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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与此同时，政治制度建设和各类政治运动也逐步开展。1954年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还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称《五四宪法》）、共四章106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國大陆各省、市、自治區、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一級黨的、政府和群眾團體的機關開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將各團體中鎮壓的比例定為百分之五。1956-1957年，“百花运动”、“反右运动”相继展开，至少55万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等遭到批斗和迫害，民主制度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大陆进入中共实质性一党专政时期，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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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文卫方面，全国扫盲运动、汉字改革进一步展开，1955年底开始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并开始推广普通话。1956年中央通过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两弹一星”工程开始酝酿。195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还爆发了一些重大传染病疫情，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医疗进展和医学进步。譬如，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每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有2万-4.3万例，造成大量儿童残疾甚至死亡；1958年起，顾方舟等人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在美国、苏联的技术和疫苗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出口服型“糖丸”疫苗。又如，1957年2月，中国贵州省爆发“亚洲流感”，同年中国政府决定成立国家流感中心，并于1958年编写并发行了《流行性感冒手册》，该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所导致的大规模疫情持续到1958年，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因此死亡；此后，亚洲流感病毒变异，并于1968-69年导致“香港流感”爆发，世卫组织估计疫情造成全球100万-40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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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第二个五年计划搁浅。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進”，提出“反反冒進”，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和農業產值，当年“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除四害运动、“打麻雀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內超过英国、十五年內赶美國，即所謂「超英趕美」；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此后与大跃进、人民公社被合称“三面红旗”，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農業上，由于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认为，合作社规模越大越能发展生产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将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和经营范围大，“公”指集体化、公有化程度高，即“一平二调”，通过行政手段搞平均主义）。社会上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口号，《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大放农业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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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多地开始大规模建设各类水利工程，甚至出现“水利大跃进”，造成大量农业人口流失。自1958年起，中国大陆许多省市还大兴土木，为毛泽东等领导人特别修建住宅甚至行宫，包括1958年起兴建的湖北武汉东湖“梅岭一号”、1959年起兴建的上海西郊宾馆、1960年起兴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等等。但大跃进等三面红旗运动造成了粮食极度匮乏和饥荒，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至全国各地区，自此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1960年底至1961年初，由于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和经济困难，同时在思想上“左”的错误泛滥成灾、浮夸风盛行，中共中央和黨主席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隨即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黨副主席陳雲、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补救性措施，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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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原有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直接导致1958-1962年的大饥荒，据学术界多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死去的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饿死，而历史学家冯客研究发现，大饥荒时期还有至少250万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譬如故意饿死人、杀人、食人）、约占总死亡人数6%-8%。此外，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大跃进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极端的政策遭到农民的抵制甚至引发暴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民众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矛盾，譬如1958年青海“循化事件”中解放军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1959年“藏区骚乱”造成约8万7千人死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同时间，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元帅等中共党内高层亦批评大跃进政策，但被毛泽东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引发了此后中共党内的“反右倾运动”，超过300万名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受到批判。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1960年夏，蘇聯撤走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上进行论战，史称“中苏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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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会”，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毛泽东等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三面红旗”指导地位下降，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将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甄別平反。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包括贯彻“八字方针”、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政策，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一度退居二线，劉少奇、鄧小平兩人掌握著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但是毛澤東對自身大权旁落以及对刘、邓所采取的這種现实主义政策感到不滿，令他最終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決裂。1963年，毛泽东发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針對劉、鄧等人的政治攻擊，譬如姚文元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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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澤東试图发动群众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此中國陷入十年動亂。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此后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并迫害和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成为文革“红色恐怖”源头，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党政當權者。此后诸多地区发生大屠杀事件，在没有饥荒的情况下，广西大屠杀中甚至发生了大规模人吃人事件。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各地造反派开展夺权运动，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原有的党政机关，公检法系统被摧毁。而各派系之间亦有权斗，导致大规模武斗，致使1967-68年间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一些地區情況失控，1968年夏毛澤東开始派遣工宣队、军宣队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机构维持秩序，红卫兵失势，随后毛在当年底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红卫兵组织解散。同时间，自1968年5月起，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等大规模政治清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死亡人数以十万计，文革初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遭到政治清算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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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层面，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林彪当时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也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但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重要變化，因與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發生衝突而在內鬥中失敗的林彪在該年9月13日出走，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史称“九一三事件”。此后，“四人帮”势力扩大，政治運動和權力鬥持续。1974年1月18日至6月，经毛泽东批准，“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其中「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題發揮，打倒周恩來，這是由於批孔運動本來是直接劍指「批周公」；批“黑画”运动也同时展开，矛头指向周恩来。另一方面，在周恩來等穩健派的協助下，鄧小平于1973年复出政坛，並在1975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领导了“1975年整顿”。同年中共中央组织修改宪法，富有文革色彩的《七五宪法》获得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此后鄧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黨內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澤東評價為「你辦事，我放心」的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取得。10月初，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成功一举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此后，华国锋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繼任最高領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文革期间高考取消，工农兵学员于1970年起靠推荐上大学。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贬低为“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中国的科研事业也因此受到重大冲击。仅在青海省“221核基地”内，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0余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均是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当年即有20位一级研究员自杀，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另一方面，文革前夕，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依然取得了一些重大科技成果，“两弹一星”中的导弹（1966年）、氢弹（1967年）以及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1970年）相继研制成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文革初期，聂荣臻元帅主张推迟在“两弹一星”科研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获得中央军委会议同意，并曾出动部队保护一些“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共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于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1953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并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交恶，赫鲁晓夫展开“去斯大林化”，双方产生路线分歧同时毛泽东发表争议性的核战言论，苏联终止援助中方，中苏展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期间，1962年4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位开国少将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超6万边民从新疆边境叛逃苏联，史称“伊塔事件”。此外，中苏论战期间，1962年10月《中朝边界条约》签订，朝鲜在中苏之间向中方靠拢，而在所有苏东集团国家以及蒙古之中，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方的国家。1964年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无果而终，但在越战期间中国同苏联一道支持越南并于1965年出兵“抗美援越”。1966年起，文革期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双方爆发重大军事冲突，双方邻近核战争边缘，苏联一度考虑对中国大陆包括北京在内的多地实行核打击，10月林彪等人下达《第一号号令》备战，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苏核危机进行了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苏两国已相互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部署核弹头，毛泽东则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口号，中国大陆各大中城市数以亿计的人开展了挖防空洞的活动。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开始积极谋求与西方阵营发展关系：1971年4月中美开展“乒乓外交”，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开展“熊猫外交”），1972年中国同英、日、德、澳相继建交（此前中国与法國已于1964年正式建交）。期间，1971年10月25日，因《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1973年5月，中美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1970年代，在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等国际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结成准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此后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外交曾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中国与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此外，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1967年再度爆发中印边境冲突。1967年发生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也因对外输出革命而导致世界部分地区出现屠杀事件和排华现象，造成大量华裔伤亡，譬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印尼九三〇事件等。
下表（可点击展开）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包括过渡时期（1976年9月-1978年12月）的重大灾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
毛澤東執政的近27年期間（1949-1976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對中國近、现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統一了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并效仿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为此后中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红色特权阶层，建立起了一套包含官员职务等级工资制、高干特供体制等制度的官僚体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49年中國人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到毛澤東去世時，平均壽命則提升到男人65岁、女人69岁；另一方面，毛澤東沒有積極控制人口增長，也曾一度鼓勵生育，与人口学家马寅初展开论争、导致后者遭到批判迫害。1949年中國大陆有4.5億人，到1976年時達到9.3億人。批評者認為人口激增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而也有學者認為人口增長並非來自於高生育率，而是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澤東死後，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採取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统治期间进行了大规模政治迫害及大清洗，尤其在他晚年，由於嚴重的政策錯誤，給中國精神文化領域造成巨大的損失。毛澤東時代歷經了建政初期1950-1953年的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1957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起的反右運動、1958年起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据各方估计造成4000万-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亦有数千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其中，反右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并导致中国大陆进入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因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而被嚴厲批評和譴責，1967-68年间中国大陆因大规模武斗而进入“全面内战”，诸多地区发生大屠杀事件。此外，文革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沦亡，大量文物古迹被损毁，公检法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文革还影响了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大屠杀，期间毛泽东和中共大力资助了红色高棉政权，成为该时期中国输出革命的典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华国锋过渡时期（1976年-1978年）
过渡时期是指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们逐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这个时期介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之间，最高权力完成了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再到邓小平的交接。这段时期以粉碎四人帮作为标志性事件开始，以“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渐入高潮，最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派取得胜利，开启改革开放。
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再次恢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並在黨內安排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由毛澤東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樣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
1975年，邓小平继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了大整顿、史称“1975年整顿”，整顿从工业开始延伸到农业和军队，取得了显著成效。1975年秋天，因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和与四人帮争吵升级，毛泽东开始怀疑邓小平反对文革，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被邓婉拒。随后毛泽东等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华国锋过渡时期（1976年-1978年）
1976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全国发生了悼念活动和抗议运动，最后演化成了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镇压，史称“四五运动”。四五运动后，邓小平被撤销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被」在家养病。随后毛泽东任命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与纪登奎、陈锡联、吴德、汪东兴形成了工作班子。7月，唐山大地震，华国锋总理主持救灾工作受到毛泽东肯定。这时候中央形成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派别，以四人帮为首的派别，以及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右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华国锋过渡时期（1976年-1978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23日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随后，四人帮和华国锋发生了激烈矛盾，华国锋寻求叶剑英的帮助，形成了华叶政治联盟。四人帮开始连篇累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主席遗嘱，而华国锋认定这是杜撰，目的在于抢班夺权。随后9月30日，江青因为毛远新安置问题和毛泽东手稿问题，以及中央全会召集问题大闹政治局，华国锋与四人帮矛盾升级，也引发了华国锋发动政变的想法。10月6日，华国锋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协助，与叶剑英一起以召集毛泽东选集讨论的名义，诱捕了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并逮捕了江青和毛远新，史称“粉碎四人帮”。华国锋连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华国锋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文革」的正式終結。四人帮垮台之后几天，中央宣布了这一消息。10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见民众，从此华国锋被称为“英明领袖”，享受与毛泽东生前同等的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华国锋过渡时期（1976年-1978年）
华国锋延续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继续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年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里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说法，被称为“两个凡是”。这既是政治宣告，也是华国锋执政的基本依据。两个凡是受到了在文革期间遭迫害的老干部的强烈不满，成为以后政治变革的导火索。
1977年8月，为了尽快确认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中共提前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同时将抓纲治国列入党的基本路线。这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正式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确认了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从1976年-1978年，华国锋当政两年多，实行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被共产党官方史料称为“两年徘徊时期”。
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修改宪法，《七八宪法》获得通过，但依然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和局限性，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部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华国锋过渡时期（1976年-1978年）
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立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并歌颂华国锋的丰功伟绩，希望能分配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但华国锋没有理睬邓小平这封信。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里，新闻报纸仍然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然而到了年底，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事实上开始了停止批邓。1977年开始，批邓的调子急剧降低。3月份，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第二封信，表达了希望工作的想法，并请求将这封信公布全党。
在叶剑英、陈云、王震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获得平反。1977年5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有两个议题，一个是宣布邓小平恢复原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职务，一个是公布了四人帮的罪行。邓小平第三次重返政坛，与之相应的，则是胡耀邦、赵紫阳、彭冲等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胡耀邦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教座谈会，决定当年便恢复高考。同年9月，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首次公开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也延续到了邓小平时代的初期。在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由乱到治，经济开始复苏，同时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以重新工作，从而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邓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延续到邓小平时代早期。1980年，華國鋒辞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取代，而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則由胡耀邦取得。中国官方认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直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鄧小平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且其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92年南巡，甚至1997年逝世前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邓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1978年5月，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动了一场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凡是派”，促成了全社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大陆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起点。1978年民间也自发出现“民主墙运动”，要求自由和民主，支持“求是派”，此后引发“北京之春”。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讲话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
1978年12月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而此次会议也成为了拨乱反正时期的重要节点，“改革开放”正式启动，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邓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1978年后的数年内，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平反的案件达三百多万件，并特别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起，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成员及家属获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视。1980年11月20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开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而王洪文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1983年，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邓小平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严打，三年多共有2.4万人被判处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邓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拨乱反正自1970年代末持续到1980年代初，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官方正式認定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個人崇拜的土壤。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邓并不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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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成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席卷了中国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重拾五四运动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1979年以後，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但在意识形态的解放上亦有阻力，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思想解放的政治红线，民间“民主墙运动”和“北京之春”受到邓小平等人的打压。此后，1983年中国大陆的左派保守势力主导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左派保守势力再次主导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均被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所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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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一行期间，强调了“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小康”的概念；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引用了“小康”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还有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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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爾巴喬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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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輕工業產出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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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改革开放期间，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1979-1980年，鄧小平等人支持在深圳、厦门、珠海等中國多地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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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在袁庚等人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出了“蛇口模式”、诞生了知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国推广。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认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
1984年5月，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城市被定为沿海开放城市。与此同时，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改革开放期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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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主导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断十年的高考。拨乱反正期间，“实施义务教育”的口号被提出；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1982年“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写入新编宪法《八二宪法》，恢复了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1985年，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提议下，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1986年，中国大陆《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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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观点。1981年12月，邓小平批准修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此后又多次会见支持该项目建设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1984年10月7日，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1985年2月，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同年3月，秦川核电站动工建设，是中国大陆建成的第一座核电站。1986年3月，在四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建议下，邓小平亲自批准开启了“863计划”，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负责，同年即调拨100亿人民币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863计划的重大成果包括神舟飞船、蛟龙号潜水器、天河一号及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龙芯等等。1987年，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动工建设，是中国建成的第二座核电站，也是中国首座使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建设的核电站。人才方面，邓小平批准了包括陈省身在内的诸多外籍华裔人才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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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起，深圳、北京中关村等地的高新电子技术产业崛起，后被誉为“中国硅谷”，其中华为（1987年起）、中兴（1985年起）、康佳（1980年）等知名企业在深圳创立，联想（1984年起）等知名企业在北京创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1984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此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还诞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系列新的文学流派。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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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对高干特供制度开始作出一定改革。但此后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其中的部分修订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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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国社会即存在着腐败、特权等问题，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加速，中国社会又新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等问题，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起，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8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领导体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否定这个制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今年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讲过，后来我也讲过。为什么今年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改不动，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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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但他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并要求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邓强调：
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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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体制内外的人士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而外界也对此次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抱有期待。其中部分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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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 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简称“中央政改办”，具体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1987年初，胡耀邦因“八六学潮”而被迫下台，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平息了左派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等。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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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随着六四事件的爆发，赵紫阳等人被撤职，80年代后期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停滞，有学者将此次政治改革的失利归咎于邓小平的个人局限性（譬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共保守派势力的干扰和围剿，还有人认为六四事件中部分过于激进的学生也负有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邓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在中国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而此时的东欧民主化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在“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则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这一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八六学潮”負責、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时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1987年初，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保守派人士进而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在赵紫阳等人的干预下逐渐平息。1987年底，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正式接任中共总书记後，主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中共中央在经济层面转而进行治理整顿。与此同时，1987年9月-1989年3月，拉萨爆发骚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江泽民及第三代领导时期（1989年-2002年）
江澤民是鄧小平以及其他中共元老的折中選擇，來取代當時指定的繼任人趙紫陽。趙紫陽被認為對學生抗議過於容忍。雖然江澤民並沒有直接捲入對示威的鎮壓，他因迅速穩定上海的局勢而受到賞識。當時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候選人有兩個：江澤民和李瑞環。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況愈下。在九十年代開始，江澤民及其同僚逐漸開始負責日常工作。這個「第三代」領導集體是以江澤民為核心來運作的。1998年3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中連任國家主席。總理李鵬任期屆滿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一職由朱鎔基接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江泽民及第三代领导时期（1989年-2002年）
20世纪90年代，中國經濟依然保持正常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一直保持著9.7%的平均增長率。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巡视，重申改革開放。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的增長，這主要是通過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加大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直接投資來實現的，譬如1994年12月，长江的“三峡工程”开始建设。此后，中国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除了少数大型垄断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遭到了清算，原属于国企的资产均被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大量国企员工被迫“下岗”。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江泽民及第三代领导时期（1989年-2002年）
另一方面，政府也試圖用各種辦法來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顯。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也導致財政赤字的增加。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一些深厚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日益嚴重：貧富分化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賬的銀行系統。对此，1996年“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而西部大开发也于1999年启动。而處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同時，大批员工在国企改革中下岗，但是相應的金融保障體系剛剛建立，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量老工業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貧困狀態，社会不稳定增加。
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政治理论。同年，中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同年确认该国已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至2004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8％。与此同时，江泽民和朱镕基还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制订更开放的法规；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废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将军事企业和解放军强行分离；减轻通货膨胀； 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群体，尤其是私有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不满。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江泽民及第三代领导时期（1989年-2002年）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香港恢复行使主權；1999年12月20日，開始對澳門恢复行使主權。
1992年，921工程获批。1994年，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北斗一号）正式立项。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以全面落实邓小平于1988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1990年代中期，211工程启动；1998年，985工程启动。2002年5-6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主教练米卢的带领下，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8月，在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努力下，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省身担任大会名誉主席、吴文俊担任大会主席，这是该大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江泽民及第三代领导时期（1989年-2002年）
19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形势嚴峻。冷戰的結束與蘇聯解体意味著中國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間原本存在著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礎的喪失；六四之後的中美關係也很難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雖然江澤民與克林頓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中美在整個1990年代實際上處於一種非敵非友的狀態之中，兩國之間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卻又能夠溝通合作。江澤民任內極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包括1997年和1998年兩國元首的互訪，以及朱鎔基總理的訪美等。但是美國國內始終有一股強大的抗拒與中國保持親密接觸的力量，這些被稱為「藍隊」的人認為在中國改善其自身人權、民主等方面的紀錄之前，美國應盡量疏遠甚至孤立中國。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襲事件、2001年南海危機等令中美关系紧张；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缓和。此时，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大部分國際政治學家都已經預見到，中美關係將是新世紀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1年底，經過長期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江泽民及第三代领导时期（1989年-2002年）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顯著改善，兩國彼此間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有著相近的立場與利益。2001年，江泽民與俄罗斯总统普京簽訂有效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確定了中俄兩國合作的原则。中俄边界谈判取得突破，消除了两国之间的障碍。然而由於兩國國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聯手與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正面衝突。
1993年汪辜會談後江澤民發表八點對台工作指示，作為具體落實兩岸政策的指導。然而1994年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美觸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後又在中华民国首次總統直選前夕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事態曾一度升級至迫使美國兩個航空母艦群進駐海峽，引发台海飛彈危機。北京方面认为，1998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僅破壞汪道涵的原定訪台規劃，更進一步惡化兩岸局勢 。北京方面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稱作「麻煩製造者」，並將希望寄托於他的繼任者：然而2000年中華民國實現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執政之后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上任後，承认《九二共识》，極力與大陸修好，兩岸走向和平发展的局面，此路線也造成台灣內部的爭論 。
下表（可点击展开）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或重大经济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此后又于2001年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海参崴等远东地区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归属俄罗斯。而自2001年开始的领土谈判，至2004年胡锦涛时期签署《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最终确定中国将与俄罗斯平分黑瞎子岛。此外，江泽民时期与越南签订了相关协定（2000年），明确了白龙尾岛（中国以前所称的夜莺岛）属于越南领土。这些行为被部分人士认为是“出卖中国领土”或“卖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自主技术、缺乏创新能力、对外依赖度过高，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此外，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的司法体系逐渐受到中共政法委的控制，太子党等各权贵家族不断敛财、控制国家财富，官场腐败和买官卖官也大规模兴起。而在胡锦涛上任后，江泽民等人依然采用各种方式干预中国的政治走向，架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甚至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这被外界誉为是一种“老人干政”或是在“垂帘听政”。
此外，民众的出行安全问题以及企业安全生产问题严重，民航空难事故频发，而各地小煤窑缺乏监管也导致矿难频发。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许多水利工程质量低劣，被时任总理朱镕基斥责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而官方公布的伤亡人数也受到质疑。
1999年，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官方决定镇压法轮功（参见：610办公室），引发争议。而从江泽民时期出现的非法器官买卖、移植事件也屡见不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江澤民等人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讓位給由新任總書記胡錦濤率領年輕的「第四代」領導集體。不过，江澤民依然在發揮影響力，並直到2004年9月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交出軍權。胡錦濤是第一個1949年立國後加入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1992年49歲時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是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新一屆的領導人被賦予高度期望，無論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媒體都期望，「胡溫體制」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而中國大陸的媒體則更關心新領導層的親民形象。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雖然经历了非典疫情（SARS）的衝擊，2003年中国經濟成長還是達到近幾年來最高的9.1%。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2年底，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建设。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面對深層的問題，包括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胡温政府提出幾項措施，包括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關注弱勢群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中國繼續開放其市場，雖然還是受到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諾的指責。不過，多種外國產品的關稅已經下降了很多。2003年末，中國大陸與香港及澳門簽署《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保證三地的產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03年末成為焦點，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故意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公平優勢。而中國方面則不願意讓步，批評布什政府面臨選舉年，指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其自己的選舉。2004年初，似乎有跡象顯示中國將會改變其貨幣政策，與美元脫鉤，曾經有中國媒體報道過，將會在2004年年內使到人民幣擴大浮動範圍，但是立即遭到當局的否認。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国内的私营企业于2005年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并在此后继续扩大。但是在石油业和银行业等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仍然存在。
在此期間，中國的房地產業迅速發展，甚至成為一些城市的支柱產業。與此同時，商品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也大幅度上漲，這引發房地產泡沫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過熱。房地產泡沫和銀行巨額呆壞賬增加了金融風險。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導致非法佔地、拆遷糾紛等各種社會問題。中央政府試圖進行調控，但是由於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從中作梗，這些調控措施並沒有受到預期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中国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与此同时，2005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整治、关闭小煤窑。
2007年以来，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事件明显增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多次发生恐怖性质的袭警、爆炸案件，包括2008年的喀什袭击事件、库车爆炸案和2011年的和田7·18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喀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此外，也发生针对民航班机的恐怖事件，如南航班机三·七爆炸未遂案（2008年）和天津航空7554号班机劫机事件（2012年）。大多恐怖事件发生在中国大型活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期，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反响，如2008年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和在新疆发生的数起事件。
2012年，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爆发，受到广泛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次发射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飞船，载送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在随后几年中，中国陆续发射多艘载人航天飞船，将数位宇航员送人太空。2004年，温家宝批准嫦娥计划，北斗二号项目启动，2011-12年开始提供导航服务。2010年，蛟龙号潜水器启用。2011年，天宫一号的成功发射是中国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步。2012年3月，深圳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重大成果获得国际关注。2012年10月，莫言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籍作家。
与此同时，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东道主中国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借助北京奥运会，中国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成绩、自信以及史无前例的开放心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极大改观了北京这座城市的面貌，政府与公众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统一，公众也表现出对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举行，是中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综合性世博会，共有256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和一系列的經濟、政治難題的影響，當2003年初港府宣佈將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顛覆罪立法時，引起許多人的反對。部分香港人認為，23條立法是行政長官董建華受命於中央政府而做出的決定，他們擔心立法會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項讓步，但是還是無法平息爭議，最終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當天，50萬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立法，該事件也引起中央政府的關切，遊行最終導致香港政府宣佈擱置立法計劃。
在七一大遊行後，香港民主派開始更積極要求政治改革，他們公開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選、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中國政府始終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內政，反對外國政府干預內部事務。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先，中國是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權利自行改變政治體制。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釋，否決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會直選，並重申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在全國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2005年全国“兩會”期間，董建華以健康原因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職務，由於《香港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補選開始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香港特區政府再度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期間曾蔭權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然後，再由中央指定的選舉委員會補選特首。
2008年3月，西藏拉萨爆发藏人抗议示威活动，后演变为暴力事件，造成18名无辜平民死亡。2009年2月起，发生在西藏、四川和青海等地部分传统藏区内的一系列僧侣自焚事件。2012年初，由于川西藏区喇嘛自焚和示威游行，酿成军警与藏人冲突事件。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发动游行示威活动，随后演变成维吾尔族、汉族和警方的大规模暴力冲突，持续数日。官方宣称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2009年9月2日至4日，针对汉族平民的500余起针扎事件引发汉族民众上街游行，并发生零星暴力事件，导致5人死亡及14人受伤。
胡锦涛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主张全方位外交，重视对东南亚的中国周边邻国改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胡锦涛政府推动与东盟国家开展海上对话与合作，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锦涛及第四代领导时期（2002年-2012年）
2005年、2010年全国多个地区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2005年3月至4月其间在中国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大型游行和抗议活动，主要是反对历史教科书和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2010年10月，因中日撞船事件，西安、成都、郑州、宁波等地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活动。 2012年8月中旬开始，为抗议日本于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钓鱼岛国有化政策、8月15日扣押香港保钓人士和8月19日日本右翼登陆钓鱼岛。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民众发起第二轮游行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暴力民众对日系商家、私家车的烧抢打砸。针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胡锦涛政府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下表（可点击展开）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或重大经济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