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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 生平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陶铸是中南组组长。7月3日，陶铸、李锐到胡乔木住处，三人闲谈，提到必须遵重经济规律。7月17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批示印发会议，会议主题由纠“左”迅速转为反右倾。7月22日，陶铸在中南组作长篇发言，对彭德怀的信批判不严厉，还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8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清算彭德怀“历史总账”时，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以信为代表，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8月5日，陶铸致信黄克诚，动员黄克诚揭发彭德怀。8月2日，中央在庐山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后党内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陶铸一反自己过去每次运动都带头“紧跟”的做法，等各省大致都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才按上级下达的比例划了12位厅局级干部为“党内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中央下达复查纠正的指示，陶铸便摘掉了这批人的“右倾”帽子，一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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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中央、地方的责任是三七开的说法不能服人。他认为责任主要在上面，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此次大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够深刻。三年困难时期后的1962年，由于广东省饥荒，陶铸一方面扩大农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原则同意适当放宽对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由此出现了第二次“逃港潮”。而在当年6月初处理民众在广州集中拥港的东站事件（参见：大沙头站）时，在高官內部会议中定之為所謂敌我矛盾，促成当局出動军队封锁车站，驱赶与逮捕民众，导致1600多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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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央调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陶铸便接任主持广东省工作，他树立过不少农村先进典型。其中，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产量责任制的经验，便是由陶铸扶植和推广。1961年早造，清远县洲心公社开始实行“田间管理到户的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1961年晚造，洲心公社部分大队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到户田”的产量指标，交给社员管理，从而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该公社各生产队相继实行该做法。到1962年早造，已形成较完整的产量责任制。1962年、1963年相继在受灾情况下丰收，1963年亩产提前跨“纲要”。1962年6月，陶铸、赵紫阳（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率工作组到洲心公社调研，将这种做法赞誉为“洲心经验”。1962年7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62〕粤发（八）字第62号文件《介绍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产量责任制——批转省委工作组的一个调查报告》，在广东省全省普遍推广“洲心经验”。1962年6月6日至7日，陶铸、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专区龙胜县调研。陶铸由此更感到“洲心经验”的成功。在龙胜县调研后，陶铸回广东，王任重则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此次调研情况和与陶铸商定的意见。王任重说：“陶铸主张实行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个人。他们那里的清远洲心公社就是这样干的。”毛泽东说：“对，是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随后王任重电话告知陶铸：“主席赞成你的意见。”陶铸接电话后，次日便找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普向中央写龙胜县的调查报告《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1962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1962年7月22日在该报告上批示：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讨论。”中发〔62〕409号文件将该报告及批示印发。会议期间，毛泽东找陶铸和王任重谈话，交代两人“你们代中央起草一个包产到户的决定。”毛泽东还说：“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随后王任重执笔起草《决定》。这时，有个大区的负责人对毛泽东说：“可不能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两极分化。我们那个地区，搞了单干，两极分化很厉害。”陶铸、王任重将《决定》草稿送呈毛泽东后，便无下文。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以陶铸也没能在会上大力宣传“洲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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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蹲点开展“四清”时，同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连续详谈，随后将谈话记录整理成调查报告，送给正在花县开展“四清”的陶铸看。陶铸转呈北京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领导。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当天，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提交给正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与上一届比较可见，林彪取代陈云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新任的三位副总理是柯庆施、陶铸、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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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同年4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越南。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并决定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次陶铸调北京工作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同意的。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前三位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此后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进行国务院工作，分管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出版总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同时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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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9日，刚到北京没几天的陶铸便飞赴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是否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派，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也明确主张派，毛泽东最后表态认为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老办法，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也称，“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工作组在各大中学校将大批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严重激化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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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通知草稿中称，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与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相结合，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1966年7月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陶铸在文革中坚决执行该通知，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下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9月7日《抓革命，促生产》；11月10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小组说陶铸用生产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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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此次全会通过的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陶铸、王任重将原先的“二十三条”删改为“十六条”，删除了其中的“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写入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有错误的可以改正等内容，此外他们还根据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意见，写入了军队不搞“四大”的规定。该草稿呈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当时，刘少奇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基本靠边站，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均有抵触。这一提法主要是针对抵触文革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中央来说，王力认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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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在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陶铸要求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当发现缺少邓小平的镜头时，陶铸要求新华社一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新华社通过“换头术”，将邓小平的头像移到陈毅的身体上，制造出了带有邓小平的照片。
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陶铸派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理。11月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称，自己已不得不签字同意工总司五条要求，随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分别给陈伯达、陶铸打电话，对张春桥的做法表示不满。11月14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的几个人参加，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未参加。据王力回忆，会议开始毛泽东便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是针对陈丕显、陶铸的，他们曾说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接着毛泽东讲到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的签字是对的，而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无人提不同意见，陶铸等人都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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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亭事件前，毛泽东便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王力起草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提出“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但在安亭事件后，《十二条》已显落后。1966年11月至12月初，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座谈会由陶铸直接指导，会上征求对《十二条》的意见，与会者却普遍认为《十二条》“左”。11月22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座谈会情况，毛泽东说：“工交企业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十二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为此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原内容，并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周恩来、陶铸赞同《十五条》，而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周恩来、陶铸并非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认为要有步骤地开展，要“抓革命、促生产”，绝不能影响生产，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和陶铸的立场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立场有明显分歧。陈伯达斥责了搞出《十五条》的谷牧。毛泽东对《十五条》很不高兴，“叫他们重写”。毛泽东叫陈伯达、王力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毛泽东还指示林彪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业交通座谈会的问题。1966年12月4日、5日、6日下午，林彪主持连续召开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谷牧关于工业交通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工业十条》，会上批判了陶铸、谷牧。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陶铸受到严厉批判，王力等人指责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作了检查。林彪作总结讲话称，实质上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林彪的这一讲话显然并非其个人意见，而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该文件的下发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至工交财贸各部门。同时，中央文革小组还起草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下发。由此，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将文化大革命扩大至工矿企业和农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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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毛泽东指示谭震林、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当时陶铸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几乎在每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都直接冲突。1966年10月，和陶铸站在同一阵线的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去广州养病。这时，武汉的造反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称毛泽东为战友和兄长，乃指责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趁机围攻王任重。为此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份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联席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会上集体批判陶铸，重点批判陶铸当初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猛烈批判，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纷纷批判，李先念说：“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富春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会上首次给陶铸扣上了“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的帽子。
一天之后，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还把陶铸留下单独谈话一个多小时加以安抚。次日即1966年12月30日晚，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闯到中南海门前，要求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全体绝食。陶铸一进会场，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便指着陶铸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陶铸和造反派对骂。当时陈毅、李富春一直奉命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监视此次接见，直到陶铸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结束了这场六个多小时的接见，陈毅、李富春才离去，此时已是12月31日凌晨4点。1967年1月3日，周恩来就此次接见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陶铸曾得知江青销毁了有关林彪的一些材料。1966年1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江青一进门便质问陶铸：“我销毁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陶铸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和陶铸等其他中央领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代表。下午两点，周恩来、陶铸赶回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准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将列席，陶铸也将参加。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另一个厅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宣布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周恩来久等他们不来，便亲自找江青、康生、陈伯达来开政治局会议。陶铸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但并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的讲话。下午五点多，政治局会议开完，周恩来和陶铸又分头接见群众代表。这时，“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已贴到北京街头，印有江青、康生、陈伯达讲话及“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口号的传单已经在北京街头散发。当晚，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李一清来找陶铸，但陶铸仍在和周恩来分别接见群众代表，李一清便将大街上的情形告诉了曾志。当晚九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陶铸”，并宣读了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时的讲话内容。随后陶铸失去人身自由，被软禁在中南海内。
1967年1月7日凌晨1点，周恩来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据说陶铸被打倒后，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林彪看后沉默，叶群害怕出事，随即将这封信烧掉。
1967年9月，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并称陶铸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陶铸过去曾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有大字报将这些语句解释成：“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
1967年上半年，陶铸每天除在警卫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之外，便是不断被拉出中南海接受批斗。1968年8月间，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大会在中南海设三个分会场，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
196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1969年1月，陶铸恶心呕吐，胃部不适，全身酸胀。1969年3月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入院检查后发现胆囊已患癌症，需立即手术。病情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批示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外科治疗，并亲自指定北京、上海多位名医组成医疗小组。手术后不久，病情再度恶化。1969年9月下旬，陶铸病情加剧，诊断为癌细胞扩散。
1969年10月，陶铸独自被“战备疏散”到安徽合肥。此时他癌症病情惡化，到11月15日批准進行手術，但發現癌細胞已廣泛擴散，腹腔內血管焦脆，已無法進行手術。1969年11月30日，陶铸因胆囊癌在合肥病逝，享年61歲。
陶铸 身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
陶铸 家庭
祖父陶益斋。父亲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曾参加武昌辛亥革命，任过汉冶萍公司下属转运局长，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1918年，其父与三叔被军阀吴佩孚部下萧耀南杀害。
1932年冬天，与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结婚，曾志建国后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1969年陶铸写了一首《七律-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女儿陶斯亮（1941年4月4日－），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和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
人权
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不分种族、性别、性倾向、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更多权利。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利。世界各国与人权有关的理念和思想在逐步统一，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人权 定義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之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之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之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之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之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人人有權不受歧視享受這些權利。
國際人權法規定各國政府之義務，規定政府採取行動之特定方式或應避免之特定行為，以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個人或團體之基本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確立是否維護和保障人權成為憲法、國際法及國際社會評判的重要規範性價值標准；此外，比例原則等一干法律原則，亦為確保基本人權不受政府各種手段過度干預而生；不過在保護人權的法律實踐上，憲法及國際法的界定存在政治及學術爭議。學者張文貞認為，中華民國在施行兩大人權公約後，乃人權國際法與國內憲法的匯流。
人權的概念被認為和公平正義息息相關，捍衛弱勢人權更被認為是公平正義的伸張；然而，一些看似保障人權的做法，如廢除死刑等，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妨礙公平正義；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若活人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因此死人也有人權，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
人权 历史
在古代社會，普世人權的概念尚未成熟，人僅因其身為一群體之成員而擁有權利。公元前6世紀的居魯士文書，當中居魯士大帝宣佈釋放所有巴比倫之囚中被擄的猶太人，使其可以重歸家園，此革命創舉是為人類史上首部人權宣言。有關個人權利的思想，很快便傳播到美索不達米亞鄰近的印度、希臘和羅馬。
《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兩個《任擇議定書》（針對投訴程式和死刑）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共同構成《國際人權法案》。1945年後通過之一系列國際人權條約和其他文書擴大了國際人權法之構成，包括《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8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5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年）、《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和《殘疾人權利公約》（2006年）。
人权 历史
《世界人權宣言》是人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由來自世界各地區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通過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的第217A(III)號決議宣佈，作為衡量所有國家和人民取得成就之共同標準。《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規定人之基本權利應得到普遍保護，自1948年通過以來，已經被翻譯成501種語言，是世界上被翻譯最多之資料，是許多新獨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之憲法之思想源泉。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日为“國際人權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20周年即1968年，也被联合国定为“国际人权年”。
人权 历史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权、人身权、不受奴役和酷刑权、人格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无罪推定权、财产所有权、婚姻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参政权和选举权等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同工同酬权、休息和定期带薪休假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和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参加文化生活权等等。《世界人权宣言》同时规定，“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个人在享受权利时，只受法律所明定之限制。
人权 历史
虽然存有对《世界人权宣言》的代表性和时代局限性之质疑，但其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次人权共同宣言，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人权事业的总章程，以下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它的两个重要补充和细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公约将《世界人权宣言》法律化，并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标志着全人类的人权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该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該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明确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同等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
人权 历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第一項任擇議定書》於1976年正式生效，其《第二項任擇議定書》於1989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干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对天然财富和资源的自由处置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明确了部分权利的有条件性或者绝对性。比如，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正式宣布社会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原本应承担的义务，但减少的程度必须是客观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而生命权，人格权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限制。第二十八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约的实施。
人权 價值依據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憲政體制中，憲法一般都將人權明細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并非由憲法賦予，憲法的作用僅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手段。
雅克·馬里頓説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範，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準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準則所具的道德優先性的思量。
西塞羅曾説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人權的普世性在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英語：）及其衍生的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过法治（英語：）和法治国（德語：）的概念体现出来。
人权 價值依據
法治可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英語：）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英語：）法治扩展前者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實質性權利。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賦人權，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人权正是通过憲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價值。
一些實證研究顯示普世價值存在。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價值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普世價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義的“價值”是那些“影響人們選擇行为和評價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觀念”。他假说的普遍價值將涉及到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會統籌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體生存相關的需求。包括在44個國家对不同文化的超過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結果是，存在着十種不同類型的56种具體的普遍價值：
人权 價值依據
施瓦茨还测试了“灵性”这个类型，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发现并不具有普世性。
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於人權概念的主要批評是，主張人權是文化帝國主義。尤其人權概念本源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這種概念在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國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評者質疑那些提倡人權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洛克、密爾，均出身於西方，同時這些西方國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國主義行徑。這種論點還舉出宗教來證明文化的霸權主義。然而，一些人也對文化霸權的批評論點提出反對。如：人權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於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權在實踐上也會與帝國主義的行徑產生衝突，例如人權也能被轉換作為民族自決的理論。
另一種批評則認為，人權所主張的權利具有階層性，因為各種不同權利之間的關係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要保障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不能不先確立一定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例如妥適教育。而後者是否應該被包括作為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則仍是爭議所在。
人权 價值依據
還有一種則批評人權概念是根基於自行訂立的道德觀上。如果這種道德觀只是個人依據自己喜好而表達的要求，那麼人權就不是客觀的道德原則。美國哲學家Richard Rorty便認為人權只是根基於人類感情的表達上，而非一種理性的實現（不過，根基於利益理論的基礎，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權）。Alasdair MacIntyre：人權其實與古代人類對於「獨角獸和女巫的信仰相同」。這種批評與道德相對主義相近，它宣稱道德是個人喜好、沒有客觀標準可衡量道德基準。
人权 價值依據
馬克思主義則反對西方人權觀中“絶對的”“先驗的”等唯心觀點，認為人權不是從來就是“天賦”，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權”是帶有階級烙印的“特權”。“只要階級還没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剥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麽説，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的“人權”，因為只有消滅了生産資料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人之間真正平等，以及“人的解放”。北京日报于1979年3月22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公开批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这篇文章否定了人权是无产阶级应当争取的东西，其实扭曲了马克思主义。
對於人權的最後一種批評，則聚焦於「誰才有責任監督人權」的問題上。人權的概念起源於避免公民遭到國家侵害，也因此可能代表所有人都有責任介入並保護受到侵害的其他人。因此在民族和國籍的區隔上，由於那強調了人們的不同點而不是相同點，可能被人權運動視為是對人權不良的影響，因為那否認了人們天賦的相同權利。中国則主張國家主權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是國家最先立下了人權的條約保證。在對於國家干預和使用暴力與某些的爭論議題上，爭論者的主張通常也都與他們對於人權的看法差異有關，例如將人權看作是法律權利抑或是天賦權利、以及他們是屬於世界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立場都有關聯。
人权 主要内容
國際社會對人權的内容和分類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各種理論之間不僅有衝突也有重叠之處。所以本章節將人權的各種元素從錯綜複雜的理論中提取出來分列如下。一些人認為人權的評判標準由西方國家界定，關於這點可見下面評判標准一節的說明。
儘管對人權的具體認識與實踐互不相同，但是對于一些人權的基本内容仍有一定共識。
財產權。財產權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延伸。如果一個人要生存下去、要有能力選擇他喜歡的方式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物質作為支持，那麽，對自我勞動的所得進行排他性的占有，就是生命權與自由權必不可少的保障。“人能够工作，能够靠自己的勞動成果生活，并把生活剩餘的錢存起來留給子女或者自己的晚年，這都是人尊嚴的一部分。”財產權看似是一種物權，但其實質為人支配物，即支配自己正當所得的權利。
人权 主要内容
尊嚴權。尊嚴也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合理延伸。如果一個人若無尊嚴，那麽他的生命至多為無人格的形式。作為基本人權，尊嚴的價值早在古代就得到普遍的認同，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等。尊嚴權主要要求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互敬互愛，文明禮貌。如果一個人的尊嚴權被否認，就意味者人們可以肆無忌憚的羞辱，威脅，騷擾，中傷他，那顯然他就失去了“作為人類”的資格，這無疑是和人權所不容的。
2006年3月15日，由聯合國大會建立並直接負責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成立60年之久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為聯合國政府間負責人權之主要機構；理事會由47個會員國代表組成，肩負著在世界各地加強促進和保護人權之任務，應對人權突發事件等侵犯人權之狀況並就提出建議。人权的基本内容仅仅一种最低限的保障，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又出现了很多对人权的扩充。人权的进阶内容一般都是基本内容的融合、扩展、深化。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明的多样性，对于以下的人权内容和具体的实现方式，尚有不同程度的分歧。
人权 主要内容
发展权。“发展权”最早是1970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卡巴·穆巴耶在一篇题为《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权》的演讲中被提出，并立即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支持。1979年，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第34/46号决议中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平等发展的机会是各个国家的天赋权利，也是个人的天赋权利。1986年，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的主体、内涵、地位、保护方式和实现途径等基本内容全面阐释。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从而使发展权的概念更加全面、系统。发展权在坚持个人良好发展的同时，也强调了“集体人权”这一新生概念，也就是要求各国，各民族都能平等、自由、友好的交流合作，均等地享受发展机会。发展权强烈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制定的国际秩序的不满以及对国际公平正义的诉求，甚至透出相当的共产主义色彩，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的交锋重点。另外，由中立的國際非營利組織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下屬智庫，“競爭力報告組”Competitiveness Team提供的各年度經濟報告：《全球競爭力報告》對各國和各經濟體的競爭力進行評估；《全球信息技術報告》基於各國的信息技術實力評估其競爭力；《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例如：The Global Gender Gap Index 2021 rankings)調查在社會活動的男女(性別)平等問題；《全球風險報告》評估全球主要存在的風險；《全球旅遊業競爭力報告》對旅遊業進行評估；《全球貿易促進報告》對各國貿易促進因素進行分析評估。
人权 主要内容
民族自决权。追根溯源，民族自决权源于啟蒙運動时期的天赋人权说和人民主权说。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反映这些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二战之后，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民与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国际法原则宣言》、《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中多次獲致确认和重申，并作为一项重要的集体人权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民族自决权风靡一时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二战以后大批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国际形势大大改变的现在，民族自决权更加强调的是本民族国家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干涉的一项集体人权。对于民族自决权是謂重要人权，国际社会普遍没有异议，但对于民族自决权的限度，民族自决权与最低人权标准的之间的矛盾等，国际社会的斗争相当激烈。民族自决权被普遍用于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干涉”的重要理论依据。
人权 主要内容
為多數國家認同的人權立法内容包含如下：
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若活人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像中華民國民法第六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像例如法律保障人死後的人格權，因此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反而應該認為，死人也有人權，只是不同於活人而已。
以下是一些和人權相關的國際法律和文書的列表：
第一代人權
知識分子對教會霸權的反抗，以不被國家侵犯人權為基本的目的，另稱為消極人權。
第二代人權
在工業及資本主義發展下，反抗童工、階級剝削的意識提倡。
第三代人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殖民主義發展下對於個人的人權，從國內這觀念下，反省要擴張到國與國之間的監督。
人权 評判標准
儘管對于人權的具體内容和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富有争議，但終歸需要具體實在的判斷標准，以促進全人類的福祉。
在人類追尋統一人權標准的道路上，無人能够回避無奈現實。由于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有的國家能花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去呵護寵物和家畜，但有的國家却為給兒童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醫藥和教育而挣扎。不僅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天壤之別，在文化傳統方面也往往是千差万别。這些客觀事實嚴重阻礙人類關于人權在現實層面的共識，且歷史經驗表明，强制移栽的人權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症狀。
為了解决這個難題，當代英國思想家米爾恩提出了“作為最低限度標准的人權”。核心内容主要有兩點，第一，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道德規範的多様性，得到某種共同體認可的權利，没有足够的理由被認為也同様適用于其他共同體。第二，無論社會發展和道德規範存在多麽大的差异，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權必須得到所有共同體的一致擁護。總結起來，人權標准是最低的，所以才能成為普遍的；因為是普遍的，所以也只能是最低的。
人权 評判標准
在全球化時代，如何通過建設性對話來溝通和擴大人權方面的國際共識，已成為了當今國際社會主要議題之一。不僅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思考人權，而且在與西方文明并駕齊驅的其它文明框架内省察人權，已形成“文明相容的人權觀”，是緩和并逐步化解矛盾衝突的必由之路。
儘管以《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為代表，一系列人權宣言都肯定了人權的特殊性，指出實施人權原則必須考慮國家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是社會普遍認同人權仍應有最低限度標準，“貧窮不能做為國家恐怖和酷刑的藉口。”
鑒于一系列複雜的原因，人權的評判標准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着分歧。但人類在促進人權的偉大事業中，不斷溝通，不斷理解，不斷磨合的過程，本身亦是人權的促進。
若以經濟發展角度做出評估標準，前述立場中立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智庫《年度全球性別差異報告》調查在社會活動的男女(性別)平等問題，提供客觀動態的各國排名指數。例如：2021年，阿富汗因戰亂等因素敬陪末座。
人权 評判標准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方在人权观上有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主流意见认为人权原则具普世性，而中国更强调人权价值观有文化相对性； 第二，西方人权观以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核心，而中国更强调集体权力，以及公民义务与权利的统一； 第三，西方人权观注重政治权利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公民权利，而中国的人权观则强调，发展中国家中生存权才是首要人权，应优先予以发展。人们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谈到其他人权。人人充分享有人權，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夢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發展而奮鬥；中國堅持把人權普遍原則結合中國實際，人權發展適合中國國情；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首要基本人權為生存權、發展權，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環境權利，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不斷提高尊重與保障中國人民各項基本權利，推動中國及世界人權事業發展:出版説明。
人权 評判標准
在这些分歧中，比较有影响且常被用来对抗西方人权观点的，是建立于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上的“亚洲价值论”。此论的主要阐述者，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也许是主要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价值并不相容，故長期以來，中国政府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亚洲价值论”，而是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性”和文化差异决定的相对性。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越来越频密的国际人权讨论中，中国政府表面上逐渐接受人权普世性的看法，但仍然强调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条件。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用来对抗西方的观点有二：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解决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温饱问题；二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强权持续对中国侵略、控制、干涉的历史事实的认知，中国政府认为，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集体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謂新式干涉主义，是“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中国政府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和西方社会制度弊端的暴露，民众逐渐认识到西方人权观念的消极面，同时随着中国和西方对抗加剧，这两大观点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与其同时，西方国家及人权组织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不良，并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执政期间持续恶化，特别是新疆再教育营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问题。
多明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國（西班牙語：）是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國，與西側的海地共處於伊斯帕尼奥拉岛，陸地面積48,670平方公里，首都與最大都市為聖多明哥，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貨幣為多米尼加比索。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2023年人均生產總值約為10000美元，2023年人口約1133萬，現已超越古巴成為加勒比海第二大人口國，僅次於海地。現任總統是路易斯·阿比納迪爾。
多米尼加共和国原為泰诺族等阿拉瓦克人世居之地，哥倫布於1492年踏上西班牙島後，現今多米尼加的部分被西班牙統治了三百多年直到1821年為止，期間曾在1795年至1809年間短暫被法國統治，而當地主要種族為西班牙殖民者與當地原住民混血的後代。
多明尼加
1821年11月30日，多米尼加脫離西班牙統治，以西班牙海地的名義宣佈獨立；但只過了9星期，即1822年2月就被島上西邊脫離法國統治的海地吞併。不過兩者文明差異太大以致難以聯合，使多米尼加於1844年2月27日脫離海地統治，再度宣佈獨立，這也是現代多米尼加的國慶日。1865年，多米尼加擊退了西班牙的入侵確保其獨立性。
在西班牙文中，“多米尼加共和國”通常被简称为；英语则通常简写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国歌中的“Quisqueyanos”在原住民泰诺人语言中意味“大地母亲”，常被用作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代称。
多明尼加 歷史
多米尼加原來由阿拉瓦克人（阿拉瓦克语系）的一支——泰諾人和其他加勒比人居住，他們稱自己居住的島嶼為Kiskeya或是Quisqueya，為「大地的母親」的意思（這個名字也出現在該國的國歌當中），也有原住民稱之為Haití（海地）或是Aytí，Bohio。泰依諾族當時主要以農耕、狩猎、魚獲和採集食物為主。1492年時粗計泰依諾族人口數字從10萬人到200萬人都有。當時共分為五個酋長國：Marién、Maguá、Maguana、Jaragua、Higüey。這些酋長國之下又分成小酋長國。這些酋長國以一種進貢制度為基礎，進貢的物品包括了泰諾族所耕種的食物。
哥倫布首航艦隊帶領著九十多位船員抵達西班牙島的北邊海地附近。泰依諾族人以為這些歐洲人是超自然的生物，於是竭盡所能地招待這些歐洲人。兩者的社會完全不同，歐洲人穿著的衣服數量激起了當地原住民的好奇心，因此開始稱這些歐洲人為“guamikena”——“蓋住的人”。Marién的酋長瓜卡納加里克斯（Guacanagarix）熱情地招待了哥倫布及他的隊員，提供了他們所需的物品。此後西班牙人開始以這裡當作跳板逐漸征服了加勒比海列島和美洲大陸。
多明尼加 歷史
哥倫布於1492年12月5日登陸於島上西北端，為現今為海地的聖尼可拉鎮附近，哥倫布宣佈整個島歸屬於西班牙，並取名為西班牙島。12月23日哥倫布的航船擱淺於今日的海地角附近，不得以他只好留置艦上其中39人於陸地，用沉船的枕木在當地建立了“聖誕節堡壘”。哥倫布隨著剩下的艦隊繼續往東北航行，探查今日多米尼加北部海岸，隨後即折返西班牙。隔年11月哥倫布帶領著十一艘航艦返回聖誕節堡，發現堡內的西班牙人因為強虜泰依諾人婦女而全部遭到當地土著杀死。哥倫布後來在聖誕節堡東邊建立了伊莎貝拉堡，以紀念當時的西班牙伊莎貝拉女王，伊莎貝拉城為美洲第一個殖民地，西班牙人以此為根據地開始往島內探索，並逐漸在北部內陸現今的聖地牙哥附近建立了其他根據地。伊莎貝拉城五年後由於當地傳染病肆虐，最後只得遷都到西班牙島南方現今的聖多明哥城。哥倫布於1506年去世，葬於現今聖多明哥城附近。
多明尼加 歷史
1496年哥倫布的弟弟巴爾托洛梅奧·哥倫布在島上的南邊，現今的聖多明哥建立了“新伊莎貝拉城”，新伊莎貝拉城視為歐洲人在新大陸所建立的第一個永久殖民地。16世紀中葉開始，西班牙人在島上開始大量種植農作物，西班牙島逐漸的成為歐洲人前往征服加勒比海島嶼和安第列斯群島的跳板，最後進入了美洲大陸。
多明尼加 歷史
西班牙人登陸西班牙島上後，逐漸開始對泰依諾族人施行奴隸統治，許多原住民因為反抗而遭到殺害，也有少許人逃往古巴，另外也有些人反抗中獲得勝利，得到些許喘息的機會。泰依諾族人本身缺乏抵擋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的免疫力，加上西班牙人施予的各種迫害虐待，泰依諾人被虐待死亡和自殺的人數不斷，據統計從哥倫布到達西班牙島上後短短30年間，泰依諾族人口從40萬人驟減不到三千人。西元1864年曾有西班牙軍人描述泰依諾族人於復國革命時曾抵抗西班牙軍隊的佔領，此後就無任何有關泰依諾族的記載，目前認定該族人已完全灭絕。泰依諾族人的壁畫遺址目前仍可在當地的國家公園內多處的洞穴中觀察到。由於島上需要大量耕種人力，西班牙人於1520年開始引進非洲奴隸進行耕種，1568年時引進到島上的非洲奴隸已多達兩萬人，19世紀初時島上的黑奴已達到50萬名。
多明尼加 歷史
西班牙島初期是西班牙人在新世界最主要殖民地，西班牙人征服了阿茲提克帝國和印加帝國後，重心開始放在美洲大陸，逐漸忽略了西班牙島。1586年英國德雷克船長曾率領艦隊攻打聖多明哥城，但被駐地西班牙部隊擊退。1605至1606年之間西班牙島西岸的城鎮常遭到海盜的掠奪，造成當地人口大多遷往內地。
法國、荷蘭和英國的海盜於17世紀初在西班牙島上的西部活動，法國開始讓農民和商人逐漸的在西班牙島上西部開拓殖民地，受到島上山脈的屏障，沒有引起在東邊的西班牙人注意。1677年時有大約四千名法國人居住在島上西部的11個村莊。1697年，法國和西班牙根據大同盟戰爭的勒斯維克條約，將島上西部地帶讓給法國，正式承認法國在西班牙島上西部海地的主權，西班牙島東部則稱為東聖多明哥。法國在西班牙島上對農業經濟不斷的發展，並引進非洲奴隸耕作，這使得海地在18世紀末時已成為農作物產量非常豐盛的法國殖民地，當時海地人口已達到50多萬人，此時每十位海地人裡黑人佔了九位，成為多數種族。東南邊的西班牙殖民地聖多明哥地區人口數為15萬人，兩地人口比例相當懸殊。
多明尼加 歷史
1795年，法國和西班牙在瑞士簽訂巴塞爾和約，同意把西班牙島東部的聖多明哥區域讓給法國，使西班牙島完全成為法國殖民地。1801年，海地黑人圖桑-盧韋蒂爾帶領著其他黑人奴隸群起反抗法國統治，並奪下法國才統治不久的聖多明哥，短暫統一了整個西班牙島。
1802年，法國領導者拿破崙派遣勒克萊爾指揮的軍隊回到島上制服圖桑-盧韋蒂爾並將他遣送到法國判刑，圖桑-盧韋蒂爾最後於1803年因肺炎死於法國地牢中。之後法軍試圖奪回西班牙島，但是受到追隨圖桑-盧韋蒂爾的反抗軍和當地的黃熱病侵襲下，一直無法攻佔島上西北邊的聖多明城。反抗軍最後獲得勝利並於1804年宣佈獨立，成立海地共和國，不過法國仍佔有著東邊的聖多明哥區域。法軍於1808年侵略西班牙的同時，島上東部聖多明哥地區的反抗軍受到當時與西班牙同盟的英國和海地的援助，終於擊退法國的部隊，讓聖多明哥地區重新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多明尼加 歷史
聖多明哥回歸西班牙統治後，當地人民逐漸產生了獨立建國的共識。1821年11月30日，前任聖多明哥總督José Núñez de Cáceres將軍領導下宣告独立，建立西班牙海地共和国，並期望合併在南美洲玻利瓦總統所領導的大哥倫比亞國之下。但是在九週後的1822年二月，海地的總統布瓦耶率軍佔領了西班牙海地，再次完成了全島統一。布瓦耶佔領了東部的西班牙海地國後，解放了當地所有的奴隸，布瓦耶命令沒收白人地主的土地，並且把全國的農地完全歸公。布瓦耶同時關閉了所有的大學，把18-25歲的多明尼加男人全部納入軍隊，並開始對多國人採取高壓政策，許多上層社會的白人離開了島上逃往古巴、波多黎各和其他地區（因白人不得擁有土地）。
多明尼加 歷史
布瓦耶開始在島上廣種經濟作物，進行賦稅改革政策並開放跟國外通商。這些政策雖然讓多米尼加的甘蔗和咖啡產量大為增加，但並未廣為農民所接受。布瓦耶認為解放多國是他帶給多國人的恩惠，於是對軍隊裡的多米尼加軍人時常沒有發給任何薪餉，許多軍人便開始到處搶奪當地居民。這種惡性循環最後造成了經濟停滯，財政賦稅越來越重，導致各地多國人民甚至是當初被解放的奴隸開始結合串聯反抗布瓦耶的統治，於1843年推翻了布瓦耶政權。
多明尼加 歷史
出生於首都聖多明哥城，25歲的胡安·巴勃羅·杜瓦特為了爭取家鄉聖多明哥的獨立，於1838年秘密成立了La Trinitaria（三位一體會，三位一體即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現在的國家格言“上帝”、“故鄉”、“自由”）。馬蒂亞斯·雷蒙·梅亞和弗朗西斯科·罗萨里奥·桑切斯在三位一體會的草創時期並沒有加入，但是他們後來在爭取多米尼加共和國獨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述這三位後來皆被稱為多米尼加共和國開國的國父。1844年2月27日，多米尼加共和國人民對海地展開了獨立戰爭並同時宣告多米尼加共和國獨立。多米尼加共和國的草創的憲法仿效於美國憲章，於1844年11月6日完成宣佈。多米尼加共和國在獨立成功後的數十年間，國內的經政起起伏伏，對外從1844年到1856年間不斷的遭到鄰國海地的侵襲，這段期間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不斷。同時期佩卓·桑坦納（為抗戰創國初期的軍隊統帥，後來成為首任、第四屆、第八屆總統）、拜亞茲（Buenaventura Báez，曾參與獨立戰爭，曾五次當選多國總統）兩人在掌握政權時各都剛愎自用而互不相讓，桑坦納堅信多米尼加必須依附在西班牙帝國的保護傘之下才能免於海地的侵略，拜亞茲在期望法國來保衛多米尼加的計畫不成後，轉向希望多米尼加能併入美國，最後也功敗垂成。
多明尼加 歷史
桑坦納在當選總統後，逐漸展現出自己獨裁的一面，他馬上把和自己理念不和的杜瓦特全家人趕出多國，同時將其他反對自己的人士拘留或是驅逐出境。桑坦納總統擔心西邊海地侵略的威脅，在1861年和西班牙皇室簽署協定，讓多米尼加併為西班牙的屬國。但是反對者的聲浪一直不斷，並於1863年掀起了復國戰爭，其中以羅里蓋茲（Santiago Rodríguez）、孟席歐（Benito Monción）和盧伯龍將軍（Gregorio Luperón）為領導人物。當時位處西邊的海地政權擔心西班牙返回多米尼加後將會威脅到海地，於是積極的支援反抗軍。正處於南北戰爭狀態的美國也強烈抗議西班牙重返多米尼加進行殖民政策。復國戰爭持續不到三年，西班牙軍隊於1865年完全從島上撤離。
戰爭結束後，群雄在各方稱王，各地大小戰爭不斷，使得多米尼加的舉債日多。1869年當時的多國總統拜亞茲（Báez）徵求美國葛蘭特總統的同意，期望能讓多米尼加併入美國聯邦，並讓美國償還多國當時150萬美元的外債。葛蘭特總統認為此舉可以讓在南方已解除奴隸制度的黑人能有一個自由居住地，不再受南方白人的威脅，但是最後仍遭到美國參議院投票反對，功敗垂成。
多明尼加 歷史
拜亞茲政權於1874年被推翻，但在兩年後又被選為總統，最後於1878年下台。尤里西斯·赫雷兹將軍於1882年掌握政權後，讓多米尼加多年來不安的政局也逐漸的穩定下來。赫雷兹總統在位期間政局穩定，使得多國經濟得到喘息的機會，蔗糖產業技術不斷的改良，造成許多歐洲和美洲移民進入多國尋找工作。但是赫雷兹私底下卻將國家經費用於私慾，並且建立起自己的御用警衛隊，這使得國家的外債逐漸增高。這些引起了人民對他行為的不滿，在使用高壓政策無效後，赫雷兹於1899年遭到謀殺。多米尼加1902年後又回復了群雄割據的時代，各地草莽獨霸一方，使得當時多國的國庫已完全掏空。使得法國和歐洲等債權國開始對多米尼加虎視眈眈。
美國的西奥多·羅斯福總統為了預防歐洲干擾美洲事務，加上為了保護當時正在建設中的巴拿馬運河，羅斯福總統當時以門羅主義而反對歐洲持續對拉丁美洲殖民主張，於1904年提出自己的羅斯福推論，確定美國有權力介入拉丁美洲事務。美國於1905年和多米尼加協定由美國來管理多米尼加海關外務，並且於隔年和多國簽訂維持此義務50年的契約，其中同意美國有義務將部分海關稅收用以償還多米尼加日漸增多的外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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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多米尼加總統拉蒙·卡塞雷斯在執政六年之後，於1911年遭到暗殺，結果造成往後多年多米尼加政治上的不穩定並引發內戰。美國政府多次斡旋無效後，最後由美國威爾遜總統協助多米尼加於1914年舉行總統選舉並選出曾經擔任（1899-1902）過多國總統的胡安·希門尼斯回任。希門尼斯總統為了獲得當時政治上相關人員的支持，選定當時的反對政黨作為內閣閣員。後來的計畫並不順利，又有國防大臣Desiderio Arias在後操弄政治，結果導致希門尼斯總統自己於1916年5月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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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息造成美國威爾遜總統大為不滿，另外為防止當時德國勢力趁此機會滲透到加勒比海地區，決定於1916年5月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往多米尼加，於兩個月後完全佔領多國。當時美國海軍少將Knapp領導的軍事政府嚴格控管當時多米尼加人民的自由，造成了當地中上階層人士非常的不滿，另在多國東部地區的農民組成反抗軍持續不斷和美軍抗戰。雖然抵抗的意識普遍存在於民間，但是軍事政府也平息了多米尼加多年來不穩定的政治狀態，多國的經濟開始成長和外債也逐漸減少，軍事政府在各地廣建現代化的道路連結各城鎮，並成立了多米尼加初期的國民軍，美軍在多米尼加的建設和政策也造成了楚希略於1920年代在軍中的崛起，並讓楚希略掌政多米尼加達30年之久。美國哈丁總統執政時期改變了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於1922年10月撤除軍事政府並於1924年三月舉行總統選舉。親美派的霍拉西奧·巴斯克斯（1902-1903擔任過總統）最後勝出，並於當年七月登位，同年九月美軍完全撤出多米尼加。霍拉西奧·巴斯克斯總統在位六年期間讓多米尼加呈現了少有的和平狀態，讓全國的政治、人權和經濟方面一片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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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拉西奧·巴斯克斯總統於1930年2月欲競選連任時期，由於受到反對者的激烈抗爭，私底下和當時國家陸軍（前身為國民軍）統帥秘密協商後，巴斯克斯總統自動辭職而讓給當時自稱立場中立的拉斐爾·特鲁希略將軍競選，由於其他競選人受到暴力威脅，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特鲁希略於同年5月當選為多米尼加總統。多米尼加在特鲁希略獨裁時期雖然經濟仍持續發展，但是財富大都被特鲁西略和同夥收刮。然而這段時期多米尼加在醫療，教育，交通港口建設各方面卻也有大幅度的發展。特鲁希略在各地廣建國民住宅，亦創建國民退休年金政策，1935年和海地達成邊境界線劃分協定，1941年終結了和美國自1906年訂定的海關契約，并在1947年讓多米尼加的外債清償完畢，讓多國人民至今仍津津樂道。
但在另一方面，特鲁希略利用謀殺、凌虐、恐嚇等各種極端的方式來抑制反對政府的聲音。為了展現他自大狂妄的一面，特鲁希略授予自己大元帥，把首都聖多明哥改名為特鲁希略城，他把加勒比海最高山杜瓦特峰改為特鲁希略峰，並將國內許多大小城鎮的名稱以自己和親人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