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第八修正案则涉及刑罚与人道待遇的底线保障。它禁止法庭设定过高的保释金或罚金，从而避免造成对贫困被告的不公。同时，它禁止施加“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虽然这一用语最初是为禁止一些野蛮的刑罚方式而设，但随着时间推移，该条款已被广泛解释为反对与罪行严重程度极不相称的刑罚。现代司法亦将其应用于改善监狱条件，包括反对过度拥挤、缺乏基本医疗照护或囚犯之间暴力不加以控制等情况。
美国宪法第九和第十修正案作为《权利法案》的一部分，于1791年正式通过，旨在进一步界定联邦权力的边界，并强调人民及各州在宪法框架下享有的权利和权力。它们在形式上虽然简洁，但在美国宪政体系中却具有深远影响，涉及个人权利的保障与联邦制权力的分配问题。
第九修正案指出，宪法中列举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民不享有其他未被明确提及的基本权利。在制宪会议之后的批准辩论中，反联邦党人坚持认为，宪法若不包含《权利法案》，将无法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他们担心，在没有清楚列出人民权利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可能会逐步扩大其权力，并侵犯原本属于人民的自由。对此，联邦党人最初反对加入《权利法案》，他们认为一旦列出部分权利，反而可能被误解为宪法仅承认那些具体列出的自由，从而削弱了人民拥有的更广泛权利。为回应这一争议，第九修正案作为妥协之举被纳入《权利法案》，既承认了人民可能享有宪法未明文列出的其他权利，也避免了列举本身带来的限制性解读。
由于第九修正案中并未具体说明这些“未列举的权利”（unenumerated rights）有哪些，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逐步赋予其实际意义。法院裁定，这些权利包括个人旅行的自由、选举投票的权利、隐私权，以及关于个人身体或健康照护的重要决定权等。尽管这些权利在宪法原文中没有被逐一列出，但法院认为它们是美国公民在自由社会中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司法上的扩展使得第九修正案在现代宪法争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涉及生育选择、医疗自主、婚姻自由等方面的判例之中，常常成为维护个人权利的理论基础。
第十修正案则进一步阐明了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力分配原则。该修正案规定，宪法未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这条规定源于美国的联邦体制理念，其核心在于限制中央集权，保留地方自治的空间，确保州政府及人民在不受联邦干预的前提下，管理本地事务。
在宪法框架下，联邦政府拥有的权力是明确列出的，比如宣战权、征税权、规范州际商业活动的权力等。而那些未列入宪法的权力，比如家庭关系的立法、州内商业的规范、刑事司法体系的运作，以及有关堕胎等社会敏感议题的治理，则通常被认为是“保留给州或人民的权力”（reserved powers）。在实践中，最高法院曾在多项裁决中确认了第十修正案的适用范围。例如，有关地方治安政策的设定、教育制度的构建、婚姻法的制定权等，均被认为是州政府的专属事务。
不过，第十修正案的解释和适用并非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政治环境下，关于联邦与州之间权力界限的争论始终存在。有时联邦政府基于宪法赋予的权力，如在保障民权、规范劳动关系或处理全国性环境事务方面，推动相关立法，这可能会与州政府原有的制度安排产生冲突。在此背景下，第十修正案往往成为法律争议的核心，用以衡量某项联邦法律是否越权干预了州或人民原有的自主领域。
1795年通过的第十一修正案确立了各州在联邦法院中面对特定诉讼时的主权豁免权。根据该修正案，联邦法院不得受理由一个州之外的个人或外国公民对某州提出的诉讼。这一规定直接影响了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关于司法权的界定。第十一修正案的通过源自最高法院1793年在奇泽姆诉乔治亚州案一案中的判决。该案裁定州政府在某些情形下不能以主权为由拒绝被起诉，引发各州强烈反弹，从而促使国会迅速推动宪法修正，以限制联邦司法机构对州政府的强制力。这一修正案的核心意图在于维护州的主权独立，防止联邦司法权力过度侵犯州的法律地位。
1913年批准的第十六修正案则打破了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原有宪法限制。原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四项要求所有直接税必须按人口比例分配，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阻碍了统一而有效的税收制度。1895年最高法院在波洛克诉农民贷款信托公司一案中裁定，联邦政府针对租金、股息与利息所征收的直接所得税违反宪法，引发广泛争议。第十六修正案明确赋予国会权力对所有来源的所得征税，而不再受比例分配的限制。这一修正案成为联邦所得税立法的基础，也为20世纪联邦政府在财政、社会政策及国家建设上的积极角色奠定了财源基础，显著扩大了政府的经济职能。
1919年通过的第十八修正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将特定行为——酿造、运输及销售酒精饮料——全国性地加以禁止。该修正案赋予国会立法权以实施禁酒令，反映了当时禁酒运动在道德、社会改革及公共健康方面的强烈诉求。倡导者认为，酒精的滥用与犯罪、贫困及家庭破裂密切相关，限制其流通有助于提升国家道德与公共秩序。尽管在禁酒初期，酒精消费与相关死亡率显著下降，但这一制度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黑市酒类交易迅速繁荣，非法酿酒与走私盛行，犯罪组织趁机扩张，其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同时，禁酒制度的执行也招致广泛的抵触与嘲讽，造成公众对法律的普遍不信任。随着社会态度的转变及执法成本的上升，禁酒逐渐被视为失败的政策尝试。
1933年通过的第二十一修正案正式废除了第十八修正案，标志着全国禁酒制度的终结。这一修正案不仅恢复了酒精饮品的合法地位，更将相关监管权交还各州，自主决定其销售、进口与饮用规定。尽管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激励措施影响各州政策（例如，向禁止向未满21岁者售酒的州提供联邦资金），但具体的销售方式、流通制度及零售规则在各州之间有显著差异。
第十三修正案于1865年通过，明确废除了奴隶制和强迫劳动，但惩罚犯罪的劳动例外条款仍然存在。这项修正案的颁布意味着林肯总统1863年《解放奴隶宣言》所释放的奴隶，其自由身份获得了宪法保障。这也标志着联邦层面对奴隶制度的彻底否定，使关于解放问题的政治争论不再具有现实基础。宪法中涉及奴隶制度的原有条款因此成为无效。
第十四修正案于1868年通过，进一步确立了公民权利的核心原则。它赋予前奴隶以及所有“受美国管辖的人”（subject to U.S. jurisdiction）以美国公民身份，同时对各州权力设立了三项限制：不得侵犯公民的特权与豁免，不得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并须给予所有人法律上的平等保护。这些限制显著拓宽了宪法对个体权利的保障，并成为后来将《权利法案》适用于各州政府的基础。该修正案也修改了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关于众议员席次分配的原始规定，并推翻了1857年最高法院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对奴隶身份的裁定。
第十五修正案于1870年通过，禁止政府依据种族、肤色或先前奴隶身份来限制公民的投票权。这项修正案作为重建时期的最后一项宪法改革，旨在废除奴隶制度残余，并推动前奴隶在政治领域的平等参与。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种形式的抵制，该修正案仍确立了联邦对选举平等的基本立场。
第十九修正案于1920年通过，明确禁止联邦和州政府基于性别差异拒绝女性投票权。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州允许女性在选举中行使权利。该修正案使美国女性选民的资格获得全国性的法律承认，标志着性别平等在政治权利上的重大进展。
第二十三修正案于1961年通过，赋予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该修正案规定，哥伦比亚特区应被视作一个州，享有总统选举团的代表名额。此前，华盛顿特区居民虽为联邦纳税人，却因其属地地位而被排除在总统选举之外。随着人口增长，该地区政治权利缺失的矛盾日益显现，此项修正案的通过填补了这一民主制度的空白。
第二十四修正案于1964年通过禁止在投票时征收人头税。虽然第十三至第十五修正案废除了制度性种族歧视，但选举过程中的限制措施依然普遍存在。人头税、识字测试、居住年限要求等手段常被用来剥夺低收入选民、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的投票资格。第二十四修正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类经济门槛对选举权的限制，进一步推动了投票权的普及和公正。
第二十六修正案于1971年生效，规定年满十八岁的美国公民不得因年龄而被剥夺选举权。这项修正案是在越南战争背景下形成的，当时大量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却无权投票表达对国家政策的意见。随着反战学生运动的兴起及最高法院在1970年俄勒冈州诉米切尔案（Oregon v. Mitchell）中的判决推动，降低投票年龄逐渐获得共识，并最终通过宪法修正形式确立。
第十二、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五与第二十七修正案，分别对总统选举机制、国会运作、总统任期与继任程序，以及议员薪酬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第十二修正案通过于1804年，旨在修正原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机制的规定。宪法原文授权选举人团每人投出两票，其中票数最高者成为总统，第二高者成为副总统。然而1796年和1800年总统选举显示出这一制度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在1800年的选举中，托马斯·杰斐逊与副总统候选人阿龙·伯尔得票数相同，导致选举陷入僵局，由众议院决定最终结果。为了防止此类混乱重演，第十二修正案明确规定选举人团必须分别投票选出总统与副总统，且两人不得来自同一州。此外，该修正案也将副总统的资格限制与总统一致，从而强化了行政部门的制度连贯性。
第十七修正案于1913年通过，调整了联邦参议员的选举方式。原宪法规定各州参议员由州议会选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如选举僵局、贿选等，影响了国会的稳定运作。随着进步时代政治改革浪潮的推动，第十七修正案改为由本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强调代议制度的民主基础。同时，修正案也授权州议会允许州长在参议员席位空缺时临时任命代理人，直到补选完成。
第二十修正案于1933年生效，主要目的是缩短联邦政府换届期间的空窗期。在此之前，新当选的总统、国会议员往往要在选举日后等待数月（通常至次年三月）才能正式就职，而在此期间，已失去选民支持的“跛脚鸭政府”仍继续执政，容易导致政治瘫痪或效率低下。第二十修正案将总统与副总统的就职日期提前至1月20日，国会则提前至1月3日，从而加快了政权交接进程，强化了选举结果的即时性与政治责任。这一制度改革，尤其在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有助于新一届政府更快速地展开施政。
第二十二修正案通过于1951年，明确限制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一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乔治·华盛顿主动放弃第三任期，树立了非正式的“二任惯例”。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代连续四次当选总统，引发了公众对行政权过度集中的担忧。为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第二十二修正案正式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并在特定情形下允许继任总统连任一次，使某人最多可执政十年。这项限制强化了对行政权的制衡机制，维护了总统职位的轮替原则。
第二十五修正案于1967年通过，进一步规范了总统与副总统职位在突发情况下的继任程序。原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虽提及总统无法履职时应由副总统接任，但对程序与临时代理的情形未有清晰定义。该修正案规定，当总统死亡、辞职或被免职时，副总统立即成为总统；若总统无法暂时履职，可由书面声明将权力交由副总统代理，并在康复后重新接任。此外，若总统无法自行宣布失能，副总统与多数内阁成员可联合声明其无法履职，由副总统暂代总统职权。这一修正案在实际政治中曾数次启动，是现代美国政治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第二十七修正案则是一项特殊而历史悠久的修正案，其最初由詹姆斯·麦迪逊于1789年提出，但直到1992年才获得足够州份的批准。这项修正案规定，国会议员在任期内不得调整自己的薪酬，任何加薪必须等到下一个国会届期后方可生效。其核心目的是避免议员滥用职权为自身谋利，强调薪酬改革应受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