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 沿革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来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地区中共党组织工作。方方临行前，刘少奇在延安接见方方、苏惠，指出南方党组织应作长期斗争，不能北撤的干部就撤到殖民地，到香港、南洋、海外活动。中央还同意“必要时要丢掉枪支保存干部”。方方抵达前，其妻苏惠于1946年5月先期到香港，在尹林平、梁广等协助下，在香港尖沙咀弥敦道一座楼房内建起以家庭为掩护的领导机关。尹林平、余慧夫妇也在香港铜锣湾建起党的机关。尹林平还派杜襟南等人在香港设电台，以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946年7月初，方方到达香港，对外称经北平军调部批准来香港养病。
1946年9月，周恩来电令中共港粤工委负责人赴上海接受任务。1946年9月底，中共港粤工委派连贯、杨琳抵上海。周恩来在周公馆约见了杨琳和连贯，杨琳和连贯则分别向周恩来汇报了香港的情况。周恩来对杨琳和连贯说，国民党已经完全撕毁了和谈、迟早要赶走大家，所以还要艰苦奋斗几年；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将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以及党内的一些干部，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让杨琳和连贯安排好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等将来形势好转，需要这些人回来时再派人与他们联系。周恩来分别与杨琳和连贯谈话，给布置杨琳的任务是：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周恩来说最近会有一批干部去香港，上海和南京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干部，一批回延安，一批去香港，身份没有暴露的干部可以帮助杨琳管理公司；其余人，杨琳需要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职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务必隐蔽下来。周恩来给连贯布置的任务是：把滞留上海和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今后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
1946年10月11日，中国国民党军队占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国共彻底破裂。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延安。自此，“香港成为（中共）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撤离南京前，周恩来于1946年10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转方方、尹林平并中共港粤工委，指出“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在这前后，周恩来及中共南京局派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夏衍、邵荃麟、林默涵、方卓芬、冯乃超、刘宁一到香港工作。潘汉年、夏衍、胡绳等人也在1946年分别到达香港工作。会同饶彰风、廖沫沙、黄文俞、杨奇、李超等人加强中共在香港的文化、统战、宣传等工作。成立了报刊工作委员会，章汉夫任书记，所办刊物包括《华商报》（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经济导报》、《正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刊）、乔冠华、龚澎负责的《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章汉夫负责的《群众》周刊等。1947年5月15日由乔冠华、萧贤法组建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章汉夫、乔冠华负责，乔冠华任社长。许涤新等人开展经济工作，为中共党组织筹集经费。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分局。1947年5月，中共中央发电报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人组成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央还决定，在香港分局下设三种平行组织：（1）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工委）：1947年6月由港粤工委改称，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中共香港工委下设统战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报刊工作委员会、青年组、妇女组、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部。章汉夫分管宣传工作；连贯分管华侨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冯乃超；经济工作许涤新；外事工作龚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香港工委作为半公开机构，掩护香港分局、城委的秘密活动。（2）中国共产党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又称港粤城委）：由广东区党委城委改称，梁广任书记，管辖广州、香港、澳门、湛江、桂林、柳州等华南大中城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3）各地区党委：负责各小城市和农村工作。各地在香港设联络站，派驻联络员、政治交通员，同香港分局联系。香港成为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
中共党组织在香港与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合作办报、办学，创办的达德学院1946年10月10日开业。还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开座谈会，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分别在李济深、连贯、沈钧儒等人住宅举行。这一时期，中共在香港建立并打开了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争取了各民主党派影响下的中间群众，建立了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多个据点，经争取建立了同港英政府的非正式公开关系。
中共党组织还加强了对南洋华侨的工作。夏衍在新加坡根据中共香港工委的意见开展“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经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宣传，南洋华侨为香港《华商报》等报刊筹集三万多加元。后来香港分局又派饶彰风到新加坡设新华社办事处。
1946年9月1日，中共创办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开学，该校获港英政府劳工司、教育司及社会的广泛支持。在达德学院创办前后，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陆续开学。1949年2月，香港工委财经委创办的建中工商专科学校开学。这些学校为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游击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接管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内战期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还在港九地区举办过二十多期各类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将多期学习班转到香港举办，刘晓、方方、钱瑛、刘长胜、许涤新等领导亲自授课。1947年，香港爆发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指示，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通过此次大罢工，中共取代了国民党在香港工会中的主导地位。
1948年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通电全国，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积极领导新政协运动，宣传“五一口号”。194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地、召集人、代表名额、人民代表会议召集时间及如何召集等事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及社会贤达意见。1948年6月30日，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在香港邀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王绍鏊、郭沫若、茅盾等人座谈。8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筹划安全的道路”，指定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起草并协商出名单电告中央。沈钧儒等五人先期抵达东北解放区后，中共中央去电征询他们的意见并转告香港分局。香港分局拟出一份被邀请人名单。香港分局还通过何香凝动员李济深；并托庄希泉到新加坡请陈嘉庚经香港北上。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由周恩来亲自部署，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具体组织护送，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配合。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赴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商议接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事宜。
1947年3月前后，上海、南京等地大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转移至香港，香港成为当时中共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派钱之光到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这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对外经贸作了准备。钱之光到香港后，探索开辟香港至大连的海上通道。不久他派王华生经朝鲜罗津乘苏联货船到香港探航线，打通大连至香港间双向海上货运航线。接到中共中央任务后，钱之光同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分四批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等送达大连、安东（今丹东）、天津等地，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中共发动下，部分港商冲破国民党阻力，开展同北方中共解放区的易货贸易，药品、胶鞋等大批军用物资被运往解放区，解放区产品也打开了海外销路。中共在香港和南洋等地的募款、衣被等也不断被送到华南游击区。内战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不少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完成。其间，中共还发动滞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两航事件）、招商局驻港机构、九龙关、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香港分行、中央信托局易货处、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保险公司、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办理钨、锑、锡等矿产品外销的专门机构，1948年底由上海迁到香港）、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石油公司驻港代表处、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粤汉路局港九办事处（服务广九铁路，在尖沙嘴拥有房地产）、交通部购运处（为国内铁路和桥梁建设购买器材）等29个经济机构起义，随后接收了这些机构的资产，绝大部分员工也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
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20多次组织护送350多名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加上中共干部，总共1000多人。
1949年4月，经中共中央同意，香港工委领导成员调整。4月26日，中共中央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赴北平转上海参与接管工作。中央认为，在渡江战役后的形势下，香港工委的活动范围与作用已缩小。5月15日决定再次改组香港工委，缩小机构。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香港工委，先后由乔冠华、饶彰风任书记。改组后的中共香港工委继续护送民主人士北上。1949年8月，依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工委的乔冠华、龚澎、邵荃麟、林默涵等人离港北上。10月，饶彰风调回广州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香港工委更名为中国共产党香港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临时工委）。书记张铁生（不久黄作梅接任工委书记），委员张铁生、黄作梅、吴荻舟。至此，香港分局（1949年4月8日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香港工委完成了中共中央部署的护送任务。
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到粤东解放区。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率华南分局机关人员自香港经潮汕地区，于1949年8月28日抵达梅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方面与英国政府有个密约，中共在香港不公开成立共产党组织，以交换港英政府禁止国民党在香港活动。因有该密约，所以中共香港临时工委在香港实际处于地下状态。
1949年10月28日，叶剑英和方方听取了香港临时工委负责人有关香港各界开展劳军运动情况的汇报。1949年10月31日，香港临时工委致电叶剑英、方方，报告了港英政府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态度。1949年11月18日，叶剑英主持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香港问题讨论会。1950年1月3日，叶剑英、方方致电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结束香港工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的宣传工作，可暂时组织一宣传工作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联系，取得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
1949年10月14日攻占广州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未跨过罗湖桥。但是后来中共中央一度布置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针。1951年春，中央提出对港政策八字方针“长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设立中央外事小组，陈毅任组长，国务院设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陈毅任主任。1958年至1959年几次工作会议上，陈毅多次阐明长期方针的意义，表示香港有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汇，发展外贸；跳板作用——掩护人员的出入，打破敌对势力封锁；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东西方了解的必经之地。此后中央直到文革期间一直坚持该方针。1956年5月，毛泽东到广州后，港澳工委具体负责港澳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先后召开20次会议，并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利用外资。当时他批评“对香港利用不够”。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港澳地区的中共十三大代表仍旧归入广东省代表团，除了许家屯（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宗淮（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外，中新社还报道了毛钧年（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陈凤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为代表。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对外名义上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机关驻香港，在澳门设分工委。此后每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在香港、澳门的党员作为代表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