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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 流亡生涯
前639年，齊桓公死後，齊國發生內亂。赵衰、咎犯有一天在一棵桑树下商量如何离开齐国，一个宮女在桑树上听到他们的对话，回宫以后偷偷的告诉了重耳的妻子齊姜。齐姜因为怕宮女洩露秘密，不但没有给宮女奖赏，而且马上把她杀了。齐姜也劝告重耳赶快离开齐国，但是重耳不肯。因此，赵衰等人让重耳喝醉了，把重耳抬到马车上离开齐国国都临淄。重耳醒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感到非常愤怒，拿了戈追杀狐偃，幸亏没有成功。
重耳和他的忠臣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成一片，很好奇，所以趁重耳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他的裸体。曹共公如此无禮，重耳頗生怨心。
前638年，楚国打败宋襄公军队不久以后，重耳到了宋国。宋襄公热情地款待了他，并赠送了20辆车马给他。
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魯僖公二十三年、鄭文公三十六年），重耳路過郑国，鄭國大夫叔詹勸鄭文公要以禮待重耳，鄭文公卻以“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為由，不聽叔詹勸告，對重耳不予禮遇接待。（這即是日後晉文公邀秦穆公興問罪之師的起源，加上鄭文公在城濮之戰起兵助楚，讓晉文公有了問罪的理由。更造成日後秦、晉之間的幾場戰爭（殽之戰、王官之戰和一些邊境衝突）埋下伏筆（事見《左傳》）。
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接待他，并问他以后打算如何报答楚国。重耳回答“万一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我愿意命令军队撤退三舍（即九十里）”。楚国大夫成得臣（子玉）建议楚成王马上杀死重耳，以免给自己留下后患，但是楚成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最后，重耳到了秦国，秦穆公热烈地接待了他，并主持将宗室女子五人许配与他，其中就有秦穆公的亲生女儿怀嬴。（参考《左传》）
晋文公 返國即位
晋惠公因治国无方，韩原之战战败，使晋国内外交困。国人怨声载道。前637年秋，晋惠公亡，其子晋怀公立。晋大夫栾氏暗中遣使赴秦，劝说重耳归国称君。据《左传》，周襄王十六年（魯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年）春二月（夏曆十二月），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晋国。秦军东渡黄河入晋。晋国西南部的令狐、桑泉（均在今山西临猗县）、臼衰（今山西永济市东北）三邑相继归降重耳。晋怀公发兵西进迎击秦军，驻军庐柳（今山西临猗县西北）。秦穆公使者赴庐柳游说晋军，使其倒戈，退到郇邑（今山西临猗县西南）。跟随重耳流亡在外的狐偃便与秦、晋两国大夫在郇邑会盟，支持重耳称君。随后，重耳率秦军经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进入晋都翼（又称绛，今山西翼城县西南）继位，为晋文公。晋怀公逃到晋国北部的高梁邑（今山西临汾市东北），被文公派人杀死。
晋文公 返國即位
重耳即位後，在诸侯中威信很高。侍奉晋惠公的旧臣吕省和郤芮害怕遭到晋文公的迫害，所以想谋杀他。他们计划放火烧他的宫室。
勃鞮听闻了他们的阴谋，想告诉晋文公，但是文公拒绝见他，因为他曾试图刺杀文公两次。勃鞮说他当时纯属奉命行事，提醒他“过去齐桓公没有记恨管仲向他射箭”，晋文公听了，便接待了勃鞮，勃鞮就揭露了吕省和郤芮的阴谋。吕省和郤芮逃走，晋文公向秦穆公求助。秦穆公将吕省、郤芮二人诱杀于黄河岸边。夏，秦穆公派三千秦军入晋，助其加强防务。至此，晋文公在历经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后，开始了在晋国的统治。
《公羊传》的记载有所不同。据《公羊传》，前636年底，怀公死后重耳才篡夺了晋国。
孔子为晋文公重耳避讳篡位，并未在《春秋》正文中提及晋文公即位细节。
晋文公 稱霸
前635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发起动乱，周襄王逃到郑国并向晋文公紧急请求援助。同时，秦国正准备去救周王。晋文公想当霸主，他趁这个机会显示了他的权力和威望，所以不顾晋国刚刚才安定，决定在行动之前拯救天子，不让秦国得到功劳。因此，他答应了周襄王，打败了王子带，并护送周襄王返京。为了感谢晋文公的恩惠，周王将河內、等地赐与晋。
當時齊桓公已卒，中原群龍無首，楚國乘勢堀興。晉文公先翦除楚國的羽翼，擊敗曹國、衛國，使二國與楚國絕交。
前633年（周襄王二十年），宋国都城商丘被楚军包围。前632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为报答楚国在他流亡国外时楚国的款待，下令军队退避三舍（九十里），在衛国的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大败楚军。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成为霸主。
晉文公繼而聯合秦國，攻打親楚的鄭國，阻止日後楚國的北進。
晉文公在位期間，執政為：郤縠、郤溱、先軫、趙衰、狐毛、狐偃、欒枝、胥臣、先且居、箕鄭、胥嬰、先都。
晋文公 評價
呂思勉《先秦史：呂思勉先生所著的四部斷代史之一》：晉文之伯，與齊桓大異。齊桓之存邢、衛，救燕，伐楚，雖曰霸者假之，究猶有一匡天下之志也。晉之破楚，全以陰謀取勝，而其待曹、衛諸邦尤酷，「譎而不正」之評，非虛語矣。然其時之勢事，亦有迫之不得不然者。當時列國之間，純以捭闔取利，而國內亦多不寧。文公之霸業，始於勤王，成於破楚，其勤王，蓋欲以抑秦；破楚則成於徼幸，何以言之？ 曰：韓原之敗，河東入秦。
晋文公 年龄
史书并未明确记载晋文公的出生时间，对于他流亡时的年龄有两种说法。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 ……生十七年……亡十九年”，晋文公是十七岁时因乱出奔，在外流亡达十九年才最终回国接位，在位八年后去世，终年四十四岁。杨伯峻考证史记的记载为误，左传记载的晋文公生年正确。重耳當生魯莊公二十三年（前671年），其姊伯姬於魯僖公五年（前655年），嫁於秦穆公時，年齡在十七歲左右，不可能四十四岁矣。《左传·昭公十三年》原文记载：“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従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
程砚秋
程砚秋（1904年1月1日—1958年3月9日），又名承麟，艺名菊侬，後改艳秋，字玉霜，后改御霜，男，满洲正黄旗人，原姓氏有李氏、索綽絡氏两种说法:5—6，生于北京，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青衣程派创始人。曾任北京中國戲曲音樂學院副院長。
程砚秋 艺名
旗人习俗稱名不稱姓。程砚秋最早的官名是承麟:10。恩师罗瘿公把“承”改为汉姓“程”。最初艺名是程菊侬。1918年，改为程艳秋，字玉霜，后改御霜:5，取意于“艳于秋者厥为菊”，后改艺名为程砚秋，取意“砚田勤耕秋为收”。
程砚秋 生平
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1904年1月1日）酉时，程砚秋生于北京城的一个旗人家庭，出生地即其家族的祖宅:6——德胜门正黄旗界、后海南沿的小翔凤胡同官房:10。曾祖父阿昌阿，曾祖母王氏。祖父、祖母姓名不详。母亲托氏是父亲荣寿:6（或称荣福公）的继室，共生育十一位子女，仅他和三位哥哥存活:10。大哥承厚（后改名程子明），二哥承和（后改名程佐臣），三哥承海（后名程丽秋）。妻子果素瑛转述其母托氏的说法，程砚秋家族原姓李，祖籍在吉林长白山。张次溪等人则考证，程砚秋为乾隆朝英和五世孙，即姓索綽絡氏。妻子果素瑛提及其父荣寿与荣福、荣禄同辈:5—6。或称，其家族与晚清重臣荣禄同族同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父亲荣寿逝世:6。家庭逐渐陷入贫困。经过十几次搬家后，母亲托氏带着年幼的程砚秋和三子承海，定居于南城的天桥东大市:10，已进入赤贫状态:6。程砚秋仅在五、六时上过一年私塾，因家贫被迫辍学:9。当时，人们认为成为戏曲演员能挣钱，“唱红了成了‘角儿’，更能挣大钱”，故程砚秋“卖身学戏”，签定九年的契约，投入武旦荣蝶仙门下学京剧:10。时年6岁。
程砚秋 生平
程砚秋登台后受到罗瘿公赏识。少年发育时，因变嗓“倒了仓”。罗瘿公为此向张嘉璈借600块现洋，为程砚秋赎身提前出师，离开荣蝶仙门下:10。罗瘿公安排下，乔蕙兰教其昆曲，九阵风阎岚秋教武工和大小五套刀枪把子:9。又分别拜师梅兰芳及梅兰芳的老师王瑶卿学习京剧:10。程嗓音条件并不好，但是在王瑶卿的指点下，发展成了婉转深沉的程派唱腔。1922年18岁首次到上海演出，引起轰动。
1924年，金仲荪开始从事编剧工作，专为程砚秋作剧。1930年，延聘名畫家邵逸軒君，教授繪畫，用功極勤，曾一日而書五福，畫三幅。同年，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1932年1月，程砚秋与焦菊隐赴法国考察戏剧。程砚秋是一位爱国艺术家，他曾演爱国戏剧《亡蜀鉴》（川剧也有该剧，名为《江油关》），但很快遭到国民政府禁演。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京通过义演为抗日捐款，并且拒绝为日本人唱戏，但最终由于被迫害，无法继续演出，所以程砚秋回乡务农直到战争结束。
程砚秋 生平
1953年，程砚秋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和贺龙），1958年3月9日20时20分，程砚秋因患心肌梗塞于北京逝世。
程砚秋所演的戏，大多数为悲剧，如《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等，只有《锁麟囊》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程砚秋晚年最后一部戏是《英台抗婚》。中年后兼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对舞台艺术和剧种源流等有所论述，编为《程砚秋文集》。
程砚秋 剧目
程砚秋所演的剧目有《梨花记》、《花舫缘》、《红拂传》、《玉镜台》、《风流棒》、《鸳鸯冢》、《赚文娟》、《玉狮坠》、《青霜剑》、《亡蜀鉴》、《金锁记》、《碧玉簪》、《聂隐娘》、《梅妃》、《沈云英》、《文姬归汉》、《斟情记》、《朱痕记》、《荒山泪》、《春闺梦》、《费宫人》、《锁麟囊》、《女儿心》、《马昭仪》等。其中《荒山泪》被拍成电影。
程砚秋 軼事
程硯秋在1930年代，除日常工作外，每星期有三天與夫人一起學習法文，另平日常以書畫創作自娛。
其演唱的《文姬歸漢》唱段曾在文革期間「琴箏瑟改革小組」下的京劇唱腔器樂化工作中，由項斯華移植為古箏曲。
程硯秋曾收藏一床明代的仲尼式古琴「浣塵」，該琴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程砚秋 家庭
1920年，梅兰芳妻子王明华，即是程砚秋的师娘，向程砚秋介绍京剧青衣果湘琳和余素霞的长女:12—13。余素霞是余叔岩的姐姐:15，与王明华有亲戚关系。果湘琳夫妇看过程砚秋后。王明华又将提亲对象改为二女儿果秀英，余素霞没有同意:12—13。
1921年2月，罗瘿公与梅家再次撮合程砚秋与果秀英。那时提亲，并不让提亲对象相见。程砚秋被带到一家列有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馆，程砚秋看了照片觉得很好。余素霞提出若两人成婚，小夫妇、程母托氏与程家兄弟分家单过。程砚秋答应余素霞要求后，与果秀英的婚事才成:13—14。
1923年4月9日，梅兰芳、王明华夫妇为媒，举行订婚仪式。1923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一日），程、果二人举行结婚典礼:4，18，罗瘿公为秀英更名作果素瑛。
程砚秋有三子一女，长子程永光，次子程永源，幼子程永江，女儿程慧贞。程砚秋因自身经历，不许子孙后代学戏。女婿陶汉祥学生、程派传人孟宪镕所述，陶汉祥父亲和程砚秋是好友，由于程砚秋未让儿子学戏，于是就招陶汉祥为婿。程慧贞与陶汉祥在1953年离婚:104。
丁肇中
丁肇中（英語：，1936年1月27日—），美籍華裔實驗物理学家，生於美國密歇根州安娜堡。中央研究院、美国科学院院士及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曾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知名於對J粒子的發現。
丁肇中 生平
1936年，丁肇中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他的父母原本希望他出生在中國，不過當他父母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的時候，他提早出生了，因為這個小意外，丁肇中具有了美國公民的身分。他們來自中國山東半島的日照市。他的父母丁观海與王雋英在密西根大學攻讀研究所期間相識結緣。 丁肇中出生時，雙親甫取得密西根大學碩士學位，其父身為土木工程師，隨即獲聘為中國礦業大學教授。
在出生的两个月后，丁肇中随父母回國。由于中华民国正與日本交戰，丁肇中的童年直到他12歲之前都未接受傳統教育，而主要由他的父母在家里教育他。
丁肇中 生平
1947年至1948年间，曾在南京市南昌路小学就读。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丁肇中全家輾轉遷入臺灣。他的父親開始在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工程學，而母親則教授心理學。丁肇中進入竹南國小就讀，小學畢業於台中市大同國小。當年後來考入了臺北市立成功中學初中部。隔年转入臺北市立建国中学初中部，1952至1954年就讀高中部。初中時，他在數理領域已有卓越表現。高中畢業徵試時，被保送進入臺灣省立工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但丁肇中放棄保送，參加聯考。後來參加聯考失利，又考進台灣省立工學院机械工程系。入學未久，於1956年9月，丁肇中旋以志趣不合為理由辦理休學迅速離開省工學院，隨後進入美國密西根大學，才算正式進入高等教育學府修習工程學、數學和物理學。1959年，获得数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1962年获得物理博士学位。並在求學過程中，認識了凯伊·库尼（Kay Kuhne）。
丁肇中 生平
畢業後，他立志要從事研究工作，於是選擇了在瑞士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一份薪金較低的工作。一年後到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擔任講師，1967年起轉到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他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高能實驗粒子物理學，包括量子電動力學、電弱統一理論、量子色動力學的研究。
1966年開始，丁肇中領導的實驗小組進行了一連串關於量子電動力學和矢量介子（vector meson）的實驗工作，不但加深了人類對矢量介子的認識，還證實了量子電動力學的正確性。1972-74年，小組在美國布魯海文國家實驗室進行實驗，發現了第四種夸克。1979年他與中科院高能所唐孝威等科學家合作，發現用來傳播夸克之間的力的膠子（gluon）。
1974年，丁肇中與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學教授伯顿·里克特几乎同时各自发现新的複合粒子－J/ψ介子。1976年，兩位教授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及美國政府的勞倫斯獎。他是首位用中文在颁奖典礼发表演讲的科學家。他在演讲中强调实验和理论工作同样重要。
阿尔法磁谱仪（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又译反物质太空磁谱仪，简称AMS）是一个安装于国际空间站上的粒子物理试验设备，由丁肇中博士于1995年首次倡导开始。目前計畫由CERN等機構合作進行。
丁肇中为美國物理學會、意大利物理學會、歐洲物理學會會員，中央研究院外籍院士，巴基斯坦科學院院士以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並且獲得密西根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波隆那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校的名譽博士，並為上海交通大學的名譽教授。此外他也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资深校董以及荣誉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以及山東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的名譽院長与山东省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名誉校长，以及前身為臺灣省立工學院的國立成功大學傑出校友。
丁肇中 J粒子的命名
曾經流傳一種說法，因為他自己中文姓氏“丁”和英文字母“J”形似，所以命名為J粒子，其實這是一個誤會。
真正的意思“J”在量子力學上代表電流、光，而J粒子和光、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就命名為J粒子。
丁肇中 家庭
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早年求学于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和交通大学，因國共內戰，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入台灣，担任國立臺灣大學工程学教授。母亲王雋英是心理学教授。
丁肇中是家中长子，有一弟一妹，分別取名为丁肇华及丁肇民，全家皆擁有中華民國國籍。丁肇中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曲向東采访时，在被問到如果有第四個兄弟姊妹，是否取名為「丁肇族」時，他爽快說：「不，叫丁肇國，因為沒有這個國，所以就到台灣去了！」取名「中華民國」是要紀念為中華民國起義而殉國的外祖父王以成。
丁肇中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凯伊·库尼（Kay Kuhne）于1960年结婚，并有二个女儿：珍妮（Jeanne）和艾美（Amy）。1985年他与苏珊·卡洛·马克思（Susan Carol Marks）博士结婚，1986年生下儿子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丁肇中 祖居與舊居
丁肇中在山東日照的祖居“五宅”由曾祖父丁惟堦，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所建，分别由“种德堂”、“古梅轩”、“花山天井”……等五个庭院组成，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功能房140间，建筑面积，原为1,818平方米，总占地约14,000多平方米，为清代北方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建筑群落，2009年12月15日由日照市立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目前並設有丁肇中科技展览馆。
丁肇中在台灣的舊居（臺北市大安區泰順街33巷4號））已依《文化資產保護法》被臺北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名稱為「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丁觀海、丁肇中寓所」，為丁肇中青少年時期與其父臺大教授丁觀海在台灣住處。
司马光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号迂叟，通称司馬相公，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縣）人，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世称涑水先生，因身後追封溫國公，又稱司馬溫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 生平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引發新舊黨爭。當時司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在皇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后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通鉴》。
司馬光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就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继续编撰《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用功刻苦、勤奋，以他的话法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司马光 生平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世居河內溫縣。至東晉時期晉室南遷，司馬孚孫征東大將軍司馬陽之孫司馬小槐，始遷居山西夏縣。司馬光的曾祖司馬政因唐末五代內亂未有出仕。北宋初年，司馬光的祖父司馬炫考中進士，官至耀州富平縣令，死後贈太子太傅，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河南光州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出生時，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光 生平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签苏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于父母相继亡故而丁忧。降服后，签武成军判官（滑州），任职两年。以裙带关系连襟之父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司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代龐籍巡视边地，主张在麟州筑堡失败损兵折将，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职开封府推官。两年后改修起居注、判礼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鉴》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但司馬光坚辞不就。
司马光 生平
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陝西永兴军擔任知軍一職，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亲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仅任过佐贰官与幕职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陝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兴军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雇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陝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陝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割让大量土地百姓给西夏，所謂“元祐更化”。
司马光 生平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在司马光力主下，宋将此前从西夏攻取之地尽数还于西夏。司马光割地的理由是“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蹈，世世臣服者乎。”然而，西夏得地后并未停止攻击北宋，甚至在抄掠后还羞辱性的致书北宋称“欲取延州，终以恭顺，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锋，亦不失臣子之节也。”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执政一年半，即與世长辞，享壽六十六歲。“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录》（（包含《國朝百官公卿表》《通鑑舉要歷》《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切韻指掌圖》、《司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在位時，當時的新黨掌權人蔡京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司马光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视作強硬的守旧派，他幾度上书反对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竭诚为国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为了切中時弊，但实际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风霸道专断。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編輯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資治通鑒》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司马光 軼聞
熙宁四年（1071年），吕诲卒，司马光為他写墓誌铭。蔡天厚得其摹本献王安石。王安石将之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桃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其中一個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後世的「司馬光砸水缸」之說，乃是將「甕」誤為「缸」的結果。
登州的阿雲在為母親守孝時，被迫答應嫁給韋阿大。晚上，韋阿大在田舍睡覺時，雲在睡夢中砍向了韋阿大，砍傷了韋阿大的指頭。根據《宋律》，謀殺自己的丈夫是《宋律》十惡中的死刑，而阿雲是韋阿大的未過門的妻子，所以知縣判處阿雲死刑。
司马光 軼聞
登州知府許遵在審查此案時，同情阿雲，建議只判有期徒刑，理由是在服喪期間，婚約無效，後果不嚴重。當時，許遵被提拔為大理寺卿，皇帝還下詔宣布，如果兇手在行刑前如實供述，就按自首處理，可不判死。然後，許遵以皇帝的詔書為依據，將雲的刑罰減為有期徒刑。朝廷其他官員反對許遵的調任，並彈劾他徇私枉法。於是，許遵請神宗將此案交由兩制討論，司馬光和王安石分別為傳統派和改革派。神宗下詔解決此案，王安石的建議佔了上風，「謀殺傷首原法」被確定下來，劉恕等六人被貶，阿雲被免死。後來阿雲的下落，史料中沒有提及。
司马光 評價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苏轼：“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东坡全集·卷九十·司马温公行状》）
司马光 評價
朱熹认为：“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免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又将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而日后新旧党争漸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著重於国政运转。朱熹说司马光“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讚揚司马光“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宋元学案·卷八》），但称“元祐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
王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岂可以强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诚，斯天下归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计以定，以义事英宗，而大伦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此无他诚而已，诚之至也，可使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国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罢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岂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东都事略·卷八十七》）
司马光 評價
吕中：“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祐为绍圣，则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寇准）、赵忠定（赵汝愚）之应变，韩魏公（韩琦）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国（文天祥）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五杂俎·卷十三》）
司马光 評價
林时对：“国之任相，犹室之任栋；用匪其材，鲜不颠覆。虽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转亡为存、图危于安，不乏斡旋补救之术。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古来旁求爰立、或取诸梦卜、或起自屠钓，咸能光复启宇，祀夏配天。无论汉、唐、宋全盛，萧（萧何）、曹（曹参）、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龄）、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韩（韩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欧（欧阳修）、司马诸公，克奏戡定弭宁之略。……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荷牐丛谈·卷二》）
司马光 評價
王夫之：“自开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者，盖晨星之一见尔。”（《读通鉴论·卷二十六·穆宗》）；“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唯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宋论·卷七·哲宗》）
蔡东藩：“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本回叙高后垂帘，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宋史演义》：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鐵冠道人，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學士、礼部郎中、户部侍郎、兵部尚书。南宋理學方熾時，加賜諡號文忠，復追贈太師。有《東坡先生大全集》及《東坡樂府》詞集傳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編有《蘇文忠公全集》。
苏轼
其散文、诗、词、赋均有成就，且善书法和繪画，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认韻文散文造诣皆傑出的大家。蘇軾的散文為唐宋四家（韓柳歐蘇）之末，與唐代的古文運動發起者韓愈並稱為“韓潮蘇海”，也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更與父親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蘇軾之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又与陸游并称「苏陆」；其詞“以詩入詞”，首開詞壇“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來綺靡的西崑體餘風。後世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惟蘇軾故作豪放，其實清朗；其賦亦頗有名氣，最知名者為貶謫期間借題發揮寫的前後《赤壁賦》。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現其文命題之考試，故當時學者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嚼菜羹”。藝術方面，書法名列“苏、黃、米、蔡”等北宋四大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並在題畫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雖贊同政治應該改革，但反對操之過急的政策以及王安石任用的接手者呂惠卿，因此招來新黨爪牙李定橫加陷害；後來蘇軾又因反對元祐更化盡廢新法等保守作為，接連受到以司馬光、程頤為首的舊黨斥退，終生當不了宰相。由於蘇軾在新舊黨爭中兩邊不討好導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雲戲稱為“一肚皮不合時宜”。在元祐更化時一度官至兵部尚书；紹聖年間因新黨的章惇為相，又加貶謫至儋州（海南島）；徽宗即位，遇赦北歸時病卒於常州。墓在河南郏縣。
苏轼 生平
祖父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父苏洵，母程氏。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乙卯时，苏轼生於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其父親將他命名“轼”，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有一個弟弟蘇轍，小他兩歲（1039年出生），兩兄弟從小到大一起讀書遊玩，後來也同一年中進士。
苏轼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将其养大，并教他读书，曾令其以范滂为榜样。蘇軾生性放達，好交友。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苏洵修編族譜，自称是初唐相國蘇味道后裔。然而苏洵自己也承认苏味道的后人与自己的高祖之间世系不可考证，苏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苏洵的寻根方法，在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柳立言认为苏洵修撰族谱编写世系，将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苏味道当做自己家族的始迁祖，是看中苏味道的知名度，苏洵编订族谱的目的是不问亲疏，团结蘇姓人士，争取共享政治和社会资源，以虚构始祖来联宗。
庆历二年（1042年），苏轼入小学，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当时居住在眉州一处叫纱縠行的地方。三年，苏轼入乡校，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为榜样、楷模。
苏轼 生平
庆历五年，父亲苏洵因公在外，他的教育都由母亲程夫人负责。
至和元年（1056年），娶妻王氏，为青神人王方之女。二年，前往成都游览，拜访了張方平。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才20歲，與弟弟苏辙一同進京參加會考，之後兩人皆中進士。當時蘇軾在禮部論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且將該文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而歐陽修亦十分讚賞，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而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之後在殿試中乙科。同年四月，苏轼母亲程氏去世，他不得不按礼法丁忧回乡。
嘉佑四年（1059年），服丧完後的苏轼跟随父亲苏洵与弟弟苏辙一起沿着长江下溯，前往荆楚之地。有《南行集》。五年，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但苏轼并未就任。
嘉佑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位列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第三等。当时韩琦说：“今岁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授大理评事，除簽書鳳翔判官。十一月十九日，與蘇轍在鄭州西門外告別，當年十二月到任。當時鳳翔府主政者陳希亮，與蘇軾個人關係極差，兩人互相看不起，但卻與希亮四子陳慥相得甚歡。
苏轼 生平
治平二年（1065年），罷任鳳翔簽判，還朝直史館。
治平三年（1066年），父蘇洵過世，蘇軾回蜀守喪，英宗憐之，同意以官船載運蘇軾一家。
熙寧二年（1069年），服阕（守喪完畢）任判官诰院兼祠部員外郎，反對王安石變法中对科举制度的改动，王安石於是屢次在神宗面前詆毀蘇軾，司馬光、范鎮舉薦蘇軾作諫官，王安石力反之，神宗想讓蘇軾寫起居注，王安石向神宗進言，說蘇軾在回家守喪時，乘機販運蘇木（一種染料），最後神宗放棄這個任命。
熙寧三年，因為蘇軾一直反對王安石，王安石門下的御史謝景溫又誣陷蘇軾販賣私鹽，范鎮極辯蘇軾販鹽之誣，並願意退休負責。
熙宁三年（1070年），蘇軾擔任當年度進士科舉的主考官，蘇軾本欲擬上官均為第一名，但因其策論詆毀王安石變法，而被呂惠卿改為第二。
苏轼 生平
熙宁四年（1071年），蘇軾迁太常博士摄開封推官，因不堪新黨的迫害，求外職，神宗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願予之潁州通判，神宗最後折衷，讓蘇軾擔任相對較好的杭州通判。起先在熙寧三年，王安石的姻親謝景溫彈劾蘇軾居喪往返途中順道做買賣生意，但查無實證。滯留京城至熙寧四年夏末，神宗批示“改通判杭州”，遂經由陳州赴杭，十一月到任。神宗当时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识之。”司马光则不以为然，为苏轼做了辩解，而苏轼本人则迫于压力，并没有对此处置发表任何意见。初到杭州时，前任刺史沈立尚未卸任，于是苏轼便受命监考，得闲二十余日，其间亦多有唱酬。
熙宁五年，陳堯佐之子陈襄接任杭州刺史。苏轼被派往湖州勘察堤坝情况，期间与湖州太守孙覺相遇并作诗。
熙寧六年（1073年）正月二十七日及八月，两度游览云泉山风水洞，作诗并留下题名，题名今存。冬，蘇軾沿運河往返於常州、潤州、蘇州、秀州之間，賑濟災民。官職不變。至熙寧七年夏回到杭州。過了幾個月接到詔命前往密州，九月二十日告别杭州道友，十月启程。
熙宁八年除夕，苏轼在润州度过。
苏轼 生平
熙宁十年受命知河中府，后改知徐州。二月与其弟苏辙会面，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黄河决口，水困徐州，苏轼参加救灾。
元丰元年，改筑徐州外小城，立东门黄楼。苏轼作《黄楼赋》。
苏轼 生平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七月，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谏议大夫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上疏弹劾苏轼，说他谤讪朝政、愚弄朝廷、妄尊自大云云。二十八日，朝廷派遣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下狱。十一月三十日结案。此次苏轼因烏臺詩案入獄，幾死，並寫文章向朝廷訣別，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石之弟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尤其太皇太后曹氏勸諫，神宗動心，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御史台专人押送前往。苏辙也因为其兄求情而遭贬为监筠州盐酒务。司马光、黃庭堅、乃至王安石之弟王安上皆罚铜二十斤。苏轼在黃州“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與張懷民交游，也結交禪門人士，當時佛印擔任庐山归宗寺住持，與蘇軾時有往來。有〈戏答佛印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床。”
苏轼 生平
元丰四年，朋友马正卿为苏轼请到了黄州营地以东一块地，苏轼躬耕其中，命名为“东坡”，复于元丰五年营造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先後兩次遊覽了黃州附近的赤壁，《前赤壁賦》寫於首次游覽黃州赤壁時。十月，作《後赤壁賦》。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迁汝州团练副使，四月六日离开黃州，将雪堂留给当地人潘邠老，赴任汝州团练。途经江州，游庐山、石钟山，作《题西林壁》、《石钟山记》。经过筠州，留苏辙处十日。七月过金陵访王安石，与叶志远唱和诗，八月上旬应真州知州袁陟之邀，住真州州学20多天，九月初离开。苏轼在楞伽庵写经、品茶、题名“慧日泉”。
苏轼于泗州度过除夕，因没有继续旅行的盘缠而上书请求允许在常州宜兴县居住，获得允许。八月十七日，得命知登州，到任才五天，苏轼又被召为礼部郎官，上京后半月，除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殿。
苏轼 生平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去世，大臣們正舉行明堂祭拜大典，趕不及奠祭，儀式一完成，大臣們希望趕去弔喪，程頤卻攔住大家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即往弔喪？”大家覺得這不近人情，反駁說：“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則嘲笑程頤說：“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兩人因此結怨。
元祐二年，除翰林侍读。苏轼与程颐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两人党徒互相攻讦。十一月，拜户部侍郎。三年，苏轼以翰林学士知贡举，负责取士。苏轼改革了宋代取士的特奏名制度，当时但凡是礼部特别上奏的都滥赐出身，苏轼和孔文仲以为不可，遂上《论特奏名人恩泽太滥劄子》。此后朝廷接纳其建议，设置了特奏名进士、诸科取士的限额及品阶。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知杭州，与执政恩例（同副相待遇）。到杭州之日，上表云：“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
元祐五年（1090），苏轼听取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开拓西湖，取淤泥作堤坝，在其上筑桥，是为苏堤。五月，拜御史中丞。
苏轼 生平
元祐六年三月九日，罢杭州，召还朝，除翰林承旨，入侍迩英殿。八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然而苏轼还朝后被贾易等人借故弹劾，此事件即蜀洛党争，之后苏轼出知颍州。苏轼曾道贾易为程颐之死党，因此“怨臣兄弟最深”、“易在必報”，呂陶亦曾指出此段關係。由于宰相呂大防、劉摯和高太后都觉得贾易言过其实，“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为了平息党争，高太后采用吕大防的建议，将苏轼与贾易都外放为地方官。
元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移知扬州。九月召还朝，以兵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至十一月，又除端明殿学士兼侍读。
元祐八年，言官黄庆基、董敦逸弹劾苏轼。八九月间，苏轼出知定州。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安焘执政，苏轼遭来之邵弹劾，遂被哲宗貶謫至惠州，十月三日，到贬所，住在僧舍中。
绍圣二年三月，迁居合江亭。
绍圣三年，惠州修新桥，苏轼典卖了自己的腰带以资助建设。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营建白鹤峰新居。五月责授瓊州别驾、昌化軍安置。至四月十七日，苏轼接到命令，遂贬儋州。沿途路經梁金山南麓，在此宿一晚後上渡船。当时苏辙也被贬谪至雷州，两兄弟恰好相遇于藤州，便同行前往雷州半岛。六月十一日，苏轼告别弟弟，出航渡海。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初到时无地可住，苏轼就在官舍暂住。不久，当地人为他建了三间房屋，苏轼将其命名为桄榔庵。
元符元年，苏轼在儋州，游天庆观。吴子野来访。蔡京派遣吕升卿、董必等去岭南谋害苏轼兄弟，曾布向皇帝进言不可，救两人免于大难。
元符二年，琼州进士姜唐佐来到苏轼处学习。
元符三年（1100年），徙贬所于廉州，随即又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过广州、清远，到英州时，赐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在外军州（即随意选择偏远州郡居住）。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四月下詔讓蘇軾北還。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苏轼获赦北归行经南安军。正月到虔州，五月，第三次到真州。夏天因冷飲過度，下痢不止，又誤服黄芪，結果病情惡化，“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由米芾安排住东园休养，又送麦门冬。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孙氏馆病卒，享年六十四歲。由弟蘇轍歸葬於郟縣小峨眉山（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南宋孝宗追贈谥号“文忠”。
蘇軾疲於應付新舊黨爭，遇事“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蘇軾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變法作為，也不同意舊黨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守舊之舉。儘管新黨一直稱蘇軾為舊黨而藉故追究，但實際上蘇軾亦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時有衝突，導致他在新舊兩黨之間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時常遠貶外方。不過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苏轼 性格
好美食，创造許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遊山林，黃庭堅稱他“真神仙中人”。
苏轼 風格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曾自謂：“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黃州詞，是蘇詞的奇觀；黃州文，則是蘇文的高峰；《赤壁賦》是其高峰之巔。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
苏轼工诗，与黄庭坚合称“苏黄”。現存約二千七百多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對後人影響最大的也是抒發人生感慨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表現出宋詩重理趣，好議論的特徵。〈飲湖上初晴後雨〉寫西湖之美：“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苏轼 風格
元豐四年暮春三月，東坡寫下〈黃州寒食詩帖〉。此帖為兩首五言古風，詩句沉鬱蒼勁，低回長歎，極富感染力。其书法不拘小節，字形章法佈局俱佳，頗有右軍遺意，唯用筆失之草率，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二十世紀末更被譽為〈蘭亭序〉、〈祭姪帖〉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黃庭堅在此帖後題跋：“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台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朱弁《曲洧舊聞》：「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魯直亦瞠乎其後矣。」
白稱詩仙，古體絕倫；杜詩律聖，拓宇七言；東坡晚出，各體皆能，無題不作，比配詩神。
現存三百四十多首《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几时有》、《定風波》傳誦甚廣。
蘇軾擴大詞的內容，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蘇軾提高詞的意境，擴大和開拓詞境，提高格調，豪放詞以外，也有清曠飄逸、空靈雋永、以至纏綿嫵媚之作。
蘇軾詞風豪放（王國維曰「東坡之詞曠」），將詞「詩化」，筆力雄健，個性鮮明，展現出作者曠達、爽朗的個性，多豪情壯語，意氣昂揚，感情奔放，想像豐富奇特。
苏轼 風格
體裁和音律上，蘇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詞的文學生命重於音樂的生命。蘇詞作品往往有序，闡明詞的內容，或作詞的原委、時間、地點，事實分明。
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蘇軾的詞風被歸類在「豪放派」，所以與周邦彥的「格律派」大相逕庭。南宋時知名的詞人辛棄疾也是豪放派的詞人，後世將蘇東坡與辛棄疾並稱為「蘇辛」。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
苏轼晚年用筆沉著，早期書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不拘小節，率意為之，二十世紀末被譽為“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苏轼 風格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江上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存世画迹有〈枯木怪石图（木石图）〉、〈潇湘竹石图〉等。
苏轼 著作
苏轼现存於世的文学著作共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大量散文作品。
最早的词则写于熙宁五年（1072年）。
詩文有《東坡七集》《東坡集》《東坡詞》等。
存世書迹有〈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題西林壁〉、〈飲湖上初晴後雨〉等。
畫迹有〈枯木怪石圖〉、〈潇湘竹石圖〉等。
題畫作品有〈淨因院畫記〉、〈提憩寂圖詩〉等。
因南宋皇帝宋高宗、宋孝宗等对其人其作的推崇，有宋一朝整理出版了《苏文忠公诗合注》《苏文忠公全集》等多部集作。《苏文忠公全集》又称《东坡全集》，传世的，至今所见，可分两大类。一类为分集编订，号称东坡七集本，亦标东坡全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和陶诗四卷，应诏集十卷，其出自苏轼原本原目，后人稍加增益，为之善本，风行海内；一类为分类合编，号称东坡大全集，《四库提要辨证》云：“分类合编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又云：“宋时所刊大全集者，乃麻沙书坊所刻。”
《艾子雜説》據傳為蘇軾所撰。
苏轼 家庭
祖父：
父親：
母親：
兄弟姐妹：
蘇洵與程氏共生有三男三女，然長子景先與三名女兒皆卒於程氏去世之前。雖然傳說的「蘇小妹三難新郎」故事中，蘇東坡有個嫁與秦觀的妹妹，但根據考證，蘇東坡筆記著作中從未曾提到有妹妹，而且秦觀在二十九歲並且已經娶妻之後，才初遇蘇東坡，蘇小妹應為虛構人物。
妻妾：
子女：
堂妹：
苏轼 評價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苏轼 評價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苏轼 評價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苏轼 評價
錢穆說：“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裡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並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後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他們（蘇氏兄弟）的學術因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采，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辭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
1930年代，当林语堂尚在海外飘零之时，身边却时时携带笨重的苏轼文集，后来写下文词优美、脍炙人口的《苏东坡传》。当他在《苏东坡传》中提到为其作传的理由时，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这正切中林语堂自己的赞叹：“苏东坡自有其迷人魔力。”、“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苏轼 注本
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例如：
苏轼 軼聞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在被贬往惠州途中经过东莞，夜宿资福寺（今莞城中心小学），方丈僧祖堂和莞人夏侯生陪同他在当地出游，结下缘分。苏轼在惠州的四年间曾经乘船来往资福寺和觉华寺之间，听说靖康海市蜃楼奇绝，往观却不得见。祖堂说：“此灵变也，公善文，祭之当见。”苏轼于是作长短诗焚之，歌咏间即成楼台人马之形，络绎不绝，于是又作诗记念，赠予夏侯生。苏轼还用自己至爱的犀带换取佛脑舍利，供奉在资福寺内。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写下《罗汉阁记》、《舍利铭》、《老柏再生赞》等文记念此事。苏轼捐赠的舍利在1277年元将张弘范攻陷东莞后被夺走，送至大都。后在明代重修资福寺时送回原址，至今依然保存在清代原址重建的金刚经云石塔内。
苏轼 軼聞
苏轼无论诗、词、文、赋、字、画，样样精到，常被认为乃是先人托化所致。广州西郊石门灵隐山上有宝陀院、妙高台，院住持德云和尚临终时，留信说三十年后他的忌日，当有贵人来访，可将遗书递上。到了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德云和尚三十周年忌日，苏轼正好游览来到宝陀院，觉得一切都很熟悉，阅毕住持遗书，有感而发题诗「宝陀山上宝陀院，白发东坡喜再来。前世德云今是我，依稀尤见妙高台。」于妙高台壁上。學者衣若芬認為此「德云和尚」說是清代研究者的誤解。
按唐宋時的占星學，二十八宿的斗宿正好對應黃道十二宮的摩羯宮，月亮所在的星宮為身宮（相當於月亮星座），可知韓愈的身宮正是摩羯。而蘇軾則是以摩羯為命宮，「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蘇軾對星座的感嘆，讓後世掀起一股「摩羯情節」。南宋方大琮寫信給朋友說：「惟磨蝎所蒞之宮，有子卯相刑之說，昌黎值之而掇謗，坡老遇此以招讒。而況晩生，敢攀前哲？」南宋理宗時期的牟巘致友人的書信：「生磨蝎之宮，人皆憐於奇分。」于石寫詩：「顧予命亦坐磨蝎，碌碌浪隨二公後」元代尹廷高〈挽尹晓山〉「清苦一生磨蝎命，凄凉千古耒阳坟。」趙汸「謾灼膏肓驅二豎，懶從磨蝎問三星。」明代張萱「磨蝎誰憐留瘴海，痴仙只合在人間。」清代趙翼「書生不過稻粱謀，磨蝎身偏願莫酬。」黃均「漸知世運多摩羯，頗覺胸懷貯古春。」袁枚：「莫嘆遭逢磨蠍重，世間風浪幾曾平。」曾國藩：「諸君運命頗磨蠍，可憐顛頓愁眉腮。」
中国上古时代
一般上古时代是指文字记载（信史）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世界各地对上古时代的定义也因此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古时代一般指夏朝（即距今約4000年前）以前的时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一般指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因为上古时代没有当时直接的文字记载，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或人物通常无法直接考证，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带有神话色彩。
根據上述定義，中国上古时代传说的帝王有：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和舜。
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常統稱先秦史為上古史，而將夏代以前的傳疑時代概稱為「遠古」，因此目前一般提到中國上古時代，多指整個先秦時期。
公历
公曆，是國際通用的曆法。格里曆（拉丁語：，英語：），又称格里高利历，是现行的公历，属于阳历的一种。它由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于1582年10月颁布，用以取代儒略曆。其主要改革在于重新定义了闰年规则，使得历法年的平均长度（365.2425日）更接近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回归年（约365.2422日），以修正儒略历积累的误差并更准确地确定复活节的日期。
格里历因其准确性，逐步被世界各国采纳为民用曆法。在中国，公历自20世纪初开始推广使用，曾有“西历”、“国历”等称谓，现为官方和民间通用的历法。民间亦常称之为“阳历”（用以区别于常称之为“阴历”的农历）或“新历”。
公历 历史
儒略曆由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45年采纳，其规定平均一年为365.25天。这个长度比实际的回归年（约365.2422天）长了约11分14秒。这意味着儒略历每过约128年就会比回归年多出一天。到了16世纪，这种累积的误差已达10天左右，导致像春分这样的重要节气在日历上的日期与实际天文现象严重不符。这对基督教会来说尤其困扰，因为复活节的日期是根据春分来确定的。
为了解决此问题，額我略十三世任命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其中包括意大利醫生兼哲學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和耶穌會神父兼天文學家克里斯托佛·克拉烏。他们基于里利乌斯的方案制定了新的历法。1582年2月24日，額我略十三世颁布了名为《最为重要之事》（拉丁語：）的教宗诏书，正式推行格里历改革。
改革首先要消除已经积累的误差。为此，规定将1582年10月4日（星期四，儒略历）之后的次日定为1582年10月15日（星期五，格里历），即从中删除了10天。星期的顺序则保持不变。
格里历的采纳过程是渐进的，并受到当时欧洲政治和宗教分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