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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納 生平
1942年7月，福克纳重新回到了好莱坞。他有时与梅塔在一起，有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大量的战争剧本成了他这时的任务，比如《解放者的故事》、《掷弹手的生与死》和《交战呐喊》。他向华纳要求涨工资，但老板不守承诺，他于是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霍克斯准备当独立制片人，聘福克纳当编剧。8月他终于得到一个季度的假期。1943年春天重回好莱坞后，和霍克斯同写剧本《呐喊》，接着改编《有钱人与没钱人》，这故事基于海明威的小说，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耶稣下凡的故事。11月开始写《寓言》。1944年5月到8月，他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剧本。8月与利·布拉克特合写《夜长梦多》的剧本，这个剧本改编自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他写的对白仍然经常无法上口，演员们不得不现场改动，但他们都已习惯。12月回乡，达博迪出版社邀他写一本关于密西西比河的书，他很高兴，但声称要考虑一段时间，后来还是没有接受。1945年6月，他最后一次回到好莱坞。在继续《寓言》写作的同时，还与让·雷诺阿合改剧本《南方人》的最后一版。这时的福克纳，声望在欧洲已十分卓著。9月他去信理查德·赖特评价了后者的新作《黑孩子》，认为它比不上《土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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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让他彻底对好莱坞失望，终于于9月底离开。次年4月，考利所编的《袖珍版福克纳选集》出版了，引起了评论界的热烈讨论。夏天的时候，他常常去农场骑马，并与从战场归来的弟弟约翰团聚。8月底他将《寓言》的草稿寄给哈斯，之后投入了农场劳动。1947年4月，他应邀到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授课。他对同时代作家的评价后来登了报，在他心目中托马斯·沃尔夫排第一，而称海明威“没有勇气，从来没有用一条腿爬出来过”。海明威当即撰文反击，强调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英勇行径。1948年初，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写作《坟墓的闯入者》。6月该书发排，7月其电影改编权由米高梅购得。10月他去了纽约，见到了露丝·福特和马尔科姆·考利。11月回乡，准备编一本包含42部短篇小说的选集，并被选入美国艺术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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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福克纳致函考利商谈《去吧，摩西》的出版。春天帮克拉伦斯·布朗改编了《坟墓的闯入者》剧本。夏天在自家别墅会见了女学生琼·威廉斯。10月，出版小说《让马》。1950年年初，会见了露丝·福特和琼·威廉斯，并在前者介绍下认识了戈尔·维达尔、杜鲁门·卡波特和安东尼·韦斯特。2月中旬会牛津，曾想拿起画笔，重拾青年时代的爱好，不过很快就投入了新的剧本《修女安魂曲》的写作。琼·威廉斯和福克纳频繁书信往来，使他的家庭又一次陷入僵局。6月时他写完了戏剧的第一版，8月又推出了《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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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福克纳面對阿尔贝·加缪、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约翰·斯坦贝克、欧内斯特·海明威等人的有力競爭，获得了上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一开始在电话中声称不去参加典礼，并拒绝了采访。不过，从狩猎营归来时他还是被说服。他没有按预定计划那样禁酒，而是面带病容出现在颁奖礼上，以浓重的南方口音快速读完了预先写好的演讲词。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著名的的演说之一，福克纳预言，“人类不但会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他反击了评论界视他的作品为色情、怪异的指责，其声望随之达到了顶峰。随后他去了巴黎，同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加缪会面，又短暂游历了伦敦、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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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福克纳发表了后来被收入《寓言》的短篇《盗马贼笔记》，并应霍克斯之约帮改《上帝的左手》剧本，到好莱坞与梅塔重温旧情，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好莱坞工作，也是薪酬最高的一次。3月，获得国家图书奖。4月先后赴伦敦和巴黎，与一些出版商见了面。5月又蒙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颁发荣誉团勋章。6月将《修女安魂曲》送去发排，一位舞台监督米尔·艾尔斯准备将其改编成舞台剧，7月改编完成。9月随妻赴马塞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儿吉尔进了大学。1952年3月，他受邀去了法国，出席了“20世纪文化节”，然而他的剧本却无法预期上演。5月在巴黎出席了几场会议。回到美国后，他继续修改《寓言》，下半年因背部的伤住了几次院。1953年1月底他离开家乡赴纽约，修改《寓言》，半年里多次往返于牛津和纽约之间，数次遭受病痛折磨。11月同意了加缪改编《修女安魂曲》为舞台剧的提议。12月赴瑞士，邂逅了美国女子琼·斯坦。他们互相爱慕，常常一起参加晚宴、狩猎活动，琼后来还成为福克纳的一个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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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他访问了英国、巴黎和圣保罗等地，4月发表了非虚构文章《密西西比》，介绍家乡历史和作者的童年及作品，另外为《寓言》写了封面推荐，声称“和平主义没有用，对付不了制造战争的那些力量”，但康明斯决定不采用这段话。8月正式出版了《寓言》。10月他读到库格兰写的《福克纳的隐秘世界》，撰文反击。1955年，他应美国国务院的请求，到7个国家进行了访问。3月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在学校进行强制了种族融合对改善教学状况并无意义，4月又做了报告，题为《美国式的自由》。6月黑白合校的争执已然白热化，福克纳因为自己的立场承受了很大压力，甚至有极端主义者给他打恐吓电话。8月先后访问了东京、马尼拉和意大利。在日本的访问前，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知识界也进行了造势。在机场的时候，记者们的提问他大多拒绝，只提起对日本文化的兴趣，以及如何避免战争。第二天的午宴他没有出席，下午的招待会上更一言不发。接下来几天采访中，他谈到对土地的责任、以及日本人的礼貌和节制。日本人发现这位作家颇为保守，与当时流行的风格大相径庭。在罗马的时候，他于9月6日发表了关于埃米特·蒂尔案件的声明。这个黑人青年向路途中遇到的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并做了粗鲁的手势，结果被两个白人男子杀害，地方法院判这两名白人无罪。福克纳对此表示了谴责：“如果我们这些美国人已经可以在令人绝望的文化中杀死一个孩子——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那我们就不配活着，而也许也不会再活着。”
1956年，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2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声称福克纳会“为反对美国，为密西西比州而战，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走上街头向黑人开火”，福克纳后来否认他发表了上述言论。4月中旬黑人领袖W·E·B·杜波依斯要求同他辩论，但他发电报拒绝了，电报中说“我认为我们之间不存在要辩论的问题。我们双方早就认为你所采取的立场在道德、法律、伦理各方面都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明白我所采取的要求节制耐心的立场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么，我们辩论也是白费口舌。”实际上，他支持的是渐进、耐心的达到种族平等的目的，而不赞成激进的革命。这种态度使他同时遭到了黑人、自由主义者和南方极端种族主义者的反对。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就撰文说，“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奴隶制和九十多年的准自由之后，人们很难对威廉·福克纳的‘慢慢来’的建议有很高评价”。爱丽丝·沃克也认为“福克纳不准备用斗争来改变他所生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结构。”9月起他参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民间交流计划”和一系列会议，中心议题是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其中一项讨论是要求释放以叛国罪被捕的诗人埃兹拉·庞德，大部分人赞成这个提议，但也有少数人反对（包括索尔·贝洛）。
1957年2月，福克纳成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3月他请假去了希腊，参观了迈锡尼和一些小岛，接受了雅典科学院银质奖章。5月出版了新的长篇《小镇》，12月以电报向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表示了祝贺。1958年2月，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做了题为《向弗吉尼亚人进一言》的演说，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有十分之一人口“武断游离”时便不能存活，这种观点使他受到了听众们的严厉批评。接下来的一些演说里他谈到了对写作的观点，他相信写作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无需反复修改权衡。5月，美国政府邀他加入赴苏联的作家代表团，他拒绝了。6月他失去了多年的好友萨克斯·康明斯。在下半年里他潜心写作，并在12月添了一个外孙：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萨默斯。
1959年1月，他完成了《大宅》，《修女安魂曲》在纽约约翰·戈尔登剧院演出，这是该剧在美国首演。这半年里他反复修改《大宅》，3月的时候不慎从马上摔伤过一次。6月在夏洛茨维尔买下一套房子。9月回到夏洛茨维尔的时候，得知好友哈罗德·奥伯逝世。10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发表了演说。《大宅》在这年秋天出版，整个秋天他穿梭于夏洛茨维尔和阿尔伯马尔两地，会友、打猎，然而仍时不时忍受病痛折磨。1960年，他接受了弗吉尼亚大学“巴尔齐讲师”职位，往返于牛津和夏洛茨维尔。10月16日，母亲莫德病逝。1961年年初，福克纳立好遗嘱，将一切手稿捐给威廉·福克纳俱乐部，并将女儿吉尔立为董事会主席。4月应政府要求访问委内瑞拉，并回答了关于美国种族冲突和外交的问题，认为“每个种族都有其寻求解决问题途径的特殊任务”。他还在《泛大西洋评论》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上一年车祸身亡的加缪。8月打完了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并在年末忙于此书的修改。
1962年2月，福克纳收到白宫的邀请，要他连同其它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席约翰·肯尼迪总统主持的晚宴，福克纳答复说：“在我这样的年纪已经太老，不宜走这么远的路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了”。5月赴纽约接受了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小说金质奖章，颁奖者是尤多拉·韦尔蒂。6月回到了山楸橡树，过上了骑马、散步、会友的生活。他的健康持续恶化，7月5日住进了拜黑利亚的赖特疗养院，次日凌晨1时30分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福克纳去世后，遗体被运回了家乡牛津，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多斯·帕索斯在内的许多作家发来吊唁，亲友和镇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被葬在家族墓地，紧靠着夭折女儿亚拉巴马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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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生于美国南方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通过大量阅读受到了当代和历史上各种文化的影响。基督教人道主义是其基本思想，他自己也在不同场合说过“我愿意属于的流派是人道主义流派”，“一个人必须属于人类大家庭，并且在人类大家庭尽自己的责任”。传统文化和家庭生活带给他重要影响，所以基督教文化成为了他这类“南方农村小孩的背景”。而美国当时流行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传统文学的熏陶以及现实社会的不平，使得他突出的强调个人价值。这样一种道德取向使他与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但是他的思想来自传统社会解体带来的精神危机，上帝依然是他心目中的“道德中心”，因而与无神论者萨特有着重要区别。福克纳继承了南方的理想主义传统，布勒卡斯坦认为，他一方面认清了理想主义的“破坏性”，一方面又把理想主义作为“创作的核心”，他是“浪漫主义梦想的一个自觉的继承者”。早期评论家往往把福克纳看成一个悲观主义者，然而1950年代以后却有不少人将乐观视为他的本色。后起的论者，如多林·福勒，认为他的观点不断改变，越往后越变得积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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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作品与南方土地的关联性常常为评论家所重视。沃伦曾说福克纳“与南方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罗伯特·弗罗斯特与新英格兰之间的关系。”而菲尔·斯通也在为《大理石牧神》所写的序言中讲到：“密西西比北部的阳光、模仿鸟和湛蓝的山峦正是这个青年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传统的农业经济使得家庭传统在构造南方社会中起了重要作用。福克纳对自己的家族十分自豪，家庭小说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极大分量。福克纳珍视南方的传统，但是又能够认识到其中包含的社会问题——种族主义、清教主义，这使得作家的内心充满了矛盾。路易斯·鲁宾就此说道：“昆丁同约克纳帕塔法县之间的这种爱——恨关系——由于爱而恨，尽管有弊端仍然爱——来自于威廉·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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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的激烈变迁是福克纳作品中反复表现的主题。《熊》中的艾萨克，只有在丢弃了枪、手表和指南针这些文明产物之后才见到了那只大熊，之后迷恋上了那种原始的狩猎。随着工商文明的侵入，大森林被破坏，物质主义盛行，对于英雄和高尚的崇尚已不再存在。除了自然的变迁，家族的变迁更是福克纳着力描写的内容。康普生家族就是一个典型，康普生先生混混沌沌，太太自私冷酷，而唯一的希望长子昆丁又敏感而脆弱。凯蒂是一个善良热情的女子，却在环境影响下走向沦落。凯蒂的沦落象征了整个南方的沦落。而斯诺普斯家族一步步掌握当地经济命脉的过程，则表现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变迁。一些论者在其作品中看到了对旧南方庄园主的怀念同情，认为他们及其后代应该成为南方的主人；他还被批评为反现代，将工业化的后果仅仅描写为一种罪恶。帕里尼认为，作家对传统生活的消亡、资本主义的冲击、阶级和种族问题、清教主义和战争问题等主要问题的探讨，最终超越了南方。他的作品最终表明：“黄金时代”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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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多次在作品、演讲和报刊文章中谴责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在非虚构文章《密西西比》中，福克纳写道“人们之所以对黑人施以私刑并非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行，而是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黑人人物在《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这些早期小说中就已登场，而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中，种族问题直接导致了萨德本和麦卡斯林两大家族的毁灭。不同于传统庄园文学中那些受到主人保护的奴隶，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受尽欺凌，可以随意施以私刑等非人待遇，对黑人女性的蹂躏更是经常出现。但南方传统带给作家的影响仍难以磨灭。《喧哗与骚动》里的迪尔西是他一再称颂的黑人人物，他赞美她身上“勇敢、大胆、慷慨、温柔和诚实”的品质。然而一些黑人评论家对此予以批评。玛格丽特·亚历山大认为她只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形象”，“因为她是一个奴仆，因为她是一个类型”才“被美国白人传统这样典型地赋予爱心、怜悯、同情和勇气”。李·詹金斯也注意到她满足于做忠仆，“绝不容许他的孩子们有任何越轨行为。”而罗伯特·佩恩·沃伦则强调福克纳笔下黑人体现的厄运只是奴隶制度的人格化。他笔下的许多黑人都带有悲怆和英雄主义的特点，比如《熊》中的山姆·法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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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白人也是福克纳小说中的重要描写对象，福克纳将之称为“第三种人”，他们的雇佣费用甚至常常低于黑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托马斯·萨德本的时代，黑人数量大大增加，上层白人向穷白人灌输种族主义理念，以造成穷白人对上层白人的依附。种族问题的这种起源，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中都有详尽分析。萨德本抛弃了有黑人血统的前妻，然而留给她海地的家业，这种态度表明，他的抛弃行为是社会造成的。《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仑一家也是穷白人的代表，所有家庭成员都做出努力，最终实现了对死去母亲的诺言。即使在常常“咯咯痴笑”的沃许·琼斯身上，也体现出人的尊严。
《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查尔斯·邦，是福克纳塑造的南方道德典型。他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同，完全不是靠财产。康普生先生告诉他，他可以保持自己的白人身份，可他坚持要求平等权利。在去萨德本百里地时明知亨利可能杀死自己，仍毅然前往。邦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对种族主义的叛逆，福克纳设想，如若邦得到了萨德本的认同，南方就能成为一个和平宁静的地区了，然而现实无情的粉碎了这种可能性。这个悲剧表明，只有彻底清除种族主义思想，南方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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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清教传统中对父权制的强调，使得福克纳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暴虐专制的男性形象。托马斯·萨德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费尽心力企图创造一个贵族血统的王国，却毁灭了整个家族。他是南方庄园主的典型，其家族史是一部浓缩的旧南方历史。
南方传统对女性采取严厉的压制。《没有被征服的》中的德鲁西娜热心参战，结果被母亲和许多人斥为不守妇道。《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沙关心姐姐却被父亲所锁在家里，将幻想寄托在萨德本身上希望得到幸福，也最终破灭。贞操也是旧传统中过分强调的内容，福克纳对于这种违反人性的观念多次予以揭露和批判。他笔下的母亲，如康普生夫人，往往是一些有破坏力的人物。这些“大家闺秀”式的人物同时也是传统社会的受害者。谭波尔和凯蒂则是反叛的人物，然而却由于自身的弱点走向了堕落。而《押沙龙》中的朱迪思则是另一类人物，勇敢坚毅，有爱的能力，在她身上体现了人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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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敏感、同情心和青春意识在福克纳笔下得到了展现。《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对给班吉以温暖和爱，给昆丁以安慰，对杰生也最大程度予以容忍。《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爱米丽、《八月之光》中的乔安娜和莉娜，都有着强有力的意志，但却为男权社会所忽视。婚姻意识是女性个体意识的重要体现，但在南方社会的传统中，她们的选择权利受到摧残。罗沙被姑妈灌输了对萨德本和所有男人的仇恨，对婚姻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结果过了40多年令人窒息的紧闭生活。乔安娜在祖父管教下压抑自己的生理欲望，并放弃了婚姻。在强大的因袭势力影响下，她们一个个走向毁灭。福克纳还在作品中讴歌了母性。《押沙龙》中的艾伦尽管被丈夫与儿女隔离，仍关注儿女，阻止他们观看丈夫参加的角斗，聘请教师管教儿子，弥留之际仍恳求妹妹替自己照顾儿女。朱迪思无微不至的照看恋人的黑人私生子，并因此而死。母性某种程度上变得虚伪自私，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一些评论家批评福克纳对女性的描写中有简单化倾向，她们常常被刻画成迪尔西式的圣母或谭波尔式的荡妇。帕里尼认为，这与福克纳自己的人生遭遇，尤其是他母亲莫德对他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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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福克纳作品中的时间形式，评论界一般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是认为他的时间意识和作品中的时间形式是只有“过去”，因为他笔下的故事都来自过去，统治着人物的思想意识。而萨特认为他的时间模式仍为传统的过去——现在——未来式，只是去掉了“未来”。而现在的许多西方学者则认为其作品中只有“现在”。而福克纳自己接受采访时说：“实际上我很同意柏格森关于时间的流动性的理论。时间里只有现在，我把过去和将来都包括在其中，这就是永恒。我认为艺术家很可以把时间处理一番。毕竟，人类不是时间的奴隶。”在他眼中，时间唯一的存在形式就是“在个人身上有短暂的体现”，“过去”和“未来”只是“现在”的特殊表现形式。
福克纳对内战前南方状态的了解，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传说、书籍、文物和口述历史，他笔下的“过去”就因而具有虚构性和间断性。比如康普生等大家族的历史，都是通过现在人物碎片化的回忆传达出来，但这种回忆又有着某种真实性，记录了过去的辉煌和荣耀。他的作品里，“未来”是从“现在”中潜在的表现出来的，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说，“清醒认识纯粹理性的限制，相信心之呼唤，相信人有精神升华和改进的潜力，把人类所经历的时间看作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洪流从他的过去源源流出，流向尚未经历的未来。”
威廉·福克納 风格
意识流是福克纳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如《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思绪在手表齿轮的声音、耶稣在海上行走、华盛顿的诚实、小物件上的红迹、自己手指的血之间自由跳跃，却显得十分自然。自由联想往往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比如《我弥留之际中》艾迪的意识，由过去与父亲的对话，联想到现在教授学生的烦恼，再到将来的安眠，过去、现在和未来就通过意识流串了起来。除了意识的自然跳跃，潜意识的沉淀、积累、扩展也是福克纳艺术手法的表现内容，比如昆丁自杀前一天，他对过去的记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全部汇集成关于凯蒂贞操的潜意识。
威廉·福克納 风格
福克纳利用读者的视觉感知过程，在描写景物时常常不将焦点聚集在一个事物上，比如左方这段达尔的内心独白，就传达出他内心中的忧惧。这些景象在福克纳笔下经过了过滤，更加清晰的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如《喧哗与骚动》中只有三岁智力的班吉，福克纳通过他视觉感知的混乱模糊、杂乱无章，体现其特有的秩序和逻辑。另外，福克纳的作品还借鉴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比如《押沙龙，押沙龙！》中昆丁与父亲对话发生在1909年，之后突然切换到“呼吸着一八三三年那个星期天早上教堂编钟在其中呜响的同样的空气”，景象的剧烈变换反映出人物激烈的心理活动。
威廉·福克納 风格
多角度叙事是福克纳创作中的重要手法。《喧哗与骚动》是其采用此一手法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前三部分是班吉、昆丁和杰生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他们的叙述分别截止于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涵盖了康普生家族生活的不同侧面和不同时间段。这样的第一人称叙事继承了传统第一人称写法的主观性和真实感，又克服了单一第一人称叙事视域限制而体现出全景式的特点。在之后的创作中福克纳发扬了这种写法，在《我弥留之际》中叙事者达到了13人。《小镇》回归了《喧哗与骚动》中三个叙事者的模式，然而与后者不同，这部小说不是采用内心独白，而是让三个叙事者进行对谈来评说弗莱姆·斯诺普斯，他们的观点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上福克纳也运用了这种手法，《押沙龙，押沙龙！》就是一个例子，作者从罗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角度讲述了萨德本家族的历史。昆丁是前二人的听众，又是讲述者，三个讲述者都只提供一些片段，拼凑起来才成为整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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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福克纳还常常一些特殊的身份视角，如儿童和痴傻人的视角。短篇小说《夕阳》中，黑人厨师南茜与白人有染并怀孕，害怕回家被丈夫发觉，就待在康普生先生家里。她的恐惧通过九岁的昆丁、七岁的凯蒂和五岁的杰生的眼睛传递给读者，虽然这些孩子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反应也反衬了成年白人对黑人的冷漠。相对于儿童，痴傻人的理解力更低，因而更能烛照出人类的可怜和病态。《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即是一个例子，他的叙述完全来自直觉，没有经过解释、判断的扭曲，凯蒂、杰生和康普生夫人的形象就通过他精确的表达出来。
福克纳的小说大量使用象征，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的金银花出场30多次，象征性、凯蒂失贞、昆丁的软弱和痛苦、对童年的追念、家族荣誉的沦丧等等。作者还以手表、钟声、太阳和影子来象征时间。《我弥留之际》中火灾、洪水、棺材、朱厄尔的马，《去吧，摩西》中的莽原、公鹿、蛇、大熊，均有其象征含义。《红叶》、《野棕榈》、《八月之光》、《没有被征服的》中也常常能见到猎取、逃亡、追捕的意象，这些意象的运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深化。
威廉·福克納 风格
神话模式则是指作家在写作时有意的使故事的情节、结构、人物和一个传统宗教故事或神话相对应。《喧哗与骚动》中四个部分皆以日期为标题，这四个日期都与耶稣受难有关。每一章内容也与《新约》中耶稣遭遇有类似之处。在这些庄严的日子中，康普生家族的成员却走向堕落与毁灭，不仅具有讽刺性，更使得整部小说成为关于人类的寓言。《我弥留之际》中叙述的历险，与《奥德赛》和《出埃及记》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安斯的妻子与人通奸，与阿伽门农类似；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也曾经历长途跋涉。只不过，在《我弥留之际》中，已没有了那种英雄气概。而《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的名字也来自《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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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使用神话原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诠释传统。《没有被征服的》、《押沙龙，押沙龙！》塑造了传统时代末期悲剧性人物，通过他们的抗争重温了传统时代人的精神辉煌。另外，神话精神还是福克纳用以映照现实的价值尺度，比如《三角洲之秋》中，荒原之秋、艾萨克的老去皆具有神话的隐喻性和预言性，荒原的沉默反照出现代文明的空洞无力。福克纳对于神话的利用并不是严格对应的，而是采用置换变形的手法，比如《押沙龙，押沙龙！》借用押沙龙害兄反父的故事，但本来由逆子承担的罪责被转嫁到了作为父亲的萨德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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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使用的句法往往是奇特而扭曲的，这些句子看起来过于繁复，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同位关系很模糊，甚至没有。插句里面常常套着插句，使人困惑，这些曲折流动的句子使得读者沉浸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大量抽象的词汇在其作品中往往反复出现。这些词汇的堆砌使他写出的句子常常被批评为累赘，然而沃伦·贝克认为他的用词往往很是精确，累赘的倾向在《喧哗与骚动》之后的作品中也有所抑制。表示特征或抽象定义式的语言往往发展成比喻，比如在“天刚亮，白昼来临，在那阴郁寂寞的间歇里充满了鸟儿们宁静而暂时的活跃”之后紧接上一个比喻：“吸入的空气，有如清泉”。
在贝克眼中，福克纳是“最具主观性的作家之一”，“贯串于长段文字中表现主题的抒情成分和色彩”是其独特风格。他的长句是为了表达奇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在诺贝尔奖授奖辞中，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隆说：“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语言精神，一直到虽然拮据但却充满了表达力的美国南方黑人的语言，福克纳莫不熟悉而善于驾驭……英美文学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福克纳一样，把句子写得像大西洋的巨浪那样无垠无涯”。
除了阐述式的文体，口语在其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比如《圣殿》中那种高度个人色彩的对话。有时这种口语是与书面文段相融合的，福克纳通过这种不协调来达到一种奇特的效果。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战争结束后昆丁与邦冲突的描写，即采用了这种手法。福克纳还吸收了南方“边疆幽默”的传统。考利曾说，“福克纳用奇特的方法把美国文学中两个主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一是往往接近象征主义的心理恐怖的传统，从我们第一个职业小说家查尔斯·布洛肯顿·布朗开始，通过爱伦·坡、梅尔维尔、亨利·詹姆斯（在他后期小说中）、斯蒂芬·克莱因和海明威一脉相承；另一个是边疆幽默和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奥古斯都斯·朗斯屈特的《佐治亚风光》为起始，以马克·吐温为最好的榜样。”“边疆幽默”的来源是荒诞的民间传说，《村子》中的《花斑马》、《一度》就是这种幽默的典型例子，这种幽默的夸张与恐怖的夸张往往紧密相连。他有时也使用一种克制的、狄更斯式的幽默，《圣殿》中孟菲斯妓院的场景就属于此类。
侦探小说和哥特小说模式在《坟墓的闯入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中得以采用。他将《坟墓的闯入者》定位为“一本关于谋杀的侦探推理小说”，小说中的黑人自己做侦探解决了罪案。《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侦探是罗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和认识出发，通过想象和推理编织出萨德本家族的传说。昆丁和罗沙在萨德本家族神秘恐怖的“黑屋子”中的惊险历程、昆丁的破窗而入，都使用了哥特小说的技法，“黑屋子”象征了旧时代的罪恶与黑暗。福克纳对凶杀、私刑和性堕落的频繁描绘，是为了戏剧性的表现善恶斗争，像《圣殿》中有两人被烧死、两人被枪杀、两人被绞死，一人被割断喉管，吊着脑袋跑了一阵才倒下。这些对于暴力的极度渲染，制造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福克纳还善于运用传奇手法，隐匿主要人物的程式化作用，直到读者熟悉了假定的现实主义环境。《士兵的报酬》中，主人公唐纳德·马洪就常常被置于一种扑朔迷离的戏剧化背景当中。恐怖因素也是其小说的重要手法，《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爱米丽，多年与一具尸骨睡在一起，令人在毛骨悚然的同时，思考她以这种方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深层原因。
威廉·福克納 影响
作为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核心人物，福克纳直接影响了包括杜鲁门·卡波特、弗兰纳里·奥康纳、科马克·麦卡锡、拉里·布朗在内的众多南方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曾说，“他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些素材上创造文学，他的力量太强大了。”比如卡波特，他继承的主要是福克纳的情调，其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轻飘飘的、梦幻般的性爱。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继承了他的哥特式风格，而他对某一地域上相互纠缠的人物的描写模式则影响了路易丝·厄德里奇、霍华德·弗兰克·莫舍等人的创作。
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创作也曾受到福克纳的启发。莫里森和福克纳一样，对传统怀有深厚感情，与其他黑人作家主要致力于抨击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不同，莫里森还强调对非洲文化意识的继承。福克纳深入描写了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毁灭，如克利萨默斯被虐杀、萨德本家族的败亡，而莫里森则着力展现这种制度对黑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此外，两人都用很大的笔墨揭示了黑人妇女所历经的最悲惨的遭遇。艺术技法上，莫里森继承了福克纳对情节的淡化和跳跃的叙事结构。她的代表作《宠儿》也采用了多角度叙事的手法，以塞斯、宠儿、丹芙的意识流叙述整个故事，让不同人物的心灵得以沟通。
威廉·福克納 影响
在美国国外，法国、日本、俄罗斯均出版了福克纳全集的译本，日本还有两本关于他的专题杂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承认受到美国小说影响，并说对法国青年来说“福克纳是神”。存在主义文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加缪也注意到福克纳小说中的怪诞现象，存在主义的荒谬观念与之一脉相承。这两位作家率先探索福克纳笔下荒诞世界的内涵，他们的存在主义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西方世界。这种理念试图重新建立自我与环境的联系、追求自我本质，对整个当代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小说派作家克洛德·西蒙将福克纳与马塞尔·普鲁斯特并列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西蒙的作品也充满了时空跳跃和冗长的句子，有时甚至长达两页不打标点。日本作家中上健次1960年代接触了福克纳的作品，他在1985年的讨论会上说自己和马尔克斯、略萨一样“通过福克纳发现了‘南方’，之后一直创作萨迦”。其作品中的夏芙蓉的象征模仿了福克纳作品中的金银花意象，并且大量运用民间的传说，福克纳的文体以及内心独白的用法都给他重要影响。
威廉·福克納 影响
福克纳还是许多拉丁美洲作家学习的对象。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谈到，“可能在我的早期作品中看出我是受了他的影响……因为在我的创作初期，因为需要而借鉴了他的东西……”。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像福克纳构建康普生家族的命运一样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在描写传统伦理、人的异化、社会变迁方面均颇为相似。在写作技巧上，马尔克斯借鉴了福克纳的神话模式，只不过他利用的是印第安神话。并且，马尔克斯的小说里也出现了大量象征，比如以黄色事物来象征衰败和堕落。在时间观上，马尔克斯继承了福克纳对于时间的非线性处理。在深层意识上，马尔克斯也延续了福克纳对人类孤独和痛苦的探索。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作品情调悲观、时间高度浓缩，继承了福克纳对内心世界的外化。而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称福克纳是他“攥着纸笔阅读的第一个作家”，并一直坚持阅读。福克纳的小说结构、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以及对种族主题的探讨都对略萨产生了影响。
威廉·福克納 影响
在中国，福克纳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934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其中刊发的赵家璧翻译的论文《近代美国小说的趋势》评介了这位作家。1980年代，福克纳的作品被系统的译介到中国，受到了包括贾平凹、苏童、莫言在内的一批中国乡土作家的推崇。莫言于1984年阅读了《喧哗与骚动》，发现了虚构地理的可能性。他于是像福克纳建立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建立了高密东北乡，对这片土地也像福克纳一样有着矛盾的感情，其艺术手法中也融入了神秘的情调。先锋派作家余华将福克纳称为自己的“师傅”，说福克纳“传给我了一招绝活，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他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真正的心理描写其实就是没有心理。”比如《活着》中有庆死后，写福贵“一把抱住了儿子，有庆的身体都硬了”，就是福克纳式的行为描写。
威廉·福克納 研究及评价
1932年，约瑟夫·沃伦·毕奇就称赞了福克纳的技巧，但也认为他的“主题几乎是不堪忍受的痛苦”。这时期的许多评论家只注意到他小说中的暴力，而否定其作品的严肃性，认为他缺乏政治责任和社会良知。温德姆·刘易斯认为他是个“发狂”的人物，宣扬了“装模作样的半瓶醋的宿命论”。格雷厄姆·格林在1937年评论《押沙龙》时也有所保留，认为存在一种难以确切说清的东西。乔治·马里恩·奥康奈在其论文《福克纳的神话》（1939）中指出，沙多里斯家族是传统道德价值的代表，斯诺普斯家族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代表，并将这种观点拿来解释福克纳的所有小说。他为后来的评论者们奠定了基础。1930年代中期，福克纳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开始流行。1935年意大利评论家埃米利奥·切基发表论文《野蛮主义的危机》，赞扬了福克纳的艺术，但厌恶他反映的文化、社会及生活方式。加缪在《叛逆者》中提到，福克纳戏剧性的再现了对宇宙的不满，安德烈·马尔罗认为他结合了暴力与形而上学。而萨特在1939年发表的对《喧哗与骚动》的评论中写道，他“喜爱福克纳的艺术，但是厌恶他的形而上学”，认为福克纳的眼光是向后的，其笔下人物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丹麦的汤姆·克里斯坦森在1939年的论文中谈到了《野棕榈》里对悲愁与欢笑、自暴自弃与洋洋得意的结合。
威廉·福克納 研究及评价
马克斯韦尔·盖斯玛尔发表的《危机中的作家》（1942）是攻击福克纳文章的顶峰，他认为福克纳将黑人和妇女当做南方衰落的替罪羊，将这两种人的后代塑造成“未来愚蠢的皇帝”。他得出结论：“福克纳的许多作品必须归纳在复古的、新异教徒的、以及神经质的不满（法西斯主义由此而产生）的大类别，这也是现代神秘主义者所崇尚的对文明的反抗，这种反抗由现代社会的罪恶而产生，对这种罪恶的真正本质的无知滋长了这种反抗，其结局又是向仇恨屈从。”马尔科姆·考利1945年开始准备的《袖珍本福克纳选集》引发了评论界的兴趣，他准备这部选集时，福克纳的作品在国内已经绝版。考利在序言中说，福克纳“是个散文体的史诗诗人或行吟诗人，是个神话的创造者，他把这些神话编成一部关于南方的传说”。他认为沙多里斯家族的失败是因为传统阻止他们使用敌人的武器，而斯诺普斯们虽然得胜，但他们借助的北方机械文明没有道义，最终使南方走向衰弱。考利继承了奥康奈的观点，这种观点又被沃伦加以发挥。沃伦高度肯定福克纳的影响，但也认为“有时候他的悲剧张力只是感情主义，高度的技巧只不过是繁琐，而哲学份量只是观念上的混淆不清......这种不平衡的特性正好是他创造力的注脚，表示他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新的效果，敢于用材料和技巧从事新的探索。”
威廉·福克納 研究及评价
欧文·豪的《威廉·福克纳：一部批评性的研究》（1952）评价了福克纳的长处和短处，修正了考利对约克纳帕塔法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比较。他认为“巴尔扎克总是熟练地掌握他的素材，提炼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揭示出一个社会的阶级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地位。福克纳并不总是这种善于组织的艺术家；他有些很好的作品不是控制材料，而是向材料屈服的结果。他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对社会这个概念感到兴趣；只有社会闯进他的视线时，他才对它进行探索。”1950年代的其他批评著作还有罗伯特·库格兰的《威廉·福克纳的隐秘世界》（1954）、沃德·L·迈纳的《威廉·福克纳的世界》（1959）、欧文·马林的《威廉·福克纳：一种解释》（1957，该书以父子关系解释福克纳的作品，把双方看作压制和反抗）、哈里·莫迪恩·坎贝尔和鲁尔·E·福斯特的《威廉·福克纳：批评的估价》（1951，该书将福克纳定义为原始主义者，这种观点为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批评）、威廉·范·奥康纳的《威廉·福克纳的纠结的火焰》（1954）等。奥尔加·维克利的《福克纳的小说》（1959）详细讨论了《标塔》、《蚊群》等次要的作品。F·R·利维斯提出了福克纳与狄更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问题，并认为他缺乏组织才能，与前者更像，欧文·豪和莱斯利·费德勒皆同意此说。R·W·弗林特则持相反观点，R·W·B·路易斯和理查德·蔡斯也认为福克纳的作品具有诗的气质。
威廉·福克納 研究及评价
福克纳逝世后，其声望在美国稳步上升，密西西比大学每年都会举办福克纳学术研讨会。另外还出版有汇集评论成果的论文集《福克纳评论二十年》（1951）、《福克纳评论三十年》（1960）、《福克纳评论四十年》（1973）和《福克纳评论六十年》（2002）。他逝世不久南方作家艾伦·泰特曾撰文说福克纳“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福克纳是国际小说流派的伟大的楷模之一，这一流派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悲剧是行动而不是品质的教条颠倒过来……我认为威廉·福克纳和他本国的霍桑和詹姆斯并驾齐驱”。约翰·韦斯利·亨特的《威廉·福克纳：神学张力中的艺术》（1965）考察了南方宗教因素对其作品的影响。
威廉·福克納 研究及评价
1970年代出版的论著有查尔斯·D·皮维的《现在慢行：福克纳与种族问题》（1971）、J．罗伯特-巴思主编的《福克纳小说的宗教视野：约克纳帕塔法及之外》（1972）、埃德温·雷·亨特的《威廉·福克纳：叙事实际与散文风格》（1973）、阿瑟·F·金尼的《福克纳的叙事诗学：作为想象的文体》（1978）等。1976年与1981年的研讨会上讨论了“南方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和“福克纳与南方文艺复兴”的主题，出版了埃文斯·哈灵顿和安·J·阿巴迪主编的论文集《南方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1977）和安-J·阿巴迪与多林·福勒主编的《福克纳与南方复兴》（1882）。哈罗德·布鲁姆在1985年的一部论著中写道“批评家和普通读者都普遍认为，福克纳如今已得到承认，被视为本世纪最强有力的美国小说家，明显地超越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而且在包括霍桑、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与亨利·詹姆斯——有些评论家也许会把德莱塞也加进去——在内的名作家序列中占有一个与他们不相上下的位置。”1980年代中期以来，若论每年在美国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数量，福克纳在英语作家中仅仅低于莎士比亚。
威廉·福克納 研究及评价
1990年代以来，对于福克纳与种族、性别以及南方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有乔·威廉森的闵罗斯·格温的《福克纳的女性：解读（超越）性别差异》（1990）、迪亚娜·罗伯茨的《福克纳与南方妇女》（1994）、黛博拉·克拉克的《掠夺母亲：福克纳的女性》（1994）、《威廉·福克纳与南方历史》（1995）、唐哈里森·多伊尔的《福克纳的县：约克纳帕塔法的历史根源》（2001）等等。芭芭拉·拉德的《乔治·华盛顿·凯布林、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1997）强调不应把这些作家只放在美国国家主义框架下考量，而探索了殖民主义对南方文化的影响。
一樹梨花壓海棠
《》（英語：，）是一部1962年出品的美國喜劇劇情電影，由史丹利·庫柏力克執導，改編自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可夫在1955年發表的同名小說《洛丽塔》。
劇情敘述由詹姆士·梅遜所飾演的中年男子杭柏·杭柏特（Humbert Humbert），與當年14歲的女演員苏·莱恩所飾演的桃樂莉·海茲（Dolores Haze，小名「羅莉塔」）之間所發生之老少戀。
電影由于其受爭議的主題在上映後造成極大的迴響，並獲得當年多項奧斯卡金像獎與金球獎獎項的提名，而蘇·麗安也靠此片贏得該年的金球獎最佳新進演員獎（Golden Globe Award for Most Promising Newcomer）。儘管參與腳本和製作電影的納博科夫緩和了許多性方面的呈現，飾演蘿莉塔的苏·莱恩依然被影響到往後的戲路，被侷限於演出性感女性的角色，也間接影響到不順遂的感情路。在晚年時她說過：「我的人生被《一樹梨花壓海棠》毀了。」庫柏力克則於多年後表示，倘若他完全了解審查制度的限制有多嚴格，他懷疑是否還會嘗試製作這部電影。
一樹梨花壓海棠 電影中文譯名
此片港台星馬譯名《一樹梨花壓海棠》乃出自中國古代民間詩句，最早可見於明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王寵」條中所載浙人嘲老來納妾者之詩句曰：「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當。紅綃帳裡求歡處，一朵梨花壓海棠。」經學者考證，「一樹梨花壓海棠」句並非如傳言所指出自北宋蘇軾所作、用來調侃好友張先在八十歲時迎娶十八歲小妾的一首七言絕句，而只是後人比附蘇軾所致。
一樹梨花壓海棠 剧情
在一座偏僻的豪宅里，克莱尔·奎迪醉醺醺地、不知所云地弹奏肖邦的A大调波兰舞曲作品40第1号，随后他被中年欧洲法国语言文学教授杭柏·杭柏特枪杀。
四年前，杭柏特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拉姆斯代尔，准备在俄亥俄州比尔兹利学院开始教职之前度过一个夏天。他寻找出租的房间，遇到了一位黏腻、性欲不满的寡妇夏洛特·海茲，她邀请他住在她家。杭柏特拒绝了，直到看到她14岁的女儿桃樂莉，昵称为“羅莉塔”，杭柏特立刻对她产生了迷恋。
为了接近羅莉塔，杭柏特接受了夏洛特的提议，成为了海茲家的房客。然而，夏洛特想要独占杭柏特的时间，并告诉他她会把羅莉塔送到一个全女生的夏令营度过整个夏天。在海茲一家离开去夏令营后，女佣给杭柏特递来了一封夏洛特的信，信中她表白了对他的爱，并要求他立即搬走，除非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信中写道，如果杭柏特在她回来时还在家里，夏洛特就会知道他的爱得到了回应，并要求他娶她。尽管杭柏特在阅读这封既悲伤又夸张的信时大笑不已，但他还是娶了夏洛特。
一樹梨花壓海棠 剧情
在孩子不在的情况下，这对夫妻关系恶化：忧郁的杭柏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而夏洛特则越来越不满和烦躁。夏洛特发现了杭柏特的日记，日记中详细描述了他对羅莉塔的热情，并形容夏洛特为“令人厌恶”和“无脑”。在一阵怒火中，她跑到外面，却被一辆车撞死了。
杭柏特去接羅莉塔回家；她还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们在一家酒店过夜，酒店因为接待参加一个警察大会的警察们而人满为患。一个爱纠缠的陌生人硬是插入了杭柏特的谈话，不断把话题引向杭柏特那“美丽的小女儿”，她正在楼上睡觉。这个陌生人暗示自己也是一名警察，并反复强调他认为杭柏特是“普通的”。杭柏特逃过了这个人的纠缠。第二天早上，杭柏特和羅莉塔玩她在营地学到的“游戏”，暗示他们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杭柏特向羅莉塔坦白她的母亲并不是在生病住院，而是已经去世。悲痛的羅莉塔决定和杭柏特在一起。他们开始了一次横跨全国的旅行，在酒店到汽车旅馆过夜。在公共场合，他们以父女身份相处。
一樹梨花壓海棠 剧情
秋天，杭柏特到比尔兹利学院报到，并让羅莉塔在那里的高中就读。不久后，人们开始怀疑这对父女之间的关系。杭柏特担心她参与学校戏剧和男同学的交往。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一个爱纠缠的陌生人泽姆夫医生坐在他黑暗的客厅里。泽姆夫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声称自己是羅莉塔学校的心理学家，并想讨论她对“生活真相”的了解。他说服杭柏特允许羅莉塔参加学校的戏剧，她被选为主角。
在观看演出时，杭柏特得知羅莉塔在谎报她周六下午的去向，她声称自己在练琴。他们吵了一架，杭柏特决定离开比尔兹利学院，再次带羅莉塔上路。羅莉塔起初反对，但突然改变了主意，并表现得非常热情。一上路，杭柏特意识到他们被一辆神秘的车跟踪，这辆车从未消失，但也从未赶上。当羅莉塔生病时，他把她送到医院。然而，当他回去接她时，她已经不见了。护士告诉他，她和另一名声称是她叔叔的男人离开了。杭柏特心碎不已，没有她失踪或下落的任何线索。
一樹梨花壓海棠 剧情
几年后，杭柏特收到一封署名理查德·T·席勒夫人的信，羅莉塔的婚后名字。她写道自己现在嫁给了一个名叫迪克的男人，怀孕了，急需钱。杭柏特前往他们的家，要求她告诉他三年前是谁绑架了她。她告诉他是克莱尔·奎迪，就是跟踪他们的人。奎迪是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曾与她的母亲在拉姆斯代尔有过一段情。她表示奎迪也是假扮成泽姆夫博士的那个爱纠缠的陌生人，那个总是与他们纠缠不清的人。羅莉塔承认她曾对奎迪迷恋，并在比尔兹利学院与他有过一段情，然后当他承诺给她一个好莱坞合同时，她就跟他离开了医院。然而，他随后要求她加入他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还要参与他的“艺术”电影，她拒绝了。
杭柏特请求羅莉塔离开席勒，和他一起走。她拒绝了，并提醒他还有三个月孩子要出生，但仍为曾经的欺骗行为感到抱歉。杭柏特给了羅莉塔$13,000，并解释这是她母亲房屋出售所得。他离开羅莉塔去找奎迪对峙。字幕说明杭柏特在等待奎迪谋杀案审判时因冠状动脉血栓去世。
一樹梨花壓海棠 制作
斯坦利·库布里克和詹姆斯·哈里斯获得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羅莉塔》的拍摄权，这是一部被认为无法拍摄成电影的小说。该小说于1955年9月首次在巴黎由莫里斯·吉罗迪亚斯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专门出版色情文学作品。最初被视为“淫秽书籍”的《羅莉塔》，在文学审查制度盛行的时代，出版商可能会因此面临监禁和罚款，直到1958年8月才由G.P.普特南之子出版社在美国出版，此时它已逐渐建立了文学声誉。
纳博科夫在主流出版社拒绝后将小说提交给吉罗迪亚斯。直到格雷厄姆·格林在《伦敦星期日时报》将其评为1955年三大最佳书籍之一，这本书才获得了评论回应。《伦敦星期日快报》编辑约翰·戈登回应格林，称其为“我读过的最污秽的书籍”和“纯粹的无节制色情作品”。内政部认定该书为色情作品，并指示英国海关官员扣押所有进入英国的副本。法国禁书两年（1956-58）。《羅莉塔》直到1959年才在英国出版。
一樹梨花壓海棠 制作
1958年11月，当马龙·白兰度将库布里克从《龍虎恩仇》项目中解雇时，导演发布新闻稿称他“深感遗憾”地辞去了白兰度的电影，以便“开始拍摄《一樹梨花壓海棠》”。库布里克受柯克·道格拉斯聘请，接替导演安東尼·曼执导史诗片《風雲羣英會》；他和哈里斯直到1961年才将《一樹梨花壓海棠》投入制作。库布里克导演的《風雲羣英會》由劳伦斯·奥利维尔和皮特·乌斯蒂诺夫主演，他曾考虑让他们在《一樹梨花壓海棠》中担任角色。部分影片在英国和纽约奥尔巴尼拍摄。
在纳博科夫的同意下，库布里克改变了事件发生的顺序，将小说的结局移到电影的开头。库布里克认为虽然这样牺牲了一个很棒的结局，但有助于保持观众的兴趣，因为他认为小说在杭柏特“诱惑”羅莉塔之后兴趣减弱了。
后半部分有一次横跨美国的旅程，虽然小说设定在1940年代，但库布里克赋予其当代背景，在英国拍摄了许多外景，并在美国拍摄了一些背投场景，包括纽约州东部的阿迪朗达克山脉沿NY 9N公路的景色，以及从哈德逊河东岸的伦斯勒俯瞰奥尔巴尼的山顶景色。
一樹梨花壓海棠 制作
一些次要角色由加拿大和美国演员扮演，如塞克·林德、洛伊絲·馬克斯韋爾、傑瑞·史托文和黛安娜·德克，他们当时都在英国。库布里克必须在英国拍摄，因为电影的许多资金是在那里筹集的，条件是也必须在那里花费。此外，自1961年以来，库布里克一直住在英国，并且有严重的飞行恐惧症。希尔菲尔德城堡在影片中作为奎迪的“恐惧庄园”出镜。
詹姆士·梅遜是库布里克和制片人哈里斯心目中扮演杭柏·杭柏特的首选，但他最初因百老汇的演出而拒绝，同时推荐他的女儿波特兰来扮演羅莉塔。库布里克的《風雲羣英會》主演劳伦斯·奥利维尔被提议担任这个角色，但他在经纪人的建议下拒绝了这一角色。
库布里克随后考虑了皮特·乌斯蒂诺夫，他因《風雲羣英會》获得奥斯卡奖，但最终决定不选他。哈里斯建议大衛·尼文，他接受了这个角色，但因担心电视节目《四星剧场》的赞助商会反对这一题材而退出。诺埃尔·科沃德和雷克斯·哈里遜也被考虑过。
当梅遜退出舞台剧时，他得到了杭柏·杭柏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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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奎迪的角色比小说中大大扩展，库布里克允许塞勒斯在整部电影中采用各种伪装。影片早期，奎迪以自负的前衛剧作家的身份出现，表现出优越感。后来他在旅馆的门廊上扮演了一个好奇的警察，在那里杭柏特和羅莉塔住在一起。接下来他是一个爱纠缠的比尔兹利高中的心理学家泽姆夫医生。他说服杭柏特让羅莉塔在放学后有更多的自由活动。他还作为摄影师出现在羅莉塔的戏剧后台。后来他又是一个匿名的电话调查员。
吉爾·霍沃思被邀请扮演羅莉塔的角色，但她与奥托·普雷明格签订了合同，他说“不”。海莉·米尔斯被邀请扮演这一角色，但她的父母拒绝了。喬伊·希瑟頓、桑德拉·狄和塔斯黛·韦尔德也都是潜在的候选人。
尽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初认为苏·莱恩是扮演羅莉塔的正确人选，但几年后纳博科夫表示，理想的羅莉塔应该是法国年幼女演员凱瑟琳·德蒙若，她在路易·馬盧1960年的电影《地铁里的莎姬》中扮演了莎姬一角。德蒙若比莱恩小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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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詹姆斯·哈里斯解释说，14岁的苏·莱恩，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被选中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让[羅莉塔]成为一个性感的对象……这样观众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想扑向她”。他还在2015年的《电影评论》杂志采访中说：“我们在选角时确保她绝对是一个性象征，而不是可以被解释为变态的对象。”
哈里斯说，他和库布里克透过选角改变了纳博科夫的书，因为“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爱情故事，并且对杭柏特非常同情。”
在电影上映时，分级制度尚未实施，1930年代的《电影制作守则》规范着电影制作。当时的审查制度限制了库布里克的导演创作；库布里克后来评论说，“由于当时的制作法典和天主教正派軍團的压力，我认为我没有充分地將杭柏特与羅莉塔关系的情色方面改編成劇本。如果我能重新制作这部电影，我会像纳博科夫那样强调他们关系的情色成分。”库布里克通过双关语和视觉暗示间接暗示了他们关系的性质，比如杭柏特为羅莉塔涂脚趾甲。1972年的《新闻周刊》采访中（1968年末评级系统推出之后），库布里克表示，如果事先知道审查问题有多难，他“可能不会制作这部电影”。
一樹梨花壓海棠 制作
影片对羅莉塔的年龄故意模糊。库布里克评论说：“我认为有些人心目中有一个九岁的形象，但羅莉塔在书中是十二岁半；苏·莱恩十三岁。”实际上，莱恩在开拍时已经14岁，拍完时15岁。尽管无需删减便得以通过审查，《一樹梨花壓海棠》还是在1962年英國電影審查委員會的评级中被评为“X级”，即不允许16岁以下观众观看。
杭柏特用“性感少女”（nymphet）一词来形容羅莉塔，这在小说中有所解释和使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但没有解释其含义。在拉姆斯代尔高中舞会后的第二天早上，杭柏特在日记中用旁白说道：“让我疯狂的是这种性感少女的双重性，或者说每个性感少女的双重性，我的羅莉塔在这种温柔、梦幻的孩子气与一种怪异的庸俗之间的混合。我知道写这个日记是疯狂的，但做这件事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兴奋。只有一位深爱的妻子才能解读我微小的字迹。”
剧本的署名是纳博科夫，尽管他提供的内容（后来以缩短版出版）很少被实际用于电影中。纳博科夫在小说成功后，搬到好莱坞，并在1960年3月至9月期间为电影改编撰写了剧本。初稿非常长——超过400页。制片人哈里斯评论道，“你拍不了。你都拿不动它。”纳博科夫在公开场合对这部电影保持礼貌，但在1962年觀看這部電影之前的一次採訪中评论道，这可能会变成“像卧在救护车上的乘客看到的风景般的曲折”。
一樹梨花壓海棠 重拍
這部電影在1997年時又再次被翻拍，導演為艾崔恩·林恩（Adrian Lyne）。
一樹梨花壓海棠 註釋
坊間流傳「一樹梨花壓海棠」句乃出自蘇軾所作七絕：「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髮對紅妝。鴛鴦被裏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據祝淳翔、陳福康考證，可知當非。實則蘇軾確有一七言律詩記述張先老來納妾一事，題為〈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今據《東坡全集》卷五，蘇詩云：「錦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另，張先本有和作，但今已全佚。北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則錄得張詩二句殘句：「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此二句亦見於蘇軾《仇池筆記》卷下「張子野詩」條。
沙巴崇正中學
沙巴崇正中学（英语：Sabah Tshung Tsin Secondary School；马来语：Sekolah Menengah Tshung Tsin Sabah），是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市的一所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
沙巴崇正中學 校史
沙巴客属总会在拿督张福田的领导之下创立了沙巴崇正中学，创校目的是为了招收因在小学会考中不及格或超龄而无法入读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学生，使得他们能继续接受中学教育。
创校初期，由于还没属于自己的校舍，校方只好暂借亚庇中学的课室，在非上课时段时上课。当时，学生人数只有78人。
三层楼课室竣工，崇正中学这时才拥有属于自己的校舍。学生人数也达到当时的巅峰期，有670人。
学生人数跌至24名。此时，校方接收来自沙巴基金局的来函，要求接收崇正中学。崇正中学因此面临被接管或关闭的命运。
9月，为了复兴学校，沙巴客属总会将崇正中学的财政权与管理权移交给亚庇客属公会。后者於9月22日授权监学曹德安接管学校和策划复兴的工作, 崇正中学被接收的命运才得以挽回。
11月, 亚庇客属公会聘请郑佑安为校长, 并在12月底上任。这些努力使得校方招到初一新生250人，中四60多人。
沙巴崇正中學 校史
崇正中学已办至高中三班, 并第一次参加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和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考试。因报读初中一的学生逐年增加至六百多人, 所以董事会举行入学试，以成绩遴选学生。公会主席拿督彭德聪推行了“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 但因联盟时代压制华校的关系，公会处事仍需谨慎。在其任内，众多建筑物已完成， 这包括了两个三层楼课室，三层行政大楼，能容纳1000人的综合大礼堂（钟兆龙大礼堂），崇正亭，两座篮球场，一个网球场及运动场。
四层楼教员宿舍建造完毕。
1月, 本校开办大学先修班，成功招收了理科、商科152名学生, 并聘请政府教师曾桂安担任先修班主任。大学先修班的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好。在这年里, 参加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A-Level）考试和倫敦商会（LCCI）考试的学生获得佳绩。
大学先修班中心的建筑物被建造并于1月迁入使用。在8月13日，由沙巴首席部长拿督百林吉丁岸亲临剪彩开幕。此大学先修班中心在当时是命名为沙巴崇正大学先修班中心，而现今被认知为崇正学院。
11月4日上午十一时, 郑佑安校长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49岁。
沙巴崇正中學 校史
因学生人数已达容纳数量，亚庇客家公会主席拿督曹德安与1990年建议坐落瓜拉孟加达之土地。
郑佑安被州元首追封为拿督, 以表彰其对教育的贡献。
坐落瓜拉孟加达之土地的计划获批准并正式获割让献议，得到领土实的40英亩。接着由第七期建委会在主席拿督曹德安之领导下，发动筹款活动。不久，此工程已在1998年完工。
为了集中学校的行政处，树立方于年尾竣工。树立方底层富有休闲空间及学生需使用的储物柜。而第二至第四层是教师办公室以及教务处办公室。传给政府的恳求也被申请来让初三学生能够在中三评估(PT3)报考英文为官方语言的科学及数学。这恳求在七月成功被批准并从2019年启正式生效。
学校主要学生厕所已被提升并在10月完工。学校的电脑也被新的替代，使学生们及老师不必担心电脑的网络产生困扰。此外，因原有的教师宿舍逐渐变得残旧，造成安全上的担忧，建设新教师宿舍的计划被公开。此四层楼新教师宿舍将替代原有的宿舍，并预计将于2024年8月完工。
沙巴崇正中學 设施
崇正中学的基本设施有三层楼课室楼、一个已安装冷气的大礼堂、七层楼活动中心大楼、三层楼办公室（树立方）、四间创客坊、遮阳棚篮球场（玉荣球场）、药草圃等，也有为外籍学生和老师分别提供了学生及教职员宿舍。
因学生人数逐渐增加的关系，为了解决学校活动场地不足的问题，七层楼活动中心大楼（杨云活动中心大楼）与1994年竣工。活动中心大楼首两层被用作食堂。第二层也富有一间文具店。其余五楼则主要用于课外活动用途。联课活动处办公室就位于第3层。活动中心大楼里提供了音乐室、管乐室、华乐室、弦乐室、合唱室、舞蹈室、室内运动场及多用途课室。此楼的第七层是采用开放空间的构造, 体育课及西洋剑术社通常是在这层上课。此外, 清真寺也位于此楼。
此建筑物富有超过54间已安装冷气的课室(50个主要课室, 一个特别课室及三个额外课室)。此建筑物也富有五间科学室及一间电脑室。此建筑物提供了一间升学辅导处、一间总务处、一间会议室、一间保健室、一间师生福利处、一间辅导处、一间训导处、 一间学长团聚集的地点及一间电脑室。三层楼图书馆位于额外课室的上面。此外, 此楼底层能找到一间印刷店。
沙巴崇正中學 设施
五层综合大楼於1984年8月19日已落成。综合大楼的底层拥有食堂及贩卖部，第二层分设电脑室及讲堂，第三和四层为冷气图书馆，第五层充作当时的教师宿舍（后来以此楼充作大学先修班）。
在崇正中学极力推广STEM教育之下，于2017年成立了创客坊。2018年5月31日，创客坊在沙巴创意创新发明大赛里以盲人导航器“STiCK”为代表作拿下了亚军。
佑安苑位于广播室的旁边。此亭是以前任校长, 已故拿督郑佑安而命名。学校的最西端位居了药草圃。此药草圃包括了能够让师生休息或下一盘中国象棋的凳子及桌子。学校也有三个亭, 这包括静思亭、思源亭及崇正亭。
胡文虎
胡文虎，OBE（英語：；白話字：Ô͘ Bûn-hó͘；1883年12月—1954年9月4日），東南亞華僑商人，生於英属印度緬甸，籍貫福建省汀州府永定县中川村（今龍岩市永定區）。父親子欽，原名胡誕欽，是一名「草藥郎中」，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由永定隻身到緬甸仰光謀生。早年與弟胡文豹合創虎標萬金油、八卦丹、头疼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另曾經創辦過東南亞一帶的星報系列的報紙，計有《星洲日報》、《星島日報》、《英文星報》、《星暹日報》與《星檳日報》（今《光明日報》前身）。
胡文虎 生平
胡文虎出生于緬甸。1908年，胡文虎父親病故，他與弟胡文豹繼承父業。隨後他環遊中國、日本、暹邏（今泰國），考察中西藥的經營概況，隨後回仰光延聘醫師、藥劑師，製成萬金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等成藥；其中以萬金油最為暢銷，印度、新加坡、馬來亞，乃至中國華南各地，幾乎家家必備，兄弟二人因而發達致富。
1923年，胡文虎將永安堂總行遷到新加坡，由弟胡文豹留守仰光主管緬甸業務。
1932年，胡文虎再將總行從新加坡遷移至香港。
1937年胡氏永安堂在广州市的廠房落成，是胡文虎在中国大陆生产经销“虎标”万金油的主要场所，初建时是广州市第二高的楼宇。原永安堂廠房在今沿江路和长堤大马路交界处，現在是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胡文虎 生平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胡文虎被軟禁於香港大酒店。胡文虎獲釋後，即出資救濟滯港的香港大學南洋學生。1943年他以港商身份赴東京，曾向東條英機抗議香港總督部的施政，指証財政部長中西有三嚴重瀆職貪污受賄。及時香港饑荒漫延，又組中僑公司，以成平價廉賣萬金油籌得資金，多次從廣東省及南洋糴米捐贈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慈善機構。抗战胜利後，1946年秋，胡在新加坡发起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准备经营金融、交通、工业、矿产以及茶叶、水果等土特产。
1949年10月15日，香港《星島日報》以「廣州天亮了」的大標題，報導廣州政權易手。同年，《星闽日报》改名为《新闽日报》继续出版。至1950年初，《星島日報》的立場仍保持「中間偏左」。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攻陷广州後便占据永安堂店楼，作为临时支援前线作战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