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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 軍事制度
漢代的募兵，是東漢徵兵制破壞後才普遍施行的，但早在西漢武帝時，那時便已經兼用募兵。當時對外戰爭頻仍，徵兵不敷使用，因此必須於徵兵之外，再另外招募，八校尉的士卒，就是招募來的。此外，武帝也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惡少年從軍。武帝以後，募兵事由更為常見，有時甚至招募異族為兵，例如宣帝時代的羌騎，就是招募羌人組成的騎兵。
東漢光武初年，鑑於多年水旱為災、連年戰爭造成戶口銳減，決定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從建武六年至建武二十三年，共計五次罷省郡國兵。雖然百姓仍有隨時應召當兵的義務，但平時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因此士兵素質大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節省軍費而停止執行訓練，各郡國的役政，乃陷於停頓狀態。但這種情形只限於內郡，邊郡則不廢都尉和都試。這種情況從光武帝之後，便一直持續下去，因此政府不得不募兵來臨時補充兵源。再來官部郡徵兵機構的撤銷，雖然東漢法律有徵兵的條文，但有事時臨時徵兵遠不如招募來得方便，因此徵兵的事，很少實行。靈帝時，黃巾亂起，屯兵不足以應付，因此大舉招募，皇甫嵩、朱儁等人的平亂軍隊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後大將軍何進也會招兵買馬，以制宦官。
由於東漢政府提倡儒學，人民風從，藉由經術取得高官之位，對兵事自然感到厭棄。既然人民不願從軍，募兵的數量常感到不夠。而自光武帝以來，各種胡族，聚集於近塞或塞內，他們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風俗，於是漢朝又招募胡人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來守邊或用來攻伐不順的外族。光武時，匈奴南單于投降，光武移之於塞內，命其捍衛邊疆，兼拒北匈奴及鮮卑。東漢一代，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鮮卑、烏桓、羌，為政府招募為兵。東漢採「以夷制夷」的政策，用這些歸降的胡人軍隊從事對外的戰爭。這種現象成為東漢滅亡的誘因之一。
募兵制的最大缺點，就是非常容易把國家的軍隊變成私人武力。因為募兵常為無家無業的人，沒有家庭和產業的牽掛，也沒有一定的服役期限；長官與他們長年生活在一起，只要善待之，他們自然會視長官如父兄，為之出生入死；這樣一來便會形成私人為中心的中心集團，於是軍閥就是這樣產生的。東漢時，羌人強盛，屢次侵犯西疆，中葉之後，成為東漢邊疆一個很大的威脅，政府見此情況之下，只好讓大軍長期防衛西邊各郡。這些軍隊因為經常與羌人作戰，戰鬥力很強，與內部缺乏軍事訓練的各郡比較起來，戰鬥能力自然相差很大。東漢末年，涼州爆发北宫伯玉之乱，随后马腾、韩遂等纷纷加入，汉灵帝多次派遣大军都不能平叛。凉州也成为东汉末年率先脱离汉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之一。而出身凉州的董卓，控制了汉朝中央政府后导致各地郡守反抗，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
汉朝 对外关系
西元前3世紀，匈奴汗國被冒頓單統治，武力十分強大，多次侵犯西漢邊境。前200年冬，劉邦親率大軍北上，匈奴軍隊佯裝後退，漢軍則迅速北進到平城白登山，卻在白登被冒頓單的三十萬精銳騎兵包圍，劉邦與漢軍被包圍七天七夜，最後劉邦賄賂匈奴閼氏才得以逃出重圍。白登之围後，西漢元氣大損，從此之後一直被迫與匈奴汗国和親。
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期间，西漢接續秦朝，繼續擴建延長長城，其西到起蒲昌海、東至鴨綠江以南、全長近一萬公里，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長城”。景帝在位時，西漢一方面繼續和親，同時也在邊境進行屯田移民，在國內則實行複馬令來增加馬匹，加強士卒訓練並大量製造兵器，這些都是預備反抗的準備。
漢武帝即位后，于元光二年（前133年）開始對匈戰爭。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武帝派卫青以三萬鐵騎擊匈奴，收復河南地（新秦中）。元狩二年（前121年），又派霍去病出擊匈奴，出隴西，深入匈奴兩千餘里，奪得祁連山與河西走廊，切斷匈奴與西羌的联络，為西漢與西域之間開闢通道。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入右北平郡和定襄郡，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大舉回擊，至狼居胥山而還。從此，匈奴北徙漠北一直到公元前112年又南下。
汉朝 对外关系
但是，漢匈之間連年的戰爭嚴重損耗兩國的國力。武帝后期，汉改变国策，重新执行休养政策，而匈奴亦无力攻汉，仅能进行小规模骚扰。宣帝时期，匈奴虚闾权渠单于驾崩，随后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分裂為五部；五单于争立事件持续多年，刚平息后又是三单于争立。其中一部首領呼韓邪單通过臣服于汉的方式得到汉的支持，打败各个競争对手。但其三单于之一的郅支单于逃到西方，继续与汉作对，元帝时期为汉校尉陈汤率军击斩。郅支单于被杀后，前已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深为惊恐，再次款塞，要求與漢和親。前33年，呼韓邪單到長安，漢元帝以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單，號寧胡閼氏，是為昭君出塞，漢匈關係因此長期友好，邊境和睦，互市頻繁。其他的部分匈奴部落西遷到中亞康居一帶。
汉朝 对外关系
東漢前期，匈奴分為兩部，分別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韓邪之孫比為單，对汉奉藩称臣，汉在南匈奴设使匈奴中郎将，并把单于庭设于五原，以便支持和控制南匈奴。北匈奴立蒲奴為單，在明帝在位时一度侵擾漢朝邊境，被擊退。章和元年，北匈奴為鮮卑所破，單被殺，其中五十八部降漢。永元八年，車騎將軍竇憲等征伐北匈奴餘部，單遁逃，竇憲在燕然山刻石紀功而還。此後，一些北匈奴南降东漢，另外一些則向西遷徙。而北匈奴故地逐渐为鲜卑侵占。
东汉后期，附属于汉的南匈奴由于受鲜卑压迫，屯居于五原、朔方、云中、西河、美稷一带，并逐步向内郡移徙。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匈奴中郎将权力越来大，甚至擅行废立匈奴单于。。献帝时期，至曹操为丞相，分匈奴为五部，至此南匈奴不复存在。
汉朝 对外关系
西漢立國之始，它的南邊有三個华夏部族和百越部族共同建立的國家，即东瓯国、閩越國及南越國，统称三越。东瓯国據今浙江省南部，閩越國據今福建，南越國據今兩廣（即嶺南地區的廣東、廣西、海南和今越南）。這三國雖然受到漢高祖冊封，實際上為獨立，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漢景帝為止。到了漢武帝時，漢朝國力大為增強，三個國家的國力卻因為互相爭戰而相對衰弱，最后在漢武帝時期先後被滅，為了防止東甌及閩越再發生叛亂，於是將二國的人民遷徙至長江與淮水地區，另外將南越國之地分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及日南九郡，自此之後，這個地區再無大亂，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南越國地區發生叛亂，漢派馬援平亂，大破叛軍於浪泊，此後直到東漢滅亡，漢朝南疆未再發生動亂。
羌人分佈於今天青海省和甘肅省西南、四川省北部一帶。秦時羌人開始強盛，他們北與匈奴的河西地區為鄰，西北與西域相通。西漢初，匈奴冒頓單于勢力強大，西羌臣服於匈奴，中國與西域間的通道，完全被這兩個民族所隔絕。
汉朝 对外关系
羌在汉武帝时期被封闭在青海湖到西宁湟源县湟中县一线。“初开河西，列置四郡（河西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宣帝时代羌汉军事对峙线在兰州，“遂寇金城。”汉光武帝时代羌汉军事对峙线在从西宁到兰州一线来回拉锯。
总地来说东汉初年羌汉军事对峙线在今天京藏高速公路偏向西宁一带拉锯，期间羌汉杂居，时有冲突，临羌县是汉羌军事对峙线最前沿。羌称帝后，羌汉形势发生巨变。羌人第一次攻入甘肃东南部。长安开始戒严，“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读为于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羌汉军事对峙线发展到长安一带，而一部分羌军已经攻入山西上党，而甘肃省西部已经不再属于东汉。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甘肃战场与宁夏打通，羌人和匈奴可以直接联系了。
汉朝 对外关系
其后任尚、邓遵、马贤时代，羌人稍弱，东汉稍微恢复了甘肃东部，“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记。遂定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东汉国家国力在汉羌战争中被大大损耗。“今三郡为未复，园陵单外。”充分说明了汉长陵等陵园直接暴露在羌人的进攻矛头下。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汉羌决战。
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郡，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
马贤、赵冲之死标志着羌军对东汉全面战略进攻的开始。
于是东西羌遂大合。……自永和 (东汉)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
汉朝 对外关系
总结：由于西羌的内迁，和河西走廊、陇西当地的汉朝人时常发生冲突。最初，西北的地方官多数都残酷苛暴，导致西羌反抗此起彼伏，西羌人屠杀汉朝人，西羌人在东汉取代了北匈奴成为汉朝第一外患，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多次沦为战场，羌人还曾一度兵进至山西河东。不但如此，刚崛起的鲜卑、南匈奴亦不时起兵南下，战乱波及关中、陕北、陕南等地。此战之后，使得关中更加荒芜，成了羌、氐、匈奴、拓跋等族的混杂区，东汉西北人口大量内迁，导致河套以南地区也成了“羌胡区”。关中地区的经济、人口一直等到北周时期才逐渐复苏。唯一幸免战乱的西北地区是凉州西部，尤其是敦煌、酒泉和张掖等郡在战争时相对稳定，此地是后来张氏前凉的根据地。
东汉与西羌的战争严重损耗汉朝的国力，成为汉朝灭亡的诱因之一。董卓就是在东汉与羌的战争中崛起的汉军将领。
汉朝 对外关系
今雲南、貴州兩省，加上四川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甘肅省的南隅，這一片廣大的地區，在漢朝初期被許多異族所盤據，漢人統稱為「西南夷」，它們有的進入農業社會，有的則維持游牧生活，並且建立許多國家。武帝時期，令唐蒙由筰關入夜郎，見其君多同，給予豐厚的賞賜，並告知其漢朝的聲威，說服其臣屬於漢朝，夜郎願意臣屬於漢朝。元光五年（前130年），漢於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犍為郡；並於夜郎置夜郎縣，以多同之子為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也希望得到漢朝的賞賜，請求成為漢朝的臣屬，於是漢在其地置十餘縣，由都尉統之，隸屬於蜀郡。但是過了幾年，西南夷屢次反叛，漢朝發動軍隊平亂，需要花費許多軍費。最後，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放棄西南夷的經營，全力對付匈奴。已設的縣，大都廢棄。
汉朝 对外关系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漢朝下令西南夷發兵幫忙徵討，西南夷不從。隔年，漢朝派郭昌、衛廣擊敗西南夷，在這些地方設立益州等郡。新設諸郡轄區中的各部族，皆因其舊俗而治理，不徵賦稅。地方政府的開支，則由內地各郡分攤供給。西南夷至此歸入漢朝疆域，西南夷內屬後，仍有小規模的叛亂，終西漢之世，未發生大型動亂。王莽時才開始大亂。東漢光武帝，敉平動亂後。到東漢時期，漢朝與這些地方聯繫更加緊密。
漢高祖時，衛滿朝鮮滅亡箕子朝鮮後，定都於王險，惠帝呂后時，為漢藩臣，雙方平安無事數十年。漢武帝時，衛滿的孫子右渠在位，對漢的態度轉為強勢，武帝派楊僕、荀彘率軍討伐，費時一年方能平定，漢在其地設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其中以樂浪為最重要。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漢朝撤除臨屯、真番二郡，以其地合併到樂浪、玄菟。半島上的民族，非常複雜。半島北部，除了來自中國的朝鮮人外，尚有濊貉、沃沮等族。半島南部，尚有辰韓、馬韓、弁韓並立，通稱三韓。
汉朝 对外关系
在玄菟郡東北今松花江上游一帶，尚有一個夫餘國，高句驪人便是夫餘人的別支。元帝時，夫餘人朱蒙，率眾南下至朝鮮舊壤，建高句驪國，以高為氏，逐漸侵佔漢玄菟郡地。半島南部的「三韓」地區，也慢慢發生變化，宣帝五鳳元年，朝鮮遺族據辰韓地建國，號「徐羅伐」，後改稱「新羅」，新羅不久便奪取弁韓。到成帝鴻嘉三年（前18年），高句驪王族據馬韓地建國，號「百濟」。西漢末年朝鮮半島的形勢，大致是西北部是漢樂浪郡轄區，東北大部為高句驪所據；新羅據東南部地，百濟據西南部地。百濟、新羅因居半島南部，與漢朝沒有什麼關係，惟高句驪與漢接近，關係較密。它自建國後，對漢一直是稱臣的。後來東漢之後，高句驪時叛時降，成為漢帝國的東北大患。
漢朝時期，日本列島共有一百多個國家，皆是倭人建立的，漢人統稱為倭國。倭奴則是諸倭國中的大國，它座落倭國的極南界，當在今日本南部的九州島上。因倭奴的勢力較大，且距大陸較近，所以它首先代表諸倭國與中國交通。據說當時倭人飲食以手抓取食物，並有紋身、赤足、蹲踞的習慣；男子則盛行多妻，女子則不淫不妒。同時社會安定，極少盜竊爭訟的事。自漢武帝於朝鮮設四郡後，中國文化開始影響諸倭，諸倭通使於漢者達三十餘國，倭國也於此時開始對漢作歲時的貢獻，納貢的地點大概在樂浪郡。
光武初年，遼東太守祭肜威震北方，若干外族國家聞聲朝獻。建武中元二年（57年），當時正是日本史上的垂仁天皇時代，日本倭奴國王遣使來漢，漢賜一枚「漢倭奴國王」金印，曾於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九州北部發現，至今是日本的國寶。此時倭奴又於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和獻帝建安六年（201年）兩度來朝。到三國時代，雙方的交流更加密切。
烏桓與鮮卑均屬東胡族。東胡位置在匈奴東邊，其活動範圍在內蒙古東部與遼寧省一帶。秦汉之际，东胡逐渐衰落，因此被匈奴雄主冒頓單于擊敗，馀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漢初，二族皆臣屬匈奴，武帝時，漢擊破匈奴左部，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為漢朝監視匈奴的行動，並設護烏桓校尉管理，昭帝到西漢結束為止，烏桓雖然發動一些叛亂，不過沒有造成西漢太大威脅。
王莽篡漢後，因討伐匈奴，徵烏桓兵屯代郡，並以其妻子為質。烏桓因不服水土，相率逃亡，王莽因為這樣而殺害人質，烏桓決定投降匈奴。光武初年，烏桓與匈奴一同入侵漢朝，烏桓早已遷入中國塞內，造成中國北部居民，其生命與財產受到很大的侵害。建武二十年（44年），東漢派馬援征討烏桓，烏桓聞訊先行撤退。其後乌桓趁匈奴内乱之时进攻匈奴，把匈奴赶出大漠以南。东汉对乌桓的態度轉趨懷柔，允许乌桓人部分移居太原关内各地，駐牧於遼東屬國，再度為東漢監視匈奴，並複設護乌桓校尉管理，自此之後，乌桓為東漢保衛疆界。[需要古代史料来源佐证]
鮮卑居地與烏桓相接，言語風俗也與烏桓相同，但它在西漢時代，與中國沒有交通。東漢光武初年，匈奴又再度強大起來，命令鮮卑、烏桓一同劫掠中國北部。建武二十一年（45年），鮮卑與匈奴入侵遼東，為遼東太守祭肜打敗，鮮卑對東漢才感到畏懼。次年，匈奴南單于降漢，北單于孤立，鮮卑開始通使於東漢，東漢命令鮮卑攻擊北匈奴，鮮卑因此受到東漢許多賞賜。其後經明、章二代，鮮卑均恭順無事。不過到和帝初年，竇憲大破北匈奴後，鮮卑趁機佔據其地，此後漸漸強大，而成為東漢的邊患。
汉朝 人口
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大量人口死亡。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漢五年（前202年）人口數在1500萬-1800萬人左右。此後由於奉行黃老政治、與民生息，到漢武帝时期的領土擴張，人口數量大幅提升。據《汉书·地理志》的記載，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2,233,602户，口數為59,594,978人。
由於中國歷史早期農業發展集中在黃河流域，故人口密度分佈为北多，南少。若以淮河、秦嶺為界，北部人口占据85%以上的比例，以南人口占据不到15%的比例。人口數超過500萬的司、豫、冀、兗、青、徐五州均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帶，這五州的人口總數占全國的55%。首都長安周圍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數量在200萬以下的有交、涼、并、朔方四州。揚、荊、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佈在成都平原、南陽盆地、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
汉朝 人口
新莽末期，自然災害頻發，天凤四年（17年）估计有5600万人口，但是由于王莽改制失败和天凤元年（14年）的黄河改道导致随之而来的绿林赤眉之乱和军阀混战，造成期间大量人口死亡。至建武中元二年（57年）時，全國人口數量僅2100.7820萬，僅相當于西漢元始二年的36.427%。後人口開始恢复增长。據《續漢書·郡國志五》所載，永和五年（140年），全國有戶969.8630萬，口4915.0220萬。至永寿二年（157年），全國有戶16,070,906，口50,066,856。東漢的人口分佈又有變化。新莽末东汉初期，大量的中原人民為躲避戰火向長江流域遷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數超過500萬的有豫、荊、揚、益四州。荊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長的同時，北方大部分郡國人口减少。东汉晚期战争不断，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又只有1885万人；只相当于125年前的三分之一。
汉朝 经济
從西漢開始，铁製農具已經开始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著名的農具種類有鐵犁壁、矩犁、全鐵曲柄鋤等。牛耕是最主要的犁地方式，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相繼誕生。國家注重興修水利，尤以關中地區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國渠、六輔渠、白渠等。在雒水附近有一條龍首渠，由于附近地區土質松軟易坍塌，就用鑿井的方法代替地上渠道，叫做井渠，極類似于今天新疆地區的坎兒井。東漢初期，出現翻車和渴烏等水利工具，增加農業生產效率。著名的農書有《氾勝之書》，裡面提到的相關技術，有效提昇農作物的產量。
汉朝 经济
西漢前期，冶鐵業分國營（中央政府）、官營（地方經營）和民營三種類型。當時著名冶鐵家有卓王孫、南陽孔氏等。漢武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鐵為國營，自此之後冶鐵業開始衰落，但由於此對國家財政較有利，之後一直沒有改變此政策。到了東漢光武帝在位时，冶鐵業改由社會自營，加上水排的發明，冶鐵業更加發達。銅器雖出現變少，但在兩漢時期仍是重要的金屬器。漆器則是兩漢時期重要的工藝品。漢朝的紡織業亦有國營與民營之分，民間著名紡織業者有陳寶光妻，她是織花機的發明者。到东汉前期时，蠶桑養殖在長江流域和嶺南等地開始推廣，特別是巴蜀地區。蜀锦更價值連城，在三國时代甚至成為蜀漢一大財源。麻葛制品中，最出名的是產于會稽地區的越布。
汉朝 经济
西漢初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不過由於實施黃老政策，對於商人的影響不大。經過文景之治後，商業勢力大為篷勃發展，社會心理也隨之改變，當時俗諺流傳着「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雖然曾受到武帝「富國抑商」政策打擊，西漢後期，由於漢室政權中衰，商人勢力於是重新抬頭。到了東漢，政府並未制定限制商人獲利的法令，所以商業發展一向順利，但也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加深經濟矛盾，東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衰亡。
兩漢的商業都會的分布，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商業活動以黃河流域為主，淮河流域次之，長江流域又次之。當時各都會分布的區域，可以劃分為三大部：（一）關中區—以長安為中心都會，南控巴蜀，西北控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等腹地。（二）關東黃河北岸—分為河東、河內及其相聯繫的燕趙區。河東區以楊、平陽為都會。河內區以溫、軹為都會。燕趙區以邯郸與為都會。（三）關東黃河南岸—主要為河南區，並控馭齊魯梁宋三楚南越及穎川南陽區。河南區以雒陽為中心都會。
汉朝 经济
兩漢與西域的貿易最為盛行。。主要有兩條線南道與北道。南道以敦煌為起點，出玉門關至樓蘭，經大夏、安息、條支，過地中海至大秦，這條路線主要運送的貨物是絲織品，所以西方人稱為「絲路」。北道沿今天山南坡西行，越過葱嶺北部，可抵奄蔡，並可通向大秦。這條路線主要運送的貨物是貂皮，因此被稱為「毛皮路」。
南越於武帝設郡後，南海的商業與交通開始蓬勃發展，當時這個地區中最大的商業都市是番禺，它是珠璣、玳瑁、果布的交易之處。其他如徐聞、龍編、也都是著名的商業城市。西漢時代的海上交通，可到達馬來半島的都元國與諶離國。東漢時，中國商船可到達錫蘭島的獅子國一帶，與印度也有直接交通。因此錫蘭島與南印度的佛教，也經由海上來到中國南部傳教，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羅馬帝國皇帝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遣使由印度洋經日南徼外來漢，貢獻方物。
汉朝 经济
西汉自建立以来，貨幣沿襲秦朝的半兩，但是品質低劣，實際重量往往只有八銖、四銖、甚至更輕，有的薄如榆聯，被稱為「榆莢錢」，貴族、豪商大肆盜鑄錢幣，造成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也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發生的原因之一。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出于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對外征伐带来的岁出增加令国库日窘，故十分重视币制问题，先后进行六次币制改革。第六次改革推行“三官五铢”，一举解决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鑄、盗铸问题，既稳定金融，又将汉高帝下放民间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於是幣制得到長期穩定。五銖錢成為自漢武帝時代直到隋朝七百餘年间國家鑄幣的主要形式。現在漢墓中經常出土的直徑約2.3公分，重量約3.5克的五銖錢，就是漢武帝時代第六次幣制改革产生的“三官五铢”。
西汉末期至新朝，王莽推行的一系列币值改革一度引起币制的混乱。到东汉初期，王莽币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漢代的土地所有制與秦代相同，土地私有，並可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須向國家納耕地稅，耕地稅率為畝產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稅分為算賦和口賦。算賦是丁稅，十五至五十六歲的男女每年每人納一百二十錢（一算）。口賦是兒童稅，七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納廿錢。西漢早中期，政府積極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壓抑富商豪強勢力，土地、農業問題曾一度穩定。到西漢後期，漢元帝廢除遷徙關東豪強前往關中漢帝陵區政策，土地集中日益嚴重，中央朝政腐败黑暗，造成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東漢早期，雖然重新推行重農政策，卻因富商豪強勢力已成，而無法撼動，造成地主莊園勢力的膨脹，其後東漢諸帝無力解決這個問題，加上人口不斷增加，而糧食生產又沒有跟上人口成長，終於爆發黃巾之亂，導致三國局面的形成。
汉朝 宗教及信仰
汉朝为道教、佛教两大宗教的形成及传入期。
道教可以追溯到秦漢以前中國人固有的多神教信仰傳統、巫術信仰以及神仙說的崇拜。在這三者各自發揮的影響下，另外儒家學說又與黃老思想合流，加上災異、讖緯之說，濔漫兩漢社會，為道教信仰奠定群眾基礎，最後促使宗教性質的道教產生，是黃老思想和神仙家緊密結合的成果，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黃老思想便開始消沉，此後便被神仙家方士運用，朝向宗教方面發展。方士們將其思想拿來與他們鼓吹的神仙方術互相結合，於是老子日趨神化，時間久了便成了道教的始祖。到了東漢，黃老已經成為宗教的名稱。叫做「黃老道」，不過此時還是道教的前身，直到張陵出世後，編纂經典，傳道收徒，建立固定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後，道教的雛形便宣告完成。東漢末年，道教分為兩大流派，一支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汉朝 宗教及信仰
佛教在汉朝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雒陽，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經》。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馬伯樂認為這些记载純屬捏造，湯用彤則認為可能有部分屬實。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漢朝傳教譯經，167年月氏人支婁迦讖到漢朝傳教譯經。
巫覡活動，術數之學，這些民間禮俗迷信在漢朝社會相當普遍。比如傳統禁忌形式，曾經十分嚴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就有關於行歸宜忌的規定。《日書》是選擇時日吉凶的術數書。在總計四百二十五支簡中，簡文直接涉及行歸宜忌的多達一百五十一支。漢武帝同樣「尤敬鬼神之祀」，曾經「作畫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在皇室活動中始用「越祠雞卜」之術。甚至在軍事行動中應用巫術，「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民間禮俗迷信對正統社會機制有修補與維護的作用。中國古代「符瑞」迷信曾經成為政治文化的特殊內容之一。西漢時，漢文帝時見黃龍，漢武帝時獲白麟、寶鼎、赤雁，漢昭帝時鳳凰集、神爵集，漢成帝時甘露降，都被看作體現統治成功的「嘉瑞」。
汉朝 文化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文翁蜀郡作石室立學堂，為地方學校之始，尔後武帝令地方郡縣皆立學校，遂致「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後漢國學猶盛，順帝以降，中央太學增至三萬餘生。漢人之學，皆重經驗、積往古之學說，因當時之風習，遂有發明制作之專家。
漢朝初建，承襲秦法，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卻恢復春秋戰國時代，各家並立的狀態，因為秦朝滅亡後，學術思想的研究障礙已解除，雖然秦朝的「挾書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呂后時才廢除，但實際上未廢除前，政府對學術思想的研究，是不太過問的。戰國時代的儒、法、道、陰陽、縱橫五家，在漢朝初期依然活躍，但在中期以後，由於政府的提倡，學術界變成以研究經學為主。
汉朝 文化
汉代的治国思想。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文景时期，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漢初的經書，全由私人傳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經學家也愈分愈多。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經學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學者都尊崇其師以及學說，世代不替，因此學派的區分，日益嚴格。
汉朝 文化
兩漢的儒家，雖然尊崇孔子，不過也受到陰陽學家的影響，因此他們的學說，開始出現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專重卜筮，大小夏侯尚書喜論五行之說。武帝時，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書，其中也有不少離奇的話，此外他也提出「天人感應」，敦促君主施行仁政。成帝時的劉向，治穀梁，也多次以禍福附會其說。總之，這些學者認為天降的祥瑞或災禍，全是受到人事的影響，尤其是君王的賢愚勤怠，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由於武帝以來，君王的權力已經大為提高，唯一還有所顧忌的便是天災異變，當時學者常使用這種論調來批評當時朝政。
汉朝 文化
西漢末年，儒學附會陰陽學說後，天象人事的比附，演變為「讖緯之學」的出現，內容更為奇特。讖緯大都出於當時人之手，而偽託為古人的著作。這種神話思想的風行，使得儒學的人文精神和實踐精神遭到敗壞，也造成王莽篡位的理論基礎，光武帝同樣因為圖讖，最終建立東漢王朝，統一天下後，由於他特別篤信讖緯，在處理政務遇到紛爭，猶疑不定時，常常借重讖緯來幫助決策。又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又曾經正式「宣布圖讖於天下」，進一步確定圖讖作為法定經的地位。讖緯神學的尊嚴得到政治權力的庇護。造成當時「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因此讖緯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經書。後來曹魏代漢，也造作讖言「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利用民間讖緯迷信，以實現政權的更替。
汉朝 文化
西漢晚期，劉歆發起研討古本經籍的運動，他根據漢代陸續發現的古文經書，如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逸禮等，另立解說，此外他也將毛詩也列為古文，與今文家相抗衡，引起「今古文之爭」，他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經書，更主張設置上述四經博士，不過為當時今文家所反對，立學官的事，終告失敗。不過民間研究古文之風大盛，學者輩，明帝時的賈逵，桓帝時的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古文學最大的貢獻，是把經學從今文家的荒誕迷信的經說，引導考據訓詁之途。
汉朝 文化
赋是汉朝流行的主要文学体裁，由《楚辞》发展而来，賈誼是為賦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弔屈原賦》、《鵬鳥賦》等作，借物抒懷，意境深沉，同時在抒發情感之外，兼言哲理，這是文學由通俗體走向文人體的表現。賈誼的賦作氣力雄勁，但文采不艷，在他之後的賦家，則完全著重於辭藻的鋪陳，作品更趨文人化。武帝時代的枚乘、枚臯、東方朔，更趨向於這個方向，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這些賦作氣勢恢宏，代表時代精神的豪邁勇進、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西漢後期，最有名的賦作家是揚雄。東漢時期，則以班固、張衡的作品地位最高。東漢後期，長篇賦逐漸變少，各種抒情寫物的短篇賦開始流行，與先前的長篇賦文辭藻華麗的風格逐漸漸行漸遠，意境較為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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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並令詞臣製作詩歌，協以音律，即为乐府诗，樂府的句府雖然參差，但以五言最為突出，它促進五言詩的產生。樂府歌辭本來配題、配樂，各有其特定用途，其後，襲舊題舊樂而改歌辭；或僅借舊題，樂辭均改；乃至題、樂、辭均改之例日益孳多，辭與樂的關係乃漸漸疏離，最後完全無關，成為徒詩—僅供閱讀的作品。其特色是詩人以極昏混亂的景、極沉重的口吻描寫戰爭之頻繁、慘烈、以及陣亡者的忠勇與悲哀，完全呈現現實世界的不堪，給人極為強烈的震撼。樂府詩為中國古典詩注入寫實的精神，建構寫實傳統堅實的基礎。代表作品為《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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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與樂府詩同起源於漢代，主流形式是五言，五言之外，也有七言的形式。大抵由樂府詩演變而成。兩漢時代處於發展階段，到東漢末年才趨於極盛。其特色為：章法上，句數不定，可自由伸縮，不受限制，但通常為雙數句；韻法上，以連句韻及隔句韻為常見，可自由換韻，用韻較寬。代表作品為：東漢班固的《詠史詩》，象徵五言詩的正式成立、《古诗十九首》，樸實自然，感傷抒情，為五言詩最早成熟的作品，後來在魏晉南北朝更為篷勃發展，曹魏曹丕的《燕歌行》，象徵七言詩的正式成立，南朝宋鮑照以後才逐漸發展。
汉朝 文化
漢代的散文，繼承先秦諸子系統的論說理文，作品特色是大段鋪排，氣勢雄渾。句式厚重樸實又不失變化，最具代表作者仍是賈誼。他的《治安策》，對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政治情況的發展有著深厚的影響，僅以文章而論，其辭理的暢達，剖析的深刻，以及氣勢的高昂，為散文開創獨樹一格的境界。他的另一本著作《過秦論》，體裁與賦接近，這篇論成為魏晉六朝人著論的典範。其他有名的書策作者有晁錯、董仲舒、司馬遷等。晁、董的作品，皆流暢適切；司馬遷的文章，與當時辭藻華麗的風格與眾不同，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手法建立自家的風格，他的最具代表作品為《報任少卿書》，字句間充滿情感，也是漢代的散文名作之一。
汉朝 文化
在史学方面，漢朝史官司马谈之子司馬遷的《史记》是中国歷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表」，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東觀漢記》、《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朝 文化
漢代的主要書寫文字為隸書，從秦代隸書發展而來。「隸書」又稱「佐書」、「古隸」、「今隸」、「八分書」。隸書具有以下特色：一、隸書的最大特點是由直線構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連接的圓轉，有時又有逆向書寫的線條組成，而是由散開而平直方折的筆畫構成，凡逆筆都變為順筆，書寫起來不僅順手，而且快速。二、筆畫難以呈現具體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質從此消失，而且形體多已不合六書原則。三、漢字發展至隸書已經徹底「符號化」。隸書對大、小篆加以省略、簡化，結構單純許多，就是做為日常生活書寫工頁，不啻為一大進步。另外篆隸形成中國書法藝術主流，漢代時期，隸書漸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书写字体，隸書的出現奠定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書法。隸書經過兩漢的發展後，又發展出另一種字體「楷書」，最後成熟於唐代。
漢代的藝術活動，繼承和發揚先秦多種形式藝術與技術的基礎，造形意識從萌芽逐漸趨於成熟；西域與佛教外來藝術的傳入，更豐富漢代繪畫與雕刻的題材與技法，表現出極高的原創性。無論陶兵馬俑、歌舞俑還是畫像石、畫像磚，工匠懂得雕刻這些作品的人、神、獸。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藝術手法塑造和描畫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異獸，也能以寫實的手法描繪當時生活中的達官貴人、文臣武將乃至工匠農夫。
漢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表現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動腰肢，揮舞雙臂，挪動舞步，正在輕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纖細的腰上束著寬腰帶，兩條寬大的舞袖隨風擺動，像長而輕的紅綢。這座塑像體態輕盈，動作優美富于動感；舞衣和長袖柔軟而飄，顯得非常生動。從歌舞俑的造型來看，漢代工匠已經確實掌握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運動時，肩、胸、腰、腿的變化關係，給人像注滿活躍的生機。漢代最具代表性的石雕為霍去病陵墓石雕。內部有馬踏匈奴、卧馬、躍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魚、野人、野豬、石蟾、母牛與小牛，人與熊等造型。。麻浩崖墓的石雕佛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由於近代以來，漢代青銅器大量出土。這些青銅器有兩個特點：一、青銅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廣大，除了文化發達的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外，偏遠的雲南、貴州、廣東等地，也發現精美的青銅器。二、青銅器的種類比較齊全，既有皇親國戚墓葬裡的豪華器具，也有一般墓葬裡的各式生活用品，還有雲南、貴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充滿地方特色的青銅器。
繪畫品類多為帛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
漢朝帛畫作品極多，然而至今已幾乎無存，唐朝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就指出漢朝帛畫數量繁多，然而經天災人禍後毀壞極為嚴重。現在能見到的漢代帛畫作品是出自漢墓的「非衣」、「銘旌」（旌幡）等隨葬品。這是時下所見最早的記錄現實生活的大型繪畫作品。惜剝損較重，只能觀其大略。最完整的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描繪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而長沙楚墓出土的帛畫《龍鳳仕女圖》，是中國最早繪畫作品之一。西漢壁畫的幻想氣氛相當濃厚，從已發現的雒陽墓室壁畫來看，題材多集中於青龍、白虎、朱維等方位神，荷花，靈芝等仙草，還有日月星象、後龍升天、乘風成仙等神話內容，其風格與戰國帛畫有承襲關係。東漢墓室壁畫雖然以仍然以升天、避邪、鬿福為主要內容，但是加強繪畫的人文因素，表現生活的場景明顯增多。畫像石在漢代陵墓地面建築的石闕、石亭祠的壁面上，地下建築墓室的石構件上，往往雕刻出各種人物故事、生活過程和動植物形象，人們一向稱之為「畫像石」。漢代畫像磚的數量上雖然沒有比畫像石多，但仍有其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漢代畫像磚是由戰國和秦代的瓦當、空心磚上的畫像演變而來的。
西漢初年，先秦雅樂已多數失傳，但民間音樂在上層社會上中頗為盛行。他們尤其喜愛楚歌。，楚漢戰爭末期，西楚霸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對著虞姬唱出《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張騫通西域後，把西域的摩訶兜勒曲和蒙古的北狄樂帶回中國，當時樂官李延年據以製成「新聲二十八解」，聽到的人都大受感動。從此，中國的音樂在民間音樂和外族音樂的互相交融下更加蓬勃發展。從這個時侯開始，中國音樂有古樂和胡樂之分。古樂是指上古以來的傳統的本土音樂，胡樂則指從外族胡人吸收的音樂。另外漢武帝時設樂府，採集許多民間歌謠與外來歌曲後，在東漢末年，出現琴曲《垓下歌》，表現出中國古代音樂的陽剛之美。
漢代舞蹈是以楚舞與中原舞蹈、中原與西域舞蹈的結合為特色。它改變先秦以來縱向承襲為主的格局，開闢縱橫吸收、交流、結合發展的新局面。由於西域和西南越等少數民族樂舞、雜技、幻術的傳入，表演性質舞蹈技藝的大幅提高，著名舞蹈作品和舞人的出現，樂府對民間樂舞的廣泛採集，舞蹈表演活動普遍興盛起來，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舞蹈藝術發展的高潮。
中國戲劇在漢代處於發展階段，漢代民間的各種演出總稱為「百戲」，包括歌舞、雜技、武術等各類伎藝形式。秦二世就有「角抵」戲，到了漢朝蔚為風行。張衡《西京賦》描繪，就有角抵戲，提到「東海黃公」，「戲」裡一個演員扮黃公，以紅綢束髮，佩赤金刀；一個演員扮成猛虎。博鬥的結果，黃公被虎咬死。表演為代表體，顯示出簡單的戲劇性，可以視為中國戲劇的胚胎。
汉朝 建築
漢代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是承先起後的時代。漢代建築有以下特色：一、布局和結構均勻、對稱。二、門窗變化自由，有多種樣式出現。三、頂部舒展而優美，基部氣派而穩固。四、常分利用其他造型藝術，使繪畫、雕塑等各方面藝術裝飾於建築。五、木料的框架總是顯露出，建築物的基本輪廓。六、城市規畫嚴謹方整。七、園林布置靈巧別緻。
漢代聞名於世的建築，如：兩都長安、雒陽和成都的建設，大量宮室、離宮、苑囿的興建，長城防禦體系的延伸與修繕，大規模營造陵墓、壇廟等等。其面積廣大、數量亦多，達到前世前所未有的地步，形成中國建築發展史上的高峰。漢代生產技術的發展和鐵工具的大量使用，對建築上的材料與應用，甚有幫助。
汉朝 科技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術》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1983年至1984年，《算數書》在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中出土，《算数书》的发现，對《九章算术》的完成，有著直接的影響，也改写中国古代数学史，将中国古代数学的历史推前三百年。
在科技方面，东汉张衡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能够感知地震的地動儀，另外撰有《靈憲》一書，解釋天體演運。前104年，司馬遷、唐都、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85年，又改用《四分歷》。
汉朝 科技
兩漢出現許多名醫。西漢的淳于意、東漢的张仲景、華佗等等。西漢淳于意，留下25例病歷紀錄，對治愈和不治都有客觀的分析，在中國古代醫學史上，具有創始的意義。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医圣」。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師（華佗是否真有其人仍受到史學家陈寅恪等人的质疑）。俞跗運用人體解剖術治病。
《神农本草经》是這一時期著名的藥典，共收錄藥物365種，分上、中、下三品，上品敘述滋補藥物，中品敘述滋補和治病兩種性能的藥物，下品是專門治病的藥物，這為中國後世的藥物分類法提供一定的參考。針灸也得到突破性發展，東漢前期的《黃帝明堂經》，初步建構傳統的腧穴學，用來服務於針灸臨床。與《黃帝明堂經》同時問世的《難經》，提出「命名」的新說，進一步確立陰陽五行學說對傳統醫學理論的指導地位。
汉朝 科技
漢代出現不少農學著作，其中以《氾勝之書》與《四民月令》最為著名。
《氾勝之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農學著作。該書講及當時的耕作的基本原則、播種日期、種子處理、個別作物的栽培、收穫、留種和貯藏技術、區種法等。氾氏的農學成就在漢代產生深遠的影響。東漢末年鄭玄注《周禮》和《禮記》，都曾經引用「氾勝之術」和《氾勝之書》。唐朝人賈公彥《周禮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為上。」，成書於二世紀中期，敘述田莊從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農業活動，對古時穀類、瓜菜的種植時令和栽種方法有所詳述，亦有篇章介紹當時的紡績、織染和釀造、製藥等手工業。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橋。造船已经采用船尾柱舵。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西漢中后期，宮廷內已出現一種絲質的紙，叫做赫蹏。在東漢，漢和帝時（105年），宮內宦官蔡伦改進造纸术，大大降低造紙成本，取代簡帛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造紙術在西元3世紀後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在751年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后又傳入中亞，之后通過阿拉伯諸國進入北非與歐洲，改變世界文明史。
汉朝 交通
漢朝社會頻繁的移動行為，成為商業發展有利的條件，加速物資的流通速度，「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因而使得經濟生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當時「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千里游赦，冠蓋相望，乘堅策肥」，「船車賈販，周於四方」，「東西南北，各智巧」。以繁忙的移動行為為基礎的民間自由貿易，衝破政府抑商政策的多重限制，對於秦漢經濟的繁榮表現出顯著的歷史作用。
另一方面，交通建設的發達，對於漢朝政權統一也有所助益，有的學者曾經指出：「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運的暢通，驛傳制度的方便，這些因素都使漢代的人民得以免除自身的地域中心之見，他們的所見所聞比較全面且充實，知識容易傳播。漢代上層階級大多走過許多地方，因此對於「天下」全貌了解得較為清楚，也加強他們對於統一的信心。這一點不僅影響到當時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鞏固全國文化的統一性。
汉朝 交通
交通建設技術性的進步，除了表現在道路和運河的建設外，車輛和舟船的普及和運輸動力的改良，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一段時間。「鹿車」製作簡易，偶爾也可以用來運貨和載人，戰國時期發明的雙轅車，漢代民間社會也開始普遍使用。由於畜牧業的發展，馬、牛、駱駝等牲畜，廣泛作為車輛動力的牽引來源，這些物品與動物的應用，為當時的生活帶來不少的方便。
汉朝 社會
兩漢均是初期经历战争，天下殘破，經濟凋敝，初期的皇帝往往會自奉節約，以身作則，社會風氣較為儉僕，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政治安定、經濟發展、社會富裕後，這時的皇帝沒有繼續維持節儉風氣，甚至起來帶頭放縱享樂，於是奢侈之風便會由上而下蔓延，社會風氣自然會轉向浮華與奢靡，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而導致王朝的解体。
漢代社會根據政治、經濟、法律地位及享受特權的多寡，社會民戶可以劃分為「貴」、「良」、「賤」三個等級。「貴」包括皇帝及其宗室、外戚、軍功後裔等。這個等級高居社會上層，掌握統治權力，享受很大特權。「良」包括豪族地主、商人地主、廣大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這個等級具有自由身份，雖然財產貧富懸殊很大，不過一樣處在被統治地位，沒有享受到多少特權。「賤」包括豪強底下依附民、賓客、奴婢等，這個等級的最大特點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處在被國家或豪強大族嚴格管理和控制的地位。
汉朝 社會
漢代的社會生活方面，貴族人士穿著長袖的袍服，並穿戴頭巾，平時收取田租為主，他們得以養尊處優，進行其他的娛樂活動，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後，讓其子弟研習經學，將勢力擴散至政治地位上，於是土地兼併現象便難以阻止且日益嚴重，一般平民則穿著睡衣寬鬆褐和續鼻褲，偶爾還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但種田時需要鄰里的合作。主要的農作物為米及稷黍。婦女以蠶桑為常業，由於大部分收入要繳交給地主，因此僅能勉強維持生活，當政府給予傜役過重或遇到天災人禍，這時農民不是依附豪強為奴，就是鋌而走險發起革命。
漢代延續秦代，以皇帝為核心，以郡縣制為基礎的專制主義中的中央集權制正式成為主要的政治制度；地主經濟取代領主制在統一國家範圍內得以確其主導地位；「書同文，行同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思想統一等，這些都成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開創先河。在社會結構上，皇帝、皇室貴族及異姓貴族、官僚士人、平民、奴婢賤民之類的等級集團，大體形成。漢代土地兼併、農民起義及社會周期性動蕩等社會現象，都在後代各王朝不斷重演。
汉朝 社會
西漢立國，以軍事功臣作為統治集團的核心，戰爭中「攻城先登」與「趣功戰疾」者得以立功封候。戰爭的特殊背景對社會生活心態產生深刻的影響，所謂「剽輕」、「剽疾」的節奏風格，一時在當代文化心理比較中居於顯著的優勢。接著在文景時代視社會背景，實行寬仁之政，政府對秦時苛急之政深切反省，以「無為」原則加以改變。但是「無為」並不代表消極怠惰。其實漢文帝和漢景帝二人本身是相當勤政的。那時政府鼓勵「勤身從事」，文景之世所謂「天下翕然，大安殷富」。漢武帝親政後，以武力征討四方，開疆拓土，尚武之風大起，影響到社會節奏而轉為緊湊。一時「有氣敢狂」之士多以「用善騎射」而得功名。戰爭背景所啟動的勇進精神對社會風氣的影響，可以說一直持續到西漢結束為止，雖外西漢有「輕俠」之稱。西漢官吏尹賞曾以嚴厲手段打擊威脅治安的「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西漢「少年」好勇鬥狠，激進豪放的性格特徵，代表時代精神的某種傾向。
汉朝 社會
東漢立國，社會風氣有所轉變。社會生活節奏趨於舒緩，由於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推崇儒學，民間學子爭相學習儒學，儒學正統對民間所謂「輕」的風習，一向持否定的態度。儒者講究安詳凝重，而鄙視輕狂疏放，另外馬援侄子馬嚴、馬敦「通輕俠客」。馬援曾在交趾前線寫信提醒他們，不要仿效俠者的行為，此舉不會得到社會的尊重，以致「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以「輕薄」指違背儒學生活的行為傾向。以「輕」為特徵的生活節奏當時受到社會的非議。而東漢時期北邊軍事形勢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匈奴既分，羽書怖聞」，南疆蠻夷也「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在外患壓力減輕之下，光武帝中期後以後，國家無戰爭，於是東漢長期以來是輕武備而重文治，而「專事經學」，社會上瀰漫著淳美的政教之風，并且士人也开始轻视武人。
漢代的婦女地位，遠比後世多數朝代來的高。呂后曾把持朝政十五年，東漢時期，臨朝太后多達六位，「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造成外戚勢力一再抬頭的原因。漢代貴族婦女在婚姻關係和家庭生活中佔據較高地位，也留下深刻的歷史烙印。「使男事女，夫诎於婦」的情形在民間也有表現。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有些地區甚至長期成為一種民俗特徵。漢代寡婦不受約束，西漢丞相陳平的妻子，嫁給陳平之前曾五次守寡。在婚姻離異時也可以採取主動，同樣是漢代婦女的權利。但在刘向、班固、班昭等人提倡从一而终情况下东汉时期恪守贞节的女性人数较西汉时期有了大幅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自动守节。漢代文化融合多種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時代，儒學禮制尚未能規範所有的社會層面，「夫為妻綱」的性別統治局面也尚未成型，於是存在「婦人尊貴」的現象。
汉朝 影响
汉朝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四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政治上，汉朝巩固并发展了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与郡县制，并通过“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构建了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秩序，这一政治文化模式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经济上，汉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同时通过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远销罗马，西域的葡萄、胡桃等物产传入中原，这条贯穿欧亚的商路成为世界文明交融的动脉。对外关系方面，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百越、经营西域，极大拓展了中华文明的生存空间，基本确立了现代中国疆域的雏形；而“汉族”“汉语”“汉字”等称谓的形成，正体现了汉朝作为民族与文化认同核心的持久影响力。科技文化上，汉朝发明了造纸术，编写了《史记》《汉书》等史学巨著，确立了农历与二十四节气，这些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也通过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四人帮
四人幫为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的名稱，形成於1973年中共十大之後，其成員按“粉碎四人幫”時中共中央公布的顺序依次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合称“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江青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之妻，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共中央并委以重任，四人在文革后期皆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和张春桥二人在中共十大上成为排名第三和第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四人帮里最年轻的王洪文更是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陈锡联以及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等人联手粉碎四人幫，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泽东之侄毛远新五人拘禁，其主要追随者亦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遭到清洗。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四人帮被公审的时候，四人帮被正式命名为“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 词源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親自講話來劝告四人幫。這次會議是他生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次長篇講話。談話時，他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並進一步對江青等四人說：「（你們）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要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此後，「四人幫」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稱。
四人帮 历史
四人帮被视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派重要政治势力，被视为毛泽东贯彻其文革思想的主要推手。
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被中共中央认定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导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倒台。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成为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陈伯达、汪东兴等人对张春桥发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击；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1971年，在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张、江、姚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四人中最年轻的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也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四人帮 历史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治疗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合稱「三副一长」），实际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之后也没有再削弱四人帮的势力。相反，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却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打倒邓小平。在逝世前，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因此华国锋被普遍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领导职务，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
1976年4月，群众在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中表示了对四人帮和文革的不满。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开始加紧夺权，如中共中央时任副主席王洪文的秘书直接绕过中共中央时任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命令各地方主要领导有问题需要请示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
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获得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汪东兴的支持后進行逮捕行動，分别拘留了四人帮及該派系的核心成員（如毛远新、马天水、迟群、谢静宜等人），继而隔离审查，一般以此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事后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和公安部部长，成为最高领导人。王、张、江、姚四人随后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当时给这四个人的定性是“形左实右”。中共中央对王、张、江、姚四人发起大批判，罪名包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批林批孔”等等。
四人帮 审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逐渐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政府开始对四人帮和林彪等两个集团在法律上进行审判和定罪。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有意把张春桥的政敌陈伯达划归四人帮集团，以避免林彪问题的复杂化。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第一次开庭，对江青等人进行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四人帮 审判
在法庭上，江青是唯一为自己辩护的四人帮成员，她的辩护理由是她不过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基本延续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革的定性。
四人帮 评价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国政府揭露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并对老同志进行无情迫害，对人民、对国民经济犯下了滔滔罪行。其中用漫画形式来形容四人帮，如“政治流氓”王洪文、“狗头军师”张春桥、“白骨精”江青、“吹鼓手”“文痞”姚文元等。
197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许“四人帮”为托洛茨基翻案》，称“‘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拜倒在托洛茨基的脚下”，“他们从思想、纲领、路线到方法、步骤，都是忠实继承了托洛茨基的那一套反革命的故伎。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要为托洛茨基翻案”。
新华社、《人民日报》指控四人帮生活奢侈，挪用公款，篡党篡国，试图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提倡玄学、破坏生产。
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评价“‘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四人帮 评价
伊文思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中认为“这四个人在党的最高层占据了特别的位置，因此，不但群众恨他们，连很多干部都恨他们。毛利用他们作为他自己与文革末期所遗留下的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之间的缓冲物。这四个人扮演了所谓厨房内阁的角色，这个厨房内阁是由在党内没有任何独立基础的亲戚、随从及无足轻重的年轻人所组成。毛的周围只有这些人。”“他们倒台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与毛有分歧，而是他们与毛的路线太一致了，所以一旦政策来个大转变，他们的位置就保不住。”
部分左翼、新左翼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中共对“四人帮”的指控是错误的、虚假的、修正主义的。比如夏尔·贝特兰在1977年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时就表达了对政变的不满，他说中共对“四人帮”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竭尽夸大之能事，甚至到了公开歪曲事实的地步，全是粗暴的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