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 政治生涯
在萨拉查治下，小学的数量从1927年的7000所增加到1940年的10000所。在第一共和国的二十年里，文盲率只下降了9%，而在萨拉查统治的二十年里，文盲率下降了21%，从1930年的61.8%下降到1950年的40.4%。1940年，政府庆祝葡萄牙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多数人都能读写的情况。
1952年启动了一项多管齐下的“普及教育计划”，旨在最终扫除文盲，并让学龄儿童入学。该计划包括对不遵守规定的父母处以罚款，并严格执行。到20世纪50年代末，葡萄牙成功地将自己从文盲的深渊中拉了出来，学龄儿童的文盲几乎消失了。
20世纪60年代，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海外省份建立了大学（罗安达大学和洛伦索马奎斯大学）。1971年，葡萄牙政府承认了葡萄牙天主教大学的合法地位，并于1973年在葡萄牙大陆建立了几所国立大学（米尼奥大学、新里斯本大学、埃武拉大学和阿威罗大学）。此外，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历史悠久的大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现代化。新的建筑和校园被建造，如位于里斯本的大学城和位于科英布拉的阿尔塔大学。
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新国家政体的最后20年的特点是对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大力投资，这经是葡萄牙历史上教育增长率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
在经历了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政治动荡和金融混乱的岁月之后，金融稳定是萨拉查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作为内阁成员，他第一次涉足葡萄牙政治是在国家独裁时期，当时葡萄牙的公共财政和经济总体上处于危急状态，至少从19世纪90年代葡萄牙王国时期开始就面临着债务违约的威胁。萨拉查成为总理后，为了平衡葡萄牙的预算和偿还外债，他征收了大量的税收。萨拉查的第一年以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因此，他统治的第一个时代是一个基于自给自足和干涉主义政策的经济计划，作为对大萧条的回应，这种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很流行。在萨拉查的领导下，从1928年起，葡萄牙的预算从资不抵债变成了每年都有可观的盈余。葡萄牙在国外市场上的信用价值上升，外部流动债务得到偿还。然而，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葡萄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发达，其人口相对贫穷，教育程度较低。
保守派的葡萄牙学者，如像杰米·诺盖拉·平托和芮·拉莫斯声称萨拉查早期的改革和政策使得政治和金融稳定，因此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左翼政治家费尔南多·罗萨斯等历史学家声称，萨拉查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停滞，以及大量人口流出，使葡萄牙成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甚至左翼历史学家也承认，“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增长总体上是相当积极的，考虑到葡萄牙的基本国情，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自由政权可能只会略微改善一点”。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萨拉查对经济政策保持同样的进口替代方针，这种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保了葡萄牙的中立地位。从1950年到萨拉查去世，葡萄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5.7%的速度增长。上世纪60年代初，拥有经济学和技术工业专业背景的新技术官僚的崛起，导致了一个新的经济培育时期，葡萄牙成为一个对国际投资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整个1960年代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继续下去。在萨拉查任职期间，葡萄牙于1960年参加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的成立，并于1961年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立。在1960年代初，葡萄牙还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标志着萨拉查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开始。葡萄牙的对外贸易出口增长了52%，进口增长了40%。1960年至1973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水平的特点是，GDP（6.9%）、工业生产（9%）、私人消费（6.5%）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7.8%）的年增长率都是空前强劲的。
尽管在非洲领土上对游击队进行了代价高昂的战争投入，但葡萄牙在1960年至197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为其与西欧发达经济体的真正一体化创造了机会。1960年，葡萄牙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仅为欧洲共同体（EC-12）平均水平的38%;到1968年萨拉查执政结束时，这一比例已升至48%;1973年，在马塞洛·卡丹奴的领导下，葡萄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欧盟12国平均水平的56.4%。
四十年来，葡萄牙是由一个在神学院受过教育的人统治的，他接受过一些不太重要的命令，并曾考虑成为一名司铎。在接受财政部长一职之前，萨拉查曾与几次天主教运动有联系，并与曼纽尔·冈萨尔维斯·塞雷热拉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后者于1929年成为里斯本枢机主教。在科英布拉的大学期间，他们合住在一所名为“Os Grilos”的老修道院。
1929年7月，在萨拉查担任财政部长的情况下，政府废除了一项有利于组织宗教游行的法律。萨拉查向总理递交了书面辞呈，他说：“阁下知道，我从未要求任何可能改善天主教徒法律地位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给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增加更多的麻烦，但他不能接受“对法律或前政府已经承认的对天主教或葡萄牙教会的权利的侵犯”。
尽管他在掌权前就认同天主教游说团体，而且他的政治哲学基于对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严密解释，但在他执政的最初阶段，他并没有直接为宗教做任何事情。他想要避免第一共和国的分裂，他知道政治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反教权的。教会和国家仍然是分开的。没有人试图建立神权政治。教会失去的财产从未恢复。
1932年，萨拉查宣布天主教政党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政党都将被镇压，他“邀请”其成员加入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国民联盟。他认为，教会的角色应该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作为回应，枢机主教塞雷热拉于1933年创建了天主教政党，并一直在为政治权力而战，直到1934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告诉塞雷热拉，他应该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1933年的宪法中，第45条规定了所有宗教的公开和私人崇拜自由，以及根据法律和秩序准则建立教会组织和协会的权利。
萨拉查的政治理论以教宗的教义为基础，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在天主教世界获得了极大的声望。1936年，圣公会在一份田园诗中表达了对该政权的全力支持，次年葡萄牙天主教会领袖重申了这一立场。教宗庇护十二世说：“我衷心地祝福他，我最热切地希望他能够成功地完成他的民族复兴工作，包括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工作。”1938年，纽约天主教教区成立的福特汉姆大学授予萨拉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萨拉查想让教堂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但也想让教堂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保留它。他明确表示，“国家将避免与教会进行政治交易，并确信教会将避免任何政治行动。”
1940年5月，葡萄牙政府和梵蒂冈签署了一项协约。在签署协议之前的谈判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教会仍然渴望重新建立它的影响力，而萨拉查同样决心防止政治领域内的任何宗教干预，这是国家的专属领域。议会共和国的立法没有根本改变：学校的宗教教学仍然是自愿的，而民事婚姻和民事离婚得到保留，宗教誓言没有重新确立。主教是由罗马教廷任命的，但是最终的提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神职人员要服兵役，但要对武装部队实行牧养，战时还要对医疗单位实行牧养。教会可以建立和维持私立学校，但它们将受到国家的监督。天主教的宗教和道德将在公立学校教授，除非家长提出反对意见。信奉正统婚姻的天主教徒不允许进行民事离婚。该法律规定，“人们的理解是，正是庆祝一桩正统婚姻的事实，意味着配偶放弃了要求离婚的法律权利。”尽管有这一禁令，到1961年，全国近91%的婚姻是正统婚姻。
平托和雷佐拉认为，萨拉查用来稳定其政权的一个关键策略是通过《协约》与天主教达成协议。反教权主义将会受到打击，教会将会在葡萄牙人的生活中获得荣耀和中心地位。教会同意远离政治，但它确实为成年人和年轻人运作了许多社会团体。教会的角色成为新国家“有限多元化”的主要支柱。
尽管达成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葡萄牙的教会-国家关系和教会间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仍然存在一些紧张。著名的反对派神職人員，如阿贝尔·瓦兹姆和约阿金·阿尔维斯·科雷亚，在1945年公开支持MUD，并要求给予工人更多的社会权利。阿贝尔·瓦齐姆是该政权的支持者，但是他攻击萨拉查和他对社团主义国家的天主教信仰的主张，认为该政权不忠实于天主教的社会教义，因为人民处于贫困之中。这导致了瓦尔齐姆的报纸《工人报》于1948年停刊。在他的个人日记中，他写道：“在葡萄牙，萨拉查的国家统治教会”。乔奎姆·阿尔维斯·科雷亚被迫流亡美国，于1951年去世。1958年总统选举的反对派候选人温贝托·德尔加多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也是该政权的异见者。他引用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话来说明该政权的社会政策是如何与教会的社会教义相违背的。同一年，1958年7月，萨拉查受到波尔图主教安东尼奥·费雷拉·戈梅斯的严重打击。戈梅斯给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批评性的信，批评对人权的限制，并谴责葡萄牙的贫困状况。他说，现在是教会走出墓穴，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了。萨拉查对此非常愤怒。主教虽然没有被正式流放，但他决定离开这个国家，似乎里斯本向罗马明确表示，主教在葡萄牙的存在是不合适的。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大量天主教徒开始积极参与民主反对派。分别于1961年3月、1963年1月和1964年9月在安哥拉、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爆发的殖民战争加剧了天主教部门内部沿着进步主义和传统主义路线的分歧。1964年12月，教宗决定前往孟买参加圣體大会，这对这位葡萄牙政府首脑来说，无异于对整个国家的直接侮辱。自1961年12月以来，这位葡萄牙政府首脑将印度一直视为非法占领果阿的敌人。1964年10月，外交部长弗朗哥·诺盖拉正式将此次访问定义为“欢迎会”。
与教宗访问印度直接相关的是，在教宗访问葡萄牙之前发生的第二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965年5月13日，金色玫瑰被归为法蒂玛圣所所有。保罗六世于1967年5月3日正式宣布，他打算参加第一次报道的法蒂玛显灵50周年庆祝活动，这也是庇护十二世将世界献给圣母无玷圣心玛利亚的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从一开始，他就尽一切努力消除这次访问的政治意义。这次朝圣被限制在法蒂玛，而且只有一天，而不是里斯本，教宗使用的是蒙特雷空军基地，而不是里斯本机场，这将赋予这次朝圣更多的官方性质。
在葡萄牙，除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很少或没有什么诉求。在萨拉查的新国家政体期间，没有歧视犹太和新教少数群体的问题，普世运动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