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胡宗南
胡宗南（1896年5月16日—1962年2月14日），原名琴齋，字壽山，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及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位，蔣中正的心腹之一，民國初期被時人稱為蔣中正的“十三太保”。
胡宗南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国民革命军东征、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以及海峡两岸对峙的黄埔军校学生。抗戰期間，胡宗南曾經主持陸軍官校第七分校，地點在王曲。校中有兩幅重要對聯，一為「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另一為「鐵肩擔主義，血手著文章」。前者原出現於廣州黃埔，後者出自胡宗南的壯懷，皆為黃埔精神精義所在。
由於胡宗南驍勇善戰，深謀遠慮，善於統御軍心，加之又深得蔣中正的寵愛，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軍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穩了腳跟，成長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悍將。
連戰指出，他的父親連震東與胡宗南曾在西安相處多年。在戰時幹部訓練團擔任教官的連震東，與胡宗南更在1959年成立的國防研究院中同為第一期研究員，兩家人過去交往甚密。
胡宗南 經歷
祖籍浙江宁波镇海，3岁时随家迁孝丰（今属湖州安吉县）。青年时代曾追随斧頭幫王亚樵。1920年入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暑期學校，結識張其昀、繆鳳林。1924年6月進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曾因身高未達1.6米未被錄取，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被录取，1925年畢業，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其後胡曾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
余憶自黃埔創校，宗南弟由上海來就學，立志獻身革命。第一次東征，棉湖之役，余率教導第一團與敵苦戰，宗南弟以機槍連排長，掩護本團作戰成功，自是即嶄露頭角，深為領袖所器重。北伐軍興，余率東路軍平定閩浙兩省，宗南弟奉命由贛入浙，側攻滬杭之敵，所至迭建戰功。中原事起，宗南弟率第一師轉戰津浦，隴海兩線，菜油場一役，尤著聲威。其後，共軍竄擾西北，宗南弟率部進駐陝甘…… — 何應欽， 〈胡宗南上將年譜序〉
胡宗南 經歷
1932年，胡宗南參與組織力行社和復興社，居“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1935年7月，胡宗南率军坚守松潘县城，红军久攻不下，被迫绕道过草地，在草地因恶劣行军条件损失惨重。1937年4月12日，第一軍胡宗南部由陝西調往徐州，負責徐州、蚌埠一帶治安:5402。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1937年冬，胡宗南任国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團長；其後擔任国军第三十四集团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等職，号称“西北王”。胡宗南以四十萬軍隊駐陝西西安，胡宗南在西安有三個住處，興隆嶺、小雁塔的戰區長官部、以及幽會紅粉知己的東倉門公館，號稱<狡兔三窟>。
1947年1月15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赴鄭州晤參謀總長陳誠、鄭州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檢討戰局，研究作戰方案:8266。
蔣中正在南京召見胡宗南，預謀奇襲延安，因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國共產黨間諜（與胡宗南部屬申健及陳忠經被周恩來共稱中共情報「後三傑」），胡宗南的軍事行動遂被中共掌握。胡宗南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自己身邊的熊向暉是匪諜。
胡宗南 經歷
1947年2月9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三原召開作戰會議，布置進攻關中地區:8283。2月28日，蔣飛抵西安，部署對延安軍事進攻:8297。中共得到秘密情報，部署延安緊急疏散:8297。3月1日，蔣召見胡宗南，研討進攻延安計劃:8299。3月12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三路進攻延安:8310。蔣命胡宗南以25萬兵力進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戰軍放棄延安:8316。胡宗南的第一軍收復延安，因戰功升為陸軍上將并授予二等宝鼎勋章。胡宗南佔領延安一年中，始終找不到共軍主力，由於机要秘书熊向晖共諜暗中通報，國軍於青化砭、羊馬河及蟠龍鎮三次戰役 - 蟠龍鎮軍部糧彈後勤被共軍擊敗，旅长李纪云、麥宗禹、李昆岗被俘，再敗於沙家店戰役。宜川戰役中，刘戡和严明皆陣亡，4月21日整编第十七师撤出延安。1948年6月，蔣中正視察鄭州、西安，並在西安召集軍事會議，面授胡宗南主任應變機宜，留三日返回南京:55。10月10日，胡宗南為挽救荔北敗局，從耀縣、興平、潼關等地急調整編第一師、第六十五師、第九十師、第七十六師等部，共3個旅90,000餘人，進行反擊:8694。是日，先頭部隊進至大荔北柳池營、中山地區，被解放軍擊退:8694。
胡宗南 經歷
1949年4月10日，胡宗南到溪口:181。5月，胡宗南部隊於扶郿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后，損兵折將超過10萬餘人。5月20日，西安撤守:206。部隊陆续撤退至秦岭及巴山地区。12月7日，派胡宗南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胡手下剩三個兵團，不久第七兵團裴昌會在德陽降共；第十八兵團李振在成都降共；第五兵團李文在雅安遭圍攻，只有少數人突圍到西昌。12月16日，胡宗南由成都飛到海南島榆林港:283。12月20日，胡宗南部隊決定放棄成都:284。12月22日，蔣中正清晨4時即起床，親函胡宗南指示方針，及今後空軍與其進行途中詳盡聯絡方法:285。因其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下令他與西昌共存亡。12月30日，胡宗南由海南島飛往西昌，準備收拾殘局:287。
胡宗南 經歷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郭寄嶠向蔣中正表示：“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背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中正派機接胡回臺北。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於西昌機場搭專機飛往臺北，並調任中華民國總統府戰略顧問。同年5月11日，監察院山陕甘监察使主任李夢彪等46名監察委員聯名對胡宗南提出彈劾，以其“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機最巨之胡宗南，一無處分，殊深詫異。”六個月後，國防部軍法處宣布“監察委員李夢彪等彈胡宗南各項，均與事實相反，俱不能成立”，“自無若何刑責，足資論究。……應予不付軍法會審。”終因蔣中正庇護而失敗。
胡宗南 經歷
1951年5月30日，胡宗南給行政院院長陳誠上書：「請以現在臺灣、香港之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義民三萬人為基礎，成立三個野戰挺進縱隊，施以必要之軍事戰鬥技術，及實施游擊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閩、贛、蘇各省邊境，建立基地。」:1958月，身在臺北的胡宗南，化名秦东昌出任江蘇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乘船前往大陳島赴任。仍復職指揮沿海遊擊隊與解放军作戰。1952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過轄區只有浙江沿海少數離島（主要為大陳列島、一江山、披山、頭門山、漁山、南麂）。
1955年，胡宗南再赴澎湖任澎湖防衛司令官。1959年，胡宗南退役，復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62年2月7日入住臺灣榮民總醫院，14日3時50分病逝，年65歲，6月9日葬於陽明山陽明書屋附近中興路旁，17日蔣中正夫婦親臨胡宗南將軍靈堂致祭。
郝柏村提到：「抗戰期間，胡將軍駐節西北重鎮西安，彭孟緝將軍時任西安砲兵旅長，要見他得依例先登記候約。但到臺灣後，彭將軍任參謀總長，胡將軍任陸軍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彭總長到澎湖視察時，胡將軍都親迎機場，對這位老部下兼新長官，執行部下之禮甚恭，彭總長連聲說不敢當。兩位對軍中倫理和階級服從，都立下完美的榜樣。」
曾在大陳島擔任胡宗南機要祕書的陳和貴，憶及當年總是不解胡宗南為何不搭吉普車而寧願步行爬過山頭洽公，事後胡宗南表示：「這裡的汽油比臺北貴了1倍。」王曲第7分校19期學員孟興華表示：「校長（胡宗南）自請赴大陳島打游擊戰，又自行請命駐守澎湖，完全實踐了黃埔人忍辱負重的精神。」
胡宗南晚年曾感慨地說：“我有兩個剋星，如果周恩來是我的政治剋星，那麼彭德懷則可以說是我胡宗南的軍事剋星。”
旌忠状
茲有 陸軍一级上將胡宗南 於民國 五十一 年 二 月 十四 日 在 台湾臺北積勞病故
忠貞為國 殊堪旌揚 特頒此狀 永垂示範
此狀
總統　蔣中正
行政院长 陈诚
中华民國 五十一 年 二 月 十五 日
典玺官 唐振楚
胡宗南 評價
郝柏村在《胡宗南上將年譜》序〈黃埔精神的典範--胡宗南上將〉，寫到：「胡宗南是黃埔一期最年長的學生，入學時已28歲（當時學生平均年齡應為20歲），曾有社會經驗，毅然攜筆從戎，故在先天上，他是黃埔一期最成熟的學生。歷經四大戰役，他的升遷在黃埔子弟中首屈一指，畢業後兩年（民國16年），就當了師長，從帶40人的排長，升到帶一萬人的師長。爾後從第一師、第一軍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先後統兵達百萬，而在蔣公心目中，直以接班人之勢期許之，乃因他是黃埔精神的標竿。」
胡宗南於中華民國陸軍史上，創下黃埔軍校畢業生的五個第一：擔任軍長、兵團總指揮、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乃至升任將軍均拔得頭籌，他也是唯一一位遷台前即獲第三顆將星的黃埔生。與戴笠不僅同被外界名列蔣中正的「十三太保」，且傳為1932年3月成立於南京的「藍衣社」骨幹。
中國共產黨《福建黨史月刊》寫到: 「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著名的上將軍之一，黃埔一期畢業生。周恩來曾評價說：
胡宗南 評價
「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揮官。」
胡宗南曾經無數次地思考過：為什麼自己在佔盡天時地利的條件下，還是輸給了農民出身的彭德懷。他至死也沒弄明白。對此，彭德懷一句話點破了天機：人和。歷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失去了民心，無論你曾經多麼強大，多麼顯赫，都會被歷史無情地拋棄。」
《文史天地》2012年第5期載：「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和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凭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第一个晋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胡宗南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认为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胡宗南的统战工作。」
胡宗南 傳聞
胡宗南次子胡為善解釋：「因为父亲和中共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在内战时期的经历被传播得比较多，相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战役却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为他对抗日根本没做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带领部队在淞沪战场坚守了6周，而他们的牺牲也极为惨烈：4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1,200人。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
胡宗南 傳聞
胡為善強調：「西峡口战役（豫西鄂北會戰）」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从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点，父亲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赴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投降仪式结束后，鹰森孝问我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副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副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这时孔令晟刚好在外地受训，父亲因而对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汇荃（即熊向晖）的职位，但孔令晟表示，不愿意做参谋，只愿意带兵打仗，父亲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他现在仍在世，已有90多岁。」
胡宗南 傳聞
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中共在國民黨軍政要員邊安插不少間諜，熊向暉、陳忠經、申健等……3人是胡宗南為國府培養的人才，而後被吸收、成為中共情報後三傑。其中熊、申兩人早已過世，近來才有陳忠經消息傳出，他早以99歲高齡（2014年7月13日）病逝，陳忠經兄弟─陳琳29日於《光明日報》憶述，其兄長身為紅色情報人員的生平，披露若干未曝光內幕，也為國民黨潰敗下了歷史註腳。文革期間，陳忠經的身分讓他飽受打擊，他被視為「敵特」，被打得遍體鱗傷，若非周恩來的保護，他早以「潛伏胡特」之名被殺。文革結束，胡耀邦為他平反，請他出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顧問、副部長，同時他還一直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客座教授，2009年起因病長期住院直到過世。
胡宗南 傳聞
陳琳說，1938年至1940年，熊、陳、申等3人逐步深入胡宗南身邊，秘密受命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陳忠經有一特殊背景，非熊、申二人所擁有。1949年之前，陳父陳延暉長期擔任國軍高級將領徐永昌幕僚。陳忠經就充分利用這層人脈，抬高身價、鞏固在胡宗南身邊的地位，同時探聽國民黨高層的最新動態。某次，陳忠經被戴笠的手下攔住，他靈機一動，上前狠狠打了攔路軍官耳光，大罵「你想造反嗎？」並順手掏出一張公文表示，「我是省黨部執行委員，奉胡長官命令到各地視察黨務。你要造胡長官的反嗎？你是不是共產黨？」對方看情況不對，連忙讓路。
期間，陳忠經曾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省支團書記、申健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西京分團書記、熊向暉則成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侍從副官。抗戰勝利後，胡宗南為培養接班人選，派三人赴美深造；周恩來接獲彙報時提到：『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瞭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三人赴美後，國府1947年9月在北京破獲中共地下組織與電台，逮捕不少中共黨員，還包括在西安與熊、陳、申3人秘密接洽的聯絡人。
胡宗南 傳聞
張戎在《毛泽东：鮮为人知的故事》暗指胡宗南「可能」是「紅色代理人」，“蔣介石逃往臺灣時，派飛機來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陸，卻被部下一擁而前，急擁上了飛機。……蔣還派胡主持‘反攻大陸’的工程，包括派人潛入大陸，都一一慘敗。”巧合的是，中国大陆的《炎黄春秋》杂志在2007年6月号上登载了朱汉生名为《胡宗南的未遂起义》的文章，表示胡宗南确有接近中国共产党。
這導致胡宗南的後人及舊部屬孔令晟等群起抗議。此書原本計劃由台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刊行；2006年3月28日，胡宗南之子胡為真（時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代表）透過遠流出版事業公司董事長王榮文表達對本書不滿：「為了維護父親名節，什麼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後是敵人。」
張戎在書中提及當年國軍將領胡宗南將軍，是共產黨臥底的間諜，針對台北有人提出反論，張戎表示，她也聽說了，因為胡宗南的兒子胡為真曾經跟她連絡過，但這是她根據當年胡宗南打了一系列戰役的資料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張戎指出，有人說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才是共產黨臥底，所以胡宗南是冤枉的，其實熊就是共產黨，但他在1947年時就離開胡宗南到美國去了，之後又發生許多事情，包括毛澤東遇險又脫險的事，都在她書中有著墨，那時熊已經不在胡宗南身邊了，可是後來胡宗南攻打延安的一系列戰役，都讓人對胡宗南起疑。張戎說：「熊向暉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但不能斷定胡宗南不是。」
在其身後50餘年，長子胡為真親自規畫、修訂，由台灣商務印書館推出傳記《一代名將胡宗南》、《胡宗南上將年譜》等4部作品，除了在黃埔建軍90周年之際，以此系列書紀念黃埔軍魂，也為涉及胡宗南的不實傳言正視聽。胡為真指出，當年老蔣總統曾打算以西昌作為反共的最後根據地，胡宗南當時雖認為軍隊入川將難保，但仍秉持「服從領袖」精神入川，損兵折將超過10萬餘人。曾打算死守西昌的胡宗南，根據當時情勢在與蔣經國深談後，促成台灣作為反共根據地的結局，而老蔣也一紙令下要胡宗南棄守西昌來台。
胡宗南 個人與家庭
胡宗南的妻子是葉霞翟。胡宗南曾多次於蔣中正面前，為戴笠說項，戴笠也投桃報李，介紹其女門生葉霞翟與胡宗南相識，兩人於1937年訂婚。不料抗戰爆發，胡宗南誓言抗戰勝利才成家。由於胡、葉兩人並未對外公佈婚訊，之間還曾發生蔣夫人宋美齡有意撮合胡宗南與「孔二小姐」孔令偉的一段插曲。胡、葉兩人直到1947年結婚，此時新郎已51歲、新娘也34歲，夫婦倆的長子即為國安會前秘書長胡為真。
胡為真表示，自己前幾年才發現父親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時，薪水總是分為3等分，一部分是私款拿來公用，一分寄回家要養的部下。透過多年來梳理父親的資料，以及昔日故舊的分享，胡為真表示：「希望讓世人對我父親的不了解，得到澄清。」
胡宗南 個人與家庭
胡為美認為：「古人說蓋棺論定，幼小的我們不懂這些，只記得當時的場面，記得母親椎心的哭泣聲。父親一生不為自己打算，走後家無恆產，母親面對現實，積極果斷地決定外出工作，以撫育我們四個孩子。不為國家增加負擔。母親是美國威斯康辛麥迪森校區的政治學博士，最終選擇辦學，繼承父親教育救國的遺志。應邀協助曾經擔任過教育部長、與父親生前教育理念一致的好友張其昀博士，創辦私立文化學院研究所，（現文化大學前身，初創時一度命名私立遠東大學），並且兼任家政研究所主任，校址選在陽明山山仔后，從此開始了她獻身教育事業、早出晚歸的職業婦女生活。而曉峯先生為了紀念父親當年所說：『中國復國的人才需要具有哲學，科學，兵學與品德的修養。』將文大訓練新生的大講堂，定名為宗南堂，並一度陳列了父親生前所有的勳章、遺墨、配戴過的武器、紀念品等，以激勵學子，告慰父親在天之靈。」
東海道五十三次 (浮世繪)
《東海道五十三次》是浮世繪畫師歌川廣重的名作之一，描繪日本舊時由江戶（今東京）至京都所經過的53個宿場（相當於驛站），即東海道五十三次的各宿景色。該系列畫作包含起點的江戶和終點的京都，所以共有55景。不過有些景色並不完全寫實，而是作者發揮了自己的想像。
初版的《東海道五十三次》約於天保4、5年（1832年、1833年）左右發行，主要的出版商為保永堂，所以初版也通稱為「保永堂版」。保存狀態良好的保永堂版全集曾在日本的物品鑑定節目《開運鑑定團》（）的2010年4月6日節目中估出5500萬日圓的價值。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是一条连接中国上海市闵行区莘庄站至宝山区富锦路站，是上海地铁运营的南北走向地铁线路，全长38.18公里，设28座车站，于1993年5月28日通车，是上海第一条地铁线路，也是上海地铁网络最為繁忙、重要的线路之一。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线路数据
1号线的线路标志色为  PANTONE 185C （C=2 M=100 Y=82 K=0）。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工程建设
1993年5月28日，徐家汇站—锦江乐园站开始观光试运行。试运行期间用1列车来回跑，单程12分钟，控制列车间隔采用的是最原始的电话电报闭塞。1995年4月10日，工程全线（上海火车站站—锦江乐园站）试运营，总长16.1公里，工程总概算人民币53.9亿元。由于南延伸段建设，锦江乐园站暂时移至沪闵路虹漕南路附近。1996年12月28日，南延伸段（虹梅路站—莘庄站）开始独立运营，长5.25公里，投资6.2亿元。1997年7月1日，莘庄站—上海火车站站贯通运营，总长20.6公里，原锦江乐园站拆卸。莘庄站—原锦江乐园站间的地面区间，是上海轨道交通线网中最长的连续地面区间。该段平行于原沪杭铁路，与其交叉道路均以高架或地道方式穿过。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工程建设
配合铁路上海南站改建，“地铁一号线新龙华车站改建工程”开始，这是国内地铁第一个在不中断运营条件下的车站改造项目，改建长度约2.2公里，投资7.4亿元。新设置上海南站站，取消原有新龙华站，新车站考虑将上海地铁一号线、明珠线、轻轨L1线（结构同步预留，现已不用），与上海铁路南站紧密结合，实现最佳换乘。此前漕宝路站已有预留接口，改造工程均在夜间停运后进行，并提前了拨接工作当天的末班车。施工期间，线路进行了多次拨接，于2003年9月19日和12月5日夜间分别将下、上行线拨接至临时正线。新的上海南站上海火车站站方向和莘庄站方向站台分别在2004年10月30日和12月4日投入运营。原上海南站站旧的地面站台已拆卸。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工程建设
北延伸段（上海火车站站至共富新村站）工程全部纳入“共和新路高架工程”内，全长12.455公里，包括地底路段2.18公里、高架路段10.31公里，总投资约46.2亿元。其中汶水路站至通河新村站间上海南北高架路共和新路段同体共筑，是中国第一条高架道路与轨道交通一体化线路。2004年12月28日，北延伸段投入营运。而共富新村站至富錦路站为北延伸二期，建设目的是为了接入新建的富锦路停车场，故该段工程名为“1号线富锦路停车场工程”。线路长4.31公里，投资15.339亿元。2007年12月29日，北北延伸投入营运。
1号线在興建時有预留安装月台幕門的条件，但因当时国内未有任何具有安装月台幕門能力的企业及受到资金等问题困扰，故通車時未有安装。2003年衡山路站在非车辆停靠位置安装了長達2節車廂的月台幕門用于测试，但后来一度被拆走。2004年开通的上海馬戲城站是上海首座启用月台幕門的车站。2005年11月，徐家汇站开始安裝月台幕門，随后其餘的车站也陆续安裝，目前1号线全线地下站台均装有月台幕門，全部高架、地面站台均设有低站台门。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车辆
1号线所有列车均采用A型车8节编组，设计时速80 km/h，均为VVVF交流传动，设计寿命30年。下表记录了各列车不同的参数。
列车编组符号意义：
01A06与01A07型列车外观大体相同，可通过前照灯安装位置、四位或五位数车号、侧窗外部上方横条、走行音等方面区分两者不同。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车站一览
自2023年4月28日起，1号线在周五、周六实施延时运营。现时开行莘庄-富锦路大交路，工作日平峰加开莘庄-上海火车站的交路。终点站为上海南站的车次为回库交路，终点站为徐家汇的车次为备车交路。当莘庄站班次过密时，部分列车会在徐家汇或上海南站折返。当台风来袭需要停运露天段时，交路缩小为上海南站至上海火车站。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沿革
1959年，上海市地铁筹建处和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对上海109万市民作了交通调查，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有一条自漕宝路经漕溪路、淮海路、复兴路、人民广场、新客站、彭浦新村、张庙到上钢五厂的线路。1964年8月，上海市城市建设局隧道工程处完成自漕河泾，经文化广场、人民广场、北火车站、彭浦工业区、张庙居住区，至吴淞水产路的地下铁道选线规划，全长30.38公里。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沿革
1965年，开始在衡山公园至襄阳公园间进行试验性建设，“文化大革命”中停工。1983年，为了配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发展南北两翼的指导思想，加强市中心至闵行、金山卫和吴淞、宝山的客运交通联系，市计委、市建委组织市规划局、公用局、铁路局、市政工程局共同编制了《建设南北快速有轨交通线建议书》。建议交通线由金山经市区，至宝山分为3段：南段从新龙华石龙路至金山，因客流量较小而距离较长，开行市郊列车；中间市区段采用规划的地下铁道一号线南段，自石龙路至新客站；北段自人民广场循地下铁道四号线线位至北火车站，然后沿淞沪铁路建设高架铁道，经江湾车站后再沿逸仙路、同济路至宝钢。同年8月，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建议书，随即成立了南北快速有轨交通项目筹备组，进行上述三段线路的可行性研究。规划地下铁道一号线，南起新龙华，经徐家汇、文化广场、人民广场、新客站等人流集散点和漕溪路、衡山路、复兴中路、西藏中路等主要道路，循共和新路、长江路，北至吴淞。当时不同路段有不同的走向方案：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沿革
1984年8月市南北快速有轨交通线筹备组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和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上报的新龙华至新客站地下铁道工程计划任务书中提出，徐家汇至人民广场段线路改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好的淮海中路。以后又将南段线路延伸至锦江乐园，1993年规划又延伸至莘庄。
1985年4月，新闻媒介报道上海将建地铁后，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财团、厂商关注。市政府在分析地铁国际市场商情后，决定引进竞争机制融通地铁建设资金。1987年3月市地铁公司聘请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为一号线项目财务顾问，并开始询价，规定外国承包商团须带资报价，争取本国政府优惠贷款。报价书应包括：贷款的性质与融资条件、技术方案、总报价及主要设备清单与价格，技术转让以及与中国境内企业合作生产等。1987年5、9、12月及1988年6月，英国、联邦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等42个地铁集团、56家企业报价，期间又通过咨询获得美国摩根银行提供的评估方法。经对资金条件、设备价格、技术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向联邦德国、法国和美国贷款。1987年10月，上海市市外经贸委决定由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上海联合贸易公司为上海地铁建设项目的涉外代理公司。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审批上海市新龙华至新客站地下铁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工程所需投资为6.2亿美元（含国内配套人民币投资）。
1988年8月和1989年5月向联邦德国、法国和美国贷款的方案获得国家计委批准。
1988年10月至1989年一季度贷款完成合同草签，二季度正式签约。
随着工程开工建设，造价也随之上升。1993年8月，概算调整为39.74亿元，其中国内配套资金增加10.86亿元。1995年1月，总概算作第二次调整为53.9亿元，其中国内配套资金39.61亿元。两次调整概算所增加的工程投资，市政府专题会议决定由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贷款解决。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事故
2009年12月22日，1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发生上海轨道交通有史以来第二严重的事故。5点50分，陕西南路至人民广场区间发生供电接触网故障,故障区间停运。1号线采取临时小交路运营，即莘庄—徐家汇、上海火车站—富锦路区间双向双线运行。上午7时，在供电故障修复营运逐步恢复时，停于莘庄方向火车站站台的0117号空载列车接命令逆向进入火车站折返线，预备向富锦路方向折返，在车身全部驶入折返线前，与由富锦路开往莘庄的0150号载客列车车头相撞，造成汶水路至徐家汇区间停运。地铁运营方在8时之后从富锦路-汶水路、莘庄-人民广场双线双向运行，人民广场-汶水路上行方向单线双向运行改为莘庄-徐家汇区间和汶水路-富锦路区间的分段运营，并同时关闭了人民广场和上海火车站换乘1号线的通道，后又将1号线全线停运。由于事发时为早高峰，当天又为冬至，事故造成上海市区大部分地区地面交通瘫痪，全市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天1号线运营直至11点48分起才逐渐恢复。下午1点和晚上8点40分，该线路再次发生两次故障。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事故
事故原因：因2001年N11-1438轨道区段编码电路配线出错，本应向150号列车发送20km/h的速度码，而实际发送了65km/h的速度码，导致制动距离不足，造成150号列车侧面碰撞117号列车。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 未來发展
2018年12月11日，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8～2023年）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該次獲得批准的項目，包括1号线自莘庄站向西延伸1站至沪闵路站，新增线路长1.2公里，投资35.75亿元，全线敷设方式为地面线，项目工期4年。西延伸工程獲批後，始終未實施建設，處於擱置狀態。2021年8月，市交通委回應市民查詢說，因“涉及沿线动拆迁量巨大”而不具备实施条件。2024年1月，市交通委再次回應市民查詢說，受“铁路保护距离要求及既有5号线高架桥桩布置”等條件限制而暂不具備工程可行性。
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学中，库兹涅茨曲线（英語：）表示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随着經濟發展，市场力量会使经济上的不平等先增大后减少。该假设最早由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提出。
对此发展趋势的一种解释认为，在发展初期，富人有大量投资机会，而廉价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却压低了工资。而在成熟经济体中，人力资本计提（已发生但尚未支付的成本估算）代替货币资本计提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不平等现象会降低教育水平，从而减慢增长速度，因为在不完善的信贷市场上，贫穷、弱势的人群缺乏教育的资金。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历工業化，特别是农业机械化，该国经济的中心将转移到城市。随着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高薪工作的国内迁移造成巨大的城乡差距（企业主将获利，而这些产业的工人收入虽然增长，但增速要慢得多，而农业工人收入可能会减少），农村人口伴随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减少。然后，当达到一定水平的平均收入并且工业化进程（民主化和福利国家的崛起）使得快速增长带来的成果得以共享并增加人均收入时，不平等现象有望减少。库兹涅茨认为，不平等程度的演变呈倒置的“U”形，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然后再下降。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图呈现的是一条倒U曲线，其坐标轴的变量有多种匹配方式，Y轴可以为不平等程度或基尼系数，X轴可为经济发展、时间或人均收入。
自1991年以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已成为環境政策技术文献的标准特征，但是其应用的争议很大。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比率
库兹涅茨比率（Kuznets ratio）是收入最高的家庭（通常定义为收入最高的20％）的总收入与收入最低的家庭（通常为最低的20％或40％）的总收入之比。完全平等的情况下，高20％与低20％的比值为1；高20％与低40％的比值为0.5。
库兹涅茨对此历史现象有两种类似的解释：
在两种解释中，50％的劳动力流动到工资较高的部门后，不平等程度将减少。
库兹涅茨曲线 批评
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其U形不是来自单个国家发展的进步，而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历史差异。例如，库兹涅茨的数据集中使用的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位于拉丁美洲，该地区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处于历史高位。控制此变量时，曲线的U形倾向于消失（例：Deininger和Squire，1998年）。关于经验证据，基于大量国家或时间序列方法，Fields（2001）认为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
库兹涅茨曲线 批评
东亚奇迹也被用来批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有效性。1965年至1990年之间，八个东亚国家——日本、韩国、臺灣、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快速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制造业和出口快速而强劲地增长。然而，与此同时，人们的预期寿命增长，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水平也下降了。这一发展过程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背道而驰。由于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快速的资本积累会导致不平等现象首先加剧，因此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来确定东亚奇迹如何确保快速经济增长的收益在人群中广泛共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东亚经历了集中而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以及人口不平等程度的迅速降低，其原因可能是立即将初期收益再投资于土地改革（提高农村生产率、收入和储蓄）、普惠教育（提供更高级的平等和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生产力的“知识基础设施”），以及通过高的且增长的工资、限制商品价格上涨，从而更平均地分配收入的产业政策。这些因素提高了普通公民在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强调指出，高增长率为促进平等提供了资源，而平等是一个正反馈回路，支持高增长率。东亚奇迹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后者认为增长会产生不平等，而不平等是整体增长的必要条件。
库兹涅茨曲线 批评
剑桥大学讲师加布里埃尔·帕尔马（Gabriel Palma）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不平等现象遵循“库兹涅茨曲线”：
“不平等和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曲线’的‘向上’部分的统计证据似乎已经消失，因为许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现在的收入分配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除外）状况相似。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半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和越南，现在的收入分配与北非，加勒比海地区和二线新兴市场国家（NIC）相当。而且这一水平也与一半的一线NIC、地中海欧盟国家和英语OECD（不包括美国）的水平相当。结果，现在全世界约80％的人口居住在基尼系数约为40的国家。”
帕尔马继续指出，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国家生活在“不平等联盟”中。他将人口分解为十分位数，以之检验其各自收入与不平等现象的关系。然后，帕尔玛展示，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有两种分布趋势：
“一个是‘离心’的，发生在分配的两个尾部——这导致全国范围内，最高10%和最低40%所得到的份额之间的差异增大。另一个是‘向心’的，发生在中间——这导致各国收入的显着统一，流向位于第五至第九个十分之一之间的那一半人口。”
因此，影响最贫穷的40％人口的收入比例的是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比例，而各国的中等至中高收入部分都保持不变。
在《》中指出，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基础十分薄弱，发达国家在21世纪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对此的解释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最主要因素是长期的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本人的警告
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在关于西蒙·库兹涅茨科学方法的传记中指出，库兹涅茨对支撑假说的“数据的脆弱性”持保留态度。福格尔指出，库兹涅茨的大部分论文都致力于阐明矛盾中的因素。福格尔强调了库兹涅茨的观点，即“即使数据被证明是有效的，它们也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段内，而且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经验。”福格尔指出，尽管有这些“反复的警告”，但库兹涅茨的警告却被忽略了，其他经济学家将库兹涅茨曲线“提高到了定律的水平”。
库兹涅茨曲线 不平等与贸易自由化
多布森（Dobson）和拉姆洛根（Ramlogan）的研究检验了不平等程度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这一理念的结果有好有坏——由于贸易自由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有的不平等现象减少，还有的根本没有差异。因此，多布森和拉姆洛根提出，贸易开放程度可能通过过库兹涅茨曲线的框架与不平等产生关系。贸易自由化与不平等关系图x轴方向为贸易开放程度，y轴方向为不平等程度。多布森和拉姆洛根通过进出口比率（总贸易）和平均关税率确定贸易开放度；不平等程度由小学总入学率、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通貨膨脹率和积累私有化决定。通过研究过去30年中已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库兹涅茨曲线似乎适用于贸易自由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基尼系数衡量）。但是，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出现了从低技能劳动力生产向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会使低技能工人受益。因此，尽管他们的证据似乎支持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库兹涅茨理论，但多布森和拉姆洛根相信，必须同时实施再分配政策，以缓解最初的不平等加剧。
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假设关系：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退化指标趋于恶化，直到人均收入在达到一定水平。简而言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解决污染的方法是经济增长”。
尽管仍有争论，但目前已有大量证据支持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应用于各种环境健康指标，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和生態足跡，这些指标随着人均收入和/或GDP的增加呈倒U型曲线。有人认为，这种趋势发生在许多环境污染物的水平上，例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滴滴涕、氯氟烃、廢水和先前直接释放到空气或水中的其他化学物质。例如，在1970年至2006年之间，美国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了195％，该国的汽车和卡车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行驶的总里程数增长了178％。但是，在同一时期，某些法规变更和技术创新反而使一氧化碳的年排放量从1.97亿吨减少到8900万吨，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从2700万吨减少到1900万吨，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3100万吨减少到1500万吨，颗粒物排放量减少了80％，铅排放量减少超过了98％。
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森林砍伐可能遵循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4600美元的国家，森林净砍伐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也有人认为，较富裕的国家能够通过“出口”森林砍伐来维护森林、维持高消费水平。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其他污染物，某些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适用性值得商榷。例如，能源、土地和资源使用（有时称为“生態足跡”）可能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尽管能耗与实际GDP的比率下降了，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总能源消耗量仍在增加，许多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也是如此。此外，生态系统提供的许多关键“生態系統服務”的状态，例如淡水供应（Perman等，2003）、土壤肥力和渔业，在发达国家继续下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有变化的关系未必会使假设失效，他们认为在考虑不同的生态系统、经济、监管方案和技术时，库兹涅茨曲线对各种环境指标的适用性可能会有所不同。
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至少有一位批评家认为，美国的收入水平仍不足以让其优先考虑一些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而这些污染物目前尚不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Yandle等人认为，尚无证据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适用于碳排放，因为包括铅和硫在内的多数污染物产生的是局部问题，因此清除此类污染物的紧迫性和响应的积极性更高。随着国家的发展，清除此类污染物的边际价值会极大地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相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当地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清理二氧化碳的动力仅仅是出于改善全球环境的利他理由。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劇，即最高效率的情况是人人都排放而无人清理的情况，结果每个人的情况都会恶化（Hardin，1968）。因此，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碳排放量也不会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那样减少。然而，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成立，似乎几乎没有共识，因为二氧化碳是一种全球污染物，尚未在库兹涅特曲线框架内证明其有效性。尽管如此，Yandle等还是下结论认为，“刺激增长的政策（贸易自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应该对环境有利”。
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其他批评者指出，评估长期时间尺度时，研究人员也不认可曲线的形状。例如，Millimet和Stengos认为传统的“倒U”形实际上是“N”形，即污染随着国家发展而增加，一旦达到GDP阈值就减少，然后随着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而再次开始增加。这些发现虽然仍有争议，但可能很重要，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达到经济阈值时，污染是真的开始永久性地减少，还是只在本地减少，而污染被“出口”到了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莱文森（Levinson）得出结论，尽管媒体通过这种方式利用有关文献，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足以支持污染排放政策，无论是放任还是干预。
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阿罗（Arrow）等人认为，对于农业社会（清洁）向工业经济（污染密集）再向服务经济（清洁）的转型，如果污染最终由于收入和人民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再次恶化，则这种污染-收入关系的进步模型可能是错误的。该模型的一个问题点是缺乏预见能力，因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高度不确定。苏里（Suri）和查普曼（Chapman）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全球范围内不适用，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实际上并未实现净污染减少。富裕国家倾向于将污染最大的活动——如服装和家具的制造——出口到仍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较贫穷国家（Suri和Chapman，1998）。这可能意味着，随着世界上贫穷国家的发展，它们将无处可出口污染。因此，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这种环境清洁进程无法无限地复制，因为可能没有地方可以出口废物和污染密集的生产过程。但是，最早在经济增长、环境清洁和库兹涅茨曲线之间建立关联的作者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稳定下降。”
斯特恩（Stern）警告说：“搞砸计量经济学很容易”，并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历史证明了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他发现，“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注意所使用数据的统计特性，例如时间序列中的序列依赖性或随机趋势，并且很少人进行或提出模型适当性测试。但是，进行计量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测试哪些表观关系是有效的，哪些是虚假相關。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发现：“当我们确实考虑到此类统计数据并使用适当的技术时，我们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存在（Perman和Stern，2003）。相反，我们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有了更现实的认识。尽管“收入弹性”小于1，而且并非仅是收入的简单函数，但似乎大多数环境恶化指标正在使收入单调上升。时间相关的影响减少了各个收入水平的国家内的环境影响。但是，在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规模效应增加了污染和其他恶化，压倒了时间效应。在富裕国家，增长速度较慢，减少污染的努力可以克服规模效应。这是表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的起源。”
库兹涅茨曲线 参考书目
Dasgupta, S.; Laplante, B.; Wang, H.; Wheeler, D.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 (1): 147–168. Bibcode:10.1.1.127.3264 请检查|bibcode=值 (帮助). doi:10.1257/0895330027157.
Shafik, 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Vol. 46, Special Issue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Oct., 1994), pp. 757–773.
大成報
《大成報》，是台灣報紙，前身是著名的《大華晚報》，原隸屬於宏國關係事業，報導取向類似於《民生報》以影視娛樂及體育等新聞為主，已於2006年2月底報紙停刊。2012年1月，《大成報》以電子報新聞媒體的型態經營，但不再隸屬於宏國關係事業。
大成報 簡史
《大成報》係繼承自1950年2月1日創刊、1989年1月停刊的《大華晚報》，創刊於1990年1月10日，當時公司名稱為「大成報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報名為「The Great News Daily」，首任總編輯為王端正。1993年12月，《大成報》首創影劇、體育雙報頭，是臺灣報業史之創舉。1997年4月，《大成報》影劇、體育雙報頭各自獨立為《大成影劇報》與《大成體育報》；這一年，宏國關係事業受到房地產不景氣影響，找來吳健強負責《大成報》廣告業務，並找來東森集團與《大成報》策略聯盟，《大成報》因此獲得資金、人力奧援。
1997年7月23日，《大成報》動土興建南崁印刷廠，宏國關係事業副董事長林鴻道與《大成報》發行人兼社長陳啟家共同主持動土典禮。1997年7月24日，《大成影劇報》報導台灣之聲廣播電台創辦人許榮棋連續兩星期批判民間全民電視公司，同時引述匿名爆料者指控民視募股疑點重重，成為同年9月爆發民視楊憲宏調職爭議的原因之一。
大成報 簡史
1998年5月，《大成報》啟用南崁印刷廠，改為全彩印刷。1999年7月，《大成報》首度轉虧為盈。但是後來《大成報》因財務危機，《大成體育報》停刊，且位於台北市大同區的總社大樓（即原《大華晚報》大樓）也遭拍賣；後來總社搬遷至臺北縣三重市。2000年，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與《大成報》合作「大成校園巨星演唱會」系列活動，民視、TVBS都曾是大成校園巨星演唱會合作電視台。
2001年3月21日，《大成報》發行人陳啟家突然在例行編務會議上宣布，若在本月27日無法找到《大成體育報》的新東家，《大成體育報》將於4月1日停刊，《大成體育報》所有員工將依《勞動基準法》資遣，《大成影劇報》承接《大成體育報》權利義務；當晚，《大成報》體育中心主管召集所有記者宣布此事，消息迅速傳開。2001年4月1日，《大成體育報》停刊，頭版放上三百字的停刊公告〈無奈與惋惜〉。
大成報 簡史
2004年11月1日，《大成報》與《更生日報》合作，幫助《大成報》拓展台灣中部市場。2005年1月1日，前《東森新聞報》副總編輯方怡人接任《大成報》總編輯，宏國關係事業則在這一年退出《大成報》經營權。2005年1月10日，《大成報》與《民眾日報》展開策略聯盟，《大成報》提供其第2至5版的新聞內容給《民眾日報》，幫助《大成報》拓展台灣南部市場。
2006年2月16日晚間，《大成報》發行人吳健強與重要幹部協商後，決定《大成報》於本月底停刊；當時的吳健強經營有線電視有聲有色，超級電視台、國興衛視、年代電視、JET TV等都有他的股權或跨平台聯盟。
2012年1月8日，《大成報》以電子報的型態經營，英文報名定為「Great News」，由前《台灣新聞報》副總編輯黃義雄擔任總編輯，不再隸屬於宏國關係事業。2013年8月28日，黃義雄升任《大成報》社長（於2017年2月13日卸任），原《大成報》採訪主任林瑞明升任總編輯。
大成報 相關事件
2015年4月3日，《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在社工日（4月2日）的隔天於該報專欄撰寫一篇文章〈全民都來當社工〉，文中提到：「社會工作師亦可於業餘或公餘本於其愛心、公德心及其專業投入社會互助或助人之工作」、「所以一般講的『社會工作者』是沒酬勞的義工、志工」。郭憲鈴將社工與志工的定義完全搞混，並且在文末加入許多個人偏激的政治觀點，引起社會工作從業人員反彈。
大家對於郭憲鈴身為一報之總主筆，實應更善盡查證之責，然於撰寫該篇文章時未將定義搞清楚。報紙是大眾媒體，對於讓缺少專業知識的大眾看到該篇報導，更會加深其錯誤的知識，並且社會工作應秉持中立精神，實不應與政治黨派扯上關係，因此紛紛發出譴責，並希望大成報與郭憲鈴提出澄清。
大成報 相關事件
2015年4月6日，郭憲鈴於該報專欄再撰文〈關於「全民都來當社工」的回應！」〉，文中開頭便以「吾人在〈全民都來當社工〉乙文第一段就闡明，本文講的是『社會工作者』的社工而不是『社會工作師』；對於一些來函高見指教者有將本文意指『社會工作師』，實在是個大誤會」意圖再次混淆大眾社工與志工是相同的（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並摻雜誇張的文筆如「吾人深切了解『社會工作師』是要經國家考試及格、由考試院長核發證照者方為『社會工作師』，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身份，與醫師、律師、會計師、技師、地政士等一樣，也都像柯文哲醫師一樣智商飆得很高，也都是很會考試的考場菁英，無試不摧、無考不中；吾人無此本事，故絕不敢妄言談論『社會工作師』事，只能仰之彌高、望聞止步」，文中並未對前篇文章做出任何澄清，反而是再度強調自己的想法、加強自己的解釋，事件自然並未因此而平息。
在BBS(PTT)、Facebook等網路社群都有人做一定程度的討論。並有網友在Facebook舉辦「社工無法全民都來當 (請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不要再誤導大眾)」活動，三天內有將近300位網友認同該活動。
大成報 相關事件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簡稱社工專協）針對該文章於官方網站做出回應：「社會工作是一項助人的專業，需要長期的專業教育與訓練，而貴報在四月二日台灣社工日這天於總主筆郭憲鈴專欄發表了【全民都來當社工】的論述，看似關懷社工專業，但完全背離了社會工作者依其專業素養，促進社會福祉的精神。建議該文作者及貴報社，應本著媒體人的專業精神，對於論述的內容應盡詳實查證之責任。」、「社工日之意涵為表彰社會工作的精神，向專業社會工作者致敬。作者於文章後段皆為批評執政黨的論述，此立場與社會工作的價值及專業無關。如此的論述恐有消費社會工作專業之嫌。本協會撰寫此短文，也希望藉此機會讓社會大眾更正確地認識社會工作這門專業。」。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也於網站放上新聞稿，文中開宗明義說明「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專業」，「社工人員是一群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能，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進、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的專業工作者」。並在文中結論寫出「社工人員是運用社會工作專業謀求民眾福利的專業工作者……志工卻是秉誠心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協助政府推動各項公益服務的重要輔助人力」，二者的角色功能有所不同。
西蒙·库兹涅茨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英語：；俄語：，國際音標：[sʲɪˈmʲɵn ɐˈbraməvʲɪtɕ kʊzʲˈnʲɛts]：1901年4月30日—1985年7月8日），在台湾又譯顧志耐，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西蒙·库兹涅茨 生平
库兹涅茨1901年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平斯克（现属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小时候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接受教育。他的大学学习始于俄罗斯，但在1922年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1923年、1924年和1926年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
1925年至1926年间，库兹涅茨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担任研究员，对价格的经济模式进行研究。期间的研究产生了他在1930年出版的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
1931年起，库兹涅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兼职教授，1936年成为全职教授。
1945年曾任台灣政府的經濟顧問。
1954年，他搬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60年起，加盟哈佛大学，直到1971年退休。此外，他在1960年代末協助臺灣大學籌辦經濟學博士班，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經濟學博士研究所；他还是中央研究院的名譽院士。
1985年7月8日，库兹涅茨在哈佛大学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去世。
西蒙·库兹涅茨 学术贡献
库兹涅茨在1941年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8（中譯為《1919-1938年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书中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研究。他对商业周期以及经济增长不均衡的研究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建立。他对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
西蒙·库兹涅茨 学术贡献
库兹涅茨对凯恩斯1936年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进行了经验分析。这个假说促成了首个形式化消费函数的诞生。但库兹涅茨发现凯恩斯的假说表面上正确，实际却仅限于短期情况，无法满足更严格的检验。库兹涅茨的这项研究在经济学界引起轰动。1942年，在Uses of National Income in Peace and War（中譯為《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国民收入使用》）一书中，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库兹涅茨在经济学界率先指出绝对收入假说在长期过程中得到不准确预测。凯恩斯预测，边际储蓄会随着总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而库兹涅茨通过对新数据的分析，证明了经过一个较长时期（1870年至1940年），尽管收入有大幅增长，储蓄率却维持不变。这项研究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以及其他人提出的生命周期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等铺平了道路。
西蒙·库兹涅茨 学术贡献
库兹涅茨所处的时代，经济学有两项主要发展，一个是计量经济学，另一个是凯恩斯革命。这两项研究都利用到库兹涅茨的研究数据。但库兹涅茨本人却既不是计量经济学家，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在早期曾受其博士导师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的影响，研究了商业周期。米切尔后来终身投入对商业周期的研究，而库兹涅茨却先后致力于季节性波动、长期运动、国民收入核算、经济增长等不同研究。他提出的为期15至20年的经济周期后来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在国民收入核算方面，他将美国的国民收入往回计算到1869年，并把它依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最终产品以及不同的使用来进行划分。他还度量了贫富人群的分布状况。尽管并非首创者，但他的工作全面而细致，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准。
库兹涅茨帮助美国商务部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标准化。然而，他并不赞成将GNP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一项通用指标，指出“一个国家的福利状况基本不能由其国民生产总值来判断”。
库兹涅茨是发展经济学的早期研究者之一，收集和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他认为，当今的欠发达国家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前不同的经济问题。他的工作终结了“所有国家都会经历相同的线性过程”这一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并且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确立。这一学科主要研究现代欠发达国家独特的经济问题。
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中最著名的一项是倒U曲线，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描述了收入不均衡与经济增长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关系。这个理论指出：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而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他认为，处在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贫富差距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其原理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农业社会里，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工业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由于经济增长，大众教育得到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迅速增长，并且这一群体也获得更多话语权，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
Ó
Ó, ó（带尖音符的o）是法罗语、匈牙利语、冰岛语、卡舒比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上索布语、下索布语和鞑靼语的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在加泰罗尼亚语、爱尔兰语、葡萄牙语、越南语中，也作变音字母使用。
民生集团
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Minsheng Industrial (Group) Co., Ltd.）简称民生集团，总部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83号民生大厦，集团由卢作孚于1925年6月10日在重庆创立，1952年因三反五反而停业，1984年由卢作孚儿子盧國紀重建，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长江航运、物流、能源和地产为主营方向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民生集团 历史沿革
早年的卢作孚通过自学成为了一名教师，后又成为报纸编辑，并在四川、上海结识了一些有名望的友人。因目睹长江上的航运由外商垄断、对国人态度恶劣而决定创立轮船公司以“实业救国”。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知事郑东琴、县教育局长陈伯遵的支持下，约陈伯遵等12人募集到3.5万元，到上海和兴造船厂订购建造了70吨的“民生”号轮船，1926年7月23日开通了第一条合川到重庆的嘉陵江每日定期航线。1926年6月，在重庆成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招100股，股金5万元，石壁轩任董事长，卢作孚被推为总经理。公司废除了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改善了轮船上的服务，引入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使公司名声大增。
民生集团 历史沿革
1927年民生轮首航涪陵成功，民生公司首次进入了长江，1928年浅水轮船“新民”代替“民生”进行重庆－合川航线的航行不再受嘉陵江枯水季节的影响。1928收购了“民望”号并开始在重庆建立民生机器厂，以修理船舶。从1930年到1936年，民生公司一共合并、收购了中、日、法、英、意等国25家公司的43条轮船。在整条长江航运线上，民生公司的船只占各大轮船公司轮船总数的46.46%，货运量占川江轮船货运的59.5%。1932—1936年，因与外国航业竞争，兼之在长江举办申渝直航业务，财务周转发生困难，于是扩大募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及宋子文等财阀先后入股，并担任董事和常务董事。
民生集团 历史沿革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民生公司有46艘18718吨。1937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民生公司派的专轮“民风”抵达重庆并宣布迁都重庆。卢作孚组织公司的船舶开始了上海、南京、宜昌等地区人员、工厂及物资的大撤退，全力以赴撤退工厂、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和人员到大后方并运输兵员、武器、弹药、物资到前线。民生公司先后抢运军工物资及厂矿设备器材约20万吨，撤退人员47万多人。而在这一过程中，民生公司的船员有117人牺牲，被炸沉、炸坏的船只16艘，因军运事故毁坏6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有大小轮驳船116艘、载重3.64万吨。
民生集团 历史沿革
抗战胜利后，动用战时积存和外汇200万美元购买美国抛售的二战剩余物资中的各种轮船20余艘3万吨，还向银行大量贷款。其中最大一笔是1946年10月30日，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等贷款1275万加元，年息3厘，分10年还本，由国民政府担保；在香港借款150万元港币；内外债务800多万元，建造9艘船15084吨，其中两艘开回长江，参加长江运输，7艘开到了香港，开辟沿海和南洋航线。后因战后复员川江航运地位一落千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国军为防止共军南渡长江对沿线各港口封锁、宵禁、断航，民生公司大面积停航，营运不佳，企业财务十分困难。第二次國共内战后期民生公司很多船舶被国军征用，使公司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1949年11月，长江已经有了110艘船；海上也有了18艘海船。1949年12月海船全部集中香港，成立香港民生实业有限公司，主要在香港地区经船隻代理业务，同时也经营自有房产的出租业务。1949年底，民生公司共80万股，其中国民政府中、交两行和四川省银行持151 162股，占18.90%。
民生集团 历史沿革
经过二十余年的所谓的“惨淡经营”（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先进的管理和优良的服务），到1949年已拥有江、海船舶148艘；航线从长江及其支流开始，延伸到中国沿海、台湾，东南亚各国、日本、印度；分支机构遍及长江沿线和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美国、加拿大；员工7960人。此外，还拥有造船厂、发电厂和各港口的许多码头、仓库；投资银行、保险、钢铁、机械、纺织、煤矿、水泥等六十余项实业；是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