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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雙方同意延期还债。1960年时，中国欠苏联约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3亿元。中國從1950年代起欠蘇聯的債，大致可分為兩筆。第一筆是抗美援朝的軍火武器債務30億人民幣。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佔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第二筆是中國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華的基礎工業機器設備。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分钱的外债，而且还把过去的外债几乎都还清了。”1961年，蘇聯在中國要求下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以緩解中國東北糧荒。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在中国官方與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1962年，美國肯尼迪政府尝试通过粮食援助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拒絕从台湾撤军，而中国堅持要求撤軍，并因此拒绝了援助。基于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奪權以及中印战争等因素，肯尼迪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华政策调整和援助提议。
对于自然灾害在大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据《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 1960年的旱灾期间，“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北方地区60%的农业耕地未有任何降水。1961年，旱情持续，但气候环境有所缓和，其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
另一方面，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曾说道“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且各级地方政府在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人的责任。杨继绳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1958-1961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历史学家冯客认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经济学家文贯中指，“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 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4年7月31日的一份文件中称，中共政府试图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然灾害（将其称为“百年难遇”）并努力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脱责，但自然现象本身无法解释中国北部和东部受灾地区对政治和经济管控的崩溃，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干部甚至省部级官员被作为“替罪羊”遭到撤职和清算，以体现“毛主席永远正确”。以下展示部分档案数据和研究人员的分析。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一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涝灾分为一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而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三年困难时期 后续及影响
1961年5月3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道：“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邓小平在同日会议上讲话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 1962年初，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七千人大会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具体事务，林彪则在会议上依然公开支持毛泽东路线和“三面红旗”，毛、林等人和刘、邓等其他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七千人大会还明确要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三年困难时期 后续及影响
此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广为流传的“猫论”的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全中国大陆大约有20%的生产队，陆续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与刘、邓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大，尤其在三自一包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遭批判降职。毛泽东还将王稼祥等人提出的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观点归结为“三和一少”，并进行批判。1963年，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在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时说道︰
三年困难时期 后续及影响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期间均被打倒并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猫论”被列为他的“十大罪状”之一。
三年困难时期 后续及影响
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開放启动后，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出反对搞高级干部特殊化，并提到：“回想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 此后，在1980年2月23日-2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获得官方彻底平反，此后《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三年困难时期 后续及影响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对于大饥荒，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暂未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词条。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义务教育教科书亦称“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马蒂亚·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他认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資訊和新闻自由：公社裡的人當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們看到報紙上說形勢一片大好（這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結果），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失敗了，而不是政策有問題，所以他們數字造假。當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北京根據造假數字，得出的結論是收成比實際多出一百萬噸。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依據的原始數據並不可靠，因此從方法論上站不住腳。孫經先依據的原始數據是公安部三局戶籍處提供的。當年戶籍處處長張慶五說大饑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他個人估計大饑荒死亡人數2000多萬，工作人員王維志計算結果為三年非正常死亡大約3500萬人。又指孙经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杨继绳此后仍坚持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观点，称孙经先对农村粮食情况缺乏了解，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交公粮之外，余粮全部卖给国家以完成征购任务，然后才能按照户口购买从国库返销的粮食。随后孙经先也质疑杨继绳不了解实际情况，继续反驳称“返销粮”不是广大农村地区基本的粮食制度和政策，《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粮食由生产小队直接分配，社员口粮在收获后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一段被抹掉了。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大饥荒的记载，就连大饥荒这个词都没有，只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杨继绳在此书中写道：“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再次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一。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关于大饥荒和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以及采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满。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支持大跃进，却又私下在笔记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表达不满。林彪公开说经济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私下里又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此外，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但据其家人说，林彪私下认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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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薄一波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前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反右倾，鼓干劲’，把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推向新的高峰，出现更大的‘大跃进’。...... 这个回合的‘大跃进’，在‘反右倾’的压力下以更大的规模持续了一年多。结果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更大的破坏，加上农业严重遭灾，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因营养不良发生的浮肿病，不少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提高。”
三年困难时期 各界评论及观点
前《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刘少奇）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饑荒的動機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饑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饑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认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饿死。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發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開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時，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质的错误”，但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批评“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BeOS
BeOS是一种由Be公司针对多媒体使用所開發的作業系統。
BeOS 歷史
1991年，让-路易·加西带领包括AppleNewton开发员Steve Sakoman在内的一众Apple员工创建了Be公司。Be公司开发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从设计之初就针对多CPU和多线程的应用程序。与此同时，Apple已陷入不能推出其新操作系统Copland的困境，正在寻找代替品。加西认为这是个黄金时机。1996年，加西要价4亿美金，允许Apple Computer使用BeOS。然而Apple估算Be公司的总值为8000万美金，故此出价1.2亿，后来上升到2亿。最终未能成交，Apple转而购买NeXTSTEP，同时重新得到史蒂夫·乔布斯。
官方最後發行的版本是BeOS R5版。後Be公司被Palm公司于2001年8月以1100万收购，從此不再發佈官方版本。
BeOS 特征
BeOS的設計理念是專門用於多媒體處理的“多媒體作業系統”，採用先進的64位BeFS文件系統，支援多處理器，其多媒體性能異常優越。BeOS开始是运行在BeBox硬件之上的。与其他同期的操作系统不同，BeOS是为了充分利用现代硬件的优点而编写。针对数字媒体工作优化，BeOS能够充分利用多处理器系统通过模块化的I/O带宽，多线程，抢断式的多任务和被称为BFS的定制64位日志文件系统。BeOS的GUI遵循清晰整洁的设计原理而开发。其API是用C++编写而成，非常容易编程。虽非源于Unix的操作系统，但其实现了POSIX兼容，并通过Unix Shell命令行界面来访问
BeOS 衍生版本及現況
由BeOS衍生出來的其它非官方版本仍然在繼續發展，如開放源代碼的Haiku（OpenBeOS）等。
以完全重新創建類BeOS系統為目標的衍生版本有：
以繼續發展原有BeOS系統為目標的衍生版本有：
Be公司
Be公司由曾在蘋果電腦公司擔任主管的讓-路易·加西於1990年創辦，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同时在法国和日本设有分部，在被收购的过程中公司搬至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公司早期的目標是開發專供音樂與視訊處理的多媒體作業系統，產品有BeOS作業系統、BeIA系統、BeBox（硬体產品）等。2001年第四季度被Palm公司以等價于1100萬美元的股票收購。
Be公司旨在使用C++在一些专有平台上开发出新一代操作系统。BeOS可在BeBox上运行，后来被引入苹果电脑公司的PowerPC架构（尽管苹果反对这样做）。1998年BeOS开始引入英特尔x86架构，同时对PowerPC的支持慢慢减少。BeOS的最终版本是BeOS R5。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德語：，简写：，直譯為：德國的（音）波）是按《德国之声法案》（Deutsche Welle Act）设立，是一家由德国國家稅收預算資助的德國公共、國有的國際廣播公司。該服務支援 32 種語言，並由德國政府提撥預算資助的公共国际广播机构，是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以及欧洲广播联盟（EBU）成员。
德国之声前身為西德政府設立的廣播公司。總部設於波昂。在60多個國家共有1500多名正式員工與1500多名約聘人員，與波昂及柏林的同事合作製作廣播、電視以及網際網路的資訊服務。以29种语言播出广播节目，以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播出电视节目。內容上側重國際時事，也包含介紹德國，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交流。
德国之声 历史
早在1924年就出现了“德国之声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德国所有地区的广播联合机构，座落在柏林。战后，德国之声于1953年5月3日首次以短波播出德语节目。6月11日，德广联的成员签署合约成立共同的德国之声短波节目。这个节目首先由当年的北德广播公司负责，之后又由座落在科隆的西德广播公司接管。该公司的台长对德国之声的节目负责。一年之后，德国之声启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节目。
德国之声从1953年5月3日开始广播節目，时任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的讲话是其首次短波广播，豪斯以“致我们全世界亲爱的同胞”的讲话向世界问好。至2003年，其主要的驻地在莱茵河畔的科隆。
1960年，通过立法，“德国之声”正式成为独立的广播电台。1962年起，德国之声陆续扩充其他语言丰富广播节目。1990年，随着两德统一，原東德的柏林国际广播电台终止对外广播。该电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播出频率和播出设备被德国之声採納。
德国之声 历史
两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4月1日，德国之声在柏林以德语和英语播出DW-TV电视节目。该电视节目通过卫星播出，在以后的几年内不断扩充。现在德国之声共有5个电视频道，分别为DW-TV（英语频道，面向全球播出）、DW-TV Arabia（阿拉伯语频道）、（西班牙语频道）、DW-TV Deutsch+（美洲频道，每天播出20小时德语节目和4小时英语节目）和DW-TV Deutsch（德语频道，面向亚太及欧洲播出）。
1994年，德国之声注册域名www.dwelle.de，成为德国第一家网上广播公司。
2003年，值德国之声成立5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的广播部和网络部搬迁到德国旧都波恩以前的政府区，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改在柏林制作。据2002年德国之声年度报告中报道，此次搬迁的费用为1500万欧元。
德国之声 历史
财政经费削减对德国之声造成很大的影响。2004年，削减的金额就达到了75万欧元。德国之声重新进行内部结构重组，并调整节目的方向和重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和媒体市场的需求。其后，通过立法，德国之声的网站DW-World正式与广播、电视并立，成为德国之声多媒体的三大支柱之一。德国之声网站的重点语言是：德语、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
2011年10月30日，德国之声停止除非洲、亚洲以外的短波广播。2013年1月1日，德国之声短波中文广播停播。2019年4月，委内瑞拉政府恢复在該國播放德国之声西班牙语节目。2021年10月28日，白俄羅斯當局下令屏蔽德國之聲網站。
2022年2月3日，作为对德国禁止RT DE落地的回应，俄羅斯當局關閉德国之声驻莫斯科分社，撤销德國之聲员工在该国的工作资格许可，终止德國之聲在俄罗斯境内的卫星广播和其他广播。7月，土耳其封鎖德國之聲網站。
德国之声 播送
1965年3月7日，德国之声中文编辑部成立，目前有近20名工作人員，並在全球範圍內擁有一個通訊員網路。德國之聲中文部通過信件、電話、電郵與聽眾聯絡，並於2006年開通手機簡訊平台。2018年開始，德國之聲在台北設立亞洲辦公室。
德国之声网站是德国之声多媒体、互动的网上服务项目。德国之声网站以30种语言提供有关德国、欧盟以及国际的时事新闻、背景報導。德国之声中文网每天更新时事、经济、文化和体育新闻，提供包括如何留学德国以及欧洲旅游等信息，并提供部分被中国大陆当局禁止出版图书的在线阅读，但不提供德國當局禁止出版图书的在线阅读。德國之聲的官方數據称，該公司每週在世界各地觸及1億5700萬名閱聽眾。
德國之聲學院（）是德國之聲媒體開發、媒體諮詢和記者培訓的國際中心。它為全世界的合作夥伴和客戶提供多種多樣的媒體培訓和咨詢項目。它與廣播機構、媒體組織和大學合作，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以促進自由和獨立的媒體。這項工作主要是由德國聯邦經濟合作及發展部資助。其他資助來自德國外交部以及歐盟。
德国之声 播送
德國之聲學院的新聞培訓計畫是一個為期18個月的青年記者課程，提供德國之聲製作內容以下三個領域的編輯訓練: 廣播、電視和網路。它針對來自德國以及有德國之聲傳播對象地區中有抱負的記者。
與波昂大學和波恩-萊茵-錫格應用技術大學合作開設的"國際媒體專業"碩士課程，即在德國之聲學院進行。為期四學期的課程將媒體開發、媒體管理和通訊等學科集於一體。研討會以英語和德語舉行，而且該學位目標為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媒體代表。
Carsten von Nahmen於2018年9月成為德國之聲學院的負責人。自2017年2月起，他一直擔任德國之聲駐華盛頓的資深記者，並且在此之前，從2014年起擔任德國之聲副總編輯和主要新聞部門的負責人。格拉姆施(德語:Christian Gramsch)於2013年11月至2018年5月擔任德國之聲學院的主任，並且在此之前，他擔任德國之聲的多媒體區域總監。他接替了前德國之聲學院主任Gerda Meuer，其曾擔任德國之聲廣播節目的副總編輯，且更早之前曾為多家媒體機構工作，並擔任過Inter News service的特派記者。捨費爾(德語:Ute Schaeffer)自 2014 年起擔任德國之聲學院的副負責人，並曾任德國之聲的總編輯。
德国之声 资金来源
总体来说，德国之声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拨付的税款，以保障其在德國境內報道的中立性，每年德国之声从德國联邦政府得到拨款。也就是说，德国之声的经费并非来自广播电视用户的收费。在有限的范围内德国之声可以提供一定的广告时间。
2003年，德国之声的经费大约为2.77亿欧元。经费支出的具体详情记载于每年的年度报告之中。德国之声的目标和计划也在中期计划報告中详细说明。自1999年以来，联邦政府不断缩减开支，德国之声也受到影响，不得不采取裁员，缩减短波广播语种等一些节约措施。但是，德国之声也看到因特网发展的前途，并逐渐扩充德国之声网站的内容和语种，并开发除新闻之外其他的因特网服务项目。
德国之声 批评与争议
2008年8月4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四天，时任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张丹红受邀参加德国电视二台一访谈话节目时，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使四亿人脱贫」，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此前的7月24日，张丹红在德国电视二台节目中谈到西藏时表示，中共「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等。张丹红其后被迫從德國之聲離職支持張丹紅的中文部主任冯海音被调至中央部擔任編輯。
針對此事，中國媒體普遍指责德国存在「反华情绪」和「反华势力」，説张丹红「因言获罪」与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不符」。人民网认为，德国之声标榜客观公正，但自從2008年張丹紅離職之後，經過改組的德國之聲中文部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抨擊與日俱增，上万份中文报道「遭審查」。並且不再像以往那樣每周刊出讀者留言。而以往的讀者留言，批評德國之聲的評論佔有很大的一部分。在德國的華人异议人士组成的“联邦共和国作家圈”要求清查德国之声员工政治背景和审核中文部过去五年节目内容，环球网批评这一要求「是要搞新闻检查」。中国网报道指，张丹红在任职期间，也发表过不少「反华言论」，呼吁公众理性看待该事件。
德国之声 批评与争议
德国《焦点》杂志称，张丹红「过于客观公正的观点」，表示张违反「德国之声」的宗旨。2008年9月，海外异议人士徐沛批評張丹紅用流利的德语讲出中宣部謊言，正如德國社會民主党议员Dieter Wiefelspütz所形容的「独一无二的灾难」，并且譴責張丹紅於中共在法輪功成員器官爭議發生時還為中共說話。
在各方压力下，8月30日，德国之声电台中文网发表官方声明，称“张丹红并没有解除工作”“她接受的为数不少的媒体访谈中，有一次她的一些表达与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在调查结束前，惯常做法是暂停针对公众的活动”。此声明再次引发中国媒体与舆论质疑，《青年参考》质询德国之声中文部，“为什么一位工作了18年的资深记者‘有一次一些表述与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就停止她的职务？”2011年5月，四名被德国之声裁撤的华人员工发布公开信，控诉德国之声中文部“设置秘密‘监督员’，清除‘异己’员工”。公开信详细回忆了北京奥运会前发生的张丹红事件前后经过，并称自己“是2008年‘中国论战’迟来的牺牲品”。2013年，冯海音回任中文部主任。
德国之声 批评与争议
2025年4月，德國之聲報導臺灣民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演習反應時，使用了來自中國國有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片段，而非實地採訪。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抗議；而德國之聲台北辦公室表示，該新聞並不是其臺北團隊製作，已刪除該片段並致歉。
NHK大河劇
NHK大河劇（日语：／ Taiga Dorama */?）是日本放送協會（NHK）自1963年起，每年製作一檔的系列電視連續劇，於日本時間每星期日晚間8點在NHK綜合頻道播出，每集播出時間為45分鐘，每一檔製作約50集（不過在1993年到1994年這兩年，則一共製播了三檔）。其以日本歷史的人物或是一個時代為主題製作，與時代劇類似。
NHK大河劇 概要
大河劇中的“大河”來自法文詞彙中的“”（大河小说），意即以家族世系的生活思想为题材而写成的系列长篇小说，從這個名字也可看出大河劇的定位。
大河劇的主要題材，以日本家喻戶曉的戰國時代故事為主，其次則是幕末故事，改編自歷史小說的也不在少數。在選角方面多以實力派演員優先，但因近年來收視率不振的關係，大量採用偶像演員，且在故事上虛構部份頗多，遭到非議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一度有人提出「大河廢止論」，認為應該停拍大河劇。
特別的是，在1984年到1986年之間，大河劇連續三部都是近代戲。NHK為此另開一個「水曜時代劇」時段，也做了三檔古裝劇，演員絕大多數都曾經參與過大河劇的演出，使得水曜時代劇在實質上地位與大河劇可以相提並論。
NHK大河劇 概要
大河劇的演出者幅度非常廣，有時候邀請的主角、配角，會橫跨非電視電影界的人物，比如舞台劇、傳統藝能演員、歌手、偶像、搞笑藝人，陣容非常多元，因此會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面孔。在一開播時，曾有五社協定（僅用松竹、東寶、大映、新東寶、東映的導演與演員），因此啟用的很多當時新進演員，如緒形拳、高橋幸治、石坂浩二等，一演出就變成超級巨星。在五社協定結束後，也不乏新人爆紅的案例，如第21作《德川家康》演出信長的役所廣司、第25作《獨眼龍政宗》的渡邊謙。另外在2000年後，《北條時宗》的北村一輝和宮迫博之、《新選組！》的山本耕史和堺雅人等，也都是因為演出大河劇後活躍起來。
目前統計，歷年大河劇主角最年長者為2000年《葵德川三代》的津川雅彥，時年60歲；最年輕者為2008年《篤姬》的宮崎葵，時年22歲。而主演次數最多者為西田敏行，共計四次。兼任大河劇和晨間劇主角的有四人——松嶋菜菜子、宮崎葵、井上真央及吉高由里子。
NHK大河劇 概要
大河劇自始至第6作《龍馬來了》為止都是黑白色作品、第7作《天與地》開始採彩色拍攝。第29作《太平記》開始採音響效果，且為加深觀眾對歷史的印象，並可觀賞地方風情，開啟了遺蹟巡禮橋段——太平記故里（），這便是後來大河劇紀行的雛形。第39作《葵德川三代》開始採高畫質拍攝，第49作《龍馬傳》採30P攝影機拍攝。第58作《韋驮天～東京奧運故事～》進一步採用4K超高畫質拍攝，片尾紀行首次介紹國外城市。
大河劇原則上是一年一作。但1993-1994年間出現短作：《琉球之風》播出6個月、《炎立》與《花之亂》均僅9個月。2009年至2011年，NHK推出「21世紀特別大河劇」，原定在2006年播出司馬遼太郎原著的《坂上之雲》（），但因編劇野澤尚自殺身亡的關係，使本劇要在三年內的12月分部上檔。
因為保存技術與版權等問題，現存較為完整的大河劇，約從1976年《風雲虹》開始。1970年代由於底片成本高昂，故放送後節目會拿去錄製其他節目。因此NHK在1970年代以前自身留存的大河劇完全度也無法得知。但現在已經逐步發掘或透過民間提供，送至美國修復。目前有16部作品仍處於殘缺狀態，確定的是1978年《黃金的日子》有完全版、1980年《獅子的時代》以後完全版、總集篇都有。1977年《花神》有留存總集篇，1975年《元祿太平記》有完全版（參演者江守徹錄製）。另外像1971年《春之坂道》最終回有家庭錄影帶版，1979年的《草燃》部分內容也有民間提供。
另外，在大河劇中飾演同一角色的演員也是非常少有，目前有紀錄的共29位：
NHK大河劇 日本各历史時代播出次數
截至目前公佈為止，大河劇以戰國時代以及幕末維新時期播出最多，主要原因為動亂時期巨大轉變較吸引民眾觀看，至今為止無平安時代以前背景之大河劇播出。
NHK大河劇 與NHK红白歌合战的關係
NHK不定期會邀請大河劇主角擔任紅白歌合戰的主持人，隨主角之性別分配紅組或白組主持。
雅各布·约尔丹斯
雅各布·约尔丹斯（Jacob Jordaens，1593年5月19日—1678年10月18日），佛兰德三大巴洛克畫家之一，與彼得·保羅·魯本斯、安東尼·凡·戴克齊名。出生于安特卫普，一生致力于专业的宴会现场画和宗教画。
他从1607年开始拜师于亞當·范諾特，並在1616年娶他的女儿。同年他被允许进入安特卫普畫会，作为用蛋黄彩画法和水彩的一位画师。他作品的风格受卡拉瓦喬的影响甚深，特别是对於光和阴影强大差别的使用。
他從1621年开始为魯本斯工作，1640年起成为魯本斯的主要同事。魯本斯死后，许多原本委托给魯本斯的重要作品都轉由他完成。
李兆基
李兆基，大紫荊勳賢（英語：，1928年2月20日—2025年3月17日），人稱「四叔」，香港企業家，慈善家，愛國商人，地產大亨，曾為香港第二大富豪，亦曾為香港首富、亞洲首富，在1995年至1997年是世界第四大富豪。15歲獨立經商，20歲到香港發展，48歲創立恒地，53歲公司上市，67-69歲排名世界富豪第四，在2019年91歲退休時於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名列第29位。
李兆基
李兆基籍貫廣東順德大良鎮，出生時家境就相當富裕，家族在故鄉經營黃金、匯兌和外幣買賣，他從6歲開始（即1934年）被父親安排到身旁，學習經營家族生意。20歲時（即1948年）帶着父親給他的1,000港元本錢（按2020年通漲率折合約15萬港元）隻身來到香港創業。在30歲時（即1958年），李兆基與郭得勝和馮景禧，連同胡兆熾、黃少軒、戚宗煌、呂賢藻和郭錦濤合資創辦「永業企業公司」，經營房地產生意。在1963年，李、郭和馮三人另行創立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1972年，李、郭和馮三人成功將新鴻基地產上市，三劍俠決定分家。1973年，李兆基自立門戶，創立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1981年，恒地正式上市。1996年，李兆基的財富累積至127億美元，成為全球第四富有的人。李兆基一直擔任恆基兆業及中華煤氣的董事局主席，並且為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副主席，直至退休。
2007年7月1日，李兆基獲頒大紫荊勳章。2015年，李兆基身家有1,950億港元，據《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二位。。
2018年，李兆基身家有2,566億港元，據《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二位。2019年3月，李兆基在福布斯全世界億萬富翁排行榜中名列第26位，資產達到281億美元。
2025年過身，留下300億美元遺產於5名子女、慈善信託及家族信託。
李兆基 生平
1928年2月20日，李兆基生於顺德区大良镇的一個金舖世家，是父親李介甫與夫人陳鸞鳳的第四個孩子，因而有「四叔」的暱稱。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孩子在出生不久之後就夭折了，排行第三的孩子李兆麟就成了李家的長子。李兆基出生時家境就相當富裕，其父李介甫在1920年代中於故鄉先後開設天寶榮金鋪和永生銀號，經營黃金、匯兌和外幣買賣。
李兆基出生時，父親李介甫先生已擁有天寶榮金鋪和永生銀號兩間門店，經營著黃金、匯兌、外幣買賣生意。出生數年後，李兆基就被送進私塾接受教育，因此對念古書產生濃厚興趣。10歲時，父親禮聘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教授梁惠民做了李兆基的新老師。梁惠民認為李兆基勤於思考，於是常結合課程提出一些問題，啟迪他的思維。
李兆基於小時候開始學做金舖生意，12歲（即1940年）學滿師成為掌櫃。擅長心算。當年在金鋪行業，有俗語謂「打金偷金、打銀偷銀」（意為鑄金匠監守自盜）。李兆基進入店鋪後，發現自己家的金鋪也存在這個問題。他想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讓父親採取措施，但鑄金匠為金鋪主要的人才，不能得罪，因此而擔心鑄金匠離開後影響金鋪的生意。於是他決定自己學習鑄金技術。
李兆基 生平
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的大洋紙買賣依然活躍，因為人們都認為它到光復之日仍能使用。也是這個原因，人們都只喜歡保留完整、平直和光潔的紙幣，因為這樣到光復之日才不至壞損。因此，殘幣、臟幣在交易時的價值就下跌三到四成。因為家中同時兼營紙幣買賣，所以，這個問題也引起李兆基的注意。之後，他從洗衣中得到靈感，發明出一個舊幣換新顏的辦法：將舊紙幣泡在水里，用漂白粉洗去污漬，再塗上一層蛋白，使它變得硬朗，然後風乾熨平。他以六至七折收來，悄悄清潔整理一翻後，卻以較貴價錢兌換了出去，賺到不低的利潤。
父親李介甫在廣州灣亦有經營，需要來往照應。他認為兒子天賦不錯，於是將順德的兩間店鋪交給李兆基經營。當時年約15歲的李兆基也將店鋪經營妥善。日本投降後，貨幣極度貶值，眼見市道日下，父親李介甫希望他另謀他路，於是他給予李兆基1,000元本錢，讓他來港創業。
李兆基 生平
李兆基在20歲時（即1948年），已經做了8年掌櫃，憑著懂分辨黃金成色的本領，成功取得第一批資金。及後把握1949年中共建政的機會，當時的香港中環文咸東街，有二三十間金鋪銀店，專營黃金買賣、外幣找換、匯兌等生意，業務性質跟李介甫在順德的永生銀號沒有分別。
在30歲時（即1958年），他認為樓盤地產十分有投資價值。購地起樓，需要更多的資金。於是李兆基於同年，與在中環夏蕙餐廳「收風」時認識的郭得勝和馮景禧，連同胡兆熾、黃少軒、戚宗煌、呂賢藻和郭錦濤合資組成「永業企業公司」；於1963年，與郭得勝及馮景禧另組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及後人稱「三劍俠」。
外界對李兆基普遍印象是「數口精」，但除此以外，其商業家世背景及交際手腕才是成功關鍵。專研華人家族史的中大學者鄭宏泰指，李兆基的打拼過程中，不似李嘉誠1950年代起已獨當一面，但其商業家族背景令他懂得善用其人脈，尤其是跟當時商界已甚有地位的郭得勝、馮景禧合作，評論認為「李兆基好似三劍俠中的『細細佬』，當年好多公開場合，佢都係企喺郭得勝、馮景禧後面，可以想像好大重大決定都唔到佢話事，但能被年長十多歲的二人賞識，相信才華不亞於另外兩人。」
李兆基 生平
三人合作經營14年之後，1972年將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簡稱新地）上市，三人決定分家。1973年，李兆基自立門戶，創立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簡稱恒地）。1981年，恒地正式上市，李兆基單箭頭的成就，更勝從前，原因是懂得以低成本收購地皮，包括利用每持有5呎農地可換取2呎可發展住宅地皮的Letter B換地模式，以及收舊樓、收農地。當年李兆基為涉獵地皮，使用十分多的手段，包括於美加中文報章刊登廣告，吸引海外老華僑出售香港樓宇，而收舊樓方面，一個半個單位亦不會放過。近十多年，則透過田生集團等等公司收購樓宇，近年於大角咀、大坑等地區密密收購。更大規模的，是將農地轉換土地用途，就如南生圍地皮。
李兆基指他之所以主攻較小面積的單位，是希望更多香港人買得起自己的單位，擁有「家的感覺」。包括600呎、4房的南昌一號，「不能坐的馬桶」何文田加多利軒，以及相信是全港最細111呎分層單位、1984年落成的牛頭角得寶花園及1985年落成的北角嘉運大廈，均來自其公司手筆。
李兆基 生平
李兆基大半生專注做地產，其他業務乏善足陳，只有收購中華煤氣（003）成為其得意之作。90年代香港地產狂潮，李兆基1996年成功獲得大量利益，以127億美元成為香港首富，全球富豪排名第四。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初期，香港遇上亞洲金融風暴而樓市大跌，李兆基的地產市值見頂。
1988年，澳門東亞大學頒贈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給李兆基，對他在香港商界的卓越成就致以敬意。此後，李兆基還分別於1993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於1997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於1998年獲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在內地，先後被授予順德市“榮譽市民”，佛山市“榮譽市民”，廣州市“榮譽市民”等榮譽，以讚揚他在企業界的成就及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
1993年4月，李兆基被邀出任港事顧問，並成為廣州市“榮譽市民”。
李兆基 生平
2007年，李兆基轉攻股市，旗下兆基財經高峯期擁有2,000億資產。李氏在投資中資股票在賬面上均獲厚利，令其財富急升，有「香港巴菲特」或「亞洲股神」的稱號，但他其後在金融海嘯期間多次看錯後市，曾經承認自己只是「冒牌股神」。其「亞洲股神」夢，換來「水瓜打狗，唔見咁截」，2009年兆基財經縮水六成。
近年屢次發表「買地產股好過買樓」論，遲遲未見回報，智易東方證券行政總裁藺常念認為，買入地產股並非明智決定，97年到現在，沒有一隻能重返高峯，他指：「而煤氣就真係佢的金蛋，每五年升一倍，買到煤氣佢真係好彩，香港業務發展飽和，內地仍大有市場。」
踏入80歲後，李兆基專注於慈善事業。
到2019年3月（即91歲），李兆基以2,496億元身家於香港富豪排名僅次於李嘉誠，世界富豪排名第29。同年5月28日他將交棒予兩位兒子李家傑及李家誠，留下了多個尖沙嘴重建計劃及穩如泰山的恒基兆業及香港中華煤氣（003）。
2025年3月17日黃昏，李兆基離世，享年97歲。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致哀。
2025年4月27日，恆基兆業為李兆基於香港殯儀館設靈，翌日舉行團體公祭，並採用佛教儀式大殮。治喪委員會由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及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出任榮譽主任，委員會主任則由時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及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出任，副主任包括時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至於治喪委員會委員則包括64名香港政商及文教界領袖。李兆基遺體其後擇日在家鄉順德大良安葬。
李兆基 家庭 / 住所
李兆基搬入白加道獨立屋之前居於中半山惠苑的三層復式連空中花園單位，實用面積共12,050平方英尺。
李兆基30歲時便與劉惠娟共諧連理，生了三名女兒，兩名兒子，即其接班人李家傑及李家誠。
惟與劉惠娟的婚姻只維持至1985年，離婚後李兆基沒再婚。港媒守候許久也未發現新女友。李兆基以妻子命名的惠苑，女主人最終則並沒搬進，李氏皇宮2018年取得入伙紙，家族直到2019年仍居住於惠苑，臥室擇住200呎書房簡樸。新建的山頂白加道獨立大屋，李兆基本人遲遲最後一人於2024年入伙。生前有醫護團隊陪同入住。有醫護中心藥房。2024年下半年，由無人機空拍到李兆基於大宅曬太陽的身影，疑似已經常入住靜養，並結束惠苑租屋生活。
李兆基 私人投資基金
2008年10月30日，李氏以19.387港元的每股平均價，減持了3182萬股中國人壽H股，套現近6.17億元，減持後其好倉持股比例由早前的5.15%減至4.72%。這是他首次減持中國人壽的股票。同年11月4日，他則以平均價每股16港元購入120萬股東亞銀行股份。
李兆基 其他職位
李兆基亦加入過其他公司的管理層，他曾經是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主席，美丽华酒店企业有限公司、香港小轮（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董事。
李兆基 名下馬匹
李兆基為香港賽馬會會員，與好友鄭裕彤及明嘉福（包括他的遺孀明李祝玲）共同擁有多匹以鑽字命名的競賽馬，包括已退役的鑽之寶、黃鑽石、幸運鑽石、紅鑽石。
庐山会议 (1959年)
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擴大會議，以及緊接著於8月2日到16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扩大会议前期，7月2日-15日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针对当时“大跃进”运动中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引发毛泽东的不满，扩大会议后期遂展开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随后于8月2日-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反右倾运动”随即展开，加剧了全国范围的经济困难和大饥荒。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据官方史料记载，庐山会议前期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在本次会议上，毛泽东动员全党尽快完成“大跃进”生产任务。毛泽东于6月29日前往庐山途中和7月2日讲话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与会者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109。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當時的记錄员李锐認為，庐山会议一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遊山，晚上散步跳舞”。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并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541-542。毛泽东在小组组长会上讲话提到：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7月14日，会议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三面红旗”政策再次受到肯定，同时指出了“大跃进”中政策的一些偏差:542。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7月14日，时任國務院副總理、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被称为“万言书”，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接著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信中提到：「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98-101 彭德怀还在信中说：“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适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最后他指出：“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363-366 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分歧。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印发给与会全体成员，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围内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延长会议时间。17日，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到达庐山参加会议。彭德怀则认为这是他写给毛泽东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但会议很快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544。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里10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说：“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上谈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1300万吨钢来之不易，就是完不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成绩讲够很重要。”他又从彭德怀的信讲到了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7月19日，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工作中的缺点除了议定记录上讲到的之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等，并谈到了可能造成的后果。黄克诚还说，对人民公社，搞与不搞都可以，长远上有利，短时期内不搞更主动些。他还指出，现在一些地方作风上的突出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同一天，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称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词句可以斟酌。他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在肯定成绩后着重总结经验，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上层计划偏高偏大有很大关系:369。他认为，总的成绩是伟大的，但从具体来说，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有，要分别讲:545。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7月20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庐山会议 (1959年) 会议经过
7月21日下午，时任外交部副部長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支持彭德怀。他的讲话涉及13个问题：“大跃进”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彭德怀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还从哲学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探讨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反对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在党内民主作风上，“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在张闻天的发言中，有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仍然坚持讲出自己的意见。:413-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