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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火箭 二戰後及後期
1945年10月，英国人让来自当时德国的发射场的战俘在库克斯港附近发射了多枚V2火箭，以便向盟军占领军的代表展示发射的过程（逆火行动）。在这一行动中，发射的过程被以秘密的影像资料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一影像现在还可以在佩内明德的博物馆看到。
在北豪森的集中营，大约100枚V2火箭和相关的零件在蘇军占领前被美军运走，并运往美国本土。这些收获成为了美国宇航发展的基石。其中一枚火箭可以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见到，另一枚因为电影拍摄工作的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被重新运往德国，现展出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1945年夏天开始的对重要火箭工程师的争夺，在代号为阴天（Overcast）的行动下进行。
运往美国的V2火箭在1948年3月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试验场得以测试。这里测试的修改后的火箭，在V2上安装了一枚飞弹作为第二级，被称为Bumper。这种修改后的火箭在1950年于卡纳维拉尔角首次得以测试。
在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在红石实验场成立了第一个火箭研发中心。在这里德国的科学家一共发射了67枚V2火箭。它们成为了后来的红石导弹和其他很多类似的导弹甚至是土星五号的基石。
V-2火箭 二戰後及後期
1946年，美國海軍實驗室發射了一枚V-2火箭，射到數百公里的高空，用來觀測來自太陽的紫外線，這也是V-2火箭第一次應用在太空研究，從此開啟了太空科學的新頁。此外V-2火箭亦用來當作载人飞行试验載具，並搭载过猴子一类的小动物升空。
同时，苏联也在1945年夏天，于苏占区抓捕了一大批德国的科学家前往苏联，并于1946年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及剩余的工程和制造设施运往苏联本土，以便进行火箭的开发。苏联同样对这些前德國軍方火箭計畫人员保持警惕，苏联的R-1导弹是直接的V2火箭的复制，但被要求小至每一颗螺丝都要由苏联技术人员亲手按德国人的方法制造，于1947年在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发射。V2火箭也成为了苏联宇航科技和导弹武器的基石。在R-1发射成功后，这些德国軍方火箭計畫人员即被送回东德，他们对苏联随后的火箭发展情况一无所知。莫斯科遣散德国科学家后直接支持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等设计局，机密地系统化地开发出从R-2至R-7一系列火箭。
在桑迪行动（Operation Sandy）中，一枚V2火箭于1947年9月6日在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发射，成为第一枚舰载导弹。
加拿大的Canadian Arrow公司为了参与Ansari X-Prize大奖赛，制造了一种延长了2米的V2火箭，其可将游客送往太空。
索姆河战役
索姆河戰役（英語：；法語：），或稱索姆河攻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的關鍵戰役，交戰雙方分別為大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的協約國聯軍與德意志帝國。這場戰役發生於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戰場位於法國索姆河上游兩岸，雙方投入數百萬人參戰，是歷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
1915年12月6日，法國總司令霞飛主持的協約國戰爭會議在尚蒂伊召開，其擬定協約國將在西線、東線、意大利線三個區域發動協同攻勢，削弱並突破德奧兩國的防禦。12月底，霞飛決定法軍與英軍應該在索姆河南北進攻。法軍原本為進攻主力，而英軍第四軍團在北翼支援。然而德軍於1916年2月21日發動凡爾登戰役，迫使法軍將多數預定將投入索姆河攻勢的部隊調往凡爾登，英軍從原先的輔助部隊成為主力，並主要由綽號「基奇纳的新軍」的兩個英軍軍團組成。
索姆河战役
7月1日，協約國軍經數日砲擊後向德國第二軍團發動攻擊。法國第六軍團在索姆河南岸富科库尔至马里库尔一線大獲全勝，其北翼的英國第四軍團亦在阿尔贝-巴波姆公路至马里库尔一線取得進展，但更北岸戈姆库尔至阿尔贝-巴波姆公路一線的英軍卻遭受慘敗。當日英軍傷亡多達57,470人，其中19,240人陣亡，是英軍歷史上最慘烈一日。之後，英軍在法軍協助下，突入部分重要據點，但整體戰線於接下來兩月都無太大變動。
9月，英軍將新發明的坦克投入攻勢，但不久後戰線再度陷入僵持。11月，英法聯軍停止攻勢，在大部分戰線深入德軍佔領區10公里，為自1914年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以來最大的領土進展。然而，英法聯軍未能達成作戰目標，德軍堅守陣地阻止其攻佔佩罗讷與巴波姆。此戰英軍傷亡約42萬人，法軍傷亡約20萬人，而德軍傷亡約44萬人，其中半數傷亡來自與法軍的交戰。
索姆河战役 背景
1915年12月6日，法國總司令霞飛主持的協約國戰爭會議在尚蒂伊召開，其擬定協約國將在西線、東線、意大利線三個區域發動協同攻勢，削弱並突破德奧兩國的防禦。12月底，霞飛會唔英國遠征軍司令黑格，決定隔年西線戰場的作戰計劃。雙方對預定的作戰區域有不同意見，霞飛認為法軍與英軍應該在索姆河南北進攻；而黑格認為英軍應該在佛兰德進攻，法軍在索姆河更南進攻。霞飛對此宣稱若沿索姆河一線推進，英軍終將其戰線拓展至佛兰德，而黑格起初表示反對，但最終遵從法國戰略。
索姆河战役 背景
1916年2月，德軍與法軍爆發凡爾登戰役，迫使法軍將多數預定將投入索姆河攻勢的部隊調往凡爾登，英軍從原先的輔助部隊成為主力。至5月31日，原定決勝的法英計劃縮水為有限攻勢，旨在減輕凡爾登法軍壓力，並消耗西線德軍。至於德軍軍方，德國總參謀長埃里希·馮·法金漢意圖在1916年擊潰協約國，在其物力優勢壓垮德軍前結束戰爭。其計劃威脅現前線附近重要據點，誘使法軍反攻德軍陣地，摧毀協約國所存的大量預備隊。他預計奪取凡爾登的默茲高地後，法軍將被迫在德軍控制、重砲密集的地形上反攻，因此死傷慘重、瀕臨崩潰，而英軍將倉促發動增援攻勢，在阿拉斯以南遭遇德軍第六軍團，並被該部徹底擊潰。然而到六月中旬，當德軍已經得知英法聯軍將進攻索姆河地區的德軍第二軍團時，法金漢仍只派出4個師增援該部，將8個師預留在西線戰略預備隊。
索姆河战役 背景
法金漢未抽調防線較短、實力完整的德軍第六軍團之部隊，選擇犧牲德軍第二軍團，顯示其意圖在英軍攻勢失敗後，於索姆河以北對英軍發動反攻。而若英法兩軍損失不夠慘重，德軍將進攻其殘餘部隊，徹底擊敗協約國。然而凡爾登戰役的持續時間與慘烈程度出乎法金漢的預料，導致第六軍團後方的德國戰略預備隊需替換大量耗損部隊，德軍於索姆河以北的反攻策略遂淪為被動死守。
凡爾登戰役（1916年2月21日—12月16日）於霞飛與黑格議定索姆河攻勢的一週後開打。德軍進攻凡爾登之目的在於威脅奪城，誘使法軍陷入消耗戰，意圖憑藉地形與火力優勢重創法軍。此戰迫使協約國修改索姆河攻勢計劃，將法軍部隊調往凡爾登，轉由英軍擔任主攻部隊。德軍則高估法軍在凡爾登的傷亡人數，使其將步兵與火砲主要集中於索姆河北岸。至5月，霞飛與黑格已不再視索姆河攻勢為決勝戰役，而是冀望減輕凡爾登壓力、牽制法境德軍，並協助俄軍布鲁西洛夫攻势。7月，德軍暫停凡爾登攻勢，部隊、火炮與彈藥轉調皮卡第，法國第十軍團亦隨之移師索姆河前線。年底，法英聯軍得以先後於索姆河與凡爾登進攻，法軍10月與12月收復默兹河東岸大部失地。
索姆河战役 背景
布魯西洛夫攻勢（6月4日—9月20日）於東線展開，導致德國第二軍團司令弗里茨·馮·貝洛於6月2日請求、準備用於索姆河戰役的增援部隊無法抵達。6月4日，俄軍沿約320公里戰線進攻，自羅馬尼亞邊境至平斯克，最終前推150公里，抵達喀尔巴阡山脉，對抗德奧聯軍林辛根集團軍與約瑟夫大公集團軍。此役俄軍造成敵方約150萬傷亡，含約40.7萬俘虜，但自身亦傷亡慘重。6月9日，德軍總參調派三個師自法國赴東線，德軍準備擾亂敵軍進攻的行動遂告取消，且在英法攻勢開打前，德軍僅增派四個師至索姆河，總計10個半師。法金漢、繼而興登堡與鲁登道夫，於整個夏季被迫陸續調師赴俄，防止奧匈軍崩潰，後又對8月27日進攻羅馬尼亞。7月，西線德軍112個師，俄境52個師；11月，西線121個師，東線76個師。
索姆河战役 背景
原英國遠征軍的六個師與騎兵師，於1914年與1915年諸戰中損耗殆盡，基本不剩多少戰前正規軍。軍中主力轉為本土部隊與綽號「基奇纳的新軍」的志願兵，後者自1914年8月起組建。英軍因部隊急劇擴張，致高級指揮與專門職務空缺甚多，遂起用大批退役軍官與新手。1914年，道格拉斯·黑格為中將，指揮英軍第1軍；1915年初升第一軍團司令，12月接掌遠征軍，下轄五個軍團共六十師。英軍兵力暴增，導致平均經驗驟降，裝備亦嚴重短缺。眾軍官多採指令式指揮，以免授權於生澀部屬，但在7月1日攻勢前卻給師長們在訓練與策劃有很大的自主權，因1916年軍隊成分複雜，軍團與軍司令無從詳知各師能力。
索姆河战役 背景
法軍經1914年與1915年諸戰後，已有較為豐富的戰鬥經驗，時任北方集團軍司令費迪南·福煦與第六軍團司令埃米爾·法約勒均注重步兵與砲兵的聯合作戰。福煦在發給北方集團軍各营的備忘錄中闡述了步兵的角色和作戰方法。他堅持步兵只有在砲兵摧毀敵軍防禦工事後才能發動進攻。為了確保勝利，指揮官必須放棄正面強攻，不能派出大量步兵攻擊目標。步兵將以縱深縱深的小組形式推進，並使用機槍和手榴彈。福煦總結：「真正的戰鬥是一場持久戰。為了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步兵必須具備持久作戰的能力。」指揮官們必須「嚴格節約」步兵，並要求士兵只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事情。法約勒亦向麾下部隊強調：「這並非是貿然衝過敵軍防線......而是一場組織有序、目標明確的戰鬥，始終以精準有效的砲火準備為前提......實際上，真正打擊步兵士氣的是敵方完整的防禦網......因此，理想的目標是在每次進攻前摧毀敵軍的防禦工事。」除此之外，福煦還向身為輔助部隊的法軍第六軍團額外提供552門重型火砲，比身為主攻部隊的英軍第四軍團還要多出近100門。
德国总参谋部內部雖爭辯甚烈，總參謀長埃里希·馮·法金漢仍於1916年堅持死守政策。戰後法金漢稱，德軍士氣、人力與預備隊匱乏，致此策無可避免；封鎖突破所需部隊根本不存在。堅持不退的死守政策雖帶來高額傷亡，仍優於更大損失、主動後撤，以及士兵誤以為可自行避戰的心理影響。儘管其之後改採較靈活策略，但是否撤退仍由軍團司令決定。索姆河前線，法金漢1915年1月構築計劃已告完成。鐵絲網障礙由一條寬4.6至9.1公尺擴為兩條，寬27公尺，相距約14公尺。鐵絲加厚至雙層或三層，高0.91至1.52公尺。前線由單壕增為三道，相距140至180公尺：第一壕（Kampfgraben）置哨兵，第二壕（Wohngraben）駐主力，第三壕駐預備隊。壕溝設橫向隔牆，胸牆內嵌混凝土哨位。掩體由深1.8至2.7公尺加至6.1至9.1公尺，相距46公尺，可容25人。另於前線後約910公尺築中間支撐線（Stützpunktlinie）。通訊壕溝延伸至後方預備陣線，改稱第二防線，其構築與鐵絲網佈設均與前線同等堅固。該第二防線超出聯軍野戰炮射程，迫使進攻方必須暫停攻勢等待砲兵前進，才能繼續進攻。
索姆河战役 前奏
凡尔登战役致法軍需消減其原計將部署在索姆河的兵力，使英軍成為此次進攻的作戰核心力量。6月16日，英國遠征軍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確立其作戰目標，即減輕法軍在凡爾登的壓力，並重創德軍。按照該計劃，英法聯軍砲擊德軍防線五日後，英國第四軍團將奪取自蒙托邦至塞爾，長2.5公里的德軍第一道防線，而第三軍團則進攻戈梅庫爾牽制德軍。第二階段，英國第四軍團將攻佔從波济耶尔至昂克尔河的德軍第二道防線，隨後進攻阿爾貝-巴波姆公路以南的德軍陣地，準備進攻更南方弗萊爾的德軍第三陣地。同時，英國預備軍團將順勢向東進攻，接著朝阿拉斯北進。而位於南方的法國第六軍團則將在马里库尔至索姆河北岸間部署一個軍、南岸至富科库尔間部署兩個軍，負責掩護英軍主攻部隊的右翼。
索姆河战役 前奏
1915年的秋季戰役（）後，德軍於1916年2月開始構築第三道防線，距支撐線（）後方約約2.7公里，至索姆河戰役開戰前幾近完工。德軍炮兵按區域組織，每位軍官須熟知負責其防線段的炮兵連，以及可迅速應對瞬時目標的炮兵單位。德軍亦建築電話系統，線路埋設於前線後8公里處，深達1.8公尺，連接前線與炮兵陣地。然而，索姆河防線存在兩大固有缺陷。首先，前線壕溝位於向前傾斜的坡地，襯以地下白堊岩，易被地面觀察者察覺。其次，防線過於集中於前線壕溝，一個團的兩個營部署於前線壕溝系統附近，預備營分置支撐線與第二防線，均在無人區2,000碼（1,800）內，多數部隊距前線僅1,000碼（910），駐紮於新建的深層掩體中。這種前線坡地的兵力集中，將使其極可能承受敵軍地面觀測者精準標定下的猛烈炮擊。
索姆河战役 戰事歷程
1916年6月24日，英軍經過充足的準備下，先出動了約1400門火炮，對德軍陣地進行一周的猛烈砲擊（6月24日—7月1日），共發射了約150萬發砲彈。英軍希望透過炮火轟擊，達到消滅德軍戰壕的目的。但事實上德軍只有些微死傷，炮火不足以摧毀戰壕，其中約1000門是野戰砲，對戰事並無多大作用。。7天的砲擊，雖然幾乎完全摧毀德軍第一陣地，部分摧毀第二陣地，但失去了進攻作戰在戰術上應保持的主動性。
7月1日，英國第四軍團從馬里庫爾至埃比泰恩25公里正面向巴波姆方向實施主要突擊，由英國第3軍團第7軍在其左翼掩護；法國[[第六軍團 (法國)|第六軍團從羅西耶爾以北索姆河兩岸向佩羅訥方向實施輔助突擊。當日，法軍和英軍右翼突破德軍第一道陣地，但英軍左翼為德軍壕溝陣地所阻。英軍採用密集隊形突擊， 遭德軍MG-08的強大火力殺傷，損失近57,000人。
索姆河战役 戰事歷程
7月2—3日，英軍右翼和法軍攻佔德軍第二道陣地，法軍一度佔領巴爾勒、比阿什等德軍防禦要地。此後數日，由於德軍投入預備部隊以及英、法聯軍本身在突破戰術和指揮調度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點（對各地區的突擊規定繁瑣，限制了軍隊的主動性等），以致推進緩慢。
7月19日，德軍指揮部又投入新一波預備部隊，為便於指揮，將第2軍團分編為由貝洛將軍指揮的第1軍團和加爾維茨將軍指揮的第2軍團。並在防禦上加長縱深，構築了補充防禦地區。
7月中旬，英、法聯軍僅向前推進數公里，未達成作戰的預期目標。而又损失了不少部队
7月底至8月中旬，英、法聯軍將其部隊增強至51個師、飛機增加至509架；而德軍增加到31個師、飛機增到300架，由於作戰的遲緩、膠著，遂轉變成為消耗戰。
9月3日起，米歇勒將軍的法國第十軍團、高夫將軍的英國第五軍團分別投入戰鬥，戰場正面範圍擴大到50公里寬的戰線。德軍增強至40個師，又不停加強陣地的防禦工事。因此英、法軍隊的推進速度平均每晝夜僅有150至200公尺。
索姆河战役 戰事歷程
9月15日，英軍第一次使用新式兵器——Mark I 坦克（共49輛坦克，實際參戰僅18輛），配合步兵進攻，推進了4至5公里。這是戰爭史上第一次使用坦克，對守備方的德國步兵產生了心理震撼，使他們放棄陣地不戰自退。但由於坦克的技術與裝備尚未完善，加上戰線寬廣（10公里18輛坦克），仍然沒有達成打開突破口的作戰目標。戰術層級的運用成功並未能引導作戰勝利。雖然英軍後來又使用了兩次坦克，同樣收效不大，倒讓德軍開始學習如何對付敵方這個龐然巨物。
進入秋季後，氣候開始惡化，由於陰雨連綿、道路泥濘，戰鬥漸漸平息，到了11月完全停止，英、法兩國的作戰計畫宣告失敗。
索姆河战役 評價
索姆河戰役常被稱為現代諸兵種合成戰的開端。英國歷史學者認為英軍「基奇纳的新軍」在這場會戰中於學會了如何打法德兩國已經打了兩年的大規模工業化戰爭。此觀點認為，英軍在索姆河的作戰是協約國聯合戰爭的一部分，也是戰爭轉淚點的一部分。該轉淚點致協約國從德軍手中奪走了戰略主動權，造成德軍無法彌補的損傷，最終導致其在1918年第二次馬恩河戰役後崩潰。
英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黑格與第四軍團司令亨利·羅林森自1916年以來一直因慘重傷亡與未能達成作戰目標而飽受批評。1916年8月1日，當時已離開內閣的邱吉爾向英國內閣猛烈抨擊英軍攻勢的指揮方式，他認為這場會戰迫使德軍終止凡爾登戰役，但同時指出消耗戰對英軍的損害遠大於對德軍。雖然邱吉爾提不出替代方案，但這種對索姆河英軍表現的負面看法從此在英語世界裡影響深遠。2016年，歷史學家彼得·巴頓在一系列三集電視節目中主張，索姆河會戰應被視為德軍的防禦勝利。
索姆河战役 評價
約翰·特雷恩、加里·謝菲爾德、克里斯托弗·達菲、羅傑·奇克林、霍爾格·赫韋格、威廉·菲爾波特等人則認為，1916年的英國根本沒有戰略上的其他選擇；只有以島國視角視戰爭才會對英軍損失感到震驚，若考慮到1914年以來法軍與俄軍承受的數百萬傷亡，這種震驚就顯得狹隘了。這一學派把索姆河會戰放在1916年協約國總攻勢的脈絡裡，並指出德國與法國的戰史著作向來從歐陸整體視角出發。只是這類德、法文獻極少被翻譯成英文，導致英語世界難以接觸到他們的歷史觀點以及德、法軍行動的詳細史料。
索姆河战役 參考文獻
Nicholson, G. W. L.  (PDF).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Ottawa: Queen's Printer and Controller of Stationary. 1962  [2012-12-27]. OCLC 55752389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1-08-26）.
四库全书馆
四库全书馆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机构。组织如下：
四库全书馆 机构性质及组织
下属有：
总纂官下属有纂修官负责编书工作，分为四种：
总校官下属有分校官分任负责校訂工作，有篆隶分校官和绘图分校官，其他多由纂修官兼任。
缮书处：专门负责抄书的工作，有总校官总负责校对脱误，分校官分任校对工作。
督催官：专门负责督促编书抄书工作。
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缮书处收掌：负责三处书籍的进出。
监造官：专门负责刊刻印刷装订整理工作。
四库全书馆 机构人员
自开馆至第一部书完成，共有360人担任馆职。
参见：四库全书馆馆员列表
数理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又稱數學語言學，是运用数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说明语言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
数理语言学 分支学科
数理语言学按照运用的数学方法可以分为：
数理语言学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模糊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主要对语言进行统计研究，以及对语言行为的概率模式研究。包括对语言结构和语言单位，语言变化和语言差异等方面的统计研究。
统计语言学对字母、字、词的频率统计对于语言信息的计算机化处理非常有帮助，此外还可以用于辞书编纂方面对字词的检索设计。此外，统计语言学还常用于对作家语言的研究，通过对其作品中字词的统计，可以比较准确的测定常用的修辞手法、语言风格等。
代数语言学又称做形式语言学，主要研究如何对语言的形式结构进行严格的数学描述，并据此创立形式化的普遍语法。认为语言拥有一种递归机制和生成功能。也就是说有限的语言单位和规则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并用数学的方法将之公式化，创建普遍语法的数学模型。
代数语言学对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学、计算机科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代数语言学对语言结构、语言系统、语言本质的研究是不擅长的。
模糊语言学是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
方言学
方言学（英語：，源自希腊语διάλεκτος）是对于方言的科学性研究。方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子类。它主要根据地理分布及与之相关的特征来研究语言变化。方言学将这样的主题视为来自共同祖先的两种局部方言的分歧和共时变化。
方言学家最终关注的是与局部性地区相对应的语法、词汇和语音特征，因此，它们不仅研究在在某一地区已经生活数代的人口，同时也研究那些将他们的语言带至新地区的移民群体。（详见语言接触）
方言学中经常研究的概念包括：在定义语言和方言时的相互理解性问题；双层语言，两种方言被用作不同的功能；方言的连续性，包括一些相互可部分理解的方言；多中心主义，一种实质上是单一起源的语言以两种或多种标准语言的形式存在。
方言学 历史
在伦敦，12世纪的文献中记载着对于不同方言的评论，且19世纪出版了大量的词汇表（注重于词汇）。因方言保留了部分单词的早期形式，文献学家也会对方言进行研究。
在英国，文献学家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在其专著《早期英语发音》的第5卷中描述了早期语音系统中英语方言的发音。随后，Joseph Wright创立了英语方言协会，以此来记录不列颠诸岛的方言词汇。这项工作最终导致了1905年六卷本《英语方言词典》的产生。随后，英语方言协会被认为已全面完成其职责，因而遭到解散，尽管直至今日仍有部分地区性分支（如约克郡方言协会）在运作。
传统的方言学研究主要致力于制作“方言地图”，即在地理地图上绘制假想的线来标示不同的方言区域。然而，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淘汰使得语言学家们开始更加关注于社会因素。因此，方言学家们开始研究社会与地域性差异。《美国语言图集》是最早将社会因素纳入考虑的方言研究之一。
方言学 历史
在哈罗德·奥顿的领导下，利兹大学成为了英语方言研究的中心，并成立了方言与民俗生活研究学会。在1950年代，利兹大学进行了英语方言调查，调查范围覆盖整个英格兰、部分威尔士边缘地区和曼岛地区。此外，在1975年奥顿去世之前，利兹大学承办了一百多个方言专刊。该学会在1983年9月为适应大学的预算削减而遭到关闭，但如今，其方言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位于布莱顿图书馆利兹白话文化档案馆的专藏。
这种利益转移最终造就了社会语言学，社会科学和方言学的一种混合产物。然而，格雷厄姆·索罗克斯争辩称在方言学中总存在着社会学因素，因此社会语言学家得出的许多结论，实际上都能够在传统方言学家的著作中被找到。
在美国，在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前，大多数方言学的作品都是基于区域的。Hanson Kurath在1939年出版了《新英格兰语言地理手册》。对于中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州、中北部、中上西部、太平洋海岸和海湾国家的类似作品也在随后出版。
方言学 历史
1880年，朱尔斯·吉利耶龙出版了一套记录了瑞士25个法语地区的地图集。1888年，吉利耶龙提出《法国语言图集》，以回应加斯顿·帕里斯提出的关于可能被标准法语代替的法语方言的调查。地图集的首席实地考察工作者埃德蒙·埃德蒙特调查了位于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的法语区中共计639个农村地区，问卷调查一开始包含了1400个问题，但之后增加到超过1900个。地图册在1902年到1910年间出版，共13卷。
在德国，第一个对方言的比较研究是约翰·安德烈亚斯·施米勒 ）于1821年出版的《巴伐利亚方言》（The Dialects of Bavaria），其中包括了一个语言地图集。
在1873年，利比希（L. Liebich）通过邮寄一个音韵学和语法学的问卷的方式，调查了阿尔萨斯境内的德语地区。但它从来没有公布过他的调查结果。
方言学 历史
在1876年，爱德华·西弗斯出版了《语音学的元素》（Elements of Phonetics）。同时，一些学者们建立了Neogrammarian。这项语言学上的工作影响了德语国家中方言学的发展。同年，乔斯特·温特勒Jost Winteler出版了一套关于瑞士格拉鲁斯州内Jerenzen的方言的专著，该书随即成为了特定方言专著领域中的典范。
同年，格奥尔格·温克，一位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年轻教师，向德国北部地区邮寄了调查问卷。这些邮寄问卷包含了一系列由标准德语写就的句子。这些句子随即被转写为当地方言，反映出方言间的差异。随后，他将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德意志帝国全境，包括那些自该领土被德国占领以后绝种的东部方言。温克的工作随后成为了马尔堡大学《德语地图集》。1911年温克去世后，弗迪南德·弗雷德继续进行着这项工作，调查问卷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德国和奥地利全境。
完成了在法国的工作后，埃德蒙·艾德蒙特为完成《科西嘉语言地图集》（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Corse）而前往调查科西嘉岛的44处地点。
两位法国学生卡尔·雅伯格和雅各布·贾德在《意大利和瑞士南部的语言和主题地图集》（Sprach- und Sachatlas Italiens und der Südschweiz）中调查了意大利和瑞士南部的意大利方言。这项工作影响了汉斯·库拉斯在美国进行的工作。
在1949年，爱丁堡大学进行了苏格兰语言学调查。
调查的第一部分研究了苏格兰低地、设德兰群岛、奥克尼群岛、北爱尔兰及英格兰最北端的两个县（坎伯兰郡和诺森伯兰郡）的苏格兰语方言。调查结果于1975至1985年期间出版，共三卷。
第二部分研究了盖尔语方言，内容包括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群岛出现的盖尔语和英语混用现象。研究结果于1994年至1997年间由Cathair ó Dochartaigh出版，共五卷。
方言学 数据收集方法
方言研究者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来收集有关其调查的方言的信息。这些问卷不应与所谓“书面调查”混淆，后者在方言学中也曾取得一些应用，且最近在语言学上有着更普遍的再度流行趋势。调查问卷有两种主要形式：直接的与非直接。
研究人员使用直接方法进行面对面访谈时，会向受试者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特定的答案，并旨在收集词汇或语音信息。例如，语言学家会向受试者询问一系列物体的名称，或要求他重复特定的词语。
非直接的问卷通常是开放式的，并且较直接问卷而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完成。研究者使用此方法时，将会与一个受试者坐在一起并针对某一特定主题展开对话。例如，他也许会询问受试者有关农活、食物、料理或类似方面的话题，并从受试者提供的信息中收集词汇和语音信息。研究者也许还会给句子开一个头，并请受试者继续完成这一句子，或是询问他一个并不需要特定答案的问题，如“这附近最常见的植物是什么？”
方言学 相互理解性
有些人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语言”与“方言”的概念区分开来，即同一种语言的方言之间是相互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一标准的武断应用是站不住脚的，如下有关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两种语言的母语者或多或少能够相互理解（基于谈论话题及对于语言差异的个人经验），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要将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分类为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除却历史原因。尽管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有相似性，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但它们之间在音韵学、语法学、词法学和词汇方面的差异已经足够大，因而不能将二者看作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拉丁语）。
方言学 双层语言
另一方面的问题出现在双层语言上，这一概念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两种关系紧密的语言，其中一种有着更高的地位，通常被广泛应用于政府部门并用于书写正式文书，另一种地位较低，通常被用作白话。梵语便是这种情况的一例。梵语通常被认为是在印度北部正确的说话方式，但这只是对于上等阶层而言的，普拉克里特诸语言才是于民众中常见的（非正式，白话）的说话方式。另外的例子有标准标准德语?瑞士德语、汉语文言文?下层方言等。
在全世界很多社会中，不同程度的双层语言现象仍十分普遍。
方言学 方言连续体
方言连续体指的是多种方言所构成的网络，其中在地理上临近的方言之间是能够互相理解的，但这种可理解性将会随着方言之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一个例子是荷兰语-德语方言连续体，一个有着两种公认书面标准的巨大方言网络。虽然标准荷兰语与标准德语之间的相互理解性十分有限，但一条方言链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由于标准语言多个世纪以来的影响（特别是在德国北部，那里的本土方言直至今日仍岌岌可危），连续体中地理距离较远的方言之间在可理解性方面出现了许多隔阂，但在过去这些隔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罗曼语族的语言——包括加利西亚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西西里语、加泰罗尼亚语、欧西坦语、普罗旺斯语、法语、撒丁岛语、罗马尼亚语、罗曼什语、弗留利语、意大利语、Ibero-Romance方言及其它——形成了另一个著名的连续体，其内部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互理解性。
方言学 方言连续体
在这两个地区——日耳曼语族连续体和罗曼语族连续体——与方言这一术语相关的概念常被广泛误解，这给如今欧盟在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措施的实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意大利，仍有部分人口在使用它们本地的语言（dialetto）作为在家中或在工作场所中的主要交流手段。这一困难是由人们对术语的混淆所引起的。那些通常被称作为意大利语方言Italian dialects的语言实际上是罗曼语族中意大利语的姊妹语言，而不是意大利语的变种，真正的变种应被称作italiano regionale（regional Italian，区域意大利语）。传统上“意大利语方言”这一标签的含义更倾向于地缘政治而不是语言学：例如，波轮亚语和那不勒斯语都被称作意大利语方言，但它们之间相差的程度正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之间那样大。如果将“意大利语方言”理解为“意大利语的方言”而不是“在意大利领土上的少数民族所讲的语言”——即罗曼语族连续体中的一部分，则会引起误解。例如，威尼斯固有的罗曼语族语言是与意大利语同源的，但其与国家语言之间在音韵学、语法学、词法学和词汇方面的差异相当的大，因而没有理由将其看作是国家语言的一种派生或是变种。威尼斯语在地理意义和分类学意义上被看作“意大利语方言”（Italian dialects），然而它实际上不是“意大利语的一种方言”（dialect of Italian）。
方言学 多中心语言
多中心语言指的是一个有着两种及以上标准形式的单一起源语言。一个例子是印度斯坦语，包含两种标准变体：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另一个例子是挪威语，其中书面挪威语紧随丹麦语和瑞典语发展，而新挪威语则成为了一种基于古方言进行了部分重构的语言。二者如今在挪威都被认为是官方语言。
在某种意义上，方言的集合可以被理解作一个通变系统（diasystem，汇集各种方言的一个抽象概念）的一部分。在生成文法中，这种差别可以通过几条规则辨别出来。一个例子是奥克西唐语（一种对于法国南部一系列相关变种的统称）中“cavaL”（马，源自晚期拉丁语）一词可由如下几条体现形式而被认为是非系统性的形式：
这种概念上的方法也可用于实际情况。例如，当一个这样的通变系统被确定时，这种方法可被用于建立一个强调变体之间的共通性的音素拼写法。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符合社会政治的需求。
方言学 距离扩展语言框架
一个由语言学家们开发的分析范式被称为距离扩展语言（暂译）框架。事实证明，这一概念在欧陆语言学家中十分流行，但在英语国家中并不出名，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过语言学训练的人们来说。尽管这只是众多可能范式中的一种，但它的优点在于其可以被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为实现特定目的而构建，如对语音特征进行分析和分类。此外，它还有着中立的优点，即它能将已被政治染指的“语言”和“方言”等词，替换为尚还没有承载政治、文化及情感内蕴的德语形式“abstand language”和“ausbau language”。
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或稱萬曆帝，號禹齋，為明朝皇帝，年号万历，明穆宗朱载坖三子，生母李貴妃。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九岁的朱翊钧登基，是为明神宗。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谥号為「範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在首輔兼帝師张居正的領導下明朝一度呈現中興景象，史稱萬曆中興，而在位中期亦主持万历三大征，保護藩屬，巩固疆土。在張居正死後始親政，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機器運轉近乎停滞，徵礦稅亦被評為一病。萬曆年間利瑪竇覲見明神宗，開始西學東漸，但同時朝廷內東林黨爭開始萌芽、塞外又有後金勢力虎視眈眈，在其晚年佔領了明朝東北大部分地區，使明朝逐步退守山海關。
明神宗 人物生平
明神宗是明穆宗三子。出生时，父亲尚为裕王，母親李氏为王府宮女出身。父亲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鉽、朱翊鈴均早夭，嫡母继妃陈氏无子。
作为实际上的长子，父亲明穆宗在登基后称他为“朕元子”。隆庆元年正月十八日（1567年），父亲正式起名为朱翊钧，意思是「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其为义大矣。」隆慶二年（1568年）被立為皇太子。幼時朱翊钧就十分聰惠，明穆宗在宮中騎馬時，年幼的朱翊钧就大叫道：「父皇為天下之主，獨騎疾騁，萬一馬驚，卻如何是好？」穆宗聽後歡喜萬分，馬上下馬過來摟朱翊鈞在懷裡褒賞一番。其母李贵妃教子非常嚴格，每次經筵結束以後，便督促考問他今天所學的內容。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贵妃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
隆庆五年冬，父亲明穆宗为他举行了成人冠礼。他被引导至殿前特设的帷帐内，按照礼仪规定进行三次更衣，每次以不同的服饰在众人面前亮相。一旦离开帷帐，他手持玉圭，接受引导行礼，并使用专门设计的酒杯饮酒。整个过程都由礼官的导唱和音乐伴奏，耗时近半天。次日，他再次被引导至殿前，端坐接受百官的庆贺，姿态庄重。:003-004
明神宗 人物生平
隆慶六年，父親明穆宗駕崩，朱翊鈞即位，改元萬曆，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而他每天读书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读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以後隨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另外他的書法好，筆劃遒勁，經常親自賜墨寶給大臣，連張居正仔細端詳作品，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書法是「揮瀚灑墨，初若並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卻是奇秀天成」，但張居正終究認為他應該成為一位聖君而非書法家，便劈頭蓋臉奏訓一頓，自此直到張居正死後朱翊鈞才重新接觸書法。
神宗即位時只得九歲，故在位之初十年尚處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即位之初內閣紛爭傾軋，閣臣之間關係惡劣，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被馮保以訛傳訛成：“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引起太后大驚，明神宗聽聞亦聞之色變。後太后將一切內務大事交由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軍政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独握大权。
明神宗 人物生平
在小皇帝朱翊钧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張居正大刀阔斧地實行了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清丈田畝，改革赋税，整飭軍備，考察官吏，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僅僅是太僕寺的銀兩儲蓄便多達四百餘萬，而太倉庫更是有超過千萬兩的積蓄，國家繁荣昌盛，扭轉明中葉以來的頹勢，是為「萬曆中興」。後人在論及此段發展情況時，多歸功於張居正的鞠躬盡瘁，而對朱翊鈞的傾心委任卻往往忽視，實際上，隨朱翊鈞年紀長大，他也不再是名義上的擺設，張居正可以勸導、利用他幹什麼，卻不能強迫他做出違心之事，因此張居正也有無可奈何之時。
明神宗 人物生平
神宗幼年，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倡導的皇帝典範。萬曆八年，神宗因和太監孫海、容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道「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並拿出以霍光罷黜昌邑王之事威脅神宗，帝師張居正又乘機捉刀，寫下罪己詔，言詞犀利，以警惕皇帝。雖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認為顏面盡失。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大臣無不大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江陵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威權赫奕，連神宗都有所忌憚，曾經有丘岳由亞卿左遷藩參，曾以黃金製對聯饋張居正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張居正奉旨歸喪時，地方大員行長跪禮，撫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絕後。而奪情以後，張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惡異，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時人益惡之，神宗亦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為後期清算張居正埋下伏筆。張居正死後，二十歲的神宗始親政。
明神宗 人物生平
文獻記載，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如僅在萬曆十一年間，蠲免並災傷織造議留就已達銀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兩。北京乾旱，神宗關心民瘓，親自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的犯人。另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皇上齋戒，親躬步行將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車輦出，且絲毫沒有因驕陽酷日而為難的樣子，其舉止從容不迫，表現的肅穆得體，百姓能一睹天顏，紛紛舉首加額高呼「聖德爾。」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乾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朝鮮使者於《朝天記》、《朝天日記》中記載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評價「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足以稱道，儼然如一代賢君」。
明神宗 人物生平
明神宗的老师、第一任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過世後第二年，明神宗斥逐馮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並查抄張家，平反劉臺冤案，起用因反對張居正而遭懲處的官員。万历十七年起（1588年），明神宗開始怠慢朝政（一說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明神宗荒于酒色：“因曲蘖而驩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明史鈔略》記載萬曆二十一年皇太后萬壽時，神宗在暖閣召見王錫爵：……上曰：“朕知道了。”錫爵又奏：“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養聖躬，以遂群臣願見之望。”而明神宗也開始奢侈靡费，斂財揮霍，又屢屢從國庫提銀，史稱「傳索帑金」，并任用張鯨等奸倖。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与内阁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明神宗 人物生平
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萬曆三十四年，禮科左給事中孫善繼也極陳時弊說：「惟願皇上修萬曆十五年以前之勵精，復萬曆十五年以前之政體，收萬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但明神宗不承認，并表示他已經沒有傳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見，福王出入禁門，隨從這麼多，人所共見，必然耳目難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110人）止存五人。」而明緬戰爭也因為明朝方面忽視而先勝後敗，被緬甸東吁王朝蠶食孟養在內國土。
明神宗 人物生平
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審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臨江府知府錢若賡因勸諫神宗選民女為妃事得罪神宗，被神宗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萬曆帝才以「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將其釋放。首輔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後不辭而去。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上二十餘疏請辭不得，最後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因數請去職還鄉不得，於是稱疾不出，逾月才終於請辭成功。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明神宗 人物生平
樊樹志的《萬曆傳》考究裡，中允地解釋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於健康狀況惡化非子虛烏有，追溯萬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後，皇帝因病免朝，言「頭昏眼黑，力乏不興」。學者曹國慶认为萬曆帝患有齲齒、牙周病和氟牙症等多種牙科疾病，頜骨發育不良，面部凹陷而左右兩側不對稱。對祭享太廟活動也只能權讓勛貴代理，并無奈地說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後來又遣內使對內閣傳諭「聖體連日動火，時作眩暈」，「聖體偶因動火，服涼藥過多，下注於足，搔破貼藥，朝講暫免。」與定陵发掘後查證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證。且當萬曆十五年三月初六，聖體初安以後，神宗旋即上朝聽政，隨后又與三輔臣見面，并打招呼說「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憂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參與文華殿經筵，并興致勃勃地與閣臣討論《貞觀政要》，唐太宗與魏徵。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時，收到雒于仁奏疏的神宗召見首輔申時行入見，當申時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攝，也當一月之間至少數次視朝，神宗并沒有惱怒，只是解釋道「朕病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後神宗與閣臣談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說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來，因痰火之疾，不時舉發，朝政久缺，心神煩亂」。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鍚爵輔政期間仍是「面目發腫，行步艱難」，以致連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病逝，一向孝順聞名的神宗也因病動彈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評擊責難，有苦難言，此後神宗病情反復，在萬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遺旨，向沈一貫託孤。可見神宗在位期間的「動履不便」「身體虛弱」以致在位期間怠政，實不是推諉託辭。
明神宗 人物生平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宫阙下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中年後弊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偶爾用于国家救灾，餉軍救急等。
明神宗 人物生平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主持發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內部统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后世有说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如僅朝鮮一役消耗國庫便高達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万两之巨，远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朝鮮一國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險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败了，明朝都有亡国之危。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而面對萨尔浒之战的大败，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明神宗 人物生平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國的形象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國，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但在明清鼎革後，朝鮮對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個新的巔峰，朝鮮君王設大報壇，萬東廟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崇祯帝。朝鮮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鮮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禎年號幾近三百年，鄙視清朝，并以宋時烈等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義」，稱自己是「皇明遺民」，那怕隱居山中，一生不出仕為大明守節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鮮高宗稱帝時，大明滅亡已超過二百餘年，其即位時諸臣勸進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則義雖君臣，恩實父子……嗚乎！天命靡常，皇社旣屋，帝統墜地，獨大報一壇，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聖德大業，宜承大明之統緒。」一切礼节皆取自《大明会典》。
明神宗 人物生平
神宗在位期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利玛窦还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觐见了神宗，向神宗进呈《万国图志》、自鸣钟、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获得了神宗的信任。
利玛窦还与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交情最好。除利玛窦来华外，来中国的传教士还有意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把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还有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时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
萬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請安時，一時衝動，與一名宮女性交，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因為朱常洛是宮女所生，神宗不喜歡他，且有意立愛妃鄭氏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萬曆十四年群臣上奏請神宗即立常洛為太子，萬曆以常洛尚年幼體虛未定，拖延不決。
萬曆二十一年，明神宗變本加厲，下手詔要將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為藩王。朝臣聽聞一片譁然，紛紛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飛來的痛批奏摺，使神宗倍感壓力，迫於眾議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萬曆二十九年，神宗才立其為皇太子。
而長久以來的國本之爭引發出了兩次妖書案，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內鬨的縮影，可說是東林黨爭。
此时东北女真族興起，成为日後導致明朝滅亡的憂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自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殺死遼東總兵官張承胤，朝野震惊。為了應付女真，把努爾哈赤「务期歼灭，以奠封疆」，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後三次下令除了畿內八府及貴州以外，加派全國田賦九厘，合共增賦五百二十萬，時稱遼餉，明末三饷之始，而神宗有鑑於地方官員在遼餉外可能會額外徵收火耗剝削百姓，特別下旨嚴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領尚方劍，調兵遣將，并以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四將分兵進攻後金，結果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
戰爭中，明神宗多有佈置方略，但一直吝惜內庫帑銀，不願撥內帑充餉，直至朝臣再三請求而後才勉強發了帑銀十萬，但其中多黑如漆或脆如土，致使師老餉匱。待四路殞將覆師後，神宗才又警愦振聋，發了近四十萬兩內帑銀解赴辽東，并任用熊廷弼守辽东，並給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筑城，振飭軍備，才稍稍将東北局勢扭轉。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明神宗 駕崩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失陷，神宗鬱鬱寡歡，焦勞國事。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皇后王喜姐病逝，明神宗在众大臣的催促下，传召礼部葬礼查优厚先例办理。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神宗皇帝崩於紫禁城弘德殿內，享年五十八歲。臨終前遺詔指出大臣應勉以用心辦事，以及廢礦稅，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員等。
朝鮮一國為此舉哀。皇太子朱常洛立即发内帑百万犒赏边关将士。停止所有矿税，召回以言得罪的诸臣。不久，再发内帑百万犒边。八月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後，內閣先是為神宗擬上廟號顯宗、諡號恭皇帝，後來，朝臣認為諡號的「恭」是晋恭帝（零陵王）、隋恭帝（酅國公）兩位末代皇帝的諡號，先帝聖謨不可殫述，而帝堯運乃神之德，於是後改成為其上廟號神宗，諡號顯皇帝。九月，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因光宗即位不到一個月即告駕崩，孫子熹宗朱由校即位後，於十月丙午（10月27日）葬神宗於定陵。
彌留之際：
臨終遺言：
明神宗 陵寝墓地
万历帝的定陵1958年被发掘，万历帝尸骨復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左腳略右腳短。文革時期的1966年8月24日，遗骨被紅衛兵付之一炬。因此，萬曆皇帝之所以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有一說是認為自己身形不正，感到自卑，所以不敢見人。
明神宗 陵寝墓地
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转给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并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后认为条件不成熟，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点头后，周恩来批下“原则同意”四字。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夏鼐负责发掘的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赵其昌（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做前期调研。赵其昌带探工在长陵未找到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吴晗等人汇报后，经商讨决定先试掘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后来吴晗和夏鼐认为试掘献陵对长陵的发掘参考价值不大，吴晗提议试掘永陵，遭夏鼐强烈反对，认为这与发掘长陵无异；试掘思陵，吴晗认为太小，是妃子墓改建。此后吴晗和夏鼐才想到定陵。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定陵的開挖始末，《風雪定陵》一書有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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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开始试掘，历时一年试掘成功，1957年打开玄宫。其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左配室、右配室组成，石条起券，前室前面有隧道券，总面积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出土的大批文物无法保存，发掘出土的丝织品变硬腐化。郑振铎、夏鼐为此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自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定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定陵遭到嚴重破壞，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萬曆帝、的屍骨被紅衛兵以「打倒地主階級的頭子萬曆」的口號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下午2時15分，萬曆帝、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馆重门前的广场上接受人民群眾批斗，之後主持的20岁的女讲解员吩咐身边的人员：“点火烧了他们！”與净乐堂焚化的宮人一樣屍骨焚毁。
明神宗 人物評價
明朝官修的編年體史書《明神宗顯皇帝實錄》總評萬曆皇帝一生說：“蓋上仁孝聖神，逈絕千古，享國愈久，聖德彌隆，無挽近綜核之煩，而自臻治古幾康之理。海內沐浴玄化幾五十年，國祚靈長，永永無極，所培毓遠矣。先是因秉軸者懲操切之過，不無稍劑以寬大，而上明習政事，乾綱獨攬，予奪進退，莫可測識。晚頗厭言官章奏，概置不報，然每遇大事，未嘗不折衷群議，歸之聖裁。中外振聳，四封宴如，雖以憂勤之主極意治平而不得者，上獨以深居靜攝得之，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況也。至慈護先考，終始無間，尤非草野所得窺，而為堯為舜之旨，更諄諄以期。 ……廟號曰神，殆真如神雲。”
朝鮮使臣對萬曆皇帝執政前期的勤政是極為稱道的：“因聞皇上講學之勤，三六九日，則無不視朝，其餘日則雖寒暑之極，不輟經筵。四書則方講孟子，綱目至於唐紀，日出坐殿，則講官立講。講迄，各陳時務。又書額字，書敬畏二字以賜閣老，又以責難陳善四字，賜經筵官，以正己率屬四字，賜六部尚書，虛心好問，而 聖學日進於高明。下懷盡達，而庶政無不修，至午乃罷，仍賜宴於講臣，寵禮優渥雲。嗚呼！聖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於後日長進不已，則四海萬姓之得受其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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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清初的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开篇说：“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想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明史·神宗本紀》：“贊曰：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神皇乘運，豫大豐亨，征徭既繁，百工叢脞，揆厥亂源，所自來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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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報復。黃仁宇說：「他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明神宗 軼事
萬曆元年十月八日，是日講的日子，朱翊鈞在文華殿聽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說》。當張居正講到宋仁宗不喜珠飾，值得效法時，朱翊鈞立即表示同感：“賢臣才是寶，珠玉又有何益！”張居正接著說：“聖明的君主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可以養人，而金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書經》稱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道理也就在這裡。”“是啊！宮裡的人喜歡裝飾，我在年賜時每每節省，宮人們都有意見，我說國庫的積蓄又有多少呢？”朱翊鈞又回答說。張居正便誇獎道：“皇上能這樣說，真是社稷生靈的福氣啊！”當時朱翊鈞才不過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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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年，朝鮮使臣許篈、趙憲前來朝貢。許篈在其前往中國記錄見聞的《朝天記》對年幼的萬曆天子的形象進行了描寫，記載其「聲甚清朗」「天威甚邇，龍顏壯大，語聲鏗然，不勝歡欣之極」同行的另一位使臣趙憲則更生動地記錄地在《朝天日記》道：「上年僅十二歲，而注視別人時十分老成，端坐在龍椅上也不曾搖動，並不會叫太監內臣傳達他的旨意，反而是親自對臣工下聖諭，而聲音玉質淵秀，金聲清暢。一聽到年幼天子的聲音，就感動起來，對以後天下太平萬歲的希望，也更加愈切了。」，而趙憲甚至把年幼的萬曆天子與其父明穆宗作比較，卻指出其父上朝時精神不集中、時常東張西望，而且聲音微弱，需要宦官再去大聲宣旨，儀態形像不佳。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終於能擺脫出翰林學士的羈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李太后也不再管他的生活。但是，皇帝自幼聰惠，在這個時候確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打鬧，而是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諸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內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
明神宗 軼事
萬曆十四年三月，一次君臣召對中，因京師陰霾蔽空，皇帝決定減免一些稅賦，並認為或許最近開水田太過擾民，而致上天警示，應當停止，閣臣申時行委婉地說道：「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棄可惜，相應開墾。」皇帝復說道：「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鹼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能做得？」於是申時行頓時認為聖裁允當，拜首執行。
明朝遺民李長祥在“天問閣集”的“劉宮人傳”中也對萬曆皇帝有過高度評價，甚至認為萬曆皇帝比起東漢光武帝，唐太宗來，品德更在其上。
明末流離出宮的一個老宮女劉氏曾在萬曆年間任職。他與李長祥講述當年的事情「一天內官（太監）持朱筆寫的傳票給萬曆皇帝看，皇帝看完不說話，太監說：「連皇帝內侍的左右內官都容不下，還敢來捉拿。」皇帝沉默了一回，便回答說：「用朱票捉拿人是巡城御史的職責，怎麼能奪他權柄，阻礙他執法，況且你們一定是幹了些什麼壞事。這事朕不管，人就隨他捉拿吧。」這時候皇帝還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明神宗 軼事
後來李長祥覽神宗遺事，原來是當年有一人告內官於御史，御史不知道他已經進宮了，即出朱票拿人。手持朱票去捉人的也不是有經驗的人，直接走到午門去索問。一眾內官馬上就大怒並把票奪走，走到皇帝面前奏上此事，皇帝說的話就跟老宮女劉氏一模一樣，居然兩事能互相對證。
李長祥也不禁大加讚許：「嗚呼聖人哉，聖人哉……考當日所為，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明神宗屍骨被發掘後，發現其駝背後左脚长右脚短，但學者認為神宗生前並不適用。一說神宗生前從未走出過紫禁城，也不符史實，《明神宗實錄》均載，祭先皇陵、祭天、祈雨、祭孔、祭先農等重大儀式均由皇帝主持，且亦有參與騎馬、步行，均不見有載其殘頹之說，屍體上發現的殘缺應該是年老時造成的，而非先天疾病，且三十年不上朝的神宗，其實都有在內廷批奏摺、發令等，並非完全不事朝政。《五雜俎》卷九、《万历野获编》卷第二十四均載明神宗一晚梦虎噬足，第二日覺得腳痛，便令人將西苑虎城幾隻老虎餓死，其中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呼聲動地。從此明神宗不再養虎。
明神宗 軼事
英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给当时中国在位的神宗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英中两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及在其他领域交流的愿望。同时还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出使明朝，将这封亲笔信递交给神宗。然而使者在途中遇难，伊丽莎白一世感到相當無奈，表示這件不幸的事情是她的终身遗憾。但是这封亲笔信却没有丢失，后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邀請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訪華，伊莉莎白二世決定將那封時隔390年的信作為贈禮送給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伊莉莎白二世女王深情地說：“390年前那封信未能到達你們這個偉大而美麗的國度，今天終於由我本人平安地送到了，我為此感到由衷地自豪。”
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萬曆帝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万历年间，俄罗斯沙皇国特使伊萬·佩特林曾穿越蒙古草原到访中国，并获万历皇帝授予敕書，回国後直到1676年才翻译此“国书”到俄文，此时明朝早已灭亡。而「国书」因语句不通，长期被质疑此访的真伪，直到现代才得到研究人员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