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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阿都拉曼 争议
1951年8月，东姑在接替翁惹化成为巫统主席后的首次巫统大会演说上曾说：“我们的民众说关于独立的事情应该交由马来亚人来决定。谁是马来亚人？这个国家从马来人的手中攫走，应当交回给马来人。也有人说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还未定义谁是马来亚人，那么就让我们马来人来决定谁是马来亚人。”东姑阿都拉曼在其致辞中随后提及，马来人与外族人（bangsa-bangsa asing）已经一起相处超过200年，一直相安无事，马来人也不会妒忌外族人，族群间的冲突是由外来人所挑唆引起的（hasutan-hasutan daripada luar）。他说：“当马来人群起抗议马来亚联邦条约时，外族人只是袖手旁观，因为他们认为这与他们无关，他们在马来亚只是为了谋生和累积财富，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只不过是为了捍卫他们当前所得。我们尊重他们的权益，对于他们的要求我们将会重新给予审视与考量。”“我所认知的华人与印度人都不想成为马来亚人。他们钟情于本身的母语和族群。这是为何他们反对巴恩报告书（Penyata Pelajann Barnes）。如果将独立事宜交给还没成型的‘马来亚人’，那么争执与混乱地发生将由此而起。”
东姑阿都拉曼 争议
马华公会领袖陈修信之后说到：“我记得在东姑阿都拉曼接替翁嘉化成为巫统主席后的首次演说上提及‘谁是马来亚人’时，我承认对于他的言论感到忧心。我当时认为这番言论暗示着生活在这国家的非马来人无权自称为马来亚人。自然的，我认为马华公会无法与巫统的新领导层持续合作下去。”
1963年新加坡合并到马来西亚后，东姑与新加坡尤其是与其领导人李光耀关系并不和谐，甚至时常纠纷，最终导致新加坡于1965年8月被迫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
1964年12月9日，东姑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说，新加坡“充满政治花招”，“比方说，你会发觉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较少和谐的气氛……这就是我当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进马来西亚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们觉得哪一种征税看来行不通，或是引起反对，我们可加以修改……”但又说：“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光（闪电是人民行动党的徽记）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脱离马来西亚，但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都是天大的灾难。”
1964年12月19日，东姑在吉隆坡同李光耀会面时表示：
东姑阿都拉曼 争议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指多人指责他恶意中伤东姑、他的部长以及马来西亚。李光耀为此通过其政治秘书发表声明说，本身所说的一切都录了音，必要时可以检查，说过的一切都算数。李光耀在一次针对马来人特权发表其看法后，东姑警告新加坡的领袖说，在任何事情上，中央政府都不能任由州政府摆布，新加坡是在“张大了眼睛，自愿的情况下”加入联邦的，否则“新加坡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古巴，我们的地位会维持不下去......所以中央政府才支持人民行动党，行动党获选执政后，我们认为新加坡不再受到共产党人的威胁，却万万料不到行动党的领袖原来打算共同治理马来西亚。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联盟够强大，能自行治国”。
1965年5月27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联邦国会做了重要的一次发言，其对象包括受《马来前锋报》日日进行反人民行动党、反李光耀和反华宣传影响的许多马来国会议员。李光耀提出修正动议，对施政方针没有向国家保证马来西亚将继续根据民主宪法的规定，朝“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方向前进而表示遗憾。李光耀的发言也再度提到马来人特权，他说：
东姑阿都拉曼 争议
李光耀的发言使包括东姑在内的马来国会议员不安，以致时任议长裁决，对于反对李光耀论点的发言，李本人没有机会答复。时任副首相敦阿都拉萨在总结辩论时对李光耀做出了百般指责，包括指他存心制造混乱和麻烦，希望成为能拯救国家的领袖；是个擅长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高手；歪曲事实，使人们产生怀疑；打算使国家一分为二：“一个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一个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结束时阿都拉萨满怀仇恨地说：“人民行动党和联盟的分野眼下一清二楚，人民行动党（PAP）意味着使国家分裂和毁灭（Partition And Perish）。李光耀的发言是导致东姑最终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的直接原因之一。
东姑阿都拉曼 争议
1977年，东姑在其著作《回顾》书第120页写道：“最使人无法忍受的是李光耀在联邦国会中就‘感谢最高元首1965年5月发表御词的动议’提出修正时所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最能容忍的国会议员都感到不耐烦。”（东姑之后将该书送给李光耀，在扉页上写道：送给对马来西亚的创立异常卖力，对马来西亚的分裂更加卖力的朋友李光耀——谨致问候。东姑阿都拉曼 1977年5月26日）五年之后，1982年东姑告诉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内容同新加坡有关）：“他（李光耀）马来语说得比我好，便自以为名正言顺地跟我一样，有资格成为马来亚的领袖。”
即使新加坡已独立出去，东姑领导的马来西亚依旧和新加坡有过纠纷。1966年4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离开新加坡两个月。在此期间，东姑、副首相阿都拉萨、加查利群起攻击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和李光耀，因新加坡看似准备在马来西亚之前同印尼重建邦交。东姑恫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杜进才对印尼决定承认新加坡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政府却对此十分不高兴，还发出声明：
紧接着在4月18日，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阿都拉曼宣布限制持新加坡身分证的人通过长堤入境，新措施立即生效。
东姑阿都拉曼 争议
在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竞选期间，联盟领袖对新加坡领袖做出无稽的指责，妄说新加坡领袖干预其政治。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兼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说，他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前身是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若不是拿新加坡政府的钱，就是拿人民行动党的钱。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向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表达了该国对此事的关注，最高专员也同意这些言论产生了反效果，然而两天后，拉惹勒南向李光耀报告说，东姑支持陈修信发表的谈话，声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所做出的指责属实。东姑过后在一个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企图争夺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权，并说：“由于深知不可能赢得华人的选票，所以行动党别无选择，惟有分裂马来人。因此，他们利用泛马回教党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东姑阿都拉曼表示提供资金给回教党的那个人已被禁止再进入马来西亚，却拒绝透露此人的身分。身在伦敦的李光耀写了一封信给新加坡国防部长林金山称：“对于东姑阿都拉曼和陈修信的荒唐指责，说我们介入了他们的选举，我有点给搞糊涂了。”
2000年9月，李光耀出版《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写道：“分家的时候，东姑没料到我们会取得成功，他甚至利用三个施压手段要我们听命于他：军事、经济和水供，我们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抗衡了军事压力。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超越了马来西亚和本区域，同工业国建立了联系。在水供方面，我们有了其他办法。我们的蓄水池能供应40%的家庭用水，再加上好好利用现代科技，如海水淡化、反渗透法、污水再循环，我们应付得了。”
1969年9月23日，种族骚乱五一三事件爆发数个月后，东姑在其袖珍版新著作《5月13日前后》将该事件归咎于马来亚共产党，并认为5月14日聚集在吉隆坡的马来人只是在回应马共“不可容忍的挑衅”（Intolerable provocations）。然而，马来西亚政府的官方报告并未将五一三事件的肇因归咎于马共，而是源于族群间的政治、经济实力差异。
东姑阿都拉曼 评价
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于1991年8月30日（国庆日前夕）赞扬包括东姑在内的三位已故前首相。马哈迪说，东姑成功游说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团结一致，争取独立，最终，马来西亚得以在不必流血的情况下，取得独立。他说，如果当时马来联邦各族没有达致共识，英国不会应允独立，届时，将发生武力争取独立事件。马哈迪说，东姑过后也让沙巴和砂拉越加入，组成马来西亚，领导马来西亚期间，东姑付出许多精力和时间促进国家团结及发展，所以被尊称为“国父”或“独立之父”。
政治评论员冯振豪认为，东姑对马来西亚的期待是立基于协商和共识模式，每个族群在各自的圈子内生活，遇到冲突时由各族群领袖通过协商来化解矛盾。虽然这种模式在理念上相当理想，但在实践上存在局限：协商仅限菁英阶层、过程带有“黑箱”性质、且结果往往无法两全其美，因而容易引发非议，加剧社会矛盾。因此，他认为东姑积极推动的协商模式经不起时间考验，并在1969年第三届大选后终告失败。
东姑阿都拉曼 评价
自由撰稿人于东指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计划”是东姑的构想，因为他在1961年5月于新加坡的一场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然而，于东认为，这一说法忽略了背后的殖民因素。在左翼政治人物和学者看来，“马来西亚计划”更像是英国在冷战思维下的新殖民主义安排，东姑只是殖民当局的代言人。由此，东姑既被视为远见卓识的倡议者，也被批评为顺应英国授意的政治人物，这种两极化的解读反映了“马来西亚计划”在历史叙事中的复杂性。
东姑阿都拉曼 纪念
马来西亚有许多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些是取自其名Tunku Abdul Rahman，另一些则是取自Putra Al-Haj
东姑阿都拉曼 著作
东姑的著作有《513前后》（13 Mei: Sebelum dan Selepas 1969）。1970年代，安华·依布拉欣（后来担任第十任首相）在担任马来亚大学马来语学会主席期间，曾带领学生举行抗议行动，公开焚烧该书的照片，并象征性地为其举行“葬礼”。据报道，安华等人当时认为该书具有“颠覆性”内容。
马来西亚经济
马来西亚经济是指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概况，该国为面向市场经济的开放型经济体，丰富的石油产量为其经济启动工业化提供支持。2021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將馬來西亞經濟列為全球最具競爭力國家經濟體第25位。
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马来西亚的经济规模在东南亚排名第五位，在世界排名第36位。马来西亚2018年的劳动生产率测得为每名工人Int$55,360，在东盟中排名第三位。202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将马来西亚经济列为世界第25位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经济体。
与东南亚的许多邻国相比，马来西亚人享有相对富裕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于快速增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对较低的国民所得税、高度负担得起的当地食品和运输燃料，以及全额补贴的单一付款人公共医疗保健系统。马来西亚拥有新兴的工业化市场经济，相对开放且以国家为导向。马来西亚经济高度强劲和多元化，2020年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额达到921亿美元，在东盟中排名第二位。马来西亚出口的棕榈油产品数量和价值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经济 经济政策
吉隆坡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维持在或低于3%的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加上其充足的外汇储备及较小的外债使类似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经济萧条再次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虽然如此，面对着竞争能力不足及高债务等问题的大企业为马来西亚经济远景带来负面影响。
马来西亚主要的股票市场是馬來西亞股票交易所及MASDAQ（科技股市）。
马来西亚经济 经济政策
1981年至2003年马哈迪·莫哈末担任首相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成长。由原先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制造业与工业为主的经济，特别在电脑与消费性电器产品。在这段期间，马来西亚的地理景观也因着多项大型计画而改变,其中包括国家石油公司的双峰塔（曾经是世界最高建筑物，目前仍是全国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吉隆坡国际机场（曾经是世界最佳机场）、南北大道(全国最长的收费高速公路也是全东南亚最长的）、雪邦国际赛道、多媒体超级走廊、砂拉越巴贡水坝以及新的联邦行政首都布城直辖区。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政局严重受挫。马哈迪在痛斥外汇投机客的同时，拒绝副首相安华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对货币进行管制。经济专家当时认为，外资将因此却步，马来西亚将会步入经济衰退期。然而，马哈迪独树一帜的政策很快就见效，领导马来西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步伐是当时受金融危机打击国家中最快的。 1999年，经济增长率就接近危机前的水平，经济重新步入了稳步成长的轨道。
巴赫拉姆一世
巴赫拉姆一世 Bahram I （？—274年9月）伊朗萨珊王朝国王（271年—274年在位）。他是沙普尔一世之子，荷姆茲一世之弟。
巴赫拉姆一世在琐罗亚斯德教首席祭司卡提尔的唆使下，处死了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没有关于他统治时期其他事件的资料。
阿尔达希尔二世
阿尔达希尔二世（，？—约383年）是伊朗萨珊王朝的第十位国王（379年—383年在位）。一些学者认为他是沙普尔二世之弟（也有文献认为，他是沙普尔二世的儿子）。
可以肯定的是在沙普尔二世统治时期，阿尔达希尔是阿迪亚波纳的一个藩王，曾在那裏迫害當地的基督徒。但是他对基督徒的迫害与他在他的臣民心目中的印象正好相反，他被看作是萨珊王朝中最慈祥和美德的统治者。据说他在统治的四年中不向他的臣民征税，因此获得了他们的爱戴。
阿尔达希尔二世 亚美尼亚
阿尔达希尔二世登基后不久其主要注意力就被亚美尼亚的局势吸引住了。在沙普尔二世统治时期阿沙克二世的儿子帕普被谋杀。罗马帝国使用阿萨息斯王朝的一个远亲来取代他，但是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一个权臣手中。这个权臣被怀疑与罗马人共同策划阴谋而被杀，这导致他的弟弟反叛。在波斯的帮助下亚美尼亚的国王被驱逐，帕普的儿子阿沙克三世继位。作为对波斯帮助的感谢波斯可以在亚美尼亚设立一座兵营。
但是这个协议没有能够延迟很久。一个贵族错报说波斯军要抓亚美尼亚的大臣，因此亚美尼亚贵族把驻扎的波斯军全部杀死。罗马帝国希望在这个边境上不要发生战争，因此狄奧多西一世皇帝建议与波斯达成和议，但是这个协约还未签署阿尔达希尔二世就死了，最后这个协约是他儿子沙普尔三世签的。
今天在伊朗西部巴赫塔兰省的塔格博斯坦村保存有他的雕像。
阳明学
阳明学，通常又稱作王學、心學，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号“阳明子”，人称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元代至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一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裡即可得到。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繼承發揚，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成为“阳明学派”，亦称“姚江学派”。
阳明学也传播至日本列岛，在日本发展形成日本的阳明学。
阳明学 主要思想
王守仁秉承陸九淵的觀點，開闢出儒家心學的明確脈絡，或稱「陸王學派」。陸九淵從「心即理」說出發，認為《大學》所說「格物致知」等八條目，核心在於「正心」這個觀念，進而提出「心即理」的觀點。王守仁基本贊同陸九淵的觀點，他在寫給席元山的書信裡說：「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
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陸九淵所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則明「天理」。故王守仁強調：「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
阳明学 主要思想
王守仁指出：
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守仁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他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王守仁認為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如果只是自稱為知道，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比如，採用仁愛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於確實的按照所知在行動，知和行是同時發生的。他的目的在於「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對於朱熹的「先知後行」等分裂知與行的理論，王守仁在他學生編著的《傳習錄》中是這樣理解的：古代的聖賢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認為這樣下去會造成浮誇的風氣，於是開始強調要知，更要行，而後世的人就理解為要先知而後行，這就錯誤的理解了聖賢的意思。
王守仁經歷過百死千難的人生體驗，在五十歲時提出猶如畫龍點睛般的學說宗旨「致良知」：「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阳明学 主要思想
王陽明倡「君子之學，唯求其是」的「求是」學風，並多有闡發。時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中提出，「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管仲）。」王陽明認為士、農、工、商「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且進一步說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他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節庵公墓表》）王陽明《傳習錄拾遺》說：「雖經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此說被稱為「新四民論」。
「四句教」是王陽明晚年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全面概括，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學界對四句教的理解眾說紛紜，歷來就有爭議。
阳明学 流派
阳明学可分作左右二派。其中學者為聶豹、鄒守益，是為江右學派，傳至黃宗羲、劉宗周，是為右派。左派者可分又浙中学派、泰州學派，泰州学派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認為由於「理存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
代表人物：聂豹、鄒守益、徐阶、张居正、黃宗羲、劉宗周
代表人物：钱德洪、王畿、唐顺之
代表人物：王艮、李贽、何心隐、顏山農
阳明学 日本阳明学
阳明学自明朝中后期传入日本（据称时87岁高龄的日本高僧会庵为首个传播者），當時為日本安土桃山時代，后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并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著名学者如有“近江圣人”之称的中江藤树（一般认为是日本阳明学的鼻祖）。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东渡日本，进一步传播了阳明学。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有著名之陽明學者三輪執齋，著有 《標註傳習錄》（卷上、中、下及附録，共四册） 。幕末時期有佐藤一齋，著有《傳習錄欄外书》 。
阳明学对近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影响很大。
阳明学于明治维新时期成为日本的显学，对明治维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很多著名政治人物，兵学者均是阳明学追随者，著名的如日本“武圣”东乡平八郎、革命家大鹽平八郎、“倒幕魁首”西乡隆盛、三岛中洲、吉田松陰、高杉晋作、河井繼之助、佐久間象山等。
阳明学 日本阳明学
此外，日本二戰後的領軍作家三島由紀夫創作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
三岛中洲所创办的漢学塾二松學舍（现：二松學舍大学）是现在研究阳明学的唯一一所日本大学。
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著有《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詳述陽明學從江户到明治時期的傳承。此外，學者高瀬武次郎著有《日本之陽明學》，列出從江户到明治時期的31位日本陽明學者的生平和思想。
马来西亚地理
马来西亚主要由中间隔着南中國海的东马来西亚及西马来西亚组成。马来西亚大部分的沿海地区都是平原，中部则是布满茂密热带雨林的高原。最高山峰是处于沙巴州的京那巴鲁山。马来西亚靠近赤道，气候潮湿炎热。每年四月至十月间吹西南风，十月至二月间吹东北风。
马来西亚地理 地形与水文
马来西亚海岸线长4192km。马来半岛中为山地，两侧为平原，沿海沼泽广布。
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北部主要由砂拉越和沙巴组成，其沿海多为平原，内地多为森林覆盖的丘陵和山地。
马来西亚最高峰为京那巴鲁山（又名神山），位于沙巴，海拔4101米。
河流主要有霹雳河、彭亨河（马来半岛最长河流）、拉让江（马来西亚及砂拉越最长河流）、京那峇當岸河（沙巴最长河流，别译“基纳巴唐岸河”）等。
马来西亚地理 区域
西马(半岛)可被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
而东马则可被分为沙巴和砂拉越两个部分。
马来西亚地理 气候
整个马来西亚属于热带雨林气候，终年炎热多雨。
沿海地区还受到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的交替影响。
马来西亚主要由中间隔着南中國海东马来西亚（沙巴及砂拉越）及西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组成。马来西亚大部分的沿海地区都是平原，中部则是布满茂密热带雨林的高原。最高山峰是处于沙巴州的京那巴鲁山。马来西亚靠近赤道，气候潮湿炎热。每年六月至九月间吹西南风，十一月至三月间吹东北风。
伊斯玛仪二世
伊斯玛仪二世（波斯語：，1537年5月31日—1577年11月24日），伊朗萨非王朝的沙阿（1576年—1577年在位），太美斯普一世之子。
伊斯玛仪二世在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三世的战争中失败（1577年），失去了外高加索地区。
林毅夫
林毅夫（1952年10月15日—），原名林正義，後改林正誼，後再改為林毅夫，男，台湾宜兰人，現定居於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教授职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副部长级），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林毅夫
林毅夫于2008年起曾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级副行長。與妻子陳雲英育有兩名子女。1972年林毅夫由國立台灣大學轉入陸軍軍官學校，為第44期步兵科畢業，後於1978年取得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1979年擔任中華民國金門馬山連連長駐守金門時泅水离台至廈門（2012年被中華民國通緝）。1982年取得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1986年取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升任北京大學教授，1994年共同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後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至第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十、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並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現名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林毅夫 生平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於台灣宜蘭縣，原名林正義。幼時家境貧苦，母親以洗衣謀生。林正義在宜蘭中學初中部畢業後，獲保送就讀宜蘭高中。1971年大學聯考後，錄取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農業工程系機械組。
在就學於臺灣大學期間，林正義熱衷學生運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林正義擔任臺灣大學一年級學生代表會的主席，他曾經在學生代表會的聚會時發動「校園絕食」，並在「反對共匪混入聯合國」的座談會上號召在聯大開會前發動全國示威大遊行，以表達國人抗議，當时對正處於爭取民主權利熱潮的台大學生而言，對於如何去挽救國府在國際上的敗象並不特別熱心，何況當局也不希望學生來攪局，因此林正義的建議也就不了了之。
林毅夫 生平
1971年冬，大一上學期結束，新生赴成功嶺寒訓。林正義在成功嶺受訓到第四、五週時，向部隊班長、排長報告，決定要投筆從戎，不回台大唸書。當時台大學生追求赴美留學者眾，而像林正義決定從軍的行動，剛好是中華民國國軍召募新血廣為宣傳的好題材，林正義被軍方接納，軍方並運用宣傳媒體將他塑造成明星一般的樣板人物。例如，當時的參謀總長賴名湯，在林正義自動請纓轉從軍時，「聽完林正義的心聲以後，深受感動告訴在場的人，這就是中國一定強的鐵證，因為我們國家像這樣有熱血的年青人非常多」。此外，在林正義投筆從戎的兩天後，大同工學院化學系的陶立民也向成功嶺寒訓班主任表示要轉讀陸軍官校，當時媒體就將陶立民的行為視為「響應林正義的行動」。之後，賴名湯亦在1972年3月4日代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國，頒發「優秀青年獎章」給林正義。
林毅夫 生平
林正義刻意不選中正理工學院就讀，而是特別向參謀總長賴名湯請求轉到陸軍軍官學校（承襲原黃埔軍校）。1975年，林正義以第二名的成績在陸軍官校第44期畢業，但在確定其叛逃後，已被陸官除名獎項，校史館之榮譽榜─畢業前三名已不見其名。畢業後，林正義留校擔任學生連排長，並與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陳雲英結婚，一年後生子。
在林正義求學過程中，蔣經國已升任行政院院長。因林正義具本省籍又是名校台大肄業，符合蔣經國的擢用台籍人士的政治策略，所以一直受到蔣經國的關心。蔣經國囑咐心腹學生、當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必須特別照顧林正義，畢業之後，林正義不必立刻下野戰部隊帶兵，而可以軍職身份及國防公費的特權進入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就讀。
林毅夫 生平
下部隊後，林正義因與部隊長官同名而自行改名為「林正誼」。1978年夏，林正義以林正誼為名字，畢業於政大企管所。同年12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簽訂建交公報，確定於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美國將與中華民國斷交。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擊潰以華國鋒為主的「凡是派」，掌握了政權，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開始轉變。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徐向前宣佈，停止對金門持續20年的「單打雙不打」砲擊。
1979年2月16日，林正誼成為金門防衛司令部284師馬山連連長，軍階上尉。馬山位於金門主島的東北角，距中國大陸的解放軍據點角嶼僅約2公里，是國軍前線的最前哨，可以掌握福建白河口、小嶝角、刀嶼、大伯嶼、小伯嶼等一線解放軍的動態。馬山還設有對大陸心戰喊話的播音站，因此馬山連連長經常要向到前線視察的長官和外賓們簡報，只有最優秀的基層軍官才能出任馬山連連長，由此也可見蔣經國對林正誼這位台籍青年的提攜眷顧之隆。
林毅夫 生平
1979年5月16日夜，從台灣探家回到金門約一週後，林正誼身上攜帶軍籍證明及有關資料，從金門泅海約2公里到廈門，投奔中國大陸。2012年，林毅夫叛逃案的當事人高華柱在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時指出他是通緝中的叛逃軍官，其刑事責任免除需以法律判斷。
到了中國大陸之後，改名為「林毅夫」的林正誼先後輾轉各地，最後到達了北京。時為文革結束不久，而林毅夫的台籍身份又極為敏感，他首先準備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就曾以“此人來歷不明”為由把他拒之門外，最終是北京大學接納林毅夫為北大經濟系碩士生；林毅夫至今對此心存感激。1980年，刚於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校方指派林毅夫为舒尔茨翻译；舒尔茨对林的翻译和经济学上的领悟颇为赞赏，回到芝加哥后便安排推荐给林毅夫奖学金就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林毅夫 生平
1982年林毅夫取得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硕士，获派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陸改革开放後首批赴美留学生。1986年林毅夫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論文指導教授就是西奥多·舒尔茨。1986年至1987年，林毅夫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林毅夫的妻子陳雲英得知丈夫在美國留學後，1983年亦從台灣輾轉赴美留學，與丈夫在美重聚。
中華民國官方對於前往中國大陸後的林毅夫或許一無所悉，但是，在林毅夫於芝加哥大學求學時，已經有留學生知道林毅夫具有台灣背景。曾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的劉憶如就表示，她1986年時也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班就讀，她剛到芝加哥大學時，是就讀於企管系碩士班，對於林毅夫並不認識。後來，劉憶如被推舉為芝加哥大學的中國同學會會長，由於當時在芝加哥的中國學生人數少，劉憶如就將來自於香港、大陸、台灣的留學生納入同學會。因此，原本只顧讀書、不和中國學生往來的林毅夫，才會參與同學會的活動，劉憶如也就是在活動時，從林毅夫的舞步猜到林毅夫具有台灣的背景。劉憶如原本與林毅夫不熟，之後，劉憶如轉念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班，因為選修同一門課，才與林毅夫有密集的接觸。
林毅夫於1987年结束在耶鲁大学的研究携妻儿一起回到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學副教授，並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他是中国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家，并带回了整整30箱的西方经济学术资料，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基础。1993年，林毅夫升任北京大學教授。1994年8月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明德等6人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出任主任，是中国大陆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也一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智庫之一。
林毅夫說，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有三個定位：「作為中國經濟學教學的革新中心、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研究中心、作為中國與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在時任北大校長吳樹青的支持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為北大、乃至全中國大陸的學術特區。大陸最早的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等課程，都從該中心開始。大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台灣戒嚴時期的「國父思想」般是政府高度關注的課程，但是1994年，林毅夫打破慣例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介紹了西方經濟理論和經濟學方法論。
林毅夫 工作與成就
自1987年林毅夫回北大後，就不斷發生經濟政策的辯論，包括他在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員，如：海聞、易纲、張維迎等，他們的意見都直接影響中共中央經濟政策的制定。如1997年底，林毅夫發表〈關鍵在於戰略目標的轉移──評中共中央14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到國企改革不彰、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比重偏低、貪腐嚴重等問題，後來都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国總理朱鎔基的政策中。因此，就有媒體稱林毅夫是朱鎔基的智囊。
林毅夫主张中国大陸应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利用较低成本引入先进技术，快速积累资本，再实现产业升级。他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大陸经济保持乐观，认为中国大陸能够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林毅夫認為，世界經濟處在復甦的十字路口，發達國家尚需推進結構性經濟改革，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防火牆對於抵禦歐債危機的擴散效應非常關鍵。儘管世界經濟近期出現一些復甦跡象，但仍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主要是發達國家面臨的高失業率、低產能利用率、鉅額財政赤字等結構性難題尚未消除，經濟增長態勢總體疲軟。
林毅夫 工作與成就
200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宣佈，已經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首席經濟師兼主管發展經濟學的資深副行長，於5月31日上任，補缺2007年離職的布吉尼翁。林是世界银行史上第一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而获聘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林毅夫“带着对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深入了解”开始就职于世界银行；在他4年任期里，“西方对中国乃至亚洲经济的种种误读时常让他反思”，很多经济学家曾相信亚洲是最没有希望的一洲，认为非洲比亚洲有希望，拉丁美洲更有希望，结果却是亚洲国家经济普遍发展得较好，其发展远远超过拉美和非洲；林毅夫说，这些误读让他联想到世界银行并进而推动世界银行反思，因为“世界银行的目标一直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多年来取得不少成就，但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
林毅夫 研究與著作
研究範圍：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經濟學，與中国经济改革。
1990年－2000年，林毅夫的論文在國際上被引用次數，排名全球經濟學家第205位，在華人經濟學家中排前兩名。林毅夫形容大陸經濟學者現在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解釋說，隨著大陸經濟在世界的比重不斷增升，解釋大陸經濟現象的經濟論文，將愈來愈受到國際重視。
1992年，林毅夫发表《农村改革和中国的农业增长》于《美国经济评论》，該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评为1980年至1998年间的经济学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林毅夫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他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共出版13本学术专著，其中《充分信息及国有企业改革》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出版，并以中文繁体字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相继转成中文繁体字或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越文、俄文等版并被数次增订。
林毅夫 研究與著作
2011年年底林毅夫的《解密中国经济》一书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林旨在以“局内人”身份解读30多年来举足轻重的经济事件中国崛起，并对中国在19世纪落到了西方的后面的原因、对现在中国大陆经济成功的快速发展进行了探讨和解读。
林毅夫 榮譽
其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199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技术变迁和家庭收入分配》一文为被评为1999年度《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最佳论文。
1993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最佳政策论文奖。
1997年获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约翰·克劳夫爵士奖。2000年获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经典引文奖。2009年，美国福坦莫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中国澳门澳門科技大學亦先后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
201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友专业成就奖。
林毅夫 奔喪爭議與台灣司法追訴
林毅夫对于他曾為台灣軍官卻在金門前線逃亡至中国大陸的經歷很低调。2002年5月9日，林毅夫的父親林火樹在台湾宜蘭过世。5月29日，台灣民進黨籍立委蔡同榮向政府陳情，認為當年叛逃追訴時效已過，政府應讓「林正誼叛逃案」結案，批准林毅夫返台奔喪，同時亦可借重林毅夫與中國大陸高層關係，及其在財經方面的專業，為兩岸經貿往來做有利於台灣發展的建言。陸委會基於「人道精神」考慮同意林毅夫入境，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亦將核發入境許可。
若林毅夫赴台奔喪，被指派調查本案的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桃園分檢署檢察官屆時為了保存證據將會限制林毅夫出境，並以必要手段要求他到案說明。官員同時指出，林毅夫如果來台將從桃園中正機場入境，因此指派桃分檢負責調查，由於林當年叛逃的真相有許多部份須釐清，所以原則上在林入境後就應該會傳喚林毅夫到庭說明，假若他拒絕也可能強制拘提，這方面軍檢單位都已經著手進行沙盤推演。
林毅夫 奔喪爭議與台灣司法追訴
國防部長湯曜明指出，林毅夫仍被國軍视为叛變逃亡军官，一旦返台将面临《陸海空軍刑法》調查與審判；而陸委會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則表示，仍同意核發入境證件，但返台後法律責任將由林毅夫自負。林毅夫當時正在美國訪問，他的妻子陳雲英赴香港等候。最後局勢未能好轉，林毅夫確定無法赴台，自美國飛至香港後返回北京，由陳雲英赴台代其追悼，林毅夫則在北大朗潤園設靈堂遙祭先父。
因配合軍事審判法修正，軍事案件全數移由司法處理。林毅夫案全案卷證，於2014年1月13日移由司法檢察署接辦，法務部研議後已認定林屬「繼續犯」，移交後仍持續通緝。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1427年11月30日—1492年6月7日）雅盖隆王朝的波兰国王（1447年～1492年在位）。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与索菲亚·霍尔桑斯卡之幼子，生于克拉科夫。他在1440年以13歲之齡，被立陶宛貴族立為立陶宛大公，後來又在其兄波蘭國王瓦迪斯瓦夫三世於1444年11月10日與鄂圖曼土耳其激戰敗死後，迫使波蘭貴族在1447年接受他成為較強勢的波蘭國王，統治波蘭與立陶宛直到1492年過世之時。
他在十三年戰爭（1454-1466年）中徹底擊敗條頓騎士團，收復波美拉尼亞。他對國內貴族進行強勢鬥爭，對王權的強化與中央議會（瑟姆）的重要性具有鮮明作用（壓制教會勢力並使國王主導主教的選舉），但是因為對條頓騎士團作戰需要人力物力，被迫向中小貴族進行妥協（代價是損害中產階級的利益），使波蘭王權轉趨弱勢，貴族的黃金自由蓄勢待發。對比西歐逐漸流行的君主專制（絕對君主制），波蘭逆勢發展成貴族民主制的結果，最終與民族國家運動產生巨大衝突，在17世紀中葉爆發了毀滅性災難。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不過，卡齐米日四世在擴展雅蓋隆王朝的勢力上有很大進展，1471年他的長子——乌拉斯洛二世成為波希米亞國王；當強大的匈牙利國王馬加什一世（「白騎士」匈雅提之子）於1490年死後，匈牙利貴族立刻拋棄馬加什唯一的私生子，擁立乌拉斯洛二世兼任匈牙利國王，雅蓋隆王朝因此稱雄於中東歐（當時匈牙利是東歐次強，僅次於鄂圖曼土耳其）。不過波蘭與立陶宛在東、南方的勢力，卻因為莫斯科大公國與鄂圖曼帝國的崛起而開始後退。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早年
1434年，卡齊米日的父親——波蘭國王雅盖沃去世，他未成年的長子瓦迪斯瓦夫（1434-1444年在位，1440年兼任匈牙利國王）登基；由大貴族兼克拉科夫主教奥莱希尼茨基领导的王室委员会承担摄政之责，奥莱希尼茨基成為波蘭王國的宰相與實際掌權者。
當時捷克地區的波希米亞王國發生了宗教改革先聲的胡斯战争（1420年-1434年），1438年，以胡斯派势力为首的捷克反哈布斯堡派貴族，将波希米亚王位赐给雅盖沃的小儿子卡齐米日。这个提议雖受奥莱希尼茨基的反对，但获波兰大多數貴族接受，使波兰两次发兵波希米亚，但因為羅馬教宗聯合匈牙利國王阿爾布雷希特（哈布斯堡王朝）的有力反擊，兩次都以失败告终。
1430年，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大帝（與雅盖沃互有心結的堂弟）去世，立陶宛陷入内乱并与波兰发生冲突。卡齐米日在1440年被兄長——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派到去往立陶宛的使节团中，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出人意料地被立陶宛人立为立陶宛大公，并被留在立陶宛。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登基為波蘭國王
1445年，立陶宛大公卡齐米日被要求继承自瓦迪斯瓦夫去世后一直空缺的波兰王位。卡齐米日是一位强硬的谈判者，不会为了获选而接受波兰贵族开出的条件。他最终在1447年回到波兰并加冕为國王卡齊米日四世，而且加冕的条件对他有利。成为波兰国王后，卡齐米日也摆脱了立陶宛统治集团对自己的控制；在1447年的维尔纽斯特权法中，他宣布立陶宛贵族与什拉赫塔（波蘭貴族）享有同等权利。后来，卡齐米日四世有能力将枢机主教奥莱希尼茨基（1455年卒）和他的党羽排除出权力中心，转而依靠由较为年轻的中等贵族所组成的阵营。卡齐米日也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化解了教皇与本地教会之间关于补充空缺教职之权的矛盾，主導了教職選舉權。
他在1454年與哈布斯堡的伊丽莎白結婚，當伊麗莎白的弟弟——波希米亞國王兼匈牙利國王拉斯洛五世於1457年過世後，卡齊米日逐漸把利益與意志力加諸於哈布斯堡家族的舊領地波希米亞王國與匈牙利王國。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及其解决
1440年，普鲁士部分城市与贵族对条顿骑士团越发残暴的统治感到不满，成立普鲁士邦聯反对骑士团统治。1454年，联盟请求卡齐米日四世占领普鲁士，发起反抗骑士团的武装起义。卡齐米日四世向骑士团宣战，并正式将普鲁士纳入波兰王国；这些事情便引发了十三年战争。因为全面動員（pospolite ruszenie）这种发动军队的方式的弱点（没有卡齐米日四世的全面妥协，什拉赫塔不会与他合作），波兰军队未能全面占领普鲁士，但在第二次索恩休战（1466年）中，骑士团不得不将他们领土的西半部割让给波兰王国（这篇领土后来被称为皇家普鲁士，是一个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并接受波兰-立陶宛对余下领土（后来的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波兰夺回了波美拉尼亚，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通往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另外波兰还获得了瓦尔米亚。除陆战外，双方还爆发了海战，在海战中，但泽（格但斯克）的战船战胜了丹麦和骑士团的舰队。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雅蓋隆王朝勢力的擴展
在卡齊米日四的統治之下，雅盖隆王朝在中欧與東歐的影响力逐渐增长。因為胡斯運動的餘波影響，卡齐米日四世長子乌拉斯洛二世在1471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1490年又成为匈牙利国王，雅蓋隆王朝因此稱雄於中東歐。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与土耳其和鞑靼的战争
1485年，在通往黑海的海港被奥斯曼帝国攻占后，卡齐米日四世向摩尔达维亚发起远征。土耳其人所控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1482年和1487年突袭波兰东部领土，直到遭遇卡齐米日四世之子与继承者，国王约翰一世为止。1487年至1491年间，波兰受到金帐汗国余部的攻击。他们的铁蹄最远到达卢布林，最后在扎斯拉夫被击败，這也讓波蘭與立陶宛遭受到不小的損失。卡齊米日只能盡力防禦土耳其勢力的擄掠，無法進行有效的反擊。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與原基輔羅斯諸國的關係
1385年以來的立陶宛大公，就身兼有（全）羅斯君主及繼承人的頭銜，換取原基輔羅斯諸國的效忠。隨著伊凡三世吞併一個又一個羅斯公國，並用他的基輔羅斯血緣合法化這種行為，卡齊米日四世不願意容納基輔大公的後人奧列爾科維奇家族繼續掌管他們祖先統治的土地（包含現烏克蘭和白羅斯），決定廢除時存在於立陶宛大公國內唯一羅斯公國，即基輔公國。1470年卡齊米日四世選擇這樣做的時候，該家族的基輔親王正到了諾夫哥羅德協防莫斯科方面，並不知道在1471年返回基輔意圖繼承父親所留下的爵位時會被嚇一跳——公國變成王國的一個省，並由王國官員進行管治。而這個廢除決定，也直接導致立陶宛在1471年年「失去」諾夫哥羅德斯，莫斯科人得以在軍力強大的同時佔上風，相信基輔諸親王也永遠不會原諒他抹除掉公國。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與原基輔羅斯諸國的關係
1483年卡齐米日四世与迫切希望摆脱莫斯科大公国控制的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缔结条约。但后来，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终于迫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威吓废除了该条约。不过卡齐米日四世在伊凡三世於1485年彻底消灭特维尔公国前，一直秘密与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保持联系。總的來說，卡齊米日並未建立一個對莫斯科的有效防禦系統，因此當1486年伊凡三世發起對立陶宛的進攻時，不少附庸於立陶宛大公國的低級羅斯親王，就脫離立陶宛成為莫斯科大公国的附庸。而在其離世後立陶宛大公的羅斯君主頭銜號召力進一步削弱，結果到了1494年亚历山大一世·雅盖隆契克更無奈承認莫斯科統治者持有着「全羅斯」最高主宰等一系列的頭銜。
莫斯科的壓力與立陶宛東部領土的退縮，促成1506年後立陶宛與波蘭王國的進一步合作，以及1569年兩國合盟的「盧布林聯合」（兩國實質合併）。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隆契克 子女
卡齊米日與哈布斯堡的伊莉莎白共生育十三名子女，有十一個活到成年，有三個兒子先後成為波蘭國王：
查理·喬治·戈登
查理·喬治·戈登（英語：，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大英帝國陸軍少將。因在大清指挥雇佣“常勝軍”协助李鸿章及刘铭传淮军與太平軍作战，获得兩宮太后授予「常州提督」、赏穿黃馬褂而得到“中國人戈登”（Chinese Gordon）之稱號。大英帝國賜之「巴斯勳章」，後將其調任至蘇丹任總督，最後於任內爆發的馬赫迪戰爭中陣亡。
查理·喬治·戈登 早年生活
戈登出生在倫敦的伍爾維奇，是皇家炮兵部队的H. W. Gordon將軍的第4個兒子。他在陶頓學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1848年進入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任官為皇家工兵部队少尉，在查塔姆的皇家工兵學校繼續完成他的訓練，並在1854年晉升到中尉。
一開始他奉派建造威爾斯的米爾福德港的防禦工事。但由於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現屬烏克蘭）。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參與了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
另外他也參與了英國與帝俄的金伯恩战役，並在衝突結束後回到塞瓦斯托波爾。戈登伴隨一個國際和平委員會劃定俄國和土耳其在比薩拉比亞的新國界。他繼續他在小亞細亞的調查工作，並在1858年底回到英國，出任工兵學校教師，而且在1859年晉升為上尉。
查理·喬治·戈登 中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在9月抵達天津，其后参与了佔領北京与火燒圆明园的行動。10月《北京条约》签订，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开辟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开辟，时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划定界限和规划道路的主要设计者。
1850年起，太平天国在兩廣、湖廣等省连战皆捷，並于1853年佔領金陵（今日江蘇南京），改稱天京並定都於此。清朝蘇松太道道尹吳煦出面，富商楊坊出資，居于上海的歐美移民也協助成立洋枪队以防御城池。洋枪队由美國人弗雷德里克·湯森德·華爾指揮，在上海西郊与太平军多次發生零星战斗，情势逐渐不利。1862年英將士迪佛立率军抵达，配合華爾和另一支小型法軍抵抗太平軍势力，1862年底夺回原本被太平軍佔領的嘉定、青浦等地，同年也改名為常勝軍。
查理·喬治·戈登 中國
華爾陣亡于慈溪之战，由美國人白聚文繼任，但因劫掠清军餉四萬銀元，被撤职。江蘇巡撫李鴻章要求士迪佛立另指派英國軍官來指揮洋槍隊。士迪佛立選擇了时任少校的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揮，与華爾不同的是，戈登严禁常勝軍士兵劫掠，在军中採以严刑峻法，軍紀嚴明。戈登重整軍隊並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們的尊敬。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密切配合，在江苏的战场上频频得手。戈登得知守将纳王郜永宽等与主帅谭绍光不和，有投降之意，便与李鸿章商量诱降郜永宽，李鴻章命部將程學啟與郜永宽定下降約，由戈登居中做保人。
查理·喬治·戈登 中國
11月，蘇州被常胜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軍在天京（今南京）外圍最後一個堡壘常州府失陷，常勝軍的聲望也達到最高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等八名太平军降将到淮军营中见李鸿章，程学启率百余人突入午宴，将八名降将杀死。程学启提着八人首级入城，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戈登對殺降一事不滿，痛罵程學啟不講道義，与之断交，又提着火枪要找李鸿章算帐，逼得李鸿章四处躲藏。由於找不到李鸿章，戈登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后他率军返回昆山，同時要求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希望英國政府能夠協助，迫使李鴻章下台。李鸿章急忙向英国人赫德和馬格里（郜永寬的女婿）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说：“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且李給曾國荃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說，這次「拴殺偽王六，偽天將五，皆忠逆部下悍黨，稍可自娛」，在給郭嵩燾的信中也說，這次「蘇州、無錫苦戰數月而得之，所以少愜意者，誘斬六偽王四天將，而解散忠黨二十萬之眾」。曾国藩竟然称赞这种行径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1864年，與李鴻章合作攻陷常州之後，常勝軍解散，李鴻章奏請兩宮太后，授與戈登為「常州提督」封為子爵、賞穿黃馬褂並賜三等“御賜雙龍寶星勳章”，戈登拒絕受封子爵，僅接受象徵性的榮譽黃馬褂和一面皇帝御賜的功績金牌。回英國後，蘭開夏發生飢荒，戈登將金牌抹去字跡捐出。
英國晉升他為中校，賜“巴斯勳章”。
查理·喬治·戈登 非洲
戰後，戈登短暫回到英國，並負責指揮皇家工兵在泰晤士河南岸格雷夫森附近的防禦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國到多瑙河委員會去維持多瑙河河口的加拉茨的船隻航行。
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里米亞檢閱當地的英軍公墓，當他經過伊斯坦堡時，認識了當時的埃及總理努巴尔帕夏，他和戈登商議在土耳其駐埃及總督伊斯梅尔帕夏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總督的邀請，並在1874年初到達埃及，戈登在那裏成為埃及軍的上校。
埃及政府從1820年代開始往南擴張，並在英國探險家塞缪尔·怀特·贝克的領導下，在1870年2月到達尼羅河上游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達剛多卡洛。貝克在當地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所以總督要求戈登去處理當地事務。在開羅待一小段時間後，戈登經由薩瓦金（蘇丹海港）和柏柏爾（蘇丹北部城鎮）到喀土穆，從喀土穆他又繼續沿著白尼羅河到了剛多卡洛。
查理·喬治·戈登 非洲
戈登留在剛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從索伯特河（Sobat）到烏干達前線的哨站，以及打擊奴隸交易活動。然而戈登開始和埃及官員和蘇丹發生衝突，這導致戈登回到倫敦並通知總督他不會回到蘇丹。總督寫信給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堅持他必須成為全蘇丹的總督。在總督同意一些討論後，戈登成為全蘇丹的總督。
成為總督後，戈登開始處理一些更廣的問題。其中一個是改善埃及和阿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的關係，主要是對Bogos地區的爭議。戰爭在1875年爆發，埃及軍隊被擊敗，於是戈登到Bogos與阿比西尼亞談判，不過並沒有得到回復。不久，達佛又爆發起義，叛軍相當龐大，而戈登認為外交途徑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這次戈登只帶一名翻譯員到敵營談判。這個大膽的行動被認為是成功的，一些叛軍加入他，另一些則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開羅，他被指派為委員會主席。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在1879年辭職，並把位子傳給他的兒子。
查理·喬治·戈登 非洲
戈登回到南方，到阿比西尼亞南方的哈勒爾，他發現當地官僚相當腐敗，於是他將當地官員免職。然後他又繼續打擊達佛的奴隸交易活動。他的部屬Gessi Pasha成功結束加札爾河地區的暴動。他又試著與阿比西尼亞簽訂和約，不過沒有成功。他回到開羅並辭去總督的職務，他對於經年累月繁雜的工作感到筋疲力盡。
查理·喬治·戈登 非洲
1880年戈登在布魯塞爾拜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並應邀幫忙負責剛果自由邦的事務。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個地方軍隊的指揮職務。5月，即將到印度擔任總督的Ripon侯爵要求戈登當他的私人祕書。戈登同意最後的這個請求，但在他到印度不久便辭職。辞职后，他在7月再度来到中國北京，和這時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會面，李告訴他中國和俄國因为伊犁事件有戰爭的危機，於是戈登便用他的影響力來確保和平。戈登回到英國，但在1881年4月又離開到模里西斯指揮當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模里西斯直到1882年3月，當他晉升為少將時。調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苏陀兰（今賴索托）。數月後，他回到英國。不久後，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個他一直渴望拜訪的地方，並在那裡待一年。比利時國王再次邀請他管理剛果自由邦的事務，他接受並且回到倫敦準備。但在他到達英國不久，英國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蘇丹，那裡的情況在他離開後變得相當糟糕，穆罕默德·艾哈邁德·馬赫迪自稱是馬赫迪（「導師」），馬赫迪戰爭在他的領導下爆發。
查理·喬治·戈登 非洲
蘇丹的埃及軍隊無法抵擋這場暴動，埃及政府則正忙於陣壓另一場暴動。1882年9月後，蘇丹處於一個瀕臨毀滅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國政府命令埃及放棄蘇丹，但撤離行動是困難的，數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們的家眷仍然困在蘇丹。英國政府於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處理並撤離人員。
1884年1月，戈登到達開羅；在開羅，他再度出任為總督，踏上前往喀土穆的不歸路。2月18日，他抵達喀土穆。戈登開始著手遣返婦孺和傷者回到埃及，約2500人在救主軍封鎖道路前被撤離。戈登希望有影響力的地方領導人Zobeir能接管蘇丹，不過英國政府以他曾經是奴隸贩卖商的身份拒絕。
叛軍在喀土穆和蘇丹東部附近不斷進攻，而薩瓦金的埃及軍隊則不斷的被擊敗。一支由葛雷漢（Gerald Graham）將軍的英國部隊曾派遣到薩瓦金，並迫使叛軍撤離當地。戈登曾強烈主張從薩瓦金到柏柏爾的道路應重新開放，不過這要求被倫敦政府所回絕。4月，葛雷漢將軍和他的軍隊撤離。5月，柏柏爾的守軍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離。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圍城戰開始。雖然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蘇丹，但民間仍有許多人呼籲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國政府才決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國救援隊才準備開始行動。
12月底，部隊到達Korti。1885年1月20日，他們到達Metemma，在那裡他們發現戈登四個月前派來的砲艇，準備用來把他們運往尼羅河上遊。24日，兩艘汽船出發前往喀土穆，但當他們在28日抵達時，發現喀土穆已經淪陷，戈登已戰死兩天，後遭敵人斬首，並且梟首示眾。后只找到軀體，但找不到头。
查理·喬治·戈登 影響
戈登的死讓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被逼下台，並導致自由黨政府垮台，開始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國吞併蘇丹的決心；1898年，英軍擊敗救主軍，蘇丹從此成為英國与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獨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落成，为了纪念戈登在开辟和规划该租界方面的贡献，这座大楼命名为戈登堂。在落成典礼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挂在会场的中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盛赞戈登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宣布大楼正式开放。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充后，将新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戈登道（今湖北路）。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戈登堂部分损毁被拆除。2010年，天津市在海河南岸重建戈登堂，作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的场所。
馬祖列島當中的高登島（戈登島）亦是因為紀念戈登而有此名，不過詳細的紀念年份不詳，僅知清光緒20年（1894年），陳壽彭翻譯英國海軍圖官局之《中國江海險要圖誌》時，已有此名。
在戈登曾经活动过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将西区新筑的一条重要道路命名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宁路）。
查理·喬治·戈登 名言
戈登嘗言：“中國人民耐勞易使，果能教練，可轉弱為強。”又曰：“中國海軍利於守，船砲之製，大不如小。”當時稱其將略。
查理·喬治·戈登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清史稿·卷435》，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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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
日本的政治以《日本国宪法》为基础体制运行，因此日本是以立宪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另外，日本的司法、行政是以宪法和国会所制定的法律、明文化的法令为基础运行的，因此日本是法治的国家。
日本国宪法规定主权在民的国民主权。另外，在政治上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等3大政治權力的分立，分别由国会、内阁、裁判所（法院）行使。以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由国会和内阁协作实行议会内阁制。另外，作為君主的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但宪法规定天皇没有参与国政的权力，而由國會議員中選出的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作為国家政府领导人及自衛隊的最高指揮官。
日本国宪法还规定了地方自治。日本的地方自治指的是全国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都道府县中划分出市町村，由这两层地方公共团体担负自治职能（日本行政區劃）。所有的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都设有各自的作为议事机关的议会、以及作为执行机关的首长（都道府县的知事、市町村长）。地方公共团体在法律范围内有权制定条例。
日本国宪法最重要的三大原理是：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及和平主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对个人（个人尊严）的尊重为基调运行。
日本政治 政体
所谓政体，按照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统治权之所在”这一区分方式，可区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治形态。然而，近代以来，法西斯国家、政教合一国家、军国主义的军部独裁国家等等的出现，该区分方法已无法与现实应对。
明治維新以后，在二战前的旧宪法下，日本的政体与国体思想一体称为“天皇亲政的神权国家（源自国体明徵声明，反对天皇機關說）”，是君主制国家。由于作为统治主体的君主的存在，被统治的客体就不称为国民，而应称为臣民。因而，旧宪法体现了统治主体的天皇和被统治的客体臣民的关系。现在的日本规定了：
综上所述，现今日本不再以君主制、民主制来加以区分，在政治学和法学上，更多的是称其为民主主义国家。
日本政治 国家体制
日本的国制（国家的形态）是君主立宪制（立宪君主国）还是共和制（共和国），对此的讨论至今不息。
认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的根据总的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没有公选的总统不能称为共和制；第二，存在世袭君主天皇；第三，由于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因此不是专制君主制。由此可见日本是君主立宪制。
另一方面，日本共和制的最大根据是作为君主的天皇没有任何参与国政的权力。目前，行使政治权力的除了法務省以外，都是由公选出来的人为中心构成的，并采用共和制的体制。另外，从法律上看，总理大臣公选制与选举总统的共和制几乎没有分别。由此可见日本是采用共和制的共和国。
从学术上看，日本是采用君主立宪制的立宪君主国的证据更加充分。而且，政府的正式解释也认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1973年（昭和48年）6月28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的内阁法制局长官答辩）。当然，不是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宪法）赋予天皇的总揽统治权那种意义下的君主立宪制。然而，有人认为立宪君主这一称谓具有复古的企图而加以反对。
日本政治 国家政治
現行《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国会被赋予的政治权力是最大的。但是，宪法赋予了內閣提交法案的权力，国会成立的法案大部分都是内阁提出来的，因此实际上内阁的权限是最大的，所谓行政国家现象非常显著。另外，内阁提出的法案是内阁下属行政组织所制作，因此又可以说行政组织的干部职员。
而且，裁判所（法院）被赋予违宪立法审查权。裁判所有权宣布法律、国家法令或行政行为违反宪法。而裁判所对于国会、内阁的判断一般持司法保守态度。
日本是一个內閣制国家，政府體制以《日本国宪法》為基礎，设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即國會，包括了眾議院及參議院，均由民選產生。众议院议员共465席，任期4年，內閣總理大臣有权提前解散。参议院议员共242席，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席位，不得中途解散。
日本政治 国家政治
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為內閣，由內閣總理大臣及多位国务大臣组成，對國會負責。內閣總理大臣必須是國會議員，並由其他國會議員选举产生。大多数阁员也必須是國會議員。
自1889年起，日本是一個君主立宪制的國家，當時的憲法為《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天皇依該法為國家元首，具有政治實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国民團結的象征，對政府不具有干涉力。
日本政治 主要政治问题
根据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原则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同时为了灵活参与国际事务“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写进宪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4年7月1日，最初它是一个"警察予備隊"，后来是"保安隊"，自衛隊（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实际上是日本陆军、海军、空军）被有效地建立为日本军队。
1993年，日本决定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2004年又曾派遣部隊往伊拉克參與维和行动。
1991年：日本在海湾战争期间没有出兵，在战争结束后派出6艘船只前往海湾地区扫雷；
1992年至1993年：根据1992年的国际和平法案，日本首度出兵海外，派出了600名工兵前往柬埔寨。执行任务期是1992年9月至1993年4月。1993年3月至9月，第二批600名官兵在当地执行修桥和道路的任务，另派16名官兵监督停火。日本同时还派出了2艘海军运输舰，1艘补给舰和6架C-130运输机。在参加行动期间，两名日本文职人员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