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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朕、……特此设元老院，以开立法之源；设大审院，以固审判之权；另，召集地方官员，以通民情，图公益，逐步建立国家立宪政体，……」
上述诏文向国民宣告日本将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地方官会议，分阶段地逐步实行立宪君主制。这其实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员与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权派举行的大阪会议的成果。另外，为了应对地方政治不稳的问题，1878年，政府公布府县会规则，在各府县设置民选的府县会（即地方议会），从而产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选议院。
1874年（明治7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各地纷纷对宪法草案的民间版本（私拟宪法）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但是，政府在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时并没有参考这些民间方案，因此在宪法中很难找到其影响。为了压制国民的言论和政治运动，政府于1875年（明治8年）颁布了谗谤律、新闻纸条例，于1880年（明治13年）颁布了集会条例等法令。根据1887年（明治20年）颁布的保安条例，民权运动家被迫离开东京，拒不撤离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对于私拟宪法的内容，学术界有众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压制言论和政治活动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拟宪法对于人权的规定都比较重视。关于天皇的地位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差异。由于大多数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在明治维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对于天皇的存在都极其尊崇。例如， 千叶卓三郎等人起草的号称“草根阶层的人权宪法”的草案（即五日市宪法）中，也同样规定了天皇对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统辖权、对军队的统帅权以及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等内容，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并无差异。在二战后出现的否定天皇神圣地位的意见在当时尚未登场。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1876年9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命令元老院议长有栖川宮熾仁亲王起草国宪之敕文》。在这篇历史性文献中，天皇提出“朕，现据本国国体，广泛参照海外各国即成法律，以定国宪。因此，现命令你等起创草案。”要求官员们研究各国宪法，撰写本国宪法草案。于是元老院据此设立了宪法取調局。1880年（明治13年），元老院将完成的《日本国国憲按》作为草案提交给天皇。此外，时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也提出了自己的《宪法意见》。其中，《日本国国宪按》规定了“皇帝发誓遵守国宪”，并给予议会很大权限，被认为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比利时宪法（1831年）和普鲁士宪法（1850年）的影响，结果该法案遭到了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对，与大隈的意见一样，未能获得最终通过。
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以岩仓具视为核心的政治势力最终罢免了大隈重信，并随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开设国会。于是，1881年（明治14年）10月12日，天皇颁布开设国会之敕谕。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该敕谕的要点如下：首先，规定于1890年（明治23年）开设国会；第二，规定国会的组织和权限由政府决定（钦定宪法）；第三，禁止对政治体制展开过多的议论；第四，警告图谋内乱者。随着这一敕谕的发布，政府重新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
1882年（明治15年）3月，参议、伊藤博文等人，受命前往欧洲考察德國立宪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伊藤一行从柏林大学的鲁多尔夫·冯·格奈斯特、维也纳大学的罗伦斯·冯·史坦两位学者处得到了宝贵的建议：“宪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制定宪法，那么必须先学习这个国家的历史。”因此，考察官员们一直认为德国的宪法体制最适合日本（然而，伊藤也没有像过高评价德国宪法的井上毅一样，考虑将德国宪法全盘移植）。次年1883年，伊藤一行回国，并命令井上毅着手宪法草案的起草，并设立宪法取调局（次年改称制度取调局），正式开始了制定宪法、设立国会的进程。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1885年（明治18年），随着太政官制的废止和内阁制度的创立，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井上毅在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德国人罗斯勒和莫塞等人的协助下着手起草宪法，并于1887年（明治20年）5月初步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以该草案为基础，伊藤、井上、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等人聚集在位于夏岛的（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伊藤别墅中，进行再次修改，形成了所谓的“夏岛草案”。此后，在夏岛草案的基础上再做修改，于1888年4月基本完成了定稿。随后不久，伊藤设置枢密院，并自任议长，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审议过程持续到1889年（明治22年）1月方告终结。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向全体国民公布。这部宪法，通过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亲手递交的方式发布，即所谓“钦定宪法”。由此，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同时制定的法典还有作为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范、议院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等重要法令。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当天的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早在宪法内容公布之前，日本国民早已翘首企盼，各地均张灯结彩，欢呼雀跃。当时的自由民权主义者与各家报社也都高度评价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容，并热烈祝贺宪法的颁布。自由民权家高田早苗就给以“远远高于期望的宪法”的评价。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评论，对于国乱之际仍能颁布宪法和开设国会一事感到惊喜，但同时指出“追溯西方各国实行的国会制度本源及沿革，即可发现政府往往与民众对立，而人民民智渐开，反抗君主压迫，政府为得民心，不得已而逐渐将政权分立。如今日本却还缺少这样的人民。”，对于缺乏精神独立的民众这一点，福泽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另一名评论家中江兆民也在与幸德秋水的对话中叹息道“送到我们手中的这部宪法究竟为何物？是良玉？还是土瓦？大家还未看到其实质，就沉醉于其名称。国民之愚，竟至于此！”。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1891年（明治24年），正在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滋贺县大津市突然被警卫津田三藏刺伤。史称“大津事件”。当时的内阁政府惟恐日俄关系因此恶化，因此对司法机关施压，要求适用“大不敬罪”判处被告死刑。但是，担任大审院长的儿岛惟谦指示具体负责审判的法官，要求按照法律规定，以普通人的谋杀未遂罪论处。最终，被告被判无期徒刑。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显示日本已经成为立宪国家和法治国家，并确立了法治主义与司法权的独立。然而，从另一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司法权並非完全獨立。而且，从大审院长介入案件审判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法官的独立还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1930年（昭和5年），日本政府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对此，日本在野党和海军军令部以及右翼团体等都谴责政府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以至发展到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被右翼分子袭击，史称“统帅权侵犯问题”。这一事件后，日本的立宪政党政治也逐渐被弱化。
大日本帝國憲法 沿革
1935年（昭和10年），担任贵族院议员的陆军中将菊池武夫向当时占据宪法学通说地位的天皇机关说发起攻击，指责其违反了日本国体。作为上述学说的主导学者的原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虽然也进行了反驳，但仍不能平息论战，最终只能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此后，冈田内阁也慑于右翼、军部的威胁，发表了国体明征声明，并禁止美浓部出版著作。史称“天皇机关说事件”。据说，当时昭和天皇对其身边的人曾经提到过“机关说不也没错吗”。作为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理解的上述学说被推翻一事，也恰恰显示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的立宪政治已经丧失了其实质精神。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据宣言的原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要求。为此，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松本烝治国务大臣，又称松本委员会），讨论宪法修改的议题。政府根据松本委员会提出的纲要召开内阁会议，最终整理出《宪法修改纲要》（又称“松本草案”），于1946年2月8日提交给GHQ。在这期间，日本社会上下也纷纷展开对宪法修改的议论，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宪法修正案。
在政府提出“松本草案”之前，2月1日出版的每日新闻报刊登了所谓的“松本委员会草案”。其实该草案只是松本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宫泽俊义起草的文件，与松本草案有所不同。为此，政府特别声明该报纸刊登的内容并不是政府方面承认的草案。尽管如此，GHQ还是认为报纸刊登的草案代表了松本委员会真正的意图，并认为该草案很难接受，因此自行制作了宪法修正案，并提交给了日本政府。从2月3日到13日期间，GHQ完成了修正案的起草，形成了“麦克阿瑟草案”。
2月13日，作为对松本草案的答复，GHQ向松本国务大臣和吉田茂首相递交了“麦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麦克阿瑟草案”的基础上再次展开研究，并于3月2日完成了“日方草案”（3月2日版）。最终，经过与GHQ的沟通协商，于3月6日发表声明，对外公开了“宪法修改草案纲要”（3月6日版）。
该纲要在日本国内被广泛议论，4月10日日本举行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政府在选举结束后的4月17日，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修改草案，并于6月8日通过了草案。6月20日，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73条的宪法修改程序，向众议院提出了宪法修改案。6月25日，众议院开始审议，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于8月24日通过了草案。接着，8月26日，贵族院开始审议，同样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础上，于10月6日表决通过。次日，众议院也表决同意了贵族院增加的修改内容，从而结束了帝国议会的审议程序。此后，宪法修改案再次经枢密院审议，并于10月29日通过。经天皇批准，11月3日，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结果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并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大日本帝国宪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大日本帝國憲法 概要
该部宪法，兼具立宪主义和国体论的要素，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议会制度，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国体的制约和限制。
帝国宪法中具备如下一些立宪主义的要素。
上述权利，是天皇恩赐给臣民的权利。但在日本国宪法中，这些权利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此外，旧宪法中规定，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或“在法律范围内”，上述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或“安定秩序”的概念。这一点也与日本国宪法不同，后者仅仅规定了“社会公众的福利”是限制基本人权的唯一要素。但是，也有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现行宪法根据“社会公众的福利”对人权的限制也是一种根据法律的限制，因此与旧宪法相比，只是限制程度有差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种立场出发，旧宪法作为一国基本大法，明文规定了基本人权，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可被认为是相当超前的。
大日本帝國憲法 概要
帝国议会具有法律的同意权，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等带有法律保留的内容，未经帝国议会同意不得变更。另外，帝国议会也有法案提出权和预算同意权，可以通过审议预算来监督行政权力。此外，也有条件地具有上奏权和建议权（尽管最终需要天皇的认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但议会可以通过行使建议权对政策进行事实上的参与。）。
关于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的规定，主要见诸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虽然位居国务大臣之首，但其地位与各大臣平等，也没有对其他国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权或任免权，因此在表面上其权限并不大。但是，内阁总理大臣具有机务奏宣权（奏请并宣读天皇的许可的权限）以及对国务大臣的奏荐权（奏请天皇任命的权限），因此在实际上仍具有强大的权力。
司法权由天皇授权给法院行使，这意味着司法权的独立。另外，日本采用了欧洲大陆型的司法制度，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不是由司法法院，而是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关于这一制度的依据，可以参考伊藤博文编写的《宪法义解》，书中提到行政权也需要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
旧宪法中国体的要素如下：
大日本帝國憲法 概要
从法理上将天皇统治权进行正当化的国体论主要由两个类别。一种是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国体论，另一种是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家秩序国体论”。宪法制定之初，以前者为主流观点，但在甲午战争和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后，后者的学说渐渐成为国家权威的通说。
例如根据独立命令而制定法规的权力（第9条）、缔结条约（第13条）等不受议会制约而行使的权力等，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找不到类似的规定。另外，虽说是天皇的权限，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内阁经过天皇了解许可后代为行使其权限。
议会作为立法辅助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要天皇的许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另外，天皇也保留了发布紧急敕令和独立命令的权限。而帝国议会也没有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
此外，还有元老、重臣会议、御前会议等未经法律规定的众多议事机关。
宮中（皇室、宮内省、内大臣府）与府中（政府）的分离是基本原则，互不干涉。但是，执掌宫中事务的内大臣往往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推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宫中与府中的界线也并非完全清晰可分。
该宪法共有7章76条。以下目录为不完全的，全文请参看维基文库。
大日本帝國憲法 宪法起草前后的政治环境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欧美列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需要一部近代的宪法。但在当时，除了欧美诸国之外，尚无一个实现立宪政治的国家。尽管日本民间也有许多宪法草案，但在宪法起草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看来，许多草案“错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自由过激论者的著述视为金科玉律，企图颠覆国家的统治秩序。”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當時伊藤的担心也不是没有依据，1876年奥斯曼帝国虽然制定了宪法，但仅仅2年後，宪法政治就不得不遭遇早夭的命运，可見法治建設並不是單單頒布一套參考自列強的法律就能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保守派也希望建立绝对君主制体制，而這樣的想法卻偏離了立定憲法的意義。因此，伊藤等人希望能够找到一部适合日本现状的宪法。这需要以天皇为中心团结全国国民，并赋予议会一定的权力，并能够平衡各方的力量。
大日本帝國憲法 宪法起草前后的政治环境
宪法的起草工作，从1887年6月4日起，在位于夏岛（现在的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夏岛町）伊藤博文私人别墅进行。当时由于伊藤家面积狭小，起草者们借用了附近的饭馆作为办公地点。自从8月6日遭遇偷窃案件後，起草工作移至伊藤家进行。
因为与宪法的诞生有着不解之缘，1935年一块书写着“宪法起草之地”的石碑被立于那家饭馆附近。之后，石碑几经迁移，现在被安放在附近的洲崎广场。
此外，伊藤的别墅在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在其原址立有“明治宪法起草地纪念碑”，供后人景仰。
大日本帝國憲法 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关系
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其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规定的修改程序得到全面修改，成为了面貌一新的日本国宪法。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并自1947年5月3日起施行。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8条1項，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前提下成立的法令，作为与新宪法相违背的内容，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失效。然而另一种解释认为，只要没有违反新宪法的内容，那么旧有法令在日本国宪法施行后依然有效。作为继续有效的法令，原有法律仍然作为法律，阁令改为內閣府令，省令仍称之为省令。作为敕令，其中带有法律事项的部分被判定失效，但其他内容作为政令对待。而物价统制令等所谓的波茨坦敕令则作为法律或政令处理。
大大公司
大大公司（英語：）是香港已結業華資百貨公司集團。
大大公司 歷史
東海大厦於1974年建成入伙，設於基座的大大公司於同年4月開業，由商人楊撫生創辦，當時註冊資本1,000萬港元。楊撫生兒子楊占美為著名演員陳寶珠前夫。其總店設於旺角彌敦道760號東海大廈基座，鄰近彌敦道與太子道交界，即今日聯合廣場所在地。當時在香港首創逢星期日全店所有貨品八折優惠，吸引不少顧客在星期日到大大公司購物；又曾推出信用卡購物八折優惠。
大大公司 分店
大大公司在1980年代初期不斷擴充規模，除旺角彌敦道總店外，全盛時期在荃灣眾安街、香港仔華富邨及北角城市花園等地設有共7間分店。當時，集團旗下亦開設大元公司、大人公司及人人公司，同樣實施星期日八折政策。大元公司在旺角彌敦道，觀塘康寧道及北角英皇道設有分店。
大大公司在旺角彌敦道與太子道交界的東海大廈，1973年7月18日落成，總店於1974年6月9日開業，原址拆卸重建前為東樂戲院。總店內設兒童樂園，設有碰碰車等設施；頂層設有「特價部」，以特價銷售包裝損毀或缺件次貨；其玩具部則設有一個模型火車場景，在當時的香港十分罕有。總店地下設有一家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迷你分行，名為小小銀行。大大公司結業後，原址被改裝成商場，並易名為聯合廣場。
城市花園店於1983年12月開業，屬集團自置物業，共有3層，面積達25萬呎，是當時其中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分店，當時總值達3億港元。店舖位於城市花園1, 2及3座基座商場的地庫、地下及1樓，其地庫亦設有兒童樂園，正門則設於電氣道；現址為城市中心商場。
大大公司 結業
1982年香港前途問題令香港的地產及股票市場遭受衝擊，擴張過速的大大公司亦大受影響，由於其欠銀行的債務過多，於84年出現資不抵債情況。1985年7月22日，被主要債權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接管20日，由當時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已於2002年并入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主理百貨公司的經營，並審查帳目及貨品，管理層則並無變動。匯豐曾希望把大大業務出售，但其後准許大大恢復營業。
因大大的財政狀況未有改善，1986年3月12日，匯豐再度委託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再次接管大大公司，多家百貨集團曾有意收購大大的業務，但未能與債權人達成協議，最終匯豐申請將其清盤，並遣散共700名員工。此後大大公司把其餘下貨品在各分店以原價清貨，引來不少香港市民輪候購買，人潮擠擁令門外鐵閘亦被破壞。
2年後，聯合地產有限公司推出大大總店改建計劃之電視廣告，結果吸引不少商戶購入原址作營業用途。原址被改裝後易名為聯合廣場，其頂層曾開設由譚詠麟、曾志偉等藝人合資經營的酒樓天天漁港，後期亦結業。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卡尔·費特歷·龍格堡（瑞典語：，瑞典語發音：[ˈfreːdrɪk ˈjɵŋ.ˈbærj]；1977年4月16日—），也称弗雷迪·永贝里（瑞典語：），是一名已退役的瑞典職業足球員，司職翼鋒。
龍格堡於咸史達斯開始其職業生涯，於1998年轉會至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球會阿森纳，效力期間贏得2次聯賽冠軍和3次英格蘭足總盃冠軍。他於2007年離開阿仙奴後，先後效力位於美國、英格蘭、蘇格蘭、日本和印度的球會。
在國家隊方面，龍格堡曾代表瑞典國家足球隊上陣75場，並成為國家隊隊長。2008年歐洲國家盃後，龍格堡宣佈退出國家隊。
龍格堡曾經成為時裝品牌卡爾文·克雷恩的代言人直至2007年，亦曾經代言耐吉、、、PUMA、Beats、ESPN和百事可樂的代言人。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早期生涯
龍格堡在1977年4月16日於瑞典維特舍出生，父親為一名工程師，母親則為瑞典勞工部門的一名工人。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球會生涯
1989年，龍格堡12歲時已經為球隊的U14青年軍上陣。於17歲時，他獲晉升至一線隊。
1994年10月23日，龍格堡在聯賽對陣AIK足球隊時，首次為球隊上陣。1995年，他共為球隊上陣31場比賽，並攻入職業生涯首球。同年，球隊贏得當屆瑞典盃冠軍。效力咸史達斯期間，他為球隊上陣139場，攻入16球。於1997年贏得瑞典超級足球聯賽冠軍後，龍格堡的表現吸引來自、車路士、阿士東維拉、帕爾馬和阿仙奴的注意。
1998年，龍格堡以300萬鎊的轉會費加盟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球會阿仙奴。阿仙奴的球探早在1年前已經開始留意他，而領隊則在電視觀看瑞典國家足球隊對陣英格蘭國家足球隊的友誼賽後決定簽下他，先前並沒有現場觀看過他作賽，而雲加觀看友誼賽只是為了確認龍格堡能適應英格蘭聯賽的對手。9月20日，他在對陣曼聯的聯賽中後備入替。他首次為阿仙奴上陣便攻入1球，協助球隊在主場以3比0擊敗對手。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球會生涯
阿仙奴在2001-02賽季贏得聯賽和英格蘭足總盃雙料冠軍。球隊另一主將於季中受傷後，龍格堡擔起入球的責任，並有着出色的表現。他攻入很多重要的入球，其中包括在2002年英格蘭足總盃決賽攻入1球，協助球隊以2比0勝出，奪冠而回；對陣曼聯時，他攻入扳平的1球，其後球隊更反勝3比1；而對陣利物浦時，他先搏得一記十二碼，由亨利操刀射入，再接應隊友的傳送攻入1球，協助球隊以2比1勝出；3星期再次在對陣利物浦的比賽攻入相似的1球，協助球隊以1比1賽和對手。於全個賽季，龍格堡在各項賽事中攻入17球。
龍格堡於2001年英格蘭足總盃決賽中攻入1球，成為首位於入球的非英格蘭籍球員。1年後，他再次於決賽攻入1球，成為40年來首位連續兩屆決賽賽事皆有進帳的球員。在2005年英格蘭足總盃決賽對陣曼聯的比賽中，他在互射十二碼階段射入1球，協助球隊以5比4擊敗對手捧盃。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球會生涯
龍格堡最擅長在場上出任翼鋒，亦能出任輔鋒的位置。和於2000年離隊後，龍格堡開始成為球隊的正選球員，包括成為球隊於2003-04賽季聯賽不敗奪冠的其中一員。可是，龍格堡間中受到傷患和嚴重的偏頭痛困擾；2005年，有指他臀部持續的傷患是因為患癌，經檢查後發現的原因並不是癌細胞，而是因為進行紋身導致血中毒。雖然龍格堡的腳踝傷患持續，但他仍能為球隊於2006年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上陣，可是球隊以1比2落敗。
2007年1月，有指龍格堡因傷患經常不能為球隊上陣，被迫離開阿仙奴。1月13日，雲加於對陣布莱克本流浪者的賽前記者會上表示，龍格堡仍能對球隊作出貢獻，並將會留效，直至2009年合約完結為止。
2008年，龍格堡成為阿仙奴史上最偉大球員中的第11名。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球會生涯
2007年7月23日，龍格堡在效力阿仙奴9年後離隊，加盟另一支倫敦球會韋斯咸，簽約4年。他於8月11日聯賽揭幕戰對陣曼城的比賽中首次代表球隊上陣，並擔任隊長一職，但韋斯咸在主場以0比2不敵對手。2008年2月9日，龍格堡在聯賽對陣伯明翰的比賽中攻入轉會後首個入球，最終球隊在主場以1比1與對手打成平手。1個月後，他在客負新特蘭2比1的比賽攻入1球，此入球亦是效力韋斯咸期間攻入的最後一球。
2008年10月28日龍格堡簽約加盟西雅圖海灣者，兩年合約據報年薪高達500萬美元。2010年7月31日龍格堡被交易至芝加哥火焰，於球季結束後離隊。
2010年12月27日，龍格堡前往蘇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球隊些路迪進行試訓，為期1星期。12月30日，他試訓成功，與球隊正式簽約。2011年1月9日，龍格堡在蘇格蘭足總盃對陣伯威克時首次代表球隊上陣，協助球隊作客以2比0勝出。
2011年9月6日，龍格堡免費轉投日本職業足球甲級聯賽球會清水心跳，簽約一年半。次年2月14日，他在雙方同意下終止合約並離開球會。
在他離隊後，有傳龍格堡將會加盟澳洲球會中岸水手或南非球會奥兰多海盗。與此同時，龍格堡出任英超大使一職，以宣傳該聯賽。他亦有參與慈善活動，包括2012年的足球援助比賽和麦当劳於基輔舉辦的球童選拔活動（Player Escort Program）。
2012年8月24日，龍格堡宣佈退役。
2014年7月25日，龍格堡宣佈復出，將會前往印度超級聯賽。9月2日，孟買足球會簽下他，成為球隊的外援球員。龍格堡因傷缺陣10月12日對陣加爾各答體育會聯賽揭幕戰的比賽，該仗球隊以3比0落敗。龍格堡受到持續的背傷影響，在為球會上陣4場比賽後決定終止合約，返回倫敦。
弗雷德里克·永贝里 國家隊生涯
國家隊方面，永贝里曾隨瑞典國家隊參加2002年及2006年世界杯，其中在2006年世界杯對巴拉圭分組賽射入一球，為瑞典出線次圈奠定基礎，但瑞典最終於十六強對德國以0:2不敵對手出局，結束了永贝里於2006年的世界盃之遊。永貝里的最後一場國際賽事為2008年6月18日歐洲國家盃中對俄羅斯的分組賽，瑞典於此賽事中以2:0落敗而出局。2008年6月27日，永貝里宣佈退出國家隊。2002年及2006年當選為瑞典足球先生。
在效力國家隊的期間，龍格堡和長期效力阿士東維拉的中堅長期不和，源於曾在瑞典國家隊訓練營時對龍格堡作出非常兇狠的攔截，使龍格堡非常不滿。
學海書院
學海書院（臺灣話：）初名文甲書院，位於台北市萬華區，乃清代台北盆地五座書院之一，目前則是台北市碩果僅存的一座書院建築，其它四座是明志書院、樹人書院、登瀛書院與明道書院。書院創建與學田的設置皆由歷任淡水同知主導。日治時代，書院被公家徵收並標售之，先由吳昌才標得，公元1908年掌管景美集應廟的高姓族人認為當地風水佳且建物古雅，承購後改作艋舺高氏大宗祖祠，改稱有繼堂迄今。
學海書院 歷史
清治台灣212年間（1683年－1895年），全台所設立的書院，達六十所之多，依設立時間的順序，學海書院位列第四十三所。
道光十六年（1836年）淡水廳同知婁雲（浙江山陰人）到任，翌年，議建書院於艋舺祖師廟北畔，未能實行，同年再根據林國栳所捐獻在下崁庄的地基，計劃興建，董事為周智仁等人，因為涉及訴訟案件，牽延時日而未完成。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曹謹（河南河內人，嘉慶十二年解元）由鳳山縣縣令升淡水廳同知，隔年捐出薪俸繼續完成婁雲未竟之舉，所謂「婁雲議建，曹謹續成」者是也；之後，凡涉及學海書院興建之資料，皆一并列出兩位淡水同知，為書院所投下時間與心力，用以表彰有功有德者，計前後費時七年，始克完成，最初命名為文甲書院。二十七年（1847年），閩浙總督劉韻珂賜名「學海書院」並立匾額，書匾額之同年，曹士桂（雲南文山人，道光二年舉人）署淡水同知，親自任學海書院的院長，惟到任纔九個月，以積勞成疾，卒於官。
學海書院 歷史
學海書院最著名之院長為陳維英（1811年-1869年），居民都尊稱他為「陳老師」而不稱其名，他的居所叫做「老師府」
，可見他受人之景仰，實非一般之院長可比。同治三年（1864年），學海書院重修，翌年告竣，重修落成，院長陳維英題掛聯一對：「學知不足教知困自反自強古人云功可相長也；海祭於後河祭先或原或委君子曰本其當務之」目前這楹聯仍高高懸在正廳，乃學海書院之珍貴之歷史文物。
據《臺灣私法》記載，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曾親臨書院，獎勵諸生 ，可見書院影響淡水文風甚具關鍵。同治六年（1867年）同知嚴金清設立的艋舺義塾，以及光緒五年（1879年）設置的淡水縣學，皆權設於學海書院之內，是亦可見學海書院之規模以及其於北臺灣承荷教育之責。
馬關條約，臺灣割讓，學海書院與臺灣其他書院一樣，均遭日本人逐漸廢棄。《臺灣私法》云：「日據後本書院歸廢，院舍曾經充為學務部及日語學校員工宿舍。」宿舍後他遷，但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標售其地，艋舺人吳昌才（1883-1928）標得，轉售高榮華，成為「高氏宗祠」。對此，詩人謝汝銓（1871-1953）賦〈茂才陳淑程知友〉詩云：「鹽務權分作富豪，老年猶自愛風騷。忍看學海淪書院，金碧祠堂築姓高。」
孫越崎
孙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孙毓麒，曾用名孙世棻，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實業家，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46年重慶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任內主持美國水壩工程師約翰·L·薩凡奇來華測繪三峽工程。
孫越崎 生平
清朝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七日（1893年10月16日），孫越崎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绍兴县平水乡同康村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原名“孙毓麒”。孫越崎的父亲是孙延昌（字燕堂），一位开明的秀才，1905年离家赴黑龙江，起初做官，后弃官经营金矿。
17岁时，孙越崎考入绍兴简易师范学校，1911年底毕业，按照当时的政府规定，到一所小学义务任教一年，在任教期间与葛采湘结婚。1913年，孙越崎进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结识了教师邵力子、同学罗家伦、俞大维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孙毓麒愤而更名“越崎”，意为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走上康庄大道。1916年，孙越崎自复旦公学中学部毕业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文科预备科学习，后在父亲的劝说下，于同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
孫越崎 生平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天津学生群起响应。天津市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共九人举行秘密集会，讨论声援办法，孙越崎作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此次集会。会上，孙越崎第一个站起来，代表北洋大学全体学生表态坚决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孙越崎等人还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时，孙越崎和马骏、谌志笃、沙主培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前往直隶省长公署，与直隶省省长曹锐谈判，要求省长曹锐给北京政府发电报，让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拒绝签署卖国条约。最终请愿取得胜利。
此次罢课共持续三个多月。孙越崎等许多同学因为参加罢课而遭到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后来，孙越崎多亏蔡元培的帮助，方进入北京大学采矿系继续学习，于1921年毕业，获得工科学士学位。毕业后，孙越崎回绍兴休养两年，其间妻子葛采湘病逝。
孫越崎 生平
1923年秋，孙越崎赴中国东北，参观了抚顺煤矿、本溪煤矿、鞍山制铁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今鸡西矿务局的前身），应督办蔡运升之邀，孙越崎不顾家人反对，冒雪奔赴穆棱（今鸡西），参加了的穆棱煤矿的创建工作。孙越崎被任命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率领中方人员开掘第二号直井，与俄方人员开掘的第一号直井进行比拼。孙越崎工作5年零8个月后，穆棱煤矿建成投产。
在此期间，孙越崎与王仪孟结婚。在穆棱煤矿，1927年孙越崎结识了前来调查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并在翁文灏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孙越崎还编写了《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一书，1930年由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出版，翁文灏作序。
1929年初，翁文灏推荐孙越崎任河北省井陉煤矿总工程师，但孙越崎因正准备赴美国留学而谢绝。1929年秋，孙越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学习。临走前，他专程拜望邵力子老师，邵力子嘱其“出去要好好学习，学成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
孫越崎 生平
1929年秋，孙越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学习，并未申读硕士学位，只是学习研究生课程，在校期间还考察了旧金山的金矿和洛杉矶、休斯顿的油矿。1931年9月，孙越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校期间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地的煤矿。回国途中，他又绕道欧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国的采矿业。1932年7月，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返回哈尔滨家中。孙越崎不愿定居在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来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
1932年11月，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来到南京，在刚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日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任专员兼矿室主任。1933年3月，孙越崎在津浦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写成《津浦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同年9月，孙越崎和严爽被派往陕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陕北有石油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辖下成立了陕北油矿勘探处，孙越崎被任命为处长。在陕北延长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并率队打出了油井，炼出了汽油。
后来，1935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占领了延长县，接管了延长油矿。延长油矿成了后来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工业资源。
孫越崎 生平
1934年秋，河南焦作经营煤矿的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俗称“中福公司”）濒临破产，中福公司由中方中原公司和英方福公司联合组成，由河南省政府派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兼任总经理。1934年7月，英方股东、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赴庐山向蒋介石表达对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矿的领导人的不满，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员整理。蒋介石即下令中福公司改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国防设计委员会煤业部主抓。蒋介石于1934年9月在庐山当面请翁文灏出任中福煤矿整理专员，翁文灏于1934年11月来到中福煤矿。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赴中福煤矿担任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并在翁文灏不在焦作时代理整理专员。翁文灏和孙越崎一起提出了10条《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如“整理专员受蒋介石委员长节制”；“原董事部完全解散。经理、协理、董监各员概行停止职权”；“在矿区内派得力军队或保安队负保护之责”；“焦作工学院和中小学没有移交省县接管，教育经费仍由中福煤矿支付。”孙越崎着手整理，很快扭亏为盈。1935年，中福煤矿年产无烟煤100多万吨。1935年10月，孙越崎接任整理专员。1936年冬，中福公司两年“整理”期满，整理专员还政于中原公司、福公司的董事会及股东。1936年，中福公司孙越崎在中福公司新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获聘为中福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孫越崎 生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孙越崎决定把中福煤矿的设备拆迁到四川。他说服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中原公司董事和英方代表支持南迁，将大部分中福煤矿的设备拆下并抢运到汉口，并借助四川民生轮船公司运往四川。这使中福煤矿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唯一一个迁入后方而未被日本控制的近代煤矿。孙越崎以这批南迁的设备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界等合作，先后创办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等4个煤矿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在重庆设四矿联合总公司。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受命创建玉门油矿。随后，该油矿采购并定制钻井、开采及炼油的设备，开始进行建设。1942年11月，玉门油矿已经完成该年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目标，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孙越崎被誉为“煤油大王”。1942年8月，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来到玉门油矿视察，听取了孙越崎的介绍。1942年夏，因经营玉门油矿卓有成绩，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孙越崎“金质工程奖章”。
孫越崎 生平
1938年，孙越崎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5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越崎当选中國國民黨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孙越崎辞去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被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赴中国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办公地点设在沈阳，任内先后主持接收了东北电力总局、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小丰满水力发电站、阜新煤矿、北票煤矿及沈阳机械厂等数十个企业。同时，孙越崎还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局址设在北平。身兼数职的孙越崎在北平、沈阳等地穿梭。
孫越崎 生平
1946年1月，孙越崎兼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任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为直属行政院，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钱昌照任委员长）。1947年1月，孙越崎辞去了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职务，并交卸了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1947年3月，钱昌照离开资源委员会，翁文灏回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仍任副委员长。1948年5月，翁文灝內閣成立，孙越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在孫科內閣中，孙越崎连任该职。1949年3月，何應欽內閣成立，孙越崎出任中华民国工商部（5月与其他部会合并成立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7年7月，孙越崎赴华北及东北视察资源委员会下属工矿企业，其间意识到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故对时局很悲观。194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鞍山后，孙越崎得知鞍山钢铁公司员工无一伤亡并获得优待。这令孙越崎感触颇深。
孫越崎 生平
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分召集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工矿企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孙越崎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他动员各工矿采取行动保护工矿，结果资源委员会各厂矿企业及32,000余名职员、几十万技术工人，全部坚守岗位。
淮海战役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风雨飘摇。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当面命令孙越崎将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南京的5个厂，即南京电照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南京高压电瓷厂、马鞍山机械厂拆迁到台湾。孙越崎拖延无效，乃被迫开始拆运。
孫越崎 生平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孙越崎随即下令将已运至长江下关码头的各厂器材运回厂内安装复工，未运往台湾。此后，蒋介石在奉化时，曾先后两次命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电转孙越崎，要求迅即拆迁工厂赴台湾。孙越崎以对当时和谈不利为由，获得代总统李宗仁支持，拒不拆迁。 

1949年4月26日，孙越崎自上海飞往广州。到广州后，孙越崎当即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多人来广州领取资金，以备必要时给员工发工资。1949年5月底，孙越崎辞职离开广州赴香港。到香港后，孙越崎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赴北平。但孙越崎并未即赴北平，而为争取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进行活动。当时，国外贸易事务所在香港存有价值5－600万美元的钨、锑、锡、汞等用于出口的矿产品。孙越崎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事务所员工组织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时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
孫越崎 生平
1949年11月14日，该事务所员工通电全中国宣告投共，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发电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敬，获毛泽东复电嘉勉。
1950年3月，孙越崎遭到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到中华民国政府以叛党叛国罪通缉。

孙越崎领导的资源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政府撤往台湾时，中央各部会中唯一一个有组织地护产的部门。在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在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人员外，所有留在中国大陆的员工均投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政府中经营全中国重工业的部门，下辖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职员3.2万多人，技术工人6－70万人。这些人员全部留在了中国大陆。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后来也经孙越崎电请，从海外回到北京。 后来孙越崎回忆称，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政府实在太腐败，太不像话了！”
孫越崎 生平
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家属从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派出四艘军舰拦截孙越崎所乘船只，幸亏船主改道，军舰错截了其他船只，孙越崎方才幸免于难。此后，孙越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0年3月，孙越崎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陈云指示下，孙越崎主持制订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经陈云建议，孙越崎起草了《没有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社论，发表于1951年6月16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施工必先设计”的基本建设原则。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主要人员遭到怀疑，并受到审查。孙越崎的老朋友卢作孚也在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中自杀身亡，这给孙越崎的刺激很大。
孫越崎 生平
1952年6月，在政府机构调整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一同被取消，干部重新分配工作。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了“愿意到煤矿技术工作”。不久，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当时是中国第一大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在开滦煤矿，孙越崎经常亲自下矿井指挥生产，从1952年到1959年，孙越崎共下井百余次，受到职工好评。他还提出了许多改进生产、加强安全措施的建议，但他的建议引不起领导的重视，人微言轻，毫无实权的孙越崎成了挂名的副主任。总理周恩来视察唐山时，曾看望过孙越崎，后来还曾安排他到北京，陪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的访华代表团自北京赴唐山开滦煤矿参观。
孫越崎 生平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住在北京女儿家中的孙越崎随即受到冲击。因无北京户口，孙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资停发，被以“特嫌”的罪名关入“牛棚”，隔离审查一年半。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先后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调，均为专案组就原资源委员会在各地的人员的所谓“问题”找他核对，孙越崎顶住了逼供、诱供，坚决不写违心的材料。孙越崎还遭到抄家，停发工资，并被监督参加挖防空洞等体力劳动。孙越崎的妻子王仪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度自杀，幸而都被抢救过来，保全了性命。孙越崎夫妇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赶入唐山一处小平房居住。
孫越崎 生平
1973年，孙越崎重获自由。在取得了五年多的补发工资共１万多元后，孙越崎偕妻子王仪孟到中国大陆各地“自费旅游”，先后两次出游。第二次出游回到唐山后不久，唐山大地震发生，83岁的孙越崎和76岁的王仪孟因所居住的小平房倒塌，被埋在废墟中，经邻居救出。孙越崎的三根肋骨被压断，王仪孟没有大伤。在北京的女儿后来到唐山将二人接往北京，孙越崎入住北京医院治疗。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得知后，派保健医生探望，并给予帮助。孙越崎出院后，邓颖超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联系，帮助孙越崎解决了户口及住房困难。此后，孙越崎长期在北京居住。
1978年，孙越崎的老部下孙运璿在台湾升任行政院院长。大陆对台湾的广播电台得知消息后，要求孙越崎写一篇对台湾广播讲话稿。当时孙越崎处境并不优越，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一要求，让记者为自己进行了录音，表达了对在台湾的亲朋故友的关爱。
孫越崎 生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越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民革唐山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79年，孙越崎曾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孙越崎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1981年12月25日，民革中央五届二中全会增补孙越崎为第五届民革中央副主席。1983年，孙越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兼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后来，孙越崎历任第六届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七届民革中央監察委員会主席。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第二至四届委員、第五至七届常務委員。
1981年，孙越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顾问。他还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其间结识了时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此外，他还先后兼任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顧問、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長、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焦作工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务。1984年下半年，中美国际工程公司在深圳召开成立预备会，孙越崎获聘为该公司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
孫越崎 生平
早在1940年代，参加萨凡奇计划及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便主要来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持此事的先后为钱昌照、孙越崎。1947年5月，资源委员会正式通知美国垦务局，中止三峡工程设计。该时期中美合作宣告结束。
孫越崎 生平
1980年，邓小平亲自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程工地，随后指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1984年，正当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决定上马三峡工程之时，孙越崎大胆上书表示质疑。1984年10月26日，国务院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结合多方面意见，对三峡工程做出明确、肯定、科学的答复，否则主体工程不得上马。第六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根据委员意见和要求成立了三峡工程专题小组调查三峡工程相关问题。孙越崎出任组长，林华、徐驰、王兴让出任副组长。孙越崎领导该小组为三峡工程建设的论证进行了大量工作。从1985年5月30日至7月6日，孙越崎亲自率领调查组考察都江堰、岷江、计划中的三峡库区、荆江大堤等地实地考察。调查组召开了400多名专家、学者，全国以及地方政协委员参加的40余次座谈会。调查组做出六份《三峡工程问题调查报告》。从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七个方面提出反对意见，得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至少‘七五、八五’期间不该上”的结论。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孙越崎不顾中央是否已作决定，也不顾高层权威的拍板，坚决主张长江流域的水利开发应从上游着手，而不应急于上马三峡工程。孙越崎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会议及国务院召开的论证会上，多次直言不讳，并为此亲自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意见书。作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反上派”）的代表人物，孙越崎及其他知名学者的意见受到中共中央重视，中共中央于1986年发出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要求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进一步论证。
孫越崎 生平
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其中收入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利电力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该书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峡工程“反上派”的声音。
孫越崎 生平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利电力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主要议题为审议三峡工程最后两个带有论证结论性质的专题论证报告。会议的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及早决策。”领导小组按原先部署，责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专家组的论证报告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有人随即获悉，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确定“早建方案”，要求三峡工程“在1989年动工兴建”。该消息后被香港报纸披露。消息引发了三峡工程“反上派”的急切心情。1989年，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出版，其中收入了《孙越崎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中央：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孙越崎答张爱平问：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该书是一本集中表达三峡工程“反上派”声音的书籍，孙越崎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该书初版五千册赶在1989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开会前，送到了委员、代表下榻宾馆的小卖部，随后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由于缺乏出版经费，许多被访问的专家和人士均自己出钱高价购买该书，以支持出版。该书及其他媒体的舆论、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的呼吁，迫使三峡工程的上马再度推迟。
孫越崎 生平
1990年7月，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三峡工程上马的弊端。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何格高在7月10日、郭来喜在7月11日也分别发言。《人民日报》报道称，“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但实际上，持反对意见的人士遭到了有组织的批驳。如郭来喜早在1990年7月6日便报名参会，发言稿早已上交，但被安排迟至7月11日发言，有关部门在其间组织了三位专家，于7月11日对郭来喜的发言进行围攻。7月11日当天，专家发言结束后，李伯宁讲话，首先大力表扬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士，认为凡赞成三峡工程上马就是爱国，接着点名斥责郭来喜等一大批持不同意见的人士。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大力赞誉李伯宁“为三峡工程的上马立了大功”。
孫越崎 生平
1988年9月，孙越崎当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的建议下，1988年10月，孙越崎赴香港，当时他是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到香港后会见了复旦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孙景洵，并参加了香港校友每月一次的聚会。其间，他通过电话与在台湾的老友张群、陈立夫等人叙旧并相互问候。在香港，孙越崎还约见了复旦大学校友卜少夫谈话。孙越崎同孙景询会长商议，定期集合全球各地的复旦大学举办联谊活动。回北京后，孙越崎继续同孙景询协商，由北京、香港两个校友会筹划，发起成立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1990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第一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办，孙越崎由秘书陪同赴香港参加，并发表讲话。孙越崎在会上说：“海峡两岸的隔离隔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务之急是为了民族利益，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越快越好。这是我这个百岁老人最后一次对年轻一代要说的恳切话……”1992年，复旦大学第二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在上海举行。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日益扩大，孙越崎常收到在台湾、香港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的信，孙越崎每信必复。孙越崎的老部下、曾先后出任台湾的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的李国鼎、赵耀东、李达海等都曾赴北京拜会孙越崎。孙越崎积极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希望在台湾的朋友们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孙越崎百岁生日前夕，在台湾的陈立夫托人送来条幅，上书“志诚自仁，仁者必寿。越崎学长兄，时年九十四岁，陈立夫敬题。”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余年间，孙越崎将大量精力不断用在为原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平反上。自从资源委员会起义之后，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原资源委员会各级人员普遍受到冲击、迫害，甚至折磨致死，不少人员的子女也受到牵连。这些人员及已去世人员的遗属，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纷纷要求原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孙越崎帮助平反并落实政策。孙越崎以《晋书》中的“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自勉，痛感自己对不住原资源委员会的诸位同仁，不断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努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91年10月24日，已经98岁的孙越崎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中列举了资源委员会护产及起义有功的事实，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议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性质问题。
江泽民接到孙越崎的信后，很快派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到孙越崎家中了解情况并听取意见。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面谈，并且共进晚餐。席间，江泽民明确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拒迁台湾，护厂护产的贡献，并提出资源委员会的活动带有“起义”性质，资源委员会人员中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的骨干人员，可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一样对待，待遇应高于起义人员。经江泽民提议，199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会见了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在北京的部分人员。在会见中，宋平表示，资源委员会护产并迎接解放的行动是正义的爱国行动，是有功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充分肯定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此项历史功绩。次日，新华社专门对此作了报道。1992年10月16日，孙越崎百岁（虚岁）寿辰当天，中共中央又将原资源委员会的骨干人员请到北京开会，由宋平主持，晚上在中南海安排宴会。
1992年10月16日，孙越崎百岁（虚岁）寿辰，江泽民派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送来江泽民和孙越崎在中南海合影的大照片，照片上有一行题词：“孙越崎老百岁寿辰留念，江泽民，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同日，遵邓颖超生前遗言，有关人员送来一尊寿星，为孙越崎祝寿。民革中央、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等单位联合开会庆祝孙越崎百岁寿辰。会上，朱学范、钱伟长、程思远等20多位知名人士倡议向海内外筹集“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作为孙越崎的百岁寿礼，以便为中国国内和煤、油、电专业有关的大学设奖学金。晚餐后，孙越崎与江泽民等人合影。
1992年，在民革八大会议上，孙越崎、朱学范、侯镜如被推举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随后，孙越崎出席了全国政协1993年1月1日举行的新年茶话会，同江泽民、李鹏等人合影。1993年3月，孙越崎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1993年10月13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主持了为孙越崎举行的100周岁庆贺活动。李瑞环向孙越崎赠送了一盆梅花鹿茸，并转达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对孙越崎的祝贺。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会颁奖大会和在北京召开的复旦大学第三届世界校友联谊会（该届会议为孙越崎的生日而破例召开，原规定每两年召开一届）共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为孙越崎举行了祝寿活动，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参加，校友李岚清副总理参加并向孙越崎致送鲜花，孙越崎以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身份讲话。
中共中央对资源委员会人员“起义”性质的确定，以及为孙越崎隆重庆祝寿辰，标志着资源委员会起义这一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决，结束了对有关人员的不公正评价。
在中华民国政府中，孙越崎享受部长级待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孙越崎在人民政府工作时仅享受司局级待遇。但孙越崎一心投入事业中，不问个人利益，连自己工资是多少都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出任煤炭部顾问之后，孙越崎才按副部长待遇，并享受技术专家特殊津贴。直到1992年江泽民接见后，孙越崎才改为享受部长级待遇。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孙越崎传》一书序言中称，孙越崎“爱国自强、不务浮名、廉洁律己”。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悼念孙越崎的文章中称：
孙越崎作为我国工矿业的泰斗和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他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他的一生所做的贡献也是难以估计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孙越崎的历史贡献认识不足，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安排。1988年全国政协换届，有关方面在充分认识孙越崎的功绩、影响和威望后，曾考虑对其给予符合贡献的政治安排，但终因孙老年龄过高而未能做到，这实在是一件憾事。令人钦佩的是，孙老个人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逐利，他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严于律己，光明磊落。
1995年12月9日，孫越崎病逝于北京，享年103岁（满102岁）。
孫越崎 家庭
孙越崎先后有两任妻子，育有两儿两女。
第二任妻子：王仪孟。1926年8月26日，33岁的孙越崎和毕业于天津法租界的女子师范学校的王仪孟（时年24岁）结婚。1996年1月10日，王仪孟因病逝世。王仪孟是孙大武和孙叔涵的母亲。
次子：孙大武。
儿媳：陈懿德。和孙大武有一女孙维（后改名孙释颜）。孙维曾在1997年作为“朱令铊中毒事件”的最大犯罪嫌疑人受到警方传讯。民众认为朱令案因收到干预，至今无法结案，在中国民愤极大，孙能逍遥法外被认为和孙的家族背景特别是孙越崎有关。2005年孙维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发表声明并与呼吁调查此案的网友论辩。2013年网友怀疑孙维移居美国，在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调查和驱逐孙维，签名者过10万。
次女：孙叔涵，教授、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原副校长。
女婿：朱丕荣（1928年3月—2021年10月11日），孙叔涵的丈夫，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沙田 (香港)
沙田（英語：， 一般坊間亦作）是香港沙田區的主要部分，位於新界東部，涵蓋火炭以南、大圍以北的城門河兩岸土地，原稱瀝源（英語：）。沙田在1970年代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原有沙田海南部如今僅剩用作人工排洪河道城門河，而沙田新市鎮的主體部分則在填海地上發展，原有沙田墟一帶已建成「沙田市中心」。
2011年時任香港特區政府地政總署副署長的黃仲衡向傳媒表示，地政總署根據歷史文獻記載確定「沙田」的英文名稱正確拼寫方式爲“Sha Tin”，而非“Shatin”或“Sha-tin”。然而在沙田新市鎮數十年發展過程中，已經有大量以「沙田」爲名的建築物、屋苑和組織，如沙田第一城、沙田廣場、沙田體育會等都選擇使用“Shatin”作爲對應中文名稱中「沙田」二字的英文名詞。不過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使用英文說出「沙田」之名時都不會區分“Sha Tin”和“Shatin”之發音差異，或直接使用中文稱呼。
沙田 (香港) 歷史
沙田原稱瀝源，古稱棘園或艻園。在宋朝時，香木在沙螺灣和沙田被大量種植作為經濟樹。瀝源的來源是指城門河清澈的河水。
最早載有瀝源一名的史志地圖為萬曆《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早於清代，瀝源就以出產優質香樹而知名。據嘉慶《新安縣志》所載：「香樹，邑內多植之，東路出於瀝源、沙螺灣等處為佳」。當地早於明朝或更前已經有人定居。1574年大圍村於現時的大圍一帶建立，是該區最古老及最大的圍村。其後也有不少村落於城門河河邊的淺灘發展，例如山下圍、小瀝源村及沙田村等。當時的城門河盡頭約於現時獅子橋的附近，向北已是沙田海，而圓洲角則是在沙田海中央的小島。
沙田 (香港) 歷史
清朝時，瀝源的40多條村組成瀝源九約，共同肩負沙田區的治安防衛。在1899年，在英國接管新界時，政府官員誤以為沙田為瀝源的地名，所以從此瀝源便叫作沙田。
1911年九廣鐵路（英段）建成通車，即現時港鐵東鐵綫，於沙田村附近設立一火車站，名為沙田站。1937年的一場風災中，海水上漲至6米以上，潮水由吐露港倒灌進沙田海，使兩岸大片土地遭淹沒，造成嚴重傷亡。1950年起沙田站附近的大塊農地（即現時新城市廣場一帶）被發展為沙田墟，並於1956年正式落成。可是於1962年颱風溫黛吹襲香港，沙田墟和附近的沙田機場再次受到打擊，損毀嚴重。
沙田 (香港) 沙田新市鎮
為應付香港人口的不斷提升，香港政府於1960年決定發展衛星城市計劃，將沙田規劃成為一個衛星城市，並於1961年定下首份分區發展大綱圖，其後將原屬大埔理民府管轄的沙田分劃出沙田區。然而沙田新市鎮發展計劃至1973年才正式開始，向居民收回多個原居民鄉村及沙田機場用地，並進行在沙田海及城門河兩岸的大規劃填海工程。1979年沙田墟發生嚴重大火，整個墟市成為廢墟，因此香港政府亦將沙田墟清拆，以配合沙田新市鎮的發展計劃。其後至1980年代政府決定擴大原先規劃容納大約36萬人的規模，並將馬鞍山納入沙田新市鎮發展的一部分，使沙田區發展至現時的規模。前特首曾蔭權先生曾為沙田民政專員。
南京—杭州高速公路
南京至杭州高速公路，简称宁杭高速公路（浙江段称杭州至南京高速公路，简称杭宁高速公路），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干线，是连接江苏、浙江两省的首条高速公路，起自江苏省会南京市，途经江宁、溧水、溧阳、宜兴、长兴、湖州、德清，终於浙江省会杭州市。其中高桥门枢纽至东山枢纽为南京支线高速公路，东山枢纽至南庄兜是枢纽为长深高速公路的一部分，、江苏段起于南京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止于苏浙两省交界的父子岭，长151.7公里；浙江段北起父子岭，南至杭州南庄兜，长99.16公里。
南京—杭州高速公路 历史
宁杭高速公路浙江段一期工程（湖州青山至长兴南互通段）於1997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2000年12月27日建成通车，浙江段二期工程（苏浙界至长兴南互通段、湖州青山至杭州南兜庄立交段）於1999年9月28日开工建设，2002年11月28日全线通车。
宁杭高速公路江苏段一期工程起自溧水桂庄，终於苏浙省界，并同步建设宁高高速连接线（溧水骆家边至桂庄）。其中，溧水至溧阳上兴段於2000年7月29日开工建设，2003年9月29日建成通车，溧阳上兴至苏浙界段於2001年6月开工建设，2004年9月28日建成通车。江苏段二期工程（南京高桥门至溧水桂庄枢纽段）於2005年10月开工建设，2008年9月1日全线建成通车。
瀝源
瀝源是香港新界區沙田的原稱，名字的來源是城門河「清澈的河水」。明朝時亦有瀝源堡及瀝源洞之名。現時瀝源通常指的是瀝源邨。
瀝源 地名來源
瀝源最初的名字是棘園，因為該處為遍佈荊棘的荒蕪園地。
英國在1899年接管新界時，政府官員誤以為沙田圍為瀝源的地名，所以從此瀝源便叫做沙田。
政府在1973年發展沙田新市鎮時，將區內興建的第一條公共屋邨，命名爲「瀝源邨」，以紀念保存這地區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