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五月风暴 事件背景
戴高乐的上台本身与特殊社会矛盾相关——1958年五月政变期间，他巧妙利用阿尔及尔军人夺权后的乱局，以“救世主”姿态重掌权力。因此在反对者眼中，其政权合法性始终受“政变原罪”质疑。尽管戴高乐取得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建立欧洲共同体、拥有核武器和独立外交政策等成就，且通过1958年法国宪法确立的半总统制强化行政权（包括总统普选直选和多次动用全民公投），但其威权作风仍引发日益强烈的批评。垄断广播电视的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公然成为官方传声筒，而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1961年巴黎惨案和1962年夏洪地铁站事件责任人——直到1967年才被左翼人文主义者莫里斯·格里莫取代。此外，戴高乐追求国际威望的民族主义政策，与其78岁高龄形成的守旧形象，同法国民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期待日益脱节。1968年3月，皮埃尔·维昂松-蓬特在《世界报》的著名社论《法国人百无聊赖》中，援引了拉马丁在1848年革命前对基佐政府的看法。
五月风暴 事件背景
作为左翼第一大党的法国共产党始终未能完成去斯大林化。苏联和东欧的官僚主义体制令极左翼青年日益向往古巴或中国模式。与此同时，非法共左翼势力的分裂与信誉危机又为托派、毛派等“左翼小团体”在主流组织边缘的滋长提供了空间。主要由中学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全国越南委员会等组织，通过反对越南战争中“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持续激发青年政治热情。
1968年2月，法国共产党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合作成立了选举联盟，共产党自此长期支持SFIO的候选人，而两党在该年二月的《二月宣言》中一致同意以联合政府的方式让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他的戴高乐党下台。
农村人口外流与城市化加速、显著提高、国民教育与大学教育普及化、休闲娱乐文化与大众媒体的兴起，这些前所未有的变革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集中爆发。
1960年代是青年（占人口三分之一）确定自身政治文化地位的年代。青年文化通过专属媒体（如讽刺杂志《切腹》、先锋杂志《当前》）、热门广播节目（《嗨，哥们》）和偶像歌手（滚石乐队、披头士乐队、强尼·哈立戴等）形成独特身份认同。
在宗教层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动摇与革新了法国的传统天主教体系，尤其体现在公教进行会上。1964年起，代表大量青年基督徒的法国童子军率先打破军事化层级结构，推行团队决策集体化。基督教学生青年陷入分裂，自1964年就需教会高层整顿。1965年10月23日，教皇保禄六世再次授权工人神父在工地工作。众多信徒致力于革新教众与教会权威的关系，重构教义实践，甚至尝试调和信仰与革命的关系。
社会学领域上，60年代群体动力学培训已渗透至各类组织管理阶层，公开辩论成为风尚。但成人社会对青年群体的焦虑与诉求（尤其是性自由领域）反应迟钝。法国虽在1967年12月签署了《诺伊维特法案》批准避孕药使用，但普及率仍有限。
社会分野依然森严：大部分大学生来自资产阶级（楠泰尔大学的学生大约只有10%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全法国的大学生则只有6%），家长主义无处不在。此外，在大学生眼里，男女互访完全是正当的。1967年，克里斯蒂昂·富歇批准女生可以访问男生房间的法规，而大学男生仍然禁止进入女生宿舍。1968年初，巴黎地区的学生反对陈旧规定的浪潮再次掀起。
滞后的教育体制与青年渴望间裂痕日深。在哲学领域，多位思想家持续对该运动产生影响。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赖希于1927年及1936年分别出版了英文版《性高潮的功能》和《性革命》；赫伯特·马尔库塞于1964年出版法文版《单向度的人》和《爱欲与文明》；情境主义国际成员也出版了一些著作：拉乌尔·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年），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1967年）及集体宣言《论学生生活的贫困——从经济、政治、心理、性特别是智力层面分析及若干改善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连续四年在巴黎高师开设开放式研讨班，与学生们以“特殊合作”的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当时理论形势下重构的基础与方向。在1964年，这些青年学生更成功获得了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巴黎高师分部“尤里姆街圈”（Cercel d'Ulm）的主导地位。从1965年秋起，青年学生在巴黎各大学设立“理论训练学校”，宣传阿尔都塞理论的同时培养青年积极分子。阿尔都塞所直接或间接培养出的青年理论家与积极分子，连同“尤里姆街圈”成为法国早期毛主义组织的雏形。
愈发激进化的青年群体着迷于第三世界革命典范：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他们的精神图腾，中国红卫兵的崛起更昭示青年作为政治力量颠覆成人权威的可能性。他们同样密切关注美国民权运动、静坐示威及嬉皮士运动。1968年4月，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与西德当局的激烈冲突引发回响。这些国际联动将法国事件置于全球反抗谱系之中。
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国的思想文化产品得以较顺利地进入法国。毛泽东的著作《毛主席語録》（即红宝书）在当時的法国十分畅销。毛主席语录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之间传播开来，同时鼓舞了左翼知识分子，并团结了学生和工人的思想。学生们对中国的钦佩也投射到了五月风暴之上。
五月风暴 导火索
1968年1月下午5点20分至5点40分，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出席了位于南泰尔鲁昂街（rue de Rouen）2号的学院新体育馆落成典礼，以缓解紧张局势。米索夫向建筑师询问了一些技术问题，包括有关供暖和通风系统以及水净化系统的问题。当部长离开时，大约五十名等待他的学生开始高呼口号，抗议学校的限制和政府的漠视。部长希望发起对话。丹尼尔·孔-本迪当众质问米索夫，为什么他在最近出版的《青年白皮书》中，没有谈及学生的性问题。米索夫轻蔑地回应，建议孔-本迪跳进新落成的泳池“消消火”。孔-本迪立即反驳道：“你可以去当希特勒青年团的部长！”后来孔-本迪通过道歉信的方式平息了这场事件。
这次事件让孔-本迪声名鹊起，成为反权威的挑衅者，并在法国青年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此次事件也促成了忿激派接下来的抗议行动。1月24日，忿激派在大厅里示威，示威者的主要标语是如此评判的：“格拉潘，纳粹！”左派老师则高唱：“啊！够了！够了！莫林，列斐伏尔，我们讨厌你们！啊！够了！够了！还有那个图雷纳，我们要你们的命！”警察蜂拥闯入大厅抓闹事者，大学生则立即手挽着手，团结一致。
五月风暴 导火索
参加3月22日运动的学生在接过多个小型团体（如情境主义者、勒内·里塞尔领导的“忿激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抗议旗帜后，于当日占领了楠泰尔大学行政大楼B栋顶层的评议大厅（salle de conseil）。学生的主要诉求是抗议两天前在反越南战争示威活动中泽维尔·朗格拉德（Xavier Langlade）等6名中学生被捕事件。1968年5月2日，楠泰尔大学组织“反帝国主义日”活动，勒内·雷蒙的课程因此被迫中断。院长皮埃尔·格拉潘随即决定通过行政手段关闭学院，此举促使抗议运动于次日蔓延至拉丁区和索邦大学，标志着五月风暴的正式开端。
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反权威主义特质，其政治理想深具自由意志主义色彩，强调个人自由，并对消费主义、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尖锐批判。运动还涉及日常生活议题，包括争取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的权利以及性解放等诉求。
作为一场自发主义运动，3月22日运动通过系统性的直接行动（特别是占领行政建筑）崭露头角，并通过向所有人开放的直接民主形式——全体大会发展壮大。该运动既拒绝被制度化为政党组织，又推动着学生群体此时此地的自我组织进程。
五月风暴 导火索
严格来说，这场运动并不存在所谓的“领军人物”，它始终保持着“多元形态”且没有中央组织架构。不过，参加运动的其中某些人后来被塑造为该运动的象征符号——尽管他们的个人言论无法涵盖运动内部的多元观点，甚至某些人事后的论述存在重构历史之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塞尔日·朱利和丹尼尔·孔-本迪。后者于1975年在德诺埃尔出版社率先出版自传《大杂烩》，书中首次公开了已故摄影师吉勒·卡龙拍摄的经典照片《索邦大学前对峙防暴警察的丹尼尔·孔-本迪》，这张被用作书籍封面的影像后来成为20世纪传播最广的新闻图片之一。
这场运动的成因错综复杂。研究指出，战后重建时期结束后，法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与道德观念日趋僵化，物质条件也开始出现恶化迹象。当时巴黎周边遍布贫民窟（尤以楠泰尔为甚），前往新建校区的学生们首次直面贫困阶层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学生群体的不满情绪，与产业工人多年累积的抗议浪潮最终形成共振。
五月风暴 事件起始与发展
5月3日，索邦大学庭院被约150至400名示威者占据（人数因来源不同而异），其中部分来自因冲突被院长皮埃尔·格拉潘关闭的楠泰尔校区。集会中，多名发言人通过扩音器发表演说，其中包括因下周一将在楠泰尔接受纪律委员会听证的七名学生之一的丹尼爾·孔-本迪，其发言被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录制。这些5月3日的影像在两周后，即5月14日，才通过Zoom杂志播出，且节目经过大幅删减。
五月风暴 事件起始与发展
部分学生手持木棒和石块，声称这些是“反法西斯物资”，因有传言称极右翼团体“西方”计划冲击校园，暴力驱逐示威者。巴黎学区校长兼大学理事会主席让·罗什要求警方介入，“驱逐滋事者以恢复秩序”。开始时几乎没有发生冲突，学生不抵抗，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克礼文和其它学生领袖同巴黎警察厅副厅长格罗斯佩良（Roger Grosperrin）谈判之后，答应离开。之后多名学生被捕，一些女学生呼吁释放被捕者。下午5点15分，数百名学生及路人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据警方报告：“他们采用短暂但激烈的骚扰战术。20时25分，三名警官……协调各自警力，采取强硬行动并使用催泪瓦斯，清理了卢森堡宫周边。示威者尝试搭建街垒，但均被放弃；为解救同伴，他们成群冲击我方警力。”
巴黎学区校长未经预警或协商便直接要求警方干预索邦大学的行为，引发了学生群体的强烈不满——他们原本以为大学的自治地位能保障其安全。这次冲突也催生了该运动的著名口号“CRS-SS”。5月4日，巴黎楠泰尔大学院长皮埃尔·格拉潘、巴黎科学院院长马克·扎曼斯基及前校长让·卡佩尔相继谴责这种侵犯“学术圣地”的行为。
五月风暴 事件起始与发展
当日共逮捕574人（一说596人，另一说超过600人），包括学生全国联盟领导人雅克·索瓦若，以及何塞·罗西、埃尔韦·夏巴利耶、亨利·韦伯、居伊·奥康海姆、丹尼爾·孔-本迪、布里斯·拉隆德、伯纳德·盖塔和阿兰·克里文等人。骚乱共造成巴黎481人受伤，其中有279名学生，202名警察。
5月6日，包括丹尼爾·孔-本迪、让-皮埃尔·迪特伊和勒内·里塞尔在内的八名楠泰尔大学学生被校方纪律委员会传唤。楠泰尔大学教授亨利·列斐伏尔、居伊·米肖、阿兰·图雷纳和保罗·利科陪同前往以示支持。
学生立即以暴力示威回应：投掷铺路石、构筑街垒。当部分示威者被判监禁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再度升级，无政府主义口号开始大量涌现。伤亡情况统计众说纷纭。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阿兰·热斯马尔宣布支持示威者。法国共产党及部分极左翼组织（如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毛派成员，其领袖为罗贝尔·兰哈尔）起初措手不及——他们认为革命应来自工人而非学生，且3月22日运动的诉求在他们看来“幼稚”、“小资产阶级”且本质上是“左倾冒险主义”。经过短暂犹豫后，他们仍试图将这场“反抗”引向工人群体。
五月风暴 事件起始与发展
5月6日，斯特拉斯堡、布雷斯特等全国二十几个城市爆发了支持巴黎学生的示威活动，而第戎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景象——数百名学生高呼“第戎不要楠泰尔之乱（Pas de Nanterre à Dijon）”等口号游行。
5月7日，曾改革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机关报《光明》的前领导人让·沙利创办《行动》，参与撰稿的包括让-马克·雷泽、毛里斯·西内、乔治·沃林斯基，以及让-保罗·多莱、让-马塞尔·布格罗、居伊·奥康海姆、贝尔纳·库什内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等人。这份周报迅速转为日报，最高发行量达十万份，直接在街头销售。
5月8日是社会人士支持学生选择的最高点，法国民意测验机构报告五分之四的巴黎居民赞成学生方面。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组织了一个支持受害学生的委员会。法国获得诺贝尔奖者弗朗索瓦·雅各布、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安德列·利沃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雅克·莫诺打电报请求戴高乐赦免那些学生，并且重开巴黎大学。戴高乐没有答复。
五月风暴 事件起始与发展
5月9日，各学院院长要求学校重新开门，并恢复上课。法國學生全國聯盟声明学生应继续罢课，直至实现三项要求中的另外两项：释放并赦免被捕者、撤走警察。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也决定继续罢教。此外，法國學生全國聯盟已经和法国两大工会的首领，即总工会的乔治·塞吉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的欧仁·德尚举行会谈，讨论学生与工会联合行动的条件。
5月10日下午，当费尔-罗什罗广场聚集了约2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一说1.5万，警方统计为1.2万人）。当晚至次日凌晨，学生占领了拉丁区，构筑了数十道街垒。巴黎市民带来水和饼干慰问示威者。22时40分，巴黎大学副校长夏兰（Chalin）与热斯马尔谈判，热斯马尔表示除非释放和赦免被捕学生，否则拒绝谈判。孔-本迪与当局谈判后无果。
凌晨2点起，6255名警察对这些街垒发起强攻，史称“五月街垒之夜”。战斗激烈进行了四个钟头，警察一再进攻，把学生赶离街垒。居民纷纷拿饮食给这些造反者，用水淋他们来消解催泪气。有一次，警察袭击一个根本没有参加示威的女孩子，并且剥光衣服，赤裸裸地赶到街上去。图安街的最后一道街垒于5时30分被攻破。
五月风暴 事件起始与发展
清晨的统计显示：125辆汽车受损，63辆被焚毁；街道满目疮痍，如同战后废墟；247名警察受伤，至少上百名示威者受伤——由于多数伤者未登记，实际人数难以统计（一说367人，另一说370人）。共有469人（一说460人）被逮捕，据警方资料显示其中包括帕特里克·托帕洛夫、米歇尔·沃泽勒和埃芙莉娜·皮西耶等人。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阿兰·克里维纳、埃尔维·沙巴利耶，3月22日运动的丹尼尔·孔-本迪，以及众多来自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老成员（如阿兰·福尔内、安德烈·塞尼克、让-路易·佩尼努、米歇尔·布特尔、普里斯卡·巴舍莱、塞尔日·朱利）和法国学生全国联盟成员，还有情境主义国际的勒内·里塞尔和居伊·德波等人参与了示威。
面对警方镇压，自运动初期起，多数民众（包括教师群体）普遍对学生持同情态度。5月11日黎明时分，工会和政党呼吁在次日举行声援示威。正在意大利访问的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心主席勒内·雷蒙委托让-马里·马耶尔代理事务，该组织对学生骚动保持谨慎沉默，既不谴责也不支持运动；历史学教授皮埃尔·里歇将此次运动比作13世纪的学生抗议活动。教师群体立场分化明显：在楠泰尔校区，安娜·赞克、克洛德·维拉尔、德尼丝·格罗津斯基、弗朗索瓦·比亚夸、让-克洛德·埃尔维、皮埃尔·古贝尔和西蒙娜·鲁等人基本支持学生诉求（尽管对某些抗议形式有所保留）；而雅克·埃尔、弗雷德里克·莫罗、弗朗索瓦·克鲁泽、弗朗索瓦·卡龙和安德烈·沙斯塔涅等人则持反对立场。
5月11日，刚从阿富汗访问归来的总理乔治·蓬皮杜向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法国学生全国联盟做出让步，下令重开大学。为平息事态，他要求警方撤离索邦大学。这一被外界视为妥协的举措实为战略调整——蓬皮杜希望通过学生的过激行为使其失去民意支持。夏尔·戴高乐对这种战术性缓和持怀疑态度，暂时保持观望，但保留必要时干预的权力。
5月12日星期日，即五月街垒之夜次日，菲利普·拉布罗在《星期日日报》上发表文章，为使用警方频率进行现场报道的私营电台RTL和欧洲一台喝彩：
干得好！
而当时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的记者和技术人员正因罢工而放弃报道。这一表态随即引发了抗议者们对其节目的强烈抵制，成为运动中的又一争议焦点。
外省抗议同步升级：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被学生占领；欧巴涅的中学生要求参与纪律委员会和班级会议；马赛两千名中学生封锁了理学院入口。
五月风暴 再度升级事件
5月12日，法国总工会发起于5月13日发动总罢工的号召。历史学家米歇尔·赞卡里尼-富尔内尔指出，就在此前两天（5月10日晚），反映五月风暴初期情况的电视杂志节目《全景（Panorama）》遭到审查。而5月11日周六，当周五至周六夜间警方暴力画面“震撼整个法国”之际，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员工通过法新社发表声明抗议审查。法国总工会的罢工号召迅速获得学生团体、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法国民主工联、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响应。历史学家吕迪维娜·邦蒂尼在其著作《1968》中强调：“各工会发起的24小时总罢工都着重强调学生与工人的团结——原本割裂的两个群体，因警方暴力而走向联合”。
五大工会的联合罢工号召源于巴黎劳动交易所长达8小时（上午10时至下午6时）的艰难谈判。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总书记阿兰·热斯马尔坚持要求学运领袖与工会领导人共同引领游行队伍，尽管后者因前两周激烈的言语冲突氛围而有所顾虑。
五月风暴 再度升级事件
热斯马尔解释道：“我们不能说人们彼此爱慕；我们又不是要结婚。但正是这场运动的受欢迎程度让大家携手同行”。人们在共同的口号（“十年够了！/Dix ans ça suffit”）下团结起来，这是自1958年戴高乐总统重新掌权以来，其政权首次受到挑战。
5月13日星期一，一场由来自法国各地的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罢工工人和雇员组成的庞大示威游行队伍穿越巴黎市区。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位于巴黎东站、巴黎北站、好新闻区、沙特莱广场、巴士底广场和共和国广场之间的所有主干道都挤满了示威者。法国民主工联、法国总工会和全国教育联盟宣称参与人数达到一百万。孟戴斯·弗朗斯、皮埃尔·科特、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索瓦若、丹尼尔·孔-本迪、乔治·塞吉、欧仁·德尚、阿兰·热斯马尔、瓦尔德克·罗歇、阿兰·克里文和珍妮特·维尔梅尔施领导了此次游行。
情报局统计有30万人参加游行，巴黎警察总局和巴黎市政府统计为20万人，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布的数字为17.1万人，法国政府则宣称有10万人。
五月风暴 再度升级事件
与此同时，工会组织宣布全国其他约30个城市也爆发了示威游行，总参与人数达百万之众。据吕西安·里奥（Lucien Rioux）和勒内·巴克曼（René Backmann）统计，“马赛有5万人游行，图卢兹有4万人，里昂有3.5万人，南特有2万人，雷恩有1.2万人，卡昂、利摩日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有近1万人游行”。
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德·波伏娃此前数日要求会见楠泰尔校区的学生代表团。该校全体会议推举了两名代表：阿兰·热斯马尔和18岁的高中生埃尔塔·阿尔瓦雷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在波伏娃家中持续至凌晨两点的会谈中，两位代表特别提到“萨特表现出谦逊态度，反复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这场深夜对话也旨在规劝热斯马尔避免采取暴力手段。
五月风暴 再度升级事件
一周后的5月20日，萨特又专访了丹尼尔·孔-本迪，探讨学生运动的“纲领”与长期“目标”。但后者断然否认存在任何既定纲领，认为“制定纲领必然导致运动僵化”，并强调“当下的混乱状态让人们得以自由发声”。孔-本迪一个月后撰文指出：“我们当中没人读过马尔库塞。有些人当然读过马克思，可能还有巴枯宁，以及当代理论家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和亨利·列斐伏尔。而3月22日运动的政治活动者几乎都读过萨特”。
最终，根据总理乔治·蓬皮杜的命令，索邦大学重新开放并持续成为抗议运动的重要据点。
在5月13日大规模示威的次日，即5月14日星期二，罢工行动开始全面蔓延。
当天凌晨，位于摩泽尔省瓦皮的CLAAS工厂500名金属工人率先停工。数小时后，南特布格奈的南方航空工厂工人响应罢工，成为首个被工人占领的工厂，这一行动明显效仿了1936年的占领运动。工人力量在南方飞机制造厂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同时在鲁昂附近的雷诺—克莱翁工业区，法国工人民主联盟的代表勒内·尤伊努要求与有关领导对话。罢工随后逐步席卷全国。
此时正在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夏尔·戴高乐（5月14日至19日）起初并未重视这些抗议活动，将处理权完全交给总理乔治·蓬皮杜。
五月风暴 全面罢工
出乎各方领导人的预料，原定于5月13日的象征性总罢工在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并未在当天结束。相反，这场运动在随后的日子里迅速蔓延，成为历史上首次自发的总罢工，也是消费社会阶段首次使一个国家陷入瘫痪的大规模罢工。
自发性的罢工和工厂占领行动遍地开花。最早的一起发生在5月14日大西洋卢瓦尔省布格奈的南方航空工厂，涉及约2000名员工；南特工人罢工既是五月风暴中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运动，直至6月14日才告结束。在北部-加来海峡大区（当地最大规模的示威早在5月11日就已开始），85%的矿工参与罢工，于西诺尔-德南（Usinor-Denain）钢铁厂接连举行大型集会。至5月22日，全国有一千万雇员停止工作（包括罢工工人或无法正常工作的工人）。
《星期日日报》在5月19日周日版头版率先报道了这场迅速扩大的罢工浪潮——当时已有超过百家大型企业被工人占领，与此同时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的技术人员和记者罢工也拉开了序幕。
1968年5月22日，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在其机关报《新人类报》上发表文章，称这是“第一次革命性胜利”，并宣称“面对总罢工和学生工人的联合行动，蓬皮杜政府已经投降”。
五月风暴 全面罢工
在整个法国，突然解放的言论成为法国人几周内存在的核心意义。无论是热情高涨还是惊惶失措，是满腹狐疑还是沉思冥想，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感受参与其中或冷眼旁观。陌生人之间、不同代际之间，在街头展开了密集的对话交流。
这场思想交锋最具象征性的场所当属巴黎的奥德翁剧院。自5月16日起，该剧院——正如其在电视新闻发布会宣读的声明所言——“成为工人、学生、艺术家与演员的集会空间”。剧院经理让-路易·巴霍对学生表示同情态度。
与此同时，乔治·蓬皮杜派遣雅克·希拉克秘密联络各工会组织，为后续谈判铺路。
情报部21日的一份说明证实丹尼尔·孔-本迪已经出境：“内政部已收到情报，丹尼尔·孔-本迪昨晚在福尔巴克越过德国边境，驾驶车牌号为5147 V 92的车辆前往法兰克福。”
五月风暴 全面罢工
《巴黎竞赛报》的摄影师总是伴随着他，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给他拍了一张拎着手提箱的照片。抵达柏林后，这位法国领导人对德国学生说：“革命应该扫除旧世界，三色旗已被撕破，应该换一面红旗。”这将成为剥夺他在法国的居留权的口实。对此，法国政府于当天下午1点20分发出电报回应：“极其紧急。涉外管控。请向各省长、大区区长、边境检查站、陆地、海上及航空口岸转发。禁止1945年4月4日生于蒙托邦的德国国籍公民马克·丹尼尔·孔·本迪入境法国。止。执行情况请以本电文编号回复。完。”
当天晚，学生单独游行，仅有5000人。游行队伍在热斯马尔的带领下登上蒙帕纳斯高地，然后下去向国民议会大厦前进，在波旁宫的栅栏前举行集会。克洛德·埃斯捷等一些议员们带来他们对学生的支持。此次游行诞生了五月中最著名的一些标语，如：“我们都是德国的犹太人！”
1968年5月27日达成的格勒内尔协议由蓬皮杜政府、资方和工会共同协商，一度让人以为将以一系列社会福利换取复工。这些拟议的社会福利是自法国解放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自1936年6月7日马提尼翁协议以来——前所未有的，但其保障力度却与1936年协议不可同日而语：格勒内尔协议的内容（如企业工会权利、最低工资提高35%、罢工日支付50%工资等）比1936年协议更容易被推翻。
转折点出现在法国总工会总书记乔治·塞居伊向布洛涅-比扬古工人宣布格勒内尔协议内容时。工人们不理睬塞居伊，当即投票通过继续罢工。一切与总工会和蓬皮杜的希望相反。
五月风暴 武力清场
5月29日，正值抗议浪潮与混乱达到顶峰之际，戴高乐突然消失数小时，引发举国震惊。蓬皮杜与多数派陷入深深不安。这位总统未经通告便秘密前往德国会见雅克·马絮将军，而非如对外宣称般返回科隆贝双教堂村。这一举动暗藏多重深意：是为象征性争取军方支持（尽管无人真正希望军队介入）？抑或利用民众对权力真空的恐惧打乱对手阵脚——当时社会舆论已因运动缺乏明确前景开始转向？又或是身心俱疲的总统确实经历了一段精神低谷，甚至萌生退意？历史学者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存在。
在6月7日与米歇尔·德鲁瓦的访谈中，戴高乐坦言：“5月29日我曾考虑辞职。但随即意识到，一旦离去，汹涌的颠覆浪潮将吞噬共和国。于是，我再次选择了坚持。”
五月风暴 武力清场
5月30日中午返回巴黎后，戴高乐接受了乔治·蓬皮杜提出的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新一届立法选举的提议。当天下午，由安德烈·马尔罗和米歇尔·德勃雷领导的政府支持者游行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警方统计约30万到40万人参加（一说50万人参加游行），而戴高乐派声称人数达百万。戴高乐随后发表强硬讲话，宣布不会辞职且不更换总理，决定提前举行立法选举：“除非有人企图让法国人民集体噤声，阻止他们表达诉求，就像阻止学生学习、教师授课、工人工作那样”。他刻意在讲话中挑起共产党与戴高乐派的历史对立：“这些手段是通过长期组织的团体实施的恐吓、毒化和暴政，背后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尽管在这方面它已有竞争对手”。他还威胁启动宪法第16条，该条款允许国家元首在特殊情况下行使绝对权力：“如果这种暴力状况持续，为维护共和国，我将不得不根据宪法采取选举之外的非常措施”。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在5月30日的声明中谴责戴高乐“显露独裁者苗头”，将其比作雾月政变时的拿破仑一世，警告工人提防“法西斯危险”，同时指责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等“修正主义者”的责任。弗朗索瓦·密特朗则抨击戴高乐的讲话只是“雾月18日、12月2日或5月13日声音的老调”。
五月风暴 武力清场
5月31日，加油站恢复供油。据媒体报道，装甲部队正向巴黎集结，武装部队在弗里勒兹军营完成部署。6月3日，警方与军方重新控制了被占领的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发射台。
尽管基层工人自5月27日起一致拒绝《格勒内尔协议》，但在工会通过让步和谈判逐行业推动复工后，最终放任共和国保安队驱逐最后的抗争者，扑灭各地反抗余火。6月初因此爆发多起暴力事件：弗蘭雷諾工廠在6月7日与10日发生冲突，导致13人受伤，1人死亡；索肖标致工厂于6月11日爆发骚乱，导致3人丧生——17岁的吉尔·托坦、23岁的皮埃尔·贝洛以及49岁的亨利·布朗。随着这些事件发生，罢工浪潮逐渐平息。
6月11至12日夜间，拉丁区爆发了第三次“街垒之夜”。6月12日，政府颁布法令解散多个极左组织。6月14日，警方未遇抵抗就顺利清空了奥德翁剧院。索邦大学于6月16日清空。6月17日雷诺工厂复工。参与罢工的法国国家广播电视记者遭到解雇。当局对运动代表人物展开严厉打压，丹尼尔·孔-本迪被长期禁止入境法国。
五月风暴 事件后续
尽管运动在政治上遭遇挫败，但仍取得一定社会文化成果：虽未正式批准，《格勒内尔协议》仍被默许实施了一段时间，其核心内容随着岁月流逝逐步融入多项改革——特别是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月600法郎（约合2024年860欧元）。1968年底通过的《富尔法案》废除了拿破仑式大学体制，重启教育分权改革。虽然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1969—1974年在任）试图满足五月风暴部分诉求的努力遭遇蓬皮杜的保守阻力，但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在1974年实现了多项改革（堕胎合法化、废除审查制度、公民权年龄降至18岁等），1981年左翼执政后更推进了广播电视自由化、《地方分权法案》等变革。
解散国民议会是法国总统的专属权力，该措施旨在终止现任所有议员任期并提前举行立法选举。6月23日与30日的选举最终以改组后的保卫共和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戴高乐派在国民议会赢得绝对多数席位，创下历史纪录。但这段时期也埋下了乔治·蓬皮杜与戴高乐关系恶化的种子——选举胜利后，戴高乐立即任命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接替蓬皮杜出任总理。
五月风暴 事件后续
舆论曾普遍质疑这种恐慌情绪的逆转——尽管媒体营造出民众支持学生运动的印象。实际上左翼阵营无人展现出对局势的掌控力，临时解决方案似乎只能来自体制内的稳定力量。此外，戴高乐派通过解散议会后直接诉诸民意的行动获得了国民信任。
1968年6月初，在雅克·希拉克等年轻高级官员主导下，各方经过谈判达成了格勒内尔协议。该协议将最低工资提高35%至每月600法郎，同时规定全面上调工资10%，并确立了企业工会代表制，相关内容最终在1968年12月27日正式立法。随着协议达成，警方开始逐步清退所有被占领的场所。
根据1936年1月10日战斗团体与私人武装法，法国政府于1968年6月12日颁布总统令，宣布解散11个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的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令未涉及极右翼组织西方。时任司法部长勒内·卡皮唐辩称：“西方运动虽曾使用暴力，但尚未显现颠覆性特征。”
五月风暴 事件后续
后经三起行政诉讼（其中一起由皮埃尔·布塞尔以朗贝尔化名提起），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以“越权”为由撤销了对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革命学生联合会及反抗者团体的解散令。
1968年五月风暴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问题所导致（特别是原巴黎大学的严重超负荷）。1968年11月12日颁布的《富尔法案》将巴黎大学拆分为13所编号从I到XIII的高校，以应对学生人数激增。这标志着存在了820年（1150—1970）的古老巴黎大学体系终结，同时延续了法国高等教育大学校与普通大学的双轨制格局。
戴高乐原计划在1968年5月举行公投。乔治·蓬皮杜力主公投并最终促成国民议会解散。最终反对票以52.41%的得票率胜出（投票率80.13%，有效票率77.94%）。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蓬皮杜通过选举入主爱丽舍宫。
五月风暴 死伤人数
此次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至少5人至7人死亡。最可能的死亡人数为7人，均发生在5月24日之后。
此外，根据1968年5月31日就任内政部长的雷蒙·马塞兰所述，与治安部队的冲突造成约2000人受伤，其中200人重伤。
时任巴黎警察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常被赞誉“在巴黎避免了任何死亡”，这尤其归功于他致警员的公开信：“我要和他们谈论一个我们无权回避的话题：那就是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他这份呼吁执法克制的声明直到5月29日才发布，而运动爆发初期治安部队就已发生多起严重暴力事件。
格里莫还指出，共和国保安队指挥官茹尼亚克（Journiac）在5月10日至11日夜间于巴黎盖-吕萨克街执勤时，被屋顶投掷的铺路石击中前额重伤。该指挥官因伤后遗症引发昏厥导致车祸，于一年后去世。
在里昂，由法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劳工联盟组织的示威活动，在一系列事件后，演变成了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一系列激烈冲突。警长勒内·拉克鲁瓦于5月24日夜间死亡，引发强烈震动。
五月风暴 死伤人数
根据警方最初声明（两年后在拉东与芒什审判中被证实为虚假陈述），他死于“被一辆油门踏板卡死的卡车碾压”。2008年五月风暴40周年之际，一名目击者声称看到“这辆卡车从后方被启动。它直线冲撞后在第一排治安部队前熄火。压在油门上的石头肯定滑落了”，并未碾压任何人。
然而，1970年拉东与芒什审判期间，法医的结论引发了激烈争议。该案被告被指控导致拉克鲁瓦警长死亡。审判最后一日出现戏剧性逆转：爱德华·埃里奥医院实习医生格拉蒙（Grammont）出庭作证，他负责救治拉克鲁瓦警长并确诊其死于心肌梗死。据当时参与急救的格拉蒙医生陈述：“警长送抵急诊一小时后死于心肌梗塞。我实施心脏按压时折断了其肋骨。心电图本可证明死因，但这些证据已消失”。
1970年9月26日，法庭宣判拉东与芒什无罪释放。
五月风暴 事件影响
总体而言，五月风暴是对现存秩序最激烈的挑战之一。法国这场运动的独特性在于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合抗争。五月风暴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运动二十周年时承认的那样。这场运动导致法国民众普遍对公共政治领域及激进主义运动产生疏离感。此外，五月风暴对法国教育体系的影响尤为显著。
新的价值观开始涌现，其核心围绕自主权、反威权主义、个人实现优先、创造力、跨学科性以及对个体的重视，这些理念包含着对传统社会规则的拒绝和对权威的质疑。新规则的重新定义建立在自我管理和社区主义的理念之上。
虽然常将性解放视为五月风暴的重要主题，但实际上关于道德观念的讨论主要是在随后几年（1970至1975年间）随着现代避孕手段的普及才真正展开。女性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其最激进的代表妇女解放运动于1970年首次公开示威，在促使传统社会运动转向女性议题（如1975年堕胎合法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月风暴 事件影响
社会对东方政权的批判进一步加深，《古拉格群岛》《石头的呐喊（Le Cri des pierres）》相继出版。在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曾被视为更纯粹替代方案的毛派和极左翼运动）后，这种对共产主义幻灭的情绪，最终导致左翼阵营普遍陷入悲观，对五月风暴前存在的一切进行系统性地自我否定。
1968年2月，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遭解职事件引发电影界震动。电影人通过电影传单展开抗争，其中部分作品出自让-吕克·戈达尔之手。
在法国新浪潮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让-吕克·戈达尔、弗朗索瓦·特吕弗、克洛德·勒卢什等抗议者施压下，1968年第21届戛纳电影节被迫中断，未颁发任何奖项。次年，法国电影导演协会创立平行展映单元导演双周，标榜回归电影人本位。
罢工结束时，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3%，并损失了7亿的工作时数。1968年法国的外汇储备共减少35亿美元。尽管法国的经济仍然增长，但已经和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危机重重。
五月风暴 事件影响
五月风暴之后，女性主义与同性恋的性解放运动进一步掀起。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经历了“法律革命”：女性相继获得避孕权（法国1966年立法）和堕胎权（五月风暴七年后的1975年确立）。所谓性革命（或称“性解放”）议题在法国早于1960年代初便已萌芽。1966年《游击队（Partisans）》杂志推出“性与压抑（Sexualité et répression）”专刊，1972年该刊再推同主题二期，其中重要章节直指对同性恋的压制。
1968年5月13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自由审查学会组织了一场反对希腊军政府的集会。受邀发言的包括梅利娜·迈尔库里、瓦西利斯·瓦西利科斯（小说《Z》的作者，该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科斯塔·加夫拉斯执导的同名电影）、Rigas Phereos协会以及比利时捍卫希腊民主协会等。集会结束后，数百名学生组成“自由集会（assemblée libre）”，占领了保罗-埃米尔·让松（Paul-Émile Janson）演讲厅。这次占领行动持续了47天。这一天标志着布鲁塞尔“五月风暴”的开始，政治学家后来称之为“5月13日运动”。
五月风暴 事件影响
《人民日报》对五月风暴发布了60余篇报道、评述、社论和40余幅照片、宣传画和示意图。社论《伟大的风暴》高度赞扬法国学生、工人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
5月21日至25日，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省会首府、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各举行了20万至10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集会。5月21日至23日，北京群众连续三天经过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以声援法国群众，游行队伍共计约2000万人次。22日，上海、天津、南京、沈阳、武汉、广州分别有20—30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此后相关示威运动一直波及到中小城市和少数地、县级市镇。万家星认为，有多少人参与文化大革命，就有多少人参与声援五月风暴的运动。
五月风暴 事件影响
五月风暴的历史影响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重新成为焦点，当时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声称五月风暴“为毫无底线和道德约束的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并提出解决这种国家道德危机的方式就是“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这一言论招致了丹尼尔·孔-本迪的批评。这场辩论在同年秋季继续发酵，亨利·韦伯指责萨科齐“把所有社会问题，甚至包括管理人员的“黄金降落伞”（parachutes en or）和高额退休金等，都归咎于五月风暴”。
此外，萨科齐早在2002年就指出：“时光倒流，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时代里，当时一切价值都失去意义，只有权利，却没有责任，人们互不尊重，‘禁止禁止’。”
这场辩论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再次出现，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埃尔·德·卡朗认为：“在经济层面，68精神促进了大消费时代的发展。‘纵情享乐（jouir sans entrave）’的口号意味着一个消费和休闲社会将最终取代节制和劳动的社会”。
从代际冲突的视角来看，五月风暴常被视为婴儿潮一代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与前辈世代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一解读存在争议。
历史学家扎哈里·史嘉雷（Zachary Scarlett）还指出五月风暴对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MeToo运动存在影响。
五月风暴 事件分析
五月风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同解读。这场事件既可以被视为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篇章——爆发了法国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之一；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反权威的学生运动，旨在挑战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还有人将其看作是一场推动社会风气解放的青年运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要求全面实行男女同校。部分学者认为该运动催生了后现代个人主义的萌芽。关于五月风暴的本质及其抗议精神遗产的问题至今仍存争议。
历史学家勒内·加利索指出：“1968年五月风暴本质上是一场反威权主义运动、非民族主义运动和反文化运动。”
作为事件核心人物之一的阿兰·热斯马尔着重强调了大学体系的关键作用：“必须重申，1968年五月风暴是一场反对权威的运动，学生们当时抵制的是年复一年照本宣科的传统授课模式。”
政治学教授鲍里斯·戈比尔指出：“五月风暴发生时具有前所未有的特质——不仅因其突发性和规模令人震惊，更因为它首次让那些长期被压抑、噤声甚至从未设想过的话语公开表达，使那些此前无权进入公共视野的行动者、议题和实践得以登上历史舞台。”
五月风暴 事件分析
新闻工作者洛朗·若弗兰认为：“1968年事件并没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所显示的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推广趋势。在这场运动中，集体主义的愿望显得小于个人主义的愿望。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
历史学家米歇尔·赞卡里尼-富尔内尔则剖析了认知建构的过程：“关于这些事件已形成某种成见，首先源于当时人们赋予它们的即时意义，继而通过代际视角的强化，最终固化出文化决定论和个人主义的解释框架：1968年被视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挫败，却被塑造成文化领域的胜利。”
历史学家帕特里克·罗特曼强调：“不能简单地将‘68年’视为一个同质整体，将其笼统定义为学生示威或流产革命。在这场运动中，民主诉求与弥赛亚主义狂热并存，自由意志主义理想与极权主义行为交织，惊人的现代性与可悲的保守性共生，集体奉献精神与极端个人主义同时彰显……五月风暴不能被简化为单一维度，任何片面解读都必然失真。”
五月风暴 事件分析
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认为：“人们花了三十年时间才意识到，以丹尼尔·孔-本迪为代表的反威权主义力量才是五月风暴最重要的推动者。而在事件当时及随后的十年间，托派和毛派的工人革命主义一直被视为学生与民众运动的主要特征。”
历史学家万家星在综合评析五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后指出：“法国五月风暴（…）与其说与文革有相似之处，不如说与我国（原文如此）后来1989年的一次风波（原文如此）更相似，这在深层说明我国越向后越接近法国六十年代的情况。”
社会学家米歇尔·罗伊认为：“五月风暴（…）存在普适的价值：团结、自由、社会（性别）平等、横向民主等”；同时也指出五月风暴的很多参与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者”，“发生这些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和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发展情况是一样的”；且强调所谓“新五月风暴”不可能再重现。
五月风暴 事件分析
雷蒙·阿隆在《无双的革命》中指出，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消极的，是集体的“心理剧”、革命的“幻想”，是一场大混乱、一场大规模的起哄，是来自大学的出自破坏目的的反民主运动，“将一切都押在了权威和命令的戒律之上”，并使经济遭受严重的衰退。此外，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提供了解释五月风暴的保守视角。
社会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认为：“‘五月风暴’是一场‘软’革命，没有死亡、背叛者、正统观念或清洗异己行动……五月精神重新捕获了历史上曾是消费社会核心原则的内容——享乐主义。通过强调放纵、幽默和娱乐，五月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在政治中所谴责的唯一事物塑造了……消费时代的欣快症（euphoria）”。
五月风暴 文化作品
自1968年5月14日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成立的“人民车间（Atelier populaire）”开始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大量海报。5月16日，艺术生和校外的画家占领了美术学院的全部画室，并在入口处大字写着：“人民车间，是！布尔乔亚车间，否！”。随后斯特拉斯堡、蒙彼利埃、马赛、里昂、格勒诺布尔、第戎、卡昂和亚眠相继成立类似工坊。这些数以千计的海报成为运动视觉符号，其影响延续数十年。
所有海报仅标注集体署名“人民车间”，摒弃个人著作权，强调为斗争中的劳动者服务的集体创作理念。一份致“创作者同志（camarades créateurs）”的传单写道：“执着于个人想法——即便正确——仍跳不出资产阶级狭隘思维框架”。因作者佚名，这些作品已进入公共领域。
五月风暴 文化作品
1968年5月至6月间，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会参与运动，百余名馆员自发收集传单、海报、横幅，形成珍贵的运动档案。1982年该馆举办“五月风暴海报：图像的想象（Les affiches de mai 68 ou l'Imagination graphique）”展览并出版图录（在线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08年再度推出“68精神：将欲望当作现实（Esprit(s) de Mai 68 - Prenez vos désirs pour des réalités）”海报摄影展。
李璟
南唐元宗李璟（916年—961年9月12日），字伯玉，原稱徐景通、徐瑶，南唐建立後，復本姓李，改名璟。對後周稱臣後，又為避後周信祖諱，而改名景，徐州人，南唐烈祖長子。李璟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第2任君主，因此也被称为中主、嗣主。
李璟的书法頗佳，词亦有名，與其子李煜並稱「南唐二主」。其詞“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等皆为流芳千古的名句，其作品被收录入《南唐二主词》中。
李璟 生平
徐知诰掌握吴国大权时，出镇金陵，而由徐景通留在朝中主政。后徐景通改名徐瑶。徐知诰改名李昪建立南唐，徐瑶也改名李瑶。
昇元七年（943年）李昪過世，李瑶继位，改名李璟，改元保大。
李璟即位后，改变父皇李昪保守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滅因繼承人爭位而內亂的马楚及闽国，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間，南唐疆土最大。
李璟一心想著建功立業，但沒有治世之才。過度好大喜功的他忤逆父皇遺命，下旨罷黜先皇時期的元老重臣，反而任用五個專事諂媚和自己興趣相投的佞臣——馮延巳、馮延魯、魏岑、陳覺、查文徽，史稱「南唐五鬼」。這幾人阿諛奉承、結黨營私，致使南唐政治陷入一片黑暗。
李璟 生平
李璟改變先皇保境安民的國策，不斷地侵犯周邊國家，陸續攻滅閩、楚。雖然增加七州的新土地，但隨之而來反叛鬥爭，更令南唐疲於應付。與後周的兩次戰爭，消耗南唐大量庫存軍費，南唐戰敗，也使國力顯露頹敗之勢。
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占领了南唐淮南江北的大片土地，并长驱直入到长江一带，迫近金陵。李璟只好于958年向周世宗柴榮称臣，去帝號，自稱唐國主，年號由原本的“交泰”改為後周的“顯德”。
961年8月12日駕崩，时年46岁，庙号元宗，谥号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李璟 作品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无限恨，倚阑干。
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裡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
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鱼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
红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吳宫女，琉璃池上佳人頭。
橡子
橡實，又稱橡子，廣義為山毛櫸科櫟屬的橡、櫟、槲等果實（而不是種籽）的總稱，狹義指櫟樹的果實，富含澱粉。
橡子 分布
山毛櫸科植物是亞熱帶和溫帶森林的主要構成樹種。其中橡樹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的主要構成樹種。其果實中的子葉富含大量的澱粉，加上果實產量很大，因此是鹿、鼠、松鼠等哺乳動物以及松鴨等鳥類秋冬季節重要的食品來源。橡子的產量多少，常常對這些動物的過冬冬眠產生極大的影響。
橡子 山毛櫸科植物種子的傳播
橡子作為一種種子，本身不具有特殊的傳播器官（不像蒲公英、槭樹等種子具有絨毛或者翅）。因此以前重力傳播被認為是其主要的傳播方式，其圓形外表也被認為可以更容易地在地面翻滾。但是現在認為，上述動物對於橡子的食用對其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鼠和松鼠等囓齒目動物，常常將吃剩橡子儲存在地下作為過冬的食物，並去除其苦味。這些儲存的橡子大部分被動物過冬時消耗。不過，在春天到来時，往往還有部分剩餘未吃完的橡子，在與它們被儲存且在母體相隔甚遠的其他地方生根發芽。
同時，橡子對於乾燥的耐受力很弱，掉落到地上的橡子往往由於失去水分而喪失發芽的能力。因此鼠類等動物的儲存也被視為具有因保持乾燥，讓橡子延後發芽能力的重要作用。
橡子 食用性
某些新鲜橡子，比如北美红橡的果實，由於富含單寧酸，嚐起来非常苦澀，無法直接食用。但是經過適當處理，比如曝曬、沖洗以及煮熟，橡子除去苦澀後，是可以入口的味道。部分地區採用草木灰混入沸水，來中和新鮮橡子内的單寧酸。但白櫟等樹結出的橡子的苦味相對沒那麼苦澀。
唐明宗
唐明宗李亶（867年10月10日—933年12月15日），初名嗣源，小名邈佶烈，应州金城县（今山西省应县）人，沙陀族，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第二位皇帝（926年6月3日－933年12月15日在位），在位八年。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养子，生父為汾州刺史李霓。
唐明宗 生平
李嗣源本代北胡人，十二歲喪父。骁勇善骑射。邈佶烈初以騎射為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效命，从李克用征战，李克用則以李嗣源為養子，寵愛有加，从李姓，改名嗣源。
李克用死後，天祐五年（908年），以击败后梁军功、授代州刺史，历任相州刺史、邢州刺史。同光元年（92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勗在魏博稱帝，國號唐，史稱後唐庄宗。同年二月，莊宗於潞州（今山西長治）、卫州（今河南汲縣）情势危殆，李嗣源以奇兵夜袭后梁东部重镇郓州（今山東東平），攻克。因功就任天平节度使。十月，李嗣源作为前锋，进击大梁（今河南開封）。随即攻克。晋太尉，镇汴州，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改镇州节度使。
唐明宗 生平
同光四年（926年）魏博軍士兵皇甫暉乘人心不安，聚眾作亂於貝州（今河北清河），斬殺主帥楊仁晸、立偏將趙在禮為帥，攻破鄴都（今河北臨漳）。莊宗雖忌李嗣源，卻因乏人，只好命李嗣源前往討伐。李嗣源到魏博（今河北邯鄲）時，發生兵變，擁李嗣源入城與叛軍會合，李嗣源女婿石敬瑭勸告，皇帝不可能不追究此事，只好決心謀反。四月，李嗣源南下據汴京（今河南開封）、西攻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鄴都之變。此時伶人出身的禁軍將領郭從謙為了報仇，在洛邑乘機發動興教門之變，率兵攻入皇城，莊宗中流箭而死。群臣拥戴李嗣源为监国。李嗣源於是杀死宫中所有伶人，又杀专事搜括之租庸使孔谦，废孔谦所立苛敛之法，以收人心。接着于同年四月丙午日称帝，年号“天成”。天成二年（927年）正月改名亶。
李嗣源即位后，革除莊宗时宮中斂財的弊政，兴修水利，放出年輕宮女回鄉、留心民間疾苦，並撤銷不少有名無實的機關，后唐故於明宗朝趋于稳定。在位期间，境内粗安，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唐明宗 生平
由於明宗是文盲，完全不识字，全国的上奏都交由安重诲唸給他聽。天成三年（928年），义武节度使王都叛乱，明宗削去其官爵、命王晏球讨伐。契丹遣兵救援王都，为后唐另一將領符彥卿所大败，契丹回到境内者不过数十人，自此不敢轻易寇边。
长兴元年（930年），明宗养子李从珂為安重诲所陷害，但明宗未听信谗言，亦未追责安重诲。八月，明宗诛杀了朝中制造混乱、弹劾安重诲的捧圣都军使李行德與十将张俭等。
李嗣源在位八年，兵革粗定、連年豐收、安定契丹。綜觀整個五代，只有他與後周世宗兩位君王堪稱有作為的皇帝。
他在位期間的大事，是董璋、孟知祥割據兩川。安重诲後來逐渐失宠，明宗派女婿石敬瑭等讨伐两川时，责令安重诲督运粮食去两川前线。安重诲未至前线，即被凤翔节度使朱弘昭弹劾意欲夺取石敬瑭军权，于是安被召回，明宗在途中突然改任安重诲为护国军节度使，后令将其杀死。然而石敬瑭讨伐两川最终无果，孟知祥又在董璋来伐时，先败后胜，消灭董璋的东川势力，最终在明宗死后建立后蜀。
長興四年（933年），明宗因聽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欲叛變，貿然任命李彝超為彰武留後，令安從進為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抗命，明宗派兵進攻，久攻不下；李彝超上表謝罪，明宗則授李彝超為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使，使定難軍朝貢如初。明宗久年未出兵，一朝用兵無功而返。將士憂鬱，明宗故而下令賞賜軍士，便安定軍心。
明宗内定在世长子秦王李从荣为储君，但不立為太子，以为大臣请求立太子就是说他可以退休养老了；李从荣則担心失去兵权，也不愿意被立为太子。十一月，明宗病危，数日不见臣下，李从荣担心有变，引兵入宫。枢密使朱弘昭、冯赟以讨逆为名，派兵抵抗，將李從榮誅殺，后更杀死养在李嗣源身边的李从荣之子。李嗣源得知消息，悲痛过度，病情加重去世于雍和殿，庙号明宗，谥号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葬于徽陵。由宋王李從厚繼位,是為後唐閔帝。
唐明宗 評價
後唐明宗為人純質，寬仁愛人，在位時力除莊宗時的弊病、廣納建言、關心民生、嚴懲貪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鮮少發生戰事，百姓得以喘息,出現了小康的繁榮局面；他是五代十國數十位帝王中的少數明主，卻也有許多不明智的地方：無法解決任圜與安重誨的矛盾，使得任圜被冤殺；無法解決兩川問題，使孟知祥反叛建立後蜀；聽信他人讒言，使安重誨夫婦於自宅被處死；久不立太子，使李從榮生疑並最終被殺。明宗死後，國內政局越來越不穩,直接導致了後唐王朝的滅亡。
唐明宗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在维基文库阅读此作者作品（ 在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
《舊五代史/卷35》，出自薛居正《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卷06》，出自歐陽修《新五代史》
黃景仁
黃景仁（1749年—1783年），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為文以黃仲則署名，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清代詩人。
黃景仁 生平
黄庭坚之後裔，祖父黃大樂為高淳校官。父黃之掞為縣學生。四歲喪父，依賴母親屠氏養成，八歲能制舉文。十六歲應童子试，三千人中名列第一。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於宜興氿里讀書。十九岁到常熟从学于邵齐焘。與汪中友好。乾隆三十一年，於江陰遇洪亮吉，与王昙并称“二仲”，和洪亮吉并称“二俊”。与洪亮吉、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孙星衍、吕星垣并称為毗陵七子。次年，娶趙夫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邵齐焘病殁，黄仲则益感人生奄忽，開始浪游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积诗千首。先后依附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成為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僚。
黃景仁 生平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值清廷平定金川，仲则以《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恭纪谨序》长诗并序应高宗東巡，召試入二等，得充武英殿书签官，任主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受业于鸿胪寺少卿王昶门下。随着家眷来京，俸薄口眾，生计遂成问题。陝西巡撫畢沅寄五百兩銀子給他，邀其西游。仲则收下这笔资助，全數捐資县丞一職，在北京候补。由於新官久盼不到，旧职又遭停薪，家境日窘，在京城的最後日子，只得從伶人討食，粉墨登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為債家所迫，乃北走太行山，抱病投靠畢沅，行至山西解州運城，四月二十五日，以肺疾卒於河東鹽運使沈業富官舍。好友洪亮吉持其喪以歸。作品輯成《兩當軒集》。
黃景仁 文学成就
工於詩，诗学李白，“天才亮特”，其風格悲苦，《绮怀》十六首是代表作。黄景仁的《杂感》有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乾隆三十七年，作《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其中：“若论七尺归蓬蒿，此楼作客山是主。若论醉月来江滨，此楼作主山作宾。”一句富有辩证哲理味。“身后苍凉尽如此，俯仰悲歌亦徒尔。杯底空余今古愁，眼前忽尽东南美。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结尾四句点明主旨，人生短暂，但好的诗词定会被世人追捧，长久地流传。此诗一出，众人争相传抄，顿时纸张价格上涨，留下“太白楼纸贵”的佳话。毕沅编《吴会英才集》时，认为黄“不自检束”，僅选其詩百余首。当代著名诗词理论家徐晋如曾经说，读懂了郁达夫，才能与之讨论黄景仁。
又工於詞，“小令情辭兼勝，慢聲多楚調。”
生前約做兩千多首詩作，今存詩作一千餘首。朱克敬评其“狷狭寡谐”。
黃景仁 影响
现代作家郁達夫的小說《采石磯》即以黃景仁為故事主角。
夏雨 (香港)
夏雨（英語：，1946年6月14日—），本名黃成，香港男演員。他於1960年代以非正式途徑來港生活，早期為電影演員，逐漸轉向電視界發展，曾於2005年和2008年獲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配角」獎及「最佳男主角」獎。
夏雨 (香港) 背景
一次到東南亞走埠前，夏雨打開電話簿，發覺與自己改同一名字「黃成」的人比比皆是。他覺得這個名字又沒有文藝氣息，遂改用藝名「夏雨」，寓意為觀眾帶來清涼感覺，在下雨時記起自己。除此之外，盼望藝名能為自己增加進財機會（風水學說中的五行─水其中一個象徵為財，即「水為財」）。
夏雨在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北路植蔭里出生，祖父是廣州紅棉捲煙廠和紅棉餅乾廠的創辦人，外祖父為一名律師，父親是一名商人、母親則從事教育界。其父親輾轉到香港與新加坡發展時發跡，結果在外地另組家庭，留下夏雨母子在廣州居住。夏雨為二房子女，家有一姊，在廣州長大，經歷了父母被下放鄉間而與家人分開生活的階段。他早年寄宿於荔灣區廣州市協和小學，是該校1954年的畢業生。後來入讀越秀區廣州市第二十八中學（現為廣州市知用中學），自小學起一直參加校內話劇組活動。修讀初中課程時報讀1958年剛創立的廣東粵劇學校，成為第1期學員，專攻文武生。馬師曾、紅線女以及文覺非為其在校時的老師。他才學沒多久即就被父母勸說回去繼續讀書。
夏雨 (香港) 背景
從小立志當演員而計劃報考北京電影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以及中央戲劇學院不遂的夏雨，高中畢業儘管能考上大學，考慮到當年中國內地經歷1962年大饑荒、資源不多、難以糊口，於是他在1962年從中國大陸爬過梧桐山偷渡到香港。到埗初年在銅鑼灣百利大廈建築地盤當保安員，也任地盤墨斗工、在冷庫當搬運工人。1963年從報紙上看到邵氏公司第3期「南國實驗劇團」訓練班招生廣告，便前去投考，同學計有岳華與陳鴻烈。夏雨留意到粵劇界的發展走下坡，決心在電影方面謀生。先是學習跳現代舞，繼而跟隨導演黃堯在粵語片組為歌舞片編舞與編導，吳回、胡鵬、馮志剛等皆是他曾跟隨學習的導演。1963年當上臨時演員，參演過胡金銓的《大醉俠》，主要在不同電影出演同學、士兵、死屍一類角色。
夏雨 (香港) 背景
1966年，為了打算開拓較少人接觸的電視界別，夏雨加入麗的映聲（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前身）。數年間任職麗的呼聲兼職播音員，還有擔任國語民謠直播話劇的編劇，同時負責配音片集項目。未幾一方面為麗的電視特輯編排舞蹈，與黎愛蓮合組歌舞班赴星馬表演，改藝名為「夏雨」。另一方面出鏡演出話劇兼跳現代舞。1974年初將近約滿麗的映聲時，他曾應朋友邀請合資到越南西貢經營夜總會，最終礙於局勢不穩作罷。本來馮淬帆推薦他予鍾景輝，可望加入無綫電視。然而馮與電視台高層一度鬧翻，令跳槽一事告吹。夏雨隨即獲鄒世孝關照，為一些一小時短劇擔任導演。
夏雨 (香港) 背景
當鍾景輝主動聯絡跳槽且於1974年從麗的電視正式轉投無綫電視後，夏雨是多部電視劇的男主角，曾在改編自古龍武俠小說的電視劇《名劍風流》中擔任男主角俞佩玉和於鄭少秋主演的《倚天屠龍記》裡飾演張翠山，亦多次於《民間傳奇》飾演反派小生。之後因不滿轉型為飾演父親角色的演員（小生變中生，不能繼續當主角），所以到台灣發展兩年多。1975年與友人組成話劇團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演出。另外，夏雨被正在觀看他為資訊節目配音的製作部高層相中，應邀於1970年代加入《歡樂今宵》，曾與余子明聯袂參與趣劇單元《單吊西與大眼雞》。夏雨又於趣劇《阿煩正傳》內飾演「阿煩」；他說話速度極快，一秒可說六個字，咬字清晰，令「阿煩」成為《歡樂今宵》經典。1980年代赴台後既在製作人楊佩佩穿針引線下參演劇集《電燈泡》與《搭錯線》，又於廣東廣播電視台珠江頻道擔任節目主持。離開無綫電視前已在外從商，其菲律賓外籍傭工僱傭中心的業務集中在美國。
夏雨 (香港) 背景
直至1985年12月約滿，夏雨基於想轉換工作環境，首度不續約無綫電視。1986年至1987年除了參演台灣劇集，也為台視主持綜藝節目。1988年獲馬來西亞山水製作公司邀約到馬來西亞拍攝錄映帶，而且在好友、擔任電視劇《殭屍奇兵》編導的杜琪峯情商下重返無綫電視接拍該部電視劇 。而由1960年代至1980年代，夏雨雖踏足電視圈，他在電影界擔任過副導演、排舞、導演、出品人等崗位，《出術》為他於1977年與傳媒人鄧偉雄及演員馬劍棠合組「百家樂電影企業」公司（Baccarat Film & Entreprises Ltd.）期間執導的首部電影作品。當時他在同年2月辭去電視台編導一職，原因出於認為當電視導演很吃力、很忙碌，以致沒有時間演戲，再者當編導的收入不如當演員般可獲超額回報，因此決定只簽演員合約，自此專注幕前演出。
踏入1990年代，夏雨於1993年約滿無綫電視，轉到馬來西亞經營製作公司，卻因亞洲金融風暴被迫結束生意。1997年由於有意給子女接受較佳的教育，加上未知香港回歸後的前景而選擇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期間在1997年回港替亞洲電視拍劇，2000年回流重返無綫電視。同期在中國內地經營房地產生意。此後12年間，則為無綫拍下多齣電視劇，不少角色深入民心。2005年憑《甜孫爺爺》中「文超傑」一角獲得萬千星輝賀台慶2005「最佳男配角」獎。2008年簽約無綫電視成為旗下經理人合約藝員,，並在《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憑《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中「甘泰祖」一角奪得「最佳男主角」獎。至2012年5月約滿，夏雨於同年11月2日與鮑起靜一起簽約香港電視網絡，只曾拍攝一套劇集，拍畢後再度回復自由身和於2014年監製及主演電影《ATM提款機》。由於他曾是電視劇監製劉家豪的常用演員，他於2016年在劉家豪邀請下拍攝《溏心風暴3》。2015年出任新加坡mm2影視娛樂旗下子公司mm2影視娛樂製作行政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