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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 (文革) 举措
1967年8月至1968年2月，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别将各省、市、自治区所在支“左”部队的领导人、各大派别的群众组织代表召至北京，开办了中央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当时的“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等。这些学习班实质上是各派之间“讨价还价”的谈判，目标是各派在北京学习班期间达成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的保证协议。在中央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各地方很快掀起了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群众运动，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当时有7000万人口，在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2700万人次先后参加了学习班。革委会成立后至党的九大召开以前，全国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行“三忠于”讲用报告会，在工厂、农村、军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九大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性质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些实际上变成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机构:126-128。
文革中最为严重的广东、广西两地的屠杀在1968年7月达到高峰，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多数杀戮是在各县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广西和广东的反对派“四二二”和“红旗派”被排挤在权力之外，所以这两个省的“革委会”更倾向于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造反派”。
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非官方的数据认为，仅“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革命委员会既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又是贯彻错误的阶级斗争方针的有力工具:133。
挪威的阿斯特麗德公主
芬纳恩夫人阿斯特丽公主（挪威語：，1932年2月12日—），挪威公主，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時任挪威王儲）与王储妃玛塔公主次女，現任挪威國王哈拉尔五世二姊。
挪威的阿斯特麗德公主 生平
从她的母亲1954年去世到她父亲1968年8月再婚之间，阿斯特丽公主一直担任挪威的第一夫人。1961年1月12日，公主和约翰·马丁·芬纳恩（1927年7月22日 - 2015年1月24日）奥斯陆郊外的阿斯克教堂结婚。他们育有五个孩子：
萊茵邦聯
萊茵邦聯（德語：；法語：），又译萊茵聯盟，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联，存在于1806年—1813年，首都为法兰克福。
该邦联是剔除了奥地利和普魯士之外的所有德意志小邦之集合，有超過1500萬的人口，其中絕大多數人為德意志人。它由各種德意志邦国拼凑而來，拿破仑打败神聖羅馬帝國後，命令16個德意志小邦退出神罗并加入一个亲法国的聯盟，随後神罗境内的300多個小邦也效倣這種行為。因为小邦国的数量太多、难以管理，所以拿破仑将它们合併成19個面積中等的邦国，这19个邦国的联盟即本条目的“莱茵邦联”。
在神聖羅馬帝國被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解散後，拿破崙将剩餘的旧帝国领土收纳在“萊茵邦聯”的框架之下。萊茵邦联也是法兰西第一帝國所掌控的眾多僕從國（附屬國的一種）之一，作為保護法國東部的一道屏障，由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親自擔任護國主。拿破崙下台後，萊茵聯邦在1815年被《維也納會議》廢除，與奧地利帝国、普魯士王国一起合併为日耳曼邦聯，但各德意志邦國的邊界只進行了細微調整，其它架構基本維持不變。
萊茵邦聯 組成
1805年俄國亞歷山大一世及奧地利弗朗茨一世於奧斯特利茨戰役敗於拿破崙之後，1806年7月12日，通過簽署萊茵邦聯條約，16個在法國保護下，包括列支敦士登、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在内的萊茵河兩岸的德意志南部、中西部邦国，脫離了神聖羅馬帝國，而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治聯合體称萊茵邦聯。邦聯在法蘭克福設兩院制議會，拿破崙自立為護國主，並由護國主支配邦聯的外交和國防；協議同時規定，在發生戰爭時，邦聯有義務向護國主拿破侖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8月6日，已自称奧地利皇帝的弗朗茨一世宣佈放棄神聖羅馬皇帝的稱號，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在接著的數年，有再多23個邦国加入；弗朗茨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只能統治帝國剩下的領土奧地利。德意志地區內只有奧地利、普魯士、丹麥控制的荷爾斯泰因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亞地區未加入邦聯，而且不計算併入法國的萊茵河西岸和艾爾福特。
根據條約，邦聯平常由一個憲法權力的組織管理，但邦聯各邦國都擁有獨立的主權。
萊茵邦聯 組成
邦聯亦是一個軍事同盟：各邦有義務向拿破崙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助戰。作為回報，統治這些邦國的王公將被給予較高地位：巴登、黑森、维尔茨堡和贝格升為大公國，而符騰堡和巴伐利亞則升為王國。其他邦國亦可以與其他前神聖羅馬帝國的邦國合併而得到擴展。
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会战普魯士王国敗於法國後，很多中小德意志邦國都加入邦聯。1808年邦聯達到最大的版圖，包括3個王國、13個公國、17個侯國、及漢堡、呂貝克和不萊梅三個漢薩同盟城市。
1810年德意志西北部大片地區被迅速合併到法蘭西第一帝國，以便監控對英國的禁運，令封鎖英國的大陸封鎖能夠順利推行。
1813年10月中旬，拿破侖在莱比锡战役中被打敗，撤退到萊茵河西岸，失去保護的聯盟内各邦国為了自身的利益，很快就倒向了反法同盟一方。10月31日，邦聯正式解體。
萊茵邦聯 影響
在萊茵邦聯解散後，直至1813年10月21日德意志邦聯成立之前，唯一一個嘗試聯結德意志地區各邦國的政治團體為「中央行政議會」（德語：）的組織，主席是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爾·馮·施泰因帝國男爵（1757年-1831年）。1815年6月20日這個議會被解散。
西元1814年5月30日巴黎和約確立各德意志邦國的獨立性。西元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重劃了歐洲大陸的政治地圖。但其實德意志地區內的眾個邦國的邊界只有些微的變動，而後來成立的德意志邦聯亦包括了大部分前萊茵邦聯的加盟國。
营
營（英語：）是现代陸軍的编制，約500至1,000人，由若干个连组成，通常屬於同一類兵種，會再擁有一個营部連或其它戰鬥支援單位。营的指揮官由军官担任，称为「营长」，军衔一般是中校或者少校。在现代军队编制中，营是一个战役戰術单位，隸屬於一個團、群或旅，擁有一個以上的補給來源，使其能夠維持幾天以上的行動。
在日語和朝鮮漢字地區把此單位称为“大队”，部分國家的“騎兵中隊”也大約等同於營。另外營與空軍的中隊相當。
营 中華民國
一個步兵營通常配置1個營部連、3個步兵連、1個兵器連；一個機械化步兵營配置1個營部連和3個機械化步兵連；一個戰車營配置1個營部連和3個戰車連；一個砲兵營配置1個營部連和3個砲兵連。營長為中校擔任，另有少校副營長、少校營參謀主任和少校營輔導長。
為了發揚聯合兵種作戰能力，中華民國陸軍於2019年開始讓各裝甲旅和機械化步兵旅下轄“聯兵營”，其中裝甲聯兵營配置2個戰車連、1個機械化步兵連、1個火力支援連、1個戰鬥支援連，步兵聯兵營配置2個機械化步兵連、1個戰車連、1個火力支援連，1個戰鬥支援連，以適應未來地面防衛作戰型態。
聯兵營營長為中校擔任，另有2少校副營長和少校營輔導長。聯兵營採「雙副營長」制度，因聯合兵種營涵蓋不同專業，除了營長養成須具備多專才，也透過具備不同專才的兩名副營長相互搭配，達到「互補」功效。例如，若營長為戰車兵出身，副營長就可能具備砲兵、輪型甲車專長。
营 美國
南北戰爭初期，美國陸軍對於營的結構沒有固定，只要由數個連組成就是一個營。而正規軍建立後，成立了九個步兵團，每個團由兩個至三個營組成，每個營有八個連，營長由少校軍官擔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步兵團通常由三個營組成，每個營由三個步槍連和一個重型武器連組成，例如A連 、B連、C連和D連組成第1營、E連 、F連、G連和H連組成第2營、I連 、K連、L連和M連組成第3營，其中D連、H連和M連為重型武器連。
冷戰時期，一個營有五個連：總部與總部連（HHC）、 A連、B 連 、C 連、戰鬥支援連（CSC），外加偵察排和重型迫砲排各一個。
現在的美國陸軍一個營由四至六個連組成，約500至600人，包括一位中校營長，一位少校執行官，一位一等士官長，一個團由兩至六個建制營組成，一個旅由三至七個營組成。
一營由二至五個連組成，通常包括三個步兵連，一個兵器連，和一個營部連，包括約900－1,200名官兵，通常由中校軍官擔任營長。
挪威的瑪塔·路易絲公主
玛塔·路易斯公主（挪威語：，1971年9月22日—），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宋雅王后的长女。
挪威的瑪塔·路易絲公主 生平
1971年，哈拉爾五世與平民宋雅皇后的首名孩子生於奧斯陆的奧斯陆大學的國家醫院誕生的。
挪威的瑪塔·路易絲公主 家庭
2002年5月24日在特隆海姆尼达罗斯大教堂和阿利·貝恩结婚，翌年4月29日，在奧斯陸大學國家醫院誕下首名女儿莫德·安吉丽卡·贝恩（Maud Angelica Behn）。2005年4月8日，誕下第二名女儿，取名為Leah Isadora Behn。2019年12月25日，贝恩自杀，终年47岁。
挪威的瑪塔·路易絲公主 作品
路易斯公主同時也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公主曾在她融合童話風格的歷史繪本作品《為什麼國王一家人不戴皇冠》Hvorfor de kongelige ikke har krone på hodet，講述其祖父挪威國王兼帆船選手奧拉夫五世的童年往事。在2004年一出版便受到挪威大小讀者的熱烈喜愛，更成為年度暢銷書。
挪威的瑪塔·路易絲公主 自稱有千里眼能力
2007年7月24日宣佈她具有千里眼的能力，未來想透過傳授與天使對話的方法幫助人們。她說：「當我第一次和馬兒相處時，我開始和天使有了接觸。後來我才了解這份能和天使接觸的天賦有多大價值，我希望能和他人共享。」
劉廷芳 (1900年)
劉廷芳（1900年—2000年），湖南衡阳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劉廷芳 (1900年) 生平
劉廷芳于1926年自美国哥倫比亞大學畢業，1929年来到长沙，任职于湖南省建设委员会，並创办了湖南省銀行、湖南模范劝工场、湖南国货陈列馆。當時湖南籍留學生不多，還湘服務者尤少。劉氏的新式企業又辦得成績斐然，因此在一群舊式軍政人員圍繞之下的何鍵麾下，很快就脫穎而出。
1931年蔣介石因公造訪長沙，無意間與劉廷芳相識。劉氏在湖南所辦企業金融，也頗為蔣氏所稱許。據劉氏称，“他曾向蔣介石條陳，將西南各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銻鎢錫」三種珍貴礦藏，收歸國家統一開採，以免地方軍人或土劣據以自肥，此一建議尤為蔣所激賞，為進一步了解情況，蔣介石竟偕夫人親臨劉氏為其所設的私宴。”
五年之後，兩廣事變發生之時，劉廷芳既是何氏心腹，亦頗見重於蔣；而劉又年輕，無籍籍知名，秘密代表身分不易外洩，使他成為代表湖南向中央秘密表態的人選，當劉氏啣何鍵之命，乘私租水上飛機專程自漢口飛南京謁蔣時，蔣介石竟派時任行政院秘書長（蔣介石自任行政院院長），最信任之心腹要員翁文灝密迎於江干；直馳至「地質調查所」秘議後，旋即謁蔣，從此改寫了事變結局。此一表態，遠非當時省府秘書長易書竹上訪，公事公辦所可比擬。
劉廷芳 (1900年) 生平
1949年，劉廷芳赴美国，后加入美国籍。劉廷芳在美国创办了廷兴公司，任该公司董事长。1980年后，劉廷芳曾经六次回到长沙，并于1994年重游湖南国货陈列馆旧址（今长沙市中山路中山百货大楼）。
释慧光
慧光大师（487年—536年），原杨氏，长卢（今河北定州）人。南北朝时期佛教人物。
释慧光 生平
曾任少林寺住持，在佛学、教理和禅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造《四分律疏》，弘《四分律》分通大乘之说，是中国佛教律宗的奠基人。
宋雅王后
宋雅王后（挪威語：，1937年7月4日—），本名宋雅·哈拉尔森（），出生于奥斯陆红十字诊所(英語：)，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后。其父母为卡尔·奥古斯特·哈拉尔森()与达格妮·哈拉尔森()夫妇，1968年8月29日嫁与哈拉尔王储，成为挪威王太子妃。1991年1月17日哈拉尔继承王位后，成为王后陛下。
蟾蜍
蟾蜍俗称癞蛤蟆，又名“𧐶”（音同“戚”），是两栖纲無尾目下一部分四足脊椎动物的俗称，通常泛指任何皮肤不光滑有疙瘩隆起的蛙类。大部分蟾蜍耳后有毒液腺，其分泌物可以制作中药“蟾酥”，此外自然脱落的表皮即是中药“材蟾衣”。
全世界大约有250种蟾蜍，分布在除了澳大利亚、南极洲和马达加斯加岛等海岛以外的全球各地，但澳大利亚也在20世纪中期从南美洲引入了甘蔗蟾蜍以至于其变成了入侵物种。与其它需要接近水体的半水生蛙类不同，大部分蟾蜍生活在陆地上的阴暗潮湿处（比如地洞）。
蟾蜍 習性
蟾蜍虽然在陆地生活，但产卵时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水塘，雄性负责寻找合适的水体，雌性被其叫声吸引，体外受精，卵在水中发育成蝌蚪。
以水藻为食，成体捕食昆虫、蜗牛等，一般为夜行性动物，白天躲在泥洞、草丛里，傍晚出来活动。冬季在泥底冬眠。
负子蟾产卵带弯曲到背上，将卵产于海绵状背部软化皮肤的小窝中孵化，经过蝌蚪阶段，直到成为幼体后才离开母体。
蟾蜍 藥用
蟾蜍在很早之前就是藥引。《本草綱目》載“蟾蜍入阳明经，退虚热，行湿气，杀虫，为疳病、痈疽、诸疮要药也。”沈约《宋書》載：“張收嘗為猘犬所傷。食蝦蟆鱠而愈。”
但蟾蜍亦有毒性，中毒者多因将蟾蜍误作青蛙食用或煮食不当而中毒，进食蟾蜍的皮肤、肢爪、肝、卵巢或卵等也可发生中毒；有按民间流传偏方内服蟾蜍治病而致中毒。
蟾蜍 文化
台灣沿用古字俗稱“癩蝦蟆”，中國大陸現今則使用同音不同字的“癩蛤蟆”。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是一句俗語，《水浒传》《紅樓夢》以及《鏡花緣》都提過。
由于中国古代传说中，月亮上有蟾蜍，所以蟾蜍在古文中常被用来指代月亮。
在英國小說哈利波特中蟾蜍經常於書中出現，並多時用作魔藥或魔法物品的素材。《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中的蛇妖就是將公雞蛋以蟾蜍孵化而生成。
蟾蜍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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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蟾蜍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哈康王储
哈康·马格努斯王储（挪威語：，1973年7月20日—）為挪威王國王儲，挪威國王哈拉尔五世和宋雅王后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兒子。他的教父是表叔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瑞典語：），教母是堂姑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丹麥語：）。
哈康王储 生平
1973年7月20日，哈拉爾王儲與平民王儲妃宋雅的第一位兒子於奧斯陆大學國家醫院出生。
1999年，哈康王储从加州大学柏克萊分校本科毕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
2001年8月25日，王储在奥斯陆大教堂与單親媽媽梅特·玛丽特·特赛姆·霍伊比（）结婚。
2004年1月21日，王儲和王儲妃的第一个孩子英格丽·亚莉姗德拉公主於奧斯陆大學國家醫院出生，2005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塞维尔王子亦同樣在此出生。
梅特·玛丽特王储妃
梅特·玛丽特王储妃（，1973年8月19日—），挪威哈康王储的妻子，名梅特·玛丽特·特赛姆·霍伊比（），是玛丽特·特赛姆（）和斯温·奥拉夫·比阿特·霍伊比（）夫妇最小的孩子，她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梅特·玛丽特王储妃 家庭
梅特·玛丽特在1997年1月12日生下马里乌斯·博格·赫伊比。馬里烏斯的父親為摩頓·博格（Morten Borg），但博格與梅特·玛丽特從來未發展過男女朋友或夫妻關係，而梅特·玛丽特亦因此而成為單親母親。
雖然梅特·玛丽特在生下馬里烏斯後嫁入王室，但挪威王室並沒有承認馬里烏斯為王室成員，更沒有向其授予任何頭銜或封號。王室網站談及馬里烏斯時會使用「先生」（Mr.)為敬稱。。
梅特·玛丽特不久後結識哈康王储。兩者於2000年宣布訂婚，並於2001年8月25日在奥斯陆大教堂举行婚礼。婚后生下一女英格丽·亚莉珊德拉公主、一子塞维尔王子。
2012年，她獲得了BI挪威商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位。
旅
旅（法語：）是现代陸軍的编制，由若干个团或营组成，兩個以上的旅可以組成一個師，人數在上千到萬人左右。
在現代軍隊編制中，旅是一個戰役戰術單位，用于完成特定战役中的军事任务。旅的指揮官稱為旅長，由少將軍官或上校軍官擔任，在這個層級，旅長擁有獨立的小指揮部和參謀機構，也會有自己的通訊單位。在编制上由多个兵种混合编成的旅可稱為混成旅、合成旅或聯兵旅。旅也可以由同一兵种組成，例如砲兵旅、工兵旅、憲兵旅等。也會有不由師級部隊指揮的獨立旅。旅由於編制較小，使用靈活，逐漸成為許多國家最高層級的軍事編隊。
空軍的聯隊與旅相當。
旅 各國部隊
1969年陸軍總司令部接受蔣緯國建議，廢團改旅，陸軍指揮體系以旅為基本戰術部隊，師為基本戰術兵團，軍為基本戰略軍團。
1998年因「精實案」裁撤所有的師級作戰編制，只保留8個師指揮機構（第16、19、26、33、34、46、49、51師），戰時遂行作戰指揮，陸軍作戰部隊則將步兵、坦克、、陸航等兩個及以上兵種結合在一起，新編成40個「聯合兵種作戰旅」（以下簡稱「聯兵旅」），成為基本戰術兵團。
聯兵旅又區分為守備旅（步兵旅，編階分為上校、少將，視編裝大小）和打擊旅（摩托化步兵旅、機械化步兵旅、裝甲旅、空中騎兵旅、空降特戰旅，編階少將）兩類。
而之所以將基本戰役兵團由師改為聯兵旅，主要是因為臺灣本島面積有限、地形狹長、山地眾多、河川交錯、城鎮密集，不利於組織龐大及指揮層級較多的大部隊以縱深防禦陣形展開，更不適合機動作戰，因此認為旅級單位更加適合臺灣島等地理特點。
旅 各國部隊
另外臺灣陸上交通線與橋樑多集中於西部平原地區，戰時容易遭到破壞摧毀，各部隊在短期內將很難跨越作戰區增援遭受敵軍攻擊的友軍部隊，組建聯兵旅能更加適應「預警短、縱深淺、決戰快」的防禦作戰形勢，「1個聯兵旅戰鬥力可超過1個傳統步兵師」及「可隨時派赴所需地區遂行支援和反擊作戰」，基於以上理論，將基本戰術兵團由「師」拆分重組為機動靈活、功能完整、具備獨立作戰能力的「聯合兵種旅」，以軍團為基本戰略軍團，希望各軍團能各自獨立支撐一個方向的作戰任務。
2004年「精進案」，針對守備步兵旅進行調整如下：
2013年「精粹案」，負責新兵訓練的6個陸軍後備步兵旅（由原來8個已縮編為6個）在前中華民國陸軍司令李翔宙上將任內回編陸軍，旅長軍階維持上校。另外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負責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指揮官軍階上校。
2020年「提升後備戰力專案」，2021年1月1日起以陸軍北區專長訓練中心、南區專長訓練中心，擴大整編為二個後備步兵旅之後，依照期程管制北、中、南地區，再度新編三個後備步兵旅，共計新編5個後備步兵旅（由原來7個增編為12個），2023年1月6日編成完畢。
旅 各國部隊
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起，解放军开始逐步将一些乙等师缩编、拆编为旅，并首先在空降部队进行试点（解放军第十五军的三个空降师均一度被改编为空降旅）。在1998年后师改旅的步调加快，除装甲师已全部改为装甲旅之外，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机步旅、摩步旅，乙级集团军开始向全旅制（5个左右的主力旅）转变，然而空降旅在1993年又改回师编制。解放军的旅级编制不断变化，主力营数量一般为5-6个，另有炮兵团1个（2营制），其余单位若干。
2016年十三五規劃期間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新一轮军改以后，解放军已经将绝大多数的师缩编、改编为一種「合成旅」单位。依照規畫目標，一個合成旅將有傳統一個輕裝師的戰鬥力，中間的人數差距依靠科技裝備來彌補，所以每一合成旅的各式車輛達數百輛，另有不少無人機。軍改前後一個營的坦克和裝甲車、步戰車的編制擴編40%，火炮數量增加50%，每旅並新增了數字化中型合成營的資訊軍種編制。
旅 各國部隊
在冷战时期蘇聯紅軍基本不存在陆军旅，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军费紧张，俄罗斯陆军中相当多的师不得不缩编为旅，但陆军整体仍保持着以师为主力的框架。然而在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之后，俄罗斯陆军在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的指导下实施一次重大改革，彻底废除陆军师的编制，将坦克师、摩步师全部改为坦克旅、摩步旅。每个旅拥有过去一个团（坦克团或摩步团）的主力营编制和数量（4个，3+1），但拥有过去一个师（坦克师、摩步师）的支援单位的编制和数量。至2012年俄罗斯陆军仅剩1个机炮师。然而在谢尔久科夫下台后，俄罗斯陆军又恢复一些师的编制。
旅 各國部隊
二战中美国陆军的战斗单位（步兵师、装甲师）基本不存在旅这一编制，步兵师下的各团在加强附属单位（工兵、医疗等）后以团级战斗队的形式参与作战，装甲师则在1943年取消了团，师以战术指挥部的形式直接指挥下属的坦克营和装甲步兵营，只有一些支援单位（情报、炮兵、防空等）存在旅。然而美国陆军对这种编组形式并不满意，并在1954年至1956年间开始实施战斗群编组，将各步兵团内各营拆散，每个师拥有若干个营（随年代不同可能是9-11个），分配给4-5个战斗群；到60年代的陆军师重组计划（ROAD）实施之后，在每个师内成立三个旅，旅作为一个非永久的编制形式，仅负责在战时指挥师分配给这个旅的若干个营，师则保有着师内的大多数支援单位（炮兵营、支援营、陆航营）等。这种编制形式一直维持到冷战结束，在空地一体战思想成型后每个陆军师增加了一个战斗航空旅。与此同时，美军仍保有个别几个独立旅，如驻柏林的第170步兵旅。
西德联邦国防军的组织形式和ROAD时期的美国师基本相同，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美国陆军团拆营的过程，其每个营都有自己独立的番号序列。
旅 各國部隊
在旅级战斗队计划实施之后美国的师、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师失去了全部师属支援单位，这些单位被分配给师下的各个主力旅（随年代不同可能是3-4个）和战斗航空旅。旅（级战斗队）继而拥有了独立战斗能力，编制固定下来，从战术指挥机构变成了战术作战集群，而师的意义从战役作战集群下降为战役指挥机构。美军目前共有3种主力旅，即轻装的步兵旅级战斗队（IBCT）、中型的斯特瑞克旅级战斗队（SBCT）和重型的装甲旅级战斗队（ABCT，2008年前称重装旅级战斗队、HBCT），另有防空旅、军事情报旅、通信旅、火力旅等支援单位。与此同时，美国陆军中仅存的几个团级单位（军属装甲骑兵团）也被改为旅级战斗队的编制形式。对美国的这次军事改革也通常称之为“师改旅”，但其和解放军和俄军的师改旅相比的区别显而易见。
四单位制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旅团长为少将军衔，旅团部不设参谋长与参谋，设有旅团副官。基本编成为：
另外还有混成旅团、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步兵旅团、旅级的5000余人的独立警备队。
兵种旅团有骑兵旅团、炮兵旅团、战车旅团、飞行旅团等。
旅 各國部隊
“七七事变”前设有骑兵第1、2、3、4旅团，分别在近卫师团、第一师团、第八师团、第三师团建制内。
骑兵第一旅团
骑兵第一旅团1938年7月从关东军调华北方面军，旅团长片桐茂。后隶属驻蒙军，与骑兵第4旅团合编为骑兵集团。1942年11月作为骑兵集团主力改制扩编为战车第三师团。
骑兵第四旅团
1907年组建，1938年7月从关东军调华北方面军，后隶属驻蒙军，与骑兵第1旅团合编为骑兵集团。后调湖北省，在第11军序列参加1939年4月随枣会战，在第1军序列参加1941年4月中条山会战，1942年12月转隶第12军，参加1944年3月豫中会战、1945年3月老河口战役。旅团长小岛吉藏、佐久间为人、小仓达次、小原一明、藤田茂、加藤源之助。终战时在河南归德缴械。是“八一五”日本陆军仅有的骑兵旅团。
曾设有野战重炮兵第1、2、3、5、6旅团。“七七事变”前野战重炮兵第1、2、3、4旅团分别在第三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一师团、近卫师团编成内。
野战重炮兵第1旅团
1937年8月调华北，隶属第1军，下辖野炮兵第3联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3联队。1938年在第2军序列参加徐州会战，9月调入新组建的第21军。
野战重炮兵第2旅团
1937年8月调华北，辖野炮兵第24联队、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野战重炮兵第5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1938年在第1军序列参加徐州会战，后直属华北方面军，历任旅团长前田治、平田健吉、木谷资俊。
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
1937年9月编入上海派遣军，在第2军序列参加武汉会战，后直属华中派遣军，旅团长内山英太郎。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
1937年8月调华北，隶属第2军，旅团长澄田赉四郎，辖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1937年11月调淞沪战场编入第10军序列，后直属华中派遣军。1938年7月在第11军序列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2月参加南昌会战，期间辖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山炮兵第11联队。1939年4月参加随枣会战。
9个独立战车旅团
戰後日本陸上自衛隊恢復師團轄兩旅團的制度，將特科旅團一律簡稱「団」。例如混成旅團稱作「混成団」（）。
哈康七世
哈康七世（挪威語：），全名：哈康·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卡尔·喬治·瓦尔德马·阿克塞尔（挪威語：，1872年8月3日—1957年9月21日）為挪威從瑞典獨立後第一任挪威国王，丹麦国王腓特烈八世與皇后瑞典的路易丝公主次子，1905年瑞典-挪威聯盟解體，議會選出他继承王位。
哈康七世 早年
1872年，哈康七世出生於丹麦哥本哈根夏洛滕隆，為奥尔登堡王朝分支格呂克斯堡王朝成員。1896年，哈康七世娶表姊、姑父英王爱德华七世第三女莫德为妻，1903年產下他們獨生子女奥拉夫五世。
1905年，瑞典-挪威聯盟解體，挪威成為獨立王國，議會最終選出哈康七世繼承王位，原因為哈康七世的數名父系祖先為挪威獨立時期國王，且夫人莫德是英國公主，有助於挪威這個新國家得到英國強力外交後援。前述哈康七世祖先擔任過挪威國王者，包括哈康五世、克里斯蒂安一世、弗雷德里克一世、克里斯蒂安三世、弗雷德里克二世、克里斯蒂安四世與及將挪威併入奥尔登堡領地丹麦、石勒苏益格公国及荷尔斯泰因公国——弗雷德里克三世，而於1814年短暫登上王位之國王克里斯蒂安八世為哈康七世祖母黑森-卡塞爾的路易絲之舅父。
哈康七世 挪威國王
在納粹佔領時期，哈康流亡至英國倫敦。戰勝後，復位。
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德語：，發音：[ˈleːbənsˌʁaʊm] ⓘ）是1897年源自德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提出的國家有機體學說，之後提出了生存空間的概念。他利用生物學概念與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义，以生物類比的方式研究國家政治。他將國家比擬做具有生命的有機體，如同生物一樣，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一個健全的國家透過武力侵略，擴張領土來增加生存空間是必然的現象。
生存空间根植于德国扩张主义和本土运动，其哲学和政策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政治中十分常见。该概念最早于1901年左右开始流行，并在一战期间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作为其领土扩张的核心元素。体现在九月计划中。这一思想的最极端形式为纳粹党和纳粹德国所支持，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大日耳曼国。生存空间是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动机，并且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生存空间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後，生存空間成為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為德國向中東歐地區的擴張提供了依據。纳粹德国的东方总计划就是基于此原则制定的。该计划规定，德国为了生存，必须获取所需的生存空间，而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人口必须被永久清除（无论是通过大规模驱逐至西伯利亚、屠杀，还是奴役），其中包括被视为非雅利安人的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及其他斯拉夫民族。纳粹政府旨在以生存空间的名义，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用日耳曼殖民者重新安置这些土地。整个地区的原住民将被饥饿蹂躏，任何农业剩余都被用来供养德国。犹太人口则被直接消灭。
希特勒的大德意志战略建立在生存空间力量的信念之上，特别是在一个被认为种族优越的社会推动下。那些被视为非雅利安种族的人，在生存空间扩张的领土内，要么被驱逐，要么被消灭。生存空间的优生学认为，德意志雅利安优等种族有权以自身生存空间的名义清除当地原住民。他们的这一概念灵感来自德国以外。希特勒和纳粹官员尤其关注“昭昭天命”、“遠東征服”概念，并试图在被占领的欧洲复制这一理念。纳粹德国还支持其他轴心国成员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意大利的生存空间和大日本帝国的八纮一宇。
生存空间 定義
生存空間（Lebensraum）作为政治词语，指一种被纳粹党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如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的理论（生存圏、生空間），认为一个民族应当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生存领域。
生存空间 起源
“生存空间”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奥斯卡·佩歇尔于19世紀使用。他在1860年評論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提到了这一概念。1897年，人種學和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在他的《地緣地理學》一書中将“生存空间”一词用于描述自然地理如何作为一种影响人类活动并发展为社会的因素。1901年，拉采爾在他的論文《生存空间》中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拉采尔指出了中世纪的历史先例：当时德国诸邦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导致日耳曼民族向东欧进行持续的殖民扩张。
在1886年至1914年，生存空间逐渐被用作德国殖民非洲的正当理由，并成为1904年至1908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屠杀是对1904年1月12日赫雷罗人袭击德国殖民者和士兵的回击。
生存空间 起源
一戰期間，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海上封锁導致德國出现糧食短缺，来自德國非洲殖民地的資源无法突破封锁。這導致戰爭期間德意志帝國對生存空間的支持增加，认为德国应向东扩张至俄罗斯，以控制其资源，防止未来再度出现类似危机。在战间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生存空间”一词纳入其政治诉求，主张重新建立在《凡尔赛条约》中被协约国肢解的德意志殖民帝国。拉采爾說，社會發展主要受到其地理狀況（生存空間）的影響，而一个成功适应某一地理区域的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扩展其国家边界至其他区域。然而，为了解决德国人口过剩问题，拉采爾指出，德意志帝國（1871-1918年）要求海外殖民地，多餘的德國人應移居海外。
生存空间 起源
拉采爾将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的隱喻概念——它会根据其生存空间逻辑性地扩张或收缩——被證明對瑞典政治學家和政治家鲁道夫·契伦產生了特別深远的影響。契伦将这种生物学隐喻解释为一种地缘政治地自然法则。在其1917年的政治專著《瑞典》（德語：）中，契伦創造了以下術語：地緣政治（由其地理領土引起的國家的狀況和問題）、经济政治（影响国家实力的经济因素）和人口政治（源于国家种族构成的社会问题）。这些术语用以解釋成功管理和管理國家所要考慮的政治細節。此外，他的思想對德意志帝國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其早期政治学著作《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瑞典語：，1916年）。这本书在德意志帝国社会得到广泛阅读。在该国，这种地缘政治概念被赋予了不同于最初人文地理学定义的意识形态含义。
生存空间 起源
契伦对生存空间概念的地缘政治解释被一些帝国主义宣传家采纳、扩展并适应于德国政治，其中包括军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1849—1930）和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卡尔·豪斯霍费尔（1869—1946）。在其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德語：，1911年）中，伯恩哈迪将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德生存空间概念发展为一种种族争取生存空间德斗争，明确指出东欧是德意志民族新的民族栖息地来源。他声称，下次战争将明确是为了获得生存空间，旨在实现“生物学上的必然性”，以维护德国的种族优越性。他认为，征服斯拉夫人和拉丁人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战争，劣等或衰败种族将轻易扼杀德国种族中健康且新生的元素”。因此，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被视为保卫德国免于文化停滞和种族退化（种族混合所致）的一种必要手段。
生存空间 起源
在魏玛德国的国家政治中，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用法，特别是其极端民族主义解释，被归功于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位于慕尼黑的地缘政治研究所。这一点被用作德国在一战末期军事失败复仇以及推翻在地理、经济和军事上削弱德国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条款的正当理由。希特勒說，“不可避免的擴張”的國家社會主義地緣政治將扭轉人口過剩的局面，提供自然資源，並維護德國的國家榮譽。在1925年的《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将他的生存空間概念阐述为大日耳曼国的哲学基础，大日耳曼国注定要殖民东欧，特别是苏联的乌克兰，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希特勒还主张，欧洲各国必须接受他的地缘政治要求。
纳粹党对“生存空间”一词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旨在为优等种族日耳曼民族以牺牲劣等种族为代价，完成其文化使命提供神秘主义正当性。这些所谓的劣等民族包括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东方”非日耳曼民族的斯拉夫人。基于鲁道夫·契伦对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人文地理学术语的地缘政治解释，纳粹政权（1933-1945年）将生存空间确立为其外交政策中的种族主义理论依据。为了实现大日耳曼国，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图以东欧社会为代价推进这一目标。
到1907年，一些普鲁士政治家越来越多地从生存空间出发进行思考。早在1902年，普鲁士政府就已拨款2亿马克，用于在普属波兰进行德国殖民。这些资金旨在通过收购波兰庄园来支持德国殖民者建立定居点。到1907年，普鲁士首相比洛积极推动法律草案，明确要求强制出售波兰庄园。1907年底的一项法案进一步请求再拨款一亿马克用于征收波兰土地。
1903年，普鲁士当局指控一位波兰女伯爵在弗鲁布莱沃附近的庄园“呈报虚假继承人”，她因此受审。此案在柏林审理，吸引了大量民众和警察围观。观察者们担心，普鲁士当局的“种族偏见”将导致有罪判决。
生存空间 一战的民族主义前提
1914年9月，当德国在一战中似乎胜利有望时，德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官方战争目标（）的“九月计划”。该计划由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1909—1917年在任）秘密下令制定。根据该计划，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德国将吞并西波兰，形成约30000平方千米的“波兰边境带”。生存空间将通过种族清洗实现：强制驱逐当地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并以德裔殖民者重新定居这些区域；同样，德国还计划殖民立陶宛和乌克兰。然而，德意志帝国最终战败，九月计划未能实施。
1915年4月，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批准了“波兰边境带”计划，以利用德国自战争初期以来在东线征服并占领的广阔领土。德意志帝国的决定性战役几乎实现了东部的生存空间计划，尤其是在苏俄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一战之后。
生存空间 一战的民族主义前提
1918年3月，为了将俄罗斯帝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同意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苛刻的领土割让条款，放弃了俄罗斯33%的耕地、30%的工业和90%的煤矿。由此，俄罗斯将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耕地、波罗的海诸省、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割让给德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但由于西线战术的失败、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以及政府内部的分裂，德意志帝国被迫放弃了籍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夺得的东部生存空间，接受《凡尔赛条约》的和平条件，并将夺取的领土让与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
作为征服和殖民波兰领土，并将其作为生存空间和德意志帝国防御边界的战争借口，“九月计划”源自1914年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最初提出的外交政策，25年之后，纳粹德国通过九月战役重新追求这一目标，以牺牲东欧的非德意志民族为代价，夺取德国生存空间，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在其著作《德国与两次世界大战》中指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领土收益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欧建立大日耳曼国的国家原型：
生存空间 一战的民族主义前提
在1918年11月西线停战之际，报纸上的军事形势地图显示德国军队已进驻芬兰，从纳尔瓦附近的芬兰峡湾沿线南下，经过普斯科夫—奥尔沙—莫吉廖夫一线和库尔斯克以南地区，一直到顿河东岸的罗斯托夫。德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乌克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迫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独立，是德国试图让俄罗斯永远屈从的关键。此外，德国军队还占领了克里米亚，并以较少的兵力驻扎在外高加索。即使是未被占领的“残余”俄罗斯，在1918年8月28日《德苏补充条约》签订后，似乎也成为了帝国的间接附庸。因此，希特勒在1920年代确立的长期目标——在苏联废墟上建立一个德国东部帝国——并非仅仅是源于抽象愿望的幻想。1918年建立的东部势力范围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起点。德国东部帝国曾经——即使只是短暂地——成为过现实。——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德国与两次世界大战》 (1967)
生存空间 一战的民族主义前提
1914年的九月计划将“东部生存空间”描述为德国文化中自始至终不可或缺的哲学理念，表明生存空间并非20世纪特有的种族主义哲学。作为军事战略，九月计划因其不可行性而失败，原因在于德国在两线作战中兵力不足，无法实现这些计划。在政治层面，九月计划使德国政府得以了解资助和推动了地缘政治发展的德国统治阶级中民族主义、经济和军事精英的意见。在国家层面，通过兼并波兰并实施种族清洗以获取德国生存空间，成为官方和民众广泛讨论的“国家安全中的民族主义”话题，甚至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A·J·P·泰勒写道：
很明显，生存空间总是出现在这些蓝图中。这并非希特勒的原创思想，而是当时的普遍观念。例如，汉斯·格里姆的《无空间的民族》（）在1925年出版时的销量远超《我的奋斗》。实际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讨论了获取新领土的计划。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只是少数怪异理论家或极端组织的构想。如今，我们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61年，德国教授弗里茨·费歇尔公布了他对德国战争目标的研究结果。这些目标确实是“侵略蓝图”，或者如教授所称，“对世界权力的觊觎”：比利时被德国控制；法国的铁矿区并入德国；波兰和乌克兰的原住民被清空，并重新安置德国人。这些计划不仅仅是德国总参谋部的构想，甚至得到了德国外交部和“好德国人”——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1961)
生存空间 战间期的宣传
在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政治中，德国优生学家采用了民族主义政治口号“无空间的民族”，并将其与种族口号“无青年的民族”（）相结合。这一文化主张无视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出生率下降的事实，并与“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增长的民族的流行观念相矛盾。尽管这些口号都与人口学事实相悖，民族主义者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在魏玛德国仍然被证明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有效的政治主张。
在德奥合并（1938年）和入侵波兰（1939年）前夕，纳粹党利用一战后受创的民族自尊情感进行宣传，推动生存空间政策。这些宣传聚焦于失去的殖民地（尤其是在《凡尔赛条约》后建立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以“无空间的民族”为主体，同时渲染“永远的犹太威胁”。宣传中强调了重整军备的必要性以及优等种族的伪科学理论。并倡导“血与土”的意识形态。
生存空间 战间期的宣传
在一战和二战间的二十一年战间期，生存空间成为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主导了德国的政党政治。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不仅要求恢复德国战前的地理边界（收复因《凡尔赛条约》失去的领土），还主张征服和殖民东欧（无论这些领土在1918年前是否属于德国）。为此，希特勒声称，无视《凡尔赛条约》是德国在东欧获得所需生存空间的必要前提。在20世纪20年的，作为农业者联盟成员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展了“人民主义”思想。农业者联盟是一个主张“血与土”的组织，具有反斯拉夫、反城市化和反犹太主义倾向。希姆莱主张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生存空间：
增加我们的农民人口，这是抵御来自东方斯拉夫工人阶级大规模涌入的唯一有效防御手段。就像600年前一样，德国农民的命运必须是在神圣的母亲大地上保卫和扩展德意志民族的遗产，以对抗斯拉夫种族。
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学说
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用整整一章（题为《东方政策》）阐述了德国获得新“生存空间”的必要性。他声称，实现生存空间需要政治意志，纳粹活动应当致力于扩大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区域并获得新的粮食来源。
生存空间成为纳粹党及纳粹德国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希特勒拒绝恢复战前德国边界，认为这只是减少所谓国家人口过剩的不彻底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国家边界的性质始终是未确定且暂时的，其重新划定必须继续成为德国的政治目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指出征服生存空间是纳粹党的主要意识形态目标：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是承继大战前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趋势。我们现在可比囘到六百年前的光景。我们阻止德国向欧洲西南部发展，并力东向。大战前殖民地和商业的政策可告一段落，将来只注重土地的政策就行。我们一说到在欧洲开拓新地时，我们就不得想到俄国及其边境的国家。
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学说
希特勒推行生存空间政策的意识形态，源于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殖民主义，以及美国的昭昭天命。希特勒对美国的领土扩张怀有极大的钦佩，并将美国西进运动中对美洲原住民及其文化的毁灭视为德国扩张的典范。他认为，要将德国转变为世界超级大国，德国必须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且只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行动。此外，德国对一战期间德国以来海上进口粮食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他坚信，只有通过生存空间，德国才能将“对粮食供应的依赖……转向其自身的帝国腹地”。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生物-地缘政治学说包含两种相互矛盾的成分：一方面是物质性的追求，即扩展日耳曼领土；另一方面是神秘主义的追求，即复兴纳粹所视为“理想化的德国中世纪过去”。这种矛盾在纳粹口号中得到明确体现，例如“血与土”。民族社会主义被其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描绘为一种有机的世界观，它将生活的各个方面——肉体、灵魂、思想、文化、政府、宗教、教育、经济等——都整合为存在于生存空间中的“有机整体”。在1933年纽伦堡党代会上的演讲中，希特勒将纳粹主义定义为一种“世界观”，他说：
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学说
“‘世界观’一词中已经包含了一个庄严的宣言：所有行为都基于某种观点和明确的倾向。这种观点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它是每种对生活现象和事件的看法的起点，因此是每种行为的约束和义务性法律。一种观点越符合有机生命的自然法则，它就越能更好地为民族生命的利益而被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在未发表的《我的奋斗》续篇《第二本书》中，希特勒进一步阐述了纳粹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这也符合纳粹党未来的外交政策。为了促进德意志人的人口增长，希特勒拒斥避孕和移民的概念，认为这些做法削弱了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并坚持认为军事征服是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手段：
与之相反的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外交政策，就是要确保我们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必要性得到确立。这项运动不知道像民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什么日耳曼化或者是德意志化，而只知道我们自己民族的繁衍。这项运动决不会把那些被征服的，所谓日耳曼化了的捷克人或者波兰人看作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种族强化的结果，而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种族弱化的表现。——Adolf Hitler，, p. 26
因此，被兼并领土上的非日耳曼民族绝不会被德意志化：
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学说
与之相反，种族国家则可以毫不费事地去兼并波兰，并打算有那么一天把波兰人变成德国人。但完全不是这样，必须要做出决定：要么把这些外来的人种封存起来，为的是不要让自己民族的血脉一再地遭到破坏，要么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赶走，并且把空置下来的土地交给自己的同胞。——Adolf Hitler，, p. 29
为德国征服生存空间是纳粹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延续千年的大日耳曼国。1933年2月3日，在希特勒与纳粹德国海陆军将领的首次会议上，他表示，在东欧征服生存空间并对其进行“无情的德意志化”是帝国外交政策的最终地缘政治目标。希特勒认为，苏联是为德国提供足够生存空间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大量农业用地，并居住着被“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统治的斯拉夫劣等人。希特勒生存空间哲学中的种族主义只允许对土地进行德意志化，而不包括原住民，这些人应被通过奴役劳动和饥饿予以消灭。
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学说
反斯拉夫主义是纳粹党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纳粹德国领土扩张计划中通过向东扩张来获取生存空间的推动力。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观中，恢复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边界是荒谬的，因为这些国界无法为德意志民族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只有通过地缘政治征服来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的外交政策，才能证明战争所带来必要牺牲的合理性。
希特勒认为，历史是为不同人种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所主导的，拥有广阔国土的种族天生比那些国土狭小的种族更强大，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可以凭借他们所谓的自然权利夺取那些土地。这种为建立德国生存空间而持有的官方种族主义观点，使纳粹得以单方面对东欧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闪电战），并为其在意识形态上正当化收复斯拉夫人从东哥特原住民手中夺取的奥伊乌姆。
纳粹德国的宣传机构将东欧描述为曾经的日耳曼领土，宣扬这些地区是被匈人和阿瓦尔人部落从雅利安种族手中“窃取”的神话。希特勒将斯拉夫人视为原始的劣等人，且憎恶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在其著作《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希特勒认为斯拉夫人缺乏建立国家的能力。尽管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公开谈论过“生存空间”的必要性，但在他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中，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一问题。直到1937年，随着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的顺利推进，他才再次公开谈论“生存空间”的必要性。
生存空间 二战时期的实践
纳粹世界观的生物-地缘政治本质是驱使纳粹德国发动其暴力计划、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意识形态力量。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建立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实现北欧人种的世界统治，以消解纳粹对“种族”与“空间”的概念之间的矛盾。纳粹政权将这一生物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议程作为推行其“日耳曼化”政策的基础，并以此为理由推动所谓“民族共同体的净化”任务，最终构成了其国家支持的种族灭绝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国家议会中表示，在波兰沦陷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民族关系的新秩序，也就是说，各民族的重新安置”。同年10月20日，他告诉威廉·凯特尔将军，这场战争将是一场艰难的“种族斗争”，而总督府的任务则是“将犹太人和波兰佬也从国家领土中清除出去”。同样在1939年10月，纳粹宣传鼓动德国人讲波兰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视为“劣等人”。
生存空间 二战时期的实践
为追求其生物-地缘政治野心，纳粹德国发动了一场狂热的种族灭绝战争，对整个族群实施了工业规模的恐怖暴行。这些政策导致德国对占领区内多个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包括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罗姆人等，也间接促成了德国战争目标的失败。纳粹在占领区的政策具有自发适应、临时修改和官僚竞争的特点，反映出希特勒思想的冲动本质。
1941年，希姆莱在对东线北方集团军群的演讲中表示，对苏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与种族的战争，是纳粹主义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之间、日耳曼（北欧）民族与东方“劣等种族”之间的斗争。此外，在波森秘密演讲中，希姆莱说道：“斯拉夫人的混血种族是建立在一个劣等种族的基础上，其中混杂着一点我们的血液——优等种族的血液；斯拉夫人无法自我约束，也无法建立秩序。”基于这一理念，希姆莱还出版了小册子《劣等人》，其中配有理想种族类型（雅利安人）的照片2，并将之与野蛮种族形成对比，后者则被描述为匈人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后裔，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下的苏联所犯下的屠杀罪行联系在一起。
生存空间 二战时期的实践
通过颁布《波兰人法案》，纳粹确保了波兰人在德意志国国内种族劣等地位的法律承认，并对波兰劳工（平民劳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进行了规范。《波兰人法案》还规定，任何波兰人“若与德国男女发生性关系，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接近他们，将被处以死刑”。盖世太保对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性关系严加监控，并追捕一切涉嫌“种族玷污”者；同样，德国人与其他来自东欧的族群之间的性关系也被明令禁止。
作为官方政策，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曾表示，任何一滴德国人的血都不应丢失，也不应与任何异族混合； 而对东欧的“日耳曼化”将在“只有真正拥有德国（和）日耳曼血统的人居住于东方”时才算完成。在一份名为《对东方异族人处理方式的思考》的秘密备忘录（1940年5月25日）中，希姆莱勾勒出对东欧各族人民的未来安排：（一）将新生存空间内的本地民族进行分化；（二）限制性地给予形式上的教育，即四年基础教育（只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数到五百）；（三）让他们服从德国人的命令。
生存空间 二战时期的实践
尽管纳粹德国官方奉行种族主义政策，但对东欧原住民的灭绝在某些情况下并非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纳粹的种族政策将部分东欧人（尤其是当地精英）视为拥有雅利安-北欧血统。1941年3月4日，希姆莱推出了《德意志民族名单》旨在根据特定标准将德国占领区的居民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可接受”类别。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希姆莱主张绑架那些具有北欧外貌特征的儿童，因为这样做可以“消除这样一种危险，即东方那些劣等民族通过这些血统优良的孩子培养出一批领导阶层——这对我们而言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对手”。按照希姆莱的设想，一旦苏联被摧毁，其结果将是数百万被奴役的人民为德国服务，而这些地区最终将被德国人重新殖民和填充。
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动机，源于纳粹党的种族理论与生物政治学说，这些意识形态深刻地反斯拉夫、反共产主义、反犹太。纳粹党的生存空间理论是其对俄发动种族战争计划的核心，这是希特勒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积极推动的地缘政治议程。
生存空间 二战时期的实践
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中，纳粹德国加紧了其反犹太、反斯拉夫、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希特勒狂热地反复强调纳粹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信条，例如他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向东扩张德国领土的目标。他依然主张在东欧推进日耳曼定居殖民计划，并表达了要消灭大量斯拉夫人口的意图。在1945年4月29日写给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一封信中，希特勒明确表示：
“我们的目标仍必须是为德意志民族夺取东方的生存空间。”
《德意志民族名单》中包含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的男性被强制征召入伍服兵役。只有第一等级的男性才有资格加入党卫队：
生存空间 二战时期的实践
希特勒生于民族多元的奥匈帝国，他在《我的奋斗》中宣传，在瓜分波兰时通过语言手段将奥地利治下的斯拉夫人日耳曼化，绝不可能真正地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德意志人，因为就像“黑人”或“中国人”不可能不可能仅因学会说德语就“成为德国人”一样。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即便语言相通，也无法弥合其“可见的差异”，任何此类尝试都只会导致德意志民族的“杂种化”。同样地，希特勒还批评了过去在普属波兰地区内试图将波兰人日耳曼化的政策，认为这种做法是基于错误的逻辑。他声称，波兰人无法通过强迫学习德语而被同化为德国人，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这样的结果对德国民族的纯洁性将是“致命”的，因为外国人的劣等性将“玷污”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高贵”。在战争时期，希特勒在其“餐桌谈话”中进一步表示，只有当外来人能够改善德国血统时，才应将其日耳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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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否将某些民族进行日耳曼化的问题，不能从抽象的理念或理论出发。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某一族群的后代是否能够与德国人融合并改善我们的民族，还是相反（就像犹太人与德国人通婚那样），会带来负面影响。除非我们完全确信那些拟引入德意志共同体的外国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否则，我认为最好不要行动，无论推动此举的感情多么强烈。许多犹太人也有蓝眼睛和金发，其中不少外貌极易误导人相信他们可以被日耳曼化。但事实上早已被确凿地证明，在犹太人身上，即使某些外貌特征在一两代中消失，它们最终也必然会在下一代中重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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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与土信仰所塑造的种族认同观念——这是生存空间理念的哲学基础——指导下，纳粹政策要求摧毁苏联，使俄国的土地成为德国的粮仓。对俄国的日耳曼化意味着摧毁其城市，目的是根除俄罗斯性、共产主义以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为此，希特勒下令发动列宁格勒围城战（1941年9月－1944年1月），意图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并消灭当地的俄罗斯人口。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在东欧建立德国的生存空间可阻止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封锁，从而避免德国人民再次陷入饥馑。此外，将东欧作为德国的粮食来源地也服务于另一个目的：通过奴役劳动与饥饿，消灭数以百万计的斯拉夫人。一旦这些地区失去生产者、劳动力和消费者，当地工业将停滞甚至消亡，从而使这些被日耳曼化的地区彻底转变为供纳粹德国移民定居的农业用地。
纳粹设想中，东欧被日耳曼化的土地将由所谓的“边防农民”定居——这是一种兼具士兵与农民身份的人，负责维护一道防御前线，以防止任何非德意志文明的崛起，从而威胁大日耳曼国的统治。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公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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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任务：通过引入德国人来实现日耳曼化，并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对待原住民。……我打算以冰冷的决心坚持这条道路。我自认为是历史意志的执行者。别人如今怎么看我毫无关系。我从未听说过一个吃得上面包的德国人，会关心那片种出麦子的土地是否是用刀剑夺来的。我们吃着加拿大的小麦，却从不去想印第安人。”
对于西欧的日耳曼化计划相对温和，因为纳粹需要当地政治与商业机构的合作，尤其是当地工业体系及其熟练工人。此外，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认为西欧人口在种族上更接近于雅利安人标准，更为“可接受”。实际上，纳粹所划分的大量种族类别清楚地表明：“东方是劣等的，西方是可接受的”；因此，在纳粹占领区中，一个人的“种族”往往决定其生死命运。
生存空间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样涵盖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北德意志种族血统（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以及欧洲大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等地的居民；而对于英国，则计划要么予以吞并，要么将其变为傀儡国。此外，由于意大利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军事表现不佳，法西斯意大利于1943年退出战争，这使得意大利北部被纳入大日耳曼国的吞并版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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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纳粹不断调整其针对非日耳曼民族的种族政策，并持续重新定义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内涵，以便与其他民族合作，从而服务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希特勒在担任纳粹领袖的早期曾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恢复《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年）中划定的对欧洲俄罗斯不利的边界，他愿意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这为俄德外交关系的恢复创造了可能。
1921年至1922年间，希特勒曾表示，德国的生存空间可以通过支持反共的俄罗斯人推翻布尔什维克共产政府，借此实现一个规模较小的苏联来达成；然而，到1922年底，随着英德地缘政治联盟可能联手摧毁苏联的前景出现，希特勒改变了这一看法。然而，在1941年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后，纳粹政权关于建立一个较小且独立的俄罗斯的战略立场受到了德军的政治压力影响，德军请求希特勒支持成立反共的俄罗斯解放军，并将其纳入国防军在俄罗斯的作战行动。俄罗斯解放军由叛逃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领导，旨在推翻约瑟夫·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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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希特勒拒绝与东方民族合作。然而，纳粹中的约瑟夫·戈培尔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等人支持联合抵抗布尔什维主义，并愿意给予东方民族一定的独立权。1940年，希姆莱开放了“同源血统”人士的纳粹党籍，这促使不少右翼斯堪的纳维亚人报名加入武装党卫军。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来自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更多志愿者也纷纷加入纳粹阵营。1942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对纳粹明显不利，更多来自被占领土的人员加入战争。希特勒对东线的外国军团心存顾虑，他曾说道：“不能忘记，除非这些人坚信自己属于日耳曼国的种族，否则他们必然会觉得自己是在背叛自己的国家。”
在进一步失去大量人力后，纳粹试图说服被强征到德国的外国劳工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战。马丁·鲍曼于1943年5月5日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在同时侮辱一个人的内心尊严时，不可能使其接受新的理念。被称为野兽、野蛮人和亚人类的人，无法被期望发挥最高水平的表现。相反，应当鼓励和促进他们的积极品质，例如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意志、保卫自身及国家生存的愿望、投入和工作意愿。此外，必须尽一切努力促进欧洲各民族在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中的必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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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随着德军不断在与红军的战斗中失利并失去领土，纳粹德国领导人，尤其是党卫队领袖希姆莱，认识到俄罗斯解放军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价值。希姆莱在其秘密的波森演讲中曾表示：“如果我们雇用了弗拉索夫先生以及所有穿着俄罗斯将军制服的斯拉夫臣民来对俄军进行宣传，我一点也不会反对。完全没问题，太好了。”
纳粹在占领区的政策具有自发适应、临时修改和官僚竞争的特点，反映出希特勒思想的冲动本质。为追求其生物-地缘政治野心，纳粹德国发动了一场狂热的种族灭绝战争，对整个族群实施了工业规模的恐怖暴行。这些政策导致德国对占领区内多个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包括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罗姆人等，也间接促成了德国战争目标的失败。
波兰战役是纳粹德国首次实施生存空间政策的行动，始于对波兰的占领。1939年10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被任命为党卫队强化德意志民族高级专员部专员，其任务包括：将所有德意志裔人迁回德意志国，防止外国有害影响侵蚀德国人民，并为这些归来的德裔（尤其是德意志裔人）建立新的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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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中期开始，纳粹德国在瓦尔特兰帝国大区内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即强制驱逐）始于将他们跨越边境迁往总督府（一个表面上独立于德国本土的殖民政治实体）；但在入侵苏联之后，这些被驱逐的波兰人被关押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收容营”，随后被转移至被指定为隔都的村庄。在1940年至1944年的四年日耳曼化期间，纳粹强行将大约50000名波兰人从被并入大德意志国的波兰领土上驱逐出去，尤以西里西亚的日维茨县最为典型。在所谓的赛布施行动中，当地大约18000至20000名波兰族人被系统性地驱逐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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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入侵波兰的过程中，德军对波兰的男女老幼实施了大规模暴行。这些暴行之所以能够被德意志本土民众心理上接受，与纳粹政权高效而持续的宣传系统密不可分。纳粹宣传（通过印刷品、广播、电影等手段）系统性地操控国民心理，是“制造同意”的关键工具，旨在为对平民的野蛮暴行提供种族主义的“合理性”。通过不断灌输和操控舆论，纳粹政权成功地使大批德国人相信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是“劣等人”，从而为其种族灭绝与殖民扩张政策创造了社会心理基础。例如，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会收到名为《论德意志民族及其领土》（）的小册子，用以向基层青年团员灌输纳粹种族主义的逻辑，强调种族斗争和扩展生存空间的“历史必然性”。类似地，在德国本土的学校里，儿童也会收到类似《你与民族》（）的小册子，讲述德国的未来命运与东扩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些教材形式的宣传内容，从小塑造了德国青少年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在战争中成为支撑民族集体暴力的心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