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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起因
香港經濟在1960年代仍處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許多低收入工人的每天薪金僅有數港元，賺取的收入僅足夠糊口。由於自1940年代晚期起有大批難民為躲避中國大陸的內戰和動亂而湧入英國統治的香港，導致房屋遠遠供不應求，房價及租金持續上漲，除了使中低收入的市民生活環境困迫，也帶來金融不穩的問題，由於其時對金融機構缺乏有效的監管，多家華資銀行向房地產過度放貸，當地產回調，借出的資金未能及時回籠，銀行便因缺乏流動資金而面臨倒閉危機，存戶的信心受到打擊，繼而趕往銀行提款，引發擠提潮。1961年6月，廖創興銀行發生擠提，持續數日，直至獲得滙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注資才得以緩解。1965年1月，香港發生一場更嚴重的擠提潮，並引發金融危機。小型銀行明德銀號因其支票被拒付，引起存戶到銀行通宵輪候提款，港府在1月27日接管銀號審查帳目後，確認其資不抵債而宣告破產，多家華資銀行的存戶因擔心存款化為烏有，紛紛到銀行提款。同年2月6日，廣東信託商業銀行因周轉困難及帳目問題，在2月8日被財政司郭伯偉勒令全線停業，該行被政府接管後，觸發更大恐慌，擠提潮蔓延至廣安銀行、道亨銀行、永隆銀行及恒生銀行等多家華資銀行，並且引發六五股災。面對席捲多家華資銀行的擠提潮，港府安排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向多家華資銀行無限量拆借資金，以維持受影響銀行的資金流動性。財政司郭伯偉又於2月9日下午宣布限制銀行存戶每日最多提取現鈔100港元，以支票提款則不予限制，直至英倫銀行空運的大量鈔票在週末抵港為止。同年4月因擠提面臨倒閉的恒生銀行同意滙豐銀行收購控股權，以恢復市場信心。至於在1965年2月全線停業的廣東信託商業銀行因有多筆壞賬及涉嫌造假，於同年5月正式倒閉。當年的金融危機有不少市民失去積蓄，引起公眾對政府和企業的不信任。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起因
1965年10月，來往中環及尖沙咀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加價，將頭等（渡輪上層）收費由2毫子增加5仙至2毫5仙，二等（渡輪下層）收費1毫子則維持不變。因為當時未有行車海底隧道，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來往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最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社會輿論對小輪加價紛表反對，批評其帶頭加價及引發加價潮。1965年11月，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收集超過2萬名市民簽名，聯署反對天星小輪加價。1966年3月，為政府提供公共交通服務建議的交通諮詢委員會舉行會議，除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申請，與會的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禮士（M.A.R. Herries）更宣稱「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雖然天星小輪確實沒有增加二等收費，但這種說法無助安撫坊間的不滿情緒，倒成為火上加油的「公關災難」，引起社會更為強烈的反感。此外，1966年4月1日，政府如期調高所得稅及薪俸稅，又增加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屋租、停車場等多項收費，進一步導致民怨升溫，促使更多市民支持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經過
1966年4月4日上午11時，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黑色皮外套，背部用白色油漆寫上「For Elsie」（支持葉錫恩），並手持寫有「絕飲食，反加價潮」、「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的紙牌，坐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的欄杆外，表示要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途人圍觀。4月5日，盧麒等11名青年加入聲援。同日下午，有2名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蘇守忠。當晚盧麒等人前往港督府要求會見香港總督戴麟趾及警方釋放蘇守忠。同日晚上在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有10多名青年舉行示威，後來沿廣東道遊行往佐敦道碼頭，吸引群眾跟隨。又有遊行隊伍從尖沙咀經彌敦道遊行往石硤尾，支持蘇守忠及反對加價。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經過
4月6日凌晨，警方拘捕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在西區裁判處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開始有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晚上8時，約有300人向油麻地警署投擲石塊及玻璃瓶。警方出動警察訓練分遣隊驅散，但人群在彌敦道再度聚集，電影院散場後，聚集人數更倍增。暴徒周圍放火，並且搶劫商店，又攻擊消防局及搗毀公共設施，更襲擊到場的警察。警察訓練分遣隊以催淚彈、木彈及實彈驅散人群，當晚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港府於4月7日凌晨1時08分宣佈九龍局部地區在凌晨1時30分至清晨6時實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時左右，旺角彌敦道再有人群聚集，並且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有數百人包圍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及企圖縱火。政府宣佈九龍局部地區在翌日0時30分實施宵禁，香港空軍輔助隊派出直升機在九龍上空盤旋，協助維持治安。當晚的騷亂有1名青年死亡，4人受傷，警方拘捕約400人，其中200多人在騷亂現場被捕。4月8日，政府宣布九龍部分地區的宵禁提早至當晚7時起實施，警方預先在各主要道路佈防，英軍派出裝甲車巡邏，當日有大批探員在九龍多處搜捕懷疑滋事份子。連續兩晚的騷亂在4月8日晚上大致平息。4月9日，有超過300名被捕人士在法庭受審，當中有很多是15至25歲的青年人，大部份人被判刑，不过其后大都获得特赦提早释放。九龍局部地區的宵禁令於4月10日解除。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影響
這場騷亂造成1人死亡，26人受傷；共有1,465人被拘捕，其中905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在九龍區的商戶因騷亂引致的直接損失至少2,000萬港元。天星小輪最後在4月26日獲政府批准加價，並於5月2日調整收費。
港府在1966年5月4日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港督戴麟趾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爵士、律師黃秉乾組成「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騷亂的成因及提供預防的建議。委員會在同年12月發表《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調查委員會的委員認為部分示威者參與騷亂的動機，是因為在經濟上遭受挫折及社會貧富懸殊而引起。報告指政府職權過於集中，導致殖民地政府與市民之間出現隔閡，更表明如政府需要關注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並且認為如不處理這些負面因素，將來可能再有騷動，建議政府設法開闢與民眾的傳達管道，並增進公務員與市民之間的接觸。然而港府未来得及付諸實行，1967年因香港左派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六七暴動，港府在平息這場演變為炸彈浪潮的六七暴動後，採取多項政策防止嚴重騷亂重演。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影響
曾參加絕食抗議的青年盧麒因煽動破壞公安判守行為3年，後來又因盜竊單車被判監4個月至1966年8月出獄，可是在1967年3月被發現在牛頭角廉租屋住所內上吊自殺。
反對天星小輪示威被認為是1945年香港重光後發生的第一場香港本土抗爭運動，在事件發生期間中國共產黨支持的左派及中國國民黨支持的右派都沒有通過其在香港的社團發動群眾參與抗爭，更在其各自的喉舌媒體支持港府平亂，因此這場抗議活動本身並未帶有明顯的政治派系色彩，而以絕食及遊行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是1960至1970年代香港連場本土社會運動的開端。與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顯著不同，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乃本土發生，並無外在勢力推動。在1970年代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等等；反映隨著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以及戰後嬰兒潮成長為青年人，香港人自我意識及身份認同逐漸抬頭。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与中国共产党关联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认为「事件是『港英搞鬼，弄假』。英国搞假民主的『骗术』：『华革会』…叶锡恩为了搞假民主，争取群众，收买了几十个人，表面上出来反对加价，谁知后面跟上了14K，黑社会势力，乘机捣乱，发生了九龙骚乱事件。」而根据其持有的资料，中共还通过《大公报》及《文汇报》，强烈谴责有人在香港破坏秩序；而由于中共高层的态度，中共所支持的香港左派势力并没有参与這場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在發生騷亂後還要求港府平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此外，雖然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與翌年由香港左派為響應中國文化大革命而發起及得到中共支持的六七暴動，兩者的發生時間只是相隔約一年，有部分人認為六六騷亂是六七暴動的前湊或預演，惟兩者並無直接關係，性質也有極大差異。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保留天星碼頭事件
至2006年，由於政府規劃拆卸愛丁堡廣場渡輪碼頭以及皇后碼頭，引發連串保育抗爭行動。保育人士重提是次加價暴動，以碼頭見證本土意識抬頭、盛載抗爭歷史為反對拆卸碼頭的原因之一。
TANet
TANet（英語：），即臺灣學術網路，為中華民國教育部與臺灣各學術單位共同建立的一個全國性教學研究用網際網路系統。
TANet 概要
1980年代中期，教育部引進BITNET大學教學研究網路系統，提供學術界跨國電子郵件、檔案傳輸等應用服務。1980年代末期，教育部科技顧問室（1990年更名為教育部顧問室）在張進福主任任內編列經費，委由科技顧問陳文村規劃，補助主要國立大學建立校園網路、校際網路。於1990年7月，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邀集受補助大學成立「台灣學術網路」，建立以TCP/IP通訊協定為基礎之網際網路系統，為台灣第一個網際網路系統，也是台灣往後發展政府、商用網際網路系統之基礎。1999年起，教育部推動中小學使用ADSL連線至TANet，讓資訊教育向下扎根，迄今TANet已成為全台灣各級學校網路及資訊教育之平台。
TANet 概要
TANet初期連接台灣部份的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網路骨幹使用電話連線，頻寬為9.6kbps。1991年12月3日以64Kbps數據專線連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JvNCnet，成為台灣的第一條跨國網路連線。1994年年初，以T1連接架設中的Hinet，成為台灣第一條網際網路對等連線（peering），台灣的網際網路正式進入跨網時代。同年6月以10Mbps 的乙太網路連接SEEDNet，台灣開始了多網系統的網網相連。歷經多年來擴充，TANet網路架構分為國家骨幹網路、地區性網路、校園網路三個階層，2005年TANet國家骨幹網路全面提昇至10GE之網路環境。截至2008年4月，連美國頻寬為STM16 (2488.32Mbps)，連台灣其它網路總頻寬達102.718Gbps。
於2016年中旬後，主節點(中央研究院、臺北、新竹、臺中、臺南)主節點間交換骨幹均提升至100Gbps、主節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及各縣市區網中心間交換骨幹均提升至100Gbps。各區網中心分別以兩條100Gbps線路接往主節點，均達線路備援。TANet骨幹的提升能舒緩以往TANet長年以來頻寬不足的問題。



TANet的管理組織分為三個階層：「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委員會」、「區域網路中心推動小組」以及「縣市教育網路中心推動小組」。
TANet現行網路運作架構為 各區主節點 、各縣市區網中心(收攏鄰近大學大專技職院校及較近區域之高中職與國中小)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收攏當地高中職、國中小及部分幼稚園)
TANet TANet架構
TANet的骨幹架構如下：
一、主節點： TANet在中央研究院、臺北、新竹、臺中、臺南設置主節點，主要收攏各縣市所在之區域網路中心，提供各區域網路中心之間骨幹網路交換。
二、區網中心：TANet在全國各區域選出一個院校單位，成立區域網路中心，協助該區域內相關學校及學術研究單位共享網際網路資源。
三、縣市網中心：各縣市建立收攏各高中職、國中小及幼稚園等教育單位。
TANet 網域命名規則
高中職若有英文名稱則沿用之，附加縣市domain.edu.tw。如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英文名為 kshs， 網域名為 kshs.kh.edu.tw;國立新竹高級中學英文名為 hchs，網域名為hchs.hc.edu.tw,國立內壢高級中學英文名為nlhs，網域名為nlhs.tyc.edu.tw。其他依下述規則命名：
高級中學：校名縮寫英文字母+hs.縣市domain.edu.tw
完全中學（分國中部、高中部的學校）：校名縮寫英文字母+sh.縣市domain.edu.tw
職業學校：校名縮寫英文字母+vs.縣市domain.edu.tw
若高工高商家商商工的縮寫名稱過長，依狀況決定。
若為大學附屬中學，命名不一定符合上述規則。
（宜蘭縣的各國民小學網站曾在2014至2020年架在縣內部落格服務網站（blog.ilc.edu.tw），2021年起網域規則改為「校名縮寫英文字母+es.ilc.edu.tw」）
TANet IPv4位址範圍
IP位址的分配依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的規範。TANet多數IP開頭為 140.92 、140.109至 140.138，尚有 192.83 、 192.192 與 163.13 至 163.28，其中163.28保留作為TANet及區網Proxy專用網段。網域名多以edu.tw結束，部份單位有獨立網域名。
TANet IPv6位址範圍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核發給 TANet 之 IPv6 位址為 2001:288::/35。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中國大陸赠送台灣大熊猫，简称赠台大熊猫，是描述于2008年12月23日中國大陸赠送一对大熊猫给台湾，台灣亦于2011年4月16日回贈給中國大陸一對台灣長鬃山羊與台灣梅花鹿，而称之为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兩頭大熊猫來自四川省臥龍自然保護區，其子嗣現居於臺北市立動物園，而台灣回赠的長鬃山羊與梅花鹿則於2011年4月16日送往山东省威海市森林公園。
熊猫赠台事件引起許多关注，也历经波折。自1988年起，臺灣民間團體和洪文棟等政治人物，致力於促成貓熊來臺，於1988到1991年三次向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皆遭到否決。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對台灣政府而言，輸入保育類動物需要符合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國與國輸入」規定，因此輸入熊貓受到各政黨的高度關注。另外，台灣動物園的技術、飼料和相關人員培訓，以及域外保育的爭議都成為熊貓輸入討論的關鍵因素。2005年陸方宣布將贈送大熊猫，北市動物園遂提出第四次申請案，農委會在2006年3月31日否決申請案，以「域外保育不合國際研究潮流」、「申請者之教育計劃及飼養貓熊之設備和人才訓練尚未成熟」為由拒絕，並表示若上述問題如能改善且取得保育團體支持之共識，則貓熊當可依規定輸入，出現了可能性。2008年5月馬英九政府執政後，正式支持將貓熊輸入至台灣；8月14日，貓熊被核准輸入台灣；12月23日，兩隻貓熊（“團團”與“圓圓”）依據中國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辦公室核發的「野生動植物進出口許可證明文件」抵達台灣。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熊貓資料
熊貓命名源自於2006年中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陸同胞向台灣同胞贈送大熊貓」投票，計獲得1億3,000萬觀眾的短信和電話投票。
大熊貓在台灣的住所有四層，室內和室外面積約2,000平方米。因為熊貓怕熱不怕冷，所以所有房間都有恆溫的設計。臺灣方面在事前專程派員往四川，學習飼養熊貓之道。為保證熊貓能夠適應當地竹子的味道，所以工作人員會先放上从原產地四川進口的竹子，再逐漸將臺灣當地的竹子摻入其中，好讓團團圓圓適應。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1988年6月，中國動物園協會在理事會上通過關於大貓熊、金絲猴等針對動物出境展出相關規定，要求外國借展需要向「中國動物園協會」提出申請。借展大貓熊必須向中央政府批准，且必須以展覽替「中國動物園協會」籌募資金，提供物資與技術資助。另外，為確保動物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會派出足夠的飼養員、技術員和獸醫。
同年8月，立委洪文棟計畫自北京動物園引進一對3歲的貓熊。農委會主任委員余玉賢指出若中國大陸贈送大貓熊給予臺灣民間團體，主管單位需從「是否符合國際公約」及「保育技術觀點」評估。因此在向國際保育團體尋求意見後表示若將僅供繁殖的大貓熊用於展示觀賞，臺灣將受到國際強烈指責；若是提供研究及復育，當時國內的飼養技術、環境及食料供應上仍不及標準。加上彼時臺灣的野生動物進口生態，有許多涉及非法走私的情況，不僅影響國際形象，亦恐受到禁運。在此國際背景下，第一次申請案因此於1988年12月8日遭農委會正式駁回。政治因素成為考量的關鍵因素，台灣如果有大熊貓，中國大陸人員能時不時來台進行調查及了解飼養狀況，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困擾。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1989－1990年間共有兩件申請案，一則由臺北市立動物園通過上級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向農委會申請輸入；另一則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向中華青年體操代表隊團長詹德基提及送貓熊給中華奧會的意願，兩件申請案由農委會一併審查。由於台灣與大陸尚未無直接貿易和贈送動物的規定。鑒於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相關規定，「動物園之友協會」同意透過轉口國核發「再輸出許可證」以讓貓熊順利來臺。
1989年4月，臺北動物園以「動物園之友協會」名義，積極邀請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飼育課大貓熊組組長中里龍二來訪，評估飼養貓熊的環境並獲得肯定。爾後立法院經濟、內政兩委員會舉行「貓熊來臺聽證會」，與會人員由傾向贊成貓熊來臺的經濟委員會邀請，討論最終偏向接受貓熊的共識。「貓熊來臺聽證會」結束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選定北京動物園貓熊「陵陵」與「樂樂」來臺，臺北市立動物園便著手通過臺北市教育局向農委會申請大貓熊輸入，此為第二次申請案。然而，農委會函請日本遭拒，香港轉口的機會也不高，因此申請證件無法補齊。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站在農委會的立場，大熊貓審查案必須以「是否符合國際公約」及「保育技術觀點」上考量。前者必須注意國際組織態度，後者則需要專家評估，農委會隨即邀請許多專家學者與會審查。審查過程中，兩位拒絕保育界學者認為不懂飼養技術因此並沒有資格審查，退出審查會。最終其餘人士在「樂見其成」的心態下，肯定台灣能飼養熊貓。此外，根據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入，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入許可證及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若是要引進大熊貓，必須以「國對國」簽署出口證明書給台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態度強硬，因此可能會產生矮化台灣的問題，而這也是幾次申請案中的爭議點。
此時，因為臺灣與大陸尚無直接貿易及贈送動物的相關規定，需透過第三國（轉口國）政府核發「再輸出許可證」以讓貓熊順利來臺。然而農委會函請日本協助受到拒絕，香港協助轉口意願可能也不高，因此便打算將「大陸奧會擬贈中華奧會」貓熊， 以及「中國大陸林業部擬贈動物園之友協會」之申請案併案審查。行政院長李煥聽取政務委員張豐緒及農委會主任委員余玉賢的報告後，指示要慎重行事、以國家形象為考量、注意國際組織的反應。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然而，由於台湾根本沒有貓熊飼養專家，審查會中的動物、獸醫學者也只有三位，會議結論受到保育界質疑。另一方面，與會人士雖然認為飼養不是問題，但對繁殖貓熊則沒有信心。1990 年 8 月，行政院長郝柏村強調，在經濟發展後，生態保育必須受到重視，表示臺灣「不能成為國際上議論的對象」，便指示農委會及相關單位，根據國際生態保育的觀念和作法，儘快決議並向外宣佈申請案結果。最終農委會否決了第二次的大貓熊輸入申請案。最終，農委會否決1989－1990年的兩次大熊貓輸入申請案。
1991年3月，第三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同樣由「動物園之友協會」提出，農委會表明「至少要有二隻公的及四隻母的貓熊，才有繁殖成功的可能」，此外也要在其他飼養環境、人力、財力都配合的情況下，才會同意貓熊來臺。最終，農委會以會以「臺北市立動物園尚未興建貓熊館」、「需四至六隻貓熊才適合做研究」及「須有第三國輸出入貓熊的特許證」等三項理由，再度否決申請案。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申請案受到三度否決後，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於 1993 年提出希望海基會促成一對非繁殖適齡的貓熊於同年 12 月赴臺巡迴展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副主委高孔廉則認為需謹慎評估貓熊飼養的技術問題。
2004年起，「動物園之友協會」再次向中國大陸政府爭取貓熊來臺，與北京動物園積極洽談，希望以借展方式促使貓熊來臺。然而，大陸方面認為貓熊出借涉及政治因素，且當時臺灣政經情勢不穩，因此未能有所進展。2005年5月3日，在時任國民黨主席连战率領代表团结束访问中国大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即将访中之際，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宣布向台灣赠送两只大熊猫。該年10月，臺北市立動物園園方填妥文件提出申請案。
2006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家林業局與中共中央台辦皆舉行記者會，宣布已經遴選出兩頭貓熊贈予臺灣。農委會則對此表示，沒有臺灣核發的輸入許可證，大陸不能宣布送貓熊到臺灣。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大媒体为两只赠送台灣大熊猫征集乳名。1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公布，團團、圆圆在网民投票中高票當選。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此時熊貓議題持續延燒，執政的民進黨表示熊貓已經成為政治工具，考慮到接受熊貓可能會矮化台灣國家地位，也可能會違反國際保育公約，反對熊貓來台。而在野的國民黨則以台北市長馬英九為首，積極促成大熊貓來台。
最終，農委會召開項目審查小組會議及座談會，開放民間團體參與。針對第四次的申請案，保育團體基於六點考量，認為貓熊暫不適合輸入臺灣：
貓熊保育，應該以棲息地復育為主；
野外貓熊數量未達到需要圈養的程度；
臺灣人工飼養環境不及大陸好，且圈養貓熊都有刻板行為；
圈養貓熊的成本過高；
現已有太多貓熊生態研究，無需重複研究；
贈送及圈養貓熊皆為負面的生命教育。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贈送台灣經歷
2006年3月31日，農委會否決申請案，以「域外保育不合國際研究潮流」、「申請者之教育計劃及飼養貓熊之設備和人才訓練尚未成熟」為由拒絕，表示若上述問題如能改善，且取得保育團體支持之共識，貓熊當可依規定輸入。

臺北市立動物園不服政府駁回的決議，因此向高等法院提出訴願。園方強調「域外保育」在物種絕種危機、控管圈養數量及野生動物保育數量，以及公共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動物園認為農委會就本案之處理和其他同為CITES〈附錄一〉物種之輸入案有所不同，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先例。最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原告之訴駁回，直至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出現轉折。
2008年3月22日，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馬英九表示，歡迎大貓熊到臺灣居住。同年6月，臺北市立動物園向農委會提出第五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
農委會林務局於2008年8月14日召開「大貓熊專案審查小組」會議審查申請案，核准臺北市立動物園進口大貓熊，但宣稱因為「擔心委員受到不必要的壓力與干擾」，不願在會前透露專家小組的成員、人數與組成。此舉遭到民進黨團反對，但未獲正面響應。另外，審查小組的成員組成也遭到質疑，此次審查員僅有七人，除農委會代表一人以外，六位專家之研究專長和野生動物生態較為相關的僅有三位，比例明顯被刻意減少。另外此次申請並無邀請保育專家參與，政治操作的意味濃厚。由於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絕以公約之所謂「國對國」簽署出口證明書給臺灣，因此中央政府想方設法創造各種大貓熊來臺的方法，如「贈送模式」、「中藥進口模式」，以及隨陳雲林來臺的「包機走私模式」等。然而各種模式皆有損法治、生態保育、動物福利和生命教育，因而備受批評。實際上，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不符合規定的方式將大貓熊走私進入臺灣，政府有權以銷毀等方式處理。
2008年8月14日，大貓熊比照中藥模式被核准輸入台灣，正式完成鋪路；12月23日，大貓熊抵達台灣。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各方反應
2006年1月16日，《聯合報》公佈民意調查，該調查中受訪的民眾有65%的民眾認為受贈熊貓與國家主權是兩回事，19%的民眾認為熊貓至台灣會對台灣主體性造成傷害；17%的民眾擔心台灣的氣候不適合熊貓居住，另外有56%的受訪民眾認為台灣有能力提供適當的居住環境給熊貓，27%的受訪民眾不表示意見；此外，約有70%的受訪民眾希望政府開放熊貓到台灣，14%的受訪民眾反對，另有16%的受訪民眾沒有意見。這次調查於2006年1月11日到1月13日晚間進行，以臺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做尾數兩位的隨機抽樣，有1,116名成年臺灣民眾受訪，另外有743名民眾拒訪；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2.9%以內。
2006年，台灣的木柵動物園提出申請，希望能爭取接收團團圓圓。政府以氣候和飼養、技術等問題拒絕熊貓來台。認為熊貓贈送違反保育組織域內保育的原則，認為應該優先把經費應該用在保育台灣本地動物、或在原居地照顧更多隻貓熊，故反對貓熊來台灣。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各方反應
2006年3月31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大猫熊案专案审查小组达成共识，无法发给大熊猫进入台湾的许可证。该共识称：“本小组认为，依野生动物保育法引进大猫熊以学术研究、教育为目的，以中國大陆及国际间对于圈养生理已經具研究成果，应加強转移至野外动物生态习性及棲息地保育之研究；目前展示及加强野生动物保育之教育计划不够具体；二家申请者饲养设备及医疗照护人才训练计划均未完成。为彰显动物的生命价值，今后宜配合当前国际保育主流价值，强调在地保育。是以，如相关问题能获得改善且取得保育团体支持之共识，当可依规定输入。但本次审查会经检视二家动物园申请文件，尚不符合上开条件，因此，现阶段无法依野生动物保育法施行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发给供申请人向中国申请输出国之出口许可证之文件。”
2008年1月8日，中華民國政府以氣候和飼養技術問題再次拒絕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申請批准2只大熊貓團團和圓圓入台。同年12月23日，大熊貓團團和圓圓入住台灣台北市立動物園。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各方反應
2008年6月3日，原中共中央臺辦主任陳雲林出任海協會會長，表示將在兩岸兩會會談中，討論大貓熊來臺的日程問題。6月下旬，郝龍斌赴上海訪問，其中的重要工作就是為臺北市立動物園爭取大貓熊和金絲猴。7月15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稱研考會）隨即進行「民眾對大陸貓熊來臺的看法」之電話民意調查，並且在一星期之後公佈結果「5成6民眾贊成大陸貓熊來臺，近3成1民眾認為貓熊來臺最佳時機是今年年底前」。保育團體對此批評道，「從問卷設計到公布時機等，政治操作非常明顯」。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各方反應
貓熊入園前台北市立動物園長葉傑生估計2009年入園人數可達600萬人，但該年實際入園人數僅達365萬人次，雖較前一年增加約39萬人次，但相對動物園每年必須編列3千萬元預算照顧，被台北市議員批評應檢討動物園資源分配。而原本規劃園內最大的餐飲區「團圓小棧」，也由於遊客不如預期，致使營業狀況冷清，業者不堪收入不足嚴重虧損，於2009年5月歇業。而2010年台北市立動物園參觀人次再降至280萬，2011年又降到271萬，2012年上升至296萬人，2013至2018年的入園人數分別為322萬、422萬、330萬、323萬、304萬、325萬，觀看的人潮原先估計的有相當距離
2006年中國大陆民众通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大陸同胞向台灣同胞贈送大熊貓」投票产生“团团”、“圆圆”为两头大熊猫命名。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各方反應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在2006年2月8日表示，希望台湾当局不要从政治目的出发，人为地阻拦祖国大陆赠送台灣大熊猫。对广大台湾同胞作出的承诺，会负责任地、积极地、认真地去履行。大陆民众对台湾民进党以各种借口来所推搪大陆赠送的大熊猫，是小人所为，并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台湾作为发达地区绝对有条件饲养两頭大熊猫。
2008年12月23日， 中國媒体对大熊猫赠台过程进行全程跟进。
原則上，大熊貓屬CITES附錄的一瀕臨絕種物種，不可進行以商業為主要目的的進出口。進口國和出口國雙方均必須由主管機關核發許可；基於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並不被聯合國承認，因此亦無法成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又稱華盛頓公約，CITES）締約國，但兩岸進行貓熊移交時仍於某程度上倣效CITES模式。據報導，雙方核發的進出口許可文件上，進口地為台北市立動物園，出口地則為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但兩隻熊貓從四川省運抵台北市後，CITES秘書處稱公約將其視為「國內交易」，因此無需通報。
CITES秘書處發言人瓦斯蓋茲對中央社表示，公約遵循聯合國的政策，這項貓熊移交既屬「國內交易」，「應由北京和台北的相關當局決定應適用的程序和附隨動物的文件」。他說，國際交易於一般情況下也不必逐筆即時對秘書處通報，只須在每年底總結通報一次；至於國內交易則根本完全沒有通報的義務，因「CITES只規範國際交易」。
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CITES物種貿易其實由來已久，許多常用的中藥材亦屬CITES物種，植物如人蔘屬的人蔘、西洋蔘、蘭科的白及、天麻、石斛、鎖陽屬的肉蓯蓉，沉香，動物如龜板，麝香等。但。
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 熊貓第二代
2013年7月6日20時5分，圆圆產下了1隻貓熊。幼仔性別為雌性，臺北市立動物園确定名字為「圓仔」，經公眾投選命名選出此名。熊猫宝宝在2014年1月6日与公众见面，留在臺灣不送回中國大陸，計劃在可繁殖下一代時，參與國際間交換計劃，將與其他擁有熊貓的動物園配對繁殖。
2020年6月28日13時53分，圆圆再度產下了1隻雌性貓熊，臺北市立動物園經過公眾投票确定名字為「圓寶」。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陆军元帅第一代沃尔斯利子爵加尼特·沃尔斯利 KP GCB OM GCMG VD PC（英語：，1833年6月4日—1913年3月25日），是英国陆军中的一名盎格鲁-爱尔兰裔军官。沃尔斯利在加拿大、西非和埃及声名鹊起后，成为了当时影响力非凡、備受尊敬的英国将军，随后在英国军队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關鍵作用。
沃尔斯利被认为是新帝国主义时代大英帝国最杰出、功勋卓著的战争英雄之一。他曾参与缅甸战役、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起义、入侵中国、驻军加拿大、英国-阿散蒂战争和马赫迪战争。从1895年到1900年，沃尔斯利担任联合王国陆军总司令。他在办事效率方面的良好声誉铸造了一个新的短语“everything's all Sir Garnet”，意为“一切都井井有条”。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早年生活和教育
沃尔斯利勋爵出生于都柏林的显赫盎格鲁-爱尔兰家庭，他是皇家苏格兰边防军（第25步兵团）的加内特·约瑟夫·沃尔斯利少校（Major Garnet Joseph Wolseley）和弗朗西斯·安妮·沃尔斯利（Frances Anne Wolseley，婚前姓史密斯）的长子。沃尔斯利家族是斯塔福德郡沃尔斯利的一个古老的地主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沃尔斯利出生於他母亲家族所在地的金桥屋。他有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弗雷德里克·沃尔斯利（Frederick Wolseley，1837–1899）和乔治·沃尔斯利爵士（Sir George Wolseley，1839–1921）。
沃尔斯利的父亲于1840年去世，享年62岁，留下遗孀和七个孩子靠他的军队养老金维持生计。与班上的其他男孩不同，沃尔斯利没有被送到英国哈罗公学或伊顿公学，而是在都柏林当地的一所学校接受教育。家庭环境迫使沃尔斯利在14岁时辍学，并在一家测量员办公室找工作，赚取薪水以继续学习数学和地理。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早年军旅生涯
沃尔斯利最初希望进入教会谋生，但他的经济状况意味着他需要一位富有的赞助人来协助他进入教会组织。于是，他寻求加入英国军队。但沃尔斯利无力支付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费用或花钱购买军官身份，所以只能写信给他的都柏林同胞第一代威灵顿公爵寻求帮助。威灵顿作为当时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承诺在沃尔斯利16岁时协助他。然而，威灵顿最终忘了这件事，沃尔斯利转而求助于公爵的秘书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但也没有成功。此时英国军队当时正在从最近一次南非战争中的重大伤亡中恢复过来，沃尔斯利写信给萨默塞特，“如果尊敬的阁下可以任命我到任何一个团参加战争，我将会第一时间动身。”沃尔斯利的母亲随后也写信给公爵，就他的案件提出上诉。1852年3月12日，18岁的沃尔斯利成为第12（萨福克）步兵团的一名少尉，以表彰他父亲的军旅生涯。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早年军旅生涯
就在他加入第12步兵团的一个月后，沃尔斯利于1852年4月13日调入第80步兵团，并随军参加第二次英缅战争。1853年3月19日，他在一次袭击中被一颗子弹击中左腿而受重伤。沃尔斯利于1853年5月16日晋升中尉，并因病回家，后于1854年1月27日转入第84（约克和兰开斯特）步兵团。后又于1854年2月24日转入当时驻扎在都柏林的第90轻步兵团。他于1854年12月29日晋升上尉。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克里米亚
沃尔斯利随自己的步兵团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并于1854年12月在巴拉克拉瓦登陆。他在战争中被选为助理工程师，并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期间跟随皇家工兵部队作战。沃尔斯利在整个围城期间都参加了战斗，他于1855年8月30日在战壕中受伤，失去了一只眼睛。
塞瓦斯托波尔被攻陷后，沃尔斯利成为军需主管将军的参谋，协助部队和物资登船，并且是1856年7月离开克里米亚的最后一批英国士兵之一。由于他的事迹在军报中两次被提及，沃尔斯利获得了战争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奥斯曼帝国五等梅吉迪勋章。
在奥尔德肖特加入第90步兵团六个月后，沃尔斯利于1857年3月随同部队被派往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沃尔斯利所乘坐的船只在邦加海峡失事，士兵全部获救，但只剩下他们的随身武器和少量弹药。被救起的士兵随后被送往新加坡，后由于印度民族起义爆发而从那里被派往加尔各答。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
1857年11月，沃尔斯利在科林·坎贝尔爵士指挥的勒克瑙战役中表现突出，并成功守卫了阿兰巴赫的阵地。1858年三月，他参加了勒克瑙最后的围攻战。之后，他被任命为霍普·格兰特爵士奥德土邦部队的副助理军需官。在1858–59年的秋冬，他参加了拜斯瓦拉、跨戈格拉和跨拉普蒂战役，最终彻底镇压了叛乱。由于他的杰出服务，他经常在军报中被提及，并获得了印度民族起义奖章。沃尔斯利于1858年3月24日晋升名誉少校，后于1859年4月26日晋升名誉中校。
在叛乱期间，沃尔斯利对印度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厌恶，称他们为“野兽般的黑鬼”，并评论说印度兵有“在这些黑鬼的血管里流淌着一桶又一桶的污物”。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
沃尔斯利在战争结束后继续担任霍普·格兰特爵士的参谋，当格兰特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任命为英国军队的司令时，沃尔斯利作为副军需官随行。在战争中，他参加了生胡战役、塘沽战役、大沽口炮台战役，并随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在此期间英军摧毁了圆明园）。他协助部队在冬季来临前重新登船。在军报中，沃尔斯利再次被提及，并因他的服务获得了奖章。回国后，他于1860年发表了《与中国的战争记述》。1861年2月15日，他的少校军衔得到确认。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美国内战和加拿大
1862年，沃尔斯利在安提顿战役结束后不久便辞去军职，前往调查美国内战。他在马里兰州结识了联盟国的同情者，并与一名横跨波托马克河的信使一起进入弗吉尼亚州。在那里沃尔斯利遇到了罗伯特·E·李将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和石墙杰克逊将军。在弗吉尼亚，沃尔斯利还对内森·福雷斯特中将进行了调查。新奥尔良的一份报纸发表了沃尔斯利对福雷斯特的十页调查记录，其中浓缩了当时传记作家对他的大部分描写。这部作品于同年发表在《南方历史学会杂志》上，如今被广泛引用。沃尔斯利在文中提到了福雷斯特在1864年4月田纳西州孟菲斯附近的皮罗堡战役中的角色，据称在征服皮罗堡后，北军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被南军屠杀。但同时，沃尔斯利写道：“我不认为被袭击的驻军有一半被杀或受伤这一事实表明袭击者有任何不寻常的嗜血行为。”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美国内战和加拿大
1861年11月，沃尔斯利是特伦特事件而被派往加拿大省的特勤人员之一。美国内战结束后，沃尔斯利返回加拿大，后于1865年6月5日成为名誉上校，随之在加拿大担任助理军需官。次年，他参加了抵抗芬尼安袭击的军事行动。1867年10月1日，他被任命为加拿大副军需官。1869年，沃尔斯利撰写了《战地服役士兵袖珍手册（Soldiers's Pocket Book for Field Service》 ，该书此后多次再版。1870年，沃尔斯利指挥了红河远征部队，确立了加拿大对西北地区和马尼托巴省的主权。当哈德逊湾公司将其对鲁珀特土地的控制权移交给加拿大自治领政府时，马尼托巴省加入了加拿大联邦。英国和加拿大当局忽视了先前存在的阿西尼博亚委员会，并与它的替代者、由路易斯·瑞尔领导的梅蒂斯叛乱临时政府进行了不成功的谈判。由于当时通讯不畅，镇压叛乱的运动变得困难重重。加里堡（今温尼伯）是马尼托巴省的首府，是一个被加拿大地盾地区的岩石和森林隔开的地区。不经过美国的通往加里堡的最简单路线是通过从苏必利尔湖延伸600英里的河流和湖泊网络。令人钦佩的安排和精心组织的运输反映了沃尔斯利的军事才能，他在1870年12月22日回国后获得圣米迦勒和圣乔治勋章。1871年3月13日，沃尔斯利获得巴斯勋章。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卡德威尔改革
1871年，沃尔斯利被任命为陆军部助理副官，负责推进卡德威尔的军队改革计划。改革遭到以军队总司令剑桥公爵为首的高级军事人物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核心意图是通过扩张预备役来极大地扩大陆军的潜在力量。既通过引入“短期服务法”，允许士兵在预备役中服完他们任期的第二部分，并通过将民兵（即非正规）营纳入新的地方化团结构。在改革计划执行后，军队中的抵抗声音仍在继续，沃尔斯利在卡德威尔离职很久之后继续公开压制反对声音以继续实施改革。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阿散蒂
1873年10月2日，沃尔斯利成为塞拉利昂英属西非殖民地总督和黄金海岸总督。作为西非两个英属领土的总督，他负责管理冈比亚、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西部、东部及北部的殖民地，并在此职位上指挥了对阿散蒂帝国的远征。1874年1月军队抵达之前，沃尔斯利已经在黄金海岸做好了所有安排。在1月31日的阿莫富尔战役中，沃尔斯利的远征队在四小时的战斗中击败了占人数优势的阿曼克瓦蒂亚酋长的军队，并穿过茂密的灌木丛继续进军。经过五天的战斗，奥达舒战役结束，英国人进入了库马西，并将其烧毁。沃尔斯利在两个月内结束了战争，并在气候恶劣的季节开始前重新启程回国。这场战争使他在英国家喻户晓，沃尔斯利也得到了议会两院的感谢和25,000英镑的奖金，随之于1874年4月1日被提升为名誉少将，以表彰他在战场上的杰出服务。沃尔斯利还凭借此次胜利获得圣米迦勒及圣乔治骑士大十字勋章以及巴斯骑士指挥官勋章。伦敦市授予沃尔斯利荣誉之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本土及纳塔尔、塞浦路斯和南非
回国后，沃尔斯利被任命为辅助部队总督察，自1874年4月1日起开始任职。在辅助部队中，他致力于建立足够的志愿预备役部队。但发现自己遭到高级军官的反对后，他写了一份强有力的备忘录，并在高级军官试图说服他撤回时提出辞职。此后，沃尔斯利成为志愿预备队的终生拥护者。后期评论说，自1860年以来英国军队的所有军事改革都是由志愿军首先引入的。不久之后，由于纳塔尔的土著骚乱，沃尔斯利于1875年2月24日被派往该殖民地担任总督和军队司令。
沃尔斯利于1876年11月在印度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并于1877年10月1日正式晋升少将。1878年3月25日，沃尔斯利获得名誉中将衔。同年7月12日，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而塞浦路斯是英国新获得的领地。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本土及纳塔尔、塞浦路斯和南非
次年，他被派往南非，接替切姆斯福德勋爵担任祖鲁战争中的英军司令。并同时担任纳塔尔和德兰士瓦总督以及南部非洲高级专员。沃尔斯利和他的部下被派往德班。但在7月抵达时，他发现祖鲁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在建立临时定居点后，他继续前往德兰士瓦。在南非服役期间，沃尔斯利于1879年6月4日晋升名誉上将，并重组了那里的行政机构，迫使当地土王向英国屈服。沃尔斯利于1880年5月返回伦敦。鉴于他在南非的杰出表现，沃尔斯利被授予南非勋章，并于1880年6月19日获得巴斯骑士大十字勋章。最后，仿佛是为了表明他在帝国的声望迅速上升，沃尔斯利于1880年7月1日被任命为陆军军需官。在担任该职位期间，沃尔斯利发现短期服役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阻力，并利用他日益增长的公众形象为卡德威尔的改革而斗争，特别是在建立储备金方面。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埃及，尼罗河远征和陆军总司令
1882年4月1日，沃尔斯利被任命为陆军副司令。当年8月，沃尔斯利协助陶菲克帕夏指挥驻埃及的英国军队镇压乌拉比起义。在占领苏伊士运河后，他的部队在伊斯梅利亚登陆，经过非常短暂的战役后，他在泰尔凯比尔战役中彻底击败了乌拉比帕夏，平定了叛乱。鉴于他的杰出服务，沃尔斯利于11月18日正式晋升上将，并同时获封开罗和斯塔福特的沃尔斯利男爵。此外，沃尔斯利再次获得了议会的感谢并获颁埃及勋章，奥斯曼帝国赫迪夫则授予他一级奥斯曼尼勋章。
1884年9月1日，沃尔斯利再次被调离其副司令职务，负责指挥尼罗河远征军以解救戈登将军和喀土穆被围困的驻军。沃尔斯利不同寻常的策略是乘船沿尼罗河上游前进，而后穿越沙漠发起袭击，而海军船只则直接前往喀土穆。但援助部队抵达时，喀土穆已经被占领，戈登早已阵亡。1885年春天，英军与俄罗斯帝国在潘吉迪事件上产生纠纷，随后撤回了远征部队。鉴于他在那里的服务，沃尔斯利的埃及勋章得到了升级。1885年9月28日，沃尔斯利的爵位得到提升，成为沃尔斯利子爵。并同时获得圣帕特里克勋章。应女王的邀请，沃尔斯利一家于1888年秋天从他们在伦敦希尔街6号的故居搬到了格林威治更宏伟的游骑兵宅邸。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埃及，尼罗河远征和陆军总司令
沃尔斯利此后继续在陆军部担任陆军副司令，直到1890年调任为爱尔兰总司令。他于1894年5月26日晋升陆军元帅。1895年11月1日，沃尔斯利被保守党政府任命，接替剑桥公爵担任陆军总司令。这是沃尔斯利在该领域的丰富经验和他之前在陆军部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而获得的职位，然而，沃尔斯利元帅的权力受到新的枢密令限制。在担任该职务五年多之后，他于1901年1月3日将总指挥权交给了德里克·罗伯茨元帅。他还在1897年患了一场重病，此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布尔战争初期所需的庞大兵力，主要是通过沃尔斯利主导的预备役制度提供的。通过利用正规预备役军人和志愿预备役士兵，英国能够组建其在国外部署过的最大规模的军队。然而，陆军部的新条件并不合他的意。现在称为黑色周的惨败最终导致沃尔斯利在1900年圣诞节期间被解职。在被解除职责后，他在一次演讲中将整个议题带到了上议院。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埃及，尼罗河远征和陆军总司令
沃尔斯利勋爵是维多利亚女王皇权金棒的持有人，并成为1901年2月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的扶灵送葬队伍中的一员。1902年8月，他在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上扶持皇权金棒。
1901年初，沃尔斯利受爱德华国王任命率领一个特别外交使团，前往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奥斯曼帝国和希腊宣布新王登基。在他访问君士坦丁堡期间，苏丹向他赠送了镶有宝石的奥斯曼尼勋章。
在1902年6月26日公布的荣誉名单中，沃尔斯利是功绩勋章的获得者之一。1902年8月8日，爱德华七世在白金汉宫亲自向沃尔斯利颁发勋章。鉴于他组建志愿军的功劳，沃尔斯利于1903年8月11日获得志愿军官勋章。除实际担任的军职外，沃尔斯利还是第23（米德尔塞克斯）步兵团的名誉上校，皇家苏格兰人女王步枪志愿旅的名誉上校，皇家骑兵卫队名誉上校和皇家爱尔兰步兵团名誉团长。
从军队退役后，沃尔斯利成为联合卡斯尔汽轮公司的理事会成员。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英吉利海峡隧道
沃尔斯利强烈反对爱德华·沃特金爵士修建英吉利海峡隧道的设想。他向议会委员会提供证据表明，该建筑可能“对英格兰来说是灾难性的”。他补充说，“无论建造什么样的防御工事，肯定会出现欧陆军队出其不意地夺取隧道出口的风险。”由于沃尔斯利的反对意见，军部提出了各种设计方案，包括将线路从多佛悬崖延伸建立高架桥并最终返回悬崖，这样皇家海军就可以随意轰炸这条线路。但由于多种原因，英吉利海峡隧道直到100多年后才通车。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个人生活
沃尔斯利于1867年与路易莎·艾斯金（Louisa Erskine，1843年–1920年）结婚。夫妻唯一的孩子是第二代沃尔斯利女子爵弗朗西斯·沃尔斯利（Frances Wolseley，1872年-1936年），弗朗西斯是一位作家，并在格林德创立了女园丁学院。她是沃尔斯利子爵的继承人，但在她去世后，由于没有留下子嗣，爵位因无人继承而断绝。
晚年，沃尔斯利勋爵和夫人住在汉普顿宫的一间公寓里。冬季，他和他的妻子经常在法国里维埃拉芒通的别墅度假，在那里他患上了流感，并于1913年3月26日去世。
1913年3月31日，沃尔斯利被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纪念
伦敦骑兵卫队阅兵场有一尊沃尔斯利的骑马雕像。在加拿大，加拿大政府专门为容纳新成立的永久部队而建造的第一座建筑被命名为沃尔斯利兵营。沃尔斯利军营自创建以来一直被加拿大军队使用，并且一直是加拿大皇家军团的一部分。目前，沃尔斯利军营被加拿大皇家军团博物馆和该团的第4营使用。
在斯塔福德郡科尔威奇的圣米迦勒和众天使教堂中有一块碑文纪念沃尔斯利元帅。该教堂距离鲁格利附近科尔威奇的舒格伯勒大厅和沃尔斯利公园不远。该教堂所在地是沃尔斯利家族的祖居地。
位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中西部的沃尔斯利住宅区以他命名。此外，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及南非西开普顿都有以沃尔斯利命名的市镇。
第一代沃爾斯利子爵加尼特·沃爾斯利 纪念
位于诺里奇市中心的加尼特勋爵酒吧以沃尔斯利的名字命名，该酒吧俯瞰历史悠久的市场和市政厅。
沃尔斯利的元帅制服、元帅权杖和他参加各种战役的纪念品都收藏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的格伦博罗博物馆中。沃尔斯利对早期现代欧洲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收集了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相关的物品（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一个盒子、与克伦威尔有关的手表、纳尔逊海军上将和詹姆斯将军的丧葬徽章以及沃尔夫的鼻烟壶），沃尔斯利的这些收藏也都被存放在格伦博罗博物馆。
火龙果
火龙果又稱紅龍果、龙珠果、仙人掌果或量天尺果，是多種仙人掌科蛇鞭柱属的植物果實的總稱（過去分类为量天尺属）。水果呈椭圆形，直径10－12cm，表皮多為红色或黃色，覆有顶端綠色、整体呈圓角三角形的葉狀體（常称为“鳞片”），果肉常为灰白色、紅色，种子黑色。
火龙果 名称
火龙果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可直译为“龙果”），此英文名自1960年代以来开始使用，可能因火龙果的果皮似皮革以及其外部突出的尖鳞片而得名。除此外之外，更靠近该类植物原产地的拉丁美洲国家对其使用的俗名也通用于英语交流中，“Pitahaya”或“Pitaya”来自墨西哥，“Pitaya Roja”则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
火龙果 地理
蛇鞭柱属的火龙果种质发源于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古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等地，随着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火龙果逐渐传入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
据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量天尺最早於清朝顺治二年（约1645）年由荷蘭人引入台湾栽種，但因當時引入的種質自交不親和，主要作為庭院觀賞植物。20世紀中期，陳塗砂、吳連芳、王群光、施能文等人從越南、中南美洲（如波多黎各）等地多次引入紅皮白肉及紅皮紅肉品類的種質，使台灣火龍果產業得以自此快速發展，截至1999年农粮署已記載有380公顷的栽培面積。而中國大陆种植的火龙果主要是20世纪末才从台湾引进栽培并发展的品种。现今，火龙果在东亚、地中海沿岸、南亚、东南亚、美国、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等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均有种植。
火龙果 常見品类
不同物种或品种的火龙果依据大体的果皮、果肉颜色，可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紅皮紅肉类：主要为哥斯达黎加量天尺，其栽培品种可能经过与红皮白肉种及其他红肉种的人工杂交，亦较为常见。栽培量比红皮白肉少，甜度較高。果肉中的红色主要来自甜菜紅素，大量食用後排泄物會變紅。颜色、形态上相似的其他可食用物种包括细枝量天尺、纽约量天尺（S. ocamponis，也称“明金星”；果实略微狭长）、珀普斯蛇鞭柱（S. purpusii）等，市场上流通的红皮红肉火龙果也有可能是以上数种的杂交。
火龙果 種植方法
自果肉內取得種子後使其完全乾燥後即可種植。也有人喜歡將火龍果拿來作桌上盆栽。可直接將種子密集鋪撒於介質上，將其完全噴濕後以保鮮膜蓋起來保濕，之後每天掀開噴水一次直至發芽後即可去掉保鮮膜。約一週後可長至一公分的長度。
考虑到播种繁殖的量天尺生长速度很慢，如果想快点看到量天尺开花结果，可以到网络上购买已经结过果实的枝条进行扦插。
火龙果 營養
火龍果果實大部分都是水和碳水化合物，富含大量果肉纤维，有丰富的水溶性甜菜苷色素及脂溶性胡蘿蔔素，维他命B1、B2、B6、B12、C、鈣等。由於火龙果的甜味較淡，常被誤認爲是低糖水果，但這是因爲火龙果內主要含葡萄糖，而一般的果糖和蔗糖含量微乎其微，故糖尿病人不宜多食。
火龍果含有的蛋白質與纖維含量較高，可與重金屬離子螯合，但不應作爲重金屬中毒的治療劑。
紅肉火龍果，則較白肉的含有較高天然色素 – 甜菜紅素。這種色素亦是有效對抗細胞變異的抗氧化營養素，並可能有助減少血管硬化及心血管疾病的發作。
火龙果 误区
霸王花和红皮白肉火龙果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同一个物种，但是外观有所不同（参考贵妃芒、绿化杧果树和杧果这个物种的关系）。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标准委，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局，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的牌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沿革
2001年10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标准委，对外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局）是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的主管机构，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管理的事业单位。
2005年内，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成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9个、分技术委员会8个以及1个直属工作组。
中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始创成员国之一，也是最初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未按章交纳会费，1950年被ISO停止会籍。197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标准化协会名义参加ISO，1985年改由中国国家标准局参加，1989年又改由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参加。2001年机构改革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代表中国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沿革
2018年机构改革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是：直属部门包括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政策法规部）、机关党委、综合业务管理部、国际合作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农业食品标准部、工业标准一部、工业标准二部、服务业标准部（地方标准化管理部）；直属事业单位包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信息中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中国标准化协会、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WTO/TBT咨询点。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沿革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规定：“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职责划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牌子。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职责
2018年机构改革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机构设置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标准创新管理司承担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具体职责。
泾河
泾河又称泾水，渭河支流，发源于中国宁夏六盘山东麓泾源县和固原县，流经甘肃，在西安市高陵区境内汇于渭河。
泾河全长455.1公里，流域面积4.5万平方公里。该河一年之内径流量变化极大，且流域内水土流失较严重。夏季多洪水，多泥沙；由于河底多为岩石，枯水季节河水却较清。
有泾清渭浊、泾渭分明的典故和魏徵梦斩泾河龙、柳毅传书的传说。
有古迹郑国渠、白渠等。
泾河 涇河清濁考證
自古以來關於渭河跟涇河，究竟是“涇清渭濁”？還是“涇濁渭清”？學界看法各有分歧，但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研究涇河的作家李勝靈認為基本上是涇清渭濁，但會隨著人為以及自然等不同因素而有所改變。
像西周時期，渭河下游就已發展為農業較發達地區，森林面積逐漸縮小，土壤自然容易受到地表徑流的侵蝕，雖然這種現像只限於渭河的下游地區，但已經影響到渭河整體的清澈。而當時的涇河流域，居住在上游的戎人還過著原始的游牧生活，土壤侵蝕較少，因而涇清渭濁。
到了北魏後期涇河上游陸續增置郡縣，西魏時又先後在涇河大支流馬蓮河流域設置朔州等三個州。隋、唐兩朝，涇河上游人口皆較渭河上游稠密，農業耕耘對土壤的侵蝕十分明顯，而唐朝的渭河流域由於吐蕃不斷騷擾，人口顯著減少，原來的森林得已保存，於是又變成涇濁渭清。
泾河 涇河清濁考證
唐朝後期，涇河流域除接近源頭的段落以外，其他已經下切到前第三紀基岩。也就是說涇河的河床是石頭底，所以涇河平時是沒有泥沙的。涇河泥沙含量大，集中在雨季和汛期，通過侵蝕黃土高原而獲得大量泥沙。因此，若非大雨、暴雨之時，河旁山坡沒有被侵蝕的土壤隨水流下，則涇河中所含的泥沙就比較少些。但是渭河流域的情況卻大不相同。渭河流淌在沖積平原上，既沖刷，又淤積，河床是自己堆積製造的，可以自己給自己供沙。唐朝中葉，大量採伐導致長安城中所需用的巨木，已經開始要遠求之於呂梁山西黃河兩岸。到了北宋，岐山的森林已被摧毀無餘，只剩下一條赭色的土山。由於岐山以西的秦、隴兩州山林尚相當茂盛，因而也成了採伐的集中地。渭河上游的森林基本消失，於是又再度變成涇清渭濁。
另外，促使唐朝以後渭河轉濁也和當地降水量的變遷有一定關係。從《陝西省自然災害史料》記載的資料顯示，由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年，涇河上游的大雨、暴雨僅有14次，渭河上游則為38次。大雨、暴雨次數多，土壤侵蝕必然嚴重，泥沙順水流下，增加河水的渾濁程度。
泾河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涇水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第一代羅伯茨伯爵弗雷德里克·羅伯茨
第一代罗伯茨伯爵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 VC KG KP GCB OM GCSI GCIE VD PC FRSGS（英語：，1832年9月30日—1914年11月14日）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罗伯茨出生在印度的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人家庭，后加入东印度公司军队参军，协助镇压1857年印度叛乱，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随后，他转職英國陸軍，参与远征阿比西尼亚和第二次對阿富汗战争，功勋卓著，如1879年攻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罗伯茨后出任印度驻军总司令。1899年底，英軍於第二次布尔战争初期表现不佳，他受命接任远征军司令，於1900年擊敗布爾人主力軍，占領布尔共和国的各大都市，赢得广泛声誉。1901年，他成为英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直至该职位于1904年废除。
罗伯茨身材矮小，使得他的士兵和广大英国公众亲切地称他为“鲍勃斯”（）。之后在大英帝国达到其权力鼎盛时期，罗伯茨被尊为英国主要军事人物之一。他此后成为英国军队的象征，并成为加强英伦三岛防御的支持者，主要应对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英国造成的威胁。
第一代羅伯茨伯爵弗雷德里克·羅伯茨 早年生活
罗伯茨于1832年9月30日出生于印度坎普尔，是陆军上将亚伯拉罕·罗伯茨爵士（Sir Abraham Roberts）的儿子。罗伯茨家族来自爱尔兰东南部沃特福德郡。罗伯茨出生时，亚伯拉罕爵士正在指挥第一孟加拉军团。罗伯茨的中间名斯雷是为了纪念孟加拉驻军指挥官威廉·斯雷少将。罗伯茨的母亲是来自爱丁堡的伊莎贝拉·班伯里（Isabella Bunbury）。
在1851年12月12日作为孟加拉炮兵的少尉军官加入东印度公司军队之前，罗伯茨曾在伊顿公学、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阿迪斯库姆军事学院接受教育。1852年，罗伯茨成为他父亲的副官，后于1854年调入孟加拉马炮兵，并于1857年5月31日晋升中尉。
第一代羅伯茨伯爵弗雷德里克·羅伯茨 印度民族起义
罗伯茨随军协助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在围攻和占领德里期间受了轻伤，并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现了垂死的约翰·尼科尔森。在接下来的勒克瑙战役中，罗伯茨作为副助理军需官协助印度驻军司令科林·坎贝尔。1858年1月2日，他因在库达根杰的出色表现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授勋公告如下：
罗伯茨中尉在最危险的时刻表现出的英勇气度令人敬佩。1858年1月2日，在库达根杰追击撤退的敌人时，罗伯茨中尉看到远处有两名携带旗帜的印度兵，于是骑马在印度兵即将进入一个村庄时追上了他们。印度兵此时转身并向罗伯茨举起火枪，其中一个人扣动了扳机，幸好火枪没有被成功击发。英勇的罗伯茨中尉随后砍倒了印度旗手并夺走了旗帜。同一天，罗伯茨中尉还用火枪和刺刀杀死了另一个在附近的印度士兵，该士兵当时正在与一名英军侦查骑兵对抗。罗伯茨中尉见状立即骑马冲向印度兵，一刀就将印度兵斩于马下。
1858年3月，罗伯茨在勒克瑙的出色表现也被军报公开。和其他军官一样，罗伯茨在战争结束后从东印度公司陆军编入英属印度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