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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不赞成反对人士在关税法案加入所得税条款，理由是最高法院此前就已裁定该税违宪。反对派于是提出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7月上旬通过两院后再送各州批准，最后于1913年开始生效。塔夫脱获得委员会对限制木材税等事务的支持，委员会报告得到两院认可，1909年8月6日塔夫脱签字颁布。《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生效后马上引起争议，据科莱塔记载：“塔夫脱已经丧失主动，激烈关税辩论中的创伤始终没有愈合”。
1910年12月，塔夫脱在国情咨文中呼吁与加拿大达成自由貿易协定。英国此时仍然主控加拿大外交，塔夫脱发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都愿意与美国自由贸易。但是，许多加拿大人反对达成协议，两国曾于1854年签署《额尔金－马西条约》，加拿大人担心美国会像1866年那样只待时机成熟就把加拿大一脚踢开。此外，美国的农场主和渔业组织也反对协议。1911年1月与加拿大官员商议后，塔夫脱将不属于正式条约的协议递交国会，同年7月下旬通过。以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为首的加拿大國會对协议无法达成共识，加拿大人在1911年9月大选中把劳雷尔赶下台，罗伯特·莱尔德·博登继任。最后两国没有达成跨境协议，激烈辩论令共和党内分歧深化。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和国务卿诺克斯针对拉丁美洲制订美元外交政策，认为美国投资能让所有参与方获利，同时消除欧洲对门罗主义推行地区的影响。但这项政策应者寥寥，拉美国家不愿沦为美国的金融保护国，许多参议员认为美国不应插手海外。墨西哥政权崩溃，该国随后陷入混乱的墨西哥革命，对塔夫脱外交政策的挑战空前绝后。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上任之初，墨西哥就已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的长期独裁统治下日趋动荡，许多墨西哥人支持反对派首脑弗朗西斯科·馬德羅。墨西哥叛军多次穿过两国边境抢夺马匹和武器，塔夫脱下令美国陆军在边境地区演习。他告知军事助手阿奇博尔德·巴特（）：“我准备镇压叛乱，而且没那么容易收手”。塔夫脱与迪亚斯在德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和墨西哥華雷斯城会晤，以此表示支持迪亚斯，这不但是两国总统首次会晤，还是美国总统首度到访墨西哥。峰会当天，弗雷德里克·羅素·伯納姆和德克萨斯骑警抓到持有手掌手枪的刺客，此人一度冲到距两位总统仅数英尺之遥。迪亚斯在墨西哥大选前囚禁反对派候选人马德罗，后者的支持者拿起武器。最终迪亚斯下台，墨西哥陷入持续十年的革命。美国亞利桑那領地两位公民被杀，十余人受伤，部分是因跨境枪击引起。塔夫脱反对激烈回应并如此指示领地总督。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尼加拉瓜总统何塞·桑托斯·塞拉亚有意撤销授予美国公司的商业特许，美国外交官私下倾向支持胡安·埃斯特拉达（）为首的叛军。该国欠下许多大国债务，美国不希望另一条运河线路落入欧洲人之手。受美军干预影响，选举产生的塞拉亚接班人何塞·马德里斯（）无法平息叛乱，埃斯特拉达的势力于1910年8月攻陷首都馬拿瓜。美国迫使尼加拉瓜接受贷款，并派官员确保该国用政府收入还款。尼加拉瓜远未稳定下来，1911年再度发生政变，1912年发生的骚乱更多，塔夫脱派兵控制局势，后来一直到1933年才结束占领。
1903年巴拿马革命引起的争端经巴拿马、哥伦比亚和美国三方条约解决，1909年初，罗斯福跛脚鸭政府签署条约并获参议院和巴拿马批准，但哥伦比亚拒绝批准。1912年大选过后，诺克斯表示愿向哥伦比亚补偿一千万美元，后来最高提升到2500万美元。哥伦比亚认为数额太少要求仲裁，塔夫脱下台时此事仍未解决。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主政菲律宾的经历令塔夫脱当上总统后依然热心关注东亚事务，他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不那么要紧，并出于贸易和投资潜力的考量将驻华大使视为外交领域头号要职。诺克斯对此不敢苛同，谢绝派他前往北京实地考察的建议。塔夫脱认为罗斯福所派大使柔克义对涉华贸易不感兴趣，用麦金莱和罗斯福多次派往欧洲的嘉樂恒（）取代。但诺克斯对嘉樂恒的政策建议不以为然，两人经常发生争执。塔夫脱和诺克斯力图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扩展到满洲，但劳而无功。
1898年，美国企业获得汉口至四川省的铁路特许权，但因该司在美国境外出售多数股权违反协议，清朝政府于1904年撤消协议。清政府从英属香港获得资金赔偿美国公司，条件是如果清朝今后修建铁路需要外国资本投入会优先考虑英国。1909年，以英国为首的财团已开始对华谈判。诺克斯同年五月得知后要求准许美国银行参与，塔夫脱亲自同摄政王载沣商议后美方得以加入，但各方直到1911年5月才签署协议。中方授权协议的法令要求所涉省份地方铁路公司国有化，各股东所获补偿不足，引起的不满与其他因素共同引发辛亥革命。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起义领袖推举孫中山担任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推翻清朝统治。美国公众倾向承认新政府，塔夫脱对此不大情愿。1912年2月联邦众议院通过决议支持中华民国，但总统和国务卿认为美国在承认大国新政府上应该与西方其他强国同步。1912年12月，塔夫脱在他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表示打算在中华民国全面建立后承认，届时他已竞选连任落败，无法继续跟进。
塔夫脱延续罗斯福时期政策反对华人和日本移民。1911年美日两国修订并签署友好与通航条约，承诺美国的日本人和日本的美国人享有广泛对等权利，但前提是继续执行《绅士协约》。条约递交参议院批准期间美国西岸部分人士反对，塔夫脱告诉他们移民政策保持不变。
塔夫脱反对委派政治金主出任大使要职的传统做法，不希望美国大使都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用他的话来说，希望自己挑选的大使能够一眼看出他人是不是美国人。塔夫脱走访欧洲期间对美国驻法大使亨利·怀特（）印象很差，决定换人，此举导致国务院其他职业人员担心因政治因素失业。塔夫脱还想换掉罗斯福任命的伦敦大使怀特劳·里德（），但里德是《纽约论坛报》业主，曾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夫妇都很喜欢他报上的八卦，里德留任直到1912年去世。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倡导以仲裁解决国际争端，他与英法两国谈判条约，要求将分歧交由仲裁，条约在1911年8月签署，谈判期间塔夫脱和曾任联邦参议员的诺克斯都没有和参议院商议。此时已经有许多共和党人站到总统的对立面，塔夫脱担心大力宣传条约会导致参议院不批准。他在十月几次讲话中支持条约，但参议院加入的修正条款令他难以接受，条约最后夭折。
虽然没能订立仲裁条约，但塔夫脱政府还是以和平手段解决美英两国许多争端，其中多次就是仲裁。这些争端包括缅因州和新不倫瑞克省之间定居点的边境问题，白令海涉及日本的海豹捕猎权长期争端，以及纽芬兰岛近海的类似渔业分歧。解决捕猎海豹争端的仲裁结果持续生效到1940年被日本废除。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继续罗斯福的执政实践，通过《休曼反垄断法》提起诉讼拆分合并企业。罗斯福担任总统七年共启动40起诉讼，塔夫脱四年启动70起。罗斯福时期起诉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公司的案件于1911年获最高法院裁决支持政府。1911年6月，民主党主控的众议院开始针对美国钢铁公司开展听证，该司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显著扩张，前总统支持他们收购田纳西州煤炭、钢铁和铁路企业，以此制止1907年恐慌继续深化。罗斯福出席听证并为当年决定辩护，塔夫脱担任战争部长期间也曾赞赏该公司的收购。古尔德认为罗斯福很可能受到蒙昧，误以为美国钢铁公司无意收购田纳西企业，但这不过是商业谈判中常见的讨价还价手段，对于罗斯福来说，质疑此事等于质疑他的个人诚信。
1911年11月，司法部起诉美国钢铁公司，要求该司旗下上百家子公司取得独立经营权，将许多知名企业高管和金融家列为被告。案件诉状未经塔夫脱审核，其中还指称罗斯福“被狡猾的企业家蒙蔽助长垄断”。罗斯福对诉状中涉及他和治下行政当局的内容深感冒犯，认为自称不知情的塔夫脱至少存在领导责任。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1911年12月，塔夫脱向国会发出特别讯息，要求复会后修改反垄断法规，国会充耳不闻。1912年起诉农业设备制造商万国收割机公司（）对塔夫脱政治影响也很大。罗斯福政府曾调查该司，但没有起诉，当时塔夫脱也赞成不起诉。罗斯福出马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塔夫脱的支持者宣称罗斯福当年不起诉之举失当，罗斯福非常愤怒，指责塔夫脱等到三年半后面对挑战时旧事重提，对当年他也支持的决定出尔反尔。
罗斯福热心环保，他任命的内政部长詹姆斯·鲁道夫·加菲尔德（）和国家森林局局长吉福德·平肖（）等官员对此有志一同。塔夫脱认同环保需要，但觉得应由立法而非行政命令推动。他没有保留俄亥俄州同乡加菲尔德的部长职位，改为任命来自西海岸的前西雅图市长理查德·巴林杰（）。罗斯福以为塔夫脱之前承诺保留加菲尔德的职位，对内政部长换人颇感意外，此事进一步促使他明白塔夫脱的政策诉求不同。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罗斯福曾收回许多原属公共领域的土地，例如阿拉斯加州原本以为富含煤炭的地区。1902年，爱达荷州企业家克拉伦斯·坎宁安（）在阿拉斯加州发现煤炭矿藏后提出采矿要求，政府的调查旷日持久，罗斯福下台时仍未结束，其中1907到1908年巴林杰正担任美国土地总局（）局长。土地总局特派员路易斯·格拉维斯（）调查坎宁安的主张，内政部长巴林杰1909年批准，但等不及的格拉维斯违反政府协议，离开内政部向平肖求助。
1909年9月，格拉维斯通过杂志文章公开指控巴林杰两度出任公职期间都在为坎宁安谋取利益，如果指控属实，巴林杰就有违避免利益冲突的公务员准则。9月13日，塔夫脱根据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斯汉姆（）两天前发布的报告开除格拉维斯。平肖决定把事闹大，促使总统也把他开除，塔夫脱很不情愿，担心这会导致还在国外的罗斯福不满。总统要求已当上参议员的羅脫调查，羅脫也主张解职平肖。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对政府官员下达封口令，但平肖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要继续闹大。1910年1月，他致信爱荷华州联邦参议员多利佛，声称坎宁安对公共土地的采矿要求属于欺诈，除林业部门的所做所为外，总统也准备批准。普林格指出，身为行政部门下属却用这种手段向立法机构申诉，平肖之举可谓令人大跌眼镜，塔夫脱别无选择只能解除他的职务。心愿得遂的平肖远赴欧洲，去向罗斯福告状。随后的国会调查虽然多数议员认为巴林杰之举没有问题，但格拉维斯律师路易斯·布蘭迪斯证实威克斯汉姆的报告已经过时，令行政机构颇感难堪，塔夫脱只能承认。平肖－巴林杰之争导致进步人士和罗斯福的支持者认为塔夫脱言而无信，背弃罗斯福的主张。
塔夫脱在就职演讲中宣布，不会任命非裔美国人出任邮政局长之类联邦公职，以免引起种族摩擦。相比之下，即便白人拒绝与黑人官员打交道，罗斯福也不会因此替换官员。塔夫脱的立场人称“南方政策”，马上就导致白人抗议示威反对黑人官员。塔夫脱从谏如流，解除南方大部分黑人官员职务，在北方任命的非裔美国人官员也很少。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上任时，非裔美国人领袖曾探讨黑人应何去何从。布克·華盛頓认为大部分黑人应该学会做工，少数接受高等教育；W·E·B·杜波依斯以更激进的立场主张平等；塔夫脱倾向华盛顿的主张。据科莱塔所述，塔夫脱要求非裔美国人“安份守己”，这种做法过于短视，“没有看到和遵循历史上与共和党紧密相连的人道主义使命，导致北方和南方的黑人开始投向民主党怀抱”。
塔夫脱是一神论者，在20世纪初主张从积极角度着眼、重新评估天主教历史角色的潮流中发挥主导作用。该潮流力求消除反天主教思想，特别是新教势力不强的西岸地区。菲律宾的美国政府官员、新闻工作者和知名作家承认天主教传教士的贡献，宣扬菲律宾的天主教信仰和文职机构能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塔夫脱是马尼拉的最高美国官员，是此次重新评估活动的发言人。1904年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天主教聖母大學演说，称赞“西班牙英雄秉持杰出的事业心、勇气和忠诚对待职责，冒着极其可怕的危险把基督教信仰和欧洲文明带到遥远的东方”（指菲律宾）。他还在1909年称赞胡尼佩羅·塞拉神父推动“加利福尼亚文明的开始”，是了不起的“使徒、立法家和建设家”。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塔夫脱支持自由移民，曾否决国会在工会支持下通过的法案，该法要求开展扫盲测试，对不懂技术的工人限制极大。
塔夫脱共任命六人进入最高法院，数量在历任总统中仅次于乔治·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09年10月鲁弗斯·佩克汉姆（）去世，塔夫脱任命老友兼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同僚、乔治亚州法官贺拉斯·路顿（），他曾敦促罗斯福任命路顿进入最高法院，但前总统没有同意。司法部长威克斯汉姆反对，指出路顿是民主党人，还曾是邦联军人而且已经65岁，但塔夫脱还是在1909年12月13日提名，参议院在一周后口头表决确认。路顿至今仍是就职时最年长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斯第二次进入最高法院接替塔夫脱时已67岁，但职位是首席大法官。历史学家乔纳森·卢里（）认为，塔夫脱此时深受关税和保守派争议困扰，想要从官方途径做出点成绩聊以自慰，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路顿完全有资格进入最高法院。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1910年3月28日，戴维·乔西亚·布鲁尔（）去世，塔夫脱提名纽约州州长休斯。他还告诉休斯，如果首席大法官位置出缺，他很可能提名休斯继任。参议院很快便确认休斯的提名，但首席大法官富勒又在同年7月4日谢世。塔夫脱用五个月时间考虑替换人选，最后他选择晋升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大法官，怀特也成为史上首位晋升美国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此后只有哈伦·菲斯克·斯通和威廉·伦奎斯特获同等待遇。卢里指出，塔夫脱想当首席大法官，所以选择任命更年长的怀特。休斯比他年轻，后来也的确比他活得更久。为填补怀特的大法官席位，塔夫脱提名来自怀俄明州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威利斯·凡·德凡特（）。1910年12月提名怀特和凡·德凡特时，威廉·亨利·穆迪（）又因病退休，所以总统提名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人约瑟夫·拉马尔（）；塔夫脱曾在打高尔夫球时见过拉马尔，后来得知他是法官而且声誉很好。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1911年10月哈伦大法官去世，塔夫脱得到第六次填补最高法院空缺的机会。国务卿诺克斯谢绝任命后，总统提名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马隆·皮特尼（）。马特尼至今仍是最后一位没有在法学院学习过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塔夫脱任命的另外五位大法官相比，他过往的立场更加倾向于反对劳工权益，也只有他在参议院确认时遭遇反对票，投票结果是50票赞成，26票反对。
塔夫脱共任命13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和38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还有各种专业法院的法官，如联邦商务法院和联邦关税暨专利上诉法院的前五名法官。商务法院1910年设立，源自塔夫脱建议设立的专业法院，负责审理州际贸易委员会上诉。该院设立引来许多人反对，特别是在法官罗伯特·沃德罗·阿奇堡尔德（）1912年因腐败问题受到弹劾，并在第二年被参议院解职后。塔夫脱否决国会要求废除商务法院的法案，但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10月签署类似法案。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总统任期（1909至1913年）
1909年3月至1910年6月，罗斯福在大西洋彼岸停留15个月，两人基本没有通信往来。卢里认为两人都在等对方踏出第一步，拉开彼此关系的新篇章。罗斯福风光归国之际，塔夫脱邀请他前往白宫。前总统谢绝邀请，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对塔夫脱感到失望。不过，罗斯福还是在信中表示希望塔夫脱1912年再获共和党提名，而且没有表示亲自参选的意向。
塔夫脱和罗斯福1910年两度会晤，两人表面依然和善，但已经没有往日的亲密感。1910年夏末秋初，罗斯福在西部各地演说，谴责最高法院1905年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裁决。他指责联邦法院破坏民主，呼吁剥夺大法官的司法审查权。塔夫脱虽然私下里也认为洛克纳案裁决失当，但对前总统如此直接地攻击最高法院深感惊恐。罗斯福呼吁“消除出于政治目的的企业支出，对铁路财产实物估价，监管企业合并，设立出口关税委员会并征收累进所得税”，他还主张制订工人赔偿法，各州和国家立法机关管控女工和童工，全面公开竞选支出。约翰·墨菲（）以两位总统分道扬镳为主题的期刊文章指出：“罗斯福开始转左，塔夫脱转右”。
罗斯福在1910年中期选举竞选期间投身纽约政坛，塔夫脱试图通过捐款并施加影响确保前俄亥俄州副州长、共和党候选人沃伦·盖玛利尔·哈定拿下州长选举。共和党在1910年选举中损失惨重，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参议院的共和党优势也大幅缩减。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新泽西州州长，哈定在州长选举中失利。
罗斯福接下来继续倡导进步的新民族主义理念，令塔夫脱非常失望。罗斯福批评塔夫脱政府，声称其主导原则不属于林肯的政党，而是镀金时代产物。1911年没有什么重要选举，双方争议时起时息。威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拉佛莱特宣布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步人士大会表态支持。罗斯福1911年下半年开始摆出再度竞选总统的架势，声称总统不竞选第三个任期的传统只针对连续任期。
许多支持者来信敦促罗斯福参选，共和党官员代表他建立组织。罗斯福之前担任总统时，许多政策都被国会和法院阻止，但如今公众的支持令他信心大增，相信能轻松夺回白宫推行进步政策，而且不会再有人反对。1912年2月，罗斯福宣布愿意接受共和党提名。塔夫脱别无选择，在他看来，输掉11月的普选是党派失利，但要是输掉提名，那就是个人的耻辱。塔夫脱不愿反对当初帮他走上总统宝座的罗斯福，但当上总统后他决心争取连任，这就不可能坐视罗斯福当选。
罗斯福在进步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塔夫脱认为进步主义威胁政府根基，决心夺得党派提名。曾在罗斯福手下任职的阿奇博尔德·巴特前往欧洲度假，后随泰坦尼克号沉入大西洋。塔夫脱与罗斯福的联系本就寥寥无几，巴特去世令他深受打击。
罗斯福在初选所向披靡，确定初选结果的191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举行，362名代表中罗斯福拿下278票。塔夫脱掌控党派政治机器，所以毫不意外地获得各选区和州大会多数代表支持。支持塔夫脱的代表未达绝对多数，但只要争取到南方代表团就很可能胜出。罗斯福质疑代表推举不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驳回他的大部分反对意见，所以他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大会主席支持，希望主席在代表席位上的裁决对自己有利。塔夫脱遵循传统留在首都，但罗斯福亲赴芝加哥竞选，他在演讲中对支持者表示：“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是为神而战”。
塔夫脱争取到羅脫的支持，说服他同意竞选大会临时主席，罗斯福也推举人选，但羅脫胜出。罗斯福势力转为要求替换他们认为没资格当代表的人选。此时羅脫的裁决至关重要，规定有争议的代表不能把票投给自己，但可以投给其他争议人选，最后罗斯福的势力以507票对567票失利，塔夫脱获提名已成定局。显然，罗斯福如果拿不到提名，共和党将四分五裂，会上部分代表想推举妥协人选避免选举灾难，但于事无补。哈定提名塔夫脱后讲话称赞总统并力图团结党派，但很快就被愤怒的进步人士打断。塔夫脱在第一轮投票胜出，大部分罗斯福的支持者拒绝投票。
罗斯福及其支持者宣称塔夫脱窃取提名，自行组建进步党（）。塔夫脱知道普选无望，但依然认定有必要从罗斯福手中抢到提名，维护共和党身为“保守政府和保守机构守护神”的地位。在他看来，选举虽然注定要失败，但却是为保持共和党在保守派控制下的必要斗争。民主党候选人是新泽西州州长伍德罗·威尔逊，他认为罗斯福的威胁更大，基本没有攻击塔夫脱。威尔逊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改革派，罗斯福当总统时根本没有积极反对托拉斯。塔夫脱用他主张的“进步保守主义”与罗斯福的进步民主对比，声称进步民主就是要建立“仁慈的专制”。
塔夫脱基本遵循1888年前总统争夺连任不积极竞选的传统，只在8月1日接受提名时公开演说。企业家认定他毫无胜算，不如支持威尔逊来阻止罗斯福，所以塔夫脱根本无法为竞选筹集足够资金。共和党在九月佛蒙特州三党争雄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塔夫脱一度发表颇具信心的声明，但从未幻想赢得大选。他曾希望内阁官员为竞选出力，但却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意向，只有参议员羅脫为他演讲一次。
副总统舍曼获得共和党大会提名，但在竞选期间病重，最后在选举日六天前去世，是最后一位在任上去世的美国副总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接棒，但他和总统最后只拿下犹他州和佛蒙特州，仅八张选举人票，创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新低，直到1936年被阿尔夫·兰登追平。罗斯福拿下88票，威尔逊以435票当选。普选数方面威尔逊虽然得票最多，但没有超过总票数的一半。塔夫脱只有350万普选票，比前总统还少60万余票。此外，加利福尼亚州和南达科他州进步党人还确保塔夫脱没有在两州参选的资格。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返回耶鲁（1913至1921年）
塔夫脱离开白宫后既无退休金也没有任何政府可能提供的补偿，计划返回已经生疏多年的律师岗位。考虑到他任命的联邦法官很多，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大部分大法官，塔夫脱如果作为律师走上联邦法院，很可能因利益冲突引发争议。所幸此时耶鲁法学院邀请他出任肯特法学和法律史教授，塔夫脱接受后在乔治亚州度假一个月，然后在1913年4月1日抵达纽黑文并受到热烈欢迎。此时新学期已经开始太久，不适合他再上学术课，塔夫脱于是备课八节“现代政府问题”讲座并在五月宣讲。他靠演讲并在杂志发表文章赚钱养家，离任八年存款反倒增多。1916年，塔夫脱在耶鲁大学完成论文《首席裁判官及其权力》（）。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返回耶鲁（1913至1921年）
塔夫脱担任总统期间曾是林肯纪念堂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提议用党内同胞换掉前总统时，塔夫脱笑称输掉总统席位倒没什么感觉，丢掉这个位置才真伤人。建筑师亨利·贝肯（）想用科罗拉多州的尤尔大理石修建纪念堂，但南方民主党人要求使用乔治亚州大理石。塔夫脱为贝肯的主张游说，美术委员会最终支持前总统和建筑师。纪念堂开建后，塔夫脱将于1922年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为纪念堂揭幕。1913年，塔夫脱当选美国律师协会主席，任期一年。在任期间，他将路易斯·布蘭迪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威廉·德雷珀·刘易斯（，支持进步党）等对手踢出委员会。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返回耶鲁（1913至1921年）
塔夫脱和威尔逊亲切对待彼此。塔夫脱虽然私下批评威尔逊的部分政策，但只对菲律宾事务公开发表见解。1916年1月拉马尔大法官去世，总统提名布蘭迪斯，令塔夫脱非常震惊，他一直没有忘记布蘭迪斯在平肖－巴林杰之争中所起的作用。参议院的听证会没有发现总统提名人选存在任何问题，塔夫脱插手干预，信上有他与其他前美国律师协会主席的签名，声称布蘭迪斯不适合进入最高法院，但民主党主控的参议院依然确认提名。塔夫脱和罗斯福的关系依然紧张，威尔逊上任的前三年里，两人只在耶鲁大学某次葬礼上见面，简短的交谈礼貌、正式而疏远。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返回耶鲁（1913至1921年）
担任强制和平同盟会（）主席期间，塔夫脱希望通过国际间的国家协会组织防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肆虐期间，塔夫脱于1915年向威尔逊表示支持他的对外政策。总统接受塔夫脱邀请在同盟会讲话，并在1916年5月的演讲中提倡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防止战争复发。塔夫脱支持促使休斯大法官辞职接受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休斯辞职后力求罗斯福与塔夫脱和解，相信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威尔逊。10月3日，罗斯福与塔夫脱在纽约见面，但罗斯福只愿握手，没有发表只言片语。除此以外，共和党人在竞选期间依然困难重重，最后威尔逊以微弱优势连任。
1917年3月，塔夫脱加入康涅锹格州防卫队，以行动公开表示支持积极参与战争。1917年4月威尔逊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塔夫脱极力支持。塔夫脱还是美國紅十字會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份职务占用他大部分时间。1917年8月，威尔逊授予红十字会高管军衔，方便他们在战时开展工作，塔夫脱官拜少将。
战争期间，塔夫脱为主持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运作离开耶鲁，负责确保企业主与职工关系良好。1918年2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新任主席威廉·海斯（）联系塔夫脱，希望他能与罗斯福和解。同年五月，塔夫脱入住芝加哥布莱克斯通酒店（）期间得知罗斯福和支持者在此用餐，他主动前去见面。两人在众人的掌声中拥抱，但关系尚未超出礼仪范围，罗斯福就于1919年1月辞世。塔夫脱后来表示：“或许他死时仍对我抱有敌意，对此我抱憾终生。我永远爱他、怀念他”。
威尔逊建议以凡尔赛条约部分条款为基础建立國際聯盟，塔夫脱公开表示支持。他没有和政党步调一致，共和党参议员此时还不愿批准条约。随后塔夫脱在是否应该对条约增加保留条款的问题上立场调头，导致双方都对他非常不满。威尔逊政府视他为路人，共和党人称他是党的叛徒和威尔逊支持者。参议院最后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塔夫脱在1920年大选期间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联邦参议员哈定和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两人顺利当选。塔夫脱应邀前往总统当选人在俄亥俄州马里昂的故居，为新总统任命官员提供建议。塔夫脱与哈定在1920年12月24日会晤，据塔夫脱事后回忆，两人交谈期间，哈定随口问起塔夫脱是否愿意接受任命进入最高法院，如果是他就愿意提名。塔夫脱提出一项条件，他当过总统、此时的最高法院有两名大法官是他任命，并且最高法院还有对头布蘭迪斯，塔夫脱只会接受首席大法官席位。哈定没有回答，塔夫脱在感谢信中重申他的条件，还称首席大法官怀特多次向他表示，自己就是在为塔夫脱继续坚持任职，只等共和党总统上台。1921年1月，塔夫脱从中间人口中得知哈定计划在有机会时任命他执掌最高法院。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怀特此时身体虚弱，但1921年3月4日哈定宣誓就职时仍未辞职。3月26日塔夫脱致电首席大法官，发现对方已经生病，但仍坚持工作而且无意退休。怀特最终于1921年5月19日在任上去世，塔夫脱参加追悼仪式后开始焦急地等待，不知哈定是否会提名他继任。外界普遍推测总统会提名前总统出任首席大法官，但哈定没有马上宣布。塔夫脱私下游说争取，特别是向组成总统核心圈子的俄亥俄州政治家。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哈丁推迟提名的重要原因是他还承诺提名犹他州联邦参议员乔治·萨瑟兰（）进入最高法院，所以想等上一段时间看看法院会否再度出缺。总统还曾考虑威廉·R·戴大法官的提议，戴希望当上首席大法官，为职业生涯增添姿彩，承诺会在上任六个月后辞职。塔夫脱得知后认为，如此短暂的任职时间对首席大法官行使职责不利，进而影响职位威信；而且一旦参议院确认提名，戴现有的声望都会受到不利影响。哈定拒绝戴的提议后，支持塔夫脱继任的司法部长哈里·M·多尔蒂敦促总统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哈定于是在1921年6月30日提名塔夫脱。参议院仅在执行会议上短暂辩论就于当天以61票赞成，四票反对确认提名，没有任何委员会听证。投反对票的三人是进步共和党人，一人是南方民主党人。时至今日，塔夫脱仍是唯一出任过美国总统和美国首席大法官两大要职的人。
麦金莱任命 罗斯福任命 塔夫脱任命 威尔逊任命 哈定任命 柯立芝任命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塔夫脱执掌期间，最高法院对宪法贸易条款的法理解读趋于保守，从实际层面导致联邦政府难以管控企业；塔夫脱法院还取消众多州法。法院中的自由派只有布蘭迪斯和霍姆斯，哈伦·菲斯克·斯通1925年加入，他们有时提出异议，主张有序进步必不可少，但大部分情况下支持多数派意见。
怀特法院曾于1918年在“哈默诉戴根哈特案”（）裁定国会限制童工的法律违宪。国会此后试图向雇佣儿童的企业征税来制止童工，但最高法院又在1922年的“贝利诉德雷克塞尔家具公司案”（）中以八比一推翻国会立法，塔夫脱撰写法院多数意见。最高法院主张，国会税法不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要管控根据宪法第十条修正案只有各州才能管控的事物，容许这种税法就会消除各州的权力。同年塔夫脱法院在“斯塔福德诉华莱士案”（）以七比一维持联邦法规，塔夫脱起草的多数意见认为，养殖场动物加工与州际贸易紧密相关，所以在国会监管权力范围内。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1923年，最高法院在以五比三裁决“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这次首席大法官是其中的少数派。萨瑟兰起草的法院多数意见认为，不久前生效的第十九条修正案保证女人选举权，这表明谈判工作待遇时男女地位平等，国会的最低工资法只保障哥伦比亚特区女工人的最低工资，没有做到男女平等。塔夫脱的少数意见认为多数派看法不切实际。入主最高法院期间，塔夫脱极少发表异议，而且很少从宽泛视角解读政府治安权，阿德金斯是其中难得的例外。
1922年，塔夫脱法院在“巴尔扎克诉波多黎各案”（，该案是海岛系列案例的组成部分）一致裁定波多黎各虽属美国领地但不是州份，所以不适用保护美国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因此原告巴尔扎克对第六条修正案陪审团审判权的主张不成立。
1926年，最高法院在以六比三裁定“迈尔斯诉美国案”（），塔夫脱起草的判决书认为，国会无权要求总统撤职任命官员前获得参议院批准，因为宪法没有限制总统免职官员的权力。迈尔斯案所涉撤职官员是邮政局长，但塔夫脱的意见认为本案还不足以废除《任期法》（），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曾因违反该法受国会弹劾，但最终参议院裁定罪名不成立。塔夫脱认为迈尔斯案是他最重要的判决。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1927年，最高法院在“麦格伦诉多尔蒂案”（）首次裁定宪法授权国会强迫证人出庭作证。国会委员会调查前司法部长道格蒂是否牵涉茶壺山醜聞案，为此传召道格蒂的哥哥马利（）提供记录。马利拒绝合作，指称国会无权从他手中获取文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道格蒂败诉，凡·德凡特起草的判决书认为国会有权开展调查，以此辅助立法职能。
1925年，塔夫脱法院为权利法案对个人权利的各项保护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合并应用各州奠定基础。法案在“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以六比二维持吉特洛的有罪判决，塔夫脱虽是多数方，但多数意见是爱德华·桑福德（）起草，无论多数还是少数意见（霍姆斯起草，布蘭迪斯附议）都认为第一条修正案保障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款同样适用各州。
1925年，塔夫脱法院在“皮尔斯诉姐妹会案”（）一致裁定推翻俄勒冈州的私立学校禁令。詹姆斯·克拉克·麦克雷诺兹起草的判决书主张，州政府可以规管私立学校，但无权禁止。法院判决认定父母有控制子女教育的权利，但因首席原告（姐妹会）开办的是天主教学校，判决对宗教信仰自由打击很大。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首席大法官（1921至1930年）
1922年的“美国诉兰扎案”（）事涉禁酒令。兰扎涉嫌触犯州法和联邦法律，华盛顿州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后他又受到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被告主张，第二次起诉违反第五条修正案的双重审判条款。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兰扎败诉，塔夫脱起草的判决书指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拥有双重主权，双方都有权起诉违反其法律的行为。
塔夫脱利用首席大法官职权影响其他大法官的决定，敦促全体一致裁决，劝阻异议。阿尔菲斯·梅森（）在《美国律师协会期刊》（）发文指出，塔夫脱从宽理解首席大法官的权力，但对他曾经出任的美国总统权力却主张严格限制。塔夫脱认为，白宫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他完全可以提出意见，同时对媒体的批评颇感气愤。他在哈定1923年去世后坚定支持柯立芝总统，但对新总统选择的大法官人选非常失望，对继任柯立芝位置的赫伯特·胡佛也有同样看法。执掌最高法院期间，塔夫脱建议共和党总统避免布蘭迪斯或霍姆斯这类“越位”任命。不过，他曾在1923年赞赏布蘭迪斯工作努力，霍姆斯已到年老体弱需要车辆代步时仍坚持工作。
塔夫脱主张首席大法官对联邦法院负责，希望能有行政下属协助工作，还认为首席大法官应该有权临时调任法官。塔夫脱觉得联邦法院运作不力，许多下级法院就像最高法院一样有大量案件积压。他上任后很快就与司法部长道尔蒂商议提出新法规，并在国会听证、法律期刊和全国各地的演讲中表达立场。1921年12月国会开幕审议法案，建议新增24名法官，授权首席大法官临时调动法官消除积压案件，还准许他主持各巡回法院资深上诉法官联合召开的司法会议。国会反对法案部分内容，要求塔夫脱在获得相应巡回法院资深法官同意后才能调派法官。1922年9月国会通过法案，首次资深巡回法官司法会议同年12月召开。
最高法院一直有审不完的案件，这其中除战时诉讼外，还包括巡回上诉法案审理的案件，根据法律，如果案件涉及宪法问题，败诉方有权向最高法院上诉。塔夫脱认为上诉案在巡回法院审结即可，只有重大案件才需大法官审理。他与其他大法官提出法案，建议最高法院对大部分积压案件有酌处权，只有大法官下达调卷令的案件才需最高法院全面审议。令塔夫脱颇感郁闷的是，虽有他和其他大法官游说，但国会依然花费三年时间才通过《法官法》，1925年2月生效。同年下半年，塔夫脱终于看到积压案件显著减少。
塔夫脱上任时，最高法院还没有专门的办公楼，只能在国会大厦办公和开会。办公室杂乱无章、人满为患，但富勒和怀特都反对新建最高法院大楼。1925年，塔夫脱开始争取新建最高法院办公楼，国会两年后拨款买下国会大厦南面土地。卡斯·吉尔伯特（）制订建筑方案后获政府聘用负责建筑大楼，塔夫脱期望看到最高法院搬进新大楼，但事与愿违，他去世五年后大楼才于1935年建成。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身体恶化与谢世（1930年）
塔夫脱素有最重总统之名，他身高一米八，即将卸任总统时最重，达152至154公斤，之后倒瘦下去很多，1929年时体重111公斤。塔夫脱当上首席大法官时身体就开始恶化，他精心制订健身方案，每天从家步行4800米去国会大厦上班。下班回家时他一般会走康涅狄格大道，经过岩溪上的桥。塔夫脱去世后，这座桥得名塔夫脱桥。
除减肥计划外，塔夫脱还聘请英国大夫纳撒尼尔·爱德华·约克-戴维斯（）担任饮食顾问。两人保持通信往来20年，塔夫脱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食量和体力活动。
1929年3月4日，塔夫脱主持胡佛就职典礼时说错部分誓词，他事后在信中写道：“我的记忆不够准确，有时很没把握”，信中引用的誓词同样出错。塔夫脱的身体健康自担任首席大法官以来已经持续恶化十年，但他又觉得胡佛太倾向进步主义，不想就此退休让新总统任命继任人选。他在同年写给弟弟贺拉斯（）的信中表示：“我年纪大了，行动迟缓，反应迟钝而且有些走神儿。但只要还不是彻底的老糊涂，我就能继续工作，我必须留在法院，防止布尔什维克掌权。”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身体恶化与谢世（1930年）
哥哥查尔斯1929年12月31日去世后，塔夫脱坚持前往辛辛那提参加葬礼，如此奔波对他的身体不利。1930年1月6日最高法院开庭，塔夫脱尚未返回首都，凡·德凡特大法官代为传达的两条意见虽是塔夫脱起草，但都因病痛未能完成。塔夫脱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休养，但一月末时他已基本无法言语并产生幻觉。塔夫脱担心斯通会当上首席大法官，直到胡佛承诺任命休斯才辞职（。2月3日，已经辞职的塔夫脱返回首都，八位大法官联名来信致敬，但他已无力在回信上签字。1930年3月8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家中与世长辞，终年72岁。
去世三天后，塔夫脱的遗体于3月11日陈列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接受瞻仰，随后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是首位葬于此地的美国总统和大法官。他的墓碑是詹姆斯·厄尔·弗雷泽（）雕刻，采用斯托尼克里克的花岗岩。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影响和历史评价
卢里认为，塔夫脱的政治成绩未获应得的公众认可。罗斯福任职期间，起诉托拉斯的案件获得大量宣传，但真正拆分的托拉斯很少。塔夫脱为人不像前任总统高调，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数量超越罗斯福，而且不接受前总统所谓有些托拉斯“很好”的主张。卢里指出，塔夫脱缺乏领袖魅力和与媒体打交道的天赋，为人“沉闷——诚实、亲切但沉闷”，这对他的总统任期不利。国家宪法中心的斯科特·邦比（）撰文声称，塔夫脱相对而言虽是“非常有趣、聪明和全能的总统......美国首席大法官、耶鲁摔跤手、改革家、和平活动家、棒球迷”，但“如今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却是体型庞大到卡在白宫浴缸的总统”，然而历史上根本没发生过这种事。此外，塔夫脱还因另一项身体特征为后人牢记，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留胡须的美国总统。
梅森认为塔夫脱执掌的白宫“平淡无奇”。科莱塔觉得塔夫脱在推动国会立法方面无可指责，但要是讲究政治技巧，他应该能成就更多。安德森指出，塔夫脱的所有联邦职位都来自任命，他从未竞选重要行政或立法职务，所以没有锻炼出操纵舆论的能力，问题就在于：“总统不能靠现场培训”。科莱塔指出：“在人民主张逐步变革的动荡时代，他却认为现有秩序已经足够”。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影响和历史评价
塔夫脱的从政经历无可避免地与罗斯福联系起来，一直笼罩在后者的华丽阴影下。是罗斯福把他送进白宫，也是罗斯福令他下台。但要是据此将塔夫脱描述成被最亲密朋友背叛的受害者也难免有失偏颇。正如科莱塔所述，塔夫脱政治上的失败与其说是受人陷害，倒不如说是他缺乏预见和想象力，看不到政治风暴是如何酝酿，直到席卷而来把他吞没才后知后觉地惊醒。罗斯福善于利用权力杠杆达成当时几乎不可能的政治目标，但他的继任者没有如此天赋，塔夫脱行动迟缓，而且一旦有所动作往往也会像平肖－巴林杰之争那样招来敌人。罗斯福深得媒体青睐，报导往往对他有利，塔夫脱保持着法官的本能不与记者交流，而且他执掌的白宫总对提问无可奉告，心存敌意的记者就会用政敌言论填充版面。在罗斯福一手操纵下，公众记忆中的塔夫脱仿佛布坎南，而且塔夫脱主张严格限制总统权力，不愿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安德森指出，罗斯福的自传于1913年出版，此时两人都已卸任总统，书中意图把罗斯福脱离共和党合理化，对他曾经敬佩并钦点的继任人选没有半句好话，对后人眼中塔夫脱形象的影响持久而深刻。除罗斯福以外，当时所有大报记者都对塔夫脱的总统任期充满怨言，对此他的回应只是总统权力宪法论文。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影响和历史评价
塔夫脱坚信历史会还他清白。媒体在他下台后认为，他的成绩在历任总统中属中等水平，之后许多历史学家的排名维持类似结论。科莱塔指出，中等水平其实很不错，塔夫脱得以和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昆西·亚当斯及麦金莱比肩。卢里研究塔夫脱时期的进步政策后主张，历史学家大多因为塔夫脱不善演讲和写作忽视他在进步政策领域的成绩。古尔德称，塔夫脱的体重、他执掌白宫时是如何生硬，他的思想和理论又是何等保守......这些老生常谈虽然都不至于毫无根据，但如此着眼政治舞台未免有失公允，无法体现他雄心勃勃、在党派内部政治领域足智多谋的一面。安德森认为，塔夫脱一生当上行政首脑又成为司法总管，这“在司法和共和党政治史上都是惊人的壮举”，今后都不大可能重现。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影响和历史评价
后人将塔夫脱评为伟大的首席大法官，后世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指出，这恐怕“不是因为他的观点，而是因为许多观点都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也有类似看法：“塔夫脱通常伴随着‘保守’的标签，虽然批评家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它在此显然不是贬义，是人们往往把保守和‘反动’混为一谈”。大部分评论认为，塔夫脱担任首席大法官最大的贡献是倡导最高法院改革，敦促并最终改善法院程序和设施。梅森认为1925年《法官法》是塔夫脱在最高法院取得的重大成就。安德森指出，塔夫脱当上首席大法官后在司法领域竭力追求自身主张，程度与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相比也不遑多让。
塔夫脱出生并度过童年的辛辛那提故居如今是国家历史遗迹。他是首批美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所金牌得主。他的儿子罗伯特也是知名政治家，曾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并三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力争夺者，但身为保守派每次都不敌偏向自由派的东部共和党候选人。
卢里如此总结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一生：
华盛顿传说中的樱花树代表对内莉·塔夫脱的纪念，但却没有什么纪念他丈夫的东西，或许只有最高法院那雄伟的办公楼，他当年热切奔走，却尚未看到破土动工便与世长辞。1912年竞选连任一败涂地后，塔夫脱写道：“我必须等待多年才能得到人民平反……只需等待即可。”或许他已经等得太久。
粉嶺
粉嶺（英語：）位於香港新界北部，是粉嶺／上水新市鎮的一部份。粉嶺原為農田，現在市中心一帶已發展為住宅區，昔日的農田現只能在較偏遠的村落找到。新界五大家族中的鄧氏及彭氏分別定居於粉嶺的龍躍頭、粉嶺樓及粉嶺圍。
戰後香港政府將新界分成27個鄉事委員會，粉嶺原來屬於大埔理民府管治，於1954年由彭富華（太平紳士、彭族原居民）、李昌（新界鄉議局創辦人李仲莊的兒子）、羅澤棠（客籍原居民）等創立粉嶺區鄉事委員會，管理轄下的29條鄉村及聯和舊墟。
粉嶺是香港宗教建築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涵蓋香港六大宗教中的佛教、道教、儒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重要宗教場所。在新市鎮開發前，粉嶺也曾是香港上流階層和外籍人士活動的集中地，從百福村到安樂村都曾有大量別墅建築，有外籍人士曾成立粉嶺狩獵賽馬會，粉嶺站外面更曾有由退役英軍開設的畢打奧餐廳，爲1980年代前新界最知名的西餐廳和酒吧。粉嶺亦曾是香港北部重要軍事基地，曾建有粉嶺軍營、芬園軍營、皇后山軍營和新圍軍營，目前新圍軍營及其大嶺練靶場仍然為解放軍駐港部隊使用。粉嶺南部的和合石有全香港規模最大的和合石墳場，每逢清明節和重陽節都會有大量孝子賢孫前往拜祭先人。
粉嶺
由於粉嶺是新界北最早建有火車站的地方，也有通往新界東北打鼓嶺和沙頭角邊境的唯一公路，加上曾有大量英軍駐紮，故此在1960年代前多被當時的港英政府及外籍人士認定爲新界北的地區中心，地位僅次於大埔，甚至常以「粉嶺」之名指代涵蓋上水部分和古洞的大片地區，故此在地理學上該地平原名爲粉嶺低地。在1970年代末新市鎮開發前，粉嶺和上水大致上以大埔公路粉嶺段、掃管埔和靈山爲分界，但沒有具體的自然地理分界，故位於大埔公路以南的年代較久遠的建設，如粉錦公路和粉嶺高爾夫球場都以「粉嶺」命名，甚至遠至金錢的新界喇沙中學也曾被俗稱爲「粉嶺喇沙中學」。新市鎮發展後由於交通道路網絡的變化，上述地方在今天都被視爲上水的一部分。現今粉嶺與上水的東西分界線南段大概位於掃管埔路、雞嶺村和偷牛山。不過基於坊間使用習慣，一些現今視作位於上水但多年前以「粉嶺」命名的場所也不再更名，造成今人在上水能找到以「粉嶺」命名的場所和道路的奇特現象。
粉嶺 名字由來
與區內一座古名「大嶺山」的地方有關。相傳大嶺山上有一塊石壁，雪白如粉，居於附近的鄉民，便稱之為「粉壁嶺」，位於附近的鄉村，便成為「粉壁嶺村」。天旱時，鄉民會帶備三牲酒禮，跑到壁前祈求天降甘霖。據說由於有求必應，村民漸漸稱這座山為「靈山」。山既已改名，粉壁嶺村也被簡稱作「粉嶺村」，粉嶺也就逐漸成為附近一帶的名稱。「靈山」後來又改稱「華山」，即現今的上水華山。不過官方記錄最早要到清代嘉慶年的《新安縣志》時才收錄「粉壁嶺」之名。
粉嶺 名字由來
現今粉嶺圍以北另有一靈山，但該山應非傳說中原來之「粉壁嶺」，而上水廖氏亦曾有登上華山求雨的歷史，惟已可考證最古老的求雨石碑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所立，晚於「粉壁嶺」被《新安縣志》所收錄的年代，但求雨風俗與傳說相同，故一定程度上可證明該山爲傳說中有鄉民求雨的「粉壁嶺」。根據歷史記載，粉嶺彭氏約於宋朝末年便在附近的龍山定居，並於明代中葉遷到現址附近先後建立粉嶺樓和粉嶺圍二村，與「粉壁嶺」一名出現的時間名稱吻合，故「粉嶺」之名很可能就是由粉嶺彭氏先祖所起。香港新界早期的分區並不明確，雖華山聳立之地今屬「上水區」，華山與上水圍的距離比粉嶺圍更接近，但因「上水」之名與「粉壁嶺」之名出現時期非常接近，不能排除兩地名在古代某段時間存在重疊的情況。
粉嶺 地理
粉嶺位於新界的東北部，東包括橫山腳新村、馬尾下、馬尾下嶺咀、軍地、嶺皮村及南山，連接沙頭角，南包括和合石、龍山及石坳山（部分），與大埔區為鄰，西包括蝴蝶山、粉嶺圍、掃管埔、太平山、彬山及缸瓦甫，毗鄰上水，北有恐龍坑、馬頭嶺、松山、橫嶺及大砍篤而與打鼓嶺相鄰。粉嶺以粉嶺站及聯和墟為兩個商業中心。粉嶺與上水、沙頭角、打鼓嶺組成北區，其中上水和粉嶺已發展成為粉嶺／上水新市鎮，規劃上連成一片。
粉嶺 歷史
粉嶺早期不見經傳，南宋時有人開村；而鄰近的上水華山，則發現漢代文物, 直到清嘉慶編制的《新安縣志》卷二收錄「粉壁嶺」。粉嶺於1898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隨新界一併割讓給英國。日佔時期粉嶺由上水區役所管治。1979年北區升格為18個地方行政區一員，而粉嶺是北區的四大分區之一。
聯和墟
聯和墟於1949年由粉嶺、沙頭角、打鼓嶺和部分大埔區村民集資成立。1951年正式建墟。2002年9月26日停止運作。
安樂村
安樂村於1915年由香港商人馮鏡湖等集資立村，是一條雜姓村落，包括李、鄧、馮等姓氏。安樂村是文人道侶聚集及富人修建別墅之區，有鏡湖別墅、西河別墅、瑞勝書室、李園、本立園、成法園、三教總學會、安樂祠等，其中於1925年建成的軒轅祖祠最為著名，現已重建為黃帝祠。1980年代，該村的土地逐漸改建成粉嶺工廠區（安樂村工業區）。
粉嶺 歷史
龍躍頭
龍躍頭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鄧氏的聚居處，於元朝末年由錦田分遷到龍躍頭，開村（即老圍）立業至今歷800多年，因孫繁衍而在附近另立村莊，成為現時的五圍六村。龍躍頭的五圍是指老圍、麻笏圍、永寧圍、東閣圍（或稱嶺角圍）和新圍（或稱覲龍圍），六村則是麻笏村、永寧村（或稱大廳）、祠堂村、新屋村、小坑村和覲龍村，五圍六村給沙頭角公路從中分隔。明朝中葉，龍躍頭鄧氏勢力延伸至大埔海，建有鄧孝子祠，清初開設大埗墟。
粉嶺圍
宋朝末年（1120年至1280年期間），新界五大家族之一彭氏家族從潮州揭阳县遷居扺港，初居於龍山，後遷粉嶺樓，於明朝萬曆（1573-1620年）年間定居粉嶺圍。
粉嶺 社區環境
以下為粉嶺鄉事委員會的組成村列表：
其他鄉村：
粉嶺 區議會議席分佈
由於鄰近粉嶺的鄉村部分地點被發展商收購後，興建成不同的私人屋苑，日漸城市化、融入粉嶺新市鎮。這類屋苑往往被劃入粉嶺的選區範圍內，故現時以粉嶺所包括的區議會議席亦包括部分原屬周邊鄉村的範圍。為方便比較，以下列表主要以百和路、掃桿埔路、馬適路、麻笏河及馬會道至百和路交界所包圍的地區為範圍。而現時粉嶺主要以粉嶺公路及東鐵線為界分為兩大部份。
註：以上主要範圍尚有其他細微調整（包括編號），請參閱有關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地圖及條目。
卢布
卢布是一种在多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单位。
卢布还可以指：
三次社会大分工
三次社会大分工是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名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该事件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新石器时代的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原始社会末期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从狩猎、采集者中的分离。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经验的积累，犁耕农业取代锄耕农业。起初是木犁或石犁，然后是金属犁。犁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在最适宜原始农业的平原、河谷地带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主要从事农耕的农业部落。首先发生在西亚、北非、东亚和美洲等地。在中亚、伊朗、高加索、阿拉伯等草原地带，原先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部落，逐渐转变为饲养畜群的游牧部落。生产的专门化不仅增加了各自的剩余产品，而且扩大了各种生产者之间产品的差异，于是产品交换日益频繁。农牧业的分工，为社会分工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离。
随着铜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和伐林垦荒。农业在规模上的扩大，导致经营种类的增多。除了谷物种植以外，还经营园艺，栽培各种经济作物，把经济作物加工成油、酒等等。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活动的丰富，各种手工操作，如金属加工、纺织、制陶、酿酒、榨油、造船、皮革加工等活动逐渐增多，操作者经验日益丰富，制作技术不断改进。既进行农耕、畜牧活动，同时又制作各种手工制品的人越来越难以胜任，于是有人脱离农业或畜牧业生产而转入手工业的专门化发展。专职的手工业者逐渐增多，手工业终于从农业活动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发展过程很不平衡。
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商人阶层的产生。
产品交换很早就发生了，至少不晚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但是只有在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交换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交换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商品生产出现并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越来越不便利，于是专事交换的中间人——商人应运而生。不间断的交换活动使部分脱离生产的商人得以为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首先在商品交换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
三次大分工奠定了以后社会分工的基本格局，并且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二二八和平公園，原名臺北公園，或稱臺北新公園，是一座位於臺灣臺北市中正區的公園，1903年開始規畫，1905年初具現今範圍，為一座西式與日式風格混合之公園，戰後又加入中國庭園樣貌。該公園北起襄陽路、南至凱達格蘭大道、西為懷寧街、東為公園路，占地71,520平方公尺，鄰近總統府、外交部、臺北賓館、臺大醫院等主要機關建築。
當前，該公園共保存多數臺灣日治時期建築群及紀念碑等具有歷史價值之文物，另設有紀念二二八事件遇難者的紀念碑，國立臺灣博物館矗立在公園的北入口處。該公園還設有音樂廳和運動區。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歷史
二二八和平公園範圍內，過去在清治時期臺北府城中心地區，光緒十四年（1888年），臺灣巡撫劉銘傳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開基起建臺北大天后宮於此，祭祀媽祖，祈求守護。該廟於周圍地帶皆為一片荒蕪，未有太多開發。廟體部分石造建築結構後在拆解後被散置於當地至今。
明治時期期間，日本政府本地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因而派遣留學生和官員出訪歐美進行見習。其中西方的都市設施和建築對此時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藉由規則式的花壇景觀和風景式園林規劃西式公園，成為都市更新規劃設計的仿效對象。
1895年後，臺灣進入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引進了近代都市計畫制度，意圖改造臺灣傳統的城市空間。並開始著手計畫闢建稍具規模的都市公園。此公園設計概念起於明治38年（1905年），直到明治41年（1908年）初步落成，成為臺灣具有歐洲風格的近代都市公園，由於已移作他用的臺北大天后宮尚未拆除，直至1910年代初期，當時此公園之範圍僅為今日公園的南半段。此時期，不少清領時期的建築物，因應街道拓寬而遷入此地保存，包括1901年移入的黃氏節孝坊，1905年移入的急公好義坊。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歷史
此公園原名為「臺北公園」，由於此公園的興建與落成時間，皆晚於明治30年（1897年）落成的圓山公園（臺北第一座大型公園），所以改名為「臺北新公園」。
1913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市區改正計劃，拆除台北大天后宮，並在原址的北側興建了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該建築於1915年完工。同時，公園的範圍也向北擴展，當前整體格局因此確定下來。由於公園位於臺灣總督府等行政機關和日本移民聚居區附近，因此經常被用作舉辦政策活動的場所，許多運動競賽仍優先選在新公園舉辦。
自1915年以後，新公園整體工事完工，成為臺北城中心全新的公共休憩場所。公園內建有音樂堂、噴水池。位於園區的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大理石戶外雕塑。此外也建有祭祀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的臺北天滿宮社。此外，園區在落成後也數次增建相關的建築和設施。，包括臺北俱樂部經過改建成為現在的公園管理處。以及由栗山俊一設計，於1930年建成的台北放送局。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歷史
在昭和10年（1935年）舉辦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上，新公園作為第二會場使用的場地之一，展蘭會佔地24,000坪，各主要場館皆設於新公園內，包括第一、二文化設施館等設施，主要展示現代化的工業、考古、石化、教育、學藝及社會事業保險等陳列文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後，中華民國於民國34年（1945年）接管臺灣，新公園也收歸國，然而民國36年（1947年）2月28日，因應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日下午大批憤怒群眾衝入公園內的「臺灣廣播公司」廳舍（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對外播音發出控訴，成為全臺反抗活動蜂起的開端，之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行政長官陳儀也多次於該該公園電台透過廣播向民眾喊話。
1950年代左右，新公園西側懷寧街曾有眾多臨時路邊攤販沿著公園邊緣匯集，販賣各式小吃與飲品，其中以「公園號酸梅湯」最為著名，與之齊名的則是位於懷寧街與衡陽路口「三葉莊旅店」（現已改建為商業大樓）的「三葉莊冰淇淋」。公園號酸梅湯後來搬入三葉莊旅店對面的店面並持續營業至今，三葉莊冰淇淋則已隨著旅店的停業與拆除而消失。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歷史
民國53年（1964年）雙十國慶期間，一架F-104曾撞到公園中的中廣天線，導致油箱掉落造成公園路上使三名民眾死亡，更導致在土城上空時兩名人員林鶴聲、王乾宗僚機墜機。
1995年12月28日，同志空間行動陣線成立，並對於臺北市政府將新公園納入首都核心區歷史保存計劃提出了具體行動。並於1996年2月10日在新公園音樂台旁舉辦「尋找新新公園」同志園遊會，以示抗議。此後，同志公民行動陣線也在新公園舉辦了名為「彩虹·同志·夢公園」的活動。
民國85年（1996年）2月28日，適逢豎立新公園內的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正式揭碑，基於歷史上的意涵，在時任臺北市長陳水扁主導下將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並於隔年在公園內設立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成為一個追溯歷史、撫平傷痛的紀念公園。
1997年，由於當地計畫拆遷作公園，在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後，明石元二郎墓鳥居及鎌田正威鳥居曾拆卸遷往公園左側的碑林區展示。後待2009年11月反映，要求市府將鳥居從公園遷回原地。該兩座鳥居因而於2010年遷回原位南邊約十五公尺處。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設施
二二八和平公園內，除了位於北側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位於中央的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以及位於東南側的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外，還有自日治時期即闢建的露天音樂台、拱橋、造景池塘及綠地步道等設施，由於公園地理位置特殊，有著不同時代與政治環境下所「建設」的設施，還陳設了許多古蹟、文物與藝術品。
由於二二八和平公園臨近博愛特區，因此為圍牆、欄杆所環繞。雖然曾有人提出拆除的主張，但至今未能實現。後來增設的台北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入口，也特別在靠近公園側設置大門，這樣的情形在臺北市公園中相當少見。不過，與本公園隔著凱達格蘭大道相對的介壽公園情形則大不相同，園內沒有設置圍牆或欄杆；而遇到特殊情況，公園有封閉的必要時，則以拒馬、蛇籠阻隔。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位於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北側，該建築原為「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為紀念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該建築建築採用了西洋古典風格，並在山牆上使用了巴洛克藝術時期的雕刻裝飾。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設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接管臺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後改為臺灣省立博物館持續使用。當前該建築由中華民國文化部管理，並更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並展出要涵蓋臺灣人文史料和自然產物，包括地質、礦物、動物、植物、原住民以及歷史為主要收藏。
翠亨閣為1963年新建的中國式庭台樓閣群，原作為原新公園運動場使用，該建築群為紀念孫中山先生以及四位開臺先賢而建，四角則各有一座涼亭，內各有一位「開台先賢」的銅像，分別是鄭成功的「大木亭」、劉銘傳的「大潛亭」、丘逢甲的「滄海亭」及連雅堂 的「劍花亭」。
在最初落成時，臺北市政府曾特別邀請了于右任、梁寒操、阮毅成、李漁叔、林熊祥、螘硕、劉太希等人為這亭閣命名並題寫聯句，然後請名書法家書寫並鐫刻。
露天音樂台設立時間不詳，但據稱應早於1908年，最初僅為提供小型表演用的涼亭，能容納的觀眾並不多。
其後於1935年因應臺灣博覽會，改建為適合眾多觀眾觀賞的半圓形舞台，採現代流線造型的大型舞臺設計。；1970年代末期該音樂台曾經成為民歌演唱的主要場所，佔地約可容納席位1400人。，也是台北市音樂季主要展演地點之一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設施
1982年，音樂台經臺北市政府耗資2,000萬台幣擴大改建為今貌，舞台改為碗狀半圓頂型、坐位增加至1200個。
2018年，臺北市政府開始全面重建觀眾席，新座椅保留木製材質，鑄鐵椅腳改成水泥椅腳，和原始設計大致相同，並增設無障礙空間和可以回收利用雨水的雨撲滿。
臺北放送局於1930年2⽉1⽇開⼯，同年11⽉8⽇竣⼯於新公園，該棟建築是臺灣第⼀個廣播電台，負責營運播放⾳樂、戲曲、演講節⽬及播報新聞等各業務之公共設施，當時呼號為「JFAK」。建物由總督府⼟⽊局營繕課的技師栗⼭俊⼀設計。
戰後，該建築更名為「臺灣廣播電臺」，在二二八事件，抗議的臺北民眾曾衝入該建築播放事件經過，點燃各地反抗的導火線，建築後來重新由政府接收，改組為中國廣播公司總部使用至1971年，後則交還臺北市政府。成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
1996年，臺北市政府基於這棟建築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重要地位與在台灣廣播史之歷史意義，選定此作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並於1997年2月28日式開館，2020年5月14日，放送局局舍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設施
目前建築旁設有追思廊及一座「大地與母親」塑像，為雕塑家張子隆於1997年創作的作品。
二二八公園福德宮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是該公園範圍內的知名土地廟，主廟占地僅2.2坪，是北臺灣最有名的土地廟之一。建築原址曾是日治時期1931年所建立之臺北天滿宮社，主要供奉神道雷神與文學之神天滿天神菅原道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該寺廟改奉石頭公，並被視為土地公的化身而改稱為土地廟。
1980年代，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的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的員工集資重建了天滿宮，並在2000年代組成了管理委員會得到臺北市政府的立案認可。此外，廟旁有著被稱為「雙夫妻樹」的四棵大榕樹，由於榕樹的左右兩側形成明顯的對比。右側的兩棵榕樹長滿茂密的氣根，而左側的兩棵則無。後指出長有氣根的榕樹是公樹，而另外兩棵則是母樹。這恰好形成了兩對公母樹各自成對地生長，使「雙夫妻樹」的名字廣為人知，吸引許多民眾前來祈求姻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