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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 事件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美国籍历史系教授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三个临近住家的女人被强奸，而且发生了五次，在士兵强奸时他正好碰上。而他的一个朋友目睹了一位妇女被17个日本士兵接连不断地强奸。在12月15日，仅在南京大学的一栋楼里就有30个女大学生被强奸。三天后18个女孩在校园里六处不同的地方被日军士兵强奸。此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惨遭强奸的受害者包含9岁的小姑娘以及76岁的老妇。大学校园里的其余女性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就位于南京大学旁边:169。
日军在南京期间对女性的奸淫恶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日军发现女性就加以奸淫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日军军官通常不会将其作为违纪行为加以处理。不仅如此，日军军官还把放纵士兵强奸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为了让部下发泄在上海战场上几个月的苦战中积郁的不满情绪并且鼓动部下进攻南京，日军军官向士兵宣传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拥有漂亮的姑娘”、“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后，数万日军闯入城内，一周之内就有8,000以上中国女性遭到奸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十几天后，罪行累累的各部陆续离开，而留在南京执行“警备”的第16师团仍然在长期进行强奸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队接替16师团之后，强奸案件进一步增加了。
日军攻占南京初期，5万士兵从难民那里抢掠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再用军用车辆把所謂的戰利品运走。除了日本军人，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也加入到徵收的行径当中並記錄之。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的混亂之内，市民治安嚴重惡化，城内所有的建筑物都遭遇不等的損失，盜賊常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如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美国籍历史系教授贝茨曾亲眼看到一支日军后勤队，这群士兵的队伍长三分之二英里，满载高等的红木和黑木家具。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还说，作為日本盟友挂着德國國旗的德国商社也被纵火。:169
12月18日，日軍於南京故宮飛行場舉辦陸海軍合同慰靈仪式。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日军在洗劫商店之后，经常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140-147。据统计，城内外23.8%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時造成。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两年重建期内，日军、日本宪兵还强占大量中国人的店铺、住宅和建筑，有的直接由日军占用，有的则无偿交给来到南京的平民。
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大掠夺。据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计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79册。
南京大屠殺 人道救助
鑒於日軍進攻南京之形勢，為在最危急時能使未及撤退南京之難民有一個躲避之住所，1937年11月間，留在南京之外籍人士代表決定成立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定名為「南京安全區（難民區）國際委員會」:130。1937年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决定仿照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德國商人约翰·拉贝任主席。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內分設25個難民收容所，最多時收容難民約25萬人:130。
南京大屠殺 人道救助
中国政府承认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姦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26个难民营，其中25个在安全区内，分设在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处，另有设在城东南双塘的1个难民营。
12月23日，日軍在南京設立自治委員會，为关闭安全区做准备（第六章第一节）。1938年1月底，虽然暴行仍在继续，日军却声称已经恢复南京城的秩序，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日本軍佔領南京後，於1938年2月下令解散南京國際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強行命令平民離開難民區:130。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南京大屠殺 人道救助
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有25万人，难民所直接管理的难民最多时有7万人。为了救助数量庞大的难民、维持他们的生活、并庇护他们少受日军伤害，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0多位西方成员和数百名中国成员，为此艰苦斗争。
在大屠杀期间，除了国际委员会组织的收容所，在城内外还有一些中国人和欧洲人自发组织的难民营，如城北下关的和记洋行、东北郊外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等。
南京城外东北郊的句容县、江宁县和栖霞山一带是日军首先进攻的地区，大量青壮年被杀，妇女被掳走强奸。附近的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仿效南京安全区的做法设立难民营收容附近的农民，其中也有少数未能撤离的中国官兵。江南水泥厂与丹麦史密斯公司（F.L. Smidth co.）和德国禅臣洋行有商业合同，因此在战前请两家公司派代表与留守员工一起守护厂内财产。德商派卡尔·京特任代理厂长，丹麦人辛德贝格稍后到达，两人在厂区收容难民最多时有4万至5万人。京特和辛德贝格在水泥厂树立了德国和丹麦旗帜，使日军不来侵扰。栖霞寺住持寂然法师在寺内也设立收容所，最多时有2.4万难民。
城北和记洋行曾收容大量难民，据应当在一万人以上，但在这里避难的难民大部分被日军捕去杀害。根据幸存者的证词记录，仅12月14日一天日军就从和记洋行带走并屠杀数千人。此外，江北六合县的葛塘集难民营约有难民2,000人，城东南的剪子巷老人堂收容530多人。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和处理大致有五个途径：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南京当时8家慈善团体共埋尸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埋尸43,123具。据该会1945年的《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慈善工作报告书》及所附埋尸统计表记载，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10月30日，在城内收埋1,793具，城外收埋41,330具，其中女尸75具、孩尸20具。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在八卦洲江岸收埋被射杀的死者尸体、江中浮尸以及打捞江中尸体，正式资料提及埋尸1,557具，又有该会函件提及处理尸体1万余具。南京崇善堂埋尸112,266具。该堂在战后提交给军事法庭的统计显示，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1日，该堂在城区收埋7,548具，在城外收埋104,718具。该堂埋尸的“前期资料”较少。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22,691具。该会1938年1月5日以前在南京下关、和平门一带收埋8,949具，此后得到日军许可后留下按日记载的收尸记录，到5月底又收埋13,742具。南京市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该堂掩埋组组长刘德才在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出庭作证：“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7,000多了”。南京代葬局收埋1万余具。代葬局掩埋队也受雇于南京伪政权。掩埋队队长夏元芝于1946年为汉奸嫌疑辩护时称：“曾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伕役，终日收埋被惨杀军民尸体万余具”，这一数字得到当年掩埋伕役的确认。顺安善堂收尸约1,500具。1940年12月该堂在一份调查登记表中称：“迄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去陆百元。”按照当时一般收尸付费4角计算，约收埋1,500具。明德慈善堂收尸700余具。当时的堂长陈家伟在1940年12月的文件中称：“雇用伕子十余人，掩埋尸首”、“廿七年春，掩埋七百余具”。众志复善堂也参与埋尸，但是具体数目不详。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当时民间的4支市民掩埋队共埋尸4.7万余具。其中：城西市民掩埋队，由湖南木商盛世征出资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城南市民掩埋队，由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等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餘具，其中难民尸体5,000余，中国军人尸体2,000余，分别埋葬在雨花台山下和望江矶花神庙等处。回民掩埋队，由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南京市红卍字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尸体400余具，所收尸体以回民为主。北家边村民掩埋队，由北家边万人坑唯一幸存者严兆江带领，收尸6,000余具。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与日军合作的南京市和各区伪政府以多种方式处理尸体，有据可查的埋尸数量有7,000余具。下关区在南京城西北，伪区长刘连祥1938年1月30日报告，经过半个月工作，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在城东南部，伪区公所在1938年2月工作报告中称当月收埋尸体1,233具。第二区在城西南部，最近发现该区伪公所的两份文件中提到请崇善堂掩埋了区内两处遗尸共27具。第三区在城东北部，最近发现该区伪公所曾请崇善堂、红卍字会掩埋区内多处遗尸10余具。1938年底，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命伪卫生局派掩埋队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至马群一带遗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之碑”记录埋尸经过。
日军在支持中国团体处理尸体之外，也直接进行埋尸和毁尸的处理。日军战俘太田寿男1954年供认日军动用部队处理的尸体总数达到15万具。近年来发现的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也明确证实，日军曾大量直接掩埋遇难者的尸体，或是将尸体焚烧，或是投入江河、水塘之中。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而且至今各方没有一致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坚持采信30万的遇难人数，这是国民政府在战后军事法庭的相关审判中确认的。不过近几年来，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中国学者的态度发生一定变化，如孙宅巍曾表示，在日本承认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的前提下，具体遇难人数“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日本内阁会议于2007年4月24日通过一份答辩书，暧昧地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不能否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在具体的被杀害人数上存在各种议论，政府作出断定是困难的”。而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主流看法，从数万至十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杀害都有，同时日本极右翼分子则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把东京审判的结果看作是强加给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对于中国来说，30万这个数字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难的象征，并且这一由战后南京军事法庭所确认的数字，被当作是对日本侵略者正义审判的结果的一部分。因此，在日本右翼试图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背景下，来自日本的对这一数字的质疑就会被中方理解为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认，从而激起中方对这一数字的进一步守护和确认。而在日本，对于右翼来说，30万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中国式的夸张，更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而中方对这一数字的强调，则被日本右翼看作中国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的一张历史牌。
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实际上，要根据现有的档案、证词以及其他历史记录得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确切人数或者较准确的估计数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有关大屠杀的第一时间原始档案十分匮乏。南京从1937年大屠杀发生直至1945年战败，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后，南京临时参议会6月11日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而且，对还原大屠杀经过最为重要的日本官方文件，已经被日本方面在战败前后有计划地销毁和隐藏。例如，日军共有57个步兵大队直接参加对南京的进攻作战，但其中只有16个大队陆续公开当时的《战斗详报》和《阵中日记》:156。
其次，中方在战后进行调查时遇到诸多困难，最终提交的数字也有争议之处。除了缺乏资料和众多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已经遇难之外，幸存者之中有的因为对自身补偿不抱希望而对调查十分冷漠，有的则因为对于受害感到羞耻而隐瞒自身的情况。在遇难者遗体数量的统计上，由于大量尸体被焚毁和抛入长江，这一部分的数字只能进行估计，而在尸体掩埋的统计上，崇善堂提供的数字由于没有原始文献而存在一定疑问。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大屠杀范围的认识有所不同，这包括遇难者身份、大屠杀的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三个方面。中国方面的统计数字通常对战死的军人、被俘后被杀的军人与遇难平民并不加以区别。而一些日本学者则将日军以俘虏兵名义抓捕并杀害的平民归入战死的军人，从而将这一类遇难者排出在统计之外。
关于大屠杀持续时间，战后审判提出日军大规模施暴时间为日军入城的12月13日开始的6个星期，但实际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12月10日南京战役爆发时已经开始，即使在第二年2月，日军的零星杀戮仍未停止，强奸和抢劫仍然严重。关于大屠杀的地理范围，由于1937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墙内的8个城区（城区内设有国际安全区）、近郊的6个郊区，以及远郊的8个县，如果采用较狭义的地理统计范围，就会得到较小的数字。由于对遇难者人数的统计范围采用不同的标准，在日本学者中出现相差甚远的结论。例如笠原十九司等“肯定派”为提出的“十万人以上，或接近二十万人，或者更多”，以秦郁彦为代表的“少数派”提出的“四萬人左右”、数千人、数百人，以及认为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日本一橋大學日本史教授藤原彰在《南京罪行：一種解釋性的概述》一文對日本否定派學者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進行批評：「正如日本的保守的修正主義者所言，和平和奴性是可笑的，因為二戰對於日本而言是正義和光榮的。正是這種赤裸的政治邏輯鼓動這群修正主義者不斷否認大屠殺的事實，而這正暴露其學術上的破產。」
南京大屠殺 战时訊息传播
日本政府对日本国内媒体施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回国的日本官兵也被命令对在战争中的罪行禁口，这使得相当部分日本国内民众在敗戰之前，都不能了解與紀錄南京大屠杀的详情。战争當時為合理化經濟受圍堵並抹黑中國與西方，以獲得民眾對戰爭的容忍，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後屠杀情況开始持续的6周期間，卻是張燈結彩地宣傳日軍是順利地進入南京，並慶祝協助中國人「推翻」所謂的暴戾國民政府，此外如帕奈號事件發生時，日本也存在曾對此道歉或民眾捐款給中國等行為，基於帝國政府製造的意識形態立場，在佔領地上曾發生過的激烈反抗和社會破壞的事實明顯與之矛盾，因此需要對民眾系統性地掩蓋與全面隱瞞戰爭過程。但是，随着有更多的战时退伍兵返回等情况的变化，來自南京的負面評價口耳相傳，在日本主流媒体之外得以小範圍地传播並被證人們所記住。
南京大屠殺 战时訊息传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媒体随军记者发出戰果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经过日本军方和当局的严密审查，凡是認為对军方宣傳口徑不利的一律没收，违规發出的记者要受严厉处罚。《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11《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跟随第16师团进行实地采访，針對這些內部醜聞，写成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杂志社删节四分之一内容后送审，仍被日本政府查禁。石川还被当局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理由被处以监禁缓刑，编辑和发行人也被处罚。从此战争中日本记者再没有辦法对日军在南京的不正常行為進行監督。日本传媒还被严厉禁止转载中国及西方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南京被日本报纸粉饰为安宁祥和的地方。
除了防范新闻媒体以外泄露出日军在中国的犯案過程，南京战役后回国的日本官兵也被禁口。見證过南京暴行的日军士兵曾根一夫后来说：
南京大屠殺 战时訊息传播
儘管當時歐洲戰事尚未爆發，西方和中国的新闻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披露與日军宣傳截然不同的暴行真相，亲历大屠杀全过程的中国人和西方侨民则留下日军暴行不經審查的详细珍貴记录。
在撤退中留下的少部分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最早向全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12月初日军向南京发动总攻的时候，在南京城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十几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中的多数人随着帕奈号撤走，只剩下《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等5人。12月15日，日军攻占南京2天之后，由于南京的对外通讯全部中断，这些西方记者为了尽早发出南京沦陷和日军大屠杀的独家报道，随美舰奥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斯蒂尔发自南京江面奥胡号的电讯，首先将日军屠杀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斯蒂尔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纽约时报》在12月18日和次年1月9日发表都亭关于日军残杀数万中国战俘和平民的报道
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建立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共新建立档案12425份，包括39名外籍人士、103名原侵华日军老兵、2663名大屠杀幸存者和9620名大屠杀遇难者。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侵华日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南京大屠殺 审判
出于对战争犯罪追究的恐惧，日本政府在停战后迅速展开了有组织的大规模销毁罪证的行动。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南京大屠杀期间，坐在被告席的甲级战犯、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把头埋在了双手里。美国合众社记者阿诺德・C. 布拉克曼注意到，他虽然与南京大屠杀无关，但是他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对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深感羞耻。:173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屍體大多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南京大屠殺 审判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松井石根听取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法庭判決書中遂有鄭重聲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遠東國際法庭認定被殺害者為二十萬人以上，未包括屍體被日軍消滅的被害者在內，而且這個數字僅是「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的。
南京大屠殺 审判
東京審判中，因為南京大屠殺而判罪者僅有身為乙丙級戰犯的松井石根，罪状是未阻止南京大屠杀的进行；不過在南京軍事法庭方面的審判則起訴包括百人斬見報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南京大屠殺時期擔任第六師團師團長的谷壽夫和其手下的田中军吉等人並判決死刑，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三人於1948年1月28日，谷寿夫于1947年4月26日，於南京雨花台刑場槍決伏法。松井石根也在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决。
1950年蘇聯向中國新政權移交日本戰犯969人、偽滿戰犯約300人，與在此之前國共內戰擄獲的140名日本戰犯，集中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6年4月正式宣佈，對於在押的侵華戰犯給予從寬處理。6月、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審無一人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日軍戰犯因「表現良好」經免起訴無條件釋放回國。1963年，最後一批日本戰犯3人被中共中央特赦釋放。
南京大屠殺 争议
中國大陸认为，國民黨政府當時的無能作為是導致南京軍民大量死傷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參與作戰的前國軍將領亦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蔣介石消極抗日所導致的結果。
另外，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王奇生在《抗日戰爭研究》中指出，國軍習慣性假造數據，不管是戰績虛報、軍餉虛領或誇大日軍傷亡等等，經常性的擴大十倍來計算，因此相關數據並不可信。他並引述1943年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人所說：「中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採信」。
傅佛果認為，在關於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爭議上，一些人不但誇大屠殺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還「壓制異議人士」的聲音。
2017年1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任丘市一网民在网络上发表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言论，引发部分网民不满。王某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任丘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5日。
2020年3月到6月间，一位名为季子越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推特平台上多次发表支持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引发争议。同年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处分情况通报，给予季子越开除学籍处分。
2021年4月2日，一居於陝西省西安市的網民被指在網上侮辱南京死難者而被南京警方刑拘。
南京大屠殺 争议
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職業學院一老師宋庚一在課堂上質疑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而被校方開除。宋庚一認為之所以三十萬沒有數據支持，是因為中方也「沒有統計出（南京大屠殺）死亡確切人數」，並提議可以通過國民政府時期的身份證號來完成統計。此外這位老師還表示中國突然開始公祭，「大規模宣傳」南京大屠殺是因為「日本抵制冬奧會」，並稱中國人「應該去反思下戰爭是怎麼來的」。而在當月，湖南一網民因在QQ群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而被拘留。
許多曾在当时南京附近作战的日籍老兵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職員組合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抱持承認大規模屠殺的立場。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眾否認南京大屠殺。而因為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
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对死亡人数主要有幾種看法：
至少十数万人
南京大屠殺 争议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藤原彰（一橋大学教授）、吉田裕（一橋大学教授）、吉見義明（中央大学教授）、井上久士（駿河台大学教授）、本多勝一（新聞記者）、小野賢二（化学工作者）、渡边春巳、熊谷京二郎。
洞富雄在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1967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四萬人左右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彦（日本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另外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认为约有4到5万人被屠杀，抢劫、强奸等“大有其人”。
兩萬至數千
主要支持者有畝本正己（元防衛大学校教授）、板倉由明（戰史研究家）、原剛（防衛研究所調査員）。
認為僅有數百人死亡，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态度
南京大屠殺 争议
主要支持者有鈴木明（雜誌記者）、田中正明（元拓殖大学講師）、東中野修道（亞細亞大学教授）、富澤繁信（日本「南京」学会理事）、阿羅健一（近現代史研究家）、勝岡寬次（明星大学戰後教育史研究）、杉山徹宗（明海大学教授）、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國學院大學教授）、西岡香織（軍事史学会会員）、深田匠（政治学者）、前野徹（東急元社長）、鈴木正男（大東塾塾長）、水島總（紀錄片《南京真相》導演）。
东中野修道指责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教科书没有登载南京大屠杀:266，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南京大屠杀曾先后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共党校教科书、高校教科书以及中学教科书。
1984年，教文社出版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南京大屠殺 争议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1997年11月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以“遭日军绑架的中国妇女”为题使用了左侧的照片。次年，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在多家历史刊物刊文，指责笠原十九司以及当年的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使用这张照片上恶意歪曲事实，理由是使用者们配置了不同于照片摄影者（或首发刊物的编辑）配置的说明。这张照片原载于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日本《朝日俱乐部》周刊，由朝日新闻社摄影记者熊崎玉树（）在中国江苏省宝山县盛家桥（现上海市宝山区盛桥地区）拍摄，原标题为“在我军的援助下干完农活后返回村落的日之丸村的妇女和孩子们（）”。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发行的《日寇暴行实录》刊载此照片，并配在“成群结队的江南地区的中国妇女被押往日军驻地遭凌辱、轮奸、和枪杀”的标题之处。最后，此事以该书停售、变更照片以及作者和出版社向各方致歉了结。
2014年，同样使用了该照片的本多胜一的《中国的日本兵》也被历史右翼刊物提出相同指责。本多胜一在2014年接受《新潮周刊》采访时表示“据他记忆，这是第一次有人指出《朝日图报》配有不同的说明文字”，“确实似乎是误用了”。
南京大屠殺 争议
2005年，参与“百人斬”的两名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遺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東京日日新聞》於1937年11至12月間的報道失實，和《朝日新聞》於1971年出版的《中國之旅》一書中所提及關於兩名軍人的「百人斬」競賽失實並損害其名譽，向該兩報社索償3600萬日元。2005年8月23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土肥章大裁定報道屬實並非捏造，駁回賠償請求。撰寫《中國之旅》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判決後指出：「『百人斬競賽』真實性無容置疑，原告意圖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以至對中國發動侵略；不過在訴訟過程中找到新的事實和資料，卻進一步肯定這個史實。」
南京大屠殺 争议
2007年6月19日，由約百名日本眾議院議員組成的議員聯盟「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之會」指稱，1937年日軍入侵南京時，死亡人數只有2萬人。該會會長中山成彬（自民黨籍眾議員）表示，根據1938年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呈交的文獻，國民政府譴責日軍在該次攻擊中殺害2萬平民，該數據是時任中國駐國際聯盟大使顧維鈞根據1938年1月28日《每日電訊報》和另一份報紙的報導所得。該會「南京大屠殺史實查證小組」組長戶井田徹（自民黨籍眾議員）則要求中國大陸移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內的日軍負面照片。
南京大屠殺 争议
2017年1月12日，一名赴日旅行的中国大陸游客在微博发布消息称，在其居住的东京APA酒店客房中，放置大量由该酒店集团CEO元谷外志雄所写的书籍，书里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的存在，并称“所谓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国为投下原子弹而编造的谎言”。1月15日，该网友前往APA旗下另一家酒店补拍视频，并在该酒店购买到了一本酒店CEO所著的书籍。该网友在视频称书中提到，“不合逻辑的事情被当成历史，比如30万人被杀害的南京大屠杀理论，这之前，南京人口是20万，这之后，南京人口为25万，所以在这一个月中，30万人被杀害是绝对不成立的，所以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是不存在的，但中国和韩国忽视了这些事情，不断用这些谎言来谴责日本。”视频发到网上后被广泛传播，多家APA酒店均被中国大陸各大旅行网站下架。针对日本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右翼书籍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表示，这再次表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始终不愿正视历史，甚至企图否认和歪曲历史。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不久，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发表言论否认南京发生了大规模屠杀，而只承认有小规模的抢劫平民和杀人发生，并表示“如果真的屠杀了30万人，那所有日本人都应去下跪道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亦迅速对此作出官方回应。
南京大屠殺 争议
中国和日本都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度较少提及南京大屠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大量提及。
日本右翼学者遠藤誉认为，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中共當局鮮有提及南京事件，直到1982年第一次教科書問題發生後人民日報才開始提到「南京大虐殺」。南京大屠杀發生時，中國共產黨當時正位於陝西省延安的山岳地帶。1938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發行的刊物《群衆》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评论，指出南京发生了暴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後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中在談到1937年12月13日發生的事情時提到了“南京沦陷”，但整本書中却没有提到过“南京大屠杀”。195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教材提到了南京大屠杀，但1958年版的《中学歴史教師指導要領》中只说“日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60年版和1975年版教材《新編中国史》的“历史年表”中也都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表示，1982年之前中国官方对南京大屠杀提及很少，他当时的历史老师从来不讲，不过随后表示并非所有教科书都不提及南京大屠杀，而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很不充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员刘燕军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阶级教育是社会政治教育的中心，当时日本作为第二世界国家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因而没有深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不过，其亦表示在教科书上还是有提及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一些早期的教科书的确提及了南京大屠杀。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其著作中指出，1959年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写，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中，详细描述了南京大屠杀并提及遇难者人数在30万以上，1957、1960与1975年版教材《新編中国史》中，在课文内部也有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刘燕军也提及，195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受到了学术界的好并认为保存了较为原始的材料。1956年第1期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布的《中国通史—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和1961年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均有提及南京大屠杀的记述。1962年出版的《十二年制学校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中描写更为细致，包括具体遇难者人数以及日军暴行。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其中标明要求教师讲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在教学大纲中对南京大屠杀提出明确教学要求。不过，随着文革爆发，教育受到严重影响，地方课本更多依赖与自编教材，对南京大屠杀的提及相比之前较少。
南京大屠殺 赔偿责任及条约
1951年9月8日，部分联合国成员国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对日本国的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条约承认日本负有战争赔偿责任，但是“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且不足以完全賠償前述之一切損害與痛苦”。条约规定签署国放弃要求日本国提供劳役补偿及打捞沉船费用等以外的权利。由于当时的联合国成员国中华民国没有签署该条约，1952年4月28日，日本与中华民国单独缔结《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即《中日和约》。该条约及补充文件规定中华民国放弃要求日本国赔偿战争损失及提供劳役服务的权利。
1972年9月29日，日本国断绝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并声明废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曾经存在的相关法律责任和政治约束亦永久消失。同日，日本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隨後日本成為了改革開放中的重要投資國。不過兩國在此問題上仍然有分歧，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政府承諾的放棄戰爭賠償，包括了政府索賠和民間索賠，但是中國政府認為這一承諾僅僅是指政府索賠，不影響民間對日本索賠。
南京大屠殺 纪念
为纪念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南京市的政府、厂矿单位和民间组织在当年日军进行大规模屠杀的部分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的部分遗址上陆续建立起22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第一座纪念碑由下关发电厂于1947年在厂区内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自1985年开始，在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鱼雷营（有碑未立）、草鞋峡、燕子矶、东郊、江东门、普德寺、上新河、汉中门、清凉山、五台山、北极阁、正觉寺、金陵大学、花神庙、仙鹤门、太平门等地建立19座遇难同胞纪念碑和丛葬地纪念碑。江宁区湖山村、西岗头村的村民在当地自发建立两座民间纪念碑。
南京大屠殺 纪念
南京市人民政府为悼念大屠杀遇难者，在日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江东门，设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座遗址型专门史博物馆于1985年落成开放，经过1995年、2005年两次扩建，现占地约7.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9800平方米，包括展览集会、遗址悼念、和平公园和馆藏交流等4个区域，其中展览陈列包括廣場陈列、遗骨陈列和史料陈列三部份。遗骨陈列室中陈列有建馆及扩建时从丛葬地（俗称“万人坑”）挖出的遇难者骸骨，史料陈列大厅中有千余件相关历史资料，并设有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资料展，每年12月13日在纪念馆的悼念广场上举行大规模的和平集会。该馆共收集10000多份历史资料和文物，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的旧居，2006年起作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正式开放，总面积为1628平方米，分为六个展区，共展出300多张图片、50多件实物及4部影像资料片。
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殺 纪念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全城鸣笛向死难者致哀，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少先队员代表阮泽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后代）一起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随后习近平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同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海防博物馆堡垒大堂举行纪念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仪式并致献花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胡正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王文敬献花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也都举办形式各异的国家公祭日活动。
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对中国大陸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进行审核。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2014—2015年度新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项目名单，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2012年12月12日，為紀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5周年並祈禱世界和平，江蘇省揚州市虹橋社區大學生村官與揚州大學的大學生志願者在社區廣場用千餘支蠟燭擺成「南京•300000」的字樣。
南京大屠殺 相關影视作品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電影
电视剧
紀錄片
《南京事件 侵华老兵的证言》（日語：）：由日本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2015年10月4日首播。
《南京事件Ⅱ》：该纪录片的续集，于2018年5月14日首播。该片以防卫省烧毁资料的灰烬中发现的残存文件为蓝本，通过采访在世士兵、分析一手资料、CG重建等手法，还原“鱼雷营”屠杀现场，验证“南京事件”的真相。该片获得日本新闻记者会议“JCJ奖”，评委会评价其“固执地直逼真相”。
音樂錄影帶
南京大屠殺 附录
本表格资料主要来自战后军事法庭的调查和审判记录。
上帝也瘋狂
《上帝也瘋狂》（英语：）是一個牛蛙制作在1989年開發的上帝模擬遊戲類電腦遊戲。它是《上帝也瘋狂》系列中的第一個遊戲，之後的版本有《上帝也疯狂2：诸神的审判》與《上帝也瘋狂3：開天闢地》。游戏在台灣由當時的智冠科技的《軟體世界》系列所代理販售。
1991年在美國，《上帝也瘋狂》獲得Origins Award所頒發的1990年度「最佳的軍事或戰略電腦遊戲」獎。
各国人均出口额列表
这是一个各国人均出口额列表。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都是基于2005年的各国出口额列表和2006年8月的国家人口列表。
只列出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或地區。
話音廣播
話音廣播()是一種在1990年代興起的大眾傳播模式，透過電話線路把電話預錄信息傳送至數百至數千的受眾。這種傳播方式不論在商業上及社區上都有應用：在商業上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讓跨過企業透過公司內部的網路系統傳遞企業信息；第二方面是透過公共交換電話網傳遞廣告信息。而在社區上，一般都會用於發送災害信息，例如：天氣、疫情等信息。信息的發送方法亦可以有兩個方向：一方面可以讓受眾打電話到指定的電話號碼收聽信息，另一方面亦可以由電腦自動向受眾撥電話傳送廣告信息。
話音廣播系統負責管理話音廣播信息：它有一個數據庫儲存系統內所有預錄信息，若系統會撥打電話的話，還會儲有目標受眾的電話列表。透過與系統連接的電話部件，電腦可以同時向數以千計的受眾發向信息，視乎系統的容量和處理速度而定。另外，透過文字轉話音系統(TTS)，更可為受眾的信息進行個人化。
較高級的系統更包括可偵測自動答錄機的系統，一旦發現受眾的電話被飛往自動答錄機，可選擇自動斷線，又或播放一段指示受眾撥打電話聯絡的預錄信息。
話音廣播 互動式話音廣播
「互動式話音廣播」(Interactive voice broadcasting)，亦作「互動式話音口信」(Interactive voice messaging)，是一種互動式系統，透過辨識用戶傳送過來的按鍵，可以讓用戶透過電話的鍵盤來操作，並聆聽預錄信息。這亦是一種互動式語音應答系統(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IVR)。
彭勳武
彭勳武（1906年1月—1971年1月），四川省榮昌縣雙河鄉鐵爐壩人，民國政治人物，曾任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
彭勳武 重慶小泉校長官邸
彭家花園小洋房，即小泉阮莊的第七幢別墅，為彭勳武所建，彭勳武妻阮少梅是當地鄉紳阮春泉的小女兒。由重慶潤屋營造廠的何靜源工程師擔任設計施工，此幢別墅青瓦綠牆，條板結構，單簷歇山式和攢尖式混合屋頂，有大小廳室十餘間，面積合為三百多平方米。1938年，中央政治學校由南京遷小泉，這幢別墅的門窗尚在油漆當中，便被該校強行租用，供校長蔣介石休息居住，遂被教育長陳果夫命名為“校長官邸”。
故障测距
故障测距，用於电力系统的一項找出故障地点的技术。
故障测距 用途
指输电线路发生短路或其它原因造成故障时，利用输电线路一端或两端安装数据采集系统，透過這系統采集到电流和电压的数据，经过计算分析，可找出故障發生的位置。
故障测距 效用
由於高压输电线路长达数百公里，利用故障测距的技术，可以達到快速而准确地找出故障地点，有利于及时抢修，缩短停电时间。測距方法有：
Sphere (聲優團體)
sphere（）是Music Ray'n所屬的女性聲優團體。所屬唱片公司為GloryHeaven（Lantis）。
Sphere (聲優團體) 成员
組合成立時並沒有決定組長的人選，於是就把組合中最年長的高垣彩陽暱稱為「隊長」。
Sphere (聲優團體) 名稱由來
Sphere有「天體」和「球體」兩個意思。而這個團體取名Sphere，則是希望4人的歌聲能互相調和，像球體一般完美的意思。
也因為Sphere有「天體」的意思，所以團體的標誌採用土星的外型，而中央的4個光點則代表4位成員。另外，除了各成員有自己的代表顏色外，團體採用藍色作為代表顏色。
Sphere (聲優團體) 簡歷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7年
王应睐
王应睐（1907年11月13日—2001年5月5日），福建金门人，中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其主要研究酶化学和营养代谢，并对维生素、血红蛋白、琥珀酸脱氢酶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王应睐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两项重大的科研工作，并培养了多名生物化学家，其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生物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与中国分子生物学的先驱。
许多科学家与媒体，包括杨振宁和阿尔内·蒂塞利乌斯，都认为王应睐的科研成果值得提名诺贝尔奖，他本人也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提名（提名者为新加坡大学应用化学系主任F·H·C·Kelly），是最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见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
王应睐 生平
1907年11月13日，王应睐生于福建省金门岛山后社中堡的华侨家庭。其父王敬川在日本神户的“复兴号”（王國珍创办的海外贸易商号）任职，时常前往中国的大连、营口等地经商，后于王应睐2岁时病逝；其母也在王应睐6岁时病逝，自幼没有父母的王应睐只得靠亲族抚养成人。4岁时，王应睐进入村办私塾（海珠堂）就读，随后又在11岁时随二哥王应瞻到鼓浪屿的英华书院求学，培养了体育与文学的爱好。1925年，由于王应睐仅用6年半时间便读完9年的课程，年仅17岁的他提前毕业，入读福建协和大学。大学一年级时，王应睐逐渐对化学感兴趣，但协和大学的化学课程太少，于是他查遍了中国各地的大学章程，最终选定了“课程内容最充实”的金陵大学。1926年，王应睐转入金陵大学学习工业化学，并于1929年毕业，获得大学颁发的“金钥匙”奖。大学毕业后，王应睐留校当化学助教，协助教授有机化学、普通化学、物理化学三个科目。
王应睐 生平
一年半后，因工作过忙，王应睐于1931年患上肺结核，只能遵医嘱前往北平的西山休养。1933年，王应睐被金陵大学派往燕京大学的研究生院进修化学，研究氯仿、甲苯对蛋白酶的作用与豆浆与牛奶的消化率比较等。1934年，他再度病倒、休养2年。在近5年的修养中，王应睐广泛地阅读结核病相关的书籍，并思考如何解决结核病普遍流行的严重卫生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结核病没有特效药，只能靠休养与充分的营养治疗，而广大贫苦的劳动群众没有能力以上述手段进行治疗，死亡率也很高。由于自己是结核病患者，再加上对穷人“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悲惨情况，难以描述”的怜悯，王应睐决心放弃工业化学，并借进修的机会学习生物化学与营养学。
王应睐 生平
1935年，刚痊愈的王应睐接受金陵大学的聘请，以讲师身份回南京，参与由金陵大学、李斯德医学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淳化镇营养调查计划”，负责食物营养成分的全面分析研究。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准备内迁，并劝身体不好的王应睐回鼓浪屿休息，直至学校搬定为止。1938年春，中英庚款留英考试恢复，并首次设有一个偏重营养学的生物化学名额。专业对口的王应睐前往上海考试，很快便被录取，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并在著名营养学家L·J·哈里斯的指导下，于MRC邓恩人类营养实验室专攻维生素研究。
王应睐 生平
虽然维生素研究是1930年代的热门研究方向，但王应睐的实验室条件较差，缺乏離心機、光度机等精密仪器。王应睐在2年内，使用最基础的化学方法，提出了4种不同的水溶性维生素微量测定法。其中，他的維生素B1的硫色素荧光测定法能够简便地检测維生素B1的含量，但因太过简单而广遭权威质疑。为此，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维生素小组专门组织一场对比测试，让剑桥大学的王应睐与牛津大学的彼德斯教授实验室分别使用各自的方法测定維生素B1。最终，王应睐的测定方法因成本低、准确率高而获得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赞赏，该方法也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用于营养测定工作。
学习期间，王应睐把很多时间花在踢足球与学英语上，并练得流畅的英式英语。期间，王应睐也与李约瑟有所交往，并令其意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科技史的地位之重，由此开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1941年，由于发布了多篇以维生素研究为主题的论文，王应睐得以在未经答辯的情况下被剑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成为了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王应睐 生平
获得博士学位后，王应睐准备回国，但受珍珠港事件影响，欧洲与远东之间交通阻断，因而王应睐成为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特别资助研究员，继续留在剑桥大学做科研。他与Thomas Moore在《Biochem》上发表“维生素A过多症”一文，率先发现过量的纯维生素A具有毒性。此外，出于自我提升的需要，王应睐参与了生物化学系的高级生化训练班，进一步地学习生物化学知识。1943年，王应睐师从细胞色素的发现者戴维·凯林，在莫尔蒂诺寄生虫学研究所研究豆科根瘤、马肚寄生虫血红蛋白与酶。期间，王应睐通过完整的实验，在国际上率先证明豆科植物的根瘤中含有豆血红蛋白，促进了学者们对豆血红蛋白在根瘤固氮中作用的深入研究。王应睐还将马蝇蛆的血红蛋白提纯、结晶，并通过对该蛋白的研究，阐明了在不同生活条件下血红蛋白的性质及功能的关系。
据王恩多院士回忆：戴维·凯林曾要求他的学生刨开马胃，从中挑拣出一定量的寄生虫，并从对其背部的“红线”进行分离，以提取血红蛋白进行研究。然而，其他学生都因为工作量大且味道难闻而拒绝这一课题，而王应睐则知难而上，接受这一课题，并凭此在《Nature》期刊发布论文。
王应睐 生平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王应睐谢绝了凯林教授的挽留，决心报效祖国。应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邀请，王应睐经印度乘船回到中国，担任该学院的生物化学科教授。尽管这里的实验条件较差，但王应睐仍未放弃对维生素和代谢的研究，且带出了彭加木、陈春明、丁光生等著名学者。1948年，应林可勝、冯德培的邀请，王应睐作为研究员加入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与彭加木、胡旭初、陈善明等人一同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克上海后，只吃大白菜、大米与豆腐的士兵们普遍出现舌头糜烂与下身瘙痒、溃烂的症状。为此，上海警备区邀请王应睐与侯祥川前去会诊。很快，这些士兵就被确诊为维生素B2缺乏症，而王应睐则为他们提出有效的維生素B2补充措施，解决了士兵缺乏营养的问题。
王应睐 生平
1950年，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改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出任副所长，领导生物化学研究。同年，王应睐观察到：鼠肝组织中琥珀酸脱氢酶活力与核黄素的摄取量密切相关。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王应睐决定对琥珀酸脱氢酶进行提纯。然而，琥珀酸脱氢酶与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线粒体膜结合紧密，难以溶解。由此，王应睐与邹承鲁、汪静英一同探索出“正丁醇抽提法”，成功地溶解了琥珀酸脱氢酶，进而通过分离、纯化，获得高纯度的水溶性琥珀酸脱氢酶。这一纯化方法经修改后，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所采用。
王应睐 生平
之后，王应睐等人又对琥珀酸脱氢酶的性质进行深入研究，并证明其为含有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与非血色素铁蛋白的酶，而酶的蛋白部分与FAD通过共价键结合。由此，人类首次发现了以共价键结合的异咯嗪蛋白质。1955年，王应睐前往布鲁塞尔,参与由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组织的第三次国际生物化学大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琥珀酸脱氢酶是黄素蛋白”的发现，引起一定反响。同一时期， Vincent Massey的剑桥大学同事Thomas P. Singer也发现了类似的内容。1978年，由于对琥珀酸脱氢酶的深入研究，王应睐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学成果奖。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依赖干粮供给，但后方生产的干粮很快就会变质并散发酸败味。因此，王应睐接到了研究任务，意图解决干粮的脂肪酸氧化问题。不久，王应睐便提出了利用黄豆粗豆油（含天然抗氧化剂）作为油脂来源、控制催化脂肪氧化的铜铁离子含量、采用经防氧化处理的包装纸等策略，解决了干粮的变质问题。
王应睐 生平
1955年，王应睐成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56年，王应睐参与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分子生物学。1958年春，王应睐创办了《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担任主编。同年，王应睐经王芷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担任所长（该所拆分自生理生化研究所，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大跃进与反右运动期间，王应睐领导的琥珀酸脱氢酶研究被迫陷入停顿。但在他的努力下，生化所内部开了讨论会，最终决定投入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项目中去。
王应睐 生平
王应睐认为：酶学、蛋白质、核酸与中间代谢研究是生物化学学科的生长点，而中国生物化学要想全面发展就必须抓牢生长点。因此，在王应睐的组织下，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从英美两国争取了酶学专家邹承鲁（王的同门学弟）、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王的学弟）、维生素专家张友端（王的学妹）、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与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这些人连同提前投奔的沈昭文、成功调拨的周光宇，共同形成了中国生物化学领域的人才基础。由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学没有设立生物化学专业，很多进入生化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对生物化学一窍不通。为此，王应睐借鉴了剑桥大学的经验，率人开办“高级生化训练班”。该训练班每隔2-3年举行一次，专门向所内的年轻学者传授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1960年，中国大陆各地的生物化学研究者强烈要求参与“高级生化训练班”，于是王应睐在1961年、1971年、1983年先后开办了面向全国的大型培训班，规模为400-500人。该培训班为中国生物化学界培养了大量教学、科研人才，其中包括 李载平、许根俊、洪国藩、刘新垣等院士。此外，王应睐亦率人创办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的生物物理化学系（该系别后来演变为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生化专业，而生化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则负责讲授专业课与实验技术指导。
王应睐 生平
1958年，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项目启动。而为了解决氨基酸昂贵、匮缺，生化试剂依赖进口的难题，王应睐力促组建东风生化试剂厂，负责合成氨基酸和其它生化试剂。东风生化试剂厂后来陆续向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多种生化试剂，有效地促进生物化学研究的发展。对此，在21世纪有观点认为：“如今提倡的产学研结合，早在40多年前，王应睐就在默默地实践着。”
在王应睐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其中尤以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大成果最为突出。王应睐是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主要组织者，负责制定方案、提出设想、确定分工、召开工作会议等事务。1963年，王应睐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组织、协调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同自己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合作。1965年，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世界上首个用人工方法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壮举。
王应睐 生平
领导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期间，王应睐大胆起用了35岁的学弟邹承鲁，并提出4种方案，但由于物资与技术的匮乏，科研进度相当缓慢。为此，王应睐提出了“两头抓”策略：第一，在东风生化试剂厂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药物、试剂、培养基与分离分析材料；第二，令科研团队聚焦于一个较有希望的二硫鍵拆合方案。王应睐对二硫键拆合的重视，促使科研团队在2年的时间内攻克了胰岛素A、B链的拆合问题，确定了胰岛素的合成路线。
王应睐 生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等剑桥大学校友主导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被批判为“小剑桥”，而研究所则因为“科研骨干调的调、走的走、死的死”，出现人才断层的情况，科研工作“几乎全部停顿”。工宣队与造反派怀疑王应睐是“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的成员；于是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他被迫与家人分离，并关押进一栋楼房内，学习毛泽东思想。此外，由于王应睐始终认为人工合成胰岛素与核酸工作同毛泽东口中的“生命起源研究”无关，他一度被研究院的领导组织批判，在王应睐的据理力争下，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王应睐曾在文革中遭受过隔离审查与数次批斗，并先后被下放到东风生化试剂厂和上海科技五七干校参与劳动。然而，当他收到迫害者的道歉信时，却大度表示：“我都忘记了。” 1986年，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王应睐就文革对科研工作的影响，不禁感慨到：“我们就像一只老在打盹的兔子，而别人并不是乌龟。”
王应睐 生平
1972年后，王应睐参与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领导工作。起初，他担任沪区协作组组长；1977年后，他担任全协作组组长。在王应睐的领导下，总协作组于1978年成立核糖核酸连接酶制备、长片段连接与活力测定三个研究组，加速了科研工作的进度。1981年，中国科学家得到了世界上首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
1961年至1966年，王应睐担任上海生化学会理事会主席。1975年，王应睐发起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生物工程研究小组。1978年至1984年，王应睐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与上海科学院的院长。1979年，王应睐参与发起中国生物化学会，并连续担任三届理事长；任内，王应睐率代表团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生化大会，并成功推动中国生物化学会以“China”的名义重返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1984年后，王应睐转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87年后，王应睐担任中国生化学会名誉理事长。除此之外，王应睐还出任过《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名誉主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
尽管年迈的王应睐在1984年后退居二线，但他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亲自组建了一个课题组，指定该课题组深入研究“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并请自己的学生王恩多主持具体工作。在经费匮乏的情况下，课题组通过化学修饰、基因克隆、限制性酶解等策略，取得一批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结果，并在国内外杂志发布相关论文50多篇。其成员也曾被多次邀请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早在1984年，王应睐便计划在中国组织国际生物化学会议，以便让中国大陆学者能直接同国外学者交流。1987年，由中国生物化学会组织、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赞助的“国际生化会议（IMB）”在北京长城饭店召开，有上千位相关学者（包括三百多位外国学者）出席。而王应睐本人也担任国际生化会议的组委会主席，负责邀请国外科学家（如托马斯·切赫、阿瑟·科恩伯格、拉尔斯·恩斯特等）、确定大会报告人等工作。1987年“国际生化会议”的成功召开，在国际生物化学界反应热烈，促使中国生物化学界的发展更为外界所知。1988年，國際科聯大会在北京召开，而在王应睐的努力下，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得以公派3位科学家前往北京与会，完成了两岸关系史无前例的突破。
作为组织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学术带头人，王应睐拥有多国的院士称号：1981年，王应睐成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与美术院外籍院士。1986年12月，王应睐成为匈牙利科学院名誉院士。1988年12月，王应睐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8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召开生物技术冬季讨论会（Miami Winter Symposium for Biotechnology），而王应睐则被授予首个“特殊成就奖”，以表彰其在“人工合成生物高分子方面”的贡献。在授奖仪式上，会议主席威廉·约瑟夫·惠兰（糖原蛋白的发现者）为王应睐颁发奖盾，上方镌刻着：“王应睐，自1958年至198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任职期间，他作为协作组组长完成了两项杰出且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一项是1965年人工合成胰岛素；另一项是1981年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事后，惠兰回忆道：“像保羅·伯格这样杰出的获奖者不胜枚举，但没一个人像王应睐那样当之无愧。”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上海生化所的一部分学者（包括王应睐在内）在生化大楼开会讨论此事，其中有许多学者发表了一些激烈的同情言论。散会后，王应睐将一位同情六四事件的学者叫到办公室，对其告诫道：“1957年（反右运动），许多人不听打招呼，在会上乱讲话，后来戴了帽子，一拖就是二十年，受了很多苦。以后在会议上发言要注意影响，不要讲错话，犯猎误”，而后又将话题转到课题组的科研工作。不过，据时任所长林其谁的回忆，王应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反对六四事件，并在六四清场后亲自给国外科学家写信“说明国内的真实情况，以消除他们的误解”。而据沙叶新回忆，在1989年8月4日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中，“老科学家WYL”发表了完全照搬官方报纸词句的表态，令他感到“可笑而可哀”，而江泽民等上海市委领导也对此类表态不感兴趣。
1996年，在获得何梁何利奖后不久，王应睐因摔伤而卧床90多天。病愈后，年逾九旬的王应睐照常去办公室工作，且每天均遵循着8:30-11:30,2:30-5:30的工作时间。即使自己年迈体衰，他也在保姆的护送下通勤，并坚持参加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查阅文件，撰写信件等工作。2000年11月，王应睐照常前去上班，结果中午便被送到医院，诊断为不稳定型心绞痛。此后，他便长居华东医院，无暇顾及科研工作。据许根俊回忆：王应睐临终前两次召他到病房，意图交待事宜，但他既发不出声音，也拿不稳铅笔，已经无法沟通。2001年5月5日，王应睐逝世，享年93岁。同年7月5日，国际著名期刊《Nature》刊登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王灵智（“山后王氏”后人）执笔的讣告。而对于当时的《Nature》而言，专文悼念中国人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