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瑟凯福尔维-纳吉·贝洛 对瑟凯福尔维-纳吉·贝洛的纪念
Operator theory: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Recent advances in operator theory and related topics : the Béla Szökefalvi-Nagy memorial volume : [memorial conference held August 2–6, 1999 in Szeged] / eds. László Kérchy et al. Basel ; Boston ; Berlin : Birkhäuser Verlag, 2001. XLIX, 670 p. (Operator theory :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 127.) ISBN 3-7643-6607-9
萨宾娜·米洛娃
萨宾娜·米洛娃（捷克語：，1997年1月17日—），捷克女子羽毛球運動員。
萨宾娜·米洛娃 簡歷
2018年4月，萨宾娜·米洛娃出戰克羅地亞羽毛球國際賽，與亚罗米尔·雅纳切克合作拿得混合雙打比賽亞軍。
高桥名人之大冒险岛II
《高桥名人之大冒险岛II》（日版名：，英文版名：）是一款由Hudson Soft制作和发行的横向卷轴平台游戏。本游戏于1992年1月11日在日本地区超级任天堂发行。于1992年4月在北美地区发行。
游戏的剧情紧接着《高桥名人之大冒险岛》。玩家被置于一个世界地图，其中被分割成多个岛屿。
高桥名人之大冒险岛II 系統
GamePro提到游戏是给年轻玩家，并且是初次体验冒险游戏。
冯军 (1963年)
冯军（1963年9月9日—），湖北省随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学家。
冯军 (1963年) 人物经历
1984年本科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1987年硕士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94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2年7月至2004年8月以洪堡学者身份在德国从事学术研究；先后留学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院、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德国波恩大学法学院法哲学研究所。2003年被评为教授，200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外国刑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鎮海里 (屏東縣)
22°27′35″N 120°26′37″E﻿ / ﻿22.4596986°N 120.4436845°E﻿ / 22.4596986; 120.4436845
鎮海里為台灣屏東縣東港鎮轄下之一里，位於東港鎮西南部。本里西界臨臺灣海峽，北方以鎮海路和豐漁里相接，東北方和盛漁里毗鄰，東南方和嘉蓮里相接。
鎮海里 (屏東縣) 命名
戰後為祈本地日後風調雨順、無浪襲之災，遂定名為「鎮海」里，以保地方平安。與盛漁里、興漁里及豐漁里並稱「三漁一海」，是東港人稱的漁業區。
鎮海里 (屏東縣) 地理與沿革
鎮海里為東港沿海地區海岸線後退最明顯的一帶，古稱為「崙仔頂」，為易淹水的臨海地，建築多為茅草屋。自1926年（大正十五年）以來，自後寮溪口到後塭仔一帶，海岸線有往內移的現象。
姓名字母效应
姓名字母效应指人类偏好各自姓名包含的字母。无论是为所有字母打分，还是从两个字母中选出更喜欢的一个，亦或选出最喜欢的多个字母，受访者的答案都表明人普遍最喜欢姓名包含的字母。更重要的是，实验参与人员没有意识到所选字母源于各自姓名。
比利时心理學家约瑟夫·纳丁1985年发现姓名字母效应，他的实验随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重复数十次，受访目标至少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的字母表也有四种。结果表明效应不受年龄与性别限制，人改名多年后往往同时偏好原名和现名字母。首字母效果最明显，即使排除首字母，人也会偏好其他姓名字母。
人普遍认同自我，姓名直接关系自我，因此人偏好姓名字母，这些字母在其他各种辞汇出现也不影响结果。缺乏自爱、自尊的人往往不受姓名字母效应影响。科学家还发现效果类似的生日数字效应，人往往更喜欢生日包含的数字。多看效應、早期掌握等用于解释姓名字母效应的理论已经排除。心理评估以姓名字母效应判断内隐自尊。
姓名字母效应
证据表明姓名字母效应影响现实生活决策。偏好与姓名首字母相同品牌的实验人群比例特别高，大型慈善捐赠数据库分析结果表明，发生熱帶氣旋灾害后，姓名首字母与风暴名称首字母相同人群捐助救灾的特别多。例如飓风卡特里娜过后，凯特、凯文等姓名首字母为“”的捐助人士很多。科学家继续研究姓名字母效应对居所、婚姻、职业等重大生活决策的影响，但手法和方向颇具争议。
姓名字母效应 背景
1959年，研究员梅切里科夫与霍顿在品牌偏好研究期间率先从系统化角度了解字母偏好，两人想找到人偏好的字母来制作包装标签。后续研究要求实验参与人员根据外观喜好为大写拉丁字母排序。结果表明实验参与人员偏好的字母五花八门，没有哪个字母排行特别高，但经常用于姓氏首字母的排名明显更高。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约克1968年发布成对字词（如“开”与“关”）的偏好研究结果，绝大多数试验表明人偏好最常用的词。扎约克还用无意义词测试，发现喜好程度与以往听到该词的频率成正比，他认为这说明多看效應形成的刺激足以提升人类观感。
1977年左右，比利时实验心理学家约瑟夫·纳丁开车在路上观察车牌，发现顺眼车牌都有他姓名包含的字母。他想知道普罗大众是否也会偏向一定程度上与自身关联的刺激，与扎约克的多看效应不同，这种偏向源于归属感。
姓名字母效应 原始研究
纳丁在天主教鲁汶大学实验室设计实验，检验人更重视自身姓名包含字母的假说。排除其他因素、特别是多看效应影响对实验设计至关重要，如果姓名包含的字母本身出现频率就很高，那么多看效应同样可以解释人何以喜欢这些字母。
为排除多看效应干扰，纳丁创造共轭控制法，以两名实验参与人员为一组，分别评估相同的测试字母，其中包括两人的姓名字母及其他随机字母。如此设计能排除多看效应影响，两者差异可以视为是否偏好姓名字母的证据。
以右表为例，伊尔玛·梅斯与杰夫·雅各布斯均为假名。第一组刺激是字母“”和“”，“”是“伊尔玛”的尾字母，她的姓名均无字母“”。下一组是“”与“”，“”是“伊尔玛”的倒数第二个字母，她的姓名没有字母“”。下方几组刺激基本遵循上述规律，一边是伊尔玛姓名字母，另一边是其他字母，只不过姓名字母不一定排在前面；最后三行是用杰夫·雅各布斯姓名字母与其他字母对照。实际测试表格没有代表姓名字母的阴影效果，实验参与人员需不假思索地从每组尽快勾选偏好字母，加粗代表选择结果。
姓名字母效应 原始研究
38名荷兰语地方小学女生参加首轮实验，从两列勾选偏好字母，结果显示选择自身姓名字母的比例特别高。第二轮实验请来98名荷兰语地方大学生，确定年龄与阅历增长是否改变结果。实验还有另外四个变量：一、字母选项可能是两个或三个；二、勾选偏好字母或划掉另一个字母；三、包括或不包括荷兰语罕见字母“QXYZ”；四、姓名字母放在最前或最后。所有实验结果都证实姓名字母效应，包括“QXYZ”、或是要求划掉另一个字母时更明显。无论采用姓、名还是两者结合，结果都没有显著差异。首字母效果最强，随后的数据分析表明排除首尾字母后，姓名字母效应依然显著。
纳丁认为实验表明人偏好姓名字母，这种偏好不受视觉、声学、美学、语义学、日常应用频率影响。他在1985年发文《超越格式塔与意识的自恋：姓名字母效应》，以自戀、格式塔学派、意识作为支撑姓名字母偏好的框架，“超越格式塔”意指实验目标看到的只是独立字母而非姓名单词，“超越意识”指实验目标没有意识到部分字母取自姓名。纳丁宣称，这是人类史上首次发现超越格式塔与意识的效应。
姓名字母效应 二次研究
纳丁1984到1985年在希尔德·萨斯协助下完成二次研究，1987年发布结果。姓名字母效应对心理学理论影响深远，纳丁认为有必要先检验效应的普遍程度和抗干扰能力，再开展旨在了解背后情感与认知的研究计划。他想确定效应是否受文化和语言限制，或是原始实验是否受到比利时荷兰语某些未知特点的影响。
跨语言研究在13所欧洲高校开展，采用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共12种语言，其中只有希腊语不采用罗马字母。原版共轭设计不适合远距离研究和标准化，研究人员改用更容易复制的简化实验设计。受访者需不假思索地从随机实验语种字母表选择六个偏好大写字母，而且按喜欢程度以阿拉伯数字排序（即最喜欢的标“1”，第二标“2”）。比利时率先采用新实验方法，结果表明姓名字母效应依旧。实验在其他国家开展，共2047名学生参加。
姓名字母效应 二次研究
若對所有語言和受試者取平均，姓名字母有三成几率入选六个字母，其他字母两成。挪威语和芬兰语研究体现的效应最强，匈牙利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研究也体现姓名字母效应但不顯著。无论只取姓还是名的字母都不影响结果，如果只考虑首字母，所有语种的实验效果都非常显著。首字母入选六个字母的比例达四成六，进一步分析表明姓名字母效果不局限于首字母，排除首字母后在所有语种实验仍有体现。
纳丁根据数据分析是否存在国家字母效应未果，挪威人对字母“N”的偏好程度不比其他国家高，匈牙利人对字母“M”也没有特殊好感。纳丁据此判断，人对拥有的事物（此处即姓名）有归属感，对集体所有的东西没有同等感情。
实验数据还可用于验证显眼是否显著影响姓名字母效应。奥地利与匈牙利汽车上的贴纸分别以大写字母“”和“”标明国籍，但这只是英语国名首字母，不是两国最常用语种（分别是德语和匈牙利语），数据表明这对两国人民没有影响，喜好“”或“”的人並不特別多。
二次研究与原始研究一样包含以不喜欢字母为目标的任务，参与者需选出最不喜欢的六个字母。正如原始研究揭示的那样，受访者不喜欢姓名包含字母的几率显著降低，无论是否首字母。任务结果表明字母偏好层次不对称，12种语言在最不喜欢的字母上大致存在共识，但最偏好的字母没有一致意见。
姓名字母效应 反响
纳丁觉得上述发现会令学界大为惊讶，犹豫七年才公布结果。他在1984年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首次谈论姓名字母效应，1985和1987年发表前述文章。正如预料，外界普遍质疑他的成果。纳丁所在高校研究员卢森就称姓名字母效应“怪异至极，脚踏实地的研究员自然而然地就会觉得源于人为失误”。其他研究人员没有明确宣称效应虚假，但质疑实验揭示现象的心理学关联。1985年纳丁发表文章直到1989年整整五年间，援引文献仅一份，只有约翰逊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用美国学生重复实验，结果再度证实姓名字母效应。
转机在1995年到来，格林沃尔德与巴纳吉指出，纳丁的成果关系到间接测量自尊，纳丁此前也有相同意见但未引起足够重视。1995至1999年，共14份文献援引纳丁的原始研究；2000至2004年50次，2005至2009年114次，2010至2014年约两百次。姓名字母效应不再有争议，斯特凡·斯蒂格尔、沃拉切克、福尔曼2012年元分析44份研究该效应出版物后发文，称纳丁的成果“影响深远”。他们的元分析甚至没有发现任何發表偏差迹象。
姓名字母效应 特点
维拉·胡伦斯2014年元分析数十份姓名字母效应研究，认为这种效应非常坚实，这种坚实体现在方方面面，如：
姓名字母效应 解释
研究人员对姓名字母效应提出各种解释，其中许多看似合理的说法已经证伪。
人对常见事物往往特别顺眼，日常生活更常见的字母也常用于姓名。1940年福勒、1962年阿鲁伊西和亚当斯的研究都表明字母出现频率与音位同人类好感正相关。扎约克更进一步，用外国字符并控制受访者看到的次数实验，根据结果提出多看效应：见得越多越顺眼。纳丁的原始研究表明多看效应不可能导致姓名字母效应，姓名包含字母与否直接影响受访者的立场。他还发现字母“B”在法语比较少见，“Q”的出现频率适中，但实验结果表明法语人群非常喜欢“B”，喜欢“Q”的极少。波兰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频率适中的字母“Y”非常不受待见。每种语言最不常用的字母往往偏好者最少，但最受青睐的字母极少与最常见字母重叠。扎约克的实验室研究仅让受访者看到测试目标20到25次，与现代生活中任何字母相比都微不足道，纳丁据此怀疑扎约克的理论换到现实世界可能不成立。
姓名字母效应 解释
主观频率指实验参与人员眼中刺激出现的频率。受访者可能留意姓名字母的次数更多，所以上述刺激的出现也更频繁。接触次数的早期研究表明主观频率差异影响结果，但实际频率相同时结果仍有不同。为测试主观频率能否解释姓名字母效应，胡伦斯与纳丁要求受访者两次为完整字母表的每个字母评分，第一次单按字母偏好，第二次按受访者估计的字母应用频率。结果表明受访者显著高估姓名字母出现频率，但高估频率对姓名字母效应的影响不成显著正相關。研究员还请实验参与人员评定喜欢自有姓名的程度，与不喜欢自身姓名的受访者相比，喜欢者姓名字母效应更强，但两者对姓名字母出现频率的高估程度基本一致。胡伦斯与纳丁据此认定，主观频率假说没有证据支撑。
姓名字母效应 解释
评价条件反射认为喜欢姓名自然就会喜欢其中字母，看到姓名时自然会看到字母，如此反复的视觉关联可能达成评价条件反射。马丁与利维认为，评价条件反射相当于古典制約变量，人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人往往觉得自家姓名比他人更显眼，就像科林·切里在鸡尾酒会效应发现的那样，姓名对人的刺激非常显著，所以评价条件反射有可能引发姓名字母效应。费斯以佛兰芒人为对象开展对照研究，用日本汉字写出受访者及他人的姓名，结果表明实验参与人员对汉字代表的自身或他人姓名喜好程度半斤八两。费斯据此判断，评价条件反射不是姓名字母效应的主要原因。
如果实验参与人员有意选择姓名字母，他的选择就源于主观判断，属于主观所有权的体现。纳丁的测试采用主观意识排除策略，参与原始实验的人员如果发现刺激项目规律就能获得金钱奖励，而且时间不限，但没有任何人做到，排除他们明知项目包含姓名字母的可能。
姓名字母效应 解释
人最早学会的词往往就是自身姓名，这可能促使人对姓名字母产生持久好感。胡伦斯与埃尔卡·托多罗娃挑选母語采用西里尔字母并熟练掌握罗马字母外语的双语人士参与实验，检验他们的姓名字母效应。人学外语的时间通常远比母语晚，学习过程无需特别关注姓名字母，故而对外语字母应该不像母语那样存在姓名字母效应。共计一百名掌握保加利亚语后学会英语或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受访者参与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对第二语言采用的罗马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也有姓名字母效应。研究员认为，早期掌握不是姓名字母效应的主要原因。胡伦斯、纳丁、赫尔曼、帕瓦卡农在后续研究检测小学生的姓名字母效应强度，实验设计以佛兰芒语和匈牙利语学校的二、四、六年级生为目标，结果发现效应非但没像研究员预料的那样随年龄增长减弱，反而逐渐增强，再度证明早期掌握不是姓名字母效应的主要原因。他们还以泰国双语人士为目标调查姓名字母效应，有些受访者学习英语和泰语字母的时间基本一致，有些先学泰语，后学英语。实验结果表明先学哪种语言不影响姓名字母效应强度，因此早期掌握应该不会催生姓名字母效应。
姓名字母效应 解释
研究团体从不同角度得出类似结论，认为姓名字母效应是在无意识下形成，在自我评估时自动生成。
纳丁认为姓名字母效应源自扎根心理经济学的所有权效应，禀赋效应表明人对拥有的事物印象更好。纳丁据此提出，人会对与关系自我的事物产生感情，姓名也不例外。据此可推导以下结论：
其他研究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特别是自尊理论方向解读姓名字母效应成因。1995年，安东尼·格林沃尔德与巴纳西率先提出效应源于内隐自尊，即人会自动、自发且无意识地正面评估自我。人普遍认同自我，自尊的光环效应自然传达给姓名及其字母等所有自我关联事物与特征。早在1926年汉斯·赛兹就发现人在感知自有姓名时会有特殊生理反应，可从皮肤测量。据信人认出姓名字母时会有内隐自尊的良好感觉，进而促使受访者挑选姓名字母而不自知，产生姓名字母效应。
如果姓名字母效应是自动机制，就会在潜意识层面影响其他偏好。德克·文图拉、迈克尔·库尔法内克、沃纳·格雷夫采用触发机制验证，向实验参与者展示字词，其中既有对方姓名的首尾字母，又有共轭实验参与者姓名首尾字母，但展示的时间非常短，基本不足以看清。接下来马上摆出外观相似但含义分别倾向正面与负面的辞汇（如“诚实”与“孤独”），要求受访者快速判断刚才是否看过该词。结果表明如果单词与受访者姓名首字母相同且含义倾向正面，参与者就能更快辨别，含义倾向负面的单词无此效应，而且效应在外显自尊特别强的人身上尤为显著。
姓名字母效应 应用
心理评估以姓名字母效应衡量自尊，自尊又分外显内尊与内陷自尊两种，主要区别在于外显内尊属于有意识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内隐自尊本质上无法从内省途径检测，不能靠自我汇报直接判断，需要对比受访者对自我相关事物产生的积极与消极思想程度差异。
字母偏好任务又称姓名字母偏好任务、姓名字母评分法、首字母偏好任务，是判断内隐自尊的重要方法，流行程度仅次于内隐联想测验。字母偏好任务尚无标准实施方法，以最常见的评分任务为例，参与者需根据个人喜好程度为字母表所有字母评分。采用这种方法时，给予受访者的指示也有变化，如喜欢字母的程度，采用的评分表可能有五分、七分、九分制；打分字母的排列顺序可能随机，也可能按字母顺序；收集数据的手段可能是手写，也可能使用计算机。
内隐自尊的衡量尚无标准算法，目前沿用的至少有六种。斯蒂格尔、沃拉切克、福尔曼元分析姓名字母效应时推荐自比式双重校正算法，由列贝尔与加夫龙斯基率先命名并推荐。胡伦斯在元分析后认为，不同算法对姓名字母偏好的评分机制尚不确定，而且评分如何与心理学评估最重要的內容效度关联也不得而知，所以她没有推荐任何算法。这些算法通常只对首字母适用，但也可用在所有姓名字母。
姓名字母效应 应用
斯蒂格尔、沃拉切克、福尔曼建议字母偏好任务测评两次，分别按首尾字母计算并结合生日数字任务共同完成，向参与者强调根据喜好程度而非吸引力评分。他们建议衡量内隐自尊时最好采用所有姓名字母而不仅是首字母，胡伦斯也有相同看法，声称这是她最重要的建议。字母偏好任务已用于衡量各种情境的内隐自尊，如抑郁、生理健康、社会认可度、不切实际的乐观、反馈灵敏度、自我调节、防卫机制。
姓名字母效应 广泛影响
研究员在实验室内外探索姓名字母效应对偏好的广泛影响。
霍德森与奥尔森开展实验室对照研究，试图证明人喜欢名称包含姓名首字母的日常事物（如食品、动物）。但实验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发现参与者自身或多名参与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如姓名首字母为“”的受访者与其他人相比没有特别青睐“”开头事物，甚至对“”开头事物的感观不见得超过“”开头事物。研究员发现姓名首字母影响个人品牌偏好，影响不大但很可靠，如首字母为“”的参与者更喜欢首字母相同的品牌本田。
研究员推断，品牌与其他日常事物相比更容易向他人传达身份认同。斯蒂格尔进一步研究产品名称是否影响购买偏好，发现产品如果与潜在买家的姓名首字母相符，成交比例就特别高。这种影响主要对大品牌有效，研究员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姓名字母效应强度与姓名字母品牌效应强度有关。
雅各布·维本加和鲍勃·费尼斯调查品牌采用“我”或“我的”这类关联自我的人稱代詞是否影响偏好，发现采用通用自我参照代词的品牌反响更好，如iPhone、Myspace开头就是“我”和“我的”。这种效应表现类似姓名字母效应，自我受威胁时效应更强，自我评估趋于负面的人不受效应影响。
姓名字母效应 广泛影响
伊万·伯尔曼、莫妮克·波尔曼、安德鲁·波尔曼的研究表明，成员姓名首字母相同能促进团体协作。针对本科生的研究表明姓名首字母相同的团队表现更好，首字母相同比例高的团队表现更优秀。
研究员走出实验室，寻找姓名字母效应背后的主要动力。佩勒姆、米伦伯格、琼斯启动的研究借内隐自大之名、行姓名字母效应之实，调查人生重大决策是否下意识地受姓名及其字母影响。怀疑论者认为，姓名或姓名字母影响人生重大决策的论点非同一般，需要不同凡响的证据支撑。
尤里·西蒙逊呼吁研究员分析实地数据时注意排查混淆变量，如数十年来变化幅度极大的婴儿起名流行度。西蒙逊取样大量在世美国人的名字后发现，沃尔特与丹尼斯的流行度基本相同，但沃尔特已经是相对过时的人名。佩勒姆等人此前发现，名字以“”开头的人在牙医人群所占比例远超“”开头，西蒙逊批评他们考虑不周，没想到叫“沃尔特”的人年纪偏大，退休的可能更大，所以应该只是婴儿起名潮流而非内隐自大导致这种情况。法沙德·库蒂、加布里埃尔·马格诺、英格玛·韦伯利用不同数据集（如Twitter与Google+账户信息）统计分析后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姓名首字母与职业相符的人特别多。
姓名字母效应 广泛影响
佩勒姆等人分析美国23个“圣”字开头城市的死亡证明存档，如圣路易斯、圣保罗，认定人倾向前往与自有名字相符的城市居住，如路易斯前往圣路易斯，保罗去圣保罗。奥利弗·迪哈斯、拉乌尔·格拉斯曼、路德·韦泽尔斯、汉·范德马斯、埃里克-扬·瓦文马克斯用贝氏分层模型证明许多城市情况截然相反，选择离开名字相符城市的人也很多。他们批评佩勒姆等人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倾向选择名字相近的地点。统计杰克逊、约翰逊城等30个名字是常见姓氏的城市数据后，研究员发现确有比例明显偏高的死者姓氏相符。迪哈斯等人认为这不足以说明人倾向前往与姓氏同名的城市，他们援引西蒙逊的论点指出，许多城市创始人的后代一直留在当地也能形成相同结果。
弗雷德里克·安塞尔与杜伊克分析比利时人姓氏及其工作单位名字的大数据集后认为，人倾向按姓名首字母选择工作企业，但西蒙逊认为这与迪哈斯等人的结论类似，均属反向因果关系。西蒙逊认为许多人的确会为同名公司或亲人工作，如华特迪士尼公司的華特·迪士尼。排除反向因果关系并分析大型美国数据集后，他认定没有证据表明人会根据姓名首字母选单位。
姓名字母效应 广泛影响
首字母效应研究引起的争议很少。利夫·纳尔逊与约瑟夫·西蒙斯2007年公布研究，声称姓名首字母为“”的棒球运动员三振出局比例特别高，但麦卡洛与托马斯·威廉姆斯2010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认为根本没有这种现象。纳尔逊与西蒙斯还发现名字首字母是“”或“”的学生成绩不如“”或“”开头，但麦卡洛与威廉姆斯再度批评两人的统计分析，认为没有证据支撑上述论断。
佩勒姆与卡瓦沃在早期研究手法遭西蒙逊批评后于2015年公布新研究结果，详述新方法如何控制性别、种族、教育变量。他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判定从事11种职业的男子姓名契合度偏高，如面包师、木匠、农民，《新科學人》为此现象起名姓名决定论。沃拉切克、里德、施蒂格尔、斯瓦米调查到底是姓名影响职业选择还是职业影响起名后于同年公布论证，声称史密斯氏至今仍在体力方面占优，一如他们打铁为生的先祖。研究人员认为，遗传对结果的影响似乎大于内隐自大。
姓名字母效应 广泛影响
杰西·钱德勒、蒂芙妮·格里芬、尼古拉斯·索伦森针对姓名字母与慈善捐助的研究赢得广泛认可。他们分析卡特里娜、丽塔、米奇等七场飓风过后的救灾捐助纪录，发现捐款人士姓名与飓风名称首字母相同的人特别多。研究员认为，风暴造成重大灾害，姓名首字母相同的人为摆脱心中负面感受慷慨解囊。西蒙逊认为，内隐自大仅在人几乎完全不在乎各选项差异时有效，对职业这类重大抉择不适用，对挑选慈善机构这类风险很小的决策可能影响较大。
直连式存储
直连式存储（简写：DAS，英語：），是指直接和计算机相连接的数据储存方式，与依赖于计算机网络连接存储器的存储区域网络（SAN）和網路附加儲存（NAS）相对的存储方式，实际上“直连式存储”这一名称本身是在网络存储方式出现以后才有的称谓；像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光盘驱动器这一类和计算机直接相连的存储设备都是属于直连式存储设备。
直连式存储 概述
直连式存储又可分为内直连式存储和外直连式存储。内直连式存储是指存储设备与服务器通过串行或并行SCSI总线接1：3电缆直接集成在一起，但SCSI总线自身有传输距离和挂载设备的限制。外直连式存储通过SCSI或光纤通道将服务器和外部的存储设备直接连接，与内直连式存储相比，外直连式存储可通过光纤通道克服传输距离和挂载设备的限制。对于少量PC机或服务器，使用直连式存储连接简单、易于配置和管理、费用较低，但这种连接方式下，因每台计算机单独拥有自己的存储磁盘，所以不利于存储容量的充分利用和服务器间的数据共享，而且存储系统没有集中统一的管理方案，也不利于数据维护，因此直连式存储不适合作为企业级的存储解决方案。
寫真館Gelatin
寫真館Gelatin（日語：），日本攝影師，東京出生，畢業於東京設計専門学校美術設計科，自1992年開始推出攝影作品。作品以傳統底片攝影、並於暗室一張一張親手以 銀鹽寫真 手法(Gelatin Sliver Print)，用筆在攝影紙上描繪讓照片影像浮現顯像製作，也因此直接將「ゼラチン（Gelatin ）」用作其名。深受 Deborah Turbeville 、 辻砂織 、 市川崑 、 楠本まき 等人的影響。2017年11月來台舉辦首次海外個展「温度」。
金口螺亚科
金口螺亚科（學名：）是鐘螺科之下的一個亞科，建立於2010年。
金口螺亚科 分類學
本亞科分類單元舊屬草蓆鐘螺亞科，包括以下三個屬：
茅草螺属 Chlorostoma Swainson, 1840：在中國大陸叫作凹螺屬
凹螺 Chlorostoma argyrostoma (Gmelin, 1791)
Chlorostoma lischkei (Tapparone Canefri, 1874)
锈凹螺 Chlorostoma rustica (Gmelin, 1791)：今作Omphalius rusticus (Gmelin, 1791)
黑凹螺 Chlorostoma nigerrima (Gmelin, 1791)：今作Omphalius nigerrimus (Gmelin, 1791)
普氏凹螺 Chlorostoma pfeifferi (Philippi, 1846)
Chlorostoma xanthostigma A. Adams, 1853
中國環境史
中國環境史論述中國歷史上自然生態景觀（環境）的改變，及歷代中國人與其環境的互動關係:107、104。中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前現代世界幾乎無出其右:336；其改變環境的程度，很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環境的改變都大，基本理念是開發自然，為人所用:28。
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整體的趨勢為持續惡化，其變遷速度越到後來越快，變遷最劇烈的是大片森林的消失，其次是草原的縮減與沙化，以及淡水湖泊面積縮減或完全湮沒:105。隨著中國人口增加，3000多年來的墾殖活動增加了耕地面積，卻大量破壞了森林，引起沙漠面積擴大和湖泊面積縮小，生態環境嚴重惡化:2；中國人清除森林和原始植被，將山坡變成梯田，把低谷開墾成農田，修堤築壩，叫河流改道，讓湖泊遷移，並為了經濟發展而破壞野獸的棲息地。經歷這番開發和改造後，到清代，可稱為「自然」的淨土所剩無幾:333。在20世紀，工業化與消費文化的崛起，加速了自然環境的變遷:1。
中國環境史
從春秋戰國起，早期中國官府會保護逐漸減少的森林資源，有時是為了加以壟斷。從唐代到清初，中國是地球上生態最有彈性且最富資源的國家，也是生態最多樣的政體:43-44。在唐代，林地日漸私有化；到宋代，在長江下游和西部部份地區木材開始短缺，人們開始造林。近300多年，中國出現森林危機:91。從18世紀起，木材在很多地區都嚴重短缺，包括嶺南地區；人們集中栽培速生樹種，有時甚至賣掉尚未成熟的樹木以圖利:90。人工造林在過去的一千年間，漸漸取代了中國南方大部份的天然森林:309。中國古代原有眾多湖泊，後來許多湖泊湮滅，從地面上消失，尚存者的湖面面積，也較以前大為縮小:89。
從明中葉起，由於人口激增，中國人對環境造成的總壓力跟著快速增加:73，明清兩代人口遽增的同時，土地資源短缺，普遍濫墾濫伐，使森林和湖水面積都不斷縮小，造成水土流失:49，生態環境惡化，導致歷史後期水災和旱災的增加:123。中國生態環境惡化最嚴重的時期，是清中葉乾隆、嘉慶兩朝（1736—1820），這一時期糧食的畝產量亦告下降:124。農業人口的增長，將多數生態景觀改造成農田，覓取野生資源的機會越來越少:318，農業生態系統比野生生態系統往往簡單得多，一般依靠少數幾種物種，容易受干旱、蟲害等災害的影響:304。精耕細作的農業所到之地，就是大象等野生動物退卻之處:89。
中國環境史 史前
農業發展前，人們為生計而狩獵，或從森林、草地或濕地中採集食物，對環境影響非常小。狩獵採集者也許會用火來清除森林中的矮樹叢以讓新草長出，吸引鹿群來覓食而更易於獵殺，但森林還是會保留下來。約一萬年前，隨著農業的擴張，森林開始讓位於農田:1、31。新石器時代早期，人們種植黍類，同時捕魚、狩獵和採集野生植物:50。在中國北方和南方，農業幾乎同時出現，南方種植的是一年生野生水稻，北方則是兩種稷。在8000至7000年前，稷的種植發原於黃土高原渭河流域的半乾旱稀樹草原:32、41、48，在農業生產之前，該區的原始植被是森林和草原，約有30%的土地是森林。黃土高原的黃土性質鬆軟，在農業發展的早期，農耕器具笨拙而不堅利，黃土最易於耕植，所以黃土高原成為人類早期發展農業的主要地區:34、32。在華中和華南，水稻沿者河塘湖岸或在淡水沼澤裏生長，在洞庭湖周邊，野生水稻尤其豐富，為新石器時代人們所採集。在公元前5000年，水稻種植已廣泛分佈於長江流域、臺灣和華南，定居式農業群落在中國中南部廣泛存在並確立下來:35-36。
中國環境史 史前
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關中地區農民開始燒地以耕種，人們不會一直耕種同一塊土地，而是會在每一片土地上耕種幾年，然後拋荒數年再來燒地耕種。由於土地資源豐富，村民可以長期休耕，毋需給田地施肥:70、79。農業耕作隨著遷徙的人群先向北擴散，然後向東進入覆蓋森林的黃河流域和華北平原:48。雖然人口稀少，但人類已減少了平原上動物的多樣性。在關中以西森林覆蓋的山區，動物的多樣性顯然高於平原地區。大型魚類越來越少見，村民較多使用漁網而減少使用魚叉:72、84。人口日益增長，開始過度開發可以狩獵或採集的資源，迫使人們更加依賴穀物。隨著農業發展，人們學會種植更多植物，飼養和馴化更多動物:86、50。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前，野豬在黃河和長江流域被馴化為家豬:159。公元前5000—前30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黃河流域中部的人們開始大為依賴馴化的動植物，人們越來越依賴牛、羊、馬等馴化物種，可以開發此前難以利用的旱地:75、90。農人一開始焚草開荒，使用石鋤和石鍬翻開土地，隨著黃土高原農業日益發展:42、46，日益增加用火和耕作，導致水土流失:94，土壤侵蝕，增加了黃河攜帶的泥沙量，進而抬高了河床和河岸，導致華北平原的洪泛區範圍更加擴大:46。
中國環境史 史前
定居農業需要清除森林以便開荒種地。農耕增加食物供給，人口因而增加，需要開墾更多土地。仰韶文化的人們逐漸發展出一套清除森林、開墾農田的方法，起初在村落附近的森林開辟一塊土地就夠了，但時間一長，隨著技術進步與人口增加的壓力，更多的森林遭毀滅。用石斧伐木太費時費力，放火焚燒森林則既不可控制，也相當危險，當時人們運用一種通過環剝樹皮來清除單棵樹木的方法，即從樹榦上剝掉一圈樹皮，阻此從根部吸取水分和養分向上輸送，讓樹木自然枯朽。這種方法可以精確清除指定數量的樹木:31、49。村民清理聚落周圍的大部份森林，以備柴火和耕種，濕地也在減少:80-81。在長江流域和黃土高原，兩個農業系統滋養了越來越多的人口，用來畜養牲畜的牧場越來越少。不過，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始終沒有大範圍改變環境，到公元前2000年，中國北方村落的數量大概有1000個，村落一般只住有數百人，佔地不大:45、50，分散在各處，為野生動植物留下充足的空間:75。
中國環境史 商代
商朝具有廣袤的領土和稠密的人口，聚落範圍西北部的邊界，與今天51（20英寸）降雨量的地區邊界一致。此雨量線以西以北的地區都是不適宜耕種的草原和沙漠。商文明所轄土地，從以橡樹為主的落葉闊葉林，向南一直延伸至混合了落葉林與亞熱帶森林的長江流域:56、62，主要農作物包括兩種稷、水稻和桑樹，開始將華北平原轉變為農田，但當時這裏仍有大片的森林來提供各種獵物:59-60，老虎、象和犀牛都生活在森林中。中國北方大部份仍是茂密的森林，只是中間有些小塊農田，當時約共有400—500萬人口居住在華北平原，糧食產量大概每畝一石，意味著中國方應有約10,000平方（4,000平方英里）至13,000平方（5,000平方英里）的橡樹森林被清除。被清除的土地通常會位於森林中間，以便於狩獵。至於安陽等大城市周圍鄉野的土地，基本都被清理用作農田:63-65。商朝人砍伐森林，方法是一棵一棵地清除，而非焚燒整片森林，以免引起危險和浪費燃料:66。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的記述，往往與狩獵相關。焚林可以清除天然植被，以便農耕；林火可以把野獸逐出森林，易於獵捕；焚林驅逐禽獸，耕種者獲得安全，作物也免受野獸踐踏:4。
中國環境史 商代
商代人們建立了城池，並進入了青銅時代。鑄造青銅需焚燒大量木材用以開礦、冶煉和鑄造，大大影響周遭環境。當森林耗盡時，該座礦山也就被遺棄；銅和錫運抵都城的鑄造場後，需要更多木材來提煉:53、56。殷商中心位於洪水多發的平原與太行山之間排水相對良好的地區:131，都邑常遷徒不定，因為殷人是遊耕經濟，每隔若干年後地力減退，產量下降。當時人民沒有良好耕具，只能用火焚的灰燼做肥料，種植農作物，因為不用耜或犁翻耕土地，只利用地表一層的肥力，不出幾年地力耗盡，產量下降，農民不得不遷徙另闢新田，這是原始農業的長期休耕制:5-6。商朝在泰山西部及南部有巨大的圍獵場，商人不僅捕獲鹿、狐狸、狼和獾等溫順的獵物，也能追到大象、老虎和犀牛等大型野獸:35。在人口較稠密的河南低地，農田和家養食草動物逐漸佔據了大型哺乳動物的棲息地，人類的牧群逐漸取代了土生土長的動物群:138、98。家養畜群的擴大，減少了野生動物可用的土地，導致了原始牛和野馬的滅絕，也導致當地成為東亞第一個大型動物永久消失的地方:100、138。在公元前1000年晚期之前，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從華北低地消失，只在周圍人口稀少的山區生存:169。
中國環境史 周代
西周的核心區域位於渭河流域，這是中國旱地農業最先發展的地方。黃土易於耕作，可以年復一年地種植:84。周人農業逐漸進步，不再遷地長期休耕，而在原耕地短期輪流休耕，多用三年一循環的休耕制，休耕二年，田中任由野草雜木生長，然後用火焚燒田中的次生植被，利用其灰燼為肥料，來年耕種，開始下一循環。這時所焚之林絕大部份是平地的而不是山區的森林:7。渭河為周人提供新鮮水源，而建造房屋和取暖用的木材則可以從南面的秦嶺得到。封建制度下，在受封的土地上周人清除森林開辟農田:84-85，以城邑為中心點，一層一層地放火焚燒林地，按人口需要擴展農田，農耕帶外圍則任由其生長野草及次生灌木，作為牧區， 最外圍則是未燒到的林地，留作防衛林及轄區的邊界線:7。周人同時把黃土高原上的遊牧民從草原驅趕出去，在那裏開墾和耕種，當耕地不足時，砍伐丘陵地帶的森林:84-85。
中國環境史 周代
在周朝初期，華北平原以至渭河流域仍有大片未開墾的土地，清除森林的範圍，從華北平原上商朝的核心地帶向東、東北和西北擴展。在東面的黃河沖積平原地勢平坦，森林茂密，由於黃河會定期泛濫，這裏原本不適合於務農和建造城池，城池只能建在河道南北的高地上。周人用石犁或木犁來開墾土地，拉動石犁出於人力或牛隻。黃土地極易受侵蝕，周人會在農田上起壟以減少土壤侵蝕:85-86。周人並不敬畏森林，也沒有致力於保護森林:52。隨著黃土高原上森林和草原的消失，泥沙流失量增多，黃河逐漸變成黃色:85。周人並漸漸發展出一種思想，認為人類應主宰和控制自然，正確的自然秩序應由人類來主宰環境，野生動物則應被驅趕。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象的活動範圍已不再遍佈中國，而是向南退到了淮河流域:87-88、73。
中國環境史 周代
早期封建制度下，封國佔有一定的領土，其餘的土地則不歸任何人管轄:173，山林川澤原是公共開放的空間:51。到東周，隨著國家控制範圍擴張，政府任命官員對偏遠地區的資源開發活動徵稅:173，為了富國強兵而獨佔山林川澤，設置關稅:51。春秋時代，土地是統治者所有，在封建制度下，諸侯國中的名山大澤歸天子所有。山林川澤資源的利用，有時間的限制而無使用者的限制，山林川澤之利是統治者與人民共有的，但使用必須在一定的時間:16-17。各諸侯國很重視山林保護，有嚴格的林政法規，而且因地多人少，人民破壞山林的動機並不強烈:20。春秋時代中期之後，君主把山林澤藪變成家產，向使用山澤資源的人徵稅:487，入山採伐林木的人要向政府納稅，等於寓禁於徵。林政法令是防止濫伐，山林開放採伐有季節性。逾期入山採伐，或是斬伐不該斬伐的樹木，稱為「竊木」，要受處罰。有的山林是完全封禁的，違令者刑罰更重:20-21。南方楚國的森林比中原諸侯的多。在公元前6世紀，在今山東東北部沿海地區，森林已很稀罕了:56、51-52。公元前500年左右，鐵器開始出現，很快用於農業和製造鐵犁，而最初使用鐵器農具的是吳國:89、91。
中國環境史 周代
到公元前4世紀，冶鐵技術已在長江流域廣泛傳播，北方諸侯隨之亦開始大量製造鐵器。冶鐵場需要木材燒成木炭，供給熔爐熔煉礦石，木材相對於礦石而言更為稀缺，大範圍的森林砍伐和環境破壞相當常見:91-92、89。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各城邑的外圍林地已全部消失，各諸侯轄區農田彼此接壤。因過度砍伐木材，大國國都附近出現濯濯牛山:7。約前300年時，人們已經徹底改變華北的土地，孟子曾批評對牛山森林的採伐。為了增加收入，各國君主紛紛開辟荒地與森林為農田以招募農人，吸引移民，擴大農業人口的規模:8、90。在戰國時代，挖掘灌溉河渠是常見的做法，如秦國建造鄭國渠，從涇河注入洛河，長126公里，引水灌溉和沖刷淡化涇洛之間的鹽碱地，使荒蕪之地變成良田:234-235，完成了關中地區的農業墾殖。戰國時期諸國爭相控制森林、濕地和礦產，任用官吏管理和徵稅，以此增強國力:242、288。商鞅變法使山林川澤之利成為國君所專有，設有掌理山林川澤稅的官員:18。國家佔據了曾是共有資源的森林池沼，對領土內自然生態的控制遠超以往:301。
中國環境史 周代
關中盆地東部由於農業擴張，水土流失開始加劇。在華北平原人口稠密的地區，農耕區裏的牧場越來越少，人口擠佔了牛、羊等食草家畜的生存空間，只留下狗、豬和雞之類可以生活在人類居住地的動物:105、193。周人開發河道沿岸和排水不暢處的濕地，使麋鹿和獐這兩種在濕地棲息的動物最終從黃河流域消失。隨著耕地的開發，低地上的鹿群越來越少，其他大部份土地被用來放牧牛、綿羊和山羊:113-114。到了戰國末期，華北低地的大型野生動物已所剩無幾，原始牛、野馬和野生水牛最終都滅絕了。從此華北低地的大型動物僅見於國君的苑囿:119、242。北部的秦、趙、燕三國向北方拓展領土，佔領了北方的半乾旱農牧區，然後向遊牧區進一步推進:204，將遊牧民族趕出牧場，並築起長城防御他們的攻擊。中原國家需要草原上的資源，尤其是騎兵所需的馬匹和放牧用的草場。面對中原的進犯，匈奴結成聯盟加以反擊:96-98。
戰國時代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的恩惠不是無止境的，需要適時維護以防止耗盡資源與食物。孟子著重土地管理，認為應實施保持水土的措施，主張王室和富人應過一種有節制的生活，以免耗盡資源。約在公元前250年編成的《管子》指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成功的國君應嚴格規限資源開發，以免枯竭。不過出於戰爭的壓力，保護資源的政策在各國難得成功:127、125、93。
中國環境史 秦漢
秦漢所創立的農業帝國模式，成為隨後兩千年中絕大部份中國王朝組建國家的方式。秦朝政府工程浩大，為了供應修建咸陽宮殿和長城所需的木材，內蒙古高原和附近山中的森林都遭到破壞:74、100，秦朝並開發南方的森林:58，使用刑徒來採伐漢江流域上游的森林:292。秦漢政府修建道路，將整個帝國聯結在一起，促進了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的農業發展，越來越多的環境為人類所改變。漢代華北平原農業增產，人口顯著增長，公元2年全國人口達到6千萬，自然的生態系統被農業生態系統所取代:107、110、112。漢代人們知道犁耕翻土及糞田施肥，不需休耕來恢復地方，刀耕火種的粗放耕作制度幾乎完全絕跡:9。農田的擴張摧毀了華北平原上的大片森林，到漢朝中期，華北平原的森林基本已砍伐殆盡，唯有太行山和秦嶺還維持森林覆蓋的面貌。山東半島上曾被森林覆蓋的山丘，已種遍了果樹等經濟林木:99、111-112。從前中國北方多元化的人居與自然環境，這時已變得單一化了。煉鐵場持續破壞森林，在西漢，曾有煉鐵場因伐盡了附近山坡上的樹木，以致山體垮塌，掩埋了百多人:132、92。
中國環境史 秦漢
秦國國家壟斷山林經營，統一六國後，下令全國「無伐草木」:22，訂有限制胡亂開採自然資源的法律，以保護帝國的資源得以再生:56。秦朝有負責管理森林池沼的官吏，他們應對火災、非法伐木，以及對野生動物的濫捕。國家逐漸控制了山區，對種樹造林進行監管和課稅:290、308-309。法令上山澤國有，不允許人民長期佔有，農業不必向山區發展:16，一般農民不能自由進入山澤林藪。秦漢政府也訂立法例禁止人民在指定的月份伐木，統治者還劃分出全年都禁止砍伐木材和侵入的苑囿，當中最大的當數長安南邊的上林苑:501、494。西漢鹽鐵專賣之後，山林川澤的禁令更加嚴格，但仍定時開放人民採伐，特殊情況下政府也會臨時短期弛禁:22。秦始皇在咸陽城旁邊有個巨大的皇家獵苑，而漢武帝則在與長安城相連的地方修建了範圍更大的上林苑，這些獵苑類似自然保護區，裏面有山有水，有野生動物、珍稀植物與宮殿。人們意識到無節制的採收對野生食物帶來的惡果。秦漢政府也有保護環境的措施，制定名為「月令」的法律，當中規定不要使池塘乾涸和不要焚燒山林，但人們並無嚴格遵守，認為農業發展遠比保護環境更為重要:118、127。
中國環境史 秦漢
為了攻擊匈奴，漢武帝動員了超過1250萬人，摧毀了匈奴和五個中亞王國，漢軍士兵推進到中亞內陸和戈壁沙漠的邊緣。中原原本沒有多少可用於畜養動物的牧場，漢武帝為了建立騎兵，在西部和北部邊境建立了36個牧場，約3萬名奴隸派遣到這些牧場負責養馬。為了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武帝要將佔領的匈奴土地從草地變為農田，由漢人耕種和定居。多達百萬的漢人從華北平原遷到河西走廊，並由此拓展到塔里木盆地。拓殖和草原環境改造計劃相當仔細:101、103：首先建成軍事瞭望塔，隨後在水源和可耕地的附近，選址修建駐防市鎮，由軍民將當地開墾成農田，然後建造房屋，配備家具和農具，安置遷移來的漢人，並開始耕作。隨著拓殖和屯田計劃的進行，軍事統治讓位於文官管理，整個地區併入漢朝版圖。漢武帝在河西一面以軍隊屯駐，一面移民實邊，設置河西四郡及35縣，當地人口大增:11。
中國環境史 秦漢
漢武帝經營河西和屯田政策，加速了河西地理生態環境的惡化:11。在漢代早期，甘肅走廊畜牧業昌盛，有廣大的草地，沙漠很小:389，河西走廊內大部份原是草原綠州，水草豐盛，祁連山上有廣大的森林。而屯田區位於沙漠邊緣，森林本已稀少，屯田活動沒有擴植防風林，而是先砍除樹木。有時上游屯田區大量用水，影響下游水源洪給，以致河流改道，原有綠洲荒蕪消失，終於變作沙漠。如高台縣的駱駝城和安西的鎖陽城，都受河流人為改道的危害，土地逐漸沙化。沙漠邊緣的野草植被原是天然阻滯風沙的屏障，農作物則株與株之間留有大量空隙，難以阻滯風沙，加上農作物在秋季收割，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地面完全裸露，而冬季正是風沙最盛之時，屯區農田無任何植被來阻滯風沙，導致沙漠內移。更不幸的是，漢朝國力衰弱時停止了移民實邊的政策，人民自屯墾區撤走，舊有的屯墾區變成大面積的拋荒，地面長期裸露，連農作物對風沙的微弱阻滯也沒有，勁風便挾帶大量沙粒長驅直入，侵向內地，沙漠便逐年擴大:41、12，被犁開的草地開始風蝕和沙漠化，帶來持久的環境破壞和種群滅絕。農田沒有漢人的維護和水源時，曾經是草原的地方就會變成荒漠，而不會自行回復為草原。在塔里木盆地，漢人開發了綠州而非草場，長遠來看這種方式更具有可持續性:104-105。
中國環境史 秦漢
西漢時為發展農業，清除覆蓋黃河中游沿岸的草地；為滿足都城對木材的需求，黃河上游的溫帶森林被砍伐，結果土壤侵蝕:27。黃河流域周圍的土地已被清理出來用於農業和冶煉，大量黃色泥沙流入河中，黃河水中據云含有約60%的泥沙:115，黃河變色，開始被稱為「黃」河:27。冬季時河水流動緩慢，泥沙在河床中堆積，河床每年都抬高，平均速度是1個世紀大約0.91（3英尺），洪水泛濫的風險因此增加:116，在前186至公元153年間，黃河堤壩大約每16年決堤一次:28，前168年、前131年、前39年及前29年都潰堤，到公元11年發生歷史性的決口，造成黃河改道:116-117。
漢代人們較少到南方發展，原因是當地天氣濕熱，不適於北方漢人種植的穀物（稷、大麥、小麥）生長，南方原生的多種致命疾病也讓北方人卻步。這時漢人還沒有學會怎樣將南方潮濕的環境，改造成高產的稻田:132。在嶺南的低地地區，壯族人種植水稻，在同一塊土地上年復一年地耕種，而居住在丘陵地區的瑤族則採取刀耕火種的遊耕方式，兩次焚燒草木之間要等上20—25年。而在沿海和海南島的黎族則採取更為散漫的糧食種植方式:55-56。
中國環境史 魏晉南北朝
311年的永嘉之亂造成北方人口大減，大量漢人南遷長江流域下游避亂。中國北方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遊牧民族，許多漢人則退居到山上的塢堡裏:136-137。在4—5世紀時，中國北方有數百個塢堡，地廣人稀，大量土地拋荒，漢人和非漢人的統治者都設法讓農民重新耕田。入侵者設法抓獲漢人農民，再把他們圍禁到自己佔領的安全地帶去，集中到征服者的都城附近。將人擄走後，那些佔領的土地即遭遺棄:138-139。伊懋可指出，由於牧民南移，華北的草原和森林重生，黃河決堤次數降至每50年一次或更少:28；馬立博（Robert Marks）則認為，北方的森林並沒有再生和恢復，因漢朝時大片森林已坎伐殆盡，幾乎沒有留下種子來源；土地上一直有軍隊穿行來去，使連灌木叢也難以生長。遊牧民族帶來食草動物，之前漢人的耕地變成數百萬匹馬和羊的牧場，羊群啃光植物，抑制樹木和灌木叢的再生。老虎的活動空間大幅收縮，其棲息地和食物來源都遭破壞，以致開始攻擊人類並食人:140、192。
中國環境史 魏晉南北朝
永嘉之亂中，數十萬以至百萬的漢人逃向南方長江流域，甚至繼續深入到達南海（廣州）:142。漢人趕走南方土著，在此定居。南方土地河湖密佈，有茂密的森林覆蓋著山地和丘陵，原本並不適宜開展農業，長江三角洲和杭州灣地區還不適合人類居住。（戰國時越國定居在地勢較高的丘陵、斜坡高地或沖積扇上，而不是沼澤和河谷低窪地帶。）那些低地充斥苦鹹水，水域面積與水位高度都波動很大，處於地勢較高平原上的人可以耕作，身處低窪平原及沿海沙地的人們則從事鹽業和漁業。當時的門閥世族，從長江下游開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逐漸將南方土地改造成水稻田，用農田代替森林和沼澤:145-147。為了確保水稻生長，漢人在耕種前需把土地充分整平，在田地周圍築起圍堤，並配有水閘來排水和灌水。漢人能排乾和馴服低窪土地，整個長江流域的河谷地區都經過改造，開發稻田以外，結合以能控制洪水的堤壩，大規模地改造了南方潮濕的環境:147-149。在長江下游，新的定居點位於地勢較低的平原和河谷，那裏適合種植水稻，農田之間則是茂密的山林，居住著蠻、僚、俚和溪這類原住民，其生活方式尚未受漢族同化:144。
中國環境史 魏晉南北朝
東晉時，豪強佔奪山湖川澤:21，巨室大族擅佔山澤，東晉於336年頒佈嚴令禁止佔有山澤，史稱「壬辰之制」，但卻難以有效執行，結果是豪族違法佔山封水，政府無力制裁，平民百姓則無此特權，極不公平:23。由於豪強佔山封澤的情形難以法令嚴禁，劉宋孝武帝時（453—464）改例，一面重申佔山封澤是侵佔國有土地的行為，一面對既成事實的家產給予承認:21-22，允許私人合法享有山澤的所有產權，但要按官階等級設限。從此南朝的山林產權是國有和私有並存的雙軌制，私人可以合法取得山林產權，山林開放是常態，嚴格封禁是特殊情況。私人獲允許佔有山林，在條件好的地方，人民將所佔的山地改為梯田，蓄水種稻；條件不良的山地，就變成種粟的山田，沿用早期刀耕火種的休耕制:23、9。
4世紀時，四川地區北部出現了佬人部落，他們棲居於沿河的低地，採取遊耕方式，焚毀部份森林後，在草木灰裏種植芋頭和小米，直到數年後土地養分耗盡，再遷往下一片森林。佬人被漢人迫使離開低地，部份撤退到山區，大部份則選擇適應了漢人的生活。在四川地區高地，彝人住在山頂具有防御工事的村莊，為了給牲畜放牧提供草場，他們在山中放火燒林。後來彝人人口漸增而遷入低地森林，仍採取燒荒的方式，改行遊耕農業。遇上漢人爭奪土地時，彝人則撤回山頂的堡壘:187-188。
中國環境史 隋唐
有唐一代，北方的森林基本已砍伐殆盡:184。隋唐時期，終南山大體只能供應京師的日用薪柴，即使如此，唐中葉以後連薪柴也開始不敷應用，較大的建材要取給於嵐、勝諸州:35。唐朝為了保護長安城免遭周圍山陵水土流失之禍，並為了提高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意識，頒佈了法令。或許受佛教戒殺生的思想影響，唐朝也制定了限制殺生和限制狩獵時段的法令。人們認識到森林退化後果嚴重，但卻無補於拯救中國的森林。為了供給燃料，長安幹道沿線種植的大量樹木都被砍倒:180-181、210。中唐時期，今山東、山西（太行山）與陝西地區所有容易接近的松樹已砍伐殆盡，主要用來燒取松煙以製墨:79。隨著河床持續升高，唐代黃河兩岸都陸續建起堤壩，加高河堤需要的泥土從附近挖掘而來，增加了附近土地和河流之間的高度差。滲流將很多低窪地區變成沼澤，而由於水中含有的鹽分無法排走，沿河約3.2（2英里）寬的帶狀區域都變成無法耕作的鹽碱地:195。
中國環境史 隋唐
在唐代，甘肅走廊變成主要的交通孔道和絲路的一部份，人口增加，適合的土地都被拓殖並變成耕地，結果沙漠擴大，敦煌綠州縮小，而沙漠化過程是不可逆轉的:389。唐代佛寺也改變了自然環境。寺院一般都建在從未開墾的山區丘陵地帶，或其他未使用過的土地上。在隋代，共有4000多座大型寺院分佈中南北各地，每座都監督大量農民和奴僕為其耕種土地。寺院周圍也植有樹木，建有花園和牧場，開墾山區土地為農田、牧場、果園和木材林，將原始森林變成各種多產的喬木林或灌木林，如茶園、果園（以橙樹最為常見），並建供木材和竹子等建築材料:177-178。
中國環境史 隋唐
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漢人水稻種植大多局限於地勢較高的區域，到9世紀時，漢人發明新的水利技術，開始有效墾殖低窪地帶:158。那時農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洪水泛濫，每年季風性降水給長江造成大洪水，會在中游直至入海口的範圍溢出河岸，進入平原、湖泊和沼澤地帶。漢人以圩田解決問題，即用土堤將農地完全包圍起來，不讓洪水進入，堤壩內耕地的水平高度低於環繞周圍的洪水或河水，使農民在防洪的同時，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不過建造圩田的工作超出了個別農戶的能力，往往由富有的地主完成項目。唐代農民又推廣稻田養魚的方法，讓魚類吃掉雜草和按蚊，魚類的糞便也增加了田地的肥力:169、174。
中國環境史 隋唐
唐代（以及後來的宋元明清）人們在山地則刀耕火種，稱「畬田」，播種前必先砍木，也斬伐灌木與長草。畬田不用犁耕、不翻土，是粗放的耕種方式。砍木以後，等候下雨前夕焚燒地上草木，雨後趁灰燼尚有餘溫時下種，不用灌溉，所種的都是旱地作物，如粟或黍。這種粗放的耕作方式無法維持地力，必須遷地休耕，有的是歲遷，有的是種兩三年再遷，遷出後原地要七八年才能再生樹木和野草，這時可以重覆刀耕火種。在畬田盛行的山地，專有一批「畬田夫」，他們自己沒有田產，專門四處替人刀耕火種，先約定某家某有畬田的工作，畬田夫雖數百里如期而至，且自備工具:9-10。
中國環境史 隋唐
隋唐兩朝都派軍南下嶺南並在當地拓殖，和原住民爆發衝突。在水窪和沼澤中，空氣濕度很高，寄生蟲和蚊子都大量滋生:158、163。地上的積水和河流洪泛之後留下的沼澤地帶，使按蚊和瘧疾在嶺南得以流行:70。在北方漢人看來，整個嶺南都遍佈疾疫，瘴氣（瘧疾）流行，熱帶森林則是各種寄生蟲的溫床。嶺南的瘴氣將漢人阻擋在在低窪的河谷以外:162、159，當時漢人大多定居在沒有瘴氣威脅的廣東北部和廣西，而生活在河流下游地區的傣族原住民則對瘧疾有一定程度的免疫能力:71、73。在多次漢人軍隊針對原住民的軍事行動中，有四份一的兵力損失於瘧疾；黃巢的部隊也因瘧疾導致30%—40%的死亡率後撤出嶺南北上。漢人在瘴氣前策手無策，嶺南西部以及更西的雲南一直掌握在當地原住民手中。華南更徹底的環境變化，還要等到漢族人口更為龐大和密集才會發生:162、160。
在唐代，嶺南大部份地區仍為森林所覆蓋，但高地上的原生落葉闊葉林已被燒光，繼之以次生的針葉和杉樹林:160。當時西江、北江和東江下游都是沼澤密佈而難以耕種的:73。對瘴氣免疫的原住民傣語族群在低地耕種，在山谷中種植水稻；而俚、苗、瑤等則在地勢較高的山區從事遊耕:157、159，採用刀耕火種的方法，不斷遷移，以農業生產和狩獵、採集相結合:67。莫徭人秋收後即在高地山林中狩獵，燃燒荒草以促進新草生長，吸引鹿群來覓食，以便獵殺:157。漢人和他們一樣刀耕火種，在冬季乾燥的月份燒掉山坡上的森林，然後很多農家一起往灰燼中播種，收穫上幾年，然後遷移到另一塊土地重新安營紥寨，讓原來那塊肥力已竭的田地再去生長植物:67。在南方較高的坡地上，特別是長江與西江的分水嶺一帶，常開闢森林來種茶。不同於一年生長的作物，茶樹為土壤提供一定種度的保護:80。高地上的居民也採用環剝、摘心和砍伐等方法來清除山林，在濃密的樹蓋中間開闢空地，讓陽光照到地面，以便種植芋頭等塊根作物:158。在河流上游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侵蝕了山區，導致土壤流失進入西江、北江和東江的下游地區，沉積在西江、北江和東江下游的洪泛區，成為肥沃的泥土，同時也帶來洪水和瘧疾的問題:68。
在福建地區，原住民越人語言屬南島語系，主要以漁獵為生，可能也以刀耕火種方式種稻。閩南很多地方都是鹹水沼澤，也是鹹水鱷的棲息地，內陸的山巒阻擋了漢人進入這區域，因此漢人來到東南沿海要比進入嶺南晚得多。到8世紀，福建地區的漢人移民開始增多，在當地建立河壩和開發稻田。漢人不僅和環境和鹹水鱷搏鬥，也用軍力迫使越人離開山谷，唐朝設置了屯田以控制當地。很多原住民都逃到山區，餘下的則接受漢人同化；越人和鹹水鱷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及其農田:161。
中國環境史 宋代
自宋代起，南方與北方的生態條件有了相對變化。北方生態系統逐漸惡化，森林大量減少，地面失去氣溫調節的機能，年平均氣溫下降，無霜期縮短，農作物生長期隨之減少。同時降雨量也日減，北方變成半乾旱地區。天然植被嚴重破壞後，水土流失嚴重，加上黃土高原土壤鬆軟，易受沖刷，於是北方大部份河流含沙量增加，造成淤積和水患，其中尤以黃河為甚，逐漸變成地上河，下游經常改道，北方平原的湖泊相繼被填平，蓄洪滯洪的天然機能消失，水災頻仍。同時期南方則尚能保持生態平衡，由於氣溫與雨量較高，天然植物的自我更生機能較強，整個生態系統不像北方那樣脆弱，惡化過程比較緩慢:14-15。
中國環境史 宋代
中國在漢唐頂峰時期人口均超過了1千萬戶，在宋代則達到2千萬戶，即1—1.2億人口。到1000年時，幾乎整個華北平原都變成農田。到1070年代中期，太行山已失去其松樹林，變得光秃秃:172、217、199。宋代木材短缺，影響了鋼鐵工業。鋼鐵冶煉原本依靠木炭作燃料，但宋代蓬勃的鋼鐵業卻因木柴和木炭短缺，以煤炭作為替代品。煤炭也開始代替木柴進入北方家庭，以供取暖和煮食。為了阻擋遼國的騎兵，宋朝在北部邊境開挖了許多塘濼；為了給塘濼灌水，工匠們設法引入海水，改變河道和築起堤壩。宋朝並讓當地軍民種植水稻以自給自足，但由於氣候過於寒冷，這個屯田計劃失敗告終，塘濼則成為蚊子和黑蠅的滋生溫床:185、171。在遼國，在今內蒙古東部科爾沁區的草原開始沙化，當地契丹人初學農耕，耕作方法很粗放，新墾土地三五年便肥力減退，人民便去尋求新墾區，原來耕地被拋荒，地表裸露，沒有植被保護，開始了風蝕的過程。金國時這一帶恢復為牧場，出現一些次生草原和森林，恢復一些當年的景觀:47-48。
中國環境史 宋代
在黃河向北奔向渤海灣的這一段，宋朝努力治水，通過導流渠減輕榦流壓力，並加強維護堤防，有時通過深入河道建造防波堤以降低水流衝擊力，有時鋪設大量植被來保護河堤:196。北宋政府又把黃河從今日河北與河南交界的地方往北疏導，在華北平原上形成一條河道，以為可以利用這片水淹的地形以及人工池塘阻擋遼國的入侵，但未能如願。黃河在80年間在華北平原上繼續改道，洪水經常淹沒田地，傳播疾病，使民不聊生。大部份沉積物都是沒有營養的沙子，只會讓農田變成荒地:232、234。華北平原上許多小河流被沉積的泥沙所雍塞，集體改道或乾涸。為了修復河堤，當地居民伐光了附近山陵中的樹木和灌木，用於支撐堤壩。由於華北平原非常平坦，洪水無法排走，導致土地受澇並鹽漬化，大片土地失去原來的植被。風裹挾著沙塵吹過平原，形成一個個的沙丘，湖泊和池塘淤塞，而且淤泥很快就變得非常貧瘠，很多原本肥沃的土地都變成了沙地:198-199。1128年冬，東京留守為解京城之困，決開了開封以北約80（50英里）的黃河大堤，到1194年，洪水和淤泥最終導致黃河改道向南，侵佔了清河和淮河河道，在山東半島以南入海，在河口形成了一個新的大湖泊「洪澤湖」，這片海域也因為黃河注入而成為「黃海」。1194年黃河改道後，留在北方的那條被遺棄的河道成了泥沙之源，風起時沙塵暴肆虐整片華北地區，河道上「曠野無草，五穀不生」:196、199。
中國環境史 宋代
北宋以前，華北平原各湖泊淤沉速度緩慢，南宋以後情形便惡化。黃河挾帶的泥沙量越來越大，泛濫頻率增加，很多黃河流域的湖泊都經過幾次黃河泛濫而被填平。古代華北最大的湖泊是大陸澤，位於巨鹿縣附近。1108年黃河向北改道，淹沒巨鹿城，大陸澤也因而淤淺，湖底升高，湖面縮小。山東境內的巨野澤，在北宋時湖面仍號稱有800里，即《水滸傳》中的梁山泊。1019年及1077年，黃河兩次決口，河水流入巨野澤。金朝時黃河向南改道，巨野澤失去水源，水去沙留，出現大量灘地，為附近居民墾種。1180年，金國政府索性遣使招徠流民，在梁山泊進行屯田。較小的湖泊則更早已淤積成平地，如山東境內的菏泽市、雷夏澤、河南境內的孟諸澤，在宋代已變為平地:91-92。南宋時，負責灌溉和河運系統的官員，開始擔心上游的毀林現象，並注意到鹽碱化和洪澇對下游地區的影響: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