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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英語：，1884年10月11日—1962年11月7日）是一位美国政治人物。第32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之妻，从1933年3月至1945年4月羅斯福经历四个总统任期，因此埃莉诺·罗斯福也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第一夫人。二戰後她出任美國首任駐聯合國大使，並主導起草了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同時也是女性主義者，并大力提倡保護人權。哈里·S·杜鲁门总统在赞扬她的人权成就时称她为“世界第一夫人”。
埃莉诺·罗斯福 生平
埃莉诺·罗斯福出身於紐約州下部顯赫的罗斯福家族，其祖先在17世紀紐約仍為荷蘭殖民地新尼德蘭的時候便到達了這裡。埃莉诺的祖父是老西奧多·羅斯福（1831-1878），是紐約的大企業家及慈善家，老西奧多共育有兩子兩女，長子為泰迪·羅斯福，即後來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次子是埃莉诺的父親埃利奥特·罗斯福。作为罗斯福和利文斯顿（Livingston）家族的一员，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她的父母和一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 15岁时，她在伦敦的阿倫伍德（Allenwood）学院学习，校长Marie Souvestre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对埃莉诺影响很深。回到美国后，1905年埃莉诺嫁给了远房堂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尽管富兰克林的母亲十分反对该婚事。富兰克林因为脊髓灰質炎局部瘫痪后埃莉诺说服他继续从政。富兰克林当选纽约州长后，埃莉诺经常代表他公开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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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的晚年广受尊重，罗斯福仍然因为她的坦率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第一夫人，尤其是她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她是第一个举办新闻发布会的总统配偶，并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发言。有几次，她公开表示不同意丈夫的政策。她在西弗吉尼亚州为失业的矿工家庭推出了一个试点社区，后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她倡导在工作场所扩大妇女角色，并为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和二战难民争取公民权利。
她的丈夫去世后，埃莉诺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她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主席，监督《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工作。后来，她成为肯尼迪政府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的主席。她去世时，被视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女人之一”和“几乎获得普遍尊重的对象”。1999年，她被排在盖洛普20世纪最受推崇的人物名单前十位。
埃莉诺·罗斯福于1884年10月11日出生于曼哈顿西37街56号。在她年幼时期，别人更喜欢叫她埃莉诺。她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她的妈妈给她取了个昵称“Granny”，原因在于尽管是一个孩子，但埃莉诺依然总是非常严肃的为人处事。她的母亲有时也会因为小埃莉诺的正直而陷入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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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有两个親弟弟，小艾略特·罗斯福和霍尔。她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是她的父亲与家里的仆人私通所生，名字叫做艾略特·罗斯福·曼恩 (1891–1976)，她的家族作为纽约上层社会的一员，毫无疑问她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
1892年11月7日，她的妈妈死于白喉，次年5月，她的弟弟小艾略特·罗斯福同样如此。此前她的父亲因为酒精成瘾而被送入疗养院，最终于1894年8月14日因戒酒性谵妄跳窗，尽管一开始逃过一劫，但是却死于随后的癫痫发作。埃莉诺罗斯福童年时压抑的生活经历让她在此后的生活中容易陷入到抑郁的情绪中。在一系列打击之后，她的弟弟霍尔也同样不幸酒精成瘾。在父亲去世之前，埃莉诺受其父亲委托，在她的弟弟生活中扮演母亲的角色。
埃莉诺·罗斯福非常关心弟弟，当他于1907年被格罗顿中学录取时，她作为他的监护人陪伴他出席仪式。在他上学期间，她几乎每天都会给他写信，尽管如此，她依然常常对于霍尔没有拥有一个完满的童年而感到愧疚。霍尔在学习生活中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包括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工程学学位，埃莉诺·罗斯福深深的为他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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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双亲去世后，她在她的外祖母一家的照料下生活。作为一个孩子，她缺少安全感，生活中缺少情感交流，并且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只“丑小鸭”。尽管如此，在她14岁时写下的文字中，她已经洞见的意识到一个人的潜力是不可以用外在的面貌来衡量的，她写道：“无论一位女性相貌多么平庸，只要她足够真挚、正直，那么她就可以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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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在她的早期生活中一直受到非正式的教育，在她的姑妈安娜的鼓励下，15岁的她前往位于英国的艾伦伍德学院进修，在那里她度过了3年的学校时光（1899-1902）.女校长Marie Souvestre致力于将女性独立的思想培植在每一位学生中。Marie Souvestre对于年轻的埃莉诺格外关注，此时的埃莉诺已经可以流利的使用法语，并且相当的自信。Marie Souvestre和埃莉诺罗斯福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1905年5月Marie Souvestre去世。为了纪念这位女士，埃莉诺将她的一幅肖像放在了自己的书桌上，并且将两人的通信往来一直妥善的保留下来。埃莉诺的表弟科林·道格拉斯·罗宾逊（这位与埃莉诺共同在艾伦伍德学院进行了一个学年的学习）回忆说：“埃莉诺在学校中无处不在，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她。”埃莉诺一直希望可以在艾伦伍德学院继续学习，但是在1902年，她被祖母叫回了家，从这时起，她开始了自己的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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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埃莉诺·罗斯福17岁，她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且回到了美国；1902年11月1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她第一次接触了当时纽约上流社会的社交舞会。后来她曾经回忆起自己的这次经历，她评论道：“那次实在是糟透了。的确是一场舒适的派對，但是我一点也不能乐在其中。因为对于当时的一个女孩来说，如果她不认识在场参与派對的任何一位年轻人的话，那么这场派對对她来说一定会非常的难熬。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因为我在国外呆了好几年，所以我与几乎所有的纽约女孩都断了联系，这让我很难堪。”
埃莉诺·罗斯福曾经与刚刚建立不久的国际青年联盟协会共事，在东部贫民区教授舞蹈与健美体操。在埃莉诺的朋友同时也是该组织的建立者的玛丽·哈里曼的引介下，埃莉诺接触了这个组织，尽管当时的人们批评它是一个“把众多年轻女性带入社交场合的组织。”，但是埃莉诺并没有对此表示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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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夏天，埃莉诺罗斯福在前往纽约的火车上遇到了她远房堂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两个人即刻陷入了热恋并且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于1903年11月22日订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母亲莎拉·安·德拉诺反对两人的结合，并且迫使罗斯福保证这一订婚一年内不会对外公布。
“我知道这会让你很痛苦，”罗斯福在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我在想什么，而且我别无选择。”
1904年，莎拉带着她的儿子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度假，希望这短暂的分离可以让罗斯福冷静下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婚礼的日期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日程相契合，后者曾表示自己愿意送新娘一程，最终于1905年5月17日两人喜结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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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由Endicott Peabody主持（富蘭克林·罗斯福在格罗顿中学上学时的校长），诶莉诺的表妹Corinne Douglas Robinson则是伴娘。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出席使得这一婚礼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大事件，《纽约时报》等报社都将其作为头版新闻放出。当西奥多罗斯福被问到如何看待两位罗斯福家族的远房结合，他回答到：“能够看到家族的名字继续延续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两位新人在海德帕克初步的度过了一个星期的小蜜月，之后开始收拾装修位于纽约的居所。当年夏天，两位前往欧洲进行3个月的正式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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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结束后，两人回到美国。他们在纽约的住所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母亲提供。这栋房子是家族的第二套房产，从这里可以俯瞰纽约海德帕克地区的哈德逊河。
从这时起，埃莉诺·罗斯福与她控制欲很强的婆婆之间就已经产生了矛盾。罗斯福母亲给予两位新人的房子（位于市区）与她自己的房子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滑动门，莎拉（罗斯福母亲）在两人结婚头十年里经常在两间房子中活动，为此她向富兰克林·罗斯福解释道：“我不喜欢住在一个没有任何一部分属于我的房子里，在那里我什么也不可以做，任何东西都不能体现我生活的方式。”
莎拉同样对于抚养自己的孙子辈十分热衷，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回忆道：“富兰克林的孩子往往更像是祖母的孩子，而不是我的。”埃莉诺罗斯福的长子 詹姆斯·罗斯福回忆起其祖母曾经这样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只是生育了你们，我比起你们的妈妈来说，更像是你们真正的母亲。”
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两人一共育有6子，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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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了六次身孕，但是埃莉诺罗斯福与丈夫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她曾经告诉自己的女儿安娜，认为这件事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苦差事”。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对于当母亲没有什么感觉，她随后写道：“理解小孩的想法并且取悦它们，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1918年9月，埃莉诺罗斯福在整理他的丈夫的西装时，她发现了自己的丈夫与他的社交秘书露西·默塞尔的一捆情书。罗斯福本人甚至已经在考虑为了自己的情人而与埃莉诺离婚。然而在他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豪与他的母亲的施压下，两人并未离婚。但他们的关系自那以后就更像是政治上的伙伴，而不是夫妻了。对婚姻感到幻灭的埃莉诺开始重新活跃在社交场合，将生活的重点放在了她的社会工作中，而不再是所谓的妻子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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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罗斯福一家前往加拿大的坎波贝洛岛度假，当时罗斯福正被确诊为因为小儿麻痹症而引发的中风症状。在他生病期间，埃莉诺罗斯福细心照料它，可以说真正意义上将罗斯福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是他还是永久性的下肢瘫痪了。后来，随着他的病情越来越清晰，埃莉诺莎拉又一次就罗斯福的未来进行了坚定地斗争，她劝罗斯福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是像他的妈妈说的那样退休去做个乡绅。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十分看重的私人医生William Keen称赞了埃莉诺在这段罗斯福本人的艰难时刻中的牺牲与贡献，罗斯福后来评价说“她是我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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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埃莉诺与莎拉之间的漫长冲突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埃莉诺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她渐渐脱离了莎拉的控制。随后两人之间关于埃莉诺政治上的朋友这一话题的冲突在家族建造瓦基爾（Val-Kill）的活动住宅时爆发了。埃莉诺自作主张的将这里命名为Val-Kill，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瀑布涌出之地”。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励他的妻子埃莉诺将这座房子作为处理冬天时的诸多事物的工作场所。每年，当埃莉诺和诸多朋友一起在这里野餐聚会时，她的孙女Eleanor Roosevelt Seagraves往往会来帮助她。她一生都与自己的祖母非常亲近。Seagraves身为教育工作者和图书管理员的职业生涯中也熱衷為埃莉诺开创并支持和協助在许多的事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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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埃莉诺为民主党人Alfred E. Smith在纽约州的改选奔走，虽然后者最终当选，但这也造成了埃莉诺和自己的表兄弟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的决裂（他正是在此次竞选中被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改选结束后，埃莉诺的姨妈Anna "Bamie" Roosevelt公开与埃莉诺断绝关系，她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侄女，她说：“我只是不愿意看到埃莉诺让自己看起来像她想的那样。尽管她相貌平平，但她本来总是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的。唉，自从政治成为她最感兴趣的事以来，她所有的魅力都消失了!”埃莉诺并没有理会来自自己姨妈的批评。但是最终，两人还是重归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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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的儿子 Elliott名下有很多书的著作权，在他的一系列神秘主题的书中她的妈妈曾经扮演过一个私家侦探。然而实际上这几本书是由William Harrington所作，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William Harrington去世，而这时 Elliott已经去世10年了。Elliott同时又是《海德帕克的罗斯福》一书的作者，该书以高度私人化的视角揭露了罗斯福夫妇在海德帕克地区的生活，包括了罗斯福先生的两段婚外恋以及其最终坐上轮椅前后的相关细节。这本书发表于1973年，其中同时还包括很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2年竞选的细节，尤其是详细介绍了他与 Louis Howe的合作。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受到了罗斯福家族的批评，Elliott同时也受到了表兄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Jr的谴责。家族中的另一位成员Franklin James与Bill Libby一起与1976年写了另一本相关传记作为对Eliott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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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埃莉诺与传奇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两人曾经一起结伴溜出白宫一起去外面的派對找乐子。埃莉诺在和艾尔哈特一起飞行之后，她甚至萌生了学习飞行的念头，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富兰克林对于妻子想要成为飞行员这一想法并不感冒。尽管如此，这两位女士之间的友谊却一直得到维系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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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和美联社记者萝莉娜希柯克同样有一段长久的感情，后者在罗斯福总统竞选的最后一个月时采访过她，从此两人一见如故。在这段时间，埃莉诺每天写10到15页的长信给她的Hick（昵称），而此时的希柯克则着手给这位第一夫人写传记。埃莉诺给西柯克的信充满了热情的告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的就职典礼上，埃莉诺带上了西柯克此前送给她的一枚蓝宝石戒指。FBI负责人约翰·埃德加·胡佛与罗斯福夫妇之间常有分歧，他鄙夷埃莉诺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她关于公民权利的坚持，相应的，罗斯福夫妇对于胡佛的监视策略依然保有反对态度。因此胡佛一直保留着大量的埃莉诺的个人资料，包括后来被胡佛试图用于敲诈埃莉诺的关于这段不洁恋情的相关证据。出于能够进一步的走进埃莉诺的生活的需要，西柯克辞退了美联社的工作，作为回应，埃莉诺则帮助她成为了罗斯福新政的一位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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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莉诺和西柯克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始终保持争议，从当时的白宫的工作人员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西柯克的确是一位同性恋者。学者们（包括莉莲·费德曼、黑兹尔·罗利）声称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入的成分”，然而这一表述却被西柯克的传记作者桃乐丝·费伯嗤之以鼻，她认为这一个暧昧不清的表述对后来的史学界产生了误导。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在她1994年发表的文章《埃莉诺罗斯福与西柯克之间的关系是否超出了拥抱与亲吻》（值得一提的是这边文章也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中的陈述并不能确定真实性。
但毫无疑问的是，埃莉诺本人的确是数个女同性恋情侣的好友，说明她的确是了解女同性恋关系是什么样的。玛丽苏·维施特，埃莉诺童年时的老师同样也是一位女同性恋者，而此人确实对埃莉诺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伯尔于1980年公开了部分埃莉诺与西柯克的通信记录，但最终他的结论是所谓的「热恋中的告白」不过是「迟来的女学生式的感情」，同时她也警告历史学家们不要被误导。但学者蕾拉杰·鲁普批评法伯尔的著作是“一个恐同症的专题研究”，同时她也指出在法伯尔的书中“一页又一页的证据都显示出两位女士之间日益深厚的情愫”。
也是在这一年，华盛顿传出了埃莉诺与新政的负责人之一哈里·霍普金斯的绯闻。两人在工作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埃莉诺与纽约州的警官厄尔·米勒有着亲密的关系，后者曾经被埃莉诺的丈夫任命为埃莉诺的贴身保镖。埃莉诺于1929年与米勒相识，这一年埃莉诺44岁，而米勒只有32岁。米勒成为了埃莉诺亲密的好友，他教会了她很多项运动，包括骑行与潜水等，同时也是埃莉诺的网球教练。传记作者Blanche Wiesen Cook在他的相关作品中认为，米勒是埃莉诺中年时期的第一个爱恋对象；Hazel Rowley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埃莉诺曾经爱上过米勒一段时间，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使得其不可能产生绯闻”
同样是在这时，华盛顿也传出了埃莉诺的丈夫与自己秘书玛格丽特·勒翰德的地下恋情。历史学家写道“显然的，无论是埃莉诺还是罗斯福本人，两人都对这样的情况保持了默许与接受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是拥有强烈掌控欲的人，也都希望彼此的生活能够快乐，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无法给对方提供对方想要的快乐。”据说罗斯福与米勒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她1962年逝世。他们被认为每天会书信联系，但是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在她的晚年生活中，埃莉诺与自己的私人医生David Gurewitsch有过一段私密的深交，但二人的关系只是属于非常要好的朋友。
1927年，埃莉诺牵帶頭与库克，迪克曼，卡洛琳女士一起建立了Val-Kill实业公司。她们于纽约民主党的女性分部相识。这家公司的总部坐落在海德公帕克。主要是由一系列小工厂组成，为当地的农民家庭提供额外的收入，营业的主要方向包括生产家具，白蜡，以传统方法制作的布匹等等。受到殖民复兴思潮的影响，大部分这里的产婆都是18世纪风格的。埃莉诺积极在各种场合推广这家实业公司。客观的说，这家公司并没有像埃莉诺想像的那样成为一个长久的项目，但是很多罗斯福新政的首创性政策都在这里经过了實驗性的试点。1938年，源于大萧条与身体健康上的状况限制，库克本人退出了合伙關係。也正是这个时期，埃莉诺将其中的一栋商店建筑改装成了一间小别墅，在1945年罗斯福去世之后，埃莉诺就一直居住在这里面。
1977年，埃莉诺的住所與周边181英尺的土地被国会正式指定为“埃莉诺·罗斯福故居国家历史遺跡”用以纪念與表彰「这位美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代表」，在诸多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正式就任第31任美国总统，埃莉诺也正式的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夫人。在对20世纪以来所有的第一夫人有了解后，埃莉诺本人对这个新的身份感到十分沮丧。这一身份意味着她必须更加关注家庭生活以及女主人翁的身份。她的政治顾问卢·亨利·胡佛终止了她的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诸多社会活动，将她的生活重心更多的放在了白宫。事实上，埃莉诺对第一夫人这个身份的抵触非常的明显，以至于她的传记作者希柯克把她的传记的副标题设置为 “不情愿的第一夫人”
在胡佛与希柯克的帮助下，埃莉诺重新认识了这个身份。她的传记作者Blanche Wiesen Cook的评价是：“埃莉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最有争议的第一夫人。”
尽管受到了多方批评，但是在丈夫的强力支持下，埃莉诺在作为第一夫人的同时依然维持着原先的生意与社会活动。而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已婚女性能做到这一点。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定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总统家属，并且在1940年，成为了第一个对国会发表讲话的第一夫人。同时她也在新闻报纸上有自己的专栏评论，这也是历史首创。同时她还是第一个每个月定时写杂志专栏以及参与每周的广播节目。
在她丈夫第一年执政期间，埃莉诺的经济收入与自己的丈夫相当。她一年通过讲座以及写作的形式获得了45,000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被她赠予了慈善机构。到1941年，她每个月通过讲座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收入，并且成为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荣誉会员，以表彰她的成就。
在埃莉诺入主白宫12年的时间里，她的日程安排一直非常紧张。她频繁的亲自出现在各种劳工会议中，向他们表达白宫对他们处境的关心。当时《纽约客》上有一副风靡一时的漫画，漫画中描绘了埃莉诺视察一座煤矿时的景象，一位工人从漆黑的地道中向上看去，对他身旁的工友说：“天哪，埃莉诺夫人来了！”
1933年，酬恤金进军事件爆发。先前对于这个事件，上届总统胡佛命令该集会自行解散，并且美国武装骑兵介入并且向退伍军人队伍投掷了催泪瓦斯。这次埃莉诺拜访了退伍老兵们的临时营地，倾听了他们的诉求并且与他们一起唱军歌。这次会见缓和了老兵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一位示威者评论道“胡佛总统派来了军队，而罗斯福（总统）派来了他的妻子。”
同样在1933年，在她成为了第一夫人后，有一种新发现的杂交香水月季被冠以罗斯福的名号。
1937年，她开始着手进行自己自传的创作，最终于1961年完成。
美国青年大会（AYC）是一个旨在伸张青年权利的组织，建立于1935年。该组织致力于将《美国青年权利法案》推入国会，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在埃莉诺的努力下，同年全国青年总署建立起来。该组织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项举措，旨在为16-25的青年提供更多的工作与受教育机会。奥布里·威利斯·威廉姆斯是全国青年总署的带头人，他是一位名声显赫的自由人士，来自阿拉巴马州，与埃莉诺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关系密切。
在1930年代的数个演讲中，埃莉诺表达了她对于年龄歧视的忧虑，她说：“当我想到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一代人时我感到非常恐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推动这一代青年人进入社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需要。”1939年，戴斯特别委员会（后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了美国青年大会领袖，因为其同时参加了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埃莉诺出席了庭审现场，并且随后邀请证人在逗留华盛顿期间居住在白宫。1940年1月10日，美国青年大会的成员在埃莉诺的邀请下，参加了一场举办于白宫上的餐会，会上罗斯福本人告诫他们不仅要反对与谴责纳粹主义，同时也要谴责一切独裁政权。但是却受到了一片嘘声。此后，很多年轻人将白宫视作The American Peace Mobilization (APM)的标志。1940年年末，尽管埃莉诺本人公开发表声明“我为什么依然相信青年大会”，但是美国青年大会依然被取缔了。而美国青年总署则与1943年同样被关闭。
後藤文夫
後藤文夫（ごとう ふみお，1884年3月7日—1980年5月13日），日本大分縣大分市人，農林大臣、內務大臣、國務大臣、參議院議員。
後藤文夫 生平
1908年，後藤文夫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系，隨即進入內務省擔任基層官員。1923年，轉入警務系統，擔任警保局長。1924年，因日本憲政會所屬的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提拔，特別以未歷練台灣總督府任何職位的資歷，擔任總督府左右手。該舉措，也引起總督府部分官員提出辭呈。1928年，因台中不敬事件而引咎辭職。
米爾頓·佛利民
米爾頓·佛利民（英語：，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佛利民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複雜性等範疇的貢獻，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佛利民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小政府主義，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干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1980年代開始治理美國的罗纳德·里根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
米爾頓·佛利民 傳記
弗里德曼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耶诺·绍尔·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親是萨拉·埃特尔·兰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兩人從奧匈帝國（今烏克蘭一帶）移居美國，在當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傅利曼是家中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個妹妹包括：蒂莉·F·弗里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丝·弗里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高中時，佛利民父親逝世後，舉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羅威市（Rahway）。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拉特格斯大学。原打算成為精算師的佛利民最初修讀數學，但成績平平。1932年取得文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斯（Rose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佛利民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被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為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敢跟他辯論的人.
米爾頓·佛利民 傳記
畢業後，他曾為罗斯福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許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決當時面臨的艱難經濟情況，尤其是新政的許多公共建設計畫。輾轉間他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修讀經濟學，研究計量、制度及實踐經濟學。返回芝加哥後，獲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聘任為研究助理，協助完成《需求理論及計算》論文。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1940年曾完成一書，指醫生的壟斷局面導致他們的收入遠高於牙醫，引起局方爭議，令該書要在戰後始能出版。
佛利民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了一小段時間，但由於在經濟學系裡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撓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門工作。
米爾頓·佛利民 傳記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稅賦政策，並且協助推廣預扣所得稅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為武器設計、戰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他的自傳中，佛利民曾描述1941至43年為羅斯福新政工作時，「當時我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隨著時間過去，佛利民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也逐漸轉變，他在芝大成立貨幣及銀行研究小組，藉著經濟史論家安娜·施瓦茨的協助，發表影響深的《美國貨幣史》鴻文。他在書中挑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抨擊他們忽略貨幣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脹的重要性。
米爾頓·佛利民 傳記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這30年裡他將芝大經濟系形塑成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力倡自由經濟，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佛利民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53年至19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教。從1977年開始佛利民也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佛利民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
他在1980主持了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節目，並出版了同名的著作，使得他廣泛的被大眾認識。在節目中他以一支鉛筆說明自由市場的原理的片段，成為了他廣受歡迎的一段言論，至今在網路上依然可以見到其蹤影。
他通常反對政府的計畫，尤其是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為價格在市場機制裡扮演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號功能。在《美國貨幣歷史》一書中，他提出經濟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於货币供應管制不當所致。後來他在2006年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為何人們仍以為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萧条。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麼能靠著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米爾頓·佛利民 傳記
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盖瑞·贝克形容，佛利民可能是全球最為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隨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贏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鐘。」
佛利民于2006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家中因心臟病發引致衰竭逝世，終年94歲。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是經濟學家，其妻的兄長亚伦·戴雷科特是芝加哥大學的法律學教授、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佛利民育有兩名子女，包括女兒珍尼·佛利民及大衛·佛利民，大衛·弗里德曼是Santa Clara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學說的重要學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Patri Friedman畢業於史丹福大學，2006年起在Google工作。
米爾頓·佛利民 學術貢獻
佛利民最知名的理論，是他提出的貨幣供給作为決定生產價值基準的因素，通貨膨脹在根本上源自於貨幣供給量的主張。货币主义是現代經濟學在貨幣數量理論的重要觀點之一，這種理論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紀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佛利民的貢獻則是現代化了這種理論，將其推廣為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貨幣學說。他在1963年與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一書中檢驗了美國歷史上貨幣供給和經濟活動之間的關聯。他們得出了驚人結論：貨幣供給一向是經濟活動起伏的唯一影響來源。又或者如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慶祝佛利民90歲生日時所描述的：「有關經濟大恐慌，你是正確的，我們（联邦储备系统）當時的確做錯了。我們真的很抱歉。」大衛·梅塞爾曼在1960年代進行的幾次研究顯示了貨幣供給在決定經濟投資、以及政府開銷在決定消費及生產總額上的角色是至高無上的。佛利民的觀察研究和一些學說進一步推展了這種結論，主張貨幣供給的改變是影響經濟生產的首要原因，但長期的影響則是由物價水準決定的。
米爾頓·佛利民 學術貢獻
佛利民對於消費層面的分析也相當知名，亦即他在1957年提出的恆常所得假說。這個理論被一些經濟學者視為是他在經濟學方法論上最重要的貢獻。他其他重要的貢獻還包括了對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評，以及他提出的失業率的自然比率的概念（1968年）。這些學說都與貨幣和金融政策在對經濟的長期及短期影響上有關。在統計學上，他則創造出了知名的佛利民測試。
佛利民的論文《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則替他稍後幾十年的研究方法論架構了模型，並且也成為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要框架之一。他主張經濟學身為一種學科，應該免於客觀的價值衡量。除此之外，一個經濟理論有用與否，不應該是以它對現實的描述（例如頭髮顏色）作為衡量標準，而是應該以它能否有效作為對未來情況的預測為基準。
米爾頓·佛利民 政治觀點
佛利民是货币主义經濟學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張在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有著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亦即通貨膨脹的現象應該是以聯邦儲備銀行對全國經濟提供的貨幣數量為基準；他強烈反對以金融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手段，並且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嚴格限制。他亦深信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在他各項主張中，影響最大的論說是對大蕭條的批判。他把大蕭條稱為「大緊縮」，主張30年代的全球經濟災難實是源於一場普通的金融風暴，由於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誤，錯誤的緊縮貨幣供給進一步惡化了這場風暴，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張經濟大恐慌並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和造成的。
他描述當時美國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經對經濟進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對銀行的造成銀行無法向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做出反應。而且，美國聯邦政府限制了貨幣兌換黃金的匯率，起初這種限制導致了大量黃金過剩，但之後這種限制又降的太低導致大量黃金流出美國。
米爾頓·佛利民 政治觀點
佛利民認為這種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的限造成銀行喪失了處理能力，在對黃金和貨幣的匯率進行限制的同時卻沒有修正通貨緊縮的壓力，結果導致了經濟大恐慌。他以這個論點進一步的主張，美國政府提升稅率的舉動造成了對民眾更大的傷害，接著又印製更多鈔票來償還債務（因此又導致通貨膨脹），這些失誤加起來便徹底摧毀了中產階級的儲蓄。
佛利民說道：「正是聯邦儲備銀行的舉動，將這場普通的經濟衰退—雖然可能是相當嚴重的一場，轉變為一次主要的經濟災難，而不是試著用它的力量來抵銷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間貨幣供給減少了三分之一便是這場災難的開端... 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場自由企業體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場政府造成的悲劇。」佛利民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停止對於貨幣和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個理論衍生出了大量的經濟研究和爭論，同時也促生了後來國際間所採用的—自由浮動的汇率制度。
米爾頓·佛利民 政治觀點
不過佛利民在宏觀經濟學上的理論很快便被淘汰了，如同他的朋友喬治·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就像學界的傳統一樣，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這一部分是因為他的研究與後來的理性预期—亦即後來由同樣芝加哥大學出身的罗伯特·卢卡斯發展的新理論，是處於兩個不同的路線上。」佛利民在二戰時替美國財政部工作，並且在美國稅制的預扣所得稅制度設計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佛利民也支持許許多多自由意志主義的政策，例如對於毒品和賣淫的合法化。除此之外，他也參與了尼克松政府的委員會，研究將美軍兵役改為僱傭/自願的制度，並且在1970年代廢除徵兵制的運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後來將徵兵制的廢止視為是他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他並且在1981年擔任罗纳德·里根的經濟政策顧問。在1988年他取得了總統自由勳章以及國家科學獎章。他說他的政治觀點是自由意志主義的哲學，加入共和黨只是為了「一時的方便」（「我是一個帶小寫l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一個帶大寫R的共和黨員，大寫的R只是為了一時的方便，而不是在原則上的。」）不過他也說：「我相信我也能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我其實不在乎我被稱為什麼，我比較注重於讓人們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個人。」
米爾頓·佛利民 政治觀點
佛利民最初提倡以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取代美國的福利制度，但稍後他則反對尼克森總統提出負所得稅性質的改革計畫，該計畫補貼率訂的太高，無法使領取津貼者有誘因去工作賺錢，背離了原先負所得稅的本意，佛利民批評該計畫的安排只不過是補充既有的體制而不能取代之，這次事件又使他成了新聞頭條。近年來佛利民大力提倡以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s）作為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學費補貼制度，他說：「美國需要的就是一個讓所有學生都能受益的教育券制度，這也能避免過度的管制。」他認為教育券制度能使私立學校挑戰公立學校的壟斷地位。
依據肯尼斯·邁諾格（Kenneth Minogue）和哈里·格爾維茨（Harry Girvetz）的說法，佛利民與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兩人是促使古典自由主義在20世紀復甦的主要人物。在2005年，佛利民曾與其他500名經濟學家一起連署討論大麻合法化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
米爾頓·佛利民 政治觀點
1955年佛利民在《經濟學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學校的管理和運作，從負責發放教育撥款的官僚手上釋放出來。在該制度下，家長會獲發一批學券，自行選擇學校，取得學券的學校將可憑此向政府拿取資源，以鼓勵學校改善教學質素，並將選擇權交回家長。不過，學券制遭到廣泛爭議，部分教師工會指控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響教師鐵飯碗，又認為該政策違憲，改革一直未能落實。1996年他成立佛利民基金會（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研究各地學券制成效，並向公眾宣揚學券制的優點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佛利民允許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義從2001年開始頒發「米爾頓·佛利民自由獎」給對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有重大貢獻的人士。他與妻子羅絲·佛利民一起創辦了佛利民基金會。另外，佛利民的兒子—大衛·佛利民繼承了他擁護自由市場的思想，但更進一步的採取極端的形式，支持無政府資本主義。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公元200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有關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文件。從這次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國情報機構在智利1973年發生的推翻民選總統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軍事政變中曾秘密資助了政變的發動者。據這些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的前3周，決定拿出100萬美元作為反對阿連德勢力的活動資金。也正是由于美國情報機構的介入才導致了一場流血政變，阿連德本人最后也慘遭殺害。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當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1973年被美國背後策劃的政變推翻後，相傳傅利曼本人曾擔任獨裁者的經濟顧問，但他本人則於 1991 年時否認此事，並稱僅曾到智利短暫旅行過，但是願意為他的學生在智利的作為共同承擔功過（share credit）。而他的數名學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職、協助開放市場及企業私有化；智利通脹此後雖然從1,000%逐步回落，但批評者質疑這是以極嚴重失業、食物供應短缺和企業破產的代價換來，民生為其改革蒙受了極大痛苦；在西方異議份子娜歐米·克萊因的震撼主義一書的批評下，揭露了大量傅利曼私有化主張下的嚴重官商勾結案例，造成了智利貧富嚴重不均的後果。此種震盪療法（或稱窒息療法）亦曾於不少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中採行，同樣造成了極嚴重的官商勾結與擴大貧富不均的後果，令民生受到極大打擊。當傅利曼於1976年在瑞典領受諾貝爾經濟獎時，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議，直至皮諾切特倒台後，他才說：「市場變得自由，最終也會為人民帶來自由。」在他眼中，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佛利民曾於1980、1988、1993年三度訪華，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香港出版商将其他兩次中國之行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出版于《佛利民在中國》一書。
1980年他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作等問題發表演講。佛利民當時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在一場講座中，一位副部長問：「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製是怎樣運作的。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仍有可能走回頭路。
1988年9月19日，佛利民在上海出席經濟會議後，於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獲中國共產黨时任總書記趙紫陽接見。会谈从下午4:30至6:30历时两个小时，人民日报对此做了积极的报道。当时中国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佛利民認為中國應通过严格控制发行货币和政府财政赤字，儘快開放價格管制“结束”通货膨胀 。
1993年10月，他最後一次重遊中國，與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還訪問成都和重慶。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雖然佛利民的經濟改革建議並沒有直接在中國落實，价格双轨制一直到六四的刺激才结束，但1988年陪同佛利民訪華的張五常認為，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後來制訂的中國貨幣制度深受佛利民學說影響，較美國更優勝，一直在傳媒宣揚自由經濟學說的《壹週刊》社長楊懷康認為佛利民的思想，為近代國企私有化奠定基礎。早年佛利民兩名中國學生，都是國內金融貨幣理論的權威，一位是陳彪如，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主任；另一位是陳觀烈，生前曾任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佛利民1969年來港，與時任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相識，兩人均相信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但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來自於佛利民。英國在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時，目的是要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因此香港奉行簡單及低稅制、無外匯管制，亦無意插手商業營運，造就自由經濟體系。
在佛利民宣揚自由經濟學說時，常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他在其1980年著作《選擇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身為猶太人，他斷言如果以色列采用與香港相同的經濟政策，它在1994年的人口應該是實際的兩倍，而國民生產總值會是實際的4倍。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1995年，佛利民預測港元會在1997年回歸後的兩年之內消亡。
在佛利民四處宣揚，香港的簡單稅制及無外匯管制等即為世界所注視，而佛利民的學生在世界各經濟機構身居要職，進一步把「香港模式」的聲望推高。但回歸後，他多次質疑香港背離自由經濟原則，1998年爆發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政府耗資千億入股市救亡，他猛烈批評香港政府「瘋狂」、欲將香港「公有化」。
2006年，在他病逝前40天，他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在這篇評論文章發表前，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曾公開表示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引起香港政、經界廣泛爭議。
直到病逝前一周，他再批評曾蔭權所辦的「幼稚園學券制」未經適當考慮，該政策原定不資助私立幼稚園學生，佛利民指此舉違背學券制增加競爭及提升學校質素的出發點。他回覆香港報章《南華早報》及《明報》訪問時指，政府應提供「普及學券」，令任何幼稚園小孩都受惠。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佛利民在1984年的秋天拜訪了冰島，在冰島大學與許多知名的當地學者會面並且進行演說，談論國家干預的暴政。他在8月31日參與了一場即時的電視辯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挑戰現場許多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了未來的總統奧拉維爾·拉格納·格姆松。當他們向佛利民抱怨參與他在大學的演講必須繳交入場費時（而他也因此在冰島豎立了這一新制度），佛利民則回答道：當然許多之前的客座教授演講都沒有向聽眾收取費用，但是重要的問題在於，舉辦這些演講都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錢如果不向出席的聽眾收取，難道要向沒有出席的大眾徵收嗎？佛利民說他認為向出席演講的人收取入場費，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接著佛利民參與了一場公開餐會，當一名冰島政府的冰島中央銀行官員出場時，主持人開玩笑的簡介道：「如果佛利民的政策在冰島被實踐，這個官員可能會丟掉工作。」佛利民則迅速回覆道：「不，你並不會失業。你只是會換去做一些對市場更有生產力的工作。」
米爾頓·佛利民 外訪
佛利民的拜訪和演講對於冰島獨立黨產生極大影響，包括了後來在1991年成為總理的戴維·奧德森，奧德森在上任後立刻實行了激進的金融和財政穩定措施、大量的民營化、減少稅賦（包括將公司所得稅從45%減為18%）、引入捕魚業的漁場使用地帶權利、取消政府對於虧損企業的各種補助、自由化貨幣和資本市場的流動。依據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提出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在1975年冰島被列為全球經濟自由第53名的國家，到了2004年已經大幅進步至第9名了。而依據傳統基金會的調查，冰島則是全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五名的國家，這一切都是在戴維·奧德森任職總理的13年半任期內帶來的改變。在2004年，冰島獨立黨的領導人蓋爾·哈爾德成為了冰島總理，他也跟從了類似奧德森的政策。
雖然佛利民從沒有親自拜訪愛沙尼亞，他的《選擇的自由》一書對於當時年僅32歲、後來成為愛沙尼亞總理的馬爾特·拉爾產生極大影響，拉爾後來宣稱這本書是他在任職總理前唯一一本讀過的經濟學書籍。拉爾的改革經常被認為是促使愛沙尼亞成功從蘇聯式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至現在被譽為「波羅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如同佛利民所一直提倡的，拉爾的主要改革之一便是引入平頭稅制度。拉爾在2006年獲得了卡托研究所頒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也是因為拉爾對於佛利民理想的實踐，愛沙尼亞近年來在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經常被列為是最自由的幾個國家之一。
米爾頓·佛利民 普及經濟學
佛利民在1980年曾主持電視節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其後並與妻子羅絲·佛利民把節目內容合寫成書，他亦在《新聞周刊》撰寫專欄。多年來發表的政論無數，其中如「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成為一個年代的雋語：
米爾頓·佛利民 批評
佛利民去世兩年後，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不少人指責先前美國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是海嘯成因之一，佛利民也被指難辭其咎。
而支持自由市場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并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SE, 美國政府贊助企業）。而政府这种干预正是弗里德曼反对的。
米爾頓·佛利民 著作
The Drug War as a Socialist Enterprise,in Arnold S. Trebach, ed.  Friedman and Szasz on Liberty and Drugs: Essays on the Free Market and Prohibition (Drug Policy Foundation Press: 1992)
"The Use of Ranks to Avoid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ity Implicit i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32, No. 200 (Dec., 1937), pp. 675–701 JSTOR
米爾頓·佛利民 著作
"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2,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52), pp. 612–625 JSTOR
Jordan, Jerry L., Allan H. Meltzer,  Thomas J. Sargent and Anna J. Schwartz; "Milton, Money, and Mischief: Symposium and Articles in Honor of Milton Friedman's 80th Birthday" Economic Inquiry. Volume: 31. Issue: 2. 1993. pp 197+.
米爾頓·佛利民 著作
Steindl, Frank G. "Friedman and Money in the 1930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36(3): 521-531. Issn: 0018-2702 lecture notes from his 1940 course show he did not criticize the Fed at that time, and did not emphasize money.
米爾頓·佛利民 延伸阅读
Steelman, Aaron. . Hamowy, Ronald  (编). . Thousand Oaks, CA: SAGE; Cato Institute: 195–97. 2008. ISBN 978-1-4129-6580-4. LCCN 2008009151. OCLC 750831024. doi:10.4135/9781412965811.n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3） 使用|archiveurl=需要含有|url= (帮助).  |chapter=被忽略 (帮助); 使用|accessdate=需要含有|url= (帮助)
玛丽·戴尔
玛丽·戴尔（英語：，約1611年—1660年6月1日），舊姓巴雷特（英語：），是英国貴格會的女性传教士，在北美新英格蘭殖民地麻省傳教，因當時麻省信奉加爾文派，不允許其他的教派傳播，故多次被驅逐出境。
貴格會傳教士的問題對於治安官來說變得非常棘手。他們對傳教士一再返回傳教的反應是製定更嚴格的法律，並於1658年10月19日在馬薩諸塞州殖民地通過了一項新法律允許死刑。貴格會傳教士被驅離殖民地後，如果他們違反禁令而回來，他們將被絞死。戴爾被送到法庭上，然後根據新的法律被判“不服從驅離而返回將被處死”。
但戴尔不肯放棄，又回到麻省，最後被當地政府判處绞刑，處死於波士顿。
河原田稼吉
河原田稼吉（かわらだ かきち，1886年1月13日—1955年1月22日），日本東京人，内務大臣、文部大臣、大阪府知事、眾議院議員。
河原田稼吉 生平
1909年，河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系，隨即進入內務省台灣課擔任基層官員。該課乃是台灣總督府之中央主管機關。1915年，轉入警務系統，擔任熊本、長崎警部長，1922年，入中央機關的保安課長。在此課長任內結識川村竹治，並成為麾下幕僚。直至1928年，川村擔任台灣總督時，亦命河原為總務長官。
1929年，河原離開該總務長官職位，繼續於日本政壇發展。1937年後，歷任內相，貴族院議員，文部大臣，擔任官選第29任大阪府知事。戰後，也曾當選過眾議員。
深圳特區貨幣
深圳特區貨幣（或稱深圳元）是1979年至1980年代中期计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深圳經濟特區發行的一種地方貨幣，最終因風險太大及意見不一致而沒有發行。
深圳特區貨幣 背景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成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作為經濟改革的試驗地點。由於深圳毗連香港，而兩地生活水平和商品供應差異極大，所以一直有深港跨邊境商品走私問題。當時在中國大陸通行的貨幣，是不能自由兌換且由官方釐訂匯率的人民幣。除了人民幣外，由於中國大陸對外匯有嚴格管制，改革開放後境外人士到中國消費增多，民間的貨幣兌換環境也較過去寬鬆，為避免外匯流失，中國大陸政府於1980年4月另外發行與人民幣等值的外匯券。外匯券只限境外人士使用，並可用於指定商店，售賣中國大陸一般很難買到的商品。同時，香港商品不斷流入深圳，香港人到深圳消費以至購買房產等皆多用港元，到深圳投資的港商亦多以港元發工資，深圳流通的港元隨之不斷增加，形成深圳同時有人民幣、外匯券、港元三種貨幣流通的情況。
深圳特區貨幣 背景
由於使用港元可在深圳買到很多用人民幣買不到的商品，又可以到香港沙頭角邊界購買各種名貴貨物，因此港元在深圳備受青睞，人民幣和外匯券則受到排擠。例如，當時的黑市兌匯市場，最高可以100港元兌換55元人民幣，較外匯牌價高出19.6元。而深圳的貨物或同時用三種貨幣標價，或只用港元標價，港元的售價為三種標價中最便宜者。
1979年至1982年期間，深圳人多有儲藏港元。據1982年國務院的《當前試辦經濟特區工作中若干問題的紀要》估計，深圳居民持有的港元有1億元以上。
為免深圳過分受港元的波動影響，並防止深圳成為香港的金融附庸，保護人民幣的利益，因此，深圳市領導層產生了發行一種可自由兌換的特區貨幣與港元競爭的想法，限制深圳經濟特區只可使用深圳特區貨幣。此舉亦有助深圳發展成為一個全面自由的經濟體。此構想後來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
深圳特區貨幣 討論過程
1981年春，時任廣東省副省長、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首先正式提出發行特區貨幣。同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提出該項建議。7月中，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批示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研究在深圳發行特區貨幣的方案。至該年11月末，深圳提交的《關於儘快研究發行特區貨幣及批准外資銀行來深圳經濟特區設置分支機構的報告》中表示當年區內共有約800萬港元流通，約佔貨幣流通量十分之一，如不儘早研究發行深圳貨幣，港元的流通範圍可能不斷擴大。
1982年初，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尚明為首的小組到深圳進行調查，4月小組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認為貨幣問題關係重大，也涉及深圳經濟特區的定位及與中央的關係的問題，因此不宜傖促行事。該報告同時表示不發行特區貨幣不會對吸引外資造成障礙。該年末國務院曾召開兩次相關會議，會上多數人贊成發行特區貨幣。
深圳特區貨幣 討論過程
1983年1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等部門組成調查組到深圳、珠海研究貨幣問題。其中廣東省、深圳市、招商局主張發行、珠海市要求不迫切，港澳工委不主張發行。調查組同月向廣東省省委領導表示贊成發行特區貨幣，以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宣佈成立「國務院特區貨幣研究小組」（下稱「貨幣小組」），該小組基本上肯定了發行特區貨幣的方向，主要任務是研究如何發行。
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對是否發行特區貨幣爭辯熱烈，意見分歧。支持者認為如不發行特區貨幣，將使人民幣在深圳以至廣東被排擠，港元等外幣將佔主導地位，令深圳經濟過份受香港影響。至於反對意見認為，一個國家發行兩種貨幣，將不利國家穩定，且難以禁絕未來可自由兌換的深圳特區貨幣在其他中國大陸地區流通，可能對其他地區的經濟造成不良影響。
深圳特區貨幣 討論過程
1984年港元在深圳流通至頂峰，黑市兌換價升至100港元兌63元人民幣，較官方牌價高出30多元，同時港元和外匯券佔社會商品零售額70.5%，人民幣跌幅厲害，令中央及廣東省政府擔心人民幣受衝擊。該年1月，深圳市委及市政府再次向省和中央提出發行特區貨幣的要求。2月鄧小平提出要先在深圳、廈門發行特區貨幣。不久研究小組經過調求意見後向深圳市提出了貨幣方案，包括匯率、與人民幣關係、中央提供外匯支持的金額等內容。該年8月，國務院會議同意發行深圳特區貨幣，切斷人民幣在深圳經濟特區內流通。10月，深圳向廣東及中央提交《關於如何發行好特區貨幣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具體的方案，並闡明特區貨幣與人民幣的關係。同月貨幣小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三個方案，即讓港幣流通、讓外匯券流通、發行特區貨幣並可於香港主權移交後在香港流通三種選擇。中央政治局支持了發行特區貨幣的方案。
1985年，貨幣小組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出特區貨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採用獨立匯價，與包括美元、日元、港元、英鎊的一籃子貨幣作浮動匯率，以人民幣為依據，而不與任何國際貨幣直接掛勾。該報告同時提出發行時間為1985年10月1日。
深圳特區貨幣 討論過程
得到中央领导全力支持的深圳特区货币的发行计划，因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突然爆发的“海南汽车事件”而流产。1985年7月，伴随海南汽车事件，中央、省、市派出工作组在深圳各单位各企业严查炒汇（倒买倒卖外汇）收入。同时，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对外盲目引进等全国经济过热周期，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全国范围的基建膨胀和信贷失控，国务院在1985年2月决定实施包括深圳特区在内的全面紧缩银根的举措。
然而，後來由於中資於香港的企業銀行代表反對，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也認為一個國家不宜有兩種貨幣，同時因中國外匯緊張，不能保證可完全撥給特區貨幣支持，最後使中央政府決定暫緩發行。
此後，發行特區貨幣的建議便被擱置下來。於1985及1986年，港元在深圳的流通量佔深圳總流通量升至頂峰，而外匯券的流通量則萎縮至不到百分之一。
1985年11月深圳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深圳的调剂市场汇率接近于真实汇率，基本上能根据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变动而浮动。
1986年後，港元的流通比率逐年下降，至1991年只佔9%。1990年，深圳人大、政协等机构的相继设立，也宣告了深圳“自由港”模式的终结。隨著深圳的生活水平日漸提高，深圳居民對港元的需求下降，人民幣恢復了深圳的主導地位，發行深圳特區貨幣之議因而不了了之。
深圳特區貨幣 貨幣設計
於1984年至1985年發行深圳特區貨幣之議最為熱烈之時，中國人民銀行為首的貨幣小組已就發行貨幣作好準備。1984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深圳輕工業區買下兩幢大樓作為「深圳光華印鈔造幣公司」廠房，並已開始為造紙廠徵地。1985年1月，貨幣小組提交的報告中提出深圳特區貨幣紙幣以黃帝（軒轅氏）為像，硬幣採用飛禽圖。同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將樣票設計送交中央政府批准。據說當時設計樣票時曾考慮使用毛澤東或孫中山頭像，但都感到不合適。同時有一種說法指當時使用了炎帝（神農氏）與黃帝同時作頭像，有炎黃子孫的意味。
由於1985年中關於發行特區貨幣的討論出現了反覆，因此相信深圳特區貨幣並未送印。目前仍未見有該貨幣的設計樣票刊佈過。
楊衢雲
楊衢雲（1861年12月6日－1901年1月11日），名飛鴻，字肇春，別號衢雲，祖籍福建海澄（今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生于廣東東莞，中國近代革命家，1892年於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與孫文興中會合併後成為總會長（孫文為秘書），負責策劃廣州起義。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暗殺身亡。
楊衢雲 生平
楊衢雲年幼即隨其父到香港，在香港聖保羅書院接受教育。十四歲在香港進入船廠學習機械，因工業意外失去右手三指，於是改習英文。畢業後任教聖若瑟書院，之後轉任招商局總書記，及沙宣洋行副經理。
1890年（一說為1892年），與謝纘泰等十餘人組織輔仁文社，由楊任社長，在上環百子里成立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盡心愛國”為宗旨。文社購買新學書報，討論中國的發展及改革路向。楊衢雲同時亦加入志在反清之洪門。
1893年1月，孫中山到香港，經孫之好友，輔仁文社成員尢列撮合；將孫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設立之興中會與輔仁文社合併。合併後的組織名為興中會，楊衢雲被選為總會長（當時亦稱總辦或伯理璽天德，即President），孫為秘書，在香港中環成立一商號“乾亨行”作掩飾。
1895年10月，興中會在廣州起義，由楊衢雲在香港任總指揮。由於事機不密，為清政府所獲悉。陸皓東等七十多人被捕，楊及孫同被通緝。香港政府受清政府壓力，迫令二人離境，於五年內不准入境。楊衢雲經新加坡，前往南非約翰尼斯堡，之後再轉往日本，並輾轉在各地發展興中會。
楊衢雲 生平
1900年1月，楊衢雲辭去興中會總會長一職，改由孫中山擔任。同年從日本到香港，發動惠州起義。失敗後楊衢雲於年底返回香港，於中環結志街52號設私塾輔仁文社教授英文以養妻兒。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於結志街52號2樓寓所（其私塾）內被清廷派出之刺客陳林開槍刺殺，翌日（1月11日）逝世，享年39歲。
谢缵泰為楊衢雲安排下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並為楊衢雲設計墓碑，為免清廷干擾，只立無字斷柱誌葬，碑上沒留名字，只刻有編號6348，以天圓地方概念設計，刻有青天白日圖案，追封楊衢雲的功蹟，並象徵著楊衢雲革命的精神。無名碑於12月23日建成。
1931年3月4日，謝纘泰曾致函南京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倡議在中國大陸擇地遷葬楊衢雲遺骸，並另立石碑刻文以茲關心重視，但後來不了了之。
1903年，呂超，又名李桂芬，被裁定控謀殺楊衢雲罪成，被判死刑，於1903年6月22日早上執行繯首死刑。
2011年9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6348號墓碑豎立楊衢雲生平說明牌，以肯定為國民革命的貢獻。
楊衢雲 相关影视作品
2009年，香港致群劇社公演話劇《無名碑》講述楊衢雲之事蹟。12月公映的電影《十月圍城》的開頭部分就是楊衢雲被清政府殺手在街頭被刺殺的虛構情節，由張學友飾演楊衢雲。
北京大学工学院
北京大学工学院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院，成立于2005年2月，现任院长段慧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