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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李德哈特 個人生活
李德哈特於1924年開始領取陸軍半薪（退休或未實際服役者領取），隨後於1927年從陸軍退役。1921和1922年李德哈特曾兩度罹患輕微的心肌梗塞（可能是毒氣造成的後遺症），使他進一步改善戰後的小型軍隊計畫無法持續。隨後李德哈特轉而做為作家和理論家，1924年他成為網球比賽的記者和《早報》的助理軍事記者並報導溫布頓網球錦標賽，1926年他將其網球報導整理出版，取名為《揭露網球名將》（The Lawn Tennis Masters Unveiled），而後他先後在1925~1935年於每日電訊報及1935~1939年於泰晤士報擔任軍事記者。
1920年代中晚期，李德哈特寫了一系列主要軍事人物的歷史，並因此發展出了一項理論——若在前線以「衝鋒」作為策略，則勢必將造成極大犧牲。他認為英國之所以會在大戰中損失慘重，即是因為前線的指揮官沒有意識到歷史的教訓，而且他也認為英國於1914年派軍直接介入歐洲大陸上的戰爭是錯誤的決定。他強調依據歷史，英國的「戰爭之道」應是遠離其盟友在陸地上的戰爭，並僅透過海軍的力量介入，而陸軍應只在主要前線上擊退敵人以兌現其「有限責任」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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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德哈特早期關於機械化戰爭的著作中，他建議用可快速移動的裝甲車輛攜帶部隊，並形容這些是「坦克陸戰隊」，就像是皇家海軍用他們的船艦運送士兵一樣。他的方法是讓部隊乘坐他們的履帶車輛移動，再下車以佔領最佳的防禦陣地，此外也可藉此維持住裝甲單位，這可與J·F·C·富勒特別強調將裝甲車集結而成裝甲軍團的構想做比較。李德哈特預見了陸軍將機動步兵和砲兵結合的需求，這與古德里安於德國發展的裝甲師構想頗為相似，然而並非完全一致。
根據李德哈特的回憶錄，在1935年11月到1936年11月這段期間，他於泰晤士報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英國在下一場歐洲戰爭中的角色應託付在其空軍上，並認為理論上空軍即能夠擊敗敵人以避免大量傷亡，並最小化從英國本土招募部隊以派往歐洲而可能產生的影響，此想法影響了時任財政大臣張伯倫，使他在「防禦政策及需求委員會」的討論中提出與其派遣大型軍隊登陸參戰，還不如使用強大的空軍。
B·H·李德哈特 個人生活
1937年張伯倫成為首相後，即順勢讓李德哈特在1930年代末期，對英國的主要戰略擁有了影響力，同年5月，李德哈特準備了英國陸軍的重組計劃以保護大英帝國，並將計畫提交給國防協調部長 湯瑪斯·因斯基普爵士。六月，李德哈特被介紹給英國陸軍大臣 萊斯利·霍爾-貝利沙，他們在1938年7月有了兩次非官方的閉門會談，李德哈特提供了霍爾-貝利沙一些想法，使他能夠在內閣會議中提出。1937年10月20日，張伯倫寫信給霍爾-貝利沙說：「我讀過了李德哈特的《武裝中的歐洲》（Europe in Arms），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應盡快找來這本書並迅速掃過一遍，尤其是『英國軍隊的角色（Role of the British Army）』這一章」，霍爾-貝利沙則回覆說「我立刻看完了書中這一章，他的將領理論令我印象深刻。」
在德軍於1939年9月入侵波蘭後，戰時內閣改變了張伯倫採納自李德哈特的政策。當歐洲處於戰爭邊緣且納粹德國威脅要入侵波蘭時，內閣轉而主張派遣陸軍共55個師前往歐洲大陸干預並派往波蘭、挪威和法國等地進行幫助。
B·H·李德哈特 個人生活
戰後李德哈特負責廣泛採訪為盟軍俘虜的德軍高階將領及進行匯報，並提供了對這些將領觀點的評析。這些內容後來出版為《山的那一邊》（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英國版，1948）及《德軍將領話滄桑》（The German Generals Talk）（美國精華版，1948）。
數年後，李德哈特得到了機會以閱覽隆美爾於戰爭期間留下的資料，這些資料原先是隆美爾計畫在戰爭結束後用於寫作，隆美爾的家人於1950年曾以 “無恨的戰爭（War without Hate）”為名於德國出版這些資料，這些資料中有些部分被隆美爾自行摧毀，其餘部分（包含隆美爾寫給妻子的信）則被美國有關機構沒收，在李德哈特的幫助下，這些資料成功返還給隆美爾的遺孀。接著他編輯及精簡前書並整合進新資料，而後加入了李德哈特自己及前德軍中將拜爾萊因的資料及評論，並於1953年以《隆美爾戰時文件》（The Rommel Papers）為題出版。（可參見下文——在隆美爾神話中的角色）
1954年，李德哈特出版了他最有影響力的著作《戰略論》（Strategy），並於1967年擴充後發行了第二版。該書對「間接路線」策略的歷史研究有極大的貢獻，並可用多種方式分析各種戰役，直至世紀末依舊適合，而這也是英國發展機動戰主義的原因之一。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於1966年新年授勳冊封李德哈特為下級勳位爵士，2009年起，李德哈特的個人論文和圖書資料成為了倫敦國王學院的李德哈特軍事檔案中心的核心資料。
1970年1月29日，李德哈特於馬洛的家中去世，享壽74歲。
B·H·李德哈特 主要思想與見解
李德哈特是使用「間接路線」戰略即可輕易獲得勝利此一概念的提倡者。李德哈特解釋道，如果攻擊對手的期待的地方將會使獲勝的機會更為渺茫：「合乎對方期待而發動攻擊的前線作戰，只會鞏固對方的平衡並增強他們的抵抗力量」。相較之下間接路線則能夠在實際上或是心理上給予敵人意料之外的衝擊：「這種間接路線總是既從心理上又從實際上對敵方產生衝擊，從戰略角度而言，繞最遠的圈通常是回家的最短道路。」
李德哈特也用歷史戰役作為其概念的範例，例如由在留克特拉戰役中，獲勝的伊巴密濃達便是採用了間接路線，藉由增強左翼並止住右翼，而非依照當時代的準則去增強右翼，成功擊潰了斯巴達的軍隊。而較為現代的例子則有1944年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第，而非登陸德軍原先預期的加萊地區。相較之下，李德哈特眼中的直接攻擊則可以北軍在1862年美國南北戰爭中弗雷德里克斯堡戰役的攻擊為代表。
B·H·李德哈特 主要思想與見解
更令李德哈特對伊巴密濃達印象深刻的則是，在公元前370年左右，他在冬天之中將軍隊分散並入侵伯羅奔尼撒半島，也就是入侵斯巴達的領土，由於他無法在戰鬥中跟斯巴達打成平手，所以他決定解放斯巴達的奴隸，然後他興建兩座城市以阻止斯巴達的反擊，透過解放奴隸以摧毀斯巴達的經濟基礎，成功兵不血刃地贏得戰爭。
在分析拿破崙的戰爭時，李德哈特注意到當他的軍隊益發強大時，他的用兵缺乏變化且更為直接和強硬，相較之下在他軍力薄弱時的戰役反而用兵較具彈性，持續的勝利似乎反而磨損了他的能力使他如同士兵一樣，僅剩用勇敢與軍技相互較勁（soldier's battle）；而不是在戰略與戰術上的較量（general's war）。
根據布萊恩·霍爾頓-里德，李德哈特的間接路線可以歸納出七個主題：
B·H·李德哈特 影響
伴隨著極高的知名度，約翰·甘迺迪總統稱李德哈特是「上尉而為將軍之師」，並曾以他的著作攻擊艾森豪政府，認為該政府過度依賴核武器。李德哈特的影響力也延伸到了英國跟美國以外的軍隊，山姆·鮑姆加滕曾說明李德哈特對澳大利亞陸軍的影響：「間接路線也是影響機動戰理論發展的關鍵原因之一，並支配了整個1990年代的陸軍思想」。前巴基斯坦將軍沙法特·沙阿則稱讚李德哈特的著作《戰略論：間接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是一本在軍事史及軍事理論上的開創性著作。弗蘭斯·奧辛加則在他的著作《科學、戰略與戰爭》（Science, Strategy and War）提及當荷蘭人談到約翰·博伊德時：「在他最近出版關於現代戰略理論的研究時，科林·格雷將約翰·博伊德與20世紀傑出的戰略理論家並列，例如伯納德·布羅迪、愛德華·盧特瓦克、巴茲爾·李德哈特以及約瑟夫·懷利。」而李德哈特的傳記作者亞歷克斯·丹切夫則注意到李德哈特的著作至今依舊在全世界被翻譯及流通，其中有些甚至距離完稿當時已有70年之久。
B·H·李德哈特 爭議
二戰結束後，李德哈特指出德意志國防軍採用了J·F·C·富勒和他的理論，並發展成所謂的閃電戰以擊敗盟軍。而有一些學者，像是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則質疑英國軍官，尤其是李德哈特，對於在1939~1941年間由德軍裝甲部隊所練就及發展的作戰方式，他們究竟有多少程度的影響。而在戰後盤問那些前德軍將領時，李德哈特嘗試在這些將領的作戰經歷及方式中找出他的影響力。在許多訪談中，這些前將領都提及了李德哈特對他們戰略規劃的影響，而這些內容無論是在當時還是戰前，抑或是更久之前都未曾有人提過，也沒有文件能佐證他們的論述。因此李德哈特是將「文字加諸於德國將領的嘴巴」，而米爾斯海默認為，這些將領配合的目的是要藉李德哈特之手「恢復失去的名聲」。
以色列國防軍作戰行動研究所的創辦人暨前負責人西蒙·納維則認為，李德哈特在二戰後將閃電戰的作戰方式「變成」了軍事學說：閃電戰與學說的概念全然相反，構成閃電戰的雪崩式攻擊其實疏於設計，但卻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納維還提到：
B·H·李德哈特 爭議
藉由操縱和設計，李德哈特扭曲了閃電戰概念形成的實情，並模糊了最一開始的源頭。透過灌輸其理想化且過於誇大的概念，他強化閃電戰的迷思。透過強加及回顧了他對機動戰的觀念，即使這些與閃電戰的概念相比僅是極淺的一小部分，他仍創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理論，並主宰了40年才被澄清。
納維陳述說在他與前德國將軍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兩人也是隆美爾的同事）的信中，李德哈特對後者強加了他對於閃電戰所捏造的內容，並強迫兩人宣稱這才是真正的起源。
納維還指出古德里安在德國出版的回憶錄與在英國出版的有所不同，在德語版本中他忽略而未提及英國理論家的影響力，像是富勒和李德哈特。其中一個有關這些理論家對古德里安的影響的例子是1920年，由富勒出版關於康布雷戰役報告（他當時是皇家坦克軍團的參謀）。李德哈特則宣稱他對於裝甲作戰的發現和理論為古德里安得知並被採用，後者奠定了後來被通稱為「閃電戰」的戰略行動的基礎，這項戰略的主軸是透過攜帶炸彈的戰機深入敵人防線後方，並藉由這些深入的轟炸機遞送眾多的爆裂物以支援前線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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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德國的版本中，古德里安的回憶錄有提到李德哈特，但他並沒有將他發展裝甲戰理論的想法歸功於李德哈特，而關於英德版本不同的解釋，或許可以在兩人之間的通信探知一二。在一封給古德里安的信中，李德哈特提醒了那些預期他要提供聲譽的德國將軍，要求他們說：「你們應該要注意去置入那些對於我強調使用裝甲軍以進行長距離行動來破壞敵軍通訊；以及建議將裝甲車及裝甲步兵結合成裝甲師的評論，並說明這些讓你印象深刻。」
B·H·李德哈特 爭議
理察·斯溫評論說雖然有不少人反對李德哈特所提的思想是屬於他的，但是李德哈特並非惡棍，且米爾斯海默嘗試的人格暗殺是毫無根據的。傑·盧瓦斯則評論說李德哈特跟富勒確實預料到了裝甲軍在閃電戰中所佔的角色，盧瓦斯認為李德哈特是真的高估了他對德軍將領的影響，但在德國以及其他國家則確實有不少軍事領袖（包含伊加尔·阿隆及安德烈·博弗爾）都知道其理論，且認為這些想法具備相當價值。根據盧瓦斯所言，弗里德里希·冯·梅伦廷追憶說隆美爾曾多次提及李德哈特並對其頗為認同，而盧瓦斯並不對此感到意外。盧瓦斯也發現到說李德哈特作為一位學者，需要公眾的認可及影響力，同時他也是一位天生大方的人，因此他努力建立與其他人的關係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強加特殊動機。約瑟夫·福布斯則去除了有關李德哈特、古德里安、以及隆美爾的親友們的說法，並認為這些人與李德哈特扭曲其毫無根據的影響力共謀，他說道：在李德哈特關於古德里安的書籍章節中，古德里安說他對於霍巴特而非李德哈特的理論較具信心；至於戴斯蒙德·楊將李德哈特推薦給曼弗雷德·隆美爾，以幫助他出版父親回憶錄並不可被當作是一項給予李德哈特不正當認可的陰謀證據；而李德哈特的書籍《德軍將領話滄桑》（The German Generals Talk）整本書則僅有一項重點就是李德哈特的影響力。根據福布斯所述，米爾斯海默比起弗蘭克·馬欣的評論更少使用實際的文字資料以做出關於「李德哈特將捏造的德國將領評論以誇大他的地位」的說法填滿書籍的主張
B·H·李德哈特 爭議
。
李德哈特對「隆美爾神話」的編造起了相當作用，這項說法認為德軍元帥隆美爾是位非政治性且傑出的指揮官，且由於他參與了7月20日密謀案以刺殺希特勒，因而成為了第三帝國的受害者。此神話則以隆美爾於納粹宣傳的參與以宣傳稱讚國防軍及灌輸德國公眾樂觀想法為主要論據。從1941年起，隆美爾便已被英國媒體廣泛於西方傳播，這是因為他們需要尋求一個解釋，以說明何以他們持續無法在北非擊敗軸心國部隊。戰後西方盟國，特別是英國，將隆美爾描繪成了「好的德國人」或「我們的朋友隆美爾」，他的名聲產生了所謂的「乾淨戰爭」，並被用於推動西德重整軍備計畫及與其前敵人——英國及美國和解，以使英美兩國與新成立的德國聯邦政府站在一起。
B·H·李德哈特 爭議
1950年韓戰爆發後，對英美兩國而言重整德軍以協助面對蘇聯的威脅已毫無疑問，而許多前德國將領確信說若是沒有前國防軍參與，則德國軍隊將不會有未來可言，因此在當時冷戰的氛圍下，隆美爾的前敵人，特別是英國，在此神話的產生及傳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西德軍備重整極高地依賴此形象的協助，而這正是國防軍所需要的。李德哈特則是此觀點的早期倡議者，並在其1948年出版的書籍中提供了第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論述，在專門寫隆美爾的文章中，李德哈特將隆美爾形容成納粹政權的局外人。此外在1951年發行的文章，也加入了稱讚型的評論像是隆美爾的「天賦及表現」使他成為「『偉大的指揮官』並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B·H·李德哈特 爭議
1953年，關於隆美爾戰時留下的寫作資料，在由李德哈特、前德軍中將拜爾萊因、隆美爾的遺孀及兒子整理編輯後出版，並定名為《隆美爾戰時文件》（The Rommel Papers）。歷史學家馬克·康納利認為該書是導致「隆美爾再生（Rommel renaissance）」的兩項原因之一，另一項則是戴斯蒙德·楊所寫的傳記《隆美爾：沙漠之狐》（Rommel: The Desert Fox），李德哈特在這本書中將隆美爾的洞察力定調為一位優秀的指揮官；在引言中，李德哈特將隆美爾與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相提並論為：「兩大沙漠名將」。而李德哈特在寫書的工作中也藉機追逐私利：他哄騙了隆美爾的遺孀以加入關於隆美爾被李德哈特機械化戰爭理論影響，並使之驚嘆而造就其在1940年戲劇化成功的內容。（該爭議由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在他的書中《李德哈特的歷史地位》（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所描述，在一項評論米爾斯海默工作的出版品中（由戰略研究所出版），指出米爾斯海默正確地形容了李德哈特的工作……操縱歷史。）
根據康納利，楊和李德哈特造就了此英美語圈的神話，其中包含了三項內容：隆美爾對於納粹主義的矛盾心理、他的軍事才能、以及他在北非具有騎士風範的戰鬥。他們的工作給予了「清白的國防軍」神話支持，且大體上不被質疑，因為他們是英國作者，而非德國的歷史否定主義者。
2006年9月4號，在軍情五處解密的檔案中，提到在1944年早期曾懷疑過諾曼第戰役的計畫被洩漏，李德哈特準備了一篇論文命名為《入侵大陸問題的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Invading the Continent），並在政界及軍界中的人物間流傳。在論文中李德哈特幾乎正確地推測出有關盟軍登陸的幾項資訊，包含登陸地點。軍情五處懷疑李德哈特從英國的防空指揮官弗雷德里克·派爾爵士上將那邊拿到了計畫，因此軍情五處展開了監視，包括監聽了李德哈特的電話及攔截信件。調查並未顯現出李德哈特有涉入任何顛覆性活動，也沒有證據不利於派爾將軍，李德哈特則陳述說他的結論僅僅是湊巧，因此李德哈特應是剛好與盟軍參謀總部發現相同的問題並得到了相似的結論。
B·H·李德哈特 傳記
約翰·米爾斯海默出版 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使用主要證據檢視李德哈特的主張，包含其預測法國將為閃電戰擊垮，以及其在1930年代影響了德國的將領及思想家（尤其是古德里安及隆美爾），該書嚴厲的質疑了李德哈特版本的歷史。 （New York, 1988, 由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nd part of the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出版）
B·H·李德哈特 著作
德國版本：
Die Verteidigung Gross-Britanniens. Zürich 1939.
消息报
《消息报》（俄語：，羅馬化：Izvestia）是一份俄罗斯的报纸，在苏联时期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议会）以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为苏联时期的第二大报纸。
消息报 历史
消息报最初为1905年俄罗斯革命期间，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布信息的媒体，总共发行了10期，第11期被查封。
1917年3月创建于圣彼得堡，当时为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十月革命后划归为布尔什维克领导，曾发表《和平法令》。1918年3月迁至莫斯科，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机中央执行委员会关报。知名编辑有布哈林和赫鲁晓夫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在阿朱别伊的领导下，《消息报》发展迅速。
1977年改用现名。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急剧恶化，俄罗斯读者对《消息报》不再有信任感，其发行量每况愈下。到1997年初，所谓俄罗斯言论自由最昌盛的时期，消息报的发行量降到了约50万份。
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管辖的喀拉海群岛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群岛以本报于十月革命时取的全名《农工兵哥萨克及彼得格勒工人红军苏维埃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得名。
法国国立高等矿业学院集团
法国国立高等矿业学院集团（法語：，縮寫 GEM），習稱法国高矿集团，是7所法国国立高等工程师学院（亦称精英大学校）的联合体。法国高矿集团隶属法国工业部，与工业界合作密切，在世界享有盛誉。很多校友担任了世界知名公司的总裁。
法国高矿集团源于路易十六于1783年创建的巴黎皇家矿业学院。时至今日，法国的采矿业早已终止，但法国高矿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法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多学科工科大学联盟，并保留了原有名称。
法国高矿集团目前在法国设有一个研究院，3个研究生院，7个学院校区，拥有46个研究实验室。在校生约6,000名，其中近1,000名在读博士生。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10%。每年授予近1,500个硕士学位（其中1,000名工程师）和300个博士学位，20%毕业生在法国以外工作任职。
法国国立高等矿业学院集团成员：
2012年3月起，法国国立矿业学校集团（GEM）与4所法国顶尖电信学校所组成的电信学校集团（GET）合并。
目前，集团已正式更名为法国国立高等矿业电信学校联盟（法語：，简称IMT）。
文才
文才可以指文學寫作的才能，例如《后汉书·应劭传》：“弟子瑒璩，并以文才称。
文才還可以指：
Los Angeles (專輯)
《Los Angeles》是香港女歌手JW的第1張個人唱片，於2010年7月29日推出。
釋文才 (元朝)
釋文才（?—1302年），元代華嚴宗僧。俗姓楊，号仲華，人稱松堂和尚，五臺山祐國寺沙門。平阳府（山西）临汾人。
其父為居士。自小學佛，出家于绛州福严寺，受具后读《证道歌》“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欣然契悟，又到龍門山讀經三年。泰定元年（1324年）住少林寺，泰定五年退隐香严寺，诠释《楞严法界则》及《般若心经》。元世祖曾降旨让他主管洛阳白马寺，元成宗於五台山建佑国寺，经帝师迦罗斯巴荐举，为大万圣佑国寺开山第一世，赐号“真觉国师”。至大德六年壬寅九月（1302年）示寂。
列夫·加米涅夫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俄語：，羅馬化：Lev Borisovich Kamenev；1883年7月6日—1936年8月25日），苏联著名政治家、革命家，苏联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加米涅夫在布尔什维克建党时期非常活跃，是列宁的助手之一。十月革命之后，被选举为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苏共重要领导人，但同年因为是否联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加入新政府的问题与列宁发生矛盾，遭到列宁批判。但他后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问题上支持列宁的观点。1923年起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列宁研究所所长职务，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有着重大贡献。列宁去世后，他与托洛斯基、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一同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与季诺维也夫一起，联合斯大林、布哈林，将托洛茨基逐出党中央。后因斯大林权力的不断膨胀，与季诺维也夫一起联合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最终在1926年被打倒并逐出党中央。
列夫·加米涅夫
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发动大清洗。加米涅夫遭到逮捕，与季诺维也夫一起被指控为基洛夫暗杀案中凶手的“道德同谋”。后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党联盟”重要成员，“阴谋刺杀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1936年8月，与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被送上莫斯科审判的审判席。同年8月25日遭到枪决。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加米涅夫于1988年得到平反。
列夫·加米涅夫 早年生涯
加米涅夫原名罗森菲尔德（俄語：），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原本是火车司机，后来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由于要参加1880年开工的巴库-第比利斯-巴统的跨高加索铁路的建设，在1896年把家迁到了第比利斯，加米涅夫就进入当地的语法学校就读，毕业后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法律，在学校里受到社会民主思想的影响。1902年3月，加米涅夫因组织学生示威，被遣返回第比利斯。同年秋天，加米涅夫到法国巴黎进行短期旅行，接触到了一些流放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听了列宁的演讲，并和列夫·托洛茨基的妹妹，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奥尔加结婚。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加米涅夫支持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久受列宁的委派，化名“加米涅夫”（意为“石头一般的”），回到第比利斯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04年他在莫斯科组织示威，被捕五个月。不久他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中央委员会，也结识了同在高加索从事革命活动的约瑟夫·斯大林。两人关系不错，加米涅夫常会资助斯大林，但思想激进的斯大林有时也会和思想温和的加米涅夫发生些冲突。
列夫·加米涅夫 进入领导层
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加米涅夫参加组织圣彼得堡的罢工。11月列宁回到俄国，加米涅夫成为他的助手之一。1907年5月他赴伦敦出席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但回到俄国后立即被捕。1908年出狱之后他到瑞士日内瓦帮助列宁编辑布尔什维克杂志《无产者报》。1908年列宁与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波格丹诺夫决裂，在之后列宁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论战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成为列宁的最主要拥护者，他们两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1910年1月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各自的支持者与孟什维克在巴黎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希望可以达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重新联合，弥合党内分歧。列宁本人坚决不同意联合，但当时他不在中央委员会内。加米涅夫对这一计划表示怀疑，但还是被维克托·诺金说服，试着进行了一些努力。最终会议达成了暂时协议，并且决定给予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创立的《真理报》以经济资助，加米涅夫则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代表加入真理报编辑部。但不久加米涅夫就和从不许别人插手自己政策的托洛茨基发生了矛盾，于8月退出了《真理报》编辑部。
列夫·加米涅夫 进入领导层
在重组社会民主工党的努力失败之后，加米涅夫继续在《无产者报》的编辑部工作，并在巴黎郊区的隆瑞莫的布尔什维克学校教书，期间还写了《两个党》对孟什维克进行了批评。1912年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单独的政党后，加米涅夫跟随列宁移居波兰克拉科夫。1914年1月加米涅夫被派往圣彼得堡，指导《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和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议员的工作。一战爆发后，加米涅夫被捕入狱，在审判中他表示自己并不赞同列宁的反战主张。1915年上半年，加米涅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列夫·加米涅夫 组织俄国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和同样流放西伯利亚的斯大林一起回到圣彼得堡，负责起《真理报》编辑任务。从流亡地返回彼得格勒的路上,加米涅夫发了一封拥护李沃夫王公为临时政府总理的贺电。加米涅夫坚持一向的温和观点，主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临时政府的工作中去，与临时政府沟通合作，彻底的稳固二月革命形势，劝服工人回到工厂努力工作、让士兵重新拿起武器保卫俄国、与英法协约国配合继续战争，反对布尔什维克俄罗斯中央局在二月革命后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在给《真理报》写的评论中，加米涅夫强调了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不易过于激进，应该部分支持新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并且和孟什维克和解。列宁对这一评论大为不满，一回到俄国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四月提纲》，反对加米涅夫的温和观点。加米涅夫则发表了《我们的分歧》和《关于列宁的提纲》反对列宁的观点，认为当前应先完成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才慢慢接受了列宁的观点。
列夫·加米涅夫 组织俄国革命
七月事变发生后，列宁在躲避临时政府的追捕中，曾给加米涅夫送过一个便条，写着如果自己被捕，则请加米涅夫出版自己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蓝皮笔记”（后来被列宁扩写为《国家与革命》）。8月加米涅夫被捕，不久就被释放。9月末十月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预备议会，加米涅夫认为布尔什维克应该参加预备议会，再次与列宁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列宁以自己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施压，终于使布尔什维克抵制了预备议会。
在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时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仅有的两位反对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央委员，并且在非布尔什维克刊物，马克西姆·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声明反对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申请退出中央委员会。这一举动激怒了列宁，他要求将这两个“工贼”开除出党，但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认为中央委员会无权开除党员，应由全会解决，拖延了这一要求。辞职未获批准的加米涅夫仍然认真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并在起义成功之后于11月9日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临时的国家元首。
列夫·加米涅夫 组织俄国革命
加米涅夫认为要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同时以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为首也要求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并把激进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驱逐出政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可以和他们进行谈判。但列宁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谈判而是把军队派往莫斯科，并和托洛茨基一起说服了其他委员达成了不谈判的决议。作为回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金等五人从中央委员会辞职。加米涅夫也连带辞去了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中旬列宁对少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必须服从中央，否则就开除出党，12月加米涅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中央委员会工作。
列夫·加米涅夫 建设工作
离开中央委员会后，加米涅夫先是参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工作。1918年1月被派往英法，寻求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但因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单方面媾和在两国都遭到了驱逐，在返程途中遭芬兰方面逮捕并被关押至1918年8月。回到莫斯科后，加米涅夫担任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政治局这一最高领导机构，以便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行使权力，加米涅夫和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一段时间的加米涅夫一方面要指导莫斯科苏维埃的事务，一方面也要参加政治局的事务，被列宁称为“拉着两辆车的一匹非常能干的负重耐劳的马”。1919-1922年这段时间，加米涅夫是和列宁见面最多的人之一，除了工作需要，他还负责编辑出版列宁的著作，而他具有的那种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身上少有的温和稳健风格也影响着列宁的思想。
列夫·加米涅夫 建设工作
1922年在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总书记，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形成了“三驾马车”联盟。三个人中季诺维也夫有政治野心，斯大林则更多的被认为是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而并非有野心的政治领导人，加米涅夫则被认为是一个富有学识和智慧的调解者，但缺乏政治野心和手段。卢那察尔斯基曾说：“因为他高尚的品质、加米涅夫被认为是个高贵的人，但比起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人，他有着过多的智慧，遇到多方面影响时，容易动摇。”不久，斯大林在格鲁吉亚事件处理上的纵容和粗暴作风让列宁十分不满，他希望托洛茨基代表自己在即将开幕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抨击斯大林的错误，但在加米涅夫的调解和斯大林的妥协下，托洛茨基只是温和的让斯大林改正错误。1923年7月苏联设立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加米涅夫均当选副主席，和瞿鲁巴、李可夫一起协助重病中的列宁处理苏联的日常政务工作。在列宁因病缺席会议时，加米涅夫会代为主持人民委员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列夫·加米涅夫 高层政治斗争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三驾马车”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开始显现，在当年5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遗嘱，即列宁在1922年底和1923年1月写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在信中，列宁对于斯大林是否可以谨慎使用他的权力表示怀疑，并因为其粗暴的工作作风，建议把他调离总书记的岗位。加米涅夫再次发挥了他的调和能力，主导通过了不把遗嘱公开的决议。10月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重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之前的表现，而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斯大林。这使得自己更成为“三驾马车”的对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托洛茨基历史上曾经多次和列宁发生意见分歧进行了反击。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迫辞去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离开了领导层。
列夫·加米涅夫 高层政治斗争
托洛茨基离开了政治中心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联盟也产生了分裂。斯大林和理论家布哈林、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结成了联盟。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则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结成被称为“新反对派”的联盟。1925年9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两派的分歧开始公开化，季诺维也夫批评新经济政策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到了1925年12月的苏联共产党十四大上，加米涅夫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能把书记处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要求斯大林离开党的总书记职位，但演讲被代表的怒吼声打断，会后加米涅夫被清除出政治局，仅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意识到斯大林已经成为主要政治对手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1926年6月起正式与之前的对手托洛茨基联合，反对斯大林，被称为“联合反对派”。10月联合反对派发现形势不利，就发表《六人声明》暂时退却，之后在年底的苏联共产党十五大上发起对斯大林政策的攻击，最终彻底失败。联合反对派失败之后，加米涅夫只担任一般工作，如担任贸易人民委员，驻意大利大使（1926-1927）等，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加米涅夫发现自己已经被开除出党。
1925年在加米涅夫被开除出领导层前最后几次公开活动中，他读了小说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狗心》并谴责该书是“对当今时代的刻薄讽刺，出版该书绝无可能。”《狗心》一书直到1987年才得以在苏联出版。
列夫·加米涅夫 因基洛夫遇刺案受审被处决
1928年斯大林开始推行激进的工业化措施，并主张通过“非常措施”来解决当时的粮食危机。这使得斯大林原来的盟友布哈林和李可夫开始感到斯大林的政策缺陷和政治威胁，他们在中央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全会结束后，失败的布哈林找到加米涅夫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承认了加米涅夫1925年的主张削弱斯大林权力演讲是对的，希望可以联合加米涅夫反对斯大林。很快斯大林就从情报部门得知了两人这次谈话的内容，但并没有立即追查，而是把它用于其后的对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审判。
列夫·加米涅夫 因基洛夫遇刺案受审被处决
1928年之后加米涅夫只在经济委员会的下属部门作些工作。1932年加米涅夫被柳廷事件牵连，再次被开除出党，流放到米努辛斯克。第二年获释回莫斯科，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学术出版社的社长，后来又兼任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和老友高尔基联系，希望能够组织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名著。正在他打算平静的从事出版事业时，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按照斯大林“到季诺维也夫分子里寻找凶手吧”的指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又一次被捕，他们被指控组织一个“莫斯科中心”阴谋集团，策划了对基洛夫的刺杀。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开始发动舆论，称存在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相提并论，而他领导的科学出版社也因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而被批判为攻击俄国革命，高尔基为此向斯大林据理力争，斯大林回答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
列夫·加米涅夫 因基洛夫遇刺案受审被处决
1935年1月加米涅夫因基洛夫案件被判处五年徒刑。同年因克里姆林宫密谋事件牵扯到了加米涅夫的弟弟和外甥，加米涅夫再次受到牵连。1936年起，在监狱里的加米涅夫再次受到审问，要求他承认仍在组织杀害苏联领导人的活动。在经历了极大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抱着极大的怀疑接受了斯大林的条件，即只要他们同意出席公开审判并认罪，就不枪毙他们，不株连亲人。1936年8月19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开始，加米涅夫的罪名是和其他被告一起组织暴力组织，杀害基洛夫，并企图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加米涅夫在法庭上认罪，但在审判长维辛斯基作结论说他是在大量罪证面前承认犯罪时，他声明道承认有罪并非因为存在罪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被捕的人并且被指控犯了这些罪，才承认了罪行。1936年8月25日加米涅夫被枪决。加米涅夫的前妻、大儿子和小儿子后来都被枪决。
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为莫斯科第一第二次审判中受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等人恢复名誉，宣布他们无罪。
My Love Story
《My Love Story》是無綫電視藝人鍾嘉欣的第2張大碟，主打歌包括《日夜想你》、《明爭暗鬥》等。是次鍾嘉欣繼承上一張專輯，繼續親自創作歌曲。此專輯後來也獲「金唱片」的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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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預購版在2009年11月12日推出，共收錄12首歌曲及4個MV，而歌曲繼續由鍾嘉欣一直合作的杜自持和嚴勵行（Johnny Yim）負責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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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版本除了收錄限量預購版中的12首歌曲外，還收錄了全新歌曲《愛得起》，更附送9個MV和製作花絮。隨碟附送4款全新Postcard。
My Love Story 唱片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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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琼
胡琼（1483年—1524年），字国华，号九峰子，福建南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明朝政治人物。
胡琼 生平
正德五年（1510年）庚午科福建鄉試舉人。正德六年（1511年）聯捷辛未科进士。曾任慈溪县知县、山西道御史、贵州巡按、山西道御史等。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遭廷杖而死。
胡琼 家族
曾祖胡囗囗。祖父胡壮。父胡勝口。嫡母石氏，生母张氏。弟胡珙、胡瑄。
斯莫尔尼宫
斯莫尔尼宫（俄語：），位于圣彼得堡东北部，涅瓦河转弯处，是一座三层建筑，始建于1806—1808年，是俄罗斯贵族女子教育学会指派贾科莫·夸伦吉（Giacomo Quarenghi）设计建造，作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的校舍。斯莫尔尼宫得名于邻近的斯莫尔尼修道院，初建时此地被一家沥青厂包括在内（“斯莫尔尼”一词在俄语意为“沥青”）。斯莫尔尼宫整体色彩和叶卡捷琳娜宫一致，也是蓝白相间的，是帕拉第奥式风格和俄罗斯风格的融合，相当具有代表性。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成为革命的指挥中枢，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列宁曾在宫中办公。之后成为当地共产党党部驻地。20世纪60年代增建了8根圆柱和7座拱形门廊。现为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地。
59°56′47″N 30°23′47″E﻿ / ﻿59.94639°N 30.39639°E﻿ / 59.94639; 30.39639
乐昌公主
乐昌公主，正史中不见记载人物，唐朝韋述《两京新记》與孟棨《本事诗》中描述为陳朝末代皇帝陈叔宝之妹，夫婿為太子舍人徐德言。後成為隋朝越國公楊素的姬妾，引發成語破镜重圆故事。
乐昌公主 身世
《两京新记》及《本事诗》描述其为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陈朝末年时政混乱，德言知道国破后无法保护妻子，对他妻子说：“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偿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之后打破一镜，两人各执其半，约定说：“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乐昌公主為隋所俘，隋文帝把她賜給越公杨素，成為楊素寵姬。但德言的待遇就大不相同，颠沛流离，到达京师。到达京师后，德言在正月望日往城里寻访。发现有个老者在集市里卖只有半边铜镜，而且特别贵，路人都笑他。但德言立即把老者领到自己的住处，给予食物招待老者，徐德言向老者讲述自己与妻子破镜相约的故事，并拿出自己的一半铜镜，又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知道这诗，哭泣不肯进食。杨素知道这件事情后，很感动，立即召见德言，还其妻，又给了德言优厚的待遇。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很感叹。杨素又与德言夫妻偕饮，令乐昌公主为诗，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之后乐昌公主就与德言归江南，相扶到老。
乐昌公主 质疑
有学者质疑他的真实性。理由总结是：
但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反对上述这种看法。陈尚君的理由总结有几点：
乐昌公主 相关链接
. 陈尚君. 新民晚报. 2008-12-21  [2011-07-16].
達哈塔
達哈塔（满语：，穆麟德轉寫：dahata；1633年—1687年），佟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為清朝政治人物。
達哈塔為順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第三甲進士，兼為繙譯進士。後獲分派至內院學習。順治十三年，官國史院侍讀。歷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僕寺卿、太常寺卿。官至吏部尚書。
公子结 (楚国)
公子結（？—前479年），羋姓，名結，字子期，春秋时期楚国的司马，楚平王之子。楚昭王、楚惠王時代的大臣，死於白公之亂。
公子结 (楚国) 簡介
前506年，柏举之战后，楚昭王逃到随国，子期长得像楚昭王，他让楚昭王逃跑，让随国人把自己献给吴王阖闾。随人因為占卜不吉，于是并未交出子期，而是以言语说服了吴人。楚昭王用刀子劃破了子期的胸口，和随国盟誓。前505年七月，子期、子蒲灭唐国。子期不听子西的建议，在麇地火烧吴军，吴师大败，吴王阖闾回国。
前504年，子期的陆军在繁扬败于吴国。前496年二月辛巳，子期 、陈国公孙佗人率军灭顿国，俘虏顿国国君顿子牂。
前489年，楚昭王將死，認為自己愧對楚國，於是不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就命令子西繼承王位，子西不願意。昭王又改命子期继承王位，子期也不同意。昭王又命令子閭继承王位，子閭推辞了五次，但最後假裝同意了。楚昭王在城父去世後，子閭推辞了王位，与子西、子期商量，秘密转移军队，迎接楚昭王之子公子章即位，是为楚惠王，然后退兵回国。前485年，子期伐陈国，吴国季札援救，对子期说吴楚二君应该退而务德，子期听从，吴楚撤军。
前480年夏，子西、子期伐吴，到达桐汭。
前479年，白公胜發動兵變，子期说：「我用我的勇猛之力事奉君王，死時也要勇猛。」拔下一棵樟樹，打死敌兵，最後陣亡。
阿塔克
阿塔克（烏爾都語：）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北部的一座城市，阿塔克县首府。2006年人口为260724人。
阿塔克位于印度河畔，距拉瓦尔品第80千米，距白沙瓦100千米，距卡姆拉的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10千米。
阿塔克 历史
犍陀罗是古印度的历史区域，主要城市有塔克西拉、白沙瓦等。
阿塔克要塞于1583年在阿克巴大帝的属下赫瓦贾·沙姆斯丁·赫瓦菲监督下完工。要塞外的莫卧尔大篷车道亦建于这一时期。
1759-60年，马拉塔军队占领阿塔克。
1903年阿塔克市建立，本来被命名为坎贝尔堡（）。该市靠近阿塔克要塞。它是通往中亚的主要道路次年成立阿塔克区。1915年开始开采首个油井。
虽然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阿塔克在1978年才改为现名。
阿塔克 参考
本条目包含来自公有领域出版物的文本: Chisholm, Hugh (编).  (第11版).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斯图加特国立剧院
斯图加特州立剧院（Staatstheater Stuttgart）是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座剧院。当地人又称为“大房子”（Großes Haus），曾是两座前皇家宫廷剧院（Königliche Hoftheater）中较大的一座。
它是由赢得设计比赛的著名慕尼黑建筑师Max Littmann设计，建于1909年到1912年，称为皇家宫廷剧院（Königliche Hoftheater），为符腾堡王国的皇家剧院，有一大一小两座，分别称为“大房子”（Großes Haus）和“小房子”（Kleines Haus）。
1919年，这座剧院更名为州立剧院（Landestheater、Staatstheater）。小房子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轰炸，后来建了新的小房子，1962年开业。
“大房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轰炸后德国唯一幸存的主要歌剧院，1982年到1984年进行了全面修复，现有1,399个座位。
该剧院目前是斯图加特州立歌剧院（Staatsoper Stuttgart）所在地。
斯图加特国立剧院 参考文献
48°46′48.61″N 9°11′05.89″E﻿ / ﻿48.7801694°N 9.1849694°E﻿ / 48.7801694; 9.1849694
覺羅慶頤
覺羅慶頤（？—？），字石臣、詩臣，号紹伊，滿洲正藍旗人，盛京宗室，清朝政治人物。
覺羅慶頤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十三年署兵部郎中，光緒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第三甲進士，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兵部郎中改任左庶子。
维塔·玛丽莎
维塔·玛丽莎（印尼語：，1981年1月4日—），印尼女子羽毛球运动员。
维塔·玛丽莎 簡歷
玛丽莎是印尼國家羽毛球隊的其中一名代表人物，特別擅長於雙打項目。曾代表印尼羽毛球國家隊參加蘇迪曼盃（四屆：1999、2003、2005及2007）。2009年初，她從國家隊退役，但仍繼續以個人身分參加公開賽。
游居敬
游居敬（1509年—1571年），字行简，号可斋。福建延平府南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明朝政治人物、學者。
游居敬 生平
游居敬生於正德四年（1509年）。14岁成為府学弟子員。嘉靖十年（1531年）舉福建乡试六十四名，嘉靖十一年（1532年），聯捷壬辰科会试二百十三名，廷试二甲七十六名进士，工部观政後，選为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十二月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十五年巡按应天府，弹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請禁止约束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若水所著书，并毁其门人所创书院。十七年正月出为浙江按察使司佥事，二十年二月升广东按察副使。
嘉靖二十六年任湖广右参政，升浙江按察使、本省左右布政使，调山东左布政。三十七年八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三十九年八月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其间因征剿东川逆贼阿堂，不等候川贵抚按勘明具奏，即调土汉兵五万馀，费以数万计，进兵剿之，巡按御史王大任言于朝，诏锦衣卫械系至京讯治，四十年正月以擅调军马，謫戍边远充军。謫戍七年，隆庆元年（1567年），撫按交章举荐，三年（1569年）四月起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十一月改任刑部右侍郎。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以年老不称职被都给事中韩楫弹劾，被令致仕。同年九月初十日（1571年）去世，葬于南山（今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南山村）。
游居敬 著作
游居敬著有《五经旁注》、《可斋文集》、《奏议》、《丹园集》、《延郡志》。
游居敬 家族
曾祖游廷賜。祖父游祐，祖母吴氏。父游綸，字邦濟，號默斋，嘉靖十四年任睢宁县知县，二十年致仕，二十三年以子贵誥封廣東副使。母吴氏，封宜人。弟游主敬，高州府照磨。子於北，知县；於廣，上林苑监左监丞；於臬；於畿，庠生。孫應夢，光禄署丞；應陞；應台；應嶽，俱生员；應榮；應華；應琴；應朝；應奇；應吉。曾孫學皐；學龍，俱庠生；學乾；學光。
帕莱廷加河
帕莱廷加河（葡萄牙語：）是一条在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的河流。
帕莱廷加河 参考文献
23°22′05″S 45°39′54″W﻿ / ﻿23.368°S 45.665°W﻿ / -23.368; -45.665
徐晞
徐晞（？—？），字孟初，一字孟晞，南直隶常州府江陰縣人，明朝政治人物，官至兵部尚书。
徐晞 生平
永樂初年，徐晞由县掾吏入仕，初授工部缮工司主事，宣德年間被升為工部郎中。之後又被調至兵部武庫司，後轉任兵部右侍郎，隨即往陝西、臨洮等地鞏選練軍士以抵禦賊寇。明廷命徐晞參贊甘肅軍務。
正统六年（1441年），云南麓川守将任思发叛乱，靖远伯王骥率军15万征讨，徐晞督运军粮。大军凯旋后，徐晞以功荣升兵部尚书。正统十年（1445年）以疾病乞求致仕；不久病卒，皇帝下令輟朝一日，遣官員諭祭勑工部營葬。
馬昂
馬昂（1399年—1476年），字景高，祖籍河南祥符縣，後移籍滄州。明朝政治人物，官至太子少保、戶部尚书。
馬昂 生平
馬昂初為第子員，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癸卯科鄉試中舉，次年參加會試落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因儀容俊偉，聲音宏亮，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二年（1437年），經廷臣推薦，升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又巡按陝西、淮陽、徽州等處，所至有聲。
正統八年（1443年），升刑部右侍郎。不久改右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景泰元年（1450年），因乞疾忤旨，命致仕。
景泰五年（1454年），兩廣夷寇擾壤，朝廷召王翺還朝，任吏部尚書，起用馬昂代王翺總督兩廣軍務，兼任巡撫，便宜行事。马昂来粤后在广州东郊兴建了东较场，即今天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的前身，此场地作为练兵、比武用途，经清朝一直流传至今。王翺到任，平定禍亂，升左都御史。
天順二年（1458年），升兵部尚書。平定曹欽叛亂，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
天順八年（1464年），憲宗即位，馬昂調任戶部尚書。成化四年（1468年）致仕。成化十二年（1476年）卒，享年七十八歲。訃聞，朝廷追贈少保，諡恭襄，遣官諭祭、營葬。
手機與飛航安全
手機與飛航安全关系到飞机的正常驾驶，一些航空公司允许在飞机上使用移动电话，然而，多数航空公司却没有。在飞机上禁止使用移动电话是因为人们认为移动电话会对驾驶舱内的导航仪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一般在飞机上移动电话必须关机。
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禁止在飞机上使用移动电话。 在欧洲，法规和技术允许有限在一些商业航班使用手机，其他地方也正努力允许乘客使用。许多航空公司仍然不允许在飞机上使用手机。它们通常禁止起飞和着陆过程中使用手机。
一方面，许多乘客要求航空公司和政府允许或放宽对手机的使用，而一些航空公司，在竞争的压力下，也推动解除管制或寻求新的技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另一方面，官方航空机构和安全委员会正在抵制任何放松目前安全规则的行为，直至可以得出结论，证明飞机上使用手机是安全的。但因存在技术和社会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安全的讨论。
自从各种不同的国际组织制定相关规章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现有设备和系统的进步已经允许引入更多在飞机上使用的移动电话通信及类似的设备。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和运营商开始测试这些系统，以便在飞机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方便乘客使用移动电话。
手機與飛航安全 安全上的争论
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均限制飞机上使用手机，但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理由为可能会干扰飞机的导航和通讯系统，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干扰地面上的蜂窝网络。
有证据显示，使用移动电话与飞机上各种仪器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有研究证实在飞机上使用移动电话会超出飞机上的航空电子设备容许的干扰范围。然而，另一方面，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使用移动电话与设备電磁干擾故障之间存在关联，同时也没有任何航空事故据信与使用移动电话有关。
由于这些规定最初施加在各种国际航空机构，超低功耗器件，如Picocell都已开发出来。原因包括提高安全性，减少干扰，降低健康风险，并允许安全地在飞行中使用手机。许多航空公司现在又在其飞机上增加了这种设备。其他航空公司将在未来几年这样做。
手機與飛航安全 安全上的争论
电磁干扰飞机系统是飞机上禁止手机（以及其他乘客的电子设备）最常见的论点。从理论上讲，活跃的无线电发射器，如移动电话，对讲机，便携式计算机或游戏设备可能会干扰与飞机。非透射电子设备发射的电磁辐射，尽管通常在一个较低的功率电平，理论上也可以影响飞机的电子设备。总的来说，任何这些可以简称为便携式电子设备。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了50种最新报告至航空安全报告系统（ASRS）的关于“航空电子设备问题，可能由于乘客的电子设备造成的影响。”这些报告的性质差别很大。有些只是描述机组人员与乘客互动时，要求停止使用的电子设备。其他报告指出机组人员在汇报异常时发现有乘客正在使用手机。少数报告指出，随着乘客的电子设备打开或关闭，观察到干扰飞机系统的信号出现或消失。另一项研究描述称，乘客的DVD播放机每次切换使飞机显示的航向30度的误差。
2003年的一项研究涉及3个月的搭载在商业航班的RF分析仪和其他仪器，以及一个通道的实验结果如下：
手機與飛航安全 安全上的争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仪器可以中断关键驾驶舱仪表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这是对安全着陆越来越重要。NASA的两个不同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种想法，乘客的电子设备可能产生干扰，降低了关键航电系统的安全系数。这件事没有确凿的证据：目前还没有一名乘客的电子设备造成空难的实例。然而，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空中意外中，数据也使它不可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数据给出的结论是一旦继续使用便携式射频发射装置（如手机），总有一天造成事故，如关键驾驶舱仪表的GPS接收机干扰。有一点是肯定的：存在的问题比以前认为的更多。
英国民航管理局2000年的研究发现一部手机在驾驶舱内或附近其他航空电子设备旁边使用时，旧设备（符合1984标准）将超过安全水平。这种设备仍然在使用，即使是在新的飞机。因此，该报告的结论是，现行的政策在飞机发动机运行时禁止使用手机应继续有效。
对禁令的批评认为小型电池供电设备在商业客机的电子屏蔽系统将有重大的影响。安全研究员Tekla S. Perry和Linda Geppert指出，屏蔽及其他保护随着时间的增加，使用周期，甚至某些维护过程将会降解，也是真正的屏蔽个人电子设备，包括手机。
几份报告认为双方在同一篇文章的问题，一方面，造成重大干扰的手机缺乏明确的证据，而另一方面，他们指出，谨慎维持限制使用手机和其他飞行中的个人电子设备是更安全的做法。
OnAir公司的测试表明搭载GSM的电磁辐射系列手机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限制1%，比地面水平显著减少，空中使用手机的辐射水平被认为是无害乘客的健康。
手機與飛航安全 其他问题上的争论
很多人可能更喜欢在飞机上不使用手机，因为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噪声。AT&T已经建议，在减少滋扰的权益下，飞行时移动电话的限制应该保持。
有人怀疑各航空公司支持这一禁令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乘客在飞行时有替代的电话服务，如GTE的Airfone。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言人安迪·布鲁斯说：“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安全问题”......“我们希望人们使用空中电话。” 这样的服务比手机服务昂贵得多，且数据传输速率缓慢。在一般情况下航空公司通过销售这些服务小有成功，大多数美国国内航班飞行时已难以看到手机设备。
手機與飛航安全 现状
一些航空公司已经安装设备，使手机在飞机飞行时连接飞机。从2006年的定期航班，这样的系统进行了测试，多家航空公司于2008年开始允许在飞行途中使用手机。正在安装设备的一些航空公司也正在考虑是否在长途飞行时设立“手机区”和“安静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年9月18日，中国民航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17年10月起实施的新标准允许各航空公司评估和决定能否在飞机上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包括移动电话、对讲机等），而此前规定要求在飞机准备起飞（关闭舱门）至结束飞行（打开舱门）期间禁止使用此类设备。
阿联酋航空公司
于2008年3月20日，阿联酋航空航班开始允许一些商业航班飞行中语音通话。
欧洲服务
AeroMobile和OnAir公司允许使用个人电子设备，搭乘航班。这些服务是最容易在欧洲上市，并授权特定的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
截至2007年4月，澳洲航空联手与松下航空电子公司和AeroMobile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使客户能够用自己的手机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访问互联网和收发短信”测试。
手機與飛航安全 现状
瑞安航空
2006年8月30日，爱尔兰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宣布，将引进的设施，让乘客在飞行中使用手机。这项服务开始于2009年2月19日，最先可在他们20架都柏林出发的航班上用。
土耳其航空
土耳其航空声明的立场是，“手机干扰飞行仪器，对飞行安全有负面影响。”
达索航空
达索航空实施一个新的概念，指定SafeCell 2009年4月2日在猎鹰2000开始飞行。
英国
2007年10月18日Ofcom出版的关于技术和授权方法的建议书称将在英国注册的飞机上采用1800MHz频段，以允许GSM用户在欧洲使用。 2008年3月26日Ofcom机构批准使用手机配套picocell在英国乘坐飞机。航空企业将不得不首先装备飞机picocell和申请牌照。
手機與飛航安全 现状
为了防止高空中手机网络快速移动的影响（见下面的技术讨论），FCC已经禁止在所有飞机上使用手机。然而，FCC没有分配频率在450 MHz和800 MHz的频段使用“安全”空中到地面服务，设计和测试这些系统使用比分离地面站设备蜂窝系统标准更广泛。在450 MHz频段相距至少497英里的同信道分配，在800 MHz频段只有由FCC授权的特定站点。450 MHz的服务仅限于“普通航空”客户，通常是公司的喷气式飞机，而仅有“普通航空”的客机可以使用800 MHz频谱。450 MHz频谱命名为AGRAS，而800 MHz服务命名基于一个2006年的频段拍卖。
FAA 14 CFR§91.21禁止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包括手机，所有商业航班和仪器飞行规则（IFR）下的私人航班。如果运营商认为该设备的安全，允许部分航空公司（或私人运营的飞机，飞行员）例外。这有效地给出航空公司、私人飞行员一锤定音，什么设备尽可能对FAA而言可以安全地用于飞机上，虽然FCC的限制仍然适用。
手機與飛航安全 现状
几个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宣布计划在航班上安装新的技术，将允许手机在空中使用，正等待FCC及FAA的批准。此方法类似于在一些汽车上使用的德国城际特快列车。航班将携带一个称为picocell的设备。一个picocell 充当一个微型 基站（如手机信号塔）与航班内的手机和中继信号（卫星或地面系统）通信。picocell将在设计和维护方面与飞机兼容。picocell和手机网络的其他部分间的通信将在不同的频率，不干扰蜂窝系统或飞机的航空电子设备，类似于已经登上许多商用飞机的专有的电话系统。由于picocell的天线非常接近飞机内的乘客和飞机的金属外壳内，它和手机的输出功率可以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这将减少干扰的风险。在FCC允许下，这样的系统已在美国境内的几个航班经过测试。
ARINC和Telenor已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为在商用飞机上提供这样的服务。手机呼叫将被路由通过卫星向地面网络，一个内置的电磁干扰屏蔽系统可以防止手机试图联系地面网络。
这些系统是比较容易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现的，因为手机只使用GSM仅有的两个频段之一。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多种不兼容的移动电话系统使情况更加困难——这是不明确的，如果内置中继器兼容所有不同的手机协议（TDMA，GSM，CDMA，iDen）及它们各自的供应商。
手機與飛航安全 技术讨论
目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禁止在任何航班上使用手机。给出的理由是，手机系统依赖于信道复用，且手机在高海拔地区操作，可能会违反基本的假设，使信道复用工作。
手机被有意设计成具有低功耗输出。一个信号塔是一个“基站”的中心，并且会由于距离衰减（平方反比定律）。手机在地面上的传输通常只可以接收到相邻信号塔，而不是在所有远一点的基站（非相邻基站）。这允许任何给定的手机使用的信道被复用在非相邻的基站中的其他电话。这个原则允许数万、数百万人同时在指定地方使用他们的基站，且仅使用有限数目的信道。
信道复用是因为在地面上一部手机只能有一个“最接近”的信号塔，可能用一组特定的频率，CDMA码，或时隙。用于管理系统的软件假定信号来自一个特定的信号塔上的电话，在其他塔只能信号强度大大降低时“听到”。因此频率，代码或手机使用的时隙，可以被其他信号塔上的其他手机重复使用。
手機與飛航安全 技术讨论
如果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时操作手机，这些假设都不再有效，因为许多不同基站的信号塔可能与手机等距离。几个信号塔很可能假定手机是在其控制下的，手机可以由一信号塔分配到一个空闲信道，但也可以被其他使用同一通道组的信号塔监听。该信道可能已经在其他信号塔使用，并可能会与现有的呼叫产生干扰。即使软件可以配合多个不相邻的塔，使听到同样的电话，最好的结果也会造成整体的系统容量减少。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蜂窝手机的输出功率。因为信号塔可能在飞机的数英里以下，手机可能要用最大功率传输。这将增加干扰飞机上的电子设备的风险。
許丙
許丙（臺灣話：，1891年12月28日—1963年5月18日），字芷英，幼名亞丙，號大山，生於臺灣臺北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區），曾任板橋林家林本源總事務所庶務長、臺北州協議會議員、臺灣總督府評議員、日本貴族院議員、永昌產業代表者、華南銀行監察役、臺灣興業信託監察役、唐荣铁工厂顾问、臺灣青果公司顾问、许氏宗親會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