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公 生平
1951年7月2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中央人民政府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李仲公为政务院参事。同年11月，被周恩来指定为参事室西南区组召集人。其间，1952年派赴上海近郊参加土地改革。1954年12月，李仲公转任国务院参事。
在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曾任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到各地参加考察。
1957年5月27日至6月19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国务院参事及秘书厅非中共人士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会上当众宣读了他批评一些人“对中共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之后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也自称因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毛泽东抓住此机会对“右派”进行反击，李仲公成了中共反右斗争的“马前卒”。此后，李仲公作为国务院参事室的代表人士，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务会议。
1959年7月，李仲公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国务院参事们撰写文史资料。李仲公自己也写出了《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护国之役时的汤化龙及其集团》等文章。1963年1月1日，李仲公与夫人吴澄华出席了总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七十岁以上老人“元旦宴会”，周恩来向李仲公夫妇敬酒，相谈甚欢。1965年10月24日，李仲公成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李仲公再度被卷入中共的政治斗争中，成为贺龙案的重要相关人。1967年1月20日，贺龙及夫人薛明被送往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之处，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7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主持，下设3个办公室，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任主任。二办下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两个是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由空军政委余立金任组长，并设3个副组长。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称：“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肖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其中“贺”指贺龙。1968年3月中旬，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杨余傅事件”中倒台，3月22日三人被撤职，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全部暂停工作。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接任贺龙专案组组长。贺龙专案组自成立后，办案期间造成了众多被调查人员死伤。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某日，已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在交通部接待了一位自称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李仲公看完信后，将信留下，来人要求回信但遭李仲公拒绝。其后，贺龙又两度派人送信且要求回复，李仲公均将信扣下，并拒绝回复，也没有转报蒋介石。
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派人到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专案组每次是两人同来，多为穿军装者。李仲公留下的国务院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先后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人。专案组人员开始对李仲公很客气，后来转而威逼李仲公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李仲公一直称“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故只能告诉大概内容。
其间，1968年3月26日到4月20日，国务院参事室多次召开座谈会，座谈揭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出。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揭发，专案组找李仲公调查。
一日，李仲公之女李幼华发现专案组来人暗藏了擀面杖，专案组来人还称如不交出信件将抄家搜查。李仲公全家人非常紧张，于是在家中四处翻找信件，最终在李仲公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找到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李仲公夫妇经过几天思考，最终决定将两封信交由周恩来处理，并认为周恩来对李仲公和贺龙都很了解。为防后患，李仲公的夫人还叫女儿李绍华、女婿王树珍找来照相机翻拍信件，但因不懂照相技术，洗出的照片完全看不清。1968年3月29日，李仲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内容如下：
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几天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派来一人到李仲公家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贺龙的两封信原件，后交由参事室工作人员张云、秦萍与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交周恩来。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中国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李仲公上交两封信后留下的抄件如下：
（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
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馀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
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1970年代，在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恩来派人辨别李仲公上交的两封信的真伪，鉴定结论称“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生产的”，为李仲公伪造。但李仲公始终坚信两封信是真实的，不承认伪造。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将李仲公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李仲公的信件问题。李仲公回到家后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李仲公当即否认，并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还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据称当时，调查人员建议对李仲公作出处理，周恩来称“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八十多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5月12日，因病住进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称：
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李仲公的亲属因见李仲公病重，故未告知李仲公此处理决定。
有关李仲公与贺龙案，已成为历史谜案。根据李仲公的子女及亲属们称，贺龙调中央任职后，曾送一件裘皮大衣给李仲公，二人虽有些陈见，但仍时有往来。1927年李仲公在汉口被贺龙当作蒋介石的说客逮捕一事，早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便由李仲公、周恩来、贺龙三人当面说清。
1978年6月20日，因患肺炎而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