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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人 來源和籍貫
在菲律賓人口的華人約有百萬，其中先祖來自福建閩南者（晉江、漳州、廈門）十之八九，當中又以晉江為最。在所有菲律賓本地華人之中，不論其已否菲化（加入菲律賓國籍），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屬閩南裔；閩南籍華人中，以原屬泉州府的三邑（晉江縣、惠安縣、南安縣）最多，大部份居住在呂宋島，尤其是大馬尼拉地區，所經營的工商業和文教事業，也以在大馬尼拉地區的最為發達。原屬泉州府同安縣（今廈門市和金門縣）、漳州府龍溪縣、海澄縣（今合併為龍海市）等，大多數在中部維薩亞斯地區的宿霧等地，和棉蘭老島各處。在1603年第一次呂宋大屠殺中，位於馬尼拉的華人區（Parian de los Sangleyes）大約有2萬名華人遭到屠殺，大部分是潮州籍和从閩南的港口出来的回族，闽南人和客家人。在1639年第二次呂宋大屠殺時又屠殺了許多不同祖籍的華人。閩南裔華人在菲律賓華人中佔了98.7％。閩南族群約有75％來自泉州（特別是晉江市、石獅市），23％來自漳州市，2％來自廈門市。閩南族群從19世紀初開始大量移民菲律賓直至現在，人數超越了廣東籍華人。閩南裔華人在輕重工業、經濟創業和房地產行業中占主導地位。也有許多年輕一代的閩南裔華人進入銀行，電腦科學，工程，金融和醫藥領域。至今，從中國和臺灣移民或居留的華人大都屬於閩南族群。潮州人在西班牙殖民時期有少數移居菲律賓，但大部分已經融入泉漳閩南族群內。
菲律宾华人 來源和籍貫
菲律賓廣東籍華人佔菲律賓華人人口1.2％，先祖大多來自廣東台山、澳門及鄰近地區，廣東籍華人在菲律賓分佈在首都馬尼拉都會區以及呂宋島的大城市，如安吉利斯、比科爾和奧隆阿波。廣東人大多不會移民菲律賓，移民東南亞的多選擇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等地。在西班牙殖民時期他們被禁止擁有土地，少部分廣東人為服務業，如工匠、理髮師、草藥醫生、搬運工、肥皂製造商和裁縫師。廣東籍華人後代融入主流社會而自認為是菲律賓人而非華人或華裔麥士蒂索人。從19世紀初開始，幾乎沒有廣東人移民菲律賓。由於閩南族群移民菲律賓人數眾多，使廣東籍華人在菲律賓數量銳減；目前，廣東籍華人在菲律賓中主要在小型的企業和教育領域。
有來自菲律賓鄰國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地的華人，這些華人入籍成為菲律賓公民，成為菲律賓華人社群的一部分。他們當中許多人也使用閩台片閩南話，也有相當數量的華人使用粵語和潮州話。而短期居留的中國商務人士及外交官主要來自北京，上海等中國各主要城市和省份的人士。
菲律宾华人 人口統計
菲律賓華人的確切人數是未知數。從西班牙殖民時期開始至今，從最低到1%至最高18%到27%，包括華裔麥士蒂索人和華裔血統的菲律賓人。菲律賓國家統計局不進行種族調查。
據美國歷史學家奧斯汀·克雷格（Austin Craig）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在1915年針對菲律賓各種族的調查，純粹的華人（常來人）的數量約為20,000（截至1918年），呂宋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有華人血統。
另一個在1894年西班牙殖民時代的調查顯示了菲律賓華人和華裔麥士蒂索人增長到菲律賓人口的10%
菲律宾华人 語言
絕大多數菲律賓華人（74.5％）以菲律賓語或英語作為第一語言。多數菲律賓華人（77％）仍然能理解和使用閩南語來作為第二或第三語言。以閩南語作為第一語言使用的華人只限於老一輩以及生活在傳統華人家庭的華人，如生活在馬尼拉岷倫洛區和加洛坎市的華人。有部分原因是馬可仕統治時期入籍菲律賓國籍的華人增多，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的菲律賓華人，都傾向於使用菲律賓語或其他菲律賓語言，經常與與閩南語和英語相結合。年輕一代（1990年代中期出生），首選第一語言為英語。近年來自中國大陸或臺灣的人士，儘管來自使用閩南語的家庭，但通常使用官话。不同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方言群體的多樣性，菲律賓華人幾乎使用閩南話，閩南話仍然是菲華社區的“通用語言”。而華語也被認為是聲望很高的語言，儘管大部分菲律賓華人不太熟諳華語。華語在菲華社區的所有官方和正式就職中都被使用。
菲律宾华人 語言
由於大多數菲律賓華人來自中國福建閩南地區，閩南語為菲律賓華人的通用語言。菲律賓的閩南話為泉漳閩南話在菲律賓的變體，稱為咱人話（Lán-nâng-ōe），能與中國閩南本地的泉州話、漳州話和廈門話、臺灣的臺灣話和馬來西亞的閩南話（北馬福建話、南馬福建話）相互理解，特別是偏泉腔的閩南語。咱人話從西班牙語，英語和菲律賓語有諸多外來藉詞。
由於廣府裔的菲律賓華人相對較少，大多數新一代的廣東裔華人從未學過粵語。
現代標準漢語（華語）是菲律賓中文學校中文科目的教學語言。然而，由於華語在教室之外很少使用，所以大多數的菲律賓華人用華語進行交談有困難，更不用說閱讀中文書籍。由於1920年代初至2000年，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教育部門長期以來對菲律賓的華語有著影響力，菲律賓的華語和中華民國國語差不多。
菲律賓華語教育仍然教授正體漢字和注音符號而非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簡化漢字與漢語拼音。
與英語一樣，大多數菲律賓華人使用在菲律賓居住地區的語言（例如，居住在馬尼拉的菲律賓華人會說他加祿語）。
大多數菲律賓華人能流利的使用英語 ，約30%的菲律賓華人，大多是屬於年輕一代的華人，使用英語作為第一語言。
相濫摻話（Hokaglish）為閩南語、英語和他加祿語混合的語言，為菲律賓華人常用的第三種語言。在非正式及當地的商業交易中，菲律賓閩南話（咱人話），英語和菲律賓語之間的穿插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在學校、家庭及社會中依不同情況使用語言。
菲律宾华人 宗教
菲律賓華人在東南亞華人中為基督徒比例（83%）最高的一群，幾乎所有的菲律賓華人（包含華裔麥士蒂索人）都會在基督教堂舉行婚禮，但不包括近年來從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華人新移民。
多數菲律賓華人基督徒是天主教徒（70%）。許多菲律賓華人將基督信仰與中國傳統祖先崇拜結合一起信仰，因為天主教會通融，菲律賓華人基督徒較適應諸如祖先崇拜等中國傳統信仰。菲律賓華人天主教基督徒較特別為將基督教信仰與傳統華人的佛教、道教信仰融合在一起，許多華人家庭的祭壇有基督教的耶穌像（Santo Niño de Cebú），同時也有道教和佛教的神像；也有祭壇以佛教的香來禮敬聖母瑪利亞，就如同祭祀觀音和媽祖一樣。
菲律宾华人 宗教
有13%的菲律賓華人基督徒是新教徒。許多菲律賓的華校是新教教會建立的。菲律賓華人在菲律賓一些福音派教會中佔有很大的比例，其中許多也由菲律賓華人創立，如華人基督徒查經團契協會（Christ's Commission Fellowship ，CCF），菲律賓聖經基督教會，基督教福音中心，菲律賓聯合福音派教會和青年福音中心。
與天主教會相反，新教禁止華人傳統宗教信仰習俗如祖先崇拜，但是允許使用相似的意義來替代一些在聖經中沒有的做法（例如華人中秋節吃月餅，表示“月餅為象徵上帝創造家庭團結的”，而不是傳統嫦娥奔月的神話傳說）。許多華人先祖在中國的時候就已經信仰新教。菲律賓大部分華人的新教教會跟北美的教會有緊密聯繫，多數菲律賓華人教會都屬於世界華福中心（CCCOWE）一份子，並成為亞洲海外華人基督教組織。
少數菲律賓華人（2%）信奉中國傳統宗教（漢傳佛教淨土宗、道教） 及祖先崇拜（包含儒家思想）。在馬尼拉的華人聚居區域有佛教和道教寺廟，華人佛教徒所崇敬觀音也被視為是聖母瑪利亞的代表，許多菲律賓華人（40%）無論是否有宗教信仰都有祖先崇拜。老一輩的菲律賓華人每年至少去一次寺廟或墓園來祭拜祖先，通常以燒香和供奉祭品來祭祀。
少數菲律賓華人是穆斯林，其中大多數居住在棉蘭老島或蘇祿群島，他們與摩洛人通婚或同化。一小部分的菲律賓華人是基督堂教會、耶和華見證人或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一些年輕菲律賓華人為無神論者。
菲律宾华人 教育
菲律賓有150所華人學校，其中一半以上在馬尼拉大都會。菲律賓華人學校在科學和數學領域屢獲殊榮，享有國際聲譽，大多數學生在數學，電腦程式設計和機器人上獲得國際獎。
菲律宾华人 教育
第一所專門為菲律賓華人設立的學校，為英華中文學校（現稱為中西學院），於1899年在菲律賓中國大使館場地開辦。課程包括四書五經的背誦，以及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其後還建立了其他華人學校，如1912年在伊洛伊洛市建立的怡朗華商學院，1912年在馬尼拉建立了愛國學校（第一所粵語學校），1915年創立的聖史蒂芬中學（第一個菲華教會學校）。菲律賓華人學校的發展始於1920年代至1970年代，二戰日本佔領期間，大日本帝國關閉所有的華人學校，學生被強制進入日本贊助的菲律賓公共教育學校上課。二戰結束後，菲律賓和中華民國簽署了的中菲條約，內容包括中華民國教育部提供教育資源在菲律濱全部的華人學校。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3年，菲律賓憲法修訂後將華校資源管理轉為菲律賓教育廳，教學語言由華語變成英語。並增加了菲律賓歷史文化的課程。1973年菲律賓憲法發起的華校教育變化使菲律賓華人社群轉換自己的母語同化於菲律賓。在早期受過漢語教育的老一輩菲律賓華人通常在家中使用漢語（如閩南話和廣東話），而大多數年輕一代的菲律賓華人使用混合了英語或菲律賓語的漢語。
菲律宾华人 教育
菲律賓華校通常有菲律賓教育部規定的課程。三個核心課程有華語（英語: Chinese Grammar），綜合（英語：Chinese Composition）和數學（英語：Mathematics）。其他學校可能會添加其他科目，如毛筆（英語：Chinese calligraphy）。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則融入了所有三個核心課程 - 在1973年以前他們都是自己的獨立科目。所有中文科目都用華語教授，有些學校禁止學生說英語，菲律賓語，甚至是閩南語。
許多菲律賓華學是由羅馬天主教會或新教教會創立的。這些學校包括菲律賓基督教靈惠學院（新教浸信會）、希望基督教中學（新教福音派）、聖母無原罪學院（天主教聖母無染原罪修女會）、銀禧基督教學院（新教福音派）、義光基督學校（新教福音派）、馬卡蒂希望學校（新教福音派）、天主教崇德學校（天主教聖言會）、聖史蒂芬中學/聖公會中學（新教聖公會）和怡朗亞典耀聖母學校（天主教耶穌會）。非宗教學校包括菲律濱中正學院、馬尼拉愛國學校、菲律賓晨光中學、菲律賓中華中學、菲律賓僑中學院（菲律賓第二老的華人學校）、中西學院（菲律賓最老的華人學校）。菲律濱中正學院是唯一由菲律賓教育部和中華民國（臺灣）教育部菲律賓一起授權的學校。大多數菲律賓華人到華校中學畢業後，由於缺乏漢語高等教育機構，因此轉入非華校的大學院校完成高等學位課程。
菲律宾华人 名字組成
大多數菲律賓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傾向典型的西方人的命名慣例（名在前，姓氏在後），為英文名字加上中文姓氏。
在1849年西班牙殖民時期，由於命名法令，許多菲律賓華人採用西班牙式名字。一些菲律賓華人，將自己的中文名字為變成家族姓氏（例如：Alberto Cojuangco/許寰哥, 閩南話：Khó-hoân-ko）。受西班牙或菲律賓文化同化的華裔麥士蒂索人，將姓氏改為西班牙姓氏。在美國殖民時期移民菲律賓的華人將西班牙文（或少數英文）的名字與中文名字結合使用作為名字（例如：Carlos Palanca Tan Quin Lay或Vicente Go Tam Co），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
隨著美國流行文化以及受英文教育的菲律賓華人增加，菲律賓華人的英文名字的普及率開始增加。第二代華人社區中的熱門名字包括以“-son”為結尾的英文名字或其他中文音為字尾，如：Anderson , Emerson , Patrickson , Washington。第三代和第四代菲律賓華人，將自己的子女取了美國流行的英文名字。
菲律宾华人 名字組成
常見的菲律賓華人姓氏有Tan (陳), Ong (王), Lim (林), Go/Ngo (吳), Ng/Uy/Wong (黃), Gao/Kao (高), Chua/Cua (蔡), Sy/See/Si (施), Co (許), Lee/Dy (李), Ang/Hong/Hung (洪)and Ching/Chong (莊)。華人入菲律賓國籍時，許多人還接受了西班牙或菲律賓姓氏（例如包Bautista, De la Cruz, De la Rosa，Gatchalian，Mercado，Palanca，Robredo，Sanchez，Tagle，Torres等）。今天，根據西班牙或菲律賓姓氏姓氏而言，已經很難確定是否為菲律賓華人。華人移民在1920年代美國殖民時期的普遍現為購買姓氏，當時的排華法適用於菲律賓。這樣的法律導致華人新移民“購買”菲律賓人的姓氏，因此長期以來菲律賓居民中有許多華人血統。大多數祖先在1898年前來到菲律賓的菲律賓華人使用了西班牙姓氏。
菲律宾华人 名字組成
菲律賓華人祖先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國移民到菲律賓的，通常會有多個中文名字，如Chuacuco, Chuatoco, Chuateco, Ciacho (夏), Cojuangco, Carpio,Corong, Cuyegkeng, Dioquino, Dytoc, Dy-Cok, Dysangco, Dytioco, Gueco, Gokongwei, Gundayao, Kimpo/Quimpo, King/Quing, Landicho, Lanting, Limcuando, Ongpin, Pempengco, Quebengco, Siopongco, Sycip, Tambengco, Tambunting, Tanbonliong, Tantoco, Tiolengco, Tiongson, Tungol, Yuchengco, Tanciangco, Yuipco, Yupangco, Licauco, Limcaco, Ongpauco, Tancangco, Tanchanco, Teehankee, Uytengsu 和 Yaptinchay 等。這些原來是中文的名字，被翻譯成西班牙語，並被採納為姓氏。華裔麥士蒂索人則有西班牙化的中文姓氏。
菲律宾华人 菲律賓華人料理
菲律賓中國菜具有中華料理與菲律賓當地料理的特色，菲律賓中國菜大部分為福建菜並且融入菲律賓當地的食材。這些包括諸如福建炒飯（hokkien chha-peng），生日麵線（si-nit mi-soa），福建式伊府麵/便食（Pansit），燉肉（humba）， 四物雞湯（sibut），福建式蛋花湯（hototay），牛肉炒飯（kiam peng），肉粽（machang）。不過，與其他地方一樣，菲律賓的大多數中國餐館都有粵菜，上海菜和中國北方菜，而非只有福建菜。
菲律宾华人 政治
隨著華人入籍菲律賓國籍的越來越多，菲律賓華人血統的候選人人數也開始增加。菲律賓華人從政的重大變化是前總統馬可仕頒布的公民法令，為菲律賓華人正式通過成為菲律賓公民身份的大門。菲律賓華人從政始於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馬可仕的獨裁統治，並選出艾奎諾成為總統。具有華人血統的重要政治領導人包括現任和前任總統小马科斯、杜特蒂，阿基诺三世，科拉松·阿基诺，塞尔吉奥·奥斯米纳和馬可仕。前參議員Nikki Coseteng，林雯洛，Roseller Lin以及一些州長，國會議員和菲律賓市長。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總主教辛海棉和類思·安多尼·塔格萊擁有華人血統。
菲律宾华人 社會與文化
大部分菲律賓華人主要是企業主，他們的生活中心主要是家族企業。這些大多數中小企業對菲律賓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少數這些企業家經營大公司，並成為菲律賓著名的商業家。菲律賓華人將他們的成功歸功於節儉、辛勤工作、及其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大多數菲律賓華人生活在城市，約有50％的菲律賓華人住在馬尼拉，其餘的住在菲律賓其他的城市。
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群一樣，菲律賓華人社群已成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的海外華人社群之一。在中國，許多傳統習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壓或簡化，這些傳統在菲律賓華人社群仍然完整保存。在菲律賓的華人社群中，許多中華傳統文化已經演變與其他東南亞華人社群有區別。這些文化差異在諸如農曆新年和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中是非常明顯的。菲律賓華人在嫁娶、祝壽和喪禮有獨特風俗。
菲律賓華人的嫁娶傳統，無論信仰什麼宗教，通常包含求婚、訂婚和結婚。大多數菲律賓華人婚禮都遵循天主教或新教的傳統。
菲律宾华人 社會與文化
菲律賓華人的傳統壽宴常出現麵條和圓形甜點。參加壽宴的親友穿著象徵喜氣的紅色衣服，代表尊敬壽星，在壽宴接待過程中，每個賓客都會包紅包給壽星，對於較年長的壽星，會贈送一盒雞蛋麵線和包著紅紙的雞蛋。
菲律賓華人喪禮傳統大部分來自福建，許多菲律賓華人家庭的獨特傳統是僱用專業的送葬者，據稱這是能使亡者靈魂能進入天堂。這種風俗反映了中國傳統信
仰與天主教信仰的融合。
菲律賓人早期被菲律賓華人稱為“番仔”（hoan-á）。“番仔”它也被其他東南亞華人如馬來西亞華人和新加坡華人用來稱呼馬來人族群。“番仔”這個詞彙本身就是“野蠻人”，年長的華人仍沿用這個詞彙，年輕的華人則不再用“番仔”，而稱菲律賓本地人為菲律賓人（hui-li̍p-pin lâng ）。
菲律宾华人 婚姻
華裔麥士蒂索人為華人與菲律賓人或西班牙人的混血後裔，佔該菲律賓總人口的25%。在西班牙殖民時期，西班牙鼓勵華人男性移民轉變宗教，信仰天主教。受洗過的華人有了西班牙名字，被允許和菲律賓土著婦女通婚。他們的後裔獲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幾項特權，並為非公民華人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華裔麥士蒂索人被鼓勵和西班牙人和菲律賓人通婚，西班牙殖民政府在菲律賓的種族混合政策使被統治者不會驅逐西班牙殖民者(因已無法完全區分各族群)。
菲律宾华人 同化
根據人類學家所作的這項研究，遍處東南亞地區的華人，與當地人種混血出生最多的，首推泰國，其次為菲律賓，在菲律賓民族中，華人血統約佔20%；以菲律賓現有一億人口來說，有華人血統的，应该將近兩千萬人。過去由於漢學教育不發達，大部份具華人血統的，鮮有機會接受華文教育，也由於信奉天主教，結果被同化成純粹的菲律賓人。其中只有十分之一含有中國血統的，因為接受華語教育而未徹底同化。
如果依照氣質和文化的觀點來說，目前凡是自認為華人、身處華人社會、保持華人傳統生活習俗、加入華人社團、在家裏和華人社群場所說華語或漢語方言、有意讓子女接受華文教育、以華人為子女選擇婚配主要對象、保有其成為華人的條件和傾向的華人，在菲律賓大約有六十萬至八十萬人；其中聚居在馬尼拉大都會（Metro Manila）者，約佔百分之六十，散居在各地的，約佔百分之四十。如果加上跟這許多所認定華人標準比較接近，或是有間接關係含有中國血統者，放寬認定的標準，目前菲律賓華人的總數，當於百萬以上。
菲律宾华人 扩展阅读
Amyot, Jacques, S.J.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nila: A Study of Adaptation of Chinese Familism to the Philippine Environment. Philippine Studies Program, Research Series No. 2, 芝加哥大学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mimeographed), 1960.
南京市梅山第二中学
南京市梅山第二中學是一所位于南京的中学。是因梅山铁矿所设立的中学，曾被上海市闸北区教育部門跨地管理，后被移交给南京市雨花台区教育局。
圆信
圆信（1571年—1647年），俗姓朱，号雪庭、雪峤、语风老人，世称云门圆信，浙江鄞县（今寧波）人，明朝临济宗高僧。
圆信 生平
二十九岁出家，拜浙江會稽（今紹興）秦望山雲門普济寺妙祯为师，后参拜云栖袾宏和幻有正传。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为餘杭徑山寺千指庵住持，后在星子庐山开先寺、嘉興东塔寺住持佛事。弘揚云门宗，晚年住會稽云门寺。清顺治四年（1647年）圆寂，著有《雪峤圆信禅师语录》。
天津惠中饭店大楼
天津惠中饭店大楼坐落于天津法租界杜总领事路（今和平路）与福煦将军路（滨江道）十字路口（今和平区和平路292号，滨江道141至153号，华中路2号），与天津劝业场大楼和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相对，饭店名称取“秀外惠中”成语之含意。由于建筑高大，在当时也有“空中饭店”之称。该建筑目前为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惠中饭店大楼 历史和建筑结构
1930年，惠中饭店大楼由上海华中营造公司驻津工程部设计，天祥股东李魁元和周振东、康振甫等人合资兴建。1931年开业，为当时天津著名的饭店之一。惠中饭店建筑面积为11940平方米。为五层钢混内框架及砖混结构建筑，局部为六层，中部六层以上设有三层塔楼，大楼平面布局为三角形，为一座典型的折中主义建筑，大楼外立面底层为基础。其中，台阶、立柱、墙面都镶有大理石。二层至四层部分设有附墙刷石壁柱，五层往上部分作出檐，六层以上为穹窿顶塔楼，四面设有阳台，塔顶为盔式塔帽。大楼的外檐设有铁艺护栏和木质扶手装饰的独立露台。惠中饭店大楼与周围的天津劝业场大楼、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和交通饭店大楼等建筑各踞一角，一起构成了和平路和滨江道交口的建筑空间组合。
天津惠中饭店大楼 内部布局和顾客
惠中饭店内有100多间客房并分优、良、特、福、禄、寿、喜、财八个等级，为当时租界不同层次人物的娱乐与休闲而设置。此外，惠中饭店还设有中餐、西餐部、舞厅、露天影院、露天球场、露天球场等娱乐设施，当时的一些军阀政客、工商业人士、官僚买办、富商、社会白领等出入于此。此外，饭店接待对象多为妓女与交际花之类，流动旅客较少。
天津惠中饭店大楼 话剧《日出》原型
20世纪20、30年代，天津法租界最繁华的核心区便是惠中饭店坐落的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今和平路和滨江道）交口一带。当时，从小在天津意租界长大的曹禺到惠中饭店和朋友们谈戏聊天，有时偶尔也住在这里。他在这里看到了像陈白露那样的交际花和像潘月亭那样的富商，这些都激发出曹禺的创作灵感，他便把他熟悉的惠中饭店当成了《日出》发生地的原型。话剧《日出》中所描绘的陈白露面向劝业场、兴业银行和交通饭店的房间，楼下的老电车以及四面钟后的悲惨凄凉都能反映出这部话剧以惠中饭店为社会生活背景。此外，《日出》的电影、电视作品也基本都在天津惠中饭店取景摄制。
二硒化碳
二硒化碳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學式 CSe2。它是一種橙黃色且有刺激性氣味的油状液體，不溶于水，可溶于有机溶剂。
二硒化碳 制备、结构、反应
二硒化碳分子呈线形，可在550℃以下藉由硒粉與二氯甲烷反應製得：
2 Se + CH2Cl2 → CSe2 + 2 HCl
1936年，Grimm和Metzger通过硒化氢和四氯化碳在热管中的反应，发现了二硒化碳。
二硒化碳类似二硫化碳，会在高压下聚合。它所形成的聚合物的主链是 –[Se–C(=Se)–C(=Se)–Se]–，是一种半导体。
二硒化碳是四硒富瓦烯的前体，后者与四硫富瓦烯相似，可以用来合成导电聚合物和有机超导体。
二硒化碳和仲胺反应，产生二烷基二硒代氨基甲酸盐：
2 Et2NH + CSe2 → (Et2NH2+)(Et2NCSe2−)
二硒化碳和氯气反应主要产生四氯化硒，亦会产生CCl3SeCl和(CCl3)2Se。
二硒化碳 危害
二硒化碳的蒸汽压高。它有中等毒性，吸入有害，因容易跨膜运输而危险。它在储存中缓慢分解（在-30℃下，每月大约分解1%），成本很高。
纯二硒化碳的气味和二硫化碳非常相似，但与空气混合后会产生极难闻的气味。二硒化碳于1936年首次合成时，其气味迫使附近的村庄撤离。由于这种气味，人们开发了各种替代品以避免使用二硒化碳。
慧威
慧威（634年—713年），又称惠威，俗姓留，婺州东阳人，唐朝佛教僧侶，為天台宗七祖。曾居天宮寺，人稱天宮尊者、天宮慧威。
幼年受具足戒。拜谒缙云智威学习天台宗，初居长安天宫寺。后归东阳隐居。高宗时，与智威为“朝散大夫四大师”。开元元年圆寂。春秋八十。门下有左溪玄朗。
後吳越王敕賜“全真尊者”諡號。
鄞县
鄞（）县（吴语宁波话：Nin-yu）是中國浙江省宁波市历史上的一个县，今舟山市曾含于县境内。
鄞县 历史沿革
鄞县是中国大陆少数由秦时设置并沿袭至近代的县，县名相传来源于县治所在的赤堇山。《国语》中有“句践之地，东至于鄞”的说法。汉朝时属會稽郡，王莽时曾改名谨县。汉至南朝为大县，县治位于今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村一带。
隋朝时，鄞县、鄮县、余姚县并入句章县。唐朝时为上县，武德四年（621年）析故句章县置鄞州，治所位于县东南，辖区覆盖鄞县大部。武德八年（625年）废鄞州復鄮县，属越州。五代时，为吴越国辖地。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吴越国因避梁朱茂琳讳，改鄮县为鄞县。属明州。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析置昌国县。南宋时，明州改为庆元府，仍隶之。宋时，鄞县为望县，元时为上县，属庆元路。明初属明州府，后明州府改名为宁波府。
鄞县 历史沿革
唐朝以前，鄮县县治位于今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一带，武德八年（625年）復鄮县时改治小溪（今海曙区鄞江镇），中唐以后方才迁移到三江口。自隋至清末，鄞县（句章县、鄮县）均为为附郭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宁波市区一直为鄞县县治所在。1949年的辖境包括现海曙区全部区域、鄞州区全部区域和江北区姚江西段以南、姚江湾头段以南、白沙街道以西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市区从鄞县分立。2002年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设立为宁波市鄞州区。2016年，鄞州区、江东区、海曙区以奉化江为界进行重组，江东区和鄞州区东部成立新的鄞州区，海曙区和鄞州区西部成立新的海曙区，原鄞县区域为鄞州、海曙两区分治。
吉伦特派纪念碑
吉伦特派纪念碑（法語：，發音：[mɔnymɑ̃ o ʒiʁɔ̃dɛ̃]）座落在法国城市波尔多的梅花广场，兴建于1894年到1902年，纪念在恐怖统治时期受害的吉伦特派成员。2004年7月8日，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吉伦特派纪念碑 历史
1868年，建筑师朱利安·加代，马格里特-埃利·加代的侄孙，提议为在波尔多多芬广场（今天的甘必大广场）被杀害的吉伦特党人建立一座纪念碑。1794年，埃利·加代等吉伦特党人，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在那里用断头台处死。由于1870年在巴黎沙龙进行募捐，这个工程才得以实现。
1881年，波尔多市议会作出决定，将竖立被害吉伦特派成员的纪念碑。1887年3月29日，选定了兴建纪念碑的地点，随后在6月10日下令，将进行对所有法国艺术家开放的纪念碑设计竞赛。在第二轮竞赛中，1888年，首奖被授予朱尔·雅克·拉巴蒂和皮埃尔·埃斯基耶。但是他们的草案无法实现，于是实施第二名，即雕塑家阿方斯·迪米拉特尔和建筑师亨利·德弗兰的方案。
与此同时，在1888年，梅花广场还计划兴建另一个项目：巴托尔迪喷泉，但波尔多市议会认为其价格过于昂贵，于是改在里昂的沃土广场兴建。
青岛俱乐部旧址
36°03′46.5″N 120°18′51.5″E﻿ / ﻿36.062917°N 120.314306°E﻿ / 36.062917; 120.314306
青岛俱乐部旧址，又称青岛国际俱乐部旧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1号，地处中山路最南端与太平路、兰山路路口，建于1910-1911年，由德国建筑师罗克格设计，1914年日军占领后改为军事法庭，1921年改为青岛国际俱乐部，1949年后曾先后为中苏友好馆、青岛市科技馆、青岛市科协办公楼，现为饭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德国建筑群的一部分。
青岛俱乐部旧址 历史
青岛俱乐部（）成立于1903年11月，是青岛德占时期德国驻军军官、政府官员及商人的社交场所，俱乐部的活动地点原本在位于广西路安徽路路口东南角的博德维希商业大楼中。1909年俱乐部决定新建活动场所，由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德国建筑师罗克格（）设计，工程指导与内部设计由建筑师维尔纳·拉查洛维奇（）完成，建筑师李希德（）开设的建筑公司承包施工，新楼于1910年5月开工，1911年10月建成。
青岛俱乐部旧址 历史
1914年11月日军占领青岛后，俱乐部建筑最初被用作德国俘虏家属收容所，后改为日本守备军军事法庭。1921年，在欧美侨民的建议下，时任日本守备军司令由比光卫决定将该建筑改作会员制的青岛国际俱乐部（英語：，亦译“青岛总会”），其会员范围也逐渐扩大，包括欧、美、日侨民及中国官员、知识分子及前清贵族。有资料称当时为会员的剧作家洪深曾在此宴请导演张石川与影星胡蝶，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曾于1935年在此宴请蔡元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侨民被日军拘捕，中山路俱乐部会址被征用，俱乐部迁至迎宾馆，会员仅有轴心国在青人士。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处一度改为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并以当时驻青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少将的名字命名为“谢勃尔俱乐部”（）。1946年7月复为国际俱乐部会址。
青岛俱乐部旧址 历史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青岛后，国际俱乐部解散。1949年10月2日，中苏友好协会青岛分会成立，会址设于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旧址，名为“中苏友好馆”。馆内原一楼餐厅改为图书室，舞厅改为阅览室，有可供阅览的中文、俄文报刊图书；二楼设讲座厅，作家茅盾曾在此举办文艺座谈会，此外原保龄球馆改为小型电影院，放映苏联纪录片。
19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1964年3月31日，经青岛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中苏友好馆改为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文革”期间改称青岛市科学技术电影场。1975年，青岛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科技组迁至中山路1号。1978年12月，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恢复，办公地点设于中山路1号，青岛市科技宣传馆为其直属事业单位，1980年改名青岛市科技馆。1996年，科技馆新楼在中山路1号后方的中山路3号开工。1999年12月30日，该建筑以“青岛国际俱乐部旧址”之名列入第六批青岛市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列入青岛市第一批历史优秀建筑。2006年5月25日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德国建筑群扩展名单。2010年前后，青岛市科协迁出青岛俱乐部旧址，该建筑改为高档餐厅至今。
青岛俱乐部旧址 建筑特色
青岛俱乐部旧址占地面积3234平方米，建筑面积1891平方米，砖石木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有阁楼，平面呈不规则形
。外墙为水泥拉毛墙面，花岗岩粗石砌基，窗台、檐口也以花岗岩粗石镶嵌。南向正门有以4根圆柱支撑的挑廊，其上为二楼露台（1920年代扩建时封闭）。露台后侧起巨大山墙，凸出于主立面。楼西侧另开一入口。主楼南侧为庭院。
楼内铺人字形木地板，天花板露木装饰，设有宽大美观的木制扶梯。建成之初，俱乐部一层为游戏室、台球厅、阅览室、若干办公室，以及一处邻近花园带有遮阳篷坐席的酒吧。一层楼梯间前厅内有存衣处，前厅有一处由蓝色瓷砖砌成、有金箔镶嵌成德意志帝国鹰徽图案的壁炉，至今保存基本完整。二层有大餐厅、经理室、秘书住房及东、南两处露台。地下室为酒窖、厨房、洗衣间、工具间、若干储藏室及仆人用房。
青岛俱乐部旧址 建筑特色
另据学者鲁海回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国际俱乐部时期，俱乐部主楼一层进大门后为衣帽间，其后为设有沙发和彩色瓷砖壁炉的中央大厅。东端为餐厅和备餐间，可通过小型升降机从设于半地下室的厨房传送菜肴。东南角为酒吧间，正南为交谊厅，酒吧与交谊厅之间以宽大拉门相隔，举办舞会时可拉开形成一大通间。二层东端为图书馆、阅览室，南部为台球室、桥牌室、小交谊厅。院内东侧单独建有保龄球馆和壁球馆，另有更衣室和咖啡座。院内北侧临广西路有花园和温室。
该建筑整体按德国青年派风格设计而成，建成时受到了较好的评价。当年出版的德文杂志《》认为，该建筑在风格上“与德国郊区那些非常舒适的富家住宅非常相似”。
五大性格特质
五大性格特质（英語：），又叫大五人格（英語：）或人格海洋（英語：），是一种用于研究人格的五因素分类法。
从20世纪80年代，它在心理特质理论领域发展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确定了五项因素，每项因素可以进一步分为两小项不同的值：
当因素分析应用于性格测试数据时，个性的各个方面和特定术语之间的语义关联通常应用于同一个人。例如，被描述为恪尽职守的人更有可能被描述为“时刻准备着”而非“凌乱”。这些关联表明了常用语言中用来描述人类个性、气质、心灵的五个广泛维度。
可以使用首字母缩写词“OCEAN”（中文：海洋）或“CANOE”（中文：独木舟）来记住这五项因素的标签。在每个提议的全局因素之下，还有许多相关且更具体的主要因素。例如，外向性通常与亲切、底气、寻求刺激、暖、活跃、积极情绪等品质有关。这些特质不是非黑即白——每个都应当看作渐变的频谱。
五大性格特质 每个性格特质详述
经验开放性是对艺术、情感、冒险、不同寻常的想法、想象力、好奇心和各种体验的普遍欣赏。对经验持开放态度的人在智性上有无穷的好奇、情感开放、审美敏感、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与封闭的人相比，他们往往更有创造力、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感受，也更有可能持有非传统的信仰。
尽责性是一种自律、安分守己、努力达到内外部成就的倾向，与个人的冲动控制、调节、方向的水平有关。大家常常会认为，高尽责性是固执和专注的表现。低尽责性与灵活性、自发性相关，但也可能表现为草率还有靠不住。高尽责性意味着更倾向于计划的行为，而非自发的行为。
外向性的特点是活动的广度（而非深度）、对外部的活动/情况的急躁、外部手段的能量创造。外向的人喜欢与人交往，常被大家认为精力充沛。他们往往热情高涨并且善于行动。他们有很高的群体知名度，喜欢交谈并维护自己。在社交场合，外向的人可能比内向的人更具统治力。
五大性格特质 每个性格特质详述
亲和性是对社会和谐的一般关注。亲和的个体重视与他人相处融洽，通常体贴、善良、慷慨、信任他人且值得信赖、乐于助人、愿意与他人利益妥协。高亲和性的人也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低亲和性的个体将个人利益置于与他人融洽相处之上，不太关系他人幸福、不太可能为别人付出。
神经质是具有强烈消极情绪的倾向，如愤怒、焦虑、抑郁。有时它被称为情绪不稳定，或者被反转并称为情绪稳定。神经质的人情绪反应敏感、易受压力影响，更可能将普通情况视为威胁、将微小的挫折视为绝望。他们对负面情绪的反应往往持续时间特别长，经常性的情绪低落。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大五模型已成为当代人格心理学中的主导框架。它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源于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以及其在研究与应用情境中的实用价值。然而，它的适用性并非普遍无碍，若干方法学与概念层面的批评限制了其在某些情境中的有效性。
一些疾病会导致人格变化。例如，虽然逐渐加重的记忆受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性特征，但 Robins Wahlin 与 Byrne 于2011年发表的关于阿尔茨海默病人格变化的系统综述发现，这些变化在大五维度上呈现系统而一致的特质改变。观察到的最大改变是尽责性下降。其次显著的变化是神经质上升与外向性下降，同时开放性与宜人性也下降。这些人格变化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143]
一项发表于2023年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特质还可能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者在确诊后的生活质量。在该研究中，神经质水平较低的痴呆患者自评生活质量高于神经质水平较高者；而其余四个特质水平较高者的自评生活质量也高于相应特质水平较低者。这表明，除了有助于早期诊断之外，大五人格特质还可用于识别可能更易遭受不良结果的痴呆患者，并为个性化照护规划与干预提供信息。[144]
主条目：人格障碍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截至2002年，已有50余项发表的研究将五因素模型（FFM）与人格障碍联系起来。[145] 此后，又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扩展了这一研究基础，并为用 FFM 领域来理解《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的人格障碍提供了更多实证支持。[146] 除了仅预测症状之外，五因素模型还被正式提出作为《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人格障碍分类的基础框架，为诊断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类别模型并行的维度化途径。这一提案凸显了该模型在临床心理学中理解与评估人格病理方面日益增长的接纳度与实用性。[147]
在其2007年发表的人格障碍文献综述中，Lee Anna Clark 断言，“五因素人格模型被广泛接受为同时表征正常与异常人格特质高阶结构的模型”。[148] 然而，其他研究者不同意该模型被“广泛接受”（见下文“批评”部分），并认为它只是复制了早期的气质研究。[149][150] 值得注意的是，FFM 的论文从不将其研究发现与气质模型进行比较，尽管普遍认为气质与精神障碍（尤其是人格障碍）基于相同的神经递质失衡，只是程度不同。[149][151][152][153]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据称五因素模型能显著预测十种人格障碍的所有症状，并在预测边缘型、回避型与依赖型人格障碍症状方面优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154] 然而，多数预测主要与神经质上升和宜人性下降有关，因此在不同障碍之间的区分度并不理想。[155]
海洛因使用者的大五人格剖面相对总体均值的平均偏离。[156] N 代表神经质（Neuroticism），E 外向性（Extraversion），O 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A 宜人性（Agreeableness），C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来自多项全国代表性研究的趋同证据表明，在一般人群中尤其常见的精神障碍有三类：抑郁障碍（如重性抑郁障碍（MDD）、心境恶劣障碍），[157] 焦虑障碍（如广泛性焦虑障碍（GA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特定恐惧与社交恐惧），[157] 以及物质使用障碍（SUD）。[158][159] 不同药物使用者的大五人格剖面可能不同。[160] 例如，海洛因使用者的典型剖面为 N⇑、O⇑、A⇓、C⇓，而摇头丸（MDMA）使用者通常不呈现高神经质，但外向性更高：E⇑、O⇑、A⇓、C⇓。[160]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这些常见精神障碍（CMDs）与大五人格特质，尤其是神经质，存在实证关联。大量研究发现，神经质得分高会显著增加罹患常见精神障碍的风险。[161][162] 一项大规模元分析（n > 75,000）检验了所有大五特质与常见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发现低尽责性对每一种被考察的常见精神障碍（即 MDD、心境恶劣、GAD、PTSD、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社交恐惧、特定恐惧与 SUD）都呈现持续而强的效应。[163] 这一发现与关于身体健康的研究相呼应：尽责性是降低死亡率的最强人格预测因子，并与不良健康选择高度负相关。[164][6] 就其他人格领域而言，该元分析发现，所有被考察的常见精神障碍均以高神经质为特征，多数还表现为低外向性；只有 SUD 与宜人性有关（负相关）；没有任何障碍与开放性相关。[163] 对59项纵向研究的元分析显示，高神经质可预测焦虑、抑郁、物质滥用、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及非特异性心理困扰的发生，即便在校正基线症状与精神病史后仍然成立。[165]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为解释人格与精神疾病关系的本质，提出了五个主要模型。目前没有单一的“最佳模型”，因为每个模型都获得了至少一定的实证支持。这些模型并非互斥——对某个个体，可能有不止一个模型在起作用；不同精神障碍也可能由不同模型解释。[165][166]
脆弱性/风险模型：根据该模型，人格促成了各种常见精神障碍的发生或病因。换言之，既有的人格特质要么直接导致 CMD 的发展，要么增强致病风险因素的影响。[163][167][168][169]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神经质是一个稳健的脆弱性因素。[165]
路径成形模型：该模型提出，患病前的人格特质会影响精神障碍的表现、病程、严重程度和/或治疗反应。[163][168][72] 例如，若抑郁个体同时具有限制性低的特质，其自杀可能性会更高。[168]
共同原因模型：依该模型，人格特质之所以能预测 CMD，是因为人格与精神病理具有共同的遗传与环境决定因素，从而在两者之间造成非因果的关联。[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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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模型：该模型认为，人格与精神病理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二者处在同一领域或谱系上，精神病理只是正常人格功能的极端表现。[163][167][168][169] 对该模型的支持来自标准重叠的问题。例如，NEO-PI-R 中神经质的两个主要分量表就是“抑郁”和“焦虑”。因此，抑郁、焦虑与神经质诊断标准评估相同内容这一事实会提高这些领域之间的相关。[169]
伤痕模型：根据该模型，精神障碍的发作会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伤痕”，使其与发病前的功能相比发生显著改变。[163][167][168][169] 一个伤痕效应的例子是，PTSD 发作后开放性下降。[168]
大五人格特质的预测效应主要与社会功能与规则驱动行为相关，对特定行为方面的预测并不十分特异。比如，所有气质研究者都指出，高神经质先于所有常见精神障碍的发展[165]，且与人格无关。[170] 仍需进一步证据来充分揭示人格特质、气质与人生结果之间的性质与差异。社会与情境参数也对结果起作用，而二者的交互尚未被充分理解。[171] 最新的更新强调了其日益增长的实用性，尤其在精神健康状况的诊断中，显示其在临床心理学中的持续价值。[172]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人格有时具有可塑性，在个体进入特定人生阶段时测量其大五人格，可能预测其教育身份。近期研究提示，个体人格影响其教育身份的可能性。[173] 也有人认为，大五特质在不同程度上可预测未来绩效结果。大五中特定层面的分面也被视为职场成功的指示器，每个分面都能更精确地指示一个人的特质性质。不同职业需要不同特质分面。在不同环境中，大五的不同分面可以预测人们成功的程度。对于需要公众演讲与需要一对一互动的岗位，个体的预估成功水平会因其是否具有特定分面而不同。[174]
人格在学业成就中扮演重要角色。一项对以色列高中生的研究发现，资优项目学生在开放性上系统性更高、在神经质上更低于非资优学生。虽然该研究并非直接测量大五，资优学生也报告比非资优学生更低的状态焦虑。[175] 另一项研究发现，GPA 与考试成绩均由尽责性所预测，而神经质与学业成功呈负相关。[176]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性格在影響學術成就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308名大學生完成了五大性格特质测评，調查顯示其中的兩個特徵，盡責性和親和性，與所有的學習風格（綜合分析、條理研究、注重事實和精細處理）有成正相關關係，而情緒不穩定性與所有的學習風格呈逆相關。此外，外向性和開放性與精細處理的學習風格成正比。五大性格特質可以共同解釋GPA的14%的方差，表明性格特質可以對學業成績作出巨大影响。此外，反思性學習風格（綜合分析和仔細的處理）能夠调整開放性和GPA之間的關係。這些結果表明，如果學生可以把學術興趣和對信息處理的深思熟慮相結合，對知識的渴望對學業成績具有顯著的增強作用。
有研究显示，尽责性可预测从中学到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的顺利转变。外向性可预测最终的 VET 成绩与获得 VET 名额；宜人性则与更高的辍学风险相关。效应量虽小，但与认知能力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已知预测因子相当。[177]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学习风格被描述为“持续的思考与信息加工方式”。[176] 2008年，心理科学协会（APS）委托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不存在足够证据支持将学习风格评估纳入教育体系。[178] 因此，至多只能说，将大五与“学习风格”或“学习风格”与学习本身相联系的证据尚为时过早。然而，该报告也指出，现有的所有学习风格并未穷尽，仍可能存在值得纳入教育实践的学习风格。有研究认为，人格与思维风格可能以某种方式交织，使思维风格与大五特质相联。[179] 关于具体学习风格的数量与界定尚无共识，但已有许多不同的方案。
举例来说，Schmeck、Ribich 与 Ramanaiah（1997）将学习风格划分为四类：[180]
综合—分析（synthesis analysis）
程式化学习（methodical study）
事实保持（fact retention）
精细加工（elaborative processing）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当课堂中同时涉及这四个分面时，它们各自都可能提升学业成就。一项对308名本科生的研究（完成五因素量表与学习过程量表，并报告 GPA）表明，尽责性与宜人性与四种学习风格（综合—分析、程式化学习、事实保持、精细加工）均呈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四者均呈负相关。此外，外向性与开放性与精细加工呈正相关。大五人格特质解释了 GPA 方差的14%，提示人格对学业表现有所贡献。此外，反思型学习风格（综合—分析与精细加工）能够中介开放性与 GPA 之间的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当学生将学术兴趣与深思熟虑的信息加工结合时，智识好奇心会显著提升学业表现。[176]
通过识别个体的学习策略，可以提升学习与学业成绩，并更深入理解信息加工。[181] 该模型认为，学生会发展出“能动/浅层加工”或“反思/深层加工”。深层加工者更常被发现更尽责、智识上更开放、也更外向；深层加工与恰当的学习方法（程式化学习）以及更强的信息分析能力（综合—分析）相关；而浅层加工者更偏好结构化的事实保持学习风格，并更适合精细加工。[176] 四种具体学习风格的主要功能如下：
名称—功能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综合—分析：加工信息、形成类别并将其组织为层级。这是唯一一个被证明对学业表现有显著影响的学习风格。[176]
程式化学习：在完成学业任务时的程式化行为
事实保持：关注结果本身而非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精细加工：将新观点与既有知识相连接并加以应用
开放性与常常带来学业成功与高分的学习风格（如综合—分析与程式化学习）相关。由于尽责性与开放性被证明能预测全部四种学习风格，这表明具有纪律、毅力与好奇等特征的个体更可能参与上述所有学习风格。[176]
据 Komarraju、Karau、Schmeck 与 Avdic（2011）的研究，尽责性与宜人性与四种学习风格均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四者均负相关；此外，外向性与开放性仅与精细加工正相关，而开放性本身与更高学业成就相关。[176]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另外，心理学家 Mikael Jensen 早先的一项研究显示，大五人格、学习与学业成就之间存在联系。Jensen 指出，除神经质外，所有人格特质都与学习目标与动机相关。开放性与尽责性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察觉地影响个体的学习，而外向性与宜人性具有类似效应。[182] 尽责性与神经质也会影响个体为获得赞誉与回报而在他人面前表现良好，而宜人性则促使个体回避这种学习策略。[182] Jensen 的研究总结道，在宜人性得分高者中，更可能仅仅为了在他人面前表现良好而学习。[182]
除开放性外，所有大五特质都有助于预测学生的教育身份。基于这些发现，科学家开始认识到，大五特质或许对学业动机有重大影响，从而可用于预测学生的学业表现。[173]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有作者提出，将大五人格特质与学习风格结合可帮助预测个体在学业表现与学业动机方面的某些差异，进而影响其学业成就。[183] 这可能是因为人格的个体差异代表了稳定的信息加工取向。例如，尽责性一直被证明是考试表现成功的稳定预测因子，主要因为高尽责的学生学习拖延更少。[173] 尽责性与四种学习风格均呈正相关，因为高尽责的学生会发展出聚焦的学习策略，且更自律、更以成就为导向。
人格与学习风格很可能在影响学业成就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大学生（308名本科生）完成五因素量表与学习过程量表并报告 GPA。结果显示，大五中的两个特质——尽责性与宜人性——与四种学习风格（综合—分析、程式化学习、事实保持、精细加工）均呈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四者均呈负相关。此外，外向性与开放性与精细加工呈正相关。大五合计解释了 GPA 方差的14%，学习风格额外解释了3%，提示人格特质与学习风格均对学业表现有贡献。此外，开放性与 GPA 的关系由反思型学习风格（综合—分析与精细加工）所中介。后续讨论将这些结果置于教学技术与课程设计的背景之下。
—— M. Komarraju[176]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当简要考察五因素人格特质与远程教育情境下的学业成就之关系时发现，开放性是与远程教育学业成就正相关的最重要变量。此外，自律、外向性与适应性等人格特质通常与学业成就正相关。与学业成就负相关的最重要人格特质是神经质。总体结果显示，有组织、有计划、有决心、倾向于新观点与独立思考的个体在远程教育环境中的成功度更高。相反，具有焦虑与压力倾向的个体总体上学业成功较低。[184][185][186]
研究者长期以来提出，当个体与其职业相匹配时，工作更可能令个体感到满足，也更有利于社会。[187] 例如，软件程序员与科学家通常在开放性上得分较高，往往具备智识好奇心、以符号与抽象进行思考，并且对重复感到乏味。[188] 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在宜人性与开放性上高于经济学家与法学家。[189]
大五特质与职场成功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定争议。
研究显示，大五人格特质与重要的工作结果（如工作绩效、培训熟练度与离职）相关。[190] 例如，早期一项元分析发现，尽责性与主管对工作绩效评分之间的总体相关估计为0.26。[191] 这些结果与另一类研究一致，即人格特质可预测广泛且重要的人生结果。[6]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然而，这些效标关联效度结果受到批评，部分原因是相关似乎偏弱：“人格测验的问题在于……人格测量作为工作绩效预测器的效度常令人失望。主张用人格测验预测绩效本就不那么令人信服。”[192]
随后的文献指出，心理测量人格研究者得到的相关在比较标准下其实相当可观，[193] 而即便是预测准确性的小幅提升，其经济价值也异常巨大，鉴于在复杂岗位上的绩效差异十分巨大。[194]
解释这一争议的一种方式是：人格预测广泛的重要结果几无疑问，[6][195][190] 但同样清楚的是，其他甄选方法相比之下具有更高的效度。[192][196]
研究提示，被视为领导者的个体通常神经质较低，开放性较高，尽责性与外向性处于适中水平。[197][198][199] 进一步的研究将职业倦怠与神经质相联系，并将外向性与持久的积极工作体验相联系。[200] 研究还将国家创新、领导力与创意与开放性和尽责性相联系。[201] 职业自我效能亦被证明与尽责性正相关、与神经质负相关。[198] 也有研究提示，上司的尽责性与员工对虐待式管理的感知正相关。[202] 另有研究认为，低宜人性与高神经质与虐待式管理更相关。[203]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开放性与个体及组织层面的主动性正相关，与团队和组织熟练度负相关。这些效应彼此完全独立。同时，这也与尽责性相对（呈负相关）。[204]
宜人性与个体任务主动性负相关。通常这与较低的职业成功与较差的冲突应对相关。然而，宜人性也有益处，包括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更积极的人际互动与助人行为、更低的冲突、越轨与离职。[204] 另外，与宜人性相关的属性对于多种职业与绩效标准的职场准备十分重要。[86] 研究提示，高宜人者在积累收入方面往往不那么成功。[205]
外向性带来更高的领导涌现与有效性，以及更高的工作与生活满意度。但外向性也可能导致更冲动的行为、更多事故，并在某些岗位上绩效更低。[204]
尽责性对总体工作绩效具有很强的预测力，[86] 并与所有形式的工作角色绩效（包括工作绩效与满意度）、更高的领导有效性、更低的离职与越轨行为正相关。然而，当宜人性较低时，该特质还与适应性下降、技能获得初期的学习更低以及更具人际摩擦相关。[204] 同时，并非尽责性越高越好，因为尽责性与强迫型人格障碍（OCPD）之间似乎存在联系。为中等水平的尽责性选才可能反而带来最佳的职业结果。[206]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神经质与各种工作角色绩效均呈负相关。这也提高了从事风险行为的可能性。[207][204]
为解释这些工作角色绩效差异，整合了两种理论。特质激活理论认为，在人内部，特质水平可预测未来行为；人际之间特质水平存在差异；工作相关线索会激活特质并导致与工作相关的行为。角色理论则认为，角色发送者提供线索以引发期望行为。在此背景下，角色发送者向员工提供期望行为的线索，进而激活人格特质与工作相关行为。本质上，角色发送者的期望会根据个体工人的特质水平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而由于人们的特质水平不同，对这些线索的反应并非一致。[207]
五大性格特质 应用
截至2020年，受新冠疫情推动，远程办公愈发普及。然而，研究显示大五人格特质仍然影响远程工作。Gavoille 与 Hazans 发现，尽责性（β=0.06）与开放性均与远程情境下的工作意愿与工作效率正相关，但开放性较弱（β=0.021）。与之相对，外向性（β=-0.038）与工作意愿及开放性负相关。另一项结论是，性别并不影响尽责性与外向性同工作意愿之间差异的关系。 同样，Wright 考察了大五对远程职场“软技能”（如努力与合作）的影响。她将软技能分为两类：任务绩效与情境绩效，各包含三个子类。任务绩效更贴合具体工作职责与处理认知任务的能力，三个子类为工作知识、组织技能与效率。Wright 发现，工作知识与任何大五特质均不相关；组织技能仅与尽责性显著相关（T=7.952，P=.001）；效率与尽责性（T=3.8，P=.001）与神经质（T=-2.6，P=.008）显著相关，其中与神经质为负相关。情境绩效关注非核心要求，如主观努力与合作，其子类为持续努力、合作与组织尽责性。Wright 发现，持续努力与开放性（t=2.4，P=.014）与尽责性（T=3.1，P=.002）正相关，并与神经质（T=-3.2，P=.001）负相关；合作与外向性（t=2.6，P=.009）与尽责性（t=2.82，P=.005）正相关；组织尽责性与宜人性（t=4.059，P<.001）与尽责性（t=4.511，P<.001）正相关。[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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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径上，科学家希望了解大五是否影响远程工作者的倦怠，以及不同大五特质对员工健康与敬业度的影响。Olsen 等人发现，随着远程工作天数增加，外向性高者在工作投入上开始出现困难（β=-.094，P<.03）；神经质较高者更可能出现较差的健康（p=-.23）、较低的工作投入（p=-.18）与病假增加（p=.38）。[210] 然而，Olsen 也发现，尽责性与远程工作天数增加相结合，反而可能导致总体健康下降，这与上述诸多益处相反。类似地，Para 等人发现，神经质较高者（β=.138，p<.05）也更易出现远程工作衰竭（RWE）。他们还发现，尽责性（β=-.336，p<.001）与宜人性（β=-.267，p<.001）与 RWE 负相关，意味着在长期远程工作中更具韧性。[211] 作者将尽责个体归因为勤勉可靠；而宜人性与研究所处的在家隔离情境有关，认为高宜人者在被迫密切接触情境下表现良好，这种表现迁移到了工作中。
主条目：大五人格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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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五的研究已在多种语言与文化中展开，如德语、[212] 中文、[213] 以及南亚语境。[214][215] 例如，Thompson 声称借助一份国际英语量表在多种文化中发现了大五结构。[101] 总体来看，五因素模型在不同文化与语言中表现相当稳健，这凸显了五个核心人格维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尽管其表现或理解方式在不同地方（如亚洲国家对开放性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这种一致性是该模型在心理学中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216] 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被广泛认为受到文化情境的制约。[80]: 189  对大五构念的测量在访谈、自我描述与观察中呈现一定的一致性；这种静态的五因素结构似乎在不同年龄与文化背景的广泛受试者中都能发现。[217] 然而，尽管基因型的气质维度可能跨文化出现，人格特质的表现型表达却因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制约与经验学习而显著不同。[218] 研究中的问卷往往是对大学生的在线调查（见“WEIRD 偏差”），在其他人群或其他语言中未必可复制。[219] 不同的问卷也未必测量同样的五个因素。[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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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agna Eap 等（2008）发现，欧裔美国男性在外向性、尽责性与开放性上得分高于亚裔美国男性，而亚裔美国男性在神经质上得分更高于欧裔美国男性。[220] Benet-Martínez 与 Karakitapoglu-Aygün（2003）得出了类似结果。[221]
较新的工作发现，Geert Hofstede 的文化因素——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男性化与不确定性规避——与一国的平均大五得分存在关系。[222] 例如，一个国家对个人主义的重视程度与其平均外向性相关；而生活在权力结构中容忍较大不平等的文化中的人群在尽责性上往往得分略高。[223][224]
2017年一项研究发现，一国的平均人格特质水平与其政治制度相关。平均开放性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拥有更民主的制度，即便在剔除经济发展等其他相关影响后，这一关联仍然成立。[225]
跨文化研究强调的一个限制是，支持五因素模型普遍性的研究多来自2002年或更早，这可能影响当前结果。[216] 在某些跨文化研究中依赖西方开发的量表也会引发方法学疑虑，从而影响不同文化情境下研究发现的效度。[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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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人格模型也适用于政治心理学研究。多项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特质与政治认同存在联系。多项研究发现，尽责性得分高的个体更可能具有右翼政治认同。[226][227][228] 与之相对，高开放性与左倾意识形态存在强相关。[226][229][230] 至于宜人性、外向性与神经质，与保守或自由主义的关联并不一致，研究结果不一，但这些特质在分析个体党派认同强度时颇具前景。[229][230] 然而，大五与政治信念之间的相关虽存在，但通常较小，一项研究发现相关范围为0.14到0.24。[231]
尽管效应量较小：在大五人格特质中，高宜人性、尽责性与外向性与总体宗教性相关；而开放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负相关，与灵性正相关。高神经质可能与外在宗教性相关，而内在宗教性与灵性反映情绪稳定性。[232]
Andrew H. Schwartz 分析了来自7.5万名志愿者的 Facebook 信息中7亿个词语、短语与主题实例（这些志愿者也完成了标准人格测验），并发现语言使用在不同人格、性别与年龄之间呈现显著差异。[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