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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 贡献
沈括在地球科学诸多领域存在建树。沈括在地质学领域，论证了地球的海陆变迁和水的侵蚀作用：沈括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时曾沿着太行山北行，根据自己在太行山中发现的贝壳化石推论太行山在古代曾经滨海，暗示华北平原为海退形成，太行山距离海洋超过千里大概是漫长时间“浊泥所湮”所造就；沈括在熙宁五年疏浚黄河时曾经测算黄河淤泥的沉积速度，得出当时黄河淤泥厚达10米，平均每年增高一厘米，同时他在雁荡山考察峡谷地形，将之与黄土高原地区并结为水流下切形成的地形，虽然晚于阿拉伯科学家阿维森纳提出侵蚀理论，但远远早于欧洲，欧洲直到18世纪现代地质学之父赫登才确立这一观点。
沈括 贡献
沈括也是北宋制图领域的专家，他的《守令图》包括了23张记载北宋及周边形势的地图，每一张都是依照“二寸折百里”（1:900,000）等比例绘制；《守令图》在元代以后失传，但有学者考证1964年四川荣县发现的《九域守令图》碑刻可能系沈括作品的部分仿制品。李约瑟考证中国人制作地形模型的历史或可追溯到汉代，汉代陶器盖顶就已经刻制假山作为装饰，而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的马援在建武八年（32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利用大米制作地形模型用于指挥。沈括在出使辽国期间也利用面糊、木屑和熔蜡制作了地形模型，后来他的制图方法推广用于北宋边防事务，欧洲要到18世纪才由瑞士人制作出同类型地形模型。
沈括 贡献
沈括还在古生物学和古气候学也有所涉略。沈括还提到治平年间泽州有人在他家后院发掘出状如龙蛇之物，时人推测这可能是某种生物的化石；晉城县县令程伯純也查验此物，认为化石某些结构可见于今天某些海洋生物；沈括则将此物归为“石蟹”。沈括在出任延州时曾经遇到永寧關大河河岸崩塌，崩塌后地下数十尺全部暴露，显露出盘根错节的石化竹林遗迹，他于是思考这些竹子是生长于哪个朝代，考虑到竹子适合生长于温暖潮湿的环境，他认为西北内陆的延州或许古代也有一段时期温暖潮湿。他还认为，既然石化的竹子可以在竹子今天生长范围之外发掘出来，各地的气候或许也存在变迁现象。后来的学者根据沈括记录考证沈括见到的化石其实并非竹子，而可能是已经灭绝的芦木。在沈括的启发下不少人也开始研究化石，譬如南宋理学家朱熹，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发展出古气候学。
沈括 贡献
沈括对气候学和物候学也有研究，他指出各地温度由于纬度、高度不同存在变化，同一植物开花时间也受影响在不同高度、不同纬度有着不同发育期，同时指出人类干预可以改变植物生长和发育时间。沈括还研究过海潮的形成原因，反驳卢肇海潮因为日出日没形成的理论，肯定了唐代窦叔蒙和封演的观点，指出海潮是受到月球运动产生。沈括还纠正过各地书籍对于地理的错误记载，反驳经文河流注入五湖的论点，认为河流均注入大海；他还批评各地志书喜好攀附名人胜景导致地名重复、错乱的现象，例如东海县曾有墓地被地方官员误判为汉代疏广、疏受墓地，沈括就纠正二疏系东海兰陵人，兰陵并非在当时的东海县境内，今日的东海县系汉代赣榆县演化而来。沈括还是最早记录龙卷风的东亚人，直到20世纪初欧美研究者才在中国发现北美以外的龙卷风现象。沈括认为彩虹为阳光照射下形成的水中日影，后世研究者认为这一点已经接近现代大气折射理论的科学解释，欧洲最早是由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提出彩虹的色彩是由阳光折射产生。他还记录里北宋不同地区的物产，将西北地区的“石脂水”正式命名为“石油”，称赞此物将来必然会大行于世。
沈括 贡献
沈括在农学领域主要有三点贡献，一则支持并亲自规划、实施农业水利，二则总结大量农业技术，三则在农业生物学和耕作技术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沈括重视水利的思想可能来自于他的兄长沈披，沈括最早也是通过治理沭河得到提拔，在王安石变法中也是积极支持农田水利法，身体力行实施淤田法并为新法立论辩护，并且对于两浙水利也有贡献。沈括在园艺方面也很有研究，根据现存《梦溪忘怀录》，沈括曾经总结出一套种植竹子的方法，并为许多农书引用；沈括老家在杭州西溪（亦是杭州龙井茶产区之一），受到家乡种茶风气影响，沈括也懂得种茶技术，并且作有茶树栽培专论《茶论》，虽然这本书已经失传，但从《梦溪笔谈》记载也可知一二；沈括亦将其对于物候学的观察亦用于农业生产领域。
沈括 贡献
沈括在天文学领域有全面贡献。虽然沈括仍然保持类似地心说的学术论点，但他在天文观察中已经发现行星在恒星背景运行时会逆行形如柳叶形，哥白尼也正是通过这一现象证明日心说。沈括为了提高观察准确性，改进和简化浑仪，采用燕肃的平水壶作为新的刻漏，作有《浮漏议》《浑仪议》《景表议》三文，系统论述刻漏、浑仪、日晷的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沈括通过这些仪器纠正了古人观察到日晷和刻漏对应时间存在偏差以为刻漏夏冬滴水快慢不同的错误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由于太阳视运动不均导致昼夜长度变化，夏天白昼时间长于冬天，可惜他用于观察太阳视运动的“圆法”“妥法”并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近代严敦杰考证其实类似于连续函数的插值法，沈括实际上以高阶插值法取代了原先的线性插值法。
沈括 贡献
沈括改进了5世纪祖暅之发明的窥管，增长其半径以便校准，通过长达三个月的观察，纠正了古人认为北极星不动的观点，观察得出北极星（当时的北极星为今天的天枢星）其实偏离北极“三度有余”，实际上也是随着地球自转在缓慢移动，他的成果后来为同时代的苏颂记录在《新儀象法要》的第4幅星图中。沈括继承了张衡、京房“日似弹丸，月似镜体”亦即月相是由月球反射太阳形成的学说，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天体是球形，但是沈括并没记录自己是否也支持地圆说，地圆说可能要到明代才由徐光启和利玛窦传入中国。沈括对于行星运转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和卫朴认识到由于视在太阳日存在变化，既有根据平均太阳日计算的历法必然存在较大偏差。因此沈括和卫朴一道五年内每夜三次记录星月运行轨迹，推测得出月球其实也和地球一样绕日公转，月球公转轨道像一根绳子一样缠绕在地球公转轨道上。沈括在天文观察中还发现蒙气差现象，即天体光线会在通过地表大气时产生折射，太阳的实际高度角要比视在高度角低，同时期阿拉伯科学家海什木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沈括 贡献
沈括和卫朴制定的奉元曆最大的特点使用阳历取代阴历，历法也首次和遵照地球公转规律的二十四节气相吻合，避免了阴历需要设置闰月减少节气和实际月份之间偏差的问题，沈括称之为十二气历法，新历法每年天数已经和今天的公历相同。虽然沈括和卫朴证明了先前的历法计算存在较大偏差，但保守派官僚依旧固执己见，故意排斥平民出身的卫朴，沈括拿出实验结果后他们也只是勉强认可月球绕日公转，天文观测中仍有许多错误得不到纠正。沈括和卫朴的历法后来还是受到废黜。
沈括 贡献
除去科技史和历史地理学的成就，沈括在史学上推崇司马迁，对于班固指责司马迁作《游侠列传》《货殖列传》诽谤圣贤的说法不以为然，司马迁的思想也影响到沈括的写作。沈括和司马迁一样，客观中立描述了李顺起义的前因后果，揭露了当时官文的捏造，他还关心民间的能工巧匠，详细记录了当时许多出身平民的发明家，例如他笔下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他所保举的天文学家卫朴等等；沈括还注重当时财经情况，详细记录了茶叶“三说法”和“三分法”、刘晏的均输法及沈括考察其于东南的实施情况等等，为后世研究北宋财政经济提供重要史料。沈括对于边疆防务，尤其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出使辽国、宋夏战争也有着清晰的记录，可以与相关史料对照参考，纠正《宋史》之不足，沈括自己也曾经对许多史料进行考订，并且亲身进行过考古研究。
沈括 贡献
沈括和同时代的士大夫一样爱好古玩和考古，考古学家夏鼐统计《梦溪笔谈》中涉及考古学的有28条，其中涉及古器物学的有15条，涉及考古发掘和窖藏的有7条，涉及古墓和古城的有6条，抛去有关地质和气候变化的条目，沈括的考古研究上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战国玉器和画像石，下抵六朝古墓、唐代玉钗等等，时间跨度长达千余年，几乎涉及考古学的方方面面。不同于当时士大夫考古以追求恢复古礼，沈括更偏向于根据自身经验推断和研究物品的原始使用和制造方法。沈括批评当时士大夫不去考察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仅凭自己臆测复原古代器物，沈括还对于凡物皆由圣人和先贤所造的经学理论不以为然，认为大多数器用都是由古代平民百姓所创造。弗雷泽和哈伯（Fraser & Haber）则认为沈括考古更加注重跨学科研究，沈括将其考古发现运用于冶金、光学、几何学以及地理测量等领域的研究。沈括在司天监工作的时候，就根据模型和古文记载复原古代浑天仪。沈括在研究光学的时候，也有使用自己收藏的古董镜子。沈括研究古代武器，记载了古代弩机上的瞄准工具，并且研究古代使用复合钢材铸造的刀剑，推测其剑刃由锻铁和低碳钢制成，而锋尖则是使用高碳钢铁制成。沈括根据自己的考古发现，推断古甬钟顶部存在空心结构以便于悬挂。沈括还深入古墓，根据墓穴壁画推测汉代服饰的原貌。沈括在海州获得考古新出土的古代弩机，并且发现弩机上有带刻线的十字瞄准装置，通过这一装置可以计算远处山脉的距离及高度，李约瑟认为这种装置类似西方最早在14世纪记载的十字测天仪。
沈括 贡献
沈括爱好音乐，对于书画亦有所鉴赏。沈括在《梦溪笔谈》记录里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史，并详细记载了北宋时期的宫廷雅乐、宴会燕乐、和世俗清乐，他反对士大夫一昧追求雅乐的复古，相反肯定了新兴的燕乐和清乐——沈括详细记载了北宋清乐中乐曲短小的清调、音调复杂的平调、节奏急促和侧调三种调式，但沈括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对燕乐的记载，沈括是唯一正确记载燕乐二十八调的人——他记录了燕乐的各调、调式所用的音和音域，分辨了古代和当时音阶的区别，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节奏的最早记录，沈括的燕乐也是遗存最早使用工尺谱记录的乐谱。沈括不仅精通音乐，还专长乐器，他是最早记载胡琴的人，同时还记录制琴的各种工艺细节，研究过古代出土的甬钟。沈括批评汉代学者使用乐律附会历法的做法，计算十二律管长，并且概述了律管音高有关的四种数字及计算方法，沈括还阐述了圆钟和扁钟的发声原理，解释了乐器间的共鸣现象，并且提出琴瑟“隔四相应”（音高差八度）共鸣。沈括还在歌词、声乐和乐器演奏有过论述：沈括批评当时文人认为乐曲从属于歌词、不依据曲调随意填词的现象，主张声乐相从，声意相谐；沈括主张歌唱吐字和发声相互结合、转换无杂音，声音顿挫抑扬，含蓄有味，声音之间的共鸣、力度变化、音量增减都要在字腹完成；沈括还记载了当时稽琴演奏家的技艺，他还记载了七弦琴的调弦法，晚年亦以琴为友。沈括对于音乐的鉴赏，则在于形神兼备，追求“意韵萧然，得于声外”的境界，他创作了《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可惜全部失传，只有《梦溪笔谈》有关音乐的记载流传下来。
沈括的书画收藏极为丰富，根据《梦溪笔谈》和宋人笔记就有阎立本《秦府十八学士图》、王维《袁安卧雪图》、董源《落照图》以及王羲之《笔精帖》、王献之《日寒帖》等等，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曾为沈括家中藏品所魂牵梦萦，并且为沈括临帖晋人墨迹。虽然沈括大部分藏品都是在贬谪期间收藏，但他从小就热爱收藏字画，庆历八年就搜得谢朓书海陵王墓志铭碑文，他也因此熟知书画的鉴别，批评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鉴画方法，米芾也记录过沈括错将自己字画认作古物的尴尬案例。沈括认同欧阳修欣赏“萧然淡泊”的旨趣，认为书画神胜于形，书法应该超脱法度、出神入化，绘画也要造理入神、体现画意，例如沈括收藏的王维《袁安卧雪图》为人诟病雪中芭蕉不符合时令出现，沈括就认为画中芭蕉非但合理，反而更是画作的点睛之笔，虽然超脱生活常识但体现了画家的新意和情操，这也是北宋文人画崇尚抒发主观情感、体现个人性灵与理想大背景的个例体现。沈括评价当时绘画最妙是为山水画，无论山水画还是人物画他都最推崇王维，沈括于花鸟画最喜好水墨花竹，尤钟情徐熙的作品。
沈括在政治思想上比较接近王安石，并且两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例如都推崇孟子、都作有《孟子解》——沈括的《孟子解》对“民贵君轻”作出了深入阐述，认为所谓“天”即“民”也，君子不为一君存亡，也不为一姓存亡，他所需要做的正是顺从天心民意，君子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劳心者治人，而是与民共进退，士大夫也应该和民众一样从事劳动。沈括年轻时代曾经立下志向，希望将来可以比肩孟子，然而等到晚年贬谪江南，朋友来过问此事，沈括又是拿孟子“是以论其时也”回应，亦有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变通处世之道。沈括很大程度受到宋代儒学学者推崇博学和疑古思潮的影响，然而他将博学和怀疑精神推之于科学研究中，认为理寓于万事万物之中，并像理学家一样致力于穷自然之理、科学之理。沈括对于自然界最基本的观点是，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为此他热衷实验、潜心观察自然界的各种变化现象，考察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并将之付诸实践，例如沈括认为人在一天中不同时间服用药物效果会有所不同，具备了初步的生物钟意识。沈括的自然哲学观点不同于当时的儒家思想，更加接近于道家的思想主张，道家认为宇宙浩瀚无垠，人类通过科学实验只能认识到世界的一小部分，沈括也引用《易经》来表达天文学粗浅的实验方法无法探求宇宙的大道极致——席文认为沈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清晰分辨人类所获得的零碎经验和我们试图解释的统一因果世界之间差异”的人，但彼得曼和沙夫斯坦则认为这种思想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的作品中早有体现。沈括笃信天命与谶纬学说，并尝试解释其中关联，他对异象、命数和灾变深感兴趣，但也训诫世人不要迷信命定论。沈括曾记录过这样一件怪事，自己友人家遭到雷击，全屋梁壁及漆器均无损失，只有金属物品熔化，然后做出以下评论：
沈括在《孟子解》中也论述过所谓君子之道，认为仅仅凭借感官和思维获取经验无法取得完整真理，沈括对于孟子的理解亦体现出其内心基于道德观的自治观念，这一观念也驱使他自主实现人生价值。沈括在儒家经典之外，对于各类神祗和佛学禅修都有论述和研究。
沈括 作品
沈括的大部分作品可能在蔡京主政期间遭到销毁，蔡京恢复了王安石变法的改革措施，同时在排除异己方面不余遗力，大规模篡改新旧党争中不利于新党的文献记录。沈括虽然没有名列元祐党人碑，但据《宋史》记载其作品亦被视作异端，经历了宋哲宗、宋徽宗两朝的毁禁，直到钦宗朝才弛禁。根据《宋史》等文献记载，沈括著作至少达40多种，遍及经史子集，胡道静在1956年出版《夢溪筆談校證》中详列沈括作品清单，统计现存作品仅6种，2011年浙江大学的杨渭生教授则将其花费30年搜集的沈括作品合编为85卷本的《沈括全集》出版。
沈括 作品
《梦溪笔谈》系沈括软禁随州期间开始创作，并最终成书于沈括迁居梦溪笔园之后，现存最早号称为南宋孝宗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刊本，此本实为明代覆宋本，明商濬编《稗海》将《笔谈》《续笔谈》《补笔谈》合编，明末马元调据《稗海》本增补《续笔谈》《补笔谈》，补《续笔谈》至3卷。1950年代，胡道静根据清光绪的三十二年番禺陶氏爱庐刊本著成《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将笔谈内容分为609条。宋史称《笔谈》共计30卷，《沈括全集》则收录《笔谈》26卷、《续笔谈》3卷、《补笔谈》1卷。《梦溪笔谈》汇集沈括毕生心血，其科学史料部分占全书35%以上，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都占有重要地位。
沈括 作品
除《梦溪笔谈》外沈括作品流传较广的当属《长兴集》，《长兴集》主要收录沈括的诗词歌赋和政府公文，多数系后人辑录，现本出自南宋初年处州司理参军高步将合编的《三沈集》，该本辑录了沈括的《长兴集》和其侄沈遘、沈辽的作品，《长兴集》原共41卷，至明初覆本时仅存19卷，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吴允嘉补正《三沈集》，后来《四库全书》则仅仅收录明初覆本。明初覆写的《长兴集》诗歌部分尽数散佚，后来胡道静、王骧先等学者则从古籍中辑佚沈括诗歌，重新整理的《长兴集》存文183篇、诗65首。《苏沈良方》最早出现于南宋初年，系沈括在梦溪园所著《良方》15卷间杂苏轼医方所得，亦作15卷本，自《苏沈良方》刊行后《良方》本篇不断散佚，今仅存《苏沈良方》10卷，其中药方出自沈括《良方》者至少170条。2011年出版的《沈括全集》在补校《梦溪笔谈》《长兴集》和《苏沈良方》之外，另外辑佚《灵苑方》66条、《梦溪忘怀录》63条以及《清夜录》《熙宁奉元曆》《惠民药局方》部分内容：《灵苑方》原为20卷，《良方》中多有提及，为沈括早年作品；《梦溪忘怀录》原有3卷，旧题《怀山录》，沈括晚年改名为《忘怀录》，归类为农书，主要讨论种植方法及食品加工，亦有论及出游工具和景点；《清夜录》原有1卷，系沈括辑录鬼怪传说的合集；《熙宁奉元曆》为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和卫朴合作纂成，系二人创制新历的官方报告，新历并未得到政府的全面实施，至南宋初年即已散佚，绍兴九年（1139年）史官为修《神宗正史》求此历而不得，惟清代李锐辑佚并据元代相关技术推证得《补修宋奉元术》，盖复原原书一小部分，亦为《沈括全集》所收录。然而包括《南郊仪》110卷、《熙宁奉元曆经》14卷、《熙宁奉元曆备草》6卷、《比较交蚀》6卷在内的大量作品已尽数亡佚。
沈括 影响
沈括在生前被列入王安石亲信、元祐党人之列，成为当权者眼中的误国误民的奸党小人，不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对其人品有不少非议。沈括的作品在哲宗、徽宗朝被视作异端邪说加以毁禁，直到宋钦宗即位、蔡京倒台以后才得以解禁。沈括死后，王铚《元祐补录》称沈括在乌台诗案中告发苏轼，后来在贬谪梦溪园时又主动巴结苏轼，这种小人形象因余秋雨的散文为大众所知，并为后来出版的《苏轼年谱》《苏轼传》所采信；但该记载的真实性存疑，包括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引用此例的李焘也质疑“年月先后差池不合”，《沈括评传》的作者祖慧认为孤证不足征，据喻世华教授考证《元祐补录》外有关沈括与苏轼直接交往的记录仅沈括贬谪润州时苏轼《书沈存中石墨》一例。后世史书多推崇其博学多才，例如《宋史》评价沈括“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清朝，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赞“括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展，对沈括的评价逐渐由沈括由博学的文学作家转为科学家。
沈括 影响
中国国内对本国科学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发展之初就带有爱国主义倾向，一直比较偏重于沈括这类中国科技史上的正面案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后就越发强烈，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则趋于极端化的群众运动，这种历史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科学史研究。根据台湾学者傅大為的统计，截至1982年已经出版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论文中沈括名字出现频率高居榜首，成为最受现代学者青睐的古代科学家，亦是两岸教科书中国科学史部分的标志性人物。对沈括的科学史研究起源于1926年竺可桢发表的《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随后浙大的张荫麟在1936年发表《沈括编年事辑》第一次以“科学家”评价沈括，竺可桢校长还曾在浙大玉泉校区建立了存中馆以纪念沈括，由于两人都是浙大德高望重的教授，因此浙大学人中许多人后来也加入了沈括研究的行列中。对于沈括及《梦溪笔谈》研究最为深入者莫过于胡道静，胡道静以1956年出版《梦溪笔谈校正》一举成名，用尽一生收集、校正和辑佚沈括作品，但在文革期间不得不中断研究，所编撰的《梦溪笔谈补证》《苏沈良方校证》《沈存中佚书钩沉》约40万文字尽数“毁于秦火”。文化大革命批孔运动期间，沈括被列为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代表人物，也因此在1970年代涌现出一批以批评儒家为基调的沈括研究作品。沈括虽然列传于《宋史》且评价不低，但内容有许多“颠倒乖张”之处，从张荫麟的研究开始史学家逐渐厘清其生平，至1962年宋史研究专家张家驹写成第一本有关沈括的学术性传记——《沈括》；《沈括》出版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后继作品出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会议”曾经向胡道静约稿撰写《沈括评传》，但胡道静并没有接稿，这部评传是由南京大学的祖慧教授完成，并于2004年初版。在胡道静死后，浙江大学的杨渭生教授花费30年时间收集、校正、编辑沈括作品，并最终在2011年出版了《沈括全集》。
沈括 影响
海外对沈括作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47年，当时法国学者儒莲在《亚洲杂志》上翻译了《梦溪笔谈》有关活字印刷术的一段记述，1920年代德国和美国学者都翻译了这一段内容，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翻译时还特别说明“（沈括）在宋代的作者中，他被认为是最严谨可信的一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亦在同时期写作其英文著作《中国算学之特色》，称赞沈括为全世界数学史所罕见的人物。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深入研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称沈括“可能是中国科学史中最奇特的人物”，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盛赞其博学多才。法国汉学家侯思孟则在1958年发表文章评价沈括及《梦溪笔谈》，他认为沈括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地位陡增，一跃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批评中国学者过分强调沈括对科学成果的先占，认为西方学者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评价沈括；他也批评沈括完全没有将自己的观察转化为明确的理论，而这种缺陷也是早期中国科学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古代中国人缺乏像欧洲人编纂《教会法整理汇编》那样将零碎的知识体系化的工作。胡弗同样认为沈括的写作缺乏明确的组织和“理论准确性”，或言之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席文也评价沈括的研究充斥着礼法说教、官场见闻和短暂的好奇心，但沈括缺乏深入研究的洞察力。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将所有学科汇合为一个总体科学，但席文认为沈括的作品并不足以体现这一特点，沈括并没有实现，甚至也没有去追求汇整所有知识为一个完整的框架，唯一能够串联其知识的恐怕只有他的工作履历。
沈括 影响
旅美历史学家左娅在《沈括的经验主义》一书中将沈括的知识论归结为后世西方的经验主义，左娅并没有将沈括的作品作为早熟到“科学文本”进行评估，而是认为沈括的作品体现了其知识论立场，沈括与王安石之间的冲突本质也是非体系知识论和体系化立场之间的冲突，沈括作为王安石提拔的变法体系参与者，试图修补王安石变法的过失，却被王安石视作背叛大局，最后只能退出变法，实际上也体现了沈括和王安石在知识论层面的本质区别。中国人民大学的陳昊亦评价左娅使用现代术语“经验主义”的知识论体系考察沈括等人，相较于时代错置的“科学家”或者“士大夫”“工匠”等身份，更具有历史性和反思性。
沈括 影响
沈括死后归葬故乡钱塘，根据明人记载埋葬在钱塘县安溪太平山山麓。1983年余杭县发现沈括墓，1986年沈括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只保留了部分宋代砖石结构以及玻璃制品和古代钱币，杭州市政府在2001年重新修复了墓地。根据镇江地方志记载，沈括死后只有南宋嘉泰年间知州辛弃疾重修过梦溪桥、嘉定年间知州赵善湘重修过梦溪园，此后梦溪园泯然史料，直到1985年镇江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同举办举行纪念沈括逝世890周年大会，为此重修沈括的梦溪园，开辟了沈括纪念室，并将门前的街道改名为梦溪园巷。沈括在出任沭阳主薄时成功治理沭河，当地百姓为纪念他在今天的沭阳县章集街道八庙街建立庙宇，今已不存。沭阳县当地流传“沈垫肩”传说，还建有沈括像和沭阳梦溪植物园。根据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沈括以书法以“豪翰”闻名，胡道静统计目前沈括墨迹流传于世者有以下几处：丽水南明山高阳洞、青田林冠石门洞、乐清雁荡山灵岩龙鼻洞和山南的碧霄洞，均为摩崖石刻；沈括印鉴于书画者虽为前人所记载，但目前公开的书画资料中尚未发现收有沈括墨迹的卷幅；镇江尚有梦溪题刻，据胡道静考证为后人所作，也有学者质疑这一判断。1962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纪念邮票，沈括作为地质学代表入列。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2019年3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艘直流组网电力推进系统的科考船沈括号正式交付使用。
沈括 影响
沈括家系出自吴兴沈氏，是自五代外迁至钱塘县的众多支系之一，在北宋煊赫一时，虽然按照血缘关系可以算是中兴的望族遗脉，但当时社会更多认可其为新兴寒门。沈家虽然外迁，但对于吴兴郡望和同宗都有认同感，沈括曾经为同宗的明州沈起书写墓志铭，并且指出当时许多外地沈氏冒望吴兴，其侄沈遘虽然没有到过吴兴（即湖州古称）却也称湖州为吾州。此外虽然《宋史》将沈括列为沈遘、沈辽的从弟，但实际上沈括和沈遘兄弟系叔侄。南宋的陈振孙曾在《直斋书录解题》纠正过当时《四朝国史》就有的这一错误，并称沈遘兄弟传世文书都称呼沈括为“括叔”,《苏州府志》《吴县志》亦称沈括及其堂兄沈扶举为同母所生。
沈括 影响
由于沈括声名显著，后世很多江南的许多沈氏家族，尤其是钱塘的沈氏，都喜欢攀附其世系，但沈括家族至沈晦已不再见诸典籍，有学者查阅上百沈氏族谱也未能发现世系正确且具有完整传承关系的家族。在诸多错谬中，最多的是将沈括与两宋宰相沈义伦、沈该联系在一起，主要流行于湖州、无锡、江阴一带。王铁曾在《中国东南的宗族和族谱》中根据王安石《太常寺分司南京沈公（沈周）墓志铭》《安乐郡君翟氏（沈扶妻）墓志铭》《内翰沈公（沈遘）墓志铭》、沈遘《伯少卿（沈振）埋铭》和佚名所作《沈睿达（沈辽）墓志铭》以及根据《宋史》正传记确定沈括家系（下图有节略，增加沈括母系）。民国八年（1919年）沈绍勋编纂的《钱塘沈氏家乘》虽然世系正确，但主要参考古籍，其自身世系最多只能追溯至明中期沈珍，中间存在断代。根据《钱塘沈氏家乘》沈括虽然葬于安溪太平山，但其以上九世大多埋葬于留下法华山、桃源岭等地，与沈括自述祖坟在西溪相吻合，沈括侄沈遘亦以西溪为号作《西溪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家族认为或者“被证明”是沈括的后人，仍有许多人自称沈括及沈括家族后人，其家族遍布江浙及海内外各地。
兴中会
21°18′51.55″N 157°51′42.52″W﻿ / ﻿21.3143194°N 157.8618111°W﻿ / 21.3143194; -157.8618111
興中會為晚清年間中國最主要的革命黨，1894年11月24日由孙中山於檀香山（Honolulu）成立；中國國民黨視其為奠基並因此以其成立日為建黨日。
兴中会 歷史
1894年11月24日，孫在檀香山歐胡島募款，在檀香山成立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現代革命團體興中會:6，在檀香山卑涉銀行（Bishop Bank）華籍經理何寬住宅裡，召集僑社人士李昌、劉祥、程蔚南、鄧蔭南、鄭金、黃亮、黃華恢、鍾木賢、許直臣、卓海、李祿、李多馬、林鑑泉、鄭照、劉壽、鍾宇（工宇）、曹采、劉卓、宋居仁、陳南、夏百子、李𣏌、侯艾泉等24人:1-23。提出「振興中華」口號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國，创立合眾政府」政綱:60:26。關於該口號是否會在其時提出，有學者提出質疑。因為孫中山當時是在為建立一個農學會募捐。永和泰商号經理劉祥、卑涉銀行（Bank of Bishop and Co.,Ltd.）華人經理何寬為首任正副主席，黃華恢為司庫，程蔚南、許直臣為正副文案:3，邓荫南為值理，是當時最年長的會員。然而不久，劉祥便退出興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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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 歷史
據〈興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數簿〉，從1894年11月24日至1895年9月2日，先後共有112人加入興中會:19。1894年冬，派人到茄荷蕾、百衣等地，發展會員，建立興中會分會:363。1895年2月，孫中山和陳少白一同前往茶庵寺誠邀住持慧真加入興中會，會面相當圓满成功還在寺內設立據點。
1895年2月21日，孫在英屬香港集合陳少白、杨鹤龄、尢列、陸皓東、郑士良、程奎光等舊友，並與楊衢雲的香港輔仁文社合併成立興中會總會，檀香山會為支會。黃詠商獲選為臨時主席。誓詞改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興中會總會的辦事處，以經營貿易的商號“乾亨行”為名，設在香港中環士丹顿街13號。總會機構與檀香山支會大同小異，設總辦、協辦、管庫、華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設董事十人。“會底銀”仍為每人五銀元，“銀會”的股票仍为每股十银元，於開國之日按股發還本利共一百銀元。
兴中会 歷史
1895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廿二日）總會決定1895年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在廣州舉行起義（第一次乙未廣州之役），同時選舉楊衢雲為會長及合眾政府大總統（當時亦稱總辦或伯理璽天德，即President），孫中山為秘書。乙未廣州之役失败後，陸皓東被清廷捕害殉道。楊衢雲、孫中山被迫逃離香港。11月上旬，陳少白在日屬台灣臺北創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
1896年春，孫中山在檀香山《檀香新報》館內設據點以聯絡同志，並組織興中會會員軍事操練和募集經費:363。6月至9月，孫中山從檀香山到美國，向華僑宣傳革命，在舊金山設立興中會分會:363。
1897年12月，孫中山命陳少白在台北成立興中會分會:206。
1898年春，楊衢雲輾轉往來於東南亞、南非後前往東京與孫會合:94。孫來往日本東京、長崎、神戶、馬關等地吸收華僑入興中會:364。夏，孫一度移居橫濱，在東京會晤菲律賓起義軍代表馬里亞諾·彭西，積極支持菲律賓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秋冬，與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多次商談聯合反清，未獲結果:364。
兴中会 歷史
1899年春夏，孫在東京、橫濱和長崎等地聯絡策動，準備再次在廣東、湖南、湖北武裝起義；6月至7月，孫在橫濱同章太炎訂交；7月，孫為菲律賓起義軍購運軍械，租用日輪運抵菲律賓；夏秋間，孫再與梁啟超等在橫濱會談聯合反清，仍無結果:364。秋，孫派陳少白赴香港籌辦《中國日報》，於翌年1月出版；孫又命鄭士良等在香港設立聯絡會黨機關，密切聯繫廣東三合會:364。10月11日，興中會、洪門、哥老會首領在香港成立興漢會，公推孫為總會長:188。
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並曾應允支援興中會發動1900年的惠州革命，孫中山坐鎮台北，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政策轉變，新內閣不願意援助中國革命，惠州革命遂告失敗。
1900年1月24日，楊衢雲辭去興中會會長職，次日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78。
兴中会 歷史
1901年8月14日，谢缵泰、李纪堂和洪全福三人在谢寓会商，计划筹饷50万元，召集广东全省洪门兄弟克期大举，并定国号为“大明顺天国”，“待夺得省城时，即迎中山先生返粤，一切宗旨与兴中会相同”。起义总机关设于香港中環德己立街，总指挥部和各分机关设在广州。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计划在1903年1月28日除夕夜起事，分五路堵清兵，配合东、北江的三合会众夹攻广州。然而，起义前两三天，香港警察接获密报，在港的总机关遭到查封，含有军械物资的运送路线、收藏地点、收交人员姓名的信件被搜出。广州各分机关也被清吏破获，革命党人梁幕义、陈学灵等20多人被捕。东江起义军因不知变故，依期发难，为清军击败。北江起义军则闻讯解散。起义计划失败。
兴中会 歷史
1903年9月，孙中山回到夏威夷。此前，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已先来到北美，通过伪造光绪帝密诏及合影，宣传“尊皇斥后”亦是革命，使保皇党盛行，而檀香山兴中会无人经营，成员多投靠保皇。孙于是撰文《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登载在火奴鲁鲁的《檀山新报》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浑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号召同乡“提倡革命，毋惑保皇”。:57-58
“倒满”应为“排满”。“排满而兴汉”(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一）第232页。)
1903年12月至1904年1月间，孙在给黄宗仰的信中写道：“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四大岛已肃清其二［指夏威夷大岛及瓦胡岛］，余二岛［指茂宜岛及考艾岛］想不日可以成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非常，在此［指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盛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63-65
1904年6月，孫巡迴全美十多個城市:138。9月底，孫抵達紐約:139。
孙在纽约华埠戏院演讲时，“座无余隙，甚至宫墙外望者不计其数。后查到听者多半属于保皇会会员”。当时，保皇党欧榘甲也在纽约宣传，次日在该戏院演讲，倡言“革命必流血，招瓜分惨祸”，孙“再在该戏院申论保满清异族为虚君立宪之非计”。两相辩驳，一连十日，后因戏院恐生事端，保皇党乃另设茶会，十余人与孙辩论，孙只身赴会，众人折服，保皇党人周超等相继转向革命。:421
日本《二六新闻》评价孙此次美国之行，称：“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近游美国各地，旅居美国之支那人大为欢迎，美国人中亦多表同情者。孙现创立报馆三间，己身则以鸟约［纽约］为本部，凡前为康有为保皇会员者，今殆尽化为革命党。康党之领袖大生嫉妒，谋暗杀孙，事未发而其谋已显，孙幸得免于祸云。”:419
1905年8月20日，興中會与華興會、光復會和其他各會合併為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
兴中会 评价
学者章开沅认为，兴中会会员绝大部分属于广东省籍，其中香山县人又占一半以上，立会以来的数次起义，皆在华南沿海地区，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但是，这种不足与其说是孙中山的策略失误，不如说是当时环境的客观条件使然。实际上，孙中山的理念面向全国，会旨提出“振兴中华”。:4-6
兴中会 评价
学者莫世祥认为，有人以楊衢雲、孫中山與日本人合影的相片中，楊衢雲坐于正中，而孫中山站其身后，作为孙中山地位不如楊衢雲的证明。:424但1898年楊衢雲從南非到日本、與孫中山會合之時，孫早已在日本撗濱等地建立起興中會分會，並且在日本友人當中樹立中國革新派領袖的影響力。:424坦率地說，是楊衢雲投奔孫中山而去，而非相反。:424若以摄影位置论地位，日本人宮崎寅藏站在最后一排，岂不是不如楊衢雲或孫中山？:424与之有关的“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之後，蔣介石與陳果夫等国民党要员，欲以高價購買和銷毀相片底片”一事，出自《陈洁如回忆录》，是純屬虛構的小說家言，而非信史。:423因为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之後，是廣州革命紀念會向社会征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遺跡，謝纘泰響應其号召而公開该相片，并将公开信及其它相片和函件复印件公布在香港《华侨日报》，不存在国民党要员秘密出高价收买相片底片一事。:423-424另外，该書聲稱，當陳果夫談論該照片時，說:「站在我們的領袖孫先生旁的边是日本已故首相犬養毅，他被日本狂熱的愛國分子所暗殺。」但照片中并无犬養毅，且犬養毅死於1932年，陳果夫不可能提前5年說出犬養毅被殺。:425
兴中会 軼事
孙文在创作《伦敦蒙难记》一书时，为迷惑清廷，故意搞乱兴中会的成立时间、地点与名称，自称於1892年在澳門加入總部在上海的“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国党）:22-23。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通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军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总称，包括以下两个机构：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家中央军委”）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基本相同，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共中央军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产生或罢免。国家中央军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或罢免，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对国家武装力量发布命令、授予军衔警衔、授予勋章奖章时一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1925年9月，鉴于中共从事军队工作的党员日趋增多，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学生王一飞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建议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得到采纳。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部门即军事运动委员会。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着重研究军事工作的十二月会议，会议修改后的《军事工作决议》（草案）第五条指出，“党中央下设军事部，军事部下设特派员，军事部内设组织和情报两个部门”。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央军事部，主要从事军事组织联络和情报工作。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和任弼时三位中央委员组成，张国焘兼任主任，任弼时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王一飞成为实际负责人；颜昌颐、奚佐尧先后任技术书记。1926年11月上旬为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兼上海区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1926年11月16日上海区委单独成立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仍然存在。四一二事件后，中央军委随中央机关于1927年5月下旬从上海迁到武汉，5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央军人部（仍习惯性称中央军事部），决定由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并主持成立特务工作处，其中情报股负责人为董醒吾（国民政府武汉侦缉大队队长）。7月下旬部长周恩来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军事部由王一飞负责。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1927年9月底10月初，中央机关与军委人员从武汉迁回上海。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设组织局，周恩来分管军事和特务工作，军事科实际由其负责。1928年五六月间，刘仲华经任弼时安排留在中央军委做交通接待与军事情报工作；6月中共六大决议一切军事工作集中于中央军事部，各地军委受地方党部指导及其中央军事部技术指挥，7月中央军事部恢复，杨殷、周恩来先后任部长，下设含特务、交通科在内的机构与军事委员会。1930年2月，中央军事部与军委合并为直属中央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周恩来等为常委。1931年1月，苏区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任主席，上海的中央军委转而负责白区兵运、情报等工作，刘仲华、陈赓等为核心成员；顾顺章事件后，仅刘仲华留守上海主持联络点，王世英、王超北等先后加入，开展情报与兵运工作。9月临时中央成立后，上海军委职能不变，12月武胡景任负责人，柯庆施为助手，情报工作由刘仲华后转王世英，工作人员多与西北军有渊源。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苏区，上海军委改为上海中央局军委，专司兵运与情报。1936年12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1945年中共七大后，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1949年初，其改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体制，统一管辖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作为军事参议机关。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在实践中，中共中央军委拥有了宪法赋予国家主席及国务院的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国家主席领导的国防委员会也被架空。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缺位多年的国家主席职务与其领导的国防委员会被撤消，其中第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增设军委副主席及常务委员会（简称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实际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和办公会议。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致信毛泽东提出组成军委常务委员会，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宪法面临重大修改。自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后，直至1981年底，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为了起草宪法草案初稿及讨论稿，曾多次召开座谈会，并向各地广泛征求对修改1978年宪法中“国家机构”部分的意见。当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武装力量。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根据普遍要求，曾经在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及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国务院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讨论稿又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干涉政府工作，不承担行政责任”。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些规定引发了许多不同意见。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1980年，中共中央刚决定修改宪法时，便有群众致信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建议将中共中央军委划给国家，成立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宪法草案讨论中，有人曾经建议，如果要重新设立国防委员会，可否考虑与中共中央军委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是中共中央军委，在国家体制上是国防委员会。1982年3月1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1982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常委宪法草案（讨论稿）座谈会上，“程思远建议，把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国家机构，由国家主席兼任军委主席。他还提出，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注意三个平衡，即军事和政治的平衡、立法和行政的平衡、军政和军令的平衡。其中，国防部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军政与军令的关系，军政是军事行政权的运用，军令是军事统率权的运用，军政与军令应当分开。”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1982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决策：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1982年4月初，该决策被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修改稿。1982年4月2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时说：这么做“就明确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有利于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同时也便于应付当前世界动荡不定的局势。”1982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交全民讨论。
中央军事委员会 历史
该决策引发了国际国内的震动。在军队内部，也存在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否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的疑问。1982年4月上旬，军队一定范围的负责人在座谈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时提出，讨论稿中关于军事制度的规定较以前的宪法发生重大变化，需在军队内部下发解释性文件，统一全军思想。为此，经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迅速向全军发出彭真起草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在军内逐级传达。该通知说明，设立国家的中央军委，并不是削弱乃至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后，党的中央军委仍作为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队，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将经过全国人大选举出任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中央军委实际上将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更便于领导和指挥军队。通知还说，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国家的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实行主席负责制，这说明是由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而不是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家主席作为虚位元首不负责任何具体事务。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所以国务院仍将设国防部，主管除国防工业生产外的国防建设，国防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将在党的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展。
在4个月的讨论中，宪法修改委员会听取了各方面意见，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必在条文中再行规定、国家的中央军委的任期与全国人大相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不宜限制、中央军委主席不宜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用含义更广的“领导”一词取代“统率”。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认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应作为宪法中单独的一节；针对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否要制定组织法的争论，可将原来分散在国家机构各节的规定综合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由法律规定”，以便将来处理，同时在条文中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1982年10月14日，彭真专门写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了上述几条决定，这些决定在此后的讨论中又略有改动。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三章“国家机构”下有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即正式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中央军委历史上第三次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家政权的共同职能机构。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提及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后，中央军委不再设立常务委员会以及办公会议。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八二宪法，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由主席、副主席、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这一体制实行至今。
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在军委机关调整组建层面上，撤销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4个总部，改为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即军委办公厅、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科技委、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军委审计署、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
中央军事委员会 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十三条，中央军事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中央军事委员会 机构设置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后，当前中央军委设置15个职能部门（含10个军委机关部委、5个军委直属机构），1个军委联指中心，5个战区，8个军兵种（含4个军种、4个兵种），3个军委直属单位（院校和科研机构），武警部队。以下机构按现行官方排序列出，除另有注明外皆为正战区级。
中央军事委员会现设置下列机构：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1925年12月）
部长：张国焘（1926年9月任命：周恩来）（1928年10月任命：杨殷）（1929年8月任命：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29年1月-1931年1月）
主任：杨殷（1929年8月任命：周恩来）（1930年2月裁撤此职位）
书记：（1930年3月任命：关向应）（1930年8月任命：周恩来）
委员：杨殷（1929年1月－8月）、周恩来、彭湃（1929年1月－8月）、颜昌颐（1929年1月－8月）、项英、关向应、曾中生、李硕勋（1929年8月－1930年2月）、彭干臣（1929年8月－1930年2月）、李超时（1929年8月－1930年2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1931年1月—11月）
部长：周恩来（1931年6月任命：李富春）（1932年1月任命：武胡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11月）
主席：朱德（1933年5月代理：项英）
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委员：朱德 王稼祥 彭德怀 林彪 谭震林 叶剑英 孔荷宠 周恩来 张国焘 邵式平 贺龙 毛泽东 徐向前 关向应 王盛荣（1933年5月增补：博古、项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2月－1936年12月）
主席：朱德
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1935年6月增补：张国焘）
主席团成员：（1936年10月增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
委员：（1935年6月增补：徐向前、陈昌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11月－1936年12月）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
委员：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1936年4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6年12月－1937年8月）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张国焘
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
委员：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海东、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7年8月－1945年8月）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1938年11月－1945年8月）、刘少奇（1943年3月－1945年8月）
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1937年8月－1938年3月）、叶剑英、张浩（1937年8月－1942年3月）、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王稼祥（1938年11月－1945年8月）、刘少奇（1943年3月-1945年8月）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45年8月－1949年9月）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
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
军委秘书长：杨尚昆

（1949年10月1日至1954年9月27日间中共中央不设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军事统率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承担）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28日－1959年）
主席：毛泽东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委员：朱德、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956年11月20日增补10人：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
秘书长（1954年9月30日增设）：黄克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部长、政委）协助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8月调离。
副秘书长（1954年9月30日增设）：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届八中全会后，1959年9月26日－1969年）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主持工作）、贺龙（1962年3月全军编制装备会议后暂代主持军委工作，1963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主持军委工作至1965年12月）、聂荣臻。1966年1月8日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
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罗荣桓（1963年逝世）、罗瑞卿（1965年12月被调离）、谭政（1961年1月被撤职）。1967年3月增补常委：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罗荣桓、罗瑞卿、谭政、粟裕、陈赓、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1967年3月增补委员：谢富治、杨成武
秘书长：罗瑞卿（总参谋长，1959年9月-1965年12月）。叶剑英（1966年5月23日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副秘书长：苏振华、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被免职）。1959年10月增补萧华，1965年6月增补杨成武，1966年3月增补了王新亭。
军委办公会议（1959年10月20日-1966年6月13日），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请示报告、审议军队高级干部任免事项：罗瑞卿（办公会议主持人）、谭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1965年12月后为代总参谋长）、萧华（军委副秘书长，1960年10月后为总政治部主任）、邱会作、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去职）。1960年5月增补了张爱萍。1960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后谭政退出。
军委常务班子：1966年10月，林彪指示由叶剑英、萧华、杨成武3人组成军委常务班子，处理军队各项工作。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军委常务会议（1966年6月14日叶剑英报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成立）
军委看守小组（1967年8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设立）：吴法宪牵头，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参加的四人小组。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的文革工作，讨论的事项向未在京的杨成武报告。
军委办事组（1967年9月24日成立，实际行使军委办公会议职权）：组长杨成武（1967年9月24日-1968年3月22日），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林彪的联络员）、邱会作、张秀川。原为在军委政工组成立前，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的文革工作。毛泽东于1967年10月28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又增加了李作鹏。1967年10月增加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1968年3月23日黄永胜入京接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李作鹏、邱会作。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决定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指示增加刘贤权。李天焕、刘锦平不再参加办事组。1968年11月18日中央文革增补谢富治、温玉成。1969年1月增加李天佑。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69年4月28日－1973年）
主席：毛泽东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副主席：林彪（至1971年9月13日）、刘伯承、陈毅（至1972年逝世）、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971年9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不设军委常委会。
委员（共49人）：毛泽东、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1969年4月28日至1971年9月13日）：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1971年4月，毛泽东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5月毛泽东派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军委办公会议（1971年10月4日-1973年，共10人）：叶剑英（主持）、李先念、李德胜、谢富治（1972年3月去世）、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973年1月增加了王洪文。其中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张才千、王洪文等5人一直没有增补为军委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73年8月－1977年）
主席：毛泽东。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军委主席。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后未明确设立军委副主席，一般认为九大的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继续在任军委副主席，九大的军委委员继续在任军委委员。1973年12月增补邓小平为军委委员。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任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职务。
1973年8月29日、9月6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两次向中央提交军委委员名单，均未予讨论、表决、通过。有观点认为，第十届中央军委实际上没有委员。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军委办公会议（1973年8月-1975年2月5日）：叶剑英（主持）、王洪文、李先念、李德胜、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10人。但从1973年8月至1973年12月底，军委办公会议没有召开正式会议。
军委六人小组（1974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军委六人小组，负责“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同时规定六人小组对外不行文，一律以中央军委名义开展工作）：叶剑英（牵头），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参加。六人小组主持指挥了西沙海战。
军委常务委员会（1975年2月5日-）：毛泽东、叶剑英（军委常委会主持人）、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王洪文、汪东兴、苏振华也同时成为军委委员。同时决定，第一副总长杨成武、总政第一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张宗逊、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表军委常委会。同月增补李先念、王震为军委常委。1976年1月2日毛泽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指派由军委常委陈锡联负责。1977年3月7日恢复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77年8月19日－1982年）
主席：華國鋒。1981年6月底十一届六中全会改选主席鄧小平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常務委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第一副总长杨勇、总政第一副主任梁必业、总后部长张震列席常委会议。1978年3月增补王震，1979年1月10日增补耿飚。1980年1月增补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 1981年7月10日增补杨尚昆。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人员编制
委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杨勇、梁必业、张震、王平、王诤、王震、王必成、王尚荣、王建安、邓华、孔石泉、甘渭汉、吕正操、刘震、刘志坚、许世友、杜义德、杨成武、杨得志、李水清、李志民、李德生、李聚奎、李耀文、萧华、萧克、萧劲光、萧望东、吴克华、宋时轮、宋承志、张才千、张爱萍、陈先瑞、陈再道、陈鹤桥、金如柏、洪学智、秦基伟、聂凤智、徐立清、郭林祥、高厚良、唐亮、黄新廷、韩先楚、曾思玉、廖汉生、谭善和，1979年1月增补耿飚、杨尚昆。
秘書長：羅瑞卿。1979年1月10日任命耿飚。1981年7月10日任命杨尚昆。
军委办公会议（1979年11月4日在军委常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耿飙（会议主持人）、韦国清、杨勇、王平、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军委办公厅主任）。后增补杨得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82年9月12日－1987年）
主席：鄧小平
副主席：叶剑英（至1985年9月四中全会同意其不再担任）、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
不设军委常委
秘書長：楊尚昆（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