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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批評與爭議
2012年3月16日，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在行政長官選舉辯論直播節目上表示，2003年他任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聽到梁振英在「政府的一個高層會議」（暗示行政會議）中指「香港終有一天需要出動防暴隊及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和建議把商業電台牌照年期由12年大幅縮短至3年。唐英年指，這番言論來自2003年50萬人遊行之後是否強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討論，狠批梁振英這種打壓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手法很令人恐懼，直指香港人不會信任他。梁振英否認指控，並且批評唐英年在沒有任何證據下便指控他是罔顧事實、意圖抹黑對手。事後，自由黨成員田北俊不點名指當年有人提出若上街人數多達十幾萬，應出動解放軍鎮壓。行政會議前官守成員、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稱基於保密原則，不能確認唐英年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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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唐英年的上述指控最終不了了之，但是在梁振英當選後2年，香港警務處在2014年6月13日晚上的反對新界東北前期撥款運動中，繼2010年反高鐵包圍立法會後4年以來首次出動防暴警察。同年9月27日凌晨，警隊再次出動防暴警察對付重奪「公民廣場」行動的示威者，更於28日黃昏開始，對增援「和平佔中」的示威者發射87顆催淚彈，是警方继2005年韩农反世贸骚乱9年以來首次施放催淚彈。有網民因而直指「兩年後證明唐唐沒有冤枉他（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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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六四天安门事件發生後翌日，梁振英曾經在全港多份報章刊登聯署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然而二十年後當被問及對於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想法，他並未作出正面的回應和答覆。2010年11月12日，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的活動後，被問及當年強烈譴責中共的言論，他回答「對於這個看法，我沒有改變」，形容六四天安门事件為「中國人的悲劇」。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鍾劍華認為，「六四天安门事件」幾乎是特首候選人的「必答題」。唐英年、梁振英、范徐麗泰三人都避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議題上與中共中央不一致。梁振英在同一場合提出質疑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合理性，認為鄧小平令中國民眾脫離貧窮，對中國和平同繁榮作出貢献，更應成為首位和平獎的中國人，此番言論引起民主派和部分香港市民批評，斥梁振英為成為行政長官而向中共獻媚。
部分人認為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儘管他已公開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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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中共前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著作《我與香港地下黨》中，稱梁振英為共產黨地下黨員。依她理據，梁振英於1988年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而根據中共相關規定，此類的重要職務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梁慕嫻稱無法律文件證實她的推論，只從行為上推論梁振英等人是中共在香港利益的代理人。對此，梁振英透過競選辦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也從來沒有要求加入或被邀請加入共產黨，並指出梁慕嫻毫無事實根據。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也在2009年8月26日的《信報》刊文表示，梁振英肯定是共產黨員，並指地下黨員有權否認自己的黨員身份。前學運領袖王丹引述曾負責地下黨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指梁振英是共產黨地下黨員。
2012年3月28日，人民網在梁振英簡歷上冠以「同志」，並在其“中國機構及領導人資料庫”內將尚未上任的梁顯示為「行政長官」。事件引起議論，此後人民網突然刪除了「同志」稱謂，并修正了梁的職位名稱；梁振英對此重申自己並非中國共產黨黨員。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後，有中國大陸的網民揶揄梁為「香港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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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0日，《明報》揭發梁振英位於貝璐道4號裕熙園的居所，僭建了一個面積約110平方呎的玻璃棚，梁振英承認將原來的木花棚改建為金屬及玻璃結構，而沒有向屋宇署申請，是無心之失，並會清拆。屋宇署檢查梁宅時，揭發僭建多達6處，包括雜物房、車位上蓋和一個超過300呎的地庫，身為產業測量師的梁振英解釋僭建物在購入大宅前已存在，並不知道此等是僭建物，堅持自己只是疏忽，並無隱瞞。其後，傳媒透過地政總署拍攝的高空圖片顯示，木花棚於2000年9月，即梁入住後3個月仍未出現，與梁振英稱購入大宅前已有木花棚的說法不符。梁振英得知地政總署的高空圖片後，沒有回應木花棚是否購入前已經存在。梁振英大宅僭建風波惹來各方質疑其誠信，甚至未上任已被泛民要求下台。2013年1月24日，陽光時務週刊刊登出在特首選舉中支持梁振英參選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的訪問。在訪問中，劉夢熊透露，梁振英所指曾找過兩名專業人員及一名律師到大宅檢查並沒有發現僭建問題的說法「絕對是子虛烏有」。劉補充指，曾親自致電時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席的張震遠尋求協助梁，但張回應指梁的說法並不真確，所謂「兩名專業人士和一個律師」是不存在的。劉批評梁的說法是「作故事，涉及誠信問題，等如欺騙市民、欺騙中央」。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在同日發表聲明，表示周刊引述的指控與事實不符。翌日下午，劉夢熊再次發表聲明，強調自己的說法千真萬確，並表示願意和梁振英一同接受測謊機的測試；假如自己未能通過測試，便會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二期跳下，「以一死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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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陽光時務》專訪中，劉夢熊指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曾承諾委任劉夢熊擔任行政會議成員，或推薦他當任政協常委。所以有泛民認為梁振英可能涉及賄選，並向廉政公署投訴。不過廉署守則，不會公佈是否立案調查個別案件。
梁振英的修辭術多次受到争議，公眾同泛民主派指他經常不直截了當的回答問題，而是搬出一些模稜兩可、沒有實質內容的答案。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更形容此為梁的「語言偽術」(always make up stories)。前中央政策組顧問劉細良讚揚梁振英的說話技巧高，劉舉例僭建事件中；別人質詢他有否僭建花槽，他答說從來沒有提過「花槽」兩個字，此前他說的是「花棚」，被認為是狡猾地把問題卸開。還有「撤回與不撤回之間有好大空間」、「僭建處理了就不存在」等類似言論，被指是把問題輕輕帶過，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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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7日，梁振英就著《信報》特約評論員、前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練乙錚其中一篇文章發律師信控告誹謗，該篇文章為《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該篇文章指出，假若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在《陽光時務週刊》對梁的指控屬實，梁便需要接受雙規。事後《信報》發出聲明為帶來不便向讀者道歉。梁振英其後發出聲明，強調自己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但由於「涉黑」的指控嚴重，需要嚴肅處理，並接受《信報》2月7日啟事中的最後一段。總編輯陳景祥對梁發律師信感到驚訝及失望，但強調聲明並不是向梁道歉，亦不會撤回文章。事件受到記者組織、新聞評論員及學者批評。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批評，梁此舉目的是打壓言論自由，制止媒體對他不利的言論；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出梁此舉容易扼殺言論自由，建議他撤回律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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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4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在深圳向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透露，特首梁振英在推出買家印花稅（BSD）前曾致電通知他。王光亞當時雖然沒有太多時間考慮，但表示支持，指有事的話由他來承擔。就梁振英在推出買家印花稅前曾致電告訴王光亞的事，特首辦在梁振英曾表示不作評論，但梁振英在2013年3月26日出席行政會議時就親自作回應，指只是「知會」而非「請示」王光亞，並解釋指致電王光亞是由於「內交」需要︰「因為買家印花稅徵收的對象是香港以外的買家，因此有辦『內交』和『外交』的需要，亦因此在我們決定了徵收買家印花稅之後，我們是『知會』有關方面。」。湯家驊質疑，梁振英在宣布開徵買家印花稅前一天致電告知王光亞，有違反行政會議的保密制之嫌。湯家驊已致函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召關特別會議跟進事件，並邀請政府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官員出席會議作回應。
劉慧卿指，實施買家印花稅是敏感內容，行會已有林奮強前車之鑑，梁振英必須交代清楚他到底有甚麼政策出台前，已先向內地匯報，「一國兩制的原則要講得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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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圍的地區論壇時，主動為辭職的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和張震遠呼冤，指廉署已證指控二人的證據不足，舉報二人的政黨卻沒有「私下或公開說一句半句抱歉」。
劉慧卿表示，民主黨向廉政公署的投訴並非無理取鬧，是有實質理由才投訴。她指廉署只需向特首負責，憂慮梁振英的說話對廉署造成壓力。民主黨表明，不會因曾向廉署舉報林奮強和張震遠，而作出道歉，有人批評梁振英沒有風度與量度。
另外，梁振英在天水圍地區論壇上提及林慧思事件，梁振英指這件事在教育系統內發生，最近接二連三有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公眾高度關注，會否對教師隊伍、教育質素以至青少年造成影響，故要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林慧思事件向他提交詳細報告，然而當時教育局已經表明不再追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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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表示，事件涉及教師言行操守，應該交由教學專業人員操守議會處理，不適宜由特首介入。何漢權認為，行政長官的角色政治化，高調就林慧思事件表態，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梁振英的做法罕有，亦不恰當，令學校與調查機構處理事件時，有更大壓力。葉建源認為，不應將問題完全歸咎於林慧思一人身上，他希望特首維持應有的公平及中立性。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時的言論，是挑撥離間，進一步令香港撕裂。梁家傑批評香港目前已出現「烈火烤蛙」的情況，梁振英昨日的言論，是進一步撕裂香港，此舉是為日後暴力鎮壓示威活動找藉口。質疑他是否要增加學校及林慧思的壓力。他對梁振英認為曾舉報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及張震遠的人士要向兩人道歉，是很奇怪，因為如果一個良好市民見到可疑情況報警，警方查完後或因證據不足未能檢控，不明白為何要良好市民道歉，質疑他是運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群眾運動手法。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亦表示擔心，香港出現文革的批鬥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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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梁振英表示上任一年多以來，曾「微服出巡」元朗與天水圍十多次，包括光顧區內的「粥粉麵飯」食肆、與太太來買魚和吃咖喱及帶女兒去圖書館。
2013年12月7日，梁振英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北角出席地區論壇，為《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作諮詢。在梁振英說開場白期間，兩名社民連示威者突然衝出，向台前官員擲雞蛋，曾俊華即告「中招」，一度狼狽離開會場。梁振英其後表示他必定會依法追究，並將之定性為「襲擊」，但曾俊華則稱自己並無大礙，並笑說：「醫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好彩冇着靚西裝嚟，或者係預知呢件事。」其幽默回應與梁振英嚴詞譴責示威者成強烈對比。由於擲蛋示威在外國頗為普遍，網民將外國元首遇擲蛋後的回應與梁振英比較，突顯他亳無量度。
2014年1月19日，因《蘋果日報》的採訪立場，梁振英向香港三大銀行匯丰、東亞及渣打施壓，要求三大銀行抽去蘋果的廣告。但渣打不肯妥協，於是梁振英決定拒絕擔任2014年渣打馬拉松的主禮嘉賓，改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擔任。因之前《am730》被無故抽廣告事件，引起全城關注，因此不少人認爲梁振英此舉是有意打壓新聞自由及異見聲音。社民連議員梁國雄批評梁振英非常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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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0日，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提出港府應向非本地居民徵收100元陸路入境稅。
2014年2月11日，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建議不可行，又指港人不應「未富先驕」（未富起來就驕傲起來）。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反駁梁振英的言論傷害港人感情和尊嚴，並認為港人現時是「未富先凋」（未富起來就已經凋零），要求梁公開道歉。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指梁振英完全背離民情，是「未掂先囂」（施政未穩定下來就已經囂張跋扈）。
2014年2月12日，商業電台向員工發出內部通告，表示即時終止商業電台與李慧玲的合約。
2014年2月13日，李慧玲召開記者會，表示「百分百感覺」是梁振英政府打壓新聞言論自由，是商台在續牌事件中「跪低」。李慧玲亦提及一個飯局中有官員向她表示，特首梁振英最憎的人是她，李慧玲相信，梁振英不滿她是始於行政長官選舉。李慧玲亦在記者會表示，一名與特首梁振英相識，亦與自己認識超過10年的朋友，曾叫她「小心份工」，她問對方自己是否會有人身安全問題，該名人士指，現在的政府未到這個程度。她沒有透露該人士的身份，但認為對方的說話出於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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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及任何關於李慧玲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宜，重申他本人及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本港的新聞自由。。
2014年3月17日，《蘋果日報》報道政府計劃在廣州南沙籌建佔地達100平方公里，比香港島更大的「香港園」，除將本港部份產業遷至園區，更會興建有公營房屋及老人院等新市鎮，安排基層遷往定居，園內採用香港稅制及法律，租期最少至2047年。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質疑計劃是「逼港人上大陸」，他指計劃反映梁無能，未有在港盡力「搵地」。他又質疑計劃可行性，即使高鐵接駁後往返兩地較方便，但公屋居民亦難負擔每程百多元車費。新民主同盟立會議員范國威指，計劃需大量社會討論，「你退休會唔會肯上大陸？」他指現時舊工廈和工業區仍未用盡，質疑計劃是梁在民望低迷時，拋出發展願景來討好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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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11時55分發出新聞稿，表示特區政府不會在南沙或橫琴實施香港法律，亦沒有租借南沙或橫琴的構思。政府在17時44分再次發出新聞稿，表示特區政府曾經在內部提供資料文件，作討論之用，經研究後，認為大部分構思並不可行，包括在當地租借土地及實施香港法律，亦因此自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於去年十月成立以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向該委員會提出有關發展南沙、橫琴或其他珠三角城市的任何構思或建議。
2014年5月22日，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表示，政府不會向任何計劃癱瘓中環的人，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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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主派方面，民主黨涂謹申指出，《公安條例》規定需要作出「合理」考慮後，才決定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不過，警方未收到「不反對通知書」的申請，梁振英已率先拒絕，故日後警方若拒絕向「佔中」行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梁振英的言論，可能成為司法覆核的理據之一。公民黨陳家洛認為，市民有權利集會遊行，但梁的言論如同行政指令，對警方及上訴委員會造成壓力。香港人權監察就指無論梁振英的言論有否令警隊受壓，已經損害警隊的政治中立。部分泛民議員認爲梁振英此舉是向警務處「落柯打」，要求警務處不要發不反對通知書。而第二日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附和了梁振英的言論，並表示支持。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出，《公安條例》列明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是警務處長的法定權力。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一旦佔中，他們也不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佔中可參加其他遊行集會，並於集會完結後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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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方面，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梁振英只是表達一種態度，一個立場。他相信，梁明白只有警務處長才有權力，但若不直接回應議員問題，或會被人指為逃避問題。經民聯梁美芬指出，梁的講法並無問題，一個犯法的組織，當然不會得到「不反對通知書」，她呼籲「佔中」組織無需「又要威又要帶頭盔」，並強調大部分香港市民反對「佔中」。工聯會陳婉嫻直言，梁的說法有點「論盡」，但相信他是經過思考才回答問題，絕對是有備而來，否則不會突然之間說出這言論。陳婉嫻又相信梁振英或有點怨氣。
政府發言人晚上澄清：「行政長官沒有亦不會干預警務處處長根據香港法例處理公眾遊行集會的決定。」
2014年7月，「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收集市民反佔中簽名，梁振英明確表態會簽名反佔中，強調簽名屬個人行為，沒有違反《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亦不會對公務員構成壓力。
有泛民議員批評政府此事取態不智，有學者亦指梁振英不宜太早表態反佔中，擔心對日後推行政改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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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 2011 年與一間澳洲企業達成協議，分兩年收取 400 萬英鎊，折合約港幣 5,000 萬元，收款時已經上任特首。梁振英正式宣布參選之日，正值他持股的戴德梁行控股公司 DTZ 賣盤，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報道，梁振英在造勢大會之後 5 天，與提出收購的澳洲企業 UGL 簽了協議。這份 UGL 行政總裁給梁振英的文件，一開首就表明好高興認識梁振英，希望雙方將來繼續合作。 UGL 保證 DTZ 會在正式被收購前，支付欠他的 150 萬英鎊花紅。另外， UGL 還承諾給予梁振英400萬英鎊，條件包括離職之後 24 個月內不會撬走管理層、不會開新公司競爭。另外，梁振英要同意不時協助 UGL 推廣業務，擔當轉介人及顧問，沒有列明時限。合約上有手寫補充，講明有關協助不可構成利益衝突，並有梁振英的簽名，合約於2011年12月2日簽署。之後幾日，梁振英在公開場合都被問到公司賣盤的事，他都指自己是一個小股東。根據協議，400萬英鎊分兩期，在2012年及2013年的12月支付，亦即是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後。梁振英的利益申報表中，受薪工作一欄沒有申報這筆款項。事件引發香港傳媒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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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7日，李寶蘭突然被取消署任廉政公署執行處首長，有立法會議員質疑是與她調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款項的案件有關。
2018年7月20日 李慧玲在節目《左右大局》透露，7月初收到由前特首梁振英發出的律師信，指她在6月28日的節目間的評論關於港鐵董事會、梁振英、UGL 和禮頓建築的關係有誹謗之嫌，要求道歉。李慧玲已委託何俊仁的律師行代為回覆，她強調評論有可靠消息來源，而作為時評節目，自己是基於公眾利益而作出公允評論，不會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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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0日，即雨傘革命期間，梁振英在禮賓府接受了包括《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在內的英美三家媒體的專訪。他承認很多示威者是因為香港缺乏社會階級流動和房價過高而感到憤怒，但他也強調民粹壓力是他抗拒示威者訴求的重要原因。據《紐約時報》報導，梁振英的談話反映的是香港菁英階層的普遍看法，不信任一般大眾治理這個城市的能力。他的論點可能會再次激怒那些因對經濟情勢不滿，由年輕一代帶動的街頭抗爭民眾，要求改變香港的政治未來。梁振英表示，如果按照學生要求在普選行政長官時實行公民提名，選舉將變成「數字遊戲」，選舉將傾斜至勞動人口和收入低於1800美元（約新台幣54655元）的市民，做法並不可行。梁振英強調，他希望高官與學生領袖對話，可以緩和緊張局勢。但《紐時》分析，他的此番言論，顯示他依然在捍衛與一般市民對立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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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向外國傳媒表示，一人一票的普選在香港是不可接受的，否則將由月薪低於1800美元／1.4萬港元（5919令吉）的香港人主導選舉，導致政策傾斜低收入階層，造成民粹主義，不利港府的親商政策。他又聲稱，北京沒有干預佔中是香港人運氣好，現階段如挑戰他本人和港府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此番「萬四元論」被指激怒市民，大部分網民都在Facebook聲討梁振英。亦有網民認爲梁振英只關心與政商界的關係，完全漠視基層市民，同時也與其選特首時的政綱關注基層市民完全相違背。
2014年10月22日，特首辦發聲明，解釋梁振英所提到提名委員會要具「廣泛代表性」的意思。聲明指出，《基本法》的設計是行政長官要兼顧各階層需要，所以選舉制度的設計要「均衡參與」。因此，將來提名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兼顧各階層各界別，而不僅是人數眾多的階層或界別的需要。聲明亦指出，梁振英肯定了收入差距是本港的問題之一，政府重設扶貧委員會、首次設立貧窮線等，證明政府對基層市民生活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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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日，梁振英出席仁川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港隊歡迎儀式後見記者，再次解釋《基本法》規定選舉制度要確保均衡參與，不可向任個一界別、階層傾斜，包括不可傾斜有經濟貢獻的金融界別等，亦不會傾斜沒有任何經濟貢獻的宗教、體育界。香港女子單車比賽世界冠軍李慧詩其後在其Facebook專頁留言反駁梁的說法，她指宗教和體育都在社會上都處於一個重要的地位，並影響社會的發展，影響的不止是經濟貢獻，她認為梁應該要在宗教歷史和奧林匹克歷史上下點苦功。此外，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亦發表聲明，認為梁的言論對所有默默耕耘、努力不懈及自強不息的運動員、教練及義務工作人員並不公允。
梁振英于2015年3月25日出席一个投资论坛时，发言公开表明指责议员以“拉布”方式，延误基建项目和阻碍港府施政。他同时呼吁在场人士登记成为选民，在今年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中用选票将泛民逐出立法会。
梁振英 批評與爭議
泛民飯盒會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傑批评，梁振英特首選舉時只獲得689票，但竟然呼籲選民不支持某些獲數萬選票當選的民選議員，是好性鬥爭、撕裂香港、唯恐天下不亂的表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對梁振英的言論表示憤怒，批評梁振英強烈撕裂社會，嫌自己太少敵人，每日「撩交打」，言論有失身分，反映他好勇鬥狠。建制派方面，田北俊则质疑市民是否聽取他的呼籲，认为梁振英本身民望不高，难以影響到市民意願。
2015年6月23日，當屆政府發表上任第3年《施政匯報》，交代施政進度，題目是「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推動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梁振英把香港花卉展覽總入場人次接近60萬，打破歷年紀錄等都當作施政成績。有意見認為這反映連梁本人也找不到有甚麼政績可寫，才迫不得已將這種與他領導關係不大的小事寫入施政匯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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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7日，2018年世界盃資格賽亞洲區第二輪C組次循環由香港隊主場對中國隊，有報導認為梁振英拒絕公開表態支持港隊是因為怕得失熱愛足球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及避免因公開支持香港隊而不支持中國隊會被視為不愛國，有違政治正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雖當時身在巴爾幹半島的羅馬尼亞，但卻在網上欣賞港中大戰，並於Facebook表明支持港隊，獲2.6萬個讚好。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在當日早上表態支持香港隊參與賽事，即使並非明確仍有公開表態支持港隊。
有球迷認為「香港人都唔撐香港人，唔配做特首，唔配做香港人」。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亦強調行政長官身為香港人應該撐港隊。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在Facebook批評，「那些連撐港隊也不敢的人，不如不做香港人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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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0月至12月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其中一名失蹤者李波懷疑在香港境內被中國大陸執法人員擄走，引起全城關注，擔憂「一國兩制」受到破壞。2016年1月5日，梁振英回應事件時稱「希望李波本人提供資料」。結果惹來抨擊及揶揄，指如果失蹤人士也可以提供資料，那麽失蹤人口組已經名存實亡。亦有人揶揄稱「冇返嘅同學舉一舉手」（缺席的同學請舉手）、「希望死者提供兇手資料」。
2016年4月6日《蘋果日報》網站版報道，3月28日凌晨，梁頌昕乘坐國泰航空CX872班機由香港飛往三藩市，其母、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在候機室等候期間，梁頌昕不小心在機場進行安檢時遺漏了一個黑色手提行李，航空公司職員及機場保安以程序為由不肯讓她即時取回行李，擾攘20分鐘後，保安公司促梁頌昕向國泰求助。其後特首夫人要求航空公司職員將行李送到禁區內，但職員指根據機場保安規定，認領行李時乘客必須重新辦理出境手續，親身到禁區外認領，惟梁太不同意，在機場大鬧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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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昕其後致電父親梁振英求助，梁振英即以「叫我梁特首」向職員施壓，要求職員盡快協助其女兒取回行李。其間機管局派出一名高層到場了解，經多番商議後，最終沒有按照正規安檢程序處理，將行李直送入禁區給梁頌昕。
2016年8月5日，梁振英委任2012年共競選特首團隊成員牙醫陳建強為新一屆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主席。港台工會下午發聲明，指對決定極度詫異及質疑。工會表示,顧委會職權甚大，能就港台節目向廣播處長提出意見，而會議是閉門形式，認為今次任命影響深遠，要求政府增加顧委會透明度，公開會議情況及文字紀錄，確保港台顧委會「公器公用」。工會亦質疑他合理化媒體投資者對編採方針的指示，認為陳建強對編輯自主的理解令人不敢恭維。（陳建強曾在2013年撰文，指新聞界「編輯自主卻有點過分神話化」、「除香港電台外，所有媒體都是商業經營的牟利事業，部份媒體更是上市公司，有責任向股東負責、維護股東的最大利益。」）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及毛孟靜分別質疑此舉是要「全面操控港台」及公營機構已成「梁粉俱樂部」亦擔心日後具爭議的節目可能受干預。
梁振英 批評與爭議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於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的儀式上，使用「支那」字詞及展出「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引起議會內外愕然。其後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不接納兩人的誓詞，留待新任立法會主席再次為兩人監誓，但受到建制派議員製造流會及主席梁君彥禁止兩人進入會議廳宣誓等原因，無法再進行宣誓。及後兩人嘗試衝入會議廳但令會議被迫暫停。
梁振英回應事件時，表示香港市民對事件會感到憤慨及失望，並認為事件傷害中港兩地人民的感情。他指出，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其中必須條件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除了行政長官任內的UGL事件，梁振英於卸任後亦被捲入利益衝突的疑雲。於2017年9月，梁振英被揭發成為兩間以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為名的公司董事。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認為，即時沒受薪或分紅，角色上仍有利益衝突。然而，前特首離職後相關工作規限，特首離職首年內不能在商業或專業機構出任董事，除非是由非牟利機構或非商業性質的組織委任。由傳媒揭發才匆匆申報，做法亦受質疑。
梁振英的修辭術多次受到争議，公眾同泛民主派指他經常不直截了當的回答問題，而是搬出一些模稜兩可、沒有實質內容的答案。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更形容此為梁的「語言偽術」（always make up stories）。前中央政策組顧問劉細良讚揚梁振英的說話技巧高，劉舉例僭建事件中；別人質詢他有否僭建花槽，他答說從來沒有提過「花槽」兩個字，此前他說的是「花棚」，被認為是狡猾地把問題卸開。還有「撤回與不撤回之間有好大空間」、「僭建處理了就不存在」等類似言論，被指是將問題輕輕帶過，蒙混過關。
就梁振英在2018年3月下旬持續「狙擊」《香港蘋果日報》的廣告商一事，香港泛民主派政治組織社會民主連線人士吳文遠眾籌於該報A1頭版投放一則全版廣告，以「問候」梁振英。4月8日，刊登了一篇「香港人忍耐力有限公司贊助」的頭版廣告，內容為要求梁振英北上取代習近平等惡搞內容。其後中文維基百科的梁振英條目多次被IP用戶破壞，其生平被多次加上不實的逝世日期，也導致蘋果iOS系統中的人工智慧助理軟體Siri一度誤認為梁振英已逝世。
2019年元朗七二一事件發生後，梁振英嚴厲譴責事件中的暴徒，並呼籲停止一切暴力行為。惟梁振英本人亦被揭發曾與事件中屬黑社會14K老大的施襲者「飛天南」合照。
2020年9月28日，香港電台記者利君雅在臨近試用期結束前，突然被港台以重啟對其投訴調查為由，再把其試用期延長120日，惹來不少爭議。對於有關事件，梁在社交戶口發言，以記者必然有基本禮貌為題，直指利沒有禮貌，更稱在香港以及外國都沒有像利一樣態度的記者，又指其行為在英美兩地出現的話，必然早早就被解僱。
2020年9月30日，梁振英在社交帳號指其成立的「803基金」已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教育局公開被裁定操守失當教師姓名及任職校名等資料。
及後梁振英於10月13日在社交帳號發佈18名曾被捕上庭的教師資料，聲稱其創立的「803基金」會從不同途徑收集資料，再「向有關學校求證」並公告社會。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表明會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則表示，教協關注「有人有組織地對教師起底」有否違反《私隱條例》，強調「不會容許這些情況繼續」，已著手研究申請禁制令。私隱專員公署共接獲17宗相關投訴，但沒有正面回應梁振英做法是否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僅表示會根據既定程序處理。
梁振英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以政治協商形式產生香港特首不違反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也不需要人大釋法。民主派批評該做法是民主的大倒退，而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認為以選舉方法產生特首比較好，改用協商星尚須修改《基本法》附件一。
2021年3月3日，梁振英北京出席人大兩會前接受路透社訪問，被記者問及會否再選特首，他表示會竭盡所能服務香港和國家(I'd do anything to serve Hong Kong well and to serve the country)。又表示自己是數百萬名合資格競選特首的港人之一，而卸任後的過去3年並非「甚麼也不做」。
2021年10月，據立場新聞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解密的「潘朵拉文件」，梁振英就UGL事件接受廉政公署調查期間，於2015年11月將名下公司Ace Link Property持有的日本EuroAsia Properties三成股份出售給UGL公司，價值20萬英鎊，當時約合港幣230萬。據戴德梁行2011年的年報，EuroAsia Properties是其在日本開設的附屬公司，持有七成股份，由此可推斷剩餘三成股份由梁振英持有。然而，梁振英上任特首後2012年8月3日發表的公開利益申報表，均未提到其本人持有Ace Link Property和EuroAsia Properties的股權，他當時仍是這兩家公司董事，直至8月10日才辭去職務。對此，梁振英表示申報制度僅要求申報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權，不包括下設各級子公司股權，又稱他已經「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動作出額外安排，將所有股權放入由專業人士管理的信託，本人不行使作為（包括日本公司）股東的決策權」，指立場新聞他出任行政長官時的申報情況，已經交由律師處理。
2022年3月16日，now新聞記者在政府疫情記者會上問及內地援港醫護的投訴機制，建制團體香港政研會發起聯署，質疑記者涉散播仇恨言論，或觸犯國安法。now新聞昨日就有關記者的提問致歉，據悉該記者被口頭警告。now另一記者同日在特首記者會問到投訴機制，亦被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質疑「心術不正」。立法會議員鄧飛3月15日在一個小組委員會上也有關注內地醫護投訴機制，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Facebook批評有關提問，質疑該記者是「腦袋問題還是心術不正」。梁振英在Facebook表示，香港醫護人員分身乏術，大批老人家危在旦夕，醫護感染康復後再奔前線，「內地醫護離鄉別井來香港救人，醫療事故？投訴？」他稱，該記者不能說由於「因為有前線醫護也擔心」就
重複這個「無厘頭問題」。
2025年8月13日，梁振英與夫人梁唐青儀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西貝流士公園（Sibeliuksenpuisto）內散步，偶遇一群在公園內「練功」及收集人權問題聯署簽名的法輪功學員，於是上前交涉，要求法輪功學員提供姓名及住址等個人資料，並向對方表示「有了你們的姓名，回去馬上就可以查，一個連着一個的」，「法輪功在香港，好多年之後，我們把所有東西查得清清楚楚」，又指控對方「收錢」。在場學員報警求助，警員在梁振英一行人離開不久才到現場錄口供，並確認學員的活動合法及受芬蘭法律保障，承諾會監視有關區域，以防再有滋擾發生。芬蘭外交部對BBC中文證實該事件發生，形容這是一起「不幸事件」，並稱不能接受任何恐嚇行為。法輪功關聯組織稱這是「中共跨國鎮壓的最新例證」。
2025年9月12日，梁振英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两年前在淘宝购买冬虫夏草的种子去种植，结果长成大树后去化验发现根本不是冬虫夏草，便向淘宝平台投诉后下架相关商品，一度引起热议，有网友指出冬虫夏草并无种子。梁振英还借相关经历指出有关报道中提到淘宝平台销售马会、香港高尔夫球会、清水湾高尔夫球会等俱乐部的伪冒泊车贴等负面信息，批评淘宝发财要立品，不能损害全体中国商人的名誉，同时指出诚信、商誉、守法意识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优势，呼吁下架任何与香港有关的假冒商品，并报请公安处理。
梁振英 對梁振英的稱呼
香港親梁振英陣營人士對梁振英一般稱呼作「梁特首」。而香港反政府人士對梁振英的蔑稱有「689」、「狼英」、「路姆西」（Lufsig）等。自2015年起，梁振英被包括立場被指較為親中共的成報在內的各大傳媒冠以「港獨之父」之名。
梁振英 民調
梁振英上任後爭議不斷，不但與非建制派（泛民主派、自決派、本土派）的關係一直惡劣，且與溫和建制派的關係欠佳，民望一直下挫，就任後觸發多場遊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13年1月2日公佈的調查顯示，梁振英的支持度評分有49.1分（並非支持率，若只計算支持率一直低于三成），處於不合格水平。
2013年香港元旦大遊行，有很多市民遊行要求梁振英下台。民間人權陣線宣稱有13萬人，警方指最高峰時有二萬六千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估計為3萬至3.3萬人與此同時也有支持梁振英的遊行，卻爆出派錢醜聞，新界總商會副宣傳主任蔡志峯被指以每人250至300港元找人參加遊行。主辦團體否認「向遊行人士派錢」，指「涉嫌派錢者及接受金錢人士不是發起團體、其會員及支持者」。鄭耀棠質疑有人混入遊行隊伍插贓嫁禍。時事評論員王岸然撰文指有「地產霸權」與「傳媒惡勢力」企圖「集中力量，盡快趕梁振英下台，以免他有時間藉施政改善民望」，「急於推梁振英下台的只是『地產霸權』」，其他人起哄倒梁則是「給『傳媒惡勢力』設下的議題所帶引」。
梁振英 民調
2013年5月14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顯示，梁振英民望跌至上任後的新低，支持率不足三成，只有兩成九，反對率卻高達五成半，以上任十一個月計，其民望評分亦是香港歷任特首同期中最低，被評為「表現失敗」。總監鍾庭耀表示，其民望的下跌，可能受到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嫌行為不當事件、四川雅安地震方捐款1億港元事件，以及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等影響。
2013年8月15-20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進行「假設明天選舉特首，而你又有權投票，你會唔會選梁振英做特首？」民調，回答「會」的只有25.3%，回答「不會」的則為超過兩倍的56.2%。
梁振英 民調
2013年8月底，立法會民主派議員范國威（新民主同盟）、毛孟靜（公民黨）、張超雄（工黨）、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發言人韓連山及多名社運人士在Facebook發起「抗融合．拒赤化．反盲搶地 一人$100換特首 還香港人一個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行動，由數百位港人集資於9月3日在《明報》及《都市日報》刊登「反梁」廣告，批評梁振英漠視港人利益，讓自由行陸客「肆虐」香港，破壞香港的文明和秩序，香港人基本生活需要不斷被剝削，已讓港人忍無可忍，表明「換特首是出路」，促請中华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停止干涉香港內部事務；並在臺灣《自由時報》刊登「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鑑」廣告，讓臺灣人明白香港引入中國大陆新移民及旅客後港人所面對的苦況，不要讓臺灣被中國大陆旅客攻陷。
2013年底，因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爭議，梁振英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並以行會保密協議為由，拒絕交代拒發牌原因，他及特區政府的民望全線下挫。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整體表現評分跌至上任後的新低41.7分；對特區政府表現的滿意者僅13.5%，不滿意者達到49.2%。
梁振英 民調
2013年12月17日，梁振英在北京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會面後，離開人民大會堂正要下樓梯時，突然重心不穩，他立即舉起雙手作平衡，才不致於當眾跌倒。
2013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北京與梁振英會面後表示，中央會規範化特首述職，並明確提出三項述職要求，包括特首除了報告政績外，亦要匯報不足；匯報特區政府來年新規劃；以及報告貫徹落實《基本法》取得的進展及當中存在的問題。
2014年10月，梁振英在處理雨傘革命時的表現備受批評，亦被指漠視民意以及利用各種方式打壓示威者的聲音。這促使梁振英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新低。在中大民調中，梁振英的評分跌至38.6分，而港大民調中的評分亦只有38.9分，兩民調的民望均是其上任來新低。其中港大民調結果又顯示，有62%人反對其出任特首，支持的只有23%；而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87%人反對其出任特首，支持的只有8%。
香港電視節目主持褚簡寧曾就梁振英的低民望發表過評論，指梁振英的最大問題是他無法給人可愛和誠實的印象，儘管他的政策幫助了部分基層市民，但他無法擁有大批忠實的支持者。
梁振英 家庭生活
梁振英在1981年結婚，妻子為律師唐青儀，育有一子兩女，分別是：長子梁傳昕（1989年5月16日出生）、次女梁齊昕（1991—2025）和三女梁頌昕（1992年出生）。一家五口名字的羅馬拼音的縮寫都是CY，三名子女都已經移民英國。長子梁傳昕和三女梁頌昕同在劍橋大學畢業，分別修讀生物化學和經濟。梁傳昕繼續在劍橋大學修讀博士，研究幹細胞。次女梁齊昕則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法律學士學位。儿媳是芬兰人Mimmi Mononen（莫宓莲）。
2014年6月下旬，梁齊昕突然在其Facebook上載兩張疑似「自殘照」，其中一張懷疑在浴缸拍攝，清楚見到她左手腕有兩條紅痕。
針對雨傘革命，梁齊昕曾在Facebook寫道她的衣服、鞋子、珠寶都是香港納稅人的錢買的，挑釁抗議民眾。
梁振英 家庭生活
2015年3月17日，梁齊昕清晨時分突然在facebook留言，聲稱曾遭家暴，被母親梁唐青儀辱罵、掌摑及踢傷，曾想過在香港禮賓府跳樓自殺，更報警稱遭人用玻璃襲擊受傷。警方召救護車到場，經調查後以無人要送院收隊離開。其間，梁齊昕面容憔悴地三度現身禮賓府露台。梁振英事後首次承認女兒因健康及情緒問題一直要看醫生，籲外界給女兒多一點空間。到3月18日清晨，梁齊昕在其Instagram帳戶表示已離家出走。
2025年4月8日晚上10時40分，梁齊昕被發現在香港筲箕灣愛德街1號香港逸蘭蘇豪東服務式公寓昏迷倒臥在房間地上。救護員接報到場檢查後，證實梁齊昕已當場不治，終年33歲。4月9日凌晨1時許，梁振英由一名要員保護組警員陪同下到場，步入公寓了解情況。同日清晨5時許，梁振英於其個人Facebook上發文證實梁齊昕死訊，並指她「走得很突然，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只是安詳的躺在床上」，又感謝警方和法醫的調查以排除梁齊昕自殺和其他可疑。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是中華民國文化部所屬機構，也是臺灣首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為傳承1921年蔣渭水等先賢「臺灣文化協會」之成立精神，於2003年10月17日開館營運。國立臺灣文學館以蒐藏、保存、研究、展示及推廣臺灣文學為核心任務，亦是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的重要據點。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文物數量，根據官網統計至2023年5月統計已達約13萬件。這些館藏文物見證了臺灣文化的發展軌跡，也成為研究臺灣文學的核心線索。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博物館所藏的文物被指定為重要古物者，截至2017年計有12組(182件)，包含：洪棄生《寄鶴齋乙未以後披晞集》手稿本、《寄鶴齋集》手稿本、《寄鶴齋詩草乙未以前謔蹻集》手稿本、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蔡培火Chàp-hāng Kóan-kiàn (十項管見)、劉吶鷗日記(1927)、《南溟樂園》第四號、《臺灣新民報》（1933年5月至11月日刊）、楊逵《模範村》手稿、風車3、「臺灣文藝聯盟本部」木匾。
國立臺灣文學館
博物館建築於2003年11月10日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其前身為原臺南州廳，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營繕課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1916年5月20日完工搬遷，落成啟用。起初為日治時期臺南廳的廳舍，1920年9月臺南廳改制為臺南州，「臺南市役所」亦在此辦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州廳遭美軍轟炸，原法國馬薩式屋頂、衛塔屋頂及木構造部分幾乎全毀。戰後稍經整修後曾作為「空軍供應司令部」，後成為臺南市政府廳舍。1999年3月啟動修護及增建工程，2003年1月完工，作為國立臺灣文學館館舍，並為臺灣「古蹟再利用」之官方建築的重要案例。
國立臺灣文學館 歷史沿革
臺灣經過史前時期、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治時期、日治時期、到二戰後至今，不同世代交替的過程中，已累積豐富多元的文學作品。為能完整典藏、研究、展示、及推廣臺灣文學資產，在臺灣文化界人士的極力奔走之下，催生了臺灣首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歷史沿革
1990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學者專家呼籲建立臺灣文學資料典藏及研究之權威機構。1991年，文化建設委員會於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提出籌建「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草案，報請行政院鑒核；1992年4月21日，行政院原則同意。文化建設委員會遂籌組館舍籌建地點評選小組，並經臺南市政府於1992年12月18日函覆同意，最後選定臺南市政府舊址（原臺南州廳）為籌建地點。1994年因政策調整，行政院指示文化建設委員會將「現代文學館」、「視聽藝術資料館」、「文化資產研究所」併入「籌設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並以「現代文學館」取得之原臺南州廳作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之籌建地點。後因文學界憂心原「現代文學館」因合併規劃成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之「文學史料組」，不利於文學之推動發展，經立法院委員會、公聽會討論，以及文化建設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研究諮詢，於1998年3月26日文化建設委員會擬具「『籌設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籌設內容與組織架構修正計畫」報請行政院鑒核，同年12月15日行政院函復同意將「文學史料組」提升為「國家文學館」。2003年10月8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更名為「國家臺灣文學館」。
1996年8月8日，「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正式掛牌，負責籌設工作。同年10月1日，原省轄臺南市政府遷至安平區五期重劃區新址（今永華市政中心），原址之鑽探工程於11月4日開工，工地開始運作。1999年3月展開修護與增建工程，2003年1月完工。 2003年10月17日「國家臺灣文學館」正式開館，並於2007年8月15日以中央四級機構設置，正式定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 2021年10月17日升格為中央三級機構。
國立臺灣文學館 歷任首長
2003年10月17日正式以「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組織型態開館營運，林瑞明為首任籌備處主任。2007年8月15日以中央四級機構設置，改名「國立臺灣文學館」，歷任館長計6位（截至2022年9月30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 建築及空間概述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舍為古蹟修復再利用，透過建築設計將國定古蹟原臺南州廳及新建部分相互結合，成為地上二層、地下三層之建築。
古蹟建築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營繕課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起初為日治時期臺南廳的廳舍，1920年臺南廳改制為臺南州（包括今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的州廳，以面向大正公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為主出入口，地址為幸町一丁目，另外「臺南市役所」亦共同在此辦公，以面向幸町通（今南門路）為主出入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州廳遭美軍以燒夷彈擊中，原法國馬薩式屋頂、衛塔屋頂、及木構造部分接近全毀。戰後稍經整修將屋頂改為兩坡式，曾作為「空軍供應司令部」，後來成為臺南市政府廳舍。
國立臺灣文學館 建築及空間概述
在建築師陳柏森的主持之下，以「尊重古蹟、延伸歷史記憶空間、穿越歷史、新舊空間對話、地域性與移植性對話」等理念進行「原臺南州廳古蹟修復」及「空間增建與再利用」兩部分的工程。古蹟部分在經過整修後，大致恢復日治時期舊貌，並以「原臺南州廳」之名列入國定古蹟。戰後增建部分因老舊破損予以拆除，並改建為地上二層、地下三層的新建築，因鄰近臺南孔子廟且為尊重歷史記憶，新建築之量體及高度均躲藏於古蹟建築之後，原古蹟內側迴廊及外牆轉變為室內空間，和新建築相對且設有天窗作為自然採光，動線上不論是文學館正門或南門路文資中心出入口，都必須經過古蹟部分進入新建築空間。
辐射度算法
辐射度算法，一种全局光照算法，用于三维计算机图形学绘制。和倾向于只在一个表面上模拟一次光的反射的直接光照算法(例如光线跟踪)不同，像辐射度算法这样的全局光照算法模拟光在一个场景裡的多次反射，通常会导致更柔和更自然的影子和反射。
辐射度算法做为绘制方法是在1984年由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C. Goral, K. E. Torrance, D. P. Greenberg 和 B. Battaile）在他们的论文"Modeling the interaction of light between diffuse surfaces"（漫射表面之间的光线的交互的建模）中引入的。该理论在工程中早有应用，用以解决辐射热传导中的问题，始于约1950年。
突出的商用辐射度算法引擎包括Lightscape（现已集成到Autodesk 3D Studio Max的内部绘制引擎中），和更新的Next Limit的Maxwell~Renderer（麦克斯韦绘制器）。
辐射度算法 视觉特点
辐射度在绘制过程中的引入经常对最后的场景带来更多一份的真实感，这是因为它模拟真实世界现象的方式。考虑一个在白色地板上的红球。
光打在球上，投射出一个阴影，还有将一小部分红光反射到周围的物体上 - 在这个例子中，也就是地板。该现象给白色地板靠近球的地方加上了一点红色的色调。该效应是很微妙的，但因为人类的眼睛对于其真实世界的对应现象很习惯，它可以增加真实感。
辐射度算法 物理特点
基本的辐射度算法方法其基础在于热辐射的理论，因为辐射度依赖于两个表面之间光能的传输。为了简化计算，辐射度算法假设该数值在整个面片上恒定（完全或理想漫射曲面）；这意味着要计算精确的图像，场景表述的几何部分必须分解成更小的区域，或者说面片，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得到最后的图像。
在这个分解之后，光能传输的量可以通过使用已知的反射表面的反射率和两个面片的波形系数来计算。波形系数是一个无量纲量，它根据两个面片的几何朝向来计算，可以视为第一个面片所有可能发射区域的被第二个面片所覆盖的部分所占的比例。
更精确的讲，辐射度是每单位时间离开曲面片的能量，是发射和反射能量的组合：
辐射度算法 物理特点
其中:
对偶性：
给出：
作为简化，积分用每个面片上恒定的辐射度取代，上式简化为：
然后该方程可以应用到每个面片。这个方程是单色的，所以彩色辐射度需要对于每个所需的色彩进行计算。
常数Fji可以用几个计算方法。早期的方法采用半立方体 （一个假想的立方体中心位于第一个曲面，第二个曲面投影于其上，由Cohen 和Greenberg于1985年提出）以逼近波形系数，也解决了相交面片的问题。这在计算上耗费很大，因为理想的波形系数必须对一个可能的面片对导出，这导致了对于增加的几何复杂度在计算上的二次增长。
摩羅街
摩羅街（英語：）位於香港上環，位於皇后大道西與之間，受樂古道分為摩羅上街（英語：）和摩羅下街（英語：），摩羅上街的東面連接樓梯街，是一條集中售賣古董的街。
摩羅街 名稱來源
香港開埠時，不少印度水手與士兵喜歡在此聚集擺賣貨品，當時香港人已把印度人稱為「嚤囉」，因此此街便稱為摩羅街。至於英文名，同樣與印度人有關。Lascar 源出[阿拉伯語]及[波斯語]Lashkar，原指虔誠軍、士兵、護衛，其後已引申為[亞洲]各地，尤其是印度海員的統稱。一說是由Musselmen簡化成Morra而稱為「嚤囉」。
此外，摩羅街亦稱'貓街'（[英文]：'Cat Street'），因為這裡有很多經營古董買賣的商店，也有不少「雜架攤」，坊間傳聞這裡有一些店家賣俗稱為『老鼠貨』的賊贓，所以都會叫那些買老鼠貨的人，像貓一樣，所以慢慢就叫作為『貓街』。
摩羅街 歷史
1840至1850年代，數十名印度人聚居在附近一帶當小商販，同時吸引大批的印度水手暫住，[駐港英軍]的印度士兵亦會到此購買印度商品，港英政府因此順勢將此地段拍賣，供印度人使用，建立現時的「摩羅下街」。政府在1849年的售地計劃中表明：「1849年11月27日拍賣官地，位於印度廟附近，作印度人聚居之用。」可見當時此處已建有印度教廟宇。
1860年代，廣東四邑地區因爭奪地方資源爆發嚴重土客衝突，死傷枕藉。當時原籍開平的香港富商譚三才（又名譚亞財）為支持新會鄉里打败客家人，憑著自己的人脉關係，暗中招募百多名曾經服役的印度士兵，配備新式洋槍，乘船到新會增援。其中有留居香港的家眷因頓失家庭經濟支柱，要求賠償安置，政府於是向譚三才追究，譚三才其後認罪賠償損失，並在摩羅街以南位置建設「摩羅上街」作為安置，自此原摩羅街便改稱為「摩羅下街」。
隨著時代發展，居住摩羅上、下街的印度人陸續遷居市區各處或離開香港，到20世紀初，該區只剩十多戶印度人。原來商舖亦由經營雜貨的華人進駐，以售賣字畫、古董等雜貨而聞名至今。二次大戰後，政府為改善交通，在摩羅上、下街之間開闢「樂古道」，取該區「愛好古玩者的樂園」之意。
摩羅街 街道文化
摩羅街自1920至30年代起，便已經是一個舊貨買賣市場。其所售賣的古董，除了昂貴的藝術品外，也有其他雜項貨品。包括古董電器、舊玩具、舊明信片與海報等等，是喜愛懷舊物品人士尋寶的好地方。由於摩羅街的歷史特色，香港旅遊發展局向海外遊客推介，指摩羅上街為售賣絲織品、刺繡、玉石及木製品的好地方。此外，摩羅街在旅遊刊物中亦有介紹，國際著名。因此，吸引不少中外遊客來參觀、購物及拍攝，也吸引過不少古董藝術店在此，及鄰近荷李活道開店，成行成市。
摩羅街 摊档
这里的古董店主要以摊档为主，纸张、陶瓷、铜器、玉器、石器等各种材质，旧钟表、旧皮包、鸟笼、瓦当、钱币、旧钢笔、旧电话、米老鼠、芭比娃娃等各种小玩意，沾上点旧的边的物品应有尽有。这里大东西好东西不多，但花上半天时间寻觅到一个做工上佳的银盘或者小银勺、小银铃还是很容易的。那些产自国外的瓷器，质量也不错，集实用与装饰于一体，价钱不算太高，只是不成套。如果能经常去逛逛，说不定能凑齐。这样，虽然它们作为日用品已经退出了生活舞台，而作为家庭装饰，却有一种独特的趣味。
摩羅街以古董聞名，兩旁開設了許多出售古董物品的商店，如古代婚禮服飾、巨型瓷器花瓶、小巧的鼻煙壺、雕刻精美的玉器、罕見的古代錢幣和銅鏡等等，吸引不少人士慕名而來，選購。古董店以外，路上還有很多雜貨攤檔，舊式生產工具，如風扇、留聲機、衣車、上鏈手錶、舊書籍報章等，售價相當便宜，因而常常吸引喜歡懷舊風的朋友前來「尋寶」。摩羅街有著琳琅滿目的物品，瑣碎至鑰匙圈、襟章等特色紀念品，甚至連電器、傢俱等大型物品都可以找到。許多人把這裡當作是是尋找廉價紀念品的寶庫。
樓梯街
樓梯街（英語：）位於香港上環，是一條以樓梯為主的街道，除了荷李活道以南，文武廟旁邊一小段可供車輛駛進四方街外，其餘各段皆為石級。早於香港開埠初期的1841年至1850年間興建，歷史悠久，現已被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樓梯街由皇后大道中起，沿山勢而上，經過摩羅上街、弓絃巷、荷李活道、四方街、必列者士街及裕林臺，樓梯臺，直至堅道止，全長350米。不少電影、電視劇集曾在此取景。全段共有316級。
樓梯街原本由花崗石鋪成，歷經百多年歷史，現時大部分已鋪上混凝土，亦更換了新型鐵欄，但不少歷史痕跡亦能清晰可看，例如舊式護土牆、樹牆及街道旁的護欄等。樓梯街與荷李活道交界的文武廟，和在必列者士街的基督教青年會會所，皆被政府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红线女
紅線女（1923年12月27日—2013年12月8日），原名鄺健廉，廣東开平水口泮村人，生于广州西关，中国粵劇表演艺术家，人称“女姐”，代表作《紅燭淚》、《昭君出塞》及《荔枝颂》，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女腔亦稱紅腔。
红线女 生平
紅線女生於1923年，外祖父為著名鬚生聲架南，舅父為著名武生靚少佳，舅母為著名花旦何芙莲。，表妹為前《歡樂今宵》創作人胡美屏，堂伯父為同治年间创建粤剧行会“八和会馆”的著名武生鄺新華。而紅線女的父親鄺亦謨在廣州經營中藥店生意。
她是父親兩名妾侍之中其中一位所生的幼女，8岁時隨留声机学唱粤曲。抗日战争前，家住广州西关，在廣州就讀小學，當廣州被日軍攻佔後，便轉到澳門南灣媽閣街的教忠中學小學部入學兩年。1938年因日军侵华而辍学，後随母亲经澳门赴香港，拜舅母何芙莲为师，正式為職業粵劇演員，取艺名「小燕红」。1939年春，於勝壽年劇團首次登台演出。自此升任第三花旦，于夜场扮演丫环、宫女等配角。1940年，随何芙莲临时于靓少凤的金星剧团演出，由靓少凤为其正式改名为“红线女”。1941年到上海演出，年底日军占领香港，红线女迁居于靓少凤家，并于15歲加入馬師曾劇團。1943年於广东肇庆演出，於中國内地首次使用“红线女”的艺名，成为“师曾剧团”的正印花旦。其后不停到抗战后方巡演，多演马派剧目，如《苦凤莺怜》、《斗气姑爷》、《软皮蛇招郡马》等。
红线女 生平
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到香港学习京劇三年，後得何賢贊助成立“真善美劇團”，先后与马师曾、薛觉先合演《蝴蝶夫人》、《清宫恨史》等剧。1946年於香港连续一个月每天不停演出粤剧戏目《我为卿狂》轰动全港，次年以《我为卿狂》为题材拍摄了她首部电影。1950年代初组建红星粤剧团，与马师曾领衔到广州演出现代戏《珠江泪》。1952年演出《一代天骄》、《王昭君》，并且尝试改编《蝴蝶夫人》和莎士比亞劇作为粤剧。
紅線女在传统旦角的基础上，融入京腔、昆腔及西洋美声技法，创造出著名的粤剧唱腔“红腔”，使粤剧旦角唱腔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5年，受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國。1956年参加中國国庆7周年观礼活动，受到周恩来接见，是年底参与广东省粤剧团演出。1957年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广东粤剧团（今广东粤剧院）。期間拜京剧梅兰芳为师；请程砚秋设计身段、水袖；请俞振飞指点《桂芝告状》；请周小燕改进《思凡》的唱腔；并且研究将朱传茗、郭兰英、王昆等唱腔技巧融入粤剧发声，先后演出《搜书院》、《昭君出塞》、《苦凤驾怜》、《打神》、《李香君》、《关汉卿》、《山乡风云》等剧目，最终完成红派的艺术體系。
红线女 生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紅綫女一家受到迫害，被逼离开艺术行业，到广州街道打扫，并且多次被“造反派”剃“阴阳头”，貶為“黑線女”。1967年被下放到广东英德茶场劳动。到1970年，周恩來到廣州與柬埔寨等印支半島國家舉行會議，紅線女便獲批准復出，在接待這批外賓的晚宴上表演助興。對於她為何在被「打倒」三年後就有機會復出，外界有種種說法。之後她去了北京治療聲帶，回來後就按黨中央指示，大力發展革命樣板戲。在《沙家浜》中還親自擔演主角阿慶嫂，這樣板粵劇被拍成電影，70年代中曾在香港的普慶、珠江等左派電影院公映。紅線女首次復出後表現得非常「革命」，在四人幫當道的1975年還當上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中共媒體發表了多篇她吹捧四人幫路線的文章，惹來好些同行非議。與她同期的粵劇伶人羅品超在文革後復出，曾公開談及對紅線女的不滿。他在回憶訪問錄《羅品超奇傳》中,有一章題為：「對阿女愛恨交織」，交代有關細節。毛澤東在1976年逝世，不久四人幫倒台，文革正式結束。此時紅線女因被指與江青關係密切，遭隔離審查，後來為了迎合改革開放的寬鬆氣氛，紅線女也沒有犯下嚴重罪行，中共終於1979年批准她再度復出，與香港演藝界人士會面。[14]
红线女 生平
1980年，紅線女與秦中英合作改寫《王昭君》，扭轉悲劇情節成為《昭君公主》，與陳笑風等人合演。1984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粤剧戏曲小调的独唱音乐会，这是其文革後首次登台演出，1988年国庆前夕，红线女率广州粤剧团到北京举行“红线女专场”；1994年在北京主演《白燕迎春》。并创办了红豆粤剧团，培养粤剧接班人。
2012年5月21日，香港新光戲院重新裝修後，舉行開幕禮，紅線女到香港為其剪綵，後應邀以一曲《荔枝頌》作賀，全場肅立拍掌致敬。
2013年12月8日晚上8时40分因心肌梗塞於廣東省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9歲。
红线女 艺术作品
紅線女曾参演70多齣电影，主演近200个粤剧剧目，包括《关汉卿》(1960年)、《搜书院》(1956年)、《沙家浜》、《李香君》、《刁蠻公主戇駙馬》、《打神》外，还有故事片《慈母泪》、《胭脂虎》(1955年)、《秋》(1953年)、《愛》(1955年)、《山鄉風雲》(1955年)、《我是一个女人》(1955年)、《昭君出塞》、《拾玉鐲》、《人海萬花筒》、喜劇《審死官》、寫實片《天堂春夢》等。
红线女 艺术成就
曾于1950年代至今获历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其中在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给她写信，希望女姐身体力行，努力做“劳动人民的红线女”。她多次被选举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包括第3、4、5、6、7、8、9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1992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2001年6月15日，红线女在美國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接受“2001年度最杰出艺术家”的终身成就奖的最高荣誉；2002年1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红线女“粤剧艺术杰出贡献奖”。廣州市政府特在广州珠江新城興建红线女艺术中心，慶祝其演藝生命60周年，表扬紅線女对粤剧、电影的贡献，于1998年12月落成。
红线女 家庭
1944年與馬師曾結婚，有兩子馬鼎昌、馬鼎盛，一女紅虹（原名馬淑明，1945年－），幼子馬鼎盛為軍事評論家，次女紅虹為粵劇演員。紅線女1955年3月3日與馬師曾離婚，回中國内地後于文革期间（1973年前后）再婚，第二任丈夫是作家華山。據馬鼎盛回憶，“她第一段婚姻，年纪差太远，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业上是最佳拍档。……我妈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全方位成功。恰巧，同第一段婚姻一样，也不过十年光景，而且，最后一年，那位大作家患绝症卧床，我妈天天跑重病房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惜工本。……当我们斗胆问到她第二段婚姻时，她也坦承“缺乏爱意”。”
红线女次女红虹也是粤剧界著名的正印花旦。在文革期间，曾经参与批斗母亲，导致母女关系决裂。红虹在1984年3月到香港旅遊期间偷偷脫團，失踪半年後於1984年10月9日現身台灣召开记者招待会，斥责中共專制，為追求自由而決定「出逃」，事件震惊海内外，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性为“叛逃”。红虹在定居台灣多年後移民加拿大，致力從事粵劇傳揚基督教的工作。及后母女关系修复，而红虹已低調回過大陆。
馬師曾
馬師曾（英語：，1900年4月2日—1964年4月21日），字伯魯，號景參，後因與粵劇名伶新馬師曾相區別而有「舊馬」、「老馬」稱號:208。廣東顺德人，中国粵劇表演藝術家。馬師曾在1944年與紅線女結婚，其幼子馬鼎盛是著名的軍事與時事評論員。
馬師曾 生平
马师曾是廣東順德縣龍潭（顺德区杏坛镇龙潭村）人。祖父馬肇梅于廣州經營茶莊，馬師曾幼年與父親馬公權、母親王文煜一同在廣州居住。1907年家庭經商失敗，隨祖父、父母親舉家前往武昌，投靠任兩湖書院經學館館長的曾叔祖馬貞榆，因而有機會攻讀四書五經及習練書法，由此打下了一定的國學基礎。
1911年武漢爆發辛亥革命，隨家人逃離武漢輾轉回到廣州。就讀小學和中學期間，對戲劇開始發生興趣，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文明戲”演出活動，有時還偷偷跑去觀看著名演員新華、朱次伯等人演出粵劇。中學未畢業奉父母之命到香港銅鐵店當學徒，因不堪忍受店東和其他夥計欺凌，跑回廣州進入陳圹南太平春教戲館學戲，與老藝人師傅佳建立師徒關係，自起藝名關始昌，從此開始粵劇學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