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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 起源
然而，仍有些詩人並不認同自由詩那排除押韻的創作方式；於是在1925年時，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在《北平晨報》副刊《詩刊》開始撰文提倡格律詩。《詩刊》停刊後，他們在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繼續探討和創作格律詩，因此形成了著名的「新月派」。新月派對於如何分行、分段等新詩之創作形式的問題，發表了一套自己的主張。例如聞一多便強調，新詩應包括「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
新月派詩人對西洋詩較熟悉，提出了新詩形式上問題，使新詩向前跨了一大步。但新月派詩人所接觸的西洋文學，限於浪漫派詩人，沒有窺見西洋詩的堂奧；他們的才學也較淺，缺乏大詩人的品質，如徐志摩的新詩就比不上他的散文。
格律詩經聞一多、徐志摩等的提倡，其後又有卞之琳、梁宗岱的鑽研，產生了不少佳作，但始終不能成為主流，到40年代，專寫格律詩的詩人漸漸減少。不少詩人嘗試從西洋詩獲取靈感，施蟄存的意象派、李金髮的象徵派，都分別學習西洋詩的支流；梁宗岱和馮至則自稱浸潤於梵樂希和里爾克的詩篇。
新詩 起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成立後，新詩傾向寫實，1950及1960年代，出現許多長篇敘事詩，如臧克家的《李大釗》，也有詩人如張志民，以民歌體表現農村生活，描寫田園圖景。1956-1957年，為了打破詩歌單一狹窄的趨勢，詩人發起號稱「百花時代」的改革，停筆多年的詩人如吳興華、陳夢家都再發表作品，但反右運動阻斷了這一潮流。
文革時期，詩人不公開地寫作，稱為「地下詩歌」。文革結束後，詩人重新自辦詩社、詩刊，影響較大的，有北島所編的《今天》。當中刊出了不少朦朧詩的代表作，如舒婷的《致橡樹》、北島的《回答》。朦朧詩推動詩歌自由創作和多元化的新局面，在1980年代引起許多彷作，但被批評為「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和路線」。
新詩 起源
台灣日治時期，賴和、陳虛谷、楊守愚、張我軍等人使用中國白話文，或者是近似中國白話文的台灣話文寫作新詩。張我軍被視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兩岸後世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公認張我軍的新詩集《亂都之戀》是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里程碑。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我軍新詩集《亂都之戀》的重刻版，學者武治純曾在張我軍新詩集〈《亂都之戀》重版代序〉上稱讚張我軍說：「他的第一部新詩集《亂都之戀》和一系列散文、小說及評論作品，完全採用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漢語普通話寫作，文學語言清新、活潑、明暢、通俗，適應了臺灣文學語言民族化、群眾化的要求，有利於全國各地人民閱讀，有利於反映出他的創作主導思想中的革新意識和現代意識。」另一位學者古繼堂在《臺灣新詩發展史》則如此評價張我軍在新詩創作上的成就，他說：「張我軍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是臺灣新詩的奠基者，他的處女詩集《亂都之戀》是臺灣新詩的第一塊奠基石。……張我軍創作的這一組詩，就是反映他們(張我軍與女友羅文淑)當時與封建禮教搏鬥、爭取婚姻自主的精神表現。《亂都之戀》是臺灣新詩史上的寶貴的財富。……張我軍作為臺灣新文學史的奠基詩人，他的詩內容充實，感情真摯，行文明白流暢。但是過於散文化，有的作品幾乎就是散文的分行排列。表達的直露也使詩缺乏耐讀性。」日治時期台灣與中國分離，不論是新文學運動的思潮還是個別作家的詩作，都需要透過有心人士的轉載與引介，才能進入台灣社會。張我軍除了創作方面的成績為人公認，他轉載中國作家的小說、譯作與新詩等事跡，也為多數學者肯定。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上轉載郭沫若的〈江灣即景〉與〈仰望〉、梁宗岱的〈森嚴的夜〉、滕固的〈墮水〉、鄭振鐸的〈牆角的創痕〉、焦菊隱的〈我的祖國〉等作品，讓台灣讀者能夠讀到來自中國的新詩。
新詩 起源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於國共內戰失利，許多詩人也隨國民政府撤台，成為戰後華文新詩的發展主力。1952年紀弦創辦《詩誌》及隔年《現代詩》雜誌，發起強調「橫的移植」的現代派，為台灣戰後新詩濫觴。
1950、1960年代，台灣詩壇大致可分為四大詩社。1956年紀弦、鄭愁予、林泠等人主張「橫的移植」的「現代詩社」。1954年余光中、覃子豪、鍾鼎文等人主張「縱的繼承」的「藍星詩社」。1954年洛夫、瘂弦、張默發起超現實主義的「創世紀詩社」。1964年白萩、陳千武、李魁賢等人以台灣本土為主軸的「笠詩社」。
1970年代，台灣詩壇發生了兩場重要論戰。七零年代初，現代派及超現實主義風格造成作品空泛虛無的質疑，於1972至1974年間打起了「現代詩論戰」。至1977年王健壯主編的《仙人掌雜誌》於四月刊出三篇文章，又引發了「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掀起現代派與鄉土派的對立。
新詩 起源
1980、1990年代，社會逐漸多元開放，出現許多嘗試性質的的作品，如夏宇詩集《備忘錄》。或以台灣本土語言創作也逐漸出現，如林央敏以閩南語創作《嘸通嫌台灣》、杜潘芳格以客家語創作《平安戲》。也有以原住民為題材創作，如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
身體詩也是1990年代的書寫主流之一，情慾世界和身體詩儼然一體，較受矚目的詩人有顏艾琳、陳克華、許悔之、陳義芝等。此外，1990年代中期因為網路之興而起步的數位詩，則是在書寫工具╱文本╱美學的三重革命上，通過新興的網路傳播，以數位表現出新的文本，成為混合不同媒材、超越平面文本的新文類，寫手有澀柿子、響葫蘆、向陽、蘇紹連（米羅‧卡索)等多人，發表於吹鼓吹詩論壇、喜菡文學網等論壇。在臉書興起後，每天為你讀一首詩成為介紹現代詩的網路社群。
新詩 起源
2022年，向陽與白靈、焦桐、蕭蕭、陳義芝組成之編委會，推出《新世紀新世代詩選》。以新世紀（21世紀）出現於詩壇之新世代（1980-1999年出生，活躍於2000-2022年之詩人）為選集對象，以入選者之「創意性」、「殊異度」及「影響力」為薦舉條件；經編委會討論，薦舉52家，選入232首詩作。包含何亭慧、葉覓覓、王姿雯、曾琮琇、沙力浪、夏夏、陳允元、林達陽、蔡琳森、廖人、周天派、馬翊航、李桂媚、廖啟余、林餘佐、蘇家立、陳昌遠、潘家欣、王天寬、任明信、羅毓嘉、崔舜華、波戈拉、廖亮羽、吳俞萱、楊智傑、陳少、阿布、利文祺、徐珮芬、蔣闊宇、趙文豪、林益彰、游善鈞、郭哲佑、吳緯婷、鄒佑昇、崎雲、張詩勤、莊子軒、宋尚緯、林禹瑄、煮雪的人、李蘋芬、詹佳鑫、林夢媧、曹馭博、旋木、鄭琬融、王信益、林宇軒。 除以上收錄之詩人，還有若斯諾·孟、賀婕、蕭宇翔等千禧世代詩人活躍於21世紀之現代詩場域。
2024年2月，煮雪的人的作品〈月球博物館〉獲選入拱門任務基金會策劃的「方舟月球藝術典藏（Arch Lunar Art Archive）」計畫，經由奧德修斯月球著陸器載至月球長久保存，為目前已知最早登陸月球的華文新詩。
新詩 形式
新詩的形式中國文字因為不要動詞構句，所以中國文字極富黏附性，為中文新詩的特色之一。格式大體可分為分行詩、分段詩及圖象詩三類，當中分行詩最流行，作品最多。
新詩分行是受西洋文學影響，有時被譏諷為「散文的分行」。分行詩發展出自由詩和格律詩兩大支流。
「自由詩」一名源自法文「vers libre」，特點是沒有固定的結構、固定的節奏，可以靈活用韻， 也不一定要押韻， 但讀起來也講求節奏感、音樂感。自由詩以「以內容決定形式」為最高原則；包含節奏押韻、標點符號、字數多寡、分行分段等各種形式上的元素，都由詩的創作主題內容來決定其取捨。形式必須為內容而犧牲配合；詩人無須嚴格遵從任何以表面形式的美感為訴求的寫作慣例和規範，一切均以主題之表達內容的需求為歸依。也就是說，如果創作的主題內容需要，那自由詩也可任意使用格律的句法。
新詩 形式
自由詩的寫作幾無規範，但仍有一些概略的基本原則。通常，自由詩和散文一樣，以標點符號來作為表面句意的片段分合；但，自由詩還以「一行」為一個內在抽象詩意的基本片段。如果那內在抽象詩意的內容需要強調某字某詞時，自由詩可以任意將那字句單獨列行，反之亦可將兩三個完整的句子合併為一行。也就是說，自由詩的內在詩意和外在句意，其思想節奏及語調頓挫的調整，全靠分行及標點，而整體詩行的結果，以順乎自然口語為表現原則；分行和標點的取捨，可決定詩中節奏頓挫的輕重緩急。自由詩的基本主張是打破如格律之類的一切形式限制，以避免詩的主題內容被限制而成為「削足適履」；自由詩常見的弊病則是散漫鬆浮，缺少剪裁，變成「分行的散文」。
1920年代初，中國的詩人引進介紹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那句子長而口語化的自由詩，自此自由詩是中國最流行的詩體。
新詩 形式
格律詩有自己一套可以自我重複的規則，以決定行數、段數、音尺、韻腳的原則。每句的字數、每節的行數、音節都比較講求規律，也講求押韻；詩人有時會為詩作自行定立格律規則，以營造詩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格律詩的兩大特色，是視覺上的美感和聽覺上的美感。格律派詩人講究行中「節的勻稱」與段中「句的均齊」，要求行與行之間有對稱調和的關係。每段之中，至少有兩行的音尺字數是相互對稱的，唸起來，有強烈的節奏感。格律派認為詩所以能激發情感，全在它的節奏，所以格律就是節奏。許多格律詩都是每節4行，每行字數相同，看來方方正正，被戲稱為「豆腐乾詩」。
格律詩是1928年以後新月派常用的形式，著名詩人有聞一多、徐志摩、卞之琳、梁宗岱、吳興華等，但未能成為主流，1940年代後，作品漸漸減少。現代社會的許多題材大部份屬於自由詩的調子，格律詩的題材比較難得，1950年代時受台灣的現代派大加貶抑，從此一蹶不振。
新詩 形式
草創時期的新詩，沿襲舊詩不分行的形式，分段而不分行。新文學運動以後，詩人翻譯西洋文學時，譯介了不少散文詩，如泰戈爾和屠格涅夫的詩歌，引來倣效。分段詩作家不多，早期的詩人有魯迅、朱自清、徐志摩等，戰後常作分段詩的，只有紀弦、商禽幾位。早期分段詩佳作不多，往往結構鬆散，有如散文。走過發展初期後，繼續致力於分段詩創作的詩人也不多，分段詩便逐漸沒落了。
圖象詩，或稱具象詩，是排列成形象或圖像的詩，圖形與內容互相配合。西方文學中，喬治·赫伯特的圖象詩就很著名。圖象詩的創作，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
1953年，紀弦主編出版《現代詩》，主張「詩歌分離」，認為新詩必須不用韻和無格律，提倡西方「現代主義」和新詩現代化，創立「現代派」，一度網羅當時台灣詩壇大部份重要詩人：鄭愁予、羅門、瘂弦、洛夫等等，使得現代詩一詞一度成為了新詩的同義詞。然而現代詩的發展並不順利，許多詩人只是迷惑於「現代主義」的口號，執迷於創作怪異難懂的作品，標新立異、虛無晦澀、題材狹窄，使得新詩的讀者愈來愈少。後來，紀弦察覺了現代詩的弊病，便也數度撰文批判詩壇歪風，甚至曾經揚言取消現代詩一詞。在紀弦的批評下，現代詩重新被定義成為了自由詩當中，以表達現代主義精神為其創作內涵的一種新詩風格。
雖然現代詩因其內涵的冷僻而逐漸沒落，然而分行自由詩在臺灣的新詩創作風潮中終究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而格律詩則因其形式上的限制以及紀弦對自由詩的提倡而從此一蹶不振。
王無邪是香港新詩最早的推動者之一
新詩 手法
有些新詩形式上蛻化自舊詩，如吳興華有些新詩就自七絕和五言古詩變化而來，十分耐讀。
不少詩人介紹西洋詩歌某種形式、某種體裁，或某個詩人的作品，嘗試把西洋詩移稙到中國來。這種做法有時忽略了中文的特殊性質、構造和音韻，甚少佳作。如英國詩中最重要的體裁「抑揚格無韻五拍詩」（blank verse）就難以移植，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和聞一多《李白之死》，都是欠成熟的嘗試。
倣效西洋詩的成品中，也偶有成功之作。戴望舒模倣現代法國詩人，尤其是耶麥的作品，值得一讀。吳興華倣效各種西洋的詩體寫作新詩，包括無韻五拍詩、十四行詩、史賓塞體、歌謠體（ballad）、敘事史詩等等，成績斐然。抗戰期間，王佐良、杜運燮和穆旦等新詩人則特意學習英國詩，手法新穎。
新詩 影響
新詩的興起，突破華文舊詩二千年的傳統。由於新詩和散文都以無韻的白話文為主要的表達工具，人們便往往以為從舊詩解放出來的結果就都是新詩，以為新詩最容易寫；以致於，很多不會寫詩、散文與詩不分的人──全都來寫詩，進而導致了中國有史以來詩格最為卑下的現象，詩普遍受輕視。
新詩利用口語的長處，開拓了長篇敘事詩的新領域，造就中國幾個世紀來敘事長詩空前未有的盛況，名作有馮至《北遊》、孫毓棠《寶馬》、朱自清《毀滅》等。
新詩 局限
宋淇认为，新詩詩壇并未出現偉大的天才詩人來奠定新詩的模式並讓後人依循。許多人對新詩仍沒有清楚概念，有些作者仍在摸索，沒有把握，讀者也不能對新詩產生信心。新詩取消了舊詩的諸般限制，但詩人的困難有增無減。一個規律的詩歌形式，可說是詩人與讀者間的共通橋樑，拆去此聯結之後，一切傳達的責任都落在作者身上；在用字次序、句法結構、語言運用上，詩人都要更直接明顯地向讀者交代，結果加重了作者的負擔。
湖內區
湖內區是位於台灣高雄市的西北方的行政區，北邊隔著二仁溪與臺南市南區、仁德區相望，西側與茄萣區相鄰，東邊與南邊緊貼路竹區。前身為「湖內鄉」，得名自境內的大湖與圍仔內兩大聚落。由於緊鄰臺南市，本區為臺南都會區之衛星城鎮，亦為高雄市大岡山地區的成員之一。
湖內區 歷史
1920年前分屬臺南廳阿公店支廳大湖區（長治二圖里大湖、湖內、竹滬、後鄉）與圍仔內區（文賢里之海埔、圍仔內、頂茄萣、崎漏） ，1920年地方改制後鄉改隸路竹，其餘合併為一時，大湖與圍仔內兩地相持不下，故各取一字稱湖內，隸屬高雄州岡山郡。
1945年戰後改制為高雄縣岡山區湖內鄉，1950年分出茄萣鄉以及將頂寮村、竹滬村交給路竹鄉管轄。
湖內區 人口
根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2024年底湖內區戶數約1.2萬戶，人口約2.9萬人，區內人口最多與最少的里分別是湖內里與忠興里，2024年底兩里人口分別為4,408人與737人。
湖內區 政治
鄉長時期
湖內區長
湖內區公所是高雄市政府在湖內區的派出機關，在中華民國政府架構中為市政府綜理區政的執行機關，上級業務監督機關為高雄市政府。区长由市長任命，其任期為無任期保障。在區長及主任秘書之下，設有3課4室等7個內部單位。
湖內區 宗教信仰
大湖、田尾、湖內
太爺、公館、葉厝甲、圍仔內、草仔寮
海埔、劉厝
天京之變
「天京之變」又稱「天京事變」，「天京變亂」，也有學者称作「楊（楊秀清）韋（韋昌輝）內訌」或「楊韋事件」，是太平天國領導層的一次嚴重內訌。發生於清朝後期的1856年，地點在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及燕王秦日綱在此事件中被殺，包括翼王石達開的全部親人（石達開本人逃出），軍、民共有約兩萬人喪命。「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亦是太平天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
天京之變 背景
1851年，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命其他四王歸東王楊秀清節制。自從南王馮雲山及西王蕭朝貴相繼戰死後，權力更加集中在東王一人身上。
在太平天國前期，實權由軍師掌握，天王雖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個虛位元首，實際權力在正軍師東王楊秀清手上。另外重要的是，洪秀全在1848年承认「天父下凡」附身楊秀清後，楊秀清不時假託「天父下凡」發令，連洪秀全也要聽從楊秀清的命令。
太平天國定鼎于天京後，東王與其他諸王的關係日趨緊張。北王曾因下屬犯錯而被東王下令杖责，北王韦昌辉的族兄因為跟東王的妾兄發生財產爭執而惹怒東王，東王叫北王議罪，北王被迫把族兄五馬分屍。翼王石達開的岳父黃玉崑因公事開罪東王，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職，同一事件亦令燕王秦日綱及另一高官陳承瑢被東王杖刑。即使是天王，也多次被東王假借「天父下凡」以杖刑威嚇。由於東王權大，眾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天京之變 經過
1856年6月20日，太平軍攻破清軍向榮的江南大營，解天京三年之圍。向榮在8月9日死後，其死訊不久便傳入天京，東王楊秀清見當時太平軍形勢大好，權力欲望極度膨脹。
1856年8月，東王楊秀清假稱「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東王府。「天父附身」的東王對天王說：“尔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客語，意為「這麼」）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說：「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天父」又問：“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說：“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說：「我回天矣。」
「天父」要求洪秀全把東王楊秀清由「九千歲」封為「萬歲」，洪秀全當時假裝同意，為表示慶賀推延至楊秀清生日（公曆當年9月23日）時正式封萬歲。洪秀全其後密詔，要领兵在外的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綱等人誅殺楊秀清。還有一說，此時北王韋昌輝請求天王誅殺東王，天王不肯。及陳承瑢後來向天王告密，謂楊秀清有弒君篡位之企圖，天王密詔韦昌辉、石达开及燕王鏟除楊秀清。
天京之變 經過
“杨秀清逼封万岁”的說法，來自李秀成被俘後的《李秀成自述》，石達開臨刑前的口供則說洪故意加封。燕王秦日纲亲信部属英國爱尔兰人「肯能」逃回欧洲的口述记录资料只字未提；收录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中的《石达开自述》与晚近发现的《三略汇编·石达开自述》，均未提及杨秀清挟洪秀全去“逼封为万岁”的事，也未提到杨秀清有任何叛逆行为。
韋昌輝率三千精兵趕回天京，9月1日夜在城外與秦日纲會合，陳承瑢開南门接應。眾軍在凌晨突襲東王府，東王杨秀清被殺，東王府內數千男女，包括東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殺盡。
隨後韋昌輝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平民也不能幸免。总计被杀的军民约有两万余人。
天京之變 經過
翼王石達開9月26日（一说杨秀清被杀的六星期后）到天京，在天王府會晤韋昌輝，韋昌輝和秦日纲给翼王石達開看了他们诛杀杨秀清的行动过程记录。因韋昌輝大开杀戒，石達開亦有部屬在亂中被殺，責備韋昌輝濫殺之事，说：“你们杀了东王和他们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为何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弟兄？”……石達開说：“你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你们自己可以了结这件事，我就不管了。”两人不歡而散，石达开認為韋昌輝會報復，当天晚上悄悄集合他的大部分部隊要逃出城，来到西门，但不经韋昌輝许可是不得出城的。石達開部隊就杀死守门的衛兵出了城。果如其然，韋昌輝率兵要殺石達開，未能捉拿石達開，於是盡殺石達開家屬及其王府部屬。石達開從安慶起兵討伐韋昌輝，求天王殺韋昌輝以謝天下。天京以外的太平軍大多支持石達開。
天京之變 經過
由於害怕再起兵變，天王派人当众谴责韦昌辉：“你跟我，若沒有東王就沒有今天，我本來沒有殺他之意，現在既然已經捕殺了東王，東王部下們又有甚麼錯？又要把他們全部殺掉！應該以天父好生之德為念，放了他們才對！”韦昌辉闻言大怒：“我为他（指天王）除掉了大害，如今反责备我，是想沽名釣譽嗎？”北王在勢急下攻打天王府，但最終敗於效忠天王的將士，北王韋昌輝於11月2日被殺，其首級被函送安徽石達開營中驗收；其幫兇燕王秦日綱及陳承瑢不久亦被處死，天京之變告一段落。
後來天王撤銷了楊秀清的圖謀篡位罪名。一八五九年，洪秀全接受堂弟洪仁玕的建議，為進一步安撫楊秀清的舊部，彌補信仰危機，挽回人心，平反了楊秀清，將九月二日（『天曆』七月二十七日）楊被殺之日定為「東王升天節」。洪秀全的上谕：“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僉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即教导臣民千万不要推测构成冤案的原因，“叛爷”指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镕三人。洪秀全在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赐额尔金诏》中谈到杨秀清的死因时说东王是被“陷害”的，相当于太平天国官方公布的东王被杀原因是遭陷害。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伏诛后，洪秀全没有株连他们的族人，例如陳承瑢的胞侄陳玉成便成為天京事變後支撐天國的一名大員。
天京之變 影響
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內人心開始渙散，軍事形勢逆轉，清軍陸續在各戰場得勝，太平天國的控制區大為縮小，即使後來太平軍攻下江浙一帶，形勢上也一直處于下風。
北王韋昌輝死後，翼王石達開執政，天王洪秀全開始重用其洪氏兄弟以牽制石達開，导致石達開在1857年帶領大軍出走，更令太平天國雪上加霜。
太平天國初期由軍師主政的政制，在天京事變及翼王出走後已名存實亡。後期的太平天國，天王雖然掌握了實權，然而當時的政府架構頗為混亂，加速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天京之變 疑雲
有人認為楊秀清「逼封萬歲」一事並不真確，只是洪秀全殺楊的藉口，當時太平天國刊行的《天父天兄聖旨》也沒有提及此事，但至今未有足夠証據支持「無逼封萬歲」說。
德姬
德姬（1559年—1636年），織田信長之女，名五德。德姬的生母為信長側室生駒吉乃，因此德姬與織田信忠、織田信雄皆同母所生。人稱岡崎殿。
桶狹間之戰過後，德川家獨立，並且與織田家友好。1563年時兩家同盟，並約定兒女婚約；在1567年時，信長將五德送往德川家，與家康的嫡子竹千代結婚。1570年，竹千代元服，並拜領信長名中一字，正式改名為松平信康。家康在信康元服後，便移居濱松城，讓信康成為岡崎城的城主。
五德和信康之間，生有兩名女兒。由於她是織田家的女兒，使得由今川家出身的婆婆築山殿對她並無好感；再加上五德接連生下的都是女兒，造成婆媳與夫婦之間多有齟齬。1579年，時年二十歲的五德寫了一封記載丈夫與婆婆共十二條罪狀的書信回娘家，指出築山殿疑有與武田家密通、行為不檢，以及信康素有暴行等事項。信長為此非常不滿，要求家康處置築山殿母子。最後家康命家臣野中重政處決築山殿於濱名湖畔，年三十七歲。而信康也被家康賜死，切腹，年二十一歲。
德姬
築山事件翌年1580年，家康送五德出岡崎城，讓她返回娘家。五德便住在美濃岐阜城，接受兄長織田信忠的照顧（時信長已移居安土城，岐阜城為信忠領）；1582年，信忠死於本能寺之變後，便由二哥織田信雄照顧。以後她被稱為「岡崎殿」，原本在小牧長久手之戰時被信雄當做講和條件，準備送給秀吉當政治人質，但這件事後來作罷。1590年，信雄被改封到別處，她則回到母親娘家在尾張的領地居住。
她晚年移住京都並在那裡過世，葬在大德寺總見院。法名見星院香巖寿桂大姊。
凌遲
凌遲，或稱陵遲、寸斬、磔刑，俗称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寸鱗之死，是帝制中国及其藩屬國越南、朝鲜王朝的刑罚，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死刑之一，具體執行為由劊子手以利刀將受刑者身上的皮肉逐塊切走，由數百至數千切不等。受刑者往往要忍受數小時的痛楚才會失血而亡。此種酷刑亦有讲究，如果受刑者過早死亡，行刑會被視為失敗，劊子手亦有可能因此而遭處分。
中國从五代十国时期的辽朝開始出現凌遲，元代凌迟120刀為限。至明清時達至頂峰，用刑廣泛。此刑罰主要針對叛乱和谋反者，如明成祖朱棣將靖难之变中幫助建文帝朱允炆的大臣處凌遲之刑。明武宗時，宦官劉瑾以叛乱被施以此刑，據說割了三天三夜。
凌遲
由於凌遲過於殘酷，中国歷代以來均有不少人主張廢除，包括南宋時的詩人陸游等人。清朝同治年間，公元1866年2月23日，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专门就废除凌迟一事向总理衙门递呈说帖，希望清廷废除凌迟。清政府考虑到国际观瞻和洋人的脸面，最终和威妥玛达成协议：凡洋人交出的中国人犯，不论何罪，都不使用凌迟，对中国抓捕的人犯则照常。1905年，法律修订大臣伍廷芳与刑部侍郎沈家本上书建议，清政府才正式将凌迟同枭首、戮尸等酷刑一同废除。最后一次凌迟处死发生在1907年。
凌遲 歷史
凌遲一詞最早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義為「丘陵之山勢漸緩」，引申其義至行罰上，即為「殺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
在古代中國的酷刑當中，有把人殺死後剁成肉醬的，稱為「醢」。根據目前現存的文字記載，嘗受此刑的一例為孔子的弟子子路，還有秦末漢初的彭越。但凌遲與春秋時期的「醢」處決屍體不同，因是以活人執行。
雖然凌遲殺人手段在秦漢時即已出現，但未入正式法典，只是「家法」中的私刑。如漢代呂后時，以私刑虐殺戚夫人，曰「人彘」，乃斷其手足、挖去雙眼、熏聾雙耳、灌藥致啞，然後棄之自滅的酷刑。北魏法律，处置谋反大逆的极刑是车裂。在隋唐時期刑法基本立法原則是「慎刑」、「少殺」，到了唐代，律書內的官定死刑，最重者仅仅是斬首，且復議三次。
凌迟入法律从五代开始。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含「凌遲」的刑法條款，出現於「遼律」中。
凌遲 歷史
《文獻通考》說：宋仁宗以前凌迟未尝轻用，宋代中後期始用凌遲，《庆元条法事类》首度載入此刑，《宋史·刑法志》：“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有汪端“数千人聚山泽为盗”，被俘后“磔汪端于郎州”。淳化5年（994年），又“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熙宁8年（1075年），沂州百姓朱唐告發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此事牵连了秀州团练使趙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最後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南宋詩人陸游曾經請求廢除凌遲，《请除凌迟刑》：“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明尤存。感傷致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但未被朝廷接受。
元代以後，凌遲正式成為官定刑罰，與斬首、絞刑同列法典。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120刀处死。”
凌遲 歷史
明初朱元璋将凌遲列入《大誥》，范围相当广。《大明律》取消了大誥对凌迟的滥用，但依然明文規定對謀反大逆、杀父母、乱伦、连环杀人等重罪犯用凌遲處死，且凌迟残酷度等级不同，以謀反大逆为最重一级。《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嘉靖21年（1542）的壬寅宮變中，有宫女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16名宫女并曹端妃、王宁嫔两个妃子被寸磔于市，为皇家成员正式判处凌迟的仅有案例（以惯例皇族成员死罪不过赐死）。万历34年（1606年），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有7人被磔死。
清朝同治2年（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太平天國領袖翼王石达开兵敗大渡河，最終被清軍凌迟處死，被割一百多刀，始终默然无声。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其同黨林鳳祥受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凌遲 歷史
同治5年（1866年），英國駐華支使使館參贊威妥瑪向中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建議停止凌遲，結果朝中只允許對由洋人交付的犯人免用凌遲。直至1905年（光緒31年），沈家本主持《大清现行律例》修訂，凌遲方才連同戮屍、梟首等酷刑“永远删除，具改斩决”。
雖然凌遲在1905年被正式廢除，但可考的最後一次官方執行的凌遲處死為清末光復會成員徐錫麟，光緒33年五月廿六（1907年7月6日），他在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後被捕，審判後被凌遲處死，睪丸被砸碎，遭剖腹挖心，心肝被士兵所吃，當時稱「吃烈士」。
越南也有凌遲之刑，其執行方法與中國類似。阮朝凌遲主要用於處決大逆不道之人以及傳教士、基督徒等。
朝鮮半島在高麗恭愍王時代第一次出現這種刑罰。然而韓國人認為該刑法過於殘忍，雖然在法典中存在該刑罰，但從未真正地對犯人進行凌遲，事實上以車裂犯人的屍體來取代之。根據1395年（朝鮮太祖三年）寫的《大明律直解》中，朝鮮人將「凌遲處死」注釋為「車裂處死」，即將執行車裂視同執行凌遲。在朝鮮王朝時代，處以凌遲的犯人先被斬首，之後被四匹向不同方向奔跑的牛馬撕裂屍體（四牛分屍）；也有斬首後使用類似凌遲的方法毀損其屍體的案例。在《朝鮮王朝實錄》中提到的凌遲處死多為上述情況。光武改革後，此刑法被完全禁止。
凌遲 施行方法
與其他死刑一樣，部份犯人會在被送往刑場前，先遊街示眾。到了刑場，會把犯人捆绑在刑场上，通常是一條柱子上。與其他古代死刑酷刑一樣，大部份的凌遲行刑容許百姓圍觀，有時甚至可以站得非常接近受刑者。有部份百姓更以看人受凌遲為樂。
部份受刑者，不論男性或女性會被脫下全身衣服，讓其全身，包括性器官暴露於群眾目前。只有小部份受刑者可以保留一些衣物掩蓋重要部位。這做法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對受刑者的一種凌辱。
行刑時，施刑者多以漁網網住受刑者，再順著魚網輪廓，以小刀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逐塊割下。受刑的刀數不是一个固定的數目，因受刑者而异也因朝代而异。宋朝時割八刀至一百二十刀。割之前會先打斷犯人四肢，防止其反抗，之後再割咽喉，防止其痛苦吼叫。
凌遲 施行方法
到了明朝時往往超過千刀，甚至達三千刀之說(元代上限120刀)。王明德说：“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千刀万剐”至此名实相符。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有：“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但据记载刘瑾实际上共被割了三千多刀，本计划3357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357刀，割10刀休息一下，待刘瑾甦醒后再割，但割到第二天刘瑾已一命呜呼。
凌遲 施行方法
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數、或者死囚的斷氣時間不當，劊子手都可能會受罰。理論上凌遲要割至最後一刀時，犯人剛好斷氣；但亦有傳說家屬有時可以買通劊子手，一刀就把心脏刺破，提早結束犯人的生命以減少痛楚。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若果是女性犯人，先從乳頭開始，再把雙乳割下，然後才割胸肌，接著割臀部的肉，大小腿，生殖器；如果是男性犯人，割完胸肌，會接著割生殖器；然後輪到大腿、雙臂、腹肌、臀部。最後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時候助手負責報告刀數，割下來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來等待驗查；但亦有丟到地上，甚至是賣給旁觀的群眾，年輕女性受刑人的乳房和臀肉，因據傳滋補美味，且不易得，往往在行刑時被民眾爭相購取，為劊子手非正式的收入來源。而對於廣受大眾痛恨的受刑者，劊子手亦會以象徵性賣出割下的皮肉方式，進一步羞辱受刑犯人，如明武宗的宦官劉瑾，受刑後割下的皮肉，便被以一文錢的價錢賣給圍觀的民眾,崇禎朝受冤而死的名將袁崇煥,因為北京民眾深恨其人,也有爭相購買其肉啖之的情事 。到了清末，殘肢會被放進一個籃內示眾。有時凌遲以後會再以利刃梟首，用巨斧剉屍。
後期，部份受刑者會先被施以鴉片，以保受刑者的清醒，延長其痛苦。清末則有「八刀刑」之方法，下面所提及的符珠哩的受刑便屬這方法。這個方法的所有動作均由左邊部位開始，之後才割右邊相應部位。首先先割胸口，之後割肱二頭肌，接下來則是大腿，再之後是割手臂至手肘，之後則是割小腿，最後一刀是梟首。頭顱會被吊起，和放在籃內的殘肢一起示眾。
凌遲 部分受刑者
歷代以來，均有不少凌遲紀錄，唯部份因年代久遠，資料不全，至清末的其中三次凌遲，被列強駐北京的軍隊拍下，才有較明顯的紀錄。以下列出較為可考的凌遲個案。
明朝
清朝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義大利語：，1451年3月9日—1512年2月22日）是一名義大利商人、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美洲（全称亚美利加洲）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经过对南美洲东海岸的考察提出这是一块新大陆，而当时的歐洲人包括哥伦布都认为这块大陆是亚洲东部。
新大陆是由亚美利哥首次发现的理论曾经引起过许多争议，主要针对他最重要的两封信：〈新大陆〉和〈第四次航行〉。由于他的信件被出版并广为流传，因此日耳曼地理学家馬丁·瓦爾德澤米勒在1507年出版的《世界地理概论》（Cosmographics Introduction）中，将这块大陆标为“亚美利加”，是亚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写法——“亚美利庫斯·韦斯普苏斯”（Americus Vespucius）的陰性变格。
目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亚美利哥对南美大陆只考察过三次，1497年5月10日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第一次考察实际不存在。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从1499年到1501年，亚美利哥曾参加了由阿隆索·德·奥赫达领导的探险，到达现在的圭亚那沿海后，两人似乎分开了，亚美利哥向南航行，发现了亚马逊河河口，直到南纬6度，然后转回，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奥里诺科河，经由现在的多明尼加回到西班牙。
他的第二次航行是从1501年到1502年，是代表葡萄牙出航的，如果他的记载是正确的话，这次航行曾到达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1502年發現拉普拉塔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最后一次据说是从1503年到1504年之间的航行，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1512年亚美利哥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去世。
尽管对他究竟有几次探险存在争议，但他对南美洲的探险本身确实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他的信件，欧洲人才第一次知道存在一个美洲新大陆。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生平
亚美利哥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是佛罗伦萨货币兑换行会的公证人。
热那亚贵族女性西蒙内塔·韦斯普奇是佛罗伦萨的马可·韦斯普奇的妻子，同时也是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表妹。
羅湖 (香港)
羅湖（英語：）位於香港及深圳的交界處。自從1898年6月9日，清朝及英國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羅湖就被一分為二：深圳河以北的羅湖未被租借，今為深圳市羅湖區，而深圳河以南的羅湖則屬於香港，現歸北區管理。
在香港一邊的羅湖，是屬於邊境禁區，只有當地居民、要到羅湖工作的人，及需要經羅湖往返香港及深圳的人士才能進入。
羅湖設有港鐵東鐵綫羅湖站，在1949年廣州戰役至1979年穗港直通車復行前，是九廣鐵路英段的終點，唯一的鐵路跨境地點。前往中國大陸的人士在此車站下車後，通過香港一方的口岸，辦妥出境手續，橫過位於深圳河上的羅湖橋，進入另一方的關卡入境深圳。至1980年代，由於交流增加需要，深圳興建聯檢大樓，處理出入境人流。港英政府為減輕紅磡和羅湖站在1985至1987年間的壓力，計劃於新界西區建設落馬洲過境通道，1990年元旦假前完成。
羅湖附近有一個沙嶺墳場，可在上水站乘搭九巴73K路線前往。
羅湖 (香港) 區議會議席分佈
羅湖人口不足以成為一個區議會選區，往往跟鄰近的河上鄉、古洞及雙魚河沿線等鄉村範圍劃為同一個選區。
啟德機場
啟德機場（英語：，IATA代码：；ICAO代码：），正式名稱為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啟德國際機場，是香港一座已停用民用機場，位於九龍九龍城區啟德，由1925年1月25日啟用至1998年7月6日凌晨約1時20分關閉（營運73年）。同日上午6時27分赤鱲角機場落成並承接「香港國際機場」名稱及「HKG」機場代碼。
啟德機場運作時為全球最繁忙的國際機場之一，客運量全球第三，貨運量全球第一。但是，啟德機場坐落於香港市區，只有一條跑道，而且周圍均屬於高密度樓房，空域狹小，在安全及需求考慮下，香港政府於1989年宣佈在大嶼山西北面的赤鱲角填海興建新機場。新機場工程歷時8年，於1998年7月啟用，同時啟德機場完成其歷史任務，正式關閉。啟德機場運作時曾經有「全球十大危險機場」的稱號。經過多年的研究及討論，香港政府在啟德機場的原址推出《啟德發展計劃》。
啟德機場 歷史
20世紀初，何啟爵士和區德先生（又名區澤民）合資經營「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在九龍灣北岸進行填海工程。1914年4月獲得政府批准，1916年工程展開。新填地面積有120英畝，原計劃發展成花園城市住宅區。填海地域以二人合資之公司的名字命名，稱作「啟德濱」（Kai Tak Bund）:15。1920年完成首期土地平整工程、1927年完成第二期工程。而早在1924年2月，美國人哈利·亞弼（Harry Abbott）便已向啟德營業有限公司租用了一部份填海土地，開辦飛行學校。1925年1月24日（農曆新年元旦）是啟德土地首次有飛行活動的紀錄。同年，港英政府內已有建議保留啟德土地，報告指出這處是當時香港可作機場用途的最大面積土地，這裡的平地可供興建跑道及停泊飛機，而相鄰的九龍灣，可供水上飛機升降及停泊。
啟德機場 歷史
亞勃特的飛行學校不久便停辦，啟德營業有限公司也於1927年陷入財困，無力把土地發展成住宅區。與此同時為因應日本軍方調派機隊進駐台灣南部，加上國民政府於1927年3月強行收回漢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英國皇家空軍也計劃派飛機駐守香港，並於1927年3月首度駐港。港英政府及軍部都看中啟德公司在九龍半島的一大片空置土地適合用作建造機場，遂於同年12月與啟德公司達成協議，由港府出資1,007,250港元收購「啟德濱」土地，並改為建築機場。
1928年，啟德土地的海旁建造了一條混凝土斜道，供水上飛機上岸或下海，機場的基本工程在1930年完成。同年，香港政府正式聘請了首位機場監督，同時把船政廳（戰後改名為海事處）更名為船政廳暨航空事務處，負責管轄各種飛行活動。皇家空軍亦在機場建成後入駐，並在啟德機場的東部修建啟德皇家空軍基地，該基地的主要設施於1933年起先後落成，啟德機場成為軍民兩用機場。1934年，亞洲首間飛行學院遠東飛行學校（Far East Flying Training School）在啟德開辦。1935年，首座指揮塔和飛機庫落成。
啟德機場 歷史
1936年，啟德機場西面區域更改為民航機場，興建了客運大樓和行政大樓，並迎來了首間商業航空公司——英國帝國航空公司（Imperial Airways，即英國航空前身）提供來往香港的客運服務。3月24日，第一班定期商業客運航班從檳城飛抵香港:54-55。1936年4月，香港政府將啟德機場改為公共機場；6月，議政局決定批准將啟德機場作為過境飛機上落客地點。此後，陸續有航空公司加入提供航班服務，包括：泛美航空公司來往三藩市；法國航空公司來往印度支那半島；中國航空公司來往廣州及上海；歐亞航空公司（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來往北平。1939年，長457米的首條正規跑道落成。這條東西向的跑道稱為13/31跑道，位置於現時新蒲崗一帶，飛機起降時，需要把清水灣道（今彩虹道一段）的車輛截停。當時皇家空軍在啟德機場側，大磡一帶建有一座飛機庫，該飛機庫仍保存至今。
啟德機場 歷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於當日入侵香港，並在清晨出動數十架飛機空襲啟德機場，英國皇家空軍在香港的航空戰力近乎全毀。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起被日本佔領。日軍在1942年3月擴建啟德機場，招募了數千名工人炸毀古蹟宋王臺所處的聖山，利用得來的石頭在原有的13/31跑道以外建造了全長1,371米的07/25跑道，並在1943年年底建成；日軍也拆卸了原本的航空大樓。此時太子道亦需要因應啟德機場飛機起降而截停車輛，與清水灣道相同。機場西北面的九龍寨城石牆、啟德濱和寨城以南的民居，以及鄰近包括蒲崗村的20多條鄉村亦被拆毁。当中大磡村全村連同朱氏宗祠被夷為平地。
日本海軍二五四航空隊和日本陸軍第33戰隊等日本航空隊也曾進駐啟德機場，二戰期間曾駐在啟德機場跑道的日軍飛機有：
啟德機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受到盟軍的多次轟炸，嚴重損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港英政府為重建啟德機場，剷平了餘下的「聖山」部份，並將宋王臺石碑從殘石的餘下部分從中切割出，移到新建的宋王臺花園展覽。
啟德機場 歷史
1946年5月1日，香港恢復民政，民航處亦同步成立，專責管理香港的航空服務至今。同年，香港政府展開尋找新的機場選址的計劃，並初步選定了新界屏山及港島赤柱，但後來兩個選址分別因政治及成本問題，皆被否決。最後，政府於1954年在利氏家族的投資底下將啟德發展成國際機場。
1950年，政府收回清水灣道（彩虹道）西北地段，用以加長13/31跑道。擴建工程亦包括以混凝土掩蓋該地段的啟德明渠，以便跑道得以跨越明渠，工程於翌年1月完成，於2月初開放使用，跑道因而與清水灣道交匯成平交道。1950年代初韓戰期間，香港成為聯合國軍的後勤基地之一，大批英美軍事人員和軍機軍艦等進出香港，例如曾有美軍飛艇在維多利亞港上降落。當時啟德機場亦設有碼頭供乘坐飛艇或水上飛機的抵港旅客上岸。當時啟德機場候機室及導航等設備簡陋，新型噴射客機無法起降，除緊急情形外機場也未具備夜間升降功能。
啟德機場 歷史
1952年起，港府開始計劃擴建機場，主要工程包括填海建造一條長2,194米、從九龍灣伸延至維多利亞港的新跑道來取代舊的跑道，最終建成使用至啟德機場關閉為止的13/31跑道。工程於1955年展開，九龍灣填海工程於1958年9月完成，跑道於9月12日正式啟用:29。工程把啟德機場南移，原有跑道一部份被改建成停機坪，北面的部份則興建了新蒲崗工業區及太子道東，位於太子道東以北的舊跑道成為房屋協會廉租屋啟德邨及黃大仙徙置區巴士總站以及街道，並以「着陸」為諧音命名為「爵祿街」，而建於鑽石山大磡村側的一座皇家空軍飛機庫則沒有被拆卸。1959年7月17日晚上起，跑道燈光系統啟用。
啟德機場 歷史
1962年11月2日，啟德機場新客運大樓及停車場落成並投入使用，控制塔亦遷至新客運大樓，而舊有的客運大樓則在1965年拆卸。1970年，跑道擴展成2,541米，以應付新一代大型噴射客機的需要。同年4月11日，首班波音747定期航班降落啟德機場，由泛美航空營運:93。1974年1月7日，機場裝置進場儀表導航系統，讓飛機在惡劣天氣下亦能在13跑道降落，機場使用量大幅增加。跑道在1975年進行填海工程延長至3,390米，當時有31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經營。
1976年5月12日，機場貨運站正式啟用，由布政司羅弼時爵士主持揭幕儀式；設於筆架山及柏架山的二次監察雷達亦開始於該年11月起至1978年間被應用，以加強管制航空交通。同年11月5日，可作超音速飛行的協和式客機首次在啟德機場降落，翌日協和客機經新加坡再度抵港進行正式訪問。當年啟德機場的客運量為400萬人次。1978年3月，駐港皇家空軍將總部遷往石崗機場，把啟德皇家空軍基地的用地交由港英政府擴建機場及興建啟業邨。1979年3月，皇家香港輔助空軍在啟德機場建成的新總部由總督麥理浩主持開幕。
1982年，機場客運大樓第四期擴建工程完成。同年富豪機場酒店開業，成為唯一在啟德機場附近的酒店。1998年機場搬遷後易名富豪啟德酒店，後又改名為富豪東方酒店。1984年，二號貨運站正式啟用，每年可處理達150萬公噸空運貨物量。
1986年，啟德機場的全年客運量首次突破1000萬人次。1987年，政府繼續擴建和改善啟德機場，以在新機場有定案前提高旅客容量。1988年，機場客運大樓第五期擴建及跑道工程一併完成，每年可處理1800萬人次的旅客量，機場入境管制亦全面實施電腦化。
1990年，港府啟動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又名玫瑰園計劃，其中包括在赤鱲角興建新機場，即現在的香港國際機場，但啟德的擴建工程仍未停止。政府亦把原位於啟德機場側、新蒲崗對面的警察會俱樂部、香港警察學院及球場遷走，興建東面停機坪。擴建工程於1992年完成，此次擴建多提供了1個商務飛機的停泊區及4個波音747-400飛機的停機位。南面停機坪的擴建則在1994年完成，為波音747飛機額外提供了11個停機位。擴建後每年可處理2400萬人次的旅客量，亦是啟德機場最後一次大型擴充工程。
1996年，啟德機場在國際客運量方面，位居全球最繁忙機場的第三位，旅客量達2950萬人次；而在國際貨運吞吐量方面則為156萬公噸來自世界各地的貨品，是為全球首位。
啟德機場 搬迁
香港空運及客運增長迅速，啟德機場在1990年代的設計乘客量為每年2,400萬，但它關閉前的實際客量卻達到2,800萬，再加上150萬公噸貨物，以國際客運量屬全球第3，貨運更達全球第1。设施方面，啟德機場只有一條跑道，平均每小時要升降班機達36次，繁忙時間接近每分鐘一班，已是安全考慮下之極限。而且，跑道與滑行道距離過近，任何意外都可能令機場癱瘓；航道之下為人口密集的住宅區，遇上嚴重意外時後果堪虞。
早期的啟德機場和住宅區相距還比較遠，但隨着住宅區和機場不斷擴展，機場的位置和住宅區變成只被太子道一街之隔。到了1980年代，啟德四周已經再無發展空間。啟德用盡各種方法，在有限的土地上擴展至65個停機位，當中只有8個直接靠在客運大樓旁。機場無論是起降時間、停機位等都到使用的極限，航空公司要開設從香港到新目的地的航班也比較難。
啟德機場 搬迁
1970年代初期，政府已經就機場發展進行研究，考慮在香港境內各個地方興建新機場的可能，直到1978年決定選址於赤鱲角。1980年代末，商人胡應湘亦曾經建議在南丫島及大嶼山之間以人工島方式興建機場。基於當時香港的前途因為主權問題未見明朗，因此沒有落實興建方案，而改為盡量擴建啟德以暫時容納需求，直至1990年方決定興建新機場，選址大嶼山西北面的赤鱲角，並於新機場建成後關閉啟德機場。
1998年7月5日晚上，香港啟德國際機場終於結束73年的歷史任務。最後一班在啟德國際機場降落的航班，為當晚11時38分由重慶江北国际机场抵港的港龍航空KA841號班機（A320-200）；而最後一班在啟德國際機場起飛的定期航班，則是7月6日深夜0時02分起飛，從香港啟德國際機場前往倫敦希斯路機場的國泰航空CX251號班機（B747-400），從啟德機場起飛的最後一架飛機則是於7月6日凌晨1時05分起飛，從啟德機場調機至赤鱲角機場的國泰航空3340號班機（A340-300）。
啟德機場 搬迁
最後一班航機飛離啟德國際機場後，機場的搬遷計劃全速進行，所有停泊在啟德國際機場的29架飛機全部飛往新機場赤鱲角機場。當所有飛機都離開了啟德國際機場後，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民航處處長施高理（Richard Siegel），利氏家族成員在啟德國際機場控制塔內主持了機場跑道關燈儀式。1時16分55秒，處長施高理以「Goodbye Kai Tak, and thank you!（再見啟德，謝謝你！）」作告別之話，按動按鈕熄滅跑道全部燈光，正式替啟德國際機場歷史畫上句號。機場客運大樓離境及接機大堂則由警員進行清場，而部份可在新機場使用的設備亦通宵搬運到赤鱲角。7月6日早上6時30分，機場完成遷移，新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正式開始運作。7月10日，原為保障啟德國際機場航道安全而訂立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正式撤銷，九龍區的建築物高度不再受到限制。最後一批設備於8月5日全數撤離。
啟德機場 搬迁
啟德國際機場關閉後，機場客運大樓並未立即拆卸，而是改作庫務署九龍城辦事處，並易名為啟德政府大樓。客運大樓的出境大堂則以短期租約形式作商業用途，成為汽車展銷廳、電影拍攝場地、小型賽車場、士碌架場地、遊戲機中心、保齡球場等，另官員及貴賓候機室「紫荊堂」亦曾由教會租用作社區服務中心。啟德機場的跑道及停機坪等露天地方，則作為高爾夫球場、燒烤場、「大笪地」跳蚤市場及一些大型活動，如嘉年華及風箏比賽等的舉辦場地。啟德機場的跑道也可以使用為遙控飛機的跑道。
1998年10月26日，政府開始在啟德國際機場北停機坪的3個位置清拆建築物，並開始除污工程，清除跑道地底下面積約11公頃的有毒油污。這些油污是長年累積的飛機燃料滲入地底而造成的，除污工程是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同類項目。工程於2001年完工。客運大樓、停車場，以及接駁富豪東方酒店與客運大樓的行人天橋最後在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期間拆卸，而原來連接太子道東東行線和客運大樓平台的兩條行車天橋則保留，後來用作伸展進啟德區，並與協調道連接。同時，以下機場設施獲保留並改變用途：
啟德機場 机场设施
啟德機場位於香港市區之內，九龍半島東岸，維多利亞港之濱。機場範圍以外是九龍城鬧市，三面環山。機場北面及東北面約10公里外的山高度達2,000英尺（600）；東面的山距離跑道更只有5公里。機場南面是維多利亞港，而海港外不足10公里之處，則又是香港島上1,700英尺（520）左右的高山。只有機場的西面、以及跑道東南方向對正的鯉魚門峽角沒有高山阻擋。1946年起，啟德機場由香港政府屬下民航處直接管理及營運。
客運是啟德機場最主要的功能。啟德機場啟用後設有一座較簡陋的客運大樓。1962年新客運大樓及停車場落成，並於1965年拆卸舊客運大樓。新客運大樓經多番擴建，使用至1998年關閉為止。
啟德機場客運大樓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離境大堂，設有航空公司登記櫃枱及多塊自動翻牌式航班顯示板；禁區內則設有入境處出境櫃位，保安檢查設施及免稅品店。離境大堂中央部份有一條通往上層瞭望台的樓梯，該處成為不少團體出發前拍攝團體照片之地。離境大堂上一層設有多家食肆，當中美心集團經營美心閣酒樓及弁慶壽司，另設有「世界之窗」自助快餐店。離境大堂亦設有一個小型綜合宗教祈禱室。
啟德機場 机场设施
客運大樓下層為接機大堂，大堂設有麥當勞快餐店及找換店等設施，並有通道通往南面大樓外的有蓋的士站及機場巴士站。下層禁區內設有入境處入境檢查櫃位及多條行李輸送帶。客運大樓側設有停車場，並有通道通往行人隧道連接九龍城，及行人天橋連接富豪機場酒店（今富豪東方酒店）。
經過多番擴充後的啟德機場，關閉前共有32個登機門；當中只有8個連接登機橋，主要供大型客機如波音747使用。使用其他登機門的乘客需要步行至地面轉乘連接巴士，到戶外之停機坪，再使用樓梯登機。
客運大樓頂層設有瞭望台，在1960年代至1979年，送機人士可在瞭望台觀看親友登上飛機。啟德機場的控制塔設於客運大樓頂層最高位置，可俯瞰整個機場停機坪及跑道的情況。
啟德機場 机场设施
除客運外，貨運亦是啟德機場的另一主要用途，對香港的貿易及製造業帶來不少貢獻。啟德機場設有兩個空運貨站，首個貨運站於1976年5月落成，第二期擴建在1984年4月落成；第二空運貨站則建於九龍灣，於1991年3月落成，全部由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經營，並在香港政府的專利協議下營運。1993年香港空運貨站處理的空運量超過100萬公噸，處理能力屬全球最高，理貨失誤率卻是全球最低之一。1997年，香港空運貨站的年處貨量已超過150萬公噸。貨運站位於機場東北面近九龍灣，即今MONACO、嘉匯等私人住宅的位置。
1950年代起由香港飛機工程公司獨家提供飛機維修服務。香港飛機工程公司除了提供運轉過程中的小維修外，亦提供機體、引擎定期檢修，以及機身內部改裝等服務。維修設施位於機場北面近新蒲崗，即今工業貿易大樓、稅務中心及AIRSIDE的位置。
啟德機場 机场设施
啟德機場只有一條伸入維多利亞港內的跑道，在九龍灣填海而成。方向分別為136°及316°，所以名為「13跑道」及「31跑道」。13跑道選擇建造的方向，主要是由於其東南方向的鯉魚門沒有高山阻擋。13/31跑道曾多次加長，機場關閉前長度為3,390（11,120英尺）。在跑道與東面觀塘之間有一條狹窄的水道相隔，而跑道的盡頭就是高山和民居。
由於香港的盛行風為東風，使用13跑道降落的機會比31跑道為多。要在13跑道降落，飛機先從長洲附近向西（航向270°）飛行並開始下降，繞過大嶼山西端轉向東北（航向45°），然後在大嶼山沙螺灣以北改向東（航向88°）進場，通過龍鼓水道及維多利亞港西部，並於現今的凱樂苑位置進入建築密集的西九龍上空。13跑道的這段向東航程至五边前自1974年起設有儀錶導航系統輔助
當飛機到達九龍仔格仔山附近，機師目视格仔山上的巨型紅白方格后，就要把飛機右轉47°，對準伸進海港的跑道五边着陸。格仔山在九龍仔公園附近的小山崗上，塗以紅白兩色，晚間以燈光照明。飛機在這裡轉彎時高度不足1,000英尺（300），離着陸點更只有1.4海里（2.6）。
啟德機場 机场设施
由於地理環境的局限，令飛機升降啟德頗具挑戰性，再加上機場附近因山多而經常出現风切变，使啟德機場有「世界十大危險機場」之稱。不過，亦由於同樣理由，使航空公司通常都只會派具豐富經驗的機師駕駛前往香港的航班，所以機場營運以來，絕少發生大型空難事故。除外，其独特的机场地理环境甚至成為日本航空管制遊戲《我是航空管制官》的招牌，被稱為傳說中的機場，認為抵港時的急迴旋降落非常有魅力。對機上的乘客、特別是坐在機艙右邊靠近窗邊的乘客而言，飛機降落時就恍如是飛錯了航道一樣。可以感覺到飛機與地面距離越來越近，地面位於深水埗及旺角的擠迫街道、多層樓房及行人已一一清楚可見，但前方卻未見跑道蹤影。後來兩旁的建築物似乎快要撞到機翼，有時更可以清楚看見民居內的電視畫面、或天台上晾曬衣物的顏色。此時飛機正在九龍城上空轉彎，跑道也正在前方出現。數秒以後，起落架已接觸到陸地，飛機已降落在海港中央的跑道。對居住在航道之下的九龍城居民而言，飛機降落時會非常貼近他們的居所，故他們經常戲言只要站在大廈天台即可以晾衣的竹竿將飛機「擊落」。
飛機從31跑道向九龍城方向起飛則是另一奇觀。當飛機向鯉魚門方向滑行至跑道末掉頭準備起飛時，機師眼前只有前方數以千計的高樓大廈和海拔1,300英尺（400）高的獅子山和筆架山。飛機剛起飛的時候，機師便要將爬升不久的飛機轉向西飛，以免直撞山。31跑道因受到九龍城樓宇的限制，故實際滑行距離比13跑道短，對航機起飛爬升率的要求亦更高。因此，原定由13號跑道起飛、載滿乘客、貨物和燃料、並達到最大起飛重量的航機，如果在起飛前因風向改變而需要改用31號跑道，就需要返回泊位、卸掉部份貨物以維持較高的爬升力。
啟德機場位於市中心，部份導航及雷達設施需要建於市區之內。除了九龍仔格仔山及九龍仔公園外，13跑道的飛機進場導航燈建於衙前圍道43號樓宇的天台上，該幢樓宇曾開設屬漢寶集團的漢年酒樓，該樓宇已於2012年拆卸，現時已經改建成金‧御門。在九龍灣海旁觀塘繞道側亦設有一座塔型圓形雷達。
啟德機場 影响
噪音是啟德機場的一個重要環境問題，飛機升降帶來的噪音影響區域甚為廣泛，包括鄰近啟德機場的深水埗、九龍塘、九龍灣、九龍城、觀塘、旺角、以至港島東區。由於噪音問題，在深夜至清晨時間禁止航班升降，使啟德的航班起降數目設有一定上限。香港政府在1995年3月實施加強消減噪音措施，1995年11月，消減噪音措施再度加強。1997年6月則裝設飛機噪音及飛行航道監察系統、開設飛機噪音投訴熱線，以減低飛機噪音對居民的滋擾。。
由於要遷就飛機起降航道，除法例指明之海峰花園、荔枝角焚化爐煙囪、畢架山花園、則仁中心及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骨灰龕大樓外，九龍大部分區域、部分港島東區及新界毗鄰九龍的部分區域的建築物高度受嚴格限制。因此，在受影響區域內的樓宇，往往會採用一些特別設計，以便在滿足有關限制下盡取地積比率（例如深水埗、黃大仙區有不少公共屋邨採用容易削減高度的相連長型、Y4型或和諧1A、3及3A型大廈；此外，如黃埔花園、杏花邨等鄰近機場的屋苑，會將天台機電設施下放至頂樓，但代價是頂樓單位居民需多走一層樓梯才能乘搭升降機）。
啟德機場 連接交通
啟德機場位於九龍區市中心，交通方便。政府沒有特別為啟德機場興建高速公路或鐵路，通往啟德機場的主要道路包括太子道、觀塘道、東九龍走廊及後期興建的觀塘繞道；太子道建有行人天橋及隧道連接機場。現在已經改稱為啟德隧道的機場隧道則穿過機場跑道之下而走，連接九龍灣與土瓜灣的交通。機場隧道內設有一個通往機場的出口，連接宋皇臺道及世運道，再通往客運大樓。
啟德機場內的多條道路名稱都和航空業相關，部份街道的英文名字來自飛機型號。除協調道及德高道外，其餘道路已因應啟德機場關閉而拆除，但一直至2015年地政總署才將以下道路除名。
啟德機場關閉前，客運大樓外的公共交通總站設有多條機場巴士線路，啟德機場外的太子道東亦有超過30條一般巴士線路來往香港及九龍各地。
啟德機場 意外
啟德機場的地理環境特殊，飛機在此升降較為困難，然而在此發生的嚴重意外相對較少。除了因為飛機場管理得宜外，亦因為機師都視在啟德機場升降為特別挑戰而加倍留心。航空公司對在香港起降的機師的要求亦特別嚴格，只會交由具備足夠經驗的機師擔任。部分航空公司更會要求機師事先在飛行模擬器加倍訓練，以熟習啟德機場的環境。
以下簡述啟德機場比較嚴重的意外事故：
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国际通称帕拉塞爾群島（英語：），越南称黄沙群岛（越南语：／），是南中国海上的四大群岛之一，明清時期与中沙群岛等地合稱為千里长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控制西沙群岛全境。主体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岛屿面积约10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18公里，海域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
2012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其划归海南省三沙市管辖，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群岛永兴岛。越南則将西沙群岛划归岘港市黄沙岛县管辖，中華民國政府將其置於高雄轄下，但亦未实际控制西沙群岛。
由于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西沙群岛中的珊瑚岛自1956年起由越南共和国所控制。1974年1月17日，越南共和国军又占领甘泉岛和金銀島。1974年1月19日，西沙爆发海戰，解放軍攻取珊瑚、甘泉、金銀三岛，南越军撤出整个西沙群岛。北越在統一越南前，曾經承認中國擁有西沙群島主權，但在統一越南後，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
西沙群岛 地理
位于海南岛东南面180多海里。距离文昌县清澜港约330多公里。西面是永乐群岛，东面是宣德群岛。
永乐群岛包括永乐环礁、中建岛、盘石屿、华光礁、玉琢礁和北礁共五个环礁和一个台礁，宣德群岛包括宣德环礁、东岛环礁、浪花礁三个环礁。
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永兴岛面积约3.2平方公里，西沙群岛有21个岛屿、7个沙洲，还有10多个暗礁暗滩，陆地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西沙群岛海底地形为南海北部大陆坡的西沙台阶，是一个水深1500-2000米的高出南海中央深海平原的海底高原。西沙群岛珊瑚礁林立，有8座环礁，1座台礁，1座暗礁海滩，干出礁（高度在大潮高潮面以下、深度基准面之上的孤立岩石或珊瑚礁）礁体面积共有1836.4平方公里，其中礁坪面积221.6平方公里，礁湖面积1614.8平方公里。
西沙群岛 地理
西沙群岛的岛屿上鸟粪沉积，通过富磷过程增加土壤养分。沙洲随着珊瑚礁的生长在不断扩大延伸中，土壤逐渐脱盐，形成硬磐磷质石灰土，适合植物生长。岛上植被通常为灌丛，主要是银毛树和草海桐。比较大的岛屿如东岛和永兴岛上有高大的乔木，如避霜花树。
西沙群岛的鸟类多为海洋性鸟类，如红脚鲣鸟、黑腹军舰鸟、大凤头燕鸥等。岛屿和沙洲为海鸟提供了繁殖和栖息的环境。红脚鲣鸟在世界上第二大的繁殖种群就分布在西沙群岛的第二大岛东岛上，这也是它们在太平洋西部最大的繁殖种群。
西沙海产品资源丰富，邻近海域可能有石油及天然气等资源。
石島為西沙群島唯一的岩石島，從晚更新世碳酸鹽層出土的16種陸棲蝸牛，可見在過往海平面較低的時期，也是生態豐富的熱帶島嶼。
西沙群岛 历史
据中国史书《诸蕃志》记载，唐朝貞觀五年（公元789年）就有西沙群岛的記載。清朝時，西沙群島（時稱萬里石塘）屬於廣東省瓊州府萬州管轄，記載於官方文籍中，如1841年《瓊州府志》中有「萬州有千里石塘、萬里長沙，為瓊洋最險之處」。而海南漁民經常到南海作業，清代漁民航海手冊《更路簿》便有記錄西沙群島38個島礁的名稱，如永興島就被漁民命名為「猫注」，珊瑚島則被命名為「老粗峙」，而不同版本的《更路簿》皆稱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为“石塘”。1970年代，甘泉島西北端發掘出土唐宋遺址，當中包括古屋、古井、古庙與陶器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