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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盧森堡 生平
“......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继续呼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不打算采用布尔什维克的高度集权模式。她建议人们分清布尔什维克理论与策略中那些“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从而加以学习，以实现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她撰写了《俄国的悲剧》一文加以批判，认为这会使得苏俄处于四面受敌的绝望境地，也使德国的革命进程受到阻碍
1917年，斯巴达克同盟开始隶属于反战主义者、前社民党成员胡戈·哈泽创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一时期，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战争中陷入越发不利的境地，以“芜菁之冬”为代表的后方生活物资严重短缺使人民对当局的不满持续升高，布尔什维克也开始进一步策动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以使得苏俄政权能够摆脱孤立与严重困难的处境并促进国际革命力量的联合，实现世界革命目标，布尔什维克在柏林的特使开始秘密地为德国革命者购买武器，支持他们发动反对当局的起义。卢森堡在监狱里敏锐的察觉到了德意志帝国正在崩溃，革命逐渐兴起，这种乐观在她对外的书信中不断的流露出来
1918年11月，基尔水兵起义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在全德各地掌权，威廉二世皇帝被迫退位逃亡荷兰，魏玛共和国成立，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上台执政。新生的共和国处于空前的政治动荡之中，虽然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大部分党员支持工人委员会，但以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为首的社民党领导者则担心革命会像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使政体演变成苏维埃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也不认可左翼的革命方案，两党在“恢复秩序”和召开制宪会议等问题上越发靠近，左翼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11月8日，卢森堡从布雷斯劳的监狱中被释放。翌日，在柏林，菲利普·谢德曼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先后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和“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他和卢森堡重组斯巴达克同盟，发行《红旗报》作为机关报，要求大赦所有政治犯并废除死刑。1918年12月14日，两人共同出版斯巴达克同盟新方案。
不久苏俄特使和军事顾问卡尔·拉狄克抵达，在他的参与下，1918年12月29-31日，两人代表斯巴达克同盟，参加与独立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联合大会。
在31日的会议上，她做出了如下发言：
“......七十年的大资本的发展已足够使我们前进得这样远，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认真地着手去消灭资本主义了。不仅如此：我们今天不仅有能力解决这一任务，它不仅是我们对无产阶级负有的职责，而且这一任务的解决在今天根本就是挽救人类社会使它还能存在下去的唯一出路。”
会议期间，卢森堡曾向拉达克表达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红色恐怖和审查制度的强烈反对，并对她的前同事兼朋友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出任新成立的契卡领导人一事不满，要求其向莫斯科明确转达她的这些意见。尽管在一些理论和路线问题上与会各方之间有所冲突，但大会依然于1919年1月1日决定沿用蘇聯模式，正式成立统一的德国共产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担任领导人，並由卢森堡将此前写就的斯巴达克同盟纲领《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进行小幅度修改从而作为黨綱。在这份纲领中，卢森堡明确提出要由无产阶级夺取全部政权，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拒绝同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分享权力，并声明”除非非依靠全德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明确坚定的意志，除非他们自觉地赞同斯巴达克联盟的观点、目标和斗争方法，斯巴达克联盟绝不接管政府的权力。“
卢森堡还认为必须通过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并赋予给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公共权力不再分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无产阶级学会行使权力，同时根据国际主义原则去支援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但在事实上，尽管卢森堡作为党的领导人，控制了党的实际领导权的却依然是亲布尔什维克的派别，卢森堡事实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特别是在有关是否应该抵制选举的问题上。这也为卢森堡的思想及支持者在其死后被不断排斥，以及整个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化埋下了伏笔。
1919年1月4日，政府罢免了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次日柏林工人的游行演变为直接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浪潮席卷柏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亲自参与指挥，并号召武装起来的群众解除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所持有的武装，为鎮壓起义，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任命古斯塔夫·诺斯克为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并同自由军团取得联系，共同摧毁左翼革命。卢森堡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经过多日的战斗，1月11日，起义被基本镇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14日前往威尔默斯多夫的曼海姆街43号新的藏身处。在那里，她写就了著名的《柏林秩序井然》一文作为她的绝笔，在文中她对过去一周的斗争做了总结，认为起义是在内外条件不成熟和领导人失能的情况下展开的，但她同时强调群众是决定性的“磐石”，革命必然依靠这块“磐石”走向胜利。在结尾处，她留下了那段广为流传的句子：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自由军团的近卫骑兵步枪师于次日在藏身处逮捕了两人，并将之带往自由军团的指挥部伊甸园酒店。其指挥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上尉和霍斯特中尉对两人施行严刑拷打，最后，据称在向诺斯克电话请示后，他下令处决两人。卢森堡被士兵奥托·朗格用枪托击晕，库尔特·沃格尔中尉和赫尔曼·苏尚中尉向其头部开枪，卢森堡当场遇难，年仅47岁。23点45分左右，其遗体被扔进靠近列支敦士登桥的兰德维尔运河，直至两个月后的5月31日才发现她被冲到河畔的遗体。卡尔·李卜克内西则在蒂尔加滕遭到枪杀，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被弃尸于柏林动物园的栏杆外，后被带到太平间。随后全德境内爆发一系列暴行，成千上万的德共党员、其他革命者和平民被残忍杀害。最后，同时在政治上转移到右派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和人民海军部解散。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德国革命尾声时，左翼发动的暴动与罢工遍布全国，同时，右翼军事及准军事组织针对暴动、罢工人群的镇压、逮捕、监禁、处决与暗杀也在全德各地不断上演。截至1919年5月，该情况先后在柏林、不莱梅、萨克森、萨克森-哥达、汉堡、莱茵兰和鲁尔区等地发生，5月2日最后发生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一系列冲突中当局在很大程度上持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但这些冲突为新生共和国民主体制的确立起到了极为负面的作用，自此，相较于左翼，当局更依附于旧精英和右翼势力，即便相较于左翼他们对于这个共和国的认同感更低，这造成了当局很难真正推行一些紧迫的社会变革措施以创造出一个对民主体制更有归属感的社会阶层，与旧精英的联盟构成了共和国的一个相当大的结构性问题。左翼与右翼直接或间接的对立与冲突贯穿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结合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叠加，最终为纳粹党的上台和民主体制的崩溃铺平了道路。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谋杀案发生四个多月后，1919 年 6 月 1 日卢森堡的尸体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院尸检，其身份被确定。奥托·伦格因“蓄意谋杀罪”判处两年监禁，福格尔中尉因漏报尸体被判监禁四个月。福格尔被羁押不久后越狱，帕布斯特和苏雄则逍遥法外。后来纳粹党将伦格保释，将近卫骑兵步枪师编入冲锋队。最终伦格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羁押于柏林时逝世。在 1962 年接受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采访以及在他的回忆录中，帕布斯特上尉声称国防部长诺斯克和魏玛共和国总理埃伯特都暗中批准了他的行为，但他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他的案件也没有得到德国议会或法院的审查。1993 年，克劳斯·吉廷格对联邦军事档案馆保存的帕布斯特已解密档案进行了研究，发现他在策划谋杀卢森堡和保护那些听从他命令的人免受后续刑事起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其去世后，列宁在1922年2月底写就的《政治家札记》一文中称赞卢森堡“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他这样写道：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
列夫·托洛茨基也公开哀悼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逝世。在后来的几年里，托洛茨基经常为卢森堡辩护，并声称约瑟夫·斯大林诋毁了她。在他被驱逐出苏联后，1932年他针对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内对卢森堡观点的批评写下了《放开罗莎·卢森堡！》一文，在文中他虽然同样认为卢森堡在理论上犯有错误，但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展开了反批评，他这样写道：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1918年，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进行了非常严厉和完全不正确的批评。但是即使在她这最错误的工作当中，仍旧可见她那雄鹰般的翅膀。」

“是的，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憎恨罗莎·卢森堡。但这样我们的职责就更为重大，去从正在被两半球的爪牙官僚们利用着的斯大林的污蔑中，夺回对罗莎的记忆，并把这真正美丽的，英雄的和悲剧的形象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无产阶级，带给他们这一切壮丽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羅莎·盧森堡 遇难及身后事
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遗体被安葬在腓特烈斯费尔德中央公墓。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被安葬在该公墓，因此，这里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传统墓地，许多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被安葬于此，后世民主德国的许多领导人死后也被葬于此墓园。原有的墓碑由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于1926年揭幕，它由红砖覆盖的混凝土块组成，上面有德国共产党党徽和红旗。1935年，纳粹分子铲平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地，并取走遗骸。1950年，按照威廉·皮克的指示准备将其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遗体重新安葬时，挖掘人员未发现他俩的遗骨。1951年，东德政府在公墓入口处建造新的“社会主义者纪念地”，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被镌刻在象征性纪念墓碑上。
每年一月的第二个周末，都会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前去瞻仰两人的墓穴，并组织一次大型游行示威，这被称作”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游行示威“。群众会由柏林法兰克福门出发，游行至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中央公墓内的纪念碑前，这一活动起源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并在战后为东德所继承。不过也正是在东德时期，人们开始普遍将该活动视作统一社会党的一种政治作秀，游行活动越发变得徒有其表。由于其精心的官方组织和规定的、基本上非自愿的参与，因此参与者也都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并不能够从中产生任何真正的热情。但每年的活动过程都会在国家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
在这之后，东德异见人士也将这一年一度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之死的游行作为他们运动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的政治主张能够尽可能的广泛传播，即所谓“在政权的尴尬时刻提出他们不受欢迎的要求。”1988年1月17日，一群持不同政见者冲进了自由德国青年成员组成的方阵，打出了写有罗莎·卢森堡名言”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横幅，随后斯塔西特工逮捕了这些示威者。这些逮捕导致了民主德国和国外的大量抗议活动，然后是其他主要民权活动家的被捕，并最后导致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被强制驱逐到西方。
时至今日这项活动依然存在，并成为德国左翼及极左翼人士的一项传统，活动也不再由某一政党提前集中组织，而是在活动进行当天自发集结，2008 年，联邦宪法保护局在报告中描述了示威活动的背景和发展，并认为这“对各种形式的德国激进左翼派别具有很高的象征价值。”
尽管活动本身对斯大林主义及其衍生思想持较排斥态度，但在实际游行中并不拒绝携带印有这些思想象征海报的个人参与。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卢森堡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后新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的民主要素。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而言，民主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被卢森堡本人称之为“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是其思想和后世主流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因为她更多强调群众在这种民主参与之中的锻炼，并从这种锻炼中产生阶级意识，从而为通往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因此更少的强调先锋队——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卢森堡轻视甚至完全不重视先锋队的作用，只是她认为先锋队的作用绝非“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群众罢工和革命的关键时期承担政治领导的任务：
羅莎·盧森堡 思想
“......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成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却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会“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同马克思的理论类似，她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认为“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批评了俄国革命中存在的极权主义倾向，认为如果没有民主，“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并更进一步的指出这种缺失将导致领袖的独裁：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同样，在文中，卢森堡将 1917 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描述为一场初期由自由资产阶级，后由无产阶级主导和推动的革命，革命的动力始终来自城市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被推动着向前革命并接受了共和国政体，但很快就开始组织反革命。她解释说，俄国无产阶级现在的任务是结束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立即实现和平和得到土地。世界大战使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不是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然而，卢森堡尖锐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政策，例如解散立宪会议，以及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根据卢森堡的说法，布尔什维克的战略错误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例如官僚化。不过她写道，十月革命的缺点恰恰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后果”。

她进一步指出：
羅莎·盧森堡 思想
”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与此相反，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对它的必要的历史前提的了解，人们不得不这样假定：在如此不幸的条件下，甚至依靠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最经得起风浪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现二者的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
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对这种批评则回应称卢森堡的观点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对于1917 年的俄国而言则缺乏可行性。俄国缺乏一系列社会基础的特殊国情与该国革命的困苦实践迫使他们在坚持原则和最终目标的前提下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而这些基础在她所处的西欧是相对完善的。卢森堡出狱后，她也被迫在国民会议的问题上同包括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在内的各方势力对峙，而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们则将其与自己所遇到的立宪会议问题相提并论。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在她对十月革命的观察之后，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而挽救俄国革命的方法只有在德国举行群众起义，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世界大战与民族残杀，认为德国革命将减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负面后果。
《资本积累论》是卢森堡唯一一部于生前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卢森堡分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三次大论战，并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中心，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与其并不相同的公式。
羅莎·盧森堡 思想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和资本积累的过程时，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资本（记为C）、可变资本（记为V）和剩余价值（记为M）三部分，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可记为C+V+M。他将社会总产品分成两个部类，分别指向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但卢森堡认为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实现，认为马克思的公式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抽象，因为其只涉及简单再生产，所以几乎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不适用于现实的整个社会，在这个公式中，资本没有办法实现它的积累，只能不断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就必须要让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然而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可能只来自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就必须要从这两者之外引入一个新的阶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购买者”的阶层，而这个阶层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这也就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实现和再生产的前提，相对狭小的市场和无限扩大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矛盾，这使得其自身必须不断地对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可能。卢森堡进一步提出，资本积累的进行必然伴随两次交换，第一次是资本家将用于积累的物质资料卖给非资本主义的“第三者”获取货币，但为了在物质上扩大再生产，所以就还要进行第二次交换，即用第一次获得的货币向“第三者”购买生产要素</ref>。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这样就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以及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政策的形成，从而反驳了考茨基的有关论点。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不断地排斥和征服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部分，而后者又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且并非是无限的，所以为了抢夺仅有的这些非资本主义部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而资本主义将整个世界囊括在内之时，也就是它决定性崩溃之时。然而这不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走向全面崩溃以前爆发，并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替代之。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将其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这奠定了卢森堡毕生致力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卢森堡的这套理论一经提出，便引来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认为其理论有循环推论之嫌，列宁就认为在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实现剩余价值和再生产是可能的。并认为其理论过于粗糙。但综合来看，卢森堡的理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填补了马克思和列宁两人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分析的不足之处，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外部因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羅莎·盧森堡 思想
集中制与分散制的辩证法是卢森堡思想中政治哲学部分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在这一问题上，她既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构想迥然不同，又与当时第二国际和后世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有关构想有所差异。她认为，分散性的群众自发性和在其中孕育着的”首创精神“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源泉，依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组织自上而下的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它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向更深层次发展。因此，集中制与分散制本身并不是对立的，组织、觉悟和斗争不是如布朗基主义者所言可以人为分开的，都只是阶级斗争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互为依靠，缺一不可。组织是从活生生并带有自发性的斗争中发展出来并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进而可得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
她在描述1905年革命中群众罢工的特点时留下过这样的句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这种活生生的斗争的理解：
羅莎·盧森堡 思想
”俄国革命给我们展示的群众罢工是一种可以变化的现象，它反映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反映着革命的每一时期和每一瞬间。群众罢工这一斗争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响力，发生罢工的时刻，都是不断地变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靠它时，它却遭到了失败。它有时象宽阔的海涛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象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着，变化着。这些现象的运动法则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本身，也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技术特点之中，而是寓于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对比之中。群众罢工只是革命斗争的形式。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每一变化，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每一变化，反革命所处的地位的每一变化，这一切都会通过千百条看不见的和几乎难以控制的途径立即影响到罢工行动。但罢工行动本身却几乎一刻也不会停止。它只会改变它的形式、它的规模、它的影响。罢工行动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脉搏，同时又是推动革命的强大齿轮。“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她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因素，但同民粹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包括卢森堡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不将群众视作一种天生先进的力量并排斥先锋队及其领袖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在卢森堡这里，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他们的领袖其作用在于一方面为群众提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他们阶级意识的觉醒并促使其斗争由自发的运动转变为自为的运动，在斗争之中始终力求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促进它的发展；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摧毁作为历史上一切领导基础的”群众的愚昧“状态，最终让群众成为自己的领袖，领袖则反过来成为群众意志的执行者。因此她将这种集中制描述为“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她还强调党应当发扬群众斗争中的首创精神，在斗争所需要的时刻，绝不能够以一种官僚主义的态度，消极等待上级的意思来行事。认为”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活动、自决和首创精神的增长。“

而在进一步讨论党的纪律时，她更进一步的强调：
羅莎·盧森堡 思想
”纪律和统一行动是像我们这样的群众运动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根本不同。后者是以士兵群众漫不经心、毫无主见地屈从上级的命令——它所表达的是异己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个个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必须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因此，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发展的关键，即社会民主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
她认为，如果党内民主和首创精神不能够在党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发挥，那么最理想的委员会都会一事无成，官僚主义的蔓延就是必然的。因此，只有发扬党员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发扬党内民主和强调批评的重要性，才能够遏制并清除不断蔓延的官僚主义。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她与列宁围绕集中制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和”无情的集中主义“观点，认为”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批评列宁将培养无产阶级纪律的途径诉诸于包括工厂、军营和现代官僚制度在内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全部机器的观点是机械的，混淆了“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和”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奴役性的纪律精神“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之间的差别。提出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转到中央委员会手中，要以无产阶级的新纪律取代之。
她同时总结了列宁这一理论所表现出的的基本原则：
羅莎·盧森堡 思想
“它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例如中央委员按照这个观点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也有权确定从日内瓦到列日，从托木斯到伊尔库茨克的俄国每个地方组织的人员组成，给它们提供准备好了的规章制度，通过一纸命令就可以完全解散它们并重新加以建立，最后还运用这种方式间接影响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可见，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
不过，卢森堡同时承认：
“......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了一项特殊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无先例的任务，这就是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制定一个适合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把俄国当前的情况一般地比做德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情况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对比是从警察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看俄国的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的主要困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被专制主义的暴力统治所掩盖，这就必然使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具有抽象宣传的性质，使直接的政治鼓动多半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俄国应该进行相反的试验，即在资产阶级没有直接进行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建立社会民主党。
这不仅仅是把社会主义学说搬到俄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鼓动工作的问题，而且也是采取完全特殊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这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因此，组织问题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组织必须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上的手段的条件下建立起来，而首先是因为这个组织有点象上帝一样，必须在缺乏通常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准备好的政治原料的条件下，“在虚无缥缈之中”，在真空里建立起来。
从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的这种真正内容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国，建立这种集中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就是：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

显然，后一个条件只有在俄国拥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头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只是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并且应该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卢森堡上述的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新形势和德国社民党不断走向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路线这一进程，特别是1905年革命和其后群众大罢工作为一种斗争形式的扩散和兴起。她在这一领域的观点，同她的资本积累论一起，长期以来饱受来自列宁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和争议。但是，其所揭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党群关系、党的官僚化和威权化等问题，以及她对群众自发自为的斗争及对党内民主及革命的首创精神的坚持，依旧在深刻的影响着20世纪直到今天的各类社会运动。
羅莎·盧森堡 纪念
柏林米特区有以卢森堡名字命名的广场（罗莎·卢森堡广场）及地铁站，德累斯顿有其名字命名的电车站和街道。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华沙沃拉区，一间灯泡制造厂以卢森堡的波兰语名字“Róża Luksemburg”命名。
1919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为罗莎·卢森堡创作用于墓志铭的诗歌，该诗又于1920年被库尔特·魏尔谱写成《柏林安魂曲》：
罗莎·卢森堡已逝（······）
她告诉穷苦阶层生活的意义，
这让她遭到富人们的排斥，
或许她正活在安宁之中。
英国新左派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评价罗莎：“德国以在霍亨索伦刺杀她的方式，庆祝德国最终的胜利和纳粹党的首次胜利。”
反对派对罗莎的遇害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白俄认为她定居魏玛柏林的说法尤为常见。
巴塞罗那亦有以她名字命名的露台花园。
苏联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一直在他的卢比扬卡办公室中挂有卢森堡的肖像。
1986年，西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合作拍攝的电影《羅莎·盧森堡》上映。
羅莎·盧森堡 遺體身分争议
2009年5月29日，明镜在线报道了他人的尸体错误地认定为卢森堡的尸体而被埋葬的可能性。柏林夏里特法律医学与法医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米夏埃尔·措科斯（Michael Tsokos），最近在夏里特医学史博物馆地下室，发现一具缺少头、手、脚部的尸体。认为尸检报告可疑的他，对遗体进行电脑断层扫描，发现存在被水浸泡过的迹象。CT扫描显示，这是具患有骨关节炎、两腿长度不一的40-50岁间的妇女的尸体。罗莎·卢森堡遇害时47岁，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导致她长短不一的两腿进一步受损。而位于基尔的实验室，运用碳测年技术，断定该尸体与卢森堡遇害属同一个时期。
1919年6月13日埋葬尸体时的尸检报告，支持了措科斯存在不一致的说法。报告明确指出尸体腿部没有伤痕及表明双腿长短不一的证据。此外，上颅骨没有被枪托敲打的痕迹。尽管1919年的验尸官注意到尸体头部左眼和耳朵之间的开口，但却没有找到子弹的出口，或是在颅骨内找到子弹。
羅莎·盧森堡 遺體身分争议
曾有份参与尸检的病理学家助手保罗·弗伦克尔（Paul Fraenckel）亦对尸体存疑，他在报告中写下了与同事的结论不一的增编。正是增编的出现，及尸检报告和已知事实间的不一致，促使措科斯更仔细地检查尸骸。至于丢失的手和脚，据目击者所说，卢森堡的尸体被抛进运河时，重心位于脚踝处，导致尸体在水中漂浮数月时肢解。
托索科斯意识到，证明尸体的身份是否为卢森堡的最佳方法，莫过于进行DNA检测。他的团队最初希望找到有被卢森堡舔过而残留着DNA痕迹的旧邮票，但卢森堡从未这样做过，宁愿用湿布润湿邮票。因此他们的目标，转向采集卢森堡幸存后裔的血液。最终在2009年7月，卢森堡的侄女、79岁的伊雷妮·博尔德（Irene Borde），捐出她的头发用作DNA比对测试。
2009年12月，柏林当局已查获埋在卢森堡墓中的尸体用以尸检。2009年12月下旬，柏林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宣称有表明尸体属罗莎·卢森堡的迹象，但却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此外，从伊雷妮的头发中提取的DNA，与尸体不匹配。措科斯此前曾表示，该比对的几率只有40%。遗体现今被埋葬一个秘密地点，目前仍就测试继续组织样本。
羅莎·盧森堡 注释
罗莎·卢森堡针对俄属波兰地区同化政策所作的小册子目前暂无中文译本，其标题"O wynaradawianiu (Z powodu dziesięciolecia rządów jen.-gub. )"可直译为“论去国家化（因Hurki总督的十年统治）”，其中"Hurki"即当时兼任波兰总督的伊奥西夫·古尔科（Iosif Gurko）,此人当时正积极推行这一政策，详见该册的波兰语原文或法语马克思主义文库收录的版本
严格意义上来说，列宁此时虽然主张一种同第二国际通行的建党原则相反，由小规模秘密的职业革命家团体在统一指挥下执行严密纪律的组织原则，但是在1903-1904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卢森堡写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时，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构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要到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并且相较于最开始的提法，1905年的最终成果更多的谈论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自觉自为的行动。详见伊藤成彥《集中制与分散制的辩证法——罗莎·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及列宁《论党的政组》《党坦织的基础》等文章
羅莎·盧森堡 注释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煌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155所造成的大破坏会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并殃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用方面的人为的运营机构会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如果军备的互相竞赛制度发展到极端而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达官显贵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1887年）
羅莎·盧森堡 注释
卢森堡的这一思想及其在这份纲领内体现的其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亦有争议，比如在1959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译本译后记中，译者就在援引列宁的理论指出资本积累理论错误的同时认为其在德共的纲领中“仍表现了自发论的影响，对革命政党的作用估计不足，对中农当作反革命力量的孟什维克看法等等的缺点”，但仅讨论卢森堡的这个观点，其实早在《论俄国革命》一书及前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已有论及，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夺权前后过程及后果的一种思考，详见后文“思想”版块中的有关论述（正在翻译中）
羅莎·盧森堡 注释
但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这里强调的“民主”绝非今天主流所认为的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强绑定的”民主“，后者在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共产主义者中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谈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后者的”大民主“，这种民主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锻炼和培养阶级意识，以及最终在新社会里掌握全部政权和社会生产的运转，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的工具运作的。即：
“......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羅莎·盧森堡 注释
　　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这也是卢森堡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最大的不同点。
卢森堡一生中共有三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分别是《资本积累论》《国民经济学入门》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其中《资本积累论》出版于1913年，《国民经济学入门》则是卢森堡于德国社民党中央党校执教时的讲义，并其生前曾欲整理结集出版，原计划出版十章内容，但在其遇难后因不明原因导致手稿大量丢失，最终保罗·列维于1925年出版了遗稿中仅剩且残缺的第1、3、6、7、10章。《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则于1915年在狱中写就，后于1921年付梓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IATA代码：；ICAO代码：，原名哈尔滨阎家岗机场，简称太平机场），是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主要民用机场，是中国大陆国内干线机场和国家一类航空口岸。是中国十二大干线机场之一，定位为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的国际航空枢纽机场。
2024年全年，太平机场旅客吞吐量为2379.8万人次，居东北地区第1位，中国大陆第23位。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1922年，哈尔滨赛马股份公司将位于今南岗区与香坊区之间的一片占地560公顷的草地辟为跑马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将其改建为军用机场，这是哈尔滨历史上的第一座机场——马家沟机场。1932年6月16日开始扩建，面积由原来的50万平方米增至70万平方米，修建了一条混凝土跑道，长800米，宽100米，机场隶属于“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满航）管理，用于运送日伪军政要员和军用物资。同年11月2日，满航在哈尔滨马家沟机场开设营业支所，经营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新京－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黑河、哈尔滨－富锦4条航线。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哈尔滨马家沟机场辟为空军机场，并将原跑道改建为滑行道和停机坪，另重新开辟两条“人”字型土质跑道，两条民用航空跑道各长1400米，宽100米。同年3月，中国与苏联两国合资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民航），7月1日，中苏民航在哈尔滨马家沟机场建立了哈尔滨航空站，驻25人，其中苏联派员7人，隶属于中苏航空沈阳航线管理处。至此，马家沟机场成为军民合用机场。民航开航后，另修混凝土客机坪和草地停机坪各1处，混凝土客机坪可停放里-2型或伊尔-14型飞机3架；草地停机坪可停放运-5型飞机24架。整个机场属砂质粘土性土壤。机场主跑道东端设有远、近归航台，近台装设的指点标有效距离50公里，远台装设的指点标有效距离150公里；机场导航台有效距离150公里；固定指挥塔台有效距离80公里；跑道起机线设有活动塔台指挥车，有效距离50公里；机场指挥用陆空话台有效距离500公里。同时，机场还备有活动马灯和探照灯车，供特殊情况下夜航飞机临时起降使用。马家沟机场于1950年7月1日开通了第一条国际航线：北京－哈尔滨－赤塔，使用里-2型客机执飞，全程2,387公里，每周1班。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195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中苏民航后，哈尔滨航空站改隶属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处。同日，开通了哈尔滨－北京的国内航线，航程1,137公里，使用伊尔-14型客机执飞，每周两班。但是由于马家沟机场地处哈尔滨市区中心，净空条件极差，飞行安全无法保证，不能再适应民航飞机飞行。1956年4月，国务院批准哈尔滨民航机场选址新建，然而限于当时国民经济、国内政治等诸多原因，长期未能实现机场搬迁。1958年10月1日，马家沟机场开通了首条省内航线：哈尔滨－齐齐哈尔，航程260公里，使用国产安-2型民航客机执飞，这也是马家沟机场首次起降国产民航客机。1968年，机场综合楼建成，其中候机室200平方米，设有贵宾室、广播室、小卖部等设施，服务员4人。直至阎家岗机场建成后，马家沟机场最终于1979年6月15日正式关闭。
1956年，国务院决定对民航哈尔滨机场重新选址搬迁。
1959年4月，经过多方协商，省、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哈尔滨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正红旗二屯和万家窝棚一带新建民航机场，后因全国紧缩基本建设战线而停止。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1964年，经沈阳空军同意，确定民航机场在双榆树空军机场的基础上进行扩建，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停止。
1973年2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民航黑龙江省局有关领导会同专业人员一起察看了哈尔滨市西南郊阎家岗农场南草甸子，认为条件很好，可以修建民航机场。同年6月，民航总局派技术人员对所选场址进行勘察后，写出哈尔滨新建民航机场修建方案并上报国务院。同年11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民航哈尔滨新建机场方案，并决定按国内一级机场标准进行修建。
1974年春季，在对机场主跑道的勘测中发现，草甸子地下是古代运粮河故道，土质极差，淤泥深度平均在19米以上。在此建机场，不但造价高、难度大，而且质量无保证。后经民航总局、民航沈阳管理局、沈阳空军、哈尔滨建工学院、省林业设计院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实地考察研究，最后决定将原设计的机场主跑道位置向北移5公里，避开古河道淤泥区，改在太平公社高家、董家、林家三个生产队的耕地上修建主跑道。同年7月31日，国家计委以计军字（359）文，批准新建民航哈尔滨阎家岗机场工程项目，列为国家1974年重点建设工程，并定名为“7404”建设工程。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1975年5月9日成立黑龙江省“7404”工程领导小组，由黑龙江省建委主任陈雷任组长，并成立黑龙江省“7404”工程指挥部，由黑龙江省建委边敬任总指挥，由民航沈阳管理局的孙纯忠、戚宣芝、李万海、韩保楹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张善玺5人任副总指挥。“7404”工程指挥部下设工程、材运、计划财务、供应等7个处室。同年10月破土动工，1978年11月，跑道主体工程全部竣工，1979年4月1日阎家岗机场投入试运营，占地面积6,829亩，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其中候机楼7,938平方米，设有候机大厅、旅客餐厅、通讯联络、指挥塔台等设施。12月27日正式通过验收，机场总投资额9,724.1万元人民币。
1997年，投资12.03亿元的哈尔滨阎家岗机场T1航站楼竣工投用。
1998年7月，阎家岗机场正式更名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T2航站楼扩建工程
哈尔滨太平机场扩建主体工程于2014年10月31日开工，2018年4月30日投入使用。按满足目标年2020年旅客吞吐量1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7.5万吨、年起降14.1万架次的使用需求设计，总投资46.19亿元。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主要建设项目包括：
扩建后，哈尔滨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7.5万吨的需要，年起降14.1万架次的使用需求。哈尔滨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将得到较大提高。
T1航站楼改造工程
2023年8月7日，哈尔滨机场T1航站楼国内区域正式启用，机场增加6个近机位廊桥和8个远机位登机口；而國際部分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全部改造完成、整体投入使用后，哈尔滨机场航站楼总面积將达到23万平方米。
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哈尔滨机场2018年开始计划进行二期扩建。预计到2025年，哈尔滨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到42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0万吨，国际及地区航线通航城市80个左右；到2035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20万吨，国际及地区航线通航城市110个左右。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基础设施
目前機場飛行區等級爲4E級。擁有两條水泥跑道，第一条跑道方向是049/229，全長3600米，機場海拔139米。
第二条跑道于2025年1月23日启用，东二跑道位于一跑道东侧760米处新建长3600米、宽45米。
機場內亦設有飛機維修工場，由中龙欧飞飞机维修工程營運，同時用作飛機拆解線之用。
D-ATIS：127.4MHz
塔台管制：118.7MHz
地面管制：121.85MHz
机坪管制：121.625MHz
放行频率：121.725MHz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统计数据
1983年機場旅客吞吐量仅为7万人次，1993年首次突破100万，2003年突破200万，2009年突破600万，2013年突破1000万，预计2018年突破2000万。目前，机场国内航线基本覆盖国内省会城市，并拓展至二三线城市，尤其是支线航线已通达省内及蒙东北地区20个机场；国际航线通达俄罗斯、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国内重要城市，连接周边国家的空中交通网络。2016年，哈尔滨机场旅客吞吐量跃居东北四大机场首位，全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627万人次，实现运输飞行起降12.1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5.8%、12.9%。2017年，哈尔滨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881万人次，实现运输飞行起降13.6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5.6%、12.0%。旅客吞吐量继续保持东北四大机场首位。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哈尔滨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350.87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11.21万吨，实现运输飞行起降10.84万架次，同比分别下降-35%、-17.6%、-26.6%。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过境免签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从2015年8月1日起对持有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72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地区）联程机票的国家的人员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免签期间活动范围限于哈尔滨市行政区域内。2024年12月17日起，随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政策调整，延长过境免签时限为240小时。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机场交通
机场巴士在到达厅出口右侧，票价20元；候车点为机场候机楼到达口门外，线路包括：
哈尔滨机场高速东起三环路机场环岛，西至太平机场，在群力互通立交桥连接 哈尔滨绕城高速。7座及以下小客车市区方向单向收费30元。目前正在建设机场第二高速迎宾路高架，全场35.2公里，预计2021年底竣工。
哈尔滨出租车起步价8元/3公里，超过3公里后每公里1.9元，每程需另收燃油附加费1元。从机场往市区车费约130元。
远期规划中哈尔滨地铁9号线将设置太平机场站连接市区与机场。
软件质量
軟體品質，是指軟體系統或系統中的軟體部分的品質，即滿足用戶需求，包括功能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的程度。
宋卡府
宋卡府（泰语：，皇家轉寫：Changwat Songkhla，泰語發音：[t͡ɕāŋ.wàt sǒŋ.kʰlǎː]）是泰國南部其中的一個府。
宋卡府 歷史
宋卡府的名字源於馬來語「星若拉」（馬來語：），意思是「獅子山」。古代曾為馬來人建立的信哥拉蘇丹國（宋卡蘇丹國），元代汪大渊 《岛夷志略》称之为东冲古剌，《郑和航海图》称之为孙姑那皇清職貢圖稱宋腒朥國。
原名沙庭城，建於素可泰王朝前的千年古城，曾於大城王朝時代宣佈獨立，後被敉平而隸於那空是貪瑪叻城。鄭王大帝時，被昇為一等城，直轄於曼谷。拉瑪五世時代，採用道省制，將博他侖、宋卡歸入那空是貪瑪叻道省（Monthon Nakhon Si Thammarat）的管轄，至1933年泰国取消省制為止，宋卡才成為府治。中世紀的海盜以此為據點，海上貿易繁忙，是通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南大門。
宋卡府 地理
土地面积約7393平方公里，距離曼谷約950公里。宋卡府北連博他侖府和那空是貪瑪叻府；南毗也拉府和馬來西亞的玻璃市；東瀕北大年府和泰國灣；西接博他侖府和沙敦府。
主要城市为合艾市和宋卡市。
本府东北部瀕临一个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内陆湖泊叫宋卡湖，湖内盛产鱼虾，原先生活着一种叫Irrawaddy Dolphins的白豚，但是近年来白豚因所食鱼类被过量捕捞而濒于绝迹。
南部大部份為山巒和原始山脈及高阜地帶，北部為平原，河流多且流量大，背山面海，漁業發達，盛產錫、錳、鎢、重晶石等礦，山林里出产木材。
宋卡府 行政与管理
本府行政上被划分为16个縣（Ampoe），又进一步被划分为127个区（Tambon）及987條村（Muban）。
今日的占那縣（Chana）、沙巴銳縣（Saba Yoi）和貼帕縣（Thepa）曾隶属北大年府，近年才由泰国政府将她们划归宋卡府管辖。
宋卡府 社会动乱
本府东南部的乍納区（จะนะ ，Chana）、堤坝区（เทพา，Thepa）和沙波俞区（สะบ้าย้อย ，Saba Yoi）原先是从北大年府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在广义上往往也将这三个小区域看作是泰南三府的一部份。这里由于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社会较为动荡，人民的生命安全缺乏保障，近年来泰国和世界各国的传媒对此地区发生的凶杀、暴力、恐怖事件有很多相关的报道。
泰国警方、军方一直怀疑有恐怖分子在这三个地区藏身，而且在合艾市中心、合艾国际机场、合艾火车站等地制造过多起炸弹爆炸事件。然而，进入2007年，本府治安局势渐渐趋向稳定。
公司王国
公司王国，或公司独裁、企业支配型政治（英語：）是一个由全球正义运动（英語：）的支持者发明的词汇，用来形容屈从于组织实业压力的政府或者被大企业所支配的政治。
虽然原则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股东，但现实中能够掌握足够股份来影响公司选举投票的通常是富人。因此公司王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富人政治的同义词。
有些人会说只有政府将贿赂政治家合法化后才会出现公司王国。也有许多人认为当主要媒体被大公司控制后，公司会使人们更多得到有利公司利益的信息，这样公司利益反过来定义了国家政治议程。最终当政治家的资金投资在公司中时，他们更加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支持那些公司。
公司王国
新加坡就属这种体制的典型之一，国家支持强大的自由市场。政治自由有时几乎不存在。虽然公司并不统治新加坡，国家卻经常支持它。南韓亦可被視為其政治體制受到國內財閥極大的影響，如三星集團等大公司甚至可以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因此政府也對其提供大力支持。南韓曾多次有過商界領袖犯罪，卻屢次獲得總統下令特赦的案例：如第17任總統李明博於2008年特赦韓華集團總裁金升淵、第18任總統朴槿惠於2015年特赦SK集團會長崔泰源等，足見南韓無論於政治、經濟等層面，皆受到財閥發展的影響。
评论家认为公司王国这个词在政治理论上来说并没有实际的含义。他们认为公司不过是由个体组成的团体。因此，它与别的团体（如选民）有着一样的权利。把股东利益放在公司利益首位直接引导了公司管理部门的行动。
在美國，代表許多不同領域的公司都嘗試過影響立法的遊說。不過此種遊說行為在許多非商業的團體如工會、成員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等也相當常見。異於香港功能界別制，即使此等團體在美國立法機構裡並沒有任何議席，他們仍然對於立法代表有著相當大影響力。
資本主義的批評者經常主張，資本主義的形式最終會轉化為公司王国，因為財富最終將逐漸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威利·博斯科夫斯基
威利·博斯科夫斯基（德語：，1909年6月16日—1991年4月20日），奥地利指挥家。曾任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维也纳八重奏团成员。他因于1955年至1979年连续长期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而闻名。
威利·博斯科夫斯基 生平
博斯科夫斯基生於維也納，1918年（九岁时）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1926年获克莱斯勒小提琴大赛第一名，标志着其独奏及室内乐演奏生涯的开始。1932年以小提琴演奏家的身份进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1936年经指挥克纳匹兹布什提拔，成为维也纳爱乐四位首席之一。除此之外，他当时也兼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的首席，以及维也纳学院附设小提琴学校的校长，并且组建了维也纳八重奏和维也纳爱乐四重奏等室内乐团。
1955年博斯科夫斯基首度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其后每年在该演奏会指挥，直到1979年，达25次之多。博斯科夫斯基以演绎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享誉乐坛。他会在音乐会上一边拉小提琴，一边指挥乐队，颇有当年施特劳斯的风范。1969年任维也纳施特劳斯管弦乐团首席指挥。1971年从维也纳爱乐退休，从此专心于指挥的职事，并进而赢得了「维也纳音乐」最佳指挥的美誉。
1991年逝於瑞士瓦莱州菲斯普，享年81岁。
威利·博斯科夫斯基 音乐成就
博斯科夫斯基特别会把握施特劳斯作品的独特三拍子节奏，因此乐评家认为他的演奏才代表了真正的维也纳风格。而他指挥录制的唱片，基本上都是德奥的舞曲作品，还有一系列的小約翰史特勞斯所作的輕歌剧。
他不但在施特劳斯作品上建树多，而且他录制的莫扎特，弗朗兹·莱哈尔的作品也很受好评。
旭姬
旭姬（日语：／ Asahihime，1543年—1590年2月18日），又名朝日姬，是豐臣秀吉同母異父的妹妹。父親是竹阿彌，母親是大政所（阿仲），竹阿彌和阿仲互相是雙方的再婚對象。異父的兄姐為阿智（瑞龍院）和豐臣秀吉，同父的兄長是豐臣秀長。不過也有人說，旭姬的父親是阿仲的前任丈夫木下彌右衛門(即與豐臣秀吉同父同母)。
旭姬 生涯
旭姬的前半生不明，只知道旭姬最初是嫁給尾張國的農夫。之後，旭姬的兄長秀吉赐给旭姬的丈夫“佐治日向守”的名称，可是後來在旭姬兄長秀吉的長濱城時期時，日向守自盡，旭姬因此恢復單身。後來，旭姬又嫁給了秀吉的家臣，副田吉成（甚兵衛），夫妻之間的關係十分良好。
天正十三年（1585年），小牧長久手之戰後，秀吉和其政敵德川家康議和。而秀吉為了牽制家康，並讓家康向自己稱臣，決定將中年的旭姬嫁給家康做繼室。
家康曾經有一個正室，名叫瀨名姬（築山殿），但這位賴名姬在六年前的天正七年（1579年）已經去世。家康雖有許多名側室，卻一直沒有正式的迎娶繼室。當秀吉提出要將旭姬嫁給家康時，家康提出「若將來旭姬有了子嗣，不得讓其子成為德川家繼承人」的要求，而秀吉也同意了。
於是，旭姬奉秀吉的命，與多年關係和睦的丈夫離婚。另外，秀吉為了讓兩人離婚，於是向吉成提出「與旭姬離婚，就增加你五萬石的封地」。雖然吉成和旭姬離了婚，但他卻拒絕了五萬石的封地，並且在離婚後出家隱居山林，號陰齋。天正十四年（1586年）二月，四十四歲的旭姬嫁給四十五歲的家康，成為德川家康的繼室。
旭姬 生涯
旭姬後來住在家康的居城濱松城，被稱為駿河御前。天正十六年（1588年）六月，旭姬的母親大政所生病，旭姬於是上洛照顧母親，並暫居在聚樂第。二個月後大政所痊癒了，但旭姬並沒有回到濱松城。
天正十八年（1590年）正月十四日，四十八歲的旭姬在聚樂第病故。
旭姬的墓在京都的東福寺。法名南明院。同時，家康也在駿府的瑞龍院建造了供養塔，同年八月，進攻小田原（小田原之戰）後，借宿駿府的秀吉，也曾弔謁旭姬。
宋卡
宋卡市 （泰语：，皇家轉寫：） ，通稱宋卡，是泰國的一個自治市，也是該國宋卡府以及宋卡府治縣的治所駐地，位於該國南部泰国湾沿岸，马来半岛東北隅:123。市内有泰国海军基地:245。
《岛夷志略》作冲古喇，《郑和航海图》作孙姑那，《海录》作宋卡，《通典》，《旧唐书》作居僧地城。
齐柏林飞船 (乐团)
齊柏林飛船（英語：）是英國的硬式搖滾／重金屬樂團，1968年成立於英國倫敦。它的主要成員有吉米·佩奇（，吉他），勞勃·普蘭特（，主唱），約翰·保羅·瓊斯（，貝斯兼鍵盤）和約翰·博納姆（，鼓）。樂團早期專輯的風格根植於藍調搖滾和迷幻搖滾。他們與黑色安息日、深紫被視為「重金屬音樂的三大元老」。
自庭中鳥重組並改名後，齊柏林飛船與大西洋唱片簽約，獲得相當高的藝術創作自由。雖然該樂團起初不受音樂評論家的歡迎，他們的唱片銷量仍然極佳，例如《齊柏林飛船》（1969年）、《齊柏林飛船II》（1969年）、《齊柏林飛船III》（1970年）、《齊柏林飛船IV》（1971年）、《聖堂》（1973年）和《肉體塗鴉》（1975年）。特別是第四張專輯收錄的〈天堂階梯〉是搖滾史上最著名的曲目之一，也使樂團的名氣扶搖直上。該曲在《滾石》雜誌「史上最偉大的500首歌曲」中位列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