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生平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加剧，毛泽东此时不得不派遣军队派驻学校和机关。胡耀邦等干部被关押在团中央南院平房中，由于经常重活，他患上严重的痤疮:405。之后他和共青团中央干部被送到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农场:410。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为二月逆流案平反，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趁此将胡耀邦调回北京检查身体养病:418。
1973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协助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423。1975年4月，在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425；随后他开展一系列活动，将中科院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278-282。然而随着四人帮和邓小平的矛盾日益激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日趋复杂，11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离开中科院，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445-447。
1976年10月12日，在怀仁堂事变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
这三条中兴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迅速获得重用，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历经磨难的胡耀邦意识到，如果不为文革中残存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工作，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政治残局将无法挽救。因此上任后的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此文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观点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发表。不久，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拒绝平反冤假错案的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
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冤案，均与毛泽东的指示直接相关；胡耀邦坚持的理念，也逐步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产生了正面冲突。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错误，我们应当纠正我们党和他老人家的错误；这些观点形成了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支持实施经济建设的一派最终逐步获胜:123-124。
与此同时，尽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9月20日，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不管”：
之后，他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409，将之前的几起大案、要案平反。随后他继续调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将当年被定为“托派”和被肃反的蒙冤人们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张闻天等。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经过平反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253。
1977年，是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分水岭，他在仅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从团中央领导人向党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45-248、并出任恢复组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晋身最高领导层。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设有“党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党章修改，不再设党主席、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是排名第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368:20。
然而胡耀邦对改革过于乐观，并导致一系列与中共其他领导的矛盾。他推动过快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党内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由于他过多干涉国务院工作，就连支持改革一派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颇为不满:345。同时，胡耀邦一系列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厌恶:317。特别是保守派陈云指责胡耀邦的率性言行，并未能顾及具体情况。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认为胡耀邦过于自由的政治态度，超过了邓小平能够接受的极限。1986年10月，胡耀邦仍然着手于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称将在中共十三大实现:135。尽管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却加剧酝酿罢黜的事情，而对此胡耀邦却毫无察觉。同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八六学潮（又稱丙寅學運）:555，合肥、武漢、上海、北京、昆明、廣州、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爆發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
八六學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纵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雜誌的陸鏗在中南海訪問胡耀邦，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訪問記》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334。高层认为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其辞职；并指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593。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552。当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4日，鄧小平在家召開會議，參加者有陳雲、 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趙紫陽，鄧小平在會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之後，鄧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552。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党内生活會”。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會”上，連續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553。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1303-1304。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认为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杨尚昆和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对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进行批判。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1185。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在“党内生活會”上，只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習仲勳當時曾指着薄一波怒斥。但胡耀邦劝说习仲勋：“仲勋同志，我已经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開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但胡耀邦依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1313-1314。
198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十三大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中央委员。尽管胡耀邦被闲坐，他仍然获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大面积心肌梗塞:7:019-020；於早上7時53分逝世，享年74岁:7。胡耀邦去世后，大批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最终演变成六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