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在世評價
1912年，康德黎著《孫逸仙與新中國》一書，其中說：“孫逸仙在事實上，好幾次常在掙扎中討生活，沒有一種自天而降，免除苦鬥的力量，足以成全他的命運。……他曾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國，時而逃避於甲國，時而又逃避於乙國，全宇宙似乎沒有他的立足地。”“何以聰明的華人，竟然聽從他？……就是因他為人光明磊落，愛國眞忱，性格誠實，為國效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論怎樣，他具有比地位、金錢、或敎育所能賦予還重大的力量。”“歷史對他自有相當位置，但今日之旁觀者，殊難判定應歸他的功勳，究有幾何。”:584并在书中坦承：“我从未见过孙逸仙那样的人。如果要我举出我所知的最完美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孙逸仙。他总是我们家里最受欢迎的来宾，孩子们和仆人对他都很尊敬。他态度和蔼、谦谦有礼，常为他人着想，谈吐风趣、风度恰人，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将人吸引到他这一边。这令我想到他是奉献给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1912年3月，美国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出版《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绍中国辛亥革命的著作。书中称道孙的动员能力：“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籍籍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刊载一篇孙关于和平土改讲话的译稿，列寧遂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承认孫“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但他批评孙的理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认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
1912年10月28日，高尔基写信给孙说：“我为您的工作所获得的卓越成就，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都瞩目于您的工作，满怀关切和喜悦之情，并惊叹您这位中国的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半神英雄］。”:336
1913年1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评论：“中国能拥有孙文博士这种人，那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财富。他长期并且无私地投身于拯救自己国家的事业之中，在得到最高的荣誉之后，又能毅然决然地全身而退。”“尽管他的铁路计划，在任何一个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但是，中国人能为自己明智地勾勒出一个光辉的远景，这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
1913年二、三月间，孙来到日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鼓舞了日本当时如火如荼的护宪运动，激励了日本人反对藩阀、争取宪政的决心。:351日本诗人写了一首《给孙逸仙的诗》，赞美道：“呜呼！一世之鼓吹家，无冕的革命王孙逸仙！乞月淹留二月春，待日本宪政花开时，采一枝樱花来相赠。”日本学者稻垣伸太郎认为：“在大正新时代的新政治之一，就是要去除藩阀、官僚这些明治时代留下的弊害，进行政治上的一大革命。也就是说，大正维新意味着第二个中国革命。”
1913年5月，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桑頓·懷爾德向在北京的駐華代理公使報告孫的一次談話：「當來訪者說，萬一發生內戰，日本突然襲擊滿洲，孫中山答稱『滿洲並非整個中國』。有人提出警告，俄羅斯屆時將完成對於蒙古的接管，孫中山說『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國』。」懷爾德評論：「這位受到哄騙的人已經把自己絕對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810
1914年，台湾苗栗事件主事者罗福星临刑前，于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嵌于句首：“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192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揭露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201
1923年2月20日，孫赴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致歡迎詞云：“用任何言語介紹孫中山先生皆無必要，因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歷如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跡；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么孫中山先生將与偉大共存。因此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么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怀廣闊的愛國者。”:4246
1924年2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孙反对剥夺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現象。……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424-425又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434
廣州商團事變後，香港英語德臣西報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孙文，认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評論認為，“如果廣州政府不願意容忍商團，它完全有權力解散它”，但其“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卻讓人想起了列寧政權在俄羅斯所犯下的最惡劣行徑”，因此指孫為「徹頭徹尾的布爾什維克」。
上海英語報刊字林西報發表題爲《廣州的罪行》（The Crime at Canton）的評論文章，批評孫文在廣州與商團衝突中的行動，尤其是指責其縱容部隊放火焚城、濫殺無辜，造成巨大人命與財產損失。作者認為，即便承認雙方矛盾的複雜性，這種以縱火毀城方式鎮壓商團的行為，已超越一切可以辯解的範疇，成為不可抹去的罪行與恥辱。作者斥責孫依賴滇軍等僱傭軍與「紅軍」等極端勢力，並以鴉片和賭博壟斷籌款養軍，將其行徑形容為「瘋狂」與「自以為神明」，并認爲孫是導致廣州混亂與民國失敗的重要責任人。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的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123犬養毅还曾如此评价孙：“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印度革命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建新，曾经在东京、上海等地多次拜会孙。建新十分推崇孙，称孙是“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申圭植，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作有《赠孙中山》：“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和《祝孙总统中山》：“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并在会上激动喊出：“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表达了中韩两国革命者的友谊之情。
菲律宾起义军代表马里亚诺·彭西赞扬孙：“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情赞助者之一。”:53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納，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亲历孙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的情形时写道：「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381-382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381
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特派員莫理循，1911年時支持袁世凱，對孫態度極不友好，英國政府根據其報告和建議，采取支持袁世凱的政策。直到莫理循逝世前夕，他才邀請康德黎到他的倫敦住所裡，正式表達歉意：「如果我在多年以前，像現在一樣欣赏孫逸仙的人格，中國的歷史就可能改写。我希望你能把我這看法公布于众。」: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