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随着1930年波兰立法选举前对某些异见者的监禁和审判（参见布列斯特审判）和1934年贝雷扎-卡尔图斯卡隔离营（位于今比亚罗扎）的建立（那里的囚犯遭遇残酷的虐待），毕苏斯基专制而高于法律的权力在1930年代达到巅峰。在政府合作无党派集团于1930年获胜后，毕苏斯基将国内事务推给他的上校团，而自己则专心于军事和外交上。 他因他对政治反对派的处置遭到相当大的非议，而布列斯特审判事件（1930年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禁和审判）遭到国际谴责，并使波兰声誉受到损害。
毕苏斯基对波兰的民主制度越发失望。为了回应即将开始的不信任投票，他发出了将瑟姆称为“妓女”这样的过激言论，并在瑟姆大楼内部署90名武装军官，当时和现在的观察员都将这件事看作是独裁者对政治质疑的回应的范例。
毕苏斯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波兰的政治体制由议会制转为总统制；但是，他反对引入极权主义。1935年4月，波兰新宪法（即四月宪法）得到采用，这部宪法是毕苏斯基的支持者根据毕苏斯基的要求所修改的，并且加大了总统的权力，但这样一部宪法来得太晚，毕苏斯基已经对总统一职不感兴趣；虽然如此，波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采用的都是四月宪法，而波兰流亡政府在二战时及战后也一直使用这部宪法。
但是，相较于理性-法律权威而言，毕苏斯基统治波兰更依靠魅力型权威。他的追随者中没有人会自称是他的合法继承人，他死后，萨纳齐亚政体将会很快崩溃，而波兰将回到前毕苏斯基时代的议会政治竞争状态中。
毕苏斯基开创了一个社会稳定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占波兰第二共和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的情况有所好转。 毕苏斯基将民族民主党的“民族同化”政策转变为“国家意识统一”政策：公民不以他们的种族衡量，而是以他们对国家的忠心衡量。他让“国家意识统一”政策同样适用于波兰犹太人，这种做法被广泛认为是他对民族民主党反犹政策的回应。很多波兰犹太人对毕苏斯基时期（1926年至1935年）及毕苏斯基本人具有好感，而在毕苏斯基任命的总理卡齐米日·巴尔泰尔执政期间，这些犹太人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很多犹太人将毕苏斯基视为抑制波兰反犹主义趋势并维持社会治安的唯一希望；他是社会稳定的保证者和犹太人之友，这些犹太人投票支持他，并积极加入他的政治集团。1935年毕苏斯基去世，波兰犹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因此恶化。
1930年代，因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恶化，这些事件包括大萧条和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恐怖袭击与政府的绥靖行动所构成的恶性循环。少数民族的动乱也与波兰的外交政策有关。在东加利西亚动乱（当地人口以乌克兰人为主）遭到镇压，近1800人遭到逮捕后，麻烦接踵而至。政府与德意志人之间也开始出现摩擦，这种摩擦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尤为显著。虽然政府还没到推行反犹政策的地步，但是犹太人（占波兰人口的8.6%）开始对因大萧条所造成的经济颓势不满。总之，到毕苏斯基本人去世前为止，他的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问题。
军事方面，毕苏斯基虽在策划“维斯瓦河奇迹”时显露出睿智军事战略家的风范，但因专心于人事管理，忽视军事战略和装备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他在波苏战争（1919年-1921年）的经验也许令他高估了骑兵的价值，忽视了对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但是也有人称，毕苏斯基支持空军和装甲兵的建设，自1920年代末便更是如此。这个时候波兰军队的现代化受到限制可能是因为资金短缺，而不是因为毕苏斯基的理念有问题。
在毕苏斯基的统治下，波兰与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拉脱维亚维持良好关系，但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紧张，与立陶宛的关系也依旧不见好转。波兰与魏玛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则多变化，但就毕苏斯基的统治时期而言，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称为是中立的。
毕苏斯基制定了普罗米修斯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支持俄罗斯帝国（或其继承者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分离活动，来达到削弱上述两国的目的。自1927年至1939年二战爆发前，负责协调此计划的人是军事情报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凯维奇。战间期时，普罗米修斯运动实效寥寥。毕苏斯基希望在国际上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性。他在他的门徒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的协助下，与法国和英国这样的西方势力以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样实力较弱的友好邻邦结盟，以此为波兰寻求帮助。
作为法波联盟和波罗联盟（小协约国的一环）的支持者，毕苏斯基为法国和英国在签署洛迦诺条约时显而易见的绥靖政策感到失望。 毕苏斯基因此也致力于与苏联和德国保持良好关系；故毕苏斯基与上述两大强邻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分别是1932年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签署这两份条约的目的是加强波兰在其盟友与邻国眼中的地位。
毕苏斯基明白这些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并论到：“签订这些条约，我们就像是跨坐两条板凳。这种日子不会太久。我们要知道我们先是因为哪条板凳而摔倒，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摔倒。”有人为签订上述两份不侵犯条约一事对毕苏斯基提出批评，并谴责他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并给了德国重整军备的时间；还让斯大林能够排除异己（特别是在乌克兰），而这些异己正是毕苏斯基的普罗米修斯计划所扶持的。
在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取得权力后，就有传言称毕苏斯基建议法国发起对德的预防性战争。当时的德国已经违抗《凡尔赛和约》，公然扩充军备，而此事表明了毕苏斯基曾试探过法国在对德展开军事行动一事上。法国的冷漠回應也许成为了波兰在1934年1月签署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但是兩國間的外交文献从未提到毕苏斯基曾提出过这样的发起预防性战争的建议。
希特勒多次提议成立对抗苏联的德波联盟，但毕苏斯基拒绝这一提议，相反，他在利用宝贵的时间为波德或波苏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希特勒钦佩毕苏斯基的领导才能和他的成功政变，他一直希望能与毕苏斯基进行私人会面，但这一建议也遭到拒绝。
毕苏斯基生前曾告诉约瑟夫·贝克，波兰的政策必须是与德国保持中立，保持波兰与法国的联盟，并改善与英国的关系。
到1935年为止，毕苏斯基的健康状况在这些年已不断恶化，而民众对此尚不知情。1935年5月12日，他因肝癌在华沙美景宫逝世。当局宣布他逝世的消息后不到半个小时，纪念他一生的典礼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这次典礼由军队人员举办，其中包括过去的军团士兵、波兰军队机构成员、波苏战争老兵、和他作为国家元首乃至后来的总理和总检阅官时的政治伙伴。
波兰共产党当即指责毕苏斯基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拥戴者，尽管法西斯主义者本身不会这么看。但是其他反对萨纳齐亚政权的人士更加温和；社会主义者（例如伊格纳奇·达申斯基和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和基民党人士（以伊格纳奇·帕德莱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前来吊唁他。人民党对此事分为两派（文岑蒂·维托斯对毕苏斯基提出批评，但是马切伊·拉塔伊和斯坦尼斯瓦夫·苏古特支持他），而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温和地批评了他。
吊唁仪式按照波兰天主教的仪式进行，并由波兰大主教奥古斯特·赫隆德及自称为元帅的“私人朋友”的庇护十一世主持。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都对毕苏斯基表示感激。东正教、希腊东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机构都为他举行吊唁仪式，并称赞他的宗教宽容政策。他的逝世对犹太人是一次打击，甚至在几年后，他们还是都将他惦记为“保护犹太人”的“非常好人”。
少数民族的主流机构都支持他民族宽容的政策，但是除波兰共产主义者外，犹太人工会联盟和乌克兰人、德意志人与立陶宛人中的极端主义者也批评他。
国际方面，庇护十一世在5月18日于圣座举行特别仪式，日内瓦国联为此举行特别仪式，各国首脑中很多都向波兰发出吊唁信，这些首脑包括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法国的阿尔贝·勒布伦和皮埃尔·埃蒂安纳-弗兰迪、奥地利的威廉·米克拉斯、日本天皇裕仁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
纪念仪式、弥撒和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都已完毕，一列葬礼火车环行波兰。波兰铸币厂发行了一枚10兹罗提的银质纪念币，上面印有元帅的侧面像。一系列明信片、邮票和邮戳也得到发行。在克拉科夫瓦维尔主教座堂圣列奥纳德地下室陈列两年后，毕苏斯基的遗体（大脑和心脏已被除去，其中大脑被放置在史特凡·巴托利大学，供教学用；而毕苏斯基的心脏与他母亲同葬在维尔纽斯拉索斯公墓，现在仍在那里）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银钟下。1937年，毕苏斯基的死敌，时任克拉科夫大主教的亚当·萨皮耶哈将毕苏斯基的遗体重新安葬，此举遭致人们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要萨皮耶哈辞去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