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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本煙 爭議事件及言論
2006年5月2日，台灣原住民歌手胡德夫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在日本長崎、廣島丟下兩顆原子彈；但我們從來就沒有聽到其他國家擔心下一代的健康，拒絕來自長崎、廣島的新娘。……廖本煙是台聯立委，……他以高姿態說越南新娘有餘毒，令我十分不齒。若換成美國、日本或是歐洲國家的新娘，我想他不會說這樣的話。」
2007年11月11日，台獨左派人士黃泰山說，「一個說出越南新娘身上有毒的立委」當然是「大右派」。
廖本煙質疑，南科減振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捨棄開價新臺幣十八億元的永駿工程顧問公司，而讓開價新臺幣九十六億元的鴻華聯合科技施作，有圖利與刻意護航之嫌。2005年12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分案調查，主任檢察官朱朝喨認為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涉嫌護航鴻華聯合科技、使鴻華聯合科技獲利新臺幣三十四億元，展開偵辦。謝清志自稱無罪，但仍遭到收押禁見。
2012年7月12日，台南高分院更一審，保持二審原判，認為謝清志等人與鴻華聯合科技董事長許鴻章無罪，依《刑事妥速審判法》規定判決無罪定讞。
廖本煙 後續發展
2014年，廖本煙宣布爭取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第二屆新北市議員選舉。2014年4月23日，民進黨新北市黨部公布議員初選民調結果，廖本煙獲得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資格，落選的現任議員陳世榮脫黨競選。11月29日，廖本煙以19,699票、6.91%得票率當選市議員，陳世榮亦當選，且陳得票率較廖高出許多。
次髎穴
次髎穴，出自《针灸甲乙经》，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位于骶部，当髂后上棘内下方，适对第二骶后孔处。可在俯卧位，在第二骶后孔处取穴。
穴下为皮肤、皮下组织、骶棘肌、第二骶后孔。皮肤由第一、二、三骶神经后支的外侧支臀中皮神经分布。左右两侧第二骶后孔之间距为33毫米和第三骶后孔的纵距为15.2～16.2毫米，在活体第二骶后孔和骶前孔的倾向约65度。个体略异。有补益下焦，强腰利湿之共用。主治病症同上髎穴，为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常用穴。腰骶疼痛，月经不调，赤白带下，阴挺，痛经，疝气，下肢痿痹，及坐骨神经痛，盆腔炎。并可用于催产，引产等。
衛星電視審議委員
衛星電視換照審議委員是2005年8月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對有線電視、衛星電視頻道進行審核執照所遴聘的委員，組成行政院新聞局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由於其「審議委員組成」、「審議過程」和「審議結果」至今仍未公開其標準與過程（《行政院新聞局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點：「本會會議不公開，所作之決議，供本局行政處理之參考」），其中立性頗受質疑。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於2005年8月對有線電視、衛星電視頻道進行審核執照。最後有七個頻道未通過審核，後龍祥電影台、東森新聞S台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皆裁定新聞局敗訴，龍祥育樂多媒體與東森電視皆聲稱要提起國家賠償，金額達新台幣十幾億元。前新聞局長姚文智對此表示，當初不同意換照，是新聞局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合議的決定，並非他個人看法。
衛星電視審議委員 委員名單
1.交通部電信總局副局長吳嘉輝
2.行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事業處副處長曾一弘
3.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督導組組長劉清芳
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李漢銘
5.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劉靜怡
6.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執行委員盧世祥
7.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謝穎青
8.嘉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慶堃
9.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崇禧
10.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管中祥
11.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諮詢委員曾國峰
12.媒體改造學社執行委員羅世宏
布鲁斯·阿克曼
布鲁斯·阿诺德·阿克曼（Bruce Arnold Ackerman，1943年8月19日—）是美国著名宪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和政治系教授。
布鲁斯·阿克曼 生平
阿克曼从布朗士科技高中毕业，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67年获得耶鲁法学院法学士（LL.B.）学位，1967年至1968年担任美国上诉法院法官Henry J. Friendly的助手，1968年至1969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John Marshall Harlan II的助手。
1969年，阿克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74年至1982年期间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1982年到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从1987年以来阿克曼一直担任耶鲁法学和政治学的斯特林讲座教授。
他在耶鲁大学教授的课程涉及正义的概念和他的关于美国宪法变迁的理论（比如美国国父时期的宪法在南北战争及战后重建时期和罗斯福新政时期被改变）。他的妻子苏珊·罗斯·阿克曼，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讲授行政法。他们的儿子，约翰·M·阿克曼，也是一位学者，在墨西哥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女儿，Sybil Ackerman-Munson 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一位环境学家。1986年阿克曼当选为美国文理学院的会员。阿克曼也获得法兰西共和国三等荣誉勋章。
布鲁斯·阿克曼 生平
阿克曼被列为美国陆军上尉内森·迈克尔·史密斯（Nathan Michael Smith）起诉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法律顾问之一。该诉讼主张五项针对总统的指控：行动内在决定（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违反了《战争权力决议》（ War Powers Resolution）；宪法的保护条款要求总统奥巴马公布其行为的充分法律理由；对恐怖分子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不 授权针对ISIS的行动；《伊拉克决议》未授权在伊拉克开展行动，并且总司令条款不允许奥巴马总统授权该行动。白宫回应说，这起诉讼提出了“合法性问题”。在地方法院驳回诉讼，将其视作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阿克曼提出上诉。
阿克曼目前是一个无党派反腐组织的代表咨询委员会成员。
布鲁斯·阿克曼 法学观点批评
Sandrine Baume在最近出版的关于汉斯·凯尔森的书中指出，与约翰·哈特·伊利和罗纳德·德沃金等人不同，布鲁斯·阿克曼是“司法审查与民主原则之间兼容性”的主要批评者。对阿克曼的这种解读并不能解释阿克曼许多支持民主宪法下进行司法审查的观点，比如他的斯托斯演讲，他指出司法审查“是一个更大主题的一部分，它将美国宪法与其他不太持久的自由民主框架区分开。”作为德性经济（the economy of virtue）的三大原则之一，阿克曼认为司法审查的宪政设计“给予法官特殊的激励，以维护早期宪法解决方案的完整性，以防常规政治的拉拽（而偏离）。”
阿克曼已经完善了他的方法，但仍然坚持，“我拒绝加入司法审查的全面退却，这型塑了许多自由主义宪政者当代作品。”
布鲁斯·阿克曼 著作
他写了十五本书和超过八十篇论文，涉猎领域包括宪法理论、政治哲学、比较法与政治学、法律和经济、美国宪法史、社会公正等。
他的作品包括：
《我们人民：奠基》以其“及时转型”的有力论证而闻名，即（在某些特殊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部分特定成员改变其司法立场，在新政时期诸多立法的通过即因（美国最高法院）为回应所谓的“法院填塞计划”，这是政治决定宪法含义的一个例子。阿克曼在哈佛法学院举办了2006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讲座。
《利益相关社会》乃为英国引入儿童信托基金而作。
阿克曼 人名
Ackerman
Ackermann
Akman
愛塞克斯郡 (維吉尼亞州)
愛塞克斯郡（英語：）是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中半島的郡之一，郡府位於Tappahannock鎮。根據2000年的統計，當地人口為9,989人。
愛塞克斯郡 (維吉尼亞州) 歷史
愛塞克斯郡於1692年從Rappahannock郡分拆成立，命名方面有兩個說法，但沒有確切的答案，一是以英國的同名地方愛塞克斯來命名，二是取自愛塞克斯公爵的名字。
愛塞克斯郡 (維吉尼亞州) 地理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字，該郡的面積為740平方公里，當中有668平方公里是陸地，73平方公里是水，佔整個郡的9.84%。
Charis SIL
Charis SIL是SIL國際開發設計的一個電腦有襯線（Serif）字型。這是根據Bitstream Charter（為雷射印表機設計的最早的字型之一）的模樣打造出來的，目的是要提供人們一個齊全的Unicode字型，使得包括世上所有的羅馬字或是西里爾字母，能夠被注音或是書寫。
和其他SIL字型相較，Charis SIL有數種特色。較早期的字型（比如說Doulos SIL）只有一款樣式，但Charis SIL有四種：一般、粗體、斜體、粗斜體。Charis SIL也是SIL推出的第一個「正式完成」的字型。其他字型主要是提供給人再加工用的（雖然也是可以直接用）。
Charis SIL和Doulos SIL一樣是自由軟體，並且有支援Graphite、OpenType、和AAT這些進階字型技術。
马克·图施奈
马克·图施奈（，1945年—）是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的代表人物，著名宪法学家。
图施奈毕业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助手，后来在乔治城大学担任法学教授，2006年转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罗纳德·德沃金
罗纳德·德沃金（英語：，1931年12月11日—2013年2月14日），美国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
罗纳德·德沃金 生平
德沃金1931年生于美国羅德島州普洛威頓斯。於哈佛大学获得罗德奖学金到牛津大学深造。随后他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毕业后担任勒恩德·汉德法官的助理。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几年后，德沃金到耶鲁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
1969年，德沃金接任哈特出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从牛津退休之后，他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学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和哲学教授。於2013年2月14日因白血病在英国伦敦逝世。
國旗列表
本列表是依洲域順序排列的國旗列表，右方的其他排列可提供合適的查詢方法。本表參考旗幟學書籍《》與其他書籍的標準，列舉世界上主权国家的國旗，包含普遍承認與未被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
列表中，日期為該面國旗開始使用的日期。名稱為該面國旗的稱呼，附有該國正式稱呼。性質為國旗使用的性質，共有六種。上排為陸用性質，下排為海用性質。自左而右分為民用旗、政府旗及軍旗。設計與涵義為國旗的設計樣式與附屬涵義，文化相近的國家設計方式大多相似。其中，比例（如1:2）為國旗的縱橫比例。
入珠
入珠（英语：Pearling）屬於生殖器整形手術，其施行方法為將珠子埋入陰莖的皮下組織之中。部分男性相信，此舉可在發生性行為時使對方較容易達到性高潮。生殖器入珠屬醫療行為，一般坊間入珠手術之衛生環境不見得良好無虞，傷口易遭感染外，日後埋入陰莖皮下組織的珠子也容易損害陰莖白膜，反而造成性功能障礙。
一般來說是將珠子植入陰莖皮下組織中，可以是切開後縫合，偶也有用注射方式。珠子的材質天然礦石（水晶、玉石等）和合成材質（塑膠、樹脂、聚四氟乙烯等材質）。又依照埋入皮下組織之方式可分為兩種，一種俗稱叫「活珠」，也就是珠子在皮下組織是可以有限度滑動的；另一種俗成為「死珠」，即珠子在皮下組織之位置是固定的，無法任意滑動。此類手術危險性在於，由於一般人入珠不會尋求正規醫療體系執行，故感染風險高，而珠子久置於陰莖內也易破壞陰莖白膜，使其受損，進而產生性功能障礙。
约翰·罗尔斯
約翰·羅爾斯（英語：，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擔任哲學教授，著有《正義論》（1971）、《政治自由主義》、《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萬民法》等名著。
羅爾斯是19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培養的許多學生現今都成了道德和政治哲學的重要人物，例如汤玛斯·内格尔和乔舒亚·科恩等。
约翰·罗尔斯 生平
羅爾斯出生於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老二。二戰時入伍服役於太平洋戰區，後來拒絕升軍官的機會以士兵階級退伍回大學唸書。1943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50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儘管著作不多，但其在西方學術界影響甚大，1999年獲得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頒發總統自由獎章表揚。
1951年發表《用於倫理學的一種決定程式的綱要》後，他專注于社會正義問題，並潛心構築一種理性性質的正義理論，陸續發表了《作為公平的正義》（1958）、《憲法的自由和正義的觀念》（1963）、《正義感》（1963）、《非暴力反抗的辯護》（1966）、《分配的正義》（1967）、《分配的正義：一些補充》（1968）等文。
约翰·罗尔斯 生平
在此期間，羅爾斯著手撰寫《正義論》一書，前後三易其稿，終成20世紀下半葉倫理學、政治哲學領域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於1971年正式出版發行，旋即在學術界產生巨大反響。由於第一版的《正義論》封面為綠色，當時一些哈佛的學子以“綠魔”來形容這本書的影響力。據後來的統計數位顯示，自1971年，全球共有約5000餘部論著專門對其研究討論。除此以外，羅爾斯的著 作還包括《政治自由主義》（1993）、《萬民法》（1998）、《道德哲學講演錄》（2000）、《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2001）等。
羅爾斯最引以為傲的正義學說，是以洛克、康德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為基礎，論證西方民主社會的道德價值，反對傳統的效益主義，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主要美德，就像真理對思想體系一樣；非正義的法律和制度，不論如何有效，也應加以改造和清除。他還認為正義與社會合作密切聯繫，並指出應當區別對制度來說的正義原則和對個人來說的正義原則。
约翰·罗尔斯 生平
對制度來說的正義原則有二：
對個人來說的正義原則，首先也是公平的原則，即如果制度是正義的，個人自願接受並能從中獲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就應當遵守這種制度。羅爾斯將法治稱為“形式正義”或“作為正規性的正義”，即對公共規則的正規的和公正的執行。
法律正是對理性的人所發出的公共規則的強制命令，目的在於調節人們的行為，提供社會合作的結構。而自由則是制度所規定的各種權利和義務的總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聯繫的，不能將法律看作是為爭奪權益而制定的產物，而應將它看作是試圖實現正義原則而規定的最好的方針，具有道德的功能。70年代初，他的這種學說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法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被認為在美國處於政治動盪的時刻，為自由主義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復興的希望。
约翰·罗尔斯 对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贡献
羅爾斯對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有重大貢獻。他的著作中的觀念包括:
學界普遍認為，羅爾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使得政治哲學在沉寂已久後，在1970年代後得以重振聲勢。他的作品內容橫跨並整合多個領域，因此也受到經濟學、法律、政治學、社會學、社會福利提倡者，甚至神學學者的關注。羅爾斯的理論備受當代政治哲學家的推崇，同時也是美國與加拿大法院作判決時經常引用的資料來源，以及政治人物施政的參考依據。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的立場，邏輯上依賴康德對自我本質的思索。後來羅爾斯卻抛开康德的形而上學，聲稱自己對公平作為公正的理解，以及將「權利」置於「善」之上的理解，是建立在「偶然」的事實上，此事實是：在民主社會中，個人對美好生活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而需要一個持中立態度的國家，來保護多元性和多樣性。他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解釋，轉向較接近歷史主義的方向。
约翰·罗尔斯 对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贡献
羅爾斯在"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1969）與《正義論》（1971）的表述，公民抗命之主要涵義為：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
羅爾斯使用社會契約的概念，提出關於個體如何設計正義社會的問題。公平及正義在傳統的人性善惡爭論（聖人般的利他行為和貪婪的自我中心想法）之上提出完整的說明，羅爾斯認為，人天生即是理性而且講理的。由於人類是理性的，我們追求理想和目標，但同時又因為人類是講理的，所以我們願意在追求目標的同時遵守合理的規範，並且建立在與其他個體互利的基礎之上。
约翰·罗尔斯 批評
桑德爾在1982年寫了《自由主義和正義的限制》，書中對羅爾斯的《正義論》作出深入批評。
簡約音樂
極簡音樂在1960年代時被提出作為實驗音樂中的一種音樂風格，這個派別大都展現以下的特色：
極簡音樂這個名詞是由簡約主義（或極簡主義）派生而來，在「極簡音樂」之前，有程序音樂或系統音樂等被使用在同樣的音樂上，尤其是經由嚴謹規則所建構的此種音樂。
簡約音樂 概論
簡約音樂可以回溯到19世紀的舒曼，而「簡約」第1次被用來形容音樂則出現在1968年，迈克尔·尼曼（Michael Nyman）給科内利乌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的作品「The Great Digest」所寫的評論之中。尼曼稍後在他1974年出版的書中《Experimental Music：Cage and Beyond》擴張了他對簡約音樂的定義。另外，還有一名自我定位為簡約主義的音樂家汤姆·约翰逊，也宣稱是第一個使用「簡約」形容音樂的人，他於1989年在《村聲雜誌》中這樣描述簡約音樂：
許多人（尤其是流行樂迷）發現簡約音樂比所謂十二音列音樂或是現代樂派的古典樂還更易聽。對另一些支持浪漫樂派或是更早音樂的人而言，容易感到簡約音樂令人煩躁，因為它的不斷重複性質、缺少複雜性、或缺少如程序音樂般的嚴謹。
簡約音樂 概論
最重要的幾個簡約音樂家包括约翰·亚当斯、菲利普·格拉斯、斯蒂夫·莱奇、特里·赖利，拉蒙特·扬被稱為簡約音樂之父。
在簡約音樂之中還有簡約層次的分別，可以從多方面觀察一個音樂是否屬於簡約音樂：演奏的方法、音樂的結構、以及音樂的技巧。
早期的格拉斯和莱奇的風格傾向十分的樸實，在主題之上幾乎不做點綴，並且是小編制的作曲。因而，在菲利普·格拉斯的例子中，也就是管樂琴、管樂器（尤其是薩克斯風）、以及歌手；在斯蒂夫·莱奇的例子中，則是集中於小音槌以及敲擊樂器。
约翰·亚当斯的作品常常是為古典的樂器及編制所寫：管弦樂、弦樂四重奏、鋼琴獨奏。雖然上述提到四位音樂家都曾寫過如此作品，但沒有一位如同约翰·亚当斯之密集。他的音樂較能夠被古典音樂的欣賞者所接受，因為他的作品雖然帶有簡約的色彩，同時也注重古典的邏輯，尤其他沒有其他人將樂曲演進長時間暫止的習慣。
簡約音樂 概論
有些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作品曾被描述為「maximalism」，不過此名詞並不是所有評論者普遍同意的，查尔斯·武奥里宁（Charles Wuorinen）則在例外。
這三位作曲家所注重的層面，正好用來展示簡約音樂的三個極端層面：斯蒂夫·莱奇使用近乎機械的音色；菲利普·格拉斯大量使用意象上的材料，並且注重和弦；而约翰·亚当斯則表現出現代樂派繼任者的風采，不論是在節奏或是和弦上都更加難以預料。
David Cope在1997年歸納下列特質：
簡約音樂在音樂史上只有一個從視覺藝術所借用過來的名詞，也許這是許多簡約音樂家不喜此詞的原因。菲利普·格拉斯的樂團初次演奏時，在他一位同屬簡約主義的朋友的畫展上演出，他朋友不斷的說道「這個詞應該被禁用！」。
簡約音樂 音樂特點
簡約音樂最大特色在於重複使用同主題的樂段、緩慢地或不加以改變來呈現和諧的整體。這類普遍使用的技巧以及層次的使用、樂段的階段性就是所謂簡約主義式的。這與後來所稱的重複整個樂段有關，這同樣不是史無前例的但肯定十分稀少。層次感用來表現一個樂段的進展，然後加入新的聲音產生最後的效果。
和諧的和弦指的是音階之間合起來所謂「穩定」的聲音，而和弦同樣可以用声部进行的方法來分析。在簡約主義中，和弦的這種功能通常不被使用。
另一個簡約音樂的特徵是演進的階段性，藉以提供音樂上的變異性。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特里·賴利的《C音》，它不是寫定的樂曲而是幾個分散的樂段，由演奏者自行連接來演奏，然後隨意停止。樂曲的整體結構，根據演奏者的選擇就很不同了。
簡約音樂反覆相同樂句，隨著時間作出分支。使用這個技巧的著名作品是葛拉斯的《愛因斯坦在海灘》和Adams「Shaker Loops」其中的「number」部分。
簡約音樂 音樂特點
隨著時間，簡約音樂家開始使用越來越多的變化音的材料。例如葛拉斯的「二號交響曲」和Adams的歌劇。另一方面也開始使用其他樂器的音效，最明顯的就是電子樂器。簡約音樂的影響力常常瀰漫到大眾音樂之中，例如Brian Eno和Mike Oldfield，以及電子音樂和House，後者的DJ們取材各式各樣的音樂然後將它們重疊在一起播放。
簡約音樂領域確實是在有意的情況（所謂後古典）下發展出來的，他們受到Cage使用靜默和層次手法的吸引，並希望為這種音樂加上更多旋律性。許多個別的簡約音樂特點，在同時期的序列音樂（serialism）中也會出現，例如Berio的「Sinfonia」，或者是Morton Feldman的長音。
這些特性也被另外一些音樂家採用了，他們反對二十世紀的和弦理論，常常是因為宗教因素者。這些作曲家常常回歸中古時期和早期文藝復興時的風格和合聲，寫出結構嚴謹的樂曲，而非tonal context。在這些人之中，Arvo Pärt有著不少追隨著並且大量的作品和表演。
簡約音樂 音樂特點
簡約主義有時會被賦予這樣的意識形態：離開複雜的現代主義，而靠向後現代主義。尤其後者認為所謂音樂的進步是不切實際的，並不需要執著於開發更先進的作曲理論或是複雜的系統。這個論點，使得簡約音樂有所本，不是採用所謂西方傳統，而是內化了更多的「東方」精神，例如冥想、狂喜、或者專注。特別是Philip Glass，他認為所謂精緻的或低俗的音樂的分野正在崩潰，而簡約主義，因此而重要處在於它聯合並且使兩者對話。這個觀點甚至不被所有簡約音樂的聽眾所接受，但是當問題是關切它的表演、受注目和接受度時，則通常又會被引用。
簡約音樂常常被用於電影之配樂和其他媒體，藉以提供環境的或心情的烘托。它也被來自其他領域的配樂家所接受，例如Lukas Foss的晚期作品。
最後，有些人（如Kyle Gann）認為簡約主義在80年代就已經結束，在此之後的音樂應該被叫做後簡約主義。根據Gann，後來的作品中固定出現的音調反覆和凝結（stasis），和前代的作品比起來已成為一種僵化的原則。
簡約音樂 簡約音樂之批評
簡約音樂在起初發展之時便引起爭議，針對簡約音樂的批評大致上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來自現代主義的擁護者，他們認為簡約主義是對於進步的反叛，是現代性的腐化而墮落到庸俗的地步。他們論述簡約主義是精緻藝術對於大眾藝術的投降。這些評論正好和後現代的觀點成了對比，後者的觀點認為這究竟是現代音樂家尋找音樂出路的方法，而非陳腐或墮落，更不遜於追求現代主義尋求更嚴謹、重要而推動人類知識和善的觀點。
第二種來自西方古典音樂的擁護者，尤其是經歷過19世紀音樂的那些人。他們認為簡約音樂過於重複、無聊、毫無樂句的演進，並且膚淺。有些笑話使用不斷重複簡約音樂家的名字來取笑他們，尤其以菲利普·葛拉斯為眾矢之的。這種觀點認為簡約音樂無法有甚麼成就，並且缺乏內在的吸引力。
簡約音樂 簡約音樂家
一些作曲家（主要来自东欧）把简约派的一些作曲手法与宗教和神秘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这些作曲家一般被称为“神圣简约主义”作曲家。
簡約音樂 資料來源
Johnson, Tom (1989). The Voice of New Music: New York City 1972-1982 --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Village Voice. Eindhoven, Netherlands: Het Apollohuis. ISBN 90-71638-09-X. Available for free download at:
簡約音樂 延伸閱讀
Mertens, Wim (1980/1983/1988). American Minimal Music, trans. J. Hautekiet. ISBN 0-912483-15-6. "Still stands as the single extended culture-critical treatment of American minimalism" (Fink 2005, p.5).
賀伯特·賴尼爾·阿道弗斯·哈特
賀伯特·賴尼爾·阿道弗斯·哈特（英語：，1907年－1992年），一般簡稱為「H·L·A·哈特」（H. L. A. Hart）是20世纪最重要的法律哲学家之一。他是《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一书的作者，切爾滕納姆學院畢業後，入牛津大學新學院學習古典學，並在1929年以優異成績結業。曾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法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二战期间曾在英军情报部门工作。哈特在分析哲学框架内发展了一套精深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曾先后和富勒、德富林、德沃金展开过著名的辩论。哈特的贡献在于以语言分析哲学为基础，重新挽救了在二战后饱受批评的法实证主义，其两位学生約瑟夫·拉茲与尼尔·麦考米克亦是法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
朗·盧福瓦·富勒
朗·卢福瓦·富勒（法語：，1902年6月15日—1978年4月18日）是著名的法哲学家，写了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1964），探讨了法与道德的关系。富勒长期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他和H·L·A·哈特曾对法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对自然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对抗意义深远。罗纳德·德沃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时是富勒的学生，深受富勒影响。
富勒认为法律的形式标准包括八个方面的准则：一般性；公之于众；适用于将来而非溯及既往；明确性；避免内在矛盾；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稳定性；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
戚姓
戚姓是一個中國人的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3位。
戚姓 起源
以采邑为姓氏，源出于姬姓孙氏。春秋时期，孙林父被卫国殇公封于戚（今河南濮阳），其子孙以邑名为姓氏，奉孙林父为戚姓始祖。
艾莎富豪B55
艾莎富豪B55（英語：）是英國蘇格蘭艾莎車廠生產的雙層巴士，於1973年起投產，至1985年停產，由B10MD取代。因為1960年代英國推行巴士一人操作以節省營運成本，易於實施一人操作的後置引擎巴士，如丹拿珍寶及利蘭亞特蘭大等甚為暢銷，艾莎富豪B55成為當時英國巴士公司少數可供選擇的前置引擎巴士。由於位於蘇格蘭的艾莎車廠當時已被瑞典富豪車廠收購百分之七十五的股權，因此B55的品牌被冠上「富豪」而成為「艾莎富豪」。
艾莎富豪B55 概述
艾莎富豪B55於1973年的蘇格蘭車展中首次展出，它雖然採用了不合潮流的前置引擎設計，但駕駛座不像以往的前置引擎車型在獨立於下層客艙的半駕駛艙內，而是將駕駛座和前車門都設於前軸之前，令司機無需向後望便可直接觀察乘客登車及在錢箱投幣付款，成為一款適合一人操作的前置引擎車款，可有效降低營運成本。由於丹拿珍寶及利蘭亞特蘭大等第一代後置引擎巴士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都有一定限制和不足，所以這款將前置引擎和一人操作結合的新車型，對於當時的巴士運營商而言可說是提供了結合兩者的另類選擇
艾莎富豪B55 概述
以往英國的前置引擎巴士因為引擎體積龐大，車頭大部分空間要用於安裝引擎，所以駕駛座都設在前軸右側的上方，形成一個突出於車廂前方的半駕駛艙，至於車頭的左方則因為完全被用作引擎室，供乘客上落的車門設置只能設於引擎室的後方，令司機如要觀察乘客登車便必須向後望，令實施一人操作甚為不便，而駕駛艙也因為要裝設駕駛座，駕駛艙已沒有空間設置通往後面車廂的通道，所以司機如要處理車廂發生的事情，便要先下車再由客艙的車門進入，這也是英國巴士過往依賴售票員在車廂收款和處理客艙事務的原因。艾莎車廠認為前置引擎底盤如要配合一人操作，便要盡量縮減引擎所佔用的空間，因為底盤前方除了要容納引擎之外，也要設置駕駛座、供乘客上落的前車門和通往車廂中後段的通道，所以減少引擎室所需的空間是必要之舉。
艾莎富豪B55 概述
1970年代初期，英國雙層巴士普遍採用利蘭0.680（11.1公升）引擎和吉拿6LX（10.5公升）引擎，但這些引擎的體積都較大，後置引擎底盤因為車尾的空間可完全作為引擎室安裝引擎，即使安裝體積較大的引擎，在空間利用上也不會造成太多問題；但如用於前置引擎的巴士底盤，車頭的大部分便會被引擎所佔用，不利於在車頭同時容納駕駛座和供乘客登車的車門。艾莎車廠因此為這款前置引擎的底盤，選用配備渦輪增壓的富豪TD70E 6.7公升柴油引擎；雖然氣缸容積只有7公升，但最高可輸出205匹馬力（每分鐘2400轉）；這款富豪引擎在1970年代初已算是小容積大馬力，而最大扭力則為680Nm（每分鐘1400轉）。這台引擎位於車頭的中央，雖然駕駛座和登車的前門被凸出地台的引擎室上蓋所分隔，但無礙實施一人操作，坐在右側的司機只要向左望便可直接觀察乘客登車及投幣繳費的情況，而選用體積較小的7公升引擎也不至於令車頭的通道過於狹窄。引擎後方連接SCG GB350五前速半自動變速箱。雖然這款巴士的懸掛系統仍是採用傳統的葉片彈簧，但後軸採用U字形設計，可降低下層車廂後部地台的高度。車身選用同樣來自蘇格蘭的亞歷山大車身，早期型號的AV型車身具有亞歷山大特色的尖頂設計，後期版本則採用線條較方正的RV型車身。
艾莎富豪B55 概述
1977年，艾莎富豪車廠推出改良型號，名為B55 MK2，可選配福伊特（Voith）D851全自動波箱。艾莎富豪車廠又於1980年推出B55 MK3，這款改良型完全以富豪的名義推出，改配TD70H渦輪增壓引擎，氣墊懸掛系統成為標配，後軸改用富豪貨車的驅動軸，但因為不是之前型號車軸的U字形設計，所以車廂後部地台需要升高。
於1973年亮相的首台B55原型車底盤編號為73001，車牌THS273M，最初由廠方供不同客戶試用，之後運往泰國，1979年被香港城巴購入成為公司創立後首輛巴士。
B55在英國本土被蘇格蘭的巴士公司廣泛採用，但在首都倫敦和英國南部城市卻很少見。這款巴士共生產了1,051輛，當中有320輛出口往印尼，1輛出口往新加坡，另有8輛B55由香港中華巴士購入。除此之外，車廠為因應東南亞對大載客量巴士的需求，於1981年推出三軸版本，總長達12米的B55，其中兩輛採用亞歷山大RV型車身的樣板車由香港的中巴購入，AL1車牌CT1094、AL2車牌CT1003，成為香港唯二的前置引擎12米雙層巴士，另有一輛採用AV型車身的樣板車被運往印尼雅加達。但該三輛12米版本B55並沒有為車廠爭取到更多訂單，故最終只生產了三輛。
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巴士公司於1970年代面對車源不足的困境，雖然當年大行其道的珍寶雙層巴士採用新穎的後置引擎設計，不但方便乘客上落，引擎傳入車廂的噪音亦較小，但這些早期的後置引擎巴士卻有著不少先天性的缺點，尤其是引擎散熱不良的問題，在香港的亞熱帶氣候及有大量斜路的巴士路線的操作環境下，都使情況加劇。中巴為解決珍寶巴士不適應香港操作環境的問題，於是嘗試尋找其他車型，自1970代中期起從英聯邦地區引入多款車型在香港試用，其中一款就是艾莎富豪B55。
首輛艾莎富豪B55-10型於1975年10月，與同樣由中巴訂購的兩輛都城嘉慕威曼－斯堪尼亞大都會型樣辦車一起經海路運抵香港，這3輛巴士均裝上原子胎，成為香港首批採用原子胎的商用車輛。這輛裝配亞歷山大AV型車身的B55，長度9.8米，載客量100人，獲發車隊編號AV1（車牌號碼BJ4862），同年11月投入服務。中巴的AV1是香港首輛採用亞歷山大車身的雙層巴士，亞歷山大車身也因此得以首度進入英國以外的市場，並為後來中巴的丹拿珍寶、150輛翻新的佳牌阿拉伯五型、新推出的勝利二型及喝采型提供車身。
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艾莎富豪B55
中巴對這款反潮流的前置引擎巴士一度寄予厚望，可是這款巴士採用的富豪6.7公升柴油引擎，雖然號稱可輸出205匹馬力，但輸出扭力方面卻有所不足，攀爬斜路的表現始終不突出，對於這款富豪引擎的氣缸容積只及當時吉拿和利蘭同類引擎容積的三分之二，中巴對其在可靠性方面亦有所懷疑。不過在1970年代初，英國大部分前置引擎巴士都已經停產，在英國車廠沒有更好的前置引擎車型可供選擇下，中巴還是再購入7輛加長版本的B55-10，長度10.3米，但軸距跟AV1是一樣的，延伸的是尾跨，載客量則增加至121人，車隊編號由AV2至AV8，其中AV8（車牌號碼BW5239）更配備了附有減速器的福伊特D851型全自動波箱。
B55-10是香港最「惹火」的巴士款式之一，雖然在香港的B55只有中巴的8輛，但當中屬於增購批次的7輛B55-10巴士之中，有6輛（車隊編號AV3至8）於1979年至1988年間因發生火警而焚毀，相信是因為巴士在英國裝配車身時，未有因應香港的潮濕氣候加強對電氣設備的防護，能夠全身而退的只有一輛AV2，於1991年7月中退役。
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艾莎富豪B55
1980年代初，雖然香港地鐵已經開通，但新市鎮的發展對巴士服務仍有龐大的需求，運輸署因此放寬巴士的長度限制至12米，中巴和九巴亦與英國各主要巴士生產商洽商將長達12米的三軸雙層巴士引入到香港試用。由於香港對高載客量的巴士有很大的需求，吸引英國巴士製造商提供更大型的雙層巴士，並紛紛將現有的車型加長至12米，希望可在最短時間內回應香港兩家專利巴士公司的需要。
中巴於1981年購入兩輛三軸版的B55-10雙層巴士，兩輛樣辦車運抵香港後，於同年12月21日獲發出車牌（車隊編號AL1登記車牌CT1094，車隊AL2登記車牌CT1003），這款三軸版的B55-10不但是歷來最大型的前置引擎雙層巴士，也是唯一在香港登記的前置引擎三軸巴士。
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艾莎富豪B55
三軸版B55的引擎採用富豪TD70H，配用福伊特的DIWA 854型4前速全自動變速箱。除了引擎換裝新版本外，亦用上氣墊懸掛系統取代之前的葉片彈簧。三軸版的B55-10除了採用前置引擎設計外，也有別於英國同期其他三軸巴士車型所常見的後軸驅動，三軸版B55以第二軸為驅動軸，第三軸除承重外亦具有輔助轉向的功能，當巴士轉彎時尾軸將以反方向轉動，使轉向中心前移到中軸，從而減小巴士轉向時的迴轉半徑，而當巴士以高於時速18英里行車時，尾軸輔助轉向功能將會自動關閉。雖然中軸驅動配合尾軸輔助轉向系統可減小轉彎時佔用的行車線，但駕駛中軸驅動巴士轉彎時，與後軸驅動巴士的扭軚時機有別，亦需留車尾是否有足夠的擺動空間，否則車尾有可能掃毀在路邊如欄杆等物件；由於有別於中巴車隊內其他尾軸驅動的車型，所以駕駛這款巴士需要另行訓練。車身與兩軸版一樣是亞歷山大的產品，但改用新款的RV型車身。下層車廂以企位為主，上層車廂的座位採用3+2編排，全車座位101個，AL1下層企位65人，AL2下層企位68人，AL2全車可載客達170人，以12米長的巴士而言可說是十分驚人。
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艾莎富豪B55
三軸版的B55-10雙層巴士雖然載客量不亞於其他三軸車型，而其配備的尾軸輔助轉向系統，在轉彎時比其他同期英國三軸巴士靈活。然而，中巴在1981年4月亦引進了同樣長達12米的都城嘉慕都城巴士，在1982年又有丹尼士巨龍及禿鷹的12米版運抵香港，分別供九巴和中巴兩家專利巴士公司試用，九巴還引入了利蘭奧林匹克12米；三款由競爭對手推出的12米車型都採用了更符合潮流的後置引擎設計，這些第二代後置引擎巴士都將引擎散熱水箱移到車頭，解決了前一代如丹拿珍寶的散熱水箱過熱水滾的問題；B55的前置引擎室只能安裝容積較小的富豪7公升引擎，不能像另外三款車型可選用吉拿或康明斯推出的新款10公升引擎，而這些新款引擎輸出的馬力和扭力都比富豪TD70H優勝；前置引擎巴士的發展潛力也不如後置引擎的設計，在產量過少下零件的持續供應也難有保障；所以除了這兩輛三軸版B55樣辦車外，中巴再沒有購入這款前置引擎的三軸雙層巴士。三軸版的B55-10共製造了三輛，除供應予中巴的兩輛之外，還有一輛原本打算供九巴試用，但九巴對這款不合潮流的前置引擎巴士並不感興趣，連購買一輛試用的意願也沒有，最後這輛三軸B55被運往印尼首都雅加達行駛。
艾莎富豪B55 香港的艾莎富豪B55
中巴的兩輛三軸版B55是香港雙層巴士中的異類，但可靠程度比先前兩軸的原版B55要好，至少在超過15年的服役期未有發生失火自焚的事故，相信是因為RV型車身對電路的防護比舊款亞歷山大車身有所改進。這兩輛三軸B55在1980年代中後期，曾經是過海巴士路線112的常用車；但在1990年代初期兩車曾經因為零件短缺而停駛超過一年，之後再度復出，主要作為加班車不定期支援來往中區的過海巴士路線。中巴於1993年及1995年先後有26條及14條專利巴士線被城巴奪去，車隊因此出現過剩，中巴在各方壓力下，開始大量淘汰老舊的佳牌阿拉伯五型、丹拿珍寶和倫敦珍寶，車齡相對於大部分勝利二型及喝采型年輕的三軸版B55（這是與當時中巴車隊內更老舊車齡的巴士作比較來說，事實上三軸版B55在1995年時的車齡也將近15年，可見中巴車隊的高齡化），兩輛三軸版B55在中巴專營權末期仍在發揮其價值，並成為過海隧道路線114的主要用車，並過渡到西區海底隧道通車後的914，其中一輛亦一度被分派到行駛短途接駁路線84M。因為零件供應短缺及車齡已高，中巴也將面臨被完全撤銷巴士專營權，兩車因此於1998年初退役，之後轉售予必達巴士，當中的AL1最終在新界的廢車場被拆解，而AL2則在文錦渡被用作儲物倉。
城巴於1979年創立之時，購入一輛在泰國試行的B55原型車，編號V1（後來改為V10/L10，車牌：BZ5769），成為城巴開業後第一輛巴士。此車原用於接載船塢員工上下班，後來巴士被安排作屋邨巴士及租賃用途，期間更換了體積較大的利蘭引擎，所以車頭造型有所改動，直到1988年退役。
曾有巴士迷將兩軸版的B55稱為「鵝車」（中巴AV1-8），以對應同樣以前置引擎設計的利蘭勝利二型「雞車」及丹尼士喝采「鴨車」。
艾莎富豪B55 後續發展
艾莎富豪B55雖然沒有在香港取得成功，但其底盤的設計概念，成功將一人控制融入前置引擎巴士，令到當時苦於第一代後置引擎巴士性能不足的香港巴士公司，深信前置引擎巴士都可在香港實施一人控制，也給予後來的丹尼士喝采型和利蘭勝利二型的設計很多的參考，間接促成兩者的誕生。艾莎富豪B55也將蘇格蘭的亞歷山大車身引進到香港，藉此首度打入海外市場，並成功吸引中巴的目光，中巴更將後期採購的丹拿珍寶都改配亞歷山大供應的車身；亞歷山大設計的車身更在不久之後獲大量應用於丹尼士喝采型、利蘭勝利二型和利蘭奧林匹克，而其後繼者亞歷山大丹尼士在踏入21世紀收購之後，仍是香港專利巴士的最主要車身供應商。另一方面，隨着香港政府於1983年取消只容許香港的專利巴士公司向英聯邦國家購買巴士的限制關係，令九龍巴士於1984年向富豪車廠引入一輛配置亞歷山大RV車身的B10MD中置引擎雙層巴士作測試，從而令富豪車廠藉此機會嘗試打入香港市場；但由於此巴士在運作後發現在高載客量時，此車的性能力有不足，並且在維修保養方面亦較麻煩，從而令富豪車廠未能成功打破由英國三大巴士製造商 — 利蘭、丹尼士以及都城嘉慕的壟斷，直至1988年富豪收購其競爭對手利蘭巴士為止；雖然收購成功後初期富豪車廠仍然容許旗下利蘭巴士繼續在Workington廠房生產旗下的主力產品奧林匹克巴士，直至1993年所有利蘭奧林匹克巴士的訂單完成後富豪車廠正式關閉位於Workington的利蘭巴士生產線，並由富豪奧林匹克取代，至此富豪車廠正式取代利蘭成為香港專利巴士的最主要巴士製造商。
喻姓
喻姓是一個中文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6位。
喻姓 起源
喻姓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无实据,据中华喻氏文化展览馆2000册谱书记载,喻（Yù）姓源出有：
柏姓
柏姓，漢字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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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柏姓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水姓
水姓(古音：式轨切，shueyx)是一個漢字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8位。水姓在历史上出现较晚，明朝时有水苏民，无锡人，洪武初年担任邵武知县。《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收录水姓3例。
窦姓
竇姓是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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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竇姓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雲姓
姓是一個中國人的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1位。
雲姓 起源
出自於縉雲氏，是黃帝時夏官之後，以官名為姓氏。是依據《姓苑》「縉雲氏之後」所命姓氏。後來又根據《姓氏考略》的資料記載，縉雲氏是雲氏的始祖。根據考證，他是比祝融還要更早的黃帝時期的人，也是以官名為姓氏。縉雲，在黃帝時的一種官名，黃帝以雲名官，分別管理一年四季之事，其中夏官的官名就叫做縉雲氏。他的後代子孫便以縉雲兩個字，當作自己家族的姓氏，一直流傳到後來，便去掉縉字簡稱為雲氏。
苏姓
蘇姓是一個漢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2位，在現今中國姓氏排行第45位。
苏姓 各地蘇氏昭穆表（字輩）
廣東潮州－《蘆山大宗後隴宗支》：
景正孟崇聞  天俊有光從  以秉紹朝慶  廷良希道時
伯仲衍昭穆  雲礽茂祖宗  文章華國運  詩禮傳家風
親長心誠順  忠貞性睿聰  綱常能篤敬  奕世永昌隆
註：世系詩列入潮州始祖蘇孟容為景字輩,按世系為黃帝傳下112世、蘆山大宗8世、後隴宗支1世
廣東海豐：
啟世明倫理 孝友立綱常 敬恭在桑梓 禮義是吾鄉 忠信以為本 積善有餘慶 興育傳紀廣 邦族自榮光
廣東河源市：
萬千發中文 仁言庭子德 秀珍福永明 廷偉水中蕘 達康建爾天 拾晨生俊義
湖南益陽：
固能福文 盛志彥祖 崇永安成 國正天心 顺光昌啟 後英聖道 昭隆運賢 良顯大名 其祥開 世 業有子紹 宗勳選士 惟升秀傅 家益尚清 萬邦同照 曜端拱慶承平
山東諸城市（2007年續譜，傳承 鴻（水）- 茂（木）- 炳（火）- 培（土），最新生代以金開始，共40字）：
金龍傳華夏 良才利萬方 格致啟鵬運 尚德佑祥康 孝賢齊家顯 興國振海邦 聖學廣英俊 明文益遠揚
湖北孝感：
日月明永章，世传祖德昌，发祥应云茂，醒达自然芳
河南苏王尉:
茂道观化日 风云向乐知 恩泽乾坤大 美德万载师
苏姓 郡望堂號
蘇姓郡望主要有武功郡、扶風郡、藍田縣、河內郡、河南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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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蘇姓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潘姓
潘姓是一個漢字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3位。朝鮮半島及越南亦有潘姓氏族居住。
潘姓 漢族潘姓
潘氏來源如下：
在中國民間，潘姓，一直是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姓氏，歷史上的著名美男子潘安，「步步生蓮花」的絕世美人潘妃，乃至專門跟楊家將作對的潘仁美等，都是老少咸知的著名人物。
潘姓是一個其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姓氏，在三千年以前的春秋時代，就有人開始以潘為姓，且潘姓的始祖出身於周朝王室。
關於潘姓的姓源，《姓纂》上面是這樣記載的：「周文王后畢公之子季孫，食采于潘，因氏焉。有廣宗，河南兩望。」
畢公（畢公高）是周文王的第十五個兒子，被他當天子的兄弟武王封在畢地，也就是現在陝西省長安和成陽以北的一帶。後來，他又讓自己的兒子季孫食采于潘，於是，後來周文王的這一支子孫就按照當時的習慣，紛紛以國為氏，而為潘姓，潘姓的最早發源地，也在陝西的北部。大約四、五百年以後的春秋時代，南方的楚國又有人以潘為姓。根據《姓氏尋源》的記載：「楚公族羋姓之後，以字為氏，潘崇是也。」這一支潘氏，是顓頊帝高陽氏的後代，他們的發源地，大致是在今安徽、江蘇、浙江一帶。
潘姓 漢族潘姓
分別發源於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兩支潘氏，姓源雖然看起來有所不同，然而皆是黃帝軒轅氏的後代。因為，周文王是黃帝的姬姓嫡裔，而楚國所出的羋姓則是傳自黃帝之孫顓頊，在血統方面同出一源，沒有太大的分別。
不過，後世卻有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潘姓主要是源自南方的楚國，《通志氏族略》就是采認這種看法的，該書指出：「潘氏，楚之公族，未詳其始……晉亦有潘父，恐自楚往也。」
《通志》所持的這種看法，正確性可能是相當高的，因為，歷來在古籍上出現的春秋時代的潘姓古人，幾乎統統都是楚國的人物，譬如，《史記》所提到過的潘黨和潘尫，就全是楚國的大夫。所以，如果說以後中國的潘姓主要是曾經在春秋時稱霸的楚國的後代，應該也是未嘗不可。
潘黨和潘尫，是最早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著名人物，不但證明了潘姓的古老，也留給了後世子孫無盡的光彩—潘黨，是楚國的大夫，也是一名勇猛的戰將，據傳，他與養由基練武不輟，深受楚王的激賞，曾經讚美他們說：「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潘尫，則是曾經為楚莊王出奇計破滅庸國的大將。
潘姓 朝鮮潘姓
潘（반）姓也是一個朝鮮族姓氏，分為巨濟（岐城）潘氏、光州潘氏、南平潘氏三個本貫。
雖然分為三個本貫，但皆同源。韩国潘氏的祖先是宋朝时候从福建前往高丽为官的潘文节、潘文壮兄弟，兄弟俩的父亲名字叫潘佑。潘佑字廷佐，南唐时任翰林学士、太师，生四子，分别为文焕、文振、文节、文壮。潘佑三子文节、四子文壮迁高丽国为官，为高丽潘姓开基祖。
潘姓 越南潘姓
越南潘姓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8%（2022統計）。
潘姓 其他民族潘姓
潘姓原不是平埔族的固有姓氏，據傳說潘姓的由來，是有位潘大老，從唐山來台灣平番（因是傳說，所以沒有明確的時間與姓名）。但其軍夫，都是招募平埔族人，後來相處久了，大家產生了感情，潘大老就說你們也沒有姓，不如就來跟我姓潘，大家同意了，這就是平埔族潘姓的由來。據說目前新北市石門區老梅、苗栗、屏東、埔里與北投潘姓的平埔族人，都是同一因緣而姓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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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潘姓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葛姓
葛姓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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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葛姓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德富林男爵派翠克·德富林
派翠克·亞瑟·德富林，德富林男爵，PC（，1905年11月25日—1992年8月9日），英国法学家。
德富林男爵派翠克·德富林 生平
曾担任英国上院大法官。是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法律可以强制执行道德，曾与实证法学派的哈特展开过著名的辩论。他曾参与有关《沃尔芬登报告》的讨论。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英語：）是由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所组成的一种共同状态。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企業的一部分。换言之，它是处于传统意义上区分的“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及工会等等。公民社会是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成分，而民主宪政也为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转提供制度保障。
其他文獻中，「公民社會」一詞，也被用於指代，(1) 展現市民利益和意願的非政府組織與機關的總稱；(2) 社會中獨立於政府的個人和組織。有時，公民社會一詞也有更寬泛的意思，指代「民主社會的組成元素，比如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或用於指代「民衆皆為品行良好、思考周全而活躍的公民的地方」。公民社會廣泛地被西方思想家當成一個社會民主自由開放程度的評判標準。
公民社会 词源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出了koinōnía politikḗ ( κοινωνία πολιτική )一词，意为像城邦( polis )那样为集体生存而建立的政治共同体。这样定义的政治共同体或目标即幸福( τὸ εὖ ζῆν , tò eu zēn )，常译为人类繁荣或共同福祉，其中人被定义为“政治 (社会) 动物” ( ζῷον πολιτικόν zōon politikón )。这一概念被西塞罗等罗马作家使用，用来指古老的共和国( res publica )概念。在列奥纳多·布鲁尼将中世纪晚期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拉丁文之后，该词重新进入西方政治话语。布鲁尼将koinōnía politikḗ译为societas civilis（“公民社会”）。随着君主自治与公法之间区别的出现，该词开始流行，用来指代土地所有者封建统治阶级的企业财产（ Ständestaat ），与君主或王子所行使的权力相对立。公民社会一词在国家理论中历史悠久，并在 20 世纪后期在东欧尤为强劲地复兴，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瓦茨拉夫·哈维尔等异见人士还用它来指代受到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主导的侵入式政权威胁的公民协会领域。公民社会一词首次在后现代意义上被用作指称政治反对派，源自亚历山大·斯莫拉尔 (Aleksander Smolar) 1978-79 年的著作。 然而，团结工会在 1980-1981 年并没有使用过这个术语。
公民社会 民主
古罗马人深知民主与合作社会之间的联系，而君主制则与竞争性或不合作的社会之间存在着联系。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以奥古斯都将军阿格里帕的口吻，恳求奥古斯都不要推翻罗马共和国，因为他在罗马内战中击败了其他权力对手，因为这会对社会造成预期的影响。
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社会关系的文献，直接源于苏格兰启蒙哲学，包括亚当·弗格森的《公民社会史论》以及黑格尔的著作。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卡尔·马克思和费迪南德·滕尼斯借鉴了黑格尔的这些概念。20世纪的研究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尔巴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重要的发展，他们认为政治文化在民主秩序中至关重要。
他们认为，政治组织的政治元素可以促进公民提高认识和了解情况，从而使公民能够做出更好的投票选择、参与政治，并最终使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公民社会为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论坛，以进一步发展民主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这类协会的成员资格可以作为信息来源，减少集体行动的障碍。这些团体随后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来影响政策。这意味着公民社会有助于平衡国家权力。这些政治组织的章程被认为是微型宪法，因为它们使参与者习惯于民主决策的形式。
公民社会 民主
近期，罗伯特·D·普特南 (Robert D. Putnam)指出，即使是公民社会中的非政治组织对民主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在社会中构建社会资本、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及其相关的互惠规范，可以帮助社会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拥有密集社会网络的个人更有可能对社会其他成员做出可信的承诺，并利用其社会资本来构建公共物品。反过来，拥有强大公民社会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成功的民主国家。一些学者以普特南的观点为基础，认为特定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植根于日常关系的非政治组织——参与民主转型进程，是推动民主转型成功的关键。波吉 (Gianfranco Poggi) 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要维护共和社会，人际信任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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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些人质疑公民社会与健全的民主之间的联系。正如托马斯·卡罗瑟斯所指出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并不一定有正当理由，也不一定宣扬民主价值观。例如，谢里·伯曼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实际上可以用来动员人们反对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就是明证。魏玛共和国未能解决经济萧条和国内斗争的破坏，导致了大量德国公民社会的诞生。这些团体的一个决定性、可论证的致命缺陷是，它们加剧了德国人之间的社会冲突和差异。德国社会分裂成各个社会群体意味着他们极易受到民族主义理想的影响。纳粹渗透到这些不满群体中，他们最终成为纳粹党及其宣传的骨干和基础。结果，纳粹党在1932年大选后，从一个政治上无关紧要的政党一跃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大的政党。与普特南的观点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密集的公民社会网络损害了民主。纳粹党利用了德国的社会组织，最终导致了德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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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阻碍代议制机构的运作，并扭曲政策结果，使其有利于富人、人脉广泛或组织严密的人。此外，根据肯尼斯·牛顿收集的调查数据，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存在重叠，这使得公民社会的力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变得过时。事实上，正如拉里·戴蒙德所言，为了理解公民社会服务民主的众多方式，还必须理解公民社会为民主产生的紧张和矛盾。
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人们倾向于结成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社团，这推动了美国民主政府的成功。普特南认为，美国公民社会的力量在历史上为公民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另一些人则认为，对公民社会的依赖可能导致公民质疑美国政府的有效性，并可能通过分裂社会造成不稳定。
在现代美国，尤瓦尔·莱文 (Yuval Levin) 写道，公民社会被视为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门户。一些人认为，公民社会有助于维护个人自由，制约着美国政府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维护国家的努力，帮助国家推动社会事业，同时限制不民主的权力巩固。其他人，例如戴维·里夫 (David Rieff) 指出，与非政府组织 (NGO) 等公民社会相比，美国政府在财政上更有能力开展社会事业，而非政府组织由于缺乏相对实力，因此能力不足。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尔 (Theda Skocpol) 的研究表明，尽管公民社会为美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但从大型工会和组织转向针对特定政治问题的小型运动，不太可能激发大规模的民主参与。加尔斯顿 (Galston) 和莱文 (Levine) 指出，事实证明，这些新兴的公民社会参与政治进程的可能性较小，而更有可能带来社会行动。
公民社会 政治参与
公民社会组织为公民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知识，例如公民在政府程序中的义务和权利、不同类型的政治问题和政策议程、公民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以及如何在社区中创造有意义的变革。卡鲁·E·博尔丁教授和贾米·纳尔逊-努涅斯教授断言，公民社会组织的好处在于，当公民能够集体行动并围绕共同的政策偏好与他人建立联系时，他们更倾向于参与政治。然而，其他学者指出，公民社会组织在政治参与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些缺陷。托马斯·卡罗瑟斯教授解释说，由于公民社会组织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的激增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同时满足日益扩大的政策偏好和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学者大卫·里夫讨论了与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单一议题行动主义。由于大多数民间社会组织只关注某一领域或社会问题，这有时会导致选民的注意力从社会面临的多方面广泛问题（如全球化挑战）上转移开，而选举的焦点则集中在几个特定的​​热点话题上，如堕胎。
公民社会 政治参与
大量数据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显著提高政治参与度的观点。罗伯特·普特南博士在 20 世纪中期对意大利的公民社会进行了研究，发现参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人比未参与这些组织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政治成熟度、社会信任度、政治参与度和‘主观公民能力’”。同样，谢里·伯曼博士发现，纳粹党 (NSDAP) 公民社会组织利用中产阶级中强大的公民社会网络，动员德国民众参与政治。这些努力的强大影响力体现在纳粹党在 20 世纪中期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些案例研究证明了社会网络在促进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公民社会 经济学
强大的公民社会通常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理由是，它可以为经济决策提供重要意见，促进私营企业和创业精神的发展，并防止国家扼杀经济。例如，劳工领袖可以确保经济增长惠及劳动人民，宗教领袖可以倡导更大程度地参与经济事务，非政府组织可以举报和记录有害的商业行为等等。
从本质上讲，公民社会创造了社会资本。世界银行将其定义为“塑造社会互动质量和数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社会资本越高，社会相互依存度就越高，从而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社会网络较好地区的高中辍学率低于社会网络较弱的地区。
托马斯·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 等人对这种说法有所质疑。他认为，尽管公民社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它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他​​举例说明了韩国巨大的经济成功是如何建立在缺乏强大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的，而公民社会是在经济增长起步之后才出现的；以及孟加拉国虽然拥有极其丰富的公民社会，但经济却基本上未能增长，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卡罗瑟斯还更进一步指出，至少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过多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有害影响，他引用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拉丁美洲的工会限制了经济增长的例子。
公民社会 宪政经济学
宪政经济学是经济学和宪政主义的一个领域，它描述和分析宪法问题与经济运作（包括预算过程）之间的具体相互关系。“宪政经济学”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用来指代一种新的预算规划，而预算规划对公民社会的透明度对于法治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供公民社会在政府支出不公平和行政部门扣押任何先前授权的拨款的情况下使用，是任何有影响力的公民社会成功的关键因素。
自由主义者认为，市民社会使个性得以存在和发展，是自由的体现，因此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多样性和民主国家的合法性依赖于市民社会的充分自治，国家权力对公民社会的干预是不正当的、也可能是无效的。这种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会对市民社会形成压制，构成侵害；市民社会的扩张也会削弱国家的自主性，影响政府决策。因此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应该截然分离，互不侵犯。
公民社会 宪政经济学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制约并相互依存，国家政权作为“仲裁者”角色、以中立态度调节市民社会的矛盾。其中，黑格尔主义者认为市民社会就是一个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名利场，主张通过国家共同体来控制市民社会。这种观点强调了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积极性，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界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作用领域。
公民社会 全球的
目前，批评家和活动家经常将“公民社会”一词应用于需要防范全球化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抵制全球化的根源，因为它被视为超越国界和跨越不同领土的活动。但是，由于公民社会可以由支持全球化的外国企业和机构资助，因此这种使用存在争议。共产主义体制垮台后，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关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一部分。也有一些研究发表，探讨了有关该术语的使用与国际援助体系的影响和概念力量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参见 Tvedt 1998）。
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扩大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范围的社会现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公民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牺牲了政治衍生的国家机构。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开发的综合民间社会组织（iCSO）系统促进了民间社会组织与 DESA 之间的互动。
公民社会也参与到了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些团体通过制定解决环境损害的议程来影响环境政策。他们还向公众宣传环境问题，从而增强了公众对环境变革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