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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参谋部 歷史
在普鲁士，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男爵（von Massenbach），在1795年向腓特烈·威廉二世上呈的条陈中就要求将战争计划的拟定纳入军需总监部的工作范围，1801年马森巴赫又再次上书腓特烈·威廉三世，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构想，包括总参谋部的机构组织，甚至要求总参谋长应被赋予向国王的“直面陈述权”。
1803年腓特烈·威廉三世下令以马森巴赫的建议为蓝本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该部门按战时的作战区域（而不是按功能）分为三个处（称为“旅”），分别对奥地利，对中、南德和对西德地区的战备计划。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如巴伐利亚也于1803年仿效法国创建了一个“秘密军事局”，这个机构成了后来巴伐利亚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雏形。
德国总参谋部 歷史
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对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各国的封建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曾经在腓特烈二世统帅之下辉煌一时的普鲁士陆军于1806年的“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中遭到惨败，并于1807年被迫和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割地赔款裁军，使得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大大下降了。战败后的普鲁士开始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施泰因的政治改革，哈登貝格的农业改革，洪堡的教育改革和沙恩霍斯特等人的军事改革。1807年7月，“军事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担任主要负责人，其改革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兵制改革和机构和人事改革，而后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目前的参谋部体制改革和对军需总监部的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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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沙恩霍斯特的构想，“军队总参谋部”按功能分工，下设4个处（称为“师”），第1师负责战略战术，第2师负责军队内部事务，第3师负责后勤补给，第4师负责炮兵和弹药事务，特别地，保管作战地图的“皇家地图室”也是总参谋部负责的范围，同时总参谋部还将担负起高级军事人才培养的任务；在下级部队中的参谋部建制也仿总参谋部设4个科。1808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敕令基本上采纳沙了恩霍斯特的建议，成立最高军事机构“战争部”，而军需总监部已不再作为职能机构运转，但“军需总监”一职仍然保留，其职能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助手或副总参谋长。不久战争部又分裂为“综合战争部”和“战争经济部”两个部门，前者是主要的实权部门。综合战争部下辖的3个“师”中，第2师相当于沙恩霍斯特所建议的总参谋部，沙恩霍斯特亲任第2师“监理”，同时也是综合战争部的实际领导者。在沙恩霍斯特的影响下，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得以进入综合战争部和第2师，这其中包括格奈森瑙、赫爾曼·馮·博因、克劳塞维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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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11年拿破仑决定远征俄国时，要求普鲁士提供支援部队，沙恩霍斯特等人辞去了第2师的职务，由冯·劳赫上校继任第2师监理。在1813至1814年普鲁士解放战争中，沙恩霍斯特以中将身份接任军需总监的职务，同时兼任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的参谋长，而格奈森瑙则担任他的副手，两人共同拟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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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沙恩霍斯特病故之后，格奈森瑙继任军需总监的职务，不仅继承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成果，更奠定了日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传统和基本作业风格。1816年格奈森瑙因为与宫廷官僚政见不和而辞职，之后普鲁士的总参谋部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此时主管总参谋部事务的是1814年出任首任正式的战争部长的利奥波德·冯·博因少将和第2师（后改称“第2部”）监理卡尔·冯·格罗尔曼少将。格罗尔曼时期的“总参谋部”已经完全按马森巴赫当初设想的三个战略方向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作战处，同时加强了测绘工作，另外还特别增设了一个“战史处”。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间第2部监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将（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后的部长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中将（von Muffling），米夫林在任内继承和发扬了沙恩霍斯特的理想，并首创了后世广为流行的沙盘作战演习方法。1821年米夫林被国王授予“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战争部长。1825年，随着第2部的解散，总参谋部从战争部分离出来，并正式命名为“军队大总参谋部”（Großer Generalstab），总部设在位于柏林柯尼希广场的红砖大楼内，各军团也设“军队总参谋部”；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也从1823年起规范了正式着装——“镶以维红色边的裤子和上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镶有排红色裤线的军裤就成了总参谋部军官的特有的外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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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部正名之后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与战争部、国王军事内阁分庭抗理的又一势力。米夫林时期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改组，分为3个“主师”：第1主师负责处理人事问题；第2主师负责组织、训练、演习、制定动员和进军计划；第3主师负责处理技术和炮兵问题。这一时期里活跃于总参谋部的人物还包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总参谋部和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军事理论论著《战争论》。米夫林于1829年离任，在老毛奇上任之前，威廉·冯·克劳泽内克（von Krauseneck）和卡尔·威廉·冯·赖赫尔（von Reyher）先后担任过总参谋长职务。
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继18世纪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又进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而普鲁士/德国恰是这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军事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普鲁士的扩张和促进德国统一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普鲁士/德国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出现了一个卓越的领导层，政治上是俾斯麦卓有成效的内政外交策略，而军事上则是以老毛奇为首的新一代总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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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0月19日，在前侍官长曼陀菲尔少将的推荐下，在总参谋部工作的赫尔姆特·冯·毛奇少将接任前不久去世的赖赫尔上将的职务，出任代理总参谋长，次年9月18日，又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毛奇此前从未担任过部队指挥官，但作为总参谋部军官曾断续地为总参谋部工作过多年，之前和其间曾在地形测量局、战史处工作，也担任过部队的参谋长，具有丰富的参谋经验，在赖赫尔时期曾是军队动员计划的制订者。在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毛奇重新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改组，以前的“师”重新改称为“处”：第1处负责东欧、奥地利和瑞典事务；第2处负责德国本土和南方的瑞士、意大利事务；第3处负责西欧事务；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增设了“铁道处”（1869年改为第4处，与原有的3个处平级）。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毛奇非常重视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尤其关注铁路运输事业，铁道处的成立是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至统一战争前夕，普鲁士境内已经修筑完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铁路交通体系，这为普鲁士赢得统一战争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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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4年至1871年，普鲁士接连打了三场战争，即：普丹战争（1864年）、普奥战争（1866年）、普法战争（1870年），最终完成了德意志统一，而在此之前，自1815年滑铁卢战役以来，普鲁士有半个世纪没有打过大仗。开战前毛奇和总参谋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制定了详尽的战争计划，三场战争的进程几乎完全契合总参谋部的预定方案。总参谋部凭借卓越的表现逐渐赢得了最高统帅（国王）的信任，1866年6月2日，威廉一世在军事内阁首脑特雷斯科夫少将的建议下颁布了一道内阁令，明确规定了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是“平级关系”（以前战争部长是总参谋长的上级）并且在战时“具有全权指挥权，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下达的指令具有同等效力”，甚至在部队中也确立了参谋长与指挥官的“平级”关系，此后的总参谋部真正成为了战争的指挥者而不仅仅是最高统帅的军事顾问。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统一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也是以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将总参谋部推向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同时普鲁士的成功给欧洲军界以很大震动，此后各国竞相仿效普鲁士/德国模式组建或改革自己的总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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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5月20日威廉一世颁布的内阁令，授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的权利，既有每周一次的例行汇报，也可以随时直接向皇帝汇报，毛奇获得了自马森巴赫以来军官团一直梦寐以求的权力，至此，德国总参谋部发展到了它成立以来的巅峰时期，“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这次“直面陈述权”的获得，实际上应主要归功于时任军需总监的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而瓦德西本人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也一直深得毛奇的信任。1888年8月10日，年近88岁高龄的毛奇辞去了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职务，将职务移交给了瓦德西，老毛奇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长达31年，成为普鲁士/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部的权力、地位和声望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提升。瓦德西在毛奇的基础上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将各处的职能进行合并由一位军需总监负责，如原第2处和铁道处合并为“进军处”，由军需总监负责，全权负责动员计划制定和实施，原第1处和第3处由第三军需长负责，制定东西两线的作战计划，而战史和测绘部门仍直属于总参谋长。此时在位时间不满百日的腓特烈三世刚刚去世不久，威廉一世之孙威廉二世继位，由于威廉二世的影响，德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开始转向激进，直至放弃了俾斯麦苦心经营多年的企图维持欧洲均势的“大陆政策”，1890年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下野，威廉二世同时也希望限制总参谋部的权力，此期间总参谋部亦受到高层政策导向的影响，在多次宫廷争斗中瓦德西也逐渐失去了德皇的信任，在担任总参谋长仅两年半之后被解除职务，后于1900年被委任为八国联军总司令参与对北京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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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西的下一任是他的副手，军需总监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中将，于1891年2月7日被威廉二世正式任命为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施利芬早年曾在骑兵部队服役，1884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担任战史处处长，在总参谋长任上，施利芬继承了毛奇时代总参谋部的工作作风，特别关注技术的发展，关心部队的后勤与补给状况，为此他还建议举行大规模“军需部旅行训练”的演习。在组织机构和日常工作方面，施利芬除了设置4名军需长分管各处业务之外，还单独任命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全职副手，第2处和铁道处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门，由军需总监管辖，此外专门设置了相关部门对法国和俄国的要塞体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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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施利芬和德国总参谋部也因著名的“施利芬计划”而广为人知，这个计划成为施利芬留给德军的最宝贵的遗产，日后施利芬的战役思想甚至“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多数军队指挥官都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总参谋部体制的创始人沙恩霍斯特很早就看到普鲁士/德国位于欧洲腹地，缺乏天然防御屏障的弱点，很容易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制定针对东西两个方向上的作战计划。德国虽然在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指导下一度成功地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均势地位，但自从威廉二世上台之后，德国又逐渐转向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对立，两线作战的危机再次显现。在总参谋部内部，长期对两线作战中首先解决哪一条战线举棋不定，毛奇和瓦德西倾向于首先解决东线，因为“蒸汽压路机”（Steamroller）俄国“是个较迟钝的对手”，而施利芬认为应该首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这一判断，施利芬领导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开始研究在西线实施攻势作战的方案，并于1905年底完成了这个方案。“施利芬计划”在东线仅布置较少的防御性兵力，而将陆军的绝大部分用于对西线的攻势作战，其中又以右翼德比边境作为主要突击方向，企图运动到巴黎以西再向东南方向回转，将法军主力合围，向德法边境压迫并歼灭之。施利芬认为这个方案将在“六周之内”击败法国，然后可以专心对付俄国。但事实上，在一战初期，德军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而战史界对该方案的批判和争议也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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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利芬是战前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此时的总参谋部已经开始为将要到来的战争作积极的准备。由于欧洲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渐渐激化，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在此背景下，老毛奇的侄子，军需总监小毛奇于1906年元旦接替了施利芬的总参谋长职务。这一时期的总参谋部的主要任务是备战，考虑到形势的变化，小毛奇对“施利芬计划”作出了修改，对东线和西线左翼部队给予了加强，但代价是削弱了西线右翼的兵力，这一更改遭到后世的很多批评，被认为是德国输掉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当时仍得到总参谋部内部很多人的认同，包括后来战时的实际“总参谋长”，时任第2处（德国处）处长的鲁登道夫中校。在总参谋部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陆军人员和装备的扩编，并批准增加军费开支。至开战前夕，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5名军需长，15个专业处和1个情报勤务组；而至战争之初，大总参谋部被改称“野战陆军总参谋部”，由4个可机动的处和一个战地通信组组成，即中央处（负责处理人事事务）、作战处（分为3个组，分别负责战略、战术和组织；重型炮兵、要塞和弹药；飞行和技术事务）、情报处（负责敌情判断、间谍和反间谍）和政治处（负责研究军事政策和外军），此外，还有军需总监及其下属的一批负责各项事务的长官，如负责运输、补给的长官、经理总监、野战邮政总监，以及两位分别负责步炮和工程工兵队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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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8月1日威廉二世下达总动员令，同日德国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威廉二世甚至一度有意率先在东线发动攻势，但很快被小毛奇说服，决定仍按“施利芬计划”实施对西线的运动战。战役发起之初，德军在西线进展相当顺利，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克列日要塞，进逼巴黎，但由于右翼兵力没有能够达到施利芬所希望的绝对优势，因而未能完成绕过巴黎并在巴黎以西实施大回转从而合围法军主力的主要战略企图。9月初德军在马恩河一线进攻受挫，被迫转入防御，“施利芬计划”从此破产。威廉二世开始对小毛奇的能力感到失望，以健康为由解除了小毛奇的职务，并由冯·法尔肯海恩中将接受总参谋长的职务。1914年11月3日，法尔肯海恩被正式任命为“野战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而小毛奇则改任“柏林留守总参谋部参谋长”，由于法尔肯海恩上任前已担任战争部长，自沙恩霍斯特提议建立战争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合并”——陆军总司令同时兼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如此之大的权力。尽管此时德军已在东线获得了坦能堡战役的完胜，并且在西线运动战已难以付诸实现的情况下，法尔肯海恩仍对“施利芬计划”抱有幻想，坚持必须首先在西线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伊普雷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等一系列会战令德军在西线的阵地消耗战中越陷越深。战事的失利使得威廉二世在战争中第二次更换总参谋部首脑，1916年8月29日，战时复出并在坦能堡会战中成为德国人眼中英雄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成为战时的第三任总参谋长，与以往不同的是，还任命与兴登堡分享东线胜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中将为“第二总参谋长”（后经鲁登道夫请求仍称为“军需总监”），总参谋部第一次出现了两位领导者（最高陸軍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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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是老资格的总参谋部军官，前者在老毛奇时期在施利芬主管的战史处就职，后者则是前第2处处长。“双重领导”下的总参谋部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鲁登道夫，他首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人事变动，启用了韦策尔（Wetzell，战后担任过部队局局长）、马克斯·霍夫曼（坦能堡会战的实际策划者）、格罗纳（鲁登道夫的继任）、施蒂普纳格尔（Stuelpnagel，后任军需总监，1944年因参与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被处决）等一批有能力的参谋军官，同时又改组和增设了多个下属机构，包括对刚不久才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进行管理部门，甚至还有一个“影像局”来管理全德电影事业，战时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分支林立的庞大机构。但与此同时，随着总参谋部编制规模的扩大，参谋人员的素质则相对下降了，参谋军官的日常训练不得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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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登道夫的铁腕下，其直接后果是对国家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干预，将政治、经济纳入到战时轨道——德国成了一个军人专政的国家，“总体战”时代到来了。战争后期，虽然在东南欧取得了一些进展，十月革命也使俄国退出了战争，德国在东线获得了解脱，但在西线仍然没有显著进展，而美国的参战使得德国已完全失去了体面结束战争的任何机会。1918年春天，总参谋部策划了最后一次连续大规模攻势战役，但未获战略性成效。德国国内的经济秩序在“总体战”的干预下也岌岌可危，民众和军队对战争前景充满悲观，1918年10月27日鲁登道夫被迫辞职，次日即爆发了威廉港水兵哗变，11月3日又爆发了导致德国军队彻底崩溃的基尔港水兵大哗变，德国和协约国代表于11月11日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时总参谋部最后一任领导者是冯·兴登堡元帅和军需总监威廉·格罗纳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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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德国国内政治上陷于混乱状态，各种派别和势力林立，格罗纳领导下的总参谋部不得不紧急改组，同时还要完成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撤军和军队复员。但由于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并逃往荷兰，普鲁士的霍亨佐伦王朝宣告终结，军队中又纷纷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成立“士兵委员会”，总参谋部事实上已失去皇室的荫庇和掌控陆军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接管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正式国名仍为“德意志帝国”或“德意志国”，通常习惯称为“魏玛共和国”）政府，并与总参谋部为代表的旧军队势力达成秘密协定，以新政府对军队权力的承认换取军队对新政府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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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巴黎和会产生的《凡尔赛和约》通过了一系列惩罚德国的苛刻条款，当中对德国军队的约束包括：仅维持一支不超过10万人的陆军和不超过1.5万人的海军；撤销总参谋部；武器装备受到严格限制；取消征兵制和延长兵员的服役年限等。新组建的德国军队被称为“帝国防卫军”，虽然名义上的总参谋部不复存在，但仍需要一个部门对新军队进行管理，新政府在国防部下设立了“陆军局”和“部队局/部隊辦公室”（英語：Troop Office，德语：Truppenamt），职能上分别相对于战前的“战争部”和“总参谋部”，首任部队局局长是汉斯·冯·塞克特少将，成立部队局的设想也来自于他，同时还建议设立一名“统帅部长官”（德語：Chef der Heersesl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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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称为“陆军指挥部司令”，此为后来的陆军总司令的前身）作为国防部长的顾问（因为《凡尔赛和约》规定国防部长必须为文职官员），这样军队实际仍然是被军官团所控制。1920年3月末爆发了反对裁军的卡普政变，塞克特接任原统帅部长官莱茵哈特将军的职务，部队局局长则由第1处处长威廉·海耶少将担任。部队局下设4个处：第1处相当于原来的第2处，分管作战；第2处和第4处分管组训；第3处作为外军研究部门，但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为“陆军统计处”；各处内部又分为若干小组。塞克特在他的参谋机构中网罗了一批人才，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日后纳粹德国的高级指挥官，包括未来的战争部长布伦堡，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陆军元帅伦德斯特、博克和李布，以及空军元帅凯塞林。由于《凡尔赛和约》禁止军事学院招生，同时过分延长了军人的服役年限（士兵和士官12年，军官25年），相当于变相禁止了德国人的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部队局在内部开了个“长官助理培训班”来培训中高级参谋军官，使得人才不至于断流。在《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下，塞克特的理想是“创建‘一支小型的精锐之军’，以构成未来强大国民军队的核心，并为这支军队提供各级指挥官”，为此塞克特利用一切机会将其军队改革的主张付诸实施，包括与同被西方所敌视的苏俄政权接触，暗中发展军事工业等，有鉴于此，后世多将塞克特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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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德国国内政治经济更加趋于紊乱，又适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德国更是经济雪上加霜，尤其是二十年代中期德国通货膨胀，让多数中产阶级一夜之间破产，失业人口激增，又刺激了国内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不安定性，德国民众普遍对共和政府感到失望。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利用民众对魏玛政府的不满和对《凡尔赛和约》的憎惡心理，广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多德国人的支持，最终于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1933年1月30日，时任魏玛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授权其组阁，意味着“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的诞生。1934年8月1日，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又兼任总统，改称“国家元首兼帝国总理”（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并兼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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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上台前后一段时间内，曾极力拉拢陆军这股重要势力，许诺《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扩充军备等条件，甚至为了换取军方的支持不惜对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进行大清洗。国防部部队局在向陆军总参谋部的过渡过程中取得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在陆军传统的德国，总参谋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陆军总参谋部”而存在，希特勒全面掌权后，总参谋部的地位也面临诸如纳粹德国二号人物戈林管辖的空军的挑战，布伦堡在担任国防部长（1933年至1938年在任，1935年到1938年间国防部曾更名为战争部）期间，曾一度计划成立一个“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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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称“国土防卫处”）来挽救军官团在国防军中的权威地位，但随着他本人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相继被希特勒用赶下台之后，总参谋部就开始全面失势了。1935年3月16日，国防军（Wehrmacht）正式成立，各军种分别组建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KH，德语全稱：Oberkommando des Heeres）、国防军海军总司令部（OKM，德语全稱：Oberkommando der Marine）和国防军空军总司令部（OKL，德语全稱：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各军种都辖各自的总参谋部，1935年7月1日起，原部队局正式更名为“陆军总参谋部”（Army General Staff，德语全稱：Generalstab des Heeres），并隶属于OKH。国防军扩军后，总参谋部的编制又一次得到大范围扩充，所辖部门增加到12个处，有5名军需长，由将近200名军官组成。另一方面，希特勒彻底甩开陆军成立了真正对战争起决策作用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德语全稱：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原战争部（前国防部）撤销，最高统帅部设總監（凯特尔），取代了昔日总参谋长的地位，另外布伦堡曾经设立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Armed Forces Operations Staff，简称WFSt，德语Wehrmachtführungsstab，1940年以后称为WFA，Wehrmacht- Führungsamt，见下一小节）得到保留，形式上甚至还在各军种总参谋部之上，但其实只是对OKW负责，功能上相当于它的一个分管作战的子单位，整个战争期间担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部长的是约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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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特勒通过OKW对军队指挥权的全面接管，OKW与OKH的对立，特别是OKW与以陆军总参谋部为代表的传统德国军官团的对立日趋尖锐，前者和空军等新派力量希望加强海空军的地位，而后者代表了普鲁士“陆军决定论”的保守观点，最主要的是，自毛奇以来传统总参谋部所拥有的指挥权已不复存在。魏玛时代遗留下来的部队局最后一任局长，同时也是第三帝国首任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虽然在战前为争取总参谋部的地位和阻止希特勒轻率发动一场战争的过程中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无力改变纳粹德国军事扩张的趋势，遂辞去陆军总参谋长职务，将职务移交给不久前接替曼施坦因担任军需总监的哈尔德将军。哈尔德是战时的第一任陆军总参谋长，也是战时任期最长的一位陆军总参谋长，此后的总参谋长的任期一任比一任短命。贝克和哈尔德都曾是陆军和军官团中反希特勒力量的骨干分子，但由于希特勒和陆军达成交易，用对冲锋队的清洗换取了陆军的效忠，在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后，1934年8月2日战争部长布伦堡签署命令修改了国防军的宣誓誓词，将原先对国家的效忠改为对希特勒本人的效忠。由于军官团的忠诚传统以及希特勒的数次冒险行动和“不流血征服”的成功，在“7.20事件”前军官团并未将反叛希特勒的愿望实际付诸行动。
二战期间，陆军总参谋部和军官团对战局的事实影响非常有限，战争部撤销后希特勒已直接领导三军，在战时大本营希特勒签发的作战指令绝大部分都是通过OKW和WFSt/WFA下达，完全绕过了总参谋部。由于战争初期德军进展顺利，在欧洲几乎所向无敌，让希特勒在以后的时间里更相信自己对大战略乃至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和陆军及其总参谋部的意见分歧也愈来愈大。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哈尔德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一场激烈争吵之后被解除职务，不久以后陆军总参谋部被告知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东线，其它战场事务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管辖。
理论上OKW也凌驾于海军總司令部（OKM）和空军總司令部（OKL）之上。但是实际海军和空军總司令部也都享有很大的自主权，OKW也极难插手。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后，OKW成立了西线司令部（OB West），这也是OKW唯一独立指挥的战线，所以西线司令部与OKW之间的权責实际又有重叠。
1944年7月20日，以前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军官施道芬堡上校为代表的德国军官团实施了一次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和政变，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大批总参谋部高官被清洗和处决，其中就有前部队局局长和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前军需总监施蒂普纳格尔，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处长施蒂夫。前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被捕入狱。事后蔡茨勒大将被解除职务，由古德里安大将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直至第三帝国的最后岁月。战时的最后一任陆军总参谋长由克莱勃斯步兵上将代理，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被授权与即将攻克柏林的苏军商谈停战条件，并在柏林最终屈服之前自杀身亡。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国防军领导权的规定》，撤销了帝国战争部（Reich Skriegs Ministerium，有的资料也称为“帝国军事部”，其前身即“国防部”），同时解除了原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布伦堡的职务，并由希特勒本人“亲自行使对全军的指挥权”，而由原陆军局（国防军局）改组而来的OKW正式作为希特勒领导陆、海、空三军的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OKW的参谋长凯特尔元帅是元首的最高军事顾问，与政府部长平级。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组织机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1939年11月20日至1940年8月间称“国防军指挥局”）组织机构：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纳粹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宣言》，德国本土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分区占领。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冷战”的开始，美英法三国与苏联于1949年5月先后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主权政府，德国正式分裂。之后东西德重新组建了各自的軍事部隊，西德于1954年组建了“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而东德于1956年成立了“国家人民军”，并先后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欧洲对抗的最前沿防御力量。
（西德）联邦国防军并未设置总参谋部，但其“軍事指揮委員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地位，隶属于国防部，由联邦国防军总监领导，由于西德仿效美国组织国防体制，联邦总理为战时三軍最高统帅，平时由国防部长（文职）领导国防军，总监（武職）作为国防部长的最高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总参谋长。
（东德）国防体制仿效苏联，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领导東德國家人民軍，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各军种司令部。
在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后，德國軍隊沿用西德体制，仍称为“联邦国防军”。总监仍然作为聯邦國防軍的總參謀長和最高軍職人員，輔佐国防部或总理領導軍事，各军种的最高指揮官亦稱总监，包括：陆军总监（Inspekteur des Heeres）、海军总监（Inspekteur der Marine）、空军总监（Inspekteur der Luftwaffe），分别领导三军总参谋部（指挥参谋部）。
德国总参谋部 影响
美国自独立后有一套独特的国防部门组织体系，即文官担任國防部長的制度，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处于分权思想的考虑，为了防止军事独裁，但文职主官需要一位职业军官担任其顾问，到后来两者分化为战争部长（US Secretary of War，相當於陸軍部長）和陆军总司令，这就成了所谓的“双重领导”体系，类似于毛奇时代总参谋长和战争部长的平行关系，但美国的陆军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经常出现意见分歧，文官出于政治的考虑，武官出于军事的考虑。美国内战期间林肯将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放到了优先位置，以适应战时要求，但这违反了法律规定陆军部长的那些权力。这个矛盾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直到后来的国务卿罗脱当上了第42任战争部长，积极推进军事改革，才开始引进德国总参谋部模式，1903年国会通过的《参谋部法》正式撤销陆军总司令，组建总参谋部。二战后，美国再次改革军制，撤销了原各军种总部，统一由国防部掌管，总参谋部演变为各军种高官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CS，Joint Chiefs of Staff），地位又回到了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的角色，并无指挥权。
德国总参谋部 影响
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俄国开始学习和仿效普鲁士改组总参谋部，这个旧式的总参谋部为后来的红军总参谋部保留了一副比较完整的制度上的骨架。德俄两国更深入的交流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一边是制裁当中的战败国，一边是西方仇视的红色政权，都被排斥世界大国秩序之外，这让年轻的红军适时获得了一个引进新式装备和技术，培养自己的参谋人员的宝贵途径，其报答是秘密为德国提供部分军工原料和产品以及训练装甲部队和航空兵的基地。在这个时期内，苏联的一批中高级军官到德国总参谋部进行了考察或培训，这当中就包括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等当时的或日后的红军统帅人物，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和运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总参谋部 影响
日本通过明治时代的改革一方面迅速与西方接轨，另一方面军国主义日益抬头，这两种倾向都渴望从西方学习新型的军事制度。受到普法战争的启示，日本从德国聘请参谋人员到陸軍大學任教官，这其中就有一位军事思想家，后来晋升为元帅并在一战中指导土耳其军队作战的科爾瑪·馮·德·戈爾茨男爵，当时他还是总参谋部的一名上尉。1878年，日軍正式组建了参谋本部，但兩者均隨著二戰結束而遭到撤廢。當代的日本自衛隊則以「統合幕僚監部」作為陸、海、空三大部隊的「總參謀部」。
德国总参谋部 影响
中華民國肇建之初，北洋政府的大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設參謀本部負責軍令事宜，即使政府更迭，仍以大元帥地位持有統帥權。1926年，國民政府設軍事委員會負責軍政，軍令則是國民革命軍總司部直隸於國府，並由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出任軍委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8年，蔣中正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實質掌握統帥權之人，直至1931年寧粵分裂下野。1932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蔣中正復出任軍委會委員長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1935年，國民政府授階蔣中正任特級上將，以《特級上將授任條例》明定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與他國大元帥之不同，在於他國為榮譽職或全權委任，而特級上將由當時國府集體領導下制定法律授予實質掌握統帥權，則著眼於未來與日本愈演愈烈之衝突。1943年，蔣中正接任國府主席，並修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主席為海、陸、空軍大元帥。
抗戰勝利後政府行憲，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統帥全國陸海空軍，僅僅於1978年制定《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國防部參謀本部置參謀總長一人，在統帥、行政系統分別為總統、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總統行使統帥權，直接經由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體制。
然而國防體制與權責法制化仍嫌不足，所以在2000年制定《國防法》與修改《國防部組織法》，參考法國第五共和模式，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國防大政方針，或為因應國防重大緊急情勢，得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總統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另外，廢止不合時宜的《特級上將授任條例》；並於2001年修正《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全文為《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條例》，參謀本部依國防部命令指揮軍隊，參謀總長不再是總統之幕僚長，達成軍政、軍令一元化。
德国总参谋部 附录
在布隆貝格-弗里奇事件发生后，希特勒重新规划了第三帝国军事机构，凯特尔元帅任统帅部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任作战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传统意义上的总参谋部仅负责陆军事务，职责和权利被大大削弱。以下为陸軍總司令部参谋长。
1956年3月1日，東德的武裝力量正式建立，命名為「國家人民軍」，這支軍隊最初主要由蘇聯在二戰時俘虜的前納粹德軍士兵，以及其他志願者所組成。东德军队归属民主德国国防部管理。其总部（Hauptstab）被总部总长（Chefs des Hauptstabes）领导。
1957年西德重整军备，建立起德国联邦国防军。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Generalinspekteur der Bundeswehr，GenInspBw）是联邦国防军中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武装部队所有士兵的军事长官，也是武装部队的最高军事代表。他是联邦国防部长和联邦政府的军事顾问。第一任总监察长由阿道夫·豪辛格上将担任。
德国总参谋部 附录
总参谋部大楼（Generalstabsgebäude）位于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的蒂尔加滕区国王广场6号（今天的共和广场），正对着德國國會大廈。总参谋部大楼建于1867年至1871年间，采用新文艺复兴风格，由奥古斯特·费迪南·弗莱辛格（August Ferdinand Fleischinger）设计，在普法战争后被总参谋部占用。1873年至1882年间，该建筑在赫尔维塔街（Herwarthstrasse）和毛奇街（Moltkestrasse）之间的场地上进行了扩建。该建筑也是总参谋长的官邸。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即1914年8月2日至16日，总参谋部仍保留在此地。战争结束后，由于《凡尔赛和约》，总参谋部被强制解散，总参谋部大楼被普鲁士内政部使用。
其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柏林市戰役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被东德拆除。该地区现在的土地上为德国联邦总理府。
短棘的鯛科
短棘的鯛亞目是輻鰭魚綱海魴目的一個亞目，其下只有短棘的鯛科一科。
的鯛亞目
的鯛亞目（學名：）又名海魴亞目，是輻鰭魚綱海魴目的其中一個亞目。
签名
簽名是一種將某人的姓名、暱稱或其他可以表達其個人風格的標記，用自身獨有的手寫特性親自描繪或書寫出來，用以證明自己的身份與意圖。簽名的作者即為簽字人。相對於手寫簽名，一份經作者簽署其名的作品可以很容易辨識其創作者為何。簽名有可能會和親筆簽名或落款混淆，後面兩者主要特指藝術家的簽名。當某人同時有簽名、親筆簽名或落款等型態的署名，有可能會產生混淆，因此部分公眾人物會將自己的簽名予以保密，並將親筆簽名或落款公諸於眾。
签名 功能與型態
簽名的傳統功能在於將某人自身唯一、獨特且無可否認的身份證明永久附加於某份文件上，作為其個人見證該文件全部或特定段落內容的物理證據。舉例，簽名在許多客戶契約的功能不僅作為締約方身份識別的證明，更是作為對合約內容充分審議與知情同意的證據。在許多國家，簽名可以在公證人面前予以見證與記錄，以賦予額外的法律效力。在法律文件上，文盲人可以使用「標記」（包含個人獨特的符號）進行簽名，只要這份文件有其他識字的證人副署即可。在部分國家，文盲人可以採用指紋替代簽名。
在美國，簽名包含表明身份與意圖的各種標記與行為。美國法律規定，除非有特定法律明確規範簽名的特定方式，否則簽名可以由多種方式，包含以機械或橡皮圖章複寫。簽名可以由其聲稱的簽署人作成，也可以由簽署人正式授權其他人，在簽署人當面給予指示下進行簽名。
签名 功能與型態
許多人有著比普通手寫體更具有特性的簽名型態，包含複雜的升部、降部與奇異的誇飾手寫風格。舉例，約翰·漢考克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的著名簽名中，其最後一個「k」字回過頭來將他的姓名劃上底線。這種修飾型態也就是所謂的花押。
許多使用字母以外書寫系統的語言文化，本身不具有西方簽名的概念：其中某個人的「簽名」可能與自身以標準方式書寫其姓名的字跡沒有太大差異，例如書法。
签名 著作權
在英國法律中，簽名的表現型態（不含姓名本身）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在美國著作權法中，「標題、姓名且僅於字體印刷裝飾、大小寫或顏色有所不同的變體」不具有著作權；然而簽名的表現型態（而非姓名本身）則會受到著作權保護。
马尔蒂瓦克
马尔蒂瓦克（英語：），是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其作品中虚拟的一台超级电子计算机。根据阿西莫夫的自传，这个名字是仿自早期计算机的名字UNIVAC，不过他早期也曾声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许多真空管”。在其晚期作品九个明天中“终极问题”一文中，又说词尾“AC”是模拟计算机（Analog Computer）的缩写。
马尔蒂瓦克出现于阿西莫夫1955年到1979年的15部小说中：
国民政府主席官邸
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因建于梅岭，故简称为“梅岭宫”，又因起初宋美齡常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故又称“美龄宫”。因所在地原为小红山，又称为“小红山官邸”，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9号，钟山风景区内，四方城以东200米。
国民政府主席官邸 历史
这座建筑建于1931年－1934年，共有3层，2,000多平方米，外观设计采用中国古典式，顶覆绿色琉璃瓦，瓦上雕有凤凰。
抗战以前蒋中正夫妇居住在黄埔路陆军军官学校内的憩庐，此处只是作为前去中山陵谒陵的休息室。战争结束后，蒋氏夫妇常在此居住，并将客厅改建为小聖堂，称为“凯歌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处长期被军管，作为国宾级接待单位接待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一些外国国家领导人。
1984年3月，美龄宫成为对外开放参观的旅游景点，室内陈设均按原样布置。
2001年，“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址”作为“原国民政府旧址”的一部分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符籙
符籙是符篆和法籙的合稱，道士以符籙召神劾鬼，趨吉避凶，降妖鎮魔，治病除災。按《說文解字》：符者信也。符是書寫於紙、帛上，筆劃屈曲、似字非字、似圖非圖的符號、圖形。以符上所書之字古奧似篆，稱為符篆，也稱符咒、符令、符文、符書、符術、符圖、靈符。按《雲笈七籤》：籙者，戒録情性。籙是紀錄天神名諱和職能的秘文名冊，法籙為道士作法行符之憑信，也是所在道階之標誌，道士與天神之盟誓為受籙之憑證。
印有佛像、神像的神符稱為甲馬，《通俗編．神鬼》：「甲馬：俗紙上畫神佛像而祭賽之，謂之甲馬。」《水滸傳》第三八回：「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
符籙 法派源流
符篆導源於巫覡。 《後漢書》載：麴圣卿“善為丹書符。”《後漢書·方術傳》記費長房向賣藥翁壺公學道，壺公“為作一符，……遂能醫療眾病。”《雲笈七籤》卷七《符字》說：“以道之精氣，布之簡墨，會物之精氣。”某些道士、煉氣士書符時運氣於符上，以之治病，可能產生一定療效。道書謂：“符無正形，以氣而靈。”
宋元時符籙三宗為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龍虎山天師道，稱為“三山符籙”。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授三十八代張天師張與材「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
符籙 施法運作
符，也稱為符咒。是在道教法術的一種，用黃紙、或其他色紙，並通過一定的方法，書寫一些字畫，常被認為具有驅邪的效果。此外，古中醫的第十三科祝由科也是畫符治療疾病。
張濟 (武威)
張濟（2世纪？—196年），涼州武威郡袓厲縣人，東漢末期人物，牛輔部下。張繡的叔父。
張濟 (武威) 生平
初平三年（192年），張濟被牛輔派往與李傕及郭汜領數萬兵討伐朱儁於中牟，戰勝，大掠陳留、潁川諸郡。
在董卓與牛輔被殺之後，李傕等人乞求王允赦免，被拒絕。眾人聽從賈詡之見，率軍攻入長安，殺王允，迫走呂布，被封為镇东将军、平陽侯，屯弘農。
興平二年（195年），樊稠被李傕殺害，郭汜懷疑李傕欲毒害自己而與李傕互相攻打。天子遣使議和二人，遭拒。後楊奉領兵叛逃李傕，令其勢力大減，張濟來到和解二人，李傕便答允。
張濟提議天子往東遷，天子亦欲回洛陽，令眾人護送。汉献帝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張濟因與楊奉、董承不合，再度與郭汜、李傕聯合欲劫回天子，大敗楊定等，但天子成功逃出，為張楊迎接。
建安元年（196年），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至南陽，攻穰城（在今河南省鄧州市），中流矢而死。
東區區議會
東區區議會（英語：）是香港十八個區議會之一，負責就東區的地區事務，向政府提出意見。此區議會由6名民選議員、12名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及12名委任議員組成。最新一次的東區區議會選舉在2023年12月10日舉行。
東區區議會 政治派系
自1982年東區區議會創立以來，該區議會由以下政治派系所控制：
圖例
東區區議會 爭議事件
2020年3月3日，東區區議會「監察警方執法及行動特別委員會」中，警務處派出東區指揮官韋志達及東區警民關係主任胡敏怡出席，不過討論「監警委員會」議程後，韋志達突然以自己「不合適」在場為由離開。有關舉動引起部分議員不滿，拿出「止警暴，查警謊」的標語追出會議室，意圖阻止韋離開。數名掛上「工作人員」證件人士突然從後門進入，護送指揮官離開。區議員質疑他們是便衣警員，但被反問「你係邊個？」。公民黨李予信稱被警員推撞，而郭志聰更被撞至眼鏡飛脫。
2020年3月10日，東區區議會原定舉行「檢視警方執法及行動特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多項與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相關議案，包括要求警方交代8月5日晚上北角衝突中的警力問題、在11月在柴灣發射多次催淚彈的原因、於太古城和西灣河的執法行動等事件。不過民政處在會議當日早上突然向委員會成員發出電郵，稱會議的職權範圍「可能涉及全港性執法事宜」和「收到高層命令」而宣布取消會議。警務處也拒絕派員出席。區議會26名民主派議員批評警權凌駕區議會職能，政府高層打壓區議會。
東區區議會 過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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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組成
區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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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罗
亚历山德罗（Alessandro），也译为亚历桑德罗、亞歷山卓，是亚历山大在意大利语中的形式。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簡稱歐盟執委會，是欧洲联盟的主要行政機關，為歐盟事實上的內閣。歐盟執委會由27位執委組成，首長為歐盟執委會主席。歐盟執委會主席由歐盟高峰會提名，並經歐洲議會同意。歐盟理事會提名執委人選，經執委會主席同意後，提交給歐洲議會同意後就任。執委會的歐洲公務員達32,000名，下有類似於政府部門的總署負責各個特定領域事務，並由掌管相關領域的執委領導。
每個歐盟成員國可擁有一席執委，執委須在位於盧森堡市的歐洲法院宣誓就職，捍衛歐盟權益。在欧盟政治系统中，歐盟執委會主要工作為負責執行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的決議、提出歐洲法案和維護《歐洲聯盟條約》。
歐洲執委會的辦公地點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貝爾萊蒙大廈，公務使用的語言是法語、德語與英語。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歷史
歐盟執委會是根據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於1950年5月9日提議而成立的超國家歐洲共同體體系中的五個關鍵機構之一。成立於1951年，當時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的高級公署，在歷任主席的領導下，權力和組成經歷了多次變化，涉及三個共同體。
執委會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是由主席尚·莫內領導、擁有九名成員的「高級公署」。高級公署是新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的超國家行政機構，在1952年8月10日於盧森堡市就職。1958年《羅馬條約》另外成立兩個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不過，他們的行政機關被稱做「執委會」，而非「高級公署」。更名反映了行政機關與理事會的新關係。法國等一些國家對高級公署的權力表示保留，並希望透過賦予理事會更多權力，而不是給新的行政機關，來限制高級公署的權力。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歷史
路易·阿爾芒領導了第一屆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委員會。瓦尔特·哈尔斯坦領導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第一屆執委會，並於1958年1月16日在公爵夫人谷城堡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執委會就一項有爭議的穀物價格協議達成共識，並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甘迺迪回合談判中首次亮相，給第三國留下了正面的印象。霍爾斯坦開始了歐洲法律的整合，並對國家立法產生顯著影響。起初，他的執委會很少受到關注，但在歐洲法院的幫助下，執委會充分展現權威，使未來的執委會能夠得到更認真的對待。然而，1965年，法國戴高樂政府與其他成員國在多個議題（英國加入、議會直選、富歇計畫和預算）上不斷累積的分歧，加上共同農業政策的提案，引發了「空椅危機」。雖然制度危機在次年解決，但艾蒂安·赫希失去了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主席職位，隨後華特·霍爾斯坦也無法連任。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歷史
合稱歐洲行政機關（European Executives）的三個組織共存至1967年7月1日。根據《合併條約》，三者合併為單一行政機關，由尚·雷伊擔任主席。由於合併，雷伊執委會的成員暫時增加到14名，之後委員會按照小國一名成員、大國兩名成員的分配方式減少到九名。雷伊執委會於1968年完成了共同體的關稅同盟，並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強大、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儘管雷伊是聯合共同體的首任主席，但一般都將霍爾斯坦視為現代執委會的第一任主席。
馬爾法蒂和孟紹特執委會隨後著手推動貨幣合作，並於1973年首次向北擴張。隨著這次擴大，奧托利執委會下的成員增加到十三名（英國作為大國被授予兩名委員​​）。執委會在當時的經濟和國際情勢不穩定的時期處理共同體擴大事務。1977年1月，英國工黨政府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出任執委會主席，成為第一位代表共同體出席八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的主席。繼詹金斯執委會之後，索恩執委會除了開始制定《單一歐洲法案》外，還負責監督共同體往南方的擴張。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歷史
由雅克·德洛爾領導的執委會被認為為共同體帶來方向感和活力。德洛爾和他的執委團也被認為是「歐元的奠基者」。《國際先驅論壇報》在1992年第二個任期結束時評價：「德洛爾將歐洲共同體從低迷中拯救出來。他在歐洲悲觀主義最糟糕的時候到來。儘管他（在法國以外）是鮮為人知的財政部長和前歐洲議會議員，但他為歐洲共同體和沮喪的布魯塞爾執委會注入了活力和希望。1985年到1988年的第一個任期，他團結歐洲響應單一市場的號召，當他被任命第二個任期時，他開始敦促歐洲人實現更雄心勃勃的經濟、貨幣和政治聯盟目標。」
德洛爾的繼任者是雅克·桑特。由於以艾迪特·柯瑞松為首的詐欺和腐敗醜聞不斷，桑特執委會在1999年被議會強迫辭職。這些詐欺行為是由內部稽核師保羅·范布伊特寧所揭露。
這是委員會第一次被迫集體辭職，代表權力向議會的轉移。然而，桑特執委會仍處理了《阿姆斯特丹條約》和歐元相關事務。
繼桑特之後，羅馬諾·普羅迪上任。 《阿姆斯特丹條約》增加了執委會的權力，普羅迪也被媒體稱為宛如總理的角色。2001年簽署的《尼斯條約》賦予主席對執委團的組成更大的權力。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歷史
2004年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就任主席。議會再次明確反對巴羅佐執委會成員的提案。巴羅佐在上任前被迫對執委團進行改組。巴羅佐執委會是自2004年歐盟成員國擴大至25名以來第一個正式委員會。由於國家數量的增加，《阿姆斯特丹條約》取消大國兩名執委的規定，將執委人數修改為每成員國一名。
2004 年，前首席審計師Jules Muis再次提出詐欺和腐敗指控。執委會官員Guido Strack向歐盟反詐欺局揭發其部門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涉嫌詐欺和濫用職權的情況，並因此遭到解僱。008年，保羅·范布伊特寧（因桑特委員會醜聞而聞名的前審計師）批評歐盟反詐欺局缺乏獨立性和有效性。
欧洲联盟委员会 歷史
巴羅佐的第一屆執委會任期於2009年10月31日屆滿。根據《尼斯條約》，成員國數量達到27個後任命的第一個執委會必須減少到「少於成員國數量」。執委的具體人數將由歐盟高峰會一致決定，委員人數將在成員國之間平等輪調。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於2007年1月加入後，該條款對下一屆委員會生效。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條約》規定，除非高峰會另有決定，否則自2014年起，執委人數減少至成員國的三分之二。成員將平等輪換，任何成員國不得有超過一名專員。然而，由於擔心失去執委，該條約於2008年被愛爾蘭否決。因此，高峰會提議利用其權力上修執委人數，以換取愛爾蘭重新舉行投票。但根據條約規定，仍需少於成員國總數，因此有人提議，沒有獲得專員的成員國將獲得高級代表一職，即所謂的26+1模式。這項保證使得愛爾蘭在2009年的第二次全民公投中批准條約。
《里斯本條約》也將歐盟對外關係執委與理事會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合併。該職位也是執委會副主席，將主持歐盟理事會的外交事務會議以及履行執委會的對外關係職責。該條約進一步規定，任命歐盟執委會主席時應「考慮」最近一次的歐洲選舉，不過，實務上的主席候選人是由歐盟高峰會提名，再由歐洲議會「選出」，而不是《尼斯條約》定義的「批准」。
為了因應歐洲懷疑主義，巴羅佐執委會放鬆了執法力度，以強化一體化。
2014年，尚-克勞德·榮克成為歐盟執委會主席。
榮克任命他的前競選總監兼過渡團隊負責人馬丁·塞爾邁爾擔任小內閣主任。在榮克擔任主席期間，塞爾邁爾被稱為「有史以來最有權勢的歐盟辦公室主任」。
2019年，烏蘇拉·馮德萊恩被任命為歐盟執委會主席。她在2019年7月16日向歐洲議會提交政策指南。她一開始並非主席可能候選人，但因歐洲人民黨選舉不如預期，雖然仍然保住第一大黨寶座，但也因此決定讓馮德萊恩取代原訂的主席候選人曼弗雷德·韋伯。9月9日，歐盟理事會公佈了歐盟執委候選人名單，該名單由各成員國政府送往布魯塞爾，並須經議會正式批准。
欧洲联盟委员会 權力與功能
執委會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獨立於政府的超國家機構而設立，被稱為「唯一思考歐洲的機構」。成員由成員國政府提名，每個成員國各配得一名。然而，他們必須獨立自主，不受所屬國家政府等其他因素的影響。這與代表政府的歐盟理事會、代表公民的歐洲議會、代表民間社會的歐洲經濟與社會委員會以及代表地方和地區當局的的歐洲地區委員會形成鮮明對比。
根據《歐盟條約》第17條，該委員會負有多項職責：制定中期戰略；起草立法並在立法過程中進行仲裁；制定規則和條例，例如競爭政策；制定歐盟預算；以及審查條約和法律的執行。歐盟執委會的議事規則規定了委員會的運作和組織。
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歐盟的行政權由高峰會掌握，再授予執委會執行的權力。然而，高峰會可以撤銷權力、直接行使，或對其使用施加條件。《里斯本條約》改變了這項狀況，此後執委會僅依據條約行使權力。然而，權力比大多數國家行政人員受到更多限制，部分原因是執委會在外交政策等領域缺乏權力，該權力由歐盟高峰會和歐盟理事會掌握。部分人士將其稱為另一位行政機關。
欧洲联盟委员会 權力與功能
根據《里斯本條約》，歐盟高峰會已成為擁有任命執委會權力的正式機構，可以說這兩個機構掌握著歐盟的行政權（歐盟高峰會還擁有個別國家的行政權） 。
執委會與其他機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在歐盟獨自擁有立法主動權。只有執委會才能提出正式的立法提案，提案不能來自立法部門。根據《里斯本條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不允許任何立法行為。而在其他領域，高峰會和議會可以要求立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執委會根據這些建議啟動提案。這種壟斷設計意在確保歐盟法律的起草能協調一致。然而這權力受到了一些人士的挑戰，他們聲稱議會也應該擁有這項權利，如同大多數國家議會在某些方面也擁有類似權利。此外，雖然理事會和議會可以要求執委會起草立法，但執委會有權拒絕，如2008年的跨國集體公約。根據《里斯本條約》，歐盟公民也可以透過提交一百萬人連署的請願書，要求執委會立法，但這並不具有約束力。
欧洲联盟委员会 權力與功能
該委員會提出法律的權力通常集中在經濟監管上。他們提出了大量基於「預防原則」的法規。這意味著，如果環境或人類健康出現可信的危害，就會採取先發制人的監管：例如應對氣候變遷和限制基因改造生物。歐盟執委會已承諾歐盟成員國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這與優先衡量法規對經濟影響的立場相反。因此，執委會經常提出比其他國家更嚴格的立法。由於歐洲市場的規模，這使得歐盟立法對全球市場產生重要影響。2022年2月23日，歐盟執委會發布了《企業永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該指令為企業建立了盡責查證框架，以識別對人權和環境的實際或潛在風險和損害，並建立減少這些風險的流程和標準。該指令預計將於2024年正式通過，然後在兩年內被所有歐盟成員國納入國內法律。
欧洲联盟委员会 權力與功能
最近，該委員會已著手制定歐洲刑法。2006年，一艘歐洲船隻在象牙海岸發生有毒廢棄物洩漏事件，促使執委會研究針對有毒廢棄物的法案。這使得執委佛朗哥·佛拉第尼和斯塔夫羅斯·迪馬斯提出「生態犯罪」的想法。他們提出刑法的權利在歐洲法院內受到部分質疑。截至2007年，唯一提出的其他刑法提案是關於智慧財產權指令，截至2007年 (2007-Missing required parameter 1=month!) 以及2002年反恐框架決議的修正案，將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煽動、招募（特別是透過網路）和培訓定為非法。
一旦立法獲得理事會和議會通過，該委員會就有責任確保其實施。他們透過成員國或其公署來執行。在採取必要的技術措施時，執委會可由成員國以及公共、私人遊說團體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進行協助（該程序稱「專家委員會」（comitology））。此外，執委會負責歐盟預算的執行，與歐洲審計院一起確保歐盟資金正確使用。
執委會有責任確保條約和法律得到支持，因此可能會將成員國或其他機構的爭端告上法庭。此時，他們被非正式地稱為「條約守護者」。最後，執委會有時也可做為歐盟對外代表參加外部會議，如世界貿易組織。執委會主席也時常出席七大工業國組織會議。
欧洲联盟委员会 執委團
執委會由27名成員、包含主席和副主席在內的「執委團」（College of Commissioners）組成。儘管每位成員都是由各國政府提名，但他們在執委會中並不代表自己國家。然而，在實務中，他們偶爾也會為了國家利益而施壓。一旦提名，主席將向每位成員委任職責。執委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職責，並且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例如，隨著教育和文化在歐洲政策制定中重要性的上升，教育執委的重要性也不斷增加。另一個例子是競爭執委，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顯要職位。執委會就職前，整個執委團必須得到議會的批准。每個執委有各自的個人內閣協助，為他們提供政治指導，而公務員則負責技術準備。
歐盟執委會主席首先由歐盟高峰會考慮到最新的議會選舉結果，透過有效多數（QMV）提名（任何來自最大政黨的人都可以被選出），該候選人隨後將由歐洲議會投票選出。因此，這是屬於間接選舉。如果歐洲議會未能選出候選人，歐盟高峰會應在一個月內提出另一位候選人。
欧洲联盟委员会 執委團
歐盟高峰會選出主席和任命高級代表後，每位執委均由其成員國（提名主席和高級代表的國家除外）與執委會主席協商後提名，執委會主席負責職責分配。主席提議的執委團將在歐洲議會舉行聽證會，歐洲議會進行質詢，然後就他們的整體適合性進行投票。如果歐洲議會反對某個候選人，主席必須重新調整（改組），或向成員國請求新的候選人，以免執委團被歐洲議會否決。一旦執委團獲得議會批准，將在歐盟理事會以有效多數方式投票後正式任命。
執委團任命後，主席從執委中任命多位副主席。副主席掌管涉及多位執委的政策領域。其中，高級代表為當然副主席，不須透過任命。高級代表也負責協調涉及歐盟對外關係和防務合作的執委工作。馮德萊恩執委會還設立了更高階的執行副主席職位，由歐洲議會三大黨團任命。與其他副主席不同，他們的任務是掌管現任執委會的首要政策領域，為此他們有專門的總署協助。
欧洲联盟委员会 執委團
歐洲議會可發動不信任投票，經三分之二票數同意通過後解散整個執委團。
只有主席可以要求執委辭職。然而，如果理事會或執委會提出要求，或是歐洲法院裁定違反義務，可迫使執委退休（《歐盟運作條約》第245條和第247條）。
巴羅佐執委會因議會反對而延後至2004年底上任，並被迫進行改組。2007年，隨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加入，執委會成員從25名增加到27名，兩國各自任命了自己的執委。隨著執委會規模的不斷擴大，巴羅佐對執委團採取了更主席的控制方式，這為他招致了一些批評。
然而，在巴羅佐的任期內，隨著法國、英國和德國等國試圖邊緣化，執委會對大國做出讓步。隨著根據《里斯本條約》設立歐盟高峰會主席，這種情況逐漸增加。執委會內部也更為政治化。
欧洲联盟委员会 行政
執委會分為多個部門，稱為總署（DG），類似於政府部門或部會。每個部門都涵蓋特定的政策領域，例如農業、司法與公民權、或是人力資源和翻譯等內部服務。總署由署長領導，並向執委負責。執委的職責可由多個總署協助。總署為執委準備提案，如果執委會大多數執委批准提案，則將提交給議會和高峰會審議。執委會公務員由秘書長領導。歐盟執委會的議事規則規定了執委會的運作和組織。
有人批評，高度分散的總署結構造成不同的部門和執委之間相互競爭。浪費了大量時間。此外，執委沒有時間學習如何管理公務員，使得總署對執委有相當大的控制權。
根據執委會公佈的數據，2012年9月聘用了23,803名正職人員和臨時人員。此外，還有9,230名「外部人員」（如約聘人員、特派國家專家、青年專家、實習生等）。最大的總署是翻譯總署，擁有2,309名工作人員，而國籍最多的群體是比利時人 （18.7%），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工作人員（17,664名）都在比利時。
欧洲联盟委员会 行政
執委會與新聞界的溝通由通訊總署負責。現任執委會首席發言人是艾瑞克·馬默（Eric Mamer），他主持午間媒體發布會，俗稱「午間記者會」（Midday Presser）。該會議每週日在貝爾萊蒙大廈的新聞發佈室舉行，記者可以就任何主題向執委會官員提問，並可在電視直播中得到「公開」的答案。
通訊總署的發言人辦公室與主席內閣的執行通訊顧問進行協調，為主席和執委提供有效的溝通支援。
新聞稿通常要經過數個起草階段，來強調執委會的作用，並「為歐盟和執委會辯護」，因此增加了篇幅和複雜性。如果涉及多個部門，則新聞稿也可能成為執委會各領域和執委本身競爭的來源。這也導致了異常多量的新聞稿，被視為是歐盟政治結構的獨特產物。
2020年，每個成員國的媒體機構都有一名布魯塞爾駐地記者。儘管全球的記者人數有所減少，但透過衛星和電視等歐洲頻道的大量新聞稿和營運使許多新聞機構相信他們可以透過這些來源和通訊社進行報導。執委會於2013年12月20日關閉了新聞網站Presseurop，因而遭受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