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生平
1815年11月15日，卡斯帕·貝多芬去世，為了爭奪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與弟媳约翰娜展開旷日持久的訴訟。1820年，贝多芬終於胜诉，但是这对叔侄後來的互動并不理想。一方面，一直单身的贝多芬，在维也纳曾迁居63次；自己生活不固定的他，最后也被证明不是一个及格的导师。他对侄子要求过高、过於严格，超过了卡尔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卡尔纵使有天份，但是也有两个大缺点：懶惰和不诚实。纵使当时自杀是罪行，卡尔在1826年竟也不惜一试，他的企图万幸失败未遂。事后，卡尔背离叔叔去从军，但是这一切已对贝多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隨著年歲漸長，贝多芬的听觉也不断地丧失，其演出活動愈来愈少。1815年1月25日，他最后一次以钢琴演奏家的身份登台，是在宫廷音乐会中为自己所作的歌曲《阿德萊德》（作品46）伴奏。創作方面，1812年以後的贝多芬早已相對低产，他的情绪低落，沒有作品也意味著個人财政發生问题，且见婚姻无望，貝多芬倍感孤独。1816年，他甚至不幸得了支气管炎，被迫卧床。回顧1815–19年这四年間，可說是贝多芬一生的谷底狀態。1819年後，貝多芬的聽力全失，更无疑完全剝奪了他的演出能力──事實上，即便是日常的沟通，此時的貝多芬也显得非常吃力。贝多芬从1818年起需要“谈话册”（Konversationshefte）才能与人“交谈”，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多贝多芬的话语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其为人的重要资料。
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荣耀时刻》（作品136）的大型康塔塔，以及名为《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旅程》（作品112）的合唱作品，是低谷狀態的貝多芬筆下的少數創作。后者的歌词取自于歌德，并且也题献与歌德，但诗人即使收到了贝多芬的一份手稿和一封後续的信，卻没有作出回覆。
他罹患了慢性肝病，經常出現腹痛、腹瀉、黃疸等症狀，並伴大量吐血，這可能是肝硬化的併發症。
1818年，贝多芬写下了《槌子键钢琴奏鸣曲》（作品106），這首奏鳴曲标志着新一轮创作靈感的开始；此後的贝多芬，似乎在精神面上起了變化，此後的作品不但外在規模宏大，形式難以預測，情感則反而愈發内向、深邃。這樣的例子有：晚期的弦乐四重奏，最後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109，110與111），以及庄严弥撒（作品123）、第九號交响曲（作品125）⋯⋯等。在這些晚期作品中，貝多芬似乎有意使分界线模糊，藉此获得持续性。上述的特點具体表现在乐章内引子与快板的相互渗透，有时引子本身成为了快板的一部分；乐章之间相互交叉，同时他又在试验新的音响效果。有评论家认为，此時的贝多芬并不注重作品是否谐美，是否可行，一切都要遵从他的构思，并將這樣的傾向归咎于其聽力的喪失。對於這點，车尔尼的觀察也可作為見證：
贝多芬的第三种风格起始于他逐渐耳聋的时期，这导致他最后三部钢琴奏鸣曲的独特风格，出现了许多不谐调的和音。
宗教音乐长久以来都是争论的中心，相關討論的核心議題正是：究竟怎么样的音乐才是“真正的”宗教音樂？究竟宗教音乐是应该回归到16世纪特伦托宗教会议后、帕莱斯特里那那种清澈的弥撒曲模式，抑或是应浪漫主义的要求，带上更多作曲家个人的色彩？凡此討論，正好反映了宗教音乐的两种侧面：一方面，它是宗教仪式的产物，唱词有限定的来源，内容是重演教义，还要带有陶冶教区民众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满足作曲家本人的表达愿望。要同時滿足以上的特點，無疑是困难的，但是宗教音乐從未因此而贫产，不論各个时代都有杰作。在贝多芬方面，其莊嚴彌撒无疑就是这些杰作中的一部；。
1819年，贝多芬的学生兼赞助人鲁道夫大公被封为奧洛穆茨大主教。許多貝多芬作品都是題献给了后者，包括第四、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槌子键钢琴奏鸣曲》，以及最重要的《大公》鋼琴三重奏（作品97）。在前一（1818）年，为了魯道夫的登位，貝多芬已經開始起草庄严弥撒的創作，但作品要等到四年之后，才終於交到鲁道夫手上。1824年4月7日，莊嚴彌撒在圣彼得堡首演，演出所用的樂譜稿件，是由贝多芬的贵族朋友尼古拉·加利钦改编的。在贝多芬生前，维也纳只上演了莊嚴彌撒的其中三段，而且並不是在教堂场合，而是在音乐会场合中演出（與第九號交响曲一起）。
即使演出機會有限，但自從作品宣告完成開始，庄严弥撒就受到多方赞誉。贝多芬多次在谈话、信件中提到，庄严弥撒是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傳記著者安東·辛德勒则写道：
从创作一开始，他（贝多芬）就一脱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面貌。我得承认，此前与此后我都再没见过贝多芬显出1819年时这般超凡脱俗之气。
事實上，贝多芬起先并不打算將庄严弥撒出版，而是計畫将之献给欧洲各大皇室，包括普鲁士国王、俄國沙皇，以及法国和丹麦的国王都认购了一份，法國的路易十八甚至為此特制了一枚金币，贈送给貝多芬。根据辛德勒的描述，贝多芬的財務狀況没有因為这枚金币而好转，但他深深以此金币为荣。1827年4月，庄严弥撒在貝多芬逝世之後出版，全欧洲各音乐中心订购抄本数达兩百份以上。這樣热烈的反响除了是對作曲家的紀念之外，亦可以看出當代欧洲对宗教音樂作品的需求仍頻。开始时，作品上演的次数不多──就算难得有一次，也是节选──直到19世纪中期，庄严弥撒才开始频繁出現在各樂團的音樂會曲目中（出自宗教需求的演出仍少）。
在創作特點方面，庄严弥撒全曲除了〈慈悲经〉使用希腊语之外，其他篇章皆以拉丁语演唱。这部弥撒较C大调弥撒（作於1807年）显得更為宏大，贝多芬对歌词的处理显得格外特别。例如在〈信经〉中，当音乐进行到歌词“从天堂降临”时，乐声下沉，而在“飞入天堂”处则显得神采飞扬；“化为肉身”一句来临时，音乐又显出神秘的色彩。配器上，貝多芬也有巧思，〈圣哉经〉裡的小提琴獨奏，便顯得轻灵且飘逸。
1817年，伦敦爱乐协会曾委托贝多芬创作两首交响曲，并前往指挥。貝多芬虽然回信應允在1818年1月完成委託，但由於他不同意协会开出的条款，计划因此落空。不過，这次委托將貝多芬拉回到睽違已久的交响曲创作軌道上，他为这个计划首先写好了第一、第二乐章，但直到1822年（此时庄严弥撒仍待完成），他才真正重视起d小調第九號交响曲的创作。事實上，早在1793年，貝多芬就曾興起为席勒的《欢乐颂》谱曲的念頭。而在1808年那场传奇的音乐会上首演的《合唱幻想曲》，其变奏部分则已隐约露出“欢乐”的主题。直到第九號交響曲的創作期間，貝多芬終於嘗試将诗篇与交响曲联系在一起。
1822年，爱乐协会再一次联系贝多芬，開出了50镑的酬勞（在當時已等同是買斷交响曲专属权的價碼），囿於財務困窘的贝多芬這次勉强接受了。1824年4月，第九號交響曲宣告完成（此時距離第八號已有十二年之久），貝多芬将一份手稿寄往愛樂協會，并親題“为伦敦爱乐协会而作”。不過，必須一提的是，贝多芬对这裏的专属权採取了個人式的理解：專屬只是“英格兰地區的專屬”，作品在5月7日的维也纳首演（演出位於卡特纳托剧院）也因此被貝多芬認為合情合理。演出由米夏埃尔·乌姆劳夫指挥，已無法負擔指揮的贝多芬仍坐在舞台上，在每个乐章开篇时给出速度提示。当天晚上的曲目以《雅典的废墟》序曲（作品113）打头阵，繼而是庄严弥撒的三個段落，第九號交响曲做為壓軸曲。虽然乐队的素质不是最好的（临时拼凑而成的乐队），但演出很成功，盛况空前。
第九號交響曲在1826年8月付梓出版，作品题献给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至於取得“专属权”的英国，则要等到1825年3月21日才能听到作品演出；在英国的首演中，终曲乐章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
論及第九號交响曲首乐章的篇幅，在所有貝多芬交響曲當中，只有《英雄》第一樂章可与之一比。此乐章是奏鸣曲式快板，起于朦胧的弦乐弱奏，终于特强的齐鸣；期間時而阴暗深沉，又時而充满转折。第二乐章是谐谑曲樂章，但此處的詼諧绝非戲謔，甚至也是以完整的、嚴肅的奏鸣曲式寫成，當中包含了奋斗、前进的意象。第三乐章是甘美的柔板，结尾处却出现了庄严的旋律與之對比。來到第四乐章，首先是风暴一样的开头，然后是前三个乐章的主题陸續重现，而後被大提琴的宣叙调打断（其突兀表示了否定）。這之後，是微弱的（由低音提琴演奏）、来自远方般的《欢乐颂》主题；高潮时，《欢乐颂》主题用乐队全奏加强，然后才进入合唱部分。合唱部分引用了席勒原作中約三分之一比例的诗句，其编制是一个混声四部合唱，加上四位独唱者（S-A-T-B）；他们交替献声，颂唱人类的兄弟情谊，管弦乐的配器則是色彩斑斓、起起伏伏，並充满变化。回顧第四樂章的演奏時长及其規模，足堪比擬古典主义时期的一部交响曲作品，而關於加入人聲的歷史性做法，起初貝多芬只打算写一个器乐结尾（其素材被使用在第十五號弦乐四重奏當中），後來才改為人聲與樂團的結合。貝多芬本人看似都对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感到不安，即使在首演結束后，贝多芬还曾自问究竟此舉是否妥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原谱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第九號交响曲發表之后的1825/26年，贝多芬集中精力，寫下了最後的五首弦乐四重奏（第十二至十六号），还有一部大赋格；作品編號135的第十六號弦樂四重奏，是贝多芬的遗作。1826年，贝多芬在跟兄弟争吵后回家，在路上他着凉了。1826年12月，他带着侄子去格内森道夫旅行，希望身体好转，卻反而在途中感染肺炎。貝多芬本來就有肝、腸的痼疾，此時又惊闻侄子试图自杀的消息，使得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虽然如此，他想自己还是能再写一些音乐的。他说：
我只希望自己能给这个世界一些美好的音乐，然后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在各位体面的先生面前了结尘世上的事。
貝多芬在1827年1月3日立下遗嘱，到了3月份，他的健康明顯惡化。這一年間，他為肝硬化動了4次手術。在貝多芬臥床之時，醫生瓦烏希開了七十五瓶藥予他，後世並不知道當中的配方是什么。對此，辛德勒認為，正是瓦乌希“用藥物摧残贝多芬”。此時贝多芬也已对医生失去信心。当时，年方十五的费迪南·希勒前往看访弥留之际的貝多芬，根據其轉述，3月20日時貝多芬曾說：“我想我得準備上去了。”
1827年3月26日17時45分，贝多芬逝世。舒伯特的朋友胡藤布伦勒描述了贝多芬离去时戏剧性的一幕，当时空中雷鸣电闪：
贝多芬突然睜開眼，向空中伸出右拳并这样过了几秒钟，神情严肃，面带怒气。然后他身子跌回，半闭着眼睛，口中再没一句话，心臟也不再搏动了。
大作曲家貝多芬的葬礼于1827年3月29日举行，据说有多达一萬（又说兩萬）名维也纳市民出席，當局出動军警到场以维护秩序。舒伯特是葬禮的卅八位抬棺人之一。在维令根墓园（德语：Währinger Friedhof，现為维令根舒伯特公园）的貝多芬墓上，有一座刻有他姓名的方尖碑。1888年，貝多芬的棺木被取出，改葬至维也纳中央公墓的舒伯特墓旁，当时布鲁克纳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