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理申 生平
在2008年就任上院首席常任上訴法官後，由於上院法官向來在訴訟中只穿西裝，沒有官服，因此並不需要對上院法官服飾作任何特別的改革。在2009年創立最高法院後，上院法官的服飾安排基本上得到保留，但是與訟雙方的大律師和法律團隊，則繼續按照傳統穿著法袍和假髮上庭。到2011年11月，宣佈出席最高法院或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任何訴訟的大律師和法律團隊，均可選擇不穿假髮，甚至是完全不穿戴任何律師服飾，以希望透過簡化法庭服飾，使司法體系顯得更現代化和與時代接軌。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促進法庭現代化，在最高法院院長任內還通過了不少變革，當中包括在2011年2月起准許法庭內的律師、記者、以至是公眾人士使用電郵和Twitter等文字訊息服務，以提升法庭的透明度，收便利公眾之效。
在主事官、英格蘭及威爾斯首席法官、首席上院法官、以至是最高法院院長任內，先後參與審理上訴法院、上議院和最高法院多宗涉及人權的訴訟。較早期的例子包括在2001年10月推翻高院的裁決，裁定政府以入境拘留中心短暫拘留等候政治庇護申請結果的人士，是合法和不會損害被拘留人士人權的做法；不過在2003年3月，他與其他主審法官維持了另一宗的高院裁決，裁定政府以難民沒有在入境時申請庇護為理由，拒絕讓這類人士申領庇護者福利，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精神。
在2006年，在上訴法院裁定《星期日郵報》在未經許可下公開皇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在1997年撰寫的私人日記，是侵犯了查理斯本人的版權和私隱，並重申查理斯與家人的私人生活受到《1998年人權法令》的保障。《星期日郵報》公開的日記內容記載了查理斯在1997年出席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的所見所聞，當中他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主要官員形容為「駭人的殘舊蠟像」，事件令查理斯感到尷尬。
針對恐怖主義活動與人權的關係，在2008年的一宗上訴法院裁決中認為，五名信奉伊斯蘭教的青年在網上下載和分享宣揚極端主義的資料和文章，並不屬於恐怖主義罪行，因此裁定五人無罪獲釋。及至2010年，他又在最高法院裁定，財政部不可隨便凍結恐怖份子嫌疑犯的財產，指出有關做法超越了政府應有的權限。不過，在另一宗於2009年頒布的上議院裁決當中，與其他主審法官支持政府遣返被指與阿爾蓋達具密切聯繫的伊斯蘭激進教士阿布·卡塔達到約旦接受司法審訊，理由是約旦政府已向英國保證在該國觸犯恐怖主義罪行的卡塔達將得到公平的審訊。然而，歐洲人權法院隨後於2012年2月推翻了等法官的裁決，指出英國政府無從保證約旦當局會否使用一些透過拷問其他人士而獲得的證據以指證卡塔達，因此裁定英政府不可遞解卡塔達返回約旦。
審理的多宗人權案件均引用到具爭議性的《1998年人權法令》，由於該法令正式使《歐洲人權公約》成為英國法律的一部份，對英國政府和法院起約束力，再加上法令賦予法官權力詮釋《公約》條文，這使到外界擔心英國的司法干預和司法積極主義抬升，從而左右到政府在各方面，尤其是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後有關出入境管制、反恐和政治庇護方面的政策。較顯著的例子，是上院法官在2004年裁定政府不可根據《2001年反恐、罪行與保安法令》，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拘禁懷疑恐怖份子。鑑於有關法令與《1998年人權法令》相抵觸，裁決結果迫使政府停止拘禁這類人士，並隨即制定另一條《2005年防止恐怖主義法令》，改以類似軟禁的形式監管這類人士的活動。事實上，保守黨一直對《1998年人權法令》提出質疑，並主張制定一條更符合政府需要的《人權草案》以取代《人權法令》；有保守黨成員曾經聲稱，由於法令賦予的權力太大，導致有非法入境者以為了照顧貓兒為理由，獲法官批定居英國；甚至有強姦犯因為上訴遭到延誤，被法庭頒令可從政府獲得賠款。雖然這些「案例」後來大多被證實與事實不符，但也反映出政界對《人權法令》的不滿。
面對外界對《人權法令》的種種指控，曾多次作出辯解。他指出如果新移民感到他們的人權在英國不受重視，反而會增加他們的仇恨和對恐怖主義的同情。他曾經強調如果「尊重人權是意識型態戰爭中關鍵的武器」，那麼《人權法令》就是「我們對抗恐怖主義的重要基石之一部份」，對抵抗恐怖主義起重要作用。他還呼籲公眾不應該因為法庭在三數宗性質極端的案件中作出不為大多數人滿意的判決，就對人權觀念產生誤解。
除了人權事務，在擔任各級司法首長期間，也提出過不少法律觀點，並對一些重大案件作出裁決。在首席法官任內，他曾經強調在不抵觸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的前提下，法律制度完全容許公眾引用《伊斯蘭教法》或其他宗教法典作為仲裁依歸；而關注到政府在2008年計劃修改法例，禁止男性嫌犯以伴侶與他人有染為理由，作為激發謀殺伴侶的動機，認為這等同法庭不可把伴侶不貞作為特別的考慮因素，可能加添案件的複雜性，令陪審團感到困擾。政府後來擱置有關計劃，意味謀殺伴侶的男性嫌犯仍可以伴侶不貞為殺人動機，獲考慮由謀殺罪改控誤殺罪。
在最高法院院長任內，他在2009年裁定銀行無需向客戶退還因未經授權透支而徵收的高昂費用，避免銀行界要向廣大客戶作出數以十億英鎊計的賠款，但卻使高昂的費用變得合理化。在2010年，他又裁定三名在國會津貼醜聞中涉嫌詐取津貼的前下議院議員，不可以運用國會特權交由下議院聆訊，而是要與普通人一樣在法庭接受刑事審訊。三人後來均被下級法院裁定罪名成立，被判處監禁的刑罰。在2011年，他在一宗索償案件中裁定，在1952年至1958年間因參與英軍核試而得到後遺症的退伍軍人，有權透過高等法院向國防部提出索償。另一方面，也曾經裁定婚前協議得到法律認可、被錯誤定罪的人士可向政府提出索償、以及對希望執行安樂死但又擔心伴侶因提供協助而被控謀殺的人士表達「極大的同情」。在最高法院審案不絕，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使得他每天早上五時就要起床準備工作，有候甚至在清晨三時就要起床。
在任最高法院院長的後期還參與了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引渡上訴。阿桑奇在2010年11月被瑞典當局指控在當年8月到訪當地的時候，分別性侵犯兩名女子，阿桑奇隨後在同年12月主動向倫敦警方投案，但未幾瑞典即向英方提出引渡阿桑奇接受調查。雖然阿桑奇否認指控，又指瑞典當局的引渡請求背後含有政治目，但西敏市裁判司署和高等法院的引渡聆訊均先後裁定阿桑奇須接受引渡安排。在2012年2月1日和2月2日，主持最高法院合議庭就阿桑奇的引渡上訴展開聆訊，合議庭七名法官最終以五比二決定維持原判，而支持的一方也包括。在5月30日宣讀裁決，但罕有地准許阿桑奇一方在14日內決定是否就一些法律觀點提出重審案件。
上訴案爭論的法律觀點在於瑞典檢控當局發出的引渡令是否有效，阿桑奇一方認為根據《2003年引渡法令》，引渡令必須由「司法當局」發出，但阿桑奇的引渡令是由瑞典檢控當局發出，因此沒有效力。不過，在判詞中指出，雖然法令並沒有解釋何謂「司法當局」，但「司法當局」並不特指法院或法官，檢控當局也可視作適當的「司法當局」，所以維持裁定引渡令有效。儘管准許阿桑奇提出重審，但阿桑奇最終不單放棄重審，而且還在2012年6月19日棄保走入倫敦的厄瓜多爾駐英使館尋求政治庇護。阿桑奇在大使館內一住七年，後期與厄方產生不少矛盾，促使厄方在2019年4月邀請警方進入大使館拘捕阿桑奇。同年5月，他因違反保釋條件被判監50星期，在囚期間一度面臨美國政府加控與《美國1917年間諜法》相關的18條控罪。幾經多方周旋，阿桑奇在2024年6月與美方簽署認罪協議及承認一項違反《間諜法》的控罪，最終在6月24日獲准從監獄保釋，翌日正式重獲自由返回家鄉澳洲。
原本到2013年1月才到7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但為了確保最高法院院長一職能夠順利交接，他在2011年10月宣佈提早在2012年9月30日卸任。儘管從英國司法界退休，但這並不代表他的司法生涯劃上句號，因為在2012年3月，香港政府宣佈他將於同年10月1日出任香港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在2012年5月，卡塔爾當局也宣佈委任他由同年9月起出任卡塔爾國際法院及爭議調解中心院長。在9月30日正式卸任最高法院院長一職，結束在英國司法界30年的生涯，遺下的空缺由原卷宗主事官廖柏嘉勳爵接替。2024年9月30日，范理申宣佈將於當天任期完結後，因個人理由，不再續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並強調並非因政治原因而退任。
在香港終審法院參與審訊的重大案件，包括在2013年12月與另外四名法官馬道立、李義、鄧楨和包致金一致裁定香港政府規定申領綜援的人士必須居住香港滿七年，是違反《香港基本法》的做法。判詞主要由李義撰寫，內容指出《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但沒有區分「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因此港府不應單純以節省開支為理由訂下居港七年的門檻。此外，判詞還指出有新移民因為經濟理由希望申請綜援，但不代表他們對香港社會沒有貢獻，而且他們有權在港居留，就應該得到公平的對待。不過，裁決引起香港社會很大爭議，有輿論質疑動用公帑讓新移民領取綜援，對納稅人不公；也有輿論擔心裁決會吸引更多中國大陸人士為了尋求申領福利而移居香港，以及可能導致領取綜援的新移民人數急增。另有意見認為終審法院的判決有其道理，但港府應該從大陸當局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從質和量控制新移民，才是更有效的解決方法。
為表彰他對司法界的貢獻，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在2011年向他頒授屬於最高級騎士榮譽的嘉德勳章；此外，他也獲得多家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當中包括艾克斯特大學、伯明翰大學、倫敦大學、伍爾弗漢普頓大學和美國華盛頓氏與李氏大學及威克森林大學等。早在2005年和2007年，他還分別獲邀榮任倫敦布商同業公會和造船業同業公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