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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方舟 方舟中的日子
創世記8：5-17接着记录。在差不多兩個半月（73天）之後，在民曆“10月1日”（公曆6月），山頂就都露出來了。（《創世記》第8章第5节）三個月（90天）之後，在“諾亞六百零一歲那一年，［民曆］1月1日”（公元前2369年9月中旬），諾亞打開方舟的蓋，“見地面已經乾了”。（《創世記》第8章第13节）一個月又27天（57天）之後，民曆“2月27日”（公元前2369年11月中旬），大地全都乾了。諾亞和家人從方舟裏出來，踏在乾地上。諾亞和家人在方舟裏過了370天，即一年又10天（按諾亞的計算方式，一年有12個月，每個月有30天）。（《創世記》第8章第14节）
挪亚方舟 方舟停泊之地
在外高加索一帶，不少人聲稱是諾亞方舟停泊之地，或有相關民間流傳，當中比較著名的有納希契凡。
2000年代初，香港的基督教學術演講者梁燕城在考證過當時流行的傳說，以及當時流傳的衛星圖片，斷定方舟最後在土耳其及亞美尼亞邊境的亞拉臘山山頂停下。為解開方舟之謎，基督教的諾亞方舟國際事工自從首支華人探索隊於2004年首次登山尋找方舟後，計劃進行方舟探索。2006年8月，一名庫爾德族的探索家於亞拉臘山上一個洞內發現不明物體，懷疑是木塊。他立刻聯絡相熟的香港探索隊隊員，並於9月把樣本送往香港作科學分析。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應用地球科學中心對該樣本進行岩相分析，鑒定它為石化木結構。香港的馬灣公園館內的導覽冊子根據這個研究把諾亞方舟當作歷史看待，引來外界不滿。
挪亚方舟 方舟停泊之地
2010年4月28日有媒体报道，香港和土耳其的探险队员表示，他们在土耳其东部的亞拉臘山附近找到了传说中的诺亚方舟的船身残骸，並拍下現場探勘的實際影片，测试採樣木片後，发现这些残骸的年代可以追溯至4800年前，即《创世纪》中所描述的諾亞方舟的存在时期。香港导演杨永祥说：「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它就是诺亚方舟，但可能性达到99.9%。」然而這種說法也受到英國牛津大學古代史講師尼古拉斯‧普塞爾質疑，他說：「如果公元前2800年歐亞大陸已被3,000多米深的洪水所覆蓋，在那之前已存在數個世紀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如何可以生存？」。
挪亚方舟 質疑之處
諾亞方舟的空間即使巨大，但仍舊十分有限，故它所能攜帶的動物種類理論上不可能超過萬種。這無法解釋如今地球地表上仍存在的幾百萬種物種，當初是如何逃過《聖經》上的大洪水。（合理解释：若各从其类的“类”是生物分类学的“科”的话，那么挪亚只需要带两千多类动物进入方舟就可以了，以后这些动物将会变成后来多样化的各种动物。现时也有组织通过创造分类学研究来推敲挪亚带入方舟的所有动物种类。另外一种解释，可以不用带成年的动物，幼年的就可以了。）
諾亞在漂流的方舟內生活了1年才著陸，舟內的草食動物或許可吃乾草勉強撐過1年，但食物鏈上高階的肉食動物如獅子、老虎、豹、狼、熊、鷹類等，則需犧牲大量的其他動物來維持生命，在科學上難以解釋這些肉類的來源──就算方舟內可能已導致許多物種大量消滅，但如何維持近1年時間的食物鏈平衡？（合理解释：照着《圣经》的说法，在大洪水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都是吃素的。另外一种解释，1年内，这些动物没有必要都活动着，而且八个人也照顾不过来。可以让它们都处于麻醉/休眠中。）
挪亚方舟 質疑之處
熱帶動物與寒帶動物，其生理構造及生活條件截然不同，在不適合的環境中生存將導致大量死亡。諾亞木造方舟的環境，需同時兼顧必須在寒冷環境才能生存的北極熊、南極的企鵝等，以及只能在高溫熱帶地區生活的長頸鹿、斑馬、大象、鱷魚等。就算姑且寒帶的動物不論，一個木造的方舟內實際上也難以同時存在熱帶雨林與熱帶沙漠這兩種極端的生態環境的生存空間。（合理解释：在大洪水之前的气候环境和大洪水之后的气候环境并不一样。大洪水之后也有一段冰河时期，海平面下降，让动物可以去到现在被海洋分隔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极。另外一种解释，动物的幼崽都是需要恒温/恒湿的环境的，差别不大。）
高達4,000公尺的全球性大洪水，不可能輕易在短短1年之內迅速消退，理由是地球上此時並無他處可供宣洩這些比現在海洋總容量還高幾千倍的驚人水量，除非它們是被高溫蒸發到太空中──但若如此高溫，則會導致所有地球生物全部滅絕。（合理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大洪水以两极的冰川的形式消退。大洪水后，天空保温的水层消失，使得地球迅速变冷，尤其是远离赤道阳光的两极，水就冻成冰了。当初的地球不会像现在的地球表面这么高低起伏，我们目前的造山运动极有可能在大洪水这个阶段，火山爆发、地震、地壳移动导致造山。所以，如果当初的地面相对平整的话，不需要4,000公尺的水造成全球的大洪水。）
挪亚方舟 底本學說的解釋
底本學說認為《摩西五經》是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編輯而成，且擁有4個獨立的來源。而諾亞方舟的故事，則被認為是兩個材料的組合，分別是《祭司典》（英文：）與《雅威典》（英文：）。
年代較早的《雅威典》，是在猶大王國時期組合而成，其來源可追溯自公元前920年，也就是猶太民族剛分裂為猶大國與以色列國的不久之後。《雅威典》的故事敘述較《祭司典》簡單，其中說道：神降下了40天的洪水，諾亞一家與方舟的動物們則活下來。而且這些動物上方舟時，是潔淨的動物各七對，不潔淨的動物各一對。洪水結束之後諾亞建造了祭壇，並獻上牲品。神則決心不再以洪水毀滅世界。《雅威典》並沒有提到神對諾亞的約定。
挪亚方舟 大眾文化
電影
動畫
特攝
歌曲
演唱會
景點
其它衍生創作
卡塔尔航空航点
卡塔爾航空是卡塔爾的國家航空公司，營運着從多哈哈馬德國際機場飛往90多個國家／地區的航班
維景灣畔
維景灣畔（英語：）是香港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的一個臨海住宅項目，由王董建築師事務設計，新輝建築及金門建築承建。維景灣畔分為三期共有15座，合共提供5,728個住宅單位。發展商為太古地產與新鴻基地產，屋苑管理由新鴻基地產旗下的啟勝管理服務負責。
維景灣畔 簡介
維景灣畔地段屬新界西貢區調景嶺，屋苑前身為紹榮鋼鐵廠。太古地產與新鴻基地產合作，以各佔一半權益的方式，在1997年以127億元收購調景嶺紹榮鋼鐵的地皮，及後再就地皮補價58億元，總投資額達250億元。以可建樓面約400萬方呎計算，每呎發展成本約6,000元。屋苑佔地逾500,000平方呎，三期共建15座住宅，提供逾5,000個單位。大廈以單列排開的設計。屋苑設有住客會所、水上樂園、園藝花園及兒童遊樂設施等。住戶車輛亦可經澳景路離開將軍澳區直達油塘並前往東區海底隧道及九龍市區，而無需使用將軍澳隧道。
維景灣畔 購物
維景灣畔三期有一個約3.3萬方呎小型商場，設有診所、美容院、洗衣店及補習學校等。維景灣畔居民多到附近商場購物，例如都會駅、彩明商場和將軍澳市中心。
商場早年由發展商拆售，先後曾數度轉手，其中，王夏陽於2013年3月以1.48億元購入上述商場樓面，呎價5,230元，現分成13個舖位出租，回報約6厘。
2013年11月維景灣畔Fusion新店開幕，位於第一期商場LG1層，現已結業。2023年於同一位置開設U-Select，現已結業。
維景灣畔 交通
屋苑設有專用有蓋行人天橋連接港鐵調景嶺站及其上蓋的都會駅商場，居民主要利用港鐵進出。由於調景嶺站是康城站往北角站專列途經車站、亦是將軍澳綫及觀塘綫的轉車站，因此不論由該站前往港島綫、觀塘綫及將軍澳綫各站皆十分方便。唯最遠端的維景灣畔一期居民須步行10分鐘前往調景嶺站。
駕駛者可由藍田碧雲道經澳景路或由調景嶺翠嶺路進出屋苑私家路。但若非登記停泊於屋苑的車輛，必須使用進入屋苑時的同一組閘口駛離，不可通過屋苑私家路前往另一閘口離場。
巴士乘客可於調景嶺站巴士總站或附近乘搭巴士直接往返西灣河至小西灣一帶、九龍城區、旺角、深水埗、佐敦、尖沙咀、沙田市中心、火炭、黃大仙、葵涌、荃灣、東涌及機場。
小巴乘客可於調景嶺巴士總站乘搭小巴直達九龍灣商貿區及九龍城。
維景灣畔 環境
屋苑建於沿岸位置，景色優美，自成一角，居住環境清靜。鄰近海濱長廊，動靜皆宜。
維景灣畔 治安
保安非常嚴格，管理公司盡責查核探訪者身份，有效杜絕不明外來人士。
維景灣畔 廣告特色
在維景灣畔各期推出之時，由於單位由太古地產及新鴻基地產合資興建，廣告上都刻意強調這特別的關係，例如利用攣生幼兒作為廣告角色，並加上大量疊字，如：合合拍拍、便便利利之類。
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是國民政府為了管理英國退還庚款所設立的董事會，成立於1931年4月，直接隸屬於行政院。董事長為朱家驊，副董事長為馬錫爾。
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簡介
1901年，八國聯軍失利的清朝政府於辛丑條約中，與聯軍的各國割地賠款；其賠款達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繳納，稱為庚子賠款，簡稱庚款。國民政府成立後，各國見中國逐漸統一強盛，均以各種理由退還或免除其款項。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正是處理妥用英國退還庚款的相關對口單位。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設十五名董事，其中中華民國國籍者十名、英國國籍者五名，任期各為一至三年不一。另外，該會董事長為董事之一，必須由國民政府指派。而董事會管理金額之主要功能與貢獻為：
1947年12月《中華民國憲法》施行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更名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
1975年9月1日，銓敘部「臺為特三字第27428號函」：「公教人員曾在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及其前身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任職之年資，於辦理退休時，准予併計。」
工笔画
工笔画，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讲究技法工整细致。工笔画可以细分为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两大类，前者不用色，单以墨勾勒图画，代表作有李公麟的《五马图》，后者用重彩颜料，所谓重彩即为天然矿物质颜色为主，如石青、石绿、朱砂、蛤白等，如长沙马王堆帛画就是典型的工笔重彩画法。从表现内容上，工笔画又可分为：山水、花鸟、人物。工笔画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帛画，又被称为“细画”，兴盛于唐代。明末之后，工笔画在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下，造型更加准确。清朝乾隆时期，“工笔画”作为一个规范的绘画品类概念正式被提出。
鳳凰木
鳳凰木（学名：，英語：）又名影樹、凤凰树、凤凰花、金鳳、火鳳凰、洋楹、紅花楹（广州）、火樹、紅火楹、火焰木、森之炎、攀霞拿等，为豆科凤凰木属的植物。在香港，鳳凰木的花期約為五月至七月，而在台灣則在初夏左右開花。有趣的是，這種樹開花的時間，通常也會在學校的畢業季節前後。
鳳凰木的特徵就是華麗的花朵，以及外觀如蕨類植物般的綠葉。它主要生長在世界上許多熱帶或亞熱帶地區，作為裝飾用樹和遮蔽太陽的樹木。
鳳凰木 形态
鳳凰木因鮮紅或橙色的花朵配合鮮綠色的羽狀複葉，被譽為世上最色彩鮮艷的樹木之一。由於樹冠橫展而下垂，濃密闊大而招風，在熱帶地區擔任遮蔭樹的角色。
鳳凰木植株高大，可達20公尺以上。性喜高溫、多日的環境，必需在陽光充足處方能繁茂生長。花大呈紅色，連花萼內側都呈血紅色，四瓣伸展約8公分長，第五瓣直立稍大及有黃及白的斑點，雄蕊紅色，花萼腹面深紅色，背面綠色。花序為總狀花序，呈繖房狀排列，花萼和花瓣皆5片，聚生成簇。開花後結出一條條長形豆莢果，長可達60公分，成熟後呈深褐色，木質化，內藏40-50粒細小的種子，每顆平均只有0.4克重，種皮有斑紋，有毒，不可誤食。葉片是二回羽狀複葉，呈羽片對生，15-30對，每羽片有小葉20-40對。小葉為長橢圓形，基部歪斜，葉緣是全緣，葉端圓鈍。葉片是薄紙質，葉面平滑且薄，為青綠色，葉脈則僅中肋明顯。樹形為廣闊傘形，冬天落葉時，多不勝數的小葉如雪花飄落。和許多豆科植物一樣，鳳凰木的根部也有根瘤菌。為了適應多雨的氣候，樹幹基部長有板根出現。鳳凰木適應熱帶氣候，耐旱及可在有鹽分的環境生長。
鳳凰木 形态
常與蝴蝶木互相混淆，由於此二種花期一樣(５～７月)，同樣二回羽狀複葉，呈羽片對生、開花後結出一條條長形豆莢果，長可達60公分，成熟後呈深褐色，木質化，內藏40-50粒細小的種子，彼此不同之處只有在花朵大小。
鳳凰木 分布
原生非洲马达加斯加，世界各地熱帶及亞熱帶地區都有栽種。廣泛種植於中國大陸南部及西南部（海南、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在美國鳳凰木只生長在佛羅里達州、德克薩斯州南部的瑞歐格蘭山谷（Rio Grande Valley）、亞利桑那州及加利福尼亞州的沙漠地區、夏威夷州、波多黎各、美屬維爾京群島和關島。鳳凰木亦廣泛生長在加勒比海地區。
臺灣的鳳凰木則在1897年日治時期時由日本孟買領事館採購種子引進，最先種植在臺南；野外屬易危物種，但被廣泛栽種為觀賞樹。在香港為常見的外來品種落葉喬木。
鳳凰木在很多現時生長地區為視為移植品種，在澳大利亞更被當作侵入品種，部分原因是其闊大的樹冠及濃密的樹根阻礙其他品種在其下生長。在印度鳳凰木被稱為高莫哈樹（Gulmohar）。鳳凰木的豆莢在加勒比海地區被用作敲打樂器，稱為沙沙（shak-shak）或沙球。
在馬來西亞，還可看見黃花的盾柱木（）與紅花的鳳凰木一起花朵盛開。
向巴平措
向巴平措（藏語：བྱང་པ་ཕུན་ཚོགས་，威利转写：byang pa phun tshogs，藏语拼音：Qangba Püncog，1947年5月—），藏族，西藏昌都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副国级领导人。重庆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毕业。
向巴平措 生平
1970年10月至1972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农机厂工作。197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0月至1979年3月任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农机局农机厂技术员、厂长。1979年3月至1980年10月任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农机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80年10月至1983年10月任西藏自治区波密县委书记。1983年10月至1992年11月任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92年11月至1995年6月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95年6月至1997年11月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书记。1997年11月至2003年4月至任西藏自治区中共拉萨市委书记。
1998年5月起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2003年1月起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2003年5月至2010年1月兼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2010年1月起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13年1月不再担任。2013年3月至2018年3月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3年4月起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世界献血者日
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英語：）。
该主题日由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于2004年发起，旨在鼓励世界各国的健康人群无偿献血，并通过这一日宣传和推动全球血液安全规划的实施。6月14日为发现ABO血型的奥地利病理遗传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的诞辰日，为纪念他而选定了这一天。2004年6月14日为第一个世界献血者日。
2005年5月24日，在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192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过决议，决定认可世界献血者日为国际性纪念日。
每年各有关组织会选定一个主题和一个城市作为宣传中心。
张经武
张经武（1906年9月3日—1971年10月27日），原名张仁山，男，湖南酃县人，中将军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唯一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
张经武 生平
1906年，张经武出生于湖南酃县沔渡乡夏馆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1926年-1928年，就读于樊钟秀创办的“南阳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来到江西苏区，担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等职。
在长征期间，他担任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科长等职。1936年，张经武回到瓦窑堡，6月进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
同年8月，与张纯清、童小鹏三人被委以新任务，张经武作为红军军事联络官前往华北各省展开活动，期间会晤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等人。1937年4月，张经武返回延安抗大二期一大队学习。
张经武 生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经武再次前往济南会晤韓復榘，双方达成协议，韩释放关押于第三集团军军法处的政治犯。同年12月，张经武到达汉口，担任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协助周恩来工作。1938年8月，张经武与黎玉带领二十多人从延安前往山东，改编当地游击队，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1939年，张经武与中共沂水县委妇女部长杨岗结婚。同年11月，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会议延期，张经武奉命留在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参加中共七大。
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共、美三方组成联合参谋部，张经武任中方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参谋长为罗瑞卿。同年3月中旬，作为四人执行小组之一，赴东北调查东北冲突。1947年7月21日-23日，参加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小河会议）。1949年2月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张经武仍任参谋长。5月29日，攻占西安，张经武任西安市警备司令。同年9月25日，增设西北军区党委，张经武任第二副书记，书记、第一副书记分别是贺龙、习仲勋。
张经武 生平
1949年11月19日，张经武被抽调到西南军区工作，着手进军西藏。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9月19日，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0月，中共取得昌都战役胜利，张经武参与了此战役的部署、领导工作。1951年4月29日至5月21日，张经武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之一，参与了与噶厦代表的谈判工作，并参与起草了协议条款。5月23日，双方签订十七条协议。
张经武 生平
1951年6月，张经武作为赴藏代表，经新加坡转机，再经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7月16日到达西藏亚东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会晤，介绍协议情况。后达赖启程返回。23日，张经武前往拉萨。8月8日，抵达拉萨。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主席赠与达赖的礼物，到罗布林卡正式面见达赖喇嘛。10月18日、19日，张经武分别在色拉寺、哲蚌寺发放布施；24日，对拉萨居民发放布施。10月26日，18军两千五百余人由张国华、谭冠三将军率领从西康抵达拉萨；12月1日，18军一千一百多人在范明的率领下由青海抵达拉萨；20日，两支部队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会师大会。1952年2月10日，成立西藏军区，张经武宣读任命名单。3月7日，张经武兼任西藏工委书记。1952年3月至4月，拉萨的示威愈演愈烈，在张经武的要求下，达赖喇嘛取缔了“西藏人民会议”组织。
张经武 生平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张国华、范明等人赴北京参加西藏工作讨论会，张经武没有参加，在会前他写了《自我检讨及今后工作几点意见》。7月15日，张经武陪同达赖喇嘛离开拉萨，9月4日抵达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9月11日，张经武陪同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毛泽东主席会面。1955年，中央决定留张经武在北京。同年3月9日，在第七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张经武作了《关于西藏地方工作的报告》。7月30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张经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兼任驻西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9月27日，张经武参加国家主席授衔授勋典礼，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以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张经武 生平
1956年3月，张经武陪同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4月22日至5月1日，举行筹委会成立大会。5月11日，陪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前往日喀则慰问。1957年，张经武被任命为西藏军区第一政委（正式任命签发于1960年1月1日）。1958年1月14日，张经武在拉萨代表工委作整风报告，他称“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结合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以达到改进工作、改进作风、改造个人、加强党内团结、做好西藏工作的目的”。同年5月23日，张经武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周年大会”上称，“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来西藏地区的改革，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现在由于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中央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实行民主改革，还要看那时西藏的实际情况”。
张经武 生平
1958年，藏区局势逐渐恶化。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达赖喇嘛流亡印度。3月21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叛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张经武将此纲领性文件，转发给西藏工委。6月19日，张经武在拉萨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对接下来的改革进行指导。10月1日，拉萨集会庆祝建国10周年，张经武发表讲话时称，“目前西藏的局势很好，民主改革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我们必须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度，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胜利完成民主改革任务而奋斗”。1960年3月，西藏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张经武在会上提出从六个方面来复查是否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任务，“一查土地分配是否合理，二查群众优势是否树立，三查封建阶级威风是否打倒，四查生产措施和劳动互助是否正常发展，五查干部立场、作风是否健康，六查寺庙工作处理和安排是否妥当”。1960年3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经武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文中称：事实证明，叛乱和平息叛乱决不是什么“民主战争”，而是一场阶级战争，是一小撮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广大农奴阶级翻身解放而发动的一场战争，这是一场不可调和的阶级战争。在西藏民主革命阶段，党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消灭农奴主阶级。
张经武 生平
1964年，由于身体原因，中共中央决定，张经武留京工作，并继续担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陪同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西藏。张经武卸任工委书记后，1965年改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
张经武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55年获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张经武 生平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张经武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到一年。1966年夏，张经武在中央统战部接见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家乡炎陵县红卫兵时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爆发不久，中央统战部内便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都自称“革命造反派”，并互相攻击。在一段时期内，张经武未明确表态支持其中哪一派。不久，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求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同红卫兵小将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张经武因到中央统战部不久，不了解情况，仍不敢随便表态支持哪一派。这时，一位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表态支持了其中一派。张经武随即也表态支持这一派。因此他得罪了另几派。
张经武 生平
某夜，另几派人员闯进张经武家想抓张经武，但支持的一派事前得到消息，已在事前将张经武藏起。1966年9月4日张经武躲进颐和园介寿堂，当天张经武同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交谈。交谈中谈论了“文革”形势，并谈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个造反派头头谈得多，张经武很少插话。但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便得知了，将这次介寿堂谈话定性为“黑会”，说张经武是“黑后台”，这成为张经武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状”。张经武最后辗转躲到保定，陪他同去的还有其妻杨岗的侄子杨汉生。其间张经武曾想赴四川找张国华，赴山东找杨得志，但又怕万一周恩来找他，路远赶不回北京。
张经武 生平
1966年9月21日凌晨2点，周恩来接见中央统战部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及张经武近况，批评了张经武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并同该组织的头头躲起来的事。事后张经武从保定返回北京，随即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说明自身处境，表示自己人身安全受威胁。此信通过杨汉生送到中南海。不久，周恩来将张经武接进中南海。张经武在中南海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无事可做。妻子杨岗常把外面的情况写成纸条，藏进送给张经武的饭盒里和面包中。这事很快被发现并报告了江青。在中央一次碰头会上，江青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不等周恩来回答，江青又说：“张经武在中南海很不老实，他老婆经常给他传递秘密情报，专与文化大革命对抗，这样的人就该到运动中去烧烧。”中央统战部的另几派群众组织也纷纷要求张经武回中央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周恩来最后只好同意。张经武离开中南海时，周恩来明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许小范围批判，不许开大斗争会，要保证张经武生命安全，管好他的生活。
张经武 生平
张经武回到中央统战部后，一直受到密切监视。一天，张经武正在中央统战部大院里看大字报，忽然碰见外甥叶知秋。二人互相问候，最后张经武对叶知秋说：“告诉家里人，不要担心，毛主席是会说话的。”此事随后被人说成是秘密串联、订立攻守同盟，对张经武的批斗随之升级，张经武经常遭到打骂、罚跪。不久，张经武被送到北京西郊半壁店监视，随即又被关进安定门外交部干校改造而成的临时监狱。
张经武 生平
从1967年起，张经武身负“三大罪状”，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案审查。“罪状”之一是“抢档案”事件的黑后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传至北京，1月14日晚，全国政协机关的一派群众组织夺了“全国政协”领导的权，消息传至中央统战部，张经武表态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派人到全国政协支持另一派反对夺取，并在当晚将全国政协档案转移。1月15日凌晨，他们又以不让对立面“抢走”档案的名义，将中央统战部档案接管并转移。为此，两派群众组织激烈争吵。事后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有的说中央统战部领导有人指示冲档案室，抢走27箱档案；还有更离奇的说，有批绝密文件是海外统战人士、特工写的信，已落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致使中共在台湾的高层人士被杀等等。张经武专案组在审查“抢档案”事件时，多数当事人说张经武根本不知道该事，但张经武专案组只相信其中一位当事人为开脱自身责任而编造的此事得到张经武支持的口供。张经武专案组对张经武进行了两昼夜的车轮式审讯，并从审讯笔录中摘录编写出一份“张经武自供”，要求张经武签字。张经武始终拒不签字。
“罪状”之二是历史不清的假党员。1968年3月3日，张经武向专案组写了篇《自述》，其中谈及入党问题：“1930年4月由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军需姚日蒸（上进），江西上饶人，政治教官管梓材介绍入党，并由三人组成校委会，我任委员。”而张经武1940年填写的《履历表》及1940年12月写的《自传》中都说：“1930年4月于河南许昌经姚上进（日蒸）、刘同德两人介绍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两者主要区别是，介绍人之一前者是刘同德，后者是管梓材。专案组没查到张经武1940年12月写的《自传》，便按他写的《自述》到南京档案馆及南京监狱查档案，找到一封管梓材致张经武未发出的信，得知姚日蒸已死，管梓材尚活着。他们找到管梓材，管梓材表示：“那时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专案组随即突审张经武，逼他承认是假党员。张经武没有承认，自称是记忆有误。
“罪状”之三是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西藏的忠实执行人。专案组多次审讯，要张经武交代在西藏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张经武回答：“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去西藏前，毛主席还找我谈了两三个小时。西藏工作的大政方针，也是毛主席定的，是西藏和中央双方谈判定下来的，我执行的都是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专案组审不出来，便以“打态度”为名体罚张经武，逼他写“交代”，张经武拒绝写。
张经武被抓的同时，妻子杨岗被关入秦城监狱。专案组刑讯逼供，杨岗精神失常。专案组通过诱供、逼供，迫使杨岗根据专案组的需要，写出一份张经武的材料，材料中说，张经武参与贺龙搞的“二月兵变”，准备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专案组随即要求张经武交代想当总理的阴谋。
最后张经武对专案组要求他交代的一切问题都不予理睬，保持沉默。专案组乃频繁对张经武严刑拷打。张经武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全部信件都被专案组扣下不准上呈。一天，张经武趁看守不备，用头猛撞暖气管，鲜血直流。从此他和看守的关系更加紧张。双方由对骂发展到对打。张经武被看守打得一只胳膊脱臼，另一只胳膊骨折。张经武随后绝食一星期。在这期间，专案组未向上级如实汇报张经武的情况。直到第八天，即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心力衰竭并休克，专案组紧急将他送进三里屯附近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抬进医院半小时后，张经武死亡。医院的病历上写着：“患者56号，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为推卸责任，给中央统战部发的死亡通知书上则写着：“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张经武的妻子杨岗从秦城监狱获释后不久，便带子女四处奔走，以查清张经武的死因、为张经武平反。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副院长及内科、外科负责人都介绍了张经武病死的真实情况。在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关心下，张经武最终获得平反。但他的骨灰早在1971年前便被弄丢。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经武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悼词说：“张经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张经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张经武 家庭
养子：张华川，1952年生于四川成都，是李井泉、肖里夫妇最小的儿子。生下后随即过继给张经武，暂由李井泉夫妇代养，张经武夫妇给养子取名张华川。1954年，张经武奉命陪十四世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途经成都时，李井泉将张华川交给张经武。张华川随养父张经武到北京。文革期间，张华川被关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劳动改造。1971年后，张华川回到家乡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1973年，李井泉在毛泽东关怀下被解除监护，恢复国家领导人待遇，张华川考入天津南开大学。2006年，张华川编写的画册《张经武与西藏的解放事业》出版。
列确
列确（藏語：ལེགས་མཆོག，威利转写：legs mchog，藏语拼音：Legqog，1944年10月—），西藏江孜人。藏族。197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列确 经历
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阿旺晋美（藏語：，威利转写：nga phod ngag dbang 'jigs med，藏语拼音：Ngapoi Ngawang Jigme，1910年2月1日—2009年12月23日），原名霍康·阿旺晋美（藏語：），西藏拉萨人，藏族，西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任噶廈长官噶倫（兼昌都总管），昌都战役中消極抵抗。向中国人民解放軍投降後獲釋，代表拉萨與北京簽訂《十七条协议》。後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曾先后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會長，為副国级领导人。2009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京，享壽99岁。
阿沛·阿旺晋美 家庭
他是有蒙古族血統的霍康家族阿尼霍康·強巴曲珍的私生子，於1910年2月1日出生在今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的加瑪莊園，名为霍康·阿旺晋美。
他於1935年娶貴族宇妥家的阿沛·才旦卓嘎为妻，才旦卓嘎是阿沛·薩旺欽波噶倫的遺孀，婚后他以阿沛家族继承人身份正式承袭阿沛的姓，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进入贵族行列。兩人育有12个子女（7女，5子）。
阿沛·阿旺晋美 生平
1910年至1927年，他帮助母亲管理加瑪莊園。1932年至1935年，服役於藏軍仲扎玛尕兵营，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官階五品）。婚後的1936年至1959年，为昌都粮官、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昌都总管，西藏噶厦噶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直辖）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1951年任西藏噶厦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十七條協議》。1952年至1959年，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9年至1964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至196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阿沛·阿旺晋美 生平
1965年至1979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79年至1981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至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至1987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至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3年3月至2009年12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4年，海内外一批关心、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士成立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在社会各界的推荐下，阿沛不顾年迈体弱，亲任会长。2009年12月23日16时50分，阿沛·阿旺晋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壽99岁。。
阿沛·阿旺晋美 評價
藏人對阿沛的評價隨時代不同而褒貶不一。新華社发出的讣告稱阿沛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曾雍雅
曾雍雅（1917年6月—1995年3月16日）。曾用名曾水福，男，江西于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雍雅 生平
曾雍雅是江西于都梓山乡固院村人。
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任红1军团第3军7师通讯员、宣传员、宣传分队长，1934年5月任补充1师6团政治处青年干事、指导员。1934年7月任红1军团保卫局指导员。参加了长征。1934年11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巡视组组长，1935年1月任红1军团2师5团连长、指导员，1935年5月任2师工兵连指导员，1935年秋任红1军团供给部管理员，宣传队分队长，1935年12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破坏部干事，1937年2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排长。
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敌工股股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敌工科科长、广灵县县长兼县委书记。1939年冬任第1军分区3支队支队长兼政委。1941年2月任1分区第2区队长。1942年9月任第1军分区第3区队区队长。1943年9月任34团政委。1945年2月任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任冀东军区第14分区司令员暨冀东军区独立第11旅旅长（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兼），指挥了1946年1月上旬的古北口保卫战。
曾雍雅 生平
1946年7月至1946年12月冀东军区独立第12旅旅长兼政委。1946年12月-1947年8月冀东军区独立第10旅旅长，指挥攻克武清、通县、昌黎等县城。
1947年8月至1948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第25师师长。
1948年11月至1950年11月第四野战军第46军第136师师长。
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副军长兼136师师长。
1951年10月至1952年1月任第49军副军长。
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9月至1953年6月任志愿军46军副军长、1953年6月至1954年4月任50军副军长，1954年4月至1955年4月任第50军第一副军长兼党委书记。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4月回国后，任50军代军长（至1957年6月）。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叁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5月毕业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1960年5月至1963年7月任第40军军长。1963年8月至1963年11月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曾雍雅 生平
1963年11月至1968年9月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党委副书记，在张国华在内地治病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1965年1月至1965年8月任西藏工委常委，1965年9月至1967年12月任中共西藏区委常委。
1968年8月28日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是开国少将中第一个任大区司令员。1969年4月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1970年11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据说这是林彪下达一号通令后，毛泽东根据康生的建议，将曾雍雅调离边疆），1971年2月到职。
1975年8月改任沈阳军区顾问。1978年2月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正大区级离休。
1988年获一级红星勋章。
1995年去世。葬于河北省易县世界华侨陵园中的将军园。
任荣
任荣（1917年9月—2017年6月16日），原名任武云，男，四川苍溪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
任荣 生平
1917年出生在四川，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警备第一旅组织科副科长、科长。任荣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首批教员之一。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先后担任冀热辽军区独立第十六旅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辽东军区第一七一师政治委员。之后担任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担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1971年任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担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和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
2017年6月16日，任荣在武汉病逝，享年100岁。
范明敏
范明敏（越南語：，圣名「洗者若翰」：1934年3月5日—）是一位枢机及天主教胡志明市總教區榮休總主教。
范明敏 生平
1934年生于越南金瓯，在芹苴市和西贡求学，1965年5月25日成为神父，服务于芹苴教区。在美国受教育回国后，多年担任教师。1993年，成为美湫教区副主教，1998年成为胡志明市總教區总主教。
2003年10月21日，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为枢机。2005年参与教宗选举秘密會議，选出新教宗本笃十六世。2013年本篤十六世宣告退位，再度參加選舉秘密會議，最後是教宗方濟各當選。2014年3月22日，因年齡而退休。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英語：，英文縮寫：UNRRA，中文简称“联总”）是1943年11月9日44个国家代表在美國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签订《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决定成立之國際組織，發起人為美國總統羅斯福。其名稱內之“聯合國”並非指後來於舊金山組成的聯合國，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同盟國參戰國家。善后（rehabilitation ）是指物资的复原、复旧，包括农业善后、工业善后、交通善后、水里善后等。救济（relief）是指人为的扶助，包括灾民、战争难民的粮食救济、衣服救济、居住救济、医药卫生救济等。善后救济不是战后重建，而是复员，为建设做准备。
本質為福利機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立目的乃於戰後統籌重建二戰受害嚴重且無力復興的同盟國參戰國家。任务是：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肇始
1940年8月21日丘吉尔首相在演讲中承诺建立世界粮食储备，一旦纳粹势力被粉碎，救济包括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在内的欧洲各族人民。苏联参战后，英、苏、加、澳、新、南非和9个欧洲流亡政府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欧洲战后的紧急需要，据此，李滋·罗斯爵士为首的盟国计划调查委员会于1942年2月2日提出《战后救济大纲建议案》。
1943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对外救济善后署署长赫伯特·H·莱曼在纽约市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说，阐明美国政府的战后救济政策，以赢得国内支持。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中等14个代表在大西洋城召开联总第一次会议，通过41项决议案，推选纽约州前州长赫伯特·H·莱曼为署长，完成了联总的创建工作。当时中国驻联总代表蒋廷黻。大会闭会期间，美英苏中的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处理事项。全会下设欧洲和远东2个区域委员会、供应和财务2个专门委员会，卫生、农业、工业、福利、难民5个技术委员会，总署内设供应、区域、行政财务3厅，福利、难民、卫生、秘书、联络等处，各区域分驻办事处与派遣团。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肇始
其中，受害最嚴重的中國成為最主要被幫助國家，而施予幫助者則為美國、英國與加拿大。
當時規定的解散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遠東則推遲三個月。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成员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最初参加者共有48个国家，其中44个为最初签字国：中华民国、美国、英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南非、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丹麦、土耳其4国后来加入协定。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援助金额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的救济资金和物资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美国提供了27亿美元的资金和物资，英国提供了6.2亿美元的资金和援助物资，加拿大提供了1.54亿美元。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各受援国提供的最大宗的援助物资为食物，总价值12.3亿美元，总重911万长吨。其次为工业善后物资，价值为6.77亿美元，总重1128万长吨，包括机床、发电机、机车、车皮、铁轨、汽车、各种零件、成套工厂设备、架桥设备、工程机械、燃油、煤炭、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等。第三大宗援助物资为为衣物纺织品鞋袜类（价值4.19亿美元，53.6万长吨）和农业善后物资（价值3.2亿美元，231万长吨，包括种子、牲畜、化肥、渔船、鱼网、拖拉机等）。最后为医疗卫生和文教援助，向各受援国提供了价值1.17亿美元、13.4万长吨的物资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援助金额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所有成员国都提供了行政经费。30个未受入侵的成员国提供了业务经费。8个受入侵的成员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也以现金、劳务、船运等方式提供了业务经费
五个非成员国（阿根廷、爱尔兰、葡萄牙、罗得西亚和意大利）也提供了赠款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各受援国提供的援助总额：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联总的解散
联总第五届全会会议(1945年8月)第八十号决议就已预示了联总工作的结束。当时规定的结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远东则推迟三个月。第五届全会会议(1946年8月)未要求进行第三次国际性的捐助，这就使联总的结束成为确凿无疑之事，并使准备结束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联总的卫生工作部门于1947年初移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批准设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这个机构在1947年6月底接管了联总向前联总国家中最不幸的儿童提供卫生、恢复健康和福利的工作，同时接管了联总的职员与款项。
联总的社会福利工作部门在1947年之后逐渐衰落，因为联合国组织无意接收它，而受援国也不愿或无力按照永久性体制来继续进行这些工作。
联总的一些有关农业善后的职责(还有联总的一些职员和款项)在1947年期间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总救济难民的工作是在1947年7月1日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联总的解散
“裁撤”计划是在1946年8月第五届全会期间由设在日内瓦的改组专门委员会所制定的。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给予额外津贴的办法以防止联总人员过早地提出辞职；委员会又为筹备编写“官方历史”，为职员的调职(即转业)和遣返回国以及为处理总署的财产作出了一些安排。
到了1947年年中，欧洲地区署的人员已减少到一年前的一半。该署最后于1948年9月底关闭。
所有在远东的派遣团与办事处除了新德里(1948年1月31日关闭)，悉尼(负责南太平洋地区，1948年6月30日关闭)以及中国署(1948年1月关闭)之外，都在1947年底关闭了。设在南美的办事处(里约热内卢)是在1948年10月25日最后关闭的。
在华盛顿总署方面，高级副署长、海军中校杰克逊于1947年10月离开联总，其职位就此取消。署长鲁克斯少将于1948年9月30日离职，联总到此结束。
主计官哈里·W·豪厄尔被任命为清理主管员，负责结束联总的未完活动。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抗战爆发后，行政院下设赈济委员会。
1943年9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战后社会救济原则案》。
1943年11月9日蒋廷黻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善后救济大会，并向大会提出了中国善后救济计划。1944年3月，行政院设立善后救济调查设计委员会，顾季高主持下设立9个调查组，最终制定出《中国善后救济计划》并于1944年9月30日呈送联总，指出“善后救济之中心，自然在解放后之沦陷区，惟对自由中国，亦须兼顾”。除新疆、西康、青海3省及西藏、外蒙古地区未列入，其余26个省（含台湾）分为11个善后区域，人口共4.61亿，其中沦陷区人口2.66亿，拟请联总援助9.45亿美金，工作时长18个月。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1944年9月，中国政府完成评估，战后善后救济需战前法币27.27164亿的物资和服务，国外输入品的需要是25.29677亿美元，约合1025.3万吨物资。照此计算，中国善后救济需要34.38亿美元，当时联总收到的基金尚不足20亿美元。中国向联总提出的申请额定为9.45046亿美元，差额1.564631亿美元由中国政府自筹，以及2200名外国专家的服务。中国9.45046亿美元的申请额仅占输入需要的37.4％，但联总最后通过的中国方案是5.35亿美元，只有原定计划的1/5，约等于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的两倍；另外加海洋运费1.125亿美元，共计6.475亿美元。从横向对比来看，每个国家战祸的程度不一，各国在联总获得的援助数额差别很大，中国是每人配额最少的国家之一。若按照全国人口计算，仅仅人均1.17美元；若按照被占领区的人口计算，也不过人均2.01美元。而希腊人均45美元，南斯拉夫人均29.1美元，阿尔巴尼亚也有27.1美元，波兰为20.1美元。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善后援助中，工业善后物资约占三分之一，食品和衣物各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为医疗卫生和教育援助，以及黄河水利工程、农具工厂规划、渔业发展计划、制药厂援建等等。向800多万原日占区居民、返乡难民和赤贫居民提供了食物、衣物和医疗援助，兴建了八个大的水利工程和许多小的水利工程，使400多万英亩的土地恢复了生产，另有约3000万英亩土地增加了抗灾能力。
联总设远东委员会以及中国办事处，联总远东分署署长朗恩慈（Franklin Ray)，写有《联总在中国》一书。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署长格伦·埃德加·艾格顿少将。
1944年12月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在行政院下设立救济善后督办总署。不久，更名为善后救济总署。1945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两浮支路成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总”)，1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组织法》，迁址珊瑚坝。专门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援华的善后救济物资，直接隸屬於行政院，下辖15个分署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冀热平津分署：署长童冠贤，副署长杨亦周、顾德明。北平中央防疫处与分署接洽，希望获得帮助重建房屋。经过评估，冀热平津分署认为：北平中央防疫处作为机构卫生防疫的专业机构，是一个必要机构；并且属于受战争破坏的，其重建的要求符合赈济原则。工程自1946年2月10日开工建设，以面粉折价支付工程建筑的报酬，9月22日第一期工程完工，总共建成二层实验楼、一个青霉素车间、两个马厩、一栋牛舍，还有一些修复后的建筑，总占地万余平方。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生物制品生产。
湖南分署：1945年10月在长沙成立，1948年3月结束。署长余籍傅，副署长张以藩，分署内设赈务、储运、总务、卫生4组，秘书、视察、会计、路工、工业、农业、经济7室，采购委员会及长沙总仓库。下辖长沙、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常德、岳阳、益阳8个区督导办事处、各地设有若干难民服务处、储运站、医疗队、公路工程处、水利工程处、善救新村工程处等；还有长沙、衡阳两个育幼院和长沙善救工厂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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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政府着眼于“以善后复员为重心，特别配合善后救济计划，注重于恢复交通运输，整理水利，维护农业，发展教育，以树立经济建设之基础”，所申请的物资中，善后物资占2/3，救济物资仅占1/3。蒋廷黻也主张“寓救济于善后”。这恰与联总重救济轻善后，注重人道主义救济的主旨相反。联总认为，只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害才是对盟国的牺牲，也是战争受害国的贡献，才可以接受救济；而各国的贫穷、自然灾害是各国分配不均与政府不能统筹救灾的制度缺点的产物，应该由各国自己负责解决。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行总必须遵守联合国第一次善后救济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即善后救济物资的分配，“应以人民相对的需要为原则，不得有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政治主张的歧视”。中共要求联总和行总按决议规定，公平合理地分配救济金和物资。1945年7月1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的决议，会议选举董必武、周恩来、成仿吾、邢肇棠、沈其震、傅连暲、孙仪之、王子宜、伍云甫、张学思、范长江、苏井观、钱之光、沈元晖（女）等15位代表为救济委员会委员，推选董必武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伍云甫为秘书长。7月27日在延安杨家岭“解救”宣告正式成立。“解救”成立后，对解放区军民在抗战中生命财产的损失、破坏以及所需援助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协助各解放区政府对受灾人民开展救济工作。1945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代表行总的蒋廷黻于重庆达成《行总与中共关于共区救济的协定》。解放区陆续成立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鄂豫皖8个分会。1946年3月2日联合国救济总署代表朗恩慈、普赖恩由青岛飞抵临沂，与山东解放区政府磋商联合国救济事宜。为此，“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山东分会”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山东分会”，主任委员黎玉兼，马保三、刘民生两位副参议长任副主任委员，民政厅长梁竹航任秘书长。晋绥分会主任武新宇、副主任王达成。晋冀鲁豫分会主任王乃堂。晋察冀分会主任于力、副主任郭强。1946年8月13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改名为中国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设在上海市福州路“行总”总部，另租下蒲石路沪江别墅4号为解总职员宿舍，主席董必武，秘书长伍云甫兼“解总”上海办事处处长，林仲为业务主管，成润任黄河归故谈判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指派朱友学为中共运输联络代表及联络员，来往与上海烟台之间，负责运送运输救援物资等。郭正负责机关事务管理。纪峰任秘书兼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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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1945年10月23日，联总第一艘货轮把物资运抵中国。1945年11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蒋廷黻与联总驻华办事处处长凯石在重庆珊瑚坝签署《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善后救济基本协定》。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於中國各地投入大量民生物資。以台灣而言，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投入的各項民生物資超過20萬公噸，比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投入的資助還多。1945年12月，“行总”署长蒋廷黻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正式签订了《行总与中共关于共区救济协定》，规定六条重要原则如下：
“救济以确受战事损失之地方与人民为对象；
救济不以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歧视；
救济物资之发放不经军政机关而由人民团体协助办理；
如行总人员及运载物资车船进入解放区被扣留时则行总人员即自该区撤退；
行总人员不过问解放区行政；
中共可派代表在解放区协助行总人员办理救济工作。”
1946年1月至6月，国共美三方军调停战，内战尚未爆发。行总责成各地分署兼办辖区内解放区的救济，在解放区设立烟台、菏泽、淮阴、石臼所、临清5个直辖办事处。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据行总1946年七大计划所载，全国难民约4200万，解放区有难民2600万，占到了五分之三。解总认为，若根据难民人口平均分配救济物资，则解放区难民应得全部救济物资的五分之三。但截至1946年6月10日，解放区所得物资不过3300余吨，与联总运抵中国的66万吨相比，仅得到二百分之一的救济。
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国共内战爆发，国共美三方军调部尚存。行总物资无法大量运入解放区。经过行总和解放区代表再次协商，决定除了冀南、皖东、东北、黄河故道等仍由行总分署继续办理外，从1946年7月起，行总在解放区设立烟台、菏泽和淮阴三个特别办事处，由总署直接指挥。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行总烟台办事处成立于1946年7月1日，办理山东全省及河北八县解放区救济。主任王师良，副主任张沈川，以及以周恩来副官名义的中共代表及联络员朱友学同志。下设储运部，负责人张扬。对口设立的“解总烟台办事处”，主任曹漫之，副主任王云九。联总代表魏德勒(Waidner)。1946年9月12日与中共代表的协定，烟台办事处运输路线划分为烟台区、石臼区和渤海区（经羊角沟、小清河航道进入内地）。到1947年8月，烟台办事处共接收物资21159吨，分发2919270吨，库存18239369吨。
这一时期，冀南解放区接收了行总冀热平津分署第九工作队4672吨物资，皖东解放区接收了行总安徽分署皖东北区工作队物资约3吨，东北解放区只在哈尔滨接收了行总东北分署运来的41800磅医药器材。
1946年9月9日周恩来写英文信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署长格伦·埃德加·艾格顿将军：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亲爱的艾格顿将军：
我刚接到苏皖边区政府急电，称黄河、淮河、沂河和沭河连日水位大涨。8月24日，高邮和清江两地的码头水位已分别逼至5.5米和8.7米。翌日两地水位更高，竟达5.7米和9.07米，超过1931年洪灾时的水位。宝应至高邮段的运河堤坝已多处决堤，百姓危在旦夕。在各级组织干部的坚强领导和亲身参与下，军民团结协作，日夜护堤，抢堵决口。因此请您将以上情形转告政府当局，促其转饬江北运河工程局开放沿长江各坝，引上述四河之水入江，以免苏北人民遭受水灾之苦。
相同内容的中文信已于1946年8月31日写给蒋廷黻博士。
您真诚的周恩来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为了让黄河回归故道，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在1945年12月组建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委员长赵守钰兼任局长，副局长李鸣钟、潘镒芬、齐寿安，总工程师陶述曾。1946年启动了黄河堵口工程。中共认为，河床居民的迁徙与救济是黄河归故的先决条件。1946年2月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设立治河委员会，冀鲁豫行署主任徐达本兼任主任委员。1946年3月1日，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正式开工。1946年6月初，治河委员会改称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周恩来指派中共驻新乡军调小组代表黄镇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代表晁哲甫赴开封，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联总代表塔德、行总代表马杰，经反复谈判，1946年4月7日三方订立《开封会谈》五案。4月8日，黄河水利委员会赵守钰、孔令瑢、陶述曾、许瑞璈，与联总代表塔德、张季春、范明德、黄委会技正左起彭、堵复局副局长齐寿安等9人，会同中共代表赵明甫、成润等人，从开封出发对黄河下游故道17县联合勘察8天。在冀鲁豫解放区菏泽，与冀鲁豫行署段君毅、贾心斋、罗士高、赵明甫、华夫、成润，渤海解放区代表刘季青谈判。最终达成《菏泽协议》。但国民政府强行要求六月堵口合龙，《菏泽协议》被撕毁。5月18日，解总、行总、联总在南京的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达成《南京协议》三条，同日周恩来与联总驻华负责人达成口头协议六条。5月26日，解放区紧急动员20万民工火速开工复堤，在夏收期间继续开工，以便在7月中旬完成复堤工程。6月23日花园口开始抛石堵口，遭解放区激烈抗议。6月26日黄河伏汛流量上涨至4800m3/s，7月5日花园口汛前堵口失败告终。7月22日，三方达成《上海协定》三条：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对中国的援助
根据协定，截至1946年12月，行总拨发黄河故道解放区1万吨物资及法币60亿元。1946年10月5日国民政府恢复花园口堵口，限令50天完成。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成功，4月20日堵口工程全部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