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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星的卫星 特征
海王星的所有规则卫星中，只有最大的两颗已经拍摄有分辨率足以识别其形状和表面特征的照片。海卫七的直径约为200公里，属长条状；海卫八的拉长程度不大，但也不完全是球形，类型于不规则多面体，拥有多个平面和略向内凹的面，直径在150到250公里之间。海卫八的直径有约400公里，比土星的卫星土卫一要大，但土卫一却完全是椭圆形。这种差异可能是因海卫八过去受到的碰撞破坏导致。海卫八的表面坑坑洼洼，还显示有多条线状特征。其上最大的坑直径超过150公里。
海王星的所有内层卫星都是暗天体，其几何反照率只有7%到10%。光谱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卫星都是由冰和一些非常暗的物质（可能是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组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卫星与天王星的内层卫星类似。
根据与海王星的距离从近到远排列，该行星的所有不规则卫星分别是：海卫一、海卫二、海卫九、海卫十一、海卫十二、海卫十三和海卫十，这其中既有顺行行星，又有逆行行星。最外层的5颗卫星与其他气体巨行星的不规则卫星类似，并且很可能是由海王星的引力捕获，相比之下，规则行星大多是原生的。
海王星的卫星 特征
海卫一和海卫二是两颗不同寻常的不规则卫星，另外5颗则与其它外行星的外层不规则卫星类似。首先，海卫一和海卫二是太阳系中已经发现的最大两颗不规则卫星，其中海卫一甚至比其他所有已知的不规则卫星要大上一个数量级；其次，两卫星的半长轴都异常之小，其中海卫一的半长轴比其他所有已知的不规则卫星都要小一个数量级；第三，两卫星的轨道离心率都很不寻常：海卫二的轨道离心率在所有已知不规则卫星中处于最高之列，而海卫一的轨道却近乎是正圆形；最后，海卫二的轨道倾角也是所有已知不规则卫星中最小的。
海王星的卫星 特征
海卫一的轨道为逆行且基本呈圆形，科学家认为这是一颗经引力捕获的卫星。海卫一是太阳系中发现的第二颗拥有实质性大气层的卫星，其中大部分是氮，还有少量的甲烷和一氧化碳，卫星表面气压约为14微巴。1989年，旅行者2号在这片薄薄的大气层中观测到了类似云和雾的形态。海卫一是太阳系中最寒冷的天体之一，表面温度仅有约零下235.2°C，覆盖有氮气、甲烷、二氧化碳和挥发性的冰，几何反照率很高，超过70%；球面反照率更高，达90%。海卫一的表面有大规模的南极冠，有地堑和陡坎纵横穿插的古老陨石坑平原，以及类似于冰火山内生过程形成的年代较近的地表特征。旅行者2号的观测发现，受到太阳加热的极冠中存在多处活动的间歇泉，其喷出的水柱有8米高。海卫一的密度相对较高，约为每立方厘米2克，表明其质量中岩石约占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冰。海卫一的地下深处可能有液态水层，形成地下海洋。
海卫二的质量在海王星的所有卫星中排第三。其轨道虽为顺行，但离心率非常高，科学家认为这本是颗规则卫星，但在海王星捕获海卫一期间经引力相互作用转移到现有轨道。经光谱分析表明，海卫二的表面有冰存在。卫星表面存在大规模且不规则的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其形状细长、表面存在亮点和暗点，并且旋转过程混乱或是被迫进动导致。
海卫十一和海卫十二拥有顺行轨道，海卫九、海卫十和海卫十三拥有逆行轨道。海卫十和海卫十三的轨道非常接近，这表明两者很有可能是由另一颗更大的卫星分裂而来。载至2014年6月，海卫十和海卫十三的轨道仍是太阳系中已发现的所有行星中最大的，绕行海王星需要25年时间，平均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125倍。海王星的希尔球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这主要是因为它离太阳很远，所以可以控制如此遥远的行星。不过，木星卫星的轨道在木星希尔球中所占平均比例是太阳系所有行星中最高的，而加尔尼群和帕西法尔群中的木星卫星在木星希尔球中所占平均比例都比海卫十和海卫十三要大。
海王星的卫星 构成
在太阳系所有气体巨行星的卫星中，海王星的卫星质量分布最不平衡。海卫一的质量占到所有卫星质量的99%以上，其它所有卫星加起来还只有0.33%。这有可能是因为海卫一是在海王星原有的卫星系统形成后再捕获的，大部分原有卫星都在这一捕获过程中被摧毁。
被海王星捕获后，海卫一的轨道离心率一直很高，这会造成原有的内层海王星卫星轨道混乱，令其发生碰撞并形成碎石盘。这也意味着海王星如今的内层卫星很可能并非原本与海王星一起形成的天体。只有在海卫一的轨道基本稳定成环状后，才有一些碎石相互吸附形成如今的规则卫星。这一重大干扰也很可能是海王星的卫星系统没有像别的气体巨型星那样、行星和卫星的质量遵循10000比1比例的重要原因。
海王星的卫星 构成
多年来，各种学说对海卫一的捕获原理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假说属于三体问题，认为海卫一之前可能是柯伊伯带一对双小行星天体的组成部分，这对双小行星一起遇到了海王星，海卫一得以幸存下来并从此被海王星捕获。
数值模拟表明，海卫九和海卫二有41%的可能曾在过去的某个时间里发生过碰撞。虽然无法确定是否的确有发生过这样一次碰撞，但两颗卫星的外观颜色很接近（都是灰色），这表明海卫九有可能是海卫二的一块碎片。
海王星的卫星 表格
下表中列出了所有海王星的已知卫星，默认按轨道周期从短到长排行。不规则卫星的表格中有颜色。海卫一是唯一一个大到足以实现流体静力平衡的卫星，令其表面坍缩成类球面，这颗卫星的名称将以加粗字体显示。
木星的卫星
截至2023年2月，木星擁有95顆已確認的天然衛星，為太陽系中衛星系統第二大的行星。當中最大的4顆，統稱伽利略衛星，由伽利略于1610年發現，這是首次發現（除了月球）不是圍繞太陽的天體。19世紀末起，越來越多更小型的木星衛星被發現，並命名為羅馬神話中的諸神之王朱庇特（或同等的宙斯）的各位情人、傾慕者和女兒。
木星的衛星之中有8顆屬於規則衛星，它們沿幾乎呈正圓的順行軌道公轉，軌道相對木星的赤道面傾斜度近乎零。4顆伽利略衛星的質量最大，足以形成近球體形狀。其餘4顆規則衛星的體積則小得多，軌道更接近木星，是木星環塵埃的主要來源。剩餘的87顆衛星都屬於不規則衛星，它們分別有順行和逆行軌道，距離木星較遠，軌道傾角和離心率都非常高。這類衛星都很可能是曾經圍繞太陽公轉，之後被木星所捕獲的天體。自2003年以來，共38顆已發現但未命名的不規則衛星。
木星的卫星 特性
木星衛星的物理和軌道特性差異頗大。四顆伽利略衛星直徑超過3000公里，而木衛三甚至是太陽系中除了太陽和八大行星以外最大的天體。其餘衛星直徑都低於250公里，最小的直徑僅1公里。就算是伽利略衛星中最小的木衛二，也足足有其他衛星（不包括伽利略衛星）加起來的5000倍。軌道形狀的變化也極大：從近正圓到高離心率不等。另外，有的軌道方向和木星的自轉方向相反（逆行）。公轉周期也介乎7個小時（比木星自轉周期還短）到長達3年左右。
木星的卫星 形成和發展
人們認爲木星的規則衛星形成于環行星盤——類似于原行星盤的氣體及固體碎片環。這些物質可能是一顆在木星歷史早期形成的、質量與伽利略衛星相約的衛星的殘餘物。
模擬顯示，環行星盤在任何時候都有著相對低的質量，每隔一段時間，從太陽星雲捕捉來的木星質量的一小部分就會經過環行星盤。然而，現有的衛星只需要木星質量百分之二的環行星盤質量便可解釋。這表示在木星的早期歷史中，可能經過了幾代與伽利略衛星質量相約的衛星。每一代衛星都因爲環行星盤的阻力而漸漸墮入木星，而從捕捉來的太陽星雲碎片則再形成新一代的衛星。當今天這一代（可能為第五代）形成的時候，環行星盤已經稀薄到不能對衛星的軌道造成很大的影響。現在的伽利略衛星仍然受到影響，並正在靠近木星。只有木衛一、木衛二和木衛三受到軌道共振的保護。而木衛三較大的質量表示它會比木衛一和木衛二更快靠近木星。
人們認爲，外圈的不規則衛星是被捕獲的路過的小行星。那時原衛星環的質量仍然足夠吸收小行星的動力並使其進入軌道。當中許多被突然的減速撕裂，有的之後被其他衛星撞散，從而形成今天我們見到的各個族群。
木星的卫星 發現
第一個聲稱觀測到木星衛星的人是中國天文學家甘德於公元前364年。但兩千年之後1609年由伽利略·伽利萊作出的發現才是被世界公認肯定的。1610年三月，他以一具30倍放大率望遠鏡觀測到了四顆大型伽利略衛星：木衛三、木衛四、木衛一和木衛二。直到1892年愛德華·愛默生·巴納德才發現木衛五。旅行者號於1979年到達木星的時候，已經有13顆衛星被發現。木衛十八於1975年發現，但由於缺乏觀測數據而丟失了，直到2000年才尋回。1979年，發現者號任務發現了3顆新的內圈衛星：木衛十六、木衛十五和木衛十四。
木星的卫星 發現
之後二十年都沒有新發現的衛星，但1999年十月和2003年二月期間，研究者們使用敏感的地面感應器發現了32顆。它們都是小型衛星，大多有著長、高離心率、逆行的軌道，直徑平均為3 km（1.9 mi），其最大者也只有9 km（5.6 mi）。相信這些衛星都是捕捉來的小行星或彗星，並有可能是某星體的碎片。可是我們真正對他們的認識還是很少。其後人們又發現了14顆衛星，但還未被確認。觀測到的木星衛星數目達到63顆。截至2008年，這個數目在太陽系各行星中居冠，然而額外可能存在著小衛星。在2018年7月，卡內基科學研究所在追蹤第九行星時意外發現多12顆衛星。2021年11月15日，MPEC正式宣布發現了一顆新衛星，這使得衛星數量增加至80顆。在2021年11月至2023年1月間，從2003年到2018年的檔案圖像調查中確認了更多的不規則衛星，以及謝柏德在2021年到2022年使用麥哲倫望遠鏡和斯巴魯望遠鏡進行的調查中發現9顆。截至2023年2月，木星的已知衛星總數到了95顆。
木星的卫星 命名
木星的伽利略衛星在1610年發現後不久便由西門·馬里烏斯命名為艾奧（木衛一）、歐羅巴（木衛二）、蓋尼米德（木衛三）和卡利斯托（木衛四）。20世紀之前，這些名稱並不受歡迎，取而代之的為“木衛一”、“木衛二”，或“木星的第一顆衛星”等諸如此類的稱號。這些名稱要到20世紀才被廣泛使用，而其餘新發現的衛星則仍待命名，並稱以其羅馬數字編號V（5）至XII（12）。1892年發現的木衛五，被法國天文學家佛林馬利安首度稱爲阿曼爾提亞，非官方，但很流行。
直到1970年代，天文文學都直接使用衛星的羅馬數字編號。1975年，國際天文聯合會（IAU）為木衛五至十三起名，並為日後發現的衛星提供正式的命名程序。規則是：新發現衛星的名稱須為神祇朱庇特（宙斯）的愛人和喜歡的人。而自2004年，命名規則擴大到以上人物的後代。木衛三十四之後的衛星都以朱庇特或宙斯的女兒命名。
有些小行星和木星衛星有相同的名稱：小行星9、小行星38、小行星52、小行星85、小行星113和小行星239。國際天文聯合會將兩顆小行星（小行星1036和小行星204）永久改名以避免衝突。
木星的卫星 衛星群
分作兩群：
內圈衛星群或阿曼爾提亞衛星群：非常接近木星，包括木衛十六、木衛十五、木衛五和木衛十四。前兩者軌道公轉周期短於一個木星日，而後兩者分別為木星系中第五和第七大的衛星。觀測顯示，至少其最大成員木衛五，並不是在現有的軌道上形成的，而是在更遠的軌道上形成，或是被吸引過來的太陽系天體。這些衛星連同一些未發現的內圈小衛星維持著木星暗淡的環系統。木衛十六和木衛十五維持其主環，而木衛五和木衛十四維持稍暗的外環。
主衛星群或伽利略衛星：四顆大型衛星：木衛三、木衛四、木衛一和木衛二。它們的半徑比起任何矮行星都要長，而且論質量是太陽系中除太陽和八大行星之外最大的天體。木衛一至四分別為太陽系中第4、第6、第1和第3大的天然衛星。他們佔木星衛星總質量的99.999%。木星的質量大約是伽利略衛星的5000倍。伽利略衛星連同木星內圈衛星群有著1:2:4的軌道共振。模型顯示它們源自木星形成之後低密度的氣體及塵埃盤中的慢速吸積，如木衛四的形成便經過了1千萬年。
木星的卫星 衛星群
木星的不規則衛星基本上是較小的天體，並擁有較遠、傾角較大的軌道。它們聚集成群，各群內的衛星均有相似的物理數據（半長軸、軌道傾角和離心率）和成分。相信有一部分是較大的小天體被木星吸引過來的小行星撞擊碎裂形成的。這些衛星群以其最大成員命名。它們的鑒別並不明確，以下列出較典型的衛星群：
木衛十八是不規則衛星中最靠近木星的一顆，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已知衛星群。
希瑪利亞群的半長軸跨越1.4億米，軌道傾角跨越1.6°（27.5 ± 0.8°），離心率介乎0.11至0.25。有人提出它們是小行星帶天體碎裂的殘骸。
木衛六十二是順行衛星中最遠離木星的一顆，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已知衛星群。
木星的卫星 衛星群
加爾尼群的半長軸只跨越1.2億米，軌道傾角跨越1.6°（165.7 ± 0.8°），離心率介乎0.23至0.27。其成員的顔色十分一致（淺紅），相信源自D-型小行星，可能是一顆木星的特洛依衛星。
阿南刻群範圍較廣，半長軸跨越2.4億米，軌道傾角跨越8.1°（145.7°至154.8°），離心率介乎0.02至0.28。大部分成員呈灰色，相信是被捕獲的小行星的碎片。
帕西法爾群分佈較散，半長軸跨越超過1.3億米，軌道傾角為144.5°至158.3°，離心率介乎0.25和0.43。其成員的顔色也有明顯的差異（從紅到灰），很可能是多重撞擊的結果。木衛九常被歸於此類，呈紅色，若考慮它較突出的軌道傾角，它可能是獨立被引力捕獲的。木衛八和木衛九位於與木星的長期共振區域內。
木衛三十四為逆行衛星中最靠近木星的一顆，屬於阿南刻群。
木衛四十九為逆行衛星中最外圍的木星衛星，屬於帕西法爾群。
木星的卫星 列表
以下為木星衛星列表，默認以軌道順序排列。質量足夠大而能坍縮成近球體的衛星以粗體列出。底色為白色的為內圈衛星，紫色為伽利略衛星，淺灰為順行衛星，深灰為逆行衛星。
馬伯樂
馬伯樂（法語：，另譯馬司培羅、馬斯伯樂、馬司帛洛等）可以指：
北洋大学
国立北洋大学简称北洋大学、北洋，初名北洋大學堂，是1895年10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上奏光绪皇帝得到批准在天津建立的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校训为实事求是。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校，次年更名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至1920年，北洋大学开始专办工科教育。1928年，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期间学校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次年大学区制废除，原北洋大学脱离北平大学复校，因专办工科，不合大学建制，遂定名国立北洋工学院。1937年，因抗日战争，国立北洋工学院西迁至西安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次年3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再次改组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3年，在北洋大学校友的复校呼吁下，教育部将英士大学工学院独立划出，组建了泰顺北洋工学院。受此影响，北洋大学校友在西安市组建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北洋大学校友关于返回天津的复校呼声日渐高涨。1946年1月，教育部下令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返回天津复校，国立北洋大学在天津西沽旧址复员，建立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和化学工程5个工程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被誉为“科学建国的堡垒”。1951年，国立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后定名为天津大学。1968年，从北洋西学学堂分离出来的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更名为海河中学。
北洋大学
目前，北洋大学的校园旧址在今河北工业大学校园内，现存建筑有团城、南楼、北楼三座。2013年5月，北洋大学堂旧址被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9月，北洋大学堂旧址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由于天津大学继承了北洋大学的学缘，目前天津大学每年10月2日举办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庆活动。天津大学先后建有北洋广场、100周年北洋纪念亭、北洋科学楼、120周年北洋纪念亭等庆祝北洋大学堂于1895年10月建校。
北洋大学 校名
关于北洋大学建校时最初使用的名称以及正式开班日期曾因档案被焚毁而一度无从考证而存在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北洋大学建校之初的名称为“天津北洋中西学堂”，该说法源自盛宣怀拟制的《天津中西学堂章程》和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所草拟的校名。一种说法以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光绪帝的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使用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名称便推定北洋大学在建校最初定名“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为常见的说法，1990年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等采用了这一说法。但经专门研究北洋大学校史的学者根据史料查证，事实上北洋大学在创办时即定名“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其英文“Pei-yang-ta-hsiieh-t'ang”的名称出现于1895年的《京津泰晤士报》《直报》等报刊上，仅是学校的章程沿用了光绪帝朱批的《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的文本造成了误传。然而，近年来亦有考证学校初名实为“天津大学堂”，1905年5月后，改称“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 校名
根据考证，1895年北洋大学建校之初时定名北洋大学堂。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令“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北洋大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校，次年再次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1928年，因应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次年复校，因专办工科、不合大学建制，遂暂定名国立北洋工学院，同时设立“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1937年，因抗日战争，国立北洋工学院西迁至西安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次年3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再次改组。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返回天津复校。1951年，国立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组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校名曾历经多次变迁，但最为熟知和常用的是“北洋大学”。
根据学者考证，1895年11月时英文报刊《京津泰晤士报》在采访报道北洋大学堂开学时便已经采用了北洋大学堂的名称，并将其音译为“Pei-yang-ta-hsiieh-t'ang”。北洋大学先后被译为“Imperial Tientsin University”和“Peiyang University”，国立北洋工学院时期的英文名称为“National Peiyang Technical Institute”。
北洋大学 校史
1892年，盛宣怀任津海关道后，即着手研究兴办新式学堂。他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传教士、李鸿章的英文教师丁家立来往密切、共同商讨办学之事。后秉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旨，盛宣怀和丁家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研究草拟办学章则、办法、实施计划。
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教育救国思想兴起、兴办实业面临人才短缺，津海关道盛宣怀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修改后，于1895年9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禀请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受到甲午战败后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思潮影响，王文韶将拟定的“中西学堂”改为“西学学堂”，但对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未作修改。9月30日，王文韶上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10月2日，仅仅时隔几天，光绪皇帝即朱批“该衙门知道”，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为了尽快开办，盛宣怀利用博文书院因经费紧张抵押给银行而空闲数年的校舍，集资将其赎回，利用博文书院原校舍开办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 校史
1895年10月18日，在盛宣怀和时任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北洋大学堂在原博文书院校舍旧址正式开办，在香港等地招生，曾有千余人报名，最后仅录取十余人。北洋大学堂开办之初，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学制四年，为参考美国大学的大学本科阶段教育，开设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律历学五门（即5个培养方向）；这个时候，北洋大学堂只有矿物学，没有冶金学。二等学堂则为大学预科、高中阶段教育。1897年初，督办铁路的盛宣怀令即筹备就绪即将开学的津榆铁路学堂并入北洋大学堂，又令北洋大学堂另招收20名学生建立芦汉铁路学堂。同年11月，胡燏棻任津芦铁路督办，又令铁路学堂从北洋大学堂中迁出。
北洋大学 校史
1900年，北洋大学堂首批学生毕业，由香港考入北洋大学堂的王宠惠作为成绩最优者获钦字第壹号考凭（毕业证书），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内大学文凭者。同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地区，北洋大学堂一度被迫停办，部分师生因战乱南迁至上海，在盛宣怀的安排下入读南洋公学专门开设的铁路班。北洋大学堂校舍为德军占据为兵营，设备、文档案卷遭毁坏，致使北洋大学一度无从考证开学纪念日以庆祝校庆，而是以光绪帝朱批同意开办北洋大学堂奏折的日期（1895年10月2日）作为校庆日。
1901年，经过多年筹备后，盛宣怀委托傅兰雅带领王宠惠、陈锦涛等八名学生赴美留学，是北洋大学首次派遣学生赴海外留学。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天津推行新政之际，颇为重视近代教育的发展，多次与德国方面交涉，要求收回北洋大学堂校舍，但未能成功。其后，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赴德国柏林交涉，依据德方《购地章程》关于地价与房价的规定，向德国政府索取因占用校舍所应支付的赔偿金，共计白银五万两，作为复办经费:42。
北洋大学 校史
1902年9月，袁世凯下令将西沽武库的全部房屋拨给北洋大学堂作为复校的校址。复建过程中，丁家立利用德国赔偿金兴建了一座新的教学大楼，并增设图书馆。另设外国教员宿舍楼、中里教员宿舍平房及学务处等办公用房；原有的库房，一座改作礼堂，两座改为教室，其余六座则改为学生宿舍:42。同年，袁世凯委任丁家立兼任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将该学堂改造为北洋大学堂的预科。1903年4月，北洋大学堂在天津的西沽正式复课，南迁至上海入读南洋公学的师生随铁路班迁回天津。同时，学校又召集原北洋大学堂及北洋水师学堂旧生数十人，因程度不齐，均先入预科，补习普通科目后依成绩分班进入法律、土木工程或采矿冶金三个专门正科肄业。
1907年，北洋大学堂附设师范科，专门培养中等学堂英文师资，由于天津、保定二处已成立优级师范科，故此附设的师范科随后即停办。1911年，清政府赏北洋大学堂11名优等毕业生以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赏给9名中等毕业生进士出身。
北洋大学 校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大学堂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头等学堂改名大学部，二等学科改名预科部。隶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但经费仍由直隶省拨付，学生由官费资助改为自费。
1913年，北洋大学校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督办一职改称校长。由于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地缘、学科相近，1913年、1914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先后提议“北京大学并入北洋大学”和“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均遭到反对，最终提出“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医四科，北洋大学专设工科而渐加扩充”，仍未获认同。1917年，蔡元培建议教育部令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逐渐并入北京大学，将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获教育部同意。1918年，北洋大学三名毕业生“连中三元”，徐谟考取全国外交官考试第一名，励平考取全国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康时敏考取清华留学考试第一名。
初创时期，北洋大学的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1917年5月，北洋大学，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四校的25名学生参加了东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
北洋大学 校史
1917年起，奉教育部令，北洋大学法科被迫停止招生，专设工科而渐加扩充。北洋大学预科毕业、志愿读法科者，转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志愿读工科者，转入北洋大学:84。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大学学生积极参与罢课游行等活动，罢课共持续三个月，孙越崎、张太雷等因为参加罢课而遭北洋大学开除学籍。1919年，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学门又细分为采矿学门、冶金学门。
1920年，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全部毕业离校，法学师资被并入北京大学，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阶段。冶金学门独立出来，学校当时开设了土木、采矿、冶金三学门。旋即在1925年采矿、冶金合并为采矿冶金学门。
1924年3月，北洋大学学生不满当时学校未采纳新学制，学生代表向时任校长冯熙运请愿实行新的学制、组建董事会，遭到回绝。学生代表开始向教育部以及直隶省政府请愿。3月14日，冯熙运将学生代表开除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离职。
北洋大学 校史
1928年7月，主管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不顾反对意见和客观现实条件，强行效仿法国推行大学区制，划河北、热河两省和北平、天津为北平大学区。北洋大学时任校长刘仙洲反对此举并辞职，茅以升接任。国立北洋大学名称被取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简称国立第二工学院。
1928年10月6日，由于反对声浪极大、经费庞大、事权不统一等原因，蔡元培请辞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职务。10月24日，大学院及相关制度遭撤销，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开始谋求从北平大学体系脱离并独立建校。1929年3月31日，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遭受火灾，学校的教学大楼、图书室及水力研究室、材料试验室、地质标本室、矿石陈列室、图画讲室等均被焚毁，起火原因未能查明。灾情发生后，时任院长茅以升争取到庚子赔款进行修缮，北洋大学各地的校友也进行了多次援助。
北洋大学 校史
1929年8月，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正式从国立北平大学和大学区体制中脱离并独立，但此时学校专办工科，不合综合性大学建制，因此暂定校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同时学门改称学系，下设矿冶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国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组织了以原北洋大学校友王宠惠、陈立夫、王正廷等组成的“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以期早日恢复大学建制，然而直至抗日战争爆发该筹委会存在的八年间未曾召开过一次会议。1930年2月，北洋工学院学生不缴费引起停课问题，并致茅以升辞去校长职务。1931年，国立北洋工学院增设了电机工程学专业。
北洋大学 校史
1933年11月，李书田主持制定了《北洋同学会章程》，向北洋大学校友集资在1929年被焚毁的主楼旧址修建了南楼、北楼两座建筑。1933年，国立北洋工学院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矿冶冶金工程研究所下设地址组、探矿组、冶金组、选矿组、燃料组，工程材料研究所下设木材组、砖石组、水泥和混凝土组、钢铁组、柏油沥青组。1934年两所合并组建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设矿冶工程部。研究所是一个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工科研究院一共毕业了3名硕士，其中2位是冶金工程学门。
1934年，河南大学土木系停办，该系学生22人及设备转入国立北洋工学院。1935年，北洋大学堂建立40周年之际，谱写了《北洋校歌》。同年，学校停止开办预科教育。1937年3月，时任校长李书田亲自制定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并呈送国民政府教育部，方案中规划将北洋大学扩展建设成为包括文、理、工、医、法共五科四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并设立研究院所拓展科学研究事业，其中，医学院的建设已经进入实际筹备阶段，但最终因战争原因而终止。
北洋大学 校史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天津沦陷。9月10日，奉教育部令，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内迁陕西，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于地处中国西北地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办学经费极度短缺，物资匮乏、频繁迁校、难以聘请到师资等因素都给办学带来困难。师生的大量迁入导致物价飞涨，师生不满情绪高涨，学潮不断。与国立西南联合大相比，西北联大的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持久、难以融合。
1938年7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进行改组，国立北洋工学院联合东北大学工学院等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然而，筹备国立西北工学院时几方在采用委员会制和院长制存在分歧，而李书田在执行北洋工学院的学籍管理规定时严格且强硬，导致1938年底校内出现大规模学运。1939年1月，李书田在开除闹事学生未果的情况下，带领部分原国立北洋工学院魏寿琨、曾炯、周宗莲等知名教授及学生离开了学校。
北洋大学 校史
1941年10月，北洋大学校友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呼吁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筹资设立“私立北洋工学院”、建立北洋中学等，期间曾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和茅以升曾商谈筹资在贵州洽购土地恢复北洋大学，但未能成功。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迫于北洋大学校友压力，出台了一项特别举措：在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大学时，将其工学院独立划出，更名为北洋工学院并自主招生，被称为“泰顺北洋工学院”。泰顺的北洋工学院成立后，内迁到西安市的北洋校友受到鼓舞，在当地发起组建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关于北洋大学复校的呼吁声浪日益高涨。1945年10月，北洋大学第一名毕业生、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亲自向教育部发出函电，要求早日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北洋大学。194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下达关于恢复北洋大学令，并聘请王宠惠为北洋大学筹委会主任。同年秋，北洋工学院返津在原西沽校址复校，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此后，国立西北工学院、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三校师生先后返回天津西沽参加复校。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设有理、工两院：理学院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系；工学院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建筑、化工、机械、电机、航空、纺织等系。1946年，时任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陈荩民赴京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五分班并改组为国立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5月，教育部要求北洋大学北平部迁往天津遭反对。8月，该部被北京大学接收。复校期间，北洋大学发生了多次学潮。1946年底，沈崇案引发全国学生抗议，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学生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
1947年，建立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和化学工程5个研究所，北洋大学水利工程系与华北水利工程总局联合建立了“天津水力试验所”，为此后华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支持。
1949年1月，天津政权更替，学校的主管关系变更频繁，先后转隶属于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最终划归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领导。1951年6月2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签发文件，将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自1951年8月1日起正式成立新校，初步意见拟定名为天津大学。9月26日，在北洋大学南院大礼堂举行了天津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同时，学校在七里台建设天津大学新的校舍。
1951年9月后，北洋大学的档案资料等由天津大学继承，天津大学的校训、校歌等均沿袭自北洋大学。1954年起台湾掀起“复校”潮，1960年代，迁居台湾的北洋大学校友曾为国立北洋大学在台复校作出努力，但未能成功，如北洋大学校友、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陳立夫於1969年曾在台灣桃園縣勘查復校校址，而在1970年中華民國教育部亦曾計畫將北洋大學、中山大學及暨南大學三校，合併復校，未果。1980年，天津大学（北洋大学）85周年校庆之际，原校长茅以升提议恢复北洋大学校名，得到北洋大学校友的广泛支持，但未能成功。
北洋大学 教学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早专注于高等工程教育的大学，其开设的许多课程都是中国工程教育史上的首创。北洋大学开设的工程学课程中的汽水学、材料材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控地学、水利机器学，电学课程的传电力学、电报及电话学，矿务学课程的深奥金石学、深奥化学、矿务房演试、测量矿凿、矿务略兼机器工程学，机器学课程的深奥重学、材料热力学、绘机器图、机器房演试等课程都是第一次引入中国，为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北洋大学自建校以来，在招生方面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曾有多个年份招生未达定额，但拒绝放宽录取标准。1895年，北洋大学堂在香港招收第一届新生时，报名应试者达一千余人，最后仅录取了王宠惠等十余人。以1907年招考本科生为例，北洋大学堂在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大公报》等报刊斥资刊登招生广告，但法律系仅有一名考生达到录取标准。为保证学生质量，并未放宽录取水准，当年除预科毕业升入本科的人外，外考新生仅录取一人。此外，1902年丁家立受袁世凯任命兼任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后，曾将该学堂建为北洋大学堂预备学堂，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直至1913年取消。
北洋大学 教学
北洋大学堂创建初期，尚无全国统一的学制规范。因此，北洋大学在在美国籍总教习丁家立的指导下效仿美国的大学办学模式，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两所大学为蓝本，依据盛宣怀与丁家立起草的章程办学。北洋大学堂设立头等学堂为本层次教学，学制四年，设土木工程、机械制造、采矿冶金、法律四科，所订课程分普通科目和专门科目两种，各学习两年；另设立二等学堂为预科层次或高中层次教学，学制四年，以学习数理化和外文为主，课程有英文、数学、各国史鉴、格物和地舆学。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该学制侧重西学，被认为受到北洋大学堂早期学制的影响。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颁行“壬戌学制”并在全国推行。南洋大学等学校积极响应新学制，但冯熙运治理下的北洋大学则坚持沿用旧学制，导致学生请愿而演变为抗议，最终导致其辞去校长职务。
北洋大学 教学
北洋大学堂设置专业的主导思想是直接面向产业应用，因此其科系安排与近代产业紧密结合。建校初期，学校围绕天津洋务产业的人才需求，开设了矿冶、土木、机械和法律四个学门，即四个科系，确立了以工科专业为主、应用社会科学为辅的专业格局。其中，由于煤矿是近代工业的基础，矿冶专业成为北洋大学堂率先开办并处于核心地位的学科。土木专业的设立则主要服务于近代兴起的铁路运输业。
在洋务运动中，除对工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外，洋务派官员普遍感到在与外国企业和机构往来时，亟需熟悉西方法律的人才。因此，北洋大学堂特别设立了律例学门，即法律系。与北京大学法律系偏向德日体系不同，北洋大学法律系采用英美体系，在当时属于新派学术体系。
1900年庚子事变后，北洋大学校舍和设备被占作兵营，导致机械系停办且长期未能恢复，直至1925年刘仙洲任校长时期才得以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天津近代工业逐渐转向电机工程、纺织化工、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制药工程等新兴产业。然而，在这一时期，北洋大学的办学方向趋于保守，自中华民国成立后十余年间在新学科和专业的设置上鲜有突破。
北洋大学 教学
与此同时，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发源地，私立南开大学自创立以来陆续设立了化学系、化学工程系和应用化学研究所，抓住了天津化学工业快速发展的契机，奠定了该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而北洋大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才开始酝酿建立相关学科的构想。
1935年，北洋大学结合国民政府推动飞机制造业的政策背景，在机械专业下开设了航空工程方向。1937年3月，学校制定了恢复综合性大学建制的规划方案，拟扩展为文、理、工、医、法五科，其中医学科的筹建已进入实质阶段，但因抗战爆发而被迫终止。
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之前，在草拟《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时便将官派留洋纳入其中：“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因而，头等学堂四年级优秀的毕业生将被遴选派遣美国留学。北洋大学堂原定1899年首次派遣留学生，但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而未能成行。
北洋大学 教学
1901年，北洋大学堂首次派遣8名留学生赴美留学。陈锦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物理学，王宠惠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张又巡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王宠佑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学，严一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胡栋朝、陆耀廷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吴桂龄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学。1901年至1907年，中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北洋大学堂占据半数以上。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数学家秦汾，银行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以留学哈佛大学为例，北洋大学留美学生监督每年支付给哈佛大学一笔用于学费、暑期学校费等支出的经费，哈佛大学每年从基金中拨付与学费数额相当的奖学金返还给留美学生监督。因此，北洋大学派遣的留学生实际上是接受直隶政府以及哈佛大学双方的共同资助。
1914年后，因经费困难，北洋大学停止向留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但北洋大学仍是中国大学生赴外留学的重要生源基地。
北洋大学 教学
北洋大学自1895年建校以来，因效法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与授课内容，师资多聘用外籍人士，且以美籍人士为主。首任美籍总教习（教务长）丁家立为北洋大学招聘了多名美籍教习（教授）到天津授课，且为外籍教习提供较中国教习更加优越的薪酬。北洋大学早年的多位督办，如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四人均是中国留美幼童教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随着北洋大学及其他高校的官派和自费的留学生陆续归国，北洋大学开始广纳留学归国人才充实师资力量，其中以北洋大学校友为主，如李书田、魏寿昆、赵天麟、冯熙运等，赵天麟、冯熙运、蔡泽远等北洋大学派遣的留学生曾先后担任北洋大学的校长。北洋大学返回天津复校后，张维、陆士嘉夫妇曾在北洋大学任教，是北洋大学已知的最早的一对教授夫妇。
北洋大学在建立初期以教学为主，对科学研究日渐重视，特别注重在工程领域的研究。1928年，由北洋工学院教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黄河水利委员会、国立北洋工学院和河北工学院共同建立了“天津水工试验所”，后更名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1933年，北洋工学院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所长分别由矿冶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主任担任，研究员也分别由两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担任，实行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机制。1934年，两所合并成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以“研究高深学问，并供给教授研究各项工程问题之便利，及代外界解决各项工程实际技术问题”为宗旨，并于次年开始面向国内外大学、独立学院的工科毕业生招录研究生。北洋工学院曾派遣师生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并以工程现场为实习场所。1935年，曾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茅以升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由于桥梁工程技术人员紧缺，北洋工学院派遣师生现场支援。返回天津复校后，北洋大学建立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和化学工程5个研究所，北洋大学水利工程系与华北水利工程总局重新建立了“天津水力试验所”，为此后华北地区独流减河、官厅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支持。因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北洋大学曾被誉为“科学建国的堡垒”。
北洋大学 学生活动
北洋大学的学生社团由学生自发成立、自愿参加，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校方可从规章、机构、经费、出版物等方面管理、引导。学生社团与学校的教学科研紧密配合，教师和学者经常参与指导。北洋大学最早的学生社团组织可以追溯到1909年，自北洋大学毕业留美的王正廷、马寅初等人在美国组织的北洋大学同学会。1915年，北洋大学英语辩论会、国语演讲会相继成立，均由徐谟担任首届会长。同年冬，北洋大学学生自主创办了北洋大学季刊社，次年发行《北洋大学校季刊》杂志。据学者考证，北洋大学学生会成立于1916或1917年，后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五四运动后，北洋大学的学生社团数量迅速增长。1920年代，北洋大学校内学余社、采冶社、电影社、摄影学会、土木工学会等一批社团相继成立。
除学生活动以外，北洋大学自建校以来学生运动频繁且激烈。北洋大学学生先后参与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全国性学生运动，北洋大学法科张太雷等是五四运动的骨干之一。同时，北洋大学学生也曾因学制等校内矛盾多次掀起针对学校管理层的学生运动，如针对冯熙运的“驱冯运动”、针对李书田的“驱李运动”等。
北洋大学 学校象征
赵天麟任北洋大学校长期间，在总结北洋大学办学理念与专业背景的基础上，拟定“实事求是”为校训。1951年后，继承北洋大学学缘的天津大学仍然沿用该校训。2014年，天津大学在报教育部核准的《天津大学章程》第五条确定校训为“实事求是”（英語：）。
北洋大学的校徽为盾形，底色为金色和蓝色相间，金色象征北洋大学为皇帝御批国立官办的大学，蓝色象征学校地处渤海之滨，是北洋大学的校色，被称为“北洋蓝”，而校徽的中心是一本打开的书籍，正中书写着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环绕四周的是三个堡垒和五支箭头，代表着制定校徽时北洋大学的三个学科和五个班级，图案的上方书写着“国立北洋大学”。北洋大学的校旗为蓝、白、黄三色旗，中间镶嵌北洋大学校徽，“实事求是”的校训位于校旗的正中。
北洋大学 学校象征
1935年9月23日，北洋大学堂的建校40周年前夕，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作曲、教授廖辅叔填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谱写了《北洋校歌》。北洋大学改组为天津大学后，曾谱写了《天津大学代校歌》，但最终仍继承沿用了1935年版的《北洋校歌》作为天津大学的校歌。2014年，经教育部审核的《天津大学章程》第八十二条正式确认学校沿用学校沿用1935年9月23日确立的校歌（《北洋校歌》）为天津大学正式校歌。
由于建校初期的档案被焚毁，北洋大学堂开学纪念日曾一度无从考证。1925年，北洋大学堂建校30周年之际，时任校长刘仙洲对北洋大学堂初办时期的几个关键节点进行了考证：盛宣怀禀请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日期为1895年9月19日；王文韶禀报光绪帝的日期为同年9月30日；光绪帝朱批“该衙门知道”的日期为同年10月2日。但根据刘仙洲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惟独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学的日期无从考证。于是，最终确定北洋大学以光绪帝朱批同意开办的日期（1895年10月2日）为建校纪念日。日后，经学者根据史料考证，北洋大学堂实际的开学日期为1895年10月18日。目前，天津大学沿用北洋大学传统以光绪帝朱批日期（1895年10月2日）作为建校纪念日或校庆日。
北洋大学 行政管理
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光绪帝后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首任督办，聘丁家立为总教习掌管全校的教务工作。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津海关道李岷琛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至1903年。1903年至1904年，唐紹儀任北洋大学督办。1904年1907年，梁敦彦任北洋大学督办。1907年至1908年，梁如浩任北洋大学督办。1908年至1910年，蔡绍基出任北洋大学督办。而唐紹儀、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四人均是中国留美幼童教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910年至1911年钱明训任北洋大学督办。1912年1月至1913年3月，徐德源任北洋大学督办。
北洋大学 行政管理
1913年，学校取消督办，改称校长。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任直隶教育司司长蔡儒楷兼国立北洋大学校校长。1914年，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赵天麟教授继任北洋大学校长。掌校期间，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并被沿用至今。1920年1月，直隶省政府任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冯熙运继任校长，因省政府任命国立大学校长不合规则及冯对待学运学生态度强硬，引发学生“驱冯”。1924年8月，冯熙运再次因施政引发学生不满、触发学运后离职。1924年9月，刘仙洲继任校长，1928年7月因反对将国立北洋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而辞职。
1928年7月至1930年6月，茅以升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7月至1932年，蔡远泽任院长。1932年至1939年2月，曾于1923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的李书田任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任内拟定《北洋同学会章程》《北洋校歌》并制定了恢复国立北洋大学建制的规划，曾计划在西安购买土地建设分院，但未能实现。
北洋大学 行政管理
1939年2月至1943年10月，赖琏担任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任内多次受到学运冲击和困扰，1943年10月至1946年5月潘承孝担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1942年12月至1946年5月陈荩民担任泰顺北洋工学院院长；1944年至1946年5月，李书田担任国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院长。
1946年，国立北洋工学院在天津复校，并更名国立北洋大学。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桥梁专家茅以升受聘复校后的国立北洋大学校长，但一度未能到任，鍾世銘等曾代理校长职务。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水利专家张含英担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1949年4月，刘锡瑛被任命为国立北洋大学校长，直至与河北工学院组建天津大学。
北洋大学 行政管理
北洋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官方拨款。津海关道盛宣怀在筹建北洋大学堂时，预估每年需经费银52000两，向清廷提议以开平煤税、漕运税收及电报局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光绪帝批准相关经费解交至津海关道库存储，用于北洋大学堂开办经费。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复校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从直隶省征收的粮租中酌提盈余、专款存储，作为北洋大学堂办学经费，每月拨款。1908年夏季北洋大学堂规模扩张，清廷学部遂增加拨付经费额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大学堂举办经费由教育部负责，但经费被大幅调减、幅度逾半，导致学校开始常年面临经费不足的困难。1913年9月起，因保定高等学堂预科学员并入北洋大学，每月经费由行政公署酌量加增，但实拨资金未达预算金额。1917年2月，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教育部酌情增加核准经费但因学费收入，教育部拨付经费常年不足核准金额。1917年11月起的十年间，教育部核准拨付北洋大学的经费没有增加，致使北洋大学办学经费不足。1920年，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专办工科，法科经费用作扩充工科。1922年以后，北洋大学经费由教育部拨款转由直隶省上缴国库的款项内扣拨。后来，由于直隶省库日渐拮据导致，北洋大学的办学经费被拖欠，曾一度拖欠经费近一年。1925年，北洋大学曾发起经费独立运动，要求将北洋大学常年经费仍由津海关直接拨发，但遭北洋政府以关税和电政收入均为国家外债利息及军政费来源为由拒绝。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内迁陕西，物资极度匮乏曾致使教学研究事业一度中断。1946年，北洋大学在天津复校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定复员修建费12.5亿元，实际仅拨付7.6亿元。此外，行政院批准将泰兴纱厂房屋、地基、设备以及原博文书院老校址划拨予北洋大学。1949年1月，政权更替后，北洋大学经费由教育部、财政部划拨，通过天津市政府直接拨付。
北洋大学 建筑遗存
现存的北洋大学堂旧址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2号北运河畔，坐落在河北工业大学校内，最初为西沽武库旧址。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西沽武库划拨给北洋大学堂作为校舍。原有的八座军械库中，两座改作教室，其余六座改作学生宿舍。1903年，北洋大学堂迁入此处。现存的建筑包括团城、南楼和北楼。
团城建于1930年前后，为砖木结构平房，青瓦坡顶，外立面采用青砖砌筑，曾作为北洋大学的办公用房。1929年3月，校内规模最大的主楼因火灾毁损。
李书田出任校长后，发起校友募资，并在原主楼旧址上修建了南楼与北楼。两楼均由中国工程司工程师阎子亨设计，为三层砖混结构，布局对称，外立面采用红砖墙面。南楼建于1933年，占地面积2336平方米，建筑面积4902.45平方米，现为河北工业大学校史馆，楼门悬挂“北洋工学院”匾额。北楼建于1936年，占地面积2315平方米，建筑面积4805.11平方米，入口处设六角形门厅，门额为“北大楼”，现为河北工业大学第五教学楼。
北洋大学 建筑遗存
2005年，团城、南楼和北楼被列入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名录。2015年5月，北洋大学堂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9月，北洋大学堂旧址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北洋大学 校友
北洋大学校友指曾在北洋大学堂、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北洋大学学习、工作、进修以及专职、兼职任教等人士。同时，《天津大学章程》将包括北洋大学各个时期历史沿革的学习、工作、进修的人员和获得名誉学衔、荣誉学衔的人员等纳入天津大学校友。北洋大学校友活动踊跃积极，在校舍遭遇火灾等困难时均曾踊跃捐资，在抗日战争时期校友亦曾踊跃向各界呼吁、向教育部施压促成北洋大学复校。
北洋大学最早的校友组织可以追溯到1909年北洋大学毕业留美的王正廷、马寅初等人在美国组织的北洋大学同学会。北洋大学校方不晚于1913年已经成立校友组织，1933年时任校长李书田主持制定了《北洋同学会章程》。截至1937年已经在13个地方成立了校友会。1984年，天津大学恢复成立了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友总会，史绍熙教授担任首届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友总会会长。
1895年，王宠佑、王宠惠等成为北洋大学堂的第一届学生。王宠惠是第一名的成绩自北洋大学堂毕业，获“钦字第壹号”考凭（毕业证书），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内大学文凭者。
北洋大学 校友
北洋大学的校友有鲍观澄、陳之藩、中华民国政治人物陳立夫、中国接触关贸总协定第一人金问泗、靳珩、近代实业家李组绅、林继庸、李书田、经济学家马寅初、馬鳳圖、孙云铸、孙辅世、王世杰、近代政治人物王试功、王正黼、冯熙敏、魏寿昆、吴南如、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首位来自中国的国际法院法官徐谟、葉秀峯、曾养甫、水利学家张含英、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张寿荣、鍾世銘、史绍熙、张煜全、徐达本等。
北洋大学校友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冶金学家王之玺、矿冶专家靳树梁、材料学家周志宏、材料学家李恒德、物理冶金学家张沛霖、流体力学家周恒、材料学家吴自良、疲劳科学专家高镇同、固体力学家张维、农机专家陈秉聪等。
北洋大学 研究与纪念
由于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颁发了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毕业证书——王宠惠获颁之北洋大学堂“钦字第壹号”考凭，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北洋大学的校史一直是高等教育史、近代史研究的课题。2013年，天津大学校友总会启动了北洋大学校史抢救性工程——“北洋校友口述史研究计划”。2015年，北洋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天津大学校友总会编撰、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从北洋走来——北洋大学校友口述录》，是研究北洋大学校史的重要史料。
北洋大学 研究与纪念
由于天津大学继承了北洋大学的学缘，因此天津大学于每年10月2日举办纪念北洋大学建校的校庆纪念活动。1989年4月，左森、胡如光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图书《回忆北洋大学》。1984年，天津大学在校园中修建了“北洋广场”及以校训命名的求是亭，以纪念北洋大学建校九十周年。1995年，北洋大学建校百年之际，天津大学在校园中建造若干纪念性的工程，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彭一刚院士主持设计建造了“北洋纪念亭”，也称“天津大学百年校庆纪念亭”，在敬业湖南岸修建了“北洋科学楼”。2005年10月，北洋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天津大学在北洋纪念亭东侧建造纪念雕塑，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历史档案珍藏图录》。2015年10月2日，北洋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天津大学位于津南区的新校区落成投用，被命名为“北洋园校区”，新校区主楼前宣怀广场建造了新的北洋纪念亭，亭中树立了北洋大学创办人盛宣怀的雕像。
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
中華民國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由公民以普通選舉原則、平等原則、直接選舉原則、無記名投票原則投票，投票制度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現任第十一屆立法委員已於2024年2月1日上任。
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 現行選制
根據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按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2005年的七次增修，自2008年選出的第7屆立法委員起，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立法委員席次減半為113席，且任期為4年，無連任限制。
立法委員選區依各縣市人口多寡改制，約20～30萬選舉人為一區，縣市人口數50萬以下單獨一個選舉區。嘉市、花蓮縣、台東縣及3離島縣市因為人口過少保留一席。
其中：
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 現行選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34席，由單一選區兩票制中的政黨得票比例按最大餘額方法分配席次，政黨得票率須達到5%方可獲得不分區席次。各黨當選名單中需有1/2婦女保障名額（假設在不分區中某政黨當選17席，便需要有9席為女性不分區立委）。不雙重提名。
如果發生多餘選票的狀況，會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與第六項規定會直接以缺額辦理，另外，因為婦女當選名額不能少於二分之一（但政黨不分區名單之婦女候選人名額不受限制），也因此，若是該政黨的婦女候選人無法填補所分配到的婦女保障席次，也以缺席辦理；但由於政黨不分區席次僅佔全體席次的30.08%，加上沒有雙重提名規則以及各政黨都會提名多於預測席次的候選人數，以避免候選人或當選者因故放棄遞補或辭職，因此缺額情形從未發生過。
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 選區劃分
立法院於2014年8月19日修法，將選舉區之劃分改為10年檢討一次。2007年進行首次選舉區劃分，於2017年檢討。
以改制前的2004年為例：
為新台幣20萬元
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 制度漏洞
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只有任期限制而无连任次数限制。可能会出现因立法委员长期连任导致立委政治影响力过大，进而导致立法委员选举被操控，甚至出现“民意代表不代表民意”，并较易產生腐败。假如能够让立法委员只能任两届（无论前后两次任期是否连续）就能规避这一问题。这一漏洞，在同样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同样存在。
极限编程
极限编程（英語：，縮寫為），是一种软件工程方法学，是敏捷软件开发的一种方式。如同其他敏捷方法学，极限编程和传统方法学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更强调可适应性而不是可预测性。極限编程的支持者认为软件需求的不断变化是很自然的现象，是软件项目开发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应该欣然接受的现象；他们相信，和传统的在项目起始阶段定义好所有需求再费尽心思的控制变化的方法相比，有能力在项目周期的任何阶段去适应变化，将是更加现实更加有效的方法。
極限编程为管理人员和开发人员开出了一剂指导日常实践的良方；这个实践意味着接受并鼓励某些特别的有价值的方法。支持者相信，这些在传统的软件工程中看来是“极端的”实践，将会使开发过程比传统方法更加好的响应用户需求，因此更加敏捷，更好的构建出高质量软件。
极限编程 历史
极限编程的创始者是肯特·貝克、沃德·坎宁安和罗恩·杰弗里斯，他们在为克莱斯勒综合报酬系统的薪水册项目工作时提出了极限编程方法。肯特·貝克在1996年3月成为克莱斯勒系统的项目负责人，开始对项目的开发方法学进行改善。他写了一本关于这个改善后的方法学的书，并且于1999年10月将之发行，这就是《极限编程解析》（2005第二版出版）。克莱斯勒在2000年2月取消了实质上并未成功的克莱斯勒系统，但是这个方法学却一直流行在软件工程领域中。直到2006年，很多软件开发项目都一直以极限编程做为他们的指导方法学。
該書闡述了如下的極限编程的哲學思想：
把极限编程一般化并用于其它型別的专案称为极限专案管理。
极限编程的推广之一为把不同的敏捷软件实践和传统实践节奏地结合起来，弹性地合用于不同企业开发环境。这就是软件开发节奏（Software Development Rhythms）的中心思想
极限编程 目標
極限编程的主要目標在於降低因需求變更而帶來的成本。在傳統系統開發方法中，系統需求是在專案開發的開始階段就確定下來，並在之後的開發過程中保持不變的。這意味著專案開發進入到之後的階段時出現的需求變更（而這樣的需求變更在一些發展極快的領域中是不可避免的）將導致開發成本急速增加。
極限编程透過引入基本價值、原則、方法等概念來達到降低變更成本的目的。一個應用了極限编程方法的系統開發專案在應對需求變更時將顯得更為靈活。
极限编程 核心實踐
極限编程實踐作業的核心可以被區分為以下四個範圍（12個實踐作業）:
在第二版的《極限編程解析》中，在主要實踐之外，還列出了一系列延伸的實踐。
核心實踐源自被廣泛接受的最佳實踐，並且被推向極致：
极限编程 概念
极限编程描述了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四种基本的行为，包括
極限编程的提倡者争辩说在系统开发过程的产物中真正重要的只有编码，并认为沒有經過測試的程式碼什麼都不是。如果你沒有測試，客戶可能感覺不到，很多軟體在發佈的時候沒有經過完整的測試，它們還都在工作（或多或少的工作）。極限编程認為，在軟體開發程序中，如果一個函數沒有經過測試就不能認為它可以工作。
极限编程技术以溝通、簡單、回饋、勇氣和尊重为价值标准。
构建一个软件系统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与系统的开发者交流以明确系统的具体需求。在一些正式的软件开发方法中，这一任务是通过文档来完成的。
极限编程技术可以被看成是在开发小组的成员之间迅速构建与传播制度上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它的目标是向所有开发人员提供一个对于系统的共享的视角，而这一视角又是与系统的最终用户的视角相吻合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极限编程支持设计、抽象、还有用户-程序员间交流的简单化，鼓励经常性的口头交流与回馈。
极限编程 概念
极限编程鼓励从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入手再通过不断重构达到更好的结果。这种方法与传统系统开发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关注于对当前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编码，而不去理会明天、下周或者下个月会出现的需求。极限编程的拥护者承认这样的考虑是有缺陷的，即有时候在修改现有的系统以满足未来的需求时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他们主张“不对将来可能的需求上投入精力”所得到的好处可以弥补这一点，因为将来的需求在他们还没提出之前是很可能发生变化的。为了将来不确定的需求进行设计以及编码意味着在一些可能并不需要的方面浪费资源。而与之前提到的“交流”这一价值相关联来看，设计与代码上的简化可以提高交流的质量。一个由简单的编码实现的简单的设计可以更加容易得被小组中的每个程序员所理解。
在极限编程中，“回饋”是和系统开发的很多不同方面相关联的：
极限编程 概念
回饋是与“交流”、“简单”这两条价值紧密联系的。为了沟通系统中的缺陷，可以通过编写单元测试，简单的证明某一段代码存在问题。来自系统的直接回饋信息将提醒程序员注意这一部分。用户可以以定义好的功能需求为依据，对系统进行周期性的测试。用Kent Beck的话来说：“编程中的乐观主义是危险的，而及时回饋则是解决它的方法。”
极限编程理论中的“系统开发中的勇气”最好用一组实践来诠释。其中之一就是“只为目前的需求设计以及编码，別为不可预期的未来做太多考虑”这条戒律。这是努力避免陷入设计的泥潭、而在其他问题上花费了太多不必要的精力。勇气使得开发人员在需要重构他们的代码时能感到舒适。这意味着重新审查现有系统并完善它会使得以后出现的变化需求更容易被实现。另一个勇气的例子是了解什么时候应该完全丢弃现有的代码。每个程序员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纠缠于自己设计和代码中的一个复杂的难题却无所得，而第二天回来以一个全新而清醒的角度来考虑，在半小时内就轻松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