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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勃劳恩 生活
海莉耶塔·冯·希拉赫建议布劳恩在战后进行躲藏，但布劳恩回应：“你觉得我会让他独自死去嗎？我会和他共处直至最后一刻……”希特勒在遗嘱中指示本人死后布劳恩将每年获得12,000国家马克。他非常喜爱布劳恩，在她参加运动或晚归时时常颇为担心。
布劳恩非常喜爱其两只苏格兰㹴犬内古斯和史塔西，并为之拍摄了影像。她通常将二犬与希特勒的德国牧羊犬布隆迪分隔开来。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下令随从对布隆迪试用氰化钾（用于次日二人自杀），布隆迪由此死去。布劳恩的两只犬及布隆迪之子则于4月30日由希特勒的训狗师弗里茨·托诺射杀。
爱娃·勃劳恩 成婚及自杀
1945年4月初，布劳恩自慕尼黑前往柏林，赴元首地堡与希特勒会合。布劳恩在苏联红军逼近柏林时拒绝撤离。4月28日至29日午夜，希特勒与布劳恩在一小规模民事婚礼中正式结为夫妻，约瑟夫·戈培尔和马丁·鲍曼见证了这一婚礼。此后希特勒与新婚妻子共享了一顿简约的婚礼早餐。成婚之后布劳恩的法定姓名变为爱娃·希特勒，在签署其婚姻证明时她写上字母“B”以表其婚前姓（布劳恩），然后将之划去，改而写上婚後姓“Hitler”（希特勒）。
1945年4月30日下午1时，布劳恩和希特勒同地堡员工和其他内圈人员作别。同日下午约3时30分，数名目击证人称听到一巨大枪响。几分钟后，希特勒侍从海因茨·林格及党卫队副官奥托·京舍进入书房，发现了两人位于沙发上的尸体。布劳恩服一氰化钾胶囊，希特勒则对右太阳穴开枪。尸体经楼梯和地堡紧急出口搬运至总理府后方花园，并于该处焚毁。布劳恩时年33岁。
爱娃·勃劳恩 成婚及自杀
苏联红军发现了两具焚毁的尸体。5月11日希特勒的牙医雨果·布拉什克、其牙医助理凯特·霍伊瑟曼及牙科技师弗里茨·埃希特曼确认两具遗骸属于希特勒和布劳恩。苏联方面将两具遗体秘密安葬于东德马格德堡的一处施密尔舒设施中；同时同地下葬的还包括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及两人六名子女的遗体。1970年4月4日，苏联一克格勃小队获取埋葬地信息，秘密发掘了五个含遗骸的木箱，对之进行了彻底的焚烧和粉碎，并将骨灰撒入附近易北河支流比德里茨河中。
布劳恩的其他家庭成员在战争中得以幸存。母亲弗朗西斯卡在巴伐利亚州鲁波尔丁一旧农舍中度过余生，1976年1月过世，时年96岁。父亲弗里茨于1964年过世。妹妹格蕾特于1945年5月5日产下一女，名爱娃。日后她同商人库尔特·柏林霍夫成婚，1987年过世。姐姐伊尔莎不是希特勒的内圈成员，经历两次婚姻，1979年过世。
警訊
《警訊》（英語：），是香港電台電視部與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合作製作的電視節目，作為警民合作的橋樑。此節目自1973年起播放，直至2020年8月結束，內容包括宣揚撲滅罪行訊息、披露最新的犯案手法及趨勢、呼籲觀眾提供案件消息以及介紹警察部門等等，由香港警務處派遣代表和藝人共同擔任節目主持。《警訊》最後播映時間，為逢星期三晚上8:00至8:30港台電視31及31A。長達47年的《警訊》是香港電台電視部播映時間最長的節目。
1970年代，《警訊》集中報導案件資訊及宣傳少年警訊的活動及資訊。1985年，嚴重案件則改由《繩之於法》報道。1996年，鑑於香港治安持續改善，香港電台將《繩之於法》內容合併於《警訊》。過往《繩之於法》內容涉嫌極為恐怖的案件重演片段內容，以及在報道屍體發現罪案時，直接攝影受害人的死狀的彩色照片等環節不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戲劇化的重演，不少更極具娛樂性。
警訊
2020年7月中，警務處宣佈結束啟播47年歷史的《警訊》。警方指近年科技發展迅速，社交媒體普及，市民接收資訊的習慣有所改變，故決定於2020年8月中旬，結束與港台聯合製作的《警訊》節目。最後一集在2020年8月12日播放。但有消息人士形容，警方認為港台和警務處「不再是這種合作模式」，因而結束《警訊》。而熟悉節目運作人士認為《警訊》難免會披露警方一些情況，故引起警方注意。
2022年10月，相隔節目停播兩年多，香港電台與警察公共關係科再次聯合製作《堅哥防騙攻略》，並沿用《警訊》原有演員，惟節目長度大幅縮減至5分鐘。至11月，無綫電視與警察公共關係科聯合製作《警聲百二秒》，節目長度縮減至約2分鐘。
警訊 歷史
《警訊》始自1973年，當時正值是香港社會肅貪倡廉時代的開始，那年正是警務處處長薛畿輔揭發皇家香港警察隊總警司葛柏貪污案的一年；加上社會經濟的起飛，香港大小罪案相繼增加，皇家香港警察隊認為有需要加深警民合作及教導香港市民以防止罪案率上升，亦了解有所需要提升警隊的正面形象以贏回公眾的信心；有見電視廣播的力量日漸影響普羅大眾，皇家香港警察隊便與同是政府機構的香港電台聯合推出撲滅罪行的電視節目。自此，《警訊》便一直與香港市民共同撲滅罪行，及見證著香港警隊的改進歷程。
為加深新一代對罪行的認識，共同撲滅罪行，及教育青少年不要誤入歧途，在《警訊》節目播出的一年後（1974年），警務處便開展了少年警訊計劃，其四個宗旨為：
自1973年啟播起，《警訊》主題曲為由Peter Moore及The Flying Dutchman作曲、並由The Flying Dutchman演奏的《Cross-Town-Mover》，以簡單的純音樂作開場及結尾曲，曲風感覺硬邦邦，也頗嚴肅無甚人情味的，但這音樂是最深入民心，一聽到就令人聯想起該節目。
警訊 歷史
約1990年起，《警訊》採用過多首描寫警察的電影的主題曲。因為一齣由成龍主演的香港電影《警察故事》，片中由成龍原唱、壯志激情的主題曲《英雄故事》便被《警訊》借用取代舊有的主題曲。
2004年，為讓《警訊》節目減少嚴肅氣氛、使廣大觀眾更歡迎，《警訊》找來形象健康的歌手唱出專門為節目而創的主題歌；其中有張學友親自譜曲並為它唱出剛柔並濟的《勇敢的故事》，並成為本節目第一首完全屬於這個節目的主題曲。
2009年，《警訊》邀請李克勤重新演繹《英雄故事》，成為《警訊》新主題曲。在2010年代初，《警訊》片尾播放主題曲時，曾一度改為由警察銀樂隊演奏的純音樂版本，但不久後恢復原來版本。
《警訊》中亦有製作“模擬片段”（或稱“事件重演”），通過案件重演的方式教導市民一些犯人或騙徒的作案手法，希望市民能夠提高警惕，減少日常罪案發生。
近年《警訊》喜用搞笑手法，將以往沉悶、直說直話的案件重演重新包裝，吸引觀眾收看。當中參演“模擬片段”的一些演員，如吳良榮、李子明、利沙華、賴機說（April Lai）、馬溱禧（Heily）、王文韜、蔡裕彤（Toby )等，則因精湛演出深受網民歡迎。
警訊 節目調動
2018年3月23日：由於港台電視31台於20:00-22:30直播《流行亞洲音樂2018》，本節目於港台電視31暫停播映，唯翡翠台的18:00播映時間沒影響。港台電視重播時間亦不受影響。
2020年2月26日：由於港台電視31台於星期三19:30-20:30直播《財政預算案論壇》，本節目於港台電視31暫停播映，唯ViuTV的星期五18:30播映時間沒影響。
警訊 爭議
警員拒絕向市民展示委任證則是香港自反修例運動以來的香港警察爭議之一。《警訊》卻曾在節目中多次表示真正的警察會在行使警察職權時必須要按《警察通例》向市民展示委任證。
而于2014年12月14日，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林樹榮在街頭曾經被市民問及為何警員不出示委任證，質疑警方與《警訊》講一套做一套，林樹榮表示《警訊》「太膚淺」，他不會理會。
新聞標題
新聞標題（英語：），指媒體所刊登或播報的新聞的標題，是在新闻正文前面，对新闻内容加以评价或概括的简短文字。在享有編輯自主及新聞自由的國家，各個媒體依照其屬性不同，可以由總編輯把關，自行決定新聞標題怎麼下。
新聞標題反映該媒體的偏向和屬性，也反映該媒體的閱聽人類型及他們最關心的新聞種類。
蔡子強
蔡子強（英語：，1965年—），香港時事評論員，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前任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他專門研究香港選舉制度、政黨及議會發展，並有於香港各大報章發表文章，蔡子強及馬嶽於2021年12月16日公開指出隨着舊選舉制度走入歷史，新選舉制度無論從組成、背後所反映民意的程度、運作的邏輯都有很大變化，分析框架都和以前不再一樣，預料日後會逐步淡出研究香港選舉及評論時事工作。
蔡子強反對台獨跟港獨，認為這兩者對解決問題無益。
其兄蔡子培（Franco Choy）是中學教師，於北角閩僑中學任教逾35年，現為中文科主任。
蔡子強 簡歷
蔡子強1984年畢業於慈幼英文學校，當時蔡已參與學校辯論隊、演講及校際問答比賽。
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企業管理系時，他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在1986年擔任第十六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副會長，1987年擔任第十七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並選修政治與行政學系的科目。
擔任中大學生會長期間，蔡子強大力支持脫離英國殖民，主張民主回歸祖國，理念上屬於「民主回歸派」，相信中國，主將與北京建立良性互動，藉對話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互信，為彼此在民主、普選等看法上，奠定基礎與共識，達至雙贏。1987年時，他曾以中大學生會長身分領導學生，致函中國總理趙紫陽贊同民主回歸。
蔡子強 簡歷
完成學士課程後，他在中大研究院進修哲學碩士課程，他的研究專攻政治，並開始以選舉制度作為重點。完成課程，取得政治與行政學的哲學碩士學位後，蔡子強曾任教澳門大學以及香港城市大學。在2004年擔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除了有撰寫學術著作，也在報章、電台和電視發表評論，並多次擔任電視台和電台政論節目主持人。與黃念欣一起主持香港電台電視部讀書節目《閱讀解碼》，該節目於2008年4月至6月間播出。他曾經積極參與香港民主運動，他曾加入終極普選聯盟。與陳健民、馬嶽、李詠怡等學者，同為推動普選組織，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
2019年7月31日，蔡子強於《明報》撰文表示，港府正面對「雙重危機」，連日來多次的嚴重衝突事件已令警民雙方和「藍黃」兩營之間仇恨不斷加深，社會嚴重撕裂。對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問責官員下台、行會總辭」等方案來解決危機的黃金時機已過，蔡子強認為「林鄭下台」才能使社會和解，「更換特首」可能是唯一兩邊都會接受的最大公因數，因為無論是抗爭者、民主派、「黃絲」、警察、建制派、「藍絲」都對林鄭月娥的怨氣甚深。
蔡子強 簡歷
2019年10月，蔡子強自資出版新書《百年修得同船渡》，文章寫法以感性為主，是蔡向他人生路上22位良師益友的一份致意，首三篇的主角是「佔中三子」陳健民、朱耀明、戴耀廷。他表示從民主發展網絡年代開始，便認識陳健民與朱耀明，看到昔日戰友被判入獄很不開心，就決定兩人寫篇文章，後來覺得沒甚麼理由不寫同是「佔中三子」的戴耀廷，就此寫了開首三篇。出書的另一原因，五十多歲的他開始思考退休的事，出書是為人生作階段性總結。
2020年9月，蔡子強在報章專欄提及，這年大學流失新生特別多，沒有接受大學取錄的DSE考生數目急升，而且幾間排名較前的大學，情况更為嚴重，不少成績好的學生都出去了外國大學升學。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蔡的文章評論，指新生流失的原因是家長對前中大副教授陳健民、中大校長段崇智、中大學生吳傲雪及港大學生會葉芷琳會長，避而遠之。梁振英更在社交網站向蔡子強隔空提問：「你知道在二號橋事件後，街市街坊給中大的花名嗎？」
蔡子強 簡歷
2021年6月，蔡子強撰文《告別的年代：每個道別都感恩》，宣布暫停《明報》撰寫政評專欄。他表示自己寫了二十多年政治評論，曾經對選舉制度等起過一些作用，但今天發現這世界不講道理，再在政治評論中講道理變得相當滑稽，而且最近政治氣氛令人感到沉重及窒息，在這種無力感和困乏情況下，希望休息一段時間。他更表示告別的不單是朋友，更是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和相信的價值，如無罪推定、言論自由、公營廣播等。
2021年12月，香港政府在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推出「免費乘車」來鼓勵市民投票，蔡子強認為大部分選民只需步行便可以由居所到達所屬票站，不需乘車前往，免費乘車的措施顯得政府章法大亂，政府目的是向北京顯示在鼓勵投票的工作上沒有懶惰。蔡分析港府大力催谷投票，可能與特首林鄭月娥她即將到北京述職爭取連任有關。
2021年12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和高級講師蔡子強出席《特區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新書發佈會，當中兩人表示，隨着2021年3月全國人大落實修改選制後，舊有的選舉制度被改變，新選舉制度在組成、背後所反映民意的程度、運作的邏輯都有很大變化，分析框架都和以前不同，所以倆人會逐步淡出研究香港選舉及評論時事工作。蔡子強更表示：「我們的時代過去了。」
蔡子強 齊昕家庭照言論
2014年7月3日，蔡子強在《明報》發表評論文章《如果是你的子女》（2010年梁振英著書《如果是你的子女》），蔡評論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女兒梁齊昕在網上發佈自殘相片的行为，引述梁齊昕訪問指公園家庭照是公關伎倆（lame PR stunt) 。其後，梁妻唐青儀批評蔡言論無知、冷血、涼薄且刻毒，「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蔡子強回應指，文章是基於《信報》記者與梁振英女兒一個白紙黑字的對話紀錄，並指所講的公關技巧是梁齊昕提出；如果梁的家人不同意，應該在過去一個星期，直接面對記者提問和質詢，而非迴避記者提問。事件觸發數百名中大政治及行政系學生及校友聯署，指出唐青儀「不單扭曲文章內容，且嚴重詆毀了一位資深的香港政治學者和敝系的老師」。
蔡子強 感情生活
在《東周刊》專訪中，蔡子強透露在愛情路上並不如意。中學時期，由於他唸男校，有點怕女生，很遲才學會和與女孩子相處。大學時期，和女性交往又太過煞有介事，一直在感情路上無結果。他自言自己是那種只顧工作的男人，「會在辦公室過夜，煮公仔麵加兩條香腸來吃」。他曾有一位氣質有點像藝人李若彤的女朋友，感情維持了四年，已進展到談婚論嫁階段，但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前夕，女朋友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分手三年半後，蔡子強才逐漸忘懷失戀之痛。蔡子強說，他喜歡朱德庸筆下的一隻狗，雖然見盡人間悲劇，但依然樂觀向前走，相信前面會有好風景，並表示「我等待愛情亦一樣。」
蔡子強 感情生活
2010年4月12日，梁家權發表《蔡子強不壞》文章，認為蔡子強為人太正經，可能令有心人也難以接近。4月14日，張寶華回應指「那位講師」沒人愛，不是因為他壞，而是他小家氣、心胸狹窄。張寶華指，在英國回來後一次跟他這位老朋友交談時，蔡傲慢的跟她說，如果她還想做記者，便要踏踏實實地做。蔡更眩耀他任職講師幾萬元的薪金如何豐厚、福利如何好等。張寶華更不滿蔡在他的專欄內常提及她，並以大哥哥看小妹的角度說，看見她這樣很心痛，批評她不應該作為記者去社交場合、不應該年資有限而出書、不應該問了一個「Too simple」的問題而被人關注等等。所以之後張寶華對他「避之則吉」。4月30日，蕭若元在其網台節目《蕭鼓聲中》分析蔡子強和同居女友分開的原因。
2022年1月21日，張寶華於她自己的YouTube Channel節目中，澄清蔡子強並無追求過她。
麥理浩
伯克的麥理浩男爵，KT，GBE，KCMG，KCVO，DL[?]（英語：，1917年10月16日—2000年5月27日），英國資深外交官及殖民地官員，1971年至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總督，他的任期前後長達10年半，先後獲四度續任，是香港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港督。
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雖然缺少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經驗，但沒有殖民地包袱的他，反而被普遍認為是歷史上最傑出和最受市民愛戴的港督之一，輿論更以「麥理浩時代」（MacLehose Years）形容他在任港督的日子。麥理浩任內推動大刀闊斧的改革，使香港的社會面貌出現深刻的改變。他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政、教育、醫療、福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和社會各個範疇，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這些政策不單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還進一步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同時也增強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
麥理浩
麥理浩見證了香港的經濟起飛，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在他的協助下，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大都會，奠定重要基石。此外，財政司夏鼎基爵士在麥理浩任內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也成為港府的理財哲學、以及麥理浩在施政上的依歸。
不過，外界也有意見批評麥理浩始終未能完全解決房屋不足、大學學位不足、教育素質參差、貧富不均和交通擠塞等核心問題，不少輿論也認為他未能快速應對任內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至於在處理中國大陸非法入境者及越南難民來港的問題上，也引起不少爭論。
在中港關係方面，麥理浩改善了雙方自六七暴動以來的關係，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問中國的港督。訪華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席間得悉鄧小平堅決要在1997年或之前收回香港，結果這次會面為後來的香港前途談判揭開序幕。麥理浩返港後擔心引起恐慌，隻字不提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的言論，只引述鄧小平「叫香港投資者放心」，但為免觸動中方神經，他放棄原擬推動民主政制改革的計劃。
麥理浩
麥理浩未及香港前途談判召開，便先行卸任港督，但他卸任返英後，繼續透過上議院議員的身份參與香港事務。他在晚年参与制定「居英權計劃」，又多次批評末任港督彭定康為立法局引入的民主改革。在1997年，年近80歲的麥理浩特意返回香港，在6月30日晚出席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縱使英政府杯葛在7月1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別行政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但他仍堅持出席。
麥理浩對香港的貢獻深受各方肯定，他除了多次獲英廷授勳外，更在1982年獲封為終身貴族，而香港的麥理浩徑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也是為了紀念他的貢獻而以他命名。
麥理浩 生平
麥理浩在1917年10月16日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市內的巴特里（Partick），是家中次子。他的父母都是蘇格蘭人，父親名哈米什·亞歷山大·麥克萊豪斯（Hamish Alexander MacLehose，1886年－1962年），母親名瑪嘉烈·布魯斯·布拉克（Margaret Bruce Black）。麥理浩的家鄉位於蘇格蘭艾爾郡（Ayrshire），父親本在斯特凌郡（Stirlingshire）墾思峽（Campsie Glen）附近的格蘭米爾（Glenmilne）開設印刷所，但麥理浩出生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父親正在蘇格蘭來福槍團第八營擔任少校。麥理浩也有一位兄長，名叫諾曼·唐納·麥克萊豪斯（Norman Donald MacLehose，1915年－1974年），他後來繼承父親的印刷業務，與麥美倫出版社有往來，也嘗任麥美倫家族信託人。
麥理浩 生平
麥理浩在1931年入讀父親的母校拉格比公學，他在校內表現出眾，不單是校內壁手球隊隊長，也曾經憑一篇關於19世紀著名法國外交官塔列蘭的文章，贏得一面英皇獎章。在1936年，他成功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主修現代歷史，在校內與日後成為英揆的希思（後為爵士）結交成為同學和好友，嗣後於1939年獲文學士學位畢業。
畢業後，麥理浩旋於1939年獲殖民地部取錄，投身馬來亞的殖民地政府。不過，他在1940年前往中國，暫時轉調到英國駐廈門領事館供職，以便學習在馬來亞北部同樣流行的福建話。當時正值第二次中日戰爭，廈門也已在1938年5月淪陷，但由於英日兩國尚未宣戰，故麥理浩初期仍可在華活動。可是，日軍於1941年12月策動太平洋戰爭和英日宣戰後，他隨即在同月遭日軍拘禁，一直到1942年10月才獲准遣送回國。
麥理浩 生平
麥理浩早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已加入皇家志願後備海軍。休養一段日子後，他在1943年2月以海軍上尉的身份重返中國，主要活躍於汕頭一帶，負責在日軍大後方與中方游擊隊合作，秘密從事情報蒐集的工作，多番深入敵陣。其中有一次，麥理浩更大膽地走進受日軍控制的汕頭會所，在眾目睽睽下點了一杯氈湯力，他不慌不忙，最後在無人阻撓、絲毫無損的情況下離開會所。憑藉戰時的傑出表現，他於1946年獲英廷頒授MBE軍事勳銜。
在二戰後期，麥理浩曾經在1944年至1946年間擔任英國駐福州署理領事，並在二戰結束後從皇家志願後備海軍退役。在華的經歷使麥理浩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也學會說國語；他不單止放棄殖民地部的工作，並在1947年5月決定正式轉投外交部，出任英國駐漢口署理領事，復於1948年出任署理總領事。麥理浩在1949年進一步升任為一等秘書，但同年中國大陸主權易幟，國民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而敗走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麥理浩被迫在1950年1月調返倫敦的外交本部，轉為協助馬歇爾計劃的實行。
麥理浩 生平
在1951年，麥理浩獲派到位於布拉格的英國駐捷克大使館，出任一等秘書（商務）兼領事，嗣後於1954年借調到英聯邦關係部，於威靈頓任職英國駐紐西蘭高級專員公署辦事處主管。麥理浩在1956年返回外交部，到巴黎的英國駐法國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1959年升任參贊。同年，他又借調到殖民地部，到香港出任港府政治顧問，負責就政治事務向港督柏立基爵士提供意見。
麥理浩在1963年升任外交部遠東司司長，主管遠東地區的外交事務，任內在1964年獲CMG勳銜。工黨韋爾遜政府在1964年10月上台後，麥理浩在1965年獲指派擔任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秘書，先後在1965年至1966年、以及在1966年至1967年間，為邁克爾·史都華德（Michael Stewart）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兩任工黨外相工作。其中，布朗一向以作風急進著稱，加上他有酗酒的習慣，使得麥理浩擔任他的首席私人秘書期間，經常要徹夜工作，而且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從而進一步培養其堅忍的意志。
麥理浩 生平
不過，麥理浩任內也險些仕途止步；根據2007年解密的一批政府機密檔案透露，麥理浩曾在1967年大意地將一份重要的機密文件遺留在倫敦攝政街的蘇格蘭皇家銀行分行，該機密文件內有首相韋爾遜致美國總統林登·詹森關於越戰的電報。有關事故在當時一度被視作「嚴重的保安疏忽」，再加上較早前也有一名國防部官員犯下同類過失而接受軍法審判，使得麥理浩也有被紀律處分的可能。雖然如此，布朗對麥理浩有深刻的印象，除了稱呼他作「我那位憂鬱的蘇格蘭人」（my gloomy Scot），也相當欣賞他的才幹。所以在事件發生後，布朗即向韋爾遜辯解，指出麥理浩非常能幹，解釋事故是因為缺少休息時間所致。在布朗的幫助下，再加上那份機密文件沒多久被另一位外交部官員撿到，政府最終信納事件的嚴重程度較輕，免卻向他採取紀律處分。
麥理浩 生平
麥理浩在1967年到西貢出任英國駐南越大使，當時正值越戰，實行資本主義的南越和實行共產主義的北越正陷於持久的戰爭狀態。麥理浩任內不單見證美軍對北越的軍事行動，且與美方建立起良好友誼，而美方則認為他理解當地局勢，是當地最可信賴的外交使節之一。在1969年，麥理浩在不太情願的情況下告別南越，轉任英國駐丹麥大使，不過他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任期並不長久，在1970年10月，英政府宣佈將任命麥理浩接替戴麟趾爵士為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為做好準備，麥理浩在1971年6月的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中，獲英廷賜予KCMG勳銜，成為爵士，而英政府還特別補送他往曼徹斯特進修短期的城市公共行政管理課程。
在1971年11月19日，身穿傳統殖民地官服的麥理浩與夫人乘坐國泰航空CX501號班機抵達香港啟德機場，獲輔政司羅樂民爵士等官員迎迓，隨後，麥理浩一行轉乘港督專用遊船慕蓮夫人號橫渡維多利亞港，並於皇后碼頭登岸檢閱儀仗，之後再於大會堂內，由首席按察司李比爵士（Sir Ivo Rigby）、政府主要官員和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見證下，正式宣誓就任為第25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由此展開其長達10年又6個月的港督生涯。
麥理浩 生平
在1960年代，香港受貿易和紡織業的帶動，經濟蓬勃發展，但受惠的只是社會上一小部分人士，以勞工階層為主的普羅大眾而言，生活仍然十分艱難。在六七暴動過後，港府察覺到在施政上的不足，於是在戴麟趾的帶領下推行多項新政，當中包括修改勞工法例，進一步保障勞工權益、另外還加強官民溝通、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然而，戴麟趾作為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往往施政上偏向保守，始終以維持殖民地的財政穩健為依歸，大大限制了改革的力度。
麥理浩 生平
麥理浩是少有外交官出身的港督，也是殖民地部於1966年併入英聯邦事務部、以及英聯邦事務部在1968年與外交部重組為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同樣簡稱外交部）以來，首位獲任命的港督。他之前的24任港督，幾乎盡皆殖民地官僚出身。與殖民地官僚不同，雖然麥理浩不是公共行政專才，但外交部的背景使他沒有殖民地的包袱，同時對政局具備敏銳的分析力。為了重拾香港市民自六七暴動以來的信心，麥理浩甫上任便強調香港已儲備足夠的經濟能力，現在是改善生活的時候。透過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他在任內大刀闊斧地推動前所未有的新政，幅度和深度比前任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政策不單令香港出現既深且廣的發展，也令政府在市民心目中重新塑造良好而正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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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建國以來，中國大陸局勢不穩，不時有大量難民南逃香港，加上戰後嬰兒潮等因素，二戰後的香港一直面對沉重的房屋壓力。不少難民為建立安身之所，索性就地在市區邊陲任意興建寮屋。這些簡陋的房屋一般只用鐵皮或木板搭建，面積極小，但往往住上好幾人；寮屋區缺乏乾淨水源，而且衛生情況欠佳，火災等意外更時有發生。在1953年聖誕節發生的石硤尾大火，導致逾50,000名寮屋居民在一夜間無家可歸，大火促使當時的港督葛量洪爵士決定興建徙置大廈安置災民，自此政府逐漸負起興建公營房屋的責任。繼葛量洪的徙置大廈後，繼任港督柏立基爵士和戴麟趾爵士也著手興建徙置屋邨、並推出廉租屋邨和政府廉租屋，連同香港房屋協會自戰後配合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皆進一步為有需要的貧苦大眾提供居所。不過，這類公營房屋的數量有限，再加上中國難民持續湧入，至麥理浩接任港督的時候，全港寮屋居民仍有達3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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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意識到房屋問題的迫切性，因此在1972年10月宣讀的首份《施政報告》當中，即提出規模宏大的十年建屋計劃，目標希望在10年時間內，從賣地等收益投放80億港元，為180萬名香港市民提供居所。為了有效推行計劃，麥理浩在1973年將原有的屋宇建設委員會改組成房屋委員會（簡稱房委會），另外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的房屋科改組為房屋署，兩者專門負責規劃和推行公營房屋計劃，以及著手興建簡稱「公屋」的公共屋邨，而原有的廉租屋邨和政府廉租屋則歸類為「甲類屋邨」、徙置屋邨歸類為「乙類屋邨」，一律也統稱公共屋邨，歸由房委會和房屋署管理。為配合公營房屋的興建，他還在同年成立新界拓展署，負責在新界興建新市鎮以容納更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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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建屋計劃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建屋計劃，在麥理浩任內興建的公共屋邨遍及港島、九龍和新界，當中包括在1974年落成的愛民邨和美東新邨、1975年落成的麗景邨（後改名荔景邨）和瀝源邨、以及在1976年後相繼落成的麗瑤邨和葵盛新邨等等。至於新市鎮方面，港府雖然早在1950年代把觀塘和荃灣規劃為衛星城市，即九龍市區的延伸，但新界的新市鎮則屬麥理浩任內首創。在新界拓展署的主導下，港府在1973年起相繼設立荃灣、沙田和屯門三個新市鎮，其中沙田和屯門本屬人煙稀少的鄉郊地方，但在新市鎮工程下，兩地移山填海，廣建大型屋邨，加上私人發展商也紛紛興建大型屋苑，使這些地方的面貌出現極大的變化。繼這三個新市鎮後，麥理浩在1970年代後期又決定興建大埔、粉嶺／上水和元朗三個新市鎮，和開發馬鞍山作為沙田新市鎮的延伸，令新市鎮的規模繼續急速擴展。另一方面，麥理浩認為，港府興建的不只是公營房屋，而是真正的社區，因此，透過興建新市鎮，港府亦同時興建相應的公共設施、休憩用地和醫院、學校及交通網路等配套設施，讓建構社區的理念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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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中下入息家庭及公屋家庭置業，麥理浩還在1976年12月宣佈推出簡稱「居屋」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由港府興建一些價廉實用、且具一定水準的住宅屋苑，供有意置業但無力購買私人物業的人士選擇。麥理浩任內推出的居屋也是遍及香港各地，較早期的包括有何文田俊民苑、葵涌悅麗苑、觀塘順緻苑、柴灣山翠苑、香港仔漁暉苑和沙田穗禾苑等等。
終麥理浩一任，港府合共發展六個新市鎮（包括荃灣在內）、33個公共屋邨、16個居屋屋苑、以及重建11個舊式屋邨，受惠人口高達96萬人。同時間，新界地區出現極大轉變，人口由1970年只有大約50萬，大幅增加至1982年的大約150萬人，1991年更增至大約300萬人，佔全香港約一半的人口。麥理浩在任後期，建屋的計劃仍然持續，當中包括在1981年9月決定計劃耗資1,000億港元，發展可供30萬人居住的將軍澳新市鎮，以及在1982年3月投放2,500萬港元，落實「海港填海及市區發展研究」，研究維多利亞港填海增地的可行性。有關研究隨後於1983年10月發表，認為有需要在中環及灣仔填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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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十年建屋計劃一共向96萬名市民提供居所，但始終未能達到當初訂下180萬的目標，港府後來決定延長計劃五年，到麥理浩卸任後的1987年才告完成，但最終的累積安置人口也只有150萬，比原訂的180萬少30萬。麥理浩的建屋計劃未有完全達標，主因是因為香港在1970年代經歷過兩次石油危機和短暫性的經濟過熱，使建屋進度受到拖慢。麥理浩任內還經歷過多場寮屋區大火，較嚴重的包括在1976年2月的筲箕灣愛秩序灣五級大火、同年10月的獅子山山腳馬仔坑四村五級大火、1981年8月的秀茂坪安樂村五級大火、以及在1981年12月先後發生的油塘長龍田村四級大火和馬仔坑仁愛村四級大火等。這些寮屋區大火每次均造成數千人無家可歸，大大加重政府在房屋方面的壓力；此外，由於偷渡問題持續，加上非法寮屋仍然不斷滋長，使房屋問題未能完全解決。到麥理浩卸任時，全香港的寮屋居民更由1972年的35萬人增加至75萬人，而全港居住環境被界定為擠迫的家庭也有25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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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可否認的是，十年建屋計劃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公營房屋興建計劃，新型公共屋邨如雨後春荀在香港各地興建，對受惠的大批市民而言，他們的生活狀況得以直接地大幅改善。十年建屋計劃立下的宏大目標，令當時的市民對政府建立信心和予以肯定，從而增強了政府的認受性。居屋計劃的推出，也成功協助不少市民置業，後來特區政府在2002年宣佈無限期停建居屋後，即引起社會上要求復建居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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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任內另一項極為棘手的任務，是解決香港的貪污問題。香港歷來貪污問題根深柢固，其中尤以政府的貪污風氣為甚，不少公務人員明目張膽地貪污斂財，較具體的例子包括消防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救火、救護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俗稱「阿嬸」的女工「打賞」，才可獲得合理服侍，此外，一般公共服務如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也得要賄賂負責的公職人員。當時，在一眾政府部門當中，以皇家香港警察隊的貪污情況最為嚴重，這個被形容為「世上用錢所能買到的最佳部隊」雖然在六七暴動中立功，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在1969年授予「皇家」稱號，但不少受賄的警務人員事實上濫用自身權力，貪斂大筆財富，而且包庇各種非法罪行，嚴重威脅社會治安，令不少市民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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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警隊早自1952年設立反貪部，負責處理貪污投訴。六七暴動後，港督戴麟趾意識到貪污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原有《防止貪污條例》的不足，於是在1971年5月制定《防止賄賂條例》，加重貪污罰則、擴大懲治範圍、以及賦予警方反貪部更大的權力偵查貪污案件。然而，儘管英國朝野日益關注香港的貪污情況，戴麟趾任內肅貪的力度始終有限，他接受英國電視台訪問談及貪污問題時，更被批評為「像一根圖騰柱僵硬地坐在攝影機前，言語唐突，態度曖昧」。至於由警方反貪部自行調查警隊內部的貪污問題，更是廣為人所詬病，其辦案表現也被外界譏諷為「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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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上任後，即著手研究香港的貪污問題，而他在肅貪倡廉方面最大的貢獻，是一手創立專門撲滅貪污罪行的廉政公署（英文簡稱「ICAC」）。廉政公署的設立與葛柏案不無關係。葛柏本為警隊高層，職級是總警司，他在六七暴動期間表現出色，曾獲英女皇嘉獎，1971年12月更出任九龍區副指揮官一職；但另一方面，自《防止賄賂條例》生效後，警隊反貪部在1971年開始注意到葛柏擁有大批來歷不明的財富，遂對他暗中展開調查。可是，由於證據不足，反貪部最初的調查工作停滯不前，而這時的葛柏也意識到警方已對其財產展開調查，於是申請在1973年7月提早退休，以期及早脫身離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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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時任警務處處長薛畿輔再接獲情報，指葛柏匯出大筆可疑款項到海外的銀行戶口；同時間，葛柏再提出申請，要求提早多一個月在1973年6月退休，企圖在警方搜得足夠證據前離開香港。雖然警方始終未能獲得充分證據，證明葛柏來歷不明的款項是由貪污所得，但薛畿輔決定先發制人，在同年5月勒令葛柏停職接受進一步內部調查；另一邊廂，時任律政司何伯勵（John Hobley）在薛畿輔要求下，也首次引用《防止賄賂條例》，於6月4日要求葛柏在七日內交代其財產來源，這時警方經點算後，發現葛柏來歷不明的財產逾430萬港元，相當於他在警隊任職21年來所得收入的六倍。6月8日，正接受停職調查的葛柏，運用自己的職權從啟德機場乘坐飛機，經新加坡潛逃英國，一時間引起社會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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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柏潛逃返英後，麥理浩為穩定民情，立即於6月13日會同行政局，宣佈委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就葛柏潛逃一事展開調查，以及就香港的貪污問題和相關法例進行研究。百里渠爵士在7月4日向麥理浩提交關於葛柏潛逃的報告書，是為《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在10月11日，他再發表《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該報告批評政府部門貪污問題普遍，導致市民對港府失去信心，但報告未有明確建議港府設立一個獨立的反貪部門。在百里渠撰寫報告期間，坊間輿論要求港府盡早緝拿葛柏歸案之聲不絕，可是由於英國沒有香港《防止賄賂條例》內有關收入與官職不相稱的罪名，以致港府無法引渡葛柏返港受審，激起公眾反響。在1973年8月26日，大批學生和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反貪污，捉葛柏」集會，但警方事後卻票控部份參與集會的人士，繼而引發不少市民在9月16日再舉行「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示威，聲援被檢控的集會人士，種種事件反映出公眾對港府打擊貪污不力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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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百里渠爵士發表的第二次報告書未有明確建議港府設立獨立的反貪部門，但麥理浩了解到警隊反貪部的不足，所以早在葛柏潛逃英國後不久，便著手招攬人手籌備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在1973年10月17日，麥理浩向立法局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正式提出要設立一個直接向港督本人負責、且獨立於政府的「撲滅貪污專員公署」，以便專門調查貪污案件。公署不久更名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即廉政公署），且邀得前民政司姬達（後為爵士）出任首任總督特派廉政專員、以及邀得已經退休，但曾任職軍情五處和香港警隊政治部主管的彭定國（John Prendergast，後為爵士）出任首任執行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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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正式成立後，立即以強硬手段處理貪污個案，在英國警方協助下，葛柏於同年4月29日在當地被捕，並且在1975年1月7日由廉署人員押解引渡返港受審。有關行動贏得輿論普遍稱譽，葛柏最終被法庭裁定一項串謀賄賂和一項受賄罪罪名成立，判監四年及充公其中25,000港元賄款。在雷厲風行的行動下，廉署成立首10個月內，接獲涉及貪污的投訴多達5,958宗，而且又針對油麻地果欄案等多宗涉及警隊的貪污個案展開調查，大量警員受牽連或被邀請協助調查。廉署的調查行動對警隊構成沉重壓力，不少警員索性提早退休，設法移民到一些像台灣等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或地区，以逃避日後廉署的追查，個別警員甚至因為畏罪或擔心被廉署查問而自殺，引起警隊內對廉署調查手法和作風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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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10月28日，數千名警務人員及家屬到香港警察總部操場集會，宣洩對廉政公署的不滿，以及要求警務處處長施禮榮主持公道，向港督加以反映。集會過後，數十名警務人員走到廉署位於金鐘夏愨道和記大廈的執行處總部，除了大肆搗亂外，還毆傷約五名廉署職員。警務人員到廉署搗亂一事，被輿論形容為警廉衝突，英文輿論更指事件是「警察叛亂」（Police Mutiny），一度引起公眾擔心香港治安會否出現動盪。警廉衝突發生後，廉署內部主張繼續原有的調查工作，外間也有意見認為，若果港督本人是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大有可能拒不退讓，甚至召喚駐港英軍維持局勢。
然而，為顧全大局，麥理浩經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步，他在1977年11月5日發出一項「局部特赦令」，宣佈除了已被審問、正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在11月7日，他向立法局強調有關特赦令只此一次，下不為例，表明不會再作任何讓步，同時，立法局又修改《警隊條例》，授予警務處處長權力，可即時開除任何不服從警隊命令的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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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特赦令」的頒佈是一項富爭議性的決定。一方面，絕大部份警務人員不再被追究，從而立即有效平息警隊內的不滿情緒，而他當機立斷的決定也獲得輿論普遍讚揚；但另一方面，廉署的士氣在短期內卻大受打擊，一直主張維持強硬立場的廉政專員姬達更在1978年7月黯然離開廉署，雖然姬達旋獲麥理浩委任為布政司，但兩人關係始終蒙上陰影。據曾任麥理浩私人秘書的苗學禮憶述，頒佈「局部特赦令」是麥理浩任內所作最困難的決定之一，而麥理浩晚年則認為，警務人員出現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局部特赦令」的頒佈具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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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達卸任廉政專員後，麥理浩在同月委任另一資深殖民地官員陸鼎堂爵士接掌廉署，設法重整廉署肅貪倡廉的形象，以及改善警廉關係。1977年12月，麥理浩又設立獨立運作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受理公眾有關廉署在行政方面的投訴，對廉署作出監察。事實上，廉署在警廉衝突後，繼續扮演肅貪倡廉的角色，並先後偵破前探長黎民祐貪污案、香港電話公司職員貪污案和中華汽車有限公司員工盜竊硬幣和行賄等的大型案件；此外，廉署還繼續追緝在逃人士和凍結他們涉及貪污的資產，使他們不能返回香港和動用被凍結的資產。在眾多在逃人士當中，較知名的包括涉及賄款數以億計、稱之為「四大華探長」的呂樂、韓森、藍剛和顏雄，以及藝人曾志偉的父親、曾任職總警長的曾啟榮等。
無論如何，麥理浩卸任港督時，廉政公署累積成功檢控超過2,000名干犯貪污罪行的人士，有效達至肅貪倡廉的目的，也掃除港府多年來積習的貪污風氣，使香港成為亞洲地區最廉潔的城市之一。廉政公署的貢獻不單為不少港人所自豪外，甚至啟發澳門、中國、韓國和台灣在日後也設立類似的反貪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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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相當重視香港的教育發展，在上任港督前不久，港府才於1971年開始實行六年強迫小學義務教育，並制定《入學令》，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小學學生家長處以刑罰，而他任內則致力將強迫免費教育推廣至初中，以配合香港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在1973年8月，港府教育委員會發表報告，目標在1981年讓百分之80的青少年獲得資助的初中學位，但麥理浩認為報告建議的步伐過慢，於是在立法局成立專責小組展開進一步研究，促成港府在1974年10月發表《香港未來十年之中學教育》白皮書，當中訂下目標在1979年推行九年強迫免費教育。在1977年10月5日，麥理浩向立法局宣讀任內第六份的《施政報告》當中，再決定提早在1978年新學年施行九年強迫免費教育，使香港所有適齡兒童和青少年都要強制接受教育至初中三年級的程度。為配合學童增加和新市鎮的發展，麥理浩也積極增加中小學的數目，以容納更多適齡學童；而頒佈實施九年強迫免費教育後，他還宣佈逐步擴大《入學令》的適用範圍，由1979年學年起，教育司可根據《教育條例》授予的權力，向12至13歲的適齡學童發出《入學令》，而自1980年學年起，《入學令》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展至14歲的適齡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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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也特別重視以工業和理工教育配合香港的工業發展，他先後在1975年創立葵涌工業學院和觀塘工業學院、1977年創立黃克兢工業學院、和在1979年創立李惠利工業學院，致力培訓更多工科學生。在此期間，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也相繼在1976年8月17日和10月19日成立。另一方面，麥理浩在1972年8月將香港工業專門學院改組為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同時承認其專上學院地位，以及在紅磡撥地興建新的校址。麥理浩同年還把負責大學撥款事宜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改組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使理工學院也納入成為該委員會的資助對象之一。除了香港理工學院外，香港樹仁學院（香港樹仁大學前身）和嶺南學院（香港嶺南大學前身）也分別在1976年和1978年獲港府認可成為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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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教育方面，麥理浩任內對香港兩所大學作出不少變革，當中包括在1972年委任黃麗松教授為香港大學創校以來首位華人校長，另外又在1976年將香港中文大學由原來的「聯邦制」改為「單一制」，惟後者在當時引來不少爭論。香港中文大學的改制，源於麥理浩在1975年委任曾協助草創中文大學的富爾敦勳爵擔任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主席，負責研究中文大學的體制架構。該委員會後來發表第二次《富爾敦報告》，促成港府在1976年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把中文大學的管治模式由原來的「聯邦制」更改為「單一制」，意味中文大學校方由各家成員書院收歸大部份的行政權力。當時三家成員書院均對有關改變頗有微言，其中以新亞書院方面的反對聲音最為強烈，幾經爭論，最終有九名新亞書院校董因不滿中大改制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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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在任晚期，於1981年4月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建議，宣佈委任一個以英國文化協會前會長呂衛倫爵士為首的國際顧問團，負責全盤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國際顧問團在麥理浩卸任後數月，即1982年11月，發表外界稱之為《呂衛倫報告書》的《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報告書》，該報告對香港各方面的教育政策均作出分析和提出意見，對港府此後在教育方面的施政起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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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發展外，麥理浩任內還面對教師多次發起社會運動，其中兩次事件更引起廣泛關注。首項爭議是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在1970年，港府宣佈委任一個薪俸調查委員會（簡稱薪委會），負責檢討公務員薪級架構和薪俸制度，該委員會由英國前首席公務員事務專員馬立本爵士（Sir George Mallaby）出任主席，成員則包括羅桂祥和李福和等人，並由剛退休的外交部助理次官莫勤（James C. Morgan）擔任委員會顧問，專門負責檢討政務主任及其他專業職系的薪級架構。薪委會本訂於1971年3月開始運作，同年8月前向港府提交報告，但港府未及薪委會召開，便在1971年2月24日率先宣佈調整教師和護士的薪級制度。其中，新入職文憑教師的起薪點遭到調低，以最初級的三級文憑教師為例，其起薪點由原來的1,044港元大幅降至889港元，而原來的薪級架構也有不少變動。由於在職文憑教師可繼續沿用舊薪級制度，所以他們在初期多持觀望態度；相反，羅富國、葛量洪和柏立基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會卻對港府造法深表不滿，批評減薪有辱教師尊嚴，而且造成「同工不同酬」，分化在職和新入職的文憑教師。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會除了先後發動學生靜坐和罷課等抗議行動外，又聯同公務員團體與港府展開談判，但談判一直處於膠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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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8月，薪委會向外界發表報告書，但由於公務員團體方面仍與政府商討文憑教師與護士的薪級架構，故報告未有對文憑教師和護士提出建議，惹來輿論批評。未幾，消息傳出護士方面與政府達成共識，而文憑教師起薪點雖獲調升至1,175港元，但頂薪點卻被調低，加上政府有意取消過往文憑教師薪酬與護士掛勾的造法、以及將他們的薪級獨立於公務員的總薪級表，導致在職文憑教師也起而加入反對的行列。當時，文憑教師主要任教津貼小學和補助小學，也有小部份任教政府官立小學，他們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紛紛籌組類似工會的大小團體，並共同成立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加入公務員團體與政府的談判。在1972年7月，籌備當中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和官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等13個教育人員團體在中環發起遊行，反對新的薪級架構，但政府仍然不為所動，而雙方談判更在同年8月正式宣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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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與文憑教師談判期間，麥理浩已就任港督，而談判在1972年8月宣告破裂後，在他的同意下，港府宣佈為以示公正，決定重新委任屬於薪委會成員的莫勤、羅桂祥及李福和三名獨立人士，再召開一個名為「莫勤工作小組」（Morgan Working Group）的薪俸調查委員會工作小組，專門研究文憑教師的問題。工作小組在1972年11月初召開，同年12月將工作小組報告提交港督省覽，並在1973年2月14日向外公佈。然而，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與港府提出的方案差別不大，令文憑教師感到失望，根據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符合資格的新入職文憑教師起薪點為1,175港元，在任教首八年間逐步達至頂薪點的1,750港元，領取頂薪滿五年後，可選擇獲得特別增薪點的1,825港元、三年後直接跳至1,900港元，任教多三年後再直接跳至最終頂薪點的1,975港元。相反，文憑教師除要求起薪點增至1,250港元外，又爭取在任教首10年內將薪點逐步升至1,950港元，這兩點均與工作小組的建議有很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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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勤工作小組報告向外公佈後，華員會和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先後在1973年2月21日和2月25日召開文憑教師大會，均以大比數投票通過策動教師罷工，以表達文憑教師對港府的不滿，其中，聯合秘書處更訂在4月4日兒童節、4月13日黑色星期五和5月4日五四運動紀念日發動三輪罷工，務求迫使港府讓步。港府當時對教師計劃罷工大為緊張，在3月29日，輔政司羅樂民爵士在立法局內提出妥協方案，提出以「莫勤工作小組」的建議為基礎，分別將特別增薪點上調為1,850港元、1,950港元和2,050港元，但入職起薪點和薪點跳升所需的年期卻維持不變，結果方案不為文憑教師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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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文憑教師如期在4月4日和4月13日發動首兩輪罷工，在第二輪罷工當中，全港更有超過百分之80的小學響應，港府承受的輿論壓力也越來越重。由於第三輪罷工的舉行日期正好是小學升中試的日子，如果升中試因文憑教師罷工而取消或延期，將對全港約10萬名應考升中試的學生構成嚴重影響。麥理浩為免事情惡化，於是派出時任新聞司姬達與代表文憑教師的教協核心成員司徒華私下磋商，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白約翰會督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也介入其中參與調停。幾經磋商，港府最終決定讓步，在各方共識之下，港府應要求將文憑教師起薪點增至1,250港元，而且縮短至七年內逐步跳升至頂薪點的1,750港元。領取頂薪滿三年後，文憑教師可立即跳至特別增薪點的1,850港元、兩年後再跳至1,950港元、再多兩年後可直接跳至最終頂薪點的2,050港元。新的方案比港府之前所有方案都要優厚，因而獲得絕大部份文憑教師的正面回應，從而避免第三輪罷工的舉行。罷工平息後，麥理浩在1973年5月初宣佈再委任工商界人士安子介、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羅怡基博士（Dr. B. M. Kotewall）和徐誠斌主教調查事件爭端，作出補救，而13個教育團體也於5月底舉行投票，通過新的方案，持續26個月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才告化解。
麥理浩 生平
至於另一項爭議是金禧事件，在1977年初，天主教寶血會金禧中學多名教師揭發校方財政混亂，且涉嫌斂財和挪用公款，於是在教協司徒華陪同下往廉政公署舉報。部份師生起初要求校長梁潔芬修女解釋，但校方不單拒絕請求，而且還向有關師生作出警告。同年6月，金禧中學師生舉行罷課和靜坐，以示抗議，促使律政司署宣佈就事件立案調查，而教育司陶建（Kenneth Topley）則在6月16日向該校全體師生發出警告信，揚言如果教師再次罷課，可面臨被吊銷教師資格。不過，教協方面則通過決議，指陶建的警告信毫無根據，要求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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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期間，寶血會宣佈退出金禧中學，由主教府接辦及委派新校長主持校政，但是到9月新學年開課後，校內仍然紛爭不斷。在1978年2月，法庭裁定金禧師生對校方的指控屬實，判處前校長梁潔芬修女貪污罪成入獄，但獲准緩刑執行；而金禧校方則繼續維持強硬立場，同年5月更勒令四名質疑學校管理層的學生停課兩星期。金禧校方勒令學生停課的決定，觸發該校400多名師生前往港督府向麥理浩請願，隨後又到主教府外露宿，向教區主教胡振中抗議。當時，教育司署認為事態嚴重，署理教育司許瑜遂在5月中宣佈「封校」，並宣佈由天主教會在原址籌辦德蘭中學，變相解僱金禧中學舊有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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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瑜宣佈「封校」後引起輿論激辯，而教協除了主張「先復校，後調查」外，還在維多利亞公園與其他團體舉行萬人大會、以及發起簽名和籌款活動，聲援原金禧中學師生，使事件發展成另一場社會運動。在教協協助下，原金禧中學師生再到港督府請願，此外還有教師代表前往英國申訴，引起工黨國會議員關注。在一連串輿論壓力下，麥理浩擔心激進師生會危及社會穩定，於是宣佈成立金禧中學事件調查委員會，由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出任主席，委員則包括理工學院助理院長盧景文和執業大律師黃陳善茹，負責對事件展開調查和提出善後方案。調查委員會在1978年7月發表中期報告，建議除了德蘭中學（即前金禧中學）外，另立一所全新的五育中學，供原金禧師生選擇轉到新校任教或就讀，委員會也否定前金禧校方對師生採取的不當措施，以及撤回教育司署對金禧師生的警告信。金禧中學事件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得到原金禧師生、教協和普遍輿論的支持，麥理浩也同意採納報告作出的建議，事件最終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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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麥理浩一任，香港的教育發展得到顯著改善，九年免費教育的實施，徹底解決以往的童工問題，整體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得以提升，時任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也讚揚有關政策「朝正確方向走出一大步」，而落實九年免費教育30年後，港府才於2008年進一步推行十二年免費教育。在麥理浩管治下，學校與學生人數急速增長，全港在學人數在1981年更達140萬人，但教育界則認為整體學生和學校質素有待改善；而麥理浩任內雖然做到百分之70的大學生獲得政府資助或免息貸款，不過大學學位不足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和金禧事件的發生，也反映麥理浩未能在第一時間迅速作出反應和妥善化解教師運動；有輿論更指出，金禧事件是麥理浩任內最不幸的事件之一，但《工商日報》社長何鴻毅在麥理浩卸任時則認為，金禧事件等教師運動，應歸咎於教育司署處理手法失當，並非全然是麥理浩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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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麥理浩上任以前，港府沒有一套全盤的社會福利政策，向老弱貧民發放糧食幾乎是港府唯一的接濟手段。直到1967年，港府才開始向那些無法親身領取糧食的貧民發放現金援助。在1971年，港督戴麟趾爵士首度引入簡稱「公援」的公共援助計劃，向受助人發放現金膳食津貼，不過，初期的公援規模細小，金額微薄，只有少數貧民受惠。麥理浩認為，政府有責任扶助弱勢社群，不應獨力由慈善團體負責，更不應任由自由市場作出調節，因此在港督任內，他不單改善房屋和教育，還致力改革和擴展社會福利制度與規模，希望讓社會上有需的人士均獲得基本保障。
針對原有的公援計劃，麥理浩在1972年調高公援的基本金額，讓受助人支付膳食開支之餘，也可支付其他必要的生活開銷。在1974年，他對公援受助人的開支模式展開調查，及後在1976年按調查結果制定新的物價指數，使公援發放金額能充分反映實際物價水平。麥理浩不斷擴充公援制度，令更多有需要的市民落入公援的「安全網」，到1977年，受助人的申請資格獲得放寬，讓老弱貧民以外，15至55歲健全但有需要的人士也可提出申請。在1980年，他又為公援引入殘疾補助金，為局部傷殘人士提供額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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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援制度，麥理浩在1973年引入傷殘老弱津貼計劃，用以向嚴重傷殘人士發放傷殘津貼、和向年滿75歲但沒有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發放俗稱「生果金」的老弱津貼。當時，由於港府沒有為市民制定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所以港府希望透過向長者發放老弱津貼，來補助他們的退休生活。麥理浩在1977年將傷殘老弱津貼計劃修訂為傷殘及高齡津貼計劃，老弱津貼也改名為高齡津貼；翌年，他再將傷殘及高齡津貼計劃改稱為特別需要津貼計劃（即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前身），而且將領取高齡津貼的合資格年齡門檻由原來的75歲降低至70歲，同時取消安老院舍長者不受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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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還改善了港府向學生提供的交通補助，這類補助本於1971年設立，最初的運作方法是由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主動向學生提供優惠，然後向政府申請發還成本，從而加大推廣優惠的誘因。在1981年，麥理浩推出全新的計劃，一律向所有12至25歲的全日制學生發出乘搭車船優待證，學生在任何時間憑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均可享半價優惠，此舉一改以往優惠不定期和優惠辦法不統一的情況，有效舒緩廣大學生在交通方面的開支。此外，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等等也是在他任內引入，專門向暴力罪行受害人、因執法人員使用武力而受傷的人士和交通意外受害人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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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公援計劃及其他援助計劃的推行，麥理浩在全港設立十多個社會福利署辦事處，而兒童服務中心數目也由原來的50多所急增至250多所。他又積極以受過專業訓練的註冊社工推動社會福利計劃，理工學院也在1977年起培訓社工，為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麥理浩任內，港府的社會福利開支增幅以倍數計，在他的堅持下，港府開始有系統地全面發展社會福利制度，為出生至年老、健全至傷殘的人士，制訂全盤的社會福利政策方針，政府的社會服務不再局限於接濟老弱貧民，而是進而照顧家庭、青年和長者等不同群組的需要，使社會福利服務趨向多元化。在1979年，港府發表《進入八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為1980年代的社會福利政策訂立藍圖大綱，該報告提出由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地區層面提供社會福利服務，並由社會福利署負責中央規劃、統籌、管理、以及籌辦全港性的宣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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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留意的是，社會福利政策擴展的同時，也造成公共開支增加。當麥理浩在1981年委任彭勵治爵士為財政司時，港府不得不放慢社會福利的擴展步伐，同時要透過開徵新稅項、調高機場稅和制訂平衡預算等措施來控制社會福利開支。直到1993年，末任港督彭定康把公援計劃改組為簡稱「綜援」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才有重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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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福利政策以外，麥理浩還關注到香港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和勞工權益兩個重要議題。在公立醫院方面，麥理浩為應對人口增長和新市鎮發展而廣建醫院，在他任內建成的公立醫院和醫療設施計有小欖醫院、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醫院、葵涌醫院和菲臘親王牙科醫院等。此外，屯門醫院和位於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也在他任內開始籌建。除廣建醫院外，港府在1974年發表《香港醫務衛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制定香港未來10年的醫療政策，當中提出為了「保障及促進整體的公眾健康，以及確保向香港市民提供醫療及個人健康設施」，港府有必要繼續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服務。在這種背景下，麥理浩時期的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和專科服務，繼續向市民收取遠低於成本的象徵式收費，至於急症室、保健院、結核病和胸肺科診所等服務更維持免費，實行全數依賴政府補貼。公立醫院價格低廉的服務，固然讓市民享受到相當的醫療保障，但卻衍生出整體醫療開支負擔上升、服務質素下降、排期接受治療時間長久、以及市民濫用公立醫院服務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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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勞工權益方面，自六七暴動以來，儘管港府透過在1968年制定《僱傭條例》和著手草擬《勞資審裁處條例》以設法改善勞工待遇，但基層勞工仍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麥理浩接任後，旋即採取一系列措施強化對勞工的保障，較具體的措施包括在1973年正式設立勞資審裁處，負責調解勞資雙方的金錢糾紛、在1974年修訂《勞工賠償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前身），把僱主向因工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僱員之賠償金額上限上調三分之一、以及在1975年引入《勞資關係條例》，訂定了調解勞資糾紛的程序。在1982年，《勞工賠償條例》獲進一步的修訂，規定所有僱主要為僱員購買僱員補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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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也多次重點修訂《僱傭條例》，使條例的條文更為完備，從而改善僱員享有的待遇。這些修訂計有在1973年為低技術及非技術勞工引入疾病津貼（又名病假津貼），讓他們放取長期病假時，僱主仍得向他們發放部份薪金、在1974年加入僱主需向被解僱員工發放遣散費和保障工會不受歧視等條文、在1976年引入每周休息日，規定僱員每工作六天必須獲得一天休息，同時又把每年法定假日的日數由原本的六天增加至10天、和在1977年把累積有薪病假的日數由原來的24日增加至36日，並提高疾病津貼額至日薪的三分之二。在1978年和1982年，該條例又先後規定獲僱主聘用滿12個月的僱員，每年可獲得七日有薪例假、以及規定懷孕僱員可享有相當於正常工資三分之二的產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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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麥理浩還特別針對建造業工人，制訂多項規例提昇職業安全健康水平，當中包括規管電解鉻、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砂輪、易燃液體噴塗和釘槍工具的使用，並為建築工地、隧道、沉箱、壓縮空氣工作環境、載貨升降機和其他工場訂下安全工作環境的規例。在任後期，麥理浩於1977年立例保障工人工作時防止眼睛受損；隨後在1981年引入肺塵埃沉著病補償計劃，開始為證實患上肺塵埃沉著病的患者提供補償。總括而言，儘管香港勞工的權益尚在改善之中，但經過麥理浩引入的一連串法規和政策，全港勞工的待遇、權益和保障已比昔日得到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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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代以來，港府已動工興建獅子山隧道和龍翔道等大規模的交通工程，設法舒緩人口上升對交通網絡構成的壓力。麥理浩上任後，為配合新市鎮發展和加強新市鎮與市區的交通連繫，擴展交通網絡繼續成為港府的重要任務。在1974年，麥理浩決定耗資2.2億港元興修連接九龍市區和屯門新市鎮的屯門公路，後來耗資總額再增至5億港元。屯門公路第一行車道於1978年5月正式通車，公路初期全長17公里，後來在1981年再開通深井段第二行車道，自此屯門公路漸漸取代舊有的青山公路成為由市區進出屯門和新界西部的主要幹道。麥理浩也決定擴建連接沙田新市鎮與九龍的獅子山隧道，隧道的第二管道在1978年落成通車後，使隧道由原來的單管行車擴展成為雙管行車，流量得以大幅度提升。同樣，麥理浩在1974年建成青衣大橋，讓車輛可由陸路往返市區和青衣島，為荃灣新市鎮青衣部份的發展奠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