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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贡院 名士
明清两代名人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施耐庵、翁同龢、李鸿章，清末状元张謇等人皆出于此。
在清一代，科考共举行112科；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上海三地）考生在江南贡院乡试中举后经殿试考中状元者，江苏籍49名、安徽籍9名，共计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51.78%。
江南贡院 评价
容纳2万人的考场，上下五千年，无与伦比，代表了前现代社会中国对社会流动性的追求，堪比长城、兵马俑的中国文化代表性。
阅江楼 (南京)
32°05′46.64″N 118°44′28.17″E﻿ / ﻿32.0962889°N 118.7411583°E﻿ / 32.0962889; 118.7411583
阅江楼位于中国江苏南京古城西北角的狮子山上，临近长江。
明洪武七年（1374年）春，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在京师（今南京）西北临江的狮子山建一楼阁，主要原因是因为朱元璋在狮子山上指挥数万伏兵，击败了劲敌陈友谅40万人马的强势进攻，为在其称帝前，建立明朝奠定了基础。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赐改卢龙山名为狮子山，下诏建楼，亲自命名为阅江楼，并以阅江楼为题，命在朝文臣职事各写一篇《阅江楼记》。大学士宋濂所写一文最佳，后入选《古文观止》。建楼所用地基—平砥完工后，因為天象不吉，皇帝突然决定停建，靜待時日，後來因各種因素又拖延工期。自此造成本體均未完成，不過曾在此基礎做了瞭望塔之類的簡單建築，古地圖註記為“望江楼”，紀錄於1514年王阳明的“登”阅江楼中。按歷史地位講，此樓算是頗為資深與重要，但因六百余年均有记无楼，直至2001年才建成的現代建築。少數人將此樓加入江南三大，列為江南四大名樓之一。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英文缩写：CSDL）是服务于中国科学院全院网络的科技信息服务环境。通过CSDL，可以登录因特网免费使用30多个科学文献数据库，并获得随易通、文献传递、参考咨询和跨库检索等近10项网络化服务。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特色
截止2004年12月，CSDL为全院开通近30个数据库。类型有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文摘数据库、引文数据库、事实数据库、西文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电子图书库、科学文献数据库。
CSDL提供13种外文全文数据库，覆盖了2863种核心期刊，6409种西文会议录。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学、电气与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它们是：
CSDL还链接Science网络期刊和提供4种网络免费全文科技期刊库。它们是DOAJ和FreeFullText，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Highwire，医学和生命科学全文期刊BioMed。
CSDL提供11个文摘数据库，其中9个全院开通。它们是：
同时，SCI科学引文索引，GEOREF地球科学文摘在部分研究所开通。
CSDL为全院开通的电子工具书和丛书有：
CSDL为全院开通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共收录1990年以来中国出版的9246种中文科技期刊，并设置北京和武汉两个镜像服务站点。CSDL开通方正电子图书库，包括电子图书近4万种，平均每年增加近2万种图书。
国际刑警组织
國際刑事警察組織（英語：；通稱：；縮寫：），簡稱国际刑警组织或國際刑警，是一个促进全球警务合作与犯罪控制的国际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法合作平台。它的总部位于法国里昂，在全球有七个地区局、在196个成员国設有國家中央局。
该组织成立于1923年9月7日，起初名为“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英语：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是在当年于维也纳召开的为期五天的国际警察大会结束后设立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刑警就已承担了许多现今仍在执行的核心职责。然而，自1938年起，该机构被纳粹控制，总部甚至与盖世太保共处一栋大楼，机构运作几近瘫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逐步恢复正常运作。
国际刑警组织为全球执法机构提供调查支持、专业知识与培训服务，其重点关注跨国犯罪的三大领域：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有组织犯罪。该组织的任务广泛，涵盖危害人类罪、儿童色情制品、毒品贩运和生产、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白领犯罪等多个方面。通过庞大的犯罪数据库和通信网络，国际刑警组织促进各成员国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国际刑警组织
与普遍认知不同，国际刑警组织本身并不具备执法权，其角色是协调与支持，而非执行法律。
该组织的年度预算为1.42亿欧元，资金主要来源于181个成员国警察部门的年度捐款。国际刑警组织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的大会进行管理。大会负责选举执行委员会及主席，现任主席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艾哈迈德·纳赛尔·莱西，负责监督政策制定与行政事务。
日常事务由总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由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大约1000名员工组成，包括警务人员与文职人员。现任秘书长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前副局长于尔根·斯托克。
根据章程，国际刑警组织在执行职责时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被禁止介入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事务或争端。该组织以四种官方语言运作：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国际刑警组织 历史
直到19世纪，不同国家和政治管辖区的警察之间的合作主要是临时组织的，重点是特定目标或犯罪活动。建立正式、永久的国际警务协调框架的最早尝试是1851年成立的德意志国家警察联盟，该联盟旨在汇集德语国家的警察。其活动主要集中在持不同政见者和罪犯身上。1898年，意大利在罗马举行的反无政府主义会议上发起了一项类似的计划，来自21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为应对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建立了一个正式的结构。会议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后续会议都没有取得成果。
国际刑警组织 历史
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旅行和商业为跨国犯罪企业和逃犯提供便利，又有几项努力使国际警务合作正式化。最早的是1914年摩纳哥主办的国际刑事警察大会，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和法律官员参加了会议，讨论在调查犯罪、共享调查技术和引渡程序方面的国际合作。摩纳哥大会制定了12项原则和优先事项，这些原则和优先次序最终将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基础，包括在不同国家的警察之间提供直接联系；制定取证和数据收集的国际标准；以及促进引渡请求的有效处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警察组织的想法一直处于休眠状态。1922年，美国试图通过在纽约举行的国际警察会议来领导类似的努力，但未能引起国际关注。
国际刑警组织 历史
一年后的192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另一次国际刑事警察大会上，由维也纳警察局局长Johannes Schober发起了一项新的倡议。22名代表同意成立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直接前身，总部设在维也纳。创始成员包括来自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波兰、中国、埃及、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日本、罗马尼亚、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的警察官员。同年，ICPC的《国际公共安全杂志》首次发布了通缉令。英国于1928年加入。美国直到1938年才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尽管一名美国警察非正式地参加了1923年的大会。 到1934年，ICPC的成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58个国家。
1938年德奥合并后，这个总部位于维也纳的组织落入纳粹德国的控制之下；该委员会的总部最终于1942年迁至柏林。在此期间，大多数成员国都撤回了支持。1938年至1945年，ICPC的主席包括Otto Steinhäusl、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阿图尔·内贝和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所有人都是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滕布伦纳是纽伦堡审判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党卫军军官。
国际刑警组织 历史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利时、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和英国的官员将该组织恢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CPO）。其新总部成立于巴黎，1967年起在巴黎郊区圣克劳德成立。他们一直呆在那里，直到1989年他们被转移到里昂现在的位置。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刑警组织基于其《章程》第3条的规定，不参与纳粹战犯的追捕和起诉工作，因为这些行为被视为“政治”事务。
2010年7月，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杰基·塞莱比因收受一名毒贩价值15.6万欧元的贿赂，被约翰内斯堡南非高等法院裁定犯有腐败罪。2008年1月受到指控后，塞莱比辞去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职务，并被南非国家警察局长延长休假。接替他的是智利国家调查警察总监、前美洲区副总统Arturo Herrera Verdugo[es]，他在2008年10月任命Khoo Boon Hui之前一直担任代理总统。
2012年11月8日，第81届大会闭幕，法国司法警察局中央副局长Mireille Ballestrazzi当选为该组织首位女主席。
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第85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并将以这一身份任职至2020年。2018年9月底，孟在一次中国之行中被纪律部门“带走”审问后，据报失踪。中国警方后来证实，孟因涉嫌受贿被捕，并称这是国家反腐运动的一部分。2018年10月7日，国际刑警组织宣布，孟已辞去职务，立即生效，主席职位将由国际刑警组织高级副主席（亚洲）、韩国的金正阳临时担任。2018年11月21日，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中选举金填补孟的剩余任期，指控另一位候选人、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针对俄罗斯政府的批评者。2021年11月2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政部监察长艾哈迈德·纳赛尔·莱西当选为主席。由于阿联酋的人权记录，此次选举备受争议，一些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和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对此表示担忧。
国际刑警组织 宪法
国际刑警组织的作用是由其章程的一般规定来界定的。
第2条规定，其作用是：
确保并促进所有刑事警察当局在不同国家现行法律的范围内，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尽可能广泛地相互协助。
建立和发展所有可能对预防和制止普通法犯罪作出有效贡献的机构。
第3条规定：
严禁本组织进行任何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 方法
与大众媒体频繁报道的普遍观点相反，国际刑警组织不是一个超国家执法机构，也没有具有逮捕权的特工。相反，它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的执法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因此，该组织主要通过其位于里昂的中央总部，作为成员国执法机构之间的行政联络人，提供通信和数据库援助。以及各成员国较小的地方局的协助。
国际刑警组织设在里昂总部的数据库可以协助执法部门打击国际犯罪。虽然国家机构有自己广泛的犯罪数据库，但这些信息很少超出一个国家的边界。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可以追踪世界各地的罪犯和犯罪趋势，特别是通过授权收集指纹和面部照片、通缉犯名单、DNA样本和旅行证件。仅国际刑警组织的遗失和被盗旅行证件数据库就包含1200多万条记录。总部的官员还分析这些数据，并向成员国发布犯罪趋势信息。
基于加密互联网的全球通信网络使国际刑警组织特工和成员国能够随时联系。该网络被称为I-24/7，提供对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的持续访问。虽然国家中央局是该网络的主要接入点，但一些成员国已将其扩展到机场和边境接入点等关键领域。成员国还可以通过I-24/7系统访问彼此的犯罪数据库。
国际刑警组织 方法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八种类型的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其中七种是：红色、蓝色、绿色、黄色、黑色、橙色和紫色。第八项特别通知是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特别要求发出的。截至2019年，目前有62448份有效的红色和12234份黄色通知在流通。
在发生国际灾难、恐怖袭击或暗杀事件时，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派出事件响应小组（IRT）。IRT可以提供一系列专业知识和数据库访问，以协助识别受害者、嫌疑人，并向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传播信息。此外，应地方当局的要求，他们可以作为中央指挥和后勤行动，协调参与案件的其他执法机构。这些小组在2013年部署了8次。国际刑警组织于2009年开始发放自己的旅行证件，希望各国取消因国际刑警组织业务旅行的个人签证要求，从而缩短响应时间。2017年9月，该组织投票接受巴勒斯坦和所罗门群岛为成员。
国际刑警组织 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包括全體大會、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和國家中心局，以全體大會為其最高層級的機關，由各成員國代表團組成；執行委員會由大會選出的13個成員國的代表組成，負責監督大會決議的執行情況、準備大會的工作日程、監督秘書長的管理情況等；秘書處由秘書長和該組織的技術、行政人員組成，負責執行大會和執委會的決議、編輯各種刊物、通緝作案逃犯等；國家中心局是該組織在各國的常設機構，主要負責各國警方同國際刑警組織各成員國之間的合作。
國際刑警組織總部建有一個存有150餘萬名國際刑事罪犯材料的資料檔案庫和一座用以鑒定貨幣及其它有價證券真偽的實驗室。國際刑警組織的電子郵件網路系統每年可以處理100萬封阿拉伯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各種「通報」。出版物有《國際刑事警察評論》（每年10期）和《偽幣和偽造物》（技術期刊）。
截至目前，有3个联合国会员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帛琉和圖瓦盧）及3个非联合国会员国（科索沃、西撒哈拉和中華民國）不是国际刑警组织会员。
国际刑警组织 资金
2019年，国际刑警组织的营业收入为1.42亿欧元，其中41%是成员国的法定捐款，35%是自愿现金捐款，24%是用于使用设备、服务和建筑物的实物捐款。为了加强国际刑警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支持国际刑警组织的任务，国际刑警组织于2013年成立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基金会。尽管在法律上独立于国际刑警组织，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在2015年瑞士泄密事件指控后，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离开了基金会董事会。
2004年至2010年，国际刑警组织的外聘审计员是法国审计法院。2010年11月，审计法院由挪威审计长办公室取代，任期三年，可选择再延长三年。
国际刑警组织 办公室
除了设在里昂的总秘书处总部外，国际刑警组织还有七个区域局和三个特别代表处：
国际刑警组织的指挥和协调中心为寻求紧急信息或面临危机的国家警察部队提供24小时联络点。第一个在里昂，第二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于2011年9月增加。第三家于2014年9月在新加坡开业。
国际刑警组织于2004年在纽约市开设了驻联合国特别代表处，并于2009年在布鲁塞尔开设了驻欧盟特别代表处。
该组织在新加坡建造了国际刑警组织全球创新综合体（IGCI），作为其研发设施和数字犯罪调查合作场所。它于2015年4月正式开放，但在此之前就已经很活跃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发布会上透露的那样，在开幕前几周，IGCI的网络融合中心协调并执行了SIMDA僵尸网络基础设施的全球拆除。
国际刑警组织 要犯通報
國際刑警組織要犯通報分為7個分類，用以表示不同的目的（而非等級劃分）。紅色通報表示需要逮捕和引渡，但國際刑警組織在紅色通報下加以標註「這些要犯在被司法宣判有罪之前，都視同無罪」，表示被通緝的要犯需在審判後才能定罪。
I-24/7是經過加密的全球警察通訊系統，讓國際刑警組織的所有成員國或地區可以透過一系列的資料庫，分享情報和刑事資料。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尽管该机构在政治上立场中立，但一些人批评该机构在逮捕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批评者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欧安组织议会在奥斯陆（2010年）、摩纳哥（2012年）、伊斯坦布尔（2013年）、和巴库（2014年）通过的宣言中，批评了一些欧安组织成员国滥用国际调查机制，并敦促它们支持国际刑警组织的改革，以避免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欧洲委员会议会2014年1月31日的决议批评了国际刑警组织档案管制委员会的运作机制，特别是非对抗性程序和不公正的决定。2014年，PACE通过了一项决定，彻底分析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问题，并就此事编写一份特别报告。2015年5月，在编写报告的框架内，PACE法律事务和人权委员会在埃里温组织了一次听证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都有机会发言。根据Freedomhouse的数据，俄罗斯对国际刑警组织38%的红色通缉令负有责任。目前“大约有66370份有效的红色通知，其中约7669份是公开的。”
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名单的难民在越境时可能会被逮捕。2008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应国际刑警组织的要求，因政治动机的指控而逮捕难民的问题。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2021年，土耳其、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被指控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政治对手。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的政策禁止各国利用该组织追捕反对者，但独裁者越来越多地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中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打击维吾尔人，政府发布了针对活动人士和其他居住在国外的少数民族成员的红色通缉令。自1997年以来，记录了来自28个国家的1546起拘留和驱逐维吾尔人的案件。在土耳其的案件中，国际刑警组织不得不拒绝了800项请求，其中包括一项针对NBA篮球运动员Enes Kanter Freedom的请求。阿联酋也被指控为试图收买国际刑警组织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个阿拉伯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建立更安全世界基金会捐赠了5400万美元。该数额估计相当于其余194名成员共同缴纳的法定缴款。据称，阿联酋对国际刑警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其有机会在2018年和2020年主办大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迪拜拘留所、开放对话基金会、公平审判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和国际调查记者联合会等组织表示，非民主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骚扰反对派政客、记者、人权活动家和商人。被指控滥用该机构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突尼斯。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开放对话基金会的报告分析了国际刑警组织系统处理的44起备受关注的政治案件。一些在欧盟和美国获得难民身份的人——包括俄罗斯商人安德烈·鲍罗丁、车臣人阿尔比·布加耶夫、哈萨克斯坦反对派政治家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及其助手阿图尔·特罗菲莫夫、和斯里兰卡记者昌迪玛·威萨纳——继续留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名单上。一些难民仍然在名单上，即使法院拒绝将他们引渡到一个非民主国家（例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案的证人帕维尔·扎贝林和哈萨克斯坦反对派阿布利亚佐夫的前安全负责人亚历山大·帕夫洛夫）。另一个案例是曼努埃尔·罗萨莱斯，他是一名反对乌戈·查韦斯的政治家，于2009年逃到秘鲁，并因腐败指控被置于红色警戒状态两周。国际刑警组织立即删除了起诉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也因误认黄色预警人员而受到批评。其中一个案例是Alondra Díaz Nuñez，她于2015年4月在墨西哥瓜纳华托市被捕，被误认为是另一位母亲的女儿。国际刑警组织因帮助警察联邦部长、墨西哥联邦警察以及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和领事馆实施绑架而受到墨西哥新闻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欧安组织2013年《伊斯坦布尔宣言》列举了此类起诉的具体案例，包括俄罗斯活动家彼得·西拉耶夫、金融家威廉·布劳德、商人伊利亚·卡特斯尼尔森、白俄罗斯政治家Ales Michalevic和乌克兰政治家Bohdan Danylyshyn。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2014年7月25日，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禁止他们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性质的干预或活动，乌克兰民族主义准军事领导人德米特罗·亚罗什应俄罗斯当局的要求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通缉名单，这使他成为2014年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开始后唯一被国际通缉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将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列入乌克兰新政府的通缉名单，因为他在“欧洲之夜”期间大规模杀害抗议者。亚努科维奇最终于2015年1月12日被列入通缉名单。然而，在亚努科维奇聘请的英国律师事务所Joseph Hage Aaronson的干预下，2015年7月16日，对乌克兰前总统的国际逮捕令被暂停，等待进一步审查。2014年12月，乌克兰安全局解散了一个由国际刑警组织乌克兰局前特工领导的破坏和侦察小组，该小组在乌克兰反情报机构也有家庭关系。2014年，俄罗斯试图将乌克兰政治家Ihor Kolomoyskyi和乌克兰公民活动家Pavel Ushevets列入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名单，他们在莫斯科的亲乌克兰艺术表演后在俄罗斯受到刑事迫害。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根据斯德哥尔摩自由中心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土耳其已将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制武器化，以追捕合法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这违反了国际刑警组织自身的宪法。该报告列出了虐待案件，土耳其不仅使用逮捕令，还吊销旅行证件和护照，作为迫害批评者和反对者的工具。骚扰活动也针对外国公司。叙利亚库尔德人萨利赫穆斯林于2018年2月25日应土耳其要求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被短暂拘留，但两天后获释，引起土耳其的愤怒抗议。2018年3月17日，捷克当局驳回了土耳其的请求，认为其毫无根据。
阿联酋政府高级官员Ahmed Naser Al Raisi就任总统后，国际刑警组织无视欧洲人权法院的禁令，与塞尔维亚当局合作引渡了一名巴林活动人士。Ahmed Jaafar Mohamed Ali乘坐阿联酋私人航空公司Royal Jet的包机被引渡到巴林，该公司由阿布扎比王室成员领导。批评人士担心，这只是莱西总统任期内“红线将被跨越”的第一个例子。此外，有人警告说，在做出决定后，国际刑警组织将与阿里面临的任何虐待行为串通一气。2021年，据报道，Ahmed Naser此前也曾在阿联酋折磨过一些人。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上诉的程序漫长而复杂。例如，委内瑞拉记者Patricia Poleo和哈萨克斯坦活动家Ablyazov的同事，以及获得难民身份的Tatiana Paraskevich，分别在长达一年半和六个月的时间里试图推翻这一出于政治动机的请求。
国际刑警组织此前承认，将一些人列入通缉名单的请求是出于政治动机，例如，印度尼西亚活动家本尼·文达、格鲁吉亚政治家吉维·坦格马泽、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马拉开波前市长和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候选人曼努埃尔·罗萨莱斯以及洪都拉斯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罗萨莱斯；这些人随后被移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刑警组织只有在独裁国家结束刑事案件或宣布大赦后才会撤销针对难民的红色通缉令（例如，俄罗斯活动家和政治难民Petr Silaev、Denis Solopov和Aleksey Makarov，以及土耳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Pinar Selek的案件）。
2016年，台湾批评国际刑警组织拒绝了他们作为观察员加入联合国大会的申请。美国支持台湾的参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指示国务卿制定一项战略，以获得台湾的观察员地位。
国际刑警组织 批评
中国公民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欧洲事务副主席，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当选为副主席，这引起了英语媒体的批评，并引发了人们对国际刑警组织接受中国和俄罗斯出于政治动机的请求的担忧。
2013年，国际刑警组织因与国际足联、菲利普·莫里斯和制药行业等私营部门机构达成数百万美元的交易而受到批评。批评主要是缺乏透明度和潜在的利益冲突。
2015年国际足联丑闻发生后，该组织与所有引发此类批评的私营部门机构断绝了联系，并采用了一个新的透明融资框架。
孟宏伟失踪后，四名美国参议员指责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滥用红色通缉令，将他的当选比作“让狐狸掌管鸡舍”。乌克兰赫尔辛基人权联盟发布并由其他非政府组织签署的一份声明引发了人们对他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立场压制俄罗斯批评者的能力的担忧。俄罗斯政界人士批评美国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干涉。
2021年6月，包括多数党和反对派在内的35名法国议员、议员和参议员敦促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反对阿联酋将军艾哈迈德·纳赛尔·莱西的候选人资格，理由是对他的酷刑指控。这是罗纳州副州长休伯特·朱利安·拉费里尔的第二次呼吁，他于2021年初首次写信给马克龙。他质疑，像Al Raisi这样的人物，对政治对手Ahmed Mansoor和英国学者Matthew Hedges的酷刑负有责任，怎么会成为一个最受尊敬的机构的主席。
当阿联酋安排Al Raisi前往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时，对这位阿联酋候选人的反对情绪加剧。一些德国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表示“深切关注”，并拒绝Al Raisi竞选国际刑警组织主任。Matthew Hedges和Ali Ahmad的英国律师Rodney Dixon提交了一份申诉，并敦促瑞典当局在Al Raisi抵达瑞典后逮捕他。这两名英国人还向挪威警方提出了逮捕al-Raisi的类似请求。瑞典和挪威都适用管辖权，允许他们对犯罪展开调查，而不考虑一个人的国籍或犯罪的原籍国。
2021年10月，Al Raisi不得不面临进一步的反对，因为律师们向巴黎的法国检察官提交了投诉。这些指控援引了Al-Raisi在非法拘留和折磨Ali Issa Ahmad和Matthew Hedges中的作用。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提出的申诉赋予法国官员调查和逮捕外国公民的权力。由于Raisi不是国家元首，法国当局有权在他进入法国领土时逮捕和审问他。
随着大会的临近，反对声音越来越大。2021年11月，土耳其律师Gulden Sonmez对Al Raisi在土耳其的提名提起刑事诉讼，投票将在土耳其进行。Sonmez表示，阿联酋试图掩盖其人权记录并清洗其声誉。此外，赫奇斯和艾哈迈德预计也将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在土耳其对Al-Raisi提起诉讼。
国际刑警组织 改革
2015年7月1日至3日，国际刑警组织组织组织了一次信息处理工作组会议，该工作组是专门为核实信息处理机制而成立的。工作组听取了民间社会关于改革国际调查制度的建议，并承诺考虑到可能阻碍或拒绝在国内提交犯罪报告的情况，将予以考虑。
人权组织公开对话基金会特别建议国际刑警组织：建立一个保护具有国际难民身份的人的权利的机制；启动档案管制委员会与人权非政府组织以及庇护和引渡问题专家的更密切合作；对违反国际刑警组织规则的行为实施制裁；加强与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欧安组织、PACE和欧洲议会的合作。
公平审判国际提议为因不公平指控而被通缉的个人制定有效的补救措施；惩罚经常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的国家；以确保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更加透明。
和平研究中心还为国际刑警组织提出了建议，特别是删除根据1951年原籍国颁布的《难民公约》授予难民身份的人的红色通缉令和扩散令，并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定期审查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 徽章
国际刑警组织目前的会徽于1950年采用，包括以下元素：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英語：；縮寫：、），是一所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戴維斯市的公立大學，临近加州州府沙加緬度，是加州大學系統中，校园面积最大的，占有超過7156英亩的土地。在校大學生、硕士生與博士生共三万多人，被誉为美国公立常春藤之一。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是一所综合性公立研究型大学，設10個學院， 以農林學科、工程、數理學科、管理學科、經濟學、法律、生命科學、社會科學等科系著稱，同時也是世界獸醫、環境科學、農業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教育中心。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历史
该校最初为1905年開設的加州大學農場（University Farm）。1992年更名为加州大学农学院北部分校（Northern Branch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1959年獨立設校，更名为加州大学戴維斯分校，為第七所加州大學。至2015年為止，UCD是十所加州大學裡學生人數第三多的學校，達3萬5千餘人。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學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图书馆系统包括彼特.希尔兹图书馆（Peter J. Shields Library）、物理学与工程图书馆、卡尔森健康科学图书馆，以及在萨克拉门托的医疗中心图书馆，共有超过三百五十万册书籍，并提供了许多特别的收藏和服务。彼特.希尔兹图书馆经历了许多次建设和扩建，所以有三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它是学生们在校园里主要学习的图书馆，并且配备了一间24小时读书室、计算机房和独特的桌椅。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校园
戴維斯加利福尼亞大學是加州大学系统中校区占地最大的一个，校园占地7,256英畝（29.4平方），跨优洛县和索拉诺两县。学校距离位于加州中央谷地萨克拉门托谷的萨克拉门托15英里（24.1），由此可经80号州际公路前往全美各地。UC Davis不仅是加州大学系统中唯一一所拥有机场的校区（机场坐落于校区西侧，以加州113号州际公路與主校區分隔），也是加州大學系统中唯二拥有消防队的两个校區之一，另一个则是聖塔克魯茲加大。UCD也有原子核物理实验室，該實驗室也是加州大學系統中唯二兩個核試驗室之一，另一个位于伯克利加大。
戴維斯是美国著名的大学城之一，戴维斯市便是依校而兴。大学的Manetti Shrem艺术博物馆也为全市居民提供免费的展览服务。市內6萬人口中學生的比例非常高，學生和常住居民的比例約為1比4。UCD主校区、宿舍和市中心僅以一條街分隔，几分钟的步行时间也是戴维斯可以称为“大学城”的原因之一。此外，戴维斯和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仅有10余分钟的车程，使得戴维斯即可以维持一个“大学城”的安静氛围，也可以置身于都市圈的繁华之内。得益于戴维斯小镇的自行车道，在小镇内使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十分方便。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排名
該大學是公立常春藤之一，全球排名在100位以內。2024年泰晤士T.H.E.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第59名；美國公立大學中全國排行第8名；美國大學綜合排名第36名。
该校擁有全美國規模最大的獸醫學院，並且該學院在世界大學獸醫專業排名中連續五年（2015–2019）獲得第一。
巴米揚大佛
巴米揚大佛（波斯語：，拉丁轉寫：but hay-e bamiyaan）是曾经坐落在阿富汗巴米揚谷內山崖上的兩尊立佛像，建于公元六世纪，是希臘式佛教藝術的經典作品。这两尊佛像在2001年3月12日被塔利班炸毁。
佛像主體乃自沙岩山崖鑿成，而一些細微的部位由泥和乾草的混合物造成，鋪上灰泥表層，表層被繪畫以突顯臉部、雙手及袍的摺疊處，但這一表層實際上在很久前已經被侵蝕掉。佛像手臂下半部由同樣的泥和乾草的混合物造成，並以木架支撐。臉部上半部相信是以巨大木面具造成，在照片中見到的多行洞孔就是那些用以穩定外層灰泥的木栓的空位。
巴米揚大佛 歷史
巴米揚，舊稱「梵衍那、范陽國、望衍國、帆延國」，地處絲綢之路上，是往來歐洲、波斯、中國和印度間的商隊途經之地，當地曾有數所佛教寺院，為一宗教、哲學、希臘式佛教藝術中心，自2世紀起，至9世紀伊斯蘭教徒入侵時，為佛教的一個宗教地點。较小的东佛高度為38米，建于公元570年左右，较大的西佛高度為55米，建于公元618年左右。
那些寺院的僧侶住在鑿于巴米揚的山崖的小山洞內，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有些僧侶在其居住的山洞內加添宗教雕像及精美、色彩鮮艷的壁畫。
兩尊巨大立佛像中的東大佛高37米，西大佛高55米，為世上最大的雕刻立佛像（中國四川的樂山大佛雖然更高，但它是坐佛像），它們是多年來的文化地標，當地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巴米揚大佛 歷史
中國佛教僧人玄奘在約630年時曾經過巴米揚，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記》形容當地（書中稱為梵衍那國都城）是一個興盛的佛教中心，「伽藍（佛寺）數十所，僧徒數千人」。書中記載「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指的是西大佛，而它的東面有「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指的是東大佛。
佛像臉部和雙手均塗有金色。兩尊佛像的兩側均有暗洞，洞高數十米，可拾級而上，直達佛頂，其上平臺處可站立百餘人。
一尊跟巴米揚大佛風格接近的坐佛像坐落於中國甘肅省的炳靈寺石窟內，今天仍存在。
巴米揚大佛 破壞與重建
當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2世紀服阿富汗時，巴米揚大佛及那些壁畫未有受破壞。其後多年來，一些穆斯林的偶像破壞者損壞了佛像的一些細微部位，主要是面部特徵及雙手。莫卧儿帝国君主奧朗則布曾試圖用炮火摧毀大佛，因為他認為正統伊斯蘭信仰反對任何形式的偶像。
2001年2月26日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下达灭佛令，宣称要毁掉所有的佛像，包括巴米扬大佛。国际社会不断对塔利班发出警告和劝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3月1日下午特别召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4个成员国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其時，松浦晃一郎指出：“塔利班当局为了保持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而摧毁包括古代佛像在内的所有雕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不仅是阿富汗历史的一次倒退，而且也不可能使伊斯兰教取得进步，他们必须马上停止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
巴米揚大佛 破壞與重建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使本德雷利3月1日亲往喀布尔，向塔利班转达了联合国以及成员国对其破坏文化遗产的关切，但塔利班没有向本德雷利作出任何放弃灭佛计划的保证。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政府3月1日发表声明，对塔利班当局的灭佛决定表示震惊。声明说，阿富汗的文物古迹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无价之宝，欧盟强烈呼吁塔利班领导层“不要执行这一决定，因为它将使阿富汗人民丧失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些信奉佛教的国家如尼泊尔、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对塔利班发出了警告。尼泊尔的外交部发言人阿查里雅3月2日说：“我们强烈谴责塔利班的罪恶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保护佛教文物。”印度、俄罗斯等国也对塔利班进行了谴责。作为塔利班少数几个支持者之一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也于3月1日表示不赞同塔利班的做法，呼吁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表现出容忍精神，并在这方面尊重国际感情。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政府发言人也表示，塔利班的行为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宗旨，“伊斯兰教尊重其他文化，即使某些文化的礼节与伊斯兰法有所冲突。”
尽管如此，塔利班在动用大炮、坦克后，發現雕像比想像中還堅固，最终于3月12日用炸药徹底将大佛炸毁。在大佛被毁前，探索频道的摄影记者大卫·亚当斯，在此地拍摄了探险旅行类纪录片《地球行脚》中的一集，成了大佛最后的影像。
雖然兩尊大佛的外型已幾乎全毀，但其大約輪廓及一些特徵仍可在山崖凹入處被辨識，遊人仍可探索那些僧侶住過的洞穴及連接它們的通道。
巴米揚大佛 近期進展
2002年5月，一尊佛像在斯里蘭卡的一處山邊鑿成，外形近似巴米揚大佛其中一尊。
2004年12月，日本研究者發現巴米揚的壁畫在5至9世紀間畫成。
2003－2005年，藝術家山形博導計劃以14台激光系統将大佛的影像投影在大佛所在的山崖上，以「重現」巴米揚大佛，該計劃預計耗资900萬美元。阿富汗政府有条件地同意了山形博导的计划，并等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但此计划后因当地局势和激光能量可能损害遗迹而未能成事。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德国考古队，径自开始施工，对西侧大佛的“双脚”部分进行复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进行了劝阻。
2015年6月，《侣行》團隊运用投影技術成功在原址用光影重現了53米高的巴米揚大佛，并在活动后将价值约10万美元的整套光影设备赠送给当地政府，希望他们每年都将大佛影像呈现给当地民众。
2021年3月，巴米扬当地民众运用3D投影方式在原址重现佛像，纪念大佛被毁20周年。
2021年，新一代塔利班在重新掌權後，一改以往政策，將其作為觀光景點進行修復。
巴米揚大佛 第三尊巴米揚大佛之謎
《大唐西域記》記述梵衍那國一段中提及「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应为长300餘米的卧佛形象。有些考古學者希望它仍然存在，曾展開找尋工作，但一直没有發現。不過，在2008年的9月8日，考古學家卻在附近地區出土了一座長19公尺的臥佛。
巴米揚大佛 世界遗产
鉴于2001年阿富汗戰爭造成的局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将大佛及周边地区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登录面积159公頃，缓冲区面积342公頃。
世界科學院院士
世界科學院院士為鼓勵學者投入第三世界發展的學術榮譽，由世界科學院頒發。世界科學院院士每年新增加50名左右，由第三世界國家的科學院、國家研究理事會、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及發達國家的科學組織的著名科學家中選舉產生。而華人的院士眾多，兩岸及海外華人即占20％左右。院士需要在第三世界國家工作，或是出生於第三世界國家、或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做出卓越貢獻。院士每兩年召開一次院士會議。
世界科學院院士 類別
世界科學院院士依照對第三世界貢獻的程度、學術資歷等等，共分為3等6級，而準創始院士、準院士則是頒發給出生於第三世界國家但卻已經於已開發國家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或出生於已開發國家，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有貢獻者。華人知名科學家陳省身、李政道、丁肇中、楊振寧等4人為世界科學院準創始院士。
廉政公署 (香港)
廉政公署（英語：，直译：「獨立反腐敗特派委員會」；縮寫：），簡稱「廉署」，香港居民一般俗稱為「老廉」、「廉記」，於1974年2月15日根據《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現改名為《廉政公署條例》）成立的香港獨立調查機構，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中文名稱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機構獨立及直接向香港政府首長（香港主權移交前為香港總督，後為香港行政長官）負責的紀律部隊及執法機構，以肅貪倡廉為目標，一直以來透過執法、預防及教育「三管齊下」的策略打擊貪污。
廉政公署現僱有職員約一千四百多人，幾乎全部以約聘形式受聘，其中逾半數職員已在廉政公署服務超過十年。
廉政公署首長為「廉政專員」，屬於非公務員類別的公職人員，薪酬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8點（政策局常任秘書長職級）。執行處首長亦兼任副廉政專員。
廉政公署 (香港) 职能
廉政公署致力維護香港公平公正，安定繁榮，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與全體市民攜手肅貪倡廉，並推動國際合作，與各地反貪機構共同打擊貪腐。
居民可以親身到廉政公署24小時舉報中心或設於多個地區的辦事處，亦可透過熱線(852)2526 6366或郵遞作出舉報。由1974年至2008年年底為止，廉政公署共接獲182,378宗舉報（不包括與選舉有關的投訴），其中104,962宗與貪污有關，而在該等與貪污有關的舉報中，共有49,432宗涉及政府僱員。
廉政公署（香港）現時作出以下服務承諾：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加，香港經濟開始發展迅速。
面對這些轉變，港英政府既要專注維持社會秩序，同時亦積極為香港居民提供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但是，香港社會的資源因為人口不斷膨脹而未能夠趕及實際需求，從而助長了貪污的歪風。
為了維持生計及儘早獲取公共服務，普羅大眾均被習慣賄賂作為途徑，並且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眾所周知的皇家香港警队之間的賄賂，比較具體的例子包括消防人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滅火、救護人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工人「打賞」才可以獲得合理的服侍；此外，一般公共服務，例如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等，也得要賄賂負責的公職人員，其申請才可獲得相應安排。
由於貪污歪風盛行，公職人員將索取「茶錢」及「利是」當作一般程序的手續費。而在港英政府各部門之中，又以皇家香港警隊的貪污情況最為嚴重：這支被形容為「世上用錢所能買到的最佳部隊」的警隊在六七暴動中立功，獲得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1969年授予皇家名銜；卻有不少警務人員收受賄賂，濫用警權苛索款項，貪斂得來大筆財富，並且包庇各種非法罪行，嚴重威脅香港治安，居民苦不堪言。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儘管香港警務處早於1952年2月就成立了「反貪污部」，專責處理香港居民對警務人員的貪污投訴，及調查內部的貪污問題。
但是鑑於內部貪污嚴重，如果對某人員作出調查，有機會連調查員自己也被揪出來。因此，警務處反貪污部的實際效用極其有限，其辦案表現也被外界譏諷為「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不少警務人員亦因為各種原因，對貪污妥協，加入行賄和受賄的行列。
香港總督戴麟趾在平息六七暴動後全方位檢討社會政策，意識到貪污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原有《防止貪污條例》的不足，於是在1971年5月14日起實施《防止賄賂條例》，加重針對貪污的罰則、擴大懲治範圍、以及賦予反貪污部更大的權力去偵查貪污案件。
然而，其時的反貪污部仍是在皇家香港警隊體制之內，警務處「自己查自己」及「自我結案」，警隊的貪污惡習依然未有得到糾正。
儘管英國朝野日益關注香港的貪污情況，戴麟趾任內肅貪的力度始終有限；他接受英國電視台訪問，被記者問及香港的貪污問題時，更被批評為「像一根圖騰柱僵硬地坐在攝影機前，言語唐突，態度曖昧」。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1971年10月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隨即著手處理貪污問題。他在肅貪倡廉方面最大的貢獻，是一手創立專門撲滅貪污罪行的「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這個於1974年設立的反貪機關獨立於其他政府部門，可避免調查工作及執法行動受到被調查的政府部門、特別是來自警隊的干擾及阻攔，而總警司葛柏貪污案為廉政公署成立的開端。
自《防止賄賂條例》生效後，警務處反貪污部在1971年開始注意到葛柏擁有大批來歷不明的財富，遂對他暗中展開調查。可是，由於證據不足，反貪污部最初的調查工作停滯不前。
在麥理浩的指示下，時任皇家警務處處長薛畿輔親自主持調查葛柏案。在1973年4月，薛畿輔接獲情報，葛柏被發現擁有的財富多達430多萬港元，相當於他在警隊任職21年來所得收入的六倍。
時任律政司何伯勵在薛畿輔要求下，也首次引用《防止賄賂條例》，於6月4日要求葛柏在10日內交代其財產來源，否則會對其作出拘捕。葛柏自知即將被拘捕，便立即申請提早多一個月，在1973年6月退休，企圖在專案組搜集到足夠證據前離開香港。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雖然警隊始終未能獲得充分證據，證明葛柏來歷不明的款項是由貪污所得。但是，薛畿輔決定先發制人，在同年5月勒令葛柏停職，接受進一步內部調查。
同年6月8日，葛柏在停職接受調查期間，運用其高級警務人員取得的進出啟德機場禁區的權力，繞過出境監察，從香港乘坐飛機，經星加坡潛逃往英國，一時間引起香港社會的譁然。
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有居民上街發起「反貪污、捉葛柏」的大遊行，要求港英政府緝拿葛柏歸案。
為了平息民憤，總督麥理浩立於1973年6月13日會同行政局，宣佈委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就葛柏潛逃一事展開調查，以及就香港的貪污問題和相關法例進行研究。
百里渠在7月4日向麥理浩提交關於葛柏潛逃的報告書，是為《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10月11日，他再發表《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批評港英政府部門貪污問題普遍，導致居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但沒有建議需要設立獨立部門調查。
在百里渠撰寫報告期間，坊間輿論要求港英政府盡早緝拿葛柏歸案之聲不絕。可是，由於英國沒有香港《防止賄賂條例》內有關「收入與官職不相稱」的罪名，以致港英政府無法引渡葛柏返港受審，激起公眾反響。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1973年8月26日，大批學生和居民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反貪污，捉葛柏」集會，但是警方事後卻票控部份參與集會的人士，繼而引發更多香港居民在9月16日舉行「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示威集會，聲援之前被檢控的集會人士，反映公眾對港英政府打擊貪污不力的不滿。
雖然百里渠發表的第二份報告書未有明確建議港英政府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反貪部門，但麥理浩了解到由警務處反貪污部調查貪污有機制上的缺陷，無法根治貪污問題，所以早在葛柏潛逃英國不久，便著手招攬人手，籌組一個獨立於各政府部門的反貪污機構，取代在警隊架構內的反貪污部。
1973年10月17日，麥理浩在立法局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正式提出設立一個直接向香港總督負責，獨立於政府架構，專責處理貪污罪行的專員公署。該公署名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邀請到前民政司姬達出任首任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和前軍情五處和香港警隊政治部主管彭定國出任首任執行處處長。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隨即從警隊接手調查葛柏案及將其拘捕歸案。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在麥理浩要求下，英國政府同意只要香港方面提供葛柏有貪污的證據，便可以協助拘捕。同年4月29日，英國警方拘捕葛柏。在英國法院的引渡聆訊裁定葛柏需要接受引渡，其提出的上訴亦被駁回。
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在12月批出引渡令，葛柏於1975年1月7日由廉政專員公署人員押解回香港接受審判，有關行動贏得輿論普遍稱譽。葛柏最終被法庭裁定一項串謀賄賂和一項受賄罪罪名成立，判監4年及充公其中25,000港元賄款。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初期，民眾本來沒有抱有太高的期望，缘於過去港英政府有關反貪污的行動都以失敗終結。不過，由於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直接向香港總督負責，並且獨立於公務員體系，以致很快就在民間建立聲譽及威信。
在雷厲風行的行動下，廉政公署於成立首10個月，所接獲涉及貪污的投訴多達5,958宗，而且又針對油麻地果欄案等多宗涉及警隊的貪污個案展開調查，大量警務人員受到牽連或者被邀請協助調查。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廉政公署的調查行動對警隊構成沉重的壓力，不少警察索性提早退休，當中有一部份移民到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國家，逃避日後的追查；個別警務人員甚至因為畏罪或者擔心被廉政公署查問而自殺，引起警隊內對廉署調查手法和作風的不滿。
1977年10月28日，數千名警務人員及家屬到香港警察總部操場集會，宣洩對廉政公署的不滿，以及要求警務處處長施禮榮主持公道，向香港總督加以反映。集會過後，數十名警務人員走到廉政公署位於金鐘夏慤道10至12號和記大廈的執行處總部大肆搗亂，又毆傷了約5名廉政公署人員。事件被形容為警廉衝突，英文輿論更指出事件是警察叛亂（Police Mutiny），一度引起公眾擔心香港治安會否出現動盪。
警廉衝突發生後，廉署內部主張繼續原有的調查工作，外間也有意見認為，如果香港總督本人是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大有可能拒不退讓，甚至出動駐港英軍，維持香港治安。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為了顧全大局，麥理浩經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步，他在1977年11月5日發出一項局部特赦令，宣佈除了已經被審問、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在11月7日，他向立法局強調有關特赦令只此一次，下不為例，表明不會再作任何讓步。
同時，立法局又修改《警隊條例》，授予警務處處長權力，可以即時開除任何不服從警隊命令和違反《廉政公署條例》的警務人員。局部特赦令的頒佈是一項富爭議性的決定。一方面，絕大部份警務人員不再被追究，從而立即有效地平息警隊內的不滿情緒，而他此決定亦普遍獲得輿論的讚揚；但是另一方面，廉政公署的士氣在短期內大受打擊。
一直主張維持強硬立場的廉政專員姬達在1978年7月黯然離開廉署。雖然姬達旋即獲得麥理浩委任為布政司，但是兩人關係始終蒙上陰影。根據曾經出任麥理浩私人秘書的苗學禮憶述，頒佈局部特赦令是麥理浩任內所作最困難的決定之一，而麥理浩晚年則認為，警務人員出現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局部特赦令的頒佈具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廉政公署 (香港) 歷史
姬達卸任廉政專員後，麥理浩在1978年7月委任了資深殖民地官員陸鼎堂接掌，設法重新整理廉政公署肅貪倡廉的形象，以及改善警廉關係。
同年12月，麥理浩設立獨立運作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受理公眾有關廉政公署在行政方面的投訴，對廉政公署作出監察。
此外，廉政公署還繼續追緝在逃人士和冻结他們涉及貪污的資產，使他們不能夠返回香港和動用被凍結的資產。在眾多在逃人士當中，較知名的包括涉及賄款數以億計的呂樂、韓森、藍剛和顏雄探長等，以及香港藝人曾志偉的父親 - 前總警長曾啟榮等。
香港主權移交後，廉政專員成為了香港官員，必須由連續在港居住滿15年及沒有外國居留權之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出任，並需由香港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
香港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獨立運作，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也改名為《廉政公署條例》。
成立至2013年年底，立項共約240,000份檔案。2011年年底，因應審計報告，廉政公署於實施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前，按照其自行制訂的檔案管理政策及程序，銷毁了共78,000份檔案，當中包括約51,000份結案業務檔案，其餘則主要為過了保存期限，而且無運作需要及歷史價值的行政檔案。
2013年，廉政公署首次在各香港大學舉辦招募講座，期望吸引人才投考。
廉政公署成立後，對香港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廉政公署多年來致力打擊貪污，在警廉衝突後繼續扮演肅貪倡廉的角色，先後偵破了黎民祐貪污案、油麻地果欄案、香港電話職員貪污案、中華汽車有限公司員工盜竊硬幣和行賄等的大型案件，使香港成為國際透明組織認定最廉潔的地區之一。
很多其他國家或地區受到香港廉署啟發，紛紛仿傚成立反貪污部門，例如澳門廉政公署、中华民国法務部廉政署、大韩民国國家清廉委員會、新南威爾士州廉政公署及毛里求斯廉政公署等。
因應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款項事件、曾蔭權涉貪案等事件，有政黨及民間聲音認為，《防止賄賂條例》及《廉政公署條例》均需要作出修訂。
2012年，民主黨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中，建議：
公民黨於其發表的2018-19年度公民黨施政報告意見書中，要求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行政長官納入第3及第8條規管，以及修訂《廉政公署條例》，確保廉署不受干預地獨立運作。
社民連主張修改《防止賄賂條例》，將法例涵蓋行政長官。
廉政公署 (香港) 權力
廉政公署獲得《廉政公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此3條條例賦予權力。
其調查對象於成立初期限制於公務員，後來擴展至公共事業機構，進而包括所有私人機構。
另外《廉政公署條例》也規定除了行政長官，廉政專員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轄。
廉政公署 (香港) 组织机构
廉政公署首長為廉政專員，執行處首長兼任副廉政專員；自成立之始就制定了一套整體策略，透過3個部門以防止、教育及調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打擊貪污。
廉政公署有約1,400名人員，幾乎全部以合約形式被聘請，其中逾半人員服務了逾10年。
除了總部，廉政公署在屯門楊青路有訓練學校。凡加入廉政公署的人，都會在學校和總部受訓。
現時廉政公署的運作由4個獨立諮詢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成員為社會知名人士，由非官方人士出任主席，4個諮詢委員會分別是：
除此之外，現時仍有其他組織負責監察廉政公署的外部及內部運作，分別是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以及監察廉署內部運作的L組。
廉政公署 (香港) 组织机构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獨立運作於廉政公署，監察及覆檢所有涉及對廉政公署及廉政公署人員的投訴。
委員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主席由行政會議成員出任，其他委員包括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賢達。
任何居民如對廉政公署人員的行為或廉政公署的運作常規或程序有任何不滿，均可以向委員會投訴。
廉政公署內部有一個調查及監察單位，名為L組。廉政公署人員如被指稱涉及貪污或相關的刑事罪行，L組均會進行調查。
有關廉政公署人員的所有刑事投訴，不論是否涉及貪污指控，均須知會律政司司長。
廉政公署 (香港) 歷任專員
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廉政專員是香港主要官員，由無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国务院根據行政長官的提名或建議，批准任命或免職。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 （1974年2月15日－1997年6月30日）
廉政專員 （1997年7月1日至今）
廉政公署 (香港) 訓練
每位獲得聘請的新入職員工級別為助理廉政主任級或者廉政主任（乙／丙）級。
「反貪專業文憑」入職課程旨在為學員提供必要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有效和專業地打擊香港的貪污問題。課程為期二十星期，包含十二個訓練單元，內容涵蓋國家、香港特區及海外反貪法制、廉署職能、反貪法例及執法程序、調查及搜証技巧、電腦鑑證、財務調查、槍械使用及體能訓練、防貪策略、反貪教育及宣傳等。
另外，入職執行處助理廉政主任職級的學員完成入職培訓十八個月後，需要接受為期四個星期的進階入職課程訓練，以持續加強反貪專業知識及調查技巧。在進階入職課程中，學員也需要通過一連串的實務工作考核，以確保他們能應付複雜的調查工作。
人員亦會參與不同的持續訓練及進修課程，課程內容包括領導才能、談判技巧、督導管理、危機處理及決策、傳媒溝通技巧、指揮課程、公共事務知識、變革管理、管理策略、署內跨部門實習、借調其他香港政府部門培訓或者實習等。
此外，署方亦有安排人員參加其他在香港舉行的外間課程、研討會及會議，亦有派遣人員前往中國大陸及海外接受專業及管理培訓。
廉政公署 (香港) 訓練
自1970年代末，廉政公署開始舉辦總調查主任指揮課程，此課程至今已經發展成為在國際執法機構中極具聲望，且能夠提供國際視野的重要領袖及管理培訓課程。
於2009年11月27日，為第29期總調查主任指揮課程結業禮，除有來自香港本地多個政務和執法機構的人員外，亦有來自海外的多個反貪污、執法及其他相關機構的人員在內的共27名學員。
於該屆課程中，除7名香港廉政公署人員外，學員還包括3名來自中國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廣東省人民檢察院人員和澳門廉政公署的代表。此外，美國財政部稅務局和不丹反貪污公署更是首次派員參加課程。
其他參加課程的海外高級官員，包括歐洲反欺詐辦公室、世界銀行、英國嚴重及有組織罪行調查局、新加坡貪污調查局、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澳洲海關、澳大利亞聯邦警察、西澳洲反貪滅罪公署及印尼滅貪署。至於其他香港學員，有來自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懲教署、香港消防處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廉政公署 (香港) 嘉許
廉政公署的各級人員按其級別、資歷及功績，可獲特區政府不同等級的勳章、獎章或嘉許。其中香港廉政公署卓越獎章頒授予廉政公署的首長級人員，香港廉政公署榮譽獎章頒授予各級人員。品行及表現良好的廉政公署人員在服務滿18年後，可獲頒香港廉政公署長期服務獎章，至第25、第30及第33年，則可分別獲頒第一、第二及第三加敘勳扣。廉政公署內部亦有各類嘉許狀，由首長級人員對管內人員作出嘉獎。
廉政公署 (香港) 裝備
廉政公署執行處是香港5支獲得授權擁有及使用槍械的部門之一，人員於入職時需要接受基本槍械訓練。
除了學習使用槍械，執行處槍械組人員需要接受武器使用的訓練，並且據情況配備胡椒噴霧及伸縮警棍，以應付日常的任務。迄今廉署人員未曾在行動期間開槍。
廉政公署 (香港) 公眾聯繫
在1997年5月18日，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成立了廉政之友（英語：），主要鼓勵香港市民透過積極參與倡廉活動，深入認識廉政公署的工作，並身體力行，協助推廣廉潔信息，共同維護一個廉潔公平、安定繁榮的社會。
廉政之友每年都分別在一月、五月及九月期間，定期出版《「廉政之友」資訊站》號刊，匯報活動詳情或宣傳廉署即將舉辦的活動，以保持與會員的聯繫。除派發給所有會員外，通訊亦會上載於廉政公署官方網站。
2025年5月8日，廉政公署向公衆展出「深博士」(英語：)，廉署在DeepSeek的基礎上開發的人工智能模型，可提供廉署資訊及防貪建議，未來有機會在廉署的分區辦事處、網上或手機使用。
廉政公署 (香港) 爭議
由於廉政專員直接及僅向香港政府最高負責人負責，故此經常被質疑濫用職權。公眾及輿論時有批評廉政公署經常高調地作出拘捕，然而最終無證據證實該人士涉及貪污舞弊。
近年，廉政公署調查手法備受爭議，最為轟動的有林炳昌案件等。
爭議源於香港主權移交後，社會廉條潔風，故此對廉政公署造成了生存壓力，其作風及調查手法愈見越界，屢受非議。過去除了有人員因為教唆證人或者作出假口供而被判處入獄外，亦有人員被法官譴責嚴重冒犯法院及公眾良知。
2010年5月，上訴庭判處兩名涉嫌行賄房屋署官員的男子上訴得直，不但撤銷原審的定罪及刑罰，更頒令永久擱置聆訊，上訴庭狠批廉政公署偷錄案中被告與代表律師的保密對話，做法並非法治社會中執法機構應有的行為，直指廉政公署冒犯了法庭及公眾的良知。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文光表示，廉政公署近年為急於求成令疑犯入罪，行事的確過火，破壞了司法程序的公義。
前廉政公署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表示，1980年代英國倫敦警察廳曾經爆出過連串的誘逼作供、「砌生豬肉」及濫用私刑等醜聞，部分資深警官出走到來香港加入廉政公署，播下調查案件時急功近利的種子。其中嚴重案件包括：
廉政公署 (香港) 爭議
2009年，3名調查員在調查香港首宗「窩輪天王」造市案中，涉嫌教唆污點證人張青浩作供，證人暗中錄音了他們6次的會面對話，並且於出席法庭接受審訊首天臨時拒絕作供，隨即被廉政公署剔除在特赦名單之上，並且控告其4項串謀詐騙罪，審理期間，張青浩的代表律師交出上述的錄音，並且示意申請終止聆訊（張青浩其後於2011年5月31日被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入獄25個月）。錄音中紀錄了兩名疑犯著張青浩於作供時，訛稱在賽馬及澳門博彩時輸錢，從而解釋其犯罪得益的1,000萬港元去向；又教唆張青浩否認與廉政公署有秘密協議。錄音亦紀錄了兩名疑犯與張青浩在另外兩次會面時，向張青浩張重新提及案件中所涉的金額，又向張青浩播放證物錄影帶、其他證人的口供、又播放跟蹤隊拍攝的影片，教導張青浩辨認案中人士，更為張青浩於法院上的應對及盤問作準備，藉此提高其可信性。此外，其中兩名疑犯沒有將與張青浩的會面活動記錄在人員日誌中，刻意隱瞞有關會面。2010年11月19日，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於廉政公署總部大樓拘捕上述3名疑犯，並且落案起訴之其於2009年調查窩輪天王吳鎮濤造市案時，涉嫌教唆污點證人張青浩作假證供，企圖妨礙司法公正。案件於2012年4月13日在區域法院裁決，總調查主任曹永年作假口供，故意撒謊自辯。總調查主任曹永年及高級調查主任陳啟鴻被裁定妨礙司法公正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助理調查主任歐劍鋒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其中總調查主任被裁定罪名成立，成為廉政公署成立以來最高級的人員。案件將於同月30日宣佈判決，案中的總調查主任曹永年及高級調查主任陳啟鴻各被判處監禁30個月，助理調查主任歐劍鋒被判處監禁18個月。
廉政公署 (香港) 爭議
對於2012年4月因為於窩輪造市案中教唆污點證人，而被裁定罪名成立的3名調查人員事件，有退休調查人員坦言調查人員教唆證人作供事件並非新事，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質疑廉政公署「密密實實」的傳統及文化。前廉政公署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直言，近10年聽聞過不少類似的案件，高層人員多會將之掩蓋。他認為廉政公署的文化存有問題，過於封閉，仍然停留於1970年代的密實氣氛，高層人員面對公眾及傳媒的機會不多，又認為監察廉政公署的人員為門外漢，未能夠作有效監察檢討。
2013年4月，審計署報告揭發湯顯明在任期間的廉政公署，以「分拆帳單」及改作「宣傳費用」入賬手法，支持2010年11月初以及12月初的兩「超標」晚宴，宴請中國大陸官員代表團魏宏、曹建明等，「走精面」（走捷径）繞過申領酬酢開支規管指引。
2016年7月7日，廉政專員白韞六因為李寶蘭的「差劣表現（Poor performance）」停止署任李寶蘭為執行處首長，由時任執行處處長（私營機構）的丘樹春出任執行處首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