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战争 戰爭歷程
1960年1月24日，由皮埃尔·拉加亚尔德、居伊·福尔齐、让·雅克·苏西尼和约瑟夫·奥尔蒂斯领导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抗议示威，期间发生了事件。拉加亚尔德和福尔齐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占领了学院区，而奥尔蒂斯则抢占了阿尔及利亚公司的大楼。在格利耶尔高地举行示威的地方，人群规模不如1958年5月13日，但设置了路障。当宪兵介入清理街道时，发生了枪击事件：14名宪兵死亡，约100人受伤，而抗议者有6人死亡，24人受伤。
拉加亚尔德仍然驻扎在学院区，由几个武装领土单位支持。米歇尔·德布雷命令德卢弗里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结束阿尔及尔的骚乱。就穆斯林而言，他们没有跟随，在没有军队被迫开火的情况下，黑脚选择回家。拉加亚尔德和他的死忠仍然留在广场上。1960年1月30日，伞兵上校迪富尔与福尔齐上尉进行谈判。拉加亚尔德和他的手下进行沉默游行，然后是那些希望加入第一外籍空降兵部队阿尔卡塞尔突击队的人。
骚乱领导人被逮捕并由大都市的军事法庭审判。所谓的“路障审判”于1960年11月在巴黎举行。被告皮埃尔·拉加亚尔德和让·雅克·苏西尼在审判期间暂时获释，他们逃亡马德里，在那里他们成立了秘密军事组织。
在灌木丛游击战受到严重考验的背景下，自1959年5月以来，第三省代理负责人西·萨拉赫决定与法国当局展开直接谈判。在最近的行动中，第四省损失了50%以上的武器和45%的人员。还剩下大约2500人。西·萨拉赫去了突尼斯，他从那里回来后表示“对在突尼斯的GPRA（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的阴谋诡计感到厌恶，远远超过了游击队的命运”。
1959年7月，他强调“人民对这项事业的不满”。在这方面，国家元首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10月21日提出的“勇敢者的和平”提议，以及随后于1959年9月16日发表的为阿尔及利亚自决铺平道路的讲话，得到了游击队的积极回应。
1960年6月10日，他秘密前往爱丽舍宫，直接与戴高乐将军谈判可能的停火。据现场目击者贝尔纳·特里科（Bernard Tricot）称，“将军总结了他关于自决的公开建议。但是，他说，首先必须结束战斗。停火可以在每个人都体面的条件下结束。战斗人员提醒他们，他们不想看起来像虚假的兄弟；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一下子领导整个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但他们至少希望部分停火尽可能广泛。为此，他们希望能够联系卡比利亚的第三省负责人；他们还要求为前往突尼斯提供便利，以便他们能够让GPRA承担责任。”
一年后，西·萨拉赫在GPRA的召唤下，带着少数护卫前往突尼斯。1961年7月20日，他在布维拉（卡比利亚）地区马约的一次法国陆军狩猎突击队伏击中丧生。他的遗言是：“戴高乐背叛了我们。他对我的命运负责。”
一些法国军官强烈批评戴高乐将军未能利用这一机会与西·萨拉赫进行谈判来与来自内部的ALN战士（他们反对总部设在突尼斯的GPRA）达成协议。这一“西·萨拉赫事件”将是1961年4月针对戴高乐的政变的原因之一。
1961年6月28日，总理米歇尔·德布雷根据当时其他几个国家（南非、德国、朝鲜、越南）的分裂经验，正式宣布了最后手段，即阿尔及利亚的分割。应戴高乐的要求，副总统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这一想法，戴高乐派副总统建议在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重新组合所有法国血统和亲法穆斯林，将所有希望生活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转移到其他地区，并在阿尔及尔建立一条分界线，就像柏林和耶路撒冷一样，将欧洲区与穆斯林区分开。1961年11月，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提议。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认为，如果说经常被描绘成“漫画图像”的分割解决方案没有得到多少支持，那只是因为它遭到了双方极端分子的强烈拒绝。据他说，这种划分“也许是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
7月，在独立的突尼斯和法国之间关于比塞大法国战略海军基地的新紧张局势之后，法国和突尼斯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但致命的战争（1000至2000人死亡），突尼斯是民族解放阵线的盟友，其领土是民族解放军的避难所。
法国本土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大量移民社区主要倾向于不结盟运动，被民族解放阵线接管，他们消灭了民族主义领袖梅萨利·哈吉的大部分干部和支持者。1961年夏天，阿尔及利亚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GPRA）之间的谈判，后者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分支，为即将到来的阿尔及利亚独立做准备，但在双方引起了分歧。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不同的内部潮流正在为未来阿尔及利亚国家的权力而斗争。8月底，民族解放阵线恢复了对法国警察的更强烈攻击，加剧了警察的沮丧情绪，他们不赞成司法对先前逮捕的突击队的“缓慢”和“宽容”。
为了打击这一新的暴力，部际理事会于10月5日决定只对阿尔及利亚人实行宵禁。宵禁严重阻碍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夜间活动，包括会议、征收“会费”、准备行动、实施“制裁”和即时处决活动，这些活动大大减少。法国FLN联合会威胁要进行反制。
作为回应，联合会决定组织一次和平示威，反对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于1961年10月17日晚实施的宵禁，因为她知道宵禁“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受到严厉镇压”。聚集了20,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的示威活动响起了“阿尔及利亚万岁”的口号。
警察响应命令，进入并驱散了游行队伍。示威被警察暴力镇压：受伤者躺在路上。超过11,500人在夜间被捕，7800人被关押在体育宫，2800人在皮耶·德·古柏坦体育场，860人在万塞讷的身份识别中心。最后，500名穆斯林被归类为领导人或危险分子，于19日星期四乘飞机返回阿尔及利亚。
警察总部的官方数字是3人死亡，64人受伤。实际死亡人数备受争议：根据让-保罗·布吕内（Jean-Paul Brunet）的说法，10月17日和随后几天的死亡人数为30至50人，邦雅曼·斯托拉（Benjamin Stora）和林达·阿米里（Linda Amiri）认为是98人，吉姆·豪斯（Jim House）和麦克马斯特（MacMaster）认为是120人，其中包括“两个月的周期，在10月17号晚上达到最明显的峰值”。
10月28日，当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特使再次在巴塞尔会晤时，法国和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都含蓄地承认，忘记17日的血腥事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以便继续前进。10月17日，GPRA设法加大了对法国政府的压力，同时准备与法国政府谈判。
秘密军事组织是一个秘密的法国政治军事组织，成立于1961年2月11日，旨在通过一切手段，包括大规模恐怖主义，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永久化。路障周失败一年后，当公众舆论和法国政府显然希望脱离阿尔及利亚时，它在西班牙马德里成立，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在两位重要活动家让·雅克·苏西尼和皮埃尔·拉加亚尔德的会晤中，随后召集了包括拉乌尔·萨朗将军在内的高级军事人员。实际上，本组织既不是集中的，也不是统一的。它分为三个或多或少独立的分支机构，有时相互竞争：“OAS马德里”、“OAS阿尔及尔”和“OAS大都会”。
据估计，秘密军事组织约有1000至1500名活跃成员，其中500名在阿尔及利亚西部，200名在法国本土，约20名在西班牙。文职人员约占部队的2/3，其余三分之一由军事人员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应征入伍的士官和军官。
OAS的目标主要是攻击法国合法政府倾向于与FLN签订协议的官员、团队个人和媒体，不管是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本土，以及涉嫌支持FLN的穆斯林团体。1961年9月8日，他们试图在塞纳河桥村暗杀戴高乐。他的突击队还将针对警察、教师、税务官员和穆斯林商人。
此外，由于这些袭击，秘密军事组织成员本身也被戴高乐主义势力无情地追捕。秘密军事组织表示，它得到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支持，但其多次袭击引发了本土舆论的愤怒。
为了反对戴高乐1962年3月18日宣布的停火，秘密军事组织的活动人士在阿尔及尔被称为“欧洲区”的Bab el Oued（河桥）据点站稳了脚跟。随后的战斗引发了三角洲突击队极端分子和法国机动警卫之间的战斗，随后法国军队的坦克进入该区域。
1962年5月2日，阿尔及尔港一枚卡车炸弹爆炸，造成110人死亡，15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码头工人和求职者。 在法国本土，秘密军事组织声称斯特拉斯堡-巴黎火车袭击事件，造成25人死亡。
秘密军事组织的各种袭击造成1700至2000名受害者。
官方称，119名秘密军事组织成员被杀。1962年，635名秘密军事组织成员被捕。224人随后受审，其中117人被判无罪，53人被判缓刑，38人被判无期徒刑，3人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罗热·德盖尔德尔、克劳德·皮耶格茨和阿尔贝·多维卡尔）。
1962年3月18日，在埃维昂协议之后，夏尔·戴高乐向RTF（当时的广播电视管理局）宣布停火，停火于1962年3月19日生效，并于1962年4月8日举行了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权的全民公决，获得90%的赞成票。随后于1962年7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第二次公民投票。
为了对抗埃维昂协议，秘密军事组织领导人萨朗将军呼吁其组织的战士“骚扰阿尔及利亚主要城市的所有敌方阵地”。该组织决定禁止法国安全部队进入巴布瓦德街区。1962年3月23日，六名拒绝交出武器的新兵被秘密军事组织枪杀。同一天，法国军队对该地区发动了进攻。秘密军事组织成员设法趁夜逃跑。军队随后封锁了该街区，并挨家挨户搜查。3月26日，秘密军事组织呼吁街区内的欧洲人社区发动对封锁的抗议游行。游行者主要是平民，但他们撞上了法国军队的路障，在不明原因的枪声之后，法军向平民发动射击，根据官方数据造成46人死亡，150人受伤。
1962年6月，雅克·舍瓦利耶（Jacques Chevallier）担任秘密军事组织理论家让·雅克·苏西尼（Jean-Jacques Susini）和临时行政机构主席阿布德-拉赫曼·法雷斯（Abderrahmane Farès）之间秘密接触的中间人，以达成一项协议，制止秘密军事组织的暴力行为，以换取对其成员的大赦。然而，这些协议遭到了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谴责，而与此同时，秘密军事组织领导人拒绝了此类协议的原则，指控苏西尼叛国并威胁要杀死他。
最终，协议破裂，秘密军事组织将继续其焦土政策（破坏奥兰港、焚烧阿尔及尔图书馆、塑胶炸弹爆破、暗杀等）。
1962年7月3日，埃维昂协议签署三个月后，阿尔及利亚7月1日自决公投两天后，戴高乐总统正式宣布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与临时行政当局主席之间的换文确认主权移交。临时行政机构是根据《埃维昂协定》设立的一个机构，负责在停火和主权移交之间的过渡时期以及阿尔及利亚制宪会议选举之前管理国家。
1958年5月13日之后，戴高乐将军上台，强化了人们对法属阿尔及利亚可能未来的信念。但是，戴高乐将军连续迅速宣布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演变，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中灌输了怀疑，然后是反抗，最后是一种绝望。这一时期的亮点是阿尔及利亚自决公投（1961年1月）、阿尔及尔政变失败（1961年4月）、停火（1962年3月），这些步骤导致阿尔及利亚陷入相互暴力的恶性循环。1961年5月初，由士兵和平民（来自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组成的秘密反独立组织秘密军事组织在阿尔及尔重新成立，并开始了“付款和壮观”的行动（拉乌尔·萨朗），即抢劫、武器盗窃、袭击警察、密探和机动宪兵。1962年3月19日后，秘密军事组织在阿尔及利亚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还组织了针对阿尔及利亚人和支持独立的欧洲人的袭击。与此同时，民族解放阵线加强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1961年5月至8月单方面休战期间），并决定从1961年11月起进一步针对秘密军事组织。1962年初，恐怖主义空前升级，到1月中旬，秘密军事组织的袭击数量超过了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阵线的袭击在1962年3月19日左右停止了一段时间，有选择地针对秘密军事组织成员，然后迅速针对任何欧洲人，无论是谁，特别是以绑架的形式，民族解放阵线不适用埃维昂协议，法国允许这样做。
但暴力也有法国人内战的一面。1962年3月23日，欧洲区巴布瓦德发生暴乱，随后反独立的欧洲黑脚人和被称为特遣队的法国本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战斗。为了打破对巴布瓦德的封锁，秘密军事组织的传单呼吁平民在没有武器和悬挂法国国旗的情况下进行示威。路障被强行设置，第四步兵团被迫向游行队伍开火，造成80名平民死亡，200人受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多伤者将在穆斯塔法医院死亡。
在自决公投之前，秘密军事组织突击队在6月离开阿尔及利亚之前发起了“1830年行动”；这包括通过实行焦土政策，将阿尔及利亚恢复到殖民前的状态，以消除法国存在的所有痕迹：奥兰港口和阿尔及尔大学图书馆被烧毁。
正是这种情况导致100万法国人在几个月内离开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的5月和6月，约有40万人移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一运动仍在继续，1962年7月至12月期间约有6万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感到被法国政府背叛，移居国外，特别是西班牙阿利坎特周围（奥兰省许多家庭的历史家园）或阿根廷。
100万阿尔及利亚难民返回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让·雅克·若尔迪（Jean-Jacques Jordi）谈到了种族清洗。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在自决公投结果后宣布的，这次是在阿尔及利亚各省举行的。
至于严格意义上的定居者（即当时阿尔及利亚普遍使用的农业所有者），他们的离开比大量黑脚人的离开更为分散。1962年9月，在估计22000名定居者中，仍有15000名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耕种土地。1963年10月，所有属于欧洲人的土地都被国有化，定居者及其家人的最终离开将于1964年完成。
埃维昂协议的文本规定：“任何阿尔及利亚人不得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领土或被阻止离开”。然而，法国政府不允许许多哈基人以与欧洲人或犹太人相同的方式被遣返，或者在没有民族解放阵线阻碍的情况下被阿尔及利亚人阻止遣返。非法抵达该市的难民被重新运送到阿尔及利亚，而帮助他们的法国官员（不服从官方指示）受到惩罚。《埃维昂协定》中关于战争期间所犯罪行大赦和给予欧洲人的保障的条款没有得到分离主义者的尊重。1962年3月19日宣布停火后，30000至80000名哈基人，通常与家人一起，在民族解放阵线不干涉的情况下，尽管签署了协议，但遭到民族解放阵线分子的酷刑和屠杀。
在1962年7月5日宣布独立的当天，针对欧洲人和哈基人出现了很多私刑和暴力行动（包括在武器广场、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产业大道等地），主要是采取了把人吊杀在屠宰钩上等方式，法国军队等了几个小时才进行干涉，最终死伤人数高达70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