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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
關於新文化運動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關係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爲二者基本是一個運動的兩個階段，可以統稱爲廣義的“五四運動”，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
另外一些意見認爲二者有聯係但應該區分開：自由主義者認爲一個是文化運動，一個是政治運動，或者一個是啓蒙，一個是救亡；蔣介石認爲一個是崇洋媚外，一個是愛國運動；
毛澤東認爲一個是舊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的開始，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對新文化運動有不同的評價，對其肯定的人中，自由主義者認爲是一場非政治性的文化運動，毛澤東認爲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場文化革命，是進步的但不徹底。對其否定的人中，孫中山、蔣介石認爲是破壞傳統和崇洋媚外，批評者還有學衡派、研究係、新儒家。
新文化运动 背景
中國近代以來一直有開放引進與保守傳統兩種思潮，產生一種張力，影響到政治，甚至以至於武力革命，反過來又影響思想的進程。
除了針對特定傳教士之外，中國自明朝中晚期及清朝實施「朝貢互市貿易」，在清高宗時期開始，恰好遇上西歐(尤其是英國在工業革命前後，對中國的國際收支的劣勢，和對於國際貿易出口市場擴增的要求)的思想、商業、武力的强力的擴張。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增設互市通商口岸，但並沒有打開思想的國門。魏源於1852年所著的《海國圖志》在中國被忽略，到日本反而被重視，幫助產生了明治維新。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給了清政府很大的震動，中國開始試圖向西方學習，學習的方法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爲用”。開始了洋務運動，通過官督商辦引進西方的技術，1872年起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產生了像詹天佑這樣的工程師。西方一些更深入的思想通過傳教士傳了進來，他們辦了很多學校，艾約瑟、丁韙良、李提摩太等翻譯了很多西方著作，此後，西方傳教士也一直是西學傳入的重要媒介。
新文化运动 背景
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一批知識分子意識到光是學習夷“技”是不夠的，還需要引進西“學”。先是着意於政治制度，這個過程一波三折，政治衝突、武力衝突接連不斷，1895年日本取得台灣，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胶州湾租借地，1898年俄國占領旅順大連租借地，1898年戊戌變法迅速夭折，1900年義和團運動抵制洋教洋人。但這些障礙過去之後，終於西方政體被引進來了，先有清政府的新政，然後有更革命性的辛亥革命。雖然重點在於政治，思想也還是在進一步地傳播。在教育方面，1905年科舉考試被廢除，新式學堂在各地建立，其學生數從1904年的9萬人增加到1909年的156萬人。更多的人出去留學，1896年清政府開始选派官费留学生赴日，此後官費、自費越來越多，1909年，中國開始使用庚子賠款的美國退款選送學生去美國學習。在思想方面，西方思想更多地傳進來了。1898年嚴復翻譯了《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適用於社會發展，對中國人影響很大，開始從守舊轉變爲求新、求變、求自强。梁啓超1898年開始在日本先後創辦了《清議報》、《新民叢報》，發表很多文章，文章明白曉暢，影響很大，开启白话文时代。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也開始進入中國，1907年劉師培等在日本辦《天義報》，吳稚暉等在法國辦《新世紀》雜志，介紹無政府主義，《天義報》刊載了《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文譯文之一。
新文化运动 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政治上的不穩定，激發了知識分子試圖深入挖掘，從文化上改變中國。許多事情為這做了預備。中西交流更加頻繁，留學生帶回來更多的西方文化。後來新文化運動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曾經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留學日本，蔡元培留學歐洲，胡適留學美國，等等。也有許多事情則是往相反的方向而行的。西學的傳入引起了抵制，尊孔的聲音很大，袁世凱1913年發佈《尊孔令》，康有爲1912年開辦孔教會，1913年開辦《不忍》雜志，提倡尊孔，政治上先後有袁世凱和張勛兩次試圖復辟。新文化運動前夕，保守勢力在做最後一次有力的抵抗，新文化運動給予了猛烈的一擊，此後，保守勢力就徹底失勢了。
新文化运动 過程
1915年（民國4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新青年》，刊物上還印有法文刊名La Jeunesse。一般統稱《新青年》，1915年的《青年雜誌》算《新青年》第一卷，1916年（民國5年）改名后從第二卷算起。這本雜誌後來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1915年 (民國4年)《青年雜誌》創刊號并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青年雜誌》剛開始影響並不大，1916年 (民國5年）春停刊，同年9月復刊並改名。
新文化运动 過程
胡適當時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他和陳獨秀是安徽同鄉，陳獨秀向他約稿，他投了稿，并且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出他關於文學改良的八點主張，陳獨秀大加贊賞，發表在《新青年》通信欄目上，邀請胡適做進一步的闡述，胡適便寫了《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 (民國6年)1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引起很大反響，胡適也因此“暴得大名”。所以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爲新文化運動從1917年開始。
蔡元培1917年 (民國6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采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學校裏很多像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這樣的新派人士，也不乏辜鴻銘、劉師培這樣的保守派人士，學校裏後來有“新潮”這樣的新派社團，也有“國故”這樣的保守社團。他上任后1月11日聘請陳獨秀其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將《新青年》總部遷往北京。
陳獨秀後來説：“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過，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新文化运动 過程
《新青年》雜志在北京大學如魚得水，影響越來越大。《新青年》後來的編輯還包括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如胡適、魯迅、钱玄同、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1918年 (民國7年)3月，張東蓀創辦研究系喉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與北京《晨報》副刊“第七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晚些時候的《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
1918年 (民國7年）12月23日，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每週評論》，與不談政治的《新青年》區分開，專門評述時事政治。
1919年 (民國8年）1月，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出版《新潮》雜志。段錫朋、周炳琳、許德珩、鄧中夏、張國燾等創辦“國民雜誌社”，出版《國民》雜志。這些個人和組織成爲了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和積極參與者，這些人日後在中國學術、政治界都起到重要作用。
新文化运动 過程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白話文、新思想大大影響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也大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
新文化運動在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分化。五四運動剛結束，7月份，胡適和李大釗就因爲“問題和主義”而辯論起來，陳獨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爲是否談政治產生分歧，1920年9月，陳獨秀把《新青年》變成了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胡適等人另辦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識分子們關於非基督教運動又有一次爭論。1923年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同屬科學派的陳獨秀和胡適彼此也展開了爭論。此後各人愈行愈遠。大致上，一派是堅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者，堅持民主、自由，如胡適、傅斯年，這是少數派；另一派是參與政治的左傾人士，這裏面又大致分兩派，一派後來轉向共產黨，如陳獨秀、李大釗，另一派轉向國民黨，如吳稚暉。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大大增強了中國社會的反傳統思潮，杜威在1921年這麽評論說：“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學生如此一致和熱切地追求現代和新的思想觀念，特別是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很少見到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有些辯論本來可以用來維護既成秩序和現狀的，卻一點也不被重視，事實上，完全沒有用來做辯護”。但相對堅持傳統的思想仍然還是存在，比如學衡派、蔣介石、梁啟超、梁漱溟。
新文化运动 思想
五四的思想非常廣泛，如何來概括是個難題，陳獨秀概括爲民主與科學，胡適概括爲“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還稱之爲“中國文藝復興”。在新文化運動的批评者中，林毓生稱之爲“全盤反傳統”，這其實是以前就有的對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批評，嚴家炎反對這個提法。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引起轟動。白話的使用歷史很長，推動白話文的努力也有相當的時間，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轟動，一是出現在合適的時間，二是内容詳實，言之有據。一共提了文學改良的八個原則，“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無病呻吟；去除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注：即白話）”。不僅僅是文言改成白話的問題，還包括内容的改變，要“言之有物”，包括情感和思想，“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説”，開啓了對“文以載道”這一文學道統的批評。包括文風的改變，讓語言成爲交流的有效工具，而不是以文害意。最後導致對文學的評價標準的根本改變，不模仿古人，推崇白話文學。關於白話文學，文中說，“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這句話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夏志清這麽評價：“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他以前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說的價值，聲稱水滸傳、西廂記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並論。他還以史學家和批評家的身份，指出一種他個人極為欣賞的藝術信仰：宣揚人道的寫實主義。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證的精神，是現實的樂觀主義者”。
新文化运动 思想
陳獨秀在下面一期發表《文學革命論》，胡適1917年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8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21年發表《國語文法概論》，等等。這些文章進一步從理論上闡述了白話運動的意義和方向。
白話運動也招來一些批評，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与刘半农的《驳王敬轩书》演假双簧辯論，古文家林紓反對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学衡派與《甲寅》杂志都是積極的反對者，到1979年，林毓生仍然稱“胡適主張的‘八不主義’文學革命論，現在看來是很不通的”。
在白話的推廣方面，五四的時候就已經初見成效。當時羅家倫寫了一篇白話文的宣言，許德珩寫了一篇文言文的宣言，白話文的宣言大大地更受接納。
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決定在小學國文教學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胡適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1920年2月，教育部頒佈《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訓令第53號）。白話文的普及算是大功初成。
新文化运动 思想
在白話文學的方面，《新青年》自1918年开始刊载白话文學，陸續刊載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等人的白话诗、文學翻譯，以及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五四以後，白話文學大大地興盛起來。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出版《小説月報》等刊物，出現了大批白話文文學家，如魯迅、茅盾、葉聖陶、郭沫若、郁達夫、鄭振鐸等。
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教育部宣佈“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但很快，袁世凱1913年發佈《尊孔令》，康有爲1912年設立孔教會，1913年開辦《不忍》雜志，提倡尊孔。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12月25日，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3月23日，袁世凱宣佈恢復民國年號，同年6月去世。康有爲繼續積極從事尊孔的孔教運動，1916年9月20日，發表《致總統總理書》，再次要求“以孔教爲大教，編入憲法”，國會議員分成兩派，激烈辯論。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新青年》開始了反孔。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15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中就説：“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表明了反孔教的立場。
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發表了《孔子平議》，這是新文化運動第一篇系統談論反孔的文章。他反對孔子的理由是：“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藉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處處是針對孔教與專制，認爲二者有因果的聯係。1916年10月，陳獨秀發表《駁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稱“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
四川的吴虞，一直反對孔教，看到《新青年》的文章后，便與陳獨秀聯係，從1917年2月起，連續6期發表反孔文章，對儒家的批判更加廣泛，更加嚴厲。1921年，吴虞將反孔的文章結集出版為《吴虞文錄》，非常暢銷。胡適為他作序，稱他爲“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這是“打倒孔家店”一詞的來歷。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18年5月，鲁迅在《狂人日记》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1919年11月，吴虞在《吃人與禮教》中將這個觀點繼續發揮，提出“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
1919年，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對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做了比較深入的學術分析，他的結論很理性，但也充滿批評，他的學術分析為反孔提供了理論的基礎，“儒家許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禮節去做”，“孝和禮這兩個字漸漸成了中國社會的兩大勢力”，“《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客觀的歷史”，“孔子的‘學’只是讀書，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
新文化运动 思想
反孔是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大大改變了中國社會，但尊孔的思想并沒有完全退卻，學衡派，林毓生批評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傳統”、《甲寅》杂志批評反孔，梁漱溟等人試圖去蕪存菁，開創新儒家，孫中山認爲中國舊道德中的忠孝仁義都比外國強，新文化是外來民族的壓迫，蔣介石更是嚴厲批評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實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險了。...將我們中國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完全鄙棄。...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
對於家庭倫理與婦女問題，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批判儒家的傳統的倫理觀，一邊引進西方的倫理觀。
1916年12月陳獨秀發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論述到家庭倫理與婦女問題的若干方面，件件事都與反對孔教相聯係。
新文化运动 思想
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証明。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父兄畜其子弟，子弟養其父兄。“坊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此甚非個人獨立之道也。
現代立憲國家，其投身政黨生活者，莫不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於父，妻不必同於夫。律以儒家教孝、教從之義，豈能自擇其黨，以為左右祖耶?
婦人參政運動，亦現代文明婦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內言不出於閫，”“女不言外”之義，婦人參政，豈非奇談?
西人婦人再醮，決不為社會所輕。中國禮教，有“夫死不嫁”(見“郊特牲”)之義。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為失節，為奇辱。不自由之名節，至淒慘之生涯，乃孔子禮教之賜也!
今日文明社會，男女交際，率以為常。孔子之道則曰“男女不雜座”﹔曰“嫂叔不通問”﹔...；
西洋婦女獨立自營之生活，而孔子之道則曰：“男女授受不親”(見“坊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見“內則”)﹔...
新文化运动 思想
西洋親之與子，多不同居﹔其媳更無孝養翁姑之義務。而孔子之道則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韋命。”(見“士昏禮”)...
西俗於成年之子，不甚責善，一任諸國法與社會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則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國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諺也。

西洋喪葬之儀甚簡，略類中國墨子之道。儒家主張厚葬，喪禮之繁，尤害時廢業，不可為訓。例如“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之禮，試問今之尊孔諸公居喪時，除以“苫塊昏迷”妄語欺人外，曾有一實行者乎?
1918年6月《新青年》出易卜生專刊，這是系統引進西方觀念的一個先驅。
新文化運動從批判傳統孝道觀、貞操觀開始，擴展到反對娼妓、反對納妾、反對包辦婚姻、提倡自由戀愛、性教育、節育、女性平等學習、工作、繼承，等等，《新青年》上發表了55篇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下面是1930年前部分文章、事件：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研究、以至於質疑，并不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前有乾嘉考據，康有爲寫《新學偽經考》等，章太炎寫《訂孔》、《國故論衡》，等等。新文化運動引進西方的學術方法，更加系統，更加大膽。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19年11月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新思潮”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新文化運動。提出“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要“整理國故”，用科學的方法尋出“條理脈絡、前因後果、真意義、真價值”。關於科學的方法，胡適認為：“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 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這個整理國故的工作，其實他已經開始了，他的博士論文是《先秦名學史》，1917年他在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一課，1919年他將在北大講課的内容整理出版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論述中國先秦哲學，對於道、儒、墨、法做了系統闡述。他對儒家很多批評，但對墨家很多贊賞。蔡元培在書的序言裏稱之爲“一部研究中國哲學的大作”。
1920至1927年間，胡適對《紅樓夢》等九部小說做了考據，著述六十萬言。1929年，胡適發表《白話文學史》（上卷），考證中國白話文學史。夏志清評價說：“胡適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他以前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說的價值，聲稱水滸傳、西廂記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並論。他對幾本中國古典小說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證，真是國學研究上的重要的裏程碑。”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23年，胡適創辦《國學季刊》，鼓勵國學的研究。1942年以後，胡適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水經注》。
從事整理國故學術工作的還有錢玄同、劉半農，北大新潮社的顧頡剛、傅斯年、羅家倫、俞平伯等。顧頡剛開創古史辯派，對中國古史進行系統性地辯疑。他還開創了民俗文化的研究。
整理國故的本意是學術的、客觀的，與反孔非儒運動中的强烈主觀色彩有所不同。但是其學術成果難免會帶來主觀的意見。負面的意見很多，比如胡適對孔子和儒家，顧頡剛對古史可靠性，但也有正面的，比如胡適對墨家情有獨鍾，對孟子也有很多肯定，對傳統白話小説重新評價。
新文化运动 思想
整理國故受到兩方面的批評。更激進的新派人物批評他們守舊，陳獨秀說“胡適之、曹聚仁這幾位先生，妙想天開，要在糞穢裏尋香水”，周作人說“我深抱杞憂，因爲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魯迅說“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批評之下，胡適對整理國故後來也有所反思。保守派的人物則是批評胡適等人的學術方法，對他們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也非常不滿。北大的保守派的“國故”社團與開放的“新潮”社團非常對立，學衡派的梅光迪說：胡適等人“謂不通西學者，不足與言整理舊學，又謂整理舊學須用科學方法，其意蓋慾嚇到多數不諳西文未入西洋大學之舊學家，而彼等乃獨懷為學術秘術，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風頭，即有疏陋，亦無人敢與之爭”，章太炎也與胡適就研究方法展開辯論。
同一時期，梁啓超、梁漱溟等人也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了許多的整理、研究工作，他們未必完全認同新文化運動的“整理國故”，但在很多意義上雙方還是同道中人，都有學術的態度。
國語運動是關於推廣全國標準口頭語，這與書面語的白話文運動有區別，但在推廣中又有合流。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世紀末中國出現為文字注音的“切音字運動”，梁啓超提出“文與言合”，吳汝綸提出“國語統一”，1912年蔡元培、吳稚暉成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審定生字讀音和注音字母。1916年10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與北京大学國文係研究所国语部讨论国语统一之事。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頒佈《教育部令第七五號》，頒佈注音字母。
白話運動開始以後，兩個運動漸有合流之勢。1919年，国语运动與白話運動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胡適等人積極參加，制定《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等議案。包括推廣白話文，制定注音方案、籌備國音標準，等等。1920年1月，教育部在將小學國文改爲白話文的同時，也推行國語，“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
1926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發佈公告，推行國語標準音，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羅馬字母辨認拼切。
新文化运动 思想
漢字拉丁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非常盛行，很多人呼籲將漢字廢除，推行拼音文字，甚至將漢語完全廢除，推行世界語。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認爲漢語弊端甚多，而且承載陳腐舊學，“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議從中文夾用外文開始，最後改用世界語。
新文化运动 思想
陳獨秀認同這一看法，提議暫時用拼音取代漢字，“吳先生之説，循之進化公例，恐終無可逃。當此過渡時期，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中國共產黨後來也曾經推行過拉丁化新文字，到1958年都還認爲這是漢字改革的最終目標。
錢玄同等提出了简化漢字，認爲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
新文化运动 思想
近代以來，關於中西文化的比較與評判便沒有停止過，中學西學，尊孔反孔，耶教儒教，等等。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總體是批判的，但也有例外，比如提倡傳統白話文學；而對西學總體是接納的，但也是有例外，比如對基督教就比較抵觸。到五四以後，不同的人對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態度就更加分化，自由主義者如胡適和共產主義者如陳獨秀、李大釗彼此矛盾很深。
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文章《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大大貶低中國文明，贊揚西洋近代文明，“古代文明，語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殘殺，法禁以制黔首，文學以揚神武。此萬國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異者也。...代表東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其品質舉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為近世，其實猶古之遺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謂之歐羅巴文明。移植亞美利加，風靡亞細亞者，皆此物也”。
此後，整個新文化運動通過反孔非儒、整理國故、漢字拉丁化、介紹西方思想，整體上的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倡導西洋文化的傾向非常明顯。
新文化运动 思想
1929年，胡適發表文章《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提出“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此説引起很大爭論，1935年6月，他發表文章《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對此説提出修正，“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爲避免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説‘全盤西化’，不如説‘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使‘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使‘用全力’的意思”。但是否能用“全盤西化”來形容新文化運動或者胡適有不同意見。
“全盤西化”這個標簽引起很多批評，批評這個標簽容易，連胡適自己也覺得不妥，更大的爭議在於：如果不要全盤西化，那麽應該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對於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元素如何取捨？自從洋務運動之後，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科技是好的。但在哲學人文、政治社會的方面，則不免衆説紛紜。對“全盤西化”的一些代表性的意見有：
新文化运动 思想
新文化運動最爲人熟悉的一個口號便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中就呼籲青年“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1919年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回應對《新青年》的批評，將德先生、賽先生與新文化運動的各種思想都聯係起來，遂為世人所知：
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關於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爲何，開始大家是有大致的共識的，但孰料後來對這二者的理解卻出現了大大的分化。
關於科學
新文化运动 思想
關於科學，新文化運動涉及的不是自然科學，而是哲學人文、政治社會方面。陳獨秀說科學是“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事事求諸證實”，胡適倡導約翰·杜威的實驗主義，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二人看法非常相近。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和李大釗首先關於“問題和主義”起了爭執，胡適强調研究問題，主義只能是參考，李大釗鼓勵借用主義，主義在應用中自會因問題而變化、適用。胡適舉了若干“主義”作爲批評的例子，其中包括“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而三個月前李大釗剛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因此兩人自然就起了矛盾。多年後，胡適稱那時就已經認爲共產主義有走向教條主義的危險了，而中國共產黨則批判胡適攻擊馬克思主義運動。後來陳獨秀也跟李大釗一起相信了“科學共產主義”和唯物辯證法，胡適很不以爲這些是科學，而共產黨則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是唯心論 ，1950年代發起了廣泛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
1923年，張君勱發表文章《人生觀》，開啓了一場科學與人生觀的辯論，參加辯論的人很多，典型觀點大致有三派：
關於民主與自由
新文化运动 思想
關於自由，五四以前，新文化運動的人大多有談到自由的基本原則，看法基本一致，陳獨秀和李大釗都談到對基督教的包容。
關於民主，陳獨秀在1920年1月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中，比較詳細地談到如何在中國構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他的構想是一個漸進改良的法子，“拿英、美做榜樣”，大多數想法來自杜威。構想是從基層民主開始，構建“地方自治與同業聯合”兩種基層民主組織，辦理基層的教育、選舉、社會保障等“實際需要”，參加這些組織“不應當有財產、地位限制”，“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並非什麽過激的辦法”，“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
五四運動以後，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後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此後新文化運動參與者關於民主、自由的看法產生了很大分歧。
新文化运动 思想
關於宗教自由，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迸發出激烈的矛盾。1922年，在共產國際的策劃下，中國共產黨發動了非基督教運動，3月21日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等77人發表《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教毒日熾，真理易泯，邪說橫行，人道弗彰，我國本為無教之國，乃近代受害，日趨日深，近聞世界耶教學生第十一次開(大)會，今年四月，又欲舉行於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將於我中國，宣傳迷信，繼長增高，同人等特發起組織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覺，掃人群之障霧，本科學之精神，吐進化之光華”。3月31日，周作人、錢玄同等5人則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幹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此後周作人與陳獨秀以公開信的方式幾次辯論宗教的自由與反對宗教的自由。
關於民主，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產生激烈的矛盾。陳獨秀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相信“無產階級專政”，胡適不認爲共產主義是民主。陳獨秀經歷一系列波折后，關於民主的思想有所回歸，他説：“‘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胡適稱陳獨秀“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關於民主，自由主義者與一些偏向國民黨的右派也產生很大分歧。1934年，胡適與錢端生、蔣廷黻、吳景超發生了一場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辯論。
多年以後，李敖從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這麽評價：“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別看他笑得那麼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
新文化運動前後，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少，五四以後成為一股熱潮，1919年12月，社會主義研究會在北大成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都是成員，各地都有類似的組織。陳獨秀在1921年說：“社會主義除了‘廢止資本私有’為各派社會主義所通之外，從來學説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爲五派：一、無政府主義，二、共產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工團主義，五、行會社會主義”，後來共產主義漸漸盛行，其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便衰落了。
工讀主義、新村主義：一些汎社會主義的活動，沒有系統的理論，工讀主義是半工半讀的自治社團，新村主義是一同生活的自治社團。1920年1月，李大釗、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王光祈等建立北京工讀互助團，并在全國推廣，但不到半年相繼失敗。這中間，少年中國學會是主要發起機構，該學會成立於1918年，李大釗參與發起，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等是成員，開展的多樣活動中就包括建立北京工讀互助團、新村組織等，後來成員逐漸融入共產黨等其他組織，1925年結束。
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早期零星進入中國，十月革命以後，李大釗率先開始在《法俄革命之比較》中介紹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特刊，發表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9篇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還是學術性的。五四運動以後，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後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引導他們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其理論基礎是經過列寧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新青年》於1920年9月第8卷開始成爲中共機關刊物。毛澤東描述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的情況是這樣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胡適對社會主義持批評態度，在1919年7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中的一個例子就是社會主義，有特別提到“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李大釗起了激烈的爭論。胡適强調研究問題，主義只能是參考，李大釗鼓勵借用主義，主義在應用中自會因問題而變化、適用。多年後，胡適稱那時就已經認爲社會主義有走向教條主義的危險了。1930年，胡適發表《我們走那條路？》，認爲中國還沒有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也不算中國的敵人，反對暴力、盲動的革命，主張和平、自覺的演進，看法跟共產主義迥然不同，跟國民黨也有不同。共產黨認爲胡適是唯心主義者，1950年代發起了廣泛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
胡適在美國的導師是杜威，胡適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Pragmatism)，他譯爲實驗主義。這是一種方法論，提倡“大膽假設，細心實證”，“一切學説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証的假設，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將這種方法論應用在自己各方面的研究和思想上，也著文向社會推薦。
杜威於1919年5月1日到上海，此後正好遇上五四運動，他對中國非常感興趣，在中國游學兩年之久，1921年6月30日離開。在華期間，他到各處巡迴演講，大受歡迎，他對於哲學、教育、民主政治都有很多想法，對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很多影響，也向美國介紹中國，胡适、蒋梦麟、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林茂生等均曾在美国哥倫比亞大學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
中國共產黨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是唯心論，1950年代發起了廣泛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
新文化运动 影響
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
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伴隨著對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詮釋與解構，各地華人繼續辯論傳統文化、西方文化、民主自由。新文化運動後來的影響受到政治環境的很大制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和傳統文化有迥然不同的態度，有趣的是大陸和台灣近期都對前期有一個反轉：大陸從破四舊到提倡傳統文化，台灣則從提倡傳統文化到去中國化。兩黨都有相當的非民主傾向，這影響了社會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詮釋。這些千變萬化的發展之後，再來回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我們看見白話運動徹底扎了根，反孔非儒基本完成，傳統意義上的儒家文化很單薄了，但新文化運動所宣揚的民主、科學的思想，在大陸仍然非常缺乏。
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認爲新文化運動是進步的，但是不徹底，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爲：“中华民族的旧文化...是封建的文化，...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這些基本的原則，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不同時期，常常得到非常不一樣的詮釋。
新文化运动 影響
執政后、文革前：推行簡化字，推行拼音。進一步推行社會主義文學，審查文藝。挖掘民間文化，加以政治化使用。提高戲曲地位，但對内容加以審查。批判胡適、俞平伯、胡風等，知識分子紛紛加入政治批判，自身也難逃被批判。反右運動進一步消滅不同言論、削弱民主黨派作用。大躍進，假大空，三年困難時期。對毛澤東的宣傳越來越多，出現毛主席語錄小紅書。引進蘇聯共產主義文化，抵制西方歐美文化。反宗教，反迷信，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婚姻法，反對婚外性關係，關閉妓院，禁止鴉片，發展中醫。
文革：破四舊，推行樣板戲，極嚴格控制文藝。紅衛兵誓死保衛毛主席，文攻武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廢除高考，大學停頓。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批林批孔，表現出非常强烈的反傳統意味，關於文革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如林毓生認爲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是“全盤反傳統”，與文革的出現有關聯，一種如嚴家炎認爲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是激進但不是“全盤反傳統”，與文革南轅北轍、正好相反，新文化運動主要反的是傳統中的糟粕，文革是一些這種傳統糟粕，即專制與迷信，的大回潮。
新文化运动 影響
中國國民黨
蔣介石對於新文化運動持非常批評的態度，他提倡傳統文化，提倡儒家文化，著有《科學的學庸》，注釋大學中庸，推崇王陽明。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有紛繁複雜的原因，新文化運動是其中之一，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專刊，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可以説是在中國第一個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還是學術性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做了一部分預備，五四運動又爲共產主義的興起做了一部分預備。後來共產主義發展成爲一個政治乃至武裝運動，更多的是其他的政治原因，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的培養扶植。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後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引導他們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其理論基礎是經過列寧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後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兩個方向，陳獨秀、李大釗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胡適則一直堅持自由主義。
新文化运动 影響
在中國，同性戀不會遭到特別的排斥，甚至擁有‘狎优’的特權，伴隨全面西化傳入時西方普遍貶低同性戀的觀點，將受此影響的早期「同性戀」定義及圍繞在該定義的醫學理論，傳播至中國和華人地區，令該類生態蒙上社會污名。當時被譯介至中國的西方性學家，包括赫希菲爾德、艾利斯、布洛赫、埃賓、佛洛伊德和卡本特等人，當時前述學者的中文翻譯作品，是含有為數不少的病理化的論述，也有呈現少數如卡本特把同性愛當作一種高貴情感的觀點，而在1920年代之後，讚頌同性之愛的論述變得愈來愈弱，負面觀點的論述則佔據了主流地位。
新文化运动 評價
陳獨秀
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新文化运动 評價
胡適
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討論只是要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晢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很夠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新文化运动 評價
這個文化運動有時被稱爲“新文化運動”，本人則比較歡喜用“中國文藝復興”這一名詞。我們如果回頭試看一下歐洲的文藝復興，我們就知道，那是從新文學、新文藝、新科學和新宗教之誕生開始的。同時歐洲的文藝復興也促使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形成。因此歐洲文藝復興之規模與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實在沒有什麽不同之處。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新語言、新文字、新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達的工具之需要。雖然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尚未涉及藝術，而文學革命對這批成熟的北大學生來說，也已經是雙方極其相同之點的一環了。中西雙方還有一項極其相似之點，那便是一種對人類（男人和女人）一種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從我們所説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的而爲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新文化运动 評價
毛澤東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新文化运动 評價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新文化运动 評價
蔣介石
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顧國家社會，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險了！老實說：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當時所有的新文化運動在他所標揭的“民主”與“科學”兩大目標來說，其本身簡直是完全失敗！不僅失敗，而且將我們中國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完全鄙棄，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
新文化运动 評價
吳宓（學衡派)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
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鳩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
國粹喪失，則異世之後不能還復；文章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凡百改革建設皆不能收效。
中國之新體白話詩,實暗效美國之Free Verse[自由詩體]。而美國此種詩體,則系學法國三、四十年前之Symbolists[符號學派]。今美國雖有作此種新體詩者，然實系少數少年無學無名，自鳴得意。所有學者通人，固不認此為詩也。學校之中，所讀者仍不外Homer[荷馬]、Virgil、Milton[彌爾頓]、Tennyson[丁尼生]等等。報章中所登載之詩，皆有韻律，一切悉遵定規，豈若吾國之盛行白話詩，而欲舉前人之詩悉焚毀廢棄而不讀哉？其他可類推矣。
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誠能保存國粹，而又昌明歐化，融會貫通，則學藝文章，必多奇光異彩。然此極不易致，其關系全在進擇之得當與否。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為上材，此當以西洋古今博學名高者之定論為準，不當依據一二市儈流氓之說，偏淺卑俗之論，盡反成例，自我作古也。然按之實事，則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於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實驗主義(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者,則必謂墨獨優於諸子。其他有韻無韻之詩，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關亦類此。凡讀西洋之名賢傑作者，則日見國粹之可愛，而於西洋文化專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論者，則必反而痛攻中國之禮教、典章、文物矣。
文字之體制，乃由多年之習慣，全國人之行用逐漸積累發達而成文字之變遷，率由自然，其事極緩而眾不察。從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強全國之人以必從。一旦變革，自我作古。字形有定而全國如一，語音常變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語音為基礎，是首足倒置。譬如築室，先堆散沙，而後豎巨石於其上也。總之，文章之格調可變且易變，然文字之體制不可變亦不能強變也。
亚历山大·拉古林
亚历山大·拉古林（俄語：，1941年5月5日—2004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出生，是俄罗斯著名的冰球运动员，曾经获得10次世界冠军。评论认为他是世界冰球运动史上最杰出的后卫之一，并入选国际冰球名人堂。
此外，他还3次荣膺冬奥会冠军、9次获得苏联冠军。
2001年拉古林被授予三级祖国功勋勋章，表彰他为前苏联和俄罗斯冰球运动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古希腊军事
传统古希腊军事包扩了大量使用步兵做战。希腊最典形的步兵为希臘重裝步兵(Hoplite)组成的民兵，以輕盾兵(Peltast)、弓箭手和骑兵为輔助。方阵步兵通常会以锥形或长方形的方阵(phalanx)前进，而抛矛兵会在两侧搔扰敌人。
一般的方阵是由方阵步兵紧靠着，盾牌放在前方而组成的人墙，在于防卫可以拥有很大的优势，不过缺乏机动性。希臘重裝步兵的名字来自于他们使用的圆盾(Hopllon)。由于所有士兵的装备全部都由自己购买，所以士兵缺乏制服，战场误伤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前841年
前841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從这一年周召共和開始，中國歷史出現明確紀年。
1837年—1838年叛乱
1837年—1838年叛乱（英語：Rebellions of 1837–1838；法語：Rébellions de 1837–1838）是1837年—1838年發生在下加拿大和上加拿大的兩起武裝叛亂，這兩起叛亂都是由於政治改革的挫折所導致，當時有人希望能建立責任政府，最終在事件結束後實現了這一目標。
1837年—1838年叛乱 叛乱
叛乱首先在下加拿大与上加拿大爆发。下加拿大的叛军规模更大，与政府军对抗的时间更长。上加拿大的叛军不少成员来自美国，他们的目标是对抗地方寡头政治，在展开了一系列的突袭、伏击与其他小型武装行动之后遭到了失败。
1837年11月，下加拿大首先爆发叛乱，叛军由沃尔夫·纳尔逊、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与埃德蒙·贝利·卡拉汉等人领导。
次月，受到下加拿大叛乱激励，居住在上加拿大的不满人士也揭竿而起，并接受威廉姆·莱恩·麦肯西的领导。叛乱的原因居民不满当地其他基督宗教遭到打压，而聖公會则拥有官方地位，大量地产。除此之外，叛乱的原因还有大量来自美国的移民迁入当地，尤其是西部地区。
上加拿大的叛乱在蒙特利尔酒馆战役之后就结束了，很多叛军，包括麦肯西本人，都逃往了美国。他们把美国当作支持进一步行动的基地，与美国组织猎人小屋配合作战。叛军此后发动了多次突袭，行动直到在风车战役中大败才告终。
1837年—1838年叛乱 后事
不少叛军在1837年叛乱之后都被逮捕，大部分人都被控叛乱罪，100名叛军被判流放到澳大利亚。
上加拿大的叛军并非不满英国统治，而是不满贪污受贿、司法不公。叛军的罪名并不是与美国自由主义看齐，而是冒犯加拿大托利价值。首席法官约翰·罗宾逊爵士，第一代从男爵的判词也是洛克式的，而不是伯克式的：「作为臣民的生命、自由及财产的保护者，君主能『合法地要求臣民服从他的权威』」。罗宾逊还说，那些喜欢共和制的人，可以离开加拿大，移民外国，所以叛乱者都犯下了叛国罪。
叛乱平息之后，不少呼吁改革的温和派，如罗伯特·鲍德温与路易斯·希波吕忒·拉方丹变得激进了许多。达勒姆勋爵到加调查时，上述人士发挥了一定作用。政府听从达勒姆勋爵在报告中的建议，改为问责制政府。他还建议合併上下加拿大为单一政治单位，成为今日加拿大核心。
1837年—1838年叛乱 麦肯西-帕皮诺营
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937年，帕皮诺、麦肯西两人的名字再次出现。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军阵型的一个由加拿大志愿者组成的营叫做“麦肯西-帕皮诺营”，以纪念两人。这个营的口号是“1837年的精神永存”。
杀手 (1986年游戏)
黑手党（俄語：，英語：）又稱殺手游戏、殺人游戏，是一种多人游戏，由苏联心理學家迪米特里·達維多夫（）於1986年發明，殺手游戏拥有多种角色，规则也有多种模式。參與人数最少為6人。2010年台灣電視節目衍生出《天黑請閉眼》。
杀手 (1986年游戏) 历史起源
殺手游戏是在1986年春天由蘇聯莫斯科大学心理學系的迪米特里·大衛杜夫（Dmitry Davidoff）发明的。一开始的玩家在莫斯科大学的教室、寝室等处遊玩此游戏。在1990年代初期，该游戏开始在俄罗斯其他学校流行起来，并跨过国界，传播到了欧洲各國（匈牙利、波兰、英国、挪威等），随后传到了美国，如今该游戏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它被认为是自1800年以来五十种最具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游戏之一。1997年，Andrew Plotkin改进了该游戏的规则。
2006年3月，欧内斯特·费多罗夫（Ernest Fedorov）在基辅开办了黑手党俱乐部，使用他自己的专利变体规则。俱乐部定期组织比赛。
最知名的衍生作品為米勒山谷狼人（一般簡稱為“狼人遊戲”或中港台地區流行的“狼人杀”）。安德鲁·普洛特金（Andrew Plotkin）在1997年给出了一个狼人主题的规则，认为黑手党不是那么大的文化参考，并且狼人概念符合白天隐藏敌人的想法。
杀手 (1986年游戏) 基本玩法
遊戲會有1到2名法官（即主持人）主持整個遊戲。在遊戲中，玩家們會分别扮演杀手（或稱黑手党、狼人）和平民，且要求平民数量至少在杀手数量的两倍以上。游戏开始時，平民并不知道任何信息，而杀手則會互相认识。游戏在“黑夜”和“白天”交替进行。白天所有玩家都可以进行讨论，討論並猜測出在場可能是杀手的玩家，隨後通过投票表决来进行“舆论处决”一人。處於黑夜時，杀手則會暗杀一人。所有死去玩家都需要被亮明身份。如果杀手数量超过平民，则杀手获胜。如果杀手全部都在白天被處決，則平民獲勝。
红黑牌也属于杀人游戏的一种：玩家中分为红牌和黑牌，两种身份牌数量相同，游戏开始后玩家确认身份信息，法官组织红牌睁眼，不同身份的玩家均可睁眼确认队友；法官组织黑牌睁眼，未睁眼的玩家睁眼确认队友，当然你也可以不睁眼，所有玩家只能睁一次眼，法官抽签确认发言顺序，通过两轮发言，从各种逻辑寻找真正的队友，法官组织闭眼投票，每个玩家均有一次投票机会，得票最多的玩家出局，留遗言，直到只剩下某一种颜色的玩家。
杀手 (1986年游戏) 規則
遊戲開始前，取一副撲克牌（也可以自己做紙條或抽籤），決定每張牌的角色。上列除了殺手與平民外，其他角色皆由所有玩家決定是否要將其加入遊戲中。由所有玩家一人抽取一張牌，隨即由主持人開始喊話。
在有特殊能力角色死亡後，可跳過特殊玩家的身分繼續進行遊戲。
被殺死的平民可懷疑其中一位玩家為殺手，被懷疑的玩家也可懷疑一到兩名的玩家，並經由所有玩家投票表決是否死亡。死亡者將被強迫退出遊戲。
死亡的玩家將從遊戲中剔除，並可觀看遊戲。
在遊戲人數剩餘三人（包含殺手或教父）时，以剩餘玩家握手來表示相信某名玩家非殺手（或黑幫老大）。如平民與平民握手代表殺手輸了；如平民與殺手握手代表殺手勝利（如殺手和黑幫老大兩名還在場時，則為最後五名玩家相互來握手）。
殺手人數為兩人以上時，須共同決定被殺害之對象。
杀手 (1986年游戏) 新增角色介紹
经过多年的发展，该游戏增加了很多新的角色和规则以增加其娱乐性和复杂性，并更真实的模拟社会生活。在平民、法官、杀手以外又增加了以下角色：
除了上列玩家，其他皆為一般玩家（平民、好人）。
杀手 (1986年游戏) 游戏操作
以复杂模式为例（包含除了杀手愛人以外的所有角色），下面描述一次游戏的过程。
DR-DOS
DR-DOS（Digital Research-Disk Operating System）是數位研究公司（Digital Research）开发的DOS操作系统，最初用于个人电脑上。主要支持IBM PC兼容机。
从1990年代PC机广泛使用Windows 3.x开始，DR-DOS系统被逐步被MS-DOS取代。到1995年全面采用Windows 95时，DOS的影响开始减小，DR-DOS也随之在桌面市场迅速衰落。1999年，DR-DOS推出7.03版本，随后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未有正式更新。目前DR-DOS在单任务嵌入式设备中还有少量应用，另有极少数DOS爱好者还在研究或使用DR-DOS。
2004年，DR-DOS推出了8.0版，功能上仅做了很小修改，支持FAT32和大容量硬盘。2005年又曾一度推出DR-DOS 8.1版，但由于版权纠纷，发现当中包含FreeDOS的元件，未能遵守FreeDOS所使用的GNU通用公共许可证，FreeDOS的开发人员投诉后DR-DOS 8.x随即从市场上撤回。目前其公司开始重新销售DR-DOS 7.03版本。
IBM PC兼容机
IBM PC兼容机（英語：）是指与IBM的PC机兼容的个人电脑。早期的IBM兼容机主要是基于x86系列CPU，使用ISA总线，能够运行PC-DOS／MS-DOS系统。
IBM PC兼容机 发展历史
1980年代初期，市场上存在大量不同标准的个人电脑，例如Apple机、TRS-80机、日本的PC-9801机等。1981年8月，IBM推出了IBM PC。 1982年，IBM公开了IBM PC上除BIOS之外的全部技术资料，从而形成了PC机的“开放标准”，使不同厂商的标准部件可以互换。开放标准聚拢了大量板卡生产商和整机生产商，大大促进了PC机的产业化发展速度。到1990年代初，个人电脑市场上仅剩下IBM PC兼容机和麦金塔电脑（Macintosh）两个主要系列，并且IBM兼容机数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随着IBM兼容机的发展，计算能力的大大提高，甚至蚕食了小型机的市场份额。
在IBM PC兼容机逐步成为事实上的PC标准过程中，为微软、Intel，以及大量兼容机部件商、兼容机厂商提供了市场机会，甚至IBM自己在PC市场上的份额都不是第一位。
IBM PC兼容机 发展历史
随着技术的发展，IBM兼容机经历了XT/AT（8086）、80286、80386、80486、奔腾（Pentium）等阶段，很多新的内容加入进来，且到了1990年代IBM對個人電腦架構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计算机技术人员更倾向称之为Wintel标准架构。
在奔腾电脑之后，由于大量新的PC的技术标准应用，PC的技术标准开始由IEEE等组织而不是某个厂家来确定，“IBM PC兼容机”的说法逐渐被“标准PC”以及後續的「ACPI PC」所取代。
伯恩·安德森
伯恩·约翰·安德森（瑞典語：，1955年1月26日—2025年10月25日）是一名瑞典演员和音乐家。他所饰演的最著名的角色是由卢奇诺·维斯孔蒂执导并改编自托马斯·曼小说《魂断威尼斯》的同名电影中的14岁少年达秋（）。
伯恩·安德森 早年经历
伯恩·安德森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他的母亲Barbro Elisabeth Andrésen在丹麦长大，是个波希米亞主義藝術家，经常在欧洲各地游荡，廣泛沈浸於巴黎的艺术圈中。他的生父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身份未知。安德森10岁时母親自杀身亡。之后，他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他曾在斯德哥尔摩的阿道夫·弗雷德迪克音乐学校學習古典音樂，但他更喜欢披头士之類的摇滚音乐。13歲時，他曾和朋友組成一支樂隊，在各地演出。
伯恩·安德森 职业生涯
在拍摄那部让伯恩·安德森享誉国际的电影《魂断威尼斯》之前，他仅仅出演过一部名为《瑞典爱情故事》的电影。尽管《魂断威尼斯》这部电影在票房上表现相对较差，但是伯恩却因为饰演片中的波兰美少年达秋（）而闻名。在电影里，年迈的男主人公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由狄·保加第饰演）对其非常着迷。电影史学家劳伦斯·奎克在他的作品《伟大的浪漫电影》（1974年出版）中评论道，伯恩·安德森的一些电影截图“可以从银幕中提取出来并悬挂在卢浮宫或梵蒂冈的墙上”。
《魂断威尼斯》发行时，有关伯恩·安德森是否是男同性恋者的猜测在美国流传开来。因为在电影中，伯恩·安德森饰演的达秋要和男主人公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交换充满爱意的目光；而同时在另外一个场景里，达秋被另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亲吻和爱抚。但是安德森坚决否认了这些传闻，并表达了自己在拍摄期间被导演卢奇诺·维斯孔蒂强迫探访一间同性恋酒吧而感到的不适。因为在那间酒吧里，他引起了很多年长男性的注意。
伯恩·安德森 职业生涯
为了消除有关自己性倾向的谣言以及对于自己“漂亮男孩”的刻板印象，伯恩·安德森在此后的影视作品里都尽量避免同性恋或过度需要自己外表的角色。因此当女性主义作家杰梅茵·格里尔在其著作《漂亮男孩》使用了安德森的照片为封面时引起了他的愤慨，因为安德森认为他并没有授权使用这张照片。尽管杰梅茵·格里尔表示她在使用这张照片时已经咨询过摄影师大卫·贝利，而贝利则是这张照片的版权所有者。但是安德森坚持认为，如果要使用被他人拥有版权的当事人的照片，那么应该明确告知当事人照片的使用目的。而安德森表示，如果他知道格里尔的目的，他是不会同意使用的。
《魂断威尼斯》上映之后，伯恩·安德森曾在日本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而当这部电影变得热门时，他拍摄了许多电视广告并还录制了一些流行歌曲。据说由安德森所饰演的片中角色达秋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一批以美少年为题材的动漫作者，特别是竹宫惠子。从那时起，安德森就对日本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多年后再次造访日本。
伯恩·安德森还出演过其他一些影视作品。这其中包括：《走私之王（）》（1985年上映）、《鹈鹕人（）》（2004年上映）、《仲夏魇》（2019年上映）等。
除了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安德森还是一名职业音乐人。直至最近，他还和斯文·艾利克斯（）组成一支舞曲乐队进行定期表演和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