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历史 衰落和停滞
金国建国不及百年，便迅速衰落了。这时北方草原的蒙古人，如日中天，1211年，蒙古人首领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南下，游骑劫掠河北大部。1213年秋，成吉思汗兵分三路，扫到金国故地，在此次军事行动中，邯郸也成为兵锋所掠。金国无法抵御蒙古铁骑的进攻，还不断派兵南下攻宋，希望从南宋那里得到自己在蒙古丢失的土地，以求补偿。南宋王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全力应战，顶住金军的压力，另一方面，远交蒙古，并且联合金国井内的亲宋反金势力的李全，出兵经略山东河北，力求在北方混乱的局面中，在中原楔入自己的力量。
1218年，山东忠义军李全正式归附南宋，被任命为京东路总管，并且遥册委任北方官吏，同时邯郸本地的张志翰和郭文祚等人，也积极组织抗蒙斗争，一时间中原局面的附宋请愿一浪高过一浪。但是，由于抗金和抗蒙的势力过于弱小，再加上南宋对这些势力难以直接提供援助，鞭长莫及，逐一被蒙古人一一消灭。1221年，邯郸划入到了蒙古政权的版图之内。
入元以后，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较大的衰退，邯郸也不例外。元朝统治下磁州的隶属关系前后较为频繁，而邯郸作为广平路磁州属县则是始终如一，直接归中书省统辖，为“腹里”地区大都京畿之地。元代的邯郸也给历史留下了寺观建筑和水利设施。蒙古人接触藏传佛教后，集体皈依其衣钵下，从上到下侫佛十分厉害。邯郸井内建于元代的寺观主要有两个，一是爆台寺，建于元文宗时期，坐落于在邯郸城东北十五里处。另一座是东明观，建于元惠宗年间，坐落于邯郸城西南二里处。
元代时期邯郸本地的水利建设得到发展。1262年，郭守敬接受忽必烈召见，面陈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利六事”。其中之一的内容就是关于邯郸地区的滏阳河和漳河的水利灌溉工程。这项关乎民生的“漳滏工程”，在元世祖年间竣工，自此，古滏水改道开始流经邯郸城，也就是现在滏阳河的水流流向。这项水利设施，不仅仅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同时也加强了滏水的航运发展。元朝后期，邯郸一代漕运疏于管理，河道年久失修，河水泛滥，蝗虫成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元惠宗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元朝气数将尽，天下大乱。当南方红巾军系统的各路豪强如朱元璋，明玉珍，陈友谅以及张士诚等割据一方，相互斗争之时，北方红巾军却遭遇到了元军的疯狂反扑。由于山东红巾军的内乱，元将察罕帖木儿抓住时机，自陕抵洛，大会诸将，部署进攻。其年六月，进攻山东，取得大胜利。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等人被迫降元，除益都孤城坚守未下，山东大部都被元军占领。
当察罕帖木儿和北方红巾军打得热火朝天时候，江南的朱元璋乘机统一江南各地，为北伐中原奠定了基础。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徐达、常遇春为帅，出师北伐残元。其年闰七月初三，明军攻占卫辉路；初五，占领彰德路；初九，攻占广平路。八月初，明军攻入元大都，元朝灭亡。明军为了肃清和巩固后方，徐达特派韩政驻守广平。韩政不久便谕降了在广平境内坚守的白土诸寨，彻底肃清了残元势力。自此，邯郸和广平府的其他州县一样，被纳入了大明王朝的统治之下。持续一千多年萧条的邯郸，明清时期才得以恢复。
明代以后，将故元的中书省地区，重新进行区域划分，此时的邯郸不归磁州管辖，而隶属广平府，广平府即为京师所管辖的八府之一，下辖九县。其所领的九县即为永年、曲周、肥乡、鸡泽、广平、成安、威、邯郸、清河。由此可见，明代的广平府已不同于元代的广平路。邯郸在明以前，一直隶属磁州。而磁州自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复置，隶属广平府半年不到就划归河南彰德府。同时进行移民政策，加强对邯郸的管理，注重邯郸在黄河流域的重要性，邯郸开始改变五代十国时期衰落的面貌。永乐帝时期，邯郸是北方比较富裕的地方之一。
明代县以下基本单位有里，广平府所辖共有175里，其中邯郸有30里，在明初的广平府九县里，邯郸所辖的里数最多。邯郸所辖的里数较多，与其辖境较大有关。明代邯郸的县境，根据《明史·卷四十·地理一》所称，西北有洺河，东有滏阳河。可以看到当时的邯郸所辖的西北部地区，已包含了今天武安县的相当部分地区。明代邯郸的县境面积大致于金代相同。
稳定的环境，为邯郸人口和城建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成化年间，邯郸尽管在明朝统治下，已经过了近百年的平静发展，但其人口与金代相比，可以说没有什么较大增长，此间邯郸共有4287户，27297口。嘉靖时期，邯郸人口增长许多，明显超越金代，户数5304，30255口。明后期，邯郸人口始终较无再大的增长，且由于明末战乱，人口还出现下降。到清初统计人口时才有25331人。明代的邯郸城在成化年间也开始大规模建设，扩大了城墙的规模，加深了护城河的深度，隆庆年间，邯郸知县张第有对邯郸城进行了一定的修缮，基本上圈定了明代邯郸城的规模，从此以后，邯郸城再也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兴建。
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邯郸城市经济发展比金元统治下有了明显的起色。尤其是，滏阳河的水运发展，促进沿岸地区市镇的兴起和繁荣。邯郸境内滏阳河沿岸的张庄桥、柳林桥、苏曹等村落，自明代以来就已经发展成为繁忙的水运码头。滏阳河水量充沛，曾是邯郸至天津的主要航运交通线，也是邯郸境内的煤炭、陶瓷及各种土特产下运东北沿河各县以及天津等地码头的重要水路。明朝是邯郸历史上进士及第人数最多的一个朝代，前后一共出了15位进士和67名举人。最有名的是贾铨，他在云南任职期间“政绩卓异”，被荐任户部尚书。却因相貌丑陋遭到皇帝嫌恶，改为右副都御史。后病死于任上，明朝遣官谕祭，谥号“恭靖”；张国彦家族，是邯郸明代时期最大的名门望族，特别是“一门两尚书”（张国彦、张我续父子）在邯郸历史上绝无仅有。张国彦历任万历朝兵部、刑部尚书，官居一品，功高位显，加封太子少保，在1980年邯郸市西郊莲花岗出土的张国彦夫妇合葬墓志铭，完整地记载了他的生平，同时也修正了《邯郸县志》一些记载错误。
明末清初，邯郸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经历了一场政权更替的大劫难。连年的天灾再加上无休止的兵祸，使邯郸备受苦难。崇祯十四年（1641年），邯郸瘟疫横行，粮食欠收，出现了大饥荒，各县百姓接连外出讨饭求活命，以至于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其年冬，满清起兵又越过长城，南下劫掠，游骑骚扰邯郸诸县。崇祯十六年（1643年），邯郸又出现了“大风沙，室内积数寸”，又有“总兵白广恩屯掠邯郸”。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的大顺军主力从山西直攻北京，另部偏师由河南进入河北。大顺军偏师，一路攻城略地，在同年二月就占领彰德府，并在月底占领邯郸。仅在北京一百多天的李自成就败于满清和明朝降将的合力进攻，随即退出北京。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与大顺军在真定开展激战，李自成的不对随即从河北退往山西，河北大部为清军所占。
1644年，清人入关进入中原，一方面派兵南下消灭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另一方面稳定所占领的各个地方。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邯郸人民在张治邦的领导下进行反抗斗争，但是遭到清军的屠杀。顺治一朝，邯郸虽无兵祸，但是自然灾害不断。据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邯郸大水，漳河泛滥，淹没良田无数，军民死伤惨重。洪灾之后，蝗灾又起，蝗虫所过，遮天蔽日，绿色皆为一空等等。到了康熙帝时期，全国反清势力逐一灭亡，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
清朝袭明制仍称直隶，大名府为直隶总督所在地。邯郸县仍属广平府管辖。此时的邯郸同永年、曲周、肥乡、鸡泽、广平、成安、威县、清河各县一样仍属广平府，雍正时期，磁州自河南彰德府划为广平府。邯郸编户为三十里，县属七乡，三社，四辅，三堡，二镇，十集。
清清乾隆中后期，邯郸农业连年丰收，富商无数，人口增长迅速。明清时期邯郸广平府城是冀南、豫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清代后期，由于海运的兴起和京汉铁路的开通，严重消弱了大运河的交通地位，邯郸东部的大名府也走向衰落。
清代是古代邯郸历史人口暴涨的一个时代，从康熙十年（1671年）以前的25331，到康熙十年（1671年）的25627，再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为26740.到了同治时期，人口达60763人，比康熙五十年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到了清末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县人口上升到77673人。由此可见，光绪后期是清代邯郸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
明清两代这时的教育，主要由县学、书院、义学等组成，到清末实施“新政”，“新式”教育才逐步确立。邯郸最早开办新式教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4年），在邯山书院旧址创办了邯郸第一完全小学校，这是河北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5年）创办了邯郸初级小学。清末，虽然邯郸经济整体下滑，“地瘠民贫”，但其城乡范围之内仍然建立起75所初级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