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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達尼號救生艇
鐵達尼號的船員在使用吊艇架方面訓練不足、乘客起初不願登艇、救生艇下水緩慢，而且只有載一半的人便撤離，因此實際避難人數比救生艇的容納量更少。1912年4月15日2時20分，仍有大約1,500人沒有登上救生艇，當鐵達尼號沉沒在北大西洋時，大約705人在救生艇上，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他們一直待在救生艇上，直到卡柏菲亞號在日出後抵達，在4小時30分鐘的時間內陸續救起，還有13艘救生艇也被帶上船。救生艇也送回紐約港的白星航運辦事處，因為它們是沉船中唯一留下的物品，但隨著年代過去，這些救生艇逐漸消失在歷史上，部分配件被販售或展出。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類型・材質・尺寸・附加裝備
鐵達尼號有20艘三種不同類型的救生艇：
14艘瓦疊式木殼救生艇，長9.14公尺、寬2.77公尺、深1.21公尺，內容量為18.55立方公尺，它的設計可讓65人乘坐。方向舵由榆樹製成——因為它的抗裂性高——而且厚度為4.4公分。救生艇外部裝有「救生繩」，可讓落海者抓住。配備了各種設備來幫助乘客，包括10支槳、1個帆布製袋形錨、2個戽斗、1個46公尺長的小索、1個艇鉤、2個45公升的淡水水箱、1組桅杆和帆、1個指南針、1個照明燈和裝有餅乾的防水金屬罐。由於防盜措施，這些設備沒有存放在救生艇上，而是放在小艇甲板上的上鎖置物箱裡。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設備在4月15日下水時沒有轉移到救生艇上，最後又隨著鐵達尼號一起沉沒。救生艇上還可以找到毯子和備用救生圈。許多海官和船員顯然不知道，這些救生艇的龍骨是以鋼樑加固，可以防止救生艇在滿載下的吊艇架中挫曲。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類型・材質・尺寸・附加裝備
主要的瓦疊式和簡易式木殼救生艇是由貝爾法斯特的哈蘭德與沃爾夫造船廠打造，同時裝備在鐵達尼號和她的姊妹艦奧林匹克號上。它們的設計旨在實現最大的適航性，採用雙端設計（實際上有兩個船首）。這降低了它們被海水淹沒的風險（防止海浪突破）。如果必須擱淺救生艇，該設計也能抵抗打上來的海浪。另一個安全特徵是船體兩側裝有密閉銅罐，提供了額外浮力。
鐵達尼號救生艇 分布位置・使用情形
除了A與B折疊艇之外，其它救生艇都位於鐵達尼號位置最高的小艇甲板上，它們位於甲板兩側的木製小艇座上，分布在前後兩端。2艘簡易式木殼救生艇位在艦橋後方，左右舷各1艘；它們懸掛在吊艇架並搖至鐵達尼號的外側，隨時可以立即下水使用，例如需要營救一個落海者。救生艇在右舷側編號為奇數、左舷編號為偶數，由前往後分配號碼，而折疊艇的編號為A、B、C、D。
4艘折疊艇存放在兩個不同位置——C與D折疊艇收藏在小艇甲板上，位於簡易式木殼救生艇下面；而A與B折疊艇固定在海官起居艙頂部，靠在1號煙囪旁邊。儘管在鐵達尼號下沉過程中，C與D折疊艇都順利掛上吊艇架並載人下水，但A與B折疊艇的存放位置已經證明非常糟糕，它們位於甲板上方2.4公尺的地方，啟用時需要放置一件專用設備，位於船首的水手長倉庫。然而4月15日事故期間，要啟用它們時船首已經淹沒在海裡，無法進入倉庫。當小艇甲板也開始淹水時，A與B折疊艇是由眾人合力推落的，然後隨著海水漂流。
鐵達尼號救生艇 分布位置・使用情形
吊艇架是由倫敦的維琳吊桿工程有限公司生產，所有木殼救生艇都將透過這個設備下水。吊艇架採用高效的雙邊作用設計，能夠從內側懸掛（懸掛在甲板上）以及外側（懸掛在側面）以拾取額外的救生艇。鐵達尼號上的吊艇架能夠容納64艘救生艇，但實際上只安裝了16艘救生艇。4艘折疊艇也打算透過吊艇架下水。每個吊艇架都有兩支吊臂，支撐著一艘救生艇的前臂和下一艘救生艇的後臂。每個吊艇架的龍骨上都有一組繫樁和滑輪裝置，以便於降下救生艇，並且可以同時在甲板上進行下降，這樣許多人就可以在每艘救生艇上同時工作並吊裝在吊艇架上。但它們只能手動降下，最好是由一個8〜10人組成的團隊來執行。儘管鐵達尼號擁有許多電動絞盤，但它們只能用於將救生艇從水中絞起來。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短缺・法規與觀念過時・操作演習不足
鐵達尼號沒有攜帶足夠的救生艇來疏散船上的每個人，不到該船救生艇運載上限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甲板設計，盡可能的多攜帶救生艇，最高可以多疏散大約53%的船上人員。救生艇的短缺不是因為存放空間不足，鐵達尼號的設計可容納多達68艘救生艇——也不是因為成本，鐵達尼號造價高達750萬美元，1艘救生艇的成本只佔500美元。數量短缺主要歸因於過時的英國航運安全法規，以及白星航運的過度自信。
1886年，英國貿易委員會為當時的商船制定了安全規定。這些更新隨著《1894年商船法案》的通過而進行了修改，但到了1912年就出現了致命的缺陷——它們目的是管制容積總噸達10,000噸以上的船隻，這一噸位限制早已被造船商遠遠超越。相比之下，鐵達尼號的容積總噸為46,328噸。其他船隻也是類似情況；在超過10,000噸的39艘英國船隻當中，有33艘沒有攜帶足夠的救生艇（其中只有6艘船隻的重量稍微高於10,000噸，其餘皆遠遠超越）。卡爾馬尼亞號的情況可能是最懸殊的，救生艇數量只能載上29%的乘客。英國以外的船隻，例如德國客輪亞美利加號和聖路易斯號，同樣只有大約54-55%的船上人員擁有足夠的救生艇空間。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短缺・法規與觀念過時・操作演習不足
隨機抽樣1912年超過10,000噸的船隻，根據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眾多不同的航運公司的數據顯示，最能滿足船上人數與救生艇比例的船隻是法國大西洋海運公司的普羅旺斯號，該船可容納82%的乘客人數。美國作家沃爾特·路德在其1987年出版的《那一夜的生命》（The Night Lives On）一書中指出，奧林匹克級郵輪上救生艇短缺可能與經濟學有關，而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如果奧林匹克號和鐵達尼號配備了足夠的救生艇，那麼新聞界可能會因此注意到其他噸位較小、也許安全性較差的客輪缺乏足夠的救生艇。這可能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外界普遍要求對航運救生設備制定更嚴格的規定，這會使許多航運公司花費相當多的資金來應對。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短缺・法規與觀念過時・操作演習不足
《1894年商船法案》要求，一艘10,000噸或以上的船隻應攜帶16艘救生艇，總容量為272.5立方公尺，足以容納960人。鐵達尼號實際上還攜帶了超過規定所需的救生艇。她的救生艇總容量為320.77立方公尺，理論上可以容納1,178人。《1894年商船法案》規定的救生艇尺寸應在4.9-9.1公尺之間，最小容量為3.5立方公尺。大致上，若將立方容量除以10，即表示每艘救生艇上可以安全承載的人數，法案還規定了救生艇船體中的密閉浮力艙大小，每位人員對應0.028立方公尺的密閉浮力容量。實際上，法案規定的容量標準形同虛設，因為如果將救生艇填滿到其指定的容量，則一些乘客需要站立才行。而且事實上，這確實發生在最後一批撤離鐵達尼號的救生艇上；在隨後的英國沉船專員鐵達尼號沉沒調查中，鐵達尼號二副查爾斯·萊托勒作證說，法案規定的容量標準只能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應用於「絕對平穩的水中」。在典型條件下，每艘救生艇的適當容量其實只有40人左右。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短缺・法規與觀念過時・操作演習不足
鐵達尼號和其姊妹艦能夠攜帶的救生艇數量，比實際提供的還要多出三倍，最多可達64艘。在設計階段，哈蘭德與沃爾夫造船廠的前首席造船工程師、時任造船廠總經理的亞歷山大·卡萊爾提交一份64艘救生艇的計劃。造船廠後來將這個數字刪減到32艘，並且在1910年3月再次刪減到16艘，亞歷山大·卡萊爾就此決策提出異議，他最終退出了設計團隊。而白星航運也更傾向於甲板空間的最大化，提供乘客視野上的享受。當時的水手和造船廠對救生艇在緊急情況下的實用性缺乏認識，並認為致力於使船舶「永不沉沒」更為重要。蘇格蘭造船專家阿奇博·坎貝爾·霍爾姆斯在鐵達尼號沉沒事故六年後發表了他的評論，表明「每艘船應該是她自己的救生艇」的觀點仍然存在——他在1918年發表一篇關於造船應用的文章中，解釋救生艇短缺的原因：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短缺・法規與觀念過時・操作演習不足
白星航運從未設想——所有船員和乘客必須立即撤離，因為公司認為鐵達尼號幾乎不可能沉沒。救生艇僅用來將乘客從船上「轉移」到附近提供援助的船隻上，而不是用來「避難」。當鐵達尼號正在建造時，公司旗下的共和號的碰撞事故似乎印證了這種方法。1909年1月23日，共和號與勞埃德義大利航運的客輪佛羅里達號發生嚴重碰撞並下沉。儘管她沒有提供足夠的救生艇，但所有乘客都獲救了，因為這艘船能夠維持足夠長的漂浮時間，以便將船上人員運送到協助的船隻上。基於這一事實，後來在鐵達尼號遇難後，導致外界強烈譴責加州人號的船長史丹利·洛德，美國參議院鐵達尼號沉沒調查及英國沉船專員鐵達尼號沉沒調查都認為，如果加州人號聽到鐵達尼號的遇險呼叫，在完全沉沒之前趕到現場、透過救生艇進行轉移，他們就可以拯救許多人。在這種情況下，鐵達尼號的救生艇足以將乘客按計劃運送到安全地點。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佳條件下，兩艘船之間的乘客轉移也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過程。災難發生後的早晨，卡柏菲亞號花了四個多小時來接收所有鐵達尼號的救生艇。在1909年共和號事故時，花費將近半天的時間把所有乘客運送到救援船上；1956年義大利客輪安德烈多利亞號發生碰撞事故時，花了將近8個小時將所有乘客送往安全地區。與鐵達尼號相比，兩艘客輪都以較慢的速度下沉（大約半天），而鐵達尼號在與冰山相撞2小時40分鐘後就完全沉沒。
鐵達尼號救生艇 數量短缺・法規與觀念過時・操作演習不足
雖然鐵達尼號的救生艇明顯供應不足，但船員接受的救生艇操作訓練也是如此。在鐵達尼號停靠時，只進行了一次救生艇演習。這是一個粗略的演示，包括降下2艘救生艇，每艘有1名副官和4名男子，然後他們在碼頭上做了划船動作便返回船上，過程只有幾分鐘。這些救生艇上應該要備有應急物資，但是鐵達尼號的乘客後來發現只是部分供應。自從鐵達尼號離開南安普敦後，便沒有進行過任何救生艇或消防演習。在4月14日星期天早上——也就是撞上冰山的當天，已安排救生艇演習，但是後來取消，據稱是因為船長愛德華·約翰·史密斯想要在他退休之前，提供最後一次星期天的服務。
船員的應急操作清單已經張貼在船上指定位置，將船員分配到特定的救生艇，但很少有人閱讀或已經知道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此外，大多數船員都不是海員，沒有海上經驗，甚至有些船員根本沒划過船。他們突然要面臨20艘救生艇的協調、1,100名乘客的運載、在船舷兩側（高達21公尺）緩慢降下乘客的複雜任務。災難歷史學家湯瑪斯·伯索爾（Thomas E. Bonsall）曾評論說，疏散組織和領導能力如此糟糕，「即使他們有充足的救生艇數量，但由於時間不夠，他們連讓全部救生艇下水都辦不到」。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1912年4月14日23時40分，鐵達尼號撞上冰山。經過一小時後，即4月15日0時40分左右，第一艘救生艇開始降到海面上。一副威廉·默多克、三副赫伯特·彼特曼和五副哈羅德·羅威在右舷指揮；大副亨利·魏爾德和二副查爾斯·萊托勒在船長愛德華·約翰·史密斯的協助下於在左舷指揮；六副詹姆斯·穆迪在船尾協助指揮。4艘折疊艇是最後啟用的，因為在前方救生艇下水後，它們才能掛上吊艇架。
船長命令他手下的海官們「撤離婦女和兒童」。然而，這個命令各自有不同解釋——威廉·默多克認為這意味著女人和小孩「優先」登艇；查爾斯·萊托勒則擴大解釋為「只有」婦女和兒童可以登艇。如果沒有任何婦女和兒童等待撤離，查爾斯·萊托勒就會讓「仍空著位置的救生艇」下水。而如果附近所有的婦女和兒童都已經登艇，默多克會允許有限數量的男性登艇。這對鐵達尼號乘員的生存率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的生存機會取決於「選擇在右舷或左舷」撤離。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災難後，每艘救生艇的乘客數量有兩個估計數字，一個是英國調查後統計的數字，另一個是生還者阿奇博·格雷西四世統計的數字，他從其他生還者那裡獲得報告和數據。然而，由於混淆和誤報，這兩個估計數字分別為854人和795人——遠遠超過確認的710名生還人數。在卡柏菲亞號抵達之前，部分乘客就在救生艇之間轉移過多次，以及在救生艇上死亡和獲得協助的落海者，讓數字更難準確統計。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7號救生艇是最早開始降下的，大約在0時40分左右。由一副威廉·默多克監督、五副哈羅德·羅威協助。它的容量為65人，但只有28人搭乘。此前兩名海官花費了數分鐘說服乘客登艇，但乘客們當時不願意照做。後來的美國參議院鐵達尼號沉沒調查證詞表明，指揮該艇裝載的海官認為，如果救生艇在降下時滿載，則會有挫曲和折斷的風險。他們計畫讓救生艇到達水面後，再划到梯口通道的門邊接載其他乘客，或者在海面上接載乘客。第一個計劃從未實現，第二個計劃只發生一次。大部分船員都沒有意識到——救生艇的龍骨事實上有經過加強，可以防止它在吊艇架中挫曲。此外，哈蘭德與沃爾夫造船廠的設計部主管愛德華·威爾丁（Edward Wilding）證實救生艇已經通過了安全性測試，能夠承受相當於70人的重量。然而，測試結果並沒有傳達給鐵達尼號的船員。白星航運的海官和船員持續教育和培訓課程中存在很大程度的疏忽，特別是當晚發射的遇險訊號彈間隔時間不當（規則要求每隔一分鐘發射）。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救生艇在沒有塞子的情況下水，導致海水侵入船底。正如吉布森後來所說的那樣，乘客們用一些衣物把洞補上。救生艇上的人也因此不得不坐在冰冷的水中浸泡幾個小時。當鐵達尼號於2時20分完全沉沒時，救生艇所有的乘客都聽到數百人大聲呼救的聲音，吉布森表示這聲音「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都忘不了」。喬治·霍格想回頭去接那些呼救的落海者，但被救生艇上的乘客抗議喝止。他們漂流了一段時間，直到他們和5號救生艇靠近，負責後者的三副赫伯特·彼特曼決定將一些乘客轉移到7號救生艇。這兩艘救生艇之後便捆綁在一起，直到他們分頭登上卡柏菲亞號。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一副威廉·默多克、五副哈羅德·羅威、三副赫伯特·彼特曼和白星航運董事長約瑟夫·布魯斯·伊斯梅都在協助5號救生艇，它於0時43分撤離。主要是載婦女和兒童。小艇甲板上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甚至沒有嘗試登艇。後來成為罹難者的約翰·雅各·阿斯特四世當時說：「我們在這裡比在那條小船上更安全」。伊斯梅還穿著拖鞋和睡衣，敦促三副赫伯特·彼特曼開始讓婦女和兒童塞滿這艘小艇。伊斯梅稍後從船長那裡返回，要求女侍海帕蒂亞·麥凱倫登艇示範安全性。最後，根據一副威廉·默多克的命令，只有36人登上5號救生艇，包括三副赫伯特·彼特曼在內。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5號救生艇在鐵達尼號側面的下水過程中，進展緩慢且面臨困難。由於油漆是全新的，新的繩索也很僵硬，當水手們將救生艇拉下放時，滑輪中的繩索會反覆黏住。華盛頓·道奇是其中一位觀看5號救生艇降下的人，他後來表示感到「不知所措」，這可能會讓他在救生艇上的妻子和兒子受到更大的危險，不如讓他們留在鐵達尼號上。伊斯梅揮動雙臂不斷喊著：「低一點，低一點」，五副哈羅德·羅威因此發脾氣大罵：「你以為你能解決問題嗎？你想讓我降得更快是嗎？你會讓我害他們全部淹死」，被羞辱的伊斯梅沒有說什麼就走開了。最後，5號救生艇安全抵達海面。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在鐵達尼號完全沉沒後，三副赫伯特·彼特曼希望回到沉沒的地方，在水中救起落海者並宣布：「各位，我們現在回去殘骸那裡」，結果救生艇上的婦女們抗議，有一人要求：「不要回去！我們為什麼要以無用的方式救那些人？還要用我們的命去換？」，三副赫伯特·彼特曼屈服於乘客的抗議，這讓他在餘生中一直感到內疚。5號救生艇上的一些人後來轉移到7號救生艇上，當卡柏菲亞號抵達時，上面大約有30人。救生艇的乘客忍受了一個寒冷的夜晚。露絲·道奇特別受寒冷影響，舵手阿爾弗雷德·約翰·奧利弗因此把襪子給她：「我向你保證，女士，它們非常乾淨，我早上才穿的」。大約早上6時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5號救生艇的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3號救生艇於0時55分降下，載有32人，由一副威廉·默多克命令幹練水手喬治·阿爾弗雷德·摩爾（George Alfred Moore）負責指揮該艇。同樣，上面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最後允許一些男性坐進去。正如那天晚上多次發生的，男性乘客協助他們的妻子和孩子登艇然後站到後面，接受他們會隨船沉沒的命運。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加拿大大主幹鐵路總裁查爾斯·海斯，他看著妻子瑪格麗特·海斯進入3號救生艇後就離開了甲板，並沒有試圖登上任何剩餘的救生艇。瑪格麗特·布朗後來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描述了這一情況：
有11名船員搭乘該艇。它在降下過程中遇到與7號救生艇相同的問題，繩索反覆卡在滑輪中，但最終安全抵達海面。在鐵達尼號沉沒之後，救生艇開始漂流，而無聊的女乘客則為了小事情而互相爭論。乘客們在寒冷中長時間等待，直到7時30分登上卡柏菲亞號。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8號救生艇是左舷最早降下的，它在二副查爾斯·萊托勒的監督下裝載了28人，船長愛德華·約翰·史密斯和大副亨利·魏爾德協助，並於1時左右降下。指揮官要求紐約富商伊西多·史特勞斯的妻子艾達·史特勞斯加入一群準備登艇的人，但拒絕了，她說：「我不會與丈夫分開，因為我們已經一起生活這麼多年了，所以我們死也會在一起」。指揮官鑒於年齡原因向67歲的伊西多提出登艇要求，同樣拒絕了，他表示：「我不會比其他人先走」，其他人最後在甲板看到伊西多和艾達仍然坐在躺椅上。美國總統威廉·霍華·塔虎脫的軍事助理阿奇博·伯特護送瑪麗·格萊斯·揚登艇，她曾是前任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三個孩子的音樂老師，後來回憶說，阿奇博·伯特「幫我裹著毯子，並且像我們乘坐汽車一樣小心翼翼的把我塞進去」，然後祝福她好運並告別，請她「回到家鄉讓人們記住我」。按照當代慣例，一些男子將其他單身女性護送到救生艇上。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鐵達尼號沉沒後，幹練水手湯瑪斯·瓊斯建議回去救人。只有三名乘客同意，其餘的人都拒絕了，他們擔心救生艇會被絕望的落海者弄翻。湯瑪斯·瓊斯默許了，但告訴他們：「女士們，如果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得救了，請記住我想回去。我寧願和他們一起淹死也不願離開他們」。乘客在隨後的幾個小時內的行為呈現出一些驚人的對比——羅瑟伯爵夫人是少數支持嘗試救援的乘客之一，她負責操縱舵柄並指揮其他人划槳。湯瑪斯·瓊斯後來稱讚她的行為：「比一個男人還有貢獻」，而且還給了她救生艇的號碼牌，作為紀念品。當美國作家沃爾特·路德採訪羅瑟伯爵夫人和湯瑪斯·瓊斯，請他們在歷史書籍《此夜永難忘》中描述沉船的經歷後，發現他們相互欽佩。相比之下，艾拉·懷特在美國參議院鐵達尼號沉沒調查中抱怨說，她對8號救生艇上的客房服務員阿爾弗雷德·喬治·克勞福德非常生氣，因為他吸菸。她特別憤慨的說，該服務員還對另一個人說：「如果你不閉上嘴，這艘船上就會少一個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8號救生艇的乘客在夜間划船，朝著地平線上的船隻燈光方向划船，但是在拂曉時掉頭，當時卡柏菲亞號實際上是從相反的方向到達現場。他們離沉船現場的距離比任何其它救生艇都遠。大約早上7時30分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8號救生艇的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1號救生艇在1時05分降下，是鐵達尼號的簡易式木殼救生艇之一，容量為40人，但是只載了12人，而且由於兩名乘客——科斯莫·達夫-戈登爵士和他的妻子露西·達夫-戈登夫人——給予金錢的行為，成為災難後最具爭議的事件之一。在1號救生艇的12人中，7人是船員，其餘5人是頭等艙乘客。然而，它的搭乘人員並沒有偏離一副威廉·默多克對「婦女和兒童優先」命令的解釋。他已經允許幾個已婚夫婦和單身男子登上救生艇。科斯莫·達夫-戈登爵士與他的妻子和她的秘書勞拉·梅貝爾·弗蘭卡泰利一起站在小艇甲板上，看著其他三艘救生艇陸續下水，當1號救生艇準備好時，爵士詢問默多克他們三人是否可以登艇，默多克允許，並指示兩名美國人、幹練水手和查爾斯·埃米爾·亨利·斯坦格爾登艇。然後，默多克命令瞭望員喬治·西蒙斯和一些機房人員登艇。隨著1號救生艇降下，生火員／加煤工沃爾特·赫斯特在下層甲板觀看過程，然後向一名船員說：「如果他們把小艇送到海面，他們可能會把一些人拉進去坐」。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1號救生艇還有大約28人的空間，但在鐵達尼號沉沒後沒有返回救援落海者。生火長查爾斯·奧斯克·亨德里克森告訴其他人：「我們應該回去接水中的任何人」，但沒有任何人支持他。至少有三名其他船員，以及爵士夫婦和斯坦格爾，都否認有任何人提出建議要回去現場，或反對任何提議。後來英國和美國的媒體特別廣泛的批評了這對爵士夫婦，認為他們面對災難時的冷酷無情。例如，正如鐵達尼號沉沒後，據報導，露西·達夫-戈登夫人對她的秘書說：「你的漂亮睡衣已經消失了」。生火員／加煤工威廉·羅伯特·霍蘭·波西回答她「不應該擔心失去財物，因為妳可以買更多」，波西提到所有船員都丟失了行李袋，他們的工資從沉沒的那一刻開始就泡湯了。達夫-戈登爵士回應說：「很好，我會給你5塊錢再買一個新的！」。在卡柏菲亞號上，達夫-戈登爵士按照他的承諾行事，發給救生艇上7位船員中的每人一張5英鎊的支票，總共35英鎊。當這一行為被公之於眾時，大多數媒體都將其解釋為賄賂，以防止船員返回沉沒現場拯救他人。英國沉船專員鐵達尼號沉沒調查專門調查了這一指控，但發現賄賂指控是沒有根據的。即便如此，媒體還是不斷傷害達夫-戈登爵士的名譽。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6號救生艇在1時10分降下，由二副查爾斯·萊托勒監督，根據它接近卡柏菲亞號時拍攝的照片，只有29人乘坐。舵手羅伯特·希琴斯和瞭望員弗雷德里克·弗利特一起負責指揮該艇。在降下時，船上乘客請求增派一名划槳手，因此二副查爾斯·萊托勒開始徵求有航海經驗的志願者。加拿大皇家遊艇俱樂部的少校亞瑟·戈弗雷·普烏欽走上前去，表明自己有航海經驗，因此加入6號救生艇，他是萊托勒唯一允許登艇的成年男性乘客。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一整夜，6號救生艇乘客之間的關係都很緊張。舵手羅伯特·希琴斯顯然對亞瑟·戈弗雷·普烏欽的存在感到不滿，也許是擔心這位男乘客會搶走指揮權。兩人發生爭吵，希琴斯不斷侮辱對方。當鐵達尼號沉沒時，普烏欽、瑪格麗特·布朗和其他乘客敦促希琴斯回去救援在水中掙扎的人們。希琴斯拒絕了，甚至命令划槳的人完全停止動作，他告訴所有人：「回去沒有用」、「那裡只有很多殭屍。現在活著的是我們，不是他們」。落海者們的呼救聲很快就消失了。布朗要求希琴斯讓婦女們划槳以便保暖。當他猶豫不決時，布朗忽略了他，開始指揮乘客開始划槳。希琴斯發出抗議並語出威脅，布朗告訴他保持安靜，否則她會把他扔到船外。其他人加入並支持布朗，也要求希琴斯安靜。但是希琴斯不斷罵髒話，震驚了加煤工喬治·佩勒姆（George Pelham，從16號救生艇轉來），他問希琴斯：「難道你不知道你在跟一位女士說話嗎」？布朗自己划了一支槳，輪流組織了其他女人，兩人輪流划一支槳。當布朗的英雄行為在媒體上發表時，外界稱她為「永不沉沒的莫莉·布朗」。布朗的領導得到海倫·邱吉爾·坎迪的支持，她在登艇時腳踝受傷，不過也有協助划槳。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6號救生艇最終與16號救生艇捆綁在一起，大約早上8時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6號救生艇的人。伊莉莎白·珍·安妮·羅斯柴爾德一直抱著她的博美犬，卡柏菲亞號的船員最初拒絕將小狗帶上船，但羅斯柴爾德表明不會在沒有小狗的情況下登船。這隻博美犬是災難中倖存下來的三隻狗之一。
16號救生艇在1時20分降下，由六副詹姆斯·穆迪監督，搭乘40人。大多數船上的女性和兒童來自二等艙和三等艙。乘客之一的女侍維奧萊特·傑索普後來成為著名的生還者，因為她4年後以志願護士的身份登上鐵達尼號姊妹艦不列顛號，遭遇第二次嚴重沉船災難後生還。
奇怪的是，很少有證詞講述16號救生艇的故事。或者說，可能有一些與16號救生艇有關的採訪，但它們並沒有像其它救生艇那樣受到關注。乘客之一的卡拉·克莉絲汀·尼爾辛·安德森-詹森（Carla Christine Nielsine Andersen-Jensen）表示，16號救生艇降下過程很不穩定。整夜沒有遇到任何麻煩，直到日出後登上卡柏菲亞號。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14號救生艇在大副亨利·魏爾德、二副查爾斯·萊托勒和五副哈羅德·羅威監督下，於1時25分降下，乘坐42人。當時鐵達尼號開始明顯傾斜下沉，小艇甲板上的乘客開始恐慌推擠，五副哈羅德·羅威立即對空鳴槍三次，以控制人群、避免造成傷害。當14號救生艇降下時，一名年輕人攀爬並試圖躲在救生艇的座位下面。五副哈羅德·羅威持槍命令他離開，首先威脅要「把他扔下船」，然後呼籲他「像個男人，我們還有女人和孩子要救」。這位年輕人返回小艇甲板，絕望的等待命運。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鐵達尼號沉沒後，五副哈羅德·羅威將10號、12號、14號和D折疊艇集合在一起，並將14號救生艇的乘客轉移到其它救生艇上，然後組織一群志願者，把14號救生艇划回沉沒地點，試圖找到倖存者。當14號救生艇抵達時，大海遍佈因體溫過低而死亡的數百具屍體，他們最終救起四名男子（餐廳服務員哈羅德·查爾斯·威廉·菲利莫爾、頭等艙乘客威廉·費舍爾·霍伊特、三等艙乘客郎方和第四名不明身份者，可能是二等艙乘客艾米利奥·伊拉里奧·朱塞佩·普特盧皮。霍伊特獲救時口鼻流血，不久之後死在救生艇上。幾個小時後，五副哈羅德·羅威救出了A折疊艇上的倖存者，該艇瀕臨沉沒，並把他們帶到14號救生艇上。大約早上7時15分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14號救生艇的人。
12號救生艇在大副亨利·魏爾德和二副查爾斯·萊托勒監督下，於1時30分降下，乘坐30人，過程中有一名男乘客從B層甲板跳進去。在沉沒之後，他們在水中待了一段時間，遇到了14號救生艇和其他船隻，然後開始接收了幾名乘客。當它在早上8時15分抵達卡柏菲亞號時，已經有74人乘坐。這也是卡柏菲亞號救助的最後一艘救生艇。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9號救生艇在一副威廉·默多克監督下（六副詹姆斯·穆迪可能在一旁協助），於1時30分降下，乘坐56人。水手長副手艾伯特·海恩斯和幹練水手詹姆斯·羅伯特·麥高夫負責指揮該艇。大多數乘客都是女性，當甲板周圍找不到更多女性時，有兩三個男性獲得允許登艇。一名恐慌的老年婦女拒絕登船，退回甲板。美國作家賈克·福翠爾的妻子莉莉·梅·福翠爾最初也不願意登挺，但她的丈夫告訴她「拜託，去吧！這是妳最後的機會！去吧！」之後，一名海官強迫她進入救生艇。美國富豪班傑明·古根海姆帶著他的法國情婦琳曼汀·寶蓮·奧巴特和她的女僕前往9號救生艇，之後和他的男僕維克托·吉利奧回到他的客房，兩個男人都脫掉救生衣，換穿晚禮服。古根海姆告訴一位服務員：「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就算沉沒也要像個紳士那樣。最嚴重的情況下，男人們會跟著沉沒。如果婦孺沒有足夠的船隻，我願意像個男子漢抬頭挺胸的留下來，我不會像畜生一樣死在這裡。告訴我的妻子，我直到最後都是光明磊落的。這艘船不會有任何女人因為膽小的古根海姆搶佔救生艇的位置而死在甲板上」。大約早上6時15分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9號救生艇的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11號救生艇在一副威廉·默多克監督下，於1時35分降下，乘坐70人（唯一超載的救生艇），由舵手西德尼·詹姆斯·漢弗萊斯指揮該艇。當二等吸菸室服務員詹姆斯·威廉·奇塔姆·維特正在協助時，被一名歇斯底里的女乘客撞倒在救生艇裡。頭等艙乘客伊迪絲·露易絲·羅森鮑姆（駐巴黎的女裝日報記者）帶著她的玩具豬音樂盒，當一名船員將她的玩具豬誤認為是嬰兒時，將其扔進去，她就跟著跳進去了。這隻玩具豬現在收藏在倫敦國家航海博物館。二等艙乘客娜莉·貝克拒絕登艇後，一名海官將她的兒子和小女兒放在救生艇上。一副威廉·默多克最初禁止她進入，他認為救生艇已經超載，但最後她還是登艇了。然而在混亂中，她的大女兒露絲還留在甲板上，後來默多克指示她前往13號救生艇。
在到達海面時，11號救生艇幾乎被船側排出的水柱淹沒，這些瀑布般的水來自冷凝排管（為了抽出入侵的海水）。擁擠的乘客中有人開始發脾氣，其中一些人不得不站起來，用槳將救生艇推離船側。羅森鮑姆用她的玩具豬放出音樂，來安撫孩子們，從而減緩了一些爭吵。大約早上7時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11號救生艇的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13號救生艇在一副威廉·默多克和六副詹姆斯·穆迪的監督下，於1時40分降下，部分乘客是從小艇甲板上進入，另一部分來自A層甲板走廊，乘坐65人，由生火長弗雷德里克·威廉·巴瑞特指揮該艇。乘客主要是二等艙和三等艙的婦女和兒童，也包括英國教師勞倫斯·貝斯利，後來他寫了一本關於這場災難的暢銷書《殞命的鐵達尼號》（The Loss of the S.S. Titanic）。美國醫師華盛頓·道奇也坐這艘救生艇，早些時候已經將他的妻子和兒子送上5號救生艇。12歲的二等艙乘客露絲·伊莉莎白·貝克在混亂中沒有和她母親及弟妹登上超載的11號救生艇，後來由六副詹姆斯·穆迪安置在這艘船上。她把毯子從客房帶上救生艇，後來給那些一直穿著無袖內衣的生火員保暖。有些人根本不想登艇逃生，甲板上的一個女人變得歇斯底里，哭著說：「不要把我放在那條船上！我不想進入那條船！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坐過這種扁舟！」。餐廳服務員弗雷德里克·登特·瑞伊告訴她：「妳必須撤離，而且如果妳能安靜一點就好了」。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當它降下時，也幾乎被船側排出的水柱淹沒。乘客不得不用槳和繫桿將救生艇推離船側，所幸安全到達海面。由於遭排水沖洗，導致它漂流到15號救生艇下方，該救生艇幾乎和13號救生艇同時降下，最後以幾公尺的差距及時避開碰撞。13號救生艇上的繩索卡住了，不得不手動切割，才能安全遠離鐵達尼號。根據三等艙乘客布莉姬特·迪莉婭·麥克德莫特的說法，她從海面上撿回她的新帽子。大約早上6時30分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13號救生艇的人。
一副威廉·默多克和六副詹姆斯·穆迪在13號救生艇降下的同時監督15號救生艇，並在一分鐘後到達海面，乘坐65人，由生火員法蘭西斯·戴蒙德指揮該艇。大約早上7時30分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15號救生艇的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下水撤離
大副亨利·魏爾德和一副威廉·默多克監督C折疊艇的撤離，共有44人搭乘。這是右舷最後一艘出發的救生艇，甲板上的大部分人群都向船尾移動，因為鐵達尼號的船首已經深入水中。一群服務員和三等艙乘客試圖進入救生艇，但是被事務長休·理查·沃爾特·麥克爾羅伊驅趕，而一副威廉·默多克試圖阻止人群失控。兩名頭等艙乘客休·伍爾納和瑞典實業家莫里茨·哈卡恩·布喬恩斯特羅姆-斯特法森加入協助，拖走兩名已經進入救生艇的服務員。在他們倆人的幫助下，大副亨利·魏爾德和一副威廉·默多克迅速裝載了救生艇。白星航運董事長約瑟夫·布魯斯·伊斯梅也協助將婦女和兒童聚集到C折疊艇，正在觀察右舷的船長愛德華·約翰·史密斯命令舵手喬治·湯瑪斯·羅維指揮該艇。在大副亨利·魏爾德多次呼籲婦女和兒童進入之後，一些男性佔用了救生艇的剩餘空間——包括布魯斯·伊斯梅，他最終拯救自己的決定造成非常大的爭議。當它降下時，鐵達尼號正在向左舷傾斜，因此C折疊艇不斷與船體相撞，乘客用他們的手和槳推離船側。當鐵達尼號完全沉沒時，布魯斯·伊斯梅轉過頭去，無法直視震撼的場景。大約5時45分左右，卡柏菲亞號救起C折疊艇的人。
鐵達尼號救生艇 回收・處置
鐵達尼號的生還者們經歷了一個寒冷的夜晚，直到4月15日早晨獲得卡柏菲亞號救援。4時10分，第一個回收的是2號救生艇；8時15分，最後一個回收的是12號救生艇。最後總計有12艘救生艇帶上卡柏菲亞號（1號、2號、3號、5號、6號、7號、8號、9號、10號、11號、12號、13號），其餘8艘救生艇沒有回收，漂流在事故海域。事故幾天後，前往現場搜索遺體的加拿大海底電纜維修船麥凱-貝內特號發現B折疊艇，試圖將其回收但失敗了，最後遺棄在原位。
卡柏菲亞號回收的12艘救生艇帶到紐約白星航運的59號碼頭，紀念品獵人很快將它們的大部分設備剝離。白星航運派人拆除將所有救生艇上的鐵達尼號銘牌，這些銘牌預估價值為930英鎊（4,972美元），後來成為援助生還者的資金之一。救生艇是當時從鐵達尼號中唯一可回收的物品，它們於1912年5月23日離開紐約，由奧林匹克號帶回英國，然後被摧毀或悄然重新分配給其他船隻。
鐵達尼號救生艇 回收・處置
雖然現在沒有任何原始救生艇留存，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倖存的配件，例如紀念品獵人從一艘救生艇拆下的青銅白星航運銘牌，現在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春田市印第安果園的鐵達尼號歷史學會博物館展出。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鐵達尼號紀念館展出了一艘全尺寸複製救生艇。
阿里卡怪物
阿里卡怪物（英语：Arica Monster）是一种出没于智利境内阿塔卡马沙漠地带7英尺高、灰色皮肤、疑似小型双足恐龙的神秘动物。
阿里卡怪物 历史
阿里卡怪物的历史可追溯至1980年，一些目击表示在阿塔卡马沙漠看见一种类似袋鼠的双足动物。2004年，一则报道称智利伊基克-阿里卡连续传出神秘动物的目击报告。军官埃尔南·奎瓦斯亦是这次目击风暴中的一人，在驾车与另外4人穿过阿塔卡马沙漠时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他认为那是一只双足恐龙。而当地警方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此大规模的目击尚属首次。有理论认为，阿里卡怪物是幸存的驰龙科恐龙，但反对者则认为阿里卡怪物只是场骗局。
約旦學院
約旦學院（英語：）是英國作家菲力普·普曼奇幻小說《黑暗元素三部曲》中的虛構大學學院。在萊拉的世界內，約旦學院是牛津大學二十三所學院中最為古老的，非常富有且規模龐大。萊拉·貝拉克從小在此長大。
約旦學院 地理歷史
在小說的虛構歷史裡，約旦學院約莫建於中世紀早期至18世紀之間，其建築環繞著三個不規則的中院，與聖米迦勒學院和加百利學院毗鄰。約旦學院的地下構造亦十分龐大，從中世紀起就開始擴建地下世界。
「隧道、豎坑、地窖、階梯都深埋在學院下方及附近數百呎處，因此地下世界的空氣幾乎和地上一樣充沛。基本上，約旦學院聳立在類似泡沫的石頭上方。」——《黃金羅盤》
其中小禮拜堂下的地窖安置著歷任院長的棺木。
約旦學院在全英國擁有大量的土地與資產，範圍涵蓋牛津、布里斯托和倫敦。
在《黑暗元素》女主角萊拉·貝拉克所處的時代，約旦學院是實驗神學的重鎮，歐洲與新法國都無法與之相比。萊拉從嬰兒時就被生父艾塞列公爵寄養在約旦學院，從小被那裡的學者和僕人們扶養長大。
威爾的世界（也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中的牛津與萊拉世界中的牛津構造十分接近，不過那裡並沒有約旦學院。
在萊拉離開約旦學院後，恰好正值教誨權威權力大增之時，約旦學院乃至整個英格蘭、整個世界都動盪不安，學院的一些僕人都離開了。但當無上權威（上帝）的統治被推翻後，教誨權威內部陷入混亂，約旦學院及牛津其他學院又回復了平靜的日子。
約旦學院 原型
約旦學院的原型可能為作者菲力普·普曼的母校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它是牛津大學第四古老的學院。小說裡一些關於約旦學院的細節，不少都是源自於普曼的經歷。
約旦學院 改編
在克里斯·魏茲執導的電影《黃金羅盤》中，約旦學院主要在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以及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等地取景。
哈尔滨市松北区“8·25”火灾事故
45°47′23″N 126°36′23″E﻿ / ﻿45.78963°N 126.606407°E﻿ / 45.78963; 126.606407
哈尔滨市松北区“8·25”火灾事故发生于2018年8月25日凌晨，位于松北区太阳岛风景区北龙温泉休闲酒店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20人死亡，被定性为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哈尔滨市松北区“8·25”火灾事故 救援
8月25日凌晨4时36分，哈尔滨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松北区太阳岛风景区平原街18号北龙温泉休闲酒店发生火灾。
哈尔滨市松北区“8·25”火灾事故 后续情况
8月25日，酒店法定代表人张某平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另有酒店两名管理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8月25日下午，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火灾事故情况，过火面积约400平方米，起火原因和死者身份正在调查核实中。
8月29日，哈尔滨市警方发布悬赏通报，悬赏30万缉捕酒店负责人李艳滨。8月30日，李艳滨被警方抓获。
9月3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发布消息称，此次火灾系酒店风机盘管机组电气线路短路引燃塑料绿植装饰材料导致。事故调查结束后，哈尔滨市纪委监委成立由副书记任组长的事故问责调查组，启动问责调查工作。
哈尔滨市松北区“8·25”火灾事故 后续情况
2019年1月31日，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事故的调查报告，认定此次火灾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经调查，认定起火原因是二期温泉区二层平台靠近西墙北侧顶棚悬挂的风机盘管机组电气线路短路，形成高温电弧，引燃周围塑料绿植装饰材料并蔓延成灾，且酒店消防安全管理混乱，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报告同时指出，北龙汤泉酒店实际控制人、实际出资人、时任燕达宾馆董事长、总经理李艳滨与北龙汤泉酒店法定代表人张伟平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建议对二人均处以17余万元的罚款，且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目前二人已被松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另外包括二人在内，共有20人涉嫌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另有多人被给予不同程度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报告同时建议对北龙汤泉酒店、燕达宾馆、吉林建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四家单位处以不同程度行政处罚。
鴨脷洲邨 (選區)
鴨脷洲邨（英語：，代號D02）曾是香港南區區議會下轄的選區，1994年設立，2023年取消，末任區議員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成員林玉珍。
鴨脷洲邨 (選區) 範圍及名稱
選區位於鴨脷洲北部，現時涵蓋整條鴨脷洲邨，從而得名，與其相鄰的選區有鴨脷洲北、海怡東和海怡西，更與香港仔隔海相望，投票站設於鴨脷洲社區會堂。
鴨脷洲邨 (選區) 沿革
鴨脷洲以傳統漁業居民為主，在1982年及1985年區議會選舉都與香港仔合併為香港仔及鴨脷洲選區。1988年人口增加，整個鴨脷洲劃為一個選區，選出兩名議員，由三人競逐，結果由原香港仔及鴨脷洲區議員兼香港公民協會成員楊翠珍及民協黃敬祥成為首任議員。
1991年區議會選舉，鴨脷洲劃為兩個選區，包括以利東邨為主的雙議席利東選區及以鴨脷洲其他部分為主的單議席鴨脷洲北選區，楊黃二人分途進擊，楊翠珍出選鴨脷洲北，黃敬祥則出選利東。在鴨脷洲北選區，楊翠珍以2,247票擊敗自民聯的阮秀維1,415票當選。
鴨脷洲邨 (選區) 沿革
1993年港督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及雙議席選區制度，全面實行單議席單票制，並改由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制定，區議會選區數目隨人口變動而大幅增加，鴨脷洲邨選區則由鴨脷洲北選區分拆而成。1994年區議會選舉楊翠珍不再參選，鄭家富以匯點港同盟聯合身份出選本區，最終以1,630票擊敗得票1,454票的公共事務評議會成員支韻韻及425票的民主建港聯盟梁柏洪。選後匯點港同盟合併成立民主黨，鄭家富亦為創黨成員。鄭於1995年當選立法局新九組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界議員，從此著重議會工作直至1997年「下車」。1998年鄭家富改以新界東直選選區加入立法會，不再專注服務鴨脷洲邨，被指離棄選民。
1999年區議會選舉，民主黨成員梁國華、退出民建聯的梁柏洪及街坊派支持的林玉珍角逐本區席位，最終林玉珍以接近六成得票勝出。
2003年區議會選舉只有林玉珍一人參選，林自動當選。2007年區議會選舉，獨立梁冠華與林玉珍對壘，但卻以560票大敗於林的3,031票，林玉珍以港島最高得票的票后身份成功連任。
2011年及2015年區議會選舉，由於只有林玉珍一人參選，林自動當選。自2015年起本區人口老化而低於人口基數75%的下限，然而鴨脷洲邨自成一角，加上附近樓宇距離較遠，鑑於社區完整性、地方聯繫、地理和人口分布的考慮，調整鄰近選區的分界並不可行，於是分界維持不變
2019年區議會選舉，林玉珍競逐連任，民主黨則派出陳堡明參選挑戰，最終林玉珍以182票力克陳堡明，成功連任。本區亦成為南區僅餘兩個（另一個為海灣）由建制派擔任議員的選區。
鴨脷洲邨選區隨着2023年選舉改革被撤銷，與鴨脷洲北、利東一、利東二、海怡東、海怡西、黃竹坑、海灣和赤柱及石澳選區合併為南區東南選區。
阿帕卢萨马
阿帕卢萨马（Appaloosa）是一种美国马的品种，最出名的是它丰富多彩的斑点皮毛。该品种的身体类型广泛，这源于其整个历史上有多个品种的马对其产生过影响。每匹马的色彩图案，从遗传角度来讲，是各种斑点图案覆盖在一种公认的基本皮毛颜色上的结果。阿帕卢萨马的色彩图案吸引了那些研究马皮颜色基因的人，因为它与其它几项身体特性都与斑点皮毛突变（LP）有关联。阿帕卢萨马易发马周期性葡萄膜炎和先天性静止夜盲症；后者已经关联到斑点皮毛。
在欧洲的史前石洞壁画中，存在着描绘豹斑史前马的艺术品。在近世，古希腊和中国汉朝的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带豹斑图案的驯养马的画。在北美，内兹珀斯人在今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开发了原始的美洲品种。定居者曾将这些斑点马称为“帕卢斯马”（Palouse horse），该名应该是来源于帕卢斯河，一条穿过内兹珀斯领地心脏地带的河。逐渐地，名字演变成了“阿帕卢萨”。
阿帕卢萨马
在1877年的内兹珀斯战争之后，内兹珀斯人丧失了他们大多数的马，该品种陷入衰退几十年。在1938年成立阿帕卢萨马俱乐部（ApHC）作品种注册之前，只有少数专门饲养者保留了阿帕卢萨马，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种。现代品种保持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注册的基础血库；其部分开放的标准允许加入一些纯种马、美洲奎特马和阿拉伯马血统。
今天，阿帕卢萨马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它在1975年被爱达荷州定为官方的州马。它是用于西部骑马学科中最著名的血库马，但也是一个多用途品种，在许多其它类型的马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阿帕卢萨马被用于许多电影中；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塞米诺尔队的吉祥物是一匹阿帕卢萨马。阿帕卢萨马的血统影响了其它马种，包括美洲小马、内兹珀斯马和几种步态马品种。
阿帕卢萨马 特征
阿帕卢萨马最出名的是它与众不同的斑点皮毛，这也是该品种的首要特征。斑点由多个覆盖在几种公认的基础马匹毛色之上形成，往往像毯子一样盖在后侧面。另外还有三项其它的与众不同的“核心”特征：杂色的皮肤，带条纹的蹄子和有白色巩膜的眼睛。
皮肤上的斑点通常在鼻口、眼睛、肛门和生殖器周围。蹄子有条纹是一个普遍的特点，它是阿帕卢萨马的显著特征，但不是唯一的。巩膜是眼睛的一部分，它围绕着虹膜；尽管所有的马在眼球向后转时都能看见眼白，但阿帕卢萨马的眼球在正常位置时就能很容易地看见它白色的巩膜，这是有别于其它品种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因为偶尔也会有个别的阿帕卢萨马天生只有很少的或者没有明显的斑点图案，ApHC允许皮肤带有斑点并且同时具有至少一个其它核心特征的马进行“常规”注册。如果马的父母都在ApHC注册了，但并没有“可辨认的阿帕卢萨马特征”，则被注册为“无特征”，这是一种有限的特殊注册状态。
阿帕卢萨马 特征
阿帕卢萨马的体型差异较大，部分原因是豹斑皮毛特征是其主要识别因素，还因为几个不同的马种影响了其发展。其体重变化范围从950至1,250磅（430至570），高度变化范围从14至16手距（56至64英寸；142至163）。但是，ApHC不允许矮种马或挽马配种。
原先的“旧时代”或“旧型”阿帕卢萨马是一种高大的、身体较窄的杂种马。这种体型反映了一种杂合，这种杂合从公元1700年以前传统的伊比利亚马普遍出现在美国的平原上时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加入了18世纪的欧洲血统，特别是那些“染色”马的血统，它们在那段时间很受欢迎，一旦它们的颜色在欧洲不再受欢迎，就被大批运送到美洲。这些马类似于西班牙启蒙运动时代流行的又高又瘦的纯种安达卢西亚马。最初的阿帕卢萨马往往具有突出的面部轮廓，类似于16世纪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首次开发的温血詹妮特的十字架。
阿帕卢萨马 特征
后来在1877年内兹珀斯人战败后，旧型的阿帕卢萨马被改变了，加入了挽马的血统，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迫使印第安人变成农民，并为他们提供了挽马的母马来繁殖到现有的种马。最初的阿帕卢萨马的鬃毛和尾巴通常比较稀疏，但这并不是主要特征，因为许多早期的阿帕卢萨马确实有完整的鬃毛和尾巴。豹斑和长稀疏的鬃毛尾巴之间有可能存在遗传上的关系，但确切的关系现在还不知道。
在1938年阿帕卢萨马俱乐部成立以后，随着美洲奎特马和阿拉伯马血统的加入，一种更加现代的马被开发出来。奎特马血统的加入，使阿帕卢萨马在短跑和羁马比赛中表现更佳。许多对马的切割和束缚使得旧型阿帕卢萨马超越了阿拉伯马血统，特别是通过阿帕卢萨马基础血库“红鹰”（Red Eagle）。1970年代，又加入了纯种马的血统，以早就更适合比赛的马。许多现在的育种者也试图培育没有“鼠尾”特征的马，因此现代化的阿帕卢萨马有全部的鬃毛和尾巴。
阿帕卢萨马 颜色和斑点图案
阿帕卢萨马的毛色是基底颜色与覆盖斑点图案的组合。阿帕卢萨马俱乐部认可的基底色包括枣色、黑色、栗色、金黄色、鹿皮棕色、乳白色、沙色、灰色、暗褐色和灰褐色。阿帕卢萨马的标记有几种不同的图案。大多数人将这种独特的斑点图案（统称为“豹斑”）与阿帕卢萨马联系起来。斑点覆盖在较黑的皮肤上，并且通常被“光晕”包围，这里斑点附近的皮肤也较黑，但上面覆盖的毛是白色的。
在阿帕卢萨马出生时就预测他长大后的颜色并不总是容易的事。任何品种的马驹在出生时的毛基本上都会在褪掉胎毛时变得更暗。此外，阿帕卢萨马的马驹并不总是显现出经典的豹斑特点。图案有时会在马的一生中发生变化，尽管有些图案，例如毯子和豹子图案，较为稳定。带亮灰色和雪花图案的马在出生时特别容易显现出非常少的彩色图案，在长大后便发展出很多可见的斑点。
阿帕卢萨马俱乐部还认可“本色”（solid）马的概念，即有一个基底色，“但没有对比色以阿帕卢萨马毛色图案的形式出现”。本色马如果有斑点皮肤和一个其它的豹斑特征，则可以登记。
阿帕卢萨马 颜色和斑点图案
基底色被各种斑点图案所覆盖，这写斑点是可变的，而且 往往不能恰当地归为一个特定的类别。这些图案描述如下：
任何表现出阿帕卢萨马核心特征的马，如毛发图案、斑驳的皮肤、带条纹的蹄子和可见的白色巩膜，都携带了至少一个显性“豹斑”（LP）基因的等位基因。LP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突变的TRPM1基因，位于马的1号染色体（ECA 1）上。至少有一个LP基因的所有马匹都表现出豹斑的特征，并且据推测，LP与其它图案基因（PATN）共同起作用，而那些基因是否能产生不同毛色的图案尚未确定。LP杂合的马往往比纯合的颜色更深，但并不总是这样。
TRPM1基因中有三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已被确定为与LP突变密切相关，但图案产生的一机制尚不清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开发出一种商业上可行的、基于DNA的测试，育种者可以用它来确定，在没有可见的阿帕卢萨马特征的马匹中是否也存在LP。
阿帕卢萨马 颜色和斑点图案
并不是每一匹阿帕卢萨马都能显现出可见的毛色斑点，但即使是完全纯色的马，如果它携带至少一个显性LP等位基因，也会表现出阿帕卢萨马的特征，如竖条纹的蹄子、眼睛的白色巩膜，以及眼睛、嘴唇和生殖器周围斑驳的皮肤。阿帕卢萨马也可以表现出萨比诺马或白斑马类型的标记，但是因为白斑马基因可能会覆盖或掩盖阿帕卢萨马的图案，因此阿帕卢萨马俱乐部不鼓励与白斑马杂交，并且会拒绝有过多白色标记的马匹注册。创造这些不同图案的基因可以存在于同一匹马中。阿帕卢萨计划（Appaloosa Project）是一个遗传研究组，它研究了阿帕卢萨马和白斑基因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
阿帕卢萨马 历史
最近的研究表明，欧亚的史前石洞壁画描绘了豹斑马，这可能准确地反映了一种古野马的表型。对豹斑图案驯养马匹的描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波斯和中国汉朝；近一些的描绘出现在11世纪的法国和12世纪的英格兰。在16、17世纪的法国画作中，带斑点的马被用作骑乘马，其它记录表明，它们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中也被用于马车。在18世纪中叶的欧洲，贵族和皇室成员对豹斑图案的马有很大的需求。马术学校将这些马用于游行和其它的展示形式。如今在欧洲有豹斑的现代马种包括纳布斯楚珀马和平茨高马，或者诺里克马。
西班牙人可能是通过与南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贸易得到斑点马的，因为已经知道那边存在有色图案的马。然后，征服者和西班牙定居者在16世纪初首次到达美洲时，便带来了一些标记鲜明的马匹。科尔特斯带到墨西哥的16匹马中，有一匹是带有雪花图案的，西班牙作家在1604也提到过其它带斑点的马。18世纪末，当斑点马在欧洲过时后，其他人到达了西半球，并将这些马运送到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
阿帕卢萨马 历史
内兹珀斯人生活在今华盛顿州东部、俄勒冈州和北中爱达荷州，他们在那里从事农业和马匹繁殖。1730年左右，内兹珀斯人先从休休尼人那里得到了马匹。他们生活的地方对于马匹繁殖来说很出色，很少受到其它部落的袭击，因此相对安全。他们利用了这一情况，并且对其动物制定了严格的繁殖选择规范，到1750年建立了饲养的马群。他们是少数几个积极采用阉割劣等公马和将血统较差的马匹交易出去，以便从基因库中排除不适当动物的部落之一，因此在19世纪初以马匹繁殖者著称。
阿帕卢萨马 历史
早期的内兹珀斯马被认为质量很高。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的梅里韦瑟·刘易斯在1806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的马种表现出色；他们高大、体格健壮、活跃且有耐力：简而言之，他们中许多看起来就像粗壮的英格兰原始人，在任何国家都能造就为英才。”刘易斯确实注意到了斑点图案，他说：“……其中有些马被染上了不规则分布的大白斑，并与黑棕色贝（原文为“bey”）或其它一些深颜色混合在一起”。“染”，刘易斯可能是指现代阿帕卢萨马身上的豹斑图案，但刘易斯还指出，“大部分还是统一的颜色”。阿帕卢萨马俱乐部估计，内兹珀斯人当时拥有的马中，大约只有百分之十是斑点的。当时内兹珀斯人原本有许多纯色的马，但从刘易斯和克拉克访问之后的某个时间开始，他们开始在繁殖过程中强调颜色，到19世纪后期，他们就有了许多斑点马。当人定居者迁入内兹珀斯人的传统领地时，马匹交易的成功使内兹珀斯人富裕起来，他们在1861年繁殖的马匹被描述为“优雅的面子，王子的坐骑。”曾经，1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匹普通的马，而非印第安人想从内兹珀斯人手中购买阿帕卢萨马，报价高达600美元却被拒绝了。
阿帕卢萨马 历史
与美国的和平可以追溯到由刘易斯和克拉克缔造的同盟，但1860年代的金矿工和1870年代的定居者给内兹珀斯人带来了压力。虽然1855年的一项条约最初允许他们保留大部分的传统领地，但1863年的条约却将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减少了90%。内兹珀斯人拒绝根据1863年的条约放弃他们的土地，其中包括一个居住在俄勒冈州瓦洛厄谷的部落，其领导人是海因莫特·图阿亚拉克特（Heinmot Tooyalakekt），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约瑟夫酋长。紧张局势加剧，1877年5月，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将军召集了一个理事会，并命令非条约部落迁移至保留地。约瑟夫酋长认为军事抵抗是徒劳的。到1877年6月14日，在今格兰吉维附近已经聚集了约600人。但在那一天，一小队勇士对附近的白人定居者发动了进攻，引发了内兹珀斯战争。 在爱达荷进行了几次小规模战斗之后，800多名内兹珀斯人（主要是非战斗人员）带着2000头各种牲畜包括马，逃到了蒙大拿州，然后向东南进入了黄石国家公园。少数内兹珀斯战士，可能少于200人，在几次冲突中成功阻止了更多的美军，包括在蒙大拿西南部进行的持续两天的比格霍尔战役。然后他们向东北移动，并试图寻求克罗国的庇护；遭拒后，他们为保安全前往加拿大。
阿帕卢萨马 历史
在这段大约1,400英里（2,300）的整个行程中，内兹珀斯人非常依赖他们快速、灵活又强壮的阿帕卢萨马。在距离美加边界40英里（64）时，他们在蒙大拿州熊爪山附近停下来休息，并结束了此次迁徙。但内兹珀斯人并不知道，尼尔森·A·迈尔斯上校已经从基奥堡率领一支步兵-骑兵部开始追击。经过一场五天的战斗，1877年10月5日，约瑟夫投降了。战斗和战争都结束了。多数作战首领已死亡，非战斗人员又冷又饿，约瑟夫宣布，他将“永不再战”。
美国第7骑兵接受约瑟夫酋长和其余内兹珀斯人的投降后，他们立即把1000多匹部落的马据为己有，能卖的卖掉，并将剩下的很多都射杀了。但是在内兹珀斯人开始撤退时，就有大量马匹被留在了瓦洛厄谷，途中还有其它动物逃跑或被遗弃。内兹珀斯人最终定居在中北爱达荷的保留区上，只被允许拥有少量的马，并被军队要求和挽马杂交，以繁殖农用马。内兹珀斯部落再也没有重获其以前作为阿帕卢萨马饲养者的地位。在20世纪后期，他们开始了一项计划，来开发一个新的马品种，内兹珀斯马，目的是恢复他们的马文化、选择性繁殖的传统和马术。
阿帕卢萨马 历史
尽管1877年之后仍然残存少量的阿帕卢萨马，但实际上将他们作为独特的品种已经忘却了将近60年。一些优质马匹继续被繁殖，其中大多数是定居者捕获或购买并用作牧马干活的。其它的被用在马戏团和相关的娱乐形式，例如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这种马最初被定居者称为“帕卢斯马”（Palouse horses），来源于穿过曾经的内兹珀斯国心脏地带的帕卢斯河。该名渐渐地演变成“阿帕卢斯”（Apalouse），再变成“阿帕卢萨”。其它早期名字的变体包括“阿帕拉西”（Appalucy）、“阿帕劳塞”（Apalousey）和“阿帕卢西”（Appaloosie）。在1948年的一本书中，该品种被称为“阿佩娄萨马”（Opelousa），被描述为一种“强壮的印第安和西班牙马品种”，18世纪被偏远地区的人用来将货物运到新奥尔良去卖。到1950年代，“阿帕卢萨”被认为是正确的拼写方式。
阿帕卢萨马 历史
阿帕卢萨马引起一般公众的注意是在1937年1月，当时来自刘易斯顿 (爱达荷州)的历史学教授弗朗西斯·D·海恩斯（Francis D. Haines）在《西部骑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该品种的历史，并敦促对其保护。海恩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朋友兼阿帕卢萨马狂热爱好者乔治·哈特里（George Hatley）一起，走访了许多内兹珀斯村庄，收集历史，并拍摄照片。该文章引起了人们对该马种的强烈兴趣，并促使克劳德·汤普森（Claude Thompson）和一些其他专门饲养者在1938年成立了阿帕卢萨马俱乐部（ApHC）。其注册地最初在莫罗 (俄勒冈州)；但是1947年，该组织在乔治·哈特里的领导下，转移到了莫斯科 (爱达荷州)。阿帕卢萨马博物馆基金会成立于1975年，旨在保护阿帕卢萨马的历史。《西部骑士》杂志，尤其是其长期出版商迪克·斯宾塞（Dick Spencer）继续通过许多后续文章来支持和推广该品种。
曾经振兴过阿帕卢萨马的一个重要杂交影响是阿拉伯马，早期的注册名单显示，阿帕卢萨马俱乐部注册的前十五匹马中，有十匹是阿拉伯马-阿帕卢萨马杂交出来的。例如，克劳德·汤普森（Claude Thompson）的主要马种之一是费拉斯（Ferras），这是一种由威尔·基思·凯洛格培育的阿拉伯种马，其亲代是从英格兰克拉贝特阿拉伯种马场引进的。费拉斯又繁殖出红鹰（Red Eagle），一种著名的阿帕卢萨种马，于1988年加入阿帕卢萨名人堂。后来又加入了纯种马和美洲奎特马的血统，以及与其它品种的交叉，包括摩根马和标准马。1983年，阿帕卢萨马俱乐部将允许杂交的品种减少到三个主要品种：阿拉伯马、美洲奎特马和纯种马。
到1978年，阿帕卢萨马俱乐部已经是轻型马种的第三大马匹注册机构。从1938年至2007年，阿帕卢萨马俱乐部已经累计注册了超过670,000匹阿帕卢萨马。1975年3月25日，爱达荷州州长塞西尔·安德鲁斯签署了授权法案，将阿帕卢萨马指定为爱达荷州的官方“州马”。爱达荷还提供了一种以阿帕卢萨马为特色的定制车牌，这也是第一个提供州马特色车牌的州。
阿帕卢萨马 注册
阿帕卢萨马俱乐部坐落在莫斯科 (爱达荷州)，是促进和保护阿帕卢萨马种的主要机构，也是一个国际组织。在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附属的阿帕卢萨马组织，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和以色列也有。截至2010年，阿帕卢萨马俱乐部共拥有33,000名成员，《阿帕卢萨杂志》（包括了大多数会员类型）的发行量在2008年达到了32,000。1983年，由于颜色规则争议，反对注册纯色马的成员成立了美国阿帕卢萨马协会（American Appaloosa Association）。它坐落在密苏里州，截至2008年拥有2,000多名会员。为具有豹斑基因的马匹成立的其它“阿帕卢萨马”注册机构，则与阿帕卢萨马俱乐部没有关系。这些注册机构的基础血库和历史往往与北美阿帕卢萨马不同。阿帕卢萨马俱乐部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阿帕卢萨马注册机构，它主办的品种秀也是世界最大的品种秀之一。
阿帕卢萨马 注册
阿帕卢萨马是“一个根据阿帕卢萨马俱乐部的血统要求和首要特征（包括毛色图案）定义的马种”。换句话说，阿帕卢萨马是从有限的血统中区分出来的一个独特品种，它有独特的身体特征和期望的颜色，称为“颜色偏好”。阿帕卢萨马并不是严格的“颜色品种”。阿帕卢萨马俱乐部注册的所有阿帕卢萨马的父母必须是两匹已注册的阿帕卢萨马，或者一匹已注册的阿帕卢萨马和一匹来自已认可品种的注册马，其中包括阿拉伯马、奎特马和纯种马。在任何情况下，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必须是正规注册的阿帕卢萨马。对血统要求的唯一例外是，阿帕卢萨马颜色的阉马或谱系不明的阉割母马；其所有者可以为这些不能繁殖的马匹申请“困难注册”。阿帕卢萨马俱乐部不接受挽马、小马、白斑马或佩恩特马，并要求成年阿帕卢萨马赤脚站立至少要有14手距（56英寸；142）高。如果一匹马有过多的白色标记，与阿帕卢萨马的图案也不一致（例如那些白斑马的特征），就不能注册，除非通过DNA检测能够证实其父母双方都是在阿帕卢萨马俱乐部注册的马。
阿帕卢萨马 注册
某些其它特征可以用来决定是否接受一匹马的“正规”注册：带条纹的蹄子，当眼睛在正常位置时也能见到白色的巩膜，以及眼睛、嘴唇和生殖器周围的斑点皮肤。由于阿帕卢萨马是少数几个表现出皮肤斑点的马种之一，因此该特性“……是阿帕卢萨马非常基本和决定性的标志。”如果一匹阿帕卢萨马天生可见皮毛图案，或斑驳的皮肤，并且至少还有一项其它特征，就可以注册拿到“正规”证书，并具有充分的展示和繁殖特权。如果一匹马符合血统要求，但在出生时并没有可辨识的颜色图案和特征，它仍然可以获得阿帕卢萨马俱乐部的注册，成为一屁“无特征”阿帕卢萨马。这些纯色的、“无特征”的阿帕卢萨马可能不会在阿帕卢萨马俱乐部的活动中展示，除非其拥有者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其亲子关系，并支付额外的费用，使马匹进入阿帕卢萨马俱乐部的表现许可计划（Performance Permit Program，简称PPP）。纯色的阿帕卢萨马会被限制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