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還有幾篇當代西方報紙文章報導了土耳其軍隊對居住在安納托利亞的基督徒人口（主要是希臘和亞美尼亞平民）犯下的暴行。例如，據倫敦時報報導，「土耳其當局坦率地表示，他們故意讓所有希臘人死亡，他們的行動支持了他們的說法。」愛爾蘭報紙《貝爾法斯特新聞通訊》寫道：「安哥拉土耳其人現在正在實施的關於野蠻和殘忍的駭人聽聞的故事是在小亞細亞消滅基督教少數群體的系統政策的一部分。」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由於基督教在勤奮方面的優越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土耳其人的嫉妒和自卑感，土耳其人認為他們需要謀殺這些基督教少數民族來洩憤。這篇論文寫道：「結果是在土耳其人的頭腦中滋生了恐慌和嫉妒的感覺，這在後來的幾年裡使他們陷入抑鬱。他們相信他們無法在和平藝術方面與他們的基督教臣民競爭，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的教育且太勤奮的基督徒和希臘人。因此，他們不時試圖通過驅逐和屠殺來試圖糾正這種平衡。如果列強持續冷酷無情、不明智地試圖使土耳其對基督徒的暴政永久化，那麼這將再次成為土耳其過去幾代人的立場。」據《蘇格蘭人報》報導，1920年8月18日，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伊斯米德東南部的卡拉穆薩爾Feival區，屠殺了5,000名基督徒。據一些西方報紙報導，在此期間也發生了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不約而同地延續了1915年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的政策。1922年2月25日，本都地區的24個希臘村莊被燒毀。美國報紙《亞特蘭大觀察報》寫道：「從本都婦女和兒童燃燒的屍體的氣味表示，這是對希臘軍隊撤出後小亞細亞基督徒正在等待什麼的警告。」據貝爾法斯特通訊社報導，在1922年的頭幾個月裡，10,000名希臘人被反攻中的凱末爾軍隊殺害。根據費城晚報，土耳其人繼續實行奴隸制，為他們的後宮攫取婦女和兒童，並強奸了無數婦女。《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寫道，土耳其當局還會阻止傳教士和人道主義援助團體幫助那些家園被燒毀的希臘平民，儘管後來有大量援助，土耳其當局還是會設法讓這些人死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寫道：「土耳其人正試圖以比1915年對亞美尼亞人大屠殺更有力的方式消滅希臘人。」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對居住在本都地區的本都希臘人的暴行，在希臘和賽普勒斯被認為是本都種族滅絕。根據時任紐約州州長喬治·派塔基 (George Pataki) 於2002年發表的一項公告：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在土耳其政府批准的旨在取代他們的系統性運動中遭受了無法估計的殘忍對待；摧毀希臘城鎮和村莊，並在希臘人佔多數的地區（例如黑海沿岸、本都和士麥那附近地區）屠殺數十萬平民；那些倖存下來的人被從土耳其流放，今天他們和他們的後代生活在眾多的希臘僑民中。
到1922年9月9日，土耳其軍隊已進入士麥那，而希臘當局則在兩天前離開。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混亂，基督徒人口遭受士兵和土耳其居民的襲擊。包括士麥那金口在內的人都被土耳其士兵用私刑處死，9月13日，該市亞美尼亞區的一場大火吞沒了該市的基督教海濱，使該市遭到破壞。火災的責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些消息來源是土耳其人肇事，有些消息來源則是希臘人或亞美尼亞人肇事。大約50,000到100,000名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在火災和伴隨的大屠殺中喪生。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湯恩比寫道，希臘於1919年5月15日在登陸士麥那後發生了有組織的暴行。他還說，他和他的妻子親眼目睹了希臘人在亞洛瓦、蓋姆利克和伊茲米特地區犯下的暴行，他們還獲得了豐富的物證，例如「燒毀和掠奪的房屋、最近的屍體和遭受恐怖襲擊的倖存者」，但也目睹了希臘平民的搶劫和身著制服的希臘士兵隨意縱火。湯恩比寫道：希臘軍隊一登陸，就開始對土耳其平民實施暴行，因為他們「破壞了肥沃的梅恩德（河曲）山谷」，並迫使成千上萬的土耳其人逃到被希臘人控制的地區的邊界以外避難。殖民地事務大臣、後來的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將相關具體活動與土耳其方面的種族滅絕政策進行了比較，他指出與「從特拉比松和薩姆松地區相當誇張地大規模驅趕希臘人」相比，希臘的暴行已經算是「小規模的」了。
在貝爾加馬戰役期間，希臘軍隊在梅內門對土耳其平民進行了屠殺，造成200人死亡、200人受傷。一些土耳其消息來源聲稱梅內門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為1000人。根據阿諾德·約瑟·湯恩比的說法，1921年6月2 日，伊茲密特發生大屠殺，造成300多名土耳其平民死亡。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身為國際聯盟委員會成員的英國軍官哈羅德·阿姆斯特朗 (Harold Armstrong) 報告說，當希臘人從士麥那開始往東推進時，他們屠殺和強奸了不少平民，並在他們前進的過程中持續焚燒和掠奪。約翰內斯·科爾莫丁 (Johannes Kolmodin) 是住在士麥那 (Smyrna) 的瑞典東方學家。他在信中寫道，希臘軍隊燒毀了250個土耳其村莊。在一個村莊，希臘軍隊要求提供 500金里拉以拯救該鎮，然而在付款之後，該村仍然被廢棄了。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由英國、法國、美國和義大利軍官組成的國際聯盟委員會，和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代表M. Gehri，分別編寫了兩份關於他們對亞洛瓦半島大屠殺的調查的合作報告。這些報告發現希臘軍隊對土耳其居民犯下了有系統的暴行。委員們提到了「對土耳其村莊的焚燒和搶劫」、「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對土耳其人的暴力對待」以及「對穆斯林人口進行系統性破壞和滅絕的計劃」。盟軍委員會在1921年5月23日的報告中還指出，「該計劃是由希臘和亞美尼亞軍隊執行的，他們似乎受希臘的指示下行動，有時甚至得到正規軍分遣隊的協助」。盟國委員會還表示，村莊的破壞和穆斯林人口的消失，可能是為了在該地區創造有利於希臘政府的政治局勢。盟軍的調查還指出，這些具體事件是對土耳其過去幾年普遍壓迫的報復，尤其是對土耳其一年前在馬爾馬拉地區犯下的暴行進行報復，當時幾個希臘村莊被燒毀，數千名希臘人被屠殺。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阿諾德·約瑟·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寫道，他們獲得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自1921年6月以來，希臘佔領區的其餘大部分地區都開始了類似的暴行。他表示說：「士麥那城的突厥人的處境，可以毫不誇張地稱之為『恐怖統治』，可以推斷他們在鄉村地區的待遇也將變得越來越差。」然而，湯恩比沒有註意到盟軍的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土耳其人在伊斯米德半島犯下的暴行「比希臘人的暴行更為嚴重和兇殘」。總的來說，正如英國情報報告所報導的那樣：「佔領區的土耳其居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希臘統治的到來，在某些情況下毫無疑問地，它比似乎建立在恐怖主義基礎上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政權更受歡迎」。英國軍事人員觀察到，烏沙克附近的希臘軍隊因「擺脫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軍隊的許可和壓迫」而受到穆斯林民眾的熱烈歡迎，希臘軍隊對穆斯林人口有「偶爾的不當行為」，不過通常肇事者會被希臘當局起訴，而「最壞的惡棍」是「希臘軍隊招募的少數亞美尼亞人」，他們隨後便被送回君士坦丁堡。賈斯汀·麥卡錫報告說，在洛桑條約談判期間，土耳其代表團的首席談判代表伊斯麥特·伊諾努估計，有150萬安納托利亞土耳其人在希臘佔領區被驅逐或死亡。其中，麥卡錫估計有860,000人避難，640,000人死亡；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死者大多也是難民。人口普查數據比較表明，有1,246,068名安納托利亞穆斯林成為難民或直接死亡。然而，麥卡錫的工作遭到了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們將麥卡錫的觀點定性為對土耳其和土耳其官方立場的無可辯駁的偏見，以及否認種族滅絕的發生。作為洛桑條約的一部分，希臘承認有義務對在安納托利亞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但由於希臘的財政困難，土耳其同意放棄所有此類的相關索賠。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根據一些消息來源，撤退的希臘軍隊在戰爭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逃離安納托利亞時，執行了焦土策略。中東歷史學家悉尼·內特爾頓·費舍(Sydney Nettleton Fisher) 寫道：「撤退的希臘軍隊奉行了焦土政策，並對沿途手無寸鐵的土耳其村民犯下了所有已知的暴行。」諾曼·奈馬克指出：「希臘撤退時對當地居民與村莊的破壞甚至比佔領之時還要嚴重」。
當時的美國駐君士坦丁堡副領事詹姆士·羅德·派克在希臘撤離後立即巡視了大部分受災地區，並報告了他所看到的伊茲密爾周邊城鎮的情況，例如馬尼薩火災。
金羅斯寫道：「其路徑上的大多數城鎮已經成為廢墟。烏沙克的三分之一已不復存在。阿拉希希爾只不過是一個黑色的猶如洞穴般的玷污了山坡。一個又一個村莊變成了一個灰燼堆。在歷史悠久的聖城馬尼薩的一萬八千座建築中，只剩下五百座倖存。」
在撤退期間希臘暴行的一個例子中，在1922年2月14日，在艾丁·維拉耶的土耳其村莊Karatepe，在被希臘人包圍後，所有居民都被關進了清真寺，然後清真寺被燒毀。少數逃過火災的人則被槍殺。義大利領事M. Miazzi報告說，他剛剛訪問了一個土耳其村莊，希臘人在那裡屠殺了大約60名婦女和兒童。該報告隨後得到了法國領事Kocher的證實。
根據土耳其和希臘政府簽署的人口交換條約，土耳其的希臘東正教公民和居住在希臘的土耳其和希臘穆斯林公民可以允許在兩國之間進行人口交換。大約1,500,000名東正教基督徒，即來自土耳其的希臘族和土耳其族，以及大約500,000名來自希臘的土耳其人和希臘穆斯林，被趕出原本家園。M. Norman Naimark聲稱該條約是為土耳其歷史學家Dinah Shelton創造一個種族純潔家園的種族清洗運動之最後一部分，同樣寫道「洛桑條約完成了該國希臘人的強行轉移」。
1914年~1922年間，很大一部分希臘人被迫離開他們祖先的家園愛奧尼亞、本都和東色雷斯。在洛桑條約簽署後，這些難民以及來自安納托利亞的希臘裔美國人被禁止返回家園。
軍校路
軍校路（Jyunsiao Rd.）為臺灣高雄市左營區到楠梓區的重要幹道，呈南北向，因位於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前而得名。起端為海平路，末端於藍昌路口與右昌街再交會。右昌街延續本道路，可接台17線往右昌、援中港和北高雄沿海地區。
軍校路 歷史
軍校路起端，原先為一小巷與西陵街相接，以往被稱為上海街（門牌上是軍校路），在道路拓寬後已消失。
近東問題
近東問題或东方问题（英語：，法語：），是歐洲近代史上聚焦19世紀鄂圖曼帝國的衰落而出現的一連串國族問題。近東問題並非單指一個問題，而是包括出現於18、19及20世紀的多方面問題，當中包含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治下巴爾幹半島的不穩定。為了應對近東問題並扭轉「歐洲病夫」之譏，鄂圖曼帝國國內催生了變法改革的坦志麥特和奥斯曼主义。
一般認為近東問題始於1774年，當時結束的第五次俄土戰爭（1768-1774年），見證鄂圖曼帝國慘敗於俄國手上，俄國因此將勢力伸入黑海及巴爾幹半島。歐洲各國目睹鄂圖曼帝國於巴爾幹的崩解可能迫在眉睫，於是各國展開不同爭鬥，以確保自己在土耳其境內的軍事、戰略及商業利益。對於鄂圖曼帝國的衰敗，俄羅斯帝國認為是對她有利；而英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或奧地利帝國則認為，保留鄂圖曼帝國才是最符合她們的利益，於是多次出手，減輕鄂圖曼的損失，連帶成為19世紀英、俄相爭的大博弈一環。
近東問題
最後，近東問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以後完結，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瓦解。不過直至今日，巴爾幹半島仍是歐洲局勢較不穩定的地區，諸如科索沃獨立問題等引起阿爾巴尼亞人及塞爾維亞人民族之間衝突和民族主義延續，在某種程度上均可視為近東問題的延續，但近年巴爾幹地區的民族衝突已逐漸緩和及減少。
近東問題 拿破崙時代
在19世紀初期，歐洲的焦點落於拿破崙一世身上。他為了保障自己的統治，以及維持歐洲無力反抗他，因此拿破崙於1807年蒂爾西特和約中與俄羅斯帝國結盟。俄國承諾協助拿破崙對抗英國，作為回報，沙皇將會取得鄂圖曼帝國治下的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若蘇丹拒絕交出這兩塊地區，法俄將會聯合進攻鄂圖曼帝國，而鄂圖曼於歐洲的統治地區將會被兩國瓜分。
拿破崙計劃除了威脅到鄂圖曼帝國外，亦威脅了英國、奧地利及普魯士，因為法俄的強大同盟將會令三國無力抵抗。法俄的聯盟自然引起奧地利的猜忌，因為她認為法俄聯軍將會毀滅鄂圖曼帝國，不過奧國仍然認為可以通過外交手段阻止。不過若外交手段失敗，奧地利首相克萊門斯·梅特涅決定他會支持對鄂圖曼帝國的瓜分。因為儘管瓜分對奧國可能不利，但至少比起俄國單獨完全吞併東南歐更安全。
但是，法俄聯軍在這次俄土戰爭中並未有發生，而且聯盟亦最終於1812年因為俄法戰爭而瓦解。隨著拿破崙於1815年徹底戰敗後，各戰勝國代表聚首於維也納會議上。會議並未有作出任何牽涉鄂圖曼帝國領土完整的決定。這一遺漏及拒絕鄂圖曼加入神聖同盟，被當時很多人認為近東問題只是涉及俄國的國家事務，而與其他歐洲國家無關。
近東問題 塞爾維亞革命
塞爾維亞革命或革命的塞爾維亞指1804年至1815年間，由塞爾維亞民眾發動的一次獨立革命，當時塞爾維亞試圖完全脫離鄂圖曼帝國，並成為獨立的歐洲國家。另外亦包括了革命後時期（1815–1833），這段時期的特點是貝爾格萊德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緊張談判。這些事件標誌著現代塞爾維亞的開始。第一階段的革命(1804–1815)實際上可視為一場獨立戰爭，而第二階段（1815–1833）則令到鄂圖曼帝國的樸特，正式承認一個奉鄂圖曼為宗主國的塞爾維亞國家，塞爾維亞革命至此完結。
由卡拉喬爾傑·彼得羅維奇發表於1809年貝爾格萊德的公告，標誌著革命的頂峰。公告要求塞爾維亞人的聯合，並且強調宗教自由、塞爾維亞歷史和法治的重要性。這些要求均是作為一個非世俗化伊斯蘭教國家的鄂圖曼帝國所不能或不願提供的。公告並號召塞爾維亞人拒絕繳稅予樸特，因為稅是因應宗教信仰而徵收。
近東問題 塞爾維亞革命
塞爾維亞革命的最終結果，就是鄂圖曼帝國成為塞爾維亞的宗主。塞爾維亞公國建立，並由自己的議會、政府、憲法及王朝管治。革命的社會元素也達成了，成功在塞爾維亞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因此這次革命被視為當時世界上最東面的資本階級反抗，其高峰是於1806年廢除了封建主義。首部巴爾幹半島上的憲法及貝爾格萊德大學都是新興的塞爾維亞的成果。1833年，塞爾維亞被正式承認為鄂圖曼的附庸國，以及其世襲君主制亦被承認。在法律上，公國的獨立要在19世紀後半期才得到國際承認。
近東問題 希臘獨立
近東問題於1821年時，再度成為歐洲一大問題。當時希臘人宣佈獨立於蘇丹之外。大約這個時期，“近東問題”一詞便出現了。儘管1815年拿破崙一世戰敗後，有謠言指沙皇仍然企圖侵略鄂圖曼帝國，而且希臘反抗的爆發使得侵略更可能出現。英國外相羅伯特·史都華，卡蘇裡子爵，以及奧地利外相克萊門斯·梅特涅，勸說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不要參戰。他們懇求沙皇維持歐洲協調的穩定。亞歷山大一世亦同樣希望維持和平合作。沙皇沒有選擇立即協助希臘人、攻擊土耳其人，以迅速解決近東問題。他在猶疑著，最後沒有作出任何決定性的行動。
亞歷山大一世死於1825年，尼古拉一世繼承俄國皇位。尼古拉一世不欲忍受談判及會議，於是選擇干預希臘的戰事。英國稍後亦加入，因為她希望在新的希臘國家中發揮影響力，以免希臘一面倒傾向俄國。同時浪漫主義主宰了西歐國家，使得對希臘獨立的政治干涉變得開始可行。法國也對希臘人同情，不過奧地利依然怕俄國擴張而反對。鄂圖曼帝國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對列強的干預極為憤怒，斥責俄國為伊斯蘭世界的敵人，引致俄國於1828年正式宣戰。奧地利對此十分戒備，並嘗試建立一個反俄羅斯聯盟，不過最終卻無果。
近東問題 希臘獨立
戰爭持續至1829年，期間英法俄均有參戰，並聯合於1827年的納瓦里諾海戰毀滅了土耳其艦隊，稍後英法撤援。俄國亦單獨在陸戰壓倒性擊敗了鄂圖曼帝國。為了繼續戰爭，俄國需要邀請奧地利加入戰爭，但這樣會引起英國懷疑。所以，俄國人繼續戰爭，以摧毀鄂圖曼帝國的企圖將會是極為失策。在此情況下，法王查理十世提出了一個瓜分計劃，將鄂圖曼帝國分割予奧地利、俄羅斯及其他國家，但是他的計劃提出太遲，沒有預期效果。
所以，俄羅斯有權選擇重創或瓜分鄂圖曼帝國。然而她卻最後選擇削弱鄂圖曼帝國，令她成為俄國的附庸國的政策。1829年，沙皇與蘇丹簽訂了亞德里安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結束了第九次俄土戰爭，從條約中俄國取得更多黑海沿岸土地、俄國商船獲准進入達達尼爾海峽、俄國在土耳其的商業權利增加。希臘獨立戰爭在條約簽訂後不久亦結束，雙方簽訂了1832年的君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希臘正式取得獨立。
近東問題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就在希臘獨立將近完結之際，一場新的衝突在鄂圖曼帝國蘇丹和他的名義上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間爆發了。早前，蘇丹承諾若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肯在希臘獨立戰爭中作出支援，即把敘利亞讓與對方管治。但戰爭結束後，蘇丹卻拒絕履行承諾，引發衝突。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早在衝突以前，進行了不少現代化改革、征服阿拉伯及蘇丹地區。改革以後他的現代化及優良訓練的軍隊，貌似能夠征服整個鄂圖曼帝國。俄國沙皇為了保障他的政策，把鄂圖曼帝國變成一個小附庸國，能夠達成，於是表示願意與蘇丹達成同盟。
近東問題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在1833年，兩國達成了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條約使俄國得以達成其目標，負責防衛鄂圖曼帝國全部領土。俄國將會保護鄂圖曼帝國免受外來攻擊，而作為回報，當俄國處於戰爭狀態時，蘇丹將不開放達達尼爾海峽予任何國家的戰艦。條約引起了"海峽問題"的出現。條約本規定是任何國家戰艦均不可進入，但很多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均誤以為條約沒有限制俄國戰艦。英國及法國在誤解之下對條約十分憤怒，一同尋求方法阻止俄國擴張。不過兩國的目標各有不同，英國試圖繼續保留蘇丹，但法國期望扶植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兩國均認為他較為有能）為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俄國的干涉令蘇丹決定於1833年與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和談，不過戰爭旋即又於1839年爆發。
近東問題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1839年，蘇丹馬哈茂德二世逝世，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繼位。當時帝國局勢對新蘇丹極為不利，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軍隊決定性地打敗了鄂圖曼帝國軍隊，征服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等地。另一個災難是整支土耳其艦隊被埃及的叛軍所擄奪。英國及俄國決定干涉，以免鄂圖曼帝國因而崩解，不過法國依然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不過1840年，列強達成妥協，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只好同意撤出佔領地、名義上隸屬蘇丹，但埃及的世襲君主制得以確立，由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家族統治。
在當時尚未解決的問題就只有"海峽問題"而已。1841年，沙皇同意廢除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並以倫敦海峽公約取代。五強均同意再用鄂圖曼帝國的“老規矩”，即無論如何海峽亦不開放予任何戰艦，除了戰時蘇丹的盟友例外。新的海峽公約使得沙皇尼古拉一世，放棄了削弱鄂圖曼為一個附庸國的政策，重新採用奪取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的土地的計劃。
因此，自1831年起的埃及問題解決後，衰弱的鄂圖曼帝國不再完全依賴俄國。鄂圖曼帝國轉而傾向依賴歐洲列強的保護。鄂圖曼帝國同時亦進行了內部改革，不過最終卻是失敗，未能挽回這個一度強盛的帝國。1840年代時，鄂圖曼帝國變成了“歐洲病夫”，而其瓦解最終亦不可避免。
近東問題 1848年革命
列強成功達成了協調、終結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反抗後，近東問題沉寂了大約10年，直至1848年革命。儘管俄羅斯帝國當時有一個大好機會去進攻鄂圖曼帝國，特別是當時法國七月王朝和奧地利帝國被國內的革命牽制著，但是俄國沒有選擇進攻。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反而派遣他的軍隊，協助奧皇斐迪南一世鎮壓革命。沙皇認為此舉可以為他建立名譽，從而令列強同意他日後奪取土耳其的歐洲土地。
在奧地利革命鎮壓後，一場奧俄聯合對付鄂圖曼帝國的戰爭似乎要出現。沙皇及奧皇要求蘇丹遣返逃到鄂圖曼的奧地利叛軍，但是遭到拒絕。奧俄召回大使，威脅發動武裝攻擊。不過英國及法國迅速作出反應，派遣艦隊保護鄂圖曼帝國。兩位皇帝均認為武力並無效果，於是撤回遣返叛軍的要求。
近東問題 克里米亞戰爭
一場新的近東衝突於1850年代出現，衝突出現是由於一場宗教上的爭執。根據18世紀的條約，法國是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天主教徒的保護者，而同時俄國是東正教徒的保護者。但是數年來，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為了巴勒斯坦的聖墓教堂與聖誕教堂的擁有權而爭執。而且，法國雖然一早有保護聖地的權利，但卻多年已未有履行其責任，加上朝聖的東正教徒遠比天主教徒多，引起爭拗出現。在1850年代早期，雙方均對蘇丹作出要求，但蘇丹不能同時滿足雙方。1853年，蘇丹決定選擇法國一方，無視了當地東正教修士的反對。
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出外交官，進行特別任務。根據早前條約，蘇丹應該要“保護基督教及其教堂”，而俄國試圖締結新的條約，當俄羅斯認為蘇丹的保護是不足夠時，可以隨時作出干預。同時英國派出的外交官得知俄國企圖，並成功說服蘇丹回絕新的條約，因為條約會損害鄂圖曼的獨立。尼古拉一世得知外交失敗後不久，即派兵進入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沙皇原以為，列強不會對他吞併一些鄂圖曼邊境省份作出強烈反對，尤其是因為當初俄國在1848年革命作出干預。
近東問題 克里米亞戰爭
但當沙皇派遣軍隊進入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後，英國為了保障土耳其的安全，派遣一支艦隊進入達達尼爾海峽。在那裡，另一支法國派出的艦隊加入了英軍。不過同時，列強亦希望可以達成外交妥協。四強（英、法、普、奧）的代表聚首於維也納。他們達成了一個正式文件，希望俄國和鄂圖曼會接受。俄國對此同意，但是被蘇丹所拒絕，因為蘇丹認為這個文件的言辭過差，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英國、法國及奧地利聯合提出修正，以緩和蘇丹的不滿，但新的建議被聖彼得堡所忽略。英法決定放棄繼續談判，而奧地利及普魯士則認為俄國的反對，不足以成為放棄外交談判的理由。
然而蘇丹卻決意開戰，他的軍隊在多瑙河附近進攻俄軍。尼古拉派遣艦隊在1853年11月30日於錫諾普一地，毀滅了鄂圖曼帝國的艦隊，方便俄國派兵登陸土耳其海岸，及支援俄軍的進軍。土耳其艦隊的毀滅和俄國擴張的威脅，令到英法均決意保衛土耳其。1854年，當俄國忽略了英法發出的最後通諜（其中要求俄軍撤出多瑙河公國），英法便對俄國宣戰。
近東問題 克里米亞戰爭
沙皇尼古拉一世以為奧地利會為了報答俄軍於1848年的協助，而選擇加入他的一方，或最低限度保持中立。不過，奧地利認為俄軍進駐多瑙河公國對她有威脅。當英法要求俄軍撤出多瑙河公國時，奧地利則支持英法，而且奧地利雖未有決定對俄宣戰，但卻拒絕保證中立。當1854年夏天，奧地利再度要求俄軍撤出，俄國為免奧地利參戰而撤兵。
儘管俄軍撤出多瑙河公國、戰爭的理由已經消失，但是英法仍然拒絕停止敵對行動。英法決心終結近東問題、俄國對鄂圖曼帝國的威脅，提出了多項條件以換取和平，包括俄羅斯放棄保護多瑙河公國，轉由各國共同保護、放棄任何給予俄國權利去保護東正教徒的宣稱，以免俄國干預鄂圖曼內部事務、1841年海峽公約重新修訂及多瑙河自由通行。當沙皇拒絕接受這四項條件時，克里米亞戰爭就爆發了。
近東問題 克里米亞戰爭
戰爭中俄國敗退，經過英法聯軍圍攻近一年後，喪失了軍事重鎮塞瓦斯托波爾。和平談判在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後，即於1856年開始，締結了1856年巴黎條約。條約規定俄國放棄對多瑙河公國的控制、黑海中立化，所有國家的戰艦均不可進入黑海（實際上俄國黑海艦隊已經全毀於戰爭中）、沙皇及蘇丹均同意不在黑海海岸建立任何軍事設施。黑海條款對俄國造成極大的不利，因為這大大降低了俄國對鄂圖曼帝國的海軍威脅。除此之外，列強均同意尊重鄂圖曼帝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
巴黎條約僅維持至1871年，因為當時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於普魯士手上。當時普魯士與數個德意志邦國共同組成德意志帝國，而法皇拿破崙三世被廢黜，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拿破崙三世統治時，為了與英國友好，一直在近東問題反對俄國。實際上，俄國對於鄂圖曼帝國的干涉，對於法國的利益並未有重大威脅。所以，法國在採用共和制後放棄敵視俄國。由於法國的決定，以及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的支持下，俄國單方面廢除1856年巴黎條約的黑海條款。只有英國單獨反對俄國，無法獨力執行條款，因而俄國再次於黑海建立艦隊。
近東問題 近東大危機
在1875年，黑塞哥維那地區發生反抗，反抗殘暴統治的蘇丹，是為黑塞哥維那起义。這次起事迅速蔓延至波斯尼亞及保加利亞境內。列強相信他們必須干涉，以免一場慘烈而血腥的戰爭在巴爾幹半島爆發。最先行動的是三皇同盟，同盟對於近東問題的態度可以體現於安德雷西文件（Andrassy Note，安德雷西為奧匈帝國的外交家）之中。這份文件，尋求避免大規模暴亂發生於東南歐、催促蘇丹進行多項改革，包括基督徒宗教自由。另外組建基督徒及穆斯林混合委員會，以監督蘇丹的改革。英法對此贊同，安德雷西文件遞交予蘇丹，蘇丹於1876年1月31日同意文件的建議。然而，黑塞哥維那的反抗軍領袖，卻拒絕接受這份文件，指出蘇丹曾經承諾進行改革，不過從未有履行。
近東問題 近東大危機
三皇的代表再次於柏林聚會，他們達成了柏林備忘錄。為了說服黑塞哥維那人蘇丹會切實執行其承諾，備忘錄建議由列強領事監督在反抗省份的改革。在樸特同意這個備忘錄前，鄂圖曼帝國已經被內亂所震撼，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被廢位。新的蘇丹穆拉德五世，在3個月後因為精神問題也被廢除，變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繼位。同時，鄂圖曼帝國遇到更多困難，帝國國庫已經空虛，而且反抗由波黑繼續燃燒至塞爾維亞、黑山及保加利亞境內(又稱四月起义)。然而鄂圖曼帝國仍然在1876年8月將反抗鎮壓下去。這干擾了俄國的計劃，因為她打算趁混亂期間，奪取鄂圖曼帝國在東南歐的地區。
當起事被大規模鎮壓後，謠言指鄂圖曼帝國對反抗省份居民施以暴行，謠言衝擊了歐洲人的感情。俄國現在期望發動戰爭，加入反抗軍的一方，因為她想趁機奪取鄂圖曼帝國的土地。不過列強（英、法、俄、德、奧匈、意）代表召開君士坦丁堡會議，試圖取得更大的和平。蘇丹卻拒絕允許外國領事監督波黑的改革進行。1877年，列強再次試圖與鄂圖曼帝國談判，但建議再度被對方拒絕。
近東問題 近東大危機
俄國於1877年4月24日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俄國成功爭取到奧匈帝國的中立，透過許諾戰後與奧匈瓜分戰時奪取的土地，即奧匈將取得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儘管英國仍然對俄國威脅她在南亞的殖民地，但卻未有捲入戰事中。但當俄國威脅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催促德國及奧匈帝國協助他。因此，俄國與土耳其媾和，簽訂了聖斯特凡諾條約。條約對土耳其十分嚴厲：
藉著條約俄國可以操控新獨立的多個國家，她在東南歐的影響力將會大幅提升。由於列強的強烈要求下，聖斯特凡諾條約在1878年柏林會議中大幅修訂，俄國的利益大減。
柏林條約以鄂圖曼帝國的利益出發，重訂了新獨立國家之間的邊界。除此之外，原本的大保加利亞被分割成兩部份，保加利亞本土及東魯米利亞，因為害怕大保加利亞會被俄國所操縱。鄂圖曼帝國割讓予俄國的土地大部份不變。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交由奧匈帝國管治，但名義上屬於鄂圖曼帝國。另外，鄂圖曼帝國與英國之間的秘密協議，將塞浦路斯島轉讓予英國。近東問題自1878年柏林會議後再度暫時沉寂。
近東問題 德國與鄂圖曼帝國
在19世紀下半葉，一些列強之間及與鄂圖曼帝國的關係開始轉變。由於德意志帝國於柏林會議上修訂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引起俄國的不滿並退出了三皇同盟。德國選擇靠近奧匈帝國，並於1879年組成德奧同盟，1882年加入意大利王國後擴展為三國同盟。德國開始對鄂圖曼帝國友好，鄂圖曼帝國稍後成為了德國的緊密盟友。德國人為鄂圖曼帝國的軍事及財政系統進行重組。作為回報，德國獲得一些商業上好處，包括取得建造巴格達鐵路的修築權，確保德國能夠通往一些重要的經濟市場。德國除了因為商業動機外，另外亦因為新帝國主義及軍事上對抗英國。同時，英國亦與法國於1904年達成了摯誠協定，解決了雙方的國際事務衝突。英國亦稍後於1907年與俄國達成英俄條約。
近東問題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叛亂，反抗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支持改革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在1909年廢除了蘇丹，並扶立無能的穆罕默德五世為蘇丹。此後，鄂圖曼帝國出現憲法上及政治上的改革，但是仍然未能阻止到帝國的衰落，近東問題再度發生。
近東問題 波斯尼亞危機及兩次巴爾幹戰爭
奧匈帝國乘土耳其內亂之際，正式宣佈吞併波黑。奧匈帝國的計劃被塞爾維亞反對，而且塞爾維亞亦尋求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並未有輕易承諾，因為當初日俄戰爭令俄國重創，而且德國亦威脅在戰爭中會支持奧匈帝國。英國及法國並未有直接關注奧匈吞併波黑，因而沒有干涉。由於沒有協助，塞爾維亞被逼撤回她對奧匈吞併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的反對。
塞爾維亞於波斯尼亞危機中失敗後，有見土耳其敗於意土戰爭中，於是連同希臘、門的內哥羅和保加利亞組成巴爾幹同盟，共同發動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掠奪土耳其在歐洲的剩餘土地。土耳其迅速戰敗，喪失大量土地，歐洲土地僅剩下君士坦丁堡及附近地區。稍後保加利亞認為自身利益過少，於是向塞爾維亞及希臘宣戰，挑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羅馬尼亞及土耳其加入了塞希一方，保加利亞慘敗，喪失大片土地，而塞爾維亞則擴大一倍，造成奧匈帝國的更深猜忌。兩次戰爭亦使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受到大幅削弱，國勢更加衰頹。保加利亞因此心懷怨恨，並日後加入德奧一方。
近東問題稍後再引致塞拉耶佛暗殺、一戰及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在土耳其帝國崩潰後，近東問題宣告結束，日後巴爾幹半島的衝突多由當地民族衝突所引致。
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法語：，發音：[afɛːʁ dʁɛfy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宗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事件，事件起于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國軍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重罪，在當時反猶氛圍盛行的的法国社会，爆发了嚴重的衝突和爭論。爭論以1898年年初，著名作家左拉投書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為開端，激起了法國為期十多年的社會運動，要求政府實施改革的呼聲四起（1898-1914年）。
此后经过多次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德雷福斯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正式成為国家英雄，而連帶的社會改造運動也以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達到高峰。此項社會改造運動（1898-1914年），與同期的美國進步時代（1893-1920年）、英國「新政自由主義」的社福改造運動（1906-1914年），屬於20世紀初歐美「進步派」社會改造運動中，三項較受矚目且較知名的改革浪潮。
德雷福斯事件 背景：19世紀末竄升的反猶氛圍
自1871年第三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高層貪汙收賄、腐敗不法的事件頻傳，其中在法國金融界佔有很大勢力的猶太銀行家，就有某些特定人士經常捲入與政客勾結的醜聞中，因而保守派的社會賢達大力抨擊說，政府的貪汙、腐敗，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難辭其咎，加重了軍界與社會上的反猶氛圍。譬如反猶主義記者愛德華·德呂蒙（1844-1917）堅稱「軍隊中的猶太人正在損害國家利益」，於是他在1889年和一群保守傾向的天主教虔誠派、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派，組成一個「醜惡且熱烈」的反猶聯盟，並在1892年創立此聯盟的機關報──《言論自由報》，試圖把握任何機會將法國猶太人或其影響力「掃地出門」。德呂蒙與其為數眾多的粉絲經常標舉一個口號：「法國只屬於法蘭西民族」（背後意思是──「染指法國的猶太魔手必須被斬斷」）
德雷福斯事件 背景：19世紀末竄升的反猶氛圍
1892年爆發的巴拿馬運河醜聞也大大地促升了反猶主義的上升。巴拿馬醜聞涉及到斐迪南·德·雷賽布建造巴拿馬運河失敗的巨大代價。由於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敗，1889年負責這個大型項目的巴拿馬運河公司破產了，造成了近10億法郎的損失，8.5萬名中小股東的股票和債券無法兌現，一些人因破產而自殺。這被認為是19世紀最大的貨幣腐敗醜聞。由於法國政界從部長、參眾議員到報界名人共104人收受運河公司的賄賂，對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財務困難沉默及護航，不久在一片譁然、火爆究責的輿論與情緒中，反猶急先鋒的德呂蒙在其《言論自由報》中揭露詳細的收賄名單，以及運河公司「僱用」了部分猶太富豪（銀行及公司老闆）作賄賂中央權貴的中介人及白手套，這不但讓《言論自由報》瞬間成為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更使得極端民族主義者將反猶主義推升到百年未見的高峰，這是法國1789年大革命之後，史無前例的一次反猶海嘯。
德雷福斯事件 事件经过
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透過一位名為瑪麗·巴斯蒂安的女士獲得情資，她的工作是德國駐法國大使館清潔工，同時身兼法國間諜。1894年9月25日，她從德國駐法武官馬克希米利安·馮·斯瓦茲柯本中校在辦公室的廢紙簍中盜出一封被撕毀的信件。復原信件後，法國情報單位知道這封信是一封未帶簽名的投誠信函，這個無名氏願意向德國提供幾項法國軍事情報：
從這封信件中，顯而易見的是意圖洩密者與法國炮兵牽連甚密，而且可能是潛伏在總參謀部的高級參謀當中。法國戰爭部從情報部門接管調查後，開始過濾潛伏者的背景輪廓；調查軍官認為，該名洩密者能接觸到120公厘以上的重炮技術資訊，必然有法國高等軍事學院、巴黎軍事學校、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聖西爾軍校等專業軍官教育才可理解。由於縮小了搜索範圍，最後調查人員鎖定一名法國陸軍炮兵上尉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犹太裔，出生於亞爾薩斯，因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之故舉家遷居巴黎，但仍有部分兄弟保留德國國籍，以經營在德之工廠。入伍後，德雷福斯在1893年1月1日進入總參謀部工作，同時在一年前因为父亲的葬礼去米卢斯，也就是说去了德意志帝国领土。
德雷福斯事件 事件经过
1894年10月15日，他被召入总参谋长办公室。作為參謀部唯一的猶太人，在當時軍界濃厚的排猶主義氛圍中，他被命令听写了几个词和几句话后被當場逮捕，隨後被指控觸犯叛國罪。
10月31日，初步调查已经结束，一天后在媒体上德雷福斯就已经被称为叛徒。
11月3日，他在雷恩的军事法庭上被控出賣法國陸軍情報給德國，因此被裁定叛國罪名成立，因而遭到公開拔階並流放外島。但三份专家鉴定认为德雷福斯的手迹与那张告密纸上的手迹不同。此外，尽管著名人类学家和侦探学家阿方斯·贝蒂荣在辨认手迹方面没有经验，但是贝蒂荣的鉴认却认为两份手迹相同，法官最終听取了贝蒂荣的意见。贝蒂荣的鉴认被當作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证据。
德雷福斯事件 事件经过
德雷福斯声明自己无罪，但是无效。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在法院由8名法官審判德雷福斯的罪狀，然而軍法官沒有任何一人具有炮兵專業的知識，因此也無法斷定該信件與德雷福斯之間的罪證因果關係。即便證據不足，但因為他的兄弟仍保有德國國籍，加重其「通德賣國」的嫌疑，法院一致判处他有罪并判处他终身流放到魔鬼岛。1895年1月5日在法国军校校园内一个刻意安排的「人格侮辱仪式」中，他被剥夺军衔，不久被送往魔鬼岛。同年4月他到达關押處并单独监禁，之後經歷長期的苦役折磨。
德雷福斯事件 事件经过
由于德雷福斯的猶太家人，尤其是相信他无罪的长兄马修，以及其他一些对此事关注的政界和媒介人士，德雷福斯没有就这样消失了。1896年新任情报机构领导人──信仰新教的乔治·皮卡尔上校获得线索：真正的叛徒应该是另一名总参谋部成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於是皮卡尔向總參謀部報告此事，並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雖然皮卡爾本人也是反猶主義者）。但是總參謀部卻認為承認錯誤會使軍方的「榮譽」掃地，加上皮卡尔的新教信仰使他在天主教的軍界形同異類，於是总参谋部下令皮卡尔缄默，年末他被调到突尼斯去了。但是皮卡尔在突尼斯向法国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而且这份备忘录落到了一名参议员手中。这名参议员打算暗中修改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但是遭到了军队将军们和政府的反对。1897年德雷福斯的兄弟──马修·德雷福斯也获悉了这份备忘录，他公开指责埃斯特哈齐为叛徒。埃斯特哈齐要求对自己进行调查，但是这个调查不了了之。1898年初对埃斯特哈齐进行的开庭审判也没有下落。在审判德雷福斯时作为证人出庭的将军们不肯修改他们的证词。而且以亨利少校為代表的高層軍官还在事后，假造对德雷福斯不利的证明，甚至也捏造假證據來打擊皮卡爾，連帶使皮卡爾撤職被捕。
德雷福斯事件 事件经过
1月11日埃斯特哈齐被判无罪导致许多人非常气愤。1月13日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在《极光》报中发表了写给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我控訴…！》（J'accuse）来声明德雷福斯遭受冤枉，左拉也因反對勢力的攻擊與法院判其毀謗罪成立──處一年徒刑而流亡英國，以躲避政府的抓捕及狂熱派的刺殺。
整个法国社会因为德雷福斯事件爆发非常强烈的争议，但也帶起了「進步人士」如克里蒙梭、饒勒斯等對德雷福斯的強烈支持，要求徹底檢討冤獄事件的高層及保守派的軍方、教會勢力。这一事件也间接导致了著名自行车赛事环法自行车赛的诞生。
報章閱讀運動也因左拉帶起的攻防爭論而大規模興起，自1898年始讀報正式成為全民運動，也帶動大規模的民眾政治運動，譬如1898-1899年間，巴黎的新聞紙用量是之前的三倍。在1898整整一年中，正反兩派都發起遊行示威、互相叫囂，相信德雷福斯清白的支持派高喊：「把那些可惡的軍官通通關進監獄！」；反對派則在砸爛克里蒙梭住家的窗戶之後，厲聲叫囂：「殺死左拉！」、「打死猶太人！」。
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赞成支持和反对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撕破臉面、互相扭打。
德雷福斯事件 重审和赦免
1898年7月和9月，德雷福斯的妻子两次向司法部长伸冤，均被拒绝或者传给了一个委员会。一開始國防部長卡芬雅克還在議會宣稱：軍方握有「鐵打一般的證據」證明德雷福斯有罪，但是最后政府还是讓檢調行动起來，以對應高漲的輿論爭議。9月末一个上诉法院开始重审1894年的案子，情報處亨利少校偽造打擊德雷福斯的假文件與證據因此暴露，他被捕後坦承罪行，不久以刀片割喉自殺，而真正的叛國罪犯埃斯特哈齊則棄職逃亡到英國。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參謀總長布瓦代夫與國防部長卡芬雅克皆辭職下台。1899年6月该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把该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军事法庭。德雷福斯被押回法国。在8月的审判中他又被判有罪，但是获得减轻，他被判十年关押。新法国总统埃米勒·盧貝告诉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诉的条件的话可以立刻获得赦免。9月15日德雷福斯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使得许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如克里蒙梭就痛批德雷福斯是個不成器的「賣鉛筆商人」。激烈的反對派則因1898年9月亨利少校作偽證、自殺，使軍方蒙羞而感到怒火中燒，在全國多處燒毀猶太教堂，並發生軍方多次預謀政變的未遂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 重审和赦免
德雷福斯和他的家庭隐居并写了一份回忆录。1901年他发表了《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
德雷福斯事件 平反
1902年立場偏左的「進步派」在选举中获胜后，政治环境開始逆轉，德雷福斯案件又重新被審理。1903年最高上诉法院把后来的那次审判也否定了，並展開兩年多的徹底調查。1902年9月左拉過世，死因是被家裡壁爐的煤煙給嗆死。
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正式將德雷福斯的有罪判决撤消，德雷福斯得到平反，受牽連而一度被監禁的皮卡爾也晉升為准將，之後更成為陸軍部長。此后政府立即举行盛大仪式，讓德雷福斯重新入隊、晉升为少校，並獲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而當初打壓德雷福斯的高層軍方，只有亨利少校自殺伏法，其他人的罪責沒有被直接追究，但大量軍方高層官員在1902年開始的反教權改革中被撤職，軍隊正式並徹底地「共和化」（清除君主派人士）、國家化（民選政府終於能直接控制、監督軍隊），也終結了軍界原來的天主教沙文主義思想。1908年德雷福斯遭刺客槍擊而受輕傷，他在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35年過世。
德雷福斯事件 影响
催生社會改革運動：事件真相大白後，法國社會不得不正視自身反犹太主义的傳統，並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爭論，全國上下分裂成支持德雷福斯與否的正反兩派：支持者多為激進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人士代表的進步派，反對派為反猶主義、軍方（背後是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主義）、君主立憲派、天主教會等代表的保守派。進步派先鋒人物，埃米爾·左拉，1898年因為仗義執言而不得不遠遁英國避難，隔年才獲得政治保護而返回法國。此後隨著左拉帶起的報章言論串連運動大規模支持德雷福斯的清白，進步派力量終於在1900年代前半壓過保守派力量，於是有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作為此社會運動的高峰。運動也使激進共和派從1902年到1940年掌握國會多數並主導歷屆政府（總理也多為激進共和派），代表人物是1906-1909年「老虎」克里蒙梭擔任三年的激進黨總理，任內鐵腕整肅官僚界的慵懶無能，以及超大規模罷工的爭論事件；這時期（1902-1914年）通過的「進步」立法包含：1904年的十小時工作制、1910年後的（工人）養老金救濟法與累進稅制度。這些爭吵不休但生機勃勃的黨派事件，配合文藝進步、經濟繁榮的時代氛圍，都使一戰後的大多數法人，將戰前的吵鬧與改革時光稱為「美好年代」，並長期且深度地眷戀懷念。
德雷福斯事件 影响
1903年環法自行車賽的誕生：在這場猶太人軍官的爭論中，一些反猶的報人和廣告商不滿當時法國最大的體育報紙Le Vélo的立場，決定另辦一家雜誌拆台。這一新雜誌，L'Auto，是當今法國《隊報》的前身。而第一場環法自行車賽就是L'Auto為了推銷和競爭，於1903年1月29日擬定的。最早設想的是一個5星期的比賽（從5月31日到7月5日），結果只有15人報名。L'Auto的編輯德格朗日（Desgrange）於是把賽程改為19天，並給參賽者予以補貼。這賽事便是往後一般於每年夏季7月初舉辦的環法自行車賽。比賽最後有60人報名，其中有一些形形色色的業餘人物，包括街頭潦倒之輩和楞頭青，一下子搞得沸沸揚揚。
德雷福斯事件 影响
猶太復國主義的呼聲上揚：在西方的猶太人眼中，這場十多年的反猶、平反運動，大大促升了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替未來的以色列建國推了一大把。譬如被譽為「現代以色列國父」的西奧多·赫茨爾，就因德雷福斯案，而在1896年以奧匈帝國記者的身分出版《猶太國》一書，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事業和生活。書中宣稱：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法是建立猶太人的自治國家。赫茨爾當時為一家奧匈帝國的報社報導此事件，並目擊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後，一大群人在巴黎大規模遊行並高喊「猶太人該死」，顯然這些經歷使他認識到和排猶主義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反猶主義的後續──二戰時的法國猶太人大屠殺：雖然經過德雷福斯事件的巨大打擊，法國的反猶主義仍存有一定的影響力，這表現在二戰時與希特勒結盟的維奇法國，貝當政府「主動且樂意地」參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行動，不但大量沒收、侵佔猶太人經營的工廠與店舖，更將7.5萬的法國猶太人送入集中營，導致他們幾乎全部罹難，是為法國猶太人大屠殺。罹難者佔法國34萬猶太總人口的22%，其中就包含德雷福斯的孫女。
富國路 (高雄市)
富國路（Fuguo Rd.）為高雄市左營區的南北向道路。起端為新莊仔路，末端為大順一路。
铜陵镇
铜陵镇是中国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下辖的一个镇。铜陵镇位于东山岛的东北端，拥有600余年历史。全镇总面积7.5平方公里，人口6万多，下辖11个居民社区、1个行政村、是东山县的经济、文化中心。
铜陵镇 沿革
铜陵镇原称城关，1956年之前是东山县政府驻地。1958年改为城关人民公社，1980年改为城关镇，1984年更名为铜陵镇。1994年因东山县申请县改市，铜陵镇并入西埔镇。此后东山县政府曾申请恢复铜陵镇建制，但未获批准。由于铜陵镇与西埔镇并不接壤，撤并后的铜陵镇并不直接受西埔镇管辖，而是有独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
2009年，铜陵镇恢复建制。
铜陵镇 行政区划
铜陵镇共辖1个村委会和11个社区居委会，分别是
码头社区、​公园社区、​顶街社区、​下田社区、​桥雅社区、​大沃社区、​桂花社区、​演武社区、​文峰社区、​苏峰社区、​铜亭社区和​铜兴村。
伟大理想
伟大理想（希臘語：，轉寫：Megáli Idéa；又稱大希臘主義）指的是希腊的一種民族统一主义思想。其核心思想為恢复拜占庭帝国，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雅典为经济中心的大希腊人国家。该思想自希腊独立後直到第二次希土战争一直都是希腊的主要内政与外交方针政策。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一名居於希臘的瓦拉几人，阿里帕夏之子的随扈醫師約安尼斯·科萊提斯。
伟大理想 概要
偉大理想主張恢复拜占庭帝国，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即現在的伊斯坦堡）为首都的东正教国家，包括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的东正教臣民，疆域包括希臘人居住的小亞細亞的所有地區（君士坦丁堡、黑海南岸以特拉布宗為中心的本都地區、內陸的卡帕多細亞）等。
並且，根據科萊提斯的主張，希臘的首都設在君士坦丁堡，經濟中心則設在雅典。以希臘正教會為號召旗幟，所有的希臘人和其居住的土地（包括土耳其的部份地區和東魯米利亞等地區）等都應歸屬「大希臘」。
伟大理想 歷史
「偉大理想」，又称“希腊主义”，認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的东正教臣民应该推翻鄂圖曼苏丹的统治，恢复拜占庭帝国。这些希腊主义革命者以沙皇俄国等地为根据地，在1821年至1832年间在鄂圖曼帝国境内发动暴力革命，希望推翻苏丹的统治。革命遭到苏丹的军队残酷镇压，最终在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下，各方签署了柏林条约，规定希腊主义革命者获得了希腊半岛的领土，英国政府有义务协防希腊，而鄂圖曼帝国承认希腊的事实独立。希腊革命者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但限于自身实力弱小，只好接受柏林条约的安排。
奧托一世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支持「偉大理想」主張，因此希臘曾抓住鄂圖曼帝國戰敗這一機會攻打色薩利、伊庇魯斯和馬其頓地區（当時還不是希臘領土）。然而懼怕鄂圖曼帝國弱小化的西歐列強在這時全力支持鄂圖曼帝國（參見近東問題）、英國和法國封鎖了比雷埃夫斯港。最終希臘被迫屈服于壓力，奧托一世也因此失去了西歐列強的支持，被迫退位。
伟大理想 歷史
不過，希臘成功利用列強利益衝突引發的對立擴大了自身的領土。希臘分別於1864年和1881年將伊奧尼亞群島、色薩利及伊庇魯斯南部的部份地區通過和平方式併入希臘領土。不過克里特島自基督教徒于1866年發動暴亂以來，戰爭一直持續，直到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結束后的1913年才成為希臘領土。而馬其頓也成為各民族紛爭之地，希臘被迫跟剛獨立的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爭奪馬其頓的統治權。
塞浦路斯雖也是偉大理想認為的希臘領土的一部份，不過因在塞浦路斯，基督徒和穆斯林長期共存，并沒有立即得到強烈的反響。不過，隨著希臘的獨立，被稱為「希塞統一」的與希臘合併的政治概念逐漸產生。希臘通過学校教育及文化教會，成功將「希塞統一」的概念滲透入塞浦路斯的基督教徒，意諾西斯成為了塞浦路斯基督教徒的主流民意。而塞浦路斯正教會大主教由希臘人擔任一事更象徵教會由「基督教徒的教會」化為「希臘人的教會」，堪稱意諾西斯象徵性的事件。
1878年柏林會議決定將塞浦路斯由鄂圖曼帝國轉交英國統治。因英國將「基督徒」視為「希臘人」，「穆斯林」視為「土耳其人」，「塞浦路斯人」的概念並未形成，反而使「基督徒」有了希臘人的認同感。
伟大理想 歷史
在希臘首相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執政時期，希臘領土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和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得到了擴張，「偉大理想」也開始被認為有機會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希臘國王康斯坦丁一世和首相韋尼澤洛斯因參戰而意見分歧，最終康斯坦丁一世逃亡。這一事件被稱為「國家分裂」。君士坦丁一世之子亞歷山大一世繼承了王位。韋尼澤洛斯希望追求「偉大理想」的實現，而國王則認為應該「建立雖小但是有名譽的國家希臘」，應先鞏固新獲得的領土，之後再追求收復失地。兩方也因此展開了爭執。「偉大理想」這一主張的內容已經不止是希臘統一的概念。
結果韋尼澤洛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于巴黎和會上要求將伊茲密爾及其附近，並且還要求獲得東西色雷斯，期望透過具體行動實現「偉大理想」。在得到美國、法國、英國的同意后，希臘出兵佔領了伊茲密爾。翌年1920年8月，希臘和伊斯坦布爾的鄂圖曼政府之間簽訂了色佛爾條約，希臘將統治伊茲密爾五年，之後通過公民投票決定伊茲密爾的歸屬。韋尼澤洛斯認為這一地區出生率高，加上希臘人的移民，到最後公投時歸屬希臘將不是問題，而希臘本土也對這一決定十分歡迎。
伟大理想 歷史
1920年10月，隨著國王亞歷山大一世的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國家分裂」又再次重演，11月的選挙中，主張「建立更大的希臘」的韋尼澤洛斯和流亡中的君士坦丁一世激戰，韋尼澤洛斯派失去了大量議席。而王黨派也掌握了政權，韋尼澤洛斯派雖然被肅清，希臘擴大政策卻繼續得到了支持。
然而，意大利和法國以希臘王黨派復活為由，開始跟土耳其革命者凱末爾進行和談，試圖阻止希臘的擴張，更為土耳其提供武器。而英國雖然在口頭上支持希臘，卻沒有任何實際行動支持。
希臘軍隊曾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的所在地安卡拉為目標繼續展開攻擊。1921年3月，隨著希臘國內政治和軍事情況的惡化，希臘宣佈接受將位於小亞細亞（即土耳其）的希臘人置於國際聯盟保護下的妥協方案。然而戰況好轉的土耳其軍隊于8月26日開始反撃，被擊敗的希臘軍隊在9月8日從伊茲密爾撤退，退出了小亞細亞，但之後伊茲密爾發生了大火，3萬名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基督徒被虐殺。此事件被后世稱為「伊茲密爾悲劇」。而經這一役後，希臘人在小亞細亞持續近2500年的領導地位和歷史也畫上了終止符，「偉大理想」也隨之灰飛煙滅。
伟大理想 歷史
1923年希土兩國簽訂洛桑和約並結束戰爭後，兩國交換境內的國民：土耳其將境內的120萬希臘人（希臘正教徒）「送回」希臘、希臘送走40萬的回教徒，這對希臘的傷害甚大，一方面要處理安置的人口太多（也代表土耳其境內再無「待解救的希臘同胞」存在），二方面原居土耳其的希臘人知識程度較高，有很高比例是高專業人士如醫師、律師及有證照的技師，但當時希臘的經濟體質無法容納這麼多高教育的專業人士，造成就業困難和許多的人才浪費問題。
大罗马尼亚
大罗马尼亚（羅馬尼亞語：）一般指的是罗马尼亚在一战结束后到二战爆发前的战间期时羅馬尼亞王國的领土范围。这一时期罗马尼亚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疆域（295,649平方公里）。与今日的罗马尼亚相比，大罗马尼亚多出了北布科维纳、南多布罗加和比萨拉比亚（含今摩爾多瓦）这些地区。
大罗马尼亚 名稱和含義
這一概念在羅馬尼亞語的名稱是「」。這一概念常用來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羅馬尼亞王國的領土包含了所有羅馬尼亞人占多數派的地區，與之前不含特蘭西瓦尼亞及比薩拉比亞、布科維納的羅馬尼亞領土形成對比。另一個羅馬尼亞語詞彙「」與「大羅馬尼亞」意思相同，有「再統一的羅馬尼亞」之意。大羅馬尼亞也有羅馬尼亞應有領土之意，湯姆·加拉格認為這一概念具有「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聖杯」的地位。
在維也納仲裁裁決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羅馬尼亞領土中的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地區被割讓給匈牙利，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被蘇聯占領。1940年之後，這一概念開始帶有收復失地和民族統一主義的色彩。
目前，這一詞彙已經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詞彙，多指民族統一主義下的大羅馬尼亞，旨在收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馬尼亞被蘇聯奪取的摩爾多瓦及烏克蘭統治的比薩拉比亞及和布科維納地區。
大罗马尼亚 歷史
1918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特蘭西瓦尼亞和布科維納、比薩拉比亞與羅馬尼亞王國合併，大羅馬尼亞誕生。
在布科維納，當地的議會投票決定和羅馬尼亞合併。雖然羅馬尼亞人、德國人、波蘭人、猶太人議員表示賛成，但烏克蘭人（當時占人口的38%）議員表示反對。而在比薩拉比亞，1917年新設的「國家議會」（Sfatul Ţării）雖然曾宣告獨立，但受1918年1月俄羅斯軍隊解體及撤退的影響，當地秩序陷入混亂。羅馬尼亞軍隊為從掀起俄羅斯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手中維護比薩拉比亞秩序而佔領了這一地區。1918年1月24日，比薩拉比亞從俄羅斯宣告獨立。之後，羅馬尼亞人掌握多數的「國家議會」在1918年4月9日提出的與羅馬尼亞合併的議案，148名議員中賛成86票、反對3票、棄權36票（多為少数民族，佔当時人口的約半數）、13票缺席，議案通過。
大罗马尼亚 歷史
剩下的最後還未收回的地區特蘭西瓦尼亞在1918年12月，阿爾巴尤利亞的羅馬尼亞系議員發表「統一宣言」，宣佈與羅馬尼亞合併。一個月后該市的薩克森系議員的投票也支持了這一決定。占特蘭西瓦尼亞人口約32%的匈牙利語使用者（除了匈牙利人之外，還有很多猶太人社區也使用匈牙利語）以及巴納特的德國系居民認為，代表自己的政府是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政府，在奧匈帝國崩潰時并沒有選出自己民族的議員。
羅馬尼亞與特蘭西瓦尼亞的馬拉穆列什（Maramureş）、克里沙納（Crişana）、巴納特（Banat）的統一隨著1920年特里亞農條約的批准，羅馬尼亞正式被承認擁有這些地區的主權，成為獨立國家的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劃定了新的國境線。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合併入羅馬尼亞一事則在1920年的凡爾賽條約中得到承認。此外在1913年，作為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結果，羅馬尼亞從保加利亞獲得南多布羅加（Cadrilater）。
大罗马尼亚 歷史
羅馬尼亞在1918年至1940年期間都維持了這一領土。不過在1940年，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因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而被蘇聯佔領，北特蘭西瓦尼亞也因維也納仲裁裁決割讓給匈牙利，並且根據克拉西瓦協定，南多布羅加也割讓給了保加利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馬尼亞加入軸心國，對蘇聯展開進攻，收復了比薩拉比亞，甚至一度攻入蘇聯境內，但因軸心國的戰敗未能最終獲得這些地區。
戰爭結束后，羅馬尼亞雖然再次獲得了割讓給匈牙利的特蘭西瓦尼亞北部，但割讓給保加利亞及蘇聯的領土卻未能收回。並且在1948年，蘇聯和當時被蘇聯佔領處在共產主義體制下的羅馬尼亞簽訂協定，羅馬尼亞將多瑙河三角洲及黑海的四個無人島（蛇島等）割讓給蘇聯。
大保加利亚
大保加利亚（保加利亞語：，羅馬化：Velika Balgariya）是指保加利亞歷史上的領土和一种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思想，旨在恢复保加利亚的历史最大疆域。其认为包括了多瑙河到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平原、南北多布罗加、索菲亚地区、皮罗特、弗拉涅、北色雷斯、东色雷斯部分地区、马其顿的几乎全部等地区都應該是保加利亞的領土。
大保加利亚与拜占庭帝國時期在亞速海北部存在保加利亞人居住地區的老大保加利亚之间没有关系。
大保加利亚 歷史
保加利亞對馬其頓地區的統治和爭論可以追溯到保加爾人侵略巴爾幹半島。在7世紀時，庫伯爾（）開始統治馬其頓地區。
大保加利亚 歷史
大保加利亞的概念是以聖斯泰法諾條約的內容為基礎而提倡的。民族統一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議論自1878年圣斯特凡諾條約簽訂，保加利亞大公國誕生以來日益顯著。不過，在柏林會議之後，新生保加利亞的部份領土被交給奧斯曼帝國。之後設立了以將交給奧斯曼帝國的土地再次從奧斯曼帝國分離，和保加利亞統合為目的的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其活動到一戰，保加利亞王國加入了同盟國，1915年至1918年將其領土達致頂峯。保加利亞軍隊佔領了塞爾維亞的馬其頓地區、塞尔维亚東部、羅馬尼亞的康斯坦察縣和圖爾恰縣，更攻占其首都布加勒斯特， 並且在馬其頓戰役中， 一度逼近希臘的塞薩羅尼基，但隨著德意志帝國戰敗，保加利亞亦被協約國肢解。到了二戰，保加利亞加入軸心國，再次擴張其領土建大保加利亞，在1941年南斯拉夫戰役再次佔領了馬其頓地區及少部份的塞尔维亚東部，但在希臘戰役，只獲得了西色雷斯地區，塞薩洛尼基由盟國納粹德國托管。隨著納粹德國的戰敗，保加利亞在1944年9月被蘇聯佔領，並建立了共產政權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而「大保加利亞主義」才消失在保加利亞。
统一马其顿
统一马其顿 （马其顿语：, Obedineta Makedonija）是一个马其顿人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民族统一主义概念。其目標是統一馬其頓地區。統一馬其頓這一主張認為，馬其頓地區全境都是斯拉夫系馬其頓人的故鄉，只是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爾幹戰争被交戰國塞爾維亞、希臘和保加利亞根據布加勒斯特和約不當瓜分。統一馬其頓主張在馬其頓地區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以目前希臘統治的索倫（，Solun，指塞薩洛尼基）為首都。這一用語自1900年代初期開始使用，和巴爾幹共產主義聯邦構想有關。
目前馬其頓共和國政府撤回了其對鄰國的領土要求，也沒有支持統一馬其頓主義者的行動。然而這一概念在馬其頓民眾中有很高知名度。
统一马其顿 概要
斯拉夫系馬其頓人將馬其頓分為如下地區。雖然並非只有斯拉夫系馬其頓人和其民族主義者這樣分區，然而這種分區會令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感到被冒犯。
瓦達河馬其頓（、Vardarska Makedonija）
相當于現在的馬其頓共和國
愛琴馬其頓（、Egejska Makedonija）
相當于希臘共和國北部帶有「馬其頓」名稱的大區
匹林馬其頓（、Pirinska Makedonija）
保加利亞西南部布拉戈耶夫格勒州的通稱
馬拉普雷斯帕和戈洛博爾達（）
大約相當于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東南部科赤區、波格拉德茨區、德佛爾區地區。有時也被認為是愛琴馬其頓的一部份。
戈拉和普羅霍爾-普奇尼亞（）
分別指科索沃南部和塞爾維亞南部。有時被認為是發達河馬其頓的一部份。
统一马其顿 概要
統一馬其頓主張，馬其頓地區大多數的居民都是被壓制的斯拉夫系馬其頓人，他們居住的地區是馬其頓「未解放」的一部份。他們還認為，在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人口統計中，馬其頓人的數量比實際數量要少。
在阿爾巴尼亞的官方統計中，馬其頓人的人口數量有5,000人，而馬其頓人民族主義者則主張實際約有12萬-35萬人。在保加利亞，官方統計的馬其頓人人口有5,071人，馬其頓人民族主義者則聲稱有20萬人。
在希臘，認為自己是希臘人、保加利亞人或馬其頓人的斯拉夫系少數民族有10萬-20萬人（據希臘·赫爾辛基委員會），其中只有1萬-3萬人認為自己是馬其頓人。馬其頓人民族主義者則認為希臘的馬其頓人人口有8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