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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权年号
元嘉（424年八月—453年十二月）：南朝宋皇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
勝光（428年二月-431年六月）：夏国政权赫连定年号
永弘（428年五月—431年正月）：西秦政权乞伏暮末年号
承玄（428年六月-431年）：北凉政权沮渠蒙逊年号
義和（431年六月-433年四月）：北凉政权沮渠蒙逊年号
承和（433年四月-439年九月）：北凉政权沮渠牧犍年号
神䴥（428年正月-431年十二月）：北魏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号
延和（432年二月-435年正月）：北魏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号
太延（435年正月-440年六月）：北魏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号
泰始（432年正月-437年四月）：南朝時益州領導趙廣、程道養年号
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清朝避諱稱彝陵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君主劉備進攻江東之戰役，是東漢末年、三國初年“三大战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中的最后一场。221年七月，即劉備稱帝三個月後，以替關羽報仇為由，揮兵東征，氣勢強勁。吳王孫權立即以陸遜率軍應戰，陸遜以逸待勞，擋住蜀漢軍攻勢，後於222年八月在夷陵一帶以火攻打敗蜀漢军。
夷陵之战 戰事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趁劉備的大將關羽正在北伐樊城的空檔，派兵攻打荆州以南的大部分要地，進而偷襲关羽，隨後在麥城之戰將關羽、關平父子擒捉斬殺，正式與劉備方反目為敵。同時孫權又以刘璋为益州牧、周泰为汉中太守，在巫县、秭归设立与刘备治下区划同名的固陵郡并以潘璋为太守，计划进一步攻打刘备治下的益州。
隔年，遠在洛陽的曹操去世，劉備聽到消息後，為了探取曹營方面的動向，以便準備伐吳戰事，便派韓冉到许昌，並送上錦布等賻贈之禮向曹丕交好。曹丕知曉劉備借喪求好的意圖，下令荊州刺史傅群斬殺韓冉以杜絕劉備。韓冉借病留在上庸躲過一劫，之後曹丕篡漢稱帝正式建立曹魏朝，韓冉以書信告知劉備；劉備收到漢獻帝被篡位甚至可能已死的傳聞，在群臣的上表進奉和萬聲擁戴下，以延續漢室大統之名自立為漢帝，在成都武擔山之南登基，史稱蜀汉。
夷陵之战 戰事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劉備稱帝。五月，大將張飛在閬中出征前被部下反叛刺殺，儘管損失了一大戰力，劉備仍舊不改伐吳念頭。七月，以奪回荊州，同時替遇害的關羽報仇為由，親率數萬大軍伐吳。得到消息的孫權連忙遣使求和，由诸葛瑾写信送給劉備陳說利弊，希望劉備能夠打消伐吳念頭。劉備憤怒不答應，拒絕了孫權的求和，孫權便任命陸遜為大都督率軍應戰。
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八月，孫權以諸侯身份承認曹丕獲禪讓帝位的合法性，向魏國稱臣結盟納貢，獲封吳王與大將軍。
劉備率領大軍進逼夷陵西界，任命馮習為大督，領軍統率蜀漢全軍，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化、傅肜等將領各為別督。蜀漢將領吳班、馮習等攻破屯在巫縣的李異，蜀軍到達秭歸，武陵當地的五谿蠻遣使響應蜀軍發兵。劉備還守秭歸，吳班和陳式的水軍屯夷陵，夾擊江東的西岸。
夷陵之战 戰事
222年二月，劉備親自從秭歸進軍猇亭，開通通向武陵郡的道路，並派遣侍中馬良安頓、撫慰五谿蠻，賜予黃金和錦帛，同時授予他們官職和爵位，使五谿蠻相繼響應蜀漢。劉備又以黃權指揮江北軍等，與吳軍在夷陵道對峙。劉備還派遣吳班率數千士兵設在平地立營，打算挑釁敵人進行誘敵作戰；孫軍諸將打算出戰迎擊劉備，陸遜以蜀軍銳氣始盛、求勝心切及乘高守險等緣故，決定先讓一步，再相機決戰，令吳軍退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北）、猇亭（今湖北宜昌東南）一帶，據守有利地形。蜀軍相繼推進至夷陵以及宜都郡治夷道（今湖北宜都），大致收复宜都郡和东吴置的固陵郡，以廖化为宜都太守。蜀軍連營數百里，並得當地土著部族的支援，聲勢浩大，荆南的桂阳、零陵也发生叛乱以响应，只有长沙因吳軍的步骘率军坐镇而没有异动。
蜀軍頻繁挑戰，但陸遜堅守夷陵不出，孫桓也死守夷道。兩軍相持達半年之久，蜀軍疲憊，為求速戰在山谷設伏兵，並鬆懈防守引誘吳軍來攻，但陸遜沒有中計，劉備知道此計失效，乃從山谷中引出八千伏兵，陸遜此時才開始反擊。
夷陵之战 戰事
閏六月，陸遜在大舉進攻之前，先攻漢軍一營，結果失利，諸將皆說這是浪費兵力、白死了許多將士，陸遜卻說：「吾已曉破之之術。」陸遜發現了漢軍的營寨都是由木柵欄組成，便決定使用火攻。
吳軍放火，並封鎖江面，扼守夷陵要道，展開全線出擊，打了劉備一個措手不及，蜀漢方面的馮習、張南、沙摩柯、马良等人因此陣亡，還有杜路、劉寧等人向吳軍投降。吳軍克營40餘座，陸遜督促諸軍，四面攻擊之，漢軍戰死者數萬，「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傅肜、程畿戰死，統領江面水軍的黃權因回歸蜀漢的退路被吳兵截斷，不得已只好率眾投降魏國。只有向宠所部仍然完整。
大量參戰的蜀漢將領陣亡，劉備大敗，與殘部退回益州，直至永安縣的白帝城（今重慶奉節東），隨後一病不起。其先前夺取的宜都郡、东吴固陵郡皆被东吴收复。而東吳方面，徐盛、潘璋、宋謙等人各競表言「劉備必可以擒獲，請求再次出兵。」陸遜與朱然、駱統則上言孫權：「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心，謹決計輒還。」孫權聞奏，便下令停止追擊劉備，同時調軍回防曹丕。秋九月，曹丕開始攻吳。
夷陵之战 戰事
《吳書》222年12月，孫權說：「近日收到玄德（劉備）的求和書信，其已深感愧疚。孤之前之所以名西邊為蜀，是因為漢獻帝尚在，如今漢朝已被廢除，劉備可以自名為漢中王。」於是派遣鄭泉出使蜀，劉備問鄭泉：「為什麼吳王不回覆我的求和信？莫非我名不正、言不順？」鄭泉回覆劉備：「託為宗室，曹氏篡漢不先討曹氏，反自立為帝，不得天下所認同，所以殿下一直不答復你之前的求和。」劉備聽後非常慚愧。之後，孫劉兩方開始恢復正常的外交往來。
《吳錄》劉備在後來聽聞魏軍大出伐吳，就寫信給陸遜：「如今賊軍已到達江陵，若果我再次東征，將軍（陸遜）能夠應付不？」陸遜回信答道：「但恐怕蜀軍剛破，創傷未癒，率先求和通好，且應當休養生息，不要再窮兵黷武了。若不為自己打算，就會招來另一個滅頂之災，你若果從老遠來送死，這次就無法逃走了。」
《晉書》陸遜既打敗蜀軍，致使劉備在白帝城絕命，同時又打敗魏軍，挫敗兩國將領，因此曹魏向吳請好，蜀漢向吳乞求結盟，所以孫權改年號，鼎足而立。
《蜀書》222年，孫權得知劉備沒有退回成都，而是持續待在離前線很近的白帝城，感到疑慮的孫權便主動遣使再次議和及探查劉備態度。劉備同意並派宗瑋復命。
夷陵之战 影响
此戰，劉備的漢軍以八萬大軍的情況下先是擊退東吳的前線部隊，孫權令陸遜迎敵後雙方成對立之勢。劉備雖用詭計引誘東吳出兵，但被陸遜識破。又劉備因天熱在密林紮營被陸遜使用火攻造成兵士資源大量折損，雖然在此之後劉備帶著殘兵登上馬鞍山意圖重整軍勢，卻被追擊而來的陸遜下令圍山包抄進一步造成其軍隊大量傷亡，劉備因此無力反擊進而慘敗，在吳軍一路追擊下遁逃至白帝城。東吳守住了荆州，而蜀漢大敗元氣大傷，無力外征只能固守，花了數年到公元227年後，諸葛亮才有餘力發兵北伐。章武三年（223年）二月，劉備召成都的丞相諸葛亮到其所在的永安。三月，劉備病勢加重，向諸葛亮交代後事，託付蜀漢的軍政大權，四月，劉備在永安宮（今奉節師範學校內）逝世，後諸葛亮遣使與東吳恢復同盟，共同對抗曹魏。东吴亦未將此戰中一度失守後收復的固陵郡恢复建置，仍将其并入宜都郡。
夷陵之战 影响
經此一役，雙方實力都受到影響，蜀吳消除矛盾重修於好，自此到蜀亡時二國再無大戰，同時往北與曹魏對峙。到263年魏滅蜀之戰之前三國領土再無重大改變，因此夷陵之戰被認為是前後三國之分界。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稱：「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歟！」
夷陵之战 历代评价
夷陵之战中，“火烧连营”可以认为是重要转折，这既是刘备最大的军事失误，也是陆逊军事谋略的重要体现。当魏文帝曹丕得知刘备连营七百里，就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
而对于陆逊的出色指挥，晋代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的评语写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
晋代文学家陆机在《辨亡论》称赞陆逊说：“汉王亦冯帝王之号，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灞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
西秦高祖乞伏乾归曾对麾下诸将说：“昔曹孟德取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
夷陵之战 历代评价
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对于夷陵之战，写诗歌三首称赞陆逊，一是：“坐帐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钓鲸鳌。三分自是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二是：“陆逊运良筹，能分吴国忧。挥毫关将堕，焚铠蜀王羞。功业昭千载，声名播九州。至今巫峡地，草木尚添愁。”三是：“持矛举火破连营，玄德穷奔白帝城。一旦威名惊蜀魏，吴王宁不敬书生。”
清代学者邓廷罗在《兵镜》中评价说：“司马懿挑朱然，吴班挑陆逊，皆不得行其计，岂非将之有能有不能哉？”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说：“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俄语动词
在俄语中，动词用来表示事物的行为或状态。俄语动词在字典中所查到的形式都是其原始形式，称作不定式，而在實際使用中則需要按時態以及主語的人称、性和数的变化而变位，
俄语动词 基本特徵
俄語中的動詞都可按體分為完整體與非完整體兩種形式，完整體表示已經完結的動作，而非完整體則表示正在進行、繼續或者反覆性的動作。兩種形式通常成對出現，由一方加上前綴或後綴等形成另一方，例如читать（讀）-прочитать（讀完），делать（做）-сделать（做完），писать（寫）-написать（寫完），давать（給）-дать（給了）等。
也有一些動詞是詞中某部份發生變化，比如решать（解決）-решить（解開），получать（收取）-получить（已收取）等。還有一些則是有不同的詞源，例如говорить（說）-сказать（說了），брать（借）-взять（借了）等。此外還有少數動詞沒有與之成對的動詞，例如сидеть（坐著，非完整體）等。
俄语动词 基本特徵
俄語中共有三種時態：過去時、現在時與將來時，但除了相當於英語中be動詞的быть有將來形式以外，所有的動詞都只有過去式與現在式兩種形式。使用完整體或非完整體可以表達不同的語法含義：
例如：
在俄語中，一些表示移動的動詞在表示單向移動與往返移動、反覆移動、不定向移動或移動的能力時會有不同的形式，例如：идти（走）-ходить（來回走）、ехать（乘交通工具去）-ездить（乘坐交通工具巡遊/能夠乘坐）等。
此外，俄語中還有一類以-結尾的動詞，是由未完成體動詞加上反身代詞的賓格себя後縮略而來，類似法語等語言中的反身動詞，通常表達「為自己所做的動作」、「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動作」或者「多個主體之間相互發生的動作」。由於себя已經是賓格，因此這種動詞的賓語不能是賓格，例如：
俄语动词 過去式
俄語動詞的過去式需要根據主語的性與數進行變位。通常是將不定式詞尾的-ть去掉，然後根據主語的性與數加上-л/-ла/-ло/-ли，但也有少數不規則動詞，例如：
在涉及到я（我）、ты（你）兩個人稱代詞或具體的人名時，需要根據主語的性別選擇陽性或陰性用法，而第二人稱單數尊稱Вы（您）後面則使用複數用法。例如：
有時主語表達複數含義但並非複數形式，此時動詞仍然需要變位為複數形式，例如：
俄语动词 現在式
俄語中動詞的現在式需要根據主語的人稱與數進行變位。主要有兩種變位方法，分为第一变位法和第二变位法。由於正寫法的規定、重音移動等影響，有些動詞會有不規則變化。
在第二人稱單數尊稱Вы（您）後面所用的動詞形式與第二人稱複數人稱代詞вы後面的形式相同。
相當於英語中be動詞的быть的現在式很少會用到，僅在表示事物存在時會用到其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есть。另外，在表示「不存在」的否定句中，否定詞не會與есть合成一個詞нет。
有時主語表達複數含義但並非複數形式，此時動詞仍然需要變位為複數形式。例如：
俄语动词 將來式
俄語中僅有相當於英語中be動詞的быть一詞有將來式，可與非完整體動詞的不定式連用為「合成將來式」。
俄语动词 語氣
在俄語中，可以利用動詞的現在式、過去式以及命令形式表達直陳語氣、條件語氣以及祈使語氣三種語氣。
條件語氣：利用動詞的過去式構成，但為了區別陳述語氣，需要加入бы或чтобы一詞表示條件語氣。條件句中，條件從句以「Если бы+動詞的過去式」構成，結論句中的動詞則要以「動詞的過去式+бы」的形式出現。例如：
Если бы сегодня была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мы могли бы пойти в парк на пикник.（如果今天天氣好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去公園野餐。）
Я хотел(а) бы съесть немного больше.（我希望能再多吃一點。）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мои дети научились играть на пианино.（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學會彈鋼琴。）
應用舉例：
俄语动词 形動詞與副動詞
由俄語動詞衍生而來的分詞較為豐富，有形動詞與副動詞兩類。形動詞可作為定語或表語，副動詞可作為狀語。
將俄語動詞的詞尾通過特定的變形改為與形容詞相同的形態即可變為形動詞。根據現在/過去兩種時態以及主動/被動兩種語態，形動詞共有4種不同形式，但完整體動詞只能變成過去時的形動詞，而且由非完整體動詞變來的過去時被動形動詞也不常用。另外，動詞不存在被動語態的形動詞。
理論上形動詞與形容詞一樣，可以有長尾與短尾兩種形式，但實際上只有被動態的形動詞有短尾形式。其中長尾形式可作為定語或表語，短尾形式只能作為表語，而且現在時被動形動詞的短尾形式比較少用。
應用舉例：
將俄語動詞的詞尾通過特定的變形後，可作為副詞修飾其他動詞。由非完整體動詞變來的副動詞表示兩個動作同時發生，由完整體動詞變來的副動詞則表示兩個動作先後發生。
應用舉例：
顏成坤
顏成坤，CBE，JP[?]（英語：，1900年12月18日—2001年4月14日），香港企業家和政治家，中華汽車有限公司（即中巴）創辦人，1933年6月至1998年8月擁有香港島的巴士專營權。此外，他於1951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其後於1959年至1961年任該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以及在1959年至1961年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顏成坤早年受教於皇仁書院和上海聖約翰大學，1920年接手家族的人力車業務。看好巴士業務前景的他隨後聯同商人黃耀南於1923年成立中巴，是九龍地區第三家巴士公司。1933年奪得專營權後，中巴由九龍遷往港島，戰後業務在他主導下快速擴展，在20世紀八十年代高峰期的巴士路線超過100條，車隊數目過千，每年乘搭人次斷以億計，堪稱「中巴王國」。1981年，百利保集團企圖狙擊中巴股權，但最終為顏成坤所擊退。
顏成坤
在中巴業務以外，顏成坤熱心參與社會事務，他早於1931年至1932年當選為東華三院合併後的首任主席，其後又於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主席。戰後，他於1946年獲委任為市政局非官守議員，1951年晉升為該局首席非官守議員，1953年因公務繁忙請辭。作為香港的潮州僑領，顏成坤在行政立法兩局任職期間還身兼多項公職，直到六十年代以後才淡出政壇。另一方面，熱衷於體育事工的他曾於二戰前後連任南華體育會主席和會長合共八屆，並且於1935年擔任中華民國第六屆全國運動會香港區代表總領隊，以及於1936年以中華民國國家足球隊教練身份前赴德國柏林參與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然而，踏入20世紀八十年代，顏成坤對中巴的家族式管治被指保守脫節，巴士服務水平下降和勞資糾紛等問題，更引起輿論批評，促使港府於1993年和1995年分別把26條和14條巴士路線交由城巴有限公司接辦，其後進一步於1998年2月宣佈終止中巴專營權，中巴的專利巴士服務遂於同年8月底告終，而新的專營權則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奪得。顏成坤雖然自1933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巴主席和監理，但由於年事已高、健康倒退，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把業務交由子女打理。事實上，顏家手持不少車廠和員工宿舍土地，早已把目光投到地產發展，因此自專營權告終後，中巴實際上已經由一家巴士公司變成一家純以地產為核心業務的企業。
顏成坤 生平
顏成坤祖籍廣東潮陽，1900年12月18日生於香港，是顏永祠及其妻所生的獨子。顏永祠原本在九龍倉公司任職咕喱頭（即苦力頭目），其後身兼渣甸糖廠和尖沙咀貨倉咕喱頭，並擔任九龍持牌人力車咕喱的工頭；他除了負責從潮州和汕頭等地僱人來港打工，也負責監管這些咕喱在香港的生活，從中還向這些咕喱徵取費用。1901年，香港政府設立委員會調查抬轎咕喱和人力車咕喱人手嚴重流失的問題，當時顏永祠更曾獲委員會邀請出席作供。後來，顏永祠自立門戶，在九龍經營人力車業務，分別於畸里3號和廣東道112號開設永興號和永隆號人力車舖，同時於廣東道110號設有一家新德隆人力車咕喱舖。
顏成坤 生平
然而，顏永祠於1905年3月9日逝世後，遺孀顏詹氏以遺產承辦人身份，於同年5月9日訂立授權書，把丈夫生前的人力車業務交予其胞兄弟顏六代為打理。多年後，顏詹氏於1917年12月10日撤回授權書，宣告顏六與永興號、永隆號和新德隆再無任何關係；惟最初顏六在授權書撤回後仍繼續經營有關業務，直到後來顏詹氏一方發出令狀，顏六才正式交出業務，並與顏詹氏一方分產。顏詹氏其後進一步於1918年入稟興訟，要求顏六一方交出經營帳目查核，最終於1919年獲判勝訴。此外，顏詹氏一家原本居於廣東道116號，而顏六一家就住隔鄰的114號；但兩方分產後，顏六一家遷離到附近的海防道18號居住。
雖然自幼喪父，但顏成坤自少獲得家人送入皇仁書院學習英文，及後前赴上海聖約翰大學深造。根據學者吳醒濂在1937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一書指出，顏成坤早年離開皇仁後，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救國工作；而身為皇仁舊生的他在多年後於1971年4月獲皇仁書院舊生會邀請出任名譽顧問。
顏成坤 生平
1920年，時年20歲的顏成坤返回香港接手經營家族的人力車業務；當時人力車仍然是香港重要的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例如警隊在1921年就選擇於九龍和新九龍五個公共人力車站鋪設電話，其中一個設於由顏成坤經營的廣東道112號永隆號人力車舖；至於顏六位於廣東道142號的人力車舖，也是其中一個獲鋪設電話的公共人力車站。雖然如此，隨著汽車的逐漸普及，再加上九龍汽車公司（即九龍巴士／九巴）和啟德客車公司分別在1921年和1923年成立，為九龍地區提供公共巴士服務，對人力車業務日益構成明顯的競爭。
顏成坤 生平
有見及此，顏成坤積極計劃在公共巴士市場上分一杯羹，並於1923年9月2日聯同商人黃耀南在紅磡共同創立中華汽車公司（即中華巴士／中巴），初時擁有六輛單層巴士，是繼九巴和啟德客車後九龍第三家巴士公司。顏成坤的生意夥伴黃耀南是港紳四邑輪船公司創辦人之一黃炳純之子，因此黃家與顏家一樣都有經營公共運輸的經驗。1927年，顏成坤又娶黃炳純的女兒黃亦梅為妻，兩家結為姻親，而黃耀南也成為顏成坤的大舅，可見顏黃兩家關係密切。中巴成立之初，由顏成坤和黃耀南一同擔任總司理，早期主要提供往來尖沙咀和九龍塘一帶的巴士服務，在新界鄉鎮間也有提供服務。九巴雖然是中巴早年的主要競爭對手，但當時一些報章輿論認為中巴的服務質素和管理水平均較為理想，管理層較用心經營，也積極添置新車，公司漸具規模。
顏成坤 生平
1932年9月，香港政府有鑑於公共巴士服務水平良莠不齊，於是決定引入專營權制度，並就此發出招標邀請。根據新的專營權政策，香港的公共巴士服務只能由專利巴士公司提供，專利巴士公司的董事局大多數成員均須擁有英國國籍，而採用的巴士必須於英國或大英帝國其他地方（即後來的英聯邦國家）製造，這項限制巴士出產地的規定，一直到多年後的1984年10月才宣告撤銷。事實上，港府當年的招標工作顯得相當神秘，當港府在1933年1月公佈招標結果時，外界才得悉港府曾就此展開招標；另外，港府從沒公開招標過程，也拒絕透露接獲的標書數目和公開落選的標書內容，作風久缺透明度，引來輿論批評。
顏成坤 生平
在該次招標，顏成坤的中巴成功奪得香港島地區的巴士專營權，九龍和新界地區的巴士專營權則由九巴奪得。兩個專營權同樣由1933年6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為時15年之久。港府批出專營權後，顏成坤和黃耀南聯同殷商林卓明、馮強、以及顏成坤族兄顏光宗等人遂於同年合資把中巴重組成為中華汽車有限公司，而九巴也改組為九龍汽車（一九三三）有限公司。顏成坤在重組後的中巴出任董事局主席兼監理一職，而黃耀南則擔任副董事長兼經理一職，各人也是新公司的永遠董事。由於中巴過往未曾在港島區營運，因此中巴需要由九龍調來10輛巴士，並從香港大酒店巴士公司、香港電車有限公司和香港仔街坊福利會公共汽車公司三家原本在港島營運的巴士公司收購合共44輛巴士。
在港島營運的中巴最初於銅鑼灣屈臣道設立臨時車廠，並提供九條路線，較主要的路線包括來往上環東街與跑馬地的「1」號線、來往中環皇家碼頭（即卜公碼頭）與香港大學的「3」號和「4」號兩條相反方向的循環線、以及往返中環油麻地碼頭（統一碼頭前身）和香港仔的「7」號線等。戰前的中巴與九巴一樣都設有頭等和二等收費，而且已經有分段收費、月票和學生優惠車票等安排。
顏成坤 生平
1941年12月，日本隨太平洋戰爭爆發入侵香港，香港保衛戰一觸即發。戰事期間，中巴服務陷入停頓，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進入日治時期後，中巴繼續停駛。一直到1942年1月25日，中巴在顏成坤主持下才得以恢復運作，但鑑於戰時不少巴士遭受破壞、或被日軍徵用，再加上燃料不足，故只能維持十分有限度的服務。1942年5月，顏成坤被日治政府委任為華民各界協議會委員；同年10月，日治政府指令包括中巴和九巴在內的香港所有公共運輸企業合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並安插日本人擔任顧問，而顏成坤則被指派到新公司擔任司理一職。雖然如此，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依舊因為戰亂而停滯不前。1943年底，顏成坤索性託病辭任自動車運送會社的職務，並成功與家人避居澳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為止。
顏成坤 生平
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後，顏成坤重返香港，設法重整中巴業務。戰前原擁有108部巴士的中巴，經點算後一共失去75%的巴士車隊，餘下的巴士大多也因為戰亂而需要維修、甚至報廢。不過，在英國臨時軍政府要求下，中巴旋即於1945年9月起逐漸恢復服務，但早期需要借用貨車權充巴士。同時間，顏成坤著手從英國購入新車，巴士數量到1947年回升至47輛，到1948年的總乘客量也恢復至2,000多萬人次。
顏成坤 生平
隨著香港人口急增，中巴戰後在顏成坤主持下積極擴充業務，並在港府提供核准回報率的有利條件下帶來可觀收益。中巴每年純利由1949至1950年度的110萬港元，增至1956至1957年度的248萬元、1964至1965年度的360萬元、以及1974至1975年度的730萬。此後中巴每年純利連年維持在千萬港元以上，1980至1981年度和1989至1990年度更分別錄得超過3,300萬元和超過7,000萬元的純利。在載客人次方面，中巴在1956至1957年度的總乘客量達6,700萬人次，踏入六十年代每年乘客量平均維持在1億人次以上，到1984至1985年度錄得3億6,400萬人次的高峰。1962年1月，中巴更首次公開配售股份，正式成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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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中巴在顏成坤帶領下也作出不少革新，當中包括在1962年為香港島引入首輛雙層巴士、1972年開始引入載客量特大的「珍寶巴士」、1976年全面推行「一人控制巴士」模式以淘汰巴士售票員、1981年引入載客量更大的三軸雙層巴士、以及在1990年引入配備空調的雙層巴士等。此外，貫通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海底隧道在1972年通車後，中巴與昔日在九龍的競爭對手九巴分別開辦過海隧道巴士，中巴的路線網絡也再一次覆蓋九龍地區。在全盛時期，中巴擁有過百條巴士路線，旗下車隊更擁有超過1,000輛巴士，車廠遍及北角、柴灣和黃竹坑等地，堪稱為「中巴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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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巴的業務，顏成坤早於戰前已開始涉足其他商業範疇，職務包括《大光報》和嘉華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以及新亞酒店董事。戰後，他於1955年參與由殷商周錫年（後為爵士）牽頭創立的香港華人銀行，除了成為創行永遠董事外，又獲選為副董事長，直到華人銀行在1980年被香港和東南亞合資財團收購為止。作為香港的潮州僑領，顏成坤還於1962年獲同屬潮商的廖寶珊家族邀請，加入曾經於前一年發生擠提事件的廖創興銀行出任董事長，其後進一步於1972年獲邀到新成立的廖創興企業有限公司兼任副董事長。他在廖創興銀行和廖創興企業兩個董事局任職多年，直到1984年才宣告退任。此外，顏成坤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和顧問、中華廠商會名譽會長、淺水灣興業有限公司董事，並於1962年獲邀出任馬來亞銀行香港區董事；他也曾於多家家族公司擔任要職，當中包括港島運通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坤梅有限公司董事長和永興隆總經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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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巴歷年來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例如早於1950年就曾經發生因為解僱14名學徒而引發司機怠工的事件；而員工退休金和薪酬問題更是一直纏繞中巴。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顏成坤除了要應對勞方就工時過長和薪金過低等指控展開斡旋，還要處理暴動對巴士服務帶來的影響。其中，在左派陣營策劃下，港九巴士司機於1967年6月發動大罷工，期間中巴只能維持有限度服務。有見及此，顏成坤著手在短時間內招聘大批新入職司機填補空缺，並向沒有參與罷工的員工發放特別津貼，以及一度增聘護衛員駐守巴士，使得巴士載客量到同年12月得以回升至暴動前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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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顏成坤對中巴的控制權更加是首度受到嚴峻挑戰，當時由羅旭瑞擁有的百利保集團認為中巴旗下的多幅廠房和宿舍土地擁有相當龐大的發展和升值潛力，於是對中巴展開狙擊。原本已擁有中巴11.1%股權的百利保，在當年成功購入中巴另一創辦人黃耀南以及另一董事黃仁手上合共8.1%股權，換來兩人退出中巴董事局，並使股權增至20.4%，成為擁有最多股權的獨立股東。隨後，百利保宣佈作價每股35港元收購中巴股份，迫使顏成坤尋求另一潮商葉謀遵的新昌地產出手協助，合組新公司以每股38.5元提出局部反收購中巴7%股權，並且承諾日後向股東派發高息，最終才能成功擊退百利保的敵意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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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百利保收購一役後，顏成坤雖然保住中巴控制權，但卻因此耗費大筆金錢，相反百利保卻因為中巴的反收購行動而乘機售出股權，獲利3,000萬港元。自從黃耀南退出中巴董事局後，顏成坤成為唯一一位仍然在任的永遠董事，中巴大局由顏成坤及其子女掌控下，作風更是變得日益保守。為了控制成本，中巴在1984年至1988年間從未為車隊添置新車，使到服務水平每下愈況，再加上地下鐵路港島線於1985年通車後對中巴構成直接競爭，導致中巴客源顯著下降；到1987年，中巴約100條巴士路線當中，更有53條錄得虧蝕，對中巴的專利巴士業務前景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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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於1933年向中巴發出港島區公共巴士專營權的時候，原規定有效期為15年。戰後，港府於1947年重新向中巴批出10年專營權，其後延長三年。1960年，港府向中巴批出15年專營權，到1975年再發出10年專營權，並於1978年提早批准把專營權延長至1987年。不過，踏入20世紀八十年代，中巴被指服務水平倒退，經常被市民批評巴士誤點和脫班、車隊老化殘舊和巴士車廂衛生惡劣，促使港府開始檢討中巴的服務和管治問題，而且把中巴的專營權縮短為每兩年延續一次。不少輿論把中巴的管治問題歸咎於顏成坤及其子女對中巴的家族式管治，認為他們作風保守、抗拒變革，未能追上時代的步伐。有運輸署官員曾經私下批評，中巴管治猶如一盤古老的家族生意，看不見將來；而立法局民選議員劉千石更曾批評中巴位於北角的總部日久失修，內部仿佛時光倒流返回五十年代，質疑顏成坤及中巴管理層缺乏現代巴士營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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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顏成坤踏入20世紀九十年代雖然已屆90歲高齡，但思路清晰的他仍然對中巴大權在握，每天親自返回總部打理業務，有時還會工作11小時。不過，隨著中巴管治問題日益惡化，輿論批評他的為人變得低調、固執和斤斤計較；在五、六十年代受到港府重用的他，在這個時候已經卸下大部份公職一段時間，與港府的關係不如昔日般密切，傳聞曾經拒見運輸署官員的他甚至被形容猶如「活在自己的幻想」。此外，顏成坤委任女兒顏潔齡擔任中巴執行董事，但顏潔齡卻被認為與勞方和政府關係欠佳。有傳言曾指顏潔齡喜愛在深夜時份約見運輸署官員，而且以隔夜西餅款待他們；又曾經在工潮談判中以鐵尺敲打水杯的方式嚇退勞方代表。也有傳言指出，港府曾經私下點名要求顏潔齡辭任中巴執行董事，但被拒絕。外界對中巴管理層的不利傳言，可見中巴的種種管治問題已經為港府終止中巴的專營權埋下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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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被港府撤銷專營權，某程度上也跟中巴內部的勞資糾紛有關。長久以來，中巴勞方一直批評薪酬福利待遇欠佳，員工每年只獲發相等於半個月薪酬的年終獎金；服務滿20年的巴士司機，月薪比新入職司機僅僅多出1,000元；服務滿30年退休的員工，更只可領取20,000元的退休金；中巴為員工設立的休息站，甚至沒有水電供應。顏成坤十分緊張中巴的薪酬福利開支，每年定必親自主持與勞方就薪酬調整而召開的閉門會議，有時更為少至兩毫的調整爭論一番。員工長期的不滿，最終觸發中巴司機在1989年11月一連兩日以集體放取「補假」的形式發起罷工，抗議中巴的退休金福利政策，結果造成港島交通癱瘓。雖然顏成坤事後於同年12月與勞方達成新的退休金協議，讓員工所得退休金比以往多出數倍，但事件充分曝露出中巴長久以來的管治問題，促使港府責成中巴就內部管治展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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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由顏成坤委託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完成對中巴管治的內部檢討，但畢馬威的報告書只建議增聘部份職級人手和適當調升內部工作人員的職級。儘管如此，立法局交通事務小組卻認為中巴應該推動進一步改革，建議中巴增設總經理和其他中層管理人員職位，長遠把董事局和管理層分離，以淡化家族管治色彩。可是，顏成坤辯稱畢馬威的報告書沒有作出有關建議，又認為中巴現有的管理層已具足夠經驗應付中巴的日常營運，對立法局的建議一一予以反對。當時社會上已開始有聲音建議港府可考慮向主力經營非專利居民巴士服務的城巴有限公司（簡稱城巴）發出專營權，經營港島區的部份巴士路線，從而引入良性競爭，但顏成坤卻表示當初於1933年奪得專營權的時候，並不知到會有新競爭者加入，認為建議侵犯中巴權益，予以堅決反對。然而，港府考慮到中巴態度不合作，加上服務水平持續沒有明顯改善，於是在1992年首次透過展開公眾諮詢的方式，以決定中巴專營權於1993年8月屆滿後是否獲得延續。事後，港府雖然同意延長中巴專營權兩年，但首度把中巴其中26條巴士路線交由城巴接辦。26條路線當中，還包括16條最賺錢的南區路線，這個新安排直接導致中巴總乘客量由1992至1993年度大約2億5,000萬人次，急降5,000萬到1993至1994年度大約只有2億人次。
顏成坤 生平
這時候，身體健康倒退的顏成坤已逐漸淡出，只餘下顏潔齡、擔任中巴副監理的顏傑強和擔任中巴董事的顏亨利三姊弟負責主理中巴的日常運作。然而，顏家三姊弟被指無心經營父親的專利巴士業務，中巴的服務水平也未見起色，結果港府於1995年9月延續中巴專營權三年的同時，再把中巴14條路線交由城巴接辦，使中巴總乘客量再減5%，到1996至1997年度的總乘客量進一步降至大約1億7,750萬人次。另一方面，中巴的勞資關係未有因為落實畢馬威報告書的建議而得到改善，勞資糾紛在顏成坤淡出後更加是此起彼落，例如中巴在1993年8月被削減26條巴士路線後即時宣佈裁減170人，員工因為不滿補償安排一度醞釀罷工，後經勞工處介入調停才告平息。1996年10月，中巴勞方不滿加薪幅度太少，醞釀罷工兩天，最終迫使資方和解。1997年11月，中巴又突然解僱45名員工，勞方一度警告發起大罷工，其後要由港府斡旋下召開勞資談判，才得以化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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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九十年代中期，中巴的服務持續未見改善，再加上勞資關係欠佳，終於為其專營權響起警號。1997年4月，中巴未有按法例規定在限期屆滿前提交專營權的續期申請，港府首度聲言考慮終止中巴專營權和把中巴所有路線作公開招標。儘管中巴後來補交續期申請，但當時臨近香港主權移交，傳媒謠傳顏家已無心經營中巴車隊，甚至計劃在1997年6月30日隨英國管治結束後提早停止營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中巴未有如外界謠傳般停止營運，但特區政府卻遲遲未有公佈是否延續中巴專營權。1998年1月6日，運輸署透露原則上同意延續中巴專營權，也不會把旗下巴士路線作公開競投；但到1月19日，運輸局改稱已向行政會議建議有條件延續中巴專營權，並可能削減多23條巴士路線。然而，運輸局於同年2月17日突然宣佈，行政會議已決定不再延續中巴專營權，並即時將中巴其中88條路線作公開招標，另外13條路線交由九巴和城巴接辦，而餘下11條客量太低的路線則會隨專營權屆滿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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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的公開招標，中巴雖然與英國捷達集團合作入標，試圖重奪專營權；但專營權最終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與英國第一集團共同奪得，這兩家公司合資成立的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簡稱新巴），於1998年9月1日凌晨隨著中巴專營權屆滿而正式接手中巴的專利巴士業務，中巴前後65年的專利巴士服務自此成為歷史。其實，顏家早在喪失專營權以前，已經把注意力集中於香港和英國的地產發展業務，不少中巴原先擁有的車廠和員工宿舍土地，都被重建為住宅屋苑或商業樓宇出售；在1997年度，中巴純利高達8億3,300萬港元、市值高達31億，但收益其實大部份都是來自地產發展項目，而專利巴士業務淨資產只佔7.4%，帶來的盈利也只佔總收益的25.8%，可見專利巴士業務已不為顏家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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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成坤自創立中巴以後，已開始活躍於社會公益事務。原居於九龍的他早於1926年至1927年獲街坊推選為廣華醫院丙寅年總理，1927年至1928年復當選該院丁卯年主席，任內推動為廣華醫院增設產房。1927年至1928年，他出任東華東院籌建委員會委員，促成東華東院於1929年落成啟用。1931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合併為東華三院，結果顏成坤以13票對12票壓倒對手陳廉伯，獲推選為東華三院辛未年主席，是為三院首任主席。任內，他除了興辦女子義學，又為廣華醫院增設肺癆療養病房和手術室，並主持遣送失業華僑等工作；三院提供的社會服務更錄得盈餘17,000多港元。此外，當時中國大陸的華北和粵北地區先後水災為患，於是在顏成坤主導下，三院一共籌得善款44萬港元作賑災用途。1932年卸任東華三院主席後，他連同羅文錦（後為爵士）和陳廉伯一同於1933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三院特別總理，負責檢視和整頓三院院務。顏成坤與三院深具淵源，促使他多年後於1950年獲委任為東華三院永遠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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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東華三院以外，顏成坤也熱心於保良局的工作，並於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己卯年主席。任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陸不少難民為逃避戰亂南逃，抵港難民驟增，再加上港府修訂法例對妹仔和婢女展開登記工作，導致保良局收容婦孺人數創下新高。當時該局平均每月的入局人數多達250人，最高月份更錄得270人。同時間，由於二戰爆發造成物價飛漲，顏成坤需要依賴政府增加特別撥款，以及向各界發起募捐，才得以維持該局的服務。為肯定顏成坤在任保良局主席期間的工作，他在戰後於1951年獲聘任為保良局永遠總理，1975年獲進一步委任為保良局顧問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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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成坤在戰前擔任的其他公職還包括於1932年至1933年奉委團防局紳、1932年至1941年擔任四環更練委員會委員、以及於1937年至1941年出任港府牌照局委員；另外又獲國民政府邀請於1937年出任救國公債香港分會常務委員。此外，信奉基督教的顏成坤早於1932年參與創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除了出任創會會董，也在戰前擔任副主席一職；他也曾任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廣東協會第六區會主席、香港聖約翰救傷會副贊助人、華人後備警隊財政委員、基督徒報紙《大光報》董事（自殷商王國璇1974年逝世後，成為最後一位在世的前任董事）、及於1940年至1941年出任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主席。1932年4月27日，顏成坤更獲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以肯定他在參與社會公職方面的表現。
顏成坤 生平
二戰結束後，顏成坤曾經在20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獲得港府重用，他於1946年5月奉委為市政局戰後首批非官守議員之一，任內於1951年2月接替辭職的羅文惠成為市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在市政局內，他特別關注小販和街市管理，以至是夜香收集等市政民生議題，並提出增建公共浴室和改善公廁等利民建議。他在市政局任職前後七年，到1953年4月才以公務繁重為理由提出請辭。除了市政局，顏成坤於1951年7月獲時任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時有「華人代表」之稱；任內他比較關注社會民生，並多番主張港府增建廉價屋宇和擴充中小學學額。事實上，對教育事務擁有特別興趣的顏成坤曾認為「投資教育可獲最豐厚的回報」，因此他早於戰前已擔任英華書院、英華女學校、民生書院和汕頭港商義學校董，以及廣州濟時中學名譽校董。戰後，他於1951年至1953年出任香港仔工業學校校董、也歷任香港培英中學、香港真光中學、九龍合一堂學校和樹仁書院校董。1951年和1952年，他更分別獲港府奉委香港大學校董和教育委員會委員，其後於1959年獲邀在新成立的青年教師會出任名譽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於1963年創校後，他也歷任該校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校董。
顏成坤 個人生活
顏成坤信奉基督教，1927年6月25日迎娶黃亦梅（Wong Yick-mui, Rose／Mamie，1903年－1989年）為妻。黃亦梅是港紳黃炳純（約1848年－1936年）五女，即中華巴士另一創辦人黃耀南（1894年－2002年）的胞妹。兩人的婚禮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舉行，同日兩人於堅尼地道64號的大宅舉行酒會，晚上再於南唐酒家設婚宴，不少官紳名流出席，場面盛大。婚後兩人選擇到澳門渡蜜月。
顏成坤 個人生活
與丈夫不同，黃亦梅信奉羅馬天主教，也是意大利嬰堂（嘉諾撒聖心書院前身）畢業生。活躍於公開場合的她從中巴成立初年開始，已協助丈夫處理社交應酬和文案工作，後來還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並歷任香港復康會創會委員、港九潮州公學校董和南華體育會女子部顧問等職。在商業事務上，她也曾任香港商業銀行董事達21年之久。黃亦梅晚年因病淡出公眾場合，1989年7月17日在養和醫院逝世。身後，家人在7月24日於花園道聖若瑟堂為她舉行安息彌撒，扶靈人士包括兩任前布政司姬達爵士和鍾逸傑爵士、前任民政司黎敦義和醫學家何鴻超教授、大律師胡禮（Leslie Wright）、富商李東海、劉世仁和單家傳醫生，遺體隨後移送往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墓園安葬。
顏成坤和黃亦梅生前育有一名女兒和兩名兒子，包括：
顏成坤 個人生活
顏潔齡（1928年－）：1950年獲香港大學文學士學位，其後分別在香港和英國的律師事務所擔任實習，並於英國倫敦大學獲得榮譽文學士學位。1955年和1956年，她分別於英國和香港獲取執業事務律師資格，是香港首位獲執業事務律師資格的華人女性。顏潔齡自1968年起出任中巴執行董事，1971年獲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隨後於2001年接替逝世的父親出任中巴主席及監理，至2019年由顏亨利接任主席，但留任監理和執行董事。2020年，她退任監理和執行董事，正式退出董事局，同時獲邀出任新設的榮譽主席一職。此外，中巴亦不再委任監理一職，改由中巴總會計師阮耀達出任署理行政總裁，直到2022年由前任總會計師翁順來正式接任，兩人都是不是顏成坤家族成員。1960年，她於英國倫敦嫁給時任奧地利駐香港商務專員的奧國外交官夏文富（Fritz Helmreich，1930年－2022年），其夫由1993年起任中巴非執行董事，直到2022年去世為止。喜愛駕駛的顏潔齡曾於1950年參與香港首屆汽車大賽，獲女子組冠軍。
顏成坤 個人生活
顏傑強（1935年5月24日－2020年8月15日）：早年於美國南加州大學獲工程學士學位，其後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交通管理碩士學位。他自1961年起出任中巴董事，1967年起兼任副監理，直到2020年去世為止。1983年，他涉嫌非法收受回佣被廉政公署起訴，最後獲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顏傑強原本於1963年與馬來西亞富商顏麗澤拿督的女兒顏質儀訂婚，惟後來婚事告吹後，他於1967年迎娶香港商人蘇裕第女兒蘇雪文為妻。
顏亨利（1937年12月20日－），又名顏傑文：1962年獲倫敦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身為執業醫生的他曾任香港大學醫學院放射診斷學系主任和教授，並自1976年起出任中巴董事，及於2019年接替胞姊顏潔齡出任主席。他於1969年在英國倫敦娶左雪芬（Josephine A. Baker）為妻，兩人育有一名女兒，名顏淑嫺（1973年－）。顏淑嫺是英國腫瘤科醫生，畢業於倫敦大學以及巴特和倫敦醫學及牙科學校，並自2025年6月起出任中巴董事。她在2000年嫁給印巴裔英國矯形及創傷外科醫生普拉莫德·阿贊（Pramod Achan）。兩人是大學同學，並育有兩子。
顏成坤早年原居於九龍，婚後與妻子黃亦梅定居於香港島灣仔堅尼地道64號的大宅。該片土地由黃亦梅於1924年購入，建有三層高大宅，揉合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和裝飾藝術風格，並設有私人花園。顏成坤自2001年逝世後，顏家後人於翌年成功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獲得許可把宅重建為不高於120米的住宅大廈。屋宇署及後於2004年批出建築圖則，准許在原址興建兩幢15層高的住宅大廈，總樓面面積達14萬平方呎。然而，由於計劃引起保育團體關注，有關工程一直未有動工。一直丟空的顏成坤大宅於2010年獲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確認為三級歷史建築。
顯赫一時的顏成坤生前曾經是香港的華人代表，並擁有「12」號和「3333」號車牌。不過，外界傳聞他的生活樸實平淡，據聞他從不賭博，興趣是每星期日上教堂、每天工作和視察旗下的巴士業務、每天晚上數算從巴士車隊收集得來的輔幣、以及到銀行打存摺。外界甚至於有傳言指身家豐厚的他連一件蘋果批和西餅也不捨得買，身上的毛衣破舊穿孔也不會換，為人異常節儉。
顏成坤 參考資料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to Enquire into and Report on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ing Difficulty of Procuring and Retaining Reliable Chair and Jinricksha Coolies for Private Chairs and Jinricksha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901.
顏成坤 參考資料
"List or Manifest of Alien Passenge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nt Inspector at Port of Arrival: S.S. General W. H. Gord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1 August 1947.
"Manifest of In-Bound Passengers (Aliens): S.S. President Cleveland（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7 June 1950.
Kuo, Huei-ying, "Transnational Business Networks and Sub-ethnic Nationalism: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t Activities in Interwar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1919-1941（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2007.
明珠
明珠在中文裡指明亮的珠子，例如珍珠或其他寶石。其他的可能意思有：
泰始 (程道養)
泰始（432年—437年四月）是南朝時期益州起事者、蜀王程道養的年號，共計5年餘。
行政督察區
行政督察區為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間，國民政府於省與縣之間设置的「準行政區劃」，法理上是「省政府派出機關」——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督导区，類似清朝的分巡道（道），而不能算是正式的行政區劃。
1949年12月，国府迁台。到1950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军事胜利完全取得中国大陆全境，此类行政区消亡。但由于中共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即效仿这一行政区制度，设置专区。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体制中演变为地区。
行政督察區 實施背景
中國行省制自元代起歷經明、清、民國迄今，明、清地方採省、道（府、州）、縣三級制。至民國成立初期，沿襲前制，仍採三級制，惟中國一省範圍極大，與歐洲各國相埒，且與自然疆界不符，自清末即有縮小及調整省區之議。至民國後乃有縮省運動，但牽連重大，有礙地方軍閥勢力，熊希齡、段祺瑞內閣對此均未能建功。迨至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對縮省議題亦僅停留至議論而無法施行，而國民政府成立採建國大綱，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改採二級制。但地方採二級制，省對縣的控制實際上力有未逮，因此在省縣間建立一行政機制以聯絡、協調省縣乃成為主流意見。
故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九年廢道前後，各省基於現實需要，乃有各種名稱不一、缺乏法源依據，介於省縣間的行政組織，例如廣東省的行政委員制任甘乃光、周恩來、張難先分任南路、東江、瓊州行政委員。其中尤以蘇浙皖贛四省之措施，與日後行政督察專員制度諸多相同，可謂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之濫觴。
行政督察區 行政督察專員制度
初期長江流域各省及部分邊遠省份，出現了各省以行政命令設置，介於省縣之間，名目各異，職能不盡相同的各種准行政機構，雖然立法院不予立法，但各省仍在施行，國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現狀。此類組織除各省基於行政需要以加強省對縣的領導而自行設立外，亦有如江西係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為了剿共的需要而設。
因此，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8月6日，行政院頒布由院長汪精衛、內政部長黃紹竑聯名簽署的《行政督察專員暫行條例》（簡稱《院頒條例》），行政督察專員制度正式確立，咨請蘇、浙、皖、贛等省查照辦理。同年八月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另頒《剿匪區內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條例》（簡稱《部頒條例》）頒行豫、鄂、皖等省施行。
行政督察區 行政督察專員制度
行政院對行政督察專員之增長每欲遏制，至於軍事部門則每欲增長，為求統一全國政制，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3月25日，行政院公布、同年10月15日修正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各省一律劃分若干行政督察區，設置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為省政府輔助機關或派出機關；同時廢除《行政督察專員暫行條例》及《剿匪區內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條例》。同年10月，公布《修正區保安司令部組織暫行條例》，規定區保安司令除有特別情形者外，由行政督察專員兼任。至此全國共14省實施此一制度，另河北省部分實施，新疆省、广西省則有類似制度實行。由於各省省長幾已均由軍人充任，且由於抗日戰爭需要行政督察專員逐漸增加，如蔣經國便曾在1939年3月的八年抗戰期間，被父親蔣介石任命為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當時江西省第四區，也就是俗稱的贛南地區。俟日本投降後海南特別行政區亦設立行政督察專員。
行政督察區 行政督察專員制度
行政督察區制度是在《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暫行條例》頒布後在全國全面推行的一種省以下行政分區制度。各省均被劃分為行政督察區，並以序數命名，「省名+序數+行政督察區」，為行政督察區的完整名稱，如「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區」（今常德市轄域）。由於用序數冠名帶來弊端，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全部改以治所所在地冠名，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區改名「常德行政督察區」。
行政督察專員管轄之二級行政區「行政督察區」其主要工作為督導、協調縣級政府，但部分特殊省分尚兼負外交任務。由其組織條例及經費、員額得知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並不實際負責繁瑣的地方行政事務，為虛級組織，屬於「準行政區」，由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管理。
對於行政督察區與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學者孔慶泰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史》中，認為至少有三點弊端：
下表為民國38年期間各省行政督察區設置數目：
行政督察區 在中共行政区划体制中的演变
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政权在其控制区（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自行设置行政区划，体制日渐完善。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时，有行政区、专区、分区等行政单位设置。专区即是源于行政督察區的效仿。最初，中共政权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县政府之间，设置专员公署。其后，各根据地普遍设置的专员公署成为管理县级及以下政府的一级政府，并逐步的完善和制度化，专员公署辖区即是专区、专员区。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亦与行政公署（简称行署，辖区称行署区）区分开来，成为上下级政机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专区（专员区）推广至全国。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亦曾短暂的设置行署区（省级行政区，或称行政区）。专区在1970年代普遍的改称地区。1980年代以后，随着撤地设市，大部分地区改设为地级市。
神玺
神玺（397年五月-399年正月）是十六国時期北涼君主段业的年號，共計2年餘。
神玺 参看
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权年号
隆安（397年正月-401年十二月）：東晉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
皇初（394年五月-399年九月）：后秦政权姚兴年号
弘始（399年九月-416年正月）：后秦政权姚兴年号
太初（388年六月-400年七月）：西秦政权乞伏乾归年号
永康（396年四月-398年四月）：后燕政权慕容宝年号
建始（397年五月-七月）：后燕政权慕容详年号
延平（397年七月-十月）：后燕政权慕容麟年号
青龙（398年四月-七月）：后燕政权兰汗年号
建平（398年十月-十二月）：后燕政权慕容盛年号
长乐（399年正月-401年七月）：后燕政权慕容盛年号
龙飞（396年六月-399年十二月）：后凉政权吕光和吕绍年号
太初（397年正月-399年十二月）：南凉政权秃发乌孤年号
皇始（396年七月-398年十二月）：北魏政权拓跋珪年号
天兴（398年十二月-404年十月）：北魏政权拓跋珪年号
雅音
雅音，即中原雅音，又稱雅言、通語、正音等，指自上古以來中國各朝的通用語言，通行於中央官方和文人群體。
孔子在春秋時期的文學文化活動和著述採用雅言，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礼仪活动以及《诗经》、《尚书》的教学皆以雅言交流。
汉代纬书讲孔子作《尔雅》，孔子云：《尔雅》以观於古。《爾雅》一书为声形训诂之原，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尔雅》是雅言字义书之祖，用义训法，发展为许多雅书，如魏张揖《广雅》、宋陆佃《埤雅》、明朱谋玮《骈雅》、方以智《通雅》。以上各种都是训诂书，后人就称为训诂学，是两汉人训释先秦古书的一种学问。尔雅学也就是研究雅言的学问。
雅音 华夷之辨
“雅言”也是相對於華夏語中各個方言而言的。扬雄《方言》材料部分出自周秦旧籍，保存了古语词汇，其中有古之雅言，也有古之方言。《方言》的编辑体例之一是用雅言或通语来解释方言。文人士大夫多以“雅言”为贵、轻视排斥方言俚语。荀子推崇“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明代乐韶凤等人编纂的《洪武正韵》也标榜"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雅音 雅言与《切韵》
三国孫炎著《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從此反切盛行。《切韵》是以雅言作为基础的，兼顧了南北方音，參校了六朝韻書反切而成。陈寅恪在《从史实论切韵》中说：“更就颜黄门论金陵洛下士庶语音之优劣观之，知其必有一衡度之标准，此标准为何？殆即东汉曹魏西晋以来，居住洛阳及其近傍之士大夫集团所操之雅音是也。”周祖谟看法也一致。
雅音在中古汉语时期（主要是唐、宋）为流行于中原（时汴、洛一带）的全国通用语言。为了方便于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交流，各地庶民也常以地方特色的方言而非官方的雅言来作为自己的首选口头语。
雅音 通用语争议
李新魁，《中古音》 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图书介绍
（支持雅音是通用语的同时，阐述了学界对是否存在通用语的争论）
丁邦新，《汉语音韵史上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组 PDF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天玺 (北凉)
天玺（399年二月-401年五月），或作六玺，是十六国時期北涼君主段业的年號，共計2年餘。
天玺 (北凉) 参看
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权年号
隆安（397年正月-401年十二月）：東晉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
弘始（399年九月-416年正月）：后秦政权姚兴年号
太初（388年六月-400年七月）：西秦政权乞伏乾归年号
长乐（399年正月-401年七月）：后燕政权慕容盛年号
建平（400年正月-405年十一月）：南燕政权慕容德年号
龙飞（396年六月-399年十二月）：后凉政权吕光和吕绍年号
咸寧（399年十二月—401年正月）：后凉政权呂纂年号
神鼎（401年二月-403年八月）：后凉政权吕隆年号
太初（397年正月-399年十二月）：南凉政权秃发乌孤年号
建和（400年-402年三月）：南凉政权秃发利鹿孤年号
庚子（400年十一月-404年十二月）：西凉政权李暠年号
天兴（398年十二月-404年十月）：北魏政权拓跋珪年号
西北官话
西北官话是过去官话分区方式中分出的官话的一个分支。它不是从语音特点，而是从地域分布进行划分的。它是指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新疆的汉语的总和。目前其方言多被列入兰银官话与中原官话内。
由于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的官话分区方式已成为中国大陆方言学界的事实标准，而官话研究集中于中国大陆，因此，旧分区方式使用的术语“西北官话”在方言学界已成为歷史的语言。不过，与类似的“华北官话”不同，“西北官话”一词在方言学界仍在使用，泛指西北地区的官话。
永安 (北凉)
永安（401年六月-412年十月）是十六国時期北涼君主，太祖武宣王沮渠蒙逊的年號，共計11年餘。
永安 (北凉) 参看
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权年号
隆安（397年正月-401年十二月）：東晉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
元兴（402年-404年）：東晉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
大亨（402年三月-十二月）：東晉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
义熙（405年-418年十二月）：東晉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
永始（403年十二月-404年五月）：桓玄年号
天康（404年-405年二月）：桓谦年号
弘始（399年九月-416年正月）：后秦政权姚兴年号
更始（409年七月-412年八月）：西秦政权乞伏乾归年号
永康（412年八月-419年）：西秦政权乞伏炽磐年号
长乐（399年正月-401年七月）：后燕政权慕容盛年号
光始（401年八月-406年十二月）：后燕政权慕容熙年号
建始（407年正月-407年七月）：后燕政权慕容熙年号
正始（407年七月-409年十月）：北燕政权高雲年号
太平（409年十月-430年）：北燕政权冯跋年号
建平（400年正月-405年十一月）：南燕政权慕容德年号
太上（405年十一月-410年二月）：南燕政权慕容超年号
太平（403年四月）：王始年号
永安 (北凉) 参看
神鼎（401年二月-403年八月）：后凉政权吕隆年号
建和（400年-402年三月）：南凉政权秃发利鹿孤年号
弘昌（402年三月-404年二月）：南凉政权秃发傉檀年号
嘉平（408年十一月-414年七月）：南凉政权秃发傉檀年号
庚子（400年十一月-404年十二月）：西凉政权李暠年号
建初（405年-417年二月）：西凉政权李暠年号
龙升（407年六月-413年二月）：夏国政权赫连勃勃年号
天兴（398年十二月-404年十月）：北魏政权拓跋珪年号
天赐（404年十月-409年十月）：北魏政权拓跋珪年号
永兴（409年闰十月-413年）：北魏政权拓跋嗣年号
黃柏高
黃柏高（英語：，1951年7月29日—），香港著名藝人經理人，有「金牌經理人」之稱。他曾是金牌大風的香港區主席，但現已解約，亦曾先前於華納唱片、正東唱片等唱片公司出任要職。2012年，他正式加盟太陽娛樂文化出任董事總經理至2020年中辭任，暫時未有新動向。而黃柏高曾一手提攜無數著名歌手和藝人，在香港演藝圈影響力深遠。曾合作藝人包括陳百強、林子祥、葉倩文、陳慧琳、鄭秀文、鄭中基、古巨基、鄧麗欣、吳雨霏、薛凱琪、周筆暢等。
黃柏高 生平
黃柏高22歲時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唱片店擔任售貨員。1978年華納唱片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其後與百代合併成為華納香港），黄柏高獲聘用在貨倉部工作負責管倉，後因一次偶然下說了一句不屑當時香港音樂的說話，反被唱片公司老闆賞識，其後被調任中文唱片部擔任唱片製作工作，展開其娛樂事業生涯，早年曾參與陳百強歌曲〈漣漪〉的製作。在華納唱片工作的時期，黃柏高曾成功簽下劉德華、郭富城及王傑等歌手。
1995年，當時已任職高層的黃柏高因與公司發生磨擦，因此希望牽引一些歌手和音樂製作人離開華納唱片，轉投原寶麗金（現環球唱片）旗下新成立的正東唱片，可惜大部份歌手因舊唱片合約都在公司手上而都沒有轉投。其後，黃柏高仍致力邀請不同的歌手加盟，如當時已各自發展的黃耀明和劉以達（原達明一派成員），其間成功捧紅了許志安，陳慧琳及楊千嬅等舊人和新人。
1998年黃柏高成立金牌經理人有限公司，正式為各個藝人提供經理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