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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 (英国) 歷史
专管失业问题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相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1930年1月发表《莫斯利备忘录》，呼吁公众控制进口和银行业，并增加养老金以提高消费能力。但这种呼吁一再被拒绝。莫斯利遂于1931年2月辞去政府职务并退出工党，另行组建新党（New Party），后改组为不列颠法西斯联盟，他在意大利转变法西斯主义者。
情况到1931年时进一步恶化。在工党的自由党盟友以及担心预算失衡的反对党保守党压力下，工党政府任命了一个由金融专家、保诚保险公司秘书乔治·梅爵士领导的委员会来审查公共财政状况。1931年7月该委员会发表《梅报告》，敦促公共部门减薪和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减少失业者补贴），以避免预算赤字。
这项建议在工党基层和工会中非常不受欢迎，工会和几位政府大臣一起拒绝支持任何此类措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和内政大臣約翰·羅伯特·西里斯等几位高级大臣宁以辞职相威胁也不愿同意裁员减薪。然而，麦克唐纳首相和菲利普·斯诺登坚持认为必须采纳报告的建议以避免产生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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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出和减薪的争议分裂了工党政府；事实证明这对工党来说是致命的。内阁多次未能就削减支出或增加关税达成一致。由此产生的政治僵局导致投资者感到恐慌，资本和黄金价格的飞涨使经济形式进一步恶化。为应对这种局面，麦克唐纳在国王乔治五世的敦促下与保守党和一部分自由党组建了国民政府。1931年8月24日，麦克唐纳提交了大臣们的辞职信，并带领少数高级同事，特别是斯诺登和自治领大臣J·H· 托马斯，与其他政党组成新政府。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麦克唐纳遂组建国民工党。工党出现了大分裂。由亚瑟·亨德森领导的工党以及未参加政府的自由党成为反对党。由此导致的1931年大选中国民政府获得压倒性胜利，而对工党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工党仅获得52个席位，比1929年少225个席位。
麦克唐纳一直担任由保守党主导的国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的行为被工党视为背叛而遭到后者强烈谴责，工党将他称为“叛徒”和“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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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接替麦克唐纳任工黨黨魁的亚瑟·亨德森在当年的大选中连自己的议席也未能保住。在断崖式失败中，前工党内阁成员只有和平主义者、前劳动大臣乔治·兰斯伯里幸存，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党的领袖。
1932年，工党经历进一步分裂，独立工党在经历了多年来与工党领导层持续的冲突后，最终选择与工党脱离关系，并日渐衰落。独立工党在工党中的作用一度被社会主义联盟所代替，该联盟为工党附属组织，由前副总检察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领导，成员为数千名教师和知识分子。1937年，社会主义联盟提出与共产党人结成人民政线联盟，工党遂将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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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工党开始左倾。在1932年党的年会上，社会主义医学协会会员萨默维尔·黑斯廷斯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该案要求建立国家卫生服务。1934年，社会主义医学协会会员草拟的关于国家卫生服务的官方文件由年会一致通过。同年工党还通过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计划，计划主要内容为将土地、银行、煤炭、钢铁、运输、电力和供水国有化，并建立国家投资委员会以规划工业发展。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抨击该计划，他认为和平而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对派会诉诸暴力，工党必须做好准备。工党这种有其思想根源的对于国有化的执着，不仅让有产者充满敌意，而且普通国民也对这种“社会主义”是否符合英国国情心存疑虑。因此在整个30年代，工党基本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反对它的人不支持它，应该支持它的人也不准备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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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经济问题政策思路一直未能创新。“计划”、“国有化”等词汇只是流于空喊，工党首席经济事务发言人休·道尔顿承诺要将英国打造成新耶路撒冷，即使超出经济能力。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回避经济议题。相形之下，自由党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倡议则详尽的多，这应首先归功于梅纳德·凯恩斯和威廉·贝弗里奇等经济学家。当工党于1945年上台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关于如何进行国有化的可行方案。也没有重视专家们对煤炭短缺发出的警告。艾德礼和他的追随者们根据战时经验制定了战后政策。
1930年代，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兰斯伯里与大多数党员之间在外交政策上公开分歧，主要表现在兰斯伯里反对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当时称为阿比西尼亚）实施制裁，结果兰斯伯里辞职。工党副领袖艾德礼继任领袖，他凭着运气逆转了工党的颓势实现复兴，1935年大选赢得154个席位，38％的得票率是工党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温和、平易、谦虚的艾德礼最初被视为弱势的过渡领袖。然而，他的实用主义、信息灵通和协调能力使其在幕后谈判和施展政治手腕上非常有效。艾德礼成为工党任职时间最久和最成功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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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中的1936-38年，极左翼集结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对抗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威胁。西班牙国内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分子失势。工党也转向支持重整军备。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内斯特·贝文和休·道尔顿的努力，他们在1937年也说服该党反对保守党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在大萧条结束、失业率下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虽然工党赢得了一系列补选，但其实力仍未完全恢复，还是相对弱小的一个政党。
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党并不执掌中央政权，但它能够控制许多地方当局，并凭此将其社会主义原则付诸实践。
在工党有绝对控制权及占相对多数的地方当局，工党施政的主要策略就是充分利用国会立法所提供的机会，特别是在住房、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以及1929年之后从监护人委员会转移给地方当局的服务。在所有这些领域，工党拿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单。
——G·D·H·科尔，《1914年以来工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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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在地方当局执政的工党试图用公权力来改善其主要工人阶级选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地方历练增加了工党的执政经验和水平，通过改善住房和医疗保健，提供产科诊所，为学龄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和膳食等措施提高其选民生活标准。1919年，因战争中断了四年的地方选举恢复举行，工党的地方当局议员当选后采取了市政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伦敦自治市）以解决健康状况不佳、住房不足、普遍不安全等社会问题。地方执政的工党试图建立一个“原始福利国家”，例如，通过民选的监护人委员会，为失业者提供更多丰厚的贫困救济，并鼓励建造诊所、房屋和公共浴室，这些设施除了能提供必要的服务外，还提供了就业机会。此外，在那些工党占少数的地方当局，工党及其的支持者开展了维护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运动。例如占少数的工党可以阻止他们自己认为违反其选民利益的地方当局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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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工党议员强迫地方议会或（1929年取消的）监护人委员会加快改革步伐。正如曾任第一次麦克唐纳内阁卫生大臣的约翰·惠特利所指出的那样，“工党各种运动导致的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穷人的控制权已经转交到受欢迎的监护人委员会手中。”总的来说，工党的地方议员更有意愿将其法定权力发挥到极致，而并不太在意其成本几何。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60个地方当局已在工党的掌握之下。
大萧条时期，工党执政的各地方当局努力保护失业人员免受经济衰退的最严重影响，并力保为有需要者提供尽可能慷慨的公共援助制度。在达勒姆和格拉摩根，工党政府发放高于最低标准的救济金，在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时也较其规定地更加人性化。在哈克尼，伦敦工党书记赫伯特·莫里森采用慈善方法来减轻失业的影响。在尼尔森，工党的市议会投资于教育和儿童福利等基本服务。在格拉斯哥，工党活动家帕特里克·多兰的格拉斯哥公司实施了清理贫民窟计划，在1934年至1939年间建造了约20万套住房。在巴恩斯利，离校年龄延长了六个月，以加强教育，并使约500名青少年免于成为失业者。此外，工党地方当局优先考虑的政策往往是住房建设和贫民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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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党执政的地方当局还试图将其所提供的服务人性化，以降低福利服务运作的刻板度，使工人阶级能够享受开放空间和文化带来的好处。在诺里奇，工党确保学校建筑采光充足设施现代；在格拉斯哥，工党政府终止了一项有争议的制度，该制度规定接受贫民救济的老年夫妇可能会分住在不同的宿舍；在西汉姆，当局向贫穷的母亲和残疾人提供援助。
20世纪20年代的监护人委员会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公共援助委员会的工党代表试图在当时架构中尽可能地减轻失业和贫困的影响。这往往导致采取干预措施，例如提供免费的学校膳食或确保福利申请人得到了救济。工党地方当局试图以尽可能最宽松的条件进行救济金申领资格审查，其中涉及接受申请过渡性养老金的人数比例高于非工党执政的地区，以保证救济到更多的人。例如，在东伦敦波普勒、贝思纳尔绿地和斯特普尼，工党代表其工人阶级支持者采取积极措施，在经济形式不确定时提供保障、就业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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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工党党员在地方当局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接受（或预期）政府责任的扩张，从而将政治带入了公认由女性擅长的领域。正如曾任曼切斯特市议会议员的汉娜·米切尔所回忆的，当她坐在救济委员会时，她“知道可以从津贴中购买多少食物，知道儿童衣服和鞋子的花销，一眼就可以看出申请人身体状况不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第一手了解，女性为实施有利于其选民的改革做出了贡献，例如建造公共厕所、产科中心、诊所、游乐场和公园。这些改革不仅扩大了工党的吸引力，而且还为女性提供了“在工党内和城市政治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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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在威尔士也实力不俗，1935年大选中，它赢得了35个席位中的8个席位。社会立法（包括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工党执政地方当局往往有超前规划和慷慨投入。在工党势力强大的南威尔士，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比威尔士其他地区有更好的成果，尽管当局本身并不宽裕。例如：格拉摩根、卡马森郡和蒙茅斯郡的部分地区提供免费的学校餐，而在北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服务则是特殊的，雷克瑟姆例外。在工党执政的当局中，中学文凭的重要性被明显加强。在威尔士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以工党为主导的地方议会不仅成功地增发中学文凭（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如此），而且也努力减免学费，甚少顾虑支付能力。1932年，有大约60%的威尔士中学免学费，这一数字远高于英格兰。在朗德，工党执政的地方当局为贫困家庭儿童引入改善措施，例如免费牛奶，这有助于抵消大萧条的一些最严重影响。在斯旺西，城市居民房屋获得政府补助金资助，救济金申领审查相对人性化，并开设了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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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在地方政治上的最大突破当属1934年攻克伦敦郡议会，这是英国最有权力的地方当局。由赫伯特·莫里森领导的工党经营的郡议会实施了广泛而渐进的社会民主改革，将伦敦打造为负责任和进步的工党地方当局典范。上任一年后，莫里森采取措施将伦敦房主们的税率提高到31％（一英镑课七先令），他在上任后发现一笔由保守党执政时伦敦郡议​​会财政部门储蓄（salted away）下的200万英镑所谓“留窝蛋（nest egg）”。这笔资金用于更加人道地对待伦敦的穷人，为老年穷人提供更多的住房，更多的免费教育和医院现代化设备，改善患者的饮食，增加医院的医护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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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主持了伦敦住房、卫生、教育和交通服务的发展，以及交通系统的统一，并在伦敦郊区建立了“城市绿化带”。此外还建造了新的学校，采取了打击腐败和低效率的行动，开展了贫民窟清理和政府救济房建设的重要方案，并建立了市政保健服务，成为国民医疗服务的前身。在以莫里森为首、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莱瑟姆、党鞭长艾萨克·海沃德和规划住房卫生委员会主席刘易斯·西尔金组成的领导层领导下，伦敦郡议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了攻势，建造了新房屋，进行了维修，并且减少了原贫民窟居民租住城市公寓的租金。从1934年开始，福利服务、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医院雇用更多员工，享受更好的工资和条件。提供更多免费的中学教育场所，改善病人护理；建造了新的学校，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设施、牛奶、运动场和体检。还努力进行改革确保公共援助符合条件放宽。莫里森计划在伦敦周围建设“绿化带”也取得了成果，为相关的地方当局提供了购买和维护土地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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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里森主持下，当局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新的主排水系统，更多的主干道和桥梁升级改造，以及消防队的新总部和设备。市立公园也得到了发展，东区的维多利亚公园“改造了各种各样的设施”，其他公园有更多的浴室、保龄球场、运动场、戏水池、游乐场、茶点店、体育馆和日光浴场。为儿童提供便利设施，例如在学校假期期间以说书人、魔术师和喜剧演员的形式进行娱乐，安装了专门设计的碟形戏水池以帮助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并建造了特殊的儿童厕所，以减少猥亵儿童犯罪的发生率。
在住房政策方面，莫里斯实行余隙面积(clearance area)和强制收购，并开拓出适用于兴建住宅的新地皮。此外，正如关于莫里森的传记所指出的，反对派攻讦莫里森，因为“莫里森故意将政府救济房兴建于以前的保守党支持者聚居区。”房屋的标准得到了改善，设施齐全，规模宽敞，莫里森当局也取消了一个浴室由三个家庭共用的“都市改革房（Municipal Reform tenement）”。为政府救济房项目分配了更多的资本支出，新的公寓和房屋建设得更快，来自贫民窟的租户的租金得到减轻，“他们经常发现在安置房屋时难以承受增加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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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当局为公共卫生和福利服务分配了更多资金。前文提到的萨默维尔·黑斯廷斯对伦敦的卫生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来他一直是社会医学协会成员主导的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精神病患者被允许在海边度过两个星期的长假，并且拜访这些人的差旅费由政府报销。盲人服务也得到改善，助产服务得到延长。此外，产科病例可以免费使用救护车。
在教育方面，新学校建成、旧学校重建，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的藏书、桌椅和教具。对学生运动场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且雇用了更多教职人员（在改善的条件下）以减少班级规模。建立了更多的托儿所，改善了特殊学校，为残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为学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健康检查和更多的牛奶，技术和商业教育机构是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经济萧条而产生的“托利党高利贷主义（Tory Shylockisms）”被废除：更多的国家奖学金被引入并且奖品得以恢复，而寄宿学校的儿童则受益于每年增加的教育访问、儿童津贴和营地假期。在莫里森坚持下，男生军训队被禁止进入郡立学校，如莫里森的传记所说，他认为“向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价值观”是错误的。同时，郡立学校也不再组织学生参观奥尔德肖特军乐行进表演和亨顿空军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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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还在公共援助方面进行了各种改革。“营房式”的济贫院被拆散，儿童、盲人、病人、老人和孕妇被分开对待，“而不是混在一起。”得到救济的条件得到放宽，煤炭补贴得到恢复。公共援助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郡议员和官方委派之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救济申请人必须出席）被废除，代以全职的裁决官走访救济申请人并决定其资格。这样就简化了流程，并通过隐私专业人士处理他的案件以帮助这些申请人。在莫里森任职期间，重大政绩还有滑铁卢桥翻新，南岸的发展以及综合城镇规划。
1940年春天，内维尔·张伯伦辞职，即将上任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决定组建一个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跨党派联合政府。工党遂重返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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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门特·艾德礼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和战争内阁成员，后加副首相、自治领事务大臣、枢密院议长等衔，是为英国首位副首相。伦敦郡议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任供应大臣，伦敦大轰炸后升授内政大臣。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总书记欧内斯特·贝文任劳工和国家服务大臣，负责全国人力资源配置。休·道尔顿任经济战大臣，后改贸易委员会主席。前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回任海军大臣。工党副领袖亚瑟·格林伍德任不管部大臣。此外工党还获分配8个次官级职务，1945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个。根据历史学家科尔的观点，联合政府的基础是将战争的大后方交由工党各大臣负责（包括维持重要的社会服务和动员人力）。虽然财政部仍掌握在保守党手中，但与工党就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达成了明确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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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丘吉尔长期集中注意力于国外，国内的事务基本上由副首相艾德礼主持，这不仅丰富了艾德礼的经验，同时也增长了工党大臣的才干。在与保守党联盟的同时，丘吉尔内阁的工党阁员能够将他们的理想付诸实践，实施广泛而渐进式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提高工薪阶层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如历史学家Maurice Bruce所说，“由于他们对事件形成的影响，这几乎可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迄今为止所有工党政府里最具建设性的。”
正如肯尼思·O·摩根所说，“工党诸大臣与大后方的成就有着独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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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凭借自己曾主政伦敦的经验，并在其朋友、内政部政务次官艾伦·威尔金森的协助下，以有效参与英国本岛防卫和主持修复受在不列颠空战中受创的主要城市而闻名。莫里森都会很快出现在那些受到德军轰炸过的城市，慰问市民，听他们的牢骚和建议，然后采取行动。他成功地改进了伦敦的防空洞，又在地下深处新挖出许多的防空洞，还改善了其中的设施。使伦敦市民能较文明地生活在防空洞中的集体宿舍里。对于那些不愿居住在防空洞中的市民，莫里森推出室内避难所以庇护他们，此即为所谓“莫里森式防空洞”，正式名称为“桌下防空洞（Table Indoor She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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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防领域，为救援服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解决方案，建立了培训学校，以便为救援人员提供更新和更安全技能，并且非常重视培训时长。根据莫里森的战时工作手册所记录“从地方的周日学校到国立消防学院再到民防学院，必须坚持对员警进行充分的培训。”莫里森还注意到为民防和战备警察增加工资和津贴，最后还批准了那些“在闪电战中出色服役的全职工作者”的小费。莫里森成立了国家消防局，主导通过了《警察和消防员（战争服役）法令》、《警察（上诉）法》，成立辅助警察协会等举措，这保证了警察和消防员的权利，减少了工作负担，提高了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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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管理领域，莫里森停止了刑罚劳动，同时开展了各种旨在解决儿童问题（如青少年不法行为）的措施，少年拘留所（Remand Homes ）增加了1000个名额，规模扩大了一倍，其他获授权学校扩大了3000个名额以收容这些青少年。在获授权学校中设有福利干事，以确保青少年离校时能联系上他们，同时将学校进行分类，以确保青少年们能进入适合自己的学校。莫里森还成立了一个由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卫生大臣参加的委员会以监督对被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儿童的关怀。根据内政部和苏格兰事务部于1943年3月宣布的决定，实施因战争而推迟的《1939年收养儿童（管理）法》，禁止“除地方当局或已登记收养协会以外的任何团体为收养儿童作出安排。
在警务和缓刑方面，虽处于战时，莫里森仍继续扩大缓刑局规模（尽管经验丰富的工人严重短缺）。工资和服务条件有所改善以吸引相关人才。为了促进妇女的机会，根据莫里森的建议，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地方警察局副局长、第一位女性内政部警务官和第一位女性助理治安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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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善受伤工人的补助，满足矿工关于纳入尘肺病的要求，并满足棉花工会将麻醉纳入《抚恤金法令》范围内的要求。改善了因工伤致残事故的补偿。因事故死亡的工人，其家属所能获得的最高抚恤金也增加了。
莫里森还推动了威尔士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威尔士所有法院。
在战争年代，工党积极而成功地推动安排住房，并将被疏散者和为战争服务的工人转移到拥挤的工业区，公平的食物配给和分配制度，更有效地控制物价，改善离职金和津贴。对于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工党成功地将农业工人的失业救济金提高到每周最多41先令，并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周43先令。工党还努力为轰炸受害者提供更好的食品，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餐馆和食堂，以及为女工子女提供战时托儿所。
劳工与合作党在战争开始时就努力推动将食物配给制度扩展到涵盖所有必需品的供应，并认为存在一个无配额的群体会造成阶级不公正并导致在商店间寻找物资造成时间浪费。1941年3月，工党通过建立食品代表委员会和实际上的消费者委员会以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给食品供应，回应合作党对这些问题的要求。
1941年，工党在其年会通过的宣言中这样总结加入联合政府一年来的执政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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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增加了。在工会的关心和坚持下，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工人的健康受到工厂规章的捍卫以及工厂医生、食堂和托儿所的保护。我党主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民事防护工作，在其他各领域，做了很多改善公民安全和舒适条件方面的工作。一直保持财政政策的警惕和连续监视促进了人民的社会保护的完善。利率一直在下降。财政部已经掌握了对银行的权力，以确保它们充分配合国会决定的政策。在战时一直存在的通货膨胀危险已经保持在最低限度。
历史学家科尔认同工党的这种说法，他认为：牟取暴利现象越来越少，供给和税收的分配也越来越公平。此外，社会服务不仅保持不变，而且还能满足战时需求。《1944年教育法令》的出台是保守党教育委员会主席拉布·巴特勒和工党教育委员会次官詹姆斯·丘特尔·爱德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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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事务大臣汤姆·约翰斯顿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计划，例如高地水电开发；而休·道尔顿的区域政策直接帮助了工党几大的票仓。在联合政府结束之前由道尔顿主导修订的《1945年工业布局法令》推出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重建“贫困地区”，如苏格兰谷地、东北英格兰、坎布里亚郡和南威尔士，同时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多样化。这一有力的区域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包括扩展工商业区的作用，以及以政府条例的方式使威尔士矿区等工业基地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由于战争的需要，联合政府必须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组织生产和进行资源的调配。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
在劳工大臣贝文的坚持下，“改善劳工标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内容被加入到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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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也在改善工作条件，增加了失业救济、养老金水平，提高男性工人（如矿工、铁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还说服或以取消从业资格的威胁下强迫雇主改善公司的医疗福利、卫生和安全保障水平。医生、护士在工厂车间的时间增长了三倍，工厂医生的数量从60上升到1000名。然而，这一规定在较大的工厂中被更严格执行，较小的雇主继续“几乎不遵守”。这些措施使事故率在1942年后下降。
“基本工作令”的出台为保证就业、支付薪俸、履行工资协议以及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设施等举措做出了规定。作为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贝文在工厂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包括半日食堂（mid-day canteen）音乐会。对于因停电等情况而难以购物的工人，设置特殊的购物设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设立国家标准，为国内医院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福利、工资和环境。还启动了一项培训和重新安置残疾人的计划，并改善了护士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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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贝文的规定，企业必须雇用布局专家、生产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劳动监察员以助企业转为战时生产模式。“这创造了劳动力升级的机会，并逐渐培训那些技能不足的人。”除了在各种工厂和工作中培训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主管、经理和工人接受了劳动部培训中心的指导。还采取步骤确保得到适当培训的工人支持军队，如维修受损船只。对海员们来说，贝文引入了海员福利公约，并监督其执行。贝文也通过了各种法律来帮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或从事贸易《民事就业法》赋予所有参军前有工作的人复职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否志愿在地方自卫队或被征召入伍服役。”
在贝文鼓励下，工会地位显著提高。工会被接纳入各级政府和工业界的联合磋商中代表工人，雇主组织也获得了类似的地位，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已成为“监管机构”，在三方产业关系体制内“国家处于支点位置”。贝文的传记作家认为：“以工会为代表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首次与战时国家企业建立了平等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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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进一步扩大了集体谈判，扩容工资委员会，到战争结束时，工资委员会的最低工资条款涵盖1550万工人。在车间内，贝文直接鼓励组建联合生产委员会，以扩大工人对工业的参与。到1944年6月，已有近4500个此类委员会成立，涉及350万工人。到战争结束时，联合生产委员会正在干预曾被认为是雇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健康、福利、劳动力转移、机器和人员配置、技术、计件工资和工资支付系统。这些发展带来了工作条件的显着改善，1942年的“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解雇和无解释的开除”几乎已经消失。在20世纪40年代，职业健康和安全标准的显着提高是由于经济“‘核心’”部门中较资深工人的议价能力上升以及“战时和战后更主动的国家”兴起。1940年代可谓工会权利高歌猛进的年代，在此期间，劳工的调整和控制工作能力显着提高。这得益于充分就业，以及1939年到1950年间工会会员数量的增长——从32％增加到45％。
贝文还主导通过了《1943年餐饮业工资法》和《1944年残障人士就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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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抚恤金方面，工党成功地将一项被视为令人不满的法案撤回，取而代之的新法案引入了“包括单身人士并提供更好的津贴”。新的《工人赔偿（补充补贴）法》于1940年8月生效，为所有残疾工人提供每周最多5先令的额外津贴，并为每个家庭的第一和第二个儿童提供每周4先令的额外津贴，其他15岁以下儿童补贴额为每周3先令。对于一位有3个孩子的男性来说，每周额外获得补贴16先令。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贝文修改的法案，将农业工人每周最高失业救济金增加3个先令，增加到每周6先令，增幅加大。
在工党大臣们努力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社会各阶层负担更加平等。牟取暴利得到有效控制，而租金管制和食品补贴抑制了战时通货膨胀。战时的工资被允许增加，并且涨幅超过了通胀率，而税收制度变得更加进步，税收变得更加针对富裕阶层（在艾德礼政府延续这一倾向，所得税税率在最高时的1949年达到98％）。这些政策导致财富差距缩小，1938年至1947年期间工薪阶层工资收入的实际增加了​​约18％，而同期财产收入实际下降了15％，白领阶层工资下降了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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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工党显然比保守党更多地考虑战后的重建和有关福利。1940年，工党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英国已不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该年年末，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被赋予规划“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向前发展，必须采取一些实际步骤”（丘吉尔语）的任务。1941年6月，为响应工会大会关于英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不足之处的观点，格林伍德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跨部门委员会，以调查英国的社会福利计划，并研究可改进之处。格林伍德任命自由党人威廉·贝弗里奇为委员会主席。1942年，英国政府发布由贝弗里奇编写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又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它福利保障，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诞生及福利国家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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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工党选择不再重蹈1918年自由党的覆辙，决定退出联合政府，要求丘吉尔举行大选。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以不到50％的选票赢得了145席的多数优势。战争期间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意发生左移，赞成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公众不再愿意回到保守党执政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贫穷和大规模失业中。
历史学家Francis认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党代会对强调道德和物质双改善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达成了共识。艾德礼政府致力于通过拥有公有制和政府控制来废除极端的贫富不均，将英国社会重建为一个道德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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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政府上台后就开始兑现其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中的诺言，对英格兰银行、煤矿、钢铁、电力、天然气、电话和内陆运输（包括铁路、公路运输和运河）等主要工业和公用事业实现国有化，工党政府又着手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计划，特别是通过国家保险法条例的出台，发展并实施了威廉·贝弗里奇“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构想。1948年由卫生大臣安奈林·贝文主持成立了英国国民卫生系统（NHS），令工党至今引以为荣。在社会改革方面，工党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充分就业问题。战后大量军人复员，而传统的钢铁工业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战前水平。1947年2月，全国的失业人数已接近100万。在严峻的现实和不利的条件下，工党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正确的措施，如通过国有化和资源的调配对国民经济进行控制，通过财政手段对经济发展方向加强引导以及创办新兴工业等。到1948年底，工党政府基本解决了失业问题。到1950年大选前，至少在立法上，工党的国有化建议已全部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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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年1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艾德礼和六位内阁大臣，包括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决定着手发展英国核武器计划，这与工党内部大部分人的和平主义和反核立场相悖。工党艾德礼政府还于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独立、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后开始了拆解大英帝国的过程。
工党在1950年大选中获胜，但多数席位大幅减少到只剩五个。大选后不久，工党政府开始出现严重错误。国防问题已成为使工党分裂的问题之一，国防开支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1年达到GDP的14％；工党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要靠沉重的赋税来支撑。这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迫使人们在其他地方找到财源。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引入NHS假牙和眼镜的处方费，导致卫生大臣贝文和贸易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威尔逊辞职，这标志着工党不再坚持免费治疗原则。
此后不久，又举行1951年大选，工党以高票败选，获普选票数甚至高于保守党。纵使如此，工党政府所进行的大多数变革也都被保守党政府接受，并成为“战后共识”的一部分，该共识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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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大选失败后，工党内部围绕着公有制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了两种观点。右翼观点认为进一步扩大国有化是没有必要的，现阶段工党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工党在执政时期已取得的成就，提出具体的提高现有国有化企业效益的实际可行的方法，要求党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立场，这个派系被称为“盖茨克尔主义”，休·盖茨克尔、安东尼·克罗斯兰是其领袖。左翼观点则认为工党在执政时期的国有化实践，只是迈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步骤，工党的公有制的战略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已取得的成就上，而应该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进行国有化，希望党采取更激进的社会主义立场，这个派系被称为“贝文主义”，安奈林·贝文是其领袖。整个50年代，工党就是在争论中度过的。1950年代经济复苏和当时人民对保守党政府较为满意程度的事实，使工党十三年间一直在野。
在1955年大选中被击败之后，艾德礼辞去了党领袖之职，由盖茨克继任。通常与领导层投相同票的工会集体票确保了贝文最终被击败。但左右派间的矛盾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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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工党执政的各地方当局在住房和城市中心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富有远见但腐败的丹·史密斯领导城市加速了“现代化”，其特征是雄心勃勃的道路建设和公共建筑计划，以像拜克墙这样的创新型住房来更新贫民窟。
在此期间，首先出现了导致工党连续数十年分裂的三个主要问题：核裁军、要求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党章第四条，它要求对英国经济中的所有生产资料进行最终国有化。党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短暂恢复并统一起来。保守党受到危机的严重破坏，而工党因反对安东尼·艾登首相的政策而焕发青春。但艾登被哈罗德·麦克米伦取代，同时经济持续改善，工党又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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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大选中，保守党的口号是：“保守党的生活会更好，不要让工党毁了它”，结果政府的多数票增加了。大选失败后，工党陷入内部路线之争，党领袖盖茨克提出要对党章第四条进行修改，认为它是造成工党在大选中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他看来，公有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四条使选民对工党产生了误解，即认为工党要对英国经济的全部。在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下，盖茨克尔只能让步。这件事破坏了内部的团结，还直接导致1960年气氛对盖茨克明显不利的党代会上，其不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建议在党内被否决。他只有宣称将“战斗、战斗、再战斗来拯救我爱的党。”回应之。该决定在1961年被推翻，但仍然是一个分歧性的问题，许多左派人士呼吁换帅。
保守党政府于1962年试图带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盖茨克因反对英国加入而流失了一些支持者。盖茨克在1962年10月的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声称，加入欧共体意味着“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国家的终结。我不吝再讲一遍。这意味着一千年的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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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修正主义在党内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倾向，它来自安东尼·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以及盖茨克的政治领导。其它重要知识分子包括道格拉斯·杰伊、罗伊·詹金斯，及为《社会主义评论》撰稿的作家们。这些人目的是重新制定社会主义原则，并使工党的政策与不断变化的英国社会和经济相协调。修正主义者首先拒绝了社会主义应该首先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联系起来的旧观点。这意味着持续的国有化不是其中心目标。其次是关注个人自由、社会福利和平等的政治价值观。而消灭或推翻富人和精英的旧要求在扩大政府税收、扩大教育机会和扩大社会服务的新要求映衬下形同被轻描淡写。修正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应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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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克尔为挽救工党提出了新的折中建议 :工党保留公有制的神主牌位，但公有制的含义被扩展，包括完全国有、合作、混合等形式。而工党对私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积极的认识。公有制是否要进一步扩大，应据英国民意和实际情况而定。新建议在党内被通过，而且得到了左派的认同。1962年，内部的激烈争斗消失后，工党又重新团结起来，工党的威信上升，有了重新执政的希望。
盖茨克于1963年1月突然死于红斑狼疮。哈罗德·威尔逊被选为工党新领袖。威尔逊提出了“蹉跎十三年”一词，作为1964年大选的口号，意指保守党政府浪费了十三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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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景气，再加上1960年代初的一系列丑闻（最臭名昭著的是普罗富莫事件），在1963年吞噬了保守党政府。1964年大选，工党以4个席位的多数席位重返政府。1966年大选中将多数席位扩大至96个，但1970年大选，工党却出人意料地败北。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开始恶化，威尔逊组成少数政府再次上台。为了从恶化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威尔逊政府只能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政策，转而采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方法，以求减少赤字，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来解决英镑贬值问题，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上述措施没有遏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而工党失败的结局几乎在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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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工党政府与1940年代的前任工党政府不同。威尔逊相信经济计划是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一种方式。威尔逊成为工黨黨魁后，提出了“专家治国的集体主义”观点，强调技术专家和有效的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计划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自然科学和教育的重要性。威尔逊最为人提及的口号“技术白热化”，指的是英国工业的现代化。这要通过迅速采用新技术、政府出资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在科技部的指导下成立公营大型高科技公司来实现。通过新设立的经济事务部实施的经济计划是为了平衡贸易收支，同时工党谨慎地对“奢侈品”商品和服务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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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工党抱持“凯恩斯主义共识”难以管理经济，国际市场也对工党政府做出反弹。事情的发展使最初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上台执政后，政府获悉贸易逆差远比预期的要严重。这很快导致了外汇危机。尽管政府为提高英镑汇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1967年11月，政府还是被迫将英镑从2.80美元贬值到2.40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声誉。接下来，政府对公共支出实行更严格的控制，而必要的紧缩措施引起了工党党员和工会的恐慌。结果，贬值和紧缩措施成功地使英国国际收支在1969年转正。但是，国际收支出人意料地在1970年又出现了轻微赤字。这些糟糕的数字是在大选投票之前公布的，人们被认为是工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为了讨好工党多数左翼支持者，威尔逊政府在1967年将钢铁业国有化（该集团在1950年代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从而组建了英国钢铁公司。
1964-1970年工党政府推动了广泛的改革，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公民自由住房、卫生、、教育和劳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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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推动或支持下，多项自由主义社会改革得以实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同性恋和堕胎的部分非罪化、离婚法律的改革、废除剧院审查和死刑（少数犯罪，特别是叛国罪除外）以及调解种族关系和解决种族歧视的各种立法。
威尔逊的支持者还强调放宽对非缴费型福利的经济状况调查，将养老金与收入挂钩以及提供工伤福利。
威尔逊政府还对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尤其是扩大综合学校的数量和创设开放大学。
尽管威尔逊政府面临经济困难，但它还是能够在许多国内政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正如1971年威尔逊自称的那样，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并且需要将资源从国内支出、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转移到我们出口市场的需求上，我们仍在扩大社会服务、保健、福利和住房，这是我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
扩大社会福利被视为第一次威尔逊政府的主要成就。
威尔逊政府在1969年提议对英国的劳资关系（劳动法）法律基础进行一系列改革，并发表《代替冲突》白皮书进行概述，该白皮书提议赋予以有限制的工会法定权利。白皮书获威尔逊首相和就业大臣芭芭拉·卡素尔支持。但遭到了工会联盟以及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等一些重要阁员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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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赢得了胜利，提案被搁置了。该事件对威尔逊的政治威信造成了破坏，威尔逊首相的支持率降至26％。成为有相关民意调查以来最低。
事后许多人议论说，工会未能采纳白皮书的提议，导致1980年代自己的权力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更加严格地控制。
1970年大选，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哈罗德·威尔逊政府，这反映了1966年许多投票给工党的选民的幻灭感 。保守党很快陷入困境，在签署《桑宁代尔协议》后，得罪了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和许多本党内的统一主义者。希思政府还面临1974年矿工罢工，被迫“每周限电三天”。
对于希思、威尔逊和卡拉汉三届政府而言，1970年代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石油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下滑，英国经济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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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工党的左派和右派之间重新出现了紧张气氛，最终导致1980年代工党的灾难性分裂，右派人士另成立社会民主党。在对1960年代工党政府感到失望和“修正主义”右派失败之后，托尼·本恩和迈克尔·富特领导的左派在70年代初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左派制定了一个激进的方案：《1973年工党方案》，承诺实现“权力、财富平衡的根本性和不可逆的转移，以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该方案提到了“工人与政府之间影响深远的社会契约”，并呼吁大范围实行公有制和国家计划。当年的工党年会接受了这个方案。威尔逊首相公开接受了其中的许多政策，但仍有所保留，因经济形势使其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然而实际上，1974年工党重返执政后，该方案的许多建议都被淡化处理。
1974年2月大选后，工党在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的支持下组建了少数政府，重夺执政权。保守党虽然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却因为议席减少而无法组建政府。这是自1924年大选以来第一次出现两个主要政党得票率都未能获得超过40％，也是工党在连续六次大选后首次得票率不足40%。工党为了争取取得多数席位，于10月份再次举行大选，赢得了319个席位，多数优势扩大到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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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于1973年希思政府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威尔逊和工党反对此事。威尔逊执政后，转而支持之，但未能在工党年会上获通过，引发了英国历史上首次全民公投，投票结果为三位之二的选民支持英国继续作为欧共体成员。这个问题也成为日后工党分裂的诱因之一。
在1971年希思政府初步立法过程中，由工党副领袖罗伊·詹金斯领导的72名工党国会议员（包括未来的党领袖约翰·史密斯）支持加入欧共体，与保守党政府立场一致，他们违抗工党党鞭的督导，与自由党议员一道挫败了同样违抗本党督导的保守党疑欧派叛乱分子。
1976年4月，威尔逊令人惊讶地宣布退休。詹姆斯·卡拉汉继任首相，他立即开除了内阁中的左翼分子（如芭芭拉·卡素尔）。
1976年，工党两位国会议员脱党另组苏格兰工党。虽然新党最终未能形成对苏格兰这个工党大票仓的实质性威胁，但它也确实表明苏格兰权力下放问题变得越来越有争议，特别是在发现北海油田后。
1970年代的工党政府面临巨大的经济问题和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和螺旋通胀，英国的许多传统制造业无法面对外国竞争而逐渐崩溃。失业、产业动荡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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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左派方案为实现“权力和财富不可逆的转移”而提出的经济政策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提高公共开支之后再实施更严格的经济政策，减少支出和限制工资上涨。如1975年工党政府推出了紧缩预算，减少1977-78财年约9亿英镑的公共支出，削减了约20万个的就业机会。为了减轻严重的通货膨胀，亦实施了各种压缩大多数工人实际收益的政策。
认识到工资限制对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后，工党政府于1977年3月和10月发表了扩张性预算，并于1978年4月再次通过减税以提升扣除通胀因素的家庭开支，同时显着增加儿童福利。然而，尽管有这种种措施，但大多数人于1978年9月时与1975年3月相比，实际情况没有变得更好。
研究显示大多数家庭可支配实际收入平均减少7%，有四个孩子的家庭更减少了20%之多。虽然1978/79年，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几乎已经恢复到1973/74的水平，但如社会学家彼得·汤森德所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五年工党政府道贺的理由。”老年人，身障人士、在校就餐的学生等人群没有因工党的执政而生活的更好，因为政府为这些人投入的资金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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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领域，一直酝酿的财产税从未得以实施，1977年高额纳税人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
工党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各种成就。1974年至1979年之间，建立了近1000所新的综合学校，到工党任期的最后一年，超过80％的儿童就读这类学校。政府向学校部门投入更多资金，提供了大量继续教育机会。
1976年秋，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贷款，以缓解英国财政和经济的困难。贷款附带的条件是要求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例如大幅削减公共支出，这在工党的支持者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政府只能放弃1973年通过的激进方案，这极大地激怒了能源大臣托尼·本恩等左翼分子。后来人们发现，本不必申请这笔贷款。问题出在财政部错误的财务预估，高估了政府发债的需求。所以政府只接收了一半的贷款，到1979年全额偿还完毕。
1970年代工党政府对经济采取干预主义的方法，成立了国家企业委员会，引导公共投资进入各产业，并向处于困境的产业提供国家支持。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大型国有化：陷入困境的汽车制造商英国利兰在1975年被部分国有化。1977年，英国宇航公司以及英国造船被国有化，并成立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
工党 (英国) 歷史
1974年10月大选，工党只有3个多数席位。到1977年，几次补选失利后，卡拉汉事实上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政府，被迫与其他政党达成协议以求生存。1977年，工党与自由党就“自由-工党协议”进行了谈判，一年后终止谈判。此后，工党转而与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达成了协议，这使政府又获得了喘息之机。
各地民族主义政党要求将权力下放到各个构成国，以换取他们对工党政府的支持。1979年3月举行了苏格兰和威尔士权力下放公投。在威尔士，公投遭到完全否决，在苏格兰的赞成票仅略微多于反对票，但没有达到工党政府坚持必须实现的40％的门槛，故也未能成功。这导致苏格兰民族党撤消了对政府的支持，最终使政府垮台。
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了英国经济的高通胀，在1975年达到26.9％的峰值。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试图通过与工会签订社会契约来对此进行遏制，规定了工资限制，并将薪筹涨幅限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这项政策最初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相当成功，到1978年通胀率已降至7.4％。
工党 (英国) 意識形態
工黨在政治光譜中位於中間偏左，其創始目的是代表工會運動在英國國會內發聲。在1918年，剛制定的工黨黨章確立該黨的社會主義路線，其中第四條款訂明工黨會爭取「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公有制。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約三分之一的產業被收歸國有，並持續至1980年代；到1950年代末，工黨內部右派開始質疑進一步推行國有化的必要性。受安東尼·克羅斯蘭1956年出版的《》一書影響，以葛斯克為首的黨內派系認為該承諾已不合時宜。1959年，工黨曾試圖刪除第四條款但未成功。直到1994年，托尼·布莱尔及新工黨的改革派才成功將其移除；經過修改後的黨章第四條款已不再明確堅持產業公有制，而是提倡「市場的企業精神及競爭的嚴謹性」，以及「高質素的公共服務......應是公有的，或對公眾負責的」。
工党 (英国) 意識形態
由於歷來受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影響，工黨往往支持政府干預市場以及財富再分配。例如，該黨在1974年10月的競選宣言中，將稅收視為實現「財富和收入重大再分配」的手段。該黨亦主張加強勞工權利及建立福利國家體制，包括由政府資助的公共醫療體系。自1980年代末起，工黨逐步採納自由市場政策；許多觀察家因此將工黨描述為社會民主主義或「第三條道路」政黨，而非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另一些評論員則更進一步認為，近年來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政黨（包括英國工黨）已經發生極大轉變，以至於不再能夠被視為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轉變也對工黨與工會的傳統關係帶來新壓力。
工党 (英国) 黨章和結構
工黨是由個別黨員及選區工黨、附屬工會、社會主義社團和合作黨組成的會員制組織。在下議院，所屬的國會議員會自動成為國會工黨（該黨的黨團）的成員。
在國家層級，該黨的正式決策機構包括全國執行委員會、工黨大會及國家政策論壇；但實際上，工黨的下議院領導層對政綱及政策制定有最終決定權。 現時的工黨大會涵蓋多個「主題」言辭、嘉賓演講和問答環節，而對該黨政策的具體討論會在國家政策論壇上進行。
工黨並非一個法人團體或具獨立的法人資格，而工黨的規則手冊會依法規範該黨組織及與其黨員的關係。在任何法律事務或訴訟中，工黨總幹事會代表工黨的其他黨員。
由於工黨是由多個工會和社會主義社團創立，因此該黨一直與工會保持緊密聯繫，並成為其對外形象及特點。任何屬工會聯盟的英國工會只要繳付年費並認同工黨理念，即可成為該黨的附屬工會（英語：），有權選出13名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33%）及50%的工黨大會黨代表。截止2025年，工黨的附屬工會為如下：
工會及工黨聯絡組織是一個黨內協調機構，負責在國家、區域和地方各級，為附屬工會成員提供政策和競選活動上的支援。
工党 (英国) 黨章和結構
近年，工黨及工會的關係越趨緊張。例如在2004年，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因允許其蘇格蘭分支機構加入左翼的蘇格蘭社會黨而被開除黨藉。其他工會也面臨其成員要求減少對黨的財政支持，並尋求更有效的政治代表來表達他們對私有化、削減公共支出和反工會法的看法。UNISON和英國總工會都威脅要撤消對選區議員的資金支持，而前者成員戴夫·普伦蒂斯警告說工會將「不再開空白支票」，並對該工會「餵食一隻咬我們的手」感到不滿。
工黨是歐洲社會黨的創始成員之一；英國仍然在歐盟成員國時，該黨的歐洲議會黨團（英語：）的是社會民主進步聯盟一部份。
1923年至1940年期間，工黨曾經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成員之一。自1951年起，工黨成為社會黨國際的一員，而該組織亦是時任工黨黨魁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推動下成立的。2013年2月，全國執行委員會出於「道德考量及希望透過新渠道發展國際合作」，決定將該黨的組織成員身份降級為觀察員。
2013年5月22日，工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其他社會民主政黨合作，共同創立進步聯盟。
工党 (英国) 領導層
工黨黨魁（英語：）是英國工黨的領導人，負責制定及推廣工黨的競選方針及施政理念。
黨魁一職成立於1922年（前稱為國會工黨主席），現時由工黨黨員「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鑒於英國的兩黨制，近代的工黨黨魁多數會成為首相或反對黨領袖，並在下議院內帶領其內閣或影子內閣。
現任工黨黨魁為英國首相施紀賢，自2020年4月4日起就任。
歷任工黨首相
工黨副黨魁（英語：）是英國工黨內的第二領導人，負責協助工黨黨魁處理黨務，在制定政策綱領及競選事宜提供意見。
按照黨章，如果黨魁一職出現空缺時而工黨當時是反對黨，副黨魁會自動成為署理黨魁，直至新任黨魁獲選為止；但工黨如果是執政黨，署理人選將由英國內閣在徵詢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意見後，委任一位臨時黨魁。
現任工黨副黨魁為布樂詩，自2025年10月25日起就任。
两栖动物
两栖动物是一種变温、卵生、营水陆两栖的肉食性四足類脊椎动物（部分类群四足退化），在生物分类学上构成名为两栖纲（學名：）的分类单元。特征為表皮裸露，无鳞甲、毛羽等覆盖，皮膚通过分泌粘液以保持身体湿润；四足有趾而无爪。所产的卵缺乏卵壳保湿，因此需产在水中。幼体出生后必须在水中生活，用鳃呼吸，成年后可在陆地上生活，用肺和皮肤呼吸，主要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
两栖动物 演化
两栖动物相信起源於泥盆紀晚期，於石炭紀爆發:87。传统的分类学观点中，将两栖动物化石分为三个亚纲，分別是：迷齿亚纲（）:87、壳椎亚纲及滑体亚纲。
近年認為殼椎亞綱是與羊膜動物有關或是其的祖先，即牠們是已滅絕（但不包括羊膜動物）的多系分類，或是一個非常接近羊膜動物祖先（非兩棲類）的單系群。
两栖动物由泥盆纪晚期的肉鳍鱼类演化而来，是四足类动物从水栖发展到陆栖的中间过渡类型，进化程度介于高等鱼类和羊膜動物之间。早期两栖动物在石炭纪繁盛一时，分化出许多大型种类，为淡水和陆地上的顶级捕食者，但由于食性较为单一，且对各种水体的适应性不及鱼类，陆地生存能力又逊于后起的羊膜动物，自中生代以来两栖动物逐渐衰落，至今大部分种类都已灭绝。现存的两栖动物均属于滑体亚纲，多數體型較小，包括青蛙、蟾蜍（蛤蟆）、蝾螈、大鯢（娃娃鱼）等，共计约8000种，已描述7000余种，在脊椎动物中仍属大类，物种多样性仅次于辐鳍鱼类和羊膜动物。其在交配後，能產卵400餘枚，數量驚人。
两栖动物 演化
传统的分类体系中，除羊膜動物外的所有四足類動物都歸為兩栖綱，在此定義下部份兩栖動物為羊膜動物的祖先。然而，各類羊膜動物（合弓纲和蜥形纲）獨立於兩棲綱之外，使得傳統的兩棲綱成為並系群（即缺少部分演化支，未囊括所有後代），因此現行分類縮小了兩棲綱的涵蓋範圍，僅限於四足總綱下蛙形類的一支，與羊膜動物所屬的爬行形类分为两支，互不相關，切断了传统分类中两栖动物与羊膜动物的演化关系，這一新的定義使部份早期四足類動物不再隸屬兩栖動物。
两栖动物 下级分类
（註：† 表示已滅絕）
史前类群壳椎亚纲（Lepospondyli）也曾被归类于此，但实际上这一演化支更接近羊膜动物，属于爬行形类。
两栖动物 生理构造
心臟：兩心房，一心室
大部分兩棲動物都能透過彈出口腔內可伸展的舌頭去捕捉獵物，其帶有黏性的舌尖能很好的黏著獵物並將其帶回口中，而無須動用顎骨半分。一些物種會以慣性去協助它們吞嚥，它們會反覆將頭部快速伸前以製造推力，從而令慣性將獵物吞進食道中。由於大部分的兩棲動物都不會咀嚼獵物，而是整支的吞進食道中，因此它們多有一個特別大的胃部，嘔吐的時候則會直接將胃吐出。不長的食道內部有纖毛協助將食物推往胃中，口腔內及咽喉中的腺體亦會分泌黏液去平滑食道。胃部則會透過分泌幾丁質酶（Chitinase）去消化節肢動物的幾丁質外殼。
两栖动物 生长繁殖
两栖动物繁殖时候需要水，因为它们的卵要生在水里。刚从卵裡出来的幼体形态似鱼（如蝌蚪）用鳃呼吸，有侧线，依靠尾鳍游泳。然后经变态才能上陆生活。一般来说，它们最后会离开水，但是并非所有两栖动物都是这样。它们成长过程中最明显的是长出四条腿来在陆地上行走，另外还有：
两栖动物 食性
两栖动物都是食肉的，一般以蠕虫、蜘蛛和昆虫为食。较大一点的两栖动物还以小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甚至螃蟹为食物。
两栖动物 防衛機制
两栖动物擁有柔軟的身體及薄的皮膚，既沒有爪，也沒有防禦性的硬甲或刺狀物，令人產生它們沒有防衛機制的錯覺，但事實上牠們卻演化出不同的防衛機制去保護自己。蠑螈及青蛙的第一道防線為牠們所製造的粘液分泌，使牠們的皮膚濕潤並且難以捕捉；這些分泌物除了黏稠外，亦有難吃的味道，甚至帶有毒性。有觀察紀錄發現蛇在吞食非洲爪蟾時被逼張大嘴巴，從而讓青蛙有逃走的機會。
两栖动物 防衛機制
有關蚓螈在這方面的所知甚少，但已知扁尾盲游蚓螈（Typhlonectes compressicauda）在巴西進行的一項實驗中，發現有種毒素能殺死獵食牠的魚類。部分蠑螈的皮膚具有毒性，例如在北美洲生活的粗皮漬螈（Taricha granulosa）及其同屬物種均能製造出強力的神經毒素——河豚毒素，這種為已知非蛋白質最毒的物質；在測試中，魚類、青蛙、爬蟲類、鳥類及哺乳類動物均對其無招架之力。唯一已知的獵食者為束帶蛇（Thamnophis sirtalis）。在與粗皮漬螈共同生活的地方出現的束帶蛇，是少數能抵受這種毒性的生物。牠們因基因突變而改變了免疫系統，適應這種毒素，使牠們能以粗皮漬螈為食而不受到任何傷害。這種關係構成牠們之間的共同演化，當束帶蛇演化出更好的防禦能力後，粗皮漬螈也會加強牠們的毒素去抵抗。諸如此類獵物與捕食者間不斷精進毒素與抗毒能力的共演化現象被視為「軍備競賽」，使雙方不斷演化出更毒之毒素及更強之解毒能力。這種互相施加演化壓力而改變彼此演化方向的現象固然為共演化的典範。
两栖动物 防衛機制
部分青蛙與蟾蜍也是有毒的，其藏毒腺體多在頸的兩側及背部的疣上，這些區域都是顯而易見，以向攻擊者示警；此外這些分泌物亦會帶來特別的氣味，或引起其他肉體上及神經方面的症狀。在極少量已被研究的兩棲動物中，已分離出了超過200種不同的有毒物質。有毒物種多以鮮艷的顏色去警告捕獵者，多為紅色或黃色再配上黑色，例如火蠑螈就是明顯的例子。一旦獵食者曾嚐過一口這些物種，牠們就會牢記這些顏色的物種並不可口。部分物種的警告色長在腹部上，如铃蟾属的物種，因此牠們在遇到攻擊時反而會將腹部朝上，並分泌毒液以趕退敵人。另外某些物種本身沒有毒性，如紅背異箭毒蛙，就會模擬在其地域中有毒物種的膚色以嚇退獵食者。
不少兩生動物都是夜行性，於日間隱藏起來以避開日間捕食的物種；其他兩棲動物則善用不同的偽裝避免被發現，大多有斑駁的棕色、灰色或橄欖色等以藏身於背景之中。一些蠑螈在面對獵食者會有獨特的反捕行為。一項以北短尾鼩鼱（Blarina brevicauda）及不同的蠑螈所作的測試中，發現不少蠑螈會在面對獵食者時會不斷翻騰身體，並會高舉或拍打尾巴，使獵食者在獵食時無可避免地接觸到牠們皮膚上製毒的腺體。另一為人所知的防衛機制為自割尾巴以便逃脫，有研究指尾巴有獨特的結構以便在危難時移離身體；一般而言被自割的尾巴都能夠再生，但所需的能量不菲。
某些青蛙及蟾蜍則透過吸入大量空氣令身體膨脹，使牠們的外觀變得巨大且兇猛，一些鋤足蟾甚至會發出叫聲並主動跳向攻擊者。大鯢、角花蟾亞科（Ceratophryinae）物種及箱頭蛙屬（Pyxicephalus）的物種都有尖銳的牙齒，並能在防制性的咬擊中令對手流血受傷。分佈於美國的黑腹脊口螈（Desmognathus quadramaculatus）就能夠對攻擊牠們的束帶蛇造成牠們身體兩至三倍大小的傷口，並且常能在掙扎中離開險境。
两栖动物 下属分类
本纲包括以下目：
目的地位未定的科：
Benthosuchidae 
Angusaurus Getmanov, 1989
Gondwanosaurus Lydekker, 1885
Kwatisuchus
Kwatisuchus rosai Pinheiro, Eltink, Paes-Neto, Machado, Simões & Pierce, 2024
Odenwaldia Morales & Kamphausen, 1984
Pachygonia Huxley, 1865
Qantas Novikov, 2012
Syrtosuchus Novikov, 2016
Thoosuchus Efremov, 1940
Volgosuchus Efremov, 1940
Vyborosaurus Novikov, 1990
两栖动物 下属分类
Capitosauridae 
Capitosauroides Haubold, 1971
Capitosaurus Münster, 1836
Capitosaurus robustus (Meyer & Plieninger, 1844)
Cyclotosaurus Fraas, 1889
Cyclotosaurus buechneri Witzmann, Sachs & Nyhuis, 2016
Cyclotosaurus ebrachensis Kuhn, 1932
Cyclotosaurus hemprichi (Kuhn, 1942)
Cyclotosaurus intermedius Sulej & Majer, 2005
Cyclotosaurus naraserluki Marzola, Mateus, Shubin & Clemmensen, 2017
Cyclotosaurus papilio Wepfer, 1913
Cyclotosaurus posthumus Fraas, 1913
Paracyclotosaurus Watson, 1958
Parotosaurus Jaekel, 1922
目和科的地位未定的属：
1964年 奥斯卡金像奖
（第37届，1965年颁发）
（其他奖项参见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