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史 发展沿革
嘉靖（1522-1566）以后，为了完成大量的瓷器烧制订单，官窑开始向民窑转包部分订单，这被称为“官搭民烧”。从明末直至清初，景德镇的民窑作品风格与严肃的官窑风格迥异，大量生产出口到国外的五彩以及青花瓷器。其中既有出口到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瓷器，也有日本桃山时代的茶道家定制的“古染付”及“祥瑞”等东洋风格的茶器。
除了青花和五彩之外，明代瓷窑也继续生产白瓷等单色釉瓷。明代初期文人曹昭在洪武20年（1387年）所写的《格古要论》中写道：“白瓷为上，青花五彩甚俗。”，反映了一部分文人的审美观。但是由于出口瓷器的主流为青花以及五彩，而且国内陶瓷的装饰手法也以彩色笔绘为主，因此白瓷已经将其主流地位让给了青花及五彩。
洪武帝朱元璋在建国次年的洪武2年（1369年）颁布圣旨，规定宫廷内的祭祀器具一律使用瓷器。出身贫农的朱元璋倡导节约，反对在宫廷祭器中使用昂贵的金银，而改用瓷器。根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26年（1393年）官方规定，官窑瓷器应区别于民窑，采用独特的样式，且应当召集工人到当时的首都应天府（南京）烧制，但少量的瓷器可以在景德镇或龙泉窑生产。由此，学者推测在洪武年间（1368 - 1398年）的应天府（南京）应该建有官窑，但尚未有实证证据。近代，在南京洪武皇宫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南京博物院将此事在1976年《文物》杂志上进行了报道。出土陶片中发现了带有五爪龙图案的白瓷红彩龙文皿。由于五爪龙为皇帝专用的图案，因此专家推测该陶片是宫廷专用，也有可能是工人在应天府烧制而成的。洪武年间的瓷器并没有如后世一样刻上年款铭文，但由于其式样明显与后期的永乐瓷器不同，因此被认定为是洪武样式。被认定为洪武期的作品中，有青花、釉里红、带印花纹样的单色釉瓷、内外分别使用不同颜色的釉底的瓷钵等。青花和釉里红的图案多为植物花草，而盘、钵等主要以中心的花卉与周围的唐草纹为代表。由于当时钴颜料稀少，因此青花瓷的釉色偏淡。
1982年景德镇珠山路的古窑址中出土了“永乐年制”的白瓷马上杯（高足杯）残片。由此，可以推测永乐年间（1403-1424）景德镇已经存在官窑。永乐朝的作品以白瓷和青花为主。白瓷被称为“甜白”，在纯白的素底上施以略带青色的透明釉。青花则与元代图案繁密的风格不同，带有大量留白，有官窑典型的花卉纹和花鸟图案。青花瓷作品包括直径50厘米以上的大盘以及梅瓶、壶等传统器形，另外还有天球瓶（大型球状壶身上有细长瓶颈）、扁壶、洗、水注等受西亚伊斯兰文化影响较大的器形。当时接受永乐帝指派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中，带有大量的青花瓷器，这些瓷器随后流传至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皇宫和伊朗北部的阿德比尔清真寺等地。永乐青花瓷采用了西亚的苏麻离青作为釉料，其蓝色较为浓厚。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有带有“永乐年制”铭款的白瓷，但青花瓷大多不带年款，因此可以推测出当时两种釉瓷的功能可能有所差异。
宣德时期（1426-1435）的青花瓷器中也开始出现年款铭，其式样与永乐青瓷大体相近。这一时期出现了色釉拔白的图案以及在青花上进行绘图的技法。所谓拔白，就是在图案部分不施釉，而在其他部分显露釉色，例如在蓝色釉底上突显白色图案，即蓝釉白花。此外也有白瓷红彩、青花红彩、黄地青花等双色瓷器。所谓黄地青花，是指先用钴颜料描绘图案，施透明釉后用高温烧成，然后在底色部分再施黄色釉后二次烧制，使用了釉下彩（青花）和釉上彩（黄釉）两种工艺。这与多种颜色图案的五彩不同，而是将图案与底色表现成不同的颜色。这一时期未发现大量的五彩作品，知名的有景德镇珠山官窑址出土的五彩莲池水禽盘以及西藏萨迦寺的五彩莲池水禽钵。
宣德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没有年款铭的作品，其风格变化并不清晰。景德镇瓷器从成化朝开始才再次出现了年款铭。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三代的瓷器特色是小件瓷器居多。从种类来看，永乐期常见的西亚风格的器形几乎不再出现，而多为传统器形。这一时期的官窑也开始大量生产带有图案的多色瓷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成化斗彩。斗彩也称“豆彩”，一方面其名字包含着多种色彩争奇斗艳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因其具有特殊的类似豆类的绿色。伝留存后世的斗彩瓷器主要都是茶杯、小壶、马上杯等小器具，其图案也主要是人物、植物、动物等，尤其以母鸡与小鸡的图案为著名，在欧美等地也往往以“鸡杯”来作为成化斗彩的代名词。斗彩因其色彩带有透明感，图案雅致，存世作品稀少，也成为收藏家关注的种类之一。在景德镇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成化斗彩的陶片，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工匠对斗彩的筛选非常严格，如有些许瑕疵就将作品毁弃。另外在窑址出土的斗彩与流传的作品略有差异，色彩较为艳丽。成化时期也继续生产宣德一代的黄地青花，在弘治以后也有白瓷绿彩、黄地绿彩等作品留存至今。这一时期也继续出产青花瓷器，在欧美也出现了相当名贵的青花瓷碗。
嘉靖年间（1522-1566），随着陶瓷生产量的扩大，官窑将大量订单转交民窑烧制，因此在民窑瓷器上也会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年款铭。这一时期的五彩瓷器以橙色为一特色，其主要是通过在黄色上反复添加淡红色的复杂工艺而形成的。在刻有魚藻图案的壶上，就使用了这种工艺来表现橙色的鲤鱼。当时除了五彩和青花之外，还有图案与底色不同的“杂彩”瓷器，包括红地黄彩、红地绿彩、黄地绿彩、黄地绿彩、黄地红彩等多种多样的组合。其中黄地红彩比较精致，在透明釉之上施黄釉后烧制，之后再施红釉并二次烧成。
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景德镇民窑中出现了被称为金襴手的一类瓷器。金襴手是在五彩的瓷器上用金箔烧制图案制作而成的碗、水注、瓢形瓶等作品。典型的图案包括窗格形状，内有牡丹、孔雀、吉祥文字等金箔图案，外有几何图案。明代中期的正德至嘉靖期间的彩绘瓷器在日本被称为“古赤绘”，其特色为釉下没有青花，仅用红和绿等色彩绘图。这一时期的另一种作品就是三彩陶演变而成的“法花”。法花的“法”意为境界线，而“花”意为青花等图案纹样。普通的三彩是在铅釉中添加铜、铁等发色剂制作而成，由于釉质流动或渗透，导致无法绘制细腻的图案，但法花工艺在瓷胎上用细长的胎土进行分割，使得图案可以更为细腻精美。法花的色调与唐三彩不同，主要以青色和绿色等冷色系为主。据传其制作地点主要集中于北方的磁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民窑。
嘉靖与万历之间的隆庆朝仅有6年，因此作品较少，风格也与嘉靖相近。万历年间（1573-1620）也延续了嘉靖朝的模式，大量委托民窑烧制官窑瓷器。万历朝的五彩中，既有以绿色等冷色调为主的淡雅的作品，也有在瓷胎表面布满复杂纹路的过度装饰的作品。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两种风格分别属于万历前期和万历后期。作为后者的代表之一。万历赤绘具有民窑的特点，器形与纹样的水准不高。器形中有多角形面盆、尊形瓶，也有过往比较罕见的笔箱、笔管、砚屏。万历帝死后，官窑被取消，此后的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期的景德镇就由民窑一统天下。
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向国外出口的瓷器种类较多。1602年荷兰海军在缉拿的葡萄牙商船上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此后中国便开始向欧洲大量出口瓷器。万历时期出口到欧洲的青花瓷形式独特，也被称作“芙蓉手”。典型的芙蓉手瓷器为大尺寸瓷盘，中央绘有主要的图案，周围以莲花瓣图案作为修饰，整体呈现出灿烂茂盛的芙蓉花形状，因此得名。由于这类青花瓷常常出现在17世纪荷兰等欧洲各国的室内画、静物画等的画面中，因此可以推测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万历年间作品。这一时期，中国也生产了大量的五彩瓷器并出口到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有一种瓷器在不透明的白色胎底上用红色和绿色描绘简单的图案，在日本被称作吴州赤绘，而在欧美被称作“汕头瓷器”。一直以来，这类瓷器的出产地都不明确，也有说法认为其产自景德镇民窑。但在1990年代以后，根据福建省博物馆的栗建安等人的调查，在福建省平和县的窑址中发现了这种瓷器的碎片，因此可以确认吴州赤绘来自福建省南部的漳州窑。
清代（1616-1912）的陶瓷是中国古代陶瓷的集大成者。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产中心仍为景德镇窑。明代万历帝死后一度被废止的景德镇官窑在康熙20年（1681年）前后再度复兴。此后的康雍乾三朝是清代陶瓷最繁荣的时期。清代流行粉彩或珐琅彩等，在瓷器器面上烧制的图案繁密细致，几乎与绘画没有差别。除了传统的青瓷釉和黑釉之外，也开发出了多种色釉。因此，清代瓷器在烧制技术和绘图工艺上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彰显了古代瓷器工匠的最高水平。但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国内局势动荡和国力衰退，陶瓷的品质也难以维持，逐渐走向衰弱。
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官府尚未设置官窑，主要沿袭了万历年间的瓷器样式。明末清初的1640年代到1660年代用于出口的五彩瓷器被称作南京赤绘。顺治13年及18年（1656年、1661年），清廷两度发布迁界令，导致欧洲各国一时间无法进口中国瓷器，也影响到了日本陶瓷的发展。
康熙13年（1674年）的三藩之乱对景德镇造成了严重打击，因此清政府也决定复兴景德镇的生产。康熙19年（1680年），康熙帝决定恢复官窑，委派内务府总官徐廷弼、工部虞衡司郎中等人到景德镇担任监陶官（督造官）。这一时期的官窑，由于陶工的工资、材料费、运费以及研发费用都得到了政府资金的保障，因此陶工可以安心研究开发新的工艺技术。清代瓷器以“仿古采今”为原则，一方面极力模仿宋明两代的古典瓷器，同时也追求创造出清代特有的陶瓷。清代官窑的成功发展与中央委派的督造官员有很大的关系，后世以历代督造官的姓氏分别将其称为“臧窑”、“郎窑”、“年窑”、“唐窑”等。康熙年间后期，江西巡抚郎廷极监管期间，景德镇开发出了被称为“牛血红”的深红色红釉，被后世收藏家称为罕见珍品。雍正年间的淮安税官年希尧担任监陶官，他一年仅巡视景德镇两次，为了能切实管理当地的陶瓷生产，他派遣部下唐英到景德镇督造。唐英从雍正6年（1728年）到雍正13年为止一直在景德镇督造，此后虽然赴淮安监税，但直到乾隆21年为止，仍然兼任景德镇的督造工作。他在景德镇与陶工打成一片，专心开发陶瓷的新技术，并撰有《陶冶图说》等书。
康熙末年，法国传教士弗朗索瓦两次考察景德镇，并在自己的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景德镇的状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据他观察，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已经完成了精细分工，从陶土的挖掘、精制、成形、绘图、施釉、烧制、出窑直到产品的检查、包装、运输，一个瓷器的生产需要约70名工人的参与。此外，绘图作业也有更细的分工，包括仅描绘器皿界线的画师、描绘花卉轮廓的画师以及填充图案的画师等，各司其职，达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
康熙末年，中国陶瓷史上出现了粉彩这一新技法。首先将石英粉末与铅粉混合，并在此基础上添加各种颜料用以绘制图案。白色瓷器也不同于以往在白色瓷胎上施加透明釉的做法，而是直接覆盖不透明的白色颜料。珐琅彩与粉彩使用的技法类似，两者的区别在于，粉彩从整形、烧制到绘制的整个工艺流程都在景德镇完成，而珐琅彩是在景德镇制作的瓷胎上有内务府造办处的官营工场绘彩。由于珐琅彩制作过程中也有宫廷画家的参与，因此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珐琅彩瓷器使用进口的材料，例如含有微量黄金的金红，并且吸收西洋绘画的技法，用油施彩。初期的珐琅彩是在素烧（无釉）瓷胎上直接绘制。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技术水平还无法再透明釉上绘图。随着技术的进步，雍正年间的作品出现了在透明釉上绘制图案的作品。珐琅彩的作品主要是碗、皿等小品物，而景德镇窑的粉彩中包括大型瓷瓶。景德镇粉彩中往往同时使用旧有的五彩颜料和粉彩颜料，但珐琅彩上几乎没有这种做法。康熙五彩往往被称作“硬彩”或“古彩”，而粉彩被称作“软彩”或“洋彩”。
康熙年间除了新工艺的瓷器外，也继续生产传统的青花瓷、釉里红、五彩、斗彩等。由铜离子发色的釉里红虽然一直存在发色偏暗的技术难题，但在清代，工匠们终于克服这一困难，生产出了颜色鲜红的釉里红。但由于粉彩工艺可以制造各种色彩，因此生产复杂的釉里红在雍正朝之后就逐渐衰退。而五彩瓷中原来以红色为主要色调，但康熙年间的五彩瓷减少了红色的使用，相比较而言，绿色更为突出。到了雍正朝，五彩瓷也开始同时使用粉彩颜料，因此传统的五彩工艺进入了衰退期。
所谓素三彩，是在次台上不加透明釉而直接用色釉绘制图案而烧制成的作品。素三彩大瓶在欧美各地颇有市场。红色系釉中除了传统的铜红色之外，还有桃花红、胭脂水等类别。桃花红使用多种铜红釉，其中一部分使用氧化焰调整出微妙的色彩变化。胭脂水则使用黄金粉彩。青色系釉中包括月白釉、天蓝釉和东青釉等。此外还有分别施加红釉和青釉的火炎青、火炎红。炉钧釉是在烧成的胎土上施加多种釉而成。黄釉中除了传统的工艺外，还有氧化锑发色的鲜明黄色瓷。雍正年间出现的茶叶末釉呈深绿色，是由铁釉与硅酸反应后结晶化的发色结果。乌金釉则呈现带有光泽的黑色，含有鉄、钴、锰等元素。此外，清代也流行仿制宋、明两朝的古典瓷器，也包括模仿青铜器、漆器、木雕、石器等。
乾隆之后的清代中晚期，由于中国社会的混乱动荡，景德镇陶瓷也难以维持一贯的水准，进入了衰退期。
明清两代的民窑除了景德镇以外，较为知名的还有宜兴窑与德化窑。江苏省的宜兴窑以烧制紫砂茶器闻名中外，其主要出产朱砂、紫砂等无釉陶器。福建省的德化窑则以纯白的白瓷著称，其代表为观音像等瓷雕。德化窑白瓷也大量出口欧洲，被称作“中国白”（Blanc de 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