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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对内宣传
1996年1月15日，中宣部、新聞出版署正式批准《廣州日報》作為全國組建報業集團的第一個試點單位，此後逐步形成各地黨報以母報多是各級黨委機關報，子報多是面向普通讀者、面向市場的都市報或服務類報紙的格局。2001年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加強黨對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領導，始終掌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對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對宣傳業務的審核權、對主要領導幹部的任免權。2002年新聞出版總署《出版集團組建基本條件和審批程序》規定出版集團是黨的宣傳文化陣地，中央級出版社申請組建集團，由出版社主管部門根據有關規定對申辦單位資格進行審核後，分別向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提出申請；省級出版社申請組建集團，由省級黨委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根據有關規定對申辦單位資格進行審核，並報經省級黨委和政府同意後，分別報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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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20日新聞出版總署、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採編人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關於做好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指示，黨關於新聞出版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參加培訓的新聞採編人員學完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並考核合格後，由培訓主管單位給予頒發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的《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合格證書》，《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合格證書》是新聞採編人員領取記者證的必備條件之一。要求各省（區、市）統一命題，分期或統一舉行考試，考試命題要報全國培訓辦公室備案。命題類型要注意，不考死記硬背，注重考應用，考能力和案例分析。2003年中組部、中宣部、中央黨校在中央黨校舉辦了省以上黨報總編、電台電視台台長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第一期培訓班，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認識形勢，判斷事物，反映情況，安排報導，時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堅持政治家辦報、政治家辦台，把新聞輿論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忠於黨和人民的人手中。2006年中宣部開展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為主要內容的“三項學習教育活動”，使新聞工作者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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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布《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試行）》要求新聞採編人員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貫徹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新聞記者證實行年度審核制度，未經年檢的新聞記者證一律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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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3日，中宣部要求認真學習宣傳貫徹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重要講話精神，引導新聞理論工作者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新聞理論與實踐中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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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0日，中宣部發布了大連輸油管道爆炸事件的禁令：“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各地方媒體不要派記者前往當地採訪，已經派出的記者請立刻撤回。”對包括北京在內的省多家都市報發出禁令“禁止異地負面報導；禁止報導公檢法等部門負面新聞；國內新聞版和國際版新聞，禁止採用“報社通聯”稿件，除本報記者稿外，突發事件均需用新華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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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案件報導工作的意見》，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向各家媒體逐級傳達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傳口徑和禁令。2011年7月29日中宣部連下三道禁令叫停了溫州動車事故的報導與評論“鑑於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復雜，各地方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所屬新聞網站對事故相關報導要迅速降溫，除正面報導和權威部門發布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不發任何評論。”2012年中宣部通知關於廣州市公務員一年公費醫療14億，超過210萬農民醫保的問題不報導，不評論，不轉載。對劉翔在倫敦奧運會上沒有完成比賽一事，嚴格執行我部此前有關通知精神，重點報導劉翔頑強拼搏精神，不作負面報導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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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普及以來，中宣部在新聞管制和意識形態領域遇到3個“兩難”問題：“一是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與目前所提倡的價值理念的兩難；二是新型媒體的發展與新聞管理最基本政策的兩難；再一個就是外宣與內宣的兩難，原來是兩個口徑，現在基本打通了。”2011年8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辦、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記協召開視頻會議，在全國新聞戰線部署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聯合下發《關於在新聞戰線廣泛深入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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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負責執行中共的文藝政策。文藝是共產黨階級鬥爭的武器，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文化藝術，是搞意識形態工作而又有其專業特點的，必須具備本行專業知識和才能，強調又紅又專。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就曾專門就電影工作指示中共東北局宣傳部稱:「階級社會中的電影宣傳，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而不是別的東西」。因此，必須建立相應的審查制度，禁止反蘇、反共、反人民民主的電影的放映。1951年《中共中央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批准中央宣传部1951年11月23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指示宣传部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組成中央宣傳部的文學藝術處和電影處，使成為中共領導文藝工作的有力的工作機關。1953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宣部《關於改組文藝團體和加強對文藝創作領導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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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於1991年主持開展了文化建設重點工程“五個一工程”，其主旨是“要像抓重點建設工程那樣，有計劃有重點地組織精神產品的生產”。具體內容是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宣傳部抓好精神產品的生產，力求從1991年起，每年度拿出“一本好書、一台好戲、一部優秀影片或電視劇、一篇或幾篇有創見有說服力的文章”。到2007年為止，共有電影122部、電視劇291部、戲劇243部、歌曲193首、廣播劇159部。包括電視劇《長征》、《激情燃燒的歲月》、《編輯部的故事》，國產電影《生死抉擇》、《離開雷鋒的日子》，話劇《萬家燈火》、《虎踞鐘山》，舞劇《大夢敦煌》，歌曲《春天的故事》、《青藏高原》、《常回家看看》，以及廣播劇《永久的思念》、《西沙女兵》。浙江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兼省委講師團團長雷雲的論文曾3次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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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宣部會同中組部、中央編辦、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事部、勞動保障部、文化部、稅務總局、工商總局、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等有關部門和單位頒布《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定(試行)》和《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規定(試行)》。2003年，中宣部會同有關部門製定了《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培養工作意見》、《關於“四個一批”人才培養管理實施辦法》，提出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培養造就一批全面掌握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貫中西、聯繫實際的理論家，一批堅持正確導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人民群眾喜愛的名記者、名編輯、名主持人，一批熟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社會責任感強、精通業務知識的出版家，一批緊跟時代步伐、熱愛祖國和人民、藝術水平精湛的作家、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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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宣部、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商務部、海關總署等六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對文化產品進口實行特許經營，對經營單位實行文化產品進口經營許可證制度。中宣部於2005年3月1日頒布《全國性文藝新聞出版評獎管理辦法》，對全國性文藝、新聞、出版評獎主辦單位的資格作了嚴格限定。有資格舉辦全國性評獎的單位有兩類，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等黨和國家機關工作部門，以及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可舉辦全國性評獎活動。新聞媒體舉辦全國性評獎活動，須報上述有舉辦全國性評獎活動資格的主管部門核准並報中央宣傳部審批。除此之外，任何互聯網站、中介組織、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舉辦全國性評獎，也不得以各類大賽、評比、排行榜等形式變相舉辦全國性評獎。新聞媒體如確屬需要舉辦全國性評獎活動，須報有舉辦全國性評獎活動資格的主管部門核准並報中宣部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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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宣部主辦的《學習》雜誌連續刊登艾思奇等人文章。國家出版局黨組於1979年12月7日向中宣部提出《關於解決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積壓問題的請示報告》，經批准同意減少印制數量。中宣部1993年組織出版《鄧小平文選》、1994年頒布《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1995年突出宣傳孔繁森等、開展“文化下鄉”活動。自1997年中宣部在全國確定了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00年中宣部中組部提出了《關於建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幹部理論學習考核制度的若干意見》。2010年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了《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學習讀本》，要求各級黨委宣傳部要組織好《讀本》的學習宣傳工作，要求各級黨委講師團要圍繞《讀本》的內容，組織好對黨員幹部和基層群眾的宣講，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讀本》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輔助材料，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工作。四個重大界限是指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民主的界限，劃清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製的界限，劃清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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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毛澤東1942年《山東有可能成為戰略轉移的樞紐》：“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指出：“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明確指出：“需要在人民內部廣泛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必須大大加強，決不能削弱。”“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和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年一代做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是絕對不行。”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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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共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195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設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教育課程應以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教材，同時閱讀一些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和黨的文件與其他文件。1950年代的教材是中宣部編的《馬恩列斯語錄》；另一本就是《蘇聯政治經濟學習》教材。1961年中共黨中央批轉了中宣部《關於高等學校文科教學方針和教材編選工作的報告》，要求高等學校文科教育要培養紅色的專門人才，必須對學生進行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規定接受四門政治理論課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引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問題、研究學問，不斷同資產階級思想鬥爭。还指出堅持學術方面由黨領導。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論斷，公開宣稱已經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看來蘇聯“正面臨著從無產階級政黨蛻化為資產階級政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蛻化為修正主義政黨的嚴重危險”，是對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公開背叛，蘇聯“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闢的危險”。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普遍地、反复地開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校均大幅度地增加政治教育課時，突出毛澤東著作的學習，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突出階級鬥爭。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高等學校文科組織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4年10月11日中央宣傳部、高教部黨組、教育部臨時黨組下發《關於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規定：“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根本任務，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青年，向他們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培養堅強的革命接班人；是配合學校中各項思想政治工作，反對修正主義，同資產階級爭奪青年一代。”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印發了《關於加強高等學校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的聯合通知。1984年9月4日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下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院校馬列主義理論教育的若干規定》的通知。1984年11月13日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下發《關於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建設的意見》。1985年，三中全會後第一次高校馬列主義理論座談會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委託胡喬木主管此事，中宣部部長鄧力群、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盧志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胡繩等與會。1993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須加強，決不能放鬆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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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聯合下發了普通高等學校開設《鄧小平理論概論》課的通知。6月，中宣部、教育部根據黨中央的精神印發《關於印發〈關於普通高等學校"兩課"課程設置的規定及其實施工作的意見〉的通知》（教社科［1998］6號）。1998-2006年9月1日中國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設置是“98方案”，即1998年經報請中共黨中央同意的方案。根據這一方案，過去8年間高校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文理科分別設7門或6門必修課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文科開設)、“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其中，文科335學時，理科285學時，另有“形勢與政策”課。2004年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12所高校就高校公共理論課的教學情況進行了調研，完成《關於高校公共理論課教學情況的調研報告》。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一份《關於高校公共理論課教學情況的調研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中宣部、教育部要深入研究高校公共理論課的教學問題。當年3月下旬，中宣部、教育部迅速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調研領導小組，組織了將近9個月的大規模調研。調研以北京、上海、廣東、陝西等為重點，涉及全國各高校，針對課程問題、教師隊伍建設問題、教材問題以及綜合管理問題展開。2004年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16號文件）。結合16號文件，當年12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送審稿。送審稿先由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討論然後送中央審定。2005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則同意了《意見》送審稿。1月17日，胡錦濤在全國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有效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大學生頭腦，要求增加政治課的吸引力、說服力、感染力。李長春指出，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同年2月7日，中宣部、教育部最終聯合印發了這個《意見》。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開展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教育，開展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教育，開展科學發展觀教育，開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教育，開展基本國情和形勢與政策教育，不斷增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和說服力、感染力。設立本科4門必修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2005年3月中旬，教材編寫工作正式啟動。2006年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變為四門。原“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整合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簡稱“原理”），其中還補充了科學社會主義內容；原“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整合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簡稱“概論”）；原“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則整合為“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簡稱“基礎”）。增開了“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簡稱“綱要”），“[幫助學生]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是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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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提出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各級宣傳和教育行政部門要組織專家學者積極開展科學研究，為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依據。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關於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意見》。中宣部部長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設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設立了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設立了人文哲學社會科學出版基金項目，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進程。2005年5月11日，中央宣傳部、教育部聯合下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係與教材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要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在一級學科中，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2005年12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成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和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教材的編寫工作已進入初稿撰寫和修改階段，第二、三批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教材的編寫規劃已經啟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四門教材的編寫工作已完成並陸續出版。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馬克思主義理論被確立為一級學科，其下屬的五個二級學科也已正式確立。2006年7月1日至9日，中宣部、教育部召開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材徵求意見座談會，廣泛徵求了教師對教材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也以會議的形式培訓教師，把教師的思想認識統一到教材基本精神上來。凡是2006年秋季上'基礎'課的老師必須經過中宣部、教育部的部級培訓或省級教育部門的培訓。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要求“各高等學校應當建立獨立的、直屬學校領導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二級機構，統一管理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負責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相關管理工作。”。教育部要求各省級教育部門完成對本地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檢查工作。2010年起，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已出版工程教材示范培训班，累计培训骨干教师2000余人。各地也组织开展工程教材教师全员培训工作，培训教师近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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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負責辦學方針、學校教育工作的領導和監督。高等學校所需要的黨員正副校（院）長，由中央宣傳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和各有關政府黨組及省（市）提出具體方案，加以調配，黨委書記則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配備大、中學校的行政領導幹部。1961年8月1日至3日，鄧小平在北戴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會同中央文教小組、教育部、中宣部等部門制定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加以區別，原稿中的各個學派自由競賽，自由探討等條文，一般只適用於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方面，明確提出貫徹“雙百”方針的目的，是為著發展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而不是使馬列主義和資產階級學說平起平坐。同時，還增加了“在馬克思主義者內部，也允許對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的內容。此外，文科開設資產階級課程，只限於高年級。對師生“紅”的初步要求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服務。在此基礎上，要努力改造世界觀。1978年10月《高教六十條》經修訂後於在全國高等學校試行。1987年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頒布了《關於加強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幾點意見》，指示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研究生的招生、培養和畢業分配各個環節，都要加強思想政治考核。1991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教委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組織中小學干部、教師學習社會主義理論的通知》以及《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學幹部、教師思想政治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中宣部要求社會力量辦學必須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學校黨組織在教職員工和學生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宣傳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上級黨組織和本組織的決議、決定，監督學校行政管理機構和行政負責人認真執行黨的教育方針，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黨委教育工作部門或政府教育、勞動等有關行政主管部門黨組織應有專人負責社會力量舉辦學校黨的建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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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度。”中宣部組織建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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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150多年的英屬香港政府統治時期，香港媒體在深受西方新聞理念及報業傳統影響下，一直擔當資訊傳遞、引導輿論、監督政府、教育民眾、提供文娛等角色。尤其在1980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之際，香港的五花八門、多元流行文化是中國大陸地區的流行文化先導者。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共開始在香港媒體布局，全資開辦不少媒體，報業例子包括《文匯報》、《大公報》;電視台例子包括:鳳凰衛視，它的創辦人劉長樂曾經是解放軍軍官。這些中共操控的媒體在香港不斷擴展勢力，它們的身份被稱為「左派」媒體、紅色媒體，作為中共在港的喉舌、宣傳機器。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香港媒體即使在中共紅色媒體的滲透下，題材選取、價值取向等仍維持相對很大的自由度，新聞報導仍保持專業水準、持平客觀的傳統。然而，1997年回歸之後，格局漸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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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推出大量歌頌內地政府的節目，並購買國產劇於《國劇830》時段內播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对外宣传
中共1949年建政之前，就藉由西方諸多左派記者開始「外宣」公關。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战略，加快中国官媒海外布局。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決定投入450億元人民幣在全球推廣「大外宣」計畫（全名：「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計畫），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自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進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沈大伟估计，中国每年在外宣上花费100亿美元。2013年8月，习近平在主持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正式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口号，其后又在2016年2月的中共中央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阐释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内容，即“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对外宣传
对外宣传主要目的是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建立良好的「國家形象」，抵消海外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報導，改善中國大陸周邊的國際環境，對外國的政策決定施加影響，帮助宣传中共的政治觀點，以及宣传中共的舆论向导。主要手段包括官方媒體出海、购买控制海外华文媒体、建立社交帐号、控制在各个媒体平台有影响实力的主播和媒体人等。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报社或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也开始设立“国际传播中心”，以此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对外宣传
然而在2021年，中共的对外宣传策略遭遇重大打击。事由当年2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广播公司同年1月29日播出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的“假新闻”，翻炒疫情“隐瞒论”、“源头论”、“责任论”，还将一段反恐演习视频作为中国防疫部门“暴力执法、侵犯人权”的证据，“是典型的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假新闻，影响恶劣”，就此向BBC驻北京分社提出严正交涉。同日，英国通讯管理局宣布吊销中国共产党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执照，理由拥有执照的星空华文传媒对CGTN播出频道无实质控制权，只是CGTN在英分销商，非服务提供者。违反1990年英国广播法相关规定，即“广播执照持有者必须对获得许可的服务有控制权，包括对其播放的节目进行编辑监督”。另外，针对星空华文传媒申请将执照中国环球电视网络公司一事，英国通讯管理局不予批准，指申请缺乏关键信息，且环球电视公司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控制。另外，声明认为CGTN在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时有失公允，违反通讯管理局的《广播规则》，有鉴于上述违规行为存在严重性，管理局决定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将很快公布。2月12日，德国沃达丰宣布将依照英国通讯管理局的决定，停止在国内播散CGTN的节目。1989年，欧洲联盟与巴尔干半岛国家及乌克兰缔约了欧洲理事会的《欧洲跨境电视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Transfrontier Television）。根据协议，电视频道在协议其中一个缔约国取得落地许可，便可在全部缔约国播送，反之，如果电视频道被其中一个缔约国吊销播出许可，则会被全部缔约国断播。加上CGTN使用英国执照在德国落地，且英国脱欧后仍是该协议缔约方，CGTN在德国被断播，且日后可能会被全体缔约国断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对外宣传
2022年9月，自由之家披露了對2019年初到2021年底中共外宣的研究报告。報告中提到2019年起中共通过外國主流媒体大规模散播中共支持的内容。例如2020年以前，中国日报以插页形式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媒体上做广告。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使得里面的内容看起来更像是记者的新闻报道。不过纽约时報、华盛顿邮报、每日电讯后来都终止了与中国日报的合作。中国还针对对其不利的新闻机构进行网络攻击。中国外交官或其他政府代表還就會要求報道中國負面內容的记者、编辑或评论员撤回或删除不利於中國的内容。如果媒体机构、记者或评论员不遵从，中方就会直接或间接以损害双边关系、撤销广告、诽谤诉讼或其他法律后果等作为威胁来达到要求。例如2021年8月，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成功迫使《阿拉伯时报》刪除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有關的內容，並讓報社用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的声明代替。此外香港当局在以色列要求一家网站托管公司关闭一个支持民主的网站，并警告若拒绝要求，该公司的员工或会因香港国家安全法而被罚款或监禁。中共還在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開設虚假账户散布中國外交官帖子。中共还收買网红推广亲北京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对外宣传
2022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宣片《CPC》。這則宣傳片長度為2分50秒，全程用英文自我介绍。片中提到了张桂梅、祁发宝、张定宇、黄旭华。
2023年9月，中国日报在推特开設帐号Xi's Moments（学习时代）宣傳习近平思想。湖北省人民政府的公众号“湖北发布”於9月4日宣称，Xi's Moments是“习近平总书记海外官方推特帐号”，但湖北發佈的該文章很快便被刪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批评
美国学者卡罗尔·李·哈姆林（Carol Lee Hamrin）及赵穗生在其著作中的解釋，中共统战部门主要职能是“处理中国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精英人士间的关系”。非共产党精英人士主要包括有社会、商业、学术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中国大陸国内外的利益集团。“中共试图通过统战部来确保相关团体或个人支持中共或可以为中共所用”。
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对统战部的活动表示担忧，认为统战部的行为构成了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在《间谍之巢：关于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外国特工的惊人真相》（Nest of Spies: The Startling Truth about Foreign Agents at Work Within Canada's Borders）一书中， de Pierrebourg和Juneau-Katsuya声称统战部「管理着有关外国的重要档案」，其中包括宣传、对海外中国大陸学生的控制、在华人群体（和外国人士）中招募情报人员以及长期的隐蔽活动等。2007年，中共将统战部的活动经费提升了300万美元，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共產黨在海外的“软实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宣传 批评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发布警告称，中国在歪曲新闻和影响加拿大媒体的活动已经变得更加复杂、频繁和阴险，试图塑造舆论、辩论和影响加拿大的政治进程。CSIS简报指出，由中国主导的行动主要是在加拿大运营的各种媒体、以针对政治家、政党组织，以及华裔社区的成员的宣传，致力于破坏加拿大在联邦、省和市各级以及原住民政府内部的政治进程。
保延
保延（1135年6月10日－1141年8月13日）是日本的年號之一。使用這個年號的天皇是崇德天皇，並由鳥羽上皇實施院政。
保延 參考
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權之紀年
紹興（1131年正月至1162年十二月）：宋—宋高宗趙構之年號
人知：南宋時期—雷進之年號
阜昌（1130年十一月至1137年十一月）：宋時期—劉豫之年號
大聖天王（1133年四月至1135年六月）：宋時期—杨幺之年號
羅平（1141年六月）：宋時期—王法恩之年號
保天（1129年起）：大理—段正嚴之年號
廣運（至1147年）：大理—段正嚴之年號
天彰寶嗣（1133年至1138年）：李朝—李陽煥之年號
紹明（1138年至1140年）：李朝—李天祚之年號
大定（1140年至1162年）：李朝—李天祚之年號
康國（1134年正月至1143年十二月）：西遼—德宗耶律大石之年號
天會（1123年九月至1137年十二月）：金—金太宗吳乞買、金熙宗完颜亶之年號
天眷（1138年正月至1140年十二月）：金—金熙宗完颜亶之年號
皇統（1141年正月至1149年十二月）：金—金熙宗完颜亶之年號
大德（1135年正月至1139年十二月）：西夏—夏崇宗李乾順之年號
大慶（1140年正月至1143年十二月）：西夏—夏仁宗李仁孝之年號
中野會
中野會（）、本部事務所設置在大阪府大阪市天王寺區，日本的指定暴力團之一。正式成員在1996年約1500人，到2002年約140人。第五代山口組的2次團體，1997年絕緣、2005年解散。
『中野會』原第三代山口組 初代山健組旗下團體。1989年6月 升格為山口組直參的2次團體。1990年7月5日，中野會長就任山口組若頭補佐。1992年2月 原代理會長・井奥文夫（井奧會會長）升格為山口組直參。1996年7月10日 中野在京都八幡的理髮店遭第四代會津小鐵（會長・高山登久太郎）系組員槍擊。當時，山口組若頭・宅見 勝（宅見組組長）介入引敵為友，讓中野極為不滿；1997年8月28日 旗下的暗殺部隊赴命槍殺山口組若頭・宅見 勝。1997年8月31日 山口組將其“破門”。1997年9月3日 山口組組長與之絕緣。2005年8月7日 中野會解散。
紅麴酒
红曲酒，是一种以红曲米和糯米为主要原料酿制成的粮食酒。红曲米虽然具备一定的糖化和发酵能力，却不足以单独产出高浓度的酒，因此自古以来，红曲酒需另加酒曲来拟补。
紅麴酒 概况
把红曲米用于酿酒，源于何时，已甚难稽考，但不晚于北宋。北宋医学家庄绰在其作《鸡肋编》下卷中就写到「江南、闽中公私酝酿，皆红曲酒」。南宋末年《事林广记》卷八中，就提到了“造红曲法”和红曲酒的“东阳酝法”。此外，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元末明初的《易牙遗意》中则分别记录了“天台红酒”和“建昌红酒”的制作方法。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25卷，谷之四中则提到了红曲米的药用记载外，还写到「酿酒，破血行药势，杀山岚瘴气，治打扑伤损（吴瑞）。治女人血气痛，及产后恶血不尽，擂酒饮之，良」。
紅麴酒 知名种类
老红酒：又称安溪红酒、金鸡老红酒，是漳州诏安一带民间的酿造酒。安溪红酒的制法随郑成功传入台湾，但因为当时红曲米全部由中国输入台湾，因此当时的老红酒仅供富人饮用。清治末期的宜蘭縣由于红曲制造技术的引进，降低了原料成本，使得酿酒风气兴盛起来。1909年，出身制酒世家的林青云运用他先祖在安溪学习得来的红曲米酿酒法，成立「宜兰酒厂」，开始量产「安溪老红酒」。1946年，宜兰酒厂将其改名为「红露酒」。2006年，宜兰县为促进产业观光化，提升经济效益，县政府将宜兰酒厂出品的「窖藏金鸡老红酒」称为宜兰县酒。
红露酒：1906年，台灣商人黄纯青、谢道埤、陈炎等由中國福建引进红曲为原料，三人在樹林合资「树林造酒公司」以西方制酒方式以红曲制酒。其中糯米用量较多、酒龄较长之成品酒命名为「老红金鸡」，次级品为「老红酒黄鸡」。二战期间，金鸡停止酿制。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後，黄鸡改名为「红露酒」。现在树林区有「红露酒故乡」的美名。
元州邨
元州邨（英語：）是香港的一個公共屋邨，位於九龍深水埗區長沙灣元州街303號，即港鐵長沙灣站上蓋，原稱「元洲街邨」，於1969年落成。其後於1994年開始重建，重建後的新樓宇於1998年至2012年落成，並更名為「元州邨」，全邨由房屋署總建築師設計，現時由領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負責屋邨管理。
元州邨 前元洲街邨
元洲街邨原址為船塢區，在1960年代填海後興建屋邨，初時為長沙灣政府廉租屋邨（後易名長沙灣邨）的第二期，全邨於1969年落成；在落成前，因應管理方便而從長沙灣政府廉租屋邨中分拆為元洲街政府廉租屋邨（英語：），名稱來自其旁邊的元洲街；是新型政府廉租屋邨，由屋宇建設委員會管理。新型政府廉租屋的單位擁有獨立的廚廁設備，比同期的徙置區先進。
1973年香港房屋委員會成立後改由房委會管理，並改名「元洲街邨」。
下表列出1970年的租金水平。
元洲街邨共有8座大廈，設計可以容納31,512人。當中1、2、3座相連，4、5、6、7座相連，而第8座則獨立1座，邨內有4所幼稚園、3所標準小學，分別為安安幼稚園、聖安琪幼稚園、丹心幼稚園、國際救援會祈格遜幼稚園暨託兒所、九龍靈糧小學、寶安商會第二學校和寶血會嘉靈學校；另有1個硬地7人足球場、153個停車位及36個店舖。此外，屋邨還設有2個標準街市，共提供42個街市檔位。
元州邨 前元洲街邨
直至1994年，元洲街邨的重建計劃展開，第1至3座及第8座獲列入第1期重建計劃而於同年3月被拆卸，而其餘的第4至7座獲列入第2期重建計劃而於2000年5月26日（原定2月29日須遷出）起被拆卸，而受第2期重建計劃的居民大部份獲安置到1999年新建的樓宇。此外，九龍靈糧小學及寶血會嘉靈學校，分別於1993年及1999年，分別遷往馬鞍山利安邨和同區鄰近校舍。
元州邨 元州邨
在重建期間，「元州邨」這個名字僅套用在重建新廈上，重建前的廉租屋仍屬「元洲街邨」，因此便曾經同時存在「元州邨」和「元洲街邨」。
元州邨重建計劃共分成5期，
元州邨第1期及第3期重建計劃於1998至1999年完成，包括3座40層高的和諧一型大廈、兩座4層長者住屋大廈、停車場及興華街足球場。
元州邨第2期原址本規劃為居屋，並擬興建4座新和諧一型第四款居屋大廈（建於2層高停車場平台上），而第4期為小型單位出租公屋大廈，均預計於2004年竣工。但因停建居屋的關係，令到地盤曾空置一段時間，隨後改為興建出租公屋單位，而最終第2期設計亦有所簡化，包括住宅大廈改用出租公屋款式，停車場平台的設計亦被取消。第2期及第4期重建計劃由房屋署總屋宇裝備工程師伍達群負責相關屋宇裝備工程，已於2008年8月完成，所興建的樓宇用以安置因蘇屋邨清拆重建計劃而受影響的居民。此計劃包括四座40層高的新和諧一型大廈，共提供3196個單位、一座20層高小型單位大廈連基座安老院，共337個單位。
元州邨 元州邨
元州邨第2期元樂樓側有一條約30米長的簕杜鵑花隧道，每逢3至4月一片花海下，吸引不少市民拍攝。
已拆卸的長沙灣工廠大廈空地獲納入元州邨第5期，原址有兩幢40層及33層的非標準設計大廈、1幢27層單向大廈、長者護理設施及小型花園，已於2012年中陸續入伙，所興建的樓宇用以安置因蘇屋邨清拆重建計劃而受影響的居民。現在，元州邨第2期與第5期之間的永隆街已拆去，納入邨內道路及屋邨範圍，並興建有蓋通道連接長沙灣站C1出口，另新設升降機連接長沙灣站A3出口及直達元州邨第5期，已於2012年4月26日投入服務，仍存在的工廠大廈間的永隆街及福榮街將會保留。
（註：上述座號是以房屋署Estate Property的記錄及房屋署圖則查閱網為依歸。另外不設第1座）
元州邨 元州邨
元州商場屬第三期（商場詳細簡介見下文）。
元州邨設有一個雙層商場、一個單層商場及停車場，稱為元州商場。
元州商場是領展旗下的商場,位於九龍深水埗長沙灣元州街303號
鄰近港鐵長沙灣站。原屬香港房屋委員會旗下商場,現由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擁有。商場於1999年落成。隨後於2014年3月進行翻新工程。於2015年上旬竣工。
元州商場樓高兩層,由兩座建築物組成。包括元州邨元和樓下方，樓高兩層的基座,以及位於元州停車場地面的商舖,
分別稱為元州商場二期和一期 。以行人天橋連接,樓面面積約50,868平方呎。
商場設有近50個商舖。主要租戶包括：惠康超級廣場（F01號舖），經典廚房(F11&F12號舖)，屈臣氏(G03號舖)，KFC(G04號舖)等
元州邨 事件
2003年4月28日，19歲青年倪浩增與61歲父親因爭看電視起爆發爭執（但實際上是早有預謀），期間被父親以牛肉刀插其胸腹各一刀，導致腸臟溢出致死。
民建聯在7月13日起抽取元州邨63個水辦。化驗結果顯示，元州邨二期元禧樓高層及元樂樓低層的水辦樣本含鉛量超標，其中元禧樓高層單位浴室冷水辦驗出每公升89微克，超出世衞標準近8倍，另外元樂樓低層單位廚房冷水辦亦驗出達21微克，超出世衞標準1.1倍。
政府隨後公佈元州邨135個食水水辦中，有19個超標，數值介乎每公升11至153微克，最多超標逾14倍，於元健樓一單位抽取。
永治 (日本)
永治（1141年8月13日~1142年5月25日）是日本的年號之一。使用這個年號的天皇是崇德天皇與近衛天皇，並由鳥羽上皇實施院政。
永治 (日本) 參考
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權之紀年
紹興（1131年正月至1162年十二月）：宋—宋高宗趙構之年號
保天（1129年起）：大理—段正嚴之年號
廣運（至1147年）：大理—段正嚴之年號
大定（1140年至1162年）：李朝—李天祚之年號
康國（1134年正月至1143年十二月）：西遼—德宗耶律大石之年號
皇統（1141年正月至1149年十二月）：金—金熙宗完颜亶之年號
大慶（1140年正月至1143年十二月）：西夏—夏仁宗李仁孝之年號
公娼
公娼指公开登记营业，纳税并接受政府管理（例如定期体检）的女性性工作者。与公娼相对，不对政府公开自己卖淫身份和收入的为私娼:108。公娼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允许合法賣淫。
公娼 各地情况
清朝初年，清政府严禁官员嫖妓和逼良為娼，私妓活动因此有所收敛。中期以后，因经济发展和法令松驰，性交易业重新兴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对性交易产业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性交易业日渐发达:107—108。
《清稗類鈔·娼妓类》所记，“古有官妓，今无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纳捐于官中，略如营业税，得公然悬牌，可以出而侑酒、设宴于家者为公，反是则私。至业此之鸨，所蓄钱树子，悉为其假女，姓名皆伪托，阅时稍久，遂不可问，公私皆然，固不仅年龄之不能确计也。”:7亦有称公娼为官妓:96:288。官妓本是中国古代由各级政府直接和间接管理的女性倡伎，又称公妓、官娼，相对的即私妓。官妓制度至明清已消亡:6。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沿续清朝政策，性交易产业持续发达。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第二次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至195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完全取缔性交易产业。改革开放后，虽然性交易产业重新活跃，但仍处于非法状态:108。
公娼 各地情况
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公娼制度、比照日本內地管理，臺灣各地取得執照的娼妓與業者可在特定區域，即「遊廓」，合法提供性交易。相較之下，「私娼」、「密賣淫」則淪為地方警察取締的對象。1896年，總督府陸續在臺中、臺南、高雄等主要城市設置遊廓，並實施公娼制度，以保護日籍男性做為統治者的健康與滿足其需求為目的。 為了避免男性日人感染性病，性工作者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必須定期接受性病檢診，不得隨意離開位處城市邊緣地帶的遊廓，並常有地方風俗警察抽檢居處。本就出於生計所迫而成為娼妓的婦女，透過官方身體檢查被公權力貼上標籤，劃設特定區域管理則侷限其身體自由，使得公娼在臺灣社會接受度極低，且私娼仍頻。
公娼 各地情况
臺灣光復後，中華民國政府藉由《臺灣省各縣市特種酒家管理辦法》及《台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發放「妓女戶許可證」，仍變相允許公娼續存；直到臺北市議會在1997年通過廢除《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而《臺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在2002年廢止，才終結合法性交易在台灣的歷史。此議案從而引發領有執照的性工作者出面抗爭，婦運分成主張性自主權的「性權派」、主張立法保護女性的「婦權派」，並與要求維護工作權、倡議性工作者的去汙名化的「妓權派」進行辯論。就臺灣的情況來說，合法性交易本身，形同助長了以性與勞力剝削為目的的人口販運，性工作者的身體健康與工作條件一再被忽視，而允許賣淫維生的政府本身，也未善盡「保障生存權」的職責。
2011年11月4日，立法院通过“授权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的法案。由时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签署生效。法案“授权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未来在专区内从事及媒合性交者皆不罚，专区外则娼嫖皆罚”。因无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俗称红灯区）”，故性交易在臺灣地區仍处于非法状态:108。
兔兒神
兔兒神是一位中國民間信仰中的神祇，專司人間同性之間的戀情，亦被譽為「同志界的月老」、「同志的守護神」。目前祭祀兔兒神最知名之道場為台灣新北市中和區的威明堂（兔兒神廟），道場以正一道教活動為主。兔兒神本名有不同版本，應為地區發音不同所產生的文字分歧，一說為蝴蝶之轉音，包括「胡天保」、「胡田寶」、「蝴蝶寶」等。
兔兒神相關歷史記載不多，但可以得知兔兒神的信仰為人類神格化，並非後人杜撰神話捏造，亦非民間謠傳月兔形象。最早可以於明代徐𤊹（徐興公）所著文言小說集《竹窗雜錄》中窺見胡田寶的存在；在清代施鴻保所著的《閩雜記》中，則記錄福建省中有胡天保、胡天妹廟，其中胡天保又被稱為蝴蝶寶。
明末清初時，民間閩史便有文章記載專門祭祀胡田寶的寺廟與文化，一些地方道觀中亦有供奉胡田寶，爾後清朝官員朱珪大肆抄禁胡田寶的寺廟與神像。推測與朱珪為故友的袁枚，也許是從其聽來故事後，加以改編記述於《子不語》卷十九〈兔兒神〉。
一些野史除了記述祭拜胡天保的還願事宜，同時也記述一位與胡天保名字相似的「胡天妹」，又稱「蝴蝶母」、「蝴蝶妹」，亦為祈求感情事的信仰。
兔兒神 歷史文獻
根據文獻年代順序排列：
其中一段介紹道山觀提及「道光十八年，因觀中濫祀鐵頭和尚及胡田寶、蚨蝶母...』並引用明代徐𤊹（徐興公）的文言小說集《竹窗雜錄》：「胡田寶者，明提學道轎班，提學某少年美秀，田寶伺其入廁，尾之。受杖時，呼曰，願死為此神，遂斃杖下。蚨蝶母乃淫褻之女神，俗傳夫婦不睦，家人私禱焉。」
「省中尚向有胡天保、胡天妹廟，男女淫祀也。胡天保亦曰蝴蝶寶，其像二人：一稍蒼，一少晰，前後相偎而坐。凡有所悅姣童，禱其像，取爐中香灰，暗撒所悅身上，則事可諧。諧後，以豬腸油及糖塗像口外，俗呼其廟為小官廟。胡天妹像，塑一美婦，一手解衣，一手作招人狀，凡所悅女子，禱其像，亦取爐中香灰，撒所悅者身上，事諧後，以煙絲、檳榔、光餅等祀之。」
「舊時閩中淫祠最多，有一種最傷風敗俗者名胡田寶塑，為兩人相抱，一面稍蒼，一面嫩白，俗稱小宮廟。凡無恥淫蕩之徒見少年子弟，欲圖苟合，即向泥像禱求。於是設計勾誘，得遂所欲，謂是胡田寶之默佑，隨用豬大腸及糖塗泥像之口，以為謝。前清乾隆間，朱石君珪以糧道攝福州府篆，于東門外易俗里康山廟搜出胡田寶泥像、木牌，帶至署中，當堂劈分為兩，一投諸洪山橋下，一投諸南台大橋下。」
兔兒神 歷史文獻
「勾引少年子弟之淫祀，已有上述之胡田寶矣。又有所謂蝴蝶母者，其像塑豔妝，男婦搭肩而立。凡無恥淫蕩之徒見良家婦女少艾，勾誘不遂，即向求禱。事成以檳榔、絲煙、光餅等物報謝。相傳供像之廟祝，其妻甚美，被人入廟禱誘成奸，可謂及身現報矣。又有尼姑庵老尼誘買幼女，收為徒弟。長則勾引惡少，一切床帳服物皆姦夫置辦。成奸後，姦婦始削髮；其未削者，即為童女，以便招引别人。姦夫或旬月不一至，老尼即將姦夫生年八字書符念咒，能使疾病昏迷。如被父兄管束，不能再往，咒至於死，必令破家喪命而後已。相傳有"爾將我法門壞，我將爾家門破"之謠。吳榮光為藩司時嚴禁之，詳見吳公《禁淫祀邪術示》中。當時與上述胡田寶、牛頭願四者並禁，並逐條詳引刑律。道光十八年，詳請總督鍾祥、巡撫魏元烺奏明立案。胡田寶，他書或稱胡天保，疑胡田、蝴蝶皆蝴蝶之轉音；而蝴蝶母，他書又稱蝴蝶妹也。」
兔兒神 歷史文獻
「照得閩人好鬼，習俗相沿，而淫祀惑民，王法必禁。蓋聰明正直謂之神，禮義廉恥謂之人。人有貴賤貧富，無禮義廉恥則同於禽獸；神有新故大小，聰明正直則等於么魔。從未有淫汙卑辱，誕妄凶邪，列諸像祀，公然祈報，如閩俗之甚者也。本道訪聞省城，有淫祀二種，其一名胡田寶，塑為兩人相抱，一面稍蒼，一面嫩白，俗稱小官廟。凡無恥淫蕩之徒，見少年子弟，欲圖苟合，即向泥像禱求。於是設計勾誘，得遂所欲，謂是胡田寶之默祐，隨用豬大腸及餹，塗泥像之口以為謝。不知有廉恥者雖百，胡田寶不能被誘。無廉恥者何，必胡田寶使堪作合哉，迺竟淫邪相導，習為固然。若猶具有人心，宜悔宜痛，此其一也。」
「本道既有訪聞，即委員差役，於東門外易俗里康山廟，搜出胡田寶泥像木牌，帶至署中，當堂劈分為兩，一投諸洪山橋下，一投諸南臺大橋下。」
朱珪亦在此文中解釋其思想，為他抄禁廟宇之理由：「昔人有言曰：吾有三樂，人貴而物賤，吾幸為人；男貴而女賤，吾幸為男。今既為男矣，乃甘為人所淫；幸為人矣，乃甘奉祀獸畜，豈非無人開導，陷於不知乎？」
兔兒神 歷史文獻
另有一小段記錄朱珪之官蹟：「先是珪於乾隆一十年，閒來督糧儲道，毀胡田寶、牛頭愿兩淫祀，投像於水械，廟祝於通衢，閩人感化之。」
「為申明律例，嚴禁淫祀邪術，以正人心風俗事，本司三莅閩省，備見閩人讀書循禮，知義好善，民俗愈進愈湻，惟是舊俗相沿尚鬼。其胡田寶之淫祀，牛頭愿之邪術，乾隆年間，經大學士朱文正公，前任督糧道時，查明毀禁，剴切曉諭。迄今又越七十餘年，本司職承宣化，訪得烏石山白馬王廟，及東門外中山境康山都統祠等處，曾有供此邪像者。除飭地方官會同委員，普行分別拆毀嚴禁外，合行出示，並飭各屬自行查辦禁止，不得騷擾前道。喻以情理，本司做以律例，竊願人心普正，風俗通湻，當月吉布令之，始為爾軍民悚，切言之。 一名胡田寶，凡無恥之徒，勾誘少年子弟，向像禱求，既成報謝。查例載：強姦十二歲下幼童者擬斬，和姦者擬絞。即非十二歲以下，和同雞姦者，亦杖一百枷號一個月。此等人即不顧廉恥，亦當愛惜身命，何得縱一日之欲，犯三刑之誅？而胡田寶導淫受謝，即應律以教"誘人犯法與人同罪"之條。現據閩、侯兩縣查稟，業經祠像折毀，惟恐故習復萌。此後如有復行塑供者，許爾等首報到官，從優酌賞。」
另外，此文同時也出現蝴蝶母的身影：
「一名蝴蝶母，其塑像豔粧，男婦搭肩而立。凡無恥淫蕩之徒，見良家婦女少艾，勾誘不遂，即向求禱。事成以檳榔、絲煙、光餅等物報謝。相傳供像之廟祝，其妻甚美，被人入廟禱誘成奸，可謂及身現報。查律載：軍民相姦，杖一百枷號一個月，強姦者絞。姦幼女十二歲以下，雖和同強姦，期親妻女及僱工姦家長妻女，皆斬決。而蝴蝶母必應，科以媒合容止，及教誘同罪之律，應行拆毀。」
兔兒神 傳說
根據袁枚《子不語》的記載：
清初，有一位年輕就得到功名的巡按御史，被派到福建去。當地一位名叫胡天保的人，很喜歡這位巡按御史的美貌，每次巡按御史升堂，一定偷偷窺視他。巡按御史心中很疑惑，但總不瞭解原因，胥吏也不敢講。巡按御史去巡察別的地方，胡天保也跟著去，後來竟躲在廁所偷窺巡按御史的臀部。巡按御史問他，他剛開始不肯說，後來被刑求才說：「實在是因為大人的美貌，心中無法忘懷。明知道天上的玉樹不可能讓凡間鳥兒停歇，但還是鬼迷心竅，不知不覺做出這種無禮之事。」巡按御史大怒，將他杖斃處死。
過了一個月，胡天保託夢給鄉親，說：「我這種非禮之心冒犯到尊貴的大人，死了是應該的，但是出於一片癡傻愛心，跟一般歹徒惡意害人不同。地府的官吏都笑我、消遣我，但都沒有對我生氣的。現在陰間封我為兔兒神，專管人間同性戀之事，可以為我建廟招來香火。」
兔兒神 傳說
福建地方有一些人有聘男子為契兄弟的習俗，他們聽到鄉里人述說這段託夢之語，就爭相集資建廟，果真非常靈驗。後來，只要有想要偷偷相會約見，或是有愛戀不受贊同者，都會前往祈求庇佑。
袁枚的老友程魚門聽到這事就說：「這個巡按沒讀過《晏子春秋》裏面類似的故事，所以下手才這麼重。像是狄偉人先生就不會這樣；據說狄先生擔任翰林院編修時，年輕又英俊貌美。有個車伕也是個年輕人，去狄府裡工作，勤快的替先生推車，不接受雇用的薪資，先生也很重視他。沒想到他生重病，看了所有醫生都無效，快斷氣的時候，請主人過來，他說：『既然小人快死了，不得不說出來。小人之所以病到快死了，都是太愛慕主人您美貌的緣故。』主人大笑，拍了他的肩膀說：『傻奴才！有這種心意為何不早說呢？』於是便在車伕死後，就把這個車伕厚葬了。」
兔兒神 傳說來由
傳說的產生其來有自。明清時期，福建一帶「男風」特別興盛，上及士人，下及庶人。而民間便產生出契兄弟及男娼的風俗文化。《萬曆野獲編》中說：『閩中契弟乃習尚成俗。』『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契兄，少者為契弟。』對福建地區而言，這種同性戀關係與傳統道德無關，當時社會將同性戀與異性戀相提並論，並認為兩者間不存在優劣或正常與反常的區別，僅只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並廣為此地區的人所接受。在當代的小說中，亦有描繪福建一區崇拜同性戀神明的習俗。
兔兒神 信仰消亡沿革
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范正義著作《眾神喧嘩中的十字架：基督教與福建民間信仰共處關係研究》提及：
「通過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社祭、厲祭與城隍，王朝就以一種上下統屬的祭祀等級關系，控制了民眾的日常信仰活動。與此同時，凡是未列入祀典的民間神祇，則通通被當作“淫祀”加以禁止。
在中央王朝的大力推動下，明代福建官方對民間“淫祀”的打擊極為嚴厲，僅嘉靖《延平府志》記載的被官方拆毀的宮廟就有漢閩越王廟、正順廟、靈順廟、忠肅廟、永寧廟、孚濟侯廟、顯應廟、右二感應王廟、嘉應廟、應靈廟、永慶廟、昭定葉中丞祠、順懿行祠、福善王行祠、清隱祠、龍井祠、真君廟、華光廟、泰山廟、三官祠與蔣里祠等數十座。
清襲明制，繼續強化對民間神祇信仰的控制，嚴厲打擊“淫祀”。如乾隆年間督糧道攝福州知府朱珪在周密調查的基礎上將福州地區擾民最深的“胡田寶”“牛頭願”兩種“淫祀”一舉搗毀。」
兔兒神 現代發展
兔兒神的信仰曾廣傳於中國福建一帶，清朝時雖因政治因素幾乎滅跡，有少部分記載隨著移民傳入台灣。
兔兒神由地府指派職司，於下界管轄人間同性姻緣事，是為「陰神」，一如城隍爺、土地公、王爺等，皆為體制內之「正神」。清代時有全真道觀祭祀兔兒神（例：福州道山觀），現代亦有正一道觀祭祀兔兒神（例：新北市中和威明堂），祭祀之處皆為太上三寶具足之道場，當為「陽廟」。
位於台灣新北市中和區的威明堂（兔兒神廟）據稱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公開有配祀兔兒神的道教道場。道場以正一道教活動為主，「兔兒神胡天保大爺」為側殿護法。由於「同志月老」的形象聲名遠播，亦被許多觀光手冊標示為LGBTQ+友善地點，吸引全世界善信慕名朝聖。道場創始人盧威明大師，希冀兔兒神能作為LGBTQ+族群的避風港，讓道場成為善信的第二個家。
許多新聞報導中，威明堂被列為大台北地區排名第三的「月老廟」。
作為所有現存之宗教中，近乎唯一一個同志守護神，引起不少各國歷史學、宗教學、性別學、人類學、哲學學者研究。其中著名的研究文獻像是宋怡明的《胡田寶與清中葉同性戀話語》
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英語： ），為政治學術語，描述對社會有著絕對威權并全然謀求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之國家政治制度。奉行该思想之国称为極權國家（）。
该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义，由威瑪德國法學家、納粹學者卡爾·施米特與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關全能（all-powerful，即統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品中使用「Totalstaat」一詞。通常被用以強調納粹德國、法西斯主義國家、蘇聯、文革时期的中国、北朝鲜之間的相似性。
右翼運動組織经常會被定性為極權主義。例如歷史上一名為西班牙右翼自治聯盟的保守主義運動領袖，就曾宣告其目的為「為西班牙帶來真正的統一、全新的靈魂、極權的政體」，且稱「民主不是終結，而是一個新的國家征戰四方的手段。當時機來臨，要麼國會屈服，要麼我們將消滅國會。」
極權主義 名稱來源
1923年，反法西斯記者、政治家喬瓦尼·阿門多拉首次提出并闡述將極權主義之概念理解，為一個國家的絕對政權。阿門多拉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描述爲本質上有別於傳統獨裁的體制。後來這一術語在義大利著名哲學家、主要法西斯理論家喬瓦尼·秦梯利的作品中被賦予正面的含義。秦梯利用「totalitario」一詞指出能夠「絕對代表民族并指引全民方向」的新型國家之結構與目標。他將極權主義描述成一個社會，在此之中，國家意識形態能夠影響或通過權力控制多數公民。
本尼托·墨索里尼認為，該體制可以將所有精神與人性的產物政治化：「國家掌控一切，沒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國家」。他宣稱「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完成棋子的中立性。我們必須永遠譴責『為棋子的安危而走棋』的準則——這就像『爲了藝術本身而藝術』。我們必須組織棋手的突擊隊，並立刻開始為實現五年計劃而走棋。」
極權主義 早期概念與使用
奧地利作家弗朗茨·波克诺，是最早在英文中使用「極權主義」一詞的人之一。他在《共產國際》（1938年）一書中評論稱，極權主義之概念能夠將蘇聯與德國的獨裁歸為一類，而非使兩者分開。大韓民國首任總統李承晚在其《日本內外》（Japan Inside Out）（1941年）一書中，用「極權主義」一詞給日本在亞洲各國實施的統治歸類，後者的統治手腕與奉行「個人比社會本身更加重要」之理念的民主世界相抵觸。伊莎貝爾·帕特森在《機器之神》（1943年）一書中同樣使用這一詞彙來描述蘇聯與納粹德國的聯繫。
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有關為經濟競爭作出辯護的經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延伸并發展了極權主義概念。在該書的前言里，哈耶克對西方盎格魯價值觀與阿道夫·希特勒統治的納粹德國作出了對比，稱「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左』、『右』之爭是社會主義者各派系間必然會出現的衝突」。而後他將德意志、義大利與俄羅斯相提並論，表示「這些國家在極權主義體系崛起之前的歷史顯示，只有極少數極權的特徵我們並不熟悉」（第一章：拋棄之路）。
極權主義 早期概念與使用
1945年，在《蘇聯對西方世界之影響》（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系列講座（後來於1946年被編撰成書）中，英國親蘇聯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主張，「拋棄個人主義、投奔極權主義的潮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無過錯」，且蘇聯工業的發展與紅軍在擊退德國的戰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極權主義中最為成功者。卡爾認為，只有「盲目且無可救藥者」才會忽視邁向極權的潮流。
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1945年）與《歷史主義的貧窮》（1957年）兩部書中，奧地利裔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針對極權主義表達了具有影響力的評價。他對比了自由民主制的「開放社會」與極權主義，稱後者扎根於堅信歷史在可知的法則之下，向著不可改變的未來進發。
極權主義 早期概念與使用
德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論述道，納粹與共產主義政權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且並不僅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版本。根據阿倫特的說法，極權政體之廣泛吸引力源於其意識形態，此種意識形態為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不解之謎帶來了令人寬慰且單一的答案。對納粹主義而言，所有歷史都是種族鬥爭的歷史；對共產主義而言，所有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一旦這種前提被認可，國家的所有行為都可以被訴諸自然或歷史法則的說法正當化，繼而將威權國家的結構正當化。
除以上提及的人物外，許多有著不同學術背景與思想陣營的學者都曾細緻研究過極權主義。在這一課題中，最為著名的評論家有雷蒙·阿隆、勞倫斯·阿若恩森、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羅伯特·康奎斯特、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埃克哈德·傑西、利奧波德·拉培兹、沃尔特·拉克、克洛德·勒福特、胡安·林兹、理查德·洛文塔爾、理查德·派普斯、列昂纳德·夏皮罗與亚当·乌拉姆等。這些人在描述極權主義時都有著些微不同。然而他們一致同意：極權主義尋求的是動員所有公民去支持官方的國家意識形態，不能容忍偏離國家目標的活動，同時對企業、工會、教堂或政黨實施壓制與國家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