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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 沿革
1921年下半年，外交部告知驻外使领，政府已无款可发，要求他们自筹经费、减少开支。到1923年上半年，驻外使馆经费积欠达十数月，驻外各使两次联名致电外交部，威胁如不发俸，将集体下旗回国。代理部务的外交次长沈瑞征因使费事，数度提出辞职。北洋政府因为仰赖外债，常常优先补偿使领经费，如1923年6月到9月间，总税务司陆续垫借给北洋政府157万两关平银，其中三分之二用作支付出使经费。再如1923年8月，北洋政府以苏俄退回庚子赔款为抵押，发行500万元使领库券；1925年3月，北洋政府又以停付德国庚子赔款为担保，发行公债1,500万元，用作中央紧急政费及出使经费。但随着1926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北洋政府不仅东南关税尽失，而且国际信誉大受打击。1926年4月，冯玉祥与直系和解，发动兵变推翻段祺瑞，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组建北京政府，但因吴佩孚否认段祺瑞执政缔结的一切条约，外国使团不承认颜惠庆摄政内阁。同年，英国在使团会议发表“圣诞宣言”（Declaration of Christmas），暗示不再以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北洋政府 沿革
1926年下半年开始，外交部开除部内冗员、裁撤驻外使馆，借此来节省支出，将每月预算从7万减到5.5万，出使经费从28万减到10万，然而杯水车薪。北洋政府还另辟新税，从开征的二五附税中拨出200万，用于发放出使经费，但在1927年初开始实行后，“各处之二五附税悉为地方截留，前项计画又未果行。”
1927、1928年，北洋政府对内未能成功发行公债债券，对外借款则“近日已丝毫不能通融，于是使馆真有告贷无门、罗掘俱穷之势。”1927年初，英国在外国使团提出对南北政府之七点建议，此举象征英国终止对北京的法理承认，也结束北京政府与外交团的仪式性关系。此外，1927年底，比利时同意从退还庚子赔款中拨出30万，用于支付北洋政府驻外使馆经费。有鉴于此，外交部于是年年底及1928年初，多次致函驻美、英、日、俄、意等馆，请求各国从庚款退款中拨用部分支付使领经费，但终未果。
北洋政府 沿革
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革命军节节北进，英、日、美等国相继调整对华策略，外交重心有南移的趋势。列强对北洋政府重视程度下降，即如《大公报》所论：「各国外交当局以中国局面变迁，早持观望态度，对于使领各馆已在不论不议之列也。」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力把持外交，故对外交程序日渐省略，如1927年中法间的商约谈判，「皆由外交部在北京与法使直接谈判，驻法使馆多不与闻。」又如1927年4月，张作霖下令查抄苏俄大使馆，事前事后均不知会国务院和外交部。比利时公使王景岐在1927年3月时，对记者描述：「驻外使馆几成无事可办之机关……驻外公使，俨同虚设。」
北洋政府 沿革
不仅列国对北洋政府失去信心，国内外交人员亦离心离德，纷纷南下投奔国民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是王正廷、王宠惠先後南下，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施肇基时任驻美公使，在北伐期间一直与中國國民黨暗中联系；颜惠庆在1926年7月后，只为北洋政府担任一些顾问性质的职务，并在私下场合表达过对国民政府的好感；顾维钧虽为北洋政府的总理，但实际上也对在北京为官态度消极，在顾维钧任总理的1926年10月到1927年6月间，顾氏至少有四次通电请辞，按他本人的说法：「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大量层级较低的外交部官员，也先後南下，如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的陶履谦（浙江绍兴人）、徐谟（江苏吴县人）、金问泗（浙江嘉兴人）、何杰才（江苏上海人）均「因不甚得意、先后南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参事、司长。驻新加坡、仰光、爪哇等地领事“已事实上服从国民政府命令，执行各项华侨内之宣传及联络事务，惟因限于局势，尚未与北京断绝关系，而明白表示其态度。”以致1928年后，南京外交部几乎全是旧外交官。
北洋政府先后制定五部宪法，包括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案》（又称《天壇憲草》）；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1925年12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採用责任内阁：即由大总统、议会、内阁、法院所构成的政权体制。大总统並非实际的政府首脑，僅是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
民國2年（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草案）。这部草案的基础是临时约法，其中的规定使当时執政的袁世凯非常不满，因此他不让国会讨论这部草案。
袁世凯于民國3年（1914年）解散国会，成立“约法会议”，并于同年5月1日公布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同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将行政、司法权力集于總統一身。
袁世凯死后，民國5年（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施内阁制。
民國8年（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安福憲法）；民國12年（1923年），曹锟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民國14年（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又提出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的统治。张作霖、冯玉祥及直系军人齐燮元等人联名，推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遂于10月24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任命各部总长，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府不设国务院，国务员由执政任命。凡执政府的命令及关于国务的文书，须由国务员副署。但国务员由执政任命并对其负责，故副署不过是例行公事。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20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又称安国军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大元帅总揽海陆军，军政府不设立法机关及代议机关，大元帅不受任何约束，不对任何机关负责，以军事首领的名义，兼有军政两权，实际是军事独裁者。
北洋政府 中央政府
《临时约法》基于三权分立制度，以此为基本原则，限制大总统权力，防止个人独裁，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然而，在军人干政的环境下难以实现。
就立法而言，军人凭借武力，总能挟持国会。1917年5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对德意志帝國宣战问题上，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参战案，而国会拒绝合作。段不断对国会施压，国会则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最終大总统黎元洪在国会要求下解除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史称府院之争。在段祺瑞的策动下，安徽、奉天等八省先后宣布独立。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调解，却酿成张勋复辟，导致国会被解散。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又拒绝恢复旧国会，自组安福国会，西南五省议员被排除在外。
北洋政府 中央政府
就司法而言，宪法应保障司法独立，然而在1913年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杀案中，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赵却受袁世凯指使，在沪租界称病拒不出庭。又如1925年10月，京师地方监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金佛朗案”事件，检举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前司法总长章士钊“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而故意议定”，使中国蒙受的损失超过8000万元。段祺瑞得知此事后，搜捕翁敬棠，但未拿获。1924年10月下旬，司法部令总检察厅会同京师高等检察厅侦查此案。因段祺瑞政府袒护，数月时间过去，仅李思浩提交一份辩诉书。1926年3月6日，京师高等检察厅下达处分书，宣布对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钊3人不予起诉，翁敬棠不同意该处分，依法申请再议，但京师高等检察厅以翁敬棠并非原告为由驳回。翁敬棠在报纸上揭露全案内幕，指京师高等检察厅“上下其手”，对政府官员加以包庇。
北洋政府 中央政府
就行政而言，总统、内阁皆需顺从武人旨意，不能违背。1922年7月，浙江军阀卢永祥也不禁感慨，谓：“今日中国，内阁之组织，最困难之问题也，军阀横行，武夫当道。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惟动辄受其牵掣，而且非仰武人之鼻息，不足以保其位置。脱有不如武人之意者，则肆意攻讦，政客从而利用之。倒阁之声一起，即不能不下台而去矣。”“国务总理之任命，虽由大总统提出于国会，由国会通过而实行之，载在约法，不可或背。实际上则总统任命官吏，何尝敢独行己意？国会通过所提出者，未必敢忤武人。职是之故，政治之实权，乃悬于武人之手焉。”
袁世凯政府初期实施内阁制，首届内阁于1912年4月21日成立，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内阁（即国务院或议事堂）行使国家一切行政权力。《临时约法》规定，凡总统公布一切重要法律、命令，都要经过内阁成员副署，否则在法律上不发生任何效力，却忽视了总统具有任命国务员的权力。因此，自1912年3月到1914年5月，袁世凯执政二年多，便更替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六届（不包括代理总理在内）内阁。
北洋政府 中央政府
1916-1928年期间，北洋政府的内阁变更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此外还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過执政权，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由于军阀用武力控制政府，内阁成为军阀的附庸。军阀混战时期的内阁也就呈现出混乱不堪和不稳定的状况。著名报人杨荫杭曾经评价：“近数年，北京之内阁，姑不论其阁中之人物，其重要各部皆带有营混之气息。虽更迭改组之省不绝，然譬之药水，倾来倒去，不脱此数味药料。故内阁之变更，在他国为重要之事，在今日北京则所谓内阁者，不过一种军用品，虽千变万化，仍在武人股掌之上。总理登台必向曹张疏通，总理下台又必向曹张告退。此其登台下台当然不为国人所重视，亦当然不为外人所重视。”
中华民国议会，最初为一院制（临时参议院→参议院），后改为两院制（国会）。1912年4月29日，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取名参议院。
中华民国国会（1913年－1925年）依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于民國二年（1913年）4月8日正式于北京成立，由參議院與眾議院共同構成，两院设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3个委员会。国会主要依據《臨時約法》執行議會權力。第一屆國會成立后，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规定，1913年7月12日，在天坛祈年殿成立由6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宪法起草工作。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中華民國國會此后经历多次解散和重新召集。最終於直皖戰爭后，因段祺瑞聲明廢棄法統，而宣告終止。
安福国会是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1918年8月12日－1920年8月），在选举过程被“安福俱乐部”所控制。1920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宣布解散安福国会，并进行第三届国会的选举。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袁世凯执政时期推行“军民分治”，地方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用以收拢地方军政权力。袁世凯死后，中央再度势微。1920年11月，北洋政府宣布筹备地方自治，之后颁布一批地方自治条文，规定由本地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然而，北洋集团为控制南方各省，迁入客军常驻，又以外省人参预政事。王占元为巩固其湖北政权，以山东籍私人关系为纽带，制造了“鲁人治鄂”的局面：“全鄂……凡重要位置，皆其左右亲私，互相包办，辗转盘踞，不稍放松，专制达于极点。”王占元声称：“予待鲁人不薄，湖北六十九个县，吾鲁人已占四十九。”以致湖北名流孔庚等视鄂省“竟遭亡省之慘痛”。河南县知事总数中，大约半数以上为外省籍人士，其中许多为吴佩孚在豫期间强行安插到各县的营长、连长、书记官。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1920年至1925年，南方各省士绅反对北洋客军干政，掀起联省自治运动。例如湖南爆发驱张运动，要求驱逐张敬尧。省公民投票通过的《湖南省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行的省级宪法，期间，大量知识分子在报刊上鼓吹联邦制，例如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决议案中宣布，中共的目标之一是联合蒙、藏、疆等地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3年10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部联邦制宪法，但因曹锟贿选争议，这一宪法遭到反对而流产。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随后国民党统一全国，各省宪法和省议会随之告终。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停办地方自治，解散各地省议会。袁世凯死后，《临时约法》、国会、议会恢复，却从未摆脱军人干政的阴影。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各省第一届议会被袁世凯解散，直到袁世凯死后始恢复。在山东，皖系张树元在第二届议会选举期间，指使济南道尹张仁涛作弊，采取“磕匦(匣子，指票箱)换票”的办法，把得票最多的王寀廷的票偷换成写错名字的废票，让王寀廷落选。而后又利用武定府同乡的关系，把该府所属的12个议员拉出来，每人都挂上一个督军署咨议的名义，按月支领津贴。进步党和国民党则各出一位副议长，由张介礼和王朝俊发布电文，弹劾张树元侵吞军饷300余万元，要求北京政府查处。时靳云鹏刚当上国务总理月余，为了树立威信，并且出于控制山东地盘的考虑，遂免去张树元督军职务，由田中玉继任。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第三届议会选举时，田中玉先是在省议员复选时，重演“磕匦换票”，以作弊手段保证内定的竞选人当选。后在省议会议长选举阶段，一面收买议员，一面以便衣大闹会场。1921年冬，议会举行议长选举，由于军警穿着便衣包围议会，票未投成。1922年1月17日，议会再开选举议长大会，“督军田中玉调集军警三四千人，包围议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所有持旁听券的人均不准进入会场。票匦遭人捣毁，投票无法进行。6月8日，投票议员们入场后，刚进行投票，万光炜受命率人殴伤议员十余人，选举被迫中断。直到1923年1月，北京政府指派熊炳琦担任山东省长，田中玉无权过问，才结束拖延持久的议长选举。
1926年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即告诉省议员“只可领薪，不准开会”。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河南第一届省议会解散以后，反袁议员们大半逃往上海。1916年秋冬之间，议员们返回省内恢复活动，曾向议会咨请豁免附加税，认为“年来豫省天灾匪患，居民无不▢面▢行，奄奄待毙，当时救死不▢之时，又责以数倍他省之重负，直接增加人民痛苦。”省议会议决应豁免附加税，并咨请省长执行。然而，河南财政厅长拟将附加税改折银元，办法为“每丁银1两，改征银元2元2角。”而当时市价为白银1两仅合银元1元4角2分。如若通过，意味着税收增加三分之一，无疑增加人民负担。12月13日，省长将此议案交议会议决，并谓“议会无议决之权，嘱即认可见复。”尽管众多议员质疑，但屈于督军赵倜的压力，议案最后竟然通过。
1918年春，进行第二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安福系派王印川到河南经营选举，赵倜予以积极配合，加以金钱收买和武力威胁等手段，致使安福系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1921年9月开始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选举之前，赵倜已内定同乡胡鼎元为议长，并由胡提出名单，经赵核定后参选，全凭金钱开路：“至多以八千元为限，至少以千元为限……收款者则系托孝敬西屋太太（赵倜小老婆）名义。”未被指定的初选人姚某，在复选中拒绝按旨填写选票，被衙役锁在县衙前的石狮子上示众。更甚者，一些选区预先造好两个相同的票箱，票箱随时可以换去。议员选举前还要在胡鼎元面前填写愿书，对神发誓，终身为赵氏的忠臣，甚至有“生我者父母，成我者督军”和“若有背叛督军行为，天诛雷殛，水溺火焚”的誓言，并有具书人、保证人署名画押。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袁世凯死后，由安福系当政的北京政府开始进行国会和省议会改选，原计划仍按民国元年的《省议员选举法》进行，在1917年完成省议员的换届选举，即第二届换届选举。但因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实施缓慢。1918年3月，湖南督军张敬尧攻占长沙，开始组织新国会议员选举。张敬尧采用毁原票易以伪票的办法，废掉得票最多的杨度、汪赔书，使安福系所派周渤、罗正讳、王毅等十余赴湘之人，无一漏选。研究系杨度用每张票500元的高价，收买了选票50张，不料开匦后，废票占30张，杨度二字被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仅19张而未能當选，舆论哗然。且在新国会中，人数众多的湘籍国民党参众议员几被全部替换。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1918年11月12日，张敬尧下令改选省议会，时湘人闻张又将伪造民意、改选议会，无复容忍之余地，旋由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等推举代表，组成“各界联合会”，向督署请愿收回改选省议会成命。张敬尧乃组织所谓“公民会”与之对抗，亦向督署请愿改选议会，指斥对方“伪托民意”。为了争取士绅同情，各界联合会要求双方在教育会举行辩论会。张敬尧属员在会场大发脾气，几欲逮捕联合会员。翌日，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著论抨击公民会，同日被封。张敬尧亦知众怒难犯，改选终于搁浅，但民间怨愤已深。
1920年5月，趁吴佩孚撤防北归，湘军发动攻势，将张敬尧部击溃。6月，张敬尧被迫撤出湖南，史称驱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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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下旬，湖北第一屆省议員齊集武昌，準備復會，國民黨勢力重新進入湖北。督軍王占元害怕詹大悲、趙鵬飛與梁鍾漢等人國民黨议員控制议会，堅絕否認3人议員資格。1916年10月1日，省议會舉行復會後之第一次正式會議，2日討論詹、梁、趙3议員资格問題，表示同意承認。4日议長選舉，詹大悲已經當選，引起王占元的恐慌，再度声明否認3人资格。國民黨议員張國恩等向參议院請願，黎元洪总统亦來電調停。然而王占元堅持己見，密電段祺瑞总理謂：「詹大悲之争议長，乃國民黨競爭湖北政權，踞爲地盤之初步計劃……政潮翻覆將無已時。」獲得段褀瑞的支持，將詹等逐出省議會，杜瑞、戴孚夏及丁榮學3人遞補。此外还有十人沒有報到，亦一一以他人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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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王占元亲家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立即引起鄂人强烈反对。9月6日，省议会紧急开会，一致反对孙振家为省长，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并“致函各团体请一致反对”。9月9日，省议会再次开会，声明孙振家如若接任，公文一概拒收。孙振家自恃有王占元姻娅庇护，仍于10日接省长印。省议会不得不“公举代表议员数人入京会同请愿”。随着“倒孙运动”愈演愈烈，鄂人“声言王如不从民意，将进而为倒督运动”，危及王占元督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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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北京政府免去孙振家省长职务，任命鄂人夏寿康为湖北省长，王占元则连请病假，明迎暗拒，称：“夏省长到时，恕不接待。嗣后积欠军饷、地方秩序，均由内阁与新省长担任，占元概不过问。”致使夏寿康在京滞留65天之久。11月22日，夏寿康抵汉口，王占元竟派督署卫队两连前往“保护”，实为监视。23日，王占元指使鲁籍军官孙传芳部下包围夏寿康住处，逼其“暂缓接任”，再度激怒鄂人。旅京同乡会召集大会，质问中央，风波及于全国。王占元不得不屈从民意，同意于27日在武昌省署迎接夏寿康，正式接任省长。然而夏寿康出于安全考虑，坚持不赴武昌办公，只得派人将省长印信送至汉口。及夏寿康接印视事，省长就任问题才告结束。
安徽第一届省议会，于1913年被倪嗣冲配合袁世凯解散。1918年8月至9月，为皖省第二屆省議員選舉之期，正值皖系段祺瑞主持中央大权，倪嗣冲便通过“公益维持会”包办选举，肆无忌惮，被讥为“选举公卖局”。
北洋政府 地方政府
1919年，省議會向財政部結算皖北工賑鹽捐餘款，获准該款148萬元，作爲全省興辦實項，非經大會議決不得動用。次年11月，議長晉恆履挪用公款十餘萬元，经議員發現，提案糾正，晉氏利用議長職權，將提案擱置數月，復不經大會公决，挪用40余万元。1921年5月，安徽督軍張文生以新安武軍缺餉，強借工賑餘款32萬元。
1921年初，倪嗣沖之侄倪道烺唆使财政厅长陶熔截留教育经费77万余元，充作第三届省议员贿选活动经费。学联闻讯后，于6月2日派出12名代表去省议会质问，遭到驱逐，学联旋即组织千余人，奔至议会门前抗议，要求省议会通过“教育增费案”。倪道烺则命马联甲调兵镇压，伤40余人，死1人。社会舆论大哗，要求惩办凶手，倪道烺避往天津租界。
1921年8、9月間，皖省第三屆省議會選舉，倪道烺出款50萬收買議員，结果雖然選出第三屆議員，却因全省60縣當中，有44縣發生選訟，几经波折，只得宣布全省選舉無效。另行改選，又逢重重干預。終北洋政府時期，皖省第三屆省議會始終未能成立。
1925年3月，时隔血案四年，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以“教唆杀人案”将倪拘捕。倪重金贿赂公行，一个多月后以“不予起诉”被释。
1918年，经曹锟保荐，曹锐被任命为直隶省省长，直隶从此处于曹氏兄弟的卵翼之下。第二届省议会议员的初选举于1918年7月20日开始。曹锐力图垄断选举，以控制省议会。另一方面，旧议员边守靖、王秉喆等希图当选，乃投靠曹锐，在选举时尽力推行指派之法，“与各县知事通函，令其见各初选人疏通。如大家不承认，则投票日之夜间开箱抵换。监视员、复选特派员共司其事。”在第12复选举区，有姚壁者“自称为组合员。声言正定区内已指令二十四人，非此二十四人，即满法定票数亦归无效。伊等二十四人又分甲乙两等，甲等者无票亦能当选。问其所以，则谓投票后，非指定将票尽行抵换各等语。”
1919年4月，曹锐以官商合办为名，将天津直隶模范纺纱厂与拥有10万元资本的恒源帆布公司合并，事后才咨行省议会要求追认。24日，该案一经提请讨论，即遭到议员们的反对。议员潘自濬提出应行调查再定合并与否，副议长彭桂馨指出事后追认与法不合。因争议太大，该案被推期解决。28日复会，经由特别委员会审查，认为合并事属合理，惟合并手续不宜，且对保障公款殊欠方法，并拟定几条意见，如省议会得随时质问营业情形，由省议会选监察1名以监督营业。潘自濬、张子钊仍坚持调查有无混弊情形后再作表决，但大会强行通过委员会的报告。议员们不敢触怒曹锐，只好口诛笔伐前模范纺纱厂经理王竹铭侵占公款。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为解决军费难题，曹锐径直挪用纺纱厂款50万元。同年10月，省议会召开常会，省署方送达议案，请省议会追认。27日讨论该案时，议员们初步议定了《咨催省长速办纱厂，战费应由中央担负，无借省款之必要案》。29日进一步审议《提议讨段军费不宜直省负担案》，并通过《电请中央归还直隶垫付军费案》。11月1日，该议案经修改后正式定名为《电请中央拨还讨安福垫款》，并致电中央。12月21日，省议会又咨催曹锐及早开办石家庄纺纱厂，但终无音讯。
直皖战争后，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完全由曹锐包办。
江西第一屆省議會在黨派的制衡下，地方军阀還有所顧慮。但二、三屆以下，省議會一屆不如一屆，這種情形在第三屆的選舉尤爲明顯。
1920年12月18日，第二届江西省议会投票通过《省長民選應規定選舉法案》，以及弹劾省长戚揚案。戚揚自二次革命後到贛，1916年7月由巡按使改稱省長，用人行政多門生故舊，喜濫借外債，結託軍閥以自固。时过境迁，南方人多不满北人主政，自治聲浪瀰漫全國，江西自不例外。
戚揚得知后，指使警察改裝便衣，伪稱公民，赴议會旁聽，扬言搗毀議會。督軍陳光遠担心弹劾通过，恐进一步惹出廢督問題，遂以軍警彈壓議會，議會不得不宣告休會。時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力爲聲援，经江西省议會三次彈劾之後，迫于舆论压力，戚揚於1921年2月黯然去職。國務院命冮西南豐人趙從蕃任省长，議會雖對趙表歡迎，但卻爲陳督軍暗中擋駕，使趙過九冮而不得入其門，最後只能稱病滬上。5月13日，北京政府令陳的親信、財政廳長楊慶鋆暫任，不久改爲署理，最後实任。「贛人治贛」就此失败。
1921年11月，江西选举第三届省议会，陳光遠、楊慶鋆动用軍警操控票匦，“非經核可者，無論何人，票再多亦不能入彀。有特別關係者，雖無一票亦會榜上有名。”例如張勳之弟張嘉猷識字無多，竟以17票當選；又如臨川县知事陳光迪，系陳督軍胞弟，当选後還大詈不慚的說∶「我不過得幾個錢，卻为地方省多少事。」建昌區8月2日複選開票，本無一票之包應昌、傅紹庭居然以18票當選；而原有20票之嚴啟仁、何昌榮等，或變为11票，或變爲5票，一同落選。袁州區、贛州區的情形也都一樣，投票時軍警林立，開票時如非指定人選，再高票數亦不能獲選。当选议员因此为人所輕，被谑称为「陳楊之私生子」、「直隸式附屬官廳之議會」。
1922年6月，陳光遠被北伐军打败后辞职，北京政府命贛人謝遠涵任省长，省议会立即发表宣言应和：「贛人主張驅客軍制省憲」 。不料北軍援贛，11月5日，蔡成勳來，恃武力壓抑民意，視議會如黻屣，不惟常年會不能召開，即談話會亦悉被阻止，遇議會有頂撞之事，即令財廳扣發公費。11月閭蔡拒贛人謝遠涵長贛，年底宣布自兼省長，把持軍民兩政，以致贛人痛呼要「光復已亡之江西」。
北洋政府建立的地方机关大致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政机关和特别行政区机构。
地方立法机关分为省议会和县议事会。
地方行政机关分为省行政机关、道行政机关、县行政机关和基层政权。
地方军政机关分为省军政机关、地区性军政机关、临时性军政机关。
特别行政区机关包括京兆特别行政区政府，热、察、绥特别行政区政府，川边特别区政府。
北洋政府 评价
王鐵群認為北洋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辦報自由如歐美，各省文化大放異彩。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创造的一系列经济奇迹，也是有赖于北洋政府所作出的努力。
1922年5月29日，《申报》发表杨荫杭（署名老圃）的时评《北洋正统》，表达了时人对于军阀政治的普遍反感：
1921年，孙中山在梧州对党员发表演说，说明中华民国徒有其名，为官僚把持：“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
北洋政府 评价
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演说，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清，但民国未能真正建立：“辛亥年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关于民国的幸福，人民丝毫都没有享到。今年是民国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没有享民国的幸福，并且各省发生战事，到处都有兵变，年年都是受痛苦。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国，无从建设。我们从此要建设民国，所以还要来革命。”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出：“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
网络层
网络层（Network Layer）是OSI模型中的第三層（TCP/IP模型中的网际层），提供路由和尋址的功能，使兩終端系統能夠互連且決定最佳路徑，並具有一定的擁塞控制和流量控制的能力。相當於傳送郵件時需要地址一般重要。由于TCP/IP協議體系中的網路層功能由IP協議規定和實現，故又稱IP層。
网络层 功能
对网络层而言使用IP地址来唯一标识互联网上的各個定址，网络层依靠IP地址进行相互通信（类似于MAC地址），详细的编址方案参见IPv4和IPv6。
在同一个网络中的内部通信并不需要网络层设备，仅仅靠数据链路层就可以完成相互通信，对于不同的网络之间相互通信则必须借助路由器等三层设备。
网络层 虚电路和数据报网络
在传输层每个应用可以被提供两个服务：无连接的UDP和有链接的TCP，在网络层也能为主机之间提供无连接和有链接的服务。
吴文俊
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2017年5月7日），男，汉族，浙江嘉兴人，出生于上海，中國著名数学家。
吴文俊的研究工作涉及到数学的诸多领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其创立的吴消元法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
吴文俊 生平
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随后在一所中学任教。1945年在浙江之江大学任教。1946年，陈省身将他招入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指导他进行拓扑学研究。1947年赴法求学，1949年获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返回中国大陆，被聘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1980年，调往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1998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从1946年到1951年，主要从事施蒂费尔-惠特尼示性类的研究工作。从1953年到1957年，主要从事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研究工作。其后，转向示嵌类的研究。1971年文革期间，吴文俊被下放到北京海淀区学院路附近的北京无线电一厂強迫劳动，巧合下碰上70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他深深著迷於此，吴文俊因而继承和发展了中國古代数学的传统的算法化思想，转而研究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特征列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文俊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成果并已应用于国际上当前流行的符号计算软件方面。
吴文俊 生平
1985年至1987年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92年至1994年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1979年至199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93年开始任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名誉所长。2002年当选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
2017年5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2019年9月16日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吴文俊 奖项和荣誉
曾获得多项国内外奖：1956年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7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0年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1993年获陈嘉庚科学奖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香港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997年获自动推理领域最高奖埃尔布朗奖；2000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获邵逸夫獎数学科学奖。
编号第7683号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吴文俊星”。
吴文俊 吳公式
吳公式是：
Sq是Steenrod代数的Stiefel–Whitney类。也参见陈类。
肿瘤学
肿瘤学（英語：）是一种研究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的病因、预防、诊断、治疗以及基础研究的综合性、独立性医学二级学科。
提高肿瘤患者生存率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对癌症的治疗通常需要跨学科的会诊。医学肿瘤学家，外科肿瘤学家，放射肿瘤学家，病理学家，放射科医师和器官特异性肿瘤学家应该在会诊中对于癌症病人的病情进行探讨，并根据病人的身体、心理、情绪、经济、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制定最适宜的治疗方案。同时，由于肿瘤的治疗方案时常会改进，肿瘤学家们应及时跟进肿瘤学的最新动态。对于病情恶化的患者，或者标准疗法不适用的患者，如果符合标准，应该进行临床试验。
肿瘤学 风险因素
烟
吸烟是最容易致癌或致死的因素。吸烟增加患有肺癌、喉癌、口腔癌、食道癌、咽喉癌、膀胱癌、肾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结肠癌、直肠癌、子宫颈癌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癌症风险。无烟烟草（例如鼻烟或嚼菸）亦增加口腔癌、食道癌和胰腺癌的患病风险。
酒
它會增加您患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和乳腺癌的風險。對於那些飲酒和吸煙的人，患癌症的風險要高得多。
肥胖
肥胖的人患乳腺癌、結腸癌、直腸癌、子宮內膜癌、食道癌、腎癌、胰腺癌和膽囊癌的風險增加。
年龄
高齡是許多癌症的危險因素。癌症診斷的中位年齡為66歲。
死亡
死亡，是相對於生命體存在（存活）的生命現象，指维持一个生物存活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能够导致死亡的现象一般有：衰老、被捕食、营养不良、疾病、窒息、自杀、受伤（如他杀）、餓死、脱水、意外事故、死刑（如槍斃或電椅）、过敏和药物过量。
除了燈塔水母，海绵，海鞘等極少數可能的生物，已知生物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死亡。而在人類中，達成長生不老或生命延續或許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要達到此種狀態可能也相當困難。另外多數人並不希望長生不老，甚至相當數量的人不希望活得太久。此外人類老化的速率從未改變，現代人跟古人老得一樣快。一篇2021年的研究指出，從古至今，人類老化的速度從未改變，而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主要是因為嬰幼兒死亡率降低所致。
死亡
在人类社会中，死亡這自然现象被宗教和哲学关注了几千年。这些关注中可能包含有一种信念，即某种复活（相关于亚伯拉罕诸教）、转世（相关于古印度宗教，如婆羅門教、佛教等），或者意识永久消失，被称为「永眠」。人类死亡之日稱為忌日、死忌。死亡之后的纪念仪式可能包括各种丧礼或葬礼。人的尸体通常被称为遗体，一般会土葬或火化，但亦有海葬、天葬、冰葬等多种其他方法处理遗体。
雖然在法律上常認為人死後沒有和活人相同的權利，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因此死人也有人權，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另外死亡並非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而死亡判定在法律和醫學上有時也有爭議。
死亡 臨死
几乎所有的动物，如果不会死于外部危害致使的生物功能受损，它们最终都会死于衰老。已知可能的例外是灯塔水母，人们认为它实际上是长生不老的。非自然死亡因素有自杀和他杀。如果把所有的原因加起来，全世界每天大约有17万人死亡。
生理学死亡现在被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瀕臨死亡時，漸漸對外界的環境疏離，臨終者進入意識模糊，生命跡象瀕臨消失，身體部分器官開始壞死，呼吸和脉搏極為微弱，需依賴維生系統。在死亡过程中，生死分界线位置的取决因素已经超越了生命体征的存在与否。一般来说，用临床死亡来判断法律死亡既非必要，也不充足。如果一个病人心脏和肺都在工作，但已经被判定脑死亡，即使临床死亡还未发生，也可以宣布法律死亡。事实上，随着科学知识和医学的进步，对死亡精确的医学定义反而变得更加问题重重。
死亡 定義
死亡的标志，或者是一个动物不再存活的强烈指示包括：
死亡 诊断
死亡的定義对于人类理解死亡这个现象的概念至关重要，有许多科学方法解释这个概念，例如在医学中实践的脑死亡，将死亡定义为大脑停止活动的时刻。定义死亡的一个困难之处就是如何将其与生命区分开。作为一个时刻，死亡似乎是指生命终结的那一刻。然而，判断死亡何时发生，需要在生与死的概念之间划出精确的界限。这个问题有困难，因为人们对于生命的定义很少有共识。人们可能会根据有没有意识来定义生与死。当意识從大腦消失的时候，可以说一个存活的生物死亡了。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有许多生物虽然活着，但可能并没有意识（例如单细胞生物）。这种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意识，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意识给出了很多种定义。定义死亡的问题给在医学上定义死亡带来了挑战。
对于死亡的另一些定义关注于某种东西的停止。在这种情况下，“死亡”仅仅描述了某种东西停止了的状态，例如生命。因此，定义“生命”也就同时定义了死亡。
死亡 诊断
历史上，试图定义人类死亡的精确时刻问题重重。死亡曾经被定义为心脏停止跳动或者呼吸停止，但是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的发展表明这个定义是不够的，因为呼吸和心跳有时候可以恢复。没有正常运作的心脏或肺，如果使用一组生命维持系统，器官移植或者心脏起搏器，生命有时候仍然可以持续下去。
现今，如果一个人需要确定是否死亡，医生或验尸者通常会使用“脑死亡”或者“生物死亡”来定义一个人的临床死亡；当一个人的脑电活动停止，他就会被认定死亡。根据推测，脑电活动的结束意味着意识活動在大腦的终结。然而，意识活動的停止必须是永久的而非瞬态的。有些情况下，人的意识活動会暂时停止，而人并没有死亡，例如非REM睡眠状态或者是昏迷。脑电图可以比较容易地区分死亡与睡眠状态。
死亡 诊断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脑死亡”的范畴也是有问题的。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伦理学系的高级教师富兰克林·米勒博士就指出：“……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就越来越质疑人的脑死亡与死亡的等同性。因为有证据显示，有的病人已经正确地确诊为这种状态（脑死亡），他们被机械通气系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展现出了一组生物学功能。这些病人维持着一些能力，包括维持着循环和呼吸、控制体温、排泄废物、愈合伤口、对抗感染，而且更戏剧性的是孕育胎儿（存在“脑死亡”的妇女怀孕的案例）。”
一些人认为维持意识只需要大脑新皮质，他们主张只用脑电活动的停止来定义死亡。最终，死亡的标准可能只会是认知的永久不可逆消失，以大脑皮层的死亡为证。在当前和可以预知的医疗技术下，将死人的思想和人格恢复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然而，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已经采用了更加保守的死亡定义——整个大脑（而非仅仅是大脑新皮质）脑电活动的不可逆消失（例如美国的统一死亡判定法案，UDDA）。2005年，特丽·夏沃的案例将脑死亡和人工维持的问题提到了美国政治的桌前。
死亡 诊断
即使是以整个大脑的死亡作为标准，脑死亡的判定也很复杂。有时候，特定的药物、低血糖、缺氧或者低体温症能够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大脑活动，这时，脑电图就会检测出伪电脉冲。正因为如此，医院会有判定脑死亡的协议，其涉及到在特定情况下以长时间间隔测定脑电图。
在一些文化中，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死亡意味着从一个精神状态缓慢地转变到另一个精神状态。
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法律上常認為人死後沒有和活人一樣的權利，中華民國民法第六條表明「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因此死人也有人權，只是實質內容上有一些差異，但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
在美国，一个人在法律上认定死亡的标准是执照医生宣布的死亡声明或者死亡证明书。死亡以后的任何法律后事，包括在法律术语中删除这个人，叫做Personhood。
死亡 诊断
在美国，拥有大脑活动，或者复原大脑活动的能力，是法律上成立為自然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一旦确定了脑死亡……切断生命维持设备不会导致任何刑事或民事责任。”
依中華民國民法，人之死亡，可分為自然死亡，以及法律上的死亡宣告。
如第8條規定：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第9條：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前項死亡之時，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但有反證者，不在此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死亡 诊断
有很多轶事都讲述有人被医生诊断为死亡，但是在棺材里待了几天，或者防腐程序已经开始以后“复活”了。从18世纪中叶起，公众对于错误活埋的恐惧达到了高潮，很多争论都是关于死亡标志的不确定性。很多人建议在埋葬尸体之前测试是否还有活着的迹象，方法比如往尸体的口中倒入醋或者胡椒，或者将拔火棒放在尸体的脚上或放进直肠里。一名叫J.C.乌斯利的医生在1895年写作声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有多达2700人被活埋。其他有一些人则估计这个数字接近800。
人在触电以后，做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心肺复苏能够使受到刺激的神经重新恢复作用，从而使似乎已经死亡的人活过来。人们发现，在冰水下昏迷的人，如果能保持脸部冰冷，直到他到达急诊室，就有可能会活过来。在这种“潜水反应”中，人的代谢和氧气需求量都是很少的。这种反应是人类与鲸目所共有的哺乳动物潜水反射。
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死亡发生的时间需要重新衡量，这取决于将看起来死了很长时间的人恢复生命活动的能力（就像心肺复苏和除颤显示的那样，将心跳的停止作为死亡的决定性指标是不够的）。脑电活动缺失可能也不足以认为一个人已经死了。因此，有人提出信息理论性死亡（information-theoretic death，腦中牽涉死者個性和記憶的結構已毀損至難以恢復）的概念能够更好地定义真正的死亡发生的时间，虽然这个概念很少有实际应用（除了人体冷冻技术）。
有的科学家尝试将死亡的有机体复活，但是成功者有限。有的科幻小说描述了这种技术实现后的情景，那时候，真正的死亡已经与“可逆”的死亡区分开了。
死亡 导致死亡的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死亡的首要原因是传染病。而在发达国家，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癌症和与肥胖和老化有关的其他疾病。这些状态导致稳态的丧失，导致心脏骤停，导致氧气和营养供应的缺失，导致大脑和其他组织的不可逆恶化。全球每天有大约15万人死亡，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与年老有关的原因。在工业化国家这个比例更高，高达90%。随着医学能力的发展，死亡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控的状态。在家里死亡一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当今的发达国家已经很罕见了。
在发展中国家，卫生条件差和现代医学科技的缺乏使死于传染病的人更多。其中之一就是肺结核。这种细菌性疾病在2004年导致170万人死亡。疟疾每年导致4至9亿人发烧，100至300万人死亡。2025年，非洲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达到九千万至一亿人。
在2000年到2008年作为美国食物权特别记者的让·齐格勒表示，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死亡在2006年占到死亡总人数的58%。齐格勒说，全世界每年约有6200万人死亡，其中超过3600万人死于饥饿或者缺乏微量元素导致的疾病。
死亡 导致死亡的因素
在20世纪，吸烟导致一亿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吸烟在21世纪可能会导致十亿人死亡。
在许多领先的发达国家中，注意饮食和体育锻炼可以延长寿命，但是随着年老，疾病发生率的增加仍然限制着人的寿命。人们充其量也就刚刚开始理解衰老。有人建议说，当今控制死亡原因的最佳方式就是直接介入衰老的过程。
验尸也称作尸体解剖，是一个医学程序。验尸是对人尸体的彻底检验，以求确定一个人死亡的原因和方式，并评估任何可能存在的疾病或创伤。验尸通常由专门的医生（病理学家）进行。
验尸用作法律或医学目的。当死亡的原因涉及到刑事问题时，就会由法医来验尸。临床或学术验尸通常是为了寻找死亡的医学原因，或者在死因未知或不确定时进行，或者是为了研究的目的。验尸更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仅需要外部检验就足够了，另一种是剖开尸体并进行内部的检验。在某些情况下，内部的验尸需要死者近亲的许可。内部验尸完成以后，尸体一般会重新组装缝合起来。在医学环境下，验尸是很重要的，而且可能会揭示以前的一些错误并帮助改进以后的做法。
死亡 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是指延长最大寿命或预期寿命，尤其指人类的寿命。生命的延续通过减缓或者倒转衰老的过程而进行。平均寿命取决于人类如何对抗意外事故和衰老，或者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例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延长平均寿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良好的饮食习惯、体育锻炼，以及控制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吸烟）所带来的危害。最大寿命取决于一种生物的老化速度，这个速度在它的基因中决定，并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目前，对于延长最大寿命，唯一广泛认可的方法是限制卡路里摄入。理论上，延缓衰老可以延长最大寿命。这可以有多种方式：定期更换受损的组织，或者通过分子修复，或者使老化的细胞或组织恢复年轻状态。
死亡 生命的延续
对生命延续的研究是生物老年学家所研究的课题之一。他们试图理解衰老的本质，并且研究出一些方式来倒转衰老的过程，或者至少减缓这个过程，从而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并且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维持年轻的活力。目前，生命延续的基本策略就是应用现有的方式来对抗衰老，并寄希望于活到某一天，人类能够发展出彻底对抗老化的方式。然而，掌控可忽略衰老等延緩或逆轉衰老並藉此延緩或避免死亡的嘗試和理論，被主流學界視為是邊緣科學，而至今也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可將人類的壽命延長到自然壽限之外的程度。
雖然人類長期追求生命延續甚至追求永生，但達成長生不老或生命延續或許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要達到此種狀態可能也相當困難。像例如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研究員Jesse Kurland的博士論文指出，老化是個影響基因網路的複雜程序，因此改變單一或數個基因不能停止老化。另外多數人並不希望長生不老。一項英國的調查顯示，即使是在生理與心理健康都能得到保證的狀況下，也依舊只有大約六分之一（17%）的人希望自己能長生不老；而在其中，男性（21%）希望長生不老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12%）；事實上，該份調查顯示，不僅多數人不希望長生不老，甚至有40%的受訪者不希望活到超過一百歲。
死亡 地点
在1930年以前的西方国家，多数死亡的人都是在家中，家人环绕四周，由神职人员、邻居和医生来抚慰。在20世纪中叶，美国死亡的人中一半都是在医院里死亡。在21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在家中死亡的人口中仅有约20%到25%。由在家中死亡转变到在专业的医疗环境中死亡，这种转变被称为“Invisible Death”（“无形的死亡”）。
死亡 社会和文化
死亡作為生命終結的象征，在很多文化中常被认为是非常嚴肅和悲傷的事情，因此死亡一事在全球各地的文化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需要爲死者舉行隆重而富有儀式性的葬禮，紀念其一生的功過，喪禮和悼念死者可說是普世的文化現象。
所有或幾乎所有的文化都相信死後生命並有相關的信仰；另外，研究顯示，即使是年紀很小的儿童也知道什麼是死亡，但年紀較小的儿童，反倒比年紀更大的儿童或大人，更可能相信死後生命。原始宗教在很大程度就是由於對死亡和未知的恐懼而出現的。在很多文化和神話中，都有地獄和死亡主宰者的存在，或者是作為地獄對立面的天堂。
死亡 社会和文化
例如盎格魯薩克遜文化中有死神的存在，即使後來皈依只有上帝、魔鬼、地獄，但沒有死神概念的基督教，死神的形象也依然存在於歐美文化中。基督教認為生命死亡後，會經由上帝的審判，決定信徒升入天堂或坠入地獄。在漢人原始信仰裡，人死後魂靈會下到黃泉或陰間，或升上天界。在道家莊子看來，人由於氣的結合而生，炁的散滅而死亡，人死後不過是回歸自然，完成了使命。在印度宗教傳統中，普遍接受輪迴轉世的概念，認為動物死亡後會投生到下一世動物身中，不僅是人類，還包括畜生類和鬼神類，這在佛教中尤有闡發，提出六道（或五道）輪迴，人、畜生、餓鬼、阿修羅、天人之間可以互相輪迴，因此死亡並不是生命的徹底的終結，而閻魔羅王會根據人的生前的功過來判斷下世投生之所，這也影響了道教的生死觀，形成了閻王形象。佛教、道教也因此形成了超度的宗教仪式，谓做功德将亡者的神魂送往天（仙）、人善道或净土中投生。
死亡 社会和文化
與死亡息息相關的是鬼與靈魂。在人類文明中，普遍存在著人死後會化為幽靈（鬼靈）或惡靈的信仰，并衍生出非常多的次文化，如電影中的鬼片類型。普遍地說，人死後可能藉由一生中的善行功績或信仰神祇而升入天堂，也可能因惡行罪愆或褻瀆神祇而墮入地獄；但還有一種是怨念極深或有心事未了者，可能變成幽靈的形態徘徊人間，對其的認識也因文化不同而有差異，日本《咒怨》傳說就展示了一個十分恐怖的鬼怪形象，基督教的惡靈概念與之相似，而在歐美文化中，也認為靈魂也可以是善良、有意識的，甚至能和人交流。除此之外，也有不死生物的传说，例如中国的殭屍，欧美文化中的喪屍、吸血鬼等。
雖然宗教對死亡有深入的解釋，但現代科學對死亡的探索仍無止境。在幾十年前，人們就通過做實驗，或進行調查，形成了人死亡後的狀態的研究體系，稱爲“瀕死體驗研究”。簡言之，就是人死亡後，意識（靈魂）脫出軀體，游離世間的種種體驗，在人被搶救甦生後道出，科學家將之作為調查材料，并進行總結研究。
死亡 社会和文化
瀕死經驗，是一種在接近死亡時一些人所經歷的現象。這些現象包括靈魂出體、看見天堂或地獄、看見親人、看見宗教人物或上帝、回顧一生的生活、極度的恐懼、完全的平靜、安全感、溫暖、徹底的破碎感、一道亮光的出現、甚至看見超我和超時空的東西、以及其他超自然的現象。随着近年来心脏复苏技术的发展，瀕死經驗的案例数日益增加。但有部份學者認為，这些现象并不一定要在濒死状态下才出现。
不同的社會階級，死亡所受到的重視和對待也是不一樣的。在中國古代，建立起封建主義和專權統治制度後，對不同階級者的死亡稱呼，乃至葬禮的規格也各有區別。
死亡 社会和文化
例如，皇帝死亡叫做“崩殂”、“駕崩”、“崩”、“晏驾”，公侯贵戚死称“薨”，士大夫、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称“殁”、“死”。實際上，這一套體系，還牽涉到禁語概念，在民間也有體現。一般來說，死亡被視作不祥之事，不好直接陳述，因此誕生了許多避諱的禁語，如“沒了”、“走了”、“百年之後”、“歸天”、“三長兩短”等。在社會職業和情感色彩，對死亡的形容也各有區別；含有悲壯、惋惜、尊重、嚴肅意義者，或針對軍人、大眾事業喪生者，稱“犧牲”（詞源是古代祭禮）、“逝世”、“去世”、“辭世”等；含有戲謔、不敬意義者，叫“嗝兒屁”、“一命呜呼”、“翹辮子”、“死硬了”、“见阎王”、“蘇州賣鴨蛋”等；對待在事故中死亡者，稱爲“遇難”、“遇害”、“喪生”、“罹難”；未成年死亡者，可稱爲“殇”、“夭折”；對不同宗教信仰而有稱為“往生極樂”、“捨報”、“安息主懷”、“蒙主寵召”、“榮歸天家”，而對宗教人員(宗教家)又有特別的稱呼，如“圓寂”、“入滅”、“歸真”、“羽化”、“登仙”、“捨壽”、“仙逝”、“無常”等。類似的用意，在其他文化中也能尋見。
死亡 社会和文化
干尸可以自然形成，就像瓜纳华托干尸；或者有人故意做成，就像古埃及木乃伊。
死亡是许多传统和组织的中心；与死亡有关的习俗是全世界每一种文化具有的特征、是普世的文化現象。其中许多涉及到对死者的关注，也有对来世的解释，以及对发病死者的尸体进行处理。一般在人死后不久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处理，而葬礼常常以土葬或火葬的形式进行。这些做法在全世界并不统一：例如在西藏，尸体通常被天葬，遗留在山顶上，被禿鷹啄食。为死者正确地准备葬礼等一系列程序，来创造使其精神转移到另一个躯体（转世）的能力，这是对西藏详细研究的课题之一。很多文化中流行将尸体做成干尸，或者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保存，以减缓尸体分解的速度。
许多文化中也涉及到死亡的法律问题，例如死者遗产的处理、继承，以及在某些国家中的遗产税。
死刑也是一个导致文化分歧的方面。在大多数存在死刑的司法区域内，死刑通常只为某些罪行所保留，包括谋杀、间谍、叛国，以及某些军事犯罪。在一些国家，性犯罪，诸如通奸、鸡奸之类，也会像正式放弃自己的宗教——叛教一样，会判处死刑。在许多保留死刑的国家里，贩毒也会被判处死刑。在中国，贩卖人口以及严重的腐败也会导致被判死刑。很多國家的军事法庭会对一些军事犯罪判处死刑，例如怯懦、遗弃、不服从命令、兵变等。但近年來死刑的正當性在法學上成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詳見死刑存廢問題。
死于战争和自杀式袭击也有一些文化上的联系，比如“为国捐躯”、可处以死刑的兵变，或者向死亡士兵的家属递送死亡通知书，都嵌入在许多文化的范畴中。在近期的西方世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断增加的恐怖袭击，以及以前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二战时期的特别攻击队以及历史上其他战争冲突中的自杀任务，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死亡，以及殉教，都有显著的文化影响。
一般意义上的自杀，特别是安乐死，也是文化的争论点之一。这两种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例如在日本，为了荣誉而以切腹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被视作一种可取的死亡方式，而按照传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自杀被视为一种罪恶。在许多文化中，死亡被人格化，表示为“死神”、“亚兹拉尔”，以及“时间老人”这样的象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道德和法律對殺生行為（殺死人類或動物）有相應的規制和裁定，所有的社會都禁止無故奪去無辜者的生命，不論對方是男是女或者年紀為何都一樣，禁止謀殺是普世文化通則，一些宗教對待殺生行為也有重要的解釋。在佛教、道教、儒教看來，殺生行為是不值得提倡的，甚至在佛教中認為殺生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惡報——尤其是殺人，可能造成墮入地獄，因此殺生被列入基礎的戒律之一。這在其他宗教也具有類似的看法，信仰印度教的甘地發起非暴力行動，基督教中也強調“殺人會下地獄”。
死亡 生物学
死亡以后，生物体的残骸成为生物地质化学循环的一部分。残骸可能会被捕食者或者食腐动物吃掉。有机物可能进一步被腐生生物分解，然后回归到环境中并被食物链重新利用。腐生生物包括蚯蚓、土鳖虫、蜣螂等等。
微生物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们将物质分解为简单分子，并且提升物质的温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需要完全分解。在沼泽生态系统中经过长时间形成的煤炭就是一个例子。
死亡 生物学
现代演化論将死亡看作自然选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演化論认为，不适应生存环境的生物体将更有可能产生更少的后代，从而减少它们对基因库的贡献。它们的基因将因此最终在群体中减少，在最差的情况下将会灭绝；如果可能的话，在更积极的情况下将会形成新物种。繁殖的频率在决定物种能否生存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一个生物存活时间短但留下很多后代，另一个生物存活时间很长但只留下一个后代，那么前者将表现出更强的适应度，因為繁殖會使子代基因與母代基因存在差異，導致子代間的個體差異，個體差異使個體間對環境的適應力不同，如該個體比母代更能適應環境，這個個體將更能產生更多後代。例如細菌的抗藥性，因為細菌的繁殖速度極快，當以藥物對付一種細菌時，細菌的後代較容易透過基因變異產生對該藥物的耐藥性。
灭绝是指一个物种或者一个物种分类单元的消亡，伴随着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灭绝的时刻通常被认为是这个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死亡的时刻（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刻以前就失去了培养和恢复这个物种的能力）。因为一个物种的分布区域可能非常大，判断这个时刻很困难，通常用向前追溯的方式决定。这种困难导致了一些现象的发生，例如拉撒路类群。这种现象是指，一个物种已被认为灭绝，在一段时间内已经明显消失，然后突然又出现了（通常是在化石记录中）。物种形成是进化的一个方面。当新物种能够找到并利用它们的生态位时，这个物种就开始发展和繁荣。当它们不能在变化的条件中生存或者对抗更优越的竞争者时，它们就会逐渐灭绝。
死亡 物理學
根據質量守恒定律（又稱物質不滅定律），組成物質的最基本物質及能量是不能被創造或消滅，只能重組。因此，從唯物論角度去看，當人類死亡後, 即使其遺體被火化及骨灰撒入大海後，也不會真正的消失或消滅，而只不過是組成人體的基本粒子會重組。不過，根據熵增定律，這些組成身體的粒子，會由生前的高度有序系統，變成無序，且過程是不可逆的，即其熵值（混亂度）只會不斷增加，不能減少。因此，死亡代表組成生命的物質與能量系統，從有序變成無序，且變化不能再逆轉。
脑死
腦死亡或腦死（英語：Brain death）是指腦功能的完全喪失，包括維持生命所必需的不受意志控制的生理活動。它不同於持續性植物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還活著，並且保留了一些自主功能。在昏迷中部分大腦和身體的生理機能仍在持續進行，因而與腦死不同；閉鎖綜合症也不同於腦死。鑑別診斷可以在醫學上區分這些不同的情況。
腦死亡在許多司法管轄區被用作法定死亡（英語：Legal death）的指標，但其定義不一致且經常被公眾混淆。當其他部分不再起作用時，大腦的各個部分可能會繼續發揮作用，並且“腦死亡”一詞已被用來指代各種組合。例如，雖然一部主要醫學詞典顯示“腦（英語：brain）死亡”與“大腦的（英語：cerebral）死亡”同義，但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醫學主題詞（MeSH）系統將腦死亡定義為包括腦幹。這些區別在醫學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例如，在大腦死亡但腦幹活著的人中，自主呼吸可能會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而在全腦死亡（包括腦幹死亡）中，只有生命支持設備才能維持氧氣的進出。在某些國家，被歸類為腦死亡的患者可以合法地通過手術切除器官以進行器官捐贈。
脑死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病人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但是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最终都会发展为心脏死亡。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許多學者相信，脑死亡的标准更可靠。在許多國家的法律中，皆採納腦死作為死亡的依據。但在醫學上，被判定腦死的病人，仍然可能表現出生命徵兆，心跳與許多身體器官仍然保持運作，例如進入持續性植物狀態的病患；也曾經有多起病例，被判定腦死的病人，最終復原存活下來，但判定過程不夠嚴謹。
诊断脑死亡必须依据严格而详细的诊断程序来进行确认（比如医师的资格和人数，测试的次数和时间间隔等），一般要求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回避。
腦死亡被認為是大腦所有功能的不可逆轉的終結，由於廣泛的神經細胞死亡，以及必須仰賴人工方法維持的呼吸與循環生理活動。腦死亡是1968年隨著重症監護和器官移植醫學的發展而引入的死亡定義。 腦死亡通常被認為是內部死亡的確定標誌或“等同於人類死亡”。
脑死 爭議
腦死是否可以作為醫學上死亡判定的最高準則，在醫學界仍有爭議。
脑死 各國狀況
各国诊断脑死亡的標準不盡相同。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是采用“哈佛标准”或与其相近的标准；世界上已经有80余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脑死亡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7年立法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開始將「腦死」納入死亡的判定標準。其後，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並於2004年8月9日以衛署醫字第0930211265號命令發布「腦死判定準則」全文共12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电磁场
電磁場（英語：）是由帶電粒子的運動而產生的一種物理場。處於電磁場的帶電粒子會受到電磁場的作用力。電磁場與帶電粒子（電荷或電流）之間的交互作用可以用馬克士威方程組和勞侖茲力定律來描述。
電磁場可以被視為電場和磁場的連結。追根究底，電場是由電荷產生的，磁場是由移動的電荷（電流）產生的。對於耦合的電場和磁場，根據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電場會隨著含時磁場而改變；又根據馬克士威-安培方程式，磁場會隨著含時電場而改變。這樣，形成了傳播於空間的電磁波，又稱光波。無線電波或紅外線是較低頻率的電磁波；紫外光或X-射線是較高頻率的電磁波。
電磁場涉及的基本交互作用是電磁交互作用。這是大自然的四個基本作用之一。其它三個是重力相互作用，弱交互作用和強交互作用。電磁場倚靠電磁波傳播於空間。
從經典角度，電磁場可以被視為一種連續平滑的場，以類波動的方式傳播。從量子力學角度，電磁場是量子化的，是由許多個單獨粒子構成的。
电磁场 概念
静止的电荷会产生静电场；静止的磁偶极子会产生静磁场。运动的电荷形成电流，会产生电场和磁场。电场和磁场统称为电磁场。电磁场对电荷产生力，以此可以检测电磁场的存在。
电荷、电流与电磁场的关系由麦克斯韦方程组决定。麦克斯韦方程共有四條，是一组偏微分方程，其未知量是电场（E）、磁场（B）、位移电流（D）、辅助磁量（H）。其中包括这些未知量对时间和空间的偏导数。给定了源（电荷与电流）和边界条件（电场与磁场在边界上的值），可以用数值方法求解麦克斯韦方程，从而得到电场和磁场在不同时刻和位置的值。这一过程称为电磁场数值计算，或者计算电磁学，在电子工程尤其是微波与天线工程中有重要地位。现有的电磁场数值方法包括有限元法、矩量法、时域有限差分。在计算的精度与速度方面已经取得很多进展。可以准确计算普通天线或者微波器件的电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