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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文革后续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与此同时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这一时期，政府对支持文革的人士进行了逮捕和监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厂工人因张贴海报夸赞文革及其期间的成就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之后又离奇死亡:46–47。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再次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否定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中國社會經濟復苏并順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場經濟。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
2012年底起，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上台后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譬如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在202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继续否定文革后，多间媒体批评习近平以继续否定文革等过去中共建国后的历史错误但不提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強姦、輪姦、自杀、批斗，等等。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从100多万到2000万不等。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其它文献记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另有来源指，叶剑英曾于1982年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文革相关数据，可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342万人、55.7万人失踪。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自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起，文革期间已知的屠杀事件还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江西瑞金大屠杀、川东杀俘狂潮、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黑五类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在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自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起，各地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但各派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也日益严重。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万-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万-20万人自杀。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分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中，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宮觀、教堂，清真寺神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北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期间，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仅在青海省“221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0余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均是中科院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当年即有20位一级研究员自杀，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一个“特务案”，导致研究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务，牵连了全国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截至1973年，中科院的105个研究所只剩下53个，且只有13个属于中科院直属管理。北京大学被以各种名义“隔离”的前后多达1000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1000多人，复旦大学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具体的事件及案例，譬如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大陆遭到长时间“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作过多次指示和部署，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参与者认为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科学前进最大绊脚石之一”，对此参与者宣称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但批判遭到部分科学工作者的抵制。与此同时，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等人受到政治迫害，“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曾受到一定保护。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而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科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文史类学者如老舍、傅雷、梁思成、熊十力、田汉、周作人、翦伯赞、吴晗等人，也遭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依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较为重大的科研成果包括：“两弹一星”中的导弹（1966年）、氢弹（1967年）以及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1970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973年），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1973年），袁隆平等人的早期杂交水稻成果（1973年起），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1975年），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1975年）等。其中，文革初期，聂荣臻主张推迟在“两弹一星”科研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获得中央军委会议同意，并曾出动部队保护一些“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资料。而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历经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至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而文革也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标准。至文革末期，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胡耀邦前往担任中科院领导职务120天，将800多名科研人员从被迫害或劳动改造中解放出来。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1968年7月，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20岁左右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同时导致“走后门现象”严重。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制度才被废除，高考也在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恢复。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在基础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学生也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生组成所谓“红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队，提倡“阶级教育”。陆续复课以后，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中小学教科书出现“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试，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而后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現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農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至1978年10月才被停止，但已经下乡的大部分知识青年在1979年国务院允许知青返城后才得以离开农村返回家乡。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擊。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蹟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而有部分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兵保護，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宮、西藏布達拉宮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
文化大革命 后果及影响
文革时期中国與蘇聯几乎決裂，毛泽东号召“反苏修”，中共称苏联为“苏修叛徒集团”，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一度处于核战争边缘。1967年苏联发生莫斯科红场事件，1968年初发生七里沁岛事件，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8月新疆“铁列克提事件”爆发，中苏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一度准备对中国北京、长春、鞍山、酒泉、西昌、罗布泊等地实施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等人进行了干预。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倒向美国，中美关系迅速破冰。1971年4月中美双方进行“乒乓外交”、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阵营国家相继建交。1973-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欧结成准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与此同时，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文化大革命对世界其它地区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
日本：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引发了日本文艺界的强烈反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四人于1967年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文革。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宫本显治在1966年3月文革前夕访华与毛泽东会面，因拒绝与中共一同批判苏联而导致中共与日共关系破裂，日本共产党内部亦出现分裂：部分支持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日共党员自行独立或被开除出党，成立了日本新左翼中的数个毛泽东思想派别，如日本共产党（左派）、日本共产党（行动派）。新左翼领导下的日本学生运动中，有学生于东京大学事件期间在大学正门挂起毛泽东肖像并涂写文革口号「造反有理」，亦有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造反有理”这句文革时期的口号后来也成为了日本的四字熟语。
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暴動”，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甚至有廣東民兵非法越境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1967年7月8日上午，約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當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中國方面1死8傷，中英雙方互相抗議。暴动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暴動引发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文化大革命 评价
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中国官方始终对于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2021年11月11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 评价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席卷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后因六四事件的爆发而中断，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但此后中国大陆思想界产生分歧与争论，逐渐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自由派人士，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文革遗毒，继续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强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新左派人士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已泛滥成灾，应批判市场机制、提倡社会正义与平等，并为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辩护。此外还存在新权威主义等学派观点。
文化大革命 评价
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也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 相比于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高调否定文革，而此后的部分当权派越来越得势、比过去更腐败，当局则逐渐开始回避文革话题，并希望人们遗忘文革，同时打压自由民主派等各方对文革的探讨和反思。有学者认为，这导致中国社会内部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络上，当权派希望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相似。
文化大革命 相关作品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新启蒙主义”大背景下，相关文学流派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派等。（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安乐死
安樂死（英語：，源自於希臘語：，「好的死亡」；為「好的」，為「死亡」）是一種有意地結束生命以減輕人的痛楚或痛苦的行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个别患者出现了无法医治的长期显性症病，因病情屬於不治之症或到了晚期，对病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大的负担，病人或其家屬不愿讓病人再受病痛折磨，经过医生和病人（或其家屬）双方同意后而采取了结生命的措施。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安樂死法律。英國上議院醫學倫理專責委員會將安樂死定義為“為了結束生命而進行的蓄意干預，以減輕頑固的痛苦”。在荷蘭和比利時，安樂死被理解為“醫生應患者要求終止生命”。然而，荷蘭法律並未使用“安樂死”一詞，而是在“協助自殺和應要求終止生命”的更廣泛定義下包含了這一概念。
安樂死以不同的方式分類，包括自願安樂死（）、非自願安樂死（）或不自願安樂死（）。自願安樂死是指一個人願意結束自己的生命，並且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是合法的。非自願安樂死發生在沒有患者同意的情況下，並且在某些有限的條件下在某些國家是合法的，包括主動和被動形式。不自願安樂死在沒有徵得患者同意或違背患者意願的情況下進行，在所有國家都是非法的，通常被視為謀殺。
安乐死
截至2006年，安樂死已成為生物倫理學研究最活躍的領域。在一些國家，與安樂死相關的道德、倫理和法律問題引起很大的公眾爭議。被動安樂死（俗稱“拔喉”）在許多國家的某些情況下是合法的。然而，主動安樂死僅在少數幾個國家（例如：比利時、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和瑞士）是合法或事實上合法的，並且限制在特定情況下需要諮詢師和醫生或其他專家的批准。在一些國家如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幾乎不存在對積極安樂死的支持。
安乐死 分類
根據一個人是否給予知情同意，安樂死可分為三種類型：自願、非自願和不自願。
醫學和生物倫理學文獻中存在關於非自願（進而是不自願）殺害患者是否可以被視為安樂死的爭論，無論其意圖或患者的情況如何。在汤姆·比彻姆（Tom Beauchamp）和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以及後來迈克尔·雷恩（Michael Wreen）提供的定義中，患者的同意與否並不被視為他們的標準之一，儘管可能需要它來證明安樂死的合理性。然而，其他人認為同意是必不可少的。
自願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是在患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主動自願安樂死在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是合法的。在美國，根據南希·克魯桑（Nancy Cruzan）有關安樂死的判決後，被動自願安樂死在整個美國都是合法的。當患者在醫生的幫助下死亡時，通常使用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一詞。在瑞士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蒙大拿州和佛蒙特州，協助自殺是合法的。
安乐死 分類
非自願安樂死（Non-voluntary euthanasia）是在沒有得到患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例如兒童安樂死在全世界都是不合法的，但荷蘭根據格羅寧根議定書（Groningen Protocol），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已將其非刑事化。被動形式的非自願安樂死（即維生治療）在一些國家在特定條件下是合法的。
不自願安樂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是違背患者意願的。
除了分为自願、非自願和不自願之外，安樂死还可以分為主動或被動（Active／Passive，或譯為積極／消極）。被動安樂死牽涉到對延續生命必要的維生治療。主動安樂死需要使用致命的物質或力量（例如進行致命性注射），並且更具爭議性。雖然一些作者認為這些術語具有誤導性和無益，但它們仍然很常用。在某些個案下亦存在著爭議，例如應否將必需服用但有毒的鎮痛藥視為主動或被動。
安乐死 執行與否
以荷蘭為例，目前在荷蘭要執行安樂死，必須出自病人的个人意願，并且有醫生證明病人正在處於「不能減輕」和「不能忍受」的痛苦中，醫生和病人之間也得先達成共識，確認安樂死已經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安乐死在许多国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例如美國的特麗·夏沃案）。荷蘭自2002年實施安樂死以來，執行死亡人數大幅上升且逐年遞增。
一、目前已立法容許主動安樂死的國家及地區：
二、目前已立法容許被動安樂死的國家及地區：
三、目前已立法容許協助自殺的國家及地區
丹麥於1992年通過「預立遺囑法」，由哥本哈根大學醫學院管理，並在1998年時通過「病患權利法」，確認其約束性。任何末期重症、嚴重意外等無自主能力的患者，其負責醫師都必須向病人本人詢問，該患者是否有登錄預立遺囑。如果有登錄，則根據預立遺囑內的條件進行安樂死。
澳大利亞於1995年6月16日通過安樂死法案，1996年7月1日生效，但該法案在1997年3月25日被廢除。只有維多利亞州於2017年11月29日通過安樂死法案，於2019年6月19日生效。
安乐死 執行與否
德國則禁止主動安樂死，但是重症病人可以以口頭形式或者書面形式要求被動安樂死。當病人因病重無法表達意願時，其親屬可以代替他做出決定。
比利时眾議院于2014年2月13日通過安樂死合法範圍擴及未成年人一案，將成為繼荷蘭之後，全球第2個在嚴格條件下許可未成年的孩童实施安樂死的國家。
2017年10月22日，韩国保健福祉部称，从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月15日将试行《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临终患者可以在病情严重并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
中华民国（台湾）禁止主動安樂死，僅准許個人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進行被動安樂死：
上述之被動安樂死方案皆須依法取得資格，並由病患本人提前簽署同意書。
西班牙国会于2021年3月18日表決通過一項与安樂死有关的法案，允许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衰弱性和慢性疾病」以致「不堪忍受」的病人接受主动安乐死或协助自杀。
安乐死 辯論
安樂死辯論往往集中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根據安樂死反對者 Ezekiel Emanuel，安樂死的支持者提出了三個主要論點：
安樂死支持者經常指向像荷蘭和比利時這樣的國家，以及像安樂死合法化的俄勒岡州這樣的地方，認為它基本上沒有問題。
同樣，芝加哥第55任市長拉姆·伊曼纽尔認為，反對安樂死的主要觀點有四個：
在2015年年初臺灣通過《動物保護法》部分修正案，因為對於非人類動物生命的重視，雖然缺乏相關配套措施，臺灣還是有動物安樂死。
人马座
人馬座（英語：，拉丁語：，天文符号：♐），是一个南天黄道带星座，星座日期11/23~12/21，面积867.43平方度，占全天面积的2.103%，在全天88个星座中，面积排行第十五。人馬座中亮于5.5等的恒星有65颗，最亮星为箕宿三（射手座ε），视星等为1.85。每年7月7日子夜人馬座中心经过上中天。
人马座 名称
在中文，此星座的正稱名稱爲人馬座。然而受日文影響，台灣在一般市售的星象學專書中，是將此星宮稱為射手座，而非人馬座。香港則沿用人馬座這正式稱呼。中國大陸亦稱人馬座。
“射手”雖是从拉丁语Sagittarius意译而来，但卻是源自日文漢字的轉譯。sagittarius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持箭者”，箭的拉丁语是sagitta，天箭座即Sagitta；相似情况也可以对比拉丁语中的水aqua与持水者aquarius，宝瓶座即Aquarius。
「人馬」則來自Sagitarius希臘神話中之半人馬類生物。
人马座原为巴比伦天文学中黄道星座之一，其原型为苏美尔神祇内尔伽勒（Nergal），形态为拉弓射箭的带翼人马。黄道星座随后被希腊的星座系统沿用，在希腊神话代表薩堤爾克洛托斯，传说其发明了射箭。
人马座 特点
人马座是夏季夜空中最大、最显著的星座之一，它西接天蝎座、東連摩羯座，北面是蛇夫座、盾牌座和巨蛇座，南边则是一系列小型星座，如望远镜座、显微镜座、南冕座等。
人马座并不难认，因为它主要的星排列得像一个茶壶：箕宿二（δ）、箕宿三（ε）、斗宿六（ζ）及斗宿三（φ）组成壶身；斗宿二（λ）为壶盖；箕宿一（γ）为壶嘴；斗宿四（σ）与斗宿五（τ）为壶柄。另外其中六顆星排列像杓：斗宿一（μ）、斗宿二（λ）、斗宿三（φ）、斗宿四（σ）、斗宿五（τ）和斗宿六（ζ），在古代中国稱為南斗六星，也就是斗宿名稱的來源。
在人马座天区，银河达到最大的亮度和宽度，银河系的中心位于射电源人马座A*附近。
人马座 神话与历史
在希腊神话中，射手座的箭对着位于它前方的天蝎座的胸，射手座在天上是为了给去取金羊毛的伊阿宋指路，古希腊人将射手座与萨杜恩（半人半羊）以及克洛托斯联系起来。罗马人却将他认为是优雅而智慧的喀戎，这导致人们常常把它与南天的半人马座混淆，然而这两种生物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射手座是一名猎手，这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箭神涅伽尔（Nergal），而他与暴躁的战神和火神伊拉（Irra）有关。
人马座 恒星
天渊三虽然是人马座的α星，但它的视星等只有4.0，比星座中不少的星还要暗。
人马座 深空天体
從地球看來，本银河系的中心位于人马座，雖然银心被人马臂上的星云和尘埃带所遮挡，但是人马座的银河仍是非常浓密，中间还有很多明亮的星团。
这个星座中的天体主要是银河深处的宇宙天体，包括发射星云和暗星云，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以及行星状星云。人马座有多达15个梅西耶天体——这是所有星座中最多的。其中很多用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观测到。
与银河系中心有关的人马座A是一个复杂的无线电源，天文学家相信它或许包含了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大人馬座恆星雲是銀河系最明亮的可見區域，是大裂縫厚厚塵埃周圍可見的一部分，也是可見光波長下可觀察到銀河系凸起結構，包含幾個星團和暗星雲。
人马座 中国星官
中国古代的星宫系统中人马座天区包括箕宿的箕、斗宿的斗、天渊、建、天籥、狗国、狗、天鸡、农丈人等星官。
人马座 相关文化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句“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之间”中的斗指的就是人马座的斗宿天区。
在爆旋陀螺 钢铁战魂中，日本陀螺手湯宮健太所持有的陀螺是終極射手145S/烈焰射手C145S/激閃射手230WD，它拥有射手座的力量
深空天體
深空天體（Deep sky object, DSO）是太陽系外非恆星的天體，常見於業餘天文學，主要是被用来觀看。
其中只有最亮的几个能為肉眼所見，如M31仙女座大星系和M42獵戶座大星雲。一百個以上的能通過雙筒望遠鏡看到，例如18世紀法國天文學家梅西耶所編的《星雲星團表》中的大部分天體，见梅西耶星表。若有天文望遠鏡或通晓天文攝影更佳。
深空天體的主要分類有：
有幾個深空天體的目錄：收錄了110個深空天體的梅西耶星雲星團表，更全面的星雲星團新總表總數將近8,000個天體），以及另外幾種。還有更多的天體列在專業的烏普薩拉星系總表，許多天文愛好者利用這些對象來測試她們的觀測設備和磨練觀測的技巧。在每年的特定日子，有些地區會舉辦梅西爾馬拉松競賽，要求參加者在一個夜晚看遍110個梅西爾天體。收錄了400個深空天體赫歇爾目錄則被設計作為有經驗的天文學家測試更大的望遠鏡之用。
射手座
射手座（Sagittarius）可指：
人马座，星座之一
人马宫，黄道十二宫之一
道家
道家是中国诸子百家中思想学派之一，也是九流十家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列子、庄子为代表。
西汉帝國被建立之後，漢高祖、漢惠帝、呂后等領導人，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等大臣，都曾經以與道家有關但不盡相同的黃老道思想治国，減少傜役、賦稅，使人民得以从大秦帝國所施行的苛政所造成的後果中休养生息，汉文帝、汉景帝奉行古道教所提倡的黃老治術達到極致，史称文景之治，史籍記載説：「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當時國家富裕，百姓安樂。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的政策，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後來魏晉南北朝時西域引入佛教，不少唐主信奉佛教，把儒教教義、道教教義及佛教教義合併為「儒釋道」，道家的地位進一步降低，宋朝以後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更興起，舊道家思想被混入理學，獨立的舊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復存在。
道家
道家思想虽并未被官方采纳，但仍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響，流行於中國的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響。
中國哲學大師兼新儒家學者馮友蘭於1948年，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提出了新道家（當代新道家，又稱現代新道家）這個概念。
道家 歷史
一般認為老子應是實質可考的道家始祖，經由莊子、列子、楊朱等人的發展，成為一門經典，法家，名家，縱橫家也受道家的影響。
相傳商朝伊尹輔商湯、 周朝呂尚輔武王，主張與民休息，相關政策有一點道家的色彩。
宗教史學家杨儒宾在一篇論文中探討了古道家的源頭，杨儒宾表示他認為 道家一詞是兩漢時期結束後由史官所建構出來的，在先秦時期根本沒有所謂的道家，後世視為道家諸子的人在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認為屬於道家，老子、黃帝及莊子的思想可能都是源自神話的，道家與道教之間雖有差別，但又互相關聯，道家及道教可能分別繼承了古時的巫教及神仙秘教的一些元素，道家思想的源頭可被追溯至神話，甚至連道家一詞也可能源自於神話。
在戰國時期子思、孟子學派的人士，提倡五行相關學說，因而成為了五行家之先河，鄒衍提倡的陰陽五行相關學說與稷下學宮的道家學者的思想合流，人們認為黃帝為政虛靜，因而視他為道家的奠基者並將其與老子合稱，形成了在漢初時期流行的「黄老道家」。
道家 歷史
“黄老”思想融合了黄帝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老子的哲学智慧，在汉初的治国理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严格而言，“黄老之学”在政治实践上更为务实，强调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同时吸收了一定的法家色彩，因此更接近一种政治策略，而非纯粹的道家哲学，而關於三皇五帝的傳說也是在戰國時期才出現的。法家韓非子也吸取了道家的許多想法，主張「上法而不上賢」。
秦末對民眾苛刻，稅賦、伕役甚嚴，西漢時期，漢高祖、呂太后、漢文帝、竇太后等以黃老之術治國，直到董仲舒與今文經學者異化儒家學說，國家獨尊儒術，而道家思想已經開始隱沒，漸漸融入舊儒家思想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隐士思想以及民间信仰。
西汉以后的儒家学说不断吸收道家“天道”“自然”“内圣外王”等观念，尤其是在宋明理学时期，朱熹的“理”与道家的“道”在形而上学层面有一定的交融。據傳在東漢時期，漢明帝夢見金人，佛教因而傳入中華。後來，在魏晉時期，雖然有舊道家的小陽春，但是舊道家同時被佛教影響，因而被虛無化，直到消亡。
近代有新道家出現，其所衍生出來的宗教與新儒家之間偶有理論上的鬥爭，但前者的勢力不像後者的勢力那麼強大。發起這些鬥爭此舉受到一些人所反對。
道家 思想和主张
道家主張「順其自然」，認為要用到法律時（法和法律有不同；法好比物理，而法律則是人為），当真正的“道”被人遗忘或抛弃时，社会才会强调仁义，这意味着仁义已成为刻意为之，而非自然而然的行为，因此其不主張要用法去治人；法家則主張要用法律去懲治人，認為人類本性頑劣，要用權威與固定的法條以治天下。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多有牴觸，但到了法家的韓非子時，卻利用道家《道德經》的章句，以闡發法家思想。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大邦。”其以大邦為世界，以大邦以下小邦為國家，小邦以下大邦為本土。道家是中國最早的本土獨立思想，與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思想大異旨趣。
道家 思想和主张
莊子思想的核心是“逍遙”與“齊物”。主張“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哲學思想。楊朱據說是老子的弟子，但他非常激進，提出“貴己”，“為我”。主張“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戰國時期稷下學宮的《管子》諸篇，主張“守則重，不守則輕”與“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自小入大的道家哲學思想。
老子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道家貴生，存生，養生，輕視物質，以心靈的逍遙，萬物的齊一為最高價值。
道家 老子的思想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译本最多的古籍之一，被西方公认为所有中国文献中最难以解读同时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文本之一。老子在总体上倾向治国方面，在人生观上，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从自然的二元对立观念出发，颠覆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考量。
道家 老子的思想
老子和庄子都意识到在终极面前语言是无能为力的，老子反复观察与思考的世界是日常观察到符合常识的世界，无论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真实，其主要特征是非永恒性。而“道”就其不可言说的永恒性来说是无法预先决定，亦無以名之，不同于任何可命名的事物。它是非存在，即相当于无。这是一种与任何可以名之，确定有限的存在或实体都无法对应的实在，然而它显然是真实的，并且是所有有限实在的根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先於天地诞生，沉默而虚空；独自存在着而不发生变化，周而復始沒有盡頭）这里甚至可以感受到老子从哲学层面上对于时间空间的一个回答，同时老子将非存在与存在的世界联系了起来，即非存在是永恒的，而存在是短暂和有限的。老子持有这样的观点：   无论非人类的宇宙还是人们所能感受到的自然都以“道”这样自发无为的方式运行，人们所感受到的自然的无为是“道”的显现，自然也以此存在于“道”中。
道家 老子的思想
和儒家宣称的“天”相比，“道”这个词的使用意味着老子持有一种无神观，凡指‘天’大多意味着背后存在着一种意向性的，不可逆的力，这与道家思想的无为是相背的。老子认为自然的运行是自发运行，无目的的“道”的显现，一切有限存在诞生于非存在，并复归于非存在，这是道家哲学的巅峰之处。然而老子却以“玄之又玄，眾妙之门”来解释这一主张。这意味着老子坚信自然的无为运行方式但无法考证它，因为对于自然的科学考察是与“无为”相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思想者不通晓同时代的自然观（自然哲学），老子在描述经验性的常识世界时也强烈关注自然的二元对立性质，而庄子更体现了其对自然观的深刻认识。
“无为”，不能理解为无所作为。《淮南子·原道训》：“无为为之而合于道”。道家的“无为”，是清静自守之义，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达到的“合于道”的理想境界。能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便无所不能为（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对人类领域有着深刻关怀。由于“道”存在于一切有限存在中，人类本身也便是自然的显现。人们拥有生命，可以品味生活，但同时也要随时准备毫无遗憾地离开它，对于“道”所带给我们根本的病痛，死亡都是有限存在的诞生和复归于無。对于生活方式，老子认为对于居住于“道”中同时又是“道”的显现的人来说欲望应是相当简单和有限的，对于人本身的欲望，应该抛弃（不迷其中）。然而现实是“道”在人类领域上发生了分离，老子将之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文明的兴起（「變化」），文明使人在财富、权力、道德完善各个方面上有了新的目标（老子也（被认为）是彻底的原始主义者）；二是人本身在道德层面上的堕落（堕落該作變化）。
老子的原始主义同样体现于政治领域，然而并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老子》中有很多对统治者的建议和告诫，主张统治者要使人民不宜亂欲，使人民不去沉迷追求“仁义”而本身同时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领悟并体现了“道”的人才能真正文明，使人民恢复“道”的状态中。老子曾将政治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下知有之”，不妄为而治，老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各顺其性，各安其生；第二等，“亲而誉之”，谋福施恩于民，以仁义治理人民，人民都称赞执政者；第三等，“畏之”，用政教治理人民，用刑法威嚇人民，百姓们都很害怕；第四等，“侮之”，用权术伪诈愚弄，欺骗人民，百姓都要起来推翻它。
道家 庄子的思想
庄子通常當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者，但事實並非如此，其差異在於老子主張德源自於道，而庄子主張德出自於人，他的著作表现出他的思想涵盖了当时各种思潮。后人常将他与老子并称老庄，是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巅峰作品之一。
道家 庄子的思想
庄子虽然也承认“道”是万物本源，但和老子的“道”存在一定差异。老子主张“道”为非存在，并以自然显现出来，庄子的观点则不同。庄子在支持“道”是无（非存在）同时，比老子更加关注“道”中关于“存在”的内涵。《庄子》中的“道”表现出了不可穷尽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庄子并不仅把“道”的存在归结于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自然，他试图比老子更确切的描述不可描述的“道”。他不仅把着眼点停留于自然循环变化的规则，还将目光投向不可预测的，不能预期的变化。这种对于自然具有创造性的欣赏对后代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道家 庄子的思想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他们提出的诸多悖论引起了关于存在的广泛关注，影响了当时与后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庄子也受到了名家思想的影响，他肯定事物的有限实在性，“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说话并不等于吹气，毕竟说出了某些东西。）即假如语言没有被日常虚假意识或者成见之类所影响，语言也许可以与事物本体表现一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人睡在潮湿的地方，腰背就会疼痛，甚至最後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庄子认为语言可以说出东西，但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知性层面都不能以对或错的方式来谈论他们。只有在非存在的条件下，所有存在和关系才能找到本源。对于日常经验性的世界，是一种有条件的实在，从根本上讲是空的（这和佛教的哲学观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和老子对于伦理上的偏好不同，庄子主张以一种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而非科学的态度来观察世界，所以他对于自然世界的有限存在表现出了绝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
道家 庄子的思想
庄子同样试图回答关于“道”在人类领域中发生分离的问题。和老子所具有的原始主义，试图使人们从高等文明的扭曲环境中解脱出来不同，庄子的哲学思想中，人类意识的病态是与生具来的，不存在任何原始主义的解决方案。庄子敏锐地意识到，老子的圣贤观点中，圣贤有意识的设计了方案，使人们远离文明的状态，这里存在矛盾。
庄子的人生哲学强调“齐物”和“逍遥”。
庄子认为人类意识的病态使人们将注意力聚集于变幻无穷的周边世界中，人们的喜好厌恶，对错的是非观通过各种形式变得固定起来，即便人正在与周边世界的有限存在一样步向死亡中也仍然执迷不悟。这就是“齐物”思想的起源，即对所有有限存在的绝对公平认识，超越事物间的差别，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坏等主观倾向看外物，打破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限制，达到万物齐一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的颠峰之处。庄子深刻的认识到人与其他自然万物不同，只需要互相贬斥对方是“错误的”，就能对同一件事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当时儒家与墨家间的冲突便是最好的证据，庄子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失望），然而同存于“道”中，又有什么能是“正确”或“错误”的呢？
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最高层次，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的解放，是主观形态的解放，他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不是一种政治原则，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私心，功名利禄，彻底置身于宇宙之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的哲学思想受到了既是好友又是对手的惠施的挑战。两人虽然同样否定了人们常识主义立场的实在观，但在人类领域上，两人出现了分歧。当庄子提出“齐物”与“逍遥”时，惠施提出了疑問，他想莊子解答 在本质上仍然是有限存在的人类，怎么能够超越其本身的有限性约束、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這個問題。
道家 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乃战国时代主流道家学派。“黄”意指黄帝，“老”意指老子，黄老学派的思想家们以黄帝和老子的传说事迹作为依托，主张以“道”治国。申不害、慎到为此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与其他道家的思想有着显著区别，它的重要特征是与法家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些学者视其为道家和法家的结合。黄老学派在西方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 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不同意其他道家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政治秩序被同样认为是“自然”的。慎到认为：“贤未足以服众，而势足以屈人。”（贤人不一定能说服所有的人，但权势却能使所有的人屈服。）国家权力本身就是“道”的具体表现，君主可以用带有权威性的法律和制度来操控群众的行动，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黄老学派还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君王只有依赖其下属的目的性活动（有为）才能维持其本人的无为。以制度为基础，将责任委托给他人，而君王自身只是遵循“道”的精神而监督制度的执行。
道家 新道家
中國哲學大師，新儒家學者馮友蘭於1948年時，於《中國哲學簡史》當中提出了新道家（當代新道家，又稱現代新道家）的概念。
道家 影响
道家崇尚自由，这被認為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与儒家强烈关注伦理学中道德实践问题不同，老庄思想覆盖了哲学的各方面，且从本质上说两者是互补的。
老庄思想在宇宙观、本体论上提出了“道”这一无法被言说而只能被体悟的终极概念，也奠定了道家思想的主基调，即我们所能体验的只是有限存在，而作为非存在而存在的“道”只能被体悟而无法感知。
在知识论上老庄都主张以辩证思想考察世界，庄子提出以一种超越知识的态度来认识知识。
伦理学上庄子人生哲学的齐物论和逍遥观对后代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在中西方都有人以庄子人生哲学处世。老子则对儒家的道德观进行了批判，主张一种原始朴素主义。
道家 影响
道家（特别是黄老学派）在战国时期推行改革的诸国（韩国、楚国等），和武帝推行儒学思想之前的西汉政权中占据了政坛的主要地位。漢高祖、汉惠帝、呂太后、竇太后、汉文帝、汉景帝等君主，以及蕭何、曹參、陈平、田叔等政治家都推崇道家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曹参，在齐国时，他以“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方针治国，百姓安宁，齐国大治。萧何去世后，曹參继任相国，政策无一创新，皆以萧何所订律法为准，却在民间被赞为：“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历史家评其：“萧规曹随，守而勿失”。
道家思想的政治高峰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将汉朝从“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发展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维持这一政策方针的关键人物是窦太后，由于她坚持这条路线，一直到她去世以后，漢武帝才改變國家方針。
道家 影响
老子强调“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认为万物的发展和存在都应遵循自然规律，而非刻意人为。这个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艺术（如山水画、书法、诗歌等）往往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学观念。庄子在《养生主》中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生动地阐述了“技”与“道”的关系。庖丁在解牛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艺，达到了“依道而行、游刃有余”的境界，这种“忘我”与“天人合一”的状态，被认为是艺术的至高追求。
在艺术创作中，最好的状态往往是顺其自然，摒弃过度雕琢，使作品流露出浑然天成的气质。老子、庄子对于后代艺术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思想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尤其以庄子的人生哲学为甚）。道家思想主要通过魏晋玄学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 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