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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語 語法
罗马尼亚语名词有阳阴中3个性，有单複之分，并有变格。最初拉丁语的6个格在罗马尼亚语中只剩下3个，分别为主／宾格、与／属格与呼格。冠词与多数形容词和代词在性、数和格上与名词保持一致。主要语序为主谓宾语序。
罗马尼亚语是唯一一个定冠词为后附着的罗曼语言，类似于北日耳曼语言。不过罗马尼亚语中的定冠词与其他罗曼语言一样，都是源于拉丁语的指示代词。
罗马尼亚语动词有人称、数、时态、语气和语态的复杂变位。包括4组动词变位，细分则有10种变位方式。人称动词有5种语气：直陈式、条件式／祈愿式、命令式、虚拟式及假设式，非人称语气有4种：不定式、动名词（gerund）、动名词（supine）与分词。
羅馬尼亞語 语音
羅馬尼亞語有7个元音與20个辅音，2个（一说为4个）半元音。元音包括/i/、/ɨ/、/u/、/e̞/、/ə/、/o̞/和/ä/，除此之外/ø/和/y/可能出现于外来借词中，而双元音/e̯a/和/o̯a/也可以算是罗马尼亚语的音素。
摩爾多瓦語
摩爾多瓦語或摩爾達維亞語（Лимба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Limba moldovenească）是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对罗马尼亚语的称呼之一。历史上摩尔多瓦曾属于俄罗斯帝国、罗马尼亚王国和苏联。在苏联时期，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和学校里通用俄语，只有少数人会使用摩爾多瓦語。1991年摩尔多瓦独立后，宪法称官方语言为摩尔多瓦语，而《独立宣言》上称作罗马尼亚语。2013年12月，摩尔多瓦宪法法院的裁决规定《独立宣言》高于宪法，因此官方语言是罗马尼亚语。2023年3月16日，摩尔多瓦议会通过修正案，在所有宪法及法律中规定其官方语言是罗马尼亚语，3月20日经总统迈亚·桑杜签署生效。
堂区
堂區，亦稱堂口，圣公会称为牧區，是天主教、聖公會等基督宗教宗派採用的教會（個別教會）管轄地區的劃分方式，也是這些教會最基本的構成單位，以一座教堂（堂區教堂）作為堂區的中心。數個堂區可組成一個教區。
堂区 天主教
天主教會依據各國家地區現實上的行政區劃來劃分堂區。有神父常駐的教堂就會設置堂區，通常一個社區或聚落會設有一個堂區，一座都市則會擁有多個堂區。一個堂區會有一個本堂神父掌管堂區事務，由所屬教區的主教任命，但也會有一位神父管理多個堂區的情形發生；如果部分地區過度缺乏神職人員，通常會在該地區的主要聚落設置堂區，其他聚落的教堂則為該堂區的「兼管區」。而在教友較多的堂區，會由教區配置多位神父以幫助本堂神父。
此外，在堂區與教區之間，通常會合數個堂區設置總鐸區，每個總鐸區由區內各堂區的主任司鐸之中選出一位總鐸，以利於教務管理，並做為各堂區與教區之間的連繫橋樑。而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後，為了使教友能參與堂區事務，各堂區自發性組織「牧民議會」（又稱為「教友傳教協進會」或「堂區議會」）來輔助本堂神父推動各項事務，並做為堂區實行自治的機構。
堂区 聖公會
牧區制度是教省以區域劃分教會的制度。牧區是聖公會基礎的管區單位，除了以禮拜堂作為中心，還可能有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通常有不少於50位註册教友。牧區由牧師管理，擔任主任聖品。牧區設「牧區議會」由牧區內的註册教友選出牧區議員，協助牧師處理牧區教會的事務。
根據香港聖公會《教省規例》規例二十六第2項，
最少五個牧區會集合設置一個教區。牧區比教區的等級較低，為行政區域上最低一級。在一些大都市的教區，如加拿大聖公會多倫多教區，會再把整個教區細分為幾個分區，之下再有牧區，方便管理。
神舟二号
神舟二号试验飞船（简称神二）是神舟系列飞船中的第二艘无人试验飞船，它也是中国第一艘正样无人航天試验船，飞行任务最终完成，但曾出现多次意外状况。
神舟二号 任務经过
神舟二号飞船于北京时间2001年1月10日01时00分03.561秒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神舟二号飞船飞行期间，各种试验仪器设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采集了大量宝贵的飞行试验数据。此时飞行，还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多领域的科学实验。
1月16日19时22分，神舟二号飞船順利在内蒙古中部的主着陆场上空返回，着陆任務部分成功。飞船在太空中运行了近七天，绕地球飞行了117圈。
神舟二号 载荷
神舟二号共搭载64件科学实验设备（返回舱15件，轨道舱12件，附加段37件），均为首次上天的正式产品。其中有进行空间材料科学试验的多工位空间晶体生长炉和空间晶体生长观察装置；有进行空间生命科学试验的空间蛋白质结晶装置和空间通用生物培养箱（装有石刁柏，圆红萝卜，蛋白核小球藻，鱼星藻，螺旋藻，果蝇，小型动物龟心肌组织，灵芝大肠杆菌，大鼠心肌细胞、胚胎、腿部肌肉等，共计19类25种植物、动物、水生生物、微生物、细胞和细胞组织，及15种蛋白质和其它生物大分子）；有进行空间天文观测的太阳和宇宙天体高能辐射监测仪，包括超软X射线探测器、X射线探测器和γ射线探测器；有进行空间环境探测的大气成分探测器、大气密度探测器和固体径迹探测器；有有效载荷公用系统，还有微重力测量仪等。
神舟二号 意外事件
2000年12月31日，負責運載神舟二号的长征二号F火箭因为一个操作失误，在垂直总装大楼内与工作平台意外相撞，導致火箭被碰伤18处。原定于2001年1月5日的发射被迫取消，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形容这一天是“20世纪最黑暗的一天”。后经检测分析，损伤在安全范围内，尤其是关键的火箭气管凭借最后几毫米的距离逃过一劫，避免了火箭报废。1月5日，经评审认定，发射可以继续进行，发射日期改为2001年1月10日。
神舟二号飞船返回的前一圈飞行中，距离再入还有一个半小时，飞船突然发生震荡，返回姿态不稳，轨道舱泄压，经研判，返回继续按原定计划进行。
神舟二号 意外事件
据香港文汇报2016年报道神舟十一号任务时提及，神舟二号返回时，由於降落傘的一條繩索斷裂，返回艙偏離方向，因此落点不在常见的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而是落到了幾十公里外的達茂旗境內。2017年5月16日，中国首任航天员杨利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神舟二号返回試驗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如果人在里面必死无疑。這是官方首度公開提及神舟二号著陸期間異常的詳細情況，當時媒體在神舟二号使用的說法是「成功返回」，沒有任何照片，由於無備份傘，返回舱硬着陆，導致其中貨物有些許燒焦。不過總體而言，該船的在軌實驗成果與樣本被回收，因此預計的基本工作指標仍能够完成。
白金汉公爵
白金汉侯爵（英語：）與白金漢公爵（）是英格蘭王國、大不列顛王國、聯合王國的爵位名，名稱來自英格兰的白金汉郡。
1444年9月14日，第六代斯塔福德伯爵漢弗萊·斯塔福德首次被授予「白金汉公爵」爵位。他是英王愛德華三世的外曾孫、伍德斯托克的托馬斯的外孫。在薔薇戰爭中他支持蘭開斯特王朝，後來在1460年7月的北安普敦戰役中战死。他的孫子亨利·斯塔福德，第二代白金漢公爵繼承爵位。他曾支持理查三世篡位，但理查即位後他又謀反，因而被理查處死，爵位也被廢。兩年後(1485年)理查被亨利七世推翻，他的儿子愛德華·斯塔福德，第三代白金漢公爵得以復爵，但1521年他被亨利八世處死，爵位廢除。
第二次获授白金汉公爵的是詹姆士一世的宠臣乔治·维利尔斯，他被封為「維利爾斯子爵」（1616年）、「白金漢伯爵」（1617年）、「白金漢侯爵」（1618年）、「白金漢公爵」（1623年）。他在1628年去世之前是英格蘭實質上的首相。他的兒子喬治·維利爾斯，第二代白金漢公爵於1687年去世，因無後代繼承，爵位斷絕。
白金汉公爵
1703年，安妮女王又封掌璽大臣約翰·謝菲爾德為「白金漢和諾曼比公爵」()。他是托利黨要人，後任樞密院議長；關於他的家族資料請參見白金漢和諾曼比公爵。他的兒子艾德蒙·謝菲爾德，第二代白金漢和諾曼比公爵死於1735年，無後，爵位再度斷絕。
1784年，前首相喬治·格蘭維爾的兒子喬治·紐金特-坦普爾-格倫維爾被封為「白金漢侯爵」，他曾任外交大臣。他的兒子理查·坦普爾-紐金特-布里奇斯-錢多斯-格倫維爾在 1822年被封為「白金漢和錢多斯公爵」()。關於他的家族資料請參見科布涵子爵()。第三代白金漢和錢多斯公爵理查·坦珀-紐金特-布里吉斯-錢多斯-格倫維爾曾任樞密院議長、殖民地事務大臣，他於1889年死後爵位斷絕。
聂海胜
聂海胜（1964年10月13日—），男，汉族，湖北枣阳人。1983年6月入伍，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空军一级飞行员，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2011年晋升专业技术少将，2014年6月至2021年任航天员大队第三任大队长（副军职）。
曾任2005年10月神舟六号双人任务操作手、2013年6月神舟十号三人任务指令长。2021年3月，获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博士学位。2021年6月至9月，任神舟十二号三人任务指令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并成为首位累计在轨时间超过100天的中国航天员。
聂海胜 生平
1980年聂海胜父親病逝，原本聂海胜打算退學，但因老師游說聶母，聂海胜方得以繼續學業。
1984年進空军长春飞行学院。
1989年6月12日首次駕戰鬥機單獨飛行，飞机出现機械故障，他拚死挽救飛機，在最後關頭才跳傘逃生，獲記三等功。曾任空军某师某团司令部领航主任，安全飞行148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
1998年1月，正式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2003年9月，入选神舟五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05年6月，入选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乘组梯队成员，隶属总装，改为陆军。在神舟六号任务中，他在太空度过了自己41岁生日。
2005年10月12日和費俊龍搭乘神舟六号飞船进入太空，成为中国第二批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2008年5月，入选神舟七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11年，获晋升为少将军衔。
2012年3月，入选神舟九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聂海胜 生平
2013年6月11日，他参与神舟十号载人航天任务并担任指令长，成为继景海鹏之后的第二位中国再飞航天员，并且成为在天飞行时间最长的中国航天员。
2014年6月，接替费俊龙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2021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2021年6月17日，他参与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前往天宫空间站，成为继景海鹏之后的第二位三度飞天的中国航天员。
2021年8月20日，聂海胜和刘伯明进行了神舟十二号乘组的第二次空间站出舱活动，这是聂海胜首次进行舱外活动。
北京时间2021年9月17日13时34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
聂海胜 家庭
聂海胜的妻子是聂捷琳，有一个女儿。
在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前，聂海胜的母亲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聂海胜返乡探望母亲，在母亲的病床前，聂海胜的弟弟对他说：“哥，你放心地去执行航天任务，我们哥俩，一个尽忠，一个尽孝！”
神舟三号
神舟三号试验飞船（简称神三）是中国发射的第三艘无人试验飞船，同时也是神舟系列飞船中的第二艘正样无人飞船，以研究載人功能為主要目的，飞船上除了没搭载航天员之外，其測試技术状态与設計將與载人状态一致。神三飞船上搭载了一个生理模拟規格的假人宇航员，该装置可以模拟人体代谢、模拟人生理信号、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此外，神舟三号上还搭载有多个实验装置以及植物的种子等。飞船由推进舱、返回舱和轨道舱组成。
神舟三号 模拟假人
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是神舟三号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控制压力，去除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控制温湿度，以及供应食品与饮水和收集废物。为了考核该系统以及医监设备性能，神舟三号搭载了模拟假人。模拟假人由三部分组成：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和与航天员形态、结构、质量、质心基本一致的形体假人。
神舟三号搭载的模拟假人替代了以往载人飞船测试阶段的动物试验，是世界上首创。相对而言，动物试验更偏向于解答生命尤其是人类能否在太空飞行的太空科學的科学问题，而模拟假人则更多是解答考核载人飞船性能的工程问题。由于动物体量小，难以模拟人体在太空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需求，而且动物自身身体状况作为一种无关变量，可能影响对飞船性能的判断。因此神舟三号没有搭载动物，而是采用了代价更低、更符合科学试验要求的模拟假人。另一方面，考虑到飞行任务的潜在危险，不搭载动物也能更好保障動物權利。
神舟三号 任務
神舟三号飞船在北京时间2002年3月25日22时1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2002年4月1日，神舟三号飞船在太空绕地球飞行107圈后，准确降落在内蒙古中部的着陆场，此飛船開始具有备份冗餘系統，成功開傘。
纽伦堡审判
紐倫堡審判（英語：，德語：）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同盟國針對納粹德國的代表所舉行的，審判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策劃並實施對歐洲其他國家的侵略、以及對這些國家的公民暴行而特設的軍事法庭。其全名為「國際軍事法庭對主要戰犯的審判」（英語：），通稱「國際軍事法庭」（，縮寫為「」），中文亦以紐倫堡大審稱之。
在1939年至1945年間爆發的二戰歐洲戰場，納粹德國入侵了歐洲多個國家，僅在蘇聯就造成了2,700萬人的死亡。對於如何懲罰戰敗的納粹領導層，各方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包括蘇聯提倡的「公審」及英國主張的「即時處決」。1945年中，法國、蘇聯、英國、美國等主要同盟國達成協議，在盟軍佔領期德國的紐倫堡召開聯合法庭，並以《紐倫堡憲章》作為法律依據。從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該法庭審判了納粹德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22位最重要的倖存領導人，以及六個德國組織。該審判的目的不僅是定罪被告，還包括收集不可辯駁的納粹罪行證據，向戰敗的德國人提供歷史教訓，並徹底瓦解傳統德國精英的合法性。
纽伦堡审判
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支持了檢方的觀點，將策劃與發動侵略戰爭定義為「最嚴重罪行」，因為「它本身包含了所有罪惡的總和」。大多數被告同時被指控戰爭罪與反人類罪，而納粹德國系統性的大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行為是審判中的重要議題。美國還針對較低層級的加害者進行了12場後續審判，這些審判更集中於大屠殺。儘管這些審判因追溯性將侵略行為定為犯罪而在當時引發爭議，但其創舉——追究個人對違反國際法的責任——被認為是「國際法真正的開端」。
纽伦堡审判 起源
1939年至1945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和蘇聯等多個歐洲國家。在佔領區，德軍的侵略伴隨著極端殘暴的行為；僅蘇聯就有2,700萬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平民，約占戰前人口的七分之一。這場審判的道德核心在於猶太人大屠殺和滅絕營的存在；基於這個獨特事件，同盟國以戰爭的整體性和野蠻程度導致其在戰爭史上絕無僅有為由，起訴納粹領導層。
纽伦堡审判 起源
審判納粹戰犯的第一步，是由被德國佔領國家的流亡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特別是波蘭。波蘭早在1939年12月便設立機構，負責記錄德國在波蘭犯下的罪行，為日後的起訴做準備。這些努力促成了1940年4月18日波蘭、法國和英國的聯合聲明，將德國定為罪行的責任方，但未明確承諾對其進行起訴。此承諾包含在1941年11月由波蘭倡議召開會議的被佔領國家宣言中，其中明確承諾將會對罪行進行起訴。1942年1月召開的另一場會議有蘇聯、美國、中國和英國的觀察員參加。與會國通過了一項聲明，承諾懲罰直接加害者及其上級，這成為後來紐倫堡審判體系的基礎。同時，會議促成了同盟國戰爭罪行懲治委員會。美國和英國拒絕支持這項提議，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戰爭罪行的起訴未能成功。
纽伦堡审判 起源
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壓力下，英國開始在起訴德國罪行方面採取具體行動。位於倫敦的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於1943年10月首次開會，但蘇聯未有參與。委員會的工作因其職權範圍而陷入僵局，比利時法學家馬塞爾·德·巴爾和捷克法律學者博胡斯拉夫·艾澤爾主張擴大戰爭罪的定義，將「戰爭罪行」納入其中。1943年11月1日，蘇聯、英國和美國發布《莫斯科宣言》，警告納粹領導層，簽署國將「追捕他們至天涯海角以伸張正義」。宣言指出，對於在多國犯下罪行的高階納粹分子，將由各國共同處理；而其他罪犯則會在其犯罪地接受審判。
蘇聯法學家阿隆·特萊寧提出了「危害和平罪」（發動侵略戰爭）的概念，這一概念後來成為紐倫堡審判的核心議題。特萊寧的理念在西方被轉載並廣泛採用。在所有同盟國中，蘇聯積極主張將戰敗的德國領導人以侵略罪和戰爭罪共同起訴。蘇聯希望舉行一場類似於1930年代莫斯科審判的有預定結果的審判，以證明納粹領導人的罪行，並為索取戰爭賠款建立依據，以重建因戰爭而遭受嚴重破壞的蘇聯經濟。美國堅持舉行一場被視為合法的審判，以此作為改革德國的手段，同時展現西方制度的優越性。美國戰爭部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擬定了設立國際法庭的計劃。而英國政府則仍然偏好對納粹領導人即時處決，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審判失敗，以及對法律回溯性的顧慮。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與會國對納粹的懲處方式仍未達成共識。1945年5月2日，美國總統哈瑞·S·杜魯門在舊金山會議上宣布成立國際軍事法庭。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宣告了歐洲戰場結束。
纽伦堡审判 成立
1945年6月26日至8月2日舉行的倫敦會議上，法國、蘇聯、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就審判的形式談判。在談判結束前，對於是否會舉行審判仍不明確。
審判中將追究的罪行包括危害和平罪、反人類罪和戰爭罪。在會議上，與會各國就侵略戰爭是否為現行國際習慣法所禁止的行為，展開了辯論。不論結果如何，在《紐倫堡憲章》通過之前，並無針對侵略行為的刑事責任法律依據。儘管其他同盟國有所顧慮，美國談判代表兼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威脅如果不對侵略罪進行起訴，美國將退出談判，因為侵略行為是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理由。然而，傑克遜在「危害和平罪」的定義上作出妥協，因為其他三個同盟國反對，認為這可能削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行動自由。
纽伦堡审判 成立
戰爭罪在國際法中已被視為違反戰爭法律和習慣的刑事罪行，但這些規定並不適用於一個政府對其本國公民的行為。法律專家尋求途徑以審判針對德國公民（如德國猶太人）的罪行。蘇聯提出的「針對平民的罪行」指控，在傑克遜的建議下被改名為「反人類罪」。這個名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責任委員會」報告中出現，也曾用於起訴亞美尼亞大屠殺加害者，但未成功。英國提出的反人類罪定義基本上被接受，最終定義為：「針對任何平民的謀殺、滅絕、奴役、驅逐及其他不人道行為」。憲章的最終版本將法庭對反人類罪的管轄權限限定於作為侵略戰爭一部分所犯下的罪行。美國擔心其「吉姆·克勞」種族隔離制度被認定為反人類罪，蘇聯則不希望國際法庭對一國政府對待本國公民的行為擁有管轄權，兩國因此支持限制管轄範圍。
纽伦堡审判 成立
紐倫堡憲章顛覆了傳統國際法的觀點，首次將責任歸於個人而非國家，對違法行為追究個人責任。其他三個同盟國提議將罪行定義限於戰敗的軸心國所犯的行為，但被傑克遜拒絕。最終，憲章將法庭的管轄權限定於德國的行為。第七條規定，被告不得以主權豁免為理由進行辯護。是否接受「服從上級命令」的抗辯，由法官裁定。審判是在修改過的普通法上進行的。 談判代表決定，法庭的永久所在地設在柏林，而審判則在紐倫堡的司法宮舉行。紐倫堡位於美國佔領區，是納粹集會的象徵性地點。司法宮雖然相對完整，但因轟炸受損，需進行修繕以舉行審判；司法宮附設有監獄，可用來羈押被告。8月8日，同盟國在倫敦簽署了紐倫堡憲章。
1946年初，來自四個國家代表團的員工共有一千人餘，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美國。除了法律專業人士，還有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心理學家、翻譯員和口譯員，以及圖形設計師，後者負責製作審判期間使用的各種圖表。每個國家任命了一個起訴團隊和兩名法官，其中一名為副法官，不具投票權。
纽伦堡审判 成立
傑克遜被任命為美國首席檢察官，歷史學家金·克里斯蒂安·普里梅爾形容他為「一位多才多藝的政治家和卓越的演說家，儘管不是偉大的法律思想家」。美國檢察官認為納粹主義是德國偏離西方發展路線（所謂的“特殊路線”）的產物，並試圖通過審判來矯正這一偏離，該審判既具有報復性也具有教育性目的。作為最大代表團，美國承擔大部分的起訴工作。根據傑克遜的建議，美國任命了法官弗朗西斯·比德爾和約翰·帕克。英國首席檢察官是英格蘭及威爾斯檢察總長的哈特利·沙克羅斯爵士，並由其前任大衛·麥斯威爾·菲夫爵士協助。儘管英國首席法官傑弗里·勞倫斯爵士（上訴法院法官）是法庭的名義主席，但實際上比德爾行使了更多的權力。
纽伦堡审判 成立
法國檢察官弗朗索瓦·德·孟頓負責起訴維琪法國領導人。後於1946年1月辭職，並由奧古斯特·尚佩蒂耶·德·里貝接任。法國法官是刑法教授亨利·多內迪厄·德·瓦布爾和副法官羅伯特·法爾科，後者曾代表法國參加倫敦會議，也是法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國政府試圖任命那些未曾與維琪政權合作的員工；其中一些受命者是曾參與法國抵抗運動的人。蘇聯原本預期這將是一場政治作秀的審判，並任命了曾主持莫斯科審判的伊奧納·尼基琴科為首席檢察官，但後被改任為法官，並由曾參與類似審判的羅曼·魯岑科接替。蘇聯的法官和檢察官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必須諮詢蘇聯政治家安德烈·維辛斯基所領導的莫斯科委員會；這樣妨礙了蘇聯在設定議程方面的速度。蘇聯代表團的影響力也受到英語能力有限、缺乏口譯員以及對外交和國際機構不熟悉的限制。
纽伦堡审判 成立
世界猶太復國組織主席哈伊姆·魏茨曼與波蘭國民團結臨時政府提出請求，希望能在審判中擔任積極角色，理由是作為納粹罪行受害者的代表。然而，此項請求遭到拒絕。蘇聯邀請了來自其盟國的檢察官，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丹麥和挪威也派出了代表團。儘管波蘭代表團並未獲得干預審判的權力，但它提交了證據和起訴書，並成功引起了對波蘭猶太人及非猶太人所受罪行的關注。
起訴書的起草工作由各國代表團分工負責。英國負責侵略戰爭的部分；其他代表團則負責涵蓋反人類罪和在西線（法國）與東線（蘇聯）上犯下的戰爭罪。美國代表團概述了納粹的整體陰謀和納粹組織的犯罪行為。英國和美國代表團決定共同起草有關策劃發動侵略戰爭的指控。9月17日，各代表團會議討論了起訴書的內容。
纽伦堡审判 成立
憲章未列入的共謀罪將各種指控和被告緊密聯繫在一起，用於起訴納粹高層領導人，以及那些從未親手殺人或甚至未直接下令殺人的官僚。這也是繞過憲章對二戰前犯罪指控的限制的一種手段。陰謀罪在對宣傳家和工業家案件中的審理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前者被指控為戰爭和其他罪行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當化，後者則被指控支持德國的戰爭努力。這項指控是由戰爭部律師默里·伯奈斯提出的，可能受到他此前在起訴證券詐欺案件中的經驗啟發。這項指控由美國主導，但在其他代表團中並不太受歡迎，特別是法國。
由於任務規模龐大且難以招募口譯員，特別是在蘇聯，將起訴書和證據翻譯成法庭的三種官方語言（英語、法語和俄語）以及德語成為一大挑戰。維辛斯基要求對危害和平罪的指控進行大量修改，尤其是關於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傑克遜還將整體陰謀罪與其他三項罪名分開，目的是讓美國檢察官負責整體納粹陰謀的起訴，而其他代表團則專注於詳細闡述納粹罪行。分工不明以及起訴書準備的匆忙，導致了重複、措辭不準確，以及未能將具體指控歸屬於個別被告的情況。
纽伦堡审判 成立
一些最著名的納粹分子（包括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和約瑟夫·戈培爾）已經自殺，因此無法接受審判。檢察官希望審判德國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代表性領導人。大多數被告已經向美國或英國投降。
這些被告大多並未懺悔，被告中包括前內閣成員：弗朗茨·馮·帕彭（將希特勒帶上權力巔峰）、約阿希姆·馮·里賓特羅普（外長）、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外長）、威廉·弗里克（內政部長）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佔領東方領土的部長）。還有德國經濟領袖被起訴，包括克虜伯集團的古斯塔夫·克虜伯、前國家銀行行長赫爾馬·沙赫特、經濟規劃者阿爾伯特·斯佩爾和瓦爾特·馮克，以及斯佩爾的下屬、強迫勞工計劃負責人弗里茨·索克爾。雖然英國對起訴經濟領袖持懷疑態度，但法國則強烈關注突出德國的經濟帝國主義。 軍事領袖包括赫爾曼·戈林、威廉·凱特爾、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埃里希·雷德爾和卡尔·邓尼茨。還有宣傳家朱利烏斯·斯特賴赫和漢斯·弗里茨切；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他在1941年飛往英國；波蘭總統府總督漢斯·弗蘭克；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希拉赫；荷蘭帝國總督阿圖爾·賽斯·因奎特；以及希姆萊的帝國安全總局局長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審判的觀察者認為被告們平庸且可鄙。
儘管被告名單在8月29日已經確定，直到10月，傑克遜仍要求增加新的名字，但這一要求被拒絕。在被起訴的24人中，馬丁·博爾曼缺席受審，因為同盟國並不知道他已經死亡；克虜伯因病重無法出庭受審；而羅伯特·雷在審判開始前自殺。前納粹分子被允許擔任辯護律師，到11月中旬，所有被告都已經有了律師。被告的律師聯合向法庭提出上訴，聲稱法庭對被告不具有管轄權，但該請求被駁回。辯護律師認為自己不僅是為被告辯護，也是在為德國民族辯護。最初，美國計劃審判十四個組織及其領導人，但最終縮小範圍，僅審判六個組織：帝國內閣、納粹黨領導層、蓋世太保、衝鋒隊、納粹黨衛軍與保安處，以及國防軍總參謀部和最高統帥部。目標是將這些組織定性為犯罪組織，以便其成員能夠因為參與犯罪組織而迅速受到審判。美國高級官員認為，定罪這些組織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既能表明不僅僅是德國高層領導人對罪行負有責任，又不會全盤譴責整個德國人民。
整個夏季各國代表團都在努力收集即將到來的審判所需的證據。美國和英國的檢察官更專注於文件證據和宣誓書，而非倖存者的證詞。這一策略提高了案件的可信度，因為倖存者的證詞被認為不夠可靠且容易受到偏見指控，但也減少了公眾對審判過程的關注。美國檢察官利用了美國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的報告，以及猶太研究機構YIVO和美國猶太委員會提供的資料。而法國檢察官則呈交了許多從當代猶太人文獻中心獲得的文件。檢方傳喚了37名證人，而辯方則有83名證人，這還不包括19名親自為自己辯護的被告。檢方審查了11萬份德國被俘文件，並將4,600份文件納入證據，還有30卷（19英里長）的電影膠片和25,000張照片。
憲章允許所有被認為具有證明價值的證據，包括證人陳述。由於證據規則較為寬鬆，照片、圖表、地圖和電影在使難以置信的罪行變得可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美國檢察官在審判初期提交了大量文件後，法官要求所有證據都必須進行朗讀並記錄在案，這使得審判進程變得緩慢。指控的結構也造成了延遲，因為相同的證據在涉及陰謀罪和其他指控時被重複朗讀多次。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國際軍事法庭於1945年11月20日開始審判，在蘇聯檢察官提出的延期請求被駁回後，該請求是希望有更多時間準備案件。所有被告均認不成立。傑克遜明言，這次審判的目的不僅僅是要定罪被告。檢察官希望收集不可辯駁的納粹罪行證據，確立個人責任以及侵略罪在國際法中的地位，給戰敗的德國人上一課，剝奪傳統德國精英的合法性，並使同盟國能夠與懷柔政策劃清界限。傑克遜強調，儘管美國「並不尋求將整個德國定罪」，但審判也「並非用來使整個德國免於責任，除了法庭上的21名被告」。然而，辯護律師（儘管大多數被告並未參與）辯稱，檢察官試圖推動「德國集體罪責」，並強烈反駁傑克遜的立場。根據普里梅爾的說法，陰謀指控「邀請了辯護性詮釋：絕對的、極權主義的獨裁敘事，由社會的瘋狂邊緣運行，德國人是首批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合作者或跟隨者」。相反，關於大屠殺的證據使一些觀察者相信，德國人在大屠殺發生時必定是知道這一罪行的。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1945年11月21日，傑克遜為檢察官發表了開庭陳述。他形容戰敗的納粹分子接受審判是「權力對理性所表達的最重要的敬意之一」。傑克遜專注於侵略戰爭，並將其描述為其他罪行的根源，推崇納粹國家及其整體犯罪陰謀的意圖主義觀點。這次演講得到了檢察官、法庭、觀眾、歷史學家甚至被告的好評。
美國方的案件大部分集中在二戰爆發前納粹陰謀的發展。在試圖提供關於第一次侵略行為——對奧地利的侵略——的證據時，美國方檢察官的工作陷入困境。11月29日，檢察官無法繼續展示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證據，於是播放了《Nazi Concentration and Prison Camps》影片。該片從納粹集中營解放的影像中編輯而成，震驚了被告和法官，審判因此休庭。未經篩選的證據和未能將其與具體被告對應的證據展示，妨礙了美國檢察官在提出關於反人類罪的陰謀指控方面的工作。美國傳喚了別動隊指揮官奧托·奧倫多夫，他證實了自己指揮下殺害了80,000人的事實，還有SS將軍埃里希·馮·德姆·巴赫-策萊夫斯基，他承認德國的反游擊戰爭實際上只是掩護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手段。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英國方檢察官負責對危害和平罪的指控，這與美國方的陰謀案件大部分內容重複。12月4日，沙克羅斯發表了開場演說，該演說的大部分內容由劍橋大學教授赫施·勞特帕赫特所撰寫。與傑克遜不同，沙克羅斯試圖將侵略指控的新穎性降到最低，詳細闡述了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國際聯盟公約、洛迦諾條約、以及凱洛格-布蘭條約。英國方使用了四天時間來進行辯論，麥斯威爾·菲夫詳細列舉了德國違反的條約。12月中旬，美國方轉而展示對被指控組織的案件，而在1月，英美雙方則展示了針對個別被告的證據。除了起訴書中提到的組織外，美國和英國檢察官還提到德國外交部、國防軍與海軍共謀。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從1946年1月17日到2月7日，法國陳述了其指控及支持證據。與其他檢察團隊不同，法國檢察官深入探討了德國在十九世紀的發展，並認為德國由於泛德意志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與西方發展脫節。他們主張，納粹意識形態源自這些早期的思想，是本次審判中罪行的犯罪故意（mens rea）。法國檢察官比英國和美國的同僚更強調許多德國人的共謀。他們幾乎沒有提及侵略戰爭的指控，而是將焦點放在強迫勞動、經濟掠奪和大屠殺上。 檢察官埃德加·福爾將德國的各項政策，如德國併吞阿爾薩斯-洛林，歸為「德國化」的範疇，並認為這是一種反人類罪。與英國和美國檢察官專注於使用德國文件來支持案件的策略不同，法國檢察官採取了受害者的角度，提交了戰後的警察報告。共有十一名證人出庭作證，其中包括納粹迫害的受害者；抵抗運動戰士、奧斯威辛倖存者瑪麗·克洛德·瓦揚-庫蒂里耶作證，講述了她所目睹的罪行。除了處決人質的指控外，法國提出的戰爭罪被法庭接受。由於憲章對反人類罪的定義較為狹隘，法官唯一接受的反人類罪指控是將猶太人從法國和其他西歐地區驅逐的行為。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1946年2月8日，蘇聯檢察官由羅曼·魯岑科開庭陳述，涵蓋了四項檢控指控，強調德國佔領者在其摧毀性且無理的入侵過程中犯下的各種罪行。魯岑科試圖強調與其他同盟國的共同立場，同時否認納粹與蘇聯統治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隨後的一周，蘇聯檢察官提出由弗里德里希·保盧斯（斯大林格勒戰役後被蘇軍俘虜的德軍元帥）作為證人，並質詢後者關於入侵蘇聯的準備工作。保盧斯指認了他的前同事，指出凱特爾、約德爾和戈林是最應負責的被告。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比起其他代表團，蘇聯檢察官更為詳細地展示了德國暴行的殘酷細節，尤其是300萬蘇聯戰俘和數十萬列寧格勒居民被活活餓死。雖然蘇聯檢察官主要處理的是東歐猶太人的系統性屠殺，有時他們將猶太人的命運與其他蘇聯民族的命運混為一談。儘管這些方面已經由美國檢方處理，但蘇聯檢察官仍能從特別國家委員會的報告和對敵方高級軍官的審訊中得到新證據。列夫·斯米爾諾夫呈交了關於利迪策大屠殺的證據，並補充說德國侵略者在東歐大規模摧毀了數千個村莊並屠殺了居民。蘇聯檢察官強調了政策中的種族主義方面，如將數百萬平民強行遷往德國進行強迫勞動、殺害兒童、對佔領區進行系統性掠奪、對文化遺產的盜竊或破壞。蘇聯檢察官還試圖捏造德國對卡廷大屠殺的責任，但實際上該事件是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所犯。儘管西方檢察官從未公開拒絕卡廷指控，以免對整個審判過程產生質疑，但他們對此持懷疑態度。辯方提供了蘇聯的責任證據，最終卡廷並未在判決中提及。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受到美國方展示的影片啟發，蘇聯委託製作了三部審判相關的影片：《德國法西斯對蘇聯人民文化財寶的摧毀》、《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蘇聯所犯的暴行》和《德國法西斯對蘇聯城市的摧毀》，影片使用了蘇聯電影製作者的素材和德國新聞片的鏡頭。第二部影片包含了馬伊達內克滅絕營和奧斯威辛的影像，並被認為比美國方的集中營影片更具震撼性。蘇聯證人包括數名德國暴行的倖存者，其中包括兩名經歷過列寧格勒圍城戰的平民、一名在反游擊戰爭中其村莊被摧毀的農民、一名經歷過多個戰俘營的紅軍醫生和兩名大屠殺倖存者——薩穆埃爾·莫根施特恩，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倖存者，以及詩人亞伯拉罕·蘇茨克維爾，他描述了數萬名來自維爾納的猶太人被殺害的情況。蘇聯檢察官的案件普遍受到好評，並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展示了蘇聯人民的苦難和蘇聯對勝利的貢獻。
纽伦堡审判 審判過程
從1946年3月到7月，辯方提出了反駁意見。在檢察官結束陳詞前，已清楚證明被告整體的指控，唯每位被告的個人罪責尚須確認。沒有被告試圖否認納粹的罪行，但部份被告否認自己參與某些罪行，或聲稱自己對其一無所知，尤其是「最終解決方案」。有些辯護律師試圖顛覆檢方論點，主張德國人因為具有集權主義心態和對國家的服從心理，應當免於個人罪責。大多數人拒絕德國偏離西方文明的說法，認為很少有德國人能支持希特勒，因為德國是個文明國家。
被告試圖將罪行歸咎於希特勒，審判過程中後者一共被提及了1200次——超過了前五名被告的總和，而其他缺席和已故的納粹人物，包括希姆萊、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阿道夫·艾希曼和博爾曼，也被歸咎於此。為了反駁有關保守派被告促成納粹崛起的說法，辯方將責任推給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工會和其他與德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與此相對的，大多被告們都避免互相指控。多數都辯稱自己在納粹體系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但戈林採取相反的態度，他已預測自己將被處決，但仍希望在德國人民心目中得到平反。
憲章並未承認反指責辯護——以同盟國也犯下被告所指控的罪行為由要求免責。儘管辯護律師多次將紐倫堡法與其他國家的立法等同，將納粹集中營與同盟國拘留設施相比較，並將猶太人驅逐與德國人驅逐等同，法官駁回了他們的論點。阿爾弗雷德·賽德爾多次試圖披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協議；儘管他最終成功了，但這在法律上無關緊要，法官駁回了他提出的凡爾賽條約問題。六名被告被指控德國入侵挪威，辯護律師辯稱這次入侵是為了防止英國入侵該國；但由於掩蓋行為，辯方未能利用這一論點。。美國海軍五星上將切斯特·尼米茲作證，稱美國海軍也在太平洋對日本使用了無限制潛艇戰；鄧尼茨的辯護律師成功辯稱，這意味著這不可能構成犯罪。法官禁止大部分關於同盟國不當行為的證據進入法庭。
許多辯護律師對審判程序的各個方面表示不滿，並試圖使整個審判過程失去公信力。為了安撫他們，允許被告自由傳喚證人，並聽取了大量無關緊要的證詞。被告的證人有時成功地為他們辯護，但其他證人——包括奧斯威辛前指揮官鲁道夫·霍斯和德國抵抗運動成員漢斯·貝恩德·吉塞維烏斯——則支持了檢察官的案件。在審判過程中，西方法官允許被告更多地指責蘇聯，最終這揭示了蘇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共謀者。在冷戰的背景下——例如，1946年溫斯頓·邱吉爾發表了「鐵幕演講」——此次審判成為了譴責不僅是德國，還有蘇聯的手段。
1946年8月31日，結案辯論開始。在審判過程中，反人類罪，特別是對猶太人的罪行（猶太人作為納粹暴行的受害者比其他任何群體都更常被提及），最終超越了侵略戰爭指控。與開場檢控陳述相對，所有八位結案辯論的發言都強調了大屠殺；法國和英國的檢察官將此視為主要指控，而非侵略罪。除美國檢察官外，所有檢察官均提到了由波蘭猶太法學家拉斐爾·萊姆金最近創立的種族滅絕概念。英國檢察官沙克羅斯引用了證人證詞，講述了來自烏克蘭杜布諾的一個被謀殺的猶太家庭。在結案辯論中，大多數被告因作偽證和否認犯行令法官失望。斯佩爾有道歉，但並未承擔個人罪責，也未提及除德國人民以外的任何受害者。9月2日，法庭休庭；法官們退隱至私人場所開始討論裁決與判刑。判決草案由英國副法官諾曼·伯基特爵士起草。所有八位法官皆參與了討論，但副法官無法投票。
纽伦堡审判 判決
國際軍事法庭同意檢察官的看法，認為侵略是對被告最嚴重的指控，並在判決中指出，因為「戰爭本質上是一種邪惡的事物」，「因此，發動侵略戰爭不僅是國際罪行；它是最高國際罪行，與其他戰爭罪的區別在於，它包含了整體罪惡的積累」。由於《紐倫堡憲章》中列舉的罪行範圍廣泛，法官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法官未有定義侵略罪，也未在判決中提及指控的追溯性問題。儘管一些法官仍有疑慮，國際軍事法庭的解釋認為所有指控均有堅實的國際慣例法基礎，且審判程序是公正的。法官們意識到同盟國和軸心國都計劃或犯下過侵略行為，並小心撰寫判決，以避免對同盟國政府或法庭本身造成損害。
纽伦堡审判 判決
法官裁定，存在一個預謀的陰謀，旨在犯下危害和平罪，其目標是「顛覆歐洲秩序」和「建立一個超越1914年邊界的大德國」。與傑克遜認為陰謀始於1920年納粹黨的成立不同，判決將侵略計劃的起始日期定為1937年的霍斯巴赫備忘錄。陰謀指控在法庭上引起了重大分歧；多內迪厄·德·瓦布爾（Donnedieu de Vabres）希望取消該指控。經過英國法官提出的妥協，陰謀指控被縮小為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只有八名被告在該指控上被定罪；所有這些被告也被判犯有危害和平罪。所有22名被告均被指控危害和平罪，12人被定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指控得到最大支持，只有兩名被告因這些指控被無罪釋放。法官認為，關於1939年前德國猶太人的反人類罪並不屬於法庭的管轄範圍，因為檢察官未能證明這與侵略戰爭有關。
纽伦堡审判 判決
四個組織被判定為犯罪組織：納粹黨領導層、納粹黨衛軍（SS）、蓋世太保（Gestapo）和安全總部（SD），但一些較低級別的成員和子組織被排除在外。判決僅在能夠證明自願參與和對犯罪目的的知情的情況下才會對個人負刑事責任，這使得去納粹化工作變得更加複雜。衝鋒隊（SA）、帝國內閣和德國總參謀部及最高指揮部未被判定為犯罪組織。儘管國防軍（Wehrmacht）領導層未被視為《憲章》意義上的組織，判決將其誤表示為免責，是潔淨國防軍神話的基礎之一。儘管如此，審判仍然促使德國媒體對國防軍的戰爭罪行進行報導。
判刑經過了長時間的辯論。12名被告被判處死刑（戈林、里宾特洛甫、凱特爾、卡爾滕布魯納、羅森堡、法郎克、弗利克、绍克尔、约德尔、施特莱歇尔、賽斯-英夸特和鲍曼）。10月16日，十名被告被絞死，戈林在前一天自殺。七名被告被送往斯潘道監獄服刑。三名被告因法官間的意見僵局而被無罪釋放；這些無罪判決令大眾感到驚訝。儘管被指控犯有相同罪行，绍克尔被判死刑，而斯佩爾則被判入獄，因為法官認為他有改過自新的可能。尼基琴科針對所有無罪釋放發表了異議，並呼籲赫斯應被判死刑，同時判定所有組織有罪。
纽伦堡审判 紐倫堡後續審判
最初計劃為德國工業家舉行第二場國際法庭審判，但由於同盟國之間的分歧，這場審判並未舉行。十二場軍事審判僅由美國在與國際軍事法庭同一法庭舉行。根據聯合控制委員會法令第10號，美國軍隊逮捕了近10萬名德國人作為戰犯。戰爭罪行首席律師辦公室識別了2,500名主要戰犯，其中177人受審。由於後勤或財務原因，許多最嚴重的罪犯未被起訴。
纽伦堡审判 紐倫堡後續審判
其中一系列審判聚焦於德國專業人士的行為：醫生審判集中於納粹人體實驗和納粹德國安樂死謀殺，法官審判則聚焦於納粹德國法律中法官在納粹罪行中的角色，部委審判則針對德國政府部門官僚的罪責，特別是外交部。工業家也有被告受審，在弗里克審判、IG Farben審判和克虜伯審判中，因為使用強迫勞動、掠奪納粹受害者的財產和資助納粹黨衛軍的暴行。黨衛軍成員在波爾審判中受審，該審判聚焦於監督黨衛軍經濟活動的黨衛軍經濟和行政總局成員，包括納粹集中營；RuSHA審判處理納粹種族政策； 別動隊審判則對行動隊成員進行審判，這些行動隊在東線後方謀殺了超過一百萬人。德國空軍將軍艾爾哈德·米爾希因使用奴隸勞動和驅逐平民而受審。在人質案件中，數名將軍因處決數千名人質和戰俘、掠奪財物、使用強迫勞動和驅逐巴爾幹地區的平民而受審。其他將軍則在高級指揮部審判中受審，因策劃侵略戰爭、發佈犯罪命令、驅逐平民、使用奴隸勞動和在蘇聯的掠奪行為而受到起訴。
這些審判強調了德國在大屠殺中犯下的罪行。審判聽取了1300名證人，提交了超過30,000份文件作為證據，並產生了132,855頁的記錄，判決總共有3,828頁。在177名被告中，142人被定罪，25人被判處死刑；判刑的嚴重性與被告與大規模屠殺的關聯程度有關。法律史學家凱文·瓊·赫勒認為，這些審判的最大成就「是它們對國際刑法的形式和實質的無法估量的貢獻」，這一領域在國際軍事法庭中尚未得到充分發展。
纽伦堡审判 對判決的反應
總共有249名記者被授權報導紐倫堡軍事法庭的審判，並發放了61,854張旁聽票。在法國，對魯道夫·赫斯的判決和對組織的無罪釋放引發了媒體的憤慨，尤其是對於流放者和抵抗戰士的組織，因為這些判決被認為過於寬容。在英國，儘管報導顯示了各種不同的反應，但很難保持對漫長審判的興趣。在檢察官對一些判決感到失望的同時，辯護方則可獲得某種程度的滿意。
當時許多德國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尋找食物和住所上。儘管如此，多數人仍閱讀了有關審判的報導。在1946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約有78%的德國人認為審判公平，但四年後比例降至38%，並有30%認為審判不公平。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德國人認為這些審判是勝利者操弄的司法，並認為這是強加集體罪責的行為，他們拒絕接受這一點，並將自己視為戰爭的受害者。隨著冷戰的開始，迅速變化的政治環境開始影響審判的有效性。紐倫堡軍事法庭的教育目的未能達成，部分原因是德國社會對戰爭罪行審判的抵制，也因為美國軍隊拒絕將審判記錄翻譯成德語，擔心這會削弱對抗共產主義的努力。
纽伦堡审判 對判決的反應
德國的教會，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強烈支持大赦。在1949年成立的西德，對於戰犯的赦免也得到了多數黨派的支持。美國方面為了使西德與西方集團結盟，於1949年提前釋放紐倫堡法庭定罪的囚犯。1951年，高級專員約翰·J·麥克洛伊推翻了大多數判決，最後三名囚犯均在行動隊審判中被定罪，於1958年獲釋。德國民眾認為提前釋放囚犯證明了判決不合法。紐倫堡法庭的被告因需要蘇聯的許可才能釋放，故斯佩爾未能獲得提前釋放，赫斯則一直在監獄中，直到1987年去世。到了1950年代末，隨著政治文化的更大開放和對納粹罪行的新揭露，包括在西德法院對納粹加害者的首次審判，西德對釋放的共識開始動搖。
纽伦堡审判 影響
國際軍事法庭及其《憲章》「標誌著國際刑法的真正開始」。審判的反應從正向到譴責不一。初期反應主要是譴責，隨著時間推移，反應變得更加正面。
對於僅選擇起訴戰敗的軸心國和所有四個同盟國的偽善行為，這些問題受到了最強烈且長久的批評。例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數百萬德國人從中東歐被驅逐、強迫勞動、以及對反殖民起義的暴力鎮壓，根據《紐倫堡憲章》中對國際罪行的定義，這些行為應被視為非法，但卻未被起訴。另一個爭議來自於起訴那些在當時並未被視為犯罪的行為，特別是危害和平罪。同樣新穎但爭議較小的是反人類罪、陰謀指控和對個人違反國際法的刑罰。除了這些批評，審判還因將歷史事件強行納入法律範疇而遭到指責。
纽伦堡审判 影響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從紐倫堡審判借用了許多理念，包括四項指控，並且由杜魯門政府計劃藉此加強紐倫堡審判的法律遺產。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確認了「紐倫堡審判憲章所認可的國際法原則及法庭判決」。1950年，國際法委員會起草了紐倫堡原則，以便編纂國際刑法，儘管冷戰阻礙了這些原則的採用，直到1990年代才得以實施。1948年的種族滅絕公約比倫金最初的概念更加有限，並且其效力受冷戰政治的進一步限制。到1990年代，國際刑法的復興包括為南斯拉夫（ICTY）和盧旺達（ICTR）建立的特設國際刑事法庭，這些被廣泛認為是紐倫堡和東京審判遺產的一部分。1953年提議的永久國際刑事法院（ICC）於2002年成立。
這些審判是歷史上首次使用即時口譯，同時促進了翻譯方法的進步。紐倫堡宮殿法庭擁有一個關於該審判的博物館，並且該法庭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2005年吸引了13,138名遊客。紐倫堡軍事法庭是歷史上研究最多的審判之一，並且成為了大量書籍和學術出版物的主題，以及像《紐倫堡大審》（1961年）、《正義的記憶》（1976年）、《纽伦堡》（2025年）這樣的電影。
第一代白金漢侯爵喬治·紐金特-坦普爾-格倫維爾
乔治·纽金特-坦普尔-格倫维尔，第一代白金汉侯爵，KG，PC（George Nugent-Temple-Grenville, 1st Marquess of Buckingham，1753年6月17日—1813年2月11日），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
他的父親喬治·格倫維爾和弟弟格倫維爾勳爵都曾任首相。
毕业于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
側田
側田（英語：，1976年7月1日—），原名羅定偉，側田是Justin的粵語諧音，香港男歌手、音樂人，美籍華人，生於美國紐約。2017年1月，作為第2位挑戰歌手加盟湖南衛視《歌手2017》，最終以第4名挑戰成功。
側田 生平
側田出生於美國紐約。兩歲隨家人回香港。在港時就讀於聖保羅男女小學及中學。1989年到美國西雅圖繼續其中學生涯。他曾於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讀書，兩年後轉到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主修平面設計，並於1999年取得學位。畢業後，他在加州聖克拉拉（Santa Clara）的雅虎當網頁設計員。由於側田覺得在雅虎的工作非常沉悶，所以決心為了他的理想而回流，重回香港從事音樂工作。返港期間，也為Yahoo做一些短期工作。
側田出身於音樂世家。他的三叔羅尚正（Ted Lo）是香港著名的編曲、監製及爵士樂鋼琴手。側田本身亦曾是香港兒童合唱團和中小學校內合唱團的團員之一，從小對音樂產生濃厚的興趣。1981年，作曲家顧嘉煇曾找他和其妹妹羅定潔Roxane為一個芭比廣告唱歌。而側田本人亦在一個AXE洗潔精的廣告中演唱。除了唱歌外，他6歲便自己嘗試彈琴及作曲，10歲學吉他。
側田 生平
在回港初期，側田曾從事自由設計行業，並多次自製demo音樂帶寄給各大唱片公司，但成績未如理想。直到2003年，其三叔羅尚正 (Ted Lo) 將他介紹給著名作曲人及監製雷頌德。雷頌德亦把側田簽進自己旗下的On Your Mark Ltd 音樂創作公司。側田正式開始其音樂事業。他曾為陳慧琳的歌曲擔任監製，亦在衛蘭的《Day and Night》專輯擔任唱片監製。除監製外也為古巨基編寫《大雄》和《傷追人》兩首大熱歌曲。另外側田曾負責主唱商業電台節目《絕情谷》第一首主題曲和新城娛樂台《聯Fan BARcode》主題曲。
2005年，側田在古巨基的《勁歌金曲演唱會》中演出。在清唱環節中好評如潮，並得到「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賞識，把他簽進金牌娛樂事業有限公司，走到幕前，並以側田作爲藝名（側田源自其英文名Justin的粵語諧音）。側田獨特的唱腔再加上大衆化的情歌使其成爲2005年炙手可熱的新人。當時他的主打歌「好人」、「Erica」、「命硬」和「我有今日」大獲好評。側田更在2005年年底的香港四大傳媒音樂頒獎禮中囊括所有新人男歌手的獎項。（詳細見獎項）
側田 生平
側田在2005年推出首張唱片《Justin》。他個人包辦超過一半歌曲的創作，首天銷量達15,000張，直至2006年2月10日為止，銷量已達35,000張，銷量更達到金唱片的要求，更成為2005年金牌唱片公司最暢銷的唱片之一。而根據統計，Justin大碟，直至2006年3月21日，銷量已達白金唱片的數字。
側田在2006年3月26日於香港體育館舉行《芝華士側田One Good Show個人演唱會》，演唱會門票在2006年2月13日開售，十分鐘內即告售罄。唱片公司旋即宣佈加開兩場《芝華士側田Two Good Shows個人演唱會》，於4月18日和19日舉行。在這三場演唱會中，側田除了大展歌喉外，還在中段加上跳舞環節，令人耳目一新。在第一場演唱會的前兩天，側田推出其第二隻個人專輯《No Protection》，大碟主打歌《Volar》、《Kong》、和《決戰二世祖》均是大熱；直至2006年5月為止，銷量亦已達30,000張，是側田第二隻獲得金唱片的個人專輯。《芝華士側田One Good Show！演唱會》更奪得2006新浪樂壇民意指數頒獎典禮的「我最喜愛演唱會」大獎。
側田 生平
側田在2006年以男主角身份拍攝電影《戀愛初歌》，票房不俗。而他為該電影主唱的主題曲《情歌》，在2006年各大頒獎典禮中獲得多個獎項。由於該年側田的演唱會表現、唱片銷量及其人氣均十分理想，令他初奪「叱咤樂壇男歌手」銅獎及「新城勁爆男歌手」三甲之一。首奪《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叱咤樂壇男歌手」銅獎更令他成為首位二十一世紀出道而打入三甲的男歌手。側田從初出道時的「最佳男新人」，到打進「最佳男歌手」三甲之一，只是用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側田於2007年2月8至11日於香港體育館紅館舉行《港樂‧側田演唱會》（HKPO & Justin Live in love with the philharmonic Live）。他是眾多跟港樂合作的歌手中年資最淺的一個。港樂（香港管弦樂團）揀選合作的流行歌手向來嚴謹，港樂十分欣賞側田的創作才華及對音樂的觸覺，希望藉著此次與側田合作，將嚴肅的管弦樂注入新的元素，於2月14日情人節前夕帶給觀眾 — 特別是年青的一群，讓他們感受到管弦樂新鮮及卓越的一面。
側田 生平
側田在2007年推出籌備一年多的第三張個人專輯《JTV》，收錄了14首中英文及國語歌曲。JTV的製作比從前的大碟更嚴謹認真，該碟主打歌「男人KTV」，由胡彥斌及甄健強等參與曲詞。這首歌曲在派台後一個月，在亞太區各地的卡啦OK中點播率超過200萬次。直至2007年11月18日為止，JTV銷量亦達20,000張，成為側田第三隻獲得的金唱片的個人專輯。而他更成功憑《男人KTV》在2007年度香港的四大音樂頒獎典禮中，襄括所有十大歌曲獎（其一）。
側田在2008年10月1至7日於香港國際展貿中心—Star Hall舉行第三次大型個唱《Air Justin 08 Live》，在演唱會前更推行年度大碟《阿田》為該次演唱造勢。在這7晚的演出中，側田除了一貫唱出他的大熱作品外，還加入了跳舞和小型音樂劇的環節。此外，側田在演唱會中加插了一段搖滾音樂的表演，大獲好評。側田出道四年內三度舉辦個唱，其數字之頻密是香港樂壇的歌手當中較罕見的。《阿田》中的主打歌《三十日》大受歡迎，有傳這首歌是為前緋聞女友林苑創作。
側田 生平
2009年初，側田回歸電影和製作音樂事業上，拍攝電影《保持愛你》，更為電影創作插曲《無言無語》，以及推出個人首張精選大碟《From JUSTIN －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此外，他不斷到國內外舉行音樂會，個人的知名度在國內漸漸提高，更有機會為國內重點電影《機器俠》唱作主題曲。09年側田為圈中歌手，包括方力申、蔡卓妍、李克勤等創作歌曲，結果亦順利奪得多個他一直渴望擁有的唱作人獎。
2010年，側田再推出粵語專輯《我沒有變過 愛的習慣》，其中主打歌《無限大》、《合唱歌》和《愛的習慣》大受歡迎。
該年底，側田推出新歌《Saranghae》，在韓文的意思是我愛妳，是為他的韓國女友創作。但在另一方面，傳媒報導了他和一日本模特兒的緋聞，令側田大受打擊，萌生離港的去意。
2011年，側田於1月27及28日於紅館開第三次演唱會，並表示之後將會移居中國北京，到中國大陸發展，暫別香港樂壇。一方面是韓國女友於北京居住，另一方面是側田厭倦香港傳媒和想轉換新環境，所以北上找尋不同的發展。
側田 生平
側田於2011年初宣佈暫別香港樂壇之後，便移居北京為新的創作基地。在大陸時期，他為電視劇《小兒難養》演唱插曲《你的海》。
2012年初，側田以千萬薪酬加盟寰亞娛樂，與一眾舊金牌戰友楊千嬅及蘇永康等重聚。
2012年11月，側田蟄伏一年再度發聲，發佈首度國語創作單曲《很想很想說再見》。在2012即將結束的前夕，側田選擇了國語作為創作主力。
2013年2月，側田再戰樂壇。自去年加盟寰亞音樂之後，他一直積極地籌備加盟新公司後的首張個人大碟，並乘勢再踏紅館舞台。5月舉行個人演唱會，並名為「側田命硬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側田希望與香港一樣有不死精神，所以他將其中一首歌曲「命硬」作為演唱會的主題。
由於5月的演唱會反應熱烈，故側田於8月再開一場「繼續命硬」演唱會。
踏入2014年，側田正式專心把工作集中於香港，先後推出粵語單曲《一粒糖》和《I MISS LOVE》。其中後者是側田和韓籍女友分手後的心聲。8月，側田更聯同劉浩龍為TVB劇集《使徒行者》演唱主題曲《行者》。
側田 生平
2015年6月5日及6日舉行「側田WeTouch LIVE 2015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同時再度推出廣東大碟「Never Odd Or Even」，是適合孩子及成年人聽為創作概念專輯。
2016年8月13日在大馬舉行全新首站演唱會《Heads Up巡回演唱会 – 大马站》。
2016年10月參加中國江蘇衛視《蒙面唱将猜猜猜》第四、五及六期節目。
2017年1月，確定加盟湖南衛視《歌手2017》、為第2位挑戰歌手，最終以第4名挑戰成功。
2017年6月分別舉行成都及上海2場個人音樂會。
2017年9月2日開啟巡迴演唱會之《側田JUSTIN CHAPTER FREE 演唱會2017 - 廣州站》，同時宣布同年12月8日-9日舉行《側田JUSTIN CHAPTER FREE 巡迴演唱會2017 - 香港站》，門票於優先預訂首日及公開發售首日即告售罄，全場爆滿。
2017年10月，參與無綫電視二月開播的皇牌音樂節目《流行經典50年》的最後一集並唱出作品《Kong》和《男人KTV》。
2017年10月26日亦再度推出個人第9張大碟「The Drug Called Music」。
側田 生平
2017年12月，側田於演唱會前接受訪問，提到自己於低潮期時，親妹給予開解和鼓勵，令他相當感觸。由於以往一直是他擔當安慰妹妹的角色，如今眨眼之間，角色已不知不覺地互換了，使得還未升級做人父的側田，憑妹妹一路的成長，感受到父親的心情。
2019年6月，他第八次踏上紅館舞台舉行《My Beautiful Curse》演唱會。
2022年，側田加入香港環球唱片；同時推出全新派台歌曲－《第一秒》。《第一秒》先後在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新城勁爆流行榜和無綫電視勁歌金榜取得冠軍，並於香港電視娛樂Chill Club推介榜取得第八名。此外，《第一秒》更是側田自2015年的《WeTouch》後相隔七年再次奪得勁歌金榜冠軍歌。
側田 生平
側田在2006年初被香港八卦雜誌一本便利（現稱FACE）記者偷拍到與新晉女歌手林苑同處於側田寓所。該雜誌更以封面報導宣稱是側田的脫帽照。偷拍照顯示側田頭頂頭髮稀疏，呈地中海及M字額等跡象。便利遂大造文章，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前「金牌經理人」黃柏高對此震怒，旋即向該雜誌發出聲明，並召開記者會高調譴責是次事件。黃柏高更召集當時於金牌娛樂當紅藝人古巨基及楊千嬅為側田撐場支持，聲明及記者會並沒有對雜誌所報導的相關內容作出正面解釋，只是對藝人應有的自由作出維護，譴責該雜誌行為不當，破壞樂壇新人的未來。而兩位當事人均拒絕承認彼此有或發生過任何關係。但自此以後，側田的緋聞另一半則只有林苑一人。偷拍事件發生在側田宣佈舉行首次紅磡體育館個人演唱會之後，本來外間對一位新人在紅館開演唱會，普遍不存厚望，但此事件卻多少為當時的側田帶來更多注目、人氣及支持，結果演唱會成績大好，更要宣布加場。側田在此事件發生前已宣傳其第一個個人演唱會時，已宣佈屆時將會以脫帽作招徠，吸引觀眾。自言天生頭髮孿的他出道後一直戴上各式各樣的帽子示人。偷拍事件發生後，懷疑禿頭照曝光，結果他在演唱會中並沒有履行除帽諾言。
側田 生平
2016年，側田於新歌《幸福止痛》的MV中以除帽形象示人，以藉此機會訴說內心的世界。
甫出道便在香港體育館開演唱會：在香港體育館（俗稱「紅館」）舉辦個人演唱會，向來是不少香港歌手的奮鬥目標，而通常歌手要在歌唱事業上累積一定成就後才會獲得這個機會。2006年2月，側田宣佈即將於3月開辦個人演唱會，即距離其首張專輯推出僅四個月後，這對新晉歌手而言乃前所未有，惹來不少輿論。雖然側田在出道前一直從事歌曲創作，但屬於他的個人作品在當時只有《Justin》專輯內的十首，故他備受外間質疑有否足夠歌曲獻唱。結果演唱會門票大受歡迎，在十分鐘內即告售罄，唱片公司更宣布加開兩場，可謂為側田出道後迅速踏上紅館舞台之舉寫上圓滿結局。後來Soler仿傚側田「一碟上紅館」的大膽舉動，亦成為另一個新人在紅館開演唱會的成功例子。
與曹格在街中發生爭執：2009年9月23日，與在歌壇稱兄道弟的曹格，前後腳於中環卑利街一間酒吧消遣，期間曹格在酒意下於酒吧內與人起衝突，繼而動武，側田勸交。其後兩人登上的士離開時，曹格突然下車更拿起並揮舞鋒利路牌圖施襲，及起飛腳踢車內的人，由於記者聽到車廂內傳來一聲慘叫，疑側田被踢中下體受傷，幸及時被友人阻止，才避免進一步發生流血事件。翌日曹格看媒體報導驚覺事情嚴重，召開記者會解釋及道歉，並表示如果警方有需要，不管人在哪裏，都會全力配合調查。而側田因與曹格爭執過程中帽子落地，結果是次事件之後終于在TVB某綜藝節目中脫帽示人。
側田 音樂作品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1年
側田 音樂會／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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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025年
側田 演出作品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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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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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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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側田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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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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