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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斯拉夫 統治
拉多斯拉夫的父親维谢斯拉夫於8世紀末統治塞爾維亞。拉多斯拉夫繼承了父親的王位，身後將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普路斯哥耶。
據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著《帝国行政论》所述，在烏伊謝斯拉夫、拉多斯拉夫和普路斯哥耶三人統治期間，塞爾維亞公國與其鄰國保加爾汗國相安無事。
拉多斯拉夫或其子普路斯哥耶統治期間，正值柳德維特·波薩夫斯基起義挺身對抗法蘭克人。據《法蘭克王家年代記》所述，柳德維特於822年離開根據地錫薩克前往塞爾維亞人所在之處（約位於西波士尼亞）；在同一段落下，《法蘭克王家年代記》並稱塞爾維亞人在這一時期「控制了達爾馬提亞的大部」。不過，美國史家小约翰·范安特卫普·法恩則認為，鑑於拜占庭方面的資料來源僅局限於巴爾幹半島南部海岸，塞爾維亞人事實上可能並不常在此區域出沒，或者僅可能是當地眾多部落中的其中一個小族群。此外，《法蘭克王家年代記》在822年記載中所提到的「達爾馬提亞」作為整體的一部分指稱，其精確意涵也並不得而知。
在拉多斯拉夫統治期間內，自7世紀開始的斯拉夫人基督教化持續進行，至9世紀中期方告一段落。
褶鳞鱼属
褶鳞鱼属（学名：Ptycholepis）是一属已灭绝的史前辐鳍鱼，其头部和鳃盖骨上长有硬鳞质、细小的牙齿和厚鳞片（比普通鳞片更深更长，外侧有纵向凹槽）。
褶鳞鱼属属于褶鳞鱼科（=锥体鱼科/重庆鱼科）。该科的其他属有Acrorhabdus（斯匹次卑尔根岛，早三叠世）、Ardoreosomus（内华达州，美国；早三叠世）、锥体鱼属（全球，早三叠世）、重庆鱼属（中国，早三叠世）和渝州鱼属（中国，早三叠世）。这个科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背鳍嵌入了身体前部的腹鳍水平处。其他特征包括有条纹的头骨和鳞片，以及小牙齿。
晚期罗马军队
在现代学术中，古典時代晚期的羅馬帝國军队说法始于284年即位的戴克里先，并于476年随着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废位而结束，囊括了整个西帝国的多米那特制统治时期。在395-476期间，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军队逐渐解体，而东帝国，或者被称为东罗马军队 （或早期的拜占庭军队）在规模和结构上基本保持完整，一直持续到查士丁尼统治的结束（公元527-565年)。
元首制军队（公元前30年－284年）由于混乱的3世纪而经历了重大变革。与元首制部队不同，4世纪的军队严重依赖征兵，其士兵的报酬远低于2世纪。来自帝国以外的蛮族提供了比第一、二世纪军队更高比例的新兵，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对军队的作战表现产生了不利影响。
学术界对4世纪军队规模的估计差异很大，范围从大约40万到超过100万不等（与2世纪时期规模相似，或者大2至3倍）。这是由于当时的参考依据过于碎片化，不像2世纪军队拥有完整的记录文档。
晚期罗马军队
在四帝共治下，与地方总督军政合一的元首制不同，新制度是军政分离的。
与2世纪军队相比，罗马军队结构上的主要变化是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常规卫戍部队（comitatus praesentales)，作为精锐的中央军，其规模在2万至3万之间。他们通常驻扎于王都：（东部是君士坦丁堡，而西部则是米兰)，因此远离帝国的边疆。这些军队的主要功能是阻止皇位的觊觎者扰乱治安，通常由皇帝亲自指挥。军团被分成较小的单位，规模与元首制的辅助军团相当。步兵采用了比元首制军队的骑兵更具保护性的装备。
与元首制的军队相比，骑兵在后期军队中的作用似乎没有明显的加强。有证据表明，骑兵与二世纪时期的人数和比例大致相同，其战术角色和声望仍然相似。然而，晚期罗马军队的骑兵 衍生出更加专一化功能的单位，例如（甲胄冲击骑兵和具装冲击骑兵）和弓骑兵。在4世纪后期，骑兵因其在三场重大战役中的糟糕表现而获得无能和怯懦的声誉。相比之下，步兵保持其传统的卓越声誉。
晚期罗马军队
3世纪和4世纪，许多现有的边境堡垒得到了升级，使它们更具防御性，并建造了具有更强防御能力的新堡垒。对这一趋势的解释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论，即军队是采用了 纵深防御战略 还是继续采用与早期元首制相同的“前瞻性防御”姿态。后期军队防御姿态的许多因素与前线防御相似，例如位于前沿位置的堡垒，频繁的跨境行动以及同盟蛮族部落以作为外部缓冲区。无论防御策略如何，它在防止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方面显然不如1世纪和2世纪那么成功。这可能是由于蛮族在边境的压力愈发加强，或者是为了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留在中央而使边防部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所导致的。
晚期罗马军队 古典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起源
我们关于4世纪军队部署的大部分证据都包含在一份文件中，即《罗马百官志》，记录了395-420期间罗马所有公共事务官员（军事民政都囊括在内）的手册。百官志的主要缺点是它缺乏任何人员数据，以以至于无法估计军队规模。它也是在4世纪末编制的；因此很难确定之前时间点的情况。然而，由于缺乏其他证据，百官志仍然是军队结构的核心来源。百官志也遭受了严重的资料缺失，并且在几个世纪的誊写抄录中使得中间的问题激增。
4世纪军队的主要文学来源是阿米安努斯所撰写的《历史》（Res Gestae），其幸存的书籍涵盖353至378年期间的罗马军队。玛尔切利努斯本人是一名资深士兵，被学者视为可靠和宝贵的资源。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弥补百官志在军队单位以及实力方面的数据缺失，因为他很少有具体数字在内。第三个主要来源是5至6世纪之间在东罗马帝国下达的帝国法令的集合：狄奥多西法典（438)和民法大全（528–39)。这些罗马法律的汇编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其中包含许多与晚期帝国军队内对督查和管理的各类法规。
晚期罗马军队 古典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起源
《军事论》（De re militari）由4世纪晚期或5世纪初的作家维盖提乌斯斯撰写，其中包含有关晚期帝国军队的大量信息，尽管其重点全在共和制和元首制时期的军队上。然而，维吉蒂乌斯严重缺乏军事经验导致写出来的东西极不可靠。例如，他说军队在4世纪晚期放弃了盔甲和头盔（他提供荒谬的解释，声称这些装备太重了），这与雕塑和其他艺术上的证据相矛盾。一般来说，他的说法太过于天马行空，除非能够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
晚期罗马军队 古典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起源
与1世纪和2世纪相比，古典晚期帝国军队的研究者们必须面对3世纪之后关于军队的相关记录严重缺失的问题。因为203年之后帝国不再向役满到期的辅助军团士兵发放证书（因为来自于卡拉卡拉的“善意”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是罗马公民）。此外，罗马军人的墓碑，祭坛和其他神殿的数量大幅减少。建筑材料（例如大理石砖上）上带有军队士兵们的浮雕的现象也趋于绝迹。但这种趋势不应被视为军队在行政管理上走向简单粗暴。来自埃及的莎草纸文稿证据表明，军队在4世纪仍保留详细的书面记录（其中大部分由于有机物分解而丢失）。最有可能的是，石制碑文的减少是由于当时风俗的变化，比如说受到蛮族兵员增加和兴起的基督教的影响。石制碑文的缺乏给我们对晚期罗马帝国的军队的研究留下了严重的史料缺失，并使得许多结论无法被确定。
A.H.M. Jones所著的《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LRE）开创了全新的关于现代对古典晚期罗马军队的研究。这本1964年出版的书因为其丰富的细节和文献资料至今仍然是学者们极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当然这本书的问题在于其年代久远，在出版之后的数十年间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以及相关的研究。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元首制正规军由其创始人奥古斯都（30 BC – 14 AD在位)建立并使之保留至3世纪末。正规军由两种不同的军团组成，两个军团主要依靠募兵。
作为精英的罗马军团是大型步兵编队，数量在25到33之间。每个军团有5,500名兵员（所有步兵军团都保留了一支120人规模的小型骑兵部队）只招收罗马公民。辅助兵团由大约400个更小的单位（大队）组成。每个大队500人（少数可达1000人），分为大约100队骑兵，100队步兵和200队混合骑兵/步兵部队或者同规模部队。一些辅助军团被指定为“弓兵团”，这意味着它们专门用于对敌弓箭射击。因此，辅助军团几乎包含了所有罗马军队的骑兵和弓箭手，以及（从1世纪后期开始）与军团大致相同数量的步兵。辅助步兵主要在自由民内招募：那些没有公民权的非奴隶罗马住民，但是同时也接收罗马公民和住在帝国境外的巴巴里/蛮族。在那段时期，罗马军团和辅助军团几乎都部署在边境省份。能直属于皇帝并被皇帝在短时间内快速集结指挥的只有10000人左右的精英罗马禁卫军。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直到公元3世纪，军队的高级军官几乎都来自于意大利贵族。这些贵族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有身份的世袭贵族（ordo senatorius），由罗马元老院的600名成员和他们的儿孙组成，以及数以千计的罗马骑士们。
世袭元老和罗马骑士将军政服役结合，组成了具有罗马特色的晋升体系，通常从罗马的一个初级行政职位开始，随后在军队中任职5至10年，最后在罗马或者各个行省担任高阶职务。这个由不到一万人所组成的小型，紧密结合的统治寡头集团在8000万居民的帝国中垄断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并成功地稳定了整个帝国。在其存在的最初200年（公元前30年 – 公元180年)，帝国只遭受了一次重大内乱（即四帝之年）。其余时间极少数图谋不轨的行省总督的僭越行为都会被迅速镇压。
在军中，世袭贵族（senatorii）通常担任以下职位：
（a）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边境行省的总督，他是部署在那里的军队的总司令，也同时是该地区民政部门的负责人)
（b）雷加圖斯（罗马军团长)
（c）军事保民官（罗马副军团长)。
“罗马骑士”通常担任以下职位：
（a）埃及和一些非重要行省的总督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b）praefecti praetorio（罗马禁卫军的指挥官，仅两位)
（c）praefectus castrorum（军团内的宿营长，军团内的三把手)及军团内其余的五名军事保民官（高级参谋军官)
（d）praefecti，辅助军团的指挥官
到了1世纪末，帝国内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由非意大利人的军人所组成的罗马骑士阶层，肇因起源于皇帝在他每一年执政结束时将每个军团的primuspilus（首席百夫长）提升到骑士等级。这会使大约30名职业军人，大多数是非意大利人，加入贵族阶层。他们要比意大利的同僚们贫穷得多，毕竟这些意大利的同僚很多都仰赖于他们所凭依的家族。其中突出的是罗马化的伊利里亚人，是居住在帝国境内各省，例如潘诺尼亚（今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上默西亚的（今塞尔维亚)伊利里亚语部落的后裔，以及邻近的[默西亞 (羅馬行省)|下默西亚]（保加利亚北部)和马其顿行省居住的色雷斯人。从图密善时期（81–96在位)开始，当超过一半的罗马军队部署在多瑙河地区时，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省成为最重要的辅助兵团募兵基地，后来也成为罗马军团的最重要的兵员来源。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3世纪初军队的开创性发展是由 卡拉卡拉皇帝（211-18在位）颁布的212年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所带来。这赋予了帝国所有自由居民罗马公民身份，结束了无公民权自由民的二等地位。这条法令打破了罗马公民的罗马军团和自由民组成的辅助军团之间的区别。在1世纪和2世纪，军团是意大利“宗主国”在其藩属中占主导地位的象征（和担保人）。在3世纪，他们不再在社会上优于那些外来者们（尽管他们可能在军事方面保留了他们的精英地位），同时军团特殊的盔甲和装备（比如说罗马环片甲)也被逐步淘汰。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因为意大利世袭贵族在军队中的高层逐渐被出身于自由民的前头等百夫长所取代，高级文职和军职之间交替任职的传统晋升体系在2到3世纪的交际于是被逐渐废弃。。在公元3世纪，只有10％的辅助军团的长官来自于意大利的罗马骑士，而前两个世纪的比例则是大多数。与此同时，垄断军方上层的世袭贵族也被罗马骑士所取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7至211年间在位）任命了三个出身于自由民的首席百夫长作为他所组建的三支新军团的新长官，而加里恩努斯（260–68）对所有其他军团也如法炮制，给予他们praefectus pro legato（“代行军团长官”）的头衔。这些新晋的罗马骑士团体的崛起为军队提供了更专业的将领，但却促进了雄心勃勃的将军的军事叛乱的概率。3世纪发生了无数次政变和内战。很少有3世纪的皇帝能长留帝位或是寿终正寝。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皇帝对频繁产生的不安全状况迅速做出了回应，他们逐渐建立了一支可以快速集结的部队。这些被称为扈从军（原意“护卫”，之后衍生出英文单词“committee”，即委员会）。 除了帝国禁卫军的10,000名成员，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还设立了第二帕提亚军团，驻扎在罗马附近的阿尔巴诺拉齐亚莱，这是自奥古斯都以来第一支驻扎在意大利的军团。他从边境驻扎的骑兵队里调剂人员，将equites singulares Augusti，即帝国护卫骑兵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使数量增加到了2000人。他的扈从军规模因此达到了17000人，相当于31个步兵大队和11个骑兵大队。之后的皇帝们一直采取强化中央军的政策，这个趋势在君士坦丁一世（312–337年在位），他的扈从军规模可能已有10万人，达到了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在加里恩努斯统治时期，一些高级军官被他任命为都督（复数形式：duces，即中世纪公爵的起源），以指挥所有的护卫骑兵。军队内包括了equites promoti（从军团中分离的骑兵支队），以及伊利里亚轻骑兵（equites Dalmatarum）和盟邦蛮族骑兵（equites foederati）。在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下，骑兵的长官被封予骑兵长官的头衔（magister equitum）magister equitum，在共和国时期这一职责由狄克推多的副手担任。但根据过去的学者们所描述，早期这个职位并未暗示那个时期有过一支独立的纯骑兵军队的存在。两名骑兵长官麾下的军队混有步兵和骑兵，而且仍以步兵为主。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3世纪军团的规模逐渐缩小，甚至还有一些辅助单位夹杂其中。军团被分解成较小的单位，这可以通过在英国遗留下来的传统大型基地遗址来证明，他们的规模随着时间逐渐缩小，最终被放弃使用。此外，从2世纪开始，一些从母单位内被分离出来的子单位最终形成了新的作战单位，例如2世纪初位于达契亚的伊利里亚骑兵分队（vexillatio equitum Illyricorum）和驻扎在英格兰的的equites promoti与numerus Hnaufridi。这导致了4世纪各种新单位类型的衍生，这些作战单位的规模通常少于元首制时期的军队建制。例如，在2世纪，布旗队vexillatio（衍生自 vexillum 即“军旗”之意）是从罗马军团/辅助军团分离出的部队单位，既可以是步兵也可以是骑兵。而在公元4世纪，它通常作为精英骑兵团的建制出现。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从3世纪开始军队内开始有记录出现以蛮族部落的名字命名的正规小型部队单位（而不是以自由民部落的名字为名）。这些部队是蛮盟佣兵foederati（对罗马有军事义务的盟军)转化过来的正式部队建制，这一趋势将在4世纪越发明显。驻扎在不列颠的第一萨尔马提亚骑兵大队，可能是由马可·奥勒留在175年送去驻扎哈德良长城的5,500名萨尔马提亚骑兵俘虏中的一部分组成的。当然至少在公元3世纪时期，还没有史料充分证明非常规建制的蛮族民兵部队成为了元首制时期罗马军队的一部分。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3世纪中叶，帝国陷入极为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危机 251-271的一系列军事上的灾难表现使得高卢、阿尔卑斯地区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东方地区被阿勒曼人、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和波斯人占领，几乎导致帝国解体。与此同时，罗马军队还要努力应对毁灭性瘟疫的影响，现在该流行病被认为是天花，251年始于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大瘟疫，并且在270年时仍然在肆虐，还可能带走了克劳狄二世皇帝的性命（268–270年间在位）。而根据二世纪后期安敦尼疫病爆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史料来看，极有可能就是天花，当时帝国内15%-30%的居民因此病歿。根据佐西穆斯的记载，实际情况可能远糟于此。军队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同时主要是招募的来源地）边境省份，因为他们人员集中且被频繁调动，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了瘟疫的重灾区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3世纪的危机开始了社会经济影响的连锁反应，这对古典晚期军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瘟疫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税基锐减的二者结合使得帝国政府破产，帝国中央决定生产大量成色低下的货币，比如安东尼尼安努斯，作为作为当时支付帝国军队薪水的银币，在215年到该世纪的60年代的数十年里成色降低了95%。即使用相同质量的贵金属可以制作20倍的硬币。这导致价格疯狂通胀：例如，戴克里先的小麦价格是元首制时期的67倍。货币经济崩溃，军队不得不依靠征收食品换取补给以维持。军队征税毫无公平可言，使得他们所驻扎的边境省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兵的薪水毫无价值可言，这使得军队的新兵减少到仅能维持军队建制存在的水平。这样的状况使得境内的公民不愿从军，帝国政府被迫使用强制征兵的手段而同时因为瘟疫又减少了大量的人口，帝国不得不大量招募蛮族进入军队。到4世纪中叶，蛮族兵员达到了新兵总数的四分之一（精英军团内甚至超过三分之一），比1世纪和2世纪的比例都要高得多。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化的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大多来自罗马骑士们及他们的后代，垄断了军队的高级官员位置。直到最后，多瑙河军事高官们夺取了对国家本身的控制权。268年加里恩努斯（260–268年间在位） 被伊利里亚和达契亚的高级军官组织的政变推翻，其中包括了他的继任者克劳狄二世和奥勒良（270–275年间在位）。以及他们的继任者普罗布斯（276–282年间在位），戴克里先（284–305年间在位）以及四帝共治的同僚们组成的永久性的军政府。他们可以是出生在同一个省，（有些甚至出生在同一个城市，比如上默西亚的军队驻地西尔米乌姆）的老乡们，或者是曾在同一军团中服役的同僚们。
伊利里亚军官团以一连串的胜利扭转了251-71年间发生的军事灾难，其中最为出名的的是克劳狄二世在纳伊苏斯战役 战胜了规模极为庞大的哥特人部队，这对哥特人打击甚为沉重，以至于哥特人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亚德里安堡战役（378）之后才再次成为帝国的严重威胁。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伊利里亚皇帝或多瑙河皇帝特别关注在危机期间由于瘟疫和蛮族入侵造成的边境省份人口减少现象，因为这个问题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多瑙河省份尤其严重。因为缺乏人力，这些省份的耕地大量荒废。因此，为了应对人口减少对军队招募和供应构成的严重威胁，伊利里亚军政府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将被击败的蛮族部落居民大规模地重新安置在帝国领土上。 奥勒良在272年将大量卡尔皮人迁了潘诺尼亚。（此外，到275年，他撤销了达契亚省，将整个省人口迁移到了默西亚，动机与之前相同）。记录档上有记载提到他的继任者普罗布斯在279、280年将100,000名巴斯塔奈人以及后来还有相当数量的格皮德人、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迁移至默西亚。戴克里先之后持续地执行这项政策，根据维克多的记载，他转移了297个大量的巴斯塔奈、萨尔马提亚和卡尔皮的部落到边境省份。虽然这些人在帝国定居的确切条件未知（说法多种多样），但共同特征是给予蛮族土地换来的就是兵役或者远高于其他省份份额的征兵名额。从罗马政府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有三重好处，即削弱敌对部落，重建受瘟疫蹂躏的边境省份（将其废弃的田地重新养护起来）并为军队提供一流的新兵。这也受到了蛮族囚犯的欢迎，他们对帝国可能会给予他们土地的政策感到高兴。在4世纪，这些蛮族群体被称为军户。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伊利里亚王朝出的皇帝统治帝国一个多世纪，直到379年才结束。事实上，直到363年，权力都一直由当初建立军政团体的成员后代所掌握。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政府中任职凯撒（西部的副皇帝）。君士坦丁的孙子尤利安统治到363年。这些皇帝将军队成功地恢复到危机前的实力，但他们也只关心军队的需要和利益。他们也与拥有帝国的大部分土地的富裕罗马元老们的家族脱节。这反过来又在罗马贵族中产生了一种与军队疏远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得从4世纪后期元老们开始抵制军队对帝国的无止境兵员和物资需求。
戴克里先被公认为最伟大的伊利里亚人皇帝。戴克里先大规模在行政，经济和军事施行的改革旨在为军队提供足够的人力，物资和军事基础设施。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戴克里先......把整个帝国变成了一个有条不紊的后勤基地”（用以为军队提供补给）。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的双重目标是确保政治稳定，并提供必要的官僚和基础设施，以提高军队所需的新兵和兵役。在最高层，戴克里先设立了四帝共治制。这将帝国划分为两个部分，东部和西部，每个部分由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每个奥古斯都将依次任命一名名为凯撒的副手，他将作为他的执政伙伴（每个人都被分配到帝国的四分之一）并指定继任者。因此，这个四人小组可以灵活地应对多重和同时的挑战，并提供合法的继承。当然后者未能实现目标，在3世纪由于多次篡位而造成的灾难性内战仍然在四世纪重演。实际上，如果为每个篡位者提供潜在的大量的护卫部队来强制执行他的主张，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戴克里先自己退休后就眼睁睁地看到他的继任者为了权力而互相争斗。但是，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半，同时认识到地理和文化现实，被证明是持久的；东西分治仍然使得帝国为一整体，不过在395之后便成为永久性的分裂。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戴克里先改革了省政府，建立了一个三层的省级层级，取代了以前的单层结构。最初的42个省份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大约在120上下。这些省份归属于12个区域，被称为管区，每个管区都有一名代理官，然后再归属于4个近卫大区，以对应于分配给四位君主（凯撒和奥古斯都）的辖区，每个领土都由一名近卫司政官（请勿与具有相同头衔的罗马禁卫军长官的名称混淆）。级政府这种分割的目的是通过减少他们各自控制的力量来减少地方总督军事反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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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提供更专业的军事领导，戴克里先将军队体系从行省的民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边境省份的省长被剥夺了驻扎在那里的部队的指挥权，转而将这全力交给称为duces limitis（“边防都督”），在戴克里先时期可能任命了大约20个边境都督。大多数的都督只指挥一个省份的驻军，但少数几个都督控制了超过一个省份的都督，例如“第一潘诺尼亚和诺里奇行省都督”，即“dux Pannoniae I et Norici”。然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军事和行政指挥仍然统一在管区代理官和近卫司政官名下。此外，戴克里先还完成了对元老院阶级的排挤，元老院阶级仍以意大利贵族为主导，除意大利外，元老院贵族不得担任一切高级军事指挥和最高行政职务。
为确保军队获得足够的新兵，戴克里先施行了自罗马共和国时代以来首次对罗马公民进行系统的年度征兵制度。此外他可能颁发了一道最早记载于313年的法令，强制正在服役的士兵和退伍军人的子弟入伍。
晚期罗马军队 四世纪军队的发展
戴克里先时期，军团的数量，可能还有其他军事单位建制，增加了一倍多。都增加了一倍多。但军队的总体规模不可能增加得那么多，因为单位兵力似乎减少了，在某些情况下还大大减少了。例如军团编制，相比于元首制时期的5500人规模，戴克里先的新军团只有1000人。也就是说，新军团可能只增加了军团总人数的15%左右。即便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戴克里先大幅增加了军队人数，至少增加了33%。
戴克里先主要关注的是将向军队提供粮食供应置于合理和可持续的基础上。为此，皇帝结束了对军队能够任意在当地征收粮食税（indictiones）的权利，因为军队的负担主要落在边疆各省，这样做会毁了当地的经济。他建立了一种每年定期征税indictiones（“税款征收”）的制度，要求征收的税款预先设定为5年，并与各省的耕地数量有关，并以全帝国范围内的土地、农民和牲畜的彻底普查为后盾。为了解决某些地区农村人口减少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减产），他下令在元首制时期可以自由迁徙的农民们，绝不能离开他们在普查中所登记的地方（法律术语称'origo'）。 这项措施将佃民及其后代捆绑在了他们的地主的庄园内。
在恢复军队规模的同时，戴克里先的努力和资源集中在沿着帝国所有边界的防御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包括新建堡垒和战略性军用道路。
在312年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后，君士坦丁解散了罗马禁卫军，结束了后者长达300年的存在。虽然当时的原因是禁卫军支持他的竞争对手马克森提乌斯，但因为皇帝现在很少居住在罗马，驻扎在那儿的军队也就毫无意义了。原先护卫皇帝的禁军骑兵，equites singulares Augusti，即罗马禁卫军附属骑兵队，也就被御林军所取代。这些精锐的骑兵团在君士坦丁即位时便存在，可能是由戴克里先创立的。
君士坦丁将他的护卫军队拓展成一支占有永久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他将边境的部分军力回收并创建了两支新的部队：更多的骑兵单位“布旗队”和步兵单位“辅助步兵团”。扩大规模后的扈从军由两名新军官指挥，一位步军长官负责所有的步兵部队，一位骑兵长官负责骑兵部队。扈从军被正式命名为野战军，以区别于（边防军）。君士坦丁的扈从军规模不详，但根据佐西穆斯的说法，君士坦丁在对马克森提乌斯的战争中动员了98,000名士兵。很有可能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都直接来于他的扈从军。如果接受君士坦丁军队人数约为40万的说法，那么这些士兵约占正规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当世学者们一直在讨论为何君士坦丁要保留如此庞大规模的扈从军，一般传统观点认为，君士坦丁将其认作一种战略储备以用于对抗大规模入侵帝国腹地的蛮族军队，或者作为跨越边界征讨蛮族的大型远征军的主力。但更多的近代学者则认为其主要功能是为了防止潜在的篡位者而做的保险措施。（请参照下面会论及的古典晚期罗马军队的战略）。
君士坦丁一世完成了军事机构与行政结构的分离。管区代理官和近卫司政官失去了他们的战地指挥权，成为了纯粹的行政官员。然而他们在军队事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他们仍然负责部队兵员招募，军饷以及最重要的提供补给。但是当时的边区都督究竟是直接汇报给皇帝，还是扈从军的两位长官，到现在仍然未知。
此外，君士坦丁似乎重新组织了多瑙河沿岸的边防部队，分别用新的骑兵连“cunei”和辅助军团“auxilia”代替原来的骑兵大队“alae”和步兵大队“cohortes”目前还不清楚新式部队与旧式部队有何不同，但驻扎在边境的部队（相比于扈从军内的建制）要小上许多，只为原来的一半左右。但除了多瑙河/伊利里亚以外的地区还是得以保留了旧的建制。
5世纪的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强烈批评他建立过于庞大的扈从军的做法，指责君士坦丁破坏了他的前任戴克里先的加强边防的工作：“由于戴克里先的远见卓识，罗马帝国的边境到处都是城市、堡垒和塔楼...整个军队都驻扎在边境，所以蛮族不可能突破...但君士坦丁把大部分军队从边境撤走，驻扎在不需要保护的城市里，从而毁掉了这一防御体系。”佐西穆斯的批评可能是过分的，因为在戴克里先时代扈从军就已经存在，君士坦丁做的无非是为了扩张扈从军组建了全新的军团并合并了旧有的建制然而君士坦丁的扈从军的主要来源便是从边境调动回来的边防军人们撤回大批的边防部队的行为终究还是提高了蛮族大规模突破边境进入帝国腹地的风险。
随着337年君士坦丁的去世，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将帝国三分，分别统治西部（高卢、英国和西班牙）、中部（意大利、非洲和巴尔干半岛）和东部。他们每个人都接收了他们父亲的扈从军的一部分。到了353年，只有君士坦提乌斯存活下来，但这三支扈从军永久性地驻扎了下来，分别在高卢、伊利里亚和东部。到了四世纪六十年代，边境都督都直接向当地的中央扈从军长官直接汇报工作。然而除了地区性的扈从军外，君士坦提乌斯还保留了一支随时可动用的部队，被称之为常备扈从军（Comitatus Praesentalis)。而三个扈从军所在的地区的扈从军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直到《百官志》（约公元400年），西部有6支野战军，而东部则有3支。这些对应于西部的边境管区，在西部则对应不列颠、三部高卢（阿基坦高卢、卢格敦高卢和比利时高卢）、伊利里亚西部（潘诺尼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在东部则对应着：伊利里亚东部（达契亚）、色雷斯和东方。相对的扈从军指挥官开始对口于行政部门的长官管区代理官，控制着管区内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了边区都督。因此，在这一时间点上，平行的军事/民事行政结构可归纳如下：
区域性的扈从军的产生是对君士坦丁强干政策的部分逆转，实际上证明了佐西穆斯对君士坦丁批判，边防军缺乏中央对此的有效支持。
尽管地区性的扈从军数量激增，不过帝国中央的扈从军仍然存在，在《百官志》撰写时期有三支常备扈从军的存在，每支定员20000-30000上下，总计仍有75000人。如果接受当时军队人数约为35万的说法，扈从军仍占总军队规模的20-25%。不晚于365年且仍然能留在扈从军中的军事单位，一概被统称为中央军（直译为“来自宫中”），是所谓野战军的高级形式。于是军队内的部队单位被分为四个等级，代表着不同的质量，声望与薪酬。以降序排列的话便是御林军、中央军，野战军和边防军。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规模
由于当时留存相当多详细可究的证据，现代学者对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军队的规模有广泛的学术共识。然而，关于4世纪陆军的规模，众人对此莫衷一是。由于缺乏关于编制人数的证据，导致对陆军后期力量的估计大相径庭，范围从约400000（与2世纪大致相同）到100万以上。主流学者主要分歧在于有些人认为实际是400000的“较低值”以及600000的较高值。
一些传统的学者观点认为，4世纪的军队比2世纪的军队大得多，规模应该是原来的两倍。6世纪后期的作家阿伽提乌斯给出了645,000的数字，推测是君士坦丁一世时期的巅峰值。这个数字可能包括舰队的海军士兵，那陆军人数大致在600,000左右。佐西穆斯将312年包括君士坦丁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帝的军队总数相加，于是得出了581,000的总数。A.H.M. Jones所撰写的《古典晚期帝国》（1964），包含了对罗马古典晚期的军队各类的基础研究。他以自己对建制兵力的估算方法应用在百官志的所列的单位上，从而得出了600,000的总数。（海军除外）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规模
然而，琼斯的600,000的数字是基于对边防军人数的估算，可能远高于实际值。琼斯根据戴克里先时期使用的莎草纸所写的工资支给文件证据证明计算了埃及的建制人数。但R. Duncan-Jones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重新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琼斯的建制人数高估了2-6倍。例如，琼斯估计边境的军团编制在3000人左右，而其他的单位大致有500人上下。但Duncan-Jones的修订发现，边境驻扎的军团规模仅为500人，骑兵大队只有160人，骑兵队只有80人即使考虑到其中一些单位可能是某个大单位的分队，戴克里先的单位兵力很可能远低于早期
特里高德在对拜占庭的军力考察上认可了大规模的古典晚期军队的说法。特里高德认为吕底亚的约安尼斯所给出的389,704人的数据对应的是戴克里先刚继位的285年，佐西穆斯所给出的581,000人对应的则是312年的数据。Treadgold估计军队的规模在235-285年保持不变，在285-305年迅速增加了50%，在之后的90年间（305-395）大致保持不变
但是特里高德的分析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批评：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规模
传统的4世纪军队规模大得多的观点在近代已经不受一些历史学家的青睐，因为现有的证据被重新评估，新的证据被发现。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4世纪的军队在高峰期时，其规模与2世纪的军队大致相同，并且在4世纪后期大幅度缩水。
阿伽提亚斯和佐西穆斯的统计数字，如果他们的说法是有效的，那也只可能代表君士坦丁时期的官方预计，而远非实际的力量。微不足道的证据是，后期的部队往往兵力严重不足，实际也许只有官方的三分之二左右。因此，阿嘉西亚斯在纸面上的600,000可能只不过有400,000左右。后者这个规模与六世纪的吕底亚的约安尼斯所提供的戴克里先时期除去海军水兵的军队总数389,704是吻合的。Lydus的数字比Agathias的数字更可信，因为它的精确性（它是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发现的），并且它被归于一个特定的时期[2]。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规模
来自帝国边界所出土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晚期堡垒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容纳比其过于元首制时期更少的守军。如果可以使用百官志中列出的堡垒识别此类场地，这些堡垒内部所能容纳的驻军编制人数也同期缩水。可以以戴克里先创建的第二赫丘利军团为例。比起元首制时期的军团驻地，堡垒只有其七分之一左右，从此可以推断这个军团大概只有750人左右。在多瑙河畔的阿布西纳（Abusina），Cohors III Brittonum，第三不列颠大队，所驻扎的堡垒只有过去图拉真时期的堡垒的十分之一大小，也由此推断这支大队只有50人左右。必须谨慎对待这些证据，因为在《百官志》中对带有地名的考古遗址的鉴定往往是试探性的，而且有关单位可能是某大单位的分队（《百官志》经常出现同一单位同时出现在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地点）不过一般来讲考古学者都从保守角度起见来估计，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保守的角度来对边防军的军事单位规模进行估算。因此，考古学上发现的证据表明，公元400年的时候，驻扎在不列颠的守军仅有公元200年元首制时期的三分之一（200年时期是55000人左右，400年时期只有17500上下）。
同时，更多的最新研究表明，2世纪的正规军数量比传统上预估的约30万人要高得多。这是因为2世纪的辅助军团人数不仅与1世纪初的罗马军团人数相等，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比预估的数字大上50%左右。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比预估的数字大上50%左右。在2世纪末，元首制的军队可能达到近45万的高峰（不包括海军官兵和盟邦的佣兵）。此外，有证据表明，2世纪部队的实际兵力通常比4世纪部队更接近官方实际数据（约85%）
对整个帝国各个时期的陆军兵力的估计可归纳如下：
注：仅计算常规部队，蛮盟佣兵和（元首制时期有4-5万规模的）罗马海军不纳入计算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4世纪军队包含三种类型的军队：（a） 常备扈从军（comitatus praesentales）。这些通常是靠近帝国首都（西方的米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通常陪同皇帝对外出征。（b） 管区扈从军（comitatus） 这些都位于边境或附近的战略地区。（c） 边防军（exercitus limitanei）。
类型（a）和（b）经常被定义为“机动野战军”。这是因为，与边防军单位不同的是，他们的行动不局限于一个行省。他们毕竟职责不同，这些扈从军是皇帝用来阻止帝国内潜在的篡位者的最终保险：这样一支强大部队的存在本身就会威慑许多潜在的对手，如果没有，仅靠扈从军往往就足以打败他们。他们的次要作用是陪同皇帝对外远征，如对外战争或击退大规模的蛮族入侵。另外一方面，管区的扈从军负责的是在重大入侵的时候支援本地的边防军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百官志对于东帝国的描述要追溯于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的395年。此时，根据百官志的说法，在东方有2支中央扈从军（comitatus praesentales），每支军队都是由常备军大元帅指挥，军方的最高层的一部分，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两支军队都被算作是中央军。此外在东伊利里亚、色雷斯和东部三个管区还有3支扈从军，这三支军队被算作野战军。也各有一名大元帅统领，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帝国东部有13个边区都督直接向他们所在管区所在的大元帅负责：伊利里亚东部（2名都督），色雷斯管区（2名），本都管区（1名），东方管区（6名）和埃及管区（2名）。
百官志所呈现的东帝国的军队结构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5-565年间在位）基本保持不变。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对帝国西部的军队结构的记载的完成时间要远晚于帝国东部。大概425年的时候，西部大多地区失陷于日耳曼蛮族然而，西部的部分在约400-425年间出现了多次修改：例如，不列颠的军队部署应该是在410年之前，因为罗马军队就是在那个时候明确从不列颠撤出的。这反映了当时的混乱，军队和指挥官的部署不断地变化，反映出了当时的需要。Heather对帝国西部军队中各单位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时期混乱的规模。425年存在的181个扈从军的军团里，只有84个在395年之前就存在，许多扈从军的军团也仅仅是升级的边防军单位，在395-425的30年间有76个军团在这段时间被解散，直到460年，西部军队几乎完全解体。
因此，百官志所记载的395年的西部部分并不能准确地代表西部军队的结构（相比而言东部的军事指挥体系更为准确）。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西部结构与东部大不相同。在帝国西部，395年之后，皇帝没有办法直接指挥驻扎在各个管区的扈从军的长官，这些长官们则向类似于日本幕府的将军述职。这种不正常的结构是由于半汪达尔血统的军事强人斯提里科（395–408掌控国政）造成的，他是狄奥多西指派作为他的儿子霍诺留的监护人，后来霍诺留继任罗马西部的皇帝。在斯提里科在408年死后，接连不断的弱小皇帝确保了这一职位的存在，成为了斯提里科的后继者的专用职位（尤其是埃提乌斯和李希梅尔），直到476年帝国西部彻底解体为止。这个大元帅的位置一般被叫做两军大元帅（简称为MVM，名义上便是“两军之长官”，两军则指的是骑兵和步兵）。 他直接指挥着驻扎在米兰附近的单一且规模庞大的帝国西部的中央扈从军。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隶属于两军大元帅的是地方的野战军司令，他们都统领着这些地区的驻军：高卢、不列颠、西伊利里亚、阿非利加、廷吉塔纳（今北非摩洛哥丹吉尔地区）和西班牙。与他们在东部同行不同的是，东部的同行被称为各管区的大元帅，西部管区的扈从军的长官都被任命为低一层级的野战军司令，只有高卢地区的高卢骑兵元帅是例外。这大概是因为除了高卢管区的扈从军之外，其余的野战军司令所指挥的士兵数目都远小于大元帅所理应有的20,000–30,000人的规模。
根据《百官志》的记载，全部的12名在西部的都督中有两位都督直接对两军大元帅而非他们所在区域的野战军司令负责。这与东方的情况不一致，可能也不能反映395年的情况。
无论帝国的东西政府，御林军通常都作为皇帝护卫骑兵部队，游离于军队指挥系统之外。根据《百官志》的说法，御林军的指挥官保民官通常都对民政部门首脑国务总理大臣直接负责。但这可能只是出于行政目的。在作战时，御林军保民官直接向皇帝本人报告。
古罗马兵营
野战军和边防军的部队对他们的驻扎地有不同的安排。野战军队的部队经常驻扎在市井居民区，而边防军的部队则有固定基地。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大多数边防军都驻留在元首制时期的军团和辅助单位所驻扎的基地一些编制较大的边防军单位（军团和布旗队）驻扎于城市，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营房。由于边防军在同一个地区活动，有自己的营地，而且往往从同一地区招募，因此他们往往与当地人保持较好的关系，这与经常被调往其他地区的野战军和中央军不同，他们经常被安置在平民家中。
野战的部队，包括中央军、野战军、有时甚至是伪野战军，通常宿于非战区的城市内，在战时则宿于临时营地。但通常不会像边防军那样在单个城市内的永久基地长期驻扎。从法律证据上看，他们通常被强制性地安置在私人住宅中（hospitalitas)。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在不同的省份过冬。常备扈从军陪着皇帝四处征战，而地区的扈从军则根据作战需求改变驻扎地。然而在五世纪时期皇帝鲜少直接参与战事，因此在冬季常备常备扈从军的冬季基地变得更加固定。西部的常备扈从军通常驻扎在梅蒂奥拉努，而东部的两支常备扈从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
四世纪时期对于军队建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减少了单一单位的规模而增加了单位的数量，比起过去的军团/辅助军的二元制度而言增加了新的建制类型和等级使得这一系统更为复杂。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古典晚期的帝国军队单位兵力的相关史料非常零散，而且模棱两可下表按单位类型和等级给出了一些单位兵力估计：
*教导团不适用于野战军编制，他是御林军的编制
**布旗队有时也被叫做“骑兵队”，比如说侍卫骑兵队
很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关于边防军军团的编制，其基础编制规模的估算上下差非常大。在4世纪的过程中，单位兵力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瓦伦提尼安一世似乎与他的兄弟和共治皇帝瓦伦斯一起拆分了大约150个扈从军单位。由此产生的部队可能只有母部队的一半兵力（除非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使他们全部达到原来的兵力）。
教导团根据六世纪的参考资料，其编制在500人左右。
在扈从军中，人们一致认为布旗队的规模在500人左右，而军团则为1000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最初由君士坦丁组建的辅助宫廷卫军编制。相关史料是矛盾的，表明这些部队可能是约500人，也可能是约1000人，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如果较高的1000人的规模是真的，那么辅助步兵团和军团就别无二致，这是支持辅助步兵团为500人最有力的论据。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边防军的单位建制众说纷纭。Jones和Elton根据少量而模棱两可的史料认为，边境的军团的编制在1000人上下而同地区的其他单位只有500员的编制。另一些人则根据纸莎草纸和最近的考古证据，认为边防军的平均兵力可能是Jones/Elton所声称的一半，即军团只有500人而其他的单位甚至只有250人的编制。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尽管从4世纪初该单位便已存在，但现有的唯一一份完整的御林军的清单则记载在成书于四世纪晚期到五世纪初期《百官志》中。。那时候一共有12支教导团，西帝国有5支分队而剩下7支在东帝国。这些护卫骑兵总计有6000人，相比于2世纪后期只有2000人的奥古斯都独属骑兵队equites singulares Augusti，编制增加为原来的三倍。12支教导团中有10支是所谓罗马的“传统”骑兵，和元首制时期的“大队”骑兵的装备类似，下辖则有名为scutarii（盾骑兵）、armaturae（装甲骑兵）或gentiles（异族骑兵）。然这些名字早已没有字面上的含义，已经成为了单纯的一种尊称，尽管他们最初可能表示由特殊的装备或种族组成的部队（gentiles意为被吸纳入境内服兵役的异族的部落民）。只有东部的两支教导团，是极为特殊的建制：一支教导团名为clibanarii（具装冲击骑兵，或者是重具装冲击骑兵），还有一支则是具装弓骑兵（sagittarii）。40 select troops from the scholae，而从御林军中被选出的40名因其白色制服而被命名的candidati，是皇帝的私人保镖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中央军和野战军的基础骑兵分队被称作中央军布旗队和野战军布旗队；同样基础的步兵分队被称作中央军军团、中央军辅助步兵团、野战军军团和伪野战步兵团。只有中央军会有辅助步兵团，以强调其精英地位，而军团在中央军和野战军都有。
扈从军的骑兵的大多数（61%）一直保持着半具装的类型，与元首制时期的骑兵大队类似，通常在战场上被用于近战。这些军团具有各种头衔：野战骑兵团comites、盾骑兵团equites scutarii、侍卫骑兵团或万用骑兵团equites promoti。同样，这些头衔可能纯粹仅是遵照旧日传统，并不表示不同的部队类型或职能。24%的骑兵军团是无装甲轻骑兵，例如达尔马提亚骑兵队、摩尔人骑兵队或弓骑兵部队，他们适合骚扰和追击敌军。摩尔人自500年前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一直存在于帝国的辅助骑兵的行列。达尔马提亚骑兵，则是自三世纪开始出现在罗马军队内。扈从军的15%的骑兵部队则是重装甲的甲胄冲击骑兵或具装冲击骑兵，用于冲击敌军阵列
至于步兵和元首制时期并未有什么不同，与2世纪的辅助兵团的装备别无二致，唯有轻微的调整（请参看下面的#装备）。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边防军里，什么上述的单位编制几乎都有，步兵包括了边防步兵队、边防民兵团以及辅助步兵团，或者还有些元首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军团和大队建制。骑兵建制的话则包含了边防骑兵队，边防骑兵连和元首制时期遗留下来的骑兵大队。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野战军的实力要强于边防军的证据多且充分，但是差距并非天差地别。有说法指出边防军的组成大多来源于地方农民的民兵，因此作战能力远不是职业军人的对手。这种观点被许多现代学者所否定。史料中证明边防军实际上都是全职的职业军人。他们负责打击小规模劫掠的蛮族，这是帝国持久的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战斗准备和经验很可能是很高的。这一点在阿米达围城战（359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围困的边防军团以高超的技巧和顽强的意志抵抗了波斯人的进攻。虽然波斯人的规模优势要远高于守城的罗马守军和援军（12万人对5万），波斯人取得了胜利并绞死了当时的守城指挥官，但是波斯人也付出了超过3万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方面仅牺牲了绝大多数的守军和城外的流民，援军并未遭到重创。埃尔顿认为，资料中没有提到少于400人的蛮族入侵，这意味着这种情况通常由边防军处理，而不需要扈从军的协助。'。边防军同时也经常陪同扈从军以作为特定战役的辅军，之后也会长期跟随扈从军并被称为伪野战军，对其战斗力的认可不言而喻。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队结构
罗马晚期的军队中有大量的重装甲骑兵，被称为cataphractarii（来自于希腊语κατάφρακτος/kataphraktos，意思是全身被包覆着的）。骑兵从脖子到脚包覆着层状的鳞甲 或者躯干四肢穿着札甲（可以参照臂甲），他们的马匹通常也包覆着盔甲。具甲骑兵持有名为contus的重型长枪，长约3.65米（12英尺），需要双手抓持，部分人还佩带弓箭。具甲骑兵主要负责冲击敌阵，通过集中压倒性的兵力攻击敌方阵线的某一特定地段来打破敌方阵线。在4世纪的记录中，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具装冲击骑兵的冲击骑兵，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κλίβανος（klibanos，即面包的烘焙炉），当然也有说法是起源于波斯语。也许就是甲胄冲击骑兵的代称，也或者是这其中的一种。这种骑兵的原型公元前六世纪便存在在欧亚大草原斯基泰人和他们的同族萨尔马提亚人的部落中。公元前1世纪，安息帝国便采用了这种军种。再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为了对抗东方波斯人和北方多瑙河流域的游牧萨尔马提亚人的威胁，铁甲骑兵成为罗马人的军队的一部分。通过考古发掘最早的铁甲骑兵部队来自于2世纪时开始存在的高卢-潘诺尼亚甲胄骑兵大队，当时驻扎在潘诺尼亚，即现在的匈牙利罗马帝国境内的甲胄骑兵存在已久，但再帝国的后期规模才开始大规模增加，帝国大多数的甲胄骑兵军团就驻扎在东部地区。不过，在驻扎在东部军队的兵团中，有几个兵团的名称是高卢语，很显然起名的根源起于帝国的西部。
弓箭手部队在《百官志》中以equites sagittarii（弓骑兵）以及sagittarii（弓箭手，词源sagitta意为“羽箭”）。与元首制时期类似，许多非sagittarii命名的军团也可能包含一些弓箭手。弓骑兵似乎只出现在轻骑兵部队中。弓箭手和弓骑兵同时都被存在于扈从军中。而边防军只会有弓骑兵的编制，因为步兵里面已经混入了步兵弓箭手。
古典晚期的帝国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现了独立的炮兵部队，在元首制时期这些部队似乎是军团的组成部分。他们一般被称之为弩炮部队ballistarii（来源于Ballista即投射器的意思），百官志内一共有七个基础单位编制，不过只有一个归属于中央军编制下。但也有一些被标明为伪野战军，意味着它们原本属于边防部队。独立炮兵部队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大量集中火力，尤其是对围攻有用。然而，许多普通的军团很可能继续拥有integral artillery，尤其是边防部队。
百官志当初还列出了一系列疑似特殊功能的轻步兵单位：superventores和praeventores（阻击队） exculcatores（追踪队）、exploratores（斥候队）。但是同时期记叙此事的阿米安努斯用了多种不同术语来描述这些部队：velites（轻装远程投掷队）、leves armaturae（投石者部队）、exculcatores（追踪队）、expediti（探查队）。即使百官志内证实阿米安努斯所说的这些部队是独立部队单位，目前为止尚不清楚这些部队中是否有任何一支是独立的部队，或者实际上只是为某一特定行动而专门武装的普通部队的小分队。
布塞拉里亚Bucellarii（拉丁文复数为bucellarius；字面意义是“食饼干者”，（希臘語：）是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时期出现的职业士兵的称呼，这些部队不由国家直接支持，通常都由个人所雇佣并效忠于其雇主，不过他们也宣誓服从在位皇帝。这些“家丁部队”的雇主通常是著名的将军或高级文官僚。这些部队的单位一般都很小，但是，特别是在许多内战期间，他们可以发展到几千人。实际上，因为部曲是受雇佣的小规模的个人部队，所以他们的装备通常要好很多，训练也相当充分，战斗力要优于正规军。他们最早出现于四世纪后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逐渐成为战斗部队中的中流砥柱，尤其是远征军。著名的部曲雇主包括了作为军方大元帅的斯提里科和埃提乌斯，还有近卫司政官鲁菲努斯。
在正规军之外帝国雇佣了大量的从罗马帝国境外的部队，通常被称为蛮盟（该词源于foedus，即“条约”之意）佣兵，或者在东方他们被称为symmachi。这些部队的人员通常都来自于蛮族酋长们的土地，他们的部落领主与帝国签订条约dediticii而为帝国四处征战。罗马人在整个帝国史上都在使用这些部队，比如说图拉真柱所刻画的战争场景上，蛮盟佣兵在达契亚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01–6)。
在四世纪元首制式微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蛮族进入罗马帝国正规部队，蛮盟佣兵的编制和所属越来越难以界定，他们根据他们所属的族群被编在一起，成为被称为”Numeri”的部队。（该词即部队之意，虽然numerus也是正规步兵建制的名称）。他们在特定战役期间或特定时期与正规军一起服役。通常他们的服役范围仅限于部落所居住的地区，但有时也可以部署到其他地方。他们由自己的领袖指挥。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使用的是自己的武器和盔甲还是罗马军队的标准装备。在晚期军队中，比较有战斗力的和在军中长期服役的numeri似乎被吸收到晚期的正规军中，迅速变得与其他部队没有区别。
晚期罗马军队 兵员的征募
元首制时期，大多数的罗马军团和辅助军团的新兵都是志愿兵（voluntarii）。当然强制征兵（dilectus）并未被完全废除，但仅仅会在紧急情况或者中大作战需要大量补充兵员的情况才会用到。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古典晚期的军队对罗马公民的招募主要依靠强制征兵。首先，法律规定现役军人或老兵的儿子必须入伍。其次，根据indictio（土地税评估）每年定期进行征收。土地所有者（或土地所有者的组织）要根据其庄园应缴纳的地税数额，向军队提供相应数量的新兵。自然，地主们有强烈的动机留住自己最优秀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庄园里工作，而把那些体质较差或不可靠的人送去服兵役。还有证据表明，他们试图通过提供士兵（无论如何都有可能服役）和流浪汉（vagi）的儿子来完成他们的配额来欺骗征兵。
晚期罗马军队 兵员的征募
然而，征兵制实际上并不普遍。首先，以土地为基础的征兵意味着征兵对象完全是农民的儿子，而不是城镇居民。因此，帝国约有20%的人口被排除在外。在元首制时期类似，奴隶是不可征召的，自由民里的某些职业从业者例如面包师和旅馆老板也不在征兵之列。此外，省级官员和curiales（市议会议员）也不能被征兵。这些规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放宽，如在405-406年的军事危机期间（拉达盖苏斯率领大量蛮族入侵高卢和北意大利）。最重要的是，征兵要求往往折算成现金征收，按每一个应征者的固定比率征收。这在某些省份、某些年份是这样做的，不过具体细节基本不详。从现有的极少证据来看，征兵并非在各省均匀实施，而是主要集中在军队的传统征兵地区，类似高卢（莱茵河沿岸的两个日耳曼日亚行省）和多瑙河沿岸省（例如潘诺尼亚、默西亚和色雷斯），其他地区大概也经常折算。对350-476年间已知的野战军兵员的来源进行分析，在帝国西部政府的军队中，伊利利里亚和高卢管区共提供了52%的新兵。尽管全帝国12个管区里多瑙河的沿岸管区只有3个，但这三个管区提供了全军接近一半的兵员，这与元首制时期极为相似。This picture is much in line with the 2nd-century position。
晚期罗马军队 兵员的征募
准新兵必须接受身体检查。新兵必须年龄在20-25岁之间，这个范围在4世纪后期延伸到19-35岁。新兵必须要身体健康，必须要满6 罗马尺（5 ft 10in, 178 cm）而到了367年，这个标准到367年被降低至5尺3 寸（5 ft 7in, 170 cm）。维盖提乌斯暗示，在帝国很晚期（约公元400年），甚至这一身高要求可能已经放宽，因为“...如果有需求的话，与其说考虑身材，不如考虑力量。即使荷马本人也不需要见证者，因为他记载堤丢斯泰德乌斯身材矮小，但却是一个强壮的战士”。
一旦新兵被录取，他就会在手臂上打上“标记”，多半是纹身或烙印，以便在他试图开小差时被识别出来。然后，新兵会被发放一个身份识别盘（戴在脖子上）和一份入伍证书（probatoria）。然后，他会被分配到一个军团.375年的一项法律规定，身体素质较好的人必须被分配到野战军中。在4世纪，最低服役年限为20年（边防军则是24年）。相比之下，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军团和辅助兵团士兵的服役年限均为25年。
晚期罗马军队 兵员的征募
广泛采用征兵制、强制征召士兵的儿子、放宽年龄和身高要求以及给新兵打上烙印，所有这些都表明，军队在寻找和留住足够的新兵方面存在严重困难。Recruitment difficulties are confirmed in 征兵困难在法典证据中得到了证实：对于为逃避兵役而自残的情况（如砍掉大拇指），有一些处理措施，包括386年的一项极端法令，要求将这些人活活烧死。逃兵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可能比元首制时期严重得多，因为后者主要是志愿役。这一点可以从准予休假（commeatus）的规定变得更为严格得到佐证。在2世纪，士兵的休假由其团长酌情批准，而在4世纪，休假只能由高级军官（都督、野战军司令、大元帅）进行批准。此外，扈从军部队似乎在一般状态下都会缺员三分之一。官方与实际兵力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招募问题的有力证据。对此，Elton认为，后期军队并不存在严重的征兵问题，其依据是大量人免于征兵。
Barbari（“蛮族”）通常被罗马人用来形容帝国境外的住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用以指代喋喋不休说着难以理解语言的外人。
晚期罗马军队 兵员的征募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整个元首制时期，绝大多数的蛮族barbari都招入了辅助军团（因为罗马军团仅招募罗马公民）。然而，在3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史料证明这一点。当然也有稀少的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全部，辅助军团的绝大多数兵员也是来自于 罗马的自由民 或者罗马公民。4世纪的军队可能比两三百年前的元首制部队更依赖于对蛮族的招募，而其中的依据如下：
《百官志》内列出了帝国境内的一些蛮族军事定居点，他们被称为军户或者异邦人gentiles，这些蛮族定居者都是军队招募新兵的重点对象。日耳曼或萨尔马提亚部落的人获得帝国赐予的土地，作为交换他们将为帝国服兵役。有可能每个部落都有条约义务，每年向军队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蛮族部落居民在帝国内重新定居以换取兵役，在4世纪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代。只不过四世纪开始这种现象的规模开始扩展，而做法开始系统化。
晚期罗马军队 兵员的征募
百官志内的单位有许多拥有蛮族的命名，因为他们是跟着本族长官一起作为非正规军的蛮盟佣兵（被称为socii或foederati） 转正成为了帝国的常备军的结果。在元首制时期，带有蛮族名字的正规军单位名字直到3世纪开始才有记载，但仍然极少。比如说第一萨尔马提亚骑兵大队（ala I Sarmatarum）便在3世纪英格兰被证实在那驻扎，无疑是175年派驻在那里的萨尔马提亚骑兵的后羿。
对4世纪军队中出身于蛮族的兵员比例的量化是高度推测出来的结果。Elton基于少量的史料基础上进行了最详细的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在350-400年期间，样本部队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军官出身于蛮族。以每十年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一比例在这一时期没有增加，实际上在5世纪初也没有增加。后一种趋势意味着基层军官中蛮族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多少，否则蛮族军官的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以反映这一点
如果蛮族在军中的比例在四分之一上下，那么这个比例也比二世纪时期的正规军要高。假设将这个比例的兵员全部编入辅助军团的话，在辅助兵团占元首制军队的比例60%的情况下，那么超过40%的新兵将会是蛮族出身的。不曾有过史料表明2世纪对蛮族如此之大的招募。非罗马名字的士兵里面，75%是日耳曼人：在百官志的建制中证实了这些人来自于法兰克人、阿勒曼人、萨克逊人、哥特人，以及汪达尔人。其他重要的新兵来源是来自多瑙河地区的萨尔马提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出身高加索地区的伊比利亚人。
与罗马新兵相反，绝大多数蛮族新兵可能是自愿入伍的，他们被服役条件和职业前景所吸引，与他们在家乡的生活条件相比，这些条件和前景可能显得很理想。只有少数的蛮族军人作为过去的dediticii（向罗马帝国投降的降兵，或者是逃避与其他部落冲突而投靠帝国的军人）而被强行征召的，作为和平条件，他们不得不承诺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新兵。蛮族可以直接招募，作为个体加入正规军，也可以被间接招募，作为非正规的附属部队的成员转为正规军。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阶，薪酬以及福利
在军衔金字塔的底部是普通士兵：pedes（步兵） and eques（骑兵）。与2世纪的同行不同，4世纪士兵的食物和装备并不从他的军饷（stipendium）中扣除，而是免费提供的。这是因为支付给士兵的军饷的第纳里乌斯银币，在戴克里先时期的价值远低于2世纪。在君士坦丁时期，它失去了剩余价值，在4世纪中叶停止定期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