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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生平
毛泽东在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嚴厲批評中共者:38。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121-123，邓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19。毛泽东帶頭整大約55萬知識分子，把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邓具體操辦運動:38。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在反右運動中，有的知識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評幹部使邓感到惱怒；邓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泽东，維護黨的權威，打擊敢言的知識分子:38。邓後來對女兒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嚴重錯誤: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在通知中規定：「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尖銳，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132-13323年后，邓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274-283，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736:194-197，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253-257。由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造成主觀把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正直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敢講真話的優秀黨員、幹部，還有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之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和不幸，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的教訓:133。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100多倍:1204。在邓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得到徹底糾正: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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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小平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之統戰工作，說：「在西藏，分別左中右，以是否愛國為標準，不能以土改為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也要做工作。」:199-2001958年9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之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冷靜、理智處置，「在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就不打」: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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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抓石油工業:144。「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150。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153。會議通过毛澤東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19:214-215。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澤東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157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157。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62-163。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澤東在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和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164-165。毛澤東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贊成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165-166。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167。9月至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175。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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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194。4月5日，毛澤東談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掛正帅，就是大元帥，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1977月2日至8月1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澤東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澤東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207。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207。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156。「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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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322-327。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澤東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209。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212。9月16日，以鄧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220-221。9月30日，邓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221-222。
此后，邓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在1961年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214-215:318-321,33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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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292。邓在会上稱「更加注意堅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294。會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295。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296。毛泽东点名批评邓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泽东关系开始破裂:4607。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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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327。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之約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332。邓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329-332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罢官〉》一文: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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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388。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5月30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6月3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同日，刘少奇、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诬人;(八)积极领导，坚守岗位。“八条决定”:105。邓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103。並得到毛泽东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105。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395。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105-106。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泽东，但被毛泽东拒绝:106。7月19日，毛泽东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揚言说不僅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106。7月21日，毛泽东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106。7月23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決定撤銷工作組:150。7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少奇、邓、周派遣工作组:106。8月1日至8月21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澤東、林彪、周、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150。劉少奇、鄧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澤東揭發鄧:400。鄧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401。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鄧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裡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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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50-151。10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少奇、邓；结果刘少奇与邓作自我检讨:110。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內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110。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批评刘少奇和邓，邓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6。12月13日，毛泽东指使“文革派”把邓與刘少奇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112。邓第二次被打倒:19。以后刘少奇、邓就不公开露面；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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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少奇、邓:112。那时候邓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內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19。3月15日，鄧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84-85。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6。之后红卫兵连续对他批判和攻击:208。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毛澤東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著急；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410。到8月对邓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118。8月5日，刘少奇和邓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争:111。9月，刘少奇与邓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111。毛澤東把邓夫婦軟禁在中南海之家中:40。兩名年齡較小之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之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40-41。邓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的继母和他在一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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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等主管:415。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2289。在10月13日會上，毛澤東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153。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2481。
1968年9月，邓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120。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441。1969年，鄧子女被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夫婦，從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則依舊無言，只是不停抽煙:420。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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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124。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153。10月20日，邓被送到江西南昌:60:34，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鐘路程:129。邓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129。從1970年1月起不發工資，鄧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改發生活費後，鄧每月生活费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154。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沒有强制劳动:129。这段时间被邓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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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154。鄧稱：「林彪不亡，天理不容！」:440林彪集团政變失敗，邓寫信给毛澤東，叙述對林彪事件看法:19。11月8日:440，鄧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154。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對鄧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19。周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446-447。年底鄧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弔遺跡，重訪瑞金等地: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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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20日，邓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138。3月10日，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澤東之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布要鄧擔任負責外交之副總理:63。作為周之助手，鄧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還參加一些會見外賓之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之工作:64。4月12日，鄧以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舉行之宴會:63。12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57，鄧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討論決定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467-468。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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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44。4月10日鄧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166。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论」:144。由於在鄧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75。
1974年初，周病情惡化: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146。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476。當時周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親自指導下，邓成事實上之代總理:74。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263。10月20日，毛澤東建議鄧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74。毛澤東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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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發出一九七五年一號文件，任命鄧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147。此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20。1月8日至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周帶病主持会议:147-148，會議追認鄧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148。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會議舉行，周主持:148，任命周為國務院總理、鄧等12人為國務院副總理:1。邓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83。会上通過周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会決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48。國務院總理周病重住院後，鄧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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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中，邓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153。5月3日，毛澤東在自己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周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102-103；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183。5月12日至5月17日，邓国事访问法国，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西方国家:104。5月27日，根據毛澤東之意見，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183。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155。9月13日，代总理邓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155-156。会议中，与四人帮鬥争已经白热化:156。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4-11,25-27、军队建设:1-3,15-24、科研工作:32-34等进行全面整顿:2521: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81-82。10月，鄧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41。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由鄧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不足；鄧稱：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44。11月24日「打招呼會」，毛澤東指示如何「避免犯新的錯誤」，由鄧宣讀毛澤東的信；鄧不肯定文革，又服從毛澤東的指示：主席希望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主席説，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黨的基本路線；〈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批准後，於11月26日下發全國高層幹部:133。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的所謂「右傾」問題:141。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41。12月2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鄧最後一次陪伴毛澤東會見外賓，兩人最後一次見面: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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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对，被稱為「右傾翻案風」: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去世:158。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準備舉行追悼会；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159。冀朝鑄稱鄧「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141。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鄧第三次作檢討，表明希望再見到毛澤東:142。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141。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過「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162。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145。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布鄧和葉劍英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錯誤嚴重，他們的講話文件停止傳達: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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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華國鋒攻擊鄧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165。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反對「四人幫」、擁護鄧的「天安门四五」事件:20。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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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在没有邓参加的情况下: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邓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20。汪东兴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澤東指示汪把鄧轉移到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住處要向「四人幫」保密:150。4月8日，鄧請汪東興把信交給毛澤東，表明自己仍會遵守黨紀：「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決定。……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151；同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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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将參加四五运动的群眾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并稱鄧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279。6月30日，鄧接到通知可以從東交民巷臨時住處搬回寬街老宅: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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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6月26日、9月2日，毛澤東心肌梗塞:153。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作準備:169。9月9日，毛泽东逝世:167。毛澤東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澤東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42。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173。周、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20。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173。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157。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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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的平反，中央却发生分歧:2。10月10日，鄧致信華國鋒並黨中央，堅決擁護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斷行動:47。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當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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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6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鄧恢復工作問題，決定給他重新擔任職務:168。2月7日:165，华国锋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个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49極力反对邓复出:183。同月，鄧在同前來看望的王震談話時，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8。華國鋒啟動中國的經濟特區，贊成鄧1977年復出後的改革措施，推動國家開放，由於在「洋躍進」中走得太遠受到狠批:162。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恢复工作，引起争论:183。4月10日，邓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185。同月，鄧在同汪東興、李鑫談話時稱：「兩個凡是」不行:48。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185。7月16日至7月21日，鄧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7月1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决定恢复邓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國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務:52。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188。鄧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仅次于华国锋和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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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以前，邓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188。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0。“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党内以邓为首的抵制:42-47,38-39。
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179，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48-58。12月，邓極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0。1978年3月18日，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89，改变了自文革以来“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41。1977年9月19日，鄧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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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階级鬥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190。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190。但邓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111-112。5月11日，《光明日报》轉載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鄧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两个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之华国锋和汪东兴:184-185。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轉載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转载:184。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140-153。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鄧第三次復出之後:191，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9。會議平反1976年4月5日發生之天安門事件，表明鄧在現階段之鬥爭中已佔上風:151。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197，华国锋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原則解決政治問題:205。12月2日，鄧針對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談在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前，親筆擬出講話提綱：「……發揚民主，加強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別是近一時期。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監督）。政治與經濟的統一，目前一時期主要反對空頭政治。權力下放。千方百計。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產品質量）來調節。……」:197-19812月5日，鄧同胡喬木、于光遠、林澗青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的修改時稱：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一切向前看，否則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應該允許出氣，出氣是對沒有民主的懲罰；有了正常的民主，大字報也就少了；建立健全民主與法制，實行經濟民主，用經濟的辦法管經濟，責任到人，做到有職有責有權；沒有民主培養不出人才:199。12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14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於12月18日在京西賓館召開:212。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階级鬥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説過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否定毛泽东「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運动和1976年天安門事件之寃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泽东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當时並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來，实行「摸着石头過河」:22。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3。會上批評華國鋒之「兩個凡是」，又批評他之「洋躍進」:151。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237-238。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之終結與鄧改革開放時代之開始:151。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陳雲被推薦为中共中央副主席:207。鄧後來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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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則上説，鄧贊成擴大自由，他願意作實用主義取態；然而因鄧承擔維護社會之最終責任，當疑慮秩序能否維持時，會快速收緊控制；十一屆三十全會後，「西單民主牆」等論戰擴大言論自由:218。鄧鼓勵黨內更多民主討論，但當抗議者吸引大批群眾，開始反對根本制度時，鄧斷然採取措施壓制挑戰:223。鄧想要允許比毛澤東時代更多自由，但也希望確立原則，明定一些政治言論可否接受；鄧對胡喬木、胡耀邦等人稱，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説明自由的界限: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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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決城乡生活供应问题:22。農村改革從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之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轉化為一個以「承包制」為基礎之經濟:152。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82。邓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屆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兩省实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22。1979年至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之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54。作為「總設計師」，邓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十一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3他继续主持并制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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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越战争后: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284-290。3月30日，鄧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我們要向人民特別是青年介紹資本主義國家中進步和有益的東西，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和腐朽的東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229-230。鄧闡明不容挑戰四項基本原則：①社會主義道路、②無產階級專政、③共產黨的領導、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228。10月4日，鄧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經濟問題工作：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後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後來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講空話是達不到的……解決這類問題，要想得寬一點，政策上應該靈活一點；總之，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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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200-201。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1，并开始法制化建设:189。恢复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201。5月17日，鄧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231。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201，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8。
1981年3月，鄧點名批判白桦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155。6月，十一屆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黨中央主席:325。邓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2。
1978年底，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尚昆任第二書記，並擔任鄧的聯絡員:346。鄧與楊尚昆有特殊關係，同是四川人，鄧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鄧與軍隊可靠的聯絡員:333。此前葉劍英曾對習仲勳説，要想得到海內外廣東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給19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義指責而蒙冤的幹部平反:346。1982年9月，楊尚昆為中央軍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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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鄧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談農村和城市政策：「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迴旋餘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2616月3日，港澳經濟貿易代表團團長、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向華國鋒等人彙報，建議在廣東寶安、珠海花三到五年建設加工及生產基地，華國鋒指示：「總的同意」，「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441。
1979年1月17日，鄧邀集原工商聯代表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共商對外開放，希望引進海外資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10月4日榮毅仁出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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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150-160。在此次会议上，鄧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直接促成后来《八二宪法》的诞生。1981年6月，在邓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4,000余人参加、9次大规模修改完善: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決議》確立毛泽东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指出毛泽东的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57。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42，克服个人崇拜: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之后，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49-50,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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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23日，鄧會見朝鮮勞動黨代表團，介紹中國的情況：現在面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教育青年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打砸搶帶來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至少要做十年的工作；手段還是教育，並且從小處着手；另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現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是發展而不是減少，解決問題困難重重；問題不僅是中央一級、省市一級，企業也有這個問題；企業改革首先是企業體制改革；一個企業本來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兩三千人；現在我們準備把企業改革一下，該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安排學習，工資照拿；我們開始試驗一些方式；這也要花時間，要做大量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過，現在大家不管對自己有什麼影響，贊成不贊成，對通病有共同的認識；但治這個病用什麼藥就複雜了，太急的藥不行，太溫和的藥也不行:396。12月8日，鄧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等時説：經濟建設，必須量力而行，必須要穩；真正做到這一點，經濟發展可能會更快；現在國內的主要問題：一是就業壓力大，國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萬人就業；二是知識不夠；我們這樣大一個國家，僅司法人員、經濟警察就需要一兩百萬，但一時培養不出來；我們正在考慮處理香港問題的政策，這些政策不會影響香港投資者的利益: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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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起，邓致力于国内的改革:408-412: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幹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幹部:5:5-8。鄧希望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布中顧委只會存在10到15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502:413-414。邓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銷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22。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396-401。1982年8月21日，鄧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闡述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人説中國好戰，其實中國最希望和平；中國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脱落後的任務:427-428。9月12日，鄧出席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決定鄧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30；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157。9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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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2日，鄧會見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團：現在我們把農村的經濟和政治分開，但在實行過程中，要進行充分試驗，逐步進行；凡是已進行試驗的地方都證明，政社分開是正確的:462。10月，鄧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和王震領導；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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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邓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126:527，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98。雖然邓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497。不論军队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498。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0月1日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學生打出橫幅「小平您好」:426。
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同时增补了56名中央委员和35名中央候补委员，而这些被增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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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4日，鄧在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稱：我們總結了經驗，就是要對外開放，打破閉關自守，對內搞活，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不這樣，生產力發展不起來；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572。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639月13日，鄧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164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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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黨政職務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陈云獲准取代鄧成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528。邓不再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对外方面，1978年5月21日，鄧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會談，布熱津斯基後稱：「鄧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機警，理解力強，有很好的幽默感；態度堅定，直截了當。」:277
1978年10月，鄧繼續到日本:196。鄧是中日交往2,200年以來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稱儘管有20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友好交往的未來；日本人大受感動，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重大災難，想表達歉意，伸出友誼之手；鄧帶著和解的精神，希望兩國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時代:259。鄧於10月19日抵達日本，10月23日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儀式:260。
1978年11月，先後訪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196。12月16日，中美兩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197。
邓小平 生平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訪問美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218。期间邓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3，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萬斯等会談:197-198，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15。访问期间，邓试探他们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3。
1979年2月4日，鄧回國；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战争爆发:198。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国立即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482。
1979年3月29日，鄧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明確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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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452。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501。她堅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221，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17:12-15。離開中國前撒切尔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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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會談兩小時；杰弗里·豪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4585月25日上午，鄧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204。席上，鄧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204-205。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460。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460。
1986年4月24日，鄧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時説：有許多香港人主張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細；太細了不好，越詳細越管不住；你曉得事情會怎麼發展；總的來説，我們的政策沒有變的理由，變了對我們不利，香港會成為國家的包袱，幾百萬人的生活怎麼辦；要靠國家來養怎麼行；變不得的:57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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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鄧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講話：「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461-462
1990年1月18日，鄧會見李嘉誠時稱：真正能穩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陸的政策不變，第二是華資強大起來，與國內取得共識，包括推薦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穩住香港的局面；這個力量怎樣凝聚起來，採取什麼形式，要考慮:686-687。2月20日，鄧會見霍英東時稱：我們要對子孫後代講歷史；人人都要有個信念，沒有信念團結不起來，不會往前奔，只會怨這怨那，起碼是頹廢，這是不行的:688。
1980年代初，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大量流氓团伙出现、各类经济犯罪也开始显现，而当时中国法制尚处于早期建设时期（文革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及法治观念），1983年起邓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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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22。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20: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18。
1983年，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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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发大規模學生示威:519。面對激烈學潮，鄧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李鵬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165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165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的「资产階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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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165。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坚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520，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22。1987年4、5月間，當鄧覺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166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226-229,248-250。鄧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的言論又高唱入雲:166。
邓小平 生平
1988年，鄧的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货膨胀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430:262。1988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431。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169。4月16日，大約800名学生遊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538-539。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169。
邓小平 评价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134。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說：
“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稱：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33
1997年9月召開中共十五大，該會肯定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明確寫進黨章:176。
邓小平 评价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评价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24年8月22日早上，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習近平在座談會中稱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並讚其理論有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化。
邓小平 评价
1973年，毛泽东在一次宣布重要决定时，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974年，因风庆轮事件，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8年10月，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并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举行会谈，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李光耀评价，“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