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冯·塞克特 生平
蔣與塞克特於28至31日進行了長談，內容包括許多建軍的戰略和問題，會談結束後，蔣中正表示希望塞克特能作他的高級顧問，後者以身體不適為由婉拒，但答應在華考察期間整理出一份建議書予蔣中正，作為回應中方期待之回報。塞克特於6月6日北上華北訪問國民政府要人、視察國軍駐長城部隊，6月30日，塞克特交付其所編撰的《陸軍改革建議書》（原名為《致蔣介石元帥之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hall Chiang Kai-Shek），其內容主要為：一、軍隊要置於蔣中正的絕對控制之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才能建立起權威；二、必須建立一支人數少、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當前的中國軍隊人數過多，建議仿效德國軍隊的軍官團，在中國軍隊中建立教導旅；三、中國兵工廠的產能遠不足其軍隊所需，應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軍工業，可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進行；四、需增加在華德國顧問的人數，為提高其組織效率，需要進行必要的組織變動。不久後，塞克特便啟程取道南京至上海，返回德國。途中，塞克特一度停留於廣州與陳濟棠會面，並任由其隨員與地方政府進行交易談判、發展地方武力，埋下日後不愉快之關係的種子。
蔣中正對於塞克特的建議書稱「敬佩不已」，請求其於德國幫忙物色各類顧問，並告知魏澤爾的總顧問職位保留，但該人不在時亦可由一位「高級顧問」代理，這實際上也暗示塞克特，蔣中正希望由後者出任此職，並賦予其比魏澤爾更大的權力。1933年11月2日，塞克特返回德國不久，朱家驊便代表蔣致函給塞克特，正式邀請他來華擔任顧問。然而當時德國夾在關係已很緊張的中國和日本之間，處於既想擴大在華影響力、又想從日本佔領中國東北而設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中獲得利益的尷尬境地，因此對華政策十分謹慎，在德國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要求下，塞克特便以年事已高為由謝絕中方的邀請，同時也推薦兩名退役軍官——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與威廉·福貝爾赴華擔任蔣的顧問。從德國軍方來看，與中國密切交往對自身重整軍備有直接性的好處，包括對華軍火輸出有助於國內兵工廠的發展，以及取得德國急需的戰略原料，如鎢、銻（這些原料在歐洲都被英國嚴格控制著），還能強化德國顧問團的影響力，然而國防部長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受外交部影響，最初亦頗遲疑。最終，蔣堅持要塞克特本人來華，並透過中國駐德大使館向德國外交部施壓，不惜語帶威脅地稱將聘請法國顧問、解聘當前所有的德籍顧問。德政府為顧及在華整體利益，最後於1933年11月同意塞克特來華之要求，但要求該人只能逗留數個月，也不得簽訂任何合同。
塞克特的到來使外界猜測其用意，進而使原為自己壯大聲勢和凝聚軍官團而極力邀請塞克特的魏澤爾心生懷疑，反認為其前來搶工作，塞克特原也未有取代之意，但現德國顧問團與中方關係形成僵局，已非單純魏塞兩人間的交情問題、必須親自介入，因而詢問魏澤爾是否願意在與其共同工作，後者甚感惱怒，最終辭去總顧問職務。
塞克特於1934年4月4日再度抵達中國，他第二次來華時間雖然不長，僅約一年（1934年4月至1935年3月），但期間主要鞏固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運作、整編中國軍隊的教導部隊與初步建設中國本身的軍工業，雖各自遭遇不同障礙，仍有一定成果。蔣中正授予塞克特「總顧問」和「委員長委託人」雙重頭銜，並給予極為優厚之待遇，前者為塞克特對全體德籍軍事顧問的統籌管理，後者則由塞克特作為蔣的代理人，與各級軍政部門首腦談話，並能以其名義簽發文件、召集高級會議、視察部隊，參謀總長、軍政部長、陸軍教育總監等多處機關首長亦須向其報告工作情況，其月薪也高達2000美元，是前任總顧問魏澤爾的三倍，還配有專車、專機、侍衛和儀仗隊。歷史學者傅寶真稱此特權與地位非先前幾任總顧問所能享有，在現代中國史上也無第二位外籍人士能被國家元首如此重用。
以教導部隊一事而論，塞克特認為雖剿共戰爭結束，中國內部尚不穩定，各方制度（如徵兵）仍未能確實，故不可貿然裁軍，而想用有限的5000萬元預算先新編6個「模範師」，配備新式武器、以現代化方式訓練，日後再擴充為18個師，然而與以陳誠為代表的中方軍官卻提出應裝備30個舊軍師的方案，在塞克特看來此計畫不可行，不惜以辭職為要脅，最終蔣中正同意此案，在江西剿共結束後便開始進行，軍官重新受訓、原部隊按比例壓縮、一部分舊軍也更新了裝備，這些「模範師」後來在1934年鎮壓「福建人民政府」的行動中有不錯的成績，也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的「淞滬會戰」發揮重要作用。塞克特也為中國建設自主國防工業做出貢獻，他要求中方提供準確的後勤供應需求表，以使德方能有力的配合、引進曾在1920年代德俄合作時發揮重要作用的奧托·沃爾夫公司公司的資本與技術來華投資、與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灝和兵工署長俞大維制定6至18個師的每月所需軍火數量、軍工廠、鋼鐵廠、汽車廠的建設進度計畫，此後在有關企業的幫助下，在太原、濟南、昆明、重慶、南寧和廣東等地都新建了兵工廠。漢陽和巩縣地區的舊式兵工廠也獲得改建，能生產马克沁机枪和德式迫擊砲。另外塞克特也負責長江流域的防禦工事之建設，後來這些工事以中國的「興登堡防線」而出名。
塞克特的工作成就受蔣中正的高度讚賞，但並非完美無缺，兩人比較顯著的爭執是即上節提到的廣州問題。當時的中國在日本威脅下，身為地方政府的廣州以抗日為號召，積極發展自身的武力，又適逢德國重整軍備，急需大量鎢，德國政府也在軍火商漢斯·克蘭虛報下一直誤以為廣東地區出產大量鎢砂，因此積極以軍備、機械和技術同廣州政府交往以交換取得該戰略物資，此項貿易為中德關係的主要核心之一。克蘭此人原為德屬東非的投資者，後成為塞克特在德俄合作時期的重要合作對象，兩人關係匪淺，塞克特的來華也受其一定程度的影響，蔣中正請塞克特來華某種程度上也是希望解決德國政府對廣州軍售問題。克蘭不但一邊以「合步樓公司」和南京中央交易，一邊又在德國軍方的支持下與廣州交易。起初塞克特沒有意識到中國中央與地方的微妙關係，但隨著其任職時間一久，心態上逐漸以中央利益為重，而後雖與克蘭分道揚鑣，但因支持該人的德國軍部為塞克特一手扶持，仍是有為其立場著想，因此他從不主動跟蔣中正討論廣州問題，基本採取觀望的態度，而蔣最後在1934年底要求塞克特提出一份意見書處理此事，但後者的態度避重就輕，甚至可說是推卸責任，蔣中正對此甚感不悅，直到1935年2月12日，塞克特才發表一聲明，鄭重與克蘭的地方貿易行為劃清界線。
顧問工作繁重遠非塞克特的年紀與健康狀況所能負擔，在1934年底一次全面健康檢查中，醫生建議其不宜過度工作，後者便即時向蔣中正表達辭退之意。蔣中正不願塞克特在此時離去，建議先在杭州或是莫干山休養，但塞克特依舊謝絕。臨行前，塞克特以「最誠摯之心情」向蔣中正推薦其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蔣亦立即表示接受。1935年3月6日，塞克特在中方代表王鴞少將的陪伴下搭乘飛機離開南京，結束第二次使華任務。塞克特離任後，蔣依舊保留了他的總顧問頭銜，而法氏則一直為「代理總顧問」，直到1937年4月23日，塞克特已離華兩年後，法肯豪森才被蔣正式任命為總顧問。
希特勒聞塞克特即將返國，特派一名將軍前去德國與瑞士邊境迎接。希特勒於總理府聽取塞克特的對華工作經驗，後者建議德國應有對華固定友好政策，希特勒當下笑然接納。歷史學者傅寶真認為，由於當時興登堡總統逝世不久，希特勒尚無法完全控制陸軍，故多與塞克特和其他將領有所聯絡，爭取其好感以利鞏固納粹政權。塞克特亦發揮影響力，讓中德外交關係從公使館升為大使館，並將德駐華使館自北平遷至南京，此為中國國民政府多年要求卻未成功者，也時常為中方代表團引介希特勒，為中德間重要聯絡人。
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於柏林逝世，葬於柏林榮軍公墓。1937年初，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辦隆重的追悼大會，因蔣中正正剛經歷「西安事變」尚須休養而未出席，由何應欽將軍代表致悼詞，而塞克特的著作《士兵的思想》也成了中國軍人的必備讀物，也廣泛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