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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格玛密码机 描述
除了早期的A型和B型之外，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最后一个转子之后都有一个反射器，反射器是恩尼格玛密码机与当时其它转子机械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它将最后一个转子的其中两个触点连接起来，并将电流沿一个不同的路线导回。这就使加密过程与解密过程变得一致。但是，反射器也使恩尼格玛密码机具有了如下性质：加密后得到的字母与输入的字母永远不会相同。这在概念上和密码学上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最终被盟军解码人员利用。
在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C型）中，反射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安装方式。在D型中它可以有26种方式。而在军用恩尼格玛密码机中，反射器可以像转子一样转动。
在德国陆军和空军版恩尼格玛密码机中，反射器是固定的，并且不会旋转；他们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一共有4个版本。最初的版本被标记为A型，1937年11月1日它被B型取代。第三种型号，C型，在1940年被短暂地使用过，它最终被木屋6号破解。D型拥有一个可以重新接线的反射器，首次测试于1944年1月2日，这个版本允许操作员来调整接线方式。
恩尼格玛密码机 描述
接线板允许操作员设置各种不同的线路。它首先在1930年被用于德国陆军，很快地，德国海军也开始使用它。193连接线板极大地增强了恩尼格玛密码机的保密性，它的使用相当于多增加了不止一两个转子。没有接线板插口之间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可以被很容易地用人工方法破解，但是加上连接线板后，盟军的密码专家就需使用特殊的机器了。
接线板上的每条线都会连接一对字母。这些线的作用就是在电流进入转子前改变它的方向。为了解释它的原理，我们把E插口和Q插口连接起来。当操作员按下E键时，电流就会先流到Q插口（相当于按下Q键）再流经转子。接线板上最多可以同时接13条线。
电流会从键盘流经接线板，之后进入转子。接线板上的每个插口内都有两个插孔，当将插头插入时，上插孔（连到键盘）与下插孔（连到转子）之间的连接就会被断开。另外一个插口内的上插孔会与此插口内的下插孔连接起来，而下插孔会与此插口内的上插孔连接起来，这样就完成了两个插口之间的连接。
M4版恩尼格玛密码机配备的一个很有用的附件就是Schreibmax，这是一台小型打印机，它可以将字母打在一张纸条上。这就使德军不用再使用第二个操作员来记下显示板上的字母了。Schreibmax位于恩尼格玛密码机的顶部并与显示板连接。为了安装Schreibmax，显示板的盖子与里面的所有灯泡都需要被拆下。Schreibmax除了使用方便之外还可以提高保密性，因为它可以放置在离恩尼格玛密码机很远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第三者看见未加密的原文了。
另外一个附件就是独立式显示板。如果恩尼格玛密码机配备了一个附加的显示板，那么装它的木盒就会更宽。安装独立式显示板也要求将显示板的盖子与里面的灯泡拆下。
1944年德国空军启用了Uhr（鐘）系统。这是一个包含了一个旋钮的盒子，这个旋钮有40种位置。这个盒子的功能相当于接线板。
恩尼格玛对每个字母的加密过程可以以数学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组合过程。假设一台德国陆军/空军版3转子恩尼格玛密码机，P表示接线板的连线（），U表示反射器，L、M、R表示左（）、中（）、右（）转子。那么加密后的信息
就可以表示成
恩尼格玛密码机 操作步骤
德军的各支部队使用一些不同的通讯线路，每条线路中的恩尼格玛密码机都有不同的设置。为了使一条信息能够正确地被加密及解密，发送信息与接收信息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设置必须相同；转子必须一模一样，而且它们的排列顺序，起始位置和接线板的连线也必须相同。所有这些设置都需要在使用之前确定下来，并且会被记录在密码本中。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设置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恩尼格玛密码机被设计成即使在转子的线路设置被敌人知道时仍然会很安全，尽管在实际使用中德军尽了全力来防止线路设置被泄露出去。如果线路设置为未知，那么最多需要尝试10114种情况才可能推算出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密码；当线路和其它一些设置已知时，也最多需要尝试1023次。恩尼格玛密码机的使用者对它的保密性很有信心，因为敌人不可能使用穷举法来找出密码。
恩尼格玛密码机 操作步骤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大部分设置都会在一段时间（一般为一天）以后被更换。但是，转子的起始位置却是每发送一条信息就要更换的，因为如果一定数量的文件都按照相同的加密设置来加密的话，密码学家就会从中得到一些信息，并且有可能利用频率分析来破解这个密码。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转子的起始位置在每次发送信息之前都会被改变。这个方法被称作“指示器步骤”。
最早期的指示器步骤成为了波兰密码学家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机密码的突破口。在这个步骤中，操作员会先按照密码本中的记录来设置机器，我们假设这时的转子位置为AOH，之后他会随意打三个字母，假设为EIN，接着为了保险起见，他会将这三个字母重新打一遍。这六个字母会被转换成其它六个字母，这里假设为XHTLOA。最后，操作员会将转子重新设置为EIN，即他一开始打的三个字母，之后输入密电原文。
在接收方将信息解密时，他会使用相反的步骤。首先，他也会将转子按照密码本中的记录设置好，然后他就会打入密文中的头六个字母，即XHTLOA，如果发送方操作正确的话，显示板上就会显示EINEIN。这时接收方就会将转子设置为EIN，之后他就可将密电打入而得到原文了。
恩尼格玛密码机 操作步骤
这个步骤的保密性差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操作员将转子的设置打到了密电中，这就使第三方能够得知转子设置。第二，这个步骤中出现了重复输入，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弱点使波兰密码局早在1932年就破解了二战之前的德军恩尼格玛系统。但是从1940年开始，德国改变了这个步骤，它的安全性也就提高了。
这个步骤只被用于德国陆军和空军。德国海军发送信息的步骤要复杂的多。在被恩尼格玛密码机发送之前，信息会先被Kurzsignalheft密码本进行加密。这个密码本将一个句子替换为了四个字母。它转化的句子包括了补给、位置、港湾名称、国家、武器、天气、敌人位置、日期和时间等内容。
德国陆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键盘上只有26个字母，标点符号由字母组合来代替，X相当于空格。在各军种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中，X都相当于句号。有一些标点符号在不同军种的密码系统中被不同的字母组合代替。陆军的系统使用ZZ来表示逗号，FRAGE或FRAQ则表示问号。但是德国海军用来表示逗号及问号的则分别为Y和UD。Acht（意为“八”）和Richtung（意为“方向”）中的字母组合CH则由Q来代替。CENTA、MILLE和MYRIA分别表示两个、三个和四个零。
德国陆军和空军将每条信息都翻译成5个字母的代码。使用四转子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德国海军则将信息翻译成4字母代码。经常用到的词语代码与原词语的差别越大越好。Minensuchboot（意为“扫雷艇”）这样的词语可以被表示为MINENSUCHBOOT、MINBOOT、MMMBOOT或MMM354。比较长的信息会被分成几个部分来发送。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的破译
1931年11月8日，法国情报人员与德军通讯部门长官鲁道夫·施密特（就是他下令德军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的弟弟——汉斯-提罗·施密特，在比利时接头。在德国密码处工作的施密特很厌恶納粹政權，于是他就向法国情报人员提供了两份有关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操作和转子内部线路的资料。但是法国还是无法破译它的密码，因为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设计要求之一就是要在机器被缴获后仍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当时的法军认为，由于凡尔赛条约限制了德军的发展，所以即使无法破译德军的密码，将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也不会吃多大亏，于是在得出德军密码“无法破译”的结论之后，就再也没有用心地研究它了。
与法国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独立的波兰的处境却很危险，西边的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割让给了波兰大片领土，德国人对此怀恨在心，而东边的苏联也在垂涎着波兰的领土。所以波兰需要时刻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信息。这种险峻的形势造就了波兰一大批优秀的密码学家。他们很容易就监控住了德军内部的通讯系统，但是1926年被德军启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却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困难。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的破译
1921年，波兰与法国签订了一个军事合作协议。在波兰的坚持之下，法国把从施密特那里得来的情报交给了波兰人。恩尼格玛的指示器步骤存在严重缺陷，波兰人正是以这个缺点为突破口破解了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
1940年由“超级机密”破解的德军情报表示，德国人会在11月14日进行大规模空袭，地点包括伦敦、考文垂在内的三个可能地点。最终英国人也未能确认地点，未能阻止考文垂大轰炸的发生。威廉·温特博特姆的书中说丘吉尔已确认了空袭地点，但出于隐匿“超级机密”的考虑未采取预防措施，这一说法广泛流传乃至电视剧《神探夏洛克》也有所引用。雷金纳德·维克多·琼斯，David Hunt, Baron Hunt of Wirral爵士，Ralph Bennett和Peter Calvocoressi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反驳，指当时丘吉尔正在前往迪奇利公园的路上，被告知伦敦将会被空袭，于是折回唐宁街十号准备在空防部顶楼亲眼观看空袭。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的破译
但1941年英国海军在乔·贝克-克雷斯威尔舰长的斗牛犬号军舰捕获德国潜艇U-110才真正拿到德国海军用的密码机和密码本，并將此事保密只告诉美国罗斯福总统，英国国王喬治六世称赞此事件是整个二次大战海战中最重要的事件。这让原本连数学天才图灵也破解不出的德军密码机得到破解，盟军设计的专门用来破译恩尼格玛密码的“炸弹”机也大大提高了布莱切利园的工作效率。
在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人并没有对破解恩尼格玛一事大加宣扬，因为他们想让英国的殖民地用上这种机器。1967年，波兰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恩尼格玛破译的书，1974年，曾在布莱切利园工作过的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写的《超级机密》（The Ultra Secret）一书出版，这使外界广泛地了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密码学家的辛勤工作。但是书中的丘吉尔为保守秘密而不通知考文垂将被轰炸一段被认为是小说家言，并非史实。
2001年4月21日，以为破译恩尼格玛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三位杰出的波兰密码学家马里安·雷耶夫斯基、杰尔兹·罗佐基和亨里克·佐加尔斯基命名的雷耶夫斯基、罗佐基和佐加尔斯基纪念基金在华沙设立，它在华沙和伦敦设置了这些波兰密码学家的纪念铭牌。2001年7月，基金会在布莱切利园安放了一块基石，上面刻着丘吉尔的名言“人类冲突史上从未有如此之少数，于如此短暂之时，挽救如此多众生。”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历史与发展
恩尼格玛密码机系列中包含了许多型号。最初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是1920年代早期启用的商业用型号。1920年代中期，德国军方的各支部队也开始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他们进行了一些改进以提高它的保密性。一些其它国家也使用了恩尼格玛密码机或它的仿制品。
1918年2月23日，德国工程师亚瑟·谢尔比乌斯申请了他设计的一种使用转子的密码机的专利，并和理查德·里特组建了谢尔比乌斯和里特公司。他们向德国海军和外交部推销这种密码机，但是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他们随后将专利权移交给了Gewerkschaft Securitas，他在1923年7月9日组建了Chiffriermaschinen Aktien-Gesellschaft（意为“密码机股份公司”）；谢尔比乌斯和里特任董事。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历史与发展
该公司随后开始推销他们的“恩尼格玛A型”转子机，它从1923年到1924年都在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展出。这台机器很笨重，它包含了一台打字机。它的体积为65×45×35立方厘米。重量大约为50公斤。之后，B型恩尼格玛密码机也被生产了出来，它在结构上与A型相似。尽管名字为“恩尼格玛”，但A和B两种型号和后来的型号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两种型号在大小和形状上有所不同，并且没有反射器。
反射器这个主意是由谢尔比乌斯的同事威利·科恩想出来的，1926年的“恩尼格玛C型”首先安装了反射器。反射器是恩尼格玛密码机的一个显著特征。
C型比前几种型号更小且更易于携带。它没有配备打字机，而是由操作员来记下显示板上的信息，所以它又有了“亮着灯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样一个外号。恩尼格玛C型很快就被恩尼格玛D型（1927年开始生产）取代。D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的样品被送到过瑞典、荷兰、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波兰。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历史与发展
德国海军是德国第一支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的部队。海军型号从1925年开始生产，于1926年开始使用。键盘和显示板包含了29个字母，即A-Z、Ä、Ö和Ü，它们在键盘上按顺序排列，而不是按一般的QWERTY式。每个转子有28个触点，字母X的线路不经过转子，也不被加密。操作员可以从一套5个转子之中选择三个，而反射器可以有四种安装位置，代号分别为α、β、γ和δ。1933年7月这种型号又经过了一些小改进。
到了1928年7月15日，德国陆军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即“恩尼格玛G型”，它在1930年6月经过改进成为了“恩尼格玛I型”。恩尼格玛I型于二战之前与进行的时候在德国军方和其它一些政府组织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恩尼格玛I型与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最显著的不同就是I型有一个接线板，这极大地提高了它的保密性。其余的一些不同点包括了固定的反射器，并且I型转子的V形刻痕移到了字母环上。这台机器体积为28×34×15立方厘米，重量约为12公斤。
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历史与发展
1930年，德国陆军建议海军采用他们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他们说（有接线板的）陆军版安全性更高，并且各军种之间的通信也会变得简单。海军最终同意了陆军的提议，并且在1934年启用了陆军用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海军改型，代号为“M3”。当陆军仍然在使用3转子恩尼格玛密码机时，海军为了提高安全性可能要开始使用5个转子了。
1938年12月，陆军又为每台恩尼格玛密码机配备了两个转子，这样操作员就可以从一套5个转子中随意选择三个使用。同样在1938年，德国海军也加了两个转子，1939年又加了一个，所以操作员可以从一套8个转子中选择三个使用。1935年8月，德国空军也开始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1942年2月1日，海军为U型潜艇配备了一种四转子恩尼格玛密码机，代号为“M4”（它的通信网络叫做“蝾螈”，而盟军叫它“鲨鱼”）。
曾經還有一种大型八转子可打印型恩尼格玛密码机，叫做“恩尼格玛II型”。1933年，波兰密码学家发现它被用于德军高层之间的通讯，但是德军很快就弃用了它，因为它不可靠，并且经常出故障。
德国防卫军用的是“恩尼格玛G型”。这种型号有四个转子，没有接线板，并且在转子上有多个V形刻痕。这种恩尼格玛密码机还有一台会记录按键次数的计数器。
其它国家也使用了恩尼格玛密码机。意大利海军使用了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来作为“海军密码机D型”。西班牙也在内战中使用了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英国密码学家成功地破解了它的密码，因为它没有接线板。瑞士使用了一种叫做“K型”或“瑞士K型”（军方与外交机构使用）的密码机，它与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D型非常相似。许多国家都破解了它的密码，这些国家包括了波兰、法国、英国和美国。日军使用了“恩尼格玛T型”。
恩尼格玛密碼機并不是完美的，尤其是在盟军了解了它的原理之后。这就使盟军能够破译德军的通讯，而这在大西洋海战中是具有关键作用的。
人们估计一共有100,000台恩尼格玛密码机被制造出来。在二战结束以后，盟军认为这些机器仍然很安全，于是将他们缴获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卖给了一些发展中国家。
恩尼格玛密码机 保存下来的恩尼格玛密码机
盟军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过程直到1970年才公开。从那以后，人们对恩尼格玛密码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博物馆也开始展出了一些恩尼格玛密码机。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有一台3转子和一台4转子恩尼格玛密码机，还有几台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家密码学博物馆有一台恩尼格玛密码机，来参观的客人可以用它来加密及解密信息。美国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英国的布莱切利园、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和德国、美国和英国一些地方也展出着恩尼格玛密码机。现在已经关闭了的聖地牙哥计算机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台恩尼格玛密碼机，它在博物馆关闭后被送给了圣迭戈州立大学图书馆。一些恩尼格玛密码机也成为了私人收藏品。
恩尼格玛密码机有时也会被拍卖，20,000美元的竞拍价并不稀奇。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复制品包括了一台德国海军M4型的复制品，一台电子系统经过了改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恩尼格玛E型），各种计算机模拟软件和纸製模型。
恩尼格玛密码机 保存下来的恩尼格玛密码机
一台罕见的序号为G312的德国情报局版恩尼格玛密碼机于2000年4月1日从布莱切利园被偷走。9月，一个自称“老大”的人放出消息说他要得到25,000英镑，否则就会将那台恩尼格玛密码机毁掉。2000年10月，布莱切利园的官员宣布他们会支付这笔钱，但是在钱付完之后敲诈者却没有回信。就在此后不久，它被匿名地送到了BBC的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那里，但是三个转子却不见了。2000年11月，一个叫做丹尼斯·叶茨的古董交易家在给星期日泰晤士报打电话要交还那些遗失的转子后被拘捕。事后那台恩尼格玛密码机被送回了布莱切利园。2001年10月，叶茨在承认他就是偷了那台恩尼格玛密码机并对被布莱切利园董事基丝丁·拉吉（Christine Large）进行了敲诈的人后，被判了10个月的有期徒刑，但他坚持说自己只是为第三者服务的一个中间人。他在入狱三个月后被释放。
恩尼格玛密码机 保存下来的恩尼格玛密码机
恩尼格玛密码机对密码机的设计是非常有影响的，有一些其它的转子机械就起源于它。英国的Typex机就起源于恩尼格玛密码机的专利设计，它甚至包含了真实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中并未应用的专利设计。为了保密，英国政府没有为应用这些专利设计付版税。日本使用了一种被美国密码学家称作GREEN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复制品。在这台并没有被大量使用到的机器中，四个转子是垂直排列的。美国密码学家威廉·弗里德曼设计了M-325，这是一台与恩尼格玛密码机具有相似原理的机器，但它从没有被造出来过。
2002年，荷兰的塔吉雅娜·凡·瓦克（Tatjana van Vark）制造了一台独特的转子机器。这台机器也是起源于恩尼格玛密码机，但是它的转子有40个金属触点及管脚，这就使操作员可以输入字母、数字和一些标点；这台机器包含了509个部件。
恩尼格玛密码机 相关改编
休·怀特摩尔创作的戏剧“破译密码”的内容为艾伦·图灵的生活，艾伦·图灵是在二战中帮助英国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密码的最大功臣。
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于1996年出版的小说“恩尼格玛”讲述的是布莱切利园的密码学家们破解恩尼格玛的过程。2001年这本小说被拍成了电影“恩尼格玛”。
由乔纳森·莫斯托拍摄并于2000年上映的电影U-571讲的是一群美国潜艇兵为缴获一台恩尼格玛密码机而抢了一艘德国潜艇后的故事。电影中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是一个收藏家手里的真品。这部电影的情节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历史发展，英國皇家海軍在1941年击败德军潜艇U-110号最早获得德国海军密码机，也是猎杀U-571电影的真实版本，美国只是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缴获了一艘U型潜艇。
2014年上映的电影《模仿游戏》讲述了艾伦·图灵等英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协助军方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过程。
2019年網易推出的非对称对抗悬疑手游《第五人格》中求生者阵营需要破译五台密码机让大门开启，逃生所需破译的五台密码机就是恩尼格玛密码机。
沙田區議會
沙田區議會（英語：），是香港十八個區議會之一，負責就新界沙田區的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該區議會由8名民選議員、16名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17名委任議員以及1名當然議員組成，為香港委任議員最多的區議會，另與觀塘區及元朗區並為香港民選議員及地區委員會界別數量議員最多的區議會，最新一次沙田區議會選舉在2023年12月10日舉行。
沙田區議會的會徽背景是青綠色。圖案的線條就像河流一樣，代表沙田的城門河。
沙田區議會 政治派系
自2000年起，該區議會由以下政治派系所控制：
沙田區議會 歷史
在沙田區議會成立初期，民主派在此區與葵青區發展比較成功。一些民主派組織，如太平山學會和民協都在此區成功取得議席。直到1991年之後，沙田區兩個領導級人物劉江華和蔡根培離開民主派政黨港同盟，並開始向親中派靠攏。兩人其後成立的公民力量，成功奪得該區不少議席，更被人稱為「沙田執政黨」。自此之後，建制派就成為沙田區的主流。
沙田區議會 歷史
在2014年，公民力量與新民黨結盟，大部份公民力量成員加入新民黨，使新民黨成為沙田區議會的最大政黨。然而，在2015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新民黨/公民力量在沙田區大敗（沙田區派出17人參選，最後只有8人當選，其中3人更是自動當選，更只有3席為擊敗民主派對手，其中兩席對手更是激進本土派），議席數目由選前的15個下跌至8個，失去接近一半原有議席，連同一名非公民力量的新民黨沙田區議員黃嘉榮（實際上黃嘉榮亦曾以公民力量名義參選，加入新民黨前亦與公民力量關係密切），新民黨在沙田區只剩下9席，整體建制派在沙田區由上屆的28席減至19席，只佔民選議席的一半。反之，泛民主派在選前的8席，增加今屆的19席，首次在沙田區議會取得半數民選議席。不過，泛民主派同時亦在其重鎮葵青區議會選舉失利，民主黨在葵青區失去了一半原有議席（由選前的8個下跌至4個），直接令泛民主派首次在葵青區不能取得半數民選議席，失去主導地位。從此，沙田區議會便取代了葵青區，成為民主派及非建制派唯一能控制一半民選議席的區議會。
沙田區議會 歷史
2019年，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只因為民主派在帝怡選區協調失敗而險保一席。民主派一舉奪下四十一席民選議席中的四十席，成功取得控制權。由部分沙田區民主派議員組成的沙田區政取得十三席成為最大黨。
2020年1月7日，逾30名沙田區議員及百多名市民，在沙田大會堂「百步梯」參與由地區組織「沙田一隅」發起的「和你plan」活動，讓市民討論社區事務，其中不少人提議建立社區連儂牆。而最關注的議題是「成立地區監警會」及「擴大黃色經濟圈」，其次為「定期舉行居民大會」。
2021年7月21日，沙田區議會召開大會，議程包括重選主席接替已辭職的區議會主席民主黨程張迎，區議會主席一職由獨立民主派李志宏當選。
2021年11月18日，沙田區議會召開特別會議，惟區議會前主席李志宏和前副主席黃學禮在10月的區議員宣誓中裁定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導致正副主席職務懸空，在會議上選出獨立民主派麥潤培及民主黨冼卓嵐分別當選區議會正副主席。
沙田區議會 爭議
2020年1月3日沙田區議會首次會議時，區議會主席程張迎動議為2019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犧牲的抗爭者默哀，惟該區兩名建制派區議員，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及民建聯林港坤離席抗議；該區的民政專員陳婉雯亦同樣指默哀「係你哋政治立場嘅表態」，亦拒絕默哀站立，被區議員許銳宇批評此舉冷血。另一區議員李志宏指出，昨日西貢及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上，秘書處亦一同參與默哀，譴責沙田民政處不合作。
2020年11月10日，多名沙田區議員發現沙田民政事務處將政府合署內的「沙田區議會會議室」改稱為「沙田民政事務處會議室」，而電梯大堂地圖上「區議會會議室」的字樣亦被刪掉。民政處職員在會上解釋有關改動是「固本清源，撥亂反正」，指現時的名稱可清晰反映其位置。不過由多名區議員組成的「沙田區政」認為相關改動是「妄自竄改」，批評民政處沒有與區議會溝通，有矮化區議會之嫌。
王家廟車站
王家廟車站為台灣鐵路管理局已廢止之淡水線的鐵路車站。位於現今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與東華街口北側、天母玫瑰社區大廈旁、台北捷運淡水線唭哩岸站與奇岩站之間。鄰近北投鎮安宮（王爺廟），因誤植而命名為王家廟車站。
ΔΣ調變
Delta-Sigma（ΔΣ）調變（或稱Sigma-Delta（ΣΔ）調變、SDM，中文譯作積分-微分調變）是一種數位類比互相轉換的實做方法，它是把高位元解析度低頻率信号用脉冲密度调制编码为低位元解析度高頻率信号的一种方法（PCM轉PWM），可以將量化失真移往更高頻率、減少濾除時對目標頻率的影響，推導自增量调制（Delta Modulation）原理的類比至數位或是數位至類比轉換技術。ADC或是DAC可藉由低成本的CMOS製程實現此一技術，也就是像數位IC一樣的製程。基於上述理由，即便本技術早在1960年代已經提出，但是要到近年來由於半導體技術精進才得以普遍的使用。幾乎所有的類比IC製造商都有提供Sigma-Delta轉換器產品。
ΔΣ調變 原理
ADC可被认为是一个压控震荡器，控制电压为被测量的电压，线性和比例性由负迴授决定。振荡器输出为一个脉冲串，每个脉冲为已知，常量，幅度=V且持续时间为dt，因此有一个已知的积分=Vdt但是变化的分离间隔。脉冲的间隔由迴授電路决定，所以一个低输入电压产出一个脉冲间的长间隔；而一个高输入电压产生一个短间隔。实际上，忽略开关错误，脉冲间的间隔与该间隔内输入电压的平均成反比，因此在该间隔ts内，是一个平均输入电压的样本，与v/ts成正比。
最终的输出数是输入电压（该电压由脉冲计数决定）的数字化在一个固定加总间隔=Ndt产出一个计数，Σ。脉冲串的积分为ΣVdt其在时间间隔Ndt内被生成，因此输入电压在加总周期内的平均为VΣ/N，而且是平均的平均所以只遭受很小的变化。
达成的精度取决于已知V的精度和一个计数内N的精度及分辨率。
ΔΣ調變 原理
上面描述的脉冲可被认为是迪拉克方程的形式化分析，计数可被认为Σ。在ADC的转化中，正是这些脉冲串被delta-sigma调制所传递。
ΔΣ架構主要是在對訊號的大小做一個粗略的估計，然後量測其誤差，將其積分並補償之，最後輸出的平均值會等於輸入訊號的平均值（若誤差的積分為有限值）。
積分器的數量決定了ΔΣ調變電路的階數（Order），圖2中所示為二階ΔΣ電路；階數越高時，noise shaping效果越好，但相對付出代價是穩定度必須妥善考量。
ΔΣ調變電路也可以用量化器的輸出位元數來分類，當使用N階的比較器時，輸出為log2N-bit；基於線性度的考量，常見的ΔΣ電路為1-bit組態，也就是輸出僅有兩個位準：0或1。
ΔΣ調變 Noise Shaping效果
由微分器、積分器構成的ΔΣ調變電路，會因其微分特性而對量化雜訊（Quantization noise）產生一種高通濾波的效果。一般線性PCM中產生的量化雜訊平均分布在各頻率上，基於前述特性，可以將量化雜訊推往高頻，而產生noise shaping功效。將取樣頻率設高，因人耳可聽到的頻段相對低頻，而此時將已經被推往高頻的量化雜訊以低通濾波器濾除，便可以得到量化雜訊較少的原訊號。
當ΔΣ調變階數越多時，noise shaping效果也會越顯著，如圖所示為1~3階ΔΣ的noise shaping效果。
ΔΣ調變 AD转换
对于AD转换，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压控振盪器。被测量电压是压控振盪器控制电压，线性度和比例由负回授回路决定。振盪器的输出是一连串的已知脉冲，宽度dt，幅度V，积分为Vdt。但是，各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可变的。脉冲间隔由回授電路决定，低电压产生长间隔，高电压产生短间隔。事实上，如果不考虑转换误差，脉冲间隔和此段时间输入电压的平均值成反比。最终，在固定的时间周期Ndt内，输出计数值Σ将反映出输入电压的大小。脉冲的积分为ΣVdt。平均电压为VΣ/N。精确度取决于V的准确度，N中单位计数的准确度和解析度。可以通过改变采样总时间Ndt，或者固定比例倒计时等方法，改变输入电压和对应数字电压比例。可以将脉冲视为δ（delta）函数，计数值为Σ（sigma）。
ΔΣ調變 目的
Delta-sigma调制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脉冲频率或脉冲密度，可理解为脉冲密度调制(Pdm)。只要脉冲的定时和符号可以恢复，则以已知固定速率表示比特的正脉冲和负脉冲序列在接收器处非常容易产生、发送和准确地再生。给定来自增量-西格玛调制器的这样的脉冲序列，可以以足够的精度重建原始波形。相反，在不转换为脉冲流而只是直接传输模拟信号的情况下，系统中的所有雜訊都将被添加到模拟信号中，从而降低其质量。使用Pdm作为信号表示是脉冲编码调制(PCM)的替代，以奈奎斯特率（Nyquist Rate）采样和量化为多比特码。
ΔΣ調變 过采样（Oversampling）
ΔΣ调制是一种过采样技术，可降低感兴趣频段(图5中的绿色)中的噪声，从而避免使用高精度模拟电路作为抗混叠滤波器。Nyquist转换器(黄色)和过采样转换器(蓝色)中的总量化噪声是相同的，但它分布在不同的频谱上。在ΔΣ转换器中，噪声在低频率时会进一步降低，这是感兴趣的信号所在的频段，而在较高频率时，噪声会增加，在那里它可以被过滤掉。这种技术称为噪声整形。
对于一阶Delta-Sigma调制器，噪声由传递函数为Hn(Z)=[1−z−1]的滤波器整形。假设采样频率fs与感兴趣的信号频率f0相比较大，则期望信号带宽中的量化噪声可以近似为：
.
类似地，对于二阶Delta-Sigma调制器，噪声由传递函数为Hn(Z)=[1−z−1]2的滤波器整形。带内量化噪声可以近似为：
ΔΣ調變 过采样（Oversampling）
.
一般而言，对于N阶ΔΣ调制器，带内量化噪声的方差为：
.
当采样频率加倍时，对于一个N阶ΔΣ调制器，信噪比提高了6N+3分贝。过采样率越高，信噪比越高，分辨率以位为单位越高。
过采样给出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速度/分辨率的权衡。放在调制器后面的抽取滤波器不仅在感兴趣的频带内对整个采样信号进行滤波(在较高频率处去除噪声)，而且还降低了信号的频率，提高了信号的分辨率。这是通过对较高数据速率的比特流进行某种平均来获得的。
松林炮台
松林炮台（英語：，或稱龍虎山炮台）是英屬香港時期由英軍設立的炮台，位於香港島龍虎山克頓道附近。炮台位處海拔307米，為香港海拔最高的炮台。炮台遺址被列入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現時被闢作松林廢堡郊遊區，並設有松林廢堡歷史徑（），向遊客介紹松林炮台的歷史。
松林炮台 歷史
1898年，駐港英軍建議在龍虎山設置炮台，炮台於1901年動工興建，並於1905年落成，最初主要防止法俄兩國侵略香港。炮台因位於松林之間，故而得名。松林炮台裝設兩門6吋海防炮，炮台的中央位置是炮兵指揮部。隨著摩星嶺要塞於1912年落成啟用，松林炮台於1913年停用，海防炮亦被移走。
1930年代，因應抵禦空中攻擊的需求，松林炮台被改建為防空炮台，裝設兩門3吋高射炮，並增建多座營房及掩體，並加裝計算開火角度的計算機，但該炮台的位置較為顯眼，日軍一旦佔領九龍的山頭，便可直接觀測炮台的舉動。1941年12月8日香港保衛戰爆發，日軍在開戰後便出動轟炸機空襲松林炮台，雖然日軍飛機的空襲對炮台損害有限，但日軍在13日佔領九龍後，便部署重炮轟擊香港島的防衛設施，而最顯眼的松林炮台首當其衝。15日上午，松林炮台被日軍第1炮兵隊設於何文田的6門四年式150毫米榴彈炮連續炮轟4小時，1門防空炮、炮台高射瞄準器及高度探測器受損報廢，使炮台失去戰鬥力，駐守炮台的皇家炮兵團第17防空營的士兵被迫棄守。
松林炮台 現況
松林炮台的遺址保存得較為完整，現時成為龍虎山郊野公園的松林廢堡郊遊區。由於當地有大量廢棄的營房，所以吸引了很多喜歡打野戰的人前來。因此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在廢堡設立了警告牌，說明「任何人未經當局許可攜帶任何種類火器、氣槍及投彈器具或裝置進入此區，可被檢控」，以免該處的歷史遺跡再受更多破壞。雖然如此，當地仍隨地可見大量塑膠的BB彈。
香港私人屋苑列表
香港私人屋苑列表主要收錄由地產發展商在香港建造的私人住宅（包括由香港房屋協會銷售的私人住宅，但不包括居屋屋苑）；本列表只列出主要地產商興建的私人住宅樓宇組群。
香港私人屋苑列表 香港島
根據2019年區議會分區地圖，北角寶馬山威景台屬灣仔區亦是區內唯一的寶馬山住宅。而深水灣道以北及大潭水塘道以北屬於灣仔區，以南則是南區。
摩星嶺的中西區及南區交界為摩星嶺道，因此部份摩星嶺屬於中西區，部份則屬南區。
摩星嶺的中西區及南區交界為摩星嶺道，因此部份摩星嶺屬於南區，部份則屬中西區。
香港私人屋苑列表 九龍
根據2019年區議會分區地圖，京士柏及紅磡站附近一帶屬於油尖旺區。
根據2019年區議會分區地圖，九龍城區與深水埗區以東鐵線為界，因此部份九龍塘住宅屬深水埗區。而京士柏及紅磡站附近一帶也屬油尖旺區。
根據2019年區議會分區地圖，九龍城區與深水埗區以東鐵線為界。因此部份九龍塘屬深水埗區。
新蒲崗
黃大仙、鳳凰村、慈雲山、蒲崗村
鑽石山
牛池灣
九龍灣
牛頭角
觀塘
藍田
油塘／三家村
百代唱片 (香港)
百代唱片，全稱英商電氣音樂實業（香港）有限公司（英語：，簡稱：EMI (Hong Kong) Limited）曾是香港一間主要的唱片公司，成立於1953年，是香港最早成立的唱片公司，為世界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EMI在香港的子公司。於2003年與黃柏高共同在香港成立金牌娛樂，把當中包括香港華語歌手在港的唱片發行及宣傳工作轉往金牌娛樂，但仍維持非華語歌曲及古典音樂的宣傳及發行。於2006年EMI年中報告中，有提及過 EMI HONG KONG 的成績，於過去一年，作為EMI業務伙伴，但不持有任何權益的金牌娛樂佔據了香港音樂市場超過30%，是其中一間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唱片公司，在2013年之前其運作實際由香港華納唱片維持。但隨着EMI於2013年末被環球唱片收購後，其運作、音像產品及版權隨即交由環球唱片管理。2013年前，與香港環球唱片、香港索尼音樂娛樂及香港華納唱片是香港四大唱片公司之一。
百代唱片 (香港) 歷史
上海的百代唱片，是二十世紀30年代中國最大的唱片公司。前身為法國人 E.Labansat 成立於1908年上海之「柏德洋行」，代理法國百代公司留聲機、唱片等音嚮設備。「百代」為法文 Pathé 音譯。1909年起，改稱「東方百代公司」（Pathé Orient），開始灌錄唱片。1917年，於上海設立中國首家唱片製造廠。到了1920年代中，百代已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唱片公司。1930年，英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Columbia Graphophone Company Limited）收購法國百代公司（Pathe Records）全部唱片業務，包括上海的「東方百代公司」。在中國，公司出品仍然維持中文品牌「百代」及其紅底黑圖雄雞商標。翌年，英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與留聲機公司（Gramophone Company，出品以HMV為品牌）合併，改稱「電氣音樂實業集團」（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 EMI）。位於上海的百代，併入於香港註冊之「英商電氣音樂實業有限公司」（Electrical Musical Industries (China) Limited），成為英國總公司在中國的分部。
百代唱片 (香港) 歷史
1949年，上海的百代唱片被共產黨接收，被迫終止營業。時代曲被共產黨定性為「黃色音樂」，禁止演出及創作。不少百代旗下的時代曲歌手、音樂人遷居香港。EMI 於1953年在香港成立「香港百代公司」，繼續以「百代唱片」製作及發行唱片。在50至70年代以前，百代在香港處於領導地位，製作大部份國語時代曲，但主要市場只剩下香港、南洋及台灣。百代在香港旗下歌手，包括：姚莉、李麗華、張露、周璇、白光等等。
1960年代中以後，香港本地英文歌市場有所發展。由於百代在國語流行曲的市場和地位，本地英文歌未受太大重視。到了70年代中，粵語流行曲在香港快速崛起。寶麗金唱片（原鑽石唱片，1971年售予寶麗多，後再重組成寶麗金）及娛樂唱片在粵語流行曲處於領導地位。百代轉形較慢，出現老態，歌手們紛紛轉唱粵語流行曲，可是反應一般，原來的國語歌手也陸續退下來。1970年代，百代唱片曾以副牌麗歌唱片發行一些粵語流行曲及唱片，歌手單位包括四朵金花。到了1970年代末，百代曾在行內被戲稱為「唱片界墳墓」。直至1979年簽入羅文、陳百強這些實力派歌手等，方現轉機。
背包问题
背包问题（英語：）是一种组合优化的NP完全问题。问题可以描述为：给定一组物品，每种物品都有自己的重量和价格，在限定的总重量内，我们如何选择，才能使得物品的总价格最高。问题的名称来源于如何选择最合适的物品放置于给定背包中，背包的空间有限，但我们需要最大化背包内所装物品的价值。背包问题通常出现在资源分配中，决策者必须分别从一组不可分割的项目或任务中进行选择，而这些项目又有时间或预算的限制。
背包问题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1897年。“背包问题”一词最早出现于数学家托比阿斯·丹齊格的早期研究中，他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打包行李，要求最大化所选行李的价值且不能超载。
背包问题 应用
背包问题出现在现实世界很多领域的决策过程中，诸如寻找节约原料的生产方式、选择投资项目及投资组合、选择证券化的资产以及为默克尔-赫尔曼和其他背包密码系统生成密钥。
背包問題的一個早期應用是測驗編製與測驗賦分，受測試者可以選擇他們所需回答的問題。举个例子，受测者需要回答12道题，每道题10分，这时受测者只需要答对10道题就能得到满分100分。但是假如说每道题的赋分不同，问题的选择工作将会变得比较困难。对此，费尔曼和魏斯构建了一个系统，该系统分发给学生一张总分为125分且每道题赋分不等的考卷，学生则去尽力回答所有的问题。利用背包算法，可以算出每个学生可能获得的最高分数。
1999年石溪大学算法库的一项研究表明，在75个算法问题中，背包问题在最受欢迎的问题中排名第19，在最常用的问题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后缀树和集装优化问题。
背包问题 定义
我们有n种物品，物品j的重量为wj，价格为pj。
我们假定所有物品的重量和价格都是非负的。背包所能承受的最大重量为W。
如果限定每种物品只能选择0个或1个，则问题称为0-1背包问题。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最大化
受限于
如果限定物品j最多只能选择bj个，则问题称为有界背包问题。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最大化
受限于
如果不限定每种物品的数量，则问题称为无界背包问题。
各类复杂的背包问题总可以变换为简单的0-1背包问题进行求解。
背包问题 计算复杂度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人们对背包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在于：
背包问题 动态规划解法
如果重量w1, ..., wn和W都是非负数，那么用动态规划，可以用伪多项式时间解决背包问题。下面描述了无界背包问题的解法。
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重量都是正数（wj > 0）。在总重量不超过W的前提下，我们希望总价格最高。对于Y ≤ W，我们将在总重量不超过Y的前提下，总价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值定义为A(Y)。A(W)即为问题的答案。
显然，A(Y)满足：
其中，pj为第j种物品的价格。
关于第二个公式的一个解释：总重量为Y时背包的最高价值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该重量无法被完全填满，这对应于表达式A(Y - 1)。第二种是刚好填满，这对应于一个包含一系列刚好填满的可能性的集合，其中的可能性是指当最后放进包中的物品恰好是重量为wj的物品时背包填满并达到最高价值。而这时的背包价值等于重量为wj物品的价值pj和当没有放入该物品时背包的最高价值之和。故归纳为表达式pj + A(Y - wj)。最后把所有上述情况中背包价值的最大值求出就得到了A(Y)的值。
背包问题 动态规划解法
如果总重量为0，总价值也为0。然后依次计算A(0), A(1), ..., A(W)，并把每一步骤的结果存入表中供后续步骤使用，完成这些步骤后A(W)即为最终结果。由于每次计算A(Y)都需要检查n种物品，并且需要计算W个A(Y)值，因此动态规划解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W)。如果把w1, ..., wn, W都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算法的时间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尽管背包问题的时间复杂度为O(nW)，但它仍然是一个NP完全问题。这是因为W同问题的输入大小并不成线性关系。原因在于问题的输入大小仅仅取决于表达输入所需的比特数。事实上，，即表达W所需的比特数，同问题的输入长度成线性关系。
类似的方法可以解决0-1背包问题，算法同样需要伪多项式时间。我们同样假定和都是正整数。我们将在总重量不超过的前提下，前种物品的总价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值定义为。
的递推关系为：
通过计算即得到最终结果。
为提高算法性能，我们把先前计算的结果存入表中。因此算法需要的时间和空间都为，通过对算法的改进，空间的消耗可以降至。
背包问题 二次背包问题
推广的背包问题有二次背包问题、多维背包问题、多目标背包问题等。
二次背包问题是背包问题的一种推广形式：
蕨類
蕨類和蕨類植物，是植物界的一個門，稱為蕨類植物門，屬於維管束植物，沒有花與種子，靠孢子來繁殖。
它也可能指：
下面的系統發生樹顯示兩者的關係
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英語：）早先或譯認知失諧在心理學中形容人產生矛盾的認知，觀察到對立的訊息。這些訊息包括人的行為、情緒、想法、信念、價值觀、信仰，外界環境中的事物等。認知失調通常體現爲因進行與自己的思想、價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爲而產生的心理壓力或焦慮。根據利昂·費斯廷格提出的認知失調的理論，爲了緩解認知失調的壓力與不適，人會努力更改矛盾的認知，使自己的認知調和一致。
以正在減肥與食用蛋糕的認知失調爲例，調和認知的方法包括更改對自己行爲的認知（「我並沒有吃很多」）、增加一致的認知（「蛋糕很有營養」）、降低矛盾的重要性（「人生苦短，我其實並不在意超重什麼的啦」）、否定兩種認知間的關聯（「沒有實驗證明那塊蛋糕會導致肥胖」）、降低對於自身控制的認知（「是他母亲逼我吃那塊蛋糕的，拒絕那塊蛋糕等同於侮辱他母亲的廚藝」）與更改自己的思想與態度（「我不需要也不想減肥」）。最後一種，更改自己的思想與態度最常見。
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的理論最早由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亨利·利肯與斯坦利·沙赫特在他們1956年的著作《當預言失靈》中提出。這三位心理學家秘密加入並觀察了一個名為「探索者」的小型幽浮末日宗教。該宗教認爲世界會在1954年12月21日毀滅，只有信徒會被外星人救走。12月21日晚上信徒都聚在領袖的房屋裏等待世界毀滅、外星人拯救他們。接近凌晨，所有人都很焦慮，想著等到十二點，21日結束，或許外星人就會到來。到了凌晨十二點，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屋子裏非常安靜，沒有人說任何話。過了五至十分鐘，終於有人說話了，不過是試圖解釋，或許我們這個房間裏的時鐘錯了，我們應該再等等。又過了十幾分鐘，有人確認了屋子裏的所有時鐘的時間都是一致的，過了12月21日凌晨十二點，外星人還是沒有來。於是又有人解釋，可能外星人使用了另一個時區，我們應該再等等。終於到了早上，外星人還是沒有來。信徒誰都不說話，該宗教的領袖Thedra姊妹終於決定到她的房間裏去接受外星人的啟示。出來後，她告訴所有信徒，因為你們的虔誠，世界被拯救了，外星人決定寬恕世人的罪孽，不再毀滅地球。大部分信徒都相信了這個牽強的解釋。在地球滅亡的預言失敗後，預期落空增加了認知間的失調，結果使大多數沒有心理準備的信徒，爲了減緩认知失調带来的心理壓力與不適，轉而接受新的預言。
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的其他作用案例包括時薪過低勞累而相信自己熱愛工作，被眾人指責是因為自己的錯誤，內心感到愧疚不願承認而故作輕鬆，對遭嚴酷考驗而進入的團體更有歸屬感等。
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的實證研究
已有一些實驗方法被用來證明認知失調，其為：
在費斯廷格與美瑞爾·卡爾史密斯1959年的一個經典實驗中，學生們被要求進行繁瑣且無意義的工作，包括把書翻轉四分之一圈，以及另一個，把湯匙放在盤子上，清空盤子，再把盤子放滿湯匙，如此不斷地重複。參加這個實驗的人都很消極地反覆這些工作。過了一段時間後，學生們會被告知實驗已經結束，他們可以離開了。這是誘導性的服從的研究的一個例子。
不過，實驗者隨後向實驗對象做了一個小小的請求。即他們被告知某位必要的研究助理無法進行這個實驗，而這位參加者被要求去代為說服另一位接受實驗者（此人實際上是知情者）這項剛剛才被完成的單調的，無聊的工作其實是有趣的且吸引人的。某些參加者受雇以20元的代價，另一組則是1元，而對照組不能被要求去執行此任務。
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的實證研究
當之後被要求去評價拔釘子工作時，那些在1元組的人比起其他在20元組以及對照組之評價顯得更加地肯定。這被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解釋成為“認知失調”的證明。實驗者理論化了人們在感受到介於矛盾認知的不一致「我告訴某人這項工作是有趣的，而實際上我卻發現它是無聊的」。 當只被給予1元時，學生們被強迫內在化他們被誘導表現而產生的態度，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正當的理由。那些在20元組的情況中，这种认知失调是有争议的，因为此行為有著一個外在正當的理由。行為內在化是唯一一個方式去解釋受試者對於此任務的評價。這項研究已經在之后被重新试验过。現今相信的理论是有一個衝突介於認知當中即「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 因此，這事實已經被帶向靠近謊言一步了，更可以說，即此任務評價往上升了。
研究者更進一步地推測只有1元組的受測者面臨“没有足够动机解释这种行为”以致於產生“認知失調”的境况，所以當他們被要求對於這些任務而說謊，他們藉由改變他們的態度以尋求抒發“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不适感。這種過程讓受測者真正地相信這些工作是有趣的。
認知失調 此理論的應用
此理論多用於心理學領域，來解釋個人態度改變與否。如果個人的態度和行爲兩者協調時，態度不會改變；兩者失調時，態度就可能會改變。
例如：
顯然，人在很多社會場合中，其態度改變與否與個人維持面子與自尊有關。而且，當個人態度改變或維持不變時，爲了保持心理上認知一致，個人常對自己的作爲提出辯解。
認知失調 假設
此理論對於人類的認知有三個基本假設：
認知失諧的強弱程度取決於所有涉及的失諧認知的數量，與協調認知元素的數量之比率，以及這些認知元素對個人的重要性。對個人越重要，而且失諧認知元素的數量越大，認知失諧程度也越大。
認知失調 治疗方案
認知失調並不屬於一種獨立的疾病，而是一種症狀或是一組症狀的表現，通常是由於某種基礎疾病或醫療狀況所導致的。例如，認知失調可能是老年癡呆症或其他神經系統疾病的症狀之一，也可能是藥物治療或心理創傷的後果。
對於認知失調的治療方案，具體的措施取決於其根本原因。一般來說，治療方法分为：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康復訓練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等多種方式。
此外，改變生活方式也可以有所幫助，如控制飲食、增加鍛煉、減輕壓力和戒煙等。
總的來說，治療認知失調的方法因患者的具體情況而異。為了獲得最佳的治療效果，患者需要與醫生或心理醫生密切合作，制定最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案。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普通法院（德语：，简称BGH）是德国普通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也是德国民事和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此外，此外，该法院还管辖部分专门法律领域，例如法律职业法律规范等。
联邦普通法院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适用的同意性、推动法律发展，并对下级法院作出的裁判进行司法审查。根据《基本法》第95条第1款，联邦普通法院与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社会法院、联邦劳动法院构成德国五大联邦最高法院。同时，联邦普通法院是除联邦宪法法院以外，设立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法院（依据《法院组织法》第123条），其另有两个审判庭设于莱比锡。
联邦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审理对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或者抗告。作为法律审法院，联邦普通法院的审查范围原则上不涉及事实认定问题，而仅就原审裁判是否存在法律错误进行裁决。
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联邦普通法院与联邦财政法院、联邦行政法院均受联邦司法部管辖。在确保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联邦司法部对上述法院行使职务监督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办公地点
联邦普通法院于1950年10月1日设立，其法律基础为《1950年9月12日关于恢复法院组织、民事司法、刑事诉讼及费用法领域法律统一的法律》（《联邦法律公报》1950年，第455页），后者通过引入《法院组织法》第9编（第123—140条）作为联邦普通法院的建制基础。
在初期，联邦普通法院下设五个民事庭和四个刑事庭，其 本部驻地始终位于卡尔斯鲁厄。作为其前身机关，设立在原英国占领区科隆的“英占区普通法院”于1950年9月底解散。为维系“西柏林与联邦德国的历史纽带”，联邦普通法院第五刑事庭自1952年1月1日设立起便驻柏林，后于1997年根据联邦司法部长颁布的命令迁于莱比锡。
德国统一后，当局曾计划将联邦普通法院本部由卡尔斯鲁厄迁入莱比锡帝国法院大楼，但因法官群体反对及其他各种政治因素而未果。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办公地点
根据1992年联邦制委员会建议（该建议后被联邦议院决议“知悉”），仅第五刑事庭迁至莱比锡。2002年8月22日，原驻柏林的联邦行政法院入驻帝国法院大楼。联邦制委员会还建议，联邦普通法院每新增设一个民事庭，即应有一个刑事庭迁往莱比锡，入驻当地的萨克别墅，此即“滑动条款”（Rutschklausel）。2003—2004年及2009—2010年临时设立“辅助法庭”（Hilfssenate）期间，当局以法庭属临时性为由未适用该条款，引发萨克森州司法部长在2017年对此的公开批评。
2018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鉴于联邦普通法院的工作负荷日益加重，批准增设一个常设民事庭和刑事庭。2019年与2020年，第十三民事庭（驻卡尔斯鲁厄）与第六刑事庭（驻莱比锡）相继设立。尽管存在初期场地顾虑，第六刑事庭仍依“滑动条款”与第五刑事庭共同入驻莱比锡萨克别墅。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组织
联邦普通法院的审判程序由该院全体会议通过的《联邦普通法院议事规则》予以规范（《法院组织法》第140条）。
联邦普通法院的法官按专业领域分属不同的审判庭，各庭由一名庭长及六至八名法官组成。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39条第1款规定，具体案件的裁判由庭长与四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称为“庭审组”）作出，故各审判庭原则上以五人合议制运作。
审判庭数量由联邦司法部长依《法院组织法》第130条确定，自建院以来已多次调整。1990至2019年间共设十二个民事庭（以罗马数字编号）和五个刑事庭（以阿拉伯数字编号）；2019年与2020年各增设一个审判庭后，现设十三个民事庭和六个刑事庭。
联邦普通法院曾在2003年至2004年曾设第九之一民事庭作为第九民事庭的临时辅助机构，并在2009年至2010年设第十之一民事庭临时分担第十民事庭工作。而在2021年8月1日，为专门审理“柴油发动机案件”增设第六之一民事庭作为临时审判庭。
联邦普通法院另设有八个专门审判庭，其中六个涉及法律职业纪律案件，包括：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组织
其余两个专门审判庭为卡特尔庭和农业事务庭。
由于专门审判庭法官仅需不定期开展工作，因此其是由民事庭或刑事庭的法官兼任。
除卡特尔庭与普通审判庭同样采用五名职业法官合议制外，其他专门庭均采用三名职业法官与两名相关行业陪审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制；联邦职务法庭的陪审法官可由涉案法官所属法院的法官担任。
与其他刑事法院相同，联邦普通法院设专职侦查法官处理联邦总检察长提出的侦查措施申请（如搜查、扣押、逮捕令等），其人数由联邦司法部长确定（《法院组织法》第130条）。此职位亦由刑事庭或民事庭法官兼任。2016年前长期配置六名定额侦查法官，仅以少量工作时间处理此类事务；2017年起改革为两名专职侦查法官（主要负责）加四名候补法官的配置。对侦查法官裁决的申诉（《刑事诉讼法》第304条第5款），由联邦普通法院刑事庭以三人特别合议庭（《法院组织法》第139条第2款）审理，此系“有限移审效应”的体现。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组织
联邦普通法院对各类案件的分配由《审判业务分配方案》（Geschäftsverteilungsplan）加以规定。根据法官法定原则，联邦普通法院受理案件前，即须依据抽象、普遍的标准预先确定具体由哪个审判庭及其组成人员负责审理，以避免人为操纵。
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30条，联邦普通法院设立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二者缺一不可。该法第130条第1款第2句同时规定，各审判庭的具体数量由联邦司法部长确定。除民事和刑事审判庭外，还设有大合议庭、法律规定的专门审判庭以及职业纪律和职务案件审判庭。
联邦普通法院《案件分配计划》对审判庭的管辖权作出如下划分：
此外，第一、第三和第四刑事审判庭还承担特定的专门管辖任务。
现行2019年版《审判业务分配方案》的管辖划分如下：
自联邦普通法院成立以来，各审判庭的管辖权范围历经多次调整，以适应特定法律领域的重大变化，并平衡各庭的工作负荷。这种调整尤其体现在1990年后五个刑事审判庭对高等地方法院辖区的管辖权分配上：
两德统一前，第五刑事审判庭驻地位于西柏林，但同时始终管辖其他西德高等地方法院辖区。随着德国统一，该审判庭迁至莱比锡，但至今仍保留对柏林州的管辖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组织
统一后的最初几年，新联邦州仍保留原东德的地区法院体系。每个刑事审判庭分别管辖五个新联邦州之一的地区法院案件（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归第一刑事庭，图林根州归第二刑事庭，萨克森州归第三刑事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归第四刑事庭，勃兰登堡州归第五刑事庭）。直到1993年和1994年，才相继设立了耶拿、瑙姆堡、罗斯托克、勃兰登堡和德累斯顿高等地方法院。
统一后，仍有个别高等地方法院的管辖权被调整至其他刑事审判庭，如1991年，奥尔登堡高等地方法院从第五刑事庭调整至第三刑事庭；1993年，新设立的罗斯托克高等地方法院从第一刑事庭调整至第四刑事庭等。
随着联邦普通法院第六刑事审判庭于2020年2月重新设立，以下高等地方法院辖区被划归该庭管辖：班贝格和纽伦堡（原属第一刑事庭）、罗斯托克（原属第二刑事庭）、策勒（原属第三刑事庭）、瑙姆堡（原属第四刑事庭）以及勃兰登堡和不伦瑞克（原属第五刑事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组织
当案件根据《审判业务分配方案》被划归相应审判庭处理后，该审判庭将依据《法院组织法》第21g条在司法年度开始前制定的《审判业务分配方案》，确定具体承办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及承办法官（即负责卷宗审查与案件准备工作的法官）。审判庭庭长原则上不担任承办法官，但须在报告法官之外对所有分配至本庭的案件材料进行复核（“四眼原则”，即双重审查机制）。
审判庭定期召开案件评议会。民事案件的评议通常以各承办法官撰写的“意见书”（包含法律意见和裁判建议）为基础。刑事案件中，由各承办法官在评议会上口头总结其承办的案件，并指出相关的法律问题，随后全体成员共同进行案件讨论。在特定条件下，审判庭可依据讨论结果作出书面裁定，无需开庭审理。若需开庭审理，原则上应公开进行。
上诉案件的庭审采用法官与诉讼参与人对话形式，重点审查原判决是否存在法律错误。随后的判决评议阶段如合议庭成员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则由五位法官通过投票表决（各享有一票表决权）形成最终裁判结果，并以判决形式宣告。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案件类型管辖权
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33条和第135条，联邦普通法院主要作为上诉法院行使职权。此外，在民事案件中，联邦普通法院还负责处理越级上诉（Sprungrevision）、法律抗告（Rechtsbeschwerde）和越级法律抗告（Sprungrechtsbeschwerde）；在刑事案件中，联邦普通法院还负责审理针对高级地方法院裁定或者决定的抗告，以及对联邦普通法院调查法官作出的决定提出的抗告。根据据其他法律中的特别规定，其他特别法律规定亦赋予联邦普通法院特定案件的管辖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大审判庭制度
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32条第1款，联邦普通法院设立民事大审判庭和刑事大审判庭，二者合成联合大审判庭。依同条第5款，民事大法庭由院长及各民事审判庭中的一位法官组成，刑事大法庭则由院长及各刑事审判庭中的两位法官组成。大审判庭的成员由审判庭庭长会议指定（《法院组织法》第132条第6款）；各审判庭庭长通常也担任该审判庭在大审判庭中的代表。
当某一审判庭在法律问题上拟偏离另一审判庭的既有判例，而后者在被征询后坚持其立场时，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32条第2和第3款，该问题须提交大法庭裁决。根据第138条第1款，大法庭对该法律问题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此外，若某一审判庭认为某一法律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出于法律发展或统一司法判例的需要，也可以主动将该问题提交大审判庭裁决（《法院组织法》第132条第4款）。其实体裁判须遵守大审判庭对法律问题的裁定（《法院组织法》第138条第1款第3句）。由于不涉及事实审理，大审判庭可不经公开庭审即作出书面决定（《法院组织法》第138条第1款第2句）。在刑事案件中，大审判庭须听取联邦总检察长的意见，听取可在评议过程中进行（《法院组织法》第138条第2款）。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大审判庭制度
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形下，最终的裁决结果通过表决方式形成，每位法官拥有一票；如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形，由院长的决定性投票（《法院组织法》第132条第6款第3句）。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与其他法院的关系
联邦普通法院作为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其地位处于各州初级法院、地方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之上，其裁判一经宣布即具有法律效力，通常不可再循上诉程序进行复审。
尽管如此，如同其他公权力行为一样，联邦普通法院作出的裁判依然可以作为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诉讼审查对象。不过，宪法诉讼并不是对宪法法院的裁判作出全面性审查，而仅依《基本法》审查其是否侵犯基本权利。
若当事人认为联邦普通法院的裁判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并且在穷尽国内法律救济手段（尤其是循宪法诉讼救济未果）的情况下，可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就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裁判在德国的法律拘束力，目前学界和实务界仍无统一意见。
联邦普通法院与其他联邦专业法院（如联邦行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之间地位平等，并无从属关系，因此彼此之间也不得推翻或者否定对方的法律见解。若联邦最高法院与其他联邦最高专业法院之间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分歧，依照《基本法》第95条第3款，须由联邦最高法院联合审判庭（Gemeinsamer Senat der obersten Gerichtshöfe des Bundes）处理所争议的法律问题。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与其他法院的关系
当联邦普通法院适用欧盟法，但同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尚无欧洲法院的判例，作为终审法院，联邦普通法院有义务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267条，通过先决问题程序（Vorabentscheidungsverfahren）向欧洲法院提出询问。而欧洲法院对此做出的答复对联邦普通法院具法律拘束力，其后的判决必须以此为依据。
联邦普通法院的判例在奥地利法学界也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商法领域。奥地利自1938年沿用德国《商法典》，即便自2007年1月1日起后者更名为《企业法典》并经大幅修订，但在众多领域中仍与德国《商法典》保持高度一致，奥地利法院在解释相关法律时，常借鉴联邦法院的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