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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屠杀过程
1942年8月至9月间，一座新的用砖石和砂浆修建的大型建筑在混凝土地基上建成。修建由T4行动安乐死专家埃尔温·兰贝特指导。新建筑有8-10间毒气室，每间毒气室8米长、4米宽；建筑中央有一条走廊。施坦格尔监督了新毒气室的建设，还从邻近的马乌基尼亚村拆解工厂库存，提供建筑原料。建设期间，每天仍有受害者来到灭绝营，他们被赤身裸体地带过建筑工地，到达原来的毒气室。新毒气室在五周的建设后投入使用，毒气引擎从一台增加到两台。毒气室的金属大门来自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苏联军事碉堡，门上有觀察孔，方便在移走尸体前观察死者。据施坦格尔的说法，旧毒气室可在3小时杀死3千人，而新毒气室是三座莱茵哈德灭绝营中最高效的，每天最多可以杀掉2.2万或2.5万人。格洛博奇尼克曾向党卫队消毒处的同僚库尔特·格施泰因吹嘘此事。新毒气室从未以满负荷运行，每天杀死的人数平均维持在1.2万至1.5万人。
特雷布林卡的杀人过程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相差甚大：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使用齐克隆B，即氰化氢气体；而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贝乌热茨，受害者在固定毒气室中死于引擎废气导致的窒息和一氧化碳中毒。而在海乌姆诺灭绝营，受害者被装入两辆特殊设计、配有专门设备的特制卡车中。卡车以经过科学计算的速度行驶，从而使车内的犹太人在路途中死亡，而不是到了目的地再让司机和卫兵处决。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在参观特雷布林卡后，认为使用廢气不如自己灭绝营使用的氰化物。毒气室在运行12分钟后会安静下来，随后封闭20分钟（或适当缩短）。根据1943年囚犯起义的中逃亡的幸存者扬凯尔·维尔尼克的说法，由于毒气室里太过拥挤，房门打开时里面的尸体是立着或跪着的，而不是躺着的。死去的母亲们抱着自己孩子的尸体。曾在特遣队工作的囚犯后来作证说，当死人被带出毒气室时，经常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在处理尸体时，一些受害者还有生命迹象，但卫兵通常拒绝作出反应。
1943年4月，德国人发现了1940年卡廷大屠杀中被苏联杀害的波兰人坟墓，随即意识到了大规模掩埋尸体会带来的政治风险。1万名波兰军官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后，尽管遗体已经埋在地下很长时间，但被德国人发现时仍旧保存完好。德国成立了卡廷委员会来证明苏联应对屠杀波兰军官负全部责任，并通过无线电广播和新闻影片向盟军通告这一战争罪行。随后，纳粹领导层开始考虑掩盖自己的罪行，下达密令将埋在地下的尸体挖出来焚烧。希姆莱于1943年2月底（一说3月初）访问特雷布林卡之后不久，火化工作就开始了。
为了火化尸体，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第3区修建了大型火葬坑。特遣队不得不挖出灭绝营运作的头6个月埋葬的尸体，然后在燃烧的柴堆上将新旧受害者尸体一同火化。焚尸坑在灭绝营的火化专家赫贝特·弗洛斯指导下修建。坑上有铁轨作为格栅；铁轨固定在混凝土块上。铁轨的下面是木柴，上面放置尸体，尸体在淋上汽油之后焚烧。按照扬凯尔·维尔尼克的说法，焚尸的景象令人痛苦，孕妇的肚皮因为羊水沸腾而炸开。他写道：“坑里发散的热量使人发疯”。尸体被焚烧5小时，未将骨头烧成灰。火化柴堆24小时不间断运作。完善后的焚尸系统一次可以焚烧1万到1.2万具尸体。
露天焚烧坑位于新毒气室的东侧，每天早上4点开始补充燃料（视工作量情况，有时会5点后开始），之后差不多每5小时补充一次，直到下午6点。今天的灭绝营纪念馆中有一座平放的墓碑状设施，标示着其中一座焚尸坑。“墓碑”使用熔融的玄武岩建成，基座为混凝土。这座纪念设施是一座衣冠冢；纳粹早将坑里真正的骨灰和沙土混在一起，撒在范围2.2公顷的土地上。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灭绝营的组织
灭绝营的运作人员包括20至25名骷髅总队队员，来自德国和奥地利；外加80到120名“看守人”（Wachmänner）卫兵，由党卫队在波兰卢布林附近特拉夫尼基集中营的专门设施中训练——纳粹所有的“看守人”都由特拉夫尼基训练。卫兵主要为乌克兰人和来自东方的德意志裔人，还有一些曾在红军服役的俄罗斯人、鞑靼人、摩尔多瓦人、拉脱维亚人、以及中亚人。这些人由特拉夫尼基集中营指挥官卡尔·施特莱贝尔从苏联战俘营中招募。他们的应募有多大程度是出于自愿仍有争议：尽管苏联战俘的关押环境糟糕透顶，战俘营自1941年9月中旬起陷入饥寒交迫与疾病；但在那之前就已经有苏联人开始勾结德国人。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灭绝营的组织
特雷布林卡的工作由犹太囚犯在死亡威胁下完成。犹太人被组织成专门的“特遣队”。在第2区“下营”的接收区，每个特遣小队都有一个不同颜色的三角，从而避免新犯人混入特遣队。其中，“蓝色小队”（）负责管理铁路坡道，以及打开车厢门锁。小队迎接新来的受害者、拉走在路途中死掉的尸体、移走行李包裹、清理车厢地板。“红色小队”（）是最大的特遣小队，负责在囚犯们被“处理”后将受害者的行李财物开包分类。分类后的行李由红色小队送往库房。管理库房的是“黄色小队”（Kommando Gelb），他们将物品按品质区分，将所有外衣上的犹太星除掉，并取走缝在内衬里的钱财。行李随后由“杀菌小队”（Desinfektionskommando）接手；他们负责为行李杀菌——包括来自女受害者们的成堆头发。“金犹太”小队（）负责收集和清点钞票，以及为黄金珠宝估值。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灭绝营的组织
另有一个300人的小组，称作“死亡犹太人”（），在第3区毒气室对面工作与生活。在灭绝营运行的前6个月，他们负责把尸体从毒气室搬走埋葬；事前会将尸体的金牙拔掉。1943年初，特雷布林卡开始火化尸体，小队便开始负责将尸体搬到火化坑、为柴堆补充燃料、用大锤将残留的骨头锤烂、收集骨灰以备销毁。开到特雷布林卡的“流放者”列车平均每列有60节严加看管的货车厢。列车在停车场被分为三组，每组20节。每组车皮在倒进坡道的头两个小时处理完毕，然后由特遣队做好准备交换下一组20节列车。
所有小队的成员不断地遭到卫兵的殴打，时常有人被射杀。替代的小队成员从新来者中选取。灭绝营中还有一些不与流放者接触的小队：比如负责砍树劈柴的“伐木工小队”（）、以及负责伪装集中营建筑的“伪装小队”（）
还有一支小队负责清理公共区域。第1区的“住宅营”大院的营房住有大约700名特遣队；再加上毒气室对面居住的300名“死亡犹太人”，各小队的总人数为1000人左右。
有很多特遣队员在夜里上吊自杀。“死亡犹太人”营房每天有15到20人自杀。工作小队队员几乎每隔几天就会被全部更换一次；先前的队员会被处死，只有最能适应的队员会留下。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
1943年初，特雷布林卡成立了一个犹太地下抵抗组织，其目的是掌控集中营并逃向自由。实施起义计划前，抵抗组织做了长期的秘密准备。秘密部队最早由前波兰陆军上尉尤利安·霍兰日茨基医生组织。根据起义共谋者萨穆埃尔·拉伊兹曼（）的描述，霍兰日茨基是个高尚的人，对于行动不可或缺。霍兰日茨基的组织委员会包括泽洛米尔·布洛赫（，领导）、鲁道夫·马萨里克、马尔采利·加莱夫斯基（）、萨穆埃尔·拉伊兹曼、、伊连娜·莱夫科夫斯卡医生（，别称“Irka”，来自志愿帮手的医务室）、莱昂·哈伯曼（）、哈伊姆·什塔耶尔（）、赫什勒·斯佩林（Hershl (Henry) Sperling，来自琴斯托霍瓦）等人。霍兰日茨基曾为德国病人治疗；1943年4月19日他在即将被捕时服毒自杀，从而让德国人无法通过拷问他来发现起义计划。接任领导的是另一位前波兰陆军军官——贝雷克·拉伊赫医生，拉伊赫于5月1日来到灭绝营。他生于琴斯托霍瓦，曾在维什库夫行医，1939年被纳粹驱逐到文格鲁夫。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
囚犯起初计划在1943年6月15日起义，但后来不得不推迟。1943年4月19日，华沙隔都爆发起义。在一列运送起义军俘虏的列车中，有一名战士将一颗手榴彈偷偷带到了特雷布林卡。这枚手榴彈在更衣区引爆，使得党卫队和卫兵陷入恐慌。爆炸事件后，特雷布林卡担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只接收了约7千名华沙犹太人。其余4.2万名华沙犹太人被转而送往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灭绝营继续全速发掘和焚烧以前掩埋的尸体，这一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完成。随着工作量开始减少，二号营的密谋者们愈发担心自己的前景。随着来到集中营的列车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被送进毒气室的人”。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
起义发起于1943年8月2日。当天是周一，是毒气室工作的固定休息日。时值炎夏，一队德国人与约40名乌克兰人开车去西布格河游泳。密谋者们使用一把先前复制的钥匙，悄悄地打开了铁道旁边的军火库。他们偷走了20到25把步枪、20枚手榴彈、以及几支手枪。起义者们将武器装在推车里，送到砾石场的工作小队手上。下午3时45分，700名犹太人发动了一场持续30分钟的叛乱。他们给营房放火，引爆了一个油罐，点燃了周围的建筑。一队配备武装的犹太人攻打正门，其他犹太人试图翻越围栏。25名德国人和60名乌克兰“特拉夫尼基人”用机关枪开火，几乎将起义者屠杀殆尽。拉伊赫与大多数起义者皆被害。约有200名犹太人逃出了灭绝营，但纳粹开车和骑马追逐他们，使得逃亡者半数遇害。犹太人没有切断电话线，施坦格尔得以从四个不同城镇叫来数百名德国援军。援军赶来时在沿途设置了路障。幸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兰家乡军游击队员送到河对岸，另一些（比如斯佩林）跑了30公里，之后得到了波兰村民的救助。灭绝营的逃亡者中，已知存活到战后的约有70名，其中一些人著有特雷布林卡的回忆录：里哈德·格拉扎尔、希尔·赖赫曼、扬凯尔·维尔尼克、以及萨穆埃尔·维伦贝格。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
在火烧灭绝营后逃跑的犹太人中，有两名同为19岁的囚犯：萨穆埃尔·维伦贝格和卡尔曼·泰格曼。二人均在1942年来到灭绝营，并在死亡威胁下强迫劳作。泰格曼于2012年去世，维伦贝格逝于2016年。泰格曼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称，“是地狱，完全是地狱。正常人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活人是怎样经历过这一切的——杀手，天生的杀手，不带一点悔恨就把所有东西都杀了。”战后，维伦贝格和泰格曼移民以色列，晚年致力于重述特雷布林卡的故事。逃走的赫什勒·斯佩林与里哈德·格拉扎尔患上了幸存者内疚综合症，最终自杀。哈伊姆·什塔耶尔起义时34岁，在二号营作为特遣队员存活了11个月，是协调一号营和二号营起义的关键人物。逃出灭绝营后，什塔耶尔在森林中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波兰解放。战后他先是移民以色列，然后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他在晚年根据回忆搭建了特雷布林卡的模型，目前陈列在墨尔本的犹太人大屠杀中心。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
起义发生后，施坦格尔在卢布林会见了莱茵哈德行动的领导——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及督察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施坦格尔决定不起草此事的报告，因为没有本土德国人在镇压叛乱时丧命。施坦格尔希望重建灭绝营；但格洛博奇尼克告诉他，特雷布林卡将在不久后关闭，施坦格尔将会被调到的里雅斯特协助镇压当地的游击队。纳粹高层可能认为施坦格尔、格洛博奇尼克、维尔特等与莱茵哈德行动相关的人物掌握了太多的信息，于是将他们送上前线处理掉。德国在波兰建立的隔都中已经几乎没有活着的犹太人，重建灭绝营设施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再加上奥斯维辛已经足以处理纳粹剩下的灭绝需求，特雷布林卡就显得多余了。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
当年八月，灭绝营指挥官由原来的副指挥库尔特·弗朗茨继任。弗朗茨在战后作证称，他接任的时候已经停止使用毒气了。但事实上，尽管灭绝营被严重破坏，毒气室仍然完好无损，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仍在继续。灭绝营减缓了杀人速度，每次只有十节车厢驶入坡道，其余的车厢只能等待。特雷布林卡的最后两列犹太人列车来自比亚韦斯托克隔都，先后于1943年8月18日和19日到达灭绝营实施毒杀。根据列车驶经特雷布林卡村时的观察，波兰家乡军信息办在一份公报上发布了这两列列车的车厢数目：18日的列车有37节，19日则有39节车厢，合计76节车厢。19日到达特雷布林卡的39节车厢中，有至少7600名比亚韦斯托克隔都起义的幸存者。
1943年10月19日，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发函终止了莱茵哈德行动。第二天，一大批在前几周内致力于拆除集中营建筑的犹太工人被装上火车，经谢德尔采和海乌姆运往索比堡，于10月20日被毒气杀害。同年11月，弗朗茨跟随格洛博奇尼克和施坦格尔前往的里雅斯特。营地的清理行动持续了整个冬天。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剩下的犹太人特遣队队员将毒气室一砖一瓦地拆除，随后用拆下来的砖块在灭绝营的面包房原址建起一间农舍。1944年1月5日，格洛博奇尼克在从的里雅斯特寄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确认，农舍是用来让纳粹乌克兰特工藏在幕后的秘密哨所。格洛博奇尼克写道，出于“监视原因”，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施特莱贝尔（）的德意志裔乌克兰志愿帮手获准将家人从乌克兰接到农舍。施特莱贝尔曾在特雷布林卡二号营担任卫兵。他被指示告知来访者，自己在当地种地已经几十年了；但当地的波兰人很清楚灭绝营的存在。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行动指挥
1942年7月11日，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伊尔姆弗里德·埃贝尔被任命为二号营的首任指挥。埃贝尔曾在贝恩堡安乐死中心任精神科医师，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位指挥过灭绝营的主治医师。有人认为，此人糟糕的组织能力使得特雷布林卡的运转极度恶化；另一些人指出，涌入特雷布林卡的火车数量之多，反映纳粹高层对灭绝营“处理”囚犯的能力预期太过不切实际。早期的毒气设施常常因过度使用而故障，迫使党卫队枪杀这些挤到窒息的犹太人。工人来不及掩埋死人，埋尸的万人塚也被填到满出来。根据埃贝尔的同事，党卫队三级小队副汉斯·兴斯特的证词，埃贝尔的自负和权力欲超出了他的能力：“到站的运输车实在太多，再也无法处理卸车和毒气处决的工作。”在开往特雷布林卡的大屠杀列车上，许多锁在车厢里的犹太人猜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事情。尸体腐烂的恶臭在10公里外都能闻到。
犹太证人奥斯卡·贝尔格（Oskar Berger）是1943年起义的约100名脱逃者之一。他如此描述自己1942年8月到达时的灭绝营状况：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行动指挥
我们下车时注意到一幅令人惊愕的景象：几百具尸体丢得到处都是。成堆的包裹、衣服、行李箱，一切都乱七八糟。德国和乌克兰的党卫队员站在角落，胡乱向人群开枪。
1942年8月26日，格洛博奇尼克、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与尤泽夫·奥伯豪泽尔（维尔特在贝乌热茨的副官）突击访问特雷布林卡。埃贝尔被当场撤职，理由包括对上万具尸体的处置不称职、杀人方法效率底下、未能妥善隐瞒大屠杀。埃贝尔被调到柏林，离希特勒总理府的行动总部更近，总部的犹太人大屠杀主策划——海因里希·希姆莱——不久前加快了行动的进度。格洛博奇尼克任命维尔特暂时留在特雷布林卡，帮助清理营地。1942年8月28日，格洛博奇尼克暂停了驱逐工作。至于灭绝营指挥埃贝尔的继任者，格洛博奇尼克选择了索比堡灭绝营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施坦格尔因管理有方、充分理解计划目标而名声在外，格洛博奇尼克相信他能够恢复营地控制。
施坦格尔于1942年8月底到达特雷布林卡，9月1日接替埃贝尔的职位。多年后，施坦格尔在1971年接受基塔·瑟伦利采访时如此描述他到场后最先看到的景象：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行动指挥
这条路沿着铁路而行。当我们离特雷布林卡还有十五到二十分钟的车程时，我们开始在沿途看到死尸。一开始只是两三具，然后越来越多。等到我们开进特雷布林卡车站，那里看起来得有几百具死尸——就只是放在那——显然在那已经放了好些天了，而且还是大热天。车站里有一列满是犹太人的火车，有些死掉了，有些还活着……那列火车看起来也一样在那待了好几天了。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行动指挥
施坦格尔整顿了营地，运送华沙犹太人和拉多姆犹太人的列车于9月3日起再次开始陆续抵达。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扎克·阿拉德的说法，施坦格尔希望营区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因此他下令在“住宅营”大院里铺设道路。“赛德尔街”两旁和党卫队生活区周围种上了鲜花。施坦格尔还命令党卫队用一段由犹太工人翻译的口头通知迎接引来的犯人。流放者被告知他们来到了去往乌克兰路上的一个中转点。为了欺骗犹太人，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德国人会回答犹太人的一些问题。施坦格尔不时会穿上白色制服，带上一条鞭子，因此被囚犯称做“白色死神”。尽管对灭绝营的运作直接负责，施坦格尔在自己的证词中说他会尽可能地限制自己与犹太犯人的接触。他声称自己很少干涉灭绝营里的下属犯下的残酷行径。他说，自己对于杀戮愈发麻木不仁；他的眼里囚犯已不再是人，而是必须销毁的“货物”。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行动指挥
根据战后的证词，在运输暂时停止期间，时任灭绝营副指挥库尔特·弗朗茨填了一首歌词，来颂扬特雷布林卡灭绝营。这些歌词实际上是囚犯瓦尔特·希尔施（Walter Hirsch）写的。曲调来自弗朗茨在布痕瓦尔德记住的一些调调。曲子为D大调上拍。特遣队的犹太劳工被要求学唱这首歌，且必须在到达灭绝营的当天晚上学会。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弗朗茨·祖霍梅尔回忆的歌词如下：“我们只听指挥官的话，/我们只知服从和义务。/我们只想工作、工作，/直到有一天有一点点运气向我们招手。万岁！”
在纳粹的胁迫下，灭绝营中集合了一支乐团，由战前华沙的著名音乐家亚图尔·戈尔德领衔。他指挥灭绝营的10人管弦乐团，并将《特雷布林卡之歌》改编为供乐团演奏的版本。戈尔德于1942年到达特雷布林卡，被纳粹命令在“住宅营”的党卫队食堂演奏音乐。他在1943年8月的起义中丧生。
1943年8月，特雷布林卡发生起义；两个月后，莱茵哈德行动终止。施坦格尔随后与格洛博奇尼克前往的里雅斯特，增援意大利北部的党卫队。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最后一任指挥为库尔特·弗朗茨，因为“稚气的长相”被囚犯们称做“娃娃”（波蘭語：）。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弗朗茨会因为轻微的违纪而枪杀囚犯，将囚犯殴打至死，或是让他的狗Barry把囚犯扯成碎片。他掌管特雷布林卡直至1943年11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雷布林卡二号营周边的清理工作由附近一号营“劳动营”的犯人完成。弗朗茨的副手是党卫队一级小队长弗里茨·屈特纳。屈特纳维系着一个特遣队告密者网络，还亲自参与杀人。
库尔特·弗朗茨违背了不得在特雷布林卡内部拍照的命令，保存了一本名为《美好时光》（德語：）的相册。这本相册是一本难得的图像资料，展现了机械化的万人坑挖掘、马乌基尼亚的砖瓦建筑、以及特雷布林卡的动物园等等。弗朗茨十分谨慎，没有拍摄毒气室。
按照特奥多尔·范奥伊彭的命令，特雷布林卡一号营的砾石场全负荷运作到1944年7月；新的劳力由区长官恩斯特·格拉姆斯（）从索科武夫送来。大规模射杀一直持续到1944年。随着苏联部队逼近，最后300到700名销毁罪证的特遣队被“特拉夫尼基人”在1944年7月底处决；此时灭绝营已经正式关闭很长时间了。施特莱贝尔——被安排在二号营面包房旧址上农舍里的那个德意志裔人——把那间用毒气室的砖修建的农舍放火烧毁，来躲避抓捕。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苏军抵达
1944年7月底，苏联部队开始从东面逼近。德国人撤离时已经毁坏了种族灭绝的大多数直接证据，烧毁了周围的村庄，包括波尼亚托沃、普罗斯滕、格兰德的761座建筑。许多家庭遇害，曾为党卫队提供粮食的农田被烧毁。1944年8月19日，德军将普罗斯滕教堂及其钟楼炸毁，拆除了地区内最后一处抵御红军的据点。苏联军于8月16日进入特雷布林卡。此时的灭绝营区已被夷平，地被翻过，种上了羽扇豆。到访的苏联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写道：“剩下的是泥土里的小块骨头、人的牙齿、纸屑和布片、碎盘子、罐子、修面刷、生锈的锅碗瓢盆、大大小小的杯子、被打烂的鞋子、成块的人头发。”通向营区的道路是沥青黑色。直到1944年中期，灭绝营剩下的囚犯定期将人骨灰沿着前往一号营的方向播撒2公里，每天多达20推车。战后，赤贫而饥饿的当地人开始沿着这条他们口中的“黑路”边走边找融化过的金粒，好拿来买面包。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苏军抵达
苏联推举的新政府没有保存灭绝营的证据。二战结束时，灭绝营现场没有得到法规保护。1947年9月，当地学校教师费利克斯·什图罗（）、神父尤泽夫·鲁钦斯基（）、以及学校的30名学生一同将大块的骨头碎片收集到农用的柳条筐里，然后一同埋在一个土墩下面。同年，第一个特雷布林卡纪念委员会——“特雷布林卡死难者纪念委员会”（Komitet Uczczenia Ofiar Treblinki）——在华沙成立，并发起了纪念设施设计比赛。
然而设计比赛和纪念设施均未得到亲斯大林官员的拨款，委员会在1948年解散；此时许多幸存者已经离开波兰。1949年，波德拉谢地区索科武夫保护了营地旧址，建起了新的围栏和大门。一支毫无考古经验的工作组被派去美化景观。1958年，斯大林主义时期结束，华沙省议会宣布特雷布林卡为殉难纪念地点。接下来的4年里，有关部门从周围村庄买下了127公顷曾是营地组成部分的土地。这些土地分属于192名农民，来自周围的普罗斯滕、格兰德、武尔卡奥克兰格里克、以及新马里舍瓦等地。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苏军抵达
1958年4月21日，一座8米高的纪念碑在毒气室原址奠基。纪念碑由雕塑家弗朗齐谢克·杜申科设计，代表了1960年代流行于全欧洲的大型先锋派造型艺术的趋势。纪念碑是一座从中间裂开的花岗岩塔，塔顶的蘑菇状石块刻有抽象浮雕和犹太符号。1964年5月10日，官方举行仪式，宣布特雷布林卡为国家殉难纪念设施。3万人参加了仪式。纪念碑由时任波兰众议院议长泽农·克利什科揭幕，出席的有来自以色列、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特雷布林卡起义幸存者。营区看护人的住房于1960年在附近建立。随着1989年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下台，房间在看护人退休后改为展览空间，于2006年开放。房屋后来扩建为谢德尔采地区博物馆的分馆。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死亡统计
特雷布林卡的受害者人数有多种不同的估计，大多数学者的估计是70万到90万人。也就是说，特雷布林卡是杀死犹太人第二多的灭绝营，仅次于奥斯维辛。波兰特雷布林卡博物馆声称，至少有80万人死在特雷布林卡；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给出的死亡数字为87万人；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给出的死亡数字为87万至92.5万人之间。
最早对特雷布林卡遇难者人数的估计来自苏联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随着苏联部队穿过波兰向西进军，格罗斯曼于1944年7月到访特雷布林卡。他的文章《名为特雷布林卡的地狱》发表在苏联文学月刊《旗帜》1944年11月号上。在文中，格罗斯曼声称有300万人在特雷布林卡被杀害。格罗斯曼可能没有意识到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站台较短，大大减少了一次可以卸貨的车厢数量；他也有可能顺应了苏联出于宣传目的夸大纳粹罪行的趋势。1947年，波兰历史学家兹齐斯瓦夫·武卡什凯维奇估计死亡人数为78万人。这一估计的依据是公认的列车数记录——156趟车，按照平均每趟运输5千人记算。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死亡统计
1960年代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特雷布林卡审判中，西德给出了两个版本的官方估计。1965年审判库尔特·弗朗茨时，杜塞尔多夫巡回法庭依据慕尼黑当代史研究院院长赫尔穆特·克劳斯尼克博士的报告，论断至少有70万人在特雷布林卡被杀害。该法庭在1969年审判弗朗茨·施坦格尔时，依照沃尔夫冈·舍夫勒博士的新证据，将遇难者人数的估计修正为至少90万人。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死亡统计
弗朗齐歇克·赞贝茨基是杜塞尔多夫1965年、1966年、1968年和1970年审判中检方的重要证人。1941年5月22日起，赞贝茨基受雇于德意志国铁，在特雷布林卡村担任铁路交通管制员。他的著作《新旧回忆》于1977年出版。在书中，他根据自己的记录，估计至少有120万人死在了特雷布林卡。他的估计基于1942年华沙大行动中列车的最大运力，而不是年平均运载能力。他手头的德国原始运货单没有列出犯人的数量。赞贝茨基在战前是波兰铁路的职工；他是少有的几个目睹了大多数进入灭绝营的列车的非德裔证人之一。当首列来自华沙的大屠杀列车抵达时，他就在特雷布林卡车站。作为波兰抵抗运动主体——波兰家乡军的一员，赞贝茨基每天都会记下灭绝营的运输状况。1943年8月的起义期间，他还偷拍了特雷布林卡二号营周边燃烧起来的照片。1943年10月20日，赞贝茨基见证了最后一列5节密封货车将特遣队员送往索比堡。2013年，弗朗齐歇克的儿子彼得·赞贝茨基（）在《谢德尔采生活》（波蘭語：）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将父亲估计的数字修正为129.7万。死亡人数统计主要依据赞贝茨基每天记录的灭绝营运输情况，以及从各隔都发配到特雷布林卡的人口资料。
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扎克·阿拉德在1987年的著作《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莱茵哈德行动灭绝营》中给出了自己的统计：1942年7月至1943年4月间，至少76.3万人在特雷布林卡被杀害。后来有相当多的其他估计数据出现（见下文）。
一项新的信息来源于2001年出现。赫夫勒电报是莱茵哈德行动副指挥赫尔曼·赫夫勒1943年1月15日发往柏林的一份密电，其中详细列出了当时德意志国铁向各个莱茵哈德行动灭绝营运送的犹太人数。电报是在英国的解密文档中发现的。电文表明，按照德国运输部门的官方统计，1942年有713,555名犹太人被送到特雷布林卡。根据波兰家乡军的公报，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在赫夫勒电报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亚采克·安杰伊·姆维纳尔奇克（）加上了1943年发配到特雷布林卡的67,308人（来自其他的德国证据，日期不详），得出德意志国铁官方的统计数字为780,863人。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审判
针对特雷布林卡战争罪行的首场正式审判于1964年10月12日至1965年8月24日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先前，尤泽夫·希尔特赖特曾在1951年受审，但审讯的是与他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经历无关的战争罪行。审判推迟是因为随着冷战开始，美苏两国对检举德国战争罪行失去了兴趣。德国档案记录的超过9万名纳粹战犯中，许多人在西德总理阿登纳的手下担任要职。1964年与1965年，11名党卫队集中营人员被西德告上法庭，其中包括指挥官库尔特·弗朗茨。弗朗茨和阿图尔·马特斯（灭绝营）、维利·门茨和奥古斯特·米耶特（营内的假诊所）被判终身监禁。其他人的刑期为：古斯塔夫·明茨贝格尔（毒气室）12年；弗朗茨·祖霍梅尔（收集黄金与钱财）7年；奥托·施塔迪（运转）6年；埃尔温·兰贝特（毒气室）4年；阿尔贝特·鲁姆（Albert Rum，灭绝营）3年。奥托·霍恩（Otto Horn，尸体工作）被判无罪。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审判
1951年，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第二任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从奥地利逃往巴西，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同前往。施坦格尔在圣保罗的一家福斯汽车工厂找到了工作。奥地利当局了解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角色，但直到1961年奥地利才发出对他的逮捕令。施坦格尔在奥地利驻巴西领事馆登记的是他的本名。过了六年，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才追踪到他并促成对他的逮捕。施坦格尔被从巴西引渡到西德，为造成约90万人死亡而受审。他承认了杀戮行为，但抗辩道：“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施坦格尔于1970年10月22日被判终身监禁。1971年7月28日，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监狱因心力衰竭死亡。
党卫队的高级成员曾大规模地偷取从毒气受害者手上收集的财物。这是各地集中营高层的普遍做法；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有两任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与赫尔曼·弗洛尔斯泰特）因触犯相关规定在1945年4月被党卫队审判并处决。当高等级军官回家时，有时会向克林茨曼和埃梅里希请求一列私人机车，好将他们的私人“礼物”从特雷布林卡站运到马乌基尼亚转车。然后，这些官员就可以开车驶出灭绝营，身上不会有任何罪证。在此之后，他们会到马乌基尼亚运走自己的货物。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特雷布林卡审判
纳粹德国从集中营获得的物质收益总数不详；唯一明确的是1942年8月22日至9月21日期间，各地发送并登记了243节货车的物资。1943年12月15日，格洛博奇尼克向莱茵哈德行动总部递交了一份书面账单。账单表明，党卫队获利178,745,960.59帝国马克：包括2,909.68千克黄金、18,733.69千克白银、1,514千克白金、249,177.50美元、130颗單體钻石、2,511.87克拉圆钻、13,458.62克拉钻石、114千克珍珠。格洛博奇尼克偷走的赃物数量不明；祖霍梅尔在法庭上声称曾在一个箱子里为他装了100万马克。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考古研究
出于尊重逝者的考虑，波兰当局和当地犹太教领袖均禁止对灭绝营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对特雷布林卡的有限度考古研究直到2010年才首次获得批准。获得批准的是一支来自英国史丹福郡大學的团队：他们使用非侵入技术和光学雷达遥感技术实施探测。用透地雷達分析遗址的土壤电阻率。团队发现了看上去属于建筑的特征，其中两处被认为是毒气室遗迹。他们获准继续研究。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考古研究
这支考古队新发现了三个万人坑。出于对受害者的尊重，坑中的遗体被迁葬。在第二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两块黄色地砖，上面印有类似大卫之星的穿孔六角星徽；还发现了一堵墙的地基。瓷砖的星徽很快被确定为一家波兰瓷砖厂——杰武斯基与朗格瓷砖厂（Dziewulski i Lange – D✡L ）——的商标。瓷砖厂于1886年由扬·杰武斯基（Jan Dziewulski）、约瑟夫·朗格（Józef Lange）与瓦迪斯瓦夫·朗格兄弟（Władysław Lange）创立，战后被共产主义政权国有化并更名，成为今天的奥波奇诺股份公司的前身。法医考古学家卡罗琳·斯特迪·科尔斯解释称，这批新证据十分重要：特雷布林卡的第二批毒气室位于营区唯一的砖石建筑中，科尔斯声称这些瓷砖提供了砖石建筑存在的首批物证。扬凯尔·维尔尼克在他关于灭绝营生活的回忆录中称，毒气室中的地板（他参与了建造）是用类似的瓷砖修建的。特雷布林卡的考古发现后来成为了史密森尼频道2014年的一部记录片的主题。进一步的法医工作正在计划中。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生者之旅
在一年一度的生者之旅教育活动期间，特雷布林卡博物馆每天接待的游客数达到峰值。该活动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到波兰，探索犹太人大屠杀的遗迹。参观者的主要目的地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而在那之前会先行参观特雷布林卡。2009年，以色列教育部长埃利·沙伊什（Eli Shaish）带领300名以色列学生参加了仪式。总共有4,000名国际学生参观了特雷布林卡。2013年，3,571名学生在奥斯维辛的纪念仪式之前参观了特雷布林卡。2014年则有1,500名外国学生到访。
卢修斯·李锡尼·克拉苏
盧修斯·李錫尼·克拉蘇（英語：，前140年—前91年），古罗马法学家与政治家，公元前119年开始其法律生涯，擅常演说，并以此闻名。公元前95年担任执政官，提出新的法案致使同盟者战争日益紧张，动荡的时局迫使其让步妥协。其著作现仅存有残篇。
天主教阿林道教區
天主教阿林道教區（拉丁語：）是中非共和國一個羅馬天主教教區，屬班吉總教區。
教區成立於2004年12月18日，包括下科托省。2006年有教友39,214人（佔轄區總人口24.2%）、五個堂區、十一名司鐸。現任教區主教為希尔-内斯特·亚帕帕。
隐士马可
马可（英語：），（？—430年）。基督教神学论辩家。他的基督教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原为安卡拉的一位隐修院院长，后长年于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等地隐居。公元430年前后他撰写的神学论文在1891年出版，他在该文中改革了基督教的传统教义。
核糖核酸外切酶
核糖核酸外切酶（Exoribonucleases）是核糖核酸（RNA）的外切酶，是一種能降解RNA，並将5'端或3'端的核苷酸移除的酶。能移除5'端核苷酸的這種酶稱作「5'-3'核糖核酸外切酶」，而能移除3'端的則稱作「3'-5'核糖核酸外切酶」。
此類酶有兩種機理，分別是以水（水解活性）或以無機磷酸鹽（磷酸解活性）去破壞RNA上的核苷酸-核苷酸鍵。水解核糖核酸外切酶分類在EC3.1中，因以水去降解RNA，因此生成單磷酸核苷；而以無機磷酸鹽降解的則因有外在磷酸鹽加在生成分子上，因此形成二磷酸核苷。
核糖核酸外切酶存在於所有生命的界別中，包括細菌、古菌及所有真核生物。能對不同類別的RNA種類作用，包括信使RNA、tRNA、核糖體RNA及微RNA。核糖核酸外切酶可簡單如單個蛋白質分子的（如核糖核酸酶D和核糖核酸酶PH），亦可以複雜至包含多個蛋白質分子的外切體複合物（當中包括核糖核酸外切酶的四個家族）。
今日台灣
《今日台灣》（Taiwan Today）電子報，前身為《台灣紀事報》，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於2009年改版創設，後因中央政府組織改造，業務自2012年5月20日起移由外交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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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台灣 日文版
「今日台灣」日文電子報於2011年8月1日創刊上線，是中華民國第一個由中央部會開設的日文電子日報。時任新聞局局長的楊永明表示，他上任後有感於對日文宣的重要，認為政府部門應有責任提供一個即時管道，讓關心臺灣的日本各界人士可以清楚明白政府的政策與立場，因而指示儘速研辦成立日文新聞網。他表示新聞局將與內容各有特色的中央通訊社所設日文新聞網和中央廣播電臺日語新聞及網站等共同為增進臺日關係而努力。
至2013年5月止，總造訪人次達36萬人次，總瀏覽量達101萬次。瀏覽訪客約有80%來自日本，18.5%來自臺灣，其餘讀者來自美國、香港、南韓及泰國等地。
日文電子報於2012年1月11日與日本經濟新聞社轄下子公司「NIKKEI DIGITAL MEDIA INC.」簽約供稿，透過該公司的線上資料庫「NIKKEI TELECOM 21」讓日本70%股票上市公司、3大銀行、5大商社及日本政府機關、圖書館及主要大學等都可以即時接收到來自台灣最新、最重要的訊息。
索比堡滅絕營
索比堡灭绝营（德語：；波蘭語：），又译索比布尔灭绝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占领区设立的一处滅絕營，位于今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索比堡村附近。于1942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1943年10月关闭。
与其他许多纳粹集中营不同，作为最终解决方案最致命阶段——莱茵哈德行动的一部分，索比堡是为了专门消灭犹太人而修建。绝大多数囚犯会在抵达数小时后送往毒气室杀害，只有极少数被迫充当协助营地运作的奴隶劳工的人得以幸免，也因此此處甚至被評價為是比奥斯维辛集中营還要可怕之處。据统计大约有200,000至250,000犹太人被杀害于索比堡，这使得它成为继奥斯维辛-比克瑙，特雷布林卡和贝乌热茨之后杀死犹太人第四多的灭绝营。
索比堡滅絕營
索比堡以1943年10月14日发生的囚犯起义而闻名，这一事件通常被描述为纳粹灭绝营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起义。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和莱昂·费尔德亨德勒制定的反叛计划涉及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囚犯团队将在分散的地点暗杀所有值班的军官。在第二阶段，所有600名囚犯将集会进行唱名，并走出大门。但是，起义并未按计划进行。这次行动是在几名党卫军军官还活着的时候被发现的，囚犯最终不得不越过铁丝网围栏逃脱，并在重机枪火力下冲过一个雷场逃脱。即便如此，仍有约300名囚犯从营地中撤出，其中约60人幸存下来，直到战争结束。
叛乱后，纳粹分子拆毁了营地，并在上面种下了松树，因此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中，该遗址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无论是在大屠杀的流行文化还是学术上，该营地都很少出现。一直到电视剧《大屠杀》（1978）和电影《逃离索比堡》（1987）被公映后，索比堡逐渐为人所知。现在灭绝营的遗址处建有纪念碑和博物馆，也有考古學家在此進行挖掘，（因為當初滅絕營關閉時納粹將絕大多數建築物炸毀）。2020年，作为《索比堡相册》发表了部分营地运作的照片。
索比堡滅絕營 背景
索比堡是作为莱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而建立的三个灭绝营之一，另外两个是贝乌热茨和特雷布林卡。三座灭绝营均建有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使用引擎产生的废气毒杀犹太人。消灭欧洲犹太人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决定，而是由一系列关于特定占领区的决定拼凑而成。1939年占领波兰后，纳粹德国开始实行所谓的“尼斯科计划”将犹太人从遍布欧洲的隔都驱逐到包括“犹太人保留区”在内的各个强制劳动营去，卢布林地区以其恶劣的环境被选中。尽管计划在1940年被放弃，但依旧有许多强制劳动营在该地区继续活动，包括特拉夫尼基，利波瓦7号和多罗哈扎。
对于索比堡的早期计划，目前仍不得而知。一些历史学家推测相关规划可能最早于1940年开始，根据是一份当年的铁路地图，该地图省略了几个主要城市，却特别标注了索比堡和贝乌热茨。最早关于纳粹对该站点兴趣的确凿证据来自当地波兰人的证词，他在1941年秋季注意到党卫军军官正在勘测火车站对面的土地。当车站食堂的一名工人询问其中一名党卫军军官正在建造什么时，军官告诉他很快就会看到，并且“会很有趣”。
索比堡滅絕營 背景
1941年，“最终解决方案”的概念开始通过种族灭绝的方式在纳粹政权高层内部得到具体化，特别是波兰的德占政府希望将犹太人从波兰总督府中驱逐出去，以此来解决一些经济和卫生问题。同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毒气实验，12月，海乌姆诺的党卫军官员使用毒气货车进行了实验，1942年1月，奥斯威辛集中营首次进行大规模的毒气屠杀，在同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宣布了一项计划，即通过灭绝营网络来实现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杀害。该计划后来被称为“莱因哈德行动”。有迹象表明卢布林地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在推动大屠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941年10月13日，格洛博奇尼克在拉斯滕堡会见了希姆莱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格，不久后，贝乌热茨灭绝营破土动工。
索比堡滅絕營 背景
同样在1941年秋季，关于在卢布林地区修建另一座灭绝营的计划也逐渐成型，这个计划可能在格洛博奇尼克与希姆莱和克鲁格的秘密会议期间就已经开始制订。另一方面，彼得·朗格里奇认为这个计划是希姆莱在1941年10月的最后几天与一个斯洛伐克傀儡政府代表团会谈之后提出的，并且与将斯洛伐克犹太人驱逐到卢布林地区有关。相比较于贝乌热茨，二号营地更多的是起到辅助作用，索比堡周边地区被选中作为灭绝营所在地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在索比堡的火车站附近修建灭绝营将使运输和接收犹太人变得更加便利。其次它为与犹太人居住区所在的卢布林地区的城镇提供了便利的连接。最后一点，索比堡靠近旧苏德边境，这可以降低犹太人受害者的警觉。
索比堡滅絕營 背景
历史学家对于贝乌热茨和索比堡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消灭波兰总督府的所有犹太人，还是最初计划仅将其用于屠杀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持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42年1月万湖会议期间，波兰总督府的代表获得了将当地犹太人列入首位的许可。希姆莱委格洛波奇尼克负责管理波兰犹太人的灭绝活动，代号莱茵哈德行动。行动的开始时间被认为是1942年3月17日，当时从卢布林和利沃夫的犹太人聚居区出发的第一批火车被送到了贝乌热茨。
营地包括战前的几座建筑物，包括邮局，林务员的住所，林业塔和小教堂。纳粹将林务员的住所变成了营地的行政大楼，而邮局则被用作党卫军的住所，位于铁轨附近的前邮局今天仍然存在。此外党卫军调整了原有的铁路基础设施，增加了一条800米的铁路支线，该支线在营地内结束。这使得营地卸载新到囚犯的同时正常的铁路运输可以不间断运行。一些建筑材料是由卢布林的党卫军中央建筑办公室提供的，而其他则是从当地的锯木厂和砖厂以及被拆毁的犹太人房屋的残骸中采购的，此外因为营地周围的树木被砍伐，也使用了砍伐得来的木材。
索比堡滅絕營 背景
建设准备工作始于1941年秋天，据信是在十月或十一月初，随后，党卫队对索比堡站附近进行了3次访问调查，十一月格洛博奇尼克要求卢布林地区的宪兵长官负责营地的队伍训练工作。1941年和1942年初，第一批从从建筑材料运抵索比堡，3月，里夏德·托马拉（Richard Thomalla）接管了索比堡的建筑工程，具体的开工时间不明。托马拉战前曾任建筑承包商，之前曾监督过贝乌热茨的建设，他将那里的经验应用到了索比堡。在他逗留索比布尔期间，开始建造毒气室和其他营地建筑物及设施，包括篱笆和万人坑。托马拉为索比堡规划了比贝乌热茨更大的营地面积，从而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为营地周围要建造的所有设施提供了空间。
尽管在托马拉的领导下，施工进展迅速，但是格洛博奇尼克依旧感到不满，1942年4月，托马拉被解除指挥官的职务，由来自德国的T-4行动老将弗朗茨·施坦格尔接手。他在卢布林与格洛博奇尼克进行了初步对话，之后去了未完工的营地，1971年接受采访时，施坦格尔坚持宣称他不知道将要在波兰进行的“工作”的性质，直到前往贝乌热茨时，当地指挥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才向他解释了营地的真正目的。
索比堡滅絕營 背景
索比堡的第一个毒气室是依照贝乌热茨建造的，但没有焚尸炉。为了提供杀人用的一氧化碳气体，党卫队小队领袖埃里希·富赫斯从伦贝格购置了一台重型汽油引擎，可能是从装甲车或者曳引機上拆下来的，并在施坦格尔等人的在场的情况下将它安装到营里的水泥地基上，将排气歧管与通往毒气室的管道接通。1942年4月中旬，纳粹在接近完成的营地中进行了实验性的毒气屠杀，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贝乌热茨的指挥官和莱因哈德行动的督察员拜访了索比堡，目睹了其中一次，这次实验杀死了从Krychów集中营带来的30至40名犹太妇女，甚至在营地完工之前，索比堡就消灭了一列来自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列车，第一次尝试可能发生在4月初。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后的“实验”是在四月和五月之交，紧随其后的是施坦格尔和维尔特。大约在同一时间，灭绝营的建设终于完成。5月初，索比堡开始大规模系统性的犹太人灭绝。营地的启动意味着莱茵哈德行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只有那时德国人才开始进行覆盖整个国家的“重新安置”。
营地的所有工作都是由附近城镇招募的波兰工人和从附近的贫民窟带来的犹太强迫劳动者进行的，后者经常遭到警卫殴打虐待或者处决，工作完成后，犹太工人均被毒气杀害。第一批建设者主要是附近村庄和城镇的当地人，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波兰人还是犹太人奴工，托马拉到达后，附近的沃达瓦（Włodawa）犹太议会被命令派遣150名犹太人协助营地的建设。这些工人在工作时经常受到骚扰，如果他们表现出精疲力尽，就会被枪杀。大多数人在建造完成时被杀害，但是有两个人逃回了沃达瓦，在那里他们试图警告犹太议会关于索比堡的事及它的目的，他们的警告令人难以置信。
1942年夏天，索比堡的建设工作基本完成，此后开始有稳定的囚犯抵达。党卫军在营地的运作过程中不断扩大和翻新,仅运行几个月后，毒气室的木墙仅因为吸收了过多的汗水，血液和排泄物而变得无法清洁，因此纳粹在1942年夏天拆除了原有的毒气室，并用砖建成了更大的毒气室。同一时期的晚期，党卫军还着手进行一些美化项目。为营房和马厩制订了更定期的清洁时间表，扩大了到达区的景观并对其进行了美化，使其看上去更像一个“蒂罗尔村庄”，这在后来的囚犯中广为人知。当索比堡在1943年中停摆时，党卫军正在建造一个名为“四号营”的弹药库。
小牧線
小牧線（日语：／ Komaki sen */?）是一條連結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北區的上飯田站，途經春日井市、小牧市至犬山市的犬山站，屬於名古屋鐵道的鐵路線。
汪良臣
汪良臣（1231年—1281年），元朝巩昌府盐川镇（今甘肃省漳县）人，汪世显之子。
随兄长汪德臣出征。1253年，汪良臣为元帅，率部屯田白水。1258年，回到巩昌府，办理军需。1260年，在甘州耀碑谷击败阿里不哥，杀死阿蓝答儿，权便宜都元帅。1261年，灭火里，同佥便宜都总帅。后任征南都元帅、东川副统军、枢密使副使。1274年，率军攻打南宋嘉定府（今四川省乐山市）。1276年，击败宋朝将领杨立。1278年，击败张钰，为四川行省左丞。1281年去世，长子汪惟勤。
汪良臣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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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史/卷142》，出自柯劭忞《新元史》
小卡图鲁斯
小卡图鲁斯（英語：），（前120年—前61年）。古罗马政治家与贵族领袖。其父迫于马略的军事压力而自杀，由此他成为马略劲敌，罗马独裁者苏拉的追随者。公元前78年担任执政官，公元前65年担任监察官。后与凯撒交恶，曾计划将其卷入喀提林的政变阴谋未遂。
汪惟正
汪惟正（1242年—1285年），字公理，巩昌府盐川镇（今甘肃省漳县）人，元朝政治人物。
汪惟正 生平
父汪德臣死后，继任巩昌府便宜都总帅。支持忽必烈即位。1271年，取代汪良臣主持四川对南宋作战事务。1277年，在六盘山平定土鲁叛乱。1280年，为中书省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在四川分省。1285年，为陕西行省左丞。同年去世。
汪惟正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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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史/卷142》，出自柯劭忞《新元史》
腹紋亮麗鯛
腹紋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laparogramma）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坦干伊喀湖流域，體長可達4公分，棲息在中底層水域，生活習性不明。
赛景初
赛景初（?—?），元朝回回词人，赛典赤·赡思丁曾孙，江浙行省平章事乌马儿之子。
赛景初擅长书法，幼年即跟随康里巎巎学书。书法极为工妙，深得师长嘉许。官至常熟判官。元末民变，赛景初依附张士诚，作为武官。张士诚失败后，赛景初隐居杭州，以卖字为生。明朝洪武年间，在杭州西湖旁病逝。他也是元曲作家，善于作曲，《录鬼簿续编》有传。
2011年俄羅斯羽毛球大獎賽
2011年俄羅斯羽毛球大獎賽為第2011年度的俄羅斯羽毛球公開賽，是2011年世界羽聯大獎賽的其中一站。本屆賽事於2011年6月28日-7月3日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首府海參崴舉行，總獎金為5萬美元。
2011年俄羅斯羽毛球大獎賽 賽事賽果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準決賽及決賽
毛里塔尼亚的托勒密
托勒密（英語：，前19年—40年）。古罗马在北非所立的茅利塔尼亞王國國王之一（公元23年至公元40年在位），曾帮助罗马军队镇压北非附近的叛乱并与其结盟，后为罗马统治者卡利古拉所杀。出生于努米底亚，为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后裔。在接受希腊教育后继承王位。接受罗马帝国统治，在他死后该地因为再次发生叛乱而一分为二。
毛里塔尼亚的托勒密 扩展阅读
John Williams Humphrey, John Peter Oleson & Andrew N. Sherwood. Contributors: John Peter Oleson and Andrew N. Sherwoo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A Sourcebook: Annotated Translations of Greek Texts and Documents, Routledge 1998
勒氏亮麗鯛
勒氏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lemairii）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坦干伊喀湖流域，體長可達25公分，棲息在岩石底質水域，單獨活動，屬肉食性，以魚類為食，生活習性不明。
四角化截半立方體
在幾何學中，四角化截半立方體是一種凸多面體，乍看之下像是由正三角形組成，但實際上正三角形面只有八个，其余的24个三角形面都是由等腰三角形所組成。
這是一種康威多面體，其對偶是截角菱形十二面體
中间党 (挪威)
中间党（挪威語：Senterpartiet），奉行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的挪威农业政党，1920年成立。
中间党 (挪威) 歷史
中间党代表农场主和家庭农户利益，並坚决反对加入欧盟。
从其成立到2000年，中间党只参加非社会主义政府（即不會參與工党政府）。但在2005年改变了其宗旨，加入了工党政府领导的红绿联盟，轉而與工黨組成中間偏左聯盟。
遺眼亮麗鯛
遺眼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lethops）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剛果河下游流域，體長可達10公分，棲息在中底層水域，生活習性不明。
Htop
Htop是一款运行于Linux系统监控与进程管理软件，用于取代Unix下传统的top。与top只提供最消耗资源的进程列表不同，htop提供所有进程的列表，并且使用彩色标识出处理器、swap和内存状态。
用户一般可以在top无法提供详尽系统信息的情况下选择安装并使用htop。比如，在查找应用程序的内存泄漏问题时。与top相比，htop提供更方便、光标控制的界面来杀死进程。
htop用C语言编写，采用了ncurses库。htop的名称源于其作者的名字。
FreeBSD可以运行htop。
珠點亮麗鯛
珠點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meleagris）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淡水流域，體長可達7公分，棲息在中底層水域，成小群活動，雌魚生活在蝸牛殼中，生活習性不明。
克拉泰夫阿斯
克拉泰夫阿斯（英語：），约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古希腊药理学家之一，曾担任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御医。他对后世的药理学以及医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创作了世界上首个药用植物图谱，并对药用植物进行分类。现仅存由古希腊医师迪奥斯科里斯所引用的著作片断。
犘氏亮麗鯛
犘氏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mocquardi）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剛果河及烏班基河上游流域，體長可達12公分，棲息在中底層水域，生活習性不明。
籍秦
籍秦（?—?），春秋时期晋国人，籍氏。
前515年十二月，诸侯的戍卒被籍秦送到成周，鲁国因为鲁昭公出逃，辞谢不去。前503年冬十一月廿三日，单武公、刘桓公在庆氏那里迎接周敬王。晋国的籍秦护送周敬王。前497年，赵稷、涉宾领着邯郸人叛晋。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包围邯郸。前496年冬十二月，在潞地晋人打败范氏、中行氏，俘虏了籍秦、高强。
眼斑亮麗鯛
眼斑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ocellatus）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坦干伊喀湖流域，體長可達5.8公分，棲息在中底層水域，成小群活動，居住在蝸牛殼，生活習性不明，可作為觀賞魚。
飾鰭亮麗鯛
飾鰭亮麗鯛（学名：Lamprologus ornatipinnis）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慈鯛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非洲坦干伊喀湖流域，體長可達7.8公分，棲息在中底層水域，成小群活動，居住在蝸牛殼，生活習性不明，可作為觀賞魚。
天主教貝貝拉迪教區
天主教貝貝拉迪教區（拉丁語：）是中非共和國一個羅馬天主教教區，屬班吉總教區。
1940年5月28日成立宗座監牧區，1952年3月13日升為代牧區。1955年9月14日升為教區。
教區包括桑加-姆巴埃雷省和曼貝雷-卡代省。2006年有教友78,400人（佔轄區總人口20.4%）、十六個堂區、卅五名司鐸。現任教區主教為丹尼斯·科菲·阿哥本亚迪兹。
伊藤寧寧
伊藤寧寧（日语：／ Itou Nene */?，1995年12月12日—）是日本女藝人，為女子偶像團體乃木坂46前成員，岐阜縣岐阜市出身，所屬經紀公司為渡邊娛樂。2011年以乃木坂46一期生身分出道。2024年3月末正式從藝能界引退。
伊藤寧寧 略歷
伊藤寧寧於2008年7月加入FC岐阜啦啦隊「GREEN ANGELS」。2011年8月，伊藤通過最終徵選後正式成為乃木坂46成員，她當時所演唱的歌曲是aiko的「Boy Friend」。乃木坂46的首張單曲《窗簾圍繞》於2012年2月22日發售，她在收錄曲〈左胸的勇氣〉和〈可能想見你〉中正式唱片出道。2012年8月22日，她在乃木坂46的第三張單曲《奔馳吧！Bicycle 》收錄曲〈眼淚仍然悲傷的時候〉中首次擔任歌曲中心站位（Center）。而直至畢業離開前，她未曾被選為任何一張單曲的標題曲中心站位。
2013年1月6日，伊藤在乃木坂46的第五張單曲《你就是希望》中首度獲選為單曲選拔成員。她又在同年4月6日首次參演電視劇演出，在日本電視台電視劇《BAD BOYS J》中飾演佐久間美奈。2013年7月20日，她開始在女性潮流雜誌《mina》的〈乃木坂46のキレイ道〉專欄中連載。
伊藤寧寧 略歷
2014年3月，伊藤擔任岐阜縣狂犬病預防接種活動宣傳海報模特兒。其後又在同月宣布獲得主演電影《杉澤村傳說 劇場版》的機會。電影於2014年6月22日舉辦首映会，2014年6月28日公映。她在2014年9月12日發表乃木坂46畢業宣言，並在10月19日於「Zepp Blue Theater 六本木」劇場舉辦的『Under Live 2nd Season』演唱會上從乃木坂46畢業。
2015年5月10日，伊藤開始使用Twitter。她在2015年6月23日起出任FC岐阜應援經理，並於同月28日與群馬草津溫泉對戰上發表就任宣言。她又在2015年9月23日「KANSAI COLLECTION 2015 AUTUMN & WINTER」出演，擔任時裝模特兒。2018年11月29日，她獲岐阜縣警察委任為「一日機動隊長」，視察並體驗了縣警機動隊日常訓練，以及至大型商場宣導預防恐怖襲擊事件。
伊藤寧寧 略歷
伊藤從乃木坂46畢業後主要往舞台劇方面發展，如參演2016年5月的《読モの掟! 2016》、2017年4月的《まゆをひそめて、僕を笑って》等。她還在2017年12月與平牧仁共同主演《小さな結婚式》。
2017年8月25日，正式成為寫真偶像，發行第一條寫真短片「はにかむ」。
2018年1月26日，發行第二條寫真短片「ことのは」。
2020年7月1日，開設個人Youtube頻道「伊藤寧々official ねねころちゃんねる」。同時在首條上載的影片中宣布所屬渡邊娛樂。
2022年2月22日，開始在note上連載個人日記。
2024年3月3日，宣布將會在同月末退出渡邊娛樂，同時從藝能界引退。現在仍活躍於Instagram及X上。
伊藤寧寧 人物
伊藤有「ねねころ」、「まめやん」、「まめちゃん」的愛称。興趣是音樂鑑賞和閱讀，聲線較低且文靜，性格獲乃木坂46成員評為温厚，身高為乃木坂46成員當時最矮。父母為動物醫院經營者，家中養有犬4匹、猫4匹、虎皮鸚鵡3隻。高中時曾與生駒里奈同班，橋本愛為同校友人。她自乃木坂46卒業後，升學短大專攻家政学。
丁鹤年
丁鹤年（1335年—1424年），字鹤年（一字永庚），以字行，号友鹤山人，回回人，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诗人，以孝行闻于世，入明后隐居不仕，事迹见诸《丁孝子传》、《高士传》、《明史》等。
丁鹤年 家庭背景
丁鹤年的家族为西域巨贾，在元世祖忽必烈朝迁入中原。丁鹤年的曾祖父阿老丁及其弟弟乌马儿“当世祖皇帝徇地西土（指借道吐蕃征大理），军饷不继，遂杖策军门，尽以其资归焉”，二人大概自此成为了忽必烈的家奴。乌马儿因战功升任河州属吐蕃宣慰使、甘肃行中书左丞。由于阿老丁年事已高，忽必烈赏赐府邸安置大都（今北京），授予朝请大夫的闲职。阿老丁的长子、丁鹤年的祖父苫思丁则成为忽必烈嫡长孙晋王甘麻剌的侍从，官至江西临江路达鲁花赤。
苫思丁的儿子、丁鹤年的父亲职马禄丁最初见到社会动荡，不愿意做官，而是出于伊斯兰教教义——“五功”之一的“施舍”，散尽家财接济贫苦百姓，直到40岁才在临江县出任主簿，后为武昌县达鲁花赤，为官清廉、不事权贵，被罢官后因百姓恳求留在武昌。职马禄丁有五子一女，丁鹤年为最小的儿子，丁鹤年的四位兄长中三位进士及第，其中二兄烈瞻与三兄爱理沙均留名史册，但长兄和四兄并没有留下记载，丁鶴年的姐姐丁月娥以才女著称。职马禄丁的正妻可能是杭州词人赛景初的姑母，赛景初的父亲则是江浙行省平章，而丁鹤年和丁月娥的生母则可能是汉人。:1-9
丁鹤年 生平
元元统三年（1335年），丁鹤年出生于武昌县。丁鹤年从小由母亲冯氏和姐姐丁月娥亲自教导，长大后父亲将其送到武昌的南湖书院就读。由于丁鹤年成绩优异，父亲曾打算将其送到元上都附近的桓州（今内蒙古四郎城遗址）承袭恩荫，但丁鹤年有志于文学而不愿意做官，且按照元制庶出子女不能荫序。至正六年（1346年），丁鹤年的父亲去世，由于家中兄长皆在外地做官不能赶回、姐姐也已经出嫁，因此只能由12岁的丁鹤年操办葬礼，丁鹤年则改用汉人礼仪守孝三年，并且将家产全部分给兄长。丁鹤年17岁从学于来武昌讲学的豫章学者周怀孝，周怀孝曾希望带丁鹤年到豫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丁鹤年，但丁鹤年因为想要赡养母亲、不愿意离家跟随老师而拒绝婚约。此后一年，徐寿辉所统领的红巾军攻陷武昌，在战乱中丁鹤年将生母安置在城郊，自己带着色目人出身的嫡母逃往镇江、投奔伯父，此后潜居镇江直到嫡母过世。
丁鹤年 生平
丁鹤年在镇江隐居10年直到嫡母过世，又听闻武昌生母病逝、父冢被毁，悲痛不已，在安葬完嫡母之后就只身投奔在浙东做官的从兄吉雅谟丁（汉名马元德）。在浙东当地长官都极力鼓动丁鹤年做官，但丁鹤年一心想要钻研文学，只是陪着从兄四处宦游。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攻破芜湖，丁鹤年的姐姐丁月娥不愿意家人受辱，携女投江自尽，丁鹤年亲自到芜湖为姐姐收尸安葬。不久后，吉雅谟丁死于昌国县（今浙江舟山）任，丁鹤年因失去了经济来源，又不愿意受人施舍，隆冬时节仍然衣衫褴褛。当时方国珍割据浙东沿海，丁鹤年作为色目人不得不“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平定方国珍部，次年明朝建立、元朝灭亡，丁鹤年则从昌国渡海至浃口（即甬江口）定居，居名“海巢”，以教授诗书和医药为生。
丁鹤年 生平
入明以后，虽然朱元璋下诏各地举荐隐逸，并且允诺平等对待蒙古、色目人才，但丁鹤年仍然心念旧朝，不愿意做官，潜心于出世的佛学。丁鹤年的好友戴良就因为屡次征召不受被指忤逆，最终在南京家中自裁，如此肃杀的政治氛围也令丁鹤年不愿意出仕。洪武十二年（1379年）丁鹤年因孝感梦，回到武昌安葬父母，将父母合葬在武昌樊山，次年回到宁波。由于丁鹤年的传记大多是在生前所作，因此晚年去向比较模糊，主要以武昌和杭州为主。丁鹤年在武昌有樊山和南湖两处住所，与杨士奇有过结交，并且以及就藩武昌的楚王一系关系密切，楚藩还在其死后为其出版诗集。另外也有传说称丁鹤年在永乐年间到北京创建了鹤年堂。丁鹤年在晚年也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定居在杭州，曾经“代杭城父老”作《送周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乾隆《钱塘县志》称其在杭州皈依伊斯兰教，“晚习天方法”。关于他的归葬地，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在武昌去世归葬在父亲墓畔，另外一种则是在杭州归葬先人阿老丁墓畔。:27-40杭州今存丁鹤年墓亭，在柳浪闻莺公园内。
丁鹤年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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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出自《明史》
宋守約 (宋朝)
宋守约（?—?），开封酸枣（今河南延津）人。
宋守約 (宋朝) 生平
以父蔭擔任左班殿直，慶曆八年（1048）以任顓為冊禮使，宋守約為副官，至西夏，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官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选知恩州。卒贈安武軍節度使。
宋守約 (宋朝)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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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349》，出自脱脱《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