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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格倫實驗
米爾格倫實驗（英語：），又稱權力服從研究（）是一個針對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學實驗。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變態心理學期刊》裡所發表的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服從權威：實驗觀點》裡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其理论基础是人类倾向于服从那些在他们之上有权威的人，即便在服从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行为。
實驗開始於1961年7月，也就是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處死刑前一年。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米爾格倫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类的服从倾向（the human tendency to obey）是如此根深蒂固和强大，以至于它抹灭了一个人如何表现出道德、伦理甚至同情行为的能力。
米爾格倫實驗 實驗方法
實驗小組在報紙紐黑文記事報上刊登廣告並寄出許多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持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实验的真正目的无法向参与者透露，因为这会完全改变他们的行为。因此，实验人员给每个参与者都编了一个故事。實驗小組告訴參與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告訴參與者他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参与者从一只帽子里抽出几张纸来决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抽签被操纵了，所以真正的参与者总是成为老师，帮凶（the accomplice）总是学生。“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著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在其中一個版本的實驗，“學生”明確告知參與者，他患有心臟疾病。報酬在實驗前就先發放，並表示就算受試者中途退出實驗也不需退還報酬。
米爾格倫實驗 實驗方法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1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 （Shock generator），且上面标有30个拨动开关，电压等级从15伏开始，每隔15伏递增一次，最高可达450伏。研究人员可以命令一名参与者使用这台机器对另一名参与者施加电压逐级递增的电击。“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唸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研究人员发现，权威人物与被试者的物理距离也会影响被试者的服从性。离实验者越近，服从性越高。有一次，实验者离开房间，通过电话向被试者下达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服从率仅为21%。
米爾格倫實驗 實驗方法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的受電擊。在隔壁房間裡，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覆他：
如果經過四次回覆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壓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
米爾格倫實驗 結果
米爾格倫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製了紀錄片《服從》。他接著與Harry From製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預測了實驗結果，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倫的第一次實驗中，62.5%（40人中超過27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14个人违抗命令，在达到最高电压之前中断了实验。服从程度最高的时候（93% 的人施加了最高电压）是在学生在另一个房间，看不见或听不见的情况下。然而，当学生与老师在同一房间，而老师需要强迫学生把手放在电击板上时，服从率降至 30%。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倫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米爾格倫實驗 結果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縣分校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倫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得出了整合分析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於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菲利普·津巴多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1974年）裡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研究和解釋這種現象。
米爾格倫實驗 結果
另外，米爾格倫還做了個性測驗。測驗顯示，服從實驗者命令、不斷增強對「學習者」施加電擊的被試，個性有更多如下特徵：世俗主義、重視社會壓力及個人行爲的社會價值；毫不懷疑地接受權威的命令，並對違反社會習俗和社會價值的人不屑一顧；多數不敢流露出真實的感受，思想個性竝不明顯；喜歡跟着權威行事，害怕偏離社會準則。
米爾格倫實驗 對實驗的倫理和意义质疑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於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說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儘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現在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倫則辯護道，之後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的參與者做了事後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後還向米爾格倫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倫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後（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倫聯繫，表示為何他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米爾格倫實驗 對實驗的倫理和意义质疑
“在1964年參與實驗時，雖然我相信自己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甚麼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並順從地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徵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准，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徵召的夥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
不過，實驗的經驗並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米爾格倫實驗 對實驗的倫理和意义质疑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於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於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猶太當今雜誌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倫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裡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
關於研究和實驗的理論，〈研究人類行為，需要多少監管？〉一文討論到「社會科學實驗是否真的於人無害」，提到「1960 年代心理學界著名的『米爾格倫實驗』，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米爾格倫以『學習實驗』為名，受驗者在研究員指示下，誤以為會放出強大電流使另一『演員』遭電擊。」而2017年1月，美國修訂了豁免了監督涉及「良性行為干預」的研究亦值得討論。
米爾格倫實驗 解释
近年来，对米爾格倫实验应该如何解释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米爾格倫實驗 實驗複製和變體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其《在服从权威：实验观点》書中，描述了他的实验的 19 种变体，其中一些以前没有被报道过。這些变体包括：
2010年法國紀錄片節目「死亡遊戲」重做這個實驗。召募了80名自願者，其中只有16人在遊戲中途退出。其中一名沒有退出的參賽者，事後受訪時說，即使她知道爺爺是猶太人，曾經受到納粹迫害，她還是聽從虐待命令。
根據〈重做「米爾格倫實驗」：人們總是服從權威〉記載，2015年左右，波蘭SWPS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的社會心理學家重覆再做了一次「米爾格倫實驗」，並將結果刊登在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期刊上。「波蘭版本的『米爾格倫實驗』結果顯示，聽從命令、被慫恿下按下電擊按鈕的參與者數目與真正的『米爾格倫實驗』一樣多，90% 參與者願意按下最高伏特的按鈕。值得留意，如果參與者得悉被電擊的是女性，他們會更不願意按下電擊。」是次波蘭版實驗的意義在於「科學家強調，『米爾格倫實驗』在此之前從未在中歐做過，中歐的歷史背景使『對權威服從』之議題和實驗結果更有意義。」
米爾格倫實驗 實驗複製和變體
根據〈盲從「權威」，是大腦的錯？〉引述，「社會神經科學科學家Emilie A Caspar，以 1960 年代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發表的「米爾格倫實驗」 為藍本，要求參與者在是次實驗中，互相電擊對方。他們二人為一組，輪流負責施刑及受刑的角色，Caspar 則僅從旁觀察，並不干預過程。每位施刑者共有 60 次機會，自由選擇是否向對方施以小懲，換取小額金錢獎勵......Caspar 其後從腦電圖（EEG）掃描發現，若給予自由選擇，施刑者的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會有較大波動。一旦 Caspar 下達指令，波動則顯得較少。研究指出，這是由於大腦處理受刑者反應的能力下降，顯示大多數參與者的責任感均告減退。」研究人員 Caspar 的結論是：「我測試了超過 450 名參與者，目前為止只有 3 人拒絕遵守命令。」
彬州市
彬州市，旧称邠（）县、彬县，位于中国陕西省西部、泾河中游，是咸阳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渭北塬，南距咸阳120公里，北距甘肃平凉160公里，是连接秦陇的咽喉要道。区域总面积为12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30.02万人。素有“丝路明珠”、“山水豳风”之美誉。
彬州市 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此地属豳国。秦置漆县，属内史。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初设新平郡，辖漆县、鹑觚县等；自此，这里一直有州、县两级政权设置。隋朝，新平郡一度被撤，改设“新平县”，后又恢复郡制。唐时，改新平郡为豳州，初辖新平、三水、永寿、宜禄4县；开元十三年（725年），改“豳州”为“邠州”，并沿袭至清末。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裁州设县，称邠县。
国共内战中期，邠县地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的南部边沿地带。1935年8月，成立正栒邠革命委员会，领导甘肃正宁县，陕西栒邑县和邠县的永乐、曹家店地区的革命斗争；1936年1月，正栒邠革命委员会易名新正县苏维埃政府。1947年10月，邠县县政府成立，隶属关中分区；1949年5月，边区政府设“邠县分区”，辖邠县、栒邑、永寿、长武、醴泉、乾县、麟游7县；7月24日，中共接管邠县全境政权。
彬州市 历史沿革
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1950年5月，撤销“邠县分区”，邠县隶属宝鸡专区；1956年，改为省辖县；1958年，实行大县建制时，长武、栒邑并入邠县，直属省政府；1961年8月，撤销大县建制，恢复原邠县，改属咸阳地区行政公署。1964年，因用字生僻難認而改称彬县。1983年4月，咸阳地区改为省辖咸阳市，彬县成为咸阳市属县。201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彬县，设立县级彬州市，由陕西省直辖，咸阳市代管。。
彬州市 行政区划
彬州市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
城关街道、​豳风街道、​北极镇、​新民镇、​龙高镇、​永乐镇、​义门镇、​水口镇、​韩家镇和​太峪镇。
彬州市 人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彬州市主要数据情况如下：全市常住人口为30022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3256人相比，十年共减少23030人,年均增长率为-0.74% 。
彬州市 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彬县被定位为三级城市，属咸阳市的“次区域中心城市”。
2020年，彬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216亿元。
2020年，彬州市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劉濬
劉濬（429年—453年6月16日），字休明，小名虎頭。宋文帝劉義隆次子，潘淑妃所生。據說在他出生前夕，有鵩鳥在屋頂鳴叫，讓聽見的人都感到厭惡。因為潘淑妃寵冠六宮，再加上劉濬長相非常俊美、愛好文學，劉義隆對這個兒子也格外注重。皇后袁齊媯因為嫉妒潘淑妃，怨恨而死，使其子劉劭對潘淑妃母子也沒有好感。於是劉濬設法奉承，與之交好，最後兄弟反而由冤家成為死黨。
劉濬
刘濬封始兴王。劉義隆對孩子們溺愛有加，劉濬与異母妹妹海鹽公主通姦，事發之後劉義隆并不怪罪他們，劉義隆反而認為是海鹽公主的母親蔣美人攛掇了自己一雙兒女鬧出醜事，所以殺了蔣美人頂罪，而潘淑妃更是惱火，認為是海鹽公主母女倆帶壞了自己的兒子，自此之後海鹽公主在宮中的日子就十分不好過了。劉劭與劉濬聯手劉劭的胞姐東陽公主劉英娥，以巫蠱方式要致劉義隆於死，事跡敗露，劉義隆并不懲罰，反而很感慨的對潘淑妃說：「太子貪圖富貴，還有道理。但是虎頭也這樣，我怎麼想也想不透。你們母子倆，怎能一天沒有我？」劉濬後來將女巫嚴道育接回家藏匿，也被揭發，使劉義隆又是難過又是生氣，揚言要處置劉劭與劉濬兄弟，廢劉劭的太子之位以及賜死劉濬。潘淑妃為此哭著要劉濬不如先殺了她，免得看到他大難臨頭，劉濬卻對母親的態度，感到不以為然。後來，他向劉劭透露劉義隆廢太子的意圖，兄弟遂發動政變，弒劉義隆。劉劭又派兵殺潘淑妃，並告訴劉濬說潘淑妃死於亂軍之手，劉濬竟說：「這是下情所願，死何足惜。」
劉劭稱帝不久，即被弟弟劉駿所討。刘濬奉刘劭命杀了江夏王劉義恭诸子。刘劭败亡，劉濬在往南逃亡的途中，遇到刘义恭。劉濬問道：「南中郎（劉駿）現在在做什麼？」劉義恭回答：「四海沒有統治者，經過百官的請求，皇上已經順應群心，君臨萬國了。」劉濬又問：「虎頭是不是來得太晚了？」劉義恭說：「當然太晚了。」劉濬再問：「我能免於一死嗎？」劉義恭說：「你可以自己到行宮去請罪。」劉濬問：「不知能不能賜我一官半職，讓我效力？」劉義恭說：「這我可不敢說。」於是，劉義恭帶著劉濬一道同行，就在半途將他斬首。
劉劭與劉濬被殺後，劉劭的四個兒子與劉濬的三個兒子也一起被梟首示眾，曝屍於市。至於他們家的女眷，包括妻妾女兒，皆在獄中賜死。只有劉濬的妻子褚氏，因為其父褚湛之與兄褚淵投降劉駿，因此劉濬與她離婚，故倖免於難。後來將劉劭與劉濬的屍體投入江水，其他同謀者皆伏誅。
《宋书》将刘濬和刘劭合传为《二凶传》。
劉濬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宋書/卷99》，出自沈约《宋书》
馬自達Lantis
馬自達Lantis（日語：）是1990年代由日本馬自達汽車公司生產發售的緊湊型轎車，區分成五門掀背車與四門轎車等車型。
馬自達Lantis 概要
繼馬自達323 Astina在歐洲地區一砲而紅之後，馬自達推出這部後繼車款。香港版車名維持馬自達323 Astina，歐洲版也繼續叫作馬自達323F，不過日本地區則改稱馬自達Lantis（（日語）マツダ・ランティス）。此外，在拉丁美洲也見得到其蹤跡，比如在智利叫馬自達Artis，在哥倫比亞叫馬自達Allegro HB（hatchback縮寫成「HB」，掀背車之意）。車名「Lantis」之語源來自拉丁文的「latens curtis」，意思是「秘密之城」，代表這款車深不可測。
馬自達Lantis 歷史
1993年9月正式在日本發售，共分成五門掀背車（但原廠以奇怪的「4-door coupé」稱呼）、三門掀背車和四門轎車三種型式，底盤平台為和Eunos 500相同的CB平台。動力來源為1.8L直列四缸BP型引擎、2.0L V型六缸KF型引擎兩種。2.0L的引擎雖然與Cronos屬於同一顆，但重新調校過進、排氣行程後，馬力提升10ps達到170ps。當時日本《Car Graphic汽車雜誌》替2.0L自然進氣引擎版的Lantis測試0至400公尺加速，只耗費16.0秒，創下該雜誌創刊以來同類引擎的最佳紀錄。
不過由於其獨特的車身外型設計，加上馬自達推行多品牌策略失敗而導致品牌形象不佳，在日本國內只維持至1997年8月就被迫停產，該地區總計出售了43,300部左右。但是其他國家地區仍繼續銷售，譬如歐洲和香港。在香港推出了1.5L直列四缸Z5-DE型和1.8L直列四缸BP-ZE型兩種引擎版本，前者由福特所供應。
液態核磁共振量子電腦
液態核磁共振量子電腦（Liquid-stat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quantum computer, liquid NMR QC）是利用液態之核磁共振（NMR）技術實現量子計算機 (量子電腦)的一項方案，為當前較為成功的量子電腦物理系統之一。
其屬於系綜量子電腦（ensemble quantum computer）類別，在一些學派的觀念底下，因為不是對單一量子位元進行操控，而不認為是真正的量子電腦。
目前液態核磁共振量子電腦主要是採用自旋1/2的核子，例如質子（氫核）、碳13核、氟19核等，主要考量是僅為磁偶極而弛緩時間或量子脫散時間較長，仍夠保持量子資訊的量子態較久。這些核的原子為有機分子中的成分原子，彼此透過化學鍵間的J耦合（純量耦合）互相影響；J耦合亦是此類量子電腦中進行量子計算中受控反閘（controlled NOT gate, C-NOT）的來源機制。
液態核磁共振量子電腦
目前較成熟的系統可達到7個量子位元的操作，而10個以上的量子位元，據稱即將可以商業性購得。艾薩克·莊群組在2001年《自然》雜誌的論文利用了7個量子位元的液態磁振量子電腦進行了秀爾演算法，對15做因式分解為3和5的示範，為一代表作。然而實際上並非真正達成，而是透過一些技巧性的方式簡化問題來做出展示。
陶德曼调停
陶德曼调停指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陶德曼为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曾于中日双方领导人，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之间进行调解。由於中日立場歧異，加上戰局轉變，調停未能成功。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部的和战抉择颇为曲折，时有反复，国民政府曾一度打算接受陶德曼调停。至1938年1月13日，陶德曼转达日本政府要求：中国须于1月15日前作出答复。但中国政府未明确接受或拒绝。1938年1月14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中，仍未有确切结论，唯有汪精卫等人主和，蒋介石未出席。 1月16日, 蒋介石明确指示外交当局“对德大使明言, 如倭再提苛刻原则, 则拒绝其转达。”
陶德曼调停
同日，由于国民政府未接受日方条件, 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协助 建设复兴的中国。”通过这一声明，日本政府主动结束了陶德曼的调停尝试。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 驳斥日本对华政策, 并且声明: “( 一) 中国政府虽始终极愿和平解决中日冲突, 但不能接受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条件。( 二) 一切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之傀儡组织, 当然无效。”
陶德曼调停 背景
1928年11月，德国上校马克斯·鲍尔携带一个由26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抵达中国，开启了国民政府聘请德国军事顾问的先河。直至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活动持续了十年之久，期间有5位德军将领曾担任军事总顾问。尽管德国政府对外声明这些顾问的活动是私人性质，与政府无关，但无德国政府的默许，这样的中德军事合作难以实现。德国顾问成为了其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德国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德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德国军事顾问团也扩大到了43人。这一时期，德国对中国和日本采取了所谓的“等距离外交”政策，但随着1935年德国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提升至大使级，中德之间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紧密程度。
陶德曼调停 背景
1935年3月7日，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前往德国外交部询问关于德日秘密谈判的传闻，这些传闻让国民政府感到不安，同时影响了德国顾问在中国的地位和声誉。尽管国民政府对德日秘密交涉表示了担忧，但仍对德国顾问表示了充分的信任。1936年11月，德国计划向中国派遣现役军官，并按照德国模式在中国建立国防经济参谋部。然而，这个计划因为德日签订的防共协定而被阻止。得知防共协定签订后，程天放询问德国政府如何处理可能由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提供中国军事情报的情况。德国国防部长柏龍白表示，德国政府会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因为情报交换仅限于共产党活动，不涉及第三国国防或内政事务。蒋介石对德国国防部的回应表示满意。
陶德曼调停 背景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开始质疑德国军事顾问在华的角色，认为他们是中国军队能够抵抗日本的关键因素。尽管德国顾问受限于德国法律和政府命令，不得参与前线作战，日军轰炸在上海的同济大学，以表示对德国允许其军事顾问在华服务的报复。1935年，德国加强了与日本的关系，希特勒的外交问题特别顾问里宾特洛甫与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经常会面，讨论签订防共协定的细节。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在东亚的政策立场引起内部不同声音。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对于与日本的合作感到欣喜，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则表现出担忧。陶德曼指出，德国的东亚政策一直在德中和德日政策之间摇摆，缺乏一致性，这种立场的不确定性既可能亲近中国，也可能倾向于日本，但无论倾向哪一方，都可能引起另一方的不满。他指出当前的困境在于，德国一方面寻求与日本的友谊，另一方面也在支持日本的对手中国，这种矛盾的策略让德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面临难题。
陶德曼调停 背景
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内，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7月26日，陶德曼对蒋介石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蒋介石指出，中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在中苏关系上发生转变，以此来要挟德国出面调停。
这一谈话传回柏林后，德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苏联插手的问题。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影响，德国的对日态度逐渐变得生硬。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本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但是日军在淞沪战役中直接面对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即德械师和德训师，因此在战事中失利，迟迟不能攻占南京。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德国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能只是华北的局部冲突，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在对日立场上有所改变，在新闻报导中对日本采取偏袒态度。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派势力。
陶德曼调停 各方立场
8月23日，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向德国外交部提出调整远东政策的请求，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和战场的扩大，德国难以继续保持中立，尤其是随着战火向华北扩散，德国顾问难免会被牵涉进来。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损失的加剧，日本可能会相信外界关于德国顾问直接参与淞沪战役的谣传，并将德国视为替罪羊，认为德国的中立立场对日本不利。其次，为避免德日之间的冲突，德国政府召回在南京的顾问可能是最安全的策略，但这一行动势必会影响德中关系。狄克逊与德国驻华武官奥托一致建议，通过严格的条文限制德国军事顾问在华的活动，同时采取适当措施以安抚日本。第三，考虑到难以保持中立，德国可以考虑介入调停，但前提是中国必须首先向日本做出让步。德国在华顾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劝告蒋介石停止战争以避免全中国陷入血战，另一任务是协助调停行动。9月9日，经过与德国国防部的磋商后，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德国没有向任何国家派遣过军事顾问团，只是有些国家聘请了少数私人军事顾问。然而，这一声明并未使日本满意。
陶德曼调停 各方立场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这一要求引起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强烈不满。德国一旦调整其东亚政策，就将在中国失去许多重要的经济利益，而日本方面却不能保证德国在华贸易的优势。在这样的考虑下，戈林又改变了立场，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
1937年9月以后，中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短期的冲突，而必将成为一场长期的、耗费巨大的战争。经过多次反复，德国在中日战争的立场问题上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保守派势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和战略原料。因此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此时日本也出台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结束事变，恢复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
陶德曼调停 各方立场
关于在陶德曼调停中德国的立场，并非如德外交部给德驻华大使馆电（文件第510）所要求那样，让陶德曼在调停时候做到“至少就目前而说，我们并不想超出一个递信员的地位。”实际上，在调停中德国是倾向日方的，尽力推动中方接受日方的条件。
陶德曼调停 各方立场
11月3日，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文件第514号）：“我们现在似可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请考虑可否令军事顾问们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11月8号，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文件第520号）：“我认为只要可行的话，就必须使用他们（德国军事顾问）向委员长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中国的后果，以促使他考虑和平。”11月9日，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文件第521号）：“应我的请求，福根霍逊向蒋介石、他的妻子、财政部长孔祥熙和白崇禧将军指出战局的严重。他要孔祥熙注意，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1月26日，陶德曼主动向孔祥熙表示，德国愿意继续负责调停中日冲突。此后，他又接连拜访了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大肆游说中国官员。陶德曼一再声称：“日本人的条件并不苛刻，伟大元首希特勒也希望中国考虑同日本议和。”11月29日，蒋介石雇用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利用其特殊身份，对孔祥熙说：“从军事角度看，妥协总比无限制地拖延战争好。”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谈话：“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显然，德国是在设法利用中国在战场上的困境，并通过德国的军事顾问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让中国接受日本的条件。
对于日本议和条件的逐步加码，德国却给予了理解。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文件第536号）对日方加码的条件解释道：“我以为，从最近这几日〔日本〕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中国的严重失败——如我在12月3日第3号电报第八段中所说的——看来，日本对它提出的要点加以一定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日本所提的条件如此过分会招致对日本不利的时候，德国却避而不谈。德国认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日本应该想到将来，她会招致她自己的败亡。”陶德曼将广田弘毅的声明通知了孔祥熙，孔祥熙问陶德曼日本的要求在德国引起了什么反应？陶德曼却并没有将德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孔祥熙，而是向孔祥熙解释这些条件的来历，并且告诉他，“日本的极端分子们批评这些条件，认为太温和了。”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1937年10月底，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停战条件的底线。川越表示，日方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华北自治。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达了日本随时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的意向。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广田提出了四个条件：
10月22日，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特使马奈木敬信，商讨了一般原则。10月30日，陶德曼奉命拜会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陈介，劝告中国政府与日本讲和，并表示德国愿意居间调停，并将谈话内容向柏林做了汇报。他说：“九国公约国会议不会产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果，而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乃是大错特错，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这个政策。”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弘毅，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已占优势而重新提出了日方议和的七项条件：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假如和约立即缔结，则华北的全部行政都交给南京政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假如现在不能缔结和约，因此有必要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他们将……行政继续至以后和约缔结的时候；
三、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
四、停止反日政策仅指履行1935年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修改学校教科书等）；
五、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七、尊重外侨权利。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11月5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表示：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陶德曼对蒋答复非常不满。与此同时，希特勒还通过德国顾问福根霍孙，用蒋的话反对来威胁蒋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共产党一定会取国民党的政权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拒绝，主要是他还寄希望于为日本侵华而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制裁日本的措施，同时，上海战事胜负没有明朗化。
11月12日占领上海。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1月24日，九国公约会议草草结束，仅仅通过了一项空洞无物的决议：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政策。中国代表提出对日实行经济制裁的要求，也被大会否决。日本大大减轻了外交压力，认为这是中日单独媾和的机会。11月25日，广田弘毅再次向狄克逊表示希望德国出面调停，虽然日本在华取得节节胜利，但基本和谈条件并没有升级，希望德国把这一打算转达给中国政府。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汉口会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转达了日方意见。29日，蒋介石请陶德曼来京面谈调停事宜。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11月26日，南京保卫战开始。28日，陶德曼在汉口拜访了孔祥熙，转达了广田的通知。次日，他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举行会谈，加紧对国民政府进行调停活动。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12月2日，外交次长徐谟陪陶德曼乘船返回南京。在会见陶德曼前，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军事领导人，叫徐谟列席，报告昨天陶德曼所转达的日本的条件，征求大家对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当时与会的高级将领，揣摹蒋的意旨，均表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满洲國，也没有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蒋则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德国调停，与日本议和。12月2日下午5时，蒋介石会见了陶德曼，感谢德国为调停中日战争所进行的努力，并表示中国已准备接受调停，向他提出四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蒋介石请德国转达日本政府，中日举行和谈时日本政府对于所提的条件，必须绝对保密。闻听此讯，陶德曼异常兴奋，甚至急不可耐地提出了双方停战的具体步骤。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12月7日，狄克逊将德国有关调停问题所做的工作汇总为“调停史记”，提交给广田。广田声称，须征求军部的意见，才能作出回答，但根据估计，日本在南京得手之后，恐难按照一个月以前所提的条件进行谈判。狄克逊劝告说：“蒋介石如果超过所能承认的限度接受条件，他的政府必将倒台，而蒋介石政府倒台，中日战争必将持久，对日本有所不利。”
为了压迫蒋介石彻底就范，日本政府决定在攻下南京以前不作与中国政府和谈的打算。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12月21日，近卫文麿内阁于通过《关于日中和平交涉问题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答复》，以“最近战局的急速发展与事态的巨大变化”为由，规定了中日媾和的四项“基础条件”：
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应对（大日本）帝国赔款。
该答复的《日华媾和谈判条件细目》要求则更加苛刻：
在《附记》中日方还要求：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23日，广田弘毅在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示上述条件时，还补充道，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必须以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来表示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时间内派遣代表至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地点。狄克逊认为，日本现在的条件远远超过11月初的条件，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广田一口咬定：“这些条件已由内阁决定，上奏天皇批准，此外就没有其他方案了。”
获悉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后，德国外长牛拉特指示陶德曼，继续进行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并向他提出：“日方把1937年底作为中方答复期限，但德国政府已指令驻东京大使提醒日本政府，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德国居中传递信息需要一些时间。在未知悉日方和谈条件的详细内容和德方的相关态度之前，建议中国政府不要接受日本新的和平条件。”
当时，国内舆论已经注意到“中日秘密媾和”的动向，这使一直寻求对日妥协的蒋介石感到了一种“痛苦的压力”。他深知，“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为此，蒋介石决定采取“鸵鸟政策”。
陶德曼调停 调停经过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所提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推托有病，叫宋美龄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代接见。孔祥熙和宋美龄看了吓一跳。孔祥熙说：“这样的条件没人能够接受了。”到了晚上，蒋看到了日本的新要求，如释重负。因为日本条件越苛刻，越能打断主和派的念想。他在日记中写道：“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必纠纷矣。”
12月27日，蒋介石再次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对日和战问题，还是有人坚持议和。对日方所提出的条件，周佛海认为：鉴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与日本和谈是上上之策。唐生智则认为：答应日本提出的基本条件，进行和谈，是真正的亡国之举。蒋介石认为：“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蒋告知汪精卫、孔祥熙和张群，他已决定拒绝议和。29日，于右任和张群去探病，再次试图说服蒋。蒋不为所动，说：“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中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和本党立场之前提。”31日，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对日方的要求暂不给予正式答复，采取拖延策略。
德国不希望调停半途而废，与日本展开了一些私下的磋商。1938年1月1日，陶德曼向中方表示：“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的解释，仍有松动之处”。1月10日，陶德曼询问行政院副院长张群，有无对日方的正式答复。张群答称：“目前对日本的要求还正在研究之中。”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要求，限在1月15日前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召见陶德曼声明：“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条件。日本方面认为这种答复“只能说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是在采取拖延政策”，于是在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1月16日，广田以外相身份通告德国：日本决定放弃和谈。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陶德曼调停 结果
自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根据与德国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为由，要求德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往来。希特勒在考虑到东亚战场上日强中弱的格局后，最终选择了日本，即以日德合作完全取代了以往的中德合作布局，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同时德国国内亲华派失势，戈林、里宾特洛甫等极端纳粹势力得到巩固，对整个远东地缘政治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调停失败后，中苏迅速靠拢，间接上刺激了德日同盟的团结，同时国际反法西斯战场遠東地區兩大對立陣营也初步呈现雏形。
新宿線 (都營地鐵)
新宿線（日语：／ Shinjuku sen */?）是一條連結日本東京都新宿區新宿站和千葉縣市川市本八幡站、由東京都交通局營運的鐵道路線（都營地鐵）。《鐵道要覽》記載為「10號線新宿線」。通常多被稱為「都營新宿線」。
路線名的由來為起點的新宿。車體、路線圖與轉乘資訊使用的路線顏色為黃綠色，路線記號為S。
本線是東京都交通局的鐵道路線（包括荒川線、日暮里-舍人線）當中唯一延長至都外的路線。新宿站起與京王電鐵的京王線、京王新線、相模原線、高尾線直通運行。受直通運轉的路線的影響，本線也是日本唯一一條採用1372毫米馬車軌距的地鐵路線。
新宿線 (都營地鐵) 歷史
2011年（平成23年）
3月13日：該月11日發生的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造成發電所停運，電力供應短缺，東京電力實施輪流停電（計劃停電）。伴隨着此，此日起急行大幅削減，往京王動物園線的直通運行暫停營運。
7月2日：京王線直通列車大部分替換為快速。
9月23日：電力供應恢復，並有多餘電力，實行時刻表改正。結果快速大部分昇格為急行，急行的運行全面恢復。
12月18日：新宿三丁目站達成無障礙化。至此全線無障礙化。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多數列車在新宿站（新線新宿站）與京王新線直通。當中約6成途經京王線直通至相模原線的橋本站，約4成在笹塚站到發。新宿站－本八幡站間全線都有急行運行（參見列車類別一節）。
日間全部為各站停車，使用約6分鐘間隔，每小時10班的時刻表，其中包含3班橋本到發（京王線内快速）、3班京王多摩中心到發，以及4班笹塚到發。2025年3月改點後，京王線内快速列車提速，同時調整了日間區間急行的終點站，橋本到發列車在平日為區間急行，週末假日為快速；京王多摩中心到發列車平日改為快速，週末假日改為急行。
在2022年改點前，平日黃昏繁忙時間與週末假日早上都有列車不經相模原線到調布站，而是直通高尾線高尾山口站，其中1班在本八幡至高尾山口全程為急行。另外2006年至2011年及2020年至2021年也有直通列車運行至動物園線多摩動物公園站。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現在新宿線沒有直通至京王線京王八王子站或高尾線高尾山口站的列車，但平日早晨設有1班由京王八王子開往本八幡的列車，平日及週末假日均設有1班由高尾山口開往本八幡的列車。曾經有京王八王子站開往岩本町站的列車，並在櫻上水站進行都營地下鐵車輛交會並運行至岩本町站（櫻上水站的車輛交會因為用於京王八王子站－櫻上水站間的京王7000系沒有直通都營線的設備）的列車，但沒有直通運行。
2018年2月22日時刻表改正以後，目的地顯示終點站，類別為都營新宿線內的類別（各站停車、急行）與京王線內的類別（各站停車、快速、區間急行）並在新宿站切換。
1997年12月24日起開始運行。當初在只限新宿線內和只限平日日間運行，2001年（平成13年）3月27日時刻表改正後週末假日日間也開始運行。
東京的地下鐵速達列車運行是繼東京地下鐵東西線的快速後第2例，並首次在全線都設定通過站（東西線只限西船橋站－東陽町站間快速運行）。當時新宿線的使用人數與JR總武線和東西線相差比較大，為了強化競爭力，喚起旅客需要和加強便利性而實施急行運行。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2018年2月22日改正的現行時刻表，笹塚站－本八幡站間的運行只限平日日間，週末假日除早上2班本八幡站開往高尾山口站列車外為日間至黃昏運行。週末假日急行運行時段比平日有所擴大，大島站到發西行3班，東行4班。這些列車在笹塚站可轉乘橋本到發的準特急。
2016年9月17日起所有班次都以10節編組運行。2006年9月時刻表改正以後除2班週末假日早上往高尾山口站的列車外所有急行的京王車都以10節運行，2010年3月時刻表修正後都營車也以10節運行。此後2015年6月伴隨都營車10節編組車輛的增備，原為8節編組往高尾山口站的所有班次都已10節化。2015年9月25日時刻表改正起，週末假日時刻表早上2班往高尾山口站列車，除1班（1小時40分鐘周期）外變為8節編組，但增加了10節編組車，2016年9月17日起週末假日時刻表1年間首次急行全部班次採用10節編組。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停靠站在開始運行至2000年（平成12年）12月12日大江戶線全線開通，除加設森下站為停靠站以外並無改變。與都營地下鐵其他路線轉乘的車站全部停靠，但不會2站以上連續停靠，包括新宿三丁目站與九段下站等主要車站，與東京地下鐵等其他路線接續的一部分車站也有急行通過。
各站停車在岩本町站、瑞江站待避。東行可在新宿線新宿站與馬喰橫山站與之後的各站停車聯絡，西行則可在船堀站與神保町站。但是週末假日早上7時許運行往高尾山口的急行則需在在大島站待避（本八幡站7時開的列車只限大站，7時20分開的列車還有岩本町站）。週末假日運行在大島站始發終到的列車，本來在瑞江站超越的列車（東行以新宿站為基準急行2班前的列車，西行以大島站基準急行之後開車的列車）在大島站轉乘急行（接收往本八幡站急行的乘客，轉乘往笹塚站急行的乘客）。
2013年2月時刻表改正至2015年9月時刻表改正前，基準急行在都營新宿線內採用與現在時刻表相同的本八幡站、大島站－橋本站間運行，京王線內作為「區間急行」運行。曾經設定往多摩動物公園站與往京王多摩中心站。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開始運行時為方便時刻表編排，各站停車在岩本町站會在1、4號月台待避，急行會在中線以限制速度35公里/小時以下通過。然而2000年改正時為了釋放森下站的停車時間，各站停車改在中線待避，急行改在1、4號月台通過。此舉可在不增加所需時間下成功增加1個停靠站（時刻表混亂時則仍會通過中線）。
通過車站時原則上以55公里/小時以下通過。瑞江站1面2線島式月台的外側隔牆壁的通過線通過（與東急田園都市線櫻新町站構造類似。但是櫻新町站採用2層構造）。
2015年9月25日時刻表改正以後，以下為其次運行體制。
無論平日或週末假日，早上（急行列車運行時段為止）與深夜（21時以後）時段，主要以京王線笹塚站－本八幡站間運行。少數列車會開往京王線內的橋本。橋本站開往本八幡方向は平日の急行運行時段前也在京王線內作為急行、區間急行列車由橋本站、若葉台站開往本八幡站（一部分列車在大島站停止運行）。2018年2月22日改正後，平日早上新設本八幡站－京王八王子站間全線各站停車1班來回。往京王八王子使用都營車。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日間時間表頻率的急行運行時段（平日為10時-16時，週末假日為8時-18時），60分鐘間9班車當中，6班（20分鐘2班）在京王線橋本站－本八幡站間運行，橋本站到發列車當中3班（20分鐘1班）為京王線內快速，餘下3班為京王線內作為區間急行運行。京王線內快速列車在瑞江站待避急行，京王線內區間急行列車則在岩本町站。餘下3班在新宿站－本八幡站間運行。新宿站－本八幡站間運行的列車不會在中途站待避急行通過，而是在新宿站與笹塚站到發的急行轉乘。週末假日急行運行結束後的黃昏（18時-21時頃）接着此時刻表，新宿站到發的列車在笹塚站到發。
平日黃昏每20分鐘間隔，多數列車直通至橋本站、高尾山口站。京王線內橋本站到發列車在京王線內急行，往高尾山口至京王線內調布站為止為區間急行、調布站起為各站停車。但是，早上往橋本站與平日深夜高尾山口站開各1班橋本站、高尾山口站－本八幡站間存在全線各站停車運行的列車。2018年2月22日時刻表改正，八幡山站到發列車縮短至笹塚站到發。
「迎光EXPRESS光輝號」
運行日：2002年以後每年1月1日
運行路段：本八幡站－高尾山口站 新宿線內各站停車，京王線內急行
新宿線 (都營地鐵) 運行形態
使用車種：都營10-000型、10-300型、10-300R型
2019年「迎光號」的名稱只限用於京王Liner，不再賦予列車名。
「高尾山冬蕎麥號」
運行日：2006年1月21日、2007年2月17日、2008年2月9日、2009年起至2012年為止2月第1個週六、2013年2月16日、2014年2月22日、2015年2月14日
運行路段：大島站－高尾山口站 新宿線內各站停車，京王線內急行（2011年為止也在新宿線內急行運行）
使用車種：京王9000系（2006年與2009年為京王6000系）
2016年沒有新宿線直通的臨時列車，定期運行的新宿開往高尾山口準特急作為「高尾山冬蕎麥號」運行。
「隅田川納涼煙火號」
運行日：2006年7月29日
運行路段：京王八王子站－大島站 全線急行列車
使用車種：京王6000系
「東京橫斷TamaZoo號」
運行日：2008年8月9日
運行路段：大島站－多摩動物公園站 全線急行列車
使用車種：都營10-300型
過去在2004年10月9日多摩動物公園站往大島站有單向1班的「鐵道節日列車號」（神保町站轉乘三田線內的臨時列車）預定由10-000型第1編組（現時廢車）運行，因颱風馬鞍而中止。
新宿線 (都營地鐵) 使用車輛
2003年11月30日以前基本上分為使用京王電鐵車輛的京王相模原線橋本站到發的列車（早上繁忙時間與夜間一部分除外），與使用都營地下鐵車輛的新宿站、笹塚站折返列車，京王電鐵車輛運行的各站停車只限早上與深夜，翌日12月1日改正後再無此區別，日間本八幡站－新宿站、京王線笹塚站間線內使用列車也使用京王電鐵車輛。
2006年9月改正後，京王車輛大半都已經10節化，除了一部分在橋本站到發的列車外再無京王電鐵車輛在新宿站、笹塚站、杜鵑丘站折返列車與都營地下鐵車輛之分。
笹塚站2條袋狀軌當中1條無法停靠10節長列車，故此笹塚站折返用列車皆使用都營車8節編組（但是時刻表混亂時也有10節編組車輛接替，到時也有10節編組列車進入）。
新宿線 (都營地鐵) 使用車輛
此後直通班次增加，2010年12月5日笹塚站袋狀軌延伸工程完工，此限制解除，相模原線到發列車一部分使用都營地下鐵車輛的8節編組，週末假日早上往高尾山口也用都營地下鐵車輛，也有設定京王電鐵車輛在笹塚站、新宿站－本八幡站間折返列車，笹塚站到發的10節編組也不再考慮都營或京王的車輛。
京王電鐵
5000系 - 10節編組
9000系（30番台）- 10節編組
京王電鐵
6000系（30番台）- 8節、10節編組
新宿線 (都營地鐵) 利用狀況
2023年度早上繁忙時段最擁擠路段（西大島 → 住吉間）擁擠率為140%。
開業以後的輸送實績如下表。表中最高值為紅色，最高值紀錄年度以後最低值為藍色，最高值紀錄年度以前最低值為綠色。
贝多伊齐·斯美塔那
贝德里赫·斯美塔那（捷克語：，捷克語發音：[ˈbɛdr̝ɪx ˈsmɛtana] ⓘ；1824年3月2日—1884年5月12日），捷克作曲家。他的音樂成功發揚了捷克民族文化，和捷克的獨立密不可分，因此被譽為捷克音樂之父。在國際間他以歌劇《被出賣的新嫁娘》最具代表性；包括交響詩組曲《我的祖國》細膩地演繹了捷克的歷史、傳說故事和景緻，以及第一號弦樂四重奏《我的一生》。
贝多伊齐·斯美塔那 生涯
斯美塔那是一啤酒酿制人之子，以腓特烈·斯美塔那受洗。成年后他有意用捷克名Bedřich再受洗。
斯美塔那早年即受到钢琴教育。从1843到1847年他在布拉格当音乐老师，但并没放弃学业，他受到布拉格音乐学院扬·贝德里奇·基特尔的鼓励和帮助，在约瑟夫·普罗克施门下学习。普罗克施、基特尔、斯美塔那和音乐史家奥古斯特·威廉·安布罗斯组成一个音乐爱国小组，他们以新浪漫音乐–如瓦格纳–为其创作理念的起点。一如瓦格纳，斯美塔那还在1848年参加了1848年革命，同时他在布拉格开办了自己的音乐学校。
1856年他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瑞典哥德堡成为当地爱乐协会（瑞典語：）的指挥。当奥地利的专制制度有所放缓之后，他于1861年返回布拉格，并且不知疲倦的投入到捷克音乐的发展中去。1861年，爱国歌唱协会 Hlahol 成立，1862年布拉格捷克临时剧院（捷克語：）开幕，1863年还成立了艺术家协会“艺术讨论”（捷克語：）。
贝多伊齐·斯美塔那 生涯
斯美塔那从1863年至1865年间是歌唱协会Hlahol的指导，1864到1869年捷克爱乐音乐会的指挥，1864年到1865年是報紙 Národní listy 的音乐评论员，1863到1870年是“艺术讨论”音乐部的主席，1866年到1874年继卡尔·康扎克后担任捷克临时剧院的乐队长（捷克語：）。1874年斯美塔那病重，并且失聪，这使得他淡出了公众。但失聪并没有让作为作曲家的斯美塔那停下来，他患有严重的耳鸣。临终前不久，精疲力尽的斯美塔那甚至被送到去精神疾病诊所，1884年5月12日他在诊所逝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布拉格的威雪德墓园。
贝多伊齐·斯美塔那 作品
《胜利交响曲，E-Dur，op.6 （1853–1854）》。首演于1855年。斯美塔那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奥地利皇帝颂》的旋律。交响曲是献给茜茜公主的。斯美塔那给她寄去了作品的一个抄本，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第一乐章 Allegro vivace， 第二乐章 Satz Largo maestoso， 第三乐章 Satz Scherzo: Allegro vivo， 第四乐章 Finale: Allegro non troppo ma energico.
台灣動畫歌曲CD發行史 盜版時期
日本動畫音樂CD在台灣出現的緣起為1980年代末期笙美貿易有限公司（Sonmay Records Ltd.）以宮崎駿音樂CD為開始而展開的一連串CD出版風，這些出版的方式皆為盜版，但也由於盜版而使當時相對冷門的日本ACG音樂更容易讓一般大眾接觸與欣賞。笙美製作CD的方式即為購買日本原版CD後壓製CD而成，內附的CD書則只是製作封面與封底，售價在新台幣90至150元間波動，消費者需求只在閱聽而不在意歌詞本的好壞。
台灣動畫歌曲CD發行史 盜版時期
1980年代的台灣對於CD的需求有限，因此笙美也製作卡式錄音帶讓市場更容易接受。因著笙美的成功，新興唱片有限公司、旭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朝陽有聲出版社等唱片公司陸續跟進，出版一連串的ACG未授權CD、錄音帶於市面上出現。因著競爭，笙美將歌詞本開始進行原版複製，進而提高區隔度，因此價格上雖與其他唱片公司出版的CD相比仍高，市佔率仍居領先。1995年之後陸續出現禾臣影視有限公司（Ho Son Video-Record Co., Ltd.）、爾階影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Archer Records Co., Ltd.）等唱片公司進入市場，也開始模仿笙美模式製作CD與CD書，其中以1997年出現的長榮國際唱片有限公司（Everanime）最終成為與笙美並座未授權ACG音樂CD的雙強。
長榮早期製作CD的方式與早期的笙美製作一樣，1998年出版奧井雅美專輯《Ma-king》開始，全面實行複製原版CD以及同步發行日本的ACG音樂CD。因著長榮的轉型，笙美CD的售價開始滑落，也組成子公司圓頂，低價（新台幣75至90元）發行笙美已發行過的CD（內附的歌詞本未完整複製）因應市場上的競爭。
台灣動畫歌曲CD發行史 代理時期
臺灣自1990年代起，唱片公司開始代理發行ACG音樂CD，為的就是消弭盜版、維護著作權與保障消費者權益。笙美代理了兩片ACG音樂CD（詳見下表），爾階則有代理羚邦國際發行的《機械女神Z》與《封神演義》動畫版。
台灣正版授權的日本ACG音樂以宮崎駿為大宗，然而價格始終無法與盜版CD相比。各大唱片公司都有進入ACG市場的動作，惟因市場體質不佳而進出市場多次。2002年1月1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過兩年緩衝期，2004年7月正式實行不得販售未經授權或無公共版權之著作物（中華民國法律《著作權法》第106條之二第三項），也讓盜版唱片公司之產品於2004年陸續移往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甚或仍在台灣生產；這使正版授權代理出現一線生機，但依然有零星的盜版商品（與正版商品不重複）於漫畫便利屋販售。
郑梦九
鄭夢九（韩语：／ Jeong Mong-gu；1938年4月19日—），韩国现代起亚汽车前会长兼首席执行官，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次子。郑梦九奉行“品质经营”的经营理念，在其接管现代汽车的初期便迅速将现代起亚汽车提升为世界级汽车品牌。在他任内的20年间，现代汽车资产增长了7倍（340400亿韩圆增至2347060万亿韩圆），成为世界第五大汽车生产商。2020年2月，郑梦九被选入美国汽车名人堂，是首位获此荣誉的韩国人。
郑梦九 生平
郑梦九1938年4月19日（农历3月19日）出生于日占朝鲜江原道通川郡，1967年毕业于汉阳大学工业工程学专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尚未摆脱危机的现代汽车在次年合并了竞争对手起亚汽车，导致市值只有10亿美元的现代汽车负债66亿美元。郑周永在此情况下接管了现代汽车--当时现代家族最不被看好的资产。1999年3月和7月，郑梦九先后正式就任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会长，后于2000年9月开始任合并后的现代起亚汽车会长。在他接管现代汽车的时候，通过低价打开北美市场的现代汽车面临着严重的质量危机，甚至遭到美国节目主持人的嘲讽。现代汽车在美销量一路下滑。郑梦九接管现代汽车后开始推行“品质经营”的经营理念，并向世界消费者提出了当时最高的10年10万英里保修承诺。在他的潜心经营下，现代汽车不仅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而且还实现了质的飞跃。2004年，在郑梦九接管现代汽车的5年后，现代汽车在J.D.Power按不同品牌进行的IQS调查中，在车辆初期质量调查方面优于丰田，在按不同厂商的调查中与本田并列第二，在重复购买率方面名列第四位。现代汽车生产的索纳塔也被美国消费者联盟发行的《消费者购物指南》选定为“缺点最少的汽车”。现代汽车也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生产商。同年，郑梦九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年度经理人。
郑梦九 生平
在潜心提升质量的同时，郑梦九不断实现现代汽车的全球扩张，先后在中国、印度、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兴建汽车生产线。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重创全球汽车产业，各大汽车厂商销量大幅锐减。而现代汽车却凭借其在中国、俄罗斯和中南美地区销量的增长在2008年超越本田成为世界第五大汽车生产商。郑梦九也被美国《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评为“2008年亚洲最佳CEO”。同年11月，现代起亚汽车的多款车型进入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IIHS）“2009年度最佳安全车型”名单。2009年，现代起亚汽车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最受尊敬的十大汽车品牌”之一。2010年2月，郑梦九在《Motor Trend》发布的“2009 Power List”排名中由2008年的47位飞升到第6位，2011年升至第2位。2012年，郑梦九在《哈佛商业评论》世界百强CEO中排名第6。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数据，郑梦九2014年3月的净资产达6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