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批评 批评的范围
不像仍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和越南缓慢的市场改革，在选择实施所谓经济休克疗法的许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央计划的突然终止之后跟随着大萧条。例如，俄罗斯联邦人均GDP在1989至1996年间降低了三分之一。在2003年，这些国家都有了积极的经济增长，并且几乎都得到了比转型前更高GDP/人均值。
一般情况下，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在大多数时候仍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其他人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有些时候的经济增长率比许多非社会主义经济更高，所以如果这种经济增长率能保持下去他们最终能赶上西方。一些人完全拒绝所有的比较，注意到共产主义国家一般多以欠发达的经济体建立。
随着苏联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启动五年計劃，苏联领导人追求将国家的经济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和軍事而非消费品上面的经济发展策略。这一策略后来被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不同程度的继承下来。至于许多西方人对共产主义者经济发展策略的批评，西方常见的消费品在苏联的匮乏被视为共产主义是如何造成生活水平降低的典型案例。
然而，对于共产主义统治造成生活水平降低的批评，与共产主义者所宣扬的社会和文化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苏联领导人宣称保证就业、补贴食品和服装、免费医疗、免费保育和免费教育。苏联领导人早先还强调女性平等，特别是在苏联中亚部分的伊斯兰地区。东欧共产主义者常常在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比中突出识字率高。一种名叫东德情结的对苏维埃式统治下的生活的怀念的现象留存在曾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现在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中，特别是原东德国民当中。
然而，共产主义统治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受到严厉的批评。张戎强调上百万人死于共产主义中国和朝鲜的饥荒。一些研究认定东德人比西德人的寿命更短，由于在营养和医疗服务等因素的差异。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东德人在统一后生活满意度降低。对苏联统治的批评指出苏联的教育体系充满了政治宣传且质素低下。美国政府的研究者指出苏联实际上对医疗的投入比西方国家更少，并注意到苏联医疗的质量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恶化。另外，苏联用以提供足够保护的养老金和福利计划的失败被西方所注意。
1965年后，在苏联和东欧，预期寿命开始停滞甚至降低，特别是男性的寿命，而在西欧则是持续增长。这一差异在欧洲持续了三十多年，导致了双方在1990年代中期的深刻差距。多数前苏联国家在改革为市场经济之后预期寿命显著下降，但现在在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增长。在一些东欧国家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者倒台后开始显著提高。以前男性的持续减少在一些东欧国家出现过一段时间，像开始增长之前的罗马尼亚。
在《The Politics of Bad Faith》一书中大卫·霍洛维兹描绘了苏联可怕的生活水平的图景。霍洛维兹称在1980年代定量分配肉和糖在苏联很普遍。霍洛维兹引用研究表明苏联公民的紅肉平均摄入量是沙皇统治时期的1913年的一半，南非種族隔離之下的黑人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更多，而且在美国拥有福利的母亲一个月平均得到的收入多于苏联工人一年平均的收入。苏联唯一处于优势的消费领域按照霍洛维兹的说法是烈酒的摄入。霍洛维兹还指出三分之二的家庭没有热水，而且三分之一始终没有自来水。霍洛维兹引用官方媒体《消息报》指出有户典型的四口工薪家庭被迫在八乘八英尺单间住了八年，之前得到过更好的住所。在他对苏联住房短缺的探讨中，霍洛维兹称短缺一直非常严重，17%的苏联家庭不得不以物理方式分隔出想要的足够的空间。三分之一的医院没有自来水，而且向医生和护士行贿以获得良好的医疗乃至像毛毯这样的设施在苏联的医院里面不但常见，还是常规。在他对苏联住房短缺的探讨中，霍洛维兹称只有15%的苏联年轻人能受到高等学校的教育，相对于美国的34%。而在今天，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称生活水平在冷战之后开始降低，还有大部分被调查的前东德和罗马尼亚的公民说生活比共产主义下更好。
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常集中在对艺术的审查上面。在苏联方面，这些批评常常针对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优待。其他批评集中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大规模的文化实验。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历史中心区被拆除，并且整个城市在1977至1989年间做了重新规划。在苏联，数百座教堂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被毁或者转为世俗用途。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追求对所有艺术表现形式施加“无产阶级”的内涵，而且破坏了许多缺乏这类内容的旧体裁。这些政策的拥护者承诺创造一个比旧文化更优越的新文化。不过批评者指出，那些政策意味着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理的破坏。
有部知名著作注意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作伪图的作用。在《The Commissar Vanishes: The Falsification of Photographs in Stalin's Russia》一书中大卫·金写到：“许多斯大林时期发生的弄虚作假可以告诉我们苏联时期篡改照片的故事。”在斯大林统治下，历史文献往往是修正与伪造的对象，意图改变公众对某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的认知。例如，列夫·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作发挥的关键作用在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斯大林统治的共产主义派别的领袖之后在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被彻底抹去。
苏联对“硬科学”的重视受到了批评。仅有极少数诺贝尔奖得主来自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对科学研究的推动更多是由政府主导，而不是由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李森科主义和雅弗理论在短暂的时期里分别在生物学和语言学有所提升，即便是没有科学价值。对遗传学的研究受到限制，因为纳粹利用的优生学的利用促使苏联把遗传学打成“法西斯科学”。研究方面还压制控制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甚至还有生物化学。（参见苏联政府压抑的科学研究）
苏联的技术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此外在某些领域像是苏联太空计划和偶尔作为共产主义技术的军事技术因为集中了大量的研究资源而更为先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共产主义政权的许多技术包含简单复制在西方可合法购买或者通过大规模的间谍程序获得的产品。有些人甚至说西方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控制技术输出以及在发现Farewell Dossier之后提供有缺陷的技术给共产主义者的代理人直至共产主义者倒台。
其他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集中在环境灾害上。一个例子是鹹海的逐渐消失和类似递减的裏海由于灌注河流的分流。另一个例子是黑海、波罗的海和贝加尔湖独特的淡水环境的污染。许多河流受到污染；一些河流，像是波兰的维斯瓦河和奧得河，实际上是生态死亡。在苏联超过70%的地表水被污染。在1988只有30%的污水在苏联得到有效处理。在1988年空气污染的健康标准的建立在苏联103个城市推迟了十次或者更多。空气污染问题在东欧更为严重。造成了肺癌的迅速增加、森林的凋零，以及建筑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根据官方消息，前苏联全部农业用地的58%受盐碱化、侵蚀、酸化或水浸的侵害。核废料被倒进了日本海、北冰洋和远东的一些地区。据揭漏1992年在莫斯科市区有636个放射性毒物的废品站，还有1,500个在圣彼得堡。此外，根据美国能源部，社会主义经济保持了高水平的能源强度而不是西方国家或者第三世界。这一分析是由经济事务学会确认的：根据IEA的Mikhail Bernstam，东方集团的经济有西方经济两三倍高的能源强度。一些人看上述环境恶化的事例与在19世纪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度推进工业化的时期的情况很相似。其他人声称共产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比平均值更高的破坏，主要是由于缺少任何大众或政治的压力以研究环境友好型技术。
一些生态问题在苏联解体以后持续不断，而且在今天仍是重要问题，这使得原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谴责对方持双重标准。然而，其他环境问题在经历过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有所改观。一些研究者指出一部分环境的改善大多是因为199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许多工厂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