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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种 載體
另一個運送外來物種的主要載體是壓艙水。跨洋船隻在海上吸入海水作壓艙水，以維持平穩航行，並在裝貨港內釋放，是外來水生物種入侵的最大載體。據估計每天有10,000種不同的物種會通過壓艙水運輸，其中許多是非本地物種。有許多被認為有害，會對新進入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原產於黑海、裏海和亞速海的淡水斑馬貽貝極有可能是通過越洋船隻的壓艙水到達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五大湖。斑馬貽貝在消耗氧氣和食物方面勝過本地生物（例如藻類）。斑馬貽貝入侵美國事件在1988年首次被發現，不久後即成功實施緩解計劃，但減緩計劃存在嚴重缺陷或是漏洞，即滿載貨物的船舶在到達聖羅倫斯海道時未進行檢測，因為當時船舶的壓載艙是空的，但即使是空的壓載艙中，仍然會有一灘水，裡面仍存在外來的生物，而會在下一個裝貨港口內釋放（當卸載貨物後，艙內會裝滿水，與艙中的生物混合，然後一起在在下一個裝貨港口中排放）。五大湖航道的現行法規是採用“鹽度衝擊”來殺死壓載艙中殘留的淡水生物。
入侵物种 載體
雖然制定有壓艙水管理法規以防止潛在的入侵物種，但對於尺寸僅10-50微米的生物體仍有漏洞，對於這類尺寸的生物體（例如某些類型的浮游植物），現行法規允許在處理系統的排放物中容許每毫升不高於10個細胞的存在。但船舶在港口裝貨時排放壓艙水，許多尺寸小於10微米且會無性繁殖的浮游植物會進入當地的水體，一個細胞可在短時間內呈指數增長成數千個細胞，這個漏洞可能會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偽菱形藻屬中的某些物種尺寸小於10微米，並含有軟骨藻酸（神經毒素）。如果此種藻類在壓艙水中存活，並被釋放進入“新環境”中，它們會導致貝類、海洋哺乳動物和鳥類中毒。幸好由於加拿大在1987年因軟骨藻酸中毒事件爆發，而頒佈嚴格的監測計劃，因此能避免有人因此種毒素致死的事件。 壓艙水管理法規需更為嚴格執行，以防止未來發生有毒的外來浮游植物入侵所造成的相關後果。
入侵物种 載體
關於海洋入侵物種的另一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是與氣候變化有關聯的環境變化作用，例如海洋溫度升高。多項研究顯示海洋溫度升高會導致生物體幅度發生變化，隨著新的物種間相互作用出現，會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例如研究人員Hua和Hwang提出，從溫帶水域穿越熱帶水域的船舶，其壓載艙中的生物體可經歷高達20°C的溫度波動。為進一步研究溫度對船體或壓艙水中攜帶生物體的影響，研究人員Lenz等人在2018年進行一項研究 - 雙重熱負載實驗。結果顯示生物體在運輸過程中面臨的熱挑戰，會通過選擇能夠在第二次施加的熱負載（例如對創始種群升高的海洋溫度）中存活下來的遺傳適應基因型，來增強非本地物種的熱負載耐受性。由於氣候變化引起變率的複雜性，很難預測非本地物種在原地（in-situ）與溫度相關的成功存活的性質。由於一些研究顯示這類“免費乘客”對船體或壓載水的溫度耐受性增加，因此有必要制定更全面的船體結垢和壓艙水管理計劃，以防止未來隨著環境條件不斷變化而可能發生的入侵事件。
入侵物種通常會利用對生態系統的干擾（野火、道路和小徑）進入新的地點而定居。大型野火可對土壤進行消毒，同時添加多種養分。由此所產生的混戰中，以前根深蒂固的物種失去優勢，為入侵者留下更多空間。在此情況下，能夠由根部再生的植物就具有優勢。具有這種能力的非本地植物可從低強度的野火中獲益，這種燃燒會燒掉地表植被，讓依賴種子繁殖的本地植物在種子發芽時，其生態棲位已被別的植物佔據。
野火經常發生在偏遠地區，消防人員須穿越原始森林才能抵達現場，而可能會隨身攜帶入侵種子進入。如果這些偷渡種子中的任何一個能站穩腳步，可能會在短短6週內就成長為一個入侵者群體，之後會需要人類多年的持續關注以防止其進一步擴展。此外，破壞土壤表面（例如構築防火道）會破壞原生覆蓋物、暴露土壤並會加速入侵。在郊區和森林-城鎮交界域，市政當局為設立防火空間而訂立的植被清除和灌木清除條例，可能會導致過度清除本地灌木和多年生植物，讓土壤暴露於更多日照，把對入侵植物物種的競爭能力降低。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入侵物種會對棲息地和生物區產生不利影響，造成生態、環境或是經濟損失。
歐盟把“外來入侵物種”定義為（1）進入其自然分佈區域之外的地方，（2）會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生物入侵被認為是造成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5個主要驅動因素中的1種，且因旅遊業和全球化而仍在增加中。尤其在監管不力的淡水系統中更是如此，但經採取檢疫和壓艙水管理規則後，情況已有所改善。
入侵物種會通過競爭排斥、生態棲位更換或與相關本地物種的雜交來驅使本地物種滅絕。因而外來入侵除會產生經濟影響外，還會導致引入地點生物群的結構、組成和全球分佈發生廣泛變化，最終導致世界動植物同質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但很難明確地將滅絕僅歸因於物種入侵。但有強力的證據顯示最近大約90種兩棲動物的滅絕可追溯到因國際貿易而傳播的壺菌病，大多數科學研究都集中在動物入侵者身上。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為各式用途而清理土地和人類移入居住會給當地物種帶來巨大壓力。受干擾的棲息地容易受到入侵，對當地生態系統產生不利影響，而改變生態系統功能。一種在夏威夷被稱為 ʻaeʻae（假馬齒莧）的濕地植物被視為人工控制的水鳥保護區中的有害物種，因為它迅速把為瀕臨滅絕的高蹺鴴而建立的泥灘覆蓋，而成為不受鳥兒歡迎的覓食區。
連續多次引入不同的非本地物種會產生交互作用；引入第二個非本地物種會讓第一個入侵物種蓬勃發展。這方面的例子有寶石文蛤和普通濱蟹的引進。一個世紀前，寶石文蛤從美國東岸引入加利福尼亞州的博德加灣，一開始海灣中有少數的寶石文蛤，但不足以取代當地的蛤蜊物種。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引進會優先捕食本地蛤蜊的普通濱蟹，導致本地蛤蜊數量減少，而寶石文蛤的數量開始增加。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入侵物種會改變生態系統的功能。例如入侵植物會改變本地生態系統中的火情（如絹麥草）、養分循環（互花米草）和水文（聖柳）。與稀有本地物種密切相關的入侵物種，兩者具有雜交的潛力。雜交的影響已導致本地物種減少，甚至是滅絕。例如舊金山灣的加州米草與引入的互花米草雜交繁衍之後，已對前者的存在構成威脅。入侵物種會與本地物種競爭，因此在《1973年瀕危物種法案》中所列的958種瀕危物種中，有400種處於滅絕的風險之中。
無意中引入的森林害蟲物種和植物病原體，會把森林生態改變，並損害到木材產業。總體而言，美國的森林生態系統已受到外來害蟲、植物和病原體的廣泛入侵。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亞洲天牛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於1996年首次引入美國，預計有數百萬英畝的硬木樹（闊葉樹）受到影響和遭到破壞。截至2005年，美國已花費3,000萬美元嘗試根除這種蟲害並保護受影響地區中的數百萬棵樹木。翅亞目毛蟲已對古老的雲杉、冷杉和鐵杉森林造成破壞，並重創聖誕樹產業。栗枝枯病菌 和荷蘭榆樹病菌是兩種植物病原體，對這兩個樹種和森林健康有嚴重影響。蔥芥是北美洲東部森林中問題最嚴重的入侵植物之一。蔥芥的特性與周圍的本地植物略有不同，而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物種，正改變它侵入地區的生態組成和功能。當蔥芥侵入森林的下層植被時，會影響森林樹苗的生長速度，會改變未來森林的再生。
本土物種經過基因污染的過程而遭到滅絕的威脅。基因污染是種無意間發生的雜交及基因滲入，由於引入物種的數量或適應性具有優勢，導致本地基因型被同質化或是替換。基因污染透過引入或是透過棲息地改造而發生，讓以前孤立的物種與新基因型發生接觸。事實證明入侵物種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適應新環境。入侵物種的種群數量可能會在頭幾年保持在較小的狀態，然後發生種群爆炸，這種現像被稱為“滯後效應”。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入侵物種與本地物種雜交後產生的後代會隨著時間的演進，將它們的基因型整合到基因庫中（基因滲入過程）。在某些情況下，會發生少量入侵種群威脅到數量更大的本地種群。例如在互花米草被引入舊金山灣的案例，當其與本地加州米草雜交，入侵物種具有較高的花粉量和雄性適應性，導致基因滲入，由於本地物種具有較低的花粉量和較低的活力，其生存受到威脅。僅站在生物形態學的角度觀察，適應度降低並非總是顯而易見。某種程度的基因流動屬於正常現象，可保留基因和基因型的群集。這類例子有遷徙郊狼與重新引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東部地區的紅狼雜交。最終結果是可穩定繁殖的雌雄紅狼減少，可能會讓紅狼群的穩定性和重新引入工作變得更為複雜。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分析顯示在南非的開普敦地區，透過消除較會耗用水的外來植物入侵（即相思樹屬、松樹和桉樹、黑荊......）以優先將水源次集水區復原，可產生預期的年度水量增長，與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景相比，5年內可多獲得500億升的供水，相當於開普敦地區當前供應需求的6分之1（當地有嚴重水資源短缺的問題）。這些供水的年度增量預計在30年內可再增加一倍。集水區的復原比其他增水解決方案更具成本效益（是替代方案單位成本的10分之1）。南非已建立一水基金，執行根除這些外來物種的工作。
入侵物種不僅會造成生態破壞和經濟損失，還會影響人類的健康。因生態系統功能受到改變（由於生物群落同質化），入侵物種對人類福祉（包括資源可用性減少、人類疾病四處傳播、娛樂和教育活動以及旅遊業受損）造成負面影響。外來物種導致過敏和皮膚損傷案例的增長。入侵物種引起的其他類似疾病包括有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猴痘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症候群 (SARS)。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入侵物種和相應的控制措施會對公共衛生造成長期影響。例如用於處理特定害蟲物種的殺蟲劑會污染土壤和地表水。來自從前偏遠生態系統的入侵，讓更廣泛的人群接觸到外來疾病，例如HIV。引進的鳥類（例如鴿子）、囓齒動物和昆蟲（例如蚊蟲、跳蚤、蝨子和采采蠅）既是人類疾病的載體，也是宿主。縱觀文字歷史，瘧疾、黃熱病、斑疹傷寒和腺鼠疫等人類流行病都是經這些媒介所傳播。最近的一個外來疾病案例是西尼羅河病毒的傳播，造成人類、鳥類、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的死亡案例。屬於引進的中華絨螯蟹是衛氏肺吸蟲的攜帶者。水媒傳染病的病原體（如霍亂弧菌等）和有害藻華通常通過壓艙水傳播。
全球每年花費在管理和控制入侵物種的金額有1.4兆美元。 一些入侵者會造成地區性的負面經濟影響。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入侵物種會成為許多國家的財政負擔。入侵物種會造成生態退化，而改變功能，並把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降低。另外還需額外成本來控制入侵生物的蔓延、減輕進一步的影響以及恢復生態系統。例如在1906年至1991年間，有79種入侵物種在美國造成的損失估計有1,200億美元。入侵物種讓中國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每年減少1.36%。 管理生物入侵的成本會很昂貴。在澳大利亞，每年為監測、控制、管理和研究入侵雜草的費用約為1.164億澳元，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 但在某些情況下，入侵物種會有好處（例如經濟報酬）。例如可砍伐入侵樹木用於商用林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經濟報酬遠小於入侵所產生的成本。
例如介於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五大湖區中，有外來的海七鰓鰻，它是種捕食者。海七鰓鰻在其原始棲息地透過共同進化，在不殺死宿主的情況下充當寄生的角色。而在五大湖區並無共同進化的聯繫，因此七鰓鰻充當的是捕食者的角色，在其12-18個月的進食期內可吃掉多達40磅的魚。海七鰓鰻會捕食各種大型魚類（例如湖紅點鮭和鮭魚）。這種入侵物種對大型魚類的破壞性，對漁業產生負面影響，並導致某些物種的數量銳減。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入侵物種造成的經濟成本可分為農業和林業生產損失，其直接成本和管理成本。入侵物種僅在美國一地，估計每年造成的損失和控製成本就超過1,380億美元。另外的經濟損失發生在娛樂和旅遊的收入減少。如果經濟成本僅把生產損失和管理成本列入，由於未把環境破壞因素計入，因此看起來很低。如果把入侵物種導致的物種滅絕、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服務喪失，則整體成本會急劇增加。以下有在不同經濟部門發生的例子，足以證明生物入侵產生的影響。
人們經常爭辯說要降低入侵物種損害和管理成本的關鍵是早期發現和快速反應，這表示需要支付尋找和發現入侵物種並迅速將之控制的初始成本，在種群數量尚小時，比在種群已廣泛傳播，且已造成損害時所花費的管理成本會小得多。但只有在入侵物種 (1) 不經常重新引入當地，和 (2) 有高成本效益的搜索和發現情況下，才有機會能控制密集搜尋的成本。
入侵物种 不利影響
雜草會降低農業產量，但它們可提供必需的營養。一些根部會長得很深的雜草可從底土中“開採”養分（見動態採收）並將其沉積在表土內，而另一些會為益蟲提供棲息地，或為害蟲物種提供食物。許多雜草物種是伴隨進口的種子和植物材料而意外被引入。在許多牧場內，引入的雜草與本地草料植物競爭，有些會對小家牛產生威脅（例如多葉大戟）或因帶刺和梗（例如黃星薊）而難被牲畜食用。僅在美國草場上的入侵性雜草所造成的草料損失就接近10億美元。西方蜜蜂被侵入性瓦蟎感染，導致水果授粉率和水果產量下降。引入的老鼠（黑鼠和褐鼠）因為破壞儲存的穀物，已成為農場的嚴重禍害。潛蠅科（包括美國蛇形潛葉蠅）被引入加利福尼亞州，也為該州花卉業造成損失（這些入侵物種的幼蟲以觀賞植物為食）。
入侵植物攜帶的病原體和作為病媒的入侵昆蟲也會抑制農業產量和苗木成長。柑橘黃龍病是由入侵的柑橘木蝨 (ACP) 傳播的細菌性疾病。由於這種疾病對柑橘作物的影響，在發現ACP的地區生產的柑橘會受高度檢疫和管制。
入侵物種會影響戶外休閒活動，例如釣魚、打獵、遠足、野生動物觀賞和水上活動。它們會破壞對娛樂活動很重要的各種環境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水質和水量、植物和動物多樣性以及物種豐度。 研究人員M.E. Eiswerth等指出“少有針對區域、州和流域等空間尺度上做研究，以估算相應的經濟損失”。美國部分地區的湖泊內充滿聚藻，讓釣魚和泛舟不易從事。引入夏威夷的柯基蛙類會發出非常嘹亮的鳴聲，壓低鄰近社區的房地產價格。侵入加利福尼亞州的麗楚蛛會編織大蛛網，讓整理花園的工作受到干擾。
歐洲在1960年至2020年之間因外來入侵物種造成的總體經濟成本估計約為1,400億美元（包括估計會實現，或是未實現的潛在成本），或是780億美元（僅包括已實現的成本）。這些估計數字非常保守。基於這些數據建模估算的結果，在2020年發生的真實成本約為1,400億美元。
義大利是歐洲國家中受侵害（估計有超過3,000種外來物種）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入侵物種對經濟造成廣泛的影響，包括管理成本、農作物損失以及基礎設施受到破壞。義大利在1990年至2020年受此影響而發生的總體經濟成本估計為8.1976億美元（7.0478億歐元）。但只有15個物種保存有較可靠的成本記錄，因此實際發生的成本可能會更大。
估計法國至少有2,750種入侵物種。雷諾（Renault）等研究人員在2021發表的報告中載有98種外來入侵物種，共1,583條成本記錄，這些物種在1993-2018年期間造成的成本，保守估計在12億美元至115億美元之間。研究報告還推斷入侵法國物種的成本中，僅由其他國家提出報告，而法國沒提出的部分所產生的額外成本估計在1.51億美元到30.3億美元之間。損壞成本幾乎高出管理支出8倍。來自昆蟲，尤其是白線斑蚊和埃及斑蚊，所造成的總經濟成本非常高，其次是非禾本科陸生開花植物和水生植物（豚草和捲蜈蚣草）。目前在法國有記錄的外來物種，其中90%以上在文獻中均無造成經濟成本的記錄，導致分類學、區域和活動部門的覆蓋範圍間存在很大偏差。但沒報告並不表示沒負面後果（而不可能不產生經濟成本）。
入侵物种 入侵物種的益處
英國英國皇家昆蟲學會前主席Chris D. Thomas認為大多數引進的物種相對於其他物種，屬於中性或有益，但這是小眾的觀點。科學界普遍認為它們對生物多樣性有負面的影響。
入侵物種有可能會為其他生物提供合適的棲息地或食物來源。在本地物種已經滅絕或是已陷入無法復原程度的地區，非本地物種可發揮作用。這方面的例子有：
自斑馬貽貝在伊利湖定居後，曾是渾濁湖水的透明度大幅提高，部分地區的透明度提高到30英尺（9米）之深，而湖水在20世紀中期的透明度不到6英寸（15厘米）的深度，而促進一些水生植物的生長，而這些水生植物又成為黃鱸等魚類繁殖的好地方。斑馬貽貝也是小口黑鱸和湖鱘（此魚之前被列入瀕臨滅絕}}）的食物來源，而對這兩種魚的種群規模有明顯的影響。根據報導，伊利湖目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小口鱸魚漁場。每年遷徙路過的鴨子也開始把貽貝作為食物來源。
入侵物种 入侵物種的益處
非本地物種能產生益處的第二種方式是它們充當復原的催化劑。原因是非本地物種可增加當地生態系統的異質性和生物多樣性。此種增加的異質性可在稀疏和侵蝕的生態系統中創造微氣候，而促進本地物種的生長和重建。在肯亞，番石榴具有相當的潛力把熱帶森林復育。對農田中孤立的番石榴樹的研究顯示，它們對各種以水果為食的鳥類極具吸引力。鳥類在探訪過程中會把種子排泄到番石榴樹下，其中許多種子是來自附近破碎熱帶雨林中的樹木，有許多種子因此發芽並長成幼樹。特別的是，與最近森林的距離似乎根本無關緊要，距離番石榴樹最遠達2公里（1.2英里，研究中的最長距離）的樹木與距離破碎森林更近的樹木長得一樣好。番石榴樹很容易在退化的土地上生長，每棵樹都可能是一片再生雨林的核心。當然大多數生長在番石榴下的幼苗會是更多的番石榴，但番石榴是一種早演樹，當有更大的樹將其遮蔽時，它很快就會枯死，它也不會主動侵入原始森林。入侵的外來樹木也可用於恢復原生森林。在波多黎各，本土先趨樹木可應對乾旱、颶風、洪水和山體滑坡等自然干擾，但其中大多數無法在經歷過森林砍伐、擴大農業用途和最終被遺棄的土地上紮根。入侵樹木的低多樣性先驅樹木群會在這類地點開始發展，但經歷過一段時間，本地樹木會開始入侵。外來先驅樹木會在前30到40年內佔優勢，但最終在60到80年後，是多樣本地和外來物種的混合體，但以本地物種佔優勢。如果沒最初的外來先驅樹木進駐，廢棄的農地往往會變成牧場，且幾乎會無限期維持此種狀態。
入侵物种 入侵物種的益處
外來物種最後一個益處是其可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此外，非本地物種可作為生物防治工具來限制入侵物種的影響，如使用非本地物種來控制農業害蟲。其中一例是外來的長牡蠣比乞沙比克灣內的本地牡蠣更能過濾水中污染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長牡蠣可顯著改善海灣日益惡化的水質。此外有些物種很久以前就入侵進入一個地區，以至於在當地環境中找到自己有益的生態棲位，這情況可用歸化來表示。例如，種群遺傳分析顯示稱為淡脉隧蜂属的蜜蜂，是入侵北美洲的外來物種，而今日已成為懸鉤子屬植物（黑莓或樹莓）以及葫蘆科、蘋果樹和藍莓灌木的重要授粉者。
入侵物种 入侵物種的益處
網蛺蝶族在入侵長葉車前葉上產卵有其益處。這種植物的葉子保持綠色的時間足以讓蝶類的毛蟲在乾燥的夏季生存，由於氣候變化導致夏季變得有點乾燥，當初這些毛蟲常吃的本地植物已枯萎，讓多數毛蟲餓死或乾死。由於長葉車前具有生存差異，蝴蝶開始喜歡在其葉上產卵：這樣產卵的比例從1984年的不到3分之1，上升到1987年的4分之3。幾年後，所有此種蝶類的產卵都在發生在長葉車前的葉子上。被美國聯邦列為瀕臨滅絕的泰勒網蛺蝶族（Euphydryas editha taylori），對長葉車前的依賴程度之高，以至於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正積極在野外種植這類植物。為維持蝴蝶種群的數目，美國華盛頓州Mission Creek婦女矯正中心（Mission Creek Corrections Center for Women）的囚犯先在溫室內培育網蛺蝶族，日後再將其釋放到前述的新棲息地。這種積極鼓勵外來植物的做法正在幫助保護備受喜愛的本地昆蟲，是種看來特異的做法。
一些入侵物種具有潛在的商業利益。例如鰱魚和鯉魚可供人食用，並出口到對此產品熟悉的市場，或加工成寵物食品或水鼬飼料。布袋蓮可經厭氧消化轉化為甲烷燃料，有些入侵植物也可用作生物能源的來源。但大多數時間在其他地方，數以萬計的引進物種通常或是迅速滅絕，或是定居下來，成為模範生態公民，為作物授粉、傳播種子、控制捕食者，並為本地物種提供食物和棲息地。它們很少消滅當地物種。由此產生的新世界並未減少生物多樣性，而通常是比以前擁有更豐富的物種。
入侵物种 控制、根除和研究
在物種-環境相互作用中的人類行為潛力和可塑性，有可能為物種入侵的不利影響做出補正。公眾有興趣更深入了解入侵物種，通常針對的是那些會影響當地/社區的物種。在保護自然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的戰略中，控制外來物種的數目是項複雜但重要的任務，入侵者有機會造成相當大的經濟和生態破壞。控制外來物種最有希望的做法中是透過遺傳的手段。
檢驗與檢疫最初的動機是為防止農業害蟲，但仍然讓農產品出口。 有套全球標準在1994年商定，包括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協議（SPS協議）。這些標準均受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監督。國際海事組織（IMO）則負責監督《國際船舶壓載水和沉積物控制與管理公約》。雖然制定《生物多樣性公約》（CBD）主要是針對普遍性的環境問題，但其中有規定簽訂成員為控制入侵物種而應採取的步驟。CBD是關於入侵物種相關環境後果中最重要的國際協議，大多數此類措施屬於自願性。
針對水生入侵物種傳播的風險，因消防工作經常會在當地水體取水用於滅火，消防員被要求加強對其裝備、公共供水設備和私人供水設備做淨化的措施。由於斑驢貽貝和斑馬貽貝入侵以及野火恰好同時在美國西部發生，這種預防措施尤其重要。
入侵物种 控制、根除和研究
島嶼復育的工作已經擴展為保育生物和生態恢復的做法，其中很大部分與根除入侵物種有關。在2019年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僅消滅169個島嶼上的入侵動物，地球上9.4%受威脅最嚴重的陸生島嶼脊椎動物的生存前景就可獲得改善。
根除島嶼上的入侵性脊椎動物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大多數（特別是目標15）與許多相關目標（例如海洋和陸地生物多樣性保育、促進地方和全球夥伴關係、經濟發展、減緩氣候變化、人類健康和衛生以及可持續生產和消費）符合。
捕海豹船和捕鯨船在18世紀將囓齒動物帶到南大西洋上無永久居民的南喬治亞島。這些入侵物種很快就對島上的鳥類種群造成嚴重破壞（吃鳥蛋，並攻擊幼鳥）。南喬治亞島經過多年的滅除工作，在2018年宣布已無入侵囓齒動物。此後鳥類數量有所回升，包括南極鷚和南喬治亞針尾鴨的數量，這兩種鳥類是當地所特有。
美國在過去一個世紀左右所引入會產生問題的疾病，包括栗枝枯病菌，幾乎把美國的栗樹全部消滅。應對措施包括培育抗枯病樹，然後引入。這也顯示引進物種有消極和積極的功效。
入侵物种 控制、根除和研究
對舊金山灣錯綜複雜的生態環境，工程師在20世紀中葉為建設項目而將海灣的許多沼澤和泥灘排乾，環保主義者開始擔心自然棲息地的喪失，而讓政府的態度改變。工程師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花費更多的經費來堵塞排水溝，以把失去的泥灘、鹽沼和其他濕地恢復。美國陸軍工程兵團開始在重建沼澤地種植一種原產於美國東部的互花米草，這種新草開始與其近親（當地的加州米草）雜交。結果是這種雜交草具有高度具侵略性。會蔓延到沒人希望去的區域，把以前開放的泥灘覆蓋，堵塞渠道，妨礙牡蠣養殖者作業，而最糟糕的是它把價值不菲的景觀破壞，損害高檔海濱不動產的價值。因此當局在十多年前啟動一項耗資數百萬美元的項目，以消除這種來自東部的物種和其雜交品種。但這項目也有缺點 - 海灣中最具代表意義和瀕臨滅絕的鳥類之一，如雞大小且基本上不會飛的利紀維秧雞已部分在新的雜交草叢內定居。雜交草比當地草長得更茂密，冬天不會枯死，能為這種神秘的鳥提供更好的掩護和築巢棲地。在1990年代，利紀維秧雞數目隨著雜交草增加而增加。但這種鳥的數量在2004年之後，無疑是因受根除工作而造成下降。
入侵物种 控制、根除和研究
把非本地物種引進，以填補現已滅絕的本地物種，而去執行生態工程角色。這種做法稱為分類單元替代（taxon substitution）。
在許多島嶼上，由於烏龜滅絕而導致生態系統在種子傳播和植食性動物方面的功能失調。現已滅絕的陸龜曾是模里西斯的近海小島上主要的植食性動物。其中兩個小島在2000年和2007年引入非本地的亞達伯拉象龜，已開始恢復生態平衡。引進的陸龜會傳播幾種本土植物的種子，並會選擇性吃掉入侵植物。預計放牧陸龜方式將取代費時費力的人工除草，引入的陸龜也在繁殖中。
入侵物種是外來，進入棲息地後會破壞當地的生態系統的物種。而食用入侵物種主義（Invasivorism）是項探索食用入侵物種，以控制、減少或消滅其種群的運動。世界各地的廚師已開始找出並使用入侵物種作為替代食材。
美國康乃狄克州紐哈芬的米亞壽司的主廚Bun Lai在2005年創建第一個採用入侵物種的菜單，因在此期間入侵物種尚未商業化生產，菜單中一半的產品是概念性的。而如今的米亞壽司可提供大量的入侵物種，例如乞沙比克灣藍鯰魚、佛羅里達州獅子魚、肯塔基州鰱魚、喬治亞州砲彈水母，以及日本虎杖和牛奶子等入侵植物。
入侵物种 控制、根除和研究
哈佛大學和佛蒙特大學保育生物學家喬·羅曼是瑞秋·卡森環境獎的得獎者，他是名為Eat The Invaders網站的編輯兼負責人，這個網站致力鼓勵人們食用入侵物種，作為解決問題方法中的一種。
懷疑論者指出，一旦外來物種在新的地方紮根，例如原生於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獅子魚現在幾乎佔據西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水域，根除的機會幾乎全無。批評者認為鼓勵消費會產生意想不到，把有害物種傳播更廣的效果。
支持食用入侵物種主義者認為，人類有能力吃光他們想吃的任何物種，並指出許多動物已被人類捕殺至滅絕，比如加勒比僧海豹和旅鴿。食用入侵物種主義的支持者還指出牙買加因鼓勵食用獅子魚，而把獅子魚數量大幅減少。
近年來，包括珊瑚礁環境教育基金會（Ree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l Foundation ）和應用生態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logy）在內的組織所出版的烹調法和食譜，其中也把入侵物種作為材料。
入侵物种 控制、根除和研究
在中国互联网，也流传着“中国吃货把入侵物种吃到要养殖”的梗，并以克氏原螯虾、非洲牛蛙等为例，但也有许多科普作者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吃货”的消费仅仅只是助长了相关的养殖业，养殖业再通过养殖逃逸等方式加深入侵物种的入侵。
殺蟲劑通常用於控制和根除入侵昆蟲。用於對抗入侵植物的除草劑也包括真菌消除劑，藥劑雖然已對引入種群的有效族群大小產生瓶頸效果，但已知一些遺傳變異已產生對真菌消除劑的抗性。研究人員邁耶（Meyer）等人於2010年發現對黑粉菌屬具有抗性的絹麥草(入侵種群)可用作生物防治，而Bruckart等人在2017年發現柔枝莠竹對平臍蠕孢屬（Bipolaris microstegii及B. drechsleri）也具有抗性。研究者進一步顯示部分抗性是由於不規則發芽，而在種子庫中持久存在。 研究人員麥克唐納（MacDonald）等人在2011年，和福勒（Fowler）等人在2013年發現作物與任何不受控制的植物（野生本地植物或入侵植物）相比，另有一個劣勢，即作物會吸收更多的養分。栽種作物時會刻意增加其營養攝入，以增加產量。 任何病原體都會發現入侵植物的內部或表面的環境不如作物般有吸引力，麥克唐納發現肥料通常與入侵與作物營養間的差異無關聯。
入侵物种 預測未來入侵物種
為未來的入侵做預測是許多研究人員的優先課題。這種趨勢是因為入侵物種會造成極不利的影響和會持久存在而受到推動。也就是說，由於入侵者會造成重大損害（參見上述“不利影響”）並且一旦它們在新環境立足，幾乎就無法完全根除，因此一致認為最好的做法是透過預測哪些物種會產生大量不利影響，並致力阻止這些物種引入新的環境。
能準確預測引入非本地植物會產生的影響是種特別有效的管理選項，因為大多數非本地植物物種的引入均為有意的行為。 由於人類對此類引進具有控制力，經仔細預測之後，可將有問題的植物進出口列為非法，予以取締。
絕大多數（估計在66-90%之間）的非本地植物進入新環境後不會產生負面影響。而這些無害的外來物種是園藝行業的重要構件（2019年在美國的銷售額為138億美元）。因此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完全禁止遷移非本地植物不僅不符現實，而且是過於嚴厲。這也進一步強調準確的預測，並僅對有入侵性的植物做管制的必要性。
入侵物种 預測未來入侵物種
雜草風險評估是常用在預測特定植物物種，在特定新環境中產生負面影響可能性的工具（有時稱為“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尤其是針對更多分類群而非僅對植物時）。許多此類風險評估採用標準化問卷的形式。在這些情況下，植物檢疫專家將根據有意移入植物在新環境中會造成的風險，為每個問題給予評分。險評估結束時再把分數加總，所得總分與管理措施互為關聯（通常對低風險物種會“允許引入”，對處於低風險和高風險之間的物種做“進一步評估”，對高風險物種則是“不得引入”）。
雜草風險評估通常採用的是有關生理學、生活史特徵、原生物種範圍、和受到評估每個物種間的種系發生學關係。雖然這些類別中的某些種類會與從前的入侵植物有關，但它們是否可對新入侵物種做出有意義的預測，仍是個有爭議的話題。
中日朝鲜撤兵条约
《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是指1885年4月18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中國於清朝時与日本在天津就朝鮮问题签订的条约。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中文本原存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寄存於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庫房保存。
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可能指：
1858年中国清政府与俄、美、英和法四国在天津签订的一系列条约
1885年4月 、中国清政府与日本就朝鲜问题在天津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1885年6月 、中国清政府与法就越南问题在天津签订的《中法新约》
限制物权
限制物权（，德語：，日語：；limited real right；qualified property），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可以支配物的权利。举例来说，为了担保债权或者使用土地而可以部分地支配物。
限制物权与“绝对无限制”的全面支配物的所有权（完全物权）相对立。因此，近代民法中限制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不同于以前的上级所有权与下级所有权，或者分割所有关系。限制物权与所有权有着本质的差异。即，所有权是物权的根源，而限制物权是非根源性的，换言之，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被拟定的一种支配物的方法。而分割所有权中各方的权利是同质的权利，仅仅在量上存在差异。
近代民法将对物的支配方法分为根源性与非根源性两种，限制物权是根据物的全面支配者即所有权人的自由意思而创设的。因此，也可以说限制物权是在他人的物上成立的非所有者的物权。在这种意义上，限制物权具有他物权的性质。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限制物权不具有他物权的性质。
民法中所认可的限制物权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两类。前者是利用土地本身的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权利，后者是把握物的交换价值的权利。
王府井天主堂
39°54′57″N 116°24′21″E﻿ / ﻿39.91583°N 116.40583°E﻿ / 39.91583; 116.40583﻿ (王府井天主堂)
王府井天主堂，正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八面槽教堂，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74号，隶属天主教北京教区，是耶稣会士在北京城区继宣武门天主堂之后兴建的第二所教堂。
王府井天主堂现存的建筑是座三层罗马式建筑，在建筑细部的处理上，融入了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整座建筑成功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2000年伴随着王府井大街的改造，北京市政府投资在教堂前兴建了一座广场，从而使王府井天主堂成为王府井步行街边的一处景观，王府井天主堂因此成了最为北京市民熟知的天主教堂。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王府井天主堂是由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兴建。他们于明朝末年在四川传教，后陷入张献忠农民军的控制，1647年又被攻入四川的清军肃亲王豪格俘获，获得豪格善待。得知两人被俘消息后，在北京的汤若望曾准备写奏折请求释放二人，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为避免耶稣会和汤若望被清廷及摄政王多尔衮（豪格的政敌）怀疑为与张献忠有联系，耶稣会中国副省北方传教会会长傅泛济命汤若望放弃了上呈该奏折。1648年，利类思、安文思两人被豪格军队押返北京。到北京后，两人先被送入礼部衙门并受到礼遇，随后于同年被转送光禄寺并失去自由。在光禄寺关押两年后，1650年被送到佟图赖家为奴。顺治八年（1651年），两人脱离奴籍，但仍由佟图赖家供养。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1651年，两人脱离奴籍后，开始募捐兴建教堂。他们向郑芝龙（当时被软禁在北京）等人募捐，郑芝龙为他们找了住处，并在该住处建了所小教堂。这座1651年兴建的教堂是两人到北京后兴建的第一所教堂。两人因进行传教活动，在北京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在1655年被顺治帝所知。顺治十二年（1655年），两人获顺治帝召见，顺治帝赐给两人银米若干、房屋一所。两人获得顺治帝所赐的这所房屋后，又获得肃亲王豪格侧福晋奉教王妃曹儒斯大（Justa Chao）及清朝宗室佟家（佟家即佟图赖及长子佟国纲、次子佟国维等人的家族）的捐资，于康熙元年（1662年）在顺治帝所赐房屋处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欧洲式样教堂。该教堂长70英尺，采用爱奥尼亚式建筑风格。该教堂当时命名为“救世主堂”，又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地址在东安门外干鱼胡同。东堂建立后，成为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的中心据点，原来郑芝龙捐款建成的小教堂改作教士住宅。这是继汤若望兴建的宣武门天主堂之后，葡萄牙传教团在北京建的第二座教堂。因为利类思、安文思两人到北京后，与汤若望矛盾日深，汤若望不愿与二人同住宣武门天主堂，二人1651年获得自由后才无处容身，先在郑芝龙帮助下建小教堂，后又建东堂。因为这新教堂与宣武门天主堂东西对峙，才得俗名“东堂”，而宣武门天主堂则得俗名“西堂”。后来，法国传教士在靠近紫禁城的蚕池口建设了教堂，俗称“北堂”，宣武门天主堂的俗名这才变成“南堂”。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1661年，顺治帝逝世，在华外国传教士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因继任的康熙帝年幼，顺治帝生前曾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顺治帝逝世两个月后，督捕司指控安文思在教堂为一位朝廷官员提供藏匿钱财之处。这位官员是肃亲王豪格侧福晋曹儒斯大的儿子，教名为西蒙（Simão）。顺治帝因豪格之死，为了补偿，故封西蒙为地方官。西蒙曾任河间府的长官，顺治十五年（1658年）出任江南的宁国府知府。曹儒斯大在赴江南投奔儿子西蒙前来到教堂，将一些钱财存放在了利类思、安文思处。1659年，郑成功率张煌言侵袭江苏省，夺取了宁国府等地，知府西蒙从宁国府逃往南京。后西蒙的仆人胁迫曹儒斯大在1660年回到北京宫廷，这些仆人控告西蒙当年在河间府任职时贪污，脏银藏在耶稣会神父处。安文思由此被卷入该案，1661年受到官府传唤，并遭受酷刑。同时西蒙在南京被控将宁国府留给了郑成功，涉嫌叛变。西蒙在南京被定罪后，1661年同年，曹儒斯大、西蒙的妹妹茱莉娅（Julia）以及安文思被刑部判处绞刑。判决随后由四位辅政大臣召集三法司会审，1661年12月判处曹儒斯大、茱莉娅绞刑，安文思则可无罪开释。1662年，此案最终结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利类思曾托豪格的两个儿子请刑部堂官向四位辅政大臣请求赦免安文思，佟图赖的遗孀也曾为安文思的获释而奔走。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六日，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参劾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指控他们有三大罪状：“潜谋造反，一也；邪说惑众，二也；历法荒谬，三也。”正好当时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喜欢外国传教士，1664年11月12日，鳌拜将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四位传教士投入刑部监狱。经过轮番审讯，1665年1月初，刑部作出初次判决，判首犯汤若望革职、绞监候，其他三人为从犯，有官职者革职，俱杖责四十、充发远方。1665年4月中旬再次审判时，杨光先再次上书声称汤若望管理的钦天监为几年前入葬的荣亲王选择葬期、山向“俱犯杀忌”。由此鳌拜更加重了刑罚，判处汤若望和七位钦天监华人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凌迟处死。康熙四年三月一日（1665年4月15日），北京发生大地震，群臣请旨大赦。三月二日释放囚犯1200多人，但四位传教士未释放。三月二日当天下午，又发生一次地震，乃请旨开释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当时汤若望的死刑尚未赦免，仅将凌迟改为斩监候。从三月三日到三月五日，北京又发生多次地震，顺治帝之母孝庄皇太后以天谴可畏，召辅政大臣面谕称汤若望应开释，李祖白等人可即处决。随后汤若望获释，李祖白等五位钦天监华人官员被处决。在这次由杨光先开始的反天主教的浪潮中，王府井天主堂被毁，故利类思、安文思获释后，都迁居宣武门天主堂，继续传教。两人后来都在宣武门天主堂逝世，逝世时都获得康熙帝颁发的上谕，赐银、缎及举办隆重的葬礼。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在与皇帝的权力斗争中失利，受辅政大臣庇护的杨光先被罢官，由他掀起的教案平反，一度被没收的王府井天主堂发还教会。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北京又发生地震，宣武门天主堂和王府井天主堂在地震中被毁。康熙六十年（1721年）主持王府井天主堂的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重建了王府井天主堂，重建工程由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资助，耶稣会士利博明（Ferdinando Bonaventura Moggi）作为建筑师设计，传教士兼清宫廷画师郎士宁主持了建筑的绘画和装饰工作，当时的教堂门窗均有彩色玻璃花窗装饰，堂内圣像绘画很多出自郎士宁之手，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嘉庆十二年（1807年），东堂的传教士在搬运教堂藏书过程中引发火灾，包括郎士宁手绘圣像在内的大批文物被焚毁。当时东堂神父为福文高、李拱辰，二人又兼钦天监职务，火灾后二人立即上书自请处分。二人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皇室补助，重修东堂。但当时清廷正在对天主教采取比较严厉的禁止政策。清廷不仅未给教会补助银两，反而让福文高、李拱辰二位神父移居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并将东堂院落没收。东堂的教堂建筑虽然未被烧毁，但也被拆除，于是东堂自此遂废。据史料记载，当时东堂“大堂虽未焚坍，亦令拆毁，饬修士等尽移南堂居住”。至咸丰年间这里仍是一片空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发还了东堂、南堂、北堂和西堂的教产。当时将东堂发还教会时，此地仅存街门，内部全毁。教会稍作清理后，修建数间平房，作为教友的祈祷所。
光绪六年（1880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田类思向欧洲募款重建王府井天主堂，光绪十年（1884年）新东堂建成。新建的东堂为砖木结构罗马式建筑，作为内部空间支撑结构的木柱均为取自黑龙江的赤松，墙体则以城砖砌成。建筑平面取十字形，正面建有三座钟楼，均做穹顶结构，钟楼顶端均装饰有十字架。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东堂于1900年6月13日被烧毁，在堂内避难的一批天主教民也被烧死。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用庚款重建了东堂，这就是东堂现存的建筑。重建后的东堂完全恢复了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形制与规模。据史料记载，东堂“大堂计长二十二丈二尺，宽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内明柱计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径一尺六寸，皆系黑龙江运来之赤松，精坚胜任。堂内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绘尽致。堂中之正祭台，俱用意大利亚国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镌成。台前之短柱，皆以珐琅烧成，璀灿可观。……堂前钟楼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圆牖框，与它牖各框，及其层檐，与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砖砌成。每砖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阶除，长阔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门一座，达于通衢。”
王府井天主堂 历史
东堂院内堂北原有惠我女校，堂南、堂西设有教室。堂东有一院，内设花池、平房和楼房，是神父住宅。堂东有一大片空地是学校操场。1933年，教会在东堂创办北平私立惠我小学。惠我小学设在东堂南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更名为八面槽小学，人民路小学，王府井第一小学，王府井小学。2000年，北京市政府改造王府井大街，将王府井小学的师生分散到灯市口小学、校尉小学，王府井小学从此撤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8月21日东堂关闭。该教堂此后被八面槽小学占用。1980年开始修复，1980年12月24日正式开堂，恢复宗教活动。这是继宣武门天主堂（南堂）之后，天主教北京教区恢复宗教活动的第二座教堂。1982年被公布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王府井天主堂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3月21日，王府井商业街二期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00年3月至9月，为配合王府井大街扩建工程，北京市政府拨巨款对东堂全面整修，将教堂周围院墙内的平房及院墙全部拆除，扩建了堂前广场，并加建喷泉、地灯，改建了圣若瑟纪念亭。2000年9月11日，东堂再次复堂开放。2013年，东堂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府井天主堂 建筑
东堂用地在柏树胡同、甘雨胡同（原名乾鱼胡同）之间，面积约为1.18公顷。主要建筑有：
王府井天主堂 建筑
教堂（大堂）：位于距院门55米处的青石台基上，坐东朝西，南北面阔24米，东西总长约64米，平面呈长方形，教堂门前有宽大的平台。立面外观三层，局部四层，砖石结构，灰砖清水墙体，青石基础。正立面（西立面）由三部分垂直体构成，两条水平腰线将之连成整体。底部开有三个半圆券式门洞，形成门廊，廊后是三个大门。中央大门上部有十字形圆窗，两侧各有一个半圆券式双联长窗。西立面采用组合式壁柱进行垂直划分，为罗马柱式，每层都有基座、柱础、柱身、柱头、檐部。西立面的柱头是变形的爱奥尼柱式，其他立面的壁柱是罗马塔司干柱式。西立面三个塔体顶部是双重鼓座，覆有肋形穹隆顶，其上各设有带小穹顶的采光亭，亭上是十字架。整个立面结合了文艺复兴建筑和巴洛克建筑风格。立面檐口高约13米，屋顶高约18米，中部穹顶高约25米，十字架顶高约27.2米。教堂外立面采用灰砖清水墙体，基座、檐部等地方重点使用了青石。墙面砌工严谨，在欧洲古典建筑造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纹样。大门正面的石柱上有楹联：“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宏勋冠古今”，横额为“惠我东方”。教堂平面为巴西利卡式，18根直径0.65米的圆柱（柱础为方形）将教堂内部分成中厅和侧廊，柱间距4.2米，柱头和檐部上立有拱券，其上覆有木屋架的坡顶。教堂内的西部大门上方有唱经楼。东部祭坛后面有外凸的小圣经堂及两侧的更衣所，平面形成十字形。侧墙壁柱之间开有拱顶窄长窗，南、北墙的西部开有侧门通到室外。堂内两侧挂有描绘耶稣受难始末的多幅油画。2010年圣诞节前夕，教区专款为东堂购置捷克产管风琴一台。
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人，明末清初儒者，思想家、哲学家，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麓，世遂称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后汇编为《船山遗书》。有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三大思想家。
虽然王夫之的思想诞生于明末清初，但是其著作直到晚清才开始在湖南大规模刊行。刊行后得到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出身政治人物推崇，进而政治影响力逐渐扩至全国。这种影响力的最佳体现是其直接参与了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走向。
王夫之 生平
王夫之出身于太原王氏，但因战乱，元代至正年间之前的家谱已经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邮州人，因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功劳，授予山东青州左卫之职。王仲一的一个儿子王成，在永乐年间，因为担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万历年间两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亲为谭氏，谭时章的女儿。王朝聘还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儿，生子三岁早逝，万历甲午年綦氏也过世。
王夫之出生于萬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时，出生地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此时父亲王朝聘已经五十岁，母亲谭氏也有四十三岁。王夫之为第三子，有长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参之。王夫之三岁时，父亲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应乡试，继而入国子监。因为父亲在京城，王夫之五岁起，跟随年长十余岁的长兄王介之学习。九岁时，才跟着从京城回来的父亲学习。
崇禎六年 (1633年) ，十五岁的王夫之跟着两位兄长去武昌府应乡试，当时的主考官为钱谦益。十六岁时，湖广提学佥事水佳允在衡郡举行岁试，将王夫之列为一等第一名。十九岁时，王夫之娶陶万梧的女儿为妻。
王夫之 生平
明末求学於岳麓书院，並师从吴道行，吴教以湖湘家学，“以朱（熹）张（栻）为宗”，与旷鹏升等結“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禎十五年（1642年）中鄉舉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北上会试。當時李自成的大順軍已進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會試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阳。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於戰火，崇祯十六年 (1643年) 张献忠攻佔衡州時，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大顺军攻入北京時，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聞明安宗在芜湖被俘，续写《悲愤诗》一百韵。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研读《周易》，後來编为《周易稗疏》。
王夫之 生平
王夫之曾经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造纸工人、农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广寺参加抗清活动，被湘谭人尹长明擊敗，方广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王夫之事敗逃亡肇慶，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堵胤锡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又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永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春，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永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历政权的行人司行人。
王夫之 生平
永曆四年朝廷深陷黨爭，吴党得勢，為營救楚黨，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於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將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兵败后潜回廣東、廣西。李定国收复衡阳時，派人招请王夫之，“进退萦回”，始终未去成。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軍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這期間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後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髮。康熙三年 (1664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三桂表示深切蔑视。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的嘱咐，携带粮食和钱币会见王夫之，请求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绝，但是看到郑端心诚，接受粮食，但退回钱币，且致函表示感谢。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終身沒有剃髮。
王夫之 作品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但他的著作因包含大量反清复明内容，未曾刊行。王夫之说过：“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晚清社会动荡，中央政府对思想控制减弱，民间积极寻找能救亡图存的新思想。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诗人，他博涉群书，还乐于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学作品。王夫之的六世孙王世全在长沙城南书院探访了邓显鹤，开始同邓显鹤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于1839年在长沙刊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
王夫之思想虽然诞生于明末清初，但是真正影响中国社会则是从晚清开始。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焘为首的湘军集团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继续主持刊刻王夫之遗著，1865年《船山遗书》刻竣，共计56种288卷，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王夫之的思想深刻塑造了近代湖湘文化精神，并随曾国藩等湖南政治人物将影响范围扩大至全国，特别是影响了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
王夫之 作品
民國後，劉人熙搜輯散佚，又有補刻本。1930年，譚延闓、胡漢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遺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種，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臺北船山學會重印《船山遺書全集》，為二十二冊。岳麓書社有《船山全書》十六冊。
王夫之 思想
王夫之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并加以发展。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
王夫之的研究領域包括天文、曆法、數學、地學，專精於經、史、文學。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絪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 思想
王夫之篤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时代的范畴，他坚持维护集权帝制，他认为阶级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學術流派，被稱為船山學。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王夫之 思想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王夫之 思想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王夫之 后世纪念
主条目：船山学社、王船山纪念馆、王船山出生地纪念馆
朱舜水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4日），字鲁璵，號舜水，浙江餘姚人，寄籍松江。明朝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其號舜水為余姚江古称，朱於移居日本後所起，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死後，德川光國私諡文恭。
朱舜水力圖反清復明，在清初曾参加抗清活动，也曾助郑成功北伐；南明灭亡后，他不愿降清，遂东渡日本。於日本受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水戶黃門）器重，其遺臣性格與儒家思想，讓德川光圀深感未有异族统治且天皇萬世一系的「小中華日本」方是中華思想的正統繼承者，遂奮發編纂《大日本史》以揚正統，導致尊王攘夷思想之催生。朱舜水更對水戶學擁有不可磨滅之影響。
朱舜水 生平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11月17日，朱舜水生於餘姚。九歲喪父。崇祯十一年（1638年）恩贡生。崇禎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變，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殉國。隨即清兵入關，又攻殺李自成。朝廷屢次征召朱舜水，其皆不就，仍在華南奔走抗清。隆武二年（1646年），逃奔安南（今越南）。永曆十一年（1657年），暫居安南的朱舜水想返華抗清，被人舉薦做官，進見安南國國王，但朱舜水誓死不肯向國王跪拜，被羈押達五十多天方獲釋回國。朱舜水爲了反清的資金來往貿易與華南、日本、越南，用以支持南明魯王朱以海和台湾的鄭成功，還參加了永曆十三年（1659年）7月的南京攻略戰。
南京攻略戰失敗之後，朱舜水作爲鄭成功的使者向實行鎖国政策的日本求援，萬治二年（1659年）冬來到日本長崎。万治三年（1660年）在筑後国（今福岡縣南部）柳川藩學者安東省菴的幫助下定居日本。明末清初，有很多明朝文人爲避戰禍來到日本，當時日本的大名家收用他們作爲自己的幕僚。寬文五年（1665年）6月常陸国（今茨城縣）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派彰考館小宅處齋拜訪朱舜水，接受邀請後，於同年7月抵達江戶。
朱舜水 生平
德川光圀對朱舜水敬愛有加，而朱舜水也對水戶學產生很大影響、德川光圀就任藩主之際朱舜水也隨同前往水戶市；他與同為德川光圀編撰《大日本史》的安積澹泊、木下道順和山鹿素行等結為好友，並在日本傳播漢學。
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1682年5月24日），朱舜水在江戶病逝，享壽八十二歲。身後，德川光圀派人整理了他的遺稿，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東京大學農學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朱舜水先生臨終之地）的石碑。
朱舜水之墓在歷代水戶藩主的墓地瑞龍山（位於茨城县常陸太田市）。爲了紀念他不忘故國，墓特地建為明朝式樣。
1914年，湯壽潛、張謇等人于杭州建祠紀念。
朱舜水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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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500》，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方以智
方以智（1611年—1671年11月9日），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别号龙眠愚者，出家後改名大智，字无可，別號弘智，人稱藥地和尚，直隸桐城縣（今安徽省桐城市）人，明末清初學者、思想家、科学家。
方以智 生平
祖父方大镇，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少卿，治《易经》、《礼记》，著述宏富。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
方以智幼稟異慧，六歲知文史，博覽群書。早年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直隸、燕京等地，见名山大川，与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交往，并阅西洋之书。与冒襄、侯方域、陈贞慧，合称明季四公子。
崇禎七年（1634）桐城民變，方孔炤留守，方以智隨家人避居南京。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己卯科應天鄉試舉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聯捷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李自成入北京後，受到了严刑拷打。不久李自成兵敗山海關，方以智趁亂逃往南方。
入南明永曆朝，除經筵講官，因伪书案被免職。自行参加抗清活动，兵败后出家为僧，改名換姓，人稱“藥地和尚”。因“粤案”被清廷押解北上，赴南昌省狱，又押往广东对案，十月初七日行至江西万安惶恐滩头，想起宋朝末年文天祥事迹，自沉于江殉国。一说坐化。
據說，以智浮沉江湖抗清時，在社會底層，推動了秘密結社天地會的發展。
方以智 學問與學說
方以智作品大多傷時感事之作，如：“同伴都分手，麻鞋獨入林。一年三變姓，十字九椎心。聽慣戈信，愁因風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為知音。”（《獨往》）。方以智在哲學、自然科學方面卓然有成。著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东西均》、《禅乐府》、《四韵定本》、《医学全通》等等。其中《通雅》和《物理小识》，是百科全书式的专著，被譽為“十七世紀罕無倫比的百科全書派”大學者。
绘画作品从现知最早作于1635年的《四妙图》、还有《断截红尘图》、《顽石图》、《骑驴图》等。
方以智家學深厚，在學習中國學術的同時，也向西人學習科技。他接受近代西方科學知识，并不盲从，常以实验验证，纠正西学认识错误的地方。方以智提倡通几与质测之学，在科學上有不少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