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芬兰 人口
在芬兰北部的一些市镇里萨米语也是官方语言，人数大约在7,000左右的萨米人被认定为原住民。大约四分之一的萨米人的母语为多种萨米语中的一种。在芬兰说的萨米语有北萨米语、伊纳里萨米语和斯科尔特萨米语。
在芬兰有五千至六千人说罗姆语。罗姆语和芬兰语手语在宪法中也得到了承认。在芬兰使用两种手语：芬兰语手语（使用人口数量为4,000至5,000人）和芬兰瑞典语手语（使用人口数量大约为150人）。大约有800芬兰鞑靼人说鞑靼语，他们主要是在当芬兰还处于沙皇统治时的1870年代至1920年代移居到芬兰的。
少数族群（特别是芬兰瑞典族、萨米人和芬兰罗姆人）的权利在宪法中得到保护。
使用人口最多的移民语言是俄语（1.4%）、爱沙尼亚语（0.9%）、阿拉伯语（0.4%）、索马里语（0.3%）和英语（0.3%）。英语是最常见的小学三到五年级（9岁到11岁）的必修外语课（在一些学校必修外语课也可以选其它语言）。德语、法语和俄语也可以从八年级（14岁）起作为第二门外语来学习。
芬兰 宗教
芬蘭為保障宗教自由的國家，國民允許信仰任何宗教，不需要官方批准。基本上如果沒有明顯違反法律的事實（如恐怖主義或者邪教），也允許任何宗教活動。
基督教在12世纪起传播至芬兰，但是直至19世纪在农村中民间信仰里还保持着基督教到来之前的一些特征。
2019年底芬兰人口的68.6%是芬兰福音信义会（路德宗）的基督徒。路德宗教会的成员比例每年大约以百分之一的数量递减。第二大的教会是东正教，其成员大约是芬兰人口的1.1%。在芬兰宪法中规定了路德宗教会的特别地位，而对东正教会也制订了特别的法律。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有等同于国教的地位，但是在法律上也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民众也有信仰其他宗教的机会。非任何宗教的比例在近年来也逐渐增加。至2018年底非宗教的比例为27.4%（可能包含一些宗教信息未知的人士）。另外大约有四万七千芬兰人，即将近芬兰人口的一个百分比，归属于没有正式注册的五旬节运动宗教组织。
其他宗派的成员包括少部分新教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天主教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信徒。
芬兰 文化
芬兰严峻的气候条件，歷史上還有外國侵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使芬兰人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文化。芬兰人性格内敛，行事低调，但实际上内心充满民族自豪感，在全球化的今天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坚定的维护着自己的传统文化。
西苏（芬蘭語：）精神是芬蘭文化的一部分，很難直接譯成別的文字，但可以理解為意志、決心、毅力和理性面對逆境。西苏一词也被芬蘭人用于命名其它東西，如芬蘭本土汽車品牌西苏汽车和芬蘭一艘名為Sisu號的大型破冰船。
據說，過去的芬蘭十分窮困，天然資源比不上鄰國，造就獨特的文化。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可供出口，故只有「將灰質轉化成GDP」，突顯優秀人才的可貴，教育成為芬蘭社會重要的一環。
芬蘭以全麥製品（裸麥、大麥、燕麥）及莓果類（藍莓、越橘、雲莓、沙棘）等為主食，牛奶與酪乳等乳制品也相當普遍。
在芬蘭西部，魚與肉在飲食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東部則習慣加入各類蔬菜與菇類。
傳統上，蘿蔔是芬蘭料理的重要食材之一，直到馬鈴薯於18世紀引進後才取而代之。現今，芬蘭的烹飪融合了地方飲食傳統與歐洲當代的高級烹飪風格
芬兰 文化
芬兰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伟大的音乐家西贝柳斯开创了民族音乐的新纪元，被誉为芬兰民族音乐之父；语言学家埃利亚斯·伦罗特搜集编撰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成为世界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史诗之一；著名建筑大师阿尔瓦尔·阿尔托以充满芬兰本土传统浪漫风格的设计在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潮流中独树一帜。芬兰还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尤为特别的是，芬兰极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设计风格使许多几十年前的工艺品和建筑物在现代人眼中仍是新颖别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出自芬兰设计大师之手的作品大都以简洁实用的设计风格、优质的材料和精美的做工而享誉世界。
当代芬兰最流行的音乐则是重金属音乐，著名的有夜愿和HIM等。
芬兰 文化
可以说书面芬兰语是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在宗教改革时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芬兰语后才出现的。但直到十九世纪及芬兰民族浪漫主义之前鲜有值得一提的作品出现过。这使得埃利亚斯·伦罗特去收集芬兰和卡累利阿民歌并编撰成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从这时起有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开始用芬兰语来创作，其中著名的作家有阿莱克西斯·基维和埃诺·雷诺。在民族觉醒时期很多作家使用瑞典语创作，例如民族诗人约翰·卢德维格·鲁内贝里及萨克里斯·托佩柳斯。
芬兰独立后出现了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用芬兰语创作的米卡·瓦尔塔里和用瑞典语创作的埃迪特·索德格朗。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在193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二战后芬兰文学跟国际潮流相比更转向于自己的民族特性，这以韦伊诺·林纳为代表。除了《卡勒瓦拉》和瓦尔塔里之外，用瑞典语创作的是翻译成外语最多的作家。著名的现代作家包括阿托·帕西林纳、伊尔卡·雷梅斯、卡里·霍塔凯宁、索菲·奥克萨宁和亚里·泰尔沃。备受尊重的芬兰文学奖授予每年的最佳小说。
芬兰 文化
相對其他歐盟國家，學前教育在芬蘭並不常見，學童往往要待到七歲才上學。學校通常由多人共同管理。除了芬蘭語和瑞典語，學校普遍而言都會教授英語，較年長的學童會修讀法語和俄語，某些學校會教授其他語言。將近成年的學生，甚至會再多學一種外語。
紀錄片「Waterfront Cities Of The World」指出，芬蘭人並不喜歡炫耀學識。舉例說，即使是相識多年的朋友，也不清楚對方的學歷和技能。當地的教育制度也不是菁英主義，會因材施教，同一老師會教導學生很多年，陪伴學生成長。
芬蘭設計重視實用和耐用，並不會「為設計而設計」，拒絕追逐潮流和拋棄主義（throwawayism），但並不代表墨守成規。除了具實際用途的生活用品，也有芬蘭設計師以較複雜的線條，創造出純粹為觀賞而設的玻璃製品。
在电影界著名的导演有阿基·考里斯迈基、毛里茨·斯蒂勒、斯佩德·帕萨宁，以及在好莱坞成名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雷尼·哈林。考里斯迈基的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是芬兰电影史上扬名国外的电影之一，它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以及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在芬兰每年大约出品12部长篇电影。
芬兰 文化
芬兰在国际上知名的电视节目有背包客旅游记录系列《Madventures》，以及四个好友玩特技及互相开各种玩笑的真人秀《The Dudesons》（类似与美国的真人秀《Jackass》）。
芬兰的游戏社群非常活跃，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分会组织遍布全国，平均每月500名会员来首都赫尔辛基开会，有时还可达到1000人。
芬兰被认为是传统手机游戏强国，拥有Supercell、Rovio娱乐等知名手机游戏公司，《贪吃蛇》、《愤怒鸟》、《部落冲突》、《皇室战争》、《荒野乱斗》、《卡通农场》等手机游戏均诞生于芬兰。
芬兰是最频繁组织限时游戏开发比赛的国家，游戏demo创作大赛Assembly亦创立于芬兰。
芬兰 文化
有人認為圣诞老人的家就在芬兰境內的耳朵山。在1927年，芬兰電台的一個廣播節目宣稱，圣诞老人和两万头驯鹿一起就住在芬兰和苏联分界拉普蘭區的“耳朵山”上，正是因为有“耳朵”，圣诞老人才能在北极听到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心声。从此，故事中的“耳朵山”就成了圣诞老人的故乡。在每年的平安夜孩子们在睡觉前将长筒袜挂在壁炉旁，然后带着热切的期盼进入梦乡，圣诞老人晚上就会乘着驯鹿拉的雪橇，把圣诞礼物从壁炉烟囱中分发到孩子们的长筒袜裡。
值得一提的是，世上不少國家均宣稱或被認為是聖誕老人的故乡，包括美國阿拉斯加、加拿大、挪威、格陵蘭。
芬兰人还发明了桑拿浴，号称芬兰的国粹。芬兰谚语说：先建桑拿，再搭房屋。桑拿（芬蘭語：；/ˈsɔːnə/ 、/ˈsaʊnə/）是为数不多的进入世界语言范畴的芬兰词汇之一。傳統的桑拿房是用木材建造，其中包括蒸汽房、洗澡间和更衣室。現代的桑拿房在設計上變化甚多，一些戶外桑拿房，甚至用玻璃採光。芬兰全国有不同大小桑拿室，平均每間房屋就有一间桑拿房。除了私人的，也有開放予公眾的。
在發源地芬蘭，桑拿文化有不少不成文規矩，例如男女一同享受桑拿，有時是可以接受的，視參與者的年齡和親疏，十分難一概而論。有時男女一起，有時男女會分開進行。另外，在蒸汽房穿衣服可能被視為失禮的行為，例如在公眾桑拿有標示牌禁止穿泳裝。
芬兰 体育
在芬兰有一些深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有点类似棒球的芬式棒球是芬兰的国民运动，然而观众人数最多的运动项目是冰球。在2016年世界冰球锦标赛中芬兰对加拿大的决赛时，有69%的芬兰人观看了那场比赛的电视转播。其它受欢迎的体育项目包括田径、越野滑雪、跳台滑雪、足球及篮球。虽然在观众席上座率来讲冰球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但是足球在参与人员数量上是最大的团体体育项目，也是在芬兰最受重视的项目。
就人均赢得的奖牌和金牌数量上来看，芬兰在夏季奥林匹克历史上是最成功的国家。芬兰早在1908年还是俄罗斯帝国下属的自治大公国时第一次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19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早获得“芬兰飞人”称号的汉内斯·科莱赫迈宁成功地夺得了三面金牌。
芬兰 体育
在二战之前芬兰在奥运会上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19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芬兰仅凭三百二十万的人口而排在奖牌榜上第二名。在1920和1930年代，芬兰长跑运动员垄断了奥运会，帕沃·努尔米在1920至1928年间总共赢得了九枚奥运会金牌，并在1921至1931年间打破了22项官方记录。努尔米经常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芬兰运动员及史上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之一。
上百年来芬兰男女运动员在掷标枪项目上表现出色。此项项目给芬兰带来了9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界锦标赛冠军、5次欧洲锦标赛冠军、及24次世界记录。
芬蘭也是知名賽車王國，擁有過14個世界拉力錦標賽冠軍和4個F1世界冠軍。
愛知縣
愛知縣（日语：／ Aichi ken */?）是位於日本中部地方的縣，首府與第一大城為名古屋市。
愛知縣 歷史
根據考古發現，至晚在十萬年前，愛知縣境內已經有「牛川人」生息繁衍。愛知縣在歷史上，是尾張國、三河國這兩個令制國的轄區。戰國時期的「名古屋三英傑」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出身於此。
1871年，明治新政府實行廢藩置縣，除知多郡外的尾張成為名古屋縣，而三河則與知多合併成額田縣。名古屋縣於1872年4月易名為愛知縣，之後在同年11月27日與額田縣合併成為今天的愛知縣。縣名是由曾管轄名古屋市中心的愛知郡而來。爱知县和名古屋市获得2026年亚运会举办权。
愛知縣 地理
愛知縣位處日本列島中央，向南可經三河灣及伊勢灣通往太平洋。東面與靜岡縣接鄰；東北面為長野縣；北面為岐阜縣；西面則為三重縣。縣的東西端相距106公里，南北端相距94公里；全縣總面積為5153.81平方公里，約佔全日本面積1.36％。最高點為海拔1415公尺的茶臼山。縣內大致分為尾張地區和三河地區，三河地區又分為西三河地區和東三河地區。尾張、西三河、東三河的面積比約為1:1:1，人口比約為7:2:1。
愛知縣属于太平洋侧气候，夏季高温潮湿，非常闷热。冬季干燥、晴朗的日子很多，吹着被称为 "伊吹吉风 "的干燥寒风，气温会像日本北部一样迅速下降。由于受西北季风的影响，当冬季形成强气压模式时，雪云从岐阜县关原附近流入，爱知县西部等地有时会遭遇局部大雪。另外，在东三河北部和西三河东北部的山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部高原气候的影响。
愛知縣 經濟
愛知縣是日本的工業大縣，是中京工業地帶的中心。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在日本仅次于东京都、大阪府居全国第3位，人均收入僅次於東京。製成品年出貨量達48萬億日元，連續44年位居日本第一。2019年商品銷售額為33萬億72920億日元，居日本第3位。愛知縣有以豐田汽車為首的眾多汽車企業。豐田汽車在1937年設立。在高度經濟成長期之後，愛知縣的汽車產業發展成為高度發達的產業。
縣內總生產（2004年）有34兆6503億日圓，佔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7.0%。
五攝家是以愛知縣名古屋市為根據地的中部圈財界的一群名門企業，包括有旧伊藤財閥系企業的東海銀行及松坂屋、基建企業的名古屋鐵道、中部電力及東邦瓦斯五家商社所構成。曾經獨佔中部經濟聯合會（簡稱「中經聯」）、名古屋商工會議所（名商）等經濟團體的代表，名古屋觀光酒店及名古屋波士頓美術館等主導負責的企業。
愛知縣 人口
愛知縣的人口在所有都道府縣中排行第四，據2021年10月1日統計有7,519,785人。在縣內市町村中，名古屋市人口最多，有2,327,723；人口最少為豐根村，只有982人。
愛知縣 交通
過去愛知的交通主要依靠火車連接，昔日的樞紐機場為名古屋機場，但自從中部国际机场開放以後，對外交通就大大改善。乘搭火車從名铁名古屋站出發，只要30分鐘就可到達中部国际机场。
鐵路有東海旅客鐵道（JR東海）營運的東海道新幹線及多條在來線。名古屋鐵道（名鐵）為愛知縣最大的私鐵業者，另外還有經營旅客鐵路的近畿日本鐵道（近鐵）、名古屋市營地下鐵、名古屋臨海高速鐵道、愛知高速交通、愛知環狀鐵道、豐橋鐵道、東海交通事業、名古屋導向巴士，和專營鐵路貨運的日本貨物鐵道（JR貨物）、名古屋臨海鐵道及衣浦臨海鐵道。
由於愛知縣是汽車產業重鎮，擁有汽車的人口比例亦高，主要的高速公路有東名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及新東名高速公路等。
约翰内斯·开普勒
约翰内斯·开普勒（德語：，發音：[joˈhanəs ˈkɛplɐ] ⓘ；1571年12月27日—1630年11月15日），德国天文學家、數學家。开普勒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關鍵人物。他最為人知的成就為开普勒定律，這是爾後學者根據他的著作《新天文学》、《世界的和諧》、《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萃取而成的三條定律，對艾薩克·牛頓影響極大，啟發牛頓後來得出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开普勒曾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家神学院担任数学教师，成为埃根贝格亲王汉斯·乌尔里希的同事。后来，他成了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助手，并最终成为皇帝鲁道夫二世及其两任继任者马蒂亚斯和费迪南二世的皇家数学家。他还曾经在奥地利林茨担任过数学教师及华伦斯坦将军的顾问。此外，他在光学领域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发明了一种改进型的折光式望远镜（开普勒望远镜），并提及了同时期的伽利略利用望远镜得到的发现。
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生活的年代，天文学与占星学没有清楚的区分，但是天文学（文科中数学的分支）与物理学（自然哲学的分支）却有着明显的区分。因為宗教信仰，开普勒將宗教論點和理由寫進他的作品。因為相信上帝用智慧創造世界，人只要透過自然理性之光，也可理解上帝創造的計畫。。开普勒将他的新天文学描述为“天体物理学”、“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旅行”、“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补充”、通过将天文学作为通用数学物理学的一部分改变古代传统的物理宇宙学。
约翰内斯·开普勒 早年
约翰内斯·开普勒于1571年12月27日，也就是当年的圣若望庆日，出生在帝国自由市魏尔代施塔特（位於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市中心以西30公里處），有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他的祖父泽巴尔德·开普勒（Sebald Kepler）曾经是魏尔代施塔特的市长，但是约翰内斯·开普勒出生时，开普勒家族的家业已經开始衰落。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开普勒（Heinrich Kepler）为了营生，当了一名危险的雇佣兵，在约翰内斯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据说后来死于荷兰的“八十年战争”。约翰内斯的母亲卡塔琳娜·古尔登曼（Katharina Guldenmann）是一名旅店老板的女儿，同时是一名医生和草药商。约翰内斯是早产儿，孩提时体弱多病；然而，他超常的数学才能经常给他外祖父旅馆内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约翰内斯·开普勒 早年
开普勒在很早的年纪就接触到并喜欢上了天文学，持續了一生。在他6岁时，他看到了1577年的大彗星，并写道他“被妈妈带到一处高地看彗星。”9岁时，他观察到了另外一次天文事件——1580年的月食，并记录道他记得他被“叫到门外”看月食，月亮“看起来非常红”。然而，童年患上天花，使他的视力衰弱，双手残废，因此限制了他天文观察的能力。
1589年，在经历过文法学校、拉丁学校以及毛尔布龙修道院之后，开普勒进入了图宾根大学的神学院，师从维图斯·米勒（Vitus Müller）学习哲学及雅各布·黑尔布兰德（腓力·墨蘭頓在威登堡的学生）学习神學。黑尔布兰德同时还教了另外一名当时还是学生的米夏埃尔·梅斯特林，直至他在1590年成为图宾根大學校长。开普勒证实了自己是杰出的数学家，并作为一名熟练的占星家给同窗占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在1583-1631年间担任图宾根大学数学教授的米夏埃尔·梅斯特林的教导下，开普勒学习了关于行星运动的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学说；在那段时间，他自己成了哥白尼的擁護者，在一次学生辩论中，他从理论和神学两个角度捍卫太阳中心说，坚称太阳是宇宙主要的動力来源。虽然开普勒很想成为牧师，但在学业将要结束之际，他被推荐担任格拉茨新教学校（后来成为格拉茨大学）的数学与天文学教师，並于1594年4月接受该职位，时年23岁。
约翰内斯·开普勒 格拉茨（1594-1600年）
开普勒的第一部主要天文学作品——《宇宙的神秘》是第一部捍卫哥白尼学说、公开发表的作品。开普勒声称在格拉茨教書時的1595年7月19日顿悟，在黃道十二宮图中展示了土星和木星定期的相遇：他意识到正多边体按照规律的比率与一个内切圆和外接圓相连，他推测这可能是宇宙的几何基础。在寻找符合已知的天文学发现（甚至使用加入该系统的额外星球）、独特排列的多面体的努力失败后，开普勒开始用立体的多面体进行实验。他发现五个柏拉圖立體中的每一个都可通过球体进行独特的内切和外切；先构建这些多面体，每一个多面体装在一个球体里，这个球体又装在另一个多面体内，每个多面体可产生6层，分别对应6个已知的星球——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对这些多面体进行正确的排序——八面体、正二十面體、正十二面體、四面体和六面体，开普勒发现假设这些星球环绕着太阳，那么球体可以按照一定的间距进行排列，间距对应于每个星球路径的相对尺寸（在已知的天文学观测结果的精确度范围内）。开普勒还发现了一个公式，将每个星球的轨道大小与其轨道周期进行关联：从內側星球到外側星球，轨道周期的增长率是轨道半径差的两倍。然而，开普勒后来又否定了这个公式，因为这个公式不够精确。
约翰内斯·开普勒 格拉茨（1594-1600年）
正如他在标题中所表明的，开普勒认为他已经揭示了上帝对宇宙的几何规划。开普勒对哥白尼学说的许多热情源于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联系的神学信仰；宇宙本身是上帝的一个影像，太阳对应圣父，星球对应圣子，它们之间的间隔对应圣灵。《宇宙的神秘》的初稿包含了一延伸章节，用以调和太阳中心说与貌似支持地球中心说的圣经節選。
在其老师米夏埃尔·梅斯特林的支持下，开普勒获准在图宾根大学理事会发表他的手稿，期间他删掉《圣经》注释，增加了对哥白尼学说及他的新想法更简单易懂的描述。《宇宙的神秘》于1596年年底送印，1597年年初开普勒收到了成品，并将其贈送给著名的天文学家与赞助人。儘管该书并未被广泛阅读，但是它建立了开普勒作为一名高天文学家的声誉；他对赞助人及格拉茨管理層充满热情的付出，也是得以进入赞助体系的关键。
约翰内斯·开普勒 格拉茨（1594-1600年）
开普勒从未放弃柏拉图多面体-球体宇宙学说——《宇宙的神秘》，虽然根据他后来的作品，其中的一些细节可能需要修改。他后来的主要作品，通过计算行星轨道的离心率，发现更精确的球体内外尺寸，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该作品的进一步发展。1621年，开普勒发表了扩展后的第二版《宇宙的神秘》，比第一版长一半，脚注部分详细记录了在第一版发表之后25年内他所作的修正与改进。
关于此书的影响，《宇宙的神秘》可以视为将尼古拉斯·哥白尼在他的作品《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理论，进行现代化的重要第一步。当哥白尼试图在该书中发展日心学说的时候，他用托勒密工具（即周转圆与离心圆）解释星球轨道速度的变化，并继续用地球轨道中心作为参考点，而不是用太阳中心“辅助计算以便使读者不会因偏离托勒密太多而感到混淆。”现代天文学家很大部分归功于《宇宙的神秘》，尽管主要论点有瑕疵，“因为它代表了清除哥白尼学说中托勒密理论残留的第一步。”
约翰内斯·开普勒 格拉茨（1594-1600年）
1595年12月，开普勒被介绍给了芭芭拉·米勒（Barbara Müller），一个带着幼小女儿——海玛·范德费纳费尔特（Gemma van Dvijneveldt）的23岁寡妇（结过两次婚），并开始向她求爱。米勒不但是她前两任丈夫财产的女继承人，同时也是一名成功磨坊老板的女儿。尽管开普勒继承了他祖父的贵族身份，但是她的父亲约布斯特（Jobst）最初也反对這門婚事，因為开普勒的贫困与芭芭拉不般配。开普勒完成《宇宙的神秘》之后，约布斯特动了怜悯之心，但是因为开普勒外出专注于出版的各项事宜使婚约差点告吹。然而，帮忙建立该婚配的教会官员强迫米勒遵守他们的协议；1597年4月27日，芭芭拉和开普勒结婚。
在他们婚姻的初期，他们生育了两个子女（海因里希与苏珊娜），但是都在襁褓時夭折了。1602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苏珊娜），1604年，生了一个儿子（弗里德里希），1607年又生了一个儿子（路德维希）。
约翰内斯·开普勒 格拉茨（1594-1600年）
《宇宙的神秘》出版之后，在格拉茨学校检察员的支持下，开普勒开始了他的雄心计划，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他的作品。他计划编写另外4部书籍：一部关于宇宙的静止事物（太阳和固定的星球）；一部关于行星及其运动；一部关于行星的物理属性与地理特征的形成（侧重于地球）；一部是关于天空对地球的影响，涵盖大气光学、气象学和占星术。
他还收集许多他曾经赠送《宇宙的神秘》的天文学家们的意见，其中包括尼古劳斯·赖默斯——鲁道夫二世的皇家数学家，同时也是第谷·布拉赫的激烈对手。赖默斯没有直接回复他，但是重新发表了开普勒的奉迎信，以寻求他与第谷关于第谷体系争论（现在的叫法）中的优势。尽管有这个污点，第谷还是开始与开普勒通信，一开始就对开普勒系统进行严厉但合理的批判；在许多反对的理由中，第谷对其使用哥白尼不准确的数据提出了异议。通过书信往来，第谷和开普勒就广大范围内的天文学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重点讨论了月球现象与哥白尼学说（特别是其神学活力）。但是没有第谷天文台更精确的数据，开普勒无法涉及其中的许多议题。
后来，开普勒将精力转向年代学与“和谐”，即音乐、数学及物质世界之间的命理关系，以及它们的占星结果。通过假设地球拥有精神（一种他后期用于解释太阳引起行星运动的属性），他建立了一个将占星内容和天文距离与天气与其它地球现象联系起来的推测系统。然而，到了1599年，他又发现他的工作受到数据不准确性的限制——正如不断增长的宗教紧张气氛正威胁他在格拉茨的工作一样。就在同年的12月份，第谷邀请开普勒在布拉格会面；1600年1月1日（甚至在他收到邀请函之前），开普勒就启程，希望第谷的资助能够帮解决他的哲学问题以及社会与经济问题。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伊澤拉河畔貝納特基（距离布拉格35km）见到了第谷·布拉赫及其助手弗兰斯·滕纳赫尔与克里斯滕·瑟伦森·隆哥蒙塔努斯。伊澤拉河畔貝納特基是第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开普勒以客人的身份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分析了第谷的一些火星发现；第谷严密地保护着他的数据，但是对开普勒的理论思想印象深刻，所以之后给了他更多接近的空间。开普勒计划借助火星数据测试他在《宇宙的神秘》中的理论，但是他预计这项工作将花费2年时间（因为第谷不允许他单纯的将资料拷贝作为己用）。在扬·耶森纽斯的帮助下，开普勒尝试与第谷协商一个更为正式的雇佣安排，但是协商在激烈的争吵中破裂。于是开普勒在4月6日就前往布拉格。之后，开普勒和第谷很快就和解了，并最终就工资和生活安排达成了协议，6月，开普勒回到格拉茨去接他的家人。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格拉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麻烦打碎了他立刻回到第谷天文台工作的想法；为了继续他的天文学研究，开普勒以数学家的身份向斐迪南大公寻求了一份工作。为此，开普勒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给斐迪南。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月球运动力学理论：“地球上有一种力量，引起了月球的运动”。虽然这篇文章并未使他在费迪南宫廷获得职位，但是却详细介绍了一种测量月食的新方法，他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了7月10日格拉茨的月食现象。这些观察成了他进行光学规律探索的基础，而《天文学的光学需知》则是他光学探索的顶峰。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1600年8月2日，在拒绝皈依天主教之后，开普勒和他的家人被驱逐出格拉茨。几个月后，开普勒及他的家人来到了布拉格。差不多1601年一整年，他得到了第谷的直接资助，第谷安排他分析行星观测结果与编写反对第谷（此时第谷已过世）对手——赖默斯的小册子。9月，第谷帮开普勒获得了作为他先前向皇帝提议的新项目的合作者的委任：将取代埃拉斯穆斯·赖因霍尔德所作的《普鲁士星表》的《鲁道夫星表》。1601年10月24日第谷出人意料的逝世了，两天之后，开普勒被委任成为他的继任者，作为皇家数学家负责完成第谷未完成的工作。接下去作为皇家数学家的11年是开普勒一生中最为多产的时间。
作为皇家数学家，开普勒的主要职责是向皇帝提供占星术方面的建议。虽然开普勒对同时代占星家对未来或特定神学事件进行准确预言的努力采取怀疑态度，但是当他还是图宾根大学的一名学生时，他已经向他的朋友、家人和赞助人展示了极受欢迎的占星水平。除了给同盟国和外国领导人占星外，皇帝在遇到政治麻烦时，也向开普勒寻求建议。鲁道夫对许多其宫廷学者（包括炼金术士）的工作有着积极兴趣，并跟踪开普勒在物理天文学方面的工作。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布拉格正式被认可的宗教教义是天主教和主稳健派，但是开普勒凭借他在宫廷的地位可以信仰他的路德教会而不受阻碍。皇帝名义上为其家庭提供了丰厚的收入，但是皇家国库开支过度，这意味着想要实际上获得足够的钱应对经济负担还是需要不断的争取。一部分源于经济困难的原因，他和芭芭拉的家庭生活并不如意，经常为争吵和疾病所扰。然而，宫廷生活为开普勒带来了与其他著名学者[其中包括约翰内斯·马特乌斯·瓦克·冯·瓦肯费尔斯、约斯特·比尔吉、大卫·法布里奇乌斯、马丁·巴查杰克（M. Bachazek）以及约翰内斯·布伦格（Johannes Brengger）]接触的机会，因此他的天文学工作进展迅速。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在开普勒继续慢慢分析第谷的火星观测数据——现在他可以拥有整体的资料——并开始了鲁道夫星表的缓慢编制过程的同时，他还从其1600年关于月球的文章中拾起了对光学规律的研究。不论是月食或是日食现象都展现了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不可预期的阴影大小、月全食的红色、以及传说中环绕日全食的罕见光线。大气折射的相关议题适用于所有天文学观测。1603年的大部分时间，开普勒暂停了他的其它工作，而专注于光学理论研究；并由此撰写的手稿在1604年1月1日呈给了皇帝，并以《天文学的光学需知》为题发表。文中，开普勒对控制光强的平方反比定律、平面镜与曲面镜的反射、针孔相机原理以及光学的天文学含义，如视差与天体的可见大小，进行了描述。他还将光学研究延伸到人的眼睛，并被神经学家广泛认为是意识到图像由眼睛晶状体翻转投射到视网膜上的第一人。这个困境的解决办法对于开普勒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他并不将其视为属于光学的范畴，虽然他确实表明，影像由于“精神运动”在“脑穴”中得到修正。今天，《天文学的光学需知》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光学的基础（虽然它明显地没有包含折射定律）。关于投影几何学的根源，开普勒在他作品中引入了数学实体连续变化的概念。他主张到，如果一个圆锥截面的焦点可以沿着连接焦点的线运动，那么这个几何形状会把一个焦点改变或退化成另外一个。因此，当一个焦点沿着无穷大运动时，椭圆形就变成了一条抛物线，当一个椭圆的两个焦点互相融合时，就形成了圆圈。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1604年10月，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新晚星（超新星1604），但是开普勒不信谣言，直至他亲眼看到了这颗晚星。他开始系统的观察这颗新星。从星相学的角度看，1603年的结束标志着火象三星座的开始，亦即周期800年的大交汇期的开始；占星家们将之前两次这种时期与查理曼大帝的崛起（大约800年前）和耶稣的诞生（大约1600年前）联系起来，所以他们期待有重大预兆的事件出现，特别是关于皇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普勒作为皇家数学家与占星家在其两年后《关于新星》的文中描述了这颗新星。文中，开普勒在对其他许多占星方面的解释与流传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专注于描述这颗新星的天文学属性。他注意到了其逐渐减弱的亮度，推测它的起源，并根据视差的缺失论证它属于固定的星体，进一步削弱了天体永恒性的教义（自亚里斯多德以后人们一直认可这样的观念：天体是完美与永恒的）。一颗新星的诞生意味着天体的可变性。在附录中，开普勒还讨论了波兰历史学家劳伦休斯·苏斯莱格最近的年代学工作；他计算到，如果苏斯莱格是正确的，年表提前四年，那么伯利恒之星——类似于今日的新星——将已经正好碰到了周期800年的第一次大交汇。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新天文学》是根据第谷的方向进行的火星轨道研究（包括最初两个关于行星运动的定律）发展的顶峰。开普勒运用等分点（哥白尼把这种数学工具排除在他的学说之外）对各种安火星轨道近似值进行重复计算，并最终创造了一个在2弧分之内（平均测量误差）基本上与第谷的发现相一致的模型。但是他对这个复合体以及仍然有点不准确的结果感到不满意；在某些点，这个模型与数据的差异达到8弧分。一系列传统的数学天文学方法都使开普勒感到失望，他开始尝试为这些数据设置一个卵形轨道。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根据开普勒对宇宙的宗教观点，太阳（父神的象征）是太阳系的动力来源。作为物理基础，开普勒通过类比汲取了威廉·吉尔伯特《论磁石》（1600年）中地球磁性灵魂的理论以及自己关于光学研究的工作。他假设太阳发射的动力（或动力个体）随着距离减弱，当行星靠近或远离太阳，运动会加快或减慢。可能这个设想的前提需要一种修复天文学秩序的数学关系。根据对地球和火星远日点和近日点的测量，他创立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行星的运动速度与它距太阳的距离成反比。然而，想要在整个轨道周期证实这种关系，需要进行非常广的计算；为简化计算任务，1602年底，开普勒运用几何学重新阐述了这个比例：行星在同样的时间内扫过同样的面积——开普勒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二定律。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之后，他运用几何速率法则，假定轨道是蛋形轨道，开始计算火星的整体轨道。在经历大约40次的尝试失败以后，1605年初，他最终偶然想到了椭圆形这个概念，他之前认为这个解决方法太简单，以至于早期的天文学家们都忽略了。在发现椭圆形轨道适用于火星的数据之后，他立即推断出所有行星都以太阳为中心按照椭圆形运动——开普勒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一定律。然而，他没有聘用计算方面的助手，所以他未将该数学分析扩展到火星之外。当年年底，他完成了《新天文学》的手稿，但是由于第谷天文台使用（第谷后人的财产）的法律争议，直到1609年才发表。
在《新天文学》完稿之后的几年，开普勒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鲁道夫星表》的编撰以及基于该星表的一整套星历（对行星和星位的具体预言，但是这两项工作在多年之后都没完成）。他还尝试（不成功）与意大利天文学家乔凡尼·安东尼奥·马吉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的合作。他的其它作品涉及年代学（特别是耶稣一生中事件的日期记录）与占星学[特别是对轰动性的大灾难预言的批判，比如哈利萨耶斯·罗斯林（Helisaeus Roeslin）的预言]。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正当开普勒和罗斯林忙于发表一系列攻击与回击时，菲利普·费泽尔（Philipp Fesel）医生发表了一部作品，对占星学进行了全面地反驳（特别是罗斯林的作品）。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所认为是占星学的多余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过度的反对声音的回应，开普勒撰写了《第三方调解》。表面上，这篇文章——主要是给罗斯林和费泽尔的普通赞助人看的——是对争论的学者之间的一次中立调解，但是文中体现了开普勒对占星学价值的基本观点，文章包含了行星与个体精神之间互动的一些假设机制。开普勒认为多数传统的占星学法则与方法是被“一只勤劳的母鸡”扒烂的“臭粪”，但是实际上认真的科学的占星家“偶尔会找到谷粒，甚至是珍珠或金块”。
约翰内斯·开普勒 布拉格（1600-1612年）
1610年的头几个月，伽利略用他强大的新望远镜，发现了四颗绕着木星运动的卫星。在发表他的报告——《星夜的差使》时，伽利略咨询了开普勒的意见，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其观测发现的可信度。开普勒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撰写并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回复——《与星夜信使的对话》。他支持伽利略的观测，并对伽利略的发现以及望远镜观测方法对于天文学和光学以及宇宙学和占星学的含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断。同年年底，开普勒在《四颗卫星的观测报告》中发表了其利用望眼镜对月球的发现，进一步支持伽利略的发现。但是令开普勒失望的是，伽利略从未发表过其对《新天文学》的（任何）反应。
在听说了伽利略用望远镜得到的发现之后，开普勒从科隆欧内斯特（Ernest）公爵那里借来了一个望远镜，开始对望远镜光学进行理论和实验研究。1610年9月，作为研究成果的手稿完成，并在1611年以《折射光学》为题发表。文中，开普勒提出了双凸会聚透镜与双凹发散透镜的理论基础——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制作出一个伽利略望远镜——以及真实与虚拟影像、直立与倒立影像的概念和焦距对放大与缩小的影响。他还介绍了一个改进型的望远镜——现在称为天文望远镜或开普勒望远镜——该望远镜有两个凸透镜，可以比伽利略的凸凹组合透镜产生更大的放大率。
1611年左右，开普勒传阅了他的一份手稿，这份手稿最终以《梦》为题（在他过世之后）发表。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想描述从另外一个星球的视角来看，时下的天文学会是什么样子，以说明非地心学说的可行性。这份在转手几次后丢失了的手稿描述了一次神奇的月球之旅；它一部分是寓言，一部分是自传，一部分是星际之旅的专著（有时候也被称为第一部科幻作品）。多年之后，该故事的一份扭曲的版本引发了一场针对自己母亲的审巫案，起因是故事讲述者的母亲向一名恶魔学习太空旅行的方法。随着他母亲最终被判无罪，开普勒为该故事撰写了223个脚注——比实际的文本长7倍——对故事中隐藏的寓言性内容以及很多科学内容（尤其是关于月球地理）进行了解释。
作为那年新年的礼物，他为他的朋友也是多年的赞助人——瓦肯费尔斯男爵，写了一本简短的小册子，题为《新年礼物——六角雪花》。文中，他发表了他首次对雪花六角对称性的描述，并将该问题扩展成为对称性的一个假设性原子论物理基础，并造就了后来人们所知道的开普勒猜想——最有效的球体填充方法说明。开普勒是将无限小应用到数学的先驱，请参考连续性定律。
1611年，布拉格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鲁道夫皇帝的健康状况也在衰退，被他的弟弟马蒂亚斯逼迫退位作为波西米亚国王。双方都寻求开普勒占星术方面的建议，他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提出和解的政治建议（跟星象无多少关系，除了劝阻激烈行动的一般陈述之外）。然而，很清楚的是开普勒在马蒂亚斯宫廷的前景已变暗淡。
就在同一年，芭芭拉感染了匈牙利斑疹热，之后开始突然发作。当芭芭拉正在康复的时候，开普勒的三个孩子都患了天花；6岁的弗里德里希最终夭折了。之后，开普勒写信给纽伦堡和帕多瓦的潜在赞助人。位于纽伦堡的图宾根大学，担心开普勒已经接触了违反《奥格斯堡信纲》与《协同信条》的加尔文主义异端学说，因而阻止他回归。而帕多瓦大学，在将要离职的伽利略的推荐下，希望开普勒能够填补数学教授职位的空缺，但是开普勒不喜欢他的家庭离开德国的领土，因而他来到了奥地利的林茨，确定在这里当一名教师和教区数学家。然而，芭芭拉病情再次复发，在开普勒回去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开普勒推迟了搬到林茨的计划，继续留在布拉格直到鲁道夫于1612年初去世。同时遭遇了政治剧变、宗教紧张以及家庭悲剧（以及关于他妻子财产的法律纠纷），开普勒无法继续做研究。所以他将他的书信及早期的作品拼凑成了一份编年手稿——《编年纪选集》。在马蒂亚斯继任神圣的罗马皇帝之后，马蒂亚斯重新确认了开普勒皇家数学家的职位（及薪奉）并允许他搬到林茨。
约翰内斯·开普勒 林茨和其它地方（1612年－1630年）
在林茨，开普勒的主要职责（不包括完成《鲁道夫星表》）是在教区学校任教并提供占星术和天文学服务。在那里的头些年，相比在布拉格的生活，他的经济条件更宽松，宗教更自由，虽然鉴于他神学上的顾虑，路德会教堂禁止他参加圣餐。他在林茨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为《德维罗纪元》（1613），该作品对耶稣诞生的年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还参加审议，确定是否将教宗額我略十三世改革的历法引入新教徒的德国地区；同年，他还写了影响巨大的数学著作《求酒桶体积之新法》。该著作发表于1615年，介绍了测量容器容积的方法，如酒桶。
约翰内斯·开普勒 林茨和其它地方（1612年－1630年）
1613年10月30日，开普勒娶了24岁的苏珊娜·罗伊特林格（S. Reuttinger）。在其第一任妻子芭芭拉死后，开普勒在两年间已经考虑了11个不同的对象（做决定的过程后来成了婚姻问题）。他最终回过头来选择了罗伊特林格（第五个对象）。对她，开普勒曾写道，“她用爱、谦逊的忠诚、节俭持家、勤劳及给继子们的爱俘获了我”。他这段婚姻的前三个孩子（格丽塔·里贾纳（Margareta Regina）、凯塔琳娜与泽巴尔德（Sebald））在童年时代就夭折了。另外三个孩子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克尔杜拉（Cordula，生于1621年）；弗里德曼（Fridmar，生于1623年）；希尔伯特（Hildebert，生于1625年）。根据开普勒传记的作者，开普勒这段婚姻比第一段幸福。
约翰内斯·开普勒 林茨和其它地方（1612年－1630年）
自从完成了《新天文学》之后，开普勒就开始计划编制天文学教科书。1615年，他完成了《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三卷中的第一卷；第一卷（第1-3册）在1617年印刷，第二卷（第四册）1620年印刷，第三卷（第5-7册）在1621年印刷。尽管这个书名简单涉及了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这套教科书成了他自己椭圆定律的巅峰之作，是其最富影响力的作品。它包含了全部三条行星运动定律，并尝试用物理因素解释天体运动。虽然它明确的将行星运动的头两条定律（在《新天文学》中适用于火星）扩展到其它行星、月球及木星的美第奇卫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椭圆轨道如何从观测资料中获取。
作为《鲁道夫星表》与相关的星历的副产品，开普勒发表了天文历法，这套历法非常受欢迎，并抵消了他创作其它作品的费用，特别是当皇家国库的资助被中止后。根据他的历法，1617年-1624年间的6年中，开普勒预测了行星位置和天气以及政治事件；后者经常非常准确，得益于他敏锐的掌握了那个时期政治与神学的紧张关系。然而到1624年，紧张关系的升级以及预言的不准确意味着给开普勒自身带来的政治麻烦；他最后的历法在格拉茨被公开烧毁。
约翰内斯·开普勒 林茨和其它地方（1612年－1630年）
1615年，一个与开普勒的弟弟克利斯朵夫（Christoph）产生经济纠纷、名叫厄休拉·莱因戈尔德（Ursula Reingold）的女子，声称开普勒的母亲卡塔琳娜用一种邪恶的饮料致使她生病。之后，争吵升级，1617年，卡塔琳娜被控施行巫术；审巫案在该时期的中欧非常普遍。从1620年8月开始，她被囚禁了14个月。1621年10月，她被释放，一部分原因是开普勒所进行的广泛的法律辩护。原告没有证据，只有谣言。卡塔琳娜遭受了言语恫吓（形象描述等待她的、施予女巫的折磨），以最终逼迫她认罪。在这次审判期间，开普勒推迟了他的其它工作，转而专注于他的“和谐理论”，并在1619年发表了他的成果——《世界的和谐》。
开普勒深信“几何事物向造物主提供了装饰整个世界的模型”。在《世界的和谐》中，他尝试用音乐解释自然世界的比例，特别是天文学与占星学方面。“和谐”的中心是“天体音乐”，而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以及开普勒之前的许多人都对“天体音乐”进行过研究；实际上，在《世界的和谐》刚发表之后，开普勒就卷入了与罗伯特·弗勒德（R. Fludd）的先后顺序纠纷，因为后者最近刚发表了他的和谐理论。
约翰内斯·开普勒 林茨和其它地方（1612年－1630年）
开普勒从研究正多边形和多面体开始，包括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开普勒多面体。从那里，他把他的和谐分析扩展到音乐、气象学和占星学；和谐产生于天体灵魂所作的音调，对于占星学来说，和谐源于这些音调与人类灵魂的互动。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第5册），开普勒介绍了行星运动，特别是轨道速度与距太阳的轨道距离之间的关系。其它天文学家也使用了类似的关系，但是开普勒利用第谷的资料和他自己的天文学理论，更加准确的处理这些关系，并赋予了他们新的物理学意义。
约翰内斯·开普勒 林茨和其它地方（1612年－1630年）
在许多其它和谐中，开普勒清楚的说明了人们所知的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之后，他尝试了许多组合，直到发现（近似地）“周期的平方与平均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虽然他给出了这次发现的日期（1618年3月8日），但是并未详细描述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然而，直到17世纪6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该纯力学定律对于行星动力学的更广泛的意义。当该法则与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刚发现的离心力定律结合时，它就能使艾萨克·牛顿、爱德蒙·哈雷、甚至克里斯多佛·雷恩（C. Wren）和罗伯特·虎克独立的论证太阳与其行星之间假定的万有引力随着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的减少而减少。这就否定了学术物理学传统的假设——不论在什么时间，万有引力不随两个天体之间的距离改变而改变，正如开普勒所做的假设以及伽利略错误的普遍规律，即自由落体运动加速度是一样的，以及如伽利略的学生——波蕾莉（Borrelli）在其1666年的天体力学中所描述的一样。威廉·吉尔伯特在用磁铁做实验之后，确定地球的中心是一块巨大的磁铁。他的理论引导开普勒认为太阳的磁力驱动行星在它们自己的轨道运动。这是对行星运动的一个有趣的解释，但是对开普勒来说，很不幸，这种解释是错的。在找到正确的答案之前，科学家们需要对运动有更多的了解。
1623年，开普勒最终完成了《鲁道夫星表》，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他主要的工作。然而，由于皇帝的出版要求以及与第谷后人之间的协商，该星表直到1627年才开始印刷。同时，宗教紧张——正在发生的“三十年戰爭”的根源——再一次使开普勒及他的家人陷入危险的境地。1625年，天主教反改革派的代理人将开普勒大部分的藏书查封，1626年，林茨城被包围。开普勒搬到乌尔姆，在那里他自费印刷了该星表。
1628年，随着皇帝费迪南德的军队在华伦斯坦将军的指挥下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开普勒成为华伦斯坦的官方顾问。虽然本质上不是将军府的占星家，但是开普勒为华伦斯坦的占星家们提供天文学计算，并偶尔为华伦斯坦本人撰写天宫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开普勒花了很多时间旅行，从布拉格皇宫到林茨，从乌尔姆到扎甘临时的家，以及最后到雷根斯堡。到雷根斯堡不久以后，开普勒就患病了。他于1630年11月15日去世，并安葬在那里；它安葬的地点在瑞典军队毁坏墓地之后不再存在。只有开普勒自创的墓志铭还流传下来：
Mensus eram coelos, nunc terrae metior umbras
Mens coelestis erat, corporis umbra iacet.
“我曾测天高，今欲量地深。”
“我的灵魂来自上天，凡俗肉体归于此地。”
约翰内斯·开普勒 对开普勒天文学的认可
开普勒的定律并没有立即得到认可。几个重要人物如伽利略和勒内·笛卡尔完全忽视了开普勒的《新天文学》。许多天文学家，包括开普勒的老师——米夏埃尔·梅斯特林，反对开普勒将物理学引入天文学。一些人采取了折中立场。关于椭圆的虚焦点，伊斯梅尔·布罗（Ismael Boulliau）认可椭圆轨道但是用均匀运动代替开普勒的面积定律，而塞斯·沃德（Seth W.）则使用等径运动的椭圆轨道。
约翰内斯·开普勒 对开普勒天文学的认可
几位天文学者对开普勒的理论进行了试验，对其的各种修改违背了天文观测的结果。在这两颗行星没法正常观测到的情况下，金星与水星的两次凌日为开普勒的理论做了灵敏的试验。1631年的水星凌日，开普勒极其不确定水星的参数，建议观测者在预测日期的前一天与后一天寻找凌日现象。皮埃尔·伽桑狄在预测的日期观察到了凌日现象，证实了开普勒的预测。这是首次观测到水星凌日。然而，他试图在一个月以后观测金星凌日，却因为《鲁道夫星表》的误差而失败。伽桑狄并未意识到那次的凌日现象并非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观测得到，包括巴黎。杰雷米亚·霍罗克斯在1639年观测到了金星凌日。在这之前，他用自己的观测结果修改了开普勒模型的参数，并预测了这次凌日现象，然后制作了观测工具。他一直是开普勒模型的坚定支持者。
全欧洲的天文学者们都阅读了《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死后，该书成为传播其思想的主要工具。1630-1650年间，该书成为使用最多的天文学教科书，使许多人改信椭圆为基础的天文学。然而，很少人接受他建立于物理基础上的天体运动的观点。在17世纪后期，许多从开普勒的著作产生出来的物理天体学理论——尤其是乔瓦尼·阿方索·博雷利和罗伯特·虎克的理论——开始包含引力（虽然不是开普勒假定的准精神运动类）和笛卡尔惯性概念。而牛顿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则是这些理论的顶峰，在该著作中，牛顿从以力为基础的万有引力定律得出了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约翰内斯·开普勒 历史和文化遗产
开普勒在哲学和科学编史学方面的作用超出了其在天文学与自然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普勒及其天体运动定律对早期的天文学史非常重要，比如让-艾蒂安·蒙图克拉1758年的《数学历史》以及德朗布爾1821年的《现代天文学历史》。这些和其它从启蒙运动的视角编写的历史以怀疑和反对的态度看待开普勒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主张，但是到了后来的浪漫时期，自然哲学家们将这些元素视为他成功的关键。威廉·惠威爾在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归纳法科学的历史》（1837年）中，发现开普勒是归纳法科学天才的原型；在他的作品《哲学与归纳科学》（1840年）中，惠威尔将开普勒称为科学方法最高级形式的体现。类似地，在凯瑟琳皇后购买了开普勒手稿之后第一个对其进行广泛研究的人——恩斯特·弗里德里希·阿佩尔特（Ernst F. Apelt）认定开普勒是“科学革命”的钥匙。阿佩尔特看过开普勒的关于数学、美感、物理学以及作为整个思想体系一部分的神学的观点，对开普勒的生活与工作首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约翰内斯·开普勒 历史和文化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普勒书籍出现了大量的现代翻译版本，而他的全集的系统出版则在1937年才开始（21世纪初才接近完成），马克斯·卡斯帕（Max Caspar）撰写的开普勒自传于1948年出版。然而，继阿佩尔特之后，亞歷山大·夸黑所写的关于开普勒的作品是对开普勒宇宙学及其影响进行历史解释的里程碑。20世纪30-40年代，夸黑以及第一代专业科学史学工作者中的其他许多人将“科学革命”描述为科学历史的核心事件，而开普勒是这场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夸黑将开普勒的理论工作而不是实验工作置于从古代到现代世界观的知识转变过程的中心位置。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开普勒的历史学术研究得到很大发展，涉及他的占星学与气象学、几何方法、他的宗教观在他工作中的作用、他的文学及修辞手法、他与同时期更广阔的文化与哲学思潮的互动，甚至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历史学家的作用。
约翰内斯·开普勒 历史和文化遗产
对于开普勒在“科学革命”中的地位的争论也产生了一系列哲学和大众的作品。其中阿瑟·库斯勒所作的《梦游者》（1959）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在该作品中，开普勒无疑是这场革命的英雄（不管是道德上、神学上或认知上）。科学哲学家，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诺伍德·拉塞尔·汉森（Norwood R. Hanson）、史蒂芬·托尔明与卡尔·波普尔都重复的求助于开普勒：不可比性实例、类比推理、证伪性与许多其它的哲学概念都在开普勒的作品中出现过。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甚至使用开普勒与罗伯特·弗勒德的先后之争来探究分析心理学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约翰·博纳维尔（J. Banville）所作的非常受欢迎的甚至是玄幻的历史小说《开普勒》（1981），对凯斯特勒（Koestler）的叙事性非小说与科学哲学中的许多主题进行了探究。更为玄幻的是最近的一部非小说类作品——《天国的密谋》（2004），该书声称开普勒谋杀了第谷以获取他的数据。开普勒获得了作为科学现代性的象征与超出时代的人物的大众形象；科普作家卡尔·萨根称他为“第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与最后一个科学占星家”。
约翰内斯·开普勒 历史和文化遗产
德国作曲家保羅·欣德米特写了一部关于开普勒的歌剧——《世界的和谐》，以及一首源于该歌剧音乐的同名交响乐。
在奥地利，开普勒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他成为一枚银质收藏币的图案之一：2002年9月10日的10欧元约翰内斯·开普勒银质硬币。该硬币的反面是开普勒的画像，他曾经在格拉茨及附近地区教学。开普勒私下与汉斯·乌尔里希·埃根贝格亲王（Hans Ulrich von Eggenberg）熟识，他很可能对埃根贝格城堡的建造产生了影响（这枚硬币正面的图案）。硬币上，在他的前面镶嵌了一个《宇宙的神秘》中的球体与多面体模型。
2009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将开普勒对天文学领域的贡献命名为“开普勒使命”。
在新西兰的峡湾国家森林公园，也有一座群山以开普勒命名，称为“开普勒山”，以及一条穿过该群山的被称为“开普勒小道”的“三日步行道”。
圣公会（美国）礼仪历的5月23日是纪念开普勒与哥白尼的节日。
约翰内斯·开普勒 引用和注释
The most complete biography of Kepler is Max Caspar's Kepler. Though there are a number of more recent biographies, most are based on Caspar's work with minimal original research;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cited from Caspar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books by Arthur Koestler, Kitty Ferguson, and James A. Connor. Owen Gingerich's The Eye of Heaven builds on Caspar's work to place Kepler in the broader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early-modern astronomy. Many later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particular elements of his life and work. Kepler's mathematics, cosm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views have been extensively analyzed in books and journal articles, though his astrological work—and its relationship to his astronomy—remains understudied.
约翰内斯·开普勒 参考资料
Andersen, Hanne; Peter Barker; and Xiang Che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apter 6: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521-85575-4
Barker, Peter and Bernard R. Goldstein: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Kepler's Astronomy". Osiris, Volume 16. Science in Theistic Contex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88–113
约翰内斯·开普勒 参考资料
Caspar, Max. Kepler; transl. and ed. by C. Doris Hellma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references by Owen Gingerich; bibliographic citations by Owen Gingerich and Alain Segonds. New York: Dover, 1993. ISBN 978-0-486-67605-0
Connor, James A. Kepler's Witch: An Astronomer's Discovery of Cosmic Order Amid Religious War, Political Intrigue, and the Heresy Trial of His Mother. HarperSanFrancisco, 2004. ISBN 978-0-06-052255-1
约翰内斯·开普勒 参考资料
Ferguson, Kitty. The nobleman and his housedog: Tycho Brahe and Johannes Kepler: the strange partnership that revolutionized science. London: Review, 2002. ISBN 978-0-7472-7022-5 – published in the US as: Tycho & Kepler: the unlikely partnership that forever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vens. New York: Walker, 2002. ISBN 978-0-8027-1390-2
约翰内斯·开普勒 参考资料
Gilder, Joshua and Anne-Lee Gilder: Heavenly Intrigue: Johannes Kepler, Tycho Brahe, and the Murder Behind One of History's Greates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Doubleday（May 18, 2004）. ISBN 978-0-385-50844-5 Reviews bookpage.com, crisismagazine.com
约翰内斯·开普勒 参考资料
Kepler, Johannes and Christian Frisch. Joannis Kepleri Astronomi Opera Omnia（John Kepler, Astronomer; Complete Works）, 8 vols.（1858–1871）. vol. 1, 185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vol. 2, 185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vol. 3, 186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vol. 6, 186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vol. 7, 186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Frankfurt am Main and Erlangen, Heyder & Zimmer, – Google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