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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 对外关系
南越国第二次臣属于汉朝是从前179年汉文帝派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赵佗去帝号再次臣属汉朝开始，一直到前112年为止。这段臣属期维持时间非常长，共经历了四代南越王，总共67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开国君主赵佗外，其余君主都比较平庸，没什么建树，对汉朝的依附也越来越深。第二代君主赵眜在闽越侵犯南越国时，甚至把汉武帝搬了出来，让汉武帝出兵来对付闽越。此举使赵佗时期就已经臣属于南越国的闽越，和南越国脱离了臣属关系，而直接受制于汉朝，使南越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398
南越国第二次和汉朝对抗是从前112年丞相吕嘉反叛，杀第四代君主赵兴、樛太和汉朝使者开始，一直到前111年南越国灭国为止。此时的汉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大，曾在北面数次大败匈奴，迫使匈奴远走漠北。而此时的南越国内部分裂，樛太和吕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并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互相残杀。所以这次南越国的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裏就被汉武帝大败，最终导致了南越国的灭亡。
南越国 对外关系
长沙国位于南越国的北面，包括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刘邦在分封第一代长沙王吴芮时，把南越国实际统治的南海、桂林、象三郡也一并分封给吴芮，致使长沙国对南越国从一开始就怀有敌意，所以长沙国也听任汉朝在其南部与南越国交界的地区设置重兵，使其成为汉朝监视南越国的前哨阵地。实际上，由于长沙国是汉朝的一个内诸侯，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汉朝，没有独立性，所以通常汉朝对南越国的政策和外交，也就是长沙国对南越国的政策和外交。:156-158
闽越位于南越的东北面，包括今福建省的大部分。闽越在秦朝时被秦始皇所灭，设为闽中郡，国王无诸被废。汉朝立国时，无诸因辅佐刘邦有功，前202年被復立为闽越王。南越和闽越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前196年赵佗第一次臣服汉朝后开始，此时，南越和闽越同臣属于汉朝，是平等的关系。第二阶段是从前183年赵佗和汉朝交战，成功阻止汉军南下开始，此时，南越的声望大增，闽越因而臣属于南越，开始了对汉朝和南越的双重臣属关系。第三阶段是从前135年闽越王郢襲击南越，赵眜请求汉武帝出兵，平复闽越之乱开始，这时闽越重新臣服汉朝中央，和南越恢复了平等的关系。:154-156
南越国 对外关系
西南夷位于南越国的西面，与南越国交界的西南夷国家主要有夜郎、毋敛、句町等。夜郎国是西南夷当中地域最广的国家，疆域包括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云南及四川三省的南部地区。夜郎因为和南越国同属于百越人，且共同面对强大的汉朝，所以交往密切，互有通商。在前183年赵佗成功抗击汉朝后，包括夜郎在內的一些西南夷国家都纷纷臣属于南越国，一直到南越国灭亡，都保持着一种松散的臣属关系。前112年，汉武帝出兵征讨南越国时，派何遗征发西南夷的军队，准备沿牂柯江而下攻击南越国。但西南夷国家多不愿出兵，甚至且兰的君主还公然反抗，杀死了汉朝使者和犍为郡太守，也从侧面反映了西南夷和南越国相互依存的关系。:222-223:158-161
南越国 经济
战国时期岭南地区雖然已有水稻耕作等农业生产，但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多为石器和简单的青铜器，与已广泛运用到铁器农具的中原地区相比，农业生产水平相對落后。秦始皇征服岭南之后，让秦军屯戍岭南，又从中原迁移过去大量移民，这批移民的南下带去了中原的铁器农具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提昇了岭南的农业生产水平。南越国立国之后，原为秦军将领的开国君主赵佗仍注重农业的发展，推广使用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在与长沙国交界的地方设立关市，通过长沙国从中原地区输入铁制农具和马、牛、羊等家畜用于农业生产。其间虽然在吕后掌握汉朝朝政时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但中原和南越国的关市贸易在吕后死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直至南越国灭亡。:209
南越国 经济
南越国使用的农工工具多为铁制，南越国墓葬出土的铁制农具有锄、锸、钁、镰、锛、铲等，主要用于农作物的耕种、收割、锄草等；出土的铁制工具有斧、锉、锥、刀、锤、凿等，主要应用于木工、金工、打制石器等工种。在铁制农具中，锄和锸是南越国最常用的农具。锄主要在农耕时用于清除杂草，疏松土质等；锸是插地起土的农具，主要用于翻地、修埂、开渠等。而钁主要用于深掘土地、开荒造田、刨掘树根等，镰用于收割农作物，斧可用来砍伐森林。这些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有效地促进了南越国的农业发展。但由于南越国铁矿资源缺乏，冶铁业不发达，这些铁制农具主要还是要依靠中原地區的输入，因此南越国的铁製农具的普及程度还是远远不及中原地区，分布范围主要在南越国都城和郡县治所的周边区域，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仍在使用石器和青铜器。:211-214
南越国 经济
南越国最常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越人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南越国时更是大面积推广种植。水稻非常适合岭南地区高温多雨，水源众多的生长环境。除水稻之外，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粮食作物还有黍、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杂种这些旱地作物，是为了适应岭南地区地形复杂、山多田少的自然环境。在南越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有了成熟的酿酒技术。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的瓜果有柑桔、桃、李子、荔枝、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姜、花椒、梅、杨梅、酸枣等。其中荔枝是岭南特有的水果，据东晋的《西京杂记》记载，赵佗曾将荔枝作为贡品进贡给刘邦。而橄榄的出土，则否定了过去的学者认为它原产于波斯，是汉武帝通西域后才传入中国的看法。:214-216
南越国 经济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发现有牛的残骸，但没有发现犁铧或其它有关牛耕的遗物，所以尚不清楚南越国是否使用牛耕。除牛之外，还发现有羊、猪、鸡等家畜和家禽的残骸，以及禾花雀、竹鼠等野生动物残骸。尤其是禾花雀，在2001年成为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前一直是粤菜一道菜肴的主料。南越国的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水产品，包括有鲤科鱼类、龟鳖类等淡水产品，产于珠三角河口地区的耳螺、笋光螺、河蚬等淡水和海水交界的水产品，和青蚶、楔形斧蛤、龟足等海水产品，可见当时南越国已经掌握了娴熟的渔业生产技术。:217-221
南越国 经济
据考古发掘证明，岭南地区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并掌握了原始的青铜铸造技术，但当时青铜器的应用并不广泛。秦始皇征服岭南和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来自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使岭南地区的冶铸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仅在南越文王墓和罗泊湾一号墓两个南越国的墓葬中就分别出土了500多件和200多件的青铜器。在这些青铜器中，有部分是从中原或邻近地区输入，如兵器中的铜戈、铜矛、铜剑、铜弩机、铜镞等，日常用品中的铜镜、铜带钩、铜牌饰、铜钱、蒜头扁腹壶、汉式铜鼎等。此外，南越国自身铸造的青铜器也比较多，有句鑃、越式铜鼎、铜提筒、铜熏炉、铜鼓、提梁漆绘壶、铜烤炉、铜鍪、编钟、铜钫、竹节铜筒、羊角钮钟等。其中的一些铜器体型硕大，胎壁较薄，铸有各式繁杂的花纹。南越国的青铜器分为铸造和锻造两种加工方式，其中铸造的铜器占了绝大部分。铸造的方式又分为范铸法和失蜡法两种，以范铸法居多，对于比较复杂的铜器则先分铸各个附件，然后与器物主体再进行合铸。南越国境内有丰富的铜、锡、铅矿，在广西北流的铜石岭就发现一座始于南越国的采矿和治铜遗址，有14座炼炉，据估算可年产铜料3.2吨。:224-236
南越国 经济
岭南地区的铁器也是在秦始皇征服岭南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南越国时期，使用铁器已经较为普通，单单在南越文王墓就出土铁器246件。南越国墓葬出土的铁器主要可分为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等，种类繁多。其中南越国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已大部分为铁制品，包括有锄、锸、钁、镰、锛、铲、斧、锉、锥、刀、锤、凿等。但铁兵器还是比较稀缺，通常只配给将官使用，包括有铁剑、铁矛、铁戟、铁铍、铁镞、铁铠甲等。南越国的铁器也分为铸造和锻造两种加工方式，绝大部分为锻造，只有少量的铁器，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一件越式大铁鼎就是铸造而成。由于南越国境内铁矿资源缺乏，南越国本身的冶铁规模十分有限，铁器主要还是依靠从中原的进口，冶铁的原材料也主要是从中原输入，或者利用废旧铁来进行铁器的加工锻造。:237-241
南越国 经济
南越国的金银器主要在南越文王墓中出土，其中重要的金银器有“文帝行玺”金印、“泰子”金印、“右夫人玺”金印、金带钩、玉龙金钩、漆杯金座、金扣象牙卮、金珠、金花泡饰、杏叶形金箔片、小金羊、银洗、银盒、银匜、银卮、银带钩等。这些金银器大部分为南越国工匠所制，少部分为中原地区传入或海外的舶来品。南越国的金银器制造工艺有铸、压、锤碟、抽丝、焊接、镶钳等。此外，还有用金银在其它质地的器物表面进行装饰的鎏金、贴金和错金银等工艺。:242-245
南越国 经济
南越国的玉器主要发现于规模较大的贵族墓中，一般的中小型墓葬很少，其中最多的是南越文王墓，共出土了244件玉器。南越文王墓的玉器全由软玉制成，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器用用玉四大类，器型有玉衣、鼻塞、玦、璧、璜、玉环、组玉佩、玉舞人、佩饰、剑饰、带钩、棋子、卮、杯、盒、翁仲、印章等。这些玉器纹饰丰富，纹样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在动物纹中又以龙凤纹最常见。其中的精品有丝缕玉衣、角形玉杯、承盘高足杯、龙虎并体玉带钩、龙凤纹重环玉珮、凤纹形牌饰、兽首衔璧、玉舞人等。根据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可以看到南越国的玉雕工艺已达非常高的水平。南越国玉器的玉料一部分为自产，也有来自于岭南之外。南越国的玉器加工工具相对简陋，如钻孔的工具还是用竹木器和骨器等，但加工的技巧却很高超，其中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铜框镶玉卮和铜框镶玉盖杯还出现了镶嵌工艺。:153:283-290
南越国 经济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最多的器具是陶器，仅在南越文王墓就出土陶器多达991件。南越国墓葬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储容器、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具，和专为陪葬用的明器，以及一些建筑用的砖瓦等，器型有鼎、盒、壸、钫、提筒、尊、熏炉、瓿、瓮、罐、卮、杯、豆、碗、钵、盂、勺、盆、甑、鋗、釜、盘、案、纺轮、网坠、瓦当、铺地砖、鱼形响器等。这些陶器大部分为南越国本土制造，多是一些有着南越风格的几何印纹陶。南越国陶器按陶质可分为泥质陶和夹砂粗陶两种，泥质陶占了绝大多数，其陶土经过精心掏洗，并掺有少量细砂。南越国的陶器煅烧的火候也比较高，属于胎质坚硬的硬陶。在制坏工艺方面，分为手制、模制和轮制三种，其中主要以轮制为主，大多数器物都用了两种或三种的制作方式，很少只用单一技法完成。在装饰方法上，有模印、拍印、施压、刻划、镂孔、附加堆纹、彩绘等方法，纹饰复杂，富于变化。其中拍印纹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何图形印纹就有百余种，成为南越国陶器装饰的一个特色。而对于彩绘工艺，则有红、黄、黑、白四种颜色，所绘的纹饰多为云纹、水波纹、弦纹等。南越国的部分陶器的表面还经过了施釉，方法分为蘸釉法和刷釉法。在装窑方法上，分为叠烧法和仰烧法，叠烧是当时先进的烧窑方法，能在相同的窑内烧制更多的陶器。:121-125:245-252
南越国 经济
南越国时期，漆器制造业有了重要的发展，该时期的出土漆器数量众多，器型丰富。在罗泊湾一、二号墓中共出土了800多件漆器，是南越国墓葬中出土漆器最多的一处。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漆器也不少，但由于腐朽严重，大部分无法分辨外型。南越国漆器的器型主要有耳杯、卮、豆、盆、壶、钫、敦、桶、盂、奁、梳篦盒、梳、工具箱、博局、筹码、拐杖、鸠杖、伞顶轴、屏风、泡钉、剑鞘、刀鞘、矛柄、盾、甲、环、玦、球、棺等。南越国的漆器有木质胎和类纻胎两种，以木质胎为主，木质胎又可分为旋木胎、斫木胎和卷木胎等。南越国的一些漆器还在局部嵌扣上金属或玉器，这种器物称为釦器，南越文王墓中发现了大量釦器的金属部分遗物。南越国漆器的基本色调为黑地朱绘，即在黑色漆底上，用红、白两种常用色绘彩，也有少量用到绿、墨绿、褐、黄、金等色绘彩。南越国的漆器大部分都绘有花纹图案，这些纹饰可分为几何纹、云气纹、花草纹和动物纹等。南越国还有一种漆绘铜器，即将漆绘于铜器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漆画铜镜和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绘提梁铜筒和漆绘铜盆等均为此类器物。根据南越国漆器上的铭文，可知当时番禺和布山两地设有官办的漆器作坊监造漆器，为南越国的漆器制造中心。:268-275
南越国 经济
南越国纺织业的织造原料以丝和麻为主，在南越文王墓中，以丝占了绝大多数，按丝的质地不同，又可细分为绢、罗、纱、锦等。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大批已碳化的丝织品和印染工具，以及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织机配件来看，南越国的纺织品大部分应为本地织造，纺织业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织造的工艺相当高，能生产出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320×80根纱的超细绢，和表面布满绉纹而显得厚实的绉纱等丝织物。南越文王墓出土了两块青铜印花凸版，显示了当时已具有成熟的印花工艺；而出土的用朱砂来染色的朱绢，和涂上黑油可防雨的黑油绢，可以看到当时已掌握了多种涂染工艺。此外，在一些出土的织物中还可以看到砑光工艺和刺绣技术。:260-266
岭南地区造船业大规模的发展始于秦朝，广州市中山四路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即始建于秦朝平定岭南之际，一直到南越国首任君主赵佗统治的后期才被废弃，而且南越国的造船工场还应该不止这一处。在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共试掘出三个造船台，据推算，这些船台可以造出长20米、宽5米、载重量为20至30吨的船只。在这个造场工场中，已用到铁锛、铁凿、铁钉等铁制工具，造船的木材主要有格木、樟木和杉木等，造船主要采用榫接法拼合，并用木钉、竹钉、铜钉或铁钉钉联。南越国制造的船只已经运用到军事、捕船、交通、娱乐、经商等各方面。:139-144
秦朝之前，岭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基本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并没有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秦朝平定岭南之后，大量南迁的中原人带来了中原发达的贸易方式，岭南地区才开始逐渐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南越国建国之后，历代的君主都注重与邻国、特别是与汉朝的商业贸易。前196年，南越国和汉朝建交后，赵佗即在南越国和长沙国交界的地方设立关市，通过长沙国从中原输入铁器、青铜器和牲畜，引进中原的先进技术，并向中原输出南越国出产的白璧、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紫贝、孔雀、能言鸟、珊瑚、荔枝等土特产。南越国与闽越、夜郎等其它周边国家的商业贸易也十分密切，南越国主要通过牂柯江来和夜郎等西南夷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甚至还通过夜郎和巴蜀进行商贸。在吕后与南越国交恶时期，赵佗还以赠送财物的方式，来获得闽越、夜郎、西南夷的附属和支持。南越国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其使用的货币均是从中原输入的，这些货币主要以秦朝和汉朝的“半两”钱为主。南越国的货币流通范围有限，仅局限于番禺、布山等主要治所，大多数边远地区还是采用物物交换的原始方式。:297-303
除了陆路和内河贸易之外，南越国的海上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据广州市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已具备了生产大批内河和沿海航行船只的能力。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筒（B59）上有一副羽人海战凯旋图，在船之间出现了首尾随行的大鱼、海龟和海鸟等海洋生物，这也显示了当时的南越人已有能力进行海洋贸易。他们开辟了通过南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海上商业贸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后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海上贸易交住的证据，比如石水池底部使用的冰裂纹铺砌术，叠石柱，八棱石柱等均和中原的砖木建筑技术有差异，而和西方、古埃及、古印度等地的石构建筑技术相类似。这里出土的砖瓦部分施有青釉，这种釉并非中原同时期用于陶瓷上的灰釉和泥釉，其化学特征反而和西方的玻璃存在相似性。在南越文王墓中，也发掘出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玻璃珠饰等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的一些舶来品。:311-313
南越国 文化
南越国除了从中原迁移过来的中原人使用古汉语外，本地的南越、西瓯、骆越等土著居民皆使用古越语，目前分布在东南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的壮侗语系就被认为是古越语的一个分支，而现在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广西两地的粤语则被认为保留了很多古越语的成分。:320-321
南越国 文化
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在先秦时期没有自己的文字，秦朝征服岭南之后，南迁的中原人带来了汉字。南越国创立之后，由于其创立者赵佗和大部分的官员均来源于中原，因此汉字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南越国时期的文字材料主要集中在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和罗泊湾一号墓中出土。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字资料主要有印玺、封泥、陶器戳印文字，铜器、银器上的铭刻，陶器上的墨书，竹签墨书等几种类型，印玺、封泥和陶器戳印上面的文字皆为标准的秦篆。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了写有文字的木牍5件、木简9件、封泥匣5块和一些刻有或烙有文字的铜器、漆器、棺具等。其中以自名为《从器志》的木牍最为珍贵，上有372个文字、19个符号，字体为略带篆书笔意的隶书。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一口古井中发现了100多枚木简，这些木简主要为南越国的籍薄和法律文书等，上面的文字字体多数为成熟的隶书、少数为带篆书笔意的隶书。:326-332
南越国 文化
南越国的人民能歌善舞，在南越国流行着一种称为“越讴”的音乐，还曾流传到中原地区。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乐器，包括有钟、磬、句鑃、铙、鼓、铜鼓、铜锣、镦于、响器等打击乐器，琴、瑟、越筑等弦乐器和笛等吹奏乐器。其中铜鼓是岭南最有特色的土著乐器之一，它除了作为乐器使用之外，还是古越人地方首领们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越南和广西的罗泊湾一号墓皆有南越国时期的铜鼓出土。南越国的钟除了中原常见的甬钟和钮钟之外，还有岭南地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地区特有的半环钮钟和羊角钮钟。其它起源于岭南和周边百越人所特有的乐器还有铜锣、镦于、响器和越筑等。:333-344
在南越国墓葬的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描绘南越舞蹈的图绘，据考古学家分析，这些舞蹈主要分为越式舞和来自中原的“杂舞”，越式舞种类繁多，有翔鹭舞、羽舞、武舞、芦笙舞、建鼓舞、盘鼓舞、群舞、杵臼舞等，其中翔鹭舞、羽舞、武舞、芦笙舞、建鼓舞的舞者都穿着羽人状的舞服，并带有祭祀意味，应该是南越的“雅舞”。来自中原的杂舞只有一种，即长袖舞，是王宫里君主和群臣欢宴时所设的娱乐性舞蹈。:344-348
南越国 文化
通过南越文王墓和罗泊湾一号墓的出土文物，专家推测出南越国王侯宫廷用乐分为大型编悬乐与室内房中乐。编悬乐以钮钟、甬钟、句鑃、编磬等大型击奏礼乐器为主，琴、瑟等丝弦器为辅，表现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筒（B59）上羽人海战凯旋图所展示的雅舞，用以彰显身份和维护统治。而房中乐以琴、瑟等丝弦器为主，铃、铎、响器为辅，表现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玉舞人（C137）所展示的曼舞，用以内廷享乐之用。这充分显示了南越国拥有和中原一样的宫廷礼乐气派。
南越国 文化
南越国的装饰图案主要集中在陶器、铜器和漆器上，其中以铜器的装饰图案最为丰富。这些图案按内涵可分为象征性、写实性和叙事性三大类。象征性的图案主要有各种几何纹，包括绳纹、綯纹、栉纹、变形云纹、锯齿纹、三角纹、水波纹、圆涡纹等，这些纹饰主要组成各种纹带、边饰来衬托主题图案，有时也作为主体纹饰。写实性的图案是一些忠于生活原形的构图，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筒（B59）上绘制的一幅羽人海战凯旋归来杀俘庆功的图案，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铜鼓（M1:10）绘制的衔鱼飞翔的鹭鸟、羽人划船和羽人舞蹈的图案。叙事性的图案通常由几个连续的画面组成了一个具有故事性的图案，如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绘铜盘（M1:15），上面就有四幅可能是描述某场战争的关联图画。:172-176:351-353:26-28,41-42:66-67
在南越王墓的后藏式里出土了汉式鼎、越式鼎、铜鍪、釜甑、烤炉、煎炉等多达130多件的炊具和容器，可以看到当时王宫已经有熬、蒸、炙、煎、炮、羹、焯等非常多样的烹饪方式，其中熬是用文火久煮，炙是烧烤，炮类似于今天的“泥烩”，羹是水煮，焯类似于今天的火锅。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粮食、果品、禽畜、海产品的残骸，显示出当时食材的丰富。其中出土的水产品多达14种，包括有龟足、笠藤壶、青蚶、耳螺、楔形斧蛤、广东鲂、鲤鱼、大黄花鱼等。出土的铜姜礤（C70）证明了当时的人会用它来磨姜汁，以对海鲜进行癖腥提鲜。在南越王墓还出土了200多只“泥烩”禾花雀的残骸，大量鸡、牛、羊、猪的骨头。在一件出土的铜烤炉（G40）上，还雕有烤乳猪的实物形象。另外专家推测当时南越国还吃龟鳖、蛇类等。可见，南越国的食官将中原先进的烹调技艺和岭南丰富的食物资源、饮食方式进行了融合，形成了粤菜独树一帜的风格，并一直影响至今。
南越国的越人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发式主要有断发、椎髻、披发三种。断发是指剪短头发，而中原地區的人因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影响，一般不会剪短头发，椎髻是指将头发盘起成椎状的发髻，披发是指披散的长发。越人还喜欢在身上刺上各种颜色和花纹的文身，这些文身通常是部落标志、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的象征。由于南越国南面临海，境内河网众多，所以很多越人水性很好，他们擅于利用船来进行渔猎，喜欢食用各种鱼类和贝类，在一些出土的铜鼓上还描绘了他们传统的竞渡龙舟习俗。越人的居所多为巢居和干栏，巢居是指营建在树上的房屋，干栏是指利用多根柱子做支撑，把房屋凌空建在柱子上，这两种凌空建造的房子都是为了避免蛇虫走兽的侵扰和适应当地高温多雨的环境。:365-369
南越国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仍保留有一些不人道的习俗，比如人殉和猎首。在南越文王墓中发现了15具殉人，这些殉人都是南越文王赵眜的宠妃和身边近待。罗泊湾一号墓和二号墓也分别发现了7具和1具殉人，他们都为墓主人的家奴。猎首的情形则描绘在南越国墓葬出土的一些铜鼓和铜提筒上，表现了南越国的越人将敌人俘获后，割下首级献祭的场面。:375
南越国 遗迹
南越国的遗迹多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其中以南越国都城的所在地，即现今的广州市分布最多。目前在广州市范围内的共有五处和南越国有关的遗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分别为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和莲花山古采石场。:182-183此外，至1995年为止，广州市共发现南越国的墓葬多达250多座，是南越国墓葬发掘最多的地区。:377在广州市之外的广东省地区，仍有很多的南越国遗迹，它们包括南雄的横浦关、阳山的阳山关、乐昌的赵佗城遗址、仁化的古秦城等南越国的关防遗址，以及零星分布在肇庆、乐昌、曲江、南海等地的南越国墓葬。:376-377广西的南越国遗迹主要以墓葬居多，它们主要分布在贵港、贺州、平乐、合浦、梧州、柳州、兴安等地。其中较重要的墓葬有贵港罗泊湾一、二号墓，贺州金钟一号墓，此外在平乐银山岭、合浦望牛岭、贵港风流岭等地的汉墓群中亦有南越国时期的墓发现。
南越国 遗迹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保护面积约5.2万平方米，它是秦征岭南以来广州历代地方官署的所在地，这里挖掘出来的南越国相关遗迹包括有南越国宫苑和宫殿遗址、秦代造船遗址等。南越国宫苑遗址包括1995年发掘的石水池和1997年发掘的曲流石渠，两者相连组成了南越国宫苑的园林水景。石水池名为“蕃池”，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目前仅挖掘了400平方米，在这里出土了叠石柱、石门楣、八棱石柱、石望柱和“万岁”瓦当等建筑构件，可知水池当中原筑有一组大型建筑。曲流石渠残长约180米，石渠中设有急弯处、弯月形石池、渠陂等特殊构造，用以营造不同的水体景观，石渠上方还有一座石板平桥和与之相连的步石供人漫步。南越国宫殿遗址是2000年发掘的，包括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渗水井、北宫墙等部分。一号宫殿约580平方米，原是高台建筑，台基外面有印花砖和卵石铺砌的散水。二号宫殿仅挖掘了其中一角，宫殿结构和一号宫殿相同，在该殿出土了印有“华音宫”的陶提筒盖残片，说明二号宫殿有可能叫“华音宫”。渗水井里发现了一百多枚南越国的木简，内容涉及籍薄和法律文书，可以从多个侧面反映南越国的各项制度和宫廷生活。北宫墙仅剩夯土墙基，该宫墙的发现可以准确确定南越王宫的北界。秦代造船遗址是1975年发现的，遗址内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长约100米，每个船台由枕木、滑道和木墩等组成。2009年7月，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上开始动工兴建南越王宫博物馆对其进行保护和展示，该馆于2021年9月8日以王宫展区的身份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合并组建为新成立的南越王博物院。
南越国 遗迹
南越文王墓通常称为南越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眜的陵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象岗山上，是一座凿山深埋多室结构和有斜坡墓道的石室墓，造墓采用竖穴和掏洞两种形制的结合。该墓在1983年被发现，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寝的格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外面是一条斜坡墓道。墓道的残长是10.46米，靠近墓室前部的是一个外藏椁，共出土了17个大陶瓮及铜车饰、仪仗等，墓道共发现殉人两名。墓室前部共有3室，前室居中，左右两侧为东、西两个耳室。在前室中发现带“景巷令印”的殉人一名，应为掌职王室家事的宦者，另有一些随葬品。东耳室主要陈放的是宴乐用具，包括有青铜钮钟和甬钟各1套，石编磬2套，青铜句鑃1套，还有提筒、钫、壶、瓿等大型酒器及其它的宴乐用具，另有殉人一名。西耳室是各种珍宝的库藏，包括有青铜礼器、金银饰件、玉石珍玩、车马饰件、五色药石、印章封泥、丝织衣物、陶器石器、漆木竹器、铜铁工具等。墓室后部共有4室，主棺室居中，其后部为后藏室，左右两侧为东、西两个侧室。主棺室内置一棺一椁，棺和椁之间有头箱和足箱。墓玉身着丝缕玉衣，头枕丝囊珍珠枕，玉衣里外共发现有31块玉璧，墓主身边还有龙凤纹重环玉佩等3件透雕玉饰，成串的组玉饰和10把铁剑，以及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帝行玺”金印、“帝印”玉印、“泰子”金印、“赵眜”玉印等随葬品，墓主的头箱放有大玉璧、玉角杯等多钟玉器件，足箱放有100多件仿玉陶器和古波斯风格的银盒。东侧室是墓主四位殉葬夫人的葬所，出土了“右夫人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印章，以及7组组玉佩、铜镜、带钩、铜熏炉等。西侧室是厨役之所，殉葬了7人，置有猪牛羊三牲和一些随葬品。后藏室是储放珍馐食品的库房，室内共堆叠铜器、陶器130多件，以炊器、储盛器、盥洗器为主，并有禽畜和海产品的残骸等。南越文王墓总计出土随葬品1000多件，包括铜器500多件，玉器240多件，铁器246件，另有金器、银器、陶器等一批。1993年2月8日，在原墓址建立起来的遗址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全面落成，该馆于2021年9月8日以王墓展区的身份与南越王宫博物馆合并组建为新成立的南越王博物院。:215
南越国 遗迹
罗泊湾一、二号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罗泊湾附近，离贵港市区约5公里。罗泊湾一号墓在1976年被发现，是一座大型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其椁室呈凸字形，南部为斜坡墓道。该墓的椁室结构复杂，分前、中、后三个椁室，12个椁箱，但因为早年被盗过，遗留的陪葬物不多且被扰乱，椁室内的主棺为双层漆棺，另还有两具单层棺。墓道的南部是车马坑，出土了一辆实用马车，车厢已朽，仅留鎏金的铜车马器。椁室底板下有七个殉葬坑，共葬有七名殉人和少量的陪葬品，另有东、西两个器物坑，殉葬坑和器物坑都未被扰乱过。在西器物坑中出土了翔鹭纹铜鼓、铜盆、铜盘、铜勺、竹节铜筒、木制革鼓、铁釜、铜蒜头扁壶、铜盘口鼎等物。在东器物坑中出土了铜盆、铜钵、铜鋗、葫芦瓢、铜匜、铜桶、陶甑、铜鼓、铜钫、铜三足案、铜九枝灯、铜鼎、彩绘铜盘、筒形铜钟、羊角钮铜钟等物。在罗泊湾一号墓中共出土陶器50件、铜器192件、铁器25件、金银锡器8件、玉石器14件和竹木器、丝麻织品一批。其中出土的漆器中不少烙印有“布山”戳记，表明了现在的贵港就是南越国时桂林郡布山县治的所在地，而墓主被认为是当时桂林郡的最高官吏。:3-95罗泊湾二号墓在1979年被发现，和罗泊湾一号墓形制相近，也是一座大型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其椁室呈凸字形，南部为斜坡墓道。该墓分前、后两椁室，主棺在后室，为两重髹漆套棺。在椁室底板有一殉葬坑，内有殉人和少量随葬品。该墓曾被严重盗扰，只出土随葬品123件，主要为铜器和陶器，另有少量的玉器、铁器、木器、金器等。在后室的头箱中，出土了一枚“夫人”玉印，因此墓主被认为是南越国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97-113
六博
六博（上古擬音：*k.ruk pˤak），又作六簙，是中国战国到晋朝流行的一种掷采行棋的兩人或四人局戲，以多得籌為勝，行棋模擬貓頭鷹等鳥類在池塘獵魚的行為。
六博 名稱
六博因為每方各用六根箸、六塊棋子，所以名稱六博、六簙，也有許多別名。在戰國時代也可稱象棋，指象牙之棋，是象棋此中文辭的最早含意。也有人認為六博棋子有其他材質，取名象棋是表示是象徵的遊戲。
六博 歷史
六博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流行，與別名為格五的塞戲並稱。湖北江陵、山东曲阜等地就发现有战国时期博局盘、博箸和棋子。
秦汉时期六博更为流行，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建筑遗址、北宫南砖瓦窑场址发现有陶质博局盘；在各地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有很多的漆木质博局盘及六博博具。在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有关博戏的画像也有大量发现，如四川的新津、成都和彭县，河南新野出土的画像砖，都刻有二人或四人投著行棋的对博场面。有关博戏的画像石主要发现于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省，都刻有投箸行棋的对博图像，所刻博具形式与考古发现差不多。魏晋时期六博依然存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绘有六博的图像，但魏晋以后逐渐不再发现。
六博创制、流传年代久远，棋具和棋局结构复杂，走棋方式变化多样，彩点名目繁复。由于年代久远，記錄玩法的《古博經》、鮑宏的《博經》、《塞經》（《旧唐书》記載兩書名為《小博經》、《博塞經》）早已失传，只留只言片语。與六博還可能有關的書有《隋书》記載的《杂博戏》、《太一博法》、《双博法》、《皇博法》；《旧唐书》有《大小博法》、《皇博经》、《大博经行棋戏法》、《二仪博经》、《大博经》。
六博 歷史
出土博具实物及相关文物简述如下：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一套完整的漆盒装六博棋具，盒内有方形博局盘一件，上有12个曲道4个飞鸟图案，大象牙棋子12枚，6白6黑，灰色小象牙棋子20枚，箸分长短两种，长箸12根，短箸30根，象牙削刀一件，灰黑色，呈竹叶形，两边有刃，有木柄，通长17.2厘米。象牙割刀一件，木骰一件，为球形十八面体，每面均阴刻篆体文字：一面刻骄，相对的一面刻男+妻，其余各面分别刻数字一至十六。是迄今所见配套最齐全的博具。该墓遣策中有记博竹简一组八枚：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口 口 口 口。所记与出土实物相符。该墓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为列侯。
六博 歷史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 11号、13号秦墓均出土博具。11号墓出土的博局盘长方形，盘面以中部方框为中心阴刻12个曲道纹和4个圆点。棋子12枚，其中6颗为长方体，博箸6根。13号墓出土的博局盘长方形，盘面也有以方框为中心的12个曲道4个圆点，盘的一侧有一个长凹槽，内置骨棋子6枚竹箸6根，槽外盖有一有圆孔的长木片，骨棋子一大五小，竹箸亦为半边细长竹管制成。据11号墓竹简知该墓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
有的墓葬虽随葬全套博具，但出土时已朽坏残缺：
六博 博具
战国时期的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包括梮、棋、箸。通过对考古资料研究发现，早期和后期的六博具稍有不同。
博局也称“椐”，多为木质方形，盘面髹黑漆，也有白漆的，有一方形大框，框内中部是一方框，周边有有T L V I形的棋路，名為曲道，共十二道，四角处有四个圆点，中间區域稱為水。有些博局是中央方框與四角曲道以斜線相連，傅舉有認為是塞戲。
博局形式似乎是模仿自栻盘，栻盘关于生门、死门、相生、相克的说法，对博局也产生了影响，博局上的十二曲道中就有不利行棋的“恶道”。1993年，尹灣6號墓出土刻有「博局紋圖」的漢墓簡牘，為研究帶來了重大突破。此博局紋圖為占卜所用，棋盤標有干支占位，直行為占卜事項，橫列是占卜術語，兩方對應得出占卜結果。其上之占卜術語「方、廉、揭、道、張、曲、詘、長、高」9字，和許博昌術語「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9字相通，但棋子運行與干支順序無直接關係。
六博 博具
棋盤有九種棋位，有在線側、線上、點上、框內。
每方有六枚棋子，色分為黑红或黑白两组，形狀為六面長方體，多以象牙、玉石或金属制成，無任何標誌，每组均大小相同。也有考古物棋子是一大五小，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的考古實物。
另外，有公用的標記物，得到時可獲得籌碼，稱為鱼，共兩枚，代表比目魚，因此《楚辭》也稱為比，晉國有用外表白亮的犀牛角製作。這些魚會放在稱為水的棋盤中央方框。有些則是稱為直食其，共二十枚，熊传新指出考古實物中，直食其與籌的比例約為1:2，表示作用於魚相同。
依擲具不同，有箸、茕、瓊三種之分。
唐代成玄英註解《莊子·駢拇》時寫：“行五道而投琼曰博，不投琼曰塞” 。其認為六博與塞戲差別在是否用瓊作投子，而《爾雅》則說明別名為格五的塞戲係投箭。於此乃成玄英錯認六博為「行五道」；然後人誤以為塞戲沒有擲具，亦錯認六博無侥幸取胜的成分。
六博 博具
箸也稱為箭，是用半边细竹管，中间填金属粉再髹漆而成，剖面呈新月形，材質也有玉製。这样投掷时就能够正反不同，便出现不同数目的筹码。N條箸，能表現N+1個采，許多傳統擲賽遊戲有使用，如柶戲。用六根箸當擲具的六博稱為大博，有格五的別稱。
也有用兩箸、五箸、八箸的變體。
茕是十八面或十四面體的骰子，除兩面寫字，其他為連續數字。一面刻驕字；反面刻(男+妻)；其他面刻一到十六或一到十二的數字。歷史學家李學勤認為(男+妻)不見字書，應是讀媿。用兩顆茕當擲具的六博稱為小博。
西汉时出现代替博箸的茕，多用玉、竹、木、骨等材料。
《古博经》指瓊是長方型四面體的骰子，共四采。
《博经》指瓊是長方型五面體的骰子，其中四面有刻痕，刻字有塞、白、黑、五，在五、塞之間一面無刻字，共五采。至今朝鮮還有此類擲具，稱為輪木。
六博 博法
初始佈置時，玩家們將棋子平躺布于局中的其中一側的外側棋位，這些棋子稱為散。棋盤中央放上魚或直食其，籌碼放在棋盤旁。遊戲開始後，互相根据掷的数字决定行棋步数。
依許博昌的口訣，棋子移動有三種路徑。很類似柶戲等十字戲類遊戲。
散只能以「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此路徑順時鐘繞行。散擲到某些采後就即竖起，改稱為梟或驍(驍在漢代為梟的借用字)。箸在擲到六面有五面皆白、瓊擲到五或白采時、茕擲到梟采時，散變成梟。但若茕擲到媿采時，梟要變回散。
梟可以「張→道→揭→畔→方」從外往內，到方的棋位，也就是可入水吃標記物，這動作稱為牽魚，牽一條魚獲二籌。獲得魚的梟再以「方→畔→揭→道→張→道→揭→畔→方」，此路徑將帶魚帶離後，再返回方位繼續牽剩下的一條魚。既使散變為枭依然會被敵方的散或梟所殺。若牽一條魚的梟被敵方所殺，稱為翻一魚，敵方獲三籌；若牽兩條魚的梟被敵方所殺，稱被翻雙魚，敵方獲六籌。梟也能穿過中間以「張→道→揭→畔→方→畔→揭→道→張」；或行經張的棋位轉成「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以到他處去攻擊敵棋、搶奪敵方的魚。
六博 博法
勝利以多得籌碼者為勝，所以阻止敵方得魚、或奪對方的魚，殺梟是重要的手段。行棋有如兩方的貓頭鷹飛繞著池塘以爭魚吃的行為。
六博遊戲方式類似許多棋子由外往內環繞的擲賽遊戲，吃法也是擲賽遊戲的特徵，與印度的八條盤碁關係最密切，差別在於六博有升級棋，改以獲得在中心終點的籌碼多為勝，而不是到達終點就獲勝。
六博被當成中國象棋前身的錯誤，在於；其一，名字相同，雖兩者遊戲類型差異頗大，但皆可解釋為象徵的遊戲；其二、人錯把以為枭、卢、雉、犊、塞這五種樗蒲的采當成六博的棋子名，並以為殺梟等同於象棋類遊戲的將軍，把象徵貓頭鷹獵魚的遊戲當成兵戲。
據稱，中国象棋国家一级裁判员王前民在2006年3-4月，發表他判斷的六博棋遊戲規則，並演示對局。他認為六博不用擲具，是玩家像三六九棋類同時出手指來決定步數。
六博 文化影響
曾藍瑩藉由尹灣出土的漢墓簡牘，比對出占卜術語和博局紋上天干地支的對應排列順序，認為六博局不但用於遊戲，也可用於占卜，雖然迄今占卜的實際操作方法依舊不明。
因占卜的目的在於趨吉避凶，因此六博局紋便帶有「吉祥」之義，故漢代人認為在鏡上鏤刻博局紋可以「去不祥」。1986年，日人西田守夫首次發現兩張銅鏡拓片上，有「刻婁（鏤）博局去不羊（祥）」的銘文字樣；1993年，江蘇連雲港4號墓又挖掘出「竹片『刻治六博中兼方』」。
「TLV」3個符號出現在西漢晚期規矩鏡，國外學者依其形狀像英文字母「TLV」，故稱為TLV鏡。其圖案紋飾一般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故又稱為規矩四神鏡。
六博其勝負關鍵在於擲採，頗有娛樂價值。至後代雖失傳，但文人依舊會用於詩詞。
大肚王國
大肚王國（未知—1732年）是一個史前時期在臺灣中部由臺灣原住民巴布拉族、巴布薩族、巴則海族、阿立昆族、羅亞族建立的多部落酋邦。「米達赫」（荷蘭語：，荷蘭語發音：[ˈmɪdɑx] ⓘ）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职员大衛·賴特（David Wright）定義的一個擁有特殊政治地位的郡省地域，他稱呼統治者為「米達赫王」（Keizer van Middag），在官方的熱蘭遮城日誌中尊稱該統治者為「君主」（vorst），《巴達維亞城日記》則是稱「番仔王」（Quataongh）。
在鼎盛時期的領域範圍南端約到鹿港，在大肚溪上中下游的流域。荷蘭時期的領域範圍主要在今天的臺中市，以及彰化縣北部和南投縣的一部分，其性質推測可能為一鬆散的部落聯盟，因為其政體無文字證據證明具有組織和有效率的統治形式。
大肚王國 統治者
大肚王有文獻記載且較能考證的君主（中晝之王）有兩位，分別是甘仔轄·阿拉米（荷蘭語：）和甘仔轄·馬祿（荷蘭語：）。漢人稱大肚王為，學者翁佳音推測可能係台語番仔王 (Hoan-á-ông)的轉訛。荷語稱其為中晝之王（荷蘭語：），臺灣原住民則稱之為Lelien。歷任大肚王皆以「甘仔轄氏」為統治者之姓氏，而甘仔轄也是拍瀑拉語的別稱。甘仔轄·阿拉米於1648年駕崩後，其外甥甘仔轄·馬祿繼任大肚王。馬祿繼位後，由於尚年輕，所以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交涉時，大部份都由其繼父塔拉荷持籐杖出席集會，且因當時大肚社係傾向以女性核心來維持家系，當地實權在馬祿的外祖母手中。
大肚王國 統治性質與內涵
有學者認為，荷蘭文獻中的大肚王之「王」與 kingship概念不一定相同。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巡臺御史的黃叔璥在他的《臺海使槎錄》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說明17世紀臺灣中部確實有一個「番長」存在，而其可能是跨部落的。
「王」的角色，是在祭典儀式中扮演對眾人祈福的角色，社眾對「王」呈貢獵物。「王權」的內涵，包括對轄下之社發生紛爭時擔任仲裁，並提供實質庇護的能力。此一屬巴布拉族的「王」，轄下統治19或20社，包含巴布拉、巴宰、巴布薩、阿立昆、羅亞等不同族群；依據蘇格蘭人大衛·賴特（David Wright）的記載，大肚王國最強盛的時候曾統治27個部落，只是後來有9至10部落獨立:82。「王」所屬的大肚南社傾向以女性為核心來維持家系；王外出時的儀式性權力展現並不明顯，只有一、二名隨從跟隨，也沒有定奪屬民生死的權利。
大肚王國 統治性質與內涵
「大肚王」透過流域體系建立的政治主權，具有地理環境相對穩定、握有河口區位等地理因素的基礎，利於在當時的背景下，透過流域體系建立跨語族的統治；然後，「王」的統治內涵，再透過諸如控制首獲獵物權、仲裁屬民世俗紛爭、提供部份實質庇護，與扮演祭儀中的象徵性角色等含括經濟、政治、軍事與意識型態上的實踐，形塑出以「王」為統治範圍──以河口一帶為權力核心、流域體系為空間網絡的區域輪廓。
大肚王國 歷史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起殖民臺灣之後，於1638年獲海盜情報，知在中部馬芝遴地區（彰化縣福興鄉與鹿港鎮一帶）計22社，其中大甲溪以南的18社是由一位叫甘仔轄·阿拉米（Kamachat Aslamie）的領袖所統轄，但荷蘭人起初未派兵征服。
大衛·賴特（David Wright）是17世紀40年代居住在臺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蘇格蘭代理人，他將米達格列入11個平原地區的“郡或省”。然而，在具官方色彩的熱蘭遮城日誌中，荷蘭人稱呼大肚地區的統治者與瑯嶠地區都是「君主」（荷蘭語：vorst，地位次於國王），且瑯嶠君主相比大肚君主的威勢更大。
到了1642年8月，荷蘭人征服北臺灣西班牙人後，將其目標轉為征服西部平原的原住民，以連通臺灣南北的道路。直到1644年，荷蘭上尉Piter Boon才正式率兵遠征北臺灣未臣服的原住民，戰勝後南下打通陸路:74，因為遭遇巴布拉族的強烈反擊而未成功。翌年Piter Boon再度進攻，摧毀了13座反荷部落:78，Kamachat Aslamie只得接受范布鍊（Simon van Breen/1643-1647）牧師的協調。
大肚王國 歷史
1645年4月荷蘭人召開南部的地方會議，Kamachat Aslamie跟荷蘭東印度公司訂定條約，表示臣服，內容與瑯嶠君主與荷蘭人簽訂的瑯嶠條約內容類同，喪失不少權力。不過直到1662年荷蘭人離開臺灣為止，大肚王國都維持半獨立狀態。大肚王國不肯接受基督教，只讓歐洲人通過領土而不准他們定居，也無荷語的翻譯員。
大肚王國在1645年左右所統轄的範圍主要是大肚溪流域，大約是大甲溪南岸至舊濁水溪以北流域，是跨部落的統治或聯盟關係。
大肚王國對於後來的明鄭時期鄭氏政權亦對抗之。1661年鄭成功領兵渡海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軍隊，取得台湾統治權，大肚王國頑強抵抗鄭軍，導致鄭成功等人認為他們受到荷蘭的煽動。由於鄭軍當時尚未攻下安平，就已缺糧，因此下令往北屯墾，就地取糧或種植，因此與大肚王國諸社發生激烈衝突，此次衝突，鄭軍將領楊祖陣亡，一鎮之兵（約五百人）「無一生還者」。後來鄭軍再派出將領黃安，以埋伏之計襲殺大肚社頭目。
大肚王國 歷史
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之後，為了反清之需要，實施「兵農合一」政策，派遣鄭軍分赴各地屯墾，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動空間，導致鄭氏政權和大肚王國數次武裝衝突。
其中1670年大肚王國轄下的沙轆社抵抗鄭氏侵略，遭鄭氏政權將領劉國軒強力進攻，屠殺至僅剩六人，幾乎滅族，史稱沙轆社之役。
1731年（雍正九年），清朝官吏對原住民指派勞役過多，引起原住民群起反抗，發生大甲西社番亂（大甲西社抗清事件），清軍利用岸裡社「以番制番」，翌年被鎮壓下來，大肚王國翌年亦告瓦解。
古印度象棋
古印度象棋，或音译為恰圖蘭卡（梵語：，caturaṅga），為古印度的一种象棋类游戏。该词在梵文caturaṅga是性状复合词，意为“有四肢或四部分”，在史詩中通常意为“軍隊”。 起源於印度笈多时期的双人对弈棋類，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五、六世紀的八條盤碁，也有四人版變體，而直系後代為泰盧固象棋，此游戏為部分象棋遊戲的祖先。
六世紀時，印度人帶著此遊戲傳入波斯，而波斯人之後也帶波斯雙陸去印度。
古印度象棋在本地發展為泰盧固象棋；往東則發展成泰國象棋、高棉象棋、緬甸象棋、馬來象棋、中國象棋、日本將棋等；往西发展成波斯象棋，在棋子和规则上有大规模的改进，开始在中亚各民族广为流传。
多兵種的棋類早在烏爾王族局戲就有，有雨燕、渡鴉、雞、鷹、家燕這五種棋子，但非以殺王為獲勝的局戲。
騎士巡邏問題在古印度象棋的文獻中就有出現。
威廉·瓊斯將古印度象棋的規則從梵語翻譯成英文。准确规则不详。象棋历史学家认为其规则与继任者印度象棋类似。
古印度象棋 規則
棋子配置類似現在的國際象棋。王位置為己方左方數來第五行的底格，雙方王並不同行。仕的位置為己方左方數來第四行的底格。其餘兵種位置都相同。泰國象棋、高棉象棋、馬來象棋、衣索比亞象棋的棋子排列皆是兩王不同行；波斯象棋、蒙古象棋、西洋棋則是兩王同行。
王走法與國際象棋的王相同，移動為周圍八格。
士走法與中國象棋士相同，移動為右上、右下、左上、左下這四格。
象走法有好幾種描述。
同波斯象棋，與中國象棋的象類似，走田字形，但無塞象眼。
al-Adli在840年描述走法是跳至縱或橫向兩格，與帖木兒象棋的洞屋相同。
比魯尼在1030年描述走法是移動為上、右上、右下、左上、左下這五格。泰國象棋、高棉象棋、緬甸象棋、馬來象棋的象、日本將棋的銀將也同走法。
古印度象棋 規則
馬走法與國際象棋的馬相同，與中國象棋的馬相似（但無拐馬腳），移動為L字形。
車走法與國際象棋、中國象棋的車相同，移動為十字方向，不限步數。無國際象棋的王車易位規則。
兵走法與國際象棋的兵類似，吃法同為左上及右上，但兵的第一步時不能走兩步，無吃過路兵。升等只能升變为目的格的對應兵種，並且要該玩家已失去原先兵種的狀態。譬如己方兵到達b8（敵方馬之起始格）只能升變為馬，同時己方亦須有馬已失去，方能使用此「升變」該兵並「重召」為馬。
另一種升變規則是兵走到對方底線時，強制升變為士。
卑南王
關於卑南王的說法擁有兩種，第一種為荷蘭人所稱“卑馬巴的國王”（Pimala Pinarai），第二種為清治時期的比那賴（Pinadray）。
《臺灣通史》(1920年)：宣稱「唐貞觀間，馬來群島洪水，不獲安處。各駕竹筏避難，漂泊而至臺灣……而統一為卑南王」。
《臺東縣志》(1983年)：宣稱「元朝大德元年，卑南八社頭目馬加特征服其他各社，被推為酋長（卑南王）」
。
卑南王 荷蘭時期
卑南族的卡勒卡然部落曾是領導卑南族管理東台灣平原及海岸地區的權力中心，然而在滑地戰役中，卡勒卡然部落敗給了同樣是卑南族的普悠瑪部落。
戰勝的普悠瑪部落從此取代卡勒卡然人在東部地的統治權，後於清領時期協助滿清搜捕反清的華人亂黨。因平亂有功，大清皇帝御賜普悠瑪領導人卑南大王官銜。
滑地戰役之後，戰敗的卡勒卡然人部族中，有部分法流家系族人選擇南遷另覓棲身之地，最後於台灣南方瑯嶠一帶征服當地排灣部族後，後建立一新政權，史稱瑯嶠十八社。
卑南王 清治時期
前、後期之說共有以下三種區分法，此處採用第三種
《臺東縣志》：「清朝康熙35年（1696年）臺灣府令陳林、賴科等越山至卑南招撫山胞，冊封其酋長文結」。
《臺灣通史》與《卑南大王》:01-10亦有記載「康熙61年，文結因協助清庭平朱一貴之亂有功而封王」。
又稱卑那來（Pinadray或Pinaday），為東台灣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雖其出身及生平皆有所爭議，但因其助清朝官兵阻饒林爽文餘黨自浸水營古道逃到台東有功，受乾隆招待至北京，並獲得「卑南王」之稱號，而其所統轄之區域則稱為「後山七十二社」。
比那賴是卑南社人，約生於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屬於卑南社傳統六大氏族之一的拉拉氏族（Raera）。其父加六賽曾為傀儡山總社之第17任總頭目，而母親則是出身於太麻里的西路古。比那賴善於經商，成年後，以進入婚（Musabak，即漢人所稱入贅）之方式，進入今屏東縣之平埔族馬卡道族（Makatao）的大木連部落（Tavolia）（即今水底寮），沿著浸水營古道至西岸的水底寮開設交易所，一方面販售東部特產，另一方面則買進卑南人生活必需品，因而經商致富。
卑南王 清治時期
農業方面，比那賴將漢人耕作技術、器具、稻種及家畜禽引進東台灣，因而增加卑南族農產量。為追念此事，陸森寶於1964年將西洋民謠改編譜上詞，作成「卑南王」，歌詞即提及先祖比那賴教族人耕田、插秧，並開闢道路、樹立傳統。
根據余饒理（George Ede）於1890~1891年的《長老會信使》中記載，曾有一位東福爾摩沙國王（可能為比那賴），其王宮位於卑南。後來知本人將卑南征服，最後都被卑南人同化，最終阿美族人來了，他們立即就成為知本人的屬民:342。
根據民間傳說，由於比那賴率領東部七十二社協助清朝政府殲滅林爽文餘黨，故受乾隆封為「卑南王」。然而，據史料紀載，當時的乾隆封賞之官位最高只達到「六品頂帶」 ，與民間口傳所言之「受封為王」出入甚大。此外，原住民社會中本無「王」的概念，但卻為原住民誤傳為受封得「王位」。
卑南王 清治時期
卑南族盛傳，卑南社的頭目比那賴因有功而進京受封為王，因而統領東部七十二社，但根據清宮資料，1788年9月受臺灣當局遴選前往北京祝壽之30名原住民大小頭目包含四大總社之烏鰲總社、 阿里山總社、 大武壠總社及傀儡山總社等，與東台灣有直接關系者僅傀儡山總社，而其總頭目名單為比那賴之父加六賽，而非比那賴本人。
漢人陳安生入贅卑南，成為比那賴（Pinadai）後裔西露姑（Siruku）的丈夫，因婚姻關係及其能力，後成為卑南社之頭目。1874年5月，渡臺辦防欽差大臣沈葆楨派遣袁聞柝搭輪船前往前來招撫，陳安生等隨袁同知到郡，表示社眾皆願歸化。
也因為漢人和清朝官方勢力進入台東平原、以及如鴉片、瘟疫等社會問題影響，卑南王的統治力量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逐漸衰落，聯盟內的各部落逐漸擺脫了卑南王的控制，造成如1885年的知本利嘉之戰等內部衝突，盟主制度趨於瓦解。而在知本利嘉之戰結束十幾年後，卑南王終於走入歷史。
姑仔佬（Kuiaiaw），亦可稱做姑拉老（Kelalrau/Kuralau），為末代卑南王（終結於1897年），曾參與雷公火之役:72:97。
日本将棋
日本將棋（日語：，英语：Shogi），又稱本將棋（本，基本之意），是一種盛行於日本的象棋類圖版遊戲，與圍棋與連珠並列為日本最受歡迎的三大棋類遊戲，皆設有段位。
日本将棋 總說
根據日本將棋聯盟統計，目前將棋人口約有1,200萬人。在諸多象棋類遊戲中，日本將棋最大特徵即為「持駒」規則，棋手可以將吃來的棋子變為己用，花費一手將棋子打入棋盤上的空位。根據博弈论，將棋屬於二人零和有限確定完全情報遊戲，如果不受欠行與千日手的限制，將棋可能会發展為無限遊戲。
將棋的始祖目前沒有實證，目前普遍認為，將棋可能源於東南亞傳入的恰圖蘭卡（chaturaṅga），特別是銀將的走法，與泰國象棋等東南亞象棋的象完全相同。在日本最早的文字紀錄是平安將棋，之後陸續有小將棋、中將棋、大將棋、大大將棋、天竺大將棋、摩訶大大將棋、泰將棋、大局將棋等諸多日本將棋變體，傳說由後奈良天皇改良小將棋（9×9棋盤與42枚棋子），去除醉象，成為現在流行的「本將棋」。現代日本若直接稱呼「將棋」，一般即指9×9棋盤與40枚棋子的「本將棋」。目前日本仍有諸多中將棋（12×12棋盤與92枚棋子）愛好者，福井縣也保留古老的朝倉將棋。顺带一提，大局将棋(36×36格，402枚棋子)的游戏复杂度在围棋之上，是世界公认最复杂的古代棋类。
日本将棋 規則
將棋棋盤是一個9行9列（10條橫線、10條直線）的方格陣，棋子置於方格之內，一個方格內最多只有一個棋子。
日語稱呼縱行為筋、橫行為段。九個橫列中，靠近棋手自己的三段稱為自陣，靠近對手的三段稱為敵陣。
將棋的棋子呈五邊形，與西洋棋或中國象棋不同，將棋的棋子之間沒有顏色區分，而以五邊形尖端指向來區別所屬陣營，因此有轉變陣營的餘地。
將棋共有八種棋子：玉將/王將（玉/王）、飛車（飛）、角行（角）、金將（金）、銀將（銀）、桂馬（桂）、香車（香）、步兵（步），移動方法都不同。
飛、角、銀、桂、香、步六種棋子在敵陣內移動（打入當下不算）一手後，便會升變，因此升變棋子共有六種：龍王（龍）、龍馬（馬）、成銀、成桂、成香、成步，後四種棋子移動方法皆相同。棋子的移動範圍稱為「」。
依據棋子重要性，棋子還設計有不同尺寸。飛車與角行合稱大駒（），金將與銀將合稱金駒（），金銀桂香步合稱小駒（）。此外，飛龍角馬香五種能長距離奔走的棋子稱為走駒（）。
日本将棋 規則
一般來說，對弈雙方會分持玉將及王將，慣例由上位者（後手）持王將，下位者（先手）持玉將。按照「玉、金、銀」的命名原則，棋子名稱皆有「寶物」的意涵，因此將棋兩方的主將應該都稱為「玉將」，現代也通常合稱玉將加王將為「雙玉」，但由於將棋常用「王」（）稱呼主將，因而有王將一稱。讀譜時，則通常讀做「玉」（）。通常稱呼己方玉將為「自玉」，對手玉將為「敵玉」或「相手玉」。
升變棋子的簡稱實際上都是「金」，而以書寫字體區分，成銀為楷書「金」、成桂為行書「金」、成香為草書「金」、成步為平假名「」。在沒有特製活字時（例如詰將棋題本），通常便宜行事，稱成銀為「全」、成桂為「圭」、成香為「杏」，另外亦有稱成銀為「全」、成桂為「今」、成香為「仝」、成步為「」的用法。
將棋開局時，雙方各有20枚棋子，共計使用40枚棋子。若對弈者棋力有高下落差，則必須考慮手合割（讓子）（），優勢方除去部分棋子（）。若無此落差，則稱為「平手」（）局，配置如下：
日本将棋 規則
上圖以下側表示先手，上側表示後手，正置棋子屬於先手陣營，倒置棋子屬於後手陣營。縱向由右而左標為1~9筋，橫列向由上而下標為一~九段。先手常標為▲或☗（Unicode U+2617），後手常標為△或☖（U+2616）。
若為讓子局通常由讓子方（）先行，若不考慮手合割，則由擲駒決定，職業戰中也有事先決定先後的場合。
決定先後手完畢，操作步驟如下：
上圖為大橋流與伊藤流的棋子擺放順序。職業棋士有八成使用大橋流。
終局後，由上位者按照玉、飛、角、金、銀、桂、香、步的次序清點棋子數目並收納歸位。
將棋由對弈雙方輪流下出動作，輪到自己行動回合（）時，自己可以下出兩種動作之一：移動（）或打入（），稱為一手。
移動棋子時，必須遵照前面提到的移動方法，還有以下的簡單規則，在各種象棋類遊戲大致通用：
棋盤上，靠近對手的三個段稱為敵陣。除了玉將（王將）與金將，另外六種棋子（飛角銀桂香步）只要在敵陣內移動或移動進出敵陣，都可選擇是否升變（）。
升變大多有利，但在銀、桂、香三種棋子的場合，升變與否必須詳細考慮。特別是銀將，升變後只能直線後退。桂馬與香車升變與否，則會影響攻擊功能。
日本将棋 規則
持駒是棋手捕獲的棋子，一般放置於棋盤邊的駒台上。此後，可以花費一手將一枚棋子打入棋盤上空出的空格。
打入（）是日本將棋最大的特色，大幅提升將棋的遊戲複雜度。
如果下出攻擊對方玉將的棋，稱為（），相當於西洋棋的Check或中國象棋的「將軍」，此時對方要麼讓玉將逃跑，要麼以其他棋子擋住攻擊（）。如果將軍沒有辦法可以化解，則稱為（），相當於西洋棋的Checkmate或中國象棋的「將死」。如果當下沒有將死，但對方玉將已經無路可走， 則稱為必至（必死，），相當於西洋棋的Brinkmate或中國象棋的「欠行」。
原則上，判斷作負的情況有以下六種：
相入玉且點數不足：己方王將進入敵陣，則稱為入玉，相入玉為雙方皆入玉的情況。如果發生相入玉，且雙方都無法將死彼此，可以在取得共識後合意結束比賽。雙方以自己所有的棋子計算點數：玉將不計點，角行及飛車一枚5點，其餘棋子一枚1點，升變不影響計點。職業對局規則中，若一方點數少於24點，則判斷作負。業餘對局規則中，直接比較點數，點數多者勝，由於滿分54點，未滿27點即作負，點數相同時則判後手勝。
不分勝負（）的情況則有以下兩種：
日本将棋 規則
在職業對局中，不分勝負的雙方必須重新比賽，並對調先後手。
將棋遊戲目標是捕獲對方的玉將，達成就獲勝。然而，將棋傳統上忌諱「實際奪取王」這件事，因此，在王將被捕獲不可避（亦即將死）時，便可以判出勝負，也常有棋手自認無法逆轉局勢而認輸的情況（）。規則並沒有限制何時能夠認輸，基本上，輪到選手回合時，若己方玉將明顯快被將死，或者己方欠行而無法立刻將死對方，通常便會認輸。當己方面對連將，必須一手一手化解時，則需考慮有沒有反將一軍（）的可能性。此外，即使沒有明顯的將死或包圍，如果判斷自己沒有獲勝可能，喪失戰意，也可以認輸。例如：對手防禦過強，根本無法連續攻入（）；重要的攻防棋子被對手奪走；對手入玉（玉將進入自陣內）己方卻無法包圍。諸如此類的情況，都可以認輸。在職業賽事中，落下風的一方大多在殘局時便會認輸，很少有真正將死的情況。
〈入玉宣言法〉由日本將棋聯盟制定，於2013年10月1日實行，2019年10月1日追加修訂。目前在職業公開賽事中，還沒有援引此法而持將棋的案例。
若滿足以下條件，則可在輪到自己回合時，不移動或打入，而做出「宣言」：
日本将棋 規則
若符合以上條件，且宣言方達31點以上，則直接獲勝。若符合以上條件，且宣言方有24~30點，則視為持將棋，不分勝負，重新對局。若以上條件有不符，則宣言方直接作負。
以下列出日本將棋中的犯規行為，一旦發生，犯規方直接作負。若在犯規當下沒有人意識到犯規，但在對局結束前犯規被發現，則紀錄回到犯規當下，犯規方仍作負。觀棋不語，但限定第三者可以指出犯規。若在終局後才指出犯規，原則上犯規方還是會作負，雖然過去會把認輸放得比這種情況優先，但將棋聯盟已在2019年10月1日實行修訂版規則。
特別禁止下出這四種棋：
另外，連續王手千日手（）不算是禁手，而是「禁止發生之情況」。在循環四次前，叫將方可以變更走法，但若已循環四次，則千日手成立，直接判斷作負。
根據1977年到2018年的統計，職業賽事中，最常見的犯規行為是二步，無法移動棋子或打步詰則未曾發生。違反棋子移動方式案例當中，錯誤移動角行最為普遍。
職業棋士的經典犯規案例如下：
若在遭逢連續王手千日手時，為了化解王手而下出打步詰，則何方判負並不確定。公開賽事沒有前例，但詰將棋〈最後的審判〉指出此問題。
此外，若打步造成欠行，是否符合打步詰的定義？由於這個情況相當極端，通常只發生在一方變成裸玉時，職業賽事沒有出現（在這之前早就認輸了），因此缺乏正式解釋。
日本将棋 讓子
在棋力強弱落差大的棋局中，較強的棋手有時會讓子（），其標準稱為手合割。讓子方（）必須在開局時永久除去自己一部分的棋子，不能以任何方式將之放上棋盤。由於棋力差異，讓子並不會因為兵力差異而使被讓子方（）有明顯優勢，甚至有專為讓子場合開發的戰術。
讓子程度依棋力落差而遞增，臚列如下：
江戶時代家元制手合割沿用至1934年（昭和9年）。此制度將讓子標準訂為偶數段級差，若段級差為奇數，則操作如下：
此外，亦有其他特殊的讓子形式：
香落戰是最接近平手戰的場合，包含各種上手振飛車的定跡。
角落戰常見於職業棋士與業餘棋士對局，於1975年後流行一時。由於上手保有飛車，下手仍需防範強勢攻擊。下手定跡包含由天野定跡演變來的三間飛車（本定跡）、矢倉、中飛車（類似問候中飛車）等。
日本将棋 讓子
飛落戰中，上手擁有角行與金銀桂香，獨缺飛車，防守有餘，攻擊不足，因此多採取守勢。下手多採猛攻，定跡有右四間飛車、引角戰法等。
二枚落戰局中，上手缺乏大駒可供攻擊，但跟六枚落相比，防禦顯然綽綽有餘。上手不能用飛角簡單攻擊，下手則必須盡量找出攻擊時機。下手定跡包含傳自江戶時代的「二步突切」（）與「銀多傳」（）。1970年代一度流行「石垣流銀多伝定跡」，但在後來被研究出缺陷，因此「二步突切」在近代愈來愈流行。
六枚落於入門者學習時常見。由於上手不太可能攻擊下手，下手可以專心攻破上手，例如從端攻開始。
日本将棋 記譜
示例：
1 ▲２六步　　　2 △３四步
3 ▲７六步　　　4 △８八角成
5 ▲同　銀　　　6 △２二銀
7 ▲５八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