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良 生平
十一月，怡良奏：「淮北銷鹽未暢，未便將鹽鈔雜款責令壩販加帶，致誤正課。所有外支經費協貼淮南，尚慮不敷，實難再增鹽鈔一款。淮南引地連遭賊擾，至今片引不行；見辦設廠抽稅，正項錢糧尚且減徵，此項鹽鈔尤屬無從籌款。請俟口路肅清，淮商開辦新綱，再行通盤籌辦」，下部議行。怡良又奏：「遵旨嚴訊吳健彰被參各款，雖無通外養賊、侵吞關稅實據，惟以職官與洋行商夥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至賊匪攻陷上海，既不能堵禦，乃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擬發新疆效力」，咸豐帝允准之。十二月，以潮勇在蘇州滋擾、搶奪行李，請禁私船出海；咸豐帝命沿海督撫各飭所屬於海船出洋時皆遵循舊制，不准私造船隻渡載人口、貨物。另奏報查明前任署吳江縣知縣帥宗槷、現任吳江知縣賀際運、前任震澤縣知縣沈則柯、現署震澤縣知縣姚銑等所支各款尚無侵吞情弊，但賀際運於門丁私娶娼婦、庫書帶勇催糧失於覺察；姚銑於浙兵毆斃緝兇無獲，請一併交吏部議處，獲准。
此前袁甲三遭到和春、福濟奏參革職，袁甲三赴都察院呈訴冤情，咸豐帝命怡良秉公查辦。怡良奏言：「袁甲三前駐臨淮，所發勇糧皆照各路軍營奏定章程支給，其節省之項亦充公撥用，並無冒銷肥己，亦無油簍藏銀寄回原籍之事。所參強勒捐輸、民間怨恨，亦無確據」。怡良旋即又與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合奏安徽、河南捻匪猖獗，請飭袁甲三幫辦防剿事務，咸豐帝認為徐州已有署總兵傅振邦防剿，且袁甲三之前在臨淮防堵，辦理不善致招爭議，再赴徐州恐怕也無助益，未予允准。
六年（1856年）正月，怡良偕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漕運總督邵燦會議海運章程十條：『一、派員設局督辦，查兌赴津；一、熟田漕、白正耗仍應就數起運，並將支賸給丁餘耗一律起運交倉；一、津通經費，照案籌備支放；一、蠲減緩缺南糧，應先籌補備放；一、米船放洋，雇募船勇巡護，並責成沿海水師防護；一、剝船食耗等米，仍備帶本色，作正開銷；一、天津交米之後，循舊責成經紀；一、沙船領運漕糧，悉遵成案；一、米船抵津，及州、縣剝兌，應分定限期；一、停運旗丁，分別調劑』。又奏安徽、河南捻匪猖獗，徐州戒嚴，請敕漕運總督邵燦馳赴清江督辦江北防剿事宜。又奏報審明槽標四營兵丁婦女求餉滋鬧，按律定擬。均報聞。
三月，怡良偵查得知太平軍分兵進犯，急飭福建帶兵守備率兵300名駐紮秣陵關，又於常州挑選福建兵丁100名馳赴東壩，並檄調江南福山鎮標三營馳赴句容，再增調本省營兵2,000名赴金陵江南大營隨欽差大臣向榮協剿。
之前，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請「採買淮鹽以濟民食，並淮、楚分岸納課以濟軍需」，咸豐帝以湖南急需食鹽，令怡良備十萬引迅速解送湖南；到此時，怡良奏言：「淮南引地梗塞，三年於茲，以致積鹽不銷，課項無出，難濟軍餉。正擬籌議章程，借道浙河運往江西，招商接辦；而臨江等府，賊氛忽熾，道路中梗。請俟江西運道肅清後，再行籌辦」，朝廷採納。又遵旨查江蘇辦理歉緩情形，怡良覆奏稱「布政使楊能格實無偏護屬員、捏報荒災之弊」。
五月，鎮江黃泥洲、煙墩山兩處軍營遭到瓜洲太平軍攻陷，巡撫吉爾杭阿於登高瞭望時中槍陣亡，丹陽、常州防守空虛，咸豐帝憂慮向榮派兵援防不及，命在常州的怡良與在蘇州的署理江蘇巡撫趙德轍會商籌備蘇、常一帶堵剿事務。又查明二月間揚州府城淪陷情形，奏參署江都縣事之委用知縣李輝德、署甘泉縣事之寶應縣知縣唐守道、署甘泉縣典史之候補未入流劉發榮、題補揚州營中軍守備之千總常繼春、兼署揚州營千總之把總李其鰲、署揚州營參將之河標右營游擊祥林等文武官員防禦不力、失陷城池之罪。
七月，江南淮安營參將和順不遵秦如虎調遣，徑自前往溧陽，怡良與向榮聯名奏參和順，請革職留營效力，獲准。。同月因欽差大臣向榮於軍中病死，咸豐帝命怡良暫署欽差大臣關防，督辦江南丹陽大營軍務。因兩淮、通州、泰州所屬各鹽場遭遇旱災，怡良奏「竈丁困苦異常，若不亟籌撫恤，恐致流而為盜，其害將不可問。請留折銀及協貼銀一萬兩，以備撫恤竈丁之用」，得旨准予動用。又查參「總兵虎嵩林赴援金壇，於城十里紮營，遷延不進，致逆匪得以環城築壘，復任聽兵勇退至丹陽縣之珥陵，幾至貽誤事機，請革職，暫行留任」，也獲准。
當時太平軍圍攻金壇縣城，清軍攻擊其中一面，則太平軍另外三面過來支援；怡良與西安將軍福興、福建漳州鎮總兵張國樑商議由丹陽大營抽調兵勇前往金壇堵剿，又考慮太平軍情勢詭譎，如態勢不利就往其他地區逃竄，於是緊急催促張國樑儘速將金壇太平軍限期剿滅。八月，張國樑督軍連戰皆勝，與城內的游擊李鴻勳夾擊太平軍，大勝，太平軍潰逃，金壇之圍解，隨後怡良保舉將領人才李定泰等六員，咸豐帝諭：「湖南參將李定泰、廣西參將米興朝、廣東參將李若珠，均著以副將儘先升用，先換頂戴；四川游擊虎坤元、廣東游擊戴文英、李鴻勳，均著賞加副將銜，以參將儘先升用。
怡良與趙德轍、何桂清合奏，江浙入夏以來乾旱無雨，蘇、常、杭、嘉、湖各府州縣旱災特別嚴重，旱稻枯萎，晚稻未能插秧，米價大漲，民食兵糧都缺乏，請暫開海禁、招收臺灣稻米以資接濟；上諭：「即著王懿德、呂佺孫飭知臺灣鎮、道，速即出示招商，販運米石，由海道運至江蘇之上海、浙江之乍浦、寧波等海口售賣，即由臺灣道發給執照，准其免稅，以期商情踴躍，源源轉運，毋稍遲誤。」同月，因舊疾復發，奏請另簡欽差大臣，咸豐帝令和春馳赴接辦。
怡良調派徐州鎮總兵傅振邦率領參將李定泰馳赴溧陽茅山一帶探剿藏匿的太平軍，以杜絕逃竄；又檄令虎嵩林折回金壇防堵、總兵李志和帶鄉勇駐紮珥陵，以防止太平軍回竄到丹陽；並仍嚴令各鎮總兵互相聯絡合作，就近策應，以固守蘇州、常州門戶。緊接著因探查到自金壇敗退的太平軍殘部占據寶堰休整，怡良派遣副將王浚趕赴陶家巷建築營壘，與參將李若珠駐守九里，防堵太平軍向內進犯的路線。恰好張國樑已攻克東壩太平軍營壘，帶主力部隊趕到，怡良即督令移營進逼，太平軍再度敗潰，逃回句容，傅振邦乘勝收復高淳縣城，於是與虎嵩林約定合兵進攻溧水。怡良以東壩為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門戶，應該以勁旅扼守要地，因而傳檄湖北提督德安駐紮東壩嚴加防守，並為傅振邦、虎嵩林後盾，互相接應。
咸豐帝擔憂福興、張國樑不能和衷共事，此前怡良曾函知許乃釗前去開導兩方將士，咸豐帝也曾諭令向榮訪查奏報，但向榮病故未及奏報，於是再命怡良秘密訪查。隨後怡言覆奏：「二人並無不和情事。惟張國樑與士卒同甘苦，每戰必親臨陣，將士之優劣皆了然於胸，故所向有功，能得士心；福興則穎敏明白，慮遠思深，而勇往不及張國樑。兵民無知，不免有重張輕福之心，因之或有芥蒂。今雖未形諸外，恐久之必有齟齬。如能俟和春到營後，將福興調離江南，必能有所展布。」奏摺遞入，留中，咸豐帝旋即調福興移赴江西作戰。九月，交卸欽差大臣，仍回常州防守。
怡良又奏：「上海通商各國應交江海關稅銀，因上年匪徒滋事、貿易未能照常，商情苦累，前查明美利堅積欠稅鈔銀三十五萬餘兩，其使臣情願繳八萬一千五百餘兩，又從前已納稅銀二萬七千六百餘兩，其未繳銀兩為數尚鉅」，咸豐帝顧念美商經濟拮据確屬實情，命將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前欠交稅銀概予豁免。怡良又偕同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報：「廣東潮州等處莠民以投壯勇為名，散處蘇州城外，獷悍不法，竟敢持械行劫，盜案疊出。迨兵役緝拏，則逞兇拒捕。八月密飭員弁帶領兵勇，偵知匪眾屯聚閶門外，乘夜分路截拏一百九十餘名，起獲器械贓物無算，按律懲辦，地方安謐。」隨後奏報「江淮徐揚諸屬，被旱最廣，擬請捐米抵賑」；又奏「籌補江寧所屬不敷兵糧，循案碾動倉穀，以濟要需」，皆報聞。
十一月，再度以「久病纏綿」請假調理，得旨賞假一個月。十二月，以病未痊，延展假期一個月。
七年（1857年）正月，率部屬倡捐軍餉；咸豐帝諭令查明怡良子弟，給予獎敘。江蘇海運槽糧前經戶部議定不能截留，怡良奏：「江蘇上年旱、蝗成災，徵收有限，米缺價昂，餉需無出，請留起運交倉漕糧二十五萬石，以充軍餉」，得旨允准截留。二月，因江北六合等縣米價高昂，御史趙元模奏請嚴禁遏糴、暫免抽厘，咸豐帝即諭怡良飭令江北一帶各州縣待麥熟後再行酌量收稅，以平抑市價、豐裕民食。又因江南大營兵餉異常花費極大，此前朝廷派令前任鹽運使彭玉雯幫辦軍務、辦理糧臺，但四年以來，彭玉雯於應報戶部核銷之款項，經多次查催，都拖延不造冊報部，漫無稽核，開浮冒的弊病。上諭和春會同怡良責令逼催，且由怡良另派按察使楊能格接手辦理江南糧臺，收支款項照戶部章程，依期限造冊報部。
三月，江南各省荒歉，正賦已蠲免或緩徵，關稅也因商業蕭條大減，江南大營餉源枯竭，怡良與和春、趙德轍多次奏報，積欠兵丁兵餉達四個月，大營開始鼓譟，請飭臨省籌款協濟；朝廷急催各省協濟，並大開捐納，向仕紳勸捐：「著怡良、趙德轍、晏端書督同省垣紳士並派委妥員，分赴各府州縣，會同各該紳士，查明上戶若干，開報該督撫，即責成公正紳士，委婉勸導，隨時請獎。其有為數較多，自一萬數万以至十萬兩者，自應分別等差，逾格施恩，或賞給鹽運使銜，或賞給副將銜，或加銜之外另賞花翎，或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均准該督撫等酌量請旨，以期踴躍。其有力可多捐而不願請獎者，即由該督撫等飭由藩司按數給與借資印帖，自咸豐八年起分年給還，作止開銷，仍按照銀數多寡分別建坊給匾，以示優獎。所派委員紳士，務擇素行廉正、才情幹練者，分投勸辦，萬不准有抑勒侵吞，致滋流弊。中戶以下，所有現行捐輸抽厘等項仍著照常辦理，毋庸另勸捐備，以免煩苛。地方官吏等，儻敢將未經開報各戶，藉端需索，即著嚴參懲辦。該督撫等務當各就地方情形，詳加體察，酌量辦理，以實軍儲。當此用兵之際，凡食毛踐土之倫，各具天良，必有踴躍出貲、同仇敵愾者。儻能集有成數，即撥江南大營，以資接濟，庶兵無匱乏之虞，而於民生亦不致擾累……江蘇軍餉，每月需銀四十餘萬兩，本省所出，每月不過二十餘萬兩。現在句容大營及水陸各營欠發過多，兵勇赴糧臺喧鬧，若不亟籌協濟，恐餉竭兵嘩，全局瓦解。浙江與蘇、常等府，壤地相接，即休戚相關，似此窘迫情形，必應於無可籌撥之中，設法源源接濟，藉以支持大局。除昨據晏端書奏撥銀一萬兩解赴江南大營外，著該撫仍遵前議，自本年三月起按月協濟，即不能如六萬兩之數，或四五萬兩，源源解往，藉以安定軍心。不得以無款可籌，空言塞責。」
四月，奏陳「病難速痊，籲請開缺回旗調理」，獲准，閏五月返抵北京。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初四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