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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
嫁妝是聘娶婚裏，女子出嫁時，女子或女子的家人在婚禮之中，從女方家帶到丈夫家去的錢財、衣被、家具及其他用品。也作嫁裝、嫁资、妆奁、奁具，錢財又稱嫁妝錢，或统称为陪嫁品、陪嫁物。與其相反的概念是新郎家給女方家庭的聘禮。嫁妝和聘禮都是廣泛分佈於全世界的古老習俗，其存在時間大大早於可考記錄。除陪嫁物外，包括奴隶、仆役等身份的陪嫁人员，即是陪嫁人。
嫁妆 歷史
最初，嫁妝的目的是娘家為了新成立的家庭更容易發展而提供諸如種子錢一類的資助金，用於幫助男方更好的養活和保護自己的家庭，更長遠的目的是，如果男方不幸去世，可以為女方和後代留下部份財產以度日。此外，女方也可以在嫁妝之外協帶一些錢財做為自己的私房。
甚至在最早可考的記錄，比如《汉谟拉比法典》中，嫁妝已經被描述為早已存在的習俗。這個習俗的規則包括：妻子在其丈夫死後可以獲得其原嫁妝的一部份做為其遺產，這筆遺產只能夠被她自己所出的後代繼承，而其夫和其它女性所生的孩子則無權繼承；如果其娘家在女子出嫁時提供了嫁妝，則該女子在之後無權要求父母的遺產。如果妻子去世時膝下無子，則其夫必須歸還嫁妝，同時也可以收回部份聘禮；嫁妝的數量一般都很驚人。
嫁妝的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嫁入的女子受男方家庭的輕視和差的待遇，可以認為嫁妝是用來鼓勵丈夫善待其妻。
在很多的亞洲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加坡、日本、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嫁妝的風俗至今仍大行其道。
嫁妆 漢字文化圈
和世界多数其他地区一样，在中国傳統嫁妆除作为妻子自用和守寡后的生活费，其他主要用途是如果夫家衰败了，没钱为孩子们出教育费用和女儿的嫁妆，这时妻子须用部分嫁妆承担这些费用。此外，在夫家有经济能力為女兒出嫁妆时，为了提高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妻子也可用其本人的部分嫁妆再进一步为女儿的嫁妆增资。
嫁妆 漢字文化圈
嫁妆是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自宋以降受到历代法律的保障：夫家人无权染指妻子的嫁妆。通常情况下，如未经妻子的同意，夫家任何人都不能动用嫁妆，而且夫家人所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霸占嫁妆。妻子去世后，嫁妆只能由其親生子女继承，如妻子无后，其娘家人可取回嫁妆。如夫妻离婚，则嫁妆清单上的所有财产都要归还女方。此外，在宋朝，为了界定婚前财产的归属，女方的父母会在女儿出嫁前，也就是双方订婚的时候，将嫁妆清单列好，上面一条条地写着“某物有多少”。男女双方要把所有陪嫁的田、房、财产逐项写清楚，然后双方共同签字。万一以后夫妻离婚，这张纸上的所有东西女方都要带回娘家，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中国较早的婚前财产契约，类似当代的婚前财产公证。由于始于北宋的这类法律较有效地保护了在婚姻中很容易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方，后世历代法典均沿袭此原则，即使宣統退位之後，中國走入共和，各屆政府所定之法律仍遵循了始于北宋的法律传统，对女方实施不同限度的保护。例如中华民国民法 ·第四编、亲属·第二章、婚姻·第四节、夫妻财产制和第五节、离婚条例中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嫁妆，但仍体现了对女方财产的保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则更是规定，如果是在领取结婚证之前购置并且双方对该财产的归属没有约定的，属于一方婚前财产。也即女方如果没有将新郎或新郎家人的名字登记在嫁妆之下，以示法律上正式认证女方转移嫁妆全部或部分所有权至男方，让新郎或新郎家人为嫁妆的拥有人或共同拥有人，女方为结婚购置的嫁妆则为女方的婚前财产。元朝之后，政府鼓励女性守贞，离婚妇女和寡妇若再嫁或改嫁，元明清法律均不允许其带走嫁妆。但在此期间只要离婚妇女和寡妇不再嫁或改嫁，其嫁妆仍受到同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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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历代法律规定嫁妆必须至少为聘礼的一半或更多，但也有家境富裕户多给，甚至多于聘礼。例如范仲淹于1050年为其创办的义庄制订支出规则时，定下出30贯钱为嫁女儿时使用，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后来增加为：“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但嫁妆并不能无限增加，其上限取决于古代中国女子的财产继承权：自南宋以降的历代法律中，女儿可分得相当于儿子分得的财产的二分之一。因此，古时女儿出嫁时，嫁妆的上限须按当时的家产以假设分家来计算：长子分完长支财后，余财由所有子女再分，诸女均分所得是诸子均分所得之一半。嫁妆不能超过此一上限。例如一户有三子三女，均未成婚，但长女即将出嫁。如此时分家，长子先分完占当时家产一半的长支财，剩下的另一半三子各得九分之二，三女各得九分之一，也即三女各得全部家产的十八分之一，长子分得全部家产的十八分之十一，长子以外的诸子各得全部家产的九分之一。由此，给女儿的嫁妆绝不能超过当时全部家产的十八分之一。如果超出此上限，便违反了男尊女卑的程朱理学，属大逆不道之过，为古代中国社会所不容。如此会造成嫁妆达不到法定标准：嫁妆已达上限，但尚未达到聘礼的一半。解决办法是用聘礼或妻子的嫁妆补贴女儿的嫁妆，使其达到法定标准。因为妻子的嫁妆不属于夫家，女儿的嫁妆已达上限，夫家不再增资，已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宗法之规定，从夫家之外的财源补贴女儿的嫁妆也为历代封建宗法礼教所允许。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嫁妆虽有最低法定标准，却无具体数额，肇因自唐以降，聘礼没有具体数额限制，所以嫁妆的最低法定标准也无具体数额，只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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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一般多为金钱和实物，旧时富裕人家常常会把生活用品统统备齐，称“半房嫁妆”，如果嫁妆包括全部生活和生产所需者，则称“全房嫁妆”。但除现金、实物外，有时也包含土地，如农田、房产、商铺之类的不动产，称之为妆田或妆产。金钱会因通货膨胀而贬值。除通膨之外，实物还会因折旧而贬值。土地之类的不动产则相反，长期而言不但不会贬值，反而会升值。虽同为嫁妆，但由于金钱和实物不同于土地之类的不动产，历代律法和民俗却对两者的规定也不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裏，土地比金钱更为重要，因人们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粮食以维生，所以它是人们的生存之本。拥有多少土地是家庭贫富的关键标准，因而在传统中国农耕社会，土地的权属问题也十分复杂，土地交易转手程序也十分繁琐。相应的，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对于土地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金钱实物。 为维护门第，须保证宗族的优先权，使田产不致分散到宗族以外造成土地旁落，其具体作法是卖地时需先遍问叔伯弟侄等有优先购买权的“亲房”。亲房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本家族人。族人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姻戚，姻戚不买，则问承典、承租人。承典人或承租人亦不买，还要遍问地邻。又不要，才能找其他人承买。例如曲阜衍圣公孔府的田产记录中只有“婆媳之间的田产相互授受”，而没有任何把田产作为女儿嫁奁的记录。这样外姓女子嫁入孔府可以带来妆田，而孔氏宗族的女子出嫁绝不陪送妆田，带入孔府的妆田也只传给媳妇，不许授予女儿。这种田产传媳不传女的作法，同封建族谱上规定祭田不能卖与外姓具有同样功效，目的是使田产不致落入外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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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中国，农田、房产、商铺等不动产的权属分为地底权（田底权）和地面权（田面权），也分别称为地骨权（田骨权）和地皮权（田皮权），地骨权为所有权和转售权，地皮权为经营权和受益权。历代中国族规法律、法律规定，婚后妆田的收益归夫家，但妆田为妻子娘家所有。夫家也可直接参与妆田的直接经营，但须自负盈亏。不管是否直接参与经营，夫家绝对不能转让和出售任何妆田。如果妆田亏本，入不敷出，即使妻子尚在或已有子女，妻子娘家也可收回妆田。因为嫁妆是妻子自用和守寡后的生活费，和夫家衰败时没钱为孩子们出教育费用和女儿的嫁妆，用妻子的部分嫁妆承担这些费用，但妆田亏损，不但无法用于原定用途，反而成了累赘，失去了原有意义，无法完成原有使命，因此妻子娘家收回妆田不但合情合理，无可非议，也受到族规家法及法律之保障。而让夫家直接参与经营妆田，则可鞭策夫家时时刻刻努力工作以让妆田盈利，对夫家，妻子，和妻子娘家都有好处。因而以现金、实物和不动产为嫁妆各有利弊。现金、实物的嫁妆夫家虽不能动，但在妻子有后的情况下嫁妆一定可传至子女。以不动产为嫁妆的妆田可让夫家立即增加一笔可让夫家随意动用支配的收入，但妆田可被妻子娘家随时收回，不一定能传至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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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金、实物不同，土地是不动产，不可迁移，不能像金钱首饰、生活用品、生产用具那样带到夫家。如果缔姻两家相距较远，则婚后对于作为妆田的土地的管理和利用都极为不便。同时，土地也是中国历代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和其他政策（如人口和迁徙）的决策根据，中国历代法律对妆田的规定因而比嫁妆中的现金、实物的约束更为严格繁琐。由于种种限制、管理不便、陪送土地属“非习惯性”行为，嫁妆中较少陪送妆田。因此，妆田是家境殷实，豪门富户的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多数家庭没有陪送土地的习惯。即便是能给妆田的豪门富户，也一般都不给，而是和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一样，宁可典卖土地置办其他类型的嫁妆。由于嫁妆全是实物时不太方便灵活，晋武帝司马炎干脆改变旧例，于太康八年（公元287年）下诏决定以后公主出嫁不必准备物品，给她足够的钱就行了。于是，当嫁妆是金钱时就成了“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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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生后用品之外，古中国嫁妆中，还包括性教育工具。从汉朝开始流行一种嫁妆画给新娘做嫁妆，被称为“女儿图”或“枕边书”。一般是8到12张不同性交姿势的春宫画，由木版印制，具有浓厚的乡土和民间色彩。新婚之夜挂于帐中，新婚夫妻按图索骥，以指导其婚後的性生活。张衡在《同声歌》中曾有这样的描写：“陈图列枕帐，素女为我师。” 由于中国传统上认为房事虽不洁，但因性交代表处于顶点给人生命的阳气，却是大吉大利的。所以在中国古代，春宫画可以驱走代表黑暗的阴气。因此除了性启蒙和性教育之外，在中国古代，春宫画和其他性教育工具在古代中国的用途不仅仅是限于性教育，还被认为有邪避邪消灾的功效。古人将春宫画挂在房梁上用于避火驱邪，明朝更时兴将春宫图贴在大门上防鬼。晚清编印《双梅景丛书》、《观古堂汇刻书》的叶德辉也爱用春宫画来防止藏书受灾。虽朝廷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 为纠正社会风气而颁布法令，使春宫画随之走向衰微，但春宫画仍然一直残存流行到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在女子出嫁时日，父母都购买春宫画作为嫁妆带到男方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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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常见的性教育工具是“压箱底”，是一种拳头大小的带盖瓷器、石器或玉器，其外形多为娃娃、鱼、小船或水果形状，内藏一对呈交媾状的男女塑像。所谓压箱底，一是因为房事羞于启齿而秘而不宣，只有在女儿出嫁前夕，父母、姑、嫂或已出嫁的姊妹持之以示女。同时，女子出嫁时日，奶娘、稳婆、迎亲婆都会教授其性知识。二是古人认为鬼魅能在不开启人们箱笼、门窗、柜橱、盒袋或锁的情况下窃走财物。而性乃污秽不洁之事，如以春宫画贴门上则鬼不敢进，巾灶头上可驱鬼避邪、防火消灾等等。有了压箱底压在箱子底下用来辟邪，鬼魅就避而远之，不敢来行窃了。所以同春宫画相似，传统上古人也用来压箱底压邪避灾。除了陶瓷、石、玉质压箱底外，也有香囊压箱底。如《红楼梦》裏，贾母身边做粗活的丫环傻大姐在大观园假山上捡到两个妖精打架的香囊就属此类，最终造成贾府主子抄检大观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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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宫画和压箱底之外，中国古代嫁妆裏另一种性教育或性启蒙教具为春宫钱，其形状同古代铜钱。正如同春宫画又称为避火画一样，出于早期先民的生殖崇拜、性交繁衍崇拜，以及被认为有辟邪消灾的功能，春钱又称春宫钱又称避火钱、春钱、花钱、秘戏钱、合欢钱，钱上镌有不同体位的性交浮雕。與嫁妆中其他性教育或性启蒙教具一样，古人常在钱箱或装有贵重物品的箱内放上一枚以祛邪，认为这样一来鬼神就不敢把箱内物品偷走了。春钱上一般镌刻：“明皇御影”、 “松柏长青”、“福如东海” 、“风花雪月” 、“夫妻和谐”、“花月宜人”、“风流韵事”字样，“松柏长青”表示长寿，“福如东海”表示快乐有福， “风花雪月” 和“夫妻和谐”表示美满，“花月宜人” 寓意男女相恋，“风流韵事”则其意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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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嫁妆低于法定标准，新娘在夫家的地位则会被大大降低，原本应该是正室的会降格为妾。原本出身为良妾的会被降格为贱妾，甚至会像婢妾和通房那样被丈夫转赠或出售，因为没有嫁妆或嫁妆达不到法定标准，新娘相当于男子花钱买来的贱妾甚至不屬正式配偶的婢妾。所以，中国古代再穷的人家在嫁女时，都尽量会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让女儿在婆家能抬起头来。即使嫁妆再不体面，也须达到最低法定标准，以免将来女儿因嫁妆低于彩礼的一半而可能被出售或转赠。因此，自宋以降，女儿自打一生下来就要积攒嫁妆钱。有的人家因为没有准备，到女儿出嫁时一时拿不出钱，只好将自家住房、田地或其他财产抵押出去，或是向亲朋借钱，给女儿置办嫁妆。例如宋徽宗初年，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嫁女时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特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凑了九千四百缗，让女儿带进了婆家。当时的九千四百缗相当于现今人民币282万元，所以嫁女之后，苏辙在日记裏自嘲这是“破家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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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嫁妆风气浓厚，司马光说：“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蔡襄任福建福州之官时，曾表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嫁妆送到新郎家时，“己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怖。”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嫁外甥女时，便借了二百贯“以为遣嫁之资”。在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扬王赵颢，都因私产有限，但多个女儿几乎同时到了婚嫁年龄，不得不向宋神宗伸手，提前预支一些俸禄。清朝的嫁妆风气不减，据道光《安平县志》称：“贫者减他物，而床帐必具”同治《洪洞县志》的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争财礼者。既有用铜锡充数，以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其母以“平妻”身份嫁曾广钧，曾宝荪祖母郭太夫人要新娘“交出所有聘礼” 。因为“厚嫁”和重聘礼，古代好多穷人家的女儿因此无法及时出嫁，儿子娶不起老婆的现象也很常见。如在清代，即便在“康乾盛世”，都有不少女子因为置办不起嫁妆成了“剩女”，甚至一些皇族宗室女也苦于没嫁妆而无法出嫁。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有奏折便称，有41位宗室女因贫不能出嫁。康熙皇帝看到后，便恩赐每人银百两，供其置办嫁妆。乾隆皇帝也曾下旨，赐给家境贫穷的宗室女“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民国初年的嫁妆风气仍盛，据民国《凤山县志》载：“女家备办上述各物，除将男家所给聘金用尽外，上中家每嫁一女，先时须贴用一二百元，现时约贴数万元。”民国《乡宁县志》载：“百余年来，渐重财礼。光绪中，平家行聘，无过五十千者；至光绪末，增至二百千；今则三、四百千不足异矣。”民国《上林县志》记载：“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约二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
嫁妆 漢字文化圈
在台湾视嫁妆为一种约定成俗的风俗习惯，在旧社会中的台湾男女两方多为经过相亲而成为夫妻，婚姻多为长辈所主导，一旦礼成，双方长辈讨论时就会提到聘金、嫁妆等相关事宜，而众多的陪嫁物品将会表列书写于红色的纸张或绢绸布料上，称为妆奁总单或妆奁目录。妆奁内容可概分为柴料（即木制家具，如箱、橱柜、椅子、镜台等）、布类（如各式衣服、蚊帐、枕头、棉被等）、金器（如戒指、头簪、链仔等）等三大种类。此外，还包括现银、土地与租谷。富有人家嫁女的妆奁，除了日常用品之外，还有随嫁的女婢、老妪等服侍新娘的佣人。王祯和小说《嫁妆一牛车》就是讲这一类故事，又宣称“在室女一盒饼，二嫁底老娘一牛车！”。但因近年来社会的开放，男女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比例已经提高，现时聘金与嫁妆的风俗也已渐渐淡薄。只是会按照古礼象征的给予聘金以及嫁妆。
日本的嫁妝，在「家」的制度下，家庭富裕的新娘嫁入家庭比較貧困的新郎家是所攜帶的財產，稱為嫁荷，其中以金錢支付的嫁妝錢稱為「持參金」。和納徵時男方完全負擔的聘禮相對應，嫁妝完全由女性家庭支付。近年來，嫁妝的習俗已逐漸淡化。只有禮儀形式的嫁妝。
朝鮮的嫁妝稱為婚需，現代大韓民國多由男家負責買房子，女家負責家具，婚需即為女家負責的家具。
嫁妆 印度
印度高嫁妆风俗中，有种姓制度、高嫁低娶的背景。较低种姓女性通过付出高额嫁妆嫁给较高种姓男性，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印度的上流階層，嫁妝還具有給予新娘幸運的祝福和幫助她在新家裡得到富貴的含義。除了衣服，珠寶，鞋襪和首飾之外，現在的嫁妝還包括了家電比如冰箱，電視和洗衣機。在印度有大量的產業為具有特權的富有的家庭舉行的甚大的婚禮服務。實際上，在印度為禮物進行包裝的形式就被稱為嫁妝包裝。雖然嫁妝系統在印度充滿了罪惡，但仍得到大多數印度社會受過教育的人口的支持，很多新娘為無法滿足男方的嫁妝要求而深受其苦。近幾年，儘管執法單位聲稱情況已得到控制，跟嫁妝有關的死亡案件據稱仍有增多之勢。
嫁妝謀殺是孟加拉國和印度地方性特有的家庭暴力的一種形式。索奩焚妻作為嫁妝謀殺的一種形式，常指年輕的妻子因為其娘家拒絕提供再次要求的嫁妝，而被其夫或婆家殺害的情況。這些女性一般被灑上煤油、汽油或其他易燃液體，並被活活燒死。
嫁妆 印度
Virendra Kumar和Sarita Kanth指出，索奩焚妻被認為是印度的一項嚴重的公眾思想健康問題，這個具有歷史和文化的爭端造成了每年600-750印度女性的死亡。1995年的一份《時代雜誌》的報告指出印度每年因為嫁妝謀殺造成的死亡人數從八十年代早期的400人左右上升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 5800人左右。一年之後CNN製作的一份報導更指出每年印度警方都接到超過2500份的關於索奩焚妻的報告。
因为索奩焚妻和嫁妆谋杀而臭名远扬的印度已于1961年根据印度嫁妆法案禁止了嫁妆的习俗。
嫁妆 歐洲
在歐洲，嫁妝是很常見的習俗。在荷馬時代，希臘人的聘禮習俗出現於古典希臘時期，和其相對應的嫁妝則出現在古典時期的後期(約公元前5世紀) 。古羅馬人也遵循這些習俗，雖然塔西佗的記錄表示日耳曼人遵循相反的遺產習俗。
如果娶嫁雙方對嫁妝的衡量標準不同，或是無法意見一致，可能會使婚禮取消。威廉·莎士比亞在他的作品《李爾王》中即出現了這一情況：當科德利雅的一個求婚者聽說李爾王將不給她嫁妝的時候就取消了求婚。在《一報還一報》中克勞迪奧和朱麗葉在婚約後因為其雙方家庭為嫁妝問題的長期口角而無法結婚，兩個人最後無法忍耐，發生了婚前性行為。安哲洛發誓否認他取消和馬蓮娜的婚約的動機是她的嫁妝全部在海上遺失。
民俗学者常将童话《仙杜麗拉》解释为后母和继女之间为了财产，其中包括了嫁妆的来源的竞争。焦阿基诺·罗西尼的歌剧《灰姑娘》更加直言的指出了這個經濟根源：唐.馬格尼菲科只想為自己的女兒準備一筆殷實的嫁妝，以引誘身份比較高貴的求婚者，如果他需要準備了三份的話，其平均每份的數量就會大大減少，而無法吸引好的求婚者。
嫁妆 歐洲
當時對綁架和強姦未婚女性的綁架者或強姦犯比較通常的處罰是讓他們為該女子提供嫁妝。直到20世紀末這個現象還偶爾出現，被稱為破貞賠償（在解除婚約的情況下男子給予未婚妻因其破貞而應付的賠償金）或毀棄婚約。
為窮苦的女子提供嫁妝被認為是富有的教民們的一種施捨的形式。聖誕節的長襪風俗來自聖尼古拉的傳奇故事，他將金幣投入三個貧窮的姐妹的長襪中，讓她們得以有嫁妝出嫁。葡萄牙的聖伊麗莎白和秘魯的聖瑪定‧包瑞斯都詳細的記錄了關於教民們施捨嫁妝的情況，根據公會的公告，一位羅馬的教民因為資助了嫁妝，而獲得了烏爾巴諾七世的全部地產作為回報。因為法國皇室資助了很多女性嫁妝，勸服她們出發去新法蘭西結婚並定居，因此她們也被稱為 filles du roi (國王的女兒們)。
在歐洲的某些地區，特別是東歐，用土地作為嫁妝是很常見的。例如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本特海姆國，沒有兒子的家庭會贈予其女婿一塊土地作為嫁妝；不過該女婿一般會被要求使用女方的姓，以延續家族，即入贅。
嫁妆 歐洲
當英格蘭的查理二世和葡萄牙的公主凱塞琳結婚時，葡萄牙皇室將印度的孟買和摩洛哥的丹吉爾作為公主的嫁妝送給了英國皇室。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嫁妝在上流社會看來是將女兒會繼承的遺產提早交給她（父母死亡之前）；只有沒有得到嫁妝的女兒才可以在父母死後的到一部分遺產。如果夫妻無後，則他們去世後，女方的嫁妝將退還給她的娘家。
在某些情况下，修女进入修道院时会获得本应该作为其嫁妆的财产。
在德國，嫁妝的習俗一直到20世紀還存在，在未出嫁的女性在結婚前其父母都會為其準備一筆貯備，以暫時資助她將來開始新的生活的基本開支。這筆被當做嫁妝的貯備常常包括一流的家用紡織品（如桌布、窗簾等），餐具以及其他家庭必需的物品，這些大多數都作為禮品包裝好，直到婚禮當天才拆包。這個傳統在20世紀的百年間逐漸淡化，到了今日已很少有家庭會這樣做了。
書籍
芙蓉王香烟
芙蓉王香烟是中国湖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常德卷烟厂生产的一款香烟品牌，于1994年9月30日面世，在湖南省及周围各省市有固定用户。
芙蓉王香烟 产品
芙蓉王香烟的主要产品有芙蓉王硬黄、芙蓉王蓝、芙蓉王软蓝、芙蓉王钻石这四个规格的系列产品。
纳森·德尔福内索
纳森·德尔福内索（英語：，1991年2月2日—），是一名英格兰足球運動員，司職前鋒，出身阿士東維拉，現效力於英甲球隊艾宁顿斯坦利。
纳森·德尔福内索 生平
迪科尼素出身阿士東維拉青訓系統，於2006/07年球季以15歲之齡開始奠定青年隊及預備隊正選席位。2008年2月迪科尼素簽署首份職業球員合約。2008年8月14日迪科尼素代表阿士東維拉在歐洲足協盃第二圈外圍賽首回合作客出戰冰島球隊夏拿佐杜亞（Hafnarfjarðar）後補登場，以17歲另195日成為阿士東維拉歷來在歐洲賽事上陣最年輕的球員；他亦有在次回合的主場賽事上陣。12月4日歐洲足協盃分組賽主場對日利納，首次正選上陣的迪科尼素射入1球；12月17日兩隊已篤定出線的球隊會師北方銀行競技場，迪科尼素於完場前在漢堡身上又取得一個入球。
2009年1月4日迪科尼素首次在本土賽事為一隊上陣，於英格蘭足總盃第三圈作客對正選登場；2月4日在足總盃第四圈重賽主場對，迪科尼素射入個人首個一隊本土入球協助球隊3-1獲勝晉級第五圈。3月15日主場對熱刺，迪科尼素後補登場，取得首次英超上陣機會；迪科尼素在球季結束前獲選阿士東維拉球員及球迷兩項年度最佳青年球員。2010年4月18日作客法頓公園球場對樸茨茅夫，迪科尼素射入個人首個英超入球。
纳森·德尔福内索 生平
2011年3月8日被借用到英冠爭取升班球會般尼直至球季結束。當晚首場披甲作客對侯城，開賽僅5分鐘，於離門兩碼「執死雞」射入全場唯一入球，鎖定1-0勝局，期間取得11場上陣機會。
迪科尼素返回維拉後獲球會續約至2014年，但2011/12年球季他仍然沒法鞏固正選席位，上半季上陣6仗僅有兩場正選登場，於2012年1月23日再被外借至另一支英冠球隊莱斯特城，為期1個月。
2012年8月31日，英冠球會黑池以借用身份從阿士東維拉簽入迪科尼素，借用一個球季。
2013年8月16日，黑池再次向阿士東維拉借用迪科尼素，借用期為六個月。
迪科尼素曾代表英格蘭青少隊在不同年齡級別參加國際賽，現時是英格蘭U21的主力成員。
2010年夏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比賽
2010年夏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比賽於8月15日至8月21日在新加坡的加冷网球中心舉行。賽事分為男單、女單、男雙和女雙4個小項，共會產生4面金牌。參賽的運動員必須於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前出生。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同名专辑)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美國歌手埃爾維斯·皮禮士利發行第一张专辑。
革命广场 (古巴)
革命广场（西班牙語：）是古巴哈瓦那的一个广场及一个区。
该区从广场延伸至马雷贡直至海边，并包括维达多区。
革命广场 (古巴) 广场
革命广场是世界最大的广场之一，其面积达72000平方米。革命广场为许多政治游行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他政治人物在古巴经常閱兵和发表讲话的地点。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多次在重要场合在此对超过100万人次的古巴人发表过讲话，其演讲时间通常为每年的5月1日或7月26日（古巴革命节）。广场的主要建筑物为何塞·马蒂纪念碑，高109米（为哈瓦那市最高点之一），基座高18米。国家图书馆和许多政府机构的建筑均坐落于广场四周。纪念碑后即是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地革命宫。纪念碑对面是内政部大楼和电信部大楼，其中内政部大楼上有著名的切·格瓦拉的画像及其名言“直到最后的胜利”（）。
革命广场和何塞·马蒂纪念碑是在古巴前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任期内修建的，于1959年完工，这一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革命广场原名“公民广场”。在1959年的古巴革命后，改为现名“革命广场”。到达纪念碑顶部有电梯。
革命广场 (古巴) 人口
2004年，哈瓦那革命广场区人口为 161,631 人， 总面积为 12 平方千米，人口密度为 13469.3 人/平方千米。
梅林遺址
梅林遺址（別名：湖山水庫遺址、斗六遺址），位於雲林縣斗六市丘陵地湖山水庫開發地現址。目前因水庫興建，梅林遺址正快速破壞殆盡。
麥若彬
麥若彬爵士，KCMG（英語：，1934年8月14日—2010年7月20日），英國外交官，1987年至1989年間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1991年至1994年任英國駐華大使。
麥若彬爵士在1958年加入外交部，先後在多個駐外使館和外交部本部任職，1978年出任香港及常務司司長，翌年改任遠東司司長。麥若彬在1981年擔任香港政府政治顧問，任內與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和香港總督尤德爵士等人參與香港前途談判，其後為《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細節擔任草擬工作。
麥若彬在1987年至1989年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1990年至1991年出任外交部副國務次官，以及在1991年至1994年出任駐華大使，負責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與中方商討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的過渡安排。不過他在任內遇到相當的困難，除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外，中英雙方亦就「玫瑰園計劃」和後來的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等爭執爭拗不斷。麥若彬在六四事件和新機場爭拗後，兩度隨柯利達秘密訪華，亦被香港不少輿論批評是架空立法局和漠視香港民意的行為。
麥若彬
彭定康在1992年10月推出倍受中方譴責的政改方案後，麥若彬在1993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展開十多輪會談，試圖尋求共識，但最後會談破裂，促成香港政府單方面舉行「九五直選」，以及中方自行成立臨時立法會和取消原有的「直通車」安排。此外，中英雙方以會談保密為理由，一度拒絕透露會談的細節，在當時受到輿論抨擊。
麥若彬 生平
麥若彬在1934年8月14日生於倫敦，父母分別名羅伯特·泰勒·麥凱倫（Robert Taylor McLaren）和瑪麗·露絲·西蒙德（Marie Rose Simond），而外祖父是意大利人。他少時受教於薩塞克斯郡的列治文及東辛郡文法學校（Richmond and East Sheen County Grammar School），1948年升讀西薩塞克斯郡的艾迪靈利書院（Ardingly College），他畢業後取得獎學金入讀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主修歷史，後來從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另外，他曾於1953年至1955年間服役於皇家海軍。
麥若彬 生平
麥若彬在1958年投考公務員，同獲內政部和外交部取錄，但他選擇加入後者。投身外交部後，他最先獲安排在倫敦亞非學院學習中文一年，隨後再由外交部安排乘搭頭等郵輪前往香港，在1959年至1960年間於香港大學進修中文。學成後，麥若彬自1960年至1961年在中國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任職三等秘書，當時的駐華代辦是施棣華爵士，而參贊則是尤德。麥若彬在1962年返回倫敦外交部本部，負責韓國事務，在1963年，他一度出任時任掌璽大臣希思的助理私人秘書，但同年10月希思改任貿易委員會主席後，他返回外交部負責亞拉伯-以色列事務。
麥若彬 生平
本身有意大利血統和懂得意大利語的麥若彬在1964年獲外派往羅馬的英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出任二等秘書，隨後升任一等秘書。在1968年，他第二度前往香港，擔任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的助理政治顧問，同年外交部改組為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麥若彬在1970年至1973年返回總部，以一等秘書身份任職於人事行動科，負責內部人士與昇遷事宜，後來於1974年至1975年間出任西方組織司副司長，專門處理北約事務，任內亦參與籌組歐洲安全暨合作委員會（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1975年至1978年間，他在哥本哈根的英國駐丹麥大使館出任政治參贊兼使館首席館員。
在1978年，麥若彬返回外交部本部，擔任香港及常務司司長，主管香港事務。當時香港政府和英國的工黨政府正因新界租約將於1997年屆滿，擔心港府批出的地契不能過渡1997年，因而促使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在1979年接受鄧小平邀請訪問北京，繼而標誌著香港前途談判的開始。同時間，工黨政府在1979年5月倒台後，麥若彬亦在同年年尾改任遠東司司長。
麥若彬 生平
保守黨上台執政後，新任英揆戴卓爾夫人在外交事務上採取強硬態度，而她的內閣閣員亦多次前往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與中方交涉。其中，麥若彬曾在1980年3月隨國防大臣皮姆（Francis Pym）訪問中國，這是英國歷來首度派國防大臣出訪中國。翌年4月，他又隨外相卡靈頓勳爵訪問中國，期間卡靈頓曾就新界租約事宜與鄧小平交換意見。在1981年，麥若彬復獲任命接替衛奕信出任港府政治顧問，不久以後，尤德爵士在1982年5月接替麥理浩出任港督，兩人遂與身在北京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聯手處理香港前途問題。
在這時候，戴卓爾夫人剛在福克蘭戰爭戰勝阿根廷，令她有更多時間關注香港事務，並且在同年9月於北京會見鄧小平，中英兩國隨後在同年10月正式就香港前途展開非正式的首輪談判。不過，在談判中，一方面中方堅持收回香港，而另一方面，英方則堅持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並強調英國擁有香港主權是理所當然。兩方各不相讓，使到首輪談判陷入膠著狀態。一直到談判後期，英方代表柯利達成功遊說戴卓爾夫人，就主權事宜在談判桌上讓步和妥協，才促成第二輪談判的召開。
麥若彬 生平
戴卓爾夫人在1983年大選連任後不久，中英兩國同意召開第二輪談判，雙方在7月初公佈代表團的成員名單，其中英方團長繼續由柯利達出任，而尤德和麥若彬則首次參與談判，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英方其他主要成員還包括英國駐華大使館政務參贊高德年、一等秘書歐威廉，二等秘書畢瑞博、史棠穆和港府派出的傳譯組首席翻譯鄭仰平，至於副政治顧問馬德克亦曾署理麥若彬出席會談。會談召開之初，尤德曾在香港的記者會上宣稱自己是「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結果被中方批評英國玩「三腳凳」的把戲，而且堅持不准有香港代表參與前途談判，英方唯有在事後澄清尤德「當然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會談」。
麥若彬 生平
可是，第二輪談判與第一輪談判一樣遇到重大分歧，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權可於1997年後移交中國，但為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建議由英國保留治權，有關建議被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批評為無異於「以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三個舊的不平等條約」，使談判再度陷入困難。面對談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動搖，並引發信心危機。在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日用品的情況。港府為隱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但中方則抨擊英方是港元匯率急跌的幕後黑手，揚言如果一年內未能達成協議，就會單方面採取行動，自行在1997年前獲得香港主權。
麥若彬 生平
由於英方代表團擔心中方放棄談判和單獨採取行動，代表團在1983年11月成功說服戴卓爾夫人，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維持任何關係，有關決定被不少評論視為英方的重大讓步。此後，中英談判取得明顯進展，雙方確認了一些主要原則，當中包括香港在1997年由英國移交中國，中方在主權移交後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雙方在過渡前後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及讓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國在1997年後維持某種不具居英權的關係等具體方針。柯利達在1984年1月由伊文思爵士接任團長，而尤德和麥若彬繼續留下參與談判，但雙方的談判結果基本上已經定調，成為後來《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
麥若彬 生平
在1984年夏天，中英雙方設立一個工作小組就草擬《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細節進行磋商，這個工作小組由已改任助理常務次官的衛奕信為英方首席代表，另由柯在鑠擔任中方首席代表，麥若彬則主理工作小組轄下兩個小組的其中之一，負責國籍、居留權、民航航權和土地方面的條文，在大約四個月的時間內，工作小組以極速為《聯合聲明》定稿。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並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可是，《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並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
麥若彬 生平
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進入主權移交前13年的倒數，即所謂的「過渡期」。這個時期的麥若彬在1985年出任英國駐菲律賓大使，任內見證了菲律賓的民主運動與馬可斯政權的終結。不過，麥若彬在菲律賓的任期並不長久，未幾，港督尤德爵士在1986年12月死於任上，英政府遂於1987年改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衛奕信接任港督，而曾經參與前途談判、經驗豐富的麥若彬，則獲指派接替衛奕信出任英方首席代表，同時出任助理國務次官，負責亞太地區事務。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其附件二，在1985年5月27日正式成立的組織，負責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並討論主權交接前後的過渡安排；小組需要每年在倫敦、北京或香港召開合共三次全體會議，每次歷時四天。在英方首席代表任內，麥若彬定期與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鑠舉行會談，但仍留在倫敦辦公。後來應中方要求，中英雙方在1988年先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雖然柯在鑠亦進駐香港辦公，但麥若彬則選擇繼續留在倫敦，復於1989年派高德年為英方駐港首席代表。
麥若彬 生平
然而，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並不完全順利，並因為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受阻。在六四事件中，中共派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和平示威，導致港人對香港前途陷入新一輪信心危機，更史無前例地觸發百萬人在中環集會示威，反映對中共政權的不滿，中英談判遂隨著國際間杯葛中國而陷入困局。當時英國和香港有不少輿論呼籲英政府譴責和放棄《中英聯合聲明》，主流輿論更對香港主權將會移交中國感到憂心，當中香港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女爵士更公開懇求英國勿將其子民轉讓予一個「毫不猶疑地以坦克和武力鎮壓人民」的政權。與此同時，六四事件也激起港人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訴求，在1989年5月，立法局和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達成了一致共識，推出「兩局共識方案」，建議為香港代議政制改革立下時間表。根據方案，兩局非官守議員均希望到1991年，立法局可以有20席議席（即總數的三分之一）由直選產生，直選議席到1995年增至一半，最後在2003年達至全面直選產生所有議席。
麥若彬 生平
雖然「兩局共識方案」獲得普遍香港輿論支持，但卻深受中方猜忌。在1989年9月，麥若彬與柯在鑠在倫敦召開自六四事件以來的首個聯合聯絡小組會議，令短暫中斷的談判重回正軌。同年年底，麥若彬隨英揆外事顧問柯利達爵士秘密訪問北京，就香港的政制發展進行遊說，在談判中，英方未有諮詢兩局的情況下，與中方達成了另一套協議。在麥若彬和柯利達提出的方案中，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立法會在2007年之前，將有一半議席，即30席，由直選產生，在英方配合下，所有立法局在1997年前的改革將會先徵求中方同意，以便香港立法局有所謂的「直通車」安排，能夠在主權移交時順利過渡到新的立法會。英方又有意設立「副港督」（Deputy Governor）一職，讓將來的特區候任行政長官可在主權移交前作好準備。在這次秘密會談意味中英雙方放棄「兩局共識方案」，而會談中提及的立法會產生辦法，後來則在1990年中方頒佈的《基本法》附件二得到確認。在1990年1月和2月間，中英兩國外長再交換了七封外交密函，就1995年殖民地最後一次立法局選舉如何銜接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達成秘密協議。
麥若彬 生平
六四事件後，為了振奮人心，港督衛奕信爵士在1989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宣佈落實被港府譽為「玫瑰園計劃」的香港機場核心計劃。不過，由於計劃造價昂貴，加上工程橫越1997年，中方即時指責「玫瑰園計劃」是一項企圖要花光香港外匯儲備的陰謀，並指這是英方秘密撤走資金的手段，表明不會「祝福」計劃。麥若彬此時剛於1990年升任外交部副國務次官，並在1991年6月接替唐納德爵士出任英國駐華大使，為設法取得中方表態支持興建新建場，他上任後立即與柯利達又一次秘密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等人，企圖為新機場一事「解話」，但中方堅持英揆馬卓安要親自來華簽署諒解備忘，事件才可以完滿解決。柯利達和麥若彬與中方的秘密會談，以及上一次秘密和中方達成協議放棄「兩局共識方案」的決定曝光後，受到立法局多位議員批評，指秘密談判的過程架空立法局，妨礙港人參與，其中立法局議員李柱銘更直言有關做法「換來一種剝削香港民主的制度」。
麥若彬 生平
柯利達與麥若彬秘密訪華遊說後，馬卓安唯有答應中方要求，在1991年9月3日於北京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當中，英方承諾留予未來特區政府的儲備將不少於250億港元，換取中方支持新機場的建設，以及對香港主權移交後所剩下的舉債問題採取積極態度。雖然馬卓安表面上顯得十分樂意到北京簽署諒解備忘，但背後卻對此十分惱怒，因為自六四之後，國際尚在杯葛中國之際，自己卻被迫到那裡簽約，成為六四事件以後第一位到中國的西方國家元首。此後，保守黨政府認為對華的妥協政策已不適用，而馬卓安認為對北京處處退讓的衛奕信和柯利達要負上責任，兩人結果在1992年先後被撤換，但麥若彬則獲留任。
麥若彬 生平
衛奕信在1992年7月卸任後，港督一職由馬卓安的黨友、下院議員和政治家出身的彭定康繼任。彭定康上任後不久，即對中方採取與前任截然不同的強硬作風。他在1992年10月發表《施政報告》，宣佈在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讓全部議席透過普及的選舉產生，以便加快香港民主進程，保障港人人權。有關決定雖然獲得香港輿論和英國傳媒普遍支持，但彭定康與中方卻陷入相當惡劣的關係。在中方壓力下，中英雙方被迫公開在1990年初往還的七封外交密函，企圖顯示彭定康的方案有違中英雙方較早前達成的秘密協議，但密函公開後，反而被立法局多位議員批評中英兩國進行檯底交易，不顧港人利益。
在1993年1月3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再公開反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聲稱方案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雙方已達成的既有共識，是「三違反」的方案，他揚言如果彭定康不放棄方案，中方將會「另起爐灶」，威脅取消立法局原有的「直通車」安排。為安撫中方的不滿情緒，英方在1993年3月，宣佈將與中方就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辦法召開會談，英方代表由麥若彬擔任，成員則包括港府的憲制事務司施祖祥、港督彭定康的政治顧問歐威廉、副憲制事務司黎慶寧、以及外交部的李啟思等人。不過，彭定康在同年3月12日向立法局宣佈將政改草案刊憲，引來魯平在3月17日於北京發表講話，嚴厲批評彭定康將成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相方的激烈爭拗，使會談未開始便已經陰霾密佈。
在1993年4月22日，麥若彬正式與中方代表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展開會談。雙方此後一共召開十七輪會談，至同年11月27日結束，其中麥若彬參與了首十四輪會談。雙方雖然同意會談建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雙方已達成的既有共識，但會談只能在一些橫枝末節上達成共識，彭定康的政改核心部份始終未有觸及。在7月和8月間，英方曾經向中方提交政改方案的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主要在功能組別議席和選舉委員會議席的產生辦法略作修改，但修訂幅度基於會談的保密性質，使外界無法知悉。不過在彭定康堅持下，麥若彬一方重申功能組別議席不可以以團體票選出，而且有份選出選舉委員會議席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必須有充足的民意授權，這些重大分歧使到雙方無法達成任何協議。此外，在會談期間，英方宣佈押後將政改草案送交立法局審議，激起立法局多位議員批評。在1993年5月26日的會議上，立法局議員張文光指責中英雙方以會談保密為理由，剝奪香港市民的知情權，令普羅大眾對會談進展一無所知，而麥若彬和姜恩柱也非港人選出，會談上沒有立法局代表，難以反映港人利益。
事實上，中英雙方之所以願意就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安排召開會談，某程度上是要透過會談各自博取香港輿論支持。雖然彭定康在會談背後對英方施以重大影響力，但中方卻堅拒彭定康參與，再加上雙方分歧太大，以及中方的猜疑，使得會談進程困難而緩慢，最後以失敗告終，也導致中英關係的進一步倒退。會談破裂後，政改方案的立法工作由港府在同年12月單方面重新推進。在1994年2月，英方和中方先後單方面公開1993年的談判內容，其中，中國外交部更發表題為〈中英關於香港1994／1995年選舉安排會談中幾個主要問題的真相〉的文章，企圖將會談破裂的責任歸咎於英方。雖然如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在1994年6月獲立法局大比數通過，讓他如期落實「九五直選」。此後，中方宣佈放棄原有的「直通車」安排，並在1996年自行成立立場親中和保守的臨時立法會，而且聲言不讓殖民地的立法局過渡1997年7月1日，而原先「副港督」的安排也無疾而終。中英雙方的惡劣關係，要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才逐漸改善過來。為表彰麥若彬在中英談判所作的貢獻，他早在1982年獲英廷授予CMG勳銜，1991年再獲KCMG勳銜，成為爵士。
麥若彬在1994年8月年屆60歲的退休年齡，卸任英國駐華大使，無緣見證彭定康舉行「九五直選」，而大使一位則由艾博雅爵士接替。退出外交部後，麥若彬投身商界，並在多間機構任職董事，其中包括在1995年至2009年任Invesco亞洲信託（Invesco Asia Trust）董事、1995年至2008年任貝特伯恩（香港）有限公司（Batey Burn Ltd (Hong Kong)）董事、1997年至2009年任忠誠亞洲價值公司（Fidelity Asian Values）董事，以及在1998年至2008年擔任阿伯丁全亞洲投資信託（Aberdeen All Asia Investment Trust）董事。
退出外交部後的麥若彬在1997年獲邀出席了香港主權交接儀式，而他在亞洲的商業業務，亦讓他有機會不時前來香港。麥若彬在2007年香港主權移交10周年的時候撰寫文章，發表他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看法，他認為香港在過去十年沒有太大改變，並對香港的前景保持信心。
此外，麥若彬在1996年至2004年間擔任母校艾迪靈利書院校董，期間於1999年至2004年兼任校董會主席。他亦在1997年至2004年出任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校董，並在1999年至2004年兼任校董會主席，他在2006年獲皇家哈洛威學院頒授榮譽院士銜。
晚年的麥若彬身患癌病，2010年7月20日病逝於倫敦，終年75歲，死時妻子與子女皆在人世。麥若彬的喪禮在同年8月5日於溫布頓的施洗者聖約翰教堂（Church of St John the Baptist）舉行，而追思會則在同年9月舉行。對於麥若彬的逝世，時任駐華大使吳思田與駐港總領事奚安竹皆致以軫悼，並讚揚他對香港主權移交所作的貢獻。
麥若彬 個人生活
麥若彬在1964年娶蘇珊·愛倫·哈瑟利（Susan Ellen Hatherly）為妻，兩人育有一子兩女。麥若彬的妻子本身擁有西班牙語的學位，隨夫到羅馬工作期間，亦學會了意大利語，而他們的兩名女兒也是在羅馬出生。麥若彬的興趣包括音樂和閱讀，晚年也愛弄孫為樂。他是香港會和牛津及劍橋會的會員。
阎相文
阎相文（1875年—1921年8月23日），字焕章。山东济宁（今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阎相文 生平
他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911年（宣統3年）他历任北洋第三鎮第五協管带、標統。辛亥革命爆发时，阎相文一度反对。
1912年（民国元年），他任陆军第3師的团長。1917年（民国6年），他升任直系曹錕手下的直隷第2混成旅旅長。1918年，阎相文率领部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交战。1920年（民国9年），他升任第20師師長。翌年5月，他署陝西督軍。当時，馮玉祥率第16混成旅入陝西省，击败了皖系的前督軍陳樹藩。
1921年5月25日，北洋政府任命阎相文为署陕西督军，替代陈树藩。陈树藩在陕西经营多年，不愿交出权力，6月，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主力进攻潼关，直趋西安，同时驻湖北的第七师吴新田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从侧翼攻击西安；阎亲自率第二十师紧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之后向西进军，准备以武力接收陕西。
阎相文 生平
前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在得到了阎军向陕西进攻的消息后，表面上向曹锟、吴佩孚表示将放弃陕督地位，同时却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同阎相文率领下的直军决战，维持皖系在陕西的统治。而时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表面仍与陈树藩周旋，实际上却暗中支持直军；此时，数年来与陈树藩为敌、并且已经占领渭北地区的陕西靖国军，事实上也给阎军入陕驱陈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助力。陈树藩的军队一触即溃。7月5日，陈树藩被迫带领残余卫队逃出西安。7月7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吴新田的第七师和阎相文的第二十师在西安会合，阎相文随即就任陕西督军。刘镇华由于在驱逐陈树藩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劳，由皖系一变而成为直系，得以继续担任省长。
阎相文 生平
阎相文为了稳定人心，将陕西靖国军各路将领相继邀请到西安，论功行赏，但同时又对各将领区别对待，企图使靖国军内部分裂。一方面，他又对陕西防务做出悉心部署，以期维持其督军地位。他命令第二十师的二十九旅驻军于西安，维持治安；由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分驻临潼、蓝田等西安外围地区，防御陈树藩余部的反扑；以吴新田第七师分驻于户县、武关，阻止陈树藩系统的张世珑、白弋人军向东进攻；以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驻军于商洛，用来防备山阳、镇安一线的张宝麟部队。
此时，十万余军队驻扎在陕西，而局面依旧混乱，可粮草军需却都要求地方供给，致使陕西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阎相文自从就任督军职务后，终日吸食鸦片，不理政务，遇事多任由冯玉祥代办，时人遂有“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的说法。后他竟手谕冯玉祥诱杀了陕西民军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郭坚，使得陕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曾受到吴佩孚的严厉斥责。加上直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吴佩孚向其问罪，阎相文自感难于应对，8月23日于陕西督军行署吞服鸦片自杀，仅距郭坚被杀10天，享年47岁。
阎相文任督军不到两个月，也被称为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督军。
阎相文死后，原本资望尚浅的冯玉祥随即接替了其陕西督军的位置，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也很快扩张为陆军第十一师，为后来以冯玉祥为首西北军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时人也流传着冯玉祥谋害阎相文的说法。
華谷艷
華谷艷（）（1月27日—）日本漫畫家，出道作品是「誘惑★王子」（刊載於月刊《Cheese!》2007年7月號增刊）。目前在小學館的漫画雑誌《Cheese!》活躍中。
司機大佬
《司機大佬》（英語：）是香港亞洲電視製作的時裝電視劇，此劇是萬綺雯及伍詠薇參選1989年亞洲小姐後出道的劇集，亦是胡渭康及彭文堅由無綫電視轉投亞洲電視後的首部參演劇集。
司機大佬 劇情簡介
因父母早逝，身為的士司機的大哥方海珠（吳耀漢飾）便成了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他為人風趣幽默，表面對弟妹頗為民主，但實質思想守舊。海珠在偶然間認識了性格剛強獨自帶着兒子的張燕嫻（歐陽佩珊飾），兩人因小事而成了冤家。之後，海珠喜歡上了嫻，但他始終不敢表達愛意。歷經波折，兩人終於走到了一起，可好事多磨，情敵何培根（熊德誠飾）乘虛而入，珠見情勢危急，遂在舞台上大膽地向嫻表白了一切......
大妹小圓（伍詠薇飾）性格內向、害羞，後認識了富家子弟馮泰來（孫興飾），兩人的感情突飛猛進，就在即將談婚論嫁之際，婚事卻因海珠的介入而節外生枝。二妹小玉（萬綺雯飾）刁鑽俏皮，常與海珠對立，她遇到了性格浪漫的小學同學李超榮（彭文堅飾），兩人情投意合，並閃電結婚。小玉的家庭生活不如意，幸得海珠多番開解，兄妹終冰釋前嫌。
司機大佬 重播
2023年5月起，亞視將本劇上載至旗下官方YouTube頻道內，並可免費觀賞。
中德人权对话
中德人权对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国之间在人权领域的外交對話機制，是两国政府“法律交流与合作”的长期项目。
2007年9月21日，德國總理梅克爾在總理官邸會見西藏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表示支持西藏文化自治，是現任總理正式會見達賴之首次。雖面臨中國政府之威脅，梅克爾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針鋒相對地表示：「我是德國總理，我有權決定在哪裏和誰見面。不會因為對華貿易關係而在原則問題上妥協讓步。」梅克爾於2008年3月藏區流血衝突發生之際即表示未來還會再接待到訪的達賴喇嘛。中国取消了原定于当年12月举行的年度人权对话。
中德人权对话 評論
德國綠黨联邦议会党团在一份战略文件中表示德中之间进行多年的法治国家对话以及人权对话缺乏明确的目标以及检验的标准，这样的对话也应该向公民社会开放。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39°53′59″N 116°43′07″E﻿ / ﻿39.89963°N 116.71869°E﻿ / 39.89963; 116.71869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简称中共北京市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市的领导机关，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北京市的党务工作，并定期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尹力兼任该委员会书记，殷勇、游钧担任该委员会副书记。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沿革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1922年7月，更名为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3年7月，调整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10月，改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
1927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员会成立。1927年11月，改为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员会。1928年2月，复设中共北京市委员会。1928年6月，北京市更名为北平市，改设中共北平市委员会。1930年8月，更名为中共北平行动委员会。1930年9月，旋即复称中共北平市委员会。1931年9月，设置中共北平城区委员会。1931年11月，再次复设中共北平市委员会。1934年5月，更名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员会。1934年11月，调整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1935年11月，调整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935年12月，复名为中共北平市委员会。
七七事变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委员李常青、刘杰、刘慎之、葛琛。1937年10月撤销，改为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共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委）。书记张/1938年春娄平/1938年12月周彬。1942年以后，城内不设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沿革
1938年王定南化名“大刘”，任中共北平特委书记。1942年6月日本特高课、日本宪兵逮捕王定南，中共北平地方组织撤销。1941年成立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9月改称城市工作部直接领导北平党务工作，刘仁、刘慎之主管日常工作。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复设中共北平市委员会至1946年9月，书记刘仁，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光，宣传部长周小舟，军事部长甘春雷，设学委（佘涤清）、工委（常明/张鸿舜）、铁路委（叶克明）、平民委（赵凡）、文委（张文松）、警察委（屈绍健）等独立系统。此后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华北局城工部领导城内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沿革
1948年底，平津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北平市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决定组建北平的党、政、军领导机构。12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中共北平市委第一副书记，叶剑英同时兼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及北平市市长。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市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北平市军管会的组织机构、人选、几项具体任务、入城工作人员纪律等问题。当晚，北平市委人员从保定启程，于18日凌晨抵达涿县。24日，叶剑英作报告，宣告接管北平郊区的工作已经开始，并为日后接管北平城区准备:4－5。
1949年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北平市改称北京市，北平市委由此改称北京市委。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因党领导一切，北京市委一直是北京市地方行政的领导机构。1967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撤销，设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同时设中共北京市革委会核心小组。
1971年3月，恢复设立中共北京市委员会。1984年8月，北京市委不再设置第一书记，改设书记、副书记。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职责
根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主要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承担下列职能：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机构设置
根据《北京市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设置工作机关13个，工作机关管理的机关（副厅局级）4个。中共北京市委设置下列机构：
（市委办公厅挂市档案局牌子。）
（市委组织部挂市公务员局牌子；市委宣传部挂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市电影局牌子；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挂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牌子；市委社会工作部挂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牌子。）
（市委研究室挂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挂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与市委互联网企业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挂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牌子，与市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挂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牌子；市委老干部局挂市委老干部联络室牌子。）
（市委党校挂北京行政学院牌子。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挂市国家保密局牌子；市委机要局挂市密码管理局牌子。）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挂市领导人才考核评价服务中心牌子。）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历任领导
初期（1948年12月—1955年6月，成立时为中共北平市委，1949年9月改为中共北京市委）
第一届市委（1955年6月—1956年8月）
第二届市委（1956年8月—1962年5月）
第三届市委（1962年5月—1966年5月）
第三届市委（1966年5月—1967年4月）
第四届市委（1971年3月—1976年10月）
第四届市委（1976年10月—1982年11月）
书　记：杨俊生（—1979年11月）、吴忠（—1977年9月）、黄作珍（—1978年12月）、刘绍文（—1979年11月）、丁国钰（—1977年7月）、倪志福（—1977年7月）、杨寿山（1977年7月—1978年5月）、王磊（1977年7月—12月，1978年5月—1979年3月）、郑天翔（1977年7月—1978年5月）、叶林（1978年5月—）、赵鹏飞（1978年5月—）、毛联珏（1978年5月—1980年8月）、李立功（1978年5月—1981年5月）、王宪（1978年5月—）、王纯（1979年3月）、陈鹏（1979年3月—）、刘导生（1981年3月）、冯基平（1981年4月）、陈希同（1981年7月—）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历任领导
第五届市委（1982年10月—1984年8月）
第五届市委（1984年8月—1987年12月）
第六届市委（1987年12月—1992年12月）
第七届市委（1992年12月—1997年12月）
第八届市委（1997年12月—2002年5月）
第九届市委（2002年5月—2007年5月）
第十届市委（2007年5月—2012年6月）
第十一届市委（2012年7月—2017年6月）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历任领导
常务委员：郭金龙（—2017年5月）、王安顺（—2016年10月）、吉林（—2013年4月）、叶青纯（—2015年12月）、吕锡文（—2015年11月）、李士祥（—2017年2月）、牛有成（—2015年4月）、赵凤桐（—2014年7月）、鲁炜（—2013年4月）、郑传福（—2013年12月）、傅政华（—2015年3月）、陈刚 (1966年5月)（—2017年2月）、陈刚 (1965年)（—2013年7月）、李伟（2013年5月—2017年1月）、姜志刚（2013年5月—2017年4月）、苟仲文（2013年6月—2016年10月）、张工（2015年4月—）、潘良时（2015年2月—2017年3月）、戴均良（2013年5月—2016年6月）、张延昆（2013年5月—）、李书磊（2015年12月—2017年1月）、蔡奇（2016年10月—）、林克庆（2016年12月—）、张硕辅（2017年1月—）、阴和俊（2017年3月—）、景俊海（2017年4月—）、杜飞进（2017年4月—）、魏小东（2017年4月—）、陳吉寧（2017年5月—）
第十二届市委（2017年6月—2022年6月）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历任领导
常务委员：蔡奇、陈吉宁、景俊海（—2018年1月）、张工（—2018年10月）、阴和俊（—2018年10月）、张硕辅（—2018年7月）、张延昆、林克庆（—2019年12月）、杜飞进（—2021年2月）、魏小东（—2021年8月）、崔述强、齐静（女）、姜勇（2018年1月—2020年1月）、陈雍（满族，2018年10月—2021年7月）、王宁（2018年12月—2021年2月）、殷勇（2018年12月—）、王春宁（2020年1月—2020年5月）、张凡迪（2020年5月—）、张家明（2020年9月—）、孙梅君（2020年12月—）、夏林茂（2021年2月—）、莫高义（2021年3月—）、游钧（2021年10月—）、陈健（2021年11月—）
第十三届市委（2022年6月—）
常务委员：蔡奇（—2022年11月）、陈吉宁（—2022年10月）、殷勇、游钧、孙梅君（女，—2023年11月）、陈健、莫高义（—2024年4月）、夏林茂、付文化（—2024年9月）、杨晋柏（—2025年3月）、靳伟、孙军民（女）、赵磊、尹力（2022年11月—）、刘伟（2022年12月—2024年9月）、于英杰（2023年12月—）、朱军（2024年9月—）、谈绪祥（2024年12月—）、李成林（2025年6月—）、马骏（2025年6月—）
仁皇山街道
仁皇山街道是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下轄的一個街道，位於湖州市區東北方向，同濱湖街道一道隸屬於湖州太湖旅遊度假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