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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毓 生平
十六年（1836年），京察一等。
十七年（1837年），二月十五日，授光祿寺少卿。
十九年（1839年）七月二十八日，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之前奕毓在山海關監督任滿時虧短庫銀五千兩，都有未解運的稅銀可以充抵，由山海關右翼協領德凌阿向書吏姚善權等關說挪借銀兩彌補虧空、代為承認、移交給後任；十月，姚善權之父姚思睿因抵款不齊，不甘自己賠累，具狀向副都統衙門控告，移交兵部，兵部奏請將德凌阿革職、原告姚思睿等一併解交刑部詳審，隨即審實。二十年（1840年），仍勒令姚氏將欠解稅銀迅速繳納歸款，奕毓因辦理稅務時未能核實，下部議處；五月，照例遭到降級留任。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仍充國史館清文總校官、充考試漢軍中書閱卷大臣。此前關於漢軍中書的定例並沒有人數不足不准考試的專條，該次由各旗送部考試共19人，臨場應試只有6人，於是奕毓偕同尚書賽尚阿擬定「見懸二缺即選取二名」奏請欽定，並請敕吏部明定章程規定「嗣後人數若干方准考試」，獲准。
二十二年（1842年），充考試滿洲教習閱卷大臣。
奕毓 生平
二十三年（1843年），充考試筆帖式閱卷大臣。九月，奉旨與和碩禮親王全齡、柏葰、連貴、宗室玉明代祭歷代帝王廟。
二十四年（1844年），充繙譯鄉試正考官。
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初四日，奉旨與和碩豫親王義道、覺羅德厚、斌良、宗室慶祺代祭歷代帝王廟。同月，充閱取綏遠城繙譯教習試卷大臣。九月初二日，奉旨與豫親王義道、覺羅景慶代祭歷代帝王廟。十月，充玉牒館副總裁。
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受命以內閣學士稽查中書科事務。十一月初五日，升任理藩院右侍郎。
二十八年（1848年），充考試筆帖式閱卷大臣。二月，奉旨與和碩莊親王奕仁、惠豐、覺羅德厚、宗室道慶代祭歷代帝王廟。
三十年（1850年）四月，充繙譯會試副考官。同月二十四日，轉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奕毓 生平
此前，寶泉局、寶源局於嘉慶二十一年奏定《約束匠役章程》在監督、大使考核辦法仍有欠完備，至此五月時通政使司參議齊承彥奏請約束兩局匠役，同時刑部奏陳查辦寶源局匠役圖借官銀糾眾滋鬧一案，俱得旨「著兩局堂官妥議章程」，隨後奕毓偕同戶部右侍郎福濟等議覆並片奏：「兩局卯錢督造，係大使專責，嗣後考核請以卯錢為準。一次不如式，記過；兩次，記大過；三次，咨吏部停升，俟有一年卯錢均如式方准開復；倘至四次即撤回，仍停升一年，各項伏差俱不准保送；其三年任滿均如式，奏請甄敘，或尚須留任，引見後先換頂戴。」全都得旨允准施行。八月，以恭送孝和睿皇后冊寶禮成，賞加一級。十二月，充經筵講官。
咸豐元年（1851年）五月十六日，因修纂《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充任實錄館副總裁。六月，以御門聽政時跪班錯誤，下吏部議處。七月二十八日，管理火藥局事務。閏八月，奏請飭令催促在途銅運。十月初二日，賜紫禁城騎馬。同月初九日，充國史館副總裁。十二月二十日，與彭蘊章聯名奏請飭陝西道御史認真抽查私鑄小錢。
先前奕毓在山海關監督任內，因墜馬致有腿疾，咸豐二年（1852年）因感冒而惡化，賞假休養；二月，奏請開缺調理；同月十六日，咸豐帝允准之，仍留實錄館、國史館副總裁任，並賞給二品半俸銀米，溫諭仍賚之。十一月二十四日，病卒。上諭：「前任工部侍郎宗室奕毓，由主事洊躋卿貳，勤慎辦公，克盡厥職，上年因骽疾復發，當降旨准其開缺調理、仍留實錄館及國史館副總裁、並加恩賞給二品半俸以示體恤，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照侍郎例賜卹、賞銀五百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隨後賜祭葬。
咸豐六年（1856年），以《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告成，再賜祭一壇。
彭国甫
彭国甫（1963年1月—），男，汉族，湖南湘乡人。湘潭大学管理学硕士，湖南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学者。
彭国甫 生平
彭国甫曾于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管理学博士，公共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人才。
彭氏历任湘潭大学哲学系教师、副主任，中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湘潭大学校长助理（期间挂职中共溆浦县委副书记）、中共湘潭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中共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2008年11月任中共岳阳市委副书记、岳阳县委书记。2011年9月任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6月任中共怀化市委书记、常委、委员。2015年12月兼任怀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8年1月当選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21年1月卸任省政协副主席职务。2021年1月29日，彭国甫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2024年1月10日，彭国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2月22日，彭国甫被罢免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被撤销。同年7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分别将彭國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彭国甫 生平
2025年2月21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彭国甫受贿一案。公诉方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2004年至2023年，彭国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4亿余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彭国甫的刑事责任，彭国甫当庭表示认罪悔罪。5月27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彭国甫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彭国甫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廣壽
廣壽（1836年—1884年9月30日），字介眉，号紹彭，布爾哈齊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官员、繙譯進士。
咸豐五年乙卯科举人，九年，登繙譯進士，改庶吉士，后任繙書房咨留房兼行。咸豐十年，任翰林院檢討、右春坊右中允。咸豐十一年，任文淵閣校理。同治元年，任實錄館纂修；次年，任實錄館黃綾本總校。同治五年，任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學士、公中佐領。同治六年，任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弘德殿行走。同治六年，以禮部侍郎銜，任內閣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同治七年，兼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左翼監督。同治八年，任理藩院右侍郎。同治十年，任鑲紅旗滿洲副都統、繙譯會試副考官。同治十一年，任崇文門副監督。同治十二年，任刑部右侍郎、倉場侍郎。同治十三年，署鑲藍旗護軍統領，任繙譯會試正考官，署左都御史、任步軍統領。隨後升任兵部尚書、經筵講官。
廣壽
光緒二年（1876年），兼署吏部尚書、刑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步軍統領。光緒三年，兼署鑲黃旗蒙古都統、鑲白旗滿洲都統、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鑲黃旗蒙古都統、正白旗蒙古都統。光緒四年，任實錄館正總裁，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署正藍旗漢軍都統、文淵閣提舉閣事、吏部尚書，派稽查京通十七倉事務。光緒五年，兼署禮部尚書。光緒六年，兼署正白旗漢軍都統、正白旗蒙古都統，稽查右翼宗學并聖訓校勘大臣。光緒七年，任吏部尚書，管理三庫大臣，并兼署禮部尚書。光緒十年，任國史館正總裁，兼管理藩院事務、咸安宮蒙古學事務。同年加太子少保。
唐会忠
唐会忠（1955年11月—），湖南澧县人。1980年1月参加工作，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北财经学院（现并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经济学学士。
历任湖南株洲市税务局计划会计科副科长、科长；湖南省审计局财政审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湖南省审计事务所所长，省审计厅行政事业审计处长；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1998年6月，任湖南省审计厅副厅长，2005年10月起任厅长。2016年1月，被免去湖南省审计厅厅长职务。
贺安杰
贺安杰（1958年7月—），男性，汉族，湖南新田冷水井人。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川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贺安杰 生平
贺安杰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干部、主任科员、副处级研究员、综合处副处长、处长，综合调研室主任、副厅级研究员等职。
2002年6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2008年4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3年4月，任中共株洲市委书记。2016年3月，不再担任株洲市委书记职务，转任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月夜
《月夜》，二胡独奏曲，刘天华於1918年暑假在江阴开始创作此曲，于1924年定稿。
本曲分3段，采用展衍技法，一唱三叹。「此曲及《除夜小唱》是就二胡的音区及其音质上的优点而拟的谱，虽然用别种乐器也可以演奏，但总不如二胡上能将其意想表现得美满，所以定为二胡独奏谱。」
英国政治经济图书馆
英国政治经济图书馆（英語：）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主图书馆，也是世界最大的社科类图书馆。
英国政治经济图书馆 介紹
图书馆位于葡萄牙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楼的北面。英國政治經濟圖書館，建立于1896年，是全球最大的社會科學类圖書館。始建于1896年，位于莱昂内尔·罗宾斯楼（Lionel Robbins Building）。作为英国国家级的社科图书馆，其藏书有重要的国内和国际价值。图书馆一度24小时全天候开放，但这个计划于2007年停止，现在每天从早上8点到午夜都会开放，考试期24小时开放。图书馆每天大约有6,500人次访问。此外，它还开设有特别国际研究藏馆，为每年12,000名校外读者使用。
图书馆在世界范围搜集书刊，但其藏书都是主要的欧洲语言写成。图书馆共藏书超过四百万册，涵盖了主要的社会科学领域。图书馆藏有大量19世纪初以来的政府出版物、统计资料和学术期刊。1946年以来，图书馆成为联合国指定的存档图书馆，用来存放联合国出版的文档和出版物。其他国际组织，包括OCED、国际劳工组织、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资料在馆内均有收藏。
英国政治经济图书馆 介紹
2000年，学院花费3500万英镑改造原有图书馆，新图书馆由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采用了富有争议的螺旋型楼梯设计。新的图书馆现有450台PC台式电脑和226个笔记型电脑插座。四楼和五楼是专门用于学术的“LSE研究室”。新的图书馆仍然是师生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调查显示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年借书量是英国平均值的4倍（约350本）。
托努·歐內伯魯
托努·歐內伯魯 （愛沙尼亞語：，1962年9月13日—），愛沙尼亞作家和詩人，使用過的筆名包括Emil Tode和Anton Nigov。
馬金群島
馬金群島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群島，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由5個島嶼組成，南北端相距12.3公里，總面積6.7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2,385。
3°23′00″N 173°00′00″E﻿ / ﻿3.38333°N 173.00000°E﻿ / 3.38333; 173.00000
中洲控股
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洲控股（英語：，深交所：000042），是中國內地的房地產開發商，於1984年在深圳成立，董事長及創辦人為黃光苗。中洲被評為上市房企發展速度5強及地產上市公司綜合實力50強， 亦是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和城市運營商品牌20強。中洲的主要業務包括房地產、酒店經營、商業管理、產業運營、物業管理、資本運作等。
2015年10月8日，中洲正式拓展房地產業務至香港市場，並向爪哇控股以11.2億元購入火炭坳背灣街1至11號項目，佔地約21.6萬平方呎，地積比率約4.6倍，總樓面面積約100萬平方呎，以35.8億元完成補地價。該項目現為商住綜合發展區，擬建4幢42層高住宅，住宅總樓面面積逾70萬平方呎，提供單位約1,300伙。此外設有食肆及商店樓面面積逾7萬平方呎，另有約9,000多平方呎樓面作幼稚園用途。
中洲控股 文化理念
築有道 智無界為中洲控股所提出的品牌理念，從產品、經營及精神層面，體現專業築家、均衡發展及文化長青之道。
天津地铁B1线
天津地铁B1线，又称滨铁1号线，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建设中的线路之一。线路正线全长约31.28km，其中高架段2.17km、敞开段0.28km，地下段28.83km。B1线一期北起津秦客专东侧，南至规划新城。工程全线共设站23座，其中21座地下站，2座高架站；线路北端设黄港车辆段1座、南端设盐田停车场1座；全线设华山道、河北路共2座主变电所，正线设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11座；设控制中心一处，考虑与规划线合建。首期实施北段，起自欣嘉园东站，终至滨海站（原于家堡站），长22.5公里，设车站15座（均为地下站）。
B1线已于2016年2月23日开工，预计2026年12月（欣嘉园东站-新城一）具备通车条件。
2020年5月5日，B1线一期工程欣嘉园东站至欣嘉园站右线盾构顺利始发，工程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
布塔里塔里環礁
布塔里塔里環礁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長30公里、寬15公里，面積13.6平方公里，潟湖面積191.7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4,200。
3°10′04″N 172°49′33″E﻿ / ﻿3.16778°N 172.82583°E﻿ / 3.16778; 172.82583
荨麻
蕁（）麻，又稱蕁（）麻（學名：）是荨麻科荨麻属的一个种，分布于安徽、福建、甘肃、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云南、浙江以及越南。又名蝎子草、裂叶荨麻、白蛇麻、火麻等。
馬拉凱環礁
馬拉凱環礁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面積14.13平方公里，潟湖面積13.5平方公里，環礁北端有機場設施。
2°00′N 173°16′E﻿ / ﻿2.000°N 173.267°E﻿ / 2.000; 173.26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事务工作的组成部门。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机构设置
（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加挂公路治理车辆超限超载事务中心、农村公路事务中心牌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服务中心加挂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中心牌子；轨道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加挂地铁管理处牌子；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加挂小客车总量调控服务中心牌子；市政工程配套服务中心加挂交通运输职业资格中心牌子；交通科学研究院加挂市政工程研究院、市政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牌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加挂市政公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事务中心牌子）
阿拜昂環礁
阿拜昂環礁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由30個島嶼組成，面積16平方公里，潟湖長26公里、寬8公里，島上有阿拜昂環礁機場。
2°00′N 173°00′E﻿ / ﻿2.000°N 173.000°E﻿ / 2.000; 173.000
天津市人民政府口岸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口岸服务办公室，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口岸综合协调服务的直属机构，现为天津市商务局的加挂牌子。
阿貝馬馬環礁
阿貝曼馬環礁（Abemama）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位於塔拉瓦環礁東南150公里，由5個島嶼組成，面積16平方公里，主要出口椰子核，2005年人口估計約3404。
天津市外国专家局
天津市外国专家局成立于2005年7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人民政府主管天津全市引进国（境）外智力工作，指导和协调全市人事人才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管理工作的部门管理机构，2008年由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2018年机构改革后，为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对外保留的牌子。
阿拉努卡環礁
阿拉努卡環礁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由2個島嶼組成，面積15.5平方公里，島上有椰子樹，人口852。
尹根壽
尹根壽（：／，1537年—1616年），字子固，號月汀，又号畏菴，韓國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及性理學者，書藝家。諡號文貞。
尹根壽 生平
1590年的光國功臣，1604年扈聖功臣。朝鮮之役時朝鮮朝政的主要人物。尹斗壽的親弟弟，將領元均的姻戚。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主管天津全市组织人事、党的建设、公务员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
馬特·羅普考普
馬特·羅普考普（英語： , 1990年7月29日—）是一個美國男演員，知名作品有歌舞青春3，千金奇緣等迪士尼電影。
馬特·羅普考普 簡歷
馬特出生於美國德州，在16歲那一年搬到洛杉磯從事他的職業生活。他的經紀公司是Management 360和APA。他也曾出現在一集孟漢娜當中。
馬特偶爾會出現在一些電影或電視節目。最近一部主演的電影是迪士尼的原創電影千金奇緣。也曾出現在影集辦公室瘋雲當中。他最近在影集Medium當中客串演出。
馬特·羅普考普 私人生活
馬特與另一個女演員莎拉·海蘭在2009年開始交往，兩人曾在2011年共同主演電影千金奇緣，報導指出馬特和莎拉同居中。 
2014年8月中，報導指出經過五年的交往，兩人分手。
諾諾烏蒂環礁
諾諾烏蒂環礁（Nonouti）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位於赤道以南，長35公里、寬15公里，面積28.2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2,303。
0°37′S 174°22′E﻿ / ﻿0.617°S 174.367°E﻿ / -0.617; 174.367
尼庫瑙島
尼庫瑙島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長14.2公里、寬2.5公里，面積18.2平方公里，島上有數個湖泊，2005年人口約1,912。
1°21′S 176°27′E﻿ / ﻿1.350°S 176.450°E﻿ / -1.350; 176.450
永德信實業
永德信實業有限公司，簡稱永德信實業（英語：，港交所除牌時0351.HK），在1991年創立當時經營生產及銷售影音錄像帶等工業產品。
而股份在1992年8月18日於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但由於受到管理不善影響，於是出售給豫港集團有限公司，當時是在1998年，同年5月18日，更名為中洲控股有限公司，第二次更名為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到最後更名為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至今。
而前董事因為參與內幕交易，已被證監會檢控，以及罰款的。
奧諾托阿環礁
奧諾托阿環礁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面積13.5平方公里，該島中部有潟湖，西岸有珊瑚礁，人口2043。
1°51′S 175°33′E﻿ / ﻿1.850°S 175.550°E﻿ / -1.850; 175.550
塔馬納島
塔馬納島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島嶼，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位於奧諾托阿環礁東南面，長5公里、寬1.1公里，面積4.5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875。
2°30′S 175°59′E﻿ / ﻿2.500°S 175.983°E﻿ / -2.500; 175.983
阿羅賴島
阿羅賴島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位於塔馬納島東南85公里，長9公里、寬1公里，面積9.5平方公里，島上有機場設施，2000年人口1,225。
加州眶燈魚
加州眶灯鱼（学名：Diaphus theta）为輻鰭魚綱燈籠魚目灯笼鱼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東部及西北太平洋區，包括日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厄瓜多、秘魯及哥倫比亞等海域，屬深海魚類，棲息深度可達3400公尺，體長可達11.4公分。
貝魯島
貝魯島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長15公里、寬4.75公里，面積17.7平方公里，該島南部有機場設施，2005年人口2,169。
1°19′S 175°58′E﻿ / ﻿1.317°S 175.967°E﻿ / -1.317; 175.967
迈亚纳环礁
邁亞納環礁（英語：）是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環礁，屬於吉爾伯特群島的一部分，由14個島嶼組成，長14公里、寬0.55公里，面積17.7平方公里，該島北部有機場設施，2005年人口1,908。
0°56′N 173°00′E﻿ / ﻿0.933°N 173.000°E﻿ / 0.933; 173.000
西氏眶燈魚
西氏眶灯鱼（学名：Diaphus thiollierei）为輻鰭魚綱燈籠魚目灯笼鱼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印度太平洋海域，屬深海魚類，體長可達10公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聖座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聖座关系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關係，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天主教会聖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称梵蒂冈）及其行政机构教廷之間的双边关系。1949年兩岸分治後至1951年間，雙方一度因遲未撤離的教廷駐南京公使館而有仍有實質接觸，但均未承認其合法性、甚至敵視對方，遑論建立外交關係；教廷方面繼續承認一路由南京、廣州、重慶和成都遷往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後並未將教廷視為合法的駐華使館，亦未要求其承認當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驅逐出境，公使館亦轉設至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臺北，此後雙方便無正式交流。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梵蒂冈的事务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兼辖，而雙方在主教任命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制度等问题上仍多有争执。
中華人民共和國—聖座關係 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7月，隨歐美各國全面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中华民国和圣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簽署宗座憲令《我們的每一天》（Quotidie Nos），標誌着中國聖統制的建立。當時中國共有20個教省（總主教區）、79個教區、38個監牧區。同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圣座分别任命谢寿康、黎培里總主教（Antonio Riberi）为首任驻对方公使。中国天主教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在1949年之前并无高层联系，但在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等），也有天主堂和天主教徒。中共方面稱自己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中共的官方文獻稱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與天主教會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比利時籍天主教神父雷鳴遠曾在抗日戰爭期間組織醫療隊援助中國軍民，亦曾與中共的八路軍有過合作。然而，在1940年3月，雷鳴遠與另外十九名醫療隊中的天主教修士在國共摩擦中被八路軍俘虜，其中十二名修士被八路軍方面處決，雷鳴遠雖不久後獲釋，但因在囚期間遭受虐待，不久後即於重慶病逝。曾服務於天主教安國教區的比利時籍天主教神父雷震遠也曾在回憶錄《內在的敵人》中曾描述中共對河北地區天主教徒的迫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聖座關係 背景
近代史上，天主教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由來已久。自從共產主義思想誕生以來，聖座始終视其為嚴重的威脅。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期奪得政權的共產黨與極左派，又無不對天主教會進行殘酷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降，聖座與蘇聯的關係又因為西烏克蘭的東儀天主教會等問題變得愈發緊張。蘇聯批評教宗「同情法西斯主義者」、「執行親納粹的政策」，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亦曾多次抨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二戰後，蘇聯在波羅的海三國以及東歐的諸衛星國中對天主教會進行迫害，波蘭的維辛斯基樞機、匈牙利的敏真諦樞機等天主教神職人員均遭到長期關押。在天主教與共產陣營緊張的關係背景下，聖座也開始執行強烈的反共政策。1948年7月，教廷命令天主教徒若宣傳「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反基督教思想」，當受絕罰。1949年7月，教廷進一步下令，禁止所有天主教徒與共產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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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教廷反共立場的影響，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執行親中華民國的反共政策。黎培里曾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多次頒令，禁止中國的天主教徒與共產黨合作。1948年3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通谕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地区，司铎可暂时不守教会的除独身主义以外的规矩，做弥撒行圣事可按“圣教艰难”时的办法（即隐秘办法）。與此同時，中共曾將支持中華民國、反對中共的南京總主教于斌與胡適等人一同列為「文化戰犯」。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国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对外国传教士来华“新来者暂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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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勝利後進入民國政府首都南京，但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未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廣州亦未被召回，被視為有意與在內戰中勢如破竹的中共建立關係。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圣座仍不承认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未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关系，公使黎培里仍继续留在南京，甚至警告中国大陸天主教徒不要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中华民国外交部時任部长吴铁城仍對於教廷公使持續逗留中共控制下的南京表示不满。1951年教廷公使黎培里遭到驅逐出境後，由于冷战的政治对立及意识形态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与罗马教廷双方未能建立互信及良好关系，亦無太多接觸。罗马教廷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在的共产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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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一对立更加尖锐。1950年7月28日，罗马教廷再次表达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声称凡参加“在共产党的指示和赞助之下成立的一些组织”，“不论在何种名目的掩护之下，都将受到绝罚”。朝鲜战争爆发后，黎培里要求中国天主教徒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抗，并以“流血致命”的“成圣荣誉”作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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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府主要关注禁止外国及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不许用宗教开展破坏和间谍活动，对包括教会在内的外国机构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方针。中共中央曾就外国人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构指出：“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宗教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以免外国人民误会我解放区政府是排斥宗教”。对于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容许其继续居住并执行业务，暂不批准新来的外国传教士。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教会等，组织其登记、审查，亦可维持现状。对外国人办的教堂、医院、学校等，均“不得进入”。此后，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宗教的政策法规，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教、天主教、佛教等各界宗教人士的讲话与文件批复中，也不断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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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第一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范围及原则。周恩来两次到会并讲话指出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将包括天主教、新教在内的宗教工作纳入统一战线工作中。其中第二次讲话，即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要到新教和天主教团体内部去工作，“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从政治上、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1950年5月2日、6日、13日，周恩来先后三次和北京、天津、上海基督教人士座谈，表明中共和国家对基督教的政策及态度，“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表示，“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帮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中共中央于1950年7月和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0年9月在政策上规定：外籍传教士，除在所在教堂内传教外，不得外出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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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新教、天主教问题发出指示，表示国家保护信教自由，同时须警惕天主教、新教长期受帝国主义利用，成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事实。对当前中国天主教、新教应不帮助其发展，并反对帝国主义影响；同时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影响，使天主教、新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对当时尚没有发起脱离帝国主义控制的天主教，要求各地方“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全部这些宣传活动“一概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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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私立辅仁大学是第一所被政府接办的教会大学。1948年底，黎培理指示辅仁大学校务长芮歌尼（Harold W. Rigney，美国教士），教会应与中共达成协议，使该校留在北平继续开办，1948年12月初圣言会也作出同样决定。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2月16日辅仁大学成立中国教员会，教员会18位教员向芮歌尼提出八项主张，包括学校教育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宗教与教育须分开、学校经费管理使用权及行政权须全交给中国人等等。这些要求已超出当时中共“不多加干涉”政策。2月26日外籍教士辞去除校务长（芮歌尼）外几乎全部重要行政职务，改由中国人担任。3月3日，17位中国教员组成的临时校政会议成立，取代学校行政会议成为校务决策最高机构。4月28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周扬接见该校校长陈垣等人。6月13日，周扬在接见芮歌尼时表示，政府对学校的政策是“只要它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违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均可允许其存在”，教会补助该校经费应公开，课程设置上政府“不干涉别人信教与传教，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允许信教自由，允许在课外传教”，“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应列为必修课。在政府推行的学校教育改革中，1949年6月29日辅仁大学调整课程，在此前取消四门宗教课的基础上，全校增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三门必修课，各系也增设此类课程。1950年，芮歌尼多次向校长陈垣要求天主教会对该校人事任免有最终否决权，并提出解聘五位教授（社会学系魏某、杨某，数学系刘某，生物系王某，哲学系李某）等要求。要求被拒后，教会拖欠1950年该校经费。芮歌尼发表《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宣布教会不再承担该校经费，并鼓动该校工友向校方索薪。为维持该校运转，教育部为该校垫支8月、9月经费。9月30日，芮歌尼正式答复，教会完全停止该校经费。由于会增加财政负担，并影响对中国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争取和团结，政府方面并不情愿接办该校。1950年10月6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53次会议讨论教育部长马叙伦《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时仍表示，虽政府接办了辅仁大学，但其他教会学校仍可继续自办。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宣布接办私立辅仁大学，该校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帝国主义企图利用终止办学经费继续控制、干涉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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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对美作战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冻结中国在美国资金，禁止美国船只开往中国港口。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应发布两项措施：“管制、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存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接受美国援助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失去最主要经济来源，中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其政策，着手全面接收。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这些法规构成了对在华传教的两方面约束：一是限制和管理，二是接收自办。1951年11月28日，政务院公布《外国侨民出入及居留暂行条例》，对暂居留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形成限制和管理。外国传教士先后回国。到1952年底，“大部分传教士已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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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合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同时，四川省的中共剑阁地委、中共广元县委统战部向当地天主教徒宣传中央的宗教政策，派天主教徒做中国籍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的工作。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的王良佐神父及尚锡祝、王复初、孙克强等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通称《广元宣言》），提出中国天主教同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该主张获得政府肯定并宣传，1950年圣诞节时《新华日报》发表该宣言，1951年1月周恩来发表讲话支持天主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开始在全中国获得推广。截至1951年1月，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已扩展至广州、昆明、杭州等53个地区，共10位主教（包括代主教、副主教）、186位神父、40万教徒发表爱国宣言。华北地区最早参加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是北京、天津。1951年1月11日，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进会筹备会成立。9月16日，北京天主教革新委员会成立。截至1952年底，“各地天主教先后成立了98个革新委员会（其中76.5%成立于1951年），分布于72个教区中（占全部教区约50%）。”截至1957年底，地方性天主教爱国组织增至2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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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黎培里的北平代表马迪懦涉意图刺杀中国领导人的炮击天安门案。
1950年12月18日，黎培里向全中国主教和神父发表《请视吾主》牧函，反对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指其是“裂教”、“违反教义教规”、“妨碍教会的超然性”等。他还发表多篇《学习参考》，将自治、自养、自传解释为不让“教外”的人插手，应形成天主教内部管理和传播机制，维持已有的圣统制。上述文件通过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下发，广泛传播。
1951年1月17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办茶话会，邀请40多位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座谈天主教革新，这是中共中央历史上首次同天主教人士公开接触座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我们要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敌我界限必须分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不矛盾。后来，周恩来再度强调应将宗教与政治分开。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指出在梵蒂冈不干涉中国宗教革新运动及不在中国开展政治活动的条件下，中国教徒与梵蒂冈仍可有“纯粹宗教性质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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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及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两篇文章。毛泽东阅后批示两文“写得很好……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3月14日、15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
1951年3月31日，南京总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等793人联合发表宣言，表示除在信仰上和教廷保持纯宗教关系外，坚决割断与教廷的政治及经济关系，这是首次提出“割断”和“罗马教廷”的联系。
1951年5月，南京天主教徒上书南京市市长，要求将黎培里驱逐出境。（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便制定了将不法外国侨民驱逐出境的政策，后又多次重复。）震旦大学天主教徒及北京地区天主教徒也发动驱逐黎培里签名运动。9月4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将黎培里驱逐出境，公使館因而關閉。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天主教徒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将他们清除出去，这是全国一切天主教徒的“唯一正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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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主教在教会组织上“遵从至圣、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和自立革新运动有根本矛盾，所以自立革新运动受到天主教内部的极大抵制。为此，中国政府在1951年借“圣母军”事件，将外籍神职人员驱逐出境，后来在1955年又通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九八教难），将天主教内抵制自立革新运动的中国籍神职人员逮捕，并通过该案在全中国开展了一场天主教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清除了天主教内部的抵制派。（1960年3月17日，龚品梅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叛国集团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后龚品梅一直在上海市监狱服刑。）在此期间，各地公安机关陆续破获一批利用天主教的帝国主义间谍案，如广东梅县美国籍主教福尔德间谍案、平原新乡美国籍主教米甘间谍案、沈阳法国籍主教费声远间谍案、昆明法国籍主教德为能间谍案、西安意大利籍代主教葛露膏等间谍案、济南德国籍主教杨恩赉间谍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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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公函，号召神长和教徒“勿以敌众而萌退缩意”，强调地方教会的服务精神，表示驱逐外国教士对教会不利。1952年2月，罗马教廷圣职部以“企图在共党中国成立一个国家的教会”的罪名，将南京总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开除教籍”。1952年，圣座驻华公使馆迁到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继承了同圣座的外交关系，理论上台湾的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也继承了对全中国天主教的管辖权，圣座和中华民国双方在反共旗帜下达成了一定默契，1968年于斌总主教升为枢机，成为继田耕莘枢机之后的第二位华人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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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8日，罗马教廷发布关于1954年为“圣母年”的通谕，要求中国神职人员做“最好的儿子”，“和中共最残暴的政权做斗争”。通谕引发中国各教区纷纷制订1954年大规模集体朝圣计划，例如河北省15个教区中有12个接到该通谕后制订出“集体朝圣”计划。中国各地政府采取措施，使1954年“圣母年”朝圣成为正常的宗教活动。例如河北省1953年12月召开的宗教工作会议决定：“掌握控制教会核心，发动群众，使圣母年的‘朝圣’成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发现朝圣活动后，施以压力，缩小其规模，限制在教堂内，务必防止其大搞，影响生产、治安。……堂外朝圣应视为非法，坚决予以制止平息。”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就天主教问题指示各地把“革新促进会”改称“爱国会”，可以承认教宗，但要求教宗必须承认爱国会。这表示中共中央对罗马教廷的政策有所调整。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其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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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又发表《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又称《致中华人民》通谕），谴责政府干涉宗教自由，鼓励信友，并着重阐述了“三自运动”的应有意义，反对中国的“三自运动”。为应对中国的困难情况，教宗对牧民守则作了很大放宽，被称为“权力下放”政策，包括三点：（1）命每个教区主教指明三位代理人；（2）扩大神父牧灵范围；（3）扩大神父圣事权力。
中共给予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的拥护者以很高的政治待遇。1951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补选震旦大学原校长胡文耀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维光、胡文耀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12月，济南教区副主教董文隆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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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30日，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与会的天主教主教、神父、教徒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组织。7月16日，经中国政府推动，37位天主教神长教友（包括辽宁皮漱石主教、湖北易宣化主教、四川王文成主教、陕西李伯渔主教、河北赵振声主教等）发起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7月2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会议全体代表，鼓励天主教人士自办教会，鼓励搞好教会内部团结。11月20日，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最终转变态度，以总主教身份表明支持自立革新运动的立场，在神职人员和教徒中产生很大影响。
1957年4月，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前北京总教区代理主教）与临清教区主教李本良联名写信向教宗请求在中国各教区随意祝圣主教的特权，数年后罗马教廷将该特权授予赵振声。1962年6月29日，赵振声将献县教区经民主选举的副主教王峻德秘密祝圣为主教，但因政治形势而未予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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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17日至7月13日，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皮漱石总主教、王文成主教、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烟台教区宗怀谟主教等从神学及法理上阐述了“爱国是天主的诫命”、“因爱国而受罚是无效的”等议题。赵振声等主教因为坚持教宗有任命主教的绝对权力、反对自办教会，而受严厉批判，被迫认错。7月27日，会议通过《对梵蒂冈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会议最后一天，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会议决定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教廷的关系，同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会自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会议选举皮漱石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选举李伯渔、李维光、王文成、赵振声、董文隆、李德培等为副主席。1957年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正式成立。该会并未被罗马教廷认可。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后，仅为一群众性质的爱国组织，并无实权。1962年1月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二次代表会议将其改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性质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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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20个总主教区仅4位总主教是中国籍，79个主教区仅29位主教是中国籍，138个教区仅20位主教是中国籍。1949年到1955年间，罗马教廷祝圣18位中国籍主教（包括万县段荫明、苏州龚品梅、辽宁皮漱石、洪洞韩廷弼、广东邓以明、呼和浩特王学明、保定范学淹等），但大部分外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或自动离开、或限期出境、或遭驱逐、或遭判刑（但教廷直到1981年才命令所有外籍主教辞职），还有约10位中国籍主教随国民党赴台湾。因此，中国10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天主教会决定“自选自圣”主教。1957年12月16日，李熙亭获投票选为成都教区主教，成为中国天主教首位自选主教（当时未呈报教廷，也未祝圣，日后才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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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武汉市委领导下，1958年3月18日汉口总教区选举董光清为总主教，3月19日武昌教区选举袁文华为主教。同月，汉口总教区和武昌教区向梵蒂冈上报自选和即将自圣的董光清、袁文华。1958年3月26日、28日，梵蒂冈先后回复称汉口和武昌两主教自选无效，祝圣者和被祝圣者将自科绝罚。此后中梵双方的宗教关系彻底断绝。1958年4月13日，董光清、袁文华两位主教的祝圣典礼在汉口上海路圣若瑟主教座堂举行，天主教蒲圻教区主教李道南祝圣新选出的董光清、袁文华主教，这成为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的开始。截至1963年9月，中国天主教已自选自圣近50位主教。1959年7月26日，皮漱石总主教在为北京教区姚光裕主教祝圣时，开创了在祝圣仪式中部分不用拉丁文而用中文的先例。中国政府坚持三自原则，承认中国教会自选自圣的主教，此后长期禁止任何当选主教者向教廷申请承认。梵蒂冈方面则坚决反对三自原则，并承认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自选自圣主教全部是自科绝罚而出教。自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全面停止，参与自选自圣的人士，一直无机会向梵蒂冈申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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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29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宗徒之长》通谕（又称《致中国教会》通谕），称自选自圣主教不合法，祝圣者和受祝圣者均自科绝罚，并指出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错误。此后，中国各地天主教召开大规模抗议大会，通过多份抗议书。1959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高理耀为驻台北的驻华教廷公使。
1959年，教廷传信部长等一批天主教资深人士在香港聚会，认为中国祝圣的主教有效但不合法，中国并非裂教。1962年11月26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表示不再使用“裂教”一词形容中国教会的情况。
1954年，在李维汉主持下，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受毛泽东高度评价并转发全党，报告中指出了“少数民族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后来，李维汉又发展了这一提法。1958年，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宗教的五性”，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1963年，李维汉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宗教的五性”也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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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至1965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文简称“梵二会议”），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改革，并启动了各种意识形态对话，开始缓和意识形态斗争。在梵二会议结束时，教宗保禄六世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呼吁停止越南战争，并表达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愿望。这时虽然圣座转而淡化之前天主教会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却在趋向紧张。
1965年四清运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天主教受到冲击，例如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1958年7月自选自圣的保定教区主教王其威（在范学淹任主教初期曾任第二副主教）协助四清工作队动员徐水县安家庄等教徒聚居村教徒退教。各地天主教爱国会控诉和声讨罗马教廷、外国传教士、教内反动分子，部分参加爱国会的主教、神甫、修士、修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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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天主教会遭受很大损失，许多神职人员遭受冲击，有的自杀或结婚，各地教堂等机构纷纷被毁或被占用，财产被没收。各地各级天主教爱国会解体，爱国会成员一度甚至遭到比其他神职人员及教徒更严重的冲击。各教区及男女修院解散。但也有不少教徒及被遣返原籍的教职人员在家偷偷念经，部分原爱国会成员产生痛悔，不少教徒聚居区反复出现“活耶稣”、“活圣母”、“活圣女”、“活圣人”之类群众性事件。全中国的天主教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状态。
1966年12月24日，教廷宣布台北的驻华教廷公使馆升格为教廷大使馆，任命高理耀为首任驻华教廷大使。1967年1月6日，教宗保禄六世发表“呼吁中国维护自由和平”讲道辞。随着中美关系改善，1970年华理柱主教（美国籍，1958年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获释。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1年，梵蒂冈撤回驻台湾的教廷大使葛锡迪，降低了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级别，此后一直再未向台湾派驻教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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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范学淹被解除劳教，回原籍清苑县小望亭村。作为河北省惟一有人身自由的由教宗直接任命的主教，范学淹开始秘密行使主教职权。1977年5月，范学淹召集甘肃天水教徒王泰、保定教徒张国彦等9人在张国彦家起草《罗马教会纲领》，向中国各地寄发，并将王泰祝圣为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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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调整宗教政策，平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一批正在服刑、被劳教、被管制劳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获释，其中许多是1950年代因反对自立革新而被逮捕者。1979年起，宗教活动场所开始纷纷归还给各宗教团体。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皮漱石、张家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5月16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病逝。1979年12月21日，北京教区傅铁山神父在宣武门天主堂由常德教区杨高坚主礼，呼和浩特王学明、上海张家树襄礼，接受了主教祝圣礼。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自选自圣主教。教廷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但未提及绝罚及有关法律问题，这为以后处理中国教会问题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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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27日，罗马教廷发布《将以下权力及特权颁给居留在中国大陆之神甫及教友》指令，要点一是将主教处理教会日常事务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神甫，简化宗教仪式，放宽部分教规；二是将担任神甫的条件简化到“忠于伯铎”（即忠于教宗）和“愿守独身的男性”，特别指出“即使未有正式的神学教育”。这全盘否定了以割断与罗马教廷一切联系和教职人员结婚为特征的1950年代天主教反帝运动，促使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享有人身自由的神甫、主教重新争夺教会领导权。
随着改革开放，文革中停止活动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恢复，演变为中国天主教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此形成了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教廷、各地地下教会等多方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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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30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结束以后，随即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并且通过《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章程》，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为中国天主教全国性教务机构。”第七条规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由各教区正权主教组成，其任务为：研究、阐明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交流传教经验，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与中国主教团团长由同一人担任。1992年9月，中国天主教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依据中国教会领导人提出的调整全国机构的建议，撤消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并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下设6个专门委员会。1998年，中国天主教第六次代表会议修改通过《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为中国天主教的全国性教务领导机构。”
1979年6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秘密册封仍在狱中的龚品梅为枢机主教。1981年6月6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邓以明为天主教广州总教区正权主教，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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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授意下，教廷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宗的首席权，便可成为合法主教，此即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该方针被视为替中梵关系改善创造了基本条件。由此，中国政府承认的自选自圣的主教也可以被教廷承认，成为实际上由中国政府和教廷双方承认的主教。但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2000年才结束抵制。自1980年代开始，包括董光清在内的许多自选自圣主教都秘密获得了教廷的承认。19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不断施压教区要求举行主教选举，许多当选者主动向教廷申请批准，经教廷批准任命后才接受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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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科隆博时，就中梵关系表示：“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确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府在同梵蒂冈建立关系问题上的两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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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19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性的宗教工作文件。文件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共中央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奠定了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宗教工作的理论基础。该文件提出，“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彻底否定了过去宗教工作中以限制和消灭宗教为目的的极“左”路线。将宗教信仰同政治问题分离，将宗教界人士视为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共同政治目标，政治、经济根本利益一致，而不是阶级敌人，该思想后被提炼为“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文件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各教平等、政教分离等原则。文件特别指出“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中还要加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教育。”“国际宗教反动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包括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差会’，也力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渗透活动，‘重返中国大陆’。我们的方针，就是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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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6条第4款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1984年、198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两次访问韩国，两次请求飞越中国领空都未获得中国政府批准。
1985年7月3日，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获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假释。1988年1月5日，龚品梅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减免剩余的假释考验，并恢复政治权利。1988年，龚品梅获准前往美国探亲；此后一直在美国居住直到2000年逝世。
1988年1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说，梵蒂冈如真有诚意与中国的天主教会恢复关系，就应该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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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15日，天主教保定教区主教范学淹第三次被捕；1987年11月17日获得假释。1988年1月3日，范学淹向一位来访者以答问形式全面阐述对中国教会现状的看法，后被整理为《十三条》，在教会内部（包括地上和地下教会）广泛流传，其中心是认为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教职人员己完全丧失神权。1989年11月，中国天主教地下势力主要人士经罗马教廷驻香港代办费罗尼同意，在陕西省高陵县张二册村秘密集会，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的“中国大陆主教团”，拟议中的领导成员都是河北省地下主教。但罗马教廷不批准“中国大陆主教团”，并在1990年停止地下主教任意祝圣主教的权力（实际并未起作用）。罗马教廷的重点转向争取加入爱国会的地上主教等教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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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就“有关宗教渗透日益严重”，尤其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要“高度重视宗教渗透问题”。江泽民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关注该问题。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发〔1990〕6号），明确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方面对日益混乱的宗教活动进行规范，一方面对国外的宗教渗透活动加强抵御。文件强调“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作为原则，并由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推广到适用于中国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在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指出：“要十分警惕和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这种渗透是指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反动政治活动和宣传，以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为目的的活动和宣传，以及在我国境内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而不是指宗教方面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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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第4款的原则，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1996年12月3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驻教廷代表发表《致在中国的教会》谈话，将罗马教廷一直坚持的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组织上的攻击转变为仅在观念上攻击。河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的《信德》报全文转载了该谈话。
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驻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
2000年9月26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正常的讲经、讲道活动同违法传教活动严格区别，保护前者，禁止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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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稳定，增进团结，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中办发〔2003〕34号文件和2004年1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使用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这一提法，概括为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0年1月6日，在北京自选自圣五位主教（詹思禄、陆新平、苏长山、方建平、靳道远），未获圣座批准，罗马教廷对此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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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10月1日（圣女小德兰生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120位在中国清朝至民国年间的天主教受难者为圣人。他们当中有外国传教士，也有中国籍信徒。这次封圣是由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原名天主教中国主教团，1998年更名）力推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被册封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帮助外国殖民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有一些则本身品行低劣，并认为天主教会这样做是采用宗教的方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篡改历史。此事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关注。2001年3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针对中国首度致歉。2001年10月24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又在有关利玛窦的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致辞，希望中国宽恕历史上天主教在中国所犯“错误”，并促成教廷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这是他针对中国的第二次致歉。该书面致辞发表当天，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的一场活动上，有人宣读了该书面致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该书面致辞中称：“我对过去这些错误深感难过，我感到遗憾，这些过错令许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不尊重中国人，使他们感到教会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200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教宗致辞时，对教宗的道歉表示欢迎，但对教宗未对“封圣”事件作出明确解释表示遗憾。此外，中国政府声明同梵蒂冈建交的两项原则依旧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