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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 历史背景与折衷起因
1526年，匈牙利王国在莫哈奇战役中败于奥斯曼帝国，匈牙利国王，雅盖隆王朝的拉约什二世以及王国众多显要的宫廷成员、贵族、神职人员皆在这场战役中身亡，且拉约什二世没有留下合法子嗣，匈牙利就此陷入了空位期与动荡期。
1526年11月10日-12日，匈牙利各阶层在塞克什白堡召开国会，他们援引于1505年国会上通过的《拉科什决议》（尽管该决议由于未获时任国王乌拉斯洛二世签署而未能成为法律），其中规定只有在匈牙利出生的人才有权被选举成为国王，并因此一致选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获绝大多数贵族支持的绍波尧伊·亚诺什为匈牙利国王。然而根据当时的法律，这场国会并不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利，因为其并不是由纳多尔召开的，尽管如此，绍波尧伊的支持者占据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他走完了完整的加冕程序，完全合乎规范与习惯法。绍波尧伊还派遣了使团前往多个欧洲国家，且得到了法国国王和波兰国王，以及教宗克莱孟七世对其匈牙利国王地位的承认。
奥匈帝国 历史背景与折衷起因
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也又一次地介入了匈牙利事务。他们引据1491年的《布拉迪斯拉发和约》与1506年的《哈布斯堡-雅盖隆联姻条约》，宣布王位应由斐迪南一世继承。这一时期支持哈布斯堡这一王位宣称的主要有拉约什二世的遗孀玛利亚（斐迪南一世的妹妹）以及少数贵族（其中不乏与绍波尧伊存在长期私人恩怨的人，例如时任纳多尔巴托里·伊什特万三世），他们于1526年12月16日-12月17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国会，选举斐迪南一世为国王，并宣布选举绍波尧伊为国王的塞克什白堡国会无效。然而，这场于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国会同样存在缺陷，即匈牙利各州中只有布拉迪斯拉发和肖普朗派出了代表，并且当时的局势导致斐迪南一世也没有条件进行加冕。
绍波尧伊并未阻止这场于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对立国会，尽管其宫廷内有相当多人强烈建议他应组织一支军队进行反击，他希望斐迪南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能加入自己反奥斯曼的阵线。绍波尧伊此时的核心目标在于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收回失地，并且已经夺回了斯雷姆、班默诺什托尔、切鲁格等地，还向波兰、法国等国派出了反奥斯曼的使团。
奥匈帝国 历史背景与折衷起因
为了保持和平与争取哈布斯堡王朝加入反奥斯曼阵线，绍波尧伊派遣了以班菲·亚诺什为首的使团与斐迪南一世进行谈判——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还被斐迪南一世扣押了几个月后才被释放，双方因此各自着手备战。作为对斐迪南一世的回应，绍波尧伊于1527年3月在布达召开了国会，出席者包括33名显赫的首席官员（12名高级神职人员和21名大领主）、53个州的代表（只有被奥斯曼和斐迪南一世控制的州没派出代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和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的代表、10个自由王家城市的代表等，几乎代表了匈牙利国家的绝大多数地区，在代表性和形式上对布拉迪斯拉发国会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布达国会随后向斐迪南一世致信（近150个人签署），信中指出斐迪南一世不应被视作匈牙利国王，即便是两个王朝之间的婚约，也不能将匈牙利国家当做“联姻赠礼”转赠，并要求斐迪南一世撤出其占领的匈牙利领土，应共同对付奥斯曼的威胁，而不是对匈牙利发动战争。
奥匈帝国 历史背景与折衷起因
斐迪南一世并未接受布达国会的要求，而是与联军（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勃兰登堡选帝侯、普法尔茨选帝侯等）继续进攻绍波尧伊，并且随后在基策宣誓，重申匈牙利王位，长达十多年的匈牙利内战彻底打响，奥斯曼帝国随后也直接介入干涉，最终导致匈牙利国家在事实上陷入了三分状态。这种状态直到1718年《帕萨罗维茨条约》的签订才彻底结束，哈布斯堡王朝得以真正控制几乎整个匈牙利王国。
由于哈布斯堡在匈牙利的诸多政策和与匈牙利国会和各阶层的冲突，导致匈牙利王国时常爆发反哈布斯堡起义，从农奴市民到纳多尔等一众显要官员里都有着反哈布斯堡起义者，这些起义最终都被哈布斯堡王朝镇压，但反哈布斯堡活动并未因此完全结束。
奥匈帝国 历史背景与折衷起因
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匈牙利王国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自治要求，随着多场抗议活动和维也纳革命的爆发，这些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并以《四月法令》的形式在匈牙利国会通过，斐迪南五世于4月11日将其签署。但随着维也纳革命的失败和欧洲革命陷入低潮，哈布斯堡王朝随即要求匈牙利国会废除《四月法令》，否则就将面临军事进攻，匈牙利方面予以回绝，开始组织军队反抗，并于1849年4月宣布独立，但最终在哈布斯堡王朝与前来协助的俄罗斯帝国的联手镇压下失败,匈牙利原有的自主权被专制统治所取代。革命失败后，哈布斯堡王朝展开了极端的报复，这场报复行动的代表以有“哈布斯堡之虎”之称的尤里乌斯·雅各布·冯·海瑙为代表，他主持并处决了众多革命者，还在一封于1849年8月18日给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信件中宣称“我一定要把那些叛乱领袖绞死，凡是投身革命者行列里的属于皇帝-国王陛下的军官，我都要枪决，......我问心无愧，即便枪毙上百人也在所不惜，因为我坚信，这是向未来所有叛乱发出警告的唯一方式”。
奥匈帝国 历史背景与折衷起因
进入1860年代，哈布斯堡帝国遭遇两次严重的军事失败：在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失去了对北意大利大片地区的控制（伦巴第-威尼托、摩德纳-雷焦、托斯卡纳、帕尔马-皮亚琴察）；1866年又在普奥战争中失败，不仅导致了德意志邦联的解体（哈布斯堡皇帝原是其永久主席），也使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事务之外。
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廷意识到，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必须与匈牙利妥协，于是开始与匈牙利政治领袖戴阿克·费伦茨领导的团体展开谈判。匈牙利方面坚持认为《四月法令》仍依然有效，但也承认根据《1713年国事诏书》，外交与国防属于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共同事务”。1867年3月20日，新召开的匈牙利国会在佩斯开始讨论将于3月30日接受的《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然而匈牙利方面获悉，只有皇帝在6月8日正式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之后，折衷方案才能在匈牙利圣冠领土上生效。7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以匈牙利国王的新身份批准并颁布了这些法律，标志着奥匈帝国的正式诞生。
1918年：卡尔一世向德皇威廉二世發出電報，宣布聯盟結束。
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宣告成立。
10月31日，匈牙利分离。
11月3日，奧匈帝國與同盟國停戰。
11月7日，波蘭共和國宣告成立（获得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
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國宣告成立。
12月1日，帝國南部地區與塞爾維亞和黑山合併，成立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王國。
12月24日，羅馬尼亞接收特蘭西瓦尼亞領土。
奥匈帝国 政府结构
奥匈帝国有三个不同的政府：奥地利政府、匈牙利政府和一个位于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匈牙利和奥地利各有各自的议会和自己的首相。皇帝的权力理论上是至高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皇帝的中央政府负责陆军、海军、外交和对外贸易。奥匈帝国内的一些地区如加利西亚和克罗地亚享受特别地位，它们拥有自己的特殊政府形式。
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地区的共同政府由一个共同部长会议组成，这个共同部长会议的成员包括三个部长（财政、军事和外交），两个地区的首相，一些大公和皇帝本人。
兩个议会各派出一个代表团，各六十人分别对共同部长会议的财政计划及其他議案討論，这样每个地区政府对共同政府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不過總括來說，議會的聯席是沒有甚麼真正的權力，因為它僅能互相提出照會，在奧、匈兩代表團兩次照會均無法達成共識時，才分別進行表決，由始至終它都不能對中央的事務進行共同辯論及質詢。
奥匈帝国 政府结构
行政上，最终共同政府的部长仅对皇帝负责，而非議會及人民，而皇帝本人有权对外交和军事政策作最后决定。两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权力交叉往往导致摩擦和低效率。尤其军队在这方面受到阻碍。尽管军事是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但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有“征兵、提供驻扎地、运输和补给，以及负责军队人员民事的和非军事事务的责任”。因此每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决定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每个地方政府都使用每一个机会来扩大它们自己的权力。
1867年以后半个世纪中，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关系屡次因共同对外关税安排以及两国政府向共同财政的出资比例而产生争议。这些事务最初由《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裁定，其中规定共同支出中奥地利承担70%，匈牙利承担30%。该比例每十年必须重新协商一次，每当协议更新之际，政治局势便陷入动荡。到1907年，匈牙利的出资比例已上升至36.4%。这些争议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点，最终引发了一场长期的宪政危机。危机的导火索是对匈牙利军队中使用何种语言进行指挥的分歧，而后在1906年，反对党联盟联合反对派的上台使其愈加激化。在1907年10月和1917年11月，双方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则临时延续了现行安排。
奥匈帝国 领土
奥匈帝国建立在1867年折衷方案使匈牙利脱离奥地利、恢复独立国格的基础之上。为了回避这一事实，帝国发明了“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en）”和“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en）”两个术语，分别指代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术语得名于两国国界的莱塔河，位于维也纳东南方。
奥地利或内莱塔尼亚的正式名称为“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Die im Reichsrat vertretenen Königreiche und Länder）”，由奥地利世袭领地（Österreichische Erblande）、波希米亚王冠领地（Länder der Böhmischen Krone）、达尔马提亚王国、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布科维纳公国组成，其中奥地利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王冠领地又细分为若干部分。内莱塔尼亚的领土如今分属奥地利、捷克、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意大利等国。
奥匈帝国 领土
匈牙利或外莱塔尼亚的正式名称为“匈牙利圣伊什特万王冠领”，由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与斯拉沃尼亚王国、阜姆市组成。外莱塔尼亚的领土如今分属匈牙利、斯洛伐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乌克兰、波兰等国。
1902年，帝国在中国开辟天津奥租界（Konzession von Tientsin），是帝国唯一的海外属地，1917年被北洋政府收回。
1908年，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设为奥地利和匈牙利共管区域。
另外，1878至1908年间，帝国占领并实际统治了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新帕扎尔两地。
奥匈帝国 领土
奥地利世袭领地（Österreichische Erblande）
奥地利大公国（Erzherzogtumen Österreich），包括
恩河以上奥地利大公国（Erzherzogtum Österreich ob der Enns）
恩河以下奥地利大公国（Erzherzogtum Österreich unter der Enns）
施泰尔马克公国（Herzogtum Steiermark）
蒂罗尔亲王级伯国（Gefürstete Grafschaft Tirol），法理上包括
福拉尔贝格地方（Land Vorarlberg）
萨尔茨堡公国（Herzogtum Salzburg）
克恩滕公国（Herzogtum Kärnten）
克雷恩公国（Herzogtum Krain）
奥地利滨海地区（Österreichisches Küstenland），包括
戈尔兹与格拉迪斯卡亲王级伯国（Gefürstete Grafschaft Görz und Gradisca）
伊斯特利亚侯国（Markgrafschaft Istrien）
的里雅斯特帝国自由市（Reichsunmittelbare Freistadt Triest）
奥匈帝国 人口
在帝国的两个部分起支配作用的两个民族在人口构成上都不占绝对多数：在奥地利部分中日耳曼人只佔36%，而在匈牙利部分中匈牙利人也不到半数。
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试图在奥地利部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匈牙利部分，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向匈牙利人的统治挑战。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争取与新成立的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王国合并。
相对于在奥地利部分的日耳曼统治者来说，匈牙利的统治者更不愿交出他们的权利。但1868年，在他们获得自主权一年后，他们授予克罗地亚王国部分自主权。
奥匈帝国内的一大问题是语言的问题。哪些语言是官方语言或官用语言总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总是希望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教育他们自己的语言。比如1897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下令在波希米亚将捷克语和德语作为同等的内部官方语言，结果受到整个帝国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抨击。最后这位首相被解任。
奥匈帝国 人口
一些民族在其本民族聚居区域内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匈牙利王国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以及19世纪时进行的统一化和行政改革，导致其是一个“半单一制”的国家，但其境内也包括享有自治权的区域（如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王國、里耶卡自由市）。而“内莱塔尼亚”是按照奥地利帝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体制建立起来的国家，由“历史的-政治的单位”的各州份区域组成（如波希米亞王冠領地、布科维纳公国、達爾馬提亞王國等），这些区域在自身的地方事务中也享有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权。
奥匈帝国 人口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体制上，少数民族精英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代表性。然而，少数民族及其运动却被完全排除在折衷方案所确立的“政治的-公法的”结构外。在奥地利，由于其联邦制的国家结构，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精英得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进其政治体制中（有多位奥地利部长、甚至是中央政府的部长是波兰人或捷克人）。而匈牙利则采取西欧式的“单一制国家”体制，这种国家结构几乎完全排斥了少数民族的领袖，与此同时，在自治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中则确立了克罗地亚人的主导地位，由克罗地亚政治精英领导。尽管如此，允许代表少数民族的政党参加国会选举，并且还能经常能进入匈牙利国会，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欧洲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值得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只有三个国家就少数民族的权利进行了立法：最早是在匈牙利（分别于1849年和1868年），其次是奥地利（1867年），第三个是比利时（1898年）。其他欧洲国家的法律体系则多禁止并规定要惩罚在小学、文化机构、公共行政、司法系统和媒体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行为。
资料来源：奥匈帝国1910年人口普查。
在奧地利帝國部分（Cisleithania），1910年的人口普查記錄日常使用的語言，猶太人經常使用德語作為使用語言。36.8％的人口將德語作為母語，超過71％的居民平常使用德語。
在匈牙利王國部分（Transleithania），人口普查主要以母語為基礎，48.1％的人口將匈牙利語作為母語。但不包括克羅地亞 - 斯拉沃尼亞自治區，匈牙利王國超過54.4％的居民以匈牙利語為母語（包括猶太人）。
特殊地区:
奥匈帝国 經濟
奧匈的工業較偏向於重工業，尤其以維也納、布拉格和布達佩斯三個城市最為發達，但沒有陷入偏科，輕工業也有足夠的實力。其重工業主要集中在機械製造、電力工業、鐵路運輸、汽車工業上面，以成就來說在歐洲乃至在世界都算是頂尖水平；而輕工業主要是以鐘錶、顯微鏡、望遠鏡、照相機等精密儀器為代表，不如德國和瑞士，但也有較為高級的競爭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中，該國成為世界第四大機械製造商，當時世界隨處可見奧匈帝國的機械類產品。
自1910年起，奥匈帝国在机械制造和机械工业出口方面超越法国，成为该领域内的第四大国，仅次于美国、德国和英国。在电力工程和电力产品（家用电器、工业用电器，以及发电机、蒸汽涡轮机、变压器等）市场上，则是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制造国和出口国。到1913年，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的铁路总长度达到43280公里。只有德国拥有更长的铁路（63378公里）；紧随奥匈帝国之后的是法国（40770公里）、英国（32623公里）、意大利（18873公里）和西班牙（15088公里）。
奥匈帝国 經濟
根據1910年的統計，奧匈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是德意志帝國（佔其所有出口的48％，而德佔所有進口的39％），德奧互為最大進出口國，如此緊密的經濟關係加上同為德意志民族，讓兩國自始至終能夠在軍事上站在同一陣線上；第二是英國（出口佔10%，進口佔8%），接下來的大小順序為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羅馬尼亞和阿根廷。值得注意的是，奧匈與地理上鄰近的俄羅斯的貿易比重較低（出口僅佔7%，進口僅佔3%），和俄羅斯巨大的市場以及工業需要不符合；仔細分析，奧匈輸出給俄羅斯的均為機械零件、工廠設備、電線電燈等產品，而從俄羅斯進口的則都是毛皮、鹿角、鮭魚等農產品，換言之，如果遇到戰爭，奧匈可以掐斷眾多俄羅斯的工業必需品，而俄國只能禁止在戰場上尤其不必要的奢侈品；這也解釋了為何奧匈明明在軍力、版圖、人口上均不如俄羅斯，卻還敢屢屢與之作對的原因。
奥匈帝国 經濟
奧匈帝國在其存在的51年間經濟發展很快，其經濟GDP總量能佔世界5.1%，其餘國家為：大英帝國21.8%（英國本土10.7%）、美20%、德13.3%、法10.5%、俄6.5%、清4.9%、4.1%、日3.8%、土耳其2.7%、比利時2.5%、荷蘭2.3%、瑞典-挪威2.0%、西班牙1.7%、葡萄牙1%、丹麥0.7%、瑞士0.5%，奧匈可以排名到世界第六。在奧匈成立的51年裡，其生產力的改進不斷提高，加上直接有德國在背後進行技術扶持，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奧匈的金融業、貸款業、醫藥產業以及原本就擅長的機械電子行業發生了迅猛的進步，舊的農業型封建制度不斷消失。在維也納附近、奧地利腹地、阿爾卑斯山麓、捷克和布達佩斯這五處，形成了整個帝國的經濟中心，19世紀末，匈牙利中心平原和喀爾巴阡山脈地區兩處也開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
奥匈帝国 經濟
整個帝國內的經濟發展速度差異相當大，總的來說西部的發展比東部高得多，但這並不能一概而論，西部的斯洛文尼亞、達爾馬提亞也屬於落後地區，而東部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卻已經迅速壯大為僅次於維也納的經濟中心，超越了傳統經濟都市布拉格。20世紀初，奧匈帝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了，從1870年到1913年，國家每人平均生產率每年約提高1.76%。與歐洲其它國家相比（英國1.00%，法國1.06%，德國1.51%），這個發展速度已經屬於歐洲的最高級別，但就人均收入來說還是落後於除了俄羅斯以外的所有歐洲列強，甚至不如西歐、北歐小國。導致這些的原因是它的起步比較晚，英國在人均收入上的數字已經是奧匈帝國的三倍、德國約是它的兩倍，而且這同樣也無法體現帝國內部發展的不均衡性。例如：維也納自古就是中歐中心，即使工業化稍有落後也在19世紀末發展成能和歐洲的國際都市——巴黎、倫敦、柏林不相上下的程度；而加利西亞和斯洛伐克這兩個地區的情況卻只稍微比俄羅斯的烏克蘭好一點。
奥匈帝国 經濟
鐵路在奧匈帝國普及很快，可以說是所有經濟指標裡面最明顯的一個。尤其在普奧戰爭之後，普魯士以及日後的德意志帝國，出於對打敗奧地利的歉意，德國刻意壓低其鐵路工程的販賣價格及技術來協助奧地利，這讓奧匈的鐵路迎來了近乎免費的大更新，也讓兩國關係越來越親密。
在此之前，奧匈帝國的大部分運輸只能依靠船運。鐵路網的出現，使整個帝國某些資源充沛、人口眾多的落後地區得以飛速發展。1841年奧匈帝國的前身奧地利帝國就已經從維也納出發在西部建立了一個鐵路核心，政府在認識到鐵路的軍事意義之後，在其建設上大量投資，幾乎所有奧匈境內的大城市例如：布拉格、布達佩斯、克拉科夫、威尼斯、格拉茨、盧布爾雅那和布拉迪斯拉發都被連入以維也納為中心的鐵路網。
奥匈帝国 經濟
到1854年為止整個帝國內的鐵路網長度已達2000公里，其中約60-70%為國有；其餘的那一小部分為私人的，是1848年的革命和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帝國政府為解決其經濟困難而將鐵路出售給商人所造成的結果。從1854年到1879年，私人投資者權力增大，幾乎所有小城市的民用鐵路都是由私人投資完成的，在奧地利部份鐵路網延長了7952公里，在匈牙利部份鐵路網延長了5839公里。1879年後政府又重新將鐵路慢慢的國有化，原因是1870年代的經濟蕭條，這使私人企業對鐵路的投資熱情減緩了，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原本的鐵路網密度已經無法再滿足政府的需求。
奥匈帝国 經濟
在19世紀末尾的從1879年到1900年，奧匈帝國的鐵路事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共修建成了25000公里鐵路，這個長度甚至已經超過歐洲的法國、英國、德國、俄國本土，即使和美國東部地區相比也相差無幾。因為之前對鐵路的足夠重視，後面補充上來的鐵路大多數是把已有的和小農村的鐵路做連接，尤其是東部匈牙利管轄範圍之內，其密度甚至超過奧地利，為全歐之最。這些成熟、普遍、密集的鐵路網大大地降低了帝國內的運輸費用，為其內部經濟打開了巨量新的市場。有趣的是，這些奧匈時代建立的鐵路網直到現代也還在使用，並且其中大多數還是中歐各國的主要陸上運輸方式，可見其質量上的高保證。
奥匈帝国 經濟
奧地利的汽車工廠始於189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奧匈的奧地利帝國境內有五家汽車製造商公司。它們按照當時的大小順序，為：維也納的Austro-Daimler（小汽車、公共汽車），維也納的Gräf＆Stift（高檔轎車），捷克的姆拉達-博萊斯拉夫的Laurin & Klement（摩托車、汽車），捷克科普日夫尼采的Nesselsdorfer（汽車、各類機械設備底盤），捷克的摩拉維亞汽車公司（各類機械設備底盤），和維也納的Lohner-Werke（汽車），其中位於捷克的三家汽車公司成為了日後納粹德國坦克的主要底盤製造商，這也成為了日後捷克斯洛伐克工業強大的直接原因。
匈牙利的汽車生產於1900年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奧匈的匈牙利王國境內也有四家汽車製造商公司。它們是：布達佩斯的岡茨公司、焦爾的Rába、布達佩斯的MÁG（Hungarian General Machine Factory）、和阿拉德的MARTA（此地現屬於羅馬尼亞）。匈牙利王國的汽車製造廠均為生產摩托車、小汽車、卡車和公共汽車的混合生產廠，均為民用。
奥匈帝国 經濟
1873年，早在奧匈舉辦的世博會——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中，就展示出了照明設備的雛形，政府也積極在大學或者國營公司內加大這項民生工業的研究力度。到了1884年，位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甘茨工廠的三名工程師KárolyZipernowsky、OttóBláthy和MiksaDéri看到當時法國的變壓器無法可靠地調節電壓的弊端，於是發明了一種“並連型”連接的變壓器，這在後來被稱為“閉芯變壓器”，這個有效的發明因為其成本低廉，最終使在家庭、企業、和公共場所的大量照明設備成為可行。奧匈電氣產業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是在1885年於奧地利發明的“恆定變壓器”，它在前述的基礎上引入了“壓縮密集型電源（VSVI）系統”，這是由維也納大學實驗室中的布拉西（Blathy）、齊珀諾夫斯基（Zipernowsky）和德里（Déri）經過實驗而發明的，他們在使用閉芯的基礎上，改採“並連但分流型”的設計，讓變壓器的電壓有了可被保證的穩定性，此系統至今仍在世界上被使用。
奥匈帝国 經濟
在發電機方面，世界第一台小型水力發電輪機由1866年的Ganz工廠設計，其發明者為不可考的無名的工程師設計，並透過奧匈政府於1883年開始在全國的農村河流中推廣使用，一口氣解決了偏遠地區發電困難的問題；而到了1903年，奧地利自主研發的中型和大型蒸汽渦輪發電機也於的Ganz工廠開始批量生產，大型配備於水壩發電站中，中型則給輪船使用。1905年，Láng機械廠公司也開始生產交流電型蒸汽發電輪機，這讓奧匈的電力還有足夠的盈餘給周邊國家輸出，尤其支持了北意大利、瑞士、羅馬尼亞和德國南部。
奥匈帝国 經濟
在燈泡領域也成就驚人，Tungsram公司自1896年以來，就一直負責製造奧匈帝國的燈泡和霓虹真空管，這個公司於1904年12月13日，透過旗下的兩名研究人員——匈牙利的SándorJust和克羅地亞的Franjo Hanaman，獲得了世界上第一隻“鎢絲燈”燈泡，這讓這家公司獲得了匈牙利專利（第34541號）。鎢絲燈比傳統碳絲燈的壽命更長，並且發出的光更加潔白明亮，鎢絲燈首次於在1904年借由匈牙利公司Tungsram的平台銷售，這種燈一經上市就壟斷了行業，導致在許多歐洲國家不把它稱作鎢絲燈而是「Tungsram燈」，直接改寫了人類燈泡歷史的進程；但Tungsram公司的發明並未停止，它還為了真空管的穩定性和亮度提升做了大量的試驗，發明出了可被批量生產的“無線電管”和“X射線管”兩種產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之後，此公司的產品被大量用於戰爭用途，奧匈解體後其產業被匈牙利繼承。
電話的發明也與奧匈有密切聯繫，把“電報”升級為聲音形式的“電話”這一想法，是匈牙利工程師蒂瓦達·普斯卡斯（TivadarPuskás，1844–1893年）在美國留學時構想出的，他和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一起合作實驗，最終成功“把電報聲音化”；但如同愛迪生對特斯拉所做的一樣，這個專利和發明人的榮譽被愛迪生竊取。不過當時匈牙利對本國人民採取極端保護主義，蒂瓦達·普斯卡斯回到匈牙利後成為政府的御用工程師，大幅度改良並升級了奧匈的電話體系。匈牙利人諾斯·霍爾德（JánosNeuhold）於1879年在布達佩斯成立了匈牙利第一家電話機廠，除了運用先前技術生產電話，還有所有配套設備例如：麥克風、電報、電話數字鍵盤、和接線機。1884年，Tungsram公司也開始插手電話行業，其生產了大型電話總機和地底電纜、海底電纜。
Orion Electronics成立於1913年，這間公司吸收了奧匈其它電器公司被裁員的員工，集各家之大成，主要業務是電氣開關、插座、電線、電纜、電風扇、電熱水壺等，其產品一經推出就迅速超過英法德，甚至遠銷俄羅斯、印度、日本、中國，其技術還能幫助德國實現“跨波羅的海的電信服務”，大大增強了北歐國家和德奧之間的聯繫，瑞典的愛立信公司和奧匈政府合作，於1911年在布達佩斯建立了電話修理廠和總機廠，並且在奧匈設立實驗性的訊號基地台，為廣播的出現做出了鋪墊。因為一戰的爆發造成其曇花一現，不過其全部研究成果在一戰期間轉移至瑞典並得以保留。
1784年，伊斯特萬·薩比克（IstvánSzabik）和約瑟夫·多明（JózsefDomin）建造了匈牙利第一架充氫的實驗氣球，此氫氣球最後演化成飛艇，不過在奧匈並未用在在軍事用途上。
奧地利的第一架飛機是奧地利的愛德華·魯斯詹（Edvard Rusjan）設計的埃達一世（Eda I）自主研發的，於1909年11月25日在戈里齊亞附近進行了首次飛行，之後奧匈就順利的批量生產飛機，這些奧匈飛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意大利山區戰場上的壓力，對當時防空炮薄弱、企圖以山地阻擋奧軍的意大利軍造成了大規模的傷害。
匈牙利設計和生產的第一架飛機於1909年11月4日在拉科斯梅澤（Rákosmező）飛行成功，其中加載了原始版本的“活塞引擎”提供動力，這種引擎造價便宜、機續航能力強大，不過運載量小，故在小型飛機中能實現量產，在大型飛機、尤其是民用客機中則難以適用。1913年，匈牙利再次改良舊引擎，發明出了專為飛機而設計的“直徑向引擎”，這種引擎全面強化了飛機的「直線加速度」，在俯衝轟炸、一炸即離的軍事戰術下能發揮出完美效果。在1912年至1918年之間，配有這種引擎的飛機不斷的交由德意志帝國生產，這讓一戰中央同盟在空中戰場上幾乎制霸制空權。一戰期間，匈牙利的飛機工業開始迅猛發展，甚至有反超奧地利甚至德國的趨勢，其中最大的三個：UFAG匈牙利飛機廠（1914）、匈牙利通用飛機廠（1916）、匈牙利勞埃德飛機、阿索德引擎廠（1916）生產了中央同盟將近1/3的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及其引擎。
奥匈帝国 解體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開戰整整四年，而战事对奧匈帝國越来越不利。虽然四年的戰爭中奥匈帝国内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一直对哈布斯堡皇帝保持忠心，但此时他们不得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当协约国的胜利显而易见时，对他们来说也是脱离旧的帝国的最佳时機，此时的奥匈帝国已经无法将這麽多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一起了。其它成员也对帝国丧失了信心：因為戰爭使经济发展停止，许多战前在奥地利部分引入的开放政策被取消，这使社会主义者非常气愤。在这些条件下极端民族主义者获得了许多支持者。
奥匈帝国 解體
1918年10月，德奧的盟友保加利亞王國停戰後，協約國部隊解放了塞爾維亞並開始進入奧匈帝國後奧皇卡尔一世接受美國的十四點協議讓境內的民族自立國家並建立聯邦制帝國，不料各民族自行獨立建國導致奧匈帝國解體：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首先宣布独立，匈牙利隨之，建立了匈牙利民主共和國。特兰西瓦尼亚大多数地区加入罗马尼亚王國，其中还包括很多匈牙利少数民族，匈牙利試圖奪回，引發匈牙利-羅馬尼亞戰爭。加利西亞地區被波蘭和烏克蘭瓜分。南部的斯拉夫地区联合组成了南斯拉夫王國，奧匈停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王國和羅馬尼亞組成了小協約國圍攻匈牙利。最終，奥匈帝国在1918年11月3日与协约国达成停火协议。战后战胜国承认这些新的边界，大幅改变当地的政治地图。一系列条约保障这些边界的合法性。
奥匈帝国 解體
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为共和国，哈布斯堡皇室被永久驱逐。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推翻了短暫的匈牙利民主共和國，但罗马尼亚王國佔有大半個匈牙利后保皇势力又开始抬头。1920年匈牙利蘇維埃政府被羅馬尼亞推翻，恢复为一个匈牙利王國，但是没有国王。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卡爾一世企图占据这个王位没有成功（1921年3月至10月），被放逐到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后来在該地逝世。霍尔西成为执政者。解体后的原奥匈帝国领土被新生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王國、波兰第二共和國、南斯拉夫王國和罗马尼亚王國继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四分五裂，对战胜国来说，按照美國總統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奥匈帝国被肢解为多個民族国家是必然發生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肢解奥匈帝国并非协约国的最初目的，这个建议一直到战争后期才获得支持，因為當初不少人认为奥匈帝国的解體，不但無助解决当地的民族问题，反而只會使这个地区的局勢更不稳定。
奥匈帝国 解體
虽然奥匈分裂出的国家表面上遵从民族自决，但实际民族疆界的划分极其混乱不堪（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有些直到战前都拥有过完整历史疆界国家，例如匈牙利就惨遭肢解；而有些组成民族不同、本不应草率合并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却占有了很多原本不属於他们领土。这些民族和历史疆域的划分非但没有使得东欧和巴尔干人民过上自给自足的新生活，反而招致这些小国專注於互相攻擊。
这些国家中大部份的基础工农建设、财政贸易结构、教育军事体系基本沿用奥匈的老路，却又因为国内市场迅速萎缩、原料人力严重不足而不能像在原奥匈时代那样各司其职的进行产业分工。虽有相同的交通和通讯设施这些便利条件，但因为政治上的敌对和高额的关税壁垒而不能发挥原本的作用。事实上，很多国家虽然从奥匈帝国获得了独立，但无论从国际地位、经济状况和军队实力都无法再与之前的奥匈相提并论，唯有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上保持良好，而在波蘭的烏克蘭人、在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人的生活水平甚至還不如奥匈还存在的时候。加之很多国家刚独立，民族主义的气焰正浓，为本國争取利益而不擇手段，结果让今后直至现在的东欧和巴尔干问题埋下更多祸根。
一戰後的納粹勢力入侵和二戰後被加入共產主義陣營，很大一部份原因就是因為奧匈帝國解體導致的中歐權力真空，以前這些小國還能由於自己的皇帝和國王有著自己國家人的血統而感到自豪，而放到遠遠不及奧匈的現在，重新躋身世界大國已經是個遙不可及的幻想，这比在統一狀態下的奥匈种下的苦果更加难以调解。
奥匈帝国 旗帜与纹章
奥匈帝国没有官方的共同国旗。奥地利地区（内莱塔尼亚）使用黑黄两色奥地利帝国旗，匈牙利王冠领地（外莱塔尼亚）使用带有匈牙利国徽的红白绿三色匈牙利王国旗。在国家活动或驻外使领馆等场合使用旗帜时，则同时使用奥地利、匈牙利旗帜。此外，根据《1868年克罗地亚—匈牙利折衷方案》，在代表匈牙利、克罗地亚的共同事务时，还应同时使用匈牙利王国旗和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王國国旗。
代表哈布斯堡-洛林王室及其君主国的黑黄两色旗有时在事实上被用作共同代表奥地利、匈牙利的旗帜。
奥匈帝国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清史稿/卷160》，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是对较早的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一种复兴。虽然这归类于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课题，但是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仍然侧重于如何研究这些课题的方法，更明确的说，大致可以被定义为利用现代经济分析的形式的和技术的工具来考察政治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新政治经济学有时候被简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的。
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也称经济理论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即经济学史（history of economics），是通过对过去的经济理论发展和变迁的追溯，针对“经济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进行考察的经济学分支。由於經濟學由不同學派組成，故一般經濟思想史都以不同的學派為主要分類。一些古希臘作家，例如亞里斯多德，就曾探討過分配經濟報償的學問，並思考財富究竟該由私人所掌控或者共有。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阿奎納則認為，生意人有以合理價格進行買賣的道德義務。
在西方文化中，經濟學直到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才從哲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因此在這段時間，世界的經濟成長速度大幅提升。
经济思想史 古代
古代經濟思想史泛指進入中世紀以前人們對於經濟措施的哲學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可以追溯至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古羅馬、中國以及波斯。有些學者認為，早期的經濟思想與當今不同，前者由形上學的概念出發，無法與後者始於啟蒙時期的哲學思想相稱。
古希臘時期有許多哲學家發表了對經濟學的觀察，以亞里斯多德及色諾芬最具代表性。除此之外，當時也有諸多文獻記載了經濟學的概念。例如，亞里斯托芬《青蛙》中記載的格勒善定律(或稱劣幣驅逐良幣法則)以及柏拉圖在對話錄中探討的法定貨幣。 另外，制度方面，羅馬帝國末期的查士丁尼一世在羅馬帝國的法律基礎下整理並頒布了《民法大全》，成了後世法律學研究及私法訂定時參考的對象。以下就古典思想方面，稍作簡略的分述。
色诺芬（Xenophon）的《经济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家庭管理规范的学问”，也就是一门“管家”的学问，但仍可作为第一部西方经济学著作，设立了人类经济思想的起点。他借用苏格拉底和他人对话，不仅提出“经济”这个词，还阐述了农工商的关系、人类物质幸福的内涵、拥有和增加财富的途径和手段、人才对经济的作用以及货币的作用等。
经济思想史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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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東地區，為了提升在兩河流域及尼羅河流域的耕作經濟效益，這兩個地區的古文明之人民發展出了度量衡以及計數的方法，例如六十進制及古埃及分數，奠定了經濟發展的基礎。蘇美城邦首先以大麥作為商品貨幣，並謝克爾作為單位，建立了一套市場的經濟體系。而後的巴比倫人以君王所頒布的法典(例如漢摩拉比法典)，明訂了各種不同商品貨幣之間的計量制度。這些由蘇美人及巴比倫人建立的制度有些甚至沿用至今，例如交易的利率、懲罰違法行為的罰金、遺產繼承、課稅等等。
汤姆·汉克斯
托马斯·杰弗里·「湯姆」·汉克斯（英語：，1956年7月9日—），美国男演員及電視製片人，以演技精湛而著称。他是歷史上繼史賓塞·屈賽之後的第2位連續兩屆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的演員，亦是最年輕獲得美國電影學會終身成就獎的演員。2016年獲頒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總統自由勳章，2023年5月獲得榮譽哈佛大學文學博士。
汤姆·汉克斯 生平
湯姆·漢克出生在加州的康科德市，父親為英格蘭裔，母親為葡萄牙裔，在奧克蘭市的天際高中就读時加入戲劇社，大學在加州海沃德的CHABOT學院就讀兩年後，轉入沙加緬度州立大學戲劇系。后来他受导演邀请去了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在那里他开始了表演之路。湯·漢斯是國家太空學會（National Space Society，簡稱NSS）中的一员，也是HBO电视连续短剧《从地球到月球》的制作人，该短剧讲述了送人上月球的阿波羅計畫。
雖然湯姆·漢克斯早期的作品绝大多數以喜劇為主—他第一次引起觀眾注意的是1980—1982年情景喜剧《亲密伙伴》（Bosom Buddies）—但是此后他放弃了喜剧开始转入比较严肃的戏剧。最近，他轮流交替在喜剧和严肃戏剧角色之间
在他学习戏剧的那些年里，汉克斯遇到了文森特·道林，他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五大湖戏剧节的负责人。在道林的建议下，汉克斯成为了电影节的实习生。他的实习时间持续了三年，工作内容涵盖了戏剧制作的大部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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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汉克斯 家庭
湯·漢斯声称透過林肯的母親南希·汉克斯（Nancy Hanks）而与林肯有亲戚关系。
湯·漢斯在1988年同演员丽塔·威尔逊（Rita Wilson）结婚。他们是在拍攝《志愿者》時相识的。他们有2个孩子。在此之前的1978到1987，湯·漢斯与珊曼莎·路易斯（Samantha Lewes）曾有过一段婚姻。同样也生育了2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演员柯林·汉克斯）。透过与威尔逊的接触，湯·漢斯加入了希腊正教。
汤姆·汉克斯 荣誉
湯姆·漢克斯因为《費城》（1993）、《阿甘正傳》（1994）曾接连2届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的电影《阿甘正传》感动了全球很多人，也让很多人相信美国梦和向往美国。
他以46岁年紀成為最年轻获得美國電影學會终身成就奖的演员。
2016年11月獲頒總統自由勳章，2023年5月榮譽哈佛大學文學博士。
汤姆·汉克斯 其他
湯姆·漢克斯支持同性婚姻、環境議題以及替代燃料。亦為民主党黨員，曾支持许多民主党政治人物，包括贝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乔·拜登。
鄭智化
鄭智化（1961年11月14日—），出生於臺北市龍山區（今萬華區），籍貫福建福州，台灣男歌手。於兩歲時患上小兒麻痹症而後不良於行。出道前曾服務於廣告界6年半，至1989年離開。代表作有《單身逃亡》《墮落天使》《水手》《星星點燈》《大国民》，因其中包含的勵志精神，在1990年代初廣受歡迎到至今也廣為流傳。17歲時曾与一位女性相戀，卻因女方家人反對而寫下遺書，後來自殺未遂，《別哭，我最愛的人》多年後也在他擔任評審的《不凡的改变》被翻唱，而自己透露此事。
1999年1月结婚後，淡出音樂圈，投身IT行業，但仍活躍於中國大陸的邀約表演工作。
現在擔任臺中市「阿拉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公司核心業務是開發股票決策軟體、幼教軟體，並正積極開發App與跨平台會員網站。
除了唱歌之外，鄭智化還擔任作詞人、作曲人。他所創作的歌詞對於社會有著犀利的批判，也有著鐵漢柔情，他的歌聲則帶著滄桑的味道。曾將著名的歌曲《Let It Be》改填臺語歌詞成為《伊去》（「隨它去」之意）。
鄭智化 争议
2025年10月25日，郑智化在微博上发文批评深圳机场对待残疾人“毫无人性”，不仅机位远，升降车停离机门地板25公分，轮椅推不进飞机，称自己“只能连滚带爬进飞机”。同日傍晚，深圳机场表示第一时间启动核查，立即对相关问题整改并向郑智化本人致歉，深夜再次发长文表示自10月25日晚起，对搭载轮椅旅客的航班优先安排廊桥靠接；确需使用远机位时，现场保障人员由1名增至2名；同时试点启用已研发测试的带坡度登机连接装置，以解决高度差问题，提升登机安全性与便利性。11月下旬，民航局亦發布《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針對目前有的問題進行調整。
鄭智化 争议
事件发生当日，网友大多均表示同情，但后来相关监控视频流出，郑智化本人并未“连滚带爬”上机，相反还得到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伴随监控视频流出以及郑智化本人于10月26日再度发文批评大陆多地机场面向残疾人服务有所不足时有所抱怨引起舆论争议，在网友持续不断地批评声浪，稱郑智化的說法誇大，認為工作人員服務故有不周但並未拒絕協助，鄭于10月27日发表微博，向深圳机场工作人员道歉。至於寶安機場的缺失方面，因已對他兩度提出道歉，他稱將不再追究此事。聯合早報報導，近日一首大陸網路神曲讓台灣民進黨立委王世堅的語錄「匆匆忙忙、連滾帶爬」一夜爆紅，可能導致言語誤會，他後來對此致歉稱「連滾帶爬的用詞，是我登機過程不順，一時氣憤的遣詞，這個我必須為我的用詞道歉。」
10月27日，澎湃新闻发文提出抛开郑智化的个人言论争议，還是要关注残障人的出行问题，完善無障礙設施。
11月3日，郑智化微博只保留道歉声明，其他微博已被清空。
路思義教堂
路思義教堂（英語：）是位於台灣台中市東海大學的基督新教禮拜堂，為著名台灣建築師陳其寬與美國華裔建築師貝聿銘之作。始建於1962年11月1日，並於1963年11月2日落成。被視為東海大學學校象徵與台灣最著名之現代建築之一。
路思義教堂 歷史
東海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其校址位於大肚山山麓，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因此學生一律住校。籌建該校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今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深感校園附近缺乏靈性培育與禮拜集會場所，因此決定在校內建造一座教堂。
「路思義」教堂是美國的《時代雜誌》、《生活》雜誌創辦人亨利·路思義為宣揚福音並紀念父親亨利·溫特斯·路思義宣教士（Mr. Henry W. Luce）而捐資建造。
東海大學建校籌備處於1953年6月成立，由杭立武擔任主任，並選擇大肚山為校址。聯董會邀請華裔美籍知名設計師貝聿銘來台進行實地勘察校地及校園規劃，並邀請張肇康與陳其寬兩位建築師參與設計。1960年代，陳其寬接替張肇康進行東海校舍設計，其現代主義風格的設計，使東海大學創校初期蘊含中式園林與合院等中式元素的校園建築風貌有了巨大改變，其中當時流行的雙曲面薄殼結構，即表現在路思義教堂的设计上。
路思義教堂 歷史
1954年5月4日，亨利·路思義透過亨利·路思義基金會（）宣布捐贈5萬美金興建路思義教堂。1951年，貝聿銘前往歐洲旅遊，到達法國參觀歌德式的夏特主教座堂，產生深刻印象，因此1956年，貝聿銘邀請陳其寬與張肇康於家中討論教堂設計方案，貝聿銘提出以磚造歌德式圓拱造型建造教堂之方案，但陳、張認為，由於台灣多地震，該磚造圓拱設計可能不適合。然而，設計團隊依然基於此方向製作了模型。同年8月，張肇康被派往臺灣，不再負責教堂設計。
路思義教堂 歷史
設計過程中，貝聿銘的合夥人亨利·考伯曾繪製了一個花瓶切面的草圖交給陳其寬。雖然最終未採用該設計，但花瓶切面上部的分開設計啟發了「一線天」的概念，所以路思義教堂屋脊部份分開，以玻璃作成天窗。此外，當時建築界正流行雙曲面薄殼結構，陳其寬因此前往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與當時引領雙曲面薄殼結構風潮的專家——阿根廷籍建築師愛德華多·卡塔拉諾討論。陳其寬對此結構產生濃厚興趣，發現其設計甚至可以省去梁柱的使用，並提議將其應用於教堂的建設。隨後，貝聿銘亦對此提案表示同意。1957年3月與8月，教堂設計圖以「中國教堂」（Chapel for China）為名，分別發表於Architectural Forum與Architectural Record兩本雜誌上。由於製作出的教堂外觀類似木船，設計團隊欲採用木造結構，因此貝聿銘派在臺的張肇康前往考察木船之製造方式。
路思義教堂 歷史
1958年10月，亨利·路思義基金會再宣布捐贈10萬美金興建路思義教堂。並在同年11月15日開工。但在動土典禮舉行後，便因建築師對於結構材料與工法的爭執而停工。陳其寬認為教堂不適合採木構，並找來結構工程師鳳後三討論，鳳後三認為鋼筋混凝土方案可行，但張肇康則堅持木構。
1958年11月2日，貝聿銘帶木造教堂模型來東海大學，召開有關路思義教堂設計的會議，會中認為設計團隊發表於1957年，在美國建築期刊上的木造教堂模型不適合建於校內而被否決，理由為台灣是颱風多與地震頻繁，需要有堅固耐久的教堂，尤其是台灣相對濕度高且白蟻多，不適合木造建築。後經多方討論，最終選擇建築師陳其寬與結構工程師鳳後三主導的鋼筋混凝土方案。由於過程中報價不斷變動，負責掌管教堂金費的亨利·路思義三世（Henry Luce III）一度要取消資助興建教堂，直到1960年5月亨利·路思義來東海大學參訪後，決議一定要興建教堂，教堂興建進程才加速。路思義教堂主體工程由光源營造廠承接，並由該廠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的技師紀錦坤、陳新登負責，於1962年年底正式開工，1963年11月2日落成。
2014年，美國蓋提基金會選定東海路思義教堂，為Keep It Modern現代建築保存計畫資助的十項作品之一。
2016年，Docomomo普查發現全臺灣將近兩百多座現代建築中，具有國定古蹟價值者，僅中正紀念堂與路思義教堂。
2017年9月26日，臺中市文化資產處以「路思義教堂及鐘樓」名義將其與畢律斯鐘樓一同登錄為臺中市定古蹟，同日也將東海校內衛理會館、原藝術中心等建築登錄為歷史建築。2019年4月25日文化部公告再將其升格為國定古蹟，畢律斯鐘樓則維持臺中市定古蹟身份。2022年11月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新臺幣3230萬元經費進行為期一年的閉館整修，2024年9月26日路思義教堂修復完成，重啟獻堂禮拜。
路思義教堂 建築師爭論
路思義教堂向來以貝聿銘在臺作品為名，貝聿銘的Pei Cobb Freed & Partners聯合事務所網站也將貝聿銘列為路思義教堂唯一設計師。1995年，陳其寬在《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特刊》中詳述被貝聿銘找來設計路思義教堂教堂之過程，引起路思義教堂建築師爭論。1999年，貝聿銘在口述自傳《與貝聿銘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I.M. Pei: Light is the Key）中表示「路思義教堂完全是我的設計」，並提及結構工程師鳳後三的協助，但對陳其寬則隻字未提。此書出版後，陳其寬表示貝聿銘原本要做磚造歌德式圓拱教堂，但後來由陳其寬設計的完成品已和原始構想相去甚遠，當時教堂是掛名於貝聿銘底下，所以每張設計圖之修改皆須貝聿銘同意，因此應兩人共同為路思義教堂設計師。
路思義教堂 建築藝術
前東海建築系漢寶德教授曾評論道，路思義教堂也許是台灣最著名，也是最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它是現代主義時代中華新建築的代表，也是中華文化與西方相遇而產生的最佳作品。
教堂的結構是由工程师鳳後三計算，另一位工程师R‧西佛也参与过计算但其提出的方案被前者所拒绝，于是在凤的堅持下定案。教堂雙曲面的拼接形成「向天」的意象，设计师认为这能使在裡面的人们得到一種最原始的滿足，據王鎮華的了解，建筑用材是薄殼格子樑，其設計使得該建築內部並不具傳統的樑柱結構而十分新穎。
在用料上，考虑到采用噴式工法无法使建筑品質达标，所以改用搗灌。建筑所用的菱形面磚特別考慮用灰縫來調整，讓貼面中間的乳丁能成為一個水平的參考線，一方面凸出曲面的曲，一方面產生與人相關的參考尺度。路思義教堂和東海大學校園建築一向為人討論的，就是要如何定義其介於中國風格與現代主義建築之間的風格。
路思義教堂 建築藝術
教堂神聖與莊嚴的氣氛，並不依賴任何支配校園的軸線或區域來表達。教堂位於整個學校的中心，在建校初期，樹木不像現在這般茂密，因此，從校內任何一處皆可望見教堂頂端的十字架，這樣的精神指標一直溫柔地呵護著東海校園，當人們需要時，仰望即可看見象徵救恩的十字架。
為了採光及明確表現結構，教堂的四片曲面薄殼彼此完全分離，類似倒置船底，其上小下大的形狀給人一種穩定的感覺，在對抗風力與地震時，亦甚為有力。屋脊部份分開，以玻璃作成天窗，呈現「一線天」的意涵。側面邊窗逸入的光線，給教堂添增了一份神秘感。為使前後曲面交會於屋脊部份之結構易於處理起見，於是後部二曲面高於前部，呈重疊狀，後部高出之部份亦恰為內部聖壇之位置，外觀適足以表彰其內部的重要性。
台灣棒球史
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已有百餘年歷史。在日治時期的發展階段（1897年～1945年），棒球具有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戰後初期（1945年～1960年代）民生困苦，觀賞棒球逐漸發展成庶民生活的一部分；1970年代開始進入三級棒球狂飆時期，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1980年代以後，成棒開始在國際間揚眉吐氣；1990年代期間，中華職棒開打；2000年以後，臺灣棒球運動也要開始面對新世紀的挑戰。
百年來臺灣棒球邁向多元化發展的歷程，正如同一世紀以來臺灣社會變遷的縮影。2024年，中華成棒隊在世界棒球12強賽最終以4比0擊敗日本隊取得冠軍，不僅中斷了日本隊在國際一級賽事的27連勝紀錄，也是隊史首度奪得國際三大賽（奧運、WBC、12強）冠軍。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台灣的棒球運動源自於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日本棒球運動則又受美國影響甚深。1872年（明治五年），一位名為霍雷斯·威爾森的美國人到日本「第一大學區第一番中學校」（2年後改名東京開成學校，為今東京大學的前身之一）擔任英語教師，課餘時便指導學生打棒球，為最早將棒球運動傳入日本者。1894年秋日本人中馬庚首度使用「野球」一詞取代原有的片假名音譯，並用在1895年發表的書名中。巧的是，這年也是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一年。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棒球運動是皇民化運動的措施之一。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日治初期，社會並不太安定，在台的日本人多從事相撲、劍道等防身的運動。1897年間，已經有駐台銀行職員開始玩起棒球，但只是投球與打擊而已，尚無完整的器材與攻守陣容。1906年3月，位於台北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次年改名為台灣總督府中學校，即今建國中學）在校長田中敬一的主導下，組成一支棒球隊，成為台灣史上第一支有史料可考的棒球隊。不久，同樣位於台北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也成立另一支棒球隊。當年春天兩支隊伍進行比賽，雙方戰成5比5平手，為台灣史上有正式紀錄的第一場棒球比賽。隨後，台北的成淵學校（今成淵高中）、台北工業學校（今台北科技大學）及台北商業學校（今台北商業大學）等校也陸續組織棒球隊。
繼台北之後，台南成為全台第二個發展棒球運動的地區。1910年，駐台南砲兵部隊與南鯤鯓地區人士各成立一支球隊，當年夏天舉行了台南的第一場棒球賽。到了1914年，台中也開始出現棒球運動，台灣銀行中部支店棒球隊與台中廳棒球隊舉行了當地的第一場棒球賽。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當各地球隊數目及比賽場次逐漸增加後，因缺乏制度所產生紛爭也隨之增多。1914年，出身於早稻田的棒球名將伊勢田剛來台，看到這種現象，便召集當時台北地區的球隊代表開會，成立了「北部棒球協會」並制訂會章，是為全台灣最早的棒球組織。
相較於台灣西部，東部地區的棒球運動發展明顯較晚，直到1917年才有臺東製糖廠員工組成東部第一支球隊「製糖廠隊」。隨後又有當地軍人組成的「守備隊」及台東廳政府員工組成的「台東廳隊」等球隊相繼問世。此後，台灣其他地區也陸續有棒球隊成立的紀錄。
由於台灣的棒球運動日漸流行起來，日本本土的球隊開始興起一股來台進行友誼比賽的熱潮。1917年底，日本早稻田大學棒球隊率先到訪，共舉行八場比賽，戰績7勝1負。早稻田與台北球隊的比賽，平均每場有數千名觀眾入場，掀起最早的「野球熱高潮」。1918年日本法政大學也受邀來台，共進行六場比賽，戰績5勝1負。隨後的20年代和30年代，陸續有慶應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立教大學等球隊來台，讓台灣民眾得以欣賞高超的球技，對棒球運動的推廣極有助益。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1920年，一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員赫伯·韓特率領由大聯盟板凳球員及小聯盟球員組成的棒球隊來到台灣訪問比賽。第一場就以26比0的懸殊比數大勝台灣聯隊，其後六場比賽也是大獲全勝，讓台灣球迷首次見識到美式強力棒球的威力。
在棒球傳入台灣的最初十餘年間，雖然發展得很快，但參與的都是來台日本人，人口佔多數的台灣人卻沒有任何參賽紀錄。據《台灣野球史》一書所述，台灣人打棒球的最早文獻記載，是191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棒球隊的李、林兩位新進球員。
就在台灣本地人陸續觸棒球之際，遠在東部的花蓮正興起一股新的力量。1921年，一位住在花蓮港街（今花蓮市）的棒球愛好者林桂興，召集附近的原住民少年，組成一支「高砂棒球隊」，常與當地的日本人在「花岡山棒球場」舉行比賽，並逐漸打出名氣。
當時承包花蓮港、東部鐵路及臨海道路三項工程的日本旭組、櫻組兩家營造廠董事長梅野清太，找上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希望以棒球教化原住民。1923年3月，他們將這批球員帶入新成立的「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今花蓮高農），並以海拔3,262公尺的能高山為標的，將球隊重新取名為「能高團」。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1924年9月，能高團遠征西部。他們分別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與當地球隊比賽。除了台北三場與台南一場落敗外，其餘五場均獲得勝利。遠征西部的每場比賽，都能夠吸引眾多民眾觀戰，其中9月21日首戰台北高商時，現場球迷多達七千名。能高團球員們在投、打、跑各方面屢屢展現出原住民天生特有的爆發力，令觀賞的民眾印象深刻。
由於遠征西部極為成功，官方遂於隔年7月安排能高團赴日巡迴比賽。在長達兩個月的旅行比賽中，能高團分別在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與當地高校球隊比賽，總戰績為3勝4負1和，雖然不算特別出色，但已足以證明原住民也可以在球場上與日本人平起平坐。
能高團球員優異的體能條件與旺盛的鬥志，引起日本京都平安中學極大的興趣。在球隊返台後不久，便派人前來挖角，並獲得亞仙（後改名稻田照夫）、羅道厚（後改名伊滕次郎）、羅沙威力（後改名伊滕正雄）、紀薩（後改名西村嘉造）四位球員的加盟。1927年與1928年，平安中學兩度打入甲子園大賽，這四位球員均為主力。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其中投手羅厚道畢業後進入法政大學繼續打棒球，後來加入日本職棒，成為第一位打日本職棒的台灣球員。其後又有一位能高團的後補球員葉天送被送到平安中學打球，後來也加入日本職棒。
日本的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是由朝日新聞社於1915年（大正四年）發起的全國性高校棒球比賽。剛開始是在大阪府、兵庫縣等地舉行，1924年移到新建完成的兵庫縣西宮市甲子園球場，從此「甲子園」成為日本高校野球的代名詞。因為在夏季舉行，所以又稱「夏季甲子園」大會。
台灣從1923年開始選拔代表隊參加第9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至1940年的第廿六回為止。其中台北一中於第十五回（1929年）打進準決賽、嘉義農林棒球隊於第十七回（1931年）獲得亞軍是台灣球隊在甲子園最好的成績。除了台北一中（今建國中學）、嘉義農林以外，台北商業、台北工業、嘉義中學（今嘉義高中）也曾代表台灣進軍夏季甲子園。獲得代表權次數為台北一中的5次，台北商業、台北工業、嘉義農林各4次，嘉義中學為3次。
台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的發展（1897年～1945年）
選拔高等學校野球大會是每日新聞社於1924年發起的比賽，因為在春季舉行，所以又稱「春季甲子園」大會。與夏子甲子園不同的是，參賽隊伍是由主辦單位遴選邀請，而非由各地區選拔賽產生。
台灣球隊曾三次獲邀參加春季甲子園大會，包括第七回（1930年）與第十回（1933年）的台北一中、第十二回（1935年）的嘉義農林。
「臺灣總督府嘉義農林學校」創立於1919年4月，二年後改名為「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為今日國立嘉義大學的前身。1928年成立棒球隊，初期並無科班出身的教練，成績無過人之處。直到曾任甲子園名校「松山商」棒球部總教練的近藤兵太郎前來擔任教練，才開始展露頭角。
1931年，首次到台北參賽的嘉農棒球隊便奪得全台高校棒球冠軍，取得赴日本參加第十七回夏季甲子園大會的代表權，打破過去十二年由北部地區球隊壟斷，所謂「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
嘉農在第17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首回戰輪空；8月15日的二回戰中，原本不被看好的嘉農以3比0擊敗神奈川商工；18日的八強戰又以19比7大勝來自北海道的札幌商業，震驚全日本。20日的準決賽裡，嘉農再以10比2大勝來自北九州的小倉工業，成為台灣第一支打進入決賽的球隊。
8月21日的決賽裡，連投四場球的嘉農投手吳明捷雖然強忍著疲憊的身體出戰，磨破皮的手指卻早已經不聽使喚，最後球隊以0比4敗給來自愛知縣的「中京商業」而屈居亞軍，但已博得「天下嘉農」的美譽，也開啟了「嘉農棒球隊」光輝的歲月。
其後，嘉農棒球隊又於1933年、1935年、1936年三度進軍夏季甲子園大會；另外也於1935年進軍春季甲子園大會。
在這段期間，除吳明捷之外，嘉農還培養出許多優秀的棒球好手，包括陳耕元、蘇正生、吳昌征、羅保農及藍明德等人。其中曾於1933年代表嘉農參加夏季甲子園大會的吳昌征，在1937年畢業後加入日本職棒巨人隊，後來又打過阪神隊與每日隊。在日本職棒20年生涯中，吳昌征拿過打擊王、盜壘王、MVP，還投過無安打比賽，享有「人間機關車」的外號，去世後於1995年獲選進入野球殿堂。
台灣棒球史 戰後復原及轉型期（1945年～1960年代）
從1945年到1960年代之間，棒球運動是非常熱絡的，「呷飽看野球」（台灣話，指「吃飽看棒球」）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國民政府也依此塑造國族認同。
民聲杯棒球賽是台灣棒球史早期定期舉辦的棒球賽之一，主要是由台中的民聲日報所推動，第一屆於1951年（民國40年）5月22日到27日在台中水源地棒球場（今台中棒球場）開打，共有來自全台各地共21支球隊參賽。此後，固定每年5月舉行，前後共舉辦了二十餘屆。民聲日報除了舉辦超過20年的民聲杯棒球賽之外，1966年（民國55年）也透過關係派人到日本邀請巨人隊到台中集訓，全省各地的球隊也都利用這個機會在場邊觀摩，可以說將台灣棒球帶入另一境地。1967年（民國56年）更請台東紅葉少棒隊到台中比賽，並舉辦大規模的少棒賽，對於1969年的台中金龍少棒隊的組成及奪冠是有些間接影響的。
在這段時間，除了民聲杯棒球賽外較重要的棒球賽會有：全國運動會、省運棒球賽、台北市市長杯軟式棒球賽、台北市銀行公會棒球賽、全省「華銀金像獎棒球賽」、全省「協會杯」及「金像獎杯」棒球賽、全省「主席杯」棒球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