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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杜魯道隨後解散國會，並定於1968年6月25日舉行联邦大选。杜魯道的个人魅力使他拥有前所未有的人气，甚至出现了杜魯道热（）的现象，惠及他的選情。競選期間杜魯道支持以参与式民主手段，將加拿大建设成一個「公平社会」（）。他又大力辯護實行不久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和地方发展計划，以及他擔任司法部長期間引入的刑法改革。
大選前夕，杜魯道在蒙特婁出席年度施洗聖約翰節巡遊，期間部分魁北克分离主义分子发动骚乱，有人向杜魯道就座的看台投掷石块和瓶子。杜魯道助手要求他采取保护措施自我掩護，但他則镇定自若地坐着面对暴徒，所表现出的勇气给加拿大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翌日他轻松地赢取大选，開始他近十六年的執政。
首屆杜魯道政府實行多項程序變革令國會和自由黨黨團會議更有效運作、增加總理辦公室的規模和角色、並引入新項目從而擴大加國福利社會的規模。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杜魯道透過引入《官方語言法令》來實行皇家雙語制和雙文化制委員會（）提出的大部分建議，令英語和法語成為聯邦政府的共同官方語言。宣布英法兩語皆為官方語言的聲明雖獲反對黨支持，但這項政策實際推行時卻遇到較大爭議。1966年至76年之間，法語系人士佔聯邦公務員體制和軍隊架構中的比例倍增，部分英語系加拿大人因此感到憂慮。
杜魯道內閣於1971年10月宣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從而體現皇家雙語制和雙文化制委員會報告的第四節。聲明中確認加拿大為一個具有兩種官方語言的國家，但同時意識到國內具有多種文化；即「在雙語框架中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這種觀點挑戰「加拿大由兩個民族結合而成」的魁北克主流思想，遂令魁北克普遍輿論感到懊惱。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杜魯道於1970年面對首次嚴峻考驗。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LQ）成员於當年10月5日绑架英国贸易专员詹姆斯·克罗斯（），再於五日後綁架魁北克省勞工部長皮埃尔·拉波特（），史稱十月危机。加拿大廣播公司電視記者於10月13日詢问杜魯道要采取什么程度的措施来对付恐怖分子时，他简短地回答：“看我的！”（）在魁北克省长布哈薩（）同意下，杜魯道於10月16日引用《戰時措施法》，給予政府一系列權力來逮捕和扣留疑犯而無需進行審訊。拉波特的遺體於10月17日在一輛汽車的尾箱中被發現。作为挽救克罗斯生命的交换条件，五名FLQ恐怖分子获准流亡古巴；他们數年後返回加拿大並在獄中服刑。
虽然此次事件一直颇受争议，而杜魯道引用《戰時措施法》的舉動亦曾於當時被新民主黨黨魁道格拉斯（）等國會議員批評，但大多数民众似乎都支持杜魯道的坚决果断行动。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經過諮詢各省省長後，杜魯道同意出席由卑詩省省長貝納特（）主持的會議，探討從英國取回加拿大制憲權。聯邦司法部長特納與各省政府磋商後草擬《維多利亞憲章》（），確立一項權利憲章、法定雙語制和憲法修正案否決權等事物。這項協議獲九個英語系居民佔多數的省份支持，而魁省省長布哈薩則要求兩星期時間讓他徵詢該省內閣。在魁省民意普遍反對協議下，布哈薩表示該省不會接受協議。
杜魯道希望加拿大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国的吉米·卡特等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1970年，他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早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再於1973年成為首位訪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总理。
1970年代早期，杜魯道政府开始检讨加拿大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甚至考虑退出北约组织。虽然加拿大最后決定留在北约，但在随后的几年里，政府开始缩减军队规模。
1972年大选，杜魯道的自由党組建少數政府。為了獲取新民主党支持，自由黨政府政策期間較左倾，包括成立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反對黨於1974年5月否決自由黨少數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並通过对杜魯道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政府被迫解散并且举行大选。1970年代中的經濟衰退成為這次大選的主要議題。為應對國內通脹，進步保守黨黨魁斯坦菲爾德提議實行薪金和物價管制，但被杜魯道嘲諷此舉有如魔術師般施法術；杜魯道反為提議實行一系列小規模減税來對付通脹。新民主黨支持者有恐進步保守黨上台會實行薪金管制，因此策略性投票支持自由黨，自由黨遂赢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繼續執政。然而，在亞伯達省省長羅歇（）大力批評自由黨財政預算案下，自由黨在該省全軍覆沒。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杜魯道競選期間提倡的經濟方案雖獲選民支持，但對通脹情況實際影響有限，而他從各方所取的意見亦有所矛盾而面臨掙扎。時任財長特納與杜魯道漸生分歧，而在反貼補稅缺乏支持下，特納於1975年9月請辭。杜魯道終在同年10月改變初衷，與新任財長麥當奴（）宣布引入《反通脹法》，實行薪金和物價管制。該法案涉及多項傳統上由省政府管轄的範疇，因此觸發最高法院審議；該院最終引用《英屬北美法案》將之定為需由聯邦政府介入的緊急措施而允許保留。杜魯道於1975年聖誕接受CTV電視網訪問時談及經濟，指聯邦政府有需要進一步介入。然而他的學術性用詞和假設性解決方案令外界認為他聲稱資本主義失敗，亦令愈趨新自由主義的商界領袖對他失去信任。
杜魯道繼續嘗試提升加拿大的國際地位，包括於1976年在美國總統福特協助下加入七大工業國集團。下議院於1976年7月14日以130票對124票通過C-84號議案廢除死刑，一級謀殺刑罰改為終生監禁，首25年不得假釋。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68年-1979年）
與此同時，魁北克再為杜魯道帶來問題。魁北克自由黨否決《維多利亞憲章》後民望上升，該黨此後就憲制事務、省内規範法語為魁北克唯一官方語言、以及魁北克境内航空交通管制使用語言等議題與杜魯道聯邦政府採對立態度。杜魯道視此為魁北克民族主義者的挑釁行為而日漸生怒，並偶然道出他對魁北克自由黨黨魁布哈薩的鄙視。1976年魁北克省選後，由瑞内·勒维克領導的魁北克人黨上台執政，並承諾舉行魁獨公投；杜魯道視魁北克主權運動崛起為他的最大挑戰。
1976年，在杜魯道的支持下，該屆奧運在魁北克省蒙特婁舉行。當時蒙特婁市政府覺得奧運會是一門不能虧本的生意，但是在統籌過程裡，因為興建各項體育館開支甚大，主場館建做過程困難重重（工程要到奧運閉幕後十多年後才完工），導致耗資高达58亿美元。
整體來說，是次奧運會亏损24亿美元，令到蒙特利爾市政府多年來債台高築：總共10億美元的債務要到30年後的2006年11月才還清，是現代奥运会历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一次，也令到很多城市不敢申辦奧運，直至1984年洛杉磯奧運出現財政盈餘為止，有分析指杜魯道支持在蒙特婁舉行奧運，是想削弱魁北克省的財政，迫使其在財政上依靠聯邦政府，從而減低魁北克脫離聯邦獨立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壓，杜魯道禁止中華民國代表隊以「中國」名義參加該屆奧運。此舉為美國總統福特等人所批評，亦令加拿大面臨多國譴責。
隨着公眾逐漸對杜魯道的性格和加國延綿不斷的憲制爭坳生厌，杜魯道民望於1970年代末急轉直下。他出席1978年七大工業國峰會期間與西德總理施密特商討競選策略；施密特建議他宣布削支方案以平息對自由黨政府錄取赤字的批評。自由黨在1978年一系列下議院議席補選中失利，杜魯道遂拖延舉行大选至限期前兩個月。
杜魯道在任期間，加拿大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他要求外国投资审查机构能够屏蔽掉一些外资投入，并试图增进和欧洲的贸易关系。他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极为糟糕。尼克松认为杜魯道有精英的势利架子，政策偏向社会主义，所以很讨厌他。在白宫录音带中，他称加拿大总理为“那个傻×杜魯道”。后来记者问杜魯道听了这话有何感想，杜魯道说“有比他好的人拿比这更难听的话骂过我。”這些年間，兩國就貿易、防衛、能源、漁業、環境、外交等議題皆有分歧。尼克松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领导人》（）中，对杜魯道评价颇高，与周恩来、戴高乐等并列。
杜魯道经常和美国就外交政策发生摩擦。他经常说美国五角大楼的人是一群“无聊小人”。卡特於1977年就任總統後，兩國關係有所改善。當時的美國較為了解加拿大對政治和經濟上的需求，而在兩國同時出現停滯性通貨膨脹下，加拿大亦前所未有地歡迎美國投資。
皮埃尔·特鲁多 在野（1979年-1980年）
1979年大選期間，自由黨競選策略集中於杜魯道的果斷決策性格和對憲制事務的充分掌握，但未了解到公眾對該兩點皆已感到厭懼。進步保守党黨魁乔·克拉克則集中討論國內經濟狀況，但在辯解該黨政綱時有所掙扎，而杜魯道在黨魁辯論中表現理想，自由黨選情遂現一線生機。自由黨在該屆大選得票率超越進步保守黨四個百分點，但票源主要集中於魁北克省，並於安大略省失利。進步保守黨最終贏取136席，壓倒自由黨的114席，以少数政府姿態组阁。自由黨屈居第二，杜魯道遂成為官方反對黨領袖。選後杜魯道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职位；當時他偏好由麥當奴（）繼任。
然而，在自由党开会重新选举领袖之前，新民主党財政評議員李博于同年12月在由進步保守黨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加入附帶動議，指執政黨已失去下議院的信任。下議院於同月13日表決，在自由党和新民主党聯手下，动议以139票對133票通過，克拉克的少數政府遂告倒台，並觸發一年内第二次聯邦大選。
皮埃尔·特鲁多 在野（1979年-1980年）
另一方面，克拉克在魁北克的影響力遠遜杜魯多，魁人黨認為時機成熟，省長勒維克遂於1979年6月公布於翌年春季舉行主权问题公投。在此背景下，自由党黨團以至其本人親友和顧問皆游說杜魯多留任黨魁。自由黨在該次大選中改變策略，刻意低調處理杜魯多的領導地位，杜魯多更缺席黨魁電視辯論。在1980年2月舉行的大选中，安省票源重歸自由黨，該党遂重新获得多数席位，下台不到一年再次执政，杜魯道亦取代克拉克再度出任總理。然而，自由黨在緬尼托巴省以西全軍覆沒，突顯加國東西兩地的文化和政治差異，亦為杜魯多新一屆總理任期增添難度。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80年-1984年）
杜魯道重新掌政後首要議題為應對魁省主权公投；就此他委派讓·克雷蒂安為聯邦政府的公投代言人，冀望克雷蒂安可有效向魁北克的工人階級推銷反對魁獨方的立場。杜魯道本人則拒絕承認公投問題内容的合法性，並指出公投倡議「主權-結合」方案中的「結合」環節（即魁北克與加拿大保持經濟聯繋）需獲其他省份同意
魁北克省議會於1980年3月就公投事務進行辯論，期間省長勒維克針對杜魯多名稱中的母系姓氏「艾略特」，指杜魯多的蘇格蘭裔背景大於其法裔背景。杜魯多在公投前六日發表演講時就此作出回應，指父母雙方在魁北克皆有多名祖先，並指自己的全名為一個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名稱。他並表示反對魁獨方勝出的話，將視此為授權改革加拿大聯邦制度和修改憲法，並向加拿大英語系居民表示加國必需變更，反對方即使獲勝亦不應視為支持維持現狀。公投於5月20日舉行，最終近六成選民反對而未获通过。結果公布後，杜魯多表示自己「從未如此以作為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為榮」。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80年-1984年）
經過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為了確保國內石油供應和價格穩定，自由黨政府在1980年10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引入國家能源計劃（）。方案包括為國內生產的石油定立低於國際油價的價格上限，以減低國民和國內工業受國際油價上下波動影響。此外，聯邦政府亦對能源業開徵新税。此項方案迅即成為杜魯多政府最具爭議的政策之一，並廣受以能源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西部省份（特別是亞伯達省）所反對；民調顯示亞伯達省居民反對和支持國家能源計劃的比數為五對一。不少西部國民除了將1980年代當地石油業蕭條歸咎於國家能源計劃，亦將之視為聯邦政府掠奪西部資源，方案亦只惠及東部的國民和企業，加深西部對加東的疏遠異化情緒。自由黨政府隨後與亞伯達省政府展開磋商，雙方達成協議修改兩級政府之間的能源業收入共享安排，並取消聯邦政府對亞伯達省生產石油徵收的出口税。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80年-1984年）
1980年魁獨公投失敗後，杜魯多決意推行修憲。方案計劃確立聯邦政府在數個範疇的權力、給予《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憲法地位、以及制定修憲程序。經過杜魯多和眾省省長數個月來的爭論，他宣布聯邦政府將向英国国会請求取回加拿大制憲權，額外事項將交公投表決，但不徵詢眾省政府意見。此舉獲新民主黨以及安大略省和紐賓士域省省長支持，但進步保守黨黨魁克拉克和其餘全數省長皆反對。在多省政府挑戰下，最高法院裁定聯邦政府單方面取回制憲權雖然合法，但有違憲制傳統。
皮埃尔·特鲁多 總理（1980年-1984年）
杜魯多其後再與眾省省長於1981年11月齊聚渥太華，以冀解決分歧。魁省省長勒維克堅持魁北克應持有憲法否決權，而魁北克的「獨特社會」地位亦應獲憲法承認，但不為杜魯多接納。另一方面，在其他省長壓力下，杜魯多同意在《權利與自由憲章》中加入但書條款（），容許國會或省議會以臨時性質凌駕憲章的部分條款。這項折衷未能滿足勒維克，但被其他九省省長接納，杜魯多遂獲取足夠支持。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於1982年4月17日御准包括《1982年憲法法案》和《權利與自由憲章》在內的《1982年加拿大法令》，标志着加拿大终于成为憲制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憲法至今一直未被魁北克省議會確認，而聯邦政府繞過魁北克制憲的舉動，亦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修憲風波以至1995年魁獨公投埋下伏線。
1983年底到1984年初，杜魯道访问了北约和华约组织多国，冀望双方能达成协议削减核武器和平共处。他的努力为他赢得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但也惹恼美國的罗纳德·里根政府。有些观察家批评他的行为不现实，因为华约国家不可能有独立于苏联的外交政策，游说他们毫无用处。
與此同時，他同意美国在加拿大领土进行巡航導弹试验，影响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和裁军倡导人的信誉。
到了1984年，民意調查顯示马尔罗尼領導下的進步保守黨支持度大幅領先自由黨，而自由黨若繼續由杜魯道領導的話，幾乎肯定會在下次大選中落敗。1984年2月29日，杜魯道在一次“雪中漫步”后宣布辞去总理职位，6月30日正式離任，结束了他近16年的执政生涯。
杜魯道在特納繼任總理前，建議總督讓娜·索韋委任逾200名自由黨黨員出任上議院議員、法官、以及不同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董事局成員等政治回報職位。外界質疑部分獲委人士是否擁有足夠資歷來出任該些職位，而這些任命數目之多亦招來批評。縱然面對輿論壓力，特納不單沒有撤銷該些任命，還向總督建議委任另外70多人，以換取杜魯多提前離任。
受多項因素影響，加上自由黨失去傳統來自魁北克省的支持，該黨在大選中慘敗，僅保著下議院40個議席，遠遠落後進步保守黨的211席，為歷來勢力最懸殊的下議院議席分佈。
皮埃尔·特鲁多 退休及晚年
杜魯道退出政坛後加入蒙特婁的希南布雷奇律師事務所（）任職律師，雖然较少发表公众讲话或者接受记者采访，但在公眾熱議話題发言時仍有一定影響。他通过演讲和撰文强烈反对《米奇湖修宪協定》和《查洛頓修宪協定》，声称協定若通過会损害联邦和《权利宪章》。这些看法对最后决策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修宪提议最终被击败。杜魯道还繼續活跃国际事务，经常出访拜会各国领导人，并参与罗马俱乐部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他的回憶錄於1993年出版。
杜魯道晚年的时候罹患帕金森氏症和前列腺癌，开始逐步淡出公众视线，但直至病逝前幾個月他仍繼續從事律師工作。1998年，他的幼子米切爾於度假滑雪期間不幸遭遇雪崩英年早逝，晚年喪子使其大受打擊，亦令其病情繼續惡化。
皮埃尔·特鲁多 退休及晚年
2000年9月28日，杜魯道因前列腺癌病逝。他的靈柩於9月30日送抵渥太華國會山莊中央大樓，供政要和公眾憑弔，10月2日經鐵路轉送蒙特利尔时，群众自发的沿着铁路线为他送别。喪禮於10月3日以国葬規格舉行，在座包括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罗和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等国际政要。他的長子賈斯汀在喪禮上致悼詞，表現獲外界好評，令他在加拿大政壇上嶄露頭角。杜魯道最后安葬在魁北克圣瑞米的家族墓地中。
皮埃尔·特鲁多 家庭和婚姻
杜魯多於1968年出任總理時仍然未婚，1969年-1970年間則和芭芭拉·斯特赖桑德约会。他於1971年和温哥华地區下議院議員和自由黨黨籍內閣部長占米·辛克莱（）的女兒玛格丽特（）結婚；新娘只有22岁，年龄不到杜魯道的一半。婚后兩人育有三名兒子，分別為賈斯汀（1971年出生）、亞歷山大（1973年出生）和米切爾（1975年出生）。
作為強烈知識分子的杜魯道集中工作，鮮有抽空作樂和陪伴家人，玛格丽特因此逐漸厭倦這段婚姻並感到受困，而這般情緒亦受她的躁鬱症影響而惡化。兩人終在1977年分居，並於1984年正式離婚，三名兒子的撫養權歸皮耶；他成為首位任內離婚並擔當單親父親的總理。
離婚後杜魯道一度與在超人電影系列中飾演露易絲·莱恩的演員馬戈迪·基德爾約會，其後則與狄波拉·科恩（）交往，兩人的女兒莎拉（）於1991年出生。狄波拉·科恩曾於2013年競逐聯邦自由黨黨魁職位，最終排名第五，不敵賈斯汀·杜魯多。
皮埃尔·特鲁多 政治遗产
不少加拿大國民仍對杜魯道抱有好感，但反對者對他持有的負面印象隨著時間流逝也只有稍為軟化。歷史學家布利斯（）稱，杜魯道的強烈個性、鄙視對手的態度和厭惡妥協的風格令他成為「眾加拿大總理之中最令人欽佩亦最令人反感之一」。
加拿大西部不少國民认为杜魯道的政策（包括推出国家能源计划）牺牲了西部利益来讨好安大略和魁北克，因此對他不存好感。另外，杜魯道在十月危机期間实施戒严的措施也被部分魁北克人視為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把他同他的继任，進步保守党的布莱恩·马尔罗尼比较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好感日增。
还有人认为他当政期间加拿大經濟表现不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踞高不下。1968年他就任时加拿大的债务是180亿元（佔國民生產總值24%），1984年卸任时为2000亿（佔國民生產總值46%）——增加了11倍。然而这似乎是当时西方国家的通病，在他下台后情况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杜魯道对此应付的责任尚可商榷。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任内加拿大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生活质量一直居世界前列。
皮埃尔·特鲁多 政治遗产
《麥克林》雜誌於1997年和2011年進行兩次學者調查，杜魯道皆被評為加拿大第五佳總理。
杜魯道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遗产是1982年《加拿大宪法》，當中包括不牽涉英國的修憲程序，而獲給予宪法地位的《权利和自由宪章》也对加国发挥积极作用。宪法被視為推動國內民权和自由，對大部分加拿大人而言也構成該國價值觀的基石。宪法在保护原住民、妇女、同性恋和少数族裔免受社会歧视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了不与此宪章冲突，很多联邦和省的法律条例被改写，还有很多法令被废止。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1993年废除了堕胎限制，2003年又废止了关于同性婚姻的限制。
加拿大保守主義者聲稱憲法為國內法律系統帶來過多司法行動主義（），而憲法從未獲魁北克省政府確認以及不為魁北克提供憲制否決權，亦為魁北克民族主義者所抱怨。
《权利和自由宪章》本身存在很多争议。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权利和自由宪章》不可应用于习惯法的审判中。为了规避这个宪章，它所附属的但書條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也偶然被引用。
皮埃尔·特鲁多 政治遗产
杜魯道对于魁北克省的贡献也是褒贬不一。很多人欣赏他在十月危机时候的表现，他杜绝了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暴力倾向，此后该运动基本保持在和平和民主的轨道内。很多人赞赏他在第一次公民投票中维持联邦的努力；一些分离主义分子却认为他是出卖魁北克利益的叛徒。
杜魯道就任總理期間，在魁北克幾乎没有聯邦層面的政治对手。舉例説，1980年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夺取了全省75个席位中的74席。但是在省级选举中，民众们却把票投给了追求主权独立的魁北克人党。1984年退休后，他的声望在英语加拿大地区日隆，然而在魁北克却是寥寥无几，而聯邦自由黨在魁北克此後亦表演平平。自1982年憲法生效後至2015年，聯邦自由黨一直未能贏取國會下議院的過半數魁北克議席，而魁北克主權主義者亦對杜魯道本人反感。
皮埃尔·特鲁多 政治遗产
杜魯道去世後在西部省份的聲望遠遜與加拿大其他英語地區，而他更偶然被視為「西部異化情緒之父」。當地不少國民認為杜魯道政府偏袒安省和魁省，同時卻牺牲西部利益。國家能源計劃被視為有欠公允地阻止西部省份獲取從當地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獲取的全數經濟利益，從而支付全國社會福利項目，並將財富轉移至國內較貧困地區。國家能源計劃實施後，石油資源充裕的亞伯達省失業率從4%飈升至10%，上述情緒因此在該省尤以為甚；有估計指國家能源計劃令亞伯達省失去介乎5百億元至1千億元收入。
杜魯道的双语政策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西部英语人士认为，在政府机构内强制使用双语是一种浪费，因为那里几乎没什么人说法语。法语人士却认为，这种政策有让法语文化有被英语文化同化的危险。另外，虽然这个政策安抚了法裔加拿大人对联邦政府的敌视情绪，但没有能满足他们让加拿大两种文化和语言完全平等的期待。原来制定的让至少一半的高中毕业生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的目标也没有达到。杜魯道后来有些懊悔选择了“双语”这个词，因为这样听上去好像要求每个加拿大人都说两种语言。而实际上，杜魯道设计的前景是让所有的文化都能在加拿大占有一席之地。
皮埃尔·特鲁多 政治遗产
不管怎么说，杜魯道的双语政策至少在公共领域还是很成功的，双语人口比例三十年内增加了很多。无论是在加拿大何地，联邦政府部门都可以用英法双语为人民服务。无论在哪个省区，都可以接收英法双语的电视和電台广播。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现在成为文化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双语政策功不可没。
1971年10月8日，杜魯道在國會下議院公布多元文化政策，為全球之首。此後國内數省（如亞伯達、薩斯喀徹溫和緬尼托巴），以至其他如澳大利亞般與加拿大歷史和移民族裔構成相近的國家亦有所仿傚。這項政策顯示加拿大對世界各地所持的開放態度，並配合前總理皮爾遜引入的移民政策，至今仍獲取多屆聯邦政府不同程度的把持。
杜魯道在任期末段確保加拿大國家畫廊和加拿大文明博物館皆在渥太華首都地區置有永久場所。杜魯道政府亦引入國內電影業和廣播業必需製作一定程度「加拿大内容」的規定，並撥款發展國內的媒體和文化行業。這些政策雖然仍具爭議，但無疑鞏固了國內的傳媒事業。
皮埃尔·特鲁多 荣誉
下列榮譽由總督或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本人直接頒發：
地點
學校
組織
皮埃尔·特鲁多 参考資料
Zink, Lubor. . Toronto: Toronto Sun Publishing. 1972: 152  [2020-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8）. lubor Zink is the one who first coined those two terms of our times – Trudeaumania and Trudeaucracy. When Canada, led by its media, was dazzled by the Trudeau "charisma" and style, Zink saw behind the glitter and sought to define the man ...
皮埃尔·特鲁多 参考資料
. Canada.com. April 5, 2008. （原始内容存档于June 28, 2013）. Trudeaumania, a term coined by a journalist named Lubor J. Zink during the 1968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to describe Canada’s feverish zeal for the Liberal party leader
Mary Janigan, Joe Chidley, Anthony Wilson-Smith, Robert Lewis, Geoffrey Stevens, Peter C. Newman, Jane O'Hara. . Historica Canada. August 1, 2014  [August 21, 2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18）.  |encyclopedia=被忽略 (帮助)
俄国白军
白军（俄語：，羅馬化：Beloye dvizheniye，又称为白卫运动），在白俄侨民以及现在俄罗斯史学界话语中又称白卫军（俄語：）、白卫事业（俄語：）、白色思想（俄語：），苏俄以及后继的苏联将其贬义为白匪军（俄語：）。是指1918年至1920年期间在俄国内战中以帝俄军官团为首在對抗苏联紅軍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军事集团，该集团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和自由主義者等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组成，其目标是推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法律与秩序”，是俄国内战期间最大的反苏运动。
俄国白军 词语含义以及起源
在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语境中，“白色”(俄語：)主要有三层含义：
1.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溯源，尤其会使人联想到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 ，当时的欧洲人因为伊凡三世摆脱蒙古金帐汗国统治（史称“挣脱鞑靼枷锁”），象征“纯洁、自由”的基督教君主，故而称他为俄罗斯的皇帝（也就是“白王”——），故在沙俄时代沙皇常冠以“白色沙皇”之称。白色成为帝俄皇室的代表颜色。
2.“白色”一词的起源与20世纪初红白两派在政治目的中的传统使用有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反对革命、支持波旁王朝复辟的势力使用白色作为他们的象征颜色。
3.俄国内战期间一些白军士兵穿着的帝俄军队的白色制服也被认为是代表了其阵营颜色以及意识形态属性。
俄国白军 词语含义以及起源
《俄罗斯大百科全书》的白卫运动词条认为白卫军词汇的出现最早是苏俄开始使用，在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白卫军”一词最初常用于指1905年至1907年的芬兰内战中对于反对芬兰“赤卫队”的芬兰自由派组织的临时名称，而随着芬兰内战的爆发，这种反对不再是临时性的。此外芬兰“白卫军”得到了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白卫军”和“白军”等表述开始被用来指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德国境内的反革命武装组织以及向彼得格勒推进的德军，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主要是外国的）的代名词”，并于与“白色恐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苏联时代形容白卫军的“反革命”术语中，“白卫军”只是与“地主”、“资本家”、“容克”等一起被用作众多群体之一。
俄国白军 词语含义以及起源
“白军”和“白卫队”等术语在俄国内战期间出现并逐渐传播，尽管其可能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05-1907年的革命。但在1917-1918年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期间——尤其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白色并未成为俄国反革命的公认象征。当时反布尔什维克以及反革命阵营的颜色被认为是黑色，这点与黑色百人团（俄語：）有关——尽管他们的运动在沙俄垮台后未能幸存。但在1917年，革命者及其支持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在与敌人的关系中使用了“黑军”的形象；另一方面，1918年11月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称布尔什维克为“黑军”，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而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红色分子”。然而，黑色百人团却将他们的武装组织称为“白卫军”，并且在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时，“白卫军”一词也出现在报刊上。甚至到了 1917 年，报刊似乎仍然将白军与黑色百人团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俄国白军 词语含义以及起源
而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首次使用“白卫军”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在十月革命期间的莫斯科起义，当时与士官生学员一起游行的大学生队伍开始自称为“白卫军”，以对抗工人赤卫队，尽管他们似乎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反对君主派。后来，布尔什维克单独提到了“白卫军和所有士官生学员”；1917年11月初，И.阿斯塔菲耶夫上尉在新切尔卡斯克宣称：“布尔什维克给他们的对手起了个绰号叫‘白卫军’。考虑到白色是纯洁的象征，我们保留军官和士官生部队的这个称呼。”他还将所有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反对者称为“白卫军”。
两个月后，以“白卫军”为原型，一个被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少年骑士”形象开始诉诸于莫斯科的各大报端：
“在这些少年儿郎的身上
正在诞生——不，已然降生
一个焕然一新的俄罗斯
他们圣洁的热忱、他们圣洁的热血
正涤尽世间污浊，洗刷民族罪愆

所有沉疴积弊都将在这献祭中净化”
因此这个词虽然没有被广泛使用，但出现了一个观点：这个少数群体不再以“广大人民”的身份，而是以某种理想实体的身份，以富有“骑士”的形象为俄罗斯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在后续流亡期间出版的诗歌中塑造了“白卫军”的形象。
俄国白军 词语含义以及起源
但白军方面的报刊最初禁止使用“白卫军”、以及“白卫运动”和“白军”等相关词汇。后来“白色运动”和“白军”的概念在白卫军媒体中被允许使用，但“白卫军”、“白匪军”等词仍然被禁止。
现代俄罗斯历史学家Д.费尔德曼认为，苏俄使用“白军”一词是“信息战”的一部分。他将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类比。在法国大革命中，保皇派使用白色，而激进派使用红色：“苏俄理论家宣称他们所有的反对者都是被摧毁的政权——独裁政权的支持者。他们称他们为‘白军’。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论点。根据定义，每个君主主义者都是‘白军’。因此，如果是‘白军’，那么就是君主派。对于任何受过或多或少教育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费尔德曼认为，这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悖论：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白军”开始与君主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例如，他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诗中将白军美化成法国大革命时代以“旺代人”为代表的保皇派，并不是因为她自己同情君主主义者，而只是因为尽管“他们反对苏维埃国家，而不是为了君主制而战”，但布尔什维克“说服”她和其他人，他们的敌人是君主派。费尔德曼认为，由于苏俄控制地区的审查制度，以及白军缺乏“信息垄断”和明确统一的积极纲领，使得白军无法让俄罗斯人甚至西方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大多不是君主主义者” 。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该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暴动。组织形成始于十月革命和1918年1月全俄立宪会议解散之后，并在高尔察克上台并被俄罗斯北部、西北部和南部白卫运动主要白卫军将领承认为俄罗斯最高执政后形成。
與布爾什維克不同，白軍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在内战期间，军官们没有提出政治纲领，也没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批判，而是简单地将革命者视为天生邪恶，并期望民众认识到这一点，转向白军的保守价值观。
白軍是一個大帳篷政治運動，代表著俄羅斯的一系列政治見解。白軍的成員可能是君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右派或立憲民主黨。
除了反布爾什維克和反對共產主義之外，白軍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流亡者經常分為自由派和較保守派。有些人希望恢復羅曼諾夫王朝，例如居住在意大利的俄羅斯親王尼古拉·羅曼諾維奇和居住在美國的安德魯·安德烈耶維奇王子。一些流亡者希望在俄羅斯組建真正的憲政民主共和國。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在白軍領導人中，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和鄧尼金都不是君主主義者，而彼得·弗蘭格爾則是願意為俄羅斯共和政府服務的君主主義者。此外，其他政黨也支持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其中包括社會革命黨，以及其他反對列寧的人。根據時間和地點，某些白軍的支持者可能會效忠於紅軍。
但白卫运动总体上倾向于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政治价值观，立宪民主党与军官团的互动决定了白军运动的战略和战术方针。
立宪民主党是俄罗斯最大的自由派政党之一，然而，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立宪民主党转向了保守主义，当时立宪民主党开始提倡军事独裁和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完整，之后凭借其对白军的支持规模，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的政党。直到高尔察克政变发生，立宪民主党开始成为亚历山大·高尔察克上将的支持者。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根据现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说法，君主主义者和黑色百人团只是白军运动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行使投票权。立宪民主党积极参与督政府的活动，起初，立宪民主党作为俄罗斯国家的主要政党，由于缺乏能够扮演强有力民族领袖角色的人物，他们主张将督政府组织成一个“集体独裁者”，试图建立一个“集体独裁”政府。然而当高尔察克有机会成为独裁者时，他们支持了他，立宪民主党人维克托·佩佩利亚耶夫成为了高尔察克政府的首脑。君主主义者与立宪民主党一起成为政治基础，但这两个党派从未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因为白军坚持“非党派”和“非偏见”的口号，并从1918年11月起，白军中的右翼和君主主义者圈子获得了最大的影响力。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白军领导人宣称，俄罗斯未来的结构应是一个遵循西欧传统、并适应俄罗斯政治进程现实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民主应以人民主权、消除阶级和等级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各民族政治地位与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相互依存为基础。因此，高尔察克断言：“一个新的自由俄罗斯将通过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力的统一而建立。”但当高尔察克成为俄罗斯最高执政的同时，也成为俄罗斯的独裁者，他自己被公认为白军的主要领导人，从而通过白卫运动使俄国的威权右翼团结在他的周围。高尔察克也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支持者，同时反对民主，他认为民主与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息息相关。
某些與白軍運動結盟的軍閥，例如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維奇·謝苗諾夫和羅曼·馮·恩琴，除了他們自己的權力以外，不承認任何權威。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但尽管存在分歧甚至相互敌视，白军在保守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社会构成方面却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政治色彩各异，但该运动捍卫了斯托雷平关于俄罗斯的价值观，并寻求恢复秩序，其主要特征与革命前一致，尽管其参与者允许诸如废除君主制之类的改革和变革，白軍的目標是保持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的秩序與法律，其目标包括“强大的政权”以及“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巩固俄罗斯的国际权威为名，必须且必须恢复法律和秩序”；崇拜的理想与目标是被神化了的“神圣俄罗斯”，需要通过净化俄罗斯和自我牺牲来实现，这体现了白军军官的宗教世界观。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该运动的保守主义还体现在反智主义和对“政治”的敌意上，許多白軍領導人在接受專制統治的同時仍對“政治”（演講、選舉和政黨活動）表示懷疑，主要将其理解为破坏沙皇权威的政党活动，也拒绝任何现代理性主义政治思想，认为它们对民族精神和军队构成威胁。而这源于帝俄军队传统，因为为沙皇服务和保卫沙皇是“信仰问题”，而军队被认为是高于政治活动。因此在这种世界观下，军队“凌驾于政治之上”，而保卫专制并非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一种“信条”。这种立场并非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因为在二月革命期间，军官们并没有为了维持军事力量而抵抗推翻沙皇政权，同样他们也基本上没有保卫临时政府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害。在十月革命初期，大多数军官不愿参与政治斗争，而志愿军的组织者也只是代表了最保守的少数派。他们宣称军队“超越阶级”，就像超越“政治”一样，并且不愿犹豫解决社会矛盾，部分原因是这会疏远地主和有产阶级的支持。尽管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领导人试图实施土地改革，提议强制转让土地并向原所有者提供补偿，但这些尝试遭到了白军领导人授权实施改革的下级军官和前沙俄官僚的破坏，而白军领导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强制实施改革。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 米哈伊尔大公不愿意接受皇位, 他在1917年3月3日的退位诏书中声明:
“如果经过了全民投票选举, 通过代表他们自己意志的立宪会议来建立政府形式和确立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基本法, 只有在符合民意的情况下, 我才愿意做出最终的决定来执掌俄罗斯的最高权力。”
也就是说, 大公将决定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时间推到了只有按照人民意愿召开的立宪会议。
因此这一原则也被称为预先不确立原则（俄語：）。临时政府上台之后, 也不得不为召开立宪会议做准备, 并且临时政府没有权力来决定“俄罗斯国家体制等根本性问题”。
不确立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原则此后又被白卫军的领导人所继承。1917年9月关押在贝霍夫的将军们制定了“贝霍夫纲要”,这个纲要中的主要观点此后被白卫军的第一份政治宣言即“科尔尼洛夫将军宪法方案”所阐述，主张“解决国家和民族以及社会的主要问题推迟到未来召开的立宪会议”、“立宪会议是俄罗斯土地的唯一主人, 它应该决定俄罗斯的宪法并最终决定国家制度。”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自1918年起，邓尼金一方面拒绝军官中流行的“恢复沙皇制度”这种直截了当的口号，认为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事业和招募；另一方面坚持“预先不确立原则”，主張俄羅斯人建立自己的政府，聲稱軍方無法替俄羅斯人決定；另一方面，他开始提及未来的“国民议会”。虽然国民议会与制宪会议的区别从未明确，但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白军不支持人民主权和普选权的原则。邓尼金认为白军的意识形态是以国家地位为中心，邓尼金并以此为依据比较了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历史使命”：前者的目标是通过民主化的军队摧毁俄罗斯的国家地位，而后者则相反，旨在通过军队挽救国家地位，他就此称该运动是“俄罗斯对保卫民族和国家生存的自然愿望”。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尽管白军持保守态度，但他们并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反动运动，而是试图不疏远潜在的支持并吸引广泛的基础，避免有争议的决定，公开表达他们对重大问题的立场，并制定受到各种解读的计划，同时重视宣传工作和宣扬积极的理想。虽然该运动的领导人继续正式拒绝反动思想，一些白军成员接受了废除君主制和一些改革的理念，但总体而言，该运动寻求重建传统的帝国社会秩序。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在弗兰格尔男爵领导下，该运动恢复了“立宪会议”一词，但发表了一份宣言，主张“俄罗斯人民”必须选择“自己的主人”，这意味着弗兰格尔指的是新沙皇。
白军沒有製定外交的計劃。白軍在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對德意志帝國在俄羅斯西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烏克蘭在東線的長期佔領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政策。
諸如安東·鄧尼金之類的白軍領導人。其他大多數白軍領導人承認海軍上將亞歷山大·科爾恰克在鄂木斯克组织的臨時的戰時政府，但由於科爾恰克失去了軍隊而垮台。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虽然哥萨克人被白卫军领导人承诺将保留组建自己的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的独立性。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同时，白卫军还考虑在乌克兰、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可能性。但白军的总体政治目标仍然是夺取对俄国的统治权和恢复 “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俄語：），并且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国家边界。这意味着否认俄罗斯的自决权，但波兰和芬兰等国可能除外；根据这一口号，白军试图在他们视为“俄罗斯”一部分的前帝俄领土上开展活动，但在那里俄罗斯族是少数民族。这一原则在爱沙尼亚独立战争期间被违反，因为当时俄罗斯白军援助了爱沙尼亚共和国。但根据此项原则，白军不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在乌克兰独立战争中与其作战，同时也与北高加索山区共和国作战。
秉承这一原则，高尔察克也拒绝了曼纳海姆将军提出的以承认芬兰独立为条件接受芬兰军事援助的建议，因为对高尔察克来说，“分裂的俄罗斯不是俄罗斯”。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尽管文化和民族自治并未被否定并且白军统治区存在各种自治形式——例如布里亚特的地方自治局和本地军队，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却鲜有实施，自治地方发展却受到限制。1919年9月13日，外贝加尔边疆区州长致函内务部长，就自治问题发表声明，称“组建任何非俄罗斯民族性质的国家机构”都是不可接受的。高尔察克在回应犹太代表团的欢迎时宣称，他“反对民族派别”，“将民族关系中的矛盾之处解释为国家紧张的状态，特别是在前线”，并且“随着国家普遍回到正常状态，民族问题的尖锐性将会消失”。
同时邓尼金也拒绝遵守关于给予库班自治的政治协议。对邓尼金来说，“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地位是信仰的象征……是不容置疑、不容犹豫、不容妥协的正统象征”，而乌克兰国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提出的建立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即乌克兰）联邦的想法，邓尼金也无法接受。 “统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原则在邓尼金的《致小俄罗斯人民》讲话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该讲话体现了乌克兰白军运动的纲领。邓尼金尤其否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并将“乌克兰主义”定性为“叛国运动”。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除了与红军作战外，白军在1917年至1923年的俄国内战期间还与绿军和民族分离主义者交战。白军并不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和所谓的“绿军”——他们既与红军作战，也与白军作战；也不包括那些在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建立的、旨在争取某些民族领土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
而到了一战末期，德国在东线扩张占领俄罗斯西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乌克兰，白军在对德政策上存在分歧，争论是否与德国结盟。虽然彼得·克拉斯诺夫（顿河共和国）和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德占乌克兰国）等白军领导人同意接受德国的支持，但其他许多领导人仍然忠于协约国。
白军打出“法律与秩序”的口号，希望以此抹黑对手的权威，同时强化民众自认为是祖国救世主的形象。骚乱的加剧和政治斗争的激烈，使得白军领导人的论据更具说服力，并使那些在心理上排斥骚乱的民众自动将白军视为盟友。然而，这句“法律与秩序”的口号很快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体现在民众对白军的态度中，令许多人惊讶的是，它正中布尔什维克的下怀，成为他们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因为只有白军将“法律和秩序”的口号置于其纲领和宣传的中心，而实际上白军政府却无力制止抢劫，并实施镇压和任意暴力，这违背了白军所宣称的、吸引人的主要原则，引起了不满，再加上社会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以及想要归还从旧社会精英手中夺取的财产（这也是农民害怕失去土地的原因），白军失去了相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优势。
邓尼金的下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冯·兰佩 （俄語：）在其著作中声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口号例如“打败资产阶级，夺回被偷的东西”以及告诉民众每个人都可以拿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对于那些经历了四年战争导致道德灾难性下滑的人们来说，比白军的口号更具吸引力，因为白军的口号也就仅仅宣传了每个人只能获得“法律赋予”的东西。
根据1920年冬季保卫克里米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亚·阿·斯拉什切夫-克雷姆斯基将军的说法，白军运动是由亲立宪民主党和亲十月革命的上层人士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下层人士组成的混合体。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尽管有这样的定义，但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个观点。许多人认为，将所谓的“民主的反革命政权”（诸如克木齐政府、西伯利亚共和国、乌拉尔临时政府、乌法督政府）纳入白卫运动是不合理的。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可能出于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敌意而支持白军，但仅仅是作为策略盟友。
正如邓尼金在其著作中所表示的那样：“南俄志愿军希望依靠所有具有国家意识的民众群体。它不能成为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的武器。”而俄国哲学家、思想家司徒卢威在《关于俄国革命的反思》中也写道，反革命必须与革命期间和革命中产生的其他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但这些力量与革命是对立的。这位思想家认为，这是20世纪初俄国反革命与路易十六时期反革命运动的根本区别。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临时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后来的白俄流亡者帕维尔·米留可夫在其著作里认为白军并不等同于整个反苏运动，后者从一开始就四分五裂，既有支持独裁统治的右翼人士，也有支持科尔尼洛夫起义与立宪民主党的人士，还有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后者只是在十月革命后才一度试图组成“统一战线”，所以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只有一部分”可以被称为“白卫军”，“白卫军”中也只有一部分是反革命的和复辟的君主主义者。该运动的“白军”复辟性质是逐渐形成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最后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策略才完全集中在公开具有反动倾向的“白军”身上，因此，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变成了“白军”，而“白军”又变成了反动派。
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行動彼此完全獨立，幾乎沒有協調或凝聚力。白軍的組成和指揮結構也各不相同，一些是一戰後的退伍軍人，一些是的新的志願軍。
俄国白军 意識形態
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政治理论家伊万·伊里因、俄军总司令弗兰格尔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为首的白俄移民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人将“白卫理念”与“国家理念”等同起来。伊里因在其著作中描述了白卫运动在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并非对祖国的世俗般的热爱，而是对俄罗斯如同对一座真正的宗教圣地般的热爱。”
此外，伊林将白军运动描述为一场涵盖全球范围包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内的“骑士运动”。伊林将法西斯主义视为白军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其“手段”之一，因此，他认为白军运动比法西斯主义“更深层”、更“广泛”，并认为“非白军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危险的”，而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必须抵制这种“危险” 。 在二战期间，冯·兰佩甚至认为希特勒是继续这场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天然盟友”。
在白卫运动中最大的、倾向最接近法西斯主义的群体是哥萨克人，他们受到保卫庄园的经济动机和反现代文化的领导。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是彼得·克拉斯诺夫，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用煽动性的言论和神话般的哥萨克历史观念来吸引哥萨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拉斯诺夫成为纳粹德国的重要合作者，领导着通德的哥萨克部队。
因此彼得·凯内兹认为，白军运动是一种国际现象，与当时其他反革命运动类似，这些运动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教权主义、种族主义、敌视民主、工业社会和社会革命。
白军与犹太人的关系颇为复杂，由于“自由派”白军官方从未提及反犹主义，并且从来都不是白卫运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白卫军中甚至还有不少犹太军官，并且最初白军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他们信奉自由主义口号，从而能够对抗打压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然而由于白卫运动是由保守派军官发起的，反犹主义在军队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犹太人在帝俄时代不能成为军官，并且在军队中受到虐待，因为军官们认为他们传播颠覆性意识形态，无法成为优秀的士兵。
在内战期间，反犹主义在白军军官中存在差异，但其意识形态中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正如奥列格·布德尼茨基在其著作中所述，尽管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但“白卫运动与屠杀和反犹太主义紧密相连”。白军将领们通常将革命视为犹太人阴谋的结果，并通过白军宣传机构传播反犹主义，将革命归咎于犹太人，并传播非俄罗斯和“现代”价值观。军官们将犹太人描述为细菌，并将军事失败、通货膨胀和缺乏外国支持等种种不幸归咎于他们；而白军东正教牧师则谴责犹太人是杀害基督的凶手，并呼吁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圣战。
此外，白军领导人无法为民众制定通俗易懂的纲领，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则促使白军的宣传强调布尔什维克的“非俄罗斯性”以及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有众多的“外国人”。并且反犹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并曾被极右翼成功用于动员民众，如今却成为了白军宣传的工具，并被白军的官方宣传机构“奥斯瓦格”(俄語：)广泛利用，譬如约书亚·桑伯恩 (Joshua Sanborn) 将反犹主义的白色恐怖追溯到俄罗斯帝国政府支持的反犹主义：
……就犹太人而言，我们不仅看到了恐怖行为（例如劫持人质、大屠杀、大规模报复、驱逐、强奸、抢劫以及残暴无比的暴力）的发展，还看到了社会意图的演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尼古拉·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帝俄陆军最高统帅部（英語：）努力收集军队中犹太人的行为材料，并强调指挥官必须收集这些材料，以证明犹太人对军队和国家造成的一切“危害”。[...] 这些过程被战争氛围所合理化，但其愿景一直延伸到战后时期。因此，白色恐怖如同帝国军队1914年至1917年的恐怖运动一样，对犹太人的恐怖具有革命性，而且，如果白色恐怖在内战中获胜，其核心内容或许会进一步深入。
因此根据彼得·肯涅兹 (Peter Kenez)的说法，反犹是白卫运动的“替代品”。
而白军领导人的反犹主义立场各不相同：对于像克拉斯诺夫这样的极端反犹主义者来说，每个犹太人都是反俄阴谋家；相反邓尼金则持温和立场。邓尼金向一个请求保护的犹太代表团坦白，他不喜欢犹太人，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损害犹太人的经济利益，但他否认白军的反犹主义，也否认南部白军在1919年大屠杀是针对犹太人的。虽然看起来像邓尼金这样的人物并不认同其下属的激进反犹主义，但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
因此英國國會有影響力的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親自警告安東·鄧尼金將軍：
如果繼續收到猶太人被迫害的消息，在議會中爭取對俄羅斯民族事業的支持將更加困難。
然而，邓尼金不敢与他的军官们对峙，只是满足于含糊其辞的正式谴责。且1919年以来，南俄白军显然决定不接受犹太人加入其队伍。由于反犹主义在西方引发排斥，从而影响了干涉军的军事援助，弗兰格尔承诺打击反犹主义，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允许大屠杀，但为时已晚。结果，反犹主义宣传加上邓尼金手下在1919年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一系列大屠杀以及白军队伍中对犹太人的歧视，甚至拒绝接受他们服役，使得白军与反犹主义之间产生了联系。
俄国白军 組織结构
白卫运动的武装组织被称为“白军”（俄語：），并且白軍是苏联紅軍的對手。
白軍的主要将领有高尔察克、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弗兰格尔等。白軍的其他一些军队有1918年5月底5万余名奥匈战俘编制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等。
白卫军的骨干力量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帝俄军官团和哥萨克。不少俄国军事历史学家都指出，恰恰是军官团和哥萨克这两个核心社会集团保障了白卫军的战斗力。但随着白卫军继续扩张，它不得不强制动员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加入军队。东方白卫军主要是动员西伯利亚的猎人、农夫，南俄白卫军则以俘虏的红军战士和农民为主，西北白卫军主要是依靠志愿者。
俄国白军 組織结构
在一战之前帝俄军官团中的一半以上中高级职位往往由贵族世袭，来自低级官僚家庭与来自神甫、 商人家庭在军官团比例约占两成，剩下的约两成部分自匠人、农民之子，而当时军官团的总人数大约有4万人。一战开始之后, 迅速改变了军官团的社会结构。军官们出于贵族的荣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 往往以身作则, 冲杀在一线, 激励士兵们与之奋勇杀敌。其后果之一便是俄国的贵族军官团损失殆尽, 沙皇政府不得不擢升普通军士来担任基层军官, 此外还通过短期培训将大量的工农子弟授予准尉军衔, 送往战场。到1917年秋季, 帝俄军官团总计25万人，约22万人是战争时期所培训和擢升的临时军官, 其人数远远超过战前的正式军官人数的4—5倍。其中80%的军官出身农民, 4%的军官出身贵族, 余下的则来自城市中等阶层和工人阶级。
俄国白军 組織结构
許多人來自貴族之外，例如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和鄧尼金（有農奴家庭的祖先），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哥薩克人）。根据苏联军事历史学家的统计，南俄志愿军3700名参与者中有2350名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余下的则是从士官生学校毕业的军校学员、士官生和大学生。他们的出身并非如同20世纪20年代苏联领导人所描述，源自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恰恰相反，白卫军的军官团主要是源自俄国社会中的中等阶层和农夫之子。
哥萨克则是白卫军中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数个世纪以来，哥萨克一直是俄罗斯帝国正规军的组成部分，拥有极高的战斗力。哥萨克以服务帝国军队获得特权， 占有大量的土地。从1915年8月开始, 顿河哥萨克动员12.5万人、库班哥萨克动员9.7万人加入俄罗斯帝国军队作战。到1917年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一共有13支哥萨克军，总计450万人，其中有48万人服军役。
俄国白军 組織结构
二月革命之后，哥萨克人对彼得格勒的权力更替不在意，他们更希望的是哥萨克地区获得自治，过自己独立的不受中央权力变革影响的平静生活。顿河哥萨克甚至一度幻想能像芬兰和爱沙尼亚一样成为独立国家。不仅如此，俄欧中央地区的右翼政党以及军人组织也把目光放到边疆地区的哥萨克群体。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等人都会聚到顿河首府新切尔卡斯克。 而哥萨克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地位、特权以及生活方式, 也站到了苏维埃政府之对立面，双方结合在一起，共同武力对抗苏维埃政权。
到1918年秋季，南俄白卫军中有大约5万名顿河哥萨克和3.55万名库班哥萨克，乌拉尔和奥伦堡的哥萨克也组建了27个团约2万余人的骑兵部队。而为苏维埃政权作战的哥萨克人数则少得多。根据统计数据，到1918年秋季，东方战线红军中有4000名奥伦堡哥萨克，南方战线红军仅有14个哥萨克团。直到1919年年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中，特别指出20%的哥萨克捍卫苏维埃政权，而余下的70%—80%是支持白卫军。
俄国白军 組織结构
另外，高尔察克的东方白卫军中还有一支劲旅，是由沃特金斯克—伊热夫斯克工人组成。1918年8月，沃特金斯克—伊热夫斯克工厂的工人爆发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叛乱者大约有6300人，其中包括300名军官、3000名工人和3000名前线士兵。到9月底,已经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包括2万人的伊热夫斯克战士和1.5万人的沃特金斯克战士，其中0.8万—1万名士兵在前线作战。高尔察克政变成功之后, 成为其麾下汉任将军领导的西方集团军的骨干力量。
根据所在地域划分，白卫运动分为东部白卫军、西北白卫军和南部白卫军。
俄羅斯南部的志願軍是白軍中最傑出和最大的一支。
随着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颁布 《和平法令》, 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完全解体。这引起军官团中部分军官的不满，俄军前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于1917年11月2日从莫斯科逃离，奔赴顿河地区建立武装组织, 以武力对抗布尔什维克。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呼吁下, 来自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西南战线的部分士官生、 军校学员和军官集结在新切尔卡斯克, 组建了以阿列克谢耶夫名字命名的“ 阿列克谢耶夫组织”（俄語：）。
此后，随着邓尼金、 科尔尼洛夫将军、 艾尔杰里上校等军官的加入，更名为志愿军。志願軍於1918年1月以一支組織精巧的小型軍隊起家，隨後迅速壯大。庫班哥薩克人加入了白軍。1918年2月下旬，由於紅軍的推進，在阿列克謝·卡列金的指揮下，有4000名士兵被迫從頓河畔羅斯托夫撤退。
白軍將領從未掌握過行政管理。他們經常利用“革命前工作人員”或“具有君主主義傾向的軍官”來管理白軍控制地區。
白軍通常是無序的。白軍控制地區有多種貨幣，匯率不穩定。主要貨幣，即志願軍的盧布，沒有黃金儲備。
俄国白军 战争过程
1918年11月至1919年2月，英法军队13万人在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著陆。后期的英、美、日等国的援军则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等地登陆，加强对白军的协同防御。
南方的白军組織始於1917年11月15日（舊曆），由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領導。1917年12月，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接管了新命名的志愿军的军事指挥权，直至1918年4月去世。之后，安东·邓尼金将军接任，并于1919年1月成为“南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首脑。
南線的特點是大規模行動，對布爾什維克政府構成了最危險的威脅。鄧尼金在1919年對莫斯科的進攻失敗後，俄羅斯南部武裝部隊撤退。1920年3月26日至27日，志願軍的余部從新羅西斯克撤離到克里米亞，在那裡與彼得·弗蘭格爾軍合併。
俄国白军 內戰後
1920年11月, 当苏维埃红军攻占克里米亚半岛之后, 弗兰格尔领导的残余白卫军和其他居民十多万人乘坐英法的船舰逃离克里米亚半岛, 开启了俄国历史上新一波移民。反布爾什維克俄國人流亡國外，聚集在貝爾格萊德、柏林、巴黎、哈爾濱、伊斯坦布爾和上海。他們建立了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軍事和文化網絡，例如哈爾濱和上海的俄羅斯社區。此後，白俄的反共活動家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許多難民移民到該基地。
1920年代和1930年代，白俄運動在俄羅斯境外建立了組織，其目的是通過游擊戰廢除蘇維埃政權，例如俄羅斯全軍聯盟和俄羅斯全國聯盟，是由一群年輕的白俄於1930年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成立的反共組織。
一些人在1920年代支持阿爾巴尼亞的佐格一世，一些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獨立服務。在1937年新疆伊斯蘭事件期間，白俄還與蘇聯紅軍並肩作戰。
亞歷山大·高爾察克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俄語：；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俄羅斯帝國海軍统帅、極地探險家。1916年晉升海軍中將軍銜並統帥帝國黑海艦隊，是帝國最年輕的中將軍銜獲得者。1918年獲得海軍上將軍銜。
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國內戰，十月革命以前為俄羅斯帝國海軍的高級將領，統帥黑海艦隊期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後於1917年組建白軍，並自任俄羅斯最高統治者，開始與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進行軍事對抗。在和邓尼金、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彼得·弗兰格尔以及拉夫尔·科尔尼洛夫等前俄羅斯帝國高級將領的配合下，一度對蘇俄政權造成了巨大軍事壓力和威脅。但其主力軍隊最終為蘇俄紅軍所擊潰。
1920年，高爾察克在帶領殘餘軍隊向東轉移時被蘇俄紅軍俘虜後於伊尔库茨克以行刑隊方式祕密槍決。終年45歲。
亞歷山大·高爾察克 生平
生于圣彼得堡，父亲是海军军官。1894年从聖彼得堡海事青年團（现稱為聖彼得堡海軍學院）下属彼得大帝海事青年團毕业，1895年~1899年派驻于海參崴。日俄战争中曾在旅順被日軍俘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高尔察克在旗舰波格拉尼奇尼克号上指挥里加湾的海军部队进行防御作战，并在沿海铺设防御雷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尼古拉·奥托维奇·埃森对持续的防御行动表示不满，命令高尔察克拟定主动攻击德国海军基地的方案。1914年秋季至1915年初，俄罗斯帝国海军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队进行了一系列危险的夜间作战，在德国本土的基尔和但泽周边海域布雷。高尔察克坚持认为负责策划作战行动的高阶指挥官也应该积极参与任务的执行，身为指挥官的他本人总是毫不犹豫地登上执行任务的船舰，在战斗中对舰队进行直接指挥。
亞歷山大·高爾察克 生平
1916年8月高尔察克被提拔至海军上将，成为获取这一军阶的最年轻军官，同时取代安德烈·奥古斯都维奇·埃贝哈特上将成为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的首要任务是在陆军司令尼古拉·尤登尼奇将军在南部战线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中提供支援，同时应对德国海军潜艇的威胁以及计划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侵行动（未能付诸实施）。高尔察克的舰队成功击沉了多艘土耳其运煤船。因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东部的煤矿场之间缺乏铁路连接，俄罗斯海军对土耳其运煤船的袭击对奥斯曼帝国政府造成巨大打击。1916年，在一场海陆军联合突击作战中，俄罗斯帝国陆军在海军支援下占领奥斯曼城市特拉比松（现特拉布宗）。
高尔察克麾下的黑海舰队中曾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916年10月7日玛丽亚皇后号无畏舰由于弹药库爆炸沉于塞瓦斯托波尔港中。调查未能确定发生灾难的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破坏。
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