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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克斯起义 执政官的失败（公元前72年）
此后直至公元前71年春季的克拉苏与斯巴达克斯的战斗，普鲁塔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任何战斗，这点与阿庇安记载的进军罗马城以及退至图里等内容差别非常明显。
至于起初可能是斯巴达克斯目的地的阿尔卑斯山脉为何最终没能翻越，普鲁塔克并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但2世纪的历史学家弗罗鲁斯对此做出的推测是，当时受到胜利鼓舞的斯巴达克斯改变了主意，企图进攻罗马城。
蒙森等多位近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巴达克斯迫于属下的压力，选择了在半岛内来回掠夺。根据苏联学者密舒林的分析，起义军内部意见出现了分歧，加上阿尔卑斯山脉的环境险恶以及北意大利不发达的奴隶经济导致当地自耕农对起义军的抵制等原因共同导致了斯巴达克斯再次选择南下。但也有观点认为起义军内部并未出现重大分歧，斯巴达克斯本人也积极支持进攻罗马这一目标。
另一种观点则以波兰的卡密尼克和日本学者土井正興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起义军到达山南高卢的时间已经晚于原定计划，而波河的泛滥导致渡河难度增加，另外即将到来的冬季使得携家带口的起义军几乎不可能成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这些地理和气候的因素导致了斯巴达克斯不得不再次南下。此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在斯巴达克斯故乡色雷斯的战争中，罗马军的获胜导致了他放弃了回归故土的想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时起义军成员主要由自由农民组成，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翻越阿尔卑斯而去征服一片未知的土地。不论何种原因，史书都一致记载了数万人的起义大军折返向南这一结果。
斯巴达克斯起义 对战克拉苏（公元前71年）
尽管史家对于公元前72年的战争经过的记述各有不同，但基本相同的一点是，在公元前71年上半年，斯巴达克斯及其率领的逃亡奴隶军队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南意大利。
公元前71年，面对起义军的步步紧逼，罗马当局陷入了人才困境。当年度上任的执政官雷恩图卢斯与奥雷斯特斯在军事方面都乏善可陈，而对于负责镇压起义军的法务官一职，则没有人出面竞选。
元老院为了彻底消灭起义军运动，决定将军事大权交由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当时的克拉苏在罗马政界已经颇具名声，而且曾经在公元前82年的苏拉与盖乌斯·马略的内战中跟随苏拉屡建战功，因此被元老院寄予厚望。
被选为法务官的克拉苏同时被授予最高司令官的称号，他在朗图卢斯和盖利乌斯的军团基础上再征募了6个军团，总兵力达到四至五万人。克拉苏为了严明军纪，恢复了罗马古时严苛的十一抽杀律。阿庇安并没有详细记述克拉苏恢复这一刑罚的具体时间，但他记载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4千名以上的军团士兵因此受刑。
斯巴达克斯起义 对战克拉苏（公元前71年）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克拉苏的副将穆米乌斯与斯巴达克斯首战落败后，其指挥的1个步兵队中的50人受到了处决。尽管对于细节的记载有所差异，但史书一致同意，克拉苏严格军纪的目的在于激励士兵背水一战，勇于杀敌。
不久，斯巴达克斯率军再度北上。克拉苏在前线布置了6个军团设防（普鲁塔克认为双方的首战发生在皮塞努，而阿庇安记载首战地为萨莫奈），此外他命令副将穆米乌斯率领2个军团迂回至斯巴达克斯后方包围，但不得与起义军正面交战。然而穆米乌斯未能执行克拉苏的命令，而与斯巴达克斯展开了战斗并被击破。尽管遭到了部分失利，但克拉苏率主力与斯巴达克斯正面交战，打败后者，歼敌6千人。
斯巴达克斯起义 对战克拉苏（公元前71年）
此后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克拉苏军团在几场战斗中获胜，歼灭了几千人的叛军，并逐渐将斯巴达克斯逼迫到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巴斯利卡塔、墨西拿海峡、以及意大利半岛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的城市雷吉奥（现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据普鲁塔克记载，被逼至海边的斯巴达克斯与奇里乞亚海盗交易，希望运送2千名士兵到西西里岛，在当地寻求增援。但是，收取了报酬的海盗们背信弃义，背叛了对起义军的承诺。多个史料中也提到，叛乱奴隶军为了渡海出逃，计划自制木筏，但克拉苏用计予以破坏，最终使得起义军放弃了出海的计划。
此后，斯巴达克斯的军队退至雷吉奥。克拉苏率军追击，并开始建造防御工事和壕沟以阻止起义军的行动。不久，起义军陷入了重重包围，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成功镇压塞多留叛乱的庞培也率军凯旋，回到意大利本土。
斯巴达克斯起义 对战克拉苏（公元前71年）
尽管史料对于庞培是应克拉苏要求而增援还是仅仅是元老院的决定这一点上存在分歧，但元老院确实命令庞培的军队不入罗马城，直接南下支援克拉苏。另外，元老院还派卢库鲁斯给予增援（阿庇安将此人误记为当时正率军投入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卢基乌斯·李锡尼·卢库鲁斯，但实际上真正率军支援克拉苏的是馬其頓行省长官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卢库鲁斯，他是卢基乌斯·卢库鲁斯的弟弟）。克拉苏得知庞培军团正在南下以及卢库鲁斯军团即将在布林迪西登陆的消息后，唯恐其战功被援军抢走，于是命令属下尽快出击，早日平定这场叛乱。
同时，得知庞培军团正在南下的消息后，斯巴达克斯也试图与克拉苏进行和谈，希望在对手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结束战争。克拉苏拒绝了和谈的要求后，斯巴达克斯军的一部分冲破包围，逃至卡拉布里亚州附近的佩特里亚（现在的斯特龙戈利）西部的山区，但还是遭到克拉苏军团的追击。罗马军团成功地打败从起义军主力中分裂出来的甘尼克斯和卡斯特斯两支部队，奴隶们虽然勇敢迎战，但最终12,300人均遭杀害，全军覆灭。
克拉苏这一方也并非百战百胜。当时率军追击起义军的骑兵队长奎因特库斯和财务官斯库罗法斯遭到斯巴达克斯的迎击而溃败。然而，缺乏正规军事训练的叛乱奴隶们逐渐失去耐心。他们不再愿意随军撤退，其中部分人擅自脱离大部队，开始毫无章法地攻击克拉苏军团。
对大局逐渐失去控制的斯巴达克斯终于决心集合全部力量，与克拉苏决一死战。于是，双方在希拉河爆发最终的决战。克拉苏军队挖掘壕沟，以逸待劳，而斯巴达克斯声言“打赢这场战斗的话，战马就会取之不尽；如果输这场战斗，马也就没什么用。”将自己的战马杀死，参加步兵的战斗。斯巴达克斯期望亲手与克拉苏对决，浴血奋战中杀死对方的2名小队长，但是大势已去的起义军仍然难逃战败的命运。斯巴达克斯也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但人们并未找到他的尸体。
第三次奴隶战争也随着这场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庞培的军队虽未来得及与斯巴达克斯正面交战，但在此后仍然抓获从战场上逃跑的5千名敌军，并全部处死。此后，庞培急速遣使向元老院请功，他认为克拉苏虽然在野战中打败叛乱奴隶，但最终结束这场叛乱的功臣还是自己，这也加深日后他与克拉苏之间的裂痕。
除了战死沙场的大部分起义军外，被克拉苏俘虏的6千名奴隶被钉在从卡普亚通往罗马城的阿皮亚大道沿线的十字架上。
斯巴达克斯起义 战后
在平定这场史无前例的奴隶起义之后，庞培和克拉苏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他们率军回到罗马后，拒绝了元老院发出的解散军队的命令，在城外驻扎。在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选举中，他们两人同时申请参加，但按照当时的法律，庞培未达到参加候选人的最低年龄，而且也不具备必需的财务官或法务官的任职经验。尽管如此，由于两人平叛功高，还是被罗马公民选举为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史家认为，庞培破格当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驻扎在罗马城外的庞大军团所施加的无形压力。
另外，在公元前71年末，罗马城为嘉奖庞培镇压西班牙叛乱的功绩，为其举办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但同样镇压了国内奴隶叛乱的克拉苏却只受到了较低规格的凯旋式。日后，这两位罗马的功臣与凱撒联手控制政局，史称“前三头政治”。
斯巴达克斯起义 战后
虽然斯巴达克斯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战争对罗马人的奴隶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叛乱平定之后，罗马人对奴隶的处置相对缓和了许多。而罗马的奴隶主也逐渐放弃了对奴隶的无限度剥削，一方面加强对奴隶的监督，而另一方面也允许奴隶拥有一定的财产，还允许奴隶结婚生育。另外，拥有大片土地的古罗马大地产制（大土地主）也逐渐减少农奴的数量，开始考虑与失去土地的自由人建立佃农契约关系。从公元前52年凱撒结束高卢战争之后直到图拉真皇帝（公元98年 - 117年在位）上台之前，罗马几乎没有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通过征服而输入大量廉价奴隶的情况也不再出现。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大农场雇佣的自由身份的农民逐渐增多，而一部分奴隶也通过辛勤劳动，用积累的财富赎回自由身，变成了自耕农。
在罗马社会中，奴隶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开始出现变化。克劳狄一世（在位41年 - 54年）时期的法律将杀害老年和未成年奴隶的行为定为杀人罪，同时规定奴隶主抛弃这些奴隶的行为，将会被视为放弃了对奴隶的所有权。安敦宁·毕尤（在位138年 - 161年）时期，奴隶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其主人将对杀害奴隶的行为负责，而理论上遭到虐待的奴隶也有权向仲裁机构申诉，一旦控诉成立，他可以被卖给其他人。上述改变并不能看成是斯巴达克斯起义的直接成果，但可以说这场起义对奴隶制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斯巴达克斯起义也是古罗马奴隶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也是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奴隶叛乱。
斯巴达克斯起义 后世评价
罗马共和国以及帝国时期的罗马史学家和政治家都将斯巴达克斯起义（第三次奴隶战争）定义为地位卑下的奴隶和角斗士引发的叛乱。同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将这场叛乱形容为“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并高度评价了将罗马共和国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庞培。帝国初期的诗人贺拉斯和历史学家帕特尔库鲁斯也认为这场起义对罗马共和国构成了严重的危机。后来，西塞罗将斯巴达克斯蔑称为“盗贼团伙的首领”，并将其政敌安东尼比作斯巴达克斯，而安东尼也把其敌人屋大维比作斯巴达克斯加以责难。
在普通罗马人的眼中，斯巴达克斯与汉尼拔一样，都是“罗马的公敌”。往往大人在吓唬幼童时，也会说“斯巴达克斯来喽！”。而帝国晚期的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也将斯巴达克斯起义视为“天灾”，是上帝对信奉异教的罗马发出的一次警告。
斯巴达克斯起义 后世评价
对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后世的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曾经有详细的记载，但大多逸散漫失，目前仅存零碎的记录。相对比较完整的史料当推普鲁塔克的《比较列传》（Vitae Parallelae）和阿庇安的《罗马史》（Historia Romana），另外弗罗鲁斯、弗朗提努斯、奥罗修斯等人关于这场起义的记载综合起来也不过4000个词。对于罗马人而言，斯巴达克斯严重危害罗马的社会秩序，因此一直将其视为非正义的叛乱。
斯巴达克斯起义 后世评价
进入近代以后，斯巴达克斯起义开始被后人重新审视。首先对其作出正面评价的人就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认为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奴隶阶层对于残酷压迫的反抗，高度评价其为“历史上唯一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场长久以来被人们遗忘的奴隶战争在18世纪再度引起人们关注，1760年伯納德-約瑟夫·蘇利恩创作的悲剧《斯巴达克斯》在巴黎上演。德国的启蒙主义文学家莱辛也赞扬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将其视为“我的英雄” 。18世纪末，加勒比海的法国殖民地爆发了黑奴起义，成立了非洲大陆以外的首个黑人国家海地。领导这场海地革命的杜桑·卢维杜尔被世人称为“黑皮肤的斯巴达克斯”。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对斯巴达克斯起义持否定态度。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哲学家黑格尔将第三次奴隶战争批评为“一场混乱”，而历史学家蒙森也将斯巴达克斯斥为“盗贼的首领”。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将斯巴达克斯列为历史上最受他尊敬的人物，并在给恩格斯的书信中将这位奴隶领袖赞为“整个古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比加里波第伟大得多的将军”、“品格高洁”，并认为他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斯巴达克斯起义 后世评价
近代以来，斯巴达克斯成为寻求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象征人物和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景仰的英雄。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他也成为人们的偶像，加里波第的属下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就曾创作了小说《斯巴达克斯》（"Spartaco"），加里波第还为该小说作序。在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以及捷克的民族运动中，斯巴达克斯都代表着反抗和自由的精神。《古代贫民》的作者瓦德也在书中表示“抵抗压迫并不是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掀起了反战运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政治性报刊《政治书信》上以“斯巴达克斯”为笔名，并将其组织的政治团体命名为“斯巴达克斯团”。后来斯巴达克斯团发展为德国共产党，并参加了1919年的武装起义，即斯巴达克斯团起义，起义失败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均遭杀害。
共产主义历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认为斯巴达克斯起义也是一次阶级间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列宁也高度评价斯巴达克斯起义是一场“为了支持受压迫的阶级而发动的正义的战争，不能对此进行批评”，认为这场起义是受压迫者寻求解放的大规模内乱。
斯巴达克斯起义 后世评价
在苏联斯大林体制下，政府集中了学术力量对斯巴达克斯起义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定义为在“压迫阶级”的奴隶主与“受压迫阶级”的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肯定了其革命性。关于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权威专家密舒林在1936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下的《斯巴达克斯－大奴隶叛乱史概要－》一书，将第三次奴隶战争界定为“奴隶革命”的第一阶段，并将斯巴达克斯比作西方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普罗米修斯。密舒林还指出，这场大起义的目的在于废除奴隶制，而罗马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奴隶所有制，不得不逐渐削弱民主体制，最终发展成为恺撒式的军事独裁体制。谢尔盖·乌琴科也同意这一观点，并且高度评价了这场起义对奴隶制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佃农制度的发展和罗马奴隶制经济的根本性变革都起因于这场起义。在文艺方面，斯巴达克斯起义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1954年公开的同名芭蕾舞作品也获得了列宁奖。
斯巴达克斯起义 后世评价
对于这些学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约瑟夫·伏格特等学者认为，共产主义阵营各国对斯巴达克斯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倾向性，其将奴隶叛乱与现代阶级斗争的联系过于牵强。西德学者佛库特也批评了这种将一连串奴隶叛乱定义为统一的奴隶制废除运动的解释，他认为这些叛乱并没有内在联系，只是个体争取自由的行为，而且当时的当政者也没有将其视为对体制本身的挑战。另一位学者拉法乌阿的观点也认为，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原因在于共和国末期的奴隶人口过于集中，而并非奴隶们有主动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脱离了意识形态历史观来看的话，并没有史料记载着斯巴达克斯打出过废除奴隶制度或者进行阶级斗争的目标。
1970年代的以色列学者鲁宾宗对这场起义的所谓“奴隶叛乱”也产生了疑问。他认为起义军主体并非奴隶，而是意大利的自由农民。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意大利学者列维和格阿里诺的支持，他们认为这场起义并非“奴隶战争”，而是“社会战争”。在日本，研究斯巴达克斯的专家土井正興的观点与共产主义各国的学说立场比较接近。
冷战时期，相对于高度评价斯巴达克斯的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对这场起义的评价比较保守。麦卡锡主义盛行的1951年，霍华德·法斯特创作的小说《斯巴达克斯》被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自费出版。结果该小说非常畅销，以此为原著的电影《斯巴达克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主演：柯克·道格拉斯）在1960年上映，编剧是因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开好莱坞的达尔顿·楚姆波。大受欢迎的该部电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
冷战结束后的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斯巴达克斯仍然成为革命偶像。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指挥者副司令马科斯就将斯巴达克斯与切·格瓦拉并称为反抗社会不平等的两大英雄。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的憲法上根據是《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黨外政論雜誌《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因宣揚臺灣獨立運動（刊登「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而接到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他為了凸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於1989年4月7日拒捕自焚。
1991年，獨立台灣會案促使一〇〇行動聯盟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1992年，立法院修訂該條後，思想、學術與言論之自由獲得具體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對言論自由所作出的解釋當中，認為國家應保障言論自由的理由不外為“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道德、經濟等各方面之發展”（釋字第364號）、“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釋字第414號）及“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釋字第509號）。
其中釋字509號解釋雖認中華民國刑法的誹謗罪並未違憲，不過大法官指出：就算誹謗罪的被告無法證明己言為真，法院依被告所提出的資料，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相信他的言論是真實的，就不能以誹謗罪處罰；這個見解相當程度減輕發表言論者必須證明所言為真的法律責任。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994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首度在《釋字第364號解釋》中提及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
1996年《釋字第414號解釋》：「...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
1998年《釋字第445號解釋》：「...集會自由主要係人民以行動表現言論自由；至於講學、著作、出版自由係以言論或文字表達其意見，對於一般不易接近或使用媒體言論管道之人，集會自由係保障其公開表達意見之重要途徑。...」
2000年《釋字第509號解釋》：「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2003年《釋字第567號解釋》：「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
2006年《釋字第613號解釋》：「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其內容包括通訊傳播自由，亦即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自由。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具有監督包括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機關，以及監督以贏取執政權、影響國家政策為目的之政黨之公共功能。鑑於媒體此項功能，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之意義，即非僅止於消極防止國家公權力之侵害，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經由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防止資訊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2007年《釋字第623號解釋》：「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乃在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
2008年《釋字第644號解釋》：「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此項解釋使包括主張分裂國土的思想、學術與言論之自由及人民團體組織與活動（結社組黨等）主張分裂國土的自由獲得更具體保障。
2009年《釋字第656號解釋》：「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除保障積極之表意自由外，尚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由。」
2010年《釋字第678號解釋》：「言論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前開規定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其內容尚包括通訊傳播自由之保障，亦即人民得使用無線電廣播、電視或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自由。」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2011年《釋字第689號解釋》：「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機制...新聞採訪行為則為提供新聞報導內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查證行為，自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屬大眾所關切並具有新聞價值者（例如犯罪或重大不當行為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之維護、政府施政之妥當性、公職人員之執行職務與適任性、政治人物言行之可信任性、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之言行等），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且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該跟追行為即具正當理由而不在系爭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列。」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分級制度與言論自由
2004年12月，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所制定之《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正式生效，藉由《兒童及少年權益與福利保障法》的過度授權，與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合作，以狹隘的定義認定部份出版品為必須受限之「限制級」乃至於無理宣告違法的「逾越限制級」，無視於《世界兒童人權宣言》對於十八歲以下兒童社會參與權與知識權力的保證，更進一步透過限縮單方面認定之「限制級」出版物之出版空間，限制成人的創作、出版與閱讀等言論自由權利。
中華民國言論自由 刑事方面
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條：「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十一條：「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認定：「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诽谤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香港事務顧問
香港事務顧問（英語：，簡稱港事顧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更廣泛地徵求香港各界人士對香港實現平穩過渡、保持繁榮穩定的意見和要求，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名義決定聘請有關人士擔任港事顧問，任期至1997年6月30日，即香港回歸前。
中國政府自1992年3月先後聘請四批合共187人為港事顧問，他們以個人名義受聘，主要來自工商事業界別最上層的人士。人選方面只挑選中央認同的人物，因而缺乏反對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聘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親自頒發，港事顧問成為了中央認同的標籤，使不少不獲得聘任的人士以各種方式謀求獲得聘任。例如，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鄭耀宗就曾因為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潘宗光獲聘而自己未有受聘而召開記者招待會抗議，引起其他人效尤，結果使中央多次需要擴大港事顧問團的團體。馮檢基曾因此揶揄這批人，戲稱他們為「講是顧問」或「房事顧問」。
香港事務顧問 港事顧問名單
第一批（44人，1992年3月11日聘請，1994年3月2日續聘43人）
黃保欣　方黃吉雯　安子介　朱幼麟　李國寶　李福善　李嘉誠　吳康民　邵友保　邵逸夫　胡法光　胡應湘　查濟民　唐一柱唐翔千　　列顯倫　徐四民　徐是雄　徐展堂　陳日新　曹宏威　梁振英　張永珍　黃志祥　黃宜弘　程介南鄔維庸　　曾憲梓　閔建蜀　董建華　廖本懷　廖瑤珠　鄭維健　鄭耀棠　劉定中　劉皇發　霍英東　鄺廣傑　鍾士元簡福飴　　羅康瑞　羅德丞　譚惠珠　釋覺光
第二批（49人，1993年4月1日聘請，1995年5月4日續聘48人）
林百欣　王英偉　伍淑清　阮北耀　李兆基　　李明堃　李連生　李業廣　李鵬飛　吳光正　吳家瑋　吳清輝　邵善波　
馬　力　胡經昌　侯瑞培　夏利萊　倪少傑　陳文裘　陳永棋　陳樺碩　陳婉嫻　陳耀華　梁定邦　梁愛詩　高　錕郭志權　郭炳湘　郭鶴年　黃良會　　黃紹倫　黃景強　黃學海　曹光彪　張人龍　張佑啟　張鑑泉　溫嘉旋　曾鈺成楊耀忠　蔣　震　鄭裕彤　潘國濂　　劉兆佳　劉漢銓　謝志偉　謝國民　鍾逸傑　譚耀宗
香港事務顧問 港事顧問名單
第三批（50人，1994年5月26日聘請）
王紹爾　尹　林　田北俊　　包陪慶　江紹倫　杜葉錫恩　李秀恆　李啟明　李國章　李澤鉅　岑才生　利國偉　何冬青何鍾泰　余國春　林貝聿嘉　郁德芬　周厚澄　屈　超　　施子清　洪清源　唐英年　陳乃強　陳文鴻　陳協平　陳萬雄陳潤根　許賢發　高苕華　　梁秉中　梁欽榮　梁錦松　　張家敏　張炳良　黃　霑　葉天養　曾慶文　曾澍基　馮檢基楊孫西　蔡偉石　鄭明訓　　鄭海泉　鄭耀宗　鄧兆棠　　潘宗光　劉江華　霍震寰　鍾期榮　鍾瑞明
第四批（45人，1995年4月28日聘請）
方　鏗　丘福雄　李乃堯　李　宗　李宗德　李東海　李健鴻　李家祥　李倫傑　李樂詩　吳文拱　吳連烽　吳思遠吳樹熾　何　弢　何承天　呂　辛　呂明華　周子京　侯叔祺　施學概　陳立志　陳弘毅　陳金烈　陳祖澤　唐鏡升黃士心　黃守正　黃定光　黃金富　黃國礎　張妙清　許冠文　莊紹綏　梅嶺昌　程介明　馮志堅　費明儀　葉國華楊啟彥　趙世彭　劉榮廣　廖烈科　謝中民　饒餘慶
馬太
馬太（希伯來語：，Mattityahu 或，Mattay；希臘語：，Matthaios；英語：）意为“耶和華的禮物”，天主教譯為瑪竇，東正教譯為瑪爾泰，唐朝景教譯為明泰法王，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四个传福音者之一。傳統相信他是《新约》中《馬太福音》的作者。在跟從耶穌之前，原任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稅吏長。
《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呼召他的時候他大擺宴席招待耶穌和門徒。 最後提到他是《使徒行傳》。他是非正典《多馬福音》提到的少數門徒之一，顯示他在早期教會地位。傳說他在耶穌升天後四處傳道一直到埃塞俄比亞最後殉道。有關細節並不清晰。有些說他在埃塞俄比亞殉道，但另一些說在帕提亞的希拉波利斯。
馬太 歷史
在新約中，關於馬太的記錄很少。他是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只稱他為馬太，《馬太福音》則稱他是稅吏馬太。
《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中出現了一位稅吏，名叫亞勒腓的兒子利未。耶穌在迦百農傳教時認識他，是一名稅吏，為希律·安提帕斯服務。耶穌在他的家中吃喝與傳教，被法利賽人責備，耶穌則回答：他來是為了召罪人，而不是為了召義人。《馬太福音》在類似段落中，稱他為馬太。傳統上認為這三個段落說的是同一個人，這位稅吏，名叫馬太，也就是亞勒腓的兒子利未。這位稅吏，也就是十二使徒中的馬太。
《約翰福音》中則從來沒有提過馬太。
馬太 早年生活
马太于公元1世纪左右出生在加利利。他父亲是亞勒腓。在罗马帝国占领时期，马太是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斯手下向希伯来人征税的官员。他在迦百农办公，这个地方富裕的犹太人被鄙视、排斥。这一期间，马太作为税务官员，大量使用了阿拉姆语。
正是在这个今天以色列的阿尔玛戈尔附近的地方，耶稣召唤马太作为十二使徒之一。在耶稣召唤之后，马太在家里为耶稣举行了一个宴会。法利赛人批评耶稣与征税官这样的罪人一起用餐。这使耶稣回答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
馬太 传道
在新约中，马太的传道也比较复杂。他常常和多马一起出现。作为耶稣的门徒，他见证了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之后，马太和玛利亚、雅各和其他主的追随者，撤回到了耶路撒冷。大约是在这个时候，雅各继承耶稣作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
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附近，并宣称耶稣是圣若瑟之子、被预言为弥赛亚。这些早期的犹太基督教被称作“拿撒勒派”。马太据称属于这个派别，鉴于新约和早期的《塔木德》都强调这确实属实。
马太连续15年在猶太行省的犹太人群传播福音。在他的传道后期，可能是追随耶稣的大使命，他到过一些异教国家，并在尼罗河上游、马其顿、波斯和帕提亚等地区传教。罗马公教会和正教会都承认马太最终殉道的事实。
馬太 纪念
马太被天主教、东正教、路德宗和圣公会视为圣徒。他的纪念节日（）在天主教和新教被定在9月21日，在东正教被定在11月16日（儒略历的11月16日相当于现在公历的11月29日）。同时，他也和其他使徒一起在6月30日（公历的7月13日）的敬拜集会上被人们纪念。他的遗体据说保存在意大利的萨莱诺萨莱诺主教座堂内。
馬太 艺术
像其他的传福音者一样，在基督教艺术中，马太常常被描述成常常与启示录中四个创造的生物的其中一个相伴。在他身边常常是一个带有翅膀的人。罗马圣王路易堂中由卡拉瓦乔创作的表现税务官马太被耶稣召唤的绘画，是西方艺术的里程碑之一。
路加
路加（英語：；希臘語：），唐朝景教譯為盧伽法王，是《新約聖經》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
雖然路加这个名字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圣经》只提到他三次，因此有關他的背景的介紹并不详细。一般相信他是保羅傳道時的同工，根据保罗书信中透露的信息可以得知，路加的职业是醫生，使徒保罗称他为“親愛的醫生”和“我的同工”。
路加 圣经作者和传道工作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起頭都説是給提阿非羅的，可見上帝啟示的這兩部經卷的執筆者是同一個人，就是路加。（《路加福音》1:1；《使徒行傳》1:1） 路加沒有聲稱親眼見過耶穌在地上傳道時所發生的事，卻説自己從目擊者那裏收集資料，並“從頭確切地考證了一切”。因此，路加很可能在公元33年五旬節之後才成為基督徒。
有些人認為路加來自叙利亞的安提阿，例如赫尔穆特·寇斯特声称（原文是希腊语，约2世纪末）：路加是安提阿人，按照种族是叙利亚人，按照职业是一名医生。他成为使徒们的一名追随者，后来追随保罗直到保罗殉道。他一生事奉主，终生未婚，没有子女，被圣灵充满，在84岁时去世。他們留意到《使徒行傳》很詳細地報導安提阿發生的事，書中也特地指出“七個合資格的人”當中，有一個是“安提阿的歸信者”，而其餘六個人則沒有清楚交代。但是单凭这个记录不能因此斷定，路加特别提及安提阿是因為那是他的家鄉。
路加 圣经作者和传道工作
《使徒行傳》沒有出現過路加的名字，但是若干段落用了“我們”這個代名詞，顯示書中記述的某些事情是路加的親身經歷。路加描述保羅和同伴經過小亞細亞的路程，説：“他們就越過密細亞，下到特羅亞去。”保羅在小亞細亞的特羅亞看見異象，有一個馬其頓人懇求他説：“請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吧。”路加接着記述：“保羅一看見異象，我們就想法子到馬其頓去”。經文先用“他們”，然後改用“我們”，顯示路加在特羅亞開始跟保羅一起前行。 此後，路加記述在腓立比的傳道活動時也使用第一人稱“我們”，表明當時他正參與其事。他寫道：“安息日，我們出了城門，來到河邊，料想那裏有禱告的地方。我們坐了下來，向聚集在那裏的婦女傳道。”結果，呂底亞和她一家都接受好消息並且受了浸。
路加 圣经作者和传道工作
在腓立比他們遇到反對。當地有一個女僕，因有“占卜的邪靈”附身，常行預卜之術。保羅把邪靈從女僕身上趕出去之後，女僕的主人們見發財的希望沒有了，就拿住保羅和西拉。兩人被打了一頓以後，給關進監裏。路加顯然沒有被捕，因為他以第三者的身份記述同伴們的苦痛經歷。獲釋後，“他們（保羅和西拉）⋯⋯鼓勵弟兄一番，就離去了”。直到保羅返回腓立比，路加的記載才再次改用第一人稱。路加也許一直留在腓立比，督導當地的傳道活動。
当代许多学者对于路加是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持怀疑态度。两卷圣经都没有明确提到作者的名字，尽管在一些段落中使用了第一人称（如「我们便推断」），在传统上理解为系路加亲眼目睹。这两卷圣经都是写给同一位对象提阿非罗，而且《使徒行传》清楚表示是《路加福音》的续编；有学者怀疑这两卷圣经不是由同一人所写。
路加 收集資料
《圣经》的文字显示，路加采用不同的方法為他執筆的福音書和《使徒行傳》收集資料。路加在《使徒行傳》裏採用第一人稱叙事的部分，顯示他跟保羅一同從腓立比前往耶路撒冷。保羅在耶路撒冷再次遭到逮捕。前往耶路撒冷途中，保羅和同伴在凱撒里亞停留，住在傳福音者腓力的家一段日子。路加很可能從腓力那裏收集到資料，記述撒馬利亞早期的傳道活動，因為腓力曾帶頭在那裏宣揚好消息。（《使徒行傳》8:4-25）
保羅在凱撒里亞被囚禁了兩年，路加很可能在這段時期搜集資料，編寫他的福音書。他可以到不遠的耶路撒冷考證耶穌的家系記錄。耶穌的不少生平事迹和傳道經歷，是唯獨《路加福音》才有記載的。一位學者指出，《路加福音》有多達82個記載，是其他福音書沒有的。
路加可能從施洗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知道約翰出生的事。他也可能從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口中，知道耶穌的誕生和他早年生活的細節。也許是使徒彼得、使徒雅各或使徒約翰把捕魚的奇迹告訴路加。《路加福音》也記述了耶穌所説的某些比喻，是别的福音書沒有的，例如：善心的撒馬利亞人、穿過窄門、失去的銀幣、浪子回頭，以及富翁與拉撒路的比喻。
路加 收集資料
路加的記載顯示，他對人十分關注。他記述了馬利亞行潔淨禮、一個寡婦的兒子復活和一個婦人用油抹耶穌的腳。他提及了有些婦女資助耶穌和門徒的傳道工作，以及馬大和馬利亞慷慨地款待耶穌。路加福音也報導一個彎腰曲背的婦人和一個患水腫的人得到醫治，十個痲瘋病人得到潔淨。此外，路加還记述，個子矮小的撒該攀上一棵樹去看耶穌，以及一個釘在耶穌身旁的罪犯顯出悔意。
值得注意的是，路加福音談及處理傷口的過程。在善心的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裏，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怎樣為傷者療傷。路加是個醫生，他對醫療感興趣，因此他把耶穌在比喻中處理傷口的細節記錄下來，包括用酒消毒，用油舒緩痛楚，以及把傷口包裹起來。（《路加福音》10:30-37）
路加 陪伴被囚的保羅
路加非常關心使徒保羅。保羅被拘留在凱撒里亞時，羅馬總督腓力斯吩咐，“不必禁止保羅的親友來伺候他”。（《使徒行傳》24:23）路加很可能是伺候保羅的人之一。由於保羅身體有病，所以路加大概也在這方面照護他。保羅稱路加為“親愛的醫生”。
保羅要向凱撒上訴，總督非斯都就把保羅送往羅馬。路加對保羅不離不棄，伴隨他長途跋涉地前往意大利，還把船遇到風暴擱淺的經過生動地記述下來。保羅在羅馬軟禁期間，受聖靈啟示寫了多封書信，他在其中兩封信中提及路加。路加也很可能在這兩年間寫成了《使徒行傳》。
保羅在羅馬住宿的地方，有不少传道活動。路加很可能在那裏認識了保羅的一些同工，例如推基古、亞里達古、馬可、猶士都、以巴弗、奧尼西慕等等。（《歌羅西書》4:7-14）
保羅第二次入獄，深知自己不久就要以身殉道。這時，儘管其他人都離保羅而去，路加卻始終如一地陪伴他。路加留在保羅身邊，也很可能會喪失自由。也許路加代保羅執筆寫了以下的話：“現在只有路加在我這裏。”據傳統説法，保羅不久就被斬首了。
路加 陪伴被囚的保羅
路加為人謙遜，有捨己的精神。他沒有賣弄學識，也沒有刻意引人注目。事實上，他是醫生，本可以創一番世俗事業，但他卻選擇運用自己的才幹來促進早期的传道事務，推广圣经的信息。
路加 封圣
在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以及一些新教教派中，被列为圣人。他被奉为医务工作者和医院的主保圣人，世界各地有很多以路加命名的医院和医科大学。又因为传说其曾为圣母画像，又被奉为美术和艺术家的主保圣人。他的記念日在10月18日。《路加福音》和路加的代表符号是一只有翅膀的牛。
吉哈德
吉哈德（阿拉伯語：，[dʒiˈhæːd]；英語：），是伊斯兰教及穆斯林世界常用的宗教术语，出自阿拉伯语词根“jahada”，即“作出一切努力”或“竭力奋争”之意。雖然今人多俗稱為聖戰，但此一術語的字面意思并非“神圣的战争”（Holy war）。
吉哈德这个阿拉伯词和“圣战”这两个字并不是对应的，而是包含了很多的意思。首先，它的意思就是“努力”，而且在《古兰经》的很多章节里都被描述成在寻找安拉的路上“与自己‘道德上’的斗争”。《古兰经》中没有出现“神圣”和“战争”这两个词的结合，在伊斯兰教的理解中，战争不可能是“神圣”的。（注：参考Hans Küng的研究文章，译者张膑心。）
吉哈德 在伊斯蘭中的詞義
吉哈德是指「奮鬥、努力」的意思，有少數什葉派及穆斯林將之視為五功之後的「第六功」。吉哈德的廣義被界定為「運用己身最大限度的力量、努力、財力及能力對付不被認可的事物」。不被認可的事物可指敵人、魔鬼及私慾，故可劃分為不同種類的吉哈德。吉哈德一詞如果不是用作修飾詞，一般被理解為軍事層面上的意思。吉哈德又可指一人對追求宗教及道德完善的鬥爭。特別是什葉派及蘇非主義的穆斯林權威人士將吉哈德分為「大吉哈德」及「小吉哈德」，「大吉哈德」是指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小吉哈德」則指戰事。
在伊斯蘭法學裡，軍事上吉哈德常指對非穆斯林採取的軍事行動，以保衛及捍衛伊斯蘭為目的，視為被壓迫下的最後選擇，但戰爭方式則受許多道德條件的約束。吉哈德是伊斯蘭法律裡唯一容許使用的戰爭詞形，穆斯林可對路霸、暴力團體及攻擊伊斯蘭教的非穆斯林領袖及國家等發動聖戰。大部分的穆斯林會把吉哈德理解為聖戰。
吉哈德 含义
一般认为“圣战”分三个层次。
大多数学者认为，把Jihad 翻译成汉语“圣战”是极不准确的。 他的本意为“努力”“奋斗”的意思，而不是战争本身。 伊斯兰学者都将“吉哈德”分为“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 为抵抗侵略而战叫小吉哈德，奉主命成为安拉喜悦的人，叫“大吉哈德”，大吉哈德就要仁慈，就要有爱心，就要尊重生命，就要关爱他人。
吉哈德 学者阐述的现代意义
伊斯兰学者哈西米（S. Hashmi）在他对伊斯兰战争与和平伦理的讨论中指出，尽管“圣战”和西方的“正义战争”分属不同的传统，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远多于分歧之处”：“和正义战争一样，早期的伊斯兰理论家设想圣战是为了尽量减少战争的理由，以此增加和平的可能。和正义战争一样，圣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的，那就是社会与社会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免遭不断的、破坏性战争的涂炭。”哈西米对圣战的解释与其说是在描述现实情况，还不如说是在努力沟通伊斯兰战争观和世界性的现代化战争观之间的联系。哈西米承认，圣战的和平是一种在穆斯林“社会与社会间”的关系，至于这一关系如何扩展到现代意义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即意味着对伊斯兰传统思想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古代伊斯兰教学者制定的世界观，社会分为伊斯兰之舍（阿拉伯語：）与战争之舍以及议和之地。
吉哈德 学者阐述的现代意义
当今西方世界频繁遭受伊斯兰圣战者的恐怖袭击，不过西方對中東的不當外交政策更勝於來自媒体对伊斯蘭教義的片面解讀。有极端份子以圣战的名义搞极端主义，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絕大多數学者的谴责，认为凶手曲解伊斯蘭精神。中国学者陈嘉厚等人撰写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提到，“圣战”有“用心、用舌、用手、用剑”之分。用心是指信徒不断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用舌、用手是指信徒发表演说，规劝辩论，著书立说；用剑仅仅是指为了处于自我防卫而拿起武器。
佳木斯市
佳木斯市简称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下辖的地级市，滿洲國和民國時期曾先後為三江省、合江省省會，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所在地，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最东边的地级行政区。市境南界双鸭山市、七台河市，西接哈尔滨市、伊春市，西北隔松花江与鹤岗市接壤，东北隔黑龙江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比罗比詹毗邻，东隔乌苏里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伯力相望。地处三江平原腹地，地势低平，多沼泽，松花江贯穿市区。市人民政府驻前进区。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中心。2006年佳木斯市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年度中国最佳生态环境魅力城市”称号。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被称为“东方第一城”。
佳木斯市 地名
该市地名“佳木斯”（满语：，穆麟德轉寫：Giyamusi）起源於何時沒有確切記載，最早有文字紀錄的是清代。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皇輿全覽圖》上，今佳木斯地區被標註為「甲母克寺噶珊」（满语：，穆麟德轉寫：giyamuksy gašan）。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版的《盛京、吉林、黑龍江標註戰績圖》上，以滿漢文字稱「嘉木寺屯」。按满语解釋，佳木斯爲驛丞，噶珊爲村，所以佳木斯意爲「驛丞村」或「站官屯」。
此外，或有说法认为「佳木斯」为赫哲语，意爲「骨頭」或「屍體」；或说意为“”。
佳木斯市 历史
據史書記載，佳木斯歷史上長期是滿-通古斯民族活動的地區，當地還有松花江通往黑龍江江口的古驛道。先秦時為肃慎地。两汉、晋代属挹娄。南北朝时属勿吉。隋唐時期属靺鞨。辽代属生女真五大部族領地，称五国部。金代置胡里改路，治今依兰县。元至元中析开元路置水达达路。明永乐七年（1409年）置奴儿干都司。
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三姓副都統，治今依兰县，隶属吉林将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于今佳木斯市区罝东兴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置依兰府，今市境属之。宣统二年（1910年）设桦川县，驻东兴镇。
民國元年（1912年），桦川县迁至悦来镇。1930年，东兴镇与佳木斯屯合并为佳木斯镇，属桦川县。满洲国成立後，于1934年设立三江省，省政府驻佳木斯，桦川县迁驻佳木斯镇。1937年正式设立佳木斯市，属三江省。佳木斯成为省、市署驻地，东北十大新都市之一。
1945年8月，八月風暴行動开始。8月17日，苏军遠東第2方面軍第15集团军部队占领佳木斯市:27。
佳木斯市 历史
1945年10月下旬，中共在佳木斯市成立三江地区行政公署。11月撤销三江地区，新设合江省。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該地成为中共解放區对抗國民政府的后方根据地，称之为“东北的小延安”。1947年國民政府公布《东北新省区方案》，设合江省，省会驻佳木斯市。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合江省，将其并入松江省。1954年8月，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佳木斯为省辖市。
1984年12月15日，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函〔1984〕178号，撤销合江地区，其所属桦南、集贤、宝清、富锦、依兰、汤原、桦川、萝北、绥滨、饶河、同江、抚远、友谊13县划归佳木斯市，地市合并。
1987年，撤销同江县，改设同江市；将集贤县划归双鸭山市；将萝北、绥滨两县划归鹤岗市。1988年，撤销富锦县，改设富锦市。1991年，将宝清、友谊两县划归双鸭山市；将依兰县划归哈尔滨市。1993年将饶河县划归双鸭山市。2006年7月，撤销永红区，并入佳木斯市郊区。2016年1月，撤销抚远县，设立抚远市。
佳木斯市 地理
佳木斯市东邻双鸭山市，南接牡丹江、七台河、鸡西市，西依哈尔滨、伊春市，北邻鹤岗市。
佳木斯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严长干燥，春季大风易旱，夏季温热多雨，秋凉爽。1月平均气温−18.5℃，7月平均气温22.5℃。全年均温3.62℃，降水一般在500毫米以上。3月底土壤开始解冻，11月中旬大地开始封冻。无霜期为130天。
佳木斯市 政治
佳木斯市现辖4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3个县级市。
此外，随着中俄国界东段界桩确定，抚远三角洲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10月设立，为佳木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对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领土行使行政和民事管辖权，对抚远三角洲开发建设实行统一管理。
佳木斯市 人口
2022年佳木斯市户籍总人口为225.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3万人。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2,156,505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552,097人相比，十年共减少了395,592人，下降15.5%，年平均增长率为-1.67%。其中，男性人口为1,079,952人，占总人口的50.08%；女性人口为1,076,553人，占总人口的49.92%。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0.32。0－14岁的人口为228,293人，占总人口的10.59%；15－59岁的人口为1,426,896人，占总人口的66.17%；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501,316人，占总人口的23.25%，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336,148人，占总人口的15.59%。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405,396人，占总人口的65.1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751,109人，占总人口的34.83%。
佳木斯市 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098,374人，占97.3%；各少数民族人口为58,131人，占2.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386,492人，下降15.55%，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06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9,100人，下降13.54%，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06个百分点。其中，满族人口减少4,542人，下降13.97%，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02个百分点；朝鲜族人口减少6,093人，下降24.5%，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1个百分点；回族人口减少394人，下降9.51%，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01个百分点；蒙古族人口增加606人，增长24.93%，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05个百分点；赫哲族人口增加321人，增长13.97%，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03个百分点。
佳木斯市 交通
佳木斯市交通便利，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较为发达，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交通枢纽。
境内有图佳铁路、佳富铁路、前抚铁路、哈佳铁路、绥佳铁路，五条铁路干线通往全国各地。
102国道、 201国道、 221国道过境。
鹤大高速（鹤岗-大连）、 哈同高速（哈尔滨-同江）、 建黑高速（建三江-黑瞎子岛）在境内相交，高速公路发达。
“江海联运”沿松花江、黑龙江下行经鞑靼海峡可达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家及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
佳木斯东郊机场
佳木斯市 名胜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森林公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佳木斯市 教育
普通本科院校：
高职（专科）院校（全国共1105所）：
普通高中：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为佳木斯市教学质量最高的高中学府，曾经在2004至2009年产生六名省状元
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简称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下辖的地级市，亦為中華民國松江省之省會，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因牡丹江橫跨市區因而得名。市境东北邻鸡西市、七台河市，西界哈尔滨市，南接吉林省延边州，东抵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地处张广才岭、老爷岭之间的谷地，森林覆盖率高。松花江右岸支流牡丹江纵贯全境，其上游有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镜泊湖；东部有乌苏里江支流穆棱河；东南部有注入日本海阿穆尔湾的绥芬河，市人民政府驻东安区卧龙街12号。
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第三大城市，是該省最南部的一座城市，亦是黑龙江省东部最大的城市和政治、文化、交通、科技、经济中心。境内的绥芬河沿岸的东宁市是中俄进行邊境贸易的重要口岸。牡丹江海浪机场拥有六条国际航线和数条国内航线，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七大航空港之一。
牡丹江市 历史
牡丹江是由满语“穆丹乌拉”转变为汉语的，“穆丹”在满语中是“弯曲”的意思，“乌拉”是江的意思。牡丹江的名字实际上是“弯弯曲曲的江”。
牡丹江市的历史悠久，自商朝直到隋朝的二千三百多年间一直是满族人的先祖肃慎、挹娄、勿吉的世居地。唐代时期该地属于渤海国五京之首上京龙泉府，亦是全國首都，城市整體佈局仿造鄰國大唐長安而建，占地亦達到了十六平方公里，分外城、內城和宮城。外城為土牆，內城為石牆，宮城為玄武岩牆。五座迴廊相連的大殿排列在南北軸線上。渤海國曾被稱之為“海東勝國”，經濟鼎盛一時，是曾與大唐關係，交流最為密切的國家之一。當時渤海國與朝鮮半島關係緊密，渤海人自稱自己為高句麗的繼承人，而渤海國與朝鮮半島則被外間稱之為“南北國”。
926年渤海國被契丹所滅後，其北部領土被契丹吞併，部分南部領土則被高麗吞併。
遼代属于上京胡里改路，金代和元代则属万户府直辖，明代和清代是宁古塔将军和吉林将军所管辖地方。由于清代朝廷一直以“祖宗发源之圣地”为由实行禁止垦荒政策，直到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设立了牡丹江火车站，才开始发展。
牡丹江市 历史
1914年，牡丹江彙聚了一批來自日本，俄國，英國，法國和丹麥等地的商人，並開始出現外國銀行以及洋行，其中法國利豐公司，英國華英公司，俄国宝隆洋行，丹麦宝隆洋行分別在牡丹江設置代銷處，令城市商業蓬勃發展1923年2月，五四運動組織者之一的馬駿回到牡丹江組織地下傳媒開始傳播新文化，對當時牡丹江市的青年一代影響至深。1925年，日本佐佐木公司在牡丹江開設鴉片館，是牡丹江市出現的第一個鴉片館。
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中華民國政府於7月7日對蘇聯宣戰，調國民革命軍師長郑泽生在牡丹江設防，并在新立屯建設飛機場，有飛機三架，是牡丹江市的第一個機場，但該年10月即被蘇聯空軍炸毀，全部飛機均報廢。
满洲国时期，牡丹江一带是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2路军活动的地方，著名的抗联女战士“八女投江”就发生在牡丹江境内林口县。在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率部戰敗，牡丹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為掠奪牡丹江市周邊的大量木材煤炭等资源，进一步加强铁路建设，牡丹江站因位于“满州里—绥芬河”“图们—佳木斯”绥满图佳两条铁路线的交叉点，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幷於1937年12月建市，成为满洲国的一个省会。
牡丹江市 历史
1938年10月15日，日本在牡丹江市設立領事館，將牡丹江市的級別提升爲滿洲國的特別市，并設立满洲纸浆株式会社，满洲真空株式会社和鏡泊湖水利發電所，牡丹江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此後大為提升。1940年3月1日，日语報紙《东满日日新闻》在牡丹江市創刊發行，成為牡丹江市歷史上的第一份報紙，同年8月1日，中文版發行。1943年7月，滿洲國政府在牡丹江市設立滑翔機研究所及訓練場，即現在的海浪機場雛形。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并迅速突破過境，佔領綏芬河、東寧等地，直逼牡丹江市中心。8月10日夜間，日本在牡僑民大量撤退，造成牡丹江火車站混亂，政府出動軍隊維持秩序，但依舊造成多人死傷。8月9日-8月13日蘇聯空軍多次對市區進行轟炸，大量政府機構被炸毀，其中包括日本駐華領事館；并造成市民的大量傷亡。8月14日蘇聯紅軍進入牡丹江市區，並在16日完全佔領牡丹江市。
牡丹江在日治滿洲國期間經濟發展迅速，目前的大多數城市基礎建設，包括自來水淨水管道，城區電力系統佈局，工廠雛形均為日本規劃設計，在1930年代逐漸成為東北地區東北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牡丹江市 历史
1945年8月，苏联军队发起八月风暴行动，随后攻入东北地区。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攻占牡丹江市。这是苏军在东北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此后，随着满洲国政府垮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东北地区的争夺。中共军队的李荆璞、金光侠部随苏军进入牡丹江市。国民政府试图接管牡丹江市、成立牡丹江市政府被中共阻止，未能成功。10月14日，成立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李荆璞任市长。
1946年3月，苏军撤回苏联，国民政府增兵东北。4月，中共政权成立了绥宁省，后改牡丹江省，省会设在牡丹江市。5月15日，国民政府方面发动牡丹江暴动，暴动被中共所挫败。1947年8月15日，牡丹江廣播電臺成立并開始向全境播音，後於1949年併入牡丹江人民廣播電臺。1948年10月牡丹江市并入松江省，牡丹江市亦成為松江省的省会。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失败撤退至台灣，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牡丹江作为最早的中共占领地之一，其松江省的省會行政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牡丹江市 历史
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被調整并入黑龙江省，牡丹江被撤銷省會行政級別后成為黑龍江省的一個地级市。1956年3月5日，國務院设立了牡丹江市专员公署，專屬機關駐牡丹江市。1967年1月16日市委和市政府被紅衛兵造反派接管，同月18日地委和专署亦被奪權，牡丹江市陷入無政府狀態。1968年2月6日，省革委决定，牡丹江地革委与牡丹江市革委机构合并，撤消牡丹江市建制。称“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辖1个市11个县一个区。2月21日，地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机关開始实行军管，成立“牡丹江地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城市司法系統被徹底打亂。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爆發，牡丹江市作為中方最前線城市，被派駐大量解放軍陸軍以及裝甲師駐紮，陳錫聯部署瀋陽軍區空軍部隊將海浪機場先後兩次進行擴建，並派駐解放軍空軍第21殲擊師以及空軍雷達第六旅駐紮，海浪機場至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要的邊防空軍基地之一。1972年5月，牡丹江電視臺開始試播，并首次開始自製節目，是黑龍江省的第一個市級電視臺。1973年9月1日，地市再次被分设，恢復牡丹江市建制，地革委會成為最高權力機構。1983年10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地市再次合并，撤销地区行政公署，实行市带县的领导体制。而这一套体制至今仍在延续。
牡丹江市 地理
牡丹江市位于黑龍江省的東南部，亦是全省最靠近南部的一座城市。西側是哈爾濱市，南側是吉林省，而東側則直接與俄羅斯接壤。
全市平均海拔230米，地形則是以山地，丘陵爲主，呈現出中山、低山、丘陵、河谷盆地四種地質形態，城市東部爲屬于長白山系的老爺嶺和張廣才岭，中部是牡丹江河谷盆地，整個地區凸現山勢幷且連綿起伏，亦縱橫河流，被稱爲「九分山水一分田」。
牡丹江地區的海拔最高處位于張廣才岭的白突山，其海拔高度爲1686.9米；而海拔最低地區則是位于綏芬河市與俄羅斯的邊境地區，爲86.5米。
牡丹江市屬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溫度4.5度，城市氣候整體四季分明，但冬季時間長度明顯多于夏季。夏季溫度亦明顯低于中國南方其它部分城市，所以處于其境內的镜泊湖等自然度假區域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爲小有名氣。冬季氣溫偏低，但是明顯高于黑龍江其它城市，幷且由于盆地原因風速亦偏低，境內的一些地方譬如位于海林市的雪鄉因爲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環境亦聞名于外。
牡丹江市 政治
牡丹江市现辖4个市辖区、1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
牡丹江市 人口
截止2022年末，牡丹江市户籍人口241.1万人，其中市区83.9万人。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144.7万人，乡村人口96.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户籍城镇化率）为60%。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2,290,208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798,723人相比，十年共减少了508,515人，下降18.17%，年平均增长率为-1.99%。其中，男性人口为1,140,787人，占总人口的49.81%；女性人口为1,149,421人，占总人口的50.19%。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99.25。0－14岁的人口为238,204人，占总人口的10.4%；15－59岁的人口为1,473,755人，占总人口的64.35%；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578,249人，占总人口的25.25%，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397,428人，占总人口的17.35%。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507,096人，占总人口的65.81%；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783,112人，占总人口的34.19%。
牡丹江市 人口
牡丹江市大部分人口以及後代均是來自1930年代至1960年代，「闖關東」時期的山東省以及河北省民眾以及其後代。原居民在1930年代前多為滿族。城市现有少数民族38个，其中人口多達2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7%。其中以朝鮮族市民居多，大部分分布于西安區，并建設有「朝鮮民族風情街」等民族氣息很濃的設施。
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151,856人，占93.9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38,352人，占6.04%。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464,530人，下降17.75%，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47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43,985人，下降24.12%，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47个百分点。其中，朝鲜族人口减少29,991人，下降28.97%，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49个百分点；满族人口减少15,047人，下降21.84%，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11个百分点。
牡丹江市 经济
牡丹江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旅游业和轻工业。近年来在边贸领域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对外贸易占黑龙江全省贸易总额的75%以上，并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对俄罗斯贸易城市。牡丹江市拥有全国四大橡胶制造工厂之一的桦林橡胶厂，而北方工具厂则是以生产兵工产品著称的大型国有企业，位于市区的大宇造纸企业集团是黑龙江省内最大的外资工厂之一，另外还有一处大型的水利发电站莲花发电站建立在郊区。所辖穆棱市拥有中国大陆最大的风力发电基地之一的黑龙江华富穆棱风电项目。
目前經濟主要發展地區爲規劃中的江南新區，預計在2009年末城市人口將達到100萬，并且設立新的區域，即江南新區。
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603.4亿元，在黑龙江省排在哈爾濱市、大慶市、齊齊哈爾市和綏化市后，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则達到22416元人民幣，排在大慶市和哈爾濱市后名列全省第三位。
牡丹江市 经济
牡丹江市主要的商業區位於東安區與西安區交界處的太平路商業區，以及東安區的東一條路步行街。包括大商集團牡丹江百貨大樓，大商集團新瑪特購物廣場，波斯特購物廣場，牡丹江勸業場在內的多個大型商場位於太平路；而在東一條路步行街上則興建了多個服裝品牌的專賣店，城市最大的超級市場大潤發牡丹江店亦位於該處。另外在太平路以及東一條路步行街上亦興建了多個四星級以上的酒店以及如肯德基在內的快餐連鎖店。
主要大型品牌商場有：大潤發、國美電器、蘇寧電器、百盛。
牡丹江对俄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俄罗斯信息产业园
牡丹江市江南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 牡丹江市生物工业开发区 黑龙江省北药科技开发园区
牡丹江市 交通
牡丹江市处于哈尔滨经俄罗斯海参崴到日本新潟的国际大通道中段，境内有3个县（市）与俄罗斯接壤，边境线长221公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上百年的通商历史。牡丹江市与海参崴直线距离248公里，与纳霍德卡直线距离331公里，距黑龙江省进入日本海和太平洋最近的出海口俄罗斯海参崴市340公里，是黑龙江省东出海参崴、南下图们江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出海到日本比之大连港运距要短1600公里。境内有众多口岸 辖区内有牡丹江航空港、绥芬河铁路、公路和东宁公路4个国家一类口岸，年货运能力700万吨、客运能力200万人次，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员流动、物资集散、信息传递和交通中心。
牡丹江市 交通
牡丹江市輕軌第一期系統於2008年經國家發改委，鐵道部以及黑龍江省政府投資批准開始計劃，幷於2010年7月開工建設，路線起點牡丹江市，終點綏芬河市，總長度138公里，投資108億元人民幣，沿途共設置20個車站以及40個站臺，包括位於牡丹江城區內的牡丹江站，陽明區的鐵嶺站，磨刀石站，五林站等。
2010年7月開始計劃第二期建設，起點自牡丹江站，終點自開發中的鏡泊湖鏡泊鎮，軌道總長度120公里，沿途設置五個車站，包括牡丹江站，西安區的溫春站，寧安站，東京城站，以及鏡泊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