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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失效 實務見解
「按權利失效原則為誠信原則之類型化，於公法上之適切要件事實具備時， 尚非不可適用。原判決以為理由之一，在認定補償費已發給而逾期之情形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既已受領補償費而享其利，非不知補償費之發給有 逾期之缺失，長期間容許其存在，不主張其法律上效果，使需地機關依其 需用計畫使用徵收土地，登記為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實已致徵收機關相信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不再主張徵收失效之法律上效果，適用權利失效原則 ，認為不得再為主張，實無不合。」
在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昭和30年11月22日判決認為：
「権利の行使は、信義誠実にこれをなすことを要し、その濫用の許されない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ので、解除権を有するものが、久しきに亘りこれを行使せず、相手方においてその権利はもはや行使せられないものと信頼すべき正当の事由を有するに至つたため、その後にこれを行使することが信義誠実に反すると認められるような特段の事由がある場合には、もはや右解除は許されないものと解するのを相当とする。ところで、本件において所論解除権が久しきに亘り行使せ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は、正に論旨のいうとおりであるが、しかし原審判示の一切の事実関係を考慮すると、いまだ相手方たる上告人において右解除権がもはや行使せられないものと信頼すべき正当の事由を有し、本件解除権の行使が信義誠実に反するものと認むべき特段の事由があつたとは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れ故、原審が本件解除を有効と判断したのは正当であつて、原判決には所論の違法はない。」
於本案中，日本最高裁判所亦認為，有解除權而長期間不行使，致相對人有正當理由信賴其已不行使者，則其後之行使，基於特殊理由，得認為違反信義誠實，應解為不得再為行使。
2009年京广铁路郴州站列车相撞事故
2009年京广铁路郴州站列车相撞事故又称“6·29”京广铁路特大交通事故。是2009年6月29日凌晨2:40在中国湖南省郴州市京广铁路郴州站附近发生的一起严重旅客列车相撞事故，共造成死亡3人，受伤63人，其中重伤6人。
2009年京广铁路郴州站列车相撞事故 事故经过
6月29日2时31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州机务段司机黄少穆、徐爱军驾驶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第五道计划停车时，发生制动失效事故，导致挤坏118号道岔，结果以55公里/小时的速度，与第三道正在开出的K9063次列车发生侧撞，致使K9063次机车脱轨，机车后第1位车厢硬卧664136脱轨，K9017次列车倾覆，压毀下行线方向左侧民房，机车后第1位、第2位、第3位、第4位车辆排车解体，第5位南头第1位台车脱轨。
2009年京广铁路郴州站列车相撞事故 事故结果
事故共造成死亡3人，其中旅客2人，居民1人，受伤63人，其中重伤6人。京广铁路郴州段的行車一度中斷，部份列车晚点或停驶。至6月29日下午2時25分，京广线郴州段上行和下行恢復正常運行。
2009年京广铁路郴州站列车相撞事故 车辆情况
在郴州火车站肇事的K9017次列车的牵引机车为SS8型电力机车，出厂编号0199，配属广铁株段；另外受到牵连K9063次机车也为SS8型电力机车，出厂编号0152，配属广铁广段。损毁较严重的SS8-0199事故后报废，SS8-0152经大修后于2010年初恢复正常运用。
K9017次列车编组18辆，均为25G型客车，由中国南车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生产，2009年5月4日出厂，配属廣州鐵路（集團）公司长沙车辆段，6月24日投入运用。损毁较严重的第1-5卡共5辆25G型客车事故后报废。
2009年京广铁路郴州站列车相撞事故 事后分析和相关评论
6月30日凌晨零时30分到1时20分，铁路相关部门和湖南郴州市政府联合召开“6·29”火车相撞事故情况汇报会。在汇报会上，广铁集团的副总经理孙景在介绍了事故人员伤亡和救援救护情况之后，他说，事发乃是因为K9017列车制动失效，挤坏另一道岔，造成机车脱轨，而导致制动失效的原因有很多，设备的原因，或者系统本身的故障都有可能，具体的原因，目前还有待调查。但现在可以确定的事值乘司机没有操作失误，所以没有直接责任。
最终政府公布的事故原因为：该车在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生产中，客车车间三工区六工位员工冯龙安装第二位车辆制动软管时，违反操作规定，在没有确认折角塞门防尘堵是否全部取出的情况下，就安装了制动软管，致使防尘堵底盖遗留在折角塞门内，该防尘堵底盖在制动风管内呈游离状态。6月29日，列车运行至京广铁路郴州站，司机在进站前进行减速制动时，制动管风压将防尘堵底盖吸附在软管接头端部，造成制动主管风道堵塞，列车第二至十八位车辆制动力突然丧失，导致事故发生。
強烈季候風信號 (澳門)
強烈季候風信號（葡萄牙語：，英語：，俗稱「黑球」、葡萄牙語：）是澳門氣象局的一個氣象警告信號，於澳門受強烈季候風影響、因持續風速現正或預測將達每小時41公里或以上時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可能與風暴潮警告和暴雨警告信號同一時間發出，但不會與熱帶氣旋信號同時發出。
每當氣象局發出本信號時，有關當局將在東望洋炮台及大炮台懸掛代表強烈季候風信號的標誌（2002年前還包括嘉路一世船塢及水警稽查局路環稽查警司處），以通知各地居民。
在2016年8月起，氣象局在懸掛強烈季候風信號後，會加插「由於橋上風力間中達到強風程度及有陣風，呼籲駕駛人士注意行車安全，電單車駕駛者請使用西灣大橋電單車專道進行往返。」字句。
2018年6月起對於強烈季候風信號跟隨熱帶氣旋信號均改為香港天文台標準的「發出」、「生效」及「取消」等字眼表示，但仍然保留懸掛「黑球」及點亮晚間燈號「白綠白」的傳統。
在2024年10月起，氣象局在懸掛強烈季候風信號後，會加插「由於橋上風力間中達到強風程度及有陣風，呼籲駕駛人士注意行車安全，電單車駕駛者請使用西灣大橋及澳門大橋電單車專道進行往返。」字句。
強烈季候風信號 (澳門) 紀錄之最
註：強烈季候風信號資料由1999年1月21日起。
強烈季候風信號 (澳門) 警告系統運作相關的爭議
與熱帶氣旋警告系統不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時，一般不會有相應的停班停課措施，因此一般市民對後者的關注遠遠較低。而氣象局不會同時懸掛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及強烈季候風信號，例如熱帶氣旋浪卡和強烈東北季候風在2020年10月11至14日共同影響香港時，氣象局先後發出一號、三號及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但在10月14日晚上，由於浪卡逐漸遠離，東北季候風取代浪卡成為澳門吹強風的主導，氣象局於同一時間直接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並同時懸掛強烈季候風信號，而不是維持三號風球或改掛一號風球。而同年7月31日早上開始澳門受南海季風低壓影響，澳門吹強風，氣象局於是懸掛強烈季候風信號，而當南海季風低壓逐漸發展成熱帶低氣壓森拉克後，氣象局在晚上隨即除下強烈季候風信號並同時直接懸掛三號風球。
強烈季候風信號 (澳門) 警告系統運作相關的爭議
2007年10月2日，當時強度達強烈熱帶風暴利奇馬在澳門西南面600公里內的南海掠過，氣象局表示受利奇馬和壹股大陸性反氣旋之共同影響，澳門多處地區由1日晚上至3日日間錄得持續的強風，澳門亦不時受到利奇馬外圍的狂風驟雨影響。雖然普遍風勢與一般三號強風信號的情況相若，但氣象局跟隨香港天文台般做法，並未發出任何熱帶氣旋警告，引起部分人質疑氣象局未能向市民提醒利奇馬所帶來的威脅，以及海面及離岸的大浪和暗湧。翌年10月5日，已減弱為低壓區的海高斯，在珠江口附近再次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但氣象局未有升格為熱帶低氣壓，因而沒有再次發出任何熱帶氣旋警告，當日多處路段出現高空墮物、樹枝及簷篷飛墮街上等事件，氣象局更罕有地呼籲市民要做好預防措施。
下述為自2000年以來，由熱帶氣旋主導風力，但最終只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
強烈季候風信號 (澳門) 曾考慮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的個案
下述列出自2000年以來，澳門氣象局曾發佈「特別信息」公佈考慮發出一號風球，但最終沒有發出的個案︰
強烈季候風信號 (澳門) 強烈季候風信號風向及因素
澳門氣象局不會在天氣稿上列明警示時風向，僅在每日總結上列明當天盛行風。不同因素影響會導致澳門的風向有所不同。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葡萄牙語：，英語：），简称工銀澳門，是澳門的一家银行，为工商银行集团成员。截至2020年末，工銀澳門擁有3家附屬子公司、20家分行、2間服務中心、5間財富管理中心、1間信用卡服務中心、32家自助銀行以及405台自動櫃員機網路。據政府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所示（2018/1月），本地存款總額為8,490.904億澳門元（居民存款佔69.67%即5,915.634億澳門元，非居民存款佔30%即2,575.270億澳門元），依照工銀澳門2017年上半年度年報記錄，工銀澳門的存款總額為2,147.93570778854億澳門元，其存款額的市場佔有率達25%。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 历史
工银澳门由原誠興銀行（葡萄牙語：；英語：）和原中国工商银行澳门分行于2009年合并成立。誠興銀行於1972年成立，曾經是澳門第三大的銀行。中国工商银行澳门分行于2003年成立，曾经是2005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的大會唯一指定銀行。
2005年9月8日，《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指美國政府部門懷疑誠興銀行與北韓的「超級美鈔」黑錢集資網絡有關，但誠興方面否認全部有關指控，而銀行也未有受到任何控罪及制裁。2006年年底，美國政府證實誠興銀行有協助北韓政府洗黑錢。
2008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以46.83億澳門元完成收購誠興銀行79.93%股權，使之成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員。2008年年中，誠興銀行開始在有關信件上加上「中國工商銀行附屬機構」字眼，至2009年7月11日，中國工商銀行澳門分行把資產及業務全數注入誠興銀行，與「中國工商銀行澳門分行」正式合併，工行在誠興的權益已達九成，而銀行亦更名為「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工銀澳門」），合併後工銀澳門成為獨立的子公司。
剑桥西区
52°12′37″N 0°5′26″E﻿ / ﻿52.21028°N 0.09056°E﻿ / 52.21028; 0.09056
剑桥西区（英语：）是剑桥大学的一部分，位于英格兰剑桥市中心的西侧。作为剑桥西区发展计划，一些剑桥大学的科系从市中心被移至这一地区。许多研究机构也坐落于这一地区。
剑桥西区 地理位置
剑桥西区位于M11公路，麦丁利道, 克拉克·麦克斯韦道和格顿步行路之间，该区域现在拥有一些农场和一个小型湖泊。除了许多剑桥大学的科系和研究机构外，这一地区也拥有一些住宅建筑和一家餐馆。这一地区的道路都是以一些著名的剑桥科学家命名。剑桥大学的天文研究所位于该地区的北侧。
剑桥西区 未来发展
剑桥西区目前计划建造一座体育中心和多座剑桥大学科系建筑。
剑桥西区 环境保护
剑桥西区同时也是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许多自然生态品种，其中包括仓鸮、灰山鹑、獾亚科、水游蛇和许多两栖动物。为了维护和发展这一生态栖息地，这一地区的湖泊和池塘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建筑物的屋顶也被植物覆盖。区域景观同时得到有效的管理，包括建造和保护这里的篱笆和壕沟。
剑桥西区 考古发现
一个规模较小的古罗马定居遗迹曾在剑桥西区被发现，这个发现在史前和中世纪的文件中都有记录。调查和发掘工作在1999至2000年进行，同时这一地区对公众开放作为国家科学周的一部分。这一调查进行了超过3000次的挖掘工作，有50，000多件文物出土，其中一些文物在威廉·盖茨楼展出。
许多石器时代的火石和铁器时代的陶器坑被发现，这一地区的其他史前功能仍然在分析中。
一系列半开放式的罗马定居区分布在这一地区，这其中包括两个木材建筑，一些采石坑、两个坟场（包括四十个墓葬和五个孤立墓葬），这显示了该地区可能是一个大型罗马城镇的一小部分。当前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在一世纪末至五世纪早期被多次利用过。
一些不同寻常的文物也在这一地区被发现，包括三世纪的硬币和一份记载以例行公事为目的屠杀动物的记录。一处马和牛的雕塑在一处坟墓入口被发现，这一时期的文物还包括胸针、钱币、陶器和一座可能是弥涅耳瓦或雅典娜的半身像。
这一区域在公元五世纪被荒废直至中世纪的农耕兴起，14世纪的地图显示一个叫作维勒的堤防曾经在这里建造。这一地区没有其他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一座主教农场在这里建造。
MCG
MCG 通常指澳洲的爾本板球場
MCG 也可以指:
夏川結衣
夏川結衣（本名：，1968年6月1日—），日本女演员，出生于熊本縣八代市，身高165公分，血型A型，興趣是網球和數獨，為左撇子，但平常書寫時會使用右手。畢業於八代白百合學園高等學校，現屬於Theater Do Posch經紀公司。
夏川結衣 簡歷
1991年，夏川參加Unitika舉辦的泳裝美少女選拔並成為該年的泳裝美少女；1992年首次演出電視連續劇《壯志驕陽》，飾演唐澤壽明的未婚妻，於同年亦首次出演電影《天空為何這樣藍》；1993年在《夏目雅子物語》裡飾演夏目雅子一角開始受人注目；1994年，憑首次主演的電影《長夜將至》，獲得第十六屆橫濱影展最佳新人獎。其後在1997年和豐川悅司主演的電視劇《青鳥》中，出色的表現讓她在第十五回日劇學院賞獲頒發最佳女配角。近年的作品有《不能結婚的男人》、《俠義看護》、《橫山家之味》和《孤高的手術刀》。
主體史學
主體史學，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主体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观。主要倡导者有黄长烨等。
主體史學 提出
自1950年代提出“主体史学”这一命题以来，朝鲜史学家们开始以新的观点分析和解释历史文献，在许多问题上得出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了使这些成果固定下来，自1975年12月始着手编写主体史学著作《朝鲜全史》。
主體史學 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半岛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86年朝鲜提出“朝鲜民族第一主义”。1989年苏东剧变后进一步强调“高度发扬民族第一精神”。据此反观1982年出齐的33卷本《朝鲜全史》，认为有些地方已落后于形势。例如:
在这个新体系中，檀君占有龙头地位。据此史学新谱系，1993年5月和1994年1月先后修复高句丽东明王陵（位于平壤力浦区）和高丽太祖王陵（位于开城松岳山）。汉城（今首尔）是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传统上被视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檀君陵挖掘后《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称：“檀君陵在平壤发现，说明平壤是朝鲜民族发祥地，是朝鲜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中心。”
主體史學 评论
韩国学界对新近兴起的“檀君热”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此非学术，但也有人认为：“在开放时代，外国文物思潮汹涌而至，我民族文化及其正统性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族正统性和基础定位于檀君……檀君有无其人倒在其次，首要的是树立主体。”
坪輋村
坪輋村（Ping Che Village）是香港新界的一條鄉村，簡稱坪輋。位於新界北部的打鼓嶺，著名建築物是一間清朝初期建成的天后古廟，居民多數是陳姓原居民和客家人，工業多是環保回收場，非法黑工不少。坪輋鄰近深圳中港邊境禁區。
坪輋村 打鼓嶺坪輋村滅門案
2009年7月5日，打鼓嶺坪輋村一家四口遭人殺害被埋在家外空地洞坑，男死者譚成輝（44歲），譚妻唐恩義（34歲），譚的兩名女兒譚曉文（10歲）及譚曉盈（7歲）。 被告許勝其（1967-2022，案發時42歲）為死者的表弟，三項謀殺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就誤殺罪則判入獄9年，於2022年7月病逝。。
钱九陇
钱九陇（573年—645年），初名钱瓛，字永业，一字贵章，湖州长城县人，唐开国功臣。
钱九陇 家世
钱九陇的父亲钱文强为南陈吳明徹的裨将，随吳明徹战败于北周。隋朝时，因罪而成为皇家奴隶。
钱九陇 生平
初为李渊府臣时，因其睿智勇猛，善於骑射，故深得李渊信爱，每遇重要活动都常被李渊带在自己身边。隋朝末年，各路农民军起义，钱九陇随李渊起兵，在攻克京城和从平薛仁杲、刘武周等战中，以军功卓著先后被李渊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左监门郎将、右武卫将军、苑游将军等职。后来又跟随李世民擒获窦建德、平灭王世充；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因战功最大，被封为郇国公。公元627年，出任眉州刺史，不久升任右监门大将军。公元638年，改封巢国公。公元645年，病逝于自己家中，享年73岁。
钱九陇 后事
唐太宗李世民追赠其为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谥号“勇”，并昭令其陪葬献陵。
万拔文
万拔文（，1868年—1960年4月26日）是一位英国圣公会差会（CMS）派往中国福州的传教士。
1868年，万拔文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牧师家庭，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大學。1897年，29岁的万拔文受英国圣公会差会派遣，前往中国福州传教，担任中国福州英国侨民教堂福州圣约翰堂的牧师，到52岁回国为止。并主持1883年创办的广学书院和榕南两等小学堂，1907年又创办圣马可书院，连同广学书院和榕南两等小学成为八年制的福州三一学校，1911年购得俄国领事馆，1912年改为三一书院（今福州市仓山区公园路8号福州外国语学校），辖小学、中学、汉英三部。神学校。1919年退休，由来必翰接任。1921年返回英国，此后成为一名热心的学者和教育家，以及北安普敦郡南區受敬重的牧师。1960年去世，享年92岁。
1925年，三一书院校友在校内兴建高18米的哥特城堡式三层红砖钟楼建筑思万楼，以纪念第一任校长万拔文。
万拔文晚年的著作《都铎王朝的故事》描写了安·波林如谜一般的生平。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拉丁語：），簡稱梵二大公會議、梵二會議、梵二，又稱紐曼會議，是天主教會第21次大公會議，也是距今最近召開的一次大公會議，於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1965年12月8日由次任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本次會議宣布召開之初，人們以為它是中途中斷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續會，但後来羅馬教廷作出了澄清了：它將是另一次新的大公會議，取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1959年6月29日所颁布的《忝登伯鐸寶座》通谕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本次會議的目標將會是：「發揚聖道、整頓教化、革新纪律」，並以「與時代共進」（義大利語：）作為本次會議的核心宗旨，希望革新教會以呼應現代社會的需要，但這也成為會議上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爭論核心。
本次會議對漢語圈最重要的結果，即是認同被傳教國之傳統可以與天主教相容，且可以互相援引，令使爭議三百多年的中國禮儀之爭畫下句點，並且將所謂的《利瑪竇規矩》予以尊重。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出席者
出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天主教會領袖最多達2540位，其中至少四位在後來出任教宗：分別為若翰·蒙蒂尼、阿爾比諾·盧恰尼、嘉祿·沃爾蒂瓦、若瑟·拉辛格。
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是历代大公会议中，在组成上十分理想的一次会议。原因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籌備
1959年5月17日，聖神降臨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佈成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籌備委員會，此次大會正式進入籌備階段。籌備委員會組成如下：
中央委員會、組和秘書處，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員、若干專家顧問和很多秘書組成。組和秘書處的任務是：參考世界各教長和各聖部的建議，然後研究教宗指定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是由教宗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為主席，委員包括樞機、宗主教、主教、修會會長、組的主席和秘書處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員會的任務是：督導及配合各組及秘書處的工作，向教宗匯報成果，並負責起草未來大會的進行程序。
1960年11月14日，教宗主持籌備會議的開幕典禮，宣佈本屆大公會議的重點：「不僅在根據啟示和傳統，強調某一教義或紀律，更在重振基督的真精神，加強基督徒生活的價值和光輝。」典禮後，各部門便開始工作。
1961年6月至62年6月期間，中央委員會共進行了7次聚集，召開了55次會議，審查了72項提案，為正式會議作好了準備。
教宗在籌備階段的末期，通過通諭和廣播，呼籲所有教友為此次會議禱告，並欽定大聖若瑟為此次大會的主保。另外，工作人員也進行聖伯多祿大殿的粉刷裝飾工作。大會會場就設在聖伯多祿大殿。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组织
另有若干只能觀看會議的數十位各國主要修院的院長（主要是如英國聖公會、美國聖公會、主流新教派等）。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的程序，分为公开会议、全体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议。
公开会议由教宗和全体教长一并出席举行，是大会中最为隆重的一种，也欢迎其他国家的政要和首长出席。在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上，公开会议共有10次：第1至第4期的开幕式，第2、3、4期的闭幕式和大会在第4期期间颁布不同决议的仪式（1962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的16项决议，有5项是在第2和第3期的闭幕式上颁布的。其余11项，是在第4期上述3个仪式上颁布的。在颁布决议时，大会会对决议进行表决，只有获得全体三份之二的赞成票的决议才能通过。决议获得通过后，教宗和教长们会在决议上一一签名。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全体会议的主要作用是讨论和表决各项决议草案。此次大会共举行了168次全体会议。教长们会先研究某一决议草案是否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如果多数教长认为不能，那么草案会被退回有关小组令其修改或者重写。相反地，如果可以，那么教长们会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来发表该草案的意见，小组会依据教长们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最后，大会对修定后的草案作三次表决。在第1次表决时，教长们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或有条件赞成票。然后小组会对草案作最后的修改。第二次表决，教长们就只能投赞票或者反对票了。最后，等到草案里的每一章都获表决通过后，大会会对整个草案作一次整体的表决，从而完成审查决议草案的程序。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1962年10月11日至12月8日）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主教超过2400名，还有意大利总统和很多国家元首列席。在开幕式上，教宗指出大公会议的任务是：“使教会自我革新，推进基督徒中间的合一，为能向人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大会开幕后，首先选举各个小组的委员。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了《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然后，大会进入了审议草案阶段。第一个讨论的是《礼仪草案》。其中较受争议的议题包括：（1）礼仪中的语言；（2）礼仪当如何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团在礼仪问题上的职权等。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的序言和第1章。在第1期会议中，大会也讨论了《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因为大多数教长不满意《启示渊源草案》，教宗指示把草案退给有关小组重写。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大会则要求把它缩短成若干原则和一个牧灵训谕。对于《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大会希望它能与基督徒合一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会草案》中论大公主义一章，合并成一个草案。关于《教会草案》，最后由于时间所限，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来不及得出任何结论。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第1期的会议，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
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前教宗宣布：将把70多个草案缩编成20个（其后再缩编成17个）以提高大会进行的速度。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用来督察各个小组的工作，务必使他们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冲突。这些是大会休会期间主要的工作。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病逝世，终年82岁。1963年6月21日，若翰·蒙蒂尼樞機被推选出来继任教宗，名號為保禄六世。当选后第二天，新教宗便宣布将继续进行大公会议。后来，新教宗调整了大会的结构：加设了由4名枢机组成的督察团，负责主持全体会议；并以新成立的“協調委員會”取代了原来的“大會特別事務處”。
（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1963年9月29日，大公会议第2期会议开幕。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
教宗还特别指出：“如果天主教会应该为过去教会的分裂承担责任，那么天主教会将会谦逊地呼求天主的宽恕。如果天主教会曾经开罪过其他非天主教的弟兄，那么天主教会也会求他们宽恕。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会诚心地宽恕所有开罪过天主教的人。”
开幕式后，审议草案的工作亦随即开始。以下是第二期会议的重点：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其中较重要的议题包括教会与非天主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关系、教宗与世界主教团（指所有天主教會主教）的关系、恢复执事职、平信徒为普通司祭等。经讨论后，教长们多接受：“主教的职务乃继承自宗徒团，而世界主教团与罗马教宗在一起时，拥有对教会的最高管辖和训导权；但这并不削弱教宗首席权的地位。”此外通过表决，大会将《圣母草案》纳入《教会草案》之内。
因为教长们对第4章和第5章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大会只接受第1章至第3章为讨论的基础。谈到大公主义的原则时，大会草案指出：“天主教本身也需要认错和悔改，并重视分离弟兄所拥有的真理、成圣方式和福音价值。”
在第2期会议期间，大会还表决了《礼仪草案》余下章节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这两个草案在第1期会议时已有讨论。
1963年12月4日，大会举行第二期会议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经表决，教宗隆重地颁布了决议《礼仪宪章》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在颁布决议时，教宗用了崭新的用语即：“教宗偕同各主教，批准、规定和命令这些议案，并公布集体的决定。”由此可见，教宗再也不是单独行事，而是用他的主席权，偕同全世界主教们，一起宣布共同的决定。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在第二期会议休会期间，教宗往圣地朝圣，在那里会见了东正教的宗主教。在会面时，两位教长除了互相赠送礼物外，并一起诵读《若望福音》第17章，祈祷信徒们合而为一。这次会见充分表现出教宗召开大公会议的目标就是：“革新教会和渴望与分离弟兄们的合一。”
（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1964年9月14日，大会举行了第3期的开幕式。教宗和来自19个国家的教长，围绕着祭台举行共祭仪式，这是礼仪改革的最初成果。教宗在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教宗主席权和世界主教团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3期会议中，旁听员的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
以下是第3期会议的重点：
讨论的结果是，主教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须抛弃以前的排场和官僚作风，改变为简单朴素的，以基督为榜样的生活。
草案中强调“圣经的无误”是指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无误，并鼓励教友们应该勤读圣经。
重点是要重建平信徒的地位，并且让他们主动地参与教会生活。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讨论《东方礼教会草案》：这个草案的重点是要表达尊重珍惜东方礼仪的传统，并且保存这个传统。草案中包括恢复宗主教的制度和权力，恢复东方礼司铎施行坚振的权利，主日罢工得弹性实施，恢复五品等级制度，并为避免东方礼教会被拉丁礼过分地影响而变质，确定凡是由东方礼教会归正的人不能参加拉丁礼教会等。但有教长质疑由西方教会掌握的公会议，有没有权力来为东方公教会立法。最后，大会建议将此草案的名称改为《东方公教会草案》，并加上一条条文说明这条法令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的，直到天主教会和分离的东方教会达到圆满合一时为止。
还有些问题以附录的形式提出，就是：
草案强调人生目标不只是暂时的，也是永生的，暂时是为永生作准备。因此，本性与超性界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本性与恩宠，俗务与灵修，也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
除了以上的草案外，大会第3期还讨论了其他4个较短的草案，就是：
此外，关于《婚姻圣事草案》，大会决定把它交由教宗处理，因此这次大会没有对“婚姻圣事”发布任何决议。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
1964年11月21日，大会第3期闭幕式，教宗和24位教长代表举行共祭，气氛非常融洽。其后，经表决，教宗和教长们共同颁布了3个决议，就是《教会宪章》、《东方公教会法令》和《大公主义法令》。
在第3期会议休会期间，教宗赴印度出席“国际圣体大会”。透过这次出访，教宗亲自实践了大公会议的几个方针，就是：实践传教职责，与非基督徒对话和与现代世界对话。
1965年9月14日，第4期会议开幕。教宗宣布为实践世界主教团与教宗间的合作互助，他将建立一个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式后的第2天，教宗收到了君士坦丁东方礼宗主教的贺电，预祝此次大会的成功和圆满结束。以下是第4期会议的要点：
讨论《信仰自由草案》：因少数教长反对原草案，这个草案在休会期间被重写。但重写后仍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有教长认为信仰自由只适用于天主教内部，对于其他宗教则不能享有此项权利。另外，有教长认为信仰自由的思想会降低公教人员传教的热情，并使天主教会陷于自相矛盾，因为在历史上教会曾借用过政权来镇压其他信仰。但也有教长指出教会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并不会减损教会的权威。最后，在有很多反对票的情况下，草案获得通过。
在第4期会议期间，除了上述的讨论以外，大部份的时间都用在表决上。最后，在1965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的公开会议上，教宗联同教长们发表了余下的11项决议。而且在12月7日那天，天主教和东正教彼此废除了加给对方的绝罚，在罗马和东方的法纳耳（Phanar），双方同时宣读了相互宽恕书，取消了1054年两教会对对方判处的绝罚，使基督教东西两教会合一的希望放出光芒。
1965年12月8日，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举行闭幕式。教宗在全体教长和教众前举行感恩祭。在讲道中，教宗强调天主教会关怀众人，特别是在铁幕内沉默教会中的教友，和所有远离教会，甚至与之为敌的人。在奉献礼中，教廷授予五位主教1亿意大利里拉，为帮助各地教会的急需。感恩礼完毕时，教宗为一块基石祝圣，并准备为纪念圣母与教会的联系，在罗马近郊兴建一座命名为“教会之母”的圣堂。此外，为具体地表露《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教导，表示教会愿意走向世界各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教宗准备了6份“告书”，分别是《告执政者书》、《告思想与科学者书》、《告艺术工作者书》、《告工人书》、《告贫困患病及受苦者书》及《告青年书》，在感恩礼后由枢机们朗读。最后，在向各教长作临别赠言时，教宗清楚指向将来，他说：“各位，启程的钟声已响起，你们即将离散，去会晤全人类，带给他们基督福音的喜讯和衪革新的教会，为这目标，我们大家已经一起辛苦工作了四年。”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决议
梵蒂冈第二屆大公会议的决议，以16個教會訓導文件呈現。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反对派别
本次大公会议在天主教会内引发了一些群体的反对，他们质疑此次大公会议是否合理，甚至与罗马天主教会产生分裂。反对派别主要包括两支，一支为传统主义天主教徒和宗座缺出论者。
史荦伯
史荦伯（Robert Warren Stewart，1850年3月9日—1895年8月1日）是英国圣公会差会派往中国福建省的传教士。
1850年3月9日，史荦伯出生在爱尔兰的望族，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大學，1876年，26岁的史荦伯受英国圣公会差会派遣，携新婚妻子路易莎（Louisa Kathleen Stewart）前往中国福州传教，负责教育工作。他在福州乌石山创办榕城两等小学，在乌石山教案中被毁。
1892年，史荦伯前往澳大利亚，在各地举行巡回聚会，招募青年宣教士前往中国传教。在回到中国后，史荦伯夫妇调往古田县，并且负责照顾当地英国圣公会差会 (女部)的12位单身女传教士（在福建共有26名）。在1895年8月1日的古田教案中，史荦伯夫妇和这些单身女传教士被斋教匪徒杀害。史荦伯及其遇難家人的遺體被葬于福州倉山的洋墓亭。
史荦伯遇难后，古田的圣公会学校以他命名，1920年代发展为史荦伯初级中学，即今日的古田第二中学。
江映蓉
江映蓉（1988年2月1日—），中国唱跳Live歌手、網路直播歌手，于2009年参加湖南卫视主办的快乐女声歌唱比赛，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擅长领域宽广，被誉为有舞台范和动感火辣十足的偶像歌手。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欧美流行演唱系。 其音乐风格以舞曲为主。已发行《坏天使》，《女人帮》，《发生秀》，《我不是我》，《WHY NOT》五张唱片。代表作品包括影视歌曲《练习题》，《再多一天》，《空位》，2011年快乐女声主题曲《武装》等。其歌迷被称为萤火虫。2021年參與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江映蓉 生平
江映蓉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父亲是军人，后下海经商。小时候的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12岁那年父母离异，从此跟随母亲生活。15岁时江映蓉选择从高中退学，转而进入四川省艺术学校学习音乐，同时通过父亲的介绍开始在成都著名的酒吧“音乐房子”接受老板陈迪的指导。2006年江映蓉考入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欧美流行演唱系。
江映蓉的音乐历程始于2007年的“大学生音乐节”。在那届比赛中她一鸣惊人，从300位大学生选手中脱颖而出，第一个入围20强，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在9月14日的总决赛中成为终极4强之一。比赛结束后，江映蓉签约派格太合并休学一年，同时凭借比赛中的优异表现，在当年年底的“大学生音乐节”颁奖典礼上获得“校园最具潜力女歌手奖”，并为电影《命运呼叫转移》演唱插曲《七月》。
2008年，江映蓉在江苏卫视“绝对唱响”比赛中入围北京赛区8强，不过在随后的8进2比赛中失利，未能进入全国30强。之后她改掉了浮躁的心态，在合约期满后回到了学校。2009年2月，在第四届“中国网络音乐节”中获得第4名和铜奖。
江映蓉 生平
2009年湖南卫视“快乐女声”比赛开始后，身为成都赛区选手的江映蓉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强大实力，一帆风顺进入全国10强。之后她逐渐显露出冠军相，先后三次夺得周冠军。最终在9月4日的全国总决赛中，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快乐女声”总冠军。
赛后江映蓉成为了天娱传媒的重点培养对象，于11月底飞赴美国接受了为期10天的舞蹈训练。2010年9月13日，她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坏天使》，在这张舞曲风格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自己性感热辣的一面。2011年9月16日，新EP《女人帮》正式发行。
2018年起簽約鬥魚TV直播平台作為常態性網路歌手。
江映蓉 作品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江映蓉 所获奖项
2007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6年
2017年
大大將棋
大大將棋是由兩人對弈的日本將棋變體之一。
最早出現在室町時代，從與大將棋擴充的日本將棋變體。棋子的擺法非左右對稱。
反日
反日為對於日本、日本人、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存在不滿意、不信任以至仇恨的負面情緒或者行為表現，相似詞彙有「仇日」和「排日」，相反詞彙為「崇日」、「哈日」和「親日」。依據各個地區歷史差異，因為可能受到日本侵略、殖民統治、日本政府、日本文化及日本企業等負面言行舉止所影響，產生對於日本戒備、反感、憤慨甚至仇視或者排斥的態度；關於這點，又能夠稱之為反日情感、反日情緒或者反日主義。相關的情緒表現亦經常涉及對於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及日本天皇等等與日本相關的文化符號及習慣。
反日
近代因為殖民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因素，在美國、中國、朝鲜半岛等交戰國或殖民地區中，曾有明顯與集體的反日輿論發表和行為，比如：美國和中國等主要交戰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製作並散佈反日的戰爭宣傳，和當時的親日戰爭宣傳形成宣傳戰 。另外，美國戰後1980年代因日本汽車工業興起挑戰美國汽車工業，也發生少數日製車遭公開毀損的事件。1982年一名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陳果仁還因美国的反日情绪遭美国人圍殴打致死。1990年起因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和慰安婦等事件，在東亞諸國也有不少從抗議或反對日本政府作為的抗爭遊行，而其部份情緒的表現包括從對日本政府特定行為的不滿，轉化或延伸為針對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的本質或種族的仇恨。
反日 概述
日本文化有深厚的中國背景，然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强大之后，开始展开对外扩张政策，并發動甲午海戰並且全殲中国北洋艦隊。并迫使大清帝國割让台灣群島、澎湖群島、遼東半島和占领朝鮮半島等，史称馬關條約。日本經過一系列軍事與外交勝利後，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日本开始厭棄中國和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由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对日本造成冲击，军国主义势力开始掌权，意图转移国内矛盾，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后展开全面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二战后由于日本战败，中国与西方大国處于平起平座地位，解除了日本的威胁。
另外，有人認為，在亞洲制造反日情緒，符合了美國的利益。日本在二戰失敗的陰影下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為了各種經濟、政治、軍事的需要，美國利用各種途徑製造和推動了亞洲反日情緒，来制衡亚洲国家。
反日 概述
反日情緒很多時候是由於日本近代對所實施的侵略、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以及歷史原因所造成的。雖然反日情緒在日本戰敗後有所減弱，但是卻仍然時不時地受到激發，例如日本對其太平洋戰爭的懺悔不足和粉飾一些歷史事件的嘗試都引起外界的批評。此外，日本與一些國家的領土爭端也激發了這些國家人民的反日情緒。
而日本國內一些人的活動也激發著這種情緒。例如小泉純一郎在任時每年都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就受到國內外的批評。日本右翼團體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也被外界批評為粉飾其軍國主義歷史。但是其他人，特別是日本人，則相信這些反日情緒來源於國外民族自身的民族優越感，外國政府的反日宣傳（特別認爲是中國）以及對其經濟成就的嫉妒，不過日本同時也會宣傳中國威脅論。
雖然反日甚至仇日情緒主要源自歷史上的糾葛（參見抗日戰爭、日本戰爭罪行），在二戰之後還發生了多宗深化仇日情緒的事件，提升了東亞、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反感情緒。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中国的反日情绪非常强烈，对日本、日本人民和文化的不信任、敌意和负面情绪在中国普遍存在。反日情绪是一种现象，大部分可以追溯到现代（自1868年以来）。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许多西方列强一样，日本谈判的条约往往从中国吞并土地。由于对日本定居点和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不满，导致中国对日本产品的严重抵制。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日本战后行为仍然怀有怨恨，特别是认为日本没有直接承认这些暴行、日本政府参拜战犯，以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教科书。在小学，孩子们会详细了解日本的战争罪行。例如，数千名儿童被小学带到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博物馆，要求观看战争暴行的照片，例如日本军队强迫中国工人进入战时的记录展品、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问题。据报道，参观完博物馆后，孩子们对日本人民的仇恨明显增加。虽然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今天有关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的讨论仍然能唤起强烈的情感。日本军事标志的使用在中国仍然存在争议，例如2001年中国流行歌手赵薇在为时尚杂志拍摄写真时身披日本战旗的事件。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转发了要求公开道歉的公开信，甚至还对歌手进行了攻击。根据2017年BBC世界服务民意调查，只有22%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影响持正面看法，75%的人持负面看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反日的国家。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近年来，中国的亲日派常常被民族主义者斥为汉奸、精日。但亦有歷史認知不周而存在過激與扣帽子的情況，比如把抹茶當作日本飲料而抵制（實際上抹茶源於中國，是宋朝時傳入日本），誤把漢服當和服強迫脫衣，毆打自己人所駕駛中國本土產豐田汽車的U型鎖事件等。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制作和播放的战争片中也可以看到反日情绪。仅2012年一年，中国就制作了200多部抗日影片。在一个较为温和的抗日战争电影的特殊情况下，中国政府禁止了2000年的电影《鬼子来了》（本片已与2015年在中国央视网、优酷等网络平台上线），因为它描绘了一名日本士兵与中国村民的友好关系。
2024年間，中国发生2起中國人攻擊日本人的事件，令1名女子及1位兒童死亡。日本前駐澳洲大使山上信吾表示，這是中国反日情绪長年受北京當局煽動下的後果。
香港雖作為英國殖民地，但在二戰時仍不能倖免受到日本的佔領，日本持續3年零8個月的高壓統治，造成嚴重的經濟及人命損失，至今在香港粵語中仍以「3年零8個月」來指稱那段時期或用來借喻困苦的日子。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在二戰後，一些在日佔時期被強迫兌換軍票的市民仍堅持每年到日本領事館抗議，要求賠償。另在每逢7月7日、8月15日和9月18日（七七事變、日本無條件投降和918事變），亦會有團體組織到日本領事館示威，希望日方為戰時的侵華罪行道歉及賠償。時至今日，部份老一輩的香港人仍帶有反日的思想。但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人士，反日的香港人只是不滿日本政府不肯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史實，對於在香港旅遊、公幹或居住的日裔人士並沒有太大的反感。現今的新一代香港人於日本文化的影響下，反日情緒並不高漲，甚至非常喜歡日本文化，如該國的動漫、歌影視、飲食與旅遊等，使他們對日本產生濃厚興趣和好感，一般不會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根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的資料，2016年香港人訪日人數有184萬，佔全港總人口四分之一，創下歷年新高，香港更是全球重遊日本次數最高的地區。雖然香港人對日本的侵略歷史有一定的認知，但普遍不仇視日本。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近几年来，因为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议的相关事件不断发生，香港人亦常常呼应内地以及其他华人地区的保钓运动。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渔船发生冲撞，并扣押了中国船长。当日，香港地区的保钓人士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外焚烧日本国旗，手举抗议标语，并向日方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中国船长，要求日方认识到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同时，又有香港的政党代表前往日本领事馆进行请愿。游行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制定进一步的行动；不過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活動，如焚燒日本製汽車、砸毀日資商店和抵制日貨等行為，並無蔓延至香港。
2012年10月9日，保釣行動委員會的成員闖入日本駐港領事館，在館內高唱中国国歌《義勇軍進行曲》達半小時。過往港府對於中日關係多採取中立態度，但是在2020年中共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及修改選舉制度後，香港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議員對港日兩地關係的言論及措施變得「戰狼」上身，其舉措被指是為博取黨中央的「印象分」而故意在香港社會煽動仇日情緒。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澳門因當時作為中立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加上葡萄牙政府於外交上親軸心國，故此日軍沒有侵略澳門。然而現在大部分的老一輩都曾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經歷過日軍的炮火，而且澳門回歸前已開始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反日行動同樣受到澳門民間的響應。同時，澳門受香港文化影響相當深，現今澳門的年輕一代反日情緒不高漲，對日本往往有濃厚的興趣，也沒有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台灣曾經受日本統治長達50年之久，而對日本有複雜的情感。態度立場往往因為政治、個人經歷或背景及立場而出現不同，例如在1896年發生的學務官遭難事件（六氏先生事件），由賴唱率領的起義軍攻台北城，途中遇日警與六氏先生將其斬殺，被日本當局指為土匪，事後大舉清算八芝蘭地區居民，然而在國府統治時期，日本政府口中的土匪賴唱成為了烈士，被清算的居民成為義士，芝山巖事件成為一反日教材，時過境遷，又有不斷的爭論。
日本初期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亦讓不少台灣本島人倍感歧視。雖然後來有內台一體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但仍有台灣人通過和平和參政手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目的在爭取台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並在大正民主時期的風氣影響下，積極爭取台灣住民的地方自治權。台灣的第一個本土社會團體台灣同化會以及第一個政黨組織台灣民眾黨便在此目的和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都是非武裝反日主力，經濟上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台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孕育出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日治时期反日情緒源於此。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在日占时期發生多起台灣抗日運動，日本統治自1896年至1915年，大量捕殺抗日者，遭判死槍決者多達4423人，尚不包含戰爭與屠殺的死亡人數，政策上採愚民政策，初期建設皆以掠奪式經濟為主，例如，製糖會社的成立、台灣西部鐵路幹線及森林鐵路，基隆港的興建都是為了將物資源源不絕運回日本。初期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讓不少台灣本島人倍感歧視。目的在爭取台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此時期由於高教體系不健全，台灣知識菁英以留日及中國為主，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日後都成為非武裝反日主力，在經濟上日本對台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台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逐漸孕育出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也是日後反日最主要的組織。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日占初期日本軍隊以屠殺手段回應台灣住民連續不斷的武力抗日運動，如大嵙崁大燒殺、雲林大屠殺、霧社事件、西來庵事件、蕭壠事件屠村等，近年隨著遺跡陸續出土，使得這些屠殺事件得以公諸於世，如:新化發現三千枯骨，焦吧哖屠村遺骨出土、雲林莿桐發現千人塚、澎湖的千人塚、阿公店大燒殺屍骸出土，衣物黑色焦痕清晰可見，蕭壠事件走番仔反遺骨安放於佳里港安宮將軍府。
甚至是歸順式慘案，後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描述，當討伐土匪時，有一個土匪歸順法，說要發給土匪歸順證，將他們全部集中於警察署裡，預先下達順令，使軍隊同時把他們殺得乾乾淨淨。然後假稱義軍歸順式妄動，一齊殺戮。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這些事件至今逐漸被淡忘在歷史記憶裡，但是，廖添丁的故事卻在民間廣為流傳，廖添丁義賊劫富濟貧對抗日本高壓統治乃至成仁的意象，反映出當時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消極抵抗隱晦的表現。其它如慰安婦等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也讓對過去日本產生負面印象。日本統治期間以經濟掠奪與高壓統治為基調，後藤新平行政長官甚至在台灣販賣鴉片，而製糖株式會社的壓迫導致蔗農反日情緒高漲成為普遍現象，如二林事件都是反日思漢的根源，對民間宗教信仰初期以舊慣溫存政策維持民間信仰，中期則因為西來庵事件使總督府對台灣廟宇管理或派日本僧侶主持，皇民化運動後更拆毀廟宇，造成許多百年廟宇遭毀，也造成民眾反抗，如台南府城聯境中的二十一境中竟有十二座廟宇如溫陵媽廟遭到日本改為郵局龍王廟遭到拆毀，四湖參天宮白河福安宮盡數遭到拆毀，日占中後期台灣民間對日本及日本統治受皇民化運動而逐漸淡化反抗。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1916-1937年，由於武裝抵抗受到壓制，而新生之台灣人在日本不平等的對待環境下成長，此時期以爭制度與爭權利為主，透過成立會黨與社會運動來凝聚力量，先有志之士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後來因為地方自治權而引發治警事件，許多仕紳遭日本當局逮捕判刑，後期更結合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等左派勢力反抗日本的高壓統治，被總督府當局視為眼中釘，大加禁絕與監視，而此時期高壓統治仍延續六三法，台灣人民不得翻身，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權利，僅有保甲及文官制度，1930年，準備武裝反抗的台灣共產黨，遭當局破獲而大肆逮捕判刑，另有楊逵遭日本當局逮捕坐牢十次，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醫師遭日警關押等，仕紳階級則遭到當局的監視與限制，如林獻堂在前往上海訪問，回台後遭日本當局於始政紀念會上大加撻伐與污辱為日奸。
受到蔣渭水台灣民眾黨號召，在日軍侵華後有志青年反日思漢，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就曾前往中國參加抗戰，而出身宜蘭的蔗農之子吳克泰，更是對日本人咬牙切齒，拒絕改換日本名，受到日本當局的迫害而逃往中國，又如蘆洲公學校教師李蒼降閱讀抗日書籍《清算日本》遭逮捕刑求入獄，蘆洲李家李友邦將軍，投身抗日，成立台灣義勇隊。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白色恐怖受難者黃玉坤回憶，在求學階段的他看到日人對台灣人的欺壓，當時日本人稱台灣人清國奴，台灣學生則稱日本中學「狗仔中」，而當時台灣人只能讀二中，竟有同學因為說台語而無法錄取，就是這種不公平的影響，1938年皇民化動伊始，台北二中即爆發反日思漢事件，李沛霖、楊友川等密謀組織台灣脫離日本的列星會，大量熱血青年遭到逮捕入獄刑求，此外，甚至有雷燦南公開反日遭日警刑求致死。二戰後期的抗日活動謝娥與陳炳基更是激進，甚至計畫在自來水中下毒，還有帝大響應祖國案的蔡忠恕、郭琇琮等許多參與者也遭日本當局破獲逮捕入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李中志，加入新四軍的朱天順，藍明谷成立東京興漢會，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在日記中寫到:「最後希望埋骨於大陸，為達成此理想，該有實際行動」。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由於皇民化政策的推廣來自各面向，如成立皇民奉公會，改日本姓名，全面提升為小學校打破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藩籬，而理蕃政策方面，以「莎韻之鐘」作為日本統治台灣皇民化政策成功的宣傳樣本，以台灣日日新報為官方宣傳媒體，乃至於思漢反日情緒受壓制無法傳播，使得日軍侵華期間，有不少台灣人自願充當台籍日本兵，例如翻譯員等等。許多中國人以為這些翻譯員都是“漢”奸，部分台灣人不承認自己是“漢”人。
日軍自西元1942年（昭和17年）中途島戰敗後，兵員消耗驟增，於是緊急徵兵籌集戰備人員。在「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施以後，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的反應算是“相當熱烈”，但是也有青年一心投入抗日，如台北二中反日思漢林水旺等，及後來的吳克泰、林如堉、吳思漢、呂芳魁、林棟、林思平、邱剛明等，都反抗日本徵召，投入抗日反日戰爭。
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國府統治開始即對台灣人民受日本影響展開國語運動，並大量的拆毀日本神社及建築，因此，只有被充當宿舍的建築得以保存。部分建築遭到毀棄數十年，有幸獲得整建重生。而光復初期對於反日情緒極度高張，例如台大杜聰明校長極力肅清日籍學生，欲將日人一掃而光。但由於皇民化運動，當時許多台灣人產權都使用日本名字登記，造成在日後日產接收問題上出現重大問題，許多台灣人的產業遭到政府接收，被比喻為劫收，原本對日本壓迫的反感情緒減弱，而激化了對政府的不信任，終導致二二八的發生。
二戰後反日情緒在釣魚台事件達到高峰。日本於1972年從美國取回沖繩的控制權（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嶼），並於9月29日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台灣國民黨政權）終止大使級外交關係，台灣部分民众多次爆發激烈的反日示威行動，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於該年9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時，即有大批民眾於機場外手持標語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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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後台灣產業轉型，台商踏足新興產業並與傳統日本大廠發生競爭，深耕已久日系產品以優良品質排擠台灣本土產品，當時政府與民間常用「愛用國貨」為口號鼓勵台製產品，間接也造成台灣社會愛用國貨的情緒，但未造成反日情緒。
整體來說，由於台灣反日情緒在日本統治初期就遭不少鎮壓有減弱一點點，而相對於韓國有民族主義所支持的三一運動，因為這樣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相形較為順利，乃至後來得以推展皇民化運動，現在當代台灣民眾並未因「歷史因素」仇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大多數台灣人認為來自中國大陸同屬華人的國民政府會帶來美好前景，從台灣光復時的各項慶祝活動可知台灣民眾對抗戰結束後的中國懷有期許。
一些台灣民眾对日治时期社會雖然嚴格但是秩序安定的生活不太反感甚至有一點點好感。許多經歷日治時期的老年人對日语、日本文化相當了解，而日本流行文化對年輕一輩台灣人的影響也十分大。許多民調顯示，日本是台灣人比較喜歡的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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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在亞洲戰略的態度上多少也影響到台灣人的反日情緒，主因在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國際間的冷戰局勢，美國希望聯同日本牽制共產陣營在亞洲地區的擴張，也曾試圖將台灣納入防禦體系以聯結東亞的反共陣線，故在戰略考量上必須和日本同一陣線；再加上政府遷台後為爭取日本對中華民國為正統中國的支持，這也讓反日情緒在台灣比較少
台灣隨著民主化後，台灣民眾與歷屆執政政府在幾經省思歷史事件的利弊與基於台灣的周邊國際間外交利害關係的衡量，加上兩岸關係在政治觀念上仍存歧見之下，儘管仍有些許反日團體堅持反日之外，除非日本方面做出違悖道義與利益的爭議事件，基本上仍維持一定程度交流關係。
台灣在二戰期間曾經有許多婦女被徵召為慰安婦，這些慰安婦多年來求訴無門，經過多年爭取，中華民國立法院2008年11月11日院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和賠償，2018年8月首座慰安婦銅像在台南矗立，日本右翼團體人士藤井實彥作勢腳踹慰安婦，引起民眾一波反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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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於2016年5月在沖之鳥附近扣捕台灣漁民，由於許多漁民世代在此海域捕魚，日方片面將沖之鳥擴大為島，並宣稱其經濟海域，造成台灣漁權損失，導致漁民抗爭與社會人士聲討。而釣魚台島周圍從事捕撈的漁民遭扣捕更是漁民反日的遠因，甚至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焚燒日本國旗抗議，同時，由於日本政府與蔡英文政府關係友好，但台日漁權爭議仍無法解決，卻藉由台日友好之際，有来自日本福島曾经属于核災核汙染縣市食品輸台的提議，導致一連串的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更使得社會上觀感普遍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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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欲將有遭核汙染之用品輸台，導致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另外更敏感的是海域、空域之敵我識別問題，尤以在釣魚台列嶼、與那國島、八重山群島最嚴重（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釣魚台列嶼，中華民國強烈且嚴厲主張此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凡中華民國之船隻（無論是漁船、海洋研究船（如海研號、達觀號）、學術研究用動力船或帆船等）、航空機（包含客機、無人機、氣象研究機（即「追風計畫」）皆在內）等進入此範圍，即遭日方警告。因此爆發超過數十次的外交爭議，歷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皆對此向日本歷任內閣或議員抗議，但日方皆不理不睬。此些問題甚至變成嚴重的國際爭議問題，連歐盟、聯合國、東南亞國協等國際上強力組織都無法有效解決。
朝鮮半島的反日情緒主要是源于歷史侵略問題，兩國很早就結下樑子。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远可溯至16世纪的壬辰倭乱。丰臣秀吉率领当时的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半岛，当时朝鲜王朝的将军李舜臣率领朝鲜海军大败日本军队，被历代朝鲜政府奉为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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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是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起于1876年两国签订的江华岛条约。根据此条约，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特殊权利。之后，日本就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和当时的中国、俄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得到了英国的支持。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放弃了朝鲜半岛的宗主权，而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势力也从朝鲜半岛撤出，日本实质上独占了朝鲜半岛。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半島后，刚成立不久的大韓帝國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朝鲜总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即使用日本姓名，更改官方宗教為神道教，禁止在學校、商業及公共場所使用韓語等等。
1919年3月1日，韓國爆發大規模反日运动，約有200萬人參加，鼓動韓國獨立，但遭到日本的武力鎮壓。
二戰後，朝鮮半岛南部的韩国虽然和日本同为美国同盟国，但是由于和日本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历史认知问题，民间的反日情绪仍然较浓，也拆除了象徵殖民的朝鮮總督府，這點與韓民族的強烈自尊心有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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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韓國的竹島领土争端也是反日情绪蔓延的原因之一。2005年，日本島根縣決定立例把2月22日訂為“竹島日”，使不少关注独岛（竹岛）问题的韓國人更为不滿。2005年3月，韓國有人到日本駐韓大使館抗議並焚燒日本國旗，还有人以割手指、自焚、跳江等方式抗議，街頭掛上了不少「獨島是大韓民國領土」的廣告。這種情緒还蔓延至互联网上，如雅虎韓國網站出现过一幅宣示獨島主權的橫額。2012年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更加劇雙方的負面情緒。
2019年7月15日，發動「日本限制出口半導體原料 韓群眾籲抵制日貨」活動。
作為半岛北侧的朝鲜，其反日情绪则更为复杂。一方面，金氏家族的革命史是从抗日活动开始的，对于日本的反感情绪和戒备心理成为了金氏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了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和美国一起构成了对朝鲜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威胁，因此朝鲜民众的反日情绪往往和反美情绪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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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反日情緒在二戰以前便以成形。19世紀晚期，包括日本人、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等在內的美國亞裔移民常受到種族主義。當時通過了許多法案，不允許這些人獲得公民權、享有基本的權利，例如擁有土地等。有人引證，反亞洲移民聯盟的形成標誌著加州反日運動的開端。
20世紀初，很多美國人相當看重日本，認為它是效仿西方文明在遠東的成功例子，使落后的亚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隨著美國媒體對日本佔領地上的暴行的描述增多，美國的公衆意見開始逆轉。1931年日本開始在中國東北制造事端，以及隨後吞併滿洲的行為，更美國公眾所批評。此外，中華民國遊說美國介入，以使日本力量離開中國，這種遊說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傳入美國政府的關於日本的負面報導越來越多，美國一方面基於對中國大眾的考慮，一方面基於美國的太平洋利益，對日本禁運石油及其它供給。美國的歐裔大眾更顯得非常地親華和反日，例如，曾有運動號召婦女停止購買尼龍襪，因為尼龍是由日本從殖民地取得的。
1937年中日正式爆發戰爭。美國歐裔大眾支援中國，白人記者帶回來的日本軍對中國平民暴行的見證更加深了反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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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是美國反日情緒達到高潮的導火線。許多美國人將此次偷襲視為懦夫行為，随后美国向日本宣战。
二戰期間，美國西太平洋海岸有大約112,000至120,000名的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國公民遭到美國政府集中囚禁，而未考慮他們的態度是支持美國還是支持日本。靠近戰區的夏威夷有許多日裔人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沒得到疏散。這些日裔美國人（Nisei）為了證明他們對祖國的忠誠，有許多人選擇加入美國軍隊作戰，例如442步兵團。
此外，在美國人看來，極度不願接受失敗的日本人失去了人性。美國宣傳電影《我的日本》顯示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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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國經濟因石油危機陷入經濟衰退，與當時急速發展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成了對美國市場的主要衝擊力量，大量日本的資金、消費電子產品及汽車迅速進入美國市場，美國與日本之間錄得巨額貿易赤字。此背景下，美國國內的反日輿論開始增多、日美貿易戰開打，加上媒體及政客的推波助瀾，無根據地指責日本的成功是建立在「偷取美國技術」及「日本人正在將美國日本化」，「猛抨日本」因此成了流行辭彙，最終導致了美國國內的反亞種族歧視情緒加劇。1982年一名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陳果仁因而成為了代罪羔羊。而到了1990年代期，美國人對日本的不信任及歧視甚至反映到其大眾文學及流行文化上，例如美國暢銷書作家麥可·克萊頓在1992年的著作《旭日東升》帶有明顯的反日語調甚至是種族主義色彩。
其後美國與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泡沫爆破。1990年代後期，因為日本經濟不再被視為威脅，美國的反日情緒逐漸緩和。由於廣場協議使日本泡沫經濟導致衰退，美國經濟隨著互聯網的興起達到高潮。美國公眾媒體的注意力放到了反日情緒以外的地方，如印度的外包服務產業、可能與美國全球利益相左的正在現代化的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