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姚文元 生平
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姚文元入选组员，后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参加大量演讲接见活动。同年7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姚文元和张春桥前往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讲话，称「我们揭发了工作组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揭发和批判，彻底清算工作组的错误路线！」。
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发表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演讲，在其中批判周扬借反右派斗争之机，「动员他手下的那一小撮无耻之徒进行了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的大阴谋」。1967年1月，《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曾发动胡风案的周扬是「文艺黑线的总头目」。
姚文元 生平
与此同时，上海的文革造反派势力不断壮大。11月28日，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朱永嘉贴出大字报《我要造反》宣布加入造反派，但因为他写作班成员的身份而没有得到红卫兵信任。11月29日，姚文元电话指示徐景贤以「丁学雷」的名义「把话讲得硬点」，向红卫兵传达写作班直接受张春桥领导，出面保朱永嘉。可是徐景贤仍旧不确定是否加入造反派，最终，在其他写作班成员多次逼迫以及姚文元来电「还是写文章还是上来第一线」的暗示下，12月14日，徐景贤以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开会决定上海市委写作班一起向市委造反。12月18日，写作班串联了其他上海市委的造反派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在会上声称「紧跟张春桥和姚文元」，随后成为了张、姚在上海的唯一联络员以及实际代言人。12月26日，姚文元在毛泽东生日当天向徐景贤电告毛泽东对工作班造反的高度褒奖，徐后来回忆「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477-499康平路事件发生后，1967年1月2日，毛泽东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前往上海，两人在一月风暴中多次发表讲话，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创作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发表：
姚文元 生平
2月23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上海人民公社根据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姚文元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1967年6月21日，姚文元率领谭厚兰在内的红卫兵代表团出使阿尔巴尼亚，受到霍查等人多次会见，28日参加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姚文元在会中发表演说。7月10日返回中国。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陶铸。同年年底，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968年1月1日，该社论经毛泽东审阅后在两报一刊同步发表，其中包含了毛泽东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1968年8月25日，《红旗》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示「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并将毛泽东的「五十字纲领」阐述为毛泽东指出的伟大建党目标，这一表述在毛泽东审改中被肯定：
姚文元 生平
1969年2月17日，姚蓬子因肺癌逝世，留下约一万元的遗产，姚文元妻子金英和时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电请姚文元，姚文元表示存款全部归公上交。同年4月28日，姚文元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领导文化宣传。
1970年9月，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被宣布审查，姚文元接替陈伯达任《红旗》杂志总编，11月，以康生为组长的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姚文元入选组员。九一三事件后，姚文元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组织主管了“池恒”等写作班子。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姚文元入选毛泽东治丧委员会成员。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在怀仁堂事变中被捕并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姚文元被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0年12月8日，姚文元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受审，根据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的回忆，姚文元在审判中「严守着一道防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柔中有刚，利用自己对于文字和语言驾驭的能力与法庭周旋。」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称，他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滿出狱，隐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
2003年12月，香港《争鸣》杂志发表报道《姚文元四十二万字回忆录被封杀后另起炉灶》，称：「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但是该传闻在姚文元去世后的2007年被徐景贤否认：「外界又传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去世，他是最後一位去世的四人幫成員。次年1月6日，新華社發出不足百字新聞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曾为四人帮成员撰写纪实小说的叶永烈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特意选择周五的下午时间，以周末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姚文元与妻子合葬于上海青浦区福寿园，墓碑上只有妻子金英的名字，上面的3位女儿、3位女婿等全部只有名字没有姓氏。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蝶恋花词：
根据叶永烈推测，词由姚文元本人所写。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叫《第二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一。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总结，是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拨乱反正”运动的一部分，也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包括毛泽东）的功过得失作出了官方评价。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此前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两个最为重要、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二者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的一系列重大作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國大陆政坛陆续发生了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废除终身制等等一系列大的变化。这些激烈反复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共党内高层的思想混乱。应当如何看待建国以后中国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與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等人认为有总结历史、统一认识、并以此明确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必要，《决议》便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诞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草过程
《决议》的起草工作，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主持，1979年11月《决议》起草小组成立，起草小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自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约数千名高级干部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讨论和修订，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定稿。
这此期间，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关于《决议》的起草与修改的意见。1980年3月，起草小组拟出《决议》提纲，送邓小平审阅，他认为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他指示说，《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另一个是建国三十二年（1949-1981），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邓小平认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邓还要求：“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草过程
《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出现了较大争议。1980年10月-11月，超过4000名中共高级干部（实际约5600多人）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决议（草稿）》讨论，期间出现了诸多批判性的言论和观点。譬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下这个严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整个建国30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草过程
而邓小平本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坚决不让步，要求《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对一些“错误意见”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接受。据官方文献记载，邓小平“力排众议”、反驳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认为《决议》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甚至认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中共官方文献还认为，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非常困难，同时也描述“大多数同志对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对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赞同，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对毛泽东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意见相当极端。” 而也有亲历起草过程的学者指出，这次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基本内容
《决议》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包括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统一，抵制了美国、苏联等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农业和军事体系，极大发展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等。此外，《决议》还对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前后政策做出否定或部分否定，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廬山會議後期毛泽东批判彭德懷、反右倾运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等，更对“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否定。
《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具体分成四个阶段：
《决议》还重点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其中，“领导者”是谁，在原文本句话没有直接解释；“反革命集团”主要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也包括一些地方上的造反派。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基本内容
《决议》均有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党的集体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则“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撇除掉争议的部分，决议认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到正面部份则做积极的评价。
《决议》还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有价值的地方，并特別强调贯彻于毛泽东思想体系需要被执行的各个具体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主要有三个方面：
《决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影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之一，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为确立中国下一阶段的路线纲领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也为邓小平等人重新分配国家和党内的权力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此外，中共官方认为，该《决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张春桥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2005年4月21日），山东巨野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原正国级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要职。张是 “四人帮”成員之一，在毛泽东去世后于怀仁堂事变中被捕、监禁，在保外就医期间因病去世。
张春桥 生平
张春桥于1917年2月生于山东巨野，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长期担任为官府包揽钱粮征收的胥吏:8-9，其父张开益毕业于山东公立医专，曾任高苑县邮政局长，陈留、杞县烟酒税局长等职务:10。张春桥是家中长子，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27年，张春桥随母亲宋惠卿前往开封，与在冯玉祥军中做事的父亲一同生活。在开封期间，张春桥读完了小学，并考入了开封明伦中学，但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冯军战败，其父张开益回到济南，张春桥也返回巨野老家:14。
1931年春，14岁的張春橋来到济南，同年秋进入山东济南私立正谊中学读初中:14。在校期间，张春桥开始撰写诗歌、散文等，发表在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在三年级时，其获得的稿酬即足以支付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用:15-16。
张春桥 生平
1933年春，济南高级中学学生李树慈与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曾在《华蒂》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李树慈是国民党复兴社成员，“华蒂”是英文“WHAT”的音译，同时也意为“中华法西斯蒂”:19。张春桥在1956年称：“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即复兴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21“四人帮”被捕之后，此事成了中共官方指责张为“国民党特务”的证据。
1934年夏，张春桥从私立正谊中学毕业，之后前往北平参加铁路局招收练习生的考试，因眼睛高度近视未被录取:22。张春桥回到巨野后继续给各家报刊投稿，试图以此为生，这一时期，他极力想引起文坛的注目，其文学评论专门以著名作家为批评对象，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人均受到过张的攻击:24。
1935年5月12日，张春桥不辞而别，离家前往上海，借住在作家陈白尘、于黑丁等人家中:27。不久，进入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但因其标点的《柳亭诗话》错误百出，旋即被公司解雇:29。
张春桥 生平
1935年10月，在尤克的介绍下，张春桥加入“左联”，在秘书处下属的小说研究委员会活动。但“左联”不久后被解散，引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1936年3月15日，19岁的张春桥以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响应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批评作家田軍的作品《八月的鄉村》不够真实。作为《八月的鄉村》的序言作者，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维护田軍，讽刺狄克，张春桥随后写信给鲁迅辩解。发表张春桥这篇批判文章的《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崔万秋在1949年被证实为军统特务，“四人帮”被捕后中共官方据此指责张“服务于特务崔万秋麾下从事文化运动，化名狄克疯狂攻击鲁迅”。
1936年4月，张春桥在上海加入了宋振鼎、林福生等人自行组织的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该组织后被吴仲超代表中共明令予以解散，但张春桥将其参加该组织算作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 生平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其父亲的同乡及前同事赵福成（赵福承、赵君弼）家中暂住。赵为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手下的特务，当年12月，济南被日军占领前夕，张春桥离开赵福成家去延安，赵福成则随后在日伪政权任职济南警察局局长，并提拔张春桥之父张开益为庶务主任:58-59。1950年，赵福成交待他当年送了张一件大衣，“我知张，张不知我。”1976年底，“四人帮”被捕之后，赵福成改口供为受秦启荣密令关照复兴社特务张春桥，中共官方说法为张春桥“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
张春桥 生平
1937年12月中旬，张春桥与其弟张秋桥一同从巨野出发前往延安，次年1月7日抵达，张春桥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政治部任校刊编委会的秘书。8月，由陕北公学校部秘书、党支部书记顾光斗和陕北公学同学会工作的党小组长雄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2月转正。1939年2月，调至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12月任华北联大宣传科长，后调任生活指导科长:75。1941年7月1日，张春桥写下了《毛泽东之歌》，经音乐家卢肃谱曲后，歌曲在晋察冀及各解放区流行。但在之后的延安整风以及1951年，这首歌曾多次被批评:18-20。
1942年，张春桥被分配至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任宣传部干事，1943年9月任中共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79。1944年4月调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会委员，6月任副总编辑，1945年9月任编辑部部长:81。1947年11月18日，中共石门市委机关报《新石门日报》创刊（1948年1月改称《石家庄日报》），张春桥任总编辑，并兼任市委委员:85，1948年7月任报社社长，兼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市长柯庆施）:88。
张春桥 生平
1949年5月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在新華社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任副社長和副局長。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兼任《解放日报》副社长。1951年10月，接替因“漏登斯大林贺电”事件被调职的恽逸群，任《解放日报》社长:29-30。這時正值三反五反，《解放日報》日日有社論，週週有典型，辦的有聲有色。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中，因《解放日报》对干部进行批评的力度过大，张春桥被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谭震林、陈丕显等人批评，并做了检讨:43-44。1954年1月，鄧拓帶領中國新聞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張春橋也一同前往。期间，张春桥向老领导邓拓请求帮助，希望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但因陈毅向潘汉年打招呼阻止而未成行。1955年1月升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後，組建了讀者來信組，發揮群眾來信作用。後來還辦了小品文的欄目，讓馮雪峰批判的雜文起死回生。此时中共中央開展對胡風的批判，《解放日報》也開展了對他的批判，姚文元在文藝會堂的發言給張春橋留下了印象，於是請他到報社來合作，亲自指点:53。8月，調離《解放日報》，到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任部長。1956年當選中共上海市委委員。
张春桥 生平
1957年4月，他担任上海市委的專職常委，事实上成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高级秘书:64。1958年，大躍進開展後，发表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等级工资制度，赞扬供给制，深为毛泽东赞赏:89。1959年到1961年，張春橋擔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上海分會的會長，接待來訪的名人。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期间曾在柯庆施的指示下，协助江青进行“京剧革命”。1965年，张春桥协助毛泽东、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指导姚文元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59，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张春桥 生平
1966年初，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张春桥先后参与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五一六通知》等文化大革命指导性文件:177,189。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张春桥被任命为副组长，从此进入中央工作。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判，并在12月18日指示蒯大富，让其在社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张春桥 生平
11月11日，他從北京到上海著手處理安亭事件，过程中违背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在工总司的五项条件上签字。此举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并未被追究责任:244。1967年1月3日，张春桥再度被毛泽东派至上海了解运动情况，他与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發動了“一月风暴”，打倒了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自此全國開始刮起奪權風。一月风暴期间，发生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张春桥受到了造反组织“红革会”的冲击，但因毛泽东口授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支持张春桥，“红革会”最终垮台:244。2月12日，张春桥返回北京，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张春桥打倒陈丕显的做法遭到了老领导谭震林的严厉批评，与会的其他元老也纷纷批评中央文革。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毛泽东处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之后毛泽东反击，元老们的行为被定性为“二月逆流”。2月18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组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张春桥担任革委会主任。1967年至1968年间，张春桥经常不在上海，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使他经常要回北京或去其他省份处理问题:809。
张春桥 生平
1968年4月12日凌晨，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等组织在上海各处张贴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宣称“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等。这次炮打张春桥背后有林彪集团的支持，当晚，在江青的要求下，军委办事组下令军队不得参与炮打，事件平息:913-936。
1969年初，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大会最终使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多次修改的稿子，以继续革命论为指导，分析了文革的准备和实施过程，论证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共九大将继续革命论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但报告人林彪一字未改，并拒绝签名:522。“九大”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票比全票少十余票，这是因为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指示一些军队代表不投他们的票。张春桥提出彻查，但被毛泽东制止，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等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张春桥 生平
1970年4月25日:294，毛泽东带着张春桥等前往苏州看望林彪，在谈话中问及林彪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何考虑，并问道：“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未作答。过了一会儿林彪借谈反修防修的问题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533。1970年8月14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四人在中南海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期间张春桥与吴法宪就三个副词（即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口号‘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争论激烈。会后吴法宪将情况汇报给叶群，导致林彪在8月23日庐山会议开幕的发言中“称天才”，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之后两天的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受到参会人员激烈的批评。但由于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支持，会议形势不久后逆转，陈伯达被打倒，吴法宪也受到批判，与叶群等人一同被要求作检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听到周恩来宣布林彪死亡后，自己花钱买了茅台酒请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举杯欢庆:557。
张春桥 生平
1973年8月，张春桥起草了中共“十大”报告，并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八。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访华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期间邓颖超特地拜訪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幾乎所有的新老幹部，卻有意不去張春橋家，還公開地揚言：“只有一家沒有去。不去的原因，你們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借张春桥妻子文静的叛徒问题打击张春桥，不久张春桥与文静离婚。同年底，张春桥作为批周“帮助小组”成员，参与了对周恩来外交工作“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577。1974年12月，周恩來還在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時，當面提出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以阻止張春橋當總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随后举行的四届人大上，张春桥就任副总理，分管文化和教育。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青、姚文元等人也一同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搞“唯生产力论”，随后由于毛泽东的批评，“反经验主义”运动被迫停止。1975年12月张春桥访问了红色高棉治理下的民主柬埔寨，返回时分管外交的邓小平前往迎接，但双方气氛已经非常冷淡:700。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膀胱癌病逝，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由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报道，持续推动批判已经被剥夺权力的邓小平，引起了全国的抗议活动。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报道，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抗议，“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标语出现在南京街头和开往北京的列车上:727。
抗议最终引发了“四五运动”。4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当面指责邓小平「你就是纳吉」:731。（见匈牙利事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张春桥成为仅剩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另外三人为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同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开会的名义诱捕了张春桥等“四人幫”成員。张春桥被华国锋宣布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4月，张春桥被转运至秦城监狱关押:779。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开除张春桥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他一言不发，以漠视对抗法庭。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刑期至2015年12月止。1998年1月送保外就医，被安置在江苏江阴，因胰腺癌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于江阴，终年88岁。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发布了张春桥病亡的消息。
张春桥 评价
传统的中共历史记述中，张春桥被认为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是外表阴沉的“野心家”、“阴谋家”，意图“篡党夺权”。
在中共元老派眼中，张春桥被认为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后，张春桥亦曾对女儿张维维说过：“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场战役是我打下来的？”:自序
许世友的评价：“戴眼镜，夹皮包；会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宋永毅：“张春桥在文革中推行毛泽东的路线不遗余力……张春桥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高文谦：“他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真正传人。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人，而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者。”
张春桥 家庭
曾祖父：张在文，曾担任巨野县衙壮班总役、“柜书”。
祖父：张协忠，袭任巨野县衙“柜书”，后任田赋征收处主任，于1946年去世。1956年1月被中共巨野县城关区委员会认定为“漏网地主”，家中土房7间、瓦房6间被没收。
父亲：张开益（1899-1972），毕业于山东公立医专，后考取邮务员，任高苑县邮政局长。之后投身军队，先后在吴佩孚、冯玉祥麾下任职。1931年返回济南任公安局卫生科三等科员，日本占领济南后任伪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济南市戒烟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济南市公安医院当医生，不久因病休养。1961年到上海张春桥家中同住，1972年因心脏病去世。
母亲：宋惠卿（1894-1977），山东巨野宗庄人，1977年4月自杀于上海。
张春桥 家庭
妻子：文靜（1916-），原名李若文，又名李淑芳、李严，父亲曾担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经理，家境富裕:666。李若文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3年春与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的张春桥相识相恋。同年底日軍大掃蕩時李若文受伤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参与编写反共材料和参加反共演出:667。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李若文离开日军的控制，投靠當時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张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並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1947年他們在張家口結婚，1949年文靜隨张春桥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张春桥成为上海一把手后，文静获得了相当的政治地位。但随后其“叛徒”身份逐渐曝光，迫于政治压力，兩人於1973年離婚，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1976年张被捕之后，官方说法是文靜“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1998年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同在江阴生活，后文静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回上海中山医院治疗:806。
張春橋與其妻文靜育有三女一子：张维维、张海娃、张薇薇、张旗。
张春桥有五弟一妹：张板桥、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和张佩瑛。
张秋桥，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被捕之后，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
张佩瑛，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党支部书记，1974年因手术麻醉事故去世。
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12月—1992年8月3日），吉林省长春市人，文革时期重要的中共政治人物，“四人帮”成员之一，亦是“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要职。
王洪文出生于贫农家庭，后于1950年应征入伍，参与朝鲜战争。1956年，王洪文从部队转业至国棉十七厂，成为高级工人。文化大革命后，王洪文积极参与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运动，先后指挥或深度参与了组建工总司、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风暴、砸上柴联司等文革期间的历史事件。由于其工农兵背景和“造反”经历，王洪文受毛泽东青睐，并于1969年4月进入中共中央。
王洪文
1973年，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外界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由于其资历尚浅，政治能力有限，王洪文在长沙决策事件后便被冷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王洪文大力发展民兵，意图应对反文革势力。然而在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隔离审查，其势力也遭到肃清。
1977年7月，王洪文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并被剥夺所有公职。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王洪文，认定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判处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2年8月，王洪文因肝癌于北京病逝，终年56岁。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35年12月，王洪文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县（今属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开源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因其家境贫寒，王洪文仅念过3个月的私塾，然后便为姨父家放猪以补贴家用。1950年，王洪文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并先后担任警卫员、通讯员，参与朝鲜战争。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共。1952年，随部队调防无锡市。1956年复员前，王洪文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集训。1956年9月，以预备役少尉军衔从部队转业进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四纺车间当揩车工。不久，王洪文被调到二纺车间当保全工(一种技术工人)。由于王洪文人缘好，表现突出，他在1958年二纺车间的长日班党支部改选中得票较多，被推选为不脱产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之后，他又当上二纺车间的治保主任。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调至厂保卫科做民兵工作，成为民兵连长；1960年7月，他被正式调入厂保卫科当保卫干事，自此王洪文由工人身份转为干部身份。1960年9月，他被抽调至崇明岛，参与由上海市委组织的大规模围垦行动(上海市计划在崇明岛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王洪文围垦了两年多的时间，期间曾因患有阑尾炎，回上海市区动了十多天的手术。围垦结束时，组织曾考虑让王洪文留下当农场干部，但他不同意。1962年12月，王洪文回到国棉十七厂继续当保卫干事。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资达64元。
王洪文参军后，部队组织学文化。起初他不愿学，有空还喜欢上山打猎。有一次，王洪文在朝鲜战场收到一封家书，请人给他念。旁边的人说：王洪文不肯学文化，不要帮他读。王洪文回忆：“这句话很刺激我，这样我就开始发奋学习，我托人从国内带来一本词典，就是这样学习了文化。”进入国棉十七厂之后，他又坚持读夜校，拿到初中文凭。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中国第一份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动北京。1966年6月初，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报导，大字报这一宣传手段开始为人所知。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66年6月12日，由王洪文等共7人起草，王洪文领头签名的大字报《剥开画皮看真相》在国棉十七厂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身为第一张未经审阅且针对领导的大字报，它很快便轰动全厂。该大字报挂出不到一小时，上海棉纺公司(国棉十七厂的上级单位)的党委书记便立即赶到国棉十七厂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之后，厂党委便停止了王洪文的工作。由于对厂党委不满，王洪文又在6月18日贴出第二份大字报。他的这一举动很快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在6月20日后上海纺织工业局工作队、上海市委工作队相继进驻工厂。
1966年11月6日，王洪文与潘国平、陈阿大等工人代表筹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出任司令一职。。1966年11月10日，由于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王洪文率领工总司成员发动了卧轨拦车的安亭事件。1966年12月30日，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等十多万人围攻中共上海市委的驻地康平路，制造“康平路事件”。该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会后中共上海市委被造反派组织奪权，是为“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态支持“一月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1967年2月24日，王洪文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
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毛泽东在观看一场批斗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后，对荧幕中的王洪文印象深刻。经张春桥介绍情况，毛泽东开始注意起了王洪文。1967年夏，王洪文策动、指挥“砸上柴联司”事件。该事件也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68年1月，王洪文兼任上海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1968年10月1日，以上海市国庆观礼代表团领队的身份，获毛泽东亲自接见。根据徐景贤的观点：毛泽东在接见王洪文后，便开始青睐王洪文，并萌生了从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想法。1968年国庆观礼后，王洪文被留下列席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随后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全体参会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与许世友负责华东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任职期间，王洪文与许世友配合，成功诱捕了王维国。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王洪文为上海市委书记（排名第三）、上海市委常委。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被毛泽东调进北京学习。王洪文自此进入中央。据称，王洪文到北京后不习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王洪文喜欢高级香烟、高级名酒、高档衣服、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73年5月間，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以筹备召开中共十大。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8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
1973年8月24日晚，中共十大于北京开幕。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王洪文在十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被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年仅38岁的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这也使得他成为继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中共名义上的第三号人物。8月28日，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中共十大闭幕式，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因此王洪文被广泛认为是继林彪之后，毛泽东的第二位接班人。
王洪文 个人生平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他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不過，1974年以后，王洪文因作为“四人帮”成员搞小团体，被毛泽东批评；加上其政治能力未如期待，受到党内元老的排挤，而逐渐被毛泽东冷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总理周恩来为代表的派系。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照江青之意，赴长沙向毛泽东作汇报，意图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此，毛泽东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1974年10月20日，唐闻生、王海容二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的情况，并对四人帮意图“诬陷周恩来、邓小平”之举表达不满。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让唐、王二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1974年12月23日―27日，毛泽东多次同飞赴长沙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自从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开始冷落王洪文，并在1975年1月给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大权。王洪文就此曾向徐景贤埋怨：“什么主持工作，现在权都是他的，国务院是他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读书班...这些都是主席定的呀！”
王洪文 个人生平
自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后，云南省沙甸镇的形势变得愈发动荡。1975年7月初，王洪文接见沙甸回民代表，并向其施压：“我们对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有错误，犯了罪，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我们不希望你们再干错事坏事，但你们要再干，也可以。实话对你说，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 由于沙甸的回民们不满于大批部队进驻，且四处张贴反对四人帮的标语和大字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周兴根据王洪文“打土围子”的讲话精神，以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名义，于1975年7月29日调动部队对沙甸及临近村落实行军事包围。该军事行动至1975年8月18日结束，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房屋大部被毁。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1976年3月下旬，北京、南京等地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4月5日，该活动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五运动爆发期间，王洪文打电话要求上海当局加强战备。此外，王洪文还要求上海当局指示、布置公安和民兵，并让他们联合制定“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洪文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仅次于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四人帮”和其他政治派系都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2989月11日，王洪文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並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值班人员请示。华国锋等人认为这是王意图切断中共中央、华国锋同各省、市、自治区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298这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争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个重要部署。:2989月17日，王洪文悄悄飞往上海，加紧督办“第二武装”。:2998月以来，上海方面已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类弹药1000多万发。:42经王洪文、张春桥不断督促，上海亲信（马天水等领导）立即紧急行动，准备武装保卫“四人帮”。与此同时，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等人也秘密联络了中央警衛局局长汪东兴和北京卫戍部队司令吴忠等军队将领，准备武装解决政治问题。:299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四人帮”授意下登出“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300文章称要遵守毛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与华国锋声称的“按过去方针办”的毛的嘱托相抵触，:300加上“四人帮”活动之种种迹象，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等觉得“四人帮”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决定先行进行反制行动。:300－301
10月6日晚上8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假称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通知全体政治局常委（此时除华、叶外，只有王洪文和张春桥仍担任政治局常委。）和姚文元列席（尽管他只是政治局委员）。:301等到张、王、姚三人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华国锋分別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301
关于逮捕王洪文的经过，有许多说法:
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道：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另外，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就“粉碎四人帮”一事回忆到:
王洪文 个人生平
“ （1976年10月6日）晚7点55分，隐隐听到怀仁堂入口处不高的话音和嚓嚓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报告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业已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 个人生平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藏青色笔挺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一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看上去毫无介意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雄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龙、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住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头低腰弯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他涨红着脖颈，转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五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叶剑英端庄正坐，态度凛然，怒目冷视。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王洪文 个人生平
　　王洪文惶恐万状中，还未及做出反应，就被行动小组继以“喷气式”的架势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喀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出“东饮水处”小门，把他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尚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上了铐子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
　　汽车迅即启动，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在擒拿处置王洪文的过程中，外界有一种传闻。说王洪文被擒拿后，曾一度挣脱，甚至渲染成拳打脚踢，直扑华国锋、叶剑英而去等等，凡此，均属谬误流传，并非事实。”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发〔1976〕16号《中共中央通知》（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说明中共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经过，指导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302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陆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1977年4月9日，王洪文被转送至秦城监狱。
王洪文被关押处周围自然环境良好。且根据官方的说法:当时有关部门给“四人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为当时干部机关食堂伙食费的两倍。王洪文住楼房，生活设备一应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有大米饭、白馒头供应。
王洪文 个人生平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提出:王洪文身为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长期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且根据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已查明王洪文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决议最后对王洪文作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的“王张江姚专案组”。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发〔1976〕24号文件），1977年3月6日又下发了中发〔1977〕10号文件（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9月23日下发了中发〔1977〕37号文件（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在这些材料中，专案组列举了众多王洪文“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生活腐朽糜烂”的“罪证”：
王洪文 个人生平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在他窃踞了领导职务后，串通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窃取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手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份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占（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上海市轻工业局工作人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王洪文 个人生平
揭发吸血鬼王洪文的补充材料:
1、伙食费（包括工作人员夜餐、伙补）：9207元
2、水费（按三个半月计算）：1133.62元
3、电费（按三个半月计算）：5295.60元
4、煤气费（按三个半月计算）：525元
5、汽车费（十七辆汽车）：5841元
6、煤（15吨）：660元
7、415冷气开放：1000元
总计：23662.22元——《上海市委办公室接待处揭发“四人帮”王洪文吸工人血的罪恶》
由于王洪文在“四人帮”里资历最浅，年龄最小，外界推测他之所以会向法庭完全认罪是因为其心理承受能力低下，加之以刑讯逼供所致。
据《邱会作回忆录》称:
王洪文 个人生平
“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我们的谈话是从谈粉碎「四人帮」开始的。江腾蛟同王洪文比较熟悉，江对着王说：「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去。你还是副主席待遇嘛！」王洪文苦笑着说：「你怎么挖苦都可以！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于想象的。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温的。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王洪文 个人生平
该回忆录里还提到:
“过了三四天，我们（指邱会作一行人）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此外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回忆道：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1980年12月6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提审王洪文，对他进行第二次调查。法庭指控他1968年11月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徐景贤等人，借为中共九大准备材料为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九大”学习班中散发，对陈毅进行诬陷迫害。同时，还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材料共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王洪文表示：“我相信是事实。”审判员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至9月，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湖南、黑龙江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蔑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同时宣读了197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和《情况汇编清样》刊登的《福建运动有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运动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很多》中诬蔑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和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导的节录。法庭对王洪文指使酿成的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进行调查。王洪文对法庭所指控的犯罪事例均予以认可，同时表示“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国人民认罪”。12月13日，王洪文接受了审判庭的第三次调查。法庭指控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私自搞武装力量，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策动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并承认自己被指控的所有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庭审中，王洪文并未请辩护律师。
王洪文服刑于秦城监狱，其母王杨氏得知他被判刑的消息后突发脑溢血，于长春病逝。1985年，王洪文在例行体检中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肝病，经院方批准转送到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复兴医院住院治疗，与张春桥同住一个医院。
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因肝癌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次日，新华社发布电讯公布其死讯，消息刊登在8月5号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处。
王洪文 家庭
父亲王国胜，母亲王杨氏。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
王洪文 轶事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