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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罗马军队 军阶，薪酬以及福利
士兵唯一的可支配收入来自捐献金donativa，即皇帝定期发放的现金红利，因为这些红利是以从未贬值的金币solidi或者纯银的方式进行发放。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每5年定期发放5枚苏勒德斯。同时当奥古斯都即位之时，士兵们会被一次性再发放5枚苏勒德斯以及一磅纯银（一磅纯银可以换算成4枚苏勒德斯，根据推算士兵一次性可以获得等同9枚苏勒德斯当量的奖金。帝国西部从284年到395年经历了12位奥古斯都，每个平均任期都有9年，这些士兵的捐献金平均下来为每年1枚苏勒德斯金币。故士兵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至少有2个苏勒德斯。当然同时期也可能不仅会有来自新即位的奥古斯都的奖金，还会有来自新继位的凯撒的奖金。而2枚苏勒德斯的年收入相比于元首制的二世纪时期而言，只有可怜的四分之一（二世纪时期的士兵年收入换算成苏勒德斯大约在8枚左右）。同时帝国后期士兵们退役后的各类补偿（其中包括土地补偿）也远逊于过去，仅为元首制时期的十分之一。
尽管与元首制时期有差距，Jones和Elton认为与大多数新兵的农民家庭不得不忍受的温饱水平的艰难现实相比，4世纪的薪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兵役显然不受欢迎。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阶，薪酬以及福利
然而，在等级更高的部队中，薪酬会更有吸引力。薪酬金字塔的顶端是御林军的士兵们。再接着是中央军Palatini，然而是野战军Comitatenses，而边防军Limitanei则位居最后。关于各等级之间的薪资差异的史料很少，但它们是相当大的，这可以从一个例子中看出：一个扈从军军团的书记官（军中的军需官）就比准野战军的军需官的工资高了50%。
旧建制军团级军官（罗马军团、骑兵大队和步兵大队）在元首制时期保持不变，其中包括了百夫长和十夫长。然而在改革后的新建制中，（例如布旗队、辅助步兵团之类），已有史料证实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军阶，似乎是仿照地方当局官僚的头衔而设立的。众人对这些军衔知之甚少，以至于无法确定地将其与传统军衔等同起来。维盖提乌斯声称两百夫长ducenarius，顾名思义，指挥200人。如果是这样的话，4世纪的百夫长可能仍相当于旧式部队中的百夫长。如下是当前最准确的薪金等级表：
注：军阶仅针对于薪金的高低，与在军队中的职能并不完全相关
该表显示，4世纪兵团高级军官得到的的薪资差额远小于2世纪的同行，在4世纪高级的行政系统官员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阶，薪酬以及福利
上表显示了持有委任状（sacra epistula，字面意庄严之信）的军阶，而委任状会由皇帝在专门的仪式上亲自颁发给被委任者。
4世纪的一项重大创新是预备役军团，其中包括预备役军团的高级军官。按理预备役军团长本应是历经百战的老兵所担任，但从军队外招收军方相关年轻人（往往是高级军官家族子弟）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预备役军官组成的团体既可以培训军官，也可以提供为大元帅或皇帝执行特殊任务的参谋人才。隶属于皇帝的预备役军官被称作宫内侍卫官，分成四个教导团并由侍卫保民官指挥。军中效力数年之后，他们会被皇帝授予委任状，并被安排指挥一个军团。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阶，薪酬以及福利
军团指挥官可以被称为三种头衔中的任意一个：tribunus（对应扈从军军团或者边区的大队），praefectus（通常是边防军的军团）或者praepositus（指挥边防步兵队和蛮盟佣兵）。然而tribunus被通俗地用来表示任何军团的指挥官。虽然大多数tribuni是从预备役军官团体中进行任命，但也有少数人，同样主要是以高级现役军官的子弟为主，他们直接空降到军团内成为麾下士兵的长官。军团指挥官的地位因其部队的等级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最高端，御林军的指挥官会被授予伙友comes的荣衔，，这种做法在公元400年后成为标准流程。
comitiva，亦称御用伙友，是君士坦丁一世为表彰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员，特别是皇帝的随从设立的荣衔。它与已有的元老院和骑士的荣衔有部分重叠，因为它可以授予前两者集团其中之一的成员（当然也可以授予这两者之外的外人）。伙友可以分为三级，由于过度授予，只有第一等级的伙友（comes primi ordinis，直译为第一等级的伙友，只授予元老院成员），在450年以后还保留着价值。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头衔是依职权授予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荣誉性头衔。
晚期罗马军队 军阶，薪酬以及福利
在军方，comes primi ordinis的头衔会授予那些资深军事保民官。比如说（1）宫内侍卫官的头领侍卫保民官，这个头衔在350年的时候被称为comes domesticorum;（2）御林军的保民官：在公元400年后御林军指挥官也常被授予这个头衔（3）同时指挥两个扈从军军团的长官（指常常成对出动的军团，例如朱庇特军团和赫拉克勒军团）；（4）一些为皇帝和元帅效劳但没有军团指挥权的护民官（tribuni vacantes）。但是，以上这些官员在等级上终究和指挥管区小型扈从军的野战军司令不同，后者可以指挥管区的小规模的扈从军，而不仅仅是一到两个军团。
由数个军团组成的大兵团的指挥官，依照实力大小，称为：边区都督、野战军司令和大元帅。这些军官的军衔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将军和元帅。
边区都督（少数会称为司令），负责指挥边境省份的军队以及边区河道内的船队。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边区都督向所属管区的代理官汇报工作。360年之后，都督则对当地驻扎的扈从军指挥官，例如大元帅或野战军司令负责。不过，他们有权直接向皇帝报告，这个可以从皇帝敕令中可以看得出来。少量的边防军长官也被称为司令，比如驻扎在不列颠沿海的comes litoris Saxonici（萨克森海岸边防军司令）。
野战军司令一般指挥一个较小规模的管区扈从军（规模通常在10000人左右）。在百官志成书时期，野战军司令通常出现在帝国西部，因为西部的扈从军被分割成数个小型野战军。而在东部就只有两位野战军司令，负责指挥埃及和伊苏利亚的军队，但这些人只指挥边防军的军团。这是因为他们在百官志成书时期，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工作（当然之后他们则对东方野战军元帅负责了）。管区的野战军司令还负责指挥管区内的边防都督。
大元帅统领着大规模的管区扈从军（规模通常在20000-30000兵员之间）。与西部的野战军司令一样，东部的大元帅们也能够指挥其管区下所有的边防都督。
常备军大元帅是中央扈从军的总指挥（规模通常在20000-30000兵员之间）。和西部的两军大元帅，骑兵统帅和步兵统帅同等级。
从中基层升到兵团指挥官的比例已不得而知，不过多半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多数人在被授予一个军团的指挥权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相反的是，直接被皇帝委任的预备役军官和军事保民官把持了上升的渠道，因为他们常常是年轻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晋升为军方高层的速度可以很快。例如狄奥多西，28岁便做了边区都督。而且晋升也可以适当略过一些军阶，比如说御林军的长官享有直接接触皇帝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成为大元帅：比如说出身蛮族的阿吉洛 在360年直接从御林军的军事保民官直接越过边区都督的阶段，直接晋升成为大元帅。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四世纪的步兵装备与他们二世纪的前辈们基本相同：金属盔甲、金属头盔、盾牌和剑。但是从三世纪开始这些装备逐渐开始变化,比如说衣物比起过去的要更为暖和；军团内的罗马环片甲、罗马短剑、罗马重标枪和其余军团时期独特的制式武器也退出舞台；步兵采用了早期骑兵使用的装备；对于具装甲胄骑兵也开始大规模使用。.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一至二世纪时期，罗马士兵身上多穿着单层的短袖丘尼卡，脚上则穿着带鞋钉的罗马凉鞋Caligae。这种裸露胳膊和腿的装束是在地中海气候下演变而来的，不适合天气寒冷的北欧。在北欧，从1世纪开始，长袖外衣、长裤（bracae）、袜子（穿在caligae内）和系带靴是冬季常见的服装。这类保暖的装备在三世纪时期被大规模普及，连地中海地区的士兵都仿效。然而，很可能在温暖的天气里，长裤被取消，而穿的是caligae，而不是袜子和靴子。罗马后期的衣物经常藻饰华丽，男女老少会在他们的丘尼卡或者袍子绣上或者缠着编织或者刺绣的条纹，比如说骨螺紫染色的丝带clavi，同心圆的图案，以及带有各类图案的圆标orbiculi，或者方标tabulae。这些附饰通常会有几何图案或者植物状的花纹，有些也会是人或动物的形象。士兵们的服饰相对会比较独特，尽管非军事官僚似乎也有佩戴，他们会戴一种圆形无边帽，名为潘诺尼亚帽（pileus pannonicus）。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一至二世纪时期的罗马军团士兵多穿着罗马环片甲，即层叠条状盔甲，（罗马锁子甲）以及（鳞甲）。对现代仿制的这三类盔甲进行测试后发现，绝大多数直接的近战挥砍攻击和投掷物的攻击都无法击穿罗马环片甲，但它唯一一点的劣势便在于它穿着极不舒服，穿着它的人没几个小时就发现身上各处都是擦伤，疼痛无比，更不用说生产盔甲成本高昂，保养困难。在3世纪，环片甲似乎已经停止使用，从史料描述来看部队多穿着锁子甲或者鳞甲。
4世纪90年代或30年低，维盖提乌斯声称士兵不再穿盔甲：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从罗马城的建立，直到格拉提安皇帝开始统治之时，步兵们都穿戴胸甲和头盔。但是疏忽和懒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军纪松弛，士兵们认为盔甲过重，之后便很少穿戴它们。他们先要求皇帝让他们免穿胸甲，之后又要求不再穿戴头盔。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军队遇到哥特人的箭雨便被无情地压制住了。即使屡屡失败，士兵们仍不愿面对现实重拾盔甲，以致无数境内的大城市毁于哥特人的火海。毫无防备的军人们暴露在敌人的刀锋下，他们与其死战到底，不如说更愿意逃之夭夭。一个没有盔甲或头盔，无法同时拿着弓和盾的弓箭手；或身体赤裸，没法同时拿着盾牌和军旗的布旗手，我们又能从这些士兵中期待出什么结果呢？步兵觉得盔甲甚至头盔的重量是无法忍受的。这是因为他们很少运动，也很少戴上它们的缘故。
关于维盖提乌斯的放弃盔甲的说法有可能是他对资料中提到的370年代哥特战争期间罗马士兵不穿盔甲以更开阔的阵型作战的误读。有史料表明，罗马士兵包括步兵继续穿戴盔甲的情况非常普遍。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当时的艺术作品显示，大多数帝国后期的罗马士兵都穿着金属盔甲。在百官志的记述中提及在四世纪末格拉提安统治时期，帝国境内有军队的军工厂fabricae负责为士兵们制造锁子甲，作为士兵的工资的代偿物。五世纪初梵蒂冈维吉尔的手抄本之中和阿卡狄乌斯之柱上都有描绘身着盔甲的士兵们。事实上大量的锁子甲和少量的鳞甲在特里尔被发掘出来，同样地，在魏勒拉图尔，也出土了同时期的盔甲。军官和一些士兵可能穿戴肌肉甲，下面还附有装饰性的皮条流苏。元首制时期穿着环片甲的士兵对手臂和臀部以下没有任何保护，与此相反的是，一些晚期罗马士兵的图画和雕塑作品显示，锁子甲和鳞甲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这些盔甲拥有全臂长的袖子，且它们的长度足以保护大腿。
至于甲胄冲击骑兵和具装冲击骑兵，从少数的古典绘画像，以及阿米安努斯对这些部队的描述来看，他们可能穿着特殊的铠甲。他们的四肢被由弯曲和重叠的金属片组成的层状盔甲保护着：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Laminarum circuli tenues apti corporis flexibus ambiebant per omnia membra diducti"这些薄薄的环状铁板,贴合着身体曲线,完全覆盖他们的四肢。
在Boews Moor遗址,发掘出了类似的叠层盔甲,考证为四世纪末时期,符合当时的历史。
一般来说，罗马骑兵头盔比步兵头盔对头的两侧和后部有更强的保护，其形式是更宽的护颊和更深的护颈。步兵由于战斗时阵型紧凑，在这些部位不易受到伤害。在三世纪时期，步兵头盔开始采用比元首制时期骑兵更好的头盔。护颊通常可以在下巴上扣在一起以保护脸部，覆盖了耳朵之后为了保证士兵的听觉保留了一条缝隙。比如辅助步兵的“Auxiliary E”型或它的Niederbieber变种。骑兵头盔变得更加封闭，如“Heddernheim”型，接近中世纪的十字军头盔，但代价是大大降低了骑兵的视觉和听觉。
晚期罗马军队 装备
在3世纪末，罗马头盔的设计出现了彻底的突破。过去以凯尔特人的设计为基础的罗马头盔，最终被从萨珊帝国士兵头盔的设计所衍生出的新式罗马头盔所取代。这个新型头盔的特点是通过一道中脊将数块头盔组件拼在一起，由是被称为脊盔。它们又分为“Intercisa”型和“Berkasovo”型两个子型“Intercisa”型设计的是由两片式的碗型的半盔组成，它使脸部不受遮挡，在小护颊和半盔之间的连接处有耳孔，用以保证穿戴人听觉不受影响。它的制造比较简单和便宜，因此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类型，但在结构上比较薄弱，因此提供的保护效果较差。“Berkasovo”是一种相对坚固的保护型脊盔。这种类型的头盔通常有4至6块头盔组件组成（以及其特征性的中脊），一块护鼻，铆接入头盔组件内的护眉片以及大块的护颊片。比较独特的是在英格兰的Burgh Castle发掘出的头盔，采用的是Berkasovo式样的设计，却拥有带耳孔的护颊片。链甲的护面或者露眼的金属面具常用于重骑兵的头盔，尤其是甲胄骑兵或具装骑兵。
虽说头盔本身的造价相当便宜，但很多遗留下来的晚期罗马头盔的文物，其中包括了Intercisa式样的头盔，都有银制装饰的痕迹，或者表层镀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现存的头盔的所有者都是军官，表层镀银或镀金彰显他们的等级；如果上面附有宝石，那就说明其所有者身居高位。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表面镀银的头盔多是由野战军的士兵佩戴的，以作为对他们的报酬及奖赏。罗马法律表明，所有这种结构的头盔都应该有特定数量的金或银镀在外表。
在三世纪时期，经典的军团用的矩形凸面盾牌罗马盾逐渐退出了舞台。所有部队都采用了宽大的、通常是盘状的卵形（有时是圆形） 盾牌。这些盾牌尽管形状不同，但仍被称为Scuta或者Clipei。从Dura Europos和Nydam发现的文物来看，是垂直的木板结构，并胶合在一起，内外大多用漆皮面。生皮在干燥时收缩，提高了结构上的强度
罗马短剑是一种460 mm/18 inches长的近身格斗戳刺用剑，是元首制时期步兵（包括罗马军团和辅助军团）的标准装备，也在3世纪被逐步淘汰。步兵们逐渐采用罗马长剑，长760 mm/30 in，在之前数个世纪仅被骑兵使用。此外，维盖提乌斯提到过还有一件叫做半长剑semispatha的武器。同时，步兵也开始使用名为hasta的一种刺矛以取代罗马短剑作为主要的近战武器。这些趋势意味着古典晚期的罗马军队更加强调与敌人进行“一臂间距”的作战。没有考古学或艺术学材料证明罗马匕首Pugio这个在三世纪被证实使用的装备在四世纪仍然存在，不过在4世纪的墓葬中发掘出了与军用腰带配件相配合的单刃短刀。
除了刺矛Hasta之外，一个古典晚期的罗马步兵还可能会携带投掷矛spiculum，类似于angon，是罗马重标枪pilum的其中一种。也可能携带短标枪，比如verruta或者lanceae。晚期的罗马步兵也会携带6根铅头做的，叫做plumbata的短投掷镖（Plumbum意为铅），有效射程约30米（98英尺），要远比长标枪的投掷射程要长。这些飞镖通常被夹在盾牌后面或装在箭筒里。因此古典晚期的步兵相比元首制时期只能携带两根重标枪pilum的步兵而言可以携带更多的投掷物。多米纳特时期的罗马弓箭手继续使用复合弓作为他们的主武器。复合弓小巧、简洁、威力巨大，既适合弓骑兵也适合弓箭手。该时期的少数弓箭手已装备了弩manuballistae作为他们的武器。
晚期罗马军队 补给设施
除了对波斯人以外，古典晚期帝国军队对其他敌人的最大优势便是高度精密的组织以保证军人能全副武装，以及在作战时获得充分的补给。和罗马人的敌人一样，古典晚期的帝国军队在敌人的土地上作战时也会因粮于敌。但这在罗马的领土上这么做显然是不可取的，在冬季，或在丰收前的春季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帝国复杂的补给组织使军队能够全天候或者在被敌人实行过焦土政策过的地区作战。
军队的补给责任由所在地区的近卫司政官负责，他控制着一个体系的众多民政机构（包括了管区的代理官以及行省的督查官）以他的名义收集、储存，然后直接输送补给到部队驻扎地或者他们预计要驻扎的驻防工事。正因为补给的数量巨大，运输的计划需要事先进行长期精密的计算，以备于进行对外的大规模作战。帝国后期军团的规模缩水至1000人上下，不过他们每天仍要消耗2.3吨粮食当量的补给。因此，25000人规模的帝国的中央军如果要应对三个月时长的对外作战的话，需要大概5000吨粮食当量的补给（这其中还要包括马匹以及驮畜的饲料）。
晚期罗马军队 补给设施
这样庞大的货物会尽可能用船运，通过海路和/或河路运输，只有最短的距离才使用陆路运输。这是因为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要经济得多（今天依然如此，虽然差别较小）。
晚期罗马军队 补给设施
罗马公共邮政负责的陆上运输通常是用罗马式马车（angariae）来进行运输，这种车子的最大载重量是1500磅，即680公斤，由两对公牛提供动力。这一时期罗马大多数货船的有效载重量在10000-20000摩底（70–140吨）之间，不过许多供应罗马的粮食货船要大得多，最高可达350吨，少数巨无霸货船可以装载1200吨，比如说吕西安的著作中记载着在公元180年雅典停留的伊西斯号。因此，一艘中位数为100吨的船只，配备20人的船员，可以装载与150辆马车相同的货物（后者则需要150个车夫和600头牛，加上前者的报酬和牲畜的饲料）。如果风向有利，商船的航行速度比牛车通常3 km/h（2 mph）的速度快三倍，而牛每天最多只能运输5小时。因此，货船每天可以轻松达到100 km（62 mi）的里程，而牛车15 km（9 mi）却只能走15km。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多数这种运力的货船只靠橫帆（它们没有桨）推进。通常它们只能在有风的情况下前进，如果无风的情况下要在港口呆上许多天等风刮来。（然而，较小的沿海和河道货船被称为罗马快船actuariae可以使用划桨的方式行驶，相比于在地中海驶行的货轮而言他们更具有灵活性。）海上运输在冬季也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完全中断（因为暴风雨天气使运输太危险即使是在其余的八个月，水上的沉船事故依然普遍如常。尽管如此，现存的运价显示，通过海路运输一批谷物从叙利亚到卢西塔尼亚（即整个地中海的周长再加一段距离--约5,000 km）也要比短的多的路程的陆上运输要便宜。
晚期罗马军队 补给设施
在河流上，罗马快船actuariae全年几乎都可以使用，除非在河流结冰或暴雨或融雪后的高水位时期，此时河流非常危险不可出动。罗马帝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设立为边界的原因相比于防御需求而言更多在于物流的便利性。这些河流沿岸军用港口星罗棋布，而保护运输船的责任则肩负在内河都督麾下的帝国海军fluvial flotillas上。百官志上并没有写到有关于莱茵河船队的记录，这也许是当时高卢边境沦陷的关系，但却提到了四支多瑙河的船队classes Histricae以及另外八支在多瑙河支流活动的船队。每支船队都有一名对所在地的都督负责的罗马海军提督率领。多瑙河上的每个多瑙河沿岸省份的都督都至少处置一个船队，在潘诺尼亚都督的名下，有三位提督长官听命于他。
在4世纪，武器和装备的生产高度集中（而且可能是标准化的），百官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国营的兵工厂，即fabricae。不知道这些工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但在戴克里先时代肯定存在。至少在2世纪的时候，有证据表明军团驻地，甚至更小型的辅助兵团驻地内就有不同规模由士兵们自营的兵工厂负责提供装备。而元首制时期，无论是文学还是考古学上，还没有证据表明有军队基地外的民营兵工厂存在的痕迹（考古学家们也没有发掘出帝国后期的兵工厂，不过也不能排除它们的存在）。帝国后期的兵工厂一般设立在边境督区及其下属省份，有些既生产武器和盔甲（例如总装工厂fabrica scutaria et armorum），有些则生产其中一样。另一些则专门生产以下一种或多种产品：fabrica spatharia（铸剑）、lanciaria（铸矛）、arcuaria（铸弓）、sagittaria（铸箭）、loricaria（铸一般铠甲）、clibanaria（具装骑兵甲）以及ballistaria（投射器）。
晚期罗马军队 驻防工事
与一二世纪相比，三四世纪时期拥有更多的堡垒，也拥有更庞大的防御工事。罗马后期的防御工事（无论是后来的新建的还是过去翻新的）相比过去的而言，都具有强得多的防御能力。而且相比于元首制只在边境地区修建堡垒的做法不同的是，罗马后期在全国各地都修建堡垒，甚至包括了罗马及东部的新都君士坦丁堡。
晚期罗马军队 驻防工事
根据Luttwak的说法，一二世纪的罗马堡垒，无论是罗马军团的营地castra legionaria（不准确地译为军团堡垒） 还是辅助军团的堡垒，这些建筑物都只是为了防止袭击的住宅型基地。典型的基地都呈现扑克型的长方形，外墙很薄且狭长低矮，水沟很浅，大门也不坚固。而这些基地设施的存在意义不是为了防止敌人入侵，而是为了划定地盘，防止小股敌人的侵入。这种观点过于极端，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种堡垒，甚至是基于行军营设计（沟渠、土城墙和木栅栏）的较初级的早期类型，都能提供相当程度的保护。比如说69-70年的巴达维人之乱中，5000人规模的第十五初创军团在克桑滕的驻地Castra Vetera遭遇了规模远超于己的巴达维人和由基维利斯率领的辅助军团叛军的围攻，尽管后者布置了约8000名罗马人训练过的装备精良的辅助军队同时动用了攻城器械。而罗马人最终却因饥饿而被迫投降，献出要塞。
然而，后来的堡垒无疑是按照比2世纪高得多的防御规格建造的，包括以下特点：
晚期罗马军队 驻防工事
相比于新建堡垒，帝国中央更倾向于将旧有的营地升级成堡垒。因此，早期堡垒周围常见的两条平行沟渠可以通过挖掘它们之间的地面而连接起来。同时还增加了射击塔。城门要么用凸出的塔楼重建，要么通过建造一个大型的矩形堡垒将其封死。城墙的厚度在旧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以加强城墙的强度。升级后的堡垒一般比新建的大得多。新堡垒的面积很少超过一公顷，通常是为了填补旧堡垒和城镇之间的空隙而设置的。然而并不是所有四世纪的堡垒都经过了对过去旧营地的升级。不列颠地区的堡垒例如哈德良长城附近的堡垒，历时经久，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罗马晚期防御工事的主要特征明显预示着中世纪城堡的诞生。但我们不能因此过度夸大罗马后期的防御工事的防御能力。比如说罗马后期的要塞并不总是位于可以进行布防的地点，例如山顶上。而且这些堡垒并不具有独立的后勤设施，不过守军驻军可以依靠内部补给生存多年（堡垒内拥有水井之类的地下储水池和大规模的粮仓）。它们仍然是部队的基地，以便在战场上与敌军作战。
然而，防御能力较强的堡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蛮族入侵的时候，因为蛮族们通常缺乏攻城设备以攻击要塞，所以这些建筑物可以作为不堪重负的地方部队的临时避难所，以便于他们在此处等待救援。而这些堡垒内部可以储存的补给品能让士兵们留存数周，并为后援部队提供补给。这些堡垒还可以作为基地，防守者可以从这些堡垒出击，打击孤立的蛮族部队并和友军进行配合。
问题是，为何从四世纪开始罗马的军队需要如此强防御功能的堡垒，而二世纪的部队不需要呢？ Luttwak认为，可防御的堡垒是4世纪纵深防御“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二世纪的“以攻代守”战略是不需要这些堡垒的。但一些学者对这种“战略”的存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因为罗马军队后期的许多做法都仍是前进式防御的特征。另一种解释是，以攻代守的防御政策仍然有效，但整体效果不如以前，而且蛮族的袭扰更频繁地渗透到帝国中去了。（见下文的战略)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Edward Luttwak1976出版的的《罗马帝国大战略》重新提出了特奥多尔·蒙森的假说，即3世纪和4世纪初，帝国的防御战略从元首制的“前进式防御”（或“阻断式防御”）转变为“纵深防御”。根据Luttwak的说法，元首制时期的部队在蛮族人即将形成大规模入侵的队伍之前就消灭这股威胁。帝国通过动员边界区的罗马军团和辅助军团，并在边境外建立和驻扎战略要地来实现的。因此，应对威胁的回应便将是向蛮族领土进行钳形攻势：来自边境基地的大量步兵和骑兵部队将立即越界进入蛮族土地，拦截已经纠结在一起的敌军。
Luttwak认为，前进式防御的机制总是容易受到异常庞大的蛮族部队的影响，因为罗马军队在巨大的边界上分布得太过稀疏，无法应对这种威胁。而且在边界后部没有任何预备队的情况下，一旦该地区的军团被击破，入境的蛮族部队将无人阻挡，他们会在其他边境守备的增援部队成功拦截之前肆意深入帝国的腹地。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Luttwak认为，纵深防御的核心是接受罗马边境省份本身将成为打击蛮族威胁的主要作战区，而不是边境对面的野蛮人土地。在这个策略下，边防军不会试图击退大规模的入侵。相反，他们会退入坚固的据点，等待野战军的到来阻击入侵者。边防军相比元首制时期的边防军团而言实力会弱许多，但其规模和质量的减少w将通过建立更强大的防御工事来弥补，以保护他们自己。
但是Luttwak的论述的正确性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尤其是研究东罗马军队的领军人物B. Isaac，他对此种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Isaac认为，帝国没有情报能力或集中的军事规划来维持一个大战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帝国并不存在近代政府所拥有的种参谋部。无论出于何种情况，Isaac认为，帝国对防御本身根本不感兴趣：即使是四世纪而言，帝国的部队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或者军事姿态上均具有高度的侵略性。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此外，缺乏实质性的考古学或文学材料来支持纵深防御理论。J.C. Mann 指出，无论是在百官志还是在考古学文档中，都没有证据表明莱茵河或多瑙河沿岸的部队驻扎在边境腹地。相反，几乎所有被确认为4世纪在多瑙河流经地区所建造或占领的堡垒都非常靠近多瑙河，甚至都到了多瑙河的对岸，与2世纪的分布惊人地相似。
另一个所谓的“纵深防御”的支持依据便是驻扎在帝国内境的中央常备扈从军。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央扈从军的作用是作为最后的战略储备，可以拦截如3世纪末一样，成功深入帝国的大规模蛮族部队。然而，中央常备军是在312年由君士坦丁一世所创建，而之前并无同等先例。更何况，在这之前的40年里，帝国也并未遇到蛮族入侵成功的案例。另外Luttwak自己也承认，它们距离边境太远，在拦截蛮族入侵方面没有太大的价值。他们到达相应的战区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虽然常备扈从军常被认为是机动野战军，但在这里，“不机动”会是更准确的描述。因此，现代主流观点认为，中央常备军的存在意义，与其说作为抵抗外敌的核心战备力量，不如说是以此威慑潜在的篡权者，并提供强大的战力以便皇帝调遣并打击他的敌人。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Luttwak对于罗马军队的分析在君士坦丁统治末期，即管区的野战军建立的时间点上终止。与中央扈从军不同的是，野战军分置在帝国境内的各个战区，离各自的边境足够近。但他们的驻扎地可能与2世纪的军团所在地差别不大，他们显然是在城市内过冬，而不是在专门建造的军团基地内过冬。比如说帝国东西政府都存在的伊利里亚野战军都在西尔米乌姆过冬，那里自二世纪时期开始就是罗马军队在伊利里亚的主要军事据点。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此外帝国保留了元首制时期前进式防御政策的核心特征：与居住在帝国边境的部落签订互助条约的制度。罗马人将承诺保护盟友不受邻国的攻击。作为回报，盟友将承诺不掠夺帝国领土，并防止邻近部落也这样做。虽然盟友在官方上被称为纳贡者tributarii（即必须向罗马缴纳现金或实物的贡品的附庸），但实际上，盟友的忠诚往往是通过罗马的礼物或定期补贴来保证的。这种做法适用于帝国境内所有的蛮族部落。罗马人在四世纪继续协助附属部落来进行自我防卫。比如说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帝国军队在多瑙河北岸100–250 km处，修建了总长度约1,500 km（932 mi）长的边境长城，例如位于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境的魔鬼坝以及罗马尼亚境内的君士坦丁长城，由本地以及罗马军队的混合军驻守。这道防线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在蒂萨河和瓦拉几亚平原的萨尔马提亚和达契亚人部落，以防北方哥特人的侵袭。这就形成了一个从阿昆库姆（现布达佩斯）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三角洲的外多瑙河缓冲区，这显然与帝国欲将多瑙河边境省份设为缓冲区的命题相矛盾。毕竟伊利里亚出身的军方高层以及皇帝们并不乐见生养自己的省份沦为对敌的交战区。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4世纪期间所有的罗马皇帝们继续在帝国边界以外进行大规模的频繁进攻行动。这些与Luttwak 所描述的元首制早期的前进式防御政策的钳形攻势惊人地类似。比如说，375年瓦伦提尼安一世对夸迪人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远征。尤利安在356–360期间以及瓦伦提尼安一世在368–374年期间 进行了几次横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迫使当地部落屈服，并接受罗马帝国作为他们的宗主国。
因此，古典晚期罗马军队的防御态度包含了许多元首制时期军队的做法，使得一个疑问被提出，即纵深防御是否在现实中被认作一种战略来考虑或实施。但在学术界，关于纵深防御的辩论仍然十分活跃。
一个传统的论点是，骑兵在4世纪军队中的重要性比2世纪时要大得多。根据这种观点，骑兵在总兵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并从步兵手中接过了主要的战术作用。其地位也比2世纪时高得多。同时，步兵在作战中的效率和价值下降，使骑兵成为有效的武装。事实上，没有很好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有很多证据反对这种观点。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关于罗马军队内的骑兵数目，在二世纪元首制时期的部队，帝国境内军队总数在385000人左右，其中大概有80000人是骑兵，占了大概21%。至于帝国后期，军队内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编制是骑兵，但是骑兵占军队的比例仍较低，因为军队内骑兵编制的平均人数相比步兵编制要少。例如在扈从军中，布旗队的建制人数是军团的一半。总的来说，现有的材料表明，骑兵的比例与2世纪时基本相同。例如：478年，38000人规模的扈从军中包括了8000名骑兵（21%）。而357年在高卢的13000-15000人规模的扈从军，骑兵有3000人，占比20–23%。
因此，4世纪的大部分战役和前几个世纪一样，主要是步兵的交锋，骑兵起辅助作用。最主要的特例出现在帝国东部边境，由于波斯人依靠骑兵作为主战力，所以在这片地区的骑兵战术地位相对突出。这使得罗马人不得不加强自己的骑兵队伍，重点增加了甲胄骑兵的数量。
所谓骑兵在4世纪的地位较高的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观点本身低估了骑兵在2世纪的重要性。从元首制时期开始，帝国的骑兵地位始终就高于步兵：在图密善统治时期（81–96在位），辅助军团的骑兵就比同军团内的步兵的薪水高20-40%。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4世纪的骑兵是比步兵更有效率的兵种，这种观点当然不被阿米安努斯和他的同时代人认同。阿米安努斯描述了由于罗马骑兵的无能或怯懦而实际或几乎失败的三次重大战役：（1）357年的斯特拉斯堡战役，包括具装骑兵在内所有骑兵都被阿勒曼尼骑兵击败，从而导致罗马步兵的右翼受到日耳曼人的夹击。而骑兵们逃到步兵后方之后，尤利安制止了他们的溃退，重整了他们让他们重返战场。（这些具装骑兵的士兵们战后被惩处，皇帝让他们穿上女装示众）。（2）363年的远征波斯期间，两个骑兵团的骑兵因为受到波斯人奇袭而溃逃（其中一支骑兵团的士兵被施以十一抽杀律，另一支部队则要下马作战）。而之后，特尔提亚奇骑兵团Tertiaci因为在步兵即将突破波斯战线的时候逃离战场，尤利安惩罚他们与军营后勤人员随行。（3）378年的亚德里安堡战役中，罗马骑兵对这场灾难性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当瓦伦斯试图与哥特人停战的时候，御林军不听指挥擅自对哥特人发起了攻击；攻击失败了，当哥特骑兵出现时，罗马骑兵逃跑了，罗马步兵左翼暴露了。哥特骑兵随即击溃了罗马左翼；哥特骑兵于是从罗马军队的左翼发起主攻，导致罗马军崩溃，战事彻底以失败告终。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相比之下，在阿米安努斯的著作中，包括了扈从军和边防军，都有着多次上佳的表现。在波斯人359年围攻阿米达城的时候，尽管城池陷落，阿米安努斯仍目击到并证实了当地边防军对抗敌军的老练顽强。而在357年的斯特拉斯堡战役，步兵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技巧、纪律和韧性，并在两个关键的节点力挽狂澜（详细细节可以参考斯特拉斯堡战役）。即使是378年在亚德里安堡灾难性的惨败，罗马步兵与抛弃他们的骑兵不一样，他们在被三面包围的情况下，仍然在战场上与数倍于己的哥特人死战到底。
帝国后期的盔甲和武器与古典时期大体保持一致，而他们的战术也同样萧规曹随。系统性的侦查、行军队形、战斗阵列、营地布防、攻城器械技术这些关键的要素都被完整地沿袭了下来。本节研究晚期战术中与元首制时期不一样的方面。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有一点与元首时期的巨大差异在于，帝国后期的军队理论与实践皆旨在避免与敌军进行公开的战斗。而元首制时期的做法则是尽可能频繁和迅速地与敌军短兵相接。而晚期的帝国军队这样做的动机并非是作战能力的衰退，他们在绝大多数与蛮族的作战中都取得了胜利。相反，首要的考虑似乎是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与敌军的苦战都会有大量野战军兵员的损失，而这些部队又不容易找到等同的替补部队。这反过来又支持了这样的假设，即帝国晚期的军队在招募足够的兵员，尤其是高质量的新兵方面比元首制时期更为困难。后期的帝国军队通常都会进行相对隐蔽或者讲究战术的作战：伏击、突袭、骚扰、迷惑，诸如此类。使得敌军敌军进入难以获得补给且无法逃脱的区域（比如通过封锁山口或者河道），再将敌军一网打尽。
晚期罗马军队 战略与战术
但是，如果帝国军队身处无法避免战斗的地方，他们会遵循传统做法，重步兵形成一根主中轴线，狭长且逐层排列。弓骑兵和轻装投石手将居于步兵前方，骑兵则居于侧翼，重骑兵在内侧而轻骑兵则在外侧，而一般弓箭手则在步兵阵线的后方。同样还会有兵力不等的预备队步兵与骑兵会被部署在主阵线后方以针对战线被突破的情况发生或者发掘战机。在军队后方差不多一英里距离通常会有一个布防过的营地，里面会有随军行李以及杂务人员，还会有一小股部队看守。它可以在军队投入战斗的时候成为军人溃逃时的避难处。罗马军队通常不会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在野外过夜，他们会在营地外挖一道沟渠，使用杂物垒成外墙，并安上削尖的木头，交叉起来作为栅栏，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这种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能有效地防止突袭，使部队能够睡个好觉。
晚期军队似乎在战场上的战术方面有所发展。在早期的元首制时期，步兵大规模依赖铅头标枪pilum，他们在投掷出标枪后冲锋，这招有效的让蛮族部队瓦解或者混乱。在这之后，军团步兵根据训练时的要求使用罗马短剑进行极具进攻性的近身白刃战，刺穿敌军的腹部，快速地推进战线，与近代的刺刀训练如出一辙。在近身战中罗马人的盔甲为士兵们带来极大的近战优势，正因为如此罗马人在对战训练装备皆不出色的蛮族部队时，这一战术常常轻易让敌方溃败。在步兵阵线前方的弓骑兵和投石手会在步兵短接交战前事先将弓箭与掷石射向蛮族军队，然后迅速向步兵后方撤退，和已经在那里的弓箭手一起，射出箭雨与投掷物掠过己方士兵的头顶击向敌军。骑兵在各翼的任务是分散敌方的骑兵，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抄敌方步兵主力，从侧翼和后方攻击他们。
而后期帝国军队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了新的战术，弓箭手和骑兵的做法趋同，但是步兵的战术已不再那么激进。他们已不再主动冲锋，相反他们会等待敌军主动冲过来。在战场上，罗马步兵将形成紧密的阵型，(2–2.5 m long）的刺矛代替了只有0.5米（1英尺8英寸）长的短剑，成为了全新的近战兵器。攻击范围更远的刺矛，与椭圆或圆形盾牌的结合，令长矛从重叠的盾牌之间形成的'V'形缝隙中伸出，使得与盾牌相互交错形成“盾墙”的战斗阵列成为可能。同样帝国后期的部队也在投掷物上从过去只能单次击发的铅头标枪Pilum变成了可以使用更久的标枪以及罗马飞镖。
这种作战方式符合减少军队内部人员的伤亡的目的，而斯特拉斯堡战役证明了其成效。这场战役主要是一场消耗性的战斗，持续施压于阿勒曼人以及同谋的蛮族，使得他们最后溃败。虽说战斗漫长而且艰苦，但是罗马人的伤亡相比于对面阿勒曼人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晚期罗马军队 蛮族化理论
蛮族化理论，最早来自于爱德华·吉本18世纪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个理论内部包含有两个命题：（1） 其一是帝国后期蛮族兵员的人口基数远多于元首制军队；以及（2） 招募的蛮族数量过多，导致军队的战斗能力大打折扣，是西罗马帝国崩溃的主导因素。如上所述，命题（1）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应该记住帝国晚期军队的新兵中可能有四分之三左右仍是罗马人，故本节将讨论命题（2）。
根据吉本的观点，帝国后期的蛮族兵员基本都来自传统的罗马敌对部落，他们对罗马的忠诚度并不是很高，经常背叛旧主，勾结入侵的敌方部落（尤以出身部落为甚）。同时蛮族兵员带来的文化以及习俗遍布军中，使得军队内部武事废弛，罗马人与蛮族的摩擦也屡屡发生，由是军队内部也并非一心。直到最后，军队堕落有如雇佣军一般无力保护帝国。
晚期罗马军队 蛮族化理论
根据历史学家A.D. Lee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当然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这种观点。首先，后期军队显然不是，也没有变得衰弱。直到五世纪中期西帝国从政治上解体之前，帝国军队仍然是一支极为强大的正规军，并且在与蛮族军队的大部分重大交锋中继续取得胜利。比如说405年的佛罗伦萨围攻战，斯提里科成功击败了拉达盖苏斯的大军。更不需说东帝国，同样比例（甚至更多）的蛮族兵员，却并没有因此走向西帝国同样的命运。在分析过罗马军官种族来源的时候发现，350-399年期间，23%的军官出身自蛮族；449-76时期的军官几乎都已是归属帝国东部的了（因为帝国西部解体，军队亦不复存在），军官出身自蛮族的比例为31%。在百官志中，相比于西部25个的军团编制而言，东部有55个军团编制来自于蛮族的名字。
晚期罗马军队 蛮族化理论
根据A.H.M.Jones的说法，古典时期的日耳曼的种群间认同根本不存在，即使是日耳曼部落之间也时常互相交战。即使法兰克人和阿勒曼人的部落联盟内部的组成部落也互有世仇，导致大量的部落内小团体不得不投靠罗马人，定居在帝国境内并成为归化民Dediticii，并试图以军户的身份在帝国定居以逃避隔壁部落的压力。而所谓的背叛也仅仅出现于罗马人与这群人所出身的部落作战的情况。即使是阿米安努斯本人也从未将蛮族出身的部队定性为不可靠的部队。相反他在书中认为蛮族士兵与罗马士兵一样忠诚奋战。
军队高度重视蛮族出身的军人的一个迹象是，蛮族兵员会被优先征募进帝国后期军队的精锐部队，在帝国中央辅助军团内部，蛮族兵员的比例大概在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而在军队整体中则占四分之一）。而从三世纪后期开始，对蛮族的招募成为了帝国军队存续的关键，因为他们提供了帝国急需的优质兵员。
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认为，帝国西部地区的沦陷，与其归咎于帝国军队的蛮族化，更应该是源自于帝国内部无休无止的内战，因为此严重削弱了其击退或击败境外势力的能力，比如说罗马东部政府在383-432年期间，就没有帝国西部政府那么多的内战。
晚期罗马军队 引用出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2: Rome from the Late Republic to the Late Empire, ed. P. Sabin, H. van Wees and L.M. Whit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521-85779-6
Rance, Philip, "Campidoctores, vicarii vel tribuni: the senior regimental officers in the late Roman army and the rise of the campidoctor" in A.S. Lewin and P. Pellegrini (ed.), The Late Roman Army in the Near East from Diocletian to the Arab Conquest ([BAR Int. Ser. 1717] Oxford 2007) 395-409
尚比西國家公園
尚比西國家公園（英語：）又稱尚比西河國家公園，是位於辛巴威尚比西河維多利亞瀑布上游的國家公園，於1979年自維多利亞瀑布國家公園分離後設立，面積為56,000公頃（140,000英畝）。國家公園被一條通往尚比亞卡宗古拉的公路一分為二，將其分成河流及Chamabonda Vlei（弗萊湖）兩側。尚比西國家公園的大部分地區屬於尚比亞地區和黑猩猩林地，而其南部的小部分區域為尚比亞紅蘇木林地的一部分。
尚比西國家公園 野生動物
尚比西國家公園是多種大型哺乳動物的家園，包括非洲象、獅子、非洲水牛和豹等。除此類較具代表性的動物外，亦有成群的黑馬羚、伊蘭羚羊、平原斑馬、南方長頸鹿、扭角林羚、水羚和高角羚等棲息於園內。此外，國家公園內也可見多種小型哺乳動物。
國家公園內已記錄到約400種鳥類，包括橫斑漁鴞、非洲剪嘴鷗、晨鶯、地中海隼、巨鷺、非洲鰭趾鷈、烏燕鴴和長趾麥雞等被認為是園內的特色鳥類。除鳥類和陸生動物外，園內還有約75種魚類，其中包括著名的虎魚。
尚比西國家公園 交通
前往尚比西國家公園最簡單的方式是經由尚比西河野外道路（Zambezi River Game Drive），透過尚比西河岸的道路網自正門進入，並有一條25公里長、起點為維多利亞瀑布市以南5公里、緊鄰維多利亞瀑布通往布拉瓦約主要道路的Chamabonda野外道路（Chamabondo Game Drive），可通往國家公園南部的荒野。
阿道夫·威廉 (薩克森-艾森納赫)
阿道夫·威廉（德語：，1632年5月15日—1668年11月21日），第一任薩克森-艾森納赫公爵，1662年至1668年在位。
阿道夫·威廉 (薩克森-艾森納赫) 家庭
1663年，阿道夫·威廉與不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親王奧古斯特二世的女兒瑪麗·伊莉莎白結婚，兩人共有兩個兒子：
博扎達·揚科維奇
博扎達·揚科維奇是一名塞爾維亞將軍，於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指揮第3集團軍，參與了庫曼諾沃戰役等多場主要戰役。
博扎達·揚科維奇 生平
揚科維奇畢業於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畢業後，揚科維奇成為一名軍方工程師，並參與了1876年的塞爾維亞－土耳其戰爭和1885年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爭。1902年，揚科維奇被任命為了塞爾維亞國防部長，並在任內成立了塞爾維亞民族自衛組織。揚科維奇原定於1912年退休，然而，在其退休後不久，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揚科維奇被臨時任命為第三集團軍指揮官，參與了庫曼諾沃戰役等多場戰役。
隨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揚科維奇被任命為黑山高級司令部參謀長，直到1915年6月才正式退休。1920年7月7日，揚科維奇於黑山新海爾采格逝世，終年70歲。科索沃的埃萊茲漢曾易名為「Đeneral Janković」（揚科維奇將軍）來紀念其 。
其兒子米洛伊科·揚科維奇後成為南斯拉夫王國的將軍。
类型类
在计算机科学中，类型类（type class），是支持特设多态的类型系统构造。这是通过向参数多态类型的类型变量增加约束完成的。这种约束典型的涉及到一个类型类T和一个类型变量a，并意味着a所能实例化的类型，其成员必须支持关联于T的重载运算。
类型类首先在Haskell中实现，当时Philip Wadler和Stephen Blott提出它，作为对Standard ML的eqtype的扩展，并且最初构想为以本原方式实现重载算术及等式算符的一种途径。
对比于Standard ML的“eqtypes”，在Haskell中通过使用类型类重载等式算符，不要求编译器前端或底层类型系统的广泛修改。
自从它们创立之后，已经发现了类型类的很多其他应用。
类型类 概述
定义类型类需要通过规定一组函数或约束名字，它们分别具有同在的类型，它们对属于这个类的所有类型都必须存在。在Haskell中，类型可以被参数化，意图包含允许等式的类型一个类型类Eq，可以如下这样声明：
这里的a是类型类Eq的一个实例，并且a定义的函数签名，针对了2个函数（等式和不等式函数），它们每个都接受2个类型a的实际参数并返回一个布尔值。这个声明可以读作：“类型a属于类型类Eq，如果在其上定义了有适当类型的，叫做(==)、(/=)的的函数。”
编程者可以使任何类型t成为给定类型类C 的成员，通过使用“实例声明” 为特定类型t实现所有的C方法。如果编程者定义一个新的记录数据类型Foo，可以接着使这个新类型成为Eq的实例，通过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提供在类型Foo的值之上的等式函数和不等式函数，例如：
类型类 概述
编程者可以接着如下这样定义函数elem，它确定一个元素是否在一个列表之中：
函数elem的类型a -> [a] -> Bool具有上下文Eq a，将参数多态函数的类型变量a可包括的类型，约束为属于Eq类型类的那些类型。Haskell中的 => 可表示“类型类继承”或“类型约束”。函数elem可应用于属于Eg类型类的任何类型的元素和这个类型的列表二者之上。
注意类型类不同于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中的类。特别是，Eq不是一个类型：没有类型Eq的值这种东西。类型变量a有种类（kind），在最新的GHC发行中叫做Type。意味着Eq的种类是：
类型类 高种类多态
类型类不但接受种类Type的类型变量，它可以接受任何种类的类型变量。这些有更高种类的类型类有时叫做构造子类，这里的构造子指称的是类型构造子比如Maybe，而非数据构造子比如Just。例如单子类Monad：
m应用到一个类型变量上的事实，指出了它有着种类Type -> Type，就是说它接受一个类型并返回一个类型，因而Monad的种类是：
类型类 多参数类型类
类型类允许多个类型参数，因此类型类可以被看作在类型上的关系。例如，在GHC标准库中，类IArray表达一个通用不可变数组接口。在这个类中，类型约束IArray a e意味着a是一个数组类型，它包含类型e的元素。例如，在多态上的这种限制被用来实现开箱数组类型。
类型类 函数依赖
在Haskell中，类型类已经被精制为允许编程者声明在类型参数之间的函数依赖，这个概念受到关系数据库理论中的函数依赖的启发。就是说，编程者可以断言对类型参数的某个子集的给定指派，唯一性的确定余下的类型参数。例如，承载一个类型s的状态参数的，一个一般性的单子m，满足类型类约束Monad.State s m。在这个约束中，有函数依赖m -> s。这意味着对于类型类Monad.State的一个给定单子m，从m能访问到的状态类型是被唯一性确定的。这会辅助编译器进行类型推论，还能辅助编程者进行类型导向编程。
Simon Peyton-Jones因其复杂性而反对在Haskell中介入函数依赖。
类型类 运算符重载的其他方式
在Standard ML中，“等式类型”的机制粗略的对应于Haskell的内建类型类Eq，但是所有等式算符都自动的由编译器导出。编程者的过程控制局限于，指定在一个结构中哪些类型成员是等式类型，和在多态类型中哪些类型变量涉及等式类型。
SML和OCaml的模块和函子可以扮演类似于Haskell的类型类的角色，原则区别在于类型推论的角色，它使得类型类适合于特设多态。OCaml的面向对象子集是某种程度上与类型类有可比性的另一种方式。
类型类 有关概念
用于重载数据的一个类似概念（实现于GHC中）是类型家族。
在Clean中的类型类与Haskell相似，但是有稍微不同的语法。
Rust支持trait，这是具有一致性的有限形式的类型类。
Mercury有类型类，却不完全同于Haskell。
在Scala中，类型类是编程惯例，可以用现存语言特征比如隐式参数来实现，本身不是独立的语言特征。由于它们在Scala中的这种实现方式，在有歧义的情况下，有可能显式的指定哪种类型类实例用作在代码中特定位置上的类型。但是，这不必然有益处，因为有歧义的类型类实例是易于出错的。
证明辅助Coq在新近版本也支持类型类。不像在平常编程语言中那样，在Coq中，在类型类定义内陈述的任何类型类定律（比如单子定律），在使用它们之前，必须对每个类型类实例进行数学证明。
羅斯坦 (波斯神話)
羅斯坦（Rostam）是波斯史詩『王書』中登場的英雄，蛇王查哈克的玄孫。
羅斯坦 (波斯神話) 概要
在《列王紀》中，羅斯坦和他的前任都是錫斯坦（今伊朗和阿富汗）的馬爾茲班人。羅斯坦最出名的是他與另一位伊朗傳奇英雄埃斯凡迪耶（Esfandiyār）的悲慘戰鬥。
體格如同巨象，『王書』中經常將他比喻為獅子。700年的生涯中，為守護伊朗，經常和多蘭或妖怪作戰。度過七個難關，是其偉業之一人。
羅斯坦一直被視為伊朗最強大的聖騎士，他出現的故事氛圍讓人強烈聯想到帕提亞帝國。他在戰鬥中騎著傳奇種馬 Rakhsh，穿著名為 Babr-e Bayan的特殊服裝。
羅斯坦妻子為薩曼甘王國公主塔赫米娜（Tahmineh）。
多蘿西亞·蘇珊 (普法爾茨-錫門)
多蘿西亞·蘇珊（德語：，1544年11月15日—1592年4月8日），薩克森-威瑪公爵夫人，普法爾茨選侯腓特烈三世的女兒。
多蘿西亞·蘇珊 (普法爾茨-錫門) 家庭
1560年，多蘿西亞·蘇珊與薩克森的約翰·威廉結婚，兩人共有2子2女：
郑州市域铁路K2线
郑州市域铁路K2线是位於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鄭州市和开封市的一條規劃中的都市軌道交通快線。
K2线工程新建103.4km，起于登封少林站，止于郑开城际铁路贾鲁河站，在贾鲁河站与郑开城际铁路接轨，其中地下线长约31.4km，高架线长约71km，过渡段长约1km；设站18座，其中地下站11座，高架站7座。贾鲁河站以东利用既有郑开城际铁路。
約翰·菲利普 (薩克森-阿爾滕堡)
約翰·菲利普（德語：，1597年1月25日—1639年4月1日），第一任薩克森-阿爾滕堡公爵，1603年至1639年在位。
約翰·菲利普 (薩克森-阿爾滕堡) 家庭
1618年，約翰·菲利普和不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的伊莉莎白結婚，兩人的獨女伊莉莎白·索菲亞於隔年出生。
諾福克島建立日
諾福克島建立日（英語：）是諾福克島的年度公眾假期，紀念第一批英國人在1788年3月6日來到島上生活。
諾福克島建立日 背景
因為美國獨立之後拒絕再收容英國的罪犯，所以英國需要尋找新的殖民地流放罪犯，英國當時就指派了皇家海軍上尉亞瑟．菲臘 (Arthur Phillip) 帶領由11艘船隻組成的第一艦隊去新南威爾士建立新的殖民地。
當第一艦隊抵達新南威爾士之後，上尉菲利普便指示中尉菲利普．吉德利．金 (Philip Gidley King) 帶同一小隊人將諾福克島變成殖民地，之後他們就在1788年3月6日到達沒人的諾福克島。
諾福克島建立日 慶祝活動
每年的建立日，當地居民都會齊集在金斯敦的海灘，重演當年英國人登陸的情況。他們會穿上古裝服飾扮演英國水手們和撐船。
基督至尊君王司鐸團
基督至尊君王司鐸團（拉丁語：，常以英文字首縮寫簡稱為ICKSP）是一個天主教傳統主義的使徒生活團，以及一個與教宗完全共融的非修會信徒團體，致力於榮耀天主和為天主教會神職人員和靈魂服務的聖化。
基督至尊君王司鐸團 成立
基督至尊君王司鐸團由Gilles Wach蒙席及Philippe Mora神父於1990年9月1日在非洲加彭共和國成立，1991年該團體於意大利薩萊諾省里奇利亞諾 (Gricigliano) 成立神學院，2008年10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通過宗座諭令“Saeculorum Rex”授予基督至尊君王司鐸團直屬宗座的司法地位。
基督至尊君王司鐸團 規模
現今該會有97位司鐸、100位修生、30名度獻身生活者。分佈於十幾個國家，主要集中在西歐（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瑞士、西班牙、德國、奧地利、愛爾蘭、英國、瑞典）美國、非洲加蓬、毛里求斯、日本。服務於59個教區（包括法國的23個，美國的11個和在意大利的7個），分為四個會省（美、法、意、德）及西班牙自治區與加蓬傳教區。
艾蕾諾爾·多蘿西亞 (安哈特-德紹)
艾蕾諾爾·多蘿西亞（德語：，1602年2月16日—1664年12月26日），薩克森-威瑪公爵夫人，安哈特-德紹親王約翰·格奧爾格一世的女兒。
艾蕾諾爾·多蘿西亞 (安哈特-德紹) 家庭
1625年，艾蕾諾爾·多蘿西亞和表哥威廉結婚，兩人共有5子2女：
马萘雌酮
马萘雌酮（英語：，也称作6,8-二脱氢雌酮，，或雌甾-1,3,5(10),6,8-五烯-3-醇-17-酮，）是一种天然的甾体雌激素，可在怀孕母马的尿液中发现。
氫水
氢水（日语：水素水（すいそすい））是溶解有氢气的水，无味，无刺激性气味，无色。氢气可以溶于水，但氢气在水中的溶解度极低，仅可溶解极少量，因此富氢水基本上具有与水相同的性质。
工业上富氢水用于清洁半导体和液晶 。在农业中，正在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和食物保存的功效进行研究  。另外，随着生产饮用碱性电解水时会产生的富氢水（已显示出是碱性离子水，而非富氢水具有“改善胃肠道症状”的作用）   。
氫水 洗涤
用于清洗半导体和液晶 。通过将氢气溶解在超纯水中制成，与使用清洁剂相比，它是一种绿色清洁的解决方案，而且其成本更低且对环境的影响更低 。如果氢气以微气泡的形式存在，则以氢气泡为核心会发生空化，从而增强清洁效果 。富氢水常与超声清洁和含碱清洁结合使用 。与碳酸的水溶液和臭氧水作为类似的清洁用水存在。
氫水 农业
在高等植物种植中，早在1964年中国就宣布使用氢气（而非富氢水）来加速黑麦的发芽
富氢水已被证明可以促进绿豆的生长，改善缺水条件下的水稻盐分和胁迫耐受性，延迟玫瑰花的开花时间以及延迟猕猴桃的成熟和老化 。已经发现可以调节植物激素蛋白基因的表达进而可能导致对疾病和害虫的抗性增加 。
此外，氢气的抗氧化特性有助于农产品的保鲜 。大阪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研究生院的研究人员证实，将蔬菜和水果浸入富氢水中10分钟可抑制氧化和水分流失，并希望将它们与食物物流发挥作用 。
阿联酋驻华大使馆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阿拉伯語：），简称阿联酋驻华大使馆（阿拉伯語：），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派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外交代表機構，馆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外交公寓LA10-04。
有限拓撲空間
在数学中，有限拓扑空間 指一個由有限集合所生成的拓扑空间。也就是一個只有有限多個點的拓扑空間。
儘管拓扑學主要是為無限拓扑空間而發展的，但有限拓扑空間仍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現象以及一些猜想的反例。威廉·瑟斯顿將此意義上的有限拓扑研究稱為:「一個奇特的話題，可以為各種問題提供深入的了解。」
尼克·連恩
尼克·連恩（英語：，1967年—）是一位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普作家，伦敦大学学院进化生物化学教授，主要科普作品有《生命的躍升：40億年演化史上最重要的10個關鍵》（Life Ascending: The Ten Great Inventions of Evolution）、《能量、性、死亡：粒線體與我們的生命》（Power, Sex, Suicide: Mitochondri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生命之源：能量、演化與複雜生命的起源》（The Vital Question: Energy,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lex Life）等
尼克·連恩 生平
尼克·連恩於1995年自UCL医学院獲博士學位，隨後於牛津臨床通訊（Oxford Clinical Communications）擔任醫學寫作專員，一年後轉至一家醫學傳媒公司擔任醫學作家。
1997年尼克·連恩成為倫敦大學學院的榮譽研究員，2006年起任榮譽教授（Honorary Reader），2013年起為遺傳學、演化與環境學系的演化生化學教授。他著有多本科普書籍，2015年獲生化學會獎，2016年獲伦敦皇家学会迈克尔·法拉第奖，其著作《生命的躍升》獲2010年的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獎。另外他曾於2012年9月與2014年5月兩度至BBC廣播四台In Our Time節目受訪。
大江大河2
《大江大河2》是一部中國大陸電視劇，是《大江大河》的續集，延續前作故事講述改革開放下，宋運輝、雷東寶、楊巡等人的故事。此劇由王凱、楊爍、董子健、杨采钰主演，上海廣播電視台、東陽正午陽光影視有限公司、SMG尚世影業聯合出品，侯鴻亮製片，李雪、黃偉執導，唐堯編劇。
大江大河2 劇情簡介
宋運輝（王凱飾）到東海報到，成為東海化工領導班子最年輕的副職。他將妻女接到東海工作生活，程開顏的懶惰和猜疑讓兩人有了裂痕，最終以離婚收場。憑藉過硬的業務能力，宋運輝不斷發揮主心骨的作用，在前期籌備和組建合資廠的過程中不斷帶領東海項目渡過難關，卻因風頭太盛招致不滿。小雷家改革步伐越邁越大，卻因對安全問題的忽視導致銅廠爆炸，雷東寶（楊爍飾）因行賄遭遇牢獄之災，出獄後建雷霆公司，給電線找到了銷路，韋春紅一直是雷東寶背後的支撐。楊巡（董子健飾）來到東海發展，把市場做得風生水起，在與外資代表梁思申的合作中，一面仰視着梁思申（杨采钰飾），一面做着假賬，被梁父發現，出手整治，加之寡母離世，楊巡遭受多重打擊，小會計任遐邇陪在他身旁。出任中外合資廠外方經理的梁思申在工作中和宋運輝多有接觸和交鋒，彼此也被對方的能力折服。
大江大河2 反响
此剧豆瓣开分9.4，后评分人数超过16万，维持在8.8的高分，被光明网称为“不负期待的年终爆款 ”。
大江大河2 主题曲
《和光同尘》是《大江大河2》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此曲获得东方卫视《2021电视剧品质盛典》电视剧品质金曲大奖，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及最佳作词。
Vivo X60系列
Vivo X60系列是Vivo分别于2020年底与2021年初发布的手机系列，包括X60、X60 Pro及X60 Pro+。
Vivo X60与X60 Pro搭载了三星猎户座1080芯片，而X60 Pro+则搭载高通骁龙888芯片，屏幕均采用中置挖孔布局。
2021年6月28日在中國市場推出X60系列新款機種vivo X60t Pro+，是X60系列的第6個新成員。與X60 Pro+之間的差異，僅在於X60 Pro+採用3200萬畫素望遠鏡頭，有別於X60t Pro+的1200萬畫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