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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權力 政策
糧食政治是關於生產、控制、規管、檢查和分發糧食的政治範疇，並受到與農業、零售業的方法和規管有關的道德、文化、醫療和環境爭端所影響，而糧食權力是糧食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
1974年，美國農業部長說：「糧食是一件武器」。石油輸出國組織以石油作為政治武器，美國也研究利用糧食作為武器的可能性，從而成為針對其他國家和進一步推動目標的工具。除此之外，糧食權力還有其他用途，進口國可以在對方作出政治讓步前拒絕進口，這與糧食出口國拒絕出口的情況將有相同的影響，例如美國對古巴減少糖的進口配額。簡單來說，如果需求集中在一個進口國，而多個出口國爭相出售同樣的糧食產品，則進口國在政治交流上佔利，他們可爭取最有利的條件進行交易，這優勢在出口國依賴單一產品時更加明顯。
糧食權力 政策
雖然糧食安全和糧食權力通常有直接關係，但兩者仍有分別。糧食安全是指一個地區在任何時候有足夠的食物供應給所有人以維持健康的日常生活。糧食權力是指政府、公司、領袖、國家等放棄糧食安全換取其他東西作為回報。許多國家使用糧食權力，威脅其他國家的糧食安全。一個國家的福利與人民的福利直接相關，因此每個國家希望為人民提供可靠的糧物供應，但是這需要可能成為糧食政治的手段，以表明國家擁有糧食權力。
禁運不是糧食權力，但糧食權力可以應用在禁運問題上。事實上，不涉及糧食的禁運多以失敗收場。例如，协约国在1914年8月20日開始對德國實施糧食以外的禁運，效果不甚顯著，依賴進口糧食的德國在禁運清單中加入糧食後經濟被拖垮，最終採取鋌而走險的措施失敗，可見糧食具有實質影響力。
1980年代初，美國嘗試利用糧食權力，對蘇聯實施穀物禁運，蘇聯以較高成本從不同國家進口糧食，美國政策失敗。失敗的例子還有1990年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拉克的糧食制裁。
另一個禁運的例子是美國對古巴實施糧食禁運為手段，迫其服從美國霸權，古巴人民的情況和健康因而下降，這項禁運仍然持續。
糧食權力 使用
糧食權力只在符合某些結構性的條件時湊效：
上列四項條件必須同時出現，才能把經濟糧食作為政治工具。但四項條件同時出現不一定意味著經濟糧食會被用作政治工具，當局還會考慮其他進一步的條件是否存在，例如性質、目標、其他方法可行性和評估效用。
國家之間使用經濟武器有很多用途。其中一個利用糧食權力而非政治性質的用途，是影響商業協議的條件，例如價格、運輸、貨物和付款時間表等。另一種用途與買方的經濟目標有關，如收支平衡、通貨膨脹、稅收或土地擁有權。許多人認為利用經濟手段換取政治利益有違道德，例如抵制某些國家、在聯合國種票。當兩個政府不接受彼此的合法性，使用經濟武器的目的不是經濟目標，而是刺激反對力量從而推翻政權或迫使政府投降。
糧食權力 使用
美國在很多領域如軍事、能源、出口發揮主導角色，雖然它的影響力不及從前，但其糧食權力的重要地位不變。美國是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其他國家（主要包括發展中國家和最富有的石油出口國）開始出現食物短缺，日漸依賴從美國進口的糧食，美國的糧食權力變得更強大。進口糧食的國家為對美國表示友好，也可能讓美國有某種形式的影響力。即使是一些最貧窮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已依賴美國小麥，因此美國可以限制其出口食品達至政治目的。美國利用糧食權力作為一種手段，對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施加壓力。在糧食短缺或飢荒時，依賴美國糧食的國家急需援助，此時糧食權力效用最大。
美國經常使用它的經濟實力懲罰其他國家，其中一個方式是阻止糧食出口。懲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針對威脅美國的國家（如共產國家、社會主義政府、支持激進政權或缺乏民主的政權、不接受美國協議的國家），一是市場發展與人道主義目標（如試圖把美國公司財產國有化、接管美國公司的職能或採納民族主義經濟政策的國家）。
糧食權力 使用
1970年代後，美國在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發表報告探討糧食禁運的潛力後修改立場，取消對利比亞、蘇丹和北韓實行的農產品出口制裁措施（與古巴的農產品貿易仍然受到一些限制），給予國會在這問題上否決總統單方面行動的權力。
相對於北美洲和歐洲，非洲（尤其蘇丹）的糧食政治規模較小。自然環境不是造成非洲糧食不安全的唯一因素。一些專家認為飢荒和糧食不安全是由於非洲糧食生產不穩，加上人口增長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的相互作用每況愈下。
兩種理論可解釋飢荒形成的原因，一個理論指出飢荒的自然形成原因是乾旱、戰爭或農業系統的重大改變，另一理論主要涉及人們獲得或有權獲得的能力從而出現小規模的糧食力量。
蘇丹飢荒是另一個糧食權力的例子，當局制訂忽視人民需要的糧食政策以達到政治目的。1980年代的飢荒完全是人為的，反對派為爭奪選票而鼓勵飢荒，從中提升他們政治和經濟地位。這些政黨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商人為爭取更佳的貿易條件而囤積糧食和低價購入牲畜，而西方商人在1987年飢荒中拒絕在達爾富爾貧困村落以合理的價格出售糧食。
糧食權力 參考文獻
Paarlberg, Robert. "Food Politics." Oxford Companion to Politics (2008). Mywire. University of Oxford, 1 Jan. 2008. Web. 2 Nov. 2009. <http://www.mywire.com/a/Oxford-Companion-Politics-World/Food-Politics/9577797/?&pbl=10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Wallensteen, Peter (1976), “Scarce Goods as Political Weapons: The Case of Foo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8: 277-298
糧食權力 延伸閱讀
Robert L. Paarlberg, Food, Oil and Coercive Power, in Mark W. Zacher (e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resourc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3, ISBN 1852786027, Google Print, p.76-92
麥克斯·施蒂納
约翰·卡斯巴·施密特（德語：；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笔名麥克斯·施蒂納（德語：），德国后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研究异化论与自我概念。施蒂纳与蒲鲁东并列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其亦被视作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利己主義的先驱。
1816年，施蒂纳生于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而后，施蒂纳就读于柏林大学与愛爾朗根大學，后担任柏林一家女子中学的教师。1840年代，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施蒂纳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成为柏林“自由人”小组的主要成员。期间，他于1842年为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稿，创作了《我们教育的错误原则》、《艺术与宗教》等论文，表露其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1844年，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进一步发展出利己无政府主义理论，轰动了德国思想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开辟“圣麦克斯”章，全面批判了施蒂纳的理论。晚年的施蒂纳曾做牛奶生意，后来破产，陷入贫困之中。1856年，由于昆虫叮咬后的感染，施蒂纳病逝，终年49岁。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1806年10月25日，麦克斯·施蒂纳生于巴伐利亚拜罗伊特的一个市民家庭，其原名为约翰·卡斯巴·施密特。由于其前额较宽，他在中学时期获得了“施蒂纳”的绰号，这一绰号后来被他用作笔名，从而为人熟知。有关施蒂纳的生平记述甚少，为数不多的资料大多来自-德国作家英国约翰·亨利·马凯的《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著作》（Max Stirner –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一书。约翰·亨利·马凯是支持利己无政府主义的作家，其花费近三十年时间研究施蒂纳，并向施蒂纳的故交广泛征集一手材料，因此此书的叙述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麦克斯·施蒂纳是两位路德宗信徒阿尔贝特·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施密特（1769年-1807年）与索菲娅·埃莱诺拉·赖因莱因（1778年–1839年）的独生子 。他的父亲阿尔贝特是一位制笛工匠与肖像画家，在施蒂纳不到七个月大的时候，即因结核病病逝。1809年，施蒂纳的母亲索菲娅与经营药房的海因里希·巴勒施泰特再婚，并携施蒂纳迁往西普鲁士的库尔姆（今属波兰）定居。同年，施蒂纳同母异父的妹妹约翰娜·弗里德里卡于库尔姆出生，但她只活到了3岁。1818年，12岁的施蒂纳回到故乡拜罗伊特读书。并由姑母照管。他进入克里斯蒂安-埃内斯廷文理中学就读七年，学习成绩常居班级前六名。中学毕业考试时，施蒂纳排名第三，获得“非常优秀”（Sehr würdig）的评语 。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1826年秋，施蒂纳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专业。在柏林大学的两年时间里，施蒂纳积极学习，每周听课时长达到22小时。此外，他兴趣颇广，对逻辑学、神学、希腊文学、地理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施蒂纳接受过著名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的直接教诲，且多次参与黑格尔的讲座，听黑格尔讲授哲学史、宗教哲学、精神哲学等方面的知识。1828年，施蒂纳转往爱尔朗根大学就读，学习神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同期校友。1829年，施蒂纳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就读。由于家庭问题，他不得不照看精神日渐失常的母亲，实际上中断了学业。1832年10月后，施蒂纳回到柏林完成学业，并打算考取教师资格证。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然而。施蒂纳的学业并不顺利：因为自身疾病的缘故，他未能认真准备几门必考课程。另外，施蒂纳的母亲完全陷入精神失常，前去柏林住院治疗，耽搁了他的备考计划。虽然施蒂纳在1834年3月正式结束了学习，但直到同年11月，他才交出考试要求的一篇论文与一篇译作。施蒂纳提交的论文是《论校规》，这是他现存最早的哲学作品。由于全文体现了一种极为抽象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因而论文并未获得考官的好评。1835年4月，施蒂纳参与面试，成绩不佳。主考官称：施蒂纳虽然具有思辨能力，但他对《圣经》缺乏准确的理解，且不具备历史学、哲学与语文学所必需的基本逻辑素养。最终，施蒂纳仅获得在中学任教的有限教师资格。施蒂纳向皇家勃兰登堡学校委员会申请正式的教职任命，但遭拒绝。无奈之下，施蒂纳只能在柏林的一所皇家实科中学，担任为期18个月的无薪实习教师，教授拉丁文。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1837年，施蒂纳因继父逝世，获得一笔微薄的遗产。同年12月12日，施蒂纳与女房东的女儿阿格内斯·布茨（1815年-1838年）完婚。布茨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仅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她在次年8月29日逝于分娩后的并发症。施蒂纳虽然失去了妻子与孩子，但对他而言，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1839年，33岁的施蒂纳终于获得正式的教职任命。他在柏林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学（由格罗皮乌斯夫人所有）担任教师，讲授文学与历史。施蒂纳在女子中学任教的五年，是他人生中最平稳、最有成就的时期。他的薪资虽不算高，但收入稳定，且受到同事与友人的尊敬。每天下午与晚上，施蒂纳都有足够的时间供他自由支配，这也使得他能够频繁地去啤酒馆参与聚会。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1840年代初，在柏林城内，一些对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经常在咖啡馆、啤酒馆与俱乐部聚会，对社会议题进行批判与辩论。其中最为活跃的小组自称为“自由人”，这一小组以20-30岁的记者、编辑、教师、学生与军官为主，固定在腓特烈大街的希佩尔啤酒馆聚会。许多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都参与过“自由人”小组的聚会，包括该小组的“思想领袖”布鲁诺·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恩格斯和马克思。1841年末起，施蒂纳开始参与“自由人”小组的聚会，他虽为“自由人”小组的常客，但很少参与讨论，而是抽着雪茄，默默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才向旁边的人发表几句讽刺性的评价。由于马克思在1841年7月离开柏林，因此施蒂纳与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往来。不过施蒂纳曾多次与恩格斯交流。
晚年的恩格斯曾在1889年《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中回忆道：“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像他在自己的《唯一者》一书中对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坏，不过多少带点学究气，这是他在教书的年代里养成的。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很多辩论……我在柏林居住的后期同施蒂纳见面少了……当他的书出版时，我们已经是分道扬镳了”。
麥克斯·施蒂納 生平
施蒂纳在自由人小组的聚会上认识了玛丽·德哈尔特。玛丽是一位样貌娇小、优雅的金发美女。她大胆泼辣，拥护新式思想，且有数万塔勒的遗产，但她在自由人小组的聚会辩论中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施蒂纳爱上了这位女子，并于1843年10月21日举行婚礼。这场婚礼后来被地方报纸刊登，以表明“自由人”小组成员的狂放不羁、不拘小节。
二人的婚礼在施蒂纳的公寓举行，整场婚礼都相当随意。当婚礼司仪马洛特牧师到达现场时，他并没有发现新娘的身影，而新郎施蒂纳却与他的两位证婚人布鲁诺·鲍威尔与路德维希·卡尔玩牌，后来新娘才穿着日常的便服，来到婚礼现场。马洛特临时要取用《圣经》，却怎么也找不到。当马洛特要求新郎与新娘戴上结婚戒指的时候，他却发现二人并未事先准备結婚戒指。布鲁诺·鲍威尔趁机从钱袋里掏出两个黄铜戒指，将其当作金质的结婚戒指，交由马洛特使用。事后，马洛特礼貌地拒绝了晚宴邀请，并离开婚礼现场。
1844年11月，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由维干德出版。施蒂纳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与费尔巴哈和鲍威尔论战，但施蒂纳在这本书中同样反对威廉·魏特林等共产主义者和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念。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不久，施蒂纳辞去了教职，而后转入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著作翻译工作。由于卸职的施蒂纳没有稳定收入，他的生活陷入了拮据之中。为了维系生活，没有从商经验的施蒂纳居然拿着妻子玛丽的钱，在1845年开了一家牛奶铺，从事乳品生意。然而，由于没有找到销路，施蒂纳的牛奶铺经营不善，以至于在数天内，牛奶铺所在的伯恩布格街都充斥着酸牛奶的味道，牛奶铺不得不倒闭。施蒂纳与玛丽的婚姻关系自此破裂，玛丽指责施蒂纳“过于自私”，并称他既无能又爱虚荣。1846年底，玛丽离开了施蒂纳，独自前往英国伦敦。1850年，玛丽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在玛丽晚年的时候，施蒂纳的传记作家约翰·亨利·马凯亲赴伦敦，打算采访这位施蒂纳的遗孀。可玛丽却不想与马凯会面，也不想向马凯回忆这段她试图忘却的婚姻经历。玛丽仅给马凯写了一封信，表明她对施蒂纳从来没有爱过，也从来没有尊敬过。
施蒂纳的晚年是孤独且凄凉的。1853年至1854年，穷困潦倒的施蒂纳两次因债务入狱，为期56天。才思几近枯竭的施蒂纳并没有任何创作，他仅在1852年编写了《反动史》，对埃德蒙·伯克与奥古斯特·孔德的著述进行摘译与少数评述。1856年5月，施蒂纳的脖子被有毒的飞虫叮咬，随后便发高烧。高烧延续数周后，因血液受到感染，施蒂纳于1856年6月26日病逝，终年49岁。他简陋的葬礼在柏林索菲恩格德二号公墓举办，来者寥寥，不过施蒂纳的两位证婚人布鲁诺·鲍威尔与路德维希·卡尔参与了葬礼。除了一两家报纸在葬礼结束后简短地报导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死讯外，其逝世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施蒂纳的哲学主要体现于其主要的哲学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的哲学观被认为对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個人無政府主義、后无政府主义和后左派无政府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本人反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財產權和民族主義，他认为这些都是权威支配个人的不同形式，进而无法与他的个人主义哲学调和，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的作者们称“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接受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并将其作为他们在1940年代及以后所传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根基”。同样，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麦克斯·奈特劳称：“在阅读施蒂纳的著作时，我认为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对他的著作进行诠释”。施蒂纳是个反资本主义者，同时也是亲劳工运动者，施蒂纳曾抨击道“私有财产造成的劳动分工使工人的自我和个性逐渐消亡”，并且称“自由竞争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我没有进行竞争的实物。[……]在市民等级的统治下，劳动者经常落入有产者的手中，即落入那些掌握任何国家财产的人的手里，特别是落入掌握货币和财产者，即资本家手里[……]。工人不能按照他的劳动对于享受者所占价值的程度来取得等价报酬。[……]国家建立在对劳动的奴役基础之上。如果劳动自由了，那么，国家就将消失”。施蒂纳认为，“劳动有利己主义的特点，工人是利己主义者”。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施蒂纳本人并不反对某些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斗争，例如社会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以及对人权的拥护。不过，他反对他们的法律抽象性和理想抽象性，这一点使他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如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右派自由意志主義），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超人說理论，因为施蒂纳仍然将个人置于中心，而不是神圣的集体。至于社会主义，施蒂纳曾经给莫泽斯·赫斯写过一封信，信中称“我一点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我反对神圣化的社会主义；我的自私并不反对爱[……]亦并不反对牺牲或自我否定[……]尤其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对理论[……]——简而言之，它不仇视真正爱好；它不反对爱，但反对神圣化的爱，它不反对思想，但反对神圣化的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者，但反对神圣化的社会主义”。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是纯粹描述性的内容，这些内容试图超越“应该”这一概念本身。如果试图将施蒂纳纳入当代人的思维模式中，就会忽视这一点。施蒂纳认为，个人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所有单纯的自我概念总会不足以完全描述我们经验的本质。施蒂纳的思想被广泛地认为是对心理利己主义和理性利己主义的描述。因此，尽管施蒂纳曾写道“我的自私并不反对爱[……]亦并不反对牺牲或自我否定[……]”，但这种私利必然是主观的，允许包括自私和利他的规范性要求。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这里的私利亦不同于“安·兰德等人的狭隘的、自我否定的‘利己主义’”，因为施蒂纳“没有规定什么符合人的私利。他没有因为他喜欢某种方式就说你应该以某种方式行事，他没有重新定义自私，这让大部分资产阶级的道德保持不变。他敦促每个人为自己思考，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施蒂纳来说，自私地、丧气地过着由某个大师决定的、某个权威人物认可的生活绝对不符合他口中的‘利己主义’。真正的利己主义不是鹦鹉学舌般地同意他所阐述的一切。没有什么比创立‘施蒂纳主义’更不符合施蒂纳著作宗旨的事了”。在这种意义上，将施蒂纳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结合起来的唐纳德·鲁姆曾写道“我很高兴能被称为施蒂纳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前提是‘施蒂纳式的’是指赞同施蒂纳总体的理论倾向，而不是赞同施蒂纳的每句话。请根据我论点本身，而非根据施蒂纳的论点，也非根据我的论点是否符合施蒂纳的思想，来评判我的论点”。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个人的自我实现依赖于个人实现其利己主义的意愿。被强迫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被一种“空想”所占有，进而认为他在实现某种崇高的事业，而通常不知道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欲望，追求快乐感或安全感。而自愿的利己主义者将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且能充分意识到他只是在满足施蒂纳所说的个人欲望：
有这样一种尚没有认识自己的利己主义者，这是“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简言之，这种利己主义者不愿意成为利己主义者。他还贬低自己，即与他的利己主义作斗争；同时，他之所以要自我贬低，恰恰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崇高”，即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利己主义。只有对这样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才存在神圣的东西。因为他想要自戒，不做利己主义者，他在天上地下四处搜索他为之效劳、并为之牺牲的更为崇高的本质；然而尽管他自己感到震惊并束身修行，最终他的所作所为却均是为他自己[……]为此我把他称为非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你作为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恰恰没有认识到高于你的你，即你并不只是创造物，而同样是你的创造者；因而“更高的本质”对你来说是一个外来之物。[……]外来性是“神圣物”的一个标志。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这种对立还体现在本意的利己主义者是其自身概念的拥有者，而非其自身概念的被拥有者。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所有神圣的真理，如法律、权利、道德、宗教等等，都不过是人为的概念，而且不应服从时，他才能自由地做事。对施蒂纳来说，自由是某人自己的造物（在创造的意义上），又是创造该人的事物（颠覆了神灵过往的角色）。对施蒂纳来说，强力是利己主义的方法，而且是在哲学意义上获得所有物的唯一合理的方法。《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的作者们认为，施蒂纳反对“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资本家的主张，因为他们把‘利润’视为‘私利’的关键”，并认为施蒂纳“对它们只有蔑视”，因为“‘贪婪’只是自我的一部分，如果一生只追求这一部分，就是否定其他所有部分。施蒂纳认为这种追求是‘自我牺牲精神的’，或者说是‘片面的、不开放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就会导致唯一者被其一个方面所占有”。这些作者引用施蒂纳的原文“他把他的一切都付诸一个事物、一个目标、一个意志、一种欲望[……]一种欲望支配了他，为此他牺牲了其他一切”。所以，施蒂纳“对那些用‘自然权利’来捍卫财产，并以一种欲望反对盗窃和征税的人只有蔑视，因为它侵犯了上述权利”。施蒂纳同样“深知只有当大众相信财产的神圣性时，不平等才有可能。这样一来，最终大多数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因此，施蒂纳敦促人们对一切形式的权威发起叛乱，并告诫人们不要尊重财产的神圣性。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施蒂纳认为，大多数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制度——比如国家、所有权、自然权利——都只是幻觉、幽灵或思想中的精灵。施蒂纳主张利己主义及一种非道德主义，即个人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才联合起来组成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对他来说，财产只是通过强力产生的：“谁知道如何夺取并保持这件事物，这件事物就属于谁。[……]我在强力中拥有的即是我自己的。只要我自己坚持为持有者，我就是事物的所有者”。他又在书中补充道：“在你的和你们的财产前我并不畏惧地后退，而总是把它看作我的财产，对此我是毋需予以尊重的。你们对你们称之为我的财产的东西也如法炮制吧！”施蒂纳认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包括其他人，都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地供人索取或使用，而且权利在物体和人身上根本不存在。他认为除非能促进自己的利益，否则考虑他人的利益不具任何合理性，而他认为这也是考虑他人利益的唯一有效理由。他不认为社会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将社会称为一个“幽灵”，而“个人是其现实”。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尽管施蒂纳常被人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但施蒂纳并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1914年，多拉·马斯登在她的期刊《新自由女性》和《利己主义者》中与班傑明·塔克辩论时，第一次将施蒂纳和他的利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分开看待。利己无政府主义同样受到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影响，如马尔福·塞克勒夫和悉尼·帕克等人。
《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中写道“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反对我们将利己主义和共产主义放在一起，而且施蒂纳确实拒绝了‘共产主义’。但确切地说，施蒂纳并不认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这种共产主义并不存在，所以他的批判针对的是各种形式的国家共产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就应该完全放弃他作品中的观点。施蒂纳本人也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行为比限制个人认同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内容更不符合他的思想了”。在总结施蒂纳的主要论点的过程中，作者们“指出了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过去一直，而且应该对他的思想感兴趣，比如约翰·克拉克在《麦克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一书中在同情施蒂纳并充分运用施蒂纳理论的基础上，从社会无政府主义角度对他进行了批判”。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丹尼尔·介朗认为“施蒂纳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许多前提，但有如下限制：专业化的共产主义信仰仅是我们社会的受害者走向完全解放的第一步，他们只有在超越共产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完全地‘不被异化’，才能真正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施蒂纳批评传统的革命概念，他认为旨在推翻既定理想的社會運動仍是一种旨在建立新理想的理想主义。但施蒂纳也承认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以及权威往往纯粹通过被统治者的接受而存在这一点。
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首次阐述了与国家对立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联盟将会是一种非系统性的联合体。与个人必须参与的共同体不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联盟是自愿的、工具性的，只要社会上的某个人对某个群体内的其他人都有用，这些人就可以自由地组成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利己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关系通过各参与方的支持，以意志表现的形式不断地更新。包括斯韦恩·奥拉夫·尼贝里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施蒂纳实际上要求所有人以自觉的利己主义参与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但悉尼·帕克等人认为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是“一种态度上的转变”，并且不认为这种联盟是某种社会制度。
麥克斯·施蒂納 哲学思想
学者劳伦斯·斯特普列维奇指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仍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尽管《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整体上具有非黑格尔式的结构和语气，且对黑格尔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结论持敌视态度。斯特普列维奇指出，施蒂纳的作品最好被理解为回答了黑格尔关于意识在思量了“不真的知识”并使其成为“绝对知识”后的作用。斯特普列维奇断定，施蒂纳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人意识到自决后重新发现自我意识的结果。
包括道格拉斯·蒙格奇和维杜金德·德里德在内的一些学者指出施蒂纳显然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布鲁诺·鲍威尔一样是黑格尔的弟子，但他不一定是黑格尔主义者。与青年黑格尔派相反，施蒂纳蔑视所有对黑格尔和启蒙运动进行内在批判的尝试，也放弃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人类解放的主张。黑格尔认为所予物是理性的不充分的体现，与之相反，施蒂纳认为所予物只是一个对象，不是转化后的对象，而是享乐和消耗的对象，从而使所予物保持完整（也即他的所有物）。
蒙格奇认为，施蒂纳并没有超越黑格尔，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完全离开了哲学的领域，他指出：
施蒂纳拒绝将人类自身概念化，他使其缺乏任何关于理性或普遍标准的参考。这样，人类自身就会被认为属于行动部分，会变成一个“从未成为的我”，“我”没有本质可言，同时生命本身就变成了一个自我消解（self-dissolution）的过程。施蒂纳的“唯一者”概念远没有像人文主义的黑格尔派那样，接受一种被赋予普世和道德使命的对主体性的建构，而是与任何概念化之类的东西保持距离：“唯一者的概念不具有任何发展性。没有任何哲学体系可以从它身上构建而来，但它可以从存有（Being）、思考或者我构建而来。一旦唯一者的概念被构建出来，所有基于它的发展都会停止。把它视为原则的人会认为他可以在哲学上或理论上处理它，并必然将浪费他的口舌去反对它”。
麥克斯·施蒂納 著作
1842年，《我们教育的错误原则》发表于当时由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上。施蒂纳写该文是为回应奥托·弗里德里希·西奥多·海因修斯的《人文主义对现实主义》专题论文，施蒂纳解释说，无论是古典人文主义方法还是实用现实主义方法的教育都缺乏真正的价值，教育的重点在于帮助个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个体。
1842年6月14日，施蒂纳在《莱茵报》再度发表《论艺术和宗教》（Kunst und Religion）一文。施蒂纳主要在该文中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鲍威尔反对黑格尔的文章《从信仰的观点批判黑格尔的宗教与艺术的学说》进行批驳。鲍威尔通过声称艺术与哲学间的关系比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决定性和明确性，而且有共同的伦理根源——反驳了黑格尔认定的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但施蒂纳超越了二人的观点，指出假设艺术确实为哲学创造了一个对象，那么就艺术就决不可能与哲学有关，而施蒂纳的这种想法与鲍威尔和黑格尔二人的理论体系都对立：
麥克斯·施蒂納 著作
[哲学]从未像宗教那样与某一具体的对象所对立，也不像艺术那样制造对象，而是将其具粉碎性力量的手放在制造对象的一切事务及整个客观性本身上，并以此拥抱着自由。理性，哲学的精神，只靠自己关心自己，哲学也只靠自身而非具体的对象困扰自身。
施蒂纳故意将哲学排除在辩证的三位一体（艺术-宗教-哲学）之外，声称哲学并不像宗教般为对象所困扰，也不像艺术般制造对象。在施蒂纳的论述中，哲学实际上对艺术和宗教的一切都是十分冷漠的。由此，施蒂纳对鲍威尔的批判进行了嘲讽和激进化。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施蒂纳的主要著作。该书于1844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不过出版时标明的日期是1845年。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对当时的普魯士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了激进的反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他在著作中为人类的存在性提供了一条建议，即如他一般将自己描述为“唯一者”、“创造性的无”，一种超出了语言能充分表达的东西，施蒂纳具体解释道“如果我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业就放在它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创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着自己。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
麥克斯·施蒂納 著作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称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基于无意义的概念。那些声称个人受权威约束的社会机构也同样如此，无论这机构是国家、法律、教会，还是大学这类教育机构。施蒂纳的论点探索并打破了批评的界限，他的批判尤其针对他同时代的人和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共产主义、人文主义（他认为这与宗教类似，以抽象的人或人性为最高存在）、自由主义、民族主義、资本主义、宗教和國家主義。施蒂纳认为：
在精神时期，思想虽然是我头脑的产物，但思想的发展超越了我的头脑；思想，一种可怕的力量，如同热病时的梦幻缠绕着我和震撼着我。思想对自身来说变成了有形体的东西，即是精灵，如神、皇帝、教皇、祖国等。如若我摧毁了思想的形体性，那么我就将思想收回到我自身中来并宣称：只有我是有形体的。于是我将世界作为我认为的那种东西、作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我将一切归之于我自己。
麥克斯·施蒂納 著作
1845年9月，施蒂纳在《维干德季刊》上发表了《施蒂纳的评论者》（Recensenten Stirner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施蒂纳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回应了三篇批评性的文章：莫泽斯·赫斯的《最后的哲学家》、塞利加·维什努在《北德叶报》（Norddeutsche Blätt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之前在《维干德季刊》匿名发表的《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谈〈基督教的本质〉》。
《哲学上的反动派》（Die Philosophischen Reactionäre）一文于1847年发表在奥托·维甘德编辑的期刊《模仿者》（Die Epigonen）上，当时维甘德已经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并且將會推出經施蒂纳之手翻译的亚当·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賽伊两人的著作。正如其副标题所示，《哲学上的反动派》是为回应库诺·费舍于1847年发表的《现代诡辩家》而写的。这篇文章的署名是G·爱德华，自约翰·亨利·麦凯“谨慎地”将其归于施蒂纳并将其纳入他的施蒂纳较短文章的选集以来，其作者的确切身份就一直存在争议。该书的小引处解释称：
麥克斯·施蒂納 著作
麦凯将这篇文章归于施蒂纳的依据是库诺·费舍随后对这篇文章的回应，在回应中费舍“以十分坚定的态度”将G·爱德华认定为麦克斯·施蒂纳，费舍的回应文章《歪理邪说的辩护人与〈哲学上的反动派〉》，与《哲学上的反动派》一同发表。奥托·维甘德将爱德华的文章与一篇错误地将其归于他当时的一个私人伙伴的文章背对背地相邻发表的行为似乎有些奇怪。而且，正如麦凯所说，施蒂纳确实从来没有反驳过费舍认为爱德华是他这一点，这些都是能支撑将作者认定为施蒂纳的证据。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证据过于牵强，并以《哲学上的反动派》的写作内容和写作风格为依据反驳了上述论证的结果。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哲学上的反动派》是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三年后写成的，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然衰微。
该文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回应库诺·费舍对诡辩主义的定义。费舍对诡辩主义的批评的自相矛盾的性质被作者巧妙地揭露出来。费舍在《现代诡辩家》对诡辩主义和哲学进行了鲜明的区分，同时又认为诡辩主义是“哲学的镜像”。诡辩家呼吸着“哲学的空气”，“被辩证地激发出一种合规的流利口舌”。而《哲学上的反动派》中以如下文段回应了费舍的观点：
麥克斯·施蒂納 著作
难道你们这些哲学家真的不知道你们已经被自己的武器打败了吗？我只需要指出一点即可：当我辩证地消解了你仅靠辩证提出的东西时，你的常识还能回应什么？你已经向我展示了，一个人可以用什么样的“流利口舌”把一切变成无，把无变成一切，把黑变成白，把白变成黑。当我把你的纯艺术如数奉还给你时，你还有什么理由反对我？
《哲学上的反动派》的作者在回顾《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时称“施蒂纳自己把他的书部分地描述为对他想说的话的笨拙表达。这是他一生中最好几年的艰辛文字，但他仍把它部分地描述为‘笨拙的工作’。这体现了他如何艰难地与被哲学家毁掉、被国家、宗教和其他信仰者滥用的语言作斗争，这种被毁掉、被滥用的语言使人们的思想趋于无边的混乱”。
《反动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aktion）于1851年由全德出版公司（Allgemein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随即立即被奥地利当局查禁。该书的写作背景基于当时刚结束的德意志1848年革命，主要内容实际上来自于施蒂纳挑选并翻译他人的作品所组成的合集。引言和一些补充段落由施蒂纳本人所写。施蒂纳在书中引用了埃德蒙·伯克和奥古斯特·孔德二人的著作以展示二人对于革命的对立看法。
麥克斯·施蒂納 批判性的回应
施蒂纳的著作并没有被当时的其他哲学家所忽略。施蒂纳对各类意识形态的攻击——尤其是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迫使费尔巴哈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为此费尔巴哈曾多次与施蒂纳论战。莫泽斯·赫斯（当时是马克思的挚友）和塞利加·维什努（布鲁诺·鲍威尔的拥护者弗朗茨·齐克林·冯·齐克林斯基的笔名）等人亦写文回应了施蒂纳，施蒂纳后来于1845年9月再次发表《施蒂纳的评论者》一文回应几人，同时在文中对读者感兴趣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澄清——尤其是关于该书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相关的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圣麦克斯”章）批判施蒂纳，但《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出版，这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读者长期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充满好奇。尽管主流学术界没有太过关注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不过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讽刺对于施蒂纳作品的保存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麥克斯·施蒂納 批判性的回应
施蒂纳的书出版近20年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在《唯物论史》中写道：
施蒂纳在他的名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中甚至排斥一切道德的理念。一切物，无论其为身外物，抑为信念或概念，如在个人及其姿态以上，施蒂纳即斥其为可憎的限制，可以限制人类自身者。这本书，据我们所知道，是最极端的，但竟没有积极的第二卷，续下去。其实，他要这样做，比谢林的哲学，是更容易；因为我从无限的自我，可以生产各种观念论，比如我的意志，我的观念。施蒂纳是这样看重意志，甚至认为人类本质的根本势力。这不免使我们回想起叔本华。
有些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很快就有了“积极的第二卷”，尽管作者并非施蒂纳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和施蒂纳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乔治·斯塔克在《朗格与尼采》一文中认为，尼采反复读了《唯物论史》，因此对有关施蒂纳的段落非常熟悉。
麥克斯·施蒂納 影响
虽然《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度在学界大受欢迎，并招来众多知名哲学家评判，但该书在施蒂纳去世前一度绝版多年，同样，施蒂纳生前由它所引发的恶名没过几年就已消失殆尽。施蒂纳对左翼黑格尔派的理论体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他的哲学观也激发了马克思对他进行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最终也成为了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开创性文本之一。埃德蒙德·胡塞爾曾在讲座中警告听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具有“一种诱惑力”，不过他未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施蒂纳的推崇者赫伯特·里德经过观察后认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第一次被印刷后一直“哽在西方文化的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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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思想家都曾读过，并受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文本影响，如鲁道夫·施泰纳、古斯塔夫·兰道尔、维克托·塞尔日、卡尔·施米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不过，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承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他们思想体系造成过影响。恩斯特·荣格在《尤姆斯维尔》一书中虚构的人物安那其就基于施蒂纳的唯一者。此外，有许多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也引用、引述或以其他方式提到麦克斯·施蒂纳及他的著作，比如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班傑明·塔克、詹姆斯·赫尼克、多拉·马斯登、伦佐·诺瓦托瑞、埃玛·戈尔德曼、格奥尔格·布兰德斯、约翰·考珀·波伊斯、马丁·布伯、悉尼·胡克、罗伯特·安东·威尔逊、霍斯特·马太·奎尔、恩里科·阿里戈尼、馬塞爾·杜尚及几位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如拉乌尔·瓦内格姆和马克斯·恩斯特。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使得一些史学家认为王尔德可能也曾读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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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1844年出版以来，由于不断地有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将其翻译为新的语言或做出新的诠释，其时不时地引起大众、政客和学者的极大兴趣。今天，许多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对一切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与不妥协个人主义有关的思想就可以追溯至施蒂纳的思想。他的思想同样被一些后无政府主义者所采纳，例如索尔·纽曼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施蒂纳对古典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如施蒂纳对革命和本质主义的排斥。
施蒂纳的哲学观在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個人無政府主義和利己无政府主义为重。虽然施蒂纳最常被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同样影响了许多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如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和费德丽卡·蒙塞尼）。在欧洲，他死后的主要推崇者有埃米尔·阿尔芒、李奈尔、伦佐·诺瓦托瑞、约翰·亨利·麦凯、米格尔·希门尼斯·伊瓜拉达和列夫·邱爾尼等欧洲个人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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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发展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班傑明·塔克和他创办的杂志《自由》同样受施蒂纳的思想影响极大，塔克放弃了对自然权利的拥护，转而拥护利己主义。《自由》对利己主义的宣传进一步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出版物，如由克拉伦斯·李·斯沃茨发行，威廉·华尔斯坦·戈达克、J·威廉·劳埃德（这两人也是《自由》的特约编辑）和爱德华·富尔顿编辑的《我》及由爱德华·富尔顿主编的《唯一者及利己主义者》，此后还有由阿道夫·布兰德编辑的德语报纸《唯一者》及在伦敦发行的《鹰与蛇》。《鹰与蛇》是最著名的英文利己主义期刊，于1898至1900年间以“利己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期刊”的副标题发行。此外，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利己无政府主义者至少还包括詹姆斯·沃克、乔治·舒姆、约翰·贝弗利·鲁滨逊和史蒂文·特雷西·拜因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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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赫伯特·里德亦受到施蒂纳影响，里德还注意到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相似性（见存在无政府主义）。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丹尼尔·介朗在《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一书中称“当哲学被黑格尔的反个人主义所支配时，当社会上大多数改革者被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错误行为所引导时，施蒂纳通过强调这些事物的对立面恢复了个人的地位”，介朗继续指出，“他的思想十分大胆超前”。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为“为我们自己”的美国情境主义团体出版了一本名为《贪婪的权利：关于要求一切的实际必要性的论文集》，他们在书中主张以施蒂纳理论为基础的“共产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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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的美国出现了在批判意识形态等方面受施蒂纳影响更深的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贾森·麦奎因称：“当我和其他反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者批判意识形态时，总是从一个具体批判性的、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既植根于麦克斯·施蒂纳的怀疑主义哲学，又植根于他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鲍勃·布莱克和伍尔斐·兰德斯彻二人强烈支持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此外，后无政府主义者索尔·纽曼曾写过论述施蒂纳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相似点的文章。当代的暴动无政府主义亦受到施蒂纳的思想影响，暴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阿尔弗雷多·博南诺在著作《麦克斯·施蒂纳与无政府主义》中详细介绍了施蒂纳对无政府主义和暴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麥克斯·施蒂納 影响
德国利己无政府主义者阿道夫·布兰德于1896年开始编辑并发行宣传同性恋的报纸《唯一者》，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宣传同性恋的连载刊物，该报一直运作至1931年。该报报名取自施蒂纳的著作，同时也指代施蒂纳“自我所有權”的概念。约翰·亨利·麦凯亦是早期同性恋活动家。《自由女性》和《新自由女性》的编辑多拉·马斯登和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等女性主义者亦受到施蒂纳著作的影响。施蒂纳的著作还在20世纪初法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背景下影响了自由恋爱主义和多邊戀的宣传者埃米尔·阿尔芒，阿尔芒因“呼吁裸体天然主義、强烈捍卫生育控制方法及宣传以性行为为唯一理由组成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而闻名。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论述了施蒂纳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同时还分析了施蒂纳的幽灵概念。另一位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同样在其《意义的逻辑》一书中简略介绍了施蒂纳。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以自由人小组为背景的《基督教的英雄叙事诗四章》以诗的形式评价整个自由人小组，其中评价施蒂纳的部分段落如下：
麥克斯·施蒂納 影响
施蒂纳来了，一个打破清规戒律的凶恶敌人。
今天他喝啤酒，明天就会大叫：拿血来饮！
只要有谁高喊自己的口号：打倒国王！
他立刻就会补上：也打倒法律！
[……]
施蒂纳也怒气冲冲地说：“这是用暴力压制意志！
难道他们想用喊叫把法律强加给我们？
然后再把你们称为‘自由人’！
不，你们的血液渗透着卑鄙的奴性，一切法律滚蛋吧！”
恩格斯曾有一次回忆道他和施蒂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1844年11月，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首先汇报了他在科隆时对莫泽斯·赫斯的拜访，之后又提到他已经拿到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校样，并答应把这本书的副本寄给马克思，因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而且“施蒂纳在‘自由人’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恩格斯对这本书显然充满热情，并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的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未删节稿中，二人用来批判施蒂纳的页数超过了施蒂纳写过的所有著作页数之和。马恩两人在书中将施蒂纳揶揄为“圣麦克斯”、“桑丘”。以赛亚·伯林认为施蒂纳“被追问了500页沉重的嘲讽和污辱”。《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至1846年间，但直到1932年才出版。马克思对施蒂纳进行的长篇反驳在后世被认为是马克思从唯心主義转向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调和了共产主义与施蒂纳式对道德的排斥。
许多作家常把施蒂纳的观点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观点作比较，并讨论他们著作间的相似性甚至怀疑施蒂纳的著作是否影响到了尼采。尼采成名前，阿图尔·叔本华的观点也常常被拿来与施蒂纳的观点作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尼采曾读到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个书名，因为在尼采常读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的《唯物论史》和愛德華·馮·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中都有提及这本书。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尼采真的读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因为尼采从未在他的任何著作、论文或信件中提到这本书。2002年的一项传记发现，尼采很可能在阅读哈特曼和朗格的书之前的1865年10月，与施蒂纳的一位旧友爱德华·穆沙克的会面中就已接触到施蒂纳的思想。
随着尼采越发出名，他是否受施蒂纳的影响这个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1891年，哈特曼公开宣称尼采剽窃了施蒂纳的思想。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尼采受到了施蒂纳的影响，在德国甚至一度成为一种共识，这使得一位观察家在1907年指出：“施蒂纳在当代德国的影响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与尼采的影响力总体上是平行的。这两位思想家被认为是本质上相同哲学的表达者”。
自19世纪最后几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施蒂纳是否可能对尼采产生积极影响的“大辩论”，许多人注意到了这些认为尼采受施蒂纳影响推论中证据不足的地方。到了20世纪中叶，多数人已经不再认为施蒂纳对尼采有直接影响。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尼采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施蒂纳的影响，这也许是因为这些人认为有必要解释二者著作中经常的（尽管可以说只是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不论如何，今天这一问题的重点都已不在于尼采是否曾读过施蒂纳的著作，而在于施蒂纳是否对尼采这样博览群书的哲学家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鲁道夫·施泰纳的早期哲学观中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倾向——在他1900年左右转向神智学前——与施蒂纳的唯一者概念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并且施泰纳本人公开承认了他受施蒂纳的唯一者影响很大，后者为他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基础。
麥克斯·施蒂納 扩展阅读
Max Stirner's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deutschen Kritik. Eine Textauswahl (1844–1856). Hg. Kurt W. Fleming. Leipzig: Verlag Max-Stirner-Archiv 2001 (Stirnerian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Helms, Hans G, Die Ideologie der anonymen Gesellschaft. Max Stirner 'Einziger' und der Fortschritt des demokratischen Selbstbewusstseins vom Vormärz bis zur Bundesrepublik, Köln: Du Mont Schauberg, 1966.
麥克斯·施蒂納 扩展阅读
Moggach, Douglas; De Ridder, Widukind, "Hegelianism in Restoration Prussia,1841–1848: Freedom, Humanism and 'Anti-Humanism' in Young Hegelian Thought". In: Herzog, Lisa (ed.): Hegel's Thought in Europe: Currents, Crosscurrents and Undercurrent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71–92 (Google Book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麥克斯·施蒂納 扩展阅读
Stepelevich, Lawrence S., Ein Menschenleben. Hegel and Stirner". In: Moggach, Douglas (ed.): The New Hegelian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the Hegelian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6–176.
Wilkinson, Will. . Hamowy, Ronald  (编). . Thousand Oaks, CA: SAGE; Cato Institute: 493–494. 2008  [2021-07-02]. ISBN 978-1-4129-6580-4. LCCN 2008009151. OCLC 750831024. doi:10.4135/9781412965811.n30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30）.
方济各会圣心教堂
方济各会圣心教堂又名耶稣圣心堂，始建于1922年，坐落在当时的天津意租界伊曼纽尔三世路（Corso Vittorio Emanuele），又称意租界大马路（今河北区建国道73号），在当时隶属于天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与圣心医院（原称意大利医院）和修女院形成欧式教会建筑群。目前为一般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曾为天津市第一医院住院部，现为空置状态。
方济各会圣心教堂 历史
圣心医院由意大利建筑师罗菲诺尼（Daniele Ruffinoni）、军医尼古拉·迪·汝拉（）和神甫拉涅弟（Leanetti）合作设计、建造，由“国家援助传教士协会”支持建立，方济各会传教士管理，经费由意大利慈善家协助筹集。1914年，圣心教堂、圣心医院开工建设。1922年12月21日，圣心教堂、圣心医院竣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意籍修女离境，天津市立第一医院成立将圣心医院合并。2008年，圣心堂因修建天津地铁二号线建国道站面临拆迁，后据文物保护法得以保留并被确定为第五批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2010年5月27日，天津地铁二号线建国道站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修建好的建国道站距圣心教堂6.1米。
2009年，天津教区位于海河岸边的仁慈堂面临拆迁，但拆迁方提供的补偿方案提供的土地面积600平方米只占原教产面积1400平方米的不到一半，由于天津地铁公司曾有拆除圣心堂的计划，因此称将把余下的面积捆绑入圣心堂异地置换的面积中去。但由于圣心堂得以挽救，原仁慈堂剩余的置换土地至今没有落实。
方济各会圣心教堂 建筑特点
方济各会圣心教堂建于1922年，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中部屋顶为第三层，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教堂建筑风格。东西北三面突出成三角形山墙并设拱窗，北侧山墙上方立有十字架现已被拆除。大堂位于建筑中央，顶端隆起八角形攒尖屋顶，各墙面上都开有圆形窗，窗间做壁柱装饰。整座建筑用红砖砌筑，屋顶覆盖红瓦，檐部、线脚、窗套等用白石砌成。圣心医院为新文艺复兴风格，材料用选用取自北京的花岗岩和大理石及砖块，成立之初设有40个床位，8个专门科室，是天津第一个现代化医院。
總需求
總需求（英語：，縮寫：AD）是一個宏观经济学概念。指一個在一指定時期及物價的经济體系（Y）內對最終物品及服務的需求的總和。這是商品及服務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任何可能價格水平下會被消費的總量。這是當一國的庫存水平是靜態時對国内生产总值的需求，它也經常被稱作有效需求，儘管其他時候這個術語是區別開來的。
總需求曲線通常被視為向下傾斜，是因為在較低物價水平下需求量會更大的緣故。雖然這在微观经济学中分析單一物品是對的，但在宏觀層面這想法並不正確。事實上，總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是因為三個不同效應的結果：庇古效應、凱恩斯利率效應、蒙代爾-弗萊明匯率效應。
總需求 構成要素
一條總需求曲線是經濟體系內不同部門的個體需求曲線的總和。總需求曲線通常被形容為一條由四個可分離的需求來源組成的線性函數。
當中，
這四個構成要素（不論是名義或實質）分別是：
總需求 構成要素
總本地私人投資（I），例子有商業公司在工廠廠房的開支。這包括一切私人部門以未來某些消費品生產為目的之開支。
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並非所有總本地私人投資會算入總需求的一部份。很多或大部份的存貨投資可以因為短期需求下跌而出現（非計劃存貨積累或「普遍的過剩生產」）。凱恩斯模式預測當非計劃投資出現時國民產出和收入會減少。（存貨積累可以連繫到超額產品供應；在國內收入及產出帳裡，這被視為生產者本身回購自己的滯銷產品。）所以，只有那些「計劃的」、預期的或願意的投資（Ip）會被算為總需求的一部分。（因此，I不包括耗用存貨水平）
投資會被產出和利率（i）影響。由此，我們可以將它寫成I（Y,i）。投資與產出成正比，與利率成反比。舉例說，利率上升會令總需求下跌。利息成本是借貸成本的一部分，而它上升，公司與家庭都會減少開支。這引致總需求曲線向左移。這調低了的均衡GDP（國內生產總值）低於潛在GDP。由於很多公司產出量減少，它們開始解僱工人，失業率由此上升。正在下跌的需求同樣也使物價水平下降。經濟處於衰退。
總括而言，在一段指定時間的一個國家，總需求（D 或 AD）= C + Ip + G + (X-M)
此宏觀變項是由不同種類的微觀變項在其各自價格中所建構而成，所以這些變量均以（實質或名義）貨幣計算。
總需求 總需求曲線
對於總需求曲線的理解取決於需求改變被視為收入的改變還是物價的改變。
在「凱恩斯交叉圖」，「計劃總開支」（或「總支出」、「總需求」）曲線（圖中藍色線）繪成一右上傾斜的線，因為消費者會在當可支配收入更高時有更大的需求。而可支配收入與總國民產出正相關。這是因為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與消費在消費函數中成正比。總需求也會因投資增加而上升（由於乘數效應），雖然增幅會因進口及稅收隨收入一同增加而減少。在此圖中，當總需求AD相等於國內產出總量Y時（它對應總國內收入）。這裡，總需求等于總供應。
在此圖中，均衡水平的產出和需求由計劃開支曲線與一條表示總收入與產出的均衡水平（AD=Y）的45度斜線的相交決定。在其交點得出均衡產量Y。
朝向均衡的移動通常經由存貨的改變，而存貨改變引發生產及收入的改變。若現行產量超於均衡，存貨累積，鼓勵商人減產，逼使經濟回到均衡。類似地，如果產出水平低於均衡，存貨減少以應付需求，鼓勵企業增產，因此收入移向均衡收入。這個推向均衡的過程在當均衡是穩定時發生，即換言之，當AD曲線比AD=Y曲線平坦時。
總需求 總需求曲線
在此模式中，均衡產量水平決定均衡就業水平。（這由奧肯法則所連繫。）模式本身並沒有提出原因解釋為何處於均衡的就業水平應該與充分就業掛勾。儘管其他層面的考慮將意味著此關係。
若在各自的收入水平下，任何總需求的成份（C + Ip + G + NX）上升，例如因為企業對於業務前景更樂觀，整條AD曲線會向上移。這使得均衡收入和產量亦增加。同樣地，如當中有要素下跌，AD曲線會向下移，並推低均衡收入和產量（按定義，AD=Y曲線不會有任何改變。）
有時，特別在教科書上，整條「總需求」會關聯到一條看似馬歇爾的供求圖中的需求曲線。
如此，我們可以把「總需求量」（Yd = C + Ip + G + NX不論以實質或名義計算）與任何已知的總平均物價水平P（例如平均物價指數）連上關係。
在此圖的AD曲線上，典型地，Yd（可支配收入）與P（總平均物價水平）呈反關係。對此，理論上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名義貨幣供應（Ms）是常數，P下跌意味實質貨幣供應（Ms/P）增加，鼓勵利率壓低及開支增加。這通常被稱為凱恩斯效應。
總需求 總需求曲線
運用供求理論時要小心，不同的是，總供應的範圍決定了總需求增加會引致實質產出增加還是純粹的物價上升。圖中，任何AD成份在任何已知P下的增加會使AD曲線向右移動。這同時增加了實質產出Y及物價水平P。
不同水平的經濟活躍性意味著總需求變動會引發不同的產出與物價上升組合。如圖所示，在很低水平的實質總產出，由於有很大量的閒置資源，大多數凱恩斯經濟學派的學者都認為總需求變動引起的主要改變是產出和就業。當經濟接近充分就業收入時，（Y*），我們會發現總需求上升時愈來愈多的物價上升會取代實質產出的上升。
超越Y*，那會變得更極端，總需求變動會完全化為物價變動。更壞的是，超於Y*的產出水平不能長久維持。這裡AS曲線只反映一個短期關係，如果經濟仍在潛在產出之上運作，AS曲線會向左移，令到原有實質產出的上升消失。
在低水平的Y，世界將更加複雜。首先，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很少經歷到物價下跌。所以AS不太可能向下或右移。其次，當他們遭受物價下跌（例如日本），這將引起災難性的通貨緊縮。
盧同
卢同（5世纪—532年），字叔伦，北魏官员。
盧同 生平
史书没有记载卢同的生年。
卢同是范阳涿县人，身长八尺，容貌魁伟，善于待人接物和应付世情。与司徒记室曹世表和贾思伯、辛雄等交好。太和年间（477年—499年）被征召为北海王元详国常侍，由此入仕。后小有迁官，为司空祭酒、昌黎太守。不久为营州长史，仍兼郡守。一次入朝，被拜为河南尹丞，再迁官为太尉属官。
都督中山王元英、尚书邢峦等奉命征讨豫州叛民白早生，诏以卢同为军司。乱平后，卢同得官拜冀州镇东府长史。因丁父忧卸任。后官拜司空谘议参军，兼司马，为营构东宫都将（掌管东宫的营建事务）。延昌年间，秦州百姓作乱，诏卢同兼通直常侍，持节慰谕，叛军多投降。回朝后，转官为尚书右丞，进号辅国将军，卢同因官职犯了父亲卢辅的名讳而没有受任，被改授龙骧将军。
熙平初年，累次迁官为尚书左丞，加官为征虏将军。六月，卢同等五十人商议认为胡太后既然称制临朝，她祭祀行礼时应该按皇帝的礼仪。胡太后下令准奏。
盧同 生平
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每年定额的布帛税）以邀忧心公事之名，其征收抵税的布帛长达七八十尺，治下部落怀怨。卢同的岁禄则是官府所给的长绢。卢同于是举报奚康生在度外征调。皇帝下诏治奚康生罪，兼褒扬卢同政绩。孝明帝年间，朝政渐渐衰败，多有人窃冒军功。熙平二年（517年）正月，卢同阅看吏部勋书，加以检查，查出冒领官阶者三百余人，上表请求派官员认真核实勋功名级，属实者发给黄素楷书作为证件，并加盖本主管部门朱印，一式两份，吏部留一，兵局留一；胡太后下诏准奏。卢同又奏请上报尚书省的勋书簿籍必须列载姓名、籍贯、历阶，加本军骑缝印记，各报所属上级主管部门；统将、都督都要在勋书上加盖印记，然后上报行台；行台报太尉，太尉精简后报尚书省；尚书省重新复查后，报皇帝批准后转存黄素朱印并通知吏部授官阶职位；为保证勋簿真实、防止在军中即行作弊，行台、军司、监军、都督都要各自建立文书档案详细记录；军人每有进一阶功勋，就发一份证券，一半付行台，一半给有勋之人；记券送门下省，分别函存，以备查证；为防止作弊和遗误，回军之日就上报军人勋簿，不允许拖延一月以上；胡太后下诏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