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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过程
9月6日，咸丰帝下达对英国与法国的宣战上谕，硃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同英法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双方在通州进行会谈，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要求。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于9月17日彻底破裂。巴夏礼随后乘马离去。僧格林沁随后截获巴夏礼、罗亨利和士兵等39人（26位英国人，13位法国人）。这39人中以英法外交官员为主，也包含仆人、护卫、以及一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被僧格林沁抓捕以后，其中大多数人遭到酷刑，最后半数死亡；这成为随后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因素:57 :44 :72 :259。
第二次鸦片战争 过程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咸丰帝再次下谕与英法决战。僧格林沁率马步军在通州列阵以待。与此同时，联军先头部队与清军在张家湾交战，清军败退至八里桥。随后英法联军与华北地区清军主力，包括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八旗察哈尔、索伦部、甘肃陕西调来的汉军八旗及绿营、京津地区八旗绿营在通州八里桥决战。結果清軍大敗，僧格林沁部全軍覆沒，胜保战斗中重伤撤退。随后咸丰帝及皇后宫廷贵妃等人以北狩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9月22日，恭親王奕訢告知英法聯軍，他受命為全權欽差大臣，要求英法停火談判。 次日，英法聯軍回答，必須釋放巴夏禮等談判人員，才停止進軍。 恭親王謊稱，所有俘虜都平安，但要等到和議達成後才能釋放他們。 兩天後，聯軍總司令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說，若三天內放還全部談判人員並接受聯軍的條件，就停止進攻，否則一定要奪取北京，奕訢當時沒有答覆。
第二次鸦片战争 过程
9月30日，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在城外安營紮寨。联军约在此时开始掳掠址在城外的圆明园，一位军官回忆称像“一个男孩置身于糖果店，被告知想拿什么都可以拿”。全军上下参与抢劫，军纪荡然，英指挥官虽难堪，但不愿落后于完全没有约束的法军，下令所有英国官兵上缴赃物，统一拍卖后均分。:44
10月5日，聯軍休息整頓後，準備攻城。此時，朝廷的文武百官和有錢人大都逃離京城，全城陷入潰兵和流氓肆意燒殺搶掠的無政府狀態。
10月13日，北京打開城門，向聯軍投降。
從十月八日至十六日，恭親王先釋放巴夏禮等人，然後陸續釋放其他人，最初總共被扣留的有39人，活著回來的只有18人，有21人被虐待致死，有些人的屍體腐爛得認不樣來，還有些人根本找不到屍體。隨行牧師莫吉（R.J.L.M. Ghee）報告
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讓人憐憫的情景了……他們幾乎不能走路，拖著雙腿向前挪動。 他們的手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放在胸前，這還能叫手嗎？ 都已經被扭曲得變了形，有的手腕上的傷口已經潰爛，有的手上被繩索捆綁造成的腫脹還沒有消下去，有的手就像鳥爪子一樣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經壞死萎縮了，人們還了解到，他們身體的畸殘狀況，是由於手腳被浸溼的繩子緊緊捆在一起而造成的。這些俘虜就這樣被捆綁著，任憑風吹日晒雨淋，而且長時間內得不到和水。由於四肢的血液循環被截斷，肌肉腫脹潰爛，傷口化膿，生滿了蛆。這些倖存者的證言全部或部分的發表在英國議會文件或戰爭記載裡，它們表明所有的死者，都是由於這種虐待的結果。
而第八代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得知之前被清军掳去的英国外交人员被清军虐待至死后，改为纵容士兵早就开始的抢劫行为，并在抢劫完毕后下令英军焚毁圆明园作为报复。這一决定固然野蛮，其细节過程亦往往被中國歷史記載所忽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從天津攻入北京；在英國、法國軍事和外交壓力下，恭親王奕訢完全接受要求，於10月23日簽訂中英《續增條約》（即中英《北京條約》）和交換中英《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正式換約前夕，英國提出在《北京條約》中增加三條，其中一條就是「廣東九龍司地方併歸英屬香港界內」；該條約第六款規定：「......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併歸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按此，英國強佔新安縣九龍司部分領土，即現在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土地（包括昂船洲在內）:14。1860年，戰爭結束，訂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予英國:320。
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接近北京北郊，6日，英法联军士兵开始抢劫西北區的京郊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清漪园（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抢得部分赃物公开拍卖，其余大部分归于私有，英女王维多利亚和法國皇帝拿破仑三世亦各得一份。8日，此前被俘虏的巴夏礼等人获释。13日，英法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此为西方军队首次占领中国首都。在圓明園，额尔金因被俘虏的39名來使中死亡20名，下令焚烧圆明园報復。英法联军再度抢掠，徒手搬运，无法搬走的如瓷器和铜器就地打碎，据保守估计被毁物总值300万镑。战利品方面，有隻北京狗被發現後，由一名英國軍官帶回英國獻給維多利亞女王，並被女王取名為「Looty」（掠奪來的小東西）；而联军更是在一間馬車房裡發現了，一七九三年出使中國的馬戛爾尼代表英王喬治三世，送給咸豐帝的曾祖父乾隆帝的禮物，如全尺寸的英國製禮車、天文與科學儀器、兩門英國十二磅榴彈炮，以及數箱彈藥，而這些禮物全都原封不動的被存放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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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
10月17日，额尔金及格兰特照会恭亲王，英方要求赔付因“监禁凌虐”而死人员银30万两，并拆毁圆明园宫殿。法使要求恤银20万两，给还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士坟墓。限定：“10月20日照复，10月22日给银，10月23日画押换约”。10月18日，联军开始纵火。烟雾弥漫，连烧三天三夜。
10月16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进京。
1860年10月初，英法联军洗劫了圓明園。第八代額爾金伯爵得知英國談判代表的遭遇，令英國第一步兵師的官兵放火燒毀圓明園，以教訓咸豐帝。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认为此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事后英军贴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罪，即不能逃脫其應有之責任與刑罰。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
同时，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应恭亲王奕訢之请致书葛罗，正式调停。
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
而事前英法兩國提出的懲罰方式迥異。英國統帥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的意見是:「這些可憐的俘虜是在圓明園內受虐待，必須將這個園子夷為平地。」法國公使葛羅則認為，圓明園沒有設防，嚴格說來非交戰區，若燒圓明園，不如「直接燒掉紫禁城，這才是對皇帝最好的懲罰。」詹姆斯·布魯斯反駁說：「若燒紫禁城，火勢很容易蔓廷到全北京城，受害的將是北京的無辜百姓，這些被皇帝抛棄的百姓欲迎聯軍進城，聯軍承諾過給他們安全保障。」
由於英軍是主力，英國的意見占了上風。為了說服法國，詹姆斯·布魯斯特別撰文闡述其理由
第一，被囚諸人，手足縛系，三日不進飲食，其受如斯野蠻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對於清國政府國際公法之殘酷行為，不予以久遠之印象，英國國民必為之不滿若現即與之媾和，訂約撤兵而退，清國必以吾國人民為可以任意捕殺無忌，在此點上必須警醒其迷夢也。皇帝避暑行宮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損失，在一月內即可恢復原狀，圓明園宮之為要地，人所共知。毀之所以予清國以打擊，造成慘局者為此輩(咸豐帝)而非國民，故此舉可謂為嚴創清國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
1860年10月20日，清朝礙於劣勢，皆接受英法所提之一切要求。10月23日，额尔金、葛罗又要求增加续定条约内容，清朝均予以接受。英法联军与奕訢，除了完成《天津條約》的換約外，加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以為《天津條約》的補充。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于10月24日和25日签订完毕。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二）辟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招聘人口出洋做苦工； （四）割讓廣東新安縣（今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九龍司）給英國；（五）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在内地任意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六）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
1860年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并命恭亲王等即转告俄公使，绥芬、乌苏里等处均照奇咭阔屯之例，借与居住。和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
1856年，趁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俄国派普提雅廷為公使，與清政府談判邊界問題。1858年5月，俄國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之际，以武力強迫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中俄《璦琿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國，並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作中俄“共管”。但清政府拒绝予以批准并处分了奕山。另一方面，俄國伺機介入調停，普提雅廷先於英法美三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開始撤離北京。俄國新任駐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調停有功」為由，提出了新的領土要求。14日，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承认了此前一直拒绝批准的《璦琿條約》，并將烏蘇里江以東约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亦劃歸俄國；增開喀什噶爾為商埠，並在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館。同時，俄國還將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邊界走向強加給中國。1864年，俄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 戰役勳章
戰後，大英帝國為了表揚軍功，對於參戰的海軍與陸軍人員授與了第二次中國戰爭勳章。勳扣有六種字樣：
納粹大屠殺
納粹大屠杀（德語：；希伯來語：，羅馬化：HaSho'ah；意第緒語：，Hurban）又稱猶太人大屠杀，指的是纳粹德国及其协作国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当时全世界有1500萬猶太人，而欧洲總共有近900万犹太人，其中近三分之二被害，包括近150万儿童。一些学者称大屠杀亦当涵盖近500万非犹太遇难者，由此总受害人数将达到近1,100万人。屠杀发生于纳粹德国、德佔欧洲地区及德国盟国所控区域。
1941年至1945年，纳粹对欧洲诸种族及政治群体展开迫害，犹太人遭到广泛系统性屠杀，其规模为史上最大。在纳粹党领导及党卫队协调之下，德国所有政府部门、商業公司、民間團體均参与了大屠杀的相关事宜。其他受害的非犹太群体包括波兰人、其他斯拉夫人、苏联平民及苏联战俘、罗姆人、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共济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人及身心障碍者。德国与德国占领区有近42,500个设施用于集中关押受害者，将其作为奴隶劳工使用，对其进行屠杀或其他反人权活动。参与执行大屠杀的总人数估计超过200,000人。
納粹大屠殺
迫害與屠殺分階段進行，最終發展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對歐洲猶太人進行集體滅絕。最初德國政府通過法案（如《1935年紐倫堡法案》）以將猶太人自社會中排除出去。1933年起納粹開始建立一系列集中營，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開始建立猶太區。1941年，德国佔領蘇聯在东欧的大片領土，开始广泛获取新领土，别动队在这些区域屠杀了近两百万犹太人、游击队员及其他群体，手段普遍为大规模射杀。至1942年年末，受害者普遍乘火车前往灭绝营，若能在旅途中幸存，则将于毒气室中遭系统性杀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1945年4月至5月欧洲战场尾声阶段。
犹太武装抵抗运动规模相对有限。最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为1943年的华沙犹太区起义，数千武装贫乏的犹太人抵御武装党卫队时间长达四周。在东欧，约20,000至30,000犹太游击队员同纳粹德國、其傀儡政權及軸心國盟國展开斗争。法国犹太人加入法国抵抗运动行列，对纳粹及维希法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期间犹太武装起义超过一百次。
證據顯示希特勒知曉並下達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命令。根據阿道夫·艾希曼、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約瑟夫·戈培爾等人的陳述，希特勒本人策劃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希特勒本人的陳述也顯示了他打算屠光猶太人的意圖。
納粹大屠殺 命名起源
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源自希腊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将动物作为祭品献给神灵，意为动物的“全部”（olos）被“烧毁”（kaustos）。英语中以“Holocaust”代指大屠杀已逾数百年。在二战之前，“Holocaust”曾被丘吉尔用来指代一战期间鄂圖曼帝國对亚美尼亚的大屠杀。1933年，这一词语被用于形容纳粹的焚书行径，此为这一词语首度用于形容纳粹。自1960年代起，该词转而被学者及流行作家用来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1978年后，电视连续剧“Holocaust”将该词在大众中普及开来。
納粹大屠殺 命名起源
圣经词汇“Shoah”（希伯來語：，或Sho'ah、Shoa）意为“浩劫”，并早在1940年代成为希伯来文中成为大屠杀的同义词，特别是在欧洲和以色列。“Shoah”被犹太人引用是出于许多原因，神学中“holocaust”一词含有贬义，同时该词特指希腊当地的习俗。意第緒語中称为“חורבן”（Churben 或 Hurban），源自希伯来语，原意是指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纳粹屠杀的幸存者称大屠杀为“der letster khurbn”（最近一次的毁灭），意即此次屠杀不过是犹太历史中最近一次的苦难。
纳粹使用委婉语“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来描述该种族灭绝政策，并使用“不配活着的生命”来代指受害人，并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納粹大屠殺 特点
迈克·贝伦鲍姆写道：「德国变成了一个‘种族灭绝之国’。……国家所有复杂的机构都参与了屠杀。牧区教堂和内政部提供出生记录、告发犹太人；邮局寄送放逐令和剥夺国籍令；财政部没收犹太人财产；德国公司解雇犹太工人、终止犹太股权；大学拒绝录取犹太學生、否定犹太文凭、解雇犹太院士；政府交通官员准备去往集中营的火车；德国药厂测试毒药；公司为火葬场竞标；遇害人明细则使用德国IBM公司制造的打孔机，提供了屠杀的详细资料；当犯人进入死亡营时，他们被迫缴纳所有个人财物；德国国家银行協助將從受害者那裡盜取的財產透過秘密账户來洗钱……在這些加害者的眼中，《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是德国的一个伟大成就。」
歷史學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写道：“整个德国和欧洲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学术组织或专业协会表示出自己对犹太人的支持。”他写道，一些基督教堂称“皈依”的犹太人也应该被划入这一群体，但在一些程度上被限制。弗里德兰德称这些都使得大屠杀富有独特的性质，因为其反犹政策被实施时，没有遇到任何干预，如在现代社会中工业组织、小微企业、宗教团体或其他利益集团、游说组织的抗议。
納粹大屠殺 特点
其它的种族灭绝主义是实用性的，即占领土地，控制资源。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胡达·巴尔称：
大屠杀的基本动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植根于纳粹的幻想世界，即犹太人密谋控制世界，反对雅利安的征途。这样的屠杀行动是完完全全来自神话、幻想、抽象、非实用性的意识形态，是空前绝后的——而它的执行却是十分理性，十分实用主义的。
德国历史学家埃伯哈德·杰克尔在1986年写道了大屠杀的独特性质：
从来没有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领袖使用其权威，来决定并宣布某个特定人群，包括所有年龄段、妇女、儿童、婴儿，都应该被迅速地清除掉，并使用了整个国家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执行这种暴行。
1939年中东欧有700万犹太人，其中500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其中包括波兰占领区的300万，以及苏联的100万人。数以万計的犹太人死在了荷兰、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萬湖會議召开是为了谋求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在此试图将屠杀扩散到英国，以及其它中立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
納粹大屠殺 特点
有三到四个犹太裔祖父母的人都被杀无赦。在其它种族灭绝政策中，人们可以通过改宗或同化来躲过一劫。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不适用，除非他们的祖父母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之日（1871年1月18日）前放棄猶太教。所有有近期犹太亲属的人，都會在納粹的控制区遇害。
使用毒气室、进行系统化的种族灭绝行动是大屠杀的一个特征，这是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地公开地进行大肆处决。这些灭绝营包括奧斯威辛集中營、海乌姆诺灭绝营、貝爾賽克滅絕營、 馬伊達內克滅絕營、索比堡滅絕營、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玛丽·特罗斯特内兹灭绝营、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纳粹屠杀的另一大特点大量使用人类作为“医学”实验品。劳尔·海尔堡（Raul Hilberg）的文献指出「就纳粹党员人数来说，德国医生较之其它专业更加高度纳粹化。」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等地进行人体实验。
納粹大屠殺 特点
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他将实验对象放入压力室，在他们身上做药物实验、冷冻实验，通过向儿童眼睛里注射化学品以改变其颜色，以及其它各种截肢等手术。他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可能被全部知晓，因为档案被送往威廉皇家学院，后被奥特马尔·冯·费许尔医生销毁。幸存者在之后讲述了相关的噩运。
他在罗姆儿童身上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通过给孩子们糖果和玩具，他将孩子们带到毒气室裡。孩子们会叫他“门格勒叔叔”。维拉·亚历山大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负责照料50对罗姆双胞胎，他回憶道：
我记得一对特别的双胞胎：吉多和艾娜，大概四岁。一天，门格勒将他们带走。当孩子们回来时，情况十分恐怖：俩人背靠背地被缝在了一起，好像连体双胞胎那样。伤口出现感染，不停地流脓。孩子们昼夜哭喊。他们的母亲——我记得她名叫斯特拉——给孩子们注射了吗啡，以便帮他们了结痛苦。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耶胡达·巴尔、劳尔·海尔堡、路西·达维多维奇认为自中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和文化就充斥着反犹主义，而纳粹死亡营与中世纪少數族群迫害有意识形态上的直接联系。包括馬丁路德也是反猶主義的推手。
十九世纪下半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和保罗·迪·拉加尔德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本土運動。这个运动使用了一种伪科学，即使用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将犹太人视为与雅利安民族征服世界的对头。 民族主义运动袭承了基督教反犹观点，但不同的是，后者将犹太教视为一种宗教，而民族主义运动则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民族。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1895，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前，民族主义领袖赫尔曼·艾尔沃特称犹太人是「掠食者、霍乱杆菌，出于德国人民的利益应该清除他们。」1912年，泛德意志联盟领袖海因里希·克拉斯在他的畅销书《如果我是皇上》（Wenn ich der Kaiser wär）中呼吁应取消所有德裔犹太人的国籍，将其打回外侨（Fremdenrecht）身份。克拉斯同时呼吁，犹太人应该排除在一切德国生活之外，不许拥有土地、担任公职、或从事新闻、金融、自由职业等工作。克拉斯将犹太人定义为任何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日皈依犹太教的人，或是有一个犹太祖父母的人。
在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及其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十分普遍，被受到良好教育的专业阶层广泛接受，特别是在民族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上得到认可。虽然，民族主义党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时遭到失败，但反犹主义被所有主流政党所袭承。1920年，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衍生派系——纳粹党成立了，并将他们的反犹主义传承了下来。就一战后德国的局势，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在1986年的稿件中写到：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如果某人坚持以孤立的角度来强调无可争辩的重要关系的话，那么从希特勒的世界观到奥斯维辛的产生过程上，他不应该过度牵强，因为前者的态度绝不是什么原创之举... 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希特勒和他的同党们的专利。从纳粹党那边可以顺藤摸瓜到「德国种族保护和反抗联盟」那里，后者则由泛德意志联盟赋予了生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德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加之国家福利的不断提升，乌托邦就要实现的气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于此同时，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改良世界观宣称一些人种在生理上优于另一些人种。历史学家迪特列夫·克特称“浩劫”不单单是源自于反犹主义，而是一种“激进的累积”，是“许许多多小支流”汇集成为“大江”，并最终导致种族的灭绝行动。在一战后，战前的乐观主义让位给了幻灭，即德国官方发现许多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强调留存生理上“优良”的种族，让另一些“低劣”的灭绝。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使得许多德国医疗机构鼓吹以安乐死讓那些生理與心理上「無可救藥」的人先死去，用省下來的钱来救济尚存希望的患者。在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时，德国社会也出現了相對應的政策：拯救“有价值的”种族，消灭“可憎的”社会渣滓。
希特勒将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进行了公开化。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他预示了自己的打算：将犹太人从德国政治、学术、文化等领域驱逐出去。他没有提到自己要屠杀他们，但据报道称希特勒在私底下将自己的企图表现的更加赤裸。早在1922年，据说他与當時擔任記者的前少校軍官——约瑟夫·黑尔（Joseph Hell）谈及自己的观点：
一旦我掌了权，我的首要任务将是灭除犹太人。只要能力许可，我就把绞刑架称排地架起来——比如，从玛利亚广场一直架到慕尼黑——只要交通许可的话。然后，这些犹太人将不分老幼地被绞死，并一直挂在那里，直到尸体变臭为止；只要卫生条件允许，他们将一直被挂在那里。一批被取下，另一批就立即跟上，直到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断了气为止。其它城市也要如此效法，精确地统一方式，直到全德国都将犹太人清除干净为止。
莫姆森称在德国有三种类型的反犹主义：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人们应当区分德国保守派的文化反犹结症——其主要在德国军官和政府高层中流传——反东方犹太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反犹情结。保守派的功能各异，正如舒拉米特·霍尔科夫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文化符号”。这种德国反犹主义在日后起了重要作用，使得功能性精英回避了反犹运动的影响。因此，对于犹太人受到迫害一事上，帝国政府中的将军、政党领袖无一人出面干预。这在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来说再适用不过。

在德国，另一种反犹保守势力是罗马天主教，它的冷漠导致教徒们对不断升级的大迫害无动于衷。天主教最著名的抗议是针对安乐死的，而就大屠杀而言他们竟然一声不吭。

第三種，也是最残忍的反犹主义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反犹运动，或种族主义；它强烈鼓吹使用暴力。不管怎样，人们必须注意，甚至是在1938-1939年间，希特勒都一直通过使用移民的方式来排斥德国犹太人；此时，并没有出现明确的屠杀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在其它地方吝惜下狠手，侵犯犹太人、犹太商铺、机构，这些都是明摆着的。然而，直到战争打响的第二年，正式的屠杀活动才浮出水面。这是“预留”计划失败之后跟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上述方案没有包含致命因素。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自第三帝国诞生之日起，纳粹領袖們就鼓吹创立一种「民族共同体」制度，後來纳粹政權将国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民族同志」，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另一类是「社会异类」（Gemeinschaftsfremde），他们不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纳粹将打压对象分为三类：一种是“种族”敌人，如犹太人、吉卜赛人，他们因为“血统”的关系被视为敌人；政治上的异议分子，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者，基督徒和反动派，他们被视为叛逆的“民族同志”；道德堕落分子，如同性恋、懒汉、惯犯等，也被列为叛逆的“民族同志”当中。后两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进行“再教育”，以将其最终转化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有许多道德堕落分子被视为“基因低级”而不得不接受绝育。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根据定义来讲，“种族”敌人如犹太人永不可归入民族共同体当中；他们必须完全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德国历史学家克特写道纳粹党的“目标是建立乌托邦式的民族共同体，进行全方位的警视监督，所有试图反抗的行为，或类似的迹象、意图，都将受到残酷的打击。”克特引用了1944年《社会异类办法》（Treatment of Community Aliens）中的一些资料，揭示了纳粹的些许社会政策：「公民…表明自己的努力无法达到国家社会的最低要求的话，将会被置于警视监督之下，如果这样都不能奏效的话，就把他们送入集中营。」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在1933年3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当中，纳粹强化了对敌手的暴力措施。他们与地方当局一道设立法外集中营，关押异议人士。1933年3月9日，达豪集中营建成。集中营最初是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用的。其它的早期监狱——如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地下室、仓库——在1934年中期被加固，在城外改建成营地，由党卫队集中管理。这些营地最初是用来清除那些不愿服从民族共同体的德国恐怖分子用的。这些被送入营地的包括“可教育”的分子，即可能被归入“民族同志”的人，和“生理堕落”的人，后者将处以绝育，并被永久关押；之后，营地多采取苦役，即不停地劳动，直至疲劳倒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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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30年代，犹太人在法律、经济、社会权益上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以色列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写道，在纳粹看来，德国的力量来自“血统的纯正和神圣的德国土地。”1933年4月1日，一个次全国反犹集会进行抵制犹太商货运动，原计划持续一周，但由于缺乏大众支持，进行了一天后就不了了之。1933年，一系列包涵雅利安人字眼的法案被通过，将犹太人从关键职位上排除出去：如第三帝国的第一道反犹主义法案——《专业行政工作恢复法案》以及《医师法》（Physcians' Law）、禁止犹太人拥有农庄，或从事农业工作《农业法》（Farm Law）等。
犹太律师也被停职，在德累斯顿，犹太律师和法官被拖出办公室，并被殴打。在前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要求之下，希特勒颁布特令，准许一次大战的犹太裔老兵、或有父子服役过的公务员留在其职位上。希特勒在1937年取消了这项特令。根据《预防学校人数过多法案》（Law to Prevent Overcrowding in Schools），犹太人被学校和大学开除，不能参加新闻报社协会，拥有报社，或成为报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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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7月，《遗传疾病后裔防治法》强迫对“劣种人”进行生理绝育。这种优生政策催生了200多个「遗传健康法庭」，有超过400,000人被迫绝育。
1935年，希特勒颁布了《纽伦堡法案》，其中的《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即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结婚或发生性行為，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和国民基本权利。就“血统法案”而言，希特勒解释称其“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失败的话就将问题交由纳粹党，启用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对屠杀犹太人的委婉语。1939年1月，他在公开演说中称：“如果犹太人在欧洲内外的跨国金融再次得逞，将国家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结果将不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或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他们在欧洲的灭绝之日。”该演讲被1940年的纳粹宣传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引用，其目的是提供一个从欧洲清除犹太人的理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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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逃離納粹迫害的是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於1933年3月18日逃到巴黎、小說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則去了瑞典、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也被警告若於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該建築將會被縱火，因此4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報導了瓦尔特和他的同事奥托·克伦佩勒被迫流亡的訊息，寫述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犹太艺术清算者」所挑起，而政府也無法保护他们的安全科學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被威廉皇家学院和普鲁士科学院开除，国籍也被取消，他於1933年1月30日访问美国，後再前往比利时奥斯滕德，從此也再無踏上德國領土，他称这些迫害事件是「集體性的神經病」。当德国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从维也纳流亡英國。扫罗·弗里德兰德写道当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荣誉主席马克斯·利贝曼辞职时，没有一位同事表示出一丝的同情，两年后，当他去世时，依然在亡命天涯。1943年，当警察抬着担架来到他85岁、卧床不起的遗孀那里时，后者通过服用过量的巴比妥酸盐来一眠不醒，以免被他们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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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之夜又名「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赫佐爾·格林斯潘在巴黎暗杀了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这起事件成了納粹政府用來跳脫針對以法律迫害犹太人的範圍，將其升级为大规模物理性冲突的借口。其所聲稱的「公愤」实际上也是纳粹政府在背后煽动、由冲锋队执行的一波迫害行动，范围包括德国、奥地利、苏台德区。这些迫害行动被称之为「水晶之夜」（即碎玻璃之夜，指被打破的猶太商店櫥窗玻璃有如水晶）或「十一月迫害」。犹太人遭到袭击，他们的財產被洗劫，超过7,000个商铺和1,668座犹太教堂（幾乎是德国境内的全部教堂）被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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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91人，事实上应该远高于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营，包括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奥拉宁堡集中营，他们被关押数週后被释放，前提是答应在近期离开德国，或将财产上交纳粹党。1938年11月11日，納粹政府通過了《犹太人持有武器禁令》（Verordnung gegen der Waffenbesitz der Juden），禁止犹太人持有枪支或其武器。犹太人被集体要求赔偿迫害所造成的财物损失，价值将近几十万德国马克，并要缴纳超过十亿马克的“赎罪税”。在这一轮迫害之后，犹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国的犹太公共生活不复存在。
在战争打响之前，纳粹考虑过将徳裔犹太人从欧洲驱逐出去。希特勒曾於1938年同意了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趕出德國的「沙赫特計畫」（Schacht），標誌了在當時德國政府還未進行系統化的屠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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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计划试图将犹太人送往前德国殖民地重新安置，如坦噶尼喀、西南非，以便帮助收复因《凡爾賽條約》而失去的這些地區。然而这一计划被希特勒否决，他表示絕不能让「沾有德国英魂鲜血的土地被德国最大的敌人所玷污。」另外還有其它外交策略尝试将犹太人送往其它地区，如前英法殖民地。幾個被考虑过的地點包括英屬巴勒斯坦、羅德西亞、埃塞俄比亚、法屬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等地。
在上述地区中，马达加斯加的讨论最为激烈。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称這項「马达加斯加计划」是“地域性的最终解决方案”，该地位置偏远、岛上的环境恶劣，容易導致死亡。 1938年，计划被希特勒批准，重新安置计划由阿道夫·艾希曼的部門进行执行，并于1941年大屠杀开始时终止。回头看来，虽然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却为大屠杀在心理上铺垫了道路。1942年2月10日，「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宣布废止。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解释是由于与苏联的战争爆发，犹太人将会被“送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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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政府還有提出一些另類方案，如将欧洲犹太人轉送到西伯利亚地區。在纳粹的重新安置计划中，巴勒斯坦是唯一一个有了顯著成果的地区。1933年，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联盟與纳粹政府达成了《哈瓦拉协定》，60,000名徳裔犹太人將从德国送往巴勒斯坦，并得到了一亿美元的转移款项，然而此計划因二戰爆發而不了了之。
納粹德国於1939年入侵波兰，几世纪以来，波兰處處都有犹太人居住，在德軍入侵当时约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左右，這加強了德國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急迫性。
海德里希建议将主要城市中所有波兰裔犹太人送入隔离区，让他们为德国军工服苦役。隔离区处在城市铁路交汇处，海德里希表示這將更容易控制（猶太人），并（方便）之后將他們处理掉。艾希曼後來在1961年被以色列法庭问询時，他表示之后的「处理」就是「物理性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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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希姆莱任命海德里希为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这个部门有七个机构组成，包括黨衛隊保安處和盖世太保。他们负责监督党卫队在波兰的工作，并执行海因里希报告中处置犹太人的方案。第一次有组织的屠杀为「坦能堡行動」，由自卫團执行。犹太人之后被赶入遍佈於波蘭總督府的中心地带隔离区，由弗里茨·紹克尔管理的帝国劳动部監督服苦役。数以千计的人因虐待、疾病、饥饿、精疲力尽而倒毙，但至此仍没有出现系统化屠杀项目。但毋庸置疑的是，纳粹将服苦役作为了一种灭绝方式，甚至有了專有名詞——“死于苦役”（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特指此事。
很明显，到1941年时，党卫队領導層已经决意要着手制定政策來屠杀所有德軍佔領區内的犹太人。在当时，纳粹统治内部对此仍有反对声音，而该反对声音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非出於人道考量，如身兼空軍總司令和經濟部長的赫尔曼·戈林元帥即是主要的反對者之一，當時他負責統籌德国的所有军工事务與经济部门，认为在德軍入侵苏联前，波蘭總督府内数量庞大的犹太劳工（超过100万壮劳力）弥足珍贵，浪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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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8日，德国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蘇聯達成協議，控制了波蘭卢布林地区以及瓜分了立陶宛，之後根据「尼斯科计划」建立了卢布林保留地。保留地由阿道夫·艾希曼设计，后者负责将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等地区的犹太人驱除干净。三周后的1939年10月18日，他们将第一位犹太人送往卢布林地区。第一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从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驶出，到1940年1月30日，总计有78,000名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转送到卢布林。1940年2月12和13日，波希米亚犹太人被送至卢布林保留地，使得波西米亚地方官弗朗茨·許威德-科堡首先宣布他的省份“没有犹太人了”。1940年3月24日，戈林暂停了「尼斯科计划」，并在4月底将其完全放弃。在尼斯科计划被终止时，总计有95,000犹太人被送往尼斯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中途因饥饿而死。
1940年7月，维持波兰总督府庞大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困难，希特勒暂时叫停了安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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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大區長官约瑟夫·布克尔和罗伯特·海因里希·瓦格纳督办了「布克尔行動」（Operation Bürckel），将犹太人从他们的省份和被帝国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赶入尚有余地的法国。只有混血的犹太人没有被驱逐。1940年10月22-23日晚，有6,500名犹太人被布克尔行动驱逐，并仅仅给予了至多两小时的警示时间，就被押解起来。9辆满载犹太人的列车在“没有对法国官方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后者对此怏怏接受。被安置人员不得携带任何物品，财物则全被德国官方没收。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则将维希政府的抗议以“最为拖拉的方式”进行处理。结果，被布克尔行动驱逐的犹太人被维希政府拘禁在环境恶劣的居尔（Gurs）收容所、里韦萨尔特营、米勒斯营，等待机会返回德国。
1940到1941年间，在德控波兰地区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动不断，将犹太人向波兰总督府的输送持续。德国，特别是柏林地区的犹太人清除工作直到1943年才完全告终（在此期间，许多犹太人可以通过躲避来苟延）。到1939年12月，总计有350万犹太人被送入拥挤的波兰总督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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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德国佔領了丹麥、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国；1941年，德国及其盟友又佔領及肢解了南斯拉夫、希腊。反犹主义被输送到这些国家中，并根据当地政治局势的不同而在程度和节奏上有所不同。犹太人被迫离开经济和文化生活，并受到各种苛刻律令的压制，但在1942年之前，大规模的物理驱逐还没有开始。德國的傀儡政權維希法国积极配合对法裔犹太人的迫害。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也受到相应压力，被迫制定反犹政策，但在绝大多數情况下，直到被催促时才执行。在战争中，有900名犹太人、300罗姆人从贝尔格莱德的班吉卡（Banjica）集中营逃离，这主要是由塞尔维亚共产党人、保皇党人和其它抵抗运动者组织的。德國及義大利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獨立國则积极自发地迫害犹太人，并与1941年10月10日颁布了《将犹太财产和公司国有化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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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德國的壓力下，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1938年時就制定了針對意裔猶太人的意大利種族法。儘管如此，意大利國內的反猶情緒比納粹德國低很多，因此對於當時猶太人來說，意大利控制下的地區比德國控制下的地區更安全。意大利也有集中營供猶太人，但法西斯黨政府只將他們當作政治犯看待，集中營的猶太人享有基本的生活質素和建立組織的自由，和德國的集中營完全是天壤之別。1941年克羅地亞獨立國在南斯拉夫的廢墟中建立後，大量猶太人為躲避克羅地亞東部的德國駐軍和烏斯塔沙政權逃亡去意大利直接控制的地區（烏斯塔沙不能在亞得里亞海沿岸地區部署任何軍事組織），而且克羅地亞是意大利的保護國、所以只能聽命其宗主國，意大利駐軍知道烏斯塔沙的種族滅絕行為因此有向猶太人提供保護。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曾向墨索里尼抱怨說：“意大利軍方……缺乏對猶太人問題的正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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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斯塔沙的恐怖統治及迫害包括猶太人在內的種族加劇了抵抗運動的勢力。1941年8月意大利王國決定重新將克羅地亞獨立國西部軍事化，並派兵去鎮壓南斯拉夫游擊隊，意大利軍隊也順便關閉了兩個集中營，被關閉分別是亞多夫諾集中營和帕島集中營，因為這些集中營過於反人類和不人道。位於維泰茲的一所集中營會有意大利外交代表探訪並查找有沒有意大利公民在集中營，如果有該名受害者會受到保護。同樣地在意大利控制下的阿爾巴尼亞、希臘國、黑山軍政府及法國意佔區的所有猶太人皆受到保護。直到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後，本土及其佔領地被德國接管，對意大利保護下的猶太人的迫害正式開始。
匈牙利早在1920年由霍尔蒂攝政成立時就立了一些對匈牙利裔猶太人不平等的政策，直至1944年匈牙利因企圖和盟軍停戰而被德國佔領時，匈牙利國內的猶太人並未受嚴重的迫害。1944年匈牙利箭十字黨政府開始運送猶太人到德國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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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是其中一個積極迫害猶太人的德國盟友。1940年總理安東內斯庫上台執政後，法西斯組織鐵衛團開始在國內大量迫害猶太人，即使鐵衛團在41年因政變失敗而被安東內斯庫總理消滅也未停止。羅馬尼亞軍隊在苏德戰爭時期在敖德薩及雅西屠殺了大量猶太人（1941年敖德薩大屠殺）。1942年夏羅馬尼亞政府開始大量運送猶太人去德國及德國佔領地的集中營。
保加利亞於1941年有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在德國壓力下，保加利亞政府運送居住在保加利亞佔領區的猶太人去特雷布林卡滅絕營。1943年，在東正教教會抗議下，保加利亞沙皇鮑里斯三世停止了運送猶太人去德國集中營。
1942年芬蘭在德國壓力下運了150-200名非芬蘭裔猶太人去德國，在民眾反對下，最終芬蘭政府只運了8名非芬蘭裔猶太人去德國集中營，只有一名在戰後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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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於成立之初即創建了集中营。起初，集中营只用於关押犯人，儘管死亡率高达50％，但并非专用于屠杀。1939年后，集中营越来越多地处死犹太人、战俘，或让其苦役、不给饭吃、虐待等等。据估算，德国在欧洲占领地建立起约15,000座集中营。，直至1942年，德國僅在波兰境內就建立了6所專司大規模屠殺的大型集中营。新集中营主要关押犹太人、波兰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罗姆人、辛特人。这些囚犯通过铁路运送，其恶劣的环境导致许多人还没到目的地就一命呜呼。
苦役是一种系统化的灭绝政策——囚犯会被处以苦役、劳动致死，或是竭力工作后，被送往毒气室或枪决。奴隶们会被用于军工制造，如在米特堡-朵拉集中营生产V-2火箭，或是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生产其它武器。
进入时，一些集中营为囚犯印制臂章。劳力的工作时间表为12-14小时轮替制。有时，囚犯们的点名就需要几个小时，导致许多人暴晒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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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侵波兰后，纳粹设立了犹太隔离区，囚禁犹太人和一些罗姆人，并最终将他们送往灭绝营。1939年9月29日，海德里希在给别动队头子的信中命令建立委员会。每个隔离区由一个犹太居民委员会管理，德方任命犹太社区领袖，后者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转，包括分发食物、水、取暖、设立庇护所等。委员会的基本策略是将损失最小化，与纳粹合作，接受日益残酷的虐待，恳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委员会被要求安排人员，将他们送到灭绝营去，因此，在制定下一批离去的人员列表时，每一位犹太委员会成员都面临着勇气与品质的考验。犹太委员会成员尝试了拖延、贿赂、阻挠、求情、辩论等各种方式，直到逼不得已为止。有的如哈伊姆·卢特考斯基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拯救“能夠”被救援的犹太人，這也意味著有部份人也將不得不被牺牲掉；反之，也有信仰邁蒙尼德思想的猶太人坚持除非有犹太人犯了重罪，否则一个人也不交出去。舉例來說，利沃夫的犹太委员会领袖约瑟夫·帕尔纳斯博士拒绝為納粹编订名单，结果被後者所枪决。1942年10月14日，別廖扎的犹太委员会拒绝與納粹合作，全体成员自盡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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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利用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来对隔离区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杀戮：一位官员强调“犹太委员会的权威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得到支持和强化”，“任何不服从委员会指令的犹太人都被视为破坏者。」当双方合作破裂，如华沙隔离区的犹太抵抗组织取代了委员会的地位时，德国对局势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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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隔离区是最大的隔离区，有约380,000人；罗兹隔离区位列第二，有约160,000人。在现实中，隔离区人满为患，迈克·贝伦鲍姆将其形容为“缓慢、被动的谋杀”工具。虽然华沙隔离区的人口占波兰首都总人口的30%，但它在面积上只占城市的2.4%，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房间里住9.2人。在1940到1942年间，饥饿与疾病，特别是伤寒夺取了数以成百上千人的生命。1941年，有43,000人在华沙隔离区丧命，比例超过十分之一；1942年，有超过一半的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死亡。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开始下驱逐令，三天后的7月22日，驱逐从华沙隔离区开始；在之后的52天、到12月12日为止，有300,000乘坐火车离开华沙，前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很多隔离区一下子变为空城。1942年12月，波兰东南方的拉克瓦發生了首次的隔离区武裝起义。1943年時又有幾個規模稍大的隔离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武装起义，例如华沙和比亞韋斯托克隔离区，但猶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擁有压倒性优势的纳粹軍隊所镇压，倖存者不是被處決就是被送進滅絕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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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当地出现，有的受到了納粹德國的煽动，有的则是自发形成的。例如德國的盟友羅馬尼亞王國在1941年6月30日在境內的雅西爆發了大規模反猶迫害行動，約有14,000名犹太人被罗马尼亚居民和警察打死。1941年7月，波蘭耶德瓦布內境內的波蘭人在德方秩序警察的目睹下将300名犹太人关入穀倉、放火烧死，此前該地也另有40名犹太人被德国人处死。这些事件經過由国家记忆研究院於2000至2003年透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遗骸的发掘考证而得知，也因此推翻了早期遇難者估計人數較多的傳聞。1942年1月，德國另一位盟友匈牙利王國也在其佔領區諾維薩德內屠殺了3000名猶太人及塞爾維亞人，一些猶太人被匈牙利皇家陸軍運去德國在塞爾維亞救國政府的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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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納粹德国進攻苏联，屠殺猶太人的行動進入了新階段。在德軍占领立陶宛后，大屠杀的规模加剧了。在年终前，立陶宛全国近80%的犹太人被殺害，約有220,000人罹難。苏联领土在1942年早期被侵占，包括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列宁格勒-莫斯科-罗斯托夫以西的俄罗斯。这当中有约300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在1939年逃离波兰的人。
一些苏联被占领土上的当地居民对屠杀号召做了积极响应。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西乌克兰，当地居民从德国人一道积极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活动。 拉脱维亚人阿拉伊斯突擊隊是一个协助人员的例子。在南方，乌克兰人杀死了约24,000名犹太人。另外，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出去，跑到白俄罗斯那里杀当地的犹太人。乌克兰總督轄區则建立集中营，为波兰提供屠杀场所。克罗地亚獨立國的法西斯組織——「烏斯塔沙」也积极执行迫害和屠杀，但归根到底是德国人组织和引导这些当地人参与大屠杀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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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屠杀在公共场所进行，这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目击证人称这些屠杀活动包含了当地人的参与。别动队的屠杀活动常常以反游击队、打击土匪为理由，但德国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贝尔認為这不过是德軍的借口，这些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完全符合“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標準。希尔格鲁贝尔坚持屠杀220万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儿童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毫无道理可言，而德国将军们称别动队在打击游击队的托词根本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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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防军与党卫队在反游击队和反犹太人的工作中彼此密切合作。在1941年中期，党卫队骑兵旅赫尔曼·菲格莱因在“反游击队”普里皮亚季沼泽地杀死了699名红军士兵，1,100名游击队员和14,178名犹太人。在行动前，菲格莱因命令将所有犹太成年人枪决，尔后将妇女而儿童赶入沼泽地。在行动后，指挥德國中央集團軍後衛部隊的馬克斯·馮·許恩克多夫将军在1941年8月10日命令所有德国国防军後衛部隊在反游击队的任务上效法菲格莱因，并于1941年9月24-26日与党卫队一道在莫吉廖夫组织了联合演习，研究杀死犹太人的最佳方案。演习的结果是警卫营第7连在一个叫金沙萨（Knjashizy）的小村子射杀了32名犹太人，军官们对此美名其曰称这是从人群中“筛查”游击队的方式。第322营的战争日记上这样写道：
行动首先是在小村落中進行的「实战训练演习」（ernstfallmässig）。陌生人、特别是游击队员一个也没有找到。在筛查过程中，发现了13名犹太人，27名犹太妇女和11名犹太儿童。结果，13名犹太人和19名犹太妇女在与保安部隊的联合行动中被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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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在莫吉廖夫演习中学到的东西，一位德国国防军长官告诉他的部下：“有游击队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游击队”。在1941年11月24日的第24号令当中，第707师師長称：
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已经得到命令，犹太人必须从这片国度上消失，吉卜赛人也必须清除干净。执行“大尺度”的犹太人方案不会是集团军的任务。民政和警卫部队将会负责此事，除非白鲁塞尼亚的司令另有指令，或是他有剩余的特别部队，或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进行集中处罚。当较小或较大的犹太人在中途被碰上，他们可以由分部清除，或是集中到临近村落的隔离区，交由当地的负责人或保安處来处理。
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福斯特是德国国防军战争犯罪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德国国防军在大屠杀上起了重要作用，並將罪过全部归结到党卫队上，因此将德国国防军视为被动的、不情愿的旁觀者是错误的。海尔堡則認為别动队的指挥官们都是普通人，而绝大多数动手的是专业人士，有的甚至是知识分子。他们倾尽所学的一切技能，成为了高效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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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占领地的大规模屠犹任务由党卫队的别动队来完成，由海德里希统一指挥。1939年的波兰屠杀尚存局限，但如今却在规模上有所升级。别动队A队负责波罗的海地区，B队负责白俄罗斯，C队负责乌克兰北部和中部，D队负责摩尔多瓦、南乌克兰克里米亚，并在1942年负责高加索地区。
奥托·奥伦多夫在审判庭上称：“别动队的任务是保护军队后防，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共产党人以及其它会对安全产生威胁的人员。”实际上，被害人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在整个行动中，别动队连一个队员都没有牺牲)。到1941年12月，四分队给出的成绩分别是125,000人、45,000人、75,000人、55,000人——总计为300,000人——主要方式是在城镇外执行枪决或扔手榴弹。1942年4月6日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别动队在乌克兰皮里亚京屠杀了1,600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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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占领地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基辅外的「娘子谷大屠杀」，在1941年9月29-30日的单次行动中就有33,771名犹太人丧命。军政府长官少将弗里德里希·埃伯哈特，南方集团军麾下的警察部隊總司令——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和别动队C队司令奥托·拉施決意要消滅基辅内全部的犹太人。由党卫队、保安處和乌克兰当地警方执行杀戮。虽然第6集团军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在将基辅犹太人赶出城镇，送入娘子谷上起了关键作用。
周一，基辅的犹太人聚集在公墓，准备登上火车。由于人群庞大，大多数的男人、妇女、儿童都没有来得及知道怎么回事，就听到机枪响起，无处可逃。人们被一群士兵驱逐，然后被射杀。一位卡车司机描述道：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放下行李，然后脱下大衣、鞋子、外套、内衣… 当脱干净后，他们被带到150米长、30米宽、15米深的谷中… 当他们到达谷底时，防护警察强迫他们躺在已经被射杀的犹太人身上… 尸体层层堆积。警方的射手过来，用冲锋枪射击他们的脖颈… 我看到这些射手站在尸体层上，一个接着一个地射杀着… 射手会踏着尸体，走到下一个人旁边，后者躺卧在地，射手对其行刑。
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1941年，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100名犹太人在城镇外的沟内被射杀，他的副手卡尔·沃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希姆莱的脸色变青。一块儿脑浆溅到他的脸上，他拿出手绢将脑浆擦掉，然后呕吐不止。”心情平復後，他向党卫队员训话，称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守“纳粹党的最高道德准则”。
从1939年12月起，使用毒气作为屠杀的新方式。起初，毒气罐被装置成筒形，放入密闭的货车中，用以处决疗养院中的精神病人。作为T-4行动的一部分，它被广泛用于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波兰占领区等地。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能处决多达100人的大毒气车在1941年11月被使用，设备为发动机排气装置而不是筒形。这些毒气车在1941年12月被海乌姆諾滅絕營采用，其它15个则被别动队用在了苏联占领地上。这些毒气车由党卫队生产，并由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监督使用。毒气车杀死了约500,000人，主要是犹太人、罗姆人和其它种族。这些毒气车被细心地监控着，在一个月的观察后，报告指出：“三辆车被使用了97,000次，没有出现一点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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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总督府的漢斯·法郎克表示需要研发更加新型有效的屠杀工具，而不是简简单单对这些人执行枪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设计一些办法来处决他们。” 这个问题时的党卫队实验出大规模毒气屠杀方式。克里斯蒂安·沃思（Christian Wirth）可能是毒气室的发明人。
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区万湖主持了万湖会议，有15名纳粹领袖，把包括一些国务秘书、政府高官、纳粹党领袖、党卫队官员以及其它制定与犹太人政策相关的政府部位领导人。会议最初的目的是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海德里希有意“在各个不同的占领地区规划出大规模屠杀. . . 作为希特勒下达的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答复……为了确保执行，必须让部委层级官僚知晓，并使其共同承担执行这项政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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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所作的备忘录副本被留存了下来，然而海德里希的指示是以“委婉语”的风格写成，因此会议上的真实用语无从知晓。海德里希在会议上的意见表明将把犹太人转送至东方，代替之前的对外移民政策。这项政策不过是最终解决方案之前的一个临时计划，涵盖了1100万名犹太人，范围不但包括德国，而且包括了世界上的其它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解决方案是毫无悬念的：“海德里希明确说明在『最终方案』阶段，犹太人必须以苦役和大屠杀的方式全部歼灭。”
官方称犹太人在波兰总督府有230万人，匈牙利有8.5万人，其它国家有110万人，苏联500万人，但200万依然在未被控制的领土上。这样，总计为650万。他们将会用火车送至地处波兰的「灭绝营」，然后立即被送入毒气室。在一些营地，如奥斯维辛营，可以劳动的就先留下，然后再杀。戈林的代表，埃里希·诺依曼博士则带走了一少部分人用于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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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克肖在他1983的著作——《第三帝国公众意见和政治异议》（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探讨了巴伐利亚纳粹时期的「日常历史」（Alltagsgeschichte）。就巴伐利亚人的大多数态度来看，克肖认为最常见的态度是对犹太人的遭遇漠不关心。克肖称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只是模糊地知道“浩劫”的存在，较之“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来说他们更关心正在进行的战争。克肖做了一个类比：“仇恨建造了通往奥斯维辛的路，但做铺垫的却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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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肖的观点是巴伐利亚人就“浩劫”来说是冷漠的，并暗示德国大众也同样如此。这一观点受到以色列历史学家、纳粹德国大众意见专家奥托·德芙·卡尔卡（Otto Dov Kulka），和加拿大历史学迈克·凯特（Michael Kater）的批评。凯特坚持克肖淡化了公众的反犹情绪；纳粹德国时期，许多“自发的”反犹行动上演，是由于许多德国人参与的缘故，但将纳粹看成反犹主义的唯一源泉是错误的。卡尔卡称大多数德国人的反犹情结比克肖《第三帝国公众意见和政治异议》中描写的更加强烈，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冷漠”，“被动服从”可以说是在美化德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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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犹太或德意志反纳粹统治问题上，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迪珀在他1983的论文《德国抵抗运动和犹太人》（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称绝大多数反纳粹民族保守主义者也是反犹主义。迪珀写到民族保守主义“官僚就法律上对排斥犹太人一直到1938年都坐视不理。”虽然迪珀注意到德国抵抗组织没有一个支持大屠杀，但他也提到民族保守主义者也没有打算在推翻希特勒后恢复犹太人的权益。迪珀继续辩称，反对派“中大部分德国人... 认为“犹太问题”存在，应该得到解决...”。
2012年的研究发现在柏林就有3,000个不同功能的集中营，在汉堡则有1,300个，研究员认为德国大众不可能对这种大事儿不可能不知道。罗伯特·盖拉特莱认为德国民众从总体上来讲是知情的。盖拉特莱称，政府通过媒体公开了他们的计划，民众也都了然，只有毒气室除外。与之相反的是历史证据显示绝大多数受害人在送入集中营之前，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或是拒绝承认噩运；他们只是天真地认为自己不过是将被重新安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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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布海姆搜集了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的迫害见证人资料，在1965年写成论文《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Compliance）。文章提到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人时，命令并没有添加胁迫，执行该命令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布海姆写道回避执行杀戮命令的机会“...不但随时出现，而且比人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加实际...”，并写道没有证据显示拒绝履行命令的党卫队员被拖入集中营或是被处决。不但如此，党卫队规章禁止“无端的虐待”，希姆勒要求他的手下保持“风度”，虐待被认为是行为人极端残忍，或是期望突出表现自己是个非常热心的纳粹党员。最后，他认为非犯罪倾向者施刑是因为他们愿意遵守团体价值，害怕被贴上“懦弱”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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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于1992著书《普通人：预备警卫营101营和波兰的最后解决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他在其中讨论了德国秩序警察预备营101营，该营负责将犹太人围捕，送往纳粹死亡营。预备营的服役者都是来自汉堡的中年男子，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不适合执行军事任务，也没有在荼毒生灵上接受太多训练。司令员则为部下给出选择：如果他们觉得受不了的话，就可以不参加。绝大多数人没有拒绝——一个500人的营中只有15人选择退出。根据米尔格拉姆实验，布朗宁认为营队的士兵们之所以杀人，是因为服从权威和朋輩壓力，而不是嗜血或是仇恨。该书的隐含意思是当环境是紧密团结的群体时，绝大多数人会服从权威，并被认为是合法的，虽然道德上感到令人憎恶——这一假说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得到了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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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学家赛奇·库德里亚索夫（Sergei Kudryashov）对特拉维尼基党卫队集中营的守卫训练做了研究，后者负责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营提供协助。一些特拉维尼基的守卫是红军战俘，他们自愿参加党卫队以脱离战俘营。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中写道，檢驗那些與德軍合作者（一般通稱「志願者」）的方式为态度上是否反共（当然也就等同是否反犹）。他们中绝大部分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志愿协助者”，即非徳裔的德国军人。与布朗宁不同，库德里亚索夫则称他没有发现特拉维尼基志愿兵与反犹主义或纳粹主义有丝毫的联系，许多人在被俘虏前都是共产党人。虽然特拉维尼基守卫都没有特殊情结，但他们依然执行了党卫队虐犹的命令，而他们在虐犹上是“系统性的、没有理由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行刑活动，但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营服役的绝大多数人都杀了不少犹太人。和布朗宁一样，库德亚斯绍夫辩称特拉维尼基人是普通人变刽子手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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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尼基人（Trawnikimänner）在所有主要灭绝营都有部署，负责协助“最终解决方案”——这也就是训练他们的初衷。在那里，他们都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
在1942年间，除了奥斯维辛营以外，其它五个地点也被设立为灭绝营，用以执行莱因哈德计划。其中两个，即海乌姆诺营和馬伊達內克营已经被用作苦役营，后被改装、加入灭绝屠杀设备。三个新营被搭建了起来，单独为快速屠杀使用，即貝爾賽克营、索比堡营、特雷布林卡营。第七个营是白俄罗斯的玛丽·特罗斯特内兹营，也承担同样的任务。亚塞诺瓦茨营则负责解决塞尔维亚人。
灭绝营常常与集中营相混淆，如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主要在德国境内设立，负责关押囚徒、对纳粹敌人施行苦役（如共产党人或同性恋）。集中营也应该与苦役营区别开来，后者在所有德控区都有设立，负责对各种人士，包括战俘在内，施行苦役。所有纳粹营都遍布饥饿、疾病、疲劳，因而死亡率极高，但灭绝营是单独为大规模杀戮而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