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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 特區時期（移交後）
2004年4月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香港基本法》附件，否決香港市民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2004年4月26日，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決，並解釋，到2017年及以後先後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雙普選)。12月21日，董建華率領二司十一局官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門會見時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遭胡錦濤公開要求「查找不足」。
董建華於2002年2月28日在無有效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但任內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風波、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沙士」事件中的失職，激起民怨令七一大遊行發生，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於2005年3月10日任內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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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補選中唯一候選人，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於2005年6月21日獲得任命出任行政長官。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被泛民主派批評為「原地踏步」，議案最終因為票數不逾2/3而未有通過，故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立法會選舉辦法維持不變。
2004年雅典奧運會，香港運動員高禮澤及李靜在男子雙打乒乓球項目中奪得銀牌，為香港取得歷來第二面奧運會獎牌。
2006年及2007年，因為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舊中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被香港政府宣佈臨時拆卸，保育組織發起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及保留皇后碼頭事件，包括舉行論壇、靜坐和絕食，事件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有評論認為兩次事件提高了香港市民對保育文物、公共空間及城市規劃的意識。
2007年12月2日，香港地鐵與九廣鐵路公司合併，合併後更名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此外，港鐵在2008年10月起拆除美孚站、南昌站和九龍塘站的轉線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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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決定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待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可普選立法會。
2008年2月28日，粵港澳三地政府已就融資問題達成共識興建港珠澳大橋，預計於2017年竣工，設計壽命為120年。預計90億4,650萬元,但工程被發現多項問題，如環評報告未有比較大橋興建前後空氣污染程度的變化，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被迫延遲動工。費用當時上升至250億元。最終因工程超支再上升至1,200億元。
香港經濟於2008年下半年開始穩定，因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而急轉直下，結束香港自2003年7月開始5年的經濟復甦，股市、樓市暴挫，裁員及結業此起彼落。
而香港政府又在此一段時期多番出現施政爭議，例如
副局長風波及處理滯留泰國的香港人事件等等，令到民怨日深，行政長官曾蔭權民望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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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進逼亞洲、南韓及泰國都出現疑似病例。曾蔭權領導的港府以「從嚴」方式處理。其後，香港確診首宗病例，曾蔭權親自率領抗疫督導委員會，史無前例宣布把墨西哥患者入住的香港灣仔維景酒店封鎖，同時追蹤與患者同一班的機乘客及緊密接觸者。此一做法雖成功暫時切斷初步傳播，但亦因隔離手段嚇怕部份遊客而打擊本已水深火熱中的旅遊業。其後政府發現粗暴的隔離手段無法阻止社區爆發，逐漸把防疫重心轉為減少傷亡數字及避免醫療體系因超出負荷而崩潰兩方面。
2009年末至2010年初，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撥款在立法會審議，期間引起爭議，發生一系統的社會運動，包括反高鐵運動、撐高鐵運動及五區苦行，最終更爆發警民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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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香港政府再次就政制改革諮詢香港市民，期間5名地區直選立法會議員發起五區總辭，以他們辭職後舉行的補選作為「公投」。政府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最終由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在建制派和民主黨的支持下，在立法會以2/3票數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即超級區議員）則各增加設備5席。2011年，為了堵塞五區總辭的漏洞，香港政府提出遞補機制，然而沒有進行諮詢，成為了當年七一遊行的一大訴求之一，其後香港政府宣佈押後立法，並且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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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輛載有20名香港遊客的旅遊巴士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被一名當地前任警務高級督察挾持，最終8死7傷，香港政府稱事件為馬尼拉人質事件。事件造成菲律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關係一度緊張。香港政府在事件發生時就隨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嘗試解決事件，於事發當日下午，聯絡菲律賓總統貝尼格諾·艾奎諾、派出專機與醫療支援隊前往災場善後，並於事後派遣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親身前往接機及慰問倖存者、安排香港警察樂隊舉行迎接殉難儀式、安排專家作出應變與調查、對香港傳媒實行每日隔時段消息公布。此外，8月24日至26日連續3日香港區旗下半旗致哀，8月26日，全香港哀悼，早上8時正升旗禮及下半旗後默哀3分鐘，獲得全港各界響應。香港政府對事件的迅速反應和處理手法，使到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評分及滿意度和信任度一度上升。經過3年多的時間，菲方在2014年4月對港方作正式聲明和賠償，聲明說菲方對人質事件「致以最悲痛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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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貨客從香港利用各種途徑運送貨物到內地（尤其指向通往深圳邊境），引致對香港各區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種滋擾及社會問題。1980年代，內地放寬大部分香港人進入內地的限制，攜帶個人商品回到內地變得普遍。之後，便有香港人攜帶港貨至內地。2000年代之後，內地以「拯救香港經濟」為名在2003年開放「自由行」，每次訪港逗留的時間為7日。2005年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進口商品比在中國價格低，來港消費成為熱潮，加上內地海關規定個人攜帶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徵税，走私的人利用螞蟻搬家的方式一點一點地帶貨。2009年4月開放一簽多行(一次簽註一年不限次數進出香港)，向內地居民正式開放，大量水貨客出現。2012年至2013年，屯門和上水出現香港警務處的簡化字告示，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內地的簡化字。加上嚴重的水貨客問題更引發民間組織光復上水、光復屯門、光復沙田、光復元朗和遊覽完上水去屯門等抗議活動，及促成由入境事務處領導的風沙行動以及由香港警務處領導的力鋒行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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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統治，謀求在香港成立新政府，建立主權独立的國家的社會運動。楊慕琦、馬文輝、聯合國香港協會、香港民主自治黨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已開始透過不同途徑推動香港的自決與自治。
根據2007年的港大民意研究，受訪者中有獨立傾向者約佔25%，不認同獨立者約佔64.7%，另外33%香港人認為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持續執政則會增加香港獨立的傾向。此外，香港與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及歷史背景上的差異而引致中港矛盾，也是近年部份年輕香港人傾向香港獨立的理由，佔39.1%。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出現種票風波，例如美孚出現「1屋7姓13票」等，曾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翌年2012年，三名候選人梁振英、何俊仁和唐英年參選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梁振英以689票勝出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並於2012年7月1日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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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8日，政府計劃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過由於在政府資助出版的課程參考書《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等只稱頌中國共產黨的內容，引起對其不中立和誇張作大的批評，以及《課程指引》中載有「國情範疇學習」，被社會質疑課程是洗腦教育，從而引起一連串大規模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的運動，例如設置街站、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該科目。同年10月9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宣布在其任期內擱置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但拒絕撤回科目。
2013年發生的免費電視牌照爭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和批評，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激起市民反彈，有評論指一連串事件令政府的公信度急跌，引發管治危機。
2014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逾23,000字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香港市民對白皮書普遍態度負面，擔心「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會被「大陸化」。逐步發展出的香港獨立傾向被視為一個警鐘，中共須考慮影響未來大陸內部的動亂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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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170票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俗稱“八三一決定”），決定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按照上屆選委會的組成方法，組成「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2至3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經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後的人選由北京政府任命。若不獲通過，將會依照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亦即「原地踏步」。同時亦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不作修改。此《決定》招致泛民主派、學生組織以至爭取民主人士不滿。
2014年9月23日，學聯發動香港教育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浪潮，1.3萬學生繫上黃絲帶，高呼「命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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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同日，雨傘革命開始，是在香港為爭取「真普選」而發起的一系列公民抗命。市民佔據多個主要幹道靜坐及示威，佔領地點包括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並提出包括撤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確定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框架和候選人提名方案、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及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等訴求。事態最終演變為雨傘革命，雨傘革命歷時79日，直至2014年12月15日結束，雨傘革命的訴求最終並未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意。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以8票贊成，28票反對否決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議案》。
2016年2月8日晚上至2月9日，香港旺角發生一場大型的警民衝突。
2016年10月，在立法會宣誓中，因有兩位議員在宣誓中讀出「支那」二字，及一位議員在宣誓中說出英文粗口，引起一場政治風波。全國人大決定因事件釋法，解釋宣誓必須真誠莊重，且不能重新宣誓。六名議員因此喪失立法會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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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三名候選人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胡國興參選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林鄭月娥以777票勝出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並於2017年7月1日就職，成為香港歷史上首位女性擔任行政長官，及首位女性擔任香港的最高領導人。
2017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批准《合作安排》。內地口岸區自啟用日起，並派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安機關。上述機構及其人員不在內地口岸區以外區域執法。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設有中國內地唯一設在其境外的口岸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口岸。2018年6月，備受爭議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地兩檢）條例正式在香港立法會通過，並在2018年9月4日生效。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正式通車，成為香港首條連接內地的高速鐵路。
五位市民自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認為一地兩檢在內地口岸實施內地法律違反基本法第18條。並在2018年10月開審，同年12月13日高等法院宣判駁回司法覆核。
2018年10月24日，首條橫跨粤港澳三地的大橋，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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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政府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計劃包括硏究在生態敏感度相對較低的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靈洲研究用新式填海技術以減少影響環境，分階段建造人工島。計劃首階段在交椅洲附近建造約1,000公頃的人工島，並爭取2025年開展工程，增加土地供應，建立低碳排放的宜居城市。新增的土地儲備亦可讓現時市區的稠密人口分散，以及落實舊區重建。倘配以適當的規劃措施，例如在舊樓拆卸後減低發展密度，或將部分用地改作公共空間或社福設施等，可一併解決舊區樓宇老化、人口密度過高、公共休憩空間／社區設施不足的問題，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至於第二階段在喜靈洲附近建造約700公頃的人工島，要視乎研究結果和需要，現時沒有擬訂施工時間表。
2017年9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中國政府並表示國歌法屬全國性法律，2017年11月，全國人大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中。2019年1月，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國歌條例草案》及刊憲，並交給立法會進行首讀。
香港歷史 特區時期（移交後）
粤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深化珠三角區域及港澳融合的戰略，目標到2022年，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到2035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大灣區內市場實現高水平互聯互通。
2018年國務院成立中央決策組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用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2018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她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由她出任主席，成員包括所有司局長，統籌香港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事宜。督委會就擬訂策略性目標、政策措施、具體工作計劃等提供指導和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記者會上闡述三項重點——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便利醫療、教育等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通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內城市的人員、貨物、資金和信息流通。
2019年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是香港政府為修訂原有逃犯條例及解決不能向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移交疑犯和進行法律協助的「法律缺陷/漏洞」，而提交香港立法會審議的一法律草案。該提案源於潘曉穎命案現。時香港法律無法進行有關的嫌犯移交和法律協助，獲得通過後的草案將會以行政長官就單一個案件提交的方式解決類似問題，移交目的地除了台灣，亦包括中國大陸及澳門，移交控罪除謀殺罪外，也涵蓋多項可判監7年或以上之控罪，但目的地執行死刑者則不移交。
草案甫經提出，便招致社會各方質疑和關切香港作為立司法管轄區的獨立性或遭削弱，引發多次遊行示威。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第三次反修例遊行，主辦單位估計有近100萬人參與遊行，警方亦估計在高峰期有24萬人參與，均創下主權移交以來的新高，惟政府仍拒絕撤回修例。時至6月12日，立法會原定恢復二讀草案，但當日早上有大批示威者包圍政總和佔領附近一帶道路，警方當日下午發射催淚彈、布袋鉛彈及橡膠子彈鎮壓，造成逾80傷。當局定性示威為「暴動」和鎮壓的做法備受批評，最終林鄭月娥在15日正式宣佈「暫緩修例，收回草案」。6月16日，民陣發起第四次遊行促使政府撤回修例、釋放示威者、收回暴動定性和要求林鄭下台等，有二百萬人參與，成為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乃至整個香港史上最多人出席的遊行。2019年7月1日，激發了立法會衝擊事件。2019年7月9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修訂條例已經「壽終正寢」。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中，示威者包圍香港中聯辦，並朝內投擲雞蛋及向中國國徽潑墨。在2019年8月，在全港多區有多次遊行和平示威抗議也有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抗爭口號。2019年10月，警民衝突持續，示威者提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的政治訴求。2019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會正式撤回修例，但示威及衝突仍持續。。2019年11月發生香港中文大學衝突和香港理工大學衝突，並促使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2020年1月，「港共受刑、天下制裁」集會成為整場運動最後一場大型示威，至此受武漢肺炎疫情日趨嚴重影響，加上民氣開始出現疲憊，導致示威行動日漸式微；隨後香港政府開始強力鎮壓清算，其後更應中央要求訂立香港國安法，香港正式開始邁入鎮壓時代。
2020年1月23日，香港確診首宗2019冠狀病毒病，隨後疫情逐步擴張。
2020年6月28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進行第二次审议《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2020年6月30日表決通過。全国人大常委会會議又决定将本法列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簽署法律公告，於6月30日23時經憲報予以公佈並施行。
因應香港的反修例活動中，美方由於不滿港區國安法，於是在2019年11月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2020年7月，因美國不滿中方繞過香港立法會通過港區國安法，認為中國此舉違反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承諾，美國通過香港自治法案並在同年8月宣布制裁香港11名主要官員，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指「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者經「依法認定」後喪失議員資格。香港政府隨即宣布取消梁繼昌、楊岳橋、郭榮鏗及郭家麒四人的議員資格。
其他泛民主派议员宣布集体辞职以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立法會在2020年11月12日表示，已收到其餘民主派的辭職信。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公布《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对香港政治制度进行回归以来的第四次改革，落實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愛國者治港」原則。
2023年12月18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北京述職時，親自向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彙報，表示將於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
202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丁薛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期間會見港澳人大代表團，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要盡早完成立法。同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於翌日刊登《香港政府憲報》並提交立法會審議。
2024年3月8日，針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正式刊憲公佈，同日也正式在立法會中進行首讀。
香港歷史 爭議觀點
有評論認為「越南史學家都認為南越國是越南的正統王朝，稱之為趙朝。例如越南陳朝黎文休所撰的《大越史記》，就把趙朝當作越南國史的開始，尊稱趙佗為趙武帝」，而越南共產黨以及近代越南史學家「認為南越國是漢人侵略越南所建立的殖民政權。首先趙佗本來就是河北地區的華夏族，當初南下是奉秦始皇之命，侵略越南地區，吞併土生的甌駱國，只是後來自立為王，而他管治南越國的方式，都仿傚秦國的典章制度。而且就領土範圍而言，南越國國土雖然包括桂粵、越北和越中，但依然以今天中國國土部分佔多數，無論統治階級、抑或國家人口，均以華夏族為主。」，中國共產黨以及近代中國史學家則與之相反，把南越國定性為一個地方軍閥，認為「香港龍川縣令趙佗在秦亡後佔據嶺南三郡建立南越國的事件，只是地方叛亂和封建割據的性質，並不意味著包括香港地區在內的南越國所佔疆土脫離了中國」，評論認為「南越國抑或是趙朝，或許最終還是雙方各自表述。」（Tong, 2021）
香港歷史 參考文獻
Iu, K. C. 1983,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cense Tree” (Aquilaria sinensi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247-249, http://sunzi.lib.hku.hk/hkjo/view/44/4401544.pdf
國際標準期刊號
國際標準期刊號（英語：，簡稱ISSN）是一种类似于國際標準書號的期刊出版物代码，一共由8位数字组成，其中前7位为流水号码，最后1位为校验码。由于期刊出版物名称和内容的不定性，所以相对國際標準書號来说，國際標準期刊號只是一串单一的数字集，没有像國際標準書號包含了出版社和出版地等一系列信息。
國際標準期刊號 校驗碼的計算方法
如果校驗碼是10，需轉成羅馬數字「X」。
所以，本書的校驗碼是「5」，完整的國際標準期刊號為「ISSN 0378-5955」。
國際標準期刊號 國際標準期刊號的發放
國際標準期刊號由各国国际标准期刊代码中心统一发放管理。
郭全宝
郭全宝（1921年—2004年7月12日），中国相声表演艺术家，北京人。
1934年拜于俊波为师学习相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国后参与了传统相声的整理，并且表演了大量的新作品。曾与刘宝瑞、侯宝林，马季，郝爱民等合作表演，常为捧哏，被称为“少郭爷”，有时也作逗哏或表演单口相声，如《捉放曹》，《借火》等，晚年常与罗荣寿表演双簧，还精通京剧、单弦儿、数来宝等多种艺术形式。
奥古斯特·施莱谢尔
奥古斯特·施莱谢尔（德語：，1821年2月19日—1868年12月6日）是一名德国语言学家，出生在德国迈宁根(法兰克福和魏玛连线的正中间)。
施莱谢尔是自然主义语言学派的创立者，他重视语言的规律性和客观性，但把语言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认为语言也和有机体一样有生长、成熟和衰老期，认为生物学的术语都可以用于语言研究上，如：基因、属、种等。把语言学看成是自然科学，以生物学原则研究语言的发展和分类。他宣称在还没有读过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以前，自己就已经发现了语言的遗传和自然竞争现象。他发明了一种按照植物分类法则对语言的谱系分类方式，并按照生物进化树的方式排列各种语言。他是第一位提出“语言进化”观念的人。他以这种方法推搠古印欧语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一定的贡献。是语言谱系树理论的提出者。按新的语法概念来重新审视世界语言并做出的分类：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
他的主要著作有：《以系统的观点看欧洲语言》（Die Sprachen Europas in systematischer Übersicht），《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等。
1934年 奥斯卡金像奖
（第7届，1935年颁发）
（其他奖项参见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名单）
1922年
1922年是一個平年，第一天從星期日開始。
1935年 奥斯卡金像奖
（第8届，1936年颁发）
（其他奖项参见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名单）
种群
生物系统层级关系：生物圈 > 生态系统 > 群落 >  > 个体
在生物学上，种群（英語：）又称、居群、群体或個體群，指于一定空间范围内同时生活的同种生物的全部个体；或者说是由个体组成，而且能够确实进行交配的群体。族群的个体之间一般享有同一个基因库。
种群是研究的对象，亦是物種演化的基本單位。
种群 生态学
生态学中，种群是指居住在同一特定地理区域并能有性繁殖的同一物种的一群生物。有性生殖种群的区域是指该区域内任何一对之间可能进行有性繁殖，并且内部繁殖比与跨区域繁殖的可能性更大的区域。
一个地区的总种群数量，可以根据观察到的个体数量，利用林肯指数来计算。
人種
人种（英语：Race；或称種族）是在体质形态或遺傳特徵上具有某些共同特色的人群，可以根據外观（如肤色、髮色、面部骨骼结构）、基因、以及自我认同为标准，也牵涉到社会认同感以及民族主义等范畴。人種这一概念以及具体划分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中都有差异，争议很大。
各个学科对于人種是什么，是否存在，到底有几个，应该如何定义，如何理解，如何分析等问题，尚无定论或共识。另外，它不属于生物分类学，在智人以下没有所谓的人种。
人種 人種概念的起源
由于人类的成员擅长识别其他成员外观，其内部群体关系又极其复杂，因此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就可能对人種的概念有一定的认知和理解，但各个文化对于人種的理解又不尽相同。
人種 人種概念的起源
最早记载种族的文学作品，为古埃及的《地狱之书》，其中将人类分为“埃及人”、“亚洲人”、“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四类，可看出这个分类融合了人種、“民族”、“国家”等概念。后来的中国、罗马等文化比较注重于氏族，对于以外观划分的“民族”的认知则较少（Dikötter 1992；Goldenberg 2003）。而中国人在古代則往往认为华夏和四夷的人都是炎帝或者黄帝的子孙。不过古代中国后来也曾记载到白种人，一般称其为“黄毛人”，唐朝以后也记载了黑种人。希腊、罗马、中国等文化对外观不同的人種也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也导致其古代文献中（如中国的《山海经》）出现许多在遥远地方所存在的奇异种族的描写。同时也有一些罗马作家认为种族的特征是由居住环境决定的（Isaac 2004）。但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外表不同的人仍然可以通过采纳所在社会的文化标准而成为该社会完全的一员（Snowden 1983；Lewis 1990）。古代犹太人以及欧洲中世纪根据《圣经》认为人类是挪亚三子闪、含以及雅弗的后代，地球由三洲组成，其中闪族为亚洲人，含族为非洲人，雅弗族为欧洲人。
人種 人種概念的起源
近现代对于种族的理解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产物（Smedley 1999）。欧洲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之间外表上的、行为上的、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产生了许多猜想。同时由于非洲奴隶贸易使欧洲人的奴隶来源渐渐地由欧洲、中东转变成非洲，欧洲也因此产生了将人类分类的动力，以作为奴役并虐待非洲人的理由（Meltzer 1993）。
通过借鉴希腊罗马的文献以及当时欧洲内部的关系，例如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不和（Takaki 1993），欧洲人开始将自己以及其他民族划分为外表、行为、能力皆有分别的群体，并把可以遗传的外表特征和内在的智力、行为、甚至道德水平互相联系（Banton 1977）。虽然其他文化也有相似的观点（Lewis 1990；Dikötter 1992），但是这种观点开始影响社会的构造，主要是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开始的。
人種 人種概念的起源
对种族划分的最早的科学性尝试发生于17世纪，那正值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最早出版的脱离罗马希腊传统的人类划分法是弗朗索瓦·貝爾尼埃（François Bernier）所著的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érents espèces ou races qui l'habitent（《基于地球上居住的不同的物种或种族的新的地球划分法》），于1684年出版。
Bernier共区分4个人種：
人種 人種概念的起源
18世纪时，人类群体之间的区别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Todorov 1993）。早期的学者注重于总结及描述“人类的自然类别”，这即是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于1775年出版的人类五分法的文章的标题。但随着19世纪时人类学的形成，欧美学者开始试图解释各个群体在行为上和文化上的不同特征（Stanton 1960）。他们开始测量颅骨的大小及形状，试图解释智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同特征（Lieberman 2001）。与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同时，欧洲人对于不同种族到底起源相同，还是各自进化，或各自被上帝创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Wolpoff and Caspari 1997）。
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民间对于民族之间的区别的普遍认知，和科学家对于这些区别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一名学者所说的“人種的意识形态”（Smedley 1999）。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旨是：种族是远古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各不相同的。虽然一些群体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但是通过调查和研究，仍然可以辨别形成该混合群体的祖先民族。
19世纪时，有多位自然科学家在种族的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喬治·屈維埃（Georges Cuvier）、詹姆斯·考維斯·普里查德（James Cowles Pritchard）、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查爾斯·皮克林（Charles Pickering）、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其中屈維埃将人类三分，普里查德七分，阿加西八分，皮克林十一分。布盧門巴赫的五分法则是19世纪时比较常见的：
在布盧門巴赫之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渐渐将美洲、马来两个人种归并于蒙古人种，结果进入20世纪初剩下三个主要的人种：
20世纪最常见的分法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卡爾頓·S·昆（Carleton S. Coon）提出的：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对于种族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点：
人种以肤色、眼色、眼型、髮色、髮質、鼻型、嘴唇的厚薄、头型、脸型等特征划分，而这些生理特征却和其他文化特征，甚至智力、道德水平联系了起来。如：当时认为，高加索人种的浅肤色和高眉骨显示了高加索人种高深的智力水平以及仁厚的心灵；蒙古人种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显示了其狡猾，并且有些死板教条的性格；尼格罗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厚嘴唇则显示他们比较接近于猿类动物。（但值得一提的是：黑猩猩的皮肤其实非常白，嘴唇也很细。）
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种族主义的观念，乃至“种族”的概念本身，都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20世纪以前，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分为若干个本质主义方式划分的（即以不可缺的特征来划分的）人種，如尼格罗人种（南撒哈拉非洲人）、高加索人种（西歐亞人）、蒙古人种（東歐亞人）、澳大利亞人種（澳大利亞和美拉尼西亞原住民，有時也包括南印度）等。但自1940年代起，演化科学家开始淘汰这种理论。另外，种族长期以来理解为一种科学分类，即将种族视为一个分类的层次，如将种族等同于亚种；但1960年代起，群体遗传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数据以及模型也使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这种理解，而转而以群体（population）、特征线（cline，又譯「漸變群」或「生態群」）等其他概念来研究人类内部的差别。1990年代以来，基因体学以及分支系统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数据和模型也使科学界对人类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使一些科学家转而用世系而非特征来定义种族的划分，并且认为种族应该理解为模糊集合，统计群体，或广义的民族。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有许多演化学家以及社会学家认为，基于近年来的生物学研究结果，任何对于人类种族的定义，都缺乏科学分类的严谨性和正确性；人種的定义是不准确的、随意的、政治化的和约定俗成的，随文化视角的差异而变化，种族应该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但也有其他科学家认为，人種概念并非毫无根据，人種概念和多位点基因数据之间的确有关联，而试图摒弃人種概念的真正动机，主要为政治原因而非科学。
由于对于种族的研究在至少两个范围（国家范围以及国际范围）进行，同时各种研究的目的也不同，因此对于种族的讨论也非常复杂。一般来说，进化论科学家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在他们对全球人类多样性的研究过程当中，有层次的科学分类所提供的帮助有限，或者根本不适用。但是在国家层面运作的政府、执法人员、医药事业等则比较注重于在国家或者地区内所出现的基因多样性，对他们来说，有层次的科学分类的确颇有实用价值。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研究范围和目的的不同，从近年来发表的三篇研究论文中就可以看出：Rosenberg等（2002年）、Serre & Pääbo（2004年）、以及Tang等（2005年）。Rosenberg等以及Serre & Pääbo所研究的都是全球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完全不同，Serre & Pääbo将此不同归于实验设计。Rosenberg等从全球各地取样，他们没有把地理因素考虑在内，而Serre & Pääbo则是根据地理而取样。通过从各洲主要群体取样，Rosenberg等认为有证据表明统计群体的存在（即种族）。但Serre & Pääbo认为，从地理的角度来考虑，人类基因多样性是渐变式的，特征线式的。Rosenberg等的研究方向是医学（即流行病学），而Serre & Pääbo的则是人类进化。Tang等研究的是美国国内的基因多样性，主要方向是研究种族和地理位置之间哪一个对于流行病学研究影响更深。与Serre & Pääbo不同，Tang等认为人種更为重要。最近的研究也将人種和群体基因结构相联系，和Tang等同出一辙。但国际范围和国内范围的研究为何会得出的不同结论，Serre & Pääbo所推测的原因是：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殖民史导致了全球人类的“抽样”，使得美国人口主要来自西欧、西非、以及东南亚。因此，以欧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东南亚为对象的研究……可能足够描述美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随着20世纪初现代演化综论的兴起，生物学家发展出了新的，更严谨的，将种族等同于亚种的定义。对于这些生物学家来说，人種是一个种中，组成其全部或一部分的，可辨认的群体。一个“单型”的种就没有人種（或者可以说是只有一个种族包含了整个种）。以下情况的种都可视为单型种：
一个多型种就是有两个或以上种族的物种。这种物种通常有多个明显的亚种，一般上不会杂交（但可能有较窄的杂交区域），但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会进行杂交。（但注意：假如两个群体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仍然不可杂交的话，那么这两个群体就属于两个不同的种，而非一种之内的两个种族。）
虽然这个以概念精确性为目的的尝试得到了许多生物学家的支持（尤其是动物学家），但是进化论科学家却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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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人类学家对于人種是有截然分别的语言、文化、社会群体的理论开始质疑，摒弃。之后，群体遗传学的兴起使一些在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主流进化论科学家开始质疑，人種是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概念。对种族概念持否定态度的科学家主要从四个角度分析：实证、定义、其他理论、道德伦理。（Lieberman and Byrne 1993）
首先从实证角度挑战种族概念的是两位人类学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展示了环境因素造成的表现型的可塑性（Boas 1912），Ashley Montagu则依靠基因学证据。（1941, 1942）动物学家Edward O. Wilson和W. Brown则从一般动物系统学的角度挑战该概念，同时否认了人種等同于“亚种”的理论。（Wilson and Brown 1953）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特征线概念的提出，是对人类表现型和基因型重新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该概念源自人类学家C. Loring Brace所描述的现象：自然选择、迁徙以及基因漂变在塑造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同时，其多样性主要呈渐变分布，而这些渐变中出现的渐变式变化曲线可称为特征线（Brace 1964）。这个现象突显出了以表现型（如肤色、髮質）来描述的种族忽略了许多其他的，和人種划分重合较少的特征（如血型）。因此，人类学家Frank Livingstone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特征线和种族界限互相交叉，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人種，只有特征线。（Livingstone 1962: 279）1964年，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及Holm指出了一些两个或以上条特征线以不协调地分布的特例：如黑色素的分布取决于离赤道的距离，越远就越少；但是beta-S血色素的单基因型却是以位于非洲的特定的地理位置为中心，呈放射性分布。（Ehrlich and Holm 1964）以人类学家Leonard Lieberman和Fatimah Linda Jackson的原话来说：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最后，基因学家Richard Lewontin鉴于人类多样性的85%皆出现于群体内而非群体之间的现象，提出论点，认为人種和亚种都不是正确的或有用的描述人类群体的方法。（Lewontin 1973，该论点后来被其反对者称为Lewontin的谬误。）有研究人员报告说，（以休厄尔·赖特之群体结构统计FST来测量的）种族之间的区别仅有人类基因多样性的5%。2但由于FST的技术局限性，许多基因学家认为很低的FST值并不反证人类种族存在的理论。（Edwards, 2003）同时，还有如大卫·哈维（1982, 1984, 1992）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种族是一个用来巩固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构造的手段，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些从实证角度提出的对人種概念的挑战，迫使进化科学重新考虑“种族”的定义。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William Boyd将种族定义为：
一个在其拥有的一个或多的基因的频率上，和其他群体有显著差别的群体。我们选择哪些基因位点，选择多少个，作为显著的“星座”，是完全随意性的。
人種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人種概念展开的争论
Lieberman和Jackson（1994）指出：这个论点的弱点在于：假如一个基因就能区别人種，那么种族的数量就和进行交配的人类配偶数量一样多。同时，人类学家Stephen Molnar提出，特征线的不协调性不可避免地导致种族数量的大幅增加，最终使这个概念失去意义（Molnar 1992）。
在种种实证方面和概念方面的问题出现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化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清楚地认识到，和种族有关的理念被屡次用来给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奴隶制以及种族清洗提供理由。1960年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运动兴起期间，这个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的质疑也日益激烈。
在这些论点的轮番攻击下，一些进化科学家完全摒弃了人種概念，转而使用“群体”。群体和种族的不同在于，群体所指的是一个繁殖群体（在进行遗传算法时必不可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分类。其他的进化科学家则采用了特征线的概念（即某个特征的频率相对于地理的变化速度）。“群体”和“特征线”的概念并不矛盾，许多进化科学家两者并用。
进化科学家摒弃人種概念的同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则把人種改换成民族，其中民族是指在国籍、宗教、等方面自我认同的群体。这些科学家完全承认，这些国籍、宗教、种族等方面的自我认同全部都是社会构造，和自然或超自然领域的客观事实可以完全无关。（Gordon 1964，另见：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声明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任何人类种族的模型都必须能解释人类进化过程中种族差异的形成。但在20世纪末以前，人类学家只能依靠相当不完整的化石记录来推断人类进化的过程。而他们的模型也无法作为我们就种族起源问题提出推论的有效基础。然而，近年来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已经开始给进化学家提供更新、更全面的数据，也充实了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认识。
人类学家对于智人（homo sapiens；现代人）的起源，一向争论不休。大约一百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从非洲迁徙到欧洲和亚洲。而争论的中心就是：直立人是否是在非、欧、亚三洲各自同时进化为智人，还是智人在非洲进化之后，离开非洲并取代了欧亚二洲的直立人。两种模型的不同，也导致了各自对种族起源问题的解释上的不同。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支持多地起源说的学者（见Frayer et al. 1993）指出了中南欧洲（Smith 1982）以及东亚、澳洲（Wolpoff 1993）等地化学纪录中的解剖延续性，认为解剖延续性证明了基因亲和性。他们认为，人类内部显著的基因相似性并不表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而是反映了世界各地人类群体之间，互相联系所造成的不间断的基因流。（Thorne and Wolpoff 1992）他们同时认为这个模型和特征线的理论并不矛盾。（Wolpoff 1993）
这个模型在人種问题上最重要的元素是，既然智人在世界各地已经进化繁衍了一百万年，这个物种完全有时间进化成多个种族。然而，Leiberman and Jackson（1995年）却指出，这个模型取决于以下和人種有关的条件是否成立：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自1990年代起，多位点基因型普遍地用来区分不同的人类群体，并且用来将个体分类到群体中（Bamshad et al. 2004）。从这里得出的数据也使学者开始审视生物学上将人種定位为世系的可行性，以及以亲缘分支分类法描述人種的正确性。多位点基因型主要用来确定人类历史中的演化，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人種概念亦等同于广义上的世系。
人类基因多样性研究表明，非洲是所有现代人类的起源地；智人于14万至29万年前迁出非洲，取代了直立人（Cann等1987）。欧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原住民是一个单一的，互有关联的群体，是较迟从非洲迁出的，可分为东、西两支。
如上圖所示的基因進化樹一般由群體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質DNA排列得出，遠古人類血緣關係的研究主要通過粒線體DNA和Y染色體DNA排列進行，因為這些單一位點的DNA來源和一般的DNA不同，是從父母一方繼承的，不會經過重組合。各個以大陸為基準的群體內部的個體之間的相似程度，一般上會比不同群體的個體之間要高。進化樹的根源為人類和黑猩猩的，在非洲發源的共同祖先。橫向距離對應以下兩點：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以上是以近鄰結合法畫出的，代表18個人類群體之間關係的系統樹。從圖中可以看出，歐洲、亞洲、大洋洲人、美洲人的祖先離開非洲後，高加索人種最先分出，然後是大洋洲人，最後分開的是東亞人和美洲原住民。
自1980年代起，研究亦表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比其他的动物种要低。两个随机取样的人类个体之间的差距为约1000个核苷酸中出现一个，而黑猩猩则为500个核苷酸中出现一个。学者认为，这显示人类存在的时间相对来说较短，可能没有时间进化出不同的亚种。然而，人类基因共有约30亿个核苷酸，因此两个个体之间的差距约为300万个核苷酸。这些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立的，但也有一些有确实的作用，影响人类之间表现型的差别。据估计，人类群体中约有1000万个SNP，其中较罕见的SNP的出现频率约为1%。
群體遺傳學的領域亦認為，中立多態性的分佈反映了人類各群體的歷史。學者認為，人類在經歷了一次人口瓶頸之後，以非洲為發源地，進行了迅速的遷徙和擴張，最後造成了10萬年前（約5000代前）的非洲和歐亞之間的分叉，以及4萬年前（約2000代前）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分叉。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較小的群體的快速擴張有兩個主要影響。一、奠基者效應，新的群體的祖先僅攜帶了原先群體的基因多樣性的一部分，造成了基因上的區別；二、隨着不同群體之間的距離的拉大，不同群體之間發生交配的概率也隨之降低，這種選性交配減低了不同地理群體之間的基因流，拉大了群體之間基因差距。因此，早期的群體由於奠基者效應，造成較大的基因漂變；由於對基因流的限制，各個群體中新出現的多態性傳給其他群體的概率也相應降低。
這些新的數據，重新點燃了圍繞種族概念的爭論，主要爭論內容為新的數據的理解方式以及以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否合理。大多數研究人員認為，以大陸為劃分基準的群體，並不能立為不同的亞種。然而亦有研究人員質疑，不同的進化世系是否應該以種族稱之。這些難點對於生物醫學尤其重要，因為患者自我定義的種族經常視為患者譜系的可靠指示。
基因數據可用來推斷群體的結構，也可將個人分類到地理世系當中，該世系也經常和個人本身作出的自我認同相對應。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推斷群體結構時，首先須選擇出大量有信息價值的基因標記。此類研究通常表明，居住於同一個大陸上的人之間的相似程度比不同大陸上居住的人之間的相似程度要大。此類研究經常遭到批評，批評者認為群體定義是先天做出的。但即使群體定義的判斷僅以基因數據為基礎，群體結構仍可推斷出。例如Rosenberg等（2002）的研究通過使用377個基因標記，成功地將52個群體中的1056個個體分類為六個聚類，其中五個和主要地理區域相對應。
然而，在將個體分類的研究中，自我描述的種族並不能和譜系完全相對應。某些民族，如拉丁美洲裔民族，並沒有同質的譜系；非裔美國人具有西非以及歐洲的血緣，其中非洲血緣佔80%左右（Shriver等2003）；歐裔美國人亦有歐洲和非洲的血緣，其中約30%的人的ba歐洲血緣在90%以下。綜上所述，人種可進而理解為按比例劃分的血緣。
人種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無論如何，研究顯示，在美國國內，自我認同的種族和基因檔案之間存在非常準確地對應。Tang（2005）利用326個基因標記，在美國15個地點抽樣的3636個人當中，推斷出了4個基因聚類，並且正確地將所有的人分類到4個自我認同的種族當中（白裔、非裔、東亞裔、拉美裔），只有5個人出現錯誤（錯誤率為0.14%）。由此可以看出，美國人口的基因結構的主要決定因素為遠古譜系，和與之有密切關係的現代人種認同，而非現在的居住地點。
區分不同大陸血緣的基因的技術，也可用來區分大陸內部的不同血緣。然而，大陸內部的血緣研究應需要更多的基因標記，因為鄰近的群體的共同祖先應該較遲，基因的相似性較高，亦會出現較明顯的特徵線分佈。有人將特徵線的存在視為聚類不存在的根據（Kittles和Weiss 2003），也有人認為較低的差異使聚類的區分比較困難，但是聚類並非不能區分（Bamshad等2004）。也有研究持折衷觀點，認為人類基因多樣性既包括特徵線，也包括可示範的聚類。
Rachel Caspari（2003）認為，親緣分支按定義就是單系的（一個包括某祖先的所有後代的分類），而人種不是單系的，因此也不可能是親緣分類。
對於Lieberman、Jackson（1995）等人類學家來說，用親緣分類來證實人種，在方法論上和概念上都有嚴重的問題。他們認為，該模式的支持者在最初抽樣的分類中就已經使用了種族分類。例如，印度人、北非人和歐洲人被先驗地歸類為高加索人種，這本身就對概念的理解產生了限制和歪曲，掩蓋了其他世系關係，降低了由直接環境因素造成的基因差異的重要性，模糊了對於血緣關係的理解。他們還認為，重點應該放在特徵線的變化上，因為特徵線承認了適應性的遺傳差異，同時也強調了該差異並非以人種的形式集體存在。
最近另有研究顯示，之前常視為單一人種的地區，亦存在均勻的特徵線式的基因差異，而所謂的空隙則是抽樣造成的缺陷（Serre和Pääbo 2004）。這些學者並不否認親緣分支方面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不認同對“人種”一詞的繼續使用，因為“群體”和“特徵線”已經足夠描述研究結果。
人種 目前各學科對於人種的理解
圍繞着人種概念展開的辯論橫跨多個學科，在學界尚無共識。不僅如此，不同的研究對人種一詞的定義和運用也不盡相同，有用人種來指本質主義的分類、群體、親緣分支、單倍型類群的，也有乾脆不用人種一詞的研究。
19世紀時，種族是人類學的中心概念之一。1866年，倫敦人類學會的創始人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曾宣稱，人類學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人類不同種族之間明顯的心理和道德區別”。從20世紀起，這個思想已趨下風。
科學界對諸如“高加索”、“尼格羅”、“蒙古”人種等詞彙的支持，在近一百年裡有明顯的下降。這些詞彙原先指的是顱骨類型，源自顱面測量的技術，目前在法醫人類學等領域繼續使用。
人種 目前各學科對於人種的理解
從1932年起，介紹體質人類學的大學教科書開始摒棄種族的概念：1932年至1976年期間，32本書中有7本摒棄了種族的概念；1975年至1984年期間，33本中有13本摒棄種族；1985年至1993年期間，19本中有13摒棄了種族。1931年刊的《體質人類學雜誌》中有78%的文章採用人種或相似的詞語來描述生物學上人種分類的模式；1965年刊只有36%，1996年刊有28%。美國人類學協會目前的觀點為，人種的概念是社會及文化建構，種族的概念無法通過科學方法得到檢測或證實；人類的群體並非界限分明的群體，種族的概念對人類不適用。
有遺傳學家認為，人種不是有意義或啓發法價值的概念；群體之間的基因差異亦是無意義的，因為人種內部的差異比人種之間的差異要大，人種的特徵互相覆蓋，沒有明顯的界限。但也有遺傳學家認為，自我認同的人種、民族、地理祖籍等既有根據也有實用價值，這些分類和多位點基因數據中得出的聚類有對應關係，該對應關係也意味着，基因因素可能促成了某些群體之間目前無法解釋的表現型差異。
人種 目前各學科對於人種的理解
2001年2月，《小兒及青少年醫學檔案》（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請求文章撰寫者提不再以人種作為解釋變數，不再使用已過時的詞語；《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等也有類似的動作。除此以外，美國國家健康學會宣佈，從2006年2月1日起，處理研究資金申請時將着重尋找研究者，在基層醫生當中研究並宣傳醫學上人種定性對於國家保健所產生的有害效果，並引用一名學術雜誌的編輯，稱“以人種和民族為根據的分析已經成為了分析上的本能（knee-jerk）反應”。
1985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Lieberman等1992），當被問及“智人種中有生物學意義的人種”時，各領域的1200名科學家有以下比例的參與者對之持反對態度：
但該調查並沒有給出確切的定義，參與者可以以分類學或者群體的方式理解種族的概念。
人種 社會對於人種概念的理解
在一般情況下，人種經常用來指民族，結果造成科學界和大眾對於人種一詞產生了理解上的差異。如在美國，“西班牙裔”（Hispanic）、“拉美裔”（Latino）等常被視為一個人種，但是也有人將拉美裔視為由不同民族背景共同組成的語言和文化群體（ethno-linguistic group）；而歐洲人一般不會把南歐人排除在高加索人種之外，卻又常將按照舊時顱骨測量被劃分為高加索人種的羅姆人、印度雅利安人視為其他人種。
人種 社會對於人種概念的理解
雖然人種的概念在大發現時代以後的許多社會的構造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該概念的不足之處也愈發明顯。在歐、亞、非洲，鄰近民族之間的特徵分佈是漸變性的；當時的人類學家約翰·布盧門巴赫（Johann Blumenbach）指出，“一種人類漸漸融入另一種，使你無法劃出他們之間的界限。”（Marks 1995, 54頁）但在美洲的一些地區，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新世界的移民大多來自舊世界的幾個相距較遠的地區：西北歐、西非、東亞、南歐。同時，移民人口開始互相融合，同時也和美洲原住民族進行融合；一項調查發現，美洲非裔有相當的歐洲血統：如牙買加人的調查抽樣有大約7%，而新奧爾良非裔居民的調查抽樣則有23%（Parra et al. 1998）。同樣地，由於不同人種之間的交融以及混血後裔和主體民族的混同，許多“歐裔”美洲人也有一定的非裔和原住民血統：在一次對於美國東北部某大學學生的調查中，約有30%自認為“白人”的對象有少於90%的歐洲血統（Shriver et al. 2003）。
人種 社會對於人種概念的理解
在美國，各種社會上和法律上的常規的出現，使得混血人群漸漸地被歸類到簡單化的人種分類當中（Gossett 1997），而自1790年展開的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也促使了人種分類的設立，並提供了將人們歸類到這些分類當中的動力（Nobles 2000）。如美國歷史上長期奉行“一滴血規則”，規定任何有一“滴”黑人血統的人都是黑人，直至1967年該規則的法律依據被美國最高法院推翻；此常規在美國社會雖然日趨式微，但仍遺留一定的影響，並且產生了只有部分黑人血統，但外表或許比較接近白人的人被視為黑人的現象，如美國眾議員G. K. Butterfield；歌手瑪麗亞·凱莉等。而在巴西等混血現象較為普遍的國家，和人種類似的社會分類則比較複雜、眾多、易變；人們基於社會地位、階級、血統、外貌等一系列特徵，時常在這些社會分類之間移動。（Mörner 1967）
人種 社會對於人種概念的理解
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種族資料是由接受調查者自由填寫的，同時普查亦宣稱種族為“社會建構”，不應視為科學性的分類；普查中共有五個預設種族，即“白人”、“黑人或非裔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亞洲人”、“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嶼民族”；接受調查者可以選擇多個人種，可以自行填寫其他民族名稱；另外，人口普查中沒有將“西語裔”（Hispanic）列成種族，而是另設問題來調查受訪者對“西語裔”的民族認同。總的來說，當今美國的人種界限，比美國歷史上森嚴的種族界限要寬鬆、模糊；與此同時，美國社會中存在明確的種族分類，這一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如巴西）很不一樣。
人種 社會對於人種概念的理解
從美國建立至今，美洲原住民、非裔移民和歐裔移民都一直被分類到不同的人種當中。在北美開拓的前三個世紀當中，這三個人種的判斷標準較為相似，都以外貌、血統和社交圈子為標準。但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三個人種的判斷標準之間出現了很大的不同。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重建時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將任何有“一滴”黑人血統的人視為黑人。到二十世紀初期，這種“看不見的”黑人的概念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採用，並且寫進了一些州的法律。然而，美洲原住民的範圍則繼續以“血緣比例”（blood quantum）為標準；而白人則必須有“純正”的白人血統才可視為白人。
為了將混血情況相當普遍的美國人口分類，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種族類別，出現了“二分之一黑人”、“四分之一黑人”、“八分之一黑人”等極其細緻的分類；同時，按照這種標準得出的“種族”，往往異於本人所認同的人種。
人種 社會對於人種概念的理解
美洲原住民和非裔美國人的評判標準之間的顯著差別，也使一些人類學家猜測其背後的政治原因。傑拉爾德·賽德（Gerald Sider）認為，這種規則的目的是集中並保護白人對權利、財富、土地的完全控制。由於大多數黑人長期以來從事農業勞動，“一滴血”規則因而保證了白人對農業勞動力的控制，保證黑人勞動力的供應源源不絕；而由於原住民則長期控制邊疆地區的大片土地，因此白人通過“血緣比例”的概念漸漸將原住民邊緣化，沖淡本來“純正”的原住民部落，並且佔據其土地。
而隨著來自拉丁美洲，主要說西班牙語的移民的增多，美國又出現了一個人種標籤，即所謂的“西語裔”（Hispanic）或“拉丁裔”（Latino）。實際上，拉丁美洲的民族構成和血統淵源非常複雜，有歐裔、非裔、原住民裔、各種混血裔等；還有和拉丁美洲無關的西班牙裔也被歸併到“西語裔”之內。總的來說，“西語裔”和其他種族類別之間有相當的重曡現象，美國人口普查中也把“西語裔”和種族類別分列開來，各自統計。
從1960年代起，“一滴血”規則日趨式微，漸漸退出美國社會；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該規則違反憲法，從此“一滴血”規則不再在美國法律中出現。但與此同時，黑人權利運動的擡頭，也使該規則漸漸被黑人運動所採納，以壯大黑人的人口及勢力。如美國政壇新秀，前參議員、2008年之新任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的父親是黑人，母親是白人，本人一般被視為黑人；而200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被告知歐巴馬的血統時，有55%的白人和61%的西語裔認為歐巴馬不是黑人，而是雙重人種，卻有66%的黑人仍然認為歐巴馬是黑人。
和19世紀的美國相比，當代的巴西人口結構缺少明確的人種界限。在巴西，人種並不僅是靠血統決定的二種分類而已，而是由髮色、髮質、虹膜色、膚色等多種外在特徵所決定的若干種分類。這些分類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每個人的人種也不一定和父母或兄弟姐妹相同。
在一次調查中，調查者在巴西巴伊亞州的某漁村給一百名受訪者看三個姐妹的照片，並請求他們給這三名姐妹分類。在調查結果中，只有六組將三人分到同一個人種分類當中；有十四組將三人分到三個不同的人種分類當中。在另一次調查當中，一百名受訪者看了九張照片，卻給出了四十種不同的人種類別。除此以外，巴西人對各種分類的確切定義也沒有統一的說法：在一次調查中，40%的受訪者認為moreno claro（淺膚色深髮色歐裔）比mulato claro（淺膚色歐非混血裔）要“淺”，而60%的受訪者則剛好相反。除此以外，同一個人的人種的分類亦可隨時間、對象、場合等改變。巴西的人口普查中以受訪者本人的種族認同為基準，普查結果中有幾百種類別，其中包括“藍色”（比黑色要黑）和“綠色”（比白色要白）等類別。
巴西社會中也存在種族歧視：歐洲殖民主義的影響，使偏黑的人比偏白的人更容易受到歧視。因此，巴西的人種狀況並未達到“後種族、後種族主義”的階段。
人種 人種概念和其他領域之間的關係
從啟蒙時代開始，種族主義的概念被用作奴隸制度的根據，“低等”民族理所當然地成為“高等”民族奴役的對象。在這種環境下，種族之間的差異被誇大成近似於物種之間的差異，對於弱勢民族的虐待因此被社會所接受。
亞瑟·德·戈比諾的《人種不平等之探源》（1853年至1855年）和瓦謝·德·拉普熱之“人類社會學”是19世紀時期種族主義理論歷史的里程碑。他們提出了在高加索人種以下的種族（如雅利安人種），將雅利安人種塑造成高貴和文明的化身，宣揚並且誇大雅利安人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戈比諾認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包括古埃及、中國、墨西哥、秘魯文明都是由雅利安人所建立的，同時只有白人才是人類始祖亞當的後代。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種族主義在歐美達到最高點，最終造成了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對猶太人和羅姆人系統性的滅絕屠殺。
二戰結束之後，種族主義在西方社會式微，各國紛紛取消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法案，並且立法保護民族平等。除此以外，許多國家亦採取平權措施，給予弱勢族群各種優惠，以縮小族群之間的差距；但反對者亦認為，平權措施是反向的種族歧視。
人種 人種概念和其他領域之間的關係
關於不同人種之間是否有差異的問題，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有研究者認為，智商的遺傳因素很大，不同種族之間的智商差距多少反映了不同種族之間存在先天性的智力差別；也有研究者認為，文化差異、環境差異、種族歧視、語言障礙才是不同人種之間智商差異的主因；有研究者認為，智商並不能很好地反映智力，智力有很多種；有研究者指出，事實上世界各國的平均智商近年來以每十年3%的速度逐年遞增，即所謂的弗林效應，其變化速度大大超越任何先天因素可能經歷的變化，或許和營養的進步、教育的發展等環境因素有關；還有研究者認為，人種本身就是無意義的概念，因此“人種和智力”之間的關係也是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