏任命逄约为渤海郡太守。前任太尉刘准和渤海郡的土著豪强封放另外聚集部众自我防备。燕王慕容俊派遣封放的堂兄封弈讨伐逄约，派遣昌黎郡太守高开讨伐刘准和封放。
高开到达渤海郡后，刘准和封放迎接慕容氏的军队并投降。慕容俊任命封放出任渤海郡太守，之后封放在前燕慕容暐时期担任吏部尚书。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联盟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联盟（法語：）是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区的一个大学与院校共同体。2020年1月1日，此联盟将解散并入新成立的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联盟 历史
2005年，格勒诺布尔一大、二大、三大、格勒诺布尔理工学院和格勒诺布尔政治学院共同成立了格勒诺布尔大学。2006年，学校专为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2014年，学校根据法律转为大学与院校共同体。2015年，学校更名为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联盟。
蒂布尔蒂纳路圣亚大纳削堂
蒂布尔蒂纳路圣亚大纳削堂 (義大利語：, 拉丁語：) 是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 领衔堂区 位于意大利罗马皮特拉塔区的 via Achille Benedetti 11号。
蒂布尔蒂纳路圣亚大纳削堂 历史
该堂建于20世纪，供奉亚大纳削。1961年3月11日由枢机主教克莱门特·米卡拉祝圣。1991年6月28日若望保禄二世封为领衔堂区，为枢机主教驻地现任枢机为嘉俾厄尔·祖贝尔·瓦科。
洗礼字体]。
蒂布尔蒂纳路圣亚大纳削堂 建筑
该堂为希腊十字平面，四扇大窗户分别象征圣体、圣血、亚大纳削和圣灵。正祭台是半圆形的，背景是《最后的晚餐》。祭台左侧是18世纪绘画《圣母升天》，右侧是带石灰圆顶的領洗池，靠近圣若翰洗者铜像。
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学
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学（法語：）是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区的一个大学与院校共同体。2019年12月31日，学校正式解散。
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学 历史
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学的前身为2009年以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的南法国蒙彼利埃大学。2014年，学校根据新颁布的法律转为大学与院校共同体，并更为现名。
銀泉岸 (佛羅里達州)
銀泉岸（英語：）是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馬里昂縣的一個人口普查指定地區。
銀泉岸 (佛羅里達州) 地理
銀泉岸的座標為29°06′05″N 82°00′45″W﻿ / ﻿29.10139°N 82.01250°W﻿ / 29.10139; -82.01250，而該地最高點為海拔高度29米（即95英尺）。
銀泉岸 (佛羅里達州) 人口
根據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銀泉岸的面積為12.50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12.40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0.10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3529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82人。
村子 (佛羅里達州)
村子（英語：）是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馬里昂縣的一個人口普查指定地區。
村子 (佛羅里達州) 地理
村子的座標為28°53′55″N 81°59′39″W﻿ / ﻿28.89861°N 81.99417°W﻿ / 28.89861; -81.99417，而該地最高點為海拔高度23米（即75英尺）。
村子 (佛羅里達州) 人口
根據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村子的面積為83.00平方千米，當中陸地面積為80.00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積為3.00平方千米。當地共有人口51442人，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619人。
香港問題半年報告
《香港問題半年報告》（英語：；亦稱為《香港半年報告書》或簡稱《香港半年報告》）是英國政府每半年向國會提交關於《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的實行情況的報告。第一份報告發表於1997年7月。
香港問題半年報告 過往报告
2016年7月至12月份報告提及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人大第五次釋法等事件。2017年2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言人回應，「一國兩制」已成功落實、為國際社會有目共睹，「外國政府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報告指「一國兩制」在香港運作順利，但以香港政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取消部分選舉候選人資格、驅逐記者出境等事例，指出「高度自治」正被削弱。香港政府回應指英國政府不應干預香港事務。
该次报告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及取消多名立法會議員資格提出质疑，认为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質疑其對「一國兩制」承諾。对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于11月24日表示：「過去，英國在殖民統治時期沒有給過香港民主，今天，英國也沒有資格當判官」。
當年報告指中國政府镇压不同政见人士，压制不同政治观点的表达，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及自由，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問題半年報告 過往报告
2022年3月31日，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批評中國和港府繼續破壞《中英聯合聲明》中賦予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並形容是「以犧牲香港的自治和生活方式為代價，重新定義『一國兩制』的框架。」報告由英國外相卓慧思撰寫。報告的前言提到，中國推出《港區國安法》不足兩年時間，香港的反對派被打壓，異議聲音被視為有罪，「煽動叛亂等過時的罪行已成為另一種手段，用作打擊任何異議聲音」，直言國安法「已經摧毀了香港的公民社會」，香港的組織和個人因害怕被捕和入獄而被迫解散或自我審查，不同的工會、學生組織都受影響，例如每年負責紀念六四的香港支聯會。報告亦批評港府繼續打壓媒體，《立場新聞》等被迫停運，並提到總部位於英國的人權組織「香港監察」亦成了國安法的目標，形容這是一個令人震驚和不能接受的例子，反映有關當局試圖利用國安法審查香港境外的人士。另外，香港幾乎所有反對派被扣押、被拘捕或被迫離開香港，政治反對派亦被剔除出香港立法會，形容是「沒有留下有意義的政治辯論空間。」卓慧思表示，香港的情況令人擔憂，她與副首相、英国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討論後，一致認為英國法官不能在香港終審法院任職。「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局勢現在已經惡化到無法再讓英國法官參與。」卓慧思解釋，英國為了捍衛自由和民主的原則而做出這一決定，他們很清楚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香港高度自治，加上北京幾乎完全控制香港的立法、司法機構被要求執行中國的法律及其所包含的價值觀，而這不符合英國的價值觀。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有責任就中國不遵守聲明發聲。她說，英國政府會堅持開放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的政策，2022年2月24日起，英國國民（海外）持有人的子女可獨自申請該簽證。截至2021年底，當局已接到103,900份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