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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印度尼西亞的霸權統治
另有不少婦女遭遇「強迫婚姻」，在脅迫之下與印尼軍官同居，打理家務、滿足性慾。大赦國際1995年報告引述一則受害者遭遇：一印尼軍隊駐包考軍官一日在鄉間抓獲一名叫阿德里亞的當地民女，帶回家中強迫同居。在此期間阿德里亞誕下一子。軍官與妻子在包考團聚前，阿德里亞母子二人被驅趕回鄉。此後阿德里亞仍遭士兵騷擾，被迫為「勾引軍官」、「損害軍官名譽」而「道歉」。類似的「婚姻關係」在佔領期間頻頻出現。
印尼當局亦在東帝汶推行絕育計畫，在婦女幾乎毫無瞭解的情況下，強迫向她們體內注射醋酸甲羥孕酮等避孕藥物。軍隊監控下，各村村長蓋起小診所，確保計畫得以執行，中學女生也不放過。有被注射者因此而貧血、患上腳氣病，或直接死亡。
1999年，研究者薩利-安妮·華生·凱恩（）以筆名瑞貝卡·溫特斯（）出版了《：東帝汶婦女的聲音》一書。該書匯集若干則個人經歷，依時序記敘了自印尼佔領初期以來，東帝汶婦女所受到的暴力與虐待。書中一名婦女稱，佔領當局在審問她時扒光她的一半衣物，以便猥褻、摧殘她，甚至還威脅要將她處死；另一位則稱，審訊長達數週，其間審訊官們用鎖鏈束縛她的手腳，把她反覆強姦。一位為革陣游擊者準備膳食的婦女被捕後，印尼佔領者用香菸燙蝕她的皮膚，對她施以電刑，強迫她一絲不掛地從一排士兵面前走過，走進一輛裝滿尿液和糞便的坦克車中。
印度尼西亞的佔領統治期間，大約有四千名兒童被強行擄拐，離開家庭。擄拐者除了印尼軍方外，還有政府機構和宗教團體。儘管一些兒童得到了妥善的對待，另一部分則受到了包括性虐待在內的各種形式的蹂躪。有的被迫皈依伊斯蘭教。許多當年擄拐東帝汶兒童的印尼士兵，至今仍在軍中身居高層。
印尼侵略者採取了焚燒莊稼、伐毀果樹、屠殺牲畜的策略，破壞東帝汶人食物來源，逼迫他們離開山區，向印尼軍隊投降。村民下山後通常會直接受到處決。那些沒有被當即殺害的人，則被送往事先建在當地印尼軍營附近的過渡營裏，接受登記和審問。疑為抵抗組織成員者則被殺害。這類營地通常由茅草屋搭建而成，沒有廁所。印尼軍隊一方面禁止紅十字會派發人道主義援助，另一方面拒向收押者提供醫療服務。營中的難民只能依靠少量給糧勉強生存，故死於營養不良等疾病者眾。到1979年底，過渡營難民接收量已達30萬-37萬人次。收押者在過渡甄別營留滿三個月後，即被轉往更為固定的再安置村，接受強制遷移。這些固定住處類似於越戰初期美軍在南越建立的「戰略村」。再安置村禁止旅行或耕種，並設宵禁。
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認為，印尼佔領初期東帝汶之所以爆發饑荒，並非因為「食物無法被提供給所需者」，而是由於他們「被明確剝奪了獲得食物及其來源的權利」。該委員會的報告判斷，印度尼西亞執行的蓄意餓死策略導致了84,200至183,000東帝汶人死亡。一名教會人員報告稱，東帝汶的每個區裏，每個月就有500人死於飢餓。世界宣明會印尼分會代表在1978年10月訪問東帝汶後，稱有7萬東帝汶人正在挨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一名特使於1979年報告說，一處安置營中，有八成人口皆營養不良，情況「同比亞法拉一樣糟糕」。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警告說，「數萬人」有餓死之虞。面臨輿論壓力，雅加達宣稱官方的印尼紅十字會正著手緩解危機，卻遭非政府組織世界發展行動斥「倒賣捐贈物資」。
印尼政府1977年時發布報告，稱在艾萊烏與薩梅之間發現了若干處叢葬坑，被埋葬者雙手被捆、背於身後，應為革陣所殺。這些叢葬地在1985年被大赦國際確證，該組織同樣指出革陣有虐待俘虜、法外處決的行為。革陣亦曾發表聲明，稱於1983年12月處決了數名有通敵嫌疑的東帝汶人。1997年5月末，東帝汶抵抗勢力發動一系列襲擊，造成至少9名平民死亡，人權觀察對此種「以平民或其他非戰鬥人員為攻擊目標的行為」表示了譴責。
佔領期間，葡萄牙語遭禁，印度尼西亞語成為政府、教育、商貿用語。學校開設印尼語課程。
印尼官方意識形態潘查希拉也被强加于东帝汶：只有潘查希拉培訓合格證持有者，才有機會在東帝汶官方任職。
東帝汶泛靈論的信仰體系與印尼憲法規定的一神論並不契合，導致大量居民皈依基督教。
印尼神父取代了葡萄牙的聖職人員，拉丁、葡式彌撒亦為印尼式所取代。
印尼入侵前，只有兩成的東帝汶人信奉天主教，而到1980年代時，95%的東帝汶人都被登記為天主教徒，
東帝汶因而成為全球天主教徒佔總人口比最高的地區之一。
為解決部分島嶼人口擁擠問題，長期以來，印尼政府推行著國內移民計劃。東帝汶被佔領後亦成為該計畫的一處重點地區。
因「新秩序」下的新聞管控，以爪哇、峇里貧窮稻農為主的被遷移者，對東帝汶境內的衝突狀態知之甚少，
更有高中畢業生被誘騙而來，以為能在東帝汶謀一官半職。
而事實是，他們甫一抵達便處於革陣等抵抗勢力的襲擊威脅中，此外由於印尼政府為移民計劃強徵大片土地，他們也成為當地人發洩仇恨的對象。
這些外來者多數最後歸返故土，留下的人則推動了東帝汶的「印度尼西亞化」。
1993年時，有662個家庭、共計2,208人在政府計劃下客居帝汶，
另有約150,000印度尼西亞人，於1990年代中期自由居住東帝汶境內，其中不乏在此從教、為官者。
移民湧入下，東帝汶以村落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岌岌可危，
不少東帝汶人被同時剝奪祖居之地與社會機會，對印度尼西亞的仇恨愈演愈烈。
印度尼西亞接管了葡萄牙人在東帝汶的商業利益。
西帝汶農民在邊界開放後湧入東帝汶。1989年1月，印尼政府向私人投資者開放東帝汶。
來自蘇拉威西南部的布吉人、望加錫人、布頓人漸漸把控了東帝汶城鎮經濟的命脈。印尼軍商合夥，獨攬了東帝汶產品出口事務。

東帝汶利潤最豐厚的行業，如檀香木、酒店、商品進口等，被壟斷於軍方手中，受「蒂諾克有限責任公司」統御。其中對咖啡出口的壟斷更是為蒂諾克創造了巨量收益，每年研磨的1.2噸小果咖啡遠銷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剩餘產業則受印尼企業家把控，歷經葡屬時代的舊廠商只得為印尼人讓路。
在東帝汶經濟政策受到批評時，作為回應，雅加達通常強調其對那裡的衛生、教育、通訊、交通、農業等領域多有投入。

印尼政府的確在東帝汶興建學校、醫院和天主教堂，新鋪設了數百英里的道路。
葡屬時期，東帝汶人被里斯本忽視，普遍生活於貧窮之中，
1990年時，東帝汶人均年收入較葡萄牙統治末期時翻五番，但仍僅有200美元。
1993年印尼發展規劃部門的一份報告仍稱，在東帝汶61個區中，三分之二地區的逾半數居民生活貧困。

印尼批評家喬治·阿迪瓊德羅指出，
佔領的最初幾年間，軍事衝突導致了東帝汶大米及咖啡急遽減產，大量牲畜死亡。
其他批評家指出，築路等基建，目的通常是為印尼軍、企提供便利。
國際和印尼當地的私人投資者對東帝汶避之不及。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東帝汶獨立運動從未因印尼的投資與建設而間斷過。革陣在八十年代時因數次清剿，兵力僅餘數百，他們轉而同以帝力年輕人為主的東帝汶青年一代加強聯繫。一場非武力的抵抗運動在民間逐漸發展成型，成員們以抗議等方式尋求東帝汶民族自決，許多參與者受的是印尼式教育，在侵略初期尚處童年。他們憎惡印尼軍隊的暴力鎮壓、痛心於本土文化與政治生活的讓位與消亡，對佔領者在東帝汶的經濟建設懷矛盾心態。葡語通行其間，葡萄牙的統治遺產備受重視。在海外，以拉莫斯-奧爾塔為首的抵抗運動流亡成員四處奔走，在各地外交論壇上為故鄉爭取關注。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988年，隨著武裝反抗減弱，印尼政府開放了東帝汶，在招商引資的同時解除了外國記者禁入令。這項舉措是由時任外長阿里·阿拉塔斯推動的，為了更好回應國際關切，他和一些外交界人士不顧軍界「局勢或失控」之疑慮，勸說蘇哈托支持這項政策，1989年年末，作為軍方強硬派的穆爾亞迪（）准將被撤換，新上任的魯道夫·瓦魯（）准將承諾將以「更能服人」的方法來對待反抗者。他放寬了東帝汶內的旅行限制，釋放了成批政治犯，審訊官也不再頻繁地施用酷刑。瓦魯還嘗試肅整軍紀，1990年2月時，一名在東帝汶服役的印尼士兵因其違法行為遭到起訴，這樣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
抵抗運動也因此更加無懼；海外人士的高規格造訪常常伴隨著抗議示威活動：1989年10月，梵蒂岡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東帝汶時，就有不少要求獨立的年輕人高喊口號，打開橫幅，並與警察爆發混戰。此外，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西方國家對印尼佔領的支持理據喪失大半。東帝汶自決問題、人權問題受到的國際關注與日俱增，給雅加達造成更大壓力。1990年代發生的幾起事件使東帝汶頻頻為世界矚目，抵抗團體因此而得勢不少。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991年10月28日，支持獨立的18歲青年塞巴斯蒂昂·戈麥斯在帝力一處教堂遭印尼軍方殺害。11月12日，悼念者們為他舉行彌撒，揮舞革陣旗幟、手舉獨立標語，隊列喧鬧而和平，眾人吟唱著向塞巴斯蒂昂的墳塋行進。悼念者與印尼士兵短暫衝突後，200名士兵向眾人開火，殺死至少250名東帝汶人。史稱「聖克魯斯屠殺事件」或「帝力屠殺事件」。
園內的外國人很快將目擊證詞傳遞給國際媒體，錄像片段在國際上廣泛放送，舉世譁然。
作為回應，各國活動家組織聲援東帝汶，要求東帝汶自決的呼聲日益迫切。
位於英國的印尼民主化促進組織「TAPOL」加緊了圍繞東帝汶的工作。
非營利組織東帝汶行動網絡於11月末在美國成立，迅速在美國十座城市設立了分支機構，並在日後一方面通過施壓國會，推動阻止美國繼續軍援印度尼西亞，另一方面又在輿論場發聲，提高了美國主流媒體對東帝汶事務的關注度。支持東帝汶國際聯合會（）和亞太東帝汶聯合會（）分別於1991年、1994年成立，來自美、英、德、法、日、葡、加、澳、西班牙、芬蘭、挪威、菲律賓、馬來西亞、斐濟等國的東帝汶團結組織得以協同工作。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媒介技術的革新，使得印尼「新秩序」當局在管控信息流動上愈感棘手，這在各國媒體對聖克魯斯大屠殺的報導過程中得到生動體現。在冷戰後的1990年代，國際社會對印尼政府的監督日趨嚴密。印尼國內部分傾向民主的學生團體開始公開、批判地討論東帝汶局勢。不僅如此，他們還將「新秩序」、印尼歷史、國家前途等宏觀話題納入討論範疇。
印尼軍方不僅遭國際社會激烈譴責，還為國內菁英所抨擊。這次屠殺後，雅加達恢復1989年撤銷的東帝汶入境禁令，新一週期的壓迫隨之而來。先前認為「部分士兵反應過度」的瓦魯將軍被罷去職務，他相較前任更為通融、柔和的治民策略受到上級非難。被怀疑同情革陣的人們鋃鐺入獄，人權侵犯記錄有加無已，外國記者禁入令重新施行。普拉博沃將軍的科帕蘇斯部隊第三作戰群開始訓練頭戴黑色風帽的民兵團伙，以打擊殘餘的抵抗勢力。東帝汶人對印尼軍方的仇恨愈演愈烈。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古斯芒被捕對於抵抗運動而言是一次重大打擊，印尼當局相信，東帝汶的獨立鬥爭會因此結束。然而，這段牢獄經歷最終為古斯芒成為世界級政治家創造了條件。輾轉山林十七年後，他繼續在牢房中領導抵抗運動。沙納納·古斯芒告訴本委員會：因為與來自群島各地的政治犯們一同服刑，他在芝比囊監獄時學習良多。他告訴本委員會，這段經歷給了他「更好理解印尼人民為民主自由而鬥爭的機會」。「它促使我減輕、消解了十七年來在叢林中積攢的仇恨。我開始理解，我們同印尼人民之間有共同的目標，能使我們團結起來。」
1992年11月20日清晨，睡夢中的沙納納·古斯芒被印尼士兵逮捕。
看守期間，古斯芒經歷了睡眠剝奪等身心折磨。
次年五月，在不符規程的庭審後，古斯芒被以「叛亂罪」判處終身監禁，即赴芝比囊監獄服刑。他的刑期在八月被減至有期徒刑20年。
1994年4月，古斯芒在寫給大赦國際的信中透露，他每天都在忍受獄警的「羞辱、激怒與威脅」，監獄上級准許並鼓勵這些行為。1995年8月，他未經許可，向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會方寫信，盼望大會關注「遭受到二十年系統性凌侮」的東帝汶婦女，他先前獲得的三個月減刑因而被撤銷。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領袖見囚，東帝汶抵抗運動士氣低落，但監獄內的古斯芒仍然是獨立事業的希望象徵。
非暴力抵抗仍時有發生，1994年克林頓總統訪問雅加達時，29名東帝汶學生衝擊佔領了美國大使館，抗議美國對印度尼西亞的支持。
與此同時東帝汶人權情況持續惡化。1995年年初，沿海城鎮利基萨出現了槍殺平民和隨意逮捕的情況；
當年秋天騷亂再度爆發，印尼軍隊毆打被拘留者，有人被釋時「臉部瘀青、腫脹，且有割痕。」
1997年，南非總統曼德拉呼籲釋放古斯芒，並在當年七月對印尼的國事訪問中與古斯芒會面。
同年，魏茨澤克、戴克拉克等世界前政要聯合致信蘇哈托，希望他解決東帝汶衝突問題。信中寫道：「我們理解對於一個驕傲的國家而言，經受這麼多的批評該是多麼的痛苦，因此，在遲遲未能終結的東帝汶問題上，你的貢獻將被稱頌為對全人類的重要歷史餽贈。」
1999年2月10日，古斯芒被特赦，出獄後轉為軟禁。
1996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當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天主教帝力總教區宗座署理嘉禄·貝洛，和東帝汶獨立事業的主要國際發言人拉莫斯-奧爾塔，以「表彰他們為實現為公正與和平解決東帝汶衝突所做的努力」、「表彰他們為少數但受壓迫的人民做出的持續和自我犧牲的貢獻。」該委員會在其新聞稿中稱，希望藉此促發更多努力，讓東帝汶衝突能在人民自決的基礎上得到得體解決。
梵蒂岡對此「至感滿意」，正在推進南非轉型正義的戴斯蒙·屠圖稱「我很激動。」同時，印度尼西亞政府表達了遺憾，稱拉莫斯-奧爾塔煽動、操縱東帝汶人民，其外交部說：「很遺憾如此一個聲譽良好的機構會獎勵像拉莫斯-奧爾塔先生這樣的人，我們很吃驚。」諾獎研究者艾爾文·阿布拉姆斯稱這次授獎對於印尼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尷尬」。《華盛頓郵報》在報導中寫道：「東帝汶的獨立事業在印尼軍力面前似乎了無希望。但以往的和平奬得主——比如蘇聯的安德烈·薩哈羅夫，亦或是波蘭的萊赫·瓦文薩給予的一個啟示是——無望的事業並非總會失敗。」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年年初，在聯合國斡旋下，印度尼西亞和葡萄牙重啟了調解工作。
蘇哈托「新秩序」政權下的東帝汶，縱是有限區域自治亦無機率，獨立則更不可能。20世紀90年代，印尼國內輿論已經偶現對東帝汶立場的勉強理解，但更為普遍的擔憂是，東帝汶如若獨立，恐對國家統一構成威脅。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印度尼西亞受到嚴重衝擊。經濟動盪、市場混亂最終促使蘇哈托於次年五月辭職，他長達三十餘年的獨裁統治宣告落幕。東帝汶獨立形勢因而即迎轉機：當時執掌印尼陸軍戰略儲備部隊的普拉博沃·苏比延多正流亡約旦，日耗百萬美元的東帝汶軍事行動也令財政虧空的雅加達不堪重負。更為開放的政治社會氛圍下，有關印尼—東帝汶關係的討論熱烈空前，帝力各地也於當年召開多場討論會，研討獨立公投的種種事宜。1998年6月8日，蘇哈托繼任優素福·哈比比總統宣布，印度尼西亞將於不久，為東帝汶提供一項有關自治的特別計畫。對於可能最終引發東帝汶獨立的分階段自治方案，時任印尼外長阿拉塔斯評論稱，這些規劃對於印尼而言，將「全是痛苦，毫無收穫」。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七月末和8月8日，印尼在東帝汶舉行了兩次公開報導的撤軍式，宣布撤走1300名戰鬥人員，軍方為記者們提供了返回雅加達的包機。軍方同時宣稱，印尼士兵，除為人道主義發展項目效力而留下的，已悉數撤離東帝汶。但幾天後，印尼士兵又在一處叫的沙灘悄然登陸，意圖攻其不備，在蘇哈托下台後繼續打擊游擊勢力。
1998年底，澳大利亚约翰·霍华德政府起草信文，告知印尼澳大利亚政策的发生了改变，并支持在十年之内组织独立公投。哈比比总统见澳方的举动是在暗示印尼对东帝汶的“殖民统治”，于是决定在此问题上进行一次紧急的东帝汶全民公投。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1999年5月5日，印度尼西亞、葡萄牙兩國外長在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見證下，簽署《關於東帝汶問題的協定》，正式給予東帝汶人民自決權。具體而言，東帝汶將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要在「統一的印度尼西亞」範圍內享受特別自治地位，若此地位不被接受，則印尼應「終止其與東帝汶的聯繫」，東帝汶逐漸向獨立過渡。兩國亦同意立即設立聯合國東帝汶特派團。公投日期最初定為1999年8月8日，之後延遲至8月30日。按照協定，印尼將負責為公投創造沒有暴力或恫嚇的安全環境。這樣的安排引發了東帝汶人憂慮，觀察家認為，印尼應是在談判中拒絕了外國維和兵力介入東帝汶公投。
步入1999年，東帝汶獨立在望，同時各親印尼民兵組織揚言要四處施暴，並最終將口頭恫嚇落實為致命襲擊。
印尼軍方則向這些民兵團體提供軍事援助，策動他們造成死傷事件。
1999年4月，利基薩一處教堂發生命案，二十餘人在躲避民兵追趕、尋求避難時，被射殺或砍死。嘉祿·貝洛在到訪兇殺現場後說：「我們正要進入第三千紀，但這起事件後，我們卻回到了中世紀。」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儘管印尼在5月5日的協議中已承諾將在東帝汶構築沒有暴力的安全環境，然而不久後，東帝汶再次出現流血事件，5月16日，阿塔拉村（）五位村民在宅中遇襲死亡，同日帝力一處街區十幢房屋被燒毀。
此外，不少民兵組織指責聯合國特派團對親獨立一方頗有偏袒，對聯合國工作人員發出死亡威脅，並在6月29日縱火焚燒了特派團在瑪利亞娜的辦公室。
印尼政府辯稱，自己對平息東帝汶派系間的暴力衝突無能為力，拉莫斯-奧爾塔則在二月時就已預言：「在印度尼西亞撤離之前，它將如以往承諾的那樣製造動盪、破壞穩定。這些年來我們已經從印尼軍方那裡聽了太多遍了。」
與民兵威脅相呼應的，是印尼東帝汶事務巡迴大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達·克魯斯發出的警告。1999年7月初，他說：「如果人們選擇自治，東帝汶將會滴血——如果人們拒絕自治，那麼則可能是血流成河。」公投前一週，親印尼民兵組織艾塔拉克領袖尤里科·古特雷斯在帝力一處萬人集會上說，如果獨立一方贏得公投，東帝汶將成為「一片火海」，這種說法與印尼獨立革命時的萬隆火海事件遙相呼應。
隨著投票日臨近，反對獨立的暴力事件逐漸增多。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公投日當天，即1999年8月30日，98.6%的登記選民投票，東帝汶總體平穩有序，但仍在晚間出現了聯合國人員遭殺害而殉職之事。東帝汶時間9月4日（美東時間9月3日），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公布投票結果：94,388票贊成以自治地位保留在印尼之內，佔總票數21.5%；344,580票反對自治，要求獨立，佔總票數78.5%。印尼國內媒體將矛頭指向聯合國和澳大利亞，甚至將東帝汶的獨立選擇塑造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宗教衝突。但由於同期峇里銀行醜聞爆發，更多人對東帝汶事態並不關心。
當我向聯合國院子裡跑去時，民兵像獵捕動物一樣逮到一個支持獨立的人。那個年輕人腦袋被砍刀擊中，應聲倒地。接著六個黑衣人便撲到他身上⋯⋯只需三十秒，那個年輕人就被剁成碎塊。民兵砍人砍得太猛，有的肉塊竟然都飛濺起來了。那聲音讓人想到肉店剁肉的砰砰聲，我永遠忘不了這事。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安南公布結果數小時後，帝力便開始出現民兵團體襲擊、縱火事件。外國記者、選舉觀察員旋即撤離，上萬東帝汶人奔逃至山野中。伊斯蘭幫伙衝入天主教帝力總教區房舍，殺害十餘人。9月5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帝力辦公樓遭到攻擊，隨後付之一炬，另有約一百人在蘇艾一處教堂遭到屠殺。一時間類似的屠殺報告數不勝數。9月8日，一支聯合國代表團抵達雅加達，與印尼總統哈比比見面。哈比比再度拒絕了聯合國部隊進駐東帝汶的請求，並說東帝汶的屠殺報告不過是「謊言和臆測」。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厲言道，印尼若繼續放任殺戮，將會成為國際孤兒。維蘭托將軍則堅持認為他的士兵控制住了情勢，他之後又在一場聯歡會上對軍嫂們說：「對於東帝汶，我們情意相同。」說罷唱起1975年流行曲〈感覺〉。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東帝汶危機爆發後，聯合國撤走大部分工作人員，東帝汶人進入特派團遺留的建築之中以求避難。四名聯合國人員留守東帝汶，他們表示除非難民一同疏散，否則拒絕撤離，寧願身死民兵手中。四人之一的傑弗里·羅賓遜（）回憶說，進入大樓的東帝汶難民保持規矩，「在那種可怕的情形下，人們的禮貌令人感動。」一位東帝汶修女告訴傑弗里，東帝汶人已經習慣了在關鍵時刻遭到拋棄，這次公投至少已經將東帝汶人希求獨立的心聲一勞永逸地告訴了全世界。
同時，在印尼軍隊與民兵團體的武力脅迫下，超過二十萬人被強迫遷往西帝汶，住進被人權觀察稱為「條件極其惡劣」的集中營中，屋舍脆弱得「山羊屁股都能把它推倒」。除了肉體的威脅，難民們還受到虛假信息的侵擾。在國際部隊進駐東帝汶後，為阻撓難民返回東帝汶，民兵造謠稱「澳大利亞軍隊會襲擊返鄉者」、「古斯芒將對當初離開東帝汶的人施以報復」。更有甚者威脅道：「惟有當印尼國旗再度在東帝汶上空飄揚時，他們才能返回家鄉。」西帝汶一家報紙則宣稱，有四萬多東帝汶難民想成為「東努沙登加拉省永久公民」。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優素福·哈桑·阿卜迪答記者問時說：「東帝汶人只要說是想離開難民營回家，他這條命就懸了。」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在動盪中結束的佔領統治
印尼軍隊操縱的民兵暴亂很快在世界範圍內激起憤慨，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國爆發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干預東帝汶局勢。
古斯芒、貝洛、拉莫斯-奧爾塔分別前往達爾文、里斯本和羅馬、奧克蘭尋求外交支持。拉莫斯-奧爾塔在奧克蘭APEC峰會上要求國際社會儘早武力干預局勢，東帝汶問題也成為當年峰會的一大焦點。11日，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在奧克蘭接受記者提問時，透露美國已暫停對印尼軍售。他又在次日的工商界領導人早餐會上重申：「美國已暫停對印尼的所有軍事合作、援助和銷售。我已經明確表示，我是否願意支持國際社會未來（對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援助將取決於印尼從今天起如何處理局勢。」
深陷金融風暴泥淖的印度尼西亞最終在國際壓力下妥協。9月12日，哈比比總統在召開內閣會議後致電安南，並通過國家廣電發表聲明，宣布將允許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東帝汶。
1999年9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264號決議，授權設立一支多國部隊，要求其恢復東帝汶和平與安全，保護、支持東帝汶特派團履行任務，協助人道主義救援，直到部隊被聯合國維和行動取代為止。
澳大利亞少將彼得·科斯格羅夫受命擔任東帝汶國際部隊總指揮。9月20日，國際部隊進駐帝力；10月31日，在古斯芒的見證下，印尼軍隊徹底撤出東帝汶。
在國際部隊進駐東帝汶過程中，大量民兵逃往西帝汶，亦有民兵繼續行兇，荷蘭記者桑德·托尼斯則被正在撤離東帝汶的印尼士兵殺害。
東帝汶國際部隊的主要士兵來自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派遣了一支人數最多時達5,500的步兵旅，另有三艘巡防艦、一支航空團等海空力量投入東帝汶。最終有來自22國加入國際部隊，人數最多時達到11,000。
美國向國際部隊提供了關鍵的後勤保障與外交支持。莫爾比灣號巡洋艦為國際海軍編隊提供保護；貝勞森林號兩棲突擊艦則游曳於東帝汶近海，其上駐有1000人規模的海軍步兵營，配備成建制裝甲、火砲，以防出現重大武裝反對事件。
1999年10月25日，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成立，全盤管理東帝汶事務。
2002年5月20日，東帝汶正式獨立；同年9月27日，東帝汶成為聯合國第191個會員國。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国际反應
1990年，薩達姆·侯賽因問：既然1975年時，印度尼西亞可以把東帝汶變成它的第27個省，那為什麼他不能把科威特變成伊拉克的第19個省呢？答：冷戰結束了。——西奧多·弗林德，《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印度尼西亚利用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获得对其入侵、占领东帝汶的支持。但对东帝汶的入侵与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镇压大大损害了印尼的形象和国际信誉。1980年代时，苏哈托为成为不结盟运动主席而作出的努力因为遭到发展中国家对其吞并东帝汶的批评而受到破坏。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谴责在1990年代也未曾停息过。
1975年4月30日，随着常风行动落下帷幕，越南战争以越南共和国的覆灭而结束。同年，柬埔寨和老挝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在东南亚与社会主义势力抗衡，一个坚决反共的印度尼西亚对于美国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美国必须寻求与印尼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这样就让东帝汶的事务对美而言显得并不要紧。 美国同样想维持其潜艇穿越印尼的深水通道的通行权，借由此水道，美军潜艇可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通行自如而不被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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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前夕，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会见了印尼总统苏哈托。根据报道，美方认可了印尼的侵略行为。苏哈托说：“如果必须要（在东帝汶）采取猛烈的军事行动，希望你们理解。”福特说：“我们会理解你们的，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入侵）上向你们施压。我们深知问题所在以及你们的意图。”基辛格也表示赞同，尽管与此同时，基辛格和福特也希望控制美国国内对侵略的反应，毕竟印尼入侵中使用美国装备一事若被曝光于公众，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美国也希望侵略行动尽可能的迅速而彻底，不会导致后续的长期的抵抗。基辛格对苏哈托说：“无论你们采取何种手段，尽最快速度取得成功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主要的担忧应是，如果带有红色色彩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侵略后重新暴力夺回东帝汶，亚洲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武装活动可能被激起，以至于取得胜利。到那时，革阵胜利而引发的印尼国内一系列的暴动可能会威胁印尼国家安全，甚至灭亡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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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入侵行动以及接下来的占领过程之中，美国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武器支援。侵略事件发生一周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详细分析报告，称发现了印尼使用的装备绝大部分是美国提供的。美国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军事援助，事实上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务院之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国会继续追加援助，几乎达到以前的两倍。而美国政府却声称，美国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6月已经中止了对印尼的军援。1975年至1980年，东帝汶境内的暴力事件达到其峰值的六年间，美国向印尼政府提供了价值约3亿40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1974年开始，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以及武器销售开始增长。美国的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直到1999年才停止。1975年至1995年，美国向印尼提供的武器价值总额达到了11亿美元。克林顿政府时期，在 JCET 计划下，美国为印尼科帕蘇斯部隊进行了训练，其内容包括城市游击战、侦查与反侦察、狙击战术以及“心理战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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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的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终的报告中的“责任”一章，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援助是印尼侵略和占领（东帝汶）的基础”。报告同样指出“美国提供的武器对于提升印尼军力十分关键。从1977年开始，印尼开展的大规模的摧毁抵抗势力的运动中，美国提供的飞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革阵声称美国对印尼政府在东帝汶问题上的外交与物质帮助已经远超适度之标准。合众国际社在一篇1978年6月19日发自悉尼的报道中，援引了革阵的一份新闻稿，称：“在两场战斗中，美国顾问和雇佣兵站在印度尼西亚一边，联合与革阵作战⋯⋯同时，美国飞行员驾驶着北美羅克韋爾 OV-10 野馬戰術偵查攻擊機为印尼空军空袭革阵控制的解放区。”
在大多数联合国谴责印尼入侵的决议上，美国都投了弃权票。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975-76在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国务院希望联合国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终归是彻底的白费功夫。这项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把它完成得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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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与苏哈托会面。惠特兰表示，一个独立的东帝汶会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若印尼吞并东帝汶，澳大利亚会表示支持。。惠特兰的表述后来被外长唐·威尔西（Don Willesee）加以修饰，称：“澳大利亚会支持东帝汶人民对其前途的决定权。”1975年东帝汶爆发政变之后，澳总理惠特兰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仍反对军事介入当前局势，澳方愿提供人道救援，呼吁各方停止战斗并进行对话。声明亦称，澳方承认印度尼西亚在“某区域”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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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澳政界与民间都有支持东帝汶独立的呼声，并愿意为东提供援助。1974年，澳民间在悉尼发起一项东独运动，旨在支持东帝汶自决与独立的权利，反对印尼的武力吞并，并支持革阵的社区项目（community projects）。墨尔本、堪培拉和珀斯等地也出现了相似的运动团体。他们召开公众集会，游说议员、教堂和社区组织（community groups）。政变爆发后，澳大利亞紅十字會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西帝汶的难民营和东帝汶派驻医疗分队。澳政府为此工作先后向红十字会拨付了十万澳元和十五万澳元。澳大利亚帝汶国际援助协会（Australian Society for Intercountry Aid Timor，ASIAT）自政变以来也向东帝汶地区派驻了医疗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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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1日，惠特兰政府在1975年澳大利亚宪政危机中解散，这对新的看守政府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设下限制。因在1975年联邦选举结果未被公布之前，其任何行动都需得到两党与总督的批准。1975年12月4日，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外交失败，联合国通过承认东帝汶独立的决议，澳政府从帝力撤离了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侨民。12月5日，荷西·奥尔塔（José Ramos-Horta）抵达达尔文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ASIAT在东帝汶已被禁止。他同时表示，东帝汶革阵政府不接受澳大利亚在内的来自联合国的任何援助。
在赢得12月大选后，弗雷泽政政府提出提议，并认为：与东南亚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不能让这项极易失败的事业受到威胁。此后澳大利亚在1976和1977年的历次联大投票中弃权。在1978年前，澳政府是唯一一个除印尼政府外官方承认东帝汶是印尼的一个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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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起草条约以瓜分帝汶海沟油气资源。1989年12月，两国签订了《帝汶缺口條約》（官方名称为《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关于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省和北澳大利亚之间的一个地区合作区条约》），据估计，两国从中获得了一百万至七百万桶的原油。此条约，与其同印尼广泛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一道，被援引作澳政府支持印尼这一立场的关键因素。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澳间的战争曾使六万东帝汶人丧命，故澳国内有人认为，澳政府对这个曾经的葡属领地在历史上多有亏欠。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曾在印尼占领东帝汶前与占领时，担任一名澳大利亚国会高级外交顾问，他后来说：“不管什么在1941年时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的还是具有价值的，在1974年时，皆已无关紧要或可有可无。”一些澳大利亚的二战老兵以相似的理由对占领行动进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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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几多更迭，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都始终保持着不错的外交关系，国内秩序稳定的印尼也为澳大利亚充当了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不过历届澳政府都注意到：东帝汶问题复杂化了两国间的合作。澳大利亚为东帝汶独立支持者提供了政治避难，其中拉莫斯·奥尔塔甚至将澳大利亚作为自己流亡的根据地。整个20世纪80年代，印尼与澳大利亚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1995年12月18日，澳大利亚工党的基廷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签署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安全协定》(The Australian-Indonesian Security Agreement)，澳大利亚将优先权给予了澳对印尼的诸方面关系。1998年5月，苏哈托倒台；同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转变了澳对印尼政策。这促进推动了东帝汶的独立进程：越来越多要求举行独立公投的呼声出现。1998年年末，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与外长亚历山大·唐纳致信印尼政府，指出应在十年内于东帝汶举行独立公投。这封信件惹恼了哈比比，他认为，澳大利亚之意在于暗示印尼是一个“殖民大国”。哈比比决定宣布在东帝汶举行一次紧急的独立公投。1999年，受联合国支持的独立公投在东帝汶举行。公投以压倒性多数赞成东帝汶独立，但紧接着亲印尼武装民兵在东帝汶动用暴力，制造了安全危机。由澳大利亚牵头的国际部队进入东帝汶，恢复了治安。虽然国际军事行动成功了，但是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需时日加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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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澳大利亚工党一改其东帝汶政策，宣布将采取支持东帝汶独立并反对印尼在东之存在之政策，而这一信号是通过澳外交部发言人，工党党员劳瑞﹒布莱里顿 （Laurie Brereton）发出的。布莱里顿的信誉遭到了包括时任总理与外长在内来自执政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攻击。
「蓮花行動」開始翌日，葡萄牙即宣布同印度尼西亞斷絕恢復不足一年的外交關係，其後屢次贊成聯大通過譴責侵略的決議。
康乃馨革命後，1976年-1982年間，葡萄牙政府頻繁換屆，造成東帝汶政策缺乏連貫性，前殖民地事務無奈為國內問題讓路。
八十年代中期，國內局勢稍定，在马里奥·苏亚雷斯治下，里斯本一改先前含混，對雅加達的批判變得急遽尖銳；葡萄牙也出於國內公眾壓力，多次在國際會議上高調擁護東帝汶自決。
九十年代的十年間，在聯合國斡旋下，葡萄牙同印尼兩國共同調解了東帝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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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印度尼西亞入侵東帝汶時，中國同印尼的外交關係早已斷絕。蓮花行動開展前後，革陣收穫了北京熱情的外交支持，中國是少數承認革陣獨立宣言的國家之一。印尼全面入侵東帝汶當月，吳妙發、黃華先後在聯合國呼籲印度尼西亞「停止干涉」，要求「入侵的印尼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出东帝汶领土」。東帝汶高級官員事後在接受採訪稱，中國甚至嘗試向東帝汶游擊隊提供一批足以武裝8000人輕型師的武器，但由於印尼海上封鎖，未能實現。最後這批武器被轉運至莫桑比克。
1975年12月29日，羅熱里奧·洛巴托率團訪問北京，時任中國副外長韩念龙接機。外長喬冠華在當晚宴會上重申要求印尼無條件撤軍，稱「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东帝汶人民的正义斗争。」此後三年中，革陣成員幾度訪華，其中包括拉莫斯·奧爾塔、羅克·羅德里格斯、马里·阿尔卡蒂里等人，他們在東帝汶獨立後身居政府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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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印尼佔領東帝汶已成既定事實，國際社會對東帝汶關注減弱。與此同時，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中國外交重心由支持革命轉為為經濟建設服務，嘗試構建安定的國際環境，且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問題上，中國需要印度尼西亞等東盟國家的外交支持。中國在東帝汶問題的立場上越發轉為呼籲和平解決，1984年11月，時任外長吳學謙在訪問葡萄牙時說：「解决这个（東帝汶）问题首先要照顾到东帝汶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由有关国家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
儘管外交姿態不如以往強烈，對呼籲東帝汶人民自決的歷次聯大決議，中國皆表示贊成。中國政府甚至透過香港、駐歐使館等渠道同東帝汶抵抗勢力保持接觸，马里·阿尔卡蒂里等革陣流亡領導曾通過在地華商接受北京資助。
1999年東帝汶危機爆發後，中國向東帝汶派遣維和民事警察，但在東帝汶國際部隊的組建問題上，中國表現猶疑。2002年5月20日，東帝汶獨立當天，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先後出席東帝汶獨立慶典與中國使館開館儀式，中國成為東帝汶首個邦交國。
英國在涉及東帝汶的聯大決議表決上悉數棄權。在整個東帝汶被佔領統治期間，英國從未停止對印度尼西亞的軍售。英國1978年時向印度尼西亞出售的8架鷹式教練機，在「圍殲」行動中發揮效用。1990年代時，印度尼西亞又從英國處購買了若干戰機。1995年，聖克魯斯大屠殺四週年日之際，印度尼西亞購買的英製戰機成編隊在帝力低空飛行，威懾東帝汶居民。1999年東帝汶危機爆發後，英國國防部仍向印度尼西亞交付戰機，受到在野黨抨擊。
聯大早期涉及東帝汶的決議表決上，加拿大三次反對，此外則棄權。東帝汶受佔領統治期間，加拿大政府定期向印度尼西亞出售軍備，並在1990年代批准價值逾四億加元的武器備件出售。日本在涉及東帝汶的全部八份聯大決議表決上悉數反對。印度亦支持印度尼西亞，並將後者對東帝汶的佔領與印度兼併葡屬果阿相提並論。詹姆斯·杜恩認為，這是印度外交人士的無知之論，果阿與東帝汶的情形大相徑庭。印度獨立後長期以來對果阿進行主權聲索，同時期印度尼西亞卻曾表態稱不會侵略東帝汶；葡萄牙對待殖民地的態度在1961年和1975年時截然相反；果阿與印度次大陸其他地區間人員可自由流動，東帝汶與巽他群島其它地區的聯繫則脆弱許多。
東南亞國家聯盟顧忌同印尼的關係出現裂痕，以「區域團結」為考量，對東帝汶抵抗運動置之不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印尼單方面關於東帝汶局勢的說辭。對呼籲東帝汶人民自決的聯大決議，除新加坡在表決聯大第3485號決議時棄權外，東盟國家一貫投以反對票。杜恩分析，這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美國倉皇撤出越南後，東南亞非共產國家或多或少都對區域內可能的共產主義威脅有所警惕。菲律賓在1994年時，曾試圖阻撓馬尼拉舉辦一場東帝汶國際會議，並將拉莫斯-奧爾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禁止其入境。不過隨著國際局勢變化，菲律賓最終改變立場：該國參與到東帝汶國際部隊後勤保障任務，向東帝汶派遣醫療與後勤人員；菲國將軍海梅·德洛斯·桑托斯在1999年年底被聯合國任命為聯合國東帝汶過度行政當局部隊指揮官。
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影響
佔領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難以確計。2005年，联合国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會得出「基於科學的主要結論」，認為在最保守的情形下，雙方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达102,800(±12,000)。其中18,600(±1,000)人被杀害或失踪，另外84,000(±11,000)人死于饥荒或疾病，這些數字已遠高於和平时期的正常死亡人数。委員會還稱「因由衝突導致的疾病和飢餓而死的人」恐有18.3萬之多。因該統計以年時在世倖存者的記敘為主要依據，故「家眷全數罹難」、「墓碑不存」等情形無法納入統計。該委認為有七成左右的死難，係因印度尼西亞的暴行所致。
耶魯大學種族滅絕研究教授本·基尔南称，儘管統計上有二十萬或以上的數據，但「实际死亡人数应近于十五萬人。」根據天主教會的統計，東帝汶人口數從1974年的688,711減為1982年時的425,000，意味著東帝汶在印尼入侵與佔領下有二十餘萬人死亡，「二十萬死難」的統計此後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援引。諸如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信源亦支持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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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專家加布里埃爾·德菲（）通過分析葡萄牙、印度尼西亞的可用官方數據，結合天主教會資料，認為1975年12月至1981年12月間，约有308,000名帝汶人死亡，約佔侵略前總人口的44%。曾供職於爪哇沙拉笛加大学的喬治·阿迪瓊德羅教授在研究印尼軍方數據後總結稱，在佔領的頭幾年，事實上有300,000帝汶人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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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立大學的羅伯特·克里布（Robert Cribb）則認為上述死亡數字被嚴重誇大。他指出198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東帝汶人口為555,350人，這雖然是「最可靠的數據來源」，但可能仍屬低估。他寫道：「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9月的動盪期間，曾有數十萬名東帝汶人一度下落不明，結果後來又重新現身了。」考慮到東帝汶1987年人口普查結果為657,411人，1980年的數字就更顯不合理了——要在七年間達到年均2.5%的增長率，與1970至1975年間的高成長率幾乎一致，在印尼佔領期間（包括其壓制生育的政策）下，這種增幅極不可能。他還指出，鮮有個人對暴行的敘述或印尼士兵創傷的紀錄，並補充說：「根據新聞報導與學術論文，東帝汶並不像一個曾遭遇大規模死亡創傷的社會......1991年帝力大屠殺前的情勢，顯示這個社會仍保有活力與憤慨，這若真如柬埔寨在波爾布特統治下所遭遇那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他還指出，印尼軍方的戰略是爭取當地民心，這一事實也不支持大規模屠殺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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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南以1975年東帝汶70萬人為基數（依據1974年天主教人口調查），假設在佔領期間年均人口成長率僅1%，則1980年應有人口735,000人。他接受了1980年人口數字，儘管克里布認為該數字低估了至少10%（約55,000人），據此基爾南認為至多有180,000人在戰爭中喪生。克里布則指出，1974年教會預估3%的年均增長率太高，教會早先曾採用1.8%的增長率，該速率下則1974年人口為635,000人，與葡萄牙的估計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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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克里布認為葡萄牙的人口普查幾乎肯定低估了人口，但鑑於教會的社會接觸有限（當時不到一半的東帝汶人為天主教徒），葡當局的數據應比教會數據可信。如果依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增長率推算，1975年東帝汶人口應為約680,000人，至1980年應有超過775,000人（不考慮佔領期間出生率下降的情況下）。如此一來，人口缺口將接近20萬人。克里布指出，印尼的政策導致出生率下降超過50%，因此這20萬人中約有45,000人應是「未出生」而非被殺，另有約55,000人是在1980年人口普查時因躲避印尼當局而「失踪」。此外，1974-75年時，數萬人為逃避自由東帝汶革命陣線而離鄉；數千人在內戰中喪生；戰鬥人員死亡；革陣對內的殺戮行動；以及自然災害——上述種種因素，都進一步減少了可歸責於印尼侵佔的平民死亡人數。綜合上述資料，克里布主張死亡總數應遠低於10萬人，甚至可能低至60,000人，在1975–1980年間，僅約一成平民為非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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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南則反駁道，佔領期間的外來移工增加、以及人口在死亡危機後往往會有增長的趨勢，使得1980年普查結果具可信性；至於1974年教會調查雖屬「可能的上限值」，但教會的接觸限制或許反而導致其低估了人口。他最終認為，1975至1980年間至少有116,000名戰鬥人員與平民遭各方殺害或死於非自然原因。若此成立，即代表約15%的東帝汶平民於該期間死亡。F·海奧特（F. Hiorth）則另估約有13%（即在預期的730,000人口中約95,000人）於此期間死亡。基爾南估計考慮出生率下降後的人口缺口為145,000人，約占當時人口的20%。聯合國報告的中位數為146,000人；而研究政治屠殺的分析家R.J. Rummel則估為15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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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觀察家將印尼侵佔東帝汶視為一次種族滅絕。牛津大學曾就此事件達成學術共識，認定其為種族滅絕，耶魯大學亦將其列入「種族滅絕研究」課程內容。法學家本·索爾對該事件是否符合國際法上「種族滅絕」的定義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由於印尼當局並未鎖定國際法所承認的族群進行攻擊，因此無法將該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然而，他同時指出：「東帝汶的衝突可被最準確地視為對『政治團體』的種族滅絕，或是『文化種族滅絕』，但這兩者皆未被國際法明確承認。」印尼對東帝汶的佔領亦曾與紅色高棉、南斯拉夫內戰、盧旺達種族滅絕等事件相比擬。
印尼方面的傷亡數據則相對記載完備。《羅盤報》稱印尼國民軍中，死於東帝汶戰事者3,700人，傷2,400人。荷蘭學者蓋里·範·克林肯（Gerry van Klinken）認為「2,400」應為重傷者數。2002年11月，紀念對東帝汶佔領統治的蓮花紀念碑在東雅加達的國民軍總部內落成，其上鐫有3,804名陣亡者的姓名，士兵、警察共計2,277人，東帝汶非正規軍1,527人。死於意外或疾病者並不在此列。
索爾亦探討了對相關責任人提起「反人類罪、戰爭罪及其他重大人權侵犯」的訴訟問題。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結束後的數年間，數項相關司法程序已相繼開展。1999年10月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72号决议不僅授權成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還「对于据报在东帝汶境内犯下有系统、广泛和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行为表示关切」，「强调犯下此种违法行为者须承担个人责任」。為此，過渡行政當局設立了負責調查起訴暴行責任人的「重罪股」。然而，該股資金不足、職權僅限於1999年的犯罪，最終成效不彰，受到批評。印尼國內的相關審判亦被聯合國委員會評判為「明顯不足」。
這些司法過程的缺失促使一些組織呼籲效仿南斯拉夫與盧旺達的情況，設立國際法庭，以追訴在東帝汶屠殺中負有責任者。東帝汶非政府組織「La'o Hamutuk」於2001年的一篇社論中寫道：
「在1975至1999年間，於東帝汶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不可勝數。雖然國際法庭無法審理所有案件，但它的設立，仍將⋯⋯證實印尼對東帝汶的入侵、長期佔領及毀滅性行動，實為一場蓄謀已久、結構嚴密的犯罪陰謀，其策源與執行皆出自該國權力中樞。東帝汶、印度尼西亞兩國和平、正義與民主之未來，根本繫於對這些最高層責任者的清算與問責。」
2005年，印度尼西亞與東帝汶為釐清佔領期間的犯罪事實、修補兩國間的裂痕，成立了「印度尼西亞—東帝汶真相與友誼委員會」。然而該委員會遭到非政府組織的批評，聯合國亦因其或致加害者免責脫罪而拒絕承認其成果。
阿图尔·施尼茨勒
阿图尔·施尼茨勒（德語：；1862年5月15日—1931年10月21日）是奧地利猶太裔醫師、小說家、劇作家。代表作有《綺夢春色》、《輪舞》與《伊瑟小姐》等。
陳竹亭
陳竹亭（Jwu-Ting Chen, 1950年2月5日—），台灣化學家，台北市人，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2008年創立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簡稱CASE)。是台灣學者中率先結合科普和科學教育，並且連結網路多媒體推動科學傳播的前驅 。
陳竹亭 學、經歷
陳竹亭於1968年自台北市立建國中學畢業，1973年獲得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學士，1978年獲得辛辛纳提大學化學碩士，1982年獲得爱荷華州立大学化學博士。1982~1986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1986年返回台灣進入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任教，擔任副教授，1991年升任教授，2014年獲頒化學系特聘教授。1995年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在路易巴士特大學(史特拉斯堡大學)做訪問學者，1999年任國立東華大學訪問教授，2013年任日本京都大學訪問教授。1999~2002年擔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化學研究推動中心主任，2008~2014擔任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主任。2015年自化學系退休並獲頒名譽教授。2016~2019年擔任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2019~擔任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常務董事。。2022~擔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中心協同主持人。
陳竹亭 研究領域
主要化學研究領域是有機金屬化學及無機配位化學。研究課題包括有平面四邊形雙有機配基鉑錯合物之合成及反應、炔丙基/丙二烯基有機金屬化學、半惰性或功能性配位基之設計合成、配位化學幾何異構物的催化反應、有機金屬催化聚合/共聚/開環聚合反應及其動力學研究、多牙配位基生物無機配位化學。其他有化學教育、跨領域/跨科際(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 教育。
陳竹亭 研究領域
1990~1991 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化學研究推動中心配位化學小組召集人、1992~1994 年兼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然處化學學門審查委員、1996~1999 年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然處諮詢委員、1990~1993連續四年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優良研究獎、1994、1996年曾兩次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傑出獎。1993~2006年曾任中國化學會誌(英語：Journal of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編輯委員、1999~2004年任愛思唯爾公司有機金屬化學期刊(英語:Journal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Elsevier，簡稱:JOMC)編輯委員、2004~2014年任國際有機金屬化學會議(英語:International Confernce on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簡稱：ICOMC)國際諮詢委員，並任第24屆國際有機金屬化學會議大會主席，於2010年主持台北會議。
陳竹亭 科學教育
陳竹亭在化學教育的經驗豐富，是化學家中少數具備中學化學教科書之編、考、用、審，以及課綱制定之完整經驗的專家學者。曾任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命題研究委員與考試委員、泰宇版高中化學教科書主編、2003~2005 年任教育部國中自然科學教科書審查委員、2003~2005年，2006~2008年任教育部高中化學教科書課綱委員、2013~2014年任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制訂委員、2014~2018年任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化學課程領綱制訂委員、「探究與實作」課程領綱制訂召集人
陳竹亭 科學教育
在科學教育方面，2003~2014年任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共同教育諮詢委員暨通識課程委員、2005～2009年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計畫審查暨諮詢委員、2007~2010年任教育部大學通識課程及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審查委員、2006~2016年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瞻計畫（新興科技融入高中職動手做課程）諮詢委員、2009-2012年任高中科學班諮詢委員、2012~2016年任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外聘委員、2018~2019年任教育部科學教育諮詢委員、2005~2019年間曾為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擔任全國科展與國際科展審查委員，以及參與科學研習編輯委員、化學常設展區更新諮詢與審查委員、「科學玩意節」與科普論壇諮詢委員、青少年跨域整合培育營顧問等工作。
陳竹亭 科普、科學傳播及教育傳播
1990~1993 擔任科學月刊編輯，1996 年曾獲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科普寫作銅牌獎。2006~2017年協助高瞻計畫期間，於2008年起推動種子教師工作坊，建置高瞻計畫教學與推廣資源平台，建立部落格發表科教文章，成為台灣的中學使用最廣的科教教學資料庫。平台於2012年改版為複合式科教資源平台，更名為「科學Online」。
陳竹亭 科普、科學傳播及教育傳播
在擔任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簡稱CASE)主任時推動了多項科學教育創新活動。首創大學科學教育多媒體網路傳播：包括自2009年起開創節目型態的系列型科普演講：探索基礎科學講座，每學期為一主題八講，錄影全部上傳Youtube。2009年秋CASE官網正式上線，遂在台大率先以高品質錄製影音製作開放式課程(OCW)。同時推出CASE報科學(CASE Press)科普部落格。2010年也是科學月刊四十週年，CASE協助全年發起「科學到民間」約兩百場科普活動，積極推行科學下鄉，並且主持開幕、閉幕典禮。2012年開闢科教創意活動「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打造科學敘事舞台，鼓吹培養科學人的聽、說、讀、寫能力。將複合型科普與科教部落格結合具有文創設計的新型態科教資料庫網站平台，輔以各種的創意科普活動，推動新興資訊技術的科學傳播，陳竹亭創造了以大學服務社會科教的先例，各線上平台皆達數百萬或數千萬次點閱紀錄，使NTU-CASE成為全國大學最夯且有內涵的科學教育實踐服務團隊。陳竹亭因此在2013年由化學學會頒給化學服務獎，2014年獲頒台大社會服務傑出獎。
陳竹亭 科普、科學傳播及教育傳播
2010~2016年主持教育部顧問室/科技部資科司「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大學溝通能力的養成中程個案計畫」。主旨在面對多元社會的複雜議題或問題必須跨界，因為涵括社會、人文、科學，簡稱SHS計畫，鼓勵大學生除了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可以參與並實踐實際專題或案例的行動研究，學習培養跨域整合、創意和批判思考、團隊合作、發現與解決問題、溝通及語文表達等能力，並且在大學中發展並推動高教的跨領域/跨科際(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教育傳播。2015年獲教育部頒贈三等教育專業獎章
科普著作：「丈量人類世」(Anthropocene)，2022年9月，商周出版，ISBN 978-626318-402-2(平裝)
夷隅线
夷隅线（日语：／ Isumi sen */?）是一條連結千葉縣夷隅市的大原站至千葉縣夷隅郡大多喜町的上總中野站，屬於夷隅鐵道的鐵路線。繼承自舊國鐵的特定地方交通線，東日本旅客鐵道（JR東日本）的木原線。
夷隅线 概要
本線由JR東日本外房線的大原站開始，沿房總半島東側進入內内陸地區，直至到達上總中野站時與小湊鐵道線接續，再通往JR東日本內房線的五井站，形式了一條橫貫房總半島的路線。其中，國吉～總元間乃沿夷隅川沿岸敷設。
自夷隅鐵道接手後，財政狀況一直並不十分理想。慢性但持續性的赤字引發應否繼續營運的問題。2007年10月29日，夷隅鐵道舉行了「鐵道再生會議」，議決將以2008及2009共兩年度的收支表為基準，以決定後續方向。假如2009年度的財政決算中仍未見有改善，則會提出廢線及以其他公共交通手段來續辦的可能性。為此，夷隅鐵道以增加班次、推出為車站增設副站名命名權等來增加收入、開設新站（城見丘站）等去改善經營環境及增加客源。結果，在財政得到改善下，2010年8月6日議決路線繼續營運。
現時，包括兩端總站共十四個車站中，有九個均設有副站名。
夷隅线 歷史
2024年10月4日，夷隅線國吉站至上總中川站間的路段發生列車脫軌事件，導致全線停止運轉，並改以代行巴士行駛。2025年6月2日，夷隅鐵道宣布，將在2027年秋季恢復大原站至大多喜站的區段，並預估恢復全線營運的總費用高達14億5千萬日圓。
夷隅线 車站列表
2024年10月4日，因於國吉站與上總中川站之間發生了列車脫軌事件，現時全線列車均停駛並改以代行巴士行駛，並且仍尚未確定恢復運行的時間。
聖奧爾本斯市
聖奧爾本斯市，全称聖奧爾本斯市和區（英語：，/ˈɔːlbənz/），是英國赫特福德郡的一個非都市區、自治市鎮和市，由聖奧爾本斯市議會管轄。
聖奧爾本斯市 歷史
聖奧爾本斯市創立於1974年4月1日，是由原先的聖奧爾本斯市自治市和哈普敦都會區及大部分聖奧爾本斯郊區合併而成的。此地的城市地位要追溯到1877年因聖奧爾本斯大教堂建立而給予聖奧爾本斯的市自治市（municipal borough）地位。聖奧爾本斯市則是在1974年7月9日經由英皇制誥而得到城市地位的。
聖奧爾本斯市 參考文獻
51°47′N 00°20′W﻿ / ﻿51.783°N 0.333°W﻿ / 51.783; -0.333
李麗鳳
李麗鳳（1951年11月9日—2018年11月21日）臺灣女演員，曾獲第24屆金鐘獎女演員獎。
李麗鳳 生平
李麗鳳於1971年考入華視訓練中心演員訓練班第1期，結業後展開演員生涯。她原本被培養演小旦，後來卻以反派或情緒強烈的角色見長，29歲時便飾演慈禧太后。1980年代，她與葉雯被譽為《華視劇展》的台柱。1983年，她以《孩子，你不要死》中情緒不穩定的母親角色，首度入圍金鐘獎女演員獎。1989年，她以《京華煙雲》的桂姨娘一角獲得第24屆金鐘獎女演員獎。1993年，她又以《華視經典劇場—秋決》入圍金鐘獎女主角獎。
2002年，她為了照顧罹患胰臟癌的父親，變賣房產，暫時息影。父親去世後，她於2008年準備復出演戲，戲未開拍卻檢查出自己罹患乳癌第3期。為抗癌，她接受新式的紫杉醇化療，把30年的菸癮戒了，也不再喝咖啡，而靠自然飲食養生。她表示：「提早接受死亡課程，體驗到活下去需要很大勇氣。」2011年，她以湖南衛視電視劇《加油媽媽》復出。
李麗鳳行事低調，當紅時緋聞亦甚少。1976年，她與年長十餘歲的空軍飛官教練結婚。結婚1年多2人便分居，而後離婚。其後她曾與初戀情人舊情復燃，但戀情亦未能長久。
林園石化廠
林園石化廠為隸屬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的石化廠區，位於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工業區內，包括了第三套輕油裂解廠（三輕，1979年啟用），第四套輕油裂解廠（四輕，1983年啟用）、新第三輕裂解工場（新三輕、2013年8月啟用），第四媒組工場，第三、第四、第六等三座芳香烴工場及二甲苯分離工場等多個工場。
林園石化廠 目前生產中之廠間
新第三輕裂解工場（新三輕）
使用原料石腦油、五／六碳烴、液化石油氣，年產乙烯72萬公噸、丙烯37萬公噸、丁二烯13.2萬公噸，氫氣、不飽合九碳烴等。
第三、第六、第七芳香烴工場
使用原料重組油或裂解汽油，生產苯產品、甲苯及混合二甲苯等原料。
林園石化廠 汙染與工安事件
2001年6月30日發生火警。
2004年2月10日，第三輕油裂解廠發生大火。
2005年7月1日，三輕廠高壓蒸汽管線發生氣爆。
2013年10月5日，新三輕裂解工場因跳機，燃燒塔冒出熊熊大火與黑煙。
2014年7月14日，新三輕因跳機造成燃燒塔冒出濃濃黑煙，空氣中飄散異味。
韦克菲尔德市
韦克菲尔德市（英語：，/ˈweɪkfiːld/）是位於英國西約克郡的市和都市自治市，行政中心是韦克菲尔德。此地區主要的鎮為諾曼頓、庞蒂弗拉克特、費瑟斯通、卡斯爾福德和Knottingley，此外還有奧斯特、赫姆斯沃斯、South Kirkby & Moorthorpe和South Elmsall等城鎮。韦克菲尔德市處在利茲和雪菲爾之間，2011年人口326,400。
韦克菲尔德市 參考文獻
53°40′59″N 1°29′56″W﻿ / ﻿53.683°N 1.499°W﻿ / 53.683; -1.499
异或链表
异或链表（英語：）是数据结构里面的一种链式存储结构,可以在降低空间复杂度的情况下达到和双向链表一样的目的，使得在任何一个结点都能方便地访问它的前驱结点和后继结点。
异或链表 概述
普通双向链表的每个结点有三个域 ，分别存储着前一个结点的地址、后一个点的地址，以及数据
异或链表通过异或操作（这里用⊕表示）把前一个结点的地址和后一个结点的地址变成一个地址
当从左往右遍历的时候，如果当前结点是C，指针域是内容是B⊕D,通过和前一个结点B的地址做异或操作就能得到下一个结点D的地址，如此重复便能遍历整个链表。
兴安岭隧道
兴安岭隧道，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境内的一座铁路隧道，位于滨洲铁路上的新南沟站至兴安岭站区间，为双洞单线隧道，其中，上行（右线）隧道里程桩号为K559+295~K562+373，全长3,077.2米，于1904年启用，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内宽8米，高7米，隧道内线路坡度往满洲里方向为12‰上坡，线路高差为36.9米，西端出口最高海拔972.6米（旧俄制456沙绳）；下行（左线）隧道里程桩号为K559+259~K562+359，全长3,100米，于1991年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