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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崛起掌权
在随后几年里，铁木真与脱斡邻勒时而分别、时而联合对蔑儿乞部、乃蛮部、塔塔儿部发起征战。约在1201年，包括弘吉剌部、泰赤乌部、塔塔儿部在内的诸多不满部落集结起来，发誓要打破孛儿只斤-克烈联盟的统治，推选札木合为其首领，尊他为古儿汗（意为“众汗之汗”）。起初取得些许胜利后，铁木真与脱斡邻勒在阔亦田大败这一松散联盟，札木合被迫向脱斡邻勒求饶。铁木真渴望在蒙古东部建立绝对统治，先是击败泰赤乌部，接着1202年又击败塔塔儿部；两场战役结束后，他处决各部落首领，并将剩余的战士收归麾下。泰赤乌部战士中包括此前曾援助过他的锁儿罕失剌及年轻神射手只儿豁阿歹，只儿豁阿歹因射杀铁木真的战马且毫不隐瞒此事，展现出军事才能与个人勇气，铁木真亲自给他改名为蒙古语意为“梅针箭”​的者别。
吞并塔塔儿部后，草原上尚存三大军事势力：西部的乃蛮部、东部的蒙古部、夹在中间的克烈部。为巩固自身地位，铁木真提议让自己儿子术赤与脱斡邻勒的女儿察兀儿别姬结婚，让自己的女儿豁真与脱斡邻勒之子桑昆的儿子秃撒合结婚。以桑昆为首的克烈部精英认为，这一提议是企图控制他们部落，而对术赤身世的疑虑更是令他们深感冒犯。此外，札木合指出，铁木真提拔平民担任要职的做法对传统草原贵族政治构成威胁，因为这颠覆社会规范。最终，脱斡邻勒屈服于这些压力，试图诱骗其臣属进入埋伏圈，但他的计划被两名牧马人巴歹、乞失里黑偷听到。铁木真虽集结部分兵力，却仍在合兰真沙陀之战中惨败。
太祖举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将士莫不感泣。
铁木真向东南方向退至班朱尼河，此地或是一处未明的湖泊或是河流，他在此等待失散的部队重新集结：博尔术丢失战马，被迫徒步逃亡，而铁木真身负重伤的儿子窝阔台则由勇士博尔忽护送照料。铁木真召集一切可能的盟友，向其忠实追随者立下著名的忠诚誓言，即后来所称的班朱尼河盟誓，这些追随者日后也因此获得极高的威望。班朱尼河盟誓的立誓者成分复杂——来自九个不同部落之人，其中包括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对铁木真及彼此的忠诚而团结在一起。这一群体成为后来大蒙古国的典范，历史学家约翰·曼称之为“一个雏形国家的雏形政府”。《蒙古秘史》未记载班朱尼河盟誓，因这一群体主要是非蒙古人，作者大概是想淡化其他部落的作用。
借助合撒儿的计谋，蒙古人得以在折折运都山设伏突袭克烈部，尽管随后的战斗持续三天三夜，但铁木真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脱斡邻勒与桑昆皆被迫逃亡，桑昆逃往吐蕃，而脱斡邻勒则被未认出他的乃蛮人豁里速别赤所杀。铁木真通过将克烈部精英吸纳进自己部落巩固胜利成果：他与亦巴合别乞结婚，并将她妹妹别土出迷失与唆鲁禾帖尼分别聘给长子术赤与幼子拖雷，托雷又与脱斡邻勒的孙女脱古思结婚。因札木合等人被蒙古人击败后前来投靠，乃蛮部人数大增，遂准备开战。铁木真从同情他的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处得知这些情况。1204年5月，在纳忽山崖前察乞儿马兀惕之战中，乃蛮部遭到决定性惨败：其首领太阳汗被杀，其子屈出律被迫西逃。同年晚些时候，蔑儿乞部被消灭殆尽，而在察乞儿马兀惕之战中抛弃乃蛮部的札木合，被其五个伴当出卖给铁木真，这五个伴当因不忠而被铁木真处决。据《蒙古秘史》记载，札木合说服儿时安答将自己体面处死；其他记载则称他是被肢解而死。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铁木真成为草原唯一的统治者后，于1206年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名为忽里勒台的大型集会。至此，铁木真正式采用“成吉思汗”这一名号（中国古籍汉译为“成吉思皇帝”或“成吉思可汗”），其词源与含义向来颇多争议。在拉施德丁的《史集》中，「成」是強大、堅強的意思，「成吉思」是該詞的複數，“成吉思”一词蕴含力量、坚毅、强硬、正义之意。有评论者认为，此名号并无实际意义，仅体现铁木真对传统名号古儿汗的摒弃，因古儿汗名号曾授予札木合，故而价值稍逊。还有一种假说提出，该名号与突厥语“tängiz”（意为“海洋”）有关，“成吉思汗”即意为“海洋之主”，鉴于当时人们认为海洋环绕大地，所以此称号最终意味着“天下共主”。而《蒙古世系谱》和《蒙古源流》则称“成吉思”是其即位时天降玄鸟的叫声，参杂神话传说色彩。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成吉思汗统治百万民众后，依梅天穆所言，开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传统部落制度主要是为惠及小氏族与家族而发展形成，并不适合作为大型国家的根基，且曾是此前草原部落联盟衰败的缘由。于是，成吉思汗开启一系列行政改革，旨在压制部落归属的影响，代之以对皇帝及皇室无条件的忠诚。因多数传统部落首领在他崛起过程中已被铲除，成吉思汗得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构蒙古社会阶层。最高层级仅由成吉思汗及他四个弟弟的家族占据，这些家族被称作“黄金家族”（altan uruq）或“白骨头”（chaghan yasun）；其下是“黑骨头”（qara yasun，有时作qarachu）阶层，由大蒙古国建立前幸存的贵族及新兴的重要家族组成。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为破除部落忠诚观念，蒙古社会被重新整编为军事十进制体系。凡十五岁至七十岁之间的男子皆被征召入千户（minqan，复数为minkad），即千人编制的军事单位，其下又细分出百户（jaghun，复数为jaghat）和十户（arban，复数为arbat） 。这些单位还涵盖各男子的家眷，意味着每个军事千户都有相应的千户家眷作为支撑，梅天穆将其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每个千户既是政治单位，也是社会单位，而被征服部落的战士则被分散至不同的千户，使其难以集体叛乱。此举意在确保旧部落认同消失，代之以对“大蒙古国”及凭借功绩和对皇帝的忠诚而获晋升的将领的忠诚。这项改革成效卓著——即便在大蒙古国分裂后，也从未出现依部落界限而分裂的情况。相反，成吉思汗的后裔一直稳坐统治地位，有些甚至延续至18世纪，就连帖木儿、也迪古等权势颇大的非皇室君主，也被迫在其家族的傀儡统治者背后操控政权。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成吉思汗麾下的高级那可儿被授予最高军衔，获享至高荣誉。博尔术与木华黎被授予万户，各自统领万人军队，分别担任右手军与左手军的统帅 。七十八位那可儿（含博尔术、木华黎）与七位驸马计八十五人各领一个千户，另三位驸马共掌十个千户，共有八十八位千户长统辖九十五个千户。成吉思汗秉持任人唯贤的理念，这些将领中许多出身低微：拉契涅夫斯基列举出者勒蔑与速不台，二人皆为铁匠之子，此外还有木匠古出古、牧羊人迭该，甚至包括曾在1203年向铁木真预警脱斡邻勒计划的两名牧马人巴歹、乞失里黑。作为一项特殊优待，成吉思汗允许部分忠诚的将领保留其部队的部落属性。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因与成吉思汗结成联姻同盟，他本人或长子不颜昔班与成吉思汗的女儿阿剌合结婚，故而被准许保留本部落五千名战士
。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支撑这些改革的一项关键举措是扩充怯薛（护卫军）。1203年铁木真击败脱斡邻勒后，便小规模借鉴克烈部的这一制度，而在1206年的忽里勒台上，其人数大幅扩充，从1,150人增至10,000人。怯薛不仅是皇帝的护卫，还是皇帝的家臣、军事学院、政府管理中枢 。这一精锐部队的所有战士皆是军事将领的兄弟或儿子，本质上相当于人质。不过，怯薛成员享有特殊特权，他们侍奉皇帝，可直接面见皇帝，皇帝则反过来评估他们的能力及治理或指挥方面的潜力。速不台、绰儿马罕、拜住等将领皆是从怯薛起步，而后才获命统领自己的部队。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从1204年至1209年，成吉思汗主要专注于巩固和维护他新建的国家。成吉思汗面临萨满阔阔出带来的挑战，阔阔出之父蒙力克在叛投铁木真后，被准许与诃额仑成婚。阔阔出凭借巫术宣称铁木真为成吉思可汗，并自封“帖卜腾格里”（意为“通天巫”）这一腾格里名号，在蒙古平民中颇具影响，还妄图离间皇室。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成为阔阔出首个针对的目标——合撒儿向来不为兄长所信任，遭阔阔出诬陷后受辱，险些入狱，幸得诃额仑出面公开斥责成吉思汗，方才解围。然而，阔阔出的权势日益增强，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试图干预时，竟遭其当众羞辱。孛儿帖察觉到阔阔出对成吉思汗权力构成威胁，遂向丈夫发出警告，成吉思汗虽对这位萨满仍心存迷信敬畏，但此时也意识到他所带来的政治威胁。成吉思汗准许帖木格安排处死阔阔出，随后便取代这位萨满，成为蒙古人最高的精神权威。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在此期间，蒙古人向周边地区施加控制。1207年，成吉思汗派术赤北征，去征服位于西伯利亚针叶林边缘的“林中百姓”（槐因亦儿坚）诸部落。与斡亦剌部结成联姻同盟并击败谦河乞儿吉思部后，术赤掌控该地区的粮食、皮毛贸易、金矿。蒙古军队亦向西进发，于1208年末在也儿的石河击败乃蛮-蔑儿乞联盟。蔑儿乞部首领脱脱被杀，屈出律逃往中亚。1211年，在巴而术带领下，畏兀儿人摆脱西辽统治，归附成吉思汗，成为首个向蒙古人臣服的定居民族。
蒙古人早在1205年便开始袭扰由党项人领导的西夏王国边境定居点，表面上是为报复西夏收留脱斡邻勒之子桑昆。更实际的解释包括，通过获取新的物资与牲畜来重振凋敝的蒙古经济，或者单纯是为征服一个半敌对国家，以保护新生的大蒙古国。西夏多数军队驻守在王国南部与东部边境，分别防范宋朝和金朝的进攻，而其北部边境仅依靠戈壁作为屏障。1207年，成吉思汗征讨西夏，洗劫斡罗孩城，随后于1209年，成吉思汗决意亲自率军全面入侵西夏。
成吉思汗 早期统治：改革与对中原的征战（1206年—1215年）
1209年5月，斡罗孩城再次被攻克，蒙古人向西夏都城中兴府（今银川市）进军，但遭西夏军队挫败。僵持两个月后，成吉思汗佯装退兵，打破僵局；西夏军队被骗出防御阵地，进而被击败。尽管此时中兴府已基本无防御力量，但蒙古人除简陋的攻城槌外，并无更好的攻城武器，因而无法继续攻城。西夏向金朝求援，此时金章宗已经死去，刚刚即皇帝位的完颜永济拒绝这一请求。成吉思汗试图筑坝引黄河水灌城，起初奏效，但堤坝修筑不善，于1210年1月决口——可能是西夏所为，蒙古军营遭水淹，被迫退兵。很快双方正式签订和约：夏襄宗投降，答应每年向蒙古纳贡，并将自己的女儿察合献给成吉思汗，以换取蒙古退兵。
1209年，完颜永济篡夺金朝皇位。完颜永济此前曾在草原边境任职，成吉思汗对他颇为反感。1210年，金朝使者要求成吉思汗向完颜永济跪拜接诏，并进献岁贡，成吉思汗却嘲讽中原皇帝，南面而唾，然后乘马扬长而去，此举意味着宣战。尽管面对可能多达600,000名金朝士兵，双方兵力悬殊达八比一，但成吉思汗自1206年得知金朝内部动荡不安后，便已准备入侵金朝。成吉思汗有两个目的：一是为金朝往昔犯下的罪孽复仇，其中最主要的是12世纪中叶俺巴孩汗之死；二是获取其军队与属民所期望的大量战利品。
1211年3月召集忽里勒台后，成吉思汗于5月发动对金朝中原地区的入侵，次月便抵达金朝外围防线。这些边境要塞由阿剌兀思的汪古部驻守，他们未作阻拦，放蒙古人通行。这场三路并进的骑行劫掠旨在掠夺并焚毁金朝大片领土，以切断其物资供应，削弱其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同时夺取通往华北平原的山口。金朝失去众多城镇，且因连番叛逃事件而受阻，其中最突出的一次叛逃直接促成木华黎在1211年秋于会河堡之战中取胜。1212年，成吉思汗在围攻西京（今大同市）失利时中箭受伤，战役遂告暂停。此次失利后，成吉思汗组建一支攻城工兵部队，在随后两年间招募500名金朝专家。
1213年战事再起时，居庸关的防御已得到大力加强，但者别率领一支蒙古小分队设法潜入关隘，突袭金朝精锐守军，为通往金朝都城中都（今北京市）打开道路。金朝统治开始瓦解：金朝臣属契丹人公开叛乱后，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弃职，在中都发动政变，杀死完颜永济，扶植自己的傀儡皇帝金宣宗。这种政权崩溃对成吉思汗的军队而言实属幸事；此前他们因连胜而冒进，已丧失主动权。当时军队饱受疫病与饥荒之苦——据柏郎嘉宾记载，甚至出现人相食，不过其说法可能有所夸大——成吉思汗无力再对中都城墙展开更多攻势，于是不顾将领的主战意愿，开启和平谈判。成吉思汗获得包括3,000匹马、500名童男女、完颜永济之女岐国公主、大量金银丝绸在内的贡品，而后于1214年5月解除围城，班师回朝。
由于金朝北方领土饱受瘟疫与战乱蹂躏，金宣宗将都城及朝廷向南迁移600公里（370英里）至开封。成吉思汗认为这是金朝意图在南方重整旗鼓，然后重启战事，遂认定和约已被破坏。成吉思汗即刻准备回师夺取中都。据历史学家艾骛德所言，直至此时，成吉思汗才决定全面征服华北地区。1214年末—1215年初冬季，木华黎攻克辽东诸多城镇，尽管1215年5月中都居民向成吉思汗投降，但中都城仍遭洗劫。1216年初成吉思汗返回蒙古，木华黎率军继续经营辽东，在1217年受命在中原统军南征。木华黎对动荡不安的金朝发动一场残酷却成效渐显的战役，以粉碎华北地区残余的抵抗力量，直至1223年亡故。
成吉思汗 后期统治：向西扩张与重返中原（1216年—1227年）
1207年，成吉思汗任命豁儿赤为西伯利亚已征服的“林木中百姓”万户。豁儿赤获任并非因其才能，而是因他过往功绩，他强掳三十名美女充实自己后宫为妾，致使诸部落于1216年初反叛，将他擒获。翌年，他们伏击并杀害成吉思汗麾下位高权重的那可儿博尔忽。皇帝因挚友之死而震怒，本欲亲率大军为博尔忽报仇；后经博尔术、木华黎等人劝阻，遂遣长子术赤及朵儿边部将领朵儿伯多黑申前往。他们出其不意击败叛军，确保对这一经济要地的掌控。
乃蛮汗子屈出律于1204年兵败后，在1211年篡夺中亚国家西辽皇位，至1213年太上皇耶律直鲁古驾崩后公开施行统治。屈出律为人贪婪专横，试图强行让当地伊斯兰民众改信佛教，故而很可能招致他们的仇恨。成吉思汗认为屈出律可能对自己的大蒙古国构成威胁，遂派者别、速不台率两万骑兵前往可失哈耳城；者别通过强调蒙古的宗教宽容政策，动摇屈出律的统治，赢得当地精英的忠诚。屈出律被迫南逃至帕米尔高原，却遭当地猎人擒获。者别将屈出律斩首，并将其尸首在西辽境内示众，宣告该地区宗教迫害的终结。
成吉思汗 后期统治：向西扩张与重返中原（1216年—1227年）
此时，成吉思汗已完全掌控丝绸之路东段，其领土与统治中亚、波斯、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的花剌子模王朝接壤。双方商人皆渴望重启贸易，此前在屈出律统治期间贸易曾中断；蒙古攻克中都后不久，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二世便派遣使者前来，而成吉思汗亦指示斡脱商获取中亚及西亚的优质纺织品与钢铁。黄金家族诸多成员投资一支由450名商人组成的商队，该商队于1218年满载大量货物前往花剌子模。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城长官亦纳勒术以间谍罪为由，决定屠杀这些商人并劫掠货物；摩诃末对成吉思汗的意图心生疑窦，要么支持亦纳勒术之举，要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吉思汗派使者不花剌的阿里·忽罗加携两名副使花剌子模人麻哈茂德、讹答剌的斯斯夫·康客前往，欲避免战争，但摩诃末竟杀害使者，羞辱副使。使者被杀一事激怒成吉思汗，他决定留木华黎率少量兵力驻守华北，自己则率大军入侵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 后期统治：向西扩张与重返中原（1216年—1227年）
摩诃末的王朝疆域虽广，却内部涣散：他与母亲秃儿罕可敦共同统治，历史学家彼得·戈尔称其为“一种不稳定的二元统治”，且花剌子模贵族与民众对其穷兵黩武及中央集权统治颇为不满。出于这些及其他缘由，摩诃末拒绝与蒙古人在野外交战，而是将桀骜不驯的军队驻守于各大城市。这使得装备轻便、机动性强的蒙古军队在城外占据无可争议的优势。1219年秋，讹答剌遭围攻——此次围攻历时五个月，于1220年2月城破，亦纳勒术被处决。其间，成吉思汗分兵而进。成吉思汗留儿子察合台与窝阔台继续围攻讹答剌城，派术赤沿锡尔河向北进军，另遣一军南下进入河中地区中部，自己则与拖雷率蒙古主力大军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以钳形攻势突袭不花剌守军。
成吉思汗 后期统治：向西扩张与重返中原（1216年—1227年）
1220年2月，成吉思汗攻克不花剌城堡，继而进军摩诃末的居所撒麻耳干，撒麻耳干于翌月沦陷。摩诃末被蒙古人迅速的征服速度弄得不知所措，逃离巴里黑，者别与速不台紧追不舍；两位将领一路追击花剌子模国王，直至1220年末至1221年初冬季，他因痢疾死于里海一岛上，此前他已指定长子札兰丁为王位继承人。者别与速不台随后开启一场长达7,500公里（4,700英里）、环绕里海的远征。此次远征后来被约翰·曼称作“大远征”，历时四年，使蒙古人首次接触欧洲。与此同时，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正遭成吉思汗的三位年长儿子围攻。漫长的围攻于1221年春在残酷的城市巷战中结束。札兰丁南撤至阿富汗，沿途集结兵力，并在八鲁湾之战中击败成吉思汗养子失吉忽秃忽所率蒙古军队。札兰丁因将领间纷争而势力削弱，在1221年11月的申河之战中惨败后，被迫渡过申河逃往印度。
成吉思汗 后期统治：向西扩张与重返中原（1216年—1227年）
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同时在呼罗珊地区展开一场残酷的战役。凡抵抗之城皆遭摧毁——你沙不儿、马鲁、也里，这三座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富庶的城市，皆被夷为平地。也里起初向拖雷投降，但后来反叛，于1222年被摧毁；也里城中居民遭到屠杀。这场战役使成吉思汗留下冷酷无情、残忍暴虐的征服者形象。同时代波斯历史学家称，仅这三场围城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570万，现代学者认为此数字大为夸张。不过，即便如约翰·曼所估算的，整个战役死亡总人数为125万，那也堪称一场人口灾难。
1221年，成吉思汗突然中止在中亚的征战。起初成吉思汗本打算经印度返回，后意识到南亚气候湿热，不利于军队作战，且预兆也很不利。尽管1222年蒙古人大多时间都在反复平定呼罗珊地区的叛乱，但为避免战线过长，他们最终完全撤出呼罗珊地区，将新边界划定在阿姆河。在漫长的归途中，成吉思汗筹备新的行政区划，以治理被征服的领土，任命达鲁花赤（意为“掌印者”，即专员）和八思哈（地方镇守官），以使该地区恢复正常秩序。成吉思汗还在兴都库什山召见道教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与他交谈。皇帝悉心聆听丘处机的说教，并赐予其信徒诸多特权，包括免税及对大蒙古国全境道士的管辖权——后来道士借此特权试图凌驾于佛教之上。
通常认为此次战役中止的原因是，西夏此前拒绝为1219年的入侵提供援军，后来又在木华黎征讨陕西金朝剩余势力时违抗他的命令。梅天穆对此存疑，他认为西夏在1223年木华黎亡故前一直协同作战，后来因不满蒙古控制，且察觉到成吉思汗在中亚征战带来的机会，便停止参战。无论如何，成吉思汗起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但西夏权贵未能就向蒙古送交人质一事达成协议，他便失去耐心。
1225年初，成吉思汗返回蒙古，用一年时间筹备对西夏的征战。1226年初，征战开始，首战便攻克西夏西部边境的黑水城。入侵进展迅速。成吉思汗下令逐一洗劫甘肃走廊的城市，仅对少数城市予以赦免。秋季渡过黄河后，蒙古人于11月围攻灵州（今灵武市），灵州位于西夏都城中兴府以南仅30公里（19英里）处。12月4日，成吉思汗大败西夏援军；皇帝将围攻西夏都城之事交予将领，自己则与速不台南下，劫掠并巩固金朝领土。
成吉思汗 驾崩及后续影响
1226年末至1227年初冬季，成吉思汗狩猎时坠马，随后数月病情日益加重。这使得中兴府的围攻进度放缓，因为他的诸子与将领劝他结束征战，返回蒙古养病，称西夏来年仍可征讨。成吉思汗因西夏主将阿沙敢不的侮辱而大怒，坚持继续围攻。成吉思汗于1227年8月18日或25日驾崩，但驾崩消息被严格保密，毫不知情的中兴府次月沦陷。城中百姓惨遭屠戮，用曼的话说，西夏文明在这场“非常成功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基本被抹去。皇帝确切的死因一直饱受猜测。拉施德丁与《元史》提及他身患疾病——可能是疟疾、斑疹伤寒、腺鼠疫。马可·波罗称他在一次围城中中箭身亡，柏郎嘉宾则称成吉思汗遭雷击而死。围绕此事还衍生出诸多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是说，美丽的古儿别速，她原是西夏皇帝之妻，在与成吉思汗性交时用匕首刺伤他的生殖器。
成吉思汗 驾崩及后续影响
成吉思汗驾崩后，关于其安葬地的争议百出。一说成吉思汗驾崩后，遗体运回蒙古，葬于肯特山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之上或附近，此地乃他多年前选定之所。葬礼及下葬的具体细节并未对外公开；不儿罕山被宣布为“伟大的禁地”（，意为禁止入内的区域），除兀良哈守卫外，任何人不得靠近。1229年窝阔台即位时，曾向陵墓供奉祭品三日，并献祭三十名少女；而拉契涅夫斯基推测，由于蒙古人不懂遺體保存技術，可能将皇帝葬于鄂尔多斯，以防遗体在运往蒙古途中因夏季高温而腐坏；艾骛德则否定这一假说。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有一座「成吉思汗陵」，由元朝的太庙「八白室」演化而來，供奉了成吉思汗的数件遗物，而当地政府则宣称成吉思汗“就安葬在伊金霍洛”，饱受争议。
蒙古草原各部落并无固定的继承制度，但常采用某种形式的幼子继承制，即幼子继承，因幼子自立门户、招揽追随者的时间最短，需仰仗父亲的遗产助力。然而，幼子继承制仅适用于财产，不涉及头衔。
成吉思汗 驾崩及后续影响
《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1219年筹备征讨花剌子模战役时，便选定皇位继承人；而拉施德丁则称，此决定是在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讨西夏之前做出。无论何时，当时有五位可能的皇位候选人：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及他的幼弟帖木格，帖木格竞争力最弱，从未被认真考量。尽管术赤很可能出身不正，但成吉思汗对此并不十分介怀；然而，时异事殊，术赤因专注于自己的封地，与成吉思汗愈渐疏远。在玉龙杰赤围攻战中，术赤不情愿围攻此座日后属于自己的富庶城市，且未按正常份额上缴战利品给成吉思汗，致使双方矛盾加剧。1223年，术赤拒绝返回成吉思汗身边，成吉思汗大怒，正考虑派窝阔台与察合台令他就范，忽然传来术赤病重薨逝的讯息。
成吉思汗 驾崩及后续影响
察合台对术赤可能继承皇位的态度，他曾称兄长为“蔑儿乞惕种”，且在父亲面前与他争吵打斗，令成吉思汗觉得他固执、傲慢、心胸狭隘，尽管他颇为精通蒙古法律惯例。察合台既被排除，窝阔台和拖雷遂为两大主要皇位候选人。拖雷军事才能无疑更为出色，他在呼罗珊的征战摧毁花剌子模王朝，而窝阔台的统兵作战能力远不及他。即便以蒙古人的标准来看，窝阔台也酗酒过度，终致他于1241年驾崩。不过，窝阔台具备其他弟兄所欠缺的才能，为人慷慨，广受喜爱。窝阔台自知军事才能不足，故而能够信任有能力的下属，且与弟兄不同，他善于在诸多问题上妥协；相较拖雷，他也更倾向维护蒙古传统，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为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是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诸多宗教庇护者。于是，窝阔台被确认为蒙古皇位继承人。
成吉思汗驾崩后，拖雷担任监国，确立皇帝驾崩后许多惯例传统，其中包括暂停蒙古军队一切军事进攻，由监国主持一段长时间哀悼期，及召开忽里勒台提名选定皇位继承人。这对拖雷而言是个契机。拖雷仍为皇位有力竞争者，且得术赤家族支持。然而，任何由成吉思汗提拔厚待的将领参加的忽里勒台，都会毫无疑问遵循前任统治者的意愿，拥立窝阔台为皇帝。有人认为，拖雷不愿召开忽里勒台，正是出于深知此举危及自己的野心。最终，在谋士移剌楚才的劝说下，拖雷召开忽里勒台；1229年，大会拥立窝阔台为皇帝，拖雷亦出席此次大会。
成吉思汗 家庭
孛儿帖约在1178年与铁木真结婚，一直是他的正妻。孛儿帖育有四子五女，子女都在大蒙古国中颇具影响。成吉思汗通过蒙古分封制度赐予孛儿帖诸子土地和财产，同时将她的诸女与重要家族结婚以缔结联姻关系。孛儿帖的子女如下：
孛儿帖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后，铁木真开始通过征战陆续与一些侧室结婚。这些妻妾此前都是公主或王后，铁木真与她们结婚是为彰显自己的政治优势。她们包括克烈部公主亦巴合（1206年被转赠给部下术赤台）；塔塔儿部姐妹也遂和也速干；蔑儿乞部的忽兰；别克邻部的谟盖可敦（1227年被窝阔台收继）；乃蛮部太阳汗的宠妃古儿别速；两位中原公主即西夏的察合和金朝的岐国公主。这些侧室所生子女总是从属于孛儿帖的子女，儿子如忽兰之子阔列坚、也速干之子察兀儿、乃蛮部妃子所生之子术儿彻从来都不是皇位继承候选人（塔塔儿部妃子所生的另一庶子兀鲁赤在议定皇位继承人时已不在人世），女儿则被用于缔结次等的联姻关系，一名不知名字的庶女与弘吉剌部的脱忽察儿结婚，另一庶女阿勒阿勒屯被许配给势力强大的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
成吉思汗 家庭
《元史》卷106后妃表与卷89百官志五·儲政院共载有成吉思汗的24名皇后与16名妃子，共计40名后妃，分居在四个斡耳朵（意为“宫帐”）。守大斡耳朵者分别为孛儿帖兀真太皇后、忽鲁伦皇后、阔里桀担皇后、脱忽思皇后、帖木伦皇后、亦怜真八剌皇后、不颜忽秃皇后、忽勝海妃子。守第二斡耳朵者分别为忽兰皇后、古儿别速皇后、亦乞剌真皇后、脱忽茶儿皇后、也真妃子、也里忽秃妃子、察真妃子、哈剌真妃子。守第三斡耳朵者分别为也遂皇后、忽鲁哈剌皇后、阿失伦皇后、秃儿哈剌皇后、察合皇后、阿昔迷失皇后、完者忽都皇后、浑鲁忽歹妃子、忽鲁灰妃子、剌伯妃子。守第四斡耳朵者分别为也速干皇后、忽答罕皇后、哈答皇后、斡者忽思皇后、燕里皇后、秃干妃子、完者妃子、金莲妃子、完者台妃子、奴伦妃子、卯真妃子、锁郎哈妃子。另有不知所守斡耳朵的八不別及妃子及被呼为“公主皇后”的岐国公主。
成吉思汗 性格与成就
并无关于成吉思汗的目击者描述或同时代画像留存于世。波斯编年史家朱兹贾尼与宋朝外交官赵珙提供最早的两种描述。赵珙于1221年出使蒙古，彼时成吉思汗正在呼罗珊征战。朱兹贾尼在成吉思汗驾崩三十年后著书，他所依据者是参与同一场征战的目击者所述信息。二人皆记载成吉思汗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气宇不凡。赵珙写道，“惟今鞑主忒没真者，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而朱兹贾尼则提及他有一双猫眼，且无白发。《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之父德薛禅初见铁木真时，称他“可是个目中有火，面上有光的孩子啊”。
成吉思汗 性格与成就
艾骛德曾提出，成吉思汗的诸多价值观，尤其他对井然有序社会的重视，皆源于他动荡的年少时光。成吉思汗将忠诚视为至上品德，相互忠诚亦成为他新建国家的基石。成吉思汗不难获取他人的效忠：他年少时便极具领袖魅力，众多人舍弃原有社会角色前来投奔便是明证。虽说赢得成吉思汗的信任殊为不易，但若他认定对方忠诚可靠，便会回报以全然的信任。成吉思汗因对追随者慷慨大方而为人称道，对过往的援助定会毫不犹豫予以回报。在1206年忽里勒台上最受尊崇的那可儿，皆是自始至终追随他的人，以及曾在他身处困境时与其立下班朱尼河盟誓者。成吉思汗会通过征税来为那些战死沙场或生活困窘的那可儿的家属提供衣物与生计，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
成吉思汗 性格与成就
草原财富的主要来源是战后劫掠所得，通常首领可占大头；成吉思汗却摒弃此惯例，选择将战利品在自己与所有部属间均分。成吉思汗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奢华，在致丘处机的信中赞颂游牧民族的简朴生活，且反感他人阿谀奉承。成吉思汗鼓励同伴不拘礼节与自己交谈，向他建言，批评他的过错。成吉思汗乐于接受批评且好学，常向家人、同伴、邻国、敌人汲取知识。成吉思汗向中原及穆斯林世界探寻并获取精良兵器知识，在俘获的掌印官塔塔统阿的协助下采用回鹘字母，还在律法、商业、行政等诸多领域任用众多专业人才。成吉思汗亦明白平稳传承的重要，现代历史学家皆认同他在选定皇位继承人一事上颇具慧眼。
虽然如今成吉思汗以军事征服闻名于世，然他个人军事指挥才能却鲜为人知。成吉思汗的才能更体现在发掘潜在的军事指挥官方面。成吉思汗的军队所设立的任人唯贤的指挥架构，赋予蒙古军队军事优势，即便这支军队在技术与战术层面并无创新之处。成吉思汗所创建的军队以纪律严明、能高效收集并运用军事情报、擅长心理战、行事决绝狠辣为特征。成吉思汗极热衷于向敌人复仇——此观念是草原正义法则“以善还善，以恶报恶”（）的核心所在。在特殊情形下，诸如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杀害成吉思汗的使者时，复仇的需求便凌驾于一切其他考量之上。
成吉思汗渐生信念，认为至高神祇腾格里已为他注定伟大的命运。起初，这份野心仅局限于蒙古境内，但随着一次次胜利，蒙古疆域不断拓展，成吉思汗与追随者皆认为他身负苏（suu，意为“神恩”）。因相信自己与上天关系密切，故而任何不认可成吉思汗统治世界权力的人，皆被视作敌人。此观点使成吉思汗得以将自己那些虚伪或表里不一的行为合理化，诸如杀害自己的安答札木合，或处死那些对他忠诚产生动摇的那可儿。
成吉思汗 评价
成吉思汗留下庞大且颇具争议的遗产。据艾骛德所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无间隔国家，“永久地改变了欧洲、伊斯兰、东亚文明的世界观”。成吉思汗的征服之举促成规模空前的欧亚大陆贸易体系的形成，为各部落带来财富与安定。虽然成吉思汗很可能并未将名为《大札撒》的律法条文编纂成册，但他确实重整律法体系，并在失吉忽秃忽领导下建立起强有力的司法权威。
另一方面，成吉思汗的征服过程冷酷且残暴。中原、中亚、波斯的繁荣文明皆遭蒙古军队的重创而破败，由此历经数代的创伤与苦难。或许成吉思汗最大的失误在于未能创建一套有效的继承制度——他将大蒙古国分为多个封地，本意是确保稳定，实则适得其反，随着地方与国家整体利益出现分歧，大蒙古国于13世纪末开始分裂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元朝。1990年代中期，《华盛顿邮报》赞誉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人物”，称他“体现了人类半文明、半野蛮的双重特性”。这种复杂的形象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依旧盛行，历史学家既强调成吉思汗的积极贡献，亦不忽视他的消极影响。
成吉思汗 评价
几个世纪以来，在蒙古人之中，成吉思汗更多是当作宗教人物被铭记，而非政治人物。16世纪末，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后，成吉思汗被神化，在蒙古宗教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神祇，成吉思汗融合佛教、萨满教、民间传统：例如，他被定义为如阿育王般的转轮王（理想统治者）或金剛手菩薩（佛教战神菩萨）的新化身；在族谱上，他与释迦牟尼及古代佛教君主有所关联；人们在婚礼与节庆时会祭拜他；他在祭祖仪式中亦扮演重要角色。成吉思汗还成为沉睡英雄传说的核心人物，传说称在蒙古民族面临重大危难之时，他将归来相助。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以元朝的太庙“八白室”为中心，此地如今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 评价
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成吉思汗开始被视作蒙古人的民族英雄。外国势力亦察觉到这一点：大日本帝国在占领内蒙古期间，出资修建一座成吉思汗庙；而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皆利用成吉思汗的影响来争取潜在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苏联结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宣扬成吉思汗，以激发民众抗击侵略者的爱国热情；然而，由于他不是俄罗斯的英雄，且可能成为反共主义的象征，战后这种态度便迅速转变。据梅天穆所言，成吉思汗“被谴责为剥削人民的封建反动领主”。对他的祭祀活动遭压制，他所选用的回鹘字母被西里尔字母取代，原计划于1962年举办的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庆典，因苏联强烈抗议而取消，并遭诋毁。因中国历史学家对他的态度总体上比苏联更为友好，所以成吉思汗在中苏交恶中起到一定作用。
成吉思汗 评价
1980年代，苏联推行开放与改革政策为成吉思汗的官方正名铺平道路。1990年蒙古革命后不到两年，首都乌兰巴托的列宁大街便更名为成吉思汗大街。此后，蒙古将其国际机场命名为成吉思汗国际机场，并在苏赫巴托尔广场（该广场在2013至2016年间曾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竖起一座大型雕像。成吉思汗的形象出现在从邮票、高面额钞票到酒类品牌、卫生纸等各类物品之上。2006年，蒙古议会曾正式讨论因过度广告宣传而导致成吉思汗的名字被滥用的问题。
现代蒙古人往往淡化成吉思汗的军事征服，更看重他在政治与民事方面的遗产——用历史学家彭晓燕的话说，他们将那些破坏性的征战视为“时代的产物”，且相较于他对蒙古及世界历史的其他贡献，这些征战处于次要地位。成吉思汗的诸多政策——诸如运用忽里勒台、通过独立司法体系确立法治、保障人权等——被视为构建现代民主蒙古国的基石。成吉思汗被视为带来和平与知识，而非战争与破坏之人，他因曾使蒙古一度成为国际文化中心而受到推崇。成吉思汗通常被视作蒙古国的开国之父。
成吉思汗 评价
历史上及现代穆斯林世界将成吉思汗与诸多意识形态及信仰相联系。起初，由于伊斯兰思想此前从未设想过被非穆斯林政权统治，故而将成吉思汗视作报应日来临的先兆。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并未走向末日，且他的后裔开始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遂开始将成吉思汗视为安拉旨意的执行者，认为他注定要通过清除伊斯兰教内部的固有腐败来强化穆斯林世界。
成吉思汗 评价
在蒙古人统治后的亚洲，成吉思汗亦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他的后裔被认定为唯一有资格统治的群体。因此，那些不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却渴望掌权者，要么得推举成吉思汗家族的傀儡统治者，要么强调自身与他的联系，以此来证明自身统治具备正当理由。最显著的例子是，在中亚建立自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帖木儿，同时做两件事：他不得不臣属于成吉思汗的后裔昔兀儿海迷失与麻哈没的算端，且在他宣传活动中大肆夸大其祖先哈剌察兒那顏（成吉思汗麾下地位较低的将领）的显赫地位，将他描绘为成吉思汗的血亲及副手。帖木儿还与至少两名成吉思汗的后裔结婚。印度莫卧儿帝国创建者巴布尔，则通过其与帖木儿及成吉思汗的血缘关系来获取统治权威。“莫卧儿”一词源于“蒙古”，在印度，此词用以指代任何来自北方的入侵者。直至18世纪，在中亚地区，成吉思汗仍被视作社会秩序的开创者，在律法权威方面仅次于先知穆罕默德。
随着19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阿拉伯世界对成吉思汗的看法愈发负面。如今，成吉思汗被视作终极的“可诅咒的敌人”，是“开启文明毁灭之路的野蛮残暴之人”，他的孙子旭烈兀发动的1258年报达之围“将这种毁灭推向了极致”。同样，在俄罗斯，成吉思汗也备受负面评价，俄罗斯历史学家一直将钦察汗国的统治描绘成落后、具破坏性、阻碍一切进步的“鞑靼枷锁”，且将俄罗斯的所有缺陷皆归咎于此。在现代中亚及土耳其，人们对成吉思汗的态度则较为矛盾：由于他不是穆斯林，帖木儿与塞尔柱人等其他民族传统及英雄人物会更受尊崇。
在中国，元朝时期成吉思汗被尊为国家的缔造者。尽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却在历代帝王庙崇祀之列，虽然明朝后期将元世祖及其从祀诸臣撤除，但满洲人在入关後又恢复对元朝的正面评价，并将元太祖（成吉思汗）等也列入祭祀，清朝统治者也将自己视作他的继承者。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初，成吉思汗曾因是带来创伤的占领者而遭贬低，不过后来在诸多议题上，他又被重新塑造为有用的政治象征。现代中国史学史总体上对成吉思汗持正面看法，将他描绘成中国英雄。在当代日本，成吉思汗最为人所知的是一则传说，传说称他原本是于1189年被迫切腹自尽的武士及悲剧英雄源义经。
西方世界从未直接受成吉思汗影响，对他的看法历经变化且褒贬不一。14世纪时，从马可·波罗与杰弗里·乔叟的作品来看，成吉思汗被视作公正且睿智的统治者；至18世纪，成吉思汗成为启蒙运动时期典型的东方专制暴君形象；而到20世纪，成吉思汗又代表典型野蛮军阀形象。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的看法愈发细致入微，将成吉思汗视为更为复杂的人物。
桃江县
桃江县位于湖南省北部，隸屬於益陽市。1952年自益阳县析置桃江县，以境内桃花江得名。北与常德市汉寿县、鼎城区接壤，东与资阳区、赫山区相连，南与宁乡市接壤，西与安化县接壤。桃江县面积2068.35平方公里，2015年户籍人口88.84万人，常住人口79.23万人。 全县下辖12个镇、3个乡，县治桃花江镇。常住总人口68.56万人。县人民政府駐桃花江镇。区域总面积为2,068.14平方公里。
桃江县 地理
桃江县位于湘中偏北, 资江下游,属山、岗、丘、平原并有的丘陵地，多呈山丘形地貌特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
桃江縣地形多樣，西南部以山地居多，西北部和東部以丘陵地形為主，平原和丘陵間分佈有崗地，縣境地勢南高北低、西高東低，向東北傾斜，地表高差大，山丘坡度大。
桃江县 人口
2020年末，全县常住人口为68559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69863人相比减少84267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15%。 全县共有家庭户262274户，集体户3988户，家庭户人口为664297人，集体户人口为21299人。
桃江县 物产
享有「中国楠竹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建材之乡」等誉称。锰矿储量达770多万吨，锑矿储量仅次于锑都锡矿山，花岗石储量400亿立方米；楠竹面积70万亩，居全国第三、全省之首。
桃江县 行政区划
桃江县下辖13个镇、1个乡、1个民族乡：
修山镇、​鸬鹚渡镇、​石牛江镇、​牛田镇、​松木塘镇、​桃花江镇、​灰山港镇、​武潭镇、​马迹塘镇、​三堂街镇、​大栗港镇、​沾溪镇、​高桥镇、​鲊埠回族乡和​浮邱山乡。
桃江县 交通
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县城至益阳市城区20公里，有超一等级公路相连，距省会长沙市94公里，有高速公路贯通，西南大通道怀桃公路、 234国道、长石铁路、洛湛铁路和资江水域等交通干线横贯全县。
公路交通
桃江县境内有一些重要的公路路网，连接着县城和周边地区。主要的公路包括省道和县道。其中，湖南省道S230线穿过桃江县，连接着桃江县与益阳市以及其他附近的县市。此外，县内还有一些县道和乡村道路，用于连接县城和农村地区。
桃江县 经济
农业
桃江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导。该地区有适宜的农业气候和土地资源，主要农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同时，该县也有一定规模的果业，如柑橘、葡萄等水果的种植。
工业
桃江县在工业方面也有一定发展。主要的工业部门包括冶金、化工、纺织等。该县拥有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涉及钢铁、化肥、纺织等领域，对当地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旅游业
桃江县也在加强旅游业的发展。该县拥有一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吸引着一定数量的游客。其中，著名的景点包括巴陵风景区、温泉旅游区等。
桃江县 旅游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已形成「桃花江竹海」、「楚南名山浮邱山」、「桃花江森林公园」等十大旅游景区，「竹香飘四海，桃花映九州」折射出桃江深厚的文化底蕴，「竹外桃花三两枝」的优美意境吸引着无数游人流连忘返。
浮邱山位于桃江县西南12公里，主峰海拔752米，面积58平方公里，人称"小南岳"。浮邱山有48峰，山顶有一处佛道同居的浮邱古寺。该寺在2025年农历春节前后由于不明原因失火，同年五月左右完成修复工作并重新对外开放。
常德市
常德市，古称武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湖南省北部。市境东、南与益阳市接壤，西南与怀化市毗邻，西与张家界市相连，西北与湖北省恩施州、宜昌市接界，北与湖北省荆州市相邻。地处武陵山脉与洞庭湖平原交接带，洞庭湖西侧，地势西高东低。澧水、沅江自西向东横贯境内，注入西洞庭湖。全市总面积18,177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527.91万人，市人民政府驻武陵区朗州路120号。
常德市 历史
“常德”，最早见于《老子》：“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又见于西汉毛氏《诗经·常武》小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焉。”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取《诗经·常武》小序“有常德以立武事”之义在鼎州置常德军。后升为常德府、常德路。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裁县留府，废武陵县置常德府。民国初，常德府废，复武陵县，旋改名常德县。“常德”之名沿袭至今。
常德历史悠久，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在今武陵区城东建筑城池，迄今2200多年历史。常德市在秦代属黔中郡，两汉时属武陵郡。三国以后直至清代，常德市大致按沅水、澧水流域分治。沅水流域，先后是武陵郡、朗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曾是七朝郡治、七朝军府、七代藩封之地，辖区远及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桂东北地区，素有 “西楚唇齿”、“黔川咽喉”之称。
1988年元月，中国国务院批准，撤销常德地区，建省辖常德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4月18日，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复，通知撤销常德地区建省辖常德市，从此揭开常德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常德市 地理
常德位于北纬28度至31度，东经110度至113度之间，时区属于国际时区东8区。地处中国的中南部，长江中游，湖南省的西北部。东临洞庭，西接黔渝，南通长沙，北连荆襄。从经济区位划分，常德属于中国经济中部崛起重心地带，位于泛珠江三角洲和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区域结合部，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黄金地段。
常德地貌以平原为主。境内山水相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有“湖南屋脊”之称的壶瓶山。东南部是地肥水美的西洞庭湖平原，平均海拔在50米以下。中部过渡地段为丘陵。湖南四大水系中的沅江和澧水流经常德，境内有大小河流432条。平湖区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有广阔的天然湿地。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水下游和澧水中游，属于洞庭湖流域，素有「荆楚要地，黔川咽喉，湘西门户」之称。常德市东据西洞庭湖，与益阳市的南县、沅江市湖汊交错；西倚湘西山地，与蜿蜒在张家界市慈利县、永定区及怀化市沅陵县的武陵山脉相承；北枕鄂西山地和江汉平原，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宜昌市五峰县的山地以及荆州市松滋市、公安县、石首市的平原相连；南抵资水流域，乌云山脉是常德市与益阳市资阳区、桃江县、安化县之间的分水岭。
常德市 政治
常德市现辖2个市辖区、6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
除正式行政区划外，常德市还设立以下经济管理区：国家级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洞庭管理区、西湖管理区（均为由国营农场改制而设立的正县级管理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常德市 人口
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521.3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300.8万人，农村人口220.5万人。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5,279,102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5,714,623人相比，十年共减少了435,521人，下降7.62%，年平均增长率为-0.79%。其中，男性人口为2,646,410人，占总人口的50.13%；女性人口为2,632,692人，占总人口的49.8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0.52。0－14岁的人口为785,073人，占总人口的14.87%；15－59岁的人口为3,172,972人，占总人口的60.1%；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321,057人，占总人口的25.02%，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11,703人，占总人口的19.16%。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968,067人，占总人口的56.2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311,035人，占总人口的43.78%。
常德市 人口
常德为中国维吾尔族人口第二大聚居地，也是湖南回族聚居地。常德以汉族人口为主，少数民族呈大分散小聚居，世居少数民族为土家、回和维吾尔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德全市共有汉族人口5,740,875人，占地区人口的91.98%；少数民族460,499人，占全省少数民族的7.18%，人口数居第5位；少数民族占地区人口的8.02%；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7个民族分布。
常德市 人口
常德市少数民族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有土家族和回族。全市土家族人口405,745人，占湖南土家族人口的15.37%，为仅次于张家界湖南土家族人口集中分布地；土家族占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88.11%。回族37,559人，占湖南回族人口的38.57%，占地区少数民族的8.16%，为湖南回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常德为维吾尔族世居地，也是中国第二大维吾尔族人口集中分布地，常德有维吾尔族人口5,718人，占湖南维吾尔族人口的72.02%，维吾尔族人口总数仅次于新疆。苗和蒙古族人口均过千人，分别达到3,866人和2,581人；白、侗、彝和满族人口均在500人以上，分别达到701、663、551和546人；壮、朝鲜等9个民族人口均过百人。常德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县份为石门县，土家族占全县人口的50.9％。回族和维吾尔族世居地分布于桃源、汉寿和鼎城区。
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4,885,637人，占92.55%；各少数民族人口为393,465人，占7.4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419,095人，下降7.9%，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28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16,426人，下降4.01%，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28个百分点。其中，土家族人口减少17,640人，下降4.88%，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19个百分点；回族人口减少8,307人，下降24.8%，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11个百分点；苗族人口增加5,431人，增长119.44%，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11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人口减少855人，下降17.9%，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01个百分点。
常德市 语言
常德地区全境通用西南官话（常鹤片），只有东部的安乡县和汉寿县的个别乡镇使用湘语。但常德地区内的西南官话的各个方言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异，以桃源方言最为独特。
常德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北方話），與普通話差距不大。但與湖南大部分地區通行的湘語完全不同，不能互通。这与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密切相关。据记载：秦汉以来，不断有北方居民南迁。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引起北方人口大南迁，大量人口沿汉水流域南下，渡江到达洞庭流域，这次大迁徙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唐朝的安史之乱，曾使“襄邓(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百姓，两京(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
常德方言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横贯境内的沅、澧两水把常德方言划分为两大方言片，沅水流域（武陵、鼎城、桃源、汉寿）和澧水流域（石门、临澧、澧县、安乡、津市）的方言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常德方言与现时通用的普通话在理解上不存在较大差异。
常德市 文化
常德地区的文化具体体现为“德文化”。它是指以常德为地理区域，或生于斯、或长于斯、或居于斯的历代名人名臣们表现出来的道德和民族精神，融合常德地方性民俗文化，包括楚文化、芷兰文化，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德文化”包括了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道德文化，以德山和善卷先生为代表；二是民族氣節，以愛國詩人屈原、常德會戰國軍抗日官兵為感召；三是為憲政共和贊助人才，包括辛亥革命武昌首義臨時總指揮蔣翊武、三烈士之一的劉復基（蔣翊武亦是）和中國國民黨代理事長、為共和憲法而犧牲的宋教仁；四是歸隱的文化，包括陶淵明及其時代流行的五斗米教及桃花源的美麗傳説；最後是民俗文化，民间文艺，如常德絲弦等。
常德市 文化
晋代诗人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就地处常德市桃源县内。石门縣古刹夹山寺建于唐代，历来为佛教圣地；澧县的文庙是全省最大的文庙；常德詩墻享譽中外。
历代聞人春申君、車胤、屈原、宋玉、陶渊明、李白、刘禹锡、沈從文等都曾在常德寓居或游历，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和傳説；中華民國開國元勳蔣翊武、為共和憲法而犧牲的宋教仁、孫中山總統代理參軍長、陸軍上將林修梅；中共元老林伯渠、國學大師餘嘉錫、歷史學家吳相湘、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讚；詩人昌燿、小説家丁玲、清代畫僧髨殘等名人都诞生在常德。
维吾尔语
维吾尔语（传统维文：ئۇيغۇر تىلى或ئۇيغۇرچە；西里尔维文：或；拉丁维文：或；新维文：或），简称维语，是一种突厥语族语言。为大多数维吾尔族的母语，有1000万到1500万使用者，是中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定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的使用者主要集中于中国新疆，中亚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也有维吾尔语分布，其他许多国家亦有维吾尔语移民社区。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和新疆各少数民族通行语言，维吾尔语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和出版物等各个领域。
维吾尔语 維吾爾詞源
“维吾尔”一词与“回鹘”“畏吾儿”同源，在突厥语言中，“维吾尔”、“畏吾儿”、“回纥”与“回鹘”是同一个词。然而用维吾尔语（或回鹘语）来称呼维吾尔人的语言并不很准确，历史比较语言学证据显示今天的维吾尔语事实上是古葛逻禄语，而并非以回鹘语的直系后裔为主要层次，西部裕固族使用的西部裕固语才是古回鹘语的直系后裔。
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所在区域称回部，民众称回人。清廷编撰的《钦定西域同文志》中，称其语言为回语（回文）。当代研究者，将回语（回文）视同维吾尔语的前身察合台語:15。他们称自己的语言为“维吾尔语”、“喀什语”或“突厥语”。喀喇汗人认为当时的高昌回鹘语和喀喇汗维吾尔语为同一种语言，中国学者也一直以“维吾尔语”称呼喀喇汗时期的哈卡尼亚语作品。
维吾尔语 历史變遷
维吾尔语属于突厥语族葛逻禄语支，和乌兹别克语一样由古察合台语演变而来，因此与乌兹别克语十分接近，乌兹别克语一些方言能够与维吾尔语直接互通，但标准乌兹别克语与标准维吾尔语也互有不同。和多数突厥语族语言一样，维吾尔语是一种黏着语，遵循元音和谐律，缺乏名詞類別与名词性的变化，语序为主賓動語序。除了其他突厥语族语言的影响外，维吾尔语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影响。
维吾尔语 历史變遷
维吾尔语主要使用地是今塔里木盆地一带，此地的原住民是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以及说伊朗语的塞种人，而维吾尔语源自突厥语族的分支，並融合了很多其他語言的元素。公元6世纪，居于阿尔金山一带的古突厥部落兴起，建立突厥汗国并入侵塔里木盆地，说古突厥语的部落開始征服塔里木盆地。公元9世纪，原居住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被黠嘎斯人击败，被迫撤出蒙古高原。战败的回鹘人又征服了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的诸城邦国并大量移居此地，於是吐火罗人逐渐被回鹘人同化，改说突厥語族的回鹘语，而流行於新疆东部的吐火罗语也大约在此时灭亡。大约同时，喀喇汗国建立。喀喇汗国信奉伊斯兰教，此时的中古突厥语引入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并改用阿拉伯—波斯字母书写，形成了超方言的书面语──哈卡尼亚语，1004年，喀喇汗国攻灭了講東伊朗—塞種語的佛教王國—于阗国，不久后完成了对講塞种語的于阗人的同化，此时整个塔里木盆地都開始改说突厥语族的語言。1222年，察合台汗国建立，居于统治阶层的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并迅速突厥化，以哈卡尼亚语为基础形成了察合台语。察合台语的书面语言察合台文被中亚講突厥語的各個民族用作通用的书面语。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察合台语口语中逐渐分道扬镳，西侧一支发展成为乌兹别克语，东侧一支则逐渐演化和融合成即今天的维吾尔语。
维吾尔语 分类
维吾尔语属于突厥语族葛逻禄语支，该语支下分东葛逻禄语支和西葛逻禄语支，西葛逻禄语仅包含乌兹别克语，而东葛逻禄语包含维吾尔语、艾努语、罗布话、伊犁土尔克语以及已灭绝语言察合台语。1812年朱利斯·克拉普罗特对维吾尔语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篇关于论文，正确地断言维吾尔语属于突厥语，而同时期的一些学者如伊萨克·雅各布·施密特则认为维吾尔语是西夏语。
维吾尔人是西迁回鹘人、葛逻禄人与西域绿洲居民吐火罗人、塞种人的混血后裔，内部依据分布地域及所操的维吾尔语方言土语可以划分为喀什噶尔人、塔兰奇人、吐鲁番人、哈密人、刀郎人、和田人和罗布人七支民系。
维吾尔语 分类
现在通常认为维吾尔语有中心、和田和罗布三种主要的方言，每一种方言下又可分出不同的次方言，但各地方言差异较小，彼此可以互通。中心方言使用人数最多，占维吾尔语总使用人数的八至九成，标准维吾尔语即属于中心方言。和田方言使用人数占维吾尔语总人口18%，该方言较为保守存古，也拥有更多的伊朗语族底层词。罗布方言与中心方言和和田方言差异都很大，其内部有一些西伯利亚突厥语的特征，在维吾尔语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有些学者将其视为独立语言，但罗布方言使用人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迅速减少，至今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在中国，伊犁土尔克语也被认为是维吾尔语方言之一。
维吾尔语 分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由于缺乏田野调查资料，学者对维吾尔方言划分分歧较大。最早对维吾尔语方言划分提出意见的是俄国教授伊勒敏斯基，他认为维吾尔语只有一个方言，苏联突厥学家马洛夫提出了“罗布方言”，瑞典学者格·雅林认为维吾尔语有南北两个方言，苏联突厥学家将维吾尔语分为南、北、罗布和甘肃四个方言，其中“甘肃方言”指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学者提出维吾尔语有喀什方言、伊犁方言、吐鲁番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五种方言，在1955年第一次大规模田野调查后，学者根据调查材料提出喀什方言、伊犁方言、吐鲁番方言应属于同一个大方言区的观点。1956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此后中国学者将维吾尔语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三个方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维吾尔语无标准音，喀什、吐鲁番、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地为维吾尔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比较具有代表性。《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真理的入门》以及众多伊斯兰经典多以当时的喀什话写成，佛教经典《金光明经》等则多被译为高昌回鹘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以中心方言伊犁次方言为维吾尔语标准语、以乌鲁木齐语音为维吾尔语标准音。苏联亦对其境内的维吾尔语进行标准化，这套标准语被称为标准苏维埃维吾尔语。两种标准维吾尔语主要差异在书写系统和词汇上。
维吾尔语 现状
维吾尔语使用人口约800至1100万，主要分布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3年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语使用者有30万人，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约9万人，1982年阿富汗和蒙古分别有3000和1000个维吾尔语使用者。东欧的阿尔巴尼亚也有较小的维吾尔语社区，此外，维吾尔语使用者还分散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国、瑞典、英国、美国的纽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地。
维吾尔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的56个民族之一，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语言，在新疆大多数社会领域以及学校、政府和法院，都可以使用维吾尔语。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中，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人口较多，拥有自己的自治州，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上学，然而，人数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如锡伯族、塔吉克族、达斡尔族和俄罗斯族的母语教育相对缺乏，他们往往只能上维吾尔语学校，为了更好的教学质量，他们往往选择汉语学校，这也导致他们的入学率低于维吾尔族。除维吾尔族外，南疆的乌孜别克族也转用维吾尔语，而他们原本的母语乌孜别克语在中国境内已经濒危。
维吾尔语 现状
除在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标准维吾尔语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鼓励援疆的汉族干部以及汉族教师学习和使用维吾尔语，并开设维语班以提高援疆汉族干部的维吾尔语水平。2018年，有媒体報道声称中國政府為強行推廣普通話而移除新疆街头标牌和壁画上的维吾尔语文字。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走访新疆时发现，国营的新华书店里出售的维吾尔语书籍只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南疆维吾尔文化重镇喀什，独立维吾尔语书店从2014年的16家减少为5家，且只出售小说、菜谱、生活自助类书籍。
维吾尔语报纸杂志约有80种，5个电视台和10家出版社也使用维吾尔语。在中国之外，自由亚洲电台和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也提供维吾尔语新闻。
维吾尔语 書寫系統
维吾尔语有多种书写系统。在维吾尔语形成之前，突厥语使用粟特文、突厥字母以及回鹘字母书写。喀喇汗国时期改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形成了跨方言的书面语哈卡尼亚语，察合台汗国时期使用察合台文书写。20世纪中期维吾尔语进行了文字改革，形成了今天使用的维吾尔文，即老维文。与大多数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不同，老维文能精确表示所有的音素而不省略任何元音，因此是一种全音素文字，而阿拉伯文、波斯文则属于辅音音素文字。维吾尔语还有一套西里尔文字（稱作西里尔维文）和两套拉丁化拼写方案（稱作新维文和拉丁维文），这些文字使用于不同的地域和领域，但均不如老维文使用广泛。其中老维文和新维文均有32个字符。
维吾尔语 音系
如无特殊说明，下文默认介绍标准维吾尔语的音系。
维吾尔语有八个元音音位，用拉丁维文分别写作⟨a⟩, ⟨e⟩, ⟨ë⟩, ⟨i⟩, ⟨o⟩, ⟨ö⟩, ⟨u⟩, ⟨ü⟩。这八个元音音位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具体音值，下表即显示了标准维吾尔语的元音分布情况。括号内出现的为元音变体。
维吾尔语的所有元音音位都可以出现在词根中，然而非首音节只能出现/a/、/ɛ/、/i/、/u/、/y/五个元音。辅音/n/和/z/不与元音/y/组合:55。元音/i/、/u/、/y/在词首清辅音前的非重读音节中会产生清化现象，变成清化元音/i̥/、/u̥/、/y̥/，词首的元音清化时，其前面会出现清喉塞音/ʔ/，/u̥/、/y̥/后会带有清擦音/ɸ/，/i̥/后则会出现清擦音/ʃ/。两个清辅音之间的元音在轻读时也会清化。
维吾尔语 音系
维吾尔语书面语不区分元音长短，也不区分前元音/ɪ/ (例： بىلىم /bɪlɪm/ “知识”)和后元音/ɯ/ (例：تىلىم /tɯlɯm/“我的语言”)，/ɪ/和/ɯ/在维吾尔语音系中呈互补分布，但音位学的分析表明，它们在元音和谐中起着作用，是独立的音位。/e/只出现在非突厥语系的借词中，并且是元音弱化的结果。
维吾尔语中有系统的元音弱化和元音和谐现象，各地的元音弱化与元音和谐现象程度不同，如罗布方言的元音和谐比标准维吾尔语要严整，北部的维吾尔语方言常见元音弱化，南部的维吾尔语方言则没有此现象。维吾尔语有前后和谐和唇状和谐两种元音和谐模式，唇状和谐受前后和谐的制约，一些外来词汇、复合词和例外词往往不遵守元音和谐律:55。
维吾尔语有23个辅音音位。辅音如下表所示：
维吾尔语 音系
维吾尔语有逻辑上类似“清浊”对立的两套辅音，在尉犁维吾尔语中表现为是否送气的对立，在米兰（若羌）维吾尔语中表现为典型的清浊对立。大多数方言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一种典型的情况是：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在元音前往往送气，在元音后则可以送氣也可以不送气，送气不送气并不语义，为简洁起见在上表中一律以清浊音的方式表示（使用浊音字母来表示尉犁维吾尔语中的不送气辅音）。柯坪维吾尔语比较特殊，辅音前还可以有存古的送气成分，类似西部裕固语、图瓦语、土库曼语等等，形成事实上的“第三套辅音”，在上表中并未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