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 各地反日情形
即使战争结束后，巴西的反日情绪依然存在。 战后，由日本移民成立的恐怖组织“新藤仁美”成立，专门杀害相信日本投降的日裔巴西人。 该组织的暴力行为加剧了巴西的反日情绪，并引发了巴西人和日裔巴西人之间的多起暴力冲突。1946年国民制宪会议上，里约热内卢代表米格尔·库托·小提出宪法修正案，称“禁止任何年龄、任何血统的日本移民入境”。最终投票结果为99票赞成、99票反对，双方打成平手。主持制宪会议的参议员费尔南多·德梅洛·维亚纳投了决定票，否决了宪法修正案。 仅以一票之差，1946年巴西宪法并未禁止日本人移民巴西。
2010年代后半叶，巴西国内出现了一定的反日情绪。巴西现任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被指控发表了被认为歧视日本人的言论，这在媒体和巴西日裔社区中引起了反响。2020年，可能由于COVID-19大流行，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针对日裔巴西人发生了一些仇外心理和犯罪事件。
与其他移民国家一样，加拿大的反日情绪在20世纪最为强烈，为了应对日本人和其他亚洲移民，加拿大成立了排亚洲联盟等反移民组织。1900年代初的温哥华也经常爆发这样的反日排华骚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加拿大人像美国一样被拘留。1988年，布赖恩·莫罗尼政府最终为幸存的被拘留者支付了经济补偿。
日本公共广播机构NHK提供了一份海外旅行安全风险清单，并在2020年初将反日歧视列为前往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旅行的安全风险，可能是出于对新冠病毒的担忧，流行病和其他因素。法国反日情绪高涨的迹象包括日本国民报告的反日事件有所增加，例如在街上被嘲笑、拒绝出租车服务，以及至少一家日本餐馆遭到破坏。一群在巴黎游学的日本学生遭到当地人的辱骂。另一群日本公民遭到袭击，这促使日本大使馆和外务省向在法国的日本公民发出警告，敦促谨慎行事。由于歧视现象日益严重，巴黎的一名日本电视台播音员表示，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说日语，也不要穿和服等日本服装。日本人还受到法国娱乐业的许多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些刻板印象巩固了日本人的总体形象，通常是负面的。
据日本外务省称，德国的反日情绪和歧视一直在上升，特别是当COVID-19大流行开始影响该国时。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反日情绪有所上升，一些日本居民表示，对他们的怀疑和蔑视明显增加。与这些情绪相一致的是，反日事件不断增加，例如至少一个主要足球俱乐部因担心冠状病毒而将所有日本球迷赶出体育场，当地人向日本人的家中扔生鸡蛋。
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新闻稿中表示，针对日本人的歧视和骚扰事件有所增加，可能与2020年的COVID-19大流行有关，并宣布已设立一个帮助中心，以协助日本居民处理这些事件。有报道称该国普遍存在反日歧视和骚扰，酒店、商店、餐馆、出租车服务等拒绝日本顾客，许多日本人不再被允许参加会议。日本大使馆也在短短几天内收到了至少十几起针对日本人的骚扰报告。据日本外务省称，印度尼西亚的反日情绪和歧视不断上升。
秘鲁的反日情绪始于20世纪，是中国移民秘鲁后普遍反亚洲情绪的一部分，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同被列为恶化种族并入侵秘鲁领土的“黄色威胁”。政客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公报、报纸和小册子上的文章等出版物来嘲笑亚洲人，甚至煽动秘鲁人民攻击秘鲁裔日本公民及其企业。秘鲁工人的抗议导致1917年成立了反亚裔协会，并于1923年废除了合同移民。
战前时期对日本移民来说尤其困难，他们开始影响秘鲁政府本身（二战期间日本人被驱逐到美国的集中营，特别是该国位于水晶城的唯一德克萨斯州的家庭拘留营）。尽管和日裔秘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但战争使局势急剧恶化。日本农民和商人在小众但可见的部门取得的经济成功、大量汇款汇回日本、担心日本人抢走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以及日本和秘鲁之间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这些都是实施立法的动机。遏制日本移民进入其边境。1937年，秘鲁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取消了有日本血统的秘鲁人的公民权，随后又颁布了第二项法令，使保持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困难，其结果包括将日本移民污蔑为“兽类”，“ 不值得信赖”、“军国主义”，以及与秘鲁人“不公平”地竞争工资。这些导致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并随着秘鲁经济的萧条和不稳定而恶化。
在立法歧视和媒体宣传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种族骚乱于1940年5月13日开始，持续了三天。在骚乱期间，日裔秘鲁人遭到袭击，他们的房屋和企业被毁。利马600多处日本住宅和企业遭到破坏，造成数十人受伤、一名日本人死亡。这不仅是“秘鲁历史上最严重的骚乱”，而且还是第一次针对种族群体的骚乱。尽管规模巨大，但事件却没有得到充分报道，这反映了当时公众对日本民众的情绪。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受到美国压力，日本人被视为对秘鲁和美国的威胁，这影响了秘鲁人的“反日态度”。他们将日本秘鲁人驱逐到美国还涉及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征用他们在秘鲁的财产和其他资产。1943年的一份备忘录所述，外敌控制部队中南美分部的雷蒙德·伊克斯观察到，许多日本人被送往美国“……仅仅是因为秘鲁人想要他们的生意，而不是因为那里有日本人”。是否有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战后，秘鲁社会的反日情绪有所下降，特别是1960年之后（当时日本开始与秘鲁及其日经社区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然而，在日裔秘鲁人阿尔贝托·藤森上台后，这些情绪略有复苏，他参与了秘鲁的腐败行为，在秘鲁圈子里产生了对日本的反感。这种情绪的复苏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在阿尔贝托·藤森被捕并受审后，日本驻秘鲁大使馆和当地媒体频繁接到电话，威胁要伤害日裔秘鲁人、在秘鲁的日本企业、大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设施。
菲律宾的反日情绪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日本对该国的占领。据估计，战时1700万菲律宾人中有100万在战争中丧生，还有更多菲律宾人受伤。几乎每个菲律宾家庭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战争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帕尼克市，幸存者讲述了日本占领期间菲律宾男子遭到屠杀，数十名妇女被赶走用作慰安妇的情况。今天，菲律宾与日本有着和平关系。此外，菲律宾人一般不会像中国人和韩国人那样因为某些方面的说法而感到被冒犯，即日本的暴行几乎没有受到关注。这种感觉的存在是由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向该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棉兰老岛的达沃地区有一个庞大的日本移民社区，他们在战争期间充当了欢迎日本侵略者的第五纵队。日本人受到摩洛穆斯林和中国人的仇恨。摩洛人对日本人进行了自杀式袭击，摩洛人也没有攻击过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不被视为摩洛人的敌人。
根据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民意调查，84%的菲律宾人对日本的影响持积极态度，12%的人表示消极看法，使菲律宾成为世界上最亲日的国家之一。
老一辈的新馬人民由于经历过日本占领时期的二战经历，对日本有一些怨恨，但由于如今发展了良好的经济关系，新加坡目前与日本有着积极的关系。
20世纪70 年代，泰国民主学生抗议者中普遍存在反日情绪。示威者将日本公司受泰国军方邀请进入该国视为经济入侵。此后，该国的反日情绪逐渐平息。
在俄罗斯帝国，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阻止了俄罗斯在东方的野心并使其蒙羞。在后来的俄国内战期间，日本是协约国干涉军的一部分，帮助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至1922年 10月。二战结束时，裕仁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日本投降，苏联红军接受了近60万日本战俘的投降；其中473,000人被遣返，其中 55,000人在苏联囚禁期间死亡，其他人的命运未知。据推测，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驱逐到中国或朝鲜并被迫充当劳工和士兵。南千岛群岛争端是当代俄罗斯反日情绪的根源。
1902年，英国与日本签署正式军事同盟。然而，该联盟尤其在1923年终止。到了1930年代，由于英国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双边关系变得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反日宣传与美国的反日宣传非常相似，其内容即使不是直接将日本人描绘成蜘蛛等动物，也怪诞地夸大了日本人的身体特征。战后，英国的反日情绪主要集中在英国战俘所遭受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