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邓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六四事件”。最初北京的大學生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消极应对而升級，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改革带来的問題和更大的政治自由，抗議也迅速蔓延至上海等其它大城市。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又称《4·26社論》），認為學生運動被少數反中共反政府陰謀分子操縱，是反社會主義的動亂。5月13日，數百名大學生开始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學生的訴求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主張武力鎮壓。5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實行戒嚴，并于次日颁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6月3日，中共调集20万戒严部队，同日晚，官方宣称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晚11時至6月4日清晨，戒严部队進入北京城區，以武力强行清场，据各方估计造成约200-10000余人死亡。
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干部并讲话，认为六四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并认为“极少数敌对势力”希望“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先前制定的方针和路线没有错，要继续坚持。六四天安门事件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分析了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原因以及性质，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赵紫阳、鲍彤等中共改革派高层被撤职，江泽民、宋平、李瑞环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国际社会对此事件中的武力镇压普遍表示了谴责和甚至进行制裁，也有部分国家表示同情或者支持。
六四事件后，中共黨內主張減緩政治改革力度以維持政局穩定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强调“反和平演变”，而為了維護局勢的穩定，經濟改革步伐也曾一度減慢，中国改革开放陷入低潮。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中国大陆资本市场诞生，但中国大陆出现了围绕“姓资姓社”等问题的争议。直到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後，經濟局面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强调“谁不改革谁下台”，“猫论”等知名言论此后广为流传，而南巡讲话也拯救了中国大陆新兴的资本市场；但邓小平南巡未能重启政治体制改革，腐败等社会问题此后愈发严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目标，包括朱镕基在内的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最高領導地位；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替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据中国官方数据，1979-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则只有2.8%。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進步影響上億的人口。然而，鄧小平等人改革也遺留很多未解決的問題。譬如市場改革的一个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还有大批员工在国企改革中“下岗”；此外，到1990年代中，很多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中国大陆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 。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以鄧小平理論的形式固定下來，在中國大陸被譽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獲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鄧小平上台後出訪多個西方國家及日本，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中國大陸官方稱從未喪失香港的主權，1997年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沿用在澳門問題，與葡萄牙在1987年4月13日共同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另一反面，苏联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赵紫阳等人会面，中苏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中，美国宣布断绝与中華民國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国再次重申上海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则表示同意美国人民继续与台湾人民保持商务、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来；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则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以鼓励台美之间的非官方往来。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期間是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自1979年初开始两国就在《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框架下进行了数百个合作研究项目。
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等人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中越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越南，而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中国政府方面声称“越南种种举动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但实质上是为支援亲中的红色高棉而发动“自卫还击战”进入越南。而当时国际上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越南应从柬撤军、中国则应从越南撤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认为是中国侵略越南，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国也应从越南撤军。至1980年代，中越两国继续对抗，“两山战役”持续十年，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相继爆发边界冲突，1988年双方还进行了“赤瓜礁海战”。越南于1989年1月宣布，将于在9月之前将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越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邓小平于1981年6月正式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同年9月解放军11.4万余人进行了华北大演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解放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1984-85年，邓小平等人推进了中国军队体制的现代化、正规化改革，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人，精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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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拨乱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不许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如邓小平于1980年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要求拥护“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保守派人士则分别于1983年、1987年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批判“新启蒙运动”中倡导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许多思想界和理论界人士遭到批判甚至撤职。
另一方面，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国社会即存在着的腐败、特权等问题并未消除，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又新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官倒、腐败、特权等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曾引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譬如八六学潮、八九六四民运等等，而学运期间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高层的决策也一直饱受争议。
此外，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其中的部分强制性举措（譬如强制引产、结扎）和公民的人权受损也遭致诸多批评。在老少边穷地区，生产生活困难，迷信观念严重，部分人群反对计划生育，以至于发生多起称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