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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 战役过程
粟裕把华野指挥部设在土山镇东南的火神庙，离碾庄不到30华里。13日粟裕报告军委：“……待寒（14日）至删（15日）晚再行解决”。11月14日晚，粟裕召集主攻碾庄的四、六、八、九、十三、特种兵纵队等各纵队司令员陶勇、王必成（指派副司令员皮定均代替出席）、张仁初、聂凤智、周志坚、陈锐霆，以及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等人开会，检讨初战3天进展缓慢情况。由于从11月6日发起行动起，不分日夜连续急行军追击，围住黄百韬后有连续猛攻几天，部队不仅极度疲劳，加上伤亡惨重，且局限于战场一隅，对继续战斗一度有所犹豫，“在打六十四军时，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
淮海战役 战役过程
11月14日，劉伯承、陳毅、鄧小平致中共中央軍委電報：「黃維兵團集結阜陽、太和後有三種可能：一是暫停觀變，然後決定行動；二是出亳州、渦陽向永城，或出渦陽、蒙城向宿縣；三是東開蚌埠掩護南京。我之方案：㈠如黃維兵團出永城或宿縣，中原野戰軍則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縱隊及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兩廣縱隊，殲擊黃維兵團為上策。㈡如果華東野戰軍一時尚難殲滅黃百韜兵團主力，而中原野戰軍又不能以第四縱隊及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兩廣縱隊拉住邱清泉、孫元良兩兵團，則只能以中原野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九縱隊全部擔任阻擊黃維兵團之任務，以待華東野戰軍全部消滅黃百韜兵團後，再定行動。㈢如黃維兵團暫在阜陽、太和等第八十五軍，我則監視之。如黃維兵團移蚌埠，我則僅以一部扭敵，第二、第六等縱隊主力移至蒙城地區待機。」:275-276
11月15日，蔣介石專派參謀總長顧祝同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飛赴徐州督戰，嚴促劉峙、杜聿明東進，以解黃兵團之圍: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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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刘伯承將徐州、蚌埠之間，位於津浦鐵路線上的宿县攻陷，切断了徐、蚌之間連絡，也阻絕由蚌埠、固鎮、蒙城幾路援軍北進之通路:316。宿县守军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交警十六总队1.3万余人被歼灭。顧祝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三路並進，「打通津浦線」:350。
淮海战役 战役过程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11月16日18时，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致电中野刘陈邓、华野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及华北局，指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譚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231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員（同时兼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員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治委員粟裕、华中野战军副政治委員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256）: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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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第六兵團是剛編成，由甫從海州撤守之第九綏靖區司令官李延年出任兵團司令官，下轄三個源流不同之第三十九、五十四、九十六軍:316。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下轄第五十五軍、第六十八軍，是馮玉祥西北軍僅存之一支軍隊，多年來轉戰南北，師老兵疲，劉汝明帶著這些子弟兵，有意無意想保存實力:317。第六兵團和第八兵團欠缺企圖心和攻擊精神，戰鬥力參差:317。國軍統帥部令李延年向北攻擊，收復宿县，前進於11月16日打了一天，受到劉伯承強力阻擊，攻勢便告停頓:317。統帥部乃令黄维兵团迅速前進，先克宿縣，再往徐州:317。徐州国军以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由徐州东援，协同攻击全力解第七兵团之围，华东野战军展开徐东阻击战。粟裕令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组成阻援兵团，由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員刘培善统一指挥，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实行正面防御阻击徐州国军东援；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第二、第十三兵团增援。11月15日，华东野战军阻援兵团主力后撤。为侧击国军第二、第十三兵团后路，当日晚，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3个纵队自徐州东南房村一带出发，企图经由潘塘镇，向北楔入国军第二、第十三兵团退路。同日下午，国军第二兵团派出第七十四军从徐州向东南潘塘镇，企图迂回至双沟一带，然后向北转进，攻击华东野战军阻援兵团侧背。11月16日凌晨，双方两支同样执行迂回侧击任务的部队在潘塘东南周楼正面相向意外遭遇，战斗开始，双方都认为遭遇对方小股部队，搅在一起战至天亮才发现对方规模。11月17日，因目的暴露战机已失，粟裕遂命令苏北兵团放弃迂回计划退回房村原阵地。但国军由此做出错误判断，徐州剿总大事宣传“徐东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並向各方发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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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國軍第四十四軍第一五〇師師長趙壁光率殘部2,000餘人在碾莊地區投向中國共產黨:1371。
11月19日，劉伯承、陳毅、鄧小平致中央軍委及粟裕等電報：「如果於殲黃百韜後，以七八個縱隊鉗制邱（邱清泉）、李（李彌），以六七個縱隊先打黃維、李延年似為上策。」:144又電：「在目前情況下，特別是李延年、黃維北進的條件下，最好力爭迅速殲滅黃百韜，爾後即將主力集中於徐東、徐南，監視邱、李、孫三兵團，爭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時以尚未使用之五個縱隊或三個縱隊用於南線，協同我們殲擊黃維、李延年，這個步驟最為穩當。如我們不這樣，過低估計本身困難，而在南線又無保障兩路大敵不北進的情況下，我們六個縱隊，除四縱外均六個團，九縱只來五個團，平均每縱不到兩萬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於一處，馬上打邱、李，既無勝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動。」: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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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王建安谭震林指挥各纵队向碾庄圩核心阵地总攻，20日晨攻克碾庄圩，全歼第七兵团部和第二十五军大部。至11月22日下午，全歼逃至碾庄以东第六十四军军部的黄百韬以下全部部队。至此，共计歼灭第七兵团5个军10个师10万人(黄兵团按编制应辖5个军12个师约12万人，其中25军148师为宿县守备部队，已于11月15日被中野歼灭；100军19师早已于9月济南战役中即被华野歼灭，为空番号；其余10个师：碾庄包围圈内有4个军7万余人，担负兵团侧翼掩护的六十三军，以及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已在包围圈外覆没)，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2517。据国军方面统计解放军伤亡5.7万多人。中央軍委和毛澤東致電粟裕、譚震林，並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現劉峙依靠黃維（十個師）、李延年（在五十軍未到前是四個師）北上救命，我們覺得南線集中中野三、四縱及葉飛一縱殲滅李延年兵團於宿縣以東地區，是極關重要的一著。李延年殲滅後即可續殲劉汝明或將其驅至蚌埠，則黃維便陷孤立。」: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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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又致電華東野戰軍負責人粟裕等，並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華東野戰軍今後一個時期內的主要任務是殲滅李延年兵團，請「從目前起，即將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點放在殲滅李延年三個軍的上面。……只要李延年殲滅，戰局便可改觀。」:258-259至此，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已改變原來集中華東野戰軍主要兵力在北線打邱清泉、李彌、孫元良3個兵團，在南線集中中原野戰軍主力打黃維、李延年、劉汝明3個兵團之設想，而打算在戰役第二階段將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主力集中在南線，殲滅黃維兵團或李延年兵團:278。
11月22日，戰場情況變化明顯；華東野戰軍主力在碾莊圩地區全殲黃百韜兵團，正在向北推進之李延年兵團、劉汝明兵團聞訊畏懼被殲而遲遲不前: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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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兵團先頭第十八軍，於11月中旬初到達阜陽，後續部隊亦絡繹開到，它們稍作停休，即向蒙城進發:318。右縱隊于11月15日到達蒙城，左緃隊第十軍同時到達渦河以東之西陽集，皆在渦河南岸:318。夜間，第十八軍完成渡河攻擊部署，在蒙城東、西各10餘里處，選定兩處渡河點，由第十一師和第一一八師分別強攻渡河:318。11月16日拂曉，強渡成功:318。11月19日，最高統帥部嚴電第十二兵團「迅速北進赴援」:320。在蔣介石一再催促下，黃維兵團不顧兵憊糧缺，於11月23日孤軍突進，在南坪集地區與中原野戰軍接戰，並強渡澮河:279。進到南坪集附近，遭到解放軍堅決阻擊，傷亡頗大:350。黃維以其主力強渡浍河，企圖擊破解放軍阻擊，迅援徐州，但是希望完全落空:350。他們渡過渦河後，發現解放軍大縱深陣地，知道已鑽進口袋，乃於11月23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澮河南岸退縮企圖退到固鎮去和李延年兵團靠攏:350。解放軍趁其混亂之際，猛力合圍，將黃維兵團12萬人馬壓縮在以雙堆集為中心，東西長20華里、南北寬15華里之地區內，形成一個嚴密包圍圏:350。中原野戰軍將從河南確山方向來援之國軍第十二兵團阻止於宿縣西南南坪集地區: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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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從11月23日至12月15日:2517。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被華東野戰軍阻擊在徐州及其周圍地區；李延年、劉汝明兵團被中原野戰軍阻擊在固鎮以南與蚌埠地區；黃維兵團被中原野戰軍阻擊在宿縣西南之南坪集地區:275。
11月23日22時，鄧小平和劉伯承、陳毅致電粟裕和陳士榘、張震，並報中央軍委：「殲擊黃維之時機甚好，李延年、劉汝明仍遲遲不進。因此，我們意見除王張十一縱外，請粟（裕）陳（士榘）張（震）以兩三個縱隊對李、劉防禦，至少以四個縱隊參入殲黃維作戰，只要黃維全部或大部被殲，較之殲滅李、劉更屬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146。
11月24日11时，粟裕电刘陈邓并告军委，“遵命”11月24日15时，中央軍委和毛澤東覆電劉伯承、陳毅、鄧小平：「㈠完全同意先打黃維；㈡望粟（裕）陳（士榘）張（震）遵劉陳鄧部署，派必要兵力參加打黃維；㈢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陳鄧臨機處置，不要請示」:269。鄧小平和劉伯承、陳毅將總前委指揮部移至宿縣臨渙集以東小李家村，以指揮圍殲黃維兵團: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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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集中7个纵队15万人在宿县西南「包围於双堆集地區」:350。11月25日，粟裕致电刘陈邓并报军委，并致韦吉、谭王：“我们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粟裕按刘陈邓令部署“至少以四個縱隊參入殲黃維作戰”，派七纵、华野十一纵、冀鲁豫十一纵、十纵参加中野围歼黄维兵团；韦国清吉洛指挥二纵、六纵、十三纵、江淮军区2个独立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华野主力阻援及监视徐州敌动向。此即徐南阻击战。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九个纵队担任徐南阻击任务，把阻击部队分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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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拂曉，黄维決定強力突圍:326。此時，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中國共產黨地下党员廖運周，和解放軍搭上線，準備「阵前起義」，並把黃維打算突圍的秘密告訴解放軍:326。因為事先已有協議，解放軍便在其第四縱隊包圍線上，讓開一條通路，在黃維預定之突圍時間早幾個鐘頭，讓廖運周通過，再把缺口封住:326。黃維和吳紹周誤以為廖師突圍成功，大部隊就跟著行動，被打回來才知道廖運周率部兵變:326。廖運周率第一一〇师師部和2個整團共5,500人，在宿縣西南羅集投向中國共產黨:1370-1371。黃維乘合围尚不严密，以4个师兵力为先头，向东南方全力突围失败，军心不振，只得固守待援。第十二兵團從澮河南北之線，向固鎮方面撤退時，因時間耽誤，解放軍已大量湧至: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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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杜聿明奉召飛到南京，參加官邸會議，經過共同研商後，杜聿明為保持高度機密，又單獨向最高統帥作報告請示，決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領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个兵团，從徐州西側，經永城到渦陽、阜陽地區，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敵軍攻擊，以解黃維兵團之圍:326。同時電令黃維堅守待援，不可輕動:326-327。此一方案確定後，杜聿明即刻飛回徐州，部署行動:327。
11月30日杜聿明放弃徐州，率徐州主力30万人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次日全部撤离徐州。
南线李延年、劉汝明兵团在固縣受阻:350。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將由徐州西逃之杜聿明集團3個兵團:2517（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2518。
第十六兵团協調錯誤，自行突围。华东野战军將突圍之第十六兵團殲滅:2518。12月6日，孫元良兵团主力被歼: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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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華東野戰軍陳毅、栗裕、譚震林以政治部函招降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受到拒絕。当天蒋介石日记中写道：“下午研究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将领气馁胆怯，只想逃命，不知廉耻，痛斥之。”在下一天日记中写道：“本日时刻想望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最为系念。直至黄昏始运到，而犹未能起货试验也。此实最后之一法，存亡成败皆在于此。上帝佑华，其必能使之有效也。”
12月10日日记写道：“朝课后催询化学弹运制情形”，“下午督导化学弹使用之准备计划，亲临空军指挥部研究”，“手拟黄维函稿，谆谆叮嘱使用化学弹应注意各点及鼓励士气，固守待援也，晚召集化学弹有关人员再三研究，决定明日再准备一日，以期周到无缺也。十时后就寝，今日几乎全力用于化学弹使用之准备工作，忧喜与疑信参半也。”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五軍第二十三師師長黃子華，率該師師部和所屬殘部及第二一六師一部、第八十五軍部分直屬部隊1萬餘人，在雙堆集投向中國共產黨:1371。
12月11日日记写道：“晚课后听取化学司今日试验化学弹报告，结果良好为慰。”
12月12日解放军全线发起总攻，当天蒋介石日记写道：“上午与叔铭屡通电话，研究化学弹应否使用，有人绝对反对，故不能绝断。礼拜如常。正午决放弃使用化学弹。”
12月15日，中原野戰軍在華東野戰軍配合下，在宿縣西南雙堆集地區圍歼第十二兵团，俘兵团司令黄维，該兵團（4个军12个师，除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未随兵团行动而得幸免，其余11个师中10个师被消灭）一個師（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參加中國共產黨陣營:2517。12月15日副司令胡璉與戰一團戰車第二營代營長甘義三之座車，與戰車連副連長周名琴等官兵數人，共乘一車:333。他們單獨突圍逃出（這部戰車為戰車二營突圍指揮車，僅此車有突圍路線地圖及資料），但坦克被解放军擊中，亦受重傷。后遇到未被包围作为后卫的第十八军骑兵团以及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第49师11月22日已奉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直接经罗集向湖沟前进，与李延年汇合，该师因未随兵团一起行动遂未遭包围)，遂把胡璉護送到蚌埠，轉往上海就醫:335。
第三階段，從12月23日至1949年1月10日:2518。
12月1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电告徐州剿总司令刘峙：
「12兵团业已脱离包围。为免李延年兵团与匪胶着，希饬以有力一部占领掩护阵地，使该兵团主力与匪脱离。尔后以有力一部守备淮河，主力集结淮河以南地区机动。」
鄧小平決定主持召開一次總前委會議:285。12月17日晚，鄧小平和劉伯承、陳毅乘車到達華東野戰軍指揮部駐地蕭縣蔡洼村，同粟裕、譚震林會面:286。會議開一整天，主要研究渡江作戰計劃與部隊整編方案:286。
蒋介石于12月18日和20日两次指示刘峙：
「贵总部后方及不必要人员即移江南。第6兵团指挥第99军、第68军与华中第46军联系，担任女山湖至正阳关、淮河之防务。如遭受强大匪军压迫时，则采取机动作战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尔后以有力一部固守桥头阵地，主力依计划转进到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第20军及第185师着归覃副总司令指挥，清剿南山河以南天盱之匪，限期肃清。第54军、第39军、第66军（欠第185师）即开南京集结，归汤恩伯总司令指挥，从速完成江防准备。第28军即控制于滁县、浦口间地区，归汤总司令指挥，立即完成桥头阵地。第52军之两个师着即日开武进、镇江间归制。」
解放军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部署，部队战场休整20天:2518。12月17日，毛澤東寫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1369-1370。
12月19日，劉伯承、陳毅帶著總前委研究之意見，前往西柏坡向中共中央彙報；鄧小平從蔡凹村返回總前委駐地小李家村:286。
12月26日，徐蚌戰場被圍困於陳官莊之杜聿明、邱清泉、李彌部，因連日大雪，飛機停止空投，接濟斷絕:8761。12月28日，杜聿明問顧祝同增援徐州之兵力在哪裡時，顧祝同回答說：「現在到處受到牽制，哪裡也調不出兵力。」:350
12月30日，為便於指揮圍殲杜聿明集團，鄧小平率總前委指揮部從宿縣到中原野戰軍指揮部駐地河南商丘:286。
这时，华北国军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塘沽，歼灭杜聿明已不再影响华北战场之勢态:266。
1949年1月2日，经请示总前委并报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签发作战命令，决趁杜聿明集团尚未得到充分补给和动摇恐慌之际，发起总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残部，而后趁机扩张战果，歼灭较强的邱清泉兵团残部。具体部署为：
1949年1月5日，第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自宿縣突圍抵漢口，所部殘餘千餘人，至駐馬店地區:8769。陈官庄包围圈内，以第十六兵团残余兵力组建第一百一十六军，军长谭心（黄埔五期工兵科，原第七十二军副军长）、第287师师长李芝（原233师师长）、第288师师长陈元良(原第34师副师长)。
1月6日，淮海戰役第三階段開始:8770。下午4時起，華東野戰军（以25个师分）東、北、南3個突擊集團同時對河南永城東北之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圍之杜聿明集團发起总攻（另以11个师加2个独立旅外围兜截溃兵俘虏，中原野战军作为总预备队），在2小時內殲李彌第十三兵團萬餘人，攻佔村落據點13個:8770。解放軍在看見招降無效，就發動猛烈總攻，乘國軍疲弱無力，以大膽分割戰術，全面突入，先摧毀外圍據點，續入核心陣地，國軍死裡求生，奮力拚鬥:338。1月9日，第十三兵团大部潰敗，残部撤往第二兵团防区，國軍「雖然出動了救援的飛機，但沒來得及」:185。國軍苦戰到1月10日夜間，終於全線瓦解，结束战斗:338。經4日戰鬥，解放軍全殲第二、十三兩個兵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2518。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陣亡。參與此役之高級將領，僅李弥、孫元良、熊笑三、高吉人等倖獲脫險，杜聿明及其以下軍、師長多人均被俘:338。牺牲之重，堪稱空前:338。是日，蔣介石日記寫道：“杜聿明、邱清泉二將領雖作戰失敗，但其始終聽命，奮鬥到底，實不愧為革命軍人。”
杜聿明稱在战斗最激烈阶段，蒋曾下令使用催淚彈掩护杜聿明部突围。另稱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杜聿明给南京电报要求投放20万只防毒面具，以率部突围。但是电报落到李克农领导的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在国民党联勤司令部共產黨间谍人员手里，共產黨间谍拖延缓办，杜聿明一直未收到空投防毒面具，以致全军覆没，自己束手被俘。据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称，国军存徐州化学炮弹未能先期毁灭，均被解放军虏获，轉用以摧毀國軍陣地。
1949年1月11日，蔣見此敗局，當即研討蚌埠部隊南移計劃與日期。具体有刘汝明兵团（55军、68军），李延年兵团（39军、54军、96军、99军），宋希濂兵团（20军、28军），第一绥靖区（4军、21军、51军），南京卫戍司令部（88军、52军），以保南京外围。对于被歼灭部队，兵团、绥区一级全部撤销，二十三个被歼灭军，撤销四个军番号，重建十九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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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黨員、國防部中將吳仲禧在淮海戰役前，獲得國軍徐州剿總作戰計劃等軍事核心情報，使解放军較早了解國軍全面計劃，對全面部署淮海戰役有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基本被解放军占领，连续的失败使得蒋介石失去了美国的信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曾一度向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且在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等主张和谈者以及湖北、河南、广西、湖南四省均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中央执行委员除谷正纲等少数人外也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在多方压力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蒋介石仍然以中国国民党总裁之身份在幕后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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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方面有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农民543万支援前线（支前），河南在淮海战役期间有200多万民工支前，数量上仅次于山东。動員「民工共220餘萬人」；「運集糧食達4億3千多萬斤」:388。民工除修路運糧之外，還協助部隊挖掘交錯縱橫之包圍濠溝，使被圍中之國軍機械部隊動彈不得，在戰役中作用甚大:389。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扁擔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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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役结束后，陈毅总是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209！”粟裕也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当时苏军控制）的炮弹:32。”山东的小推车自不必说，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加入到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东北军工企业在1947－1950年4年时间里，共生产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弹54万余发；药筒26万余个；自配M式野山加引信9.5万个，改产掷弹引信55.6万个，修理旧引信16.2万个；生产美式、日式底火60.9万个；雷管24万只，60迫击炮1,430门；冲锋枪1,563支；生产弹体钢3,000多吨，各种型号无烟药450吨。其中，除为辽沈战役提供百余吨炸药外，绝大部分通过大连经海路越过国军的封锁，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解放军军物资接送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浩浩荡荡推往华东前线。
解放军占领徐州后，民工以二十天把陇海、津浦线修好，做好了68座铁桥、228座涵洞、220余里铁路:210。
淮海战役 影响与评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评价此役的意义为，「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其南线精锐主力丧失殆尽。」相较而言，该著对辽沈战役评价为“沉重打击”，对平津战役未作类似评价。
本戰役對中國乃至世界局勢都有深遠影響，所以歷史學家杜維運說：「國共會戰其實只有三大戰役，而三大戰役其實只有一大戰役。」因為遼瀋會戰和平津會戰解放軍有地利與人和之優勢:122。至此，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控制长江以北之华东、中原地区:2518。
杜聿明后来评论淮海战役称：“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形容淮海战役大败非战争之罪，并非国军不能打，而是一个综合历史大趋势之必然结果。
就當時使用兵力及裝備來看，國軍還是居於優勢，如果戰地指揮官企圖旺盛，意志堅強，運用得宜，未嘗不可以取勝:299。只因國軍作戰計劃不定而且不能貫徹，戰地總司令消極保守，各部隊行動部調不一，才致為解放軍所乘而敗陣:299。解放軍則戰略戰術配合良好，劉伯承和陳毅協調密切，在戰術行動上依舊使用其慣用戰法，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圍點打援，逐一擊破國軍獲勝:299。
五年理蕃計畫
五年理蕃計畫，或簡稱理蕃計畫:45，是1910至1915年間，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馬關條約》下取得福建臺灣省後，為了向原住民領域擴張所採取的武力征討策略，旨在迫使原住民歸順臣服，也是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重要的關鍵。同時，也是現代國家權力正式進入原住民政權地區的重要時期，整個臺灣島自此真正由單一國家政府統治。
五年理蕃計畫 歷史背景
自明鄭以來，大量中國移民到臺灣，就因為拓殖墾地與原住民接觸或衝突，甚至武裝殖民，逐步佔領原住民土地。清代雖然限制移民，確立國界，劃界立碑，阻止與原住民政權間的衝突，但是源源不絕的漢人移民，仍不時越界進入山區，鋌而走險，隨著漢人增多與原住民政權的陸續瓦解，清朝在台領土範圍也日漸增大。
直到清末，列強覬覦臺灣，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讓大清帝國察覺臺灣的戰略地位以及資本主義資源開發的重要，開始有系統性的計劃併吞全臺，將全島納入領土範圍，並實施「開山撫番」，先透過外交手段在原住民政權境內設官制服，若不從，則以軍事力量全面進攻，如大港口事件、加禮宛事件等事件，但最終並未完成。甲午戰爭後，福建臺灣省等其他地區割讓日本，日本則承襲此構想，逐步擴張領土範圍。
從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原住民調查研究的「臺灣蕃族分布圖」，所謂的「生蕃」地區幾乎涵蓋臺灣島一半以上的面積，可見其政治及經濟資源的重要。
理蕃一詞，於1904年伊能嘉矩主編之《臺灣蕃政志》便已出現，1908年總督府出版之《理蕃概要》也有此詞，1910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計畫用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時，更命名為五年理蕃計畫。
五年理蕃計畫 歷史背景
1902年（明治35年）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關於蕃政問題之意見》，以馬關條約與臺灣住民國籍選擇權的規定，認為臺灣的原住民居住在日本帝國取得的割讓土地上，有受日本政府承認成為日本帝國臣民的權利。此時臺灣總督府認為漢人的武裝反抗已經受到壓制，而大致平定，此年爆發新竹賽夏族的南事件， 便吸引總督府的目光。 因此1903年成了理蕃政策大轉變的一年，總督府認為以往的綏撫政策行不通， 必須改採武力征伐，故將理蕃事務移轉到警察機關，所有蕃人蕃地相關事務，皆由警察本署管轄，蕃政與警政合一。
1906年佐久間左馬太就任第五任臺灣總督，由過去封鎖圍堵政策改為高壓手段實施原住民政策，軟硬兼施的手段沒有順利獲得目的，遭到原住民的反抗而失敗。佐久間左馬太要求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大津麟平擬訂計畫，「在一定的年限內平定凶蕃」，「將蕃人所有的槍械及彈藥全部沒收，於蕃地設置永久性的駐在所以統御蕃人，擁護開發利源之企劃」。為了配合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 1909年10月廢除警察本署，改設蕃務本署。
五年理蕃計畫 行動經過
1910年(明治43年)，訂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圓經費，企以軍警聯合以武力徹底討伐原住民，迫使全臺灣的原住民歸順。
五年理蕃計畫籌劃於前兩年達成「北蕃」討伐，併全面推進隘勇線，於台灣南部則以安撫及調查為先，開闢道路以供未來鎮壓。 第三年則全力討伐「太魯閣蕃」。第四年則針對台灣南部、東部不肯歸順的原住民部落， 鋪設東西向橫貫道路。第五年將隘勇線全面改建成永久性道路。
總督府討伐的目的之一，根除原住民出草的行動，首先必須要求原住民交出武器。因此，以武力為後盾，先攻佔重要據點，然後對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提出繳交武器和歸順的要求，若願意「歸順」，交出槍枝武器者，則發給補償金。不從者，則武力攻擊，砲轟反抗部落，震攝原住民，或派兵攻佔，逼迫投降歸順。若原住民逃走遺留村落，則燒毀房舍，讓原住民被迫投降。
五年理蕃計畫 行動經過
五年計劃理蕃事業期間，共出動軍隊三次：
軍事行動都選定在5、6月發動，乃因雨量較少之故。
1914年(大正3年) 6月26日，佐久間左馬太於戰線視察中， 自斷崖墜落而負傷，但6月29日後仍指揮軍隊持續對原住民發動攻擊，直到8月10日トボコ等9個社原住民部落歸順，才結束。隔年1915年(大正4年)5月1日辭職，8月5日過世。
1915年(大正4年)，所有部落幾乎歸順，總督府並解除原住民武裝、沒收槍械，完成武力理蕃階段，原住民部落政情穩定。同年7月，臺灣總督由安東貞美繼任，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 結束了以武力討伐原住民的政策， 轉到偏向同化治理的政策面。
五年理蕃計畫 結果與影響
原住民部落遭軍隊與警察的包圍下，受到飢餓壓迫與強大武力攻擊，不得已歸順交出槍械。臺南新報社隨軍記者楢崎冬花曾紀載，「一家離散，單只一人歸順的彎腰老蕃婦如瘋狂似的，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尋找至親，……因饑餓而瘦削的蕃婦，宛然此世的餓鬼，那如絲線般的細手伸著手指……」。
原住民方面的死傷人數，總督府的報告中並無留下任何記錄，但是依據當時參加戰爭，步兵第一連隊的下級兵士之的加藤洞源自傳中記載:
在卡秋固（カヨウ，Qacuq）社，原住民雖已投降，但依照討伐本部的命令，於歸順日「點火燒蕃社」，不但逮捕住民，還以所提出的槍械不足為理由，以軍刀「斬了一百二、三十人」。此外，在馬赫坡（マエヘン，Mehebu）社「將七十五名生蕃推入穴中，士兵令其層層排列有如拍照般，然後在一聲射擊（號令）下槍殺之」。
五年理蕃計畫 結果與影響
在對原住民的戰事中，即便原住民已表明歸順而成俘虜者，也會依情況，毫無顧忌未經裁判而予以屠殺。
據《陸軍省統計年報》統計，佐久間總督下之原住民戰事，陣亡官兵（不包含警察官等）人數：
佐久間左馬太完成大清帝國「開山撫番」未竟的事業，將現代化國家的權力，推展到臺灣山地。在這之前，不論是大清帝國或是漢人殖民的勢力，僅止於「番界」之外，未能完全有效進入或掌控原住民地區。但是，臺灣總督府此時打破「民番」分界，將所有臺灣原住民納入國家體制管理，將法律、行政、警察、教育、衛生、醫療、農業經濟等引入原住民部落，包含土地資源的運用，統歸由國家管理。許多山地原住民部落被遷居平地，原傳統領域收歸國有。
嘉南大圳
嘉南大圳（臺語：Ka-lâm Tuā-tsùn），原稱官佃溪埤圳，為台灣在1920年代最重要水利工程之一，由台灣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1917年（大正6年）八田技師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大圳興工於1920年（大正9年）9月，以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臺南廳得名（今雲林、嘉義、臺南、高雄等縣市），首先先建造烏山頭水庫，之後開鑿水路溝通曾文溪和濁水溪兩大河流系統。1930年5月竣工，耗費5,414萬日圓，嘉南平原水田亦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
嘉南大圳 歷史
1901年，台灣總督府頒佈「臺灣公共埤圳規則」，將現存各埤圳確立法令規約，排除以往埤圳屬於私有產業的認定，使得嘉南平原地區原各自獨立的埤圳系統，整合為較完整的系統，舉凡一切水租徵收、水利紛爭、區域認定皆由行政官廳負責，代表水權公共化及總督府開始積極介入水利事業。但由於多數地區仍是水利未修，人民無力負擔，為了積極改善農業環境，台灣總督府於1908年訂定「官設埤圳規則」，並提出特別事業費總預算3千萬圓，在全島四個地區訂定埤圳改修及擴張計畫。為了米、糖的增產，水利事業與灌排事業成為重要事項，而嘉南平原雖擁有平坦的地形及溫暖的氣候，卻因為水利灌溉條件不佳，故成為總督府興建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地區。根據1920年的調查，嘉南平原的旱田面積與比例占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二左右，水田面積遠比其他地區的水田面積比例低，其中縱貫鐵路以西各郡水田化比例甚少，因此農業生產實際效益低。
嘉南大圳 歷史
桃園大圳開工後，台灣總督府土木局技師八田與一負責調查嘉南平原水利資源狀況，發現官田溪流域上游有建造大型貯水池的可能，因此計劃對其區域建造排水設施，稱為「官佃溪埤圳計畫」，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0年新設埤圳計畫獲總督府認可，依臺灣公共埤圳規則正式公告。依照計畫，取用的水源有兩處，一處是濁水溪，另一處則是官田溪蓄水庫。由於濁水溪含砂量高，為減少淤積，八田與一將進水口設施林內第一、第二及中圍子三個地點，然後將分散的三條水流在半途匯集後引導於濁幹線，同時在林內第一引水路半途設施發電所（即濁水水力發電所），將電源輸送至烏山頭的水壩工地。另一水源為烏山頭水庫，由於官田溪集水面積僅50平方公里，為了供應嘉南大圳灌溉用水，因此利用曾文溪，透過引水隧道貫通用水。水庫主壩則採用「半水力填築式工法」。1922年6月烏山嶺隧道工程開工，同年12月16日隧道挖到天然氣導致爆炸，50~80名台日員工死亡，導致工程暫停，1923年春才繼續施工。1928年，灌溉排水渠導完工，工程項目包括水汴、水門、渡槽、跌水工、明渠、暗渠、防潮自動排水門等，並設有通訊線網；1930年烏山頭水壩堰堤工程完工，工程前後歷經10年。為當時面臨1930年經濟大恐慌，日本亦發生昭和金融恐慌米價下跌，日本農林省於1932年有意限制台灣米、朝鮮米輸入藉以保護日本本土農業，致島內引發「台灣米移入限制反對運動」。之後又通過《米穀配給統法》，使得台灣農民抗爭至戰後。
嘉南大圳 歷史
嘉南大圳完工通水後，耕地形態產生變化，水田面積增加，旱田減少，土壤質地改善，解決乾旱及鹽害問題，農作物生產結構隨之改變，使嘉南平原成為稻米產地，可種植蓬萊米，並有利於甘蔗種植，改良成功後即實施三年輪作制，土地生產力增加，作物收穫量提高，土地買賣價格及租佃價格亦同時提升，國家財政收入土地稅收也明顯增加。
嘉南大圳 主要設施
烏山頭水庫位於曾文溪支流官田溪上游，集水區有58平方公里，水庫容積約1.5億立方公尺，水深可達32公尺。壩體最大高度為56公尺，壩頂標高為66.66公尺，滿水位標高58.18公尺，壩頂長1,273公尺，壩頂寬9公尺，壩底寬約303公尺。此水庫利用利用臺南州台南廳官田鄉、六甲鄉、大內鄉、東山鄉（現臺南市官田區、六甲區、大內區、東山區）間的低窪谷地為集水區，水源取自曾文溪上游大埔溪，為一個離槽水庫，進水隧道穿越烏山嶺至官田溪上游，長三千多公尺。
除了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也於濁水溪設立四處進水口，分別為林內第一進水口、林內第二進水口、中國子第三進水口以及曾文溪取水口。
嘉南大圳的灌溉渠道，依其性質分為幹線、支線和分線三種，總長度約1,410公里。其中幹線總長度含導水路約100公里，寬約2.4至18.2公尺，水深約1.2至3.6公尺；支線主要有北港支線等52條，總長度約428公里，分線則是從支線分出來的較小渠道，分佈於整個灌溉區域，總計146條，長度約729公里，此外尚有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約7,400公里。
嘉南大圳 主要設施
來自濁水溪水的灌溉線路為濁幹線，自林內第一進水口沿舊虎尾溪左岸南行至北港溪與北幹線相連，長度總計40.3公里，沿線有結構物94處，支線16條，分線34條，灌溉北港溪以北46,000甲土地，並另有虹吸工暗渠和烏山頭北幹線相通。
水源自烏山頭水庫流出後，分為北幹線與南幹線。北幹線自烏山頭北行，跨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到北港溪南岸，灌溉北港溪以南至烏山頭貯水庫間的56,000甲土地，長度總計47.5公里，構造物171處，支線22條，分線31條；南幹線自烏山頭南行，向南跨越官田溪、曾文溪至茄拔附近，至台南市善化區連接南幹支線，灌溉烏山頭以南約42,000甲土地，長10公里，結構物38處，支線6條，分線22條。
排水路46條，大排水路長約960公里，小排水路長約6,000公里，防水堤防228公里，防潮堤104公里。
嘉南大圳官田溪渡槽橋、嘉南大圳渡仔頭溪渡槽橋
建於1922年，橋上原建有鐵道，提供建築烏山頭水庫大壩的砂石運送道。1934年後拆除鐵道，改鋪設鋼筋混凝土橋面，兼具交通道路與輸水管路的複合功能。
嘉南大圳曾文溪渡槽橋
建於1929年，後曾為道路，兼具交通道路與輸水管路的複合功能。
灌溉、運送機具、材料及人員等。
嘉南大圳 對「嘉南大圳」的研究
文學、文化、歷史學科對「嘉南大圳」的學術研究
陳鴻圖 嘉南大圳研究（1901-1993）―水利、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歷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民89
陳鴻圖 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民82
張耀元 新港人文景觀之歷史地理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88 頁104-133
嘉南大圳 參考資料
台灣記憶.日治時期.臺南州下官民總覽（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臺北帝國大學
25°01′00″N 121°32′02″E﻿ / ﻿25.01667°N 121.53389°E﻿ / 25.01667; 121.53389
臺北帝國大學（日语：〔〕／ Taihoku teikoku daigaku */?，英語譯名：），簡稱臺北帝大、臺大、帝大，設立於1928年3月16日，是一所位於日治臺灣臺北州臺北市的國立綜合大學，亦為大日本帝國設立的第6所帝國大學，為避免被誤解為「臺灣帝國的大學」，後遂定名「臺北帝國大學」，為國立臺灣大學前身及國立中興大學前身的一部分（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
臺北帝國大學 歷史
1886年，依據《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更名為帝國大學（1897年更名為東京帝國大學）。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設立，此後，日本政府陸續於仙台、福岡、札幌市、大阪府、名古屋市，設立帝國大學。
臺北帝國大學 組織沿革
1928年3月16日，依據敕令第30號成立。設置文政學部、理農學部與附屬圖書館。
在文政學部，設立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政學科等四個學科。在理農學部，設立生物學科、化學科、農學科、農藝化學科。
在文政學部，設立國語學・國文學、東洋史學、哲學・哲學史、心理學、土俗學・人種學、憲法、行政法等講座。在理農學部，設立植物學第一（植物分類及生態學）、動物學第一（水產動物學、比較生理學）、地質學第一（地質學、地史學、古生物學）、化學第一（物理化學）、生物化學、植物病理學等講座（敕令第33號）。
1928年4月1日，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開課。在理農學部，設置附屬植物園、附屬農場。合併臺北高等農林學校，在那裡設立附屬農林專門部。
在文政學部，增設東洋倫理學・西洋倫理學、西洋文學、經濟學、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講座。在理農學部，增設氣象學、農藝化學第一（土壤肥料學）、應用菌學、昆蟲學・養蠶學等講座。文政學部共開設12個講座、理農學部10個講座（敕令第49號）。
臺北帝國大學 組織沿革
1928年12月26日，為了準備擴充1929年度的開課講座，在文政學部增設四個講座、理農學部9個講座（敕令第287號）。
在文政學部，增設南洋史學、東洋哲學、教育學・教育史、政治學・政治史等講座。在理農學部，增設植物學第二（植物生理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第二（有機化學）、農學・熱帶農學第一（農業經濟學）、農學・熱帶農學第二（園藝學）、農藝化學第二（農產利用學、食品製造學）、農產製造學・製糖化學、農業工學等講座。
1943年7月1日，工學部開課。
在工學部，設置機械工學第一（機械設計法、機械學、機械力學）～第二（蒸汽原動機）、電氣工學第一（電氣理論）、第二（電氣通信）、第三（電氣機械）、應用化學第一（酸鹼工業、鹽類、肥料及瓦斯等）、第二（珪酸、鹽、工業化學（水泥及玻璃））、第三（工業電氣化學）、第四（炭水化學及發酵）、土木工學第一（混凝土工學）、第二（橋梁）、第三（上水及下水）、材料強弱學、工業物理學、應用數學・力學、工業分析學，共計16個講座。
臺北帝國大學 組織概覽
1945年（昭和20年）的台北帝大組織如下。
臺北帝國大學 軼事
從1988年臺灣解嚴開始，臺大已然以1928年帝大創校作為慶祝的對象，於1988年11月臺大出版了《榮耀與分享 : 台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1990年《歡聚與期勉 : 台大創校六十大慶活動紀實》兩書，1995年又出版了《臺大五十年》。在2007年，帝大校史獲得臺大校方追認，臺大的起點從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前推至1928年（昭和三年），舉辦80週年校慶。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是台灣日治時期明治34年（1901年）10月25日依同時發布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所成立的一個官方組織，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出任會長，並聘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和織田萬主持大規模的舊慣調查，兩人皆為法學者。後藤於1906年離開臺灣後，由岡松主持會務。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源起
日本統治初期，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時認為，為了確立對臺灣的統治，需先進行舊慣調查，以制訂各種政策，「臨時臺灣舊慣」即為此種政策下的產物。1899年，臺灣總督府以土地調查局經費，委託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主持舊慣調查，於1901年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會長由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出任。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概要
最初，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組織分為二個部。
第一部負責「與公私法相關舊慣」，其調查成績最為豐富。岡松參太郎以「法學」而不是「宗教文化」為調查基礎，由於台灣漢人舊慣常源自於鄭氏東寧王國與清朝所移入之法制，因此也連帶研究和人相關的法制、經濟與行政制度。明治42年(1909年)，第一部增設「蕃族科」，負責調查原住民舊慣，原先的調查員則歸類為「法制科」，專職於調查漢人舊慣。第一部並將研究成果出版，如：《臺灣私法》、《清國行政法》等；而「蕃族科」出版有《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灣番族慣習研究》三套各八冊，另外還有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圖譜》二卷、《臺灣蕃族誌》一卷。
而第二部專事於「與農工商經濟相關舊慣」之調查，以及研究台灣與中國南部、南洋之經濟關係的沿革。到了明治42年4月2日，調查會增設第三部，依據調查結果負責「臺灣總督所指定之有關舊慣法案的起草審議」。最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於大正8年（1919年）5月6日因研究工作結束而裁撤。
圖盧茲大學
图卢兹大学（法語：，建于1229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主校区位于法国的大学城图卢兹。20世纪60年代末，图卢兹大学分成三个独立大学和若干个工程师学校。
圖盧茲大學 历史
2007年3月，这些学校组成图卢兹大学联盟（法語：），主要成员包括图卢兹第一大学、第二大学和第三大学，法国国立应用科学院（INSA de Toulouse），法国国立理工学院（INP）和高等航空航天学院（SUPAERO-ENSICA），图卢兹商学院（Toulouse Business School-ESC Toulouse ），图卢兹政治学院（Toulouse Political Studies Institute），国家飞行学院（The National Civil Aviation School）， 国立建筑学院（Toulouse National Higher Architecture Institute），国立农学院（The National Agronomy School），国立医学院 （National Veterinary School）等。
三一法
明治39年（1906年）日本政府公佈法律第三十一號以代替將廢止之六三法，名稱為《臺灣施行法令相關法律》（日语：〔〕），簡稱為《三一法》。明治40年（1907年）1月1日起實施，與《六三法》差別不大，明定須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得以總督之律令替代之，等於將總督的行政命令提升到法律位階，允許總督不需經過立法程序，直接發佈行政命令限制人權，嚴重剝奪臺灣人民的人權，也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不過，總督律令不得牴觸「施行於臺灣之法律以及特別以施行以臺灣為目的所制定之法律與敕令」，且之前根據「六三法」所頒佈的律令仍然有效。本法效期為5年，在明治44年（1911年）及大正5年（1916年）各延長一次，於大正11年（1922年）被《法三號》取代而失效。
法三號
大正10年（1921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佈法律第三號，正式名稱為《臺灣施行法令相關法律》（日语：／），簡稱為《法三號》，大正11年1月1日起實施。為了使日本本土的法律適用於台灣，將法律之全部或部分要施行於台灣者以敕令定之，台灣總督所制定之律令則只具有補充的地位，只有在台灣有需要，而本土沒有這種法律，或台灣的特殊情況，本土的法律不適合施行於台灣的情形下，才採用制定律令的辦法。至此，總督的立法權被削弱，本法則一直施行到日本戰敗為止。
治警事件
治警事件是台灣日治時期的一宗臺灣總督府為壓制政治運動所執行的事件，發生於大正12年（1923年）12月16日，歷史上稱為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Tī-an Kéng-chhat-hoat Ûi-hóan Kiám-kí Sū-kiāⁿ），或稱治警事件或治警法違反事件；又因為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有關，稱為臺灣議會事件。
治警事件 經過
第二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後，蔣渭水等人深感結社的重要，遂於請願運動進行到第三次時，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大正12年（1923年）1月30日，在台的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向台北州北警察署提出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結社組織屆，但是，2月2日結社時旋即遭到禁止，因此，活動就移到東京，2月21日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東京重新成立。
然而在台灣與日本內地已同時施行《治安警察法》，以作為管制政治集會結社的手段，於是台灣總督府檢舉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12月16日在總督府警務局的主導下，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第8條第2項為由，全台除花蓮、臺東、澎湖外，同日同時展開大檢舉，結果逮捕41人、傳訊58人，共有99人涉案，其中有18人遭受起訴。
治警事件 經過
大正13年（1924年），台灣地方法院法官堀田真猿在一審時判決被告全數無罪。然而檢察官三好一八不服提出上訴，10月29日二審，蔣渭水等13人被台北地方法院法官伴野喜四郎判決有罪，被告隨即提出上訴。大正14年（1925年）2月20日三審定讞，法官相原祐彌維持二審宣判。最後蔣渭水、蔡培火被判四個月徒刑；包含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及上海台灣青年會等等組織成員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陳逢源被判三個月徒刑；林篤勳、林伯廷、蔡年亨、石錫勳、鄭松筠、蔡式穀等共六人被判罰金100圓；無罪者則有吳海水、韓石泉、吳清波、王敏川與蔡先於。
治警事件 影響
由於本事件發生時機在敏感的西來庵事件之後，而總督府在治警事件中行動規模之大，事後又封鎖消息，導致全島一時人心惶惶，連帶使第四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連署人數大為降低，僅71人簽署請願書。在此環境下，《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三大報也沉默以對。然而該事件也激起了請願者的雄心，到了昭和元年（1926年）進行第七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參與的人數已近2000人，幾乎為第一次請願的10倍。同時12月16日也被稱為「民眾運動紀念日」，而許多入獄者在獄中所創造的詩文也被甫創刊的《台灣民報》加以刊登。該事件中的首要受害者蔣渭水也稱之為「台灣大狩獵」（猪狩）。
二林事件
二林事件，又稱二林蔗農事件、林本源製糖騷擾事件，是台灣日治時期發生的農民運動，於1924年至1925年間在彰化二林發生。蔗農不滿林本源製糖的甘蔗收購價格太低，引發衝突事件。
二林事件 起因
1922年，蓬萊米培植成功，「米糖相剋」問題開始浮現。之後蔗農對蔗價問題的抗爭，隱含其背後糖業生產體制結構的轉變。換言之，米糖相剋問題，浮現在當時蔗農所面臨嚴重經濟剝削的情形。川野重任認為，米糖「相剋性」的呈現，除了米糖價格比價的層面之外，也出現在商品作物與維生作物爭地，以及民族經濟勢力之抗爭等問題。但柯志明認為，米糖相剋是在來米田與蔗田收入比較的問題，甘蔗的收購價格透過米、蔗田收入的比較，為米農收入所決定。而當米價上揚，農民爭搶種稻米時，甘蔗收購價格也會因米作收入增長而被迫提高，這時糖業苦於蔗農因米作收益提高而頻頻轉作導致的原料供應不足及不穩定。
二林事件 起因
糖業資本面臨利潤的萎縮，採取了一些方式來維持或增加其收益。除了生產力改善之外，製糖會社對付米糖相剋問題另一項策略為穩固甘蔗原料來源，為促使蔗農繼續維持甘蔗種植，採取了「米價比準法」和「預付金制度」以為因應，並推動「三年輪作制度」制約農民作物的選擇。然而收購價卻因補貼金與生產獎勵金的逐年減少，而使得蔗價呈現下跌而蔗田生產力卻持續增加的情況下，甘蔗單位價格及邊際價格亦呈現下跌；而預付金也促使蔗農因米價升高所帶動的物價上漲壓力，及為提高單位面積生產力，向會社增加借貸而加重自己的負債。因此，當時有句俗諺「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即道出蔗農對此的無奈。
在甘蔗收購價格無法提高，以及因借入更多預付金而加重負債的情況下，蔗農（尤其是情況最差的佃農）遂起而要求會社提高甘蔗收購價格，以及改進甘蔗計價的方式。在文化協會人士的啟蒙，以及農民組合幹部的鼓動下，終而釀成1920年代全島規模式的農民抗爭運動。
二林事件 起因
日本對臺灣島的殖民，採取的是所謂「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其中因為臺灣氣候適合種植甘蔗，對臺灣製糖的經營不遺餘力，訂定各種辦法，操縱蔗農，實施「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以榨取蔗農血汗。
在這些制度下，蔗農所受的約制主要如下：
在這種奴隸式的合約下，蔗價完全由糖廠片面決定，不能有異議，鄰近糖廠收購價比較高，也不得越區轉賣，肥料還要向糖廠購買，價格也完全由糖廠決定，秤量甘蔗時糖廠總是偷工減兩，蔗農也不得有異議。蔗農在長期的壓迫下，不滿情緒早就漫延，出現激烈的反抗只是時間的問題，二林這個地方的特殊情況，正提供事件爆發的觸媒。另，依官方紀錄，李應章向與林爐、許學交惡，1923年，林爐向會社租耕的土地期滿，李應章也想向會社租地耕作，但會社最後和林爐續約，此後李應章就和會社對立。
二林地區甘蔗面積廣大，不只有一家糖廠，[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 的收購價長期比[明治製糖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偏低，而肥料價格林糖卻又比明糖高。1924年，明糖甘蔗每千斤5.9圓，林糖只有4.7圓；而肥料明糖每包3.3圓，林糖卻4.75圓。兩者一年一甲就差了170圓以上，這種情況已持續兩三年，自然引起林糖蔗農不滿，四月間，當地的[二林庄]長林爐及開業醫師許學被五百餘蔗農推為代表，向林糖提出補償要求，因[北斗郡]守認為農民要求有理出面調解，十二月林糖讓步，以每甲增加5圓臨時補給金的方式打發農民的抗爭。
台灣文化協會知道此事後，1925年6月，文協理事李應章醫師在[彰化縣二林成立「二林蔗農組合」，選出如下幹部：
農組並聘用臺南新報日籍記者[泉風浪]及臺籍辯護士（律師）[鄭松筠]為顧問。
二林事件 事件過程
組合成立後，即開始向林糖交涉提高收購價格，也向北斗郡、台中州、總督府請願，但都沒有得到善意回應。1925年9月27日再次舉行農民大會，決議向林糖提出如下條件:
10月6日李應章、詹奕候等幹部與蔗農代表十幾人以上述條件向林糖交涉，林糖專務吉田要求交涉人員要有蔗農正式委任狀才可。10月15日組合人員攜帶了1000多份蔗農的面任書再到糖廠見吉田，但吉田說組合成員不配做代表，談判破裂。因為糖廠強硬的態度，激化了農民的憤慨情緒，決定進行激烈的抗爭。此時已經接近甘蔗的採收期，於是組合決定阻止林糖的強行採收。總共擬定三個方針:
甘蔗採收進度必須配合糖廠的作業能力，必須排定順序，通常甘蔗越早採收，含水份會較多，對蔗農會較有利，以往為求公平，林糖都是採抽籤的方式，但1925年這一年林糖為迫使農組就範，決定先採收未加入農組的蔗農甘蔗，這讓兩方衝突不可避免的發生。
二林事件 事件過程
10月21日製糖廠派人帶領僱工到二林、沙山兩村七處非組合成員的蔗田要收割，被組合成員阻止。22日早上，林糖及僱工三十幾人強勢進行收割，組合成員出面阻止，僱工們雖然拿到較平時優厚的工資，面對衝突觀望不前。當天下午一點左右，遠藤巡查部長率六名巡查（大石、諸富、和知、小野、高木、洪文滔）、北斗郡喜多特務（特別高等員警）及糖廠社員20多人、僱工16人前往支援收割。農組這邊的蔗農陳習見狀也敲鑼號召更多人前來，雙方對峙情勢緊張。
二林事件 事件過程
在對峙中，為突破僵局，糖廠原料主任矢島便抓起一把鐮刀開始收割，並要僱工一起收割，員警見狀一擁而上保護矢島。圍觀的組合成員除高喊「未發表蔗價不准割蔗」外，也有人拾起蔗節及土塊向矢島扔擲。遠藤等員警立即拔出佩刀，護衛矢島繼續收割，蔗農於是大聲質問員警「何時做糖廠走狗，為什麼要拔刀？」，遠藤等數名員警立即將佩刀歸鞘，但有兩名員警卻仍繼續揮舞佩刀，這激化了蔗農的情緒，並引發彼此的衝突，在衝突中，該兩名員警的佩刀被蔗農蔡琴、謝衢奪走，員警、糖廠人員被趕走，但蔗農見事態嚴重，也紛紛散去。之後李應章出診後回醫院，經聚集於他的診所的群眾說明，了解事情原委後，要求大家冷靜，群眾的情緒才逐漸平靜下來。
10月23日早上，大批巡查包圍李應章的診所，逮捕李應章並搜走蔗農組合相關文件，除了李應章外，巡查也在各地展開大規模的搜捕，總共逮捕了93人，先送到二林員警分室拷打後，再轉送到北斗警察局關起來。在二林員警室拷打時，用刑極為殘酷，導致有人因而殘廢，也有人不堪凌辱而自殺。之後又陸續搜捕，總計被逮捕者超過400人。被捕的人中，許多其實只是當天在場看熱鬧的群眾，既非農組成員，也沒有參與衝突，而且當天含圍觀群眾，也不過才200餘人在場。
日本勞動總同盟十分同情二林事件被起訴者的處境，派了布施辰治與麻生久兩位律師來臺協助辯護，文化協會也派了兩名律師幫忙辯護。1927年4月，審判終結，最後共25人被判刑，李應章被判刑八個月。這個事件影響日後臺灣的農民運動，許多蔗農乾脆故意不下田，採取消極的不合作態度。
受此事件的影響，鳳山街、麻豆街等地也於同年成立地方性農民組合。1926年6月，在農民運動的活躍份子，如簡吉等人的奔走之下，組成了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從日本殖民官方的統計數據來看，蔗農抗爭事件於1925年達於頂峰，當年共發生12件爭議，人數達5290人，而1926年蔗田耕作面積是十年來最少的。；佃農的抗爭事件也自是年起，逐年增加，人數規模也大為擴增。1931年之後抗爭趨於平息，原因不在於農民所受的壓迫減少，而是因為農民組合幹部大部份入獄。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
蓬萊米
蓬萊米（臺灣話：）是現今在臺灣主流食用的雜交種稻米，依時代背景而有不同的定義。現今概稱的蓬萊米，為粳米和籼米的混種。
初始的蓬萊米品種為從九州引進的「中村種」，1921年起由臺北州農務主任平澤龜一郎推廣，並在1926年被命名為「蓬萊米」。
1929年，農事試驗場技師末永仁培植出可以抵抗稻熱病的「臺中65號」，並自1936年起逐漸取代中村種，同樣被稱為蓬萊米。現今的臺灣米大多為臺中65號的後代。
蓬萊米 由來
臺灣種植稻米的歷史可追溯至明鄭時期中國移民大量遷徙來臺，帶來秈稻品種的稻種，而成為秈稻農業區域的一環；此種稻米在日治時期被稱為在來米（即原有的本地秈稻）。在臺灣的環境中，可一年兩收，甚至少部分地域內並可有三熟，長期以來成為銷往中國地區的重要糧食及經濟作物。
但在日治時期，在來米的口感並不合習慣粳米的日本人之口味，必須從日本進口稻米。然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稻米產量不足，尤其在1918年米騷動之後價格高漲、無法出口，便推動增加臺灣稻米的產量。
1920年，臺北廳農務主任平澤龜一郎發現農事試驗場先前從九州引進的「中村種」在草山適應良好，便推廣種植，並在1921年秋天獲得豐收。1923年起，中村種的種子在竹子湖大量培育。1926年，伊澤多喜男總督在臺灣鐵道飯店召開日本米榖大會，「中村種」被正式命名為「蓬萊米」。
蓬萊米 由來
然而，農民在種植蓬萊米時大量施肥，使得土壤中氮含量過高，引發稻熱病，對稻熱病沒有抵抗力的中村種遭遇重大危機。
農事試驗場技師末永仁透過雜交「龜治」和「神力」二個品種，於1929年培植出可以抵抗稻熱病的「臺中65號」。「臺中65號」自1936年起大量推廣，逐漸取代中村種，同樣被稱為蓬萊米，現今的臺灣米大多為臺中65號的後代。
蓬萊米 特點
蓬莱米的外觀，比在來米短而粗，呈椭圆形，米粒較大、黏性強，能適應高溫，肥料反應性高，故在多肥的配合下，產量可比在來米高。但也因如此，蓬萊米的栽種也必須使用大量的肥料。
蓬萊米也是台灣外銷米種中口碑甚好的一種，曾大量輸往日本本土。在台灣，也廣被用來釀啤酒。
蓬萊米 現代研究
台灣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邢禹依團隊，於2019年發表論文，經由分析台灣陸稻（俗稱旱稻）的基因，發現日本粳稻能在台灣育種成蓬萊米，是因為山地陸稻的花粉飛到了新育種的粳稻上，產生雜交，才形成蓬萊米品種。
諾克·耐維斯號
諾克·耐維斯號（）是一艘曾屬於挪威籍、已經拆除的超大型原油運輸船（Ultra Long Crude Carrier，ULCC）等級之超級油輪。改建后，它是前世界上最長的船隻與人工製造水面漂浮物，船長超過1/4英里（458公尺），比橫躺下來的艾菲爾鐵塔還長；而其全載重量則高達657,019噸，是載重噸位的前世界記錄保持者，并从DWT小于50万吨一跃成为有史以来DWT超过50万吨的7艘人工製造水面漂浮物之首（另有4艘Batillus级和2艘Esso atlantic级）。在2004年經營業主易手改名為「諾克·耐維斯」之前，它又曾名為追浜号（，1976年），海上巨人號（，1979年），快樂巨人號（，1989年），與亞勒維京號（，1991年）。2004年3月該輪進入杜拜乾塢進行改裝工程並改名為諾克·耐維斯號，改裝後作為浮動式儲存與卸載油駁（Floating Storage and Offloading unit，FSO），曾長期停泊在卡達的夏辛油田（Al Shaheen Oilfield）做為外海儲油用途。2009年12月，該船被出售给印度的拆船業者，改名为Mont。2010年1月4日，于印度古吉拉特邦亞蘭市拆解。其36噸重的船錨則保存於香港海事博物館作展覽。
諾克·耐維斯號 歷史
諾克·耐維斯號最早是在1976年12月時，於住友重機械工業位於日本橫須賀市的追浜造船所（Oppama Shipyard，目前已改名為橫須賀製造所）起造，船體編號1016號，並獲得海上巨人號（Seawise Giant，1979年）的命名。海上巨人號原本的訂購者是一名希臘船運業者，但他在擁有該船三年後，在船隻尚未完工之前就因破產之故，將這艘船轉賣給香港籍的船王董浩雲。
諾克·耐維斯號 歷史
此船于1974年正式获得订单，原设计为418,611噸（DWT）单船壳(Single Hull)油轮，1975年3月19日起建，仅不到6个月后，1975年9月4日即船壳下水，1976年舾装完成并暂以1016号工厂船壳号为名进行海试。原计划可与法国“Batillus”级超级油轮竞争，553,662吨（DWT）级的“Batillus”级共4艘，首船Batillus号的建造几乎与1016号同步，于1975年铺设龙骨，1976年舾装完成，随即投入运营（后亦因单船壳船体结构问题，于1983提前退役，1985年拆解）。1016号下水和海试中发现诸多技术问题，尤其是单薄的船体在一定的状态下（如紧急倒车），多处发生超出预计的振颤，被原希腊订购方拒收，所以也未能以希腊方原先设想的“porthos”号冠名并投入运营，1976年5月26日住友重機械工業将其归档为“已交付/Delivered”并以船厂所在地追浜将其首次命名为“追浜/Oppama”号后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