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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諾比開心世界 歷史
史諾比開心世界原址為兩座網球場，後來因為使用率偏低，商場業主耗資3,000萬港元安排於2000年2月動工興建史諾比開心世界，其基本建築物結構於翌月完成，於4月起為建築物及遊樂設施進行油漆工程，至2000年6月基本工程完成時，有關公司舉辦過行首次記者招待會，至7月至8月安裝遊樂設備及放置第二批花生漫畫的人物雕塑。同年9月2日，史諾比開心世界開幕。
2009年12月，新鴻基地產斥資6位數字，於2010年年初將史諾比休憩廊改建為猶如教堂的歐陸式小屋，並且將整座主題公園簡單翻新，為其主題區擴展至7個，工程於2011年年中完成。
史諾比開心世界 建築
史諾比開心世界設有60多個比利時的花生漫畫的人物雕塑，分布在6處景點：
史諾比開心世界 批評
有網民指不少設施已經開始老化，多個角色滿面污黑，而且開放時間愈來愈短。新城市廣場回覆指每日均會安排人員進行清潔及作定期保養工作；並且會按實際情況進行不同類型的翻新工程。
史諾比開心世界 開放時間
開幕初期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到2001年起改為每天上午10時至晚上8時，到2014年起改為每天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史諾比開心世界 參考資料
22°22′55″N 114°11′21″E﻿ / ﻿22.3819°N 114.1893°E﻿ / 22.3819; 114.1893
蔣孝文
蔣孝文（1935年12月14日—1989年4月14日），字愛倫。浙江奉化人，蔣經國及其妻蔣方良所生的長子，蒋中正的长孙。
蔣孝文 早年
1935年12月生於蘇聯，1937年隨父母與妹妹一同回到中國。1949年5月13日，蔣孝文由台灣到舟山:135。後隨家庭一起來到台灣。
由於是長子也是蔣中正的長孫，被家庭賦予很高的期望，因此蒋经国对他的管教非常严格，一有犯錯，即遭受蒋经国的一頓毒打，往往是妹妹孝章適時的解圍。蔣孝文曾回憶說：「每當要挨父親打時，孝章就是唯一的救星，只要孝章對父親撒嬌跟勸解，多半能讓父親消氣，若剛好妹妹不在，那就完蛋了。」但蒋中正因蒋孝文是其长孙的缘故对其十分疼爱，故此蒋孝文年幼时在被父亲责打后经常向祖父申诉，而祖父會加以勸阻，导致蒋经国后来难以对其进行管教。
儘管家教嚴格，但蔣孝文學業成績並不理想，而且喜歡過夜生活，經常深夜偷偷溜出官邸，叫幾個侍衛把吉普車推到離官邸遠處，坐著吉普車揚長而去，日後蔣孝文一直對開汽車有所迷戀。
蔣孝文 早年
蔣中正希望長孫從軍，如父祖輩自少年時代即接受軍事訓練磨練，於是於1956年夏，將蔣孝文送入黃埔軍校第28期就讀。然黃埔軍校自第27期起，就已被第五任校長謝肇齊將軍改制，成為國軍第一個四年制，畢業時頒授學士學位之軍事院校。謝校長為維護新制，蔣孝文在校期間拒絕給予寬待，以致蔣孝文完全不能適應嚴格之軍事教育，而新學制所必修之理工課業，即使謝校長請專人在課餘加強輔導，仍大幅落後，再加上他不時不假外出，後又在高雄市第一舞廳為爭奪舞女而開槍鬧事，還訓斥、毆打到場處理的軍警人員，只得於1956年底藉口鼻疾退訓。
蔣孝文 早年
蔣孝文由於父祖身份，在外頭闖禍、鬧事、打架，甚至曾經開槍差點射殺官邸衛士李之楚。一度鬧出人命，一次酒醉後無照駕車，撞死路人張慧雲，後來此案由司機陶錦藩出面頂罪。而一件福利社女服務生疑似受辱上吊自殺的案子，也被懷疑與蔣孝文有關。暴戾成性的蔣孝文著實讓蔣家震怒。原本自1953年起，兩蔣為禁絕許多中國國民黨高官紛紛將子弟送到國外的風氣，禁止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然而蔣家認為蔣孝文的問題歸咎於在蔣家統治庇蔭之下生活，為了解決問題，所以在蔣孝文1957年黃埔軍校退訓後，蔣家計畫安排蔣孝文到美國舊金山留學。但為了避免和先前禁令衝突，引人非議，由教育部特別舉辦一場「高中畢業菁英公費赴美留學考試」，來甄選優秀的高中畢業生出國，官方將成績很差的蔣孝文列為倒數第三名錄取。此種黑箱的作弊行為引來其他考生及家長不滿，要求查榜及公開成績，此事輾轉經由《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傳到香港《自由人》雜誌，於同年7月24日出刊披露，雖引起世界各地質疑，最後依然不了了之。其後蔣孝文赴美就讀于加州柏克莱大学，主修企业管理。
蔣孝文 與徐乃錦結婚
到美國後，由於突然在異國生活的蔣孝文極難適應，而且他整日流連酒吧與咖啡廳。就在這時，蔣在美國遇見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童年玩伴徐乃錦，兩人在異地偶然重逢，很快磨擦出愛情的火花。徐乃錦的出現也改變海外生活荒誕苦悶的蔣孝文，蔣在各方面都漸漸步入正軌。1957年，蔣孝章赴美留學時，家裡還曾囑咐要孝章關切孝文的生活，但當家人看到蔣孝文與徐乃錦一同出現時，就知道一切都是多慮，蔣孝章鼓勵倆人結婚並向蔣經國提起此事；起初徐家頗有顧慮，但最後終究雙方都同意婚事。1960年，倆人在美國完婚，隔年女兒蔣友梅出生。不過1964年時，酒後駕車的蔣孝文在加州奧克蘭郊區出事，撞壞護欄公物，後來在奧克蘭地方法院出庭時發飆鬧事，被判拘留三日並驅逐出境。
蔣孝文 回台灣後
回國後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管理处处长、中國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委员之职，在職期間因其身份，成功勒令向眷村和軍營追繳積欠電費，業績成長達全台之冠，頗獲好評。然而回到台灣後，蔣孝文不改過去的生活習慣，整日喜愛飆車喝酒與夜生活。據張超英回憶，1964年新聞局打算製作對歐洲的中華民國宣傳影片，張超英帶著英國來的攝影師到中橫參觀取景，路上碰到在台電的蔣孝文，他聽到張超英等人要前往花蓮表示也要同行。坐在車上的他一直不斷的喝手上的高粱酒看窗外風景，當時中橫沒有電話，他到梨山公路局打一通電報，要求台電招待所安排接待他們。幾個小時候抵達招待所時，卻一片漆黑。裡頭一個老頭子跑出來答：「誰啊？」酒醉的蔣孝文當場發火，拿出槍朝裡面射擊。司機趕緊抱住他說：「蔣先生，息怒！息怒！」。同行的聯絡官姚雙及顧問陸正意識到蔣孝文是危險人物，第二天一早就留下條子說要先去花蓮。:123-124
蔣孝文 回台灣後
1968年臺北市長高玉樹長子高成器（服役預官）及女友吳純純被發現一同死於陽明山別墅，地方盛傳是蔣孝文介入高成器與吳純純的戀曲，強迫追求吳純純，與高成器在別墅內發生互毆，蔣孝文開槍打死高成器，求愛受挫，連吳純純也一併槍殺。殺人滅口後，製造兩人殉情假象。
1970年，官方稱蔣孝文因遺傳糖尿病外加酗酒而突然昏迷，腦力受損，纏綿病榻達19年之久，徐乃錦一直隨待在側照顧。但根據管仁健引述谷正文的的回憶錄《牛鬼蛇人》，蔣孝文由於嗜嫖成性得了梅毒性病，三總名醫姜必寧診斷：「這種梅毒目前仍然沒有特效藥可以治療，孝文的腦神經已受到侵蝕，現在除了靜養，等待特效藥發明之外，也只能給他一些止痛劑，減輕痛苦。」
蔣孝文雖然最終保住性命，但腦部受損，長期躺在病床上，讓蔣經國既傷心又生氣。蔣經國在1975年3月25日日記記：「看見文兒似瘋非瘋之病態，至感厭煩，不過我一點亦不可憐他，因為這是他自作孽也。現在要以很多錢去養一個廢人，消耗公費公物，自感慚愧，對老百姓無法交代。」:209
蔣孝文 回台灣後
1988年蔣經國逝世，蔣孝文在家人的攙扶下出席告别式跟祭拜。蔣經國過世對孝文造成精神打擊極大，據徐乃錦回憶說：「那一段時間，孝文只要看公公的遺照，都會用手遮住臉，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身體長年虛弱，加上巨大精神受創，健康急速惡化。1989年4月14日，蔣孝文因咽喉癌不治，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54歲。同年4月25日在台北榮總介壽堂舉行安息禮拜，除了正在歐洲訪問的林洋港以外，其餘四院的院長含行政院長俞國華、立法院長劉闊才、監察院長黃尊秋、考試院長孔德成等黨政軍要人前往致意，時任總統李登輝則由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郭岱君代表陪同第一夫人曾文惠出席。蔣孝文遺體入葬位於新北市三芝白沙灣的「安樂園墓園」，其病逝時間距離父親蔣經國逝世不過15個月。
蒋孝武
蔣孝武（1945年4月25日—1991年7月1日），字愛理，生於重慶，籍貫浙江奉化，蔣經國与妻蔣方良的次子。曾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专门委员、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
蒋孝武 早年生平
1945年4月25日晨，蔣方良生一男，「母子皆平安」。自小就不若弟弟蔣孝勇受寵，也不像大哥蔣孝文一樣被寄予厚望，亦不如他姊姊蔣孝章是掌上明珠。但身為蔣家後人，仍舊受到特別照顧。
1949年隨家人從上海到台灣。作为显赫出身的蒋家成員，蔣孝武有强烈优越感。在小学、中学念書时，都没有把时间用在学业上，相反的他經常是在外頭打架鬧事，到中学毕业前，他的成绩已经是全班倒數，就如同他的大哥蔣孝文。蔣家見蔣孝武學業成績不好，又喜歡打架鬧事，在祖父蔣中正的期望下，轉入鳳山陸軍官校就讀。
然而蔣孝武憑恃著蔣家身份，在軍校依舊不守軍紀，甚至軍校教官對蔣孝武的違紀給予批評時，還遭到蔣孝武的當面痛罵，至此沒人敢對他的行為有異議，蔣家都管不動了。蔣孝武在軍校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吃饭时也不排队打饭，甚至还可以点自己愛吃的東西，叫厨师特别为他烹煮；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课程；随时可以离开军校，开着小轿车去台北和高雄兜风。後來蔣家眼見孝武如此，決定將他如同大哥孝文一樣送到國外念書，遠離蔣家政治庇蔭。
蒋孝武 早年生平
1967年，蔣孝武前往赴德國慕尼黑政治学院唸書，於日內瓦渡假時結識17岁的瑞士華人汪長詩。汪長詩父亲汪德官，在位于瑞士的国际电信联盟工作。1968年，蔣孝武與汪長詩在美國結婚。1972年1月19日，生一女蔣友蘭。1973年7月23日，生一子蔣友松。婚後7年，蔣汪兩人離婚。
蒋孝武 1984年江南案之後
1984年於美國發生江南案，竹聯幫殺手受國防部情報局授意在加州暗杀《蔣經國傳》之作家、美籍華人「江南」。江南之本名為劉宜良，原籍江苏，1949年移居台灣，而後旅居美國，當時已入美國籍，為美國公民。
蔣孝武那時主管台灣情報機構，一度被認為是江南案之主謀者，更因此讓時任的情報局局長汪希苓下台。然而，曾于1985年指出蒋孝武是此案幕後主使的张安乐在2013年承认，他当年的指控是在没有证据的狀況下臆測蔣孝武有牽連。政府中多人因此案牽連，重創國民黨聲譽，他從此失寵，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
「武孫在中國廣播公司日久擬派其為駐新加坡代表此舉雖未必有裨於對新關係但武孫可從胡炘同志學習國際事務亦得便照顧友蘭友松在新加坡就讀大人關懷曾孫就學無微不至謹報母親慈鑒肅叩福安兒經國跪稟元月二十七日」
「武孫接奉祖母復示尤為歡欣鼓舞姻事將在其行前簡定文定然後可能於四五月間在新加坡成婚以避免無謂之酬酢又母親所示打破共匪對我溪口松揪廬墓破壞與重修之統戰邪惡謹當遵依痛斥寒盡春回唯禱母親特加珍護肅叩福安兒經國媳方良跪稟二月十一日」
「武孫將於十一日在新加坡註冊結婚但願友蘭友松此後獲得較溫暖之家庭生活了却兒媳一樁心事」
蒋孝武 就任駐日代表後
1990年，爆發3月學潮（野百合學運），蔣孝武特地從日本回到台灣，發表一篇《致中國國民黨諸領導同志的一封信》，痛批國民大會與中國國民黨是「黨不黨、政不正、有選票卻無民意」，呼籲黨內支持接受並推動國大改選，對於當時意圖在國民大會角逐總統位置的叔父蔣緯國也給予強烈批評。蔣孝武召開記者會抨擊他的二叔蔣緯國「爭謀權位，互不相讓，置本黨理想於不顧」；更以不願浪費無謂時間、一秒鐘也不願付出的態度，不屑勸退他的二叔，造成蔣緯國相當難堪，使蔣緯國失去競選副總統的正當性。
蒋孝武 請調回台
1991年6月30日，蔣孝武在台北陶陶餐廳接受洗塵，預定在隔天7月1日正式上任華視董事長。蔣孝武因长期以来患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當晚感到身體不適，接受台北榮民總醫院主治醫生劉正義的治療。1991年7月1日凌晨，蔣孝武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猝死，享年46歲。台北榮民總醫院对外公布病情报告中，称蒋孝武系死于“急性心脏衰竭”。蔣方良極度悲痛，抱屍痛哭。1991年7月31日，蔣孝武喪禮在台北榮總介壽堂舉行，總統李登輝、副總統李元簇、行政院院長郝柏村等黨政要人前往致祭，李登辉特颁“轸念英才”挽额。蔣孝武遺體最後入葬位於新北市三芝白沙灣的「安樂園墓園」。蔣家其他親屬因為信仰基督教而未出席蔣孝武的佛事。
蒋孝武 軼事
蔣孝武年少時即在外闖蕩，結識不少人，加上他的家世背景，與他的緋聞流言不勝枚舉。除了與汪長詩和蔡惠媚的婚姻感情，最著名就屬與崔苔菁及鄭綿綿的感情緋聞。
1970年代初，蔣孝武剛回到台灣，偶然遇見當時逐步走紅的歌星崔苔菁，兩人陷入熱戀，傳出後轟動一時，由於當時蔣孝武已經結婚，最後戀情不了了之。蔣孝武是崔苔菁的初戀情人。
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被人目睹他与郑绵绵俩人挽手在四处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不過傳聞只属地下阶段，沒有得到當事人及其他相關人士證實，在这期间，因传出蒋孝武与蔡惠媚在新加坡结婚，因此蒋孝武与郑绵绵這一段也就不了了之。
蔣孝武不像其他的蔣家人都信仰基督新教，他皈依佛教，與蔣孝嚴、章孝慈也建立友好關係。
伊格勒柱
伊格勒柱（Igeler Säule）位於德國特里爾，為阿爾卑斯山北面，僅有地面上原地留存的羅馬時期墓碑。
二十三公尺高的柱式紀念物，材料為紅砂石。
1986年與特里爾其他古羅馬遺址及大教堂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北京城墙
北京城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代王朝明和清的都城——京师顺天府的城墙，是明清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城墙 历史
明清北京城的前身为1264年营建的元大都城。大都城设计时曾参照《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记载，规模宏伟，规划严整，设施完善。惟城北為適應蒙古族生活方式，並沒有九经九轨的規畫，也少有固定式建築。
1358年，歐洲黑死病蔓延至元大都。
1368年（洪武元年）八月，明朝将军徐达攻陷元大都。由于元顺帝不战而逃，城市未受到破坏，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是由于城池过大，因黑死病與元順帝北逃，人口僅剩萬餘，非常不利于防守，于是徐达决定将北城墙向南移2.8公里，加上古代城池建設不能超過都城的三分之一，放弃城北的閒地於墳地(或為蒙古包住宅區)。同时用城砖将城墙外侧包砌起来，以提高其防守能力。
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1402年夺得帝位，于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1406年（永乐四年），开始筹划迁都北京，相继建成皇城、宫城，同时将南城墙南移0.8公里。
北京城墙 历史
1436年至1445年，明英宗对北京城墙进行了第二次增建，将城墙内侧用砖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九门城楼、瓮城和箭楼；城池四角建角楼；城门外各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改为石桥，桥下设水闸，河岸用砖石建造驳岸。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45里，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在京城远郊建设了皇陵以及昌平城、拱极城和内长城等防御设施。
北京城建成后，曾多次面临蒙古瓦剌部的入侵，1476年（成化十二年）提出在京城外加筑外城的建议。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在内城南面加筑外城，形成北京城池的“凸”字形格局。由此形成的北京城布局此后一直延续了近400年。
北京城墙 历史
在明朝和清朝时期，非常重视对北京城墙的保护和修葺工作。城墙上不得任意增开豁口，城楼、箭楼、雉堞、墙面砖体如果发生破损、塌陷和酥裂起鼓，都要及时进行维修。直至1900年，北京城池仍保持完整。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英国军队扒开永定门东侧的外城城墙和天坛坛墙，将京奉铁路（京沈铁路）的终点由城外马家堡延伸至天坛内（英军和美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是北京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1901年，英军又将铁路终点东延至正阳门东侧，即后来的正阳门东火车站（前门火车站），以便使馆人员在战乱时乘车撤至天津。此外英军还将东便门南的外城东城墙扒开，修建了东便门至通州的铁路支线。
1912年至1949年期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华北维新政府都对北京城墙进行了小规模的拆除和改动。为方便交通，在城墙上开辟了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等通道。皇城城墙除南面和西南面保留一段外，也被陆续拆除。到1949年时，北京城池的总体布局依然保持完整，大部分城楼、箭楼也保持完好。
北京城墙 历史
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此后中国政府认为北京城墙妨碍交通、不利于城市规划，因此决定将其彻底拆除。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内城城墙从1953年开始陆续拆除，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修建北京地铁，内城城墙被彻底拆除。
当时关于拆不拆城墙的问题双方争议十分激烈。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保留派认为保留城墙、开辟公园，可以美化环境，城内外交通问题只需多开几个豁口就可解决。此外北京城池的西段城墙在永定河泛滥时还可以起到防洪作用。主张保留城墙的人包括红学家俞平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苏联专家团等。但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派的声音被压制住。“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39.75公里的北京城墙的外城已被全部拆除，内城拆除一半。
进入60年代后，中苏交恶，战争一触即发。北京地铁的修建被提入日程。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开始建设。当时修建地铁采用开挖明渠然后加盖覆盖的方法，施工路线所经过的地区，地面建筑全部需要拆除。考虑到居民拆迁、占路施工等问题，因此地铁东段（城区之内）的路线大部分沿着北京内城的城墙基址。
地铁一期工程拆除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崇文门，全长23.6公里。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线拆除城墙及城门，全长16.04公里。
至1979年下令停止拆除残余城墙、并保护遗留城门时，北京城墙遗存的只有北京站南、内城东南角楼以北和西便门附近三处内城城墙残余。
北京城墙 建筑特色
北京内城城墙中，最久的东垣和西垣修筑于元至元年间，北垣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南垣建于永乐年间。正统年间曾有大规模重修。内城城墙为夯土结构，外包1米至2.9米厚的砖层，基部为条石。城墙顶部外侧为雉堞，高1.9米，宽1.5米，厚0.75米，间距为0.5至0.8米。顶部内侧为女墙，高1.2米左右。
明初北平四面城墙中，北墙高四丈半左右，顶宽五丈；其他三面城墙高三丈左右，顶宽二丈，长约四十里。正统四年整修北京城墙后丈量的数据为：城南一面长2295丈9尺3寸，北面长2232丈4尺5寸，东面长1786丈9尺3寸，西面长1564丈5尺2寸。城墙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顶厚五丈。
根据1950年至1958年的一系列实测，北京内城的四面城墙的尺寸为：
城墙向外伸出的墩台，称为“敌台”，北京内城敌台顶长平均为20米，宽约35米，共有172座。每隔若干敌台，设一座大敌台，长20米，宽39至40米，为屯兵驻守之所。城墙四角为40米见方（底部尺寸）的角楼墩台。
北京城墙 建筑特色
北京内城城墙总长度约24公里，所围合的区域基本成东西较宽的方形，惟西北缺一角，被附会为女娲补天“天缺西北、地陷东南”之意。 但据遥感观测，此处原有城墙痕迹，使内城城墙呈完整的方形。但是这里的地形为沼泽和湿地，不利于地基稳固，因此推测原城墙修筑后不久即被废弃，并修筑斜角的新城墙，将此处割出城外。
历史上，北京内城曾多次遭到进攻，如明朝俺答汗和后金的围攻，以及清朝义和团之乱时八国联军的进攻，但因城池坚厚，除八国联军之役外，在其它围城战中均未曾被强行攻破过。
1911年清朝灭亡后，对北京城池进行改建，为改善交通和修筑环城铁路，先后拆除了正阳门、朝阳门、宣武门、东直门、安定门等五座城门的瓮城，并拆除了皇城城墙和东安门。1924年在内城城墙南端西部新开和平门，1937年在东西城墙上分别开辟启明门（建国门）和长安门（复兴门）（这两个城门其实是豁口）。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北京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工作。朝鲜战争期间，为便于在战时疏散民众，在内城城墙上增开了大雅宝胡同豁口、北门仓豁口（东四十条豁口）、鼓楼大街北豁口、新街口豁口、官园西豁口、松鹤庵胡同豁口等6处豁口。
北京城墙 建筑特色
1950年代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引起了争论。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保留城墙，并将其改造为环城公园。为修建北京地铁，内城城门和城墙先后于1965年至1969年拆除。内城护城河的东西南三面也加盖改为暗沟，成为城市下水道系统的一部分。
因明朝中叶前期北京及周围地区多次遭到蒙古军队袭扰，因此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毛伯温奏请修筑北京外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开始修筑前三门外的关厢城（三座独立于城门之外的小城），但由于需要拆毁的店铺民房甚多，民情汹惧，工程不久即停止。
北京城墙 建筑特色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奏称“城外居民繁众，不宜无以围之……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功倍”。于是明世宗命朱伯辰等人相度外城选址，择日兴工。兵部尚书聂豹奏称外城可筑城七十余里，其走向为：自正阳门南马道口经天坛南墙向东，至荫水庵东墙，计九里；转北至元大都土城光熙门遗址，计十八里；向西至元土城肃清门遗址，计十九里；向南至金中都宫城北墙（西南土城）北端、再沿此墙向南包过金中都外城彰仪门遗址为十五里，再转西至马道口，为九里，四面共计七十二里，其中有旧城遗址可以沿用者二十二里，需要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其规制拟为厚二丈、顶宽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内城各城门外新建外城城门九座，其位置与内城城门相直，另在东西城墙南段彰仪门、大通桥的位置各开一座城门，共计十一座城门。明世宗批准该奏，于当年三月开始动工。四月，明世宗又虑工费太大，不易成功，乃命严嵩前往工地视察。严嵩会同大学士夏圭回奏称宜先筑南面，待财力充裕时再补筑另外三面外城。严嵩又奏称，若四周围以外城，南面城墙长度当为二十余里，今既只筑一面，则南城墙筑十二三里即可转而向北，接外城东南、西南两角楼。明世宗准奏，就此形成北京外城城墙的格局。
北京城墙 建筑特色
北京外城又称“国城”、“外郭”。城墙长28里，高7.5米至8米，底宽约12米，顶宽约9米。东南角因避让水洼而向内曲折，被附会为“地陷东南”。北京外城城墙周长28里（14.409公里），城墙内为夯土，外包砖石。外城城墙外层包砖1米左右，多为明代大城砖，内层包砖0.7米左右，多为清代小城砖。外城通高6至7米，顶厚10至11米，基厚11至15米。西段城墙最窄，顶厚平均为4.5米，基厚7.8米。
北京皇城城墙修筑于明朝永乐年间，是在元大都皇城的基址上向东、北、南三面扩建而成的，是北京宫殿城池建设的配套工程。皇城城墙周长18里（北城墙2506米，南城墙1701米，东城墙2756米，西城墙3724米），平面呈长方形，西南角因避让道衍和尚為住持的庆寿寺而維持元代南皇城牆故缺一角。一說西南為內鬼門留慶壽寺鎮守鬼門故避之。墙高约7至8米，底厚2米，顶厚1.7米，外刷红赭色泥灰，上覆黄琉璃瓦。皇城牆是北京城墻中唯一比南京城牆長的部分，其餘內城外郭及宮城皆小於南京城。
北京城墙 建筑特色
北京紫禁城城墙修建于明永乐四年至十四年。城墙周长3.4公里，高10米，基厚8.62米，顶宽6.66米，上有高0.84米的雉堞。城墙内外各包2米厚的城砖，内为夯土及石块。
金代城墙：金中都城墙位置在今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丰台区一带。根据考古实测，其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海淀区羊坊店黄亭子，东南角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四路通，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以此推算，金中都南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4700米，东城墙长4300米，西城墙长4500米，近似成正方形。金中都城墙也为夯土墙，《析津志》记载城墙高40尺，《光绪顺天府志·金故城考》中记载，建造金中都城墙时“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州至燕京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至1950年代时，金中都城墙的西段和南段仍清晰可见，最高处达10米。后历经附近人民公社及工厂取土盖房，现在仅在凤凰嘴村残存一小段遗址，最高3米。
北京城墙 城墙的保护与复建
随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声音增强与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已经有人要求恢复北京凸字形城池，再现昔日京城风华。永定门的复建即为一例。恢复北京城池的举措包括恢复护城河，复建前三门（甚至是整个内城所有的城门）等。不过，由于过去修建北京城池的土地现已多被占有开发，因此重建北京城池实际上有相当困难。可行性较大的工作包括对北京城池现存的城楼、箭楼、角楼和城垣进行保护，以及复建部分城墙。
1987年，西便门附近约100米长的明内城城墙残余部分被修复。2001年至2002年，位于北京站南的北京内城南城垣东段、全长1540米左右的城墙被整理修复，作为“明城墙遗址公园”开放，并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至2006年，北京内城东城垣南段遗址整修完毕，也被纳入明城墙遗址公园。目前在讨论中的规划包括恢复北京古观象台段的城墙和敌台，以及复建外城东南角楼、恢复正阳门瓮城等。
特里爾主教座堂
聖彼得主教座堂（德語：）是羅馬天主教特里爾教區的主教座堂，長112.5（369英尺），寬41（135英尺），位於德國特里爾，也是德國境內最老的主教座堂，長壽的建築經歷了十數世紀，揉合了不同世代的設計元素。1986年與特里爾其他古羅馬遺址共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特里爾主教座堂 历史
根据兰斯僧侣 Altman of Hautvillers 的叙述，皇后海伦娜（古罗马第一个基督教皇帝康斯坦丁的生母）把她住宅的一部分遗留下来建造一座主教教堂，并命名为圣彼得（St. Peter）。其他的一些故事告诉我们主教 Agritius 把“海伦娜 的住宅”变成了一座教堂。考古研究证实主教座堂下面有一处遗址，并且保存着一个 70 平方米的屋顶壁画。我们能在主教教堂博物馆看到重新拼接的壁画，这是晚期罗马壁画的实例。
基督教社群于公元 270 年左右出现在特里尔。最早的主教为 Eucharius，Valerius 和 Maternus。最先的集会地点可能是在城墙里的一个住宅教堂。311年的宽容法案（Edict of Tolerance）和康斯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与米兰的李西尼乌斯（Licinius in Milan）在313年达成的共识保证了持续至今的基督教信仰自由。在主教 Agritius 时期（最早的记载是公元314年）一个大型的巴西利卡（basilica）在一座房屋的基础上被建造起来。
特里爾主教座堂 历史
在主教 Maximinus（329年至346年）时期，最初的巴西利卡被向北，向东扩建，成为一座巨大的教堂复合体（church complex）：包括四座巴西利卡、一座洗礼池和许多附属建筑。特里尔的教堂复合体成为四世纪最大的教堂复合体之一。在公元340年以后，正方广场，一个新建筑在主教座堂的区域建设起来。它的外墙至今仍是主教座堂的核心部分。
特里爾主教座堂 历史
古老的教堂综合体在5世纪前半期的日尔曼民族大迁移的混乱中被摧毁。主教 Nicetius（去世于561年）用“意大利泥瓦匠”重建了正方广场和一部分教堂的北部。维京人在882年的入侵带来了一次新的毁坏。在大主教 Egbert（去世于993年）就职之后，只有大主教 Poppo von Babenberg（去世于1047年）及其继任者能够完成对教堂的翻新，包括地窖和新的西部：一个撒利－法兰克建筑的杰作。在1196年，在原来罗马方形广场建筑的东围墙上建造了新的罗马风格的唱诗席及其地下室。接着，在主教座堂建造了一个圆顶。在13世纪，新的圣母堂在原来被摧毁的南教堂上建造起来。教堂的回廊也在那个时候被建立起来的。在大主教 Balduin（去世于1354年）时期建造了两座修长的东塔楼。但是西南塔楼直到1515年才被建立起来。教堂内部的重要的中世纪装饰元素被保留下来：唱诗席的墙壁，墓碑，建筑雕塑。那些墓碑告诉我们，在中世纪，这座主教座堂是中世纪特里尔主教的墓葬地。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大主教 Carl Casper von der Leyen（去世于1676年）开始翻新主教座堂。他的继任者，大主教 Johann Hugo von Orsbeck（去世于1711年）在东边罗马式唱诗席上建设了祭坛结构，并且在东唱诗席的中后部修建了遗迹小礼拜堂（大约1700年）,这里供奉着圣袍（Holy Robe）——相传是耶稣基督的外衣。1717年教堂遭受大火之后，大规模的改造成为必须。在18世纪，主教座堂的改建包括了：新的祭坛，巴洛克式墓碑，一个熟铁制作的唱诗席屏风和一个“燕巢”管风琴。
早在19世纪，最初旨在回复主教座堂中世纪面貌的大规模修复就开始了。最后的对主教座堂的重修在1960年到1974年。不仅大面积的翻新了建筑，而且主教座堂的内部也重新构思了。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的礼拜仪式章程，祭坛区域被重新设计。在1974年5月1日，新的祭坛被宣布为圣地，主教座堂对信徒开放。
特里爾主教座堂 遗迹
特里尔主教座堂中最珍贵的遗迹是圣袍——基督的外衣。根据基督教传说，皇帝的遗孀海伦娜把这件没有缝合缝的基督的袍子带到了特里尔。这个圣袍第一次被提及是在11世纪，文献对圣袍的历史的确切记载始于12世纪。1196年5月1日，圣袍被从西唱诗席（west choir）移到东唱诗席的新圣坛。
对圣袍的朝拜：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24, 1538, 1545, 1655, 1810, 1844, 1891, 1933, 1959, 1996，2012。下一次的朝拜时间还不确定，预计是在2033年。
自主教座堂1974年翻新以后，圣袍被从一直保存它的木质圣物箱（自从1891年）移动到了装有空调装置的玻璃圣物箱。最近一次大朝拜是2012年4月13日到5月132日，那是所有信徒的节日。每年仅在圣袍日，遗迹小礼拜堂才对公众开放，但是圣袍不做展出。圣袍的原始状态已经被改变了，因为过去的事件和不理想的存储条件，圣袍被频繁的修补。
特里爾主教座堂 遗迹
圣袍真实性的问题不能确切的回答。对于信徒来说，象征意义是重要的：这件遗物象征耶稣基督自己，象征他化为肉身和他生命中其他的事件，直到他被钉上十字架和他的去世。这件完好的圣袍象征了基督教的完整，就像特里尔朝圣的祈祷者祈祷的：“耶稣基督，救世主，宽恕我们和这个世界，留心您的教堂让那些分裂的重新走到一起。”
聖母教堂 (特里爾)
聖母教堂（Liebfrauenkirche），位於德國特里爾，與特里爾主教座堂相鄰，座落於特里爾市中心。與馬格德堡主教座堂同為德國最早之哥德式建築。
1951年羅馬教宗將聖母教堂升為「Basilica minor」（次级宗座圣殿），1986年與特里爾其他古羅馬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
耶胡迪·梅纽因
耶胡迪·梅纽因（英語：）男爵，OM，KBE，（1916年4月22日—1999年3月12日），美国犹太裔小提琴家，指揮家。其大部分的演奏生涯都在英國。他出生在紐約市，日後成為瑞士以及英國公民。1999年3月12日在德国柏林逝世。
耶胡迪·梅纽因 生平
梅紐因生於一個俄國猶太裔家庭，他有兩位妹妹：一位是鋼琴家和人權運動者赫夫兹巴·梅纽因，另一位是鋼琴家兼畫家和詩人雅尔塔·梅纽因。他從父亲摩西·梅纽因（一位希伯來語學者兼反錫安主義作家）那裡繼承了傑出的希伯來語能力。梅纽因三岁开始跟小提琴家西格蒙德·安克尔（Sigmund Anker）学小提琴。七岁第一次在旧金山交响乐團伴奏下登台独奏小提琴。在和他姊姊 Hephzibah 共同錄製了一些唱片後，前往巴黎跟从罗马尼亚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乔治·埃内斯库学习。
1929年4月12日晚，在柏林演奏厅，年方13岁的梅纽因，在柏林愛樂樂團伴奏下一口气演奏了巴哈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当晚爱因斯坦正在座，叹道：“我现在才知道，上帝真的存在”。从此梅纽因名声大噪，周游世界演奏。
二次大戰期間，梅紐因替盟軍演奏。並且和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一起為德國南部納粹集中營中的囚犯演奏。在1945年四月集中營被解放後，他返回德國， 为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演奏，成为纳粹大屠杀后第一个到德国演奏的犹太裔音乐家。
耶胡迪·梅纽因 生平
在對極具浪漫樂風的曲子建立了一些名聲之後，他經歷了不可忽略的生理上的、藝術上的困境。這來源於他在二戰期間過度的工作，就像他早年較無組織性的練習一般。這時他開始尋求冥想以及瑜珈的幫助，並且繼續著謹慎的練習。這些努力讓他克服了許多的困難。
他對音樂深邃且博大的詮釋獲得了廣大的認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當他錄音的時候，都會將曲子切割成一個一個樂句來練習。在晚年，就算生理的極限已經到了一個程度，他仍然持續的演奏。而且對音樂的深遂詮釋及嚴格的品質要求，就像他跨足古典之外的領域一樣，讓他的名聲持久不衰。
1963年，梅纽因在英国伦敦创办「耶胡迪·梅纽因小提琴音乐学校」。
1982年，梅纽因出任倫敦皇家愛樂樂團副指揮。
1983年，梅紐因和Robert Masters共同創辦了梅紐因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許多獲獎者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小提琴家，例如陳銳、寧峰、曾宇謙以及蔡珂宜。
耶胡迪·梅纽因 生平
從1984年到他去世的1999年，梅纽因是華沙維亞交響樂團的首席客座指揮，跟著樂團演出了300多次（其中近半數在1996至1998年之間）。
1990年，梅纽因荣获格连·古尔德奖。同年以指揮家身分，隨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一群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和朱利安·勞埃德·韋伯，一起進行亞洲巡迴演出，所到之地包括日本、臺灣、香港與新加坡。
1991年，梅纽因成為英國交響樂團的榮譽指揮，並一直擔任該職位直至去世。
1993年，被英國政府封為終身貴族。
梅纽因最終在柏林的馬丁路德醫院，因支氣管炎的併發症而與世長辭，享年82歲。
耶胡迪·梅纽因 个人生活
梅纽因曾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次是與澳大利亞實業家的女兒諾拉·尼古拉斯 (Nola Nicholas) 結婚，她是 Hephzibah Menuhin 的第一任丈夫林賽·尼古拉斯 (Lindsay Nicholas) 的妹妹。他們有兩個孩子，Krov 和 Zamira（後來嫁給了鋼琴家傅聰）。1947年離婚後，他娶了英國芭蕾舞者兼女演員戴安娜·古爾德 (Diana Gould)。
梅纽因對瑜伽術很感興趣，並藉由此種方式紓解壓力。1952年，梅纽因在印度，新政府第一任總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將他介紹給當時名聲基本上只在國內流傳的瑜伽大師B·K·S·艾扬格。梅纽因居中牽線，艾扬格在倫敦、巴黎、瑞士和更多地方開設瑜珈課程，於是他身為瑜伽教師的影響力和名聲到全世界。
梅纽因也是一名魚素主義者。
君士坦丁巴西利卡
君士坦丁巴西利卡（德語：），得名于君士坦丁大帝，座落在德國特里爾。
室內长67米，宽27.2米，高33米，1986年與特里爾的其他古羅馬遺址及大教堂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
君士坦丁巴西利卡 參考文獻
Helen Gardner, Fred S. Kleiner, Christin J. Mamiya: 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 Cengage Learning, 13th edition 2008, ISBN 978-0-495-57355-5, p. 205 (online copy，第205頁，載於Google圖書)
Gerardo Brown-Manrique: Konstantinplatz in Trier. Between Memory and Place. In: Places. Forum of design for the public realm. Vol. 3 (1986), No. 1, pages 31–42 (Digitalisa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辩护
處在法規或英美法系下的民事或刑事檢控程序之中時，被告及其辩护人可以做出辩护（英語：或Defence，德語：），以避免承擔民事責任或刑事罪責。在當事人遭受訴訟或其他法律行動時，即可提出抗辯，這個行動可基於法律依據或事實聲明。
在程序過程進行之中所作辯護，除可對指控的準確性提出質疑外，被告還可以對檢察官或原告提出指控或提出辯護，進而辯解即使對被告的指控屬實，被告也不應承擔責任。當審判機構接納辯護，不僅可以減輕被告的責任，而且可以宣告被告無罪。
審判之中，檢控階段之後才是辯護階段，也就是檢方「休息」之後。辯護的其他部分，包括開庭陳詞，結案陳詞，以及訴訟期間的質證。
由於被告提出抗辯，是為直接避免承擔可能落到被告身上的法律責任，因此被告通常承擔舉證責任。例如，被控傷害罪的被告可以聲稱受到激怒挑釁，但他們需要證明案中原告的卻先做出挑釁被告的行為。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英語：），又稱嫌疑犯、嫌犯、疑犯，是指对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对其提起公诉以前的称谓。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不同，依无罪推定的原則，除非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不然犯罪嫌疑人是無罪的。
被告
被告（英語：）是訴訟主體之一，屬於被動進入訴訟的一方当事人，與原告合稱兩造。被告和原告乃僅存在於第一審的用詞，如果上訴到第二審以上，兩造當事人會改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在法庭中，被告席的位置通常位於法官的右側。
被告 民事訴訟
在民事诉讼中，被告是指與原告處於對立面的当事人，通常其訴訟主張（答辯）會與原告相反。原告與被告於审判中皆居於同等的地位，均得聲請法院調查證據或傳喚證人。
不過並非所有的自然人或法人、法人團體等皆能夠成為民事訴訟的被告，民事訴訟法對於訴訟當事人的資格有一定規範，稱為「當事人適格」。當事人適格屬於程序事項，一旦當事人不適格即會遭到法院裁定駁回，而不會進入實體審理。而當事人適格與否則與實體法的規定有關，被告需為實體法上負有義務的法律主體，才能享有訴訟實施權，即接受本案判決的資格。例如，成年人甲竊取A之財物，A卻向甲的母親乙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此時由於乙並非侵权行为人，依法不負賠償義務，且甲亦已成年而不負連帶賠償責任，故乙不具被告適格，A的起訴將會被駁回。
被告 刑事訴訟
刑事訴訟的「被告」是指涉嫌犯罪而受刑事追訴之人，在偵查階段與檢察官並不處於對等地位，但基於訴訟武器平等原則，國家不得剝奪被告委請律師辩护的权利。刑事程序中的被告受到「无罪推定原则」和「不自證己罪原則」的保護，享有緘默權、聽審權和閱卷權等權利；而檢察官則負有實質的舉證責任，若其無法證明被告確有犯行，法院即必須判決被告無罪。
驼峰航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與對日本的作戰。中国抗日战争进入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对外交通线后，中美两国被迫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称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 得名原因
航线飞越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因受山峰高度及彼时螺旋桨飞机性能限制，飞机只能紧贴山峰飞行，飞行轨迹高低起伏、状似驼峰，故得英文名「The Hump」。
驼峰航线 滇缅公路的困境
起初，軍事物資、汽油和其他货物通过滇缅公路运输。1940年7月10日，英國首相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正式决定关闭滇缅公路。1940年7月17日在美国默许下（当时英国主要靠美国《租借法案》支撑对德战争），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及秘密备忘录。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由於歐洲優先戰略，美軍並不希望在亞洲分配過多兵力；但為了保持重慶國民政府繼續戰爭的動能，在中國戰場牽制日軍，美國與同盟國同意继续空中補給，維持國民政府物資供應。此方案可能是宋子文1942年1月最早提出，他認為如果有100架C-47運輸機專責本地運輸，可以在印度至中國间每月運輸貨物1萬2千噸。
驼峰航线 滇缅公路的困境
1942年2月2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總統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強調「保持中國動線的開放是急要任務」，並允諾盡快援引租借法案提供10架C-53，使中國航空機隊增长到25架。3月，美國第十航空隊在新德里成立，由劉易斯·H·布里爾頓將軍指揮；第十航空隊的首要任務便是規劃一條自印度至中國的專用航線。4月，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个新的航空运输司令部（通称 India-China Ferry「印华空运」）成立，首任指挥官为Caleb V. Haynes上校，组织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大多数人员和设备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也有英国和印度的英联邦部队、缅甸劳工，和中国航空空运科。
1942年5月8日，日軍攻佔密支那；为了保持国民政府的物资供应，美国和其他盟国领导人同意持续空中补给，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
驼峰航线 空运行动
在第十航空隊成立後，美軍設計了一條未經官方下令，但成為慣例的兩階段運輸線，這條運輸線穿越印度、缅甸和中華民國，自1942年7月開始運作。援華貨物由加爾各答港卸貨，由东北印度铁路公司營運的鐵路運輸到阿薩姆邦一系列機場，再從阿薩姆邦的機場將貨物裝運到飛機上，運輸機飛抵中國云南和四川的空軍基地。按原始規劃，航線應該穿越緬甸北部在密支那與八莫降落卸貨，自滇緬公路北段運輸到中國內陸，但密支那淪陷後導致航線得拉長到雲南昆明，並得穿越一系列山脊才可抵達目的地。在该航线开通后，即成为中国战场国际援助的“生命之路”。蒋介石认为为了保证他的野战师和拥有500架飞机的空军的正常运作，每月至少需要7,500吨的物资，当然在驼峰航线的初期几个月中，这个想法是难以达到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寻找合适的货物运输飞机。最初的驼峰空运是由是道格拉斯DC-2、C-47运输机、道格拉斯DC-3、C-53运输机，和一种经改装的C-47运输机完成。然而，这些飞机的有效载荷并不适合高负载的高空作业，且不能达到一定高度以飞越山区地形，这使得飞机不得不通过非常危险的迷宫般的喜马拉雅山隘航行。
驼峰航线 空运行动
1942年12月C-87 Liberator Express和C-109燃油专用运输机的抵达提高了运输吨位，其较强的高空飞行能力使其能够直接飞越比较低的山峰（15,000－16,000英尺），无须穿行危险的山隘。但此种飞机的事故率较高且不适用于当时所用的机场。尽管C-87有4个引擎，但载重高时爬升性能差，经常在起飞时因引擎熄火而坠毁，同时在山峰上空即使遭遇较轻的结冰状况也容易回旋而失去控制。C-109是从现存的B-24轰炸机改装而来的燃油专用运输机，所有武装弹药均被拆卸，机身内安装有8个油罐，能够装载2,900加仑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生产的218架C-109中有很多被送往中缅印战区。但由于其满载时在超过海拔6,000英尺的机场降落十分困难，并且飞行不稳定，C-109也和C-87一样不受飞行员喜爱。满载的C-109若摔机着陆，不可避免会发生爆炸，使机组人员丧生。
驼峰航线 空运行动
「寇蒂斯」C-46 Commando于1943年4月起开始执行驼峰航线飞行。C-46是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双发运输机飞得都快都高的涡轮增压双引擎飞机，且载荷也比C-47及C-87高。 装备C-46之后，航线的空运吨数明显提高，于1943年12月达到12,594吨。运量在1944-45年间继续攀升，于1945年7月达到历史最高值。
驼峰航线 空运行动
飞越驼峰对于盟军飞行人员而言是近乎自杀式的航程。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穿行于缅甸北部与中国西部之间的崇山峻岭之间，频繁遭遇强紊流，强风，结冰，设备老化。从一开始，任务就受困于缺乏资源和有经验的人员。在行动最初的几个月裡，没有经验的补给军官会下令将飞机装至“填满”而不顾载重上限。合适的导航设备与无线电信标以及受过训练人员的匮乏（一直没有足够的导航员来配置到每个机组）持续影响了空运行动。虽然空运指挥部（ATC）内有一些有经验的民航以及军用运输机飞行员，但其他人大都是刚受过飞行训练，飞行时间很短，对在恶劣条件下驾驶多引擎运输机几乎没有经验。中国飞行员尽管操纵过若干种类的飞机，但并不擅长于依靠仪表飞行，对空运使用的大型美制运输机也不熟悉。但是中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是坚持驾驶重载的飞机在往成都、昆明和其他城市的往返航线上日夜飞行。运输机时刻不停地从印度北部的13个机场起飞，在约800公里外的6个中国机场之一降落。有些疲劳不堪的机组成员一天可飞到三次往返之多。机械师在露天维修飞机，在频繁的暴雨中用油布遮盖引擎。机械师与备用零件也始终不足，维护与发动机修理时常被拖延。很多超载的飞机在起飞时由于引擎问题或遇到其他机械故障而坠毁。ATC飞行员与作家Ernest K. Gann回忆他曾在印度的Chabua机场一天内目睹四次坠机事故 —— ２架C-47、２架C87，３名飞行人员遇难。由于地区的偏远以及中缅印战区较低的优先级，飞行必须的零件和补给供应十分紧张，飞行人员经常被派往喜马拉雅山麓捡回飞机残骸上的零件以维修编队内剩余的飞机。这些悲剧性的坠机的一个副产品是当地出现了大量的由飞机残骸铝片做成的器具。
驼峰航线 空运行动
除了糟糕的天气和机械故障，手无寸铁的护送运输飞机在驼峰偶尔遭到日军战斗机在干旱（冬）季的袭击。有一次，当驾驶C-46执行任务时，Wally A. Gayda上尉遭遇日军飞机，在絕望中反击中岛战斗机，以勃朗宁自动步枪向战斗机乘员组舱窗射击，最终杀死日本飞行员。 在驼峰死亡人数总计超过1,500人。有时，每月飞机损失总额占所有飞机的50％，但仍在沿途服务。
中國飛行員为驼峰航线做出巨大貢獻。在1942至1945年中国收到来自美国的运输机恰好是100架：77架C-47运输机和23架C-46 Commandos。据一些消息，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共有650,000吨运通过驼峰，其中中方飞行员占75,000吨（约12％），还有33,400名乘客通过驼峰。
1944年5月，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占领了缅北的密支那机场，这一任务由中国远征军和麦瑞尔突击队完成，即著名的密支那大捷。这使日本丧失了他们对盟军驼峰航线巡逻飞机的主要机场。机场本身也成为困难情况下一个重要而紧急的盟军飞机降落点，即使战斗直到1944年8月仍在密支那附近的县城进行。
驼峰航线 空运行动
在1944年，美军经驼峰航线运送物资，支援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从中国基地轰炸日本。到这个时候，C-54「空中霸王」四引擎运输机的到达大大提高了空运的吨位水平。 这种C-54载货量是C-47的5倍，以及C-46的2倍，取代了后两型运输机。C-54 从密支那机场运作，以便经更直接的航线到达中国。1944年10月上任的印华空运指挥官William H. Tunner增加了C-54的数目，并使用中缅印战区的战斗机中队来护送，以防日本飞机的拦截。
驼峰航线这一空中桥梁的空运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尽管在1945年1月开放中印公路后其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截止收复仰光时，空运的总吨位（65万吨）仍比在雷多公路（14.7万吨）多得多，最后总记飞行时间约共计150万小时。驼峰运送行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战略桥梁，只有1949年柏林封锁时的空运行动在空运货物量上超过了它。
驼峰航线 飞行情况
这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的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长约800公里。驼峰飞行也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因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这条航线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5,500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7,000米以上。由於當年的飛機設施落後，機上沒有加壓裝置，飛機在異常高空飛行，機員需要有極大的耐力。當時中國航空公司的華人機長陳文寬，及國泰航空創辦人之一的Roy C. Farrell亦有駕駛過駝峰航線。
驼峰航线 功绩与损失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包括C-46及C-47），468个美国和46个中国机组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
驼峰航线 「铝谷」
「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这是昆明驼峰航线纪念碑下的纪念橱窗中的一段文字，落款是一位驼峰老飞行员。
驼峰航线 图书
2010年，中国大陆作家刘小童在采集资料采访中国航空公司当时参加驼峰航线的现存员工之后，编写了《驼峰航线》一书。
庞加莱-霍普夫定理
数学上，庞加莱-霍普夫(Poincaré-Hopf)定理(也称为庞加莱-霍普夫指标定理，庞加莱-霍普夫指标公式，或霍普夫指标定理)是微分拓扑的重要定理。
定理：令 M 为紧微分流形。令 v 为 M 上有孤立零点的向量场。若 M 有边界，则我们要求在边界上 v 指向边界的外法向。然后，我们有如下公式
其中，求和取遍 v 的孤立零点而  是 M 的欧拉示性数。
定理由庞加莱在二维的情况证明，而后由霍普夫推广到高维。
玻璃转化
玻璃转化（glass transition）又称玻璃化转变，是玻璃-液体转变（glass-liquid transition）的简称，是指非晶材料或在非晶区的半晶材料，随着温度的升高，由硬而脆且光亮透明的玻璃态逐渐转变为黏性或橡胶态的渐进可逆转变，亦即“玻璃态-高弹态转变”。而具有玻璃转化的非晶态固体，则称为玻璃。藉由过冷使黏性液体呈玻璃态的反向转变，称为玻璃化。
玻璃轉化温度（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Tg）是玻璃態物质在發生玻璃化轉變的溫度範圍。當溫度低於Tg時，因分子鏈無法運動，這時材料處於剛硬的「玻璃態」；當溫度高於Tg時，無定形狀態的分子鏈會開始做局部運動，材料會呈現類似橡膠般柔軟可撓的性質。
玻璃转化
玻璃轉化表現出二级相變的表现，物質的热容會發生連續的變化，但是玻璃轉化實際上是一个動力学轉化，因此玻璃轉化温度的具體数值是與温度變化的速度相關。常見的玻璃態物質有大部分的高分子材料和玻璃等等，在工業上有重要應用的玻璃態物質還有玻璃態金属。
温度也是決定無定形高分子材料是堅硬或者是柔軟的因素：若 Tg > 室溫，則高分子材料是堅硬的；若 Tg < 室溫，則高分子材料是柔軟的。
玻璃转化 简介
液体向类固体状态的玻璃化转变可能随着冷却或压缩而发生。 这种转变使得材料黏度在500 K的温度范围内平滑地增加高达17个数量级，而没有明显的材料结构变化。 与冻结或结晶相反，后者是Ehrenfest分类中的一级相变，体积、能量和黏度等热力学和动力学性质会发生不连续性变化。在许多通常发生冻结转变的材料中，如果快速冷却，就容易在较低的温度下导致玻璃化转变。其他一些材料，如许多聚合物，缺乏明确定义的晶态，容易形成玻璃体，即使在非常缓慢的冷却或压缩下也是如此。材料在淬火时形成玻璃的倾向称为玻璃形成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材料的组成，并且可以通过刚度理论来预测。
在转变温度范围以下，玻璃态结构不会根据所用的冷却速率而松弛。玻璃态的膨胀系数大致等同于晶态固体的膨胀系数。如果使用较慢的冷却速率，结构松弛（或分子间重排）发生的时间增加，可能导致更高密度的玻璃产品。类似地，通过退火（从而允许缓慢的结构松弛），玻璃结构随时间趋向于与该温度下过冷液体相对应的平衡密度。Tg位于玻璃态的冷却曲线与过冷液体之间的交点处。
玻璃转化 简介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玻璃的构型随着时间慢慢地向平衡结构变化。 吉布斯自由能最小化的原理提供了最终变化所必需的热力学驱动力。在比Tg稍高的温度下，物质可以很容易地转化成任何温度下的平衡相对应的结构。相反，在比Tg低得多的温度下，玻璃的构型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当稳定。
因此，液体-玻璃转变不是热力学平衡状态之间的转变。一般认为，真正的平衡状态总是晶态，玻璃则是处于动力学锁定状态，其熵、密度等取决于热过程。因此，玻璃转变主要是一种动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时间和温度在处理玻璃时是可互换的量，这一事实常常表现为时间-温度叠加原理。在冷却液体时，内部自由度逐渐脱离平衡。然而，是否存在一个在无限长弛豫时间的假设极限下的潜在的二级相变，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
玻璃转化 简介
在一个较新的玻璃转变模型中，当温度降低时，液体矩阵中最大的空隙会收缩，直到小于元素或其部分的最小截面，这时的温度就是玻璃转变温度。由于液体矩阵受到热能的不断扰动，振动的谐波会不断改变，导致元素之间形成一些暂时的空洞（“自由体积”），它们的数量和大小与温度有关。这样定义的玻璃转变温度Tg0是一种只取决于压力的无序（非晶）状态的固定特性。由于分子矩阵在接近Tg0时惯性增大，达到热平衡的时间也会逐渐延长，因此通常用来测量玻璃转变温度的方法往往会得到偏高的Tg值。一般来说，测量时设置的温度变化速率越慢，测得的Tg值就越靠近Tg0。 可以用动态力学分析等技术来测量玻璃转变温度。
玻璃转化 玻璃化转变温度Tg
参考右下角的图，它绘制了比热容随温度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Tg是曲线上点A对应的温度。
玻璃化转变温度Tg有不同的操作定义，其中一些被认可为公认的科学标准。然而，所有的定义都有主观性，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数值结果：最好的情况是，对于给定物质的Tg值仅相差几个开尔文。一种定义是根据黏度，将Tg固定在1013泊（或1012Pa·s）的值。实验证明，这个值接近许多玻璃的退火点。
与黏度相反，无机玻璃的热膨胀、比热容、剪切模量和许多其他性质在玻璃化转变温度处显示出相对突然的变化。任何这样的阶跃或拐点都可以用来定义Tg。为了使这个定义可重复，必须指定冷却或加热速率。
最常用的Tg定义使用加热时释放能量的差示扫描量热法（DSC，见图）。通常，样品先以10 K/min的速度冷却，然后以相同的速度加热。
玻璃转化 玻璃化转变温度Tg
还有一种定义Tg的方法是使用膨胀法（又称热膨胀）中的拐点：参考右上角的图。这里，常用的加热速率是3–5 K/min。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下和以上的线性部分用绿色表示。Tg是红色回归线交点处的温度。
下面总结了某些材料类别的特征Tg值。
干燥的尼龙-6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47 °C（117 °F）。 干燥状态下的尼龙-6,6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约为70 °C（158 °F）。 而聚乙烯的玻璃化转变范围为−130至−80 °C（−202至−112 °F）
以上只是平均值，因为玻璃化转变温度取决于冷却速率和分子量分布，而且可能受添加剂的影响。对于半晶态材料，如室温下为60–80%晶态的聚乙烯，玻璃化转变温度是指材料冷却时非晶部分发生转变的温度。
玻璃转化 Kauzmann悖论
当液体过冷时，液相和固相之间的熵差会减小。通过将过冷液体在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下的比热容外推，可以计算出熵差为零的温度。这个温度被命名为Kauzmann温度。
如果一个液体可以在其Kauzmann温度以下过冷，并且实验上也显示出比晶体相更低的熵，就会引起Kauzmann悖论。
解决Kauzmann悖论的一种方法是说，在液相的熵降低之前，必须发生一个相变。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温度被称为热测定理想玻璃转变温度 T0c。在这种观点中，玻璃转变不仅仅是一种动力学效应，不仅仅是熔体快速冷却的结果，而且还有一个潜在的热力学基础。玻璃转变温度：
玻璃转化 Kauzmann悖论
1958年的Gibbs–DiMarzio模型具体预测了过冷液体的构型熵在极限时消失，此时液体的存在区域结束，其微结构与晶体的相同，它们的性质曲线在一个真正的二级相变中相交。由于实现足够慢的冷却速率、避免意外结晶十分困难，这一点从未得到实验验证。1965年的Adam–Gibbs模型提出了一个解决Kauzmann悖论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在Kauzmann温度处弛豫时间发散，意味着人们永远不能在这里平衡亚稳态过冷液体。2009年给出了一个关于Kauzmann悖论和Adam–Gibbs模型的批判性讨论。几种过冷有机液体的有关数据并没有证实Adam–Gibbs预测的在任何有限温度下（例如Kauzmann温度）处弛豫时间发散。
至少有三种其他可能解决Kauzmann悖论的方法。一种可能是，当过冷液体接近Kauzmann温度时，其比热容平滑地降低到一个较小的值。另一种可能是，在Kauzmann温度之前，物质发生一个一级相变到另一种液态，这种新状态的比热容小于从高温外推得到的值。最后，Kauzmann本人通过假设所有过冷液体在达到Kauzmann温度之前必须结晶，来解决熵悖论。
玻璃转化 特定材料
二氧化硅（SiO2）除了石英结构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晶体形式。几乎所有的晶体形式都涉及四面体SiO4单元，通过“共享顶点”以不同的方式排列（斯石英由连接的SiO6 八面体组成，是主要的例外）。Si-O键长在不同的晶体形式中有所不同。在α-石英中，键长为161皮米（6.3×10−9英寸），而在α-鳞石英中，它的范围为154—171 pm（6.1×10−9—6.7×10−9英寸）。Si-O-Si键角也从α-鳞石英中的140°变化到α-石英中的144°，再到β-鳞石英中的180°。任何偏离这些标准参数的微观结构差异或变化都代表了一种接近非晶、玻璃或玻璃态固体的结构。
在硅酸盐中，玻璃转变温度Tg与在非晶（或随机网络）共价键晶格中断裂和重新形成共价键所需的能量有关。Tg受玻璃化学成分的影响。向二氧化硅玻璃中添加硼、钠、钾或钙等化合价小于4的元素，有助于打散网络结构，从而降低Tg。另一方面，5价的磷有助于加强有序晶格，从而提高Tg。
Tg与键强度成正比，它取决于键的准平衡热力学参数，例如键的焓Hd和熵Sd：
玻璃转化 特定材料
Tg = Hd / [Sd + R ln[(1 − fc)/ fc]
其中R是气体常数，fc是渗透阈值。对于强熔体，如SiO2，上式中的渗透阈值是3D空间中的通用Scher–Zallen临界密度，即fc = 0.15，但对于脆性材料，渗透阈值是材料依赖的，且fc << 1。键的Hd和熵Sd可以从可用的黏度实验数据中得到。
在聚合物中，玻璃转变温度Tg，通常表示为能令吉布斯自由能超过使得50个左右的重复单元协同运动的活化能的温度。这使得分子链在受到力的作用时可以相互滑动。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引入相对刚性的化学基团（如苯环）会阻碍流动，从而提高Tg。
由于这种效应，热塑性塑料的刚度降低。当达到玻璃转变温度时，刚度保持不变一段时间，接近E2，直到温度超过Tm，材料熔化。这个区域被称为橡胶平台。
玻璃转化 特定材料
从低温端来看，在玻璃转变温度Tg处，剪切模量下降了几个数量级。Alessio Zaccone和Eugene Terentjev开发了一个分子水平的数学关系，用于描述从低温段接近Tg时聚合物玻璃的温度依赖的剪切模量。 即使剪切模量并没有真正降到零（它下降到了橡胶平台的较低值），在Zaccone–Terentjev公式中也将剪切模量设为零，由此得到了一个关于Tg的表达式，它恢复了弗洛里-福克斯方程，并且还表明Tg与玻璃态的热膨胀系数成反比。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种操作来定义聚合物玻璃的Tg思路：测量剪切模量迅速下降至橡胶平台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