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女性主義 國家
第一波女性主義的結束通常與《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1920年）的通過相關，該修正案賦予女性投票權。這是該運動的重大勝利，還包括高等教育、職場和專業領域以及醫療保健的改革。女性開始在學校董事會和地方機構任職，且人數不斷增加。這一時期也有更多女性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1910年，「女性開始就讀許多知名醫學院，1915年，美國醫學會開始接納女性會員。」 《1923年婚姻訴訟法》賦予女性與男性相同的離婚理由權利。與第二波相比，第一波女性主義者很少關注墮胎、避孕和女性整體生育權的議題。安東尼雖然從未結婚，但她發表了關於婚姻的看法，認為女性應該被允許拒絕與丈夫發生性行為；當時的美國女性對於丈夫的強姦沒有法律救濟途徑。
在1920年代開始的大蕭條期間，失業率上升首先影響到女性，當男性也失去工作時，家庭面臨更大的壓力。許多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約有30萬美國女性在海軍和陸軍中服務，擔任秘書、打字員和護士等職務。
美國各州是獨立的主權，擁有自己的州憲法、州政府和州法院。所有州都有立法部門負責制定州法，行政部門根據法定授權頒布州法規，司法部門則應用、解釋並偶爾推翻州法和法規，以及地方條例。各州保留制定法律的全權，只要不被聯邦憲法、聯邦法規或聯邦參議院批准的國際條約所排除。通常，州最高法院是州機構和州法律的最終解釋者，除非其解釋本身涉及聯邦問題，此時可以通過調卷令請願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 自獨立以來，州法律在幾個世紀中顯著分歧，以至於美國不能被視為一個法律體系，而必須被視為50個獨立的侵權法、家庭法、財產法、契約法、刑法等系統。
Marylynn Salmon 認為每個州在處理與女性相關的各種法律問題時，尤其是在財產法方面，發展出不同的方法。 1809年，康乃狄克州成為第一個通過法律允許女性立遺囑的州。
1860年，紐約通過了修訂版的美國已婚婦女財產法，賦予女性對其子女的共同監護權，允許她們對子女的遺囑、工資有發言權，並賦予她們繼承財產的權利。 紐約和其他州經歷了進一步的進展和挫折，但每次新的勝利都能被女性主義者用作例子，對頑固的立法機構施加更多壓力。
美國對於美國男性在菲律賓的道德墮落和誘惑的焦慮，激發了女性參與殖民政府政治的動機。1900年《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將菲律賓描述為一個相對寬鬆的道德觀念環境，使白人男性「失去對錯的概念」。據說白人男性「玷污了他們被任命的職位」，儘管他們離開家時「有著無可指責的記錄」，但卻因「新生活條件而墮落」。遠離社區施加的社會壓力，他們缺乏維持「社會紀律」所需的道德品格或原則的力量。
在這段歷史背景下，白人女性主義者宣稱她們優於白人男性和棕色女性。她們受到現代有色女性作家如瓦萊麗·阿莫斯和普拉蒂巴·帕爾馬的批評。
在第一波的背景下，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為平等權利進行了兩場不同的鬥爭。白人女性在社會中爭取與白人男性平等的權利。她們希望糾正教育、職業、財產、經濟和投票權的差異。她們也為避孕和墮胎自由而奮鬥。另一方面，黑人女性面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這使得黑人女性主義者的鬥爭更加艱難。當白人女性無法投票時，黑人女性和男性也無法投票。瑪麗·J·加勒特在紐奧良成立了一個由數百名黑人女性組成的團體，她表示黑人女性努力爭取教育和保護。確實，「接受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被孤立、未被充分利用，且常感到士氣低落」，她們共同對抗這種情況。她們反對「白人男性的剝削」，並希望「過上有道德和勤勉的生活」。黑人女性也為她們的丈夫、家庭以及整體的平等和公民權利的自由而奮鬥。種族主義限制了白人和黑人女性共同為社會變革而奮鬥。
蘇珊·B·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是廢奴主義者，但他們並不提倡普選權。他們不希望黑人男性在白人女性之前獲得投票權。全國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的成立是為了與支持黑人男性投票權的立場區分開來。 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應因種族而被剝奪投票權。安東尼和斯坦頓反對該修正案的通過，除非它伴隨著第十六修正案，以保證女性的選舉權。否則，他們表示，這將創造一個“性別貴族”，賦予憲法權威以支持男性優於女性的觀念。這項新修正案的提案被命名為“安東尼修正案”。 斯坦頓曾說，讓黑人男性在女性之前投票“會在黑人男性和所有女性之間造成對立，最終導致對女性的可怕侵犯”。 安東尼表示，她會“砍掉自己的右臂，也不會為黑人而不是女性爭取或要求選票”。 瑪麗·丘奇·泰瑞爾在1904年呼籲，“我優勢種族的姐妹們，不僅要為被壓迫的性別站出來，也要為被壓迫的種族站出來！” 全國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維持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間的不平等，並限制了她們的貢獻能力。
美國的第一波女性主義並未同等程度地記錄黑人女性的貢獻。包括蘇珊·B·安東尼在內的活動家和其他女性主義領袖倡導性別平等；然而，他們忽視了包括種族在內的其他多個議題的平等。這使得白人女性相對於白人男性獲得權力和平等，而白人和黑人女性之間的社會差距卻加大。這種排斥助長了白人至上主義的普及，特別是白人女性主義，同時積極忽視了黑人女性主義者對運動的重大影響。
蘇珊·B·安東尼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共同成立了美國平等權利協會，倡導性別平等。1848年，蘇珊·B·安東尼邀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紐約塞內卡瀑布的一次會議上發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積極的支持者。 後來，道格拉斯未被允許參加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的全國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大會。蘇珊·B·安東尼表示，“我不想讓他受到屈辱，也不想讓任何事情妨礙南方白人女性加入我們的選舉權協會，因為她們的興趣已經被激發。” 道格拉斯反對卡迪和安東尼對黑人投票權的極度不支持。 白人女性在支持白人選舉權運動的情況下，容忍了對黑人女性的種族歧視。
黑人女性被排除在女性主義運動之外，不僅僅是因為個人種族主義；制度性種族主義也阻止了許多女性積極發聲和表達立場。在考慮黑人女性在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歷史中的勞動時，及其在第一波女性主義中的角色時，這段歷史顯示出黑人女性與白人女性之間完全不同的經歷。無論性別，黑人美國人都面臨著一段暴力的壓迫歷史，這段歷史剝削、虐待並將身體商品化為勞動力，這是美國經濟早期發展和成功的基本方面。黑人女性對於維持奴隸的大量勞動至關重要，因為她們可以生育未來也會被強迫勞動的孩子。這使得黑人女性與美國經濟成功的基礎有著獨特的聯繫。因此，黑人女性面臨基於階級、種族以及性別的壓迫，這意味著她們與女性主義旨在改變的法律、社會、政治、教育和經濟機構的互動，與白人女性對這些系統的互動不同。第一波女性主義的目標主要是解決法律問題，尤其是確保投票權，僅考慮到白人上層階級女性的需求。第一波女性主義完全模仿了維持剝削黑人女性的權力動態的種族階層，並完全將黑人女性排除在女性主義運動之外。 由蘇珊·B·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成立的全國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並未邀請黑人女性參加特定會議，完全將她們排除在外。在黑人女性占人口主導比例的南方州舉行的女性主義和婦女選舉權大會是隔離的。
制度性種族主義在1913年的華盛頓遊行中排斥了黑人女性。黑人女性被要求分開遊行，並排在遊行隊伍的後面。 她們被迫缺席，這可以從缺乏黑人女性參加遊行的照片和媒體報導中看出。白人女性不希望黑人女性與她們的運動有關聯，因為她們認為白人女性會與一個整合的團體脫離關係，並創建一個更有力量的隔離團體。
儘管在所有女性主義運動中積極參與並做出巨大貢獻，黑人女性卻很少被認可。瑪麗·麥克勞德·貝松表示，世界無法接受黑人女性所做出的所有貢獻。蘇珊·B·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共同撰寫了1881年出版的《婦女參政史》。這本書未能充分認可同樣對美國歷史變革負有責任的黑人女性。 索傑納·特魯斯成為女性權利運動的有影響力的倡導者。1851年，她在俄亥俄州阿克倫的女性權利大會上發表了「難道我不是女人？」的演講。此時，黑人女性開始變得有力量和自信，公開談論不成比例的不平等。特魯斯談到她和其他女性在生育十三個孩子後，仍能像男人一樣工作。這次演講是白人和黑人女性共同為同一目標奮鬥的方式之一。索傑納·特魯斯的演講最初由她的好友馬里厄斯·羅賓遜記錄，他當時在女性權利大會現場。索傑納表達了她對女性公民權利的看法。1863年，在她發表演講十二年後，弗朗西斯·蓋奇發表了她對索傑納當天演講的回憶。蓋奇改變了索傑納的大部分話語，使她看起來像是有南方奴隸口音，而事實上羅賓遜的準確版本顯示她並沒有。蓋奇寫下了諸如「chillen, whar dar's so much racket dar must be som'ting out o'kilter」的短語，而索傑納實際上說的是「May I say a few words? I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is matter。」 雖然這次演講是女性運動的一大進步，但仍然顯而易見運動的重點是誰。特魯斯在1867年於紐約的美國平等權利協會發表演講。在演講中，她說：「如果有色人種男性獲得權利，而有色人種女性沒有，你會看到有色人種男性將成為女性的主人，這將和以前一樣糟糕。」 她的演講引起了對運動的關注，不僅是為了黑人女性，也為了白人女性。儘管私人生活仍然是隔離的，女性主義聯盟開始融合。兩個不同的原因促進了女性主義運動的融合。寶拉·吉丁斯寫道，反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兩場鬥爭無法分開。格達·勒納寫道，黑人女性證明她們同樣有能力為平等而奮鬥和創造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