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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主义
对萨义德所反对的“东方主义”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东方研究的学院派，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有东方背景的。胡兰尼、欧文、凱迪、刘易斯和马基亚都表达了对萨义德的《東方主義》的批评，用凯帝回顾往事时的说法，这是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理解和地位的“一些不幸的影响”。列维斯的作品被萨义德在《東方主義》和他后来的作品中批评。从《纽约书评》到后来的《東方主義》列维斯和萨义德的频繁交手，互持异议。列维斯的文章“东方主义的问题”刚刚登出，下一期（《纽约书评》）上就会出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种交换（的观点）”。其他学者，比如罗丁森、博克、凯尔、艾哈迈德和瓦特也把《東方主義》认为是对西方学者的研究很有问题的读解。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主义
一些萨义德的叙述批评者声称，萨义德没有对像诗人歌德（他从来没有去过东方）以及小说家福楼拜（他只是在埃及做过短暂停留）的作品和严肃的学者比如雷纳恩和雷恩的作品作出区分，后者不仅通晓阿拉伯文，而且写出了很有价值的作品。萨义德认为，这些人的共同的欧洲出身和态度比上面的区分更加根本。包括欧文在内的很多学者指出，萨义德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也就是20世纪的东方研究是被像德国和匈牙利这样的，并不占据某个东方帝国的国家的学者所主导的，这对萨义德来说无疑是个难题。这些批评者批评萨义德创造了一个不容异己的“西方主义”来对抗西方学者创造的“东方主义”。他们认为萨义德混淆了浪漫主义与启蒙的不同范例，也就是他忽略了在西方学者中间普遍存在的对东方的态度的争议；他也没有认可很多东方学家，比如琼斯等都对如何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血缘联系而不是制造双方之间的差异更感兴趣，并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的不断，提供了反殖民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基础。从更普遍的角度讲，批评者认为萨义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区别对待，媒体与流行文化中的东方主义（比如电影《印第安那琼斯与咒语庙》中描述的那样），与西方学者对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后者对流行文化与媒体中的东方主义也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主义
在评价萨义德的书的时候，普劳德曼批评萨义德有关英帝国历史的写作是有错误的，比如萨义德声称英帝国在1880年代把自己的势力从埃及扩展到印度，而事实是当时的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干预。普劳德曼还批评萨义德使用了迪斯雷利的小说《檀克雷》中的一句话：“东方是一种事业”来作为《東方主義》里面的铭文，因为萨义德完全没有考虑小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对迪斯雷利的想法产生了误读。
最后还有，萨义德的批评者们也认为，通过把（作者的）的民族与文化背景当成判断研究东方的权威与否的标准，萨义德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他自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也是一个“次等人”这个事实的身上。然而讽刺的是，萨义德本人从小生长在开罗的盎格鲁的家庭和精英学校环境里，成年之后他的人生的大部分也是在美国度过，加上他在美国学术权威的显赫地位，这一切都与他自己的声称有资格写作东方主义的标准有矛盾，因为他说，“所有的再现……都首先是深植于再现者的语言，其次是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气氛之中的。……（并且也）跟‘真实’之外的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而‘真实’本身也是再现的一部分（《东方学》272页）”——这其实等于是说，他本人也没有资格写作东方学。于是萨义德的批评者们说萨义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因为过多的相对主义而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唯我论之网”中，而除了谈论“再现”之外无所建树，并且反对“任何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在临入暮年的时候，萨义德也逐渐接受了对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看法，而这种理论正是由他的著作《東方主義》所创立的。
萨义德的研究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持续产生影响，这体现在他对研究印度的学者，比如普拉喀什、迪尔克斯和印德恩的影响上，以及对文学理论家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影响上。
著名的左翼记者考克布恩和学者拉比也都曾经是萨义德的好朋友。
萨义德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都承认，萨义德的著作《東方主義》对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具有改革意义的影响力；他的支持者認為他的研究具有解放性，但是批评者们则恰好相反，他們认为他的研究限制了未来的研究。
爱德华·萨义德 巴勒斯坦
萨义德虽然不是穆斯林，但始终坚持主张巴勒斯坦建国。萨义德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但后来因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而与阿拉法特决裂。他认为奥斯陆协定出卖了1967年之前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萨义德曾写过多本关于中东问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书，还编了一本杂志《中东研究》。薩伊德表示，“在过去的35年中，我不遗余力地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利与自决，但是我始终不曾忘记犹太人民的现状和他们曾遭受的苦难，包括迫害和大屠杀。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间应该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即和平共处，而不是进一步的压迫和否定。”
爱德华·萨义德 作品節選
萨义德飽覽群書，也有深厚的音樂素養，平日勤於參加音樂會，自己也會彈奏鋼琴。于1991年出版的《音乐演绎》是其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系列讲座的辑录，涉及的主题包括阿多诺的音乐批评，普鲁斯特强大的音乐想象，古尔德、斯特劳斯等多位音乐人物，最推崇古尔德及指揮家阿巴多。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则有一个章节分析威尔第的歌剧《阿伊达》。1993年6月，萨义德在伦敦巧遇犹太音乐家巴伦波伊姆，雙方一開口，便從音樂聊到政治、藝術與人生，此后的近十年，这两位有着相似复杂甚或对抗的国族背景的藝術文人就共同关心的音乐、文化、社会问题切磋往复，突破以巴禁忌，攜手闡揚和平，并于1999年取意歌德的《西东集》，在德国魏玛共同创立了“西東合集管弦樂團”，致力于让年轻的以色列与阿拉伯音乐家超越种族藩篱共同工作成长。萨义德晚期的三本选集《权力、政治和文化》、《放逐论及其它散文》和《爱德华·萨义德读本》与他和巴伦波伊姆的交流互文。而后者，于2002年结集为对话录《平行与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的探索》。
星型网
星型拓扑（英語：）是指网络中的各节点设备通过一个网络集中设备（如集线器或者交换机）连接在一起，各节点呈星状分布的网络连接方式。这种拓扑结构主要应用于IEEE 802.2、IEEE 802.3标准的以太网中。
星型网 概述
星型拓扑容易实现，但安装、维护工作量，成本较大。它所采用的传输介质一般都是采用通用的双绞线或同轴电缆。但是每个站点都要和中央网络集中设备直接连接，需要耗费大量的线缆，并且安装，维护的工作量也剧增。
星型拓扑节点扩展时只需要从集线器或交换机等集中设备中拉一条电缆即可，而要移动一个节点只需要把相应节点设备移到新节点即可。其故障诊断和隔离相對容易，一个节点出现故障不会影响其它节点的连接，可任意拆走故障节点。但 中央节点的负担较重，易形成瓶颈；而且各站点的分布处理能力较低。
網路白目
網路白目，或稱樂子人、魔怔人、网络巨魔、喷子、键盘侠等，是指在網際網路上為吸引關注或搗亂，故意留下激怒他人言論的人或行為。
網路白目 詞彙發展
現今常見的「白目」一詞很可能源自臺灣地區，該詞彙在臺灣話中指的是做出明顯不合時宜的言行舉動或「調皮搗蛋」等。白𡳞（或作白卵、白爛等，「𡳞」一字很可能是指陰莖），則可能是與「白目」含義相近但更強烈的措辭。 有關詞彙很可能在來自臺灣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與其他中文圈使用者互動中，擴散到更多網際網路中文使用者之間。
日語中含意相近的表達有「」、「」（日語羅馬字首字母縮寫作「KY」，字面翻譯作「不讀『空氣』」，或可意譯作「沒有察言觀色」）等。
網路白目 特徵行為
在討論中對別人的勸言充耳不聞，無視不利自己的問題，並利用偷換概念的詭辯技巧，意圖將別人的意見打倒（俗稱「專門『死撐』」）。甚至有某些情形，在狀況對自己不利時，採用發佈垃圾信息的方式進行洗板以把討論弄得一團糟，甚至蔑造錯誤觀點或動用明顯傾向自身喜惡的觀點不惜扭曲大眾對現事情實況的認知，再配合針對性的大發雷霆情緒統戰，期望搏取大眾同情以得到更強勁和更持續的針對效果和／或打壓效果。
盖茨氏蚜蝇
盖茨氏蚜蝇（英文：Bill Gates' Flower Fly；學名：Eristalis gatesi）是一种在哥斯达黎加的昆虫，在哥斯达黎加高山的森林內发现。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品种，现时昆虫学家对这新品种还未有足夠的认识。哥斯达黎加的昆虫学家为表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对昆虫学研究的慷慨贡献(捐助)，将其命名为盖茨氏蚜蝇。
经济法
经济法是公法，是调整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随着部门法划分界限的逐渐明确以及法学学科的不断发展，“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法学意义已经被特定化为与民商法相并列的经济法法律部门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经济法学科，而不再是“调整经济法关系的法”或“与经济法相关的法”这样的表面含义。
经济法 经济法的产生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才产生的。如美国1890年通过的规范托拉斯行为的《谢尔曼法》、德国1896年通过的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是经济法产生初期的重要立法，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经济法的研究较为深入；在美国、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虽然一般不强调“经济法”之名，但也同样在财政、税收、金融、市场竞争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经济法规范”。事实上，只要是搞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就离不开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就需要有相关的经济法规范。
经济法 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存在争议，特别是在经济管理专业里，经济法包括了商法、民法的内容。经济法学界自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其体系包括：其一，经济法主体制度，涉及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企业法、特殊企业，市场准入制度。其中市场准入制度与行政法有部分重合，但行政法的适用偏向于程序审查，而经济法的适用则偏向于实体审查。其二，公共经济管理法，涉及规划和产业政策法，财政法，税法，金融证券法，会计和审计法等。其三，经济活动法，涉及政府参与的经济合同制度，竞争法和对外贸易政策法，消费者法等。
双绞线
双绞线（英語：）是由兩條外面被覆塑膠類絕緣材料、內含銅纜線，互相絕緣的雙線互相纏繞（一般以順時針纏繞），絞合成螺旋狀的一種電纜線。雙絞線可減少傳送中信號的衰減、減少串扰（英語：）及雜訊（英語：）、並改善了對外部電磁干擾的抑制能力。
它是由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發明的。一百多年來，一直用於電話網。過去主要是用來傳輸類比信号的，但現在同樣適用於数字信号的傳輸，屬於資訊通訊網路傳輸媒介。
双绞线 說明
雙絞線可以用作平衡傳輸線（英語：），作為平衡電路的一部分，它可以大大降低通過電場或磁場耦合而引起的雜訊（noise）影響。兩條導線中，每條導線感應的電流幾乎相等。兩條導線螺旋絞合確保兩條線與干擾源（interfering source）的平均距離相同，並且受到的影響相同。雜訊因此產生共模訊號，該共模訊號可以在接收器處僅通過檢測差分信號來消除。
當雜訊源靠近信號線時，在非雙絞線上共模抑制比（英語：）開始失敗。較近的導線將更強地與雜訊耦合，並且接收器將無法消除雜訊。這個問題在電信電纜中尤為明顯，雙絞線可抵消這種影響。
双绞线 规格型号
EIA/TIA为双绞线电缆定义了幾种不同等級的型号。
这幾种型号如下：
数据
（英語：，），是透过观测得到的数字性的特征或信息。更专业地说，数据是一组关于一个或多个人或对象的定性或定量变量。数据可以是一堆杂志、一叠报纸、开会记录或者病人的病历记录。
虽然“数据”和“信息”这两个术语经常互相替换使用，但是他们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一些流行出版物中，当数据被置于情境之下审视或经过分析之后，“数据”就会变为“信息”；一般而言，数据（data）经由处理后称为信息（information），从这些信息中分析出来的讯息称为知识（knowledge），再通过不断地行动与验证，逐渐形成智慧（wisdom）；在大数据（big data）兴起后，数据科学这门学问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在学术课题论述中，数据只是“信息的单元”。在經濟領域上，“信息”衍生信息经济，而“数据”則衍生数据经济。
数据 分类
原始数据是一组未经过纠正的数字或特征。原始数据需要通过移除异常值和明显的仪器或数据录入误差来进行纠正（比如温度计在北极的户外测量到的热带温度）。数据处理通常分成若干阶段，某个阶段的“已处理的数据”在另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原始数据”。
现场数据是指在不受控的“原位（in situ）”环境中收集的原始数据。而实验数据是指在科学研究情境中通过观测和记录产生的数据。
数据 应用
数据运用在科学研究、商业管理（比如销售数据、收入、利润、股价）、金融、政治（比如犯罪率、失业率、识字率）和事实上的其他一切人类组织性活动形式（比如非营利性组织所做的流浪者人口调查）中。
数据会经过测量、收集、报告和分析，因此它可以使用图表、图像或者其他分析工具进行可视化；数据常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并以试算表来处理。数据作为一种关于一些已存在的信息或知识的一般概念，会使用一些可以更好地利用或处理的形式进行呈现或编码。
赵紫阳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正国级领导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198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平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视为党内改革派领袖之一，为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贡献。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與邓小平等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分歧，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党内一切领导职务，此後遭受長期软禁。
赵紫阳于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桐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南阳地委第一任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迫害，此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赵紫阳
赵紫阳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在任期间，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深化，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国大陆官方宣称其“犯了严重错误”，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仅保留党籍。最终在软禁中度过生命最后16年。他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后病情恶化，抢救无效，2005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他的遗体2005年1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最终其骨灰于2019年10月18日下葬。
赵紫阳 生平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有數十畝田地，是當地的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取名趙修業。1927年，趙紫陽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將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父親。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與同學參加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1936年，趙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紫陽。
赵紫阳 生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时年18岁，正在武汉读书的赵紫阳因战争辍学，返回家乡组成抗日团体，1938年2月赵紫阳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學成回到滑縣，年仅20岁的他被中共委任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因此認識宣傳部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是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赵紫阳 生平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冀鲁豫军区第四地委書記兼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因此在當時被稱爲“土地問題專家”。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對地主，根据罪惡的輕重施行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輕重有別的懲罰。趙紫陽父親趙廷賓在這次土改期间，因財產流失導致情绪受刺激，肺心病发作去世。
赵紫阳 生平
1947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年，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年，赵紫阳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增补的中南局书记还有李一清和金明），虽然赵紫阳从未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但1965年46岁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6年接替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
赵紫阳 生平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開展大規模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委第一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并頒布《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受到阻撓。陶、趙於是向中央提交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
赵紫阳 生平
1952年，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廣東，古大存的職權被架空。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在当时极左氛围中，根据中央意见，陶鑄开展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
赵紫阳 生平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階段。當時的趙紫陽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局面，保護私有制指示，成效較顯著。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政策，開始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路線，提出不少冒進設想。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受其上司陶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
赵紫阳 生平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趙紫陽還親自制定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
赵紫阳 生平
从1953年开始，广东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大力兴修水利，开展农业技术改革，促进粮食增产。1955年秋收，潮安县县委称潮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丰产县。在1958年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提高的背景下，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产量，陶铸于1959年1月中旬到东莞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为，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与此同时，赵紫阳到雷南县考察后认为雷南有瞒产问题，必须开展反瞒产运动。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反瞒产私分”事实上误导中央。在赵紫阳进一步了解真相后，如实向中央报告，建议政府停止“反瞒产”。但是，“反瞒产私分”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挽回。中央肯定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赵紫阳开始批判「共產風」、「浮誇風」，提出“按劳取酬”、“爱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
赵紫阳 生平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只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赵紫阳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帮助解决困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听到哪个地方有增产的消息，他必实地察看，以总结经验。由于赵紫阳鼓励干部畅所欲言，当时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东莞县委书记林若，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等等，都乐意与赵紫阳谈心，讲真话。
赵紫阳 生平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稱要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于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生產得以恢復，并推行农民可保「自留地」和养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赵紫阳 生平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則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赵紫阳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上任不久，趙紫陽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農場管理技術，但这些政策都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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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随同陶铸进京。趙紫陽曾勸說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在陶铸失宠之后，赵也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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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云涌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領導之下。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矛盾激發，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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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使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即红旗派）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征性的，趙紫陽等人被带到中山大學主樓，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來臨了，激进的红旗派掌控的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偏于保守的东风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1967年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臺。1967年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八大罪狀」遭监护审查：
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1971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赵紫阳被分配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再度调任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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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受文革负面效应影响，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为改变四川面貌，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主政四川，10月赵紫阳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1月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1976年，邓小平被打倒，赵紫阳因此受到牵连，1976年2月14日，“四人帮”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10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东山再起，这为赵紫阳在四川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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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任職期間，赵紫阳全力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显著成果，1977年相较于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下半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经验，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14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恢复和发展。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均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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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于1977年提拔趙紫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成为正式委员。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後，出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从第七上升为第四。胡耀邦下台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推選為代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赵紫阳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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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事上掌握大权的鄧小平、政治上主导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经济上推行改革的趙紫陽，这三駕馬車順應历史潮流，使百廢待興的中國总体出現向好發展勢頭。赵紫阳在價值觀上早已抛弃苏联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在改革實踐中为市場化與私有化奠定基礎。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還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建国以来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当时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满民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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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主导中国经济政策，担任总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向全国。他的經濟改革以簡政、放權和鬆綁为主导，在農村下放土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經營自主權。1980年，赵紫阳对各省施行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方向保持一致，从而形成抵制计划经济的力量，使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难以逆转中国经济改革路径。这一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两股势力的攻击，一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政治势力，另一股势力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分子。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同时在城市進行企業改革，如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制和1988年股份制试验。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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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赵紫阳指出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的话，企業就不會有競爭力。然而大部分國企習慣听从指令，對市場價格反映不灵，所以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政府希望恢复中华民国时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赵紫阳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长阿瑟·邓克尔第一次公开表达意向，赵紫阳说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中国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1988年9月，在经济学家张五常安排下，赵紫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北京会面。当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5月经邓小平首肯，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自改革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新高，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抢购并伴随通货膨胀。 上述恶性通胀是后期发生社会动荡的经济和时代背景。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會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導经济緊縮、治理整顿的保守势力再次崛起，保守派政策令人民對改革开放前景充满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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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儘管赵紫阳被一些人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卻受到国民广泛欢迎。赵紫阳对社会主义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责任等。赵和胡进行大规模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太子党）实施调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赵紫阳在被任命为总书记一个月前，接受一場美国的電視采访時，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总书记，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当时中外公认赵是邓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这阶段要持续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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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986年10月， 赵紫阳提议的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简称“中央政改办”），具体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赵紫阳等人从目标、模式和进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战略，提出在中国的改革目标中要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在邓小平主导下，赵紫阳等人设计一套破除旧体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言论是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落实政治体制改革，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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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上，赵紫阳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赵紫阳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赵紫阳在策略性地尽快结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经过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后，還能出现一段宽松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但政治改革的启动不顺利，至1988年中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89年突发「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视危机为契机，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学生运动最后武力镇压收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被后来的上位者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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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赵紫阳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国际首脑会议上阐述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立场。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经济改革。赵紫阳指出中国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1980年代初，中苏开始讨论关系正常化，苏联主动提出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从安全立场出发，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减在中国边境驻军。1982年9月27日，赵紫阳表示与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停止威胁中国安全，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984年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12月21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与赵紫阳会晤，签订贸易合作协定。但中苏之间潜在地缘政治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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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赵紫阳以中国总理身份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对赵紫阳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勇于创新的作为表示赞赏，里根表示，赵紫阳所说的“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常规决裂”的话是具有远见的，被美国人民理解和赞赏。在赵紫阳到达美国前，里根1984年1月9日签署了一份当时被定为机密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有意放开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将中国视为不结盟、但友好的国家。美国鼓励中国继续留在苏联势力范围外，鼓励中国放开极权政体，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市场机制，继续拓宽中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纽带，如果上述两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美国会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宏大的现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将逐渐有助促进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在军事方面，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军事合作，共同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帮助中国提升军事防御能力，适当程度上提供民用和军事技术转让。访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发文指出赵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在对外政策进一步显示中国独立自主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威望，得到国际舆论广泛报道与好评。通过发表讲话、电视采访、回答问题，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内外政策，扩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中国还不很了解。赵总理有针对性的讲话和回答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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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9日，趙紫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中国不再进行意识形态的扩张，对激进政体的支持逐渐下降，对外援助总额不断缩减。与经济发展相比，虽然非洲等地区不再被视为与苏联外交争夺战的地域，但非洲仍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开展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在外援总额下降同时，仍然增加对非洲援助。1982年底至1983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赵紫阳认为中非经济合作应扩展到双方相互来往，而不是中国单方面援助。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去世，在挪威访问的赵紫阳缩短行程，前往意大利出席其葬礼。多国政要也出席此次葬礼，其中包括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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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国锋下台、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与陈云、李先念等在权力分配和治国理念上存在分歧。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是以陈云、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中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更愿意在总理职位继续经济改革，但是保守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加严峻。虽然最终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占据上风，赵紫阳成功代理总书记，但是陈云势力仍有巨大影响力。这批势力因经济改革出现问题开始质疑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糟了，不如回到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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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开始，赵紫阳与中共内部反改革的教条主义势力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保守派刮起“倒赵风”和“反改革开放风”的同时，关于赵的儿子是官倒的谣传集中爆发。对此，根据李鹏日记，赵紫阳主动提出要求调查自己子女，但称无力阻止其子女退出公司。赵下台后，中央对其子女进行调查，但没有查出问题。李鹏日记中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先后查明赵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利数千万元。作家胡平称这是“倒赵派”的诬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将调查赵的三十条材料交给赵，材料中没有其子的官倒问题。胡平说若赵的儿子存在官倒问题，李鹏仅在1989年6月的日记中提一句，之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此举与李鹏的人品作风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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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无法完全认同反自由化运动，认为若这场运动持续进行的话，中共十三大无法为深化改革开放定调。赵紫阳为此发文对反自由化作出严格规定，划定界限，明确自由化的概念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思潮”，这样就不会重复中共过去搞运动式的混乱。在反自由化氛围中，保守派势力企图把反自由化扩大，延伸至经济领域，党校出现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长远看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邓小平赞同赵紫阳的看法。1987年夏，得知邓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现抵触情绪，赵紫阳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王维澄提出批评，但是赵紫阳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邓力群等保守派人士。早在1987年3月，赵紫阳就向邓小平提议让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工作，这样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见能夠反映上来，中央意见也能更好贯彻下去。邓小平对此同意，但作为党内元老的陈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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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邓力群可以进中央政治局，给他一个发表见解的地方，但是不能进中央书记处，不再负责宣传工作。于此同时，保守派则为邓力群串联奔走，为其当选中央总书记造势。这事酝酿时，党内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信反映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问题，认为邓力群品质不好又保守僵化，不应负责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赵紫阳把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邓力群最终在十三大差额选举中，先后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当选中顾委委员。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赵紫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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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定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主要是反左。这更加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党内元老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学习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向思想理论界人士指出，反自由化运动开展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反自由化应该告一段落，之后主要进行日常教育。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保守派思想笔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开放的写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打算撤销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但是被陈云挡下。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接着做，在邓小平支持下，赵紫阳将保守派大本营书记处研究室以及《红旗》杂志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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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0日发表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自赵紫阳于1988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即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后，一些与他“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开始大肆宣传“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时任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宣传“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解放》杂志刊登文章，暗示北京与香港传媒界在这一政治动向上存在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北京《经济学周报》刊登了赵紫阳原秘书鲍彤的密切联系人严家其等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批评“治理整顿”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并提出应避免“非程序化的权力更迭”，以此为赵紫阳辩护。这一对话随后被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及香港《镜报》等媒体全文或摘要转载，引发进一步讨论。
赵紫阳晚年在自传中对此辩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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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 “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电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认为我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学潮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六四”报告，李先念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赵紫阳，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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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运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之后，赵紫阳对学潮运动提出的对策包括劝导学生復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邓小平也同意了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处理对策。但在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国内当局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刺激學生發動「四二七大遊行」。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篇幅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学生激动的情绪，有些学校已经复课。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但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何東昌等人散佈「趙紫陽的講話與四二六社論精神不一致」，引发學生絕食，绝食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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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赵紫阳在邓小平家谈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来访问题，邓小平表示赵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在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会晤后，5月16日晚赵紫阳一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戈与邓的会见是戈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就讲到邓在党内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赵紫阳的原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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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作出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责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赵紫阳后来得知邓小平的家人及邓本人对讲话非常恼怒。究竟邓为何认为赵紫阳有意把他抛出来，要推卸责任，是什么人从中挑拨，赵始终不清楚。赵紫阳对讲话使邓产生误解表示遗憾，除了5月13日邓小平对赵紫阳表示自己与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邓在党内的地位外，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在会见外宾时，他将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通报给国外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已经成了惯例，而这种通报完全是为了维护邓的地位。赵紫阳在晚年与姚监复的谈话再次解释，他的讲话不是要抛出邓小平，当时说重大问题要请示邓是党中央的决定，意在表明不是邓小平独断或恋权，本想通过公开解释来消解民间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误解。赵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申辩也说这种决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赵同时强调在此之前，邓是信任他的，4月23日赵紫阳訪問朝鮮前，邓有意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让给他。
赵紫阳 生平
赵紫阳还准备开宣传会议以及登报解释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内容已经准备登报，内容主要讲邓在党内的贡献，从而肯定邓的地位，而之前给质疑邓的工人代表解释邓在党内地位问题时，工人代表们表示理解。然而5月17日发生的事情却迫使赵紫阳提出辞职，宣传会议及为邓小平贴金文章的登报计划因此中断。鲍彤指出在4月26日社论发出后，李鹏在各种场合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传达的精神是邓小平的精神。李鹏已经把邓小平抛出去了，根本不用赵紫阳把邓小平第二次抛出去，赵紫阳将邓小平抛出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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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喬石中立，但比較偏向趙紫陽一方。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邓小平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2005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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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9日晚李鹏宣布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戒严令，而失去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为此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传在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而温家宝未执行命令，将电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从而延缓万里回国，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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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人身攻击赵。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仅保留中國共產黨党籍，支持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被免职；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决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针对报告，赵紫阳做出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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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發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復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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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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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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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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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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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