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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杜波依斯 第一次供职NAACP时期
1915年，《亚特兰大月刊》刊登杜波依斯的论文《世界大战的非洲根源》（The African Roots of the War），深入表达了他对于资本主义和种族的看法。文中指出，对非洲的争夺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后他又加入共产主义学说，提出资本家给白人工人仅够生活的报酬以阻止其革命，而通过更低成本的有色人种的竞争威胁白人工人。
杜波依斯利用他在NAACP有影响力的职位同一系列种族主义事件作斗争。1915年，无声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首次公演。因为该电影中黑人粗野贪婪的形象，杜波依斯和NAACP领导了阻止此电影公映的运动。但是这场抗议运动并不成功，事实上很可能反而使得这部影更声名大噪，但是运动为NAACP吸引了很多新的支持者。
种族主义不仅体现在私人领域。在威尔逊总统治下，非裔美国人在政府机关就职时备受歧视。很多联邦机构只雇佣白人，军队不允许黑人担任军官，而移民部门则禁止非裔人士移民。1914年，杜波依斯撰写社论谴责了联邦政府解雇黑人职员。杜波依斯也支持威廉·门罗·特罗特对总统威尔逊的抗议，因为威尔逊对完全实现种族平等的诺言食言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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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杂志坚持进行抗议私刑的活动。1915年，《危机》刊登文章以年表形式统计了1884年至1914年间的2,732起私刑处死黑人案。1916年4月刊则报道了乔治亚州李谷一次私刑处死六名非裔美国人的事件。同样在1916年，《韦科惨案》一文报道了一位精神受损的17岁非裔美国人杰西·华盛顿被私刑处死的事件。该篇报道开创了秘密报道的方式，揭露了德克萨斯州韦科地区白人的罪行。
20世纪早期是黑人们从南部联盟向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大迁徙的时代。杜波依斯发表社论表示支持这次大迁徙，因为他认为这将有助于黑人逃离南部的种族主义、发现更多的经济机会、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同样在20世纪10年代，美国优生运动开始兴起。很多优生学领导者公开宣称种族主义，认为黑人是“低等种族”。杜波依斯批评这些观点偏离了科学正轨，但是他也认同优生学的基本规则，即不同的人生来就具有适合不同职业的特质。所有种族中最有天赋的人们生育后代，可以优化人类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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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美国开始准备参加一战。杜波依斯在NAACP的同事约尔·斯宾加恩（Joel Spingarn）成立一个训练营地，致力于将非裔美国人训练为美国军队军官。这个训练营引起争议：一些白人认为黑人没有能力成为军官，而一些黑人则认为非裔美国人不应参加这场“白人的战争”。杜波依斯支持斯宾加恩的训练营。后来军队方面坚持以健康问题为由，强迫本就稀少的黑人军官查尔斯·杨退伍，杜波依斯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军队同意为黑人提供1000个军官职位，但坚持从应征入伍的、习惯于听从白人军官命令的黑人士兵中选取250人，而不接受来自训练营而思想独立的黑人。法案宣布后第一天，700,000黑人应征入伍，但是他们都只能服从于歧视性的待遇。杜波依斯為此高声抗议。
1917年，东圣路易斯的白人工人罢工后，圣路易斯的企业雇佣了黑人工人，引起白人极大的愤怒，最后导致大约40到250名非裔美国人惨遭屠杀，酿成东圣路易斯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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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圣路易斯暴乱發生后，杜波依斯前往东圣路易斯采访，最后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了事件细节，并以《东圣路易斯大屠杀》为题刊登于《危机》9月號。但是历史学家大卫·利弗林·路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认为杜波依斯歪曲了部分事实，以增加报道的宣传效果。为了表达黑人群体对圣路易斯暴乱的愤怒，杜波依斯组织大约9,000名非裔美国人聚集于纽约第五大道，发起“沉默游行”。这是纽约市第一次此种示威游行，也是第二次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活动。
1917年，休斯顿当地警察逮捕和殴打了两名黑人士兵，导致100名黑人士兵占领休斯顿街道，并杀害16名白人。最后军事法庭判处其中19名黑人士兵绞刑，另外67名士兵锒铛入狱。休斯顿暴乱极大地影响了军队中的非裔美国人晋升为军官，也让杜波依斯非常不安。尽管发生了休斯顿暴乱，军方由于受到来自杜波依斯和其他支持者的压力，仍然接受斯宾加恩训练的黑人军官。1917年10月，600多名黑人军官参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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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对NAACP进行调查为威胁，以期阻止其“危险言论”。但是杜波依斯不为所动，并且在1918年继续发表言论，预测一战将推翻欧洲的殖民系统，带来世界范围的有色人种解放——包括中国、印度，特别是美国。时任NAACP主席约尔·斯宾加恩对战争怀抱热忱，他说服杜波依斯考虑写一篇社论否定自己的反战立场，以博得一个军队任命。杜波依斯接受了这项交易，于1918年6月撰寫支持战争的社论《团结起来》很快就獲得委任一个军队参谋职务。但是很多希望利用战争为非裔美国人谋取更多公民权利的黑人领袖批评杜波依斯的倒行逆施，南方官员也反对杜波依斯就任。最后他的任命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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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杜波依斯于1919年前往欧洲参加第一次泛非主义大会（Pan-African Congress），同时采访很多非裔美国士兵，为一本记录他们一战经历的书做准备。此次旅行被美国联邦探员追踪，以寻找他的叛国活动证据。杜波依斯发现，绝大多数美国黑人士兵只能从事装卸物资、体力劳动等低等工作，只有92师等部中少部黑人参与了军事战斗。杜波依斯发现军队中广泛存在着种族主义思想，军队有意识地阻止黑人參军、抹杀黑人的成绩并且鼓励偏见。欧洲之行更加坚定了杜波依斯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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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海外归来的黑人士兵感到获得了新的权力与价值，浮现出了极具代表性的“新黑人”思潮（New Negro）。针对于此，杜波依斯在社论《归来的士兵》（Returning Soldiers）中写道：“但是，诚哉斯言，如果我们在战争结束后不继续绷紧每一根神经和肌肉向国内的黑暗势力发起一场更漫长、更坚定也更艰难的斗争，我们仍然是懦弱的和愚蠢的。”其时很多黑人搬往北方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带来的竞争引起很多白人的恼怒。工作竞争的冲突助长了1919年的“血色夏天”事件（Red Summer of 1919）。这次事件蔓延到全美30多个城市，在一系列恐怖的暴乱中，超过300名非裔美国人被杀。杜波依斯用《危机》杂志记录这次惨案，12月刊封面刊登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市的暴乱中私刑处死黑人的一张照片，尤其阴森恐怖、怵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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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夏天”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惨案，莫过于在阿肯色州伊莱恩市残杀近200名黑人，而南部报道谎称这是由于这些黑人密谋推翻政府。杜波依斯非常愤怒，他在《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上发表的公开信讽刺地写道，黑人农民唯一的罪行，是他们竟然胆敢聘请律师来调查租佃合同中的不合法，以挑战白人地主的权威。在之后的摩尔诉邓普西案中，60余名幸存的黑人因密谋叛逆罪被逮捕和审判。杜波依斯号召全美黑人捐款給他们用于上诉，6年后，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终于判定黑人方胜诉。虽然这次胜诉对于南部的黑人并没有实际影响，但這是联邦政府首次利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护正当程序以阻止各州对黑人的集体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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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杜波依斯出版他三本自传中的第一本《黑水河：来自面纱后的声音》（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杜波依斯认为，一层面纱遮蔽了全世界有色人种的真实面貌，他希望以此书揭开这层面纱，向白人读者展示真实的黑人生活，同时他也希望解释这层面纱如何扭曲了黑人与白人相互观察的方式。这本书中也收录一篇杜波依斯的女性主义文章《被诅咒的女性》（The Damnation of Women）。文中，杜波依斯颂扬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的尊严与价值。
考虑到非裔美国儿童使用的教材中缺乏黑人历史与文化，杜波依斯于1920年创办一本儿童月刊，命名为《布朗尼》（The Brownies' Book），主要面向被杜波依斯称为“太阳之子”的黑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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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杜波依斯前往欧洲参加第二次泛非主义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黑人领袖通过了伦敦决议（London Resolutions），决定在巴黎成立泛非主义组织总部（Pan-African Association headquarters）。在杜波依斯的指导下，决议坚持呼吁种族平等，提出应该“非洲人统治非洲”（而非1919年大会上提出的“在非洲人同意下统治非洲”）。杜波依斯在他的《告国际联盟书》（Manifesto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中重申了会议要旨，同时恳求国联关注劳工问题，向非洲人提供更多职位。国联对此要求几乎没有回应。
回到非洲去运动的发起人、国际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简称UNIA）创始人马科斯·加维是20世纪20年代另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领袖。加维坚持支持种族隔离主义，公开批评杜波依斯通过种族融合实现平等的努力。杜波依斯起初支持加维为了帮助海外非洲人贸易的“黑星线”船运公司，但是杜波依斯很快发现加维正在威胁NAACP的成果，便指责加维不够诚恳、缺乏远见。加维曾经提出“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the Africans）的口号，杜波依斯赞同这个主张，但是谴责加维试图让非裔美国人统治非洲的倾向。
1922~1924年间，杜波依斯在《危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加维的文章，称他为“美国和世界黑人最危险的敌人”。杜波依斯和加维从未尝试合作，他们所代表的组织（NAACP和UNIA）对慈善基金的争夺更加剧了他们的对立。
1921年，哈佛决定禁止黑人入住学生宿舍。杜波依斯谴责这个决议体现了美国广泛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种族崇拜”的复兴，日耳曼白人治下的世界将以残忍暴力剥夺黑人、犹太人、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匈牙利裔、亚裔和南部岛民的公民权。1923年，杜波依斯乘船前往欧洲参加第三次泛非主义大会时，时任总统柯立芝任命杜波依斯为利比里亚特使，第三次泛非主义大会结束后，杜波依斯乘坐一艘德国货船从加那利群岛出发，访问了非洲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等国。1923年时《危机》杂志读者数量已由一战时的100,000人跌至60,000人，但它仍是民权运动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杜波依斯经常在他的写作中支持非裔美国人艺术创作，当1920年代中期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时，杜波依斯在《一次黑人文艺复兴》（A Negro Art Renaissance）一文中庆祝艺术创造中终于不再缺乏黑人的身影。但是他很快发现，很多白人进入黑人社区并非为了欣赏黑人艺术作品而只是为了满足窥私欲，于是杜波依斯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热情迅速衰落。杜波依斯坚持强调艺术家的道德责任，认为“一个黑人艺术家首先是一个黑人”。他非常关心黑人艺术家的作品是否能够反映黑人面对的问题，对于没有宣传效果的艺术作品不屑一顾。1926年，《危机》停止支持艺术活动。
1926年，即俄国1917年革命9年后，杜波依斯再度到欧洲旅行并访问了苏联。在苏联，杜波依斯被他所看到的贫穷和混乱所震惊，但同时对官员的尽职工作和工人的认同感印象深刻。尽管当时杜波依斯对于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不了解，他仍然感到社会主义可能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实现种族平等。
尽管杜波依斯基本赞同社会党主张，但是他的政治活动非常实用主义。在1929年的纽约市长竞选中，尽管社会党候选人諾曼·湯瑪斯的观点与杜波依斯更加相近，杜波依斯还是选择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因为他相信沃克将会给黑人带来更直接的好处。整个20世纪20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不断地做出废除私刑、提高黑人工作条件、支持南方各州黑人投票权等承诺，杜波依斯和NAACP也因此在两党间不断徘徊。但是两党都始终没有兑现其承诺。
1931年，NAACP和美国共产党开始出现裂痕，逐渐产生了竞争关系。这一年，阿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地区的9个非裔美国男孩因强奸罪名被逮捕，美国共产党迅速回应表示支持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杜波依斯和NAACP认为插手此案对反对种族主义事业没有帮助，因而坐由共产党组织其反对活动。但是，共产党人大范围的宣传和巨大的资金投入很快使杜波依斯感到，共产党人正试图取代NAACP在非裔美国人中的地位。面对共产党对NAACP的声讨，杜波依斯反过来批评共产党对美国种族主义现状认识不足，对NAACP的恶意攻击也非常不公正。于是，共产党领导人反过来指责杜波依斯是“阶级敌人”，他和NAACP的其他领导者构成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他们表面上为黑人权益而战斗，但是实际与黑人工人阶级毫无联系。
W·E·B·杜波依斯 重返亚特兰大
1931年，沃尔特·弗兰西斯·怀特（Walter Francis White）开始担任NAACP主席。在工作中，杜波依斯和怀特的关系每况愈下，而大萧条带来的财政压力加剧了关于《危机》杂志的权力争奪。由于担心其主编职位被取消，杜波依斯于1933年主动辞去《危机》编辑的工作，转往亚特兰大大学。1934年，杜波依斯一反他关于种族隔离的立场，声称对于非裔美国人，平等基础上的隔离是一个合理、可接受的目标；而这更加剧他与NAACP的裂隙。NAACP的领导者们非常震惊，要求杜波依斯收回他的言论，但是遭杜波依斯拒绝。後來导致杜波依斯退出NA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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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亚特兰大大学的教职之后，杜波依斯撰写了一系列总体上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他并非共产党或工会的强烈支持者，但他感到马克思对于社会、经济的科学分析，对于解释当时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状况非常有用。马克思的无神论观点也引起杜波依斯的共鸣；他经常批评黑人教堂钝化了黑人对种族主义的敏感度。在1933年，杜波依斯撰文表达擁護社会主义，却宣称有色人种与白人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个极富争议性的立场出自他对长期排斥黑人的美国工会的厌恶。当时，杜波依斯并非美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即使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共产党的候选人是非裔美国人，也没有获得杜波依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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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术界后，杜波依斯重新开始了黑人重建（Reconstruction）的研究——早在1910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议中他就已经提交过这一主题的论文。1935年，他发表了他的巨著《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历史学家大卫·利弗林·路易斯概况了这本书的主题：“在一种充满了野性敌意的环境中，黑人突然间获得了公民权利。他们既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意志力与智力，也暴露了经过长达三百年的束缚后遗留的懒惰与无知。”杜波依斯记录了在美国内战和战后重建中黑人怎样扮演了中心角色，也描绘了他们与白人政客结盟的过程。他同时提供了联合政府在南方建立起公共教育系统和诸多必要的社会服务项目的证据。这本书同时阐明作为重建的关键，黑人的解放如何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重组，以及为何在美国重建之后未能继续保障黑人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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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黑人重建》一书的主旨与白人历史学家保有的对重建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也仍然被主流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在此之后，它引发了重建历史编纂中的“修正主义”潮流，黑人对于自由和时代变革的呼唤终于被强调。到21世纪，《黑人重建》被公认为“非裔美国人历史学修正主义的奠基性著作”。
在1932年，杜波依斯被菲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Phelps-Stokes Fund）、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通识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等几个慈善企业挑选为《黑人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Negro）的执行编辑。事实上，杜波依斯已经对这项工作思考了近30年。在几年的策划、组织后，这些慈善企业于1938年取消了这个项目，因为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杜波依斯过于偏激，无法编纂一部客观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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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杜波依斯开始周游世界，其中包括了游历纳粹德国、中国和日本。在德国，他宣称自己受到了热情而尊重的礼遇，但一回到美国，他便发表了对于纳粹政权的反感态度。他十分欣赏纳粹对德国经济的改善，但他对纳粹处置犹太人的方式感到极度恐惧，并将其描述为“对于文明的攻击。其惨状只有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非洲的奴隶交易能与之比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后，杜波依斯对帝国主义的日本迅速提升的实力感到震撼。他认为日本对沙皇俄国的胜利是有色人种战胜白人的一个案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日本“黑人传道组织”的一个代表来到美国，会见了杜波依斯，使他对大日本帝国的种族政策产生非常正面的印象。1936年，日本大使还为他和一个学术小组安排了一次去日本的旅行。
杜波依斯反对美国参与二战，尤其在太平洋战场，因为他认为中国和日本正从白人帝国主义的魔掌中走出，同时他也感到，对日本开战其实是白人试图重建亚洲影响力的一个机遇。政府对军队中非裔美国人的规划沉重打击了杜波依斯：黑人被限制不能超过军队人数的5.8%，而且没有非裔美国人的独立军队编制，这与一战中的规定如出一辙。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黑人以手中的选票为筹码，迫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任命了一些黑人军事指挥官。
1940年，杜波依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自传——《黎明前的黑暗》（Dusk of Dawn）。他在这个题目寄寓了对非裔美国人从种族主义的黑暗中走向一个更加公平的时代的期望。这是一本部分自传性质、部分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论著。杜波依斯将其描述为“种族概念如何在隐秘的思想与行动中被阐明、彰显并且毫无疑问被扭曲的传记。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我的人生都是值得所有人注意的”。
1943年，其时杜波依斯已值76岁高龄，然而时任亚特兰大大学校长鲁弗斯·克莱门特（Rufus Clement）突然地中断了他的教职。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愤慨，这促使亚特兰大大学向杜波依斯提供终生养老金并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亚瑟·斯平加恩（Arthur Spingarn）评价说，杜波依斯在亚特兰大期间，“用他的生命和无知、偏执与懒惰作斗争，创造出只有他才能理解的思想，提出了改变社会的愿望，而这种改变也许一百年后才能被人们所理解。”。之后杜波依斯拒绝了菲斯克学院（Fisk）、霍华德大学的聘请，以特殊研究部指导的身份重新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即NAACP），并很快以充足的活力和决心投入到工作中。在杜波依斯离开NAACP的这十年间，它的收入已经翻了4倍，会员人数也飙升至32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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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NAACP派出了包括杜波依斯在内的三人代表团。NAACP代表团希望联合国能够支持种族平等，并且终结非洲的殖民地时代。为了让联合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杜波依斯撰写了一份倡议书，其中写道：“政府的殖民系统…既不民主又危害社会，也是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NAACP的这份倡议书受到了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支持，但是被其它主要力量所忽略，倡议的内容也并未出现在《联合国宪章》中。
在联合国大会之后，杜波依斯发表了《肤色与民主》（Color and Democracy）一书攻击殖民帝国。一位评论家称它“足以冲击和推翻一直以来用于取悦白人、充实资本家们的腰包的这种邪恶的制度。”
1945年底，杜波依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参加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泛非主义大会，这次大会也是五次会议中最有成效的一次。在这里，杜波依斯遇到了克瓦米·恩克鲁玛，后者后来成为了加纳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并邀请杜波依斯前往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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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帮助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些关于反对歧视非裔美国人的请愿书。1951年，黑人权利组织民权会议（Civil Rights Congress）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控诉种族灭绝》（We Charge Genocide）的报告，使这种呼声达到高潮。这份报告控告美国“以制度来制裁、加害、谋杀非裔美国人，从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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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中期冷战开始之后，NAACP与共产主义者们保持距离，以避免它的资金状况与名誉受损。1947年，小亚瑟·史列辛格在《生活》（Lif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NAACP已经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影响；在此之后，NAACP加倍地努力与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杜波依斯则不顾NAACP的愿望，继续亲近共产主义同情者们，例如保罗·罗宾逊（Paul Robeson）和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后者之后成为了杜波依斯的第二任妻子。杜波依斯写道，“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另一方面，我……相信……卡尔·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1946年，杜波依斯写了一系列评论苏联的文章：他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并且批判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行为；然而，他也认为，资本主义是贫穷与种族主义的罪魁祸首，而用社会主义来代替它，有可能使问题有所改善。苏联人明确地反对种族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待遇，这使得杜波依斯认为苏联是“地球上最有希望的国家”。由于杜波依斯与当时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们保持联系，NAACP将他视为其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开始积极地调查共产主义同情者之后；所以在1948年底，杜波依斯与NAACP协商之后决定从NAACP辞职。离开NAACP之后直到1961年，杜波依斯定期为左派报纸《国家卫报》（National Guardian）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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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終身都是一名激进的反战人士，但是他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变得较为明显。1949年，杜波依斯在世界和平科学与文化会议（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nference for World Peace）上发表演讲：“我来告诉你们吧，美国的人民们，黑人世界正在行动！他们渴求自由、自治和平等，也终将得到这些。他们的基本权利决不会在政治掣肘中丧失……白人们或许会压制，但那只是无用的挣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终将会迈过阻碍，迈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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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天，在巴黎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杜波依斯向人群说道：“领导这个新的殖民帝国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父辈用汗与血建立起来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因上帝的恩惠而富饶，因谦卑的人民的辛劳努力而繁荣。但是沉醉在权力中的我们，正用那曾经毁了我们先辈的奴隶制，带领着世界走向新殖民主义的地狱，走向一场把世界化为废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杜波依斯加入一个左派组织——国家艺术科学专业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1949年底，他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苏维埃和平会议（All-Soviet Peace Conference）并发表演讲。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发起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杜波依斯成为目标之一。历史学家曼宁·马伯（Manning Marable）将政府对杜波依斯的行动描述为“残酷的镇压”、一次“政治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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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在1942年已经开始编写一份关于杜波依斯的文件，但是政府对杜波依斯最严重的攻击行为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他对核武器的反对态度所诱发。1950年，杜波依斯出任新成立的和平信息中心（Peace Information Center）主席，致力于在美国宣传《斯德哥尔摩和平呼吁》（Stockholm Peace Appeal）。这份文件主要是为取缔核武器收集签名。美国司法部门因此断定和平信息中心是外国的特工组织，要求它向联邦政府进行登记；杜波依斯与和平信息中心其他领导者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被起诉。被起诉之后，杜波依斯的一些同僚们与他保持距离，NAACP也拒绝继续支持他；但是，朗斯顿·休斯等工党人士与左派人士，仍然支持杜波依斯。1951年的审讯中，在律师瓦托·马肯托尼欧（Vito Marcantonio）的辩护下，对杜波依斯等人的指控被驳回。虽然杜波依斯并未被宣判有罪，但他的护照被政府扣留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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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因为他的很多伙伴，尤其是NAACP成员，没有1951年关于和平信息中心的审讯中支持他而深感失望；另一方面，黑人与工人阶级白人却热情地支持他。在这次审讯之后，杜波依斯在曼哈顿生活，除了发表文章与演讲，他继续与左派伙伴们保持联系。此时他主要担心世界和平问题，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等军事行动表示了不满。在他看来，这些战争只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试图使有色人种对他们保持顺从。
W·E·B·杜波依斯 晚年岁月
1950年，82岁的杜波依斯作为美国劳工党竞选人参选纽约州参议员，获得了大约20万张选票，占全州的4%。杜波依斯依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范围内有色人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凶，因此，虽然认识到了苏联的一些缺陷，他仍然由于共产主义可能解决种族问题而支持它。他的传记的作者大卫·路易斯说，杜波依斯支持共产主义，并非出于其本身的意义，而是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想法。 杜波依斯对于约瑟夫·斯大林的态度也非常矛盾：1940年他以一种轻蔑的方式把他写成“暴君斯大林”；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杜波依斯写了一篇颂词，将斯大林描述成一个“单纯、冷静而有勇气”的人，称赞他“让俄罗斯第一次走上拒绝种族歧视的道路”，“将140个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而不破坏它们的独立性”。
W·E·B·杜波依斯 晚年岁月
美国政府阻止了杜波依斯参加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这场会议可以说是杜波依斯40年来的梦寐以求的成果——29个亚、非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最近刚刚独立的；它们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这次会议庆祝了其中一些国家的独立，这些国家也开始声称它们在冷战中不会参与结盟。1958年，杜波依斯重新获得了他的护照，在此之后他和第二任妻子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一起环游世界，并且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在两个国家他都被热烈欢迎，并且被带领在当地旅行，被展示了共产主义最美好的一面。 这时90岁的杜波依斯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访问的国家们的缺点，即便他在游览中国的这段时间内，中国正在进行悲剧性的“大跃进”运动；他之后仍然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描写当时这两个国家的情况。
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麦卡锡主义相关立法的重要部分《麦卡伦国内安全法》表示支持，它要求共产主义者们向政府进行登记，这让杜波依斯感到非常愤怒。出于义愤，1961年10月，已经93岁的杜波依斯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那段时间他写道：“我相信共产主义。我是说，共产主义实现了一种对生产财富进行计划的生活方式，设计好了用来建立一个国家的工作方式，它不仅仅是为一部分人谋求利益，而是为所有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
虽然杜波依斯在孩童时代参加了新英格兰的公理会，进入费斯克大学学习后，他便抛弃了这个僵化的宗教组织。作为一名成年人，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不可知论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而他的传记作者大卫·路易斯则认为杜波依斯实际上几乎是一名无神论者。当杜波依斯被要求指挥在公共场合的祈祷时，他会拒绝这么做。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当我成为亚特兰大大学的一名系主任时，我的工作因为拒绝指挥祈祷而受到阻碍……我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拒绝加入任何教会，或者在任何教会信条上签名。……我认为苏联对现代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废除教堂的牧师、僧侣，并且禁止在公立学校中把宗教列为授课内容。”杜波依斯相信，在美国的一切机构中，教会是歧视性倾向最为严重的。杜波依斯偶尔也承认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处，例如“基本摇滚（basic rock）”，它几乎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精神依靠；但是总的来说，他对非裔美国人的教会和牧师们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不支持种族平等的目标，从而对实现种族平等产生了阻碍。虽然杜波依斯本人并不信教，但是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宗教符号，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将他视为一名预言家。他于1904年写就的散文诗《信条》（Credo）也是用一种宗教信条的风格写成的，这首散文诗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广为流传。
1957年，加纳邀请杜波依斯到非洲参加他们的独立庆典，但杜波依斯因为护照被扣留而未能成行。1960年，也即“非洲独立年”，杜波依斯已经拿回了他的护照，从而能够飞越太平洋来到非洲，庆祝加纳共和国建立。1960年底，杜波依斯回到了非洲，并且参加了纳姆迪·阿齐基韦就任尼日利亚第一任非洲籍总督的就职仪式。
1960年访问加纳期间，杜波依斯经过与总统讨论，决定编写一部关于海外非裔人的百科全书，也就是《非洲百科》（Encyclopedia Africana）。1961年初，加纳方面告知杜波依斯，他们已经找到合适的基金支持这项百科全书计划，并邀请杜波依斯来到加纳负责管理这项工作。1961年10月，93岁的杜波依斯和他的妻子在加纳取得居住权，着手制作这部百科全书。1963年初，美国拒绝更新他的护照，因此杜波依斯象征性地成为了一名加纳公民。在加纳的两年间，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最终于1963年在阿克拉去世，终年95岁。杜波依斯被葬在他在阿克拉的家附近，现在这里改建为杜波依斯纪念中心。在他去世后一天，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在“向华盛顿进军”集会上请求数百名参加者默哀片刻以怀念杜波依斯。杜波依斯去世后一年，《1964年民权法案》正式颁布，体现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许多改革目标。
W·E·B·杜波依斯 个人生活
杜波依斯是一个自律而有条理的人：他一生作息稳定，早上7：15起床，白天工作，晚上5点到7点吃晚饭、读报纸，夜间阅读、参加社会活动，总是10点前上床睡觉。杜波依斯凡事规划仔细，经常在大片的图纸上筹划他的日程计划和目标。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疏远冷漠，他坚持人们称呼他“杜波依斯博士”。尽管不擅社交，他还是与几个合作伙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如查尔斯·杨（Charles Young）、保罗·劳伦斯·邓巴、约翰·霍普（John Hope）和玛丽·怀特·奥文顿。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约尔·斯宾加恩——一个白人，但是杜波依斯从来没有允许斯宾基恩直呼他的名字。杜波依斯注重仪表——他总是穿着正式，手拿一根拐杖，走路带着自信与高贵。他身高较矮（5英尺5.5英寸，166厘米），总留着精心修饰的小胡子。杜波依斯唱歌、打网球也都不错。
W·E·B·杜波依斯 个人生活
杜波依斯结过两次婚，第一次跟尼娜·高莫（Nina Gomer，1896-1950），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博加特（Burghardt）婴儿时夭折，女儿约兰德（Yolande）后来嫁给了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妻子死后，杜波依斯与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1951-1977）再婚，雪莉同时是作家、剧作家、作曲家和活动家。雪莉再婚前育有一子大卫·格雷厄姆（David Graham），大卫跟杜波依斯一起生活，随了他继父的姓。他也为非裔美国人事业而工作。历史学家大卫·路易斯写过杜波依斯有几段婚外情，但是另一位历史学家雷蒙德·沃尔特斯（Raymond Wolters）认为杜波依斯所谓的情妇方面找不到相关证据，对此表示了怀疑。
法比奧·森比斯奧
法比奧·恩里克·辛普利西奥（英語：，1979年9月23日—），是一名巴西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場，曾效力日職球队大阪櫻花。
森比斯奧在家鄉球會聖保羅開始他的職業生涯，合共效力了4年。然後，他離開了巴西以自由身身份加盟帕爾馬，被帕爾馬足球總監薩基發掘後。他效力了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賽季，並成為球隊的關鍵人物。 2006年6月，他以550万欧元加盟了巴勒莫。2010年夏天他自由转会去了罗马队。
安格斯·麦迪森
安格斯·麦迪森（英語：，1926年12月6日—2010年4月24日），英国经济学家，專研定量宏觀經濟史，包括測量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分析。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名誉教授。
麦迪森出生于纽卡斯尔。他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在麦吉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一段时间研究生，他决定不读博士，回到英国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一年。
1953年，麦迪森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来任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部主管。1963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麦迪逊任经济发展司司长助理。此后不久，他离开了经合组织，在接下来的15年里做委任咨询，其间包括他回到经合组织工作了4年。
1969-1971年，麦迪森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工作。麦迪森还担任了各机构的政策顾问，包括加纳和巴基斯坦政府。此外，他还访问了许多其他国家，而且往往直接向领导人进言，如巴西、几内亚、蒙古国、苏联和日本的领导人等。这使他获得了对决定经济增长和繁荣各种因素的独特见解。
1978年，麦迪森被任命为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
2010年，麦迪森在巴黎西北郊的塞纳河畔讷伊逝世。
加拿大共产党
加拿大共产党（英語：；法語：），简称加共（或），是加拿大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
加拿大共产党 历史
该党成立于1921年5月28日，是加拿大目前历史第二长的政党，仅次于加拿大自由党。1940年，该党被政府禁止活动。1943年8月，加拿大共产党建立合法组织劳工进步党，并以其名义进行活动。1959年，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复称为加拿大共产党。2005年，该党在魁北克省的组织魁北克共产党发生分裂。
该党的青年翼是加拿大青年共产主义联盟。该党曾派代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加拿大共产党 历任领袖
1921年—1992年，加拿大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头衔为“总书记”；1992年，改称“领袖”。
米高·禾姆
米高·禾姆（荷蘭語：，1983年10月20日—），是一名已退役的荷蘭足球运动员，司职守門員，出身於荷甲球會乌德勒支並成名於英超球會史雲斯及熱刺，亦曾入選荷蘭國家隊，現臨時擔任英超球會熱刺的龍門教練。
米高·禾姆 生平
禾姆於2005年加盟荷甲球會乌德勒支後隨即被借用到丹保殊一季汲取上陣經驗，期間獲派上陣35場。返回烏德勒支後禾姆取得正選席位，效力五年期間上陣超過130場。
2011年夏季禾姆登陸英格蘭，以150萬英鎊身價加盟新升英超的威爾斯球會史雲斯，簽約三年。
2014年7月，热刺官方宣布禾姆加盟球队并签约4年。
禾姆是荷蘭U21於2006年在葡萄牙奪得歐洲U-21足球錦標賽冠軍的成員之一。於2008年獲徵召加入大國腳行列，直到2009年9月5日主場友誼賽3-0擊敗日本獲派首次上陣。他獲選入2010年世界盃荷蘭23人參賽大軍名單，作為史迪基倫堡的副手。
閻韋伶
閻韋伶（，1984年11月8日—），台灣女歌手及演員。2007年11月發行第一張國語專輯《傻孩子》，2008年以黑馬之姿入圍第19屆金曲獎最具潛力新人獎，最終高票落選。  但因為碰到經紀合約糾紛，一度中斷演藝路長達5年，而回到咖啡店當店員，後來得到幫助，賠款解決問題。
沉寂多時的閻韋伶，選在2012年11月10日28歲生日當天發新專輯《浮光掠影》。在這段沉潛煎熬的時期，閻韋伶用創作音樂抒發徬徨，同時也與愛好音樂的好友們組成「閻韋伶X世外桃源」音樂創作團隊，樂團以女Vocal、DJ與鼓手三人的創新編制出發，將「迷幻電子搖滾」曲風定調為樂團創作基底，融合Trip-hop、Elect­ronic與後搖滾節奏，輔以成熟自如的Ambient（氛圍系）聲線變化和多元的語言運用。2020年和好友們組成「午夜午夜」音樂創作團體。
派利特·維度真
派利特·侯柏杜斯·維度真（英語：，1986年11月3日—），是一名荷蘭足球运动员，司职守門員。他曾參與2008年夏季奧運會。
派利特·維度真 球會生涯
維度真在維迪斯首次亮相於2006年12月31日，在客場比賽中2-2對威廉二世。他迅速崛起，據天空體育，他是2008年歐洲其中最有前途的門將。在2007-08賽季，他正式成為維迪斯一隊成員，當時他簽訂了合同，效力球隊至2011年。他吸引阿仙奴球探注意，在聯賽觀看他的表現。
派利特·維度真 國際賽生涯
維度真第一次被國家隊徵召是於2008年3月21日在對奧地利的友誼賽。2009年9月5日，他首次為國家隊在一場友賽上場，該仗對手是日本，在下半場入替禾姆。他力補不失，最後球隊以1:0取勝。
他被迪漢選中參加2008年奧運會成員之一。雖然臨近奧運會大多的比賽中他是第一選擇，但他被迪漢告知他會是華美亞的後備。這對於他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迪漢表示他喜歡華美亞是因為他擁有上屆21歲以下歐洲足球錦標賽隊奪冠的經驗，也因為他認為華美亞比他更好。
官家站
官家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乘降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草河街道平安村，因位于官家屯附近而得名。该站建于1940年，距离凤凰城站18公里，上河口站136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
2020年12月，为配合沈丹铁路电气化改造及凤上铁路外绕工程，官家站旧站房遗存被拆除，后续拟在原址附近设官家线路所。
大堡站
大堡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火车站，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大堡蒙古族乡大堡村。该站建于1942年，距离凤凰城站31公里，上河口站123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现为四等站。
石城站 (丹東)
石城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火车站，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石城镇，距离凤凰城站42公里，上河口站112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现为四等站。
第60回NHK红白歌合战
第60回NHK红白歌合战于日本時間2009年12月31日19时15分至23时45分于日本東京NHK音乐厅举行。本次红白歌会的主题是“歌曲的力量∞无限大”（），红白两组各有25组歌手出场，加上4组“小红白歌合战”及两组特别出场的歌手，一共有56组歌手。本次最终以白组拿下第32次胜利收场。
第60回NHK红白歌合战 相关新闻
12月24日 - 放送總局長的循例記者會
公佈取得所有出場歌手所屬經紀公司的允許，於2010年元旦起自1月11日，在「NHK on Demand」（NHK的自選影像服務）提供付費收看的「漏看節目服務」。此為傑尼斯事務所旗下歌手出席的節目首次獲准於網上被收看。
公佈英國歌手蘇珊·波伊爾（蘇珊大媽）將作為嘉賓演唱，另選出阿部寬、勝間和代、草刈民代、城田優、杉山愛、西田敏行、白鵬翔、原辰德、深田恭子、森光子10人為審查員。同時，過去的主持人中亦選出堺正章、武田鐵矢等以Special Presentor身分出場。
第60回NHK红白歌合战 出场歌手
（括號内為出場次數，歌手名為沒有參加上次（第59回）的歌手）
铁佛寺站
铁佛寺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乘降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石城镇铁佛村。该站距离凤凰城站48公里，上河口站106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
边沟站
边沟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乘降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石城镇孟家村。该站建于1940年，距离凤凰城站54公里，上河口站100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
佟家站
佟家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乘降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石城镇太阳村，因车站所在地的佟家窝铺而得名。该站距离凤凰城站59公里，上河口站95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
庙阳站
庙阳站是凤上铁路上的一个乘降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石城镇荣家村，因地处庙阳沟附近而得名，始建于1942年。该站距离凤凰城站66公里，上河口站88公里，隶属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博赫丹·齐诺维·米哈伊洛维奇·赫梅利尼茨基（羅塞尼亞語：Ѕѣнові Богданъ Хмелнiцкiи；烏克蘭語：；波蘭語：；1595年？—1657年8月6日），烏克蘭軍事將領和扎波羅熱黑特曼，曾隸屬於波蘭立陶宛聯邦。在遭受不公後，他领导了针对波兰立陶宛联邦权贵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從而催生了獨立的烏克蘭哥薩克酋長國，成為首任酋长。根据很多同时代犹太人的一手资料，他是迄今为止对犹太人最残忍的暴君之一。1654年，他与俄罗斯沙皇国订立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後導致烏克蘭中央領土受到俄羅斯帝國的控制。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虽然赫梅利尼茨基的生日未得到明确的证实，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洛·马克西莫维奇认为赫梅利尼茨基的生日可能是1595年12月27日（东正教的圣西奥多日）。按照东正教会的习俗，他按他的中间名之一——西奥多受洗，这个名字翻译到乌克兰语中，就是博赫丹。
但是由斯莫利耶和斯捷潘科夫所著，关于赫梅利尼茨基的最新传记质疑这一说法——即赫梅利尼茨基并非在12月27日出生，而更应该是在11月9日出生的（圣泽诺比日，在儒略历中为10月30日），并在11月11日受洗（天主教的圣西奥多日）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赫梅利尼茨基也许生在他父亲米哈伊洛·拉夫里諾維奇·赫梅利尼茨基的庄园中，他父亲是王国大盖特曼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的侍臣，而他的庄园就在奇希林附近的蘇博蒂夫村。博赫丹自出生起就属于贵族，并属于马萨尔斯基、阿布丹克或瑟罗克姆拉支系，但是历史学界从过去到现在，在博赫丹是否是贵族这一问题上一直都有争论。一些文献称，1590年博赫丹的父亲被科尔松-切赫伦长老扬·达尼沃维奇提为上尉，达尼沃维奇这时继续开拓第聂伯河附近的乌克兰土地。根据前面提及到的资料，米哈伊洛自己建立了奇希林、诺沃塞利察和他后来在蘇博蒂夫的家族庄园（距奇吉林5英里）。但是这并未阻止赫梅利尼茨基自认为是贵族，而他父亲的奇吉林副长老身份帮助他被其他人看做是拥有这样的身份。但是，在后来的起义中，他又强调他的哥萨克血统和他父亲对部落的哥萨克的利用。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关于赫梅利尼茨基的早年教育的资料。几个历史学家认为，直到他被送往基辅一家东正教学校之前，他一直从一位神职人员那里接受小学教育。他在耶稣会学院用波兰语继续他的学业，这所学院也许在雅罗斯瓦夫，但更像是在利沃夫，在由指挥官若乌凯夫斯基所建的学校里。他在1617年完成学业，广泛地获得了有关世界历史的知识，并学会波兰语和拉丁语。后来，他又学了土耳其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和法语。不像其他很多耶稣会学生，他并没有昄依天主教，而是继续信奉东正教。
博赫丹在1617年完成学业后，便开始与哥萨克服役。早在1619年，他就与他的父亲送往摩尔达维亚，这时波兰立陶宛联邦正与鄂圖曼帝国交战。他的第一场战斗极为悲惨。在1620年9月17日的楚措拉戰役中，他的父亲被杀，年轻的赫梅利尼茨基与其他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未来的指挥官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被俘。他作为鄂圖曼人卡普坦·帕沙（大概是帕尔拉克·穆斯塔法·帕沙）的俘虏，在伊斯坦布尔被囚禁了两年。其他文献称，他在被俘时是鄂圖曼帝国海军的奴隶，是战舰的桨手，在那里他利用了他的土耳其语才能。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资料能够说明博赫丹是如何回到乌克兰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溜回去的，也可能是被人赎回去的。对于博赫丹是被谁赎回去的这一问题，各个文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文献中称是他母亲、朋友、波兰国王输回去的——但也可能是联邦驻鄂圖曼帝国使节克雷什托夫·兹巴拉斯基赎回去的，他在1622年花费30000泰勒，以赎回所有在采措拉战役中被俘的战俘。回到苏博蒂夫后，赫梅利尼茨基接管了他父亲的庄园，并成为了切赫伦团的登记哥萨克，后来，他在那里晋升为皮萨尔（哥萨克历史性的军衔）自1625年起，他与扎波罗热哥萨克一起参与了对伊斯坦布尔的海上突袭。在这些突袭中，他又晋升为上尉。同时，他丧夫的母亲又嫁给了一名白俄罗斯贵族瓦西里·斯塔维茨基，并搬到了他的庄园，离开了博赫丹与博赫丹所照料的苏博蒂夫。一年后，他又生下了另一个儿子赫雷赫里耶，赫雷赫里耶再后来有着足够的好奇心，更喜欢用他母亲的名字，被称为赫雷赫里耶·赫梅利尼茨基。他曾短时间地作为指挥官米克瓦伊·波托茨基的骑士统领，但在一次私人冲突过后，他们又较快地分道扬镳。博赫丹后来与汉娜·索姆基夫娜结婚，她是一位富有的佩列亚斯拉夫哥萨克的女儿，他们俩在苏博蒂夫安顿下来。在1620年代的后5年，他们已经有了3个女儿：斯捷潘妮达、奥列娜和卡特里娜。他的第一个儿子蒂莫费耶在1632年出生，另一个儿子尤里在1640年出生。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这时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管理他的庄园，继续在军团服役。他首先晋升为上尉，后来又升为军团抄书吏。他肯定具有谈判才能，并博得他的哥萨克同伴的尊重，这可以在这件事中体现出来——1637年8月30日，他成为了派遣到华沙的代表团的一员，并在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面前为哥萨克辩护。他在1644年服役于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一位波兰权贵和伟大的指挥官）的军队时，参与了一场相当成功的战役，参战的联邦军队中包括博赫丹军团，并取得了对鞑靼人的决定性胜利。部分档案文献显示出，这时博赫丹也在华沙会见了法国使节德·布勒吉耶公爵，在这次见面中，他讨论了哥萨克参与法国战争的可行性。也有部分文献称在1645年4月，他到法国（到枫丹白露）进一步商讨哥萨克在法服役的细节性问题，但是也有文献并没有相关记载；他到法国这一观点得到了乌克兰史学界的支持，但是遭到了波兰学者的质疑。1644年10月，大约2000名波兰步兵（部分学者称他们是哥萨克，但法国文献并没有这么称呼他们）在格但斯克经过海路到达加莱，在那里他们参与围攻并占领敦刻尔克。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场麻烦就在博格丹的家乡酿成。在提倡公平对待哥萨克的权贵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去世后，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重绘他的财产地图，提出的赫梅利尼茨基的庄园所有权，宣称赫梅利尼茨基的土地是他的。赫梅利尼茨基在试图寻求强大权贵的帮助时，也给波兰王室的各个代表写了很多呼吁书和信件——但是什么用也没有。1645年末，切赫伦长老丹尼尔·恰普林斯基正式得到科涅茨波尔斯基的批准，占领苏博蒂夫庄园。1646年夏，赫梅利尼茨基利用他在波兰宫廷的有利身份，安排与国王见面，以为自己辩护。国王瓦迪斯瓦夫希望哥萨克在战争中站在他这边，他计划发给他王室许可证，这会保护他在他庄园中的权益。但是，这可是联邦那时候的组成，而且联邦的东部地区不受法律制约，让国王也无法避免当地权贵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恰普林斯基在1647年初公然开始威胁赫梅利尼茨基，试图逼他离开他的土地。苏博蒂夫遭到两次攻击：赫梅利尼茨基损失惨重，他的儿子尤里也被打得很惨。恰普林斯基最终在1647年4月成功地将赫梅利尼茨基驱逐出它的底盘，让赫梅利尼茨基与他的大家族迁至他在切赫伦的亲戚家里。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1647年5月，赫梅利尼茨基与国王展开第二次会面，目的还是为了为自己辩护，但发现国王并不希望公然与一位强大贵族产生冲突。赫梅利尼茨基不仅失去了庄园，他的第一位妻子汉娜也不顾他与他的孩子，离开他们而去了。在他迅速地娶了她的第二位妻子莫特罗娜（海倫娜，人稱大草原的海倫）时，他依然未能在他庄园这件事上寻求法律援助。这时，他会见了几位波兰高层官员，以讨论哥萨克与鞑靼人交战的问题，而赫梅利尼茨基也趁此机会再次向恰普林斯基申辩，但依旧不成功，
赫梅利尼茨基在未从波兰官员那里得到帮助后，便向他的哥萨克朋友与下属寻求帮助。哥萨克遭到波兰人不公平待遇的事件不仅仅让他的切赫伦军团大力声援他，也有部落里的其他人声援他。赫梅利尼茨基在1647年的整个秋季都在来回寻访各个部落，并与全乌克兰的哥萨克领导人大量地进行磋商。他的行动让波兰当局起了疑心，因为波兰经常有哥萨克起义发生；他很快便遭到逮捕。科涅茨波尔斯基命令处决他，但是监禁赫梅利尼茨基的切赫伦哥萨克上校在被他说服后，将他释放。赫梅利尼茨基不希望惹火上身，便带着他的一群支持者向扎波罗热部落进发。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虽然恰普林斯基事件是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但是这起事件也仅仅是将成功，且有才能的哥萨克人推到（住在现在乌克兰的）人民的不满的最前线的一个动机。引发这种不满的因素包括宗教、种族和经济。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两国——波兰和立陶宛的联盟，人数众多的东正教徒鲁塞尼亚人遭到忽略。这让他们遭到波兰权贵的压迫，他们将他们的怒火抛向波兰人的犹太商人，这些犹太商人经常为波兰人照管他们的土地。反宗教改革让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很多乌克兰东正教徒视布列斯特联合为对他们东正教信仰的威胁，再加上东正教教士时常遭受到的虐待，这些因素为这次冲突添加了宗教成分。这次起义很可能向之前发生的多次哥萨克起义一样，被当局镇压，但也许因为赫梅利尼茨基——这位50岁的磋商者与战士——的才干、能力、德高望重与老练，这次起义与之前的起义有所不同。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年末，赫梅利尼茨基最终制订了南下第聂伯河河口的路线。1648年1月，他的小（300至500人）分遣队在加入赫梅利尼茨基一边的登记哥萨克的帮助下，消除了保卫此区域的波兰分遣队的敌意，并接管了扎波罗热部落——这让很多哥萨克处在一片欢腾之中。1648年1月，哥萨克大会召开了，赫梅利尼茨基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当选为酋长。接下来便是欢庆活动。哥萨克带着酋长的信件，派遣到乌克兰各地，号召哥萨克与东正教农民加入起义军；霍爾蒂察島的防御得到了加强；并开始努力获取或制造武器与军需品，使节也被派往克里米亚汗伊斯蘭格來三世那里。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开始，波兰当局非常轻巧地获得了赫梅利尼茨基到达部落与起义的消息。双方开始交换意见：波兰人要求哥萨克交出叛军首领，就地解散；而赫梅利尼茨基与哥萨克大会要求联邦归还哥萨克之前的权力，停止发展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放弃任命部落和登记哥萨克军团的东正教领导人的权力，从乌克兰撤军。赫梅利尼茨基的这些要求被波兰权贵视为侮辱，一支由斯特凡·波托茨基率领的军队朝部落进发。如果哥萨克留在霍爾蒂察島，他们也许就会像其他起义一样被镇压。但这时，赫梅利尼茨基没有等待波兰人，便先发制人，冲他们进军。双方在若夫季沃德戰役中遭遇，哥萨克在图阿伊贝伊率领的鞑靼人的帮助下，在那里赢得了他们对联邦的第一次决定性战役。这次战役的经过在随后于1648年5月26日爆发的科爾孫戰役中重演，同样是哥萨克胜利。让哥萨克的这些成功与众不同的是赫梅利尼茨基的外交与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下，哥萨克军队按照他的计划进入角色，哥萨克在他们的策略和进攻中，也是积极主动，坚定果断的。最重要的是，赫梅利尼茨基并不仅仅尝试让登记哥萨克的诸多分遣队招致靡下，也取得了克里米亚汗的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会是他的重要盟友。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1648年圣诞节，赫梅利尼茨基在基辅举行了一次欢欣鼓舞的入城仪式，在那里他被称为“受波兰压迫者的领导者、救星、救世主和解放者……罗斯的著名统治者。”1649年2月，赫梅利尼茨基在在佩列亚斯拉夫与由议员亚当·基西尔领导的波兰代表团谈判时，称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称他“在乌克兰、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亞……在他远及利沃夫、海乌姆和加利奇的土地与侯国上，拥有足够权力。”这对波兰使节来说，其意思很清楚，就是赫梅利尼茨基已经不把自己仅仅看做扎波罗热的统治者了，他把自己看做乌克兰的统治者，并开始宣称继承罗斯法统。一篇在维尔纽斯写就，对赫梅利尼茨基的赞美词是这么解释的：“在波兰，是国王约翰二世；在罗斯，是酋长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在开始的军事胜利过后，国家建设便开始了。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才能出现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军队上、在政府上、在财政上、在经济上、和在文化上。他带着他在政治方面的敏锐眼光，让扎波罗热部落处在它的指挥官——新乌克兰国家的最高权力者的领导之下，在他的统治下统一乌克兰社会的各个方面。赫梅利尼茨基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体制，并加强对军队与民事方面的管理。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生平
这一时期，同时代的新政治家与军事领导人出现在前面：伊凡·维霍夫斯基、帕夫洛·特特里亚、达尼洛·内柴和伊凡·内柴、伊凡·博洪、赫雷霍雷·胡利亚尼茨基。一个新的精英阶级出现在哥萨克酋长国，这些精英来自于哥萨克上校、官员和军队指挥官。这些年来，这些精英在面对俄罗斯对哥萨克酋长国主权的抑制时，维护了哥萨克酋长国的主权。但是他们也要为赫梅利尼茨基时代后的毁灭时代负责，这个时代最终让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的大部分成就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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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梅利尼茨基的事业在开始的成功后遭遇到了挫折，他和联邦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稳定形势，把对方击败。接下来便是一段间战期，双方签署了几份和约，但是双方都并非十分遵守这些和约。自1649年春起，哥萨克方的情况变得不利，这时波军进攻的次数增多，这几次袭击也变得越来越成功。最后在1649年8月18日签署的兹博里夫条约对哥萨克不利。这份条约是在1651年6月18日的别列斯特赫科战役时哥萨克的另一次战败后签署的，在这里鞑靼人再次背叛了赫梅利尼茨基，他们甚至看守酋长的战俘。这次战败对哥萨克而言是决定性的，哥萨克损失惨重（估计大约30000哥萨克伤亡），他们被迫签署了对联邦有利的比拉-策尔科瓦条约。这份条约随后被撕毁了，在随后的几年内，双方几乎处在永久战时状态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角色便是决定性的——不让任何一边占优势。他们对保持乌克兰与联邦之间的势力平衡感兴趣，以阻止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太强，掌握该地区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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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寻找另一个外国盟友。甚至虽然哥萨克事实上从波兰独立了，新国家依然需要合法性——这在17世纪的欧洲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正统性可以由外国君主提供。为了寻求保护者，赫梅利尼茨基在1651年与鄂圖曼苏丹接触，互换使节。土耳其人提出让哥萨克国成为鄂圖曼帝国的属国——就像他们对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提出的一样。但是，与穆斯林君主结盟的主意并非完全取决于全体民众和哥萨克的意愿，因此，赫梅利尼茨基不再支持这个想法。
哥萨克另一可能的盟友便是东正教的俄罗斯。但是他们依然非常谨慎，且不再与乌克兰处于敌对状态。尽管赫梅利尼茨基以同信东正教为由，向沙皇派了很多使节来寻求帮助，沙皇依然更愿持观望态度，直到1653年哥萨克-鄂圖曼联盟最终强迫他做出决断。沙皇的主意被传到酋长那里。（前者也许更愿意将乌克兰掌握在手中）双方的外交活动变得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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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谈判过后，哥萨克同意承认沙皇的霸主地位。为了将条约定下来，一支由波雅尔瓦西里·布图尔林领导的莫斯科使团来到佩列亚斯拉夫，1653年1月18日，哥萨克大会也在这个地方召开，缔结条约。至于莫斯科公国和赫梅利尼茨基签署该条约的真实目的为何，史学界还未达成共识。对于沙皇阿列克谢一世而言，条约使得莫斯科对基辅罗斯领土的要求变得合法，也加强了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于赫梅利尼茨基而言，佩列亚斯拉夫首要地让起义得到了一名君主的合法保护，和一个友好的东正教势力的支持。关于赫梅利尼茨基到底想建立那种联盟的问题，史学界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赫梅利尼茨基想建一军事联盟，还有些人认为赫梅利尼茨基想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仆从国，还有些人认为赫梅利尼茨基希望乌克兰完全并入沙俄。
双方对条约和联盟都打着些许不同的主意，这里就以一件向沙皇宣誓效忠时的小事为例：莫斯科使节拒绝先向统治者，后向他的人民宣誓，这几乎使条约破裂，这是波兰国王的习惯。从这一点上，赫梅利尼茨基为此闯入教堂，并威胁撕毁整个条约。这件事最后只用一些补偿来收尾：条约中“对哥萨克的要求”这一部分被取消，条约保留。因为双方对乌克兰有着不同的目的，赫梅利尼茨基所容许的自由权利遭到他的继任的否定。这在最后导致乌克兰完全并入沙俄，和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与苏联）。
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让这个地区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改变——沙皇俄国开始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而哥萨克过去的盟友鞑靼人加入波兰一方。这让鞑靼人可以和赫梅利尼茨基更加无拘无束地交战，冲突也变得更为激烈。鞑靼入侵使得整个乌克兰地区的人口减少。哥萨克在沙皇军队的帮助下，在白俄罗斯将他们的仇恨施加于波兰人的财产上，并在1654年将波兰人驱逐出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地区。另一势力——瑞典也加入到这场混战之中，使得形势更加复杂。但是，由于此前赫梅利尼茨基一直在和瑞典人磋商，以协调对联邦的进攻，这种合作使他与沙皇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1656年，随着联邦处在崩溃的边缘，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拉科齊·捷爾吉二世也加入其中。联邦的形势已是四面楚歌，除非奇迹显现，联邦就必然会灭亡。
瑞典人不满足于从波兰和立陶宛捞得的战利品，他们便将进攻的矛头转向老仇敌俄罗斯。这对赫梅利尼茨基而言，会让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他的盟友现在正与他的主子交战。除了沙皇与赫梅利尼茨基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之外，双方之间的一些其他分歧也浮出水面，尤其是在关于俄罗斯官员对酋长国的资金的干涉，以及对新解放的白俄罗斯的干预这个问题之上，就更为显而易见。让酋长最为愤怒的一件事是，沙皇在1656年于维尔纽斯单方面与波兰人签署条约。酋长的使节甚至不被允许参与这次谈判。赫梅利尼茨基因此给沙皇写了封怒气冲天的指控信，谴责他沙皇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赫梅利尼茨基在愤怒之下，将瑞典人与沙皇相比，称前者比后者更正直可靠。
除了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之外，哥萨克军队与他们在波兰的特兰西瓦尼亚盟友也遭遇了一系列挫折。结果赫梅利尼茨基被迫与在家乡前线的哥萨克起义军交易。克里米亚也传来了坏消息，波兰的盟友鞑靼人正准备向乌克兰发动一次新的入侵活动。赫梅利尼茨基虽然已经有病在身，他依然安排外交活动，有一次他甚至在床上接待沙皇的使节。6月22日他因脑溢血瘫痪，随后在1657年6月27日早上5点逝世。他的葬礼在8月23日举行，他的遗体从他的首都切赫伦运到他在苏博蒂夫的庄园，并葬在一座教堂里，这个教堂也埋葬着他的祖先。1664年，波兰贵族斯特凡·恰尔涅茨基占领苏博蒂夫，并命令将赫梅利尼茨基与他的儿子蒂米什的骨骸挖出并破坏。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影响
赫梅利尼茨基的贡献和其在东欧历史的角色是很难被低估的。他不仅对乌克兰有着重大影响，也明显地改变了东欧的权力平衡。跟其他名人一样，他的同代人对他在一些事情上担当的角色和行为上评价不一；甚至在现在，不同的人对他的影响也可能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