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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第一代民族政策
中共依据毛泽东断言的民族在国家消亡之后才会消亡，提倡对少数民族进行双语教育，培养其民族意识。不仅规定民族地区可举办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民族职业学校、民族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以及民族高等院校，还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教学”；但相關條文在2006年修訂之《义务教育法》已消失。2002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是用本民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编译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字教材。要把民族文字教材建设所需要经费列入教育经费预算，资助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审定和出版，确保民族文字教材的足额供应。大力推进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少数民族教育和特殊教育中央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少数民族教育中央补助专项资金的用途为：“重点用于支持教育主管部门设置的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骨干师资“双语”培训，兼顾体现民族教育特色的教学仪器设备购置等。”给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了额外的经费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第一代民族政策
1992年，沿海省、市与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结成“一对一”帮扶关系。2000年教育部等联合印发《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对民族地区给予倾斜。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普通高校举办民族班，从而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以较低分数进入高校学习。20世纪80年代，一些全国重点大学和部分省属高等院校举办了民族班，一些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也举办了民族班。对于西藏和新疆，还设立了专门的内地学校西藏班和新疆班。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指，有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还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不合宪，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第一代民族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一直与当代社会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逻辑。当代政治影响文艺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调控文艺的发展。首先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论述，其次是求新、求变，充满乌托邦幻想，再次是追求社会主义新文化新价值，颂扬主旋律、在多样化发展中强化主旋律，处处以领导讲话为基础制定文化政策。严格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旋律，社会主义价值观，民族团结是中共文艺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说到底，中共要求文化创作必须同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中共文艺政策要求文艺创作“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2011年《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加强了文艺控制的力度，强调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试图维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新闻媒体坚持正确导向就是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要求所有媒体都应当非常明确、非常自觉。于是文艺作品必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有聲音指出：從1980年代末起，中共一反民國以來政治家對「滿清」的眨斥，鼓勵史學界與文藝界競相掀起歌頌清代帝王的浪潮。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爾袞、孝莊文皇后，個個雄才大略。
音像出版成为中共民族政策以及弘扬主旋律的前沿阵地。當中有無意地「冒犯」了少數民族的影视作品也遭到投訴的例子，如2000年夏，浙江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张文祥刺马》中，出现了在道光年间任两江总督的山东菏泽回族马新贻的家族祭祖和祭祀时，在供桌上供有猪头的镜头，从而引起一些回族的强烈不满。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等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當局亦下令新时期的历史剧在选材應摆脱大汉族主义史学观点的影响，並加强对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总体观念的认识，要求重视对有利于加强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史剧题材的发掘。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
在学术界方面，出于对民族冲突的反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與學者胡联合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文中提出效仿美国，培养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区分汉族和少数民族，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权，平等的推行计划生育，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行普通话，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不过，郝時遠、黄铸则指责第二代民族政策违宪，是撕毁和废除国家宪法条文，把少数民族当敌对势力。
也有学者认为，第一代民族政策下只对少数民族优惠的政策，从本质上来讲，这种优惠是违反人生而平等的宪法精神的，因为它造成了另一种不平等,并认为这是一种逆向歧视。亦有學者指出：「（西藏自治區內的）社會在任何方面的不滿，幾乎都會轉變為政治上的不滿，隨之就會喊出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而西藏的『穩定集團（權貴）』往往利用政局的不穩定向北京取得巨額撥款、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一概念引发的一系列学术争论被姚新勇归纳为“'民族问题'反思潮”，他认为“雖然「第二代民族政策」之建言在2011年9月才出現，但與其思維相近的「國家行動」已經啟動了一段時間了。”因此该建言的提出很可能是中共民族政策转向的“探路石”。
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概念，随着习近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相关概念被进一步提出并加以体系化，随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9年中共十九大、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的召开，中国官方将习近平上台以来民族政策的转向称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相关政策包括推广汉语、推动宗教中国化等。如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於2020年8月26日發布了小學課程改革方案。本次课程改革要求以蒙古語授課的小學（民族學校）的語文科自2020年9月1日起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科（2016年前稱品德与社会）在2021年秋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以上兩科目取消地方语言教学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話）授課。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
美國媒體洛杉磯時報和美國哈佛大學新清史學者Mark C. Elliott认为，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摒棄以前蘇聯式的蘇聯本土化政策，改為走类似西方的民族大熔爐政策，尤其是美國式大熔爐，称之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以期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批评
新疆种族灭绝指控是對於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派群体自從2017年3月以来的生存狀況的指控，指控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群体成员做出種族滅絕的暴行。
西藏的人权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据报道，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限制宗教、信仰和结社自由；任意逮捕；拘留期间的虐待，包括酷刑；强迫堕胎和绝育。宗教方面的人权问题，主要与宗教和政治人物有关，例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流亡，是经常受到批评的话题，另外第十一世班禅和第十七世噶瑪巴的認定方面也有著重大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批评
2020年內蒙古雙語教育新政策爭議，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於2020年8月26日發布的小學課程改革方案所引发的争议。本次课程改革要求以蒙古語授課的小學（民族學校）的語文科自2020年9月1日起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科（2016年前稱品德与生活和品德与社会）在2021年秋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以上兩科目取消地方语言教学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話）授課。課改引起一系列抗議活動，地方公安局視之為寻衅滋事和非法集会，數十名以上家長、教師等被捕或軟禁，抗議活動在中國大陸主要媒體中獲極少報導，網絡上相關話題大多被审查。直到9月內蒙古當局才出面緩和局勢，後教育廳澄清並保證「五個不變」，除了小學語文、小學道德与法治科、初中歷史科這三個科目，其他科目教材不變、授課時的語言文字不變、蒙語文及其他母語課時不變、現有雙語教育體系不變。 后“五個不變”又被认为不符合中央政策而推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批评
批評者認為，如果只照顧少數群體的同時卻忽視甚至損害多數群體的正當權益，便是逆向歧視的表現。就中國大陸的中考對少數民族加分制度，有意見認為：如果过分保护，就是对其他人不公平，是一种「逆向歧视」。陕西、宁夏、甘肃等部分地方政府过于偏袒少数民族及宗教势力，甚至协助特定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打击其他或非教徒，该行为也引发了一些中国民众的不满，例如2016年4月，热衷于在网上评论时事的西安道士梁兴扬因批判回族军阀马家军的主要人物之一马步芳，而被西安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为由带走调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批评
非大陆报刊《太阳报》也登载文对第一代民族政策评论道：「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之中，最受歧視的不是少數民族，恰恰是人數最多的漢族。漢族與少數民族沒有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大學畢業找工作，在同等條件下，少數民族優先錄取；在職位升遷時，少數民族也有優勢，不管是哪一級政府，一定要有少數民族的代表。內地官場有「無知少女」的說法：「無」代表無黨派，「知」代表知識分子，「少」代表少數民族，「女」代表女性。如果閣下是少數民族，升官的機率比漢族高得多。即使不考大學、不做官，少數民族仍有特權，就是不受計劃生育的限制，想生多少個就多少個。到西藏或新疆去看一看，一家有三、四個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漢族就可憐了，計生標語上說：「打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其殘忍不言而喻。漢族超生變成不可饒恕的大罪，長此以往，少數民族人口上升，漢族人口減少，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當局在處理民族的問題上軟弱無能，只好一再犧牲漢族的利益，令漢族淪為二等公民，難怪有漢族人以冒充少數民族為榮。」。
BBC刊出一篇由中國政治學者劉軍寧所撰寫的文章，指現時中國的民族制度是根據當初列寧、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但這種民族劃分的制度非旦沒有解決預期的問題，相反國內的民族問題反而呈現出加速惡化的態勢。他認為在各族群之間實行差別待遇。不僅造成了族群之間的鴻溝，而且還區分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差異、敵意與對立，並最終從摩擦走向衝突，兩邊不討好。認為應取消民族身份的劃分，建立國族的身分概念，實行人人平等，才是長治久安的基礎。
Сетунь
（拉丁字母轉寫：Setun'）和 70是蘇聯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员设计的第一批三进制计算机。
是一台带有快速乘法器的时序计算机。小型的铁氧体随机存储器（容量为3页，即54字）充当缓存，在主磁鼓存储器中交换页面。这台计算机支持24条指令，其中3条为预留指令，目前不用。 70是一台双堆栈计算机。其回叫堆栈用来调用子程序。这一简单的改进启发了荷兰计算机科学家艾兹格·W·迪科斯彻，为他日后提出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打下了基础。
设计计划由科学院院士在1956年发起。该计划旨在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设计单位和生产车间提供一种价廉物美的计算机。为此，在莫大计算机中心成立了一个最初由4名副博士、5名学士组成研究小组。、、和是这个小组的永久成员。在该小组开发和研制下，的样机于1958年12月准备完毕。在头两年测试期，几乎不需要任何调试就运行得非常顺利，它甚至能执行一些现有的程序。1960年，开始公共测试。
Сетунь
1960年4月，就顺利地通过了公测。它在不同的室温下都表现出惊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它的生产和维护也比同期其它计算机要容易得多，而且应用面广，因此被建议投入批量生产。
可是，苏联官僚对这个经济计划外的科幻产物持否定的态度且勒令其停产。而此时，对的订单却如雪片般从各方飞来，但10到15台的年产量远不足以应付市场需求。很快，计划合作生产的工厂倒闭了。1965年，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二进制计算机，但价格却贵出2.5倍。
总共生产了50台（包括样机）。从加里宁格勒到雅库茨克，从阿什哈巴德到新西伯利亚，全苏都能看到的身影。各地都对的反应不错，认为它编程简单（不需要使用汇编语言），适用于工程计算、工业控制、计算机教学等各个领域。
Сетунь 70
有了的成功经验，研究员们决定不放弃三进制计算机的计划。他们在1970年推出了 70型计算机。 70对三进制的特性和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理解：建立了三进制字节——tryte（对应于二进制的byte），每个三进制字节由6个三进制位（trit，约等于9.5个二进制位bit）构成；指令集符合三进制逻辑；算术指令允许更多的操作数长——1、2和3字节（三进制），结果长度也扩展到6字节（三进制）。
对 70而言，传统计算机的字的概念已经失去意义了。编程的过程就是对三进制运算和三进制地址的操作。这些基于三进制字节的命令将会通过对虚拟指令的编译而得到。
70成了莫斯科国立大学三进制计算机的绝唱。由于得不到上级的支持，这个科研项目不得不无限期停顿下来
耿臨 生平
根据《後漢書》与《三国史记》记载，他曾派兵攻打高句麗，一次是公元169年，还有一次不见于三國史記以外的史书是于172年。根据后汉书与三國史記第一次耿临获胜高句麗乞降，而第二次按三國史記记载耿临大败。
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又称漢族沙文主義、大漢沙文主義，為大民族主义的一种。大民族主义最初由苏俄领导人列宁提出，是列宁对大民族主义的论述。在政治上主張一切事務以漢族利益為優先、認為漢族重要性高於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按照马列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阶段的官方主流看法，大汉族主义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陸主要被认为歧视、压迫、剥削汉族以外的民族；限制、剥夺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利；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语言、服饰等；武装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描述：“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1953年3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寫的《批判大汉族主义》一文批判有關思想。亦有媒體认为近年來網絡上出現的自稱「皇漢」的一群人，也是大漢族主義的體現。
有學者認為，有很多少數民族人士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實行民族歧視，實行「大漢族主義」，但也有不少漢族人士批評政府實行反向的民族歧視（逆向民族主義）。
大汉族主义 历史
在大民族主義的理論批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立場採取的是類似蘇聯人民的民族主義政策，對中華民族一詞所含的大漢族主義進行批判。2014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提到民族工作的场合仍会说“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
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与伟大的世界领袖，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大汉族主义 历史
196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聲明》一文中表示：「蘇聯政府在聲明中說，只有漢族才是中國人，滿族和中國的其他少數民族都不算是中國人（俄语:Китайский) 中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也都不是中國的領土。這能說得通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多民族的國家，而一個民族又往往分住在幾個不同的國家裡。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一條國家分界線是與民族的自然分界線，即語言的分界線相吻合的。』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個民族是統治民族，中國始終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存在於世界。在歷史上，中國的邊界曾經有過很多變遷，但從來也沒有局限於漢族居住的地區；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之前，中國的邊界是明確的」。
大汉族主义 历史
在1982年宪法中首次出现「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之前的宪法各版本中均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据彭真回忆，由于在文革期间很多少数民族地方受了灾难，导致有人把文革中的问题与大汉族主义混为一谈，但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在主导该次修宪工作时，强调了不能把文革中的问题记在汉族身上的原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讨论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时，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铁木尔·达瓦买提、平错汪阶、白寿彝等多名少数民族代表提出在过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发生了许多扩大化的错误，因此提议修改或直接删除「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一句。后经彭真斟酌，从宪法中删去「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一句，增加「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一句。
最晚在2005年，專門討論亞洲文化的英語論壇使用者開始使用「赤納粹」一詞用於批評大漢族主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说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實施民族政策已经基本消除大汉族主义，但仍留有部分影响，主要表现为部分汉人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与风俗、歧视排斥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没有能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
大汉族主义 爭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給於少數民族的優惠待遇，異見人士、評論家曾節明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民族政策主張，並认为現在的漢族「根本不可能有大漢族沙文主義」。他認為中国共产党執政以來，漢族才是在中國各民族中受迫害最重的民族，如在文革中，破壞的文化古跡幾乎全部是漢族的文化古跡，被迫害的文化人士幾乎全部是漢族文化人士。有學者批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得汉族不能在生育、就学、就业等方面与少数民族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汉族若争取与少数民族平等的生育、就学、就业机会和权利就会被標籤為“大汉族主义”，如此一来，汉族只有永远“做二等公民”。
大汉族主义 爭議
根據中國大陸的法律，凡確定為「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必須實行一系列特殊的民族政策，例如在中國朝鮮族自治州的安圖縣的行政首腦必須由朝鮮族人擔任，政府機關中朝鮮族幹部人數比例必須保持在50%以上，而在教育方面就必須建立朝鮮族的學校，朝鮮族子女必須入讀朝鮮族的學校學習朝鮮族的語言文字和朝鮮族教材，教育部門中朝鮮族教職工和幹部亦要佔半數以上比例，有學者认为，有關決策者擔心朝鮮族人指責政府搞大漢族主義，破壞朝鮮族文化，同時表示支持民族教育的人恰恰是漢族幹部，因為他們特別不願意被指責為大漢族主義。
亦有學者认为在中國少数民族容易把漢族佔多數政府当做「异族压迫」，儘管在中国政府中漢族佔絕對多數，但並不意味著它對漢族有任何優待，不代表實行民族歧視和大漢族主義，並引用英國思想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見解：「在有些實行專制統治的多民族國家，其專制政府『或許儘管出自其中的一個民族，但對它本身的權力比對民族感情感到有更大的興趣』。」
中國大陸作家及民族問題學者王力雄認為：「民族壓迫是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相違背的。作為意識形態至上的政黨，中共事實上經常給予少數民族一些優於漢人的特殊待遇。中國多年實行的對少數民族在升學、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優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數民族血緣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報成少數民族而非漢族。漢族的普通百姓，社會地位絲毫不高於少數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卻一點不因為其有主體民族的身份而有所減少。中共的迫害是針對人的，而不是針對民族。在這方面，它絕對一視同仁。所以，只能說是中共政權、而不能說是漢族人民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實行了迫害。」
大汉族主义 批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論基礎常以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為出發，批評大汉族主义是「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一种反映」，並批評其政敵「大汉族主义是国民党蒋介石，他们思想是大汉族主义。」是一种强调汉族利益的民族观，是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对立面。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主义，对国民党民族政策的概括。
而较早提到「大汉族主义」此名稱的文献是毛泽东在1953年3月16日所作的《批判大汉族主义》之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和讲话中批判大汉族主义，如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大汉族主义 批判
依此理論批評，相關的法律及決策文字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出于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的民族平等、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反对中国传统历史观民族观，对各族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塑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阶段的官方主流看法，大汉族主义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体现，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歧视、压迫、剥削汉族以外的民族；限制、剥夺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利；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语言、服饰等；武装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具体表现包括不尊重少數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承认少數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少數民族有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的权利，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而不尊重少數民族干部，不同他們商量辦事，不相信他們能夠在實際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種事務的能力等等。 1982年通過的新修正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出于反对大汉族主义，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
张体学
张体学（1915年—1973年9月3日），原名张体照，男，河南新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张体学 生平
张体学是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柳林河村人。早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参谋。1938年，任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第五大队队长。1940年，任鄂东抗日挺进独立团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政委。次年，改任第五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任鄂东军分区代理司令员。1949年，任鄂豫军区独立师师长。1950年，任中共湖北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委。1952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56年，任湖北省省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1968年2月初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张体学任副主任。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病逝，年仅58岁。
张体学 纪念
位于湖北黄冈的彭思中学几度更名，于1994年命名为张体学中学。
益泰集團
益泰集團有限公司，簡稱益泰集團（英語：，港交所除牌時0616.HK），在1970年由多名投資者創立，當時專門經營代理「美標」家居陶瓷浴室用品，而股份曾在1991年9月16日於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在1999年12月，漢鼎亞太有限公司，聯同其他財團和有關人士，進行全購，把原有業務，轉為經營投資科技相關業務。
2000年3月31日，更名為i100 Limited，再在2003年11月19日，更名為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司（永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前身）。
黄知真
黄知真（1920年10月—1993年2月5日），男，曾用名朱风，江西横峰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黄道之子。
黄知真 生平
早年随父参加革命，后担任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部长，中共乐平县委书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华东野战军一纵后勤部政委、组织部部长等。1949年，任江西省上饶专署专员。1952年，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江西省委候补书记。1955年，兼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78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1980年1月，湖北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选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57人，陈丕显为主任，夏世厚等14人为副主任，马达等42人为委员。常委会选举产生湖北省人民政府，1980年1月21日省政府发出通知，自即日起启用湖北省人民政府印章，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印章同时作废 ，韩宁夫担任省长、黄知真等十人担任副省长。1982年8月，韩宁夫辞去省长职务。8月21日，湖北省五届人大举行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韩宁夫的辞职请求，由黄知真递补代任。之后正式任命为湖北省省长。1986年，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2月5日在武汉逝世，终年73岁。
馬法五
马法五（1894年10月23日—1992年1月24日），字赓虞，男，直隶省保定府高阳县人。中华民国军事人物。
馬法五 生平
马法五早年先后入高陽县立高等小学堂、保定育德中学、北京协和医学堂预科等學校就讀。
1915年（民国4年），他加入陸軍第6師，进入随营学校接受訓練。1918年（民国7年），他入保定陸軍軍官学校第8期砲兵科。1922年（民国11年）毕业。此後，馬法五成为第3混成旅旅長孫岳（属于直系，後来成为国民軍第3軍軍長）的下属。国民軍成立後的1925年（民国14年），他升任砲兵团团長。五原誓師後的1927年（民国16年）夏，他升任第5軍特種兵旅旅長，同年秋任国民革命軍第二集团軍第20軍第59師師長。
北伐结束後，馬法五作为馮玉祥的手下参加了反蒋介石战争。1929年（民国18年）秋，他任第6軍第12師師長，中原大战时任第5師副師長兼第13旅旅長。馮敗北後，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改編，1931年（民国20年）1月任陸軍步兵第1師副師長，同年夏任第40军第39師副師長。1935年（民国24年）4月，他被授予陸軍中将銜。
馬法五 生平
抗日战争爆发後，馬法五任第39師師長，参加徐州会战。1938年（民国27年）8月，他兼任第40軍副軍長。1939年（民国28年）11月，他转任第106師師長。1942年（民国31年）5月，他升任第40軍軍長。1943年（民国32年）6月，他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12月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河北省保安司令。1945年（民国34年）5月，他当选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監察委員，6月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長官兼第40軍軍長。
抗日战争结束後的1945年11月1日，馬法五率部参加邯鄲战役，同八路軍交战遭到惨敗，自己被俘虏。1946年（民国35年）1月，政治協商会議（旧政協）在重慶召开，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商妥以新四軍軍長葉挺交换馬法五，两人均获得释放。获得释放後的同年3月，馬法五任北平行轅保定綏靖公署副主任，同年末任天津警備司令。1948年（民国37年）6月，他任河北省政府委員。1949年（民国38年）4月，他任总統府参軍。
第二次国共内战後，中國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遭遇失败後，他隨政府轉往台灣。後任行政院顧問。
1992年（民国81年）1月24日，他在台北市病逝。享耆壽99岁。
郭树言
郭树言（1935年10月—2022年1月23日），河南镇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共革命烈士郭庠生之子。
195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郭树言 生平
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后留学苏联，进入乌拉尔工业学院冶金系黑色金属铸造专业。1959年，供职于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铸造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983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预测局副局长。1984年，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代省长、省长（1990年3月－1993年2月）。199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4月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2022年1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杨永良
杨永良（1944年1月22日—2012年6月17日），安徽长丰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楊永良1944年1月22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的一个工人家庭，1961年9月供职于淮南大通煤矿。1979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1980年，任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4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省委政法委书记；1985年，任合肥市委书记。1999年2月当选为湖北省政协主席。2003-2008年，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年6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
许道琦
许道琦（1914年4月29日—1989年12月22日），字璞如，笔名璞如、欣奇等，安徽省广德县誓节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湖北省政协原主席。许济之之子、许道珍之弟。
许道琦 生平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四期学习，结业后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陕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地委宣传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十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江汉日报》社长等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委党校校长，省文联主席，省社联副主席等职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主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兼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1983年后，领导并组织了对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的编写工作。1989年12月22日在武昌逝世。
黎韦
黎韦（1915年—1996年），原名陈永亭，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人，出生于苏门答腊棉兰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黎韦 生平
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国民政府对日求和，被学校当局开除。1932年求学于早稻田大学。1935年10月回国，在厦门参加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组织的反蒋抗日活动。1936年在《南京早报》工作时，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停止内战、国共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后，撰写大量要求抗日、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拥护统一阵线、共赴国难的文章，被以“共党嫌疑犯”罪名逮捕入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1937年被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抗大学习。此后，深入工厂做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工厂宣传组组长、陕北公学第十一队队长、指导员、校长办公室秘书、主任。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问题研究室任研究员和冈野进的秘书，并担任延安马列研究院政治经济室国统区经济研究组组长。这个时期，他不仅研究大量日本、东南亚各国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撰写和发表许多理论研究文章。
黎韦 生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任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编、新华社总部广播主任期间，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以及《世界知识》等刊物，撰写大量文章。组建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总编辑、接管并改编山东省济南新华广播电台台长、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
1950年2月，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后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云南省经委副主任、云南省物资总局局长、中共昆明市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78年5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任湖北省政协主席。
沈因洛
沈因洛（1920年12月—2016年2月20日），男，江苏吴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沈因洛 生平
1938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先参加八路军129师。后担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治部、江汉军区第二军分区教导队政委等。1949年7月至1953年3月，历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湖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委。1953年3月至1961年3月，历任中南军区（后为广州军区）第三文化速成中学副政委，四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3月至1982年10月，历任武汉钢铁公司副经理、经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公司党委第二书记、经理、党委第一书记。1982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任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任省委组织部长（1983年1月免兼职）。1983年12月至1985年12月，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85年12月至1988年5月，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5月至1993年5月，任第六届湖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95年8月离休。
2016年2月20日15时09分在武汉逝世。
库斯科主教座堂
库斯科圣母升天圣殿主教座堂（西班牙語：）是天主教庫斯科總教區的主教座堂，连同毗邻的较小的胜利堂（Iglesia del Triunfo，建于1536年，库斯科第一座基督教堂）和圣家堂（Sagrada Familia），位于秘鲁库斯科中心的主广场兵器广场（Plaza de Armas）东北。。主教座堂的建造开始于1559年，位于印加王宫Kiswarkancha的遗址上。主教座堂于1654年建成，建造工程几乎长达百年。整个建筑群占地3956平方米，为库斯科历史中心最重要的宗教古迹。
库斯科主教座堂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也是库斯科殖民地艺术的宝库，拥有许多考古文物。1983年，作为库斯科古城的一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库斯科主教座堂 參考資料
13°30′59″S 71°58′41″W﻿ / ﻿13.5163°S 71.9781°W﻿ / -13.5163; -71.9781
王生铁
王生铁（1942年—），男，湖北仙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王生铁 生平
1966年，担任中共沔阳县委书记。1983年，任中共荆州地委副书记、书记。1993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2003年，担任湖北省政协主席。
2012年西班牙大奖赛
2012年西班牙大奖赛是2012年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第五場比賽。於5月11日至5月13日在加泰隆尼亞赛道舉行。因为路易斯·汉密尔顿被罚至最后一位发车，帕斯托·马尔多纳多获得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杆位。并在正赛中获得职业生涯第一个冠军。他也成为第一位委内瑞拉籍一级方程式分站赛冠军。
伍洪祥
伍洪祥（1914年—2005年），福建省上杭县泮境乡元康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34年，任红军独立第八团政治部主任、政委。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梅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永定中心县委书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八纵副政委、华东野战军四纵第十二师政委，后改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师长兼政委。1955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1957年，兼任福建省军区政委。1960年，任福建省代理省长，兼任中共福州市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福建省政协主席。
游德馨
游德馨（1931年2月—2023年9月7日），男，福建罗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共十二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游德馨 生平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任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1984年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92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任福建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03年离休。
袁改
袁改（1922年—1987年），男，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袁改 生平
早年参加八路军，后供职福建，曾任中共厦门市委第一书记、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后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政协主席。
葛洪升
葛洪升（1931年10月—2020年1月30日），男，汉族，山东莒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
葛洪升 生平
1977年，任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局长。1983年，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1990年，升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次年当选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
1993年，在浙江省省长的选举中，葛洪升意外败于万学远。后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1996年，升任主任。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20年1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浙江杭州逝世，享年88岁。
紹慶府
绍庆府是宋代夔州路的一個府。
绍定元年（1228年），由黔州升格为府，府治在今重庆市彭水县。1291年升总管府。辖彭水縣（嘉祐八年，併入洪杜縣、洋水縣、都濡縣、信寧縣四縣）、黔江縣二县及南寧州、遠州、犍州、清州、蔣州、矩州、蠻州、襲州、峩州、邦州、鶴州、勞州、義州、福州、儒州、令州、郝州、普寧州、緣州、那州、鸞州、絲州、邛州、敷州、晃州、侯州、焚州、添州、瑤州、雙城州、訓州、卿州、茂龍州、整州、樂善州、撫水州、思元州、逸州、思州、南平州、勳州、姜州、稜州、鴻州、和武州、暉州、亮州、鼓州、懸州四十九州，南渡後羈縻州五十六。元代仍置，明初廢。
南萍
南萍（1918年—1989年），原名南永深，山东淄博长山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南萍 生平
早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山东军区第四师12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华东野战军八纵22师65团政委。1949年，兼浙江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61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副政委。1964年，任20军政委，晋升少将军衔。1968年，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后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而免职、1986年恢复待遇。
龙潜 (1913年)
龙潜（1913年—1992年），曾用名龙秋年、龙友明、龙中、刘植明等，男，汉族，江西永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
龙潜 (1913年) 生平
龙潜是江西省永新县高溪乡九陂村人。早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福建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参加长征。1939年，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1943年，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1945年，华东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安城防卫戍司令员。
1950年，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委；1955年授少将军衔。后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1967年，任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75年，任河南省军区政委。
陈安羽
陈安羽（1922年3月12日—2015年1月7日），原名陈安裕，男，汉族，浙江定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陈安羽 生平
陈安羽早年加入新四军，担任中共南通市工委书记。
1949年，先后任中共余姚县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75年后出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再次回杭州任职，1981年出任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书记。
1983年，当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5年1月7日16时55分逝世，享年92岁。
毛齐华
毛齐华（1903年—1997年），原名毛品贤，曾名祁华，上海嘉定县现龙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49年，担任劳动部副部长。1969年，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任浙江省政协主席。
吳恆 (1985年)
吴恒（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荆门人，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信息工程专业，2007年从武汉大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网站“掷出窗外”创建人。面对中国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吴恒建立了名为“掷出窗外”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中吴恒收录了中国国内2000多条有明确来源、有受害者的有害食品记录。查询者可以依照省份、食品种类阅读相关信息。网站模式部分参考了维基百科。2011年6月17日，吴恒发布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在创建了掷出窗外网站后，2012年5月4日吴恒接到了上海食品安全委员的约谈。 。2014年7月1日，吴恒的新书上市，书名为<<掷出窗外-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深度观察>>, 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
中古波蘭語
中古波蘭語（波蘭語：）是指16世紀至18世紀時期的波蘭語。它從古波蘭語演化，並演化成為今日的波蘭語。
16世紀，波蘭文學家及詩人揚·科哈諾夫斯基（波蘭語：）提出一套當時波蘭語的拼寫法，包含有48個字母和二合字母：
a á à ą b b' c ć cz d dz dź dż é è ę f g h ch i j k l ł m m' n ń o ó p p' q r rz s ś sz t u v w w' x y z zz ź ż ż
商景才
商景才（1921年11月—2015年4月16日），山东滕州市姜屯镇商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60年，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1979年6月27日，担任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校长。1979年6月至1981年6月，任中共浙江省委教卫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3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1983年4月至1988年1月，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1月至1993年2月，任浙江省政协主席。2015年4月16日上午6时17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5岁。
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
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英語：），是中国湖北武汉的一所外国语学校，于1998年成立。该校前身武汉外国语学校创立的小学部与初中部。
未解決的計算機科學問題
这个文章是在计算机科学中的有待解决的问题的列表。当该领域专家认为某些问题未解决，或当该领域中的几位专家不同意有关解决问题的办法时，这些计算机科学中的问题就被认为是未解决的。
五號作戰
五號作戰（日語：），又名五十一號作戰、重慶作戰、四川作戰，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後期日本陸軍預定於1943年春季發動，以攻佔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為目標的作戰。由於1942年下半日軍在太平洋戰區的需求抽調大批兵力支援、無力實施而中止。1944年春季，日軍發動其史上最大規模地面作戰——「一號作戰」時，日軍有了再次進攻重慶的機會，此計畫又再度被提起，但最終在1945年1月20日因太平洋戰場局勢的全面惡化而徹底放棄。
五號作戰 背景
1938年武漢會戰後，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已轉為持久戰，基本停止戰略進攻，轉而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然而收效甚微，日軍內部普遍認知到若不使用武力則無法使已遷到四川省，以陪都重慶為戰時首都的中國國民政府屈服，有人提出應排除萬難攻下重慶，並設想在廣西梧州附近構築攔河壩將珠江截流，讓軍艦得以駛入廣西內地，從西南方向打開攻擊重慶的途徑；也有人提出可在宜昌上游構築堵塞長江的攔河壩，藉此溯江而上攻擊重慶。1941年11月27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中國派遣軍司令畑俊六於南京召開所屬各軍司令官會議，商討對中國戰局的處理方案，便討論到進攻重慶方面的問題。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幾提議可經由湖南對重慶發動奇襲作為最後手段，以謀求局部停戰。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則表示應以10個師團的兵力越過秦嶺進攻重慶。
五號作戰 背景
1941年12月1日，日本決定對英美荷開戰，並抽調了駐於中國的4個師團編入南方軍序列，中國派遣軍也接獲指示，應「大體保持現在態勢，尤其加強對敵封鎖」，也因此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導致戰爭爆發後，除了為掩護進攻香港的行動而發動第三次對長沙的攻擊外，基本沒有大規模行動。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軍在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南方作戰」以迅速攻佔了馬來半島、新加坡、菲律賓、香港、關島、荷屬東印度等地的勝利作結束，這使日本大本營方面認為是對中國採取攻勢戰略，透過大規模進攻一舉擊垮國民政府或迫使其投降的機會。1941年12月24日，日軍大本營內閣聯席會議制定了《促使重慶屈服的工作方案》，決定「運用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利用作戰的成果，乘機促使重慶政權屈服」。1942年3月19日，日本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奏裕仁天皇，同樣提出希望「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成果，斷然向處理中國事變而邁進」，並提議「在中國進行較大規模的作戰」，以殲滅敵中央軍，或攻佔對重慶政府構成直接威脅的戰略要地，或是使重慶政府進一步喪失統制力，策動其各軍分裂、崩潰。
五號作戰 背景
4月6日，杉山元在視察東南亞戰場後的返程經過上海，與畑俊六會面就進攻四川一事進行研究，認為在南方作戰取勝、切斷中國經由緬甸的對外交通後（例如滇緬公路），應集中兵力對國民政府後方的四川省發動戰略進攻。之後，又為進攻四川一事，參謀本部和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又做了幾次商討，4月15日至17日日本國內召開的師團長、軍司令官、本土防衛軍司令官會議上，又對此做了研究。1942年4月18日，美軍自海上以航空母艦起飛重型陸基轟炸機，對日本本土施行了「杜立德空襲」，之後部份美軍轟炸機降落到中國浙江鐵路線的空軍基地。此事對日本戰爭決策起到相當的影響，中國派遣軍也受到指示，被要求發起對浙江方面的進攻、摧毀其航空基地，以保護本土不受空襲威脅，進攻重慶的構想也被提到議事日程。
五號作戰 背景
5月10日（一說16日），日軍參謀本部次長田邊盛武中將抵達南京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提出考慮在9月左右開始實施「西安作戰」（代號「五十號作戰」）。然後根據情況於明年4月進行「四川作戰」（代號「五十一號作戰」），希望在6月底前制定出「西安作戰」計畫。「西安作戰」目的為「殲滅西安地區正面之敵，攻占西安及寶雞附近要地，並努力切斷西北通道、強化對重慶政府的壓迫態勢，以支持政略謀略的推進。」，「四川作戰」之作戰目的則為「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戰果，伺機對四川平原實施進攻作戰、殲滅該方面中國抗戰軍隊的主力、攻佔四川平原要地，以政略與謀略相結合，使重慶政府屈服、崩潰或分裂。」由此，「四川作戰」計畫正式提上了日程。
五號作戰 背景
中國派遣軍將計畫交予華北方面軍制定，後者早在1942年1月提出對陝西的進攻計畫（最初亦被稱作「五號作戰」，至5月改為「五十號作戰」），試圖自山西出發、攻擊司令部位於西安的國軍第八戰區胡宗南部隊，以為進攻重慶作準備，當前也準備進佔巴山山脈的廣元。中國派遣軍與華北方面軍的許多人對此計畫感到懷疑，甚至起了激烈爭論，華北方面軍不少人認為其部隊正全力掃蕩中共紅軍，以求迅速恢復治安，若能獲得增援自然想會去殲滅西安方面的國軍部隊，但後者與日軍對峙的同時也與延安方面的中共部隊對峙，以當前國共鬥爭正走向激化的局面，「若攻佔西安只會使日本在華北的主要敵人共產黨得利，因此下一步要考慮去消滅延安」，「日本同重慶方面雖一時相爭，卻有共存的性質。但日本同中共勢力之間是不容許共存的」；中國派遣軍看法類似，也認為此案還不如進攻長沙和常德（即1943年的常德會戰和1944年的大規模一號作戰），奪取穀倉地帶更為重要。6月，華北方面軍將「西安作戰」併入「四川作戰」。
6月15日，參謀本部開始起草「四川作戰」。6月26日，參謀本部決定將「四川作戰」時間提前，改為1943年2月至3月發動「西安作戰」，4月至6月進行「四川作戰」，並將兩作戰合併稱作「五十一號作戰」。月底，計畫基本制定完成，中國派遣軍將以16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2個航空師團分別自西安、武漢出發，南北兩端夾擊四川。7月21日，日本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對進攻重慶案表示贊成。8月14日，東條裁定參謀本部的「五十一號作戰」，決定在1943年2月前後發動。8月25日，參謀本部向裕仁天皇上奏《根據目前形勢陸軍方面的作戰準備》一文件，說明作戰目的與綱要。8月24日至26日，參謀本部與中國派遣軍、關東軍就其進攻重慶計畫之細節，特別是航空與兵站等問題進行研究。8月30日，「五十一號作戰」被更名為「西安作戰」前者原有的「五號作戰」。9月3日，東條英機、杉山元就「五號作戰」計畫上奏裕仁天皇，得到了批准。9月9日，中國派遣軍召開第11軍、第13軍、第23軍和飛行第3師團參謀長會議，準備為「五號作戰」實施動員和佈署。大本營方面也下令自太平洋戰區抽調汽車部隊和渡河材料等30個編隊編入華北方面軍與第11軍序列，並開始發放軍需物資。
五號作戰 預備實施
「五號作戰」的作戰目標為使用中國派遣軍之主力部隊自西安、另一部分自武漢地區，以南北兩路發動進攻，擊潰中國中央軍主力，進入四川，攻佔重慶和四川各要地，並以最小兵力確保其安定。日軍北路使用之部隊以華北方面軍主力組成新建的第5方面軍，由原朝鮮軍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將擔任方面軍司令官，由第1軍（5個師團、1旅團，軍部已在山西）、第7軍（3個師團，新建單位）、第28軍（2個師團、1個旅團，新建單位）組成，必要時也可以華北方面軍全部兵力對應。南路則以第11軍（5個師團，軍部已在漢口）為主。中國派遣軍亦將於此戰投入第3飛行師團（已在南京）提供空中支援。
「五號作戰」之日軍作戰軍共分為三期作戰：
五號作戰 預備實施
第一期作戰：先以第5方面軍集結於山西省南部、第11軍集結於武漢方面；前者先以一部份兵力佔領潼關一帶，後者則盡可能打開岳陽至宜昌的長江水路，以利之後的作戰。第5方面軍主力將於1943年春季發動進攻，殲滅西安方面的中國軍隊，一舉佔領西安、寶雞，第7軍將確保關中平原（西安、寶雞）、第1軍則繼續佔領漢中盆地，並向前推進至廣元一帶，若挺進到漢中盆地遭到困難，則另以第28軍向鄭州經老河口沿著漢水攻向漢中，估計抵達廣元時間為「五號作戰」開始後兩個月。第11軍同樣於1943年春季發動進攻，其有兩個進攻方向方案，第一方案是殲滅國軍第6戰區（宜昌西方地區）部隊，然後以主力從長江沿岸地區，以部分兵力從巴東附近，經恩施附近，進至萬縣、黔江一線；第二方案為殲滅第6戰區後，在條件允許下再消滅第九戰區（常德東南方地區）之國軍部隊，然後以主力從常德、辰州方面，以部分兵力從長江沿岸（其中一部分經恩施附近，到達黔江附近）挺進至萬縣、秀山一線。第3飛行師團則將以山西南部、西安附近和武漢方面為基地，以主力配合地面作戰，必要時也要消滅中國空軍力量。
五號作戰 預備實施
第二期作戰：中國派遣軍若挺進至廣元附近及萬縣、黔江附近一線（或萬縣、秀山附近一線）時，應使各軍返回後方進行休整，補充兵力，準備進攻四川，完成此一戰備階段估計約一個月時間。為統一實施四川作戰，將會在作戰正式開始前將第11軍劃歸第5方面軍指揮，而後者在經過休整與兵力補充後，將搜索中國之中央軍予以殲滅。第11軍將負責攻佔重慶、第1軍的目標則為成都，作戰期間第28軍將策應第1軍與第11軍之作戰，且將首先策應第1軍，以自嘉陵江左岸方面攻佔重慶，再切斷成都方面中國軍隊之退路，若後者自成都向廣元方面發動反攻，亦可先殲滅成都方面，再轉向重慶。在完成上述作戰後，第5方面軍將佔領敘州、自流井、瀘縣等四川平原要地，並控制長江的渡河點。作戰時間估計約兩個月。期間第3飛行師團之主要任務為支援第5方面軍作戰。
第三期作戰：鞏固「五號作戰」的戰果，將在第二期作戰結束後繼續以部份兵力對各區要地實施作戰、掃蕩中國抗戰之基地。
除了以第5方面軍為首的「五號作戰」作戰軍外，中國派遣軍現有的15個師團佔領部隊也將於「五號作戰」期間實施不同程度的牽制行動，以利於四川方面的進攻，包括：
五號作戰 預備實施
華北方面軍：由駐蒙軍（以1個獨立混成旅團為主力）、第18軍（以1個師團為主力）、第12軍（以3個師團為主力）和方面軍直屬部隊（以1個師團為主力）所編成，在保障現有佔領地的條件下，由第12軍對鄭州方面發起進攻，牽制中國軍隊。
華中方面；第9軍（以5個師團為主力）繼承第11軍原任務，同時向老河口方面進攻。第13軍（以4個師團為主力）繼續執行現有任務。
華南方面：第23軍（以1個師團為主力）繼續執行現有任務。
由於「五號作戰」規模巨大，日軍決定動員23萬新兵入伍，在8月25日參謀本部三課便提出將218萬的陸軍總人數增至227萬，分配如下：滿洲70萬將降至49萬，其中18萬調往中國關內，3萬回日本；中國現有61萬，將增至97萬，其中由日本本土、日屬臺灣、日屬朝鮮抽調12萬，自太平洋戰區調回6萬、自滿洲抽調18萬；日本本土、臺灣、朝鮮現有53萬，將降為50萬；太平洋戰區現有34萬，將降為28萬，總計使用部隊相當於1941年12月發動「南方作戰」時陸軍39萬兵力之兩倍半，也就是將近一百萬名官兵。
五號作戰 預備實施
此外，由於「五號作戰」要求日軍於平原、高山等複雜地形作戰，還要渡過黃河、渭水、漢水、長江、嘉陵江、涪江、黔江等較寬的河流，日軍指揮機關與部隊為此進行相當的研究、準備和演練。以於「五號作戰」中擔當主力的第5方面軍為例，其在蒐集有關渡過黃河、越過秦嶺、大巴山，通過寶雞至漢中盆地等路線之過程中明顯感到有關資料不足，因此旗下參謀和領導人員都被要求盡可能去偵查、繪製、攝影，包括渡河點、橋樑、道路、隘口等。1942年6月29、30日，華北方面軍作戰參謀島貫武治、情報參謀橫山幸雄、第1軍情報參謀笹井寬一、中國派遣軍作戰參謀吉孚四入等人便前往潼關黃河對岸的風陵渡和北上至龍門、河津等黃河東岸偵查，準備自當地發起強渡，以突破國軍的防守。7月13、14日，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也與參謀搭乘飛機對秦嶺、大巴山的各種地形、設施進行空中偵查，並根據收集的資料，於蚌埠附近的淮河選擇與黃河類似的地形進行一週的渡河演練，由此避開洩密的風險。其他如第1軍、第11軍也就本次作戰進行研究和檢討，還提出一些新式作戰方式，如使用空降兵來佔領山地的隘口、險道。第36師團也被抽出一個步兵大隊來專門試驗山地作戰的編組、騾馬化使用裝備、攀登、消滅陡峭山崖上敵軍火力點等方法。
11月底，第1軍用兩週時間軍事演習，地點選擇與作戰預定地秦嶺標高大致相等的山西方五台山，由第1軍司令官吉本貞一中將指揮獨立混成第4旅團實施，在地形險峻的山地中完成掃蕩敵軍、佔領制高點、奪取隘口、攀登等任務，共步行約170公里，最終抵達標高3020公尺五台山頂，演習才結束。
五號作戰 國軍之應對
日本準備對四川發動大規模進攻一戰略情報為國民政府獲悉，重慶的軍事委員會立即在大後方進行備戰，令西安胡宗南的第8戰區增強黃河河防與陝南地區的防禦，湖北老河口的李宗仁第5戰區也受命增強武當山以東的守備，控制住進入蜀、陝的要道。湖北恩施陳誠的第6戰區同樣被要求加強長江與其南北兩岸要地的防衛，以扼守四川東部的門戶。
與此同時，以重慶作為陪都的國民政府加緊準備再次西遷的預案，原1938年至魯南地區作戰的第22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被調回，受命組織有關部門至西康省西昌縣建設西昌行辕以備西遷固守（今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尤其通往西昌只有傳統幾條馬幫的山野便道，1938年起修乐西公路，趕及1942年五號作戰前竣工。
五號作戰 結局
1942年下旬，正值中國派遣軍準備發起「五號作戰」的同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形勢嚴重惡化，中途島戰役、瓜達康納爾島戰役接連受挫，整個所羅門群島戰役情勢也正惡化，由此日軍中國派遣軍與駐於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需維持可調出一定數量部隊、投入太平洋增兵之用、暫不得在華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1942年10月至12月，日軍便抽調了華南的第51師團、華中的第16師團和華北的第41師團至南太平洋作戰，而原計畫從關東軍抽調18萬人給中國派遣軍的計畫，也受到關東軍的強烈反對，認為兵力不足將招致蘇聯進攻的可能，不得不放棄。
五號作戰 結局
日軍不僅面臨可用兵力捉襟見肘的困難，在物資方面同樣短缺，據估計需要船舶10萬噸、鋼鐵5萬噸、汽油5萬噸，「五號作戰」主要策劃者之一的作戰部長田中新一承認在物資方面遭逢困難，日本陸軍省也正因「國家的物力困難」而反對此計畫、參謀本部第14課也在1942年8月29日指出明年陸軍僅能獲得70萬噸鋼鐵，這種存量是不足以實施「五號作戰」的，此話一出在參謀本部引起巨大反響，各部隨之於8月31日研究下一年度的物資動員計畫，知悉日本國力不足之真相，不少人就該計畫喪失了信心，包括急於推動該計畫的辻政信也改變態度，傾向推遲準備，田中新一在日記中寫下對本案的悲觀看法：「實施重慶作戰的前途，決非易事」，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河邊正三也認為本計畫「完全是孤注一擲的行為」，為「窮極之策」。
五號作戰 結局
同年11月7日，大本營陸軍部就中止「五號作戰」與中國派遣軍研議，但後者仍認為增援兵力與器材發動「五十號作戰」仍能為整體戰略形勢有益。12月10日，杉山元就停止「五號作戰」、準備轉用部份兵力向裕仁天皇上奏：「中國派遣軍為使重慶政權迅速屈服，考慮以實行進攻四川作戰為有利，並已進行作戰準備。但鑑於現下國內外形勢、蘇德戰爭的演變，無論從戰爭指導或作戰觀點來看，1943年不可能進行本作戰。因此，擬指示中止該作戰準備。」裕仁隨即批准，當日大本營便以參謀總長名義向中國派遣軍宣佈大陸指第1367號宣佈中止該作戰，其他進攻性作戰在太平洋形勢明朗化前也被要求停止。
五號作戰 結局
然而「五號作戰」的中止並不意味日軍完全放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堅持認為「不用武力摧毀重慶政權，就不能打開大東亞戰爭的突破口」、「每有機會他就上書中央，堅決主張進行重慶戰役」、「不能解決中國事變便不能解決大東亞戰爭」、「希望中央撤銷大陸指第1367號，務必推進五號作戰的實施」。華北方面軍中最熱心發動「五號作戰」的安達二十三被調任第18軍司令官遠赴澳大利亞新幾內亞戰役比亞克島戰役作戰，原預定用於作戰的第20師團以及第41師團也被調出，此舉不得不使其放棄進攻西安的「五十號作戰」。然而截至1943年夏該方面軍仍在蒐集秦嶺、大巴山方面的情報，第1軍仍持續研究如何在山地推進兵站，並進行兵棋推演，直至1943年10月，第1軍骨幹部隊的第36師團也被調至澳大利亞新幾內亞戰役比亞克島戰役作戰，因此不得不放棄對成都與重慶的進攻。駐於武漢的日軍第11軍雖在經過研究後，認為無視周圍將近一百個師的國軍部隊進攻四川是不可能的，但同樣未完全放棄進攻的構想，因而在1943年接連發起江北殲滅作戰、江南殲滅作戰（中方稱之為「鄂西会战」）和常德會戰，建立隨時可向四川進攻的態勢。值得一提的是，12月10日杉山元發出中止「五號作戰」指示，由於第11軍新任司令官冢田攻中將不甘放棄該計畫，反覆致電請求實施，大本營對此猶豫不决，遂命令畑俊六在南京召開各軍司令官會議商討，12月18日會議結束後，冢田攻搭乘飛機自南京返回漢口特別市，但在途經蘄春時被國軍第21集團軍138師高射砲擊落，死於大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