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 中共方面觀點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
拥阎抗日；
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
枪口对外，停止内争。

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2月11日，毛泽东电朱、彭等，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阎锡山复电中共中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致阎的亲笔信到达秋林。信中鼓励阎：“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毛泽东还指示萧、王，“你们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软弱可欺。”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如下和平解决办法：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双方停止政治攻击；
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
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
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
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中共方面的这些提议受到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以及王靖国、薄右丞等的欢迎。阎锡山表示：
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
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
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
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阎锡山还公开表示，自己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自己的存在于团结有利。阎锡山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未同意在沿线驻兵。萧、王在秋林与阎谈判了4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等细节问题。阎锡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初，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从此双方划界而治。
在事变中，阎锡山晋绥军横扫晋西南，但在晋西北遭惨重失败，而晋东南则被中央军乘机占据。事变过后，阎锡山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只能居于晋西南，不再能控制山西其他各地晋西南完整的县只有吉县、乡宁、隰县、石楼、永和、大宁、蒲县。嫡系部队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独八旅、特别是骑一军和第三十三军均损失很大。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十九军军长孟宪吉、第八十三军军长杜春沂均离阎投蒋。山西新军中拥护阎锡山的旧军官与顽固分子被清除，新军公开整编入八路军，其中晋东南为1.6万人，晋西北为1.2万人。阎锡山失去了对晋东南和晋西北的控制，晋城、高平、陵川、阳城、沁水、浮山等县被第一战区的蒋介石中央军直接控制，阎锡山的统治地盘缩小到晋西南的10余个小县。晋军所剩无几, “虽尚号称有四个集团军, 现有实数仅有四万余人” , 主要集中于晋西南一带, 其实力与影响不可与战前同日而语。
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太岳和太南地区的八路军、山西新军一律撤到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地区，并命其第93军、27军及一战区黎民游击队向临屯公路以北推进，攻击决死一纵队。命47军、14军在阳城、晋城等地，压迫晋豫边游击支队。命40军庞炳勋部配合阎军独八旅及27军一部，包围八路军344旅及决死三纵队，企图逼迫其退出太南地区。1940年2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给驻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并转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第十八集团军退出上党地区，退至白晋路（祁县白圭镇至晋城）以东，邯长路（邯郸至长治）以北，服从卫司令长官的指挥，否则以违抗军令，破坏抗战论罪。1940年2月20日，在晋城大阳一带，韦杰、唐天际率领新一旅，痛击第一战区黎民游击队，其1000余人大部被歼，残部逃往洛阳。2月23日，新一旅围歼阎军独八旅第13团，毙伤其300余人，生俘50余人。同时，蒋介石命令原先在山东的第十军团长石友三部从东边进攻八路军的晋冀鲁豫地区，遭到八路军主力的迎头痛击。石友三的两个军退到了漳河以南的清丰一带。使得朱怀冰第九十七军陷于孤立的地位。蒋介石一面命令石友三等部与朱怀冰部联成一气；一面急调第四十军和第二十七军到太行以南地区，准备向八路军实施大举进攻。此时，第一战区所属在该地的有：
1940年3月5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集中力量在林县东北的漳河南岸与朱怀冰部激三日，把朱怀冰全军击溃，歼灭万余人。从此，蒋介石就再不提及让八路军辙出太行山南部地区和太岳区，叫卫立煌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谈判，以划漳河为界。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到晋城召开军长级军事会议部署把八路军打回其防区；蒋介石密令从陇海路加调6个师渡河到晋东南，以一举解决中共及八路军武装。面对这一严重事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考虑对蒋作一定的让步，于3月15日急电致朱德、彭德怀，请他们考虑让出山西陵川、合涧镇、河南林县一带地区。1940年4月10日，卫立煌派第一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申凌霄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县王家峪村，向朱德总司令递交了卫立煌的信函，并向朱总司令表示，愿意与贵军一直团结互助、并肩作战情谊，消除误会，言归于好；又转达了卫立煌邀请朱总司令前往洛阳商谈。朱德接受了卫立煌的邀请。并电告毛泽东。1940年4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目前力争八路军、中央军的两军团结，朱总可与卫长官一唔”。此时，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接到卫立煌已抵达晋城的电报。朱德从壶关启程，经陵川与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会晤，并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给国民党举办的5县党政训练班作了两党合作抗日救国的讲话。此后，朱德自陵川、卫立煌自洛阳来到晋城。此时，日军正在进犯晋城的天井关至焦作一线，战事吃紧，形势迫势中央军不能向北与八路军开战，必须向南对抗日军进攻。朱德住晋城以北的北石店村，卫立煌住晋城以西四十里的陈村，一开始双方派员往来传话，待一切问题谈得差不多了，双方分头向重庆和延安请示后，朱德和卫立煌才见面签订正式的八路军与中央军驻防区划界协议。史称“晋城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其界以南为中央军防区，八路军主动退出林县、陵川、长治、壶关、晋城、阳城、沁水、高平及豫北一大片地区（史称“太南撤军”或“太南退军”）。这是蒋介石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战区承认晋察冀边区后，正式（事实上）承认了晋冀豫边区。至此，华北国共军事摩擦与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
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披诚直达，敬希明鉴。”
中共和阎锡山方面达成和解协议后，双方均对该事件作低调处理。此后双方保持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但是，双方始终认为对方是事变爆发的责任方，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从未取得一致看法。
吕调元等最后未及撤离秋林地区的牺盟总会领导人被阎锡山逮捕，羁押七年，1946年被毒杀于太原狱中。
后来正逢中共和阎锡山关系处于低潮时，1944年7月21、22日《西京日报》刊登了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内称阎锡山在1939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该报同时还刊登了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对记者团的报告。阎锡山的谈话和郭宗汾的报告对中共进行了严厉指责。时在延安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将此事向彭真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闻知后，责成他们商议对策。彭真召开数次座谈会，决定了反击的方针，报中央批准后执行。根据该方针，1944年8月13日由新华社接连发表《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该文由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同志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刊登于8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后来《解放日报》又于8月16日头版发表了新军总指挥续范亭所作的《三年不言之言》，8月24日发表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这些文章反驳了阎锡山的指责，并揭露阎锡山私通日本人还签订和平协议。这次言论交锋是中共和阎锡山在事件结束后首次也是惟一一次专门就该事件进行正面交锋。1944年8月中共指控閻錫山「背信棄義、發動內戰」，並稱晉西事變為「中日提攜」之結果：
就晉西事件本身而論，是閻錫山首先背信棄義，發動內戰。閻錫山企圖解決新軍、蓄謀已久，至1939年1月間，乃授權王靖國、陳長捷等，準備進攻新軍；並找反共將領，一個個地向他們說：「共產黨、八路軍勢力日益壯大，再加上犠盟會、決死隊與之合作，我晉綏軍將無立足之地。現在我們只有解決新軍、犠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攜辦法，達到生存之目的。」有一個反動軍官(劉武銘)問：如何解決？王、陳答以先改組決死四縱隊為「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再集中晉西六個軍，配合日寇，解決決死二縱隊，然後協同日軍，解決一、三縱隊。果然不久，閻錫山即委任陳長捷為「討叛」軍總司令。陳於1939年11月29日(晉西事變前九天)發出密令，分三路向新軍進攻，計南路縱隊為六十一軍、八十三軍及警備軍之第七十三師等，司令由陳由兼，進攻隰縣屬之義泉，黃土(八路軍晉西支隊)；北路縱隊司令為梁培璜，率十九軍及三十三軍之一部，進攻隰縣……於是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下令決死隊二縱隊要準備於5日向同蒲線大舉破擊，實行所謂「冬季攻勢」。我正在動員部隊，執行破擊命令時，閻軍與日軍同時開始向我軍進攻。我們二中隊處於日、閻兩軍包圍夾擊之中，情勢至為險惡，有全部被殲危險，不實行自衛，就要死亡。我只得一面對敵進行血戰，一面又被迫不得不進行自衛，以抵抗舊軍。苦戰兼旬，始突破日寇和舊軍包圍，轉入晉西北，此即所謂「決死隊之叛變」。從此以後，決死隊就被稱為「叛軍」了。
国民党阵营内部对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及晋西事变颇有看法。直到阎锡山去世之后，台北《民族晚报》还在其去世后六七天专门发表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指责阎锡山，其中称，
⋯⋯十九年四月五曰中央下令通缉等固无论矣，即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
随着中共的晋绥边区与阎锡山第二战区签订划界协定关系缓和，阎锡山与重庆国民政府的矛盾上升，1940年5月28日, 阎锡山在重庆的代表邱仰濬向国民政府进言：“晋绥军欲在敌共围攻之下存在, 非中央切实补充不可”“以晋钞价值惨跌, 致军政用费无法维持”，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阎锡山虽采取向民众实物征收的办法，但效果不彰，“加以调查不实，征派不公，各部队更趁机勒索，致民怨沸腾”“村民众忍声泣血，勉为供给，间有无法应付者，则铤而走险，逃居敌据地点”“社会恐怖，已达极点”。
驻山西省的日军第一军开始了对阎锡山的秘密的“和平”工作。1940年2月, 在日本第1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强烈支持下, 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 (阎锡山的表侄) 与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阎宜亭联络, 请其前往晋西面见阎锡山, 以便加强晋绥军与日军的“亲善合作”。因阎锡山字伯川,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将该诱和工作授以代号“对伯工作”。双方经漫长的谈判与交涉合作防共，于1941年9月11日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1942年5月18日, 日本内阁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终止“对伯工作”, “废除一切协定等, 不再主动实施招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