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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曾爲中共黨員的周佛海回忆鮑羅廷“告訴我們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國民黨分做左、右兩派。他把當時的中央黨部當作左派的機關，把廣州市黨部當做右派的機關，使這兩級黨部暗中互相排擠”，從而使中共獲取主動。鮑認爲国民党左派是未來“黨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黨只會從這種分裂中得到好處”，要“分裂國民黨，清除它的右翼腐敗分子”。鮑羅廷则在事后对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認爲：“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難以想象的復雜的陰謀勾當”，“需要玩弄權術”，從而“迫使中國人違背他們的意志沿着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正確道路前進”。
鄒競先，南海金溪鄉人，曾服役於梧州商團軍。商團事變期間為永漢路正昌紙店股東兼經理，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已婚無子。據商團方的說法，扣械案之後鄒“憤當道强橫無理”，因此即使政府限制，也常常四處發放“商團辯白之文件”，遇“無論識與不識之人、鄒必爲之解釋”，並且常常撕毀街上抨擊商團的文告、傳單。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8月28日，鄒出美利權咖啡店後，被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區警察林日雨、王勵等在所轄永汉北路捕获、區署長即將其解送公安局。公安局指其身上搜出孫中山大元帅府、市內各政府机关以及军队驻扎位置，政府驻兵人數和长官姓名手冊一本，其携带的传单則号召广东所有商团武装与政府对抗，“又在其鞋底搜出陈廉伯告商团团友传单一纸，劝商团抵抗政府”。由广州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亲讯。鄒在審訊時則發表政府“强奪我商團軍械、箝制輿論”，“人民犯罪、國家尙公設律師、替人辯護、豈有壓迫一方、不許講話之理”、“我是正當商人、出任商團隊長、與流氓不同”，“我為三千萬人民而死，無怨無悔。今日殺不了你，死後我必化作厲鬼報復”等語，並且指“軍隊駐我地，我理應調查，問心無愧”。
隨後吳鐵城電告廖仲愷，廖仲愷認為鄒“在戒严区域内调查军队驻址及驻军人数,显系逆党受人运动,希图扰乱, 实属罪无可赦”。期間广州商团也策划派武装和巡逻车,在惠爱中路、西路、維新路北以 “巡查”為名,准备于看到維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竟先时,即截車“搶犯”。廖仲愷於是令吳對鄒當晚立即秘密槍決，使商團的計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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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死時23歲，留下遺書，謂“為地方犧牲，死得其所……望兄弟奮起殺敵，告團友繼續前行，勿喪志氣”。事後商團視鄒競先為“因公殉難第一人”，與以隆重紀念，輓聯“眞桀紂不殺商士、假湯武竟害乃公”等，並以每位團員捐款1元，交總公所轉給鄒氏家屬作為撫恤金。邓介石則在会上稱“邹竟先为国而死,为商人利益而死,设使商人屈服,献械倾家,亦不能满足孙文野心,为着阻止实行共产,商人如不猛省,以后无立足生存之地,亡团即亡家亡省”，並有人提議“鄒君就義地點、建立紀念牌”“建銅像或石像”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孙中山于8月26日向广州社团代表提出炮轰西关的威吓后，28日即饬令永丰舰升火准备行动。同日，派陈友仁面告法国领事，说政府将以大炮清除商团在西关设立的街闸，沙面租界对着广州市的一面，可能会得到流弹的危险。由于西关是广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楼下铺面，楼上住宅），而现在沙面也有受波及的危险，因此引起了外交风波。英，美，日，法总领事集议，以口头警告孙政府。由当时任首席领事（Senior Consul）、領事團主席的日本总领事天羽英二传达三条警告。27日，英國駐廣州領事致函廣州軍政府，提出警告，表示已經接到香港海軍總司令函，若廣州當局鎮壓商團，英國方面將軍事干預。日领事于同日晚11时，找到省长廖仲恺，廖对领事团的口头警告，表示谢意，并说滇军将领范，廖的调停已经成功，商人已答应明天（29日）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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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再致函傅秉常，并将日领事三点口头的警告写在函上：（一）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孙政府应负全责；（二）抗议向无防卫的都市开火的野蛮举动；（三）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领事团将可取自由行动。翟比南在函末说：“我现接到高级英国海军军官的通告，说他已奉香港海军少将的命令，假如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在广州）可用的英国舰队，将立即采取行动”。翟比南这封信，又引发了一场外交上风波。廣州政府指此为商团勾结英国的证据。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指責英国干涉，指“中国反革命党”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及经济的援助”，认为英国领事的通牒“主旨乃倾灭本政府”，并且再次指责商团是“法西斯蒂党之团体”。在9月7日庚款签约（1901年）的纪念日，广东革命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孙亦发表评论，认为庚子条约是中国重大国耻，“義和團事件”来自于“帝国主义的逼迫”。由于庚子条约对列强当时在远东的利益尤为重要，因此英美舆论认为孙正在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美国领事评论，认为孙中山现在无疑与苏俄政府采取了一致的行动（working in close accord）。9月4日，孫中山继续表示：“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指陈廉伯）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10日，孙中山再致电英国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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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械案一發生鮑羅廷就向莫斯科作了匯報，共産國際也認爲它是進行反帝宣傳和加强孫中山與西方對立的更好機會。9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譴責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工黨政府、法國總理赫里歐激進黨政府計劃對華南進行武裝干涉，旨在推翻國民黨政府，破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支持“封建反革命”，共同壓迫中國勞動群眾。宣言稱陳廉伯為“叛亂領袖”、“匯豐銀行的代理人”，服務於英國航運利益。
9月11日，俄共（布）政治局会议重新审议了“孙逸仙问题”及“对中国武装干预”两份专题报告，指示契切林就中国事务发表声明，并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提议，向中国提供2.5万卢布的援助。当时，北方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爆发。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侨民与通商利益，向长江华北等地增兵，同时主张划上海为中立区，亦被共产国际与中共视为“列强武装干涉中国”的一部分。苏联组织了“滚出中国! ”援助会，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于是“‘從中國收回手去’的呼聲，全俄皆是”。《消息報》则强調：“英美法日資産階級對孫中山革命民主政權的進攻，意味着一場新的全球性戰争”。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舉行遊行，聲援广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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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正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李大钊接受采访，认为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张作霖与段祺瑞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支持。而“英国资本家和直系军阀”支持“反动的陈炯明将军”、“汇丰银行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人称“纸老虎”的法西斯队伍”，反对“在华南掌权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目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大乱,扩大内战并动摇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有利于他们侵略和奴役中国”、“如果南方政府不寻求工农的支持,敌人可能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同时,还将组织群众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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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聲援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大會主席團由拉狄克、馬克·曼奴斯、特來恩、片山潜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組成。李大钊也参加并发表演讲，指“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拉狄克則在會中表示：“中國國民之奮鬥，與世界人類之命運有極大關係，非區區民族獨立問題。中國革命若勝利，吾人即可得四萬萬之同志，故促世界工人援助中國，乃吾人歷史之天責。”共产国际同时发表《告欧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认为帝国主义利用广州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广州政府的斗争，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此外，英、法、美共産黨代表亦致電广州：“將盡全力向勞動群衆揭破麥克唐納、赫裏歐、柯立芝之惡行，及鏟除其陰謀”。孙文在得知欧洲各国共产党发起“不许干涉中国”运动状况之后，亦称赞“在自由的俄国，发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呼吁。从莫斯科传出的口号……传遍了五湖四海，得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响应……这种同情比枪炮更加可靠。我们知道，苏联从不站在非正义一边，如果苏联支持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掌握着真理。真理必胜，正义一定压倒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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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部分报刊分析英国方面敌视孙中山的原因，称：“自孙中山发表对英宣言后，香港舆论对广州政府，抨击甚力。国民党首领，尤受英报毁谤。……在此半殖民地中，乃有煽动者如孙中山其人，实有加以压迫之必要。……中国将来若革命成功，必竭力打倒英人在印之专制政治。中山为实行革命以实现真正民国之人，故英国视为危险人物。”美国学者韦慕庭指出英国并没有直接介入商团事变。根据当时的外交电文，英国外交大臣对英驻穗总领事及驻港海军少将警告孙中山的行为颇不以为然。9月12日，伦敦外交大臣致北京英公使密电，显露出当年英国外交上对华所采的态度。电文中说：
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所举，极为不当。他不应以书面通知，而应以别种方法，非正式的使孙中山可毫无疑问的知道炮轰广州市的严重后果。如果您同意，您可以用这理由谴责他（翟比南）…驻香港的海军少将发出有关英国单独行动之命令，似更应受责。我拟向海军部建议，对海军军官引发有政治后果，而常擅自为是的事，应予以制止。您赞成否？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遷移到粵東的廣東省議會隨後也正式致電国际联盟，控告孙“歪曲事實”、是“擾亂了和平和國際友好關係”的叛亂分子。廣東省議會亦認為英國駐廣州領事制止孫“砲擊不設防的廣州”，是“履行了人道主義義務”、“絕不應被視為干涉”。事后，英国外交部责成英国公使麻克類严厉申斥这位未得到授权便自作主张的总领事。麻克類在9月5日給外交部的信中特别提醒説这將給布爾什維克分子提供“一個進行猛烈反英宣傳的良機”。学者张俊义则指出有些英国商人介入购械，但无论英国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策动或引诱商团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对抗。北洋政府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从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等人的电稿看，直系军阀并没有唆使商团反抗广州军政府。
因九月初旬，江浙战争爆发，直奉战事迫切，而此前，孙与奉系、皖系订立“三角反直同盟”，遂决定出兵北伐进攻直系。9月4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北伐大本营，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18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称“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9月10日，孙文发布告《广东人民书》，承认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对官商“隔膜”负有责任。孫亦認為，商團與政府的矛盾原因在於“廣東與革命關係最深，其革命擔負亦最重”、“然轉輸供億，苦我廣東父老昆弟至矣”、“夫革命為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負担為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因此“革命政府為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人民”。孫同時宣布其政府三條“改絃更張”的措施：
（一）在最短時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廳尅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雜捐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孫文
此外孙还决定与东江“议和”，拟将广东交给陈炯明以换取他对北伐的支持：“余为顺应大局之趋势,即向陈炯明让一步亦无妨,宁放弃广东以向中原而跃进”。9月13日，廣州軍政府發表討伐陳炯明、曹錕、吳佩孚的通令。在廣州設留守府，以李福林為廣州市長。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9月15日，按之前滇军调定的要求，陈廉伯、陈恭受等发表通电，否认利用广州商团军图谋推翻政府，表示拥护孙、服从广州革命政府。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9月16日，陈廉伯已通電表示服从政府，指“窃维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安危存亡所系，廉伯誓当竭诚拥护，以尽国民之天职。我大元帅宽仁为怀，谅蒙矜恕”，廣東省政府遂取消對其的通緝令:259:156。9月20日，韶關舉行北伐誓師典禮，分兩路進軍湖南、江西:154。孙计划将部队全部带往北伐。公安局长吴铁城离职，率领警卫军跟随孙到韶关北伐。其职位由李朗如继任，李朗如是大成药业陈李济的股东，因此与商界关系较好。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10月1日，廣州軍政府公佈扣械請領辦法，要求各商團分別請領，但商團要求政府將扣械送至商團總所，雙方爭執不下。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孙文武力解决商团的主张，10月3日，主张严办商团的廖仲恺辞职，胡汉民再次被任命为省长。4日，孫在韶關授權胡漢民處理扣械問題。同日，廣東各商團代表在佛山集議，準備罷市。10月9日，孙科宣布下台。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转变态度，李福林取得商团同意，经孙核准，发还部分被扣军火给商团，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中止罢市计划。事态稍有平息。孙于是日下午电令蒋介石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10月4日，广东商团认为一个多月来，调解无着，政府反复无常，不可以信。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等188个商埠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准备以“直捷手段”，发动笫二次罢市，停止纳税，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广东商业联合会通电海外，呼吁华侨反对孙。9日,商团发出了总罢市的通牒。商团亦决定于10月10日国庆日起，再行第二次全粤总罢市，并宣布解决根本问题的新计划如下：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一）广州六代表误商团，误大会，应将其代表取消，将争械之权交还代表大会，堂堂正正与政府对抗。
（二）争械仅为一部份，一时间，不值全省大牺牲，应进而解决粤局，向政府要求以下六点：（1）将孙文入粤以来所设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并裁撤其机关，永不得复抽；（2）将年来孙政府强行投变之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3）将年来孙政府扣留变卖之大小商船，一律发还；（4）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5）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6）将捕杀邹竞先之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以上六点，须政府全部允答实行，商团始为满意。
（三）此次仍以全省总罢市为利器具，先罢市，后要求，以免中孙政府缓兵之计。又罢市日期定十月十日，由代表大会通令全省一齐实行，不得彼此先后，自乱步骤。至政府完全将要求接纳后，仍须由代表大会议决开市日期，通令各属恢复原状。违者由大会宣布其罪状，视为公敌。
（四）如孙政府坚不允商团要求，则作长期罢市，以至孙氏下台为止。

（五）在风潮内，一切费用如罢市运动，团军移调，及团军作战等，均由每团户捐五十元一次支给。统由代表大会保管开销。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9月5日，段祺瑞之代表許世英抵達香港，與陳炯明接洽。9月29日，“报载，陈炯明军因得商团赞助，已大举向广州进攻。共分为三路：第一路林虎，由河源趋增城；第二路叶举，由平山，博罗向石龙；第三路熊略、练演雄等，由淡水趋平湖。近来东江孙军多调往他处，广州及北江各处防务非常单薄，连日已节节败退。并闻孙军拟中左两路以横沥为第一防线，茶山为第二防线，石滩为第三防线，路则以口果为第一防线，增城为第二防线，石滩为第三防线。”两日后，陈炯明致电粤中各将领，促令迅速勘定粤局。经各将领协商结果，决定分东、南、北三路进攻。东路由林虎出兵石龙，直捣广州；南路由洪兆麟出兵潮汕，牵制联军左侧；北路由杨池生、杨如轩会同方本仁夹攻韶关。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10月7日，《益世报》载英文导报消息，谓：“陈炯明现与商团军实行联络”，“极力驱逐孙中山及其所部离粤”。又据日人方面消息称，陈炯明代表刘某与商团总司令陈廉伯在香港商会议定：“(一)商团军助陈部，反攻广州；(二)克复广州后，由商会筹款三百万，资助陈军，驱逐客军；(三)陈炯明须负交还商团军械之全责；(四)广东全省善后事项，由商团陈军两方，各派委员四人或八人，协商处理；(五)厉行自治；(六)实行清乡，收编粤籍民军云。”
在此期間，廣州以外縣鎮的商团軍与政府军间亦又发生了兩件严重的冲突事件。第一件发生于南海县属的九江镇，滇军杨希闵所部因勒索税捐及「开拔费」不遂，与当地土匪联合进击民团。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第二件发生于东莞县城，東莞商團於8月27日起響應罷市。駐防軍團長羅星樞干涉，但商會認為罷市是商民自願承擔損失，因此未理會羅的警告。8月28日，政府軍指厚街富商、「竹溪商民聯團」創辦者王君晃通敵，與其會面後槍殺王。東莞商鄉團被激怒，群起攻擊政府軍。8月31日，政府軍嚴兆豐率200餘人從石龍抵達東莞，稱奉孫中山命令，要求9月1日上午9時前全面開市，否則以軍法處置。當日中午，東莞商會開會討論，準備派代表與嚴兆豐談判時。而城郊爆發衝突，難民攜家帶口逃離。
此後東莞城郊各鄉團集結。在十二坊等地，政府軍與商鄉團激戰3小時。9月1日上午，鄉團援軍達8500人，包圍東莞城。城內政府軍因人數不足不敢出戰，揚言若逼迫過急，將燒毀全城及十二坊，與鄉團同歸於盡。政府軍指責東莞商團投靠陳炯明，襲擊駐扎在當地的桂軍劉震寰部。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東莞縣長楊森在德國牧師繆嘉禮保護下出城調停，商團堅持要求撤軍並懲兇。最終，政府軍與東莞商鄉團達成和約，要求包括“軍隊出入城門須解除武裝；新來駐軍立即撤回，不得增兵；衝突為誤會，日後不得報復商團；十二坊由商團保護，不得駐軍”等多項條件。此後香港東莞僑團代表拜見孫中山，孫則指要派豫軍到東莞平亂。東莞代表則指“若與全體人民開戰，政府將無立足之地”。經調解，孫同意不調豫軍。香港東莞商會召開會議，致電廣州當局要求撤軍懲兇，並向上海、北京及海外匯款賑災。
9月12日，孙中山正式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请求援助，并宣称“中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鲍罗廷一到广州便发现，提供武器的承诺是消除他与孙中山之间障碍的最有效手段。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蘇聯於10月7日依照1923年初《孫文越飛宣言》允諾援助，將第一批武器彈藥終於送達廣州。為避開英國皇家海軍的海上檢查，蘇聯精心策劃了「沃羅夫斯基號」軍艦的遠航路線，從波羅的海繞行至遠東海參崴，再秘密駛向廣州。該艦於1924年7月12日啟航，搭載8,000支步槍、100挺機槍、2,000萬發子彈、24門山炮、50門擲彈筒及價值10萬盧布的黃金，由18名蘇聯保密人員嚴密看守，同时随船抵达的还有一批苏联顾问。10月6日，軍艦在香港加煤時接到莫斯科密電，隨即改變原定航線，駛入珠江直抵黃埔島。10月8日晚抵達後，黃埔軍校全校師生動員，耗時一天卸載軍火。這些物資及蘇聯派出的軍事顧問，顯著增強黃埔軍實力，令原本情況大為轉變。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部分舰艇船员军官在卸货后，在舰长马克西莫夫率领下，受孙中山邀请乘车赴韶关参加“双十节”联欢。10月9日上午，孙先生在韶关飞机场参与“在韶各军庆祝武昌起义13周年暨北伐军阅兵典礼”检阅部队，受阅部队有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全体学员及苏联舰艇官兵、吴铁城警卫军3个步兵连，还有赴韶关参加北伐的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一部分，约有2000余人。在對蘇聯官兵講話時表示：“今天是中国革命最令人兴奋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中国民众将永远不会忘记‘沃罗夫斯基’号的功劳。”同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苏方顾问切列潘诺夫认为，该舰停泊是“我国坚决支持孙中山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并称“俄国武器及时赶来救援，鲍罗廷准确估计复杂形势，最终组织赢得了胜利”。后来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也指：“國父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穩定期間,就有香港銀行的買辦陳廉伯,籌集大量武器和金錢,接濟廣州反動商團,企圖叛亂,來顛覆我們革命基地,蘇俄乃自動提議願以無代價的供給我們軍械。後來反動商團實行武裝叛亂時,蘇俄武器亦正在這個時候運到了廣州”。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此时孙认为“武力解决”遭到广州政府内部除蒋介石和廖仲恺之外的絶大多数军政要人的扺制。孙亦预测时局危急，有舍弃广州并要黄埔军校师生北迁韶关之意图，于是密电蒋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若商团再发生罢市和反叛行为，应将收缴的商团枪弹与苏联军火一同运到韶关，参加北伐或训练卫队之用，“決不瓜分各軍”，“然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广州有如此危急，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切勿迟疑”，“無款亦出，決不回顧廣州”，“陳賊來攻，我可放去，由爭食之軍自相殘殺可也”。
据任大本营参议田桓回忆孙中山当时曾表示：“我之来韶，目的在于北伐，为了破釜沉舟，放弃广州亦在所不惜”，并主张以“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军）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设在韶关”“请鲍（罗廷）顾问向各专门家代筹妥善，计划及招致特种兵之人才为荷”。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在孫看來，留守廣州一方面要面临“英国的压迫”（孫認為“英艦所注意者，必大本營、永豐、黃埔三處，數十分鐘便可粉碎，吾人對彼絕無抵抗之力”），一方面又要面臨“东江敌人之反攻”（“如再有石牌之事發生，則鹿死誰手，殊難逆料”，“石牌之事”即1923年底粵軍反攻廣州至石牌一帶被擊退），加上“客军专横,造成种种犯孽”。因此孫认为广州“不能一刻再居”，而北伐因為有奉系和浙江方面對直軍的打擊，能夠“此次一出”,“中原可为我有”,“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孙亦指示蒋，若无法立即将武器运往韶关，则次选方案是将武器分配给忠于革命、决心“起義殺賊”的部队，需仔细甄选可靠部队，集结后立下决死誓言，“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若无此决心，则不惜艰难仍将武器运往韶关训练卫队。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而蒋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259-260 。“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也”。蒋认为坚守黄埔岛更重要，而不是按照孙坚持北伐的计划：“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直到后来晚年败退到台湾，蒋仍然回忆起自己的抉择，认为非常正确：
總理的意思，就是認定粵陳、滇楊、桂劉這夥軍閥，既然把廣州看成一塊肥肉，本黨就不如乾脆捨棄，使之爭食， 總理即逕自帶著革命軍去北伐。但是我認為廣州和黃埔是革命的根據地，無黃埔，則革命軍必無立足之地，無廣州，則革命政府即無復保障，更無進攻退守回旋自如之根據，所以廣州和黃埔斷斷不可放棄。我當時就報告 總理：「埔校危在旦夕，中正決死守孤島，必不能輕易放棄此一片乾淨土的革命根據重地，致吾黨永無立足之地」……這自然是 總理對我和對軍校的愛護，亦由於 總理精誠之所感動，以及我對革命責任之自覺，仍決心死守此一革命根據地的孤島。後來廣州叛亂之敉平，黃埔之成軍，北伐統一之局的奠定，實以此為其張本。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中共对孙中山倾向于北伐而非留守广州的决策亦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仓促且具有“孤注一掷”性质，不仅无法“通过北伐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对“反革命”做出让步反而“削弱革命力量”，“加剧广州局势恶化”。中共认为北伐实际上只有警卫军、 湘军、豫军和朱培德部的直属滇军随行，“缺乏真正革命军”，难以具备“反帝反封建性质”。而孙被国民党右派、中派包围，“高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力量”，反而“助长了商团反革命势力”，导致广州局势的变化。蔡和森则认为北伐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的逃跑投降政策。邓中夏则认为孙的正确决策应是在广东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决一死战”，并指责谭平山率领刚刚组建的工团军、农团军随军北伐“更是错上加错”和“荒谬”。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孙文答允将部分被扣押的武器归还广州商团后，定于在10月10日（即中华民国国庆日）广州西濠口码头交卸。同日，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队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声讨商团的集会，并发动游行。当天，广州商团军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团军在交货地点爆发枪战，造成多人伤亡，是为广州工商团冲突（中国共产党称为双十惨案）。对于此次交火冲突的起因、经过与责任，双方说法存在冲突，各执一词。冲突事件最终导致双方冲突升级，并最终引发进一步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孙文认为商团在雙十衝突中的举动是陳炯明進攻廣州的計劃，急電胡漢民，蔣介石，并指商团与粤军勾结，“商人罷市與敵反攻同時並舉，是叛跡顯露，萬難再事姑息，生死關頭，惟有當機立斷。如果確有其事，則用幹部及其他學生協同福軍忠勇之士，臨門勸告，如有不從，即日將貨舖充公。此事當向西關最反對政府之店戶辦起，並請將能作衣服之貨物，先行運韶……陳賊與逆商本不足平，只要諸兄心決膽定，勿為物議所搖，則革命前途幸甚”。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双十冲突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广州商团。孙在韶关获悉前日事件的消息后，令胡汉民“立即宣布戒严”，但亦认为“北伐重要,不能回省戡乱”。他指示蒋介石收束军校,将扣械和苏联支援的武器运韶。而鲍罗廷立即指示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战，并称工团军及学生“被商团击毙数十人”。孙闻讯震怒，据侍卫李荣回忆，其愤怒程度“生平以此为最”。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称，此事件为主张镇压商团的一派“提供了绝妙的口实”。
在鲍的授意下，中共广州地委当晚决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镇压商团，并发动广州及周边工农学各界向政府请愿，准备镇压行动。中共广州地委、青年团广东区委亦发表《为双十节屠杀事告广州市民》书,指出,“广州市双十节的大屠杀,谁也知道是广州反革命的商团所为”,“英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洋货商人陈炯明”等,“统都是这次屠杀的最有关系者”,告市民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起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中共主张“立即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不出两途: 一是政府塌台,一是商团解散,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鲍罗廷同时主张成立鎮壓商團的“革命委員會”，在他擬就的人選中，主张排除汪、胡。而孙開始完全接受該方案，在致函蒋介石时，认为胡汉民、汪精卫可以不加入革命委员会，因为“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同时孙也致函胡汉民，劝其对商团强硬“不可姑息”。後經蔣介石力争，鮑接受“汪進胡出”的折中辦法。胡被剥奪“表决權”。鮑則被孫任命爲革命委員會顧問，遇孫缺席時“得有表决權”。10月11日，孙中山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孫電飭胡漢民「立即宣布戒嚴，並將政府全權付托於革命委員會，對付此非常之變，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亂」:158。孫於10月12日決定鎮壓商團，同時又決定不返回廣州:687，12日和13日，孙曾先后两次电令胡汉民将政府全权移交革命委员会。
10月12日，陳廉伯赴港會見陳炯明部將洪兆膦，請求其從東江進攻廣州，並據傳向港督尋求支持。公安局长李朗如目击这种情形，以局长和商人身份前往叫开木闸，並到亲到总商会召集商人开会，要他们缴械。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黄埔軍校此時成为策劃鎮壓商團的大本營。鎮壓行動發動前夕，鮑、蔣二人頻頻致電遠在韶關行營的孫中山，促其返穗“震懾”。鮑“積極參與了策劃反對商團的各種計劃”，蘇聯顧問列密和切列潘諾夫也參與了計劃的制定。該計劃規定，各軍應於10月14日夜或15日凌晨向商團發動攻擊。在軍事計劃中，鲍罗廷將革命政府的軍隊分爲直轄與非直轄兩類，非直轄部隊即包括“軍閥”範石生、廖行超、許崇智所部，若其“不欲舉動”則由直轄部隊“舉事”。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当时，鲍罗廷和胡汉民在处理商团的方式上存有歧见，而且他们所依靠的力量也各不相同。据鲍于10月14日上午写就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长，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是鲍罗廷一派的直辖部队，包括：“(1)黄埔学生军；(2)飞机队；(3)甲车队；(4)吴铁城宪兵学校的学生；(5)吴铁城的警卫军；(6)滇军干部学校的学生；(7)陈其美湖南干部学校的学生；(8)工团军；(9)农团军；(10)兵工厂卫队。”这些军队以黄埔学生军和吴铁城的警卫军为主力，其中黄埔一期生499人，警卫军一千五六百人，加上其他几种(除却工团军和农团军，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放火)，共计应3000人左右。除了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外，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更多属于听命于孙中山的非直辖部队，与胡汉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包括：“(1)粤军李济深的第一师；(2)粤军张民达的第二师；(3)范石生的滇军部队；(4)廖行超的滇军部队；(5)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其他部队。”此外，还有李福林的福军，谭延闿的湘军，刘震寰的桂军等，共计不下2万人。后来由商团出资编纂的《广东扣械潮》一书，认为镇压商团的策略应为胡汉民所定，并为“非直辖部队”安排重要角色。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有学者认为，胡汉民在动员李福林的“福军”时使用了“激将法”，使李福林为了避免“串通商团”的嫌疑决定出兵，李指：“大元帅既疑我，我当有以自明。苟政府下令剿商团者，我登同当率兵打头阵”。在确定武力镇压的政策后，范石生和廖行超也曾犹豫不决，主张中立。但是，范、廖此前担任调停，并一直被认为与商团关系良好，其主张遭到其他各军的反对，以“如各人均走，两君岂能在市内立足”相劝告，其后两人改变态度，决定以严厉手段对付商团。其他各军则抱着“趁火打劫”的心态，“讵知胡汉民等已决定以兵力解散商团，各军亦闻令大喜。盖可藉端劫掠全省最繁盛之西关商场，而大发洋财也”。
10月13日，根據孫手令，革命委員會飭令胡漢民解散廣州商團機關，將商團軍繳械:159。胡漢民宣佈廣州戒嚴:262。大批軍隊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令警衛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學生，統歸蔣司令指揮」:688。同晚，吴铁城的警卫军从韶关连夜赶回广州。
广州商团事变 事件经过
当时一些报刊，如《向导周报》、《申报》等均称孙已经秘密返回广州指挥镇压，但未有确切日期，同时期的国民党机关刊物《广州民国日报》则以辟谣的方式登报否认。部分学者著作，如中山大学学者敖光旭，认为孙嘱鲍及苏联顾问对部队进行巷战训练，以投入战斗，随后于14日夜密返广州。但根据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张秀梅、陈志刚考证，孙在镇压期间并未返回广州，而是一直留在韶关进行相应的命令与部署。孙在事变之后的10月30日才自韶关返抵广州，并在11月13日偕夫人宋庆龄等人启程北上。又如直到后来解密的当时孙与胡汉民、蒋介石等人的通信电报，都是从韶州与广州之间来回。
期间，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亦参与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动员广州工人及市郊农民配合镇压。入夜时分，陈廉伯下令各分团团军于14日下午5时至西关集结，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领袖会议，计划在15日拂晓出兵攻下广州城内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10月14日，孫又任命胡汉民为代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广州商团事变 伤亡与损失
关于事变中的伤亡与损失，两方有差距很大的统计数字，按照当日政府的官方报告，政府军死伤100人，商团死伤较少，焚毁房屋580间，被抢房屋1881间，损失190万港币，平民受伤仅数人。香港《士蔑西报》则统计政府军死100人，商团死亡200-300人，焚毁房屋3000间，大小街道30余条，损失5000万港币，平民死亡1700-1800人。而美国领事的报告则统计各方军队共有数百人死亡，焚毁房屋1100间，受抢房屋600间，损失3000万港币，平民死伤远超过士兵。有资料称這次事變中的財產損失接近5000萬港元，平民死傷約2000人。而据20日香港报刊的报导：（一）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二）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中，黄飞鸿的“寶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当时的名记者林白水記述：“广州西关的兵火惨劫，所杀害的人命千百条，所丧失的财产五千余万，所焚毁的家屋商店二千余间”。
广州商团事变 伤亡与损失
10月25日，有报导统计：“当战争起时，各处均有火起，由15晨延烧至16早始熄，闻系因战事期内，无人赶救之故。其邻于火灾地点之居民，则哭声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乐善戏院、青云里、三界庙、长寿街、芦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浆栏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马路、太平路、打铜街则由东方烧至第八号意记祥及对门大兴，再隔数店，烧去43号刘诒斋、45号心泰及24号白泰来，直至16号瑞元店止，浆栏街西便烧至65号及69号浩隆止。西荣巷烧至41号德安堂，及对门怡珍、灯笼街则由东而西，烧去一半，至于十三行。普济桥、迥澜桥一带，已尽数焚去。乐善戏院前长寿街水塔脚烧去数十店，西门直街烧去数十间，第八甫北便烧至锦经纶，对门烧去生聚店，又状元坊口烧去七八户，又普济街、仁安街、同兴街、豆栏街、源昌街、东西中三约、靖远街、故衣街、装帽街、宁远坊等，或烧去大半街，或十余店。又第五甫闸脚起，烧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烧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则烧去数店，只十三行一隅，约烧去店铺三百间，总各处而计，约有千间，此次火灾之损失，约在千余万之巨。”
广州商团事变 伤亡与损失
10月18日，日本總領事報告中統計的傷亡損失則為：燒毀房屋約700間，戰死軍人約300人，火災及掠奪損失約3000萬至4000萬元。對於衝突中外國公民的受害情況，葡萄牙提議各領事將本國公民受害情況統計匯報，由首席領事統一向中方報告。最後初步統計外國公民財產損失為：日本及法國各2件、葡萄牙4件、德國1件，原因為火災或掠奪。由於北京政府將廣東革命政府視為叛亂團體，各領事同意同時向廣東政府及北京政府交涉。賠償要求僅針對火災或掠奪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未涉及人身傷害時，不要求懲罰責任人）。
广州商团事变 各方反應
總體而言，廣州革命政府（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其支持者蘇聯認爲，事變是廣州商團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發生的“叛亂”，而事變中損失的責任主要在商團一方。另一方面，廣州商團及其支持者（包括海外和外地的粵商團體、以及陳炯明、鄧本殷等反對廣州革命政府的粵軍將領）將廣州革命政府視爲蘇聯支持的“赤化”勢力。雙方對事變的反應不一（見主條目）。
广州商团事变 争议与评价
广州革命政府认为，孙中山的北伐對手直系軍受英美两国支持，而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的陈廉伯又是英籍华人，广州商团的活动受到英美的支持，以牵制北伐进程。事变发生于北伐军入赣之际，吴佩孚有进行军事行动之举。但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南北各大军阀，都没有给广州商团以实质的援助，而在广州商团采用共议机制，陈廉伯的个人作用不大。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邱捷认为广州军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定得到黃埔軍以及中共領導的工團、农團的支持，且獲得蘇聯幫助。站在商团一边的只有商界，其处境实际上非常孤立，因此商团迅速被擊垮，事变迅速被平定。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学者敖光旭认为，共产国际是事件的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而在事变中，共产国际和中共第一次成功地在中國“引入”了一場嚴格意義上的階級鬥争，它預示着中國“階級革命”的開端。
在事变前后，广州商团及其支持者（包括香港商界以及海外廣東華僑團體、以及陳炯明、鄧本殷等反對廣州政府的粵軍將領）多次指责，当时正在与苏联和中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或“将行共产”。而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则多次否认相关的舆论，认为是谣言。
广州商团事变 争议与评价
如1924年5月广州军政府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业权法案”时，沒收西關馬路兩邊商店業權并下令所有組戶改向政府交組，商人认为这是“试行共产之初步”。对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广州商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而孙政府并不想实行“共产”，而且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这个立场，并强调国民党的纲领，只有维护而没有损害城市商人利益的内容。邱捷也认为“统一马路业权法案”只是政府为增加税收和改革广州商业而作的一项新政策，与“共产”风马牛不相及。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同時，廣東省長廖仲愷也表示對“散佈當局將實行共產之謠言者”將“嚴懲不貸”。
广州商团事变 后续影响
此事使得被击败流亡的廣州商界人士開始傾向於陳炯明粵軍。10月底11月初，流亡香港的陈廉伯在一家俱乐部请陈炯明代表宴会, 商谈如何补救商团失败后仍保持在广州的潜伏力量,及与陈炯明此后如何在行动上互相配合等问题。续后又谈了一些要向全国公布广州政府“摧残商场、屠杀商人、 杂军洗劫商店”等种种情况,并要联络大小报纸,以揭露“广州政府暴行”。
廣州商團事變後，中共組織領導的广东工团军、廣東農團軍任务基本完成。1924年10月19日，广州工代会召开大会，决定工团军服务期满后退伍。10月30日，在广州惠州会馆举行退伍仪式，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中共黨員冯菊坡主持，廖仲恺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发表演说，场面热烈。工团军正式解散，其成员多返回工会或加入其他國共兩黨的武装。同日，随着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员毕业，农团军亦正式解散。
广州商团事变 后续影响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建立自身武裝的重要性，促成其第一支武裝力量的形成。周恩來在战事中作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后来他建議改組孫文原表現不佳的鐵甲車隊，獲批准後成立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成為中共掌控的第一支武裝。同時，黃埔軍校師生參與战斗，首次實戰鍛鍊第一期學員，於10月19日畢業，部分成為教導團骨干。战后其繳獲約9,000枝槍械（連同被扣團械及蘇聯武器）為教導團提供主要武器來源，結合穩定的政治環境與幹部條件，推動第一、二教導團於11-12月成立。此舉標誌中共從政治動員轉向軍事建設，增強革命影響力，為日後獨立武裝發展奠定基礎，反映事變對中共軍事策略的深遠影響。
广州商团事变 后续影响
事變在廣州結束後，受到衝突本身性質的刺激，广东部分地区的地主和鄉紳力量採取了更強烈的針對當地中共及農會組織的立場。以花县为例，当地地主在1924年中成立了“田土业权维持会”和“花县民团总局”，并得到一些前清官员和陈炯明旧部的支持。这些组织在商团事件期间试图配合广州商团的軍事行動，事后則继续以解散當地农会为目标。雙方繼續在地方爆發持續的衝突，直到1927年清黨。孙文离开广州北上之後，军中一些原先同情商团的将领（被中共劃分為國民黨右派）逐渐公开反对国民党关于农民的政策。滇军将领范石生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农民政策“危险”，认为与商界决裂是重大错误；粤军的李福林则拒绝执行支持农会对抗民团的命令。
部分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商团事件的介入，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由于共产国际“远东路线”的突破，其“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事件为鲍罗廷成为“南中国的无冕之王”。苏联顾问切列帕诺夫认为事件使孙中山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并成功打击了怀疑和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
广州商团事变 后续影响
事變之後，新政權的稅收與局勢的動蕩使得在廣州的美國籍華人感到恐懼不安，國民黨擁抱反帝國主義，使得大批美籍華人選擇移居更穩定的上海、香港乃至回流美國。由於事件的暴力程度遠比以前廣州發生的嚴重，許多美籍華人尋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的保護。一位美國公民的妻子因被軍隊懷疑是商團軍成員而向美國領事館求助，也有非美國公民的廣州市民詢問美國領事館是否可以付費懸挂美國國旗，以尋求保護。而由於對國民黨的失望，國民黨海外黨員數目下降，從海外華人中得到的捐款從1922年的數萬美元，跌至1924與1925年的數百美元。
美國華人返回廣東經商或定居的數目亦出現明顯變化。1922年，逾150名美籍華人向美國政府申報將永久返回中國，主要落腳於廣東地區。然而僅兩年後，同類人數驟減超過三分之二。與此同時，選擇自中國返回美國的人數顯著上升：1923年約有1,600人返美，至1925年幾乎翻倍。許多美籍華人雖未完全撤離華南，但選擇將家人遷至較為安全的香港，導致當地美籍華人人口在1921至1931年間增長一倍。
事變之後，澳門也迎來大量的難民避居，使得1924年底澳门人口首次突破十万大关，增至193175人。事變平息以後，避居澳門的難民，大部份返回廣州。
广州商团事变 纪念
1925年10月15日，即事变一周年，流亡香港的商团成员在些利街举行纪念会，设佛坛悼念公祭事变中战死的商团军，并指是“殉難先烈就義週年”，设联「大眾毋忘此日。看仇讐暴至何時」。陈炯明、唐继尧等联省自治派政界人物皆送上挽联，如「民治之盾」、「反共先驅」、「自衛之道。在實行不在空言。抉頸陷胸搏豺狼，卓爾諸君，百粤男兒好模範」等。1927年事变三周年时，商团成员又在士丹顿街万善寺设坛纪念。
馬南塔利湖
馬南塔利湖（Manantali）是馬里的大型人工湖，位於巴芬河的河道上，湖泊最北端在巴富拉貝東南90公里，面積477平方公里，蓄水量113億立方米。在1989年興建馬南塔利水壩時形成，湖水淹沒120平方公里森林，12,000居民需要遷移。
孫穗芳
孫穗芳（1936年3月19日—），廣東中山翠亨鄉（今中山市南朗鎮翠亨村）人，生於上海，美籍華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庶孫女，孫科非婚生女。現任孫中山和平教育基金會主席，在深圳創立孫逸仙心血管醫院，著有《我的祖父孫中山》和《我的祖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等書。孙穗芳和同样是非婚生女的同父异母妹妹孙穗芬与孫科的婚生子女们一向不和，孙科婚生子女和家族并不承认孙科的非婚生女，并声明她们无法代表孙家。
孫穗芳 生平
孫穗芳1936年3月生於上海，其生母嚴藹娟是当时已婚的孫科的私人秘書兼情妇，在孫穗芳出生前，孫科移情別戀另一情妇藍妮，在藍妮要求下，孫科與已經怀孕即将临盆的嚴藹娟分手，因此她是在沒有父愛的環境下出生，因藍妮屡次阻挠，嚴藹娟多次向孫科讨要女儿抚养费未果，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另嫁他人，孫穗芳幼年更經常遭到繼父毒打。
1948年，孫穗芳畢業於上海世界小學，年底被母親嚴藹娟帶到臺灣，1948年轉到香港，1951年被母親送回到上海姨母家居住。
1955年，孫穗芳在上海第八女子中學高中畢業，雖然成績名列前茅，但在階級鬥爭年代因父親孫科的中國國民黨背景關係未能入讀大學，惟有寫信向受到中共敬重的繼祖母宋慶齡（孫中山的第三任妻子，與孫穗芳沒有血緣關係）求助，終於在一年後成功考入同濟大學建築系。
1959年，孫穗芳因母親嚴藹娟患心臟病，獲批准前往香港探親，1962年入讀香港大學商業學系，於1965年嫁給香港富商王時新之子王守基，後移居美國夏威夷。
1966年11月，孫穗芳在同父異母長兄孫治平協助下，前往臺灣首次見到父親孫科，當時孫科已是75歲高齡。
孫穗芳 生平
1986年3月，孫穗芳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前夕，首次到訪祖父孫中山先生的故鄉廣東省中山市，瞻仰翠亨村孫中山故居，以及祭祖。自此，孫穗芳不僅積極著書立說，著有《我的祖父孫中山》和《我的祖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等書，她還長期奔走海內外，是近年孫中山先生家族中最為活躍的成員。
孫穗芳2009年11月在香港科技大學演講時表示，計畫耗資700萬元，於三年內鑄造九尊孫中山銅像，豎立於香港的教育機構，寓意長長久久，並作為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由於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將銅像放置於儲物室近半年，引起孫穗芳不滿，斥責香港中文大學做法不尊重孫中山先生。幾經波折之後，孫中山先生銅像終於在2010年11月10日，豎立於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逸仙樓前。孙穗芳女士又于2016年将其中一个铜像赠予珠海学院，并于10月14日参与举行揭幕典礼。
2011年1月1日早上，其同父異母妹妹孫穗芬於臺北遇車禍命危，傳媒一度誤傳為孫穗芳，其後她亦有致送花籃到新光醫院慰問妹妹孫穗芬。
2016年4月14日，夏威夷《檀報》訪問孫中山孫女孫穗芳（Dr. Lily Sun），報導其賣房為祖父立銅像。
孫穗芳 言論
2011年1月17日，孫穗芳指出，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寶，臺灣實行三民主義，人民生活改善，應繼續走這條正確的路，學校也要加強並恢復三民主義考試；她也认为中國共產黨造假指國父講「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她祖父根本沒說過這八個字。十年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和新三民主義的政策下，事後她還為此寫信告訴對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空的、虛無的上面」，她祖父根本沒有這些政策。她表示，國父或許有「容共」傾向，但沒有聯俄聯共的具體文字和政策，中共的說法根本是造假的。
2015年12月7日，孫穗芳到立法院拜訪院長王金平，在媒體提問時，孫穗芳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華民國。」
孫穗芳 榮譽
1995年，獲斯里蘭卡錫蘭國際公開大學頒授榮譽博士。
2001年10月18日，孫穗芳與兩名兒子王祖榮與王祖耀，一同獲海南省文昌市頒授榮譽市民稱號。
孫穗芳 家庭
1965年嫁給香港富商王時新之子王守基(已離異)，生有2名兒子：王祖榮及王祖耀。
馬南塔利水壩
馬南塔利水壩（法語：）是西非國家馬里境內的水壩，位於卡伊區巴富拉貝東南90公里的巴芬河上，水壩於1981年開始興建，1987年竣工，2001年開始用作水力發電。水壩調節塞內加爾河水位讓船隻航行，湖水用作灌漑面積2,550平方公里的地區。
馬閘床
馬閘床，又作馬扎床，是一種摺疊式的床。其結構相當簡單，由數枝各約一方英吋粗的木條所組成，木條上釘上或穿上帆布，故又稱帆布床。使用時，先把對摺起來的馬閘床打開，再用兩條活動的木方分別穿過位於床頭及床尾的特定帆布孔，便可把馬閘床固定打開。這一種的設計在鋁合金製的摺疊行軍床仍然可以見到。
在香港，20世紀60年代，帆布床使用的主因是為應付公營房屋居住狹窄，沒有辦法容納固定的睡床。雖然帆布床每天必需「朝拆晚行」，頗為費時，但總算是一個解決居住空間不足的方法。後來被較輕巧及易於收放的客摺床（guest folding bed）所逐漸取代。
吕建成
吕建成（1956年3月—），河南漯河人。1971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系毕业。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代表，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1994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市总队政治委员。2005年，任武警黄金部队政治委员。2009年，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2015年12月，任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副政治委员。2016年9月，兼任战略支援部队纪委书记。
2000年，晋升为武警少将警衔。2009年，改授少将军衔。2010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吕建成 言论
在当人大代表期间，吕建成曾建议改革中国征兵制，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服一年兵役，以改变中国低学历的兵源结构特点。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是香港回歸後的第4屆香港區議會選舉，於2011年11月6日舉行。是次選舉重選香港十八區區議會共412個民選議席。當選的區議會議員任期為四年，由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背景
2007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獲得勝利後，泛民主派的地區實力受到打擊。與此同時，歷經五區公投、政改一役，泛民主派的局勢分佈出現重大變化。
民主黨中主要以新界東為樁腳的改革派成員由於不滿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退黨另外成立新民主同盟。而民協、民主黨由於支持政改方案，被分為溫和一翼，數年間雖然致力挽回地區局勢，然而未能回復2003年之勇。
除此之外，社民連於2010及2011年的發展都對選情似乎有著不少影響。首先，社民連亦因為不滿政改方案，正式宣佈退出泛民協調機制，部份鴿派成員認為雖然政見不同，但不致於與泛民區選聯盟為敵，此舉令社民連內出現極大爭議，甚至引起倒閣、分裂等風波。部份鷹派成員另外成立「人民力量」，嘗試以較激進的行動表示對泛民區選聯盟及建制派的不滿；人民力量在今屆區選中計劃狙擊支持政改的民主黨及民協，使他們失去原有的地區議席。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背景
另一方面，建制派陣營由於獲得大量議席，在現有的地區實力下，舉辦旅行、宴會等街坊服務，爭取市民支持，逐漸建立其組織力量。
而且，由於通過政改，民選區議員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將擁有對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又稱「超級區議員」議席）中享有提名權及參選權，有較多政治明星參與區議會選舉，為出選新增超級區議員議席鋪路。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各政黨形勢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上次2007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民建聯成了大贏家，得到了全港超過四份之一的區議會議席，在多個區議會中該黨具有影響力，包括東區、油尖旺、黃大仙、觀塘、西貢、大埔、北區及屯門。對比其他政黨，議席較多的民建聯得到較豐厚的地區資源，有利在地區建立支部辦事處及地區關係網絡。今屆憑著上屆優勢，加上民主派陣營自相殘殺，分薄了民主派的票源，所以民建聯今屆主動出撃，動員近二百成員參選，期望在議席的數目上再創高峰。
自由黨：上屆2007年區選失利的自由黨，主要落選原因在於參選前半年才著重地區工作，今屆檢討過後，派出的參選者大多已有數年地區工作經驗。今屆除了觀塘區及離島區外，其他十六區自由黨皆派員出選。另外該黨亦吸收了田北俊及周梁淑怡在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落敗的教訓後，今屆該黨沒有派出高知名度成員參與角逐超級區議員席位。今次區選自由黨較矚目的有劉啟傑與涂謹申共爭油尖旺新選區奧運選區議席；陳浩濂挑戰陳淑莊，試圖重奪失落了的中西區山頂選區議席。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各政黨形勢
新民黨：新民黨自2011年1月9日正式成立後，銳意成為在政策上有影響力的政黨之一，在各個領域的議題如外傭居港權爭議、香港立法會遞補機制爭議、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及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等，成員皆主動向特區政府及電子傳媒表達該黨的建議及想法。今屆區選新民黨重視香港島及新界西兩個大區域，參選的12名成員當中有9名在這兩個區域中出戰，在香港島方面，洪啟騰及謝子祺在東區挑戰兩名民主黨區議員，意圖令整個太古城成為新民黨在香港島的據點。另一方面，黃楚峰在灣仔大坑的議席受到三名不同背景的候選人挑戰；至於新界西方面，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空降荃灣愉景選區，挑戰該區區議員王銳德。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各政黨形勢
民主黨：因反對五區公投並支持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而受到人民力量的狙擊，民主黨在今屆區選相較於上屆更加險峻。由於民主黨在2007年區選議席比起前屆2003年為少，地區資源分配及接觸點亦相對較少，今屆該黨共派出132人參選，當中46人爭取連任，全港十八區該黨皆有成員出戰，分配資源及地區宣傳成為民主黨一大難題。再加上該黨領導層如何俊仁和李永達等遭人民力量的狙擊所困擾，無暇兼顧，以致削弱對其他候選人的支援及進行有反擊性的選舉策略。
公民黨：公民黨於五區公投後，被一些市民標籤為激進一翼，加上公民黨和社民連其中一點相同的，就是數年間專注於政治議題，似乎尚未著力於地區工作。個別成員如湯家驊希望透過參與區選，染指超級區議員議席，但黨內聲音表示保留。有個別前民主黨成員，在政改後加入公民黨，令該黨區議員數目增加。但另一方面，公民黨被指責是2011年港珠澳大橋環境評估報告司法覆核案及外傭爭取居港權司法覆核案的「幕後黑手」，不利選情。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分道揚鑣的人民力量，則積極準備狙擊民主黨及民協。九龍西是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的「發迹地」，5區補選時該區的投票率更是五區之冠，挾着上述優勢，人民力量在九龍西駐重兵「狙擊」民主黨和民協，發動「票債票償運動」。全港36名專責攻擊兩黨的「狙擊手」中，有16人出戰油尖旺、深水埗和九龍城。部份成員擬於麗閣、興田參選，兩區分別由民協馮檢基及民主黨的陳汶堅競逐連任。亦有選民力量成員到民主黨準備參選的地區（如南區利東、華富、華貴）拍攝短片，批評個別民主黨成員的立場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候選人提名
本次區議會選舉提名期由9月15日開始，至9月28日結束。本屆區議會選舉共收到935份提名表格，已獲確定的有效提名共915份，另外有9份提名撤回，而11份的提名則無效。在915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中，有76名候選人因所屬選區只有一名獲有效提名而自動當選。其餘839名候選人將會競逐其餘336個議席。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各政黨選舉陣容
泛民區選聯盟：約300人
民主黨：126人出選，冀求連任區議員佔45人，其中4名身兼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2名為現任立法會議員。
公民黨：42人，其中11人為現任區議員，1位為現任區議員傳位，另有2位為現任立法會議員
民協：26人，1名身兼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
街坊工友服務處：6人，其中1名身兼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
香港職工會聯盟：3人，其中1名為現任立法會議員。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特色
基於政改方案通過，2012年立法會選舉新增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各大政團均派出重量級人馬準備區選。
在大坑選區，民主黨副主席單仲楷挑戰新民黨葉劉淑儀愛徒黃楚峰；在黃埔東選區，在政改方案中活躍的民主黨黃碧雲亦積極落區，挑戰西九新動力的梁美芬，收復民主黨上屆在此區的失地；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及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則首次參加區選，分別空降元朗富恩選區及荃灣愉景選區；而曾有立法會「票后」之稱，工聯會的陳婉嫻於其根據地黃大仙龍上選區復出，務求取得超級區議會的入場券；
同時，民建聯坐擁區議會四分之一議席，部署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則顯得輕鬆。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陳特楚於西環選區放棄參選，讓路予張國鈞；至於亦曾有立法會選舉「票王」之稱，但失意於2003年區選的劉江華，亦在沙田田心選區出戰，有消息指該區區議員潘國山讓路予劉江華，令劉氏有機會成為行政會議、立法會及區選的「三料議員」。
從落區的人士可見，今屆準備參選的候選人有年輕化的趨勢。不少年紀只有20多歲的八十後，投身社區，挑戰上了年紀的在任議員。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特色
社民連派出參戰的候選人，大部份是二十頭的年輕候選人，例如出選深水埗元州及蘇屋選區的鄧美晶、出選黃大仙鳳凰選區的黃軒瑋、出選油尖旺大角咀南選區的曾浚瑛，黃浩銘在沙田瀝源選區參選。在東區，鐘碩殷在筲箕灣選區挑戰多年未嘗敗陣的勞鍱珍；何殷榮在老將曾健成根據地鄰接的興民選區出戰。社民連港島支部主席黎沛生則在興東選區與四雄會戰。
至於民主黨，名單中亦有接近一半為40歲以下的青年，當中如支聯會常委李耀基於觀塘秀茂坪南選區挑戰民建聯的麥富寧、區諾軒與羅健熙在南區分別於利東一及利東二兩選區挑戰資深區議員。另外，上屆全港最年輕區議員趙家賢及新界區最年輕區議員鄺俊宇亦分別在東區太古城西選區和元朗北朗選區希望蟬聯議席。
建制派亦派出年輕候選人參選，例子有黃可欣及林琳，今屆民建聯銳意開拓黃大仙彩雲三區（彩雲東、彩雲南及彩雲西選區），派出蔡子健、張思晉及譚美普，對撼民主黨的黃國桐、沈運華及徐百弟。
另外其他政黨及團體亦有派八十後的成員出戰，例如新民黨的謝子祺及施俊輝、香港工會聯合會的劉桂容、土地正義聯盟的王浩賢、自由黨的歐銘絲等。當中亦有不少為捲土重來之輩，如民建聯的蕭嘉怡及民協的蕭亮聲。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特色
自政改方案通過後，人民力量擬派部分候選人追擊民主黨及民協一些重量級人士，其口號為「燒鴿（民主黨）、拔筍（民協）及滅鼠（梁美芬）」，圖以選票制裁民主黨、民協及雙料議員梁美芬。
在民主黨方面，陳偉業跳區對撼屯門樂翠選區的何俊仁；李永達在葵青荔華選區受到陳志全挑戰；而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在灣仔大坑選區阻遏單仲偕，歐陽英傑則與黃碧雲及梁美芬在九龍城黃埔東選區混戰。
至於民協，當馮檢基於李鄭屋舉辦活動時，希望收復因前民協成員官世亮貪污罪而喪失的李鄭屋選區議席，錢偉洛亦在旁邊以大聲公謾罵他，並多番聲言要在此區令他「票債票償」。在民協根據地深水埗，人民力量在區內七個選區直接與民協較量。
但最終，人民力量所派候選人除麥業成外全數落敗，包括主席劉嘉鴻、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錢偉洛、歐陽英傑、任亮憲、李偉儀、陳志全、趙植東、符偉樂等人。而且有16人因得票少於5%遭沒收保証金。執行委員黃毓民宣佈「票債票償」運動失敗。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特色
在以往單議席單票制的區議會選舉中，泛民和建制派兩大陣營一般都會先行各自協調才派員出選，所以在大多選區都會出現一名泛民候選人與一名建制派候選人對陣的情況。今屆區選兩大陣營各自有撞區互撼的情況出現，同一陣營不同黨派派出超過一名代表出戰同一個選區，做成「民主打民主，建制鬥建制」的現象發生。
泛民方面，人民力量及社民連不比照去屆選舉，拒絕參與泛民的區議會選舉協調機制，結果在同一選區出現社民連、民主黨與人民力量各自交鋒的現象。以觀塘為例，民主黨在油塘東、油麗及雙彩選區與社民連狹路相逢；在翠翔選區，社民連與人民力量各派代表出戰；至於人民力量成員則在興田選區火併民主黨代表。
建制派方面，各黨雖有協商，但亦難以避免有撞區的情況出現，至少有五個選區各自派出代表出戰，包括荃灣麗興、北區石湖墟、沙田愉城、觀塘翠翔及元朗頌柏。部份候選人同時代表的民建聯和工聯會，於西貢尚德選區就出現了民建聯和工聯會均各自派候選人出戰。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特色
特區政府把今屆委任議員人數削減三份之一，由前102人減至68人，意味至少有34名前屆委任議員不再被獲委任，政府在輿論壓力下，有意在來屆區議會中實施「六六原則」，五名前屆委任議員，意圖以直選途徑成為今屆區議員，深水埗區陳鏡秋、黃達東及羅錦有、觀塘區陳振彬及西貢區方國珊早在年前積極加強地區工作，為競選作好準備。
今屆報稱「獨立」、「無黨派」或沒有填寫政治聯繫的候選人多達317名，佔總參選人數大約三份之一。其中有消息指出部份參選者與建制派關係密切，其任職機構、或其擁有之會籍、或所參與之活動及服務，與政黨團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亦有部份「獨立」參選者得到政治團體的推薦信及點名支持。由於這批隱形建制派的候選人打著近似民主派「重民生」的旗號，區選策略亦有所雷同，吸納不支持建制派及民主派的中間派選票，這批「獨立」候選人與建制派兩面夾擊，為民主派在區選上增添沉重無形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