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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生平
各部委逐渐沦为纯粹的摆设，甚至连预算都没有，办公地点也被关闭。马西亚斯经常辱骂自己的部长，而这些人却不敢反驳，只能将屈辱转嫁给下属。独裁者身边的亲信无人敢指责他的疯狂——凡是胆敢直言者，往往以性命偿还。那些失宠并被捕的部长，甚至亲眼目睹自己的妻子在狱中被强暴。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反过来利用并操纵马西亚斯那日益紊乱的精神状态，以谋取私利。许多官员打着马西亚斯的名义犯下种种罪行，而独裁者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事实上，在许多监狱内部，马西亚斯的权威几乎不起作用，那些地方往往成了渴求权力者之间私自清算恩怨的场所。
在马西亚斯总统诸多偏执的举动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73年禁止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以及在1978年下令摧毁全国所有船只（因而禁止捕鱼，导致渔业彻底崩溃），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民众通过海路逃离国家。此外，通往大陆大区外部的唯一陆路被布设了地雷，而在靠近加蓬和喀麦隆边境的地方还挖掘了布满长矛的陷阱坑，人们一旦试图越境逃跑，往往被当场刺穿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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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76年将自己的名字“非洲化”，改为“马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涅格·恩东”，并要求全国人民也都效仿。与此同时，他把费尔南多波岛改名为“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岛”，还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了桥梁、街道、学校、港口、医院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设施。他的目的，是让自己无处不在地渗入几内亚人的生活，并坚信自己的名字应当被视为神圣。局势最终恶化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甚至连来自欧洲的药品和食物都被禁止进口——以至于连他的妻子都逃离了国家。他对个人崇拜的发展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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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智主义政策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马西亚斯上台后最初确实建立了一些教育中心，但在1969年至1976年间，约有75名教师或教育官员被处决，其中包括他的三位教育部长。此外，还有数百名教师被解雇（包括西班牙籍教师），导致师资极度短缺，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尽管如此，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派遣一些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师，使教育体系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勉强维持。然而，从1976年起，教育体系彻底转变为对儿童进行思想灌输的工具，并被正式更名为“政治的、人民的、革命的教育”。任何教师若不教授学生“政治路线与革命口号”，都会立刻被解雇并送上审判。学生若不能背诵出马西亚斯自封的所有头衔，则无法升学。有时，教育部长甚至马西亚斯本人会亲自到学校进行思想灌输。结果，在那几年间，赤道几内亚形成了一整代文盲。1972年4月，恩里克·恩沃·奥肯韦国立学院的多名教师与学生被屠杀，原因是校内发现了一幅马西亚斯肖像画——眼睛被挖掉，脖子上套着绳索。巴塔监狱因此被人称为“大学”，因为那里关押了大量的教师与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重要的反对派知识领袖拉斐尔·乌皮尼亚洛。殖民时期的教科书被公开焚烧，国家历史也被篡改并重新编写，以符合政权的宣传口径。那些赴西班牙留学的公费生被剥夺国籍，许多人回国后遭到杀害；而留在西班牙的人因缺乏庇护，陷入贫困、与家人失联，甚至成为无国籍者。此事在1978年西班牙参议院上被公开讨论。马西亚斯迫害知识分子的动机，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的自卑情结——因为他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也可能是因为他将知识分子与1969年的未遂政变联系在一起。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马西亚斯的宣传
马西亚斯·恩圭马的宣传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他当选总统之前；第二阶段则是在他当选之后。在后一个时期，他的宣传更多地依靠实际行动，而不是图像或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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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选总统之前，马西亚斯的名声并不显赫，直到他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成为蒙戈莫的市长。这一职位使他在之后竞选总统时拥有了更大的机会——按照规定，候选人需获得至少占选民名册2%的支持才能参选。后来，马西亚斯再次将自己的名字非洲化，但他也在名字中加上了“弗朗西斯科”，以纪念他当时极为崇敬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短暂的自治时期之后，他在竞选活动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气质——与竞争对手相比，他更懂得如何向民众传达信息、争取人心。马西亚斯以几个关键元素开启了他的总统竞选：首先，他选择公鸡作为竞选标志——象征“以晨鸣宣告新的一天”的意义，代表着“新的几内亚”。这也为他赢得了“公鸡爸爸”（）的绰号；事实上，公鸡后来也成为他独裁统治的象征之一。他的竞选口号是：“与马西亚斯同行——团结、和平与繁荣”。他呼吁几内亚人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并以瑞士作为几内亚未来发展的榜样。赢得选举后，马西亚斯组建了一个包含多派别成员的政府，新的口号变为：“一个人，一支队伍，一个纲领”。至于马西亚斯是否真正代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脑中是否存在一种指导思想，人们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阶段，他确实主张民主，并希望推动国家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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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支持方面，据曼苏埃托·恩西·奥沃诺尔所说，反佛朗哥派律师、马西亚斯的顾问安东尼奥·加西亚-特雷维哈诺为他的竞选活动花费了将近五千万比塞塔。然而，特雷维哈诺本人对此表示：“我为马西亚斯竞选提供的全部资金”，实际上只有五十九万一千比塞塔，用于支付印刷账单。他解释说，这笔钱是在安德烈斯·莫伊塞斯·姆巴·阿达和何塞·恩苏埃向他求助，希望对抗“那些被大肆投入支持佛朗哥派候选人博尼法西奥·翁多和阿塔纳西奥·恩东戈的殖民资金”时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几年里，特雷维哈诺还资助了多项旨在削弱佛朗哥政权的活动，例如1968年在马德里举行的法国记者兼政治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的演讲，以及1969年对巴黎伊比利亚之轮出版社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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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过程中，除了得到赤道几内亚人民理想的支持外，马西亚斯还获得了一些来自竞争阵营内部异议人士的支持。马西亚斯主张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尊重国内各民族（大陆与岛屿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他提倡与西班牙保持良好关系，保证工人有体面的工资，并推动工会运动的发展。在经济方面，马西亚斯承诺为小农、渔民、小商人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并推行原材料价格保护政策，以确保本国资源能在国际市场上稳定销售。马西亚斯的演讲内容围绕民族主义与团结，面向全体民众；而他的对手们往往只关注特定社会群体。正因为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最不亲西班牙的一位，他的胜选在西班牙引起了不安与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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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西亚斯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早已紧张——包括与国民警卫队的冲突，以及大量西班牙侨民撤离赤道几内亚——但对他打击最大的，却是一场针对他的政变阴谋，而这场阴谋的参与者中，竟包括与他一同组建政府的人。自此，赤道几内亚进入了所谓的“恐怖统治”时期。马西亚斯对全国实施严厉镇压，首先表现为全面审查制度。他对任何潜在威胁都极度敏感，甚至要求全国所有信件都必须经由他本人过目——结果是信件越积越多，堆满他的办公桌，最终无人能再收到邮件。审查制度随后发展为彻底的对外封闭：国家进入孤立状态，领空被关闭，西班牙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的航班逐步减少到几乎停飞，虽然名义上仍保持运营。到了某个阶段，任何飞机若未经马西亚斯亲自批准，都不得降落在赤道几内亚。1976年，因马西亚斯专机即将降落时机场跑道灯意外熄灭，几名航空公司飞行员遭到侮辱并被监禁。伊比利亚航空威胁要全面停飞，但最终在西班牙大使馆的劝阻下作罢。马西亚斯本人则要求每次下飞机前，必须铺上红毯，并由人安排好一切隆重的接待礼仪，他才肯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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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起，马西亚斯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赤道几内亚，尤其是西班牙记者。这使得国家进一步陷入封闭。许多游客刚一下飞机就被驱逐出境，只因为他们在航班上阅读了未经政府批准的报纸。马西亚斯声称，外国记者歪曲了国家的形象。与此同时，国内的独立新闻业也被全面取缔。然而，马西亚斯仍密切关注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并在每次举办全国统一劳动党（该党是所有赤道几内亚公民被迫加入的唯一政党）的活动时，都毫不犹豫地作出回应。马西亚斯的演讲被录制下来，以磁带形式在全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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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西亚斯同行、永远跟随马西亚斯的青年”（）是一支由青年组成的准军事组织。由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政府需要为这一群体找到“用途”，于是成立了这一组织。青年团于1969年2月22日，在与西班牙爆发外交危机的背景下，经部长会议决定成立。它是一群没有明确领袖、目标或训练的年轻男女所组成的组织。青年团的主要职能是监控民众——命令他们在指定时间进行所谓的“军事演练”，确保无人敢质疑或超越领袖的权威；同时，他们还被用于执行各种残酷的镇压行动，如拷打、诬告、处决、强奸、抢劫、羞辱和掠夺，且完全不受惩处。他们甚至有权搜查居民住宅，使得私人生活几乎完全消失。在这些搜查过程中，凡是与西班牙殖民时代有关的纪念物都会被摧毁。青年团还发展出强迫卖淫的黑市。在宵禁期间，他们常常醉酒驾驶路虎吉普车四处巡逻。游行时，青年团成员行一种混合了纳粹礼和举拳的姿势。他们被要求监视甚至举报自己的父母。1972年，另一支类似的组织——“人民民兵”成立。这同样是一支准军事组织，由芳族平民志愿者组成，并接受苏联和古巴顾问的指导。与青年团一样，它也享有极高的权力，成员人数一度达到约两千人。马西亚斯之所以建立这些组织，是因为他极度不信任国家武装部队——那支军队与他所厌恶的殖民过去关系密切。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组建的民兵组织反而比军队更具权势。由于部族主义的主导，这些镇压机构的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芳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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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七岁起就必须加入全国统一劳动党，直到死亡才能退出——这就是制度的规定。党组织的活动中，人们要反复背诵口号，例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殖民主义！”“革命万岁！”“领袖、我们的同志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万岁！”等。所有人都被迫举报自己的亲人或熟人，只要他们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一些最狂热的追随者甚至在母亲被指控行为“不当”时，对她们实施强奸。凡是抗议亲属被捕的人，同样会遭到酷刑或被杀害。许多女性为了拯救家人，不得不以性交易换取宽恕；有些甚至被强迫与政府官员结婚。这种集体告密制度在官员之间引发了内斗——他们互相揭发，以争夺更高职位或社会地位，同时也借此解决私人恩怨和家族仇恨。马西亚斯在国家机关内部建立了一整套告密网络。这种制度最终让全国民众彼此疏离、互不信任。面对外界的指责，马西亚斯辩称，是几内亚人自己在互相残杀，借此撇清自己与全国各地监狱中发生的暴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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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马西亚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后来他正式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又把这种思想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结合起来，自称是一个“马克思-希特勒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杂糅了多位领袖的理念：希特勒、毛泽东、伊迪·阿明（曾承诺支持赤道几内亚）、让-贝德尔·博卡萨、佛朗哥（他曾自称是佛朗哥的追随者，常称其为“我的同僚”或“我的同名者”，但后来又称佛朗哥政权是“罪恶的政权”，本人是“杀人凶手和法西斯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金日成，甚至圣雄甘地。马西亚斯同时代表了一种“第三世界主义”立场，并在西班牙反佛朗哥的左翼圈子中塑造了一个“进步领袖”的形象。至于他在政治光谱中的真实位置，至今仍存在分歧。西班牙外交官费尔南多·莫兰·洛佩斯认为他是在模仿佛朗哥主义，而瑞士学者马克斯·林格-古马兹则称他为“非洲法西斯主义者”。与此相对，也有人把马西亚斯的统治称作“由共产政府实施的红色恐怖”。然而，多项研究认为马西亚斯既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根本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他本人曾公开表示：“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些都是欧洲人的理论，而我不是欧洲人，我是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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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希特勒是非洲的救星。他犯过错误，因为他也是人，但他的目标是消灭全世界的殖民主义。——马西亚斯论阿道夫·希特勒
佛朗哥对我说：“我会在你身后支持你。” 唯一真正爱赤道几内亚的人，是佛朗哥将军。——马西亚斯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他实行了极端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主要通过他本人的直接出现和公开活动来维系，甚至夸张到在电话簿中也印有对马西亚斯的致敬语句。由于他的干预，教育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所有基础学科都被取消。上学成了政权灌输思想的主要手段。孩子们必须诵读并背记他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一文——那篇文章充满了他对西班牙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以及对他自己的歌颂。此外，学生还要学习他的传记，而所谓的“革命学说”则必须用芳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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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期，马西亚斯已将西班牙视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此时的西班牙正处在考虑谁将接替佛朗哥的阶段——王室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胡安·卡洛斯·德·波旁因继承权而成为主要候选人。与此同时，马西亚斯已自封为“终身总统”。面对来自西班牙方面的批评，他反过来指责西班牙人及他们对未来国王的推崇。按照他的逻辑，如果胡安·卡洛斯能凭“继承权”登上西班牙王位，那么他又为何不能凭“意志”自封为赤道几内亚的终身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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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亚斯对即将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胡安·卡洛斯毫无好感——他称其为“虚伪的法西斯罪犯、罪恶的佛朗哥将军的私生子和走狗”。他同样辱骂西班牙媒体，以及多名政治人物，包括曼努埃尔·弗拉加、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和费尔南多·马利亚·卡斯蒂利亚，称他们为“一伙杀人罪犯”。他还公开侮辱阿道弗·苏亚雷斯，骂他是“蠢货”。在西班牙进入民主转型后，马西亚斯继续攻击西班牙的政党，称它们是“投机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并指责执政的民主中间联盟是“佛朗哥主义的延续”。他也严厉斥责了过去的“殖民罪犯——前任总督们”，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努涅斯·罗德里格斯。马西亚斯对批评极为敏感，往往把外界的指责视为对他个人的冒犯。每当有针对他本人或国家现状的批评出现时，他都会命令全国民众上街游行示威，以示声援。他反复强调：像西班牙这样受制于美国的国家，又凭什么来批评他？他宣称赤道几内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尤其是苏联——的支配而西班牙却让美国在其主要城市中建立军事基地，这才是真正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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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亚斯始终对西班牙持极端批判态度，指责其在殖民时期“屠杀了数百万人”，并谴责西班牙从事“犯罪活动”，称西班牙人是“杀人犯”。他甚至打算出版一本书，详细列举赤道几内亚在殖民时期的死亡事件——但这些数据经过他本人篡改与夸大。由于马西亚斯的敌对态度，西班牙政府在1971年至1976年间将所有与赤道几内亚有关的信息列为“机密事项”，禁止任何西班牙媒体报道该国的情况。此禁令解除后，马西亚斯要求西班牙外交官“不要再干涉自己”，并禁止媒体发表任何“侮辱他”的言论。据说，当一名西班牙外交部官员将这一决定通知他时，马西亚斯愤怒地喊道：“你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只是因为陛下（指佛朗哥）已经去世了！要是他还活着，你们绝不敢这样！”这句话表明，即便在赤几与西班牙关系最紧张的时期，马西亚斯仍对已故的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怀有某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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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西亚斯的独裁统治时期，居住在赤道几内亚的西班牙侨民长期遭受攻击。任何西班牙人都可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驱逐、罚款、殴打或监禁，甚至被判处强制劳动。马西亚斯还鼓动他的“青年团”袭击殖民者的农场。多起侮辱事件被记录下来：残酷殴打、强迫殖民者只穿内衣劳动、在他们身上放置咬人的蚂蚁，以及青年团成员对西班牙妇女的强暴。连西班牙外交官也遭到暴力示威的骚扰。在那段独裁岁月中，仍留在赤道几内亚的西班牙人只剩下大约三百名。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赤几普通民众其实希望能恢复与西班牙的正常关系。
在一次面向几内亚妇女的演讲中，马西亚斯宣称：“你们必须教你们的孩子憎恨西班牙人。”他推行了针对境内白人人口的排外和种族主义政策，并煽动群众杀害白人、强奸白人妇女：
杀死白人，强奸那些女人，你们有权夺取战利品，凡帮助白人的人处以死刑！我们正与西班牙帝国主义开战！伐木工人是我们的敌人！——马西亚斯通过国家广播发表的言论，1969年2月27日
在西班牙人离开之后，迫害仍在继续，这一次的目标转向居住在该国的葡萄牙移民。当白人居民被完全驱逐或消灭之后，这种政策又被转向了本国的土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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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前宗主国关系敌对，马西亚斯仍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统治形式，并以“西班牙自身也不尊重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为借口，为自己无视法律与人权的行为辩护。在独立后，他保留了许多殖民时期的政治与行政结构。例如，佛朗哥时代的学校课程《国家精神教育》（）直到1975年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赤道几内亚政治教育》（）。此外，全国统一劳动党的女性部门也以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方阵的“妇女部”为蓝本建立。几内亚的国歌和许多革命歌曲直接模仿自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颂歌。在迫害教会之前，马西亚斯甚至延续了西班牙“国家天主教主义”的传统。他还要求人们像对待殖民地总督那样亲吻他的手，而其政府的许多行政机制与殖民时期几乎别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马西亚斯还曾在“国民军起义纪念日”向佛朗哥发去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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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推行反西班牙政策，马西亚斯并未与西班牙断交，两国依然互设大使馆。1969年，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1970年，西班牙代表团为庆祝赤道几内亚独立两周年而到访。1971年5月和1975年3月，西班牙与赤道几内亚又陆续启动新的技术合作协议。直到1977年，因马西亚斯对西班牙政府和胡安·卡洛斯国王发表了极具侮辱性的言论，两国关系才彻底破裂，但航空协助与教育合作仍得以保留，也就是说，仍有部分西班牙教师被派往赤道几内亚。马西亚斯的反西班牙立场，是其政权反殖民情绪的主要来源。
在欧洲范围内，马西亚斯同样与法国关系密切——法国当时在赤道几内亚参与了电气化、公共工程和航空等项目。法国希望能像对待其原殖民地那样，将赤道几内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也是少数几个始终未与赤道几内亚断交的西欧国家之一。马西亚斯对法国十分尊重，认为法国应当成为与赤道几内亚关系最友好的欧洲国家。他还认为，法国和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相对体面，不像西班牙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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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地，马西亚斯在1973年将全国所有宗教人士软禁在家。同时，任何胆敢前往教堂的人都会被处以罚款，而且在受罚时必须当场背诵一句话：“上帝不存在，只有马西亚斯才是真正的上帝。”事实上，1978年，“除了马西亚斯·恩圭马之外别无他神”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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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亚斯的内政部长安赫尔·马西埃曾宣称：“过去你们要有洗礼证书才能进天堂，现在只要有全国统一劳动党党证就行，因为除了党的主席马西亚斯之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在教会谴责其政权的残暴之后，马西亚斯于1978年下令关闭全国所有教堂（这些教堂被改造成可可、咖啡和中国商品的仓库，或全国统一劳动党的集会场所），并驱逐了大部分神职人员，同时宣布实行国家无神论政策——尽管当时95%的国民是天主教徒。马西亚斯禁止使用“耶稣基督”一词，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人们被迫称祂为“一个廉价白人妓女的臭屄所生的私生子”。马西亚斯青年团摧毁了全国天主教堂中的圣像，还在《圣经》上排泄。宗教婚礼与葬礼也被取缔，作为所谓非洲“真实性”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一切之前，马西亚斯就已命令在全国所有教堂悬挂自己的肖像，并强制信众背诵诸如“上帝因马西亚斯而创造了赤道几内亚，没有马西亚斯就没有几内亚”“永远不能没有马西亚斯，一切为了马西亚斯，打倒殖民主义和一切野心家”等信条。早在独立前，马西亚斯就与教会发生过冲突，称其为“殖民主义者”。这引起了巴塔主教拉斐尔·马里亚·恩泽·阿布伊的不满，他驳斥了马西亚斯的言论，并间接称其为“伪政治家”。1970年，该主教被流放。在马西亚斯看来，天主教是殖民者用来麻痹被统治民族的政治工具，其本身不过是一种邪教。他自执政之初就主张政教分离，禁止教会干预国家事务。马西亚斯常在圣诞节或圣体圣血节等宗教节日举行大规模处决。不服从其政策的神职人员被拷打、杀害，甚至被钉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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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参与了谋杀，泄露了忏悔圣事中的秘密，还招募职业打手和雇佣兵来破坏赤道几内亚的和平……他们还向上帝恶意祈祷，诅咒国家独立和它的伟大领袖的胜利，而那场胜利无疑意味着天主教会的惨败。——马西亚斯论教会
1976年3月，马西亚斯·恩圭马签署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7至14岁的几内亚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军事训练”，“任何拒绝交出子女的家长或监护人将被监禁或枪决”。早在1971年，马西亚斯就已强迫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每天用木制步枪进行军事操练。民众还被要求每逢星期六无偿参加公共劳动，如清理街道杂草，这种制度仿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为全国统一劳动党工作”。此外，全国人民也被强制参加马西亚斯主持的公共集会，若拒绝出席，就可能遭到惩罚。许多娱乐场所，包括大部分酒吧，都因此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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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亚斯对周边国家多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对蒙博托·塞塞·塞科，认为他只是西方列强操纵的傀儡。相反，马西亚斯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朝鲜、越南、东德和苏联——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冷战背景下，这些国家的支持在经济援助与合作方面为他提供了极大便利。尽管如此，自1971年以来，赤道几内亚在名义上仍属不结盟国家，并继续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不过，在他被推翻前不久的全国统一劳动党代表大会上，马西亚斯曾试图正式将赤道几内亚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但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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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赤道几内亚派遣了约四百名专家，包括医生、工程师和建筑人员，并提供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及其他物资。这些物资抵达港口后，由当地民众被强迫卸载。中国还为赤道几内亚修建了马西亚斯时期唯一的一条柏油公路、一座水力发电站、一座广播电台，以及位于巴塔和马拉博的两座通信大楼，并协助管理了数个实验农场。毛泽东逝世后，马西亚斯曾公开落泪，称中国人是该国最优秀的外国居民。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场合，赤道几内亚始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华民国（事实上，台湾当局当时曾尝试与马西亚斯接近）。赤道几内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了第2758号决议，即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在马西亚斯统治时期，中国外交官在赤道几内亚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独裁者的特殊保护，并获赐多种特权与便利。
苏联向赤道几内亚提供了武器装备、一架总统专机、车辆以及军事顾问，作为交换，获得了捕鱼权和使用卢巴港的权利。苏联还购买了该国全部的可可产量，并控制了马拉博和巴塔的机场。苏联垄断渔业，是当局禁止民众捕鱼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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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底，赤道几内亚与古巴签署了教育合作协定。随后，古巴的军事顾问抵达该国，为独裁者担任总统卫队的保镖，并负责训练“同行青年团”，作为交换，古巴获得了木材开采特许权。
朝鲜开始向赤道几内亚派遣军事教官，负责训练马西亚斯创建的民兵组织、总统卫队和国民警卫队。与此同时，东德则购买了赤道几内亚的全部咖啡产量。
1976年12月，一架苏联飞机在巴希莱峰坠毁，造成十一人死亡。苏联为取回遗体向赤道几内亚支付了五百万美元。马西亚斯总统以“事故造成损失”为由提出了这笔要求。向外国政府收取高额“赎金”以归还其公民遗体，是马西亚斯政权时期的常见做法。
另一方面，一些在独裁统治下被捕者的子女被送往苏联学校就读。
1977年，马西亚斯进行了东亚访问，先后到访北京、平壤和河内。
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马西亚斯政权是少数同时获得苏联和中国支持的政权之一。
在白人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存在的背景下，马西亚斯支持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黑人多数派事业。作为一名泛非主义者，马西亚斯·恩圭马曾与多位非洲国家元首有过私人接触，包括加蓬的奥马尔·邦戈、刚果（布）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乍得的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喀麦隆的阿赫马杜·阿希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以及中非帝国皇帝让-贝德尔·博卡萨。此外，他还与其他领导人保持密切关系，如塞古·杜尔、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穆阿迈尔·卡扎菲以及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后者去世时，马西亚斯曾公开落泪。他称这些人全都是“我的兄弟”。马西亚斯还支持朝鲜半岛统一、一个中国原则、巴勒斯坦在阿以冲突中的事业，以及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在葡萄牙殖民地战争的背景下）和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参见西撒哈拉战争）。在他看来，撒哈拉问题的根源在于西班牙的殖民政策，同样的殖民遗祸也使赤道几内亚深受其害，因为西班牙在殖民时期乃至撤离时，都让国家陷入贫困和破败：
如果西班牙把我们当作敌人，我们就把它视为头号敌人。西班牙没有在几内亚修建机场，我们生活在赤贫之中，它什么也没做。我的同胞们，我们继承的是一个狗一样的国家。
由于与社会主义阵营结盟，马西亚斯深受这些国家的影响——他在政治话语中加入了革命元素，并提出了“几内亚革命”的概念。与此同时，美国在1976年与赤道几内亚断交（早在1971年的一次外交事件后，两国关系就已恶化，当时马西亚斯指责美国策划推翻他的政变）。此后，他切断了与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并下令焚毁所有西方出版的书籍，以及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图书馆。全国统一劳动党的民兵和青年组织原本只穿衬衫和领带，后来制服改成了类似中国红卫兵的样式。马西亚斯甚至禁止销售面包，只因为他认定面包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具有“灌输思想”的作用。他还以“不属于非洲”为由，禁止使用来自西方的药品，并没收了全国的打字机。西式服装被视为帝国主义象征而遭到取缔。全国学校被强制使用一本名为《反殖民主义政治教育》的教材，该书将马西亚斯塑造成民族英雄，并多次抨击西班牙是殖民强权。这本教材在所有学校都是必修读物。同时，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都必须悬挂马西亚斯的官方肖像。
尽管马西亚斯后来因指责中国在安哥拉内战中实行“帝国主义行为”而与其断交（他同样对“东方的帝国主义”心存戒备），但不久之后，苏联和古巴也相继与他断绝关系——它们意识到，马西亚斯的问题在于被自我崇拜所吞噬，变得极度反复无常。流亡的反对派则指出，马西亚斯的独裁不过是人格主义式的统治，他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只是幌子。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严厉批评他政治立场的模糊与荒诞。局势发展到东德撤回驻赤道几内亚大使馆，中国也开始要求其偿还贷款的地步。
驻赤道几内亚的外国外交官经常遭到政府的骚扰。比如，有一次，政府军以法国大使馆举办新年派对为由闯入大使官邸，逮捕了所有出席的几内亚人。马西亚斯的目的，是让赤道几内亚公民与外交界彻底隔绝，因为他认为外交圈可能引发颠覆活动。这一政策甚至波及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中国和朝鲜外交官，更不用说西班牙、加蓬、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外交人员——在马西亚斯眼中，这些国家都是潜在的敌人。
每当马西亚斯与其他国家元首会面时，他总是执着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设法说服他们。
尽管与赤道几内亚关系紧张，美国对马西亚斯政权总体上采取了冷漠态度，但仍愿意向逃往美国的几内亚难民提供援助。马西亚斯在杰拉尔德·福特就任总统后曾致信祝贺，也曾在一次美国独立日向理查德·尼克松发去问候。无论如何，美国始终密切关注东方集团在赤道几内亚的活动——这一点可从维基解密公开的CIA电报中得到印证。
马西亚斯的确切出生日期无人知晓，但在他自封为“独一无二的奇迹”后，他决定将自己的生日定为1月1日——比任何人都早，象征“第一”。这一天被定为全国强制庆祝的节日，就像3月5日（纪念未遂政变的日子，被称为“胜利日”或仿照佛朗哥时期的“国民军起义日”）以及9月28日（1968年他当选总统的周年纪念日）一样。在3月5日的庆典上，人们常常上演戏剧，重现那次失败的政变。而关于马西亚斯的生日，一些在其独裁统治开始前出版的资料也记载他生于1924年1月1日，因此这种日期设定或许并非完全是宣传虚构。
马西亚斯被塑造成一位“拥有全球追随者的领袖”，他深信自己的演讲能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坚称西班牙惧怕他。曾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宣称自己“随时准备入侵西班牙”。他鼓吹“民族团结”，号召全民同帝国主义和“颠覆分子”作斗争。马西亚斯坚信，西班牙正在有计划地发动一场抹黑赤道几内亚的宣传战，以在西方世界中破坏国家形象。任何一丝不满或批评都可能被视为“颠覆活动”。许多人因此被监禁——例如，仅仅因为批评“运来的中国大米太多”，就被认为是在侮辱总统本人与毛泽东达成进口协议的成就。
几内亚的姓名“非洲化”运动常被混同于“黑人性”思潮，但事实上，这一举措并非源自真正的文化觉醒或泛非主义理想，而是对扎伊尔领导人蒙博托的模仿。马西亚斯起初并不认同蒙博托的路线，但在与西方列强决裂后，他开始把对方视为可效仿的榜样。
马西亚斯强迫全国民众放弃受西方影响的姓名，改回祖先的名字，或仿照他本人那样将原有名字加以“非洲化”改造。同样地，他还更改了全国地理地名：最初废除了西班牙语地名，随后又对已“非洲化”的地名进行再修改，以符合其个人对于民族纯粹性的理想。
总而言之，马西亚斯是一个极其躁动而专断的领袖，他强迫全国人民服从自己的意志。他所建立的青年组织，无疑与毛泽东的“红卫兵”极为相似。同时，他开始将赤道几内亚称为一个由工人（劳动者）组成的自由而革命的共和国，这也充分显示出他深受毛主义及毛泽东本人形象的影响。马西亚斯经常宣称赤道几内亚是“工人掌权的共和国”。然而，许多人也从马西亚斯的统治中获利，尤其是他身边的亲信与家族成员——他们以他的名义行事，借机展开报复与清洗以谋取私利。马西亚斯则通过煽动性演讲与不断的政治宣言，让全国处于持续紧张与恐惧的氛围之中，而他的青年组织则负责压制一切可能的反抗与抗议。
马西亚斯的第一个内阁由以下成员组成：
在1979年的审判期间，无论是法庭、外国媒体，还是公众舆论，都重新以“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来称呼他。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执政的影响
在他执政期间，可以指出以下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马西亚斯对民众的各种禁令并不适用于自己。例如，他的着装仍然是西式的，而且常去海外医院就医，而这些医院在赤道几内亚本可被他视为“帝国主义”的象征。1979年，他被推翻、宫殿被搜查后，人们发现他竟食用面包——这在民众中是被禁止的。他还食用西班牙的葡萄酒、火腿、奶酪和橄榄，而所有西班牙产品对普通民众都是禁品。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马西亚斯一生中与五位女性有过关系。他第一次合法婚姻的对象，是来自贝尼托河省的一位名叫阿达的女子，两人住在蒙戈莫，育有数个孩子。后来，他发现妻子与一名西班牙少年有染，于是与她分开，传说还让她陷入贫困。马西亚斯发现妻子通奸时正喝得醉醺醺的，那名少年叫康拉多·加西亚·苏里塔，当时两人已熟睡。第二天早上，少年醒来，看到马西亚斯在房间里，立刻惊慌逃走。马西亚斯将这起事件称作“一种殖民主义的侮辱”，当时他已是自治政府的副总统，打算将这名少年及其家人监禁后驱逐出境，最终他确实达到了目的。整件事令他产生了强烈的性自卑心理，甚至先后在西班牙和美国接受精神治疗。此后，尤其是在芳人社群中，开始流传马西亚斯是同性恋的传言，这让他极为愤怒。
他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克拉拉·安格·奥萨，是来自米科梅森的芳族女子。两人于1964年在蒙戈莫结婚，育有三名子女。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在与克拉拉婚姻尚存期间，马西亚斯收了一个名叫莫妮卡·宾当·阿永的妾——她是一个金发的穆拉托人，父亲是西班牙殖民者。马西亚斯将克拉拉留在蒙戈莫，自己则与莫妮卡同居于巴塔和圣伊萨贝尔。后来他与莫妮卡正式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弗朗西斯科·帕科（生于1970年）和莫妮卡·莫妮基塔（生于1972年）。同时，马西亚斯还收养了莫妮卡前段关系中的两个孩子：特奥内斯托和玛丽贝尔。莫妮卡·宾当后来成为名义上的第一夫人，并在政治上对马西亚斯产生了重要影响。她陪同丈夫出席了多次正式访问。1971年3月，莫妮卡因为一名路人随意向她打招呼，便让丈夫下令将那人以“无礼”和“对总统夫人不敬”的罪名逮捕。尽管如此，莫妮卡本人也时常遭到马西亚斯的殴打。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在与克拉拉婚姻尚未解除时，马西亚斯还与一位名叫弗里达·克罗内尔的年轻混血女子有染——她有德国血统，职业是护士，两人也育有子女。尚不清楚他是否曾正式与克拉拉离婚，是否与克罗内尔结过婚，还是只是把她当作另一名情妇。然而，据悉马西亚斯下令谋杀了她的丈夫——安全局局长费利佩·佩德罗·埃索诺。除了这起案件外，还有其他确凿记录显示，他曾下令杀害多名男子，这些人都是他所觊觎女性的丈夫或前伴侣，尤其涉及到他的第三任妻子莫妮卡。所有这些指控，马西亚斯在1979年的审判中都一概否认。
马西亚斯生命中的另一位女性是丽塔·弗洛雷斯·梅尔尼孔——她是政治人物、前圣伊萨贝尔市长阿比利奥·巴尔沃亚的遗孀。两人也育有子女。然而，在马西亚斯被推翻后不久，丽塔否认与他有任何情感关系。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马西亚斯的几乎所有女性最终都离开了他，逃离了他的独裁统治。莫妮卡·宾当出逃国外后，马西亚斯将她宣布为“祖国的叛徒”，并下令禁止任何几内亚女性取名为“莫妮卡”。他还命令赤道几内亚中央银行行长达米安·翁多追捕她（最终未能找到），因为他担心莫妮卡会前往瑞士提取他存在那里的资金。克拉拉·安格·奥萨同样离开了马西亚斯，并在1979年政变后不久回到赤道几内亚。有些资料称，莫妮卡·宾当后来曾返回蒙戈莫，与马西亚斯重归于好。
在1979年马西亚斯被推翻前不久，他的一些子女被送往朝鲜，在他的好友金日成的照料下接受教育。莫妮卡·宾当也与他们一同在朝鲜定居。
马西亚斯与另一位女子所生的一个儿子名叫菲利贝托·恩图图穆·恩圭马，他曾任教育部长、赤道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现任赤道几内亚国立大学校长。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马西亚斯拥有多座豪华的总统府，价值数百万美元，其中一座位于他的家乡恩塞加永。1979年政变后，这座宫殿被搜查，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一间堆满各种药品的房间、大量成捆的钞票、数幅马西亚斯的画像，以及停放在院子里的两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马西亚斯酷爱汽车，有一次甚至为了“观赏”而一次性购买了多辆。他的宫殿设计以凡尔赛宫为蓝本。马西亚斯痴迷于建筑与公共工程，对建筑的粉刷与清洁尤为执着。他常常亲自修改建筑师的图纸，并花上数小时监督工人的施工。他甚至打算把自己的家乡恩塞加永在基础设施上改造成“赤道几内亚的凡尔赛”。1972年，在马拉博和巴塔建起了两家豪华酒店，用于接待外交使团。此外还修建了银行、办公楼、教育中心和巴塔国际港口。这些公共工程耗资数百万比塞塔，却几乎从未投入实际使用，对几内亚民众并无真正益处（且常常缺乏运作人员）。尽管如此，马西亚斯依然为这些工程感到自豪，自信它们是对国家的重大贡献，代表了人民的共同利益。1979年3月，他甚至宣布计划创建一家航空公司。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1974年，马西亚斯下令修建一堵围墙，将马拉博市一半的住宅区圈起来，据为己有，以便与普通民众隔绝。为此，所有该区域的居民都被强行驱逐。人们称这一地带为“禁城”，其中坐落着马西亚斯的一座宫殿、大教堂、独立广场以及黑沙滩监狱。围墙上加装了带刺铁丝网，并与高压电缆相连。马西亚斯声称修建这堵墙是出于“安全原因”，其实源于他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此外，该区域还有全副武装的部队和坦克把守。马西亚斯被处决后不久，“禁城”重新对公众开放。1981年，这堵墙——被民众称为“耻辱之墙”——被彻底拆除。修建这堵墙耗资数百万美元，与他为围绕各地宫殿所建的其他围墙一样，代价极其高昂。
出于对希特勒的崇拜，马西亚斯随身携带一本《我的奋斗》，从不离身。他通读这本书达五遍之多，甚至能背诵其中的段落。马西亚斯从纳粹政权中汲取了许多元素，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独裁统治中。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马西亚斯经常吸食bhang（一种加工过的大麻）和鹅花树，这可能是他精神失常的原因之一。他常在凌晨时分吸食这些药物，同时处理政务。据可靠报告，马西亚斯曾有过食人行为，并收藏了一批人类头骨。他按照性别、日期、“肉质鲜美程度”以及头骨被他用手杖击碎时“声音的悦耳程度”对这些头骨进行分类。偶尔，会有政治犯被送到总统府，由马西亚斯亲手杀害并食用。他长期的药物滥用使他逐渐相信自己是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万能巫医”。
在饮食方面，马西亚斯只吃从西班牙进口、由他信任的人烹制的食物。他只喝矿泉水，从不饮酒。
他常常下令用开山刀处决政敌，并把他们的尸体喂给鲨鱼。
在其独裁统治结束时，马西亚斯共积累了406,383,893埃奎勒的财富，相当于13,540万美元。
马西亚斯被普遍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独立前，在1967年的制宪会议期间，一名西班牙医生私下诊断他患有妄想症和分裂型人格障碍倾向。后来，他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又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患者。1970年，马西亚斯再次找上了那位曾在1967年为他做出诊断的西班牙医生接受治疗。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他性情急躁，刻意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但常常陷入情绪失控，显露出心理不稳定。他患有明显的听力障碍，这常导致尴尬的场面，也让与他进行私人会谈变得困难。他天性多疑，戒备心强，思维迟钝。经常对自己的部长和外交官大声斥责，甚至以言语侮辱他们。（……）总统一整天都活在自我主角的戏剧里，他与所有下属之间的距离之大，几乎难以逾越。据悉，在部长会议上，只有副总统敢在技术性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公开讲话中多次表达想要效仿佛朗哥的愿望，几乎在所有演说里都尊崇佛朗哥本人，并表示希望能以“同僚”或“对等者”的身份与其会面。他常自言自语，助手们常撞见他独自比划、喃喃自语，或对着镜子练习演讲。他虽无学识，却有一种原始的语言天赋，对言辞有本能的直觉。他在演讲中时而用芳语，时而用西班牙语，却总能与群众产生共鸣，取得令人惊讶的效果。——拉斐尔·费尔南德斯，《机密几内亚》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拉斐尔·门迪萨瓦尔，曾在马西亚斯执政第一年担任他的技术顾问，形容他“既谨慎又暴躁”“既现实又理想主义”“既有活力又优柔寡断”。马西亚斯常陷入暴力的狂热之中，随后又会出现短暂的清醒和平衡，他的性格极不稳定，反复无常。由于有癫狂倾向，他有时陷入完全的沉默，有时又滔滔不绝。他是个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人（据总统府的卫兵所说，他从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总是把错误推给他人），同时极度多疑，总担心有人要刺杀他或夺取他的权力。据称，他曾记录下二十多次所谓的政变阴谋。依他所说，有些“政变图谋”甚至是在监狱里酝酿的。每逢出访前，马西亚斯都会下令处决几名政治犯，以此威慑反对派不要密谋推翻他。他对自身安全异常执着，身边环绕着一支由155名士兵组成的“禁卫军”。长期担忧被推翻的他，自1975年起停止公开露面，先搬到蒙戈莫，后来又退居故乡恩塞加永。在那里，他常常坐在篝火旁，与家人和村中长者谈论国家政治。在家乡，马西亚斯靠打鱼、狩猎和自给性耕作为生，劳动力则来自被送来的政治犯。他拒绝返回首都马拉博，除非出现极端紧急的情况。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 个人生活
尽管天生擅长操控群众，他在个人层面却性格内向，难以适应社交。据说他常常情绪阴郁、脾气暴躁。人们形容他有严重的夸大妄想（他曾宣称：“我是总统，因此我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伟大”），但与此同时，又有人指出他深受自卑情结困扰。正是这种双重心理——对西班牙的自卑与对其他几内亚人的优越感——很可能孕育了他那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
人们还形容马西亚斯极度多疑。根据前殖民官员、在其政权初期担任秘书的阿道夫·恩里克·米利安的说法，这位独裁者的心智相当幼稚。曾与他共事的人也形容他虚荣、贪恋享乐。他宫殿里的家具全都进口，浴室的水龙头是金制的，还装有空调。马西亚斯甚至要求周边村庄的妇女步行数公里到他的宫殿，用歌声把他唤醒。
马西亚斯那失控的一面，直到他当上总统后才彻底显露出来；在担任自治政府副总统期间，他曾被视为一个健康、朴实、没有恶习、不好女色、而且最重要的是理性的人。
在他疯狂到极点的时候，马西亚斯常常自言自语，甚至会与那些早已被他处决的政敌“共进晚餐”。他甚至会根据自己做的噩梦或夜间的幻象来作出决策。
一些观察者推测，马西亚斯·恩圭马可能是一个心理病态者，这种障碍部分可能源于他童年的心理创伤。他的行为还可能受到其他精神疾病以及周期性使用迷幻植物鹅花树（其效果类似于LSD）和大量大麻的影响。据一些人推测，他也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一点从他的交流方式中可见端倪，因为他的许多演讲前后不连贯。在他的学校时期，老师们就已注意到他精神状态的不稳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968年的选举活动中，当时他的对手察觉到马西亚斯精神状况不佳，将其称为“疯子”，而马西亚斯则为自己辩护，自称是“自由的疯子”。
从生理角度看，马西亚斯患有头痛和持续性偏头痛，同时还存在勃起功能障碍和胃部疾病。有人甚至认为，他的精神衰退可能是由梅毒引起的。据曾为他诊治的古巴医生之一称，在他被推翻时，他正处于该病的晚期阶段。
马西亚斯有疑病症，他的私人医生每天都要为他做血液和尿液检查。由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他对自己的健康异常执着。他曾多次因为政府成员在他身边咳嗽等行为“可能污染了他”而惩罚他们。他常允许官员在身体微恙时休长假，等完全康复后再回来上班。马西亚斯对温度极其敏感，即便在痊愈多年的结核病后，仍持续服用相关药物。口服药物必须在他面前打开，注射药物也必须在他面前准备。他甚至完全取消了出国行程，因为他认为一旦离开国家，任何人都有可能杀害他。他的死亡恐惧症也是其独裁期间多起谋杀的根源，因为他到处都看到“想要杀他”的敌人。他甚至不信任自己的妻子，很少与她们同室而眠。进行官方访问时，他的安保措施极为严密。
他曾两次前往西班牙治疗脑瘤以及其他从未公开的疾病。
他明显的听力障碍在1979年的审判中也成为问题，因为马西亚斯无法听清法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显得相当衰老。
盛于斯
盛于斯（1598年—1640年），初名篯，字铿侯，号此公。安徽南陵人。
万历二十六年（1598）出生。与周亮工至交。晚年贫病交加，双目失明，仍著述不辍。《休庵影语》为其晚景之作，身後由周亮工整理刊行。崇祯十三年卒，终年四十三岁。著有《休庵集》二卷，《休庵影語》二卷，《淚史》，《宮詞》，《毛詩名物考》三十卷，《休庵雜鈔》十卷，《曆法》二卷，《輿地考》十卷，《群書考索》十二卷等。
秃鲁 (南平王)
秃鲁（?—?），又作秃忽鲁。元朝宗室。元定宗贵由的孙子，禾忽的儿子。
1271年，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等毒死，元朝又以秃鲁出镇云南。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与镇守云南的宗王秃鲁确定王府和行省的职权范围：王府可以对行省进行监督，但执行政令的权力归于行省。至元九年（1272年）秃鲁从皇子西平王奥都赤征讨建都蛮，封南平王，赐龟纽银印，赐金、银符各五个，所部有功之人三十五位银钞定，卫士人各三匹马，从者一匹。次年，换为驼纽鋈金银印，命他镇守六盘山。听说其父禾忽归附海都，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举兵反忽必烈。安西王派巩昌总帅汪惟正等西讨，在武川击败秃鲁，擒获了他。
秃鲁 (南平王)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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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史/卷112》，出自柯劭忞《新元史》
卵原細胞
卵原細胞是一個帶有雙倍體的小細胞，存在於女性胎兒的始基濾泡或者某些藻菌生物的雌配子囊中。
卵原細胞 哺乳類的胎兒中的卵原細胞
原生殖細胞會在早期胎兒進行有絲分裂產生大量的卵原細胞。在人體中，卵原細胞大約從四到八週的胚胎開始產生，並在五周至三十週之間表現。
人體卵巢中正常的卵原細胞會呈現球形或卵形，並與相鄰的體細胞及卵母細胞共同存在。在電子顯微鏡下，可以藉由觀察核來區分卵原細胞以及其相鄰的體細胞。卵原細胞的細胞核含有隨機分散的纖維狀和顆粒狀物質，相較之下體細胞的細胞核更加緻密，在顯微鏡下看起來體細胞比卵原細胞的核來的更深色一些。卵原細胞核中有緻密的核仁。正在進行有絲分裂的卵原細胞核中，染色體看起來像是由囊泡或雙層膜包圍的緻密體。
卵原細胞的細胞質與鄰近的體細胞質很類似，都具有很大的圓形粒線體與側嵴。卵原細胞的內質網非常不發達，僅由數個小空泡組成。部分小空泡中內含粒線體，並坐落於高基氏體附近。
退化中的卵原細胞，在顯微鏡下看起來會有些許不同。在這些卵原細胞中，染色體會與細胞核、粒線體、內質網聚集起來形成一團無法區分的物質。退化的卵原細胞會被完整或部分發現在鄰近的體細胞中，顯示吞噬作用]會將退化的卵原細胞清除。
墨西哥壁畫運動
墨西哥壁畫運動（西班牙語：）是1920年代開始推廣的壁畫藝術。為了促使墨西哥人民從墨西哥革命的烽火中重建秩序，這類作品多數皆具有社會教育意義與政治色彩。統領這項藝術的是「壁畫三傑」-迭戈·里韋拉，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與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其運動的時間約為半個世紀、橫跨1920年代至大約1970年代間。在期間內藝術家在墨西哥的公共建築上繪製充滿民族主義、社會與政治色彩的壁畫作品，不只在當地、在部分的美國地區也地掀起了這項持續至今的潮流。墨西哥壁畫藝術亦是美國Chicano文化的靈感來源。
墨西哥壁畫運動 起源與變遷
墨西哥人繪製壁畫的傳統最早可追溯至奥爾梅克文明被西班牙殖民前後這段時間。期間內這些壁畫主要是用來傳播福音與讓基督教的教義深根柢固。而現代充滿社會與政治色彩的墨西哥壁畫則根源於19世紀。
最早在墨西哥壁畫藝術中融入哲學思想的是19世紀中葉的畫家胡安·科爾德羅。從他在古聖德蕾莎教堂裡的繪製拱頂與諸多其他的教堂壁畫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主要的作品以較具有宗教色彩的為居多。但他也曾接受過像加維諾巴雷達這種在國民中等教育預備學校繪製壁畫的民間委託（已在翻修過程中遺失）。
墨西哥壁畫運動 起源與變遷
19世紀後期的墨西哥主要受波费里奥·迪亚斯政權的控制。執政期間內雖然多次贊助聖卡羅斯學院與分派等具有潛力的藝術家們前往海外研修，但此推廣國家文化發展的政測也引來詬病，與是否漠視了本地的文化與人民的疑慮。此時領先挺身而出的是現代墨西哥壁畫家赫拉爾多·穆里略，Dr. Atl，他提昌墨西哥壁畫需要反映墨西哥當地風俗民情，並認為政府的方針與學院裡制式化的教育只會讓模仿歐洲藝術的風氣更加盛行。在獲得共鳴後，他遂與其他早期的壁畫家們聯合向迪亞斯政權施壓，訴求政府能允許他們在公共建築物上繪製跳脫此等拘泥思想的壁畫。他也特別挑選了一系列配色並邀請本地的藝術家使用其進行創作並舉辦了獨立的展覽來推廣本地特色、國家主義。這一系列配色也常出現後期的壁畫作品之中。第一件現代壁畫作品即是由穆里略使用自己在墨西哥革命前研發出來的一種顏料「Atlcolor」創作的一系列裸女圖。他也間接影響到了迪亚斯政權後期善於模仿歐式風格並創造社會與政治批判意涵漫畫的年輕藝術家-何塞•瓜達盧佩•波薩達的做品。
墨西哥壁畫運動 起源與變遷
墨西哥革命本身即是人民階層與政治層級人物反對波费里奥·迪亚斯之政策的高峰期。其中一個重要的反對團體是由安東尼奧·庫羅，阿夆索·雷耶斯和何塞·巴斯孔塞羅斯等高等知識分子所組織的，他們提昌民粹主義的時間與理念剛好與穆里略所興起的社會與政治評論運動重疊並影響了下個世代的壁畫家如迭戈·里韋拉，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與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
反對派的聲音隨著墨西哥革命的進行越顯壯大，並在短短的一年內即推翻了迪亚斯的政權。但接續在這之後的是近乎十載的派系鬥爭。期間內領導政府不斷的隨著一次接著一次的暗殺事件的更迭如弗朗西斯科·馬德羅一世即在1911年擔任第33任墨西哥總統後兩年即被暗殺。為派系鬥爭落下謝幕的是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所規劃的一黨獨大政治體系，並成了後來的革命制度黨（PRI）。革命期間穆里略支持卡倫紮的派系並推廣我們今日所知的「壁畫三傑」里韋拉，奧羅斯科和西凱羅斯的作品。到1921墨西哥革命結束前穆里略也不曾停止創作壁畫與教育下一世代的墨西哥的藝術家與壁畫家。
墨西哥壁畫運動 壁畫運動的推動
1921年墨西哥革命剛結束後，奥夫雷贡任命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擔任公共教育部长一職:134。在那個多數墨西哥人民的識字率普遍性地低落的年代，政府需要一個可以推廣墨西哥革命的核心理想的方法，這時巴斯孔塞羅斯提出了一項由政府出資繪製壁畫的計畫被採用了。他計畫中的壁畫與被西班牙殖民前後這段時間的壁畫性質相似，他們不單單只具有美術價值，而更充滿了社會教育意義與統治階層所推崇的理想。而這些壁畫蘊藏的意義或理想大多是為了光耀墨西哥革命並藉由同時推崇本地人與西班牙人的地位強化全體墨西哥人對這「一個歐印混合的國家」產生認同感。於是政府開始雇用全國最優異的藝術家們來繪製壁畫，甚至將一些已經定居歐洲的墨西哥裔畫家如迭戈·里韋拉召回。最初參與這項計畫的藝術家包括穆里略，拉蒙·阿爾瓦·德拉卡樓與費德里科·坎圖，而領導人物則是里韋拉，奧羅斯科和西凱羅斯三人。雖然他擔任秘書長的期間短暫，但卻為未來墨西哥壁畫運動的發展奠定基石。巴斯孔塞羅的後繼者曾在1921年委託羅伯托·蒙特内格羅使用蛋彩為他繪製壁畫，但不久後就因保養不善而隨時間風化損毀。雖然壁畫家們的作品因其畫風與個人性格而異，但他們都肯定藝術的教育意義，跟其能增進民眾素質的功能，這是由技工、畫家、雕塑家所組成的聯合組織在接受並參與這項計畫前就達成的共識。
墨西哥壁畫運動 壁畫運動的推動
第一項由政府資助的壁畫計畫是要繪製現今舊基督教教學機構-聖方索學院（當時是國民高等預備學校）內共三層樓的內牆，然而這整棟建築物中的壁畫作品主要皆為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一個人獨力完成的。他在作品中描繪了印歐混合的墨西哥，革命過程的辛酸血淚與革命後一同重建家國的理想;費爾南多·萊亞爾則在1922年後繪製了《查爾馬的舞者》"Los danzantes de Chalma" 面對這面壁畫的是由受萊亞爾之邀請的約翰·夏洛特所繪製的《被征服的特諾奇提特蘭城》"La conquista de Tenochtitlán"。
接續在國民高等預備學校之後的壁畫計畫有國家宮內、藝術宮內、查平戈大學、墨西哥醫學學院、公共教育部等多數建築物內的牆面繪製。
墨西哥壁畫運動 壁畫運動的推動
隨著墨西哥從一個文盲率偏高的未開發國家至一工業化國家的蛻變過程，這項運動呼應般地在1920年代至1950年代達到巔峰。縱使現在看來墨西哥的壁畫已嚴然成為了墨西哥的代表特色，這項藝術也曾成一度引發爭議，特別是那些充滿社會主義又被繪製在具有幾百年年歲的殖民建築物上的作品，更是成了眾矢之的。革命後期墨西哥藝術之所以興起的根本原因來自人們普遍認為藝術需要融入生活之中，使大家都能容易接觸到的觀念，更重要的是藝術不能是為少數富有的收藏家所能占有的，在這一點上藝術家與政府雙方也達成了共識。墨西哥革命這場社會動亂的背景與相對較富有的中產階層人口流失剛好滿足了能使這種藝術的盛行的最佳條件。藝術家與政府所取得的共識也包括讓藝術家對自己創作的內容能擁有完全的自由，這也為壁畫在這之後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增添新元素的空間。除了原本重建家國、提升墨西哥人對於自己本土意識與身分的認同的思想之外許多包括「壁畫三傑」在內的壁畫家常常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馬克思主義，像是工人階級受到的壓迫而掙扎的題材就常常被拿來當作題材。
墨西哥壁畫運動 延伸閱讀
Wechsler, James. "Beyond the Border: The Mexican Mural Movement's Reception 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Luis Martín Lozano, ed. Mexican Modern Art: 1900-1930. Ottawa: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1999.
移剌眾家奴
移刺众家奴（?—?），又作移剌中哥。金朝末年大臣。姓移剌（耶律）氏。
金宣宗时，移刺众家奴积战功，官至河间路招抚使，遥授开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赐姓完颜氏（完颜众家奴）。兴定四年（1220年），金宣宗二月封九名地方豪強公爵，並稱「九公」，他受封河间公，辖四州七县：献州、蠡州、安州、深州等州及河间府、肃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兴定六年（1222年），所部州县皆失守於蒙古帝国，移屯高阳公张甫信安县境。与张甫合兵收复部分故地，取河间府及安、蠡、献三州，迁金紫光禄大夫。元光二年（1223年），与张甫各当一面，保全了镇安（信安）城池，重赏募人，以海船通辽东。
移剌眾家奴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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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卷118》，出自脱脱《遼史》
约鲁巴人
约鲁巴人（約魯巴語：，又作優魯巴人）是西非主要民族之一，大部分分布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萨赫勒草原与热带雨林地带。约鲁巴人与东南部的伊博人和北部的豪萨人為尼日利亚的三大主要民族。大多數約魯巴人說約魯巴語，是尼日尔-刚果语系中最多的母語人士。。尼日利亚中部的古代诺克文化繁盛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后200年，约鲁巴人可能继承了诺克文化的科技和文化遗产。伊费王国、奥约王国是中世纪约鲁巴人的主要政治中心。约鲁巴人以其青铜器著称，其工艺水准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5世纪下半期开始，葡萄牙人开始探索西非沿海一带，并与当地土著民族进行贸易往来。为了在奴隶贸易中获取最大利润，奥约王国与丰人的达荷美王国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达荷美国王阿加达统治期间，达荷美成为奥约的附属国，但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19世纪，随着富拉尼帝国在西非的扩张，部分约鲁巴人向南迁徙，几内亚湾沿岸的热带雨林以及采采蝇的肆虐阻挡了富拉尼骑兵前进的步伐。
约鲁巴人 民族分布、人口與語言
約魯巴人主要分布於西非，大約東經2-5度，自西南沿岸至北緯8度，占據了奈及利亞西南部大部分的地區，以及多哥、貝寧、迦納與獅子山共和國。
約魯巴人大多居住於奈及利亞，與伊博人、豪薩人並列為奈及利亞三大民族，分別在西、東、北區佔有主導地位，加起來的人口數超過非洲最多人口的國家的一半。1952年，約魯巴人口為5,248,340人。1990年代初估計在奈及利亞說約魯巴語的人口有2000萬，2008年增長為2800萬，為奈及利亞人口的21%。
約魯巴人的母語為約魯巴語，屬於尼日-剛果語系，使用拉丁字母拼寫，並以英語或法語作為第二語言。
约鲁巴人 地理環境
約魯巴人的主要居住地帶包含薩赫爾草原與熱帶雨林地區。薩赫爾為乾旱、半乾旱的低高原，地形單調，多為有刺灌木與草本植木的生長地，降雨量稀少且變率大，年降雨量自南至北遞減為600毫米至200毫米。
約魯巴人一般生活在終年高溫多雨、水利豐沛的熱帶雨林氣候區，與氣候炎熱、乾濕季分明的熱帶莽原氣候區。
约鲁巴人 歷史沿革
約魯巴的文化起源於一位名叫奧杜杜瓦神話人物。根據傳說，他是一個軍隊的領袖，可能是從麥加或蘇丹而來。他統一了許多國家的人民，建立了具有系統的憲法君主制。
截至公元前七世紀，居住在約魯巴地區的非洲人民儘管擁有共同的種族和語言，但他們最初並非被稱作約魯巴人。到公元八世紀，一個強大的約魯巴帝國興起於奈及利亞西南部的城市伊費，成為西非古文明的重要中心之一，是十一世紀以來奈及利亞南部的主要文化力量。
約魯巴人是非洲最都市化的人民之一，在英國殖民統治之前的幾個世紀，約魯巴人已經居住在周圍強大的城邦以及組織結構良好的城市中心內。
在古代，這些城市大部分都是堡壘、高牆和大門。考古學研究結果發現，ioy-Ilé或Katunga是Oyo約魯巴帝國的首都（在公元11至19世紀之間），人口超過10萬人，是當時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長久以來，伊巴丹是約魯巴主要城市之一，是整個撒哈拉以南最大的城市。目前，拉各斯（約魯巴語：Èkó）也是另一個主要的約魯巴城市，人口超過二千萬，也仍然是非洲最大的城市。
约鲁巴人 歷史沿革
歷史上，大多數的約魯巴國家由奧巴斯（或具有不同個人頭銜的皇家主權國家）和由奧列洛斯組成的理事會控制，公認的皇家、皇室，甚至特殊血統的領導人會通過一系列的方式加入對王國的統治公會和宗教組織。不同的國家在王權和酋長委員會之間所擁有權力的比例不同。有些人，如Oyo，為強大的專制君主，幾乎完全治理國家，而在其他國家，如Ibubu，參議院更具影響力，被稱為Ijebuland的Awujale，王室較受限制。
約魯巴人的定居處通常為主要的一個或多個社會群體，也稱為“世代”：
约鲁巴人 社會、家庭與婚姻
氏族是構成約魯巴社會的基本單位，內部成員依年齡、性別或成就而有所分級，但從外部角度來看成員皆是平等的。約魯巴屬於父系社會，與氏族內的所有成員皆有親屬關係，即便實際上不清楚真正的血緣關係，但他們相信有歷史久遠的共同祖先。在家譜關係中，兒子屬於父親的氏族，而女兒屬於她丈夫的氏族。在約魯巴家庭中，妻子和子女的地位通常比丈夫自己的直系親屬來得重要。
在一夫多妻的約魯巴家庭中，妻子和子女有著自己的房間並共享著財物。隨著年齡的增長，財產權顯得更為重要，孩子們時常因此吵架而不和。當父親過世後，除了沒有孩子的妻子只能獲得名義上的份額，妻子的長子以她所有孩子的名義繼承財產，長子有掌管遺產的權利，但同時也顧及其他人的經濟生活。
约鲁巴人 社會、家庭與婚姻
婚姻對約魯巴人而言是維持一段關係的工具，將妻子留在丈夫的房子，確保妻子不會和其他男人產生情愫，而婚姻也是保證丈夫不會虐待妻子的契約，因為在法律證明且雙方離婚後，丈夫不會獲得多少錢財。傳統上，女孩在五歲時通常會約定婚約，更早的在出生前就被許配給父親的密友，在二十歲左右時，少女會出嫁，除非男方的父親非常富裕，否則無法提早領走妻子。丈夫與第一任的妻子通常差十到十五歲，而與之後的幾個妻子歲數差異也會增加。
約魯巴人擁有目前世界最高的雙卵率，平均每一千個新生兒就有45-50對雙胞胎（90-100個雙胞胎嬰兒），
研究顯示可能是因為婦女攝取含有天然植物雌激素的特定山藥，刺激卵巢。雙胞胎對於約魯巴來說非常重要，他們通常會給每個雙胞胎取特別的名字。 第一位出生的雙胞胎傳統上命名為Taiyewo或Tayewo，意思是“第一個到世界的”或“從屬於第二位雙胞胎”，通常簡稱為塔伊沃、泰業或塔耶。Kehinde則是後來出生的雙胞胎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