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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 生平
在金泳三任期的最后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高负债运营的韩国财阀遭到毁灭性打击，9家财阀相继宣布破产。财阀多米诺牌式的轰塌使大量国际资本撤离韩国，韩国外汇储备剧降，韩圆迅速贬值:1-2:206-207。进行经济改革重振韩国经济，成为刚刚上任的金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金大中对财阀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禁止债务互保、避免过度负债经营、实行专业化经营避免“章鱼爪式”的发展模式、加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治理财阀拥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体制、停止财阀内部相互投资行为以及非法内部交易、防止不正当的财富积累等。在与现代、大宇、三星、LG、SK当时韩国的五大财阀掌门人早餐会议商讨后，金大中上台之后随即出台了针对财阀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和《三项补充任务》。在“5+3任务”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针对财阀采取了“关闭、帮助和交换”三种应对方式。对于没有希望存活的公司，政府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进行关闭。截至1998年6月，共有包括当时韩国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在内的55家大企业被关闭。“大马不死”的神话也随着大宇集团的倒闭而被打破:172。对于那些负债严重但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金大中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资金帮助。截至1998年6月，共有83家公司因此受益走上了重组的道路。韩国当时最大的财阀现代集团也在金大中的经济改革中被解散、重组:49-50。除此之外，金大中政府还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通过将不同大财阀旗下的同行业公司进行合并重组，使大财阀互换业务。此举旨在解决重复投资和企业业务范围过大的问题。不过由于财阀的游说和政府的不坚定，很多交易最终变成了两个公司的简单合并或收购，因此没有达到业务互换的目的。这为改革的不彻底留下了伏笔。在改革大财阀体制的同时，金大中政府全力扶持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以减少财阀在韩国GDP的权重。为应对世界发展的潮流，金大中提出科技立国的发展道路，并把发展信息技术提升为国家战略。他经常说：“我希望自己成为振兴IT业的总统。”金大中对信息科技产业的扶植为韩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竞争力。另外，金大中还倡导发展文化产业，为韩国文化跻身全球舞台做出重要贡献。1999年，金大中将文化部门的预算提高了40%，使文化预算首次占到总预算的1%:525。韩国文化产业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受益匪浅。“韩流”也在这个时期在亚洲兴起的。
金大中 生平
长期以来，韩国实行“官制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不健全，银行机构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在本国金融体系还不成熟，缺乏相应监管措施的情况下，失序开放金融业，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导致本国的金融危机。为应对危机，韩国在1997年12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83亿美元的援助。依据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一揽子措施，金大中政府对韩国金融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197。1997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十三项金融改革措施。依照新的《韩国银行法》，央行行长经国会商讨后由总统直接任命，掌管最具政策制定权的货币委员会，从而切断了财经部对央行的实际控制权，增强了央行的独立性。1998年4月，直属于青瓦台，负责监督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成立，成为韩国金融监管体系发展的转折点。金融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使金融监管职能从财经部和韩国银行中分离出来。依据《金融产业构造改善法律》，金融监督委员会全权负责韩国金融重整。在存款保险制度方面，1997年12月31日，韩国通过修订《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存款保险制度。1998年4月1日，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承担存款保险责任的范围被扩大到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人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和信用社的所有存款。另外，为应对金融危机，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的职能也被拓展，可通过发行债券购买问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此外，金大中政府还一改韩国以往消极封闭的外资政策，对外国投资积极开放，使韩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1999年，韩国引进外资金额从1998年的89亿美元猛增到15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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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结构调整方面，金大中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关闭、合并重组与民营化，并在1998年一年向银行业注入556亿韩元的公共基金消化“不良贷款”。在1998至2003年初这段时间，32.4%的韩国金融机构被关闭。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严重的综合金融社，93%被关闭，至2003年仅剩下三家在正常运营。另外，金大中政府还积极引进外资参股银行业，提高外资控股比例。据韩国中央银行统计，2003年外国投资者在韩国银行业的控股水平高达38.6%。为增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金大中政府还引进以美国为标准的快速修正行为（PCA）体系，制定了与国际准则相比更为谨慎的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从1998年7月1日，韩国开始严格了准备金制度。1998年6月起，韩国还提高了金融业会计核算和政府稽核的标准。此外，金大中政府还加强了对短期外币债务的风险管理。国家以国际信用评级为标准揭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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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大中政府的积极应对下，韩国在很短的时间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1999年12月6日，金大中正式宣布金融危机结束。韩国成为东亚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中最早恢复的国家。到2001年8月，韩国的外汇储备已由危机时的39亿美元恢复到978亿美元，外汇储备量世界第五；韩圆兑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在11300：1的水平；失业率由1998年2月的5.9％降为3.4％；外债也同时大幅减少，由1997年末的1800亿美元降至1270亿美元，并成为净债权国。2001年8月23日，韩国提前3年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339。
由于韩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扶植大企业发展，政府与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过度的非市场经济的关系，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滋生，政府效率低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为应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金大中提出了建立“小而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为此，他开展了调整公共部门结构、改革行政运营系统和改善对国民服务三个方面的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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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至2001年间，金大中进行了三次旨在转换政府职能，以适应行政需求变化的机构调整。这些调整加强了总统权限，增强了内阁调节经济的能力，强化了对食品药品安全、女性权益维护、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等社会职能的监管力度。与此同时，金大中对政府公务员的人数进行了精简，使韩国公务员人数减少到1992年10年前的水准。2002年，韩国公务员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在OECD国家中是最低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另外，金大中还通过积极开展国有企业的私营化，进一步缩小公共领域的范围。到2002年，共有74家国有企业完成了私有化进程。此外，金大中陆续将138项原属中央政府的业务和权限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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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运营系统改革方面，金大中政府先后出台、修订了《责任运营机关设置法》、《国家公务员法》、《公务员薪酬规定》和《开放型职位运营规定》，通过引入开放型任用制、责任运营机关制和成果薪金制进行组织、人事运营系统的改革。两成司局级干部职位向外公开招聘，非政府民间人士可以与政府公务员共同竞争高级岗位。“开放型”的人事任用制度使政府可以通过聘用专业人员来提高专业化程度。公务员的薪酬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结合，为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提供了激励机制。一些行政职能通过成立“责任运营机构”独立执行。这些机构通过契约的形式与所属的政府部门明确工作目标和人事财务状况，拥有宽松的政策和人事任命权。“责任运营机构”的工作结果由政府部门领导进行评估。根据“结果管理”制度，政府可以视其工作结果，返还全部或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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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政府对国民服务方面，金大中政府从1998年开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广泛推行行政服务宪章制度，并对警察、住宅、交通、教育、环境、福利和劳動、食品和卫生等国民不满程度最高的领域进行了提高服务方面的改革。为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金大中还提出五年内实现“电子政府”的计划。2001年，金大中电子政府的门户网被联合国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部（UNDPEPA）和美国公共管理协会评为全球十大政府门户网站范例之一，其中首尔的民事业务公开系统，被国际公认为政府反腐败建设的典范。金大中的“电子政府”计划在他之后的各届政府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目前，韩国已经成为电子政务的世界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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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奉行“经济增长第一、福利第二”的发展政策，韩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所在的比例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大批企业倒闭和高升的失业率，建设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金大中政府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同时也是IMF对韩金融援助的条件之一。为此金大中将发展“生产性福利”作为改革的方向。为加速劳动弹性化的进程，韩国的工会、资方和政于1998年1月成立了劳资政委员会，并在同年2月签订了“三方协议书”，使处于财务困境的企业裁减雇员合法化:342。同时国家在原则上担负起了包括保障社会最低生活在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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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保险方面，金大中政府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至2000年，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工人都合法拥有有了失业保险、工伤事故赔偿保险、国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雇主、雇员和政府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险缴费率都进行了调高。金大中还对韩国原来地区分割运营的医疗保险进行和合并，于2000年7月建成了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体制，并依照修订的《药剂师法》推行了医药分离:602-603。在社会救济方面，《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在1999年出台，通过国家财政资助低收入阶层来保障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和支援国民自立。此外，在金大中任职期间，韩国还先后制定或修定了《家庭暴力防止法》（1998年）、《父母福利法》（2002年）、《儿童福利法》（1999年）、《残疾人福利法》（1999年）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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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大中执政期间，韩国的人权状况獲得大幅提升。2001年1月，《疑问死亡真相纠正特别法》、《民主化运动有关人士名誉恢复及其补偿的相关法律》、《济州“4·3”事件真相纠正及牺牲者名誉恢复相关法律》等人权法律、法规在韩国国会通过。經由这些法律，韩国过去民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獲得了平反，受害人或其亲属得到政府的赔偿。同年5月，在金大中的催促下，韩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人权委员会法》。同年11月，不受任何人干涉和指挥的独立人权机构，国家人权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为韩国人权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由于在野党和保守机构的强烈反对，修改备受批评的韩国《国家保安法》修正案未能获得通过。但为修订《国家保安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强调谨慎执行《国家保安法》的必要性，并加强执法过程中的人权意识。为了保障受刑人的人权，金大中政府修正了刑法。修正后的刑法为受刑人的申訴权提供保障，并改善惩罚制度，禁止教導所的工作人员任意使用戒具。修正后的刑法还允许受刑人读报、不限制受刑人发型、允许未判决犯人不穿囚衣。刑满释放的人员享有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援助。:64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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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政府为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保证女性权益方面做了诸多的努力。1998年7月，金大中政府开始实行旨在消除家庭暴力的《家庭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和《家庭暴力预防和受害者保护法》；1999年1月，公布了《反性别歧视与受害人援助法》。2001年1月，韩国有史以来的首个女性部成立。民主党女议员韩明淑經金大中任命为韩国女性部首位长官（部长）:640-641。另外金大中在文化观光部、环境部和保健福利部启用了四名女长官。精通俄语的李仁浩被任命为韓國駐俄羅斯大使。:319-3202002年1月3日，陸軍上校梁承淑升任准將，成為韓國史上首位女性将領。金大中为她授予了三精刀:673。同年1月29日，金大中任命前政策企划首席代表朴智元为青瓦台首位女性发言人:674。7月11日，金大中任命了韩国首位女代理总理张裳: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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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生于日據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经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他一直深信南北和解是“结束国家分裂悲剧，令祖国统一的最佳方法”，也是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繁荣的前提。早在1971年金大中第一次竞选韩国总统的时候，他就大胆提出了南北“三阶段统一论”的方案 ，主张“南北交流，对共产党国家敞开外交大门，与朝鲜半岛周边四大国和平合作”。这在当局还在提倡“灭共统一”的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1972年，他还提出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取得国际社会交叉承认等主张。1980年代初，金大中根据国际形势对“三阶段统一论”进行了调整，提出通过“和平共存与交流—邦联—完整统一”三个阶段实现南北和平统一。1993年，金大中在德国考察了两德统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三阶段统一论”的方案。1995年8月出版的《金大中的三阶段统一论》提出了“南北联合－联邦制－统一国家”的三阶段统一方案。:157-159:416-417:253-256经过30年的研究，他认为“三阶段统一论”是正确的，因此他要做“统一总统”: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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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金大中上任总统后，有“阳光政策”之譽的南北和解政策正式开始付诸实施。在金大中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阳光政策”的三项指导原则：第一，韩国絕不容忍朝鮮破坏和平的任何军事挑衅；第二, 韩国没有吞并朝鲜以求实现统一的任何意图；第三,韩国将扩大同朝鲜的和解与合作。1998年3月26日，在金大中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韩国统一部部長康仁德作了关于新的“北韩政策的指导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取得通过和平、和解和合作来改进南北关系的目标，金大中政府将推行以下具体政策：第一，南北方必须忠实履行双方于1991年12月达成的“基础协议”；第二，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鼓励发展南北间的经济合作，增加对朝投资，简化经济合作许可程序；第三，力促红十字会与朝鲜优先解决离散家属团聚问题，并为离散家属团提供团聚费用政府补助，简化互访的法定程序；第四，通过发展农业和经济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帮助朝鲜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第五，限制和消除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现军备控制；第六，支持朝鲜与美国、日本，以及其它西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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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16日，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赶着500头黄牛穿越板门店进入朝鲜，开启了著名的“黄牛外交”，也拉开了南北经济合作的序幕:446。阳光政策不是对朝鲜简单的包容政策，而是以坚定的安保为前提的。1999年6月15日，南北发生“第一次延坪海战” 朝鲜舰艇护卫着朝鲜渔船越过了北方警戒线。双方最终武装交火，朝鲜一艘鱼雷艇被击沉，一艘警备艇严重破损:507-509。2000年3月，在南北民间交往发展的基础上，韩国文化部部长朴智元与朝鲜特使宋浩京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秘密会谈。次日，正在德国访问的金大中发表了敦促南北和解的讲演《柏林宣言》。同年4月8日，南北特使在北京就首次首脑会晤达成共识，即《4·8协议书》。:54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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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13日，金大中正式出访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兼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历史性的朝韩首脑会晤。这是朝鲜半岛分裂半个多世纪来，双方领导人的首次会晤。金大中抵达平壤时，受到了金正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等朝鲜领导人的迎接和60万平壤市民的夹道欢迎。6月13日-15日，金大中就南北和解和统一、散家属团聚、双方交流合作等问题与金正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所有领域达成共识，并于6月15日发布了《南北共同宣言》。《南北共同宣言》内容包括：北南双方自主解决国家统一；双方将朝着各自提出的“联邦制”和“邦联制”的共同点促进统一；通过经济合作，均衡地发展民族经济，并加强社会、文化、体育、卫生、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8月15日之前交换离散家属访问团；双方尽快举行当局间的对话，金正日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韩。朝韩首脑会晤意义深远，为创造半岛和平提供了契机:553-575。同年10月13日，金大中因对朝鲜半岛和平和民主事业的突出贡献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為韓國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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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得到空前和解。2000年8月15日光复节，南北双方时隔15年再次举行了离散家属团聚:589。同年9月15日，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韩朝双方体育代表团高举朝鲜半岛旗帜首次共同入场:595。9月24日，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一哲率领的由13人组成的朝鲜代表团越过板门店，参加在济州岛举行的南北国防部长会谈。会谈结束后，金大中在青瓦台接见了金一哲一行。这是朝鲜军方首脑首次穿越军事分界线和到访青瓦台:597。韩国现代峨山集团同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的金刚山旅游项目，开城工业园区，南北铁路连通工程等都开始于金大中执政时期:38。阳光政策对朝鲜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2000年，朝鲜先后与英国、意大利等10多个西方国家建交或复交。2002年，朝鲜开始了较为深入的经济改革。阳光政策在金大中之后的卢武铉政府得到延续和发展。不过，2003年有关金大中政府在南北首脑峰会前通过现代峨山向朝鲜汇款的丑闻曝光。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因此遭到质疑和指责。2008年李明博出任韩国总统后，阳光政策被放弃:137。
金大中 纪念
金大中去世的第二天，考虑到他生前对国家和民族的莫大贡献，李明博政府从全局考量决定为他举行为期六天的国葬。国葬期间，韩国全国降半旗。这是继朴正熙1979年遇刺身亡而举行的国葬后，韩国三十年来首次举行国葬，也是首次为前总统举行国葬。葬仪委员会由来自韩国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和经济界的人士以及遗属推荐亲人等2371人构成，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葬仪委员长为时任韩国国务总理韩升洙。
金大中 纪念
2009年8月23日下午2时，金大中的喪禮在韩国国会前院举行。金大中遗孀李姬镐等遗属、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和夫人金润玉、前总统金泳三、各國驻韩使节、代表及韩国民众等三万多人参加。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美国前国务卿和日本前眾議院议长河野洋平等各國政要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前来吊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金大中去世后，向金大中遗属发来了唁电。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己男率领的朝鲜吊唁团21日到金大中灵堂进行了吊唁，并慰问金大中家属。喪禮持续约九十分钟。總理韓昇洙在悼词中说：「总统阁下为民主主义、人权、和平及民族和解奉献了一生。他的足迹将作为我们的光荣历史永世流传。」喪禮後，金大中的靈柩移送往国立首尔显忠院安葬。灵车途径汝矣岛民主党党社、东桥洞私宅（已扩建为“金大中和平中心”）、光化门世宗十字路、首尔广场及首爾車站等市內地标。数十万民众在灵车经过的地方，夹道为金大中送行，场面十分感人。
2003年2月，延世大学将金大中捐赠的亚洲太平洋和平财团总部大楼改建成金大中圖書館。这是韩国首座总统图书馆。图书馆由延世大学统一研究院管理。馆内藏有金大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金大中生前照片、遗物和数万件金大中捐赠的、与金大中有关的，以及延世大学添加的朝鲜半岛统一研究方面的书籍。
金大中的故乡木浦市建立有“金大中纪念馆”。金大中母校“木浦第一高中”的图书馆前立有金大中的铜像。韩国光州广域市的金大中會議中心，以及连接全罗南道新安郡和务安郡的金大中大橋都以金大中的名字命名。
2010年8月，在金大中逝世一周年之际，韩国三人出版社出版了《金大中自传》，在韩国产生热烈影响。此书刚一发行，八万册图书就被销售一空。日本NHK电视台曾在金大中生前拍过一部题为《金大中献给日本人民的自传》的纪录片。该片创NHK成立以来的纪录片第二高收视率:173。2002年，日韩两国合作拍摄的金大中綁架事件题材电影《KT》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
金大中 家庭
金大中的第一任夫人是车容爱。两人于1945年4月9日结婚:36，婚后育有金弘一和金弘業两子；金大中的第二任夫人是李姬镐。两人在车容爱去世两年后的1962年5月10日结婚，婚后有一个儿子金弘杰:85-103:68-72。在金大中因反对独裁统治被捕入狱期间，长子金弘一曾遭当局的拘捕并被严刑拷打，腰部受伤；次子金弘业曾遭当局的拘留审讯；小儿子金弘杰当时还在上高中而免遭迫害。金大中的三个儿子都曾因受贿被判刑，其中两个被拘捕。金大中为此曾五次向国民道歉，并于2002年5月6日宣布退出他所在的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12。
金大中 评价
金大中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韩国现代史。金大中在85岁生日时，在日记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金大中的大半生都在为韩国的民主奮鬥。为此他几度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六年，两次流亡国外，五次面临死亡威胁。1998年2月，金大中入主青瓦台，成功实现韩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朝野间政权的和平交替。很多韩国人认为金大中在朴正熙主导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后，主导了韩国社会的民主化。有韩国学者认为随着金大中的离去，韩国社会已经告别了“现代化第一阶段”。在金大中逝世后，韩国时任总统李明博称赞他是“在职业生涯中是一名不知疲倦的、捍卫民主的斗士”。《时代周报》说：“八十五个春秋，从贫民到总统，金大中用自己的生命故事照亮了韩国的夜空，映照着韩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历程。”《纽约时报》称他是“亚洲曼德拉”。日本《朝日新闻》称金大中的离去是韩国政治“巨人时代”的终结，并认为他要比韩国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更能在历史上留名。
金大中 评价
金大中上台执政之初，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金大中通过对企业、金融、公共部门和劳资四大领域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韩国民众克服了危机，并实现了韩国经济从出口低级产品向以信息为中心的高科技型经济的转型。这方面金大中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东亚日报》在金大中卸任之际，针对其五年执政业绩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服金融危机被韩国民众认可为金大中的最大政绩。
金大中是朝鲜半岛和解的先驱。早在东西方冷战和南北方对峙紧张的1970年代，他就以极大的胆识提出南北韩统一方案。1997年，金大中出任韩国总统后，推行了世界瞩目的“阳光政策”，推动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半岛局势的缓和。2000年6月，金大中与金正日在平壤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在金大中执政的五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交流、合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和发展。2000年，金大中因对朝鲜半岛和平发展的卓越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金大中 评价
金大中执政期间，韩国成功举办了1999年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三届亚欧首脑会议、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和2002年亚洲运动会有效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与威望，并改善了与邻国的关系。金大中执政期间开展的企业民营化、改善国民年薪制度、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纳税体系、稳定市民房价等政绩也都得到韩国民众的好评。
民调显示33%的人认为反腐不力和用人不当是金大中执政期间最大的失误。金大中上任之时是高举反腐大旗的。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金大中政府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在美国商务部2000年发布的一份各国履行经合组织《防止贿赂议定书》状况的报告中，金大中政府的反腐败努力得到高度的评价，韩国被称为模范成员国之一。执政期间，金大中倡导通过改革规章制度从源头上防止腐败。2001年，经过六年的酝酿，韩国国会通过了《腐败防止法》，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金大中本人也一生清廉。据韩联社报道，金大中去世后遗产只有12亿韩圆。金大中曾就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受贿入狱之事进行强烈批评。但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他的三个儿子却纷纷因涉嫌受贿或逃税被起诉或拘捕。这不得不说是这位反腐总统“晚年最大的悲哀”。金大中在卸任之前也公开表示，在他执政的五年间最大的憾就是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另外，金大中政府的多名高官也因腐败问题纷纷被起诉。金大中的亲信在首次朝韩首脑会晤前通过现代集团向朝鲜汇款的事情也使得金大中的“阳光政策”遭到批评。
白昭蓮
白昭蓮教授（Prof Jill Sinclair Bell），是前任香港教育學院英文系的系主任、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顧問評審團成員。她的專長是第二語言的語文教學、語文與身份的關係及社會語言學。她本身是英國人，早年在伯明翰大學取得文學榮譽學士學位及文學碩士，及於多倫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曾在世界各國教授過英語教學。她曾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大學任教雙語教學，並在研究期間學習中文。曾多次組織教學交流活動，帶領香港的英語老師前往中國大陸的偏遠地區（例如：內蒙古）作教學交流。
浙江科技大学
浙江科技大学（英語：，缩写ZUST）简称：浙科大、浙科，为浙江省属全日制本科高校，是一所具有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和外国留学生、港澳台学生招生权的特色鲜明的应用型省属本科高校，主校区位于杭州西湖区小和山高教园区，分校区位于安吉教科文新区，被教育部列为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入选高校、“浙江省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单位。
学校前身为成立于1980年的浙江大学附属杭州工业专科学校，自1987年杭州高等专科学校开始本科教学至今，已有近40年的本科教学历史，先后经历了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等专科学校、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等发展阶段，2001年8月更名为浙江科技学院。2003年10月，浙江省轻工业学校成建制并入。2023年12月正式更名为浙江科技大学。
浙江科技大学
截至2023年7月，学校拥有两个校区，小和山校区坐落于杭州西湖区的小和山高教园区，土地面积1900余亩，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安吉校区位于湖州安吉，土地面积1000余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约5亿元，纸质图书200万余册；设有17个二级学院、1个教学部，开设57个本科专业；拥有6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19000余名；各类来华留学生1200余名；现有在编教职工1620名，专任教师1240名，其中高级职称教师520余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56%。
浙江科技大学 历史
1980年，浙江大学附属杭州工业专科学校成立。
1983年，獨立為杭州工业专科学校。
1984年，改為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等专科学校。
1987年，獨立為杭州高等专科学校。
1992年，更名為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
2001年，更名為浙江科技学院。
2009年，顺利成为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2023年，浙江省教育厅公示，浙江科技学院拟更名為「浙江科技大学」。
2023年12月14日，教育部正式同意浙江科技学院更名为浙江科技大学。
浙江科技大学 现状
学校下设14个二级学院、1个教学部；现有57个本科专业；拥有6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学校共有2个校区，其中小和山校区校园土地面积1900余亩，安吉校区1000余亩。
浙江科技大学 学术
学校现有在编教职工1620名，专任教师1240名，其中高级职称教师520余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56%，具有6个月以上海外学术经历教师占30%以上，双师双能型教师占40%以上；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比例占85%，具有企业实践经历占40%以上，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入选省“151人才工程”61人，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4人，省级科研或教学团队4个。
学校现有省一流学科6个、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以上学科科研平台15个。近年来获得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国家基金100余项目，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30余项，其中国家级科学技术奖2项。现有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国家级教学平台8个，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省部级教学平台16个，省级教学团队3个。现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等国家级专业5个，省级专业28个，8个专业通过专业认证。有国家精品课程等省部级以上课程45门。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项目）29部（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
浙江科技大学 国际交流
学校有数十年的对外合作交流历史，并以国际化办学为特色，是教育部确定的中德合作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试点院校。1985年，浙江省和德国下萨克森州签订协议，共同建设学校。1990年，中德两国政府正式换文，开始两国政府级合作建设学校的项目。2000年起，先后与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等7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开展了中德“2+3”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由学校发起的“中德论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在中德高校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论坛基地建设单位。学校还与罗马尼亚克鲁日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德国埃尔福特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德国总理默克尔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对学校中德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亦稱國民主義、国族主义、国粹主义，是一種主張民族（）與國家（）應該整合為共同體，形成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與信條，其旨在追求民族的生存、发展、兴盛。民族主义者往往认为民族拥有自我治理的主权，而不应受他人干涉，即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而这一观念则起源于人民主权论。
漢語中的“民族”意義較廣泛，既可能是基于语言、族裔、部落或种族的族群团体（），也可能是一国、一地之公民集体，與英文的Nation意義不盡相同。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早期学者多认为民族主义是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有时会主张民族间存在着基因差异。而现代研究多认为民族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将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视为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都是扩散自欧洲，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描述了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及其随着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扩散的轨迹。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挑战民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与欧洲的民族国家相对的亚洲文明国家概念，其中代表即中华文明。
民族主義
学界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权概念密不可分，但对于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乃至“什么是民族”仍莫衷一是，历史上民族（nation）一词要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和民族国家等政治概念联系到一起，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不同族群间的民族主义内容相差迥异，难以给出一个笼统的概括。而民族主义和不同的社会领域、意识形态的结合也使得其内容纷繁复杂，枝叶众多，既有经济民族主义，也有宗教民族主義，既存在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也相应存在着左翼民族主義；而最为常见的划分是将民族主义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主义者“以国建族”和“以族建国”的两种政治倾向。
民族主義
爱国主义及对统治者、土地、文化、宗教、血族的忠诚相伴人类文明始终，在原生主义者看来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最初体现，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作为一种政治行动信条的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才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民族主义既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动力，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德意志统一、非洲的去殖民化、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有着罄竹难书的阴暗之处，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亚美尼亚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民族主义者在推动政治进程的同时，也创造出国旗、国歌、国语、民族史诗等一系列代表民族认同的民族象征物。时至今日，民族主义仍是社会的一大重要思潮，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上绝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但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只有日本、韩国在内10%左右的国家可以算是纯粹的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比较一致；而此外的大多数国家都奉行着融合、平权、乃至压迫的政策来解决其国内的民族问题。
民族主義 语源与辨析
17世纪早期，胡果·格老秀斯在其拉丁语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出版完善了“民族”（gentium，或译“人民”）、“主权”（summi imperii）等相关概念，胡果本人生活于宗教改革的时代，当时包括荷兰在内的新教国家与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阵营因宗教问题在八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中持续冲突——因而胡果十分關注由宗教分歧产生的冲突。而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民族”一词既可以指代一国之居民，亦可指由共同历史、法律、语言、政治权利、宗教、传统而结成的共同身份认同，而后一定义已经接近于现代民族的含义。
民族主義 语源与辨析
西文中，nation及其变体源自于拉丁语出生一词nasci及变体natio，在拉丁语中最早指代同乡团体，例如早年的巴黎大学就按照出生地划分为来自罗曼语区的法兰西族（nation de France）等族类；而在中世纪初期，这一词汇又被用于亲属集团，例如英国贵族在反对亨利三世提拔外来贵族时就使用过natio regini Angliae表达“英格兰王国亲属集团”；至16－17世纪，nation开始用于指代一国之人民；而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瓜分波兰时期，nation不仅开始等同于国家，还开始与“人民”（peuple，当时具有贬义）对立；1789年《人权宣言》的颁布后，nation一词第一次具备了今天其所代表所有的政治性意味。:3-6
民族主義 语源与辨析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欧洲各地的很多詞典是在近代才开始逐渐采用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民族含義：例如在1884年以前《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定义“民族（nación）”为“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内的人群”，而之后开始指代“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到了1925年则演变为“拥有共同族群起源的人群，他们说着共通的语言，承袭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而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民族（nation）”在1908年以前和族群（ethnic）定义几乎相同，尔后越发强调“民族”作为政治实体和独立主权的含义。由nation衍生的“民族主义”一词已知最早出现于德国民族主义者赫尔德1774年的手稿中:5，而到了19世纪中叶这一术语的使用就开始普及。:15
民族主義 语源与辨析
自19世纪起，民族主义开始广泛流行。在汉字圈的现代民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的日本，当时“民族”一语对应外语中的“民族”（nation）、“人民”（volks）、“人种”（ethnos）等多个概念且对于nationalism一词同时存在“民族主義”“国民主義”“国家主義”“国粹主义”等译法，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接触并第一次在汉语中引进了現代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他在1902年的《新民说》第一次对民族主义给出明确定义——“民族主义者何？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主义」在西方迅速变为一个負面詞彙。
在诸如西班牙语的一些语言中，“民族主义”在早期和“爱国主义”意思几乎一样，而在20世纪学者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区分，民族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带负面色彩的词汇，而爱国主义相比起民族主义总是更加正面。例如乔治·奥威尔就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区分，认为后者是对土地的投身和奉献，而前者属于“自欺欺人的权欲野心”。
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往往又难以区分，就如霍布斯鲍姆在其作品《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多次使用民族爱国主义（national patriotism），却又试图强调前者和民族主义存在不同——而很多语言中“爱国主义”一词本自拉丁语的“祖国”（patria），而在16世纪英语中“爱国者”（patriot）一词也不过是同胞（compatriot）的意思，直到17-18世纪爱国主义和爱国者才成为英国政治的争论焦点，很多情况下说到爱国就是表达对英国政府或国王的不满，因而这一词汇带有一定负面情绪。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主义的流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工具，其与民族主义的边界逐渐模糊。
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排外的结合——而这也是两者本质的区别——虽然民族主义很大程度脱胎于爱国主义，但民族主义所比较的外者往往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者，譬如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等，而爱国主义所比较的外者往往是其心目中理想化的国家或者是国内的腐败、国家的当权者，因而可能会对当下的国家进行反抗，更容易发出异议、不服从乃至于叛乱。而从道德观念来看，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每个人都应当服从的“公德”，个人难以与其妥协，而爱国主义更偏向一种基于自主价值判断的个人美德，所以一般民族主义会来得盲目、非理性，而爱国主义恰恰相反。
民族主義 理论
对于什么是民族，或者说什么样的群体有资格成为民族，不同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解读。这些争议大多出现在19－20世纪，当时一个社会团体被承认为一个“民族”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一个社会团体被承认为“民族”，才有权力行使民族自决权，只有通过民族自决建立起的国家政权才具备合法性，因而不同学者基于现实利益考量，围绕民族定义提出了客观和主观两派意见。:11-12
客观派的观点就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指出，构成民族需要“大量的人口、广袤的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意大利统一的推动者马志尼根据语言、地理边界等将欧洲划分为12个国家和联邦，以申明其意大利统一的主张。但是对于成为民族到底需要满足怎么样的条件目前仍缺乏明确而统一的客观标准。例如，斯大林认为“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也将这一说法定于一尊，但主观派的休·塞顿-沃森则认为斯大林的说法本意在于否定犹太人的民族地位。:13
民族主義 理论
主观派有如法国的勒南，认为“民族”更多基于公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逐日进行的公民投票”，因而认同法国的德语区阿尔萨斯理当留在法国国内:13；美国的阿尔弗雷德·科本提出民族没有一种客观的定义，“任何一个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是共同体一员并希望保持其认同，那么就是一个民族”；而台湾学者江宜桦也认为“民族”是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政治目標的群体。:7
民族与族群或种族也有所区别，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说法，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相同的公共文化而后者没有，此外民族强调大众的权利和义务，而后者往往强调精英的团结，族群、种族的经济相对分散而民族往往有着相对统一的经济市场，民族主义也可以和族群或种族结合，流行于美国的黑人民族主义即是一例。而至今判定民族的客观或主观界定标准都未有定论，其界定也相对模糊。
民族主義 理论
直到今天，“民族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迄今为止学界提出的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已经超过200种，而对于民族主义的性质、分期等也处于争议中。就如E·B·哈斯所评价，“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人都只能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个部分”，现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虽然定义各有不同，但一般脱离不了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识的重视，往往都是围绕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识出发的理想、纲领、运动等:18。
民族主義 理论
例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是一个横向或者纵向联系上一体化、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其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和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情感，其要求对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忠诚；而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民族性和愛國主義在当代的情感融合和夸大”；安东尼·纪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的人群的共同象征或信仰；约翰·布鲁伊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其以民族主义为由证明夺取国家政权行为的合法性；而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也是意识形态。此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民族主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資產階級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早在1928年，卡尔顿·海斯就将民族主义的诸多定义归纳为以下几点，后世基本沿用了这些分类：:18-19
民族主義 理论
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许多政治学家对于如何建立民族国家以及主权的内涵有着理论阐述，而政治学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就是从这些理论中提炼出来的——对于国家（state）概念，马基雅维利、洛克、霍布斯、卢梭等学者将其概括为统治者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而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种更广为接受的定义称“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国家建构、战争和民族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民族主义在欧洲（以及后来的现代民族國家）的发展源于战争威胁。“当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其正作为民族（nation）受到威胁时，外部威胁就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人民意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民族才能战胜这一威胁”，而外部威胁的升级极大刺激了国家的建构。柯盖德大学的吉福利·赫伯斯特教授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立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然没有受到外部威胁，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与其国力孱弱有关。美国外交学者巴里·波森认为民族主义加剧了战争的惨烈程度，政府往往会有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支持扩充军备。
沃克·康纳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归结为四点：
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及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和发展最广归纳为三种主要解释，时下学术界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现代主义解释，而很多公众会接受永生主义解释的主张，在二战前原生主义解释也很流行：現代主義（亦即建构主义）认为，包括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等等都是现代化的一种现象，而这一现象将将主权、统一和民族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并以其自身形象改造这个世界，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认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属于社会建构的结果，而霍布斯鲍姆更是断言“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永生主义断言，虽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是新近的，但民族始终存在在历史的各个时刻，主张某些民族古老而永垂不朽；最后原生主义认为民族原生于自然，而决定民族认同的往往是自然界中的基因构成或者对社会文化的依恋；此外，还有一些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解释，例如史密斯自己所认同的族群-象征主义。:50-61
民族主義 歷史發展
尽管民族自治、自决等现代民族观念直到18世纪才形成，但在历史上由族群引发的纷争一直是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一面，从古罗马的犹太人起义、萨珊王朝的波斯文化复兴再到现代的由拿破仑占领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类运动不乏其例，在原生主义者看来，这些运动也是民族主义最早的历史溯源。建构主义观点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并在18世纪影响到美国和拉美地区，19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传播、兴盛，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并最终影响20世纪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此外，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分期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民族主義 歷史發展
傳統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本質都是西方的，大多是西方民族學說的改良版本。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殖民地民族主义本质来说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式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殖民地政府的中央集权以及标准化的学校体系创造了新式的朝圣之旅，殖民地知识分子——尤其是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从教育中习得西方民族主义的原型并加以仿效、改造和改进，向殖民地的大众宣传他们所想象的共同体。:109-134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的思潮引领欧洲各族群或民族的革命来到高潮，在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了欧洲社会及政治的主导思想之一，也成为20世纪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杰拉尔德·纽曼主张，民族主义出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和公共领域的英国，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将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开端，法国大革命不仅激发了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潮，还对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极大影响。美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扩大了世界範圍內爱国主義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從19世紀後半期到一戰前夕，歐洲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大發展，民族主義開始擴散到那些国内的少数族群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国家上。
民族主義 歷史發展
针对民族主义欧洲起源论，也有如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提出質疑，施泰因·腾内松等则在《民族的亚洲形式》（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1996）中提出亚洲具有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明國家概念，認為諸如中國、印度的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與歐洲民族主義有著系統性的差異，而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近代以前就已經具備以儒家文明和漢族認同為基礎的同一政治共同體模式，而這種政治意識的萌發既沒有人民主權等現代理論驅動，也沒有建构论者所谓的西方現代化影響。文明国家的观点在近年来受到马丁·雅克、张维为等学者支持，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俄罗斯等地受到欢迎。
民族主義 歷史發展
民族主义使20世纪成为“最好战的世纪”，即便抛去种族灭绝、饥荒、经济萧条等事件，整个世界共爆发了275场战争，造成1.15亿人死亡，而如果加上这些于民族主义有关的事件，民族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数亿或者更多。民族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战后欧洲列强并没有如约遵照民族自决原则给予亚非国家自由，只允许欧洲国家进行独立，这种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以满足自身霸权的做法引起了众多国家不满，爆发了如三一运动、五四运动、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土耳其独立战争等一系列抗争行动。与此同时，苏联允诺取消和亚非国家的不平等条约，诸如甘地、凯末尔、孙中山等民族主义者开始寻求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30-32,62而在战间期及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政治精英们通过大规模动员对社会进行了严格管控，战争消灭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将人们推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乃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殖民主义国家的实力，大大加快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和殖民帝国的解体。二战后，西方世界中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的国际组织及区域联盟的建立大大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使得民族主义逐渐远离了战争，自由市场削弱了国家所扮演的作用，而平权运动将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少数族群上，又使得这些群体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需求有所减少。二战后，从埃及开始，非洲以及世界上广大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了新一轮非殖民化进程，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最终从殖民者手中夺取政权。
民族主義 歷史發展
冷战中，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一巨变极大刺激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波及了一些英国等老牌民族国家。:196-202冷战以后，加泰罗尼亚、科索沃等地的分离主义显然是最明显和突出的民族问题，同时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指导下的极端宗教民族主义者也开始鼓吹圣战，在独联体和前南斯拉夫地区沦落为少数民族的前主体民族形成了区域内的泛民族主义倾向，西欧冷战后移民潮和难民潮的涌入也催生了排外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而在非洲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更是和部落政治、族群矛盾糅合，导致冲突不休。虽然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强，但当代民族主义也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趋势，即以欧盟为代表的、民族国家间相互合作的超民族主义或者说集体民族主义、区域民族主义的趋势，这些国家集团的出现体现了各个民族间为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努力。
就现状而言，除了日本、韩国等10%左右国家主体民族比例超过90%，可以算是纯粹的民族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而如印度等国最大族群比例甚至可能低于50%，在这些国家以主体民族完全否认少数族裔权益的政治尝试亦不太现实，通常会通过强化公民意识、培育民族意识、以及强调共识文化来构建国族观念。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赫尔德、費希特等人的思想，赫尔德在1772年的《论语言的形成》中指出：“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而費希特在阐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时，还借以阐发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称只有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始终如一，其他条顿民族的语言早就死了。
共同的語言為民族的特徵之一。但这一点颇受争议，如果从口语角度，标准口语的普及往往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国民教育普及的结果，而在之前语言内部的分歧往往很大；而从书面语角度，读书写字在过去往往是少数人的权利，大多数人都无法了解书面语。霍布斯鲍姆认为，语言对于民族的产生有着间接作用，少数精英以语言为纽带构成一个圈子并逐渐产生足够的文化的影响力使得更多人接受了这种他们的共同语，近代民族即产生在这一群体之上。霍氏还认为：“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中提炼出一种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把所有通行语降格为方言。”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民族独立前会选取一种语言或者方言以语言界定民族，待到独立后又会开始推广一种语言以推进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例如匈牙利语文学在1772年的出版昭示了匈牙利民族主义的诞生。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认为不同的语言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以强制要求所用人使用社会精英所使用的現代標準法語；法国在历史上长期打压布列塔尼语等少数族裔语言和各地方言，直到今天法国宪法中仍将法语与法国国歌和国旗并列，作为代表国家的崇高象征。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印刷民族主义”的概念，指出印刷媒介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定型，而由民族语言出发独立的现代个体和现代民族也由此产生，印刷不仅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同时也导致了宗教共同体的消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观点亦为《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采纳，其认为印刷资本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据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作为出版这些“印刷语言”的字典编纂者、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民俗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曲家，他们的出版影响着拥有权力的读书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而印刷品最终渗透到群众中将民族独立等主题带给了读者，而带动了大众中民族主义的兴起。:66-80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现代历史学起源于19世纪，而在当时就已经服务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历史学可以说极大程度刺激了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在另外一方面民族主义也将其不良因素带入历史学中，并通过历史学将这种不良因素渗透到大众意识中:15。例如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古德意志历史知识协会”，而这一协会资助了大量有关德国历史的收藏辑录——即《日耳曼历史文献》的汇编，将有关从意大利到法兰西再到波罗的海地区的所有操德语者曾经生活或统治过的土地的文献都汇入了这一本书中。:26-29而霍布斯鲍姆就将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毒品生产者和瘾君子之间的关系，“塑造一个民族的是它的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反目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恰恰是制造过去的人”。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历史书写本身就容易带有民族主义倾向，例如对于英国的历史描述往往强调不列颠民族的海洋性，而俄罗斯民族则突出俄罗斯广袤的疆域，而在殖民列强之外的前殖民地地区也有着不同于偏袒于西方中心史学的民族主义叙述；而通过对历史的不同叙述、评价所体现不同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容易引发各个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历史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竞技场。当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叙述的终极目的是，历史本身就不再重要了，历史有可能会成为某些族群依据主观选择的社会记忆。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者在二战中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采取历史修正主义手法，引发其邻国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展开的争论，进而影响了各国间的外交关系。
一般说来，教育制度都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当教育制度转向具有挑衅性的民族主义时，全世界的和平共处将会处于危险境地。19世纪以来，教育理论和实践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诞生了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其以民族主义为理论根源，以国家为中心，奉行民族至上、民族文化至上，追求教育的国家化和大众化。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国民教育来培养热爱祖国，重视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意识的公民文化心态，以实现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目的。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出现和国民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在启蒙运动中狄德罗等学者就提出要将教会垄断的教育转移到民族国家手中，努力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标准来塑造和改造国民。作为早期国民教育的推动者，拉夏洛泰抨击耶稣会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为国家和民族服务。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德国学者费希特认为德国的失败在于教育，因而主张新教育要激发民族情感，培养民族道德。而后来的美国学者杜威批评德国的民族主义教育缺乏民主性，用“国家”代替了“人类”，将教育变成了一种纪律训练的过程，而主张民族国家的教育应当宣扬民主思想。而二战中法西斯阵营则在教育中鼓吹极端本民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将学校转化为了国家的兵工厂。作为一种拨乱反正，战后的各国教育都更加注重国际主义，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包容。
而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教育的作用也和其自由民主传统有关：新晋民主国家的教育往往更容易排外而有着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则对于外人更加包容，但两者的教育的民族主义倾向几乎相同，而这些倾向和文化多元性无关。而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大众教育的普及也常常和其自身的强国及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而非出于实现民主的迫切需要。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女权批判家认为民族主义是男性用以正当和合法化性别控制和性别压迫的一种机制。通过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塑造，民族主义的性别化不仅影响着男性和女性对民族建构的参与程度，而且塑造了民族主义者所建构和想象的民族形象。一般而言，民族都会拥有自己的民族形象，而这一种形象往往是带有性别色彩的。
例如，民族的具体土地往往会拟人化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经常处于敌人的危险乃至外国男性的欺凌之下，而由此萌发的保护欲和民族尊严感又常常带有大男子主义。同时，历史、政治意识和宗教等因素所衍生的民族主义更通常为男性形象，这种形象往往彰显民族独一无二的强健气魄或男子气概。如果按照社会文化建构的理解，民族主义和性别的联系往往是通过“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建立起来，而民族主义通过排斥这些所谓的“他者”以巩固民族的内部团结——而赋予某一性别或某一国家权力往往是以其它性别为代价或者剥夺了其它性别的权力，而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也充当维护异性恋中心权力体系的工具。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民族主义中这种普遍性的性别偏向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体验，还对国际关系产生作用。例如，殖民帝国開始與霸权男性气概相结合，殖民地成为为西方想象中的“他者”形象，受到霸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压迫，殖民主义极大程度和男性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东方也为这种“他者”想象所影响，在东方主义想象中东方往往是以一种女性化和性化形象出现，而西方作为东方世界的“他者”也相应以男性形象出现——其被征服民族的境遇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这些民族被认为是由于其女性特质而被征服；在另外一方面，其民族的女性特质也恰恰是由被征服境地所体现。作为战败一方的被征服民族往往被认为是软弱畏缩而偏向女性，而作为战胜一方的殖民宗主国则相应需要表现雄健有力，凸显与被征服仆从国和附属国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大男子气概。在很多国家，其男性的民族主义形象和战士观念密不可分，其好战黩武、刚毅果决而又健壮有力，全然不同于女性平和、柔弱、非暴力和多愁善感的特质——这些男性化的战士形象也是社会历史所演变出的性别偏见之一。
民族主義 社会影响
这种文化上的二元性，即男性勇武而女性贞洁的形象，反映了男性民族主义中主流民族形象在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性取向方面隐含的不平等。民族和性别相互支持，相互建构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民族充斥着男性理想化的同志兄弟之情。而男性特质经常是导致政治暴力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谓民族危机的一大普遍特征就是，社会所认同的男性气概上急剧变化。
民族主义在推动民族争取独立和统一的同时，与地方的传统文化、民俗艺术也有着紧密联系。民族主义根据现实需要重新解读、复兴这些传统文化以塑造民族的新形象，并通过国民教育和制度培养本民族有别于他民族的独特个性，从而构建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早期民俗学中这种倾向以德国的赫尔德最为典型，其认为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就已经失去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因而德国人需要回到中世纪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收集民间诗歌也成为重振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在赫尔德的启发下，芬兰学者戈特伦德（Carl Alex Gottlund）等人也开始收集芬兰本民族的民歌，而埃利亚斯·伦罗特编创的《卡勒瓦拉》成为了广为认同的民族史诗。而柳田国男开创的日本民俗学，也受到德国民俗学的影响，将探究日本的民族性、民族文化为目标，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19世纪，随着民族主义的广泛流行，西方的浪漫主义音乐也开始受到民族主义渐染而越发注重自民俗音乐中取材，在作品中融合本民族的音乐特性，以彰显其民族性——而东欧、北欧的音乐家也在这股风潮发展出民族乐派。民族乐派的创作者往往来自于受外族统治、或音乐传统为西方同化的民族，努力寻找最具自己民族特色的音乐曲调，以区别于西欧主流的古典音乐，力图区别并抗衡于主流的德、奥音乐，在作品中往往寄托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将浪漫主义的“个人个性”发挥为“民族个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
诸如世界杯的体育赛事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比赛中往往都是各个民族之间的较量，而各国观众也会投入巨大热情去支持自己国家的国家队，这也增加了人民对自己国家队乃至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或归属感。体育项目有极大能力去激发和放大民族热情以及一些民族偏见，同时也是民族内相互慰藉、相互团结、携手并进和相互友善的源泉和动力。大英帝国对世界各地士兵和臣民的体育参与极为重视，而其中一些属地的当地人也会积极参与到运动中，就比如1930年开始的大英帝国运动会，即今天的英联邦运动会。而法兰西殖民帝国也紧跟英国人的脚步，运用体育运动来团结自己的殖民地，殖民地官员积极推动并补贴一些田径运动、桌面游戏以及舞蹈，还曾在殖民地推广足球。
民族主義 民族主义类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民族主义经常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结盟，并非只会产生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就起源而言民族主义也是脱胎于人民主权等民主主义思潮，二战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等右翼思潮衰退，民族主义逐渐为社会主义势力把控，而在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又和排外相结合，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失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内涵的民族主义使得任何单一、抽象、笼统的“民族主义”定义大而无当，因此不同学者对于民族主义有着各种分类解读，但也有如卡明卡一样坚持民族主义只有一种政治民族主义的学者存在。今天最经典的划分是将民族主义二分为公民的、和种族的民族主义，前者往往更加自由民主、是西方的而后者往往不民主、不是西方的；而从8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种划分方法的偏颇之处，并且对民族主义有着更加多样化的划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