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对于德国纳粹的真正意图，犹太人群体一直被蒙在鼓里，可以说这种欺骗是系统性的，犹太人与外部世界的新闻来源之间被隔绝。德国纳粹党告诉犹太人他们要被转移到工作营地——委婉地称之为“移居到东部”——并通过各种缜密的谎言来维持这一假象，直到犹太人到达毒气室的门前（因为毒气室的门上张贴有标识，指明这是用于消灭虱子的毒气室），德国纳粹党的欺骗和谎言都是为了避免犹太人的反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犹太人在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所在地的火车站下车，提着麻袋和手提箱，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对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一无所知。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真相的传言通过层层阻碍传播到犹太区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且通常这些传言并未被犹太区的居民采信，正如当波兰反抗战斗的战士兼情报员简·卡斯基（Jan Karski）把消息带到西方同盟国时，这些消息并未得到同盟国的信任。
1942年6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暗杀。接替他担任党卫队国家安全部职位的是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卡爾滕布倫納和艾希曼在希莱姆的密切掌控下，监视着“最终解决方案”进行到高潮阶段。从1943年到1944年，死亡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速度几近疯狂，这些犹太人被火车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各个国家运往此处，等待被屠杀。到1944年的春天，每天在奥斯维辛有8000人被毒气杀害。
尽管以犹太人聚居区为基地的军事工业的生产量非常高，但是1943年这些军工工厂却被清算关闭，而军工厂的工人也被送往集中营等待屠杀。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转移是1943年初期华沙犹太区的100,000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这一事件成为了华沙犹太区起义的导火索，而这一起义也遭到了残酷镇压。1943年11月3日至4日，在收缴行动中（Aktion Erntefest），大约42000名犹太人被射杀。与此同时，列车每天从欧洲西部和欧洲南部出发，定时达到集中营所在地。居住于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地的犹太人很少有被转移到集中营的：这一地区的犹太人的杀戮工作被转交给了党卫队负责，并由从当地收录的附属军队提供协助。无论是采用了哪种屠杀方式，到1943年，活动于大多数苏维埃领地的德国人都被驱逐了出去。
德国铁路的主要运输对象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被成批地运往集中营，1942年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德軍面临的军事局面更为残酷，且同盟国加紧了对德国工业和运输业的空袭，即使在这个时候，德国的铁路和列车仍然源源不断地把各地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军队的首领和经济领域的管理者抱怨其人力资源被截流，且造成了大批难以被取代的熟练的犹太技术工人被杀害。但是到了1944年，很明显，大多数德国人不再被纳粹党的狂热盲从所迷惑而失去理智，且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必将失败已经称为一个明了的事实。许多高级军官开始害怕等待着德国的报应和后果，更是惧怕他们作为个人将要遭到的报应，因为他们犯下了如此多的罪行，太多的罪孽都是以他们的名义而付诸实施的。但是希姆莱的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党卫队太过强大，难以反抗，且希姆莱总是能够使希特勒的政权听从于他的命令。
1943年10月，希姆莱向驻扎波森（现波兰波兹南）的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发表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希姆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白地表明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致力于灭绝欧洲的犹太种族：
在这里，我的周围都是同我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官员，我们纳粹党的同志，我要向你们提到一个问题，一个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却是一生中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犹太人的问题……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在此所讲的每一句话你们都只能认真地倾听，但是绝对不能对外人提到一个字……我们所要谈论的问题是：这些妇女和儿童应当如何处理？对此我已经想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解决方案。我并不认为我命令灭绝这些男人是有充分理由的——也就是说杀掉他们或命令士兵杀掉他们——并让仅仅是儿童的复仇者长大成人……我们必须要做这个最艰难的决定，让这个民族从地球上消失。
这场讲话的听众包括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声明他对“最终的解决方案”一无所知，并且得到了法庭的采信。但是，斯佩尔在纽伦堡大审判中以及随后的一场采访中声明“如果我没有看，那是因为我不想去看”。在对这两个人进行审判时，这篇谈话尚未得到披露。
1944年初，大屠杀的规模有所缩减，因为被占领的波兰境内的犹太人聚居区已经被清空了，但到了1944年3月19日，希特勒命令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占领（玛格丽特行动），且艾希曼被派遣到布达佩斯，监督匈牙利800,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在此之前的一天，也就是1944年5月18日，希特勒曾私下里向匈牙利攝政王兼海军上将霍爾蒂·米克洛什抱怨说：
匈牙利在犹太人的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准备好与生活于此的犹太群体进行清算。
在这一年中，超过一半的犹太人都被运往奥斯维辛。在接受审判时，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杀害了400,000名匈牙利犹太人。
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在纳粹内部遭到了反对，一些人建议希特勒应与盟国进行交易，释放这些犹太人以换取有利的和平协议。在伊斯坦布尔，希姆莱的代理人与英国特工及犹太组织的代表曾进行过非正式的商谈，艾希曼曾一时计划以一百万犹太人交换一万卡车的货物——即所谓“鲜血换货物”计划，但这样大规模的交易并没有实际可能。
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些人并非是不为人知的。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报告说“当地的居民是狂热盲信的波兰人，且……随时准备对他们无比憎恨的党卫队集中营工作人员采取任何行动。每一个设法成功逃离集中营的囚犯一经到达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波兰农庄，就会立刻得到这些狂热的波兰人的帮助。”但是，根据路德·林（Ruth Linn）的描述，从集中营中逃离出来的囚犯，尤其是犹太囚犯，根本不能指望当地居民或波兰的地下组织为其提供帮助。
1942年2月，一名从切姆诺死亡营逃出来的囚犯，雅各·雅诺维斯基（Grojanowski），抵达了华沙犹太区，他向华沙犹太区一个安息日群体（Oneg Shabbat）详细地讲述了切姆诺集中营的情况。他的报告被称为雅诺维斯基报告，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Delegatura Sił Zbrojnych na Kraj）将这些消息传播到了犹太区以外的波兰乌兹市，到1942年6月，这些消息传播到了伦敦。到这时为止这些人听到该报告之后采取了什么行动是不得而知的。
与此同时，到2月1日美国的军事信息办公室决定不对外公布关于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情况的信息，因为这会误导民众误认为这场战争仅仅是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直到1942年10月9日，英国的无线电台才将犹太人被送往毒气室杀害的新闻传播到了荷兰。1942年12月，西方同盟国发表了由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描述了“希特勒一再表露出来的屠杀和灭绝欧洲的犹太民族的意图”是如何得到贯彻执行的，并宣布同盟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一冷血屠杀的野蛮政策。”
1942年，卡斯基向波兰政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汇报了波兰的情况，尤其是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被毁的情况，以及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情况。卡斯基与被放逐的波兰政治家会面，包括波兰总理以及社会党、国家党、劳工党、人民党、犹太人同盟、锡安工人党等政党的成员。他还同英国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进行了交谈，并向安东尼·艾登详细讲述了他在华沙和贝尔賽克的所见所闻。1943年，卡斯基在伦敦会见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记者阿瑟·库斯勒。随后卡斯基前往美国，并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了汇报。卡斯基的报告对于让西方同盟国了解欧洲犹太人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7月，卡斯基再次私下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波兰的情况。卡斯基还与美国许多其他政府领导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会面，其中包括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科德尔·赫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以及斯蒂芬·塞缪尔·怀斯。卡斯基还把他的报告通知了媒体、各种不同教派的主教（包括红衣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以及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相关人员和艺术家，但是却没有取得成功。他的许多听众并不相信他所讲述的内容，或者认为他的描述过于夸张，或者认为他只是在为波蘭流亡政府做宣传。
关于犹太人被赶进毒气室中然后被杀害的新闻还在荷兰反抗组织举办的一些非法报纸上出版了，如1943年9月27日《荷兰国家日报》（Het Parool）上刊登的一篇新闻。但是，这些新闻让人感到太过不可思议，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在为战争做宣传。由于这些新闻对荷兰的反抗活动起到了反作用，因此这些新闻的出版被迫停止了。然而，许多犹太人却因此而得到了警告，这些刊物警告犹太人他们面临着被谋杀的危险，但是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而言，逃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宁愿相信这些警告都是虚假的。
1940年9月，作为波兰地下党、家乡军的一名成员，维托尔德·皮尔基上校想出了一个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方案，那就是主动要求被送往奥斯维辛，他是唯一一个主动要求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囚禁的人。他组织了一个地下网络——军事组织联盟（Związek Organizacji Wojskowej），这个地下网络可随时发起一场起义运动，但是该组织认为起义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军事组织联盟所提供的许多详细的报告成为西方同盟国获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情报信息的主要来源。1943年8月，皮尔基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并带来了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一份包含两部分的报告的基本依据，这份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位于伦敦的战略情报局（OSS）。该报告中包含了关于毒气室的详细信息，也讲述了“挑选”过程以及消毒试验。报告中陈述说，比尔克瑙有三个火葬场，每天能够焚烧10000个人，且一天之中有30000人都被毒气杀害。作者写道：“在历史中再也无法找到如此残忍地残害人类生命的先例”。战争结束之后当皮尔基返回波兰时，共产党当局逮捕了他，指控他为波蘭流亡政府间谍。在一场摆样子的审判中他被处以死刑，并在1948年5月25日被处决。
皮尔基从奥斯维辛逃出来之前，1942年6月20日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逃亡事件，当时，乌克兰人欧根纽什·本德拉（Eugeniusz Bendera）以及三名波兰人——卡齐米日·佩特罗夫斯基、斯坦尼斯·亚斯特尔（Stanisław Gustaw Jaster）和约瑟夫·兰帕特（Józef Lempart）——勇敢地做出了逃亡的举动。这些逃亡者穿着党卫队士兵的服装，全副武装，并开了一辆党卫队用车。他们开着一辆偷来的斯泰尔牌（Steyr）220型号的汽车驶出了主大门，并带着皮尔基为波兰反抗组织所写的关于大屠杀的第一份报告。德军未能抓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1944年4月，犹太囚犯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最终抵达了斯洛伐克。他们提交给犹太官员的一份长达32页的文件中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大规模屠杀的情况，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弗尔巴—韦茨勒报告》。弗尔巴对那段时期有着异常清晰的记忆，他在犹太人站台工作，犹太人在这里下车之后，或者被挑选送往毒气室，或者被选出来作为奴隶工人。他对这里的情形所做的描述的详细程度使得斯洛伐克的官员能够将他的叙述与这些官员自己的驱逐出境的记录进行比较，且如此确切的叙述让同盟国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且认真地对待这份报告。
1944年5月27日，另外两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阿尔诺斯特·罗森（Arnost Rosin）和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ław Mordowicz）从集中营中逃出，并于6月6日抵达了斯洛伐克，这一天是诺曼底登陆的日子（D日）。听闻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并大醉了一场来庆祝战争的胜利，买酒的钱是他们从集中营中偷偷带出来的。由于触犯了当时的货币法律，他们被逮捕了，并在监狱中度过了八天，直到犹太居民委员会为他们交了罚款。他们为犹太居民委员会所提供的额外信息也被添加到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且这些信息后来被称为“奥斯维辛方案”。他们报告说，1944年5月15日到5月27日，有100,000名匈牙利犹太人抵达了比尔克瑙，并被迅速杀害，他们被杀害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尸体上的脂肪则用来加速焚烧。
1944年6月15日、6月20日、7月3日和7月6日，BBC和《纽约时报》刊载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所提供的材料。接下来，1944年7月9日，来自世界各国领袖的压力迫使霍尔蒂·米克洛什停止了大规模地把匈牙利的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因此挽救了200,000名犹太人的性命，使其免遭屠杀。
2011年11月14日，在15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由前任编辑马克思·弗兰克尔（Max Frankel）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争期间，《纽约时报》对于报道什么样的新闻、登载什么样的社论是有严格的政策约束的，这些政策将关于大屠杀的报道减少到最低限度。《纽约时报》认可了新闻学教授罗雷尔·莱夫（Laurel Leff）所做的详尽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研究发现，之前那一年里，罗雷尔·莱夫教授在《哈佛国际新闻和政治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纽约时报》故意回避关于第三帝国迫害和谋杀犹太人的新闻报道。莱夫得出的结论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刊登政策使得生活于美国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让国会、教会或政府领导人意识到为欧洲犹太人提供帮助的重要性。
到1944年中期，“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几乎得到了彻底的实施。纳粹党政权可以轻易掌控的那些犹太人群体几乎被全部灭绝，其中法国犹太人被杀害的人数所占比例达到25%，而波兰的犹太人被杀害的人数所占比例达到了90%。1944年5月5日，希姆莱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在德国以及德国占领的国家中，犹太人的问题整体上得到了解决。”1944这一年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任务都变得愈发困难。德国军队被驱逐出了苏联，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军队、意大利的军队以及德国的军队——包括与其结盟的国家最終結果不是战败，就是加入同盟国陣營。六月份，西方同盟国在法国登陆。同盟国对法西斯国家的连番空袭以及游击战争使得铁路运输越发困难，且军队方面对德国将铁路运输线路用于向波兰转移犹太人的做法所表示的强烈反对越发迫切，已经不能继续忽视。
这时，由于苏联红军逐渐逼近，位于波兰东部的集中营被关闭，所有幸存的囚犯都被送往距离德国更近的西部集中营，首先送到奥斯维辛，随后又送到西里西亚的罗森（Gross Rosen）。当苏联军队到达波兰时，奥斯维辛集中营也被关闭了。最后的十三名囚犯全部是妇女，这些囚犯于1944年11月25日在奥斯维辛II号集中营被杀害；记录显示，这些囚犯“全部被杀害”（unmittelbar getötet），而至于他们是被毒气杀害的或是以其他方式杀害的，则没有相关记录。
尽管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事状况已经濒于绝境，但是纳粹分子仍然尽极大的努力掩盖集中营所发生的事实，并隐藏证据。毒气室被拆毁，火葬场被炸毁，乱葬岗被挖开，尸体被焚化，纳粹分子甚至哄骗波兰的农民集中营旧址上种植庄稼，造成一种这些屠杀现场从未存在过的假象。当地的指挥官继续屠杀犹太人，并强迫犹太人登上“死亡之旅”，在各个不同的集中营地之间来回辗转，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
经过数月或数年的暴力迫害和饥饿的折磨，这些囚犯已经身患疾病，但是纳粹分子还强迫这些囚犯登上长途跋涉的旅程，在大雪中一步步地走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上经受几天的旅途，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食物也没有遮风挡雨的物体，这些囚犯挤在货运列车露天的车厢中，然后达到新的目的地之后，这些囚犯又被迫跋涉很远的距离直到到达新的集中营。落在队伍后面的或摔倒的囚犯都被立刻射杀了。在这些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大约250,000名犹太人在途中丧生。
规模最大且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死亡之旅发生于1945年1月，当时苏联红军正向波兰进驻。在红军到达奥斯维辛九天之前，党卫队驱赶着60,000名囚犯离开集中营，朝向沃济斯瓦夫的方向行进，沃济斯瓦夫与奥斯维辛相距56公里，这些囚犯被塞进货运列车的车厢裡运往其他集中营。大约15,000名囚犯在途中死亡。埃利·维瑟尔和他的父亲什罗莫（Shlomo）也是行进队伍中的成员：
刺骨的寒风猛烈地吹着。但是我们却一路走着，不能颤抖……

夜晚漆黑一片。夜空中时不时地出现爆炸的光亮。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任何赶不上队伍的囚犯都要立即射杀。他们的指头就放在扳机上，他们非常享受这种乐趣。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停下一秒钟，一声尖利的射击声就立刻了结了又一个“污秽的狗崽子”。

在我的附近，不断地有人倒在肮脏的雪地裡。枪声不断。
1944年7月23日，进军途中的苏军发现了第一个大型集中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1945年1月20日，苏军解放了切姆诺集中营。1945年1月27日，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4月11日，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4月15日，英军解放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4月29日，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同一天，苏军解放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5月5日，美军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营；5月8日，苏军解放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而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贝尔赛克集中营却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1943年纳粹就已经焚毁了这几个集中营。美国第七陆军的上校威廉姆·W·奎恩谈到了达豪集中营：“在那里，我们的军队所见到的场景、所听到的声音、所闻到的恶臭，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里所上演的惨无人道之剧烈，已经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在苏联军队所发现的大多数集中营中，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已经被消灭，只剩下几千个幸存的囚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找到了7,600名囚犯，其中包括180个儿童，这些儿童成为了纳粹医生手下的试验品。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英国第11装甲军发现了60,000名囚犯，还有13,000具尚未掩埋的屍体，还有10,000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因斑疹伤寒或营养不良而死。英军勒令剩余的党卫队守卫将所有的尸体聚集到一起，并将这些尸体葬入乱葬岗中。
BBC的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讲述了他以及英军在贝尔森所见到的场景：
这里，在面积超过一公顷的土地上躺着无数的尸体和垂死的人。你无法分辨所见到的人或物体……挣扎着尚未死去的人们头枕着尸体，周围是那些可怖的鬼一样的人群，他们瘦骨嶙峋，漫无目的地移动着，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还能对生活抱有什么希望，他们挪不动步子，无法承受周围骇人的场景……这里也有婴儿出生，这些婴儿小的可怜，非常衰弱，难以存活……一位被这个地方逼疯的母亲对着英国哨兵声嘶力竭地尖叫，要给孩子喂奶，她把那小的可怜的小孩抱在怀里……那名哨兵打开了婴儿的襁褓，发现那个婴儿已经死去多日了。这一天，在贝尔森所见到的一切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