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邪教 对邪教一词的批评
由於「洗腦」並非如想像的一般「強力」且「不可抗拒」，且加入被定性為「邪教」的信仰團體的人也有一定的自主意識之故，因此區分邪教和正當宗教也比很多人想得困難，邪教與正當宗教之間的區別也比人們想得模糊；此外，有理由認為應該避免使用邪教這詞彙稱呼任何信仰團體、也有理由認為邪教是一種偏見性的稱呼，而這是因為在事實上，正當宗教的危害性不亞於被定性為邪教的信仰團體、正當宗教的信仰內容的合理性也未必高於被定性為邪教的信仰團體之故；甚至很多正當宗教也有一個具有魅力的創始人；而邪教和正當宗教的區別，往往就是存在時間，或政府的定義；而受歡迎程度則是使得一個信仰團體被視為邪教的重要原因。
邪教 对邪教一词的批评
有鑑於邪教難以定義的事實及其他的一些爭議，学术界已開始摒弃使用这个主观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不含贬义色彩的中性的「新興宗教」概念，一些學者更認為「邪教」一詞是對於具有不同教條和儀式的團體的人身攻擊。宗教學者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和威廉·西姆斯·本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在1996年出版的《宗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Religion）中下評論說「在開始時，所有的宗教都是由隱蔽、微小且偏離主流的『邪教』起家的。」；此外，一些反邪教的個人和團體本身也有爭議，而反邪教人士所用的取消編程等手段，和他們眼中的邪教的手段相當類似，甚至傷害還大於這些人眼中的邪教，取消編程等部分具體的反邪教的手段更會構成人權侵犯，甚至導致宗教迫害。
邪教 社會學研究
雖然现在大多數學者不再将任何新的宗教運動称呼為邪教，一些社會學家仍然贊成保留這個称呼。其他一些學者和非學術界的研究者在使用這個詞时将批判的重點放在邪教團體和参与者之间的關係上。这些批评的前提是邪教團體以某種形式的強制勸說或精神控制來招募會員，压抑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並使他们丧失为自己作出最佳利益选择的能力。现在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為在研究宗教運動中精神控制的理論并沒有获得科學印证。
对邪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但這些研究的結果，就和邪教本身是否存在一樣有爭議：
精神控制的研究認為，強制勸說常常通过若干關鍵步骤完成：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可「洗腦」（brainwash）这种说法，尤其是在2000年前的一些研究中。在另一些过时的研究，如美国宗教科学研究协会在1990年指出的，没有足够的研究就此事達成共識，而且「不應該自動将人身強制和控制的技术等同于非物质性的強制和控制的技术」。
邪教 社會學研究
而在一些较新的研究中，洗腦（brainwash）的说法开始减少，逐渐开始使用诸如“服从于（邪教）权威”、“记忆操纵”、“持久且强制的奴役”等较为具体的说法。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地区，在审查了一系列重大案件后，「洗腦」一词被认为不应当应用于法院判决过程中。
根据拉特格斯大學社會學教授 Benjamin Zablocki 的观点，被定性為邪教的团体存在虐待會員的高風險。部分原因是成員对富有魅力的领袖的阿諛奉承造成了領袖泛用权力。Zablocki 教授对邪教的定义是由要求绝对效忠的崇拜關係构成的一种具意識形態的组织。其他一些研究指出，对被认为是邪教组织最常见的指控是性虐待和建議他們的成員不要使用常规的醫療服務。
然而一些研究指出，一些旨在讓人脫離邪教的反邪教團體，其所以讓人脫離邪教的手段，如取消編程等，對個人所造成的危害甚至大於他們眼中的邪教所造成的危害。
邪教 社會學研究
邁克爾·朗格尼給出了三個转变信仰参加邪教的不同的模式。根據朗格尼的審議模式 (deliberative model)，人們說，加入邪教組織主要是因為他們怎樣看待一個特殊的群體。朗格尼指出，這種觀點是在社會學家和宗教學者中间最受到支持。根據「心理動力學模型」(psychodynamic model)，個人選擇參加是为了潛意識的心理需求。这种观点在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中间比较流行。最後，人們加入不仅仅是因為自己的心理需求，同时也受到邪教的心理操縱的影响。朗格尼聲稱，這些拥有丰富的与邪教信徒直接接触经验的心理健康專家们傾向於贊成最後一種看法。
一些學者青睞于某一個或几种混合的观点。也有学者指出，参加邪教是为了寻求社区团体和精神探索。有人甚至质疑「转变信仰」的概念是否正确，有人可能只是希望从属于某个社团。
邪教 社會學研究
一些人認為，「邪教」會用各種手段脅迫其成員不得退出；不過布羅姆利和哈登社會學家指出，邪教成員退出后必须承担后果的说法缺乏实验证据支持，但却有大量实验證據反對这个说法。这些实验證據包括絕大部分的退出离开发生在他们参加的兩年之内，也包括絕大部分的退出是他们自己的意願，其中三分之二（67％）認為「這種體驗使他们更开智」。
研究显示，退出「邪教」后的創傷并没有固定的形式，甚至很多人並未因此受到創傷。雖然出现心理和社會問題在脱离后並不少見，这些問題的特点和強度大大依賴於個人的特點和作为「邪教」成員时的经历、为什么要退出以及退出的方式；然而更常見的是退出後沒有出現創傷，像「瑞典政府新興宗教運动（调查）委員會」1998年的報告指出，絕大多數新興宗教成員从中獲得正面的經驗，他们的退出也没有经历创伤。雖然該報告描述了极少數退出的人需要帮助（每50,000人中有100人需要帮助），該報告沒有建議任何额外政府資源以帮助他們的康復，因為這些案件是非常罕見的。
邪教 定义和特徵
在仍然贊成保留邪教這個詞的研究者中，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 的精神控制研究对邪教的定义和特徵研究比较具代表性。  在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他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描绘：
情绪控制
使人的感受受到控制
相信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而教主或幹部是不会错的
过度夸大罪恶感
过度夸大恐惧，包括怕自由意志，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教派，怕遭否定
使用过大的情绪波动来控制人
強迫人公开悔罪
出现非理性的恐惧，比如害怕领导人，害怕离开，不会反驳领导，如离开即对前途无信心
教外没有快乐可言，故不能离去
对離開教派者杯葛
離開教派即属堕落
離開教派即有災祸
邪教 定义和特徵
根据上海《文汇报》援引法国研究人员的成果，相对于正常宗教而言，邪教拥有如下十个特征：
也有一些說法認為，可以用教派是否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来简单地判断是否此教为邪教；
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邪教大多以传播宗教教义、拯救人类为幌子，散布谣言，且通常有一个自称开悟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以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控制群众，一般以不择手段地敛取钱财为主要目的。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政治上，宗教可能可以成为有力的辅助，也可能成为影响安定的主要因素。全球各政府对新興宗教组织的态度各异，但有些政府认为应该将“邪教”组织与“合法”的宗教组织区别对待。 比如，法国和比利时接受邪教组织“洗脑”的观点，但欧洲其他国家像瑞典和意大利则小心对待“洗脑”理论，而对新興宗教组织采用更中性的态度。 政治因素經常決定一個宗教是否是邪教，而政治立場对邪教定义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戏剧性变化。
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承認「邪教」，像例如在美國，由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之故，因此政府極少干涉宗教自由，而多數被視為非法的宗教團體都涉及對他人的犯罪活動；而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諸如「洗腦」（「洗腦」本身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強烈主觀性的用語）、強力說服信徒捐獻、非常規醫療措施等各種看似「邪門」的作為，在事實上都是受保障的。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基督教创立初期，由于早期信徒的积极活动，教徒数目快速增长。罗马帝国當局对这个新兴的宗教团体从忽视渐渐转变为重视。有鑑於維護統治階層的利益的考量，羅馬帝國皇帝尼祿當採用各種手段迫害基督徒，將基督教定為邪教，並將其成員送入鬥獸場任野獸殺害。基督教受迫害三百年，直到4世纪罗马元首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基督教的地位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这位皇帝宣佈歸信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也從所謂的「邪教」被合法化爲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后，又以其他宗教为异端邪教，東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曾经在435年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以外的异教徒儀式，將异教徒神廟改成基督教堂，反抗者处以死刑。
人民聖殿教，全稱是“人民聖殿基督徒（使徒）教會”，由美國基督教牧師吉姆·瓊斯于1955年在印第安納州創立。1978年11月，在教主瓊斯的帶領下，900多名信徒一起在南美洲的蓋亞那熱帶叢林集體自殺，該教從此被世人視為邪教之尤。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瓊斯1977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还在传教过程中，讲他是列宁的转世。他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據《洛杉磯時報》報導，記者問：「瓊斯的想法中，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哪個優先？」時，自殺慘案的倖存者之一斯里福（Silver）說：「瓊斯主要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接著，還是一個無神論者。」
因此琼斯曾设立了一个“人民论坛”，宣称对古巴欣喜若狂，常常流露向往苏联和古巴。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圭亚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在圭亚那丛林建起社会主义农业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琼斯镇。琼斯镇施行共产主义暴政，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警卫白天晚在周围巡逻，禁止人们与外界联系。琼斯采用毛主义常用的高音喇叭洗脑术，说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敌对势力正热衷破坏其社会主义试验。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他的信徒每天就像在劳改营一样，工作下来，还要斗私批修，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从毛澤東與中国共产党那裏学来的。《洛杉矶时报》提到，“圣殿教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种被毛泽东提倡的技术来加强纪律”。公社成员一天工作12小时，完了后要进行“自我批评”，谁没有完成任务，或对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怀疑，就受惩罚，或被剃头被戴黄帽子，殴打、虐待和处死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类同于文革中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为了考验公社成员的忠诚，琼斯多次组织 “集体自杀演习”。《华盛顿邮报》报道，琼斯让人们喝了（假）毒药以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回答“为什么为社会主义而死是自豪而荣幸的”。
琼斯枪杀前来调查的国会议员里奧·瑞恩后，召集全体公社社员“集体自杀”，提到，死亡前的人们，口中喃喃自语，“让我们为革命而死。用我们的死，曝光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在这种伟大的革命自杀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路透社報導說，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不允許其他意識形態挑戰其統治，所有宗教活動必須經過它的批准。《紐約時報》2014年文章稱，中國共產黨「反邪教」的目的在于加強政府控制，并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中華傳統信仰備受打壓，文化大革命中，寺廟教堂被拆除、焚毀等，僧侶與神父被強迫還俗、婚嫁，削弱了儒家和佛教等傳統信仰體系；而隨着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民眾重新燃起對信仰的渴望，但在現階段，大量民眾依舊缺乏宗教常識。
外媒報導，共產黨於2018年6月左右，在全中國校園掀起抵制宗教信仰的運動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用強行灌輸、威脅恐嚇、誘騙舉報等手段對學校的孩子進行洗腦，以達到徹底剷除宗教的最終目的。」不讓學生相信任何宗教，只讓相信共產黨無神論，當局人員把天主教、新教稱做「邪教」，要求學生舉報有宗教信仰的父母同學，有宗教信仰的學生，也將被學校上報上級部門。
中國共產黨查封基督教中国家庭教会，並稱一些家庭教會為邪教，例如華南教會等等。例如伊春當局稱，不參與（共產黨控制、政治色彩浓厚的）三自愛國教會的，就是邪教。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黎广强及另外两名中国人因為運送《圣经恢复本》提供给福建省地下教会被抓，被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提起公诉，后被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两年及三年有期徒刑。
對華援助協會《中國大陸境內基督教會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 2015年度報告》報告稱，中共把家庭教會當成對政權有威脅的「邪教」來看待，中共的最終目的就是全面取消非三自教會。外媒報導，中共人員例如浙江某中學亦稱，中共已將「天主教、新教定為『邪教』，絕對不能信，要信只能信共產黨。」
2015年，中國各地出現各地政府下發的宣傳畫，直接將基督教家庭教會指為「冒用宗教名義的邪教組織」。中國反邪教協會發佈的20種邪教名單中，與基督教有聯繫的就有15種之多。郭寶勝表憂心示，「只要不去(中共官方控制的)三自教會，就有可能被『邪教』化，就有可能以刑法300條來對待。」
全能神是由“呼喊派”骨干赵维山于1989年创立的，是基督教新教地方召会运动变种组织，该教派虽对外宣传其创始人与“女基督”是河南的一名郑姓女子，但其只是傀儡。“全能神”于东京、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建立分部。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2014年，发生的5·28山东省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店命案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全能神”这一邪教组织的强烈关注。10月11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帆等五名被告人故意杀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张立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吕迎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张航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张巧联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法轮功是一種氣功修煉團體，規模極盛時传播于陸台两岸以及美、欧、澳洲等超過70個國家:126，依據中國政府在1999年以前的估計，大約7000萬人到上億人修煉，主管機關是中國政府國家體育委員會（而非宗教局）。1996年後時任中共黨總書記江澤民當局改變胡耀邦政府對氣功的三不政策，黨媒開始批評法輪功。1999年因修炼法輪功的人數太多，江澤民發起了一場鎮壓法輪功的運動。美國國會众议院2010年要求停止鎮壓的605號決議文指「中共當局在過去十年，在世界範圍內以大量資源長期虚假宣传」 ，中華民國國會2004年決議指出，法輪功在數十國上億人修煉「促使社會道德提升，並使廣大的修煉民眾身心健康」，並指中共「發動全國宣傳機器，全面抹黑、污衊李洪志先生，故外界亦一再質疑，大陸當局一手炮製天安門自焚案等事件，意圖挑起一般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
BBC及一些觀察家指出，中共高層對法輪功的態度存在分歧。在江澤民1999年鎮壓法轮功前一年，刚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发起并亲自率团獨立調查法轮功数月，做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結論報告提交中央政治局。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加拿大前亞太司長大衛·喬高引用蒙特婁大學教授大衛·歐比對法輪功的詳細研究結論指「法輪功不是邪教」；因報導法輪功獲得普立茲獎的《華爾街日報》前北京分社社長伊恩·約翰遜認為中共是以西方反邪教運動的合法性來掩蓋當局的鎮壓，因為法輪功不符合對邪教的共同定義，並指中共方面說法不被支持、從不允許法輪功受害者單獨受訪。《南華早報》報導引述法國內政部反邪教小組表示「法輪功從未触犯法律，僅僅是一個遵守法國法律的自由的協會。我們不能濫用邪教這個詞，并把它用于任何一個宗教運動，無論是老的還是新的。根据法國法律，法輪功不該被稱作邪教。」
路透社報導，聯合國人權專員在2010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報告關切中國信仰自由問題，他指出法輪功等社會弱勢信仰團體經常被指责為「邪教」，因此常受社會歧視、甚至升級為針對「顛覆陰謀」的打擊。
自由之家資深專家庫克2012年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發表證詞說，「修煉法輪功的中國公民，目前依然生活在不斷遭受綁架和酷刑的威脅當中。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及各種同音字，一直是中國互聯網上被新聞檢查最嚴厲的字詞，而由任何(中共)國營媒體或由其外交官所提及的都是妖魔化標籤了的措辭。」
邪教 政治因素的影响
國際特赦組織報告指出，北京當局於1999年7月後對法輪功修炼者的鎮壓，進行多方面的宣傳戰，並施加包括劳改、意識型態改造（亦有稱"洗腦"）、再教育及法律範疇外的威脅措施（拘留、强制劳动及刑求等），有時導致學員死亡。
依1999年1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除提及法轮功是邪教，並特別強調須依法審理。另需要依法打擊及懲處法轮功及相關的邪教組織。
在中共公安部2000年發布的公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干問題的通知》（公通字[2000]39號）中，裡頭對於「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列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其中並未提到法輪功。公安部2005年（公通字[2005]39号）認定14種，也沒有法輪功。公安部2014年6月公佈名單有14種，但法輪功仍不在其內。，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釋中，並無針對任一特定邪教的定義作出解釋，僅對處理邪教組織的方式予以解釋。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中国的法轮功信徒控诉政府操控宣传、监禁和拷问，而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华裔移民与法轮功信徒展开意识形态战争，两派在此划定地盘，进行持久激烈的对抗。
法國《費加洛報》報導，歷史學家章立凡表示，「共產黨政權也是個教派」，中共把藏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視為意識形態上的敵手，宗教控制的強化其實展露出中共對失去社會掌控的恐懼。有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是自己所定義的邪教。《紐約時報》2014年刊登慕容雪村文章〈中國反邪教意在加強政府控制〉稱，自共產中國1949年建政後，所謂「共產主義信仰」被推崇為「宗教」，儒家和佛教等傳統信仰體系被削弱；2014年6月1日，中共官媒中央電視台公布「邪教組織的六個特徵」，包括個人崇拜、無視道德以及限制人身和精神自由等等。慕容雪村指出，這六大特徵，都能在共產中國找到現實證據，「這段話在網上被大量轉發，許多人都有意地將它指向共產黨自身，含蓄地發表評論道：感謝政府感謝黨，我終於知道哪個才是最大的邪教了。」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報導稱，不少網民揶揄這六大特徵說的是中國共產黨，「我們就是在邪教管治下！」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指出，共產黨組織從延安時期就是「類似巫教的邪教」統治，例如「把領袖宣傳得是神的化身」、「一切罪惡都可以打著黨和領袖的旗幟，對黨員和人民操生殺大權」、「不准許黨員和人民有獨立思想，只許黨員做工具，做機器人」，「必須要黨員和人民相信：你們是有原罪的，例如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黨員與人民施行精神奴役。
邪教 中国对邪教的打击
中国政府强调，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
在这个原则下，中国设立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法对邪教组织进行打击，惩处邪教犯罪分子。
例如在2014年招远围殴女子致死案中，六名嫌犯（均为“全能神”邪教成员）被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惩处。
7月31日
7月31日是阳历年的第212天（闰年是213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53天。
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庙号原为太宗，明朝皇帝，公元1402年至1424年在位，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故又稱永樂帝。
朱棣系明太祖朱元璋皇四子，建文帝的四叔。安徽凤阳人，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時事征伐，並受封為燕王。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建文帝削藩，次年建文元年燕王遂發動靖难之役，起兵奪位，經過三年的战争，最終胜利，于1402年驅逐其姪建文帝奪權篡位稱帝，時年42歲。这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中宗室发动内战成功篡位的唯一一例。
朱棣在位期间，改善明朝政治制度，促成发展经济、开拓疆域，並推動迁都北京，使北京成為明清兩朝的政治中心。他命令大學士解縉编修了《永乐大典》，又帶領明朝北征蒙古、南平安南以及鄭和下西洋，讓明朝的國威遠揚四海。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然而，他加強了太祖以來的專制統治，強化錦衣衛並成立東廠，且残酷镇压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又因他在位期間不顧祖訓，重用宦官，也促成明朝中葉後宦官專政的禍根。
明成祖
朱棣於1424年病重駕崩在征伐漠北途中的榆木川，终年64歲，传位于明仁宗。朱棣葬于天壽山长陵，谥号原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原為「太宗」。西藏尊称「文殊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明世宗嘉靖帝发动“大礼议事件”，改谥朱棣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明成祖 早期经历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
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曾居中都（今鳳陽），对民情颇有所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府，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北元大將索林帖木兒，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
朱元璋晚年，長子太子朱标去世后，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于东阁门召集群臣，欲立燕王朱棣为太子，刘三吾等群臣反对，以朱元璋痛哭而结束。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先後去世，朱元璋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駕崩後，四子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明成祖 靖难之役
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後，為了提防燕王谋反，於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派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隨後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駐開平，并調走北平原屬燕王管轄的軍隊。
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裝病，使建文帝把作為人質的朱棣三子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回燕藩；之後由於屬下被朝廷處死，遂裝瘋。由於王府長史葛誠告知朝廷，裝瘋被發覺。
時燕王遣使入金陵奏事，使者被齊泰等審訊，被迫供出燕王的異狀，於是朝廷下密旨，令張昺、謝貴逮捕燕王府的官屬，張信逮捕燕王本人。但張信經過考慮，將此事告知朱棣。於是朱棣和僧人姚道衍等進行舉兵的謀劃，令張玉、朱能將八百勇士帶入府中潛伏，以待變故。
張昺、謝貴得到建文帝密詔后，於七月初四帶兵包圍燕王府。朱棣假意將官屬全部捆縛，請二人進王府查驗。二人進府后，被朱棣府內的死士擒獲，連同府內叛變的葛誠、盧振一同斬殺。當日夜裡，朱棣奪下北平九門，遂控制北平全城。
燕王朱棣起兵，援引《皇明祖訓》，號稱清君側，指建文帝身邊的齊泰和黃子澄為奸臣（謀害皇室親族），需要鏟除，稱自己的舉動為「靖難」（意為「平定災難」），并上書建文帝。
明成祖 靖难之役
燕軍控制北平后，七月初六，通州主動歸附；七月初八，攻破薊州，遵化、密雲歸附；七月十一，攻破居庸關；七月十六，攻破懷來，擒殺宋忠等；七月十八，永平府（今河北盧龍縣，屬秦皇島市）歸附。七月二十七，為防止大寧軍隊從松亭關偷襲北平，用反間計使松亭關內訌，守將卜萬下獄。至此，北平周圍全部掃清。燕軍兵力增至數萬。
燕軍攻破懷來後，由於領地相距太近，七月二十四日，谷王朱橞逃離封地宣府（今屬張家口，距北京約150公里，距懷來約60公里），奔京師。八月，齊泰等顧慮遼王、寧王幫助燕王，建議召還京師；遼王從海路返京，而寧王不從，遂削寧王護衛。宋忠失敗後，部將陳質退守大同。代王本欲起兵呼應朱棣，被陳質所控制，未果。
七月，朱棣反書到京，朱允炆削朱棣宗室屬籍，廢為庶人。決定起兵討燕。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置平燕布政使司。
耿炳文率軍在八月十三日到達真定，并分兵於河間、鄚州（河北任丘北约30里）、雄縣，為犄角之勢。在經過觀察後，八月十五日，燕軍趁中秋夜敵軍不備，偷襲雄縣；成功後又利用伏擊擊敗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編剩餘的部隊。八月二十四日，燕軍到達無極縣。從樵夫和中央軍被俘士兵處得知敵情，於是燕軍發動決戰。
明成祖 靖难之役
二十五日，燕軍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時偷襲中央軍，炳文逃回城中后，怒而迎戰。在燕軍主力與耿炳文軍相持時，朱棣親自率軍襲擊其側翼，耿炳文大敗潰逃，中央軍投降三千多人。中央軍狼狽逃回城中，城池差點失守。部將李堅、甯忠、顧成等被俘；士兵被殺、被俘數萬人（后放還）。耿炳文率殘部不到十萬人在真定堅守不出，燕軍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軍返回北平。顧成降燕之後，留在北平協助燕世子朱高熾守城。
耿炳文戰敗，朱允炆開始擔憂戰事，考慮換將。黃子澄說曹國公李景隆是名將李文忠之子，建議他接任；齊泰反對，但建文不聽。八月三十日，拜李景隆為大將軍，誓師出征，并召回耿炳文。李景隆以德州為大本營，調集各路兵馬包括耿炳文敗兵，增兵至五十萬人，九月十一日進至河間。
朱棣聽說朝廷以五十萬傾國之兵交付李景隆，大喜過望，說：「李景隆不會用兵，給他五十萬大軍，根本是自取滅亡。趙括之失必然重演，我軍必勝。」
明成祖 靖难之役
九月初一江陰侯吳高率辽东兵攻打永平郡，九月廿五，攻陷永平郡，決定趁勢偷襲大寧（今內蒙古寧城）以獲得其精銳部隊；另一方面利而誘之，將中央軍引至「空城」北平下。九月廿八，出師。。十月初六，燕軍經小路到達大寧城下。朱棣單騎入城），見寧王朱權，向朱權求救。在居大寧期間，朱棣令手下吏士入城結交并賄賂大寧的軍官等。十月十三，朱棣提出告辭，朱權在郊外送行，伏兵盡起，大寧軍紛紛叛變，歸附朱棣。於是朱權與王妃、世子等一同隨朱棣前往北平，而大寧的全部軍隊（包括其騎兵精銳朵顏三衛）都被朱棣收編。大寧成為空城。朱棣實力大增。十月十九，燕軍在會州整編，分立五軍（中前左右後）。十月廿一，入松亭關。
明成祖 靖难之役
十一月初五，渡白河（時已結冰，渡河處在今北京順義區東），打敗李景隆的哨探陳暉部隊萬餘人。李景隆大敗。李景隆令鄭村壩所有軍隊輕裝撤退。。燕軍輕易擊潰城下的敵軍，獲得大量物資。此戰中央軍喪師十餘萬。十一月初九，朱棣回到北平城，再次上書，惠帝不應。十二月十九日，朱棣出師攻打大同。十二月廿四，抵達廣昌，守將楊宗投降。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初一，燕軍抵達蔚州，守將王忠、李遠投降。二月初二，燕軍攻大同。李景隆前来救援。李景隆走出紫荊關后，燕軍從居庸關返回北平。中央軍兵力、裝備大量損失，士氣受到重創。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從德州，郭英、吳傑等從真定誓師北伐兵力增至六十萬。燕軍亦出。四月二十日，燕軍渡過玉馬河。四月廿四，燕軍戰鬥失利。。次日（四月廿五），再次交战。。四月廿七，燕軍進攻德州。初九，燕軍進入德州。五月十五，燕軍攻濟南，李景隆逃走。燕軍遂圍濟南。十月，朝廷召李景隆回南京。黃子澄、練子寧、葉希賢等上書，請求立斬李景隆。朱允炆不聽。鄭村壩之戰和白溝河之戰，使得两军攻守形勢逆轉。
明成祖 靖难之役
燕軍圍濟南。右參政鐵鉉、盛庸堅守。朱棣射信入城招降，未果。五月十七，燕軍掘開河堤，放水灌城。鐵鉉決定派千人詐降，誘朱棣進城。朱棣圍城攻打三個月。六月，惠帝遣使求和，朱棣不聽。七月，平安進軍河間，擾亂燕軍糧道。八月十六，朱棣撤兵回北平。盛庸、鐵鉉追擊，大敗燕軍，收復德州。
建文二年十月，朱棣決定再度南下，十月廿七到達滄州。燕軍僅用兩天就攻下滄州，徐凱等投降。燕軍自長蘆渡河，十一月初四到達德州。朱棣招降盛庸未果，遂南下。十一月，燕軍到達臨清，焚其糧船。燕軍從館陶渡河，先後到達東阿、東平，威脅南方，迫使盛庸南下。盛庸在東昌（今山東聊城）決戰。十二月廿五，燕軍至東昌。朱棣仍然親自率軍衝鋒，盛庸開陣將朱棣誘入，然後合圍，張玉被中央軍包圍戰死。次日，燕軍再次戰敗，遂北還。在擊退中央軍的阻截后，建文三年正月十六，燕軍返回北平。
明成祖 靖难之役
朱棣與姚廣孝商議，姚廣孝強烈支持再次出兵。二月十六，朱棣再次出師。三月二十日，燕軍探知盛庸在夾河（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縣附近，漳河支流）駐紮，於是駐紮在距對方四十里的地方。三月廿二，燕軍進兵夾河 。朱棣率領一萬騎兵和五千步兵攻擊盛庸軍左翼，不能入。此時燕將譚淵望見已經開戰，於是主動出兵攻打。朱棣、朱能等則趁中央軍調動產生的混亂，趁暮色向中央軍後方猛攻，斬殺莊得。此戰殺傷相當，但燕軍損失了大將譚淵。當夜，朱棣率領十餘人在盛庸營地附近露宿；次日（三月廿三）清晨，發現被中央軍包圍。朱棣再次利用禁殺之旨，引馬鳴角，穿過敵軍，揚長而去。中央軍愕然，不敢射箭。
朱棣回到營中，鼓勵眾將「兩軍相當，將勇者勝」，於是再次會戰，雙方互有勝負。戰鬥打了七八個小時后，盛庸大敗，損失了數萬人，退回德州。吳傑、平安引兵準備會合盛庸，聞庸已敗，退回真定。夾河之戰結束。夾河之戰重新確立了燕軍的優勢。閏三月初四，朱允炆因夾河之敗，再次罷免齊泰、黃子澄，謫出京城，暗中令其募兵。
明成祖 靖难之役
擊敗盛庸后，朱棣進軍真定 。閏三月初九，兩軍會於藳城交戰 。次日，復戰，南軍不能支，大敗而去 。朱棣將射成刺猬的軍旗送回北平，令世子朱高熾妥善保存，以警示後人。從白溝河、夾河到藳城，燕軍三次得大風相助而勝，朱棣認為這是天命所在，非人力所能為。夾藳之戰再次使南軍損失慘重，正面戰場戰事稍緩和。南軍改為通過談判、反間、襲擊後方等方式間接作戰。擊敗平安後，燕軍南下，先後經過順德、廣平、大名，并駐紮於大名。諸郡縣望風而降。
朱棣聽說齊黃被貶，上書和談，表示「奸臣竄逐而其計實行，不敢撤兵」。朱允炆得書，與方孝孺討論，方孝孺表示可以借此機會遣使回報，拖延時間，并懈怠其軍心；同時令遼東等軍隊攻其後方，以備夾攻。於是（四月）惠帝令大理寺少卿薛嵓去見朱棣，傳詔并秘密在軍中散佈相關消息。薛嵓見朱棣，說「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朱棣表示這連三尺小兒也騙不過。薛嵓無言以對。五月初一，盛庸、吳傑、平安等分兵騷擾燕軍餉道。朱棣遣使者進京表示盛庸等不肯罷兵，必有主使。惠帝聽從方孝孺的意見，將其下獄（一說誅殺），和談破裂。
朱棣見和談破裂，從濟寧南下，成功焚燒大量中央軍糧船，京師大震，德州陷入窘境。
明成祖 靖难之役
七月，燕軍進攻彰德，林縣投降。七月初十，平安自真定趁虛攻北平，擾其耕牧。朱高熾固守。朱棣分兵回援；（九月十八）平安與戰不利，退回真定。由於河北戰事不利，方孝孺想出了反間計，利用朱高熾（長子）和朱高煦（次子）的矛盾，先寫一封信給守北平的高熾，令其歸順朝廷，許以燕王之位；然後派人告訴朱棣和高煦（隨軍）世子密通朝廷，以使燕軍北還。但朱高熾得到信後，根本沒有拆開，將朝廷使者連人帶信一起送往朱棣處。反間計失敗。
七月十五，盛庸令大同守將房昭入紫荊關威脅保定，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朱棣回兵救援。朱棣分兵守保定，并包圍房昭的山寨。十月初二，燕軍與真定援兵和房昭軍決戰，房昭退回大同。十月廿四，燕軍回到北平。之後又擊敗了襲永平的遼東敵軍。
建文三年冬，南京有宦官因犯錯被處罰，逃到朱棣處，告知南京守備空虛。朱棣遂決定直接率兵南下，臨江一決。道衍亦支持不再與盛庸、平安等糾纏，直趨京師。
明成祖 靖难之役
1401年（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燕師復出。十二月十二，到達蠡縣（約在保定以南50公里）。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軍南下至館陶渡河，長驅直入。正月十四，陷東阿；正月十五，陷東平；正月十七，陷汶上；正月廿七，陷沛縣（進江蘇）；正月三十，到達徐州。惠帝見燕軍再次出動，三年十二月令駙馬都尉梅殷（惠帝的姑父，顧命大臣）任總兵官，鎮淮安。建文四年正月初一，將遷往蒙化的朱橚（廢周王）召回南京。命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援山東。
二月初一，何福、平安、陳暉進兵濟寧，盛庸進兵淮上。二月廿一，朱棣擊敗徐州的出戰軍隊，徐州自此閉城死守。朱棣繼續南下。三月初一，燕軍進逼安徽宿州。三月初九，抵達渦河（今安徽蚌埠市懷遠縣以北）。平安帶兵來追；但三月十四日在淝河中了朱棣所設的伏兵，只得退回宿州。三月廿三，朱棣遣將斷徐州餉道，鐵鉉等率兵圍攻，互有勝負。四月十四，燕軍進達睢水之小河，搭浮橋。次日，平安、何福領軍奪橋，雙方隔河僵持。數日後，中央軍糧盡，朱棣決定偷襲。半夜，渡河繞至敵後；四月廿二，雙方戰於齊眉山（靈壁縣西南三十里），中央軍大勝，斬燕將李斌。
明成祖 靖难之役
燕軍陷入窘境。四月廿三，燕軍眾將要求北返，朱棣不同意，說「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份人站於左側，朱棣怒。朱能這時強力支持朱棣，表示「漢高祖十戰九不勝，卒有天下」，堅定了燕軍堅持的決心。
這時，朝廷訛傳燕軍已兵敗，京師不可無良將，遂召回徐輝祖。四月廿五，考慮到在河邊不易防守，何福移營，與平安在靈壁（一作靈璧）深溝高壘作長遠之計。由於糧道被燕軍阻礙，平安親自率兵六萬護衛糧草。四月廿七，朱棣率精銳襲擊平安，將其一分為二；何福全軍出動救援，朱高煦也率伏兵出現，何福敗走。
中央軍缺糧，何福與平安決定次日（廿九）突圍而出，在淮河取得給養，號令為三聲炮響；次日，燕軍攻打靈壁墻壘，進攻信號正巧也是三聲炮響。於是中央軍以為是己方號炮，紛紛奪路而逃；燕軍趁勢進攻，中央軍全軍覆沒。靈壁之戰就此意外結束。此戰燕軍生擒了陳暉、平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員敵將，四名內官（宦官），一百五十員朝廷大臣，獲馬二萬餘匹，降者不計其數。只有何福單騎逃走。
靈璧之戰後，燕軍向東南方向直線前進。五月初七下泗州，朱棣謁祖陵。盛庸在淮河設下防線阻礙燕軍渡河，朱棣在嘗試取道淮安、鳳陽受阻後，遣朱能、丘福率士兵數百人繞道上游乘漁船渡河，五月初九從後方突襲盛庸，盛庸敗走。燕軍遂克盱眙。
五月十一，燕軍向揚州方向前進，五月十七到達天長（揚州西北50公里）。守揚州的監察御史王彬本想抵抗，但屬下反叛，趁其沐浴時綁縛之。五月十八，揚州不戰而降。隨後高郵歸降。
揚州失陷，金陵震動。朱允炆驚慌不已，與方孝孺商議後，先後定下如下幾個救急方法：下罪己詔；號召天下勤王；派練子寧、黃觀、王叔英等外出募兵；召回被貶黜的齊泰、黃子澄；遣人許以割地求和，拖延時間。
五月廿二，朱允炆遣慶成郡主（朱元璋的侄女、朱棣的堂姐）與朱棣談判，表示願意割地。朱棣說「此奸臣欲姑緩我，以俟遠方之兵耳。」郡主無言以對，遂返。
六月初一，燕軍準備從浦子口渡江，但遇到了盛庸最後的抵抗。燕軍戰不利，此時朱高煦引兵來援，殊死力戰，擊敗盛庸。隨後南軍的一支水軍部隊降燕，燕軍遂於六月初三自瓜洲渡江，并再次擊敗退守此地的盛庸。六月初六，燕軍至鎮江，守將率城投降。
六月初八，燕軍駐紮於龍潭（距京師金陵東約30公里），朝廷大震。朱允炆徘徊殿間，召方孝孺問計。方孝孺表示城中尚有二十萬兵，應堅守待援；即使真戰敗，國君為社稷而死，是理所應當的。可以再派大臣、在京諸王前往談判以拖延時間。於是六月初九，派李景隆、茹瑺等見朱棣，再次談判；朱棣表示割地無名，只要奸臣。六月初十，遣谷王朱橞（建文元年逃回京城）、安王朱楹等第三次前往談判，無果。
六月十二，外出募兵的大臣們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諸王和武臣們守衛各門。時左都督徐增壽（徐達子，輝祖弟）謀內應，被一群文官圍毆。
六月十三，燕軍抵金陵（南京）。徐增壽作內應，事敗，被朱允炆親自誅殺於左順門。守衛金川門（位於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橞和李景隆望見朱棣麾蓋，開門迎降。
燕軍進南京，朱棣入城，朱允炆見事不可為，遂在皇宮放火。馬皇后死於大火，朱允炆本人不知所終；此後其下落成為千古謎團。
明成祖 南京称帝
朱棣进入南京後，並未立即登基即帝位，須知當初朱棣起兵，是以“清君侧”為由，為了建立其即帝位之正當性，做了以下三件事：
第一，宣稱建文帝朱允炆已自焚身死：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南京城陷時，皇宮大火，馬皇后葬身火海 。隨後朱棣入城，派人找出馬皇后的屍體，指認其為朱允炆，並執其手哭「癡兒，何至是！」 。
第二，誅殺建文帝朝重臣，即所謂“清君侧”：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誅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並滅其族，以懲其惡 。
第三，謁明孝陵：朱棣进城之时，翰林院編修楊榮迎於馬首，說：「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提點朱棣應先要拜謁太祖陵寢（明孝陵），而不是急著先登帝位 。次日（建文四年六月十四日）起，諸王及文武群臣多次上表勸進，朱棣不允 。建文四年七月十七日，朱棣謁明孝陵，諸王及文武群臣暨軍民耆老，再三勸進，朱棣再三推辭，最後為江山社稷計，不得已於當日登基即位 。
建文四年七月十七日，朱棣登基即位，改元永樂，時年四十二歲，是為明成祖 。明成祖重建奉天殿（舊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璽。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封王妃徐氏為皇后。
明成祖 南京称帝
朱棣登基称帝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追赠封王两人，为：朱能（东平武烈王）；张玉（河间忠武王）。
封公二十三人，为：朱能（成国公）；丘福（淇国公）；徐增寿（定国公）；陈亨（泾国公）；郭亮（兴国公）；李彬（茂国公）；李遠（莒国公）；柳升（融国公）；徐忠（蔡国公）；袁容（沂国公）；郑亨（漳国公）；姚广孝（荣国公）；张信（郧国公）；王聪（漳国公）；顾成（夏国公）；张武（潞国公）；陳珪（靖国公）；薛禄（鄞国公）；王真（宁国公）；吴允诚（凉国公）；李讓（景国公）；孟善（滕国公）；張輔（英国公）。
封侯十五人，为：陳瑄（平江侯）；何福（宁远侯）李濬（襄城侯）；孙岩（应成侯）；房宽（思恩侯）；王友（清远侯）；王忠（靖安侯）；劉榮（广宁侯）；火真（同安侯）；王寧（驸马都尉，永春侯）；宋晟（西宁侯）；郭义（安阳侯）；谭渊（崇安侯）；柳升（安远侯）；薛绶。
明成祖 南京称帝
封伯十八人，为：陈贤（荣昌伯）；陈旭（云阳伯）；刘才（广恩伯）；张兴（安乡伯）；房胜（富昌伯）；徐理（武康伯）；徐祥（兴安伯）；金玉（会安伯）；高士文（建平伯）；陈志（遂安伯）；唐云（新昌伯）；茹瑺（忠诚伯）；王佐（顺昌伯）；许诚（永新伯）；薛斌（永顺伯）；薛贵（安顺伯）；赵彝（忻城伯）；朱荣（武进伯）。
明成祖登基后不承認建文年號，七月初一（一說六月十八日），將建文元、二、三、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元年。凡建文年間貶斥的官員，一律恢復職務（如靖難初期因離間被貶的江陰侯吳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間的各項改革一律取消；建文年間制定的各項法律規定，凡與太祖相悖的，一律廢除。但一些有利於民生的規定也被廢除，如建文二年下令減輕洪武年間浙西一帶的極重的田賦，至此又變重。
明成祖 南京称帝
明成祖在靖難之役結束后，为了佐证他“清君侧”的起兵宣言，向金陵軍民發布公告：「諭知在京師的軍民人等，我先前一向守望我藩的封地，卻因奸臣弄權作威作福，導致我家骨肉被其殘害，所以不得不起兵誅殺他們，乃是要扶持社稷和保安宗親、藩王。今次研擬安定京城，有罪的奸臣我不敢赦免，無罪者我也不敢濫殺，如有小人藉機報復，擅作綁縛、放縱、掠奪等事情因而禍及無辜，並非我的本意。」
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誅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幾乎都是文官），滅其族，史稱壬午殉難。其中據清修《明史》、明遺民談遷所著《國榷》、明朝官方史書《明實錄熹宗實錄》記載，方孝孺被誅十族（九族加朋友門生），受牽連而死者共873人，充軍等罪者千餘人，當中被救的倖存者有假借余姓逃過一劫的方孝孺的幼子方德宗。而因黃子澄受牽連的有345人。景清降後密謀行刺，事敗，八月十二被殺，滅九族；後屠其家鄉，謂「瓜蔓抄」。
此外，眾多建文舊臣如卓敬、暴昭、練子寧、毛泰、郭任、盧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謝升、丁志方、甘霖、董鏞、陳繼之、韓永、葉福、劉端、黃觀、侯泰、茅大芳、陳迪、鐵鉉等等也都被酷刑處死或自盡，史稱：「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他們的家屬和親人也被牽連，死者甚眾。被流放、逼作妓女及被其它方式懲罰的人也不少。明仁宗即位後，大部份人始獲赦免，而餘下的人的後代卻遲至明神宗時始獲赦免。建文帝被朱棣篡位後，朝野為之盡忠死節者甚眾，不及備載。
在大肆誅殺之外，當月，明成祖將忠於建文帝的魏國公徐輝祖下獄，但顧及其父是中山王徐達，其姊即成祖仁孝文皇后，還是釋放了他，僅削其爵位。輝祖死後，其子嗣魏國公爵。黃觀被明成祖所嫉恨，其狀元的身份被革去，故明代保持三元及第記錄的只有商輅一人。耿炳文、盛庸、平安（靈壁之戰降）、何福、梅殷等将领投降後都受到迫害自杀身亡。
明成祖 巩固統治
永乐初，明成祖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親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𤐤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仅留朱允𤐤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𤐤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当其皇位较巩固时，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军事上，为了填充边塞藩王内迁后的空白，以何福充总兵官镇守陕西等处，韩观充总兵官镇守江西等处为开端，明成祖陆续在山东、云南、浙直、辽东、广西、贵州、甘肃、大同、江西、广东、陕西等十三省、镇设立镇守总兵，同时对镇守西北地区的宋晟与镇守西南地区的沐晟通过联姻等方式加以笼络，得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
明成祖 巩固統治
在政治上，明成祖继续实行太祖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內閣，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讦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
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過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的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强化专制统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觉得锦衣卫不足以达成目的，決定設立一個稱為「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的新衙門，地點位於燕京（今北京）東安門之北，一說東華門旁。（今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據說系原东厂所在地。）
明成祖 巩固統治
東廠的行政長官為欽差掌印太監，全稱職銜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簡稱提督東廠，尊稱為「廠公」或「督主」。初設時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後因事務繁雜，改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東廠的屬官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員，由錦衣衛千戶、百戶來擔任，稱貼刑官。隸役（稱掌班、領班、司房，共四十餘人）、緝事（稱役長和番役）等軍官由锦衣卫撥給。
明初《大明律》明令：「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爾扮帝王后妃、忠臣節烈、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與同罪」，以壓迫雜劇創作，明成祖即變本加厲，以極刑來禁止此類雜劇的印賣：「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該律所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明成祖 永乐盛世
明成祖十分重視經營北方，加之自己兴起于北平（今北京），因此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為行在，設六部，增設北京周圍衛所，逐漸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軍事中心。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开始了營建北京天壽山長陵，以示立足北方的決心。與此同時，爭取與蒙古族建立友好關係。韃靼、瓦剌各部先後接受明政府封號。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親自率兵五次北征，鞏固了北部邊防。永乐五年（1407年）開工修建北京宮殿也就是紫禁城（但後來部分宮殿被李自成放火燒毀，清初又重新修復），直至永樂十八年(1420)始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遷都，定鼎北京。
明成祖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
明成祖 永乐盛世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亂後，設立貴州布政使司。為加強對烏思藏（今西藏）地區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給予封賜，尊為帝師。不過，史學界對明朝是否實際統治了西藏存在較大的爭議。
明成祖 永乐盛世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但明朝并未在烏思藏等地区驻军。亦有学者通过对比元朝对于西藏的实际管辖，认为明朝上面这些对藏人名义上的封授并不能被认为拥有在西藏的实际政治权力。《劍橋中國明代史》亦指出：「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西藏人都未覺得他們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們無須中明朝居中調解而維持著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係。」
明成祖 永乐盛世
东北边疆，永乐七年（1409年）在女真地區，設立奴儿干都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正式招抚诸部，擴大明朝東疆。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餘。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駐數年而輪調的流官，后为當地部落領袖所世袭。明成祖為了安撫東北女真各部，在歸附的海西女真（位於松花江上游）與建州女真（位於松花江、牡丹江之間）設置衛所，並派宦官亦失哈安撫位於黑龍江下游的野人女真。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了库页岛，宣示了明朝对此地的主权。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永宁寺碑，清代曹廷杰于1885年曾拓回碑文。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明成祖 永乐盛世
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里迷（尼夫赫人）、苦夷（阿伊努人）、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据《明史》记载，奴儿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明宣宗即位后，奴儿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共持续25年。
西北边疆，永乐四年（1406年）設立哈密衛。此前，察合台的后裔肃王兀纳失里於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向明朝纳贡，被明太祖封为哈密国王。其子脱脱向明成祖朝贡，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宣布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之后，哈密国成为设有明朝羁縻卫所的王国，忠顺王是哈密国王，哈密卫指挥使掌握哈密兵权，另有汉人长史。
明成祖 永乐盛世
明成祖很重视河工，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於疏浚會通河為保證北京糧食與各項物資的需要。朱棣命開漕運。漕運在元朝至元年間即有，然而卻因會通河一段水淺而無法大量載運物資，於是元朝均以海運為主。明朝初期，傳餉遼東、北平的途徑也均以海運為主。洪武二十四年，黃河在原武絕口，會通河於是被淤。
永乐年间，明成祖遷都北京，採用河路、海路并運。當時海運危險且多有損失；而河運卻經過淮河轉沙河，然後經過黃河進入衛河，於此轉入北京，陸運須經過八個衛所，勞民傷財。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建議浚通會通河，使得元朝運河恢復。於是，朱棣命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前往治理。會通河首要問題為水源不足，宋禮採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議，修築埋城與戴村坝，橫截汶水向南，經河面最高端南旺分水，流入運河，且使黃河不會影響漕運。同年八月還京，論首功，受上賞。
明成祖 永乐盛世
次年，因御史許堪進言衛河水患，朱棣再命宋禮前往治理。宋禮在魏家灣分支黃河，泄水入土河，於是從德州西北開一支支流，到海豐、大沽流入大海。此時，宋禮以海運損失巨大、勞民傷財，上言請求停止海運，而恰逢平江伯陳瑄治理長江、淮河等告竣。於是河運從此昌盛，可運大型物資。永樂十三年，朱棣遂終止海運。
永乐十三年（1415年）鑿清江浦，使大運河重新暢通，對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永乐年间，明成祖还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
对外关系方面，除了安南在永乐年间被明成祖以武力纳为郡县外，明朝整体对外关系保持了和平。
东北方面，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接受高丽恭让王禅让，建立朝鲜王朝，明太祖虽然根据其意愿赐予“朝鲜”为其新国号，但始终不予正式册封，两国还发生两次表笺风波，关系紧张，朝鲜国内甚至出现征伐辽东的思潮。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李芳果在其弟李芳远发动第一次王子之乱后获得建文帝册封。其后李芳远发动第二次王子之乱即位后，仍旧在建文三年（1401年）获得建文帝册封。明成祖取得靖难之役胜利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重新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两国关系由此进入稳定的宗藩关系。
明成祖 永乐盛世
与日本的关系，明成祖即位后，遣使日本，成功与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位将军足利义满建立起外交关系，足利义满在永乐元年（1403年）接受明成祖册封为“日本国王”，两国不仅建立起政府层面的勘合贸易，足利义满还动用官方力量帮助明朝处理明初倭寇问题。明成祖还在永乐四年（1406年）封日本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永乐六年（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后，继任的其子足利义持很快改变政策，与明朝断绝外交关系，加之倭寇猖獗，明成祖甚至一度动了征伐日本的念头，不过后来随着对倭寇作战胜利，并没有实行，但两国关系也因此再度转冷。
与帖木儿帝国方面，帖木儿去世后，帖木儿帝国陷入内战，最终夺取政权的沙哈鲁释放了此前拘留的明朝使者，两国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隨後西域的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準、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全國統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疆稳定的局面下，为整理知识，明成祖令解縉等人修书。編撰宗旨：「凡书契以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於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過目後認為「所纂尚多未備」，不甚滿意。永樂三年（1405年）再命姚廣孝、鄭賜、劉季篪、解縉等人重修，這次動用編寫人員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啟用了南京文淵閣的全部藏書，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進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滿意，親自為序，並命名為《永樂大典》，清抄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書。
《永乐大典》由解縉、太子少傅姚廣孝和禮部尚書鄭賜監修，組織上設監修、總裁、副總裁、都總裁等職，負責各方面工作。監修：解縉、姚廣孝、鄭賜；總裁：副總裁：蔣用文、趙同友；都總裁：陳濟。
《永乐大典》修書過程對所收錄的書籍沒有做任何修改，採用兼收並取的方式，保持了書籍原始的內容。明成祖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未有任何刪節，這是清朝《四庫全書》無法相提並論的。但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而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永乐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現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間的抄本。
明成祖 郑和七下西洋
明成祖时期，为了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同时确立自己即位的正统性，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初名馬三寶）率领船队六次出使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浡泥国王墓）和德州（苏禄国王墓）。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明成祖 郑和七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郑和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
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六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出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明成祖 郑和七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浏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不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現存于科倫坡博物館。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明成祖 郑和七下西洋
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郑和回国獻亚烈苦奈儿与永樂帝，朝臣齐奏诛杀，永樂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
明成祖 郑和七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