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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港机场 免税区
玛丽港机场内设有免税商店，乘客无论是从这里飞往芬兰还是飞往其它国家，都可以在免税店购物而不被征收增值税和其它税种。通常在欧盟内的免税店购物，需要先支付当地税费之后再退税，而奥兰却是个例外。这是因为奥兰并不在欧盟增值税区的范围内，从此允许在轮船及机场内免税销售货物。但其它方面上，奥兰则属于欧盟范围。
翠亨路
翠亨路（Cueiheng Rd.）為高雄市前鎮區到小港區的重要幹道，本道路分南、北路。起端為鎮興路，末端為小港路。
翠亨路 公共自行車
高雄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原住民故事館：翠亨北路390號(對面)
高雄市勞工局：鎮中路6號(翠亨北路側人行道)
捷運前鎮高中站(1號出口)：翠亨北路/鎮中路口(東南角)
翠亨北漁港路口：翠亨北路/漁港路(西北側)
捷運草衙站(4號出口)：南衙路南二巷146號(捷運草衙站4號出口旁人行道)
捷運草衙站(1號出口)：翠亨南路/中平路口(西南角)
翠平公園：翠亨南豐田街口東南側
希腊独立战争
希腊独立战争（希臘語：，羅馬化：Elliniki Epanastasi；鄂圖曼土耳其語：，羅馬化：Yunan İsyanı），或可之称为希腊革命、希腊起义，是由希腊革命者于1821年至1832年间发起的成功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希腊人后来得到俄罗斯帝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援助，而奥斯曼人则向到他们的附庸——埃及省、阿尔及利亚省、的黎波里塔尼亚省及突尼斯贝伊国求援。
早在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前几十年，希腊大部就已处于奥斯曼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里，希腊人组织过几次反抗以求独立。1814年，一个名为友谊社的秘密组织成立，目标是解放希腊。友谊社计划在伯罗奔尼撒、多瑙河公国和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发动起义。最初的反抗于1821年3月6日在多瑙河公国发起，但很快便被奥斯曼人镇压。北方的失败促使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采取行动，1821年3月17日，马尼阿泰斯人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该宣言是其他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民族发动的一系列革命的滥觞。
希腊独立战争
3月底，伯罗奔尼撒人开始公开反抗土耳其人，到1821年10月，希腊人在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的领导下攻陷了特里波利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兵之后，克里特、马其顿和中希腊的反抗很快便被镇压。同时，临时组成的希腊海军在爱琴海取得了对奥斯曼海军的胜利，阻止了奥斯曼从海上增援的计划。
希腊起义者中不同派系之间的局势很快变得紧张起来，接连导致两次内战。与此同时，奥斯曼苏丹与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谈判，他同意派遣其子易卜拉欣帕夏率兵到希腊镇压起义，以换取领土利益。易卜拉欣在1825年2月登陆伯罗奔尼撒，并立即取得成功：到1825年年底，伯罗奔尼撒大部已处于埃及控制下，经过土耳其人一年的包围，迈索隆吉翁也于1826年4月投降。虽然易卜拉欣在马尼被击败，但他却成功地镇压了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反抗，且重新占领了雅典。
希腊独立战争
经过多年的谈判，三大列强俄国、英国和法国决定干预冲突，并各派一支海军舰队驰援希腊。接到奥斯曼将进攻希腊的伊兹拉岛的情报后，联军舰队在纳瓦林对奥斯曼－埃及舰队进行拦截。战斗于长达一周的紧张对峙后开始，并以土－埃舰队的溃败告终。到1828年，埃及军队在法国摩里亚远征的压力下退出战争，伯罗奔尼撒的奥斯曼驻军也随后投降，希腊人则前往奥斯曼控制的中希腊地区。作为多年谈判的结果，希腊终于1832年5月根据《君士坦丁堡条约》被确认为独立国家。
现代希腊国家将发动起义的3月25日作为国庆日。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5月29日陷落，随后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倒台标志着拜占庭主权的终结。之后，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大部。在奥斯曼统治下，东正教基督徒虽被赋予一部分政治权利，但仍被视为二等公民。大多数希腊人被土耳其人称作“拉亚”，这一称呼涵盖了奥斯曼统治阶级下的大量非穆斯林居民。[ii]
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入侵之前及期间部分移民至西方的希腊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如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和列奥纳多·菲拉雷斯，开始呼吁解放他们的家园。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呼吁威尼斯和“所有的拉丁人”帮助希腊人反抗“可恶、怪异和不虔诚的野蛮土耳其人”。然而，希腊仍将受奥斯曼统治达几个世纪之久。
希腊革命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整个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争取独立的运动，却皆以失败告终。正如哲人迪奥尼修斯领导的反抗所证明的，整个17世纪，在摩里亚和其他区域对奥斯曼人的抵抗都很强烈。摩里亚战争之后，伯罗奔尼撒受威尼斯统治达30年之久。从那时起，直到整个17世纪，伴随着「克莱夫泰」帮派的激增，该地区仍持续动荡。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第一次大规模起义是17世纪70年代由俄国援助的奥洛夫起义，在取得有限成功后便被奥斯曼帝国粉碎。在镇压起义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蹂躏了希腊本土的许多地区。然而，马尼阿泰斯人继续抵抗奥斯曼人的统治，并数次挫败了帝国对其区域发起的入侵，其中尤以1770年的入侵最为著名。在第六次俄土战争期间，的里雅斯特的希腊社区资助兰普罗斯·卡特索尼斯组建了一支小型舰队，这给奥斯曼海军造成了麻烦；战争期间“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山地游击队员）也再度起兵。
与此同时，部分希腊人作为奥斯曼官僚阶级的成员在帝国内享有特权。由于东正教的高级牧首多为希腊裔，希腊人还通过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掌控东正教事务。因此，在奥斯曼米利特制度下，占主导地位的希腊牧首集团享有帝国所有东正教臣属的控制权（罗姆米利特）。
正教会在维护希腊民族认同、发展希腊社会及复兴希腊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8世纪起，在君士坦丁堡内，被称为“法那尔人”（该名称来源于城中的芬内尔区）的希腊名门世家成员，获得了对奥斯曼外交政策相当程度的掌控，并最终控制了整个官僚机构。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在中央政府军事力量羸弱的时期，法外之徒（hajduk）「克莱夫泰」日益侵擾巴尔干乡村。这些蔑视奥斯曼统治的匪帮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克莱夫泰受到高度崇拜，在广大民众中声名远播。
为应对克莱夫泰的侵袭，奥斯曼当局招募这些团体中最富有才干的，被称为「阿马托利」的签约基督教民兵，以保障危险区域——特别是关隘地带——的安全。[iv]这些民兵团体控制的地区被称为“阿马托利”，阿马托利最早于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在阿格拉法建立（1421年－1451年）。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后者常常变成克莱夫泰以期在同当局的交涉中获得更多利益，反过来，克莱夫泰团体也可能被派往阿马托利地区以对抗他们的前辈。
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逐渐发展为省一级的精英，但尚未形成一个所有成员都同舟共济的社会阶层。随着阿马托利的地位逐渐趋向世袭化，一些首领开始将阿马托利克领地视作其个人财产。这些匪帮头目大权在握，并介入到构成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关系网中。部分头领寻求对其领地的垄断地位，朴特因此期望能剿灭他们，却鲜有成效。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到独立战争时期，在鲁米利亚、色萨利、伊庇鲁斯和南马其顿地区已不乏兵多将广的阿马托利。革命领袖及作家亚恩尼斯·马克里伊安尼斯，将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誉为“自由的酵母”。因为这些希腊人仅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希腊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8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内外经济发展，两个商人团体由此兴盛起来：部分成为富有海商的，来自伊兹拉岛和安德罗斯岛等爱琴海岛屿的希腊水手，以及鲁米利亚的斯拉夫赶骡人。在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希腊裔和大多数的瓦拉几裔既有赶骡人和小商贩，也有的独立商人和银行家。随着商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到本世纪末，希腊语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大陆商人通过“希腊化”的方式进行同化。
他们将创造的财富捐献给学校和图书馆，并资助希腊青年在西欧大学深造。在那里，学生们接触到了欧洲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浪漫民族主义的激进思想。受教育且有影响力的散居于大希腊的成员，如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和安西莫斯·加齐斯，试图向希腊人传播这些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他们的国家认同。在这场现代希腊启蒙运动（希臘語：）中，启蒙思想通过希腊语在书籍、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中传播。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18至19世纪革命民族主义在欧洲（包括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希腊民族主义开始兴盛起来。
最具影响力的希腊作家和知识分子是里加斯·費雷奧斯。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里加斯计划发起一场全面的民族运动，旨在解放所有巴尔干国家——包括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并创建“巴尔干共和国”。里加兹于1797年在的里雅斯特被奥地利官员逮捕，他被移交给奥斯曼官员，并与他的同谋一起被押送至贝尔格莱德。1798年6月被绞死，尸体被遗弃于多瑙河。
里加斯的死最终煽动了希腊民族主义的火焰；他的民族主义诗歌——“苏里奥斯”（战歌）——被翻译成部分西欧及巴尔干语言，并成为号召希腊人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战斗口号。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另一位平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这位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希腊作家主要通过启发民智来推广启蒙运动，他借鉴了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科莱斯年轻时前往巴黎深造，最终毕业于蒙彼利埃医学院，并在巴黎度过了余生。他经常与托马斯·杰斐逊进行政治和哲学辩论。在巴黎，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为其民主所感染。科莱斯花费了大量时间说服富有的希腊人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以推进希腊人的教育。他认为，为了希腊人民以及该民族的一般福祉和繁荣，进一步发展教育是必要的。科莱斯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像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那样的民主的希腊，但在革命结束前他已经去世。
希腊启蒙运动不仅得到了西欧和俄国的希腊大商人的支持，而且得到来自西欧的亲希腊人士的支持。这场希腊独立运动不仅是东欧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而且是非基督教环境，如奥斯曼帝国中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
希腊独立战争 背景
费拉伊奥斯的殉难激励了三位年轻的希腊商人：尼古劳斯·斯库法斯、埃曼努伊尔·汉索斯和阿萨纳西奥斯·特斯卡洛夫。他们受到意大利烧炭党的影响，并利用自己作为共济会成员的经验，于1814年在敖德萨这一希腊商人的重要中心秘密成立了友谊社。新生的社团不仅获得了来自流亡英美的富裕希腊社区的支持，还得到了西欧同情者的帮助。有鉴于此，社团筹划发动叛乱。
最初，友谊社的目标是恢复以新羅馬为首都的羅馬帝国，而非建立民族国家。1820年初，伊奥尼亚群岛官员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联合外交部长，友谊社向其示好，希望他能担任社团领袖，却遭到了拒绝。社员们转而求助于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这位在俄国军队中担任将军及沙皇副官的法那尔人接受了请求。
随后，社团迅速扩张，并很快能够在希腊世界的所有领域招募到来自希腊社会的所有要素的成员。[v]1821年，奥斯曼帝国不仅深陷同宿敌波斯的战争，还面临阿里帕夏在伊庇鲁斯的叛乱，这场动乱迫使摩里亚行政长官胡尔希德帕夏和其他地方的帕夏们离开本省以协助平叛。与此同时，为平息法国大革命余波而建立“欧洲协调”的列强，此时正全力应对1820年革命。在此情形下，希腊人判定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计划于伯罗奔尼撒、多瑙河公国和君士坦丁堡三地起事。
希腊独立战争 亲希腊主义
由于古希腊是西方许多古典遗产的发源地，故而欧洲普遍对希腊的独立运动报以同情。一些富有的美国人和西欧贵族，如著名诗人拜伦勋爵和之后的医生塞缪尔·豪，纷纷拿起武器加入希腊革命者的行列。
许多人还给革命以经济上的援助。伦敦亲希腊委员会于1824年和1825年会先后向叛乱中的希腊资助了两笔浮动贷款，金额分别高达80万英镑和200万英镑。苏格兰亲希腊历史学家托马斯·戈登参与了革命运动，并于后来用英语创作了首部希腊革命历史。据阿尔伯特·波伊姆回忆“亲希腊主义者们自行忽略了许多希腊方面的暴行，否则矛盾的事实将使他们无处发泄自由主义的冲动。”
在欧洲，尽管起初列强对其报以冷淡、负面的态度，希腊的叛乱仍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对奥斯曼的暴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而刻意忽视基督教一方的暴行。1822年，奥斯曼在希俄斯的大屠杀启发了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出着名的〈希阿岛的屠杀〉；德拉克罗瓦其他亲希腊作品的灵感来自拜伦的各类诗作。借这位最为著名的亲希腊主义人士之名，德拉克罗瓦得以在事业上取得声望与财富。
希腊独立战争 亲希腊主义
拜伦本人则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花费大量精力筹集财物（包括提供几艘船）资助革命，但却于1824年在迈索隆吉翁病逝。拜伦的死使欧洲对希腊革命的同情变得更为强烈。受到拜伦的诗歌和德拉克罗瓦的画作的影响，欧洲公众舆论开始彻底倒向支持希腊革命者，并最终导致西方国家的直接干预。
亲希腊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使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和文学家能够通过将现代希腊历史作为古希腊历史的延伸来扩展古典音乐；再现古希腊精神的想法渗透到了希腊事业支持者的修辞中。该时期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将驱逐土耳其人设想为复兴黄金时代的前奏。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于1820年4月当选为友谊社领袖，并承担了筹备起义的任务。伊普斯兰提斯计划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基督徒都发动叛变，并尽可能迫使俄国施加干预。2月22日（儒略历6月3日），他与追随者一同渡过普鲁特河，进入多瑙河公国。为了鼓励当地的罗马尼亚人基督徒加入起义的行列，他宣布行动“得到了某个大国（暗指俄国）的支持”。两天后，在摩尔达维亚首都雅西的圣三一修道院，伊普斯兰提斯发出公告，呼吁所有希腊人和基督徒反抗奥斯曼的统治。米哈伊尔·苏特佐斯，之后的摩尔达维亚亲王和友谊社员，为伊普斯兰提斯提供护卫。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牧首格里戈里奥五世及宗教大会对伊普斯兰提斯和苏特佐斯进行了批评与斥责，并根据正教会的政策明确谴责革命。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伊普斯兰提斯并未直接前往布勒伊拉，而是停留在雅西处决几名亲奥斯曼的摩尔达维亚人士，这一举动令阻止奥斯曼军队进入公国，从而迫使俄国接受既成事实的计划落空。在延迟了数周后，他于4月初抵达布加勒斯特。此时，伊普斯兰提斯决定不再以奥尔特尼亚为根据地，依靠瓦拉几亚轻装步兵继续起义事业并协助希腊方面。当时轻装步兵的首领是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他已于3月16日（儒略历3月28日）抵达布加勒斯特郊区。3月28日，两人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弗拉迪米雷斯库的首要任务是对新上任的斯卡尔拉特·卡利马基亲王展示自己的权威，并试图维持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这时，俄国外交部长卡波季斯第亚斯奉亚历山大一世之命向伊普斯兰提斯致信，指责其滥用沙皇授予的权限；卡波季斯第亚斯宣布伊普斯兰提斯已被军队除名，并命令他解除武装。伊普斯兰提斯企图忽略该信，但弗拉迪米雷斯库将此视为背叛友谊社承诺之举。双方于营地内发生冲突，弗拉迪米雷斯库于5月26日（儒略历6月7日）被友谊社审判并处决。丧失了盟友罗马尼亚，加之奥斯曼对瓦拉几亚领土进行干涉，使希腊流亡者的失败成为定局，并最终导致了德勒格沙尼战役灾难性的失败及6月7日（儒略历6月19日）圣队的覆灭。
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在其兄弟尼古拉斯及残党的陪同下退回至勒姆尼库沃尔恰；在那里他花费数天时间同奥地利当局交涉，请求越过边界。由于担心遭到追随者的出卖，他谎称奥地利已向奥斯曼宣战。在科济亚修道院内合唱讚美頌，并借口同奥地利总司令安排应对措施后，他越过了边境。然而，由弗朗茨二世领导的神圣同盟执行保守政策，该国拒绝为邻国叛乱分子提供庇护。伊普斯兰提斯被判处七年监禁。在摩尔多瓦，斗争在伊奥尔加基斯·奥利姆皮奥斯和伊奥安尼斯·萨尔马基斯的领导下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到年底时，这些省份的叛乱已被奥斯曼人平息。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整个帝国境内大规模的处决、攻击、对教堂的破坏和对希腊人财产的掠夺。最严重的暴行发生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被称为“1821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惨剧中，尽管正教会牧首格里戈里奥五世公开反对起义，他仍于4月22日被苏丹处决。这一事件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公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希腊叛军。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伯罗奔尼撒以其长期以来抵抗奥斯曼的传统，发展为抵抗运动的中心。1821年初，由于奥斯曼的摩里亚总督（Mora valisi）胡尔希德帕夏及其麾下大股部队不在，情势有利于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占领。伯罗奔尼撒各地的首领和牧首在1月26日集聚，于沃斯提察（今艾伊奥）举行了重要会议。会上，自称是友谊社代表的亲革命派牧首帕帕弗莱萨斯，与对俄国干预持保留态度并要求其做出保证的大多数民间领袖和高级神职人员，如帕特雷大主教耶尔马诺斯，发生了争执。当伊普斯兰提斯进军多瑙河公国的消息传来后，伯罗奔尼撒的气氛变得愈加紧张，到3月中旬，针对穆斯林的冲突事件开始零星出现，预示着起义的来临。据传言，耶尔马诺斯大主教于1821年3月25日（儒略历4月6日）宣布革命，并于圣拉夫拉修道院的十字架上举起横幅。部分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当时并没有关于耶尔马诺斯宣布独立的记载，且1821年3月25日大主教并不在圣拉夫拉修道院。该记录最早见于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普克维莱（François Pouqueville）于1824年所著的书中，而普克维莱的著作不乏想象的元素。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布鲁厄（David Brewer）指出，普克维莱是一位仇英派人士，因其在书中借耶尔马诺斯之口大肆斥责英国、同时又称赞法国是希腊在世上真正的朋友的言论，与其说出自希腊人，毋宁说来自法国仇英派。布鲁尔由此得出结论，普克维莱通过发明这一事件来指责英国。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1821年3月17日，阿雷奥波利斯的马尼阿泰斯人向土耳其人宣战。同一天，佩特罗斯·马弗罗米克萨利斯率领2000人的马尼阿泰斯武装力量，向麦西尼亚的卡拉马塔进发；在那里，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尼基塔拉斯和帕帕弗莱萨斯将部队联合起来。卡拉马塔于3月23日陷于希腊人。在阿哈伊亚，卡拉夫里塔于3月21日被围困；在帕特雷，冲突持续了多日，奥斯曼人对该城进行了零星的攻击，帕纳伊奥蒂斯·卡拉察斯率领的革命者则撤回要塞内。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到3月底，希腊人已有效地控制了乡村，而土耳其人则被限制在城堡内，包括帕特雷（4月3日由尤苏夫帕夏率部夺回）、里奥、阿克罗科林索斯、莫奈姆瓦夏、纳夫普利翁和省首府特里波利斯。在这些城镇中，许多穆斯林在起义开始时便举家逃离。希腊人的非正规武装力量由本土首领指挥，这些部队对城镇的围攻因缺乏炮兵而未能有效实行。特里波利斯则因其四面环海，可得到奥斯曼帝国舰队的补给和增员而未被围困。五月，科洛科罗尼斯组织了对特里波利斯的围攻，希军虽两次击败土耳其人，却未能成功地摧毁受围困者。最终，特里波利斯于9月23日（儒略历10月5日）被希腊人攻陷，该城随后被交与暴徒手中两天。经过长时间的谈判，阿克罗科林索斯的土军于1822年1月14日投降。
希腊独立战争 革命爆发
在中希腊，最先反抗的地区是福基斯（3月24日）和阿姆菲萨（3月27日）。在维奥蒂亚，莱瓦贾于3月31日被阿萨纳西奥斯·贾科斯攻陷，两天后底比斯也告陷落。1821年时，雅典有约10,000人，其中一半是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另一半则是穆斯林，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裔穆斯林。当革命开始后，绝大多数基督教徒都逃往萨拉米斯。4月中旬，革命部队进入雅典，围攻被逼入卫城的土耳其守军。随着迈索隆吉翁于5月25日起义，革命逐步蔓延至希腊中、西部的其他城市。奥斯曼在鲁米利亚的指挥官是阿尔巴尼亚将军奥梅尔·弗廖尼，他因在阿提卡组织名为“希腊狩猎”的行动——以五十到一百人组成骑手分队，在旷野上追杀希腊农民，并以此为乐——而声名狼藉。
虽然希腊人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在同奥梅尔·弗廖尼军队的交战中节节败退。杰出将领贾科斯被捕后，因拒绝效忠苏丹而被处死，使得希军的境况雪上加霜。在加拉维亚战役中，希腊人在奥季塞阿斯·安兹鲁措斯的领导下试图设法牵制土耳其军队，并令其受到沉重打击。当安兹鲁措斯战败并率部成功撤退之后，奥梅尔·弗廖尼为等待增援而推迟了对伯罗奔尼撒的进军并转而入侵莱瓦贾。6月10日，弗廖尼占领利维迪亚，随即出兵雅典并解除了对卫城的包围。为解救在瓦西里卡战役中被2000希军重创的土军增援部队，弗廖尼于9月份离开阿提卡并撤退到约阿尼纳。到1821年底，革命者已设法暂时控制住中希腊。
希腊人反抗的消息激起了奥斯曼帝国的愤怒。在君士坦丁堡，尽管已发表声明谴责革命并在布道中宣扬了对苏丹的顺服，希腊正教会主教格里格里戈里奥五世仍于星期日复活节当天被公开绞死。即使在革命伊始的3月，最高朴特便已随机地处决了首都各行业中杰出的希腊人，如一位担任译员的忠实的法纳尔人、两名退休的译员、一些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三位正教会僧侣和三名被指控干扰城市供水的普通希腊人。在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从安纳托利亚内陆开拔前往巴尔干镇压革命的土军于1821年6月对沿途的希腊人发动了一场大屠杀，戈登写道：“3000名匪徒侵袭了希腊居民区，他们掠夺房屋、屠杀人民；士麦那像其他被袭击的地方一样，所有人不论年龄或性别都不受尊重。”当地一名伊玛目则因拒绝提供将穆斯林谋杀基督徒正当化的伊斯蘭教令，而以“不是正直的穆斯林”为由被处死。
革命的消息传到欧洲后，保守派领导人表示失望，声称将维护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的体系。但普通民众对此热情高涨。当普世牧首格里高利五世被处决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卡波季斯第亚斯向最高朴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奥斯曼当局停止处决正教神职人员，最高朴特拒绝后随即与其断绝外交关系。1821年夏，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法国的马赛港，预备前往希腊参加革命。从1821年夏到1822年年底，法国人开始检查离开马赛支援希腊的船只，总计有360名志愿者前往希腊规模最大的分遣队来自德意志、意大利各邦国及法国各省。在纳夫普利翁，阵亡的亲希腊主义者纪念碑上共有274个名字，其中100个来自德国，四十个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其余的来自英国、西班牙、匈牙利、瑞典、葡萄牙和丹麦。
希腊独立战争 列強干涉及希臘獨立
1827年，英國、法國及俄國簽訂《倫敦條約》，呼籲鄂圖曼土耳其在保留宗主權下容許希臘人自治，三國又共同派遣艦隊到希臘，意圖促成希土停戰。三國的聯合艦隊在1827年10月20日的纳瓦里诺海战中摧毀了鄂圖曼和埃及的聯合艦隊。
182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爆发第八次俄土战争，同年法国出兵伯罗奔尼撒。希臘人趁機反攻。1829年9月，俄土双方签订《亞德里亞堡和約》。1832年，俄土兩國簽訂了君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英法俄三大国决定推举巴伐利亚王子奥托一世做希腊王国国王。
英国诗人拜伦同情和支持希腊独立运动，1823年他号召一支义勇军，前往希腊支援作战，不幸于1824年因疟疾死于希腊。
希腊独立战争 結果
新成立的希臘第一共和國（及後來的希臘王國）只有80萬人口，相對仍居鄂圖曼帝國內的250萬希臘人來說只佔不到三分之一，表示大多數的希臘人仍受土耳其蘇丹統治。於是在此後一個世紀多裡，希臘政府制定了領土收復主義的目標──「偉大理想」，渴望將所有希臘人團結在一個國家中，除了解放鄂圖曼帝國內那些還未「回歸祖國」的同胞，還要定都君士坦丁堡、恢復中古羅馬帝國的疆域及榮光（中世紀「希臘人」一詞為貶詞，故當時希臘人和希臘語民族實為自稱「羅馬人」的羅馬公民）。
希臘本土獨立後，留在鄂圖曼帝國內的上層希臘人（法那爾人）失去了帝國原有的信任，並被穆斯林視為叛國者；不但再也無法擔任多瑙河地區的總督，也失去了過往的高級職位與特權地位。此後，原來由法那爾人銀行家壟斷的金融市鎮，如君士坦丁堡和帝國的其他省分，大多被亞美尼亞人取代其銀行業務，此外猶太商人也變得活躍且重要起來。
希土战争 (1897年)
1897年希土战争（希腊语：Ελληνοτουρκικός πόλεμος του 1897，土耳其语：1897 Osmanlı-Yunan Savaşı），或称第一次希土战争，三十日战争。指的是于1897年，爆发在希腊王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两国之间的战争。其直接导火索是克里特岛的归属问题。此次战争以希腊的战败宣告结束。1897年12月4日，希腊土耳其双方缔结和约。希腊向土耳其支付巨额赔款，并且割让色萨利亚的部分地区。土耳其军队则需撤出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成为国际保护地，1898年，克里特岛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1913年，克里特岛与希腊合并。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1919年至1922年的希土战争 （或称第二次希土战争），指的是在1919年到1922年期间爆发在希腊王国和土耳其國民運動间的战争。
希臘戰役的發起主要是因為西方協約國，特別是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曾承諾以犧牲最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鄂圖曼帝國為代價給予希臘領土，因為在鄂圖曼帝國占領該地區之前，安納托利亞一直是古希臘和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1919年5月15日，希臘軍隊在士麥那（現伊茲密爾）登陸時，武裝衝突就開始了。随后，他们向内陆推进并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及西北部，这些地区包括马尼萨、巴勒克埃西爾、艾登、屈塔希亚、布尔萨及埃斯基谢希尔等城市。1921年的薩卡里亞戰役中，土耳其軍隊阻止了他們的前進。1922年8月，隨著土耳其的反擊，希臘戰線土崩瓦解，而隨著土耳其軍隊重新奪回士麥那和士麥那大火後，戰爭逐告終了。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战争结束后，希腊政府接受了土耳其国民运动的要求，撤回到了战前边界以内，从而将东色雷斯和西安納托利亞留给了土耳其。一战时的协约国放弃了《色佛尔条约》，在瑞士的洛桑与土耳其民族运动谈判签订了一纸新条约，此便是《洛桑条约》。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及其对安纳托利亚、伊斯坦布尔和东色雷斯的主权。另外，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同意两国进行人口交换。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這場衝突的地緣政治背景與鄂圖曼帝國的分裂有關，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後果以及鄂圖曼帝國介入中東戰場的直接後果。作為瓜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希臘收到了協約國允許其在士麥那登陸的命令。1920年8月10日，鄂圖曼帝國政府在這場戰爭中徹底垮台並簽訂了《色佛爾條約》，鄂圖曼帝國就這麼被協約國瓜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便有許多關於瓜分鄂圖曼帝國的秘密協議。三國協約曾就希臘對小亞細亞的期望之戰後安排，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諾。
西方協約國中，尤其是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曾承諾希臘如果加入協約國一方，便可犧牲鄂圖曼帝國來獲得希臘想要的領土。其中包括東色雷斯、印布洛斯島和特內多斯島（即博茲賈島），以及圍繞士麥那市的安納托利亞西部之部分地區──那裡有著大量的希臘人人口。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義大利和英法否認了曾於1917年4月26日簽署的聖讓德莫里埃納協議，解決了義大利的「中東利益」，可能會被希臘佔領所推翻，因為士麥那（伊茲密爾）曾是承諾給義大利的領土之一部分。在希臘進行佔領之前，參加1919年巴黎和會的義大利代表團對於希臘佔領西安納托利亞的可能而感到憤怒，因而離開了會議，直到5月5日才返回巴黎。義大利代表團的缺席最終促成了勞合喬治說服法國和美國，支持希臘並阻止義大利在西安納托利亞進行佔領行動的努力。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觀點，正因希臘對士麥那的佔領，才有了土耳其民族運動。歷史學家認為：「此時爆發的土耳其希臘戰爭是一場土耳其保衛安納托利亞家園的防禦性戰爭。這是西方協約國帝國主義在外國胡亂運作的結果，其軍事資源和力量被嚴重低估；無倫如何，它是由希臘佔領軍的無端入侵所引起的。」根據其他人的說法，希臘軍隊在士麥那登陸是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受到偉大理想的啟發，是為了解放小亞細亞的大量希臘人人口。在士麥那大火之前，士麥那的希臘人人口比希臘首都雅典還多。在希臘和土耳其之間進行人口交換之前，雅典的人口為473,000人；而根據鄂圖曼帝國當局的消息顯示，士麥那在1910年的希臘人人口超過629,000人。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希臘政府提出發起小亞細亞征服的原因之一，是安納托利亞有大量講希臘語的東正教基督徒需要保護。希臘人自古以來就生活在小亞細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多達250萬希臘人生活在鄂圖曼帝國。許多歷史學家對希臘人在希臘本土聲稱擁有的土地上佔人口大多數的說法提出異議。塞德里克·詹姆斯·洛和邁克爾·L·多克爾還認為，希臘人對士麥那的主張充其量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希臘人可能僅佔多數，更有可能是士麥那維拉耶特的一個大少數，「更何況是位於突厥人占絕大多數的安納托利亞地區」。鄂圖曼帝國是根據宗教而不是血統、語言或自我認同來劃分人口的政策，進一步模糊了精確的人口統計數據。另一方面，同時期的英國和美國統計數據（1919 年）支持這樣一個觀點，即希臘元素在士麥那地區最多，有375,000人，而穆斯林為325,000人。
希臘總理韋尼澤洛斯對一家英國報紙表示：「希臘不是在向伊斯蘭教開戰，而是在向不合時宜的鄂圖曼帝國，以及其腐敗、可恥和血腥的政府開戰，以期將其驅逐出希臘人佔多數的領土。」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在某種程度上，為了獲得協約國政府的支持，韋尼澤洛斯作為塞弗爾桌上的一張談判牌可能誇大了上述危險。例如：青年土耳其黨人在戰爭時期還沒有掌權，這使得戰爭的理由不那麼直接。該政權的大多數領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紛紛逃離該國，坐落於君士坦丁堡的鄂圖曼帝國政府已然在英國的控制之下。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早期階段，在這些殺戳發生之前，韋尼澤洛斯便已經表達了他想要吞併鄂圖曼帝國領土的願望。在1915年1月寫給希臘國王康斯坦丁一世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的印像是，在小亞細亞對希臘的讓步⋯⋯將如此廣泛，以至於在勝利的巴爾幹戰爭中出現的翻倍的希臘，將增加另一個同樣大但不那麼富裕的希臘。」
由於鄂圖曼帝國的失敗，希臘的入侵可能反而加劇了它應該防止的暴行。阿諾德·約瑟·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將英國和希臘奉行的政策以及巴黎和會的決定歸咎於導致雙方在戰時和戰後犯下的暴行：「『本都』 的希臘人和被希臘佔領的土耳其人在某種程度上是韋尼澤洛斯先生和勞合喬治先生在巴黎最初的錯誤估計的受害者。」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發動戰爭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實現希臘民族主義的核心概念：偉大理想。偉大理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願景，即在愛琴海兩岸恢復大希臘，將希臘王國邊界以外的希臘人口納入領土，它最初很小——大約是當今希臘共和國的一半。自1830年希臘從鄂圖曼帝國獨立以來，偉大理想在希臘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希臘政界人士自希臘獨立以來，就「希臘王國擴張的歷史必然性」問題多次發表談話。例如希臘政治家約安尼斯·科萊提斯在1844年的議會中表達了這一信念：「世上將會有兩個偉大的希臘化中心。雅典是王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則是是偉大的首都、城市，是所有希臘人的夢想和希望。」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背景
偉大理想不僅僅是19世紀民族主義興盛的產物，一方面，它深深植根於許多希臘人的宗教意識中。這方面是為了收復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在1453年垮台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國的重建。「從那時起，聖索菲亞和這座城市的複興，就作為希臘東正教的命運和願望，代代相傳。」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偉大理想還包括希臘人的大部分故土，包括克里特島、色薩利、伊庇魯斯、馬其頓、色雷斯、愛琴海諸島、賽普勒斯、小亞細亞海岸和黑海的本都。小亞細亞是希臘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希臘文化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地區。在古代，從青銅時代晚期到羅馬征服為止，希臘城邦甚至對該地區的大部分地區進行了政治控制，除了在公元前550-470年前之外，當時它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一部分。後來在中世紀，該地區一直屬於拜占庭帝國，直到12世紀時塞爾柱土耳其人第一次襲擊到達該地區為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希臘的政治社會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派系。一個由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領導，另一個由康斯坦丁一世國王領導，而在一戰爆發後，兩派系的矛盾也因要支持哪一方而加劇。
英國基於戰略考量，曾嘗試說服康士坦丁一世加入協約國，但國王及其支持者堅持保持中立，畢竟衝突結果難以預測。此外，家庭關係和情感依戀使康斯坦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難以決定支持哪一方。當與希臘王國敵對的鄂圖曼帝國和保加利亞皆加入同盟國時，國王的處境益發尷尬。
儘管君士坦丁確實恪守絕對中立，但希臘總理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從很早的時候就決定加入協約國，認為此舉對希臘最有利，並致力與協約國發展外交，為最終的勝利做好準備。但隨著國王與總理之間的矛盾加劇，兩人的衝突也逐漸延伸至他們的追隨者，甚至是全希臘社會。在國王拒絕執行韋尼澤洛斯的外交政策之後，韋尼澤洛斯直接在希臘北部建立一個反王室的政權，導致希臘分裂成兩個完全對立的政治陣營，最終國王在協約國壓力下被迫退位。1917年5月，康士坦丁一世流亡後，韋尼澤洛斯返回雅典並與協約國結盟。希臘軍隊（雖然分為君主制支持者和「威尼澤主義」支持者）開始在邊界上參與針對保加利亞軍隊的軍事行動。
參戰和之前的事件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臘的深刻政治和社會分裂。該國最重要的政治組織，韋尼澤派自由黨和保皇黨，已經捲入了對戰前政治的長期而激烈的競爭，達到了對彼此徹底仇恨的狀態。雙方都認為對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為在政治上是非法的和叛國的。這種敵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整個希臘社會，造成了深深的裂痕，這對失敗的小亞細亞戰役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並導致了戰期間希臘的許多社會動盪。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戰爭的軍事方面始於穆茲羅斯停戰協定。希臘-土耳其戰爭的軍事行動大致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1階段：1919年5月至1920年10月期間，希臘軍隊登陸小亞細亞並鞏固愛琴海沿岸的占領地；第2階段從1920年10月持續到1921年8月，是希臘的進攻時刻。第3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一直持續到1922年8月，當時土耳其軍隊掌握了戰略主動權。
1919年5月15日，兩萬名希臘士兵登陸士麥那，並在希臘、法國和英國海軍的掩護下控制了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登陸該城市的法律依據，見於穆茲羅斯停戰協定第7條，該條允許協約國盟軍「在出現威脅盟國安全的任何情況時，佔領任何的戰略要地」。此外，希臘人也已經將他們的軍隊帶入東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邊地區除外）。根據不同的消息來源，士麥那的基督徒人口（主要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與該市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口相比，前者為少數，後者為多數。希臘軍隊還包括2,500名亞美尼亞義勇軍。居住在該市的大多數希臘人以解放者的身份迎接希臘軍隊。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1920年夏天，希臘軍隊向大門德雷斯河河谷、布爾薩和阿拉謝希爾之方向發動了一系列成功攻勢。這些行動的總體戰略目標是為了給士麥那的防禦提供戰略縱深，此時土耳其的抵抗也越來越強。至此，希臘佔領區已經擴展到安納托利亞西部和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區。
作為希臘軍隊在協約國一方的貢獻之回報，協約國支持將東色雷斯和士麥那的領土分配給希臘。該條約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亞細亞戰場，同時也決定了鄂圖曼帝國的命運。從此，鄂圖曼帝國黯然退出歐洲強國之列。
1920年8月10日，鄂圖曼帝國簽署了《色佛爾條約》，將色雷斯（直至卡塔爾卡線）割讓給希臘。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放棄了對因布羅斯和特內多斯的所有領土主張，保留了君士坦丁堡的小領土、馬爾馬拉群島和「一小片歐洲領土」。博斯普魯斯海峽則被國際聯盟託管，而它們從現在起將對所有人開放。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此外，土耳其還被迫將「對士麥那的主權行使權」移交給希臘，此外還有一個相當大的腹地跟著移交出去，僅保留一面「外堡的旗幟」。儘管希臘管理著士麥那飛地，但其主權名義上仍歸鄂圖曼蘇丹所有。根據條約的規定，士麥那要維持一個地方自治的狀況，如果五年內她要求併入希臘王國，依照規定，市內將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此類事項。
然而，該條約從未得到鄂圖曼帝國和希臘的批准。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1920年10月，在勞合喬治的鼓勵下，希臘軍隊進一步向東推進到安納托利亞，後者打算向土耳其和鄂圖曼帝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簽署《色佛爾條約》。這一進軍始於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的自由黨政府，但進攻開始後不久，韋尼澤洛斯便下台並由迪米特里奧斯·古納里斯 (Dimitrios Gounaris) 取代。這些行動的戰略目標是擊敗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並迫使穆斯塔法·凱末爾進行和平談判。前進的希臘人在這一點上仍然擁有數量和現代裝備的優勢，他們希望早日進行一場戰鬥，他們也有信心在這場戰鬥中瓦解裝備不良的土耳其軍隊。然而，他們幾乎沒有遇到阻力，因為土耳其人設法有條不紊地撤退並避免被希臘軍包圍。邱吉爾對此表示：「希臘縱隊沿著鄉間小路，安全地穿過許多醜陋的污跡，但在他們接近時，土耳其人總能在強大而睿智的領導人指揮下，安全地消失在安納托利亞的深處。」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1920年10月，亞歷山大國王於1917年6月11日登上希臘王位，當時他的父親康斯坦丁一世被韋尼澤主義者驅逐，後來被皇家花園裡的一隻猴子咬傷，幾天內死於敗血症。亞歷山大國王去世後由於沒有繼承人，原定於1920年11月1日舉行的立法選舉，突然成為韋尼澤洛斯的支持者和保皇黨之間新衝突的焦點。反韋尼澤派的競選活動是基於對政府內部管理不善和專制態度的指控，由於戰爭因素，政府自1915年以來一直沒有選舉而繼續執政。與此同時，他們提出了小亞細亞脫離戰爭的想法，但沒有提出明確的計劃來說明這將如何發生。相反，韋尼澤洛斯被認為是一場似乎毫無進展幸的戰爭的持續。大多數希臘人既厭戰又厭倦了威尼澤主義者近乎獨裁的政權，因此選擇了改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韋尼澤洛斯派僅贏得了369個席位中的118個。選舉的落敗迫使韋尼澤洛斯和他的一些最親密的支持者離開這個國家。直到今天，他當時舉行選舉的理由仍受到質疑。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迪米特里奧斯·古納里斯 (Dimitrios Gounaris) 領導的新政府準備就康士坦丁國王的回歸舉行公民投票。注意到國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敵對立場，協約國警告希臘政府，如果他重新登上王位，他們將切斷對希臘的所有財政和軍事援助。
一個月後，全民公投要求康士坦丁國王回歸。返回後不久，國王更換了許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威尼澤派軍官，並任命缺乏經驗的君主主義軍官擔任高級職務。這場戰役的領導權交給了阿納斯塔西奧斯·帕普拉斯(Anastasios Papoulas)，而康士坦丁國王本人名義上承擔了總體指揮權。然而，士麥那的高級專員阿里斯蒂迪斯·斯特吉亞迪斯並未被撤職。此外，許多剩餘的威尼澤利斯特軍官對於政權的更迭而感到震驚。
以喬治·康迪利斯(Georgios Kondylis)為首的一群軍官在君士坦丁堡成立了一個「國防」組織，該組織與韋尼澤派的逃兵加強了聯繫，很快就開始批評雅典的保皇黨政府。
保衛士麥那和小亞細亞海岸的希臘軍隊在向安卡拉進軍時清除了大部分韋尼澤洛斯的支持者。然而，軍隊內部兩派之間的緊張局勢仍然存在。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到1920年12月，希臘人已在兩條戰線上推進，從西北和士麥那接近埃斯基謝希爾，並鞏固了他們的佔領區。1921年初，他們通過小規模偵察入侵恢復了前進，但遭到了根深蒂固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頑強抵抗，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準備和裝備越來越好，已經有了正規軍的規模了。
希臘的進攻在1921年1月11日的第一次伊諾努戰役中第一次停止。儘管這是一場只涉及一個希臘軍隊的師的小對峙，但它對初出茅廬的土耳其革命者來說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這一發展導致盟軍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提議修改《色佛爾條約》，土耳其革命政府和鄂圖曼帝國政府都出席了會議。
儘管與義大利、法國和英國達成了一些協議，但希臘政府並未同意這些決定，希臘政府認為他們仍然保留了戰略優勢，還可以從更有利的位置進行談判。希臘人在3月27日發起了另一次進攻，即第二次伊諾努戰役，土耳其軍隊在那裡進行了猛烈的抵抗，最終於3月30日阻止了希臘人。這段期間，土耳其軍隊得到了蘇俄的武器援助。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到這個時候，所有其他戰線都已經有利於土耳其人，為希臘軍隊的主要威脅騰出了更多資源。法國和義大利與土耳其革命者簽訂了私人協議，以表彰他們不斷增長的實力。他們將希臘視為英國的客戶，並向土耳其人出售軍事裝備。如莫斯科條約所示，俄羅斯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土耳其革命者變得友好。布爾什維克黨用金錢和彈藥支持穆斯塔法·凱末爾和他的軍隊。僅在1920年，蘇俄就向凱末爾主義者提供了6,000支步槍、超過500萬支步槍彈藥筒、17,600發砲彈以及200.6公斤（442.2磅）金條。在隨後的兩年中，援助金額有所增加。
1921年6月27日至7月20日期間，一支由9個師組成的增援希臘軍隊，與由伊斯麥特·伊諾努指揮的土耳其軍隊，在阿菲永卡拉希薩爾-屈塔希亞-埃斯基謝希爾戰線上發起了一次重大攻勢──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攻勢。希臘人的計劃是將安納托利亞一分為二，因為上述城鎮位於連接腹地和海岸的主要鐵路線上。然，希臘軍隊沒有繼續追擊並果斷地削弱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軍事能力，而是停止了行動。結果，儘管土耳其人最後戰敗了，他們還是設法避免了包圍孤寂，並在薩卡里亞河以東進行戰略撤退，在那裡，他們建立了最後一道防線。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這是決定希臘在安納托利亞戰役命運的重大決定。該國和陸軍領導人，包括康士坦丁國王、總理迪米特里奧斯·古納里斯和阿納斯塔西奧斯·帕普拉斯將軍，在屈塔希亞會面，討論了這場戰役的未來發展。士氣低落的希臘人雖然重新振作了起來，但未能評估有利於防守方的戰略形勢；相反，為了尋求「最終解決方案」，領導層陷入了兩極化的冒險決定，即追擊土耳其人並攻擊他們靠近安卡拉的最後一道防線。軍方領導比較謹慎，要求增加增援和時間上的準備，但並沒有與政客作對。只有少數聲音支持防禦姿態，包括伊奧尼斯·美塔克薩斯。此時康士坦丁國王幾乎沒有實際權力，也沒有任何爭論的打算。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延遲，土耳其人有足夠的時間建立他們的防禦戰線，後來希臘的七個師穿越了薩卡里亞河以東。
在伊斯麥特·伊諾努領導下的土耳其軍隊在屈塔希亞-埃斯基謝希爾戰役中撤退後，希臘軍隊重新向安卡拉以西不到100公里（62 英里）的薩卡里亞河（希臘語為Sangarios）推進。康士坦丁的戰鬥口號是「致安吉拉」，英國軍官被邀請參加凱末爾市的勝利晚宴。本來一直避免被包圍的土耳其革命黨人將被捲入保衛首都的戰鬥中，並在消耗戰中被摧毀。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希臘的擴張
儘管有蘇俄的幫助，但由於土耳其軍隊準備迎接希臘人，補給品嚴重短缺，私人步槍、槍支和彈藥的所有者不得不將它們交給軍隊，每家每戶都要提供一條內衣和一雙涼鞋。與此同時，土耳其議會對伊斯麥特·伊諾努作為西線指揮官的表現不大滿意，希望穆斯塔法·凱末爾和總參謀長費夫齊·恰克馬克接管政權。
希臘軍隊在一周內穿越沙漠，行軍200公里（120英里）到達攻擊陣地，因此土耳其人可以看到他們的到來。食品供應是40噸麵包和鹽、糖和茶，其餘的在途中搜刮出來。
希臘軍隊的推進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最終在為期21天的薩卡里亞戰役（1921年8月23日 9月13日）中達到了高峰。由於土耳其的防禦陣地集中在一系列高坡上，希臘人不得不猛攻並佔領它們。土耳其人佔領了某些山頂並失去了其他山頂，而一些山頂則多次失守並重新奪回。然而，土耳其人不得不節約人力，因為希臘軍隊擁有一定的數量優勢。此時的關鍵戰役到了，希臘軍隊試圖攻占安卡拉以南40公里（25英里）的哈伊馬納，但土耳其人最終還是堅守住了。希臘進軍安納托利亞的同時，延長了他們的補給線和通訊線，而他們的彈藥已經用完了。激烈的戰鬥讓雙方都筋疲力盡，但希臘人最先撤回了他們以前的陣線。整個戰鬥過程中，安卡拉市內都可清楚地聽到了大砲的轟鳴聲。
那是希臘人在安納托利亞推進的最遠距離，幾週內他們有條不紊地撤回到他們在6月保持的陣線。土耳其議會授予穆斯塔法·凱末爾和費夫齊·恰克馬克元帥稱號，以表彰他們在這場戰鬥中的貢獻。直到今天，還沒有其他人從土耳其共和國獲得過這個五星級的將軍頭銜。
由於未能達成軍事解決方案，希臘向協約國尋求幫助，但在1922年初，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認為《色佛爾條約》已經「不合時宜」，必須進行修訂。根據這一決定，義大利和法國的軍隊紛紛撤離了他們的陣地，使得希臘人獨自面對著土耳其軍隊。
1922年3月，盟軍提議停戰。穆斯塔法·凱末爾認為自己現在擁有戰略優勢，因此拒絕在希臘人留在安納托利亞期間進行任何談判，並加緊努力重組土耳其軍隊，以對希臘人進行最後的反擊。與此同時，希臘人加強了他們的防禦陣地，但由於保持防禦的不作為和戰爭的延長，他們的士氣是愈發低下。希臘政府迫切希望得到英國的一些軍事支持，或至少有貸款支持，因此它制定了一個不周到的計劃，透過威脅英國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並在外交上強迫英國，但這從未實現過。此時佔領君士坦丁堡將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駐紮在那裡的盟軍部隊比色雷斯的希臘軍隊少得多（兩個師）。但最終的結果是透過撤軍，削弱了希臘在士麥那的防禦。另一方面，土耳其軍隊是蘇俄重要援助的接受者。4月29日，蘇俄當局向土耳其領事提供了關鍵數量的武器和彈藥，足夠三個土耳其師使用。5月3日，蘇俄政府向土耳其移交了3,350萬金盧布——其中1,000萬金盧布作為信貸結餘。
希臘的反戰呼聲越來越高，要求撤軍，士氣低落的宣傳在部隊中蔓延。一些被撤職的韋尼澤洛斯軍官組織了一場「國防」運動，並策劃了一場脫離雅典的政變，但始終沒有得到韋尼澤洛斯的支持，後來他們的所有行動都沒有結果。
歷史學家馬爾科姆·亞普寫道：
在3月的談判失敗後，希臘人的明顯行動方針是撤退到伊茲密爾周圍的防禦線，但此時，此時開始幻想直指希臘的政策：堅守陣地並計劃奪取君士坦丁堡，儘管後者的計劃在7月，因盟軍的反對而被迫放棄。」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土耳其的反攻
土耳其人終於在同年8月26日發起了反擊，土耳其人稱之為「大攻勢」（Büyük Taarruz）。8月26日，希臘主要防禦陣地被佔領，次日阿菲永卡拉希薩爾陷落。8月30日，希臘軍隊在杜姆盧皮納爾戰役中被決定性地擊敗，許多士兵被俘或被殺，大部分裝備也丟失。這一天被稱為勝利日，這是土耳其的國定假日和屈塔希亞收復日。在戰鬥中，希臘將軍尼古拉斯·特里庫皮斯和基蒙·迪格尼斯被土耳其軍隊俘虜。他們直到特里庫皮斯將軍在被捕後，才得知他最近被任命為哈齊亞內斯蒂斯將軍的總司令。據希臘陸軍總參謀部稱，1922年8月30日，由於缺乏彈藥、食物和補給，尼古拉斯·特里庫皮斯和基蒙·迪格尼斯少將在卡拉賈希薩爾村投降。9月1日，穆斯塔法·凱末爾向土耳其軍隊發出了著名的命令：「軍隊們，你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地中海，前進！」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土耳其的反攻
9月2日，埃斯基謝希爾被土耳其收復，希臘政府要求英國安排停火協議，以至少保留其在士麥那的統治。然而，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斷然拒絕承認即使是希臘對士麥那的臨時佔領，並稱其為外國採取了侵略性的軍事政策的占領。巴勒克埃西爾和比萊吉克於9月6日被收復，艾登於第二天被收復。馬尼薩則於9月8日被收復。雅典政府因而下台。土耳其騎兵於9月9日進入士麥那。蓋姆利克和穆達亞相繼於9月11日收復，整個希臘師投降。希臘軍隊於9月18日徹底驅逐出安那托利亞。正如歷史學家喬治·倫佐夫斯基所說：「進攻一旦開始，就取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隨後，土耳其人在兩週內將希臘軍隊趕回了地中海。」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土耳其的反攻
土耳其騎兵的先頭部隊於9月8日進入士麥那郊區。此時希臘總部已經撤離該鎮。9月9日星期六早上十一點左右，土耳其騎兵騎馬進城。9月10日，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在可能出現社會混亂的風險下迅速發佈公告，將任何傷害非戰鬥人員的土耳其士兵判處死刑。在土耳其占領這座城市的前幾天，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的使者散發了用希臘文寫成的這份命令的傳單。穆斯塔法·凱末爾說道：安卡拉政府不會對發生的任何大屠殺負責。
很快地，希臘和亞美尼亞民眾都遭受了暴力對待，他們的財產也遭到剝奪。大多數目擊者報告指出，土耳其軍隊在該市放火。 這座城市的希臘和亞美尼亞住宅區被燒毀，土耳其和猶太人的住宅區則安然無恙。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土耳其的反攻
重新奪回士麥那後，土耳其軍隊向北前往博斯普魯斯海峽、馬摩拉海和達達尼爾海峽，在那裡，盟軍的駐軍得到了來自君士坦丁堡的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軍隊的增援。在9月15日發表在《每日郵報》上的採訪中，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表示：「在我們最近的勝利之後，我們的要求和以前一樣。我們要求小亞細亞、色雷斯到馬里薩河和君士坦丁堡⋯⋯我們必須擁有我們的首都，在這種情況下，我將不得不率領我的軍隊向君士坦丁堡進軍，這將是幾天之內完成的事情。當然，我肯定更願意通過談判來重新獲得之，不過我自然不能無限期地等待這個談判的到來。」
大約在這個時候，幾名土耳其軍官被派去到君士坦丁堡進行秘密滲透，以幫助組織在發生戰爭時居住在該市的土耳其人們。例如當時擔任《多倫多星報》的戰地記者厄尼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報導說：
英國內閣最初決定必要時在達達尼爾海峽抵抗土耳其人，並請求法國和義大利幫助希臘人留在色雷斯東部。英國政府還向其殖民地發出了軍事支援請求。然而，殖民地的反應是否決這個要求（紐西蘭除外）。此外，義大利和法國軍隊紛紛放棄了他們在海峽的陣地，讓英國獨自面對土耳其人。9月24日，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的軍隊進入海峽區，並拒絕了英國人的離開請求。英國內閣在此事上存在分歧，但最終還是阻止了任何可能的武裝衝突。駐君士坦丁堡盟軍指揮官英國將軍查爾斯·哈靈頓 (Charles Harington) 阻止他的部下向土耳其人開火，並警告英國內閣不要進行任何輕率的冒險。希臘艦隊應他的要求離開了君士坦丁堡。英國人最終決定迫使希臘人撤退到東色雷斯的馬里查河以西。這舉動使穆斯塔法·凱末爾最終接受並開始進行停戰談判。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決議
穆達亞停戰協定於1922年10月11日結束。盟軍（英國、法國和義大利）保留了對色雷斯東部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控制權。希臘人須撤離這些地區。該協議於1922年10月15日開始生效，也就是希臘方面同意簽署的一天後。
穆達亞停戰協議之後便是洛桑條約。除了該條約外，土耳其和希臘達成了一項涉及人口交換的協議。超過一百萬希臘東正教基督徒因而流離失所；他們中的大多數被重新安置在阿提卡和新合併的希臘領土：馬其頓和西色雷斯，並與大約500,000名從希臘領土流離失所的穆斯林進行了人口交換。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決議
希臘人估計，儘管法國和英國警告不要低估敵人，但他們認為只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以一己之力擊敗已經被削弱的土耳其人。在四年的流血衝突中已經筋疲力盡的協約國們，已經不願意再參與新的戰爭並為希臘賣命。1921年2月的倫敦會議上，希臘總理尼古拉斯·卡洛格羅普洛斯透露，希臘軍隊的士氣非常高，他們的勇氣毋庸置疑，他補充道：在他看來凱末爾的軍隊鎮「不算是正規軍，只是一群不值得考慮或根本不值得考慮的烏合之眾」罷了。儘管如此，盟軍仍懷疑著希臘向安納托利亞推進的能力，畢竟他們將面臨著土耳其廣闊的領土、漫長的交通線、希臘本身國庫的財政短缺，以及最重要的是土耳其農民/士兵的堅韌不拔。1921年7月，希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諾努戰役中未能擊潰並擊敗新成立不久的土耳其軍隊後，義大利便開始撤離他們在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的佔領區。此外，義大利還聲稱希臘違反了四國委員會規定的希臘佔領區之限制。另一方面，法國在奇里乞亞與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建立了自己的戰線。法國和其他盟國一樣，也已經打算支持土耳其人的國家，以建立一個強大的緩衝國家來對抗布爾什維克黨國（即蘇俄），並打算就此撤軍。在希臘人在決定性的薩卡里亞戰役中再次未能擊敗土耳其人之後，法國人終於在1921年10月下旬，與土耳其人簽署了《安卡拉條約》。此外，盟軍並未完全允許希臘海軍對黑海沿岸實施封鎖，這可能會限制到土耳其的食品、材料之進口。儘管如此，希臘海軍還是轟炸了一些較大的港口（1921年6月和7月的伊內博盧；1921年7月的特拉布宗與錫諾普；1921年8月的里澤與特拉布宗；1921年9月的阿拉克勒、泰爾梅與特拉布宗；1921年10月的伊茲密特；1922年6月的薩姆松）。希臘海軍有封鎖黑海沿岸的能力，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諾努、屈塔希亞-埃斯基謝希爾和薩卡里亞戰役之前和期間，他阻止了多次武器和彈藥的運輸。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決議
對於希臘軍隊來說，充足的補給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希臘軍隊不缺乏人、勇氣或熱情，但很快地，他就幾乎缺乏其他的一切。由於經濟的不景氣，希臘無法維持長時間的動員戰爭。根據1922年5月的一份英國報告，有60,000名安納托利亞本土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切爾克斯人在希臘佔領下服役（其中6,000-10,000人是切爾克斯人）。相比之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150萬軍人傷亡，土耳其人也很難找到足夠健康的人來參與戰爭。很快地，希臘軍隊就超出了其後勤結構所能支撐的限制，以致無法在最初的非正規土耳其軍隊和後來的正規土耳其軍隊的不斷攻擊下，保住這麼廣大的占領地。因此，認為如此龐大的部隊可以主要通過“靠陸為生”來維持進攻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儘管希臘軍隊在1921年9月之後不得不保留大片領土，但希臘軍隊的機動化程度還是高於土耳其軍隊。希臘軍隊還有63,000只運輸動物、4,036輛卡車和1,776輛汽車/救護車（根據希臘陸軍歷史局的數據，包括救護車在內的卡車總數為2,500輛）。其中只有840輛被用於向安哥拉進軍，還有1,600頭駱駝和大量牛馬車，而土耳其軍隊則依靠動物運輸。他們有67,000頭牲畜（其中被用作：3,141輛馬車、1,970輛牛車、2,318輛農車和71輛輝騰），但只有198輛卡車和33輛汽車/救護車。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決議
隨著希臘人的供應情況惡化，土耳其人的情況有所改善。在穆德羅斯停戰協議之後，盟軍解散了鄂圖曼軍隊，沒收了所有鄂圖曼的武器和彈藥，因此，正在組建新軍隊的土耳其民族運動急需武器。除了盟軍尚未沒收的武器，他們從國外得到了蘇俄的支持，代價是將巴統送給蘇俄。蘇俄還向土耳其民族運動提供了貨幣援助，援助的程度雖沒到他們所承諾的這麼多，但仍幾乎可以彌補所承諾的武器供應之巨大不足。蘇俄支持他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盟軍在俄羅斯領土上與布爾什維克政權作戰，因此土耳其的反對派受到莫斯科的青睞。義大利人因失去本屬他們的士麥那而憤憤不平，他們利用他們在安塔利亞的基地來武裝和訓練土耳其軍隊，以協助凱末爾主義者對抗希臘人。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決議
一位英國武官於1921年6月視察了希臘軍隊，他說：「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更加高效的戰鬥機器。」後來他寫道：「現在準備好並渴望推進的希臘小亞細亞隊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投入戰場的最強大的力量。它的士氣相當高漲。從巴爾幹地區的標準來看，它的員工很有能力，紀律和組織也相當良好。」土耳其軍隊則擁有堅定而稱職的戰略和戰術指揮部，並由參與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指揮。此外土耳其軍隊享有地形防禦優勢，可以以新的「區域防禦」形式執行。
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共產主義者眼中是革命者，在保守派眼中是傳統和秩序的保護者，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是愛國軍人，是宗教界的穆斯林領袖，因此他能夠招募到所有土耳其人並激勵他們進行戰鬥。土耳其民族運動還因此吸引了不少同情者，尤其是來自遠東國家的穆斯林。孟買的Khilafet委員會設立了一項基金來幫助土耳其軍隊，並發送財政援助和源源不絕的鼓勵信。不過並非所有的錢都會被使用，穆斯塔法·凱末爾決定不使用Khilafet委員會寄來的錢。這筆錢後來在鄂圖曼銀行出現。獨立戰爭之後，他後來被用於建立伊斯銀行。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魯道夫·拉梅爾估計，從1900年到1923年，不同的土耳其政權殺害了3,500,000到超過4,300,000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和亞述人。拉梅爾估計在1919年至1922年的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有440,000名亞美尼亞平民和264,000名希臘平民被土耳其軍隊殺害。然而，他還在第488行中給出了他對1.428至438.8萬死亡人數的研究中的數字，其中278.1萬是亞美尼亞人、希臘人、景教人、土耳其人、切爾克斯人等。記者阿諾德·約瑟·湯恩比還說：土耳其軍隊明確地、個別地、蓄意地燒毀了這些村莊的每棟房子，向它們潑汽油，並小心翼翼地確保它們被完全摧毀。整個1920-23年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發生了大屠殺，尤其是東部和南部的亞美尼亞人，以及黑海地區的希臘人。
希土战争 (1919年—1922年) 雙方的暴行和種族清洗
錫瓦斯省省長Ebubekir Hâzım Tepeyran於1919年表示，屠殺是如此可怕，以至於他無法不去報告。他提到了黑海地區對希臘人犯下的暴行，據官方統計，1921年有11,181名希臘人被努爾丁帕夏（因殺害士麥那金口而臭名昭著）指揮的中央軍隊殺害。一些議會代表要求判處努爾丁帕夏死刑，並決定對他進行審判，但後來因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干預而撤銷了審判。坦納·阿卡姆寫道，據一家報紙報導，努爾丁帕夏提議殺死安納托利亞所有剩餘的希臘和亞美尼亞人，但穆斯塔法·凱末爾拒絕了這一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