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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 生平
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鈴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岡維爾與凱斯學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约瑟于1982年罹患帕金森氏症。1987年李大斐病逝，李约瑟与魯桂珍在两年后的1989年成婚。1995年李约瑟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4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菩提树树下。
李约瑟 贡献
李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他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突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內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见解很独到。他的工作亦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的学术，同时令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其自身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科学史教育，研究中国科学史乃兴趣所致（这一点可以从他夫人的话中得证：“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后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
同时亦因为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一些学者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应注意是这些学者笔下的“中国”是指“汉族”生活区，而不包括自清朝前後的所包括的蒙、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8年，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计划。在提议被接受的几周内，该项目已经发展到七卷，并且从那时起，内容一直在扩展。他最初的合作者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职的历史学家王铃，两人曾于李庄相识。最初的几年李和王致力于编制一份清单，列出每一项在中国创造的机械发明和和构思的抽象理念。其中包括铸铁、犁头、马镫、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和发条装置，其中大部分在当时被错认是西方的发明。书的第一卷最终于1954年出版。
该丛书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李自己撰写了十五卷，但自1995年他去世后，更多卷陆续出版。后来，书的第三卷被拆分，因此现已出版了27卷。每一卷在完成时即出版，这意味着出版顺序和项目最初设想的顺序不一致。
今天，该项目仍在李约瑟研究所出版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由梅建军(Mei Jianjun) 教授指导。
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分封諸侯，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断，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李约瑟 评价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高估。但如果對比墨子的故、理、類的中國己知的第一種邏輯體系，則以上兩種觀點很難成立。
他的主要研究集中于衡量儒家和道家在中国科技发现中的影响，并通过描述中国科技的传播者（）过程，以强调中国科技发展为何与西方的可感知性独立性创造思维渐行渐远。
李约瑟 评价
李约瑟的研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包括对他就中国科技成就的强烈倾向，和强调中国对于世界创造的重要贡献。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反事实假设——它不可能有合适答案：“这个问题很纠结——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击败欧洲列强？这个问题类似于去问：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页？”然而，席文的批判也可被历史研究方法论所否定，因为他的争论会排除了所有历史原因性讨论。席文的逻辑是一旦历史事件的原因没有发生，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反事实的，因此就判定其不是有效答案。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国有些人士以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係技术性、观察性、纪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李约瑟 评价
李约瑟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谴责，被许多学者争议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其他竞争思想体系的简单反映。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普遍但存在争议的解释是中国没有类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其导致诸多结果：活字印刷术无法获得应有的推广；没有字母表的中国普遍存在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阅读书写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比如，1725年，清朝政府整理25万活动字体才制作出64典的《古今图书集成》。但是这个解释很快遭到质疑：为什么西方国家仍然战胜了一些拥有字母表（比如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字母）的国家。
李约瑟的政治主张被许多学者视为異端，他在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则基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1952年，李约瑟作为一个观察员参加了朝鲜战争，在他的报告中，他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中使用细菌战的指控。李约瑟的传记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评价道：“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人员却无情地欺骗了他。”温彻斯特也指出，因为李约瑟的政治谴责，他直到1970年代才从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中移出。
李约瑟 荣誉
1983年，李约瑟博士主持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汉学
漢學，亦称华学、中国学，是指由学者对有关漢族的各個層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華人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華人研究漢學，通常稱為國學。
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啟發並活化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21世纪，汉学因其经济和战略意义广泛传播，被世界上许多大学设定为一门专业。
汉学 研究領域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由此，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针对1850年、1911年或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进行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汉学 东亚汉学
東亞漢學以越南、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为中心，包括越南漢學、高麗漢學和日本漢學乃至俄國蒙滿研究、日本殖民地日語文獻、琉球漢學，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中国文化内涵。
日本自隋唐時开始學習中国典籍制度，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明治维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为时尚。日本的殖民地和附庸政權，如滿州國、汪精衛國民政府、台灣等地的日語文獻也代表了此一時期不同於中國本土觀點的中國研究。琉球自古為獨立國，在明治維新後才併入日本，其後通行日文。琉球在通行日文前使用的是漢文，因此琉球漢學同時兼有古漢語、日語文獻。
依蘇州大學教授轉引日人自己的日本汉诗分期如下：翰林期（646～1192）包括了歷史上大和、奈良、平安三個時期，主要詩人为空海。叢林期（1191～1602）包括了歷史上鐮倉、日本南北朝、室町、桃山四個時期，主要詩人为絕海中津。儒林期（1603～1868）主要是江戶幕府到明治維新前的時期，主要詩人为石川丈山、荻生徂徠。士林期（1868～）明治維新以後的時期。主要詩人为國分青崖、岡倉天心、夏目漱石、橫山耐雪。
汉学 东亚汉学
日本藩士伊地知季安著《汉学纪源》，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记述，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各个时代儒学的状况。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于宋多购儒书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书籍256卷。菅原道真、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管原文时、源顺(兼平亲王)、具平亲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汉学。
成立于1949年的日本中国学会是以中国相关学术研究为目的，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研究的全国性综合学会。日本还成立了日本现代中国研究学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近年來，韓國在東亞漢學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韩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韩国中国学会、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首尔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等。
越南作為漢字文化圈的成員，也一直致力於漢學研究，尤其是漢喃學的研究。
汉学 欧洲汉学
欧洲汉学，一是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二是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19世纪初有法国雷慕沙和德国克拉勃罗德两位汉学大师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可視為漢學成立之年。此後英国、荷兰、瑞典都出現了漢學研究，荷蘭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
在欧洲，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巴黎汉学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柏林洪堡大学汉学所、汉堡大学汉学系、维也纳大学中国研究系、莱顿大学汉学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捷克查理大学汉学系、华沙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英国《中国季刊》、法国《法国汉学》、德国《亚洲研究》《当代中国》等。
在俄罗斯，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远东问题》《东方》等。
汉学 欧洲汉学
欧洲汉学的出现可追溯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史料显示，欧洲系统的汉学研究最早产生于16世纪，当时诸如利玛窦、南怀仁和安东尼·托马斯（）等基督教传教士正尝试向中国地區输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汉学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融合。
启蒙时代是对探索与发现新大陆怀有极大好奇的时代。那些曾经流传于教士之间的叙述与信函被收录进《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在欧洲广为流传。清国此一大帝国震惊了每一个对这片土地有所向往的人，与此同时，汉学家开始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制观念以及审美观。尽管这种介绍难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这在当时的确养活了不少依靠贩卖“中国工艺品”生存的小商贩，当然，也一度引起热议。那时，清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开明专制。
汉学 欧洲汉学
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之际，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馬國賢于1711-1723年在康熙皇帝的满清宫廷担任画家。他返回那不勒斯时带回了四名年轻的中国教友，作为中文教师，他们构成了那不勒斯“中国学院”（Collegio dei Cinesi）的核心，1732年获教宗克莱门七世批准，其宗旨是向传教士教授中文，从而推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该校一度改名皇家亞洲學院（1868-1888），之后成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意大利现代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威尼斯大学、罗马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并称意大利三大汉学中心。主要期刊包括羅馬大學的《東亞研究期刊》、威尼斯大學的《威尼斯亞洲研究》以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東方學院年鑑》。
在俄国，对中国的研究统被称为汉学或中国学（cинология或китаеведение），向来是东方学（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國是中國的北鄰，對蒙滿研究有地利之便，研究歷史攸久而且著作豐富。加上後來蒙古文基里爾化，在文字習得上更加輕省，主要是遼金元清時期的阿爾泰語言文字文獻研究。
汉学 欧洲汉学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簽定之後，中俄始有往來，俄国传教士团和41位留学生来到北京，努力學習中華文化，致力於掌握满、汉、藏、蒙等多種文字。這些留學生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有伊拉里昂·罗索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等人。
早期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後來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形成彼得堡学派。咸丰五年（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其中最著名的漢學家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漢名為王习礼，並將《论语》、《聊斋志异》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還编纂了《满俄大辞典》。
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法国科学院派传教士前往中国進行研究，马约瑟發表有《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伏尔泰也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一位读者，在元曲读记《赵氏孤儿记（）》中，他也曾表达他对那片神奇土地的无限向往。
汉学 欧洲汉学
根据法国1795年宪法，次年建立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一位从未踏上中国地區土地的法国人杜赫德（）于1725年出版了4卷插图本《中国简述（）》，这本书的大量资料是基于他与教友的书信中所描述的内容。这本书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并随即被译成四种语言出版。
法国的“汉学三杰”被认为是儒莲、沙畹和戴密微。冷战期间，法国汉学家李克曼强烈的批评了汉学对于政治的干预——左的或右的——对汉学独特但不失科学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还尖刻的讽刺了对汉学有所辩护的专家们，如阿兰·佩雷菲特。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译介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莱布尼茨等德国启蒙思想家也受其影响。微积分发明者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极感兴趣，他在《易经》中发现了一个完美演绎出来的素数序列，还从中文本身提炼出了一个理想的、渊博的语言规则，即数学的本质——通过底层分析找出悖论。
汉学 欧洲汉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汉学专业化、学科化，教席和学术机构设立，福兰阁等汉学家令德国汉学学科逐渐成熟。二战后，德国高校院系纷纷复建、新设汉学，涌现出海尼士、傅吾康等汉学家。东德主要承继语言研究传统，特别是辞典和文学，侧重古典汉语与吐鲁番文献。西德汉学则重在政治、社会、经济，与台湾互动频繁。德国“汉学三杰”被认为是福格伯、傅吾康和马汉茂。
17-18世纪英国传教士如理雅各在争取设立汉学学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而1810至1830年代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進行了英國人最早的漢語教學。在1834年廣州商館退出歷史舞臺前，商館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漢語教學，具有相當持久的影響，廣州商館甚至可說是英國最早的漢學機構。到1837年士丹頓以設置中文教授席位為條件，將馬禮遜私人購置帶回英國的中文書籍一萬冊捐予倫敦大學學院，而校方聘請的第一位講座教授，就是馬禮遜的學生塞缪尔·基德。
汉学 欧洲汉学
英国汉学明显起步晚于欧洲大陆，早期主要依靠转译欧洲其他语言的汉学著作获取中国知识，之后的发展又过于重视商业、外交的实际使用，纯学术研究落后于法、德、俄等汉学大国。到了19、20世纪才逐步改变了对汉学长久的忽视，拓展了研究领域，译介了大量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
北欧半岛与中国接触最早的是瑞典。瑞典汉学可以追溯到1690年代，当时烏普薩拉大學就有學者發表關於中國歷史的學術論文。1840–1950年傳教士的學術活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現代科學方法的突破、高本漢和馬悅然兩位教授的貢獻，使得瑞典汉学日益成熟。瑞典汉学的奠基者、哥德堡大学校长高本汉专攻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等。此后，瑞典所有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重要角色几乎都由高本汉的学生担当，形成了一个“学术家族”。瑞典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
捷克傳教士嚴嘉樂到中國的傳教活動開啟了中捷文化的早期交流。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期是捷克漢學的開創期。19世纪，捷克诞生了中国学研究鼻祖鲁道夫·德沃夏克，译介了《论语》和《老子》。捷克汉学的奠基者则是普实克。进入20世纪，在普实克的引领下，形成了布拉格汉学派。20世纪60年代，普实克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与费正清建立了友谊，并成为李欧梵的老师。费正清逝世前，把他的所有中文藏书捐献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所有英文藏书则捐给捷克社会科学院东方学院的费正清图书馆。布拉格汉学派成为西方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锋，涌现了贝尔塔、丹娜、米列娜、王和达、史罗甫、高利克等一批汉学家。
从17世纪中叶开始，荷兰汉学经历了几个阶段。莱顿大学东亚系早在19世纪就有中文的教学，学生被训练成为具有专长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官员。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莱顿大学汉学教授席位共任命四位教授。1876年莱顿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开启荷兰汉学的是汉学家施古德，1876年至1902年在莱顿大学任教，是荷兰第一位日语和汉语教授。1930年，莱顿大学成立汉学研究院。阿姆斯特丹大学是仅次于莱顿大学的荷兰汉学的第二大阵地。
汉学 北美汉学
北美汉学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美国中国学呈现出从欧洲汉学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模式转向以社会科学方法为主的研究模式，从单纯的学术探索转向公开为美国、西方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特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受美国影响，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逐步建立起来，聚焦当代中国时政的跨学科研究。
在18世纪美国建国时期，建国之父如富兰克林、潘恩、杰弗逊以及19世纪的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都曾经接触过中国的著作。美国曾不断地派传教士去全世界的各个非西方国家学习，到了中国的传教士就会向美国传播中国知识。卫三畏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先驱，后来就因此成了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的代表作有《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
汉学 北美汉学
到了20世纪，汉学家逐渐脱离了传教士的身份，并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准研究体系。汉学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议也使得汉学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如美国的费正清。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认为，近代中国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外国不断地侵华、签订条约，一个就是中国内部，即“冲击—回应”模式。在北美汉学谱系中，第一代汉学家的代表是费正清，第二代汉学家的代表是列文森、史华慈、芮玛丽等，第三代汉学家的代表是汉学三杰——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魏斐德和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
美国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中国经济评论》《中国政治研究》等。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拿大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建立270所学校和30座医院，开创了中国的护理工作和专业护士职业。这一批传教士回国后，他们的著作、回忆录和书信等奠定了加拿大汉学研究的基础。1950年代初，传教士后代成立加中友协。1960年代，基于早期传教士出版物的汉学研究逐渐兴旺，主要是对文学和历史混合体的叙事文本与古文字、古文物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仍以中国古代文本为主，重视文本细读和注释。随后，十所加拿大主要高校相继成立亚洲系或亚洲中心，开始重视当代中国研究。
汉学 敦煌學
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汉学家前來敦煌考察時偷竊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學之研究，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很早就进行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學者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曾有學者認為日本學者在漢學研究的份量可能會超過中国。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語：，德語：，英語：，荷蘭語：），即《欧洲联盟条约》，於1991年12月9日至10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中经过两天的辩论，最終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合稱《欧洲联盟条约》，正式條約於1992年2月7日签訂。这一条约是对《罗马条约》的修订，它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是《羅馬條約》成立的基礎。該條約於1993年11月1日生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簽署國家
原欧洲共同体12个国家
1995年1月1日加入國家
2004年5月1日加入國家
2007年1月1日加入國家
2013年7月1日加入國家
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按申请日期排列）
；申请退出欧盟的国家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货币联盟条约
《货币联盟条约》是1992年2月7日由欧共体12国外长和财政部长所正式签订的。
该条约规定，在欧盟内部要求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并使经济政策完美地协调起来。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在欧共体内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共同的对外与防务政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
要在密切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和实现欧洲内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经济政策。具体内容是：统一货币，制定统一的货币兑换率，建立一个制定和执行欧共体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2002年1月1日，歐元紙幣和硬幣开始流通，取代了當時歐盟15個成員國中12國的貨幣，即比利時、德國、希臘、西班牙、法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奧地利、葡萄牙和芬蘭。欧元区国家各自的硬币和纸币于2002年的前两个月退出流通。瑞典、丹麦和英国都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区。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政治联盟条约
《政治联盟条约》最早在1990年4月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与德国总理科尔共同提出。
其目标為：实行共同的外交、防务。大会政策，进一步扩大欧共体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使其由原来的咨询和监督机构变成部分的权力机构。
谥号
諡（）號為東亞地區古代君主、諸侯、大臣、妃、權貴、僧道等死後，政府依其生平功過與品德修養，另起稱號，以名寓評，是為諡號。有此風俗的地區包括中國、朝鮮、越南、日本，但也有例外：比如春秋戰國時的吳國、越國及秦朝君主就不使用諡號。
上古的尧舜禹等称号是谥号的雏形。商朝中后期，谥号开始成体系地被使用。在周朝，根據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的考古研究，此風俗約於周穆王前後开始出现。謚號通常用於尊稱古代帝王、大臣、學者和貴族；有些名人的諡號由於久經使用，幾乎成為他們的別名，如諸葛忠武侯（諸葛亮）、韓文公（韓愈）、曾文正（曾國藩）、岳武穆（岳飛）等。
帝王的諡號一般是由禮官議定，再經繼位的帝王認可後予以宣佈，臣下的諡號則由朝廷賜予。後期，賜諡權由皇帝包攬，取決於「聖裁」。號、號二詞古文通用。據中華民國著名家譜學家廖慶六認為，在正體中文使用上，「」為一般道士作法事時的隨口表揚，「」則為政府機關的榮賜褒揚。
谥号 諡法由來
依《逸周書·諡法解》對立諡制度的起源的解釋，将其假托于周初周公旦和太公望所制諡，用以如實反映逝者的生前事跡與功勞。後世諡號之制定遂以諡法為綱。但《逸周書·諡法解》是「蒐羅西周至戰國中期的謚號使用、又將謚字的解釋進行了系統性的歸納，另外還創造出新擬的謚字與謚解。《謚法解》的出現使此後的謚法提供了理論的根據。」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因「諡號」的定奪將形成「子議父、臣議君」的局面，故而廢除諡法，改而自稱為始皇帝，後世按數字順序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萬世皇帝等。漢代時期諡法又告恢復，至清末止。
後世由於部分諡字在應用上產生變化，固有部分諡法書有其他的諡法解釋，如宋代蘇洵所著的嘉祐諡法，部分解釋了宋代的賜諡標準。
谥号 諡法由來
目前對於是諡法的理解，多仰賴於《逸周書·諡法解》的整理，但郭沫若在1932年出版的《金文丛考》中提出质疑。他认为《逸周书》是战国时代的伪书，搜集前代君王的名号，穿凿附会弄出了谥法，造成了许多谥号有多种解释。王國維早於郭沬若撰文硏究諡法之起，它們將諡法之興分別訂於不同時期。王氏認爲諡法起於宗周共懿諸王以後〈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通敦跋》〉；郭氏則認爲諡法當起於戰國之時〈參郭沫若《金文叢考·諡法之起源》〉。王國維更据適簋铭文称穆王、献侯鼎铭文称成王等，认为周初诸王如文、武、成、康、昭、穆皆生时称号而非死后之谥。
文、武諡號的排列順序，在後世也產生部分重複情況。由於周文王和周武王開的先例，一個朝代的第一個及第二個國君的諡號經常使用文、武。如魏武帝和魏文帝、晉文帝和晉武帝、魏道武帝、宋武帝、梁武帝和梁简文帝、陈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初諡太武皇帝）和唐太宗（初諡文皇帝）、清太祖（初谥武皇帝）和清太宗（谥文皇帝）。自宋代理学盛行、对汉武帝评价降低之后，“文”字用于皇帝諡號的褒義通常在“武”之上。
谥号 种类
谥号用字大致分為下列幾類：
諡法初起時，只有「美諡」、「平諡」，沒有「惡諡」。分善、惡諡號則源自西周共和以後，即周厲王因為暴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等被諡為「厲」，另外還有「私諡」。
諡號的選定根據諡法，諡法規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義的字，供確定諡號時選擇。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于帝王之谥皆由其臣其子所议定，因此按照“臣子为君父讳恶”的儒家礼教，帝王谥号很少使用恶谥了。汪守宽《谥法研究》统计，自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221年，帝王国君234人中，美谥165人（70.6%），平谥39人（16.6%），恶谥30人（12.8%）。而自公元前209年至公元1911年，帝王国君324人中，美谥290人（89.3%），平谥25人（8%，多为幼年夭折或末代失位的帝王），恶谥仅9人（2.7%）。
谥号 种类
帝王讳用平谥、恶谥之后，导致有些美谥本身的意思并不坏，但被用在遭遇某类特定命运的皇帝身上之後，在后世的意思就改变了；例如「惠」本为美谥，但在汉惠帝以及晋惠帝司馬衷以后，就转为平谥了。还有「献」字用于汉献帝（山阳公），「恭」用於晋恭帝司馬德文（零陵王）、西魏恭帝拓跋廓（宋国公）、隋恭帝楊侑（酅国公）、后周恭帝柴宗訓（郑王）等人身上之后，恭帝、献帝、顺帝等成了失位之君的常用谥号。而这类皇帝諡號如用于皇后、臣属，或者與其他文字並用，則無影射貶低之義，如东晋名臣王導諡「文獻」、唐朝名臣狄仁傑諡「文惠」、宋朝开国功臣赵普谥「忠献」，以及宋太祖孝惠皇后、明宪宗孝惠皇后（明世宗祖母），抑或明朝蜀献王、兴献王等。
再如「昭」字，在战国之前多为恶谥，用于中衰之主，或不得其终者，如周昭王（南征不返）、楚昭王（失国）、鲁昭公（被逐）、齐昭公和晋昭公（国势中落）、晋昭侯和宋前昭公（无道被杀）等。但自战国以后，谥「昭」者多为令主，「昭」字由恶谥转为美谥，但自南北朝後，「昭」字又轉為平諡，用於悼諡壽命不長或不得其终者，如南梁昭明太子（英年早逝），北齊孝昭帝高演（墮馬重傷死，僅在位一年）及唐昭宣帝（被朱溫所弒）。
再如「忠献」，在宋朝本为人臣等级最高的谥号，曾赠予赵普、韩琦等人，然而南宋两任权相秦桧、史弥远先后被赠谥「忠献」，自明代憎嫌此谥号竟不用，仅南明追赠建文朝给事黃叔揚为「忠献」。
谥号 谥號用字
逸周書為周朝留下來的典籍，相傳為周公所作，年代最早的諡法標準，亦多為後世所沿用。
東漢蔡邕的著作《帝諡》:
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皇」，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同文曰「宣」，聲聞宣遠曰「昭」，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知曰「獻」，溫柔聖善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仁立政曰「神」，布綱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眾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恭仁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眾曰「煬」，怠政外交曰「㩦」，治典不敷曰「祈」。
宋代蘇洵所寫的典籍諡法四卷:
谥号 谥法规则
先秦時的諡號以用一個字為常，也有用兩三個字的。用一個字的如：秦穆公、晉文公；用兩三個字的如魏安王、魏文惠王、趙孝成王、衛睿聖武公等。
秦始皇廢除諡法。
漢代時期恢復諡法，而且這一時期諡法制度也日趨嚴密，朝廷正式設立「大鴻臚」一職，管理王公列侯的諡法。漢代以後，諡號大多為兩個漢字，臣子有爵者（如列侯、關內侯）則諡號會冠在爵位之前：漢文帝劉恆「諡號」全名為孝文皇帝，蕭何諡為文終侯。不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諡號仍然是以一字諡為主，如吳質諡威侯、劉禪諡思公、孫登諡宣太子、賈充諡武公、蕭子顯諡驕子。
唐宋時期為諡法發展時期，諡法一方面成為封建帝王尊大諡以滿足其虛榮心的工具，同時也成為駕馭群臣的褒貶手段。從女皇帝武則天開始，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諡號的舊例，她作為皇太后臨朝稱制時追諡唐高宗為「天皇大帝」，達三字。武則天稱帝後，又開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開創了皇帝生前疊加諛詞上尊號溢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著的時候可以被奉上好幾次尊號。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受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尊號的累加也影響了諡號的累加，自唐高宗以後，大多數皇帝的諡號都在四個字以上。
谥号 谥法规则
宋代皇帝諡號比唐時更加諡美，而且也開後代予大臣諡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趙匡胤實行重文抑武與民休息，因此宋代大臣諡號多以「文」字為榮，終宋之世，諡號為「文」者達一百四十多人，為「武」者僅二十人。惟武臣因多封公侯，諡號之極為「忠」，如蜀漢諸葛亮、唐郭子儀、尉遲敬德諡號「忠武」，宋初名將狄青原議諡「忠武」，後因故改為較低等的「武襄」，北宋楊業、南宋韓世忠、岳飛（宋理宗加諡），明初名將如常遇春、靖難首功武臣張玉，清代名將楊遇春等諡號皆「忠武」，故有時不能以諡號文武比例論斷。
明清時期，諡法內容大致固定下來。首先是各層級人員的諡號字數固定下來。
皇后的諡號首字必须为「孝」，第二个字代表对皇后的评价，最后一字是对应的皇帝的諡號最后一字。首字、第二个字和最后一个字组成了皇后諡號的简称。例如乾隆帝的首位皇后諡號为「孝賢誠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順輔天昌聖純皇后」，简称孝賢純皇后，其中「賢」代表对她的评价，而「純」来自乾隆的諡號最后一字。皇后的諡號倒数第五至第二字的格式必须为「__天__聖」，表达对皇帝的辅佐和培养之意，例如孝賢純皇后諡號这四个字是「輔天昌聖」。
谥号 谥法规则
皇后的尊號即「徽號」，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上徽號為「慈禧」。徽號也可每逢慶典累加，那拉氏的徽號最後積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多達16個字，而她的諡號為「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23字諡（見慈禧條）。
清代大臣的諡號規定：一品大臣過世，按例請皇帝決定是否授諡。一品以下官員除非特旨，例不授諡。得諡號者只有曾入翰林，或獲授大學士者才用“文”字。而“文”字的两字諡中，又以“文正”最為難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議；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獲諡「文正」（如曾國藩）。文正以下的諡號則有：文忠（如李鴻章、荣禄），清朝只有約十人得此諡號；再之下者有“文襄”（只限文臣而有军功者，如左宗棠、張之洞）、文恭、文成等等。
通諡，意指為一批特定身份的人物制定統一諡號，清朝的《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就為褒揚建文、南明年間殉節死事的臣民訂立統一的諡號。
越南阮朝為各種爵位的皇族訂立通諡，非有特殊貢獻不再特別賜予美諡。嗣德二十六年（1873年）九月，阮朝規定皇親、公主、宮階的通諡。皇子、公主和宮階去世後，按照對應爵位品階獲得諡號，除非有特殊貢獻，否則不再由朝廷特別賜予美諡。
谥号 日本諡號系统
日本天皇死後會被追上謚號。而日本的謚號系統分為幾種——漢風謚號（しごう）、和風謚號、追號（ついごう）、院號。而宮內廳所整理的帝王陵墓內，僅僅使用漢風和和風謚號。在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初期，天皇、皇后和皇太子擁有漢風謚號和和風謚號。如阿閇皇女死後的漢風謚號為「元明天皇」，和風謚號為「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豊国成姫天皇」。目前，所有的天皇以漢風謚號被稱為「〇〇天皇」，但在明治三年前，自冷泉天皇至後桃園天皇（除了安德天皇、後醍醐天皇和仲恭天皇）之間的所有天皇不被稱為「〇〇天皇」而被稱作「〇〇院」。
1868年明治天皇頒布明治改元之詔3，确立一世一元制，确立一世一元制以来也形成天皇驾崩以后以其在位年号为谥号的惯例。目前最後一次上謚號，是在昭和天皇的大喪之禮，昭和六十四年1月31日，由海部俊樹公佈大行天皇裕仁的正式謚號，即「昭和天皇」。
指為中國式的謚號，通常為兩字如：「神武天皇」、「孝明天皇」、「元明天皇」和「仁孝天皇」。但在平安時代中後期漸漸放棄了漢風謚號。直至光格天皇薨逝時恢復自光孝天皇以來近千年沒有使用的漢風謚號。明治維新後，漢風謚號漸漸不使用，轉而使用一世一元的追號。
谥号 日本諡號系统
指為日本式的謚號，通常為多字如：「神日本磐余彥天皇」、「大泊瀬幼武天皇」、「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和「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豊国成姫天皇」。但在平安時代中後期漸漸放棄了和風謚號。光格天皇薨逝時並沒恢復自平安時代早期以來近千年沒有使用的和風謚號。和風謚號至此消失在歷史的長河。
又作帝號、謚號，追號取自天皇生前的居所，或取自天皇的年號，如「桃園天皇」、「醍醐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追號在光格天皇至孝明天皇時期曾短暫廢除直至明治維新後因開始使用一世一元，故而使用追號。
此外，還有一些天皇的追號取自早期皇帝，因令人钦佩的特征与早期皇帝相似，並加上「后」字。如「後桃園天皇」、「後醍醐天皇」、「後宇多天皇」和「後堀河天皇」。
還有天皇將前兩位天皇的謚號合併，成為自己的追號。如興子，其諡號「明正」二字是由古代元明天皇與元正天皇兩位女帝諡號各取一字；稱光天皇的謚號取自於稱德天皇與光仁天皇兩位天皇謚號中的其中一字。
谥号 日本諡號系统
皇后在薨逝會被追上謚號，分別為漢風謚號和和風謚號，但和風謚號漸漸消失了。其中気長足姫是第一位獲得謚號的皇后，漢風謚號「神功皇后」，和風謚號「気長足姫尊」。有些皇后僅僅只有漢風謚號如藤原安宿媛在天平寶字四年，被朝廷追謚為「天平應真仁正皇太后」。此外，還有些皇后只有和風謚號，如藤原乙牟漏追上謚號曰「天之高藤廣宗照姬之尊」。
平安時代中後期開始，皇后會被上院號，又作女院。如「四條院」、「上東門院」、「陽明門院」和「二條院」。明治維新后，廢除了院號，恢復了謚號制度。如明治天皇之嫡母九條夙子被尊為皇太后，薨逝被追謚為「英照皇太后」；明治天皇的正妻一條美子在薨逝後，被養子大正天皇追上謚號「昭憲皇太后」。
目前最後一次上謚號，是在平成十二年7月10日，尊上大行皇太后良子謚號「香淳皇后」。
谥号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諡法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西班牙行政區劃
西班牙的行政區劃依照現行的1978年版《西班牙憲法》第八章規定，分為下列三級：
西班牙原先僅設有省（其邊界確立於19世紀中期），1978年版《西班牙憲法》在省之上增設自治區，以因應西班牙各地方在社會與文化上的自主性。《西班牙憲法》第二條承認「民族和地區」的自治權利，並聲明「西班牙國家之牢不可破的統一」。西班牙的自治區在性質上與聯邦制國家的「州」相似，西班牙政府將行政和立法權力下放予自治區，各自治區政府負責管理學校、高等教育、衛生、社會服務、文化與城鄉發展，並負責一定程度的治安事務，在不逾越憲法的前提下施行高度地方自治。省的性質則因自治區的設置偏向虛級化，主要用作選區以及地理編碼（如郵遞區號、電話區碼等）參照之用。由於自治區擁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權力，這使西班牙的政治體制偏向聯邦君主制，儘管西班牙政府並不承認。
自治區共有17個，自治區之下共劃分為50個省，其中有7個是轄區內僅有一省的「單省自治區」；自治市則有2個（休达、梅利利亚），均位於鄰接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省及自治市內轄有若干市鎮，截至2016年全國共有8124個。西班牙另在地中海擁有3個主權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治。
西班牙行政區劃 各自治区经济
2008年西班牙一级行政区经济总量（GDP）如下表：（单位为百万元，2008年1欧元折合1.4648美元）
東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語：，缩写作），简称民主德国（民德）或東德（）是1949年至1990年间存在的一个中欧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0月7日在德国苏占区成立，首都为东柏林。民主德国位于现今德国的东北部，面积为107,771平方公里，与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波兰接壤，北部为波罗的海。1990年10月3日併入西德完成两德统一後終結。
東德
民主德国执政党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其他政党组织通过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集团”和“全国阵线”参与政治活动。冷战期间，西方國家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1948年，苏联占领当局将权力移交给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随后在1949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建国初期部分人民受西方影响，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不满，遂于1953年发生了六一七事件，苏联驻德部隊参与对暴乱镇压。东德成立初期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外逃问题，在1950年代有270万东德居民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非法越境到西德，但同时亦有部分西德居民前往东德。除建立两德边境外，1961年东德政府更沿西柏林边境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逃往西方。国家教育机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培养社会主义特性的人才。在1989年前，政府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及联合党派掌握，其对各岗位的干部选拔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東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体系为计划经济，依照有计划的经济政策组织生产并分配消费品。其国民经济高度国有化，对先前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以人民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贸易组织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生产单位替代。隨後1963年解凍期，民主德国提出了“新经济体制”的指导方针，197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提出了“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效益、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方针。此后10年，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5%，国民收入平均增长4.6%。东德建立了就业保障制度，且与西德相比具有较高的妇女就业率，东德也成为了当时东方阵营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国家对日用消费品采取補貼措施以降低物价，然而国民经济无法满足居民对部分食品和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因此不得不通过从西方进口，亦同时增加了国家的债务。
政治以及经济上的長期问题导致东德居民出現不满情绪，在昂纳克拒绝效仿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后，东德的离境人数开始增加，并爆发了持续的抗议活动。1989年东德发生了一场非暴力的革命，当时戈尔巴乔夫領導的苏联政府拒绝干涉这一事件，最终这场革命结束了统一社会党的一党专政。次年，东德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选举，随后国际多方协商签订《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以及多次妥协之后，东德于1990年10月3日併入西德达成兩德統一，德国结束长达近半个世纪（由东西德各自成立到重新统一相隔41年左右，如果从二战后英美法苏分区占领德国开始计算则为约45年）的分裂状态。但直到1994年，苏联西方集群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驻德集群才撤出前东德地区。
東德 称呼
东德的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为DDR，这一缩写形式在东德媒体频繁使用，特别是在1968年东德政府颁布第二版宪法时对西德访客着重宣传。
由于部分西德人质疑东德的主权合法性和宪法，在冷战冲突时有时也使用东部地区（Ostzone）、苏维埃区（Sowjetzone）、潘科（东德领导人居住地，亦以“潘科的领导人”代指东德领导层）指代东德。西方媒体和外交官倾向于使用其他的名字，例如中部德国，这一称呼来自东德位于1937年前德国版图的中部。
使用蘇聯佔領區（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缩写为SBZ）的人通常意在强调东德缺乏独立的主权，最初西方媒体也使用这一缩写。部分人为了避免使用东德的正式国名有时也会使用东部一词（Ostzone或der Osten），一些东德人也会使用这一名称。
東德 称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德和其媒体最终也接受了DDR这一缩写，但德语中东德国（Ostdeutschland）对于德国本国人却不常用，因为这通常指代德国前东部领土。
德语中西德国（Westdeutschland）一词通常在日常使用中指代西德。但除西柏林居民外，德国人传统上一般不被认为此词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東德 領土範圍及行政區劃
東德的領土範圍，包含今日德國境內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羅斯托克）、布蘭登堡（科特布斯）、薩克森（德累斯頓、萊比錫）、薩克森-安哈特與圖林根等邦（州），再加上大柏林地區的東半部。
1952年前，东德的行政区划仍为传统上德国的五个州。1952年，东德开展行政区划改革，解散五州并成立14个区（Bezirke），每個区均以中心城市的名字命名：
東德 領土範圍及行政區劃
1945年，納粹德國投降後，根據二戰時盟國的有關協定，柏林被蘇美英法四國分區佔領，東柏林為蘇聯佔領，而西柏林则為美英法共同佔領。1948年，東西柏林正式分裂。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蘇聯從水陸兩路封鎖西柏林，後解除封鎖。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東柏林成為民主德國的首都。但西柏林實際上依然為美英法三國共同控制，雖然聯邦德國基本法和西柏林憲法規定西柏林隸屬於聯邦德國的一個州，但是，西方三國認為該規定同柏林的現實地位不符，宣佈該條款暫不生效，但認為西柏林與聯邦德國間有著「特殊關係」，同意西柏林在司法、經濟、財政、貨幣和社會制度方面同聯邦德國一體化。1961年，為阻隔東德人遷往西德，東德政府在苏联政府授意下，在東柏林的一側修建了舉世聞名的柏林圍牆，直至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德合併到西德。
東德 政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1949到1961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时期；1961到1970年柏林墙的修建减少了逃亡行为，东德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1971到1985年被称为昂纳克时代，此时民主德国加强了与西德的关系；1985到1989年东德逐步走向衰亡。
东德宪法进行了若干次更改，反映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和相关的政策，并体现政党和群众团体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章，第1条规定：
德国是由德国各州组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1968年宪法：做出修改以强调社会主义性质和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由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构成的政治实体。
1974年宪法修正案：根据东西德达成的协议，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宪法移除了与德意志民族有关的叙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由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构成的政治实体。
東德 政治
东德宪法规定部长会议为东德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政府内阁），并为人民议会选举产生。部长们来自国家阵线中的不同党派，但实际上不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有影响力。
东德的执政党是统一社会党。这个党在1946年在苏联的指导下由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波茨坦协定规定苏联须支持建立德国和其他华约国家的民主政体，因此亦允许存在一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党。所有的东德政党必须在民主德国国家阵线注册登记。除统一社会党以外，在国家阵线注册的政党还有：
在德国统一之后，统一社会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于西德勞動社會公平黨联合成立德国左派党。
民主德国亦存在许多群众组织，以鼓励整个社会中对政治较少关注的民众参与到统一社会党引导的政治生活中来。这些组织包括：
东德的议会被称为人民大会，并存在选举。选举相对简单，选票通常只写有一个候选人名字，选民只需要把选票放入票箱中即表示赞成。只有用笔在候选人名字上划线才能表示反对，且投票时没有任何保密措施。反对的后果通常是严重的：选民可能丢掉工作或是从学校开除，并被史塔西严密监视。
東德 政治
社会组织的代表也在人民大会占有席位，例如自由德国青年团、自由德国贸易联盟和德国民主妇女联盟。
不在人民大会占有席位的东德重要社会团体有德国体育体操协会和人民阵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苏友谊协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大会中的席位是固定的，共计500席，分配情况如下：
1949年东德曾效法议会民主制将立法机构分为“联邦议会”和“人民议会”的两院制，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废除州制后，联邦议会逐步被取消，并于1958年废除。立法机构遂成为人民议会的一院制。
东德妇女和家庭政策的法律依据是1950年通过的《产假和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法》。到1989年为止大约92%妇女参与了工作，这一指标显著超过了西德的数据。妇女就业所对应的女性解放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并且可以弥补离开东德的男性技术工人的空缺。然而担任在领导岗位的妇女却并不多。
政府通过建立全面的婴幼儿保健系统促进妇女就业。作为政府的家庭政策，政府将为有孩子的夫妇优先分配专项贷款和住房。1972年《堕胎法》通过后妇女允许在怀孕的前十二个星期内流产，而1973年到1980年间的新生婴儿数目仍上升了三分之一。
東德 政治
在日常生活中妇女需要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根据1970年的调查，妇女平均每周从事47小时的家务劳动，男子从事约6小时，其他情况约4小时。
东德反对派别（DDR-Opposition）一词指代东德存续四十年中诸多不同形式和目标的异见者。早期对东德反对派通常通过清洗和有选择性地起诉压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布拉格之春影响，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推进人权、和平与裁军以及反对环境污染的反对派团体。许多新教教会为反对派提供支持，为其提供活动场所和印刷工具。
直到1989年秋新论坛成立前，东德的公民权利运动大多旨在促进改革，绝少目的为废除东德政府。但反对派仍受严密监视，特别是国家安全部史塔西（东德居民俗称“听和看公司”，德語：）的官方和非官方线人的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会因程度不同遭受政治迫害、骚扰或长期监禁，帮助东德居民叛逃西方的人有时会被史塔西据秘密指令绑架。
史塔西在所谓的“拘留中心”（Untersuchungshaftanstalten des MfS）中运用虐待和单独监禁等诸多强制手段使政治犯坦白供认。20世纪60年代后，虐待等酷刑渐渐变得少见，而更多使用心理折磨来拖垮政治犯的意志，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施加心理折磨很难取证。
東德 军事
由于东德在美苏冷战中靠近西方的地理位置，东德以国家人民军作為軍隊，其水平在华约中是最为先进的。下分以下四个军种：
地面部隊
人民海軍
航空部隊—防空部队
边防军
每个成年男子必须参加18个月的强制兵役。对于身体原因和由于宗教因素或持异议不能正常服役者，会被送入建筑队（Baueinheiten）。这是1964年东德政府设立的工程建设组织，以回应新教教会所施加的压力。东德武装力量中也包含一些准军事化后备力量，如工人阶级战斗队、德国人民警察以及被称为“党的剑与盾”的国家安全局——史塔西。
苏联驻德国集团军拥有超过30万的苏联士兵，该集团军来自于苏联占领军，以确保东德军事力量与西方的平衡。苏联驻德国集团军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进攻性武器。考虑到战争中先发制人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苏联开始在东德部署核武器。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苏联驻德国集团军于1986年开始撤出东德，1994年全部撤出德国。
東德 人口
东德人口从1948年的1,900万减少到了1990年的1,600万，大概400万人口从奧德河-尼斯河線以东迁移而来。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在1961年柏林墙修建之前大约四分之一居住在东德领土上的德国人离开了东德，并且自那之后东德的出生率一直很低。但在统一前几年东德的出生率超过了西德。相比而言，在这段时间里东德的邻国波兰的人口从1950年的2,400万增长到了3,800万，为东德人口的两倍。
東德 經濟
如同其他中歐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東德實行計劃經濟，跟苏联相似，與實行市場經濟或混合經濟的多數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國家建立全面的生產計劃、生產目標、價格，並根據計畫調撥資源。生產方式幾乎完全由國家所擁有。如在1985年，國營企業或集體生產所得產值占國民淨收入的96.7%。居民按照固定的價格購買產品，由國家提供80%的基本供應費用，從食品到住房價格均固定。
德國統一社會黨管理和控制國家的經濟以及社會的各方面，擁有最高的領導地位。在採納總書記的報告並制定了未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稿）後，德國統一社會黨開始在國會正式行使它的領導角色。
東德 經濟
東德也存在極少量私營部門，但並非毫無意義。1985年，約2.8%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私人企業。私營部門包括私有農夫和花匠、獨立工匠、批發商和販商等。個體經濟受“自由職業者”（如藝術家、作家等）的管理，雖然是個體經營，但被政府嚴格調控。1985年在私營經濟中，個體經濟所占比例第一次有了少量增加。根據原東德統計，私有企業主的數目從1984年的大約500人增加到1985年的大約176,800人。某些私營部門的運作對德國統一社會黨和整個社會體系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例如，鼓勵私有經濟，提高私有經濟的主動性成為國家用來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促進經濟發展的努力方向。
著名的东德出口产品有柏卡牌相机，特拉贝特、瓦爾特堡、IFA工厂出产的汽车，猎枪，六分仪以及腕表。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东德仍遭受着糖、咖啡之类的基本食物的短缺。一些在西方有亲戚或朋友并且在国家银行有外汇账户的东德人，可以在外汇商店购买西方及出口级别的东德物品。
东德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各种商品、食品和原材料依赖进口，且东德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贸易额以百万美元计如下：
東德 經濟
北部的罗斯托克区、什未林区和新勃兰登堡区是东德主要的农业区。临近波罗的海的罗斯托克区发展航运业，其中的罗斯托克港具有发达的造船业，它也是与苏联东欧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此外什未林和新勃兰登堡具有发达的金属加工业和轻工业。
马格德堡区、波茨坦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区、科特布斯区农业蓬勃发展。科特布斯是东德最大的褐煤产区，区内的能源产业占东德能源生产的约40%。由于东德政府的投资和建设，艾森许滕施塔特（原斯大林施塔特）具有发达的钢铁工业，其发展水平与西德相当。马格德堡发展机械制造业。
东柏林地区的工业、通信、服务业蓬勃发展。东柏林保留有西门子公司和AEG公司，发展电器及电子产业。
德累斯顿区、卡尔·马克思城区、莱比锡区、哈雷区是东德南部的工业区。哈雷区具有繁荣的化工行业，占东德生产总量的约40%。卡尔·马克思城区的纺织行业更是一枝独秀，占东德的总产量的50%。此外茨维考还是著名的特拉贝特轿车的产地。
埃尔福特区，格拉区，苏尔区也是东德的主要工业区。爱尔福特和耶拿主要为电子和光学行业，艾森纳赫发展汽车制造业。
東德 环境
2009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东德的生态环境可以被形容为是“灾难性的”。由于广泛使用褐煤，该国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高的。由于空气污染，男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哮喘死亡率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约有120万人不能获得符合标准的饮用水，1989年的东德的所有湖泊和河流中只有1%到3%没有被污染，只有58%的居民生活在有污水处理厂的地方，森林面积的52%被破坏。仅有不超过40%的废物被妥善处理，对于危险废物亦没有高温焚化炉。1970年当局以环境数据会被阶级敌人用来抹黑为由，将环境数据列为“机密信息”。20世纪80年代初后将其在档案局定为“机密资料”。任何对环境政策的批评也会被无情地镇压。
東德 环境
东德通过从西方国家的进口废弃物（主要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取外汇收入。对西德企业而言，将废物运送到东德处理的成本仅是送到西德垃圾填埋场处理成本的十分之一，因此尽管运输费用相对较高，西德企业及地方政府会选择运送废弃物至东德。处置废弃物得到的收入通常由地区商业协调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管理，很大一部分资金被转移至所谓的“昂纳克账户”和“米尔克帐户”上，并由居住在万德利茨的统一社会党精英阶层使用。1980年代中后期，西德以及东德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增强，对于东德进口废弃物采取消极的态度，但东德处理进口废弃物时并不能达到西德的环境标准。讽刺的是，1990年德国统一后这些垃圾填埋场又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接管。
东德生产的特拉贝特和瓦尔特汽车使用过时的二冲程发动机，其废气对环境造成了显著污染。由于其中含有烃，废气具有明显气味和颜色。而同时期四冲程且不加装催化转换器的发动机相比而言，其氮氧化物排放只有两冲程发动机的十分之一，这是导致酸雨和煙霧的原因。其一氧化碳排放尚在正常标准内。
東德 交通
1960年东德具有12,335公里的国道，33,144公里的区级道路和1,378公里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允许的最高速度为100公里/小时。
德国国营铁路于1949年在苏占区成立，部分继承自原德意志国铁路。1993年和西德的德国联邦铁路合并，于1994年共同成立德国铁路股份公司。
国际航空公司是东德的国家航空公司，其下属部门也负责管理所有其他商业飞行活动（农用飞机、交通管制、机场管理）。成立于1958年，1991年被解散。
依照1945年波茨坦会议的规定：
14条：德国分区占领期间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经济体，为此应在以下领域确立共同的政策：
……
G）交通运输系统
并在实施时适当考虑当地条件。
西德公民被允许通过东德交通往来西柏林，1972年5月26日两德签订了《过境协定》更使其常态化。
東德 交通
通过公路过境的旅客被严格禁止与东德公民的直接贸易和接触。并且必须尽可能不中断地通过，只被允许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或加油站短暂停留。为了检查高速公路上的情况，史塔西有时会驾驶西德车辆冒充西德旅客监视海关和高速公路工作人员。
乘火车通往西柏林的旅客在东德边境换乘东德列车，由于快速通过沿途的所有东德车站，这种列车得名绰号“电鳗”（Zitteraal）。《过境协定》签订后旅客数量显著增加，为了提高过境列车的利用率有时编挂列车节数多达15辆，这是欧洲铁路客运列车所允许的最大长度。
过境签证费和过境交通收费为东德提供了显著的经济利益。有时西德政府会报销个别旅客的签证费。1972年后达成了过境协议，签证费用将统一支付给东德政府而不单独收费。
東德 文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的官方任务是促进社会主义。东德宪法第18条“社会主义文化”指出国家宪法保护并提倡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宪法后期又另外指出“艺术的创作基础是艺术家与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20世纪50年代东德官方鼓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以期望艺术能够描绘社会主义的生活并且显示在东德工作和生活的幸福。东德从国家层面引导文化和教育的发展。1968年宪法提出倡导社会主义文化，丰富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并且艺术家贴近人民：“将健身、体育和旅游疗养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元素，促进全体公民身体和智力的全面发展。”
在1957年东德只有86座剧院、40个交响乐团、11,092座图书馆、284家博物馆、803座文化中心、451家俱乐部、6个艺术合唱团和3078家电影院；而在1988年分别为18,505座图书馆、1838座文化中心、962座青年俱乐部和111家音樂學院、213家剧院、88个乐团、808个电影院、741个博物馆和117个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