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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等爵 爵制沿革
一般認為，二十等爵起設自秦國的商鞅变法，以賞軍功，共設二十级，每一級都有相應的經濟待遇。临战，斩敌首一级，則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秦始皇時，改徹侯為列侯，內侯為倫侯，西漢時改回舊稱。據高敏，《秦漢史論集》中《秦的賜爵制度試探》，「中更」（更，音「郎」）、「右更」出現於商鞅死後，「關内侯」出現於統一之前，「大上造」則出現在統一後。無爵者則稱為「士伍」，二十等爵以賞軍功為主，但也有例外，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西漢時，可能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继承了秦的爵位，二十等爵分為三個階層，高層為徹侯（二十級）、關內侯（十九級），中層為卿（十八級—十級），低層為五大夫（九級）以下。二十等爵之上設有諸侯王。漢武帝時，因避諱改稱“徹侯”為“通侯”，後又稱“列侯”。從西漢開始，皇帝經常對百姓進行賜爵，但爵不得超過公乘。汉初朝廷赏赐爵位的同时根据爵位等级授予不同大小的田和宅。
二十等爵 爵制沿革
東漢時，列侯始分為縣侯、鄉侯、亭侯三等。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對二十等爵制進行了改革，將原來的十八級到十五級爵位分別改為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大夫，以賞軍功。
魏晉南朝承襲二十等爵制，皇帝經常對百姓進行賜爵。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設置五等爵，位於王爵之下，二十等爵之上。
北魏孝文帝推行孝文漢化改革，在華北恢復了對百姓的賜爵制度。北魏以後，賜爵制度漸衰，唐朝時已稱之為“古爵”，北宋以後徹底消失。
二十等爵 繼承法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後律》中有對二十等爵繼承法的詳細規定。
徹侯（二十級）、關內侯（十九級）均原級世襲。徹侯的第一到第三順位繼承人分別為嫡子、孺子子、良人子。關內侯的第一到第三順位繼承人分別為嫡子、下妻子、偏妻子。
若死者屬於正常死亡，卿（十八級－十級）的後子均降襲為公乘，五大夫（九級）到簪裊（三級）均降兩級世襲，上造（二級）與公士（一級）不可世襲。第一到第三順位繼承人分別為嫡子、下妻子、偏妻子。若死者因公事而亡，其爵位則一律原級承襲，無爵者的繼承者為公士。第一到第十順位繼承人分別為子、女、父、母、兄弟、姊妹、妻、祖父、祖母、戶中同居者。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英語：，1897年12月2日—1987年12月27日），男，旅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西兰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路易·艾黎 生平
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里区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基督城男子高中的校长，母亲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他的名字“雷维（Rewi）”（后来他到中国后译为中文“路易”）是由他没有孩子的姑母起的，因为姑母非常欣赏当地毛利人运动领袖雷维·马尼亚波托，他从小在一种遵守纪律、艰苦劳动、尊重教育、挑战权威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在基督教男校的成绩中等。
1916年，19岁的艾黎参军，被编入新西兰第二远征军，经过训练后，被派到英国，不久转到法国。1918年8月，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出色表现，获威尔士亲王勋章。在战场上，艾黎首次近距离接触中国人，与由中国山东农民组成的劳工军团共同参加了在比利时伊普尔阻击德军的伊普尔战役。在一次换防轮休期，艾黎甚至和两名中国军人一起走进酒吧喝了酒。
回国后，他和一位同伙试图在荒山上建立农场，但未成功，但六年的艰苦劳作使他具备了非凡的耐力。
路易·艾黎 生平
1927年，艾黎经常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中国的新闻报道。当时，北伐军正在进行北伐战争，引起帝国主义势力恐慌。艾黎对中国很好奇，决心到中国看一看。他把经营了六年的牧场留给合伙人，自己先乘船到澳大利亚打工两个月，攒足船费后，他办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启程赴中国。
路易·艾黎 生平
1927年，艾黎第一次来中国，1927年4月21日抵达中国上海十六铺码头。当时正值四一二事件发生，艾黎进入上海市区时，发现马路两侧的电线杆上挂着盛着人头的笼子，这都是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及群众的头颅。在上海，艾黎还发现了许多令他新奇的人和事。艾黎原本只是想参观中国，但却终生留在了中国。他先在上海生活了10年。起初经人介绍，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找到工作，担任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他努力学习中文，并到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检查消防安全。10个月后，因工作出色，艾黎升任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任内经常到各工厂检查，当看到缫丝业童工遭受的令人发指的折磨时，艾黎感到异常痛苦。经过艾黎的奔走，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劳动强度。艾黎和刚来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共同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以开展“铬中毒”研究；艾黎还调查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艾黎对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主施压，但工厂主敷衍了事，艾黎也没有办法。他从英国朋友亨利·巴林博士借给他的《资本论》中受到启发，还书时他告诉巴林：“我已经得出了结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其间，他和美国籍爱尔兰裔传教士培黎（中文名裴义理）成了好友，从培黎那里吸收了在农村办基础教育的思想。
路易·艾黎 生平
1929年，艾黎利用假期参加了中国华洋义赈会在绥远的赈灾工作。在开往绥远的火车上，艾黎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开始了二人延续半个世纪的友谊。1929年整个夏季，艾黎都在绥远的斑疹伤寒患者中工作，发救济粮，修建灌渠，护理病弱的儿童。自绥远回上海不久，一批灾区孤儿被红十字会送至上海，艾黎收养了其中一名14岁男孩，并给男孩起了英文名“阿兰”（后得中文名段士谋）。1931年江淮水災，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1932年艾黎利用假期到湖北从事水灾救济工作，为洪湖苏区的水灾灾民运送救济粮。
1932年末，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艾黎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中国左翼人士。艾黎经常与朋友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国际和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局势。艾黎切身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贫穷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从原先倾向保守开始变为同情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艾黎的住所成为不少地下共产党员的活动场所。
路易·艾黎 生平
1935年底，艾黎奉命在家中架设秘密电台，与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建立通信联系。艾黎的上海公共租界官员的身份，以及居住在租界内，使他从事革命工作时相对安全。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到山西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中国工农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艾黎将养子阿兰（段士谋）送到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路易·艾黎 生平
1937年，艾黎短暂回国和访问欧洲、美国，同年返回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艾黎和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夫妇居住的上海公共租界成为“孤岛”。艾黎和斯诺到“孤岛”外的上海工业区，见到已被炸成废墟的工厂，以及失业成为难民的工人。艾黎和斯诺夫妇讨论后认为，“中国除非发现一个方法，动员劳力资源，以及那种我们能预见到的流动战，建立工业根据地，否则必然是要失败的”。1937年11月，胡愈之、林福裕、斯诺夫妇、艾黎等人在上海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组成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艾黎为召集人），起草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小册子。《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认为，中国沿海工业已沦陷，后方工业品匮乏，应通过举办工业合作社，发展小型工业或者半机器工业，利用中国大后方的工业资源和工人难民的人力资源，生产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
路易·艾黎 生平
该计划获得宋庆龄、周恩来和美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卡尔大使专门写了介绍函，将工业合作计划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见到该计划后，也表赞成。宋美龄表态支持该计划，并表示要说服孔祥熙，宋美龄还想见艾黎。艾黎接到已先期抵达汉口的卡尔大使的消息，立即辞去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工作，经香港去汉口。1938年4月，中国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938年5月，徐新六、斯诺、艾黎等人携带该计划抵达汉口。
路易·艾黎 生平
到武汉后，艾黎发现孔祥熙的态度仍不冷不热。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表示，“中国需要工业，但不需要合作社工业，中国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一些国民党官员认为该计划不可能成功。艾黎四处奔走，获得了中共方面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的支持。在孔祥熙召集的一次工业投资会议上，宋美龄冲进会议室，将艾黎、端纳（蒋介石的顾问）、孔祥熙叫到一间会客室，要求孔祥熙必须尽快为“工合”开绿灯。迫于压力，孔祥熙同意了“工合”的兴办。孔祥熙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并代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干事，负责筹备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挂牌成立。理事中有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杭立武、俞鸿钧，中共方面的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还有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直隶行政院。
路易·艾黎 生平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初期，人员很少，经费困难。孔祥熙同意由行政院提供500万元贷款，但迟迟没有兑现。为了保证工作人员工资，并开办首批实验性合作社，艾黎拿出自己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辞职时领得的养老金。斯诺到香港，将宋子文拨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200万元（约合4万美元），以国外筹得贷款的名义汇至汉口，从而让艾黎度过了难关。孔祥熙见“工合”已有外界的援助，并在各地开办起了一些工业合作社，乃不再观望，很快为“工合”提供了贷款。
路易·艾黎 生平
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秦邦宪找到艾黎，希望艾黎把武汉的工业通过工业合作社的形式尽量转移到西北农村，以支持八路军。艾黎乃设法将武汉3个棉纺厂及50余个中小工厂迁至西北地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后，举办了第一届“工业合作社”讲习班，有二三十人参加，艾黎授课，1938年8月17日讲习班结束，这批人成为第一批到中国各地开办工业合作社的指导员。第一届讲习班结束后，武汉形势已很紧张，部分“工合”骨干带着经费先期离汉口赴陕西宝鸡成立“工合”办事处。艾黎则与国民党政府协商，将他考察过的部分工厂迁往西北地区，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每日派6列火车运送工厂物资至陕西西安。
1938年1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迁到重庆，艾黎也随之离开武汉来到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西北、川康、西南、东南等地区陆续设立工合办事处，下设工合事务所，组建各类工业合作社和联合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重庆和全国十多个省发展“工合”组织，高峰期在全中国成立了2000多个工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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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留在香港的宋庆龄、陈翰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基督教主教何明华任主席，委员有斯诺、艾黎、普律德女士（美国籍人）等，陈翰笙任秘书。1941年2月8日，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中国的突击建设者路易·艾黎》，首次向各国读者介绍艾黎及“工合”，引起了国际反响。
为使工合运动在全中国开展，艾黎在6年间到大半个中国奔走，行程3万公里，援助了20余万失业者和难民。1939年2月，艾黎搭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车抵达延安，首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谈话，艾黎向毛泽东介绍了工合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毛泽东赞成工合，并鼓励艾黎继续坚持。
路易·艾黎 生平
1939年初，艾黎自兼工合东南地区办事处主任，东南地区是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斗争剧烈的地区。1940年，艾黎应斯诺夫妇邀请，到菲律宾为“工合”特别是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工作筹资。其后，与原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代表埃文斯·卡尔逊两度访问新四军地区，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与刘少奇会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并获批准，组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突击营，卡尔逊的儿子和罗斯福的儿子都参加了。这支部队以“工合”为训练口号，运用八路军式的游击战术，在马金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大败日军。后来“工合”这个词擴大為美式英語中的俗語。
1938年到1942年，是工合运动大发展时期，经过艾黎等人努力，中国各地的工合组织从1938年的69个发展到1942年的1590个，月产值达到2400多万元。工合产品供应军需和民用，即打破了日本的封锁，又堵截了日货的倾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募集到世界各地捐款500万美元。
路易·艾黎 生平
1939年3月，艾黎自宝鸡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来到陕西凤县，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双石铺事务所。在柏家坪打了两孔窑洞住下，领导“工合”运动。先后成立机器、造纸、纺织、制革、供销等17个工业合作社，并在嘉陵江边安装了水力发电机，使双石铺首次用上电灯照明。后来，艾黎又在双石铺建立了“工合”小学及附属幼稚园、招待所、黄牛铺通讯处及“工合”医院。1939年5月，孔祥熙自重庆发来命令，要求艾黎停止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工作。
1941年以后，由于“工合”运动在国外的宣传和介绍，国外捐款大量增加。1944年，“工合”运动总体上衰落。
路易·艾黎 生平
1940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今陕西凤县）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培黎”是为纪念艾黎的恩师、传教士培黎，也是取为黎明而培养之意。该校为合作社徒工及逃难的工农子弟开设。学校开在凤县双石铺镇柏家坪村西的山坡上，艾黎利用三间旧房子建了学校，自己也住在这里。学校有十多名学生，由一名校长负责。但因条件很艰苦，1941年一年内先后有八任校长弃职。第九任校长就是1942年上任的乔治·霍格（中文名为“何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秘书兼视察员）。学校创办初期，校长何克用延安的革命精神及八路军的作风来管理学校。何克到任后，陆续招收60多名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他用嘉陵江的水作动力，兴建纺织厂、机械厂，亲自率领学生和工人一起工作。
路易·艾黎 生平
艾黎因被国民党定为亲共危险分子，在双石铺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1942年9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发电报到双石铺通知艾黎，行政院决定终止艾黎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的职务。艾黎由此被赶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部。1943年8月19日，陕西省政府向凤县发出密令：“外侨艾利（黎）行迹诡秘，即交由新镇长秘密监视，并电中央设法调离该地。”培黎学校的学生也被地方当局勒令参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路易·艾黎 生平
1941年春，在宝鸡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内部，掀起了排挤打击亲中共人士的潮流，中共党员受到搜查缉捕。当时聂长林也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中共党组织得知聂长林已被列入缉捕名单，乃决定将他调离宝鸡，先到中条山木炭合作社暂避，待机经洛阳去晋东南。聂长林连夜离家。三个月后，聂长林在洛阳等待过黄河证件，准备渡河到中共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遇到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刚回来的何克。何克答应关照聂长林留在宝鸡的家人：四个男孩及聂长林的妻子。回到宝鸡后，何克便将其中两个较大的男孩聂广淳、聂广涵带回双石铺，成为培黎学校早期学生。两个较小的男孩聂广涛、聂广沛留在母亲身边。不久母亲（即聂长林的妻子）在宝鸡病逝，聂广涛、聂广沛被送到宝鸡孤儿院。后来在1942年初冬，艾黎将聂广涛、聂广沛带到双石铺，与艾黎、何克共同生活。
1944年初，日军发动豫西战役，逼近潼关，双石铺受到威胁。何克率60多名中国学生从双石铺出发，翻山越岭2000余公里，到达甘肃山丹县，培黎学校迁至此处，成为山丹培黎学校，1945年搬迁完成。1945年，30岁的何克因破伤风逝世。在山丹培黎学校，艾黎度过了将近10年，潜心教育。培黎学校迁到山丹后，常和聂广涛、聂广沛一起活动的小伙伴还有张维善、房元德。后来报刊上常见的艾黎同四个孩子，就是指这四个人。
1949年下半年，军阀马步芳的军队拟定了杀害培黎学校60多名学生骨干及包括艾黎在内的若干教师的名单，1000余名士兵驻扎在培黎学校周围，准备在撤离前炸毁学校。艾黎一边安排学校的正常学习和生产活动，一边暗中组织学生转移物资，疏散学生。正当马步芳的军队拉来两卡车炸药，准备破坏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青海经扁都口开来，攻占了山丹县。
艾黎立即组织培黎学校师生将已拆掉的汽车连夜装好，取出埋藏在矿井中的汽油，派出14辆卡车及运输组全体同学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玉门、大马营。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伤员也被送到培黎学校医院治疗。培黎学校还将缝制的500套皮大衣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邀艾黎到酒泉会面，赞扬了培黎学校的成绩及该校对解放军西进的支持。1953年，山丹培黎学校迁至兰州市安宁区，更名为兰州培黎石油学校，2006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为兰州城市学院，今安宁区辖下仍有培黎街道。
1951年初，艾黎从山丹出发，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合组织第一次全国会议。不久，山丹培黎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外籍教师陆续离开。艾黎决定留在中国。他开始在日记中记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见识。1952年，这些日记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即艾黎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有办法》。这本英文著作先后在新西兰再版三次，产生广泛影响。艾黎很快又写出《人民有力量》、《山丹》、《中国的故事》等著作。
1952年，艾黎拒绝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他到印度发展乡村合作社的邀请，于1953年秋从山丹迁居北京。此后他不时到中国各地视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亚太和平联络委员会和其他世界和平类组织的代表，到世界各地如平壤、哈瓦那、斯德哥尔摩、雅加达等访问，出席各种和平会议并发言。
这一期间，他开始写作，在新西兰和中国出版了53部书，并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主要著作诗集《工合》（1948）、《山丹笔记之页》（1950）、《充满生气的北京的片断》（1955）、《今日中国》（1957）；散文《京戏》（1953）、《外蒙古之行》（1957）、《洪湖精神》（1966），论著《中国：古代瓷窑和现代陶瓷》（与加纳西合著）等。
“文革”爆发后，艾黎受到冲击。当时大字报贴到了艾黎所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院子里，但艾黎仍坚持不离开中国，他认为自己走了，就没人证明培黎学校的学生们的清白，因为当时培黎学校差点被定为间谍、特务学校，学校学生有被逮捕的危险。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得知他的处境后，写来一份证明信。
1972年，新西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艾黎在1960年、1965年和1971年多次回到新西兰，为此做出不小的努力。1972年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
1977年12月2日，艾黎80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艾黎举办宴会，庆祝艾黎来华工作50周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路易·艾黎表示祝贺，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1982年，邓颖超为艾黎85岁寿辰举办寿宴。1986年，习仲勋为艾黎89岁寿辰举办寿宴。1980年5月，艾黎在重庆时生病，邓小平得知后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派人把艾黎接回北京，但艾黎表示邓小平日理万机，不应为自己的事打扰他，因此当时没有回北京。1982年3月，艾黎又因病住院，胡耀邦亲自到北京协和医院探望。
1982年，在与卢广绵等人商议后，艾黎致信邓小平，要求恢复工合。1983年恢复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艾黎与在北京的“工合人”齐集全国政协礼堂参加了成立大会。工合恢复后，1983年5月在北京建立了民办大学“民办人民科学文化大学”（1984年7月更名为培黎职业大学，1988年11月更名为北京培黎职业大学，2004年4月改为北京培黎职业学院），1985年5月28日艾黎和第一位外国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马海德任名誉校长。不久，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也恢复了。1987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恢复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四个儿子失散多年的聂长林通过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孩子们，要求他们回家乡中国东北，艾黎乃送他们回家乡与聂长林团圆。后来，老二聂广涵、老四聂广沛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时，他们常在周末带着孩子去看望艾黎，老四聂广沛还被破格批准照顾艾黎的起居。
1982年，北京市授予艾黎“北京市名誉市民”称号。同年被新西兰政府授予“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其“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4月21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庆祝艾黎来华60周年活动，出版《艾黎自传》中文版。1987年12月2日，举办了艾黎90寿辰庆祝。赵紫阳、李鹏到艾黎寓所为他祝贺90岁寿辰。新西兰总理亲自公开祝贺艾黎90寿辰。1987年12月27日，他因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他的遗嘱，骨灰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学校原先的农场四坝滩，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艾黎与何柯陵园。邓小平为艾黎的墓碑题写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艾黎未留下任何遗产，他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给了山丹县。艾黎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将我的藏书放在一起，存于某个图书馆，以便得到使用”。1992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路易·艾黎的藏书转赠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路易·艾黎纪念室。
路易·艾黎 家庭
艾黎终生未婚。安-玛丽·布拉迪在她的《中国的朋友》（Friend of China）一书中宣称艾黎是一位同性恋者。曾经根据艾黎的生平而创作过一部歌剧的作曲家杰克·博迪认为这个判断非常有可能是真的，并认为性倾向对于去理解艾黎的个性及人生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艾黎收养过许多中国孩子。
路易·艾黎 纪念
上海路易·艾黎故居：上海市愚园路1315弄4号，1932年到1938年间路易·艾黎在上海的寓所。是一幢砖木水泥结构三层西式楼房，室外有扶梯直达二层居室。路易·艾黎居住期间，底楼前是会客室和餐厅，后为厨房等等辅助用房，当中还有间工作室，内有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着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原样保存了路易·艾黎故居。1989年春，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路易·艾黎故居举行勒石纪念仪式。1992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路易·艾黎故居被列为名人故居、纪念地点。后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路易·艾黎 纪念
洪湖路易·艾黎旧居纪念馆：湖北省洪湖市新堤办事处解放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32年春，为救济湘鄂西苏区水灾灾民，路易·艾黎运送救灾物资来到洪湖，居住在新堤市“湘鄂西联县政府交通部特别支队联络处的小楼内。1963年4月，路易·艾黎第二次访问洪湖，参观了革命旧址，为博物馆题词，并开始撰写长篇著作《洪湖精神》。1978年10月，路易·艾黎第三次访问洪湖，为贺龙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获得重新确立表示高兴。1981年4月，因为洪湖一部分地区分洪受灾，路易·艾黎第四次访问洪湖。1983年11月，路易·艾黎第五次访问洪湖，参观了原湘鄂西苏区首府洪湖瞿家湾以及湘鄂西苏区烈士纪念馆并题词，撰写了“洪湖精神”诗歌。
斑點派
斑點派（法語：，發音：[taʃism] ⓘ），亦稱塔希主义、斑點主義、滴色主義，是在法國興起而19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艺术流派。此派名字來自法語的tache，意指點。斑點派著重色點和色塊，並感覺上認為顔色是色澤偶然著色到畫布的。作品中多突顯即時著色的色澤或像書法的快筆。
粤汉铁路
粤汉铁路是一条从广州市到漢口市（併入武汉市前），途径广东省、湖南省和湖北省的铁路，全長1095.6公里。线路从1900年开始动工，但由于资金紧张，一直到1910年才有实质性的进展；又由于沿线地质复杂、局势动荡，铁路只能分为若干段修筑、通车，一直到1936年才全线贯通。开通后，本线和京汉铁路隔江相望；虽然没有直接的连接，但是旅客和货物都会通过轮渡来往江两岸的火车站，以继续行程，实质上形成了一条沟通北京和广州的通道。1957年10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两条干线成功接轨，并合并为京广铁路，鐵道迷又称其为「南京广」（京广线南段）。
粤汉铁路 筹划与早期建设
由于工程耗资巨大，粤汉铁路最初被交由美资公司承建，但工程并未有太大进展。后美资公司违约，将路权出售给比利时，引起了铁路沿线人民的抵制；最后中方解除了合约，并将筑路权和公司资产赎回。
1896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依上谕修筑粤汉铁路，主张官督商办；随后，清政府在10月批准了筑路计划。
粤汉铁路原先规划经由江西，后在湖南士绅和官员的要求下改道湖南。其中，谭嗣同曾在《湘报》上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阐述改道的利好；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江苏候补道蒋德钧等亲至武昌与张之洞、盛宣怀交涉，要求将粤汉铁路“折而入湘”。张之洞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会奏后，决定将路线改为经过郴州和衡阳。随后，改道方案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粤汉铁路 筹划与早期建设
由于耗资巨大，清政府计划对外借债，这吸引了各国列強前来争夺铁路的修筑权。为平衡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盛宣怀邀请了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参与筑路；张之洞和王文韶也表示认同。1898年2月，盛氏委托驻美钦使伍廷芳就近与合兴公司面议借款事宜，并一再要求尽快画押，以避免英法两国的注意。4月14日，伍廷芳与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筑路合同》，定借路款400万英镑，由合兴公司包办路工，代建代管，三年内筑成铁路；《合同》同时还规定中国在50年后还清债款，方可收回铁路管理权，并允许合兴公司在铁路沿线开采煤矿。美方在1899年勘测线路后，认为筑路费用不足，于是双方在1900年又签订《借款续约》，将借款增至4000万美元，工期改为5年。
铁路于1900年7月动工，但在修筑长沙至株洲一段后已经资金不足。1904年冬，合同规定的修路期限将满，合兴公司只修了广州到三水段的90华里，以及棠溪站至黄沙车站间的铁路。
1902年，合兴公司违反合约，私下将三分之二股份卖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并约定铁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
粤汉铁路 筹划与早期建设
美资的介入本来就令粤、湘、鄂三省的绅商不满，如今路权的出卖更令他们义愤填膺。于是，三省绅商强烈要求废除合同，并将铁路交由三省自办。湖南绅商首先在1903年提出“废约自办”，并向湖南巡抚趙爾巽请愿；湖北绅商也致电盛宣怀，要求废除合同；广东士绅、七十二行商人等也在1904年10月14日开会，“决议力争废约”，还组织了多次人数众多的示威。张之洞也意识到，卢汉铁路已经由比利时和法国合办，若粤汉铁路再由比利时控制，比利时将控制中国的南北交通干线，严重威胁中国主权。于是，张力促盛废除合约，并要求驻美公使梁诚迅速办理。
合兴公司为保住筑路权，首先提出了由协丰公司接管筑路权的方案；此计不通后又策划了一个“中美合办”方案，同样受到广东绅商坚决反对；最后，美国高价收回比利时方面的一部分股票，然后以股票大部分仍在美国人手中为由反对废约。美国驻华公使甚至出面表示，中国废约“是与抢劫无异”。广东绅商则发表公电批驳，并声称三省民众将“另筑一路，以图抵制”。
1905年8月9日，在官方和民众的压力下，合兴公司不得不同意将原合同注销作废，并批准驻美国大使梁诚与合兴公司签订的《粤汉铁路售路合同》；合同中合兴公司要价675万美元作为赎金。为了维护路权，张之洞表示“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随后，张之洞以沿线三省的部分税收作为担保，向英屬香港政府借款110万英镑来支付赎金。
中方从美方手中收回路权时，虽然耗费了大量费用，但仍然收回了铁路的建筑权、开矿权，获得了合兴公司的所有在华资产，还推动了其他地区对路权和主权的认识；随后，在收回利权运动中，部分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的路权和沿线的采矿权也被收回。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铁路路权收回后，1905年7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明确支持三省绅商自办粤汉铁路的要求。11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定粤、湘、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1906年2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各派代表在汉口开会，制定公共条款14则，议定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由于筹款困难，经清政府批准，湖南段由官督商办，湖北段则完全由官办，只有广东段为完全商办。
随后，番禺知县柴维桐召集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在广济医院商议筹款筑路。围绕如何“筹款招股”筑路的问题，广东绅商又同两广总督岑春煊产生了争执：岑春煊为了控制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增加税收，提出用增收捐税所得的收入作为筑路的官方投资，实行官商合办，而广东绅商则坚持完全商办。1906年1月12日，各界代表开会，反对官商合办与抽捐筑路。岑春煊为压服广大绅商，指使柴维桐逮捕力主商办的绅商代表黎国廉和另外两位商人，却反而激起了广东人民的公愤。绅商一面要求朝廷罢免岑春煊，一面积极募集资金以成立铁路公司。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2月2日，广东总商会召开大会，七十二行商及九大善堂展示了铁路的模型，并倡议招股商办。这次筹款计划筹集两千万元作为私营铁路公司的资本，而第一期认股款便已超880万元；最后，商会在全省共集资2623.5万元。随后在1906年5月17日，“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成立；8月，铁路正式开工。商会在集资时，采用了每股五元（约合四两银子）、在一年到一年半内三次付清的办法，使生活拮据的平民也能参与其中。
由于商民踊跃投资集股，加上张之洞居间撮合，最后岑春煊不得不释放黎国廉，并入奏朝廷：“粤汉铁路集股有成……恳请准归商接收办理。”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湖南省由于工商业尚不发达，筹资并不顺利。1905年10月，王先谦等创设湖南铁路筹备购地公司，名为“官率绅办”，未有百姓回应。1906年4月，湖南省商会协理陈文玮等以绅办久无成效，提议商办铁路，并认股200余万元，呈请商部立案；6月，清廷表示铁路仍应“官督商办”，并令张之洞查核办理。1907年3月，“官督商办”的“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宣告成立，袁树勋任总理，王先谦任名誉总理，余肇康任坐办总理，张祖同、席汇湘任协理；7月，公司聘用英国人罗士为总工程师勘测长株、长岳路线，还请数名英国人担任监造工程师；11月，公司开始在长沙至株洲间购地。公司除在省内招股外，还派席汇湘赴南洋招股，至1911年共计招股912.26万元。
然而，分开筹资和建设并非想象中的高效。湖南绅士为争夺铁路公司“总理”的位置，最后竟然确定了三位同级“总理”；粤省绅士欲先修支路盈利，再修干路，而湘鄂两省急于修筑干路；部分郴州绅商因为广东公司代为修建郴州区间，还声称郴州的权益被出卖，要求自行修建。在收回路权后的三年内，铁路建设没有任何进展。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到了1908年11月，张之洞不再相信沿线当地乡绅的能力，便开始私下联系外资银行。在1909年4月，张不顾三省人民的反对，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五厘起息。为安抚舆论，张声称此次借款为“由官借款”、“准商民买股”，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抗议尚未平息，张本人便于8月去世。在张去世后，端方接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位置。
1911年春，清政府将全国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4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其中关于抵押和赎买的条款使外国资方间接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权。见证过路权被出卖的绅商早已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湖南绅商在省谘议局召开会议，抨击朝廷；长沙近万市民也通过集会，要求朝廷收回成命；随即，四川人民也发起了抗议。清政府将四起的抗议视为谋乱，还派兵入川镇压，间接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条件。虽然清廷为平息众怒，将盛宣怀革职，但是依然无法阻止各地脱离中央控制；此次“国有化”成为了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清朝灭亡后，“路矿开放”，原主张商办铁路的绅商们认识到无力自筹经费，情愿收回商股，归中央政府统筹办理。1913年5月，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与交通部议定接收合约20条，将公司所有资本一律发还现款；10月，粤汉铁路湘段由交通部接收后交给汉粤川铁路督办管辖的湘鄂段工程局接收。不久后，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击败宁、赣等地的革命党，短时间内把包括四川、湖北、湖南在内的8省的商办铁路干线统统收归国有。北洋政府依然承认1911年《借款合同》的有效性，继续发行原先的债券。虽然合同在1911年生效后债券便开始发售，但四国银行在1913年3月才开始付款；到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汇丰银行能继续提供贷款。
粤汉铁路全线分三段修筑：
湘鄂段利用英、德、法、美四国银团贷款修筑；因资金不足，是断断续续分段通车的。
长沙-株洲段长约55公里，设5个车站。1909年7月，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先从株洲向北开始兴筑干线；随后从昭山易家湾分两段建造：一段向南而上40里至株洲，一段向北而下60里至长沙。1910年11月株洲至昭山段试车至白石港，1911年1月长株段全线竣工；1913年9月，线路自株洲向南延长至渌口。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武昌-长沙段计长363.63公里。1913年8月，湘鄂段徐家棚至长沙线路在鲇鱼套（现余家湾站货场）开工，1918年9月16日通车，线路长365公里，与长沙至株洲段和株萍铁路接轨。詹天佑在施工时还预留了未来武汉长江大桥的位置。
1913年5月，《汉、粤、川铁路购地章程》公布；随后粤汉铁路公司设立了购地处，并将武昌-郴州区间分为四段（武昌至岳州、岳州至长沙、长沙至衡州、衡州至郴州），每段安排一位购地总管负责。最后，公司在徐家棚至渌口区间共购地5.2万亩，花费174.65万元。1914年6月，武昌至长沙段测量完毕，并于7月被划分为4个区段施工。
1914年11月，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提出了加快建设长沙-郴州段以连接株韶段，和优先建设武昌-长沙段以连接株萍铁路两个方案；最后交通部批准了后者，以便盈利并开采萍乡煤矿。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工程由中外工程师分段办理，每段设工务员襄理一切事务，设正、副工程师各1人负责建筑。工程大都采用包工制，几乎没有零工。施工中，洞庭湖南津港（位于岳阳市）附近成为了路基工程的难题。南津港附近地质极松，而且在雨季时有被洪水冲击的危险，施工方进行了多次勘察后才确定线路的走向；为避免水患威胁，施工方在洞庭湖南岸建造了100尺钢梁桥4座，而在北岸填筑了长5200余尺、高3丈多的土堤。受一战影响，进口材料不能按时运到，而国内汉阳铁厂的钢轨亦延期交货，再加意外困难工程的影响，铺轨工程被迫推迟完成。
韶关至株洲段的456公里线路因地形复杂、工程艰巨，其中乐昌至郴州间跨越南岭山脉，地势崎岖，而郴州至株洲间地势虽较为平坦，但沿途河流繁多。
1916年广韶段通车时，韶州向北至高廉村隧道已动工，但因资金不足于1917年停工。1921年，交通部曾计划从其他铁路中划出款项，以开展株韶段工程；然而，由于军阀间连年混战，款项被截留，工程也只能被搁置。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1927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后，修建粤汉铁路株韶段被列为了首要任务。1929年3月，株韶段工程局在广州成立，凌鸿勋担任总工程师。凌鸿勋一上任，便多次到现场勘探，以期减少隧道的数量；随后，他否定了英国工程师的方案，将粤汉铁路改为绕着武江河谷和金鸡岭一路蜿蜒，在乐昌再笔直南下韶关，从而绕开险峻的大瑶山；这就是后来的京广坪乐旧线。新的方案将待建的隧道从70座减为16座，工期也缩短了一年多。
因筹资困难，在1930年春，韶关至乐昌段的51公里首先动工建设，至1933年5月建成，9月通车并移交粤汉铁路南段管理局管理。1933年7月，铁道部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签定契约，将退还庚款的三分之二（470万英磅）借充本路建筑经费，并将未到期之庚款160万英磅充作基金，发行粤汉铁路公债，保证了工程的经费。
1934年1月至1935年中旬，粤汉铁路公司的五个购地办事处先后完成购地和补偿任务，总计收购民地25.88万亩，补偿当地农民粤省毫洋5.91万元、国币132.48万元。
乐昌至株洲段分为7段，于1933年7月同时展开施工。8月，株韶工程局迁至衡州以便指挥。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湘粤省界一线在南岭山脉区域，导致此区间的工程耗时长、耗资大。湘粤省界在1931年7月开始动工，不久就因为设备短缺、工人水土不服甚至病死而难以继续；后政府于1935年下令加快进度，是年便完成土石方总量的96％。越岭公路当时尚未修通，使施工材料难以运至乐昌至郴州间的两段工地上，于是凌鸿勋就地取材，在同一时间修筑五座石拱桥，即“五大拱桥”，其最大跨径各为40米，为当时国内最长。
铺轨工程原计划从南北两头对向进行，由于铺轨路线太长，而困难又在湘南一带，乃利用湘江航运，将一部分轨道材料由株洲运至衡州向南铺轨，免受各大桥工程的影响。1934年秋，三方同时进行；1935年底，株韶局奉令加快进度，以应对逼近关内的日军的威胁；1936年4月28日，在历时34个月后，轨道在粤汉铁路K351＋682处、太平里车站接轨；最终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凌鸿勋亲手打下最后一颗道钉，还手书篆体碑文一方，以示纪念。
株韶段当时的技术标准在全国为最高，也使此段造价高达4507万元，平均造价比同期建造的浙赣铁路玉山至萍乡段高出一倍多，达到每公里14万余元。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广韶段自广州黄沙至韶州，全长224.15公里，沿北江东岸北行。广韶段为粤汉铁路修建史上开工最早、中国商办铁路中筑路最长的一段。
合兴公司于1901年自黄沙向北修建，至赎回路权时止仅修筑黄沙至江高镇约20公里路基，及黄沙至棠溪约10公里轨道。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接手后，继续向北推进。
由于铁路公司总理人选纠纷，施工进度缓慢，直至1907年7月11日，清政府派员主持召开股东大会，随即施工加快。之后，公司分段修筑自广州黄沙沿北江东岸至韶关的商办广韶段，1909年修至源潭，长72公里。著名工程师詹天佑于1910年出任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随后工程在詹天佑主持下进展迅速。1916年6月15日，广韶段全线竣工，建筑费用2014万元。粤汉铁路公司还在黄沙建造了机辆修理厂，分8个车间，另设黄沙、英德、韶州3个车房。在1935-1936年间，广韶端改驶4-8-4型机车、桥梁载重加强为古柏氏E-50。
1936年8月，历经30多年波折的粤汉铁路终于成功修成。1936年9月1日，从武昌开出直达广州的第一趟列车。当时火车时速只有35公里，从武昌到广州需要44个小时。
粤汉铁路 再次动工
1920年12月29日，粤汉铁路南段工程部工人因铁路维护不善、路局待遇不佳而举行罢工，并得到工程部全体工人相继响应。路局资方指使路警强迫工人开工，并开枪向工人射击，打伤工人数名，引起工人更大的愤怒。最后，路局被迫认罪并优恤受伤工人，答应发还欠薪、修理路面等条件。
1921年9月20日，因物价上涨，粤汉铁路湘鄂段计81名机务段工人向粤汉路当局提出涨薪，因当局不予理会，便声明将在10月6日发动罢工，但此81人随后被英国人主管全部解雇。株洲、长沙、岳州、武昌徐家棚计837名工人忍无可忍，随即提出在本月12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提出“同僚复职、罢免主管、改善生活”的主张。
12日，罢工如期举行，湘鄂段全线瘫痪。在萧耀南及在京粤汉铁路督办的调停下，最终于16日答应了工人大部分条件。17日，工人复工，罢工胜利。
受1921年10月大罢工成功的影响，工人的团体意识日渐成熟，武昌徐家棚率先成立了工人俱乐部。1922年8月初，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郭亮去岳州车站开展工人运动，并于8月15日建立了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陆汉胡当选为委员长，郭亮为秘书，尔后长沙工人俱乐部亦宣告成立。9月6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处的工人俱乐部联合组成了粤汉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
1922年9月初工人俱乐部干部吴青山因小过错而被当局工人监督张思荣及苗凤鸣解雇，工人便于当月2日电请交通部在三日内说明情况但被无视。8日，当天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发表《罢工宣言》。
9日，罢工按时举行。随后军阀萧耀南派军队镇压罢工，打死工人6人，打伤工人60多人，逮捕郭亮和岳州、徐家棚两地工人100多人，以强迫工人复工。27日，京汉、粤汉铁路全体工人致电吴佩孚，要求48小时内圆满答复罢工工人要求，否则即举行两路全体罢工；同时，中共湖北执委和湖南执委也动员了其他工人组织声援罢工。在舆论压力下，吴佩孚向工人妥协，罢工也于28日结束。
1922年11月1日，参加罢工的四处工人俱乐部派出代表，在长沙新河正式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会址设在长沙。
1923年2月8日，即二七大罢工举行次日，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武汉的粤汉铁路工人亦发动了同情罢工，但最后被萧耀南为首的军警逼迫复工。
1924年1月，广东省政府任命林直勋为粤汉路局总理，但林上台后大量解雇旧职员且大量自派职员的行为招致董事会及旧职员群体的不满，并逐渐与工人达成合作。随后，2000余名路内职工及工人召开大会，发表了“不得无故解雇职员及工人”、“解雇对路务不熟悉的冗员”、“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工资相关的声明。在没有接到当局的任何答复后，职员及工人在1925年4月17日发动罢工，粤段（广韶段）全线瘫痪。
由于工人一方派遣了工人纠察队监视路局新聘来的工人，董事会亦暗中支援工人罢工，因此工人罢工意志坚决并成功逼迫林允诺了大部分条件。
粤汉铁路 建成后
株韶段铺通后，时值“两广事变”爆发，株韶段刚完成的坪石南边田头水和乐昌以北九峰水两座30米长的钢桥被破坏。
1936年8月1日，凌鸿勋就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三段线路正式合并，局机关设在武昌，下设总务处、工务处、会计处、运输处、营业处。在衡阳设株韶段工程处，由淩鸿勋兼处长，继续完备工程。
1936年9月1日，粤汉铁路第一次开行广州至武昌直达客车。全程1096公里，列车运行40多个小时。当时一周有三对直达车，分别于二四六由黄沙开行。
因广东各界的反对，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始终未接轨联通。后为使国外物资直接运达内地，粤汉铁路局利用已成的黄埔港支线路基，自西联站铺轨14公里至石牌与广九铁路联通，称为“广北联络线”。
七七事变后，华北、华东一带的机关、企业、学校纷纷南迁，长江以北的机车车辆大量涌向粤汉铁路，使原有的存车股道不敷应用；于是铁路局在沿线车站增加到发线及存车线4.4万延米、会让站21个、股道1.5万延米。从七七事变到广州失陷的15个月中，粤汉铁路共运送部队200余万人、军用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密时，全线列车达140列。
粤汉铁路 建成后
1937年10月起，粤汉铁路就遭到日军连续轰炸。铁路职工随炸随修，使行车没有中断，直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从1938年到1945年9月，因广州、武汉、长沙、衡阳相继沦陷，为阻隔日军，粤汉铁路职工奉命拆除设备或破坏线路，加上日军的狂轰滥炸，全线70%的桥梁（303座）、9座隧道被毁，线路亦逐段被拆，站场及行车设备也几乎全被破坏。日本侵占期间，日军曾在源潭至新街间修建木便桥铺轨，行驶轨道汽车。到1944年5月，粤汉铁路（含湘潭支线）湘潭至韶关间只有491公里能维持通车。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打通了粤汉铁路全线。粤汉铁路局方破坏了机车、车辆、设施后，职工内迁，交通部成立“粤汉湘桂黔桂三路撤退员工管训委员会”。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对全国铁路开始实行干线区管理制，粤汉铁路管理局改为粤汉区铁路管理局，杜镇远任局长。1月起，铁路局开始组织粤汉铁路复路工程，要求先保证铁路通车，再保证线路质量。7月1日全线修复通车。
粤汉铁路 建成后
战争刚结束时，全线状况非常糟糕，需补充土石方100余万立方米、堤垣约1.5万立方米，正线缺少钢轨总计259公里，连同支线、岔线、站线共缺钢轨300余公里、枕木一百多万根、道碴一百多万立方米。修补工作均系分段招标承包。后由于通货膨胀、材料匮乏等原因，直到1948年9月，才基本完成架设正桥。修复时，国内材料短缺，只能依靠国外的材料。为加快铺轨进度，铁路局不得已请求将湘桂铁路已破坏轨道调至本线铺设。同时，施工方还就地收购枕木、开采道碴，并组织6个铺轨队分段铺轨，昼夜施工。
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全线完成主要工程量为：土石方约230万立方米，修复钢梁1.7万吨，混凝土工程5万立方米，补充枕木119万根，铺轨482公里，换轨200公里；然而，完成的进度只有全部计划的17%。另外，由于该路轨道几经拆铺迁动，散失甚多，修复期间轨料缺乏，又限时通车，所以施工方铺设的轨道型号非常繁多，质量也参差不齐；而配件种类更为繁杂，尺寸也没有统一，这使得当时轨道状况极差。
粤汉铁路 建成后
1947年，粤汉区铁路管理局为调整广州市内的火车站业务，修筑了长740米的云麓至永村联络线，使粤汉铁路客车能直达大沙头站；随后，铁路局安排大沙头站专办客运，易名广州东站，黄沙站专办货运，易名广州南站。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白崇禧在1949年5月至8月间多次催促铁路工人拆除粤汉铁路，工人却不断拖延以抗命。最后在当地国军的监督下，工人从9月16日至10月5日破坏了部分线路、桥隧，共拆除轨道30.3公里。1949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广州绥靖公署密令有关机关执行破坏铁路计划，遭到粤汉铁路职工和中共在穗分支的阻止，但国军余汉谋部在撤退时仍然破坏了广东境内的桥梁。
长沙和平解放后，衡阳铁路局于8月成立，并立即着手抢修铁路。10月14日廣州戰鬥后，广州市军管会于23日对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南段办事处及其所属机构和职工进行军事接管。在铁道兵配合下，1949年10月14日，武昌至岳阳间恢复通车，11月2日岳阳至长沙段修复，长沙至衡阳间由于耒河桥修复工程艰巨，11月28日以便线便桥勉强开通；全线在新岩下桥修复后，于12月29日贯通。当日，通车典礼在大沙头站举行，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主持通车典礼并剪彩。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不包括武昌站-武昌北站区间）两条铁路接轨，并于1957年11月11日合并为京广铁路。
粤汉铁路 支线
广三铁路在修建时被称作“粤汉铁路省佛支路”，从广州市原芳村区的石围塘站至原三水县（今属于佛山市）的三水站。由于佛山镇一带手工业发达，三水县又在1897年开埠，华美合兴公司在签订《借款续约》后，首先在1903年10月建成了这段铁路来获得收益。线路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中国军队拆毁，在日本投降后短暂修复，后又在50年代初被拆除部分。由于广三铁路与粤汉铁路分别位于江两岸，两线的列车都是独立运营的。1953年，来往黄沙车站和石围塘站之间的铁路轮渡开通，两线列车可以相互来往；1960年，珠江大桥将两线接轨，轮渡也随之停运。一直以来，广三铁路的技术标准都偏低，直到珠江大桥开通后才逐渐改善。2004年，广三铁路与三茂铁路合并为广茂铁路。
英城铁路支线于英德车站北端西侧出岔，至英德市河东岸轮渡码头，实际作为下河线使用，于1913年5月10日通车，1938年被中国军队在撤退时拆除。
粤汉铁路 影响
早在1903年沪宁铁路筹款时，盛宣怀、张之洞等人就已经签订过类似的合同，使外国资方能通过行使抵押权，取得修筑权、经营权、施工指挥权和人事权等一系列权力，被称为“以路作抵”，同期的铁路大多按照这种模式。由于朝野缺乏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没能意识到这种条款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有限的偿还能力，更使抵押权无限扩大，实质上损害中国的主权。
粤汉铁路湘鄂段修成后，极大地刺激了湖南省的经济，多个城市迅速发展，地位也大幅提升。
粤汉铁路 注释
《粤汉铁路借款筑路合同》部分条款：
第二款　俟借款总数酌定至少核实英金400万磅，即交总数印发中国国家金元小票，交华美合兴公司收执作押。
第七款　此合同议定允准照办之后，华美公司即派人偕工程师，会同总公司人员，前往勘路；……若无意外延阻之事，自开工之日起，三年之内，华美公司允将全路建成。
第八款　以铁路头次作押之借款小票，由发票之日起计，以50年为期，25年之内，总公司将此小票无论多寡，均可赎还，惟票内所注每百元须加贴二元半。25年之后赎还，则只照票注之数收买，不必加贴。
第九款　上款所言借款小票，一经全额赎还之后，中国总公司即可收回铁路，自行管理，华美公司所用人等，任由总公司自定去留。
（附件二）　本日（1898年4月14日）美华合兴公司签订合同，允筹借款项，建造自汉口至粤省城铁路，而煤为铁路造成后驶车所需，兹议定，中国铁路总公司一经请准铁路附近地方开采煤矿，即当允准美华合兴公司勘查开办，该公司并允筹划本合同所需之款。所有举借款项、开办煤矿、分摊盈利等详细事宜，应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与美华合兴公司商酌妥订。
墳場
墳場（英語：），又稱公墓，是專門埋葬多個死者遺体以及火葬遗物如骨灰的一塊地方。英文中的「」来源于希腊文，意为“睡觉的场所”。该词暗示此地块专用作埋葬地。在西方世界，坟场是为死者举行最后的纪念仪式的地方。这些仪式随着宗教信仰和文化实践的不同而互有差异。
在台灣有時為了避諱，亦會以「夜總會」一詞代指墳場或是公墓裡的墳墓。
赵旉
元懿太子赵旉（1127年7月23日—1129年7月28日，“旉”音“敷”，為其異體字），是南宋高宗唯一的親生儿子，潘贤妃所生。
赵旉 生平
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1127年7月23日）生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炎元年九月十二日（1127年10月19日）拜检校少保、集庆军节度使，封魏国公。
建炎三年（1129年），金人入侵淮南，建炎三年三月初五日（1129年3月26日），宋高宗在扬州遇上苗傅、刘正彥作乱，逼迫宋高宗退位，拥立魏国公赵旉为傀儡皇帝，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1129年4月1日）改年號為明受，是為苗劉兵變。宰相张浚等闻知，举兵向苗傅、劉正彦二人问罪。明受元年四月初一日（1129年4月20日），宋高宗復位。明受元年四月初三日（1129年4月22日），苗傅、劉正彦二人兵败逃走，恢复年号为建炎三年。
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四月二十日（1129年5月9日）迁往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建炎三年四月二十五日（1129年5月14日），趙旉被册立为皇太子。建炎三年五月初八日（1129年5月27日）随父亲一起抵达建康（今江苏南京）。
赵旉立为太子后不久就生病，宫人不小心踢到金炉发出声响，太子受到驚吓，随后病情转剧。最后于建炎三年七月十一日（1129年7月28日）去世，得年仅2岁（虛齡三歲）。谥号为元懿太子。
赵旉 后续
宋高宗殺死宮人，保姆。靖康南渡及苗刘兵变後，懷疑宋高宗患有陽萎，之後並未生育任何的亲生子女。
叶选平
叶选平（1924年12月20日—2019年9月17日），广东梅县人，出生于广州市，中国共产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副国级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长子。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系毕业。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曾任广东省省长、广州市市长等职。1991年4月，被增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连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排名第一）。2019年9月17日12时50分在广东省广州市逝世。
叶选平 生平
叶选平1924年12月20日出生在广州市，后在家乡梅县雁洋下虎村生活；曾就读于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1939年，赴重庆。皖南事变发生后，经中共组织安排转往延安，和父亲叶剑英团聚，并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系学习，是该校第一批学生。194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工作，成为一名机械师，并于该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曾在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叶选平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过短期学习；1950年，调入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作。1952年，被派往苏联学习进修机床专业；1954年回国后，先后在沈阳和北京担任两家机床厂的总工程师。曾历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等职。
叶选平 生平
1973年，49岁的叶选平出任北京市机械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常委，开始步入政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1977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出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1979年，叶选平调往广东省工作，出任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1983年，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85年，晋升广东省省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之一。1988年1月12日，在广东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选平连任广东省省长；在750张有效票选票中，获得了746张。
在中共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下，叶选平在67岁时，才卸任省长职务；并于1991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此后，他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连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排名第一位），在全国政协的地位仅次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直到2003年3月，78岁的叶选平才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退休。
2019年9月17日12时50分，叶选平在广东省广州市逝世，终年95岁。
叶选平 身后
2019年9月23日在广州市举行遗体告别与火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送别，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前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送了花圈。
叶选平 家庭
父亲叶剑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生母冯华。
妻子吴小兰是机械专家，曾任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副市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的外孙女。
儿子叶新福，1992年在香港创立万信证券（PW Asia Brokerage Limited）。现任广东南湖高尔夫球会董事长，另一子姓名职业不详。
長孫叶丁丁（約1977年生）。
還有一個孙子叶仲豪，曾任广东云浮市高新区主任。
斯洛文尼亚国徽
斯洛文尼亚国徽为盾徽。盾面为蓝色，上部有三枚黄色的六角星，来自采列的纹章，下边是白、蓝相间的波纹，中间为三座白色山峰，象征该国最高峰——海拔2864米的特里格拉夫峰。
苏联武装力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俄語：），簡稱蘇聯武装力量（），是苏联的武装力量，其前身为苏维埃俄罗斯武装力量。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武装力量随着苏联的成立而建立。
根据1925年的全联盟兵役法，苏联军事力量分为地面部队、空军部队、苏联红海军、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卫部队5大部分，其中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统称苏联工农红军。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4年归属内务人民委员部。二战结束后苏联进行军事改组，由陆军和空军部队组成的苏联工农红军和苏联红海军合并成为苏联武装力量。国土防空军、战略火箭军和全联盟国家民事防御部队先后在1948、1960和1970年成立并归属苏联武装力量。在顶峰时期，苏联武装力量共下辖6个兵种，按照苏联官方对其重要性的排序分别为战略火箭军、陆军、国土防空军、空军、海军和民防部队。除了受国防委员会指挥的苏联武装力量外，广义上的苏联军事力量还包括受克格勃指挥的边防军和受内务部指挥的内卫部队。
1988年，不含边防和内卫部队（约115万），苏联武装力量的兵力达到513万人。
苏联武装力量 军事体制
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是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国防会议于1974年成立，是平时的最高国防决策机构，战时是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国防会议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担任。国防部是武装力量的中央领导机关，总参谋部是主要指挥机关，总政治部是武装力量中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海军服役3年，其他军兵种2年
苏联武装力量 军事实力
1988年时，苏联陆军人数399万，分为16个军区。编为51个坦克师、142个摩托化步兵师、7个空降师、约10个空中突击旅和16个方面军炮兵师，装备主战坦克8.3万辆、装甲战斗车辆15.3万辆、火炮2.9万门、地对地导弹发射架约1570部。
苏联陆军军区为：
1988年时，苏联海军人数为45.1万，分为4个舰队和一个区舰队。装备弹道导弹潜艇79艘，巡航导弹潜艇和攻击潜艇268艘，主要水面作战舰只193艘，小型水面作战舰只797艘，登陆舰艇187艘，主要辅助船只269艘。5个舰队分别为：
1988年时，苏联空军人数为45.3万，远程航空兵约10万人，编为5个戰略航空军，装备中远程轰炸机752架；方面军航空兵约31.5万人，编入12个军区和驻东欧四国苏军集群的空军序列，装备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攻擊機5167架。
1988年时，苏联国土防空军人数为63.5万，编入5个防空区和10个军区的防空军序列。拥有各型战斗机1300架，防空导弹发射架9600部，雷达约7000部，有反弹道导弹发射架100部。
苏联武装力量 军事实力
1988年时，苏联战略火箭军人数29.8万，编为6个火箭集团军，有发射控制司令部300个。拥有洲际导弹1398枚，战略作战飞机1690架。战略火箭军掌握着令人生畏的苏联核武器库，是苏联的战略导弹部队。
1988年时，苏联边防军人数为25万。
1988年时，苏联内卫部队人数为35万。
苏联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创始国，1988年，苏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军约38万人，波兰约4万、捷克斯洛伐克8万、匈牙利6.5万。苏联另在1987年前在阿富汗有兵力11.8万，在蒙古有6.5万。在越南、古巴及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也驻有军队或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
苏联武装力量 军衔制度
苏军分海、陆、空军军衔三类，有七等22级。其等级次序为：苏联大元帅、苏联元帅（苏联海军元帅）、军兵种主帅、大将和军兵种元帅、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高级准尉、准尉、大士、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请参见苏联元帅列表
苏联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历史
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权力，1918年1月28日，苏俄人民委员会组建了工农红军，几个月后又组建了工农红海军。随后工农红军、工农红海军与白军和波兰第二共和国、不列颠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大日本帝国等14国的派遣军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并击败了白军与外国干涉势力的军队，1920年，俄国内战基本结束，1922年，俄国内战彻底停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从1919年开始，为争夺西乌克兰地区的控制权，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第二共和国开始爆发冲突，1920年4月，毕苏斯基的向东攻入乌克兰，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战争公开化，苏俄的工农红军随后开始反攻，并进攻至波兰首都华沙附近，但波兰军队在华沙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向东前进的波军节节胜利，苏俄提出求和，1920年10月，双方停火。1921年3月18日签订了正式的和平条约——《里加条约》，划分了波兰和苏联之间有争议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