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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東達王國
雷東達王國（英語：）是加勒比海地區一個位於雷東達島的私人國家的名稱。雷東達島目前在法律上屬於安提瓜和巴布達。雷東達島是無人島，島上沒有淡水，並不適合人類居住。一位叫马太·菲浦斯·希尔的小說家曾宣稱他是雷東達王國的國王，并擁有雷東達島的主權。而在此之後，雷東達王國的王位還曾數次被出售。
普罗文扎诺圣母堂
43°19′15″N 11°19′57″E﻿ / ﻿43.320834°N 11.332557°E﻿ / 43.320834; 11.332557
普罗文扎诺圣母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i Provenzano）是意大利锡耶纳的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位于长颈鹿区的普罗文扎诺·萨尔瓦尼广场。普罗文扎诺·萨尔瓦尼是1260年 Montaperti 战役的获胜者，皇帝党政治人物，常被但丁引用。这一地区曾是他的家园。该堂供奉普罗文扎诺圣母。
普罗文扎诺圣母堂 历史
这座风格主义建筑兴建于1595年至1604年，是美地奇家族征服锡耶纳后最早建造的建筑之一.
1552年7月2日，一名西班牙士兵试图向圣母像射击，却发生枪支爆炸，造成自己身亡，而圣母像也半身毁坏。于是此圣像遂成为崇敬的对象，许多奇迹都被归功于圣母。美第奇族因此建造一个教堂来保护圣像。工程开始于1595年10月24日。1611年10月23日，该堂举行了祝圣仪式。
普罗文扎诺圣母堂 内部
这座建筑为拉丁十字平面，内部为巴洛克风格，拥有许多艺术作品。圆顶支柱的侧面有四面旗帜，其中三面在17和18世纪之间取自于奥斯曼帝国，还有一面在1902年取自于中国的义和团。
普罗文扎诺圣母堂 锡耶纳赛马节
按照锡耶纳赛马节的规例，在彩排之后，7月2日要在普罗文扎诺圣母堂举行庄严的祝福仪式，并在那里停留，一直到游行开始。
7月2日赛马节之后，获胜的区还要来到此堂向普罗文扎诺圣母致谢。
斑点梅绵鳚
斑点梅绵鳚（學名：Maynea puncta），為輻鰭魚綱鱸形目绵鳚亞目绵鳚科的其中一種，分布於西南大西洋區的阿根廷及福克蘭群島海域，屬底棲性魚類，體長可達28.2公分。
國家紀念區
國家紀念區（英語：）是美國國家公園體系之下的一種公園，多數由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美國土地管理局、美國國家森林局及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負責管理。跟美國國家公園的不同在於國家紀念區的成立只需要美國總統單方面宣布，而不需要像國家公園的成立還需要美國國會投票通過。優點是總統可以有權利快速的設立一個保護的區域，不需要等待國會漫長的表決過程。相對的，缺點是國家紀念區所取得的經費和保護措施較少。但是很多國家紀念區都有將來被升等為國家公園的可能性。許多國家公園在正式被升等為國家公園之前都曾經是國家紀念區，例如知名的大峽谷國家公園。
總統成立國家紀念區的權限來自於1906年的《古蹟保存法》（Antiquities Act）。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使用此權限保存了大量的土地，包括成立魔鬼塔國家紀念區成為第一個國家紀念區。
路莫村物资转运站旧址
路莫村物资转运站旧址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定江镇路莫村，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下属机构。
该转运站设立于1938年11月， 设有救亡室、电台室、招待所、仓库等，主要任务是将海外亲共人士捐献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并向延安输送人员，接待中共所差派的人士。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曾在路莫村向该转运站人员和桂林市的共产党员共200多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41年1月，转运站随办事处撤离。1976年、1978年、1992年相继对转运站救亡室、电台室进行维修，并派专人管理。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东风7E型柴油机车（DF7E）是中国铁路使用的电力传动柴油机车车型之一。该型机车是根据《铁路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为满足5,000吨重载货物列车的调车作业需要，由北京二七机车厂于1996年开始研制、1999年研制成功的25吨轴重重型调车机车，适用于大型编组站的列车编组及调车作业，也可用于大型工矿企业的调车及小运转作业。该型机车是以东风7C型柴油机车为设计原型，采用了适应25吨轴重的三轴转向架，动力装置为一台12V240ZJ6B型柴油机，装车功率为2,500马力（1,840千瓦）。传动系统使用TQFR-3000型同步发电机和ZQDR-410A型牵引电动机。东风7E型机车与以前生产的东风7系列机车相比，最大区别在于该型机车采用了交流辅助传动系统，牵引电动机通风机、冷却风扇、空气压缩机等辅助传动装置全部由交流电动机驱动。东风7E型机车仅试制两台，均配属郑州铁路局使用。
2024年9月26日，国家铁路局印发《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淘汰更新监督管理办法》，东风7E型内燃机车将在2035年底全部淘汰。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发展历史
1990年代初，中国铁路货物运输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增长，铁路运输能力与运量增长的矛盾越趋突出。1994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颁发了新的《铁路主要技术政策》（铁科技〔1993〕166号文），再次强调“大力提高列车重量”和“努力提高列车速度”的方针，明确指出在繁忙干线开行5,000～6,000吨级重载列车是提高货运能力的重要出路，货物列车的最高速度应逐步提高到90公里/小时，并且提出将货运电力机车、内燃机车的最大轴重增加到25吨。在1995年10月举行的全路科技大会上，铁道部又发布了《铁路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00年前在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繁忙干线逐步开行5,000吨级重载货物列车的目标，并且要普遍提高全国铁路的货物列车重量。《长期规划》并根据铁路发展需要制定了“九五”期间的四大科技工程，其中一项便是开展以25吨轴重为特征的货运重载技术研究，重点研究课题包括25吨轴重的大功率货运电力机车、柴油机车及重载调车机车，25吨轴重低作动力用力货车，并研究适应25吨轴重的线路、桥梁结构技术标准，目标在“九五”期间完成机车车辆技术攻关、实现少量生产及投入试验考核，为2000年以后大量推广25吨轴重重载货运技术打下基础。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发展历史
1996年5月1日，铁道部科技司与北京二七机车厂签署了铁道部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合同，开发研制25吨轴重的东风7E型重载调车机车，以满足5,000吨重载货物列车的调车作业需要。与此同时，铁道部亦向另外几家机车制造厂下达了25吨轴重货运机车的研制任务，包括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的东风8B型柴油机车、株洲电力机车厂的韶山4C型电力机车、大同机车厂的韶山7B型电力机车，以满足在主要干线单机牵引5,000吨重载货物列车的需要。1998年1月，东风7E型机车总体设计方案通过了铁道部科技司、机务局、中车公司组织的部级设计审查。随后，北京二七机车厂根据审查会议的意见，对机车设计方案作出了修改，并于1998年5月底完成了施工设计。东风7E型机车是以东风7C型柴油机车为设计原型，机车整备重量由原来的138吨提高到150吨，采用了能适应25吨轴重的三轴转向架，动力装置为一台12V240ZJ6B型柴油机，装车功率为2,500马力（1,840千瓦）。东风7E型机车与以前生产的东风7系列机车相比，其中一项区别在于该型机车采用了由大连机车研究所研制的交流辅助传动系统，代替了以往沿用的机械—液压辅助传动系统，牵引电动机通风机、冷却风扇、空气压缩机等辅助传动装置全部由交流电动机驱动。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发展历史
1998年12月，东风7E型0001号、0002号机车在北京二七机车厂落成。1999年初，该两台机车进行了水电阻试验、正线试运行和各系统的调试。1999年7月20日，东风7E型0001号、0002号机车按铁道部安排，配属给郑州铁路局郑州北机务段，在郑州北编组站投入运用考核。运用考核表明，东风7E型机车性能表现良好，150吨粘着重量使机车即使在恶劣的粘着条件下也能满足5,000吨级列车编组的需要，并有效提高了编组站整列牵出转场速度。同时，郑州机务段亦向工厂方面提出了增加机车功率储备以进一步改善其性能的建议。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发展历史
2000年，北京二七机车厂最新研制的12V240ZJ6E型柴油机完成了UIC 100小时性能试验后，装用于东风7E型机车并替换了原来的12V240ZJ6B型柴油机，装车功率提高到3,000马力（2,200千瓦），提高了机车的功率储备和牵引性能。换装12V240ZJ6E型柴油机后，东风7E型机车的牵引功率得到大幅提升，特别是在调车机车常用的每分钟600~1000转范围内。根据牵引计算，原来的东风7E型机车在一般的小运转作业中，牵引3,000吨货物列车在平直道上的均衡速度为70公里/小时，而换装新柴油机后的东风7E型机车同样牵引3,000吨时，在平直道上的均衡速度可达78公里/小时。2001年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主持下，东风7E型0001号机车在北京环行铁道、京广铁路等地完成了各项鉴定试验项目，包括牵引热工性能试验、环行线动力学性能试验、制动性能试验、冷却能力试验、小半径曲线线路动力学试验、机车称重等，并按铁道部规定对完成运用考核后的东风7E型机车进行拆解检验，试验结果显示机车各项性能指标符合设计任务书的要求。2001年12月，12V240ZJ6E型柴油机在大连机车研究所通过了UIC 360小时耐久试验。2002年7月11日至12日，铁道部在北京为东风7E型机车召开科技成果鉴定会议，由北京交通大学、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铁道部质检中心、中国北车集团、北京铁路局等代表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成果鉴定。东风7E型机车并先后获得中国北车集团2004年度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铁道学会2005年度科学技术奖。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发展历史
两台东风7E型机车仍继续配属郑州铁路局郑州北机务段，主要担当郑州北站的列车解编和驼峰作业。2006年3月，郑州铁路局实施生产力布局调整，原郑州机务段撤销并且整建制并入郑州北机务段，成立新的郑州机务段，东风7E型机车亦改配属郑州机务段货运车间。2014年，东风7E型0001号机车转配属新乡机务段，而0002号机车则仍然留在郑州机务段运用。
虽然铁道部没有继续采购东风7E型机车，但其部分技术后来被应用于其他东风7系列机车。从2001年起开始生产的东风7C型宽轨口岸型机车，以及在2002年面世的东风7J型柴油机车，均采用了与之相同的12V240ZJ6E型柴油机。2000年面世的东风7F型柴油机车也沿用了东风7E型机车的交流辅助传动系统。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东风7E型柴油机车是调车及小运转用的六轴柴油机车，装用12V240ZJ6E型柴油机时的标称功率为2,000马力（1,500千瓦），换装12V240ZJ6E型柴油机后的标称功率为2,450马力（1,800千瓦），构造速度为100公里/小时，运转整备重量为150吨，轴重为23+2吨。机车采用外走廊式及中梁承载的罩式车体结构，车体所有载荷均由车体底架承担。东风7E型机车按23吨或25吨可变轴重考虑车体设计，通过在车体两侧安装可以灵活拆除的压铁，便可将轴重从23吨提高到25吨。压铁布置形式借鉴自东风8B型柴油机车，车架侧梁两侧各挂有一块40毫米厚的长条形钢板并以螺栓固定，车架设计亦经过改良以达到提高承载能力、简化结构、减轻重量的目的。车体底架长度为18,980毫米，车钩中心线间距为19,980毫米，车体宽度为3,360毫米，车体高度为4,750毫米。车身两侧和两端设有露天走台与扶梯，车体两侧设有供乘务人员检修设备的拉门。车体底架两端装有13号上作用车钩、牵引缓冲装置和排障器。车体底架下部两台转向架之间吊挂着一个容量为5,400升的燃油箱，燃油箱前后两端各有一个总风缸，左右两侧设有铅酸蓄电池组。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机车车体从前到后分别为辅助室、冷却室、动力室、司机室和电气室，其中电气室方向为短罩端（II端），辅助室方向为长罩端（I端）。辅助室内设有两台以交流变极电动机驱动的空气压缩机和空气干燥器。冷却室内设有冷却水系统和散热装置，冷却室顶部装有两个由交流变极电动机驱动的轴流式冷却风扇，冷却风扇直径为1,600毫米，冷却室两侧共设有40个铜管带式散热器单节，冷却室下部设有机油热交换器、辅助传动系统控制箱，以及由异步电动机驱动的前转向架牵引电动机通风机。机车设有两套独立的循环冷却水系统，分别为冷却柴油机的高温冷却水系统（14个散热器单节），以及冷却增压空气、机油、静液压传动油的低温冷却水系统（26个散热器单节）。
动力室由一道隔墙分成柴油机间和电机间。柴油机间内安装了一套柴油发电机组，并设有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燃油输送泵、机油滤清器、膨胀水箱等辅助设备。靠近司机室的电机间设有预热锅炉、硅整流柜、起动变速箱、后转向架牵引电动机通风机等设备。起动变速箱通过弹性联轴节和万向轴与柴油机自由端连接，并通过该变速箱驱动励磁机、起动发电机、辅助交流发电机。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东风7E型机车和东风7C型机车一样，司机室内设有两个功能相同的司机操纵台，在司机室内沿前进（面向长罩端方向的左侧）、后退（面向短罩端方向的左侧）方向对角布置，以便司机选择任意一个方向操纵机车，司机操纵台设有主控制器、操纵按钮、空气制动阀、仪表和信号显示装置等。电气室内设有高低压控制电器柜，其中包含换向开关、电子恒功率励磁装置、无级调速驱动器、电压调整器和各种用途的接触器开关，另外还装有机车信号装置、空调电源装置和电冰箱。空气制动装置采用JZ-7型空气制动机，并配备两台NPT5型电动空气压缩机。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东风7E型机车早期曾装用一台由北京二七机车厂制造的12V240ZJ6B型柴油机，属于240/275系列柴油机产品之一。与东风7C型机车所使用之12V240ZJ6D型柴油机相比，该机型的最大特点在于改为使用铸造机体。12V240ZJ6B型柴油机是一款12气缸、四冲程、V型结构、直接喷射、废气涡轮增压、增压空气中间冷却的中速柴油机。气缸内径为240毫米，活塞行程为275毫米，气缸夹角为50°，额定转速为每分钟1,000转，最低空载转速为每分钟430转，UIC标定功率为2,700马力（2,000千瓦），装车功率为2,500马力（1,840千瓦），标定工况时的平均有效压力为1.6兆帕，燃油消耗量为155克/有效马力·小时（211克/有效千瓦·小时）。柴油机采用铸造机体、组合式钢顶铝裙活塞、蠕墨铸铁气缸盖、合金钢全纤维锻压曲轴、合金锻钢G型并列连杆。增压系统采用单级废气涡轮脉冲式增压，配备两台ZN261-13E-1型径流式增压器布置和两台KLQ45型中冷器，增压器和中冷器均设置在空气稳压箱的两端。该型柴油机亦被应用于2000年制造的东风7C型5314号～5317号机车上。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柴油机采用由步进电机驱动的无级调速联合调节器。空气过滤装置采用多旋流管式惯性滤清器和铝板过滤网组成二级空气滤清系统。柴油机由ZQF-80型起动发电机起动，其电源由110伏特直流蓄电池供给。柴油机完成起动后，起动发电机由直流串励电动机变为直流他励发电机，并通过电压调整器输出110伏直流电，作为辅助发电机使用，用来给蓄电池充电并和向辅助电路及控制电路供电。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2000年，东风7E型机车换装一台由北京二七机车厂制造的12V240ZJ6E型柴油机。该机型在12V240ZJ6D型柴油机的基础上开发的大功率柴油机，吸收了北京二七机车厂和奥地利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AVL）的技术合作成果，应用了经重新设计的凸轮轴、气缸盖、气缸套、喷油泵、喷油器等零部件，配备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生产的ZN250-2型增压器，以及基伊埃（芜湖）川崎机械制冷设备公司生产的KLQ45WH型中冷器。标定功率为3,200马力（2,400千瓦），装车功率为3,000马力（2,200千瓦），平均有效压力提高至1.93兆帕，标定功率时的燃油消耗量为155克/有效马力·小时（211克/有效千瓦·小时）。该型柴油机亦被用于从2001年起开始生产的东风7C型宽轨口岸型机车，以及2002年面世的东风7J型柴油机车。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东风7E型机车采用交—直流电传动装置，柴油机曲轴通过联轴节驱动一台交流同步发电机发出三相交流电，经由硅二极管组成的三相桥式整流装置整流为直流电后，再将电能输送给两台转向架上的六台直流牵引电动机，通过传动齿轮驱动轮对。东风7E型机车的主发电机、牵引电动机、硅整流机组、起动发电机和励磁机型号均与东风7C型柴油机车（非模块化）相同。
牵引发电机采用TQFR-3000型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额定容量为2,985千伏安，额定电压为438／613伏特，额定电流为3,936／2,805安培，额定转速为每分钟1,100转，定子及转子绝缘等级均为F级，冷却方式为径向自通风式，主发电机净重为4,985公斤。牵引发电机的励磁电流由一台专门的励磁机供给（下述），励磁机由柴油机通过起动变速箱驱动，其发出的交流电经励磁整流器转换为直流电后，给发电机的转子励磁绕组励磁。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牵引发电机发出的三相交流电由硅整流装置转换成直流电，整流装置是由硅二极管元件组成的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采用与东风4B型柴油机车相同的GTF-4800/770型硅整流装置，由六个串联的整流桥臂组成，每一桥臂有六个并联的ZP500-20型风冷平板式整流二极管，每台整流柜共有36个二极管元件，硅整流装置的最大直流输出电压为770伏特，额定直流输出电流为2,800安培。
牵引电动机采用ZQDR-410A型四极串励直流电动机，电机结构实际上与东风7型机车所使用的ZQDR-410型牵引电动机完全一样，但由于与电动机相连的齿轮罩设计有所变化，因此其型号亦相应改变。牵引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为410千瓦，额定电压为550伏特，额定电流为800安培，额定转速为每分钟640转，最高转速为每分钟2,365转，定子及电枢绝缘等级分别均为H级，冷却方式为强迫通风。牵引电动机采用全并联连接。为了扩大机车的恒功率速度范围，东风7E型机车在牵引电动机回路设有一级磁场削弱，磁场削弱系数为60%。
东风7E型柴油机车的励磁控制系统与非模块化的东风7C型机车相同，由电子恒功率调节器和功调电阻励磁调节装置构成。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功调电阻励磁调节装置采用由联合调节器伺服油压马达带动变阻器的方式。牵引发电机的励磁电流是由励磁机发出的交流电经励磁整流柜整流后供给，而励磁机的励磁电流则是由柴油机经启动变速箱驱动的测速发电机供电。测速发电机的励磁电流由110伏辅助电源提供，并经过功率调节电阻和励磁调节器控制。功率调节电阻的滑动触点由联合调节器上的功率伺服油压马达带动，它根据柴油机工作状况（欠载或过载）自动地调节可变电阻器的阻值，从而改变测速发电机的励磁电流，并经测速发电机和励磁机二级放大后，间接地改变了牵引发电机的输出功率。
电子恒功率调节器采用闭环特性控制牵引发电机和柴油机的功率。以柴油机在各手柄挡位下的转速作为牵引发电机的功率给定信号，通过频率—电压变换器（FVC）将来自柴油机转速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电压，并采用霍尔传感器作为牵引发电机的电压、电流和功率信号检测器；由比例积分调节器（PI）对给定信号和检测信号进行比较后输出一个调整信号电压，经功率放大器和VMOS场效应管改变励磁机的励磁电流，继而调节牵引发电机的输出功率。
东风7E型柴油机车 技术特点
由于功调电阻励磁调节装置的特性，只有柴油机转速每分钟700转以上才能对牵引发电机进行恒功调节，故此机车在柴油机低档位（低转速）时使用电子恒功率调节，当柴油机转速达到每分钟700转以上时才将功调电阻励磁调节接入，借助于联合调节器对功调电阻的调节信号来实现机车辅助功率的转移。两者共同进行牵引工况时的恒功率控制，弥补了联合调节器功调电阻励磁系统反应时间长、动态性能差的缺陷，并可自动控制机车起动电流增长率和恒制动功率。当功调电阻励磁调节装置发生故障时，微机控制的励磁调节器仍然可以独立运作。
机车轴式为Co-Co，走行部为两台相同的无导框式三轴转向架。转向架的主要结构与东风7C型机车基本相同，但悬挂装置和旁承结构应轴重增加而略有变化。转向架采用钢板组焊成封闭式箱形结构的“目”字形构架。滚动轴承轴箱结构与东风7D型机车相同，轴箱定位装置采用拉杆式弹性定位结构，轴箱通过装有橡胶关节元件的上、下轴箱拉杆与构架相连接，实现轴箱相对于构架的横向和纵向定位。转向架采用四点支承的橡胶旁承结构，代替东风7C型机车的油浴滑动摩擦板式旁承，有利于提高机车的粘着重量利用率。车体全部重量通过八个旁承由两台转向架支承，转向架与车体间还设有缓冲侧挡装置。
弹簧悬挂装置分为一系和二系悬挂两部分。一系悬挂采用独立悬挂形式，包括轴箱与构架之间的轴箱圆弹簧，以及用于衰减吸收来自轨道高频振动的橡胶垫，以及在1、3、4、6轴装有并列的液压减震器。与东风7C型机车相比，轴箱弹簧在原来的双圈簧内再增加一圈簧，以适应25吨轴重。二系悬挂为转向架构架与车体之间的旁承橡胶堆，一系及二系悬挂静挠度为94毫米和16毫米。牵引力和制动力通过低位平行四杆牵引杆机构传递，牵引点至轨面距离725毫米。
牵引电动机采用单侧齿轮传动的轴悬式驱动方式（滑动抱轴承式半悬挂），即牵引电动机的一侧通过抱轴瓦（滑动轴承）刚性地支承在车轴上，另一侧通过弹性元件（橡胶垫）和吊杆悬挂在转向架构架上。全部牵引电动机采用顺置排列方式，即牵引电动机都放在车轴的同一侧，可以有效地减少轴重转移的幅度，牵引齿轮传动比为4.5（63：14）。基础制动装置沿用了曾经在东风7C型5021号机车上试用的XFD-1型踏面制动单元、弹簧停车制动器、粉末冶金闸瓦。踏面制动单元为单侧双闸瓦形式，并带有闸瓦间隙自动调节器。转向架并设有轮缘润滑装置。
距钩蛾属
距钩蛾属（學名：）是鱗翅目钩蛾科的一属，由英国昆虫学家弗雷德里克·穆爾建立，原属于尺蛾科，1886年被阿瑟·加德纳·巴特勒归入钩蛾科。
马君武墓
马君武墓为马君武埋葬处，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南端岭。
该墓坐西朝东，为砖石所筑，外面批以水泥。墓碑为方塔状，高7米，宽3.6米，上书“马君武先生之墓”数字。后方墓冢为圆柱形，高2.2米，直径3.6米。墓前方左侧为墓志铭，为曾任中华民国司法院院长的居正所书，高3米，宽2米。1981年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2007赛季
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2007赛季记录了天津泰达足球队参加2007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结果以及球队人员情况。该赛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天津队第12次征战中国顶级联赛，亦是第4次连续征战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最终球队以12胜18平8负的成绩位居2008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六名。
黄钩蛾属
黄钩蛾属（学名：Tridrepana）是鱗翅目钩蛾科的一属，由英国博物学家郇和所创立。本属的钩蛾身体及双翅为黄色，翅缰发达，翅顶角呈鹰嘴状。
钟毅墓
钟毅墓为抗日战争时期在枣宜会战中牺牲的国军师长钟毅的埋葬处，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朝阳乡尧山西麓高马脚以北50米处。
该墓坐东朝西，以料石围砌，墓碑上刻有中国国民党党徽，两侧为线刻云纹。碑文为“陆军中将前173师师长钟公讳毅字天任府君之墓”。墓冢为圆形，高约为1.6米，宽为5米，墓园开阔，前方有台阶。1984年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曙墓
张曙墓，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音樂家张曙及其幼女在中國抗日戰爭時被日軍空襲炸死，葬於涼水井公墓，但其墳墓因工廠建設而遭到毀壞；其後，张曙父女遷葬至桂林七星區，即現時張曙墓的位置。
张曙墓 歷史
张曙是一名音乐家，他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1938年12月16日來到桂林，創作支抗日的歌曲。同月24日，他在文昌門福旺街一所民居裡死於日軍空襲，遇難時手抱幼女达真（幼女的年齡有爭議，碑文提及她已四岁，一說指她為三岁）。张曙遇難的經過有爭議，一種說法指他與妻子出現意见不合，一家人吃午飯時響起空袭警报，他與幼女沒有跟隨妻子躲避，結果遭到炸死；另一種說法指，张曙只顧編修自己的作品，即使空袭警报响起仍拒絕與妻子去防空洞暫避，又因為室外大风而把发烧的幼女留在家裡，最終遇難；也有說法認為，张曙一向不习惯躲避日軍空袭，因而留在家中。
张曙墓 歷史
张曙的葬禮由另一位抗日音樂家郭沫若主持及致悼词，並由同樣從事從事抗日宣傳工作的常任侠介紹生平；葬禮完結后，张曙及其幼女的遗体被合葬至將軍橋凉水井公墓，郭沫若為他題寫碑文。及後，凉水井公墓的张曙墓因工厂建设而遭到毁坏，被田汉等人在1942年發現。田汉在抗日戰爭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仍然關注张曙墓的情况，多次打听未果，後來在1956年親自找到张曙墓的断碑；在家属同意下，张曙和女儿被迁葬至桂林七星區灵剑溪（迁葬的具體年份有爭議，一說1956年，一說1957年）。1963年10月，郭沫若重新為张曙墓书寫碑文。
张曙墓 外觀
张曙墓坐南朝北，墓外有一面总长11.2米、前宽7.7米、后宽9.5米、高1.2米的装饰围墙，台基有两层。墓呈长方形三层结构，长5米、宽2.78米、通高1.35米，用混凝土建成，表面有红水泥礫石；墓的前方有一個以白水泥製成的花圈浮雕，後方是高1.76米、宽1.67米的长方形墓碑，墓碑嵌上了白色大理石。
张曙墓 保護
张曙墓在1966年被列入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其後在1980年12月獲桂林市文管会维修、並重刻墓碑。2000年7月19日公布为第五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5月，有民眾發現张曙墓被用作曬藥，墓碑周围铺满不同药材；這是由於张曙墓周邊有不少店铺售賣药用植物，但附近缺乏用作曬藥的平地，這些商家因而把草药拿來张曙墓。此舉被批評是不尊重烈士；文物稽查人員的负责人表示，在墓园晒药是不被允许的，將會在发现情况属实時教育违规民眾。
桓虞
桓虞（？—？），字仲春，馮翊郡萬年縣人，東漢司徒。
桓虞 生平
桓虞為東漢章帝時官員，早期任尚書僕射，能夠依法斷事，細密公正，後來擔任南陽郡太守。桓虞曾徵召前臨淮郡太守朱暉之子朱駢為郡吏，但朱暉卻寧願放棄自己兒子的仕途，而推薦亡友陳揖之子陳友，桓虞對於朱暉的情義相當嘆服。
建初四年五月甲戌（79年7月6日）桓虞被任命為司徒。元和二年（85年），武威郡太守孟雲上書章帝，奏稱匈奴指控漢室不遵和約，於邊境抄掠匈奴民眾，因此要求漢室歸還虜獲，否則將會起兵入侵。當時朝中大臣都認為夷狄狡詐，不必答允，太僕袁安則主張匈奴和親以來，都信守和約，所得虜獲都會歸還，而孟雲作為守邊大將，亦應該信守承諾，故此應將虜獲遣還匈奴，以顯中原之寬大。桓虞對於袁安的說法亦表示贊同。可是當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都大力反對，鄭弘更向桓虞大叫：「所有主張要把虜獲歸還匈奴的，都是不忠之輩！」桓虞亦因而當廷喝叱鄭弘、第五倫及大鴻臚韋彪等人。結果章帝決定依從袁安的建議，將虜獲歸還予匈奴。
章和元年六月戊辰（87年7月18日）桓虞轉任光祿勳，由袁安接任司徒之職。永和二年（90年），由耿秉接任光祿勳之職。
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
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桂林保卫战期间殉国的国军将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位将军及在七星岩中遭日军毒气杀害的八百余国军一三一师三九一团战士的墓葬，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七星景区内博望坪。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政府收殓三将军及八百壮士遗骨葬于该处，并建立纪忠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三将军为革命烈士。1982年重修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该墓坐东朝西，为料石围砌，并有纪念塔，为四方柱形，碑文正面为蒋中正的题字：“维雍、济桓、旃蒙同志暨守城阵亡将士千古、英风壮节”，背面为：“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公济桓、陆军第一三一师师长阚公维雍、陆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公旃蒙殉职纪念塔”，顶端为中国国民党党徽。其东内侧并排竖立四块悼唁碑刻。从南至北分别为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浩气长存”的题词。刻有时任参谋副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伯涵师长吾兄千古、英灵永峙”的题词等。1984年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7月19日公布为第五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保加利亞大公國
保加利亞親王國（保加利亞語：，羅馬化：Knyazhestvo Balgariya）是1878年3月俄土战争后，按照《圣斯特法诺条约》和《柏林条约》，在保加利亚地区建立的一个实际独立的鄂圖曼帝國附屬國。保加利亚親王国的建立是俄罗斯从中大力支持的结果。英国、奥匈帝国担心大公国建立后，俄罗斯的南下政策将更易实行，所以强烈反对。德国调停，签订《柏林条约》，保加利亚的领土被大幅缩小。
保加利亞親王國虽名义上是鄂圖曼帝國附屬國，但拥有自己的宪法、国旗、国徽、国歌和外交政策。1908年10月5日，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建立保加利亚王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1966年8月17日，文化大革命“红八月”期间，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發佈《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衛兵的事跡，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支持学生进行文革，“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以下大致列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遭到毀損的部分文物古迹。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古蹟
帝王皇室
將相大臣
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的仓颉墓与庙，“造字者”倉頡的庙内原有石碑多通， 文革期间多被毁坏，今陈列于前殿的劫后幸存石碑15通，殿外的杜康、雷祥（雷公）、蔡伦泥胎塑像亦被毁。依据《白水县志》记载，白水县的红卫兵在破四旧期间，数以千万计的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与珍贵文物被“破”掉，包括雷公庙碑等金石，仓颉、雷公等大型泥塑像损毁，又挖掘名人古墓26座。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于1966年文革早期被谭厚兰等人领导的红卫兵严重损毁，成为“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古蹟
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孔林、孔府，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遭严重损毁，孔庙内的泥胎塑像被毀、“万世师表”大扁被焚毁，孔子墓前“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毁、墓被炸开，孔子第七十五代嫡孙孔祥珂及夫人、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貽及其妻妾的墳墓被掘开，被曝屍數日後遭焚毀，大量文物金银珠玉流失。破坏活动由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领导，超过200名北京红卫兵联合了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摧毁的此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
位于河南省南陽市的武侯祠，又名“诸葛亮庵”、“諸葛草廬”，始建于魏晋，文革期间南阳武侯祠内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被搗毀，殿宇飾物被砸，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位于云南省姚安县的武侯祠，始建于唐代，其中的观望楼、慈应寺于文革期间被毁，总占地面积1450平方米，2013年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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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包公墓，由于1973年4月合肥钢铁二厂扩建，附近所有坟墓被迫面临迁移，当时安徽省博物馆着手对北宋名臣包拯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4个月共发掘包拯家族墓12座，此后墓中遗骨运至包拯老家安徽省肥东县安葬，但时值文革，被拒绝安葬的包公遗骨不得不被运回合肥，此后包公遗骨不知所踪，1985年起包公墓重建。此外，文革期间包公祠亦遭破坏，包公后裔珍藏的几箱家谱、香花墩志、包孝肃公奏议、包公大像等，被红卫兵抄家后烧毁。
晚清四大名臣：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曾国藩墓，文革时期墓地上的石马、石狮、石虎、石翁仲被推倒或砸碎，红卫兵欲进一步挖开墓穴未果，曾国藩尸骨得以保留；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左宗棠墓，墓地被炸开，左宗棠的遗体被挖出、抛尸山顶，墓前的石人、石马、碑亭被毁，墓庐屋被拆改为民房；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李鸿章墓，已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被毁，李鸿章与夫人尸骨无存；位于河北省南皮县的張之洞墓，被以南皮中学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刨開，张之洞及三位夫人的尸骨被暴尸在南皮县郊荒芜的坟场，红卫兵将之吊在树上月余，无人敢去收殓，最后被野狗吞吃。
文士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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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仙”李白，其位于四川省江油县的故居陇西院，照壁上的五条雕龙被造反派铲平，碎青花瓷竖镶的“陇西院”三个大字和对联被用黄泥抹平，文革后重见天日。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李白墓，由于谷氏族人守护李白墓地，红卫兵欲砸未果，而临近的采石矶处李白衣冠墓，立于南宋的墓碑在文革期间受损断裂、后下落不明，衣冠墓也被迁至翠螺山南坡。“诗圣”杜甫位于成都的故居杜甫草堂，文革期间遭到破坏。
近代人物
南京中山陵，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中山陵石碑的顶端正反两面曾各有一枚中国国民党党徽，被红卫兵凿掉，后来修复时只能改阳刻为阴刻。其它石刻包括蒋介石所写的《总理校训》、胡汉民所写的《总理遗嘱》以及谭延闿所写的《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等也均被凿掉。 “博爱”牌坊，二字被凿掉后，在修复重刻时刻歪了，如果要再凿掉再刻第三次刻，牌坊厚度已经不够，只好让字继续歪着。上海“万国公墓”建于1909年，位于此地的宋氏三姐妹父母的墓被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古蹟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是为了纪念在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而修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遭到破坏，1966年8月28日，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汇集，举行了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将“自由神”捣毁，此后竖起了一根2.3米高的红火炬，1981年“自由像”重塑。
北京市圆明园遗址，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破坏，“山形水系”受严重的破坏，园内仅存的共计约800余米长的残墙断壁和一些遗迹亦被拆毁，园内40%的山头被挖平、原2000余亩的水面中约100亩遭填占，据不完全统计，1967-1971年间，有106处古建筑基地被挖掘毁坏，2.4万余株树木被砍伐，百余亩绿带被侵占，遗址内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单位占用。被装上大铁门的北京月坛东棂星门，以及背后的央视发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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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坛”：始建于1420年的天坛，北神厨文革期间变成人防工事仓库，1972年又被改为“崇文区少年之家”，对北神厨各殿进行改造，神库殿改为礼堂，建成舞台并安装了吊顶，地面也改成水磨石材料；始建于1530年的日坛，石头祭坛是一个直径约20英尺、距离地面约2英尺的平台，文革期间被砸烂，坛台在文革期间被抹成了水泥地面；始建于1530年的月坛，坛墙大部分被拆毁，1968年坛内建成启用央视发射塔台，月坛祭台被拆除，祭台周围的四座棂星门也被拆掉了两座，余下的北棂星门被用水泥砌死，东棂星门则装上大铁门，坛南果园中修建了地下人防工事，佛像、古钟等则被看作是“四旧”，月坛钟楼内的明代古钟被搬出月坛。
位于北京市的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最早是清华的主校门，也一直是清华最负盛名的标志性建筑物，门楣上书刻有清末大学士那桐的手迹“清华园”三个大字，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判定为“封资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校园，不仅砸毁拉倒了二校门，还将整个过程拍成了电影纪录片，文革后校门于1991年恢复重建。 （参见：清华大学文革历史、清华大学校史#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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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法门寺，被誉为“关中塔庙始祖”，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以及数千件唐代稀世珍宝，在佛教界、学术界、考古界享有崇高地位。1966年夏，红卫兵乘坐几辆军绿色的解放大卡车，冲入法门寺“破四旧”，法门寺众多佛像、菩萨像、十八罗汉像以及传世的“七音碑”毁于一旦，大雄宝殿内所有的塑像均被砸，佛经被焚烧，红卫兵还开始挖掘塔基，守寺住持良卿法师为保护地宫和寺院财产，点火自焚、以身殉教。此后，住寺僧人澄观、净一等被迫发配到农村生产队劳动改造，法门寺则成为造反派的临时指挥部，沦为武斗的战场，但地宫则未被红卫兵挖掘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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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四大名山：山西省“五台山”文革前有庙宇300多座，之后就只剩30多座了，289名僧、尼、喇嘛被逐出山门，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被红卫兵劫走下落不明；浙江省“普陀山”三大寺之一的慧济寺，文革期间被拆去禅堂700余平方米，殿宇荒芜，佛像被毁，寺庙由部队进驻；四川省“峨眉山”中寺庙和僧尼个人财物被查抄，许多僧人受到批斗，寺庙佛像损毁严重，经书法器荡然无存，其中伏虎寺的五百罗汉堂以及文革前的财神殿，包括寺外原有的玉皇楼、无量殿，毁于文革；安徽省“九华山”全山寺庙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寺庙中佛菩萨像被砸、法器文物被毁，僧尼被迫改装蓄发，甚至遭到批斗。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中国佛教祖庭”白馬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被严重损毁，包括有千年歷史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兩千年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稀世珍寶玉馬在內的所有佛像、經卷、文物几乎都被破壞。1972年，為接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而進行了修復，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下令將北京故宮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白馬寺。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古蹟
文革期间山西省太原市的新任市委书记下令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时，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其中，晋祠内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而当初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此外，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的净土寺，原有天王殿、祖师殿、古佛殿、金刚殿、大雄宝殿、菩萨殿等依次排列，文革期间被毁，现仅剩大雄宝殿。位于嵩山的“天下第一名剎”少林寺，在文革期间近乎毁灭，大多数僧人被逼还俗。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古蹟
“五岳”五大名山：位于河南省“中岳”嵩山的“天下第一名剎”少林寺，文革期间遭受毁灭性打击，曾有100余名红卫兵冲击寺庙，僧人被逼还俗、佛像被毁、殿宇坍塌、寺产被侵，至文革结束时，少林寺仅剩十几个老弱病残的僧人守着残垣断壁、28亩薄田，改革开放后少林寺重修；山东省“东岳”泰山遭空前浩劫，山上的岱庙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拜泰山神之地，文革期间大殿中的泰山像被拉倒、“泰山展览”被砸、唐摩崖册页拓本被撕毁，红卫兵造反派还在壁画下部书写上了“砸烂旧世界”大字标语，太尉殿被拆除，岱庙所存明代铜器等被砸烂21吨；陕西省“西岳”华山，北峰真武殿被焚毁，“老君挂犁处”清代所铸铁犁被毁，道士被红卫兵赶下山，华山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华山庙观、林木和服务设施损失惨重；位于湖南省“南岳”衡山的南岳大庙，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寺庙，正殿中的“南岳圣帝像”文革期间被毁，而祝圣寺中的清光绪年间500罗汉像也遭摧毁，仅存百余块残石，福严寺中的岳神像等珍贵文物亦被毁，衡山上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雕塑，除刘备、关羽、张飞恰被苫布遮盖外，全部被砸毁。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寒山寺，因唐朝诗人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而闻名天下，文革期间佛像、法器、殿阁受损，墙垣倾倒，寺藏文物被查抄，住持僧人被扫地出门，寒山寺基本上只剩下一个空壳，成了红卫兵的司令部以及关押老干部、刑讯逼供的场所，1978年起开始整修。同在苏州市的灵岩山寺，文革期间亦遭到破坏，灵岩山古迹被砸，时任住持妙真法师于1967年自缢身亡。
位于上海市始建于三国东吴时代的龙华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棍棒敲成碎片，而弥勒殿供奉的弥勒佛化身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了头颅，将700尊佛像全部砸毁，红卫兵将庙内宗教藏品集中焚烧3天，1979年起龙华寺开始重修。被誉为“上海四大佛寺”之一的静安寺，文革期间遭到近乎毁灭性破坏，佛像被毁、僧众被逐，寺宇则被改为工厂。
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大佛寺，外有明夏时期所凿刻的弹子石摩崖造像，文革期间，1966年红卫兵撞入寺内捣毁了正殿的泥塑佛像，并将几十箱经书付之一炬，所烧的纸灰足有一米多高，还抄走不少文物，此后除大佛及五佛殿幸存外，其余殿堂亭阁先后拆毁，大片僧房变成民房或职工宿舍。此外，重庆开县的南雅大佛寺，建于唐朝末年，寺内大佛依山而立、就岩凿成，文革期间大佛脑袋被人炸掉，只佛身尚存。文革期间，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位于西藏拉薩的大昭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余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大昭寺还安放有藏王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后者在文革期间被搗毀，也有说法二者均被捣毁（还有说法，二者安放于“觉拉寺”，文革期间被捣毁）。
位于湖北省境内的武当山，为道教四大名山之首，1967年因丹江口水库蓄水，包括“武当山九宫之首”净乐宫在内的武当山古建筑群约1/3部分、古均州城以及许多楚国早期遗址和墓葬，被彻底淹没，众多珍贵文物淹没水下或被民众拉走当建筑材料；此外，文革期间当局遣返武当道人还俗，武当八仙观大殿内原置的神像、供器等毁废，现存明永乐年间神台一座。而位于安徽省黄山市的齐云山，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文革期间山上的道教文化遭到彻底破坏，其中的太素宫为明代嘉靖皇帝赐建，文革期间被破坏。山东道教圣地崂山上的太清宫，文革期间宫内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部被捣毁焚烧。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文物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破四旧运动期间，僅宁波地區被红卫兵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吨。 1960年，国务院要求各地把散失的古籍雕版进行集中整理，广陵古籍刻印社在江苏省扬州市成立，江苏一带古籍版片多存于此、总计约20万片，1966年文革开始后，广陵社关闭了十二年直至1978年，期间古籍雕版遭到破坏，存16万7千余片。
知名哲学家、思想家梁漱溟的家在文革时期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扑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鲁迅（前排左二）、周作人（前排左一）两兄弟曾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胡同，文革期间八道湾被红卫兵多次抄家，大量书籍、手稿、信件等珍贵文物遗失。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文物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知名文学家、鲁迅胞弟周作人，1966年8月北京“红八月”期间，被红卫兵拉到八道湾家里院中大榆树下，被皮鞭、棍子抽打，进行批斗，家也被查封，此后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个人手稿以及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通信被抄走。81岁的周作人曾两次向当地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但无人会理，周作人于1967年5月逝世。1969年部分被抄物品运至北京鲁迅博物馆，文革结束后归还周家，而大多数物件则不知所踪。
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广西特别行政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文革期间“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其中，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被捣毁，并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服饰，上交首饰以及服装上的银饰配件，仅哈播一个乡就收缴了80多斤首饰和银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部分重点文物古迹损毁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就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砸烂故宫。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晚一群红卫兵已着手准备在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作出决定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卫。与此同时，神武门城墙上也张贴出了闭馆通告，故宫博物院就此开始对公众闭馆，直到1971年7月5号才重新开放。
尽管如此，1966年8月，红卫兵把故宫城隍庙内11座泥塑神像、一对泥塑马毁掉；用白纸把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盖住，在白纸上用黑笔写上“血泪宫”三个大字；在神武门外砖墙上贴出“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标语。而故宫内部的造反派也提出所谓故宫“整改方案”，并按照这个方案将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摘下来，扔进仓库，并把中和殿的宝座拆下来，扔进院子里。红卫兵还在故宫内搞“收租院”展览，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为长方形，将毛泽东像挂在奉先殿内。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部分重点文物古迹损毁情况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发〔67〕158号）文件，其中明确提出对古遗迹、建筑、石刻、雕塑、文物等要加以保护，不可破坏，并要求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1968年12月22日，军、工宣传队进驻故宫博物院。但到了1970年，故宫钦安殿前的抱厦五间依然被拆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多次跑到颐和园，声称要毁掉它，甚至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红卫兵数百人跑到颐和园去砸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准备将其拉倒。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并派秘书到现场，要他们制止、劝说红卫兵，牌楼最终被保护下来。此后，颐和园管理处的负责人和职工用白灰把长廊画全部盖住，使得红卫兵看不到长廊画，用这种办法把长廊画保护了下来。即便如此，凡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火中幸存下来而红卫兵又够得着的佛像，均被破坏，其中颐和园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被摧毁；而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许多亭台楼阁，甚至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凡是画了人物的，被红卫兵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画作中的四人被视为“反动派”必须消灭。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部分重点文物古迹损毁情况
文革期间，颐和园在“改名风”中被更名为“首都人民公园”，园内到处挂满了毛泽东画像和政治标语，仁寿殿、乐寿堂成为文革大字报室，直到1969年周恩来指示“佛香阁、排云殿前牌楼不必搞毛主席像了”、“把长廊内的语录牌去掉”。但破坏并未停止，1970年，颐和园东宫门前圆形山石花台被拆除。
1966年秋，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一说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领导200余名红卫兵，前往山东省曲阜市，宣称要“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等人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讨孔联络站”，声讨批斗孔子，并在12日接到陈伯达的批示“孔坟可以挖掉”后展开行动，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毀，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墓碑牌匾被毁、孔坟被炸开被掘，孔子后人尸骨被暴尸焚毁，戚本禹则称赞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期间，11月10日，以谭厚兰为首的“井冈山战斗团”创立《讨孔战报》刊物，提出“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11月28-29日，谭厚兰等人连续两天召开了超过十万人参加的“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还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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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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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破坏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还有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至少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亦被砸毁。孔子第七十五代嫡孙孔祥珂及夫人、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及其妻妾的坟墓被掘开，被暴尸数日后焚毁，大量文物金银珠玉流失。《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圆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曲阜境内的梁公林（孔子父母的墓地）、孟母林（孟子父母的墓地）、东西颜林（孔子弟子颜回及家族墓地）等，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其中西颜林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葬有晋唐以来的颜氏侍郎13人，文革期间“平墓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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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厚兰于1970年在文革內斗中遭打倒被捕，文革后于1978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但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山东省副省长李予昂于1980年题写诗一首，被刻在遭破坏的1961年“曲阜鲁国故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的背面，让游人记住文革时期曲阜文物惨遭破坏的历史：
……少昊像颅碎，鲁故城折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遭殃。……
浙江省杭州市在“破四旧”期间，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就有600多座寺庙遭受了灭顶之灾，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在1966年面临被砸的危机，浙江大学先后组织四五千名学生前去保护，并与杭州中学生红卫兵僵持不下。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來指示灵隐寺是“与对外活动有关的重点文物，能保存就保存”，此后灵隐寺被杭州市封闭保护，得以保存。
1967年夏，甘肃省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发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敦煌县委等机关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等作了汇报，后者紧急汇报国务院，周恩来要求对敦煌莫高窟采取保护，并签发相关保护文件。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人员也采取了相应保护措施。
文革期间，西藏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但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也有人认为是顾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等等原因），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各方观点
北京市在1958年开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认定的文物古迹共有6843处，破四旧期间有4922处被毁（约占总数七成多），而这些损毁文物的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1966年7-8月（“红八月”）。此外，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夫妇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977册、唱片1083张等等，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等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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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记录了他于1972年文革期间同夫人威尔玛重返中国时的观感：我们对四十年前的北京最熟悉，并且以怀旧的心情找寻旧时的遗迹，而负责接待我们的官员却要我们去看新建的地铁，威尔玛发现全部城墙除了两扇城门外其余全被拆毁了，感到无限悲痛。这样，城市也失去了它的原形。虽然故宫全部建筑（明、清两代的紫禁城）显得比以往更加雄伟壮丽，但是巍峨结实的外城结构以及12扇双塔城门中的9扇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破坏。这不禁使我想到可能是当时的形势失去控制，或是主管历史文物者的愚蠢；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发现从城墙上拆下来的大明王朝的砖块竟被用于城外新建的建筑物上。宝贵的优美的历史建筑胜迹已被拆卸得不成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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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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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认为：要说故宫博物院在“文革”中百分之百完好无损，似乎也不尽然。据我所知，故宫东北角的城隍庙（即现在研究室、科研处所在的院子）就与原先不一样了。该处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爷的塑像，在“文革”初期就被故宫的“革命群众”拆毁了，至于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宫北门门楣上石刻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原先是由民国时代的李煜瀛书写的，因为他是“旧社会”的人，所书不宜存留于“新社会”，于是便将此石刻门匾反将过来，砌入墙内，在另一面采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字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卢兆荫，曾参与1968年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发掘出知名的金缕玉衣），他回忆当时自己所在的考古所业务工作已全面停止，每天都在开会讨论学习，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考古当时属于‘四旧’，故宫都派了军队进去保护。” 他认为，“总理考虑得非常周到，因为当时知道我们在北京就知道，满城是在保定地区，保定地区就是武斗最厉害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重灾区，总理也知道，说这个去发掘了不是一般情况，如果没有很好的那个发掘工作，可能很难进行，所以大概北京军区写了信，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这个是北京军区派了一个姓赵的参谋，把我们送过去的”，“路两边都是暗堡，到了夜里，枪炮声就和前几年春节晚上放鞭炮一样。” 此外，据工程兵战士们回忆，发现古墓后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岗的战士看到有几百人举着火把要上陵山，连里急忙增设了4道岗哨，还派指战员对“造反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劝导，才使古墓躲过了一场“破四旧”之灾。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周作人（鲁迅胞弟）的长孙、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吉宜认为，文革对中国老百姓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文革记忆不应该被淡漠，但今天很多年轻人实际上已经搞不清了，“比如年轻人问我，那你的抄家清单呢？怎么会不给你抄家清单呢？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实际上很可怕。可怕就在于对历史的淡漠”。他认为，假如对文革抄家的东西，国家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任由非法拥有者在市场上可以洗白的话，那说明文革还在继续，“文革10年浩劫，凡是当时的文化家庭，或是殷实的富有家庭，他们的财产恐怕很少没有被抄家抄走的。”
篮子猫
篮子猫（日語：，2002年3月8日—2020年3月2日），真名叫大白（日語：），出生于日本岩手县一户农民家庭，其主人在FC2为它设置博客，每日更新，最初风靡于日本国，后因有中国大陆网民在新浪微博设置帐号上传其可爱的照片和视频，被中国网民誉为“猫叔”，成为网络热点事物超级明星猫。2020年3月8日，其主人在博客上透露了它去世的消息，写道“3月2日，小白踏上了向茶虎虎和大灰灰汇合的旅程”。（茶虎虎和大灰灰是先前去世的其它两只猫）
篮子猫 概况
篮子猫，现今体重4.5公斤，全长70厘米，属于混合品种。
篮子猫是大脸庞、身体浑圆、眯缝眼，头顶、背脊鹅黄，其他都是雪白，以头顶万物的造型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而风靡日本，被日本人誉为“禅宗大师”（）和“世界上最知足有闲的猫”（），并传到中国大陆。
篮子猫 奖项
2009年，雅虎日本首届“猫咪懒洋洋坐姿大赛”荣获第二名。
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2006赛季
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2006赛季记录了天津泰达足球队参加200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结果以及球队人员情况。该赛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天津队第11次征战中国顶级联赛，亦是第3次连续征战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最终球队以10胜10平8负的成绩位居2006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六名。
姜王后
姜王后，宋代《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和明代《封神演义》中商纣王的王后。太子殷郊和殷洪之母，妲己死敌，商紂王所冊封的第一個王后，為東伯侯姜桓楚之女，與紂王育有二子殷洪、殷郊。妲己入宮後用計陷害最終致使姜王后慘死，姜王后死後封為群星正神中的太阴星。
姜王后 生平
姜王后是东伯侯姜桓楚之女，美貌非凡，生下兒子殷郊、殷洪。当时妲己因姿色妖豔，刚選进宮，尊為貴妃，與姜氏不熟，但几个月后便认识了。两年后，姜氏封为王后，引起妲己的嫉妒，因此妲己便展开一连串的陰謀來陷害姜王后。
姜王后 贬为貴妃
姜氏被妲己陷害后，被商纣王贬为貴妃，并打入冷宫，姜氏被打入冷宫后，妲己受宠，而姜氏却孤独地在冷宫。她的两个兒子殷郊和殷洪向商纣王禀明一切，但纣王卻聽信妲己讒言，不听兒子的諫言，反而杖打两位太子。
姜王后 封后
两个月后，殷氏（李靖之妻）在商王面前说出姜氏的优点，商王听了后，便释放了姜氏。当晚，商纣王便又封姜氏为王后。
姜王后 死因
有一次，妲己借著酒意与纣王去微服出巡，两个时辰后，便骑马回来，之后，蘇貴妃杖打姜王后三十大板，打入冷宫，姜王后為了证明自己根本没有错，于是，她便飞鸽传书给李靖之妻殷氏，殷氏看了后便立刻过来，殷氏进了冷宫，看见姜王后在剜目，殷氏便去阻止姜王后，但姜王后已身亡，後來紂王封妲己為王后，姜王后死後，她的兩個兒子殷郊、殷洪被妲己冷眼排擠，便向紂王進讒言，將他們殺害。
巴諾維契
巴諾維契（波斯尼亞語：）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体之一波黑联邦圖茲拉州的市镇。市镇面积为185平方公里，2013年人口数量为23,431人。
该市镇位于波黑东北部。1946年随着布尔奇科-巴诺维契铁路的修建该地迅速发展。本地的高质量的褐煤闻名于欧洲。
卡尔亲王宫
卡尔亲王宫（Prinz Carl Palais）是德国慕尼黑的一座历史建筑，早期新古典主义风格，建于1804-1806年。
卡尔亲王宫于1803年由年轻的建筑师卡尔·费歇尔规划设计，原业主是阿贝·皮埃尔·德·萨拉贝特，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老师。1807年阿贝·萨拉贝特死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收购了这座建筑。1825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他的儿子路德维希一世将这座建筑送给他的兄弟卡尔亲王。他下令让-巴蒂斯特 Métevier 和安东·施万塔勒装修房间。卡尔去世后，此处于1876年改为奥匈帝国外交使团驻地，在1924年又成为巴伐利亚首相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