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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歷史 史前時代（西元前5000年－西元1709年）
不論是1603年陳第所寫的《東番記》還是1697年郁永河所著的《裨海記遊》，都明確記載了17世紀前凱達格蘭族於臺北的活動紀錄。相傳該族祖先是從臺灣本島最東境的岬角——三貂角登陸，1694年發生康熙大地震時，仍為臺北地區最主要的住民結構組成部分。雖然在此一時期，臺灣其他地區已歷經荷治，鄭氏王朝，中國清朝的統治，但臺北市仍為平埔族聚居的未開墾平原。除了1632年，80多名西班牙人組成的探險隊曾短暫入內，前往該族北投社、里族社等社安撫傳教外，並無任何開發。而臺北的平埔族獨佔時代，一直到1709年陳賴章墾號入墾臺北才漸次結束。但日本學者於19世紀末所做的語言調查和記錄顯示，臺北縣貢寮、基隆、臺北市、新店、板橋、桃園北部這一帶的平埔族仍大都屬於凱達格蘭族。
因凱達格蘭族漢化極早，因此相關文獻紀錄不多。就現有資料顯示：該族與其他平埔各族同為母系社會，從婚姻與財產制度中可顯而易見——男性必須入贅，家產也由女性繼承，這與漢人文化有極大的差異，此差異迄今仍存於臺北某些地區。此外，現今臺北市許多地名為凱達格蘭族社名音譯而成。例如：大龍峒、北投、唭哩岸等。而這些平埔族社群，計有圭武卒社與大浪泵社等族群。
圭武卒社（Kimotsi）是20世紀前，臺灣平埔凱達格蘭族的一個支系部落，活動範圍約為現今臺北淡水河岸的大稻埕一帶。據荷蘭人於1654年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
，該社至少有百餘戶。該文獻亦顯示，該社除了以漁獵為主之外，也從事農業，活動範圍則可達社子島。更有跡象顯示，當時包含圭武卒社在內的凱達格蘭族已有灌溉水源的雛形。
除了圭武卒外，臺北市內較大的凱達格蘭族社尚有大浪泵（Paronpon）社，活動範圍則約為現今臺北市的大龍峒與圓山一帶，實際上，臺北市的大同區、大龍峒以及圓山的舊名——大龍峒山，皆源自大浪泵社的音譯。迄今Paronpon仍是臺北市大龍街的音譯名稱（Paronpon St.）。
大浪泵社於文獻的初次記載，也同樣出現於荷蘭人於1654年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後來因為發生康熙大地震，該地圖所描述的大浪泵居住地與當地樣貌與1697年郁永和《裨海紀遊》、1704年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以及1722年的番俗六考等都有所出入。不過一般認為該社的活動範圍不脫基隆河與淡水河交界處附近。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早在1620年代，荷蘭與西班牙即已先後入侵臺灣，並展開對臺灣的統治。其中西班牙佔領與傳教區域約包含今臺北市的松山與北投。隨後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臺灣南部為根據地的明鄭鄭氏王朝，其屯墾地區並未包含臺北。一直到清朝入侵臺灣後的18世紀初，臺北才正式大規模開墾。
從18世紀開始，主要來自福建閩南人及少數廣東客家人的漢族移民，就扮演了開墾臺北市的角色。這種以官府力量為副、移民勢力為主的此階段歷史模式，與臺灣其他新興城市大致相同。換句話說，清治時期的臺北市歷史，除了臺北開府、建城之外，可說全是以移民為主的歷史。也就是在強悍的漢人文化入侵下，原本居住於臺北的凱達格蘭族，最終於20世紀初幾近滅絕。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首開開墾臺北風氣之始的，是18世紀初的陳賴章墾號。陳賴章是指中國大陆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於1709年為了合股開墾大臺北地區而成立的團體，「陳賴章」這個名稱即是取合股人的姓氏姓名而成。像這樣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的合股團體，一般來說都稱為「墾號」。陳賴章墾號所申請的地區為臺灣北部的大加蚋，其開墾範圍面積相當廣，包含艋舺、錫口、大龍峒和大稻埕等現今臺北市的中心地帶在內。其中又以艋舺的開墾為主要區域。因此，一般來說，臺北市在地信史的正式啟動是由艋舺開始，而諸如艋舺龍山寺和艋舺清水巖等歷史建築，也都是由於此一泉州墾號的進駐而來。陳賴章墾號不但是18世紀初臺灣最大規模的漢人開墾事件，也造成了日後臺北地區平埔族的遷移、同化與滅絕。
1723年，朱一貴民變平息後，巡臺御史吳達禮報請朝廷增設淡水廳，並管轄大甲溪以北，此建議隨即獲准，臺北市也因此首度納入漢人行政體系。不過，臺北市所在的區域，此時仍多屬平埔族所聚居的「蕃境」，為避免糾紛，清政府仍嚴格禁止中國大陆移民逕自開墾。臺北市廣大的平原耕地所帶來的誘惑，使得清廷禁止漢人移民進入臺北的禁令無法產生拘束力。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1729年，廣東客家人簡岳一族至拳山開墾，與當地凱達格蘭族發生糾紛，造成數百漢人死亡，全族盡滅。此次事故，讓清朝官員重申臺北市為蕃界的的禁令。並規定不論生蕃、熟蕃，皆與漢人勒石分界。其屬地如有「奸民偷越蕃境、抽取藤條、捕殺山鹿、私運貨物者」，主管的地方官員都會受到降級調用及罰俸的連坐處分。不過此一禁令依舊無法阻擋從淡水河上岸的零星移民。而為了管理移居臺北市所在區域內的漢人，淡水廳於1731年在八里設置巡檢司，其範圍包含已有相當多漢人居住的干豆門、北投和南港。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1740年，繼泉州人之後，同樣來自福建的漳州府人，首次大舉移民至臺灣，代表人物為郭錫瑠。在他的領導之下，漳州人首度進駐臺北松山一帶，並從新店青潭溪興建可供灌溉景美、公館，甚至松山的瑠公圳。由於瑠公圳的成功開鑿，讓漳州人的開墾速度加快不少。這階段，除了水利之便造成的移民與開發外，臺北市地區尚有1741年漳州府移民何士蘭的開墾內湖和士林，1742年至1749年間泉州人開墾木柵與少數客家人的持續開墾拳山。這數波移民潮除了引發不少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也促成大量漢人男子與平埔族女子通婚，進而間接加速平埔族的漢化。這項漢化趨勢，於1765年設立理番同知官銜後最為顯著，在鼓勵原住民族漢化的政策下，一年內包含臺北在內的臺灣漢化熟蕃所屬平埔族達93社，歸化稱臣的生番200社以上。
除了泉州三邑人居住的艋舺與漳州人所居的八芝蘭兩聚落持續開墾發展外，泉州同安人聚居地的大龍峒與大稻埕也急起直追。這四個地區的開墾，也造成了多起分類械鬥，並促成臺北府城的興建。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18世紀中期，眾多泉州府（以泉州三邑人為主）人移民定居臺北艋舺，與當地平埔族通婚後人口大增，艋舺因而趨於興盛。早在1759年，原艋舺增設都司，不過仍為設於新竹的淡水廳管轄。1811年，原本設置於新莊的縣丞機關移至艋舺，並隨後設立臺灣艋舺營。1825年，艋舺營主官從游擊升格為參將。此外，也設置固定駐兵於艋舺的臺北營制。
除了官方廳署漸漸轉移至臺北艋舺外，艋舺的移民速度與開墾速度也頗為驚人。位於臺北盆地中心的艋舺，背臨平原，經過水利系統不斷地開展，形成物產豐饒的廣大腹地，而人口增加也使各種需求快速擴張，這些因素造就了艋舺的商業優勢。從此，艋舺繼新莊之後成為水陸輻輳商業中心，盛極一時。據姚瑩所著《臺北道里記》記載，光是艋舺一地就「居民舖戶四五千家」。因此盛況，產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表示臺北艋舺已是全臺灣第三大城市，且是臺灣北部第一大城。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1853年，艋舺的三邑人為了爭奪艋舺港口的泊船權利，攻擊八甲庄（今老松國小）的同安人，但無法越過沼澤，後來竟然燒毀安溪人信奉的艋舺清水祖師廟，以便借道偷襲八甲庄，同安人死傷無算，房屋全數焚毀，三邑人獲得械鬥的勝利，史稱頂下郊拚。同安人不得不將信仰的霞海城隍與整個宗族舉家從艋舺遷徙至數公里遠的大稻埕經商，艋舺港口後來淤積，船隻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成為北臺灣的商貿中心，19世紀中期後，新興臺北的發展約等於大稻埕商圈的發展。
同安人聚居於大稻埕一帶，與附近的港口碼頭息息相關。19世紀中期，尚未淤積的淡水河，依舊可航行來自閩南一帶的戎克船。大稻埕碼頭所帶來的航利，除了方便移民人潮上岸外，更可帶動商業的運作。於是大稻埕逐漸得到發展，與艋舺共同成為臺北市的兩大聚落。
臺北市歷史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泉州同安人除了開發大稻埕之外，還有大龍峒。大龍峒又稱為「大隆同」，舊稱大浪泵，源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大浪泵」社的閩南語譯音。根據歷史記載：18世紀之前，大浪泵社全境皆為平埔族人所聚居，並無漢人。1802年，泉州同安人王元記、王智記、陳蘭記、陳陞記、高明德、鄭西源等六戶，在此開設44間瓦店，因而形成俗稱四十四崁的街道，該街道取其原「大浪泵」地名閩南語諧音於隘門街坊，題名為「大隆同」，希望能「大為興隆同安」。一般來說，大龍峒發展雖然不如大稻埕，但仍以文教功能聞名。
清治時期的臺北漢人移民村庄，多為漳、泉兩大族群所盤踞。分布地點大抵為士林、艋舺、大稻埕和大龍峒四地。這裡面，漳泉兩地雖同源自福建，語言、風俗接近，但數百年來，該兩府就常因各種利益與宗教信仰發生衝突，而兩族群的衝突，即使移民到臺灣後，依舊非常激烈。
漳州人與泉州人武力衝突的理由十分複雜，但是基本上不脫利益衝突的性質。這些衝突包括：先來後到的土地分配衝突、灌溉水源爭奪、爭取墾地與建屋蓋廟爭議等。加上當時清朝官府控制力薄弱，無法禁絕遏止，民風強悍與羅漢腳人數過多等原因，漳泉械鬥時有所聞。多次漳泉械鬥當中，又以1859年的械鬥最為激烈，不但造成漳州人八芝蘭（今士林）村莊全燬，退居芝山岩避難，也導致後來八芝蘭地區的重建。不過也由於此次爭鬥過於慘烈，兩幫人馬所屬地域的士紳最終出面調停，漳泉檯面上的爭鬥至此才告一段落。
讓臺北開始邁入臺灣首善之區是1880年代的臺北府設置與臺北城的構築。這兩項措施，不但讓臺灣的行政中心正式由臺南移至臺北，也讓臺北成為臺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而究其因，1874年發生在與臺北相隔數百公里的臺灣南部牡丹社事件，是促使臺北建城的遠因。隨後，想藉臺北升格來充實北臺灣軍防的清朝政府，於1875年批准了「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的「臺北擬建一府三縣」奏摺。至此，臺北府城才正式成立。
臺北建府之議欽准不久，為求防務需求，清朝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臺北城。並構想將重要臺北府城官署、宗廟等建築設立其中。在首任知府陳星聚與其後1881年上任的直屬長官福建巡撫岑毓英積極籌款興建，臺北城終於1882年委由臺灣道道員劉璈正式開工興建。在陳星聚知府與臺灣道劉璈兩相合作後，臺北城的城池終於在1884年正式完工。
臺北城完工之際，城內文廟、武廟、開漳聖王廟、城隍廟和天后宮等廟宇也陸續落成。除此，面積約一平方公里的臺北城也相繼同時建造了淡水廳、臺北府、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和臺灣巡撫衙門等署衙，此時臺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全臺北甚至全臺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之後的數年內，臺北也在清朝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建造下，成為具有鐵路和電燈的現代化都市。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國與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1884年清法戰爭之北臺灣戰場與1895年（乙未年） 因馬關條約而由大清帝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帝國所引發的乙未戰爭，是19世紀危及臺北城的兩大戰爭。清法戰爭由駐臺清軍打敗從基隆入侵北臺灣的法軍，乙未戰爭則由日軍獲勝。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國與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就乙未戰爭方面，日本攻擊的對象為由原大清帝國官紳組成的臺灣民主國。為了避免正面武力衝突，征臺日本軍隊越過臺北城池防務工事進城。1895年5月29日，日軍在澳底登陸時並未受到強烈的抵抗，接著攻打瑞芳時有個小型的接觸戰。隨後日軍攻佔基隆時，扼守獅球嶺砲臺的清軍則已撤走，因此很容易便推進到汐止（水返腳）紮營，準備進入臺北城。此時的臺北城已陷入無政府混亂狀態，因為臺灣民主國總統（原臺灣巡撫）唐景崧等大清帝國官員已於6月4日倉皇逃回中國（清國），留下來的清軍紀律很差，形同流寇。臺北人心惶惶，臺北民眾閉隘閘以守禦自保。所以當時在大稻埕的外國人就打電報到日本部隊，要求日軍趕快進入臺北城；臺北城內的有錢仕紳、富商們也希望日軍能及早進城維持社會秩序，並先後派辜顯榮與洋行代表等赴基隆見日本人，並一路引領日軍進臺北城，因此日軍於6月7日未發一彈即順利進城。17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舉行「始政式」。日軍在進臺北城時沒受到什麼抵抗；渡過淡水河向南方推進不久，在三峽、在大溪都受到了真正的抵抗。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國與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在臺灣總督府主導下，臺北市不但因軟硬體建設迅速成為全臺灣的政教中心及日本帝國重要都市之一，也開始出現人口不平衡情況。1904年，臺北市成為全臺灣人口最多的城市，而直至1935年，臺灣人口為530萬，但面積不到臺灣1%的臺北都會區，居住人口超過27萬，日常活動人口則已突破33萬。
因為臺北是臺灣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加上是新興城市，容易實施市區計劃，因此統治臺灣的臺灣總督府與清代臺灣巡撫相同的選擇臺北作為臺灣的首府，臺北因此有了「島都」的稱號。
順利進入臺北城，並以臺北作為行政中心的日本統治者，對於以守備日本為主的臺北城存在價值抱持不同看法。在1900年的市區改正計畫中，臺灣總督府以街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連同城內官祀文武二廟（孔子廟、關帝廟）一起，開始拆除臺北城牆，並擴展臺北市的範圍。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國與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撇開較引起爭議的破壞古蹟之舉，臺灣總督府的拆城計劃讓臺北市範圍從一平方公里範圍擴展近數十倍，且藉由道路貫通，讓大稻程與艋舺兩大區域融合成為一城市。這些交通上的改革，也包含隨後的鐵路改建、巴洛克式街道開通、對外橋樑等硬體設施。得此暢通的鐵道交通，臺北迅速成為可直接控制全臺西部走廊的臺灣首都，不過也因得此方便，讓臺北於1904年之際成為臺灣最大的城市。
約略的市區改正後，臺灣總督府於1930年代期間，陸續完成了臺北做為臺灣政經中心所需的軟硬體建設。而這些包含各主要機關的官署廳舍建設，大量設立公學校也促成了臺北市範圍向外擴充，而此擴充則以南北向及城東為主。
由日本人組成的該政府或其所轄臺北地方政府於治理臺北初期，先將原本佔領城內清代留下的土地與建築，如舊有街屋及重要官署衙門，加以興建屬於總督府或日本新移民的所屬機關建築及住宅，並移民大量的政府官員家眷入臺北城內。這區域包含當時西門街、府後街，一方面拆毀舊有建設，另一方面建造包含臺灣總督府、臺灣銀行、臺北州廳、專賣局等官署廳舍。而這些大多位於臺北城內的建物，通常華麗寬敞且結構堅固，其使用狀態甚至沿用到二戰戰後，也提供臺北於戰後的復甦資本。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國與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早在1895年，臺灣總督府為了宣導國語已開始於臺北各地普設國語傳習所，不久此教育機構更名為公學校。1919年臺灣教育令頒布，總督府開始實施半強迫性的義務教育，這項早於日本本土的教育政策雖說具實驗性質，但仍使臺灣人於1930年代的就學率達70%。而這些公學校設立的地點，通常就是漳泉漢人密集居住的大稻埕、萬華、大龍峒松山及士林地區。
在社會教育上，做為臺灣首善之區的臺北，也設置多處改善社會不良習俗的正風會。這些團體有臺北廳風俗改良會、艋舺同風會、大稻埕同風會等。至1923年，臺北市同風會共有51所，會員有14萬人左右。後來此會也於之後更名為教化聯合會，不過其改正結辮、蓄髮、纏足、蓄奴、納婢等不良習俗的宗旨並沒有改變。
除了這些硬體設施外，臺北也負起各種新政的試行與推廣，其中包含度量衡、標準時間和衣著規定等。就在各項軟硬體建設下，臺北規模與風貌逐漸脫離農業社會的特徵，變成了具有東洋味道的現代都會，而1935年舉行的臺灣博覽會上，作為主要展示場地的臺北市呈現了這種急劇改變的面貌。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國與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1920年代，舊臺北城內區域為主的城內建築漸趨飽和，卻還是有愈來愈多的日本內地人來到臺北。在此不平衡的情況下，城內空間不足，地價又貴，於是有些人便在臺北城區的西方，介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空曠墓地興建市場、郵局、神社、學校，這區域就是西門町，此地區直至2010年代的今日，仍為著名鬧區，並以西門町徒步區延續至今。
不過此區域過窄，臺北市區不得向西門以外區域延伸，因為擴展面面臨淡水河，在現實發展下，臺北區域只好向南北發展。因此，臺北南門附近的龍匣口庄成為新興住宅區（今建國中學附近）。另外，除往南發展外，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因為興建於市區北部臺灣神社與寬敞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等因素，讓劍潭地區該街道兩旁街廓成為高級地段，並在此年代興建多為獨棟獨院的高級住宅。
1930年代期間，相較南北的發展，臺北往東發展的發展則更為明顯。在以60萬人口為設計的臺北市區都市計劃中，總督府開始於臺北東門附近的東區大量增設學校預定地，其中以東門町及富田町為最多，而隨著學校興建，臺北市大量民宅也隨之在此區域興建，形成御園村或昭和町等新開地。這種官方主導公共建設，民間配合的都市東移政策，從1930年代一直沿用到21世紀的臺北。
1935年，在南北與東區的快速發展下，面積不到百平方公里的臺北市，共有日籍人士8萬人與臺灣本地人18萬。若加上約兩成來自中國福建的商人，臺北市人口突破32萬，而當時臺灣人口只有530萬。也就是說，只佔臺灣面積3‰的臺北市卻佔據臺灣總人口的6.3%。
1930年代末期中日兩國展開大規模戰爭。包含臺北市的臺灣雖未受直接牽連，卻仍因戰時影響，所有臺北市的經建建設均遭停滯，不但如此，許多臺北的臺灣河洛人與客家人也不得不皇民化與加入太平洋戰爭。另外，戰時也造成全面性的物資缺乏與人口的流失。這種現象在1944年之後，如盟軍空襲臺北與市區人口疏散之後，更加明顯。這階段，臺北城內包含榮町、京町、文武町、書院町、明石町、旭町的總督府轄主要官署建物均遭程度不一的損壞，而學校、民宅也多有破壞。
1945年8月，日本於二次大戰戰敗，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規定中國（東三省除外）、越南北部及臺灣日軍向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投降，9月3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蔣之命指派陳儀為臺灣受降主官，9月9日日軍第10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以臺灣、澎湖日軍最高指揮官全權代表身分隨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代表蔣中正的何應欽投降:51,58-59,102,140。1945年10月25日，陳儀將軍在臺北公會堂接受日軍第10方面軍的投降。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45年，臺灣日治時期結束並邁入中華民國統治時期，臺北被規劃經營為臺灣的政經中心而持續發展。國共內戰後，臺北市更被視同中華民國於臺灣的國家首都。在此情況下，臺北市的政經建設更為顯著。
由於上百萬軍民於1949年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加上1960年代眾多中南部民眾北上求學、工作的風潮，臺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也開始逐步進行。1960至1970年代，西門町是全臺灣最熱鬧、流行的商業區，並形成了後來知名的電影街。1980年代為臺北市的蛻變期，城市的商業重心從這時候開始逐漸東移至臺北東區，1990年代之後，各種主要建設更集中於信義計畫區。至此，臺北朝國際化城市發展。不過如何兼顧傳統社區或商圈的整建與原有特色的保留，仍常常變成該市社區發展一大課題。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45年10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設立於臺北市。仍為臺灣政經中心的臺北市，卻因十數萬日本裔市民離開，人口從戰前的30多萬驟降到20萬。由於管轄臺灣的國民政府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臺民，加上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使民眾的不滿情緒瀕於沸點。1947年2月底，臺北市大稻埕發生緝菸血案引起民眾抗議示威，行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急遽惡化，引發從臺北市延燒至全臺灣的軍民對抗衝突和省籍對抗，國民政府軍隊採取鎮壓屠殺與和實施清鄉，造成本省人民眾大量死傷，是為影響臺灣數十年的二二八事件。1948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國民政府輸出大量貨幣，以取得臺灣民間蔗糖、米等資源，造成惡性通貨膨脹，連帶使得舊臺幣幣值大幅貶值，造成臺灣物價水準急遽上揚，引爆經濟危機，此刻的臺北市也連帶受到影響，百業蕭條，經濟低迷。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49年12月，國共內戰的戰局逐漸明朗，國民政府被迫從中國大陸遷至臺北，中央政府所在地臺北市自此成為中華民國的實質首都。除了首都的設置與經營外，大量外省人遷入臺北成為新住民，使得1950年代成為臺北市發展的關鍵。當時上百萬的外省人以定居臺北最多，加上1960年代由於城鄉差距帶來的就業機會不均而吸引來臺北的臺灣中南部移民，不但讓臺北市人口從戰後的20萬迅速成長至1967年的100萬以上，也讓其人口族群結構，產生與臺灣其他都市完全不同的現實狀況。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黨外人士如吳三連和高玉樹以無黨籍身分當選為具實權之首都市長，中國國民黨為確保於戰時首都
的執政地位而於1967年依1930年頒佈之《市組織法》將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但由於當時《市組織法》無法適用臺灣當時戒嚴時期實際情況，因由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方式頒佈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推動地方自治，市長則由行政院派任，以架空高玉樹。1968年將原臺北縣與陽明山管理局加起來共六鄉鎮（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景美）併入臺北市，擴大臺北市行政區域，以因應人口增長趨勢，並積極開拓東區田野發展。該市政府除了沿用日治時期已訂定的市區計劃外，更著重以土地高度利用為主的公共建設開發，並加速拆除市區大量舊建物。
此階段臺北持續繁榮，各項建設也朝向現代都會發展，如臺灣規模最大的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於1965年於士林區外雙溪開幕。不過因為人口增長超乎預期，加上經建建設失之妥當，交通、環境保護等各項建設不敷使用，因此1970年代末，臺北市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各種社會問題。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二十世紀最後30年，是台北發展最快的時期，短短25年間，城市脫胎換骨，由不起眼的復興基地成為繁榮的國際都市，城市大幅現代化，市民的生活水準和便利程度也大幅提升。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74政府推行十大建設，1975年1月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大會的第一次會議紀錄：「我臺北市爲首都所在地，爲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之樞紐，尤爲國際觀瞻之所繋...」因而，其建設尤為政府預算支出的優先項目之一。1976年，政府推動六年國宅計劃，大量建設相對市價便宜的房屋，開放登記購買，並於1977年開始眷村之拆遷計畫。也因應臺北對內外之交通壅塞，各種交通建設積極展開，1977年台北市公車轉為聯營，1978年全線通車的國道一號和1979年完工的桃園國際機場大幅改善城市對外交通聯繫，新生高架橋於1983年完工，1989台北市區鐵路初步地下化完工。1980年代初期開始的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與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臺北捷運建設，雖因施工佔去部分道路面積而造成臺北交通堵塞及運輸機能大減，導致交通黑暗期，但隨之減少了噪音、震動、空氣污染，提高沿線生活環境品質，讓臺北市交通狀況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雖然大台北地區人口增加，但1987年完工的翡翠水庫滿足了台北市的水資源需求。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70年代後期至1980年代，臺灣經濟延續著高度成長，市內十層樓高以上大樓在1980-1990之間增加了將近一萬棟，占市內現有十層以上大樓的一半以上(2022年一共有18200棟)，光是1986和1987兩年加總就有超過五千棟十層樓以上大樓完工，1980年代想當然爾是台北發展最快的年代。在大批外資進入後，臺北市順利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都會型城市。百貨公司大量興建，如1972年創立遠東百貨，1977年的遠東百貨仁愛店，1978年的來來百貨，1984年的統領廣場，1987年的明曜百貨和SOGO百貨，1991年則設立第一家新光三越。繼1974年頂呱呱的開幕，這期間具代表的外資連鎖速食店於市內大量展店，如1984年美國麥當勞，1985年的肯德基，1986年的哈帝漢堡，1987年的吉野家與必勝客。超商的部分，自從1978年首家統一超商開幕後，1980年7-11超商和1988年的全家便利商店等新型外資商店的進駐臺北，這些指標商店的引進，使臺北產生極大的變化，許多傳統型的商店相繼被取代，最著名的例子是1992年中華商場的拆除。由於市民經濟水準整體改善，聚賭文化，如大家樂，在1980年代遍地開花，電子遊藝場也愈趨普遍，如1982年開幕的湯姆熊歡樂世界。1980年代，台北掀起一股KTV和MTV熱潮，大量的卡拉OK廳和舞廳、娛樂廳和賭場開幕，形成了台北的夜生活文化，但此年代許多此類娛樂場所為非法營運，但政府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非法休閒場所遍地開花，參與浪潮的人數成為主流，也埋下日後娛樂場所大量解禁的種子。其中，著名的連鎖店如1986年創立的錢櫃公司 另外，配合當時政府的十二項建設，旨在改善市民文化休閒素養，於1982年成立建國假日花市，1983年成立台北市立美術館，1985年成立陽明山國家公園和落成台北世界貿易中心，1986年的木柵動物園，1987年的國家兩廳院(國家音樂廳和國家戲劇廳)等等，市民整體生活品質大幅提升。同時期，國際活動一步步地推行，如1980年的台北金馬影展，1981年的台北國際電腦展和新一代設計展，1986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1987年台北國際書展，1989年起在台北世貿舉辦的台灣美食展和1990年創立時名為「台北燈會」的台灣燈會(2001年改為全台巡迴)。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隨後1980年代外匯管制放寬，臺灣解嚴，上市公司私有化及政治鬆綁等政策，更促成臺北市邁向更自由的都市。政治開放所帶動的活絡經濟，使臺北市各項政經建設更加蓬勃發展。而高度自由且有活力的生活狀態不但讓臺北成為世界性都市，也將其臺北生活模式帶動至臺灣各地。臺北的商業高度成長與交通便利，帶來金融和經濟產業快速成長以及人口持續增加  大量大型飯店亦於此時成立，如1979年開幕的兄弟大飯店，1984年的台北福華大飯店和台北老爺酒店，和1990年的台北晶華酒店和台北君悅酒店。
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的高速發展下，歷史文物的保存亦日漸受到重視，中華民國政府於1981年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1982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並於1985登錄第一批市定古蹟，如艋舺青山宮。
1980年代末，台北出現大規模炒股熱，投資人湧入市內各地咖啡廳，餐廳，書局，甚至圖書館炒股，景氣相當熱絡，但也影響城市正常運作。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90年代，台北依然快速發展，歷經20年的市區鐵路地下化、快速道路、臺北捷運初期路網、公車專用道等交通建設陸續完成，相當程度地紓解了交通上的壓力。1990年上任的市長黃大洲大量拆除老舊眷村和違建，建立許多綠地和公園，並推動基隆河的二次整治，亦加速台北捷運六線之興建，謂之「六線齊發」。1993年落成的新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成為當時全臺最高的建築，並長期成為觀光景點。1994年大安森林公園對外開放，成為許多市民在市內親近自然的首選。升格直轄市以後的首任民選市長陳水扁於1994年上任後，推動掃黑行動，加強對違法遊藝場之取締，並整頓市內官風，使市內公務員更加親民。在他1994-1998年的任內，捷運陸陸續續通車(一年通一條)。此外，臺北也持續建構更便利的人文與教育環境，並在更開放的市民主義觀念下，逐漸建立以服務業為主，且朝多元化目標發展的都市前進。跨入21世紀前後的數年，臺北市雖歷經政黨輪替，也曾發生過1997年白曉燕命案的治安危機、1999年921地震的東星大樓倒塌事件、2001年納莉颱風所造成的數億美金損失、2002年臺北旱災缺水危機及2003年的SARS危機等重大民生事件，但並不影響臺北市成為國際化都市的進程。1998年，國際地方政府聯合會「世界首都論壇」於臺北市召開，市長陳水扁和美國華盛頓特區市長貝里等各國首都市長一同晉見曾任臺北市長的總統李登輝。
臺北市歷史 戰後發展（1945年以後）
1989年，行動電話在台灣開放，隨後的1990年代，隨著資訊爆炸，大量有線電視公司在台北成立，亦有許多民營電信公司在台北設立總部，如1996創立的中華電信和1997的台灣大哥大。此年代更多現代餐廳和百貨公司設立，如1994年的大葉高島屋，1995年的王品牛排，1996年的爭鮮迴轉壽司，1997年的八方雲集和錢都涮涮鍋和1998年的信義威秀影城與星巴克等等。高級甜點品牌，如哈根達斯和GODIVA陸陸續續在台北開設門市。此外，1989年創立的百貨式誠品書局進行大規模展店。手搖飲文化隨後亦傳入台北。1990年代亦延續1980年代文教設施的擴展，如1996的台北天文館與台北海洋館和1997年袖珍博物館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之開放。市民的生活品質，於1990年代末，達到正常已開發國家大都市之水準。
1990年代的台灣為一段相當政治化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的轉捩點，期間，市內進行大幅度去威權化之措施，如改建圓環並拆除其銅像。陳水扁市府任內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的介壽路，為集會遊行的良好選址。1990年中正紀念堂發生三月學運，1991年的獨台會案，1994年的520教改遊行，1995年計程車暴動和1998年反核大遊行等等，短期內對台北之交通影響頗大。
根據2000年1月版台北畫刊，1999年12月台北被新聞周刊列為亞州第二適居城市，同月亦被亞州周刊列為亞州第五適居城市，可見20世紀末梢的台北生活水準已與今日相差不大，與1969的樣貌有天壤之別。
2000年後，因為腹地的限制，建設的重點轉移至台北周圍的重劃區，且經濟榮景不再，台北的發展自此較為受限。台北多數區域已完成開發，捷運第一期幾乎完全通車，政府也在1998年停止國宅建設計畫，伴隨著1980-1990年代時的鬧區，如天母、台北車站附近、西門町與忠孝復興附近的沒落。臺北市在積極國際化的同時，也開始認知傳統建築擁有的文化價值，開始保存眷村等建築。2000年後，臺北市開始重視臺灣文化建設的內涵與素質，並開始提倡文化平權、重現歷史記憶、強調庶民傳統、推動文化產業、提倡臺北學及釋放政府資源，並創造出嶄新的臺北文化氣象。
台北現今亦為LGBTQ等等多元活動在亞州最開放的地方，舉辦亞州規模最大的同志遊行。外籍移工則引入許多家鄉文化活動，如台北車站的開齋節活動。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化轉變的城市文化及空間場域
在都市文化政策和都市政治方面，臺北市文化治理自改制直轄市以來，有三階級的改變：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反共和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及威權國家體制下，採取文化宣傳與管理並進的「精神建設」；197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國族論述逐漸讓位給浮現中的消費社會，迎合的是都市中産階級的文化消費需求的「富而好禮」階段；1990年代中期在臺灣民主化背景下，第三階段是臺北市市長民選之後的，城市文化治理大幅擴展意涵和範圍，包括「強調多元族群文化，重視庶民記憶與城市書寫，擴大史蹟保存範圍與活化再利用，突顯地域特色，並以藝文節慶、公共藝術和城市景觀塑造出城市文化形象，期許以文化産業和象徵經濟的發展躋身國際城市行列」，展現臺北市文化治理「成爲都市意義爭論的文化政治領域」。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化轉變的城市文化及空間場域
臺北市從1935年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起開始經歷直接選舉，二戰後的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1948年立法委員選舉、1951年臺北市長選舉、1954年臺灣省議員選舉、1969年立法委員選舉／國民大會代表選舉、1994年臺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1996年總統選舉、200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等代表性選舉也都標誌著臺北市民所爭取與親歷的民主化洗禮。
從1920年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1964年「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從1931年蔣渭水的大眾葬到1986年要求中國國民黨解除戒嚴的519綠色行動、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延續半世紀的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從1960年組黨失敗的雷震事件到1986年民主進步黨的「非法」成立、從1980年林宅血案到1981年陳文成事件，臺北市民都或深刻感受到威權政體帶來的壓迫、或主導著全臺灣的政治社會走向。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等臺北市長先後成為總統，自1988年起連續主政臺灣逾26年。2014年臺北市選舉，柯文哲擊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繼2006年、2010年連任的郝龍斌之後而成為首都市長者。
臺北市歷史 臺灣民主化轉變的城市文化及空間場域
臺北市1990年代晚期政治條件的變化，從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進行一連串打造臺北市市民主體的空間與文化政策，以「市民參與」、「還空間於民」的空間規劃，企圖瓦解殖民時期以來「偽公共空間」而提出「空間解嚴」政策方向，來回應1980年代以來的各種社會運動，並緩和、整合臺北市在「後威權」時代的認同。比如在1996年3月21日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其廣場改名為凱達格蘭廣場，即是象徵對臺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不過馬英九卻在當選總統後於2009年計劃擴大博愛特區管制範圍，被民進黨批評為是倒退的作法，並指出「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時，主張博愛特區空間解嚴，大幅開放特區內的公園設施讓人民親近，當時民進黨政府表示歡迎」。
身為首都的臺北市也因係中央政府所在地而有著各種示威抗議，從鄭南榕與詹益樺的自焚到野百合學運及太陽花學運，從白玫瑰運動到白衫軍運動 ，從鍾鼎邦事件到大埔事件，從無殼蝸牛運動到巢運，臺北市都是吸引臺灣人民與媒體關注的最重要活動城市。除了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有各類議題的大型集會遊行，臺北市還有著農民抗議、勞工遊行、反核遊行、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反媒體壟斷大遊行、228百萬人手牽手護臺灣、女權遊行、同志遊行等各種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
此外，天馬茶房、法主公廟、紫藤廬、殷海光故居、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自由巷等也都成為記錄臺灣走向自由民主歷程的重要地標。
勒拿湖
勒拿湖（Lake Lerna），是曾经存在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一个湖区，由许多喷泉、湖泊和沼泽组成，该地以九头蛇的故乡闻名。
勒拿湖 历史
根据地质学家的勘探，发现勒拿湖是一个位于阿尔戈斯以南爱琴海边的一个淡水潟湖，早在新石器时代湖岸便已有人类活动的遗址，但是由于未知的原因遭到了废弃。到了青铜时代，该湖虽然已经遭到一定的瘀塞，直径仍有约4.7公里。迈锡尼兴起之后，该湖沿岸变成了墓地，在公元前12世纪中叶，该湖再一次被废弃。随着周边森林被破坏殆尽，勒拿湖逐渐缩小，变成了一片沼泽，最后的遗存也在19世纪彻底消失。
在希腊神话中，勒拿湖是波塞冬的作品，也是通往地狱的入口，据传说，九头蛇就是地狱入口的守护者。
友愛邨
友愛邨（英語：），是香港的公共屋邨，位於新界屯門新市鎮中部，鄰近屯門市中心。於1977年動工，1980年起落成。現由香港房屋委員會負責屋邨管理。由於友愛邨落成後的樓宇數量相對當時其他公共屋邨為多，故以曾成為全港最多居民居住的公共屋邨。
另外由於友愛邨建於青山灣填海區上，所以曾經有嚴重土地沉降問題，其中於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操場旁的建築物亦因此而加建多級樓梯。現時土地沉降的情況已經較為穩定，但在邨內亦有不少地方可看到當年沉降的痕跡。
友愛邨 屋邨資料
（註：由於第5及10-13座指同一項目內的安定邨，另第17-20座為兆安苑，為免重複，已經省略以上座號。）
友愛邨 設施
友愛邨擁有不同設施給居民使用，包括表演空間友愛廣場，3個籃球場，1個足球場，健體區和6個兒童遊樂場。而邨外的興安里設友愛體育館（隔著皇珠路）。
邨內設有商場H.A.N.D.S，愛勇樓1-3樓設有出入口連接
友愛邨 事件
1981年7月，有居民發現邨內每個單位的牆上出現神秘符號，其後更先後發生多宗爆竊案。到7月13日晚上8時，居民發現7名形跡可疑的青年後便隨即通知警方，要求警方拘捕。警方在查問後認為他們身上沒有攻擊性武器，亦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所以釋放青年。不過此舉引起邨民認為警方處理手法不當，百多人聚集邨內警署門外鼓譟。到凌晨約1時，警方在愛明樓帶走兩名青年調查。警方避免發生事故，用車將兩名青年送去青山警署，不過有百多名居民發現後，在路口攔截包圍警車。事件擾攘到大約凌晨3時，友愛邨和安定邨的居民仍然不肯離去，而且越來越多人聚集。到7月14日早上8時，仍然有很多居民在警署門外聚集，居民代表和警方及房屋署人員開會，商討改善屋邨治安和鐵閘問題。
警方人員在早上將另外五個青年帶返警署調查。警方發言人表示，由於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該7個青年與記號或爆竊案有關，查問後全部釋放。
7月15日晚上，逾千名友愛邨居民，持刀、棒追捕6名可疑男女，包圍並攻擊愛德樓一已上鎖的垃圾房，群情洶湧。警方派出6部巡邏車、50名軍裝及大批便衣警察到場鎮壓，警員地氈式搜索至7月16日凌晨2時無果而結束。
友愛邨 事件
1992年4月24日凌晨3時許，當時僅21歲、住在屯門大興邨的林國偉，在屯門公路上喝著啤酒駕車，此時一輛的士在他車旁掠過，的士內一名夜歸少女長髮披肩，他被捕後曾描述，該女士的容貌與她前女友相像。他於是開車緊隨的士，直至少女在友愛邨愛明樓下車。年僅19歲的少女在電梯大堂等候升降機，林國偉藏匿在暗角，待電梯到步後，他一個箭步撲出，閃身進入升降機之中，強勁勒緊少女頸項，把她硬扯出升降機，於後樓梯性侵犯她，並搶走她的手袋及金飾。這是林國偉首宗案件。
1992年12月28日凌晨4時許，另一名女子與丈夫唱卡拉OK，丈夫因上早班先行離去，結果她回家時不幸在友愛邨愛德樓梯間被林國偉強暴。
1993年2月24日凌晨四時許，林國偉再次出動，對象是一名50歲的家庭主婦，她當晚與朋友打麻雀後，獨自回到友愛邨愛信樓，被林國偉扼頸拖至梯間。這回他用力過度，將對方勒死，他未有碰過受害人，可是在她身上射精，並劫去受害人的手袋。
友愛邨 事件
患有抑鬱症的55歲女子葉秀雲，居住於愛明樓10樓一單位，她自覺長期投訴噪音滋擾無效，於2006年8月7日（農曆7月14日）下午穿上紅色衣褲、紅色鞋襪、塗上紅色指甲油，登上該大廈的21樓梯間撒溪錢後墮樓身亡，該大廈的互助委員會主席、委員和兩名保安員於翌日收到死者生前寄出的信件，信內大意寫着：「冤鬼纏身，鬼魂索命......死都唔會放過你哋，你哋唔會有好過......」（冤鬼纏身，鬼魂索命......死也不會放過你們，你們不會有好過），有居民認為死者身穿紅衣在鬼節當天自殺，是要化成厲鬼報仇。2006年8月16日早上，54歲姓梁女子於愛明樓23樓梯間墮下，倒臥於葉秀雲墮樓身亡的同一位置，送院後延至翌日不治，網民對於愛明樓接連發生墮樓事件議論紛紛，六十多名居民出席社會福利署為邨民舉行的心理輔導解說會，有7戶人家向區議員要求協助申請調遷，有居民表示晚上不敢單獨外出或返家，也有人暫時遷往親友家中暫住。同年10月3日凌晨，50歲姓徐男子於愛明樓10樓攀越欄河墮樓身亡，經調查後證實死者居住於大埔區，並非該大廈的住客，其家人指死者沒有病痛及經濟問題，並無尋死動機，且沒有親友居住於友愛邨，對他在上址墮樓感到大惑不解，堪輿學家麥玲玲曾於葉秀雲墮樓後到現場觀察，她認為該大廈門口的座向，屬於風水學上的「神門鬼戶」，容易令人產生幻覺及有靈體出現，並建議居民找道行高深的法師超度或高僧誦經，同時可在家門掛楊柳或擺放稻草人，有居民稱，在2004年至2006年間，友愛邨發生十多宗跳樓事件，其中愛明樓佔6宗，有居民將事件扯上鬼神之說，並慨歎愛明樓似已變成「跳樓勝地」。
友愛邨 事件
2021年4月初，愛暉樓爆發疫情，三座在短時間內累計有9宗個案，09,10,31,32室及22樓居民須撤離檢疫。由於擔心出現垂直傳播，政府專家袁國勇到場視察。政府先後分3次撤走逾200名居民到檢疫中心隔離。一名70歲男子於3月31日發病後，到4月8日離世,其後抽取樣本化驗後確診。到4月19日，二座亦有兩宗個案。政府在中午安排二座8樓所有居民撤離到檢疫中心。
2024年11月10日凌晨，邨內發生謀殺案。一名35歲男子懷疑被毆打致死，警方在早上拘捕至少4人，正追緝在逃人士。消息稱，死者昨晚在友愛街市熟食檔買食物時，聽到附近有人爭吵故上前查看，疑因眼神問題卻被4人毆打，導致頭部受傷。他負傷回家，父親見其氣息不佳遞水給他喝，詎料一飲即噴血，立即報警。不過送院後搶救無效不治。
哈爾濱僑民
哈爾濱僑民指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為了逃避國內的戰爭以及發展國際貿易，而臨時居住在哈爾濱的俄國、猶太、日本、波蘭、朝鮮半島、德國等40個國家的僑民。大部分人認為：這些僑民開創了哈爾濱的城市建設，使哈爾濱成為國際化大都市。
哈爾濱僑民 歷史原因
哈爾濱地處東北亞的中心，俄羅斯，蒙古，朝鮮半島，日本環繞之中，毗鄰俄羅斯遠東地區，又地处水路松花江畔，在沙俄修建东清铁路后，戰略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进而形成了一个特大城市。東歐地區的人，大都是隨著東清鐵路的修築而進入哈爾濱的。其它國家的人，大都是日俄戰爭後，隨著哈尔滨开辟为国际商埠之後，進入哈爾濱的。最早進入哈爾濱的僑民是俄國僑民，並且一直居哈爾濱僑民數量的第一位。從1858年的清俄兩國瑷珲条约條約簽訂開始，就有俄國商人進入黑龍江做生意，最早進入黑龍江的僑民是俄國商人德留金。
哈爾濱僑民 各國僑民
自1897年東清鐵路的開工起，哈尔滨作为東清鐵路的樞紐城市及其管理局的所在地，吸引了大量的俄國僑民和士兵在此定居生活。1900年，俄國商人在哈爾濱開辦了中國大陸的第一家啤酒廠——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该啤酒厂是今哈尔滨啤酒的前身。1907年，俄國軍隊建造了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大量被苏维埃政权驱逐的白俄人避難到哈爾濱，中東鐵路管理局為了安置這些難民在哈爾濱建立了两个俄国居民区。這段時期的俄國人高達15萬5千人（未包括俄國在黑龍江的大量駐軍）。1919年，由於中華民國國軍擊敗了在黑龍江的白俄軍隊，所以中東鐵路也被中華民國政府收回。因此白俄在哈爾濱的各種權利也被剝奪，所以許多白俄僑民也離開了哈爾濱，前往上海、歐洲、北美。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日本皇軍進入哈爾濱，此後蘇俄僑民大量減少，在蘇聯把中東鐵路的主權賣給滿洲國後，中東鐵路的大量蘇聯員工和家屬撤退回國，到1940年蘇聯僑民只剩1845人。1954年斯大林逝世後，最後一批蘇聯僑民也離開哈爾濱。只有900多名蘇聯人最終選擇留在了哈爾濱及黑龍江各地，在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難以見到蘇聯僑民了。少部分生活在蘇聯遠東地區的女性，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地的男性數量急剧減少，所以來到滿洲國，與當地人結婚，生子，因些在哈爾濱和中俄邊境地區有一些中俄混血兒，俗稱：二毛子（此名称带有歧视意味，现已不被公开使用）。
哈爾濱僑民 各國僑民
數量上位居哈爾濱僑民總數的第二位，最初是隨著俄国人而来的東清铁路建筑工程技术人员，還有因為俄國十月革命，而逃難到哈爾濱的俄國犹太商人。1903年哈尔滨的犹太人成立了“犹太侨民会”，1908年成立了“犹太教会”，1909年建犹太教堂（后又创建新堂），并办起犹太侨民小学。1920年時猶太僑民達到2萬多人，猶太僑民大都在哈爾濱經商，並且开办多项慈善福利事业，如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免费食堂、失业赤贫救济所以及设立医院等等。哈尔滨犹太人在哈尔滨开展了较早的资本运作：最早的赛马活动、最早的商业贸易、最早的降价促销、最早的食品加工之一。1923年後，猶太僑民的數量就相對減少，因為許多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在哈爾濱稍作停留後，便去了北美、西歐等地。
哈爾濱僑民 各國僑民
最早来到哈尔滨的日本侨民是充当東清鐵路的包工，接着则是他们的家属和日本妓女。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对哈尔滨进行大量经济投资，大批日本侨民也随之进入哈尔滨。後來東清铁路苏联员工撤退，完全由日本人接替；由於日本在滿洲國的經濟實力，俄國人創辦的哈爾濱啤酒廠也被日本人掌握。在1943年日本僑民人数達到8.6万余人，日本僑民中還不包括日本關東軍和間諜，1945年，日本軍隊從中國撤出後，日本僑民也都撤回國內了，然而仍然有很多遺華日僑被日本政府遺棄在哈爾濱。
德國人來哈爾濱的目的是經商，1901年德国商人与俄国商人在哈尔滨合资开办了啤酒厂，来哈尔滨的德国人逐渐多起来。1903-1905年间，德商相继建立多家啤酒廠。東清铁路所需电料、电器等均由德国西门子洋行供应。1912年德国西门子洋行在哈尔滨设立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後，中華民國政府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德国商人也纷纷离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德國人紛紛回到哈爾濱。
哈爾濱僑民 評價
以色列代總理：艾胡德·奧爾默特到哈爾濱看望祖父的墳墓時曾經講過：“我的父母從哈爾濱開始了他們那一代人的猶太復國之路。在哈爾濱誕生了錫安主義運動的夢想——建立以色列國，這為猶太民族提供一個共同的家園。”，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哈爾濱的猶太人，從來沒有遭受過當地人的迫害與暴力。”
菲丝·希尔
奧黛莉·菲丝·麥克羅（英語：Audrey Faith McGraw，1967年9月21日—），婚前名為奧黛莉·菲丝·佩芮（英語：Audrey Faith Perry），藝名菲丝·希尔（英語：Faith Hill），是一名美国女歌手。希尔是史上最成功的鄉村音樂藝人之一，全球專輯銷量累積近5000萬張。
菲丝·希尔 生平
希尔出生于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但却成长于附近的斯达市。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唱歌。高中毕业以后，她上了一所大学，很快就辍学来到纳什维尔开始她的演唱生涯。
希尔从小被人收养，直到1990年代才遇见她的亲生母亲。1988年她与音乐制作人丹·希尔（Daniel Hill）结婚，1994年离异。此时，希尔还只是一家音乐发行公司的秘书，但她的歌唱天赋已被人察觉，很快地华纳唱片便与她签约。
菲丝·希尔 生平
希尔的第一张专辑是1993年的《Take Me As I Am》，十分的畅销。主打单曲《Wild One》登上了乡村音乐榜，而翻唱詹妮斯·乔普林的《Piece of My Heart》同名单曲在榜上也取得了好成绩。由于她的声带手术，接下来的第二张专辑不得不推迟。而最终在1995年发行的这张专辑《It Matters to Me》让她又一次取得了成功。专辑中的主打曲目成为了她演唱生涯中第四支乡村音乐冠军单曲。就在这时她开始与蒂姆·麦格罗约会。蒂姆在一次他的巡演中向希尔求婚，但又不得不完成接下来的演出任务，于是菲丝同蒂姆一起踏上旅程，并于1996年10月6日正式结婚。他们共育有三女：Gracie Katherine (出生于1997年)，Maggie Elizabeth (出生于1998年)和 Audrey Caroline (出生于2001年)。
希尔于1998年出品的专辑《Faith》，更加偏向主流的流行乐。这使得她增加更多的歌迷。其中的单曲《This Kiss》成为了乡村音乐榜的冠军单曲，并在流行音乐榜上取得了第七的位置。
菲丝·希尔 生平
1999年发行的专辑《Breathe》让希尔的声望迅速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她最畅销的一張专辑。首支同名单曲《Breathe》成为年度最受欢迎电台曲目，同时也成为希尔最标志性的歌曲之一。另一主打单曲《The Way You Love Me》同样进入了音乐榜的前十（第七名），并成为公告牌单曲榜上榜时间最长的单曲之一（上榜57周）。这张专辑也为希尔赢得了包括最佳乡村音乐专辑在内的三项葛萊美大奖。
在发片的间歇中，她为电影《鬼靈精》录制了歌曲《Where Are you Christmas》，这首歌成为了2000年代美国电台最喜欢在假日中播放的歌曲。接下来的一个夏天她录制了戴安娜·沃伦作曲的《There You'll Be》，作为电影《珍珠港》的插曲。
2001年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希尔显示了她的屬靈本色，她为《America: A Tribute to Heroes》筹款节目完成了单曲《There Will Come a Day》。同年年末，希尔推出了她的第一张精选集《There You'll Be》，这张专辑在全世界达成了近100万张的销量。
菲丝·希尔 生平
2002年，希尔推出了第五张个人专辑《Cry》。尽管这张专辑刚一推出就登上了《公告牌》杂志的乡村音乐榜和流行音乐榜榜首的位置。但并没有像以前菲丝的那些单曲一样在电台上流行起来。事实上，大多乡村音乐电台都认为这张专辑太过“流行味道”。《Cry》为希尔贏得葛萊美獎最佳鄉村女歌手奖，且在全球销售了370万张。
到2004年夏天，希尔同妮可·基嫚以及馬修·波特歷一起参演了由弗兰克·奥兹导演，改编自1975年恐怖小说《超完美嬌妻》的同名电影
逗留好莱坞时，菲丝总结了上一盘专辑的失败之处。而于2005年开始制作她回归乡村音乐的专辑《Fireflies》。放出的第一首单曲《Mississippi Girl》将她带回了乡村音乐榜的榜首位置。 这首歌是她的第八支冠军曲目。在2005年7月2日举行的Live 8罗马演唱会上她演唱了这首歌以及另外两首《Breathe》和《Piece of My Heart》，她的丈夫麦格罗同样参演了这个演唱会。第二支放出的单曲是由她和麦格罗合唱的《Like We Never Loved At All》，最终进入了乡村音乐榜的前五位，并为他们获得了2006年度葛萊美獎最佳乡村演唱合作奖。第三首单曲叫做《The Lucky One》，于2006年2月放出。而专辑《Fireflies》在美国地区卖出了超出200万张的销量。
2007年，希尔第一次在美国发行了她的精选集《The Hits》。其中包含了她演唱生涯开始以来的大部分热门歌曲，同时还包括了两首新的歌曲：《Lost》和《Red Umbrella》以及一首现场版本的《Stronger》（录自2007年的Soul2Soul巡演）。这张专辑在美国销售了近23万张。
唐墓桥露德圣母堂
浦东唐墓桥露德圣母堂是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一个圣母朝圣地，位于浦东新区唐镇唐陆公路3310号。
天主教在浦东地区的传播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即使在清朝中叶的禁教时期处于地下状态时仍很兴旺。19世纪时附近已经有数千天主教徒。1868年前后，法国神父鄂劳在川沙厅唐墓桥（今唐镇）的教会孤女院建立了一个小教堂。鄂劳去世后，他的母亲捐资建造一座可以容纳上千人的大教堂。1894年4月20日奠基，1898年1月2日举行祝圣典礼。教堂为哥特式风格，钟楼高30多米，可容纳3000人。教堂建成以后，成为浦东总铎区的中心教堂，管辖浦东地区的数万天主教徒。每年五月，都有许多信徒前来朝圣。1958年该教堂被农机厂占用，部分被毁。1992年10月11日经修复后重新开放。
露德圣母堂被列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编号158。
2024年12月28日，沈斌主教于徐家汇天主堂主持2025禧年开幕弥撒，隆重开启教区圣年。沈斌主教宣布，将浦东总铎区唐墓桥天主堂列入上海教区2025禧年的六大朝圣地。 据沈斌主教介绍：浦东总铎区唐墓桥天主堂在1904年、2000年和2025禧年都是朝圣地。
温斯顿·彼得斯
温斯顿·彼得斯 PC MP（英語：，1945年4月11日—），新西兰政治家，現任新西兰外交部長。原为新西兰国家党成员，1993年离开国家党创立新西兰优先党并担任党领袖至今。曾先后数次与国家党及工党组成执政联盟，在前总理博尔格、希普利、克拉克、阿德恩和总理盧克森内阁中任职过外交部长、国家副总理等职务，其政治理念一直被認為具有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的傾向。
温斯顿·彼得斯 出生
温斯顿·彼得斯出生于新西兰北岛北部的法納雷（），在當時只是一個小鎮。他有着一半毛利人血统，他的父亲是毛利裔而他的母亲则是白人（）。他的两位兄弟，伊恩·彼得斯和吉姆·彼得斯也曾经当选为新西兰国会议员。不過，彼得斯從政後卻一直反對給予毛利人作為新西兰原住民而享有的特殊權益，特別是反對新西兰自1996年大選改行聯立制後單一選區部分所新增的毛利人席位。
当他从璜加雷男子高中和Dargaville高中毕业以后，温斯顿·彼得斯进入奥克兰大学学习历史，政治以及法律学科。并且取得了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之后曾做过老师和律师。他也曾经是大学橄榄球俱乐部的成员在奥克兰，并且曾经是奥克兰毛利橄榄球队的队长。他也曾经作为队员代表毛利全黑队（All Blacks）参加过威尔士亲王杯橄榄球赛。他的一位兄弟，韦恩·彼得斯曾经作为奥塔哥地区队和北奥克兰队的队员参加过国家冠军赛和全黑青少年队。他的另一位兄弟艾伦·彼得斯也代表璜加雷对参加过橄榄球联赛。
温斯顿·彼得斯 国家党生涯與優先黨的成立
他于1975年加入新西兰国家党，但是作为候选人在北部毛利選區參選失利。1979年進入新西兰國會，加入国家党議會党團。不過，在1980年代後，因為其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限制及減少移民等民粹主義主張，使其與國家黨產生分歧。1990年國家黨重新執政後，其加入政府內閣，擔任毛利事務部長。其擔任內閣部長期間，與國家黨的關系緊張，故在11個月後被辭退，並回歸後座。1993年退出國家黨，同時自製補選，讓自己以獨立身分重新加入國會。他又旋另組新西兰优先党，以党魁身分在同年幾個月後的大選贏得國會議席迄今。
温斯顿·彼得斯 第一次担任副總理：1996-98
新西兰自1996年大選改行聯立制，終結過去沿用於兩黨制後，新西兰优先党成為第三大黨而成為「造王者」，其後他選擇與國家黨籌組聯合政府，他於是成為副總理兼首任財長。至1998年，因與國家黨政府產生分歧，優先党退出聯合政府。
1998年5月28日，獲委任為樞密院顧問官。6月15日，彼得斯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温斯顿·彼得斯 工黨執政時期：1999-2008年
1998－2005年間，彼得斯繼續領導新西兰优先党作為在野黨。當時他經常站在工黨一側，並批評國家黨的移民及經濟政策。但時任總理海倫·克拉克在初期拒絕了优先党的閣外支持。
2005－2008年，加入新西兰工党領導的聯合政府，擔任外交部長，但不出席內閣會議。2008年新西兰大選，优先党失去所有席位，故彼得斯無法繼續擔任外長。
温斯顿·彼得斯 淡出政坛与重返国会：2008-2017年
優先党在2008年徹底敗選後，彼得斯曾因此淡出傳媒視線，卻又於2011年重新獲媒體關注，在同年大選中連同7位黨友重返國會。2015年，他從名單改戰選區議席，並藉補選取得原屬國家黨的單一選區席次，令優先党的議席增至12席。
温斯顿·彼得斯 再任副揆：2017年-2020年，2023-
2017年大選後，優先党在國會減至9席，他也失去了選區議席而回歸名單議席，卻因兩大陣營皆未取得過半數議席而再次造王。同年10月26日，經過一個月分別與國家黨及工黨進行組閣談判後，優先党決定加入新西兰工党領導的聯合政府。彼得斯于是再次出任新西兰副總理和外交部長，再加上賽馬、裁軍和國有企業部長。
2018年6月21日，由於總理傑辛達·阿德恩需放長達六週的產假，身為副總理的彼得斯因而在期間代任總理一職。
2020年，優先黨再次在大選中全軍覆沒，並因而卸任上述內閣職務。
2023年大選，優先黨重新獲得8席議席，加入新西兰國家党領導的聯合政府。彼得斯第三度出任新西兰副總理，外交部長和賽馬部長一職。
温斯顿·彼得斯 政治主張
彼得斯的政治理念一直被認為具有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的傾向。其移民及社會政策被認為偏向保守主義，如反對同性婚姻和寬鬆的移民政策；但在經濟政策上則被認為偏向左翼，如支持減稅和設立強制退休金、反對私有化等。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在2008年達成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因國際情勢之變化，於2020年表示應減少對已成為該國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的依賴，更在同年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決定取消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議。
琉球册封使列表
自1404年起，每逢琉球王位發生更替之際，中國皇帝往往要向琉球派遣冊封使。
以下是琉球册封使列表，列出了從1404年起，至1865年止，明朝、清朝两代向琉球派遣的所有册封使、副册封使的名单。
诸圣堂 (上海)
31°13′03″N 121°28′09″E﻿ / ﻿31.21746°N 121.46921°E﻿ / 31.21746; 121.46921
上海诸圣堂是位于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425号（淡水路口）的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
诸圣堂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麦甘霖牧师建造于1925年。当时这里位于上海法租界。诸圣堂建筑采用圣公会高派教堂格式，红砖，三角形屋顶，门柱为混凝土雕刻艺术，门廊上设有圆形玫瑰窗，西北角附方形塔楼。教堂占地1326平方米，大堂可容500人，加上小堂和附屋共可容1000人。1958年，诸圣堂幸运地被保留下来，作为卢湾区的联合礼拜教堂。1966年8月被关闭。1980年代恢复聚会。1985年起，该堂特设有盲人礼拜。
港景峯
港景峯（英語：），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88號，廣東道與柯士甸道交界，由3幢樓高62層組成的高尚住宅，共提供987個單位。為長江實業、和記黃埔及中信泰富的住宅項目；此項目由許李嚴建築師事務（嚴迅奇）設計。於2002年9月入伙。港景峯設有5萬呎的住客會所，此外還設有停車場連接港景匯商場。
港景峯 港景匯商場
港景峰基座設有3層高的購物商場，名為「港景匯商場」。該商場比一般其他中小型面積的商場如海逸坊、宇晴匯、盈暉薈等商店類型較少，而且人流也比較冷清。商場開業初期除了設有百佳超級廣場、金龍船海鮮酒家及其他小型商店（以地產代理商為主）之外，還開設數間食肆。
2007年2月，位於2樓的百佳超級廣場結業後該舖位並一直騰空至今。翌年百佳超級市場在港景匯商場地下重開。直到2014年搬回2樓一個細小舖位後並升格為Fusion。另一方面，金龍船海鮮酒家結業後原址曾開設煌府婚宴專門店。而場內的食肆隨後也幾乎全數結業。
此外，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曾租用港景匯商場3樓用作語文（中文、英文或普通話）相關課程用。
港景峯 歷史
港景峯原址為廣東道警察宿舍，1997年停用，拍攝電影《98古惑仔：龍爭虎鬥》（充當「灣仔警署」）後拆卸，土地在1999年以招標方式售予長江實業為首的私人發展商，並改建成為今日的港景峯。
港景峯 特色
3幢住宅樓高62層，約213米，在全香港大廈高度中排29位。由於九龍啟德機場搬遷之後，建築物高度放寬，所以就尖沙咀而言，港景峯有開揚景觀，其高度亦令她成為地標之一。
港景峯 事件
2006年3月17日凌晨，在港景峯對開的一條行人隧道內，發生了警員槍戰事件。兩名當值軍裝警員曾國恆及冼家強與休班警員徐步高相遇並互相槍擊，結果兩名當值警員之一的曾國恆及徐步高中槍不治，而冼家強則受重傷。
洋泾浜圣若瑟堂
洋泾浜圣若瑟堂（法語：）是一座位于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四川南路36号的天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