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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庄 行政區劃
大武地區在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隸屬南鄉，臺東廳在1897年6月成立後，此處隸屬「卑南辨務署」。1900年5月3日，卑南辨務署改為「卑南出張所」。1901年6月19日，大武地區改隸新設立的「巴塱衛出張所」。1901年11月11日，巴塱衛出張所改為「巴塱衛支廳」。1905年7月17日，臺東廳改劃設為以地名稱呼的20區，大武地區被劃為「巴塱衛區」。1918年9月1日，大武窟社、打𣈏打蘭社、虷仔崙社、察𣈏密社改劃入「太麻里支廳太麻里區」。
1920年10月1日，，原堡里鄉澚之行政區廢除，街庄社改為大字，原巴塱衛改為「大武區」，隸屬於臺東廳「大武支廳」，大武區轄域內分為大武、大得吉、大竹高、甘那壁、鴒子籠、獅子獅、大鳥萬、拔子洞等8個大字。1929年4月12日，大武區的「大得吉」改隸太麻里區。1937年10月1日，臺東廳實施街庄制，改支廳為郡、改區為街庄，大武區因此改為臺東郡「大武庄」，轄域內分為大武、大竹、加奈美、加津林、彩泉、大鳥、初屯等7個大字。
大字下的社分為：
二戰後，大武庄改為「大武鄉」，原臺東郡蕃地部分也劃入大武鄉，此蕃地地區在1946年獨立為達仁鄉。
长野业盛
長野業盛／氏業（1544年－1566年11月10日）是日本戰國時代武將。上野長野氏的一族。長野業正之子、母親是保戶田氏。幼名是松代。通稱新五郎。官職是左衛門大夫、左京亮、右京進、信濃守、彈正忠。兒子有極樂院鎮良。
长野业盛 生平
兄長吉業在河越夜戰時被討死，永祿4年（1561年）因為父親死去，17歳就繼任家督。被稱為與父親一樣是個武勇優秀的人物。但是數度撃退武田軍的業正死去後，令到箕輪眾受到相當大的打擊。永祿9年（1566年），武田信玄率2萬大軍攻來，業盛在居城箕輪城中率領箕輪眾拼命抗戰，但是因為兵力懸殊而敗北，9月29日，在本丸北面的御前曲輪的持佛堂中參拜業正的位牌，與家族一同自殺。享年23歲。遺骸被傷感的僧人法如葬在高崎市（舊群馬町）井出的大円寺中。
辞世句是「」
業盛之子龜壽丸（2歳）被家臣抱走，並逃到城南1里半的和田山極樂院躲藏。後來出家並改名為鎮良，極樂院第2代院主。
業盛之弟業親之子傳蔵（業實）在武田氏滅亡後，成為領有箕輪的德川四天王的井伊直政的家臣並領有4千石，擔任彦根藩次席家老（『新編高崎市史』）。幕末大老井伊直弼之師長野主膳有可能是業盛的子孫，但不能確定。
弟弟長野正宣後來仕於武田信玄，拜領53貫文的領地。兒子久左衛門正信則住在上野國三寺鄉並改姓三寺氏。
太麻里庄
太麻里庄為臺灣日治時期1937年至1945年間存在之行政區，轄屬台東廳台東郡。今台東縣太麻里鄉（不含美和村、三和村）。
太麻里庄 行政區劃
太麻里地區在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隸屬南鄉，臺東廳在1897年6月成立後，此處隸屬「卑南辨務署」。1900年5月3日，卑南辨務署改為「卑南出張所」。1901年6月19日，太麻里地區改隸新設立的「巴塱衛出張所」。1901年11月11日，巴塱衛出張所改為「巴塱衛支廳」。1905年7月17日，臺東廳改劃設為以地名稱呼的20區，太麻里地區被劃為「太麻里區」。1918年9月1日，太麻里區獨立為「太麻里支廳」，且大武窟社、打𣈏打蘭社、虷仔崙社、察𣈏密社自大武區改劃入太麻里區。
1920年10月1日，原堡里鄉澚之行政區廢除，街庄社改為大字；太麻里支廳及巴塱衛支廳合併為「大武支廳」，太麻里區轄域內分為太麻里、猴子蘭、鴨子蘭、文里格、羅打結、大武窟、打打蘭、虷子崙、察密等9個大字。1929年4月12日，大武區的「大得吉」改隸太麻里區。1937年10月1日，臺東廳實施街庄制，改支廳為郡、改區為街庄，太麻里區因此改為臺東郡「太麻里庄」，轄域內分為太麻里、香蘭、西太麻里、森川、北太麻里、南太麻里、多多良、金崙、瀧、大溪等10個大字。
太麻里庄 行政區劃
二戰後，太麻里庄改為「太麻里鄉」，原臺東郡蕃地部分也劃入太麻里鄉，而知本溪南側、原屬卑南庄的美和劃入太麻里鄉；原為蕃地的地區在1946年4獨立為「金崙鄉」，今金峰鄉。1954年，金山鄉近黃村遷村至太麻里鄉北里村境內，為今金崙鄉新興村。
TVants
TVants是采用P2P技术的网络电视，作为新一代的P2P技术的程序，TVants提供了接收电视节目和对外广播电视节目的双向传播功能。通过TVants可以观看大量电视台，包括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美国有线电视网CNN，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等，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台。
都蘭庄
都蘭庄為設立於臺灣日治時期1937年至1945年間之行政區，轄屬台東廳新港郡。位於今臺東縣東河鄉。
都蘭庄 行政區劃
都蘭地區在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隸屬廣鄉，包含都鑾社、八里芒社、加里猛狎社、大馬武窟社、嗄嘮吧灣社。臺東廳在1897年6月成立後，此處隸屬「卑南辨務署」，在1898年7月31日被劃入「第5區」。1900年5月3日，卑南辨務署改為「卑南出張所」，而嗄嘮吧灣社被劃入「成廣澳出張所」。1900年6月8日，都鑾社、八里芒社、加里猛狎社、大馬武窟社自第5區改劃入「第1區」。1901年11月11日，卑南出張所改為「臺東廳直轄」，成廣澳出張所改為「成廣澳支廳」。1905年7月17日，臺東廳改劃設為以地名稱呼的20區，都蘭地區5社及加路蘭社被劃入「加路蘭區」，隸屬臺東廳直轄。1908年10月20日，加路蘭區被併入「卑南區」。1919年1月15日，卑南區更名為「臺東區」。
都蘭庄 行政區劃
1920年10月1日，原堡里鄉澚之行政區廢除，街庄社改為大字；新設「都鑾區」，轄域內分為都鑾、八里芒、加里猛狎、大馬武窟、嗄嘮吧灣等5個大字。1937年10月1日，臺東廳實施街庄制，改支廳為郡、改區為街庄，都鑾區因此改為新港郡「新蘭庄」，轄域內分為都蘭、八里、佳里、大馬、高原等5個大字。
二戰後，都蘭庄改為臺東縣新港區「都蘭鄉」，後因鄉公所位在東河村，所以在1946年改為「東河鄉」。
長濱庄
長濱庄為臺灣日治時期1937年至1945年間存在之行政區，轄屬台東廳新港郡。今台東縣長濱鄉。
長濱庄 行政區劃
長濱地區在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隸屬廣鄉、奉鄉，臺東廳在1897年6月成立後，廣鄉隸屬「卑南辨務署」，奉鄉隸屬「水尾辨務署」。1900年5月3日，此地區改隸「成廣澳出張所」。1901年11月11日，成廣澳出張所改為「成廣澳支廳」。1905年7月17日，臺東廳改劃設為以地名稱呼的20區，長濱地區被劃為「加走灣區」、「成廣澳區」。1914年5月23日，臺東廳實施街庄整併。長濱地區此時的街庄如下：
1920年10月1日，原堡里鄉澚之行政區廢除，街庄社改為大字；成廣澳支廳更名為「新港支廳」，長濱地區此時的大字如下：
1931年10月1日，成廣澳區裁撤，成廣澳、沙汝灣併入「新港區」，石寧埔、彭子存併入「加走灣區」。1937年10月1日，臺東廳實施街庄制，改支廳為郡、改區為街庄，加走灣區因此改為新港郡「長濱庄」，轄域內分為長濱（Nagahama）、寧埔（Neiho）、城山（Shiroyama）、中濱（Nakahama）、三間屋（Sankenya）、真柄（Makara）、樟原（Kusuhara）等7個大字，大字下的小字包含：
二戰後，長濱庄改為臺東縣新港區「長濱鄉」。
Bugzilla
Bugzilla是一款用於软件缺陷的追踪管理網絡程式，由Mozilla計劃开发和应用。1998年，网景公司開放其原始碼後，以Mozilla公共许可证协议授權。有许多组织采用其作为旗下软件（特别是自由软件）的产品缺陷追踪系统。
Bugzilla 歷史
Bugzilla最初是由Terry Weissma於1998年開發隸屬於Mozilla.org的專案，用於網景通訊家套件缺陷追蹤的一個開放原始碼軟體。Bugzilla最初是用Tcl語言開發，後來Weissma決定用Perl語言進行重寫，因為Perl在當時是一個很流行的語言，希望借此能有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專案裡來。
Bugzilla 2.0就是使用Perl語言開發的，並於第一版通過CVS匿名發佈。2000年4月，Terry Weissma將專案負責人職位交給了Tara Hernandez，之後Bugzilla的開發更依賴社群，2001年7月，由於Tara在Netscape的工作關係，Dave Miller接手專案負責人職位。
放心早餐
放心早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應國內頻繁出現的黑心食品，而推出的安全食品工程，主要是通過讓經國家認可的食品企業承包，在路邊銷售合格、安全的早餐。
放心早餐 目的
放心早餐出於以民為本的目的，一方面把有安全保證的食品銷售，以減少人們去購買無牌餐店、小販的食品。另一方面，可通過聘請失業人員，減少社會的矛盾等。
放心早餐 銷售
放心早餐通過路邊擺賣的方式，政府給予特定的銷售點，每天不變，日間從早6點～10點。銷售人員一般是下崗再失業人員，早餐公司需為銷售員購買社會保險。基本工資為600-900元不等，再視乎銷售額而定提成，通常每月總工資有約1000-1500元，扣除社保，平均約為1200元左右。早餐公司必須在10點過後的對剩餘食品作回收處理。
放心早餐 成效
初期，放心早餐在各大城市受到熱烈歡迎，初期銷售額十分穩定。不過隨著早餐的品種少，吸引力減小，越來越多人開始厭倦。放心早餐從一開始便注定它會失敗，由於它的定位不準。以路邊擺賣的方式進行銷售，一向是無牌小販從事的活動，所以價格必須比普通食店低很多，但放心早餐須要交稅，使得它價格與一般食店相若，但受限於存貨數量，銷售額不可能太大。由於它搶了無牌小販的地頭，因此受到小販們的排斥以及衝突的發生。它路邊擺賣的方式，也受到部分人的反對，指其與無版小販佔用公用地方的作為無異，因此有部分人反對在路邊擺賣。而放心早餐的銷售額主要視乎其地段，人多的商業區、住宅區，僅能有少許毛利，不過還要視乎天氣而定。而人流稀少的地段，則普遍銷售慘淡，大多數無法維持。
弗里茨·瓦尔特
弗里德里希·“弗里茨”·瓦尔特（德語：，1920年10月31日—2002年6月17日），人，德国足球运动员，主要擔任進攻中場，他是1954年世界杯的冠軍隊隊長，也因此被认为是德国足球史上首位传奇巨星及领袖人物。
弗里茨·瓦尔特 生平
作为俱乐部旅館管理者的儿子，弗里茨·瓦尔特在年幼便得到了一份在凯泽斯劳滕队学习踢球的合同。瓦尔特的起步阶段是在他7岁时于「FV凯泽斯劳滕」的青训营司职右后卫——这个球队后来与「凯泽斯劳滕凤凰队」合并成了今天的凯泽斯劳滕足球俱乐部。他得以在8岁时便加入凯泽斯劳滕青训营，并在他17岁时顺利进入一线队出任前鋒。此时他也在进行银行职员的职业培训。
此后瓦尔特一直忠诚地留在凯泽斯劳滕，尽管不断的有国外优秀的足球俱乐部向他出价，比如国际米兰和南锡。巴黎竞技队甚至为他开出了250,000德国马克的天价，瓦尔特都只以一句“家就是家”而拒绝了。马德里竞技也为他开出价值500,000德国马克的两年合同，对此，瓦尔特在后来的一个专栏中写道：“我曾经问过我的太太伊塔利娅，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她告诉我这个答案一直就在我心中，只要我去看看那属于我的贝岑山（弗里茨-瓦尔特体育场的所在地，“贝岑山体育场”也是该体育场的旧称），我的老板，我的凯泽斯劳滕，我的国家队...”。
弗里茨·瓦尔特 生平
1943年4月至6月期间，受到二战的影响，瓦尔特被迫入伍成为一名驻守在蒂永维尔的步兵，在那里他同时为「TSG蒂登霍芬」和军队俱乐部“红猎人队”踢球。
1945年，二战结束，瓦尔特在被俄国人释放后重新回到普法尔茨，继续为凯泽斯劳滕效力。他和另外7名凯泽斯劳滕球员一起，被当时的德国队教练塞普·赫贝格尔作为“构建国家队的框架”。瓦尔特曾5次出现在德国足球冠军赛（德甲联赛前身）的决赛上，并在1951年和1953年协助球队两次获得全国冠军。
弗里茨·瓦尔特在为凯泽斯劳滕效力期间总共出场384次并有327个入球，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入球比例，因为瓦尔特在凯泽斯劳滕队并非一名前锋，而是一名身穿8号球衣的中场球員。
弗里茨·瓦尔特在1959年6月20日正式挂靴，结束了他的足球生涯。
1940年7月14日弗里茨·瓦尔特即凭借优异的表现首次被时任国家队教练的塞普·赫贝格尔招入德国队，并在首场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帮助德国以9：3战胜罗马尼亚。
弗里茨·瓦尔特 生平
二战后弗里茨·瓦尔特于1951年重返德国国家队（當時的西德隊），成为30名球员中的球队领袖和塞普·赫贝格尔阵中的重要武器。在主教练赫贝格尔和身穿16号球衣的队长瓦尔特的带领下，德国在1954年首次赢得国际足联世界杯，成为世界冠军。在决赛中与大热门匈牙利的比赛被书写成传奇故事“伯尔尼的奇迹”。至今人们依旧把1954年的那支队伍称作“瓦尔特之队”，而这个称为有时也会被用在那个时期的凯泽斯劳滕队身上。
1958年瓦尔特参加的瑞典世界杯是的他第二次参赛同时也意味着告别。他在与瑞典的半决赛受伤。比赛进行至第75分钟，瓦尔特被瑞典球员帕林犯规铲伤被替换下场，并缺席了后面一场与法国的三四名决赛。瓦尔特在这届世界杯后从国家队退役，与瑞典的那场半决赛也成了他的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
在为国家队效力期间，弗里茨·瓦尔特保持着在国际比赛中出场61次并有33个入球的骄人纪录，这个纪录直到1966年6月23日才被另一个球员乌韦·泽勒所打破。从此乌韦·席勒成为德国队新一代的神射手。
弗里茨·瓦尔特 生平
与其他许多的足球运动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剥夺了弗里茨·瓦尔特的运动生涯的最好时光。尽管如此塞普·赫贝格尔还是尽量利用他的特权去帮助分散了的国家队成员，因此使得瓦尔特在1940年入伍时作为步兵被先后分配到法国、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等远离战火的地区，并且能在士兵自发组成的球队“红猎人队”继续踢球。
不久瓦尔特成为了俄国人的战俘，然而他却强调：“运动就是我的生命”。在罗马尼亚的战俘营组织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因为疟疾而变得异常虚弱的瓦尔特与同是战俘的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以及看守他们的士兵同场竞技。人们很快便能认出这位德国国家队的球星，而现场观战的苏联指挥官舒科夫也是一位球迷。舒科夫在随后转移战俘至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一直保护着瓦尔特和他的弟弟路德维希。两兄弟得以在1945年10月28日返回凯泽斯劳滕。
弗里茨·瓦尔特是个反战人士。他拒绝行纳粹礼，书信也不使用“希特勒万岁”。.
弗里茨·瓦尔特 生平
1948年10月弗里茨·瓦尔特与女友伊塔利娅·博尔托卢齐（Italia Bortoluzzi，1921年12月6日－2001年12月14日）完婚，证婚人是塞普·赫贝格尔，婚后无子女。在足球生涯结束后瓦尔特首先来到阿尔森博恩（Alsenborn）成为了阿尔森博恩体育俱乐部的宣传推广顾问，还持有一家洗衣店和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电影院，同时撰写一些体育类书籍。此后在1976-1997年间主要奔走于塞普·赫贝格尔基金会，致力于帮助囚犯重返社会。
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提出了3个联邦德国的“框架之父”，正是他们为战后德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3人分别是：政治家阿登纳、经济学家艾哈德和足球运动员弗里茨·瓦尔特。1954年7月4日，在伯尔尼的决赛日，也正是联邦德国发展的根基之日。
由于健康原因，老瓦尔特在晚年已不适合进体育场看球，但人们却仍经常能在凯泽斯劳滕的贝岑山上见到他。老瓦尔特也无法观看德国队的国际比赛，但他的妻子伊塔利娅会同时在他耳边描述那些关于比赛、入球和犯规的信息。
弗里茨·瓦尔特 家庭
弗里茨·瓦尔特是家中5个孩子中的长兄。他的4个兄妹分别是路德维希（Ludwig）、吉塞拉（ Gisela ）、奥特马尔（Ottmar）和索尼娅（Sonja），其中，奥特马尔·瓦尔特也是足球运动员。
弗里茨·瓦尔特 辞世
弗里茨·瓦尔特于2002年6月17日在阿尔森博恩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1岁，距离陪伴他多年的妻子伊塔利娅去世不到一年。瓦尔特被埋葬在凯泽斯劳滕中央公墓一处墓地下，逾千名球迷参加了他的葬礼。瓦尔特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逝世，他并没有看到德国队进入后来的决赛，在与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德国全体队员手缠黑纱进行比赛，以表达对他的哀思。瓦尔特同样没有看到世界杯在凯泽斯劳滕以他名字命名的球场上进行，瓦尔特曾表示，他若能在有生之年在凯泽斯劳滕观看2006年世界杯，此生便没有遗憾。四年后的2006年6月17日，在瓦尔特逝世4周年之际，顺利成为2006年世界杯比赛场地的弗里茨-瓦尔特体育场承办了当届赛事意大利队与美国队的比赛，赛前全场为这位德国传奇巨星默哀1分钟。
弗里茨·瓦尔特 语录
“有弗里茨·瓦尔特的德国足球基本毫无悬念可言。当然人们永远难忘的是1954年，弗里茨·瓦尔特作为队长带领德国队从世界杯战场凯旋。这次胜利也证明德国足协的选择是正确的，同时这也为德国民间体育组织在战后的重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通过弗里茨·瓦尔特不断提高球技，以及他对家乡的热爱，让凯泽斯劳滕队时至今日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外的地方仍然是球迷心目中的偶像。德国足协十分信任这位国家队的荣誉队长，因为他总能让足协作出具有前瞻性的举措。”（前德国足协主席 格尔哈特·迈耶-沃菲尔德）
“弗里茨·瓦尔特的影响不仅是在足球界，作为个体，他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楷模。”（前德国联邦州长 埃德蒙德·斯托伊贝尔）
“弗里茨·瓦尔特让我们的国家更多姿多彩。他无与伦比的球技和他作为团队灵魂的作用，帮助球队实现了‘伯尔尼的奇迹’，无数的德国人信任他并为此而欢欣鼓舞。在他漫长的运动生涯中，他树立了一个足球天才的楷模，公平竞赛的精神以及谦逊的性格。在他退役后的几十年他人然是几代球迷心目中的偶像，这是德国其他运动员无法做到的。同样，他在塞普-赫贝格尔基金会为少年囚犯所做的工作也是值得人们钦佩的。”（前德国总统 约翰内斯·劳）
图尔库机场
图尔库机场（芬蘭語：，瑞典語：，IATA：TKU，ICAO：EFTU），是位于芬兰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的一座机场。图尔库机场2018年运送旅客近37万人次，位居芬兰机场第四位。
图尔库机场 历史
1935年建于Artukainen的图尔库机场是芬兰第一个民用机场。它一直作为图尔库的主要机场，直到1955年在现在的位置上建立了新的机场。
柯象峰
柯象峰（1900年—1983年），安徽贵池池州镇人，中國社會學家與教育家。
柯象峰 生平
柯象峰1900年出生于安徽省貴池縣一個清貧的讀書人家。1912年，當時十二歲的柯象峰只身前往南京參加考試，後考入金陵中學就讀。
1918年，柯象峰升入金陵大學就讀于文學院經濟系。1927年他獲得出國深造的機會，前往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經濟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轉往英國倫敦大學擔任研究員，並繼續專攻社會學。
1931年，柯象峰回到南京金陵大學任教，率先在南方建立了社會學系，并受聘主持教務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西遷至四川成都。1939年根據當時教育部指令，各大學須改組行政機搆－分設教務處、總務處與訓導處，由柯象峰出任該校教務長。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金陵大學在1946年遷回南京原校址。
1947年，柯象峰應邀赴英國講學。1948年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學，此時曾留聘他任該校教授，但柯象峰婉拒之後毅然回到中國。1951年金陵大學与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合并爲公立金陵大學，兩校合并後的社會學系仍由柯象峰擔任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學院調整後，金陵大學与原中央大學合并爲南京大學，此時撤銷了社會學系，因此柯象峰停止了持续二十餘年的社會學研究工作，轉至外文系教授英語。
柯象峰 生平
文化大革命後，南京大學在經濟系建立了「人口研究室」，他才再度回歸其專業的研究工作。不久之後，教育單位恢復了社會學的重建工作，費孝通教授曾專程到南京拜訪柯象峰教授，商議在南方恢復建立社會學系的問題，但此時柯老已經年過八旬，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柯象峰 著作
1980年代初，在恢復和重建社會學系以後，已是年邁的柯象峰應國務院之約，撰寫了《中國人口及其分布》、《人口都市化》（發表于《中國大百科》等論著，并領銜翻譯了《歐文選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雙形花狸藻
雙形花狸藻（學名：Utricularia dimorphantha）為狸藻屬多年生中型浮生食虫植物。其种加词“dimorphantha”来源于希腊文“di-”、“morpha”和“anthos”，为“两种类型的花”，指其具有闭花受精和开花受精两种类型的花朵。雙形花狸藻为日本特有種，分布于日本東北地方、中部地方、近畿地方以及中國地方。雙形花狸藻瀕危。1906年，牧野富太郎最先描述了双形花狸藻。双形花狸藻为双倍体，染色體數为44，
双形花狸藻的茎稀疏分枝，長30至80公分。叶裂狀，間距約2至6公分。花通常为閉鎖花。晚秋時產生冬芽。
曹建方
曹建方（1957年8月—），男，汉族，云南宜良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曹建方 生平
197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月参加工作。早年毕业于云南省财经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财政厅，历任办公室秘书、主任科员、副主任、主任、副厅长。2003年1月，任云南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2006年11月，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楚雄州委书记。2008年1月，转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11年1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12年6月，辞去云南副省长职务。
曹建方 生平
2015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下发文件，免去曹建方云南省委秘书长兼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职务。处理方式类似于原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2016年1月，被罢免云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1月29日，中纪委通报，曹建方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曹建方被安排到云南省农垦总局规划统计处任副调研员。2017年8月，他在新单位办理了退休手续。有报道称，曹建方在云南省财政厅任职期间的下属兼情妇罗敏（后任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于2015年7月落马，牵出了曹建方、蒋兆岗（曾任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万仁礼（曾任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等人的违纪问题。罗敏于2018年6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蒋兆岗于2016年2月转任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2018年5月畏罪潜逃，很快被抓获，2019年3月以受贿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万仁礼于2017年6月落马，同年8月被双开，2018年4月被提起公诉。
曹建方 生平
2019年1月2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曹建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取消退休待遇，移送司法机关。他成为继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化辰之后，又一名在遭到降级处分后接受调查并被移送司法的省部级官员。曹建方的二次受查与西南林业大学原校长蒋兆岗案直接相关。
2021年1月播出的由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反腐警示专题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动》首次揭露了曹建方两次被查的详情。2016年1月，曹建方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伪装老实，避重就轻，选择性交代了部分问题，组织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违纪所得。2018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后首例被发布A级通缉令的蒋兆岗落网，曹建方的“软着陆”被终结，并于次年1月再次落马。
本地人
本地人，又叫當地人，在城市中指長期生活在當地的居民。相對於「外地人」，「本地人」在生活於同一個地方中的人群使用時一般不帶有任何含義，但與外地人交談時使用，則會被認為有歧視、貶義色彩。在语言学里，则指使用本地语言或方言作为第一交际语言的人。
本地人 中國大陸
城鎮居民都認為是紮根於當地，承襲當地的語言、文化與習慣等，但市政府往往將城市轄下的農村人列為外地人，因此大多數自稱本地人的都是市區居民。本地人與外地人始終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謂的定義並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可。大多數城鎮居民並不接受本地文化摻入過多的外地文化，或者說過多外地人聚居，認為會破壞當地的風土文化，最直接的是衝擊本地的方言地位。
通常西藏、新疆往往不以本地人自居而以民族劃分，而分為藏族人、維吾爾族人、漢人。
本地人 台灣
在台灣日治時期之前即達台灣的居民稱為「本省人」，廣義包含閩南人、客家人、台灣原住民。該詞相對於外省人，在1945年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以後才出現，1949年國民黨政府帶領大量外省人來台。由於新一代對省籍的意識較模糊，大多數台灣生活的人都自稱「台灣人」，不太區分本省與外省。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波兰占领区内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以专门建造的滅絕營为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帝国的猶太人大屠殺夺走了300万波兰犹太人的生命，占大屠杀中全部犹太人遇难者的半数。在德国的灭绝行动中，另有多达300万的波兰裔受害者，但学者们对于是否将他们同样归于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仍有争议。
纳粹系统性杀害了超过90%的波兰犹太人人口，德国建立的灭绝营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德国繁复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都参与了杀戮过程，从内政部、财政部到德国企业与国营铁路。德国公司竞标合同，在波蘭總督府和其他地区的集中营中建造焚尸炉。
在德国占领期间，即使会让自己和家人付出最为高昂的代价，仍有许多波蘭人成功地从德国人手中救下了犹太人。 在大屠杀期间救援犹太人的各国援救者中，波兰籍援救者的人数是最多的。以色列已认定了6,992名波兰国际义人。
只有一小部分波兰犹太人在德占波兰境内幸存下来。有一些向东逃出德国人的占领范围，进入1939年时被苏联吞并的波兰领土，却和多达100万人的波兰非犹太公民一同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役。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背景
在波兰沦陷前，波兰第二共和国政府就曾经对境内的犹太人进行屠杀和驱逐，而到了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纳粹德国和苏联将波兰划分为各自的占领区。波兰西部的大片地区被德国吞并。苏联试图欺骗波兰人，使波兰人相信红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共同打击德国；随后占领了战前波兰约52％的领土。在恐惧的气氛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安排了一场做样子的公投(有争议)，苏联随即吞并了整个波兰前东部领土地区。苏联吞并的地区居住着1320至1370万人，包括大量的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以及130万犹太人。几个月之内，东部波兰犹太人与幸存的波兰人一起被安置到苏联内地深处。约有20-23万名波兰犹太人男性、女性和儿童被苏联安排离境。
随着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占领区，两国早些时候在莫斯科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被撕毁。1941年到1943年间，波兰全境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纳粹在波兰中部和东南部建立了半殖民地性质的波蘭總督府，面积占原波兰领土的39％.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纳粹的隔都化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有350万犹太人，主要居住在城市中；犹太人口约占波兰总人口的10％. 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的数据库提供了全国1,926个犹太社区的信息。德国在征服波兰和1939年屠杀知识分子之后，德国的第一项反犹太措施涉及将犹太人驱逐出第三帝国吞并领土的政策。位于最西部的省份大波兰和東波美拉尼亞变成了全新的德国帝國大區，即但泽－西普鲁士帝国大区与瓦尔特兰帝国大区，旨在是通过移居者殖民（“生存空间”）实现完全德國化。罗兹市直接附属于新的Warthegau地区，吸收了大约4万名自周围地区驱逐出来的波兰犹太人。共有20.4万名犹太人经过罗兹隔都。依照最初的计划，他们将被驱逐到波兰总督府；然而大规模移除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迟迟不决，直到两年后最终解决方案启动为止。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纳粹的隔都化政策
德国占领当局在入侵后立即开始迫害波兰犹太人，特别是在主要城市地区。在头一年半的时间里，纳粹仅仅是剥夺犹太人的贵重物品和财产以获取利润，将他们赶入临时的隔都，并迫使他们为公共工程和战争经济从事奴隶劳动。在此期间，德国人命令犹太社区任命犹太人委员会管理隔都，从而“以最严格的方式”负责执行命令。大多数隔都都建立在犹太人生活井井有条的城镇。出于后勤原因，没有铁路连接的德占区定居点中的犹太人社区被解散。在一项涉及使用货运列车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中，全体波兰犹太人被集中在与现有铁路走廊相邻的破败街区（Jüdischer Wohnbezirk），与其他社区隔离开来。粮食供给完全取决于党卫队。最初，犹太人被法律禁止烘焙面包; 纳粹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将犹太人与公众隔绝。
华沙隔都包含的犹太人比全法国都多；罗兹隔都的犹太人比荷兰的所有犹太人都多。居住在克拉科夫市的犹太人人数超过了整个意大利，而几乎每个波兰中等城镇的犹太人口都超过了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数目。整个欧洲东南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犹太人人数比波蘭總督府最初的四个区还要少。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纳粹的隔都化政策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犹太人口的萎缩可以按照隔都的存在划分为不同阶段。在隔都成立之前，犹太人逃避迫害不会涉及法外的死刑处罚。一旦隔都与外界隔绝，饥饿和疾病导致的死亡变得猖獗。走私食品和药品是唯一的缓解方法，林格布鲁姆称之为“两个民族间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在华沙，隔都消耗的食物中有高达80％是非法带入的。德国人推出的食品券提供了生存所需卡路里的9％.在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的两年半时间里，约有10万犹太人在华沙隔都死于饥饿和疾病；1940年5月至1944年8月之间的四年多时间里，罗兹隔都大约有4万人死于类似原因。到1941年底，隔都的大多数犹太人没有任何储蓄来支付党卫队进一步提供的散装食物的费用。德国当局中的“生产主义者”试图通过将隔都变成企业来使其自我维持，他们的意见仅在德国袭击波兰东部的苏联占领区（即巴巴羅薩行動）之后才压过“消耗主义者”。最主要的隔都通过生产东部前线所需的货物得到稳定，犹太人口的死亡率开始下降（至少是暂时的）。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大规模枪决
随着1941年6月德国袭击苏联，希姆莱召集了一支约11,000人的部队，首次实施了一项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巴巴罗萨行动期间，党卫隊还从苏联国民中招募了协作者辅助警察。当地的辅警为德国提供了人力，以及有关本地语言和地方的关键知识。在后来所谓的“子弹大屠杀”中，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辅助人员的援助下，德国警察营（Orpo）、安全警察（SiPo）、武装党卫队与特殊別動隊在前线后方执行独立于军队的任务，系统地枪决数万男女老幼。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大规模枪决
波兰东部地区（原苏占区）中有超过30个地点发生了屠杀事件，，包括布列斯特、塔尔诺波尔与比亚韦斯托克隔都等地，以及战前的省会城市卢茨克、利沃夫、斯坦尼斯瓦乌夫及维尔纽斯（参见博纳利大屠杀）大规模杀戮行动的幸存者被关押在新的用于剥削的隔都，并且在德国当局的心血来潮下因人为饥荒而慢慢饿死。出于卫生考虑，成千上万因饥饿和虐待而死的人的尸体被埋葬在乱葬坑中。1941年11月起，毒气车投入使用。截至12月，波兰东半部和苏联最西部的共和国共有439,800名犹太人被杀害。东部反对“犹太人种族”的“毁灭性战争”政策已成为各阶层德国人的常识。在两年的时间里，东部的枪杀受害者总数已增加到61.8万至80万犹太人。在纳粹行刑队向柏林的报告中，苏德边境后方的所有地区已经实现了“去犹太化”。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附近举行的的萬湖會議期间，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敦促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尽快开始实施计划中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当时瓦尔特兰的海乌姆诺灭绝营已经以“重新安置”作为幌子，在几周的时间里尝试了以排放废气实现工业化杀戮的实验。被选中的隔都囚犯无一例外地被告知他们要去劳改营，并被要求随身携带行李。许多犹太人相信了纳粹“转移营地”的说辞，因为驱逐也是隔都化过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1941年9月以来，卢布林区内一直在讨论通过固定毒气室实现大规模屠杀的想法。毒气室是新起草的莱茵哈德行动的先决条件。莱茵哈德行动的领导人由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担任：他曾下令在贝乌热茨、索比布尔与特雷布林卡建造灭绝营。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威辛，固定毒气室的建设工作分别于3月和5月开始，使用齊克隆B的实验随即展开。1942年至1944年间是大屠杀最极端的时期，来自波兰和欧洲其它地方的数百万犹太人在六座灭绝营中遇害。尽管这些集中营有时被错误地称作“波兰死亡营”，但莱因哈德行动中的所有集中营从来没有波兰警卫。所有杀戮中心都是由纳粹分子在严格保密下设计和运营的，并得到了乌克兰特拉夫尼基人的帮助。平民被禁止接近这些杀人设施；如果有平民在集中营铁路附近被发现，他们往往会被枪杀。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1942年初春，波蘭總督府开始对境内的所有隔都实施系统清场，此时犹太人唯一的生存机会是逃到“雅利安地带”。德国人为所谓的“安置列车”实施围捕；几乎同一时期，德国的各大工程企业（包括HAHB、埃尔福特的Topf and Sons、以及C.H. Kori GmbH等）为党卫队建造了灭绝设施，其建立与围捕行动直接相关。
在其他納粹集中營中，来自欧洲各地的囚犯被剥削用于德国的战争投入；而德国滅絕營是秘密的莱茵哈德行动的一部分，专门用于迅速消灭波兰和外国犹太人，在偏远的地点选址建造。身在柏林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掌控灭绝计划，但他将波兰地区的工作委托给了卢布林保留区的党卫队与警察司令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灭绝营的德国监督对希姆莱负责。营地选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基于一项类似的“種族優生”计划——T-4行动。该计划在德国开发，是一项通过非自愿安乐死实现大规模屠杀的行动。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倘若没有德意志国铁路，纳粹德国不可能实现如此规模的最终解决方案。对波兰和外国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必须依赖铁路和僻静的杀戮中心。大屠杀列车加大了灭绝的规模，加快了灭绝所需的时间；此外，货运列车的封闭性也减少了护卫所需的部队人数。铁路运输使纳粹德国人能够建造和运营更大、更高效的灭绝营，同时向全世界世界——乃至纳粹的受害者——公开伪造一项“重新安置”计划。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海因里希·希姆莱告知马丁·鲍曼波兰的犹太人已被消灭，鲍曼博尔曼在回答时尖叫道：“他们没有被消灭，只是疏散，疏散，疏散！”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莱因哈德行动期间，相当数量的被驱逐者因窒息和口渴在运送途中死亡，具体数量未知；运输途中没有提供食物或水。棚车（Güterwagen）只配有简单的茅厕。一个被栅栏封住的小窗户提供极少的通风，往往导致多人窒息而死。一位特雷布林卡起义的幸存者证实了一辆这样的火车自比亞瓦-波德拉斯卡出发。当密封的门打开时，车上总计约6,000名犹太囚犯中有90％因窒息致死。他们的尸体被扔进称作“传染病院”（Lazaret）的阴燃万人坑。数百万人在德国交通运输部的指导下，以类似的列车运送到灭绝营，并由IBM的一家子公司跟踪，直到1944年12月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综合体正式关闭为止。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死亡工厂只是众多大规模灭绝方式中的一种。纳粹在波兰东部设有僻静的杀戮地点：有5万名犹太人自布热西奇、別廖扎、亚努夫、科布林、霍洛德茨、安托帕利等隔都以及東方總督轄區西部边界上的其它地点运往布隆纳山，并在该地的行刑坑中处决；爆炸物被用来加速行刑坑的挖掘过程。在前沃倫省的羅夫諾郊区的索森斯基森林中，有超过23,000名犹太人男女老幼被枪杀。在波翁卡村（Górka Połonka）的森林（见地图），25,000名犹太人被迫脱光衣服，然后躺在其他人的尸体上被成批处决；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卢茨克隔都。利沃夫隔都囚犯的处决地点安排在亚诺夫斯卡附近，有35,000-40,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后埋葬在皮亚斯基（Piaski）峡谷。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秩序警察对占领区的犹太隔都实施了清场，将囚犯装入屠杀列车，并射杀无法转移或企图逃离的人。协同辅助警察通过在隔都实施大规模屠杀的方式，对犹太人民施加恐怖。他们被部署在莱因哈德行动的所有主要杀戮地点​​：施加恐怖是党卫队训练他们的主要目的。来自乌克兰的特拉夫尼基人部队在贝乌热茨、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二号营的犹太人灭绝行动中行动活跃；他们还在华沙（三次参与，见施特鲁普报告）、琴斯托霍瓦、卢布林、利沃夫、拉多姆、克拉科夫、比亚韦斯托克（两次）、马伊达内克、奥斯维辛、特拉夫尼基、沃玛茨、缅济热茨、武庫夫、拉曾、帕爾切夫、孔斯科沃拉、科马鲁夫卡等地，以及卢布林/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其余分区（包括波尼亚托瓦、克拉希尼克、普瓦維）实施大屠杀。特拉夫尼基人的行动得到了党卫队、黨衛隊保安處、刑事警察以及秩序警察后备警察营的支援（每支部队都对数千名犹太人的消灭负责）。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如在舍布涅的情况）是党卫队海德拉格训练场的乌克兰武装党卫队师士兵常规训练的一部分。在东北部，奥斯卡·迪尔勒万格的“偷猎者旅”在白俄罗斯辅警的帮助下，在杀戮行动中训练白俄罗斯国土卫队。截至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时，已有超过90％的波兰犹太人丧生。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海乌姆诺灭绝营建于希特勒发动巴巴羅薩行動之后，是纳粹建造的第一座灭绝营。该集中营是开发其他灭绝场所的试点项目。纳粹先前在索尔达乌以毒气杀害了1,500名波兰人，完成了以毒气处决的相关实验。海乌姆诺的杀戮方法源于“安乐死”计划；该计划中，大量不知情的医院病人在伯恩堡、哈达玛尔与索能斯坦的气密淋浴房中被毒气杀死。距罗兹50公里的海乌姆诺的杀戮场地包括一处类似于索能斯坦的被腾退的庄园，用于脱衣，其后面有卡车装载坡道。海乌姆诺西北4公里处有一处大型森林空地，被用于大规模埋葬以及一段时间后引入的露天火化。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所有来自瓦尔特兰帝国大区的去犹太化区域的犹太人都被以“重新安置”的名义发配到海乌姆诺。至少有14.5万名来自罗兹隔都的囚犯在1942年至1944年间的几次驱逐行动中丧生于海乌姆诺。此外，还有2万名外国犹太人和5,000名罗姆人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带入。所有受害者都被移动式毒气车（Sonderwagen）杀死：车上的排气管经过重新配置，汽油中添加毒药。在灭绝营存在的最后阶段，尸体被挖掘出来并在1005特别行动期间露天火化了几周。骨灰与碎骨混合在一起，装在用床单制成的口袋中，每晚用卡车运倒入附近的瓦尔塔河，从而去除大屠杀的证据。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德国纳粹建造的最大的灭绝中心，位于克拉科夫以西64公里处。奥斯威辛平均每天处理1.5列大屠杀列车。绝大多数被遣送至奥斯维辛的囚犯在抵达后数小时内便被杀害。集中营于1942年3月安装了第一个永久性毒气室。使用齊克隆B为杀人毒剂的犹太人灭绝于7月开始。1943年，纳粹在比克瑙建造了四组杀戮装置，每组装置包括更衣室、多个毒气室和工业规模的焚尸炉）。到1943年底，比克瑙这座杀戮工厂已经拥有了四座所谓的“碉堡”，共计十几个毒气室；杀戮装置昼夜不停地运行。经过犹太人站台（Judenrampe）上无情的“选择过程”之后，每天有多达6,000人被毒气杀害并火化。帝国安全总办（RSHA）组织的运输中，只有大约10％的被驱逐者得到登记并分配到比克瑙的营房。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奥斯威辛II号营的灭绝计划导致130万至150万人死亡。 其中超过110万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包括20万名儿童。有40万名受害者得到了登记，不到奥斯威辛到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40万人中有14万-15万名非犹太波兰人、2.3万名吉普赛人，1.5万名苏联战俘和2.5万其他受害者。奥斯威辛从德占波兰得到了大约30万犹太人，他们是从中转营和被清场的隔都用货运列车运来的。向奥斯维辛的运输从比托姆开始（1942年2月15日）、随后是奧爾庫什（6月中的三天）、奧特沃茨克（在8月）、沃姆扎和切哈努夫（11月），然后是克拉科夫（1943年3月13日）、 索斯诺维茨、本津、栋布罗瓦（1943年6月至8月），以及其他几十个大都市和城镇，1944年8月，德占波兰境内最后一个隔都——罗兹隔都遭到清场，居民同样被遣送至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于1944年11月25日根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命令被炸毁；纳粹企图以这种方式摧毁大规模杀戮的证据。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专为杀人而设计和建造，是保存至今的三个此类设施之一——另外两个是贝乌热茨和索比布尔。所有的这类杀人设施都位于远离人口中心的树木繁茂的地区，并通过铁路支线与波兰铁路系统相连。设施中有可调动的党卫队工作人员。在铁轨旁边有一座铁路站台，周围是2.5米高的铁丝网围栏。营区中建造了大型营房，用于存放下车的受害者的财物。其中一座营房伪装成一座火车站，甚至配有假木钟和标牌，以防止新来的人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命运。通向毒气室的道路被称作“天堂之路”，用围栏封锁，沿途设有收银台用于收集护照和钱币，以便“妥善保管”。毒气室被伪装成公共淋浴间，背后是用挖掘机挖掘出的埋葬坑。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解决方案与隔都清场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位于华沙东北部80千米，经过被逐出德国的劳改犯三个月的强制劳动建设后，于1942年7月24日开始运作。从波兰首都运出犹太人的计划（“华沙大行动”）的计划随即立刻开始。1942年夏季中的两个月里，约有25.4万名华沙隔都囚犯在特雷布林卡被消灭（一说至少有30万人）。犹太人抵达特雷布林卡后立即被迫脱光衣服；他们随后以200人为一批关入双层毒气室，使用坦克引擎产生的废气处决。男人最先被处决，随后是妇女和儿童。1942年8月至9月期间，毒气室以砖块重建并加以扩建，能够每天杀死12,000至15,000名受害者，最多可在24小时内处死22,000人。死者最初被埋在大型乱葬坑中，但腐烂尸体的恶臭在十公里以外都能闻到。纳粹因此开始在由混凝土柱子和铁轨组成的露天烤架上焚烧尸体。特雷布林卡运行的一年内在营中遇害的人数从80万到120万不等，确切数据不明。1943年10月19日，在特雷布林卡囚犯起义后不久，该营地被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关闭，莱茵哈德行动此时已几乎完成。
贝乌热茨灭绝营位于卢布林区贝乌热茨火车站附近，于1942年3月17日开始正式运作。灭绝营起初有三座临时搭建的毒气室；后来被六座由砖石和灰泥建造的毒气室取代，使该设施能够一次处理超过1,000名受害者。至少有434,500名犹太人在贝乌热茨遇害。然而，由于该灭绝营缺乏可以核实的幸存者，因此它相对较为不出名。死者尸体埋葬在乱葬坑中，由于腐烂而在高温下膨胀，使得土地开裂；贝乌热茨于1942年10月引入焚尸坑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武装党卫队的库尔特·戈尔施泰因在大屠杀期间负责从德意志害虫防治公司供应齊克隆B。他在战后递交给盟军的《戈尔施泰因报告》中写道，1942年8月17日他在贝乌热茨目睹了45辆货车到达灭绝营，车上的6,700名囚犯中有1,450人已经死亡。那列火车上的犹太人来自距离灭绝营不到一百公里的利沃夫隔都。贝乌热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于1942年12月抵达灭绝营。将挖掘出来的尸体烧毁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其余500名特别支队囚犯见证了灭绝过程，拆除了营地，随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附近的索比布尔集中营遭到处决。
索比布尔集中营被伪装成离卢布林不远的铁路中转营，于1942年5月开始大规模毒气处决。与其他灭绝中心一样，从清场的隔都和过境营地（伊兹比察和孔斯科沃拉）经大屠杀列车运来的犹太人会遇到一名穿着医用外套的党卫队队员。在索比布尔，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赫尔曼·米歇尔（Hermann Michel）命令囚犯接受“消毒”。
新来的人被强制分成小组，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并在一座由院墙包围的院子里洗澡；特别支队的理发师负责剪掉女人的头发。脱掉衣服后，犹太人就被带到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进入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纳粹使用从红军坦克中取出的汽油发动机产生毒气，由排气管释放出一氧化碳气体。.受害者的尸体被取出毒气室，放在露天坑上的铁架上火化（纳粹使用了人体脂肪作为部分燃料）；遗骸被倾倒在七座“骨灰山”上。在索比布尔遇害的波兰犹太人总数估计至少为17万人。1943年10月14日，集中营发生了囚犯起义，是仅有的两起成功的灭绝营犹太特别支队囚犯起义之一。300人在起义中逃亡，其中大多数被党卫队重新抓捕后处决。海因里希·希姆莱随即下令拆除集中营。
和索比布尔灭绝营一样，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同样位于卢布林郊区。集中营在斑疹伤寒疫情期间短暂关闭，于1942年3月为莱茵哈德行动重新开启。马伊达内克起初用于储存从贝乌热茨、索比布尔和特雷布林卡的受害者身上偷来的贵重物品，后来成为一个大量消灭波兰东南部犹太人口（如克拉科夫、利沃夫、扎莫希奇、华沙）的灭绝营。1942年末，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建造了毒气室。
波兰犹太人直接在其他囚犯的众目睽睽之下遭遇毒气处决，杀戮设施四周没有任何围栏。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证词，“为了掩盖垂死者的哭喊，毒气室附近开着拖拉机引擎。”死者随后被带到火葬场。马伊达内克的7.9万名受害者中有5.9万波兰犹太人。1943年11月初，马伊达内克举行了“丰收节行动”，是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单次屠杀犹太人最多的一次行动。行动结束后，集中营只剩下71名犹太人。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武装抵抗与隔都起义
大众通常错误地认为大多数犹太人被动地接受死亡的命运；然而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犹太人对纳粹的抵抗不仅包括武装斗争，还包括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抵抗；尽管隔都中的生活条件极不人道，但犹太人从精神抵抗中获得了尊严。尽管长老们担忧反纳粹叛乱会招致对妇女和儿童的大规模报复，但犹太人中仍存在许多形式的抵抗。随着德国当局开始清理隔都，波苏1939年边界两侧的100多个地点出现了武装抵抗，绝大多数发生在波兰东部。5座主要城市、45座省级城镇、5个座要集中营和灭绝营、以及至少18个强迫劳动营中爆发了起义。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武装抵抗与隔都起义
早在1942年7月22日，犹太人就在波兰东部的涅斯維日隔都发动了叛乱。9月3日，拉科瓦隔都爆发起义；米佐什隔都随后在10月14日爆发起义。1943年1月18日的华沙隔都枪决行动导致二战中最大规模的犹太人起义在1943年4月19日爆发。6月25日，琴斯托霍瓦隔都爆发起义。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特别支队装备偷来的武器袭击了营地守卫。一天后，本津隔都和索斯诺维茨隔都爆发了起义。8月16日，比亚韦斯托克隔都起义爆发。10月14日，索比布尔集中营发生叛乱。1944年10月7日，起义者炸毁了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一座焚尸炉。卢茨克、马佐夫舍地区明斯克、平斯克、波尼亚托瓦与维尔纽斯也爆发了类似的抵抗运动。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人与犹太人
只有10％的波兰犹太人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这一比例是除了立陶宛以外各纳粹占领国中最低的。然而，波兰民族的救援者占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认定的“國際義人”中的大多数。根据古纳尔·保罗森的说法，被认定的这些波兰人（超过6,000人）可能“只代表波兰救援者的冰山一角”。一些犹太人得到了德占波兰的抵抗运动组织热戈塔委员会的有组织援助，这是波兰在德国占领的波兰抵抗的地下组织。
1941年11月10日，漢斯·法郎克将死刑范围扩大到“以任何方式”援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包括“带他们在家住一晚，或让他们搭任何类型的便车”，或者“喂养逃跑的犹太人，或卖给他们食物”。该法律在所有主要城市以海报广而告之。德国人在东部前线上控制的其他地区也发布了类似的规定。超过700多名波兰国际义人的称号是追授的，因为他们早已因帮助或庇护他们的犹太邻居而被德国人杀害。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认可的波兰义人中有许多来自首都。古纳尔·保罗森在对华沙犹太人的研究中证明，尽管条件更为严峻，但华沙的波兰公民援助和隐藏犹太人的比例与据信“更安全”的西欧德占城市相当。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人与犹太人
波兰的反犹主义根深蒂固，有两个主要的动机：其一是声称犹太人污蔑了天主教信仰；其二是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期刊可以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反犹主义和纳粹的传媒相当。然而，教会的教条禁止暴力行为，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暴力行为才变得更加普遍。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不同，波兰的反犹太主义者反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或反犹骚乱的主张，而是主张大规模的移民。德国和苏联的占领带来了波兰反犹主义的突然高潮。波兰人的看法基于认定共产党人有着“犹太合作”，以及波兰民族自身对犹太人的仇恨。勒索犹太人以及向德国当局告发犹太人的“猪油仔”也是普通的波兰人，但他们的行为不在全波兰民族的共识范围之内。巴巴罗萨行动之后，波兰人在1941年的耶德瓦布内反犹骚乱中袭击并杀害了犹太人，波兰东部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1944年至1946年间也有波兰人殴打和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其中包括凯尔采反犹骚乱；这一时期类似事件的主要诱因是波兰人接管的犹太财产的处置问题。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人与犹太人
根据现代标准，绝大多数波兰犹太人都属于“显著的少数民族”，可以通过语言、行为和外表来区分。在1931年的波兰全国人口普查中，只有12％的犹太人宣称波兰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而79％的人将意第緒語列为他们的母语，另有9％的希伯来语母语者。在包括波兰省会城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与乡镇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数量庞大且文化不适应的少数群体，，导致了竞争压力。然而古纳尔·保罗森总结道，不能因此而直接得到战时波兰人-犹太人关系的相关结论：当犹太人大屠杀开始后，“如果不考虑战争行为和纳粹的背信弃义，一个躲藏在华沙的犹太人活下来的机会绝不会比藏在荷兰更差。”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人与犹太人
在犹太人区隔都清场期临近结束时，大量犹太人设法逃到“雅利安”一方，并在波兰救助者的帮助下生存。纳粹占领期间，大多数波兰人都在为自身的生存而绝望地斗争。他们无法阻止德国人消灭犹太人。1939年至1945年间，有近280万非犹太波兰人死于纳粹手中，15万人因苏联镇压而死亡；死亡总数占波兰战前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的死因是故意的战争行为的结果，包括大规模屠杀、集中营监禁、强迫劳动、营养不良、疾病、绑架和驱逐。然而，有许多波兰人冒着死亡的风险隐藏整个犹太家庭，或以慈悲为由帮助犹太人。如果犹太人被德国人发现，救助他们的波兰人有时会被这些犹太人告发，招致总督府内一整个援助网的灭顶之灾。沙尔斯基-扎伊德勒（Żarski-Zajdler）引用数据称，与非犹太波兰人一同藏匿的犹太人人数约为45万。可能有100万名非犹太波兰人帮助过他们的犹太邻居。历史学家理查德·卢卡斯估计波兰援助者的数量高达300万；这一数目与其他作者所引用的估计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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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波蘭流亡政府最先在国际社会上揭示了德国运作的集中营的存在，以及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种族灭绝是由扬·卡尔斯基中尉以及威托德·皮雷茨基上尉向盟军报告的。皮雷茨基自愿被监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以收集情报，随后为西方撰写了100多页的官方报告。
1942年9月，为了拯救犹太人，援助犹太人临时委员会（Tymczasowy Komitet Pomocy Żydom）在佐菲亚·科萨科-什丘斯卡的倡议与波兰地下国的财政援助下成立。临时委员会由尤利安·格罗贝尔尼主持的犹太人援助委员会（Rada Pomocy Żydom，代号“热戈塔”）取代。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犹太人受到热戈塔的帮助，但在1943年的某一时期，仅在华沙就有2,500名犹太儿童受到热戈塔的伊雷娜·森德勒的照顾。自1942年起，热戈塔获得了近2900万兹罗提（超过500万美元），用于向波兰数千个犹太家庭提供救济金。流亡政府还向猶太戰鬥組織和犹太军事联盟等犹太抵抗组织提供特别援助——包括资金、武器和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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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从未组建任何纳粹勾结者政府。正如彼得罗夫斯基指出，“波蘭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吉斯林分子或任何特别的波兰党卫队师。相比之下，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为纳粹德国提供了这两种勾结者。”波蘭地下國强烈反对在反犹迫害中的合作，并代表波兰救国军军事法庭威胁称所有针对他们的线人将会被处死。然而，持续的战争暴行导致波兰传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崩溃。有些人背叛了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连同保护他们的波兰人。根据波兰特别法庭的叛国罪死刑判决数量，敲诈勒索犹太人的人数约有数千人。.古纳尔·保罗森在他的评论中表示，他可能会认定2万名波兰人拥有“丑陋的企图”。大屠杀的证词证实，当犹太人被困在隔都时，一些犹太人利用了其他犹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内幕信息获利（参见13号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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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康奈利和莱谢克·贡德克认为，在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波兰的通敌现象是边缘化的。首次违反道德界限的行为发生在 苏联占领时期：1940年-1941年期间，苏联将波兰人家庭大规模向东发配至西伯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武装的犹太民兵（opaskowcy）参与了相关行动。1941年7月10日，在巴巴羅薩行動开始时，300多名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一群波兰人活活烧死在一座谷仓里；根据国家记忆研究院最终调查结果，德国的秩序警察当时也在现场。关于耶德瓦布内事件的经过仍然存在争议；争论的因素包括部署在比亚里斯托克区的齐辛瑙-施罗特斯堡别动队（由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赫尔曼·沙佩尔领导）的作用、德国纳粹的压力，以及广泛存在的对犹太人1939年热烈欢迎红军的憎恨。
根据政治家斯特凡·科尔本斯基的说法，国家武装部队（NSZ）的一些成员参与了对亲苏联地下组织的犹太人成员的处决。历史学家理查德·卢卡斯和塔德乌什·彼得罗夫斯基写道，NSZ向犹太人提供援助，并将他们与波兰国际义人一起列入他们的队伍。NSZ圣十字旅救出了霍利紹夫集中营的约1,000名囚犯中的280名犹太妇女。NSZ的一名犹太游击队员菲力克斯·帕利（Feliks Parry）表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组织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丝毫概念”而且并不关心，只关注抵抗纳粹分子。在战后的波兰，共产党秘密警察经常折磨NSZ叛乱分子，迫使他们承认杀害了犹太人，以及犯下了其他所谓的罪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在卢布林对23名NSZ军官的审判。即使审讯结束，公安部对政治犯的折磨并不会停止。如果NSZ被告在法庭上翻供否认“杀害犹太人”，也会遭受肉体折磨。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民族是否属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受害者
纳粹对东欧的长期计划包括波兰的种族清洗，据纳粹估计该计划会导致约85％的波兰人死亡。截至战争结束时，该计划大部分没有实现。
根据Donald Niewyk和Francis Nicosia的说法，“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团体是否属于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这一问题，取决于是应根据纳粹的动机界定大屠杀，还是应根据纳粹实现其种族议程的程度来界定大屠杀。采取第一种立场的人认为，纳粹在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的暴行是“纳粹蔑视'非人'的直接结果”；:49采取第二种立场的人指出，这些人的死亡“比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残疾人（的灭绝）更具选择性”，并且很难区分“出于种族动机杀害的波兰人和苏联公民，[以及]德国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杀害的两国公民。”:49Niewyk和Niocosia自身认同第二种立场。:52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少数民族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角色
二战爆发前的波兰共和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其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来自少数民族：13.9％的乌克兰人; 10％的犹太人; 3.1％白俄罗斯人; 2.3％的德裔；以及3.4％的捷克人、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波兰1918年重获独立之后不久，来自苏维埃共和国的大约50万难民在最初的自发逃亡中来到波兰。难民中以来自乌克兰的居多（参见栅栏区）——内战期间乌克兰发生了多达2,000起反犹骚乱。在1919年11月到1924年6月的第二次移民浪潮中，约有120万人离开苏联领土前往新生的波兰。据估计约有46万名难民将波兰语作为第一语言。1933年至1938年间，约有2.5万名德国犹太人逃离納粹德國前往波兰寻求庇护。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少数民族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角色
约有一百万波兰公民属于德裔少数民族。1939年德苏入侵之后，又有118万名说德语的人来到波兰，其中有些来自帝国，也有些来自东部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德意志裔人。数百名德裔波兰人加入了纳粹的德意志裔自卫队，以及1940年5月大區長官漢斯·法郎克在克拉科夫成立的特勤队部队。在逃往波兰总督府辖区的大约3万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中，有数千人加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冲锋队，在克拉科夫区的各个德国基地接受培训，担任破坏者、口译员和民兵。
在具有相当数量的德裔和亲德少数民族的城市，特勤队的存在对试图帮助隔都犹太人的非犹太波兰人构成了严重威胁：伊兹比察、卢茨克和马佐夫舍地区明斯克等地的隔都就属于这种情况。苏联入侵波兰前东部领土之后，俄罗斯人占领的东部省份产生了特别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态度。波兰当地人民目睹了苏联镇压自己同胞，并大规模流放至西伯利亚。苏联安全机构执行了迫害波兰人的行动；此外，一些当地犹太人组成民兵，接管关键行政职务，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其他人则认为，在复仇的推动下，犹太共产党人在背叛波兰族和其他非犹太人的受害者方面表现突出。
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波兰少数民族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角色
波兰东部占领区发生了多起受德国人启发的大屠杀事件，本地人民的积极参与其中。这种大屠杀的指导方针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制定的：他命令他的军官在德国军队新占领的领土上挑拨反犹太骚乱。在战前波兰第五大城市，維爾諾省首府维尔诺（今维尔纽斯）的隔都建立前，德国支队和立陶宛辅助警察营在1941年末的博纳利大屠杀期间杀死了21,000多名犹太人。当时，维尔诺只有一小部分讲立陶宛语的少数民族，约占该市人口的6％.在乌克兰武装分子在东部城市利沃夫犯下的一系列反犹骚乱中，大约6,000名波兰犹太人在1941年6月30日至7月29日期间在街头遇害，其中有3,000人被C别动队逮捕并枪决。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组建的乌克兰民兵组织在党卫队的赞许下，在波兰东南部的数十个地点散播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