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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 生平
关于阿里斯托芬的生平并无多少记载，事实上人们常需要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其生平。常认为在阿里斯托芬创作的旧喜剧中，戏剧合唱团的献诗（）可能包含了他的一些个人信息。不过这些信息大多是关于其作为剧作家的职业经历，私人生活的部分少有且模糊。他也是喜剧诗人，彼时古希腊社会视诗人为师（didaskalos），尽管所谓教师主要是指导合唱团的排演，但也涉及向观众评论社会议题。
阿里斯托芬声称自己为聪明且挑剔的观众写作，但也表示“其它时代”会根据观众对其作品的接受程度来评判他。他有时会吹嘘自己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原创性，但他的剧作却总是反对彼时雅典社会的激进变革。他讽刺同时代的艺术家（例如欧里庇得斯，却也不情愿的承认自己的作品受他影响）、政治家（尤其是信奉民粹主义的克里昂）、哲学家（苏格拉底是最为人所知的攻击目标）。这些嘲讽似乎显示出阿里斯托芬是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但对此仍有争议。
阿里斯托芬 生平
常认为阿里斯托芬的创作动机是为取悦观众，并赢得戏剧奖项。他为雅典大型节日创作戏剧，例如酒神祭和城邦酒神节，剧作竞赛是这些节日的重要一环。剧作竞赛会事先用抽签方式选择五位评委，因此评委的构成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反映出大众的品味。节日剧场规模巨大，例如酒神节剧场至少可容纳10,000位观众。节日期间的活动十分密集，在酒神节期间，需要先上演三部悲剧、一部萨堤尔剧，然后才轮到喜剧。许多贫穷的公民（其中大部分都是煽動群眾者如克里昂的拥护者）在白天忙于生计，可能无法参与节日。因此剧作中显示出的保守主义观点或许反映了这些缺席者的主流观念。
戏剧的创作过程也可能影响剧作所表达的观点。在阿里斯托芬的几乎整个创作生涯，合唱团都是戏剧成功与否的关键，合唱团成员由赞助者负责选拔和资金筹措，而赞助者由执政官指派。赞助者会把自己对合唱团的赞助视为一项公民责任和公共荣誉，但阿里斯托芬在《骑士》中也表示，富裕公民可能会将公民责任视为煽動者和民粹主义者（如克里昂）对自己的惩罚。因此，剧作表达的保守观点可能也反映了雅典上层社会的想法，毕竟几乎所有剧作家都依靠这些富人的慷慨资助。
阿里斯托芬 生平
阿里斯托芬写下首部作品《宴会者》时，雅典正处于兴盛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四年。他常在剧中盛赞前代人取得的成就（马拉松战役的获胜），尽管这些前人并非沙文主义者，并坚定反对彼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阿里斯托芬常在剧中嘲弄战争投机者，尤其是包括克里昂在内的民粹主义者。不过，到阿里斯托芬写下最后一部作品时（公元前386年左右），雅典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帝国被解体，并从希腊的政治中心转变为了文化中心。作为上述转变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的创作也随着新潮流发生变化——他的剧作结构源于旧喜剧，而至其最后一部作品《财神》时已和新喜剧相似。尚不清楚这种转变是否仅是为了取悦观众。
阿里斯托芬 生平
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7年的城邦酒神节上凭借《宴会者》（已遗失）获得了第二名，后又凭下一部作品《巴比伦人》（已遗失）获得了第一名。常有外国政要莅临酒神节，而《巴比伦人》令雅典当局有些难堪，因为阿里斯托芬在其中将提洛同盟的城邦描绘为磨坊中的奴隶。因此部分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克里昂）控告此剧污蔑城邦，并可能对其作者采取了法律措施。庭审过程未有记载，不过在阿里斯托芬的第三部剧作《阿卡奈人》中，他借主角之口仔细区分了城邦与自己所讽刺的对象：
在后续创作生涯中，阿里斯托芬仍持续讥讽克里昂，不过这些讥讽似乎并未对其政治前途造成影响。在讥嘲克里昂的《骑士》上演几周后，克里昂入选了名望极高的雅典十将军。并且克里昂似乎也没有对阿里斯托芬的实际约束力，对他的嘲弄甚至在其死后仍继续。
阿里斯托芬 生平
因为缺乏关于阿里斯托芬的生平记载，学者只能依靠其剧作内容作出猜测。此外，希腊铭文、后世希腊化和拜占庭时期学者对其剧作的概述与评论也可提供一些线索。从上述来源尤其是对《骑士》和《云》两部剧作的评论中，我们可知阿里斯托芬的头三部剧作并非由自己担任导演，而是由卡利斯特拉图斯（）和菲罗尼德斯（）出任。阿里斯托芬似乎是有意将导演资格交于他们，因为在后续作品中他也常让上述两人担任导演，例如菲罗尼德斯还导演了《蛙》和《马蜂》。阿里斯托芬另用导演的习惯可能会令其生平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剧作中透露的个人信息可能并非来自阿里斯托芬，而是来自该剧导演。例如《阿卡奈人》中有段话似乎暗示“诗人”与埃伊纳岛有较亲近的私人关系，而此剧主角抱怨克里昂曾因“去年的戏剧”而“把我拖进法庭”。
阿里斯托芬借《云》合唱团传达的信息似乎显示，他写下首部作品《宴会者》时还未满18岁。《马蜂》的合唱团献诗暗示，在完成《巴比伦人》或《骑士》之后，他与克里昂达成了暂时的和解。《云》和《和平》暗示阿里斯托芬是早秃。
阿里斯托芬 生平
阿里斯托芬至少获得过一次城邦酒神节第一名（公元前427的《巴比伦人》），至少三次酒神祭第一名，获奖作品包括公元前425年的《阿卡奈人》、公元前424年的《骑士》以及公元前405年的《蛙》。其中《蛙》还被获得了在下次节日重复演出的特殊荣誉。阿里斯托芬的儿子阿拉罗斯（）也是喜剧诗人，他参与了父亲于公元前388年的戏剧《财神》的创作。阿拉罗斯也被认为在其父死后负责导演《科卡洛斯》和《埃俄洛西翁》，不过如今这两部剧本已遗失。他可能凭借《科卡洛斯》赢得了公元前387年的城邦酒神节奖项。似乎阿里斯托芬的二儿子菲利普斯（Philippus）曾获得两次酒神祭第一名，他或许也指导了欧布洛斯创作的部分戏剧。阿里斯托芬的三儿子名为尼科斯特剌托斯或菲莱泰罗斯（），后者名字曾两次出现在了酒神祭的获奖名录，首次是在公元前370年代晚期。
阿里斯托芬的形象也出现在了柏拉图的《会饮篇》，因此也有学者将此文本视为研究阿里斯托芬生平的来源，不过其中记录的真实性仍有疑问。在这篇作品中，包括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在内的数人在晚宴聚会，共同探讨关于爱的问题。聚会发生在讽刺苏格拉底的戏剧《云》上演后七年。角色阿尔西比亚德斯甚至还引用《云》的台词来嘲弄苏格拉底的装束。《会饮》中的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似乎并无不和。事实上，这篇文本中的阿里斯托芬形象算是和蔼，这或许是得益于柏拉图与阿里斯托芬之间良好的个人友谊。两人的友谊也可从阿里斯托芬的墓志铭得到印证，据说该墓志铭由柏拉图写成，其中这位剧作家的灵魂被比作是照耀美惠三女神的永恒光芒。《会饮》描写的聚会发生时柏拉图仍只是个孩子，因此文中对阿里斯托芬的描绘可能部分参考了其剧作内容。例如，聚会上众人探讨爱的定义，阿里斯托芬以生动的寓言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表达方法也常出现在他的戏剧中。文中阿里斯托芬受打嗝的困扰，这或许是参照了其剧作中粗俗的肢体玩笑。阿里斯托芬告诉其他客人，自己乐于被认为是有趣的，但不愿显得可笑。这种对遭受嘲弄的警惕也与《骑士》中的描绘一致，阿里斯托芬在此剧中表示自己在见证其它剧作家受公众嘲弄后小心翼翼的走上了戏剧写作的道路。
阿里斯托芬平安度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次寡头政变和两次民主复辟，这或许是因为他除了在剧中嘲弄政治外，在现实生活里并未深层参与其中。公元前4世纪初，他可能在某一年曾被指派为五百人會議的成员，不过这种任命在雅典式民主中十分常见。
阿里斯托芬 语言使用
过去学者认为，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中（以及大部分其它旧喜剧）所用的语言是阿提卡希腊语。雄辩家昆提利安认为阿提卡希腊语宏伟且散发魅力，因此每个演说者都应从旧喜剧中学习这种语言，在这方面他认为旧喜剧仅次于荷马的作品。公元4-5世纪人们对阿提卡希腊语复燃的兴趣可能导致了阿里斯托芬剧作的重新发现，并使其流传至今。阿提卡希腊语赋予了阿里斯托芬作品台词的诗意韵律。
对阿里斯托芬与其时代同僚而言，荷马与赫西俄德的作品构成了希腊历史文化的基石。因此诗歌在彼时社会更具备道德与社会意义，也是喜剧讽刺的重要主题。阿里斯托芬熟知传统，紧跟文学潮流，并时常参考其它剧作家的作品。参考对象不局限于同时代的喜剧作家如欧波利斯和赫尔米普斯，以及许多前辈喜剧作家，如迈格内斯、克拉特斯、克拉提努斯，更包括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上述三位悲剧作家都曾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蛙》中被提及。阿里斯托芬创作的抒情诗与这些悲剧大师不相上下。他似乎尤为仿照了欧里庇得斯的语言，以至于喜剧作家克拉提努斯称其为沉迷细节的“欧里庇得斯主义者”。
阿里斯托芬 语言使用
只有了解阿里斯托芬技巧精湛的诗歌形式，以及诗句韵律的差异与联系，才能达成对其戏剧充分赏析。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主要运用了三种诗歌形式：抑扬格对白、四步格诗节以及抒情：
在此阿里斯托芬仔细编排了句子的结构，使每一句末尾词语都能达成喜剧效果。狄开俄波利斯的快意事是如此少，以至于他甚至数得清（，只有三四件），而他的痛心事却如此多，以至于需要亲自创造新词（，manysandthousandsandheaps，海滩上的沙子）来表明这一点。合成词在剧中有多处使用，用以表现喜剧效果。
抑抑揚格韵律较为自然活泼，例如许多五行打油詩就使用了这种韵律。扬抑格则更适合快速的语调。不过这些韵律也可相互组合，阿里斯托芬非常善于将这些韵律放入复杂句式，并修改韵律使其符合严肃讨论的场景。例如在《蛙》中的一段抑抑揚格诗行，埃斯库罗斯本想发表关于诗歌的严肃论述，却被酒神狄俄尼索斯以幽默言语打断：
阿里斯托芬 语言使用
在这段对话中，埃斯库罗斯以快速的抑抑揚格韵律开始演讲，至描述受人尊敬的诗人赫西俄德和荷马时节奏逐渐减慢，而到狄俄尼索斯叙述潘塔克勒斯的滑稽举动时又再次加快。这种韵律的微妙变化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随处可见，这让严肃观点与引发观众兴趣的幽默言论得以共存。
抒情诗：现代人无从得知古希腊剧作演出时的伴奏音乐，并且古希腊语的韵律与现代语言差异巨大，读者很难从中体会到作者本意所期望达到的效果。然而，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仍不乏对现代人而言简洁且充满魅力的抒情诗。许多优美的诗句都是赞美诗，穿插在喜剧表演间隙。例如下面这段选自《马蜂》的文本，描绘了阿密尼阿斯因赌博失去所有财富后的情形，这段插曲语言真实自然，或许在演出时还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阿里斯托芬 语言使用
此诗的希腊语原版和英文译本中都藏有双关语，以“Penestes（Πενέσταισι，古希腊农奴）”暗指“penniless（πενέστης，身无分文）”。剧作各处都分布着双关语，其中有些可能尚未被现代研究者发现。有时甚至整个场景都构成双关，例如《阿卡奈人》中的墨伽拉农夫和他的猪的趣事：一个墨伽拉农夫违抗雅典人设立的交易禁令，并试图把自己的女儿伪装成小猪出售。“猪”在古希腊俗语中也有“婊子”的意思，并且鉴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针对墨伽拉的贸易禁令，因此阿里斯托芬自然的将后续战乱的源头归结为“三个婊子”。
有学者指出，阿里斯托芬剧作语言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意象，尤其是对明喻、隐喻和形象表达的使用。例如在《骑士》中，故事角色的耳朵可如雨伞一般打开和关闭，从而选择性地倾听特定言论。在《蛙》中，据说埃斯库罗斯学习马匹在沙坑里打滚，以此获取诗歌创作灵感。一些剧作以诗意而非宗教的方式表现人类的完美性，例如戏剧《鸟》中珀斯特泰洛斯与宙斯情人的婚礼，《骑士》末尾“重现”的辉煌旧雅典。
阿里斯托芬 对修辞学的批评
阿里斯托芬批评修辞学的政治与道德土壤。他表示“一个接受修辞学训练的人可能会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欺骗陪审团，他彻底地迷惑那些反对者，让审判失去了公正性。”他所说的是奉承的“艺术”，事实上他许多作品的创作基础就是对修辞学观点的攻击。其中最明显的攻击出现在《宴会者》中，两个不同教育背景的兄弟争辩谁所受的教育更好。其中一个兄弟接受的是“老式”教育，而另一个兄弟则似乎是诡辩训练的产物。
合唱团也被阿里斯托芬用于攻击修辞学，并宣扬经典教育的事物，例如公民的职责。阿里斯托芬认为，受教育的成年人有责任作为社会灯塔保护那些容易上当受骗者，使公众免受欺骗。他反对诡辩学家的理由之一是，在这些学派为学习者列出的清单中，金钱是首要条件。因此师从诡辩学家的学生多出生社会上层，从而排除了城邦中的其余阶级。阿里斯托芬认为教育和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服务，因此任何对有意学习之人的拒斥都是不可接受的。他总结说，所有学习修辞学的政治家都有“可疑的公民身份，不可告人的道德观，以及十足的傲慢。”
阿里斯托芬 旧喜剧
在阿里斯托芬之前的喜劇作家不勝枚舉，但他現存的十一個劇本，卻是現存於世最早的希臘喜劇。其中前九部及在他之前的喜劇被稱為舊喜劇，剩餘的兩部後起的則被稱為中喜劇和新喜劇。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是旧喜剧的典范，因此如要更好理解他的戏剧作品，首先需要理解旧喜剧以及阿里斯托芬在其中占据的地位。旧喜剧的特点包括：
阿里斯托芬 旧喜剧
幻想和荒谬：在旧喜剧中，幻想是不可忽视的元素。剧中事态依照逻辑发展，却引致荒谬结局，从而带来喜剧效果。这与后世路易斯·卡羅的作品，以及欧仁·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多有相似之处。例如，戏剧《蛙》中酒神所穿的古怪戏服就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荒谬元素——他穿着臧红色束腰外衣，因为柔弱是其神性之一；脚着厚底靴，因为他期望复兴悲剧艺术；身披狮皮斗篷，因为和赫拉克勒斯一样，他的使命领他进入冥府。此外，荒谬性也可从最初情节中依照逻辑发展而来。例如在戏剧《骑士》中，阿里斯托芬将克里昂对雅典人的腐败服务被比作奴隶对其主人的欺骗。而后竞争者的引入使剧情变得荒谬，克里昂与其竞争对手就如两位处于竞争关系的仆人，而克里昂对民众的欺骗，就如爱慕者争夺少年的爱，如神谕小贩争夺轻信公众的注意，如运动员争夺排名，如演说者争夺民众投票。
阿里斯托芬 旧喜剧
足智多谋的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主角多为思想独立、行为自主的形象。他有荷马笔下奥德修斯的正直，有与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里的农民类似的精明，却受制于腐败的政客和不可靠的邻居。通常他会为主角设计一段复杂、奇幻的旅程。比如《阿卡奈人》的主角狄开俄波利斯设法与斯巴达人私下签订和平协议；《马蜂》的主角布得吕克勒翁为满足做陪审团上瘾的父亲，而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法庭；《和平》的主角特吕盖奥斯驾驭巨型甲虫飞上奥林匹斯山，以求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鸟》的主角珀斯特泰洛斯在天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成为群鸟的领袖、众神的竞争者。
典型的阿里斯托芬旧喜剧結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戏剧比赛的规则没有限制剧作家根据需求调整戏剧结构。例如在《阿卡奈人》和《和平》中没有正式的辩论，而在《云》中有两场辩论。
阿里斯托芬 旧喜剧
戏剧中的献诗是合唱团或合唱团的主唱在演员离场后面对观众发表的演说。献诗所表达的观点可能来自剧本作者，也可能来自戏剧主角，虽然这种区分有时并不明显。一般而言，首次献诗出现在在剧情中段，而后在剧情接近尾声时有另一次献诗。献诗的各元素来自后世研究者的定义，或许阿里斯托芬本人对此理解更为宽泛。在不同剧作中，这些元素会有很大不同，并且同一部剧中的两次献诗也可能有明显差异。阿里斯托芬早期作品（从《阿卡奈人》到《鸟》）的形式极为统一，其中献诗通常包含下列元素：
说唱对答（）: 对称场景，在韵律和诗行数量上保持一致。其作为首段献诗的一部份，以及几乎整个第二段献诗。它进一步被分为下列几个元素：
正旋诗节（）或颂（）：合唱团演唱的，韵律多变的诗行。首次献诗时作为对神的赞美，第二次献诗时作为喜剧插曲。
說唱（）：常为四音步抑揚格长诗行。一般由合唱团领队演说，包含广泛的政治意涵。
反旋诗节（）或反颂（）：在韵律、长度和功能上与正旋诗节或颂一致。
對答（）：另一宣讲段落，在韵律、长度和功能上与說唱一致。
《马蜂》的剧本被认为是对上述元素的最好示范，其中戏剧结构诸元素可此剧下列各行找到：
文本损坏可能导致了《马蜂》第二段献诗中反旋诗节的缺失。不过，即使是在阿里斯托芬早期作品中，各结构也可能有所差异。例如《云》中的主献诗（第518-562行）的韵律为欧波利得（）而非抑抑揚格，并且其第二段献诗（第1113-1130行）包含开场，却没有正旋诗节、反旋诗节和对答。《阿卡奈人》第二段献诗（第971-999行）被认为是混合了歌舞插戏（也即宣讲只是作为正旋诗节和反旋诗节的延续），并且与典型的献诗不同，似乎在其发表评论时，舞台上的演员们仍在进行表演。为理解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人们先要对旧喜剧元素（例如献诗）有所了解。而从另一方面而言，要准确理解这些戏剧元素，首先要对戏剧作品有敏锐的欣赏能力。
阿里斯托芬 影响
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去世，古希腊悲剧的发展就此停滞。但作为古希腊喜剧作家代表的阿里斯托芬平安渡过了战争，因此喜剧艺术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持续演变至新的形式。根据公元9世纪普拉图纽斯的记录，阿里斯托芬的晚期作品《埃俄洛西翁》即无献诗也没有合唱抒情诗（因此被归为中喜剧），而《科卡洛斯》包含了新喜剧的所有元素，包括一次强奸与相认场景。阿里斯托芬似乎也清楚自己在古希腊喜剧发展中的地位，他在剧作《云》中评论说，其他时代的观众将会依据此剧的反响给他合理的评价。《云》在首演时仅获第三名，后世流传的剧本显示阿里斯托芬曾对其做了修改，以让该作品更适合阅读而非演出。阿里斯托芬作品抄本的流传使其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剧院观众。事实上，剧院观众对当时的雅典社会似乎没有多少影响力，他们无法干预克里昂的政治前途，无法说服雅典人与斯巴达和平共处，甚至可能没有影响到苏格拉底的受审与处决——苏格拉底受审的原因可能源自民众对其密友（如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愤怒，而死刑可能是因为他在庭审时毫不妥协的态度。后世对这些剧作抄本有诸多用途，例如雄辩家昆提利安推荐人们学习其中的修辞艺术，公元四、五世纪的学生从中研究阿提卡希腊语。柏拉图可能将一些剧作抄本赠送给了大狄奥尼西奥斯，以帮助他了解彼时雅典政府与日常生活。
阿里斯托芬 影响
安德烈亚斯·迪乌斯（威尼斯，1528）的阿里斯托芬剧作拉丁文译本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广为流传，而后又被转译为多种现代语言。17世纪法国剧作家让·拉辛效仿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创作了喜剧《讼棍》（法語：）。德国文学家歌德从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寻求比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更温暖活泼的喜剧形式，他在魏玛改编了剧作《鸟》。19至20世纪，阿里斯托芬同时吸引了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注意——苏俄首任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宣称阿里斯托芬在无产者剧院中有永久席位，而保守的普鲁士知识分子将阿里斯托芬作品阐释为对社会改革的讽刺。1959年，希腊前卫剧作家卡洛斯·昆在雅典卫城前导演了《鸟》，期望借阿里斯托芬的声音打破现代希腊的历史禁锢。
阿里斯托芬 影响
阿里斯托芬的剧作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作为历史窗口，人们得以从中窥探古雅典的政治与日常生活。就此而言，这些剧本的地位与修昔底德的作品相当。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对后世戏剧创作影响深远，更影响了后人对戏剧的理解。例如，从吉尔伯特与萨利文的轻歌剧中人们能看到有关阿里斯托芬作品的洞见，而从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找到有助于理解轻歌剧的相似点。剧作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格言，例如出自《鸟》的“言语为思想安上了翅膀”。
以下是受阿里斯托芬影响的后世作品：
阿里斯托芬 劇作
下述剧作大多使用拉丁文缩写指代。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拉丁文仍是学者们的常用语言。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拉伯語：，简称北也门）是曾在今也门西北部存在的一个国家（1962年－1990年），首都萨那。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历史
1918年奥斯曼帝国於一戰戰敗滅亡后，北也门脫離並宣布獨立，成立也门王国。
1962年9月27日，受阿拉伯聯合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革命者废黜了新加冕的国王穆罕默德·巴德尔，控制了萨那，建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由于共和国成立后，未有效清除巴德尔残余势力，这次政变即标志着北也门内战的开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军队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援助，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支持巴德尔的保皇军队，反对新成立的共和国。共和国派比较得人心占据着北也门大部，王室派只占据北也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的北部山区。1963年，埃及派出了4万大军，1966年后增至6万（另传说8万），支持共和国派。冲突周期性地持续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埃及军队撤走。
1968年，保皇党包围萨那70天后又被共和派击溃后，交战双方领袖达成和解；沙特阿拉伯遂在1970年承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内战就此结束。
1969年，北也门与西德签订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约，1970年内战结束后，制定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宪法》；1971年举行了总统大选，伴之而来的是国家行政管理上的进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历史
北也门的政治一方面带有部落斗争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渴望加强中央政权，以加速国家的发展，实现现代化。1972年，两个也门爆发短暂军事冲突，后在众多阿拉伯国家调停，并签订了与南也门统一协定之后，全国以埃里亚尼主席为代表的主张对南也门实行温和政策一方，和以总理哈吉里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南也门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另一方爆发了冲突。后者得到各部落和北也门议会议长阿赫马尔长老的支持。危机的结果是1974年军人政變上台，由军官组成最高指挥委员会行使权力，废除了宪法，解散了议会，禁止政党活动。
新的军政府领导人为了在强大而富有的邻国沙特阿拉伯面前巩固自己的独立，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与南也门重新对话，多方争取外援。但是，1977年哈姆迪总统遇刺终止了这项雄心勃勃的政策。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历史
1978年2月，继任总统艾哈迈德·侯赛因·加什米总统组成了新的议会，议会中部落首领和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占多数。1978年6月24日加什米总统也遭暗杀。萨那指控南也门总统鲁巴伊是暗杀阴谋的幕后策划人。这一事件以及对南也门的指控，致使南也门统治阶层发生分歧。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边界事端时有发生，直至1979年2月斗争公开化，双方七年后再次大规模交火。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北也门新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和南也门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在科威特会晤，达成一致意见，重新执行旨在通过各种步骤恢复两国统一的1972年协定。
1980年代，北也门取得了不少成就，并在为北也门人民奠定民主基础方面实现了稳步的跃进。国家依靠对话作为统治手段和施政方法。积极的对话在生活诸领域的建设中起着作用，使北也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进步：马里卜省建成了第一座炼油厂，日处理原油10,000桶，满足了北也门需求量的20%。重建位于马里卜省的历史上著名的马里卜大坝，使农田灌溉面积从1970年的2,201公顷增加到1985年的6,520公顷，这是北也门实现粮食自给的重大步骤。1986年，国家为扎玛尔省遭受地震灾害的人民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如学校、医院、清真寺，还分配给他们住房。建立了萨那大学和多所院校、医院、健康中心、电站；铺设了现代化的公路交通网；还确定了一批振兴农业、工业、其它服务行业的发展项目。
1990年，由于苏联停止经济援助，南也门出现财政危机，国库枯竭，遂向北也门主动提出尽快统一也门的建议。同年5月22日，也門統一，成立也门共和国。
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的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大桥横卧于汉阳龜山和武昌蛇山之间的长江江面之上，为长江上第一座永久性桥梁，因此又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规划始于清末，1913年至1948年间曾先后四次进行勘测、选址和设计，但几次规划都因经济、战乱等原因而被搁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起开始测量和设计武汉长江大桥，后于1955年9月动工建造。建造过程中，由于采用新的管柱钻孔法取代传统的气压沉箱法，加快了大桥的建造速度，使大桥提前2年竣工，于1957年10月正式通车。
武汉长江大桥为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桥，两侧设有人行道；下层为京广铁路复线。大桥建成后，偕同配套的汉水铁路桥、江汉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结束了武汉三镇互相隔江而望的历史。大桥也是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旅游景点之一，并于2013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武汉市所处的地区位于中国腹地中心、江汉平原东部，地处长江、汉水之要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武汉被长江、汉水分割成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前，武汉三镇间的交通十分不便，主要依赖木船摆渡来实现区域之间的联系。
历史上，长江上曾数次架设过浮桥。汉朝时期，公孙述在宜都虎牙滩相对的长江面上架设了虎牙浮桥，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座横跨长江的浮桥。此外，公元904年，在采石矶也曾架设过浮桥。1852年12月，太平天国军队占领汉阳后，为进攻武昌，利用汉阳县城中木料及鹦鹉洲树木在长江上搭建2座铁索浮桥，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武昌，在汉阳晴川阁与武昌汉阳门之间修建了一座大型浮桥，后在太平军东征期间被毁。这是在武汉三镇地带修建跨江桥梁的最早尝试。
至清末时期，武昌为湖北省会，汉口为商埠，汉阳也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基础。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建桥跨越长江、汉水连接京汉、粤汉两路的构思即为各方所注意。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在武汉建第一座长江大桥的设想最早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用以沟通南北铁路。1906年夏季，張之洞提议“欲于大江中建一铁桥，由武昌接汉口；再于襄河建一铁桥，由汉阳接汉口……将来二桥落成，既可免风波之险，且汉口一端可接京汉铁路，汉阳一端可接川汉铁路，武昌之桥可接粤汉铁路云”，这是目前文献中有关武汉长江大桥的最早动议。但因日本工程师报告修建桥梁耗资极大，考虑到湖北省财政无力支付，因此决定搁置计划，等到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建成后再商讨。
1907年春，张之洞又提起该计划，并由日本工程师勘测设计。在这次的设计方案中，明确了桥梁将在武昌白沙洲与汉阳鹦鹉洲间建造（近今鹦鹉洲长江大桥之位置），在桥梁设计方面已经绘制了设计图。但张之洞随后离任湖广总督，此计划又不了了之。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1910年，美国方面又有关于武汉铁桥的计议，并将方案呈送给了时任湖广总督瑞澂，计划建桥连接武昌汉阳门和汉口龙王庙，即在武昌汉阳门建桥抵汉阳，再北折至汉水建桥抵汉口龙王庙。但清末湖北财政情况并不乐观，因此没有实现。另外，1911年9月，盛宣怀曾向德国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用于修建武汉跨江铁桥。但在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清帝逊位，清政府覆亡，遂未能实现武汉铁桥的建设。
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建立。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在此处修建长江大桥，并以此作为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是又称该桥为“武汉纪念桥”）的呼声愈多。1912年初，蔡元培等人明确提出了如上的提议，并获得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认可。
1912年4月，辞去大总统一职的孙中山受黎元洪邀请来鄂，孙中山抵达武汉后在蛇山发表演说，提及了建设跨江铁桥的构想。同年7月，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被北洋政府聘为粤汉铁路会办。詹天佑在进行粤汉铁路复勘定线的过程中，考虑到将来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能够跨江接轨，他责令本路工程师绘制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图，同时审定其他人绘制的长江大桥设计详图。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英国人柯林森（，又译“柯林生”）时任粤汉铁路湘鄂线工程局总工程师。1913年，柯林森在汉口勘测，随后提出了具体方案。桥梁选址与一年前孙中山所提出的设想一致，皆为依托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势修建引桥，在两山之间修建桥梁。当时构思的桥梁结构仿照当时世界著名的最大钢桥——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福斯桥，设三座桥墩，三座主塔为纺锤型桁架，桥面铺设铁路、公路、电车路、人行道。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德国人乔治·米勒（，又译“米娄”）是国立北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工科教授。1913年4月，在詹天佑的支持下，他带领夏昌炽、李文骥等13名土木门毕业学生，到武汉来对长江大桥桥址进行初步勘测和设计大桥的实习，并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将建桥意向代陈于交通部。这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首次实际规划，当时提出建议将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江面最狭隘处作为大桥桥址，经武昌汉阳门、宾阳门连接粤汉铁路，并设计出公路铁路两用桥的样式。桥梁设计方面，计划在靠近武昌一侧的长江江面设置主跨，其余江面架设连续简单支梁；对于主跨的造型则提出了3种设计方案，在实用与华丽之间各有侧重；构思的桥面铺设铁路、公路、电车路、人行道，但与柯林森方案的单层桥梁不同，其首次提出了铁路公路分层的双层桥梁设计。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5月，中华民国交通部函复何燏时，表示民国财政紧张，该桥一时无望修建。但他们认为，在缺乏详尽规划的情况下，目前进行充分规划很有必要。随后，他们派夏昌炽及米勒进行勘测。然而，由于米勒接受了汉粤川铁路方面德国工程师的邀请前往勘察川汉铁路广宜段（当时川汉铁路预计在广水与京汉铁路接轨），团队人数减少，加之夏季武汉多雨，同时在市区勘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因此，直到8月米勒才出具详尽报告。该报告在4月报告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同时针对修建隧道计划（即在龟蛇两山之间不修建桥梁而改修隧道）以及当时外国工程师主张的青山计划（即在青山及汉口江岸站间借“新洲”筑桥跨江）进行了对比与利弊分析，认为这两者皆不如在龟蛇两山间架设桥梁。
此次规划虽然未获实行，但与此后几次规划选址基本相同。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1919年，孙中山写就了《实业计划》，在其论述中即提到关于武汉修建长江大桥或隧道的选址问题，“在京汉铁路线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应穿一隧道过江底，以联络两岸。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至将来城市用地发展扩大，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或穿隧道”。1923年，根据孙中山的规划思想，辛亥革命时的参谋长孙武组织编制了《汉口市政建筑计划书》，其中明确提出，“以汉阳之大别山麓，武昌之黄鹄山麓为基，架设武汉大铁桥，可收平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连贯一气之完美”。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由于当时的平汉铁路黄河大桥在建设过程中为求节省经费、提早通车，因此建筑质量较差，仅作为临时桥梁使用。1921年，北洋政府拟建黄河大桥新桥并施行公开招标，交通部又聘请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为顾问，除筹建黄河大桥新桥外，并请其设计武汉长江大桥。1922年1月，华德尔提交了计划书。计划方案中，华德尔选择的桥址与1912年米勒方案所拟位置大致相同，其在勘测设计时亦参考了米勒方案；设计方面采用简单桁梁、锚臂梁、悬臂梁混合布置，并主张使用合金钢建桥以减轻重量，桥型配置与米勒方案类似，大桥在其余江面采用简单桁梁，长江武昌侧的航道上仍设主跨，但为保证长江轮船的通行，改设升降梁，全长1,152（3,778英尺），共13孔，桥面一层由公路铁路共用。同时，又对跨越汉江的桥梁进行了规划。预算建筑费用为970万银元，华德尔建议向美商贷款。华德尔的方案曾引起政府关注，拟定桥址也做过实地钻探，但最后计划又未能实施。
武汉长江大桥 早期规划
1927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4月合并武汉三镇，设武汉市。1929年4月，蔣桂戰爭结束，国民政府成立武汉特别市政府。同年刘文岛任武汉特别市市长后，再次邀请华德尔来华，研商长江建桥之事，并任李文骥为其助理。次1930年春行将开始钻探之时，中华民国铁道部未续聘华德尔，华氏及其助手先后回国，勘测任务由李文骥独立完成。华德尔在李文骥的勘测结果之上对1921年的设计方案作出了修订，修订后的大桥全长1,220（4,010英尺），15孔，桥面高出最高水面18（60英尺），升起时可高出最高水面46（150英尺）。大体仍与1921年方案类似。
然而，计划被送至审阅后，武汉市工务局方面便提出了疑问：升降式主跨需要用电，当时武汉市内发电厂无力供应大桥升降用电，若实施必新建电厂，且一旦停电桥梁控制与交通调度都很成问题。此外，升降式桥梁不能兼顾江面船只与桥上车辆，每次升降开合时，都需要大量等待时间，显然大大降低了大桥的使用效率。最终，该方案未被采纳。事后，李文骥认为将此勘测设计成果弃之可惜，便将本次跨江铁桥的方案写成论文发表。
1950年代修建大桥时，工程人员曾回顾华氏的方案并提出批判：华氏坚持升降梁方案，恐因其拥有此类型升降梁的专利。倘若该方案实施，桥梁建造、维修都由华氏垄断；亦因专利，又需要支付专利费；美国钢铁企业亦可借此获利，更有控制中国交通之虞。
1935年，鉴于粤汉铁路即将全线建成通车，平汉、粤汉两路有必要在武汉连通。当时铁道部曾考虑仿照1933年建成的南京铁路轮渡，但由于武汉的长江水位涨落幅度比南京的大一倍，两岸引桥工程较困难，被迫搁置铁路轮渡的方案。1936年，由茅以升担任处长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动议筹建武汉长江大桥。为了募集资金，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1937年1月，钻探队来汉又对大桥桥址作测量钻探，并请苏联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合作拟定又一建桥计划。计划为一座固定式的铁路公路联合桥，桥址位于武昌黄鹤楼到汉阳莲花湖北刘家码头之间，全长1932米，设两台7墩8孔，6、7号桥墩间为大型轮船通航航道，主跨237.74米，以拱形钢梁架设于6、7号墩之上，桥下在最高洪水位时净高30米；桥面一层，公路铁路并列。包括汉水铁路桥和引桥在内，工程需要花费法幣1060万元。但由于抗日战争的战火将要波及武汉三镇，结果也不了了之。
1937年3月10日，长江南岸的粤汉铁路徐家棚站与北岸平汉铁路汉口江岸站之间的铁路轮渡通航，火车乘渡轮过江从此成为“江城一景”。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百废待兴，而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也再度旧事重提。湖北省政府于1946年8月25日举行会议，决定邀请粤汉区、平汉区铁路管理局及中国桥梁公司共同组织成立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为主任委员，茅以升为总工程师；同年9月初中华民国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团长侯家源偕同美国桥梁专家鲍曼等考察武汉长江大桥桥址。同年，由中华民国内政部营建司司长哈雄文陪同美国市政专家戈登来汉视察，并有平汉区铁路管理局局长夏光宇参加，当时提出的建桥意见是：铁路和公路合并可降低造价，位置仍以龟山、蛇山之间为宜；为减少墩数、便利船运，决定改用较长跨度的悬臂拱桥，设4墩5孔，同时考虑到铁路干线运输日益繁忙，大桥可适当提高载重等级；另外也提及可以考虑在第一次规划期间动议的青山计划。后因经济困难资金难以筹措，加之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无暇顾及长江大桥的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再次搁置。
自清末至兹数十年时间，长江大桥计划几次动议，皆因诸多因素未能成行。因此民间曾有歌谣揶揄道：“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
武汉长江大桥 兴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时年63岁、自1913年起多次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规划、勘探的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提议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并详述前四次规划经过和受挫的原因，论述当时中国能建成大桥的可能性与具体工程内容、经费预算（600亿旧人民币）等。中央政府对此甚为重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上通过建造长江大桥的议案，并于1949年末电邀李文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建桥之事。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立即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1950年1月，铁道部成立铁道桥梁委员会，同年3月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和设计组，由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专家组组长，开始进行初步勘探调查。
武汉长江大桥 兴建
专家组先后共作了八个桥址线方案，并逐一进行了缜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1950年9月至1953年3月，曾三次召开武汉长江大桥会议，就有关桥梁规模、桥式、材质、施工方法等进行讨论。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关于大桥勘测设计的汇报，并登上武昌黄鹤楼视察了大桥桥址。大桥选址方案经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后，铁道部组织力量初步设计。
武汉长江大桥 兴建
1953年4月1日，周恩来批准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今中铁大桥局集团的前身），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与施工，彭敏任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汪菊潜任总工程师。同年7月至9月，铁道部派出代表团携带武汉长江大桥全部设计图纸资料赴苏联首都莫斯科，请求苏方协助进行技术鉴定，苏方为此派出由25名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进行研究。鉴定会的改进建议包括稍微调整汉阳岸的桥址、同意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等，另出于防空考虑，建议长江大桥桥梁形式改为三孔一联等跨连续梁。代表团回国后对鉴定意见复合并进行了初步设计，1954年1月送呈方案至政府核准。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203次会议听取了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并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决定采纳苏联的鉴定意见、批准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正式任命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同时批准了1958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8月底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
武汉长江大桥 兴建
1954年，国务院批准了铁道部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的请求。1954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首的专家工作组一行28人来华进行技术援助。西林是苏联著名桥梁专家，曾于1948年至1949年间两次赴中国，协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和松花江大桥，并参加过成渝、天兰、兰新铁路的桥梁建设。西林來到中国后，表示认为长江大桥不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原因是长江水深流急，沉箱需要下沉深达30米至40米，在接近四个大气压的环境下，每名工人只能每天工作约半小时，实际作业时间仅有十几分钟，而且只能在枯水季节的几个月内进行施工，必然大大延长施工时间、危害工人的健康，而且需要购置大量特殊设备，加大工程投资。西林建议用管柱钻孔法，不但能在水面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但这种方法当时仍然是一种新技术，苏联也尚未实践过。大桥建设部门对管柱钻孔法的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经请示铁道部长滕代远、总理周恩来后，国务院于1955年上半年批准对新方案“继续进行试验，并将新旧方案进行比较，也即是党中央提倡的‘依靠群众，一切通过试验’的方法”。
武汉长江大桥 兴建
1954年2月，在1950年初步勘测的基础上，由地质部、水利部、铁道部联合组成的武汉长江大桥地质勘探队，开始进行武汉长江河槽及两岸的地质评估。同年夏秋，武汉遭遇了自1865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勘探队最终在1955年1月10日完成了武昌黄鹤楼和汉阳龟山之间的地质评价。1955年1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桥址选线技术会议在汉口召开，正式决定选择龟山、蛇山一线。1955年2月，铁道部成立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大桥工程的技术咨询机构，由茅以升为主任委员，其他委员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刘恢先等。1955年5月下旬至6月初，铁道部按管柱钻孔法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并集中全国著名的桥梁专家和桥梁建筑工程师，举行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审查会议，对大桥的技术设计、施工进度和总预算进行了周密的审查。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些报告，标志着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武汉长江大桥 兴建
经国务院批准后，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提前正式动工。武汉长江大桥全部工程除了大桥本身以外，还包括大量配套工程，包括汉水铁路桥、大桥联络线、由丹水池站经江岸站新场（后江岸西站）至汉水铁路桥头的汉口迂回线（今京广铁路正线）、江岸站至江岸新场的联络线、江岸站新场、汉西站、汉阳站等设施。铁路从粤汉铁路武昌南站（今武昌站）起，以立体交叉跨越武珞路、粤汉铁路、中山路、武昌路、解放路，沿蛇山至原黄鹤楼处，横跨长江，过江后沿龟山以立体交叉跨越汉阳月湖正街（今鹦鹉大道），至阮家台处过汉水，又跨越张公堤及仁寿街（今解放大道）至玉带门站与京汉铁路接轨。早在进行大桥设计规划的同时，作为武汉长江大桥配套工程之一的汉水铁路桥于1953年11月27日率先动工兴建，两岸铁路联络线工程也同时开始进行，并于1954年11月12日建成，1955年1月1日正式通车。而汉水公路桥也于1954年10月30日开工兴建，1955年12月建成通车，并被命名为“江汉桥”。
汉水铁路桥和长江大桥正桥和引桥工程由铁道部武汉大桥局负责施工，部分铁路及跨线桥工程由铁道兵施工。详细分工如下：
苏联政府获悉武汉长江大桥采用管柱钻孔法施工后，于1955年底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华，参观长江大桥的施工。最终，西林的管柱钻孔法获得了苏联政府的认可，同月中国铁道部与苏联运输工程部签订了协议，对这种施工技术作出了正面评价。1956年，正桥8座桥墩皆以流水作业法展开施工。10月，大桥各桥墩下沉管柱和从管柱内向江底岩盘钻孔的工作全部完成。至当年年末，第1、2、3、8号桥墩先后建成；至1957年一季度的3月16日，大桥桥墩工程全部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大桥的第7号桥墩墩位地质与余下7座桥墩不同，早在西林建议不使用气压沉箱法时便有提及。然因墩位位于碳质页岩及燧石层，岩层较为脆弱，不能使用与余下7座桥墩同样的施工方法，最终将116根55厘米管柱直接打入页岩层，在其上修建桥墩。
长江大桥采用3联9孔的等跨间支梁进行安装，使用平衡悬臂拼装架设法，1956年5月从武昌、10月从汉阳，两岸分别向江中同时推进，全部钢梁均由山海关、沈阳桥梁厂制造，钢梁支座由沈阳重型机械厂生产。
1957年5月5日，大桥钢梁在6号桥墩顺利合拢，同日举行了庆祝大会。武汉长江大桥（连同配套工程）总投资预算1.72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用了1.384亿元；大桥本身造价预算7250万元，实际只用了6581万元。
武汉长江大桥 通车
1957年8月14日开始，大桥开始进行初步验收工作，次15日，铁路机车附挂平车、客车各一辆，自汉阳站出发通过大桥抵达武昌车站，当月20日初步验收完毕。
当年9月18日至10月7日，大桥进行了正式验收工作。9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全部完工，并于当天下午举行正式试通车；第二天的《长江日报》作了重头报道。
武汉长江大桥 通车
同年10月初，武汉长江大桥通过了国务院以王世泰为主任委员的大桥验收交接委员会检验；10月13日，王世泰宣读验收结论，并代表验收委员会批准大桥交付使用，交方、接方各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并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陆定一、国家建委副主任王世泰、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交通部部长曾山、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苏联运输工程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苏联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主持了盛大的通车典礼。来宾讲话完毕后，上午11时20分由李富春为铁路桥剪彩后，由北京开往南宁、凭祥的旅客列车（今Z5次列车）成为第一列通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旅客列车；随后中央首长和中外来宾顺序登上另一列列车通过大桥。中午12时，李富春又为公路桥上进行通车剪彩，三百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文艺花车队伍顺序通过公路桥面。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的195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左侧四分之一版面发表范荣康撰写的社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旁边是“李富春副总理参观长江大桥”的图片。10月16日，《人民日报》又以整个头版报道长江大桥通车盛况，头条标题是《火车飞驰过长江——千年理想成现实，万众欢腾庆通车》；并用几乎通栏的版面刊登长江大桥的全景图；还刊有“从北京开往凭祥的列车，在万人欢呼声中第一次驰过长江大桥”和“汽车队伍浩浩荡荡通过长江大桥公路桥面”两副图片；一版同时刊登《表彰苏联专家对长江大桥的创造性贡献，国务院授予西林同志感谢状》的消息和西林的照片。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中国国内首座公铁两用特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两路接轨，并于1957年11月11日合称为京广铁路，成为京广铁路上最重要的“咽喉”。大桥建成后，铁路轮渡也失去了作用，1958年江岸站新建上行场完工后铁路轮渡停航。
武汉长江大桥 运营维护
1957年大桥建成后，国务院规定，公路桥面以下钢梁、墩台、铁路桥面的维修，公路桥面的护栏、各下水管路、梳形板，桥头堡由铁路部门负责维护，主桥引桥公路桥面及其上电灯照明由武汉市有司负责维护。
当时的武汉铁路管理局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桥工段负责维护大桥，1959年改称武汉长江大桥桥工处，2004年11月起与武汉境内其它铁路工务组织合并为武汉桥工段，今大桥除公路桥外的维护工作仍由其负责。另外还设立了武汉长江大桥管理委员会（1971年后工作停摆，1979年撤销）、武汉长江大桥保卫委员会、武汉长江大桥保卫科负责日常运维事务。
1990年代初，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昌段电气化改造，大桥铁路桥面亦在其中进行了电气化改造，1993年1月接触网通电。
1995年，双向六车道的武汉长江二桥建成使用，改变了“三镇交通一线牵”的状况，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负荷。
武汉长江大桥 运营维护
2002年8月至9月间，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首次大修，包括防渗、防锈、路灯改造、路面重铺等项目。200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者之一的方秦汉教授表示，只要精心维护，该桥的使用年限完全有可能超过100年。
受到武汉长江大桥的运能限制，2007年4月18日起开行的京广既有线动车组列车并无跨越长江的车次。2009年4月1日合武铁路通车，新开行一对武昌至上海的动车组列车一对，实现CRH动车组列车首次在武汉长江大桥上通行。
2006年4月18日，武汉北编组站及配套设施天兴洲长江大桥、滠武铁路开工，2009年完工。武汉铁路枢纽主要货车车流改由天兴洲长江大桥承担，不再经由武汉长江大桥，有效缓解了大桥的交通压力。但截至2022年，长江大桥日均车流量6.5至7.2万台左右，每日通过列车逾150对。桥梁承载仍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
2008年，武汉长江大桥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长江大桥绝对应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武汉长江大桥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文物的的保护范围为：“武汉长江大桥及周围一定范围。四至：东至武昌桥头堡以东200米，西至汉阳桥头堡以西200米，南、北面以桥体边缘为界向外延伸5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以保护范围四至为界，四周各向外延伸50米”。
武汉长江大桥 建筑
武汉长江大桥为铁路、公路两用桥，总长1670米，其中正桥1156米，北岸引桥303米，南岸引桥211米。上层为公路桥，车行道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宽18米，人行道每侧各宽2.25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宽14.5米。
正桥桥身为三联连续桥梁，由3联（3孔为一联）9孔、跨度为128米的连续梁组成，共8墩9孔。主桁为菱形桁架，高16米，桁距为10米。铁路桥面净空高6.125米（参照当时苏联电气化桥梁限界标准）。钢梁采用铆钉铆合结构。每联联结梁有1组铰式的固定支座，位于1个中间的桥墩上（即3、6号桥墩），其它2个桥墩上均为活动支座。
引桥为双层桥梁，各自将上层公路和下层铁路分别引到正桥上来。公路桥面以直线直抵龟、蛇两山；铁路桥面在两岸以600米的曲线半径渐与公路分开并行。汉阳引桥共17孔，武昌引桥共12孔。
正桥的的两端建有高35米、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桥头堡，从底层大厅到顶亭有7层，内有电梯供人上下。1、2层分别为大厅及回廊，3层为休息室，4层主要为铁路桥面的立柱，5层为铁路桥面，6层为穿厅，7层为公路桥面支撑结果，8层为桥头堡顶部及公路桥面。
武汉长江大桥 建筑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中特别指出，武汉长江大桥之美术设计，要配合大桥本身雄伟建筑及武汉都市建筑，并责成铁道部设置奖金，广泛征求国内美术建筑专家的优秀作品，送呈中央核定。至同年年末，铁道部已经征集到全国20多家设计单位和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共25套。
1955年2月，包括茅以升在内，中国著名的建筑、美术、园艺、城市规划、桥梁专家们组成评委会，将25个方案分为一、二、三等奖，其中唐寰澄的方案为三等奖。评奖后，所有方案图样全部呈送政务院审批，周恩来当即拍板选定唐寰澄的第25号方案。选定理由为除唐寰澄方案之外，其它设计方案里的桥头皆是大厦高塔形式，如此美术装饰必然会使得建桥费用高昂，这对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唐寰澄方案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特色，且造价最为经济，因而最终选定采用。
武汉长江大桥 建筑
武汉长江大桥的正桥桥身为外露的钢桁梁结构，满足了实用、经济、美观的美学原理，没有增加过多的和结构无关的美术装饰；而引桥上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连续拱形式，造成引桥和正桥在形式和材质上形成鲜明的对比。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檐四坡攒尖顶桥头堡，自地面至公路桥面高为35米，造型为传说中的“琼楼玉宇”，桥头堡的细节处理上又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比如花格窗。大桥两侧有雕花栏杆，雕刻多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如“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松鼠吃葡萄”等，当时这些图案设计以“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为主题公开向全民征集，最终35种图案入选。在1985年黄鹤楼重建完工之前，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是武昌一带的最高建筑。
武汉长江大桥 事故及事件
由于武汉长江大桥是第一代长江大桥，其墩数较多、跨距较短，受船舶撞击的机会率明显较高，从1959年首次有记载的武汉长江大桥被船舶撞击事故开始，大桥投入使用以来遭撞击近百次。1990年7月28日，一艘重达900吨的吊船正面撞上，大桥养护人员为此维护了一个月。2011年6月6日清晨，武汉长江大桥遭遇建桥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撞击，因江面突起大雾，能见度极低，一艘万吨级油轮撞上大桥7号桥墩，但对桥梁没有太大影响。
1998年2月14日上午10时8分，1路电车行驶至汉阳桥头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死伤，事后查明为邹昌力和曹军弄二人为殉情制造的爆炸。
2020年5月6日，一辆轿车撞断武汉长江大桥护栏，包括一木棉花雕花铸件在内的构件被撞坠江。10月12日，武汉市天时建筑公司进场施工。15日，按照文物修复原则修缮复原后的护栏交付使用。更换下来的护栏、护杆等126件构件被移交至江汉关博物馆收藏展出。20日，修复工程全部完工。
由于长江大桥距离江面较高，因此有人选择大桥桥面跳桥轻生，同时也有有关报道。根据1996年的一项统计，武汉长江大桥每年平均自杀24.7人。
武汉长江大桥 影响与意义
武汉长江大桥偕同配套的汉水铁路桥、江汉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彻底结束了武汉三镇互相隔江而望的历史。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之誉。
对于政治而言，当时刚建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需要便利的交通为其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另外在中华民国各政府领导时期长江大桥皆未能实施，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将大桥修成，既“展现了国威”，亦可藉此“表现社会主义的优越”。
对于交通运输而言，大桥连京汉、粤汉二线为一体，使京广铁路成为中国铁路运输中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北京始发的列车可以不经过轮渡，直接到达广州、凭祥。后来新建的武大铁路（武九铁路）、汉丹铁路接入武汉，武汉铁路枢纽就此成为中国中部重要的铁路枢纽。另外，便利的交通亦有利于国防的建设。
对于桥梁建设而言，在大桥建设期间，进行的诸多实验及总结的施工经验为未来的造桥项目，诸如同时建造中的白沙沱长江大桥，勘测中的南京长江大桥提供了范例及经验。同时在此期间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建设的中坚力量。
武汉长江大桥 影响与意义
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大桥为武汉乃至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大桥的建立使得武汉自近代以来的一座大型商埠变成为了重要的工业中心，为当时尚在初建阶段的武钢以及各行业生产提供了便利。
对于武汉市民而言，大桥不仅改变了民众的出行和生活方式，而且为武汉人民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武汉市最著名的城市标志之一。大桥通车的几年内，为了表达对大桥的热爱与纪念，许多武汉父母为刚出生的婴儿取名时，千方百计想与“桥”字拉上关系，如“建桥”、“汉桥”等名字。据2007年的统计，武汉市户籍人口中名字带“桥”字的有28298人，其中22782人在大桥正式通车后出生，占八成以上。2017年长江日报征集1957至2017年市民與武汉长江大桥的合影，60年間每年選一張登出，成為了珍貴的歷史照片記錄。位于大桥汉阳桥头南侧的街道，因为街道办事处组建于大桥兴建之时而得名“建桥街道”。此处亦是中铁大桥局过去的机构驻处，在大桥兴建之时，大桥局在街道内大量兴建职工住宅（即街道下辖大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武汉长江大桥 衍生文化
该纪念碑在大桥武昌桥头南侧，与大桥同时期竣工。纪念碑自底座到碑顶高11.5米，碑座为三层八角形。纪念碑圆形的碑身象征构成大桥基础的大型管柱，箱形碑顶象征施工时使用的震动打桩机。纪念碑的碑座，镶嵌着白色大理石，花岗岩为护壁，并用阴文金字题字，纪念碑碑文《武汉长江大桥建桥记》由彭敏撰写，记叙了大桥建桥过程。纪念碑朝向长江一侧上刻“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另一侧上刻毛泽东手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彼时为纪念长江大桥这一劳动成果，早在建设期间纪念碑的设计便被纳入考量，亦有众多提案。经专家挑选，选定了由原大桥工程局工程师陈铁尧设计的纪念碑方案，纪念碑外形恰似武汉长江大桥桥墩施工的管柱，成了纪念碑的象征物。
另外，纪念碑所在的观景台为清代黄鹤楼及胜像宝塔所在，黄鹤楼在清末被毁，原址修建了一座警钟楼。在大桥修建时，警钟楼被拆除、胜像宝塔被搬离。在临江大道边的观景台基座砌石上，刻有“黄鹤楼故址”五字。
2004年，《楚天都市报》曾报道纪念碑出现倾斜、观景台出现下陷病害。当年，武汉城管系统对其进行了维修加固。
武汉长江大桥 衍生文化
纪念馆设置在武昌桥头堡四楼过道大厅，于2003年建成开放，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馆内陈列有各种照片、橱窗、展板及少量实物，2003年被铁道部批准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54年10月，为实验西林提出的“管柱钻孔法”，在汉阳的莲花湖畔对该方法的各个工序逐项进行试验，建起了35个试验管柱。最终证明该方案的可行性、科学性。为纪念西林等苏联专家的贡献，铁道部决定将莲花湖畔的巨型试验墩保留，并在试验墩上书“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实物纪念”，基座上镌刻有彭敏撰写的《管柱钻孔法试验记》碑文。以兹纪念。该碑已被作为文物保护。
在大桥试通车完成后的次日，即1956年9月26日，当日《长江日报》在《江花》文艺副刊上转载了郭沫若不久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长江大桥》长诗。
1956年6月，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汉，第一次游泳横渡长江，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初见轮廓，毛泽东即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其中广为传诵的一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描写武汉长江大桥的气势和重要作用。1957年9月6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视察，并从汉阳桥头步行到武昌桥头。
武汉长江大桥 衍生文化
武汉的本地歌手们亦在歌曲中表达对武汉长江大桥的怀旧与纪念，如武汉本土乐队UN1的《大桥大桥》以及民谣歌手冯翔的《汉阳门花园》。
为了藉由武汉长江大桥的象征意义扩大影响力，一些企业在产品的背景广告宣传画中使用大桥，还有一些企业直接使用“大桥”作为商标名称，如原武汉卷烟厂生产的大桥香烟、原武汉味精厂生产的大桥味精、原武汉童车厂生产的大桥童车，以及大桥缝纫机、大桥牙刷、大桥衬衫等。截至2011年年底，武汉注册、仍在使用的“大桥”牌商标有55个。
截至2004年，武汉长江大桥是唯一一座曾分別出現在三套中国郵票上的橋梁。1957年10月1日，邮电部发行了《武汉长江大桥》纪念邮票（志号：纪43）一套2枚；同时，1959年10月1日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三组）》纪念邮票（纪69）的第4枚、1976年7月16日发行的《到大江大海去锻炼》纪念邮票（J10）第2枚的主图和背景上，也是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的图案入选了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作为反映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第三套人民币贰角券的主题素材。
武汉长江大桥 衍生文化
在长江大桥正式通车的当天晚上，李富春代表周恩来总理向参加大桥建设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授予感谢状，滕代远代表中国铁道部向格洛佐夫等九位苏联专家授予感谢状和纪念章，又举行了庆祝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招待宴会。西林于1957年11月9日返苏，并于回国后因管柱钻孔法的成功获颁列宁奖；他一生曾参与400多座大桥的设计建造，但武汉长江大桥一直是他最珍视的桥梁，曾多次表示，武汉长江大桥不仅仅是一座大桥，更是中苏友好的象征。1980年10月，西林再次来华访问，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1996年2月，西林于莫斯科逝世，家人按照西林的遗愿在墓碑背面是刻画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图像，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缅怀西林的纪念文章。
由于在大桥附近可以看到桥上汽车火车分别在上下两层通过的图景，在互联网上曾经风传一组图片，图片中上层公路桥面行驶的武汉公交车超越了下层铁路桥面行驶的列车，因而成为表现武汉公交车的速度之快的一个網路迷因。但事实上铁路部门为行驶安全及保护大桥对列车有限速要求，通过长江大桥的列车时速不快，因此公交车在长江大桥超越火车并不足为奇。
此外，因“武汉市/长江大桥”被错误断句为“武汉市长/江大桥”（同样的还有“南京市长/江大桥”），形成了“江大桥市长”的网络模因。
阿细跳月
阿细跳月是彝族撒尼人和阿细人的民间舞蹈之一。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主要动作有三步一蹦跳、拍掌、跳转等。节奏鲜明，情绪欢快。又称跳乐。
中國民族音樂家彭修文曾根據該舞蹈的音樂，寫了民族管弦樂曲《阿細跳月》。
创业 (电影)
《创业》（英語：）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摄制，是一部反映石油工人奋斗精神的电影。影片摄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石油工人发扬“铁人”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使中国实现原油自给的事迹。是“文革”中摄制的为数不多的故事片之一，上映后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轰动。
该片的拍摄和上映过程十分曲折，由於反映了“文革”前石油工業的成就，遭到江青的責難，毛泽东曾亲自就该片作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
中东战争
中東戰爭，又稱，是指20世紀中期以色列立國後與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周圍阿拉伯國家所进行的五次大规模战争，但雙方的衝突至今仍尚未平息。此外，以阿戰爭在冷戰時期具有代理人戰爭性質，當時蘇聯支持阿拉伯國家（不過俄以關係起初仍比較緊密），而美國則基本支持以色列。埃及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後，外交政策漸漸由傾向蘇聯轉為傾向美國與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