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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會 会员与主张
从一进会建会时颁布的“趣旨书”开看，其目的主要是政治改革和施政改善，其追求也是近代的文明至上主义，并未提及“亲日”的主张。但在日俄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加上其作为开化势力的亲日“传统”，一进会的亲日性质也就逐渐表现出来。1904年10月22日，在一进会致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宪兵队长高山逸明和驻韩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公函里，标榜一进会的秕政改革、斷髪易服、援日抗俄，公然表现出“亲日色彩”。此后一进会与日本通力合作，为日本吞并韩国铺平道路。尽管一进会一直被认为是日韩并合的罪魁之一，而且其也提出“政合邦”的要求，但据研究一进会所要求的“政合邦”并非是使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是建立以韩国将来的独立、开化为前提的更接近于独立形式的政治上的“日韩联邦”，即大韓帝國與日本帝国的「平等合併」，並且借用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扶植韓國的本地資本。一进会领导人宋秉畯、李容九正视日韩之间现实的国力差异所形成的双边关系，承认日本天皇居于优位、而韩国皇帝地位稍低，以求维持韩国皇室形式上的存在，同时使韩国政府延续下去，军事外交由日本人担任，而内政则由韩国人掌握，实质上是要求日韩国民之对等待遇。就是说，存续王室、确保与日本国民的对等权利、维持大韩帝国政府是一进会当初“政合邦”的主要内容。
一進會 主要活动
大韩帝国政府自独立协会运动以后，一直视民间团体如洪水猛兽，因此一进会成立后，就遭到大韩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镇压。一进会虽有日本背景，但当时的日本正忙于日俄战争，因此一进会在当局的镇压政策下损失惨重。一进会也时常在汉城鐘路发起集会和演说会，抗议当局的镇压，要求改革政治。但是一进会平时也仗着日本横行霸道，引起普通百姓的愤慨，1905年3月在全州发生一进会与民众冲突的事件，紧随其后在平安南道德川、孟山两郡又发生平民袭击一进会员的事件。元老大臣赵秉世指出：“今所謂一進會者，凌踏鄉閭，酷燄必至於燎原。守土之官莫敢禁戢，號令不行於戶庭。”可见成立之初的一进会在韩国利用日本背景作威作福，但也不容于大部分官民，甚至政府的镇压，由于日本无暇顾及，因此其境况并不好。一进会也进行了一些启蒙活动，截止到1905年10月5日，一进会在韩国创办新式学校34所，在校学生2255名。
一進會 主要活动
另一方面，一进会积极协助日本对俄国作战，“輸誠日本軍前進的向導與偵探及運輸人員、鐵工、役夫等諸般事，爲殫誠竭力，靡不用極”，他们征募韩人运输队为日军搬运军需物品，对俄军进行间谍活动，铺设对日本具有很高战略意义的京义线铁路。在1904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间，一进会和日军仅在平安南道安州便强制征募了26697人为日本服务，而在1904年10月到1905年9月这段期间，一进会在平安北道征募了72900人，平安南道64700人，黄海道11514人，从1905年6月10日到10月20日被一进会动员的朝鲜人便有114500人。在日俄战争期间，“一進會助戰往死者數千計”。由于一进会为日本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它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和保护。一进会运营的相关财政，表面上是来自向会员征收的会费，实际上正规的会费征收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资金都是由驻韩日军的特务机关和后来的韩国统监府提供的。而一进会也得到以内田良平为首的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的大力支援，内田良平甚至还出任一进会的顾问。所以“一进会之一切活动，皆承其（黑龙会）之指使”，这种说法是恰当的。
一進會 主要活动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一进会的待遇才有所好转，并开始从事进一步的亲日政治活动。特别是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缔结前夕，一进会更是大力奔走活动，积极推动大韩帝国成为日本保护国。1905年11月5日，李容九、宋秉畯等以一进会百万会员的名义向全国国民发表宣言书，呼吁韩国民众接受日本帝国保护，宣称“……况如派外公使，其名位虚饰，宁委任于友邦政府，依其力而保维国权……我一心同气，以信义交友邦，以诚意对同盟，依其指导保护，以维持国家之独立安宁幸福于永远无穷”。根据韩国学者赵恒来研究，这份所谓“宣言书”其实是由一进会的日本顾问佐濑熊铁起草的。
一進會 主要活动
這份“宣言書”出爐后，韓國輿論譁然，皇城基督教青年會、國民教育會、大韓俱樂部、憲政研究會等團體紛紛發文駁斥，韩国政府也不得不贴出告示，称“近日一进会所谓宣言书者，措词横竖，立论狂悖，有非人民所敢言者矣，由是而舆论骇膛，浮讹胥动，兴言及此，深庸痛忱，固当彻底查究。第念会民素性忠爱，斯岂本心，必由于执迷误解，致有此举。兹庸告示，大小人民咸须知悉，破除疑团。”试图以此抵消一进会宣言书的恶劣影响，然而不僅日本警務顧問丸山重俊反對這份告示，宋秉畯等人更是直接到參政大臣韓圭卨家中質問告示之事，“惡言威壓，無所不至”。一進會的“宣言書”被日本作為韓國人自願要求保護而大加宣傳和利用，為其侵韓的“合法性”貼金。隨後在1905年11月17日，《乙巳條約》終於締結，日本剝奪了大韓帝國的外交權，并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朝鮮。至此朝鮮淪為日本保護國，然而身為朝鮮人的一進會卻“瀝酒相慶，尤陽陽焉”。在《乙巳條約》締結過程中，一進會再次為日本立下大功，正如黑龍會要人葛生能久所言：“李容九與宋秉畯內外相應，以一進會之名義堂堂發表宣言書，壓倒時論，使該協約的成立容易許多，其功勞亦不可沒也。”
一進會 主要活动
《乙巳条约》缔结后，一进会有了日本人的撑腰，其气焰一时十分嚣张，在1906年3月伊藤博文就任韩国统监时，一进会在汉城南大门搭起牌楼，大书“欢迎”二字。但一进会在朝鲜民众面前已经是过街老鼠，各地时常发生殴打一进会会员的暴力案件，不但如此，一进会本身也再度面临窘境。从1906年开始，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兴起，各种爱国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活跃，其后又发生“国债报偿运动”这样的民族主义排日运动，使主张亲日的一进会空前孤立，士气低落。一进会的重要人物宋秉畯甚至还在1906年8月因“隐匿罪犯”的名义锒铛入狱，其后又围绕宋秉畯问题，在一进会内部出现了李容九（亲宋）和尹始炳（反宋）两派的对立和分裂。1906年11月李容九设新约纪念宴，但他邀请的社会名流没有一人赴宴，所以此时的一进会一度出现“踽踽無所歸，如失群之魍魉”的萎缩状况。
一進會 主要活动
为了打开局面，一进会开始大力攻击朴齐纯内阁。统监伊藤博文力劝朴齐纯与一进会提携，但朴齐纯决定辞职，一进会也透过演讲会、评议会、建议书等形式，叫嚷内阁全部辞职。于是在1907年5月朴齐纯内阁倒台，取代以建立的李完用内阁。一进会果然获得成效，出狱后的宋秉畯跻身新内阁，担任农商工部大臣的职位，而大量的一进会员也被起用为地方的郡守、观察使。真正让一进会势力全面振兴的，是不久后发生的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事件。原来当时高宗不愿做日本的傀儡，派密使前往荷兰海牙，企图参加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结果不但没能取得成功，反而败露给日本人。高宗早就是日本的眼中钉，伊藤博文正好借“海牙密使事件”的机会将他废掉，而被伊藤博文推向前台的，正是韩国政府及民间团体一进会。李完用与宋秉畯也是早就就表现出废帝的意思，因此这二人在这次逼宫的过程中最为卖力。一进会顾问内田良平也极力鼓动宋秉畯和李容九，于是在1907年7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宋秉畯叫嚣：海牙密使事件，伊藤统监既已相诘责，而长谷川大将又向大汉门开炮，皆因皇上暗中排日的结果，解决之途有二，要么亲驾赴日，谢罪于日皇，且托以教育皇太子，要么皇上出大汉门，幸大观亭（驻韩日军司令部），迎长谷川大将，面缚纳降，向其谢罪，折磨高宗达两个小时之久。并在随后10多天内以日本武力为后盾反复逼宫，甚至宋秉畯还拔剑威胁。他手下一进会的喽啰们也没有休息。一进会员在宋秉畯、李容九及内田良平等人的动员下，以15人一组，连续数日在庆运宫前提着灯笼，举行敦促高宗退位的游行示威。汉城市民对一进会的卖国行径忍无可忍，终于发生流血冲突。史载：“一進會數百，自數日前持械圍宮城，與倭無別。至是都民大呼：‘一進會皆倭也！盍相誅之？’釼棒如雨，死者數十，走而折肢軆者相屬于道。”到1907年7月19日这天，高宗宣布皇太子代理政事，日本对外宣布高宗已经退位。于是在这天汉城各界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示威运动。一进会再度成为被群众攻击的对象，其机关报纸《国民新报》报社遭到袭击，印刷机器被捣毁，社员被殴打。示威运动很快被驻韩日军镇压下去，高宗皇帝也在日本人及一进会等亲日势力的压力下于7月20日被迫宣布退位。其后皇太子李坧登基，是为朝鲜王朝的末代君主——纯宗。
一進會 主要活动
一进会在这次逼退高宗的过程中又为日本做出重大贡献，因此其与日本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1907年10月，日本皇太子嘉仁访韩时，一进会在内田良平的指示下搭建奉迎牌楼、献纳土产、提灯列道欢迎等活动，为表彰一进会立下的“汗马功劳”，日本政府不仅赐给一进会26万元补助金，同时还授予会长李容九勋三等宝瑞章。1908年6月，宋秉畯升任内部大臣，成为内阁的二把手。但一进会一再做出的亲日卖国行为则愈发将自身推向韩国民众的对立面，自高宗退位以后，随着《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条约）的缔结、大韩帝国军队的解散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韩国国内义兵运动的洪流终于蔓延，一进会员则成为义兵重要的攻击对象。因为一进会以断髪为特征，因此很容易辨认，当时的义兵“遇一進會，輒斷頭投地，曰：‘亡國者此賊也！’”，因此义兵每到一地，一进会员和日本人一样都是其屠杀的对象，从1907年7月到1908年6月，共有926名一进会员被义兵杀死，140余名受伤，被烧360余户，财产损失达5万多元。于是一进会主动向伊藤博文和李完用请缨，要求组织“自卫团”，加入到讨伐义兵的行列中。这种“自卫团”以一进会会员、郡吏和地方“志愿者”为骨干，主要任务是调查户口、收回私藏的武器、巡逻警戒、侦察义兵情况后报告给官宪等。一进会又成为日本镇压义兵运动的帮凶。
一進會 主要活动
一进会不仅是日本侵吞朝鲜的爪牙，也是日本向中国扩张的帮凶，在所谓“间岛问题”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一进会很早就向间岛地区渗透，1905年10月，一进会就派会员李光洙“巡視”間島。此后大批一进会员移民间岛，他们在临江六道沟设立总部，并在“间岛”其他地方设立许多分支机构，进行各种侦察和破坏活动，与日本的“间岛派出所”狼狈为奸，企图攫取当地的主权。比如一进会的头目之一金禹龙就在间岛派出所任职。对此《吉林旧闻录》一书有详细记录：
韩人于延、珲、和、汪四属，举族来迁人数已逾四十万。匀计户口，韩人将过半数，期间多桀黠者，多“一进会”中人，领荒租地，诡托混冒。吾深惧“一进会”为犬，而日人嗾之；“一进会”为傀儡，而日人牵其绳索而动也；则延边即朝鲜之复辙也。履霜坚冰，亦曰殆哉！
一進會 主要活动
清朝政府不欢迎一进会。吉林当局制订的《保守主权14条》中明确规定：“越垦韩民既守从中国法律，便是我国之垦民。又有入韩国一进会者颇多，似此种人，不论其是否我归化韩民，即行逮捕之，亦以民事刑法分别处治之。”此后直到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缔结，一进会一直是中朝边界上令清政府头疼的问题。
一進會 主要活动
一进会一向主张日韩“政合邦”（与日本所要求的日韩并合不同，见前文），并要求尽快实行。而伊藤博文治韩政策则属于渐进式的，不符合一进会的要求。1907年海牙密使事件发生以后，一进会顾问内田良平向伊藤博文力陈立即合并之必要，伊藤博文以“经费不足”为由拒之。因此一进会对伊藤博文的政策一直不满。内田良平及李容九、宋秉畯等认为伊藤博文自从1908年以后，丝毫没有要推进合并的意思，从而开始积极筹划反伊藤运动。同时一进会也与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产生龃龉，任内部大臣的宋秉畯于1909年2月辞官前往日本，并于同年3月15日当选为一进会总裁，此后他往返于日韩间，进行反伊藤和推动合并的活动。1909年6月伊藤去职以后，一进会就开始酝酿将合邦付诸实施。然而继任的统监曾祢荒助跟伊藤一样，也是一个稳健派，因此黑龙会指使李容九等弹劾曾祢荒助。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被韩国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死，日本举国哗然，要求立即合并的声音甚嚣尘上。而一进会也以此事为契机，在韩国发起了“合邦请愿运动”，掀起轩然大波。
一進會 主要活动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后，一进会就提出韩国要向日本派“谢罪团”，而其副会长洪肯燮更是亲自前往日本出席伊藤的葬仪，在日本期间，他与一进会总裁宋秉畯等就日韩合邦的问题进行磋商，回国后再与李容九密议此事，决定立即展开“合邦请愿运动”。他们让日本黑龙会的武田范之和一进会成员崔永年起草分别给韩国皇帝、内阁和统监的上疏文和请愿书，1909年12月2日，三份卖国文件终于完稿。当晚，一进会通宵召开临时总会，最终通过了“日韩合邦”的决议，主要内容有“永久保证韩国皇室安全”、“废止韩国政府，由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政令”、“废止统监府”、“只保留一进会，解散一切学会团体”等。1909年12月4日，一进会代表向纯宗皇帝和总理大臣李完用提交《日韩合邦上疏》和《上总理大臣书》，一进会会长李容九则亲自向曾祢荒助统监递交《上统监书》。同日，李容九又以一进会百万会员的名义在一进会机关报《国民新报》又发表《韩日合邦声明书》，大力鼓吹日韩合邦。但是一进会掀起的“合邦请愿运动”并没有得到太多人响应，反而遭到了各方的反对。12月5日，汉城各界各团体4000余人召开国民大演说会，声讨一进会的卖国行径，反对呼声不仅扩散到全国各地，还波及海外韩人社会。同日《大韩每日申报》以《奴会宣言》为题发表社论，称一进会为“奴会”，揭露其“合邦请愿运动”的阴谋。李完用原本并不反对一进会，他甚至还令自己的儿子和门人加入一进会，以此向日本人献媚，没想到一进会却比自己更先倡导“合邦之说”，“完用愤甚，遂暗阻之”。他故意不将一进会的上疏文奏于皇帝，而将其退还，此后一进会还想上奏，李完用仍将其退还。此外李完用还分化瓦解一进会，通过塞钱和封官许愿等手段使一进会副会长洪肯燮于12月7日退会。统监曾祢荒助也认为一进会的“合邦请愿运动”引起了民心骚动，他一方面压下反对合邦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对一进会的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并对日韩合邦的舆论持消极态度。日本政府也“合邦”此保持克制。李容九及内田良平等一进会要员在韩国已成为过街老鼠，必须有严密保护才能出门，据报道，“近日一进会本部由日本宪兵、巡查各二人进行保护，从昨日起又加派了韩国巡查六名。”就连一进会内部的很多会员都看不下去了，“凡會民等，亦憤容九所爲，痛其汚染，聲討容九，因自割籍退會者，一日至七十人，外道會民亦相續退會”。鉴于一进会的“合邦请愿运动”给韩国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1909年12月20日，曾祢统监命令内田良平回日本。
一進會 主要活动
一进会自然不甘心就此打住，李容九于12月10日成立了“一进会合邦声明赞成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汉城普信社”、“赞成建议所”、“国民义务赞成会”、“绅士协议所”等有名无实的亲日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合邦。1909年12月23日，李容九又向日本首相桂太郎上《陈情书》，对李完用及曾祢荒助大加挞伐，恳请日本吞并韩国。1910年1月2日李容九又入统监府，恳乞实施日韩合邦。又多方侦探官僚大臣和社会名流的举动，暗中推进合邦事业。1910年春，反对合邦的声音逐渐平息下去，一进会总裁宋秉畯也认为“合邦事似已完成”。1910年2月2日，桂太郎特地发表一项表彰一进会有“功”的照会，4月9日一进会又为这份照会举行祝贺仪式，高呼“韩日皇帝万岁！”“一进会万岁！”。一进会如此卖力地推动日韩合邦，为不久之后《日韩合并条约》的缔结、朝鲜半岛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做好了重要的舆论铺垫工作。
一進會 解散过程
1910年8月22日，日本帝国驻韩国统监寺内正毅同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一进会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但并没有如他们所愿“保留一进会”，而是于9月12日被统监府勒令其与其他社会团体一并解散。一进会被特别赐予解散费15万元，而其头目宋秉畯则被封为日本帝國子爵，李容九亦获得10万元恩赐金。1910年9月25日，一进会正式宣告解散。中国著名政论家王芸生对此评论道：“一进会之会员号称百万，以此计之，每人仅得一角五分钱，而贻卖国贼之万世骂名，可谓廉价矣！”
一進會 评价
一进会是大韩帝国后期登场的大大小小无数社会团体中延续最久的团体，也是当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团体。它的初衷是效仿日本的文明开化路线，呼吁改革，掌握国内政治的主导权，是失势的开化势力与一部分东学势力相结合的产物。他们主张的联邦式的“政合邦”也与日本主张的殖民地化的“日韩并合”有相当大的差别，所以一进会虽然与日本合作，但可谓是同床异梦。在实践过程中，一进会的主张完全被日本方面所利用，成为日本一步步蚕食吞并韩国的工具，招来韩国亡国之祸。因此它普遍被韩国后世评价为亲日卖国团体而遭到唾骂，而其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列入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名单中。日本方面则认为一进会也是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启蒙团体。
皇國臣民之誓詞
皇國臣民之誓詞，為1937年10月2日朝鮮總督府向朝鮮半島發佈的文章，並且要求學生與一般市民在各種場合之中記誦。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以心向天皇陛下盡忠盡義。
我們要不斷自我鍛鍊而成為堅強的國民。
我等皇國臣民以忠誠之心報君國。
我等皇國臣民相互信愛協力，相互團結。
我等皇國臣民應培養忍耐之精神以宣揚皇道。
劉皇發
劉皇發，大紫荊勳賢，GBS，OBE，JP（英語：；1936年10月15日—2017年7月23日），客家人，人稱發叔、劉皇叔、新界王，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新界鄉議局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屯門區議會主席及龍鼓灘村村代表，另為仁愛堂創辦人及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成員。生於香港新界屯門龍鼓灘村，為新界原居民。
1980年至2015年出任新界鄉議局主席，個人擁有至少680幅新界土地，故有「新界土皇帝」或「新界王」之稱，然而，在2010年9月，《明報》揭發他在行政會議上，漏報多項物業買賣，違反申報指引，及後劉皇發公開道歉。
在政治上是建制派一員，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2010年亦有支持特區政府之高鐵撥款以及政改方案。自1998年擔任立法會議員，連續十年以上未提出任何動議，亦甚少出席會議，但會參與重要表決。直至2013年12月4日，立法會大會上討論劉皇發首個動議，內容是反對將西貢大浪西灣村落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最終被否決。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发表的2014至15年的監察報告中，指劉是表現最差的立法會議員。
劉皇發 簡介
劉皇發在1936年出生於屯門龍鼓灘龍鼓灘村的窮等家庭，是家中的獨子。劉早年就讀龍鼓灘知行學校，在校時是全國政協委員兼前沙田區區議員簡松年父親簡冠文的學生。在元朗屏山靈山書院初中畢業後，劉皇發曾幫父母從事農耕工作，又曾任職九廣鐵路公司的路軌上漆工作，後來在元朗開設雜貨舖經營小生意。
劉皇發曾經是立法會最年長的議員，與林偉強、張學明、李國英合稱「立法會鄉事四子」。
他亦曾出任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的總監。
2017年7月23日早上，劉皇發於屯門青山灣天佑居家中安詳離世，終年80歲。
劉皇發 從政之路
1960年，劉皇發在前任新界鄉議局主席陳日新的支持下，擔任屯門龍鼓灘村村代表，為當時最年輕的新界鄉村代表。1972年，劉獲選為屯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其後，劉皇發成功游說龍鼓灘村民，低價出售地皮予政府用作英軍操炮區，並得到香港政府的賞識，成為日後投身政壇的踏腳石。1973年，劉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劉與發展商關係密切，早在70年代成功游說長實主席李嘉誠在龍鼓灘興建青洲英坭廠，最終於1983年建成。
劉皇發 從政之路
1980年，出任新界鄉議局主席。1982年，劉出任屯門區議會主席。1985年，劉出任區域市政局議員。同年，他獲香港政府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九十年代初仍任台北僑委會僑務諮詢委員。1991年及1995年，他以功能組別鄉事組別的選舉，自動當選立法局議員。1993 成自由黨創黨黨員。1996年，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1998年、2000年、2008年及2012年，均以功能組別鄉議局組別，自動當選立法會議員。2004年，劉改以區議會功能組別參選立法會，並順利當選。2005年7月1日，劉獲頒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Great Bauhinia Medal, GBM），以表揚他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他也是首位新界原居民獲此榮譽。
2008年由於當時民建聯堅持派員出選區議會功能界別，劉皇發唯有改為參選鄉議局功能界別而當選。而在鄉議局功能界別的林偉強則參選區議會功能界別但落敗。同年，劉皇發退出自由黨。
劉皇發 從政之路
2011年由於何君堯推屯門鄉事委員會修章，禁止任何人連續三屆擔任鄉事委員會主席，使他不能以當然議員資格競選連任屯門區議會主席。其後劉皇發於2012年獲政府委任為委任區議員，重返屯門區議會，並成功再次當選屯門區議會主席一職。有關任命亦遭到何君堯動員反對。
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再次於鄉議局功能界別自動當選。
2015年5月，已擔任鄉議局主席35年的劉皇發不競逐連任，而他的長子劉業強其後則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成為新任鄉議局主席。
2015年6月18日，政改方案在立法會付諸表決，但大批建制派議員在表決開始前突然離場，政改方案在8:28的大比數下被否決。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後見記者，稱是希望以集體離場爭取時間，讓未到的劉皇發可以趕來投票。劉皇發亦被批評是導致政改失敗的罪魁禍首。但據及后媒體披露的建制派在Whatsapp群組中的聊天記錄顯示，當天建制派議員表示沒有提及過要等待劉皇發。
2015年屯門鄉事委員會改選後，接替何君堯再次成為主席，2016年以當然議員資格，繼續成為屯門區議會議員。
2016年1月，因身體抱恙而缺席會議，所以今屆未有競逐連任屯門區議會主席，並由民建聯梁健文當選為屯門區議會主席，正式結束長達34年的屯門區議會主席任期。
2016年3月4日，《香港政府憲報》公布劉皇發已由2016年2月22日起辭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同時失去屯門區議會當然議員議席。結束34年區議會議員生涯。
劉皇發 黨派
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自由黨前副主席周梁淑怡向代主席劉健儀投訴，指責劉皇發在選舉期間，不斷替其對手民建聯的張學明拉票，令她流失大量鄉事票而落選。劉皇發回應說，張學明跟他是同根同源，所以幫助張出選是沒有做錯。他還揚言自己「不是自由黨黨員」，「大不了退黨」。不久，劉皇發向劉健儀遞交退黨信件，稱自己身為鄉議局主席，工作繁忙，無法兼顧自由黨的黨務，所以決定退黨。
2012年10月7日，劉皇發與六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成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他成為創始聯盟榮譽主席。
劉皇發 財富
根據政府特區公布的5位新行會成員的利益申報，劉皇發擁有多達98間公司的股份，成為擁有最多公司股份的行會成員，但比起2011年最高峰期擁有的129間公司股份減少了大約24%，業務範圍主要涉及飲食、投資、地產、管理、貿易等。同時，劉皇發亦沒有再擔任公司董事，即他已辭去向立法會申報的11間公司的董事職位。他曾任上市公司達成集團非執行董事。家族亦持有永同益集團外，他亦涉及1980年代「生發案」的生發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宏景投資有限公司、皇發投資有限公司等。
長實在1987年將屯門雅都花園的商場及停車場，亦交由劉皇發負責代售。
在土地和物業方面，有「新界土皇帝」之稱的劉皇發亦擁有640幅新界土地，稱冠於行政會議成員。當中最少187幅土地由他全權持有，包括165幅位於屯門；餘下逾450幅土地則由他與妻子，或與他有關聯公司及祖堂所持有，市值總計約30至50億港元。包括他與家族共持有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內最少3.7萬平方呎土地，保守估計可獲得約4500萬元賠償。他亦於香港、內地及新加坡擁有多間物業。
劉皇發 財富
同時，劉皇發擁有多個會籍，包括九龍會、中國會、香港高爾夫球會、香港黃金海岸遊艇會、香港賽馬會遴選會員以及深圳觀瀾湖鄉村俱樂部。
2010年，《明報》發現，在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布穩定樓市措施前及同日，透過個人控制的公司及家族關連公司，購入元朗加州花園3幢洋房及YOHO MIDTOWN單位24伙，部分單位以「摩貨」形式獲利逾80萬元。不過他未有按照行會指引申報，其後被揭發涉嫌漏報位於鹿頸、介乎烏蛟騰及谷埔的大批農地。劉皇發稱自己在申報問題上「觸覺差少少」，指是他兒子「摩貨」。
劉皇發 名下馬匹
劉皇發與吳妹姝夫妻為香港賽馬會會員，名下馬匹大部分皆以「龍船」兩字命名，包括金玉滿堂（1978-1979馬季進口的配售馬，烙號AM237，與陳日新、何新權、梁紀曾合夥）、龍船（該駒的中文馬名曾使用三次，但三駒英文馬名有分別，一匹為1984-1985馬季進口的自購馬（曾先後由歐金洪、告達理訓練），烙號BA072，英文馬名為REGAL ACE，一匹為1999-2000馬季進口的自購馬（練馬師為簡炳墀），烙號BV192，英文馬名為FISHERMAN'S CREEK，一匹為2015-2016馬季進口的自購馬（練馬師為蔡約翰、丁冠豪、鄭俊偉），烙號CV186，英文馬名為BIG BANG BONG）、金龍船、猛龍船、龍船義浩、大龍船、真龍船、龍船快（該駒的中文馬名曾使用兩次，但兩駒英文馬名有分別，一匹為2010-2011馬季進口的自購新馬（由告東尼訓練），烙號CM144，英文馬名為REAL DRAGON，一匹為2021-2022馬季進口的自購新馬（練馬師為呂健威），烙號DG229，英文馬名為FOREVER GLORIOUS）、驪龍、龍船鼓響。
劉皇發 名下馬匹
另外，劉皇發、劉吳妹珠伉儷是07/08告東尼練馬師賽馬團體、新界鄉議局集團團體的成員，名下馬匹有「金玉滿堂」（CJ286）、「新界福星」、「新界之星」、「新境界」、「新躍飛」。除此之外，劉皇發的兒子劉業強、次子劉業光、長女婿黃汝坤、二女兒劉麗華、三女兒劉玉蓮、三女婿余漢坤、外孫女黃雍賢、黃雍蔚亦是香港賽馬會會員、馬主，名下馬匹包括強人、客家寶、知己知彼、知己百勝、好知己、驌龍、騂龍、翠龍、疾風勁草（劉業強）、龍船旺、龍船勁、龍船寶、勁風（黃汝坤）、哥哥仔、小阿哥、縱橫十六（最醒團體）、艦長天下（智多星團體）、龍鼓飛揚（原名「蒸氣火車」）、龍船狀元（原名「攀高直上」，金玉滿堂團體）、專一（原名「神仙眷侶」）、專家（專競聯盟團體）。
劉皇發 家族成員
劉皇發已婚，其妻為吳妹珠，兩夫妻育有五名子女，包括劉業強、劉業光、劉麗芬、劉麗華、劉玉蓮。長子劉業強在劉皇發退休後繼承父親所有公職及物業。次子劉業光為聖保祿醫院骨科醫生。
劉皇發 軼事
香港政府在港英時期，即遣公務員於新春時到沙田車公廟向車公求籤，占卜本港一年運勢，2003年因任命的「求籤官」何志平是基督徒而引爆輿論，又恰逢SARS疫情嚴重，更令香港人非議。2004年起，求籤一事香港政府不再派遣官員，改任命劉皇發以新界鄉議局主席身份求籤，占卜出香港一年運勢。2004年至2015年間的農曆新年，劉皇發皆會並親自求籤、解籤，每年都成為香港傳媒的「新年新聞」。2016年劉皇發退休後，由其子劉業強以新界鄉議局主席身份求籤。
劉皇發自1985年當選立法局議員後，未曾提過一項動議。直到2013年，身為鄉議局主席的他，終於提出他立法會生涯當中的「處女動議」，內容是關於要將位於大浪灣的西灣村剔除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這項議案亦是劉的政治生涯當中唯一的動議。
劉皇發 軼事
劉皇發曾經捲入博士學歷爭議。壹週刊於2014年6月5日報道，中國政法大學曾經中間人簡福飴接受劉皇發近一千萬人民幣捐款。其後劉皇發不但獲得名譽博士銜頭，簡福飴亦獲特殊待遇，其畢業論文雖曾被評為不合格，但校長卻突然公布委任他為特別顧問，結果成功通過評審。
2015年6月18日，立法會為政改進行表決。到進行表決時，葉國謙突然帶領一眾親中議員離開會場，但有個別建制派議員未有跟隨，最後議案在8票贊成，28票反對下大比數被否決。事後親中派為當時怪異的行為作出辯解，他們表示想等候身體不適的劉皇發前來立法會投票，所以在表決前集體離場，意圖令議會出席人數不足，最後卻弄巧反拙。而「等埋發叔」就成為網絡上的潮語，嘲笑建制派為政府議案護航不力而諉過他人。
劉皇發 以他及其家屬命名的事物
香港的街道、地方鮮有以本地華人知名人士命名（例子包括達之路、啟德），命名時在生者是更少之又少，但是劉皇發卻得此榮譽，包括：
支那
支那（梵語：，cīna，，拉丁語：），中國的別稱，亦曾譯作至那、脂那、摩訶支那、摩诃至那国等，與震旦同義，是古代外國對中國的稱呼，原為一中性詞彙，但晚近以來，由於中外政治局勢影響而產生負面含義，至今仍有爭議。
「支那」最初為印度對中國的稱呼，經佛教經典傳入中國。中國周邊國家或地区，如日本、朝鮮半島的古代佛教文獻也有使用「支那」這個詞，而藏传佛教文献也有使用对应于漢語“支那”的词汇。「支那」一詞於9世纪初經由佛教交流传入日本。江户時代後期，「支那」成為日本人對中國的一種稱呼。在明治維新之後，該用語由日本傳回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中華革命黨人开始使用這個名詞。日本官方使用支那指称国家始于1912年：宣統退位，中華民國建國後，日本內閣不再使用「大清國」或「清國」等詞，公文書中開始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稱呼中华民国，未隨即新稱「中華民國」，在部分人眼中此後遂含歧視之意。
支那
從1913年到1946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多次要求日方停用支那一稱。1930年，國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再度抗議，明令拒絕接受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公文書。在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後，日本政府在1930年開始在正式場合中不使用支那名稱，1932年後在外交場合中完全停止使用這個名詞。與此同時，仍有部分歷史與佛教學者繼續使用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日本政府依據中方要求，通令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不可使用「支那」名稱。日裔历史學家若林正宣告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現今該詞在中国大陆與港澳等地区通常被視为歧视语，稱呼中國人為支那人，類似於以英文称日本人為「Jap」、以及稱非裔美國人為「黑鬼」（），被视为含有種族歧視或侮辱的意涵。而在佛教研究、历史、地理学和地质学等研究中，“支那”一詞尚有少量学术使用，如音译自法语的印度支那、交趾支那，以及日文中的「东支那海」「南支那海」（日語：，即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
支那 起源
「支那」（梵語：，）這個稱呼起源於古印度，最早是一個地名，位於印度北方邊境，屬於邊地。在印度古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摩奴法论》及《普魯哈特薩瑪希塔》（）等書中，記載了支那這個地名。因為《摩訶婆羅多》、《摩羅衍那》及《摩奴法典》等書在歷代皆有增補。古印度最初何時開始使用支那這名稱，尚未具體考證。惟在孔雀王朝寫成的《政事論》中，記載了支那產絲一事，因此最晚在公元1世紀時，這名詞就已經在古印度通行。因為古代絲綢主要生產於中國，印度記載支那盛產絲綢一事，被用來證明古印度所說支那，確指中國。部派佛教經典中，亦有支那這個地名，如《彌蘭王問經》、《普曜經》、《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等，《清淨道論》中曾提到支那布（巴利語：）一詞。大乘佛教經典，如《華嚴經》等，也記載此地名。佛教認為，釋迦牟尼誕生與傳教之地，位居世界中央，稱為中國（梵語：）。相對於中國，支那有邊遠之地的意思。
支那 起源
古印度文獻本身，對於支那的記載並不清楚，很難推定它的詳細地點。除了支那這個地名外，也記載了居住在支那的支那人，來自支那的馬，以及來自支那的絲稠。在記載中，又有支那與小支那的區分，中國相當於支那、大支那、摩訶至那，小支那為中國的某個屬國。在《華嚴經》中，將中國與疏勒併舉，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或是于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夾註，認為支那指廣州，莫訶支那（大支那）為唐朝京師（長安或洛陽）。印度學學者西尔万·莱维認為，在古印度，支那原被用來泛指喜馬拉雅山脉以北的地區，代表遠方之國，通常不一定特指哪一個國家，往後才用為專指中國的名稱。馮承鈞認為，支那原為「遠方之國」，有边鄙之意，原本用来称呼喜马拉雅山脉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引申为对中国的称呼。
支那 起源
梵語（Cīna）， 中古波斯語（Čīn），與拉丁語發音與拼法相近，同指中國，可能來自同一個來源。德語、英語，法語等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稱呼，皆源自拉丁語，其字根都來自梵語（Cīna）。其他語言使用類似的詞彙還有希伯来文中的西尼姆国（Sinim）、粟特文中的秦斯坦（Cynstn）、拉丁文中的秦国（Thin）以及秦尼（Thinae）、希腊文中的秦尼国（Sinae，又译西纳）和秦尼策国（Tzintza）以及秦尼斯达国（Tzinista）、亚美尼亚文中的哲那斯坦国（Jenasdan）以及秦尼国（Sinae）、叙利亚文中的秦那（尼）斯坦（Zhinastan）、阿拉伯文中的秦（Cyn或Sin或Thin）、波斯文中的支那（China）。
支那 起源
1655年，天主教傳教士衛匡國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將英語：，拉丁語：跟梵語：連結起來，認為來自同一字根。他認為公元前9世纪的秦国的名稱，轉變為梵語Thin、Chin，成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最終成為China。其后法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和德国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也支持此说。也有學者認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可能是由絲、瓷的音轉換的，如學者古希臘和羅馬稱絲為 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則是 「Sinae」，「產瓷之國」。
在西晉之前佛經中的梵語 चीन 意譯為晋、秦、汉、秦土、汉土、神州，东晋開始音译為振旦、真丹、真旦、震旦。其他异译還有至那、斯那、真丹、振旦、真那、振丹、脂难、旃丹。
根據漢傳佛教經典記載，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發現他們以「震旦」稱呼中國。唐朝以后，震旦逐渐不用。學者一般相信，支那與震旦同源，皆來自Mahachinasthana或Cinasthana，是一个词取不同部位的音译。
隋开皇三年，那连提耶舍在翻译《法护长者经》時首次使用「脂那」来称呼中国，脂那、至那、支那都是Cina的音译。這意味著「支那」一詞開始進入中國，並明確被認為是中國的稱呼。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全程用至那指称中国。
唐代僧侶慧苑認為，支那的名稱來自於中國人多所思慮。但義淨認為，支那只是一個名稱，在梵文中沒有特殊涵義。梵語，意為思慮，發音與拼法皆和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這個解釋。《翻譯名義集》說，支那之名有兩個說法，一是文物國，二是邊遠之意。《雜阿毗曇心論》與《大毘婆沙論》皆以真丹或至那來比喻遙遠之意。
清末蘇曼殊認為，支那這個字的對音，來自梵語（Cīna），但與秦朝無關。因為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zin]），近代才轉變為清音，學者鄭張尚芳主張，支那來自晉（[ʔsins]）的音轉。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中国地理历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書中，主張支那的名稱來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澳大利亞漢學家韋傑夫（Geoff Wade）主張，支那一名來自贵州古國夜郎。
支那 沿革
在這個名詞傳入中國後，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佛教徒以支那作為中国的別稱，如道宣、智昇、唐人冥详、玄奘弟子彦悰和慧立、清凉澄观、宋初高僧赞宁，宋代和尚法恭禅师、宋末佛教史學家志磐、普济、明代憨山德清大師、蕅益智旭大師及其弟子成時、净源法師。
支那的用法也在佛教语言之外使用，唐玄宗曾經寫詩道：
《題梵書》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在官方外交文書中，施護在宋太宗時，負責翻譯天竺國國王給宋朝皇帝的國書時，將中國翻譯為支那，宋朝皇帝翻譯為支那皇帝。
至清朝時，文人龔自珍、彭希涑、蔣智由等人仍使用支那作為中國的稱呼。
明治維新後，日本書籍傳入中國，支那之名在中國復興。嚴復在其譯作中，以支那來譯英語，曾譯《支那教案論》，也曾以支那入詩，稱讚林纾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能「断尽支那蕩子腸」。與林紓同譯《黑奴籲天錄》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稱。林紓稱「支那」一詞並無貶義。
1886年，楊仁山出使英倫，結識南條文雄，回國後，倡印大藏經，希望振興佛教，以佛教振興中國，作〈支那佛教振興策〉。
支那 沿革
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後，以支那自稱的習慣在中國也慢慢傳開，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在創會通告中多次提到支那，242年算自南明永曆帝敗亡，章太炎對日本警長說：「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國人。」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梁啟超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出版过《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但也有以中國自稱者。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曾得毛澤東贊賞。另如孫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
1910年，同盟會成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斬，結合洪門等勢力，成立支那暗殺團（又稱東方暗殺團），以刺殺清朝顯貴為目標。
清末成書的《新元史》，整理古蒙古記錄，提到有支那人住在和林。意指居住在蒙古帝國中的漢人。
支那 沿革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中華民國」此國號並沒有立即得到日本承認。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于此時。1913年10月16日，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中國政府訓令拜訪日方官員，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一稱 ，改稱中國自主選擇的國號中華民國，中方民間亦有此要求，然而日方拒絕中方民众及政府的要求，交涉未果。在《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時，中方對日方堅持使用支那一詞進行抗議，亦未獲理會。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仍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共計34次。
支那 沿革
1915年，中國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抨擊“支那”是來自日文的新名詞，呼籲國人盡快廢棄。1919年，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作者對日本稱為中國為“支那”一事進行了抨擊。1921年，唐蔚芝作〈不忍人之政論〉，認為歐美人以支那人稱呼中國人，是對中國的種族歧視，主張復興孟子儒學，以復興中國。同年，郁達夫出版短篇小說《沉淪》，故事主角由中國至日本留學，周遭的人雖然待他沒有異常，但因懷抱身為中國人的自卑感，暗自懷疑別人心中對他有歧視，產生憂鬱症，終而自殺。故事主角自稱支那人。在小說《雪之夜》中，郁達夫表達在日本時，被日本人稱為支那或支那人，感受到自卑跟被侮辱的感受。
1920年，李大钊表示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叫“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復興唯識學。1925年，诗人闻一多在其诗歌《我是中国人》中自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文與毛澤東，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
支那 沿革
1930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19日，國民政府文書局長楊熙績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並嚴詞詰責之」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和日本媒體的反擊。其後中國民間各地一些媒體如《民國日報》和《武漢日報》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予以批駁日方：
支那 沿革
（中國政府）有將來如再發現此種稱呼即將來文退還之正式申告…… 實在是很合理的；
中國之所以定國名為“中華民國”，是因為“中華”二字說明了我們種族的根源、歷史、特質和文化；“民國”二字則既合民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義之義，其“意義之精深遠大，更不能以歷史上殘廢名詞的「帝國」「皇國」諸名詞相提並論；
在孫總理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已19年的今天，日本政府當局及知識階級仍在國際上稱中國為“支那”，不是表示他國際禮節的失檢，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後知識閉塞罷了。 ……所以負了普及中國文化與日本有悠久的歷史關係的中華國民，便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同種同文的日本國民和他們政府當局的疏忽、任他們遭受不明國際稱呼及國際禮節的恥辱和譏箋而不加以指正。 ……（日方）自己既不願意被人稱做『 大倭帝國 』，為甚偏以輾轉譯音的名字稱謂別人的國家呢。公然書於國際公文上面，已屬大失禮儀 。又復強詞奪理曉曉置辯，適足以充分的表曝其狂妄誇大、揚已抑人的島民根性 。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
支那 沿革
1934年7月13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講时提到「支那」一词，他认为「支那」是日文「死」字的諧音。蔣說：「他（日本）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
1935年，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出版，太虛大師作宗喀巴偈贊，以支那釋子自稱。其中，依照梵文，將中國譯為支那。
1939年，《菩提道次第略論》出版，同樣以支那作為中國譯名。
1937年發生七七事变，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在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日本外務省開始追隨軍部稱呼中華民國為「支那」，此後「支那」被視為是一種種族歧視用語，是對中國人的貶抑。由於「支那」已演變成貶低中國的歧視性詞語，因此于右任在報章上提議將印度支那半島改稱為「中南半島」，意為「在中國以南的半島」。
支那 沿革
但仍有少數學者如陳寅恪，偶爾使用支那稱中國。葛維漢（D.C.Graham）於1940年代至中國進行民族誌採訪，記錄一位羌族居民的口傳古代故事，故事中稱漢族古名為「支那」（Tzu La），而羌族自稱「戈拉」（Gu La）。
經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領銜抗議後，日本政府官方宣布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認為“支那”是歧視性字眼。
中國有少數民族的語言中有以「支那」為地名，但與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國」之用法無關。位於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中，其中一個鄉鎮名為「支那鄉」；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縣中和鎮的轄下鄉村中，亦有地方名為「支那村」。
在中文裏“支那”一詞也还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被彻底淘汰，如地理名称「印度支那」，但以支那一詞作為對中國地域之代稱則已全面消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轉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中實施說明第二點表明，在羅馬字母各語文中國國名的譯寫法不變，不會要求外國統一使用漢語拼音（Zhōngguó） 作中國國名。
支那 沿革
1998年，中國大陸四大入口網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網址的英文寫法是sina.com，引起部分在日本的中國大陸移民和留學生抗議，因為sina是「支那」一詞的日語訓令式羅馬字；他們深怕網站一旦流行，勢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聯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對他們的歧視，因為「支那」一詞在軍國主義上含歧視隱義。這種引起誤會的使用事件還有支付寶。2018年10月，支付寶的廣告文案「他乡遇故支」遭到指責，部分網友認為「他乡遇故支」的「支」指的是「支那」。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認為將「他乡遇故支」的「支」解讀為「支那」純屬無聊。支付宝則在官方微博辯解稱，「他乡遇故『支』，我是小支，支付宝的支。手机上那个支付宝的只有一个『支』字logo的我。希望每个出境游玩的中国人都能在异国他乡偶遇我，偶遇一份温暖。」
支那 沿革
2008年7月24日，重慶一即將開業的火鍋起名“支那”，并打出橫幅“支那火锅即将开业，免费赠汤圆红酒，欢迎届时光临！”引起一名過路人憤慨，并将现场照片发在龙湖论坛上，该店随即招来众网友猛烈抨击。25日横幅被城管扯下。31日一名自称该火锅馆老板的男子向重庆晚报打来电话，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员失误，希望通过媒体向民众道歉。在火锅馆门口，男子为了显示自己道歉的真诚，更是手举道歉信跪下。
2015年9月29日，有網民指出台湾女演员钟屿晨在脸书發文称：“找到可以去厦门赚爆支那人的钱来为台独势力努力的合作伙伴”。又称合作对象是某中國大陸国企。有网民表示“这种虚伪行为可耻”，要认真调查疑似涉事企业。10月8日，台湾歌手黄安向国台办举报钟屿晨和其父亲钟大伟曾于当年9月初来厦门与夏商集团洽谈。国台办于16日承认确有其事并称夏商集团不会和钟屿晨父女有任何合作。
2017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支那”一词。
支那 沿革
2017年9月7日，一名在港中大就读的内地学生唐立培在微博与网友掀起骂战，并用「支蛆」一词辱骂网友。9月9日凌晨微博ID为「@唐立培你多读点书行不行」的账号发消息对此前对网友使用「支蛆」等词解释称，「一时冲动的口舌之争，如有冒犯，十分抱歉。特别是文章发出前的微博中所用的‘支蛆’等言论，冲动之下，口不择言，现在我收回，并再次致歉。」9月12日晚，唐立培的高中就读学校泸州天立国际学校官网移除了唐立培的名字。
2018年1月，日本漫画作品《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改编成动画播出。該動畫片第七话约12分钟的时候，画面中店家的招牌「广东支那荞麦轩」、「支那荞麦」、「支那御料理」，台湾播出时则是完整保留，但是中国大陸播出时，「支那」2字被涂掉，变成「广东荞麦轩」、「御料理」，「支那荞麦」则是全部涂掉。
支那 沿革
2018年4月19日，《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在上海迪士尼小镇举办宣传活动，活动本身组织混乱，活动结束后现场留下大量垃圾，对此一名名叫「@洁洁良」的新浪微博网友（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在讀研究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田佳良）因用“恶臭你支”讽刺这种现象。随即「@洁洁良」和其他网友发生争执，过程中「@洁洁良」多次使用“支那”一词。网友提醒支那是侮辱中国的意思，洁洁良回应“废话，不侮辱，我说它干嘛”。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网友强烈愤慨。@洁洁良所就读的厦门大学表示调查此事并给予田佳良留党察看、留校察看处分。同年8月15日，田佳良被開除黨籍並退學。
2020年6月，中國科學院大學一名學生季子越在其名為「神樂坂 梓月」的twitter賬戶使用「支那」「賤畜」「廢物」「支那解體不是更好嗎？」等字眼，引起網民不滿。6月27日，中國科學院大學發布聲明，譴責季子越的相關言論，並聲稱已經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處理。涉事學生事後道歉，自稱傷害了祖國，辜負了父母。7月19日，季子越被中國科學院大學開除。
支那 沿革
2021年10月1日，遼寧盤錦一男子的私家車上因為张贴「支那製造」、「武运长久」而被盘锦警方拘留15日，并处以人民幣1,000元罚款。
安倍晉三遇刺案發生後，2022年7月9日，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前教授石文瑛不滿中國人發文慶賀安倍晉三死亡，於是在新浪微博指這類人是「支那劣根奴」。唐山师范学院隨即對石文瑛展開調查。
2023年4月，浙江大學電氣工程學院研究所畢業的何姓學生原本已取得紹興市新昌縣鄉鎮公務員錄取資格，但因被人舉報在浙大內部論壇稱呼其他學生為「支那人」，被迫放棄錄用名額。
經由中日間的學問僧往來，支那這個稱呼在唐朝傳入日本。例如空海的诗文集《性靈集》中即用到支那一词:453。鎌倉南北朝僧虎關師鍊《元亨釋書》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稱的記錄，但早期並不普遍流傳。根據考證，日本古籍中曾重複出現「日本與中国」並將日本與中國並列成相對兩國的記載。
支那 沿革
江戶時代，使用支那作為中國代稱的風俗漸廣，相傳由朱舜水傳入日本的拉麵，當時被稱為支那麵。江户时代有一些日本学者如浅见絅斋、德川光圀、山鹿素行等认为，唐国以自身为中华，以其外为夷狄的做法是不可认同的。以日本人的观点称日本为中国才合理。:6德川光圀认为可以用震旦、支那乃至唐山来称呼唐国。另有一說日本國內有領土稱「中國」，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戶時代就開始設法區別，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為主，如日僧大玄《淨土頌義鈔探玄鈔》等。
18世紀初，蘭學家新井白石在與義大利傳教士談話後所著的地理書籍中，將西方人所言的「チイナ」（發音接近今義大利語對中國的稱呼Cina）解讀為「支那」，杉田玄白與大槻玄澤等人，效法荷蘭等歐洲國家，使用支那（荷蘭語：）來稱呼中國，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
幕府末期，以支那來作為中國代稱的習慣，在日本開始流行。蘭學家的主張，由福澤諭吉整理為脫亞論，支那的稱謂，在明治維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風氣，如高杉晉作曾以支那入詩。
支那 沿革
明治政府初期把清朝稱為“大清國”，后称为“清國”，并不使用“支那”指称清朝，比如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清朝治下的人民会被称为「清国人」或「清国奴」。
1912年2月，大清宣统皇帝退位。1913年5月、6月，日本政府进行讨论，决定以支那称呼中华民国，理由为参照欧美各国的做法，支那可以指代历朝不同国号的国家，而且在日本国内当时“支那”作为地理上的称呼已经被普遍接受。而日本承认中华民国是在1913年11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时期，当时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漢語照会文中称“中华民国”，但在奏请大正天皇批准的日文上奏文中称其为“支那共和国”。这为日本政府后续在日文公文中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华民国定下了基调。:2,3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上海日侨言论界就一直存在“支那”与“中国”的两词并用现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所称“支那人”，也包括海外華人如英属馬來亞、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華人以及英属香港之華人。
支那 沿革
二戰結束以後，日本盟軍佔領時期，駐日盟軍司令部（GHQ）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认為“支那”称谓是一種對中國的歧视語，被用於仇恨中國上，指導日本政府應予改善。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之要求，發布《關於回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已經不在政府與各類機關團體使用此一名詞，教科书和战时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为“中国”，涉及到南海时（二战前称“”）则改用片假名记为“”。現代日本民間都不使用此词。1947年8月，日本京都學派重鎮、京都大學支那學會的機關刊物《支那學》在創刊27年後終刊。其後「支那學」改稱「中國學」（Sinology），「支那」漸成死語。日本漢學家實藤惠秀在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所筆者謹向已故留日學生在天之靈和現在仍健在的留日學生諸君鄭重報告，時至今日，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支那）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了。」
支那 沿革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日裔史學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譯若林忠志）指出，如果當今中國人說他們因被稱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傷害，那麼在禮貌上就應該不要使用這些用語。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傅佛果舉出原被稱為「Negro」的黑人群體，將Negro當成貶義，要求作出改變的故事。認為中國人若反對被稱為支那，日本人應該放棄使用這個名稱。
日本議員石原慎太郎在2014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使用支那人指称一位香港记者，同一次记者会上他数次使用支那一词，但也有自觉改口为中国的情形。此外，也有日本本土人士以"支那人"为詈语称呼琉球人。
2012年9月15日，数十名香港网民响应社交网络号召，到上水港铁站近彩园村的出口外示威。他们不满水货客阻塞港铁站，影响北区居民生活，大批市民围观。有示威者举起辱骂中国人的标语，又高叫反对中国人的口号，场面一度混乱，期间有示威者被掌掴。有示威者举起辱骂中国人的标语，又高叫反对中国人的口号，场面一度混乱，期间有示威者因呼喊「支那人」被掌掴。
支那 沿革
2012年10月，香港高登有用戶將PSY的《江南Style》重新填詞，二次創作了「核突支那Style」MV（「核突」即「噁心」），歌詞內容嘲諷中國大陸人隨處便溺，再次引發陆港網民罵戰。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創庫出售一種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面（），價錢牌上譯爲「日本健康支那麵」，結果此事被臉書網民群組惡搞，隨後該商品被下架。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估計，可能是該超市大意。
2013年12月24日，提倡港獨組織香港人优先在脸书账号声称“奉劝大家莫讲话唔好用支那银行服务、连支那银行钞票都唔好用！八成假架！”。12月26日，以招显聪为首的几名香港人优先成员手挥港英旗，闯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内，并高叫“解放军滚出香港”等口号，遭到站岗解放军卫兵的制止，驻港部队随后关上大门戒备。“香港人优先”组织的脸书账号则发布消息声称“我地强袭支那军驻港军营”。
2014年，《东方日报》报道，部分“反赤化、反殖民”激进组织人士在其“驱蝗行动”中以“支那”称呼中国，以“支那猪”称呼内地居民。
2014年12月26日，上水海禧广场两间相连店铺闸门，有人用红油喷上简体字「护港驱蝗」，及「X你支那」等字句涂污。。
支那 沿革
2015年6月6日，2015年度升小统一派位放榜，约20名香港本土力量及热血公民成员到位于上水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慧小学的跨境学童派位中心门外，不断用扬声器大叫“双非返大陆”的口号，并拉起“我不是中国人”、“支那蝗虫返大陆”等横额，指責在港出生的双非学童来港抢学位读书。“本土力量”发言人何志光称，双非学童侵占港人学额，长大后抢香港人的工作，对港人子女不公平等。
2015年6月11日于香港举行的香港对不丹世界杯外围赛，当大会按慣例在球赛开始前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几乎全场一片嘘声，持续到奏完，完全掩蓋了歌曲。有在中国大陆看直播的民众不满，指发嘘声的人是「港狗」、「奴隶」；而香港球迷则上載现场影片助威，大骂大陆網民是「支那狗」。
2015年8月热血公民主席郑松泰在网台节目声称：“‘支那’会‘支爆’？嘛。咁‘支爆’嘅话，到时香港同大陆谈判嗰阵，搵咩人谈判呀?”
支那 沿革
2015年11月17日晚，旺角大球場進行中國隊對陣香港隊的世界杯外圍賽。場外有幾名香港本土力量成員高舉“HONG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召集人何志光高呼“中國人滾出香港”、“中國必敗”、“支那必敗”等口號，有不少人附和，高呼“香港建國”和應，亦有人揮動龍獅旗。
2016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照例在10月1日当天举行酒会以及升旗礼，包括多个新当选的非建制派议员都获邀出席，但除了民主党和前学运领袖、香港眾志主席罗冠聪答应出席之外，其余公民党以及青年新政已经表明不会出席。青年新政更发表声明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是「支共国庆」。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恒、游蕙禎在就職時以英語宣誓期間，「China」部份讀出「Chi-na」（梁於事後辯稱是口音所致），被認為有冒犯及侮辱中國人之意。同年11月，律師余若海引用中文維基百科「支那」條目指有理由相信兩人借宣誓鼓吹港獨。同月15日，法庭裁定取消兩人的議員資格。
支那 沿革
2016年10月19日，岭南大学一名大陸女生於網上遭到辱罵。該名女生投诉她入住的岭大南宿霍藻棉楼（Hostel B）5楼属男女混合楼层，同层学生常闹至三更半夜。19日凌晨两点过后仍被吵得不能入睡，出走廊发现至少十多名男学生聚集喧哗嬉戏。女生开声要求「你哋可唔可以收声呀？」随即一名男生刻意大叫「细声啲呀！夜啦！唔好嘈！有人瞓觉呀！」女生不满反问「你係咪觉得好好玩？」男生不停高叫「返去同Warden讲呀！」期间所有人退回房间，但有人刻意将音乐声调较得更大。该名内地女生将片段放上网，并以英语留言批评这批男生，又称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心。有留言反讥拍片女生是「支那狗」，並持有双重标准。
2016年10月25日，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在台灣期間於網台《Channel-i》直播節目中，發表支持涉嫌辱華誓詞的候任議員游蕙禎和梁頌恆的言論，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並且講述與「台獨」人士交流的經歷，又稱「我在台灣日日講『支那』，咁又點?共產黨是我仇家，難道還要中共、爺爺咁樣叫」。
支那 沿革
2017年4月25日，亚冠G组小组赛香港东方足球队主场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期间有恒大球迷向东方球迷方向举中指，至赛事尾声，恒大球迷举「歼英犬灭港毒」横额挑衅，部分香港球迷大叫「支那狗」还击。
2017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涉及政治衝突事件，並爆發社會關注的罵戰事件。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以對方多次違規使用民主牆為由，借機向中國大陸學生發怒，不斷用粵語辱罵，及以「支那人」稱呼對方。
支那 沿革
反修例运动期間支那多次見諸報端，被用來攻擊中國大陸以及支持中國大陸的人士。如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有示威者包圍中聯辦的過程中，朝中聯辦門口的中國國徽擲油漆彈，在中聯辦外牆寫上「屌支那」、「支聯辦」、「fk支那」等標語。中聯辦以及國務院港澳辦認為這些示威者朝中聯辦辦公大樓門口懸掛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在外牆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等行為已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範疇，性質嚴重，影響惡劣，對此強烈譴責。同年8月，一芳水果茶香港門店因發表支持一國兩制言論在香港深水埗的分店遭到示威民眾惡搞，將一芳台灣水果茶改成「共芳支那水果茶」。而支持香港警方的陳小春在林口體育館開唱前亦有人在體育館噴塗「支那陳小春」字眼。同年12月28日，有示威者在連接上水廣場及火車站的行人天橋，斥責拖行李箱經過的內地旅客及港人為「支那人」。
支那 沿革
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練乙錚從古代字源分析，認為支那並不一定是歧視字眼，並在香港報紙發表文章說明：「英國跟日本一樣曾侵略中國，而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背後涵義亦一樣，偏偏中國人卻甘之如飴，甚至用作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他認為這「雙重標準」的成因來自中國人對西方白種人的「洪荒敬畏」。
然而東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並非是「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
「支那人」一詞的針對對象為華人，至今部分日本右翼和部分支持香港獨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這類用詞。
香港建制派評論員陳凱文认为，以“支那”一词的词源证明这个词语在当今没有贬义属于词源谬误。。有香港媒體認爲，該詞匯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關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