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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王朝 秩序的重建
路易-菲利普认为解散众议院的时机到了，于是他解散了众议院，并在1834年6月21日举行了的新立法选举，然而结果并未完全满足他的期望：尽管共和派基本上被清除，反对派仍超过了150席，其中正统派占有30席，余下的是奥迪隆·巴罗所领导的“王朝左派”，他们忠于政权，但反对“抵抗党”支持“运动党”；多数派超过了300席，并且，出现了“第三党”，他们可能会在一些投票中背叛多数派支持左派。
新一届众议院于7月31日召开会议，理所当然，选举产生了新一任议长安德烈·杜潘，他是第三党的领导人，但跟国王关系密切。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祝词，在给国王的祝词中，用一种中规中矩的套话透露出对国王的批评。8月16日，路易-菲利普急忙令众议院休会，直到年底。
实际控制内阁的梯也爾和基佐决定摆脱苏尔特元帅，他们觉得苏尔特既迟钝又粗鲁，但国王赏识他的殷勤，好让他执行自己想要的政策。一次涉及到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地位和民事地位的事件充当了借口。被逼无奈，路易-菲利普于1834年7月18日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苏尔特的辞呈，并让热拉尔元帅接替了他。旧的“花瓶总理”走了，新的“花瓶总理”来了，除此以外，内阁的组成未做任何改动。
很快，内阁就解散了，起因是一个被第三党夸大了的伪问题：对“四月被告人”进行特赦的可能性。路易-菲利普、空论派、以及内阁的核心人物都反对特赦，但第三党过分强调组织2000名被告在贵族院受审非常困难，成功地欺骗了热拉尔元帅，他表示赞成特赦，然而当时任何诉讼程序都还没有确定。当热拉尔意识到国王、基佐和梯也尔都反对他、而他没有任何可能推行他的意见时，他只能在10月29日辞职。
随后开启了长达近四个月的内阁危机。在多次尝试各种各样、然而却并不奏效的组合之后，路易-菲利普组建了一个完全由第三党组成的内阁，这是当时政治局势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杜潘拒绝出任总理后，国王犯了一个错误：1834年11月10日，他吁请一位第一帝国的遗老——巴萨诺公爵马雷——出任总理。
新总理欠了太多的债，只要一宣布任命，他的债主就会扣押他的薪水。新政府的建立令人啼笑皆非。新闻界极其愤怒。部长被这样的迎接吓到了，他们从11月13日起纷纷辞职，甚至都没有通知巴萨诺公爵，这届政府获得了“三天内阁”的绰号。11月18日，路易-菲利普又请出一位“花瓶总理”，这一次是特雷維索公爵莫蒂埃元帅，而内阁则完全照搬了热拉尔元帅那一届。
这场危机让第三党出了洋相，而空论派则取得了胜利。内阁希望扩大优势，于是准备强迫议员明确表示对其政策的支持。在议院12月1日的会议上，政府提交了一份目的明显的议事日程，里面明确提出信任动议，该动议在12月6日以184票对117票获得通过。然而，差不多就在两个月后，内阁还是解散了。先是因为要布置场地，以便审判“四月被告人”，在这笔经费上跟议会发生了冲突。后来反对派又揭露内阁没有首脑，他们指责路易-菲利普在内阁放了一个傀儡，为的是行使他私人的权力。论战如火如荼，为了反对路易-菲利普，他们又搬出梯也爾曾经威慑查理十世的那句名言：“国王统治国家但不要管理”。最终，当1835年2月20日莫蒂埃元帅正式以健康原因辞职的时候，国王丝毫没有挽留的意思。
七月王朝 实现议会制的艰难之路
论战导致了莫蒂埃元帅辞职，但论战并未就此结束。受共和主义者写的小册子影响，论战持续发酵，国王的地位和议会的特权这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一方面，路易-菲利普希望能操控他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防和外交上，他觉得这些本来就该归他管。不仅如此，他还想绕开总理，让部长直接听命于他。另一方面，部分议员表示，内阁应该有一位领导人，而且这位领导人应该出自议会的多数派。他们希望完成政体上的转变，最终实现議會制。不过，对于议会制，《1830年宪章》也仅仅是做了个草图，实际上，它并没有写明内阁在众议院的政治责任机制，像是信任案，或是不信任案。另外，总理的存在性也无法在宪章中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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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议员们认为有必要向路易-菲利普施压，迫使他选布罗意公爵担任总理。原因很简单，这是路易-菲利普最不希望的人选，因为布羅伊公爵的亲英立场使路易-菲利普疑心重重，而且他不受管控，态度傲慢，这让路易-菲利普十分不悦。在三个星期的内阁危机中，路易-菲利普先后请求莫莱、杜潘、苏尔特、塞巴斯蒂亚尼、热拉尔出任总理，但都遭到了拒绝。最终，1835年3月12日，他只好作出决定，邀请布罗伊公爵，并且接受差不多跟卡西米尔·佩里埃一样的条件。
跟第一次苏尔特内阁一样，新政府建立在三人联盟之上：外交部长布罗伊，教育部长基佐，内政部长梯也爾。布罗伊公爵一上任就一洗前耻，1831年7月4日同美国缔结的条约这一次在众议院顺利通过。此外，他还在关于秘密基金的辩论中获得多数支持，秘密基金以256票支持、129票反对获得通过，这样就省去了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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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伊政府的一件大事就是对参与四月暴动的人进行诉讼，诉讼案于1835年5月5日在贵族院展开。2000名嫌疑犯中，最终只有164人被提起诉讼，其中43人是被缺席审判。121名被告人在贵族院受到了审判，他们把诉讼程序搞得无比复杂，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把这场审判变成宣传共和的大好时机。7月12日，一部分被告人通过一条早已准备好的地下通道逃出圣佩拉吉（Sainte-Pélagie）监狱，巴黎暴动的领头者也在其内。
1835年8月13日，贵族院对里昂的暴动者进行了审判，随后，考虑到犯人的反抗，对其他的犯人并没有采取庭审，并在1835年12月和1836年1月宣布了判决。判决是相当仁慈的：没有人被判死刑，一部分被判流放，大部分被判有期徒刑，还有人被无罪释放。
在公众舆论眼中，与他们所期望的相反，共和派并没有从“四月被告人”诉讼案中获得好处：是共和派自己给大众造成一种印象，雅各宾党人的所有暴行又复活了，这尤其是让资产阶级感到害怕。1835年7月28日针对国王的袭击使共和派彻底失去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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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纪念七月革命之际，路易-菲利普要在巴黎的大道上检阅国民自卫军。他不顾会遭遇袭击的传闻，拒绝取消阅兵。陪同他的有长子奥尔良公爵，次子内穆尔公爵，三子儒安维尔亲王，包括布羅伊公爵和梯也爾在内的各位部长，以及众多元帅和军官。一架由20多个枪管组成的“地狱机器”突然从圣殿大道50号的一所房间中射出。路易-菲利普所幸只在额头上有些擦伤，他的儿子也安然无恙，而莫蒂埃元帅和其他十个人当场身亡。十多个伤者中，有七人在随后几天里死亡。
袭击的主犯是朱塞佩·菲斯奇（Giuseppe Fieschi）——一个患有偏执狂而且自负的冒险家，他曾经是缪拉军中的一名士兵。另外还有鞍具制造者皮埃尔·莫雷和药品杂货店主西奥多·佩潘，这两人都是跟人权联盟有关的狂热共和党人。他们在贵族院受审，并在1836年2月19日被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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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的暴行举国震惊。共和派名誉扫地。公众舆论欣然等待有力措施。于是，从8月4日起，内阁陆续向议会提交了三项法律草案，旨在强化对反政府袭击者的镇压。布羅伊公爵解释说：“《1830年宪章》通过君主立宪的形式确立了政治自由。所有的政党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是自由的。一旦他们出了这个框架，自由也就与他们无关了。是他们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 新闻自由并不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 君主高于一切才是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
第一项法律加强了巡回法院（cour d'assises）院长和检察官对被指控叛乱、持有违禁武器或企图叛乱的人的权力。该法律于 1835 年 8 月 13 日以 212 票对 72 票通过。
第二项法律改革了巡回审判陪审团的程序。现行的 1831 年 3 月 4 日法律将有罪或无罪的裁定权限制在陪审团（不包括属于巡回法院的专业治安法官），并且需要 2/3 多数票（8 票对 4 票）才能作出有罪判决。新法律将其改为简单多数票（7 票对 5 票），并于 1835 年 8 月 20 日以 224 票对 149 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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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法律限制了新闻自由，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它旨在禁止有关国王、王朝和君主立宪制的讨论，因为据称这些为菲利奇的袭击企图做好了准备。尽管草案遭到强烈反对，但该法律还是于 1835 年 8 月 29 日以 226 票对 153 票获得通过。
这三项法律于 1835 年 9 月 9 日同时颁布，标志着自卡西米尔·佩里埃以来针对共和党人实施的抵抗政策的最终成功。七月王朝从此稳固了其地位，有关其合法性的讨论被完全禁止。反对派现在只能讨论《1830年宪章》的解释并提倡向议会制发展。然而，在 1840 年，扩大选民基础的要求变得更加频繁，导致共和党反对派通过要求普选权而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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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布罗伊内阁最终在公共债务问题上失利。财政部长让-乔治·胡曼（Jean-Georges Humann）于 1836 年 1 月 14 日宣布，他打算降低政府债券的利息，以减轻公共债务。这一举措在政权支持者中非常不受欢迎，因为债券利息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部长会议立即否决了胡曼，而布罗意公爵向议院解释说，政府不支持他的建议。然而，他的语气被代表们认为是侮辱性的，其中一位——银行家亚历山大·古安（Alexandre Henri Goüin）——立即亲自提出了一项有关债券的法律草案。1836 年 2 月 5 日，以微弱多数（194 票对 192 票）的代表决定继续审查草案，从而否决了布罗伊内阁。政府立即辞职：这是第一次有内阁在众议院处于少数地位后倒台，这是议会制的必然胜利。
1836 年 2 月 22 日，菲利普一世宣布成立梯也尔的第一届内阁，以取代维克多·德布罗意内阁。1836 年 8 月 25 日，梯也尔辞职，因为国王拒绝接受他派遣军队消灭西班牙革命党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得到了战争部长迈松的大力支持。 1836 年 9 月 6 日，马修·莫莱的第一届内阁取代了梯也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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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莱的新政府成员包括基佐、坦内吉·杜沙泰尔和阿德里安·德·加斯帕林。新内阁中没有任何七月革命“老兵”，媒体立即对此进行了报道。莫莱迅速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措施以确保他的声望：普遍采用小牢房以避免“相互教导犯罪”，废除公开的枷锁劳役制度，并赦免52名政治犯（正统派和共和派），特别是查理十世的前部长。1836 年 10 月 25 日，卢克索方尖碑（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赠送）在协和广场落成，民众纷纷为国王鼓掌。
1836 年 10 月 30 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试图在斯特拉斯堡发动起义，但起义很快被镇压，波拿巴及其同伙于同日被捕。国王为了避免公开审判，在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下令将路易-拿破仑带到洛里昂，波拿巴乘船流亡美国。其他同谋者在1837 年 1 月 18 日被斯特拉斯堡巡回法庭宣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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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事，1837 年 1 月 24 日，战争部长西蒙·伯纳德将军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 《分离法》，旨在发生叛乱时，将平民与非平民分开，平民将由军事法庭审判，非平民将由军事委员会审判。反对派坚决反对该提案，令人惊讶的是，1837 年 3 月 7 日，整个议院以 211 票对 209 票的微弱多数否决了该提案。然而，路易·菲利普决定违背公众的期望和议会制的逻辑，维持莫莱政府。但政府失去了议会的稳固多数，因此陷入瘫痪。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国王尝试了各种内阁组合，才组建了新政府，其中包括与他关系密切的卡米尔·德·蒙塔利维，但排除了与莫莱合作愈发困难的基佐；莫莱再次被任命为政府首脑。
这个新政府几乎是对议会的挑衅：不仅莫莱被留任，而且负责《分离法》的德·萨尔万迪和负责比利时王后（七月王朝公主）嫁妆法案草案的让-拉卡夫-拉普拉涅也成为新内阁成员——这两项法案均被议员否决。媒体称这是“城堡内阁”或“走狗内阁”，所有人都预计它不会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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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莫莱在4月18日登上主席台，代表们都在坚定地等待着。“先生们，”议会主席宣布，“国王委托我们通知你们，这对国家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情……” 。这关系到王子与梅克伦堡-什未林公主海伦的未来婚姻。这一新举措的宣布打断了所有批评和争论。代表们只能批准增加奥尔良公爵的嫁妆，从每年100万增加到200万，并且还为婚礼费用和建立费用分配了100万的一次性津贴。这些规定于4月22日以 307 票赞成、49 票反对通过。4月27日，以239 票赞成、140 票反对通过价值100万的公主嫁妆将立即送出。
有了一良好开端，5 月，尽管遭到奥迪隆·巴罗的攻击，莫莱政府在秘密资金辩论中成功赢得了议会的信任（250 票对 112 票）。5 月 8 日的法令赦免所有政治犯，在法庭上重新树立十字架，自 1831 年以来关闭的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被授权恢复宗教活动。为了表明社会秩序已经恢复，国王在协和广场检阅了国民警卫队。1837 年 5 月 30 日，奥尔良公爵的婚礼在枫丹白露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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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路易·菲利普为凡尔赛宫举行了开幕式。凡尔赛宫的修复工作始于 1833 年，旨在建立一座法国历史博物馆，专门展示“法国的所有辉煌”。国王密切关注并亲自资助，委托建筑师皮埃尔-弗朗索瓦-莱昂纳尔·方丹完成了这个项目。作为民族和解的象征，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军事荣耀，甚至复辟时期的军事荣耀，都将与旧制度的军事荣耀并列。
莫莱的政府似乎很稳定，经济繁荣的回归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因此，国王和莫莱不顾奥尔良公爵的建议，于1837年10月3日解散议会。为了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路易·菲利普决定出兵远征阿尔及利亚。西尔万·查尔斯·瓦莱将军和路易·菲利普的次子内穆尔公爵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后者于10月13日攻占了君士坦丁。然而，11月4日的选举并未实现路易·菲利普的期望，莫莱的政党亦丧失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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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议院存在形成反对政府的异质联盟的风险。早在1838年1月，政府就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来自查尔斯·高吉耶的攻击：他指责政府操纵选举，以便选出忠诚的公务员，其数量从上一届议会的178名增至191名。梯也尔及其盟友也在西班牙事务上公然反抗政府。然而，在教条派的帮助下，莫莱在1月13日向国王发表的讲话中获得了216票对116票的赞成。
就在基佐与枢密院议长划清界限之时，莫莱的内阁似乎被教条派绑架了。此后梯也尔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将教条派从内阁多数派中赶走。在对秘密资金进行投票时，众议院的基佐和贵族院的布罗伊朗公爵都批评了内阁，尽管两人最终都投票支持政府。5月10日，议员们拒绝了政府的铁路发展计划，而一周前，他们终于同意了莫莱反对的政府债券提案。然而，贵族们支持莫莱并拒绝了这项倡议。6月20日，莫莱成功地让议会在议会休会前通过了1839年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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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12月议会开幕时，安德烈·杜潘以微弱多数（183票对中左翼候选人、“城堡内阁”的坚决反对者伊波利特·帕西的178票）当选为议院议长。包括基佐、梯也尔、普罗斯佩·杜韦吉埃·德·豪兰和伊波利特·帕西在内的联盟在夏季已经形成，但这并没有阻止投票赞成国王的讲话（221票对208票）。
莫莱认为他无法继续以如此微弱且不确定的多数执政，因此他向国王递交了辞呈。菲利普首先试图拒绝，然后接近苏尔特元帅，后者最初不同意，随后答应在国王前往德勒埋葬他死于肺结核的女儿符腾堡公爵夫人期间考虑。当国王回来时，元帅以“牙齿发炎”为由拒绝了，但最终接受了这一提议，条件是立即举行新的选举。1839年2月2日，国王解散众议院并召集选民投票。
竞选期间气氛热烈，左翼反对派大声疾呼进行所谓的宪政政变，将1837年和1839年的解散议会与查理十世在1830年的连续解散相提并论。基佐批评大臣们将国王与国家隔离。梯也尔将莫莱比作查理十世的大臣波利尼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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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的选举令国王失望：反对党有240名成员，而政府只有199名。莫莱于3月8日向国王递交辞呈，菲利普被迫接受。莫莱倒台后，菲利普立即召集苏尔特元帅，其试图组建一个包括推翻莫莱的联盟三位领导人：基佐、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的政府，但没有成功。面对教条派的拒绝，他随后试图组建一个中左翼内阁，但由于梯也尔在西班牙事务上的顽固立场，该内阁也失败了。这些接二连三的挫折迫使国王将议会会议的开幕推迟到1839年4月4日。梯也尔还拒绝与布罗意公爵和基佐交往。国王随后试图通过向他提供大使馆来阻止他，这激起了梯也尔朋友们的强烈抗议。最后，菲利普于3月31日顺从，组建了一个过渡中立的政府。
4 月 4 日，议会在一种类似起义的气氛中开幕。一大群暴徒聚集在议会所在地波旁宫周围，高唱马赛曲并进行骚乱。左翼媒体指责政府挑衅。梯也尔支持奥迪隆·巴罗担任议长，但他在组建新内阁的谈判中的态度令他的一些盟友感到失望。因此，一部分中左翼人士决定提名伊波利特·帕西来反对巴罗。巴罗以 227 票对 193 票获胜，得到了部长代表和教条派的支持。这次投票表明联盟已经崩溃，右翼多数派可以形成，以反对任何左翼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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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组建新内阁的谈判仍然没有成功，梯也尔让他的朋友们承诺在接受任何政府职能之前先征得他的授权。5月12日，以马丁·伯纳德、阿尔芒·巴贝斯和奥古斯特·布朗基为首的共和主义组织四季社在巴黎圣但尼街和圣马丁街发动了叛乱。叛乱不仅失败了，密谋者被捕，而且还让菲利普在同一天组建了新政府，由第一时间赶赴杜伊勒里宫向他保证忠诚的苏尔特元帅主持。
五月底，关于秘密资金的投票以绝大多数票数支持新政府，预算也毫无问题地通过了。1839 年 8 月 6 日，议会休会，新一届议会于 12 月 23 日开幕，议会以 212 票对 43 票通过了一项对政府相当有利的讲话。然而，苏尔特的内阁于 1840 年 2 月 20 日倒台，因为226 名议员投票反对内穆尔公爵的嫁妆提议（只有 200 票赞成），其将嫁给维多利亚公主。
苏尔特的垮台迫使国王求助于左翼主要人物阿道夫·梯也尔——基佐是仅存的右翼替代者，他刚刚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并离开法国。梯也尔的目标是最终建立议会制政府，由“治理但不统治的国王”和由议会多数派组成的内阁组成，并对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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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他明确反对菲利普的政府理念。梯也尔于 1840 年 3 月 1 日组建政府。他先是假装将枢密院主席一职交给布罗意公爵，然后又交给苏尔特公爵，最后接受了这一职位并同时担任外交部长。他的内阁由相当年轻的政治家组成（平均年龄 47 岁），梯也尔本人只有 42 岁。梯也尔与国王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路易·菲利普建议梯也尔提名其好友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为元帅，这让梯也尔很尴尬，因为这将使他遭受与之前一样的批评，即政治偏袒和滥用政府权力。梯也尔因此决定推迟塞巴斯蒂安的晋升。
七月王朝 实现议会制的艰难之路
梯也尔在 1840 年 3 月关于秘密资金的辩论中轻松获得多数票（246 票对 160 票）。虽然梯也尔被归类为中左翼，但他的第二届政府却高度保守，致力于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他让代表们通过了政府债券转换的投票——这是一个左翼的提议——但他确信它会被贵族否决，而事实也确实如此。1840 年 5 月 16 日，在激进派的弗朗索瓦·阿拉戈发表演讲后，梯也尔严厉拒绝了普选权和社会改革。阿拉戈认为确立普选权的选举改革应先于社会改革，并试图通过将普选权要求和 19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关于工作权的社会主义要求结合起来。此外，在 6 月 15 日，梯也尔推迟了保守党议员奥维德·德·雷米利提出的一项提案，该提案以左派的旧要求为依据，试图禁止在选举期间提名议员担任有薪公职。由于梯也尔此前支持这一提议，他遭到了左派的严厉批评。
自 1838 年 8 月底以来，与经济危机相关的社会问题导致纺织、服装和建筑行业发生罢工和骚乱。1839 年 9 月 7 日，圣安托万郊区的橱柜制造商开始设置路障。梯也尔派出国民自卫队并援引禁止公众集会的法律予以回应。梯也尔还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将法兰西银行的特权延长至 1867 年，以至于该银行还铸造了一枚纪念金牌。几项法律建立了远洋定期船航线，由经营国家补贴特许经营权的公司经营。其他法律向陷入困境的铁路公司提供信贷或担保。
虽然梯也尔支持保守的资产阶级，但他也确保满足左翼对荣耀的渴望。1840 年 5 月 12 日，内政部长夏尔·德·雷米萨向代表们宣布，国王已决定将拿破仑的遗体移交给荣军院。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茹因维尔亲王乘坐护卫舰“贝勒·普尔”号前往圣赫勒拿岛取回遗体。
这一声明立即引起舆论的共鸣，爱国热情高涨。梯也尔认为这一举措成功恢复了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辉煌；而路易-菲利普则不情愿，他想为自己攫取一点正统君主的荣耀。路易-拿破仑亲王决定抓住机会，于 1840 年 8 月 6 日在滨海布洛涅登陆，目的是召集第 42 步兵团及其同伙，其中包括拿破仑在圣赫勒拿的战友之一蒙托隆将军。尽管蒙托隆实际上是法国政府派去伦敦监视路易·拿破仑的双重间谍，但蒙托隆欺骗了梯也尔，让他以为行动将在梅斯进行。然而，拿破仑的行动彻底失败了，他和他的手下被关押在哈姆堡。
9 月 28 日至 10 月 6 日，他们的审判在贵族院举行，但公众对此漠不关心。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法庭对玛丽·拉法格的审判上，她被指控毒害了她的丈夫。在著名正统派律师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的辩护下，波拿巴以 152 票（160 票弃权，共有 312 名贵族）被判处终身监禁。《辩论日报》表示：“我们不会杀死精神病患者，没错！但我们会把他们关起来。 ”
在东方，梯也尔支持正进行第二次土埃战争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个从埃及到叙利亚的庞大阿拉伯帝国的野心，并试图促使他在法国的支持下，而不是由其他四个欧洲强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干预下，与奥斯曼帝国缔结一项协议。但英国外交部长帕默斯顿得知这一谈判后，立即在四个大国之间进行谈判，推出了《伦敦公约》（Traité de Londres），确认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和阿卡的终身帕沙利克，但必须立即从奥斯曼帝国撤军。
当它在法国公布时，这一公约引起了爱国愤怒的爆发：法国发现自己无法解决其传统上施加影响的地区的命运，即使普鲁士等国对埃及没有兴趣。路易·菲利普假装加入了普遍的抗议：他始终避免与欧洲列强争斗，而是对外妥协，以免引起战争，影响金融贵族的投机利益。但他知道，通过这件事，他有机会除掉梯也尔。他向即将前往维也纳大使馆的圣奥莱尔伯爵吐露道 ：“您必须知道，我不会让自己被我的小大臣（梯也尔）拖得太远。在内心深处，他想要战争，而我不想要战争；当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其他资源时，我会抛弃他，而不是与整个欧洲决裂。”
梯也尔通过颁布法令来迎合公众舆论的爱国情感。7月29日，法国动员 1836 至 1839 级的士兵，9月份开始加强巴黎城墙的防御工事。然而，9月至11月，由英国和奥地利组成的联合舰队切断了易卜拉欣与埃及本土的海上通讯，英国随之占领了贝鲁特和阿卡。经过国王与梯也尔的长期谈判，最终于 1840 年 10 月 7 日达成妥协：法国放弃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势力，但向欧洲列强宣布埃及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治。此后，英国承认了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法国恢复了 1832 年的局面。尽管如此，梯也尔和路易·菲利普之间的决裂已是板上钉钉。
1840 年 10 月 29 日，当夏尔·德·雷米萨向部长会议提交由伊波利特·帕西准备的御座演说草稿时，路易·菲利普认为该草稿过于激进。经过短暂的讨论，梯也尔和他的同事们集体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接受了。第二天，路易·菲利普派人去接苏尔特元帅和基佐，以便他们尽快返回巴黎。
七月王朝 基佐体制
通过任命弗朗索瓦·基佐和教条主义者，即继梯也尔中左派之后的中间派，路易-菲利普一世根本不认为这种组合会持续到他的统治结束。然而，这样组建的团队最终将团结在基佐的坚强个性周围。基佐于10月25日离开担任法国大使的伦敦，并于次日抵达巴黎。他重返中央的条件是能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组建内阁。他凭借技巧将自己的外交事务职责限制在自己手中，并将外交部名义上的主席职位留给了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 ：这让国王和王室感到满意，因此没有以任何方式在基本问题上打扰基佐，允许他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执政。中间左派拒绝留在政府，保守派继续当权。
1841 年，倫敦海峽公約解决了东方问题，实现了法英的首次和解。这有利于查理十世时期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殖民化。
七月王朝 基佐体制
政府是奥尔良主义的，议会也是如此。这分为：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的王朝左派（Gauche dynastique），在《世界报(Le Siècle)》上呼吁将普选范围扩大到小資產階級 ；中左翼的阿道夫·梯也爾想要限制国王的权力，他经营着《宪法(Le Constitutionnel)》报纸 ；以基佐和路易·马蒂厄为首的保守派希望保留政权，并在《辩论报》和《新闻报》上捍卫自己的观点。
基佐所依靠的是保守党和分裂的反对派，而议会的解散又加强了国王的支持者，加剧了这种情况。因此，他认为任何改革都是危险的、无用的。他拒绝任何降低普选门槛的改革，更不接受直选的想法。他认为，“君主制必须偏爱中產階級”，他们是通过土地所有权聚集在一起的，而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与金钱、工作和储蓄相关的“道德”。“通过工作和储蓄致富，这样你就会成为选民！”
基佐努力支持有产者并维护政权。得益于1840年至1846年国家经济腾飞，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基本完成了輕工業革命，手工工场林立。经济每年增长3.5%，农业收入和购买力增加，劳动生产率攀升。 1842年开始，组建了以巴黎为辐射中心的国家铁路网，里程从600公里增加到1,850公里。1848年，阿尔及利亚建省，被纳入法国本土。
七月王朝 工人贫困化对政权的威胁
工业革命导致这一时期出现了贫困化的新现象：由于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外流，穷苦工人成为人口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此外，旧制度下的工会网络也消失了。工人们每天工作 14 小时，日薪 20 生丁（0.2法郎），一周甚至一年都没有休息日，完全听凭老板的摆布，而且不能组织工会。登记在册的乞丐有 25 万，在慈善部门登记的公民有 300 万，然而国家援助几乎不存在。1840 年，路易·雷内·维勒梅 (Louis-René Villermé)医生发表了一份“棉花、羊毛和丝绸工厂工人的身体和道德状况表”，证明了工人，尤其是童工，所经受的苦难。这种情况导致于1841年，七月王朝制定了唯一的社会法，禁止8岁以下儿童工作和13岁以下儿童从事夜间工作，但这项法律很少适用。
七月王朝 工人贫困化对政权的威胁
基督徒设想了一种“慈善经济”，而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由圣西门、夏尔·傅立叶等人代表）则继续传播。布朗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政变理论，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则提出了互助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受到亚当·斯密的启发，设想着自由放任的解决方案和关税的取消。此外，1843 年秋，马克思为逃离普鲁士的审查制度而移居巴黎，与卢格共同创办了《德法年鉴》。
七月王朝 王朝的危机
1846年5月至9月，西欧严重干旱。8月1日，法国举行立法选举，基佐领导的保守派大获全胜，获得458个议席中的290个。1847年夏季，作为粮食基础的小麦价格上涨，创下历史新高，导致饥荒；而小麦无法被土豆取代，因为当时有许多与土豆有关的疾病。为了弥补短缺，政府从俄罗斯帝国进口小麦，这导致贸易逆差。葡萄的产量也平平，这既影响了农民的收入，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购买力正在下降。国内消费市场不再增长，导致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爆发解雇浪潮。此时，大众储蓄大量撤出，银行体系陷入了危机，股价不断下跌。主要工程停止，工人失业。1840年代铁路市场的过度投机导致了金融泡沫的破灭和储户的破产。
七月王朝 政权的灭亡
1846年工农业萧条，加上菲利浦施政倾向保守谨慎，没有拿破崙支持者强调的军事荣耀，外交不济，人民普遍不满，引发法国二月革命。经过一番动乱后，国王由提倡镇压的提尔斯取代了基佐。他在杜乐丽宫前遭到军队的敌视，国王最终决定退位，以支持他的孙子，将摄政权交给了施韦林，但他的举动是徒劳的。1848年2月26日，施韦林在巴士底广场宣布法国进入了第二共和国，菲利浦仓皇逃往英国。
皇国史观
皇国史观是日本以天皇為中心，評斷歷史人物、事件之於天皇是屬於忠誠或是叛逆之觀點而出發的思想。其肇始者為日本南北朝時期，隸屬南朝的北畠親房為了發揚南朝之正統性所著之《神皇正統記》。江戶時代，水戶學之《大日本史》亦繼承其觀點，設立叛臣、逆臣傳，瘩罰謀逆之人。一如《大日本史·逆臣》傳序「弒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弒逆之臣，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牅下，乃幸而免耳。異邦之史，臣弒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脩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
明治维新後，其史觀變成主流，但隨著一部分國粹思想主義之國學者如大國隆正之流，而演變成自命為高人一等之天朝的變質局面。此者於二战時期达到顶峰，卻也因二战敗而被視為禁忌。如今隨口提起則恐有遭人側目之虞。然而，在少部份右翼势力中仍然相当有其影響力，與左派進行意识形态相爭。
皇国史观
上述變質後的“皇国史观”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不顧日本二戰時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面，單純宣揚“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之說。大東亞共榮圈亦將侵略战争中的犧牲者看作是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二战后，“皇国史观”这种军国主义历史观，在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民主改革中已被否定。但随着美國與蘇聯进入冷战，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势力大多属于日本左翼力量；于是，为了压制左翼，美国占领当局改变了对日政策：一方面改变原先废除天皇（美国當時认为天皇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总代表）的想法，以压制日本的左翼及减少日本右翼势力对美军占领的抵制；另一方面，又解除对日本的二战战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许日本发展军备；遭到“整肃”的前战犯（例如岸信介）重新出现、活跃在日本政界。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綠色日本列島》最初於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期間在《中央公論》雜誌上連載，並於1964年至1965年出版為正、續兩冊，由番町書房出版發行。1976年，修訂新版的合冊本問世，1984年出版了新書版，2001年推出復刻版。本書以東亞解放百年戰爭的史觀為基礎，於《東京新聞》上連載。
在本書中，林使用了曾被稱為「太平洋戰爭」的「大東亞戰爭」一詞，並表示該戰爭也可以被視為「東亞百年戰爭」，是針對歐美列強侵略亞洲的亞洲獨立戰爭。同時，他將該理念被扭曲、轉化為「亞洲之戰」視為悲劇，並表達了對「歷史的無情」的感慨。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林房雄著作的題目。林稱大東亞戰爭始於1845年（弘化2年），作爲對西方勢力東漸的反擊，「大東亞百年戰爭」的本質是解放戰爭。戰後，林因GHQ被逐出公職，曾發表過中間小說等，但1963年（昭和38年）在《中央公論》9月刊中發表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並重新登上了論壇。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内容
後半部分講述了幕末維新時期的歷史，並討論了維新志士們對西方衝擊有多麼誠實應對等，話題涉及很多方面。
林主張：「東亞百年戰爭包括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和日中戰爭等，在明治、大正和昭和三個天皇時期，天皇們在宣戰詔書上簽名，身為大元帥也親自參戰，所有男系皇族也都以軍人身份參與戰爭。在「東京裁判」中提到的「戰爭責任」與這個用語完全不同，責任不僅在天皇和皇族身上，這是一個無需辯護也無需辯解的事實。」
昭和40年（1965年），林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在《中央公論》7月特大號上遭到羽仁五郎的批評。隨後，於《中央公論》9月號的《特輯：《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批評》中，井上清、星野芳郎、吉田滿、小田實等人也對其進行了批評。竹內好則從興亞和脫亞兩方面進行分析，主張對中國的戰爭是侵略戰爭。
三島由紀夫在該書的廣告中寫道：「這是一本無與倫比的史書。行文中充滿著詩意、俚語，這是我最近所未曾閱讀過的。這本書真正地捕捉到了作為活物的日本及日本人。」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争
昭和36年（1961年），上山春平在《大東亞戰爭的思想史意義》一書中指出，太平洋戰爭是佔領下的產物。作爲戰中派，他詢問戰爭的意義和目的等，並在只有佔領權力的「太平洋戰爭史觀」的情況下，提出重新審視史觀的觀點。昭和38年（1963年），林提出了「肯定論」，引起了許多反響。昭和39年，上山再次在《關於大東亞戰爭的意義》一書中主張，這場戰爭是殖民地重組的結果。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评论
據吉田裕透露，山岡莊八從1962年到1971年在《講談俱樂部》和《小說現代》上連載的《小說太平洋戰爭》，可以感受到林房雄的爭論對其影響深遠。
根據丸川哲史的介紹，該作品的敘述形式並不是歷史學家透過批判資料進行的，而是以「真實感」爲基礎展開的論述，色彩較濃。然而，就像90年代以後以「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爲代表的「右」意識形態一樣，使用「自虐史觀」一詞來打擊假想敵「左」的政治意圖較為明顯。
濱崎洋介引用竹內好對大東亞戰爭開戰當時的評價，稱其爲「日本近代史的阿波利亞的凝縮」，並表示：「從這個意義上講，林房雄將近代日本的戰爭視爲一種東亞百年戰爭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雪兒
雪兒（英語：，1946年5月20日—）是一名美國女歌手、演員和主持人。她在音樂、電視劇和電影界成就包括了一座奧斯卡金像獎、一座葛萊美獎、一座艾美獎和三座金球獎等。
雪兒早期與她搭檔及丈夫Sonny合立的"Sonny & Cher"在六零年代中期興起。在搭檔分散之後，雪兒繼續待在音樂界，並在之後斷斷續續地發行了共26張專輯、許多的合輯。她共有22首單曲排到Billdboard Top 40（包括12首Top 10單曲及4首冠軍單曲）。
雪兒在七零年代時開始主持電視節目，八零年代後參與電影演出。1988年，雪兒在浪漫喜劇《發暈》裡的角色為她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雪兒 簡介
雪儿本名Cherilyn Sarkisian LaPier，1946年5月20日出生在加州埃爾森特羅一個名為El Centro的小鎮。她的母親Georgia Holt祖籍為原住民，是一個很有抱負的演員及模特。她的父親John Sarkisian是一個亞美尼亞—伊朗的難民。雪儿的雙親很早就离婚，所以雪儿基本上是他母親帶大的。她的母親後來又再婚。由於雪儿有失讀症，她在16歲時就離開了高中走向社會。
雪儿一开始唱歌是为了挣钱准备学演戏的，少女时期的雪儿在好莱坞大道的咖啡厅认识了任职录音室助理和公关的Sonny Bono。有一天，她跟著Sonny到Phil Spector的「金星录音室」，并替补一个当时缺席的歌手。从那一天起，雪儿便在菲爾·斯佩克特的“Be My Baby”和“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等所有经典作品中担任合音。她也和Sonny录了一些二重唱，这一段情缘不但造就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更是雪儿日后成為巨星最重要的一段过程。
雪兒 簡介
刚开始，雪儿和Sonny以Ceasar and Cleo双人组的名义出了两张单曲，後来终於定名为Sonny and Cher，并逐渐建立知名度。愈来愈受欢迎的Sonny and Cher开始有了自己的电视综艺节目【The Sonny And Cher Comedy Hour】，这个节目於197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首播，持续了有7年之久。到了1972年，他们已经有10首排行前10名的单曲。
这段期間雪儿也尝试发展个人歌唱事业，1971年发行的冠军专辑《Gypsies, Tramps And Thieves》和1974年的冠军单曲“Half Breed”和“Dark Lady”，让雪儿的星途渐渐脱离Sonny的掌握，也导致了兩人於1975年离婚。
尽管以歌唱扬名立万，雪儿并没有忘情她的最爱——演戏。1983年她再战大银幕，以「絲克伍事件」入围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1985年，她以「面具」成為坎城影后。两年後，她主演了「紫屋魔恋」、「嫌疑犯」和「發暈」，并以「發暈」赢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雪兒 簡介
同时，她在音乐上的成就也步入另一个高峰，1987年与Geffen唱片公司签约，并缔造畅销单曲“I Found Someone”。1989年发行的专辑《Heart Of Stone》，里头包含“If I Can Turn Back Time”、“Just Like Jesse James”以及跟彼得·塞特拉合唱的“After All”經典作品。1991年为自己所主演电影「风情妈咪俏女儿」所演唱的主题曲“The Shoop Shoop Song”还拿下全英冠军宝座。她也以《Love Hurts》和《Greatest Hits》在英国专辑榜上获得冠军。1995年3月参与群星义唱“Love Can Build A Bridge”；同年的专辑《It's A Man's World》大胆翻唱众多男歌手作品，包括Marc Cohn的“Walking In Memphis”。
雪兒 簡介
整个九零年代，众家老将皆面临市场新旧交替的挑战，但雪儿并没有闲著，她於1996年首次执导演筒，作品为「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电视电影，又接演了评价相当高的影片「Tea With Mussolini」。颇富生意头脑的她，用她的名字和人气为许多产品代言，包括健身录影带、香水、护肤产品甚至创意家俱等。仅管没有人会怀疑雪儿的巨星地位，但没有人料到西洋流行樂壇会再一次上演鹹魚大翻身的戲碼——1991年布莱恩·亚当斯靠著一首“(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再次大紅的幸運仍令人印象深刻，而在1998年這樣的奇蹟就降臨在雪儿身上，專輯《Believe》的同名主打歌讓她吃定英美兩地，這首單曲在一向口味詭譎多變的英國榜拿下7週冠軍，跨海紅回美國時，在告示牌單曲榜拿下四週冠軍並成為白金唱片，此曲也成為1999年告示牌年終單曲榜的第一名。雪儿因為“Believe”創下告示牌史上最年長的冠軍歌曲女藝人的紀錄，當時的她52歲。《Believe》不僅讓雪儿又重新回到了流行音樂的版圖，记录她世界巡回演唱的HBO演唱会特别节目更入围了十一项艾美奖奖项。
2001年发行的专辑《Living Proof》，累积前作《Believe》重返乐坛巔峰的自信心，專輯延续欧式电子舞曲的超动能，将岁月所堆积的歌艺风华推向另一个颠峰。
雪兒 個人生活
1962年11月，雪兒在洛杉磯的一個咖啡廳遇見了她的未來丈夫Sonny Bono。當時雪兒年僅16歲，而Sonny已經27歲了。當時Sonny正在為一位好萊塢唱片製作人菲爾·斯佩克特工作。很快地他們成為了朋友，後又進一步成為了情侶，之後不久就結婚了。而透過Sonny的幫助，雪兒也開始成為了一位歌手。1975年6月27日，两人离婚。
5天後，雪儿与歐曼兄弟樂團的Gregg Allman闪电结婚，後又於1979年離婚。
而後雪兒与接吻合唱團的貝斯手吉恩·西蒙斯、Les Dudek等人不断的罗曼史，经常出现在八卦和时尚杂志上。
阿尔弗雷德·金赛
阿尔弗雷德·查尔斯·金赛（，1894年6月23日—1956年8月25日），一译金西，是20世纪美国的生物学家、昆蟲學和動物學教授，以及人类性科学研究者。他因自身所出版的《男性性行為》和《女性性行為》——統稱「金賽報告」，還有「金賽量表」而知名。金赛針對於人類的性學研究為性學這一領域奠基。他的研究影響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
金赛早年就讀於哥倫比亞高校，其後在父親壓力下被迫升讀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學習兩年工程學。最後在1914年不顧父親的反對，轉學至緬因州不倫瑞克的鮑登學院並在那主修生物學。兩年後以優等成績完成了生物學和心理學的學習。隨即在哈佛大學的博思研究所繼續他的研究生生活。1919年，他完成了關於五倍子蜂的博士論文，並被哈佛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的學位。
阿尔弗雷德·金赛
金賽在1920年正式獲聘為印第安納大學的動物系助理教授。在1926年時出版了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生物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出版後3年晉升為教授。1938年時成立委員會負責並組織新開設的婚姻課，並把其中的三個講座留給了自己講授。這亦成為了他進行性研究的動機。在經過多年調查後，最終分別於1948年及1953年出版《男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和《女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轟動一時，亦令金賽在1953年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但該研究内容引起了不少爭議。他其後於1947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設立一所性學研究所，該研究所現在被稱為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
金賽是雙性戀者，並在1921年6月娶麥克米倫為妻:23:131。個人興趣包括園藝及鋼琴演奏，初期他會邀請大學同事觀賞他的鋼琴演奏。
阿尔弗雷德·金赛 早期生活和教育
金赛于1894年6月23日出生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11，父母分別為薩拉·安（Sarah Ann）和阿爾弗雷德·贝圭英·金賽（Alfred Seguine Kinsey）:16-17。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母亲只受过很少的教育:17，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學四年級:4；他的父亲則是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的教職人員:3-4。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因此，家中常常无法支付孩子的医疗费用，这直接导致了金赛在身患各種疾病時不能得到足够的医治，如佝偻病、风湿热以及伤寒:15。金赛的健康記錄顯示：他後來因在戶外活動曝露於陽光下而得以好轉（曝露於陽光下的時間不足是佝偻病的常見原因，比起缺乏維生素D這一原因更為常見），他的至少一部分童年住在不衛生的環境下。佝僂病導致了金赛的脊柱彎曲，因而令金賽在1917年美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征兵时沒被征召。
阿尔弗雷德·金赛 早期生活和教育
金赛出生於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5。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5，且都是屬於比較保守的加爾文教派:5。他的父親是当地教会最虔诚的教徒之一。年幼時，金賽大多數社交生活的對象是教會其他成員:27。在父母討論宗教時，金赛經常默默的旁听。他的父亲管教非常之严厉，比如星期天除了與宗教相關的活動外，其他娛樂活動都因為需按教義，不能在該天使用上帝没制造出來的東西:5，以及其他生活上的小細節。
阿尔弗雷德·金赛 早期生活和教育
1904年金赛10歲時，他們一家搬至埃塞克斯郡的南奧蘭治:25；在那段日子，他開始对大自然感兴趣:37，並熱愛閱讀關於自然歷史的書及收集動物標本:37，他还很喜欢野营，曾经与當地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一起出去野营:41。他非常喜欢那里的活动，以至于学生时代结束后，他决定专职为这个组织工作。甚至他的心理学学士论文也与此兴趣有关，但其後在大學的生物學導師鼓勵下放棄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84。金賽於17歲時加入了童子军:42。他的父母对此非常支持，而且自己也加入进来。因为在那个时代，童子军是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成立的。金赛在那里非常勤奋，1913年就拿到了鹰级童军的等级，這使他成為最早的鹰级童军之一。他早期的疾病使他的心脏受到了一些损害，不过金赛在他的大部分早期生活中，进行了大量的徒步活动，如在背上行囊的情況下步行10-20英里去考察植物和昆蟲:8。
阿尔弗雷德·金赛 早期生活和教育
在他的中学时代，金赛是一个沉默并且非常用功的学生。當他在哥倫比亞高校上學時，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學業和学习钢琴上:8:31。他曾经考虑去做钢琴家:32，但是他最終漸漸放棄了成為職業音樂家的願望:32，决定去进行科学研究。金賽能花大量的時間於學習上的能力是其一大特點，这一特点使他在學院及他的職業生涯上表現出較为出色的表現：金赛高一時每科成績都超過90分；高二時亦因成績優異而成為唯一獲取書卷獎的學生:29。金赛虽然在中学时期没有很多的社会交流:39，但是他在学业上的能力使他获得了尊敬。也是在那里，他开始对生物学感兴趣:29。金赛认为，他的中学生物教师娜坦莉·若絲（Natalie Roeth）对他决定成为一个科学家以及日後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影响:9。在哥伦比亚中学毕业后，金赛向父亲提出去大学学习植物学专业。他的父亲没有同意，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強迫下:12，只申請了史蒂文思理工学院，並於1912年入讀該校技術學院学习工程学:12:65。金赛因不喜工程學，故在那学习成績不是很好:12:65-66，且明白工程學非其專長領域:12。後來他轉學至緬因州不倫瑞克的鲍登学院，並在那主修生物學。
阿尔弗雷德·金赛 早期生活和教育
1914年，金赛进入了鮑登學院並選讀生物:73，在那里他在曼頓·科普蘭（Manton Copeland）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昆虫的研究，並被校內八個兄弟會之一的澤塔賽兄弟會所取錄:81，他在大學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澤塔賽兄弟會的活動場地——澤塔賽屋。两年后，金赛被选为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并且以优等成绩完成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学习。從鮑登學院開始，他的父親便沒再出席金赛的畢業典禮，可能是由於他反對他兒子的職業選擇和研究的跡象。其後他在哈佛大学的博思研究所继续他的研究生生活:17:92-93，这是一个拥有美国最重要的生物学研究项目的学院。在那里，他师从在昆虫学方面有着重要成就的科学家——威廉·莫頓·惠勒，继续进行生物学的研究:17-18。惠勒對金賽的影響很大，日後金賽在教授他的研究生時仍會引述惠勒的話，在其著作中仍大量地引用惠勒的資料:97。
金赛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五倍子蜂的，且共有250頁:19:106，他以极大的狂热开始进行五倍子蜂的标本采集工作。金赛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开展了26次的详细测查，收集了上百万隻五倍子蜂个体的样本。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科学界有着很重要的贡献。1919年，他被哈佛大学授予自然科學博士的學位:107，并且在1920年，由设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的赞助下，出版了几篇论文，将五倍子蜂介绍给整个科学界，详述了它的进化史。在金賽去世後兩年，他的妻子把金賽一生所收集的750萬昆蟲樣本都送給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其中五倍子蜂的樣本便佔了約150萬:37。
阿尔弗雷德·金赛 教師生涯
金賽在1920年5月到了布魯明頓的印弟安納大學面試，在當時的印弟安納大學研究所教務長兼動物系主任卡爾·艾根曼（Carl H.Eigenmann）的大力推薦下，金賽在同年8月1日正式獲聘為該大學的動物系助理教授:112-113，獲聘後亦因自身堅持己見的特點跟同事發生不少衝突，如批評他的同事兼淡水生物學家威爾·史考特的教學，還在學務會議中建議撤換他:142。
金賽相信親身觀察自然會给到學生從課本上看不到的東西，故每學期都親自帶領修續普通生物學的學生進行1-2次的長途田野考察:149。金賽亦常跟學生進行即席問答及要學生為自己的答案辯解:152，在期末考時还故意拿出錯誤的文章以證明箱子內的五倍子蜂只有兩種（實際為三種），測試學生能否堅持己見:152。
阿尔弗雷德·金赛 教師生涯
金赛在1926年10月曾出版了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生物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該書贊同演化論並於入门级别統合之前分立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兩領域。 ，他亦在1929年晉升為教授。金賽還在1943年和梅里特·林登·弗纳尔德共同出版《美國東北部的食用野生植物》（Edible Wild Plan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在1919-1920年，該書的原稿就在編寫中，當時金賽還是一個在博思学院進行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梅里特則正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
阿尔弗雷德·金赛 教師生涯
在1938年，印弟安納大學的新任校長威爾斯把由女學會代表提出的要求開設婚姻課的申請呈交董事會，經投票後該申請獲得通過。威爾斯其後寫信予金賽，充許金賽成立委員會負責並組織該課程:260-261:40。婚姻課的內容涵蓋了生物、心理、經濟、社會等各層面:40。金賽把其中的三個講座留給了自己講授，佔全部課程的四分之一:40，包括「社會的生物學基礎」:262:40、「生殖解剖與生理」:264:40以及「個體變異」:266:40。「社會的生物學基礎」這一課中，金賽先討論人类以外的物種的性行為，並以此質疑宗教及社會對個人的約束，認為「社會對个人的約束已經過分到危及社會自身基礎的地步。」，接着批評維多利亞道德對性的忽略，令大多數新婚夫婦性知識薄弱:263。他還在講課時指出「我在這裏給各位所上的生物学知識，在一个無禁忌的社会裏，12岁的小孩就應知道了」:263；第二堂講課「生殖解剖與生理」中，金賽把射精分为六个階段：刺激、潤滑、勃起、更加敏感、高潮、紓解，並以此講授予學生，再加以真實的性器官特寫圖片作輔助說明:264；在最後的講課「個體變異」中，金賽利用了「常態分佈曲線」去說明男女性器官的个体差異，以及指出因為幾乎所有性倒錯很少有礙別人，故以生物學角度來看，不能把其稱為異常:266-267。選修婚姻課的學生其後成為了金賽報告的第一批研究對象:40。
當時的學生對婚姻課反應普遍不錯，以至有學生認為「這是我上過最棒的課。」:43、「這是數十年學校裏最大的事件」:271、「這是學校的課程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門課」:43，甚至他們凡後在性方面出現問題，都因婚姻課上金賽的表現，而找其幫忙解決:46。但金賽的教授方式亦遭上保守勢力的反對，當時在布魯明頓的牧師們認為金賽毫無保留地教授學生性知識等同教唆青年犯罪，故紛紛聯署要求停辦課程:46；印第安納大學医学院的細菌学教授索曼·賴斯則認為金賽在課中所使用的幻灯片具有很大的挑逗性，令学生在性方面放纵自己:47。
在各方压力下，威爾斯在1940年要金賽在講課與性史搜集中只能選擇其中一個，金賽於是在1940年9月寫信给他，說自己放棄了婚姻課的教學:48:331-332。
阿尔弗雷德·金赛 性學研究
金賽以前在父亲對性的禁錮之下受到他日後認為不必要的折磨:32-33，以及在前人的研究影響之下:34-35，對性行為研究產生興趣。並以婚姻課作契機，正式开展了對人类的性行為研究:36-37：在婚姻課前來咨詢的學生中，金賽常因缺乏关於性方面的統計資料而缺乏把握去給他們所問的問題作一個讓人滿意的回答:37:278。
金賽在1938年7月獲得最早的性史記錄，到了秋季班时已蒐集了62份記錄，基本都是从修讀婚姻課的学生中得來:280。後把範圍扩大至所有修讀婚姻課的学生，要求他們都填寫一份問及个人性史的問卷:282:40，再扩大至自己所教授過舊生和好友:282。在过程中他發現訪談更能引出实情、更有助建立互信关係、更具互動性以及更能保障私隱，故此蒐集形式从問卷轉至訪談:283:50-52。
阿尔弗雷德·金赛 性學研究
金賽其後發展出一套記錄系統，其核心是一系列的符碼，它「在一位經驗豐富的密碼學者的幫助下」而誔生:290，當中包括「數字、字母，以及在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科學常用的符號，還有自行發展出來的記号」，令受訪者的性史記錄完全保密:290。同時發展出一套訪談技巧，如從眼神和姿勢中得知受訪者是否說謊；一旦怀疑受訪者在說謊时便会停止訪談並嚴加斥責；並以身體語言來傳達對受訪者的認同:291-292。
1939年下半年，金賽先後來回芝加哥達六次:55，经由「中間人」去訪問当地的同性戀圈子:297；金賽亦接到了不少來自同性戀圈子的求援，但他對一些問題亦表示無力解決，如当中有人被捕时，他只能寫一封慰問信及寄予他一些錢:307。金賽在12月时已蒐集了總共590个个案:312。其後亦訪問了妓女、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員工等人的性史:55。
阿尔弗雷德·金赛 性學研究
1940年時，金賽以他的職薪、他所編寫的高中課本及手冊的版稅去支付他的研究費用，內容包括汽油、食宿等外出开支，以及要求妓女和年輕人進行訪談時給對方的一兩塊錢謝費:337。1940年12月，他已蒐集了1700个个案，以及正式向性問題研究委員會提出经費申請:344。該申請於1941年7月獲得通過，批准委員會發給金賽一個年度1600美元以用於研究:348-349:57，威爾斯亦在1941-1942学年给予金賽1200美元:349。他其後以这筆錢聘請克萊德·馬丁回來協助自己的性研究:316-317:57，馬丁亦是印弟安納大學的學生兼金賽的花園的園丁:57:316，及後雇用格連·瑞姆塞:383。1942年时，金賽向委員會申請加大经費至7500美元:349:57，於同年4月獲得通過:351，在申請中他提到了自己總獲得的个案已達2800件:349，並已把所有記錄以机器處理:350。1946年4月，金賽獲得洛克斐勒基金会为期3年共12萬美元的資助:371，其後基金会維持對金賽每年4萬美元的資助直到1954年:57。1946年結束前，金賽再聘請了接受幾個月訪談訓練的人类學博士保羅·加布海特協助研究:399-403。
阿尔弗雷德·金赛 性學研究
1947年，印第安納大學的董事之一喬治·漢利與校務長共同擬定法人組織章程，創立「性學研究所」，令金賽可以在那取得研究材料及研究个案史等:374-375。
金赛於1945年开始編寫男性卷，但在起始不久后便病倒了，金賽把自己的病歸因於身體的疲勞；金賽在編寫男性卷时会先分析自己的數據，後再回顧二次文獻，一旦文獻不符自己的數據时便會棄用，他亦很少接受員工的批評——整個編寫过程耗費兩年:417。
男性卷總共有173幅圖及162个圖表:418。他的研究被視為為性學家及大眾鋪平了更深入地探索性的道路，以及解放女性的性活動。例如金賽的研究质疑了「女性一般没性欲」以及「陰道高潮多於陰蒂高潮」这些概念。在这项工作中，他制定出了一套被称为金赛量度的体系来判断被测试者的性取向。这套体系的打分从0到6，0代表完全的异性恋，而6是完全的同性恋。後來又加上了象徵無性戀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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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寫的《男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於1948年出版，《女性性行為》緊隨其後，于1953年出版。金赛的书立刻登上了图书销售的榜首，并且使他迅速成名。同时，他的书的销量经久不衰。关于他的文章出现在《时代》、《生活》等杂志。金赛的报告直接导致了一场辩论的风暴，并且普遍被认为是1960年代性解放的导火索。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Herman B. Wells为金赛的研究进行了辩护，这也引发了一场有名的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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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賽的研究超出了理論和訪談的範圍，包括對性活動的觀察和參與，有時還連同事也要參與其中。金賽認為這些有關性的實驗是合理且是必要的，以令他的研究有足夠可信度。並鼓勵他的員工參與，最終他的員工从事了廣泛的性活動，目的是要研究他們感到舒服至何种程度。他認為，這將有助於他在訪談中了解被訪談者的反應。作為研究的一環，金賽亦對性行為進行拍攝，包括在他家的閣樓的同事所進行的。傳記作家喬納森·盖索恩 - 哈代解釋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證影片的保密性，若此事街知巷聞，便會構成一單醜聞。《阿爾弗雷德·C·金賽：公眾/私人生活》（Alfred C. Kinsey: A Public/Private Life）的作者詹姆斯·H·瓊斯（James H. Jones）和英國精神病學家西奧多·達爾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等人推測，金賽是是受到他的性需求所躯使，才對性行為進行拍攝。
一些在金賽報告的數據在科學界和精神病學界引起爭議，因金賽決定採訪的志願者可能在一般人口中沒有代表性。
金賽亦收集來自世界各地有關性的物品。當美國海關繳獲了一些遞給金賽的色情電影時，令他得到了海關方面的注意。在他去世前，這件事在法庭上得以解決。金賽還在《男性性行為》寫中利用數據記錄了前青春期的高潮。這些資訊來自對超過300名2個月至15歲大的孩子性高潮時的觀察。據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的說法，資料來自成人的童年記憶，和家長或老師的觀察。金賽指出他自己還採訪了與兒童有過性經歷的九名男子，九名男子都告訴了金賽孩子的性反應和行動。當时很少人注意到金賽研究的这一部分，但過了40年後，金賽从哪獲得这些資料變成了一項問題。據後來透露，金賽從單一戀童者手上獲得數據，並以它作為各種參考來源。金賽为了讓受訪者「在這項禁忌的項目如實作答」，金賽了解並確保了他們的保密性和匿名性。金賽研究所寫道，在表31-34關於兒童的數據是從一個男人的日記得來，而有關的記錄亦开始得早於金賽報告。
瓊斯寫道，金賽的性活動影響了他的研究工作：訪問了過多的囚犯和妓女，把一些單身的人歸類為「已婚」，並指出他所訪問的男同性戀人數不與大眾人口成比例，这可能令他的研究失去真實性。雖然他的研究一直被批評忽略了非裔美國人的取樣，但他的男性性行為多次提到受訪者中包括美國黑人。歷史學家韋恩·布洛寫道，數據後來被重新詮釋，剔除了囚犯和從完全的同性戀樣本中得來的數據，令它不會出現已被扭曲的數據。金賽可能訪問了過多的同性戀者，但布洛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同性性行為被污名化和需要詳細了解。金賽在1946年至1956年的同事保羅·格布哈特，他亦是第二任金賽研究所的主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時，保羅試圖證明金賽的工作，移除一些被指偏頗同性戀的嫌犯數據。之後他重新計算金賽博士的研究結果，並發現原來和更新的數字之間只有細微的差別。
阿尔弗雷德·金赛 私人生活
金赛在1921年6月娶麦克米倫为妻:23:131，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是1920年4月，金賽到印第安納大學面試的時候:24；其後於1921年的情人節訂婚:126。金赛的父親就如金赛的大學畢業典禮一樣，不出席他們的婚禮。他们有四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唐納德——在1927年死于1型糖尿病的并发症，当时他仅仅不到五岁，只有3歲9個月:189。安（Anne）1924年出生，乔安1925年出生，1928年，他们有了第四个孩子布鲁斯:188。
金赛是双性恋者。在金賽年輕时，他會以物品插進尿道的方式來懲罰自己對同性有感覺。他和她的妻子都容許對方與他人發生性行為。金赛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性行為，包括他的學生克萊德·馬丁。
金賽的房子是由他親自設計:196，建於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醋山附近的第一街1320號。在那，他可以發揮對園藝的濃厚興趣。: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