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香奈儿 主要產品
‌香奈儿最早的手提包是2.55手袋，这款包于1955年2月设计并推出‌‌。2.55手袋以诞生日期命名，设计上融合了双层翻盖、金属链条肩带和三个内层口袋，既实用又美观，是香奈儿的经典之作‌。
1921年，可可·香奈兒表示要創立「一種最具女人味的女性香水」（），以超越市面上的單一花香的同類產品，便請來法國俄裔調香師——歐尼斯特·鮑為她度身設計。為了獲取更多靈感，歐尼斯特不惜遠赴北極，以探尋冰涼清爽的氣息與風味。同時，可可鼓勵他大膽嘗試，加入更多的茉莉、五月玫瑰（）、海地香根草、依蘭等珍貴原材料，最終打造出多達80餘種新型款式。由於當中的第五款香水及其香味深得可可青睞，故被歐尼斯特命名為「香奈兒五號」（），並採用設計獨特的瓶身造型，正面猶如巴黎凡登廣場的幾何形地圖，整體外觀又像經過切割後的鑽石一般棱角分明。
香奈儿 主要產品
香奈兒五號香水對20世紀的香水界造成深遠的影響。1959年，它更進入了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這香水由法國知名到美國乃至日本，不久後它還成為全球最暢銷的香水。根據統計，平均每30秒便有一支香奈兒五號香水售出。瑪麗蓮夢露在其知名度極高的1952年，公開宣布香奈兒5號香水為她最喜歡的香水；當記者問他夜晚是否穿著睡衣入眠，她笑著回答說「除了幾滴香奈兒五號之外一無所有。」（）
香奈儿 時裝週
2018年舉辦的2019春夏時裝周，Chanel把場地改造成沙灘，配以70年代髮型，把今季的時裝演繹得更加更加浪漫清新。
深空网络
美國太空總署深太空網路（英語：，縮寫：DSN）是NASA設置的一个用以聯絡太空船的全球網路設施，位于美国（加州）、西班牙（马德里）和澳大利亚（坎培拉），用以為美國太空總署的行星際航行太空船提供通訊，也被用來執行射電天文學和雷达天文學對於太陽系和宇宙的观测，并對地球轨道上的人造衛星提供支持，是NASA噴射推進实验室 （JPL）的一部份。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日本也有類似的網路。
深空网络 一般資訊
DSN目前包含三个深空通信设施，以约120度的間隔围绕著地球。分別為：
每個设施皆位于半山腰、碗状地形，以帮助阻擋无线电波干扰。 考慮到地球的自轉，三座設施的地點以約120度的間距围绕著地球，目的是為了當地球自轉時，一座設施轉到背對著目標的一側，而無法進行觀測，但同時另一座設施便轉到了可進行觀測的一側，如此DSN便能24小時持續觀測目標。
深空网络 一般資訊
目前来说，美国NASA的深空测控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是由美国加州的戈尔德斯通、西班牙马德里、澳洲的堪培拉，三个测控站组成。三个的配置大致相当，都是1个70米口径天线，1个34米口径高效率天线（HEF，High Efficiency），4个34米口径波束波导天线（BWG），组建而成。2021年1月26日，在马德里剛啟用的34米口径DSS-56(Deep Space Station 56)波束波导天线是第一个一上线就使用深空网络全范围通信频率的系统。这意味着DSS-56是一种一体化(all-in-one)天线，可以与深空网络支持的所有任务通信，并且可以用作马德里综合大楼其他任何天线的备用天线。不过34米的BWG，还在建设当中，并在2025年完工，取代70米口径天线。
NASA倚賴DSN以進行太阳系內的科學調查：可以双向溝通，地面基地可以引导並控制各种NASA的太空探測器，讓這些探測器可以傳回他們所收集的照片和數據資料。所有DSN天线皆具備高增益、附帶抛物面反射器的天线。這些天線盒數據傳送系統，使其能夠：
三座DSN設施的天線都直接連結到加州帕萨迪纳噴射推進實驗室內部的深空控制中心（也称为深空网络操作控制中心）。
在早期，控制中心內並没有所謂的永久设施，只有一个臨時搭建的，以幾張桌子与和電話拼装在一个大房间內，用來计算轨道的電腦旁。1961年七月，NASA开始建造永久设施：太空飞行操作设施（SFOF）。 该设施於1964年十月建造完成，並於1964年5月14日啟用。 一開始共有31座主控台，100個闭路电视摄像机和200多台显示器，用以支持游騎兵6號到9號，以及水手4號任務。
目前，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SFOF內监测並主導行动，并监側探測器的通訊品質，並掌管資料以提供給通訊網路的使用者。此外，DSN的各個設施和操作中心，設有地面通訊設施，將三座設施的資料傳送給JPL的控制中心，再傳給世界各國的太空飛行控制中心以及科学家們。
深空网络 历史
喷气推进实验室在1958年1月就与美国军方的合作建立了深空网络的雏形。当时在尼日利亚、新加坡以及加州部署了轻型的无线电追踪设备来接收遥感勘测信号以及描绘当时军方发射的探测者1号（第一颗发射成功的美国卫星）的轨道。国家航空航天局于195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来将当时由美国海陆空三军分散发展的各种太空探索计划整合入单一的一个民间组织。
在1958年12月3日，喷气推进实验室从军方转入国家航空航天局并且被要求执行使用可自动操作的太空船的月球和星际探索计划的设计和实施。不久之后，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提出了深空网络的概念，建立一个单独管理和运作的无线通信设施来服务所有的深空任务，而不是针对每一个太空任务来开发专门的空间通信网络。针对所有的用户，深空网络有责任来进行独立的研究，开发和支持工作。在这样的概念支持下，深空网络成为世界上在低噪接收器、追踪、遥感及指令系统、数字信号处理以及深空导航领域的领导者。
深空网络 深空的定義
追踪太空深处的探測器與追踪低地球轨道上的探測器相當不同。深空飞行任务通常可見於大部分地球表面，並且可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只需要很少觀測站便可達成長時間追蹤的目的（DSN只有三个主要觀測站）。然而，由於這些探測器距離地球相當遙遠，這些觀測站則需要巨大的天线、非常灵敏的接收器，以及强大的訊號发射器，才能與探測器聯繫。
深空有數種不同的定義。根據一份1975年NASA的報告，DSN是設計來與「距離地球16000公里以上到太陽系中最遠的行星之間」 建立通訊。JPL聲明，當一探測船位於距離地球30,000公里以上的高度，該探測船便總是位於至少一個觀測站的視野之內。
國際電信聯盟保留了數個頻段，提供給深空網路及近地空间作通訊使用，他們定義：「深空」是指距離地球兩百萬公里以上的空间。這個定義代表著月球任務，以及地球-太陽拉格朗日點的L1 和L2，都被认为是近地空间，不能使用国际电联的深空保留頻段。其他的拉格朗日点則不受到这条规则限制。
姚文智
姚文智（1965年12月4日—），臺灣前政治人物，現為電影產業工作者，現任湠臺灣電影公司創辦人、負責人；《自由時報》記者出身，曾任高雄市新聞處處長、高雄市副秘書長、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
卸任新聞局長後，曾協助謝長廷競選台北市長，不過仍敗給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郝龍斌，2008年返回高雄並於左楠選區以兩萬餘票之差大敗給轉戰區域立委的黃昭順，後轉往故鄉台北發展，2012年轉戰台北市第二選舉區，雖在土生土長的士林落後，最終仍以三千票的些微差距擊敗挑戰三連霸的時任立委周守訓，成為2008年單一選區兩票制施行以來，臺北市首位民進黨籍立委，打破藍營的「八仙過海」（八席區域立委全數當選）。
姚文智
2014年，決定參與台北市長民進黨第一階段初選，並以黑馬之姿於5月14日確定勝出，第二階段的在野整合民調與無黨籍的柯文哲皆贏過國民黨提名的連勝文，但因柯文哲領先幅度較大，故遵照兩階段民調規則，輸給柯文哲並擔任其競選台北市長後援會總會長，而柯文哲也以過半得票率大勝國民黨提名的連勝文；2016年尋求立委連任，以近六成得票大勝國新共推的四屆市議員潘懷宗，為民進黨自單一選區兩票制施行以來首次在臺北市奪下最高票立委當選人的寶座。
2018年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市長，同年4月22日發起舉辦「機蛋大遊行」（又稱「柯黑大遊行」）其後因現場人數的統計引發爭議，在競選期間因選情未見起色，11月18日辭去立委（空缺依選罷法規定三月內必須補選），同月21日選前造勢活動公開質疑同黨議員的支持立場。11月25日，中選會完成台北市長選舉開票作業，姚文智僅獲得244,641票、得票率17.29%，在五位候選人中排名第三，選後宣布退出政壇而不接受任何職位。
2019年，成立「湠臺灣電影公司」投入電影圈。首部作品《流麻溝十五號》已於2022年10月28日上映。
姚文智 競選臺北市市長
2018年5月，由ETtoday在5月初舉辦的民調顯示姚文智的支持度只有4%的結果，曾被網民酸「比啤酒濃度還低」。姚文智還為此發表「起風了」的言論，重申自己曾說的「若代表民進黨參選結果落到第三，將退出政壇」絕對說話算話。而在5月29日由世新大學舉辦的民調調查各候選人的支持度，柯文哲為29%、丁守中為29.1％，而姚文智僅13.5％；然而該次調查中，在20-29歲階層柯文哲取得55.6%的支持度、丁守中18.2%，而姚文智的結果則是0%。
姚文智 爭議事件
2006年10月26日，代表台聯參選台北市長的周玉蔻點名前新聞局長姚文智擔任傳話者的角色，替民進黨參選人謝長廷向她施壓要求退選的中間人，對此姚文智嚴正否認，謝長廷則強調表示他參選以來即禁止競選團隊的人跟周接觸，且姚文智也不能代表團隊發言。周玉蔻的競選策略引起黨內反彈，台聯高層緊急會見李前總統，據指出尋求讓周「自動退場」的可能性。
2012年1月13日，士林大同立委選區激戰到選前最後一日，仍然火花四射，國民黨候選人周守訓十三日痛斥，民進黨候選人姚文智將新北市選區事件「移花接木」烏龍爆料，社群網路立刻有人貼文栽贓指抓到賄選，並要網友大量轉貼，他已向士林地檢署按鈴申告姚文智違反《選罷法》，姚陣營對此未正面回應。周守訓昨指出，姚文智陣營十二日中午檢舉兩輛遊覽車在散發走路工費，人、車由警方帶回製作筆錄。姚陣營隨即發簡訊通知媒體「抓到國民黨總統立委買票現行犯」，並在警局前召開記者會，結果檢警已證實是烏龍一場。周守訓表示，這是新北市候選人因造勢活動所請的臨時工，完全與士林大同區無關。
姚文智 爭議事件
2015年5月15日，姚文智與台北市議員謝維洲指控台北榮總醫師陳志堯產檢有疏忽。醫師柳林瑋痛批姚謝兩人逼走陳志堯，還要網友打電話到姚文智服務處抗議。不過隨後傳出陳志堯3月就已請辭，因此柳林瑋發表文章向網友道歉。姚文智偕同產檢當事人黃女及謝維洲召開「試管嬰成死胎，榮總草率推託」記者會，在網路上形成討論。多名陳志堯接生的民眾上網聲援，柳林緯亦出面筆戰認為是姚謝逼走陳志堯；但事後證明陳志堯在三月就請辭，其去留與此案無關。17日，姚文智在FB頁面表達並非對陳志堯不滿，而是對北榮處理死胎的方式表達遺憾：黃婦抱過死胎後，護理人員隨即將死胎丟入醫療廢棄物袋中，讓家屬相當不能接受。姚文智批北榮不尊重生命權，對小孩不人性的處理讓準爸媽相當崩潰。
姚文智 軼事
2005年12月，《新新聞》訪談166位立委與三天電話隨機抽樣訪問全台灣1,109名民眾票選謝長廷內閣「十大噩夢閣員」，時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姚文智奪冠，入選理由是「不專業、不專心、不用功、沒禮貌、脾氣太衝」。姚文智認為，這樣的調查只訪問反對他的人，沒有正反並陳。姚文智批評，已經沒有多少人在看《新新聞》，它是一個快被媒體市場開除的雜誌。
前台大新聞所所長、同時是基督教長老的彭文正公布，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的支持度高達92%。
2018年9月22日，姚文智日前接受《蘋果日報》老照片訪問時指出：姚文智39歲接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時，當選「年度同志性幻想第5名」，另外還透露曾被人當面表示「你就是我的性幻想對象」，榜單前3名有馬英九、金溥聰等人，姚文智當年不清楚甚麼是同志的菜，姚文智對這份榜單受寵若驚。
2018年9月23日早上，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說：姚文智長的蠻帥的，年輕時的丁守中不會輸姚文智。
新店線 (台鐵)
新店線是一條原為臺北鐵道株式會社私營，二戰後改由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營的傳統鐵路支線。路線自萬華站分歧後，逐漸向東南行進至公館、景美，並逐漸南轉，跨過景美溪後繼續南行，最後到達終點新店站。全線於1965年停止營運，大部分路基改建為公路，是台鐵最早停駛的鐵路支線。
新店線 (台鐵) 簡介
前身為明治30年代末期之輕便鐵道，以臺北南門（專賣局）為起點通往新店，末端延伸到新店龜山一帶，為臺北南郊重要的交通幹道。此私設軌道為營造業者澤井市造經營，後成立「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從運輸業跨足煤炭業，原有軌道無法負荷龐大運輸量，遂增資改組成立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從縱貫線萬華站分支興建。其中萬華＝公館段於1921年（大正10年）1月22日通車，1月24日上午10點30分試營運；公館＝新店段則於同年3月25日通車（3月24日試營運）。全線通車時，萬華到新店間的行駛時間約為50分鐘。
最初的興建目的，原本是為了便於接駁運送自木柵、深坑、石碇等地開採的煤礦。當時，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另經營有2條軌道（運煤台車線）─深坑線（景尾＝石碇 全長10.6哩）與十五分線（景尾＝十五分，全長1.0哩），與可轉乘新店線的景尾、十五分兩站。
後來則略為兼具觀光及通勤鐵路的性質—在過去公路運輸尚不發達的情形下，假日經常有不少遊客搭乘列車，前往離新店站不遠處的碧潭風景區，或換搭台車前往烏來遊覽。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1928年（昭和3年）3月16日创校後，校門口亦有水源地車站服務附近居民。
新店線 (台鐵) 簡介
戰後（1949年（民國38年））新店線由台鐵收購，成為轄下支線。由於北新公路於1950年代中後期完工，並開行臺灣省公路局客運路線，使得新店線的載客量逐年下滑，虧損也日漸嚴重；加上路線並非以作為最大轉運站的台北車站為端點站，更註定了新店線沒落的命運。堀江站=新店站段最終於1965年（民國54年）3月24日停止營運。至于万华站=堀江站改作为堀江侧线使用，直到1968年（民國57年）废止为止，全线于1970年（民國59年）拆除。
新店線廢止後，其原有路基大多被改建為公路。萬華─公館間路段主要修建為今天的汀州路，路幅窄小；萬隆─新店間路段則配合既有道路（台北─新店公路）拓寬，成為今天的羅斯福路五、六段和北新路（編號為台九線）。當時原本有意以汀州路作為聯絡台北與新店之間的替代道路。但根據時任台北市市長高玉樹於回憶錄中的敘述：景美附近有居民透過陳情取得原鐵路用地作為己用，造成汀州路末端無法連接羅斯福路五段，因而作罷。
新店線 (台鐵) 簡介
原路線自萬華車站後站起，沿現今汀州路一、二、三段和四段的前段部分、汀州路四段23巷、羅斯福路五段150巷、羅斯福路五、六段、北新路三、二、一段，抵達新店站（站址於現今光明街47、49號），新店站場站軌道最遠延伸至碧潭堤防邊（今捷運新店站旁之新店路）。
30年後完工通車的台北捷運新店線，路線正是沿台九線地下而行。且萬隆站至新店站段大致與台鐵新店線路線相同，站名亦多重覆，但部分車站位址與現今同名捷運站不相同。
1998年（民國87年）曾在新店線行駛的CK101蒸汽機車復駛，動態保存一段時間，後因種種因素再度停駛並保存在彰化扇形車庫。
新店線 (台鐵) 車站一覽
（包括1965年(民國54年)4月24日停駛前已經廢站者）
行政院新聞局
行政院新聞局（簡稱新聞局）是中華民國行政院已裁撤的附屬機關，具有部會級地位，成立於1947年5月2日，組織架構後隨政府遷台而有所調整。其主要負責行政院的公共關係、政策宣傳、形象推廣、政府發言等工作，因而有「政府化妝師」之別稱，並曾負有協助大眾傳播產業發展的事務。因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其於2012年5月20日裁撤，改為在行政院本部內的發言人辦公室（今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行政院新聞局 歷史
1954年1月1日，為因應國內外情勢變遷之需要，行政院恢復「行政院新聞局」原有建制，辦公室設在向民間人士廖先生租用的臺北市寶慶路5號2至3樓。《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雖然在1955年及1958年再作了兩次修正，下設三處的規模並未改變。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與臺灣省政府社會處遷往臺中市後，行政院同意將該兩單位原使用之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3號紅樓（行政院中央大樓前）1樓撥予新聞局使用，2樓則撥予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亞盟）及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總）設辦公室；嗣後亞盟及救總另遷新址，新聞局業務亦有所擴增，行政院遂將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3號紅樓全部撥交新聞局使用。
行政院新聞局 業務執掌
新聞局除了主理政府對外宣傳工作，還主管業務即為媒體產業。在1971年到2006年2月間，新聞局同時是全國大眾傳播事業的最高主管機關。由於新聞局負責政府對外宣務的工作，又是廣播、電視、電影、出版品等各式傳播媒體的監理單位，有「球員兼裁判」之虞，因而被長期批評為政府控制媒體的主要工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後，新聞局交出大眾傳播事業的管理權，改以扶持國內傳播媒體產業發展為主要工作。金馬獎、金鐘獎、金曲獎等出版事業獎項，即是新聞局為了鼓勵媒體事業發展而創辦；2005年起，新聞局固定於每年11月至12月間舉辦「台灣國際影視博覽會」，以促進台灣影視產業對外的交流與發展。
行政院新聞局 業務執掌
在國際宣傳方面，新聞局曾每年編印《中華民國年鑑》，並發行多種外文定期及不定期綜合性刊物，介紹台灣政經及社會發展現象，其中包括每週一至五發行之《今日台灣》（Taiwan Today）電子報英文版、日文版及法文版、《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英文月刊、《台灣光華雜誌》（Taiwan Panorama，原名《光華雜誌》（Sinorama），2006年1月改為今名）中英文月刊。《台灣評論》並同時發行西、德、法及俄文版；除法文以月刊發行外，餘皆以雙月刊方式發行。
由於以政府的公關、宣傳工作為主要業務，新聞局歷任局長多半為專精於外交事務的人才，如沈昌煥、錢復、丁懋時、胡志強、程建人、李大維、林佳龍皆有擔任外交部部長經歷；董顯光、沈劍虹出任過駐美大使，錢復、丁懋時、胡志強、程建人、李大維皆有擔任經歷駐美代表，因此新聞局與外交體系高度相關。
行政院新聞局 組織
資料編譯處（簡稱「資編處」，業務後分別由外交部國際傳播司（簡稱國傳司）、外交部公眾事務協調會（簡稱公眾會，前為外交部新聞文化司）及行政院新聞傳播處（簡稱新傳處，前為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接手：原資編處第一科核心業務之刊物發行部份與第三科核心業務定期刊物與不定期文宣美術設計編輯業務，合併由國傳司美編發行科（又稱第七科）承接；原資編處第二科核心業務之英文「中華民國年鑑」（Yearbook）編印部份由新傳處資料編輯科承接，首長文稿英譯部份由公眾會英語翻譯科承接。原先與資編處三個業務科地位平行之各外文刊物：英文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月刊、西文台灣今日（Taiwan Hoy）雙月刊、法文台灣今日月刊 (Taiwan Aujourd'hui，現停刊)、德文台灣今日雙月刊（Taiwan heute，現停刊）、俄文台灣評論（Тайвань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Taiwan Panorama，現停刊）雙月刊與英（Taiwan Today）、法（Taiwan Info）、西（Noticias de Taiwan）、德（Taiwan heute）、俄（Тайвань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Taiwan Panorama）、日文等版本今日台灣電子報改歸國傳司外文期刊科（又稱第八科）管轄；另原獨立運作但受資編處督導之台灣光華雜誌（Taiwan Panorama）亦於組改後由國傳司督導。）
行政院新聞局 組織
內部單位
駐外機構
在有外交關係之國家設新聞參事處或新聞專員處，在無外交關係之國家設新聞處或新聞分處。
北美地區：駐華盛頓新聞處、駐紐約新聞處、駐洛杉磯新聞處、駐芝加哥新聞處、駐休士頓新聞處、駐亞特蘭大新聞處、駐舊金山新聞處、駐波士頓新聞處、駐邁阿密新聞處、駐溫哥華新聞處、駐渥太華新聞處、駐多倫多新聞處。
中南美地區：駐瓜地馬拉新聞參事處、駐巴拉圭新聞參事處、駐巴拿馬新聞參事處、駐多明尼加新聞參事處、駐薩爾瓦多新聞參事處、駐尼加拉瓜新聞參事處、駐宏都拉斯新聞參事處、駐巴西新聞處、駐墨西哥新聞處、駐阿根廷新聞處、駐智利新聞處、駐秘魯新聞處
歐非地區：駐南非新聞處、駐柏林新聞處、駐慕尼黑新聞處、駐漢堡新聞處、駐法國新聞處、駐英國新聞處、駐荷蘭新聞處、駐丹麥新聞處、駐西班牙新聞處、駐奧地利新聞處、駐比利時新聞處、駐匈牙利新聞處、駐捷克新聞處、駐波蘭新聞處、駐義大利新聞處、駐瑞典新聞處
亞太地區：駐日本新聞處、駐香港新聞處、駐以色列新聞處、駐菲律賓新聞處、駐泰國新聞處、駐印度新聞處、駐澳大利亞新聞處、駐紐西蘭新聞處、駐印尼新聞處、駐馬來西亞新聞處、駐新加坡新聞處、駐俄羅斯新聞處、駐韓國新聞處、駐杜拜新聞處
出版機構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義大利語：，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是義大利政治家，義大利統一運動的領導人物。曾留學過英國，也於後來成立的義大利王國擔任第一任首相。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早年時期
加富爾不僅是一個出色政治家，在意大利統一運動中亦顯示出其靈活熟練的外交手段。生前帶領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完成了大部分的意大利統一，被譽爲促成意大利統一的建築師和『現代意大利的大腦』。
1847年，加富爾創辦了一份名為《復興》(Il Risorgimento)的政治報紙，宣傳自由主義和民族團結。
1848年，加富爾成為新一屆皮德蒙議會的議員，他深信自由統一對意大利人民的重要性。故全力支持老國王卡洛·阿爾貝托統一意大利，以達民族主義的目標。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政治生涯
加富爾於1852年11月4日經任命成為皮德蒙-薩丁尼亞首相，並從根本著手，推行了一連串的創新政策。為了發展皮德蒙的新興工業，先後在其首任之內起動大部份的公路和鐵路基建，並開始架設全國的電報網絡。在刺激貿易上，貨幣、稅務、海關和法制均需接受一系列的改革，又與英國等一眾歐洲國家簽定了自由貿易協定。1859年，在短短八年間，意大利的貿易量已暴升二倍，加富爾成功地令皮德蒙-薩丁尼亞成為了亞平寧半島裡最重要的工業指標。如同德國的關稅同盟一樣，皮德蒙可藉經濟上的地位，使它間接成為近年意大利工業化的領導，讓現實的經濟利益更一步推進意大利人的統一信念。
在工業化取得成功之後，加富爾開始將目光放至意大利的政治統一上。鑑於1848年革命的失敗，加富爾意識到單憑皮德蒙單薄的軍事實力，不足以統一意大利。而當他上任薩丁尼亞的外交大臣後，他的外交能力比其內政更是突出。往後的歐洲的外交場面成了加富爾的政治舞台。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政治生涯
1855年，加富爾首先派出薩丁尼亞大軍介入克里米亞戰爭，他深悉此舉必能同時爭取英法兩國的支持。當時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曾在年輕時參加燒炭黨，甚至許下過『為意大利做點事』的承諾。結果在克里米亞擊敗俄國後不久，英法皆在巴黎和會上同意支持意大利的統一。1858年夏，加富爾率先前往法國東部小鎮卜諾姆比爾跟拿破崙三世簽訂了密約。該秘密協定明確地說明了法國將協助皮德蒙-薩丁尼亞重新統一意大利北部，並當皮德蒙遭受奧地利侵犯的時候派兵支援，而薩丁尼亞王国将会把尼斯和萨沃伊交给法国(該兩地至今仍屬法國)。
獲得法國的支持後，加富爾旋即動員皮薩軍挑衅奧地利。當後者正式在1859年4月向皮德蒙-薩丁尼亞進犯之際，取得藉口的拿破崙三世果真履行承諾，派兵抗擊奧軍。最終法皮聯軍在馬真塔和索爾費里諾中擊敗他們。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政治生涯
隨著戰事失利，奧地利簽訂維拉富蘭卡協定。雖然薩丁尼亞在協定中重奪了北部的倫巴底，卻同時失去了強大的外援－－法國。拿破崙三世因國內天主教徒的強烈反對和兩次會戰帶來的沉重傷亡而感到震驚，急於結束對奧國的軍事行動。然而，協定卻仍保留北義大利的威尼西亞在奧地利手中。作為一名民族主義者，加富爾極力說服伊曼紐二世讓薩軍北上收復，但礙於普魯士已完成動員令能隨時支援奧國，國王拒絕了他的提議。加富爾在一氣之下，於1859年7月19日辭去首相一職。雖然加富爾憤然離任，但薩奧戰爭卻鼓舞了意大利中部邦國的人民。伊曼紐二世很不情願地於1860年1月21日再度任命加富爾為首相，並立即著手中部三個邦國的合併公投。在各國人民一片贊同之下，帕爾馬、摩德納、托斯卡纳正式與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統一。首階段的意大利統一完成。除了法國控制的教皇國，意大利基本上統一亞平寧半島。
然而事實上，除此以外，加富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打下的外交利益卻未有因北部的統一而有所削弱。當時的另一盟友--英國，自該戰以後為了避免開罪法國，便一直對意大利的統一持消極態度，加富爾對此感到強烈不滿。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去世
1861年3月17日，意大利王國誕生。加富爾順理成章上任義大利首相。可惜，他亦於同年因瘧疾逝世，未能在有生之年見證意大利統一。他死後10年，意大利才能藉普魯士發動統一戰爭之機，趁法國無能力顧及教皇國，收復威尼西亞和羅馬，正式完成統一。
加富爾伯爵卡米洛·奔索 遺贈
今日，在的里雅斯特、羅馬、佛羅倫薩、拿玻里等意大利城市，重要街道和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意大利海軍的新航空母艦加富爾號(500)也以其榮譽命名。在更早之前，這個名譽則歸於意國著名戰艦加富爾伯爵號，當中兩次大戰它皆有參與。
加富爾
加富爾（Cavour或者Ghafoor）又译凱沃爾，卡武尔。可以指：
第28回日劇學院賞
←第27回 - 第28回 - 第29回→
第28回日劇學院賞是針對2001年一到三月在日本播出的連續劇做出投票與評比，這一期一共有二十五部連續劇被提名。
吴作人
吴作人（1908年11月3日—1997年4月9日），男，原籍安徽泾县，生于江苏苏州，中国画家，在油画和中国画方面均有很高造诣。
吴作人 生平
吴作人原籍安徽省泾县茂林村，1908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27年，就读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为徐悲鸿所赏识，后又转到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1928年随徐悲鸿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1930年赴欧洲留学。1935年回国。196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第一任教务长，后曾任副院长、院长和名誉院长。对中国美术教育贡献突出，王明明、陈玉先、刘大为等画家都曾求教于他。
他还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资创办了公益组织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批“黑画”运动期间，遭到批斗和迫害。1984年，获授“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法国政府文化部）。
1997年，病逝于北京。
朱塞佩·马志尼
朱塞佩·馬志尼（義大利語：，義大利語發音：[dʒuˈzɛppe matˈtsiːni]；1805年6月22日—1872年3月10日），義大利作家、政治家，義大利統一運動的重要人物，出生于热那亚。
1830年，马志尼加入祕密革命組織燒炭黨。1831年，他前往馬賽，在那裡創立義大利青年黨。此黨的座右銘是「天主與人民」，並提出「恢復古羅馬光榮」的口號，基本信念是將意大利半島上的數個國家統一成為單一的共和國，為真正自由的義大利奠基。他從未接受君主制，因此在義大利統一之後繼續為建立民主及共和制而努力。他所帶領的政治運動後來成為義大利共和黨，一直到今天還存在。
他的政治思想被称为马志尼主义。他著有《論人的責任》。
濁水溪公社
濁水溪公社是成立於1989年的台灣樂團，曾活躍於台灣的獨立音樂界，2020年解散。歌詞主要描寫社會的亂象、失業和職場的困境、社會運動的感懷、以及抒發性慾的挫折和衝動等，並關注社會基層民眾的生活。音樂則結合了硬蕊、龐克、噪音、草根、民謠、那卡西等元素，他們稱呼自己走的音樂路線為台客。
濁水溪公社 組成團員
2020年解散時的濁水溪公社成員分別是：
其它成員：
濁水溪公社 樂團歷史
最早是由蔡海恩（左派）、張明章、應蔚民（小應）三位師大附中學生為了畢業生感恩之夜上台表演而組成樂團「霹靂鳥四號」，當時他們惡搞性質為大。後來上了大學後，加入了同是台灣大學的學生柯仁堅（小柯）之後，樂團雛形才較為完整；而樂團名稱則正式為「濁水溪公社」。
濁水溪公社成員在台大積極參與讀書會並介入政治運動，並創辦小報《苦悶報》，但因為文章過於大膽顛覆而遭致校方查禁。左派和小柯其實並不怎麼會彈奏樂器，樂團的第一個表演是在台大視聽教育館視聽小劇場舉辦，但是以混亂收場。他們的表演也不斷刺激當時保守的校園環境，穢詞、噴灑滅火器、燃放炮竹、砸碎物品，以視覺暴動失控為表演原則，甚至在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上用優酪乳施以灌腸、並燒毀台上樂器。
樂團成員左派、小柯和其他台大學生因為涉入1992年2月26日凌晨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一樓火災，以及撿拾墓地屍骨以作裝置藝術觸犯《中華民國刑法》第十八章「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而遭到台大校方開除。後來兩人重考，分別考進台大物理系和法律系。
濁水溪公社 樂團歷史
第一張專輯《肛門樂慾期作品輯》在1995年發行，但歌曲仍只停留在粗糙技術，主要是歌詞內容充滿社運、政治議題；一直到1999年《台客的復仇》，技術、風格開始大放異彩，其中一曲〈農村出事情〉至今仍是社運場合常聽見的歌曲。後來濁水溪公社團員來來去去，只剩下小柯仍是創始團員；但是濁水溪公社依然在獨立音樂圈活躍，且持續介入社會運動場合，不論是人權、反核、反大型開發案、政治等議題。創團初期，他們曾經表示：
2001年5月，濁水溪公社要去地下社會表演前，團長左派無預警離團。
2010年9月4日於台北市士林區三腳渡擺渡口舉行「濁水溪公社20週年演唱會 七俠五義之A閤發水陸大法會」。
2012年5月4日，於台北Legacy演出「台灣搖滾記事：唱一首故鄉的歌」系列活動演出時，主唱柯仁堅發表了後稱為「20週年宣言」的宣示：
2016年9月26日，其濁團經典作品"農村出代誌"也被饒舌歌手顏冠希JY取樣，創作"農村無代誌"饒舌歌曲，柯仁堅也有現身拍攝MV，扮演黑社會老大一角。
2018年5月29日，主唱柯仁堅於參加由馬世芳主持的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節目《耳朵借我》時，宣布濁水溪公社將於2020年（成立30週年）解散。
2019年，濁水溪公社發行最後一張專輯《裝潢》。2020年，濁水溪公社解散。
濁水溪公社 殊榮
2015年，獲得第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專輯獎提名（《鄉土‧人民‧勃魯斯》／濁水溪公社）、最佳樂團獎提名（《鄉土‧人民‧勃魯斯》／濁水溪公社）、最佳樂手獎提名（《江力平／《鄉土‧人民‧勃魯斯》／貝斯手）、最佳搖滾專輯獎提名（《鄉土‧人民‧勃魯斯》／濁水溪公社）、最佳搖滾單曲獎提名（〈留在台西鄉賺錢〉／《鄉土‧人民‧勃魯斯》／濁水溪公社）、最佳風格類型單曲獎提名（〈中壇元帥〉／《鄉土‧人民‧勃魯斯》／濁水溪公社）
周文耀
周文耀，GBS，SBS，JP（英語：，1946年10月—2023年6月1日），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數碼港管理公司董事局前主席。若計及港交所前身聯交所，周文耀曾兩度出任交易所行政總裁，於2010年初正式榮休。2023年6月1日，周文耀逝世，享年76歲。
周文耀 生平
周文耀在香港出生長大，祖籍浙江省寧波市；曾就讀喇沙小學（1960年小六，連同政界人士吳榮奎、醫生蔡堅以及足球員葉尚華為同屆同學）及喇沙書院，與蘇澤光為同學。其後在197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得理學士(機械工程學)學位、管理學文憑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亦擁有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文憑(優異)，他亦為香港理工大學院士及香港電腦學會院士。
周文耀於1971年出任政府二級行政主任，後曾加入國際商業機器，1973年加入新鴻基證券，1987年升為董事。1989年出任香港聯合交易所運作科總監，1990年出任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行政總裁。1991年11月至1997年1月亦曾任聯交所行政總裁。1997年4月離開聯交所，出任匯豐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亞太地區總裁，至2003年4月止。2003年5月1日重返合併後的港交所，獲委任為行政總裁。2009年6月3日，港交所正式委任李小加接替周文耀任香港交易所的行政總裁，2010年1月16日起生效。
而在2010年10月委任中國銀行獨立非執行董事。
清洁发展机制
清潔發展機制（英語：，簡稱CDM）是一由聯合國運作的碳抵消與碳信用計劃，機制讓各國得以資助其他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然後將降低的排放量轉變為其自身努力以實現國際氣候目標的一種工作。CDM是《京都議定書》中所定義三個彈性機制中的一個。迄今CDM仍在持續運作。但註冊新的CDM專案可能受到限制或是終止，CDM活動的整體範圍與過去相比可能已縮減。
《京都議定書》第12條定義的清潔發展機制，目的在實現兩個目標：（1）幫助非附件一中所列國家（主要是開發中國家）實現永續發展，減少碳足跡， (2) 協助列於附件一中的國家（主要是已開發國家）履行其減排承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在設定的上限之內）。
清洁发展机制
CDM針對第二個目標，允許附件一所列國家透過從在開發中國家中進行的CDM減排計畫購買核證減排單位（簡稱CER）來履行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部分減排承諾（Carbon Trust（2009年），第14頁）。減排專案和發行CER都需經過批准，以確保這些減排量是真實及具有額外性。 CDM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會議（簡稱COP/MOP）指導下，由CDM執行理事會（簡稱CDM EB）進行監督。成功進行的專案可獲得核證減排單位（CER），這些單位可在排放交易計劃中（ETS）進行交易。CDM讓已開發國家得以購買CER，得以投資於全球最低成本的減排項目（參見Grubb報告（2003年，第159頁）。從2001年（CDM專案可註冊的第一年）到2012年9月7日期間，CDM已發行10億個核證減排量單位。截至2013年6月1日，所發行CER中的57%係由銷毀氟仿（38%）或一氧化二氮（19%）的專案而產生。於2011年12月，碳捕集與封存（CCS）技術的專案也被納入CDM碳抵銷計畫。
清洁发展机制
由於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幾個高排放國家，或是非《京都議定書》簽署國均未被議定書要求減排，所以大部分實施CDM的僅限於歐洲國家。再加上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大衰退，導致對碳抵銷與碳信用的需求非常低，CER的價格呈直線下降趨勢。一份於2012年由聯合國同意發佈的報告，稱各國政府迫切需要解決CDM的未來問題，並暗示此機制有崩潰的風險。而那時CER的價格已降至每噸二氧化碳5美元（2008年時為20美元），而在次年，價格突然跌至不到1美元。結果有數千個專案產生的碳信用無人認領。關於如何處理這些舊的碳信用而發生的爭論是導致201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失敗收場的主因。
清洁发展机制 歷史
CDM是《京都議定書》所定義的"彈性機制"之一。彈性機制的目的是讓附件B所涵蓋的國家履行其減排承諾，同時降低因如此做而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IPCC，2007年）。彈性機制是由美國政府引進《京都議定書》中。開發中國家對彈性機制持高度懷疑與強烈反對的態度（Carbon Trust（2009年），第6頁）。然而在《京都議定書》後續行動的國際談判同意將此機制繼續運作。
在CDM的設計上有兩個重要問題（Carbon Trust（2009年），第14-15頁），一是CDM中所提的"額外性"減量。另一問題是它是否會導致富裕國家和公司在東道國（主要是開發中國家）實施違背此類國家發展利益的計畫。為緩解這種擔憂，CDM要求東道國確認CDM專案有助於自己國家的永續發展。國際規則也禁止對某些活動發行碳信用，特別是在核能和避免森林砍伐方面。（參見本文後面敘述）
直到《京都議定書》於2005年開始生效後，CDM才獲得前進動力。最初幾年產生的CDM碳信用額少於預期，部分原因是監督機構資金不足，人手缺乏。
清洁发展机制 目的
CDM的目的是促進開發中國家，即非附件一所列國家（未列入《UNFCCC》附件一的國家）的清潔發展。CDM是《京都議定書》的"依據專案"的機制之一，因為CDM的目的在促進減排專案的進展。 CDM根據"產生"減排的概念（Toth等（2001年），第660頁）。這些降低的排放量產生之後，由假設的排放"基線"（指在沒有特定CDM專案的情況下預期發生的排放量）扣除，而得到減量差額，成為CDM計畫相對於基線所產生的"信用額"。開發中國家因達成減排而可獲得碳信用。
清洁发展机制 目的
讓開發中國家參與減排的經濟基礎是它們的減排成本被認為會比已開發國家便宜（Goldemberg等（1996年）, 第30頁)，Grubb（2003年）， 第159頁 )。例如開發中國家的環境監管普遍弱於已開發國家（Sathaye等（2001年）, 第387-389頁），因此多數人認為這類國家有更大的減排潛力。預計開發中國家的排放量將在21世紀大幅增加（Goldemberg等（1996年），第29頁）。因此於開發中國家所做的任何基礎設施決策可能會對未來限制全球總排放量的工作產生巨大影響（Fisher等，2007年）。CDM的目的在讓開發中國家走上減少排放污染之路，並由工業化國家（附件B國家）負擔減排費用。
為防止工業化國家漫無限制利用CDM，UNFCCC含有一項規定，敘明CDM的的作用是補充已開發國家的國內減排行動之用。
設立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 ）是為資助《京都議定書》締約方中的開發中國家的具體氣候變化調適專案和計劃。此基金的資金來源有部分由CDM計畫活動收益產生，也有其他來源。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流程
工業化國家希望從CDM專案中獲得碳信用，必須先取得設置專案所在開發中國家的同意，且該專案將有助於所在國的永續發展。繼而利用CDM執行委員會（簡稱CDM EB）批准的方法，提出申請的工業化國家必須證明該減排專案具有額外性，（即如無此專案，所提的減排就不會發生），同時必須建立一基線來估計在無此專案的情況下於未來的排放量。然後該案例由稱為指定營運實體 (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DOE) 的第三方機構進行驗證，以確保專案能產生真實、可衡量以及長期性的減排效果。然後CDM EB決定是否將該專案註冊（批准）。如果一專案被註冊且開始執行，CDM EB會向專案參與者發放信用額，稱為認證減排單位（CER，通常稱為碳信用額，其每個單位相當於減少一噸CO2e - 一噸二氧化碳，或是一噸二氧化碳當量）。由DOE監測實際排放量與基線排放量之間的差異。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流程
為避免讓無論如何均會發生的專案取得信用額（"搭便車者"），CDM設有特定的規則以確保擬議專案能產生額外性，即該專案能減少的排放量比不採用時的情況下會更多。 目前的情況是如果提出專案者能證明其方案在經濟上更具吸引力，或是CDM能夠協助專案克服其所面臨的障礙（例如技術上、治理上及政治上等），CDM EB就認為此專案具有額外性。 CDM EB的最新指南可在UNFCCC網站上取得。
決定額外性和減排數量的計算方式是將假設沒有該專案時所發生的排放量扣除專案實施後排放量而得。因此機制需要建立基線（或稱比較排放估算）。基線的建構通常依賴假設情景模型，同時可參考國內或是其他國家類似活動和技術的排放量，或是專案實施前的實際排放量以進行估算。參與此專案的合作夥伴可能有建立高排放基線的動機，而造成碳信用額被灌水而膨脹的情況，可透過獨立的第三方驗證以避免此類潛在風險。
任何擬議的CDM專案都必須使用經批准的基線和監測法來進行驗證、批准和註冊。基線設定法會制定步驟以確定某些適用的數據，而監測法將設定具體步驟來確定所採衡量參數、品質及使用設備，以取得準確的減排數據。前述經核准的方法簡稱如下列：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流程
AM - 核准方法（Approved Methodology）
ACM - 核准綜合方法（Approved Consolidated Methodology）
AMS - 小型專案批准方法（Approved Methodology for Small Scale Projects）
ARAM - 核准植樹造林和林地復育方法（A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Approved Methodologies）
CDM EB批准的基線方法以及相關指南均可在UNFCCC CDM網站上取得。.如果一DOE決定在擬議的專案活動中使用新的基線方法，則應在提交註冊之前將方法轉發給CDM EB進行審查，如果被認為適合，即會得到批准。
清洁发展机制 經濟學
根據研究人員Burniaux等人（2009年，第37頁）的看法，像CDM這樣的信用機制可在氣候變化緩解方發揮三項重要作用：
根據研究人員Burniaux等人的說法（2009年，第37頁），運作良好信用機制的節約成本潛力似乎非常大。與基線成本（即僅在附件一所列國家進行減排的成本）相比，如果將抵銷額上限設定為20%，有項估計顯示其緩解成本可能會減半。然而這種節約應該被視為一種上限：在假設不發生交易相關成本，並且實現節約沒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發生。可從此信用機制中獲益最多的附件一所列國家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而在此經濟模式中，非附件一國家因利用低成本方式減排，而可取得些微的收入成長。 CDM過程中的實際交易成本相當高，這對於較小的專案而言是個問題。此類問題可透過CDM設計的可複製活動方案（PoA）來解決。
碳洩漏
理論上，此種碳信用機制可減少碳洩漏（Burniaux等人,（2009年）, 第38頁）。實際上發生的洩漏量部分取決於發行信用額所採基線的定義。目前的CDM方法已存在一些洩漏問題。因此CDM能減少的洩漏可能實際上很小，甚至並不存在。
清洁发展机制 經濟學
額外性、交易成本與瓶頸
為維持《京都議定書》的環境有效性，CDM的減排量必須是額外的（世界銀行（2010年），第265頁）。如果不能產生額外性，此機制等於是把附件一所列國家的錢送給非附件一國家（Burniaux 等人（2009年），第40頁）。然而要證明額外性的難度很高，這是個會引起激烈爭論的議題。
研究人員Burniaux等人認為評估額外性會產生巨大成本。在CDM專案批准時會因延宕時日而成為一種瓶頸。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的數據，在支持開發中國家緩解氣候變化的工作上，CDM已成為一重大限制因素。
激勵措施
CDM給予減排量獎賞，但對增加排放量不予懲罰（Burniaux等人（2009年），第41頁），而近乎是一種減排補貼，可能會成為一種不正當的激勵，導致企業可能會在短期內增加排放量，而在日後取得因減排而產生的碳信用額。
清洁发展机制 經濟學
另一困難點是CDM可能會降低非附件一國家降低排放的動力，因為大多數這類國家可從運作順利的信用機制中獲取更多的利益，而非由全球性的排放交易系統（參見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獲益。如果實施世界性排放交易計劃，將會設定世界各國排放量的上限，或許在排放交易系統中將排放權的分配（即每個國家允許排放的數量）對開發中國家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可將前述情況改觀。
地方層級抗拒
一些民間團體認為大多數CDM專案僅對大企業有利，而對被排除在外的人群造成傷害。 2012年在印度新德里，有場由拾荒者組成的草根運動興起，以抵制CDM。2012年在巴拿馬，有項CDM專案阻礙巴拿馬政府與居住於恩戈貝-布格雷特區原住民之間的和談。
CER價格下跌
對於CDM產生的CER需求大部分來自最大的碳交易市場 -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CER市場價格於2012年7月跌至每噸2.67歐元的歷史新低（一年內價格下跌約70%）。分析師將CER價格低下歸因於歐盟排放配額價格較低、歐盟排放配額供應過剩以及歐洲經濟放緩。
清洁发展机制 經濟學
《經濟學人》於2012年9月將CDM描述為"一場正在形成的徹底災難"，"需要徹底改革"。由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而降低工業活動，以及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中充斥過多的排放配額，碳定價（包括CER的價格）已從2008年8月的每噸20美元暴跌至5美元以下。根據英國《衛報》報導，由於CER價格長期下跌，CDM"基本上已崩潰"。在經濟大衰退之前，CER的交易價格曾高達每噸20美元（12.50英鎊），在當時已跌至不到3美元。由於CER價格如此之低，導致任何新的專案在經濟上均不可行。倫敦ICE期貨交易所（ICE Futures）於2012年10月的CER價格跌至每噸1.36歐元（新低）。新聞與諮詢機構湯森路透Point Carbon（Thomson Reuters Point Carbon）於2012年10月估計到2020年，CDM和聯合執行機構產生的過剩配額將達到14億個單位，Point Carbon預測核證減排單位 (CER) 價格將從2歐元下降至50分。到2012年12月12日，CER價格再創下每單位31分的新低。彭博社報導稱核證減排單位價格於2012年一年內下降達92%，降至每單位39分。
清洁发展机制 財務問題
由於開發中國家的減排成本通常遠低於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國家只要能妥善控制管理成本，就可透過獲得開發中國家減排的碳信用額，而以較低成本實現自身減排目標。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預計，充分利用CDM和同樣是《京都議定書》提倡的聯合實施機制 ，屬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歐洲，其國內生產毛額（GDP）損失將因此達到0.13%至0.81%，而僅在它們國內實施氣候行動的情況下，產生的損失在GDP的佔比則為0.31%至1.50%。
清洁发展机制 財務問題
於歐洲總會有一些廉價的國內減排措施，但如從燃燒煤炭轉向天然氣，成本約為每噸二氧化碳當量40-50歐元。 CDM計畫於2006年將核證減排單位以5至20歐元/每噸二氧化碳當量的遠期價格進行交易。 價格取決於賣方和買方之間的風險分配。 如果賣方同意自行承擔專案基線和監測方法被拒絕的風險，則可獲得相當好的售價，風險包括如東道國拒絕該項目、CDM EB拒絕核准該專案、該專案因某種原因產生較少的碳信用額，或是如果國際交易日誌（確保碳信用於國際轉移的機制）屆時尚無法運作，則買方無法在約定的時間內獲得核證減排單位。 通常賣方只有在國際評級機構認為交易對手非常可靠的情況下才會願意承擔這些風險。
CDM的收入是開發中國家迄今最大的氣候變化緩解資金來源（世界銀行（2010年），第261-262頁）。 CDM計畫於2001年至2012年期間可為開發中國家籌集180億美元（150億至240億美元）直接碳收入。 實際收入將取決於碳定價。 估計於2002年-2008年期間，CDM計畫已籌得約95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清潔能源投資。
CDM是UNFCCC調適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該基金成立於2007年，目的在資助《京都議定書》締約方中開發中國家的具體調適專案和計劃（世界銀行（2010年），第262-263頁）。實施CDM需繳納2%的稅，而可於2008-2012年期間籌集到3億至6億美元資金。 實際籌集的金額將取決於碳定價。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
自2000年起，CDM針對由開發中國家專案產生的減排量給予碳信用（Gupta等，2007年）。 截至2005年1月1日，提交給CDM的專案，預計其到2012年可節省的二氧化碳當量會少於1億噸（Carbon Trust（2009年），第18-19頁）。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於2005年1月啟動，《京都議定書》於當年2月生效。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允許企業透過購買碳抵銷信用額來履行其減排承諾，因此為相關專案創造出感知的價值。 《京都議定書》藉此為CDM奠下堅實的法律基礎。
截至2008年底，已有4,000多個CDM專案提交審定，其中已有1,000多個於CDM EB註冊，因此有權取得核證減排量單位（CER）（Carbon Trust（2009年），第19頁）。 世界銀行於2010年估計，全球於2012年的最大CER生產地為中國（佔CER總量的52％）和印度（佔16％）（世界銀行（2010年），第262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生產的核證減排單位將佔潛在總量的15%，其中巴西是最大的來源國（7%）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
截至2012年9月14日，CDM EB已註冊有4,626個專案。這些專案預計將產生648,232,798個核證減排單位。截至2012年9月14日，CDM EB已發放10億個CER，其中60%來自中國的專案。印度、韓國和巴西的核證減量單位分別佔總量的15%、9%和7%。
中國最終成為CER的最大來源國。（p. 30）
印度喜馬偕爾邦林地復育計畫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CDM專案。
迄2014年，已有29個交通運輸專案於CDM EB註冊，最後一個發生於2013年2月26日，專案所在地為中國。
有些CDM專案的目的在限制，或是消除工業排放的溫室氣體，如氟仿和一氧化二氮。 氟仿是種強效溫室氣體，為生產冷媒氣體二氟一氯甲烷 (HCFC-22) 的副產品。估計氟仿的全球暖化潛勢是二氧化碳的11,000倍，因此冷媒製造商銷毀一噸氟仿將可獲得11,000個核證減排單位。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
英國氣候顧問公司碳信託（Carbon Trust）於2009年估計與CDM相關的工業氣體專案（例如限制排放氟仿的專案）約佔2012年發放CER的20%。Carbon Trust表示冷媒製造廠可能因此種銷毀有利可圖，而特地建造新廠，生產此種"副產品"以供銷毀，而表達擔憂。因此CDM EB開始僅針對2001年之前建造的冷媒生產設施進行認證。經濟學人於2010年9月刊出的報導，估計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於2009年中用作碳抵銷的CER，其中59%來自銷毀氟仿的專案。
於2005年到2012年6月期間，CDM認證的減排單位中有46%頒給19家冷媒製造廠（主要位於中國和印度）。獨立諮詢機構IDEAcarbon的技術總監David Hanrahan認為這些冷媒工廠每年可能從CDM專案平均賺取2,000萬至4,000萬美元的收入。 這些收入還會激勵增加可消耗臭氧層的冷媒（氟仿） 產量，並延緩人們改用危害較小的冷媒 。
清洁发展机制 CDM專案
CDM於2007年停止接受新的冷媒製造廠銷毀專案申請。 CDM於2011年與19家冷媒製造廠續簽合約，條件是銷毀氟仿取得碳信用額僅限於其冷媒產量的1%。，預計2012年所有核證減排單位中的18%將流向此19個冷媒工廠，而12%將流向2,372個風力發電廠，0.2%將流向312個太陽能發電專案。
歐盟氣候變化委員會於2011年1月決定從2013年5月1日起禁止在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中買賣與氟仿相關的CER， 所持理由是不正當的激勵措施、缺乏額外性、缺乏環境完整性、破壞《蒙特婁議定書》、成本因素與無效性，以及於已開發中國家的一些專案取得過多的CER，而造成扭曲效應。紐西蘭自2011年12月23日起禁止銷毀氟仿與一氧化二氮專案而取得的CER於該國排放交易計劃中買賣，除非它們是根據禁止日之前簽訂的未來交付合約取得，但最終必須於2013年6月完成。
迄2013年6月1日，CDM已向23個氟仿銷毀專案發放505,125個CER，佔發放總量的38%。 另外19%（255,666個CER）已發放給108個一氧化二氮銷毀專案。
清洁发展机制 實施CDM遭遇的障礙
世界銀行（未注明日期，第12頁）描述最不發達國家 (LDC) 在使用CDM所遭遇的一些障礙。 這類國家參與CDM的程度較低。 其中有四項決定對前述國家造成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實施CDM的困難之一是判斷專案是否真正能夠額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Carbon Trust（2009年），第54-56頁）。 用於進行比較的基線不易遵循。 根據Carbon Trust（2009年）的說法，一些項目顯然具有額外性：安裝銷毀氟仿和一氧化二氮的設備。 一些低碳電力供應專案也被認為可取代燃煤發電。 Carbon Trust（2009年）審查一些批准的專案，而認為其中一些專案的額外性評估存在爭議。 他們將建立額外性與法律體系中的證據平衡法進行比較，確定有額外性的屬於罕見，若要求水準很高的額外性證明，專案受到拒絕的風險就越大。
德國非營利私營環境研究機構Öko-Institut於2016年針對一系列CDM計畫進行分析，發現其中只有2%很有可能能達成額外的減排量，同時也未有高估的情況。
額外性備受爭議。 而對額外性有許多不同的解釋：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人們使用許多名詞以討論不同的額外性，造成某種程度的混亂，特別是"金融額外性"和"投資額外性"此兩名詞，兩者有時被作為同義詞。 然而"投資額外性"是《馬拉喀什協定》談判期間討論並最終被拒絕的一個概念。 投資額外性的概念是任何超過一定風險調整獲利門檻的專案均會自動被視為不具額外性（表示即使無CDM介入，開發者仍然能夠獲利）。"財務額外性"通常被定義為一經濟上不可行的專案，因CDM收入的直接介入而變為可行。
許多投資者認為採用環境額外性的解釋，可讓CDM變得更為單純。 環境非政府組織認為這種解釋將會導致CDM向搭便車者開方便之門，讓已開發國家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而又無法在施行CDM專案東道國實現減排。
研究人員Gillenwater (2011年) 評估社群內不同的額外性定義，提出一個綜合定義，強調附加性並非一具有不同類型的概念。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研究人員Schneider (2007年) 為世界自然基金會撰寫一份關於CDM的報告。 根據93個隨機選出，且已註冊的CDM專案進行系統性評估，加上訪談和文獻調查（第5頁）。 根據Schneider（2007年，第72頁）的說法，於2004年-2007年期間，這93個專案中的額外性有許多看似不太可能，或是值得懷疑。
要確定如果沒CDM，或是沒有特定專案將會有怎麼樣的結果，是件極為困難的事，這是對CDM常見的反對意見之一。 然而CDM EB仍為評估額外性而制定官方指南，目的是對其能進行統一評估。
反對額外性的論點是基於開發中國家未受《京都議定書》設定排放上限的約束（Müller（2009年），第 iv，9-10頁），因而提出允許開發中國家"一切照舊"（business-as-usual，BAU）排放（即在不採取任何減少排放行動的情況下發生的排放）。 透過設定BAU基線作為這類國家的目標。 因此若要求額外性，實際上反成為他們的排放限制。 這可用作反對額外性的論據，即無額外性的排放減少也應可取得碳信用額。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研究人員Müller (2009年) 認為，在擁有額外性和不擁有額外性之間必須做出妥協。 他的看法是有時應使用額外性，但有時則不應該。
根據世界銀行（未注明日期，第16-17頁）的說法，額外性對於維持碳交易市場的環境完整性非常重要。 為保持這種完整性，有人建議能達成或超越企圖恢弘的政策目標或技術標準的專案才可被視為具有額外性。
根據一項開創性的研究，顯示在公開市場上購買CDM信用額，其中平均約30%的資金直接用於專案營運和資本支出。其他的重要成本包括經紀人的收費（約佔30%，被理解為用於覆蓋專案無法交付的風險）和專案投資者的投資利益（約佔30%）。 研究人員指出其研究的專案樣本不大，數據範圍很廣，且他們估算的方法稍微將經紀的平均收費高估。
CDM專案的主要問題之一為或有詐欺風險。 最常見的手段是專案本身雖然在財務上可行，但透過CDM專案獲得的減排量不具額外性。 誇大減碳效益也是常見做法。 有時公司甚至會產生更多的溫室氣體來取得更多的核證減排單位。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大多數可疑的專案與工業氣體相關。 儘管所有CDM專案中只有1.7%符合此類資格，但它們卻佔所有已發放CER數量的50%至69%，導致全球CER市場的價格崩盤。銷毀這類氣體的成本與透過CER在市場取得的資金相比會非常低，因此建立這些專案的公司可賺取非常高的利潤。CDM因而成為導致碳洩漏的刺激因素，甚至會因此產生更多的碳排放。
水利發電專案也存在很大問題。 研究人員Barbara Haye計算的結果，發現超過三分之一被認定為CDM的水力發電專案"在註冊時已經完成，幾乎全部的專案都已經開工興建"，這表示此類CER並不具有額外性，又會間接導致更高的排放。此外，這些專案所提出的大部分碳效益均被誇大。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推測CDM EB會核准這些專案的原因是EB成員並非獨立技術官僚，而是以各自國家的代表身分而當選。 他們面臨來自本國和其他國家、世界銀行（資助某些計畫）和其他遊說組織的壓力。 再加上EB決策缺乏透明度，導致成員更傾向於政治經濟思維，而非技術或科學考量。顯然是CDM並未依照"善治"的規則行事。 想解決這種問題，可能需將EB成員的選舉達成真正的民主化，以實現從政治轉向治理的思維。 實務上，這表示所有利害相關者均能就誰可在EB中擔任委員而表達意見。
導致EB功能不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未有充分時間、人手和財務資源來對提案進行全面評估。此外，驗證專案的工作通常會外包給那些也與涉及專案企業打交道的公司（例如為其提供會計或諮詢業務），因此驗證者有強烈的動機為專案向EB提交正面報告。
近年來有跡象顯示由於出現重大批評，加上EB成員已有更多的經驗，其決策因而變得更為嚴謹。
清洁发展机制 對CDM的觀點
於《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由於各種政治、執行和倫理原因，森林保護被排除在CDM之外，並避免提及森林砍伐。然而森林砍伐造成的碳排放量佔所有的18-25%，且在未來五年內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會比全球航空業開始運作以來至少到2025年為止所有飛機的排放量還多。在非政府組織雨林國家聯盟領導下，並根據超過300個非政府組織、商界領袖和政策制定者共同簽署的《立即拯救森林宣言》，要求將保護森林納入第二承諾期CDM計劃內的呼聲越來越高。關於避免森林砍伐（即保護森林）的計畫是否應透過單獨的政策和措施啟動，或透過碳市場來刺激，目前國際上尚未達成協議。 一個主要問題是需要進行大量監測工作，以確保專案能導致碳儲存增加。 而在地方層級也有反對聲音，例如於2008年5月2日在聯合國原住民問題常設論壇（UNPFII）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領袖抗議CDM，特別是反對減少因森林砍伐與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REDD+）相關措施。
應對氣候變化的做法大致分為兩方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從大氣移除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的排放源，例如燃煤發電廠，被稱為"源"，而可將碳和其他溫室氣體（例如甲烷）儲存（即遠離大氣）的所在稱為"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