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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
保罗·托马斯·曼（德語：，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 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曼 生平
保罗·托马斯·曼生于德国吕贝克，是商人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的儿子，亨利希·曼（1871年生）的弟弟。他的母亲朱莉亚·曼（娘家姓氏席尔瓦－布翁斯）有一半的巴西血统。除了海因里希和托马斯外，她还生育了朱莉亚（1877年生），克拉（1881年生）和维克多（1890年生）。这样的家庭百般具备——正如托马斯·曼多年后描述的那样，他的童年时光“幸福且受关注”。
他的父亲1891年死于在当时属于无药之症的膀胱癌。在他的遗嘱中他决定变卖他的公司和他们在吕贝克（德国北部城市，位于漢堡附近）的住房。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依靠卖得款项的利息来支付日常花销。
托马斯·曼 生平
尽管青少年时代的托马斯·曼并非是一个缺乏天赋的孩子，但是，他对于学校的课程表现地毫无兴趣。他更愿意致力于发展其由来已久的对于写作的爱好，并以散文随笔和作文的形式参与其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的杂志《春天风暴》。在一封保存下来的1889年的信中，当时只有14岁的托马斯·曼在信的末尾属名“托马斯·曼，抒情戏剧诗人”。这反映了托马斯·曼对于自己将来当作家这件事是很认真的。1894年，出于对卡塔丽诺依姆中学的反感和厌恶，他在完成了中学第七年课程后离开了那里，并迁居慕尼黑。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已经先于他一年搬到那里定居。
托马斯·曼的父亲去世后，孩子们被指定了一位监护人。这位监护人认为，托马斯·曼离开学校后应该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托马斯·曼顺从了这一意愿，并且在此之后任职于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在办公桌前的工作对于托马斯·曼来说极其无聊和不具挑战。一则关于他的轶事至今仍无争议。是说，在他誊写清单时偷偷从事写作。托马斯·曼的处女作是于1894年发表的一篇题目简洁的短篇小说《堕落》。这篇小说发表于一本名为《社会》的杂志并受到好评。
托马斯·曼 生平
1895年，托马斯·曼放弃了在火灾保险公司的工作，开始在慕尼黑应用技术大学学习。最初，他心里想着的是选择从事记者这一职业。中学时期的毫无目标，依然在他大学学习期间延续。当1896年托马斯·曼年满21岁时成年时，他有资格从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财产中获得每个月160到180马克的零花钱。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收入。托马斯·曼决定从那些被动的教学活动中把自己解脱出来，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和亨利希一起去意大利的想法一经产生，就很快付诸于行动。目标是罗马。1897年，兄弟二人在位于罗马东面的小城租住了一套房子。托马斯·曼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几部中篇小说，其中包括《矮个子弗里德曼先生》。并且开始了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创作。
托马斯·曼 生平
托马斯·曼曾为某组织的一份名为“20世纪——为德国的生活方式和全民福祉所办的报纸（）”的刊物做过一些零星的工作。哥哥亨利希有一段时间也任该刊物的编辑。但很快，托马斯·曼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充斥该报刊的种族主义基调，以及刊物中所包含的反犹太主义色彩，很不适合将其介绍给读者。过后，两兄弟也不愿意让人谈及这一段往事。取而代之是，托马斯·曼于1898年在讽刺类刊物“最简单（）”编辑部工作了一年。
1901年，托马斯·曼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一个家族的衰落》出版了。小说一经发行马上就在读者和文学评论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和共鸣。然而，很快在吕贝克就传开了，小说当中的大家族以及所提及的人物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城里的真人真事。小说出版不久，就流传出了一份名单，泄露了小说中所对应的现实中的人物。曾有一家吕贝克的当地书店因为备有可出借的小说人物解密名单而顾客盈门。
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是托马斯·曼创作的有极大影响的作品之一。28年后，就是由于这本书的创作，瑞典学院授予了托马斯·曼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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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兄弟亨利希和托马斯·曼间产生了不和的迹象。托马斯·曼感到，哥哥亨利希不认可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作为还击，托马斯·曼贬低亨利希的作品“即无聊又无耻”。尽管两人没有断交，在之后的几年里也有和好的尝试，不过在关于艺术在文学中角色的公开讨论中，两人尽量避免冲突。
1904年，托马斯·曼认识了卡特琳娜（更为熟悉的名字是卡提亚）并向她求婚。这件事令人十分吃惊。托马斯·曼在此之前并没有跟女性有过亲密往来，更不要说像他哥哥那样有过“风流韵事”了。关于自己的性倾向问题，托马斯·曼虽然从来没有明说，不过也没有隐藏。是他自己决定要过一种当时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对“少年”和同性关系的倾慕流露在作者的笔记和众多文学作品中，如《布登勃洛克家族》（），《》（）和《威尼斯之死》。
在托马斯·曼长期不懈的追求和求婚之后，直到1905年2月11日，卡提亚才终于与托马斯曼结婚。婚后他们前后有了6个孩子：女儿（1905年），儿子（1906年），儿子（1909年），女儿（1910年），女儿（1918年），儿子（1919年）。其中次子戈洛·曼是一名史學家與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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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医生怀疑卡提亚患了肺结核，必须在瑞士达沃斯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长期疗养。托马斯·曼在疗养院看望了妻子。疗养院的气氛，卡提亚对医院病人的描述和作者自己在医院的印象赋予作者以灵感，使他创作了《魔山》（1913年—1924年，1915年曾中断）。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有不少文学家很支持。在给哥哥亨利希·曼的信中他写道：
“我必须对物质生活方面的大变动做好准备。如果战争再继续，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真的会，如人们所说得那样，被彻底“毁”了的。”然后他又写道：“以上帝的名义！难道我要反对这些由大事件带来的特别是精神上的大变革吗？难道人们不要心怀感激，被允许经历这种难以预料的大事情吗？”
托马斯曼认为战争原则上是必要的。战争可以摧毁世界上“最可恶的警察国家”——沙皇俄国。
在他的《战争中的思考》一文中他为有军国主义倾向的同行辩护。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黑塞，和罗曼·罗兰，都反对战争。此时的托马斯·曼跟他哥哥断绝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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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24日，外交部部长瓦爾特·拉特瑙遇刺身亡。该事件促使托马斯·曼更加坚定地公开支持共和制和它的价值观。在“关于德意志共和国”的讲话中他第一次表明了他的警示者和新制度支持者的身份。他认为，民主与人文主义是统一的。如果人们要遵循人文主义，就要学会人与人之间民主地相处。
1924年，托马斯·曼出版了长篇小说《魔山》。小说立即大获成功。之后又出版了《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和《关于婚姻》。1925年作家着手创作《约瑟夫四部曲》。小说的原型是那些非常令托马斯曼着迷的年轻人。1927年，托马斯曼认识了他孩子好友，17岁的Klaus Heuser。对于Klaus Heuser，作家这样描述：“他是我作为一个人所能体会到的最后的激情。”约瑟夫身上或许就带有他的影子吧。
托马斯·曼，作为德国文学界的一颗明星，作为普鲁士艺术学院“诗歌部”的最早成员，也努力改善文学的声誉。特别是他反对当时限制作家创作自由的“反肮脏无品味法”。在漫画“诗歌院在工作中”，托马斯·曼被丑化为抄袭者，剽窃格哈特·霍普特曼作品中的某些成分。漫画展示了托马斯·曼是如何拿着纸和笔站在这位自然主义作家身后越过他的肩膀看他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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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托马斯·曼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对此，他自己並不感到吃惊。几年前人们就猜他会得奖，他本人更是于1927年就期盼该奖了。1929年11月12日下午，好消息终于从斯德哥尔摩传到了托马斯曼那里。托马斯曼并不很高兴，因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几乎只考虑了他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这主要是因为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瑞典文学家弗雷德里克·博奇，不但不赞赏《魔山》，还在几篇评论文章中痛批了一番。奖金数额达20万马克，比今天的50万欧元还多。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偿还由两个孩子和的多国旅行所造成的高额债务。曾说，“我们虽然没得到钱，但此事却令我们很高兴”。一部分用来支付托马斯曼的房子。又购置了两辆车，一辆敞篷别克，一辆是（奥迪的前身）。在斯德哥尔摩就有记者提醒托马斯曼一家把钱“留在外面”，他们虽然没理解为什么，但还是将一大部分留在了瑞士。当他们1933年离开德国时，托马斯曼失去了大部分不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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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1月19號德國的人民代表委员会的選舉上，也就是魏瑪共和國的開端，托马斯·曼保留了他的一票，然而他卻跟他兄弟一樣，屬於在Aufruf gegen den Unmut上簽下名的顯要人士之一，在這份文件中，人民被勸告貢獻他們的力量給這個共和政體。
雖然在這裡人們因簽名連署而結合起來，這對兄弟卻直到1922年才因亨利希的一場重病而和解，這場病使托马斯·曼回想起兄弟之間的關係比他們之前所討論的財產分配還重要。
在1930年9月的议会大选中纳粹分子的得票率增长惊人。托马斯·曼跟其他纳粹党的怀疑者们一样以不信任的眼光关注着这支政治势力的发展，决定发表讲话“呼吁理智”。这次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的讲话被称为“德意志致词”而载入史册。在多数由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组成的听众中混入了不少纳粹分子，他们企图吵闹扰乱会场但没有得逞。托马斯·曼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
“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蠱惑民心的低級市集上才见的粗鲁。”
“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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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质问，是否这就是德意志，是否“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后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实现。”场内掌声如雷，可是讲话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托马斯·曼属于反对纳粹主义的社会名流，由于他在国外的声望他的表态有很重的分量。可是，他的许多呼吁却没人听。
1933年2月托马斯·曼和他妻子做了一次国外长途旅行，先到了巴黎，后到瑞士的阿罗萨。在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运动中托马斯·曼的书幸免于难，可他哥哥亨利希就没那么幸运了。当普鲁士艺术学院“诗歌部”的成员被要求对纳粹政府发誓效忠时，托马斯·曼毅然放弃了他的职务。他和他妻子决定先不回德国。
因为托马斯·曼和家人必须将不动产留在德国，所以下决心离开德国并不容易。由于托马斯·曼当年把斯德哥尔摩奖金的很大一部分转账到了瑞士，又带出了国内的现金，所以经济上并不拮据。托马斯曼的出版社也再三请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不要离开德国人民，并愿意出版他的新书。
托马斯·曼 生平
他流亡的第一站是法国，最终全家搬到瑞士住在苏黎世附近的屈斯纳赫特。托马斯·曼的人身自由因他德国护照的过期被限制。纳粹分子要求托马斯·曼回到慕尼黑，然后才给他延护照，其实是想逮捕他。1934年，37名德国知名人士被剥夺了国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在此之列。托马斯·曼虽然幸免，但是财政部以托马斯·曼在跟出版社所签合同中偷税的名义没收了他在慕尼黑的房产和家具。
1934年和1935年去美国的旅行是托马斯曼一家作的最早的两次。美国人对这位著名作家很感兴趣，同意他无需有效护照入境。60岁的生日他又是在屈斯纳赫特过的，瑞士人非常隆重地为他庆祝了一番。1936年11月19日托马斯·曼在捷克斯洛伐克领馆申请加入了捷克国籍。在日记中他简短记载了这次经历，称它为“奇怪事件”。几星期后他们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同时包括他的妻子卡提亚和儿子，女儿伊丽莎白，儿子麦克尔）。同时纳粹还剥夺了托马斯·曼于1919年被波恩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谓。该称谓直到战后1946年12月13日才得到恢复。
托马斯·曼 生平
托马斯·曼及家人迁居到美国的同时，在奥地利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奥地利被纳入德国版图。1938年2月21日，当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时记者请他对该事态发展表态并问，是否他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时报第二天发表了托马斯·曼的回答：
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美国流亡生活的第一站是普林斯顿（新泽西）。托马斯曼在那里的大学获得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同时他也从事一部关于歌德的小说《罗德在魏玛》的创作（1939年出版）。
随着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托马斯·曼的事务更多了。他是众多移民助救机构的成员，如“犹太基督难民委员会”，“独神教教务委员会（）”。1940年托马斯·曼通过英国廣播公司的广播节目“德国听众”中发表讲话。他把所得的酬金捐给了“不列颠战争福利基金会。”众多重要讲话包括1945年1月14日的那一次。
托马斯·曼 生平
愿战争结束！愿那些把德国推到现在这种地步的残忍的人被清除！愿人们可以开始过新的生活，去清理废墟，逐渐开始内在和外在的重建，和别的民族和解，跟他们有尊严地一起生活！这是你们希望的吗？我说出了你们的渴望吗？我相信是的。不论你们的内心曾经不时地是多么向往，你们已经受够了死亡，破坏，混乱！你们要秩序和生命，一个新的生活秩序，不论它一开始有多少年会多阴暗多承重。
1941年托马斯·曼举家迁往加州洛杉矶近郊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加入美国国籍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托马斯·曼才取得了美国国籍。从1943年到1947年，托马斯·曼致力于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的创作。在创作的前期工作中，托马斯·曼阅读了音乐学方面的教科书，看了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雨果·沃尔夫 以及阿尔班·贝尔格的传记。 他跟他同时代的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艾斯勒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对自己在作曲方面的问题进行指导。马丁·路德时代和三十年战争的文献和历史，以及漢斯·雅各布·馮·克里斯托·格里梅爾斯豪森的作品和中世纪的谚语集都属于小说的准备材料。小说主人公“”谐音为“”（一生不畏）。托马斯·曼想让读者这样来理解这个多侧面的人物。他称该书为他“一生的忏悔”，　后来他这样写到：
）的朋友，书的叙述者）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讽喻。（的生活感受——读者或许不信——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当战后几家报纸推荐托马斯·曼当任第一位联邦德国的总统时，他怀着惊讶的心情拒绝了这种想法。不过他自信且用他特有的幽默说：“只要我状态还不错的话，我有一种贵族的天才来起到对外象征的作用。”这种想法到底能否实现是很成问题的。托马斯·曼人为造成了他跟战后德国的隔阂：在他的公开信中“我为什么不回德国？”他提出了德国人有集体罪的观点。结果，恐吓信和对《浮士德博士》的批判纷至沓来。
托马斯·曼在小罗斯福总统逝世后（1945年）在美国日益失望。1951年6月美国众议院指责托马斯·曼是世界上斯大林和他党羽的最大同情者之一。这更加坚定了托马斯·曼回欧洲的决心。如同别的德国移民漢斯·艾斯勒和布莱希特一样，托马斯·曼必须对他的行动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进行交待。整一年后，1952年6月，托马斯·曼一家回到了瑞士。
早在1949年托马斯·曼便借歌德2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之际访问了德国，到了法兰克福以及魏玛。公众对托马斯·曼的访问抱着怀疑的态度，不过托马斯·曼却说：“我不分占领区。我的访问是对德国的访问，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不同的占领区。”从瑞士出发到德国的访问很快成了一项常规。1954年托马斯·曼继续他1922年便开始的长篇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的创作。该部作品未能全部完成。席勒逝世150周年之际（1955年），托马斯·曼发表了杂文《试分析席勒》（）并发表讲话。吕贝克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55年7月20日托马斯·曼被确诊患了血栓。治疗没能起到效果。托马斯·曼于8月12日由于动脉硬化症在苏黎世的医院逝世，享壽80岁。
托马斯·曼 自我对话和后人接受
托马斯·曼一生都记日记。1933年之前的日记被他焚毁了，只有1918年至1921年的部分幸免遇难，因为里面含有关于小说《浮士德博士》构思。日记所包含的时间段实际为1918年至1921年和1933年至1955年。根据作者的遗愿，他的日记1975年即他100周年的诞辰日才可已出版。读者的期望很高，但在日记出版以后，却大都十分失望。除了人们现在终于在日记里可以找到关于托马斯·曼同性恋倾向方面所谓“白纸黑字”的证据外，作者很私人的自白也引来了人们对他自恋狂的批评。不过既然没有规定，什么可写入日记，一个作家如不在日记里，又可以在什么地方显示他的孤芳自赏呢？无论如何，托马斯·曼的日记是重要的见证，它显示了作者私人的一面，有利于人们对他的全面认识。
托马斯·曼作品的影响难以简短概括。他的生活和作品生前就很受争议，死后也是如此。
托马斯·曼 自我对话和后人接受
有人批评他的作品缺乏天赋和想象。这一点跟他的工作方式有关。他的作品不是创作力突然迸发的成果，而是长年累月以顽强毅力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作品中描述的人、景、事大都有现实依据，故事情节很少是凭空创作的。这些情节在一个新情节中的融合，广泛联想和语言上的精确描写使得托马斯·曼的作品成为一种阅读享受。有人轻蔑地称他的作品是“教育性的资产阶级的产品”。
他文学上的成就，典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辩才为他树敌不少。他跟有些同事的关系十分紧张。罗伯特·穆西尔，其实很受托马斯·曼推崇，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嘲讽他是一个“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称他为一个“忠于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拿定薪的作家”。艾弗烈·德布林称他把“烫衣缝上升到了艺术原则”。他特别跟赫尔曼·黑塞和雅各布·瓦瑟曼保持友好关系。由于他大多数文学创作的原型是他亲戚圈、名人圈里的人，使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托马斯·曼 自我对话和后人接受
早于1920年代，托马斯·曼就公开反对极端右翼势力。1933年，纳粹夺权后，他跟纳粹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明确。虽然他的房子和其他财产被没收了，当局甚至对他下了逮捕令，但不少人认为，当局还是希望这位世界知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回国的。1934年他的小说年轻的约瑟夫仍然允许由柏林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托马斯·曼在公开反对当局之前也犹豫了很久。1936年2月，他以一份在新苏黎世报发表的对的公开信，同时在他女儿Erika推动下，与德国当局决裂。接着他被剥夺国籍，慕尼黑的财产也被拍卖。
在托马斯·曼诞辰100周年之际，学者探讨了为何托马斯·曼没有弟子的问题。文学家撰文《托马斯·曼对于当代德国文学的影响》一针见血地指出：托马斯·曼的影响“不在于传习而是对立”。由于无人可以跟他平起平坐，所以只能是反对他。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基总结说：“不少作家称，对他们来说沒有人比《魔山》的作者更无关紧要—但他们又愤怒又大概也很妒嫉是用着颤抖的声音这样说的。”
苏珊·桑塔格回憶初见托马斯·曼，“那时我觉得自己是成年人，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躯壳里。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躯壳里的孩子，我的那种认真热情的品质在我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完全形成，它使我现在仍继续认为现实还未到来，我看到我的前面还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一条遥远的地平线。”
托马斯·曼 作品
译本有：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
《佛罗伦萨》（）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毛利語：Te Herenga Waka，英語：），是新西兰著名大学，位於首都威靈頓。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是紐西蘭高品質研究强度排名第一的大学，兩次在国家研究卓越性指标上名列第一。它也是全球僅有的12所獲得QS Stars卓越獎頂級5 Stars Plus的大學之一。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历史
於1897年成立於新西兰惠灵顿，當年正值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週年紀念，因此該大學便以「維多利亞」命名。大学的四位创始教授：Thomas Easterfield、Hugh MacKenzie、Richard Maclaurin和John Rankine Brown于1899抵达惠灵顿并开始教学。与奥克兰大学，坎特伯雷大学和奥塔哥大学一样，学校在1961年以前是新西兰大学的组成学院之一。新西兰大学于1961年解散，学位授予权下放给各组成学院。
2004年，新西兰政府承认维多利亚大学为全国前三所研究性大学之一。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的世界名校排名也把维多利亚大学列入亚太地区最好的百所大学。
2017年，维多利亚大学曾计划改名为惠灵顿大学（University of Wellington），避免在国际上与其他维多利亚大学混淆，在众多校友及政商界人士的反对中，2018年12月18日被时任教育部部长Chris Hipkins否决。
2020年，學校的11個科系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世界百強，包括法律，政治，國際關係，英國文學，心理學，哲學和地球與海洋科學。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組織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由六个学院组成，分布在惠灵顿地区的4个校区。他们分別是建筑学院、教育学院、人文社会学院、商业与管理学院、法学院及科学院。商业与管理学院位于惠灵顿市中心Pipitea校区，紧接商业区，拥有一座12层的教学办公楼（卢瑟福教学楼Rutherford House）。法学院在亚太地区享有盛名，被视为新西兰乃至全大洋洲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其早期的毕业生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法律界和政界皆有出色的表现。
维多利亚大学现有20380名学生。其中3400名是国际学生或交换学生。很多学生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马来西亚，韩国，德国和美国。
宏碁CR-8530
Acer CR-8530是宏碁（Acer）首部具有八百萬畫素（8MP）輸出能力的數碼相機。
凯里
凱里可以指：
地名
凯里市：中國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的县级市。
凱里郡（）：愛爾蘭共和國下辖的一個郡。
凱里 (北卡羅來納州)（)：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一個城鎮。
人名
凱里·嘉馬魯丁（）：馬來西亞政治人物。
凯里市
凯里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地，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凯里”系苗語黔東方言北部土語音译，意为木佬人的田地。苗语称木佬人为“凯”，田为“里”，“凯里”即“木佬人的田那个地方”。
截止2014年底，凯里市总面积1616.51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67平方公里，超过遵义市（遵义市2013年底建成区61平方公里）为贵州省建成区第二大城市，凯里市总人口65.61万，其中城区常驻人口48万人。
凯里市 历史
凯里设治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曾有“小京州”美称。
凯里市 地理
凯里市地处于云贵高原东侧的梯级状大斜坡地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6.1℃，最高气温37℃，最低气温零下4-7℃。境内有清水江、重安江、巴拉河等大小河溪153条，河流径流总量39.89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4万千瓦。
凯里全市有野生动物有数百种、药用动植物有428种、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铁、石英砂岩、石油和天然气等，此外还有石油和天然气矿点各一处。
凯里市 行政区划
凯里市下辖7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
城西街道、​大十字街道、​西门街道、​洗马河街道、​湾溪街道、​鸭塘街道、​开怀街道、​三棵树镇、​舟溪镇、​旁海镇、​湾水镇、​炉山镇、​万潮镇、​龙场镇、​下司镇、​碧波镇、​凯棠镇和​大风洞镇。
2012年，凯里市将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炉碧经济开发区、凯里经济开发区所管辖的麻江县碧波镇、下司镇纳入凯里市行政范围。
凯里市 交通
国道 320国道贯穿城区，城区有城南客车站、凯运司客车站、博南客车站、黔岭州林汽车站、市运司客车站（现在称苗都客车站）5个客车站，城区已开通23路公交车。
沪昆高速——贵州段为凯麻高速（昆明经贵阳至凯里）——凯玉高速（上海经杭州、南昌、株洲、至凯里）
厦蓉高速——凯羊高速（凯里到羊甲连通 厦蓉高速）
凯雷高速（凯里经雷山到西江千户苗寨）
凯余高速（凯里连通凯里黄平机场到余庆）
凯里市 旅游
自然风光主要有香炉山、金泉湖和一批景观独特的溶洞。
另外，凯里还有大大小小的民族节日136个，被称为“百节之乡”。主要的传统节日有苗年、爬坡节、吃新节、姊妹节、六月六、牯藏节、芦笙会等。
凯里市盛行各种民族工艺，其中以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银饰品最为著名。
安妮·弗蘭克
安妮·法蘭克（，德語：[ˈanə ˈfʁaŋk] ⓘ，荷蘭語：[ˈɑnə ˈfrɑŋk] ⓘ；1929年6月12日—1945年2月／3月），本名安内莉斯·瑪麗·法蘭克（Annelies Marie Frank），生於德国的荷兰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納粹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歲。隨著《安妮日記》的發行，當中記錄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間，安妮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佔領荷蘭的生活，此書於她去世後出版，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犹太人的著名見證，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書之一，此書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
安妮·弗蘭克
安妮·法蘭克生於德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其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生活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或附近地區，當纳粹主义控制德國時，年僅四歲半的她隨家人一起搬到那裡。原為德國國民的她於1941年失去其公民身份，因而無國籍；1940年5月，安妮·法蘭克一家由於德國佔領荷蘭的關係而被困於阿姆斯特丹。1942年7月，隨著受迫害的犹太人口增加，全家躲藏於安妮的父親奧托·法蘭克工作的大樓書櫃後方的一些隱蔽的房間之中；從那時起，安妮以作為她13歲生日禮物的日記本作記事並定期記事在其中。1944年8月，藏身處被盖世太保給查獲，眾人在被捕後送往納粹集中營；1944年10月／11月，安妮和她的姐姐瑪戈·法蘭克從奥斯威辛集中营轉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們倆在幾個月後在那裡因病過世（可能是因斑疹傷寒過世）。最初由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估計安妮·法蘭克姊妹於1945年3月過世，而荷蘭當局把她們的正式過世日期定為當年的3月31日，然而安妮·弗兰克之家於2015年的研究表明，她們更有可能在2月過世。
全家的唯一倖存者—奧托·法蘭克於戰爭結束後返回阿姆斯特丹，發現他女兒的日記被秘書梅普·吉斯保存下來，他努力讓它得以在1947年出版。它從原始的荷蘭語版本翻譯而成為英語版本的《安妮日記》，於1952年首次出版，此後該日記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於多國推出，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
1999年，《時代雜誌》把她列入「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一颗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為「5535 Annefrank」；2004年她在《最伟大的荷兰人》的票選當中排名第八位，次於排名第七的偉大荷蘭民族英雄兼海軍名將—米希尔·德·鲁伊特。
安妮·弗蘭克 早期生活
安妮·法蘭克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的紅十字會診所，其父母是奧托·法蘭克（1889-1980）與埃迪特·法蘭克-霍倫德（）。安妮的家庭成員還包括其年長三歲的姊姊瑪戈·法蘭克（1926-1945），而安妮是家中的次女。安妮出生時名為安内莉斯·瑪麗（或），但其親友都以暱稱「安妮（）」來稱呼她，有時其父也會來稱呼她為「小安妮（）」。
法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分支 — 猶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他們生活於一個猶太人與各種宗教的非猶太人群居的同化社區中，而安妮的父親奧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德國政府，並因此曾獲授勳。他熱衷於追求學術知識，並擁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而安妮的母親埃迪特是個比其父母更虔誠的猶太教教徒，安妮的父母都鼓勵小孩多閱讀。在安妮出生的時候，這個家庭住在法蘭克福多恩布施區马尔巴赫路307號的一所房子裡，他們在那裡租了兩層樓。1931年，他們全家搬到岡霍費爾街（Ganghoferstraße）24號被稱為“多恩布施時尚自由區”的詩人區（Dichterviertel）。兩所房子也存在至今。
安妮·弗蘭克 早期生活
1933年3月13日，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當阿道夫·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於1933年3月德國國會選舉勝出後，反猶太主義此後迅速興起，法蘭克一家開始擔心如繼續留在德國恐怕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威脅。同年接近年尾時埃迪特帶著孩子們走避到居於亞琛的外婆羅莎·霍倫德（Rosa Holländer）的家中暫居，而奧托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但當他收到在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業務的邀請後，他決定搬到那裡組織業務並為家人安排新住所。奧托的公司名為奥佩克塔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煉出來的果膠。他並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爾韋德廣場找到一套公寓。1934年2月，埃迪特帶著孩子來到阿姆斯特丹跟他團聚。法蘭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期間離開德國的30萬名猶太人之一。
安妮·弗蘭克 早期生活
遷到阿姆斯特丹後，法蘭克夫婦也重新為他們的兩個女兒安排下進入學校，姐姐瑪戈入讀一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蒙特梭利教育學校。姊妹倆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戈精於算術，而安妮則於閱讀和寫作的能力比較優異。安妮的朋友漢內莉·戈斯拉爾憶述，從童年的開始，安妮經常寫作，雖然她經常會用手蓋著內容並拒絕討論其寫作內容，然而這些作業後來並沒有保留下來。同時瑪戈和安妮在個性上也有著鮮明的差別，瑪戈舉止彬彬有禮、保守和勤奮好學，而安妮則敢言、有活力和外向。
1938年，奧托開設第二間公司，名為Pectacon，是草藥、醃漬鹽、混合香料，用於生產香腸的香料批發商。由德國奥斯纳布吕克舉家搬來的赫爾曼·范佩爾斯受聘為公司的香料顧問，他原是一名猶太人屠夫，與他的家人逃出奥斯纳布吕克，奧托跟他合夥成立Pectacon公司。1939年，埃迪特的母親，瑪戈和安妮的外婆來到與法蘭克一家生活，並跟他們一家同住直至1942年1月去世。
安妮·弗蘭克 早期生活
1940年5月，德軍入侵並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納粹政府開始通過實施嚴格限制性和歧視性法律來迫害猶太人，荷蘭的新統治者阿圖爾·賽斯-英夸特也在荷蘭執行反猶法律，隨後政府便實行強制登記和種族隔離。奧托試圖安排全家移民到美國—他認為唯一可行的目的地—然而，法蘭克的簽證申請從未得到處理，原因包括美國駐鹿特丹領事館的關閉以及那裡的所有文書工作都丟失，包括簽證的申請。即使簽證申請獲處理，當時的美國政府也擔心仍然在德國的近親有可能因被勒索而成為納粹間諜。
1941年4月，奧托·法蘭克採取行動防止Pectacon作為猶太人企業被政府沒收，他將股份轉移給約翰內斯·克萊曼，並辭去董事職務。該公司被清盤，所有資產轉移到吉斯領導的公司。同年12月，奧托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來拯救母公司奥佩克塔。業務在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下繼續經營，奧托賺取最低收入以讓公司得以生存，但足以讓他們一家生活。1941年夏天，儘管法蘭克姊妹在學校裡表現優秀且得到很多朋友，但基於猶太兒童只可到猶太學校上學的新規定下，她們不得不轉到猶太學校就讀。安妮在此期間開始寫日記。她們倆在猶太學校認識到雅克利娜·范馬爾森，並結為好友。同年7月22日，安妮探出住家陽台的身影被偶然記錄在鄰居結婚時拍攝的影片中，這段約5秒的畫面也是安妮唯一已知的影音紀錄。
安妮·弗蘭克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前幾天曾向父親展示過的在商店櫥窗中的記事本作為生日禮物。那是一本四邊是紅白格子布封面的記事本，封面前附有一個小鎖。奧托希望女兒以它作為日記使用，她興奮得幾乎立即開始寫作。她開始在日記中記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雖然她於早期日記中所記錄的是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還討論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事情的變化，其中有些變化是表面上難以察覺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記錄中，她列出許多對荷蘭猶太人在生活上的限制，以及記錄年初她對外祖母離世的悲傷。
安妮·弗蘭克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1942年7月，納粹黨不斷迫害猶太人家庭，法蘭克夫婦計劃於1942年7月16日跟孩子們找地方躲起來，但安妮的姐姐瑪戈·法蘭克於7月5日收到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他們一家被迫將躲藏計劃推前十天。安妮在躲藏之前不久把一本書、一套茶具、一罐寶石和他們家的貓交給她的鄰居兼朋友陶子·庫柏斯（Toosje Kupers）給保管。正如美聯社報導：「我擔心我的寶石，因為我害怕它們可能會落入納粹之手」庫柏斯說這是安妮告訴她的。「你能幫我保管一段時間嗎？」
安妮·弗蘭克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1942年7月6日星期一的早上，法蘭克一家搬到藏身處暫避，他們離家前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亂以營造他們突然離開的假象。奧托還留下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但由於他們的行蹤需要保密，所以安妮飼養的貓莫爾切（Moortje）被迫留下。由於猶太人不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於是他們從家門走幾公里，每人都穿數層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別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法蘭克一家的藏身處是位於王子運河的奧佩克塔公司辦公室上方的一個平台進入的三層樓高的空間，主建築在西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無異。那三層樓高的空間是大樓秘密增建的部分，可以從地面進入。那個被稱為「後宅」的地方，大門被一個書櫃遮擋作為掩飾，以掩人耳目避免被發現。
梅普·吉斯、贝普·福斯克伊尔、維克托·庫格勒、約翰內斯·克萊曼是為數不多得知這裡有人隱藏的員工。梅普的丈夫揚·吉斯、貝普的父親约翰内斯·亨德里克·福斯克伊尔都是在他們躲藏期間協助他們的人。他們六人是「後宅」眾人與外界的唯一聯繫，經常通報他們有關戰爭新聞和政治事態發展。
安妮·弗蘭克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安妮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演員，因為她很愛看電影，但荷蘭猶太人從1941年8月1日以後是被禁止進入電影院的。所以她在密室房間貼滿電影海報與演員的照片
1942年11月，范佩爾斯一家的朋友牙醫弗里茨·普費弗也加入躲藏進來。安妮寫下很高興跟新朋友交談。但被迫生活在後宅這麼狹小局限的居住環境中，很快便引起衝突。在跟牙醫共用房間後，安妮發現對他的加入無法忍受；她又跟佩爾斯太太起衝突，因她認為對方愚蠢；她又指佩爾斯先生與牙醫為人自私，特別在食物消耗方面。
助手們照顧他們的所需確保他們的安全並為提供食物。隨著時間的推進，這項任務變得日益艱難。安妮寫下助手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如何努力奉獻並鼓舞眾人的士氣。所有人也知道，一旦被抓住，他們可能會因為庇護猶太人而面臨處刑的後果。
一段時間後，在第一次打發害羞和尷尬的彼得·范佩爾斯後，安妮認定與他有一種很投契的親密關係，過了一段日子後，二人墜入了愛河。她從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對彼得的迷戀開始減弱，她疑惑著自己對彼得的感覺是否真實，或只是由於他們一同被困著才產生感覺。
安妮·弗蘭克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安妮與後宅中每個幫忙的人形成一個緊密的聯繫，奧托後來回憶說，她預料到他們每天的探訪會帶來不耐煩的熱情。他認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貝普·福斯克伊爾，“那年輕的打字員...她們倆經常站在角落裡竊竊私語”。
在安妮的作品中，她檢視著自己與家人的關係，與他們在性格上強烈的差異。她認為跟她情緒最相近的是她的父親，奧托後來表示：「我跟安妮的關係較瑪戈的好，因為瑪戈很多時都黏著她的媽媽。原因可能是瑪戈很少表達自己的感受，而且她沒有像安妮那般受到情緒波動的影響，因此不需要那麼多的支持。」安妮兩姊妹在匿藏之前已建立了更親厚的關係，雖然安妮有時會向瑪戈表示妒忌，尤其是當有家庭成員指安妮缺乏瑪戈那般溫柔和寧靜性格的時候。隨著安妮漸趨成熟，姊妹倆變得彼此信任。安妮於1944年1月12日的日記寫道：「瑪戈比以前好多了...這幾天她幾乎沒有那麼惡毒，並且正在成為真正的朋友了。她不再認為我是個不算數的小寶寶。」
在早期日記中可以看出安妮對父母感情的差異，安妮經常於日記中寫道跟母親的關係難於維繫，以及她對她的矛盾心理。1942年11月7日，她描述了自己對母親的「蔑視」與她無法「面對她的淡漠、她的諷刺與硬心腸」。得出結論前，她表示「對於我來說，她不是我的母親。」後來，她修改自己的日記，她為自己的惡劣態度而感到羞愧，寫道：「安妮，你提及的人真的是你討厭的嗎？噢，安妮，你怎能夠這樣？」她開始明白到他們之間的分歧是源於她對母親的誤解，這是她的錯，並看到自己為母親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她意識到這一點，安妮開始對其母親有一定程度的容忍與尊重。
安妮姊妹二人都希望儘快重返校園，並於躲藏期間繼續學習。瑪戈以朋友貝普·福斯克伊爾之名義修讀速記的函授課程，並獲得高分。安妮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閱讀和學習上，以及經常撰寫和編輯她的日記，她除了敘述事件的發生，她還寫了她的感受、信念和抱負，還有那些不能跟任何人討論的事。隨著安妮的年紀日漸趨向成熟，她的寫作信心也逐漸增強，其寫作的主題更抽象，例如是對上帝的信仰，以及她是如何對人性作出定義等。
安妮立志成為一位新聞工作者，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記中寫道：
她一直定期地寫作，截至日期為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
安妮·弗蘭克 被捕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黨衛隊保安處領導的親衛隊黨衛隊上級小隊領袖從告密者得到線報，帝國保安部黨衛隊高級隊長卡爾·西爾貝鮑爾的帶領下，最少三名秩序警察攻進「後宅」，後宅中所有匿藏的人，包括法蘭克一家、范佩爾斯一家、普費弗都被貨車送到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總部通宵問話。
翌日，他們被轉移到拘留所，那是一個人滿為患且極度擠擁的監獄。8月7日，他們被轉移到荷蘭的威斯特伯克中转营，當時那裡主要來自是荷蘭和德國的猶太人。由於法蘭克眾人因匿藏被捕，他們被視為罪犯，被送往懲罰性軍營進行艱苦的勞役。
維克托·庫格勒與約翰內斯·克萊曼在荷蘭阿默斯福特被捕並監禁於囚禁刑事政權犯人的營地 — 阿默斯福特營。克萊曼於７個星期後獲釋，但庫格勒被關押在不同的工作營做苦工直至戰爭結束。而安妮姊妹最後被轉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至於告密者的身分至今不詳。
安妮·弗蘭克 被捕
梅普·吉斯和貝普·福斯庫爾遭到警察的質疑和威脅，但沒有被帶走及拘留。她們二人隨後返回「後宅」，並發現了安妮的日記頁被散落一地，於是她們將它拾回，連同一些家庭相簿一同保存，吉斯打算於戰後把它們歸還到安妮手上。1944年8月7日，吉斯試圖向卡爾·西爾貝鮑爾提供金錢以促成釋放眾人的協議，但遭到了拒絕。
安妮·弗蘭克 被捕
雖然一直懷疑眾人因遭線人告密被捕然而從未發現當局突襲「後宅」的消息來源。1944年4月夜更看守人馬丁·斯萊格斯（Martin Sleegers）還有一個身份不明的警員調查該處的室內盜竊案期間，經過並碰到書櫃從而發現隱藏秘密後宅的門。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NSB）的成員托尼·阿勒斯（Tonny Ahlers），被懷疑是作為奧托·法蘭克的傳記作者卡羅爾·安·李的線人。另一名嫌疑人是倉庫經理威廉·範·馬倫（Willem van Maaren）。大樓的其他居住者並不信任他，因為他似乎對人們在下班後的時間進入倉庫感到好奇。莉娜·哈托格（Lena Hartog）被安妮·法蘭克的傳記作者梅麗莎·米勒懷疑是她就是該線人。其中一些嫌疑人彼此認識，並且可能曾互相幫忙。雖然幾乎所有與背叛者有關的人都在戰後被審訊，但是沒有人被明確確定為線人。
安妮·弗蘭克 被捕
2015年，佛萊明語的記者耶龍·迪·布勒因（Jeroen de Bruyn）和福斯克伊爾的幼子約普·范韋克（Joop van Wijk）寫一本傳記，名為《貝普·福斯庫爾：沉默已經結束—秘密後宅中最年輕的助手傳記》，當中聲稱是貝普妹妹的萊莉（1923-2001）可能背叛了法蘭克一家。根據書中所述，貝普的姐姐丁妮（Dinny）跟當時的未婚夫貝爾特斯·許爾斯曼（Bertus Hulsman）回憶起1944年8月4日的早上，她妹妹內莉（Nelly）打電話給蓋世太保。萊莉一直批評貝普與她們的父親約翰內斯·福斯庫爾（Johannes Voskuijl）幫助猶太人，而其父親就是建造書櫃以遮掩後宅出入口的那個人。萊莉在19到23歲間與納粹合作。據記載，接聽電話並進行逮捕的卡爾·西爾貝鮑爾指出，告密者有「年輕女子的聲音」。
2016年，安妮·法蘭克之家（Anne Frank Huis）發布一項新的研究，指出調查並非對背叛的行為而是針對配給卡詐騙，是個對法蘭克家被捕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解釋。該報告指出，該建築物中的其他活動可能導致當局對那裡作出調查，包括法蘭克公司的活動；然而，它並不排除是背叛的行為。
2022年1月，由包括前FBI探員以及歷史學家組成的團隊，指出1950年逝世的猶太居民委員會成員阿诺尔德·范登贝赫可能是線民。調查人員推測范登贝赫出賣法蘭克一家來保全自己家庭，記載在罗斯玛丽‧沙利文的書《安妮·法蘭克的背叛：懸案調查》（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裏。調查發現安妮·法蘭克的父親後來知道是誰出賣他們但並未在戰後揭露這件事情。根據BBC，調查團隊"六年來運用現代調查技術來解決'懸案'...[包括]使用電腦演算法來搜尋不同人之間的關連。"然而，根據紐約時報，不少位二次大戰與大屠殺學者懷疑他們調查使用的方法與結論，認定他們的證據"過於薄弱"。
在結果出爐之後，學者巴特·范德布姆、大衛‧巴紐與約翰斯·豪溫登卡特批評，出版者安伯‧安托為荷蘭文翻譯道歉，說他們應該具備更多批判立場，不過他們不會重印。
安妮·弗蘭克 被遞解出境與逝世
1944年9月3日，眾人被驅逐出境，他們從韋斯特博克經過三天的旅程才抵達奧斯威辛集中營，這是眾人最後一次共同被運送。法蘭克姊妹倆於火車上遇到她們在1941年於猶太學苑認識的阿姆斯特丹人布卢默‧埃弗斯-埃姆登。布盧默跟法蘭克姊妹與她們倆的母親經常於奧斯威辛集中營裡見面。
安妮·弗蘭克 被遞解出境與逝世
經過三天的路程後，在到達奧斯威辛集中營時，親衛隊強行把火車上的男人與婦孺分開，奧托就從此與家人分隔，安妮自此也就沒有再見過父親。那些被認為有工作能力的人才獲許進入營地，那些被認為不適合勞動的人會被立即處刑。在一千零一九人當中有五百四十九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兒童）都會被直接送到毒氣室遭到殺害。當時安妮由於已年滿15歲零三個月因此保住性命成為被運送到該處最年輕的人之一。安妮很快就意識到很多人於抵達後被毒氣殺害，但她不知道後宅裡的人有否在僥倖生還，而且她推斷年過50歲而且身體不是很強健的父親會在跟她們分開後立即被處刑。安妮和瑪戈跟其他沒被送進毒氣室的女性一樣都要換上囚衣進行消毒與削髮過程並於手臂紋上納粹集中營識別碼。猶太女性在白天時做些奴隸般的苦工，晚上都得擠進十分寒冷且人滿為患的營房中。在這期間法蘭克姊妹倆被迫拖運岩石和挖草皮；後來有人作證指每當安妮看見有小孩被送到毒氣室都會變得沮喪和流淚；有些人說她很多時候也展現出堅強和勇氣。其合群和有自信的本質使她跟姐姐與母親得到額外的麵包配給。由於集中營的衛生狀況過於惡劣導致各種疾病蔓延猖獗，法蘭克姊妹在入住不久後也受到疥癬嚴重感染被送到醫療室，那裡是持續黑暗的環境，有很多老鼠出沒並有鼠疫感染。此時二人的母親埃迪特停止進食，為女兒們節省一小口食物，並透過她在醫務室牆下製作的洞把她的口糧傳給他們。
安妮·弗蘭克 被遞解出境與逝世
1944年10月，法蘭克家的婦孺被選定加入波蘭上西里西亞的勞動營，布盧默也被選定，但由於安妮受到疥癬的感染無法去那里，而她的母親和姐姐決定跟她留下，於是布盧默就沒有跟她們在一起。同月28日，被選中的超過八千名女性被重新安置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並以營帳容納新入住的人，當中包括安妮、瑪戈及奥古斯特·范佩爾斯，然而法蘭克姊妹的母親埃迪特則留在原地後來更因飢餓而過世。隨著人口增加使死亡率不斷上升，期間法蘭克姊妹能夠跟兩個朋友漢內莉·戈斯拉爾和娜内特·布利玆得到隔著圍欄作短暫的重逢，後者二人被關在營中的另一方。二人後來都活到戰後並討論她們與法蘭克通過柵欄進行的簡短對話。布利玆形容當時的安妮的狀況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戈斯拉爾留意到佩爾斯太太當時跟安妮與瑪戈待在一起並照顧著當時病得很嚴重的瑪戈。由於瑪戈虛弱得不能下床，所以她們二人都沒見到瑪戈。「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卻更擔心瑪戈，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在帆布床中躺著」。她們見面時，安妮告訴戈斯拉爾和布利玆說她認為自己的父母已經過世無法繼續生存。戈斯拉爾後來估計他們的見面是在1945年1月底或2月初進行，而當時安妮的父親其實已經獲救回到荷蘭，她們認為與父親感情特別深的安妮如果知道這點應能激起她的求生欲望，可惜她們無法得知。
安妮·弗蘭克 被遞解出境與逝世
1945年初斑疹傷寒疫情在營地蔓延，造成一萬七千名在囚人士因此病亡。其他包括傷寒的疾病，在營中猖獗散播。1945年3月，由於這些混亂的狀況以致無法確定安妮身亡的具體原因；然而卻有證據表明她是死於這種傳染病。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倖存者珍娜·拓祖（Gena Turgel）在集中營裡認識安妮。2015年，拓祖告訴《太陽報》指：「她的床離我不遠。她神志不清，病況得糟糕，發燒得很厲害...」她還補充說自己為法蘭克取水抹洗。在營地醫院工作的拓祖說營地裡的斑疹傷寒對那裡的人造成可怕的傷亡，「人們就像蒼蠅般數以百計地死去。」、「有報告曾指五百人身亡。三百？或者我們應該說，『感謝上帝，只有300人。』」
安妮·弗蘭克 被遞解出境與逝世
後來也有目擊者指當時瑪戈已非常消瘦不堪，她從帆布床上摔下來並受驚嚇而過世，而安妮則隨著瑪戈於幾天後也去世。但是當局並沒有瑪戈與安妮確切的身亡日期。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她們倆的病亡日期距1945年4月15日英國士兵解放營地僅幾星期之差，但2015年的研究表明，她們倆可能早在當年2月就已經去世。除其他證據外有目擊者回憶說，法蘭克姊妹在2月7日前出現斑疹傷寒症狀，而荷蘭衛生當局報告稱，大多數未經治療的斑疹傷寒患者在首次出現症狀後12天內死亡。
戰爭結束後，據估計由1942年至1944年間從荷蘭驅逐的107,000名猶太人中只有五千人倖免於難。據估計，約有30,000猶太人當時仍留在荷蘭，得到荷蘭地下組織的幫助下，當中約有2/3的人在戰爭中倖存下來躲避追捕。
安妮的父親奧托·法蘭克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下來，而在「後宅」中的其他成員全數命喪於集中營，即奧托是「後宅」中的唯一倖存者。戰後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梅普·吉斯及丈夫揚·吉斯庇護下試圖打聽他的家人的命運。雖然奧托得知自己的妻子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已經去世，但對兩個女兒們是否能夠生還感到擔心。在幾個星期後最終得知瑪戈與安妮的最終命運。他也試圖去確定跟女兒有關朋友的命運並得知當中很多人都被殺害。安妮於日記中經常提及的蘇珊·萊德曼也是罹難者之一，當時蘇珊跟她的父母與弟弟被送到毒氣室慘遭殺害，而蘇珊的姐姐也就是跟瑪戈是密友的芭芭拉則逃過一劫。法蘭克姊妹的幾個朋友都倖存，而奥托與埃迪特的延伸家庭，他們在1930年代已逃離德國，個別家庭成員分別定居在瑞士、英國及美國。
荷蘭電影製作人维利·林德韦尔的1988年電視紀錄片《安妮·法蘭克的最後七個月》以及1995年的BBC的紀錄片《安妮·法蘭克的回憶》中，跟法蘭克姊妹倆認識的布卢默‧埃弗斯-埃姆登於其中憶述她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法蘭克家女性的記憶。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1945年7月，奧托·法蘭克收到由國際紅十字會確實安妮兩姊妹已死的信息，梅普·吉斯把一直想還給安妮她的日記和收集到散落的日記頁還給奧托。看過日記後的奧托表示他從來也沒有想過安妮竟會如此準確和詳細的在日記記錄躲藏時的生活狀況。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形容閱讀這本日記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原因是當中所描述的事件勾起他曾經聽過女兒們朗讀的一些更有趣情節的回憶，他首次看到女兒更多私密的一面，而該部分的日記內容，是她並未跟任何人討論過。他表示：「對於我來說，我沒辦法明白她的想法與感受的深度...她自己一直保存著這些感覺，從沒透露。」他感動於安妮曾於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想成為作家的意願，奧托開始考慮把日記公開出版。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最初安妮在她的日記都是表達她的想法，她多次強調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坦率地描述她的生活、家庭與同伴以及他們的處境，同時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想出版小說的抱負。1944年3月，她聽到荷蘭流亡政府成員赫里特·博爾克斯泰因於倫敦的電台廣播，指他會於戰後建立一個公共紀錄，當中是有關於德國佔領下對荷蘭人民壓迫的紀錄。奧托把安妮原本的日記稱為「版本A」，而經過安妮修改的日記稱作「版本B」，來製作最初發行的版本。在最初發行的版本中，奧托刪去安妮討論某些關於她父母的若干篇章，特別是批評父母（尤其是其母親）的那些；以及安妮於成長期間的一些有關性慾的篇章。在《安妮日記》的初版中，奧托把日記中家人的假名恢復為真實姓名，但其他人則保留沿用假名代替。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奧托把該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羅邁因作出版卻不成功，於是她把日記交給其同樣為歷史學家的丈夫揚·羅邁因。他於1946年4月3日在《言論報》上發表一篇有關這日記的文章，題為《一個小孩的聲音（）》，他寫道：「在孩子結結巴巴的聲音中，體現所有駭人聽聞的法西斯主義，比紐倫堡審判的證據放在一起還有更多。」他的文章終引起出版商的注意，這本日記終於在1947年於荷蘭出版，名為《秘室》，並
於1950年５度再版。《秘室》經過幾家出版商拒絕後，首次於1950年在德國和法國出版，並以《安妮·法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於1952年首次在英國和美國出版，並得到積極評價。日記在法國、德國、美國都大受歡迎，但在英國卻未能吸引讀者，使它於1953年遭到停印。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在日本得到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獲得關注之餘也好評如潮，第一版銷量已逾100,000冊。安妮在日本很快便成為重要的文化人物，她代表著戰爭中被犧牲的年輕人代表。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一齣基於《安妮日記》改編的舞台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市首次公演，該舞台劇由阿爾伯特·哈克特及弗朗西斯·古德里奇主演，該舞台劇後來獲得普利策戲劇獎。其後在1959年，根據日記而拍成的電影《安妮日记》，贏得了商業上關鍵性的成功。傳記作家梅麗莎·梅勒後來寫道，戲劇化對「安妮的故事極大的促進了浪漫化，感性化和普遍化。」多年來，日記的受歡迎程度與日俱增，特別是在很多學校（尤其在美國）列入課程的一部分，因此新一代的讀者也認識安妮·法蘭克。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獻研究所發表了日記的所謂「評論版」，當中包括了所有無論是未修訂及已修訂的已知版本的比較，還有對日記認證的斷言討論，還以及對這個家庭和日記本身的其他歷史資料。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1999年，安妮·法蘭克基金會的前任主席及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總裁科內利斯·瑟伊克宣佈他擁有《安妮日記》裡被奧托·法蘭克於書籍出版前移除的５頁內容，瑟伊克聲稱該５頁內容是奧托·法蘭克於1980年臨終前不久交給他的，而那些缺失的日記內容是安妮對其父母緊張的婚姻關係之批判性言論，以及安妮對母親的親情缺失。隨後當瑟伊克打算以該５頁日記內容為基金會籌集資金時，一些爭議隨之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獻研究所作為該手稿的正式所有人，要求绍克交出手稿。
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出US$300,000元到绍克的基金會。而那些手稿輾轉於2001年交回到荷蘭國家戰爭文獻研究所手上。此後，該５頁日記手稿被納入多國語言的新版本日記中。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安妮日記的文學價值一直備受讚譽，美國劇作家梅耶·萊文談到安妮·法蘭克的寫作風格，形容它是「一部保持著張力結構良好的小說」，並對她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在出版後不久，他與奧托·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萊文對安妮·法蘭克的事情很著迷，他於其自傳《痴迷》中也曾經提及到此事。詩人約翰·貝里曼也形容這本日記是一種獨特的描繪，不只是青春期心態的描繪，而是「以一個確切、自信和經濟的風格，來形容一個小孩轉變為成人的過程，其坦率實在令人震驚。」
在日記的美國第一版中，美國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於序言中形容它為「這是我曾經讀過有關於戰爭及其對人類的影響中，最明智和最動人的評論之一。」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在1961年的一次演說中提到安妮·法蘭克，說：「在整個歷史上，為著大量遭受極大痛苦和損失的時候中人類的尊嚴而言，沒有任何人的聲音能夠比安妮·法蘭克的更有說服力。」同年，蘇聯作家伊莉亞·愛倫堡也為她寫道：「一把代表著600萬猶太人的聲音 — 這把聲音並非聖人或詩人，而是一個普通小女孩的聲音。」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隨著安妮·法蘭克作為作家及人文主義者的地位不斷提升，她特別被討論為代表著納粹大屠殺的象徵人物，更廣泛地說是受迫害的代表人物。1994年，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克林頓在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得獎演講中，她朗讀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並談到她「喚醒我們對漠不關心的愚蠢，它並需要以我們的年輕人付上可怕的代價...」，希拉莉·克林頓此言所指的是薩拉熱窩、索馬里及盧旺達發生的種族戰爭和屠殺事件。
同年，納爾遜·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接受安妮·法蘭克基金會所頒授的人權獎後發表演說，指自己在獄中讀過安妮的日記，並「從中獲得更大的鼓勵」。他以她跟納粹主義的鬥爭比喻為其於南非的種族隔離，在這兩種哲學之間畫下一條平行線：「因為這些信念都顯然是錯誤的，古往今來，好像是挑戰安妮·法蘭克的人，他們都註定要失敗的。」同樣於1994年，捷克的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回應如何面對前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他說：「安妮·法蘭克遺留下來的東西至今仍活在眼前，並且對我們仍具重要意義。」藉此表示他的理念。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認為安妮·法蘭克所作的事被廣泛認定為戰爭中數以百萬計死傷者的單一代表人物，其原因是「一個安妮·法蘭克，比起那無數如她一樣仍留在陰影中的受害人面孔，其所作的事更能感動我們。也許這樣更好吧，若我們承受這成千上萬人的痛苦下，我們將無法活下去。」
奧地利作家梅莉莎·米勒在安妮·法蘭克傳記的結語中，表示梅普·吉斯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雖然她試圖消除越來越多人對「安妮·法蘭克代表著大屠殺中那600萬名受害人」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與死都是她個人的命運，個人命運發生了600萬次。安妮不能夠，也不應該作為許多被納粹奪走其性命的代表人物... 但她的命運有助我們明白到大屠殺為全世界帶來如此重大的損失。」
安妮的父親奧托·法蘭克以作為其女兒的遺產托管人來度過餘生，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關係裡，都是子女繼承著名父母的榮譽與繼續完成遺志的重擔。就我而言，這個角色是顛倒過來的。」他回憶起出版商向他解釋為何日記會如此廣泛地被閱讀，「他說日記包括了很多生活範疇，每位讀者都可以在當中找到一些讓他自己感動的東西，從而得到共鳴。」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也表達了類似的情緒，他說該日記大大提高了讀者對大屠殺更廣泛的注意，比紐倫堡審判更甚，因為「人們都認同這個孩子，這是源於大屠殺的影響，這個家庭就如你我的家庭一樣，所有你就能夠理解這一點。」
1999年6月，《時代雜誌》出版了一期特別刊，題為《時代100人：本世紀最重要的人物》，安妮·法蘭克獲選為其中一名「英雄偶像（Heroes & Icons）」人物，而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安妮的貢獻作出這樣的評價：「此書中的激情燃起了所有人想擁有安妮·法蘭克的希望，她的地位已經超越了大屠殺、猶太教、少女時期甚至是善良，並成為現世中的具代表性的人物 — 各式各樣的機制困擾著個人道德思想，堅持生存的權利，以及作為人類未來的希望與質疑。」他指出，雖然安妮的勇氣和務實的態度受敬佩，但其自我分析能力與寫作的品質卻是一個重要的元素，羅森布拉特寫道，「她能長存不朽的原因基本就是其高水準的文學作品。對任何年紀來說，她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她的作品品質似乎是一個對當時無情現實的一個誠實處理的直接結果。」
安妮·弗蘭克 安妮日記
隨著1950年代後期，《安妮日記》成為家傳戶曉的書籍後，各種針對日記及其內容的真實性指控陸續發表，而最早發表批評的地方源自瑞典及挪威。
1957年，瑞典新法西斯主義組織瑞典國家聯盟的雜誌《自由詞（Fria ord）》中，丹麥作家兼評論家哈拉尔·尼尔森發表一篇文章，他在之前寫了關於丹麥的猶太作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反猶太人文章。除此之外，文章質疑日記的作者並非安妮·法蘭克，而是由美國劇作家梅耶·萊文所著。
1958年，在維也納的《安妮日記》舞台劇中，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群抗議人士質疑，該群抗議人士斷言安妮·法蘭克是個從未存在過的人，他們並質疑維森塔爾指他需要找出當年拘捕安妮的警察以證明安妮確實曾經存在。維森塔爾後來確實開始尋找，並終在1963年找到卡爾·西爾貝鮑爾。在接受採訪時，西爾貝鮑爾爽快地承認當時其工作角色，並在被捕人士的照片中認出安妮就是其中一人，他還提供了整個事件的歷程，甚至回想起在拘捕過程中，曾翻轉一個装滿紙張的公事包，那些紙張撒落一地。他對事件的陳述證實了奧托·法蘭克等人所提出的事件版本。此事件也平息了人們對安妮·法蘭克存在與否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