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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毅 (陸軍軍人) 生平
即便以常識來理解，都會知道東洋鄰邦之間兵连祸结、以血洗血的行為實屬愚蠢。願諸位超越恩怨，秉持誠心與中國攜手，締造東洋乃至世界和平。中國人同是東洋人，我們日本人若以至誠之心相待，中國人岂有不悟之理？有道是：至誠之心可上達神靈。以同樣為東洋血脈的日本人之血殷切呼號，必能上達天聽。
西鄉先生說:『敬天愛人』。請諸君務必以仁愛待中國。仁愛和至誠無分國界。我今已被中國宣告死刑，願捨棄我之身體成為中國提攜之楔，東洋和平之柱，以達到對中國無半點怨恨的大愛境界。願日本國民獲得原諒，讓我的死得具意義。
有猜忌必定會引發戰爭。幸好日本已捨棄兵戈。上天已用日本戰敗諭示武器並非通往和平的道路。日本若想走上通往世界和平的大道，必要自身另尋戰爭以外的道路。此乃日本之後殘存的重大課題。這條道路是什麼呢？其根本精神是『愛』和『至誠』。
謹以此二語贈別日本國民，以作謝罪訣別之辭。以櫻花之仁愛，富士山之至誠，日本呵覺醒吧！永別了日本國民。且聽日本男兒血淚之呼號。
野田毅 (陸軍軍人) 生平
他在死刑執行前，寫下了他對事件的看法，在最後的遺書中較為簡短，未提及舊日本政府的責任，而在個人陳述部分的留言，除了持續重申他的無罪抗告之外，並繼續宣稱百人斬為虛構的內容等，雖表態維護和平、譴責戰爭的行為，但仍認為該判決為報復手段。
南京戰犯所的各位、日本的各位，永別了。即便在雨花台零落也不怨天尤人，為日本的重建而祈禱。萬歲、萬歲、萬歲。
死刑在即，
對於此次中國法庭人員、律師、國防部的各位以及蔣主席等的煩勞致上最深的感謝。然而對於虐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在南京行虐殺之事的罪名，恕本人無法接受。仔細想來，賜死之事乃是天命，且向世人展示日本男兒的最後姿態吧。
從今以後，希望我們是最後一個獻出生命，換取其他戰犯嫌疑者之公正審判的人。祈願之後不會因為宣傳或政策裁決人死刑，不會為了體面而基於情感做出判決，亦不會為消弭抗戰八年之恨而進行單方面的裁判。
我們的生命會隨着行刑凋零在雨花台上，而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會憎恨貴國。我們的死將成為中日關係的楔子、兩國合作的開端、東洋和平的祭品，進而促進世界和平，此乃一大幸事。懇請不要讓我們的死亡變成如犬死一般的無謂犧牲，這是唯一的願望。
中国万岁
日本万岁
1948年1月28日，野田毅與向井敏明在南京中華門外雨花臺刑場執行槍決。
野田毅 (陸軍軍人) 相关報導
《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於1971年多次赴中國實地調查，完成報導《中國之旅》，並於當年8月至12月在《朝日新聞》上連載。這篇報導充分記錄了南京大屠殺及「百人斬」等屠殺事件的歷史事實與真實細節。
大屠杀虚构派人士据此认为，野田为了所谓“大勇武”而进行杀人比赛是虚构的。大屠杀实证派人士则据此认为，杀俘虏更符合真实情况，说明杀人比赛是真实的；而且雖然未能確定人數，但也证明杀人比赛并不是在战争行为中杀死敌军士兵，而是杀死已经投降的战俘，更加有违伦理。
乔治·沃尔德
乔治·沃尔德（英語：，1906年11月18日—1997年4月12日），美国科學家，以其研究視網膜色素的作品聞名，1967年與霍尔登·凯弗·哈特兰和拉格纳·格拉尼特共同獲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乔治·沃尔德 研究
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成為研究員的乔治·沃尔德發現視網膜是由維生素A組成的。他更進一步的實驗顯示當視紫質（rhodopsin）的色素暴露於光線下時，它會產生视蛋白（opsin）及一種包含維生素A的混合物。這說明維生素A是視網膜不可缺少的元素。
在1920年代沃尔德及他的同仁用化學方式將視網膜的色素抽出來之後他們用紫外分光光度計來量度色素的吸收光度由於色素的吸收光度相當於其細胞（photoreceptor cell）能感覺到最活躍的波長因此這實驗顯示出了眼睛能感覺到的波長的極限可是由於細胞構成了視網膜的大部分因此沃尔德及他的同仁主要還是量度主要的感光色素—視紫質的吸收光度後來沃尔德得以使用一種稱為吸法（microspectrophotometry）的技術直接從細胞量度其吸光度而不用抽取出其色素這讓沃尔德得以斷定視錐細胞中的色素吸收光度。
乔治·沃尔德 生平
乔治·沃尔德生於紐約市，其父為艾萨克·沃尔德，母為歐內斯廷·罗森曼（Ernestine Rosenmann），他們都是猶太遷民。1922年，沃尔德畢業於紐約市的布碌倫技術高中。1927年，他在紐約大學獲得了他的科學學士學位，並於193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動物學的博士学位。畢業後，他得到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的旅行許可。沃尔德用此許可到德國與奧托·海因里希·瓦爾堡工作，在那裡，他鑑定了視網膜中的維生素A。之後，沃尔德跟維生素A的發現者保羅·卡雷一起到了蘇黎世及瑞士工作。沃尔德之後在德國海德堡短暫地與奧圖·邁爾霍夫一起工作過，但在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執政時，在歐洲生活的猶太人越顯得危險，於是他離開了歐洲，到了芝加哥大學。1934年，沃尔德到了哈佛大學成了講師，後來更當上了教授。他於1950年獲選加入美國國家科學院，並於1967年憑其對視覺的發現及成就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乔治·沃尔德 生平
沃尔德曾對於很多政治及社會事情作出評論，而由於他是諾貝爾獎得主，因此他的國家甚至全世界都很注意他的觀點。他不斷地發表評論反對越南戰爭和核軍備競賽。
1980年伊朗人質危機期間，沃尔德在拉姆齐·克拉克往伊朗的代表團中工作。
1986年，沃尔德及其他一些諾貝爾獎得主被邀前往莫斯科，與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商量有關一些環境問題。在那裡，他問了戈巴契夫有關葉連娜·邦納及其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拘留並被放逐到下諾夫哥羅德的問題。沃尔德報告說戈巴契夫當時表示自己並不知道任何關於該事件的資料。在這不久之後的1986年12月，波娜和萨哈罗夫獲釋。
沃尔德逝於麻薩諸塞州劍橋。
鸟类贸易 鸟类贸易的对象
驯养鸟类指的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获得稳定繁殖的鸟类，被人类成功驯养的鸟类除了鸡鸭鹅等家禽还包括白文鸟、十姐妹、金丝雀、虎皮鹦鹉等众多品种。驯养鸟类的贸易是鸟类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野生鸟类的贸易，驯养鸟类贸易得到更多国家法律的允许。
在中国，驯养鸟类贸易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红火一时，那时一些较为稀有和名贵的驯养鸟类品种的身价被抬高至万余元人民币，饲养和繁殖宠物鸟成为一种一夜暴富的途径，那个时期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投身宠物鸟繁殖，也为这一产业泡沫的膨胀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不久之后泡沫的破裂导致很多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野生鸟类的贸易是鸟类贸易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一部分，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福利主义者将野生鸟类贸易称为阳光下的罪恶。许多国家的法律处于环境保护的考虑是禁止野生鸟类贸易的，但由于常常在执法过程中面临举证的困扰，因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鸟类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态。
鸟类贸易 鸟类贸易的对象
野生鸟类贸易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宠物进入市场：绝大多数野生鸟类是作为宠物进入贸易市场的，中国将野生鸟类作为宠物饲养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宠物也有不同的玩赏方式。
欣赏鸣唱或形体：这一类的鸟类大多有悦耳的鸣声或悦目的体羽，前者如大山雀、八哥、画眉；后者如太平鸟、银耳相思鸟、金刚鹦鹉等。
参与杂耍：在漫长的饲养野生鸟类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些鸟类智力水平较高，可以完成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杂耍项目，这些鸟类多为进化程度较高的雀形目鸟类，如黑尾蜡嘴雀、锡嘴雀、太平鸟等。
进行赌赛：很多鸟类在繁殖期有占区争斗的行为，人们利用鸟类的这种习性，引两者相斗以赌赛输赢，这一类的鸟如:画眉、鹌鹑等。
参与狩猎：隼形目鸟类长久以来就被人类用以进行狩猎活动，在很多文化中，猎鹰都是受到人们欢迎的文化符号，甚至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工具，例如在阿拉伯世界，手架猎隼进行狩猎是上流社会非常流行的休闲活动。他们对猎隼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对这一鸟种的国际贸易，很多猎隼经过中国－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这一途径被捕捉和贩运至远离家乡的荒漠。在中国，除了隼形目的鸟类雀形目伯劳科的鸟类有时也被用来进行娱乐性的狩猎。
鸟类贸易 鸟类贸易的对象
作为放生对象进入市场：放生是佛教文化圈特有的现象，佛教和受到佛教影响的地方宗教有朴素的尊重生命的观念，他们的教义常常要求信徒善待生命，受到这些宗教影响的社会常常将放生视为最平常的善举。本來教义期望的是信徒見到因鸟类贸易或其他因素有生命即將消逝時，信徒能夠予以阻止，將該生命購入後放生。但是後來放生的行为已經變質，有些商家特意補捉许多鳥隻，掛上「放生鳥」的招牌販售，信徒是从商家手中大量购买野生或家养的「放生鳥」并在特定的节日直接将他们放归自然，放生行为變質成一種類似歐洲中古時代贖罪券的做作、作態。這種變質的放生行为受到一些环保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这种放生行为鼓励了对包括鸟类在内的野生生物的捕捉，因為當有人對於購買野生動物來放生有需求時，同樣就會使供給方有誘因去捕捉野生動物提供人們購買以獲取利潤，如此一來，放生行为在變質後事實上達成的效果相當有限，有時甚至是反效果，而在捕捉和贩运过程中野生动物的损失率极高，因而这种偽善举的背后是对野生动物血淋淋的屠杀。在中國的晉朝，世說新語曾對此種變質的放生行为譴責。
鸟类贸易 鸟类贸易的对象
作为标本进入市场：在中国只有极少数野生动物标本业的从业者是取得了合法执照的，他们一般都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以合法来源的野生动物尸体制作标本，出售的对象则主要是博物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而其他大量的从业者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他们自己捕捉野生动物，并制作标本，由于没有接受过专门培训，他们所制作的标本大多不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仅仅作为装饰品出售给需要的普通民众。这一类贸易涉及的鸟类大多为体形较大的猛禽。
鸟类贸易 对鸟类贸易的批评
对鸟类贸易的批评主要来自环保领域，并主要针对野生鸟类的贸易。环保主义者认为鸟类贸易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同时在鸟类贸易过程中，出于节约成本和防范执法人员检查的考虑，被贩卖的鸟类常常不能得到很好的对待。
例如：
鸟类贸易 鸟类贸易的影响
鸟类贸易的生态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野外种群生存构成威胁：野生鸟类贸易过程中，野鸟的死亡率极高，甚至可以大达到80-90%，因而野生鸟类贸易巨大的市场需求背后使更加巨大的野外捕捉量，而这种捕捉有可能会对某些物种的野外种群构成毁灭性的影响，如分布于北美洲的旅鸽曾经是当地最为常见的鸟类，但被人类作为食物大量捕捉和贩卖，在20世纪灭绝；又如曾经在亚洲东部有着巨大种群的绿翅鸭、白眉鸭和花脸鸭因为肉味鲜美而被捕杀贩运，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种群数量陡降；近些年来信天翁数量的大幅度下降就于繁殖地受到人类干扰，其中包括人类捡拾鸟蛋，对着一类的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谷寿夫
谷寿夫（日语：〔〕／ Tani Hisao，1882年12月23日—1947年4月26日）日本陆军中将，二战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
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派往中国华北地区。淞沪会战期间率军绕道杭州湾登陆。1937年12月12日率所部由中华门侵入南京，并伙同第16师团、第18师团、114师团等制造了南京大屠杀。1947年2月6日在南京军事法庭公审，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
谷寿夫 生平
谷寿夫于1882年12月23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于1903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步兵科，1904年3月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参与日俄战争，期间晋升中尉。1912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4期，成绩名列该期第三名，被派往英国留学。后曾在参谋本部及驻外使馆任职。谷寿夫在陆大担任教官时还采访了松川敏胤，写了一本《机密日俄战史》（機密日露戦史）这本书成为日本陆军参谋学院的必修教科书，虽然被陆军元帅上原勇作批评为不准确。1925年3月18日晋升陆军大佐；1928年8月10日作为第三师团参谋长参加了九一八事变。1930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任驻国联的日军陆空军代表。1932年回国任军事调查委员会会长。1933年8月1日任近卫师团第二旅团长。1934年8月1日担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官的闲职。1935年6月5日任第九师团留守师团长，12月2日任第六师团团长。
谷寿夫 生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谷寿夫被任命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率部参加华北的战斗，在华北纵容部下屠杀中国平民。同年8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组建上海派遣军，由松井石根担任司令官。11月7日，日军组建中支那方面军，松井石根担任司令官，仍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冢田攻、武藤章分任正副参谋长。方面军下辖朝香宫鸠彦王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平直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团（谷寿夫为该军第六师团团长）。10月后谷寿夫被调入华中战线，在柳川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团编成内参加金山卫登陆作战，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团其他师部在杭州湾北部登陆后，谷寿夫随即从左翼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配合上海派遣军对淞沪战场上的国军形成夹击之势，迅速改变了淞沪战场日军久攻不下的局面，急剧加速了国军崩溃态势。8日，谷寿夫随第十军渡过黄浦江，占领松江地区，截断沪杭铁路。
谷寿夫 生平
1937年11月12日，谷寿夫不顾后勤缺乏，长途奔袭南京。同年12月3日，谷寿夫奉命率第六师团沿广德、洪兰埠公路向南京南面进击，8日占领南京秣陵镇，参加南京外围作战。9日，第六师团占领雨花台以西地区，一步占领大胜关。10日，向雨花台发起进攻；12月13日，突破国军第88师在中华门建立的防线，抢先攻入南京市。
在日军攻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逃难的南京市民和投降的国军拥挤在街道上，谷寿夫纵容部下对无辜平民投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自己也亲自用军刀杀人，其中谷寿夫本人奸淫中国妇女达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绝不容许共产主义肆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后来，谷寿夫还邀请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的日本老兵前来参观。直到同年12月22日，谷寿夫率第六师团奉命回到安徽南部进行清剿作战，第六师团在南京的暴行才得以停止。据统计，被谷寿夫及其师团官兵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至少达5万人，他的第六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人民的数量，仅次于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
谷寿夫 生平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导传到了日本政府，而日军参谋本部为避免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将谷寿夫于同年12月27日调任本土防卫军担任中部军司令官的闲职，1939年9月进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任第59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官，未及赴任。
日本投降后，谷寿夫逃回了日本老家，1946年2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乙级战犯，当即遭到逮捕，并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1946年8月谷寿夫被从东京巢鸭监狱引渡至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军事法庭首次对谷寿夫开庭侦讯。在讯问中，谷寿夫对自己的侵华路线对答如流，但对第六师团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矢口否认，声称在南京的街上连死人也没有看见过。1946年12月31日，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正式起诉谷寿夫，要求对其执行死刑，以维正义与和平。在起诉书的附件中，附有谷寿夫部队的枪杀事实122例，受害334人；刺杀事实14例，受害195人；集体杀害15例，受害95人；其它杀害，包括屠杀、打死、勒死、抛水淹死、暗杀等，有69例，受害310人；强奸事实15例，受害43人；抢劫及肆意破坏财产事实3例，受害17人。
谷寿夫 生平
其实早在谷寿夫被押解南京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及军事法庭就搜集了大量证据。1946年10月28日，军事法庭又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特别是中华门附近的民众揭发谷寿夫部队的罪行。为了便于被害人家属检举，1947年1月25日至28日，军事法庭在中华门外雨花路14号第11区区公所内召开临时调查庭，共有600余人前往检举，控诉日军暴行。1月29日及31日，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还率领叶在增等人，前往中华门外遇难者丛葬地，两天共挖掘尸骨5处，约3000具，选取较为完整的头骨数十颗，交给法医检验。经鉴定，均有刀砍、中弹或钝器击损痕迹，且被害情形，个个不同。至1947年1月，军事法庭已经搜集到谷寿夫部的大屠杀罪证四五千件。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审。负责这次审判的法庭，是受盟军总部远东军事法庭委托的江苏高等法院刑庭第一庭。审判庭设在南京城内明故宫的一座大庭里，布置庄严肃穆，周围戒备森严。
下午审判正式开始，宪兵将谷寿夫押入法庭。主审谷寿夫的审判长是石美瑜律师。公诉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起诉谷寿夫。起诉书中说：
谷寿夫 生平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担任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于1937年12月13日，率部攻入南京，立即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持续40多天。
起诉书中详诉了谷寿夫的屠杀罪行：
查屠杀最惨厉之日期，为1937年12月13日至22日。在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有15万余具。屠杀总数当在34万人以上。
起诉书里还举例指出：
12月15日下午一时，我军警2000余名被日军俘虏后。押赴中华门外，用机枪扫射，饮弹齐殒。其中负伤未死者，悉遭活埋。同月18日夜间，又将我被囚于幕府山之军民67418人用铁丝捆扎，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射杀，凡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死，并将全部尸骸用煤油浇灌焚化。日军在中华门外，轮奸少女后又迫使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而死。我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谷寿夫 生平
审判长宣布开庭之后，问谷寿夫对公诉书中所列举的犯罪事实有何申诉，谷寿夫对其指控一概不予承认说道：
当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处于战争状态之时，你们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早作撤退准备，在双方交战炮火纷飞的情况下，有些非战斗人员不幸为流弹所中，这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本人对此感到抱歉。
面对在证人席上陈放的从南京万人坑里掘出的穿有洞孔，伤痕的头骨，谷寿夫继续说道：
你们凭什麼说这是日本士兵的刀枪穿刺的呢？你们在堂堂国际法庭上，不要带上民族感情来对我审讯，这是不符合法律原则的，是不公道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是奉命来华作战，执行任务的，战争责任不在我谷寿夫身上。
谷寿夫 生平
法庭之上，谷寿夫坚决否认南京发生过任何大规模屠杀事件。对此，审判官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三次庭审，法庭共传讯中外人士80余人到庭作证，其中有美籍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密斯、历史学教授贝德士、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等人，他们都列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即便如此，谷寿夫依然否认。法庭放映了两部16毫米纪录片。一部是美国牧师马吉在1937年的南京，偷偷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影片。一部是日军自己为了炫耀武力而拍摄的中华门至新街口的屠杀现场影片。面对起诉方出示的证据，谷寿夫哑口无言。两天以后，谷寿夫又提出申请，要求法庭传讯其属下参谋长等会攻南京时的日军高级将领作证。2月25日和3月3日，军事法庭续审谷寿夫。率部坚守中华门，受伤后躲在尸体堆中活下来的国军营长郭歧，出逃西安后，曾将南京大屠杀写成《陷都血泪录》，在《西京平报》上进行连载。此次也出庭作证。谷寿夫提出的证人小笠原清也到庭作证。经过五次公审，谷寿夫纵兵制造南京大屠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抵赖。随后被告要求传其参谋长下野一霍、旅团长坂井德太郎等人出庭作证一事，法庭指出，这些人本身都有共犯嫌疑，纵使到庭作证袒庇，也不可能作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
1947年3月10日下午南京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作最后审判。法院指出：
被告在攻陷南京后，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违反了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已经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而且受害者达到数十万人，尤其用剖腹、枭首、轮奸、活焚的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海牙陆战规例、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及刑法等法律条款，判处其死刑。
谷寿夫不服判决，于3月18日提起上诉，24日又追加上诉，要求复审。4月2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批示：原判尚无不合，应予照准。被告声请复审，应予驳回。
1947年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在写完给予亲人的信件后，被宪兵押赴雨花台刑场。押解谷寿夫的车一停，宪兵将谷寿夫拖下车时，据行刑的当事人张涛描述，此时谷寿夫已吓得全身发软，站不起来了，只好由自己和另一位宪兵左右扶持站立。
谷寿夫行刑时没有被捆绑，也没有插行刑牌，宪兵手持枪械在谷寿夫背后举起，对准其后脑开了一枪，子弹从头顶斜入，由口中飞出，打飞了谷寿夫两个门牙。谷寿夫当场宣布死亡。最后两名宪兵将已死亡的谷寿夫面朝天放在地上。此时围观的人高声欢呼，掌声雷动。
田中军吉
田中军吉（日语：／ Tanaka Gunkichi，1905年3月19日—1948年1月28日），日本东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軍人。
1937年至1938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日本侵华派遣军之谷寿夫第6师团任上尉中队长，手持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连续劈杀中国南京战俘、平民300余人。山中峰太郎所写之《皇兵》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杀人经过。
田中軍吉著有《銃後熱血譜》、《弔髯葬送曲》兩首軍歌。
战后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引渡回中国审判，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卡爾·羅哲斯
卡爾·羅傑斯（英語：，1902年1月8日—1987年2月4日），20世紀美國心理學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創始者之一。首創非指導性治療，又稱案主中心治療，強調人具備自我調整以恢復心理健康的能力。
卡爾·羅哲斯 生平
1902年1月8日，羅杰斯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奥克帕克（芝加哥郊区）。父親是土木工程師而母親是家庭主婦；信仰基督教。羅杰斯是他们6个子女中的第4个。羅杰斯在嚴格的宗教性和倫理性的教育環境下成長，使他成為一個相當孤立、獨立而有紀律的人，從他的早期生活裡，可以看出兩項趨勢反映在他後來的成就裡。其一是重視倫理與道德觀念；其二是尊重科學方法。因宗教上的理由，他第一個選擇的職業是農業，后来转向历史学，又转而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22年，后在20歲时，前往北京參加國際基督徒大会，因為這次旅行，使得他開始懷疑自己對宗教的奉獻；他也參加了一個名為「為什麼我成為牧師」的研討會，這幫助他弄清楚自己的職業選擇，在这之後，他決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卡爾·羅哲斯 生平
他在芝加哥学习心理學課程，並在1931年得到了博士學位。他分別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1940年）、芝加哥大學（1945年）及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1957年）任教及實習。後因與威斯康辛大學心理學系發生一些衝突，羅杰斯對当时心理学的發展不抱有任何期望。直到他突然離世前，他一直在La Jolla做研究，同時間他繼續進行心理治療、演講、寫作等工作。1946-1947當選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56年榮獲美國心理學會傑出科學貢獻獎。1957-1963年，他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教心理學，在此期間，他寫了他最知名的書籍之一，成為一個人（1961年）。卡爾·羅杰斯和亞伯拉罕·馬斯洛（1908至1970年）開創了一個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了頂峰。 1961年，他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院士。卡爾·羅杰斯也是其中一個在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崛起被人們質疑的人。他通過文章，批評社會的向後看的親和力。綜觀羅杰斯的事業，他不斷努力把客觀的科學方法應用到最基本的人性上。
卡爾·羅哲斯 生平
羅杰斯對教育心理學也帶來了重要的影响与衝擊，他的觀點在教育心理學中被普遍讚譽為人本主義。他同時也开发出體驗性學習理論，這個理論與他所稱的認知性學習是相對的。
電腦科學家约瑟夫·维森鲍姆曾在1966年設計出一套聊天程式ELIZA，嘗試模擬一個人本主義的羅杰斯學派心理治療者的治療過程。它的工作方式是：讓使用者的輸入、應用簡單的轉換規則，這些規則是為了建構問題、以及能反映出使用者所陳述的內容。某些人對ELIZA在上述情況下的展示有很深的印象，特別是，相較於與其簡單的程式。
羅杰斯與其他一些學者同時也是Group Encounter（主要對象為年輕人、管理者等）及Marriage Encounter（ME）的奠基者。
卡爾·羅哲斯 人性觀
現象場是指世界是由人的各自主觀經驗所構成的。所以彼此所認知的世界都不一樣。因此從個人的現象場可以反映出內在的心理需求、目標和信念；現象場並不是對於現實的紀錄，而是個人因應內在需求的主觀建構。羅杰斯說過「我們並不是對一個全然客觀的世界做反應，而是對於對現實世界的知覺做反應。」
因為人性向善的觀點，羅杰斯面對內心原始的本能反應，會是以開放的心胸來接受它。羅杰斯描述了一個病人的經驗：「我曾經不斷嘗試扮演一個角色，一個別人認為我應該扮演的角色，現在我想知道當初是否就應該大聲說出自己的主張。」如果行為與思想可以與內心真正的感覺並行不悖，就可以達成一致性。
羅杰斯認為自我就是我們對自己的經驗感受。羅杰斯把自我分成兩個面相：實際我（actual self）、理想我（ideal self）。從實際我到理想我會是一個向上成長的歷程。
卡爾·羅哲斯 人性觀
Carl Rogers認為人性向善，人們是會趨向對自己有利的。即使每個人之間的潛能有差，但仍會自動自發且運用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假使讓一個人生活在良好的環境裡並任其自由發展，將會培養出一個健康且成熟的自我。Carl Rogers認為人的最基本的性格歷程是個體往成長方向不斷邁進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稱為「自我實現」。人藉由與環境之間的互動產生經驗，而我們會對這些經驗做出評價，若是能讓我們達成目標即為正評價，反之則負評價。而人們就會一直往被評價為好的經驗方向邁進，久而久之，人就可以達成目標。而這個也就是為什麼自我實現的傾向是個人能自我治療的有效力量。
一個達到自我實現的人，可以把他視為一個有自信的人，在面對各種經驗時，往往都可以做出正面評價的事且接受挑戰，進而成長。一旦有所成長，人也就更有自信，也久達到了一個正向的循環。
卡爾·羅哲斯 人性觀
羅杰斯認為：人們會尋求自我一致性和自我與日常經驗的協調。「個體所採用的行為方式，大半和他的自我概念相一致。」例如：一個自認為拼字拼得不好的人，就會以符合這個自我概念的方式來表現行為。除了一致性，羅杰斯也強調協調（congruence）對性格的重要性，亦即，人們感受到的經驗及其對自身看法間的協調性
例如：你是一個認為對別人有同理心的好人，卻有感受到自己很冷酷且不具同情心的經驗，那麼便存在不協調（incongruence）。
當出現不協調時，會試圖否認自己，而防衛歷程分為否認和曲解，否認為讓經驗不講明出來，以保持自我結構受威脅。曲解為將經驗扭曲得和自我相一致。例如：考高分，認為是老師瞎了眼，我只是幸運。
於低自尊的人與高自尊的人中，低自尊的人容易比高自尊的人，做出欺騙行為，且傾向於維持較負面概念，有時甚至連讓自己心情好轉的事都不做，選擇維持壞心情。
因生命中有不同角色，其中角色分歧愈大，在面對分歧時，愈容易感到焦慮、憂鬱且自尊低。
羅杰斯認為正向關懷的需求對性格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他非常強調的概念，羅杰斯曾說：「他人的正向關懷是如此曲動人心，使一個人以能獲取他人正向關懷的方式來行動，而不再是實現個人的正向價值。」例如：因為某種行為能得到父母的愛，而去做此種行為。
無條件的愛與關懷為在各種情況下，皆可以付出愛與關懷，相對則為價值制約。
例如：如果是價值制約，常常會聽到，如果你不乖乖把功課寫完，媽媽就不愛你了。
例如：很想要學習藝術，但因為若你能學習法商，就會表現出愛與關懷，因此放棄學習自己喜歡的藝術。
孩童是否在無條件的正向關懷中成長，對其成長與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孩子如何看待父母對他的評價，亦反映出自我接受程度。
以自尊測驗看來，父母看法、教養態度、生活型態等會影響孩子自尊，自尊高孩子較果決、獨立、並富創造力。父母態度又以以下三方面最為重要：
卡爾·羅哲斯 學習觀
Carl Rogers 認為所謂學習分為兩種，意義學習與無意義學習。無意義學習是指不易學習且容易遺忘的學習，羅杰斯認為這類學習只涉及心智，是一種「在頸部以上」發生的學習，不涉及個人意義及感情。而相反的，意義學習不僅涉及事實累積的學習，而是一種與各部分經驗都融合在一起的學習。
由以上五個意義學習的定義，延伸出六個學習原則，此六原則皆是以學生為中心，且以自由為基礎。
卡爾·羅哲斯 “ 全人” 教育理念
羅杰斯「全功能的人」的觀念，牽涉到以下諸種質素：
個人活化的發展，根據羅傑斯的第14條主張，會造成一些動態過程而非靜態狀態。他描述這個過程為「美好生活」，其中個體持續地朝向滿足潛能的目標前進。他也列出完整發揮功能的人的特色：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日语：／ Matsui Iwane，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是一名大日本帝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階為陸軍大將，曾於1937年指揮中支那方面軍，參與了南京大屠殺的戰爭罪行，因而在戰後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裁定为甲级战犯，最终被處以絞刑。
松井出生於名古屋，參加過日俄戰爭。1906年自陸軍大學校畢業後不久志願執行駐外任務。隨著松井軍階的提昇，他成為日本陸軍中最重要的中國通之一，也是亞洲主義的積極倡導者，特別是在成立頗具影響力的「大亞細亞協會」中具有關鍵作用。
1935年，松井從軍中退役，但由於1937年中國與日本爆發全面戰爭，於8月再度被召回現役，指揮部隊參加了淞滬會戰。日軍獲勝後，松井說服日軍大本營繼續進攻当时中國的首都南京。12月13日，松井指揮的部隊在當地對中国军队俘虏和平民展開了大屠殺。松井在屠殺事件中的責任比重尚有爭議，如其本人對屠殺了解的程度、患病無法掌握部隊、部屬自行其是等。
松井石根
1938年，松井因為南京戰役的緣故被解除中支那方面軍司令職務，召回國內。日本戰敗後，松井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犯有戰爭罪，並被處以絞刑。1978年，松井與其他被定罪的戰犯被奉入靖國神社內，此舉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松井石根 生平
松井石根的祖先松井宗信曾經當過二俁城的城主，在桶狭间之战中阵亡。松井石根的父亲叫松井武國（日语：）是原尾張藩武士，其名字中的圀（）来自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因为松井石根的祖父曾经当过普请奉行和町奉行，热爱水户学，遂给儿子以水户黄门真名中的则天新字“圀”命名。
松井石根於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名古屋，是松井武國的第六個兒子，家境貧困。在完成小學畢業後，父母要求松井繼續升學，但他不願使家裡經濟負擔更為沉重，因此儘管他身形矮小瘦弱，依舊選擇從軍。因為在當時的日本，軍校收取的學費最低（一說免費）。1893年，松井入學陸軍幼年學校，1896年畢業後又就讀陆军士官学校。松井是優秀的學生，在1897年11月畢業時為班上排名第二名，與他同期的還有未來的陸軍大將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本莊繁和荒木貞夫等人。
松井石根 生平
1901年，松井被陸軍大學錄取，這是一所精英機構，每年只招收約10％的申請者入學。1904年2月，松井因日俄戰爭爆發而中斷學業，被派往海外的滿洲戰場（中國東北）擔任步兵第6联队中隊長。在辽阳会战（首山堡戰役）中，松井的大腿被射穿，聯隊隊員也幾乎被全殲。戰後，松井繼續完成陸軍大學的學業，於1906年11月畢業。他的弟弟松井七夫也是陆军军人，曾任张作霖的顾问，官至中将。
松井對中華文化有著終生興趣。他的父親也是一名研究中國古籍的漢學家，他自己也在軍校學習了漢語，對於漢詩、書法也頗有根底。松井還是同鄉的大陸浪人、亞洲主義軍官——荒尾精的狂熱崇拜者。荒尾主張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應在日本的霸權領導下建立緊密的貿易和商業夥伴關係、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此一思想融入了松井的世界觀中。陸軍大學校畢業後，松井立即申請執行駐外任務，當時駐華職務並不受歡迎，除了松井外也僅一名軍官提出申請，但他宣稱自己將成為「第二個荒尾精」。
松井石根 生平
起初，參謀本部派遣松井駐於法國，到了1907年他才如願被派往中國，擔任駐外武官的副官，進行情報任務。松井於1907年至1911年間在中國工作，1915年至1919年則轉駐上海。1921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再任駐海參崴參謀軍官。1922年至1924年，松井再度回到中國，擔任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顧問，同時兼任「哈爾濱特務機關」機關長，為關東軍做了大量情報工作。由於在中國服役的豐富經歷，松井被公認是日本陸軍最重要的「中國通」之一，他對中國事物與詩歌的熱愛也在軍中廣為人知。因職務所需，松井時常往返中國各地，這使他結交許多中國軍政界的朋友，例如他和孫中山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也在1907年為當時留學於日本的蔣中正當了租屋的擔保人。
松井石根 生平
松井在軍中晉升迅速，1923年時便獲得了少將軍銜。1925年至1928年間，任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情報部門）部長，他是第一位被擔任該職位的「中國通」，並對往後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身為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松井一直是蔣中正的堅定支持者，後者試圖結束中國的內戰狀態，並在他的領導下統一國家，因此發起「北伐」，而松井則希望能透過蔣中正，使中國與日本建立強大的伙伴關係，共同抵制共產主義和西方國家對亞洲的影響力。然而，松井的期望被一系列的危機阻礙，日本政府根據其建議，在1928年蔣中正「北伐」時向中國濟南市派兵保護日本僑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但日軍最終仍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引發「濟南慘案」。松井前往濟南嘗試調解，但事情還尚未落幕，日本關東軍軍官河本大作大尉又用炸彈炸死了張作霖，是為「皇姑屯事件」。曾為張作霖支持者的松井又立即奔赴滿洲，主張應嚴懲河本，但最後不了了之。
1928年12月，松井離開了情報部門主管的職務，開始為期一年的歐洲考察之旅。松井對法國和中國都很感興趣，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在法國本土和法屬印度支那都為日軍做了大量工作。
松井石根 生平
1931年9月，關東軍入侵中國東北，是為「九一八事變」，中日關係迅速惡化。當時松井已回國受命指揮第11師團，但年底他又以陸軍全權代表的身份被外派至瑞士日內瓦參加世界裁軍會議。起初松井的態度是譴責發此本次入侵行動的軍官，但他也同樣被向「國際聯盟」告發、譴責日本的中國代表所刺激，在松井來看，西方列強和國際聯盟試圖故意挑起中日衝突，認為日軍的侵略反使3000萬的滿洲人得以獲得「解脫」（他稱此為「帝國的同情和誠意」），而亞洲其他地區則應成立所謂的「亞洲同盟」，「應向有著中國的4億人民提供我們在滿洲給予的相同幫助和同情」。
1932年末，松井返回日本，前往東京拜訪一個名為「泛亞研究小組辦公室」的智庫組織，提出將其擴展為國際群眾運動的構想，獲得了認可後，松井便於隔年3月將此研究小組重新命名為「大亞細亞協會」（），主張將促進「亞洲人民的統一、解放和獨立」，歷史學家托爾斯登·韋伯評價其為「在1933年至1945年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主義宣傳組織」。松井以此在日本國內外積極宣傳「亞洲同盟」理念，協會出版的著作也廣受日本軍政界精英人士閱讀。
松井石根 生平
1933年8月，松井被派往台灣受命指揮「台灣軍」，同年10月20日，松井晉升陸軍最高軍階——大將。在台灣期間，松井也在當地建立了「大亞細亞協會」的支部，擔任榮譽顧問。1934年8月，松井返回日本，成為軍事參議院成員。與此同時，中日關係繼續惡化，松井也逐漸與自己擔任情報部門主管時努力扶持的蔣中正國民政府疏遠。在1933年發布的「大亞細亞協會」第一期官方公報中，松井抨擊中國領袖的親西方態度「出賣了中國本身、背叛了亞洲」，後來他還被由永田鐵山少將所領導、以參謀本部的數名軍官組成、主張以武力推翻蔣中正的「統制派」所吸引。1935年8月，松井的軍旅生涯於突然結束，永田被對立的「皇道派」成員刺殺，是為「相澤事件」。松井對日本陸軍的派系鬥爭感到厭倦，因而決定對此事負責（亦有稱其捲入而不得不引咎辭職），退出現役、編入預備役。
松井石根 生平
預備役的身份使松井有更多的時間可去推行他的亞洲主義計畫。1935年10月至12月期間，他遊歷了中國的各大都市和日本於中國東北建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向中國的政商名流講述亞洲主義，並在天津設立了新的「大亞細亞協會」支部。1935年12月，松井返日，當上「大亞細亞協會」主席。1936年2月至3月，在中日關係已呈緊張之勢的背景下，松井二度前往中國，這次則是在政府贊助下、旨在開展中日友好關係的行訪。松井先是在2月底經由台灣前往廣州，與國民黨右派的胡漢民、桂系軍閥領導人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等見面，但會談並未實質解決任何問題。3月12日，松井抵達南京，先與中國外交部長張群會談，之後於24日與蔣中正會面，先是提出日本可協助南京中央與桂系矛盾的「西南問題」，蔣未置可否，之後松井又提出要中國承認滿洲國，但蔣斷然拒絕。兩人雖在諸多議題上找不到共通點，但在反共的意識形態方面有著合作的空間，松井離去時也堅信這將成為未來中日合作的基礎。然而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後，蔣中正同意與中國共產黨組成聯合抗日陣線，這使松井感到自己被蔣中正所背叛。
松井石根 生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起初戰事僅限於華北地區，然而在8月擴展到上海一帶。日本政府決定增援兩個師團登陸上海，與原有單位編制為「上海派遣軍」。由於現役官兵人數不足，參謀本部徵召了預備役，松井便於8月15日正式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關於參謀本部選擇松井的原因尚不明朗，但他作為「中國通」的聲譽可能是其主因。日本歷史學者秦郁彥認為，一旦日軍控制了上海，參謀本部便將與中方談和，而松井有著與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係和友誼，因此被認為是理想的談判人選。松井也自稱其使命是「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日本軍隊是中國的真正朋友」，並說道：「我是帶著安撫自家兄弟的心態來到前線，而不是來跟敵人戰鬥的」。
松井石根 生平
在乘船前往上海戰區期間，松井採納了海軍制定的計劃，預計將「上海派遣軍」分別派至上海北部的兩個登陸點——吳淞和川沙口，前者直接進攻上海，後者則用於包圍中國軍隊。8月23日，松井在旗艦「由良号」轻巡洋舰上監督登陸作業。起初的登陸進展順利，但隨著陸上戰鬥逐漸白熱化，傷亡人數也相應增加。松井不認為自軍有足夠的兵力可達成目標，因此不斷向大本營尋求更多的增援。9月10日，松井本人也抵達上海，當天陸軍參謀本部告知他將獲得另外三個師團的增援。然而儘管日軍如此增援，仍不足以擊退國軍。10月初，松井誤判國軍將撤出上海，下令日軍步兵對後者陣地進行集中突擊，期望在11月之前結束戰事。然而「上海派遣軍」未能突破南翔和吳淞江一線的國軍防線。直到11月5日，由柳川平助中將率領的第10軍於上海以南登陸，戰場局勢逆轉，才迫使國軍匆忙撤退。11月26日，日軍佔領上海。
上海戰役對中國百姓造成了傷害，而松井本人對中國難民的困境頗為關心，於10月下令改善中國難民營的生活條件，還捐贈了1萬美元給法國神父饶家驹，以協助後者建立保護上海平民的「安全區」（即南市難民區）。
松井石根 生平
11月7日，松井被任命為由「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合併而成的「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並繼續兼任指揮「上海派遣軍」至12月2日由朝香宮鳩彥王接任。至此，參謀本部仍希望對局勢有所控制，因此在創建「中支那方面軍」的同時，還制定了一條「制令線」限制行動，命令部隊禁止離開上海一帶。然而，實際上松井早有進攻至上海以西300公里的中國首都——南京的想法。早在7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松井就便在一次演講中表示「迅速拿下南京……將說服中國公眾摒棄蔣介石，將他們的命運託付給日本的領導人」；8月17日受裕仁天皇召見時，松井同樣說：「別無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蔣介石政權，這就是我必須完成的使命」；8月19日，在準備離開日本、開往上海前線前，松井同樣向前來送行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告知：「本次無論如何都要打到南京去，使國民政府屈服，這是膺懲支那的特殊使命決定的」。松井還認為自己將能在中國組建新政府發揮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構想裡，這將是一個更能維護日本和中國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日本歷史學家笠原十九司則指出，松井此時的年齡已經偏高（59歲）、軍歷又默默無聞，因此迫切地希望能在這最後一次的戰鬥中建立顯赫的戰功，如攻佔中國首都。
松井石根 生平
11月19日，柳川的第10軍越過了「制令線」，開始朝南京挺進。有資料稱松井曾為抑制柳川而採取一些措施，但他還是向大本營力陳進攻南京。12月1日，陸軍參謀本部批准攻取南京的命令，但當時日軍大多部隊都已越界。儘管松井已達到爭取到攻擊南京的目的，但因為知道麾下部隊因為上海的戰鬥已十分疲倦，因此他決定採取謹慎的作法，估計用兩個月的時間來緩慢攻取南京。然而松井的部下拒絕共同行動，反而相互競逐誰能第一個攻抵南京。松井發現自己的部隊已遠遠超過表定的作戰目標後，只得修改計畫。12月7日，松井將指揮所從上海轉移到更接近前線的蘇州，並於12月9日命令用飛機飛至南京上空灑下了「勸降書」。由於此時國軍已決定保衛南京，並未回應松井。次日，松井批准對南京的全面攻擊。在南京北面山區，由於松井試圖保護當地的歷史遺跡——中山陵和明孝陵，「中支那方面軍」被禁止使用火砲攻擊，在當地遭受了重大傷亡。南京的國軍守備部隊在日軍猛攻下不久便崩潰，但並無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而是拋下軍服和武器混入南京市民中。12月12日凌晨，日軍佔領了南京，開始殺害戰俘，並在市內大規模隨機殺人、搶劫和強姦民女，這些暴行後來被統稱為「南京大屠殺」。
松井石根 生平
關於松井在「南京大屠殺」中扮演何種角色極具爭議性，在日本有關他生平的文獻也大多集中在本事件，有些觀點主張松井不應為南京大屠殺所負責，包括：一、他無法完全控制部屬——對其大多數年輕且性急的部下而言，松井只是個從預備役調回的老將、沒過多久就會再度退出現役，其發出的軍令也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尊重；二、生病無法完全指揮行動——12月5日至12月12日期間，松井曾因瘧疾發作（11月4日即首度出現症狀）、時常臥床不起，只能從病床上發出命令；三、松井與他的方面軍幕僚曾特別注意確保他國家民眾生命與財產不會受到傷害，以免造成國際紛爭，而也因為其麾下部隊有許多是紀律很差的預備役人員，松井認為自軍在進入南京城內時很可能會發生違紀事件，因此在12月7日向所有單位頒布的作戰命令中加入《攻克南京城綱要》，指示每個師只準一個聯隊進入城內，以盡可能減少日軍與中國平民的接觸，還曾警告下屬，若犯有掠奪或縱火等行為將受到嚴懲。
松井石根 生平
然而，松井並未在《南京城攻略要領》中規範應如何處置中國戰俘，加之其於12月14日決定在17日為南京戰役的勝利舉行盛大的入城式，更進一步促使日軍屠殺中國軍民。當時他在南京的部隊還在四處搜羅躲在城內的國軍士兵，且沒有設施能容納這些戰俘，在松井已敲定入城式日期的情況下，他的部下選擇將所有抓獲的俘虜全部處決。此外，根據日本方面的說詞，由於南京城外大多建築物和民宅都被中國軍隊焚毀，使日軍無處可住，因此松井的部下決定讓全軍官兵都開進城內。因此，松井的命令不但沒有被確切執行，日軍在南京城內展開的屠殺也大多發生在入城式前幾天，而「松井不應為屠殺負責」的說法也受到一些史學家的分析與駁斥（見下節）。
12月17日，松井在大型的勝利遊行式上騎馬進入南京城。12月22日，他離開南京前往上海，但有關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報告仍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繼續流入他的司令部。1938年2月7日，松井返回南京，進行為期兩天的視察工作，他召集了包括朝香宮和柳川在內的下級指揮官，對未能防止「過去50天內發生的一系列惡性事件」表示不滿。
松井石根 生平
日軍攻下南京後，國民政府並未如松井所預測求和，中日依舊維持戰爭狀態。松井在回到上海後不久開始策劃在徐州和浙江等地展開新的軍事行動。1938年1至2月，松井還另外在華中地區組織新的中國政府，希望以此取代蒋中正的國民政府，儘管他後來還未完成這項工作便離華，該政權仍於1938年3月成立，名為「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與松井設想的相反，日軍參謀本部此時對於在中國扶持新政府的計劃產生了興趣，因此拒絕批准任何新作戰。時至2月初，松井甚至考慮以自殺的手段來抗議參謀本部「缺乏進取心」。
松井石根 生平
事實上，參謀本部早就想撤除松井的職務。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報導傳到了日本政府，參謀本部的一些人指責松井的危機處理失當，使日本在國際上處於尷尬的局面，還有人希望松井因此被送上軍事法庭，但日本政府並未僅因南京大屠殺而解除松井的職務。外相對松井在成為「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後發表的反西方言論感到不滿，如後者不承認上海租界的中立性，參謀本部也擔憂松井是否會與下屬指揮官發生嚴重的性格衝突。2月10日，參謀本部的代表對松井表達懊惱與失望之意，並通知其即將被解職，由畑俊六大將接任，杉山元後來告訴畑俊六，松井與下屬無法相互協調和合作是他被解職的主因。
參謀本部後來沒有懲罰松井，但也確實重整了中國戰場的日軍指揮體系，松井只是被解職的八十名高級將領之一，這些人裡也包括了朝香宮和柳川，他們兩人同時被召回日本。
1938年2月21日，松井從上海出發，於2月23日返回日本。儘管他返日的時間地點一直被軍方保密，但還是被記者得知，松井一回國就受到日本民眾夾道歡迎。之後幾年，松井在靜岡縣熱海買了新房子，從那時至1946年一直過著冬季住熱海、夏季住山中湖老屋的生活。
松井石根 生平
儘管已從軍中退役，松井仍希望中國與日本政府能合作。1938年6月，松井成為內閣參議委員之一，這是一個供內閣要員諮詢的職位。松井一直擔任此職到1940年1月，抗議內閣總理大臣米內光政反對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為軸心國同盟而辭職為止，而也就在這一年，松井委託製作的觀音菩薩雕像完成，這是一座高約3.3公尺的合十觀音立像，由從南京大廠鎮帶回的紅土燒製而成，樹立於伊豆山山腹，松井將其命名為「興亞觀音」，用於為所有在中日戰爭期間喪生的兩國士兵祈福。松井還在不遠處建造了一處觀音堂，設有觀音立像與坐像各一，堂內祠堂還放有松井部下戰死者的名冊，兩側還有「支那事變日本戰死者靈位」以及「支那事變中國戰死者靈位」，之後松井每天都在清晨和晚上於「興亞觀音」前祈禱。當時《紐約時報》曾讚揚了松井的行為，並指出「很少有西方國家的將領在自己失意時，把時間用來紀念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人們。」中國《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蔣豐則稱松井「企圖以救苦救難的菩薩美化自己，更顯示出松井自己早有心裡準備，試圖以某種方式遮掩大屠殺的罪行。」
松井石根 生平
戰爭期間，松井一直活躍於亞洲主義運動。雖然「大亞細亞協會」在1942年至1945年間多次重組，但松井一直擔任該組織的會長或副會長。隨著日本在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戰爭、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松井強烈主張日本應在新佔領的土地上推廣獨立運動、組成亞洲各個新國家的聯盟來對抗同盟國。1943年6月至8月，松井展開亞洲巡迴之旅，出訪中國、中南半島、新加坡、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地，到處推廣他的構想，在中國與新加坡分別會見了汪精衛與印度國民軍總司令蘇巴斯·錢德拉·鮑斯。他還在中南半島引發了一次外交事件，當時該地依舊名義上隸屬法國的殖民統治，但松井卻在當地發表演講，主張中南半島應獲得完全的獨立。松井的這些活動對後來成立與鞏固「大東亞共榮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後者也是他一生都在追求、旨在對抗西方的「亞洲聯盟」理想的頂點。
松井石根 生平
除了「大亞細亞協會」外，松井還在整個戰爭期間擔任成立於1942年2月的極端反西方、反猶太組織——「思想國防協會」（）會長，支持日本繼續遂行戰爭。1945年，盟軍展開收復菲律賓的行動時，松井在廣播中宣稱日本「即使東京化為灰燼」也「永遠不會從菲律賓撤出」。不久之後，他還計劃在8月20日發表演講，反對任何形式的投降。儘管如此，1945年8月15日，松井還是在熱海的家中聽到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不久之後，盟軍佔領了日本。11月19日，駐日盟軍總司部以涉嫌戰爭罪為由向松井發出逮捕令。松井當時患有肺炎，直到3月才康復。收監前，松井設宴款待親友，在會上稱：「我肯定是活不成了。即使死，我也希望自己是振興亞洲而死，成為人中豪傑。真不想讓世人認為我是因為虐殺中國人而死。」，之後他要求妻子收養長期服侍他們的女傭久江為養女，並和他一樣從神道教改信佛教。1946年3月6日，松井被收入東京的巢鴨監獄。
松井石根 生平
同盟國為審理日本戰爭罪犯而設置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為「東京審判」。1946年4月29日，法庭起訴包括松井在內的28名嫌疑人，檢方指控松井犯有A級戰爭罪行「破壞和平罪」（通稱「甲級戰犯」），認為其參與了對其他國家進行侵略戰爭的陰謀，以及還犯有B級（通稱「乙級戰犯」）與C級戰爭罪（通稱「丙級戰犯」），主張其應對1937年至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負責，共起訴第1、第27、第29、第31、第32、第35、第36、第54和第55項罪狀。在收監前，松井曾告訴朋友，他不但要為自己，還要為日軍的全部戰時行為辯護。松井在法庭上堅稱日本只是在抵禦外國勢力的侵略，之所以發動戰爭也是為了將亞洲從西方帝國主義解放，松井還將对支戰爭其稱之為「亞洲家庭內的兄弟之爭」，並表示這場戰爭是「日本透過武力保護在支那的日本人，維護其陷入危機的權益，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防衛手段。這就像是兄長在長時間的忍耐後，痛打其年輕而又不聽話的弟弟一樣，這絕不是出於仇恨，而是為了促使其反省的愛之深的手段。」
松井石根 生平
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松井承認他知道有個別士兵犯下強姦、搶劫和謀殺等罪行，但他堅決否認南京曾發生過任何大規模屠殺事件。儘管如此，松井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主張自己對其部屬的犯罪行為負有「道德責任」，但拒絕自己需承擔「法律責任」，聲稱個人的犯罪行為應由各師團的憲兵隊負責，而非方面軍司令。然而，松井又表示自己曾敦促任何違法者將受到嚴厲懲罰，檢方很快便指出此項聲明即表示已承認自己負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責任。最終法庭除了第55項罪狀，其餘者皆判處無罪，包括與A級戰爭罪行有關的所有指控，也否決了以松井在「大亞細亞協會」的會員資格作為他參與侵略戰爭「證據」之指控。
儘管如此，松井因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作為而於第55號罪狀中被判為有罪且判處死刑，檢方指控被告「對其應執行適當措施以確保軍隊遵守、防止違反戰爭法的法定義務採取刻意而毫不在乎的無視態度」，即指在大屠殺中消極的「不作為責任」，對於公訴人提出的「非法命令、授權、許可」等指控皆否認。1948年11月12日，法庭作出以下判決：
本法庭認為有充分證據證明松井知道發生的事情。對於這些暴力行為他置若罔聞，或沒有採取任何有效辦法來緩和它。佔領南京市前，他確曾對他的軍隊下令要他們嚴肅行動，後來又曾發出同樣的命令。正如現在所知，這些命令並未生效，並且他是理所應知的。他的辨方主張，這是由於他生病的緣故。他的疾病既沒有阻礙他指揮在他指導下的作戰行動，又沒有阻礙他在發生這類暴行時訪問該市達數日之久。而對於這類暴行具有責任的軍隊又屬他指揮。他是知道這類暴行的。他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制他自己的軍隊和保護不幸的南京市民。由於他怠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罪責。
松井與廣田是唯兩位僅因第55罪狀而被判處死刑者，其判決理由為在日軍佔領南京的六週內造成20萬中國平民與俘虜的死亡。至於因另案被判處死刑的武藤章曾在大屠殺期間擔任松井的副參謀長，但因其是松井的「下屬」，被判定對該事件「不具備阻止的手段」，因此在南京大屠殺的部份被判處無罪。松井為東京審判中為南京大屠殺「不作為責任者」的野戰指揮官代表，廣田則代表日本政府。日本歷史學家戶谷由麻評論，松井的判決是「國際法史上最早的一個指揮責任的案例」。12月19日，松井向監獄的教誨師花山信勝表達對南京大屠殺與下屬的不滿，並將這些暴行歸咎於日軍在日俄戰爭後道德衰落，松井說道：
南京事件真讓人感到恥辱至極。南京入城後，在舉行祭奠儀式的時候，我說：「支那的死者也一起祭奠吧！」可是參謀長以下的人什麼都不懂，說什麼這樣會挫傷日本軍的士氣。以師團長為首，都幹了那種事情。我在日俄戰爭的時候，作為一名大尉從軍，南京事件中的師團長和那時的師團長根本沒法相比。對支那人不待言，對俄國人在俘虜處理等方面，都處理得很好，這次卻不是這樣。政府當局可能也會這樣考慮，但是無論從武士道還是從人道的立場出發，和當時（日俄戰爭）完全不一樣了。祭奠儀式之後，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我非常生氣、我哭了，當時朝香宮和柳川中將也在，我說：「本來是顯赫皇威的盛事，因為那些兵的暴行，一下子使名譽掃地。」可是在那以後，大家都笑了，更有甚者，有一個師團長還說：「那種事情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因為我一個人落到這種結果能促使當時的軍人們深刻地反省、哪怕是多有一個人反省，我也非常高興，正是如此，我希望就這樣往生。
1948年12月22日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執行死刑，松井作為最年長者，被死刑犯們要求帶頭向皇居方向行禮、大喊三聲「萬歲」，接著眾人便前往絞刑架，松井與東條英機、武藤章和土肥原賢二為第一批受刑人。1948年12月23日清晨0時1分30秒，執行官開動了絞刑架下的踏台，松井受絞11分30秒後斷氣。松井死後，遺體被送往橫濱久保山的火葬場火化，美軍將其骨灰裝箱扔入東京灣內，以防有人以此立碑紀念。然而，現場還留有少量骨灰，美軍將其收集至一水泥製件坑內，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將此告訴小磯國昭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後者於1948年12月16日穿越美軍的封鎖，將剩餘骨灰收集取走，送入松井建造的觀音堂內存放。1978年，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將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處決、包括松井在內的七名甲級戰犯秘密合祀，而此事在1979年4月19日被《朝日新闻》 報導，引起了日本和國際上的巨大爭議。
松井石根 松井與南京大屠殺關係之分析
松井石根於「南京大屠殺」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歷史學者的爭議焦點，日本有些人士對其表示同情，將其稱作受到不公正的審判、被求處過於嚴厲的死刑、或法庭並未認真審理所有大屠殺的參與者，而選擇松井作為唯一的責任承擔者。不僅大屠殺「否定派」論者主張「松井大將無罪論」，肯定南京大屠殺為客觀事實的「大屠殺派」學者也對松井抱有一定的同情態度，如洞富雄就認為「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殺俘虜、殘兵敗卒和普通百姓施加暴行的人。他力圖阻止這種行為，那也是事實」，「松井大將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被追究其為最高司令官應對部下的這種行為負責，判處了絞刑。我認為，這雖實屬不幸，卻也出於無奈」。美國《生活》雜誌記者戴维·伯格米尼在著作《日本天皇的陰謀》中則表示松井石根承擔罪責「這真是對浩劫的莫大嘲諷」。
松井石根 松井與南京大屠殺關係之分析
然而也有學者分析有關資料，認為松井確實並無「可訴之冤」，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也確實對軍紀方面的管控瀆職。一橋大學榮譽教授吉田裕認為松井犯了六個主要錯誤，進而導致了「南京大屠殺」：一、堅持在沒有足夠後勤支援的情況下進攻南京，使其部隊主要只能靠掠奪維持。二、並未制定保障中國戰俘安全的政策。三、允許過多的士兵進入南京市內。四、沒有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充分合作。五、堅持盡快舉行勝利入城式，這使其下屬指揮軍事行動時趨於迅速而殘忍。六、把太多時間用在政治謀略上，忽視了軍事指揮官的職責。
松井石根在中日戰爭留下了大篇日記，成了日後研究南京大屠殺時常被引用的文獻。松井「大亞細亞協會」原職員田中正明將其彙編，於1985年5月由日本芙蓉書房出版，書名為《松井大將戰中日記》（松井石根大将の陣中日誌），通稱《戰中日記》，將其稱作研究南京大屠殺的「一級史料」，然而《戰中日記》被學者揭露遭田中大量篡改，意圖使松井在南京大屠殺的責任、南京大屠殺的規模等相當程度地減小。
松井石根 松井與南京大屠殺關係之分析
首都師範大學研究員李松林專門撰文指出田中修改之事實，並舉三點：一、《戰中日記》12月14日的原記載為：「進入南京城之兩軍所屬師團掃蕩城內牌回於各處的散兵游勇達數萬之眾」，但田中將「數萬」改為「數千」，將死亡人數下修，企圖以此作為突破口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二、將原本11月30日松井在上海接受兩位通訊員感謝其保護外國權益的內容改為12月23日的日記上，營造出松井在南京治安處置得當、並未有發生大屠殺的場景。三、為扭曲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將《戰中日記》原著內容與自己撰寫的否定說著作《「南京大屠殺」之虛構》（）相互矛盾處刪去，如刪去原文的「軍紀風紀之鬆懈」一句、刪去陸軍人事局長阿南惟幾少將調查南京大屠殺後對松井的批評等等。
田中所編的戰中日記出版後受到日本國內外多人的批評，《中央公論》社的《歷史與人物》雜誌總編輯橫山惠一經過與原文的對比，指出田中對原文做了900多處的修改。對此，田中聲明自己在編撰《戰中日記》時因為生病而在醫院進行校對工作，而為了趕上5月份緬懷松井的會議時出版，因此「在匆忙中出了差錯」，並自稱不知道外交部的外交史料館還存有戰中日記原文。
松井石根 松井與南京大屠殺關係之分析
東京審判期間，松井的病情曾被作為其屠殺責任歸屬的依據而被提出，印度代表的審判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對此相當重視，認為這使松井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責任也因此有限，但其意見被其他多數法官否決。田中正明也以這生病問題為由，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中主張松井在蘇州病倒，但還堅持為南京的安定而操勞。中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研究員劉燕軍對此指出，就在田中聲稱松井發高燒的12月8日當天，後者還下令向南京空投勸降書，而這份勸降書還有岡田尚作證，曾經由「最高指揮官」審閱中文譯稿。這位審閱者即是松井，病情若如此嚴重豈能進行審閱工作？且連田中自己都承認松井在病情最嚴重的12月11日與12日，都能在病床上批示文件、發布命令，因此基於上述，松井並未因為病情而中斷了對部隊的控制。此外，據松井戰時日記之敘述，他12月14日就退燒，身體也恢復得很快——15日得以見蘇州自治委員會會長、16日去泡湯、17日騎馬出席入城式、19日還帶領幾位參謀拜訪了諸如清涼山和北極閣等景點，且就算松井的病情真的有對指揮造成影響，他在病癒的17日後也並未做出任何措施來阻止暴行繼續發展——當天日軍便在煤炭港對3000名中國軍民集體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