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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语法 动词
完成被动不定式用动词第四主要形式和“”共同构成。注意动词的四主要形式要随着主语的词数、词性和词格同时变格。
将来主动不定式先把动词的第四主要形式的词尾改成“”，再和“”共同构成。
分词是由动词构成的形容词或名词。拉丁语的大部分动词都有四个分词：现在主动分词、完成被动分词、将来主动分词、将来被动分词；将来被动分词又叫作动形词或动名词。
每个分词都要随着主语变格。
现在主动分词把现在主动不定式的词尾从“”改成“”作为主格。第三变位法“词干”要额外加“”；第四变位法要额外加“”。现在主动分词的变格和3d-变格法十分相似。
完成被动分词和动词第四主要形式完全一样；完成被动分词按照1d-2d-变格法变格。
将来主动分词把动词第四主要形式的词尾改成“”；将来主动分词按照1d-2d-变格法变格。
将来被动分词把现在主动不定式的词尾从“”改成“”，然后按照1d-2d-变格法变格。第三变位法“词干”要额外加“”；第四变位法要额外加“”。
现在主动分词变格：
以“”为例，现在主动分词的变格方法和3d-变格法几乎一模一样；注意现在分词在单数里不是“词干”，但在复数里确是“词干”。另外，3d-变格法对阳性和阴性不作区分。
拉丁语语法 名词
拉丁语的名词一般有六个格：主格、呼格、属格、与格、宾格、夺格；少数地理名词还可以有方位格。拉丁语句子的意思几乎完全由名词变格而决定，和语序没有关系。
拉丁语名词有五种变格法，由名词的单数属格词尾决定。第一变格法的单数属格词尾是“”，第二变格法是“”，第三变格法是“”，第四变格法是“”，第五变格法是“”或“”。每个变格法也都有自己的特征。第一变格法的名词大部分都是阴性，第二变格法大部分是阳性或中性，第三变格法三种词性都有，第四变格法大部分是阳性，第五变格法大部分是阴性。
第一变格法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都是“”。几乎所有属于第一变格法的单词都是阴性；几个常见的阳性词有“”（农夫）、“”（客人）、“”（水手）、“”（海盗）、“”（诗人）。
第一变格法的词尾如下：
在变格的时候，只要换词尾就可以了。
第二变格法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都是“”。几乎所有属于第二变格法的单词都是阳性或中性，只有植物和地理名称是阴性。
拉丁语语法 名词
第二变格法的阳性词尾如下：
第二变格法比第一变格法稍微有点复杂。第二变格法的阳性单数主格词尾有三种：，，。它们的变格稍有不同，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单数呼格。
第二变格法中性词也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也都是“”，但它们的别的一些词尾稍有不同。
第二变格法中性词的词尾如下：
第三变格法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都是“”，第三变格法是拉丁语最复杂的变格法。由于第三变格法可以有阳性、阴性、中性三种词性，所以没有固定的单数主格词尾。
第三变格法阳/阴性词的词尾如下：
第三变格法“词干”和第三变位法的“词干”是同一个意思：要额外加“”。阳性和阴性的词干名词只要在复数属格多加一个就行了。
第三变格法中性词也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也都是“”。拉丁语所有的中性词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参看前面的第二变格法的中性词结尾，再比较第三变格法的中性词结尾，这个规律应该很容易看出来：任何中性词的主格和宾格总是一样，而且它们的主格复数和宾格复数都以“”结尾。
拉丁语语法 名词
第三变格法中性词的词尾如下：
第三变格法“词干”的中性词除了单数主格和属格之外，都必须要加“”。
第四变格法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都是“”。第四变格法的单词很多都是阳性，但也有不少阴性词，比如“”、“”、植物名称等。
第四变格法的词尾如下：
第四变格法中性词的词尾如下：
第五变格法以“”为主要字母，而且它们的单数属格词尾都是“”或“”。几乎所有属于第五变格法的单词都是阴性，只有“”（天）和“”（中午）是阳性。
第五变格法的词尾如下：
拉丁语有一些名词的变格法稍微有点不规则。
拉丁语的一些名词不能完全变格，叫作“不完全变化名词”。例如“”（虚无；无价值）只能有单数主格和单数宾格，所以“”、“”和所有的复数形式都是不存在的。大部分不完全变化名词都是第三变格法中性，所以它们其实只有一种词形，因为中性词的主格和宾格总是一样的。
拉丁语语法 代词
代词又叫做代名词，所以顾名思义，是用来代替名词的。代词可以分为人称代词和非人称代词。举例来说，在中文里，“我（们）”、“你（们）”、“他／她／它（们）”是人称代词，“这个／这些”、“那个／那些”、“什么”、“谁”是非人称代词。代词和名词一样会变格，由于代词的主格和呼格永远一样，下面的讲解就省略呼格。很多代词的词尾都和名词变格很相似。
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比较简易一点，因为它们的阳性和阴性是一样的。第三人称代词则稍微复杂一点，因为第三人称要区分性别（阳性、阴性、中性）。而所有的非人称代词也都区分性别。
和
反身单词的使用范围有限制。只有当代词代替的是句子的主语的时候，才用反身代词。
例句：
“老师说，他是个好学生。” “他”指的并不是老师本人，所以不能用反身代词。
“老师说他自己是个好老师。”　“他”指的是老师自己，所以要用反身代词。
拉丁语语法 代词
拉丁语的第三人称反身代词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分，也没有主格，（是属格）。
关系代词在中文里比较难分辨，也比较少用。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处分的学生是昨天打架的那个。”在前面这个句子里，“那个”是关系代词，因为它代替了主语“学生”，同时也修饰主语。但实际上，中文更常用形容词来代替关系代词，比如前面的例句可以直接写为：“昨天打架的学生被处分了。”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关系代词的意思并不固定，而是完全由上下文决定。
疑问代词（谁、什么、哪个、哪些）是用来问问题的。疑问代词的变格和关系代词很相似，但在单数里疑问代词阳性和阴性的变格一模一样。
拉丁语语法 形容词
拉丁语的形容词的变格方式和名词几乎一模一样。一个形容词的词性（阳阴中）、词量（单复数）、词格都必须和它所修饰的名词一样。形容词的变格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变格法的名词大部分是阴性，而第二变格法是阳性或中性。所以第一变格法的名词词尾也是 1d-2d-形容词的阴性词尾，而第二变格法的名词词尾也是 1d-2d-形容词的阳性或中性词尾。
以（好）为例，1d-2d-形容词变格如下：
形容词必须和它修饰的名词同时变格。但形容词的词尾不一定会和它修饰的名词的词尾一样。比如，（诗人）是第一变格法的少数的几个阳性词之一，所以修饰的形容词必须使用第二变格法的阳性词尾。而当 1d-2d-形容词修饰第三变格法名词的时候，它们的词尾肯定会不一样，因为第三变格法的词尾和第一第二变格法没有联系。
第三变格法不对名词词性做太大的区分，所以 3d-形容词变格的时候也不会对词性有很大的区分。这一点和 1d-2d-形容词不同。3d-形容词用的是第三变格法的名词词尾，但要注意的是，所有的第三变格法形容词都是“词干”，所以变格时需要在适当的地方加“”。
拉丁语语法 形容词
以（快的）为例，3t-3d-形容词变格如下（注意所有的 3d-形容词都是“词干”！）：
以（勇敢的）为例，2t-3d-形容词变格和3t-3d-形容词完全一样：
以（大胆的）为例，1t-3d-形容词变格如下：
比较级表示“更”的意思。比如“大”的比较级是“更大”。
要合成形容词比较级时，只要把它们的正常词尾改成“”就行了。
例如，“”（属于1d-2d-形容词）的比较级是“”；“”（属于3d-形容词）的比较级是“”。要说明的是，比较级变格全部采用第三变格法的词尾，但不是“词干”。
最高级表示“最”的意思。比如“大”的最高级是“最大”。
要合成形容词最高级时，只要把它们的正常词尾改成“”就行了。
举例，“”的最高级是“”；“”的最高级是“”。最高级变格全部采用第一和第二变格法的词尾。
拉丁语语法 形容词
一些常用的形容词是不规则的。它们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需要硬背下来，因为它们的合成方式無规則可言。但慶幸的是這些形容詞在英語或其他印歐語系也常同樣不規則，而且成為部分英語單字語源。對於已知曉英語的學習者來說不太困難。
例如bonus、比較級melior、最高級optimus，相當於英語good、better與best。malus、peior、pessimus相當於bad、worse與worst。兩者最高級即為英語optimistic（樂觀）與pessimistic（悲觀）的語源。
拉丁语语法 副词
拉丁语的副词比较简单，因为它们在性数格上永远只有一种词形，既不变格，也不变位。一个副词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或另一个副词。
大部分副词都是由形容词直接转变的。转变方法很简单。
1d-2d-形容词把“”结尾改成“”就可以了。
例：
（肯定的） → （肯定地，肯定得）
（感激的） → （感激地，感激得）
（高兴的） → （高兴地，高兴得）
（难过的） → （难过地，难过得）
3d-形容词通常把结尾改成“”，但极少数情况下改成“”。
例：
（大胆的） → （大胆地，大胆得）
（迅速的） → （迅速地，迅速得）
（简单的） → （简单地，简单得）
（严肃的） → （严肃地，严肃得）
副词的比较级只要把词尾改为“”就可以了。
拉丁语语法 副词
例：
（肯定地，肯定得） → （更肯定地，更肯定得）
（高兴地，高兴得） → （更高兴地，更高兴得）
（迅速地，迅速得） → （更迅速地，更迅速得）
（严肃地，严肃得） → （更严肃地，更严肃得）
副词的最高级一般只要把词尾改为“”就可以了。
例：
（肯定地，肯定得） → （最肯定地，最肯定得）
（高兴地，高兴得） → （最高兴地，最高兴得）
（迅速地，迅速得） → （最迅速地，最迅速得）[不规则]
（严肃地，严肃得） → （最严肃地，最严肃得）
不规则形容词的相对的副词一般也是不规则的。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不规则副词：
还有一些副词没有相对应的形容词：
拉丁语语法 数词
拉丁语的数词实际上属于形容词，因为他们和形容词同样修饰名词和代词。
数词可以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基数词表示数量，序数词表述顺序。例如，“一”是基数词，“第一”是序数词。
拉丁语的基数词只有 1、2、3，或以 1、2、3 结尾的数词需要变格，还有一百和一千以上的数也要变格。其它基数词永远只有一种词形。拉丁语的所有序数词都要变格。
，一，属于1d-2d-形容词变格法，但属格和与格略有不同。注意“一”不可能有复数：
，二，混合了1d-2d-形容词变格法和3d-形容词变格法。注意“二”不可能有单数：
，三，属于3d-形容词变格法。注意“三”不可能有单数：
4以上和100以下的基数词，是不会变格的，除非以 1、2、3 结尾。100以上的基数词则除了100和1000以外，都要变格。下面是一些常见的基数词：
序数词要随着它们所修饰的名词或代词变格，变格方式一律是1d-2d变格法。下面列出常见的序数词：
每次写数字都拼单词是很麻烦的，所以罗马人一般都用特定的字母来代替单词。
详细解释请参看罗马数字。
拉丁语语法 连词
连词，又称连接词，可以连接词、短语、句子。连词和副词一样，不变格也不变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连词：
拉丁语语法 介词
介词是用来指示方位的。虽然介词自己不变格也不变位，介词后面接的宾语却需要变格。介词的宾语可以是名词、代词、形容词。
介词的宾语较普遍的是变为夺格。夺格可以表示出发点、分离点、时间、方式等。
以宾格为宾语的介词也同样普遍。宾格可以表示目标、方位、原因、时间等。
“”（家）、“”（乡村），以及城市名、村庄名、小岛名，一般都省略介词，使用特殊的方位格。方位格其实集合了属格、宾格、夺格，而词义则因格而异（因为它们不用介词）。属格表示“在……里面”，宾格表示“到……”，夺格表示“从……来”。
下面是几个方位格的例子，注意它们不需要介词来表达方位：
拉丁语语法 叹词
叹词很简单，表示语气，比如惊叹、恐惧、快乐等。叹词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句子。
一些常见的叹词：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也称作“营销定位”，是市场营销工作者用以在目标市场（此处目标市场指该市场上的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心目中）塑造产品、品牌或组织的形象或个性（identity）的营销技术。是在目标市场里某产品在“竞争性比较中相对所处的位置”，这种位置——“定位”是目标市场在心目中所感知到的。一个产品的定位是潜在购买者如何看待该产品。“定位”的表达与竞争者的“位置”相关联，该词汇是1969年杰克·特鲁特在他的文章《“定位”是人们在当今人人参与的市场所进行的一场博弈》中所提出的，发表于《产业市场营销》。
“再定位”指改变在目标市场集体观念中的（自有的）产品个性，与相竞争的产品相关联。
“反定位”指试图改变在目标市场集体观念中的竞争产品的产品个性，与其自有产品的个性相关联。
市场定位 产品市场定位战略
识别市场定位机会的能力可用来确认一个公司的市场营销能力。成功的定位战略根植于产品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常见的构造产品市场定位战略有：
市场定位 产品市场定位过程
产品市场定位过程通常包括：
该过程与公司的服务定位相似。服务，没有产品的有形属性，即我们不能触摸或展示漂亮的产品图片而感受它们。所以公司需要首先询问客户和它自己，客户从我们的服务中获得了什么价值？他们如何通过与我们做生意而改善自身状况？也要问问：有什么特点使我们的服务与众不同？
写出客户所得到的价值和我们的服务所提供的属性，创建我们的定位的草案。对不知道我们做什么或销售什么的人群进行测试，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听取他们的反馈。当他们想了解得更多一些，并且开始交谈，因为你激起了他们的兴趣，那么你就已经步入市场定位的正轨了。
市场定位 对定位的测量
图形技术能协助市场定位，称作感知映像，不同的调查技术和统计技术比如多维标度、因子分析、联合分析、Logit分析。
死水
死水又稱滞水，為不流動的水體，水體之所在地沒有流通的出入口。形成死水之地包括路邊的小凹地、花園中的泥濘，甚至人工製造的器皿皆能形成死水。嚴格來說，死海亦是死水的一種。
死水內之元素不能加添或去除，有機物就會沉積、腐爛，使水分敗壞。死水亦是蚊蟲的滋生地，某些國家，如新加坡，不清理家中的死水是違法的。
在中國成語中，人們以「一潭死水」或「一灘死水」來形容事情停滯不前的情況。
露水
露水 是稀薄的小水滴，出現於早晨或夜晚中。由於早晨氣溫較低，當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露點時，氣化的水分會液化成液態，凝聚在物體（例如樹葉或草，以至欄杆、汽車、屋頂或橋樑）表面，形成露水。由於其形態經常凝結成珠狀，因此也被稱為露珠。
露水與溫度表面有關，所以露水在仲夏時最容易出現。
當溫度非常低，露水就會以冰的固態形式的出現，是為霜。
文化上，露水經常同純淨和生氣勃勃聯繫在一起。成為某些普遍的飲料的名字，譬如山露水和山脈薄霧。唐朝劉威所作〈早春〉詩中提到：「冰消泉派動，日暖露珠晞。」亦稱為「露水珠兒」。
露水 形成
水會根據溫度凝結為小水點，能使小水點形成的溫度稱為露點。當地面溫度下降，在大氣中的水蒸汽會凝結在地面成小水點。這過程使露在空氣中冷卻至它的露點(通常在雲凝結核之間)，直接成降水(氣象學上的水的形成)例如霧和雲，與熱力學原理的形成幾乎相同。
露水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露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马里语
马里语（），是烏拉爾語系芬蘭-烏戈爾語族中的一门語言。語言人口约38萬人，主要分佈在俄羅斯的马里埃尔共和国以及沿維亞特卡河流域向東直到乌拉尔山脉的地區。此外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和彼尔姆地区也有操馬里語的馬里人。
马里语和俄语同为马里埃尔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现今马里语有三种标准形式：山地马里语、西北马里语及草原马里语。后者人数更多，包括草原马里方言到东马里方言连续体，分布于马里埃尔共和国及以东的地区。而前者山地马里语跟西北马里方言（通行于下诺夫哥罗德州以及部分基洛夫州的地区）联系更紧密。两种语言形式均使用修改过的西里尔字母。对于非母语者来说，山地马里语或西马里语可以通过特别的字母 "ӓ" 和 "ӹ" 来识别出来，而东马里语和草原马里语则使用特别字母 "ҥ"，而两种还共同添加了 "ӱ" 和 "ӧ" 两个特殊字母。
称之为两种“变体”，而不是两种“语言”，曾在马里人内部辩论过。马里人自认民族的一致性，两个语言形式虽然相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以至交流起来会出现一定困难。
马里语 名称
以前，馬里人及他們的語言被稱為「切列米斯」（切列米斯人：；切列米斯語：。有些中世紀俄语文書中寫为： 或 。「馬里」這個名稱源於馬里人的自稱“”（拉丁转写为mari）。
马里语 方言
马里语各种变体主要分类为西马里方言和东马里方言。有语言学家把马里语宏语言分成四个主要方言：
马里语 范例
注意重音符號，它標示出語音強調的位置，不過並不屬於馬里語正字法的一部份。
王清任
王清任（1768年—1831年），又名全任，字勛臣，直隸玉田（今河北省玉田縣）人，清朝医生。
王清任 生平
王清任自幼习武，是武庠生。青年时曾考取武秀才，后捐资得千总衔。
後改习岐黄，以医为业。于北京开设药铺“知一堂”。
王清任 成就及影响
1797年，王清任曾親見瘟疫災區兒童屍體三十多例，又數次前往刑場，觀察死刑犯的屍體內臟位置，將其所見繪制成《親見改正臟腑圖》。王氏闡發了人的“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認為耳、目、鼻、舌等的功能都與腦相關。他認為“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盲子夜行。”梁啟超稱王清任為“中國醫界極大膽之革命者”。
由于王清任所观察的多是行刑后甚至腐烂的尸体，因而也有不少错误。但王清任在解剖学上的认识对中国医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甚至有人批評他“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贤而上”。
王清任真正的贡献是对“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在《醫林改錯》中，有关活血化瘀的方劑有二十二例，如五逐瘀汤（血府逐瘀湯、膈下逐瘀湯、少腹逐瘀湯、身痛逐瘀汤、通窍活血汤）、補陽還五湯等，均為活血化瘀的名方，至今仍為臨床廣泛應用。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語：）是根据《1800年联合法令》建立的主权国家。大不列顛王國和愛爾蘭王國根据该法案合并，并一直存续直到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独立，1927年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止。在这段时期，英国联合欧洲各国共同击败了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组建起了一支庞大的皇家海军，并建立起了绵延整个十九世纪的霸权地位。在十九世纪，英国与各列强维持了基本的和平局面，仅直接参与了对俄罗斯的规模较小的克里米亚战争。
19世纪是一个经济快速现代化和工业、贸易和金融增长的时代，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世界经济。英国向主要海外领地和美国输出了大量移民。帝国扩张到非洲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殖民办公室和印度办公室通过少数行政人员在当地管理帝国的各个单位，同时民主制度开始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為其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十九世纪中期，由于马铃薯疫病与不当的政策，爱尔兰爆发了爱尔兰大饥荒。1857年，东印度公司爆发一场短暂的叛乱。以自由贸易为中心的通商策略使英国和爱尔兰的金融家和商人得以像在南美洲一样，在许多其他独立的国家成功地运作。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对爱尔兰自治日益增长的要求导致爱尔兰独立战争爆發，这场战争最终使爱尔兰岛大部脱离聯合王國，并在1922年形成爱尔兰自由邦；北爱尔兰仍然是聯合王國的一部分。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1798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爱尔兰受其影响发生了暴动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过此次暴动很快就被平定了。尽管如此，考虑到爱尔兰和法国均信仰天主教，英国政府担心爱尔兰会和法国处于同一阵营，因此决定合并大不列颠王国与爱尔兰王国。经过两国议会商讨后，决定于1801年1月1日正式合并。在英国人看来，尽管爱尔兰丧失了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但是其天主教信仰的种种限制将会被解除。不过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反对终止对天主教会的打压，亦竭力阻止议会通过任何解放天主教会的法令。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9-1801）期间，英国占领了法国和荷兰的大部分海外领地，而荷兰在1796年成为法国的附属国。虽然英国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但热带疾病夺去了4万多名英军士兵的生命。因此当英国签署《亞眠和約》结束战争时，同意归还它所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不过签署《亞眠和約》所带来的结果只是暂时性的停火，而在此之后拿破仑继续挑衅英国并对其实行贸易禁运。除此之外，拿破仑甚至还出兵占领了英国盟友汉诺威候选国的首都汉诺威。1803年5月，战争再度爆发，拿破仑试图入侵英国本土，但由于法国海军实力不足而未能成功。1805年，纳尔逊率领的皇家海军舰队在特拉法加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这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海上军事行动。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1806年，拿破仑颁布了一系列柏林法令，使大陆封锁政策生效。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关闭法国控制领土的对外贸易来消除来自英国的威胁。英国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仍然很小，即使是在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常备兵力也只有22万人。而法国的军队则超过了100万人，此外还有许多盟国的军队和几十万名国民自卫军，拿破仑可以在需要时征召他们加入法国军队。尽管英国皇家海军通过威胁法国海运以及占领法国殖民地有效地破坏了法国在欧洲大陆外的贸易，但英国对法国与欧洲大陆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却无能为力，对法国在欧洲的领土的威胁也微乎其微。此时法国的人口和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不列颠群岛，但在工业、金融、商船和海军实力方面法国要逊色一些。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拿破仑期望把英国从欧洲大陆上割裂出去就能结束它的经济霸权。但是恰恰相反，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能力，它对海洋的控制使它能够通过对其属地和美国的贸易从而维持相当大的经济实力。1808年的西班牙起义终于使英国在欧洲大陆获得了立足点，威灵顿公爵借此机会逐渐把法国人赶出了西班牙。1814年初，趁着拿破仑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战斗逐渐失利时，威灵顿公爵入侵了法国南部。拿破仑随后投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于1815年逃了回法国。反法同盟再度联合，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军队在滑铁卢一劳永逸地击败了拿破仑。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为了击败拿破仑，英国对美国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英国先是扣押了与法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接着强征出生于英国但已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水手。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武装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部落，并煽动他们去袭击位于美加边境的美国城镇。美国人将之视为奇耻大辱，虽然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美国民众普遍希望对英开战从而一雪前耻。不过正因为准备不足，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表现极为糟糕，无法做到击败加拿大的英军。1813年，美国军队控制了伊利湖，从而控制了安大略省的西部，并迫使大部分印第安部落退出了这场战争。但是到了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投降时，英国派出三支军队袭击了纽约州北部，并沿着马里兰州海岸一路南下，甚至焚毁了华盛顿。不过英军随后在巴尔的摩被击败，在新奥尔良之战中亦损失惨重。由于双方陷入了僵局，因此双方在1814年底进行了和平一致同意恢复战前边界。这次谈判可谓皆大欢喜，同时也奠定了今后两个世纪美加邊界的开放，直至今日。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和1793年的英国大不相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英国社会发生了变化，确切来说是变得更加城市化。不过英国在战后经济萧条，歉收和通货膨胀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动荡。英国的领导层极为保守，始终警惕革命活动的迹象，以免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但是历史学家发现当时这种迹象其实很少，卫理公会等宗教团体都强烈支持保守派。
主要的宪法变化包括议会改革，以及君主制的权力和威望的急剧下降。1820年国王乔治四世登基时，要求议会允许他与妻子不伦瑞克的卡罗琳王妃离婚，这样他就可以和他最喜欢的情人结婚了。不过不论是一般民众还是精英阶层都强烈支持王妃，并嘲笑国王。这场惨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君主制的声誉，但也恢复了乔治三世清醒时期的部分权力。历史学家尤金·布莱克说：
损失是不可挽回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君主日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矛盾。通过疯狂、愚蠢和不道德，维多利亚的三位前任降低了君主制的地位。只有三十年的维多利亚女王狭隘的家庭美德，才最终恢复了君主的象征光彩。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1年-1820年
极端保守党是反动的领导者，他们似乎控制了控制政府的保守党。每一次不幸的事件似乎都指向左翼的阴谋，这使得更多的镇压成为必要，以阻止另一场恐怖，就像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那样。历史学家发现，暴力的激进元素是弱小的：有几个小阴谋，涉及的人很少，并且他们也不注意安全；他们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然而，镇压手段包括在1817年暂停人身保护令（允许政府逮捕和拘留嫌疑犯而不需要理由或审判）。1817年锡德茅斯的封口行动严重钳制了反对派报纸；改革者转而制作小册子，每周卖出5万册。
1819年，在工业区，工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最重要的事件是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彼得盧屠殺，当时一个由地主组成的地方民兵组织冲进了60,000人的有序人群，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要求改革议会代表制度。人群惊慌失措，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政府认为这是一场对抗革命者的战役。作为回应，利物浦政府于1819年通过了“六法案”。他们禁止演习和军事演习；协助搜查武器的搜查令；禁止50人以上的公开集会，包括组织请愿的集会；严厉惩罚亵渎及煽动性的刊物；在许多小册子上印上四便士的邮票，以减少新闻和批评的传播。违规者可能会受到严厉惩罚，包括流放到澳大利亚。在实践中，这些法律的目的是阻止麻烦制造者和安抚保守派：它们不常被使用。
历史学家诺曼·加什说:“彼得卢是个错误;这很难说是一场大屠杀。”这是当地政府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他们不明白發生了什么。尽管如此，它还是对当时的英国舆论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那以后，它就成为了官场残酷镇压和平示威的象征。到19世纪2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全面复苏，许多18世纪10年代的压制性法律被废除，1828年，新的法律保障了宗教异见者的公民权利。
1819年至1822年，极端保守党势力达到顶峰，随后在托利党内部失利。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末在容忍第一批持不同意见的新教徒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失败了。一个更为决定性的打击是，在丹尼尔·奥康奈尔领导下的爱尔兰天主教协会在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下，举行了广泛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并出人意料地废除了对天主教的诸多限制。罗伯特·皮尔爵士对天主教会的力量感到震惊，他在1824年警告说:“当危险每小时都在增加时，我们不能温顺地坐视不管，而与政府协调的力量却在它身边崛起，不，每天都在对抗它的观点。”英国最著名的战争英雄惠灵顿首相对皮尔说:“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天主教会，我们迟早要面对爱尔兰的内战。”皮尔和威灵顿一致认为，为了阻止天主教协会的势头，必须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该法案赋予天主教徒投票权和进入议会的权利。这发生在1829年辉格党的支持下。该法案的通过表明，极端保守党长期持有的否决权已不再有效，全面实施重大改革已成为可能。改革时代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20年-1837年
改革时代是在和平时期到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压倒性力量的保证。英国在1815年至1914年之间只参与了一场严重的战争，即19世纪50年代针对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在范围和影响方面都是十分有限的。主要的结果是认识到军队医疗服务需要紧急改革，正如护理领导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所倡导的那样。在帕默斯顿勋爵的领导下，英国外交官宣扬英国的民族主义，反对欧洲大陆上的反动政权，帮助西班牙殖民地获得自由，并努力废除国际奴隶贸易。
那是一个繁荣、人口增长和健康状况较好的时代，但并不包括爱尔兰，由于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歉收所引发的大饥荒造成了一百多万人死亡。而政府却对处于饥荒的爱尔兰人无所作为，除了一百万人死亡外，还有一百万人在短短几年内移民到其他国家，大多数人选择移民到英国和美国。这次的移民潮持续了数十年并且爱尔兰的人口也再没有恢复到饥荒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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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开始加速，包括钢铁、煤矿、铁路和造船在内的行业也加入了纺织厂的行列。而在18世纪70年代失去13个美国殖民地后建立的大英帝国，在印度、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与其他殖民大国之间几乎没有摩擦。英国的外交政策避免了卷入同盟。
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经历了动荡和令人兴奋的“改革时代”。这个世纪始于对法国长达15年的战争，结束于1815年威灵顿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在接下来的15年里，托利党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托利党代表的是一小部分富裕的土地贵族，他们害怕法国模式下的大众革命。然而，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政府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保守党中较为自由的一派反对极端保守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派系。政党分裂，主要领导人倒戈，保守党失去权力，思想更开明的反对党辉格党取而代之。托利联合政府分崩离析，在保守党的旗帜下重新组合。许多保守党人，如帕默斯顿，都转而支持辉格党，并成为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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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上讲，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王室对内阁的控制结束了。1834年，国王威廉四世被迫接受一位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首相，从那以后，国王就一直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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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出台之时，公众和精英阶层正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它打破了僵局。议会制度建立在非常少的选民和由少数精英严格控制的大量席位的基础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不断发展的工业城市第一次在议会中有了代表。这为另一个十年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改革最终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而告终，结束了对进口谷物的关税，从而使土地贵族的价格保持在高位。废除该法案得到了反玉米法联盟的大力支持，该联盟是由理查德·科布登领导的草根活动人士，总部设在工业城市;他们要求便宜的食物。对选举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扩大了男性选民的数量，降低了腐败的程度。保守的反革命与英国国教关系密切，他们通过限制天主教和新教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来表达对他们的强烈敌意。天主教开始在爱尔兰组织起来，以社会不稳定和内战作威胁，议会中的温和派解放了他们。不墨守成规的人同样也摆脱了他们的限制。除了议会层面的改革外，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政府体系也进行了重组，重视现代化和专业技能，重视大型选民，而不是小的统治集团。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以及活跃的知识分子扩大了改革的范围，包括人道主义活动，如新的《济贫法》和保护妇女和儿童工人的工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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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发现，在1790-1815年间，人们的道德水平有所提高。他认为原因在于英国国教内部的福音派、和非国教或新教的宗教努力。布里格斯看到了人们在道德和礼仪上的真正进步:
变得比以前更聪明、更好、更节俭、更诚实、更可敬、更贤惠。”邪恶依然猖獗，但好人越来越好，轻浮的习惯被抛到更严肃的事情上。那个时代的主要道德家威廉·威尔伯福斯到处都看到“宗教传播的新证据”。
不墨守成规者，包括长老会教徒、公理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和发展迅速的卫理公会教派，以及贵格会教徒、一神论者和较小的团体。他们都不属于英格兰国教(除了苏格兰，那里的国教是长老会)，他们宣扬努力工作、节制、节俭和向上流动，这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大多同意的。主要的一神论杂志《基督教月刊》在1827年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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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英格兰，社会中最活跃的一大部分人，也就是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人，都是新教的非国教徒。这些人是制造商、商人和实业家，或者是那些在贸易、商业和制造商所实现的能力中得到享受的人，是法律和医学专业的绅士，是农业学家，特别是那些靠自己的自由保有权生活的人。节制、节俭、谨慎和正直的美德是由宗教上的不一致所提倡的。帮助这些人的描述的暂时繁荣，因为他们也往往提高其他人在社会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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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墨守成规的人遭受了一系列的限制，其中一些是象征性的，另一些是痛苦的，他们都是被故意施加的，以削弱对圣公会正统教义的异议挑战。不墨守成规者与辉格党结盟，要求公民与宗教平等。他们的不满包括1753年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婚姻必须在圣公会教区教堂中才能得到法律承认。英国国教的教区登记册是唯一合法接受的出生证明文件。圣公会教区控制着唯一的宗教墓地。牛津和剑桥不得不拒绝非英国国教的申请者。在地方层面，每一个住在圣公会教堂边界内的人都必须纳税来支持教区。考试和公司法要求所有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1828年2月，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提交了由主要的非国教压力团体联合委员会组织的请愿书，该团体代表了公理会、浸信会和一神论者。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废除那些可恶的法律。惠灵顿和皮尔最初是反对的，但后来试图妥协。他们最终放弃了，分裂了托利党，并发出信号，表明曾经势不可挡的英国国教权势现在出乎意料地脆弱，很容易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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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拿破仑的联盟是由英国资助的，并于1814 - 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举行。它成功地打破了拿破仑在1815年的东山再起。卡斯尔雷和奥地利领导人克萊門斯·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当许多欧洲人想要严厉惩罚法国时，卡斯尔雷坚持温和的和平，法国支付7亿利弗的赔款，并失去1791年后占领的领土。他意识到更严厉的条件会在法国引起危险的反应，现在保守的老式波旁王朝重新掌权，他们不再是试图征服整个欧洲的威胁。事实上，卡斯尔雷强调了“力量平衡”的必要性，即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拿破仑那样强大到足以威胁征服欧洲。维也纳迎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之前，没有重大战争，也很少有重要的局部战争。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作为绝对君主制国家，在任何地方都试图压制自由主义。1815年，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首次采取了反动立场，但在1820年态度软化，与绝对君主制决裂。英国于1826年干涉葡萄牙，以维护其立宪政府，并于1824年承认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英国商人和金融家，以及后来的铁路建设者，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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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25年至1867年期间，广泛的公众示威活动(其中一些是暴力示威)升级，要求改革。执政的托利党坚决反对任何带有民主或民治色彩的东西，并主张严惩示威者，例如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盧大屠杀。然而，托利党的队伍正在瓦解，尤其是当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分裂的时候。并且辉格党获得了大部分的荣誉。中产阶级，通常由不墨守成规的新教徒领导，转而反对保守党，并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例如，对被称为测试法案的不墨守成规者的象征性限制在1828年被废除。更有争议的是在爱尔兰天主教徒组织并威胁叛乱后，废除了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严重歧视，迫使其在1829年做出重大让步。
由威廉·胡斯基森和皮尔领导的金融改革使关税制度合理化，并最终在1846年废除了对进口谷物的关税，这让种植谷物的农民非常沮丧。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确立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英国商人借此主宰了全球，并为英国工人带来了廉价的食物。基于功绩的非政治化的公务员制度取代了任免政策，后者奖励为党派努力工作的职位。效率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目标是降低税收。总的来说，税收只有10%，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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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变得道德化，对欧洲大陆的反动势力充满敌意，并与美国合作，通过1823年的门罗主义，阻止欧洲在新大陆实行殖民主义。整个大英帝国都废除了奴隶制。皇家海军加紧努力阻止奴隶的国际贸易。市政改革对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来说是必要的，而这些城市仍在数百年的法律和传统的大杂烩下挣扎。当皮尔接管内政部时，他废除了间谍罪和残忍的刑罚，废除了大多数罪行的死刑，并开创了第一个专业警察系统——在伦敦，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他的名字称呼警察为“Bobbies”。1835年的市政公司法对城市政府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在此之前，城市政府是由保守党控制的封闭机构控制的。超过200个旧团体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179个民选的自治市议会。选举将以登记选民为基础，城市财政必须以统一的方式进行审计，城市官员由当地纳税人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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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改革是议会的民主化。1832年，随着《1832年改革法令》（Reform Act 1832）的颁布，议会的民主化以一种小规模但极具争议的方式开始。主要的影响是大幅减少了非常小的选区的数量，只有几十个选民在当地大亨的控制下。工业城市获得了许多席位，但在议会中的席位仍明显不足。历史学家r·k·韦伯认为，1831年至1832年的议会改革之争，“在英国历史上，其激烈程度之广，恐怕无人能及。”每隔几年，议会就会增加一次选民，到1880年代，几乎所有的男性选民都能投票，到1928年，所有的女性选民都能投票。两党都引进了付费的专业组织者，他们监督每个选区所有可能的支持的动员;大约80%的男性参与了投票。保守党发现他们的保守主义对熟练工人有吸引力，对妇女也有吸引力，成千上万的妇女是由樱草花联盟组织的。妇女选举权不在议程上。废除上议院虽然经常被讨论，但却从来没有必要，因为上议院在下议院的坚决行动面前一再退缩。在击败1832年改革法案的前两个版本后，辉格党让国王同意任命尽可能多的新贵族来改变结果。他答应这样做，但说服了上议院，让他们批准这项法律会更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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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摄政王(1811-20年)和国王(1820-30年)的软弱统治者，乔治四世让他的大臣们全权负责政府事务。他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花花公子。当他试图让议会通过一项允许他与妻子卡洛琳王妃离婚的法律时，公众舆论强烈支持王妃。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统治于1830-1837年，但很少参与政治。
在皮蒂茨和托利党40年的统治之后，改革的第一个突破是，托利党政府取消了对新教非国教人士职业生涯的限制，并于1828年废除了要求圣公会教徒担任许多学术和政府职位的法律。更为激烈的是关于罗马天主教徒民权的长期斗争。1829年，天主教解放运动废除了英国和爱尔兰对罗马天主教的最严格限制。保守党首相惠灵顿认为，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不断加剧的危机需要天主教的一些救济，尽管他之前一直反对这个想法。另一位主要的保守党领袖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在天主教问题上突然改变了立场，遭到顽固分子组成的保守党内极端派别的严厉谴责和永久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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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爵于1830年至1834年担任英国首相，他领导的复兴的辉格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更新了《济贫法》，限制了童工，最重要的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重塑了英国的选举制度。1832年，国会通过《1833年废奴法案》废除了奴隶制。政府花了2000万英镑买下了所有的奴隶(这笔钱给了富裕的种植园主，他们大多住在英格兰)，并释放了奴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在加勒比糖岛。
辉格党通过1832年的改革法案成为议会改革的拥护者。它大幅减少了“腐败区”和“袖珍行政区”(选举由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的数量，取而代之的是根据人口重新分配席位。它还扩大了选举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43.5万选民的基础上增加了21.7万选民。该法案的主要效果是削弱了地主乡绅的权力，扩大了职业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权力，他们在议会中第一次有了重要的发言权。然而，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职员和农民没有足够的财产有资格投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867年获得了选举权。贵族继续统治着英国国教、最负盛名的军事和海军哨所以及上流社会，而不是商业、工业或金融。在国家政府政策方面，全体人民的民主愿望已成为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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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历史学家强调19世纪30 - 60年代立法的中心重要性，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们反对辉格进步的深层含义，因为每一项改革本身都是相对次要的。历史学家理查德·戴维斯总结说，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成就证明了“辉格党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对不断增长的公众压力的回应。它是“长期历史进程的顶点，是一个更自由、更广泛的政治体系出现的重要转折点......它理应享有‘伟大’的称号。”
汤普森强调了整个改革方案的革命性:
在所有这些方面——新警察的组织(19世纪20年代由皮尔担任内政大臣)、新济贫法以及新市政委员会——英国政府的模式在短短10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合宗教障碍的消除,这些改革奠定了一种新的结构基础状态在英国:一个国家的公民选举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扩展并给予更大的法律保护,但在普通公民受到更大程度的行政干预,方向,和控制的中心。在这整个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1832年的改革法案——确保了中央政府也应该部分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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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起因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未能赋予工人阶级投票权。它缺乏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屡遭失败。活动人士谴责政府的“不当行为”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1838年，宪章运动者颁布了《人民宪章》，要求成年选举权、同等规模的选区、投票选举、向议会成员支付报酬(以便穷人能够任职)、每年一次的议会会议以及废除财产要求。统治阶级认为这场运动是危险的。英格兰各地举行了多次大型和平会议，要求进行改革，但宪章派无法强行进行严肃的宪法辩论。然而，1839年7月，下议院以235票对46票否决了一项动议，该动议要求对宪法学家的国家请愿书进行辩论，获得了130万个签名。
当时的首相包括:小威廉·皮特、格伦维尔勋爵、波特兰公爵、斯宾塞·珀西瓦尔、利物浦勋爵、乔治·坎宁、高德瑞克勋爵、惠灵顿公爵、格雷勋爵、墨尔本勋爵、帕默斯顿勋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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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统治仍然占主导地位:1860年上议院有200名世袭贵族;到1837年，人数达到428人;1901年，有592个。到19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22。1832年、1867年、1884年和1918年的改革立法削弱了贵族对下议院的控制。然而，它经营着政府:维多利亚时期的10位首相中，有6位是贵族。七個是公爵的儿子。两个(皮尔和格拉德斯通)来自商界，只有一个(迪斯雷利)是白手起家的人。在1832年至1905年的227名内阁成员中，有139人是贵族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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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打败拿破仑的伟大英雄，在1828-46年担任上议院保守党领袖。一些作家贬低他是一个糊涂的反动分子，但在20世纪后期达成的共识将他描绘成一个精明的操作者，将他的聪明隐藏在一个无知的老兵的外表之下。惠灵顿致力于将贵族从对皇室的慷慨支持转变为政治策略的积极参与者，并对土地贵族作出承诺。他将伦敦的住所用作私人晚宴和私人磋商的场所，并通过大量信件与下议院的政党领袖和上议院的领袖保持密切联系。他公开表态支持极端保守主义的反改革立场，但随后又巧妙地转向该党的中间立场，尤其是在皮尔需要上议院支持的时候。惠灵顿的成功是建立在从苏格兰和爱尔兰选出的44位贵族基础上的，他控制了这44位贵族的选举。
格雷伯爵伯爵从18世纪90年代起就倡导议会改革，但总是被极端保守党击败。1832年，他成功地通过了《改革法案》。他认为这是改革的最后一步，而不是漫长过程的第一步，他强调1832年迫切需要解决英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动荡。他认为，受人尊敬的阶层理应得到更多代表的满足，但他拒绝将政治权力扩大到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权力。他希望通过消除明显的滥用来保护现有宪法的基本要素，他认为这将加强贵族的领导。他说服国王承诺创造足够的新贵族来迫使上议院通过该法案。国王在做出承诺的同时，还建议议员们停止阻止该法案。改革法案是格雷的主要成就;这反映了他务实、温和和保守的性格，以及他在议会中把握时机和说服别人的技巧。他的内阁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联盟，所以在1834年，当内阁在爱尔兰教会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辞职了。
作为外交大臣(1830-4年、1835-41年和1846-51年)和首相(1855-58年、1859-65年)，巴麥尊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在保守党政府中担任了20年的战时大臣，但在1830年转投辉格党联盟。此后，托利党视他为叛徒，而许多更为激进的辉格党则对他的保守主义观点表示怀疑，认为他对改革措施缺乏勇气或持反对态度。他通常一方面警告不要拖延，另一方面又警告不要对改革过度热情，他倾向于妥协。他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确实经常通过与报纸编辑打交道来塑造舆论。当他意识到公众的需求已经达到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头时，他会为一项打折扣的改革而努力。他经常向外国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们仔细地注意到他从托利党转向辉格党，他们怀疑他同情那些在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地方引发动乱、吓坏了俄罗斯、奥地利和俄罗斯等主要强国的反动政府的改革运动。实际上，他的外交政策理念来自罐头。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远离欧洲联盟，调解欧洲的和平，并在必要时节约使用英国的海军力量。他最担心的是法国成为他的对手，尽管他与他们合作，使比利时从荷兰王国独立出来。他更喜欢自由和改革导向的国家，而不是反动势力。他高度重视英国在印度的力量建设，他经常谈到英国民族主义的骄傲，这在公众舆论中得到了支持，并为他在议会外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
杰里米·边沁是一位致力于英国法律改革的知识分子。他是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工作哲学的主要倡导者。“最大幸福原则”，或者说效用原则，构成了边沁思想的基石。通过“快乐”，他理解了“快乐”胜过“痛苦”。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激进势力的鼓舞，帮助他们定义那些最迫切需要的改革以及如何实施这些改革。他的智力领导帮助实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许多关键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尤其影响了教育、监狱、落后的法律、法律程序和议会代表制度的改革。
约翰•布莱特继承了贵格会中产阶级的传统，并与理查德•科布登合作，推动了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和议会改革。他们开始了一场反对谷物法的成功运动。这些关税是对进口食品征收的，维持了谷物的价格，以安抚保守党的土地所有者。生活成本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价格，而《谷物法》使价格居高不下。布赖特是一位强有力的演说家，这使他在184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的激进计划包括扩大选举权、土地改革和减税。他反对工厂改革、工会和控制工人、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总是错误的。他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不懈敌意导致他在1857年的改选中失败。他很快从伯明翰再次当选，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议会改革运动，以扩大工人的选举权。他非常讲道德，不相信对手的正直。他憎恨继续统治英国的贵族阶级。他曾在内阁中担任过几个次要职位，但他的声誉建立在他的组织能力和对改革的修辞领导能力上。
历史学家A·J·P·泰勒总结了布莱特的成就:
约翰·布赖特是所有议会演说家中最伟大的。他取得了许多政治上的成功。他和理查德·科布登一起领导了一场导致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阻止这个国家(英国)站在南方一边进行干预，他领导了1867年的改革运动，使工业工人阶级受到宪法的保护。正是布莱特使格莱斯顿、阿斯奎斯和劳埃德•乔治组成的自由党，以及他所倡导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和工会主义之间的联盟成为可能，至今仍存在于当今的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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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1837年至1901年，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高度和大英帝国的顶峰。学者们争论维多利亚时期是否真的始于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这个时期之前是摄政时期，之后是爱德华时代。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成为了女王。随着蒸汽船、铁路、摄影和电报的引进，她的长期统治见证了英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顶峰。
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中战败后，英国成为19世纪主要的海军和帝国力量，伦敦从1830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海上无人挑战的情况下，英国的统治地位后来被称为“不列颠和平”，这是欧洲和世界相对和平的时期（1815年至1914年）。到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时，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它利用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和金融投资工具，对欧洲和帝国以外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英国既有一个以英国统治为基础的正式帝国，也有一个以英镑为基础的非正式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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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挥之不去的恐惧是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人们很清楚，那个国家的崩溃会引发对其领土的争夺，并可能使英国陷入战争。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英国试图阻止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通过阿富汗威胁印度。1853年，英法两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对抗俄国。尽管他们的将军水平一般，但他们成功占领了俄罗斯的塞瓦斯托波尔港，迫使沙皇尼古拉一世要求和平。
1877年的俄奥斯曼战争导致了另一场欧洲的干涉，尽管这次是在谈判桌上。柏林会议阻止了俄罗斯将圣斯特凡诺条约强加给奥斯曼帝国。尽管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国结盟，但它对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仍有一些不信任，尤其是当这位皇帝建立了自己的海军，扩张了自己的帝国，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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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英国领导人支持邦联，因为邦联是纺织厂棉花的主要来源。1861年末，阿尔伯特亲王有效地化解了一场战争恐慌。然而，英国人普遍支持联合王国。仅有的一点棉花来自纽约，因为美国海军的封锁封锁了南方95%的出口到英国。与联邦的贸易蓬勃发展，许多年轻人越过大西洋加入了联邦军队。1862年9月，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宣布《解放奴隶宣言》将在90天内颁布，从而将废除奴隶制作为战争的目标。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奴隶制，大约30年前英国就废除了奴隶制，任何代表南部邦联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都消失了。英国公司建造并经营快速的封锁线，将武器运送到南部联盟，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美国抱怨伦敦允许为南部邦联建造军舰，伦敦对此不予理睬。这两艘军舰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争端，并在1872年阿拉巴马州的领土主张中得到了解决。
从1867年开始，英国将其大部分北美殖民地统一为加拿大的自治领，给予其自治权并负责自己的防务。直到1931年，加拿大才有了独立的外交政策。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争夺非洲。在法绍达事件中，英国与法国陷入了外交争端，但最終以英國的外交勝利告終。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維多利亞時代
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它(和美国一起)有可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强国。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获得了一些殖民地，但总理奥托·冯·俾斯麦通过他的均势战略成功地实现了普遍的和平。当1888年威廉二世成为皇帝时，他抛弃了俾斯麦，开始使用好战的外交辞令，并计划建立一支海军与英国抗衡。随着大规模联盟的出现，英国意识到其孤立政策毫无用处。它恢复了与法国和美国的良好关系，结束了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与德国的对抗变成了一场海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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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开普殖民地的控制权以来，它就一直与那些远离开普的荷兰殖民者共存，并创建了两个属于自己的共和国。大英帝国的愿景要求控制这些新国家，说荷兰语的“布尔人”(或称“阿非利卡人”)在1899-1902年的战争中进行了反击。布尔人在强大帝国的火力压制下，发动了游击战(后来某些英国领土为获得独立而采用了游击战)。这给英军带来了一场艰难的战斗，但他们庞大的人数、精良的装备和残酷的战术，最终给英军带来了胜利。这场战争在人权方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受到了英国和全世界自由主义者的广泛批评。然而，美国给了伦敦支持。布尔共和国与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于1910年合并为南非联邦;它有内部自治，但它的外交政策由伦敦控制，是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时的首相包括:墨尔本勋爵、罗伯特·皮尔爵士、约翰·罗素勋爵、德比勋爵、阿伯丁勋爵、帕默斯顿勋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勋爵、威廉·艾瓦特·格拉德斯通勋爵、索尔兹伯里勋爵和罗斯贝里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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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伟大的英国时代，尤其是她所认同的那个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她在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但却成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帝国以及得体、克制的行为的象征。她作为统治者的成功是由于她的自我形象的力量，她先后表现出了了无辜的年轻女子，忠诚的妻子和母亲，痛苦和耐心的寡妇，和祖母般的女家长的形象。
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主导了19世纪末的政治，那是英国议会政府的黄金时代。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奉为偶像，但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变得更加吹毛求疵，尤其是对迪斯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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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1868年和1874-80年担任英国首相，至今仍是保守党的标志性英雄。他是成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领导人的典型。他担心的是对既定政治、社会和宗教价值观和精英的威胁;他强调了应对激进主义、不确定性和物质主义的国家领导的必要性。迪斯雷利尤其以他对扩张和加强大英帝国的热情支持而闻名，这与格莱斯顿对帝国主义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格拉德斯通谴责迪斯雷利的领土扩张政策、军事浮夸和帝国象征主义(比如让印度女皇成为皇后)，说它不适合现代商业和基督教国家。然而，格拉德斯通本人并没有拒绝在埃及扩张帝国的诱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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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曾警告称，俄罗斯可能对印度构成威胁，这一警告深深陷入了保守派的思维模式。他作为“托利民主党人”和福利国家倡导者的名声渐渐消失，因为历史学家指出，在1874年至1880年期间，迪斯雷利几乎没有关于社会立法的建议，1867年的改革法案也没有反映出未被赋予公民权的工人的保守主义愿景。然而，他确实努力减少阶级矛盾，正如佩里所指出的那样，“当面临具体问题时，他试图减少城镇和乡村、地主和农民、资本和劳工、英国和爱尔兰敌对的宗教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创造一个统一的综合体。”
在流行文化中，迪斯雷利是一位伟大的政治英雄，这种地位在他死后持续了几十年。
历史学家迈克尔·戴蒙德报告称，对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英国音乐厅赞助人来说，“仇外情绪和帝国的骄傲”反映在音乐厅最受欢迎的政治英雄身上:所有这些人都是保守派和迪斯雷利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即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也是如此，而格莱斯顿则被用作反派。电影历史学家罗伊·阿梅斯(Roy Armes)认为，1920年后，历史电影通过维持一种强调君主制、帝国和传统伟大的建制观点，帮助维持了政治现状。这些电影创造了“一个复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有的价值观总是被电影中的事件所验证，所有的不和谐都可以通过接受现状而转化为和谐。”斯蒂文•菲尔丁发现迪斯雷利是一位特别受欢迎的电影英雄:“历史剧更青睐迪斯雷利，而不是格莱斯顿，更重要的是，它宣扬了一种本质上对民主领导的恭敬态度。”舞台剧和电影演员乔治·阿利斯(1868-1946)因其对迪斯雷利的刻画而出名，他凭借1929年的《迪斯雷利》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菲尔丁说，阿利斯“体现了一种家长式的、和蔼可亲的、平易近人的政治家风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电影观众……即便是参加工党会议的工人，也会听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表现出关心他们的领导人。”
威廉·伊沃特·格萊斯頓是与迪斯雷利相对的自由派，曾四次担任英国首相(1868-74、1880-85、1886和1892-94)。他的财政政策基于平衡预算、低税收和自由放任的理念，适合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但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无法有效应对。他后来被称为“伟大的老人”，他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受欢迎的演说家，强烈地吸引着英国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笃信宗教的格拉德斯通以其福音派的感知力为政治带来了新的道德基调。他的道德主义经常激怒他的上层阶级对手(包括强烈支持迪斯雷利的维多利亚女王)，他的高压控制也分裂了自由党。他的外交政策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合作而不是冲突和互信而不是竞争和猜疑的欧洲秩序;法治是为了取代武力和私利的统治。这种格萊斯頓式的欧洲和谐统一的概念遭到德国人的反对，并最终被俾斯麦式的操纵联盟和对抗体系所击败。
历史学家将保守派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1830-1903)描述为一位天才领袖，是传统贵族保守主义的象征。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克得出结论称，索尔兹伯里是“一位伟大的外交部长，(但)本质上是消极的，在内政方面确实是反动的”。马什教授的评价更受人欢迎;他把索尔兹伯里描绘成一位“在二十年里阻挡了潮流”的领袖。保罗•史密斯教授认为，“在现代保守主义的‘进步’张力中，他根本不适合。”马修教授指出“索尔兹伯里狭隘的犬儒主义”。作为索尔兹伯里的崇拜者之一，莫里斯·考林同意索尔兹伯里认为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所带来的民主“也许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令人反感——通过他的公众形象，成功地减轻了它的部分肮脏。”
维多利亚时代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道德标准而闻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具有很高的个人道德标准(通常也会遵循这些标准)，但对于工人阶级是否也遵循这些标准，却一直存在争议。19世纪晚期的道德家，如亨利·梅休，谴责贫民窟中所谓的高水平的非婚同居和私生子。然而，一项使用计算机匹配数据文件的新研究表明，当时的同居率非常低——不到5%——针对工人阶级和穷人。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20世纪初期
1900年至1923年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阿瑟·贝尔福、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H·H·阿斯奎斯、大卫·劳合乔治、博纳·劳。
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去世，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开启了爱德华七世时代。与阴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比，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特点是大肆炫耀财富。随着20世纪的到来，诸如电影、汽车和飞机之类的东西开始被使用。新世纪的特点是充满乐观的情绪。上个世纪的社会改革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00年工党成立。1910年，爱德华去世，继位的是1910 - 36年在位的乔治五世。作为英国君主，乔治五世没有丑闻，勤奋工作，广受欢迎，他和玛丽王后建立了基于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美德的现代英国皇室模范行为模式。他比他的任何一位首相都更了解这个海外帝国，并利用他对人物和细节的非凡记忆力，无论是制服、政治还是人际关系，在与臣民的交谈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