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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裔臺灣人 語言
早在臺灣日治時期，即有知識分子出版過數本關於臺灣客家語的教科書。日治時期的第一本客家語教科書，是出版於1915年由志波吉太郎所撰寫之《廣東語會話篇》。它是一本作為日本人學習客家語的會話教科書。該書的出現，也替未來的日本學者，在從事臺灣的漢語方言研究時，樹立了假名拼音法與聲調標記法。學者陳運棟指出，志波氏在此書的引言中宣稱，其發音是以四縣腔作為標準。不過，由於此書中的去聲調，區分了陰陽。所以，陳氏認為，此書在實際上是以海陸腔作為標準。第二本客家語教科書，是出版於1919年由劉克明所撰寫之《廣東語集成》。它是第一本由臺灣人所撰寫之客家語教科書。該書的內容，分為語音描述、文法分析、對話練習。而該書的發音，是以桃園、新竹、苗栗等地方的四縣腔作為標準，其並且採用了假名拼音。陳氏認為，此書對於變調的描述詳細，是其優點。在日治時期的客家語著作中，陳氏認為，出版於1933年由菅向榮所撰寫之《標準廣東語典》，乃其中最優秀者。菅氏為客家人，亦為劉氏的學生。陳氏認為，菅氏對於客家語語法的分析透澈。但是，此書的聲調分類的記音，卻有前後不一致的問題。而該書的發音，則同樣是以四縣腔作為標準。
在臺灣日治時期，政府亦出版過關於臺灣客家語的辭典。出版於1932年由臺灣總督府所編纂之《廣東語辭典》，是日治時期唯一為日本人所編纂之日語與客家語對譯的雙語辭典。該書的發音，是以四縣腔作為標準。
自2005年起，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即對臺灣客家語的使用者，辦理語言能力程度的認證。該項認證，為「客語能力認證」。其認證等級，區分為基礎級、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專業級等六種。在該項認證中，臺灣客家語次方言，分有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等五種。至於通過該項認證者，則會由客家委員會發給相應等級的「客語能力認證合格證書」，以證明通過認證者的客語能力程度。
客家裔臺灣人 制度
學者周錦宏、王保鍵、蔡芬芳在出版於2022年9月的著作中指出，臺灣客家人，為臺灣的少數族群，但是其並不似臺灣原住民擁有在憲法上的保障的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與第12項）。因此，他們即認為，未來若欲深化該族群的個人權利，可循中華民國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解釋的路徑，援引國際人權法，並且參考國外少數群體語言保障的機制。
學者周錦宏、王保鍵、蔡芬芳認為，於2010年所制定之《客家基本法》，是「成為當代客家發展的制度性引擎」，其不但在法律層次上，定義客家人（個人）、客家族群（集體）、客家語等用詞，尚以諸多制度的安排，來推動臺灣客家的語言、文化、產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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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灣客家人事務的中央政府主管機關，為中華民國政府於2001年6月14日所設立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該委員會的首任主任委員，為律師出身之范光群。該委員會，亦為了符合《客家基本法》中的規定，而自2010年起，同考試院一起協調，在公務人員考試中，設立「客家事務行政」類科。2012年1月，它在配合組織改造下，改制為「客家委員會」，其至2021年時，是全球唯一中央級的客家事務專責主管機關。為了傾聽與整合各地民眾對於客家事務的意見，客家委員會，也即於2009年起，定期召開「全國客家會議」，其至2021年時，已召開7屆會議。學者王保鍵認為，客家人事務的專責行政組織的體系成立，其政治效果，是除了彰顯臺灣客家族群擁有專屬的行政組織以幫助他們爭取權益外，亦是「代表臺灣客家族群有了明確的政府預算分配規模」。易言之，此即表示國家在政府預算的資源分配中，均有一定比例分配在辦理客家族群的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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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是客家委員會的附屬機構，其前身是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2004年3月17日，為了在臺灣北部地區與臺灣南部地區推動籌設兩座國家級的客家文化設施，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即在位於臺北市信義區的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總公司大樓中設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該籌備處於2006年3月6日，搬遷至新竹縣竹北市的新瓦屋聚落。不過，因為新瓦屋聚落，後來是改由新竹縣政府管理，所以，它於2010年6月18日，搬遷回中國石油的總公司大樓。該籌備處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籌設分別位在苗栗縣銅鑼鄉與屏東縣內埔鄉的兩座博物館的園區。它們分別被命名為「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與「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在經歷規劃、設計、施工等過程後，兩園區，是分別於2012年5月與2011年10月正式營運。2012年1月1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改制為「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其並且進駐苗栗縣銅鑼鄉，以負責其轄下兩園區的營運與管理。2017年時，為了表示其鏈結全球客家博物館的發展任務，並且成為客家文化保存與發展的基地，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即更名為「臺灣客家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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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也自2021年11月起出版半年刊《客·觀》，以提供一關於客家、族群、博物館等議題之間的對話平臺。
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於2001年6月14日設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後，其地方政府亦相繼設立關於臺灣客家人事務的專責行政組織。2002年6月17日，臺北市政府即設立「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其是在地方政府的層級中最早設立的客家人事務的專責行政組織。
在政府再造的驅動下，中華民國政府，分別於2004年制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2011年制定《行政法人法》、2018年制定《財團法人法》。它即在傳統的公權力機關外，建構行政法人的機制，並且健全財團法人的制度。
2019年12月27日，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正式營運，其是《財團法人法》第2條第2項所規定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亦屬於私法人。在期望主責機關與基金會之間，形成公私協力的治理關係的理念下，原由客家委員會所營運之講客廣播電臺，即轉由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來營運。
客家裔臺灣人 歷史
於19世紀旅居臺灣的大不列顛暨愛爾蘭聯合王國茶葉商人約翰·杜特，在其日誌中表示：「客家人在不同時期被官方從廣州南部招募來此，是移民福爾摩沙的先驅，他們佔據了島嶼西側與番人領土接壤的區域，比起其他漢人，與番人接觸更為頻繁。」而於1875年抵達臺灣，並且對該地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民族與語言考察的俄羅斯帝國海軍准尉保羅·伊比斯（П. И. Ибиса），亦在其文章中表示：「這些山地的東部有平埔族居住，而西部主要為漢人——在他們之中，我看見一些人有大而直的眼睛、大鬍子和近似印度日耳曼人種的面部特徵」，而這些人「被稱為客家人，其起源看來尚不確定。有人說，他們是漢化了的吉普賽人；也有人說，他們是中國南部山區的原住民，自古便遷居福爾摩沙。」另外，於1898年2月至同年5月間遊歷臺灣的德意志帝國藝術工作者阿道夫·費實（Adolf Fischer），則是在其著作中表示：「沿著蕃界的邊界，可以找到許多客家聚落。滿清王朝時，這支源自廣東的民系朝中國南方的省分遷徙，其中有許多去了福建。然而到了當地，原先的居民並未接納這群被他們稱作『外人』的客家人，使得客家人依然無法在這些地方落地生根。於是他們大規模地來到福爾摩沙，經常出沒於從事樟腦業的地區，可以被視為有勇氣、永不服輸的漢文化開拓者。客家人占了與蕃人從事商業往來的最大宗，當然也從來不會讓自己吃虧。他們給蕃人帶來鹽、火藥、武器、布料和各式廉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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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17世紀時，即有客家人在臺灣活動的蹤跡。1897年，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德國籍猶太裔史學家路德維格·里斯，在由他所著之《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中表示，在17世紀中葉時，荷蘭人即將客家人當作翻譯，來與原住民族部落中的頭目們溝通。他亦表示：「客家人也負責將福爾摩沙的物產與外界交易」。美利堅合眾國商人達飛聲，在出版於1903年的《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中的談論以顏思齊為首的海盜幫派所進行之劫掠與貿易活動的段落後表示，於此同時，已有相當多的漢人，因為受到肥沃土地的吸引，所以成群的遷移至臺灣島。接著，他稱：「最先避難而來的是客家人（the Hakkas），他們在中國被視為流浪者，事實上『客家人』意即『異鄉客』（stranger）；他們像猶太人一樣，被迫不斷遷徙，所以雖然勤勞，卻毫無立錐之地。」他亦稱：「這些在大陸過著悲慘生活且飽受壓抑的流浪者，來到福爾摩沙尋找平靜的生活，發現了多麼『理想中的黃金國』（El Dorado）啊！客家移民快速增加，據估計，在一個世紀內，擁有最多客家人的廣東省，其中3分之1的客籍人士遷居福爾摩沙。」學者尹章義指出，由於明末嘉靖至萬曆年間縱橫於中國東南沿海與臺灣等地的「海上巨寇」，如林道（潮州惠來人）與林鳳（潮州饒平人），均為粵東人，而明代潮州府轄下的惠來縣與饒平縣，均有客家族群分布其間。因此他推論，客家人有可能伴隨兩人在臺灣的活動而一同遷移至臺灣。不過，學者翁佳音認為，林道應該是潮州府澄海縣鮀浦都月浦人。學者謝重光，則是在對多份蕭氏族譜研究後認為，漳州府南靖縣書洋的客家人蕭氏家族，其早在明萬曆年間，即已移居至今日之彰化縣社頭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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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連橫在《臺灣通史》的敘述過去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時的經營活動的文句中表示：「初，延平郡王成功克臺之歲，淸廷詔遷沿海居民，禁接濟。至是許開海禁，設海防同知於鹿耳門，准通商；赴臺者不許擕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來。」其實，在目前史料中所能見到之最早關於施琅禁止廣東省的惠州府與潮州府人民渡臺（赴臺、入臺）的說法，可見於擔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的黃叔璥所著之《臺海使槎錄》一書中。黃叔璥表示：
臺灣始入版圖，為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先時鄭逆竊踞海上，開墾十無二三。迨鄭逆平後，招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雖在臺地者，閩人與粵人適均，而閩多散處，粵恒萃居，其勢常不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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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黃氏書中的文句，乃是他引用自夏之芳所編輯之《理臺末議》一書中的文句。該書經過學者林淑慧搜尋後，被林氏認為是「惜今僅存其目」。文史研究者楊熙認為，這出自於《理臺末議》之說法，「可能是傳聞失實」。因為楊氏在引用學者伊能嘉矩所推定之說法上指出，早在康熙二十五年或康熙二十六年時，即有廣東省的客民入臺，他們並且拓殖於下淡水溪東岸流域等地。而施琅是卒於康熙三十五年。在出版於1928年的《臺灣文化志》中卷第十一篇的「第二章　臺灣渡航之弛張」中，伊能氏寫道：
客家裔臺灣人 歷史
康熙二十二年清朝靖臺當初，廷議以為其地孤懸海外，易於藪賊，須棄諸版圖之外，至前代以來既住之漢民應悉遷徙於內地，專留澎湖之民。時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特為反對，上疏切陳棄留臺灣之利弊，事得中止。而此消極廷議之影響，仍然持續為治臺之方針，對既住之民施以嚴厲之監視，同時禁止有妨礙治安之虞、獨身無業之遊民滯留，為使其還原籍，命強制渡海（即逐回過水），且對於新欲渡來者加以一定之限制，發布臺灣編查流寓之例（《六部處分則例》）曰：臺灣流寓之民，凡無妻室、無產業者，應逐回過水，交原籍管束。其有妻室、產業，情願在臺居住者，該府、縣即移知原籍，申報臺廈兵備道稽察，仍報明督、撫存案。若居住後遇有犯過，罪止杖笞以下者，照常發落，免其驅逐，若犯該徒罪以上者，不論有無妻室、產業，概押回原籍治罪，不許再行越渡。（失察之官司亦依輕重罰俸、降級有差。其使奸宄而流寓叢集滋事者，處以革職。）
隨後，伊能氏又表示有「同時附帶之」關於人民渡臺之三項限制。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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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渡航赴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之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之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之審驗許之，潛渡者處以嚴罰。二、渡航臺灣者，不准攜伴家眷，既渡航者不得招致之。三、粵地（廣東）屢為海盜淵藪，以其積習未脫，禁其民之渡臺。
此外，與黃叔璥生活於同一時代，並且曾經參與平息朱一貴之亂的藍鼎元，在〈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一文中認為：
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游手，群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欲其無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為隱憂。鄙意以為宜移文內地，凡民人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臺民有家屬在內地，願搬取渡臺完聚者，許具呈給照，赴內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難。凡客民無家眷者，在內地則不許渡臺，在臺有犯務必革逐過水，遞回原籍。有家屬者，雖犯，勿輕易逐水，則數年之內，皆立室家，可消亂萌。
藍氏亦在建議清政府應該如何去治理臺灣的奏疏中認為：
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群聚閭處，半閩半粵。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結黨尚爭，好訟樂斗，或毆殺人，匿滅，白晝掠人牛，莫敢過問，由來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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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接過去由連橫等人所提出之惠州府與潮州府人民因為施琅（泉州晉江人）的關係而被禁止渡臺（赴臺、入臺）與離臺的說法上，1990年代初期，學者尹章義在研究中，即曾經質疑所謂的「禁惠、潮之民渡臺說」。他認為，假如施琅禁止惠、潮之民渡臺的原因，真如《理臺末議》中的文句所言，是「蓋惡惠、潮之地，數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那麼閩南的泉漳難道不也是『數為海盜淵藪』，而且直到嘉慶、咸豐年間，仍然產出不少大海盜嗎？」尹氏亦認為，施氏嚴禁人民渡臺的問題，「或許需要學者做更深刻的研究才能解答」。1990年代末期，學者王東表示，客家人在朝向臺灣遷移的過程中，「與福建的漳泉移民相比，客家移民受政治上的牽制更大」。他認為，清政府之所以嚴禁粵東人民入臺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少數粵東人民的海盜活動，而是因為「明末清初以粵東為中心的客家大本營地區曾多次成為反清的重要策源地」，所以清政府顧慮若是讓該地的人民入臺，將容易出現對抗之勢。並且他指出，該項論點亦在施琅的《靖海紀事》中，「曾多有表露」。次要原因，則是屬於族群因素。由於遷居臺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時常發生規模大小不一的械鬥。王氏認為在雙方的長期械鬥中，「身為閩南人的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總是偏袒閩南人，並將引起械鬥的原因推給粵東的客家人（也包括閩西的部分客家人）。」因此，以施琅為首的管轄臺灣的福建地方官僚，即對粵東人民採取嚴禁入臺的措施。學者李文良在出版於2019年9月的著作中表示，直到18世紀末的清政府開放蚶江與福州兩地同臺灣對渡之前，位在福建省南部的廈門，是華南地區的人民渡臺的唯一合法港口。而閩南人是牢固的控制了該港口與渡航船隻。在朱一貴事件之後，閩人與粵人之間的仇殺對立，達到了高峰。當時之閩人，除了組織小團體在臺灣府狙殺其所謂之「客民」外，尚放出風聲稱，所有往來兩岸的船隻、關隘、歇店，均由其親友所控制。因此，閩人要殺害客民，「甚如抹蟻」。這些事情的發生，均造成了客民的高度恐慌，而使得其一再向官員遞稟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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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謝重光在出版於2008年12月的著作中認為，清政府的「渡臺禁令」，其執行的效果並不好，「所謂『禁者自禁，渡者自渡』，在被禁期間惠、潮客家人偷渡去臺者從未斷絕。」他表示，汀州府的客家人與漳州府西部的客家人，則是不在此禁令的限制內。因此，於康熙年間，亦有一部分的漳州府客家人渡臺。例如，詔安縣官陂的張廖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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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主觀或客觀上，清政府對於人民來去臺灣的政治限制，亦影響到文史研究者曾喜城與劉還月所發表之研究中的論點。曾氏認為，在討論清代臺灣的客家人口數量比起閩南人口數量要來得少的議題上，其核心原因應該是「滿清平臺之後，鄭軍及移民紛紛被遣返大陸。」他指出，向施琅投降的「鄭成功的得力部將劉國軒」即是「曾被清軍遣送天津墾荒」。他亦認為，當時「清廷頒布了『臺灣編查流寓六部則例』」，所以導致「移民臺灣第一代的客家人，有不少是為人雇傭的『客子』，終難逃被遣返的命運。」在轉引學者林衡道所編輯之通史著作內容下，劉氏稱：「清廷治理臺灣之初，曾頒布三條限制中國人民渡臺的禁令，其中『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一條禁令，使得客家人到臺灣的開拓過程中，比漳洲人與泉州人多了一道枷鎖。」關於人民來去臺灣的限制，尚有地理方面。學者王幼華表示，來自於廣東省的人數之所以會少於來自於福建省的人數，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距離。以海岸線論之，福建東岸與臺灣西岸，有300公里以上為彼此相對，而且在兩岸之間，其航線，至少有28條以上。相比較之下，廣東東岸則是與臺灣南部地區（今日之臺南市、高雄市等地）相對，而且兩岸之間的距離甚遠。人民從廣東渡臺，主要是由汕頭出發，而其航線甚少。如果人民不從廣東汕頭渡臺，即須北行至福建廈門。因此，在渡臺一事上，廣東人民比起福建人民來說，是不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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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藍鼎元在〈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等文中的說法，文史研究者薛雲峰認為，藍氏的態度，是「擺明了排斥客家人」。薛氏亦認為，藍氏是為了應對由於臺灣人口的變化所導致之治安問題，所以即向掌握權力的福建分巡臺灣道吳昌祚提供治理的建議——允許人民攜眷渡臺。學者林正慧，則是在引用清代鎮平縣文人黃釗的說法上認為，若干出自於藍氏所撰寫之對於「粵東客民的負面描述」，實際是「鄉曲之論」。而學者張正田指出，在歷史上，「四海為家，客而家焉」的客家人，是難免受到同屬於漢人的其他族群的非議與汙衊。這種狀況，多見於明清兩代的由其他族群所書寫之提及客家人的地方志中。學者李文良發現，書寫清代臺灣南部地區的客家人的權力，乃往往被掌握在閩南人的手中。因此，處處多有汙衊該地區客家人的紀錄。
渡臺客家人的原鄉，大多是在嘉應直隸州、潮州府、惠州府、汀州府內。嘉應直隸州，是位在梅江流域；汀州府，是位在汀江流域。2001年5月，學者邱彥貴與吳中，在他們的共同著作中，大致整理出清代臺灣客家移民的主要祖籍。摘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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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客家人在臺灣的拓墾活動，開始於清康熙二十年代，即約是鄭克塽降清前後，並且興盛於雍正至乾隆年間。其中籍貫方面，首先以廣東省嘉應州屬的人數為最多，約占全部客家人總數的二分之一；其次是廣東省惠州府屬的人數，約占四分之一；再次是廣東省潮州府屬的人數，約占五分之一；最後則是福建省汀州府屬的人數，約占十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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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之「嘉應五屬」，是指清代的嘉應直隸州所管轄之鎮平縣、平遠縣、興寧縣、長樂縣，以及嘉應直隸州直轄地（為州衙門所在）等五地。在1733年（雍正十一年）嘉應直隸州設置之前，嘉應直隸州直轄地，原為潮州府的程鄉縣；鎮平縣與平遠縣，原受潮州府所管轄之；興寧縣與長樂縣，原受惠州府所管轄之。1912年（民國元年），嘉應直隸州直轄地，改設梅縣。因此，原本之嘉應五屬，在民國之後，即是指梅縣、鎮平縣、平遠縣、興寧縣、長樂縣等五縣。後又於1914年，鎮平縣，更名為蕉嶺縣；長樂縣，更名為五華縣。來自於嘉應直隸州的客家人，他們在東南亞地區從事農業、礦業、商業等活動者甚夥，其中不乏有著名人士。例如，於1777年在婆羅洲建立政府，並且制定國號為「蘭芳大總制」，復受他人推舉，而就任該政府的元首——「大唐總長」（亦稱「大唐客長」）的客家人羅芳伯，即是來自於由嘉應直隸州所直轄之石扇堡（北路10堡之首堡）。他在身後，更為人視作保護神，而稱作「羅大伯」或是「羅伯公」。祂亦成為該地的民間信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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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可能是受到1945年以後始遷移至臺灣的廣東省梅縣客家人的說法影響，所以清代即遷移至臺灣的客家族群，常自稱其家族源自於中國大陸的「梅縣」。不過，該地於1733年後實為嘉應直隸州直轄地，其直至1911年時，均未再設縣級行政區。雖然，梅縣是以作為客家人的「先祖之地」而廣為人知，不過，該縣其實於1949年以前，亦是以作為全中國的學校數量最多的縣份而聞名。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該縣即有640所小學，學生數量達6萬人。該縣的初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以及師範學校等校的數量，亦有30餘所。這些學校幾乎均是私立學校，其主要是由返回家鄉的重視教育活動的客家人所捐獻興辦的。蕉嶺縣、平遠縣、興寧縣、五華縣等四縣，同樣也是學校數量多的縣份。
所謂之「詔安客」，是指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的客家人。他們大多是聚居在今日之雲林縣的崙背鄉、二崙鄉、西螺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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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客家人在屏東平原拓墾的濫觴，約於1696年或1697年以後，客家人已在屏東平原上建立名為「濫濫」（位於今日之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濫）的穩固據點。在該西邊的下淡水溪以西地區，全為閩南人所占；而在下淡水溪以東地區，閩南人亦建立萬丹、新園、東港等村落。其餘地區，則是分佈有平埔原住民馬卡道族的鳳山八社。該亦是「六堆」之起源。學者陳麗華指出，學者林正慧對清代客家人拓墾屏東平原的研究「已經做了細緻勾勒」。陳氏在引用林氏研究成果上表示，客家人的拓墾活動，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康熙年中葉至末葉，客家人以濫濫為中轉點，分別向北、中、南三個方向進行拓墾。他們於初期時，是以東港溪沿岸為主要的活動地區，而墾成內埔、竹田、萬巒等。約於同時或稍晚，是往北方墾成長治、麟洛等。這些地區，相當於日後六堆中的傳統分區——整個「中」的範圍。至於往南方的拓墾活動，他們則是發展至東港溪流域，即佳冬、新埤等「下」境內。第二階段，為乾隆年初葉，他們主要則是集中於「上」境內的美濃、高樹等地。約於此時期，所謂之六堆聚落的格局，才大致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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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世紀拍攝多幀臺灣的風土人情照片的攝影師約翰·湯姆生，在其攝影集中表示：「客家人分布的地區與那些凶悍原住民的獵場相比鄰，他們也和那些高山族結盟，以便以物易物，用中國人的物品交換樟木、獸角、獸皮和藤等等。」學者周婉窈表示，居住在琅𤩝地區（今日之恆春半島）的客家人，在族群關係上，是同當地的原住民交好。原住民所需要之槍枝、火藥，以及日用品，均是依靠其同客家人的貿易活動中取得。在發生於1871年的琉球人船難事件中，護送12位生還者前往保力，並且將其交由楊友旺照顧的老人鄧天保，即是客家人。而保力，正是客家聚落。此外，當必麒麟陪伴琅𤩝下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的兩位女兒前往琅𤩝（車城），並且會見清政府的官員時，卓氏請求必氏，務必要安全的將其兩位女兒，送返卓氏在保力的朋友那裏。這足見保力同當地原住民部落之間的良好關係。學者曾純純與張永明認為，位在今日之車城東南方的保力，在拓墾時期，是成為恆春半島上的客家的代表，其亦是客家人南遷的重要根據地。它的拓墾歷史，可以上溯至乾隆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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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雖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不過客家人扎根於此發展的軌跡，在各地仍依稀可見。例如，白河區有「客庄內、海豐厝、詔安厝」、東山區有「前大埔、大客庄」、中西區有「大埔街」等有關客家的地名與街道。這均是印證客家人於此開墾、定居的事實。根據在臺南的若干家族的祖譜記載，跟隨鄭氏渡臺而後定居的客家人，有左鎮區的簡氏與白河區的鄭氏，以及柳營區的劉氏等家族。他們是隨軍屯田、開墾置家。康熙年間，廣東省嘉應直隸州的鎮平縣、平遠縣、興寧縣、長樂縣的客家人，來臺人數大增，其並且寓居於臺南府城東門外附近。康熙三十年後，這些被視為首批來臺的嘉應州四屬的客家人，因府城附近已無地方拓墾，於是又從府城東門外的聚居區，南下前往濫濫莊墾拓。除了移墾濫濫莊的客家人之外，也有部分客家人前往原臺南舊縣區移墾。例如，來自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的賴氏，於後壁上茄冬開墾定居；同屬南靖縣的黃氏，亦在菁寮地區落戶。康熙末年，來自於漳州府詔安縣的江如南，來臺建立楠西鹿陶洋江家的基業；江萬曉則建油車江家的根基。另有，白河海豐厝的林氏、白河崎內里的李氏、新營的沈氏、下營的沈氏、白河昇安里黃氏等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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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市的客家移墾，最早是始於明鄭時期，不過多數拓墾者為清領時期抵臺。他們多數來自漳州府，部分來自廣東省嘉應直隸州、潮州府、惠州府，以及福建省汀州府。在日治時期，尚有客家人由於經濟因素，而從桃竹苗地區南下嘉義移居。縱觀上述不同時期移居嘉義的客家人，其約略可分為「福佬客」、「詔安客」、「北部客」等三類。他們的分布區域，是以海線地區、內陸平原、沿山地區為主。
苗栗地區客家籍墾戶始於雍正年間，但至乾隆年間前後才有大規模的移民拓墾於苗栗河谷平原，形成貓裡，而至乾隆末年已發展成為街市（即今日之苗栗市）。嘉慶初葉開墾銅鑼、三義一帶及卓蘭地方，道光年間擴及公館地方，咸豐年間則至大湖地區。乾隆二、三年間，入墾苗栗平原的羅開千似乎是最早移入的客家人。接著有嘉應州白渡謝昌仁兄弟四人從後龍登陸，入墾苗栗保維祥。客家人在苗栗開墾路線大致上為從沿海到內陸，一直往山區拓殖，採取溯溪而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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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區客家移民墾戶早期以來自廣東大埔移民墾首為主導，後來有嘉應州四縣移民相繼開發。清雍正元年（1723年），大埔縣人張達京以「張振萬」為墾號，首先開發「下埤」水利，設萬定汴，灌溉岸裡大社附近一帶土地，留二份水免費提供社番使用，即所謂之二八分水，俗稱為「番仔圳」，即今之五大汴系統。同時邀同原鄉宗親族人進墾，範圍以岸裡大社、社口、大雅等地為主。雍正十一年（1733年）張達京組成「六館業戶」出資，從樸仔籬口築埤引進大甲溪水，至乾隆十二年完成。即所謂之「上埤」系統，擴大灌溉範圍包括今豐原、神岡、潭子、大雅、北屯及西屯部分地區。同時以「割地換水」方式而獲得臺中平原大片土地開發權，為臺灣開發史上之成功範例。
彰化地區的客家墾民主要在分布在大村、員林、埔心、永靖、田尾、社頭、竹塘及溪州等鄉鎮，主要來自潮州府，與來自同樣是潮州府的潮州福佬人混居，小部分來自閩西汀州與漳州。日治時期，因經濟因素來自桃竹苗的客家二次移民，為彰化縣的客家文化注入了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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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地區在清領時期有部分客家移民進入拓墾，但大規模的移民出現在日治時期，從桃、竹、苗及東勢等地因經濟產業因素而移墾；雲林地區客家籍拓墾移民主要來自漳州詔安，主要集中在現今的二崙、西螺、崙背等地，其中西螺地區有著名的「西螺七崁」等大家族。
客家人在臺灣北部的開發順序，是從海線逐漸往山線漸進，其在滬尾港、竹圍港、南崁港、新豐（紅毛港）、竹塹港、頭份（中港）登陸上岸，先在港口附近開墾拓荒，然後一路伸向台地平原地區，如桃園、八德、中壢、新埔、湖口、竹東等地逐漸開發，最後才進入原住民勢力範圍的南庄、大隘山區河谷平原拓墾。
雍正年間，客家人已進入今日之桃園市平鎮區、八德區、桃園區與新竹縣新豐鄉等地方。乾隆年間，客家人的拓墾範圍，是擴展至今日之桃園市楊梅區、中壢區、大溪區與新竹縣新埔鎮、芎林鄉、竹東鎮，以及苗栗縣沿海鄉鎮等地方內。嘉慶至道光年間，他們的拓墾範圍，再擴展至今日之新竹縣寶山鄉、峨眉鄉、北埔鄉、橫山鄉等地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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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平原，是漢人最先在臺北盆地所開發之區域；新莊街，在雍正與乾隆年間，是臺灣北部的政治、經濟、社會的中心。而新莊平原的開發，乃同客家人的活動有關。從留存至今日之位在新莊區的廣福宮、泰山區的明志書院、淡水區的鄞山寺等文化資產中，即顯示出清代客家人，在臺灣北部都會區的歷史足跡。
在今日之臺北市，客家移民約於康熙初年在北投、內湖、士林、文山等地方開發，其身分是以拓墾者與佃農居多，包含了嘉應客、大埔客（文山區廖姓）、饒平客（松山區劉姓、內湖區陳姓）、詔安客等拓墾戶，再歷經閩客械鬥和資源競爭，多數移居到桃竹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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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客家人在今日之新北市的拓墾活動，學者丘昌泰表示，約於1723年至1735年間，在今日之新莊區、永和區、土城區等地方，已有客家人進行屯墾。他們概略可區分為芝蘭三堡的北濱客家、清初都會區的新莊客家、擺接堡的漳汀客家大族、大豹溪流域的三峽山客等。客家人在新北的拓墾始於最早入墾的三芝、石門、淡水等舊稱芝蘭三堡內的眾多客家聚落，也就是抵達北海岸之後所建立的庄社，即客家人拓墾北海岸的開端。約略在同一時期，另批客家墾民，沿著淡水河的周圍，越過海濱內側的大屯山與淡水河口，而深入臺北盆地西側下方的新莊街。接著，歷經清中葉時期的開發飽和與分類械鬥，使得臺北地區客家人，遷移至桃竹苗地區；部分漳州及汀州客家人，則轉進在擺接堡內的板橋湳仔港、漳和枋寮以及南勢角與西勢，及其比鄰的土城及新店安坑地區墾拓。
關於客家人的二次移民的議題，其在島內的移動範圍，主要是可以被歸納為兩大主軸，一是在臺灣西部海岸地區之間的人口移動；二是在臺灣西部地區與臺灣東部地區之間的人口移動。儘管移動案例是少見的，不過仍然有客家人是二次移民至東南亞地區。
清代彰化縣文人陳肇興，曾經作了題為「械鬥竹枝詞」的四首詩作。其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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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拓殖不居功，動輒刀槍奮起戎。利益均沾天地義，強爭惡奪是歪風。淡水環垣病最多，漳泉棍棒粵閩戈。因牛為水芝麻釁，一鬥經年血漲河。災及後龍彰化間，禍延錫口至宜蘭。羅東亦效相殘殺，人命如絲似草菅。起止紛爭數十年，時停時作互牽連。腥汙血染開疆史，斲喪精英笑失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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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的分類械鬥，始於朱一貴事件。為在動亂中求取自保，當時在臺灣的客家人，於是陸續成立所謂之「聯」、「聯甲」等民間組織。該類組織，在後來的發展上，亦經常轉型為在地方鄉土上守望相助的「團練」組織。例如，肇因於康熙年間的朱一貴事件爆發，由於其中的朱一貴（漳州長泰人）與杜君英（潮州海陽人）兩人發生齟齬，為求取自保，若干生活在下淡水溪流域的客家族群，便即串聯13大與64小，共約1萬餘人，「劃地為營」與「聯為壘」。他們在組成前營、後營、左營、右營、中營、巡查營、先鋒營後，並且擊潰來犯的朱一貴部隊。在事件結束後，巡查營被取消，其餘各營則是分別被改制為前堆、後堆、左堆、右堆、中堆、先鋒堆。此「六堆」共同推舉大總理、副總理等職，以統一管理六堆事務。在後來發生於雍正年間的吳福生事件與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件中，該組織亦適時發揮其保衛地方鄉土的作用。此一類型的地方團練組織，在清代邊防的活動中，其通常是「背後有政府力量作為支撐」。除此之外，在臺灣中部活動的客家族群中，亦從「七欠」（七崁）中發展成一保衛地方鄉土的聯組織。七欠原先為一祭祀區域，由居住在西螺等地的祖籍為清代漳州府轄下的詔安縣張廖宗族所共同組成。其所包含的各欠，均轄有數個小。後在分類械鬥中，七欠即形成為以保衛地方鄉土為目的的聯組織。其內部的習武風氣，更是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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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蕭新煌與黃世明認為，在乾隆年以前的臺灣鄉村社會中，所謂之「保甲」，只是一項有名無實的官治組織。他們在引用學者蕭公權的論點上表示，政府之所以會在社會中建立保甲，其目的為監視與控制人民；而由政府所建立之保甲，乃會與固有鄉村中的民間組織，發生互相制衡的效果。易言之，他們認為，保甲的頭人，是政府穩定鄉村社會中的治安的工具，而不是鄉村社會中的地方利益的代表。學者李信成表示，保甲是清政府「於縣、廳之下，採十進法編查戶口以輔助地方治安的一種組織，其職務在於編查記錄戶口並稽查犯罪」。他認為，於康熙年至乾隆年，清政府的官員「從未放棄在臺灣實施保甲的企圖」，但是其中「也從未有成功的經驗」。保甲「可以說是一種時做時輟的非常設性制度」。於嘉慶年後，「保甲徒具形骸而無其實」；於道光年後，保甲即滲入聯與團練內。若干變化，使得保甲固有的組織與其機能，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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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光年間，為因應臺灣社會治安的變化，清政府的官員，於是對保甲進行更張與擴充。他們即利用社會中街既有的頭人，施行所謂之「清聯甲」的辦法。這是以既存的自然街單位來清查盜匪，並且用於聯合防衛，以補充過去保甲之不足的方式。在特殊時期，自然街單位，則是輔以團練來保衛地方鄉土，其亦協助官兵剿匪。學者李信成認為，最早在臺灣施行清聯甲者，應該可以上推到於道光元年至道光四年之間，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的胡承珙。胡氏將在福建省延建邵道任內，所利用之清聯甲，應用於臺灣社會。道光五年，在鳳山縣人許尚與楊良斌所引起之動亂後，閩浙總督趙慎畛與福建巡撫孫爾準，即訂立清聯甲章程。清聯甲，乃聯組織的重要事務，其意義正如姚瑩在〈上督撫請收養民議狀（戊戌七月）〉中所言：「夫淸莊者，嚴事稽查，不使內賊之匿；聯甲者，互相防守，不使外賊之來也。」清，是利用會聽命於既有街頭人的民，清查內的民，並且將民在臉上刺字後驅逐回原籍地的方式。而按照收錄在《福建省例》一書中的戶口類例案——〈保甲通飭事件〉所言，聯甲，則是「合衆甲爲一甲，與保甲之各淸各甲者，雖稍有不同，而實相爲表裏」。因此，清聯甲，實乃地方官在因應地方的統治狀況下，為保甲所作之更張與擴充。其打破人為十進法的保甲，在以自然街互相聯合的基礎上，採取各自清查各自內匪類的方式，以收取「內除莠民、外禦匪賊」的效果。不過，由於姚瑩知曉當時社會的民數量眾多，亦不認同清中將民遣返的做法。所以，姚氏即命令各街庄的總理與董事去收養民，以防止民替匪作亂。在道光年以後，臺灣各地方社會，或因為政府人士的命令，或因為地方人士的自動，而不斷施行清聯甲的辦法，產生出若干聯組織。當民變或是械鬥發生之際，聯組織的辦理情況，尤見踴躍。該組織亦與團練的辦理情況相同，若社會狀態稍微安定，其則是只於冬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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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臺灣客家菁英所推動之抗日運動中，具有代表性者有二：一是北埔事件；二是苗栗事件。
學者保羅·D·巴克萊（Paul D. Barclay）認為，持續到1915年的臺灣漢人的武裝反抗運動，是象徵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以漢人為主的臺灣平地社會，「稱不上是規訓的社會」。臺灣總督府，在這前提之下，尚需要以「粗暴的武力」，來維持社會的秩序。在1915年以後所發生之漢人的武裝反抗運動，即再也沒有達到過去的北埔事件與西來庵事件的規模與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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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臺灣客家人中的知識分子，經常撰文表達對於自己族群的性格與處境的觀察。例如，畢業於臺灣省立新竹師範學校的客家作家李喬，以自己多年的「生活經驗」批評：「客家人總是『半自動』加以『半被動』地以『客人』自居，那深沉的、徹底的自卑感，令人悲哀又憤怒！」他亦批評，在歷史上，除了經濟層面的原因外，他們「骨子裏未始不是自卑意識的作祟——曾經扮演過一些頗有疑義的角色。」凡此種種，所以李氏鄭重的建議：「『我客家人子孫』在今天、在以後宜深刻省思的。」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的客家學者徐正光，在由他所主編之以臺灣客家社會與文化為主題的論文集的序言中指出，當代客家人活動經常表現出兩種現象。他認為，在一方面，「客家人常被稱為社會中的隱形人。他們在一般的公共生活中可以很流利的使用北京話或閩南語，但很少或避免使用自己的母語；在社會和政治運動上，他們較少參與，或即使積極的參與，他們也儘可能不凸顯作為一個族羣的客家人的身份。」易言之，「在很多人的印象裡，客家人是一個不具備自主的族羣意識的一羣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客家人又是一個極端重視歷史意識，並自傲於具有悠久的優異文化，具有強烈認同意識的族羣。」而且「這種強烈的客家人意識常表現在他們的日常言談和歷史思考中」。徐氏認為，在表面上觀察，兩種活動現象，是「呈現出難以調和的矛盾」。但是，「它確實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事實，它不只是客家族羣的集體面貌，也具體表現在客家人的個別行為中。」不過，伴隨著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改變，這兩種活動現象，乃「逐漸產生了質的變化」。易言之，他認為，「模糊的隱形人的身份日漸凸顯成為客家人的族羣標記，而強烈的族羣意識快速退隱到內心深處，成為一種兼含焦慮和無奈的情結。」由肄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的客家作家鍾肇政於1990年所組織之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在其成立宣言中，亦對當時客家人的處境有所表述：「史冊上曾經輝煌光耀的我們客族，曾幾何時成了弱勢的族群，或曰『隱藏的一群』，或曰『冷漠退縮』，譏誚詆毀，無所不至。」該協會，更是表達了他們作為客家人中的知識分子而對當時自己族群所面臨之危機的集體性焦慮——「目睹客家語言之瀕臨流失，客家尊嚴之幾近潰散，能不懔懍於懷而瞿然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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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施正鋒認為，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臺灣客家人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會產生集體性焦慮，其原因，乃是他們憂心臺灣客家族群在文化認同上的逐漸衰退。這並且導致客家族群在承受人口數量占多數的其他族群的無形文化壓力時，往往將是「不得不屈從，讓自己成為隱形人」。具體言之，他表示，在中華民國政府國語政策的影響下，由於客家語淪為弱勢語言，因此即導致會說客家語的年輕客家子弟愈來愈少的狀況。除此之外，也是由於客家人口數量少於閩南人口數量，因此客家語在都會區被當作溝通工具的機會，幾乎是沒有。這類對於己身文化認同的集體性焦慮，亦是臺灣客家人之何以會於1988年發起還我母語運動的原因。關於由客家人所發起之還我母語運動的背景與目的，施氏言簡意賅的指出：「長期以來，作為少數族群的客家人，不僅是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客客氣氣、小心翼翼，在公共領域的再現幾乎也是被當作是隱形人看待。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自由化，民間的社會運動一一崛起，客家運動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緘默，以跨越政黨的『還我母語』運動來表達對於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以及對中華民國的『獨尊國語』政策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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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施正鋒在其著作中表示，伴隨著臺灣政治上的解嚴，於1990年代，由李登輝所領導之中華民國政府，其為了取得治理臺灣的正當性，因此即極力進行「本土化」的政策。其中，在語言方面的改變，則是一改由過去的政府所推動之對於臺灣特定族群母語的禁錮方針，而有所鬆綁。於這段時期，同時亦是臺灣民主化中的選舉活動的蓬勃發展時期，在當時選舉造勢活動的場合上，「反北京話幾乎是與反國民黨、反外省人、甚至於反中國的情愫相互糾結」。所以，也伴隨著在政治上感情的發洩，當時「讓聽眾如醉如痴的名嘴演講，幾乎都是以福佬話為主」。然而，施氏認為，其中的問題，是「並非所有嫌惡國民黨統治的人都是福佬人，而他們並不一定懂福佬話，尤其是人數至少佔了臺灣人口總數15％的客家人」。他表示，客家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並沒有機會學習福佬話，因此，這種一再重複的『無知忽視』（ignorant neglect），再加上福佬人習於稱福佬話為『臺語／臺灣話』」，其實正是在「無形中累積了客家人對於福佬人目中無人的印象」。他亦認為，伴隨著由政府所施行之國語政策的放鬆與資本主義化的媒體針對閱聽人歸屬的族群所採取之調整，在除了作為共通語言的國語之外，尚有使用語言的人口占絕對多數的閩南語。面對這社會上的種種情況，是「難免讓客家人日生疏離之感」。學者張維安亦在評估臺灣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程度的論文中認為：「雖然過去客家人以及閩南人的語言、文化都不被國民黨政府所認可，不過這段各自族群語言、文化不受重視的共同歷史經驗，似乎並沒有帶來今日臺灣更細心的做到尊重差異，維持平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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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施正鋒所描述之發生在選舉造勢活動中的語言問題，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的客家學者張世賢在其著作中，亦有相似的描述。他表示，在當時客家所舉辦之造勢活動中，閩南人可以使用閩南語演講而不會遭遇到客家人的抗議。但是，當客家人使用客家語演講時，卻是經常出現位在臺下的少數閩南人，高聲表達出其「聽不懂」的抗議。而且他們更是會大喊「用『臺語』講啦！」張氏指出，在面對該問題上，「十分可悲的是，在這種大福佬沙文主義的陰影下，真的有不少客家人在客家用福佬話演說」。他亦指出，客家政治家許信良，即是其中一個例子。儘管客家人有時候面對張氏所描述之語言問題的表現，是抱持著退讓的態度，但是，在選舉造勢活動的場合上，仍然有客家知識分子以行動來堅定的表示，自己的母語為臺灣話。例如，於2005年退休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永熾，過去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替黨外人士助選的場合上發言時，曾經遇人大聲抗議：「你為什麼說北京話？你是不是臺灣人？你不會講臺灣話嗎？」李氏表示，他當時很生氣，所以「立刻轉用客家話發言」，而「那個人雖然聽不懂，但也沒辦法反駁客家話不是臺灣話，摸摸鼻子就坐下了。」當時的主持人，便因此再請他使用國語發言，因為，如果他繼續使用客家話發言，等於是無法與在場的多數聽眾溝通。在相繼受到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國家權力影響下，李氏認為：「臺灣的語言不只有閩南語，不能『因為多數臺灣人說這種話』，所以被壓制的閩南話就等同於臺灣話，位階高於其他語言，這叫客家人及原住民情何以堪？」他亦認為：「臺灣的四大語群都是『國語』（國家語言），只要能夠溝通，哪一種『國語』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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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語言問題的討論，亦有語言學者表達其看法。例如，以閩南語為研究領域的洪惟仁，在出版於1986年的論文集中表示，自己經常聽到客家人為名稱上的意義抗議道：「客家話也是臺灣話。」他認為，這類的抗議，是因為人口占多數的鶴佬人忽視人口占少數的客家人所導致之。洪氏並且認為，客家人為了此問題的抗議，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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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者之外，尚有文學家與政治家意識到語言問題。例如，在文學家中，詩人黃恆秋，於1988年11月參加由笠詩社在臺中市文英館所舉辦之研討會——「臺灣新詩的獨特性與未來開展」後，即在自己詩集的序言中表示，在受到中華民國國語的影響下，以「鶴佬人為主要成員的社團中，多多少少都將『鶴佬話』做為『臺語』的根本」。他認為，其原因，是「一方面是對國語教育政策的不滿而反制，一方面由於本土意識的認知正逐年昇高」。所以「在臺灣佔大多數的鶴佬人，必然以『臺灣人／臺灣話』自居」。不過，黃氏亦認為，這是「顯然對客家人或原住民的地位有意無意之間造成動搖與損傷，身為土生土長的客家人，讓我感嘆很多」。他對於語言問題的思考，亦是加深了其創作，「邁向以『客語文學』為訴求的決心與勇氣」。對於由黃恆秋所著之臺灣文學史上的第一本客家語現代詩詩集，同為詩人的文學評論家向陽，在發表於1991年6月的論文中，則是給予了「努力是值得的」評價。他認為，黃氏的詩集——《擔竿人生》一書，是落實並且推動當前的臺灣文學，尤其須要由客家語系作家、原住民族語系作家，分別用自己的母語，來從事文學創作，以豐饒臺灣文學內容的認知。政治家中，於1988年至1990年間擔任臺北市市長的吳伯雄，在1999年的訪談紀錄中表示，自己有一次在與朋友吃飯時，因為同隔壁桌的客家朋友說客家話，而招致使他覺得奇怪的反應——「拜託您說臺灣話好不好」。對於此事的看法，吳氏認為：「我們的祖先一樣來臺灣兩百多年，為什麼我們說的客家話不算臺灣話，要閩南話才能算是臺灣話，實在是毫無道理。」他亦表示：「從政這麼多年的經歷，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客家人在臺灣是很弱勢的族群，與我們人口數不成比例。」他亦認為：「客家文化的弱勢是來自政治的弱勢、經濟的弱勢，臺灣五百大企業幾乎沒有客家人經營的，而政治是需要財力配合的。所以比較起來，客家人在政治上就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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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1980年代以來的臺灣政治情勢的各種變化，臺灣客家人中的知識分子，亦對此感到憂慮。客家作家李喬，在出版於1989年的著作中敘述道：
民進黨宣誓時，司儀說：「請大家用自己的母語宣讀誓文。例如：臺灣人用臺灣話，客家人用客家話！」說者無心毫無惡意，但客家人聽來難免傷心。這種情況幾乎全島到處隨時發生……。
學者許極燉認為：「李氏所指摘的這種情形在臺灣很普遍，誠然這不只是民進黨司儀一個人的問題而已，但是民進黨對這一點疏忽是不應該的。」許氏表示，自己曾經將李氏的文章，特別介紹予擔任民主進步黨秘書長一職的黃爾璇，並且「請他注意這個問題」。身處在民主進步黨中的客家人，也認識到存在其所歸屬之政黨中的問題。例如，當時擔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常務執行委員的張富忠，在出刊於1988年10月1日的《客家風雲》的訪談文章中認為：
今天可以很遺憾的說，民進黨已經成了閩南人的黨，他們所謂的臺語，並不如我們想像的包括：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語言，而是狹窄地指閩南語，其實這種感覺除了閩南人族群外，都會感到尷尬、矛盾、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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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王甫昌在出版於1996年的論文中認為，為了對抗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於1980年代中葉，由民主進步黨所主導之政治反對運動的群眾活動，其社會脈絡的主要功能，「可以說是在建立及傳播一套用來支撐臺灣民族主義的『族群傳說』」。按照他的觀察，「反對運動在這些群衆活動脈絡中，所要形塑的民族是『臺灣人』；而造成目前臺灣民族沈淪的敵人，則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讓國民黨下臺，臺灣人才能恢復民族的光榮（『臺灣人出頭天』）」。王氏表示，大多數群眾活動的脈絡，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設計或是無意的演變，亦均是強化這種想法。他並且表示，在語言的使用上，反對運動者，通常將閩南語改稱為「臺語」；將中華民國國語改稱為「北京話」。在群眾活動中，對於少數無法使用「臺語」來演講，也不為此事而向觀眾表達歉意的演講者，觀眾往往會用噓聲、叫囂、騷動或是離開會場的方式，來壓迫臺上的演講者使用「臺語」。民主進步黨，透過在數次群眾活動中的同民眾之間的互動，形塑此種特有的語言規範。在該政黨宣傳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中，所謂之「臺語」，也就是閩南語，即被當成是「臺灣民族國家」的語言。此外，在這類群眾活動中，亦往往會大量使用閩南語的歌曲，來加強活動的氣氛。例如，《補破網》、《望你早歸》、《臺灣人出頭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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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我母語運動以後，即有人在出刊於1989年1月1日的《人間》上分析了當時臺灣客家人所處之情境：
近來有「理論家」把淸代臺灣農民蜂起看成「臺灣人」，反抗「中國人」統治的歷史證據。在這種史觀下，把客家人對閩南人的保鄕衞土鬥爭被淸朝用為分類分化的義民廟的路綫無限上綱，汚蔑客家人「不忠」於臺灣；客家人馴媚統治權力。這歷史的發展，使戰後客家人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產生微妙的疏離感，又要同時面對兩個政黨對客系人提出來的責問：福佬中心論的民進黨人士向客家人提出「客家人站在哪一邊？」、「講不講福佬話」，作為檢查客家人是不是「臺灣人」的判準；國民黨則利用閩客間的矛盾，威脅客家人「如果臺灣獨立，客家人會被福佬人欺負」。這兩種「質問」的本質，一樣亟具法西斯色彩，但民進黨和國民黨間的「統獨」鬥爭使臺灣社會各族羣的共生基礎產生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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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范振乾在出版於2009年的論文集中認為，自1990年代以來，想要加入民主進步黨以在政治上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客家裔臺灣人，是因為在下述的三種狀況中，「受到極大的傷害，遇到極大的挫折，終而放棄加入民進黨」。他分析，此三種狀況：一是在野的民主進步黨人在集會活動或是抗爭活動上堅持宣稱，「閩南語才是『臺語』」。所以，當客家人說臺灣客家語時，即經常被這些人指責：「住在臺灣這麼久，吃臺灣米、喝臺灣水，怎麼不講『臺語』，為什麼要固執地使用客語。」如果客家人在活動上要求使用人人都聽得懂的中華民國國語，則是又會被這些人指責為其是不認同臺灣的人與支持「外來政權」（中國國民黨）的人；二是閩南人中的基本教義派經常錯誤宣稱，客家人只是住在臺灣的「作客的人」，其既不是臺灣人，也不是本省人；三是少數閩南人與傳播媒體，炒作關於義民爺信仰的問題。這些人經常宣稱，在歷史上的客家義民的所作所為，不是義行。因為，當時的客家人協助「外來政權」（清政府）去打壓「革命造反的臺灣人」。范氏認為，正是由於上述三種狀況的發生，導致加入民主進步黨的客家人，終究是屬於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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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對於1990年代以後的臺灣客家人的政治傾向的討論，學者小笠原欣幸在分析中華民國總統與副總統透過直接選舉而產生的著作中，從介紹族群意識的角度上表示，臺灣客家人的政治傾向，是相當的複雜，其隨著居住地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簡單的將臺灣以南北二分法劃分，居住在臺灣北部地區的客家人，大多支持中國國民黨；居住在臺灣南部地區的客家人，有些支持中國國民黨，有些則支持民主進步黨。他表示，在臺灣民主化以後，閩南人常將臺灣人的語言，分成北京話、臺灣話、客家話，以及原住民族語言。但是，在客家人的眼中，這種只將閩南話當作是臺灣話的區分方式，是相當的不公平。相同的道理，他們並且對於閩南人自稱臺灣人的言行，是相當的不滿。小笠原氏亦表示，客家意識較強的客家人，將民主進步黨視為一仰賴閩南人的族群意識，而去博取臺灣公民在選舉上支持的政黨。因此，他們即對於民主進步黨存有警戒的心態。在權衡以後，多數客家人的政治傾向，即支持中國國民黨。不過，仍然有少數客家人，其身為臺灣本省人的意識，是較其身為客家人的意識，更加強烈。他們認為，比起劃分客家人與閩南人，反抗中國國民黨一事，是更加重要。因此，這類客家人，即支持民主進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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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隱形」或是「隱藏」的說法，學者丘昌泰認為，所謂之「隱形族群」，實「不是一種恭維，而是一種諷刺」。他認為，這種諷刺，乃指客家人本身缺乏族群認同、我群意識，以及自我定位，並且他們對於自我的觀照抱持消極態度。他亦認為，他們的這種消極與退縮的態度，將使得傳承臺灣客家文化一事，更加困難。他指出，相較於臺灣原住民在法律與憲法上所受到的保障，臺灣客家人在198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發起以前，一直是在臺灣社會中被其他族群所漠視的少數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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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莊雅仲指出，由學者徐正光所主編之《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一書，是「以其爆炸性的批判力聞名」。不同於學者丘昌泰的負面觀點，他認為，在漢族的政治與經濟的操作下，相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所承受之「被凝視與被操弄」，臺灣客家族群的問題，可能是在臺灣的族群脈絡中，「第一個隱匿性的認同互動政治」。易言之，在臺灣的客家認同，於某種程度上普遍性的可以在主觀過程中，加以掩蓋。與此事相關的個別臺灣客家人，「因此可以『偽裝成』（pass as）當下易被接受的身分」。莊氏亦認為，客家人的「隱形技術的出現」，是反映出於1945年以後的臺灣，在特殊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中華民國國語成為義務教育中普遍可學，並且強制要學的日常語言的狀況。這種狀況，即讓他們的隱形認同的策略，變成可以實現。再加上於1960年代之後，因為工業化所造成之全臺灣範圍的族群遷徙活動，也使得其中的許多族群同過去居住地區的連結程度，減到最低。莊氏更認為，徐氏是第一位試圖從戰術的角度，去探討客家人隱形現象的學者。申言之，「隱形」作為某種策略性的不見於同在臺灣的其他族群的眼中，「其實常是具相對主動性的隱匿偷襲（stealth）過程」。它的目的，是「避開不利環境下的負面評價——即所謂的刻板印象」。簡言之，正是在受到這種特殊的歷史影響下，即開啟了客家族群的雙重意識的運作空間，也促成了其嶄新的族群文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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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認為，前述所謂之刻板印象，「絕非只是無關痛癢的街頭巷談」。「它是權力運作的最前線」，並且其中「也不是簡單的對錯可以解決」。因為，「它總是可以找到佐證『誰的誰，是某某人，就是這樣』，頂多再接個『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啦』」。簡言之，這些機制，均說明了刻板印象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戰術運用過程」。而它更是「不宣戰的鬥爭」。另外，莊氏也表示，學者霍米·K·巴巴在出版於1986年的論文中，曾經論證對於殖民統治的脈絡下的殖民論述的閱讀，應該從正面或是負面意象的問題，轉移至了解其中「臣服的過程」，是如何透過「刻板化的策略」，而變得可以實現。所以，當客家人遭遇刻板印象的攻擊時，他們的「隱形策略乃顯現出防衛價值」。申言之，「隱形提供不可多得的反應時間：隱形人策略是一種完全的靜音，因此刻板印象的聲納無法找到其攻擊目標。」
1974年10月11日，以聯絡世界上的崇尚自由的客家人與發揚其傳統上的忠義精神為目的，世界客屬總會在臺北市成立。該總會固定每隔兩年，即策劃，並且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以集合分散在全世界的客家人前來互相交換意見與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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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87年5月至同年6月間，在國立臺灣大學任教的邱榮舉，先後邀請梁景峰、戴興明、胡鴻仁、魏廷昱、黃安滄、林一雄、鍾春蘭、陳文和等人，來籌組一份目的是替臺灣客家人的地位與尊嚴發聲的雜誌。他們在每人出資新臺幣10萬元的基礎上，即於同年7月1日，開始共同籌辦《客家風雲》雜誌社，其亦於同年10月，舉行創刊酒會，並且正式的出版雜誌。於1990年1月，《客家風雲》更名為《客家》。2020年12月28日，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長鎮，即在位在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校門附近巷口的雜誌社，設置一創刊紀念地磚，以資記錄臺灣客家運動對於客家人的權益、客家人的母語教育，以及國家語言的政策所產生之深遠影響。
學者宋學文與黎寶文認為，創辦於1987年10月25日的《客家風雲》，是臺灣客家運動的「最重要的起點」。而《客家風雲》雜誌社，「是第一個由客家人組成之非傳統客家組織，同時有企圖和計畫推動客家事務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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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0年12月1日，以作家鍾肇政為首的客家知識分子，在臺北市成立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Hakk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其以母語解放、文化重生、民主參與、奉獻本土為四大主旨。於該協會成立的同時，鍾氏亦提出，客家人也是臺灣的主人的論述——「新客家人」。於1993年10月22日，該協會成立「新客家助選團」，其在同年11月2日至同年同月18日之間，共辦有13場的以團體名義的助講活動。而接受它助選的候選人，均為民主進步黨籍的候選人。例如，尤清、王拓、游錫堃、蘇貞昌、余政憲等人。為了面對首次中華民國的省長與直轄市長直接民選的政治發展，協會在1994年7月31日的第2屆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決議，將沿用「新客家助選團」的名稱，並且推舉鍾肇政為總團長，以參與選舉的活動。這使得客家族群的訴求，獲得了當時之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的關注。該助選團，除了在1994年省市長暨省市議員選舉中出現以外，尚在1995年立法委員選舉、1997年縣市長選舉、1998年立法委員選舉中，為支持客家政策的候選人助選。在採用由大衛·伊斯頓所提出之政治系統模型的觀點上，學者周錦宏與王保鍵認為：「『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試圖以助選手段，支持（support）特定候選人，促使客家相關議題，進入政府議程，產出（output）客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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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邱榮舉與王保鍵認為：「臺灣客家運動是1980年代臺灣諸多社會運動中的一種，是以臺灣客家人為主體，以客家文化為主軸，具有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等性質，基本上是一種族群自覺運動、族群自救運動。」在臺灣客家運動的歷史上，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是提出了以臺灣客家認同為重心的客家人論述。他們是在受到當時民主進步黨的臺灣民族主義的動員影響下，而逐漸形成了關於臺灣客家認同的概念。在該協會出版於1993年的《臺灣客家人新論》一書中，其更是明顯的提出了臺灣客家概念。而這論述，也同過去的中原客家論述，有所切割。儘管協會中的一部分成員，是因為反對這種過度傾向於臺灣獨立的論述，而同站在支持臺灣獨立立場的成員，發生了客家運動路線上的爭論。文史研究者林吉洋認為，當協會的政治立場，是轉向去支援民主進步黨的選舉活動，並且在認同的意識上提出臺灣客家概念的論述時，其內部成員之間的歧異，也隨之擴大。這可以稱為是「客家本位」與「臺灣本位」之間的對立。兩者是處在角力的狀態，其對立的根源，則是國族認同的問題。客家本位的論述基礎，是傾向於以族群的利益，來看待客家人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它的論述觀點，是表明將客家運動視為臺灣獨立運動之一環而積極活動，為無助於提升客家人地位的做法。客家本位是屬於舊的中原客家論述的心態，其所建構之客家族群的位置，是處在中華民族主義之中。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為黃恆秋與羅肇錦。臺灣本位的論述觀點，則是將協會推向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道路上。臺灣本位是屬於新的臺灣客家論述的心態，其所企圖建構之客家族群的位置，是處在臺灣作為一獨立的民族國家之中。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為李永熾、羅榮光、劉還月。於1996年，李永熾、羅榮光、劉還月等協會中的臺灣本位者，因為對於協會在政治上僅是參與選舉等活動而感到不甚合意，所以即加入了建國黨，逐漸的疏遠協會。於1990年代後期，臺灣客家認同的論述，也受到臺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以及政治反對運動者在進入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後，他們承認體制等原因，而逐漸的少見於公共領域之中。不過，這一論述，是成為民主進步黨中對於客家政策與客家論述的基調，而具體的實踐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所設立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運作之中。於2020年6月，在世界臺灣客家聯合會的立案成立大會上，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長鎮指出，臺灣客家運動，在一方面是臺灣客家人追求其語言與文化的復興的運動；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客家臺灣人努力於國家與臺灣本土發展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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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嚴以後，伴隨著臺灣人重視本土意識的高漲，客家人意識的自我覺察運動，亦是隨之興起。1988年12月28日，臺灣客家人中以《客家風雲》雜誌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即發起「還我母語運動」。該運動的訴求，主要有三：一是開放客家語的廣播與電視節目；二是實行雙語教育；三是建立平等語言政策，並且修改《廣播電視法》第20條對方言之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學者張茂桂認為，該運動「其實是客家的『族群尊嚴』與自我認同運動」。他指出，其「有兩個對立主軸，一個是針對國家的不公平的國語語言政策，一個是針對傳統以『福佬』為領導主流的政治反對運動」。學者江燦騰認為，該運動的目的，是他們透過遊行的方式，在臺北傳達出其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國語與「福佬沙文主義」中的強勢語言——臺灣閩南語的不平之鳴。學者若林正丈認為，該運動的發起背景，是「本省人中的少數族群客家人，對於本省人賦權將一面倒地造成人口多數的福佬人賦權，同時導致已在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語言一元化政策中遭受打擊的自身文化，更進一步遭抬頭的福佬文化埋沒一事甚感危機」。有鑑於此，「使得他們發動以語言為主的文化防衛運動」。他指出，遊行的參與者，以同屬客家人的孫文為「名譽總隊長」，而他們舉著嘴巴被打上「╳」記號的孫氏肖像，是「批判連『國父孫文』的母語，都在國民黨一元語言政策下被迫衰退。」學者范振乾認為，如果孫氏當時仍然在世，「也一樣會被執政當局嚴格禁制，無法在公共領域中使用自己優美的母語，也無法在廣播、電視節目中聽到、看到自己優美的母語節目，同樣要面臨聽不到『客家人的聲音』的困境，同樣是一隻失聲的畫眉鳥。」不過，學者黃宇和在其出版於2016年的著作中認為，於孫氏從事革命工作的時代，無論是在海內或是海外，客家人都是屬於弱勢族群。而處在土客之間的敵對情緒，亦是壁壘分明。黃氏認為，孫氏若是客家人，則「他最初發動革命時，要得到廣府人的支持，難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