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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路德维希二世（德語：，1845年8月25日—1886年6月13日）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巴伐利亚国王（1864年—1886年在位）。路德維希二世在巴伐利亞的歷史中一直被認為是最狂熱的城堡修建者，特別由於他對新天鵝堡的修建，在民間被稱為「童話國王」或「天鵝王」。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童年
路德維希二世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普鲁士公主玛丽亚的長子，1845年8月25日0時30分出生于慕尼黑的宁芬堡宫。路德维希二世小时候就受到极为严格的王室教育。他的名字來自於他的祖父路德維希一世，因為他的生日和路德維希一世為同一天（1786年8月25日）。三年後（1848）年，他的弟弟奧托出生。
他們兩兄弟的童年及青年的大多數時期都是與家人在高天鹅堡（又译“霍恩施万高”，Hohenschwangau）度過，同時在1853年到1863年間的暑假則同父親一起去往贝希特斯加登的國王別墅。然而從19世紀末開始有傳言，路德維希二世於1857年由於一次在別墅花園的意外事件後就強烈地拒絕拜訪贝希特斯加登，並於1864年他父親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再拜訪贝希特斯加登。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童年
在他的祖父，路德維希一世於1848年退位後，他的父親正式成為巴伐利亞國王，而路德維希成為王储。
1861年路德維希第一次領略了瓦格納的歌剧《唐懷瑟》和《罗恩格林》，從此他對瓦格納的歌劇充滿熱情並對神話世界充滿嚮往。他非常喜歡和至友家族的保罗一起朗诵诗歌，扮演瓦格纳歌剧中的角色。路德维希二世与表姑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即茜茜公主（路德維希二世的祖父與茜茜公主的媽媽乃同父異母的兄妹）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他们同样热爱着大自然和诗歌，他们将自己分别比作老鹰和海鸥。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登基
路德維希的父親馬克西米利安於1864年3月10日去世，年僅18歲的路德維希在同一天宣告成為路德維希二世（“路德維希，上帝護佑巴伐利亞國王，萊茵法爾茲伯爵，巴伐利亞，弗蘭肯及施瓦本公爵”）。3月11日10時，他在樞密院禮堂完成了對巴伐利亞王國憲法的宣誓。3月14日先王的葬禮成為了新國王的首次公眾露面。高達1米93的路德維希二世在當時是特別高大偉岸的國王。
路德維希二世於1866年5月11日簽署了動員命令，代表了巴伐利亞以支持德意志邦聯和奧地利帝國對抗普魯士王國的身份加入了普奧戰爭。由於從幼年開始就對軍事完全沒有興趣，路德維希把戰爭政治直接扔給巴伐利亞的內閣部長，而自己出發到瑞士與理查德·瓦格納見面。由於戰敗巴伐利亞被迫接受對普魯士三千萬古爾登賠款的和平條約。此外還將格爾斯費爾德地區以及奧爾布行政區割讓給普魯士。巴伐利亞同其他南德王國一起加入了普魯士的防守同盟，巴伐利亞的軍隊接受普魯士的最高軍事指揮。路德維希於1866年11月10日到12月10日在弗蘭肯境內做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對自己王國的考察。之後他就把執政事務完全交給公使處理，搬回自己的城堡並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他的那些浪漫的幻想中。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政绩
路德维希二世于1864年18岁时继承王位。但那时，巴伐利亚王国的权力都掌握在议会两院手中，路德维希二世梦想中的中世纪般的王国已经不复存在。在慕尼黑，繁缛复杂的宫廷礼仪，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都让这位年轻而感性的国王无法忍受。但他的年轻以及英俊外貌使得他在巴伐利亚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尽管登上王位后的首要问题之一便是宫廷和民众对生育王室继承人的期望，但路德维希二世从未结婚。他曾与表姑蘇菲·夏洛特（茜茜公主的妹妹）订婚，但婚礼日期反复推迟，最后婚约也被路德维希二世取消。苏菲嫁给了阿朗松公爵费迪南德·菲利普·玛丽。
路德维希二世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这使他在奥地利失败后面对德意志第一强国普鲁士时处于被动局面。1867年他像其它许多认识到力量对比已经永远发生变化的德意志王公一样加入普鲁士牵头的同盟；根据双方签署的条约，巴伐利亚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方加入了战斗。出于俾斯麦的授意，路德维希二世于1870年12月写信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请求他登上德意志帝国的皇位。这齣戏的结果是，威廉一世成为统一的德国的皇帝，而巴伐利亚的独立地位却终结了。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艺术成就
随着在位时间的增长，路德维希二世越来越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他在18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隐居于阿尔卑斯山的行宫中。他在这里修建了几座耗资巨大的宫殿，这些宫殿由克里斯蒂安·扬克设计，具有童话般的美丽造型。路德维希二世幻想自己住在一个虚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特色就是他是一名路易十四式的专制君主。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艺术成就
從早期開始路德維希二世就熱心於促進文化發展，特別是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於1864年5月4日第一次見面後開始的資助。1864到1865年間他為負債的瓦格納支付了170.000古爾登（德國古貨幣）。他還為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提供了大量資金。然而在1865年12月路德維希二世不得不屈服於來自政府，慕尼黑市民以及皇室家族的阻力，要求當時並不受歡迎的瓦格納離開巴伐利亞。但他和瓦格納之間緊密的友情一直持續。瓦格納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1865年6月10日），「紐倫堡的名歌手」（1868年6月21日），「萊茵的黃金」（1869年9月22日）和「女武神」（1870年6月26日）都在慕尼黑國家歌劇院進行了首場公演。從1872年開始，路德維希二世不再公開展示完整的瓦格納歌劇。他還資助了拜羅伊特節日劇院以及由瑪麗·馮·斯希萊尼茲創建的拜羅伊特庇護聯合會。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艺术成就
建造于1869年至1886年。在路德维希二世修建的豪华建筑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新天鹅堡。这座洋溢着浪漫气息的城堡结合了拜占庭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的特色，实在是只能出现于童话世界之中。最初，新天鹅堡的建筑草图是1868年由剧院画家和舞台布置者Pocci和Christian Jank绘制。但实际上新天鹅堡并不特别需要景观的设计，因为路德维希二世在心中构思城堡的蓝图时，早已将城堡与天然景观合而为一。正因为这样，城堡在四季中呈现了不同风貌。苍林鬱野间，静静铺展着的四个湖泊，丝绒般平滑的沉沉湖水，围绕在城堡四周，城堡就像是大自然那美丽山间的一座巨石。新天鹅堡的建造过程，事实上是将二座旧城堡废除，在1868年将水管布置完成与道路也建造好后，旧堡即清除。在山顶上建造大的平台，1869年9月5日城堡主体奠基。路德维希二世在城堡建造期间，显得很心急，常从旧天鹅堡（Hohenschwangau）父堡利用望远镜监督工程的进展，最早完成的是大门。1873年堡体工程开始时，在堡底建有二百间临时的居留所供应餐旅。直到今天，这些原本临时建造成的房舍却成了有名的旅馆“Zur Neuen Burg。” 整个建造工程，耗费了相当多的材料与物资，单是1872年，就用了450吨的水泥， 1845立方米的石灰。1879年至1880年，保守的估计就用了465吨萨尔斯堡的大理石。4550吨由外地运来的石头，400000块砖，3600立方米的沙石，600吨的水泥， 50吨硬煤，2050立方米的木质鹰架，必须藉由蒸气起重机先将这些物资运送城堡西方，再用一种车身可以斜竖而倾出装载物的车辆，转送到第二个中途站。接下去用精确计算的滑轮组，高安全性的工程，其技术由今日仍是非常著名的TUV（The Bavarian Steam Boiler Monitoring Union）所监造。在往后那长达十几年的建造期间，投入的技术与人力更是惊人。新天鹅堡，堡内到处装饰有天鹅的日常用品、帏帐、壁画， 就连盥洗室的自来水水龙头，也装饰着天鹅形状。堡内的生活用水方面，是在二百公尺高的山谷中，建造蓄水池，储存石缝中流出的清水，利用自然的力量水压，提供包括顶层在内全堡的用水。例如寝室内设有天鹅形状的送水装置，一转动水笼头便有清水自水笼头流出。此外，厨房内侧设有锅炉房，整个宫殿因暖风而变得温暖，在严寒的冬季只有暖风是不够的，另外设置了卷吊装置，将暖炉的燃料送至各个层楼。这麽一座光芒四射、屹立不摇的华丽建筑物，其造价总计花费了相当于十九世纪的六百二十万的马克之鉅。在路德维希去世前，新天鹅堡仍未完工。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艺术成就
建造于1869年至1879年，洛可可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他为实现神话般的热情。主要是模仿凡尔赛宫的小特里阿农宫建造，花园中的金饰喷泉，并以希腊神话为绘画题材。路德维希二世最喜欢的林德霍夫宫，是洛可可式建筑中的一件珍品，也是路德维希的诸多王宫中唯一完工的一座。在林德霍夫宫周围分布着风格各异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园林，园林内点缀着喷泉、池塘和华而不实的观赏建筑，堪称那位古怪国王的珍宝箱。法王路易十六曾是路德维一世的洗礼教父，路德维一世又是路德维二世的祖父兼教父，再加上，路德维二世认为法王的形象是专制及主权合一的代表，使他不但崇拜著路易十四，也在两次造访巴黎并参观过凡尔赛宫後，开始规画林德霍夫宫及赫莲基姆湖宫。宫殿不但和凡尔赛宫的风格相似，在林德霍夫宫中，还处处可见法国皇室成员的肖像及凡尔赛宫的情景。建造城堡及宫殿中，林德霍夫宫是唯一他在世时建造完成并实际居住的宫殿，于1878年建造完成。宫殿正前方的花园中央，有一个喷水池，当水柱喷起的一刹那相当壮观，若再往上爬到宫殿对面的小凉亭上，可将花园及宫殿尽入眼簾。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艺术成就
位于基姆湖（Chiemsee）中，是法国凡尔赛宫的仿制品，建造于1878年至1885年间。基姆湖(Chiemsee)中有三个岛，分别是男人岛、女人岛和至今无人居住的香草岛。最大的岛屿就是男人岛，因岛上有座“男人修道院”而得名。这个岛屿之所以闻名主要是因为路德维希二世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宫殿，其风格仿效法国著名的凡尔赛宫路。路德维希二世于1873年买了此岛后，有系统地开伐山林，1867年他造访凡尔赛宫，想在岛上仿制凡尔赛宫。正面是巴洛克式，但有着比凡尔赛宫更为华丽的镜厅。路德维希二世花了二亿马克才完成赫尔伦基姆泽宫的建造，几乎掏空国库，可他只在赫尔伦基姆泽宫住了一周就突然去世。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国王之死
1886年，路德维希二世被巴伐利亚政府宣布为精神失常且已经无法处理公务；柳特波德亲王被任命为摄政。
正住在新天鹅堡的路德维希二世企图向公众传达以下信息：柳特波德亲王在违背我意愿的情况下擅自摄政，他是要篡权。我的大臣们听信关于我健康状况的虚假报告并准备对我所热爱的人民施行暴政。我需要每个忠诚的巴伐利亚人的帮助……这些话被刊登在班贝格的一份报纸上；但是政府截获了报纸，并禁止其发行。路德维希二世给其它报纸和朋友发的电报也大都被截获。有趣的是，路德维希二世确实收到了一份来自俾斯麦的建议。俾斯麦建议路德维希回慕尼黑并在公众面前露面，但被他拒绝了，一支部队抵达路德维希二世藏身的新天鹅堡，把他抓了起来。他被转送到慕尼黑南郊的贝尔格的一座城堡中。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国王之死
次日傍晚，路德维希二世与负责治疗他的医生离开城堡散步，至夜未归，城堡中人全体出动搜寻，其时风雨大作，直到午夜，路德维希二世和医生的尸体终于在附近一座湖的浅水区中被发现。具体死因至今成为一个谜，很多人猜测是其政敌指使的暗杀。
路德维希二世的遗体安葬于慕尼黑的米迦勒教堂。
路德维希死后，由弟弟奥托继位。由于奥托因为精神失常一直被关在福斯滕里德宫，故由柳特波德亲王继续摄政。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 路德维希二世的传奇
路德维希二世成为了德国最不平凡的也是最受人欢迎的君主。他建设了许多著名的漂亮的宫殿和城堡；在他统治期间，巴伐利亚虽国力日下，但远离战争保持着和平的状态。巴伐利亚人至今还称呼路德维希二世为“我们亲爱的国王”（unser Kini）。他所建的宫殿和城堡也是巴伐利亚旅游业的重要收入来源。
阿庇安
亚历山大的阿庇安（古希臘語： Appianòs Alexandreús；拉丁語：，95年-165年），古罗马历史学家。代表作为《羅马史》，该书原24卷，约有一半的文字存世。他的风格简洁生动，是后世研究罗马史的主要依据，比如其中有古代历史著作仅有的对斯巴达克个人的详细记述。
阿庇安 生平
阿庇安曾写过自传，但已佚失，研究者只能从他自己的作品和他与友人马库斯·考尼利乌斯·弗龙托的通信中了解其生平。阿庇安约于公元95年生于亚历山大港。近年所发现他的作品的一个片断说到在埃及，他曾冒险参加了一次对犹太人的战争。这可能就是公元116年图拉真皇帝在埃及镇压犹太人起义所进行的那次战争。约120年时，他离开埃及，前往罗马。他曾当过律师。约147年他在弗龙托的推荐下，被任命为总督。由于总督这个职位只能由骑士阶层的人担任，这让我们知道了阿庇安的家庭背景。
阿庇安 生平
阿庇安在序言的第十四节中所说，他在自己的二十四卷《罗马史》中采用的不是年代顺序，而是按种族顺序，依照罗马人跟其他民族以及他们自己内部所进行的战争，分散在各部分叙述的。今日《罗马史》中的十一卷完整地、或者几乎完整地留传至今，即在西班牙的战争（第6卷）、汉尼拔战争史（第7卷）、布匿战争史（第8卷）、伊利里亚战争（第10卷）、叙利亚战争（第11卷）、米特拉达梯战争史（第12卷）和内战史（第13到17卷），除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卷的片断存留。现代研究者认为阿庇安的著作风格简洁，不采用优美的词藻，但却生动有力，缺点是在事件细节的描述上不够准确，但这在当时的史学家中是很常见的情况。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英語：，縮寫 HPLC），又譯，以前曾指高壓液相層析法（high 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是一種色譜分析技術，用來分離混合物，以確認並量化各個成分的比例。它依賴泵加壓樣品以令其通過填充有吸附劑的壓力柱，導致樣品的各個成分因而分離。高效液相色谱法常用於生物化學和分析化學。
高效液相色谱法 历史
1960年代，由于气相色谱对高沸点有机物分析的局限性，为了分离蛋白质、核酸等不易气化的大分子物质，气相色谱的理论和方法被重新引入经典液相色谱。20世纪60年代末，科克兰（Kirkland）、哈伯、荷瓦斯（Horvath）、莆黑斯、里普斯克等人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高效液相色谱仪，开启了高效液相色谱的时代。高效液相色谱使用粒径更细的固定相填充色谱柱，提高色谱柱的塔板数，以高压驱动流动相，使得经典液相色谱需要数日乃至数月完成的分离工作得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完成。
1971年，科克兰等人出版了《液相色谱的现代实践》一书，标志着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正式建立。在此后的时间里，高效液相色谱成为最为常用的分离和检测手段，在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医学、药物开发与检测、化工、食品科学、环境监测、商检和法检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高效液相色谱同时还极大的刺激了固定相材料、检测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以及色谱理论的发展。
高效液相色谱法 历史
20世纪60年代前，使用的填充粒大于100μm，提高柱效面临着困境，后来的研究人员便采用微粒固定相来突破这一瓶颈。科克兰、荷瓦斯制备成功薄壳型固定相，这种在固定相在玻璃微球表面具有多孔薄壳，实现了高速传质，为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随着填料粒径的降低，更高的柱效也得以实现。60年代研制出气动放大泵、注射泵及低流量往复式柱塞泵，但后者的脉冲信号很大，难以满足高效液相色谱的要求。1970年代，往复式双柱塞恒流泵，解决了这一问题。
1970年代后，科克兰制备出全多孔球形硅胶，平均粒径只有7μm，具有极好的柱效，并逐渐取代了无定形微粒硅胶。之后又制造出的键合固定相使柱的稳定性大为提高，多次使用成为可能。1970年后，适合分离生物大分子的填料又成为研究的热点。1980年后，改善分离的选择性成为色谱工作者的主要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改变流动相的组成是提高选择性的关键。
高效液相色谱法 原理
高效液相層析儀根據各種各樣的相互作用力來分離混合物。這種相互作用力通常是分析物及分析管柱之間的一種非共價性質。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时，液体待检测物在不同的時間被注入色谱柱，通过压力在固定相中移动，由于被测物中不同物质与固定相的相互作用不同，不同的物质顺序离开色谱柱，通过检测器得到不同的峰信号，每個峰頂都代表一個另外化合物的種類，最后通过分析比对这些信号来判断待測物所含有的物质。
以液体为流动相而设计的色谱分析仪器称为液相色谱仪。采用高压输液泵，高效固定相和高压灵敏检测器等装置的液相色谱仪成为高效液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种类繁多，但不论何种类型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基本上都分为4个部分：高压输液装置，进样系统，分离系统和检测系统。
高效液相色谱法 用途
高效液相色谱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广泛的应用于化学和生化分析中，常用於醫藥品、化學、環保、生命科學、與食品工業的研究上。
高效液相色谱从原理上与经典的液相色谱没有本质的差别，它的特点是采用了高压输液泵、高灵敏度检测器和高效微粒固定相，可將液體混合物中的成份分離、成分定性及定量分析。适于分析高沸点不易挥发、分子量大、不同极性的有机化合物。例如：可检测分析食品中的三聚氰胺的含量。
竹節蟲
竹節蟲，又稱（），是節肢動物門昆蟲綱竹節蟲目（學名：，或稱目）的總稱。草食性的昆蟲，以善於擬態成樹枝或樹葉著稱，可以躲過天敵。全世界約有2,500種。
體型修長，呈圓筒形，棒狀或枝狀；少數種類扁平如葉。複眼發達，單眼通常退化。翅膀通常退化；如有翅膀，前翅通常小於後翅。不完全變態，陸棲，植食性昆蟲。多數分佈於熱帶。
竹節蟲目包括了全世界最長的昆蟲——尖刺足刺竹節蟲 (Pharnacia serratipes，分佈於馬來半島)，體長(含腳)可達55.5公分。
竹節蟲目與紡足目親緣關係最接近。
竹節蟲 分類
在較舊的分類中，認為竹節蟲目是直翅目的亞目。
竹節蟲分類上包含兩大重要概念，即中後足脛節端部的三角形凹陷"areola apicalis"和中節"segmentum medium"，根據是否有此三角形凹陷，可分為Areolatae以及Anareolatae。
䗛目現行分類如下：
竹節蟲 分類
Verophasmatodea真䗛亞目
Anareolatae脛平下目/脛緣下目
Diapheromeridae笛竹節蟲科
Lonchodidae長角竹節蟲科
Phasmatidae竹節蟲科
Areolatae脛窩下目/脛棱下目
Aschiphasmatoidea爪齒竹節蟲總科
Aschiphasmatidae爪齒竹節蟲科
Damasippoidida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科
Prisopodidae盈足䗛科
Phyllioidea葉䗛總科
Phylliidae葉䗛科
Bacilloideae稈竹節蟲總科
Anisacanthidae異棘䗛科
Bacillidae稈竹節蟲科
Heteropterygidae異翅竹節蟲科
Pseudophasmatoidea擬竹節蟲總科
Heteronemiidae異竹節蟲科
Pseudophasmatidae擬竹節蟲科
竹節蟲 形態特徵
頭部為前口式，口器為咀嚼式，上顎發達，常有複眼，而單眼則僅在一些有翅種類中發現。
胸部由三節組成，前胸短，中胸與後胸較長。
竹節蟲的三對足型態相似，後足不特化，一般可分為基節、轉節、股節、脛節、附節。
有不少竹節蟲前後翅均消失，或有不同程度的退化，當有翅時，前翅又稱複翅，甚短且多為革質，後翅常發達，有一些種類前後翅可摩擦發音。
䗛目昆蟲的腹部一般由11節組成，腹部功能不同，其構造也發生變化，如第1節常與後胸緊密相連，第一腹板消失，生殖器則因兩性而異，第10節常發達，第11節則為小型肛上板及1對由腹板劃分出的肛側板為代表。
竹節蟲的卵型態因物種而異，特徵較明顯且穩定，在分類上有著具體的應用，卵通常由卵囊和卵蓋所組成，產卵方式隨物種而異，常見有拋棄式產卵、黏附於植物孔隙或產卵於植物內部、產卵於疏鬆的沙土中等等。
竹節蟲 生理
一些生活在溫帶地區的竹節蟲，其卵可能發生滯育或延遲發育的現象，因此有一些卵可能會經過2年到3年才孵化，是否產下滯育型的卵可能由成蟲的光週期控制，接受到短光照更可能產下滯育期的卵。
竹節蟲的食性因物種不同而異，有些竹節蟲為廣食性的物種，對各類植物接受度高，有些竹節蟲食性專一，僅接受特定的食草，此外，雌雄蟲、不同齡期的竹節蟲食性可能存在差異，治理蟲害時應注意。
若蟲脫皮時，表皮沿著背中線裂開，若蟲先露出頭部，接著露出胸部和足，最後是腹部。
竹節蟲的附肢在脫皮或受到攻擊時可能會自割，其後的脫皮能夠將斷肢重新長出來，竹節蟲的斷肢再生為一漸變過程，再生足通常會比正常足少一節，此外，斷肢的時機也影響足的再生能力，如成蟲因為不會脫皮所以斷肢後多無再生能力。
雄蟲通常比雌蟲更早進入成蟲期，且雄蟲的壽命通常較短，並非所有竹節蟲皆有雌雄蟲，許多竹節蟲物種中，雄蟲非常稀少，甚至僅有雌蟲，因此竹節蟲的生殖方式可分為孤雌生殖以及兩性生殖，有些物種可兼行之。
竹節蟲 生態
竹節蟲體型細長，體色通常為棕色或綠色，有助於其隱蔽於枝葉之中，另外也有些竹節蟲形似樹葉，或具備突起，形似地衣苔癬，亦有助於其隱蔽。
有些竹節蟲會擬態為其他生物，如幽靈竹節蟲可將腹部從體背上彎向前方，擬態為蠍子。
許多竹節蟲會左右搖晃自己的身體，影響天敵的視覺，讓自己看起來更像風中的枝葉。
竹節蟲遇到天敵的刺激時也有可能會假死，這種現象隨著齡期的增加越來越明顯，在成蟲期尤其明顯。
竹節蟲也可能具備特別的防禦機制，例如展開鮮豔的後翅以驚嚇敵人、以後足股節上的尖刺反擊、或是釋放刺激性的氣體等。
竹節蟲的天敵相當多，如鳥類、鼠類、爬蟲類、蜘蛛和其他捕食性的昆蟲皆可能為竹節蟲的天敵，此外，竹節蟲從卵到成蟲期皆有寄生性的蜂類及蠅類天敵，但目前相關的研究尚缺乏。
竹節蟲通常飛行能力差勁，既使是有翅的種類也多依靠滑翔移動，幼齡的竹節蟲喜好取食嫩葉，隨著齡期增長可能有轉往樹木上部取食的習性。
竹節蟲 化石
2014年时，在内蒙古热河生物群中发现有1.26亿年历史，最古老的竹节虫化石。
目前已知地球上至少有9科䗛目昆蟲已經滅絕，翅的特徵構造為其重要分類依據。
竹節蟲 與人類的關係
竹節蟲屬於森林型害蟲，一但爆發時會大面積啃食林木葉片，從而導致幼樹死亡及大樹枯萎。
台灣在日治時期時曾試著栽培棉花，但因為棉桿竹節蟲的大規模危害而作罷。
有些竹節蟲由於外型特殊，可能被作為寵物飼養，收藏家也有可能收集其標本，在標本市場上有一定地位。
有一些竹節蟲因棲息地的破壞，或商業採集等因素，其生存受到威脅，如台灣的津田氏大頭竹節蟲，由於其棲息地限縮在綠島及墾丁的海岸，極容易因環境的開發而滅絕，因此被定為二級保育類動物。
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論（英語：），簡稱民主和平，是一種國際關係、政治學、和哲學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所有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更正確的說，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不過實際上，該理論並不意味著，民主國家就不會發動戰爭；也不保證，民主國家會比其他體制（比如，專制）的國家來的不好戰。在這個理論的原始版本被提出後，許多更深入的相關研究也進一步發現，民主國家之間也較少發生衝突，同時規模性的暴力行為也較少出現；相反的，政治外交的衝突會增加。
民主和平论 歷史
民主和平論是相對發展較晚的一個理論。原因之一在於民主國家在19世紀末期之前仍相當少見。雖然伊曼努尔·康德很早便提出這種理論，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這個理論才開始受到學術界重視。
康德在1795年寫下的論文《論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概念，雖然當時他僅是將立憲共和國作為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之一。康德主張，除非是出於防衛，大多數人永遠不會在投票中支持發起戰爭。因此，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共和國，基於先行的侵犯永遠不會產生，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了。康德之後，潘恩、托克維爾等人也提出類似的主張。
美國的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巴布斯特是有系統的研究這個主題的第一人。1964年，巴布斯特於《威斯康辛社會學人》(Wisconsin Sociologist )出版一篇學術論文以提倡這個理論；1972年，他又在《工業研究》(Industrial Research )期刊發行了一個更簡易而面向大眾的版本。但兩篇文章最初都沒受到太大重視。
民主和平论 歷史
在1976年，兩名學者Melvin Small和J. David Singer終於對此做出回應，他們發現除了兩個的邊緣例子外，民主國家之間缺乏戰爭，但否認這個趨勢有任何統計顯著性。他們的反駁發行在一篇政治學期刊後，民主和平論才開始受到更大重視，Michael Doyle便在1983年對這個理論做出冗長的討論。魯道夫·拉梅爾是在早期研究並重視這個主題的主要學者之一，後來他對這個理論寫下了大量著作。
Maoz和Abdolali（1989）則將較少的戰爭進一步擴展至較少的衝突。Bremer（1992）、Maoz和Russett（1992）都發現到，在控制了數個可能的研究變數後，民主與和平之間的巧合關係相當的明顯。他們的研究將民主和平論帶入主流學術界的重視。現實主義者和其他人則對此提出許多新的反駁。其他的學者則試著有系統的研究為何民主會產生和平，以及為何民主能夠影響到外交關係等的其他層面。
自從這些開創性的研究以來，對民主和平論的深入研究已經為數眾多了。絕大多數研究都指出某些形式的民主和平論的確存在，雖然他們的方法論不一定相同，而且許多據稱例外的戰爭也仍存在爭議。
民主和平论 影響
民主和平論在政治學學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因為民主和平論根基於理想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與之前支配學界的現實主義完全相反。不過，民主和平論逐漸被廣泛接受，甚至影響了一些民主國家的政策制定。
舉例而言，美國的兩大政黨都表示支持民主和平論，民主党的第42届總統比尔·克林顿說：「保持我們國家安全並維持長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區的民主發展。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爭戰。」而共和黨的第43届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殊也說：「我這麼強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交戰。這是因為絕大多數社會的人民都厭惡戰爭，因為他們了解戰爭是毫無意義的......我對民主能促進和平有著極大信心。這也是為什麼我如此強烈相信中東的前進之路，是促進民主。」已被美国国会通過的《促進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非常少見的，而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則相當的常見，已經有將近170,000,000人因為極權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民主和平论 影響
曾經擔任歐盟執行委員會專員的彭定康說：「由於歐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為了保護自由的價值，所以我們表達這種立場是一點也不會令人吃驚的。同時這也是出自合理的戰略原因。自由的社會通常不會互相爭戰、也不會選擇做一個壞鄰居。」歐盟一份名為「一個安全的歐洲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的戰略安全報告也指出：「對我們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個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國家治理的世界。」
民主和平论 影響
一些人則擔心民主和平論可能會被用作向非民主國家宣戰的依據。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要求國會批准向德國宣戰，除了因為德國在無限制潛艇戰中擊沉美國郵輪和煽動墨西哥攻擊美國，他並稱：「除非出於民主國家之間的友善關係，穩定和睦的和平時期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以及「必須確保民主在這個世界的安全」。一些人認為民主和平論被用於正當化2003年入侵伊拉克戰爭，其他人則指出直到戰爭開始後這才被用作開戰理由之一。除此之外，Weede（2004）主張這種理由相當脆弱，因為強迫民主化伊拉克：一個週遭幾乎全是非民主國家的獨裁國家，反而可能增加戰爭的風險（一些研究指出一個民主和一個獨裁國家之間是最可能發生戰爭的組合，一些人則發現那些被非民主國家包圍的民主國家的戰爭風險相當之大），Weede並主張若美國和其盟國真的是根基於民主和平論之上而想民主化獨裁國家（而他反對這種做法），那最好的做法應該是從那些邊界有至少一兩個穩定的民主國家的獨裁國家打起，並且逐漸擴大。另一方面，研究顯示試圖用外部力量推廣民主通常會遭遇失敗。Gleditsch、Christiansen和Hegre（2004）則認為藉由干預強迫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最初獲得一些成果，但通常會製造出不穩定的民主化國家，長遠來看可能會有危險的後果。而那些達成了長久而穩定的民主的例子—例如二戰結束後被美軍佔據的日本，通常都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和社會架構，並對整個政治文化上做出激烈的改變。使用外交手段支持他國內部民主運動可能會是更容易成功且成本更低的方式。綜上述，民主和平論和其相關的研究，是可以用以支持反民主聖戰。
民主和平论 定義
要研究民主和平論，必然需要先定義「民主」與「和平」，或者更常見的——「戰爭」。但這卻缺乏普遍的標準，即使現代民主的先驅國，如英國或法國或者美國等，在二戰時沒有滿足現代人的民主條件，若果按像自由之家的定義，世界在1950年前全世界都沒有民主國家，而現在它所定義的又把自由和民主混淆，
不同的理論家和研究者對於民主也有許多不同的定義；這也影響了他們在研究結果上的不同。一些例子包括了：
康德（1795）反對直接民主制，他認為：「那必然是暴政，因為「全體」可以打壓那些意見相反的人，因此這個全體的意見未必全然是全體的意見，這與自由是相反和對立的。」康德傾向於一個保護個人自由免受多數侵害的共和立憲制。
Small和Singer（1976）將民主定義為一個有以下特色的國家：（1）有定期的選舉，反對黨和執政黨都有參與選舉的自由，（2）允許至少10%的成年人口投票，（3）有一個能夠控制政府執政部門、或是享有與執政部門同樣權力的議會。
民主和平论 定義
Doyle（1983）則要求（1）那個「自由的政體」必須是市場或有私人財產的經濟體制，（2）他們的政體擁有對外主權，（3）他們的公民享有司法權利，（4）他們擁有代議制的政府。並且至少要有30%的成年男性能夠投票、或是所有人在累積一定的財產後都能取得投票權。與其他研究者相較，Doyle允許世襲的君王擁有更大的權力，舉例而言，他將法國的路易·菲利浦也視為是自由的政權之一。
Ray（1995）要求至少要有50%的成年人口被允許投票，而且至少要有一次和平的、符合憲法的政權轉移出現過，亦即透過選舉的方式將執政權力從一個政黨手中轉移給另一個獨立政黨。
拉梅爾（1997）則指出：「這裡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亦即那些執政者是由有競爭的選舉以及秘密投票、和廣泛的投票權（粗略的定義是包括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所選出；同時還要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及一個憲法架構下政府服從的法律體制，並保障人民平等的權利。」
民主和平论 定義
以上皆為民主與非民主的二元分類。許多研究者則試著使用較精細的區分。例如政體資料研究計畫用兩個尺度衡量每個國家，一個是民主程度、一個是獨裁程度，衡量自1800年以來每一年的數據。和一些其他的研究計畫。對政體資料研究計畫資料的使用各自不同，一些研究者從中研究民主尺度與好戰間的關係。一些則把它當成二元分類來用（如它的製造者），將所有高民主程度和低獨裁程度的國家稱為民主國家。也有人用兩者間的差來判斷。
一些研究者則觀察到歷史上許多可能與民主和平論不符的例外情形都是牽涉到尚未發展成熟的民主國家，很多研究者為此又新增了一項資格限制，通常是必須在達成民主制度後和平超過三年。拉梅爾（1997）主張這三年的門檻期間是為了「讓民主程序被接受、並讓民主文化生根。」除此之外，這段期間也能讓其他國家承認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
民主和平论 定義
Mansfield和Snyder（2004、2005）認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之間的確不會發生戰爭，但他們主張那些正在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最容易捲入戰爭。他們發現正在民主化的國家比穩定的民主國家、獨裁國家、甚至是正在獨裁化的國家都要更為好戰。因此，他們主張在將這些戰爭從分析中淘汰時必須留意，因為那可能會隱藏了民主化過程的負面觀點。但另一個更早的統計結果分析則指出，民主化與戰爭間的關聯的主要原因在於正在民主化國家的執政部門無法取得足夠權力、獨立、和制度的健全度。另一篇評論則指出其他許多研究的結果，顯示正在民主化的國家的戰爭風險的提高只有當其週遭有很多非民主國家時才發生。即使將未成熟的民主國家包括在分析結果裡，許多研究仍然發現足夠證據證明所有的民主國家—無論成熟與否，與另一個民主國家開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是不可能。
在國際戰爭上的研究，通常將「戰爭」定義為一場超越一千人於戰役中死亡的軍事衝突。這個定義也被用於密歇根大学的戰爭相關研究計畫（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並被使用於許多有關戰爭的研究。依據這個一千人死亡的門檻，大多數歷史上的軍事衝突都能被明顯的區分為正式戰爭和小型衝突。
民主和平论 定義
一些研究者則使用不同的定義。舉例而言，Weart（1989）定義戰爭為超越兩百人戰死的衝突。Russett（1993, p. 50）則在研究古希臘時，僅只要求有實際交戰、以及兩方軍隊都是經過國家授權的戰役。
依據戰爭研究計畫的分類，「軍事化的國際爭議」（MID）指的是比戰爭更為輕微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可能只不過是兩國向邊界調動軍隊示威、而實際上沒有戰爭死亡。MID以及戰爭加起來便是「軍事化的國際衝突」（MIC）。MID也包括了一場戰爭的前奏，因此MID與MIC之間的差異可能沒有看起來那麼大。
統計分析的需要和自由度的考量是研究者們改採MID以取代真實戰爭作為研究依據的主要原因。戰爭是相對而言較為少見的，大約30場MID才會有一場真實的戰爭，因此這種採樣提供了在研究上更豐富的資料來源。
大多數研究針對的都是雙方面和平—亦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爭戰。但也有少數研究將範疇擴大至單方面的和平，主張民主國家整體上也較為愛好和平，無論他國是否為民主政體亦然。近來有一些研究得出了傾向單方面和平的結果。Müller和Wolff（2004）則同意這種理論：「民主國家在平均上可能稍微的—但不是絕對的—比其他政體的國家更愛好和平」但也指出「單方面的解釋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具說服力」。他們也注意到某些民主國家對於其他非民主國家的敵意極大，指出自從1950年代以來最具好戰性的民主國家是印度、以色列、英國和美國。
民主和平论 戰爭
民主和平論最直接的論點就是：「研究過去兩個世紀的所有戰爭，假如民主國家真如同其他政體的國家一般經常互相征戰，那麼應該會有許多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紀錄。相反的，依據不同研究的結果，這種戰爭極度少見、甚至是零。」
一些研究者的結果指出，至今為止從不曾有任何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之間的戰爭出現。Jack Levy所提出的一段經常被引用的描述是：「民主國家之間從沒有戰爭出現的法則，就如同任何我們在國際關係上所用的觀察法則一般準確。」
一些人則提出了一些例外，相當常被提出的例子包括了美西战争和继续战争。一些人將這些戰爭視為是邊緣的例子，一些人則只簡單的將民主國家間的戰爭描述為「很少見的」、「非常少見」、「少見或不存在」。
一些人則認為是否有例外可能不是那麼重要。強烈支持民主和平論的Bremer主張要證明民主國家間的戰爭次數為零是不可能的，因此「爭論民主國家之間究竟是沒有發生過戰爭、還是極少發生過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能證明的只是戰爭可能性顯著降低。
不過，至少有一個研究者主張若是有任何一個例外出現都會顛覆整個理論。但大多數的研究者則不這樣認為。
民主和平论 較少衝突
如同現實主義的Mearsheimer (1990, p. 50)指出的，對於戰爭的研究的問題之一在於「民主國家在過去兩個世紀算是少數，因此民主國家間處於互相爭戰的立場的機會也較少」—尤其是在採用嚴格定義的民主時。民主國家直到最近幾十年前都還是少數。即使是採用較寬廣的民主定義，如同Doyle所採用的，在19世紀末期前也只有一打的民主國家，而且其中許多都相當短命或是選舉權有所限制(Doyle 1983)(Doyle 1997, p. 261)。自由之家認為在1900年時還沒有任何獨立國家實行了普遍選舉權。
民主和平論支持者之一的Wayman(1998)指出：「如果我們只注重於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有任何戰爭發生，那麼這需要再經過很多年時間才能穩固我們對於民主和平理論的信任。」
因此，儘管以上所述及的大量案例研究，一些人仍然主張目前並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民主與和平間的必然關係，尤其是在考慮到外部因素的可能影響時。
民主和平论 較少衝突
為了解決這種限制，許多研究者轉而研究衝突較少的理論，因為這樣的理論更為容易證實。軍事化的國際爭議（MID）遠比戰爭要來的常見；戰爭研究計畫算出過去兩個世紀裡總共發生了數千次的MID。一篇評論列出了許多研究結果，主張民主國家之間比起其他政體的國家更不容易捲入MID中。
另一個研究則發現在兩個國家都變成民主政體後，每一年兩國發生MID的可能性都會逐漸降低，最後發生MID的可能性會在五年內降至於零。
當檢視民主國家間的MID時，一個研究發現他們通常較少牽涉到第三國，單方面的仇恨也比較少遭遇反彈，如果被仇恨的另一個民主國家也反彈仇恨，通常是因為遭遇了一定的挑釁，而雙方的爭議也比較少造成任何人員死傷。比較常見的行為只是「奪取物資或人員」。
研究顯示，國家之間和平解決爭議的可能性也會被當事國中較不民主的那一國的民主程度所正面影響。民主國家間的爭議遠比牽涉到一個非民主國家的爭議要來的容易解決。民主國家在互相爭議時也比較可能容易接受第三方的調解{。
在威脅用和使用暴力的國際危機中，一個研究發現若當事國都是民主政體，那麼兩者的相對軍事力量對於事件的輸贏並無影響。但若有非民主的國家參與其中則不同。這在即使當事國是同盟國時，研究的結果也依然相同。與之相似，一個對於國家行為的研究也發現軍事爭議只有在國家是獨裁政體時軍事力量才顯得重要：民主國家似乎並沒有將軍事力量作為支持爭議中那一方的基準。
民主和平论 衝突開端
大多數研究都只檢驗衝突參與者是誰，而忽略了是誰先開始衝突的。在許多衝突中雙方都主張是對方先行開始衝突的。一些研究者則主張研究衝突的開端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現有的資料記載可能相當不可靠。即使如此，有些研究者對此展開了研究。Reiter和Stam(2003)主張獨裁國家先行展開侵略的次數比民主國家先行攻擊獨裁國家還要頻繁，Quackenbush和Rudy(2006)在證實這個結果的同時，也發現民主國家先行攻擊獨裁國家的次數比非民主國家之間互相爭戰的次數還要頻繁。一些進一步的研究則研究不同形式的獨裁和制度對衝突開端的影響。與其他獨裁政體如一黨執政制度相較，個人崇拜和軍事獨裁的國家可能特別容易先行發動戰爭，但也可能特別容易成為先行攻擊的目標。
民主和平论 對內暴力和大屠殺
大多數研究都聚焦於國家之間的關係。不過，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民主國家國內的內部衝突較少。舉例而言，一個研究發現內戰在最為民主的國家和最為獨裁的國家都較為少見，而那些處於民主和獨裁政體之間的國家則最容易爆發內戰。政治的改變也會提升內戰的風險，無論是轉向民主或獨裁亦然。政體居中的國家仍然最可能爆發內戰，無論他們政治改變後經過了多久。在長期上，居中的國家比獨裁國家較不穩定，而獨裁國家又比民主國家較不穩定，長期穩定的民主政體是民主化進程最可能的結果。Abadie(2004)則發現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恐怖主義活動都較少見。Harff(2003)則發現种族灭绝和政治屠殺在民主國家都較少發生。拉梅爾(1997)發現越民主的國家，政府屠殺人民的可能性越低，他指出歷史上大屠殺所殺害的人數比戰爭高出了六倍。
民主和平论 對內暴力和大屠殺
Davenport和Armstrong(2004)則列出了其他研究並表示：「研究再三的顯示，民主政體都較少發生政治取締、審查、酷刑、失蹤、和大批屠殺，包括各種測量的尺度、方法、時間長度、國家、和背景都得到這樣的結果。」並且總結道：「透過各種測量和研究方式發現到，在低於某個程度的情況民主對於人權違犯沒有影響，但在超過這個程度後越民主的國家在政治鎮壓上的數量則約以等比例的速度減少。」Davenport和Armstrong(2003)指出三十年來的統計研究顯示了只有兩個因素可能會減少人權的違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經濟上的發展。這兩者中民主則更為重要而且更容易達成。
民主和平论 可能的原因解釋
在解釋為何民主能減少戰爭的原因上，研究者們通常又被分為兩類：注重民主的價值觀以及注重於民主的政治架構。要注意到的是它們通常是被用以解釋民主國家之間的較少戰爭衝突，而不是民主國家內部的衝突較少。
這些原因可能有的也能套用至寡头政治上。Spencer R. Weart所著的Never at War發現寡頭政治之間也會和平相處。例子之一是波蘭立陶宛聯邦，波蘭國會反對並否決了大多數國王提議的戰爭。
在第一類的研究者中，許多人主張自由民主制的文化使得國家領導人習慣於以協商和談判解決問題。另一個解釋是民主國家裡重視人權的理念使得人們不願進行戰爭，尤其是在針對其他民主國家時。20世紀殖民主義的衰退也有可能是因為歐洲民主國家改變了世界觀，開始重視非歐洲的人民和他們的權利之故。
民主和平论 可能的原因解釋
Bruce Russett也主張民主國家的文化影響到領導人解決衝突的方式。除此之外他還主張，在19世紀末期一種社會價值開始浮現，就是民主國家之間不該互相爭戰，此價值在民主文化和民主程度開始提升時會更為強化，例如當擴散公民權時。一個國家民主穩定性的提升也會在外交事務上獲得更多其他國家的信賴。在二戰和冷戰期間民主國家的聯盟也增強了這個價值。他認為古希臘時這種民主價值的連結就沒有這麼有效。
Mousseau(2000)主張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所形塑的價值觀和標準是民主和平論的主因。如同許多以市場為導向的已開發國家，當市場上簽訂契約的機會相當廣泛時，一種以契約為主的文化促長對個人獨特性的尊重、協商、妥協、尊重法治、和法律前人人平等的價值觀。由於被選民所限制，奉行市場經濟的已開發國家的民選領導人便會遵守這些價值。相較之下，市場經濟開發度不夠的民主國家的選民、以及非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則抱持著其他鼓勵戰爭衝突的價值觀。
民主和平论 可能的原因解釋
Braumoeller主張在衝突解決上的自由價值觀可能會隨著不同形式的自由主義而有所差異。藉著研究前蘇聯獨立而出的那些新國家的統計結果，他主張這些區域的自由主義往往較類似於19世紀歐洲的自由民族主義，而不是民主和平論所假設的—20世紀普世的威尔逊自由主義。而結果便是這些區域的自由主義往往比其他典型自由主義國家更為好戰而具侵略性。
Hans Köchler (1995)認為跨國民主的實現，與經由直接民主制付予個別公民參與國家國際關係決策的權力有關。他並呼籲依據民主價值重新建構聯合國，他特別參照的例子是瑞士實行的參與民主制。
主張民主政治架構能促長和平的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回康德(1795)，他寫道：
「如果發起戰爭時必須要得到被統治的人民的同意，那麼毫無疑問的他們在展開這樣不利的行為前會非常謹慎的考慮，衡量所有戰爭會帶來的危害。開戰後將要面對的是：要進行征戰、要以他們自己的資源支付戰爭的代價、需要費力修復戰爭所造成的破壞，並且要承受戰爭帶來的罪惡、讓他們自身背負著沉重的國家債務，使他們在和平時也會飽受痛苦，並且因為未來的戰爭使他們永遠無法償還這些債務。」
民主和平论 可能的原因解釋
民主也因此付予了那些最有可能在戰爭中被殺害或受傷的人影響力，以及他們的親戚和朋友（以及那些支付大量稅賦支撐戰爭的人），使他們希望盡量維持和平。不過，這個單方面和平的理論仍沒有解釋為何民主國家的確會攻擊非民主的國家。解釋之一是那些民主國家被那些非民主國家威脅或激怒了。Doyle(1997, p. 272)主張民主國家並沒有單方面和平：使自由國家相互間和平共處的意識形態也助長了他們向不自由的國家發動戰爭—無論是為了保護他國遭壓迫的少數族群、或是為了報復本國同胞在外國遭受的壓迫亦然。Doyle(p. 292)也注意到自由國家之間可能會秘密進行向對方不利的行動，然而由於行動的秘密性，避免了公諸於眾不然自由國家特色不適用這個問題。
研究顯示民主國家比起獨裁國家更有可能贏得戰爭，一種解釋之一是民主國家在政治和經濟因素上都有更多的資源。這也有可能使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避免以其他民主國家為攻擊目標，因為認知到他們都是特別難以攻克的對手。一個研究之一顯示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對於民主的政權有重要的衝擊，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特別可能因為戰爭失敗而下台。
民主和平论 可能的原因解釋
一些研究主張自由國家的領導人必須面對制度的限制，因此在無法說服廣泛利益群體的情況下，他們無法輕易獲得足夠的國家資源以發動戰爭。許多對於前蘇聯國家的公民和統治精英的統計結果也符合了這個論點。除此之外，其他國家也能明顯看出民主國家這些無法被領導人輕易移除的限制。也因此民主國家送出了可信的厭惡戰爭的訊號，這種訊號使得民主國家之間避免了戰爭，但也可能吸引其他非民主國家的侵略。而民主國家對於這些侵略可能會被迫（也許甚至先發制人）使用武力。一些研究顯示當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提升國際衝突時，他們發出的威脅被認為極為可信，因為他們都必須有相對大的輿論支持來進行這些行動。而在自由國家之間的爭論中，他們之間願意交涉的訊號則使他們得以在惡化至軍事動員階段之前和平的解決爭議。
另外一種與以上兩種解釋類似的理論則根基於博弈论上，主張民主國家內部公眾的參與和開放的辯論能讓其他國家清楚而可靠的了解自己的意圖。相較之下，要得知非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意圖則相當困難—無論是要得知讓步的效果或是會否遵守承諾皆然。因此若是爭議中有一個國家是非民主國家，那便會增加達成妥協讓步的難度和不信任感。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對於民主和平論的批評在邏輯上可以分為好幾種。注意到這些批評通常是針對於主張民主國家間沒有任何戰爭和較少MID，而非小型系統性暴力行為。
只有一個研究堅持主張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其實與其他政體的國家之間一樣多。不過，這個研究者將尚未成熟的民主國家和有爭議的國家也列入民主政體範疇，同時也將小型衝突列入計算。
其他研究指出，雖然民主和平論的確有一些證據支撐，但資料樣本和時間的長度可能太短，因而無法證明可靠的結論。舉例而言，Gowa提出證據主張在1939年前民主和平論並不明顯，因為在那之前民主國家數量都太少，他並且對接下來的時期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參見現實主義的解釋）。但Gowa的統計也遭受批評，許多其他研究和評論找出了不同或相反的結果。不過，這可以被視為是民主和平論所遭受最久的批評；如同之前提及的，一些理論的支持者也同意統計的樣本在證實理論的可靠性上是有限的而且不足的，至少若是只考慮正式戰爭的話。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而這些證據究竟又代表了多少意義也是問題之一。一個研究試著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依據使用了頗為嚴厲的民主和戰爭的定義的Ray的說法，在1816年至1992年之間的確沒有任何兩個民主國家互相交戰過。假設將這段時期的戰爭數量直接除與國家數量，無論他們的民主制度形式和發展，那麼平均每個民主國家在這段時期經歷了十場戰爭。因此，Ray認為民主和平論的證據在統計上是相當明顯的。不過，可以想像到的是，如果未來發生了少量民主國家間的小衝突，都會抹滅整個理論的證據。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一些人則批評對於民主的定義，他們認為某些國家總是慣於定義其他國家的政權形式，以此滿足他們自身的利益和目標，例如出於經濟和國防的顧慮。舉例而言，一個研究指出德國在19世紀末期被西方國家領導人視為是民主國家；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當德國與美國、法國、和英國的關係開始惡化時，德國便逐漸被形容為是獨裁國家，然而實際上德國內部卻沒有政權的改變。Shimmin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批評西方國家對於米洛舍维奇的塞爾維亞在1989年至1999年的看法轉變。拉梅爾則對這些批評回應道：一般而言，對於民主和平論的研究並沒有聚焦於「西方」對於民主的看法；至於塞爾維亞的例子，批評者舉出西方國家對塞爾維亞在90年代初期有限認可並不足以使其被認為是民主政權，而只是因為預料換上其他領導人可能會表現的更糟。
一些民主和平論的研究者也被批評他們在分類戰爭與否和民主政體與否時過於武斷，而沒有依據同樣標準仔細檢查整個資料。民主和平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同意這種研究方式必然是有缺陷的，即使看似合理的例子也可能需要矯正。亞洲時報的一個軍事事務專欄家便總結了這些的批評認為例外總是被以「不是真的民主」或「不是真的戰爭」來解釋。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然而，大多數研究者都同意對於「戰爭」和「民主」可以得出一個客觀可用的定義。即使如此，民主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而且會隨著不同的時間和事物而改變，但大多數研究者在研究上幾乎都是以相同的標準來撿視歷史案例的。
對於民主的定義要求必須至少有一次真實的政權輪替—不同政黨間的執政轉換，這個要求也可能排除一些長期被視為是民主政體的國家。舉例而言，美國到1800年為止，印度從獨立一直到1979年為止，以及日本到1993年為止。
一些民主和平論的研究者要求執政者必須是由實際、而且有競爭性的選舉選出的。這可能是嚴格的定義：舉例而言，美國的國家檔案庫指出：「無論是在1789年還是1793年，乔治·华盛顿都是沒有遭受任何反對而被選出的。」（在當時對於選舉人團的規定下，投給總統和副總統之間的選票並沒有特別區分：每個選舉人照規定必須投給兩個不同的候選人，計票後冠軍成為總統、亞軍成為副總統。而那兩次選舉中每個候選人都投了一票給華盛頓，约翰·亚当斯取得了第二名的位置；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個候選人，因此這副總統選舉實際上是有競爭性的）。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Spiro(1994)則對民主和平論的統計方式做了其他批評。Russett(1995)以及一系列由Ray(2003)撰寫的文章則回覆了他的批評。
有時候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庫也遭受批評。舉例而言，一些人批評戰爭相關研究計畫的資料庫並沒有將平民的死亡包括在戰鬥死亡中，尤其是在內戰中。Weeks和Cohen(2006)主張那些可疑的爭議—包括了沒有死傷以及一般而言威脅不大的暴力事件都應該被從軍事爭議上排除。Gleditsch(2004)對戰爭研究計畫資料庫做出一些批評，並且提出了另外一份改訂過的資料庫。Maoz和Russett(1993)則對政體資料庫做出一些挑剔，不過在稍後的版本中多數這些挑剔都被逐一修正。這些批評通常被視為是較瑣碎的議題。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如果一個現象A被發現與現象B有所關聯，在原則上可能會與許多其他的因素造成這種關聯：可能是A造成B、B造成A、A和B兩者都是由第三種現象C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互相關聯的現象所造成、或是其他更複雜的組合。許多研究者在接受民主和平論的觀察研究結果時，也會試著以不同原因或綜合其他原因來解釋民主和平論，綜合各因素的連結、以及可能造成這種結果的統計變化，而不是只將原因歸咎於民主制度。
許多抱持批評態度的研究者的共通點之一，便是他們認為這個理論無法說明「民主產生和平」，因為證實了民主國家產生和平的證據相當少、或是根本沒有；它只能解釋「共同民主國家能夠產生和平」。依據Rosato(2003)的說法，這種觀點質疑民主是否真的是造成和平的原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應該是單方面的影響。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或許對於這種質疑的最簡單描述，是民主國家之間和平並不是因為民主制度，而是因為他們之間相當「類似」。這種質疑理論開始於一些獨立的觀察發現到「獨裁和平」的結果，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可能性也會降低（顯然沒有研究者主張這不存在），這種結果產生了一種假設，亦即民主和平的現象其實是當研究者分析同一種類型的國家時觀察到的現象。又或者他們整體上並不類似，但只有在有團結的政權體制例如徹底的民主國家以及徹底的獨裁國家時，那才會影響到戰爭的可能性。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獨裁和平論以及相似政治體系的解釋是相對較新的理論，而對於其理論價值的看法也有所不同。Henderson(2002)建立起了一個研究框架，考慮到政治類似性、地理距離、以及經濟的互相依賴作為主要的研究變數，並總結道民主和平論是一個統計上的人為結果，當這些變數都列入考量時這種結果也會消失。Werner(2000)則發現整體上衝突的確會隨政治的類似性而減少，但發現民主的國家間特別和平，他並且注意到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在結盟和權力評估上的行為差異。Beck、King和Zeng(2004)則用神經網路顯示戰爭可能性在高度民主和高度獨裁都明顯降低。Petersen(2004)使用不同的統計模型並且總結道獨裁和平論在統計上是不明顯的，而那些被歸咎於政體類似性的影響其實主要是源自於共同民主的壓力。Ray(2005)從邏輯方面批評這種解釋的份量，他主張在「政體類似性」上的統計分析使用的研究變數只不過是「共同民主」的另一種說法，因此在新的研究中也會出現戰爭減少的效應。Bennett(2006)根基於將國家分為「民主」、「獨裁」、「混合」三種形式的研究模型上，他主張兩個獨裁國家走向戰爭的可能性與其他所有政體之間的武裝衝突的平均可能性相較減少了35%，民主國家則減少了55%。這種影響在檢視更嚴重的衝突時則更為明顯；以戰爭而言（超過1,000人戰鬥死亡），他估計民主國家比獨裁國家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降低了82%。他總結道獨裁和平論的確存在，但民主和平論顯然更為突出。不過，他也沒有找出政體類似性對於和平的影響，除了最為極端的政體除外。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若要總結各種說法，對於這種批評的評價有四種可能的姿態：
大多數的研究者在民主的決定因素上，認同經濟的成長是形塑穩定而富裕的民主國家的重要因素。這與民主和平論本身並不會產生矛盾，而只是一個對於民主本質的描述；不過，如果經濟因素與和平之間能找出某種連結，便有可能完全以經濟的基礎來解釋整個民主和平論了。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Mousseau主張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裡的契約文化，可能會同時促長民主與和平兩者(2000; 2002; 2003; 2005)。低經濟成長可能會阻礙自由民主的制度和價值觀的發展。Hegre(2000)和Souva(2003)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這些研究顯示了單獨民主本身是不太可能造成民主和平論的。Mousseau(2005)發現只有在兩個民主國家都擁有高於全球水平程度的經濟發展時，民主才會是促成和平的重要因素。對於最貧窮的21%的民主國家的研究、以及當前4-5%最貧窮的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出這些國家反而很可能會互相爭戰。Oneal和Russett(2004)列出了其他幾個研究，發現當控制了貿易的研究變數時，經濟發展對於和平的影響就沒有這麼大了。Mousseau、Hegre和Oneal(2003)證實了如果當事國中有至少一個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程度極低時，那麼民主在避免戰爭上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他們也發現當控制了貿易變數時，從1885年-1992年間91%的民主國家配對都有足夠的發展程度以發揮民主和平的作用，而在1992年後所有民主國家都到達了這個門檻。Hegre(2003)發現民主只有在已開發國家和識字率高的國家才會與內部和平有所關聯。相反的，內戰的風險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減低。考慮到兩次世界大戰的許多交戰國都是一般被認為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一些人也因此懷疑單獨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說明民主和平。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Gartzke(2005)主張经济自由比起民主有更大的影響，拉梅爾(2005)則批評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並認為結論是錯誤的。
一些研究則發現在民主國家之間頻繁的貿易造成了經濟間的互相依賴，而在国际组织的參與也減少了戰爭的風險。這通常又被稱為康德和平理論，因為它類似於最早時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的理論；這個理論也常被稱為「自由和平」理論，尤其是當聚焦於貿易和民主的影響時。許多研究者同意這些變數之間會互相加乘影響，但各有獨自的和平效用。舉例而言，兩個互相進行了一定數量貨物貿易的國家，當地的經濟利益團體可能會反對發動破壞性的戰爭，而在民主國家這樣的團體可能會持有更大的權力，也因此政治領袖可能更容易接受他們的要求。Weede(2004)主張自由貿易和經濟的互相依賴對和平的影響可能會比民主要來的重要，因為前者對於和平的影響是包括直接和非直接，可產生經濟的發展並最終達成民主。Weede也列出了許多其他研究以支持他的理論。不過，一些最近的研究則找不到貿易的影響，而完全來自於民主。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沒有一個被列出的研究者認為單獨自由貿易本身可以達成和平。即使如此，對於貿易和民主在維持和平上哪個更為重要的爭論也可能會有潛在的實際影響，舉例而言當評估對於獨裁國家實行經濟制裁和限制的作用時。
最初是Michael Doyle(1983, 1997)將康德的三篇文章重新闡述為民主和平論。他主張一個愛好自由和平的國家聯盟在過去兩個世紀裡持續成長。他不認為兩個國家有可能只因為都是自由民主制國家而和平共處，如果這樣的條件便足夠，那麼自由國家也不會對弱小非自由國家採取侵略態度（而美國與墨西哥的外交歷史便展現了這種例子）。相反的，自由民主制是國際組織和接受能力（在康德的另外兩篇文章裡）的必要條件—而三者都有就有足夠能力產生和平。其他的康德派則不一定認同所有三個條件都必須存在，而是會指出這三個條件都能夠減少戰爭的風險。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許多研究同意民主和平論已經控制了許多其他和平的可能解釋。已經控制了的因素例子包括了地理距離、地理的接近、權力狀態、結盟狀態、軍事化、經濟財富和經濟成長、權力比率、以及政治的穩定性。這些研究使用不同調查方法和變數時的結果也常不同，因此遭致批評。應該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論並沒有宣稱民主是唯一減低軍事衝突風險的因素，許多以上述及的研究也發現其他的因素相當重要。不過，大多數研究的共通點都強調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聯。
民主和平论 批評和反批評
一些研究則嘗試提出顛倒的和平民主論，主張是應該是和平促長了民主。舉例而言，一個研究便認為和平與民主兩者有著同時存在的因果關係，那些被捲入戰爭的國家通常也比較可能經歷民主的衰退，也因此又增加了未來爆發戰爭的機率。也因此他們主張民主國家之間的爭論應該在早期階段儘快解決，以穩固雙方的民主制度。另一個研究發現和平並不定會散佈民主，但散佈民主則有可能散佈和平，這是另一種相反的因果認為戰爭可能會毀滅或降低民主，因為戰爭的準備可能包括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可能因而造成民主和平論所發現的現象。不過，這個假設也被另一個研究在統計上試驗，他們發現取決於對戰前時期的定義，這樣的和平影響是很小或是完全沒有的。因此他們認為這個解釋不太可能。注意到這種解釋所預測的是單方面的影響，沒有雙方面的影響有力。
Weart(1998)主張和平會伴隨著民主的存亡，當民主出現時和平也會迅速隨之而來，但當民主消失時和平也會接著毀滅。在他來看這代表其他改變較緩慢的變數不太可能是原因。不過，Weart也被批評沒有提出任何數字的分析以支撐他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