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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墙 建筑相关
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11月12日，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城。次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建国。此时，南京城的四重城墙仅内城大体保持完好。江宁满城最先被拆除，城砖被售卖。今南通市发现的城砖被认为是来源于南京城墙的旧砖。拆至明故宫午门时，南京巡按使因地方舆论压力，下令停止。而随着时代发展、现代城市建设，对内城城墙的拆除、破坏持续进行。1927年后，南京市成为中华民国首都。内城城墙拆、保之争仍在继续。
1949年新政权成立至1950年代时，内城城墙已破败不堪。1950年代中期，因经济因素，南京市政府曾有计划的拆除城墙。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军事防空需求，挖防空洞造成墙体破坏。1973年曾对解放门西段的赘城进行修整。
南京城墙 建筑相关
1970年代末，南京地方政府已开始注重城墙的考古发掘和保护。1979年3月，成立南京中华门管理所。南京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此后开始得到广泛认同。赘城在1982年时，以台城之名列为第一批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内城城墙以南京城墙之名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3月，成立南京市城墙管理处，负城墙保护、维修和管理。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市园林局，1993年改隶南京市文物局。1998年5月，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它与南京市城墙管理处同设于台城段上。
2014年2月，在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南京市城墙管理处基础上，并入南京中华门管理所、午门公园、仪凤门，成立南京市城墙管理中心。该机构是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加挂市文物局、市广播电视局牌子）下属的事业单位。融合统一了原南京各区属承担的城墙管理和申遗工作的事业单位。管理范围包含了四重城墙及附属建筑的遗迹、遗址，包含城墙、城门、护城河在内。拥有10个部门和解放门等五个管理办公室，150余名职工。全面负责南京城墙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申遗事务。
南京城墙 内城
明朝洪武五年（1373年6月21日），明朝皇家档案记载明城墙长度为“周一万七百三十四丈二尺”，折合今制为34.349公里；2005年江苏省测绘局与南京市文物局合作利用新测量技术进行的最新测定显示，明城墙筑造完成时长度为35.267公里。南京城墙保存下来的部分大约有25公里，是中国城市中最长的城墙，但是由于被分割为不相连接的几段，完整性不及西安城墙和开封城墙。
南京内城原来开有13座城门：正阳门（民国时改名光华门，已无存）、通济门、聚宝门（民国时改名中华门）、三山门（俗称水西门）、石城门（俗称旱西门、汉西门）、清凉门、定淮门、仪凤门（民国时改名兴中门）、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民国时拆除另建中山门）。20世纪初，陆续又增辟了草场门（1908年）、丰润门（1909年，今玄武门）、海陵门（1913年，今挹江门）、武定门（1929年）、汉中门、中央门、小北门（1931年）、新民门（1934年）、雨花门（1935年）、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到1930年代，南京的城门已经增加到24座。此后，1952年增开解放门，1992年增开集庆门，2000年之后又新建了长干门，华严岗门和标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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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门是南京城的正门，但这座城门并不在南京城的正南方，而是偏于东南。明初，朱元璋在原南唐金陵城的东侧新建了宫城和皇城，在宫城和皇城之外又建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的南面墙与原金陵城东侧城墙的中部在通济门附近相接，这面城墙的正中就是正阳门，因此正阳门是南京南面城墙3座城门（正阳门、通济门、聚宝门）中最靠东的一座，它在通济门以东1450米、朝阳门（南京城东门）西南2590米，与皇城和宫城的正门形成一条纵贯城东的南北中轴线，正阳门就在这条中轴线南端的起点上。正阳门是京城的正门，城楼高大，设有1道外瓮城和2道内瓮城，是中国城池中少见的“复合型瓮城”。正阳门在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的战乱中多次受到攻击，受损严重，以至于此后一段时期内该门被误以为只有一道内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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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正阳门改名为“光华门”。1955年至1962年间，光华门周边的居民和工人为建造房屋，拆走了大量的城砖，致使这个城门和两侧的城墙被毁。光华门仅作为地名保留下来，指原光华门内御道街、大光路、光华东街十字路口，以及光华门外光华路（石门坎）、大明路附近一带。2006年10月20日，光华门西侧的一处工地出土数座不同时代的古墓和一段明城墙的墙基，这段明城墙遗址将原址保护。从正阳门至中山门的护城河非常宽阔，现在称为月牙湖。正阳门外跨护城河的桥梁名为夔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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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济门位于南京城南面的城墙上，东面是正阳门，西面是聚宝门，前临秦淮河。和聚宝门、三山门（水西门）一样，通济门属于规格最高的3座城门之一。通济门有独特的3重船形内瓮城和4道城门，是南京城门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通济门1950年代被拆除，今天只能从沿用的地名通济门内、外大街来确定原来城门的位置。
通济门位于南京城南面的城墙上，明初沿元集庆路旧东门截城濠而修建，坐北朝南，南面为东水关（上水门），西南面为聚宝门，东面为正阳门，走进城门内，西南为商业区，东南为皇宫，通济门为南京13座城门占地面积最广的一座城门。通济门建有内瓮城三座，呈船型，有主城门与内瓮城城门四道，呈直线而设，皆为青条石砌筑，瓮城周长约690米，立面城宽约90米，主城门建有城楼和闸楼，内瓮城上建有闸楼，主城门内东西两侧各有上城马道、步道一条。
1645年，清军主力渡过长江占领镇江，直逼南京。6月3日夜，刚刚表示要带头拼死守卫南京城的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由通济门出逃，连辅佐他的马士英都不知道。15天后，弘光帝被捕，清军特地押他回宁从通济门入城，沿途南京市民无不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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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曾有人提议将通济门改名为“共和门”，以纪念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开创共和之伟业。共和门之名曾一度被使用，但未被国民政府正式命名。
1957-1963年，通济门连同东面城墙被拆除，今天只能从沿用的地名通济门内、外大街和旧九龙桥来确定原来城门的所在，通济门前的护城河为秦淮河，通济门外跨护城河的桥梁名为九龙桥。通濟門城下門券四層，每兩層門券間設有甕城，本門衝要面向大道，外有九龍橋，旁為東水關，此地為秦淮河與明城濠合流處。1958年拆除。
中华门是南京城内城的正南门，位于内外秦淮河之间，原名“聚宝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城堡式瓮城，也被认为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堡垒瓮城。中华门门内是内秦淮河，以镇淮桥连接自南唐以来历经千年繁华的中华路；门外是外秦淮河，以长干桥连接雨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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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宝门是在南唐都城南门的故址上重建的。传说门下埋有江南富户沈万三的聚宝盆，1931年改名为中华门。此门东西宽118.5米，南北长128米，占地面积15,168平方米。共设三道瓮城，由四道券门贯通，首道城门高21.45米。并有马道可骑马登城。各门均有可以上下启动的千斤闸和双扇木门，现在仅存闸槽和门位遗迹。瓮城上下设有藏兵洞13个，左右马道下设藏兵洞14个，可在战时贮备军需物资和埋伏士兵，据估计可容纳三千人。
聚宝门是南京京城城墙的正南门，坐北朝南，据说明初建筑南京城聚宝门时，砌起即塌，屡次修筑不成。有人说地下有水怪在作祟，向朱元璋献计，借用沈万三的“聚宝盆”，填在城坍处，城门才顺利建成，因而把此门称作“聚宝门”。其实，聚宝门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城门外有一座聚宝山（今称雨花台）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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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宝门原为南唐都城至宋、元金陵城南门旧址，后明初改扩建而成，城堡东西宽118.5米，南北长128米，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通济门建有内瓮城三座，呈长方型，有主城门与内瓮城城门四道，首道城门高21.45米，各门原有双扇木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闸内有藏兵洞27个，战时用以贮备军需物资和埋伏士兵。主城门内东西两侧各有上城马道、步道一条，可用于运送军需物资，将领亦可策马直登城头。除木结构毁坏外，砖石结构基本完好。它宏大的规模和巍峨的雄姿，世所罕见，在我国城垣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军事角度上看，工事坚固适宜攻守，是研究我国军事史的实物资料。遇有敌人强攻时可将敌兵放进城门，然后关起各道城门把敌军截为三段，分而歼之，似如“瓮中捉鳖”
据称聚宝门的石质门槛，“高二尺许，长一二长，黑黝如铁，名为活子午石。”乃外国使臣赴京的贡物。每日自子至午，石长一分，每日自午至子，石缩一分，故称此名。由于数百年长期经人磨踏，近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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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结合中华路、雨花路改造，在中华门城堡周围，建成了中华门广场，新增绿化面积近万平方米。
聚寶門原為南唐都城南大門，歷朝擴建，宋代創建甕城和券門。民間有朱元璋借聚寶盆的傳說，因而將此門稱聚寶門。傳說不是歷史，實際上聚寶門是因為它正對聚寶山（雨花臺）而得名。本門連通繁華的商業大道，門下門券四層，三道甕城，設27個藏兵洞，可藏兵五六千人。城門最為雄偉壯麗，顯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氣勢，令古今軍事家嘆為止。1928年改名中華門，1931年改築城門，拆掉左右城段，準備開中華東西兩門，未成功。
三山门是南京城西面最重要的一座城门。三山门西临秦淮河，是旧时由水路出入南京城的交通要道，原为南唐金陵城西大门“龙光门”。明代初年这座城门改建为3道船型瓮城、4道门洞，是南京城规格最高的3座城门之一。紧邻三山门的西水关是内秦淮河出城的水门，因此三山门又称“水西门”。三山门瓮城在1955年被拆除，瓮城遗址在2010年被重新发现。现在三山门原址一带是昇州路、莫愁路、虎踞南路、水西门大街和凤台路交汇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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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門原為宋元舊門，明重建時，因為它正對城外三山，故改稱三山門。清代又改為水西門，本門為西出要道，連通繁榮的商埠，城下門券四層，右邊是西水關。民間傳說朱元璋奪取集慶後，陳友諒率數十萬大軍來爭奪，劉基一夜造三橋，又把三山門的門栓從裏搬到外，使陳軍陷入迷魂陣，朱元璋遂在三山門一帶大敗陳友諒。1958年後被拆除。
石城门是南京城西面的一座城门，俗称“旱西门”或“汉西门”，南面是俗称“水西门”的三山门，北面是清凉门。该门原为南唐京城的大西门，1366年，朱元璋下令改筑应天府城时，利用原有的大西门并加以扩建，增驻瓮城。石城门由二道瓮城，三道城门组成，三门直对一条直线上，构成南京西部城防的要地。石城门也是南京保存至今的4个明代城门（聚宝门、石城门、清凉门、神策门）之一。1958年，石城门大部分被拆除，但是保留了部分瓮城。1997年，南京市政府修复了石城门部分瓮城，附近开辟为市民广场。
石城門門券兩層，流通繁榮的商業大道。因靠近石頭城，故稱石城門。路面均鋪“監石”，清代八卦洲柴薪由此車運入城，日久竟將監石碾碎。此門又稱漢西門，或稱旱西門，現存券門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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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门又称“清江门”，位于南京城西面，建于明朝初年。由一道城门和一圈椭圆形瓮城构成，现在镝楼已经不存，其余基本保存完好。由于这一段城墙是建造在清凉山西南部高低起伏的山崖上，地处偏僻，六百多年来一直行人稀少。直到最近修建外秦淮河清凉门大桥，才引起人们注意。
清涼門地處幽僻，僅有一券。位于清涼山西麓的鬼脸城側，故稱清涼門。由于面臨秦淮河，又稱清江門。清代時堵閉，後毀。
定淮门位于南京城西面，南为清凉门，北为仪凤门，原名“马鞍门”，洪武7年（1374年）因其跨秦淮河上，改名为定淮门。清朝道光23年（1843年），由于秦淮河淤塞，定淮门遂废。1958年，定淮门被拆除。
定淮門地處幽僻，有一券。原叫淮遠門，因為秦淮河在其附近入江，經常泛濫成災，為鎮秦淮河，所以改稱定淮門，在清道光二十二年淤塞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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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门又名“兴中门”，位于南京城西北角，依狮子山而建，南为定淮门，东为钟阜门。仪凤门原为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要道。成化年间，由于南京守备兵力不足，遂将仪凤门等城北城门堵塞。清朝顺治16年，梁化凤开仪凤、神策二门，出兵奇袭围城的郑成功军队得胜，此后仪凤门得以重建。清朝仪凤门为单孔城门，上设两层箭楼。1853年，太平天国大將林鳳祥指揮挖掘通向儀鳳門的地道，用地雷炸開儀鳳門城墻，直攻兩江總督衙門，攻克南京。1895年，张之洞在仪凤门下铺设了南京第一条近代马路。其后，由于挹江门的开通，仪凤门的地位显著下降。1928年，仪凤门改名兴中门。1971年，由于建宁路的修建，兴中门被拆除。2006年，南京市政府复建仪凤门，为一三孔拱门。
儀鳳門城下水洞兩座，本門衝要，是明清時出入長江的必經之路。
钟阜门位于南京城西北，在金川门以北、仪凤门以南，又名小东门，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名为钟阜门。成化年间，因守备兵力不足而被堵塞，后未重开。1958年左右该段城墙被拆除，今仅存地名。
鐘阜門本門荒僻，有一券。踞獅子山崗，是明代都城北面西頭第一門，由于門朝東，俗稱小東門。清代時堵閉，後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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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门位于南京城北面，因金川河在其涵洞下出城而得名，东为神策门，西为钟阜门。城门外有金川门桥，现为文物保护单位，城门包括水关一座，为长江以北进入南京的要道。1402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率军攻打南京，守臣李景隆、朱橞打开金川门迎其入京，是为金川门之变。南明时为防备清军进攻一度封闭金川门，清朝占领南京后复开。1907年，沪宁铁路经金川门通往下关。北伐战争后，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一度改金川门为“三民门”。1957年金川门被拆除，现仅存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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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门现名和平门，是南京城北最东侧的一座城门，位于玄武湖西北，在明城墙13个城门中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南京现有所有城门中唯一保留有民国以前镝楼的城门。神策门依山而建，曲折迂回。清朝时增建外瓮城。光绪年间重建镝楼，但规格已由原来的都城级降为州府级。1658年，郑成功北伐金陵，败于门下。为纪念战功，顺治帝下诏改名“得胜门”。1853年，太平军从此处攻入南京城。1929年改名“和平门”。1930年代，美国亚细亚火油公司将瓮城作为油库。日军占领南京后也以此地为油库。南京军区后勤部接管后继续作为油库使用，和平门成为军事禁区。2004年10月1日，修缮后的和平门对外开放，位于中央门立交桥的东南角。
神策門本門荒僻有兩券，東至後湖，依丘傍湖，地近幕府山和長江，是軍事防守要地。十三門中唯此門由劉基開兩洞。順治時，鄭成功17萬大軍攻城時，中了守城清將緩兵之計，守兵偷偷鑿開另一城洞，偷襲大敗鄭成功，後稱神策門為得勝門。1928年改稱和平門，現存甕城券門各一，譙樓一座，2002年修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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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门位于南京城的东北垣，是南京城北面的正门，以南是朝阳门，西北方向是神策门。因為代表監獄的貫索在天市垣，而不在代表天廷的太微垣，所以明代南京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合成“三法司”）监狱就在门外貫城坊，相传夜间哀声四起，为此将城门命名为“太平”。太平门处在钟山与玄武湖相接的位置，建在钟山向西延伸的富贵山、覆舟山之间，据有山湖之险。太平门东面的钟山被称作“蟠龙”，这一段城墙就被称为“龙脖子”。太平门扼守钟山，对于控制南京北部至关重要，且龙脖子一带是南京城唯一没有水体保护的城墙，因此清军进攻太平天国和日军围攻南京时，这一带都是主要的攻击方向。太平天国时，在门外钟山脚下修筑地堡城、山上筑天堡城拱卫太平门，这两个要塞陷落后，清军在龙脖子用地道炸开城墙，攻入南京。1911年辛亥革命时的江浙联军也是攻占天堡城后攻入南京。1931年，太平门一度被改名为自由门，1958年拆除。2014年重建，曾引发广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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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门是明南京城唯一的东门，民国时改筑为中山门。朝阳门为单孔券门，城下有水关，在明代是连接皇城和明孝陵的通道，平日不开放。朝阳门的原址在现在的中山门稍南的地方，与皇城的东华门、西华门以及玄津桥处于同一条东西轴线上。1865年时增设外瓮城。
1928年8月，为了迎接孙中山灵榇奉安中山陵，南京市政府修建了一条从中山码头直到朝阳门出城的迎榇大道（即现在的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1929年，将朝阳门和瓮城拆除，在门址以北不远处新建三券拱门，在奉安大典前命名为中山门。此后，中山门取代了朝阳门，成为南京城新的东门，是沟通南京城与东郊最重要的出城通道。中山门正中的券门宽10米、高10.5米，两侧的券门宽8米，高9.5米，门券墩厚3米，城门进深15米。
1929年中山门建成后门额由谭延闿题写，1943年9月改为汪精卫的隶书石额。1946年，汪精卫的落款被凿去，但他的“中山门”三个字一直沿用了50年。1996年，中山门门券被改为沪宁高速公路进入南京城的入口，为方便城内外交通，在城门下方两侧另开全长1600米的双线行车隧道。在工程的同时，原汪精卫的题字被换成了王献之的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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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是1910年在南京城北部东侧新开的城门，位于神策门与太平门之间。1908年，当时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在南京筹办“南洋劝业会”，为了方便游人游览玄武湖，决定在会场附近的城墙上新开一座城门。城门于1909年7月动工，1910年建成单孔券门一座。城门建成后以继任两江总督张人骏的籍贯命名为“丰润门”。1928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更名为玄武门。1929年4月，蔡元培应南京市长的请求题写了门额。1931年，城门改筑为三孔券门。
挹江门是1914年新开并于次年竣工的内城城门，原名海陵门，当时为单孔城门，是连通南京城内下关火车站与城外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城门东侧为狮子山。1928年改为现名，并扩建为三孔城门（于次年竣工），1929年4月由戴季陶题写“挹江门”匾额。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从此门进入南京市区。挹江门位于中山北路上。
雨花门是国民政府于1936年在南京明城墙上开辟，用于将南京市内的小铁路在养虎巷处与江南铁路连接，与京粤线贯通。抗战胜利后，小铁路逐渐荒废。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波及南京，其中雨花门及东西两侧城墙遭到拆除，城砖被用作建高炉或附近民居。
2009年，南京市政府利用老城砖修缮雨花门段城墙.同年6月23日，城门复建工程主体完工。复建后为三拱城门，主拱门宽约14米、高约9.9米，副拱门宽约5.5米、高约6.35米,各设一条慢车道、一条人行道。位于秦淮区江宁路的雨花桥前。附近有周处读书台遗址。
解放门是1954年新开的一道单券城门，位于玄武门以南、太平门以西，鸡鸣寺东北、玄武湖南岸。为方便这段城墙内外的交通，并为防空疏散的需要，南京市决定在北极阁山下的台城靠近“后湖城墙”的位置新开此门。1951年12月开始设计动工，1952年6月12日竣工，同时打开并扩建了附近的明代“后湖小门”通往玄武湖。玄武湖岸边这段从玄武门经解放门至太平门的明城墙，是南京城现存最长、最完好，同时也是最高大的一段城墙，垛口至城外地面的高度普遍在20米至25米左右。近年来经过整修，在该门上修建了南京城墙博物馆，使得解放门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解放门附近设有武庙闸，又名玄武湖大闸，位于武庙（今南京市政府所在地）东北。水闸通过预埋在城墙墙基内的涵管，将玄武湖水引入城内的珍珠河，可以通过闸门调节控制进水量控制珍珠河的水位。水闸长宽各25米，方井深85米，涵管名为“灵福洞”，原有铜管103节、铸铁管37节，管径0.95米，总长143.9米。涵管有两个进水口，安装双合铜水闸两套。
新民门是1934年在南京城北垣新开辟的城门，位置在金川门西侧、金川门与钟阜门之间。金川门改建成小火车通道以后，南京政府为方便城北居民进出，1932年在金川门西侧城墙上打开了一个豁口。南京警备司令部考因为战备需要，花费了6000多块大洋，在1934年在豁口上建成城门。新民门与武定门、汉中门等民国时期新开的城门的式样与传统的拱券式城门不同，都属于牌坊式城门，新民门是南京所有牌坊式城门中唯一保存至今的，现在处于建宁新村居民住宅楼的包围之中。
中央门现在是南京的一处交通枢纽，位于中央路、中央北路、建宁路和龙蟠路四条干道的交汇处，1980年代建成一座三层立交。西南侧是南京长途汽车站，东面是南京火车站。这一带也有发展成南京第三商圈的趋势。原来这里曾有一座城门，位于南京城北。这座城门虽然在明城墙上，却不是明代开辟的十三座城门之一，而是开于1930年代，在中央路笔直向北与城墙的交点。它东面不远处有神策门（今名和平门）。
汉中门曾经是南京城西部的一座城门，现在作为地名使用。汉中门并不是明代开辟的南京城最初十三座城门之一，而是开于1930年代。明代开辟的石城门（俗称旱西门或汉西门），位于其南侧不远处。1933年开辟汉中路时，在城墙上新辟西式三券门洞，介于清凉门与汉西门之间。1958年，汉中门被拆除。现在，汉中门是一处交通枢纽，东西向的汉中路与南北向的虎踞路、虎踞南路在此交汇。汉中路名的来源是地名“汉中”，类似西康路、上海路、热河路，并非来源于汉中门。而汉中门是当初修汉中路因为出城的需要在城墙上新开的城门，因路得名汉中门。
南京城墙 皇城与宫城
明代的南京皇城开有7门：洪武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承天門、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宫城开有4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
从南京城的正门正阳门开始，向北形成了一条宫城和皇城的中轴线，分别是洪武门、外五龙桥（跨外御河）、皇城正门承天门、端门、宫城正门午门、内五龙桥（跨内御河）、奉天门、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门、乾清宫、省躬殿、坤宁宫、宫城北门玄武门、皇城北门北安门、太平门。
南京城墙 外郭
在南京城的外围，还因山之势，建有一道外城，开设了18个城门：江边的栅栏门、江东门、大小驯象门、大小安德门、凤台门、夹岗门、上坊门、高桥门、沧波门、麒麟门、仙鹤门、姚坊门（今尧化门）、观音门、佛宁门、上元门，到江边的外金川门。
尧化门原名姚坊门，是夯土外郭东北部的一道城门，位于现栖霞区尧化街道尧化村。1903年，英国工程队在修建沪宁铁路时，将姚坊门误译为尧化门，后沿用至今。同年，尧化门被拆除，成为南京市北铁路枢纽。
南京城墙 其他
2016年7月1日，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雨水渗入历史悠久的明城墙墙体内，经由其排水系统喷吐而出，形成了独特的“龙吐水”景观。
顺风相送
《顺风相送》是明代的一部海道针经。現存钞本被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圖書館，著者姓名不详，封面有“顺风相送”四字，因此得名。
1935年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向达至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抄錄中国古籍。1961年出版《两种海道针经》，將《顺风相送》收錄其中。
顺风相送 年代考證
《順風相送》的著者及成書年代不詳，現留最古抄本保留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圖書館《顺风相送》，其副页有一行拉丁文，说明此抄本是1639年（明崇祯12年）牛津大学校长赠送。因此其成書下限為明朝崇禎年間。
因為其序文中，記載1403年（永樂元年）鄭和下西洋時，閑暇時校對針經的記錄。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 J. Duyvendak）認為《顺风相送》在1430年（明宣宗宣德5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完成。其校正者可能就是郑和宝船上的舟师。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赞同戴文达对《顺风相送》成稿年代的论断。
《顺风相送》序文有字句：
“又以牵星为准，保得宝舟安稳”。“宝舟”一词专指郑和下西洋的船只，“牵星”指过洋牵星术，是《郑和航海图》中使用的术语。
“永乐元年奉差往西洋等国开昭，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清楚说明《顺风相送》所傳抄著作底本的作者根据已有的针路图进行校正针路、牵星图、水势山形。該原著底本的校正者极可能就是郑和宝船上的舟师，原著底本的著书年代应该是明永乐年间。
顺风相送 年代考證
該原著底本可能是根据元代的一种海道针经校正而来。元朝拥有发达的海军，曾派出海军攻打日本和爪哇，元朝海军必定有海道针经一类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中祈拜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明著天妃”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封赐天妃的封号，一直沿用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明永樂七年1409年，明成祖赐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顺风相送》中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既有元朝封号“明著天妃”又有明朝封号“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可见該原著底本可能是明代舟师校正元代航海指南而来，而成書不早於1409年。
此書多處記載佛郎，應為葡萄牙與西班牙
在呂宋港有銃城，呂宋港即今馬尼拉，馬尼拉於1571年開埠通商，1573年建立炮寨，即此書所說的銃城。
同卷中又記載「收入長岐港，即籠仔沙磯，有佛郎番在此」。長岐港在1570年至1571年間，因葡萄牙商人到此貿易而建港開市，在此之前只是小漁村。根據這兩個記載，日本學者一般將此書的成書上限定為1570年代（明隆慶年間）。台灣學者陳宗仁也支持這個觀點。
顺风相送 年代考證
台灣學者陳佳榮認為此書傳抄底本為1537年吳朴編撰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再所刪節增補，而該底本又傳抄永樂年間著作。依比對前後著新增補資料等時序，刪去劉家港以北的國內航路，新增東洋針路（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等地）為前著所無，1562年刻鄭若曾《籌海圖編》―約1567年刻鄭舜功《日本一鑒》―《順風相送》―約1598年刻慎懋賞《四夷廣記》―約1685年《指南正法》一脈相承，推斷此書約成書於16世紀末1593年。
顺风相送 内容
《顺风相送》内容丰富，可分为几个部分：
明代舟师使用，用水浮罗盘，有一定的规矩：“取水下针，务要阳水，不取阴水”，“安罗经，下指南（针），须从乾宫下”。下针之前，舟师必须诵读《地罗经下针神文》，拜周公圣人，李淳风仙师，定针童子、转针神郎、换水神君、下针力士、走针神兵、罗经坐向守护尊神、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等神灵，祈求“今日良辰下针，青龙下海永无灾”。
湄洲娘媽的請神咒語，看得出來是現今台灣天上聖母小法咒的先河：“五更起來雞報曉，請卜娘媽來梳妝。梳了真妝縛了髻，梳了倒鬢成琉璃。身穿羅裙十八幅，幅幅衤冏々香麝香，攑起涼傘蓋娘螞，娘媽騎馬出遊香。東去行香香人請，北去行香人來迎。去時金钅義插鬢邊，到來銀花插殿前。願降臨來真顯赫，弟子一心專拜請，湄州娘媽降臨來。急急如律令。”
書中日本地名對應今名舉例：
铅球
鉛球是田徑運動場上的其中一項運動，是屬於投擲項目，它對增強體質特為有效，當中更能發展上下肢力量的功能。
铅球 歷史
推鉛球的運動於14世紀40年代中的歐洲左右，當時大炮已經存在，大炮使用之實心炮彈呈圓形，以金屬製造。當時的士兵在無需作戰時流行以炮彈作為擲遠比賽用的工具，這就是推鉛球的始祖。
在19世紀時英國最先把推鉛球項目列入田徑的其中一個項目，後來，推鉛球項目曾經把運動員以體重分級，如柔道項目般，但最後成績証明了推鉛球項目最重要的是合適技巧。
當時標準的男子鉛球重量為十六磅，據說在14世紀時，炮彈的重量也是十六磅。
铅球 現代的鉛球
現代鉛球在當初成為田徑體育運動後，最早期是採用原地推鉛球的技術，後來經過時間的演變，逐漸出現了林林總總的方法，如側向前、側向滑步推。直至20世紀50年代左右，美國推鉛球運動員創立了背向滑步推的新技術。目前許多國家頂尖男子鉛球選手已改用旋轉式技術，女子鉛球仍以採用滑步式居多。
運動員在推鉛球之時需要在直徑2.135米的圓形區內，以單手把球從肩上推出，鉛球必定要落在落地區中角度線以內方為有效。
在鉛球上，它以鐵以及鉛製造，在常規的比賽中，男子鉛球重7.26千克，直徑11至13厘米，女子鉛球直徑9.5至11厘米，重量是為四千克。
在量度上，鉛球需以地痕之最近端拉向推擲圈之圓心，以推擲圈內緣至鉛球著地痕跡近緣之距離為成績，距離之計算需以0.01米為最小單位，不足0.01米並不計算在內。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納博可夫（俄語：，英語：；1899年4月23日—1977年7月2日），20世纪俄裔美国小說家、文学评论家、翻譯家、詩人、国际象棋爱好者与昆蟲學家。
1899年，纳博科夫生于俄罗斯帝国圣彼得堡。在流亡時期，他創作了大量俄語小說（包括《天賦》），但真正使他声名远扬的，是他于1955年、用英语完成初稿的《洛丽塔》（十年后由他自己译成俄语）。《洛麗塔》于二十世纪​​声名鹊起​​、誉满文坛​​。纳博科夫之後发表的英文小说（如《普宁》、《微暗的火》、《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等），则将他对咬文嚼字和细节描写的钟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1899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而富有的俄罗斯贵族家庭，其根源可追溯到14世纪鞑靼王子纳博克穆尔扎，纳博克进入沙皇政府，家族的姓氏由此而生:16。纳博科夫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1870–1922），是自由派律师、记者和政治家，在革命前是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著有许多有关刑法和政治的书籍和文章；母亲叶莲娜·伊万诺夫娜·鲁卡维什尼科娃是金矿矿主、百万富翁的孙女，矿业豪门的女继承人；表亲包括作曲家尼古拉·納博科夫；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1827–1904年），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担任俄国司法部长；祖母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男爵夫人玛丽亚·冯·科夫（1842-1926年），透过这层血统，他也和作曲家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1704–1759）有血缘关系。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弗拉基米尔是家中长子，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孩子。他有四个弟弟妹妹：谢尔盖（1900–1945）、奥尔加（1903-1978）、埃琳娜（1906-2000）和基里尔（1912-1964）。谢尔盖因公开谴责希特勒政权，1945年于诺因加默集中营被杀。而据奥尔加在斯托伊尼娜中学的密友，艾茵·兰德回忆，奥尔加认同、支持君主立宪制，且激起了自己对政治的兴趣。至于埃琳娜，则成为后来弗拉基米尔至爱的兄弟姐妹。1985年，她发表了自己与弗拉基米尔的通信，亦即弗拉基米尔后来传记的重要题材。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纳博科夫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圣彼得堡，以及该市以南西弗斯卡亚附近的乡村庄园维拉（Vyra）度过。据纳博科夫自称，他的童年是“完美”和“世界主义”的，有几点特别之处：他们家中使用俄语、英语和法语，因此他自幼就通晓三种语言；母亲给他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弗洛伦斯·蒙哥马利的《误解》（1869年）；他尚未懂得读写俄语时，已能读写英语，使爱国的父亲十分失望。在《说吧，记忆》一书中，纳博科夫仔细描述童年养尊处优的生活细节。他对这些往事记忆犹新，因此即使日後终生流落异乡，仍因为优裕的童年生活而感到欣慰。自然地，从他的首部著作《玛丽》，到到後期作品《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均有他早年生活的影子。
尽管家人名义上信奉东正教，但他们都对宗教兴味索然​​，而在納博科夫对宗教失去兴趣後，也并无被逼至教堂礼拜。1916年，納博科夫继承了叔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鲁卡维什尼科夫的罗日德斯特韦诺庄园，正位于维拉庄园旁边。但不到一年，十月革命爆发，他便自此失去了这座​​平生仅有​​的房产。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进入青春期，纳博科夫​​初涉文坛​​，开启其系统投身文学创作的生涯。1916年，纳博科夫出版了​​首部著作《诗集》（Stikhi），书中​​辑录​​68首俄文诗歌。当时他就读于圣彼得堡的特尼舍夫学校，他的文学老师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吉皮乌斯一直​​屡加指摘​​他的文学成就。《诗集》刊印后不久，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弗拉基米尔·吉皮乌斯的堂姐、著名诗人季娜依达·吉皮乌斯对纳博科夫的父亲说：“请告诉你的儿子，他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纳博科夫的父亲曾任职于圣彼得堡的俄国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爆发後，父亲举家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克里米亚。他们本无打算长期离国，便寄居朋友的庄园里，1918年9月，他们移居至由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控制的利瓦季亞，而父亲则出任克里米亞地方政府的法律部长。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1918年11月，德军撤走；1919年年初克里米亚白军起义失败後，納博科夫一家奔赴西欧，​​离乡背井​​。1919年，他们一家先于英国定居，納博科夫则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初习动物学，後​​转攻斯拉夫语和罗曼语。一位记者写道：“房间窗户上的盾徽让他隔绝于寒冷，也让他免受近期失去祖国的忧伤。正是在剑桥这座城市，孤灯独守​​之际，伴着《李尔王》、《亚瑟王之死》、《化身博士》与《尤利西斯》的​​卷帙，纳博科夫决定成为一名俄文作家。”负笈剑桥的经历，亦资为​​日后写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和《荣耀》等作品的素材。
1920年，納博科夫的家人迁往德国柏林，父亲亦於柏林创办流亡人士报章《船舵》（Rul）。1922年6月，納博科夫於剑桥取得法文与俄文学位後，便跟随家人前往柏林。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1922年3月，納博科夫的父亲在德国柏林，被俄罗斯君主主義份子彼得·沙别利斯基-博尔克和谢尔盖·塔博里茨基刺杀；其实，两位暗杀者真正目标是流亡政党立憲民主黨领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但納博科夫的父亲却舍身掩护米留科夫而身亡。因此，納博科夫日後的小说，反复出现角色因误会而被错手残暴杀害的情节，如在《微暗的火》中，刺客错将诗人约翰·谢德认作逃亡的君主，而将其刺杀。父亲逝世後不久，纳博科夫的母亲和妹妹叶莲娜移居布拉格，以遗孀的身份领取政府抚恤金。
納博科夫留在柏林，渐成流亡人士中声名藉甚的文人，他以笔名V. Sirin写作，該笔名出自俄国民间传说的神话生物西琳鳥。然而，他的写作所得入不敷出，因此他也靠私人教授英语、法语、网球和拳击帮补生计。迪特尔·齐默（Dieter E. Zimmer）曾写到他在柏林的15年岁月：“他从未喜欢过柏林，直到最后，他非常不喜欢柏林。他住在柏林活跃的俄罗斯社区裡，这个社区或多或少是自给自足的。他留在那里，只因山穷水尽。他只认识几个德国人。除女房东、店主和警察总部的移民官员之外，他认识的德国人很少。”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1922年，纳博科夫与斯韦特兰娜·西维特订婚；1923年初，女方父母担心纳博科夫无力养活妻子，遂解除了婚约。1923年5月，纳博科夫在柏林的一次慈善化装舞会上，邂逅了俄裔犹太律师的女儿薇拉（Vera Slonim，1902年1月5日-1997年4月7日） ，两人在1925年4月于柏林成婚，独子德米特里於1934年出世。
1936年，薇拉因德国仇视犹太人的环境而失去工作。同年，行刺纳博科夫父亲的凶手，坐上了流亡白俄群体的第二把交椅，纳博科夫亦动身寻找於英语国家的职位。1937年，纳博科夫离开德国，移居法国，他在那裡与同为俄国流亡者的伊琳娜·瓜达尼尼（Irina Guadanini）有过短暂的恋情。家人随他去了法国，途中最后一次造访布拉格，而先后住过戛纳、芒通、昂蒂布和弗雷瑞斯，最后在巴黎定居。
1939年，纳博科夫在巴黎完成中篇小说《魔法师》的初稿，这是他最后一部俄文小说。他后来亦称这部小说为“《洛丽塔》初萌的悸动（first little throb）”。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生平
1940年5月，纳粹德军进军法国，納博科夫一家乘搭尚普兰号轮船前往美国。只有弟弟謝爾蓋没有登船离开，他于1945年1月9日死於诺因加默集中营。
在欧洲生活的这些年里，纳博科夫出版了9部俄文长篇小说：《瑪麗》、《王，后，杰克》、《防守》、《眼睛》、《荣耀》、《黑暗中的笑声》、《绝望》、《斩首之邀》和《天赋》，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翻译作品、诗集、诗剧和剧本。剧本《事件》与《华尔兹发明》在巴黎以俄语上演。
赴美後，纳博科夫一家最初居於纽约曼哈頓。纳博科夫则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担任义务昆虫学家；1941年成为卫斯理学院比较文学住校讲师，每周教授俄语三日。学校特别为他设立教职，让他有足够收入和空馀时间，進行创作和研究鳞翅类昆虫学。纳博科夫也是卫斯理学院俄语系的创办人。1941-42年，他和家人都住在麻省韦尔斯利，而1942年9月至1948年6月则住在麻省劍橋；1942年以後，他同时担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一职
；1944年，在美国各地舉行巡回讲座後，纳博科夫回到韦尔斯利教授俄语；1945年，他与薇拉归化成为美国公民；1948年至1959年则在康奈尔大学担任俄国与欧洲文学教授，其学生包括日後成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鲁思·巴德·金斯伯格。金斯伯格指，納博科夫深深影響了她的寫作生涯。1952年，納博科夫又兼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文客座教授。
每年夏天，纳博科夫會到美國西部旅行，同时採集蝴蝶樣本。他在旅途中動筆創作小說《洛丽塔》，而妻子則擔任「秘書、打字員、編輯、校對、翻譯和書目編撰；經紀、營業經理、律師和司機；研究助理、教學助理和後備教授」。納博科夫試圖把未完成的《洛丽塔》稿件焚毀，但被妻子阻止，並指妻子是「他生命中最幽默的女子」。
1953年6月，纳博科夫舉家搬到俄勒岡州阿什兰市。他在那裡著毕《洛丽塔》，並動筆創作小說《普宁》。他会跑到鄰近的山丘找尋蝴蝶，寫成詩歌《Lines Written in Oregon》。
1953年10月1日，纳博科夫一家又回到紐約，後來，他也在此地教授过年輕作家托馬斯·品欽。
纳博科夫在留美期间出版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尼古拉-果戈里》、《俄国三诗人》、《庶出的標誌》、《故事九则》、《确证》等书。
1955年，《洛丽塔》遭四家美国出版社拒绝后，轉由巴黎的奧林比亞出版社出版。1958年，《洛丽塔》在美国出版。期间他还出版了《菲雅尔塔的春天》、《普宁》、《纳博科夫十三篇》，并与独子德米特里合譯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
1961年10月1日，纳博科夫夫妇移居瑞士沃州蒙特勒，长住在费尔蒙特莱蒙特勒宫酒店，直至1977年7月2日，纳博科夫与世长辞。 其遗体安葬于蒙特勒附近的Clarens公墓:xxix–l。
纳博科夫​​弥留之际​​，仍在笔耕不辍，潜心创作小说《劳拉的原型》。而受托执行其文学遗嘱的妻儿未遵遗命​​，无视其​​焚稿以终的请求，于2009年出版了这部未完成的小说。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昆虫学
在昆蟲學方面，納博科夫同樣成就斐然。他将大多業餘時間都投入于蝴蝶上，但又不会開車，所以每次外出捕捉蝴蝶時，都是由妻子薇拉載他。為追逐一隻蝴蝶，夫妇俩可以跋涉十幾英里。他對捕獲的蝴蝶進行分類，並用顯微鏡仔細觀察。1940年代，他還出任了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鱗翅目部的負責人，組織收集得來的標本。不過納博科夫是自學成才的學者，在世時，不少鱗翅目專家對他的研究成果不以為然。
納博科夫主要研究灰蝶的其中一支，他認為這種灰蝶在數百萬年前從西伯利亞經白令海峽遷徙至美洲大陸，即由阿拉斯加飛越千山萬水到達智利。他於1945年公佈此結論，稱這種灰蝶有過五次大遷徙；他亦將這種灰蝶在美洲大陸的分佈區域形容為一隻“大馬蹄”，但結論遭到學界尖銳批評。2011年1月，英國皇家學會宣布，學者經過為期十年的基因研究，證實納博科夫的研究成果具有充足的科學依據，並認為他對完善灰蝶分類系統，作出“重大貢獻”。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著述
纳博科夫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他早期的作品以俄语创作，却终以英文小说声震文坛。
纳博科夫以​​其诡谲跌宕的情节架构​​、​​精妙绝伦的文字游戏、​​瑰丽奇崛的隐喻体系​​，以及融​​戏谑摹仿​​与​​激越抒情​​于一体的散文风格​​独步于文坛​​。他凭借《洛丽塔》名声大噪，同时也声名狼藉。这部作品以及他的其他小说，尤其是《微暗的火》，使他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作为三语兼精的文学巨匠（纳博科夫兼擅法文，参见其作品《O小姐》），时人常将其与约瑟夫·康拉德并论，然对此类比，纳博科夫既不以为然，亦对康氏作品无甚好感。他曾向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感叹：“我太老了，无法彻底改变康拉德了。”约翰·厄普代克后来称这番话“本身就是天才的玩笑（itself a jest of genius）”。在发表这番感叹时，纳博科夫在美国当学徒还不到一年。后来，在1950年11月，纳博科夫致威尔逊信中，更作​​中肯持平之论​​：“康拉德比我更懂得如何运用英语，但我比他更了解另一种英语；他从未像我那样犯语法错误，但我达到的文学巅峰也不比他低。”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著述
纳博科夫的三语教育经历同样对他的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将自己许多早期作品译成英文，有时还与儿子德米特里合译，亦曾将初以英文写就的《确凿证据》《洛丽塔》两书​​回译成俄文​​。
之所以“翻译”《确凿证据》，是因为纳博科夫自认为英文版不够完美：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自己需要将记忆译成英文，同时还要耗费笔墨阐释一些在俄罗斯人尽皆知之事。因此，他决定用母语重撰，完成最终的《说吧，记忆》（最初想将其命名为《说吧，谟涅摩叙涅》）。
在谈到翻译《洛丽塔》时，纳博科夫写道：“我想象着在遥远的将来，有人可能会译出俄语版的《洛丽塔》。我将内心的望远镜对准了在遥远未来的那个点，祇见每段都漏洞百出，可怕的误译亦非鲜见。若落入好事者手中，俄语版的《洛丽塔》将会充斥着粗俗的释义和错误的语言，彻底被毁掉。所以我下定决心，自己翻译这本书。”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著述
纳博科夫之创作理路​​，同样别具一格​​：他先在数百张索引卡上写下文本的各个部分，将其扩展为段落和章节，再重新排列以成小说的结构。后来的许多編劇都借鉴了这种方法。
纳博科夫也曾在自己的一些小说中客串出场，例如在《洛丽塔》和《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中均有出现的角色薇薇安·达克布鲁姆（Vivian Darkbloom，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字母重排而来）以及在《王，后，杰克》中的角色布拉夫达克·维诺莫里（Blavdak Vinomori，同上）。至于他曾使用的笔名V. Sirin，则在自己的回忆录和《普宁》中有提及。
纳博科夫​​推崇个人主义，而对禁锢自由与思想的意识形态深恶痛绝​​，譬如诸般极权主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412ff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著述
而谈到纳博科夫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奠基于他1964年出版的四卷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注​​。译注以附录《韵律学笔记》结尾，该附录也因此声名鹊起。纳博科夫经系统了解后得知，普希金的抑揚格四音步诗在俄罗斯文学中虽仅出现短短两世纪，俄国的韵律学家们却已对其洞幽烛微​​；反观英语文学中更为古老的同类诗体，则显得混乱不明​​，文献记载也十分匮乏。用他自己的话说：
“在着手完成关于《奥涅金》译注的​​有限目标​​前，我不得不自己发明了一套简单的术语，以解释其在英语诗歌体裁中的应用。此外，我还孜孜矻矻于某些相当繁琐的分类细节。和强制性的准备工作相比，这些注释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无非是帮助那些非俄裔的英语读者​​厘清俄罗斯文诗律，尤其是有关《奥涅金》的一些诗律知识。”
弗拉迪米爾·納博可夫 影响和纪念
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尤利·艾肯瓦尔德对纳博科夫的崇拜由来已久：“他给琐碎的事物注入生命、感觉和心理，赋予物体以思想；他那敏锐的感知力，能捕捉到色彩的微妙变化、细微的差别，察觉到气味和声音的独特之处；在他的注视下，借助其独特的语言表达，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了意想不到的意义与真理。”
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指出，纳博科夫对细节描写的运用“对其后两三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此影响未必尽善”——此中受其沾溉者，便包括馬丁·艾米斯与約翰·厄普代克等作家。
此外，约翰·班维尔、堂·德里罗、薩爾曼·魯西迪和埃德蒙·怀特等作家都曾受到纳博科夫的影响。小说家若望·霍克斯更从中汲取灵感，自谓纳博科夫门下。1964年，霍克斯受访时曾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真正给予我们巨大支持的作家。”
1985年，小行星7232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塞巴尔德1993年出版的小说《移民们》中，纳博科夫亦有被提及。
2012年，水星上的一个陨石坑以纳博科夫的名字命名。
诺基亚3220
Nokia 3220，是一款来自诺基亚的GSM手机，使用Series40系统。诺基亚3220于2004年5月31日推出，是一款“有趣”的设备，配有LED灯和Xpress-on盖。它是第一款提供完全访问互联网的入门级手机，带有XHTML浏览器和POP3/IMAP电子邮件客户端。这款手机使用GPRS和EDGE进行互联网连接。诺基亚3220也同样支持近场通讯功能，Java软件扩展。
圭多·富比尼
圭多·富比尼（義大利語：，1879年1月19日－1943年6月6日）是意大利数学家，最著名是他的富比尼定理。
富比尼生于威尼斯。早年即因他的老师们和他作数学老师的父亲影响而醉心数学。1896年他进了比薩高等師範學校，跟随著名数学家乌利塞·迪尼和路易吉·比安基学习。他早时已经有点名声，他190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椭圆空间中的克利福德平行》，在比安基广泛流传的微分几何著作中作了讨论。
他获得博士后，开始担任一连串的教授职位。1901年他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大学开始教学，不久后转到热那亚大学；1908年转到都灵的都靈理工大學，接着在都灵大学。他留在这里数十年。
他这时的研究主要在数学分析，特别是微分方程、泛函分析和复分析；但他也研究了变分学、群论、非欧几里得几何和射影几何等学科。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转为从事应用层面的工作，研究发射炮弹的准确度；战后他的研究依然朝向应用，工作成果应用到电路和声学问题。
1939年，富比尼年已六旬，将近退休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采取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鼓吹了数年的反犹太政策。身为犹太人，富比尼担心家庭的安全，所以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4年后于纽约市逝世。
美國內戰起因
美國內戰的爆发肇始於美國在內戰之前時期相互糾結的數項爭議，如奴隸制、領土擴張主義、區域主義、以高關稅保護美國北方工業、經濟與政黨政策等。美國在版圖急遽膨脹後，不得不面對應將新領地拓殖為「蓄奴州」或「自由州」的問題。最後終因國內的奴隸主勢力衰退、南北雙方在經濟上與社會上無法掩飾的歧異，乃至在各州是否有權退出聯邦等問題上意見相左，從而爆發內戰（1861年－1865年）。
內戰前夕，美國清楚的分為一國四區：東北地區（即今新英格蘭）工商業型經濟增長，且人口密度增加；西北地區（即今美國中西部）自耕農擴展迅速；東南方地區主要為墾殖農場，但在某些地域經濟衰退；西南方地區棉花產業爆炸性增長，迅速的程度一如當時美國疆域之拓展。
當時的美國東北與西北方雇用自由工人，但東南與西南方使則用奴工，這樣的全國性社會與經濟結構上的歧異，在19世紀中期導致南北雙方對社會遠景的看法互異。
美國內戰起因
在戰前一段時日，對政府之存續、利益上之折衝、與對大幅增加的新領土之看法等範疇內，美國憲法提供了規範這些衝突的基礎。奴隸制度在道德上的爭議雖長久不衰，但各政黨為維持全國的整體性，皆淡化了自身反對奴隸制的立場，於是產生了1820年的密蘇里協議與1850年協議。
19世紀中期，因著群眾民主在北方勃興、舊式第二黨體制崩解、1840年代疆域的擴張、與有害且具敵意的地域觀念，使美國國內的政治人物越來越難以凝聚區域性共識。1850年代，美國共和黨與其技巧純熟的政治人物們，藉多樣的政治活動興起成為區域性的多數黨，工業化的北方轉變為勞務自主的資本主義性格。1857年經濟大恐慌使地區性緊張關係更加惡化，且促使共和黨在1860年的選舉勝出。1860年的美國總統當選人林肯，在南方遭遇蓄奴既得利益者們堅強的民意抵抗，引發南方數州脫離聯邦。林肯以戰爭手段維護聯邦的統一。
許多合眾國史的編纂者長久以來將這場事關奴隸制度存廢以及分離與否的衝突視為「美國二次革命」——一個美國跨入現代工業社會的革命性分水嶺。
美國內戰起因 廢奴主義兴起
在北方，反蓄奴運動於1830～40年代聲勢大起。北方社會當時在社會與政治改革主義二者的刺激下，歷經鉅變。而在北方經歷著先期的工業發展與都市化時，整體的美國的生活正面臨著嚴苛的變化。改革者一般是受緬懷過去的情懷所驅使，而當時的許多改革家們致力於創新或改進社會制度，以面對新時代的來臨。當時改革家們所推動的，改善監獄與收容所，便是一例。
為求瞭解當時與改革運動同時興起的反蓄奴運動，必須注意到美國社會上與經濟上的結構性改變與其內涵。當時的結構性改變包含了經濟整合與政治重整、自勞力密集朝向資本密集的發展趨勢、與市場導向式資本關係的散播。工業革命的全球性發展並不侷限於美國；產權觀念以及消費品與舊式農業社會的連繫（例如：貴族式的傳統、類封建式的社會佈局、以及在個人主義上，與他人的多重關係）逐漸斷裂崩解。社會與經濟兩者的壓力相互糾結，在在需要一種價值體系以將社會的變遷視為值得嚮往的自然發展。個人自由主義、社會流動、與自主勞工等觀念受到重視，與當代經濟發展相互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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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與1840年代的改革者們著重以種種主義來改變生活方式與工作習慣，以求幫助勞工們面對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其觀點植基於在當時在美國人記憶中依舊鮮明的第二次大覺醒——強調個人自新的新世紀宗教復興——之遺意。
因此，北方的改革運動便沾染上洋基基督新教（Yankee Protestantism）之大覺醒運動的精神特質。在十九世紀末的最後二十五年大行其道的改革主義——雖然包含著種種具衝突性的理想主義——大為注重以內在的自修、自律、與來改造人性。而對許多改革者而言，著重於人性的改造代表著，提昇社會道德（具晉升機會、有財產權、與勞務自主）的承諾，這些也被視為美式民主的核心價值。
在1830與1840年代，反蓄奴運動的興起適與傑克遜民主的高峰交會，兩者皆由「反貴族政治」與平等主義精神而獲得鼓舞。反蓄奴者崇尚「勞務自主」；即從事勞務應具誘因而非受威逼；勞務應具技術性與教育性，並有升遷等奬勵；工作可因應市場變化而自由轉換。在這些期望的背後，是當時因經濟結構持續變動而激發出的「勞務自主」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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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改革者眼中，美國南方的奴隸主與北方的愛爾蘭工人階級兩類人不符其生產力、信仰、冷靜、儉約、自強、等價值觀。當時的改革者一般會將北方窮困的勞工、醉鬼、與罪犯等所遭遇的困境歸罪於其自身：生活窮困，是因為把薪水都花在酒精上，或是因為無法抑制性衝動以致生出太多小孩，而非因為其微薄的薪資僅足餬口。當時的改革者從而關注於協助計酬工人適應產業要求，而非質疑產業本身。
當時的廢奴主義者們，對於改革的時機與改革運動所領導的勞務自主，都具有共同的熱忱。因為源起於自強、工業化、儉約等信條，大多數的廢奴主義者——其中最具影響力者為威廉·羅伊·葛里森——譴責奴隸制度為支配他人的命運與勞動成果，而將自由身定義為不受拘束。在內戰前的改革者眼中，有自制力的人為真正具有人身自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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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與1840年代中，美國的反奴隸制組織與新興的各個族裔團體，並非基於熱忱以共同集結挑戰計酬勞務體系，而是因為同具美國北方新教的成員基礎。由此可解釋愛爾蘭勞工階級與廢奴主義者間，其後持續數十年的緊張關係。當時唯有少數的改革者遊走於雙方陣營之間，如英裔移民喬治·亨利·伊凡斯（紐約《工人之聲》Workingman's Advocate）的編輯）與當時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時常因財產縮水而對大工廠心懷不滿的小技工是這些團體的要角。但居多數的廢奴理想主義者並不重視關懷市郊工人階級的呼籲。主流的廢奴主義者蔑視奴隸主，但罕聞其關懷自主勞工惡劣作業環境的呼聲。舉例來說，就其觀點而言，挨餓的童工只不過是所從事的職業較不理想，或說所處的境地較不高尚。
主流的廢奴主義者通常將熱情傾注於種種對社會有不同願景的改革運動上，如創設監獄與收容所、禁酒、並救濟「值得加以援助的窮人」（其具訴訟手續以與「不值得加以援助的窮人」作區分）。對廢奴主義者與從事相關運動者來說，這些願景須以淨化社會上的罪行來達成。這些罪行包括酗酒、賣淫、無知，以及比這些更應受譴責的，奴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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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與1840年代中，聚集在改革者們身上的設想、品味、與文化共同醞釀了1850年代的政治與意識型態。愛爾蘭勞工階級與德國天主教徒所形成的移民浪潮挑起了輝格黨人與民主黨人的種種反應。白人勞工與農民們害怕數目不斷增多的自由黑人競爭工作機會——又稱懼黑人症——恐懼感持續增長，反應在北方數州所通過具歧視性的黑人條款上。
在西北方，雖然農地租金上漲，自耕農的數目依舊倍於農業勞工與佃農。而且，整個西北好似一個超大型的小鎮。在當地，雖然膨脹的製造體系侵蝕技工與匠人的經濟自主性，其地區性產業主要仍是小型企業。社會的流動性在北方集中於各城市郊區，長期受珍視的觀念如掌握機遇、正派經營、與辛勤工作至少在當時足資轉用於產生勞務自主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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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具田園風味與小鎮風情之處，因「勞務自主」的性格而成型的社會形象，在現實上卻對應著大規模的階級性。在蒸氣動力輪船、鐵路，與電報等先進的交通設備與通訊器材之驅動下，內戰前二十年的西北方見證了暴漲的人口增長與經濟規模。東北方的勃興則與外銷市場結合，使當地農夫的社會地位提高。鄉村與小鎮——屬於美國共和黨的鐵票區——強力擴張。居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為小規模的資本主義，以使白人勞工有機會力爭上游，擁有房產，甚至自己當老板。許多自由之土的支持者主張奴工體系與黑人移居者（在俄勒岡州等地則包含華人移民）應被排除於西部大平原之外，以確保自主的白人勞工之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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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威爾莫特但書遭到反對，因而促成「自由之土」力量的鞏固。次年，俗稱燒倉派（Barnburners，其反對者譏其手段激烈，猶如為趕出穀倉內的老鼠而燒掉整座穀倉，因而得名）紐約的族裔民主黨員（Radical New York Democrats）、自由黨、與反奴隸制的輝格黨員在八月於紐約州水牛城集會，組成自由之土黨。該黨支持前總統馬丁·凡·勃倫與小查爾斯·弗蘭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Sr）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反對將奴隸制度延伸入俄勒岡屬地與墨西哥屬地等前此不在美國版圖內之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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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雙方對奴隸制度的看法受限於兩方勞工體系中基礎性的歧異，而在文化與意識型態上的堅持使其歧異更是色彩鮮明。艾瑞克·馮納（Eric Foner）在其《自由之土、自主勞務、自由之士》(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1970)一書中，走出查爾斯·畢爾德（為1930年代的史學領袖）的經濟決定論。馮納強調勞務自主的理念對北方反奴隸制人士的重要性，指出主張廢奴者的道德觀並不一定就是北方的主流觀感。許多北方人士（包含林肯在內）反對奴隸制度的部分原因在於懼怕黑奴可能散佈到北方以致威脅自主的白人勞工。基於此點，共和黨人與主張廢奴人士在北方可透過廣為宣導「勞務自主」的政策以獲取有力的同情。對關心自身利益的北方人來說，「奴主勢力」(Slave power)觀念的說服力遠高於南方黑奴的悲慘境遇。一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寫，「自由之士的呼求甚囂塵上，非為將自由延伸至黑人身上，乃是為了保障白人的自由。」若說1830年代與1840年代勞務自主的概念有賴於北方社會的轉變，其形成政策則有賴於群眾民主之勃興驅策下的社會變化。1850年代中期，曾長期抑制區域衝突的舊有第二黨體制崩解，於是時機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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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代，政治人物所活躍的社會中，傳統上於1820年與1850年可抑制區域性衝突的約束——最主要的是穩定的兩黨政治——已因隨著北方的群眾政治所帶來的緊張關係而遭腐蝕。
當時，各政黨對選民的動員達到空前的高峰，如此政策形成美國群眾文化的基本要素。專攻內戰之前時期的史家們同意，美國人參與政治的熱情在1850年代甚於今日。由於中產階級的茁壯，與社會經濟兩者的迅猛成長與變遷，有更多聲音促使群眾參與政治；從而使精明的政客能以關注「奴隸制度擴張至西部的議題」為由動員支持者。在當時，政治活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娛樂大眾——充斥著各色人物與集會、遊行等奇景。政治領袖通常成為公眾利益、期待、與價值取向的投射對象。
史家艾倫·倪文斯的著作是一個例子。他撰述過1856年的多場政治集會，出席集會的男男女女來自各處，各約兩萬至五萬不等。唐·佛瑞鮑契（Don E. Fehrenbacher）寫道，1860年時，北方各州的投票率可高達百分之八十四。宗教信仰復興運動於1850年代達到最高峰。歇斯底里式的恐懼與偏執性的猜疑是這時期美國的標誌。1850年代是宣傳者、煽動者、與極端主義份子的樂土。1854年出現了極多的新政黨，包括共和黨、人民黨、反內布拉斯加人組織（Anti-Nebraskaites）、融合黨（Fusionists）、一無所知運動、略識一二黨（Know-Somethings，為反奴隸制的本土化支持者）、緬因州姻親黨（Maine Lawites）、禁酒者黨（Temperance men）、蘭姆酒民主黨（Rum Democrats）、銀灰輝格黨（Silver Gray Whigs）、印度黨（Hindoos）、硬殼民主黨（Hard Shell Democrats）、軟殼黨（Soft Shells）、半殼黨（Half Shells）、與過繼者公民黨（Adopted Citizens）。
同時，在對奴隸制度拓展至美國西部的爭議於五十年代後半成為政策焦點之前，對所謂《奧斯坦德宣言》（提議兼併古巴）的論戰，與遣返逃奴的問題使區域性緊張關係持續不斷。在1850年協議之後，若干北方團體的反蓄奴立場更為激進；且當時南方人開始到北方來追捕逃奴，或指稱在當地居住了數年的非裔美國人原為奴隸。而若干主張廢奴人士公然阻止實行該協議中的法條。1850年的《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常受到有組織的公開對抗。在波士頓——一個因未曾有逃奴遭遣返而聲名遠播的城市——希歐多爾·帕克（Theodore Parker）連同市內其他精英人士於1851年4月在群眾協助下阻攔該法案實施。公然抗命的作法逐城逐鎮的出現。最值得注意的是1851年時的紐約州西拉鳩斯市與1854年於波士頓再度發生者。然而，一如上述，這些爭議未曾引發危機，直到1820年才因密蘇里協議而爆發。協議內潛藏著與之前相同的爭議：各屬土內的奴隸制度。
出人意料，且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南方州於1851年各自舉行憲政會議，考慮拒行聯邦法律並脫離聯邦。南卡羅萊納州更進一步，其議案中甚至沒有「不脫離」的選項，而只有「不在他州無共同行動下脫離」。南方各州的憲政會議中，佔多數的聯邦支持者表決駁回分離案。在密西西比州的集會中，更進一步否定該州有脫離聯邦的權利。對照於日後的發展，這點頗令人關注。距此不到十年，當南卡羅萊納州於1861年倡議分離時，密西西比州是首先跟從的數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