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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貝林罕 生平
返回英格蘭後，貝林罕向英國政府求情，要求為他被軟禁一事作出賠償，但英國政府以英俄已在1808年11月斷交為由，拒絕受理。事後，他的妻子著他放棄索償，而貝林罕也重新工作。
在1812年，貝林罕到倫敦工作，又重新提起了索償一事。在4月18日，他獨自前往外務部辦公室查詢索償，一位叫曉（Hill）的公務員作出答覆，告訴他可以以任何他認為合理的途徑，去索取賠償。於是貝林罕決定以「另類」的手法解決。在4月20日，他在史堅納街58號（W. Beckwith, 58 Skinner Street）的一所槍械店買入兩枝半口徑手槍，此外，他又到裁縫店，訂製一件內部有袋口的大褸。從這時開始，他更時常在下議院的大堂出沒。
在1812年5月11日，貝林罕與一位朋友的家人前往參觀水彩畫展，他看完畫展，認清了目標人物後，便逕自前往英國國會大廈。他在大堂一直守候，直至英國首相斯賓塞·珀西瓦爾出現，他立即上前，從衣袋取出手槍，並向首相的心口開槍，然後冷靜地坐在一排長椅上。案發後，現場一片恐慌，但貝林罕立即被在場人士留住，並被代表利物浦的下議院議員艾薩克·加斯科因（Isaac Gascoyne）確認他是兇手。
約翰·貝林罕 生平
貝林罕於5月13日在奧卑利刑事法庭（Old Bailey）提堂，他在庭上聲稱，要刺殺的人不是首相，而是英國駐俄羅斯大使，但貝林罕卻認錯了人，以為斯賓塞·珀西瓦爾就是他眼中的暴君的手下。他又在法庭嚴肅地辯護道：
「各位先生，請想想我當年的處境，
請大家想想，因為珀西瓦爾先生，使法律的公正不能申張，使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徹底崩潰了。他包庇自己，蹂躪法律，以為自己安全得很，也想不到報復會來臨到他的身上。我所要的，沒有其他，自是我應有的權利罷了，我所要的權利和利益，是每一位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是應得到的。
各位先生，當一位官員將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好像珀西瓦爾先生那麼樣，他是有危險的。若果這樣做不會招來危險，恐怕官員們將會取代了法律，你們諸位的自由又有誰保障呢？
我相信今次的事件會為所有政府官員帶來一次警醒，使他們去做正確的事。假如上層社會的人士有過失而不作追究，社會的下層人士也只會同歸腐敗。
各位先生，我的生命現交付在你手中，我對你們公義的判決充滿信心。」
雖然貝林罕的精神可能有問題，但法庭並没有過問，結果他被判有罪，判處死刑，並在5月18日，即星期一，公開執行了絞刑。
1878年柏林條約
《柏林条约》是柏林会议（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的最终议定书。根据条约，与会国英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与奥斯曼帝国修改了该年3月3日签署的《聖斯泰法諾條約》。
1878年柏林條約 条款
《柏林条约》确认原属鄂圖曼帝国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蒙特內哥羅独立；而保加利亚则获得自治权，但仍然由土耳其擁有统治權和宗主權，保加利亚部份被一分為二，北部成立保加利亞大公國；南部則設置东鲁米利亚自治省，彻底破坏了俄国当初的“大保加利亚”计划。鄂圖曼的波斯尼亚-赫塞哥維納与桑扎克（Sanjak of Novi Pazar）由奥匈帝国占领和治理，但仍然属于土耳其。
1878年柏林條約 影响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巴尔干国家先后在1881年、1882年及1910年獨立並建立自己的王国；保加利亚在1885年与东鲁米利亞合并，并在1908年获得独立；奥匈则在同年吞并波黑两省，触发了波斯尼亚危机。
俄国在俄土战争付出的代价甚巨，但最后她的“大保加利亚”计划失败；相反，负责调停的德国却间接让奥匈坐收渔人之利，轻易夺得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故此令德、奥、俄三国结下的三帝同盟崩溃。俾斯麦一方面以德奥同盟拉拢奥国，又在另一边厢以第二次三帝同盟企图让俄国回心转意。这令他的同盟制度更形复杂，也令俄国与德奥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導致日後的法俄同盟和德奧意三國同盟。
《柏林条约》在往后的数十年构成很多问题。西欧列强尝试力挽衰弱的奥斯曼帝国于既倒，却因此引起巴尔干半岛的种种纷争——仍然有大量基督教人口由回教的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人民继续争取自由，于是造成战争与国际危机。
条约其中一大败笔，就是未能确立希腊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当时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事，故此双方在会后才开始谈判，并在1881年定下了初步、不全面的协议。但她们在随后十数年继续陷入纷争。
開信刀
開信刀，又稱拆信刀，是用來開啟信封封口，或用來切割折疊的紙之工具，亦可用來開啟包裹、紙箱等容器。
開信刀 概要
開信刀為文具的一種，外形小巧，主要是打開信封的封口，其餘功用則是分割書或雜誌的摺頁。開信刀通常都是不開鋒的，而開了鋒的開信刀十分稀少。因此，除了刀尖以外，觸摸刀刃是安全的。
開信刀通常為柳葉狀，刀身薄而小，因為切斷紙張不須要太費力，用指力就能完成動作。
開信刀材料以鐵、不鏽鋼和塑膠居多，不過，開信刀的硬度强與否並不是太重要的事，用青銅、黃銅、丙烯、玻璃等不太堅硬的材料都能製造開信刀。有時，開信刀刀身鑲嵌了高價材料，特別成為桌上的華美的裝飾。
在推理小說中，開信刀是作家喜愛採用的小道具，可以用來在間隙中掏出物件，也能自衛（包括殺人），但若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硬薄的刀身可能承受不住壓力而損壞。
在香港，漫畫出版商玉皇朝在其出版的港式漫畫中附送與主角武器一樣的開信刀。因此開始了港式漫畫附送開信刀的風潮，其後漫畫迷開了開信刀之鋒，成了真正的武器，而不知就裡的兒童用來玩耍，因此常發生流血事件，引起輿論批評。漸漸地，附送開信刀的風潮因市民的壓力而平息了。
外积 (张量积)
外积（英語：），在线性代数中一般指两个向量的张量積，其結果為一矩陣；與外积相對，兩向量的內積結果為純量。
外積也可視作是矩陣的克羅內克積的一種特例。注意到：一些作者將「張量的外積」作為張量積的同義詞。
外积 (张量积) 矩阵乘法定义
向量的外积是矩阵的克罗内克积的特殊情况。
给定 列向量和 行向量，它们的外积被定义为矩阵，结果出自
这里的张量积就是向量的乘法。
使用坐标：
对于复数向量，习惯使用的复共轭(指示为)，因为人们把行向量认为是对偶空间的复共轭向量空间的元素：
如果是列向量，定义变为：
这里的是的共轭转置。
如果是列向量，而且m = n，则可以采用其他方式的积，生成一个标量(或矩阵):
它是欧几里得空间的标准内积，常叫做点积。
外积 (张量积) 抽象定义
给定向量和余向量，张量积给出映射，在同构之下。
具体的说，给定，
这里的是在w上的求值，它生成一个标量，接着乘v。
可作为替代，它是与的复合。
如果，则还可以配对，这是内积。
易卜拉欣·鲁戈瓦
易卜拉欣·魯戈瓦（阿爾巴尼亞語：，發音：[ibɾahim ɾugova]；1944年12月2日—2006年1月21日），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大利王国佔領下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族，科索沃共和國國父。是前科索沃總統及科索沃主要政黨科索沃民主聯盟領導人。1980年代間曾擔任科索沃作家協會主席。
易卜拉欣·鲁戈瓦 政治生涯
1989年當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爾維亞共和國修改憲法，取締科索沃自治省地位，魯戈瓦即與科索沃215名知識份子公開簽名表示反對，從此開始了其政治生涯。魯戈瓦從1989年起領導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來抗議自治權被來自米洛塞維奇當局的剝奪，因此魯戈瓦被視為溫和主義者，同年12月魯戈瓦創建「科索沃民主聯盟」。經過與塞爾維亞長期抗爭後，於1999年科索沃戰爭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後，由聯合國托管科索沃。魯戈瓦也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尊稱為「國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02年自治議會直接選舉，科索沃民主聯盟成為最大黨。2002年3月，經4輪選舉，魯戈瓦成為第一任科索沃臨時自治管理機構總統，2005年10月再次連任。2006年1月21日魯戈瓦因肺癌去世，享年62歳。
内积
内积出現在代数、几何学等领域中。内积可指：
赤柱監獄
赤柱監獄（英語：），前稱香港監獄（英語：），位於香港香港島南區赤柱東頭灣道99號，於1937年1月啟用，為香港最高度設防的監獄，由懲教署管理，囚禁被判終身監禁或較長刑期（一般為刑期12年或以上的甲級囚犯）的成年男性在囚人士，收容額為1,511名。
赤柱監獄 歷史
香港總督金文泰在1925年到任後，銳意對香港監獄進行改革，將不同類別的囚犯分開囚禁，囚犯人數目不斷增加，域多利監獄與荔枝角監獄已不敷應付，港府逐斥資逾百萬元，在赤柱興建大型綜合監獄，計劃將所有囚犯分類囚禁於新監獄內，並關閉域多利監獄和荔枝角監獄。赤柱監獄以兩年半時間興建，在1937年1月建成，最初名稱為香港監獄:22。落成時可算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監獄。
赤柱監獄啟用時，已定位為高度設防監獄，共設1559間獨立囚室，還有一所57個病床、6間隔離病房和2間裝有墊料病房的監獄醫院，另有有印刷等工場、廚房、職員宿舍等，配套設備相當完善。不過，政府由域多利監獄和荔枝角監獄轉移囚犯至赤柱監獄後，赤柱監獄的收容額已達2215人，嚴重超出收容額，最終導致港府在1939年重開部分已關閉的域多利監獄，羈押候審和等候上庭的疑犯，以紓緩過度擠迫的情況:25。
香港日治時期，2000名有敵性國民、港英官員，被日軍拘困在赤柱監獄守衞宿舍、聖士提反書院等地，統稱赤柱拘留營，但監獄本身並非拘留營的一部分。
赤柱監獄 歷史
1950年代，當時的監獄署開始投入資源，發展囚犯的工業生產項目，為長期監禁的囚犯提供有系統的生產工作，初期赤柱監獄的工業生產項目包括裁縫、木工和製造木櫃、皮鞋、竹籃、掃帚、郵袋等。到1950年代後期，赤柱監獄大規模擴建工標誌製作工場，工業生產愈見規模，成為日後其他監獄的重要政策，亦影響日後監獄選址和建造模式:27。1973年赤柱監獄發生騷亂，監獄署對囚犯工作模式作檢討，認為合理的工作安排，有效減少囚犯無聊生事，在1978年正式成立工業組，有計劃安排囚犯工作:128。
1998年起，懲教署展開「赤柱監獄區重建計畫」，先後於1998年及1999年建成東頭懲教所附翼及白沙灣懲教所，以騰出空間在赤柱監獄新建一座甲類囚犯大樓。2008年政府展開工程的第二期，興建一所囚室連貫樓。
2023年12月13日，赤柱監獄親子中心啟用，以促進及維繫成年男性在囚人士與子女的關係。
赤柱監獄 歷史
自赤柱監獄於1937年建成後，香港的死刑全部轉在赤柱監獄H座內進行，以絞刑處決。死囚在行刑前，會被囚禁在稱為「死囚倉」的6間牢房內:76。按照英國慣例，死刑會在判罪後第3個星期日後的星期二至星期五，早上8時許執行，而1957年起，一般在早上6時至7時30分進行，以免在日間引起其他囚犯恐慌。行刑前一周及前一天，獄方會兩度在監獄監督現場監察下，預先測試絞刑架，以測試問吊繩索的承重力，由於絞刑台的活板門在開合時會發出巨響，這些噪音會令到監獄內的囚犯感覺不安，影響作息，遂於1951年在絞刑台的活門機關加裝膠墊以減低噪音:77。
在1993年香港廢除死刑前，赤柱監獄的儲物室長期存放有三副棺木備用，以便安葬死囚。所有死囚被處決後的遺體都不會交給家屬，遺體通常會於被處決當日便埋葬於懲教署管轄的赤柱死囚墳場，死囚的墓地沒有墓碑，只立有號碼柱:78，這個號碼與死囚在監獄內的囚犯號碼不同，如要尋找確實的落葬墓位便需要查閱監獄署內部資料，赤柱監獄墳場並不對外開放，家屬亦不能入內拜祭，但可按照市政條例，在死囚落葬7年後申請將遺骸起出，另行安葬。然而，1947年至1949年間處決的日本戰犯，不少行刑後會以海葬處理:78。
由1946年至1966年間，赤柱監獄共處決122名死囚，1966年11月16日香港最後一次執行死刑，一名越南籍華人因為劫殺罪被處決，以後香港法例雖保留死刑，但實際不再執行，1993年香港正式修例廢除，赤柱監獄的死囚室和絞刑室的設施被拆除:79。
赤柱監獄 重大事件
1973年4月19日17時許，一名囚犯因在飯堂穿着不適當衣服被監獄處職員指責，囚犯還以粗言穢語，約100多名囚犯起哄鬧事，拒絕返回囚室。事件迅速平息，囚犯約於18時返回囚室。同時另一飯堂，300多名囚犯叫囂鬧事，用傢具堵塞飯堂入口，直到監獄署署長簡能到場，答應犯人就康樂設施、膳食和搜查方式等投訴展開調查，事件始在19時30分平息，為騷亂埋下伏筆。
4月20日早上8時，數名囚犯在早餐期間突然撲向一名懲教主任，奪去鎖匙，放出A座囚倉內300多名囚犯，再挾持3名職員作人質，並佔據囚倉及破壞設施，監獄署手持警棍及盾牌，包圍囚倉，皇家香港警察隊派出警察機動部隊到場候命。9時30分，囚犯以自製武器攻擊意圖攻入囚倉的監獄署職員，署方施放催淚氣體鎮壓。署長簡能呼籲囚犯對話，囚犯代表提出改善電視設備及延長收看時間、改善膳食及不得無理搜身等要求，一小時後，3名人質獲釋，他們僅受輕傷。11時30分，所有囚犯自行走出倉外草地靜坐，署方此時派發午膳。飯後，職員帶領囚犯返回囚室，事件終告平息:93-94。
赤柱監獄 重大事件
署方其後設立調查委員會，認為獄中出現暴力型年青囚犯、加強搜查和管制觸怒囚犯、職員人手短缺、監獄設施不足等問題，是釀成騷亂的主要原因。署方亦邀請英國內政部專家來港進行深入調查，建議改善本港監獄結構、保安和行政。事後，赤柱監獄進行大規模的改善工程，以圍欄把監獄分成A、B兩區，並在A區加建100個獨立囚室；集體囚室分間成小囚室，避免囚犯再聚眾生事:95。騷亂亦促使港府進行一系列的獄政改革，包括把囚犯分類囚禁、設立提早釋放制度，而監獄署亦於1982年易名為懲教署，把部門定位於在囚人士的更生工作:96。
1996年4月，赤柱及小欖監獄更亭被泥頭車衝撞，赤柱監獄更被人潛入，放火焚燒垃圾桶及破壞懲教署人員的私家車。據報道，事件由前通緝犯張子強策劃，目的是迫使懲教署釋放獄中同囚的劉國雄及黃桂芬，亦有報道指張子強曾計劃劫獄，營救在囚的葉繼歡。
赤柱監獄 重大事件
2022年12月17日早上10時，赤柱監獄外有一名女士被四名綁匪擄上客貨車禁錮。有市民目擊事件後前往赤柱監獄外的訪客及車輛管制站向懲教人員求助，兩名懲教人員隨即離開崗位前往了解情況。有一名懲教署職員先到場，並嘗試捉住女事主的腳，但未能將她拉下車。約20秒後另一懲教職員步行來到，向綁匪表示「你做咩（你在做什麼）」、「先生唔好打交（先生不要打架）」。事件中懲教人員未能阻止女事主被擄走，客貨車亦即時離開，懲教署將相關資料轉交警方跟進。而警方在10公里外的黃竹坑道一酒店對開截獲肇事客貨車，四名綁匪以涉嫌非法禁錮當場被捕。
赤柱監獄 文化影響
赤柱監獄作為香港具規模的監獄，經常在香港電影出現，但大部分場景均是廠景，或者在監獄大閘外，甚至其他懲教所門外取景，例如《神鎗手》、《寶貝計劃》、《Laughing Gor之潛罪犯》等電影，均有涉及赤柱監獄的情節。赤柱監獄閘口以外的場景，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電影服務統籌科列為指定的電影拍攝場地，製作單位須填寫「在懲教院所閘口以外範圍進行外景拍攝」通知書，傳真至懲教署及警察公共關係科備案。
赤柱監獄內部甚少為拍攝場地，但亦有不少例外，包括《獅子山下》的單元《赤柱生涯之紀律》、《赤柱生涯之罪人》， 廉政公署製作的電視劇包括《靜默的革命》的單元《飛朵求援》以及《廉政行動》的單元《鐵窗速遞》和《鐵窗無情》、懲教署與香港電台電視部攝製的單元實況劇《鐵窗邊緣》及無綫電視拍攝的劇集《再戰明天》。電影方面，包括1967年電影英雄本色，還有懲教署製作的更生微電影《代價》。
赤柱監獄 交通及周邊管制
赤柱監獄巴士總站（又稱赤柱（懲教署）總站）位於赤柱監獄正門外，是一迴旋處型巴士總站。中巴6號線（於1993年由城巴6號線接辦）於1972年從赤柱村巴士總站延長路線至赤柱監獄，是現存巴士路線中最早以赤柱監獄為總站的路線。現時，城巴6號線、城巴6X線、城巴63線等路線以赤柱監獄為總站。雖然作為巴士總站，但實際上，巴士只會稍作停留，此站在車務運作上並不是總站，各線均實際於赤柱村總站休息及報到。
由迴旋處起以南的東頭灣道，為赤柱監獄封閉範圍，平時只有懲教署職員、赤柱已婚初級職員宿舍住客、其他執法人員或經當局發予許可之人士獲准進入，公眾人士不可隨意越過檢查閘，只有懲教署體育會每年一度舉辦的秋季賣物會（1953年創辦）時，市民才能進入赤柱監獄側的足球場參加活動。
7月20日密谋案
7月20日密謀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谋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儘管在這之前納粹德國各個抵抗運動成員曾多次嘗試推翻納粹德國政府，密謀案一開始便計畫以成功暗殺希特勒為前提，緊接著實施一連串德國政治、軍事乃至於親衛隊等權力移交計劃。經過後續調查，大約有近200多名納粹德國各界高層參與7月20日密謀案，其中包括陸軍元帥埃爾溫·馮·維茨萊本、19名將級軍官、26名上校、2名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長、3名國務秘書與秩序警察局長，以及數名省長、警察局局長和區行政長官。
7月20日密谋案
1944年7月20日，德意志國防軍軍官克勞斯·馮·史陶芬堡於德國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戰地指揮部「狼穴」基地引爆公事包炸彈，企圖炸死元首希特勒，但該引爆裝置爆炸後只讓希特勒受輕傷。由於「希特勒死亡與否」這問題遲遲未獲得確認，原本應當在暗殺成功後立刻啟動的女武神行動（瓦爾基里行動）未按照原先規劃發動。最後因為未成功暗殺希特勒，以及參與者對於軍事政變施行的猶豫而延後啟動後續政變計畫，令密謀案宣告失敗。希特勒隨後下令將所有涉案關係人全數逮捕並處以極刑，甚至連埃爾溫·隆美爾以及君特·馮·克魯格亦被牽涉在內並承受致命政治壓力而被迫自殺，其中前德意志帝國霍亨索倫王室的繼承人路易·斐迪南亦牽涉其中，但最終經審問後確定沒有參與而被釋放。德國海軍元首事務會議（Fü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的紀錄則指出蓋世太保至少逮捕了7,000人，最終對4,980人執行了處決命令。
參與密謀案者以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主導的克萊稍集團為主，其中包括德國貴族、德意志國防軍部隊與將領以及部分政府官員。整體來看，儘管7月20日密謀案因為未能成功發動女武神行動而著名，但也是納粹德國時期最大規模的軍事政變行動，甚至計畫在德國境內全面推翻納粹德國政府。許多高階德意志國防軍軍官認為藉由這次行動，能夠向全世界證明並非所有德國人都認同希特勒或納粹黨成員。儘管政變之後提議的和平協議細節仍然不明，但可能會繼續要求統治德國過去長期管理的歐洲領土。由於許多主要抵抗運動的重要人物和組織派系被處死和連根拔起，德國反納粹組織因而受到致命打擊並且徹底癱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沒有任何有組織性的反抗行動。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早在1938年，納粹德國陸軍部隊與軍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內部便制定計畫，試圖推翻迅速於政治圈崛起、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政權。主要原因在於希特勒上臺後便以自己喜好更換軍方高層，在特意安排下透過私人醜聞逼迫國防部部長維爾納·馮·勃洛姆堡和陸軍總司令威爾納·馮·弗里奇撤離職位，趁機將效忠自己的軍人提拔為德意志國防軍領導階層，並要求所有德軍士官兵必須向自己宣誓忠誠。這次事件引起希特勒和武裝部隊間出現衝突，然而希特勒仍繼續藉由安排數名高級將領退休與調離職位等方式，成功排除早先其備戰策略的將領。曾參與制定佔領捷克斯洛伐克計畫的陸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路德维希·貝克一級上將，則由於不滿希特勒的外交策略而與後者發生衝突；這使得希特勒下令禁止他干涉這次計畫，最後於同年8月時撤除其職位。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其他陸軍早期抵抗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還有阿勃維爾局長威廉·卡納里斯上將、阿勃維爾副局長汉斯·奥斯特准將和前德意志國防軍陸軍第1軍團暨前西線總司令部總司令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等人，另外一方面前萊比錫市長卡爾·弗德里希·格德勒和普法戰爭戰爭英雄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的姪孫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會面後，也開始與數名社會知名人士在克赖绍的毛奇公館或其他秘密場合舉行會議。同樣反對納粹黨執政的民間人士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古斯塔夫·達伦多夫與尤利乌斯·莱贝尔、外交官員維爾納·丹克沃特與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記者特奥多尔·豪巴赫、經濟學博士阿道夫·賴希魏因、法學專家彼得·約克·馮·瓦滕堡與耶穌會傳教士阿爾弗雷德·德爾普等人。會面內容主要討論反對納粹政權的事宜，而這批人也因常在克赖绍村聚會而被稱作克赖绍集团。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不久之後，維茨萊本很快便代表其他軍方高層與同樣反對納粹政權的軍界密謀成員、民間人士、政治團體和抵抗組織聯繫，並且透過路德维希·貝克與卡爾·格德勒過去的人脈使得抵抗運動更為擴大，甚至透過特羅特·楚·佐爾茨的外交管道與美國情報官員艾倫·杜勒斯有所聯繫。但在這時，團體內部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開始在推翻政權的方案上出現意見分歧，其中威廉·卡納里斯主張無論採取任何方式都必須推翻納粹德國政府，而在希特勒死亡後應該由貝克繼任德國領導人，並且建立以基督教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不過在多次會談上，赫爾穆特·毛奇則大力反對以刺殺希特勒的方式展開政變，相反地認為應該將其逮捕並訴諸法律進行審判。毛奇曾經說道：「我們完全是外行的，如果我們現在就發難一定會搞砸這件事情。」同時他也認為殺害希特勒的行動讓人感到非常虛偽，並提到「希特勒與國家社會主義已走向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德國反抗組織應該在可干涉範圍內加以阻止」。但由於密謀成員認為具一定貴族性質、以軍方高層和社會重要人士發起的政變極有可能失去民眾支持，以及軍方高層、外交官員和民間人士組成的抵抗組織仍缺乏足以維持後續秩序的武裝兵力，這些都使得密謀成員遲遲沒有制定出完善的方案。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早在1938年至1939年，希特勒主張原本屬於捷克的蘇台德地區為德國領土，並且為此召開慕尼黑會議。但是面對蘇台德危機不斷惡化，以軍隊高級將領為首的密謀份子為了防止其進一步發動德國與英國和法國間的世界戰爭，決定擬定出推翻希特勒之反抗計畫。當時接替路德维希·貝克職位的弗朗茲·哈爾德則選擇站在貝克的立場，認為如果有必要的話將發動政變推翻希特勒。其中密謀成員分別計劃由哈爾德負責逮捕希特勒的軍事行動，之後將以希特勒精神狀態不穩為由要求轉移政治權力。另外，軍方還決定分別與阿勃維爾副局長漢斯·奧斯特、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合作。奧斯特的友人埃里希·科尔特其兄弟特奥多尔·科尔特則是藉由曾在倫敦工作的經歷，主動與英國外交及國協事務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聯絡並說明這次行動。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德國軍方計畫在戰爭可能爆發的情況下，將會由第三柏林軍區指揮官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和第23步兵師指揮官瓦爾特·馮·布羅克多夫-阿勒費爾特自波茨坦發起快速行動逮捕希特勒，另外還安排埃里希·霍普納中將所指揮的裝甲師隨時防備親衛隊第1師干預。但是一方面，當時德國軍方內部包括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希奇、陸軍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等人對是否執行計畫並不果斷，這使得其遲遲未下達執行任務的命令。另外一方面，英國與法國等西方列強在1939年以前仍對希特勒的外交侵略要求呈現出軟弱屈服的態度，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後於1938年9月前往慕尼黑簽署慕尼黑協定。這使得接收行動並沒有如希特勒所計畫的可能動用武力侵略的方式解決，相反地德國意外地和平接管蘇台德地區。這使得原本因為面臨危機威脅而猶豫不決的將領，重新恢復對希特勒的信任，這使得德國軍方決定先暫停這項已經策劃一定內容的推翻計畫。
7月20日密谋案 背景
1939年夏天，軍方則嘗試阻止希特勒發動入侵波蘭計劃。東線外國軍中負責英美部門的格哈德·冯·施未林便向倫敦發送訊息，表示德國派遣艦隊前往格但斯克並且與蘇聯達成軍事協議，指稱希特勒可能會展開進一步行動。而在這之後，卡爾·弗德里希·格德勒也向英國表示需要開始準備相關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希特勒過於激進的方針使得軍事抵抗計畫再度浮出。到了1939年11月，由於希特勒要求德國軍方立刻對法國展開攻勢，使原本認為該計畫不可行的將領重新醞釀發動政變計畫。其中遭到希特勒指責的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希奇和哈爾德重新計畫準備逮捕希特勒，並且開始尋求相關的支持勢力。但是希特勒在參謀總部演講中公開指責要消滅陸軍總司令部，這使得反抗組織認為其已經知悉馮·布勞希奇在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支持者，為此哈爾德緊急銷毀了所有可能指控反抗團體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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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許多陸軍將領對於行動的猶豫不決也使得相關計畫遲遲未進行，例如除了指揮官威廉·馮·里布支持外，其所領導的集團軍群則集體拒絕參加政變。到了1940年5月，德意志國防軍最後在法國戰役中迅速且出乎意料地獲得勝利；希特勒也因而取得德國國內熱烈的支持。在避免違反大眾意願的情況下，使得軍方密謀計畫不得不再度流產。不過漢斯·奧斯特仍然曾經向荷蘭駐柏林武官貝爾特·薩斯透露德軍進攻日期，但是由於天氣因素使得進攻時間更改超過20次，最後反而讓薩斯失去誠信。在這段期間德國民眾亦鮮少公開反對希特勒或者納粹政權，僅有如1939年11月8日，共產主義者格奥尔格·埃尔泽試圖趁希特勒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演講時引爆炸藥；以及1942年開始，以慕尼黑大學為首的教師、學生組織白玫瑰並發放反納粹傳單等。不過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任何有反抗嫌疑者都會立即遭到蓋世太保逮捕與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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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在東線戰場後方陸續有大量平民、蘇聯戰俘以及佔領地區的猶太人遭到屠殺後，獲知此事的德國軍方在戰爭期間仍繼續規劃推翻計畫。1941年冬天，德意志國防軍在莫斯科戰役中開始喪失優勢，這使得推翻計畫重新獲得重視。1942年6月，弗里德里希·亚当·冯·特罗特·楚·索尔茨冒著生命危險前往英國倫敦提出備忘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安東尼·艾登將其視為叛徒而拒絕予以承諾；並且表示在沒有出現明確試圖奪取納粹政府權力的跡象前，雙方之間不會展開合作。同年年中，曾在巴巴羅薩行動中擔任德國中央集團軍元帥費多爾·馮·波克之參謀官海寧·馮·特雷斯科夫上校和其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另外領導新成立的密謀集團。
特雷斯科夫有系統地招募反抗份子進入中央集團軍，使得該集團軍開始成為軍方反抗集團成員的新集結據點。然而這對於希特勒統治也僅能夠作到少量的影響，一方面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由於中央集團軍高層和希特勒就莫斯科戰役的主張不一致，反而讓包括瓦爾特·馮·布勞希奇、埃里希·霍普納、阿道夫·史特勞斯和費多爾·馮·博克等重要德軍將領遭到解職；另一方面經常前往東線戰場視察的希特勒在自己周遭安排親衛隊提供極為森嚴的戒備，甚至連一般將領都難以輕易靠近。而為了防止計畫遭到識破，使得德軍反抗人士遲遲沒有實際作為。不過在1942年期間，奧斯特和特雷斯科夫仍然成功地建立起反抗集團的聯絡網路。在這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們招募到了在柏林本德勒館為德軍司令部總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上將，而後者掌控了德國境內負責聯繫後備軍隊單位的獨立通訊系統，這讓以特雷斯科夫為首的中央集團軍反抗勢力擁有可以實際展開政變的軍力。
1942年年底時，特雷斯科夫與奧爾布里希特開始擬定並預備執行刺殺希特勒，進而推翻其政權的行動。到了1943年3月，兩人企圖趁著希特勒前往位於東線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團軍指揮總部巡視時，將1枚炸彈包裝成君度盒子中，並且安排放入希特勒的座機內，試圖在飛機從文尼察飛往東普魯士的航程中將其引爆。但最終炸彈由於擊錘技術問題而沒有順利引爆，而行動失敗使得阿勃維爾的威廉·卡納里斯上將和埃尔温·馮·拉豪森上校一度緊張。反抗集團第二次嘗試則是在8天之後，策畫趁著希特勒前往柏林軍械庫視察被德軍擄獲的蘇聯制式武器裝備時，由魯道夫·克里斯托夫·馮·格斯多夫男爵引爆炸彈。但是設定10分鐘後引爆的雷管啟動後希特勒便馬上離開，這讓格斯多夫趕緊取消設定以避免遭到發現，暗殺行動宣告失敗。
隨著戰爭局勢似乎將會持續進行，特雷斯科夫在1943年夏季期間積極地在東線戰場計畫暗殺行動，並且以「誅弑暴君」為理由邀集部隊成員參與反抗組織。然而一連串失敗的暗殺行動使得反抗集團士氣陷入低迷，而特雷斯科夫也未能成功招募更多陸軍高級將領或是前線指揮官加入反抗集團的行列，例如埃里希·馮·曼施坦因與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兩位元帥便未表明支持奪取政權之行動。另一方面，特雷斯科夫服役且作為反抗集團重要根據地的中央集團軍處，擁有指揮權的司令官也已經改由君特·馮·克魯格元帥擔任。雖然特雷斯科夫曾多次成功說服他加入反抗行動，但是反抗集團發現他經常在最後1分鐘改變主意。面對克魯格優柔寡斷的態度，兩方陣營因而陷入曖昧不清而讓行動遲遲無法有效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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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中旬，德國在戰爭的局勢已被決定性地扭轉。陸軍與民間密謀策劃份子認為只要希特勒遭到刺殺，新成立的德國政府就有機會與西方同盟國集團單獨談和，並在預備簽署單獨合約的這段時間繼續嘗試阻止蘇聯對德國境內的入侵，進而降低更多因為戰爭持續所造成的傷亡。1943年8月時，特雷斯科夫首次與年輕的納粹德國陸軍參謀軍官、同時也是熱心德國民族主義份子的克勞斯·馮·史陶芬堡上校會面。史陶芬堡並非一開始就反對納粹政權，相反地他支持希特勒宣布廢棄《凡爾賽條約》，不過後來拒絕加入納粹黨。1938年納粹黨黨員發動水晶之夜後，史陶芬堡開始與納粹政權疏遠。不過1940年夏天法國戰役爆發後，他又因為德國戰勝法國而對納粹德國產生熱情。但史陶芬堡在戰爭持續進行一年並且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後，他開始反思納粹德國政府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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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1942年開始，德軍軍方內部人士開始宣傳希特勒會導致德國一步步面臨災難性後果，因此希特勒必須遭到免職下臺的論點。見識過親衛隊與保安服務處系統性地屠殺猶太人以及槍決蘇聯戰俘的行徑後，史陶芬堡對於納粹政府開始有強烈不滿。然而早期史陶芬堡基於天主教會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並不認為暗殺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方式。這也讓政治立場上較為保守的他，一開始並不曾實際參與有關的刺殺行動。然而在1942年史達林格勒戰役爆發後，史陶芬堡認定若不刺殺作為元首的希特勒反而會在道德層面上帶來更大的罪惡，對此他表示：
史陶芬堡的加入隨即為軍中抵抗運動的成員帶來新的氣氛，也讓反抗組織對於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更加果斷。之後當特雷斯科夫被分配至東方陣線進行指揮時，史陶芬堡就負責規劃和執行對於希特勒的刺殺行動。此外在史陶芬堡加入之後，也開始廣泛邀請民間律師、外交官員和傳教士等加入密謀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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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布里希特在早期刺殺行動接連失敗後，提出一個新的暗殺希特勒並隨即展開政變之計畫，嘗試利用原本就駐紮在德國本土、負責因應緊急情況的德國後備軍單位進行政變。在原本後備軍的制度中便存在著被稱作「女武神行動」的動員計畫，其內容最早是為因應數百萬名從被佔領國家強迫調至德國工廠勞動的工人發生暴動，進而影響這些營運中工廠的生產線進度；或者是因為盟軍對德國城市的空襲轟炸造成基礎設施破壞，進而造成了德國社會法律和秩序體系的崩潰，奧爾布里希特便建議藉由修訂計畫的內容來讓後備軍得以動員並合理地加入政變的行列。
1943年8月到9月期間，馮·特雷斯科夫開始起草「修定過的」女武神行動，並且額外加上一些新的執行方案。其開頭文字便改以密令的口吻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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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頭則詳細記述女武神行動啟動後，德國後備軍應該要盡速佔領政府機關、希姆萊的東普魯士指揮部、電臺暨電話局、軍區內各個納粹黨代表處以及集中營等地。在早先研究時有人認為女武神行動主要是由克勞斯·馮·史陶芬堡上校本人擬定，但根據戰爭結束後蘇聯所取得並於2007年公佈的文件中則指出，該計畫主要是在1943年秋季時便由特雷斯科夫便將絕大多數細節擬定出來，之後其夫人愛莉卡（Erika）和女秘書瑪格麗特·馮·奧芬（Margarete von Oven）則將其打成文字資料，並且兩位女性還特別戴上手套以防止留下指紋。
之後該份計畫則交由羅伯特·貝爾納迪斯修訂，並且由史陶芬堡針對在德國境內實施政變計畫進行實質部署，特別是強調派遣部隊前往佔領蓋世太保、親衛隊等重要武裝部門予以佔領。然而女武神行動必須在後備軍總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將軍同意後才能夠執行，因此計畫如果要真正進行意味著必須將他拉攏至反抗陣營中，或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中立態度。然而佛洛姆本人如同大部分高級將領和軍官一樣，雖然大致知道反抗集團私底下針對希特勒的密謀內容但既不予以支持，卻也不將其通報給蓋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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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至1944年初，馮·史陶芬堡和馮·特雷斯科夫兩人策劃了數起由不同人選接近希特勒並用炸彈、手榴彈或者是左輪手槍將其刺殺，之後則聯繫位於柏林蒂爾加滕本德勒館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指揮德國後備軍發動政變。但是為了使暗殺成功率增加意味著暗殺者必須近距離接近目標，但是這些軍事政變計畫皆未獲得成功。其中包括1943年11月下旬，不滿在前一年10月於烏克蘭杜布諾見到保安服務處成員槍殺3,000多名猶太人的阿克塞爾·馮·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同意接受史陶芬堡的建議趁著希特勒在「狼穴」展示新式冬季制服時引爆手榴彈。但是運送制服的車廂在1943年11月16日因為英國空襲柏林而遭到焚毀，原本定在1944年2月重新展示新制服，然而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在1944年1月於東線戰場身受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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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26日，史陶芬堡首次計劃自己前往總部「狼穴」暗殺希特勒，但是在他守候在外面的辦公室時，因為希特勒臨時決定當天馬上飛往貝希特斯加登而將該會議取消。1944年2月，史陶芬堡則和埃瓦爾德-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舒曼森展開下一起暗殺計畫。在獲得父親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支持下，馮·克萊斯特決定接替布舍的自殺攻擊任務，但最終因為希特勒多次推遲視察制服的日期而讓暗殺計畫宣告失敗。在這期間，史陶芬堡邀集其副官維爾納·馮·哈夫滕中尉參與暗殺希特勒之任務，但是遭哈夫滕以宗教信仰為由拒絕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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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1日，擔任恩斯特·布施元帥助手的埃伯哈德·馮·布賴滕布赫男爵計畫趁著希特勒前往貝格霍夫時近距離開槍暗殺。但是在會議當天他則意外地遭到親衛隊拒絕在門口，原因在於希特勒曾經下令在會議期間禁止軍官助手入內。這時隨著於戰爭情勢的惡化使得刺殺任務變得越趨困難，主要原因在於希特勒越來越少於公開場合露面、並且也鮮少訪問柏林。相反地，其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指揮部，偶爾則前往巴伐利亞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薩爾茨堡別墅休息。而這兩個地方戒備都極為森嚴，鮮少允許讓希特勒未曾見過或者不信任的人士前來拜訪。與此同時，海因里希·希姆萊和蓋世太保成員也開始察覺有參謀本部成員可能正在策畫推翻或者謀刺希特勒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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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由於東線戰場上的德軍已經全面撤退使得蘇聯紅軍已經將戰線拉回至1941年的國界處；而盟軍也在1944年6月6日在法國發動諾曼地戰役，藉由大規模登陸行動成功開闢西線戰場，這些對於反抗份子來說代表著德國和談時所能掌握的條件與機會已經不多。與此同時蓋世太保亦已經逐漸開始調查密謀集團的成員，因此密謀成員多認為之後的行動將會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否則便有可能在展開行動前便遭到查獲且逮捕。此時許多策畫政變的核心成員開始將自己視為政變計畫的關鍵人物，並且認為政變行動在象徵意義上遠大於實際作用。當史陶芬堡透過海因里希·冯·伦多夫-施泰诺特中將發送訊息給特雷斯科夫，詢問暗殺希特勒是否具有其他實際行動之外的政治目的時，後者則回答：
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反抗人士成功拉攏當時在德國最具聲望的隆美爾，而這也是第一位支持他們行動的現役元帥（維茨萊本自1942年起就一直是退役狀態）。但是隆美爾本身並不支持對希特勒展開暗殺行動，認為這將造就出因為「希特勒身亡，德國因而戰敗」的情勢，並且反而會讓他人趁機將希特勒塑造成一名烈士；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畫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而早在1943年8月時，海因里希·希姆萊便和密謀份子有所接觸，其中普魯士州財政部長約翰內斯·波皮茨便經由格德勒的網絡與其接觸，並提議希姆萊在刺殺計畫成功後在反抗團體支持下取代希特勒，之後便與盟軍進行談判以結束戰爭。儘管這次會面之中並沒有得出任何結論，然而希姆萊也顯然沒有在知情的情況下下達命令逮捕波皮茨或者是追蹤其背後的抵抗集團。可能原因之一是即使如希姆萊這般如此追隨希特勒的政府高層，早在1943年時也漸漸瞭解到戰爭到了這個階段德國可能已經沒有獲勝之希望，因而默许政變計畫持續進行，而在行動成功後亦能夠確保以希特勒繼承者的身份讓戰爭和平結束。
不過波皮茨並非唯一一位認為希姆萊是潛在盟友者，格德勒自己也曾透過卡爾·朗本間接與希姆萊接觸並互相交流想法。而威廉·卡納里斯的傳記作者海因茨·赫納在其作品中則記述卡納里斯曾與希姆萊共同合作，企圖讓軍事政變以及之後政權的轉移成功實現，但是這僅僅是個人猜測。但在另一方面，海寧·馮·特雷斯科夫上校和其他政變份子主要成員仍不希望在刺殺希特勒後仍由另一位同樣危險性的親衛隊領導者取代，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仍希望一併將希姆萊與希特勒加以刺殺，但這也使得史陶芬堡於7月11日嘗試展開的暗殺計畫因為希姆萊不在場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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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日星期六，史陶芬堡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接受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總參謀長，而這職位除了使其能夠調動後備軍步兵部隊與裝甲部隊外，並且也因而獲得向後備軍下達發動女武神行動指示的權限。而在這之後，史陶芬堡也因為這職位而獲准得以參加於東普魯士「狼穴」和貝希特斯加登進行的軍事會議，這意味著史陶芬堡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而這也被視為密謀團體最後一次發起政變的機會。另一方面這時反抗組織也拉攏到了幾位關鍵盟友，包括駐法德軍總司令卡爾-海因利希·馮·史圖爾普納格步兵上將，其中後者允諾一旦刺殺行動成功即會全面控制巴黎市並與入侵的盟軍針對停戰進行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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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政變所需要的完善的條件已經齊全，首先在1944年7月7日赫爾穆特·施蒂夫將軍便試圖在希特勒於薩爾斯堡附近的克萊斯海姆宫觀看新式制服時加以刺殺，但是施蒂夫在判斷當下局勢後卻遲遲沒有機會下手。這次暗殺行動使得史陶芬堡決定往後由他本人親自展開按照暗殺行動，依照1943年12月的規劃方向以炸彈刺殺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和赫爾曼·戈林，並且在計畫成功後由他接下管理柏林政變的事務。7月11日，史陶芬堡在公事包中放置炸彈後前去參加希特勒亦出席的會議，計畫先行預備實施暗殺行動。但因為密謀集團決定若要使女武神行動有成功的機會的話，必須一併將希姆萊和戈林炸死，但行動前夕希姆萊仍未參加狼堡的會議而使得刺殺計畫臨時中止。但事實上，希姆萊只有在極為罕見的狀況下才會參與軍事會議（黨衛軍雖然有參與戰爭，但希姆萊本身並非軍人，對軍事方面並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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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史陶芬堡接受「狼穴」的電話召集再度從柏林本德勒館前往「狼穴」嘗試進行暗殺，此時密謀團體將一併去除希姆萊的要求已經去除。計畫則改成由史陶芬堡將設有定時炸彈的公事包安置於會議桌下，之後再藉口離開希特勒所待的會議室並等待爆炸。一旦爆炸後即立刻飛回柏林，加入本德勒館其他密謀者的行列發動女武神行動。之後被動員的後備軍將會逮捕納粹官員與領導人並且掌握德國，並且分別由貝克擔任國家臨時元首、格德勒擔任總理以及維茨萊本擔任三軍總帥一職。然而7月15日當天計畫又在最後臨時取消，雖然這次會議戈林與希姆萊皆一同在場，但是希特勒卻提早離開了會議室。史陶芬堡因而趕緊將炸彈引信停止，最終沒有被現場人員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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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次暗殺行動最終失敗，但是史陶芬堡仍然認為將放置有炸彈的公事包安置在會議室內之計畫具有實行可能性，並且期待下次會議召開所提供的暗殺機會。不過之後在7月17日時，支持密謀集團行動的埃爾溫·隆美爾元帥則意外在前往法國途中遭到噴火戰鬥機掃射，造成頭部受到重傷而趕緊送往醫院。到了7月18日，開始有傳言表示史陶芬堡的目的已經被蓋世太保發現，並且隨時都有可能被逮捕。儘管這很明顯就是是不正確的傳聞，但也顯現出蓋世太保可能正逐漸接近政變核心人物，這也意味著之後針對希特勒的暗殺行動極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政變機會。
7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時，史陶芬堡再次和其副官維爾納·馮·哈夫滕搭乘爱德华·瓦格纳所安排的He 111轟炸機，從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機場飛往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元首總部「狼穴」。在這次希特勒將在場的軍事會議上，史陶芬堡則在其公事包內同樣攜帶了2個由韋塞爾·弗賴塔格·馮·洛林霍芬所提供的英製計時炸彈。其中這次參加會議的人士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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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前往「狼穴」後，史陶芬堡才得知由於希特勒預計要在下午和本尼托·墨索里尼會面，使得軍事會議提前半個小時進行。這使得暗殺計畫受到威脅，因為史陶芬堡原本計畫要同時啟動2枚炸彈的時間縮短許多。因此在當天中午12時30分會議開始後不久，史陶芬堡假裝表示受到炎熱夏天的影響，因此希望他在向希特勒報告前提供些許時間更換襯衫。史陶芬堡便以此藉口進入隔壁威廉·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在哈夫滕從旁協助下以事前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原子筆型的鉛筆雷管將其啟動，爾後將雷管插入一塊重達1公斤（約2.2磅）的塑性炸藥塊之中，之後他把整個定時炸彈放入由韋塞爾·弗賴塔格·馮·洛林霍芬少將事前準備的牛皮紙袋包裹中。該雷管引信處設計有1個注有氯化銅溶液的銅管，將其破壞並經過約10分鐘的侵蝕，會讓原先扣住撞針的金屬絲失效、進而引爆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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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必須讓維爾納·馮·哈夫滕注意附近人員流動狀況，這使得傷殘的史陶芬堡必須花費許多心力準備炸藥啟動，但儘管如此他也只能夠啟動其中1個雷管並將其插入塑性炸藥。最後為了避免被其他人起了疑心，史陶芬堡決定只在準備好1份炸藥的情況下就得急忙將炸藥放入公事包內。史陶芬堡進入會議室後在不知密謀的恩斯特·約翰·馮·弗賴恩德少校幫助下，成功將自己的公事包繞過了會議室內所聚集20名人員與希特勒，並安置於希特勒所在位置附近的會議桌底下。幾分鐘後，史陶芬堡按照計畫以接聽來自柏林的重要電話為藉口離開了會議室。根據推測，站在希特勒旁邊的海因茨·勃兰特上校此時便將史陶芬堡的公事包從桌子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桌角；這項舉動進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而使得希特勒不因炸彈爆炸而直接遭到殺害，但布蘭登後來仍然被炸彈炸死並且炸斷了一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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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時42分左右炸彈順利引爆並且將會議室整個摧毀，魯道夫·施蒙特步兵上將、海因茨·勃兰特上校、君特·科爾登一級上將3名軍官和速記員海因里希·貝格爾（Heinz Berger）因為炸傷傷重不治身亡，而瓦爾特·舍夫少將、卡爾-傑斯可·馮·普特卡默少將、海因里希·博格曼中校、卡爾·博登沙茨上將、瓦爾特·布勒上將、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一級上將和阿道夫·豪辛格中將則受較嚴重的傷，然而包括主要目標在內的希特勒等人員仍因為受到厚實的桌角保護而只受到了輕傷。整個會議室內除了凱特爾以外，其餘所有人的褲子皆燒焦並且因為爆炸而震破耳膜。而受到厚重橡木會議桌保護的希特勒除了受到爆炸直接影響而瘀青擦傷、耳膜受傷、頭髮燒焦之外，制服褲子則因為腿部刺入了約200枚的木頭碎片而破爛；希特勒本人對於自己在經歷暗殺後倖存下來這一結果，則認為是獲得「天意」保佑並得到一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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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史陶芬堡並沒有親眼確認希特勒確實因為爆炸而喪命，但是他看到爆炸過後的混凝土建築、飛散的瓦礫碎片與冒出的濃煙後便認定任務已經完成：希特勒已經在這次暗殺行動中身亡。相信希特勒已經死亡的史陶芬堡立即跳上其副官維爾納·馮·哈夫滕事前準備好的工作人員用車快速離開「狼穴」，他們很快便通過第一個檢查哨的值班門衛阻攔和盤查，但是也察覺到在前往機場的警戒等級逐漸提升。到了第二個檢查哨時兩人便遭到攔阻，之後史陶芬堡假借有重要軍官指派要事並且要立刻前往該處，要求值班哨兵開放屏障讓兩人通行。在即將抵達拉斯滕堡當地機場時，史陶芬堡為了避免被提早遭到懷疑便命令沃爾納·哈夫滕將備用的第二枚炸彈塊扔進森林中。最後在與機場停機棚的檢查哨交涉之後，史陶芬堡和哈夫滕於下午1時搭乘由艾德華·華格納砲兵上將準備的Ju 52運輸機飛往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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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人在「狼穴」支援的密謀成員埃里希·費爾吉貝爾將軍原本依照約定，在確定會議室爆炸後將此訊息告知給負責在柏林發起政變的成員，隨後立即將「狼穴」對外所有的通訊線路全數關閉。但是在爆炸過後幾分鐘，「狼穴」的工作人員便已經確認希特勒仍然活著並且予以醫治。不過實際上「狼穴」本身與親衛隊和其他元首總部是採用獨立的通信網絡聯絡，這使得密謀團體的關閉對外聯絡線路方式並無實質效果。也因此在下午1時，人在柏林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便已經知道暗殺事件，但是對於細節部分仍然沒有很明瞭。而費爾吉貝爾在傳遞暗殺成功的訊息幾分鐘後，在得知希特勒仍然活著一事隨即重新啟動原先「狼穴」的對外聯絡線路，並以電話聯繫在本德勒館等待消息的密謀成員弗里茨·蒂勒。其中費爾吉貝爾拜託蒂勒告知本德勒館抵抗運動成員行刺失敗的事情，並且還傳送了內容模糊的「慘劇發生了，元首還活著」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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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蒂勒隨即向另一名人在「狼穴」的庫爾特·哈恩上校通話，明確得到希特勒在這次暗殺行動中仍活著的消息。其中希特勒在炸彈爆炸後還倖存的狀況如果實際發生，意味著原先佈署在柏林的後備軍也會知道希特勒仍然活著的事實，此時女武神行動的計畫就應當被取消而使得政變面臨失敗。之後蒂勒在與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和埃里希·霍普納通話後，兩人決定暫時不啟動女武神行動。到了下午2時，沒有出席此次會議的海因里希·希姆萊透過「狼穴」聯絡線路，向位於柏林的刑事警察局局長阿图尔·内贝要求進行調查，同時還指示親衛隊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海因里希·穆勒率領蓋世太保逮捕史陶芬堡。與此同時，儘管史陶芬堡和哈夫滕仍然沒有返回柏林帶來明確消息，阿尔布雷希特·默茨·冯·奎恩海姆積極說服其上級奧爾布里希特宣布女武神行動啟動，並且開始自行簽署初步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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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下午3時45分左右，史陶芬堡搭乘的飛機抵達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機場後，史陶芬堡立刻在機場打電話告知柏林的密謀份子希特勒已經死去。在史陶芬堡提到「我親眼看到他被抬出來」作為保證的情況下，本德勒館內部的密謀份子隨即陷入混亂，並且無法確實證實哪一方的消息才是正確。最終奧爾布里希特於下午4時決定正式啟動女武神行動的命令並開始調動軍隊，但是他在和史陶芬堡與佛洛姆將軍交涉時，後者對於此項決定仍然感到猶豫不決。之後佛洛姆打長途電話給人位於「狼穴」的威廉·凱特爾並且獲得希特勒只受到輕傷的保證，而凱特爾也隨即詢問史陶芬堡的下落。這使得佛洛姆了解政變正逐漸蔓延至指揮部並且可能造成自己陷入危險，因此他回答史陶芬堡應該仍然與希特勒在一塊。
7月20日密谋案 行動
隨著女武神行動部分動員計畫陸陸續續啟動，其中許多擔任指揮官的密謀成員為了節省時間而以口頭方式下達命令。因此實際上僅有標記有女武神行動關鍵字的指令發向各個軍區、軍營和後備部隊，但是其中一個電報錯誤地送至「狼穴」，這使得「狼穴」在該電報之後隨即修改本德勒館的指示。女武神行動啟動後，法國軍事管理區總督暨駐法國德軍總司令卡爾-海因利希·馮·史圖爾普納格設法解除保安服務處、親衛隊和蓋世太保的武裝，並且拘禁了他們絕大部分的領導官員。接著他前往西線總司令君特·馮·克魯格的指揮部要求他與盟軍接觸，但被告知希特勒仍舊活著。維也納軍區首席指揮官海因里希·科德雷上校也在接獲女武神行動指示後，下令部隊大規模逮捕城市內部的親衛隊成員。隨後在維也納、布拉格和許多其他地方的後備軍部隊亦陸陸續續占領納粹占領區政府以及各地集中營，並且逮捕了多名親衛隊軍官和地區長。
7月20日密谋案 行動
大約下午4時35分史陶芬堡和哈夫滕抵達了本德勒館，但是此時史陶芬堡注意到本德勒館並沒有對後備軍部隊下達任何指示，這包括以軍事武力方式接管德國軍事和行政權力。甚至政變期間原本規劃派遣部隊佔領的柏林廣播大樓和柏林電信中心，同樣也沒有部署軍隊控制。這時佛洛姆質疑史陶芬堡，史陶芬堡為了說服他則表示暗殺用炸彈是他本人親手設置，並且聲稱他自己親眼看到希特勒在兵營內喪生；同時他指稱凱特爾告訴佛洛姆希特勒仍然活著的消息，實際上只是「一如既往地說謊」。之後可能為了保護自己，佛洛姆臨時轉變立場開始試圖逮捕史陶芬堡，但隨後被史陶芬堡與奧爾布里希特以手槍制伏，而後者並任命埃里希·霍普納中將接替成為新任後備軍總司令，並且繼續指揮各個軍區實施女武神行動。另一方面，這時希姆萊則已經接獲命令負責處理政變發生，他隨即下令取消史陶芬堡與奧爾布里希特所發動的女武神行動命令。但是由於許多地區防衛的軍方領導階層皆認為希特勒已經死亡，使得許多地方仍然持續進行著女武神行動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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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上密謀成員在傳送電傳給其他軍區成員時，由於女武神行動設定在發生嚴重事件且內亂陰謀即將發生之際啟動，這使得史陶芬堡的副官弗里德里希·克劳辛必須將命令內容以「絕密」發布才能夠不引人質疑。因此他不能夠同時向30個接受訊息處發送指令，必須將同樣內容的指示個別加密並且逐頁分開傳遞。而原本在一般使用上會投入20個電傳打字機提供通訊要求，但是政變期間僅有4個電傳打字機可以使用。因此在下午4時45分開始傳送指令給各個接收處後，大約花了長達3個小時的時間才把所有電傳遞送給女武神行動提及的收件單位，而一直到晚上9時為止則陸陸續續有更多指令與實施細節透過電傳傳送。然而在此期間，德國廣播電台在晚上6時28分至晚上6時42分期間接連提供3份報導表示希特勒只受到輕傷，而當電傳在在晚上8時20分傳到凱特爾乃至於元首總部時，後者立即下令所有來自本德勒館的命令屬於無效並且禁止其繼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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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則有數名關鍵的密謀成員在暗殺事件發生後，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前往協助政變行動進行。原本計畫擔任聯邦大總統的路德維希·貝克上將一直到下午5時才抵達本德勒館，儘管他最初同樣對於暗殺是否成功的訊息感到質疑，但是最終決定支持史陶芬堡發動政變行動的作法，並且提到：「對我來說這個人已經死了，而我將決定我今後的行動。」另外一名與德意志國防軍各個指揮官有密切聯繫的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則是在刺殺當時人在東普魯士而無法立即趕到，他在當天晚上7時30分獲知確悉情況後抵達本德勒館。當史陶芬堡向他報告最新狀況時，維茨萊本尖銳地批評當下許多措施的不足之處，特別是沒有動員更多具有戰鬥力的士兵。他在晚上8時40分左右離開本德勒館回到他在柏林鄉下的莊園，隔天便於莊園內遭到逮捕。而許多原本預謀成員設想會在政變行動期間發起行動的重要崗位支持者，包括阿图尔·内贝和威廉·卡納里斯等人在暗殺行動結束後僅有被動地運作。
大約晚上6時，柏林第3警備分隊指揮官约阿希姆·冯·科茨弗莱施將軍被傳喚到本德勒館，但他憤怒地拒絕服從奧爾布里希特的命令並且不停地喊著：「元首還活著！」最後他便被密謀份子逮捕並且加以監禁。隨後由卡爾·馮·廷根男爵將軍接替負責第3警備分隊指揮官一職，但是他對於政變行動的幫助並不大。另外一方面本來計畫弗里茨·林德曼將軍應該要佔領電台並向德國民眾宣布消息，但是擁有著唯一一份演講稿的林德曼卻始終沒有出現，這使得貝克因此必須要重新撰寫一份演講稿。但是這時密謀團體並未依照原先的計畫展開行動，這包括未能封鎖位於柏林威廉大街的德國政府機關、未能掌控位於夏洛滕堡的柏林廣播大樓以控制德國廣播電台發送訊息、未能逮捕總部設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親衛隊與蓋世太保成員。
到了晚上6時，擔任柏林市區指揮官的密謀份子保羅·馮·哈泽將軍曾命令大德意志裝甲擲彈兵師指揮官奧托·恩斯特·雷莫少校占領威廉大街，並前去逮捕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到了晚上7時，政變局勢開始開始出現明顯且關鍵性的轉變。希特勒在身心已經回復到可以打通電話的程度後，他立刻與宣傳部的戈培爾聯繫。隨後戈培爾安排希特勒本人與帶領部隊包圍宣傳部的指揮官雷莫少校通話，並且向雷莫保證元首仍舊活著，而希特勒命令雷莫立刻重新控制住柏林的局勢並且控制政變總部。本身熱烈支持納粹主義的雷莫隨即下令自己率領的部隊包圍並且封鎖本德勒館附近，但是暫緩進入建築物之中。
為了避免密謀政變一事面臨失敗，史陶芬堡積極地透過長途電話與外界聯繫並且一再堅持希特勒已經喪生。不過隨著納粹德國政府逐一重新恢復對於局勢的掌握，使得密謀分子開始在政變發展上越來越趨向守勢。隨著許多軍官倒戈、延後回應乃至於否決命令，這使得總部設在本德勒館的密謀團體開始無法繼續推動政變。晚上8時，盛怒的維茨萊本抵達了本德勒館並向欲繼續進行政變的史陶芬堡與眾人激烈地爭吵，不久之後便直接離開該處。與此同時，由沃爾夫岡·托馬勒中校領導的坦克部隊抵達柏林威爾默斯多夫的費爾貝林廣場集結，成功平息這次軍事政變。而甫剛被任命為西線總司令的君特·馮·克魯格確信希特勒仍然活著後，也決定終止原本計畫奪取巴黎控制權的政變行動。
隨著雷莫重新奪回城市的控制權以及希特勒仍然存活的消息傳開後，柏林一些立場並不堅定的密謀人士紛紛倒戈。而後在鎮壓政變的雷莫等人的壓力之下，本德勒館內部仍然支持密謀進行者與反對政變的軍官間爆發了戰鬥，包括史陶芬堡在內的許多密謀成員因而身受槍傷或者喪命。然而絕大部分密謀成員仍然堅持待在本德勒館內，僅有弗里德里希·克劳辛、庫爾特·馮·哈麥施坦因-埃克沃德、埃瓦爾德-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舒曼森等少數軍官從本德勒館逃出。最後佛洛姆於晚上11時透過軍隊佔領本德勒館後重新控制了局勢，並希望透過鎮壓政變的積極行動來凸顯自己的忠誠度。貝克在已經明確瞭解局勢無望之後，曾經是他下屬的佛洛姆給予開槍自殺的機會，而佛洛姆同意貝克保留自己使用的槍械嘗試自殺。但是第一槍在射擊脖子後僅劃破傷口，而第二槍也只是造成未能立即致命的頭顱槍傷。由於多次自行開槍而未能順利喪命，佛洛姆後來下令由其他士兵射殺以給予致命一擊。
佛洛姆自己隨即召開臨時的小型軍事法庭，在經由戰地軍事審判之程序後認定被告證據確實，宣布在場的奧爾布里希特、史陶芬堡、哈夫滕和阿尔布雷希特·默茨·冯·奎恩海姆皆被判處死刑。7月21日凌晨12時10分，這批密謀成員被帶往本德勒館外面院子裡堆砌的沙堆上，由卡車提供夜間照明並且逐一接受士兵開槍處決。根據推測，佛洛姆可能是想藉此來掩飾自己知情不報的參與行為。之後在佛洛姆的命令下其他密謀人士也陸續地被處決，一直到凌晨1時30分親衛隊軍官奧托·斯科爾茲內領軍的部隊抵達後處決行動才停止。而在接連處決密謀案人員後，佛洛姆安排連同路德維希·貝克在內的遺體在制服尚未更換的情況下統一於柏林聖馬太教堂墓地安葬。而在凌晨1時，第三帝國廣播公司在「狼穴」90公里外的柯尼斯堡準備希特勒的廣播演講放送，內容提到：「一小部分野心勃勃、喪盡天良的犯罪集團與不盡情理、愚蠢至極的官員密謀，試圖抹殺我和其他工作人員，進而殲滅整個德國武裝部隊司令部。」到了上午希姆萊則派遣人員前來挖掘遺體，在將之燃燒後把骨灰丟至柏林污水處理廠。
7月20日密谋案 審判
接著數星期的時間，希姆萊所領導的蓋世太保在希特勒憤怒的指令下竭力逮捕任何和政變有任何關係的人士。除了佛洛姆所找到預定政府人員名單外，隨著被捕者放置於各個辦公室或家中的信件、日記和資料繳獲之後，蓋世太保更擴大調查自1938年起參與政變人士，這也導致曾於1938年、1939年和1943年時與計畫相關者都一律遭到逮捕。包括前陸軍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在內的許多人因而被關入集中營，一直到戰爭結束才被盟軍釋放出來。與此同時希姆萊也特別針對密謀集團的主要成員採取所謂「親屬連帶責任」制度，將所有密謀者之親屬乃至於親戚一律逮捕。
同時蓋世太保一直到1945年5月為止仍然持續對於這次密謀案展開調查，而在這之中並非所有人都有參與暗殺或者政變相關計畫，更多情況下是蓋世太保趁著此次機會將所有疑似同情政變者全數逮捕，同時過去曾經反對納粹黨、或者是引起納粹政權不滿者也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其中共計有700多人是因為這類型原因而遭到逮捕，並且有超過110人因而判處死刑；甚至有1個家庭便因為窩藏了其中1名密謀者而全部處死，這使得英國社會也透過廣播電臺譴責蓋世太保激進的逮捕行徑。
7月20日密谋案 審判
不過在另外一方面，儘管巴黎和維也納密謀成員亦有依照這次政變事件展開行動響應，不過在當地親衛隊以及德意志國防軍積極運作下掩蓋許多相關事項，最後基本上成功逃脫蓋世太保的相關調查。而在威廉·勞倫斯·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國興亡史》之中，便引用了蓋世太保自己所發表的資料認為有7,000人遭到逮捕的，在這之中4,980人則於戰爭結束前被執行死刑。不過逮捕人數與處死人數仍有爭議，不同資料指出約有5,000人至7,000人左右被逮捕，其中又有200人至4,980人上下遭到處決。
7月20日密谋案 審判
1944年8月2日，德意志國防軍先成立榮譽法院以審理涉嫌參與暗殺行動的部隊軍官，透過榮譽法院運作得以撤除軍事人員職稱，使得帝國戰爭法庭和其軍事裁判權都無權過問案情進展。之後遭到拘捕的倖存者便陸陸續續送到審判程序極為輕率、作為袋鼠法庭的人民法院機關，在其公開審理過程中無論被告如何辯駁皆會遭到起訴。而為了獲得拍攝的宣傳效果，本身是激進納粹黨黨員的人民法院院長罗兰·弗赖斯勒亦特意在審判中大聲咒罵和汙辱被告。在法庭上被告亦會遭到大量羞辱，例如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在審問期間因為遭到蓋世太保脫掉皮帶，使得他必須時時拉著褲子接受質問。而在1944年8月7日與8月8日第一次開庭時，希特勒則下令把所有將判有罪者「像生肉那樣吊起來」。在審判中遭到判定參與或者支持這次政變案的成員一旦被宣告有罪，便會在幾個小時後接受死刑，並且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在普勒岑湖監獄绞死于肉鉤下的绳索。
7月20日密谋案 審判
佛洛姆在7月20日政變當天晚上便試圖透過處決史陶芬堡等人的行為以贏得青睞並保護自己，但這反而也顯示出他先前對於密謀人士毫無作為並且對政變計畫知情不報。在政變結束後不久後佛洛姆便前去找戈培爾描述鎮壓政變的經過，但是對此戈培爾則冷冷地對佛洛姆說道：「你太急於殺人滅口了。」7月21日當天他以涉嫌參與政變為由立即遭到逮捕，並且被人民法庭以未報告和防止政變發生等罪名宣判有罪。1945年3月時佛洛姆於哈弗爾河畔布蘭登堡遭到處決，不同的是由希特勒親自下令將原本的絞刑換成了「更有尊嚴的」行刑隊槍決。其他還有像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埃爾溫·普朗克，亦因為涉嫌參與這次政變而遭到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