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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思唯爾 对期刊的控制
2015年10月，普通语言学领域的顶级期刊Lingua（拉丁语“语言”之意）的所有编辑人员（6位编辑、31位编委会成员）辞职，抗议爱思唯尔的定价策略，及不愿同意他们的合理开放获取（Fair Open Access）条款，拒绝降低版面费。他们要求期刊的所有权转交全体编辑，和有权将期刊移至另一出版商名下。前Lingua执行编辑、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教授约翰·鲁里克（Johan Rooryck）亦宣布Lingua的员工将在竞业限制条款于2016年1月到期后，自立门户创立新期刊Glossa（希腊语“语言”之意）。新期刊Glossa的版面费为可减免的400美元，低于Lingua的1,800美元数倍。Lingua编辑部称其接到许多学术机构的图书馆反映无力支付爱思唯尔期刊的订阅费用，部分图书馆更难以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格。鲁里克接受采访时说，1998年刚开始投身编辑工作时，“能告诉你办期刊要花多少钱，精确到分”，且当时的价格便宜得多；现在对许多图书馆而言单独订阅Lingua“无法承受”。鲁里克质问，包括Lingua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在内所刊登的学术论文，都是由直接或间接受税金资助的科研人员撰写，“阻止人们获取这些学术成果理由何在？”相对于每星期为编辑工作付出的2至3日时间，鲁里克亦认为爱思唯尔每年5,000欧元的报酬杯水车薪，还不如去快餐店担任厨师挣得多。尽管Glossa发行后鲁里克可能完全义务为其工作，但他表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理想主义，（学术出版体制）必须改革，不如就让语言学打头阵”，直言其他学术出版商并不比爱思唯尔好多少，他和同事正在说服其他语言学期刊的编辑加入他们的行列，反对现有学术出版机制。
愛思唯爾 对期刊的控制
Lingua编辑委员会集体辞职事件在语言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多数是好评。柏林自由大学语言学家斯蒂芬·穆勒（Stefan Müller）警告同行：“你可能觉得爱思唯尔提供的待遇很好……期刊的声誉是像我们这样的学者造就的……如果你为爱思唯尔工作，你就是在危害学术圈，而且你自己也不会从爱思唯尔拥有的期刊的学术名誉中获益。爱思唯尔的商业模式和对知识产权的态度恶名昭彰，我不会雇佣任何与爱思唯尔出版的Lingua合作的学者。”穆勒在同一封邮件中指出，“问题在于，出版商正在滥用他们的权利……我们免费向他们提供内容，免费为他们评议文章，常常还免费承担编辑工作；出版商发行我们生产的内容，却收取天价。”美国语言学学会执行主席艾莉森·里德（Alyson Reed）表示辞职的37位编辑在学界“极具声望”，尽管学界并不完全同意采用开放获取模式——该学会的主张即是降低期刊的定价，但她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会员与Lingua编辑部站在一起”。
愛思唯爾 对期刊的控制
2003年各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开始互相配合，抱怨爱思唯尔的“Big Deal”期刊捆绑套装，在该销售策略中该公司以一定价格向图书馆提供一组期刊，但图书馆员声称没有更经济、仅订阅受欢迎期刊的选项。图书馆员继续就该定价计划的实施进行讨论，当中许多人因需购买爱思唯尔的套装而无他选感到有压力。
2012年1月21日，菲尔兹奖得主、剑桥大学英国数学家威廉·蒂莫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在博客文章公开宣布他将抵制爱思唯尔，抗议其“盘剥科学”，指出其他人在私下已付诸行动。抵制的三个原因为：单独期刊订阅的高定价、将不同价值和重要性的期刊实行捆绑订阅，和爱思唯尔给予《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和《研究著作法案》的支持。
愛思唯爾 对期刊的控制
此后，一份提倡与爱思唯尔不合作的请愿书（即：不向爱思唯尔的期刊提交论文、不为爱思唯尔的期刊进行同行评审，及不参与期刊编辑委员会），出现在网站“知识的代价”上。该网站由数学博士泰勒·内伦（Tyler Nylon）在读到高尔斯的博客文章后创建。截至2012年2月这份请愿书已经获得超过5,000名学者的签署，当年7月增加到了12,000人，到2013年1月署名数增加至13,000，2016年5月这一数字超过16,000。支持者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教授、2006年菲尔兹奖获得者陶哲轩，他称自己很幸运，“已经没有在一批指定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压力了”，“我认为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广为传播是值得的，至少使大家知道存在这样一个抗议活动。”
愛思唯爾 对期刊的控制
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项运动。科学家发起抵制运动的原因在于，出版巨头及其政策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基于爱思唯尔旗下期刊如《细胞》和《柳叶刀》的影响力，任何学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所以对于请愿书联署者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有英国媒体称这是一场“世界级冲突”，由高尔斯——表示“事态发展之快，我措手不及”——领军的一方，对阵当今世界最大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关注此事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孙博阳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依靠同行评审期刊的传统学术交流传播模式，已然成为科学交流和发展的阻碍因素。她表示：创造知识的学者无偿将论文交予出版商和为其作评审，但学者想要读到载有他们创造的知识的论文，却需花费高价购买，出版商从中攫取高额利润；多数情况下科研成果是纳税人投资而来，但却只有负担得起价格的大学图书馆和少数读者可以利用，“这在道义上也是讲不通的”。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则表示，学者义务投稿、审稿，但为什么学者用国家纳税人的钱产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了呢？”
爱思唯尔对这一主张表示质疑，声称他们的定价低于行业平均，并声明捆绑购买只是获得其期刊的现有数种不同选项之一。该公司还声称，其利润“只是企业高效运作的结果”。
2012年2月27日，爱思唯尔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它已经撤回了对《研究著作法案》的支持。虽然“知识的代价”运动未被提及，该声明指出上述行动将“有助于”为与研究资助者正在进行的讨论“创造一个较不白热化和更富有成效的氛围”。在爱思唯尔的声明面世后数小时，该法案的支持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達雷爾·伊薩和卡罗琳·马洛尼，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指他们不会在国会推动该法案。
“知识的代价”发起人高尔斯表示对于这场抵制运动，他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并相信不会虎头蛇尾。
愛思唯爾 与各地学术机构的关系
爱思唯尔掌握大量科学期刊，且订价政策导致各订阅单位极大负担又难以谈判：“該公司在期刊出版的壟斷現狀，以及不合理的訂價政策導致過於昂貴的訂費，早為全球各大學所詬病”。因此渐渐开始有大型机构公告不再与爱思唯尔续约并寻求替代政策。
愛思唯爾 与各地学术机构的关系
2010年9月的一次会议后，中国大陆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发表了分别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联名公开信。信中透露，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近年来不断提高，部分出版商全文数据库价格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连年水涨船高，更有甚者年度涨幅达20%－30%，引致图书馆外文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当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身垄断地位提高价格，声言中国（大陆）用户利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将于2020年达到欧美发达国家之水平。“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参与的图书馆表示，将联合抵制个别国际出版商的大幅涨价，使中国大陆教育科研机构不受其垄断价格的“胁迫”，并呼吁担任这些出版商旗下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或顾问的大陆专家学者积极“施加影响”。公开信亦警告道，“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除伤害用户合法权益外，亦会破坏市场之长期稳定性和个别出版商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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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芬兰的研究机构共支付了2,700万欧元的订阅费， 当中超过总额三分之一支付予爱思唯尔。此前一项关于订阅费用金额的查询请求，由于出版商合同保密条款而被拒绝，向法院上诉成功后，上述信息得以披露。这一事实的确立催生了tiedonhinta.f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请愿书，要求更加合理的定价和内容开放获取，并获得超过2,800名科研社群成员签署。在与其它出版商达成协议的同时，爱思唯尔确实例外，引发了nodealnoreview.or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抵制活动，超过600人次署名加入。
2018年1月，经确认相关方面已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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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包括哥廷根大学等超过60个主要研究机构在内的DEAL项目（ProjektDeal），已宣布其所有成员都取消其与爱思唯尔的合同，2017年1月1日生效。这一抵制动作是为回应后者拒绝采用“透明的商业模式”令“出版物的获取更加开放”。物理化学家Horst Hippler，DEAL联合体的发言人，陈述指“纳税人有权阅读他们为之付出的东西”，且“出版商必须了解，转向价格可负担的开放获取出版，是不可逆的路线”。就该项目的成因，Hippler表示：“能完整、免费——还有更重要的——持续取得发表的科研内容对我们的研究人员来说极为重要……就这方面来看，我们想要和爱思唯尔及其他科研出版社，达成一个公平且有可持续性的合适条款。”
其中德国的最大科学研究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宣布，其18所中心当中除了2所的合约尚未到期以外，其余16所都将于2017年底结束与爱思唯尔的合约。其新闻稿中描述到协商过程艰钜（difficult），并将鼓励出版模式转往开放式出版（open-access）。
愛思唯爾 与各地学术机构的关系
2017年7月，再有13个机构宣布，他们也将取消他们的爱思唯尔期刊订阅。截至2017年，至少185个德国机构现已取消了与爱思唯尔的合同。截至2018年1月，虽然谈判仍在进行中，约200所取消订阅爱思唯尔期刊的德国大学，已被授予当年的免费开放获取权限。
2015年荷兰全部14所大学组成的联合体威胁抵制爱思唯尔——若它不同意荷兰作者的文章将实行开放获取，和妥协于2018年内实现30%荷兰语论文开放获取。Gerard Meijer，拉德堡德大学校长和荷兰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指出“这不是我们希望获得的100％”。
愛思唯爾 与各地学术机构的关系
2017年，韩国超过70间大学图书馆证实了一项“合同抵制”的运动，涉及爱思唯尔在内的三个出版商。爱思唯尔在12月按惯例续约时提出价格上升4.9%，造成冲击。2018年1月时，虽然谈判仍在进行中，参与的图书馆决定无论谈判是否进行下去将继续抵制。随后确认，谈判已经达成协议。300间高校图书馆组成的联盟同意续约价格的上升幅度为3.5%至3.9%之间。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KCUE，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研究分析团队主任Hwang In Sung表示：“我们无法再满足（爱思唯尔）过分的要求。”根据该协会资料，韩国图书馆的经费相当有限，而爱思唯尔旗下的ScienceDirect——数会合谈判的主要分歧点——则是每年预算中金额最高的一项。除此之外协议会亦在谈判中拒绝订阅与高校无关期刊的条款，韩国高校图书馆协会（Korea University & College Library Association）秘书长Lee Chang Won称，希望爱思唯尔停止最低单一费率（minimum flat rate）的机制，“我们的大学因此需花钱购买没有人会读的数字内容。”Hwang In Sung说3.5%至3.9%的涨幅依旧高于2%的国际水平，但是ScienceDirect对于韩国学者非常重要，故协会只能妥协接受爱思唯尔的条件。
愛思唯爾 与各地学术机构的关系
2018年Bibsam联合体（Bibsam Consortium）——代表瑞典所有85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就许可证协议交涉的组织——决定不与爱思唯尔续约 ，指这家出版商未满足向一个更接近开放获取模式过渡的要求，并提及的迅速增加的出版费用——截止目前已达1200万欧元。瑞典的大学仍可访问于2018年6月30日前发表的文章。Astrid Söderbergh Widding，Bibsam联合体的主席、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说，“获取科研信息的成本不断提高，在全球范围内对大学预算造成压力，而出版商依然维持高获利”；“现在的学术交流机制必须改变，当他们不满足可持续地向开放式访问过渡的要求时，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取消交易”。
台湾超过75%的大学，包括该地区前11位的机构，已经加入了集体抵制爱思唯尔的行动。在2016年12月7日，台湾代表了超过140个机构的联合体CONCERT宣布，它将不与爱思唯尔续约。国立台湾大学表示爱思唯尔旗下784种期刊占该校订购种数17%，所需费用却逾期刊采购总金额33%，谈判过程中爱思唯尔坚持2018年与2019年固定涨幅4%且不得删订期刊，“若本校持續接受該公司固定漲幅政策，實無法負擔過高且不合理之期刊訂購費用，亦將擠壓其他學術資源的採購”，因此宣布，经校长、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支持，2017年起停止续约，并发布应对配套措施以求降低对师生的影响。
2012年4月1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在向全校教研人员公布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本校图书馆遇到了“无法防守的形势”——大型期刊出版商不断抬高价格，已令当前的学术交流环境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哈佛大学其时用于期刊订购的年花费已达到375万美元，其中一些期刊的价格高达每年4万美元。在过去6年中，两家出版商的电子文献的价格涨幅达到了145%。该委员会向师生征集替代方案的意见，如将论文提交至本校的开放获取知识库“DASH”，或是投稿至校外的开放获取期刊，并建议担任期刊编辑的教员推动所在的期刊转为开放获取模式，若无法实施则可考虑辞去编辑职位。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Robert Darnton表示：“我们的教职人员……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却要用骇人听闻的价格买回我们的劳动成果。”
2018年3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员集体投票决定取消学校一项价值200万美元的多期刊捆绑订阅。2019年起该校将以按需购买访问权代替。
2019年2月28日，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宣布，因对方要价过高，希望价格涨幅为原协议的80%，不会续签与爱思唯尔的订阅合同；大学系统的文献访问权限已经中断，同时也将校内学者和师生的研究成果和著作免费向大众公开。加利福尼亚大学10所分校于2018年花费1100万美元购买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同时支付近百万美元文献处理费用予开放获取期刊；而其自身论文的发表量占美国的10%，当中18%由爱思唯尔分发。该校教职员学术评议会（Academic Senate）主席罗伯特·梅（Robert May）说：“知识不应仅由能付得起钱的人获得（Knowledge should not be accessible only to those who can pay）”，要求全面转向开放获取的行动关乎维护大学使命。
愛思唯爾 批评和争议
面对开放获取的增长势头，爱思唯尔推出了1,800种“混合开放获取”（Hybrid Open Access）期刊，若学者选择不使用传统的收费模式，将自己的论文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于爱思唯尔旗下期刊，需要向后者支付1,800至2,150美元的版面费。这一做法激起了学者的愤怒。期刊《认知》（Cognition）编委、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David Barner及哈佛大学教授Jesse Snedeker发起请愿活动，要求爱思唯尔“大大降低费用”，一周内即获1,200人签名，当中包括著名左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
现已知爱思唯尔参与了反对开放获取的游说活动。包括诸如：
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爱思唯尔被发现销售某些应当是开放获取却被置于付费门槛后的文章。另一相关事件发生在2015年，爱思唯尔就下载一篇出版于约翰威立旗下期刊的开放获取文章收费。 但是，不清楚爱思唯尔是否违反了许可证条款，因为在约翰威立网站上可获得这些文章。
愛思唯爾 批评和争议
2013年，一家名为Digimarc、代表爱思唯尔的公司，知会卡尔加里大学要求删除学校网页上本校教员发表的文章，；尽管这样的学术文章自我存档行为符合加拿大版权法的公平处理规定，卡尔加里大学遵从了这一要求。根据学者彼得·萨伯所述，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也收到了关于自我存档的学术文章的移除通知。
在收购Academia.edu的竞争对手 Mendeley数月后，据前者创立者兼首席执行官Richard Price称，爱思唯尔发送了数千份移除通知，在收到来自学者的广泛投诉后这一做法自此停止。
爱思唯尔于2016年5月收购论文存储网站（SSRN）社会科学研究网后，学者们开始投诉，他们的一些作品未经通知被删除。该事件被解释为一个技术性错误。
愛思唯爾 批评和争议
Wiley出版社和爱思唯尔出版社对ResearchGate采取了法律行动，要求其从平台上删除多达七百万篇涉嫌侵权的论文。ResearchGate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如今，ResearchGate以教育平台的终端用户为目标，并努力协调和研究者及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
根据此项合作协议，ResearchGate平台的用户会受到相关教育，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他们拥有的与版权内容相关的法律权利。同时，会对出版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知晓所承担的版权保护的责任。当期刊中的内容在平台发表时，会通知相应的出版机构，并且努力使出版机构能够审阅ResearchGate上所公布的受版权保护的内容。这项协议的达成源自几轮冲突之后由多方进行的商讨。
2015年爱思唯尔向网站Sci-Hub和LibGen（创世纪图书馆，The Library Genesis Project）提起诉讼，这两个网站免费提供受版权保护的文章。爱思唯尔还声称其非法访问机构账户。一组研究人员、作家和艺术家撰写了一封公开信支持Sci-Hub和LibGen。
愛思唯爾 批评和争议
2015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颁发初步禁令，支持爱思唯尔的诉求，移除LibGen和Sci-Hub两个网站上的侵权内容并停用两个相关域名。Sci-Hub的创始人、当时就读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的哈萨克斯坦籍研究生亚历珊德拉·厄巴科扬（Alexandra Elbakyan），在禁令听证会开庭前向法庭提交了一封信，认为爱思唯尔的高额订阅费是对研究者的掠夺，无益于科研知识的传播。厄巴科扬在信中表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学求学时，受困于无法获得自己研究所需的学术文章，她通过盗版解决了这一问题。“当你需要浏览或阅读数十数百篇文章来进行研究时，32美元的单价近乎荒唐。”后来她发现很多包括大学教员在内的研究者，尤其身处发展中国家者，面临相同的问题，创建了许多在线分享社区（论坛）解决问题。厄巴科扬是这些社区的活跃成员，在向许多人的电子邮箱发去论文解决其需求后，总是能获得感谢，故她创建了Sci-Hub将这一过程自动化，而网站几乎是立即流行开来。
愛思唯爾 批评和争议
审理该案的罗伯特·斯威特（Robert Sweet）法官在判决令中表示，被告将爱思唯尔拥有版权的内容免费发布于互联网，“持续对其造成无法弥补之损害……被告不会因为被禁止继续偷窃原告的内容而受到任何损害，即使他们的偷窃的原因是出于公益精神。”斯威特同意分享科研成果是出于公共利益，但认为Sci-Hub的做法不当，“爱思唯尔受版权保护的文章可以，而且应该被免费用于研究和教育目的，但大规模侵权的做法本身是不合法的。”
截至2017年5月，爱思唯尔要求赔偿1500万美元。2017年6月，法院裁定爱思唯尔在Sci-Hub等人的缺席判决中赔偿1500万美元的版权侵权损失。 观察人士说，爱思唯尔不太可能收到付款，因为Sci-Hub在美国没有资产。厄巴科扬表示不会赔付，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钱”，网站每月只能收到少量捐赠，外加保有在2017年价值大约26万美元的比特币。她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学术应该属于所有科学家，而不是出版商”，又进一步引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中的内容：“人人……（拥有）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福利（的权益）”。
2015年，爱思唯尔发布了一项称为“ScienceDirect Wiki Editor”的服务，为45名“维基百科的顶级编辑者免费访问”其收费阅读平台ScienceDirect，“帮助完善维基百科的科学条目”这一消息收到的评价褒贬不一。
2017年，爱思唯尔发起了一项名为ScienceDirect Topics的科学定义服务，通过自动提取自其出版论文的内容“为重要科学题目提供百科全书风格的条目”。服务被描述为维基百科的“对手”，因其意味着通过减少爱思唯尔访问者使用维基百科来将他们维系在筑有围墙的院子中。
愛思唯爾 品牌
出版商下属的不同品牌称为Imprint。爱思唯尔使用不同品牌向不同消费者群体营销。其中很多品牌名称来源于Reed Elsevier时代收购的出版公司。
词典 (应用程序)
辭典（英語：）是蘋果公司辭典軟體，內置於作業系統系列。辭典軟件內建了幾款辭典，英文部份分別是：《新牛津美語大辭典》（第二版）、《牛津美國作家同義詞典》的英文解釋以及Apple辭典，中文詞典部分，包含五南《國語活用辭典》、《譯典通英漢雙向字典》，而日文辭典部份，則包括《大辭泉》、《現代英和和英中辭典》及《類語類解辭典》。與大多數辭典軟體不同，蘋果辭典提供了查詢維基百科的功能，可以自各語言版本的維基百科下載條目釋義。
词典 (应用程序) 歷史
作業系統的前身亦提供有辭典功能，叫做「數位韋氏辭典」，其中的詞條均來自《韋氏大學生詞典》（第九版）與《韋氏大學生同義詞典》。這個詞典功能可以從各個程式取詞。
词典 (应用程序) 功能
辭典軟體與系統結合非常緊密，可自其他系統程式（如）直接取詞，也可自直接查詢。此外，辭典功能還結合進了，使取詞十分方便。此外，在辭典給出釋義中點擊任何一個詞匯均可跳至這個詞匯的釋義。
另外，對於非系統程式，只要是架構的軟體皆可使用服務調用辭典。例如，用戶可以選中一個詞，然後選擇「菜單－服務－在辭典中查詢」，即可立刻得到這個詞的釋義。這種系統級嵌入主要是透過一個協議「」做到的，實際上在瀏覽器中輸入這個協議後加任何一個詞都可以給出這個詞的釋義。（例如，輸入「」即可給出這個詞的釋義。）
辭典軟體中已提供的詞庫非常全面，涵蓋英語單詞、方言詞匯、人名地名、化學用詞等。辭典軟體利用存儲詞庫，但使用預編譯入程式的索引查詞，因此擴展詞庫是不可能的。
辭典軟體亦提供有美式英語與英式英語的注音，用戶可在偏好設定中自行選擇。但需注意，中輸入框的拼寫檢查功能並非依賴詞典軟體，而是獨立使用另一套詞庫。
堪察加擬石蟹
堪察加擬石蟹（），又稱為帝王蟹，分类为北海道帝王蟹、阿拉斯加帝王蟹、北方帝王蟹，鱈場蟹，屬於石蟹科的一種，和短足擬石蟹一樣，堪察加擬石蟹不是螃蟹，而是寄居蟹的親戚物種，其外觀只有六隻腳而非八隻，另外兩隻腳已經退化縮在殼裡。因為其肉質非常鮮美，再加上外形和螃蟹極度相似，已成為重要的商業捕撈蟹種。該物種分布於北太平洋冷水海域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至白令海一帶。
堪察加擬石蟹 特性
帝王蟹是非常大型的蟹種，殼寬可達28公分，腳部全部展開可達1.8公尺。
近年來，巴倫支海帝王蟹族群的過度成長引起生態學者對當地生態系統的關注。帝王蟹在1960年代被蘇聯引進當地以提供當地漁民新的漁獲種。目前帝王蟹在當地的分布沿著挪威沿海往斯瓦尔巴群岛的方向擴散。
2014年7月，美国阿拉斯加的港口城市诺姆捕获蓝色帝王蟹，变蓝原因不明。在南极也有部分种群存活。帝王蟹在南极的生存对南极的生态系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在南极，主要帝王蟹的食物没有对帝王蟹进化出反应机制。
帝王蟹通常棲息在3~5攝氏度的極地深海裡，且目前氾濫成災，幾乎沒有天敵，連堪稱為所有生物的天敵的人類也無法有效控制牠們的數量，因為捕撈帝王蟹難度非常高，價格理所當然也就不便宜，捕撈帝王蟹可說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雖然高薪，但幾乎很少有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從事這項職業。目前该职业在阿拉斯加白令海，挪威挪威海和巴倫支海和俄罗斯巴倫支海
邱茂德
邱茂德（1942年9月26日—）為台灣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教授，桃園市中壢區出身。
邱茂德 生平事蹟
茂德先生，桃園市中壢區人，中壢高中、逢甲工商學院水利工程學系第二屆榜首畢業，留任於逢甲水利系助教。之後，申請公費留學，赴荷蘭國際水利暨環境工程學院及荷蘭戴富德大學水資源工程領域攻讀碩士。
回任逢甲水利系擔任專任講師、副教授，爾後接任教務處課務組、註冊組長任等行政職位。
邱茂德 參考資料
《戀戀逢城-茂德自選文集》，2008年1月4日出版，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南京大校场机场
南京大校场机场（舊IATA代码：；ICAO代码：），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光华门外七桥瓮南，秦淮区中和桥路142号，距离南京新街口6.2公里，北、東、南三面為秦淮河水系围绕，总面积2.72平方公里。曾为军民合用机场，后为空军军用机场。2015年7月30日关闭。
南京大校场机场 历史
大校场位于七桥瓮以南，大明路以东，该区域面积约900亩。1367年明故宫建成后，明太祖朱元璋在宫城以南建起多处兵营，以保卫皇宫及都城，并在响水河和秦淮河之间的平地上建成大教场，设阅兵台，用于练武阅兵。此后“大教场”一名逐渐演变为“大校场”。大校场建成后，不但附近兵营官兵前来操练，而且宫城内的卫兵每日清晨三更出正阳门，经过兵桥、七瓮桥来到大校场操练。后来明朝还在此地设立若干军事设施和军事机构。据传说，当时大校场内还设有两个点将台，每个占地面积十三、四亩，高度一丈多，其中一个是供将领操练用，一个专供皇帝阅兵及选拔高级将帅用。清朝将明朝的宫城改成“驻防城”，由江宁将军率“八旗兵”驻守，大校场成为清军军事基地，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下江南，每次都在此阅兵。太平天国时期，大校场的各类建筑毁坏殆尽，变成荒地:18。
南京大校场机场 历史
192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征收大校场700余亩土地，作为军用训练场，并设立当时全国最大的靶场。1931年4月5日，国民政府在大校场建立航空学校，同年12月2日学校迁往杭州笕桥机场。1934年，国民政府将大校场辟为军用飞机场，设一条土质跑道。1935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扩建大校场飞行场，长1,300米，宽1,200米。1936年，国民政府继续扩建大校场飞行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大校场机场被日军占用。1939年，侵华日军对大校场机场跑道加以改建。
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南京后，航空委员会整修大校场机场，跑道延长400米。1947年夏，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座机在大校场机场降落时损坏。国民政府乃决定彻底改造大校场机场。1947年按国际民航组织B级标准在旧跑道（土跑道）南侧新建一条2,200米长、45米宽、0.3米厚的水泥混凝土跑道，1948年4月29日完工。1948年，在跑道北侧东端300米处建造一座候机楼，面积474平方米。
南京大校场机场 历史
1949年1月21日下午，国民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已风雨飘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中正驱车来到大校场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华东军区空军接管大校场机场。此后新建混凝土滑行道。1954年，南京空军扩建大校场机场，跑道加宽至60米，两端设安全道，新建远近归航台，增设夜航灯光装置。1956年7月，明故宫机场关闭，南京民航从明故宫机场迁至大校场机场，与空军合用，大校场机场由此成为军民合用机场。1959年，扩建候机楼1,750平方米，改建停机坪6,300平方米，新建停机坪5,585平方米。1971年，因停机坪狭小，建成停机坪、滑行道等4.24万平方米。1972年8月9日，开工新建候机楼，包括候机厅、贵宾休息室、餐厅及航行、通信、气象等单位业务用房总面积3,826平方米，由杨廷宝设计:20。1973年9月29日竣工。
南京大校场机场 历史
1984年6月2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请求改造南京大校场机场的报告》。1985年2月27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南京军区空军提交《关于报送扩建南京飞机场的会议纪要和请求早日核批的报告》。1985年6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扩建大校场机场的批复》（国函〔1985〕91号）下发，批复同意扩建大校场机场，机场按起降MD-82型飞机的技术要求扩建，跑道基础可按起降波音747型飞机的要求处理，机场扩建后产权仍属空军。
1988年，在国内候机楼西侧新建国际旅游包机候机厅，总面积1,717平方米的。1988年8月23日开工，1989年1月启用。1991年11月10日，开工扩建候机楼及其配套工程6,182.52平方米，1992年8月15日竣工。1991年10月15日，开工新建2个MD-82飞机停机坪及其场道工程4.2万平方米，1992年5月25日竣工。
1992年7月31日，从南京大校场机场飞往厦门国际机场的中國通用航空2755號班機滑跑起飞时冲出跑道，造成机上126人中108人遇难、18人受伤。
南京大校场机场 历史
随着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在1997年6月28日通航，1997年7月1日大校场机场结束了其民航机场的作用，此后仅为军用机场。
自從1934年大校場機場落成後，總共經歷超過十次擴建。1999年，機場已經擁有一條長2,200米、寬60米、厚46厘米的跑道，能夠承載波音737、757起降。機場總佔地面积2,720,000平方（29,300,000平方英尺）。
随着南京市城市建设发展，机场逐渐被城市建成区包围。2003年，军地双方启动了空军南京机场迁建前期工作。2006年1月，确定了新机场场址。2009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复同意迁建空军南京机场。2012年8月，空军南京新机场建设工程开工。2015年7月，空军南京新机场建成运行，根据军地双方协议，新机场建成后，南京大校场机场大部分土地将移交给南京市人民政府。2015年7月30日凌晨，南京大校场机场正式关闭。
南京大校场机场 未来发展
2012年，南京市规划局编制了《南京红花-机场跑道两侧地区概念规划》，规划将机场西、中、东段分别建设为新媒体创意区、酒店购物演艺区和电影音乐文化主题区。原机场飞行区将建设成神机营广场，同时为保证原机场飞行区的完整，不建设与东西向跑道平交的南北向道路，所有南北向道路或下穿跑道、或在跑道处被截断。
《南京市秦淮区总体规划（2013-2030）》将大校场机场片区定位为建设生态、科技型项目、高端服务业的“智慧新城”，规划人口10万人。其中，机场跑道已经列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规划建成“跑道记忆轴”；机场跑道南面大部分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限高60米以上，最靠近跑道的建筑，规划高度超过100米；机场跑道北面规划为商贸中心，规划高度超过100米；外秦淮河以南，七桥瓮附近的地块，多规划为居住用地。
南京大校场机场 未来发展
2016年住建部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南京市南部新城开发建设管委会决定借鉴外地经验，对于红花-机场片区实施EPC模式的工程模式，以加快建设进度并节约成本。预计机场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将于2017年开始，建设内容包括各类主次干道、支路网、跨河桥，各类综合管廊，机场跑道整体地下空间建设以及响水河、机场河整治等，总投资约117.5亿元人民币。
耶羅波安一世
耶羅波安一世 （希伯來語：，；？—前910年）天主教譯為雅洛貝罕，是以色列南北國分裂後，北國以色列的第一任君主。他的父親是尼百，母親名叫洗魯阿，並且為以法莲支派的洗利達人（列王紀上11:26）。
耶羅波安一世 以色列分裂
由於羅波安的父親所羅門背離耶和華神的道，侍奉外邦人的偶像，耶和華借先知亚希雅之口應許耶羅波安要將國給他。於是當做苦工的以色列人要羅波安減輕他們的勞役的時候，羅波安採納了年輕臣子的意見，用嚴厲的話回答百姓，導致了以色列王國的分裂。（王上12:8-15）國家分裂為南北兩國，分裂後的南國首都繼續在耶路撒冷，歷史上被稱為猶大王國，由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組成；而北部由剩下的10個支派聯合而成，建立了新的以色列王國，建都示劍（王上12:25），後期才遷至撒馬利亞（王上16章）
耶羅波安一世 登年早期
耶羅波安一世在位的年期，目前歷史上有兩種講法：
工運年鑑
工運年鑑，是2006年至2011年間，由台灣社運媒體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等人，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政亮合編，以一年為單位，紀錄台灣勞工運動的系列書籍。工運年鑑嘗試以「工運為主體」編撰年鑑，本書主要內容分為大事記、補訪及評論，是苦勞網報導新聞事件後，重新沈澱、整理的產物。
工運年鑑 書籍資訊
工運年鑑共三本，由苦勞網（台灣勞工資訊教育協會）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聯合出版：
本書於2006年出版，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政亮，以及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李育真、歐陽萱等四人。
本書於2007年12月出版，作者為陳政亮、以及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和李育真，以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陳秀蓮、楊宗興、楊億薇等六人。
本書記錄2004年6月至2005年5月的勞工運動，涵蓋事件包括：
本書亦稱「2005/6~2006/5工運年鑑」，於2011年6月出版，作者為陳政亮、以及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和陳寧，以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柳琬玲、楊億薇等四人。
工運年鑑 評價
2008年1月31日，苦勞網特約記者蔡志杰（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研究員）發表《工運年鑑2004.06-2005.05》的書評。對於年鑑關注國家勞動政策與法令的部分，蔡志杰評論：「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作者似乎專注於揭露，而有點忽略了揭露的所在為何。」他認為，書籍漏未進一步呈現「工運內在的動員與組織能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勞退新制闖關之際，反對個人帳戶制的力量，又是在什麼主客觀情況下無力抵抗呢？」此外，蔡志杰亦提到，工運團體大聲反對立法規範派遣勞動，但基層工會幹部的心態未必與工會高層一致，「年鑑如何面對這樣的現象」？最後，蔡志杰指出，「年鑑的成敗基礎並非只是在編輯者身上，還在於各個工運行動者與讀者的反喟。」然而，若工運年鑑不只是討論公部門和資方的蠻橫，還要討論工運內部的缺失和方向等問題，「大家願意把自己的「家醜」外揚嗎？」
工運年鑑 評價
2011年8月20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合聘教授張晉芬發表《2005/6~2006/5工運年鑑》的書評。張晉芬表示，「我推薦大家應該人手一冊《工運年鑑》。本書是學者們做研究、了解台灣勞工現況的工具書」。此外，她認為本書有「達到說故事、寫歷史的效果」，原因是「編輯策略的成功」。張晉芬解釋：「這本書不只是記錄和分析「大事」，而是將發生過、找得到的事件都儘可能詳實記載。細節是重要的。唯有透過事件發生過程中具體的內容和話語，讀者才會對於事件留下印象、才會感知到衝突和何謂「不公不義」。」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从1949年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8年北京电视台（1978年更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建立至今已經發展70多年。由于中国大陆各一级行政区（省、自治区、市、县）皆设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的地区。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陆开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的机构有6万多家，其中，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527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约5.7万家，持证及备案的网络视听机构2974家。广播电视从业人员104.75万人，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65%，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75%。中国大陆電子媒體的设立和运作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管理备案，非官方单位和个人不得组办电视台与广播电台，政府也禁止设立任何中外合资的媒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1958年5月1日，北京電視台（今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啟播，為大中華地區第二家電視台（第一家為1957年英屬香港啟播的麗的電視）和第一家無線電視台。同年，上海电视台成立，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家电视台。1960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试验播出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开始彩色电视试播的国家(后因经济困难暂停)。196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开办4套节目；北京广播电台使用27种外语和5种对华侨广播的汉语普通话及方言播出。1970年12月26日，天津通信广播电视厂（七一二厂）生产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彩电试播，并于10月1日转为正式播出。同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名义致电亚广联：决定行使亚广联正式会员权利并获通过。进入1990年代，广东引入境外电视，此后，境外电视进入其他省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进入21世纪，各级电视台与广播电台合并改制，并为广播电视台或广电集团。到了21世纪10年代，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等多种信息网络促使广电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县级广播电视台改称融媒体中心。2018年起，以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成立为标志，多地启动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账号覆盖TikTok、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视听节目国际化传播发行。2022年，海南自贸港（文昌）国际传播中心揭牌成立，成为海南省首个县级国际传播中心。21世纪初中國大陸大力推行由电视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的转换。中国大陆原计划于2015年在全国范围关闭模拟信号，後來改為2020年。2022年1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8K超高清频道开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信号覆盖规则
中国大陆境内的信号覆盖通常遵循如下规则：
部分有线电视或网络电视提供商基于商业、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提供的频道可能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则。
此外，部分海外电视公司也能转播中国大陆的卫星电视频道信号在当地播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七十年）历史和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1978年：广播、高音喇叭构建基层传播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开始借助国家力量深入基层，广播是第一个建立全国网络的电子媒介。由于广播是一种能够实现远距离传输的听觉媒介，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听懂，比报纸具有更大的传播优势。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广播电视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全面建设（1949～1965年）和停滞复苏（1966～1978年）两个阶段。全面建设阶段见证了新中国广播的诞生和初步发展，包括广播电台的建立和电视台的试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电视遭受严重挫折，进入了停滞复苏阶段。在这个阶段，广播电视的发展规模被压缩，节目内容被严重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新中国的广播（人民广播）诞生于抗日时期的延安，史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党中央转战，更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电台随党中央迁至北平，更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9月27日，再次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4天后圆满完成开国大典直播任务。12月5日，经中央批准，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各解放区广播电台已相继改名为某地人民广播电台，一律国营。截至1949年底，全国共有各级人民广播电台49座，额定从业人员1800名，总发射功率138千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中国大陆的电信系统和设施比较陈旧和简陋，许多都在战争年代被损坏或摧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通信传播事业迅速发展。1952年通信传播以北京为中心，并链接到所有的大城市，当时有电视节目。第一次全国电视广播，始于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1978年更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9月2日正式开播，每周播出4次。同年7月1日天津电视台试播，10月1日上海电视台于国庆日开播，同年12月20日，前身为哈尔滨电视台的黑龙江电视台开播。次年的8月15日与10月1日广州电视台与沈阳电视台（即现在的广东电视台与辽宁电视台）相继开播。这是全国最早开播的六家电视台。
1960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试验播出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开始彩色电视试播的国家（后因经济困难暂停）。1961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在北京转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世界性体育赛事——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北京电视台首次向西德、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出售电视片。而在1960年4月29日辽宁丹东电视台成立，这是全国最早的城市电视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到1960年，广播电视整体发展到当时最大规模。全国拥有广播电台135座，电视台和电视实验台23座，县广播站近2000座，有线广播喇叭600多万只，从业人数达到3.44万人。三年困难时期，广播电视压缩规模，调整布局，电台减至91座，广播站几乎压缩一半，电视台减至8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长春和西安实验台）。随着经济好转，太原、武汉、合肥、无锡和吉林市电视台先后恢复播出。196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开办4套节目；北京广播电台使用27种外语和5种对华侨广播的汉语普通话及方言播出，每周对外播出687小时，全年收到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28.62万封；北京电视台与28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节目关系，向30个国家寄送电视片473条。根据中央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66年元旦起开办对农村广播，农村广播网得到加强。文革前，县级广播站发展到2001座，广播喇叭约有848万只，超过压缩前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文革开始后，广播电视遭受严重挫折，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各地电台被军管，除少量自编节目外，一律转播中央台节目。中央台一大批有影响的名牌栏目停播，增加各类政治性节目，新闻内容重复，稿件冗长，每次30分钟的新闻节目，通常只能播出几条。文艺节目只能播8个“样板戏”、8首历史歌曲和3部电影录音剪辑。电视播出曾一度中断，后相继恢复，主要播出主席语录、新闻简报和各种群众集会等。由于政治需要，电视装置得到加强。1970年12月26日，天津通信广播电视厂（七一二厂）生产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租用美方彩电设备，协助转播活动讯号，这是首次从中国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国外发送电视报道。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彩电试播，并于10月1日转为正式播出。同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名义致电亚广联：决定行使亚广联正式会员权利并获通过。1975年12月，首次当选亚广联理事。据商业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统计，截至1975年底，全国共有黑白、彩色电视机46.3万台，其中彩色电视机5900台。电视机分布情况：城市占68％，农村占32％。电视传输逐步由寄送节目改为微波传送，1975年建成可通达26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传输网。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10月23日、26日两天，通过三大洋上空的国际通讯卫星，向国外传送了首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电视片，36个国家和地区收转了该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广播电视开始复苏。中央人民广播台逐步恢复各类名牌栏目播出，1977年1月8日，在《联播》节目播出“首都人民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文艺晚会”录音报道，这是《联播》首次播出长达一小时的文艺晚会录音报道，透露出文艺春天即将来临的讯息；11月14日，恢复播音员报名制度；12月，北京电视台恢复面向全国播放的教学节目。1978年1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由播音员出图像报告节目，《新闻联播》定名播出。5月1日，中央批准北京广播电台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此后，一些原来以省会城市命名的各地电视台陆续改名以省名冠名。6月，中央电视台租用国际卫星，从阿根廷向国内转播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实况，这是中国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卫星从国外传回赛事讯号。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简称中央三台）作了全面及时报道，见证并向国内外传达了中国即将改革开放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复苏后，广播电视整体恢复或超过文革前水平。到1978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105座，县广播站2300多座，电视台37座，1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237座，电视节目可传到26个省市自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未通)，全年向83个国家和地区寄出227个主题的电视片，计1862个拷贝。据初步统计，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6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36％，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近18万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38种外语和5种汉语(普通话及4种方言)播出，每天累计播音136.5个小时，全年收到127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10.56万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改革开放前29年，广播电视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文革时期，虽然一度受到冲击、发生严重倒退，但由于迅速采取军管措施，广播电视设施、人员得以保全，节目播出没有中断，电视甚至还获得超常规发展。总的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这29年，广播电视工作者不畏艰难、发奋创业，初步建立了全国传输覆盖网络，建立了全国联播机制，建立了一支勇于拼搏的记者队伍、建立了初步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央高度重视广播电视的专业性，注意选派政治强、懂业务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注重研究对内、对外传播规律，要求广播电视“自己走路”，发挥音响、画面、播音特色，倡短求新，根据需求办节目。这些为广播电视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保障。1958年開播至1970年代末，人們普遍不能擁有電視機。一是因为电视机的价格昂贵，二是電視機為限制貨品，所以普通人根本難以擁有电视机，電視機一般在政府機關、國企等部門才能擁有。电信服务停止后，中国大陆电视服务落后，但在20世纪60年代恢复增长：广播电视在这些年内于主要城市安裝。到1965年，中国大陆电视台有12家。同样，在1978年，每100人中，不到1人用电视接收器，电视机少于1,000万台（2003年，每100人中，有35台，1亿人有电视看）；并继续扩大和為广播系统進行現代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進行。截至1978年底，中国大陆共有广播电台100座，发射台和转播台487座；电视中心台32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237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中国广播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揭开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改革创新发展的帷幕。在这一阶段，国家实施“四级办”方针，建立健全管理体制，颁布《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推进“村村通”工程，系列台和主持人节目蓬勃兴起。广播电视被划为“第三产业”，一些地方尝试企业化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发展迅猛，广播电台、电视台数量迅速增加。到1996年广播电台增至1238座，电视台增至880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3．7％和86．1％。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自1998年起在全国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大力提高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水平，逐步消灭“盲区”，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到1999年底，基本实现已通电行政村“村村通”广播电视的任务，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0.4%和91.6%。1999年，地（市）、县两级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和无线有线合并，电台、电视台数量开始压缩。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有广播电台304座、电视台354座、广播电视台1446座，从业人员49.46万人。另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截至2000年底，中国大陆共有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32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2.1%，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1313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3.4%。全国有线电视用户7920万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不少香港人将电视機从香港带回內地，走私电器也日益频密，當中有福建漁民聯絡台灣漁民，台灣漁民首先去日本買一批電視機，然後雙方在海上交易，福建漁民用港幣支付給台灣漁民後把那批電視機運回中國大陸出售圖利，這也可說是兩岸最早的三通。随着大陆人民收入逐渐增加，电视机开始進入普通人的家庭。在广东珠三角（北至广州），只要有电视机，再在屋顶上架起鱼骨天线，就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电视讯号。通常三层以上可以收到比较清晰的画面，两层的也能勉强收到讯号。香港电视节目娱乐性高，时事新闻开放，再加上兩地都是使用粵語作為語言，因此香港电视迅速抢占广东观众，收视也长期远远拋离广东本地电视台（同樣情況也出現在使用粵語的澳門）。
随着1990年代，內地透過干擾信號以强制取缔鱼骨天线，并推行有线电视，其中一个因素是有线电视继续提供翡翠、本港两台节目，有线电视成为主要的电视广播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广播电视部（现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成立于1982年，是中央政府机构，管理电视和广播。该部下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中央电视台。此外，广播培训，人力资源，研究，出版和生产组织带到广播电视部。电影业在1986年被调到文化部下属广播电影电视部。
广播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和大众娱乐的重要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扩大。通过104多个台站，1985年的电视观众达到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1984年52个，1983年44个）;估计有85％的城市人口收看电视。在此期间，节目内容大大改变，典型的电视节目是娱乐，包括故事片，体育，戏剧，音乐，舞蹈，儿童节目。1985年上海出版的电视史中，一个典型的一周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是娱乐节目，教育节目24％，其他节目和新闻15％。宽截面的国际新闻，在每个晚上播映。大多数新闻广播已借用外国新闻机构，冠以一个中国的总结。中国中央电视台还承包几个外国电视台的娱乐节目。 1982年和1985年间，6个美国电视公司签署协议，向中国大陸提供美国的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2001年，中国大陸政府提出了促进媒体融合，建立跨地区的多媒体新闻组的目标。它也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对媒体行业的集资，外资合作和跨媒介发展。
2002年7月，香港亚洲电视本港台、国际台两个频道被广电总局获准在广东播出；2004年9月，无线电视也与广东省签订落地权协议，在广东播放翡翠台和明珠台。此前，此四条香港免费电视频道在广东的播放都可以解读为被广东和广州两间有线电视公司“非法转播”，但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追究责任或追讨赔偿的声音。但被广东非法广播十多年后，香港无线亚视已经积累了极高的人气，致使旗下艺人纷纷北上內地发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于1998年6月改组成立，实施“管办分离”，总局集成广播，电视和电影业，加上进入中国大陸的最大和最强的多的广播和电视，互联网公司的资源媒体集团覆盖中国传媒产业与海外媒体集团合作的同时，电视，互联网，出版，广告等领域。到2003年，30个海外电视网络，包括凤凰卫视、彭博电视、星空传媒、欧洲体育、BBC世界频道、CNBC、华娱卫视都在中国大陆有限落地。同时，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通过福克斯新闻互联网进入美国新闻集团管辖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为了符合国际电视业的发展趋势，中央电视台在专业化的方向取得了进展，在2003年和2004年，开播新闻频道，少儿频道和音乐频道。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国腹地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即使有电视机，却没有办法收到信号。新闻联播等节目要通过邮寄，通过录像带才可以看到过时的新闻。基本上，地方电视台（差转台）只有一个电视频道，而且都只有在晚间播出。2000年开始实施“西新工程”，各级政府投入达250多亿元，历时9年，基本解决西藏、新疆等地、省区1亿多人口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2005年——2007年启动“村村通”工程建设；2009年开始以直播卫星应用为重点，加快推进“村村通”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使80%以上的农村人口能够用电视机、收音机直接收看收听到包括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第七套节目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在内的4套以上无线电视节目和4套以上无线广播节目。到2012年，全国共有各类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79座，有线电视用户2.14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43亿户。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5%和98.2%，从业人员超过70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目前全国各地有大型国际电视节，包括上海电视节、北京国际电视周、中国广播电视博览会和四川电视节，定期举行。除了评审和授予奖项，这些节日中还进行学术交流和电视节目的进口和出口。上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电视节目在交易市场。
中華人民共和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大陸传媒产业内的趋势是形成跨媒介和跨区域的媒体组与多模式运作，以满足强大的团体，海外媒体的竞争和挑战。从2013年起，广播电视整体跨入融合发展阶段。2013年初，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主流媒体发展网络广播电视台的意见》，提出将网络广播电视台提升到与电台电视台发展同等重要地位，推动台台资源互动和深层融合，打造具有广电特色的网络视听新媒体。为推动职能转变和资源整合，2013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广播电视行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融合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201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成立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2018年3月，中央决定，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和“电影”职责划归中宣部，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截至2018年底，全国拥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647家，是1949年的54.02倍、1978年的18.64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能力大大提高，全国有节目制作经营机构近2.7万家，是1978年的189.45倍，从业人员97.90万人，是1978年的5.44倍；全年广播节目制作时间为801.76万小时，电视节目制作时间357.74万小时，公共广播播出1526.7万小时、公共电视播出1925.0万小时，全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8.94%和99.25%，比1978年分别提高36.94和63.25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高清有线电视用户9257万户，有线电视智能终端用户1884万户，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收入223.94亿元，新媒体业务收入467.76亿元。2019年8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成4K超高清频道技术系统，向全国直播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庆典高清视频。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2022年1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8K超高清频道开播。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陆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65%，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75%，全国地级及以上播出机构经批准开办的高清电视频道1082个，4K超高清电视频道8个，8K超高清电视频道2个。中国大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超过3亿户，互联网电视（OTT）平均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2.7亿户。而对于非网络电视领域，有线电视实际用户2.00亿户，有线电视双向数字实际用户9820万户，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0.66亿户；有线网络未通达的农村地区直播卫星用户1.50亿户。广播电视从业人员104.75万人，开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的机构6万多家，其中，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527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约5.7万家，持证及备案的网络视听机构2974家。2022年全年生产电视剧160部5283集，电视动画片89094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380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05部。2022年全年生产彩色电视机19578.3万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广播 历史
2023年11月起，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开展整治广播电视“套娃式收费“工作，多个提供直播电视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例如“电视家”）陆续下线。与此同时总局推出电视收看“明白卡”并要求电视生产厂商随附于每一台新出厂的电视机说明书内。该明白卡告知用户必须开通有线电视或者IPTV方可合法收看直播电视节目。随着整治工作的推进，未取得IPTV牌照的中国移动宣布新装的OTT不提供直播电视服务。多地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界面也大幅更新，新界面默认开机进入直播电视页，以大视窗播放CCTV-1的节目。同时多地有线电视和IPTV运营商提供多种开机模式以方便老年群体收看直播电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