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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德國戰敗後
1939 年，羅馬尼亞的德裔人口估計為 786,000 人。1940 年，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被蘇聯佔領，130,000 名德裔人口在納粹—蘇聯人口遷移過程中被驅逐到德佔區，還有 80,000 人從羅馬尼亞被驅逐。其中 14 萬名德裔人被重新安置在德佔波蘭；1945 年，他們再於波蘭經歷逃亡和驅逐行動。羅馬尼亞的德裔大多數人居住在外西凡尼亞，該地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匈牙利吞併。皆是親德的匈牙利政府和羅馬尼亞揚·安東內斯庫政府允許德國將德裔人口招募到納粹資助的組織。戰爭期間，54,000 名男性人口被納粹德國徵召入伍，其中許多人加入了武裝黨衛隊 。1944 年中期，約有 10 萬名德國人隨德軍撤退逃離羅馬尼亞。根據西德席德爾委員會1957 年的報告，75,000 名德國平民被驅逐到蘇聯從事強迫勞動，15%（約 10,000 人）沒有返回。俄羅斯檔案館基於實際統計的數據顯示，蘇聯在羅馬尼亞登記的德意志族平民人數為 421,846 人，其中 67,332 人被驅逐到蘇聯從事賠償勞動，9%（6,260 人）在那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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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羅馬尼亞開始逐步恢復德意志人的地位：他們沒有被驅逐，共產政權還給予他們少數民族地位，這是東歐集團中唯一這樣做的國家。
1958年，西德政府根據人口統計分析估計，到1950年，在德國或西方被驅逐的德國人共有25.3萬人，仍有40萬德國人滯留在羅馬尼亞，3.2萬人已被同化到羅馬尼亞人口中，還有10.1萬個「懸而未決的案件」有待澄清 。羅馬尼亞10.1萬個「懸而未決的案件」被計入了200萬德國驅逐死亡人數的總和，這一數字曾經常在歷史文獻中被引用。1977年，羅馬尼亞仍有35.5萬德國人。 1980年代，當地許多德國人開始離開，光是1989年就有超過16萬人離開。到2002年，羅馬尼亞的德裔人口只達6萬人。
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波羅的海德意志人、比薩拉比亞德意志人以及居住在蘇聯控制區的德意志人在蘇德人口交換期間被遷移到納粹德國，其中包括瓦爾特高等被吞併的地區。當德國入侵蘇聯並暫時控制這些地區時，只有少數人返回了原來的家園。這些返回的人被納粹佔領軍用作在德國政府和當地居民之間建立聯繫。那些被遷移的人在二戰後被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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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政府視蘇聯境內的德意志少數民族為安全隱患，戰爭期間將他們驅逐出境，以防止他們與納粹侵略者合作。 1941 年 8 月，蘇聯政府下令將德意志少數民族驅逐出蘇聯歐洲部分。截至 1942 年初，已有 1,031,300 名德國人被關押在中亞和西伯利亞的「特別定居點」。特別定居點的生活艱苦卓絕，食物匱乏，被驅逐者受到嚴格的管控。糧食短缺席捲整個蘇聯，尤其是特別定居點。根據蘇聯檔案館的數據，截至 1945 年 10 月，特別定居點中仍有 687,300 名德國人活著；另有 316,600 名蘇聯德意志人在二戰期間被徵召入伍。蘇聯德裔人未被正規軍徵召，而是被徵召為勞工。勞工軍成員被安排到工人營，遵守類似集中營的規章制度，並領取古拉格的口糧。1945年，蘇聯將203,796名先前被德國安置在波蘭的蘇聯德裔人驅逐到特別定居點。這些戰後被驅逐者使得特別定居點的德裔人口到1949年增加到1,035,7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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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奧托·波爾（J. Otto Pohl）統計，共有65,599名德國人在特殊定居點喪生。他認為，另有176,352名下落不明的人員「可能死於勞工大軍」。在斯大林統治下，蘇聯德裔人繼續被關押在特殊定居點並受到嚴格監督。 1955年，他們獲得了平反，但不允許返回蘇聯歐洲部分。儘管在戰爭期間遭受驅逐和強迫勞動，蘇聯德裔人口仍在增長；1939年的蘇聯人口普查顯示，德裔人口為142.7萬人。到1959年，這一數字已增至161.9萬。
西德研究員格哈德·賴希林（Gerhard Reichling）的計算與蘇聯檔案中的數字不一致。賴希林稱，戰爭期間共有 98 萬蘇聯德裔被驅逐出境；他估計有 31 萬人死於強迫勞動。1941 年入侵蘇聯的最初幾個月，德軍佔領了蘇聯西部有德國人定居點的地區。戰爭期間，共有 37 萬德裔人被德軍從蘇聯驅逐到波蘭。 1945 年，蘇聯在蘇佔區發現了 28 萬名德裔移民，並將他們遣返回蘇聯；二戰後，有 9 萬人成為德國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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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納粹德國佔領蘇聯西部後，仍留在蘇聯德佔區的德意志人一直留在那裡，直到 1943 年蘇聯紅軍解放蘇聯領土、德意志國防軍向西撤退為止。從 1943 年 1 月起，大多數德意志人長途跋涉前往瓦爾特高或西里西亞，並打算在當地定居。到 1944 年底，已有 25 萬至 32 萬人抵達納粹德國。他們一到，就被關進集中營，接受納粹當局的「種族評估」。納粹當局將那些被認為「具種族價值」的人疏散到被吞併的省份，作為農場工人，而那些被認為「種族價值可疑」的人則被送往德國工作。紅軍於 1945 年初佔領這些地區，並俘獲納粹當局尚未疏散、仍在進行「種族評估」的 20 萬蘇聯德意志人。他們被蘇聯視為蘇聯公民，並被遣返回蘇聯的營地和特殊定居點。戰後，根據與西方盟國達成的協議，大約有 7 萬到 8 萬人身處蘇聯佔領區，也被遣返回蘇聯。據估計，在他們被俘虜和運送過程中，死亡人數為 15% 到 30%，許多家庭被拆散 。戰後蘇聯設立的特殊「德國定居點」由內務專員控制，居民不得不被迫勞動，直到 1955 年底。 1955 年 9 月 13 日，蘇聯頒布大赦令，將他們從特殊定居點釋放 ， 1964 年 8 月 23 日的蘇聯法令撤銷了對當地德國人通敵納粹的指控。他們不被允許返回原來的家園，而是留在蘇聯東部地區，任何人的原有財產都沒有歸還。自1980年代以來，蘇聯和俄羅斯政府開始允許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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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統計局估計，1945年中期，仍有25萬德國人滯留在前東普魯士北部，也就是後來的加里寧格勒州。他們也估計，自1947年以來，有超過10萬在蘇聯佔領下倖存的德國人被疏散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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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東普魯士北部的柯尼斯堡地區（今加里寧格勒州）被蘇聯吞併，成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飛地。梅梅爾（今克萊佩達）被併入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許多德國人在漢尼拔行動期間伴隨納粹軍隊從東普魯士和梅梅爾地區撤離，或在蘇聯紅軍逼近時驚慌失措地逃亡。剩下的德國人被徵召入伍強制勞動。俄羅斯族人和軍人家屬則遷至加里寧格勒州定居。 1946 年 6 月，114,070 名德國人和 41,029 名蘇聯公民登記為加里寧格勒州居民，還有數量不詳的未登記的德國人被忽略。 1945 年 6 月至 1947 年間，約有 50 萬德國人被驅逐出境。1948年8月24日至10月26日，共有21批德國難民從加里寧格勒州出發，前往蘇聯佔領區，共42,094名德國人。最後一批剩餘的德國人在1949年11月（1401人）至1950年1月（7人）期間被驅逐出境。成千上萬的德國兒童，被稱為“狼孩”，在嚴酷的冬天裡，他們成為孤兒，無人照料，或與父母一起死去，沒有食物。 1945年至1947年間，約有60萬蘇聯公民在加里寧格勒州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南斯拉夫王國境內生活著大約50萬德語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多瑙施瓦本人） 。大多數人在戰爭期間逃離，或在1950年後移居外國根據；其中一些人因為美國於 1948 年通過《流離失所者法案》而移民到當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大多數德意志人隨納粹軍隊撤退逃離了南斯拉夫。
解放後，南斯拉夫遊擊隊對德意志人實施報復，以報復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的暴行。許多德意志人參與了納粹德國的戰爭暴行，尤其是在塞爾維亞軍事指揮官區的巴納特地區。留在南斯拉夫的約 20 萬德意志人遭受迫害，遭受了人身和經濟損失。當地居民和遊擊隊為報復德國在戰爭期間的暴行，約 7,000 人喪生。1945 年至 1948 年，德意志人被關押在勞動營中，約有 5 萬人喪生。倖存者在 1948 年後被允許移民到德國。
根據西德 1944 年底的數據，蘇聯將 27,000 到 30,000 名德意志人運送到烏克蘭（包括頓巴斯）進行強迫勞動，其中大多數是 18 至 35 歲的女性；據報道，約有 20%（5,683 人）死亡或失蹤。2001 年出版的俄羅斯檔案館基於實際統計的數據，1945 年初從南斯拉夫被驅逐到蘇聯從事賠償勞動的德國平民人數為 12,579 人，其中 16%（1,994 人）死亡。1945 年 3 月之後，第二階段開始，德意志人被集中到伏伊伏丁那西巴奇卡的兩座村莊，這些村莊被改建成了勞動營。所有家具都被搬走，地板上鋪上稻草，被驅逐者像牲畜一樣被關押在軍事看守之下，食物匱乏，疾病肆虐且不予治療。家庭被分成不適合做苦力的婦女、老人和兒童，以及適合做苦力的家庭。共有166,970名德裔被拘禁，其中48,447人（29%）死亡。勞動營於1948年3月關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斯洛維尼亞的德裔人口集中在下施蒂利亞馬里博爾、采列和其他一些較小的城鎮（如普圖伊和德拉沃格勒），以及鄰近奧地利邊境、阿帕切周圍的農村地區。斯洛維尼亞第二大德裔社區是位於盧布爾雅那以南、下卡尼奧拉科切維附近的戈特謝（Gottschee）縣，該縣以農村為主。少數德裔也居住在盧布爾雅那和普雷克穆列地區的一些西部村莊。 1931 年，斯洛維尼亞的德裔總人數約為 28,000 人：其中約一半居住在施蒂利亞州和普雷克穆列，另一半居住在戈特奇縣和盧布爾雅那。 1941 年 4 月，斯洛維尼亞南部被義大利軍隊佔領。到 1942 年初，來自戈特謝/科切維的德裔人被德國當局強制轉移到德佔施蒂利亞州。大多數人重新定居到下薩瓦河谷（布雷日采和利蒂亞兩鎮之間），在當地居住的大約五萬名斯洛維尼亞人則被驅逐。戈特謝德裔人對於被迫離開他們的歷史故鄉普遍感到不滿。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新定居點的農業價值比戈特謝地區低得多。隨著德軍在南斯拉夫遊擊隊進逼下撤退，大多數德裔人因害怕報復而隨軍逃亡。到 1945 年 5 月，只剩下少數德裔人，主要在馬里博爾和采列。 1945年5月，斯洛維尼亞人民解放陣線完全控制了該地區，並驅逐了大部分殘餘的德國人。
南斯拉夫人在斯特恩塔爾和采列郊區設立了拘留營。 1944年11月21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主席團頒布了“關於將敵方財產轉為國有、國家管理失踪人員財產以及沒收佔領當局強行徵用的財產的決定”，政府將南斯拉夫的財產收歸國有。
1945年3月後，德裔人士被安置在所謂的「鄉村營地」。不同的營地分別安置有勞動能力的人和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後者主要是兒童和老人，死亡率約50%。大多數14歲以下的兒童雖然被禁止使用德語，但他們隨後被安置在條件比營地好的國營兒童院，之後再被送給南斯拉夫家庭。在 1950 年代，僅部分德裔父母能夠領回自己的孩子。
西德政府 1958 年的數據顯示，南斯拉夫德裔人士的死亡人數為 135,800 人。最近根據實際人口普查數據發表的一項研究將南斯拉夫德裔人士的死亡人數下調至約 58,000 人。共有 48,447 人死於集中營；7,199 人被遊擊隊槍殺，另有 1,994 人死於蘇聯勞改營。那些仍被視為南斯拉夫公民的德國人受僱於工業或軍隊，但可以花相當於三個月工資的費用買斷自己的南斯拉夫國籍。到 1950 年，150,000 名來自南斯拉夫的德國人在德國被列為“驅逐者”，另有 150,000 人在奧地利，10,000 人在美國，3,000 人在法國。根據西德的數據，1950 年仍有 82,000 名德意志人留在南斯拉夫。1950 年後，大多數人移民到德國或被當地人口同化。
1944 年 11 月 23 日，法國解放期間，德國凱爾鎮（位於萊茵河東岸、斯特拉斯堡對岸，當時人口為 12,000 人）的居民逃難並疏散。法國軍隊於 1945 年 3 月占領了該鎮，並直到 1953 年才允許當地居民返回家園。
在 1941 至 1945 年間，由於擔心納粹第五縱隊的存在，美國政府曾協助將來自15個拉丁美洲國家的4,058名德國公民驅逐到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營。後續調查顯示，許多被拘留者是無辜的，其中四分之三在二戰期間被遣返回德國，以換取美洲公民，其餘人則返回了他們在拉丁美洲的家園。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擁有德國國籍的殖民者被英國當局圍捕，並被送往加利利伯利恆的拘留營。1941年7月31日， 661名德國聖殿騎士經埃及被驅逐到澳大利亞，剩下345人留在巴勒斯坦。被逐的聖殿騎士一直被拘留在澳洲維多利亞州的塔圖拉（Tatura），直到1946-47年。 1962年，以色列向資產被國有化的業主支付了5,400萬德國馬克的賠償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據估計，在逃亡和驅逐過程中，德國平民的死亡人數（包括在蘇聯強迫德國人勞動）從 50 萬到最高的 300 萬人不等。儘管自 1960 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官方估計的死亡人數一直為 200 萬人，但 1987-89 年出版的先前保密的西德研究報告使一些歷史學家得出結論，實際數字要低得多，在 50 萬至 60 萬之間。根據西德政府 1960 年代的數據，英文資料將死亡人數定為 200 萬至 300 萬人。
在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和冷戰結束之前，西方歷史學家普遍接受西德在逃亡和驅逐行動中造成 200 萬人死亡的數字。最近揭露的德國聯邦檔案館的研究報告和搜尋服務數據，導致德國和波蘭的一些學者對200萬人死亡數字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他們估計實際死亡人數為50-60萬。
德國政府繼續堅稱 200 萬人死亡的數字是正確的。「被驅逐者」問題一直是德國政壇的爭議話題，被驅逐者聯合會堅決維護更高的數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1958年，西德政府統計局發布的《德國驅逐傷亡人數》（Die deutschen Vertreibungsverluste）研究報告取代了席德爾委員會的數據。報告的作者包括前納粹黨員威爾弗里德·克拉勒特（de:Wilfried Krallert）、瓦爾特·庫恩（Walter Kuhn）和阿爾弗雷德·博曼（Alfred Bohmann）。聯邦統計局估計的損失為222.5萬人（戰前德國133.9萬人，東歐88.6萬人）。1961年，西德政府公佈了略微修改後的數據，稱損失為211.1萬人（戰前德國122.5萬人，東歐88.6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1969年，西德聯邦政府下令德國聯邦檔案館進行進一步研究，該研究於1974年完成，並一直保密到1989年。這項研究旨在調查諸如蓄意殺人之類的危害人類罪，報告稱這些罪行包括1944-45年戰役中軍事活動造成的死亡、蘇聯境內的強迫勞動以及戰後被關押在拘留營中的平民。作者堅稱，這些數字僅包括因暴力行為和非人道行為造成的死亡，並不包括戰後因營養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同樣不包括那些被強姦或遭受虐待而沒有立即死亡的人。他們估計死亡人數為 60 萬人（其中 15 萬人死於逃亡和疏散，20 萬人在蘇聯被迫從事勞動，25 萬人死於戰後拘留營。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地區死亡人數為 40 萬，捷克斯洛伐克為 13 萬，南斯拉夫為 8 萬）。研究沒有得出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具體死亡人數。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格哈德·賴希林（Gerhard Reichling）在1986年發表的一項名為《德國被驅逐者數字》（Die deutschen Vertriebenen in Zahlen）的研究得出結論，戰後共有202萬德裔人喪生，其中144萬人死於驅逐，58萬人因被遣送到蘇聯當強迫勞工而死亡。賴希林是聯邦統計局的僱員，自1953年以來一直參與德國驅逐統計數據的研究。德國政府引用賴希林的研究來支持​​他們估計的200萬人因驅逐而死亡。
2000年，德國歷史學家呂迪格·奧弗曼斯（Rüdiger Overmans）發表了一項關於德國軍事傷亡的研究；他的研究計畫並未調查平民驅逐死亡人數。1994年，奧弗曼斯對德國政府先前的研究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他認為這些研究不可靠。奧弗曼斯認為，德國政府關於驅逐死亡人數的研究缺乏足夠的證據；他認為，支持較低數字的論點比支持較高數字的論點更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在 2006 年的一次採訪中，奧弗曼斯堅持認為需要進行新的研究來澄清那些被報告失踪人員的命運。他認為 1965 年搜尋服務的數據不可靠，因為其中包括非德國人；奧弗曼斯提供的數據包括軍人死亡人數；東歐戰後倖存人數、自然死亡人數和出生人數也不可靠，因為東歐共產政府沒有全力配合西德尋找東歐人員；接受調查的目擊者報告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可靠。特別是，奧弗曼斯堅持認為 190 萬失踪人口的數字是基於不完整的信息得出的，是不可靠的。奧弗曼斯認為 1958 年的人口統計研究不可靠，因為它誇大了德裔死亡人數，其中包括在東歐戰爭中倖存的、德裔身份可疑的失踪人員；軍人死亡人數被低估；東歐戰後倖存人數、自然死亡人數和出生人數並不可靠，因為東歐共產政府沒有全力配合西德尋找東歐人員。
奧弗曼斯認為，德國聯邦檔案館1974年發現的60萬人死亡數字只是粗略的估計，而不是確切數字。他指出，有些死亡人數沒有被記錄下來，是因為當時沒有倖存的目擊者；此外，也沒有對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蘇聯的損失進行估算。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奧弗曼斯進行了一項研究項目，研究了戰爭期間德軍的傷亡情況，發現先前估計的 430 萬人死亡和失踪，尤其是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比實際死亡人數少了大約 100 萬人。奧弗曼斯在研究中只研究了軍人的死亡人數，並沒有調查平民被驅逐時的死亡人數。他只是指出了 1958 年人口統計研究中估計的 220 萬人之間的差異，其中迄今為止已有 50 萬人得到核實。他發現，來自東歐地區的德軍死亡人數約為 144.4 萬人，比 1958 年人口統計研究中的 110 萬人高出 33.4 萬人，由於今天缺乏包含平民死亡人數的文獻。奧弗曼斯認為，這將減少驅逐行動中平民的死亡人數。奧弗曼斯進一步指出，1958 年的研究估計的 222.5 萬這個數字意味著被驅逐者的傷亡率等於或高於軍隊的傷亡率，他認為這難以置信。
2006 年，英戈·哈爾（Ingo Haar）在德國報紙《南德意志報》的一篇文章中對政府官方公佈的 200 萬人因驅逐而死亡的數字的有效性提出質疑。此後，哈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介紹西德政府對驅逐事件進行研究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哈爾認為，根據紅十字搜索服務和德國聯邦檔案館的信息，對驅逐死亡人數的所有合理估計都在 50 萬到 60 萬之間。哈爾指出，參與研究驅逐事件的席德爾委員會部分成員和德國聯邦統計局官員參與了納粹殖民東歐的計畫。哈爾認為，由於冷戰和德國國內政治，德國公佈的數字被誇大了，他認為 222.5 萬這個數字是基於不恰當的統計方法和不完整的數據，特別是關於抵達東德的被驅逐者。哈爾對人口平衡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他認為，西德數字中包括了 2.7 萬名納粹德國猶太人。他駁斥了德國政府關於50萬至60萬死亡人數忽略疾病和飢餓死亡人數的說法，並表示這是對數據的「錯誤解讀」。他堅持認為，較低的數字已經包含了因疾病、飢餓和其他情況導致的死亡。哈爾認為，幾十年來，由於戰後政治原因，這些數字一直被定得過高。
2001年，波蘭研究員貝爾娜黛塔·尼奇克（Bernadetta Nitschke）估計波蘭的總損失人數為40萬（與德國聯邦檔案館的研究數字相同）。她指出，波蘭歷史學家一直認為，大多數死亡發生在戰爭期間的逃亡和疏散、被驅逐回蘇聯進行強迫勞動，以及戰後重新安置後，由於蘇聯佔領區條件惡劣而造成的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死亡人數的估算
波蘭人口統計學家皮奧特·埃伯哈特（Piotr Eberhardt）認為：「總體而言，德國的估計…不僅高度武斷，而且在描述德國損失時也明顯帶有傾向性。」他認為，德國政府1958年的數據誇大了戰前居住在波蘭的德裔總人數以及因驅逐而死亡的平民總數。例如，埃伯哈特指出：「波蘭境內的德國人總數為 137.1 萬。但根據 1931 年波蘭的人口普查，整個波蘭境內只有 74.1 萬德國人。」
德國歷史學家漢斯·亨寧·哈恩（Hans Henning Hahn）和伊娃·哈恩（Eva Hahn）發表了關於逃亡和驅逐的詳細研究報告，尖銳批評了德國冷戰時期描述的死亡人數。哈恩夫婦認為德國官方公佈的 200 萬人死亡數字是歷史神話，缺乏根據。他們將大規模逃脫和驅逐的最終責任歸咎於納粹在東歐的戰時政策。哈恩夫婦堅持認為，報告的 473,013 人死亡大多發生在戰爭期間納粹組織的逃亡和疏散、以及德國人在蘇聯的強迫勞動期間；他們指出，戰後拘留營中確認的死亡人數為 80,522 人。他們認為東歐戰後損失只是總損失的一小部分：波蘭 - 1945 年至 1949 年拘留營中有 15,000 人死亡；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人數為 15,000-30,000，其中 4,000-5,000 人死於拘留營，約 15,000 人死於拘留營中有 75,000 人死於拘留營，約17,000人死於中7, 南斯拉夫－ 48,027 人死亡；丹麥——拘留營中有 17,209 人死亡；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沒有戰後損失報告。哈恩斯指出，1958 年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統計的 273,000 人死亡是由曾在戰時黨衛軍服役的納粹黨員阿爾弗雷德·博曼 (Alfred Bohmann) 提供的。博曼是戰後西德一家極端民族主義報紙《蘇台德德語》的記者。哈恩斯認為，東歐德裔人口數字包括在大屠殺中被殺害的講德語的猶太人。他們認為，東歐講德語的猶太人的命運值得德國歷史學家關注。
1995年，由德國和捷克歷史學家組成的聯合委員會進行的研究發現，先前關於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人數22萬至27萬的人口統計數據被誇大，且基於錯誤資訊。他們得出結論，死亡人數至少為1.5萬人，假設並非所有死亡人數都有記錄，則最高可能達到3萬人。
德國政府堅稱，200萬至250萬人因驅逐而死亡的數字是正確的。 2005年，德國紅十字會搜救服務中心估計死亡人數為225.15萬人，但並未提供此估計的具體細節。
2006 年 11 月 29 日，德國聯邦內政部國務秘書克里斯托夫·伯格納( Christoph Bergner) 在德國公共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上概述了相關政府機構的立場，稱德國政府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數字與哈爾引用的數字並不矛盾，以下 60 萬的估計包括驅逐期間。超過200萬的估計數字包括在前往二戰後德國途中死於流行病、飢餓、寒冷、空襲等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被驅逐者抵達德國後的狀況
抵達的德國人狀況極差，尤其是在 1945-46 年的嚴冬，到達的火車「每節車廂裡都載著死者和垂死的人（其他死者是沿途被扔出火車的）」。在經歷了蘇聯紅軍的暴行後，驅逐區的德國人遭到南斯拉夫遊擊隊、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當局的嚴厲懲罰。。驅逐過程中部分德國人被送到中轉營，例如位於波蘭上西里西亞的萬比諾維采集中營，在那裡，被拘留的德國人遭受了虐待，至少有 1,000 人死亡。許多被驅逐者經歷了飢餓和疾病、與家人分離、失去公民權利和熟悉的環境，有時甚至遭到拘留和強迫勞動。
他們抵達德國後，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住房短缺一直持續到 1960年代，這與其他短缺問題一起導致了他們與當地居民的衝突。直到 1950 年代西德經濟繁榮，失業率接近零，情況才有所緩解。
法國沒有參加波茨坦會議，因此可以隨意批准部分《波茨坦協定》，而駁回其他部分。法國堅持認為，它沒有批准驅逐行動，因此不負責在其佔領區安置和養活這些赤貧的被驅逐者。雖然法軍政府為1945年7月前抵達後來成為法國佔領區的少數難民提供了安置，但它成功阻止了後來從東德驅逐的德裔移民進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被驅逐者抵達德國後的狀況
直到1945年中期，盟軍仍未就如何處理被驅逐者達成協議。法國建議將他們移民到南美和澳大利亞，並將「具生產力」的人安置在法國；而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會則建議將數百萬被驅逐者重新安置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
蘇聯鼓勵並部分執行了驅逐行動，但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卻很少合作，因此要求美國和英國在其佔領區內接收被驅逐者。蘇聯違反《波茨坦協定》，忽略了提供被驅逐者物資的義務。在波茨坦協定中，雙方同意，將從西部地區拆除的所有設備（尤其是冶金、化學和機械製造業的設備）的 15% 轉讓給蘇聯，以換取食品、煤炭、鉀肥（一種基本的肥料原料）、木材、黏土產品、石油產品等。西方國家的物資供應始於 1946 年，但最終卻是一條單​​行道。蘇聯的物資供應——這些物資迫切需要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溫暖和基本必需品，並提高剩餘耕地的農業產量——並沒有實現。因此，美國於 1946 年 5 月 3 日停止了所有運送，而來自蘇聯統治地區的德國人則被驅逐到美、英佔區，直到 1947 年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被驅逐者抵達德國後的狀況
在英美佔區，物資供應狀況急劇惡化，尤其是在英佔區。由於位於波羅的海沿岸，英佔區原本就收容了大量經海路抵達的難民，本已不多的口糧在1946年3月不得不進一步減少三分之一。例如，在漢堡，由於空襲帶來的破壞，人均居住面積從1939年的13.6平方米（146平方英尺）減少到1945年的8.3平方米（8.3平方英尺），而由於為難民和被驅逐者提供食宿，1949年的人均居住面積進一步減少到5.4平方米（58平方英尺） 。 1947年5月，漢堡工會組織罷工，抗議口糧過少，抗議者抱怨口糧被難民迅速吸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被驅逐者抵達德國後的狀況
美國和英國不得不向其佔領區進口糧食，儘管英國在整個戰爭期間都與納粹德國作戰，財政上已捉襟見肘，且依賴糧食進口，其中包括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作為唯一對手與納粹德國作戰（在此期間，波蘭和法國戰敗，蘇聯支持納粹德國，而美國尚未參戰）。結果，英國不得不向美國額外借款，美國也不得不為佔領區的生存投入更多資金。而蘇聯則贏得了東歐人的讚譽——其中許多人因戰爭和德國佔領而陷入貧困——他們掠奪被驅逐者的財物，而且往往是在他們真正被驅逐之前。由於蘇聯是盟軍中唯一允許和/或鼓勵在其軍事影響區內進行搶劫的國家，肇事者和奸商陷入了這樣一種境地：他們依賴蘇聯在其國家的永久統治，才能不被剝奪戰利品並免受懲罰。隨著越來越多的被驅逐者湧入戰後德國，盟軍開始推行同化政策，認為這是穩定德國、透過防止邊緣化人口的產生來確保歐洲和平的最佳途徑。
西德成立後，於 1952 年 8 月 24 日起草了一項法律，主要目的是緩解被驅逐者的經濟狀況。這項名為《最後補償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的法律給予被驅逐者部分補償和寬鬆信貸；他們的平民財產損失估計為 2996 億德國馬克（而由於邊界變更和驅逐，德國財產總損失為 3553 億德國馬克）。西德政府成立了行政組織，以協助被驅逐者融入戰後德國社會。雖然斯大林政權不允許蘇聯佔領區內的被驅逐者組織起來，但在西部佔領區，被驅逐者逐漸建立了各種組織，包括全德被驅逐者和被剝奪權利者聯盟。其中最著名的──至今仍在活躍的──是被驅逐者聯合會（Bund der Vertriebenen，或 BdV）。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西歐和北歐的德裔“戰爭兒童”
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的國家，德軍士兵與當地婦女之間的性關係（包括強姦和自願關係）導致了大量兒童的誕生。在那些未被納粹稱為「劣等民族」（次等人類）的國家，德軍士兵與當地婦女之間的關係尤其常見。德軍撤離後，這些德裔婦女及其子女經常受到虐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驅逐的後果
至少有 1200 萬德國人遭到驅逐，實際數字可能有 1400 萬甚至更多，這是歐洲歷史上單一民族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也是二戰後中、東歐驅逐行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總共導致 2,000 萬至 3,100 萬人流離失所）。
戰後被驅逐的德國人的確切人數不得而知，因為最近的研究提供的是一個綜合估計，其中包括被德國當局疏散、逃亡或在戰爭期間被殺害的人數。據估計，有1200萬至1400萬德國公民、外國德意志人及其後裔流離失所。確切的傷亡人數至今仍不得而知，而且由於二戰最後幾個月的混亂局面，很難確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大規模驅逐行動結束後，1950年仍居住在東歐的德意志人總數約260萬，約佔戰前總數的12%。
這些事件通常被歸類為人口遷移或種族清洗。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驅逐的後果
驅逐行動為接收地區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動盪，這些地區的任務是為數百萬難民提供住房和就業機會。西德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這個問題的部門，並通過了幾項法律建立了法律框架。被驅逐者成立了幾個組織，其中一些組織要求賠償。他們的不滿雖然仍有爭議，但已被納入公共討論。1945年，英國媒體對德裔難民的處境表示擔憂；隨後，冷戰期間，西德以外地區對此問題的討論有限。東德則試圖避免疏遠蘇聯及其鄰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將驅逐行動定性為「對納粹罪行的公正懲罰」。西方分析人士傾向將蘇聯及其衛星國視為一個整體，而無視冷戰前存在的國家爭端。蘇聯解體與兩德統一，為學術界和政界重新檢視驅逐事件打開了大門。這場爭議持續存在的一個因素可能是，被驅逐者及其後代中，德國公民的比例相對較大，2000 年估計為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驅逐的後果
20世紀，關於人口遷移的國際法經歷了顯著的演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都是雙邊條約的結果，並得到了國際聯盟等國際機構的支持。但隨著1945年紐倫堡審判的憲章宣布強制驅逐平民既是戰爭罪也是危害人類罪，情況開始逆轉。這一觀點逐漸被採納及推廣。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將權利賦予個人，從而限制民族國家頒布可能對這些個人產生不利影響的法令的權利。聯合國於1945年成立，其憲章規定，安理會不得就針對二戰「敵國」（即《聯合國憲章》簽署國在二戰中的敵人）採取的措施採取任何強制行動。憲章並未排除「負責此類行動的政府因戰爭而採取或授權採取的行動」。因此，《憲章》並未使戰後針對二戰敵人的行動無效或被排除。美國國際法教授阿爾弗雷德·德·薩亞斯（Alfred de Zayas）對此論點提出了質疑。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Jean-Marie Henckaerts 認為，二戰同盟國本身進行的驅逐是驅逐問題既未被列入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也未被列入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的原因。他表示，「雖然驅逐出境在紐倫堡被禁止，但同一批政權卻將其用作『和平時期措施』，這或許可以稱之為『一個悲劇性的反常現象』」。直到1955年，《波恩專約》才對驅逐進行了規範，但僅限於對簽約國的個人的驅逐 。第一份譴責大規模驅逐的國際條約是歐洲委員會於 1963 年 9 月 16 日發布的一份文件，即《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關於確保某些除本公約和第一議定書以外權利和自由的第四議定書》，第四條規定：「禁止集體驅逐外國人。」該議定書於1968年5月2日生效，截至1995年，已有19個國家批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驅逐的後果
目前，關於非自願人口遷移的法律地位已達成普遍共識：「人口遷移過去被認為是解決種族衝突的一種手段，而如今，強制人口遷移被視為違反國際法。」法律上沒有區分單向和雙向人口遷移，因為每個人的權利都被視為獨立於他人的經驗。儘管《波茨坦協定》的簽署國和驅逐國當時可能認為驅逐行為在國際法下合法，但一些國際法和人權歷史學家、學者認為，將德國人驅逐出中東歐現在應被視為種族清洗，因此侵犯了人權。例如，蒂莫西·V·沃特斯在《論種族清洗的法律建構》中指出，如果未來出現類似情況，驅逐德國人但沒有補償的先例會使得未來根據國際法對其他人群進行種族清洗變得可能。
1970 和 80 年代，哈佛大學畢業的律師兼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德·薩亞斯出版了《波茨坦的復仇》和《可怕的復仇》，這兩本書都成為德國的暢銷書。他認為，即使根據當時的國際法，這些驅逐行為也構成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並指出：「唯一適用的原則是《海牙公約》，特別是《海牙法規》第 42 至 56 條，這些條款限制了佔領國的權利——而佔領國顯然無權驅逐當地居民——因此，這明顯違反了該法。他認為，這些驅逐違反了紐倫堡原則。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驅逐的後果
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厄瓜多爾人何塞·阿亞拉·拉索（José Ayala Lasso）贊同在柏林建立「反驅逐中心」。他承認「被驅逐者」是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受害者。反驅逐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德·薩亞斯支持被驅逐者聯合會全面參與柏林反驅逐中心的工作。
然而，在柏林成立反驅逐中心的計劃在波蘭受到了批評。波蘭政府和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波蘭前總理唐納德·圖斯克僅建議德國政府在該問題上採取中立態度。該中心最終並未建成。在德國，唯一一個類似的計畫是由「流動、轉讓和銷售基金會」（SFVV）贊助的「視覺標誌」（Sichtbares Zeichen）。兩屆連續的國際顧問（學者）委員會的幾位成員批評了該基金會的一些活動，新任主任溫弗里德·哈爾德辭職。現任主任為貢杜拉·巴文達姆博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驅逐的後果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寫道，儘管東歐驅逐德意志人的手段極其殘暴，令人無法辯解，但驅逐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的基本目的是合理的，因為德意志少數民族在二戰前發揮了顛覆性作用。埃文斯寫道，魏瑪共和國時期，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絕大多數德意志人明確表示，他們並不忠於自己所居住的國家；而在納粹統治下，東歐的德意志少數民族則甘願成為德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埃文斯也寫道，東歐許多地區除了德意志之外，還雜居著其他各種族群，德意志人作為納粹德國工具所發揮的破壞性作用，導致他們在戰後遭到驅逐。埃文斯最後認為，驅逐行動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結束了二戰前困擾歐洲的一個主要問題；驅逐的另一個好處是有利於和平事業；如果戰後允許德國人留在東歐，西德就會利用他們的存在向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領土要求，而考慮到冷戰，這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歷史學家格哈特·溫伯格寫道，因為德國人自己已經廢除了《慕尼黑協定》，驅逐蘇台德地區德國人是合理的。
1990 年 1 月，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代表捷克斯洛伐克請求寬恕，他使用的措辭是驅逐，而不是遷移。然而，公眾對哈維爾立場的認可有限；在 1996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6% 的捷克人表示，他們不會支持認可該種道歉的政黨。 2002 年，在捷克共和國申請加入歐盟期間，驅逐問題浮出水面，因為愛德華·貝奈斯頒發的驅逐法令尚未被正式廢除。
2009 年 10 月，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表示，捷克共和國將要求獲得《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的豁免，以確保被驅逐德國人的後裔不能對捷克共和國提起法律訴訟。五年後，即 2014 年，捷克總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領導的政府決定，該豁免“不再適用”，撤銷退出的決定“將有助於改善布拉格在其他歐盟國際協議中的地位”。
2018 年 6 月 20 日，即世界難民日，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表示，戰後驅逐德意志族裔「沒有任何道德或政治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参考资料
German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nd graphical data illustrating German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ublished in 1966 by the West German Ministry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Jankowiak, Stanisław. Wysiedlenie i emigracja ludności niemieckiej w polityce władz polskich w latach 1945–1970 [Expulsion and emigration of German population in the policies of Polish authorities in 1945–1970], Warsaw: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2005; ISBN 8-3890-7880-5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参考资料
Prauser, Steffen; Rees, Arfon.  (PDF).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cember 2004.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October 1, 2009）. . Contributors: Steffen Prauser and Arfon Rees, Piotr Pykel, Tomasz Kamusella, Balazs Apor, Stanislav Sretenovic, Markus Wien, Tillmann Tegeler, and Luigi Cajani.
王鴻韶
王鴻韶（1895年—1960年4月6日），字真吾，男，直隶宝坻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长期追随新桂系李宗仁。
王鴻韶 生平
王鴻韶曾就读于宝坻东关小学堂、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
1916年8月，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一连，分发直隶陆军服务，历任直隶陆军第5混成旅炮兵营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25年2月，升任国民联军西北陆军独立炮兵团副团长。
1927年12月19日，升任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军副参谋长（军长：陶钧，副军长：张义纯）。
1934年3月，任广西省政府驻南京代表。
1937年8月，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派任广西全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黄旭初）。
1940年7月19日，授少将，并升任第五战区参谋长（司令长官：李宗仁）。
194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参谋长。
1945年6月28日，晋升中将。
1945年2月11日，所部改称汉中行营，仍任参谋长。
1945年9月9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参谋长。
1946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参谋长。
1948年，王鴻韶在河北省第二選區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并任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召集人和委员。
1949年，离开内地，经由香港转赴台湾，仍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1960年4月6日，王鴻韶病逝。
格瑞那達公民簽證要求
部分國家給予格林纳达公民一定的簽證優惠政策，使其入境並在一定期限內停留無需签证，或可獲得落地簽證。
妈妈病毒
妈妈病毒（学名：）是已知的最复杂的病毒之一。它属于拟菌病毒科（它包含拟菌病毒和妈妈病毒）。 拟菌病毒也属于核质巨DNA病毒 (NCLDVs)，痘病毒科、虹彩病毒科、非洲猪瘟病毒科和藻类去氧核糖核酸病毒科也属于核质巨DNA病毒
。 像拟菌病毒一样，妈妈病毒非常的大，甚至大于许多细菌。妈妈病毒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与拟菌病毒相似，但却大于拟菌病毒。
妈妈病毒 发现
妈妈病毒首次发现是在2008年9月。和拟菌病毒一样，妈妈病毒在一座冷却塔中的变形虫体内发现。他们之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是由于它们的大小：过滤它们时它们会和细菌一起被留下，使得科学家们认为它们也是细菌。1992年科学家们在英国的布拉德福德查找肺炎爆发的原因时拟菌病毒首次被筛选出来。根据它们的大小把它命名为布拉德福德球菌（Bradfordcoccus），而后将它以细菌冷冻。 十年后，克莱维瑞和迪迪埃·拉乌尔发现布拉德福德球菌并不是细菌。他们试图溶解它的细胞壁但没有成功，他们决定用电子显微镜来观察它。他们惊讶的发现它就像一个巨型的虹彩病毒，一种呈二十面体，可感染昆虫、鱼和青蛙的病毒。
此事为妈妈病毒的发现铺平了道路，科学家们了解到了巨型病毒的存在。它所寄生的变形虫先被分类在多食棘变形虫（Acanthamoeba polyphaga），但后来改为了卡氏棘阿米巴属（Acanthamoeba castellanii）。
妈妈病毒 启示
妈妈病毒使科学家们重新审视生命的准则; 对病毒是否有生命的思考，重新开始了关于DNA病毒的起源和真核细胞产生的争论。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我为喜剧狂》是美国的一部情景喜剧，其第2季于2007年10月4日至2008年5月8日通过全国广播公司在美国播出，一共有15集。与上季一样，本季节目也是由百老汇视频、环球电视公司（又名NBC环球）和里特·斯詹奇（）制作，通过美国地面電視联播网络全国广播公司播出。其播出时段先后经过几次调整，主要演员的数量也增加到了10位，剧情继续围绕全国广播公司的虚构喜剧小品《与崔西·乔丹》展开。
由于受到2007年－2008年美国编剧协会大罢工的影响，本季与上季的21集相比有明显缩减，只有15集，起初是作为全国广播公司的“喜剧夜作对”（）系列节目的一部分进行播出。本季剧集获得了电视评论员的良好评价，得到多达17项艾美奖提名，创下了新的纪录。节目于2008年10月7日发行了第1区的双碟DVD套装，并在次年发行了第2和第4区的版本。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剧情简介
第二季的剧情从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与崔西·乔丹》首席编剧丽兹·莱蒙（）和其他一众剧组成员从暑期休息空档回归开始。通用电气副总统杰克·唐纳吉（）立刻就遇上了麻烦，因为他计划推出一个名为《宋飞的视野》的节目，为期一个月，其中会插入电视剧《宋飞传》的片断，为此主演该剧的杰瑞·宋飞找上门来了。
第二季与第一季类似，包含有多条剧情线索，例如女演员简娜·玛隆妮（，简·科拉克斯基饰）在暑期出演百老汇音乐剧版本的《现代灰姑娘》后患上肥胖症；属保守派的杰克开始与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女国会议员塞莱斯特·康宁汉（，艾迪·法柯饰）发展出恋情；丽兹与男友分手后挣扎着要恢复过来，与一位小自己十多岁的男孩约会后意识到自己害怕怀孕，并决定领养一个孩子；男演员崔西·乔丹（，崔西·摩根饰）与夫人安吉婚姻破裂，于是试图挽救，之后还决定要完成自己的大师之作，一款与莫扎特有关的色情电子游戏。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剧情简介
杰克与死对头，另一位副总裁德文·班克斯（，威尔·阿奈特饰）都对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一职志在必得，而年势已高的现任总裁唐·盖斯（，雷普·汤恩饰）偏偏在马上要宣布杰克继任自己职位时陷入糖尿病昏迷。德文于是利用这一机遇让唐的女儿凯茜成为，而自己则以她未婚夫的身份掌握实权。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制作
与上季一样，本季节目也是由百老汇视频、环球电视公司和里特·斯詹奇制作，通过美国地面電視联播网络全国广播公司播出。节目的执行制片人包括剧集主创人蒂娜·菲，洛恩·迈克尔斯（）、乔安·阿尔法诺（）、马尔西·克莱恩（）和大卫·迈纳（），还有罗伯特·卡洛克（）、杰克·布迪特（）和約翰·瑞吉出任助理执行制片人。本季节目的制片人则包括作曲家杰夫·里士满（）、马特·哈伯德（）和唐·斯卡迪诺（），还有黛安娜·施密特（）、艾琳·伯恩斯（）和马戈·A·迈尔斯（）任助理执行制片人。
第二季一共有六位导演，其中唐·斯卡迪诺和迈克尔·英格勒（）执导了多集。另外四位导演都只执导一集，分别是贝丝·麦卡锡（）、理查德·谢柏德（）、凯文·罗德尼·沙利文（）和盖兒·曼库索（）。本季的主要编剧有蒂娜·菲、罗伯特·卡洛克、马特·哈伯德、杰克·布迪特和约翰·瑞吉，他们都有为至少两集节目担任编剧。另外乔恩·波拉克（）、凯·加农（）、罗恩·韦纳（）、塔米·赛格（）、唐纳德·格洛弗（）和安德鲁·盖斯特（）都只为一集编剧。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制作
2007年7月，蒂在接受《费城每日新闻》（）采访时谈到节目的第二季，以及心中设想的几点变更：
我真有点希望能够生活在我们所创角色的世界里。去年我们有许多非常棒的明星客串出演，但我也感觉在已有的角色中还大有潜力可挖。我还希望给节目留下一点想像的空间，让观众可以跟上节目的发展。我感觉去年的节目有些过于密集，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密度让《发展受阻》如此成功，但我觉得节目要是内容少一点，可以有助于帮助新观众理解和接受。
本季节目受到了2007年－2008年美国编剧协会大罢工的影响，这次罢工于2007年11月5日开始，2008年2月12日结束。蒂娜·菲和罗伯特·卡洛克公开表示支持罢工，并且不会要求其他编剧继续工作。结果原定为22集的本季不得不缩短为15集。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演员
第二季一共有十位主要演员。蒂娜·菲扮演丽兹·莱蒙，全国广播公司虚构喜剧小品《与崔西·乔丹》（通常简称“”）的首席编剧。这个节目中共有三位演员，男主角是半吊子的电影明星崔西·乔丹，由崔西·摩根饰演。简·科拉克斯基（）出演女演员简娜·玛隆妮，她非常渴望能够出名，经常为自己受到的待遇不如崔西而抱怨，还有一位是乔什·吉拉德（），由朗尼·罗斯（）诠释，性格调皮的他还是节目组的一位编剧。杰克·麦克布瑞尔（）扮演了电视台那个天真的杂工肯尼斯·帕塞尔（）。斯科特·安第斯（）饰演了节目机智而聪明的制片人皮特·霍恩伯格（）。贾达·弗雷德兰德（）出演节目组的其中一位编剧编剧弗兰克·罗斯塔诺（），经常戴着一个卡车司机的帽子。亚历克·鲍德温诠释通用电气副总裁，全国广播公司执行高管杰克·唐纳吉，他在本季中大部分时间里的正式头衔全称为“东岸电视和微波炉编程主管”。凯斯·鲍威尔（）扮演编剧图弗·斯帕洛克（），他还是位哈佛大学校友。卡特里娜·宝登饰演众编剧的助理施乐·泽洛克斯（）。此外本季中还有几位上季出现过的老角色，包括出演乔纳森（）一角的马里克·潘考利（），诠释格里兹·格里斯伍德（）的格里兹·查普曼（），扮演达特·康·斯莱特里（）的凯文·布朗（），饰演··卢兹的约翰·卢兹（）和扮演里奥·斯派西曼医生（）的克里斯·帕内尔（）等。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反响
《我为喜剧狂》的第二季获得了电视评论员非常正面的评价，《娱乐周刊》的吉莉安·弗林（）称赞这是2007至2008年电视季度中最优秀的节目。网站的罗伯特·坎宁（）表示这是“聪明、风趣且极具娱乐性”的一季，并称赞了多位客串出演过本季的演员。对于其中的主要演员，坎宁认为“所有的主角看起来都在这一季中提升了表演档次”，特别是蒂娜·菲扮演的丽兹·莱蒙，他称赞这是“本剧的核心”。坎宁最终给本季的评分为8.9（最高为10）。的约翰·库比西克（）觉得《我为喜剧狂》已经“从过去的失误中学到教训，现在知道了节目中应该要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他称赞了主要演员，并且认为配角表现也有了明显改善。库比西克喜欢崔西和肯尼斯的搭配，以及简娜的次要剧情部分，他之前曾认为后者是第一季中表现最差的一环。《苏格兰人报》的阿利斯泰尔·哈克尼斯（）形容这一季“爆笑而荒谬”，并称“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很前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除了《宋飞传》的鼎盛时期外，这样的情况还是首次再现”。哈克尼斯称赞节目编剧表现犀利，里面的笑话都很优秀，“包含大量值得引用的对白”，并且“真正令人振奋的是，这部喜剧是由其主要演员支撑起来的”。影音俱樂部上对本季超过一半的剧集给出了最高的“”级评分。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反响
本季的第一集《宋飞的视野》在美国首播时吸引了约733万观众，在晚上20点30分时段的所有节目中名列第三位。2007年12月13日，《鲁达圣诞节》于晚上21点播出，有560万观众收看。2008年1月10日，《第210集》回归晚上20点30分播出，吸引了约600万观众。2007年4月24日起，节目改在晚上21点30分播出，排在《办公室》之后。这晚播映的《继任》有552万观众收看，一星期后播出的《三明治节》只吸引了540万观众，是本季收视人数最少的一集。最后一集《库特》于2008年5月8日播映，有560万观众收看。如果不计算重播的收视情况，整个第二季平均每集吸引了640万观众。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反响
蒂娜·菲因扮演丽兹·莱蒙而获金球奖最佳电视剧女主角奖（音乐剧/喜剧类）。菲和亚历克·鲍德温分别获得了美國演員工會獎的喜剧剧集类杰出女演员奖和喜剧剧集类杰出男演员奖。这一季还获得了美国编剧工会奖最佳喜剧剧集奖和美国制片人协会的喜剧剧集类丹尼·托马斯年度制片人奖。《我为喜剧狂》的第二季获得了17届艾美奖提名，是这年获提名数第二多的，刷新了喜剧剧集在一年中获艾美奖提名数量的纪录。该纪录原本是由《拉里·桑德斯秀》（）保持，节目于1996年获得了16项艾美奖提名。《我为喜剧狂》第二季还赢得了电视评论家协会的喜剧杰出成就奖，另有一座皮博迪獎，颁奖委员会在评价中称：“无论是真是假，准确还是夸大，经验之谈或是纯粹瞎掰，《我为喜剧狂》都是一部与其假装在制作的电视节目相比更加风趣的作品”。
我为喜剧狂 (第2季) 剧集
《我为喜剧狂》的第二季播出时间有过两次调整。十五集均在星期四首播，其中前八集于北美东部时区晚上20点30分播出，第九集于EST晚上21点播出，第十到十二集又恢复到晚上20点30分播出，最后三集于）晚上21点30分播出。
村社 (加拿大)
村社（Rural community），是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一种基层行政区划。目前，新不伦瑞克省有5个村社。5个村社总人口为11,310，每个村社平均人口 2,262（2011年）。
安娜·坎普
安娜·拉格斯代爾·坎普（英語：，1982年9月27日—）為一名美國女演員、電視以及舞台劇女演員。知名作品如《噬血真愛》中飾演 Sarah Newlin 。
坎普曾經在《廣告狂人》第四季當中飾演配角，並且參與CBS的律政影集《法庭女王》第三季當中現身。也曾經在電影《寫出友共鳴》、《歌喉讚》當中飾演配角。並且參與Fox影集《明迪煩事多》當中飾演配角。
安娜·坎普 早期生活
安娜出生於美國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母親 Dee (née Kornegay) 為民主黨黨工，父親 湯瑪斯坎普(Thomas Sewell Camp)為銀行高級主管。安娜有一個姊姊，Saluda，也是名演員。安娜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長大。曾就讀於Meadowfield Elementary School小學，在二年級的時候參與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成為一員，展開她演戲的技巧。2004年，安娜畢業於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the Arts主修藝術。之後安娜曾短暫待過紐約。
安娜·坎普 職業生涯
安娜於2005年演出舞台劇columbinus，角色為「完美」（Perfect）。2008年在百老匯劇院飾演戀馬狂（Equus）當中的Jill Mason，與其合作的有丹尼爾·雷德克里夫（飾演Alan Strang）。被詢問到該角色的問題時，安娜表示：「我有很多想法；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夠參與演出因為裡面的裸露情節和名氣太響。但是人生只有一次，你必須接受所有的風險，因為你如果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或是演員，就必須承受」
安娜並曾現身於「Reinventing the Wheelers」，一部2007年的ABC電視台的電視影集試播集當中，最終並未預定。2008年時，安娜獲得ABC電視台的電視影集Cashmere Mafia的試播集的一角。之後，安娜在HBO電視台自製的影集嗜血真愛當中獲得 Sarah Newlin 這個角色，並讓她獲得SAG 獎項中的「戲劇類最佳演出」（Outstanding Performance by an Ensemble in a Drama Series]]）。
安娜·坎普 職業生涯
安娜並曾以客串身分參與「辦公室」（2009年）、「歡樂合唱團」（2009年）、「數字搜查線」（2010年）以及「諜影迷情」（2010年）等影集的演出。並在2010年參與「廣告狂人」擔任配角，以及「法庭女王」（2011年-2012年），以及追愛總動員（客串2013年）。
2011年，安娜參與舞台劇All New People的演出。
安娜也參與過FDX電視台的情境喜劇明迪煩事多，2012年則參與電影歌喉讚當中飾演配角。
安娜·坎普 私人生活
安娜曾經在2008年與演員Michael Mosley訂婚，2010年結婚，但是在2013年離婚。目前安娜與曾經在歌喉讚合作的男演員史蓋勒·奧斯丁（Skylar Astin）交往。並且客串史蓋勒目前主演的影集愛情零距離當中飾演主角的前女友。2016年結婚。
安娜·坎普 註釋
原文："I had a lot of thought; I didn't even know if I was going to do Equus because of the nudity and because of the high profile [aspect] of it. But you only live once and you have to take those risks because you'll only be a better person or actor because of it."
解惠清
解惠清（1986年9月13日—），中國女演員，毕业于北京電影学院。
聖露西亞簽證政策
外國公民入境 圣卢西亚前必須取得签证，除享有豁免簽證資格的國家的公民外。入境旅客的护照必須有6個月以上有效期。
聖露西亞簽證政策 免簽證
以下國家和地區的公民無需簽證即可入境：
可以使用OECS國家以及法國的身份證代替護照。
聖露西亞簽證政策 落地簽證
以下50個國家和地區的公民可以在抵達時申請落地簽證停留6週：
Fira Sans
Fira Sans（最初稱為Feura Sans）是一個專為Firefox OS行動作業系統所設計的無襯線字體家族，採用SIL開源字體授權授權。
它於2013年首次釋出時，有皆包含了斜体的四種字重：细、正規、適中及粗體。2014年5月，字重的數目增加至16種。
Fira Sans Fira Mono
Fira Sans有一個稱為Fira Mono的等寬變體，其包含了正規、適中、粗體三種字重。
Fira Sans FiraGO
在2018年3月，基于Fira Sans的一个称为FiraGO的字体推出了。FiraGO独立于Fira Sans，添加了更多语言支持，并将在未来持续更新。
新不伦瑞克省城市列表
市是新不伦瑞克省基层政区的一种类型。目前，新不伦瑞克省共有8个市。
陈维力
陈维力（1972年—）上海人，祖籍宁波，中国体育人物，曾任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中体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网球天地》杂志出版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子。
陈维力 职业生涯
1993年，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之路，同年12月，上海申花队成立成为中国首家职业足球俱乐部。1994年，陈维力成为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担任郁知非的副手，正式进入中国体坛。
陈维力 陈良宇事件后
陈维力卷入了陈良宇上海社保案中，2006年，陈良宇案发后，陈维力在时任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的帮助下逃亡海外，但一年后在马来西亚与女友约会时被捕，引渡回中国。作为陈良宇受贿案中的从犯，案件的“特定关系人”，在天津接受异地审判被天津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退出公众视野。
陈维力 家庭
陈维力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独子，原名陈伟励，文革时期取有「伟大领袖的激励」之意。
IEEE通信快報
IEEE通信快報（英語：）是由IEEE通信學會（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出版的月期刊。它提供研究人員由相關研究員或科學家所提出的7到10篇有關通信技術各個領域的最新成果及發展技術的短篇文章。所有接受的提交文章會在四個月內刊出。IEEE通信快報自2013年5月1日起進行雙盲評審程序。根據期刊引证报告，本期刊在2012年的影响因子為<1.16>、特徵因子（eigenfactor）分值為<0.01709>，以及論文影響分值(article influence score)為<0.549>。
目前IEEE通信快報的總編輯為"喬治·K.·凱瑞吉安第斯"()。
據快報網站的公佈，通信技術主題包括，但不只限於右列項目：調變及信號設計、語音、圖像及視頻通信、編碼理論與應用；無線個人通信、展頻通信、同步和頻等化；檢測和估計；多工和載波技術、光通信、通信網絡及多媒體ATM設計等。
聖露西亞公民簽證要求
持聖盧西亞護照的 圣卢西亚公民在國際旅行時，可在部分國家享受豁免签证待遇，或在入境時獲得落地簽證。
黄玮
黄玮（1952年8月—），河南社旗人，女，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68年10月参加工作，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经济系计划干部专修科毕业，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黄玮 生平
黄玮早年在陕西宁陕县铁炉公社插队锻炼，曾是县宣传队、文工团的队员。1980年10月，调县计委工作；其间，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在西北大学经济系计划干部专修科学习；后出任县计委副主任，安康地区经协委副主任，地区计划统计局副局长等职；1995年2月，任中共汉阴县委副书记；同年8月，升任县委书记；1997年11月，升任陕西省安康地委副书记。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安康地区撤地设市；黄玮出任市委副书记；2002年2月，任安康市市长；2003年12月，任市委书记；2006年1月起，兼任安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1月，当选陕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当年7月，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2008年10月17日，中国工会十五大在北京开幕，大会选举他出任主席团委员。
2013年1月，当选陕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并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2014年1月，被增选为省人大副主任，不再任秘书长职务。2016年1月，辞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Resilio Sync
Resilio Sync（曾经名为“BitTorrent Sync”）是由BitTorrent公司开发的专有的对等网络数据同步工具，可在Windows、OS X、Linux、Android、iOS和FreeBSD上使用。其可在局域网、互联网上通过安全的、分布式的P2P技术在不同设备之间同步文件。
尽管Resilio Sync开发者不认为这是传统文件同步工具（如Dropbox）的竞争者或替代品，但已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同步工具了。这主要是由于Resilio Sync没有常见的文件同步工具中所含有的问题，如文件存储容量有限、私有/安全性差、价格高昂、同步速度慢（参考技术原理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