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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赖博
劳伦斯·莫里斯·赖博（英語：，1849年8月27日—1934年3月12日）是一位加拿大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是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他是加拿大首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他发表论文描写了在艾伯塔发现的许多不同的恐龙。他的工作在公众中引起了对恐龙的巨大兴趣。1923年鴨嘴龍科中著名的賴氏龍以他命名。
赖博于1897年开始在加拿大西部工作。在此后数年中他发现了众多新的恐龙属和种。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来比较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博物馆中的恐龙化石。1902年他发现了第一个在加拿大发现的恐龙种，多个属于独角龙的种。1904年他描写了尖角龙，1910年他为包头龙命名。1913年他命名戟龍，1914年开角龙和蛇髮女怪龍。1917年他设立了埃德蒙顿龙属，1919年胄甲龙属。此外他还发现和命名了鴨嘴龍科中的格里芬龙。
赖博不仅发现了恐龙。1907年他描写了一种古鳄。这是在下白垩纪艾伯塔的沉积中被发现的数目最多的鳄种。此外他还研究了紐賓士域的泥盆纪鱼化石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古生代珊瑚、新近纪昆虫和植物化石。但是他最著名的工作是关于加拿大西部的脊椎动物，尤其是恐龙的。
赛克斯顿 (密苏里州)
赛克斯顿（Sikeston）是位于美国密苏里州斯科特县和新马德里县的一座城市，人口约1.7万（2000年）。
維納斯的誕生
維納斯的誕生一般指山德羅·波提且利的畫作。
此外也可以指：
维纳斯的诞生 (卡巴内尔)
维纳斯的诞生 (布格罗)
香港焚化爐 廢物處理焚化爐
香港唯一的污泥處理設施「T·PARK 源·區」位於屯門曾咀，每日可處理2,000公噸污泥。有關設施的撥款在2009年獲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於2016年啟用。污泥（污水處理後產生的殘留物）在該設施被焚化後會被送往堆填區，過程中可將污泥體積減少90%。焚化爐所產生的熱能會轉化成電力，除可供應設施所需外，剩餘電力會輸出至電網。T·PARK 源·區亦設有海水化淡廠，所製造的淡水供設施使用。市民可在網上預約導賞團了解焚化爐運作，亦可免費使用能夠容納100人的水療中心。
2013年3月25日，環保署發表2012年年報，表示決定在毗鄰石鼓洲的人工島建造第一期焚化爐。2017年11月30日，石鼓洲焚化爐完成招標，「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的設計、建造和營運合約由吉寶西格斯—振華聯營公司成功投得，預期2025年完成。該焚化爐設有發電設備，並將以海底電纜將產生的電力輸入中電電網。
香港焚化爐 廢物處理焚化爐
2022年，港府表示擬於屯門曾咀中部煤灰湖興建第二座焚化爐I·PARK2。環保署文件指大部分項目工地內都只有偏低或十分低的生態價值。因此毋須就相關損失採取緩解措施。 I·PARK2有望於2025年招標興建，目標於2030年投產。
以下的醫院設有用作處理人體肢體及器官的小型焚化設施。
當初港英政府計劃興建焚化爐之前，所收集的垃圾都會運送到醉酒灣堆填區。1963年，政府宣布醉酒灣堆填區於1970年代關閉時，亦決定興建幾座焚化爐取代。但由於全港各焚化爐均對周邊社區滋擾嚴重，政府衛生福利科於1986年宣佈將恢復堆填為主的垃圾處理方案，並於1990年代關閉所有焚化爐。
下列垃圾焚化爐仍在營作時，分別由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負責管理，並由機電工程署代為操作及保養，各焚化爐已於1990年代先後停用，並於1990年代和2000年代之間陸續清拆。
香港焚化爐 火葬場
用以焚化人體遺骸的火葬場，目前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
朱璇
朱璇（英語： ; 1987年4月4日—），香港女演員及主持，前香港無綫電視（TVB）經理人合約女藝員。
朱璇 經歷
朱璇生於商人之家，父母曾長時間於法國從商，後回流北京並誕下她。朱璇13、14歲已在北京任兼職模特兒，16歲中學畢業後留學法國巴黎修讀高職三年學程學校戲劇表演肄業即因選美冠軍而加入TVB成為演員，於2007年代表巴黎參加歐洲華裔小姐競選，並且獲得冠軍。2008年，首位代表巴黎參選國際中華小姐的朱璇，以大熱身份奪得冠軍及青春小姐；同年她簽約無綫電視留港發展，所拍過的劇情有《隔離七日情》、《情越海岸線》等，不過大多擔任小三、情婦的角色，例如《隔離七日情》裡，她性感跨坐在黃宗澤身上激吻（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在《情越海岸線》中，她扮演穿著半空性感裝扮色誘人夫張國強。因為在TVB發展受限，於是轉往內地發展。
朱璇 經歷
2010年，朱璇憑《淚王子》獲得提名2010年香港電影金像獎及2010年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演員。
2013年憑多套2013年播出的劇集入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3》飛躍進步女藝員。
2014年憑《我們的天空》首次入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4》最佳女配角。
2015年離開無綫電視，結束與無綫電視7年之賓主關係，2016年才結束合約，同年轉投邵氏兄弟。《為食神探》為其在無綫電視的告別作。
2018年9月嫁予中國內地一名富二代Vincent，在比利時舉行婚宴。
朱璇 爭議緋聞新聞
1、曾被報導深夜夜陪富豪（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2、曾被報導TVB三花旦陪酒（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3、曾被報導姣抱張國強人夫（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摟抱樂易玲丈夫。
4、曾與湯珈鋮傳洗底待嫁豪門、與陳法拉前夫傳緋聞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5、被媒體報導，深陷陪酒醜聞的TVB花旦之一。
德里克·惠布利
德里克·惠布利（英文：，暱稱「Bizzy D」）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流行朋克樂團魔數41（Sum 41）的主音。他在2006年7月15日於美國加州蒙特西托和艾薇兒（Avril Lavigne）結婚，於2009年10月離婚。
德里克·惠布利 魔數41（Sum 41）
在中學認識 Steve Jocz 前，德里克·惠布里早已參與好幾個樂隊。第一個叫作「The Powerful Young Hustlerz」，主要以Hip-hop形式唱披頭四（The Beatles）的歌。
内特孔
内特孔（Netcong）是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县的一个镇，人口约3000人（2006年）。當地的名字來自於马斯康尼康河。這條河由美洲原住民莱纳佩人命名。
维纳斯的诞生 (布格罗)
《维纳斯的诞生》是法国画家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创作于1879年的一幅油画。画作显示了希腊神话爱神维纳斯出世的情景。此画受桑德罗·波提切利同名作品的影响。现藏于巴黎的奥塞美术馆。
三叉神经核
三叉神经核是三叉神经的细胞体在脑干聚集成的核团。它是最大的脑神经核团，纵跨整个脑干，由中脑延伸至延髓。三叉神经核团由喙侧（人类：上）到尾侧（人类：下）可分为三个部分。
除了这些以外，在脑桥的三叉神经运动主核的内侧，还有一个三叉神经运动核，包含三叉神经的传出运动纤维的细胞体。
梁乃鵬
梁乃鵬，GBS，OBE，JP（英語：，1940年8月29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前行政主席。其弟是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梁乃江。其姪兒是香港女藝人鍾嘉欣的丈夫，加拿大脊醫、中加混血兒Jeremy Leung。
梁乃鵬 背景
梁乃鵬出身富裕家庭，生於中國上海市，祖籍廣東東莞。家族於1949年遷到香港後，家道中落，故梁氏12歲就開始在酒店工作，一直在香港君臨海域酒店任職至1960年為止（期間於1952年至1958年當侍應生，1958年至1960年升為文員）。梁乃鵬來到香港生活後定居長洲，1949年至1950年在島上新興街的漢川學校入讀小學，1950年至1952年轉到長洲官立中學完成小學階段。他及後依靠自修升學，1960年以20歲之齡考入英皇書院入讀中三年級，至1965年中七畢業離校，再於1965年入讀香港大學修讀經濟及政治學（1968年以二級榮譽資格畢業，與前市政總署署長鍾麗幗為同學）。
梁乃鵬 背景
從香港大學畢業後，他於1968年至1970年遠赴英國吉爾福特法律學院進修律師執業文憑，取得律師資格。他先於1970年至1972年加入英國Woodhouse Smith & Co. 律師樓任職實習律師，1972年至1974年轉職Hastings & Co. 任（助理）律師，繼而於1974年返港後加入胡與胡律師事務所，成為事務所的合夥人。 此外，他1985年起出任城市大學校董，並於1997至2003年間，擔當校董會主席，服務共達18年，因此也獲該校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2016年至2022年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並於2016年6月30日起辭任城市大學副校監，結束三十多年來於城市大學的公職生涯。
離開法律界後，梁氏轉而從商，擔任多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在2003年9月，更獲委任為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兼執行董事，同時成為旗下不同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例如TVBS的董事長。另一方面，梁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獲任不少獨立法定機構的公職，例如在1993年至2007年間，梁氏就為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隨著無綫電視行政主席邵逸夫於2012年1月離職，梁乃鵬於2012年1月1日起接替邵逸夫出任行政主席，其後在2015年1月1日退任行政主席。另外，他2012年5月出任載通國際董事會主席。
投身法律界及商界多年，梁乃鵬於1983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1986年獲頒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政治上，他曾於1974年至1980年擔任香港革新會的執行委員。又於1975年至1977年擔任香港大學經濟學會主席。
三叉神经运动核
三叉神经运动核是位于脑桥的一个神经核团，它包含三叉神经的第一腮弓的支配肌肉的运动神经元的细胞体。这些受支配的骨骼肌是与咀嚼功能相关的肌肉，包括
鼓膜张肌，颚帆张肌，下颌舌骨肌，以及二腹肌的前腹。
三叉神经中脑核
三叉神经中脑核（），是三叉神经位于中脑的一个感觉核团，主管臉部的肌肉的本体感觉。与许多其他周圍神經系統的神经核团不同，三叉神经中脑核内的神经元不是依靠化学突触，而是依靠电突触来傳遞信息。该核团中的神经元是伪单极神经元，接受来自下颚的本体感觉信息，投射到三叉神经运动核，来调节下颚反射。另外中腦核也是周圍神經系統中，唯一將細胞本體保留於中樞神經的初級傳入神經（感覺神經），一般感覺神經的細胞核通常位於神經節中（如三叉神經節）。
授课
授课、教课、上课，是指教师讲授课业、传授知识与学生。 教师或导师在上课时会教导一个或多个学生。
授课 授課的類型
特別是其他國家的語言，即代表不是大部份當地人的母語，會播放預先錄音或錄影的磁帶，是一種過去流行的學習方法。電視會議是一種現代科技，在相同的房間內，准許從事沒有學生、教師或導師的講授。
授课 詞源學
上課的英文單字「lesson」來自拉丁語「lectio」，代表閱讀和說出來。
雞公嶺
雞公嶺（英語：）是香港新界西北的一座山峰，位於元朗新市鎮和粉嶺／上水新市鎮之間，海拔585米。
雞公嶺 名稱
雞公嶺原名圭角山或掛角山。根據《大清一統志》：「掛角山，在縣南三十里，兩峰突起如角，曰大掛，小掛，一名牛潭山」。而在《新安縣志》中，「掛角山一名桂角在縣東南四十里。山多老桂，兩峰對峙，其形如角，故名」。
雞公嶺 地理
雞公嶺在十八區區域行政上大部份屬於元朗區，惟東北麓則屬於北區。山嶺大部份屬於林村郊野公園，西北麓除外。
雞公嶺由兩大山峰群組成，雞公嶺主峰上的三個山頭由西至東細分為大羅天（大卦）（572米）、羅天頂（585米）和龍潭山（550米）。其西的副峰稱為雞公山（金雞嶺、小掛（374米）。
該山山體廣闊，而其東、北和西方都沒有比它高的山，所以從元朗和上水等地都可清楚望見。站在山上，可鳥瞰元朗平原和米埔一帶的鄉郊景色以及深圳市區與蛇口一帶景色。雞公嶺的山脊東西走向，東西兩端分別為蕉徑和逢吉鄉，亦是主要的登山入口。雖然山嶺屬於郊野公園範圍，但沒有任何郊遊設施。路徑除了沒有維修之外，更因為非法越野電單車活動而變得打滑，所以只宜有經驗的遠足者前往。
雞公嶺向北伸展，有牛潭山（337米）和麒麟山（222米）。雞公嶺的東南面有一走向和大小相若的大刀屻和北大刀屻，兩組山峰之間的山谷則建有粉錦公路，沿途主要有八鄉和錦田。
雞公嶺 設施
兩山山頂均設有三角測量站，其中一個建於西面的572米山頭。副峰設有香港數碼地面電視廣播之輔助發射站，服務元朗東部、錦田、水邊村及輞井圍等地。
中船
中船、中船公司、中船集团可能指以下的意思：
中国船舶集团，中国大陆的船舶集团，2019年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重新合并而成。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曾经存在于中国大陆的造船公司，1999年拆分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总部位于中國大陸北京的船舶集团，主营于中国长江以南，俗称“南船”。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总部位于中國大陸北京的船舶集团，主营于中国长江以北，俗称“北船”。
陶三姑
陶三姑（To Sam Ku，1895年－1983年3月13日），原名陶群英，從前有用過「陶桃艷」及「陶秀貞」作名字，籍貫廣東省南海縣，廣州市「超群樂」粵劇戲班班主周錦波（細旺）的夫人，育有一子，自20世紀50年代已守寡。早年在上海及英屬馬來亞當首席粵劇花旦，藝名為「銀老鼠」。1935年，開始電影生涯，主要參演粵語片，經常飾演媒婆、鴇母、包租婆等角色。亦常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等地演出粵劇（轉當丑角）、歌劇。1970年代息影。1979年8月30日的報紙報導她會復出，並首次當電視藝員，客串麗的電視的劇集。
爱尔兰大饥荒
爱尔兰大饥荒（愛爾蘭語：，發音：[anˠ ˈɡɔɾˠt̪ˠə ˈmˠoːɾˠ]），又稱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1852年间的饥荒。爱尔兰语占主导地位的爱尔兰西部和南部災情最严重，這個事件又被称作“（意为“坏时光”、“艰难时刻”）”，而灾情最严重的的1847年则被称做“黑色47年”（Black 47）。
在這場災難中，约有一百万人餓死，另有超过一百万人被迫移民，使爱尔兰的总人口减少了20%~25%。晚疫病使欧洲的馬鈴薯产量在1840年代减产，继而导致除爱尔兰以外的地区共计约100,000人的死亡，并加剧欧洲1848年革命的动荡。當時愛爾蘭社會盛行的在外地主制和佃農長期依賴以馬鈴薯為主食的單一作物使社會幾乎沒有抵抗飢荒的能力，而輝格黨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災情更雪上加霜。佃农权利联盟在大饥荒时的政治运动中提出「3F」訴求。当马铃薯晚疫病于1879年饑荒中再次出现时，土地联盟公開抵制地主，并用行动阻止其对农民的驱逐。在他们的努力下，遭到驱逐而流离失所人数下降，受饥荒影响致死的人数也相应减少。
爱尔兰大饥荒
爱尔兰大饥荒是爱尔兰历史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爱尔兰作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受到西敏的直接管辖，而大饥荒恶化了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在政治、种族、宗教上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大饥荒使该国人口负增长达一世纪之久，产生了200万左右的难民。饥荒成为了爱尔兰人和那些被迫离乡背井的侨民的共同记忆，强化了民族意识，为后来的爱尔兰国家独立运动埋下了伏笔。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1801年1月《联合法案》实行后，爱尔兰正式成为了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行政權大部分被掌握在英格蘭政府任命的爱尔兰总督和爱尔兰布政司手中。在联合王国成立后的40多年裡，历届英国政府都苦于愛爾蘭的治理问题。據統計，政府在1801年至1845年間共派出114个委员会和61个专门委员会对爱尔兰进行调查，結果均顯示當地人口增加過度快速、大量失業、人民居住條件惡劣。保守黨政治家本傑明·迪斯雷利曾對此發表評論，批評管理者失能、教會不知民間疾苦以及愛爾蘭貴族的不作為。
天主教徒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80％。虽然英国在1829年进行了天主教解放，但大多数天主教徒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位于社会金字塔頂端的则是被称为“新教优势階級”（ascendancy class）的英格蘭人和盎格魯愛爾蘭人。他们大多住在英格蘭，卻拥有愛爾蘭的大多数土地，佃农们则需要通过种植谷物和喂养牲畜以供其出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将销往英格兰）的形式来支付地租。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由于在租约到期或终止时，佃农对土地所做的任何改善都不會得到報償，農民大多不會有動機對土地進行改良。大多数佃农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并未受到保障，佃农们可能因为付不出租金（当土地租金过高时）或地主决定养羊来取代种植谷物等原因而被逐出土地。地主出于追求土地利润的最大化，頻繁向租用土地的佃农提高租金，而英国法律卻缺乏对佃农权益的保护，反而维护地主的寻租特权。
18世纪，用于管理地产的“中间人制度”（middleman system）被引進爱尔兰。在這種制度中，收租的工作被外包給第三方處理，中间人（middlemen）以一定租金从地主手中长期租下大片土地，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其转租。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中間人还会将所持有的土地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土地块。這個制度既保证了地主的收益，也成為了中間人剝削佃戶的溫床。
由於地主对其佃户拥有近乎不受约束的权利，佃農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好。
随着农民日漸升高的不滿，大多数地主将农村视为充满敌意的地方，有些地主甚至在一生中仅去过一到两次他们在爱尔兰的土地。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土地關係著全家人的生死。不断增长的人口加大了对农地的需求，而農地的需求的上漲又利於地主調高地租，迫使越来越多佃农只能减少租用的耕地面积，以缓解租金承受力，而地主則将耕地不断细分成更小的區塊分租，以获取更多利润。
在1845年，约有24%的佃农租有面积为0.4–2公顷(1–5英亩)的土地，40% 的佃农租有面积为2–6公顷 (5–15英亩)的土地。由於每個佃農分得的可耕地面积很小，在大饥荒发生前不久，英国政府曾声称有三分之一的佃农在支付了地租之后仍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只得依靠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季节性劳工来维持生活。
大饥荒后，作为补救措施，英国政府判定细分土地使用权违法。
马铃薯最早是作为贵族们的花园作物被引进爱尔兰。它起初在爱尔兰并不受欢迎；然而，在经过一场不同寻常的推广运动之后，马铃薯得到了地主和王室成员的支持，他们希望他们的佃农可以种植并食用这种作物，在此之后，马铃薯开始逐渐普及。到17世纪后期，马铃薯作为一种替代食品而广受传播，但它仍然不是主食；当时的主食仍是黄油、牛奶和谷物制品。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他1992年出版的《养牛文化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attle Culture）的著作中这样描述道：
凯尔特人的放牧地.....爱尔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来放牧牛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使爱尔兰人将他们的大部分农村变成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并为英国国内饥饿的消费市场蓄养牛。英国人对牛肉的喜好对贫穷和被剥夺了权利的爱尔兰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爱尔兰人被赶出了最好的牧场，被迫耕种较小的、贫瘠的土地，并转而种植马铃薯；这种作物可以在较差的土壤中大量种植。最终，奶牛挤占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几乎依赖马铃薯维持生计。
马铃薯对维持科特式佃农的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估计，在一英亩半土地上种植马铃薯可以为五六口之家提供一年的食物，而种植同等数量的其他谷物需要面积是种植马铃薯面积的四到六倍，而且种植马铃薯的土地不需要进行土壤改良，可以种植在山边或潮湿等较为贫瘠的土地上。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在爱尔兰所种植的马铃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单一品种的马铃薯，即爱尔兰白马铃薯。随着1760年至1815年经济的扩张，马铃薯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并成为了农民全年的主食。三餐都吃富含维生素的马铃薯，使得广大穷人能以极低的成本来获取每日的基本营养。佃农们以马铃薯为主食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准为代价，并为地主和中间商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馬鈴薯工资”塑造了不断发展的农业经济。除此之外，在大饥荒之前，马铃薯还被广泛用作牲畜的饲料作物。通常约有33%的产量，即5,000,000短噸（4,500,000公噸）的马铃薯被用作牲畜饲料。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表格中的数字告诉我们，自1600年至1841年的241年间爱尔兰的人口几乎增加了6倍。17世纪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期间，人口之所以能够不断增长，马铃薯的作用功不可没。虽然马铃薯的引进和扩大种植为增加人口以及解决人们的温饱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马铃薯从秋天10月的收获到第二年5月，马铃薯只能保存6到9个月，到了盛夏，爱尔兰佃农常常会面临食物短缺的青黄不接季节。不过，爱尔兰8月份雨水充沛，能保证秋天马铃薯的丰收，从而能使爱尔兰佃农度过这段非常时期。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1845年马铃薯疫病的大面积蔓延，却拉开了爱尔兰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序幕。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1845年8月16日，园丁纪事和园艺报报道了怀特岛郡上的“不寻常的枯萎病”。在一周之后的8月23日，它又报道称“马铃薯作物中爆发了一种可怕的病害……据称，比利时的马铃薯田已经完全荒芜。很难在科文特花园中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马铃薯。对于这种‘瘟疫’，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篇报道在爱尔兰的报纸上受到了广泛的报道。9月11日，《自由人杂志》报道称“在爱尔兰，尤其是爱尔兰北部，出现了被称为“马铃薯霍乱”的病害13日，杂志园丁新闻宣称：“我们怀着非常遗憾的心情停止报道并明确地宣布马铃薯感染病已于爱尔兰出现。”
爱尔兰大饥荒 背景
到了10月马铃薯开始收获，当人们刚从地里刨出马铃薯的时候，其根茎依然很健康。然而，在马铃薯储藏后不久，便开始了腐烂。据估计，1845年的农作物歉收耕地所占总耕地面积的比率从三分之一上涨至一半。位于都柏林的豪宅委员会曾于1845年11月19日收到数百封来自爱尔兰全国各地的信件。委员会声称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爱尔兰三分之一以上的马铃薯作物都已被病害摧毁”。英国政府对此的反应也自相矛盾，一方面，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曾于同年十月写信给詹姆士·格拉哈姆男爵称他发现这些关于马铃薯有关的报道“非常令人震惊”。但令一方面据伍德姆·史密斯称，首相又同时提醒男爵说，“爱尔兰的新闻中总有言过其实之嫌”。
灾难发生之后，人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期望在第二年疫病会自然消失，然而在1846年夏季，人们通过对马铃薯叶子的观察，发现同样问题又卷土重来。人们试图找到防治疫病的根本办法，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马上找到解决对策。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农作物因晚疫病影响而无法收获。据爱尔兰历史经济学家科马克·格拉达称，马铃薯晚疫病的第一次爆发给爱尔兰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第一批因饥荒而死的人也在1846年秋天被记录下来。预留给1847年马铃薯种子很少，而且几乎没有播种，1848年全年的产量只有正常时的三分之二。因为当时有超过300万爱尔兰人完全依靠马铃薯为生，饥荒的现象仍然持续不断。
虽然导致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传播至欧洲至今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致病疫霉在1842年之前在欧洲并不存在，病原体起源于墨西哥的托卢卡山谷，其最初在北美传播，随后在欧洲传播。1845–46年的土豆晚疫病则是由晚疫病菌株HERB-1所引起的。
对马铃薯的广泛依赖和在爱尔兰和欧洲的马铃薯植株(单一种类栽培)中缺乏遗传变异，是致病疫霉在爱尔兰和欧洲类似地区爆发并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两个原因。
在被通称为“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出现在爱尔兰之前，仅有两种主要的马铃薯疾病被证实。一种是“乾腐症”，又称“污点病”，另一种则是被通称为“卷曲症”的病毒。致病疫霉是一种卵菌（一种寄生菌，是与褐藻相似的一种非光合生物，并非真菌）。
爱尔兰的报纸曾于1844年刊载了关于两年内在美国马铃薯受到疾病侵袭的报道。晚疫病曾在1843至1844年期间摧毁了美国东部的大多数马铃薯。来自巴爾的摩、費城、或纽约的船只可能从这些地区将患病的马铃薯运往欧洲的港口。美国植物病理学家William C.Paddock推测，晚疫病是通过运输传播的，患晚疫病的马铃薯被曾作为从美国到爱尔兰的飞剪式帆船上的乘客的食物晚疫病传入欧洲和爱尔兰后，便迅速蔓延开来。截止至1845年8月中旬，它已经传播至北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与英国南部都受到了影响。
爱尔兰人口普查专员于1851年共调查了24起不同程度的马铃薯歉收，其调查的最早时间可追溯至1728年。据记录，由于霜冻和病害导致的主粮歉收发生于1739年、1740年、1770年、1800年和1807年。马铃薯亦于1821年至1822年在明斯特与康诺特省歉收。在1830年和1831年，梅奧郡、多尼戈爾郡和戈尔韦郡也遭受了同样的损失。1832年、1833年、1834年和1836年，乾腐症和卷曲症使马铃薯严重减产；1835年，阿尔斯特的马铃薯歉收。爱尔兰各地在1836年、1837年、1837年、1839年、1841年和1844年之间普遍发生了马铃薯歉收。据伍德姆·史密斯称，“在爱尔兰，马铃薯并不可靠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爱尔兰大饥荒 爱尔兰各界的反应
都柏林公司向女王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并“祈求女王”尽早召集议会（此时议会正在休会），并建议征用一些公共资金用于公共工程，尤其是爱尔兰的铁路。贝尔法斯特市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并做出了相同的建议，但据反对派的领导者约翰·米歇尔称，这两个组织都并未请求救济。
米歇尔声称，“他们要求，如果爱尔兰确实是英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两座岛（指英国和爱尔兰）上的共有财产应当被用于—不是救济与施舍，而是用在一般公共工程的雇佣上……然而，如果英格兰的约克郡与兰开夏郡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措施将会被迅速、充分地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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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5年11月初，由伦斯特公爵、克朗卡勋爵、丹尼尔·欧康诺和都柏林市长等人所组成的都柏林市民代表向爱尔兰总督勋爵海特里斯勋爵提出建议，如开放港口以供外国输入玉米、停止谷物蒸馏、禁止粮食出口和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等。而海特斯伯里勋爵却劝他们不要惊慌，并认为他们的建议“为时过早”。勋爵告诉他们，科学家们正在调查所有的这些事情，莱昂·普莱费尔和约翰·林德利被从英国派来调查，并得到了爱尔兰本土化学家罗伯特·凯恩的协助。海特里斯勋爵亦下令所属的女王陛下警务督察和有给治安判事从他们所管辖的地区不间断地的报告情况；此举并未立刻对市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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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会的领导人丹尼尔·欧康诺在1845年12月8日提出了几项补救措施，以试图解决这场灾难。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引入佃农法案，和乌尔斯特的做法类似，一方面给地主以合理的土地租金，而另一方面则给予租户一定补偿，以补偿其在土地上所花费的任何资金，以用于长期改善土地。欧康诺还注意到比利时的立法机构在同一季节采取的行动（比利时也受到晚疫病的影响）：关闭港口、禁止粮食出口以及开放进口商品。他建议称，如果爱尔兰有
一个国内议会，它的港口将会开放，并会和都柏林议会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粮食短缺期间的做法一致，将爱尔兰的丰收的农作物留给爱尔兰人民。欧康诺主张只有爱尔兰议会才能为爱尔兰民众提供粮食和就业机会。他表示废除1800年联合法令是必要的，它将是爱尔兰唯一的希望。
约翰·米歇尔早在1844年就于“民族报”杂志上提出了爱尔兰的“马铃薯病”问题，并指出饥饿将会是爱尔兰革命的巨大推手。他于1846年2月14日写到：“对目前正在发生的饥荒的轻视是可悲的”，并质问政府是否仍是对可能即将面对的“数百万爱尔兰人没有食物”的状况没有任何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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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后来写了最早期的关于大饥荒的小册子《对爱尔兰的最后一次征服（或许是）》，于1861年出版。这本书建立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英国人在饥荒期间的举措和其在大饥荒时期对爱尔兰人的待遇是对爱尔兰人的蓄意谋杀。本书中的一句话在后来也成为了名言，“的确，万能的上帝为爱尔兰派来了马铃薯晚疫病，但制造饥荒的却是英国人。”米歇尔本人亦因为自己的书而被指控煽动叛乱，但该指控后被撤销。他被陪审团以新制定的重罪叛国法案定罪，并被判处流放百慕大14年。
据查尔斯·盖文·达菲称，《民族报》坚持认为唯一的补救办法是采用其他欧洲国家已采用的方法，甚至是帕莱地区诸国议会在困难时期所采用的方法，即保留国内的粮食直至本国人民不再饥饿为止。
同时，从这一时期的信件中，尤其是后来的口述回忆中发现，爱尔兰大饥荒被称作愛爾蘭語：，然而在早期的拼写时代，它则被发现被用盖尔语字体写作Droċ-Ṡaoġa.。在现代，这一名称被粗略地译为英文"the hard-time"（意为艰难时刻），但为了表示其特定含义，它经常以大写字母的形式表示。
自1845年至1851年爱尔兰的马铃薯晚疫病时期是一个充满政治对立的时期。一个更为激进的青年爱尔兰团体从废止运动中分离出来，并试图于1848年发动一场武装叛乱。这场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1847年，青年爱尔兰党的领导人威廉姆·史密斯·奥布莱恩成为了要求废除联合法令的爱尔兰联邦的创始成员，并呼吁停止粮食出口和关闭港口。次年，奥莱布恩帮助组织了发生在蒂珀雷里郡的短暂的青年爱尔兰叛乱。
爱尔兰大饥荒 政府回应
早前在1782~1783年發生饑荒時，爱尔兰曾经关闭港口阻止粮食输出以满足爱尔兰的国内需求。儘管當時的出口商反对出口禁令，但抗议出口管制的呼声在当时遭到了政府的压制。然而，在1840年代的大饑荒時期并未出现类似的禁令。
为了救济饥民，英国政府在受灾地区投入筑路等公共工程用以增加灾民的就业，截止1846年至12月，约有三分之一百万赤贫人口受雇于公共工程。虽然受雇于公共工程的灾民得以养家糊口，但这个政策也招致了抨击，认为这样的公共工程多为无用而浪费财政，而且也无法满足所有需要得到救助的灾民。
爱尔兰大饥荒 政府回应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莱昂将英国政府在大饥荒初期较不严重阶段的初步反应描述为“迅速且相对成功”。面对1845年11月的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首相罗伯特·皮尔从美国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玉米和玉米粉，并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为他的代理人。皮尔政府希望他们不会“扼杀私人企业”，并希望他们的举动不会对当地的救援工作产生抑制。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第一批货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达爱尔兰。这批最初装运至爱尔兰的物资是未经研磨的干玉米粒，但当时爱尔兰为数不多的研磨厂并没有研磨干玉米粒的设备，而且在分发玉米粉之前亦必须经过漫长而复杂的碾磨过程。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须先将其充分煮熟后才可食用，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肠道不适。由于干玉米粒的黄色，加之最初在爱尔兰的不受欢迎，它被冠以了“皮尔的硫磺”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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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曾于1845年十月提议废除穀物法—关税使得谷物的价格高居不下，但他的这一议题造成了他所在党派的内部分歧，他并未从同僚们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推动这项措施的通过。皮尔本人亦于十二月辞去了首相职务，但反对党无法重组内阁，他又被重新任命为首相。次年三月，皮尔在爱尔兰制定了一项公共计划，但大饥荒的情况在1846年更加恶化，加之同年废除的谷物法并未大幅改善爱尔兰人受灾挨饿的局面；这项措施使保守党内部分裂，并导致皮尔内阁下台。6月25日，皮尔政府的爱尔兰胁迫法案在下议院三讀时被辉格党、激进党、爱尔兰废止派和贸易保护主义保守党人所组成的联盟以73票的优势否决。皮尔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由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担任首相。
爱尔兰大饥荒 政府回应
随着危机的加深，皮尔的继任者，约翰·罗素首相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新的辉格党内阁成员受到自由放任理论的影响，并相信市场将会提供爱尔兰民众所需的食物。他们拒绝用行动干预将爱尔兰的粮食运往英国的活动，然后终止了皮尔政府的粮食援助与救济工程。这一举措使数十万人失去了工作、食物和钱。罗素的部署推出了一项新的公共工程计划，该计划计划在截止至1846年12月月底时雇佣约50万名劳工。但事实证明，这一计划是不可行的。
查尔斯·特里维廉男爵受命负责管理政府的救济工作，但由于坚信自由放任理论，他限制了政府的粮食援助计划。
在1847年1月，辉格党政府意识到了原先政策的失败，并将其放弃，转而采用一种混合了“室内”与“室外”的直接救济方式。其中，前者通过爱尔兰救贫法案在济贫院中实施救济，后者则在粥厂中施行。救贫法案中的费用主要由本地地主所支付，而有些地主则试图以驱逐佃农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爱尔兰大饥荒 政府回应
英国于1847年6月通过了贫民法修正案。新修订的贫民法体现了爱尔兰的财产必须用于减少爱尔兰国内贫困的原则，这一点在英国很受欢迎。爱尔兰的英国外在地主是导致大饥荒的因素。然而也有人宣称，自1800年联合法令以来的英国议会都应承担部分责任。这一观点由倫敦新聞畫報在1847年2月13日提出，伦敦新闻画报称，“没有一项法律不是根据他们（指议会）的要求而通过的，但法律将不会为他们辩护，除非滥用。”泰晤士报在3月24日报道称，“在英国的准许下，爱尔兰产生了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贫穷、不满与堕落。英国允许地主们吸食这个不幸的种族的血。”
救贫法中的“格雷戈里条款”是以威廉姆·亨利·格雷戈里的名字所命名的，格雷戈里条款禁止任何拥有超过1⁄4英亩（0.1公顷）土地的人获得救济。事实上，这一条款意味着如果一位农民在卖掉了他所有的农产品以支付地租和税金之后，他必须减少自己所持有的土地的数量，和成千上万的农民们一样，他只有在将自己耕种的全部土地悉数交予地主后才能获得公共救济。关于这一法律，米歇尔写到，“只有体格健全的闲人才会得到救济—如果他试图去耕种一块面积为1路得的土地，他将会死亡”。这种简单的模式被称为“通过济贫院的穷人”进去时还是普通人，但出来后就成了穷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耕种的土地（1849年有九万人失去土地，1850年有十万四千人失去土地）。
抵押土地法庭于1849年允许在债务人的申诉下对地主的庄园进行拍卖。这些负债的庄园被以低价拍卖。富裕的英国投机商购买这些土地并对继续交租的佃农采取“严苛的态度”。他们提高土地租金、驱逐佃农并开辟大型肉牛畜牧场。在1849年至1854年期间，约有五万户家庭被驱逐。
爱尔兰大饥荒 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粮食出口
大饑荒之前，愛爾蘭農民以馬鈴薯為食，而將穀物出口到英格蘭，其出口量一直在穩定增長，甚至直到饑荒發生後的一段時間仍是如此。
据估计，在1840年代期间，爱尔兰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1,800万人，然而这些充裕的粮食却很少留在爱尔兰境内，導致饑荒發生在糧食出口國的矛盾景象。研究爱尔兰大饥荒的学者、德魯大學教授克里斯汀·基尼利做了如下估計：在1847年有大约4000艘船将粮食从爱尔兰运往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利物浦和伦敦等港口。然而，当时爱尔兰有约40万爱尔兰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並且，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的小牛、牲畜（除了猪）、培根和火腿的出口量事实上有所增加，而且都是从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巴利纳、巴利香农、班特里、丁格尔、基拉拉、基尔拉什、利默里克、斯莱戈、特拉利和韦斯特波特运来的。
爱尔兰大饥荒 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粮食出口
其中，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出口数据与黄油有关。在1847年的前9个月中，有56,557 firkin（509,010英制加侖；2,314,000公升）黄油被从爱尔兰出口至布里斯托尔，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公升）黄油被从爱尔兰运至利物浦；而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9个月中，共有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公升）黄油被从爱尔兰出口至英格兰。爱尔兰的问题不在于缺少食物，而是其高昂的价格。
英国诗人、改革家埃比尼泽·琼斯在1849年写道：“1846年，除了面粉、豆类、豌豆和黑麦之外，爱尔兰共出口了3,266,193夸脫的小麦（见表格）、大麦和燕麦，186,483头牛、6,363头小牛、259,257只羊、180,827头猪（这些谷物和肉类大约可以满足爱尔兰一半人口的需求）；而1846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
農民們不將糧食留下，反而出口的原因是，在當時的土地制度和英国土地法框架下，愛爾蘭的土地租金远远高于英格兰本土的水准，於是佃農只能将谷物出口以支付地租。如果生产出来的其他谷物没有出口而留作佃农自己使用，那么就会因为欠租而遭到地主驱逐。
爱尔兰大饥荒 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粮食出口
历史学家塞西尔·伍德海姆·史密斯在大饥饿：1845-1849年的爱尔兰一书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会引起爱尔兰和英格蘭之间产生如此之大的愤怒和苦涩的关系。不容置疑的是，在爱尔兰人民即将饿死时，仍有大量食物被从爱尔兰运往英国。”约翰·拉内拉格写道，爱尔兰在五年饥荒的大部分时间中仍是粮食净出口国。然而，伍德海姆·史密斯和科马克·格拉达都提到，除了进口玉米之外，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爱尔兰的小麦进口量是其出口量的四倍。而这些小麦则主要被用作牲畜的饲料。
伍德海姆·史密斯又补充说，根据1838年法令，联合济贫会的救济院的支出必须由本地地主通过缴纳差餉的方式承担。然而，在那些受大饥荒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佃农无法支付足够的地租以确保地主能够缴纳差饷（只有在地主缴纳的差饷足够多时，救济院才可能正常运作）。只有透过出售粮食（它们中的一些将不可避免的被出口至爱尔兰以外的地区）这种方式，才能形成地租和差饷的“良性循环”，从而使救济院得以正常运作。大饥荒的规模之巨大和持续时间之长使救济院制度不堪重负。
爱尔兰大饥荒 赈济救援
威廉姆·史密斯·奥布莱恩曾在1845年2月于自己在废止会上的演讲中谈及对爱尔兰的援助问题，并赞同爱尔兰民众普遍不愿接受英国援助的这一事实。奥布莱恩表示，爱尔兰的物资仍足以维持爱尔兰人的生活，并希望在这些物资消耗完之前，“没有一个爱尔兰人会自甘堕落到乞求英国人的援助”。
米歇尔在他的书《对爱尔兰的最后一次征服（或许是）》中谈论同一问题时称，在大饥荒时期，没有一个爱尔兰人向外界请求援助，援助是英格兰设法以爱尔兰的身份所做的。英格兰不仅接受了这些援助，并负责管理得到的援助。他提议称，英国媒体一直在细心地灌输“一旦爱尔兰陷入困境，她就成为英国门前的赤裸裸的乞丐，甚至会渴求全人类的施舍”的观念。他确信，在爱尔兰，从来没有人会向英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要求任何形式的施舍或恩惠。相反，是英国她自己要为爱尔兰乞求施舍。他表示，英国“把‘这顶帽子’传递至世界各地，以‘为了上帝之爱，以救济可怜的爱尔兰人’为名索要一便士”，并将自己视为所有慈善事业的代理人，拿走了其中的全部利润。
爱尔兰大饥荒 赈济救援
慈善机构为大饥荒捐赠了大量资金，加尔各答所捐献的一万四千英镑被认为是对爱尔兰大饥荒的第一笔捐款。这笔钱是由那些在印度服役的爱尔兰士兵和东印度公司的爱尔兰雇员们所募集。教宗庇護九世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爱尔兰送去汇款，维多利亚女王也捐献了两千英镑。相传，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本来决定向爱尔兰捐赠一万英镑但被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大臣以不能比女王捐赠的更多为由削减至一千英镑。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捐赠了50美元，时任国会议员的亚伯拉罕·林肯捐赠了10美元（相当于2019年的307美元）。
爱尔兰大饥荒 赈济救援
此外，国际募捐活动也获得了来自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南非、墨西哥、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地区的捐款。除宗教团体外，非宗教团体也为大饥荒的受害者们提供了相应的援助，如英国救济协会等。救济协会在1847年1月1日由莱昂内尔·内森·德·罗斯柴尔德 (1808年)、亚伯·史密斯和其他著名的银行家及贵族成立，协会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募集资金；他们的筹资活动得益于一封“女王的信”，这封信是维多利亚女王为呼吁人们向处于灾难中的爱尔兰捐款而写的。通过这封信，协会募集到了171,533英镑。女王的（有些不太成功的）第二封则于1847年年末时发表 。英国救济协会一共为救济爱尔兰募集了约三十九万英镑。
爱尔兰大饥荒 赈济救援
一些包括貴格會在内的组织在私下采取举措以试图填补因政府终止救济而造成的空缺，虽然政府最终恢复了救济工程，但官僚主义妨碍了救济食品的发放。数以千计的美元也被从美国所募集，这其中包括由美国原住民族群喬克托族在1847年所捐赠的170美元（其价值与2019年的5,218美元相当）。俄克拉荷马州乔克托民族报纸Biskinik的编辑朱迪·艾伦写道，“此时离乔克托人经历眼泪之路仅间隔16年的时间，他们不得不面对饥饿……向爱尔兰人募捐是了不起的举动。”
时任美国参议院议员的亨利·克莱强调了美国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所做的贡献的作用，并称：“爱尔兰每天所呈现出的恐怖景象是无法想象、无法言表、无法描绘的”。他向美国人呼吁以提醒他们行善是他们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人类行为。在大饥荒时期，共有118艘船从美国驶往爱尔兰，这些船上做携带的救济物资共计价值545,145美元。向爱尔兰提供援助的州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参与饥荒救济的第二大州，也是援助爱尔兰的第二大航运港口。爱尔兰救济委员会的驻地亦设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在宾夕法尼亚，罗马天主教徒、卫理公会、贵格会、长老会、圣公会、路德会、摩拉维亚教派和犹太教团体以人道之名放下分歧，共同帮助爱尔兰人。在南卡罗来纳州，人们集中精力以帮助那些正在经历饥荒的爱尔兰人。他们筹集资金、食物和衣物以帮助大饥荒中的受害者。这两个州在帮助爱尔兰时忽视了在种族、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
爱尔兰大饥荒 驱逐佃农
在大饥荒期间，又发生了地主对佃农的大规模驱逐（包括佃农居住的租屋），这对受到饥荒威胁的佃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是因为根据新颁布的救贫法，地主有义务为每一个每年需支付4英镑或更少的地租的佃农缴纳差饷。因而，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大量佃农的地主们需要面对差饷所带来的巨大开销。为了减轻税务负担以及避免因此招致的个人财务破产，很多地主开始将贫苦的佃户从他们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上逐出，并以高于4英镑的价格将更大块的土地出租。虽然有些对佃农的驱逐发生在1845年，但大多数驱逐行动都发生于1847年。据小詹姆士·S.·唐纳利称，确定在大饥荒时期共有多少人被驱逐和它的直接后果是不可行的。直至1849年，英国警方才开始统计被驱逐者的人数。根据他们的记录，1849至1854年期间，约有25万人被正式驱逐。
爱尔兰大饥荒 驱逐佃农
唐纳利认为警方所给出的统计数据低估了被驱逐者的数量，并表示如果把那些在整个时期（1846-1854年）中被迫“自愿”交出土地的人包括在内的话，这一数据将很有可能会超过五十万人。海伦·立顿称，虽然有数以千计的人“自愿”交出土地，但同时她也指出“自愿的情况在佃农中很罕见”。在某些情况下，佃农们被说服并愿意为了一小笔钱而离开自己的家，“他们受到欺骗并认为救济院会收留他们”。
西克莱尔是驱逐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西克莱尔，地主们将数以千计的佃农从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并拆除了他们居住的简陋的小木屋。肯尼迪上尉在1848年4月估计，自1847年11月以来，有一千栋房屋（平均每栋可居住6人）被毁。此外，住在Strokestown Park的马洪家族在1847年驱逐了三千名佃农。
爱尔兰大饥荒 驱逐佃农
除了克莱尔，梅奥郡对佃农的驱逐情况最为严重，在梅奥郡所被驱逐的佃农的人数占爱尔兰1849年至1954年所被驱逐的佃农总人数的的10%。其中，拥有超过60,000 acre（240 km2）土地的乔治·宾汉顿是驱逐佃农的地主之一。有人引用他的话称，“他不会饲养穷人以支付牧师的工资”。宾汉顿在巴林罗布教区找出了约两千名佃户，他将他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并将这些土地改用作牧场。1848年，斯莱戈侯爵曾亏欠西港联盟一千六百五十英镑；斯莱戈侯爵本人也曾驱逐过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佃农。不过，侯爵声称他是有选择的，他只驱逐那些闲散和不诚实的佃农。斯莱戈侯爵共驱逐了约25%的佃农。
米斯主教托马斯·纳尔蒂曾在他于1847年写给他的神职人员的牧函中，描述了自己对于驱逐佃农事件的回忆：
爱尔兰大饥荒 驱逐佃农
为了满足一个人的任性，在一天之内，有七百人被从自己的家中驱逐并被迫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漂泊……在上帝和人类面前，这些人们可能比他们中最后和最不值得考虑的人还要布置的考虑。我必须铭记我曾看到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场景。女人们的痛苦声、孩子们的尖叫声、惧怕和惊恐以及诚实勤恳的男人们的无声的痛楚—令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们都留下了悲伤的眼泪。我还看见那些不得不参加驱逐活动的警官和他们的警员们，当他们看到这些人正在承受的残酷的痛苦时，他们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然而，如果这些人稍作抵抗，他们就会被杀害。附近方圆数英里的地主们以威胁采取直接报复的方式来警告他们的佃农，不要向被驱逐的佃农中的任何一个人提供一个夜晚的庇护所。在之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都安静地躺在了坟墓里。
根据利顿的观点，如果不是出于对秘密社团的恐惧，对佃农的驱逐行动将可能会提前进行。然而，他们现在已经被饥荒大大地削弱了。尽管如此，但复仇行动仍有发生。在1847年秋冬之际，有7名地主被枪击，其中6人不治身亡，另有十名土地的占有者被谋杀。
爱尔兰大饥荒 驱逐佃农
西罗斯康芒曾发生过一起相同的针对地主的报复事件。臭名昭著的地主马伊·丹尼斯·马洪曾在1847年年底前强制驱逐了数千名佃农，据估计，一些教区的人口因此减少了60%。而马洪也于同年被人枪杀.。然而，据估计，在情况较好的东罗斯康芒，人口下降了不到10%。
克拉伦登勋爵对被枪杀的地主数量深感忧虑，并认为这将有可能意味着叛乱，因此要求获得特别权力。约翰·罗素勋爵并不赞成这一呼吁。克拉伦登勋爵确信地主们自己应当对这场悲剧负最主要的责任，他表示，“英国地主确实不应当像野兔和鹧鸪一样被枪杀……但任何一个英国地主也不应当一次出动五十人将他们（指佃农）房子烧得面目全非，并不向他们的未来提供任何保障。”作为妥协，英国议会通过了针对爱尔兰的1847年犯罪与暴行法案，并向爱尔兰增派军队。
唐纳利描述格雷戈里条款是“对爱尔兰救贫法的恶性修正”。它曾是保守党对在1847年6月初成为法律的辉格党的济贫法案的一次成功的修正，并作为一种潜在的财产清算手段而在议会中受到广泛认可。起初，救贫法委员和检查委员将格雷戈里条款视为一种提高公共救济管理成本效益的宝贵工具，但条款的不足之处很快就显露了出来，甚至从行政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他们很快认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条款可以被视作是对佃农的谋杀。据唐纳利称，格雷戈里条款显然是“一种间接的分发死亡的工具”。
当爱尔兰于1879年再次爆发马铃薯晚疫病时，由迈克尔·达维特领导的土地联盟鼓励人们大规模抵制“臭名昭著”的地主，还有一些土地联盟的成员用身体阻止地主们对佃农的驱逐。迈克尔·达维特在大饥荒时期出生，他和他的家人曾在他四岁时被驱逐。然而，他们的这项举措很快就遭到取缔。尽管根据1881年胁迫法，有近1000人因涉嫌参加土地战争而被逮捕；但随着无家可归者的比率下降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政治网络对地主制的侵蚀下，随后的较短的饥荒（即1879年饥荒）的严重性亦受到限制。
爱尔兰大饥荒 人口锐减
大饥荒造成了爱尔兰国内的人口不断减少，除了灾年期间因饥饿和疾病死亡之外，人口外流是重要原因，即便是大饥荒结束后人口外流势头依然持续不减。在将近100年间，爱尔兰人口由历史最高峰的800多万几乎下降了一半，这个人口数字维持至今。
据称，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死于疾病的人数比死于饥荒的人数更多，但至今尚不明确在大饥荒时期共有多少人死亡。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国家登记制度并未在当时的爱尔兰施行，罗马天主教教会所保存的资料也并不完整。通过对爱尔兰人口的预期数量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最终的人口数向比较，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可能的估计结果。1841年的人口普查共记录了8,175,124人，而在1851年饥荒结束后的人口普查只记录了6,552,385人，在1841-1851这十年间，爱尔兰人口累计减少了一百五十余万。据人口普查专员估计，如果没有发生大饥荒，按照正常的人口增长率计算，爱尔兰人口将在1851年达到九百万。
然而，据由科克大学制作并正在发展的“爱尔兰大饥荒在线”中的爱尔兰人口部分指出，饥荒前的人口普查数字被认为较实际值低，而现在普遍认为爱尔兰人口在大饥荒发生前就已超过875万。
爱尔兰大饥荒 人口锐减
人口普查专员们曾于1851年收集了自1841年以来的每个家庭的死亡人数，以及有关其死亡原因、季节和年份的信息。根据他们的记录，在1841年至1851年期间，共有21,770人死于饥饿、400,720死于疾病。被列出的致死疾病有发烧、白喉、痢疾、霍乱、天花和流感；其中，发烧和白喉是导致爱尔兰人死亡的主要元凶（前者与后者分别导致222,021人和93,232人死亡）。专员们承认他们的调查数据并不完整，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贫困人口死亡的越多……通过任何一种家庭形式记录的死亡人数就越少—因为不仅仅是整个家庭被疾病夺去生命……而且整个村子也会被疾病从大地上抹去。
此外，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认为1851年的死亡数据表是“有缺陷的并有可能低估了死亡率”。人口普查专员们将收集到的机构和个人提供的数字结合起来，对大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进行了“不完整且有偏见的统计”。
爱尔兰经济史学者科马克·奥·格拉达在提及W. A. MacArthur的工作时写到：专家们很早就知道爱尔兰的死亡统计表是不准确的，死亡统计表低估了大饥荒时期的死者人数。
爱尔兰大饥荒 人口锐减
S.H.Cousens对大饥荒死难者人数的估计为八十万，这些数据主要依赖于对1851年的人口普查和其他地方资料的追溯，这些资料现在被认为严重低估了爱尔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现代历史学家约瑟夫·李表示“死亡人数至少有八十万”，而R.F.福斯特估计“至少有77.5万人死亡，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死于包括在大屠杀后期的霍乱在内的疾病”。他进一步指出，“据最近的一次精密计算估计，从1846年至185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之间；在对该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批判后，其他统计学家得出的死亡人数是100万。”
乔尔·莫基尔对1846年至1851年期间的郡一级行政区总死亡人数的估计范围在110万至150万期间。莫基尔做了两套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有关死亡人数上限与下限的估计，这两套数据在区域样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死亡人数的真实值很可能在50万至150万之间，而最广泛接受的估计结果为100万。
爱尔兰大饥荒 人口锐减
除死亡人数外，另一个不确定之处在于佃农们对导致其亲属死亡的病因的描述。虽然1851年人口普查因其低估了死亡人数
而被批评，但它确实为大饥荒医疗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那些曾对爱尔兰人口产生严重影响的疾病被分成了两类：因饥荒引起的疾病和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在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中，最常见的是饥饿和消瘦症，以及一种在当时被称为浮肿的疾病。浮肿（水肿）是对多疾病症状的俗称，而浮肿中的夸休可尔症与饥饿有关。
然而，造成爱尔兰人大量死亡的最大元凶并非营养素缺乏症，而是由饥荒引起的疾病。营养不良者极易受到感染；因此，这些疾病在发生时会变得更加严重。麻疹、白喉、腹瀉、结核病、大多数呼吸道感染症、百日咳、许多腸道寄生蟲和霍乱都会受到营养状况的强烈影响。而一些潜在疾病，如天花和流感，它们的致死性很强以至于其传播过程不受营养影响。有关这种现象的最好的例子是发烧，发烧是造成爱尔兰人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以及从医学观点来看，发烧和饥荒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社会失衡—饥饿的人们聚集在施粥所、食品仓库和拥挤的救济院里—为传播斑疹傷寒、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创造了理想的条件。
爱尔兰大饥荒 人口锐减
腹泻病是卫生情况恶劣、卫生设备不完善和饮食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亚洲霍乱曾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短暂的造访”了爱尔兰，并对那些受饥荒影响而丧失生存能力的人做出最后一击。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霍乱不受控制地向亚洲、欧洲和英国蔓延，并于1849年再次传播至爱尔兰。有学者估计，爱尔兰人口在大饥荒时期减少了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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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促使了在爱尔兰生活举步维艰的人们纷纷移民海外。根据郡和年份的不同，移民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率从45%至近80%不等，但饥荒并非造成移民潮的唯一原因。爱尔兰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中期，当时约有25万人在五十年内离开爱尔兰并前往北美大陸定居。据爱尔兰经济历史学家科马克·格拉达估计，自1815年到1845年的30年之间，有100万至150万人从爱尔兰移民至其他地区。然而，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仅一年就有约25万人从爱尔兰移民；其中，西爱尔兰的移民最多。从1846年到1851年3月31日为止，前往北美大陆、澳洲、新西兰以及英属其他殖民地的移民统计数字为967,908人。除了北美大陆、澳洲等地区之外，大饥荒时期的短途移民主要流向英国本土，短途移民的数量可能在20万或20万以上。其中，利物浦是爱尔兰移民大幅涌入的城市之一，到1851年，爱尔兰人占到了利物浦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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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尔兰家庭不会“集体移民”，但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却会移民至其他地域，其数量之多以至于移民几乎变成了一种“成人礼”。有证据表明，这些移民与世界史上类似的移民不同，女性移民的频率、时间与人数都与男性相同。移民们会将汇款（截止至1851累计共有一百四十万零四千英镑）寄回自己的爱尔兰家庭，而这笔钱又会促使他们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离开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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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1847年驶往加拿大的10多万爱尔兰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其中有五千人死于魁北克格罗斯岛。格罗斯岛是圣劳伦斯河上的一座岛屿，它曾被用于隔离魁北克市附近的船只。前往美洲的爱尔兰移民乘坐的是一种被称为“棺材船”的跨洋船舶，这些从爱尔兰西部不受管制的小港口驶出的船只拥挤不堪、维护不善、相关设施配置不足，违反英国的安全要求；此外，船上的死亡率也很高。根据185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爱尔兰居民占到了多伦多人口的一半以上。仅在1847年，就有三万八千名爱尔兰人移民至这座拥有不到两万名市民的城市。除此之外，包括魁北克市、蒙特利尔、渥太华、金斯顿、汉米尔顿和圣约翰在内的其他加拿大城市也接受了大量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截止至1871年，有55%的圣约翰居民是爱尔兰人或是爱尔兰人的子女.。与美国不同，由于加拿大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加拿大并不能关闭其对爱尔兰船只的港口，因此移民可以在归还剩余的木材时获得廉价的前往加拿大的通行证（被驱逐的佃农可以获得免费的通行证）。然而，出于对民族主义叛乱的恐惧，英国政府在1847年后对爱尔兰人移民加拿大作出了严厉的限制，这项举措导致更多的人从爱尔兰移民至美国。
大多数移民至美国的爱尔兰人成为了城市居民。由于手头拮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得不在登陆上岸的城市定居。到1850年，爱尔兰人口约占波士顿、纽约市、费城和巴尔的摩人口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爱尔兰裔在美国的一些采矿社区中也很普遍。由于天主教信仰等原因，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的过程并不容易。美国东海岸城市的清教徒们对爱尔兰人大多带有敌意。“缺少教养”、“酗酒”、“卖淫”、“犯罪”是贴在爱尔兰移民身上的标签。房东会对爱尔兰人敲诈勒索，雇主会对爱尔兰人百般辱骂，在波士顿、费城、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等大城市，都发生过反爱尔兰和反天主教的暴力冲突。在这种环境中，贫穷的爱尔兰人只能生活在各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以最底层的苦工和保姆身份谋生。但即便如此，与饿殍遍野的爱尔兰相比，美国的生活条件无疑改善了许多。1850年的时候，爱尔兰人在美国（纽约）工作一天的平均工资至少是88美分，而在爱尔兰农民的收入是12.5美分以下，前者是后者的7倍。他们省吃俭用，将多余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资助家人朋友。当更多的爱尔兰人得知美国的情况后，为了寻求新生活，他们跨海移民来到美国。截止1855年，共有约150万爱尔兰人来到了美国，据统计，自1820年至1930年的100年间，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人数超过了450万人。
大饥荒也导致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在1830年，爱尔兰时的平均结婚年龄为女性23.8岁、男性27.5岁，而此前女性和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为21岁和25岁，且有10%的人终身不婚；在1849年，他们分别升至24.4岁和27.7岁。在大饥荒后的几十年间，女性的结婚年龄升至28-29岁，男子升至33岁，多达三分之一的爱尔兰男性和四分之一的爱尔兰女性终身不婚；工资收入低和长期的经济问题被认为是阻碍早婚和普遍结婚的原因。
爱尔兰大饥荒 对英国政府的抨击
现代舆论对罗素政府的危机处理对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有指控称其未能掌握灾难的严重性。詹姆斯·格雷厄姆曾在罗伯特·皮尔后期的政府中担任内政大臣，他曾给皮尔写信称，他认为“政府低估了爱尔兰正在面临的危机的真正的程度和规模，并且不能用严格的经济学规则内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批评并不只局限于外界，爱尔兰总督克拉伦登勋爵曾于1849年4月26日致信罗素，以敦促政府提出更多的救济措施：“我不认为欧洲还有其他的立法机构会无视爱尔兰西部现在存在的这种痛苦，或冷酷地坚持灭绝政策。”同年，救贫法首席委员爱德华·特威斯尔顿因抗议“差饷援助法案”而辞职，该法案通过向爱尔兰所有应税财产征收6便士的税款，为贫民法提供了额外资金。土伊斯勒頓作证说，“英国需要相对微不足道的金额，以免去她允许自己悲惨的同胞死于饥饿的耻辱”。根据彼得·格雷在其著作《爱尔兰大饥荒》中的记载，1845年至1850年期间，英国政府为爱尔兰的救济支出了700万英镑，“还未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五年内GDP的0.5%，同时代的人还注意到，这与19世纪30年代英国向西印度奴隶主所给予2000万英镑的补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爱尔兰大饥荒 对英国政府的抨击
其他批评者认为，即使在政府认识到危机的范围后，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青年爱尔兰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约翰·米歇尔在1860年时写道：
我已经将它（爱尔兰大饥荒）称为人造饥荒，也就是说，这场饥荒使一个富饶而肥沃的岛屿变得荒芜，而这座岛屿（爱尔兰岛）每年都会生产丰裕和过剩的粮食，足以养活她所有的人民和更多的人。但、事实上，英国人真的把这场饥荒称为 “上天的安排”；并将它完全归咎于马铃薯晚疫病。 但是，马铃薯在整个欧洲都以同样的方式歉收；然而，除爱尔兰之外地其他地区却并没有发生饥荒。英国人对大饥荒一事的叙述，首先是一种欺诈；其次则是一种亵渎。全能的上帝确实给爱尔兰带来了马铃薯晚疫病，但制造饥荒的却是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