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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背景
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是高度精英化的，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形式。在科举制度下，教育系统的重点是培训和挑选公务员。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并谋求教育现代化。教会学校，即西方基督教会兴办的学校，常常是类似改革的标杆。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促成了第一批大学的成立。洋务派兴办了北洋公学和南洋公学，维新派则创立了京师大学堂。在新式学堂中，不同于传统学堂以教授八股文为主，天文、算数、地理、外语等西学科目逐渐进入课程并被加以强调。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成立中华民国。革命之后，革命党和自由知识分子都将教育与工业化视为新国家的重中之重。公立学校之运营被列为政府的法定职责，私立教育与海外留学合法化并被鼓励。受到约翰·杜威的影响，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促进民主的品格志趣，因而引入大学院制度，意图实现教育体制的自治与独立。然而这与执政的国民党的理念所不和，故而很快就失败了。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的进行，不同教育体系在中国经历了试验，直至采用了效仿美国的教育体制。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背景
改革归改革，民国时期的大众依旧将教育视为当官的途径，因此教育体系中大量学生主修政治和法律。国民党在1928年执掌中央，组建国民政府，随即开始对教育系统加强控制：所有的大学必须要在教育部登记，大学不得进行宗教传教，且必须教授三民主义。同时政府兴建若干国立大学，并成功促进了理工科教育人数的增长。这些趋势都在此后不断加强，一直到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背景
1927年国民党清党前，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担任代理宣传和教育部长，负责农民培训。宁汉合流后，中共开始在中央苏区提供苏维埃式的公共教育，在此期间，中共的教育系统侧重于培训中共的干部，对年轻人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对普通民众进行扫盲教育。20世纪30年代，不断升级的日本入侵和国民党的绥靖政策引起了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不满，恶性通货膨胀和普遍的腐败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时，中共的抵抗号召和统一战线政策成功地吸引和招募了爱国学生。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被承认为中华民国境内的合法政党，在陕甘宁边区提供公共教育。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教育系统侧重于政治教育和在人民中进行动员，这深深影响了50年代中共的教育政策。根据地的大学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大学，因为它们通常旨在向中共干部传授党的现行政策，以及中国和西方的革命历史。但它为1949年后的大学改组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式。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战争，打断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转型计划。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不合作行为变得不再宽容。由于战争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从其教育系统中清除外国影响。因此，政府改变了对私立教育的主张，将由美国资金资助的教会大学收归国有。毛泽东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引用并批评了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英語：），从中感受到亲美知识分子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危险。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国共内战中，随着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扩大，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便发布了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对解放区内原有学校的维护与逐步改革的策略。该指示强调保护学校及文化设施，避免破坏，并逐渐对学校进行改良，如取消政治倾向性强的课程和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同时大多数教师被保留，以确保教学活动的连续性。随着解放军进入主要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负责接管当地高等学校。以清华大学为例，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进驻后，由军管会派出的军代表正式接管了校园，通过召开会议与各方面沟通接管政策，并进行了课程调整，如增加马列主义课程，废除与国民党有关的课程内容。到了1949年6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设立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开始统一管理接管的高等教育机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其中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知名高校也在1949年6月间被人民政府接管，并且开始改革校内课程及管理体制，推行政治课教育，发放“人民助学金”等。全国各地高校的接管程序与沪京两地基本相同。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政府提出了其三项重要政策。第一，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服务。第二，高等教育应向工人和农民开放，他们在国立大学应免交学费。第三，高等教育必须转入计划经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了教育的思想基础，这使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与过去不同。正如马叙伦在闭幕词中所说：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我认为对于每个教育工作者，明确地认识这种新旧教育在本质上的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新教育与旧教育乃是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区别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的区别，是不能有一点含混的。我这段话自然也包含旧日的高等教育在内，在旧中国的教育，不能不是“旧政治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这一性质不能不体现在各级教育的方针、任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对旧教育的性质和基本精神，是决然应该否定的。对旧教育的内容、制度和方法，是必须改革的。这些都应该加以肯定，不能有任何怀疑的。但这种改革必须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应该有步骤地谨慎地前进，拖延时间不愿改革是不对的，企图用粗暴的方法，急于求成也是不对的。——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闭幕词（1950年6月9日）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由于这三项政策概述了即将到来的教育改革的意识形态基础。起初，政府承诺保护私立教育，并在1950年1月与教育部门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造方法，以获得大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但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大多受到美国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尽管对败退台湾的国民政府有异议，但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很谨慎，持观望态度。1950年7月，国务院进一步宣布，大学必须服从教育部的任何命令，这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学中的快速扩张一起，允许在大学中执行政府的命令。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早在1949年底，大专院校就开始了小规模重组。例如，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为新的北京农业大学。取消交通大学的管理权，合并为自己的工学院北京北方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交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在交通大学纺织系和其他院校的基础上重新组建。1949年9月，浙江大学史地系、法律系、经济系，暨南大学人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英士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并入复旦大学。在1950年的高等教育调整中，湖南大学的水利系被并入武汉大学，与后者的土木系水利组合并，共同组成了新的武汉大学水利系。同一时期，武汉大学医学院被分离出来，并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形成了中南同济医学院。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1950年底，美国政府首先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从美国向中国汇款，切断了教会大学的资金来源。随着中国政府下令将中国的传教士高等教育国有化，到1951年底，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山西铭贤学校、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华中大学。而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岭南大学和求精商学院则改为国人自办，但仍为私立。
除了教会学校的转型，私立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也经历了调整。1950年2月，大夏大学的数理院系被转到同济大学。1951年10月，私立的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合并为一所新的公立大学，称为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创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尽管政府对大学拥有所有权和行政控制权，但大多数中国大学聘请了具有美国背景的教授，并以美国方式进行教学。因此，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对北京和天津的大学教授发表讲话，呼吁他们进行思想改革。很快，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也响应了这一呼吁。根据国家媒体《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刊登的马寅初的一篇文章：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前奏
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故能将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的人民的大学。解放后二年多来我们一直向新的方向努力。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都能真正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使我们自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二年多来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工作，但对于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任务来说，这些成绩离开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因此我们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间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还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来加强思想改造，配合业务水平，来负担新的任务。——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第三版
虽然改革大体上是一场自发的运动，由知识分子自己发起，但在1952年2月，共产党进一步发起了三反运动，导致全国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该运动利用政治力量迫使知识分子和学者改变其意识形态。
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教育部指示，出自董渭川《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
两场政治运动最终在意识形态上控制了文化和教育部门，驯服了知识分子，镇压了持不同政见者。到1952年秋，约91%的教师和80%的学生通过了思想改造。1952年，《人民日报》在谈到大学整顿计划时解释说，思想改造清除了“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整顿。
1949年至1952年间，尽管中国学者提出了各种建议以改造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中国政府还是决定仿照苏联的模式重组教育体系。1950至1960年间，126名苏联教育工作者被派往中国任教，约8000至10000名苏联专家被派往中国协助工业化进程。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成了两所示范性大学，一所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另一所是以人文科学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
仅在1950年，教育部就有近五分之一的经费用于中国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1年，《人民日报》和《人民教育》上关于这所大学的报道约有50篇。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提出，中国人民大学将是中国第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旧大学应该效仿它。
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了苏式教学体系，将学系、研讨会、毕业论文和笔试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教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编写相关教科书的大学。1952年改组后，农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家来校聆听苏联专家的课程。到1956年，中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担任政治理论课的首席教师。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实施
根据苏联顾问福明和阿尔谢尼耶夫等人的建议，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计划并实施了重组。为实施重组，1952年秋，根据福明的建议，成立了高等教育部，由马叙伦领导。
1951年10月之前，地方政府可以向教育部门申请学生，但工业化进程中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对所有大学生实行了就业分配制度。1952年7月19日，政务院决定实行中央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以确保每个大学毕业生获得终身任职。这一制度在1952年改组后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解体。同样，在1952年改组之前，中国大学通常通过单独考试或与其他大学联合考试的方式招生。从1950年开始，大学招生被设计为每个大行政区域内的统一程序。1952年，地区性的招生程序被全国性的招生制度所取代，即通过全国性的考试，即后来的高考，录取学生进入高校学习。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发布指示，强调大学统一招生是全国干部培训计划的关键。因此，大学招生由中央计划控制，为计划经济服务。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实施
在新的教育体制下，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由政府管理。大学又分为三类，其中包括数量有限的综合性大学和多学科工科大学，而大多数大学则是单学科技术学院。尽管在新的教育体制下所有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但它们都隶属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特定的政府机构。各系直接隶属于大学，而不是多系学院。这些院系只是行政单位，再细分为专门的教学和研究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教授一门或几门相关课程。党的领导成为了大学组织的一部分，而政治教育则成为了大学的任务。到1956年，中国有57.3%的大学生加入了中共的青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457名教师受聘从事政治理论专业教育。
由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优先培养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教师，中国的大学数量从211所减少到183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大学39所，普通大学31所，农业大学29所。新设了地质学、采矿冶金学、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实施
大学被置于国民经济计划之下，而课程则被设定为215个狭义的专业，1957年，这些专业增加到323个，以满足人力需求。新设立的学院专业包括地质学、采矿和冶金学、电气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与此同时，由于人文学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特色”，相关学科及其课程被取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是并入政治系，后于1952年停办。正如南京大学教授祖庆年所抱怨的那样，改组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重组的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的地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海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在重组过程中，教师、学生和设施的搬迁不仅发生在各高校之间，也发生在各地理区域之间。在迁出的502个院系中，有282个院系迁往不同的城市，而在迁入的623个院系中，有333个院系来自不同的城市。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实施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调整方案，每个大行政区域只能有1至4所培养研究人员和教师的综合性大学，1至3所培养高中教师的普通大学。各省可建立师范学校，培养初中教师。在每个地区内，应该有更多的专业工科学校，而不是综合工科学校。因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被保留为综合性大学，而其地区性竞争对手清华大学、南京工业大学、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则被改造为以工科为主的大学。
1952年，由于朝鲜战争，教会大学解散。所有与教会有关的机构和中国私立机构的名称都被废弃。校园和学科分别移交给其他大学。辅仁大学校园移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园，成为今天的主校区。南京大学接管金陵大学的校园。沪江大学校园移交给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该学院后于1996年更名为上海理工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分别在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华中大学的基础上重建。1952年，中国所有私立教育机构被勒令停办，教会院校因此被迫关闭，教师和学生纷纷逃离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继续为中国人提供基督教教育。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分地区细节
1952年的重组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地区。1953年，大学改组在中南地区进一步实施。除农业院校和医学院校外，大部分改组工作于1953年底结束。改组后，中国共有182所高等学校。其中，综合性大学14所，工学院38所，师范学院31所，医学院29所，财经专科学校6所，政法专科学校4所，外国语大学8所，美术学院15所，体育学院4所，民族学院4所。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大学参与了重组。教会大学和山西大学在1952年重组后停办。
由于与美国的历史渊源，清华大学成为华北地区重组的主要目标。重组前，清华大学设有人文、法学、理学、工学和农学五个学院。人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只有原工学院下设的学科，与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工程系合并。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和北京铁道学院的建筑工程系并入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与矿业相关的院系并入位于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分地区细节
天津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并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和西北大学与地质有关的院系联合组成北京地质学院。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清华大学、西北工学院、山西大学和华北大学工学院与冶炼有关的系联合组成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学院、厦门大学、华北工学院、西南工业学校、四川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航空系联合组建了北京航空学院。在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关院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石油学院。
在北京西北部划出一块区域，新成立了北京医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和北京林学院等八所高等专科学校。这些大学被称为“八大学院”。
华东地区的重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京。1952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调整计划下发到上海各高校。8月2日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即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并于8月中旬公布了最终确定的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分地区细节
南京大学曾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与国民党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政治渊源，因此成为改组的主要对象。于是，以南京大学的人文学院、理学院、中山大学的天文系、浙江大学的地理研究组、复旦大学的德语研究组、同济大学的外语研究组、震旦大学的法语研究组和哲罗大学的天文系为基础，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成立了新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南京师范学院，并与南京大学相关院系合并。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交通大学航空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后迁至西安组建西北工业大学。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华东理工大学水利学院。南京大学工学院的其余院系留在南京大学原校区，成为南京工学院。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为第五军医大学，后并入第四军医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相应的系合并。法律系和政治系并入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分地区细节
浙江大学奉命只保留五个学科系。浙江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保持不变，而机械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则与杭州大学的相应系合并。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和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地理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药理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浙江大学水利工程系并入华东水利学院。
在上海，委员会决定在全部14所院校中只保留四所大学。复旦大学被选为该地区的综合性大学，交通大学为工科大学，同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和建筑学，华东师范大学则为该地区培养中学教师。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和上海俄语学院在重组中新成立。其余11所技术学院包括上海医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航海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国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以及华东交通学院。
在广州，中山大学缩减为只有人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一个综合研究所，与华南联合大学和岭南大学的人文学院和理学院合并，迁入岭南大学校园。在中山大学校址上，以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理工学院和广东工业学校为基础，联合湖南大学、中华大学、武汉交通学院、南昌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工学系，组建新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岭南大学农学院加上兽医系和植物保护系组成了新的华南农学院。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医学院组成华南医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华南师范学院，并与广东文理学院和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合并。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巩固措施
大学改制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被称为“五大母校”，因为大学改制遣散了大量学部，削弱了它们的学科优势。例如，南京大学被分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迁至金陵学院所在地，原校区由南京工学院占用。同样，浙江大学也分为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其校区归浙江农业大学所有。改制后，山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和云南大学这些曾经在地方上享有盛誉的大学不再被视为名牌大学，而复旦大学的学术地位则得到了显著加强。
1950年秋季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大学教职员不再认为他们的教育思想有可能被新政府接受。因此，没有人对改组提出强烈抗议。然而，1956年约瑟夫·斯大林逝世后，新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发表了批评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中共。与此同时，集体化遭到了全国农民和工人的抵制。因此，毛泽东发起了百花运动，主動让知识分子批评中共政策，有大学教授在运动中发表了反对改组的言论。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巩固措施
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主要由大学教授和学者组成、反对专制和独裁的政党。在百花运动期间，一些民盟成员提出了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建议。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组织座谈会，允许他们发表批评意见。正如毛泽东所说，“让反动的教授、教师、助教尽情地吐毒素，尽情地说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因此，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很快就给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定罪。由此，政府完全控制了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6月，南京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批判所谓的右派思想，这些思想大多与全国范围内的辩论相呼应。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观念是当前社会体制的结果，主张大学自治而不是党的领导，呼吁将政治运动重新定义为反人权案件，以及对1952年高等教育改组的不满都受到了批判。在北京，中共北京市委称32所高校中共有4874名右派分子。然而，所谓的右派也包括对现行政策表示异议或提出激进建议的人。例如，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陈毅人也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因反对运动而被撤职，并于1967年被折磨致死。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巩固措施
在苏联教育理论传入中国的同时，因《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而一度风靡中国的杜威的教育理论也受到了攻击。1946年逝世后被中共媒体誉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也因1950年杜威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而受到攻击。虽然杜威实际上与卡尔·马克思一样相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中共政府试图消除他在中国的影响。1954年和1955年，批判约翰·杜威的矛头又指向了杜威的另一位学生胡适。据胡适回忆，仅在1954年和1955年，中共的媒体就写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总计约300万字，每篇文章也都针对杜威的教育理论。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后续调整
1952年改组后，大多数大学仍集中在中国沿海大城市。1955年，中国有97所高等学校，约占高等学校总数的一半，分布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17个沿海城市，61.5%的中国大学生在这些城市就读。因此，政府进一步提出，中国沿海的大学应迁往内陆，而内陆现有的大学则应得到加强。政府计划将沿海地区的三所大学迁往西部，在中国内陆地区新建17所大学，并将一所现有院校升格为高等学校。于是，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地相继成立了地形学、石油学、建筑学、电信、化学工程、动力工程等专业的工业学院，其中包括成都无线电工程学院和重庆医学院。
由于华东地区高校数量较多，而西部地区工科高等教育资源匮乏，1955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航空学院奉命迁往西安。然而，由于师生的抵制，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施，交通大学也因此被拆分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1955年至1957年重组后，上海的大学和学院数量进一步减少到19所，比1949年的43所少了很多。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后续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放弃了苏联的教育体制，受改制影响的大专院校开始扭转这种影响，这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的大学合并浪潮，大学试图从以工科为主的院校转型为综合性大学。因此，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水电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合并。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1952年改制后被撤销的江南大学和苏州大学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地方大学合并重新建立。
小组 (自治组织)
村民小组为中国大陆地区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划分的行政编组；同时期城市街道、镇的区划社区的编组称为“居民小组”；牧区之小组的汉语命名比较多样，有“独贵龙”、“牧民小组”和“牧业小组”，详见嘎查#下级组织。“村民小组”为大陆乡村的农业区最基层的行政编组，直接管辖的对象为农户。“村民小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对应的农村农业区最基层的行政编组或作业单位有：
小组 (自治组织) 负责人
村民小组的行政负责人称为“村民小组组长”，由当地村民兼职，通过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村民小组会议应由本组全体村民参加。推选的方式比较灵活，可以由一人或几人推荐，大家举手或鼓掌同意；也可以由村民先推荐候选人，然后由全组村民投票表决。村民对小组长的工作不满意的，可以随时撤换。组长没有俸禄，一般给予少量补贴，补贴标准依照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以2000年为参照，在经济发达地区每月补贴约为50～200元，其他地区年补贴约为50～500元。
小组 (自治组织) 规模
村民小组可以分别由几户、十几户或几十户组成，人口稀疏的西部地区可以由数户至几十户的差异，人口密度高的中部、东南沿海地区多以30～50户为主，多则近百户。通常同一县级行政区行政“村”的人口规模大致接近，同一省区、县区之间不尽一致。
小组 (自治组织) 作用
可以使村委会的自治任务和工作计划通过各小组得到落实。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根据土地法的规定，大陆农村土地所有权分为两种，一种属于全体村民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经营、管理；一种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由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在发包时，由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承包给村民经营。有的地方，村民小组还兴办了集体企业，也应由小组经营、管理，或由小组承包给村民经营。
啯噜
啯噜，或作哥老、哥佬，是自清朝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中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啯噜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西、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他们的成员被称为啯噜子。
啯噜 簡介
李调元《童山诗集》〈啯噜曲序〉：「啯噜，本音国鲁，蜀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皆作平声，如曰辜奴。」
这些啯噜游民团伙，平时在各府州县场，或偏路僻区、或在江湖河川上，持械搶劫，并从事赌博、綁票、謀杀、强奸、人口販賣、逼良為娼等各种犯罪活动。早期的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確的政治目标和宗教信仰，即或参加了太平天國或白莲教起事等反清斗争，也不能看作反清组织或农民起义军。
後期的啯噜，受到洪門传入的反清復明思想影響，演變為具有川湖特色的天地會次團體哥老会。
张玉凤
张玉凤（1945年1月9日—），女，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
张玉凤 生平
1945年1月9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东北牡丹江的一个清贫之家，父亲是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60年代曾任職于牡丹江鐵路局的餐車服務員，廣播員，此后被調任鐵道部專运處，出任毛澤東專列的服務員，后來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車廂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後长期担任其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张玉凤工作极为细心，毛泽东晚年对她的依赖日重，很多事情都靠她传话，甚至晚饭也是由张端进毛的房间，然后在第二天早些时候端出。张玉凤脾气耿直倔强，生氣的時候，連毛澤東都敢當面責罵，毛也要让她三分。毛泽东评價：「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周恩來曾給張玉鳳附上便條，央求「玉鳳同志」在「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託拜託。周恩來1975.6.16.22時半。」张玉凤掌握毛泽东的保险柜钥匙。毛去世后江青曾向她索要，她拒绝交出并将此事报告华国锋。
张玉凤 生平
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南海，调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由于个人意愿又调回铁道部，2004年自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现主要从事毛泽东藏书的研究，编有《毛泽东藏书》24卷共5000万字。
2004年，张玉凤曾向中共中央透露了一些毛泽东晚年的细节事件。
张玉凤 著作
《毛泽东藏书》（全二十四册）主编，1999-01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张玉凤 家庭
父亲曾是牡丹江鐵路局的鐵路搬运工人。張玉鳳1967年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新民结为夫妇，育有两女。大女儿（1973年8月-）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小女儿学医，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张玉凤 争议
一些国内外学者認為她也是毛的情妇。毛泽东的私人医生（1954—1976）、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院长李志绥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私生活混乱，跟多名年輕女性如张玉凤有性伙伴关系，并染上男性滴虫病且传染多人。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历史的真实》，反击李志绥书中的说法，并认为“这本书名为李志绥的个人‘回忆录’，但我们很清楚，以李志绥个人的经历和能力，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而在书中经常被李志绥提到的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亦出版《汪东兴公开毛泽东私生活》一书，反驳李志绥的记录。
算术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arithmetic mean）是表征数据集中趋势的一个统计指标。它是一组数据之和，除以这组数据个数/項数。
算术平均数在统计学上的优点，就是它较中位数、众数更少受到随机因素影响，
缺点是它更容易受到极端值影响。
计算公式为：
在统计学中，对样本的平均值用  表示，对母体数据的平均值用  表示。樣本平均數可作為母體平均數的一個不偏估計式。
分豬肉
分豬肉（另稱太公分豬肉、太胙，有“祖先賜食”的意思）是嶺南地區特有的傳統民俗儀式，現於廣東及香港新界鄉村中仍有保存。
分豬肉 过程
分豬肉是一種社會風俗，通常每年的清明節和重陽節，即所謂春秋二祭後，於祠堂或祖墳前進行分豬肉儀式（也有地方在冬至时举办，称为冬祭，或者在二月初二“龍抬頭”時祭祀后舉行）；有可能是沿於原始和狩獵採集社會分配肉食的習慣，一直延續至農業社會。
传统的做法是由族長或村內德高望重之人會將豬肉分給年滿60歲的年長男丁和去年出生的男嬰，表示福蔭及庇護已由祖先帶到各家。所得的份量並會詳細記錄下來。具体的分量则各处都有不同。有些地方的习俗是男丁一人一份，60岁以上长者两份，70岁以上4份等；有的地方的习俗则是60岁以上每人一份，70岁2份，80岁3份，90岁以上者，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有的地方60岁双份，70岁以上，只要能跨过祠堂门槛，能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还有地方是「大人一份、小孩半份」，但也只限男丁領取。如果一家之中没有男丁，则无法领到猪肉。分豬肉的習俗突顯了以男性為主導的宗族關係、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的文化。
分豬肉 过程
分豬肉是村中的大事，即使已搬離圍村的男丁，也會盡可能回村參與，可見這些集體的祭祀和宗族活動一方面表達了族人對先輩的孝心，也一方面象徵著族人的團結和家族的維繫，能增強宗族之間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是非常重要的宗族活動。
随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影响，有些地方在分猪肉时也会男女都分上一份，或改成每席一份，不限男女老少。有些家族分配时则是一家一份，分配均匀，表示祖宗不管族人贫富，都会平均分配给各家。
萬壽
萬壽（1024年8月23日－1028年8月18日）是日本的年號之一，指的是治安之後、長元之前，1024年到1028年這段期間。此時的天皇是後一條天皇。
萬壽 出處
《詩經·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南山有臺》：「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象徵
象徵，是指以具體的事物或形象來間接表現抽象或其他事物的觀念。對象徵及象徵性言語的使用，存在於所有的人類文化當中，是普世文化通則的一部分。
英語中的「象徵」一詞為symbol，源自古希臘語動詞Symballein，意即「彙集」（To put together），其名詞則是Symbolon。
在中文，象徵是一種修辭法。但中文的「紅顏」一詞並非象徵，而是“借代”為美麗的女子。
象徵 象徵與標誌
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看不見的事物，不直接予以指明，而透過某種社會大眾所認可的意象為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表達方式，名之為「象徵」。
在語言學、藝術、文學和其它領域，「象徵」（Symbol）一詞历史悠久，但定意却存在分歧。
象徵（Symbol）與符號（Sign、Emblem）、隱喻（Metaphor）、或諷喻（Allegory）的意義不盡相同。
传统经济
傳統經濟體系是經濟學的名詞又稱為自然经济，與商品经济相對，多是於鄉村以及農業社會之中出現，主要是依據社會風俗和慣例以解決三個基本經濟問題（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生產給誰）。而相對的另外的兩種經濟體系是計劃經濟體系、市場經濟體系。
治安 (日本)
治安（1021年3月17日－1024年8月23日）是日本的年號之一，指的是寬仁之後、萬壽之前，1021年到1024年這段期間。此時的天皇是後一條天皇。
治安 (日本) 出處
《漢書·賈誼傳》：「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治安 (日本) 參考
同期存在的其他政權之紀年
天禧（1017年至1021年）：宋—宋真宗趙恒之年號
乾兴（1022年）：宋—宋真宗趙恒、宋仁宗趙禎之年號
天聖（1023年至1032年十一月）：宋—宋仁宗趙禎之年號
明启（1010年至1022年）：大理—段素廉之年號
明通（1023年至1026年）：大理—段素隆之年號
順天（1010年至1028年）：李朝—李公蘊之年號
開泰（1012年十一月至1021年十一月）：契丹—遼聖宗耶律隆绪之年號
太平（1021年十一月至1031年六月）：契丹—遼聖宗耶律隆绪之年號
汶川县
汶川县（羌语：）是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辖县。县治威州镇，是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汉朝时称绵虒。汶川县因汶水得名，主要民族为汉族、羌族、藏族。境内有卧龙自然保护区，为大熊猫的研究和主要繁殖地，四姑娘山为主要旅游景点。
汶川县 历史
汶川地区出土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汶川县城威州北端的姜维城遗址经考古确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延长时期长分三期。估计是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支的传入岷江上游产生的新文化类型。彩陶片纹饰方面和发掘的石棺葬的古墓与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相似之处。姜维城遗址与成都平原的遗址出土的彩陶器、陶罐等属于不同谱系，但也出土了同样谱系的花边口延砂罐。
汶川县 历史
汶川因县西汶水（现岷江上游）得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时置汶川郡，辖绵虒县等5县（绵虒县县治旧址在今汶川县威州镇）。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绵虒属益州刺史部蜀郡，漢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为北部冉駹都尉治。东汉改绵虒县为绵虒道，漢安帝延光三年（124年），撤蜀郡北部冉駹都尉复置汶山郡，绵虒为汶山郡辖。蜀汉分绵虒县南部地区置都安县（今都江堰市聚源导江铺）。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改绵虒县为汶山县。南梁時于原绵虒县置汶川县（今威州镇）。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平蜀，汶山郡还治都安。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改绳州为汶州，辖北部、汶山二郡。天和三年（568年）汶山郡由都安迁治今威州镇，并复置汶川县；改晏官县为汶山县（治今都江堰市灌口镇）。汶山郡辖汶川、汶山二县。
汶川县 历史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汶州、扶州置蜀州，五年（585年）改为会州，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罢州，改为汶山郡，郡治汶山县（今茂县凤仪镇），汶川县（治威州镇）隶汶山郡。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隋之汶山郡为会州，四年（621年）改为南会州，唐太宗贞观八年（758年）复改茂州。领汶山（州治）、汶川、石泉（今北川西）、通化（今理县古城）四县及三十九个羁縻州。在今汶川县境有涂州、蓬鲁、姜、怒、葛、勿、革是、占、达、浪、邠等羁縻州，分布于今绵虒以下地区。
宋朝汶川县隶茂州通化郡。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以汶川县置威戎军使，隶成都府路。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改名延宁军，宣和三年（1121年）废为寨，次年废寨仍置汶川县。南宋汶川县仍隶茂州通化郡。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新建“松潘客迭威茂等处军民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汶川，后还治松州（今松潘县进安镇）。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在四川、陝西設行中書省，立“松潘客迭威茂等处军民安抚司”及茂州、松州、潘州等，归陕西等处行中书省辖，茂州领汶山、汶川二县。
汶川县 历史
明洪武四年（1371年），茂州编入四川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四川布政使司）属成都府。汶川县仍置，隶茂州。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在今绵虒地区置汶川长官司、寒水关巡检司及彻底关。宣德年间因维州迁威州，汶川县治于迁寒水驿北（今绵虒乡政府所在地），属今汶川县地区的还有瓦寺安抚使司。清雍正六年（1728年）升为茂州直隶州，辖保县、汶川县二县。嘉庆六年（1801年）保县改隶杂谷直隶厅，茂州只辖汶川一县。嘉庆七年州、县都隶属于成绵龙茂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隶属川西道（成绵龙茂道改）。瓦寺安抚使升宣慰使，在三江口设行署，仍隶汶川县。
民国二年（1913年），汶川县属川西道（次年改西川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茂县设“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署”，由川军28军军长鄧錫侯兼督办，辖五县（松潘、理县、懋功、茂县、汶川）三屯（绥靖、抚边、崇化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设四川省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治茂县凤仪镇，辖松、理、懋、茂、汶、靖化六县。是年，汶川县辖瓦寺土司属地由县整编为联保，下设保、甲直接管辖。1951年2月，将理县所辖威州、克枯两乡划归汶川建置；1952年2月，将理县之威州、克枯两乡划属汶川，县治仍建威州（1951年9月开始迁治，1952年3月迁完）。1952年3月，将汶川县二区龙溪乡划给灌县管辖；1957年7月，漩口、水磨两乡由灌县划入汶川；1958年，将茂县南新乡的青坡、芤山两村划属汶川县雁门乡；1958年，撤销汶川县、茂县，建立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治威州镇。1963年理县所辖龙溪乡纳入汶川县管辖。1963年2月，恢复汶川县原建置。
1933年8月25日，在汶川以北的茂县叠溪镇发生了一场7.5级的大地震，在汶川有6人因山体崩塌被岩石击中身亡，地震后的次生水灾中汶川有480多人遇难。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里氏规模8.0级的大地震，最大烈度达Ⅺ度，截止2008年6月4日18时，汶川县死亡人数达15,941人，受伤34,583人，失踪7,662人，2012年，災後重建基本完成。
汶川县 地理
汶川地处四川盆地西北缘，距离成都约160公里，距离都江堰市约90公里。汶川县位于四川省境中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东邻彭州市、都江堰市，南接崇州、大邑县、芦山县，西界宝兴县与小金县，西北至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全县总面积4084平方千米。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分别位于县域东北与西南部；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草坡河、寿江为境内主要河流，属于岷江水系。汶川西部的四姑娘山海拔6250米，为最高点，汶川最低点位于东南方海拔780米的漩口镇，林地面积26.7hm²，森林活木蓄积总量为2123.8m³。汶川以及茂县等汶川地区属于龙门山断裂带部分，至今仍处于活动状态，汶川县境内分布有龙门山断裂带的活动构造茂汶韧性断裂带，与另两断裂带成叠瓦状排列。
汶川县 地理
汶川县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发育完整，岩浆岩分布广，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非金属矿产品种较多。其中汶川县花岗石储量约75亿m³，铁矿储量约25445亿吨以及铁铝石榴石储量约为5000万吨。气候随东南向西北地势上升，呈比较完整的垂直，可分为8个不同的自然气候区以及有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热带和寒带气候带，故有“十里不同天”之说，年均日照1600小时以上，年平均温度12.9℃。
汶川县 行政区划
汶川县下辖9个镇：
威州镇、​映秀镇、​卧龙镇、​水磨镇、​漩口镇、​三江镇、​耿达镇、​绵虒镇和 灞州镇。
汶川县 人口
在2013年汶川县常住人口为101500人，城镇化率为42.56%。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县总人口111935人，其中各乡镇人口为：
而根据2007年度汶川户籍人口年报数据，汶川县2007年年末户籍人口105436人，其中各乡镇人口为:
汶川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2005年有羌族35535人，占34%；藏族19743人，占18.6%；回族1377人，占1.3%；汉族48975人，占46%。县北部的威州、绵虒地区是羌族主要聚居区；藏族多聚居在岷江以西地带；县南部漩口和映秀地区则主要为汉族居住；其他民族散居各乡镇。
汶川县 基础设施
在20世纪中期汶川地区包括汶川均以农业为主导的县份，在1950年汶川县农业占比97.9%，社会生产总值为456万元。汶川县工业的发展从当地丰富的资源和当地小型的工业生产的基础开始。1957年建成了方解石厂和煤矿，随着之后电能的开发，1976年汶川县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1421万元）的27.6%。1978年随着国家经济层面的改革，汶川工业发展迅速，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汶川县的中小形乡村企业也有较大发展。因此，汶川县工商税从1950年的1.44万元增长到了1985年的720.59万元，县的财政也基本实现了自给。到2000年汶川县工业总产值达到1.26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9%。汶川也成为了阿坝州的工业经济走廊，在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0.47亿元，工业比重占全州的70%多。
汶川县 基础设施
2008年大地震对汶川经济产生直接损失139.1亿元，工业减值达到67.2%。2010年汶川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7.8%，自2009年和2010年增速激增后的2011开始增速放缓，2011年增长为10.7%。2013年在遭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仍比上年增长了3.9%，2014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9934万元，工业增加值358158万元，工业化率达65.1%，旅游总收入289665万元，比上年增长10.2%，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153元，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835元。2015年四川省划分的全省五大经济区中，汶川县处于川西北经济区。
汶川县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地震旅游资源，同时汶川是阿坝州的东南门户，也是前往卧龙、九寨黄龙的必经之地，也是距离成都及其周边城市最近的羌族聚居县。羌族文化上，在震后国家设立了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汶川县主要旅游景点如下：
汶川县 基础设施
同时也因为汶川县工业的快速发展，汶川县自然生态环境也遭受极大的破坏。在2008年大地震前，国土资源部在生态破坏区域调查出有4929处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地震后汶川县转移了部分城镇的功能，调整了城镇空间结构，形成纵横发展的两轴，纵轴主要为城镇建发展轴，横轴为生态保护和遗址旅游发展轴，并划分了五个不同发展的片区，以威州镇和雁门乡、水磨镇和漩口镇为汶川的南北中心，原重工业发达的映秀镇调整为地震旅游及纪念中心、公交换乘中心和水电服务基地，重要工业区则转向漩口镇。震后汶川建设起的广东现代产业园区承接广东省的产业转移，为汶川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管理。同时援建项目还建设了阿坝州最现代化和大型的覆盖汶川县城的污水处理厂。自2015年来汶川县坚持“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推动汶川可持续的发展，计划打造集农业生产与农业观光、旅游休闲与康体疗养为一体的生态康养目的地。现在汶川已形成以三江镇、水磨镇、漩口镇为核心、1000平方公里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汶川县的道路交通以 213国道、 317国道为主干，在2012年连接都江堰市、通往川内盆地城市的长82公里的 都汶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汶川至马尔康的高速公路汶马高速于2021年12月31日全面通车。汶川县汽车站设在汶川威州镇，每天有发往成都、都江堰、彭县、理县、马尔康、九寨沟等地的客车。除了七盘沟树林公园和西羌大峡谷尚未开放不通车外，到各景区皆可乘车到达。2013年，覆盖映秀、漩口、水磨、三江等全县11个乡镇的公交线路全面开通。2014年末，汶川县境内公路总里程为696公里，高等级公路619公里，高速公路51公里。
铁路交通方面，距离汶川县最近的大型火车站为都江堰火车站。川青铁路经过汶川县北的茂县。
寬仁
寬仁（1017年5月21日~1021年3月17日）是日本的年號之一，指的是長和之後、治安之前；1017年到1021年這段期間。此時的天皇是後一條天皇。
机动战士
機動戰士（英語：，日文的モビルスーツ，简称MS）是日本動畫《機動戰士高達》系列當中登場的虛構兵器，是一種人形機械，在絕大部分的場合是指載人操作的人型機動兵器。
而機動戰士并不是經典意義的機器人，即不表現出有智慧或意識等精神或心理活動，并且一般有人駕駛的。
所以機體本身有些像鐵甲萬能俠，可以當作超級系機器人看待。但配合背景故事整體給觀眾更加平實的感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故事世界觀中可以大量生產的人形戰術武器或機動兵器，在一個相對遠離現在的未來發生，所以部分觀眾和機戰遊戲稱為寫實機器人。
不像早期的機器人動畫主角機器人，只是個別制造的戰略武器（鐵人28號等）或科研工具（三一萬能俠等），并用近未來或架空的現代做故事的背景。
在故事在戰鬥用的機動戰士出現前，便有類似的非戰鬥用機器人，而按故事不同使用不同的稱呼，如作業用MS、民用MS、機動工兵等，其數量甚至多於戰鬥的機動戰士。
机动战士
而稱機動戰士漢字是作為動畫的標題，有像傳統的超級機器人威猛形象的一面，和對白中較像技術說明的片假名的モビルスーツ(mobile suit)，混合使用的意義存在。即前者等於戰鬥用的機體，後者包含了無武裝的機體在內。機動戰士的平假名寫成「きどうせんし」在機器翻譯常是孩子的意思。
“Mobile Suit”本詞的語源一般相信是出自羅伯特·海因萊茵的《星艦戰將》（Starship Troopers）一書中的地球联邦（Terran Federation）主力陆战军种“機動步兵”（Mobile Infantry）和其单兵装备的“动力战服”（Powered Suit）。另外在高达的世界裏面，除了“mobile suit”以外，還有一種普通人员在宇宙中穿著的“normal suit”（标准服），後者並非机械外骨骼而是太空服的一種。
無人駕駛的機動戰士只在一部分作品活躍，如高達W、X、G-SAVIOUR、水星的魔女等，而且形象較負面。但其實本來原祖高達便擁有這自動駕駛的機能，并在最後的戰鬥中和敵人首領機自護號打成平手。而無人機動装甲後成為鐵血孤兒前史最黑暗一頁。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在宇宙世紀作品中，機動戰士是宇宙汎用戰術機械（Mobile Space Utility Instrument Tactical）的意思。雖然此一用法現在為官方所承認及使用，但最初卻是由半官方半同人的書籍「Gundam Century」反拆出來的全寫。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在宇宙世紀的世界觀中，主要有兩種科技導致機動戰士的設計及生產：第一種為AMBAC技術（Active Mass Balance Auto Control，主動式質量平衡自動控制技術）；第二種則為米諾夫斯基粒子。最初期的AMBAC技術測試機體ZI-XA1（此機雖為機動戰士概念機，一般都不被認為是機動戰士）只有兩肢，後來則發展為四肢，在此一系統的幫助下，在宇宙無重力的環境中，只需要利用揮動四肢時所產生的反作用力，就能夠在幾乎不需要使用推進劑的情況之下修正機體方位。而米諾夫斯基粒子則使得核聚变發電爐能夠大幅地小型化，提供了近乎無限的動力給予機動戰士此類小型機體。而且米諾夫斯基粒子能夠隔絕紅外線或波長在其之上的電磁波（電波和微波），亦能夠霧化戰場（一定程度阻隔可見光），使雷達等傳統長距離索敵方式變得無效。再加上米諾夫斯基粒子帶有強大的電荷，所以亦會破壞沒有受到保護的電子零件。它除了導致雷達導引飛彈無法使用外，就連紅外線導引飛彈或雷射導引飛彈等亦因保護方法太過昂貴而難以大量使用。而在沒有雷達的輔助下，瞄準方式更退化到近乎二戰時代的技術。所以令原本長距離的宇宙戰變成必需以近距離可見光感應器為主的目視戰。這使得宇宙戰的戰術有了革命性的改變。因為利用主動式質量平衡自動控制技術的機體在宇宙中能發揮出遠比舊時代的宇宙戰機為長的作戰時間，運動性方面亦能保持一定水平，使原本堅持大艦巨砲主義的地球聯邦軍艦隊不能再保持火力優勢。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在經過ZI-XA1與MIP社的MIP-X1（機動堡壘概念機）的競標之後，雖然MIP-X1在大量姿態控制噴嘴的運作下有著過人的運動性，但是在需要大量使用推進劑的情況下，續戰時間亦少於十分鐘。這並不能達到當時ZEON所要求的宇宙中獨力作戰機動兵器要求，反而選擇了運動性和機動性沒有那麼出眾，但是因為使用主動式質量平衡自動控制技術系統而使用較少量推進劑使得續戰時間較長的ZI-XA1。但它們還未能被稱為機動戰士，因為它們只是宇宙小艇加裝了兩隻手臂。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繼ZI-XA1的宇宙主動式質量平衡自動控制技術測試之後，Zeonic社製作了ZI-XA2用以測試機體雙足在接近地面環境的移動能力。此機體沒有裝備雙手，而只有加裝維持平衡度的模擬臂。在此之後ZI-XA2經過數次改良，Zeonic社終於在UC0073時完成了三號測試機ZI-XA3。這是第一部完全人型的測試機體，後更名為MS-01，是為第一部機動戰士。此名稱亦在後來沿用成為所有類似的人型載具的統稱。在經過MS-01、02和03的測試之後，為了改良能量不足等問題而生產了核融爐搭載型的MS-04，實現了同時能在宇宙和地球重力環境下使用機動兵器的概念，可惜在價錢上還是過於昂貴而未能量產，在重新檢討量產性之下，大量減輕裝甲，使用可產生能量較低的核融爐，感應裝置性能亦下調，而生產出最早的量產型機動戰士MS-05 ZAKU I。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而最為出名的機動戰士則為一年战争時（機動戰士GUNDAM）中由阿姆羅·雷駕駛的RX-78-2 GUNDAM。在宇宙世紀中，“高達”一詞深入民心，在戰場上有如鬼神般的存在。使得其設計一直被改良，外觀亦一再被參考沿用，做成宇宙世紀各時代中，大都有稱為高達的機體出現。而就原作者富野喜幸的說法，只要有雙眼，有雙角，人們就會把它當為是高達。雖然高達並不一定是當代最強性能的機體，但是往往因為其測試機的性質，機體保養良好，而能讓駕駛員發揮出最佳的性能。所以才會一直有高達傳說的存在。聯邦的量產型機體GM，就是Gundam Mass-production的簡稱，只是頭部外觀不同。雖然一年戰爭後期部分設定中，帳面性能上的確是GM性能比高達為高，但是駕駛員的心理因素卻可以做成很大的戰果差別。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機動戰士外觀設計主要分為此兩類別：（實際上應為三類別）聯邦的眼罩系（另有測試機的高達式雙眼系）；以及吉恩的獨眼系。這主要是因為機體所使用的機動兵器感應裝置有所不同而使得頭部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獨眼系的機動戰士都有較為圓滑的線條，設計上亦比較接近軍事用途的機體。眼罩系及雙眼系的機體，則比較有種英雄式的設計。這主要是設計方式的不同所致。吉恩方的設計師主要是先設計外裝甲，然後再在裏面設計怎麼放置內部零件。而聯邦方面，則主要設計內部骨架，再設計怎麼放置零件，最後才加上裝甲。而聯邦的設計方式，之後亦發展出可動骨架。
宇宙世紀0073年，決意與聯邦軍一戰的吉恩軍開始秘密地研發人型機動兵器，以求可以擁有足以壓倒聯邦質量的宇宙艦隊。歷經MS-01以後的歷次改良，發展出MS-05與MS-06並開始成為實戰配備，大量參與一年战争初期的各項戰役。聯邦的宇宙艦隊在如此新型的戰爭之下，兵敗如山倒，進而促使聯邦軍總司令雷比爾將軍急速推動V作戰以求平衡戰力差距。作為V作戰成果的RX系列三機當中則以RX-78高達的戰果最為輝。因此聯邦將其投入量產而形成以各種GM系機動戰士為主體的新戰力。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自從機動戰士取代飛機，艦船與戰車等等而成為主力兵器之後，機動戰士的時代就開始了，而機動戰士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世代：
主要指機動戰士GUNDAM及其外傳作品群，至機動戰士高達0083 STARDUST MEMORY的時代為止的機動戰士。由ZEON公國軍所開發的MS-05為首，幾乎全部都使用單框架或半單框架構造。（框架為航空業用語，指骨架表面加以蒙皮的建造方式。）後者是把前者的結構作出區塊分隔，使得各裝甲板可以獨立取下更換，以求取得更高的整備性，不過這也造成呆重的增加。在一年战争終戰為止幾乎全部的機動戰士以及迪拉茲紛爭當中所出現的大部分機動戰士皆屬此類。並且成為今後機動戰士的基礎。由於機動戰士作為兵器登場的歷史不長，所以出現了各種型態的嘗試，包括後方支援射擊用的加農砲搭載型，以及在水中進行戰鬥的型號等等。隨著技術的進步和作戰方式的改變，此類特殊用途的機動戰士便慢慢消失。(停止了發展，作為局地戰配置在地球各地）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之後有第一點五代首先在Z GUNDAM中現身作為背景的舊機改良而存在，但實際當正在機動戰士Gundam GQuuuuuuX和机动战士GUNDAM Thunderbolt，而其設計也相對於0083或Z GUNDAM奇葩的，但不失為吸引新觀眾的設計。
主要指機動戰士Z GUNDAM、機動戰士GUNDAM ZZ、逆襲的夏亞當中所登場的各式機動戰士（RGM-179、RMS-106等）。
此一世代機動戰士的特徵為使用全天周螢幕·線性座席（球體駕駛艙），導入可動骨架及以Gundarium γ合金作為裝甲材質，但也有特殊机体如杰刚虽被归类第二世代但使用的是陶瓷复合装甲。另外反應爐小型化與產出能量上升，亦使得此一世代機動戰士大都能夠使用光束兵器。機體的設計也著重於提高運動性以便迴避光束武器的直擊，對於防護面的降低則以抗光束塗層加以補強。在一年戰爭之後開發，由U.C.0087格里布斯冲突至U.C.0093第二次新吉翁抗爭為止的量產機，大都是這種機動戰士。
机动战士 宇宙世紀
將第二世代機動戰士加上變形機構後所形成的可變形機動戰士歸屬於此類。從格里布斯戰爭到第一次新吉翁抗爭當中，參戰各方都投入許多種試驗機。但是由於生產成本的高漲以及複雜化的機體構造所伴隨的整備難度增加，只有少部分機體被採用為主力量產機，例如出現在小說《高达前哨戰：愛莉絲的懺悔》（高橋昌也原著，尖端出版社發行）中的「Z-Plus GUNDAM」即是「Z GUNDAM」的量產型。
一般認為，在搭載精神傳导系統（Psycommu）的新人類專用機上加上強力的反應爐與光束砲所形成的機動戰士歸屬於此類，而裝有生物感應器或線導砲台等簡易型精神傳動系統，或類似精神傳動系統的兵器之機動戰士也歸於此類。在培曾叛亂事件與第二次新吉翁抗爭當中曾將試驗機投入實戰。另外也有一類說法認為只要是裝備有高出力米加粒子砲的超大型機動戰士就算是第四世代。但是從整個作品當中的狀況來看，被量產的新人類專用機體幾乎可說是沒有。因此要獨立形成一個世代其實有點牽強。如果不認為RX-93等新人類專用機為第四世代的場合，通常被分類為第二世代。
在最新的基連之野望Axis之脅威V中的分類法中，把閃光之哈薩威中能使用米諾夫斯基飄浮器和類似光束盾的功能在大氣圈中作出超音速飛行的機體，被分類為第五世代。
主要是指機動戰士GUNDAM F91與機動戰士海盜GUNDAM和機動戰士V GUNDAM當中登場的世代。
在宇宙世紀0110年代，有感於之前各世代機動戰士由於出力不足，在反覆追求性能下，使得機體一再大型化、複雜化、昂貴化，因此產生了回歸原點重新檢討的風潮。與當時市場主力的亞納海姆電子處於對立地位的聯邦海軍戰略研究所（SNRI）發展出稱為F90的小型機動戰士，並且在次世代主力機動戰士的競標當中擊敗亞納海姆推出的MSA-0120而當選。與第三、四世代已經超越二十米的機動戰士相比，第二期機動戰士利用開放式核融爐的設計，使得其大小縮減至約只有十六米。在此之前的機動戰士被定位為第一期。第二期的由於技術上的演進，搭載了更高動力輸出的反應爐，並且廣泛配備光束盾牌，也具備單機長時間飛行的能力。另外在這種小體積中也出現了搭載I力場產生裝置或者攜帶高能量武器的機種。
在這之後的U.C.0120年代，至少到0150年代為止都使用第二期機動戰士為主力。
而在描寫更後面的時代（UC0200之後）的小說：GAIA GEAR當中，出現了取代機動戰士的機動兵器「MM」（Man Machine），並且再度回到了20～24公尺的高度。
在UC223年宇宙世紀的結局編G-Saviour時代，普遍使用無人的機動戰士「MW」(Moblie Weapon)代替有人機。
机动战士 未來世紀
在1994年播出的機動武鬥傳G GUNDAM中，機動戰士（Mobile SUIT）是各國家防衛軍力所使用的兵器，當中機動鬥士（Mobile Fighter）是用作代替國家間的全面戰爭，並代表各宇宙殖民地國家參加「GUNDAM武鬥會」的菁英機體。機體駕駛艙內沒有座椅，駕駛員身穿的感應服能捕捉駕駛員的動作，使機體完全按照其動作而行動，而機體所受之損傷會轉化成痛覺反饋到駕駛員身上。
未來世紀設定中有一種稱為「DG細胞」的納米機械，能使機動戰士受損部分於短時間內再生，第一台擁有此細胞的惡魔GUNDAM因而能像生物一樣進行自我再生，繁殖及進化。
机动战士 後殖民紀元
1995年所播映的新機動戰記GUNDAM W當中的機動戰士全稱為Manipulative Order Build and Industrial Labors Extended Suit，意即「建設與工業勞動用有腕擴充（宇宙）服」，以取代既存兵器。於後殖民紀元的世界觀當中，雷達技術是處於發展中的狀態。
當中有一系無人駕駛式機動戰士被植入電腦程式，從而使機體能自動進行敵我識別與攻擊等操作，被稱為機動人偶（Mobile Doll，為MOBILE Direct Opertional Leaded Labor之縮寫）。
机动战士 後殖民紀元
在GUNDAMW的世界中最早出現的實戰型機動戰士為建於後殖民紀元175年（A.C. 175）之OZ-00MS托爾吉斯（Tallgeese），但因造價昂貴及其過強的加速G力而不適合量產，因此設計被簡化而成為OZ-06MS里奧／獅子座（Leo）。負責設計托爾吉斯的五位科學家其後於殖民地以此機為基礎設計出第一台被稱為GUNDAM的機動戰士－XXXG-00W0飛翼GUNDAM零式（Wing Gundam Zero）。由於五位科學家認為要取得和平並不需要如此強大的力量，因此五人各取得一份設計圖副本後分別到不同的殖民地，各自設計五台不同性能與外觀的GUN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