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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阿拉伯情緒 歷史上的反阿拉伯主義
在《阿拉伯語及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研究》（The Arab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Study in Ideology）一書中，作者亚西尔·苏莱曼（Yasir Suleiman）指出，陶菲克·菲凯基（Tawfiq al-Fikayki）的著作提及了諸多反阿拉伯情緒的字眼，菲凯基稱之為舒乌比耶，例如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化（Turkification）、阿拉伯共產主義、安东·萨阿达（Anton Saada）領導的敘利亞社會國家主義黨、埃及民族主義、黎巴嫩民族主義。對菲凯基而言，反阿拉伯主義的目的是攻擊阿拉伯民族主義、強調其沒落、否定阿拉伯文化，總的來說就是全面否定阿拉伯人。
反阿拉伯情緒 現代的反阿拉伯主義
2005年12月的澳國雪梨克羅納拉海灘暴動事件被當地一些社區領袖稱為“反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新南威爾斯州長葉馬表示此次暴動揭露了“本國種族主義醜陋面孔”。
隸屬於澳洲政府的人權與機會平等委員會2004年一份的報告顯示，自從911事件以來，超2/3的穆斯林及阿拉伯裔澳洲人表示曾遭到種族歧視與言語侮辱，其中有90%女性回應者曾遭遇種族辱罵或暴力。
法國曾是殖民帝國，對前殖民地仍有很大的影響力。法國曾以非洲作為勞工來源，特別是有迫切需要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由於重建需求和兵力短缺，引入數以萬計的非洲勞工。1914-1918年期間，當時動員或徵召了24萬阿爾及利亞人，其中有2/3是士兵，大多數在法國服役。這些來自非洲的人力佔當地20-40歲男子的超過1/3。據歷史學家阿布杜拉·拉若儀（Abdallah Laroui）的說法，法國自阿爾及利亞招募約173000名士兵，陣亡25000人；自突尼西亞招募了56000名士兵，陣亡12000人。摩洛哥士兵協助保衛巴黎，並於1916年登陸波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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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內缺乏勞工，法國在一戰後需要大量阿爾及利亞勞工參與重建。阿爾及利亞移民於1936年到達最高水平，部份原因是法國官方及私人公司代表在農村實施集體招募。勞工招募在1940年代一直持續。聘用非洲人的大多是危險又低薪、一般法國工人不願做的工作。
如此龐大的勞工移民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法國經濟高速發展。1970年代的法國經濟開始衰退，政府於是停止勞工移民計畫以及打擊非法移民。到了1980年代，由於密特朗總統的社會福利制度讓右派勢力不滿，使得勒龐以及極右的法國民族主義興起。大眾日漸抱怨移民製造法國經濟問題。1990年5月，據法國世界報調查，有76%受訪者表示法國的阿拉伯人太多了，46%覺得黑人太多；39%的人厭惡阿拉伯人，21%厭惡黑人。之後幾年中人們注意到內政部長查理·帕斯夸大幅提高移民門檻。
2005年5月，佩皮尼昂地區一阿拉伯男子遭射殺，接著又有群年輕羅姆人動用私刑虐待另一阿拉伯男子。這次種族暴力導致了北非移民與羅姆人間的暴動。
2004年席哈克總統通過一項爭議的政教分離法令，被批評者認為是“反阿拉伯主義的間接合法化，加劇而非抑制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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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憲法規定，國家應保障非波斯語言與非波斯人經營的媒體，任何媒体不得濫用特權以圖利任何種族、膚色或語言。因此照理說阿拉伯人應享有與伊朗人同等的權利。但是國際特赦組織指出阿拉伯人在伊朗是弱勢族群，遭受政府歧視。然而有許多人認為胡齊斯坦省的阿拉伯人要怪自己，因為他們一向不願融入伊朗社會。阿拉伯人在伊朗的處境到底是因為歧視的關係或者是因為連全伊朗人都受害的政策使然，目前人們還在爭論中。伊朗是一個多種族的社會，其中阿拉伯人主要聚居於南部。
有些人認為伊朗存在反阿拉伯主義是因為阿拉伯人在七世紀的時候強迫波斯人信仰伊斯蘭教。佛茲(Richard Foltz)在其文章〈伊斯蘭的世界擴張〉說道，“甚至到了今天，許多伊朗人仍然認為阿拉伯人毀滅薩珊王朝這件事是伊朗悠久歷史上的最大的悲劇”。阿拉伯勢力征服波斯後，許多伊朗人（又稱“馬瓦里（mawali）”）厭惡倭馬亞王朝，因為他們覺得飽受統治者歧視。舒乌比耶主義運動因而興起，試圖重塑伊朗人的自我認同並反抗阿拉伯文化，然而此一運動不反對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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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伊拉克總統海珊對抗伊朗，伊朗反阿拉伯主義再度升溫。英國記者布拉德利（John R. Bradley）訪問胡齊斯坦省，在報導中寫道，雖然當地大部分的阿拉伯人支持伊朗對抗伊拉克，“就民族立場而言，阿拉伯人抱怨，他們處於兩國之間的紛爭，顯得裡外不是人。他們被德黑蘭教士階層視為潛在的第五縱隊，而且還被政府政策歧視”。不過，伊朗的阿拉伯人在兩伊戰爭期間協助伊朗對抗伊拉克，而事實上他們也不願隨海珊起舞對抗伊朗。伊朗的前國防部長阿里·沙姆汗尼（Ali Shamkhani）是一位來自胡齊斯坦省的阿拉伯人，兩伊戰爭期間曾經擔任地面部隊的總指揮官，又擔任過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第一副指揮官。
國際特赦組織2006年2月的一份報告顯示，“伊朗阿拉伯人的社經地位被剝奪得最為嚴重”，且“在職業的安置上不被允許擔任公職。”報告寫到：
批評者指出這類報告的資訊來源很不嚴謹，不值一信。他们們也認為阿拉伯人在伊朗社會的活力頗高，和許多著名伊朗人一樣，在藝術、運動、文學和政治方面都有他們的身影。這顯示阿拉伯人與伊朗人對國家經濟、社會與政治都有高度的貢獻。以阿拉伯人居多的胡齊斯坦省事實上比伊朗其他的省份還要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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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批評伊朗政府，說當局實施反阿拉伯人的種族清洗政策。雖然政府大舉對胡齊斯坦省進行工業投資計畫（如拉齊石油化學聯合開發公司），但當地的大學及其他的國家建設計畫卻未使阿拉伯人受惠。這些計畫諸如水力發電大壩（例如耗資7億美元的卡克大壩）與核電廠。批評者指出這些經建政策反而造成胡齊斯坦阿拉伯人的貧窮，證明伊朗當局歧視阿拉伯人。聯合國居住環境特別調查員克薩里（Miloon Kothari）於2005年7月前往胡齊斯坦省調查，表示有約25萬阿拉伯人被排除在工業計畫外，也注意到來自亞茲德省的移民受到較好待遇，同當地阿拉伯人的情況比起來有如鴻溝。
不過確有非阿拉伯人省份同樣苦於貧窮，例如科吉盧耶－博韋艾哈邁德省、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及其比鄰的伊拉姆省。這些省份很貧窮，顯示了政府的政策不僅讓阿拉伯人更加弱勢，其他以波斯人為主的地區也身受其害。許多批評者都認為伊朗無法有效提振經濟與實施全國的基本福利的主要原因，在於國營企業接受政府高額補助，而不是政府制定歧視阿拉伯人的政策使然；伊朗於2006年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上排名第1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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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的教育體系裡，學童在小學（1-5年級；6-11歲）就讀完畢進入中學（6-12年級；11-17歲）後，阿拉伯語文的課程是必修的。在高等教育裡，阿拉伯語文的課程是選修的。
另外，伊朗極為堅持波斯灣一名，而反對阿拉伯國家以「阿拉伯灣」稱呼之。2012年，伊朗宣稱因Google地圖未使用波斯灣的名稱，當局將對之提告。
以色列犹太人，尤其是錫安主義者中的反阿拉伯主义是全球最嚴重的之一。柯納·庫魯斯·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在其《圍攻：以色列及錫安主義的偉大事蹟》（The Siege: The Saga of Israel and Zionism）一書中把東方猶太人（密茲拉希猶太人與塞法迪猶太人）的反阿拉伯主義形容為“喧嚷”。他在書中指出，“反阿拉伯主義因為顯而易見的理由，遍佈於以色列的所有猶太人中”。
2000年10月事件爆發許久之後，上千猶太人在拿撒勒和特拉維夫暴動，向阿拉伯人丟擲石塊，並摧毀阿拉伯人的財產，喊道：“阿拉伯人去死”。《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的社論說那年的贖罪日“會因以色列境內猶太人針對阿拉伯人的暴力事件而聲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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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黨「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的黨綱之一是鼓吹重劃以色列的邊境，這樣一來才能把以色列境內50萬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排除在國土之外。該黨又因爲之后後對巴勒斯坦國做出不利判決而在2006年以色列國會選舉中贏得11席。這個政策叫做“利伯曼計畫”（Lieberman Plan），被衛報批為“反阿拉伯主義”。以色列工黨主席阿米爾·佩雷茨暗批該黨，他表示“任何只要反對種族主義的人都不允許極端右翼團體在以色列境內活動”。我們的家園以色列黨魁阿維格多·利伯曼後來被總理奧爾默特任命為策略性威脅部部長。《衛報》專欄記者斯提爾（Jonathan Steele）批評利伯曼的政治作風是“反阿拉伯的種族主義”，他又引用以色列國會阿拉伯議員艾哈默德·提米（Ahmed Tibi）的話，說利伯曼“是個非常危險又精明的政客，靠種族仇恨贏得人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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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以色列政客與領導人慣用負面的語言來形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2004年，國會議員葉赫·哈桑（Yehiel Hazan）在國會說：“阿拉伯人都是蟲子。你會發現他們人口眾多，像蟲子一樣，地下地上都有”。他又說阿拉伯人是“謀殺者”、“恐怖份子”。1983年4月12日，前以色列軍中上級拉斐爾·艾登（Raphael Eitan）說，應該要以非常手段侍奉那些危害路上汽車的巴勒斯坦人，他們的個人自由也應該加以縮減，直到他們像“瓶子裡中毒的蟑螂一樣”。2004年，國防部副部長齊夫·波依姆（Ze'ev Boim）說道：“整個伊斯蘭教與巴勒斯坦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呢？他們受的苦是因為文化剝奪嗎？是因為天生基因的缺陷嗎？大家總是否認是基因問題”。
住在西岸的利庫德黨活躍份子摩西·費格林（Moshe Feiglin）對《紐約客》說：“你不能教猴子說話，你也不能教阿拉伯人學會民主。你根本就是在跟一個小偷與強盜的文化打交道。他們的先知穆罕默德是個強盜、屠夫、騙子。阿拉伯人毀滅任何他們所接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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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伯崙，“阿拉伯人到火葬場去”以及“阿拉伯人－次等人類”等標語曾一度被漆在牆上，耶路撒冷也出現反阿拉伯的標語 左派人士意到這種標語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於是就在標語旁邊漆上納粹標誌，以敦促耶路撒冷政府能夠有所作為。。
極端保守的以色列周報《須阿·妥瓦》(Sh'a Tova)曾刊登了一幅給小孩閱讀的連環漫畫，上面還有侮辱阿拉伯人的詞句：“是的，一個好的阿拉伯人就是一個死的阿拉伯人”。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丹·巴塔爾（Dan Bar-Tal）撰寫了一篇文章《阿拉伯人在希伯來教科書裡的形象》，調查了124本在以色列各級學校使用的教科書，並指出“多年以來，好幾代的以色列猶太人被教導阿拉伯人都是壞的。”阿拉伯人在這些教科書裡的兩大特徵是“原始而且和猶太人比起來較低劣”、“暴力、殘忍、不可信任、狂熱、背叛且具有侵略性”。1980和1990年代，“小學與初中的地理教科書醜化阿拉伯人，說他們原始、骯髒、易怒、具有侵略性、對猶太人有敵意……小學的歷史教科書幾乎不提阿拉伯人……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大部份著重在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也是醜化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被描述成一群不妥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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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都因人宣稱他們受到歧視，他們提交一份報告給聯合國，駁斥以色列政府的官方報告。他們宣稱，他們在以色列受到不平等待遇，不僅貝都因人的城鎮沒有和猶太人同等級的公共設施或同樣大小的土地，就連供水的機會也不平等。儘管高等法院建議承認一處貝都因人的聖地，別是巴政府卻不願意。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抱怨他們受盡種族歧視的苦，阿拉伯社群領袖表示他們將會把阿拉伯人的報怨列表。在猶太人伊甸·拿單札達（Eden Natan Zada）發動一次恐怖攻擊之後，阿拉伯人決定開始這一個列表計畫。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發言人阿貝德·因畢塔威(Abed Inbitawi)告訴《耶路撒冷郵報》：“這是一樁預謀的恐怖攻擊，我們很難說這只是一般的個人行動”。“這件事說明了以色列社會越來越有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趨勢，而且還針對著人口佔少數的阿拉伯社群”。
每當以色列－阿拉伯足球對抗賽要開打時，人群中總有人高呼反阿拉伯標語，如“沒有阿拉伯就沒有恐怖主義”。
一群操著俄語口音希伯來語的人對阿拉伯裔國會議員阿拔斯·札庫爾（Abbas Zakur）辱罵反阿拉伯粗口，並且以銳器刺傷了他。這場攻擊是“刺傷攻擊”的一部分，被批評爲“憎恨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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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有研究機構調查民意，顯示有41%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以阿分離，40%的人認為“國家必須支持阿拉伯國民移出以色列”，63%的人相信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安全與民主有威脅性”。報告顯示，超2/3的人不想與阿拉伯人住在同一棟建築，36%相信阿拉伯文化比較低劣，18%覺得當他們聽到有人說阿拉伯語時就會心生憎恨。
2007年，以色列民權協會（Association for Civil Rights in Israel）發表一篇報告，說明反阿拉伯的思想增加了兩倍，反阿拉伯的暴行增加了26%。報告表示有50%的以色列猶太人不認為阿拉伯公民應該享有同等權利，50%的受訪者說他們希望政府能夠把阿拉伯人趕出以色列，75%的年輕猶太人則表示阿拉伯人同猶太人比起來智能較低而且較不愛乾淨。
2008年，阿拉伯人權協會（Arab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報導一則新聞，許多猶太父母發現一托兒所有一名16個月大的阿拉伯男孩後，立即轉走他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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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青年爱国主义者攻佔了國營媒體，煽動阿必尚的青年愛國主義者黨員劫掠當地外國僑民資產，號召國民攻擊白人等任何非象牙海岸種族者。一時間白人與當地黎巴嫩人慘遭強姦、毆打與謀殺。這次動亂引發國際的一陣撻伐。
2006年10月，尼日尔當局宣布驅逐居住在東尼日尔迪法省的阿拉伯人到查德。約有15萬人被驅逐出境。正當尼日尔政府準備執行計畫時，兩名女孩在逃離政府軍的時候死亡，另有三名婦女流產。尼日尔政府最後擱置這項驅逐阿拉伯人的爭議計劃。
多門（illiam A. Dorman）於1992年寫了一本小冊子《美國與中東：新觀點的探討》（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A Search for New Perspectives）。其中寫道，“反閃族主義不再被社會接受，至少對受過教育者如此。阿拉伯人享受不到這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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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蘭德具有強烈的反阿拉伯傾向，而且總是灌輸給她的支持者：“阿拉伯人是群文化發展最低的民族。他們是標準的游牧民族，文化很原始。他們憎恨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是現代科學與文明的橋頭堡。如果你看到文明人對抗野蠻人，你當然會站在文明人這邊，不管他們是誰”。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反阿拉伯情緒在美國增加。恐襲事件使阿拉伯裔美國人受到敵視，可是有些事件其實不涉及阿拉伯人，例如俄克拉何馬爆炸案及環球航空800號班機空難。據阿拉伯裔美國人協會（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一項報告顯示，俄克拉何馬爆炸案發生後僅3天，阿拉伯裔與美國穆斯林遭到超過200起嚴重仇恨罪案。同類情況也出現在911事件後。根據該協會於2001年所做的一項民調顯示，“32%的阿拉伯裔美國人表示他們在一生中曾受到某種形式基於種族的歧視，20%受訪者表示他們在911事件後也遭到種族歧視。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裔美國人中有45%學生以及37%穆斯林在911事件後成為歧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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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邦調查局與阿拉伯團體的說法，911事件之後針對阿拉伯人、穆斯林或被誤認為他們的人（如旁遮普人锡克教徒）的襲擊事件大幅增加。。針對中東人士及其後裔的仇恨罪案從2000年的354起增加到2001年的1501起。其中一位受害人是德州休士頓的一名中東男子，他被兇徒指責“炸掉國家”後就被開槍打傷。此外還有四名外國移民被名爲普萊斯（Larme Price）的男子射殺。他對此罪行供認不諱，稱這是為911“復仇”。雖然普萊斯說他們都是阿拉伯人，但其實僅有1人來自阿拉伯國家。
記者博赫特（Eric Boehlert）指控美國媒體，特別是福克斯新聞頻道，“捏造事實、對新聞界的基本行規置若罔顧，急著告訴大眾中東人是潛在的危險份子”，“迎合歇斯底里的反阿拉伯情緒”。薩格（John F. Sugg）指控著名媒體恐怖主義專家愛默生（Steve Emerson）固執的反阿拉伯偏見，在俄克拉何馬爆炸案發生後總是急著找阿拉伯裔美國人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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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名的保守評論家大體敵視阿拉伯人。奧瑞利（Bill O'Reilly）說伊拉克人活在“史前時代”、“原始”。薩維奇（Michael Savage）說阿拉伯人“不是人”、“種族主義與法西斯的偏狹份子”，此外他還提倡以核武攻擊“主要的阿拉伯首都”。
被美國國土安全部列為恐怖組織的犹太保卫同盟的兩名領導人厄勒·庫魯葛（Earl Krugel）與厄夫·盧賓（Irv Rubin）計劃炸毀阿拉伯裔國會議員達瑞勒·伊薩（Darrell Issa）的辦公室及位於加州考文城（Culver City）的法赫德國王清真寺。他們在一次臥底行動中被警方逮捕，當時他們在庫魯葛位於洛杉磯的家中收取送抵的爆炸品。庫魯葛於2005年拘留期間被謀殺。有阿拉伯人指控猶太防衛聯盟涉及1985年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American-Arab Anti-Discrimination Committee）領導人阿雷克斯·歐德（Alex Odeh）被炸死案，無人在該案件中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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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紐約的世界猶太人大會針對歐洲猶太人大會主席皮埃爾·貝斯奈魯（Pierre Besnainou）發表了一連串的種族歧視談話：“他是法國人，不要懷疑。他根本就不值得信任……他是突尼西亞人。也不要懷疑這件事。他像阿拉伯人一樣地幹活著”。世界猶太人大會以色列分會譴責充滿恨意與種族主義的言論。“以色列國會議員兼大會以色列分會主席沙·赫梅旭（Shai Hermesh）說，世界猶太人大會的奮鬥目標似乎已傾斜到種族主義了。大會不再謀求團結猶太人，反而製造撕裂與仇恨”。
土耳其為目前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此地對於阿拉伯遊客的種族主義和暴力攻擊數據有增加趨勢，對遊客安全造成隱憂，而當局似乎無能為力。
某些好萊塢電影公司被控僱傭大量阿拉伯人充當影片中的反派，還以負面且刻板的手法描寫他們。根據紐約通訊社（New York Press）評論家崔舍（Godfrey Cheshire）的評論，“這種惡毒的種族刻板印象不僅被允許存在，還被好萊塢拿來大力宣揚”，好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瘋狂的恐怖份子。
《The Muslim World》有文章指一些西方電影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描寫方式就好像納粹電影對猶太人的醜化。就像納粹時期猶太人給人的刻板印象，阿拉伯人的形象被丑化为“漫畫裡貪財的人，企圖掌控世界、崇拜不同的神靈、濫殺無辜又渴望金髮處女”。
2000年電影《火線衝突》遭到阿拉伯團體的批評，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說此部片“很可能是好萊塢有史以來仇視阿拉伯最徹底的種族主義電影。”波士頓環球報記者保尔·克林顿寫道：“這是最糟的情況，分明是公然的種族主義電影，僱用阿拉伯人為演員，並將之醜化成卡通片段的壞蛋”。
沙辛（Jack Shaheen）所著的《電影中的壞阿拉伯人》（Reel Bad Arabs）調查了超過900部電影裡所描繪的阿拉伯人。在那些片子當中，只有12部對阿拉伯人持正面印象，另有50部比較平衡。沙辛寫道：“對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深植於美國的電影業中。自1896年以來，電影商不約而同控訴阿拉伯人為頭號敵人──殘忍、冷血、沒文化的宗教狂、嗜財如命的文化‘他者’，威脅文明的西方人，特別是基督徒與猶太人。1896年以來這種控訴不勝枚舉……好萊塢對阿拉伯人的諷刺佔滿了電影螢幕。阿拉伯人這種形象直到今天還存在，這很令人厭惡且根本沒有代表性”。
有些人覺得那些以石油發跡的身材極胖的阿拉伯酋長已經和同樣肥胖且外貌可笑的猶太銀行家或商人沒什麼兩樣，在西方媒體裡的形象都是負面的。
根據新聞週刊專欄記者葛林菲爾德（Meg Greenfield）所述，反阿拉伯情緒已造成人們錯誤認知阿拉伯人，並阻礙中東和平進程。
反阿拉伯情緒 反歧視團體
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ADC）於1980年由參議員詹姆士·阿布雷茲克（James Abourezk）發起，是美國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國人的草根民權組織。前眾議院女議員瑪莉·蘿絲·歐卡（Mary Rose Oakar）是現任委員會的主席。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是對抗反阿拉伯主義的前線組織──消除對阿拉伯裔美國人的歧視與偏見。
阿拉伯裔美國人協會於1985年由詹姆士·札葛必（James Zogby）創立，是一個總部位於華府的非營利組織，專門為全美國的阿拉伯裔美國人爭取權利。此協會平時亦從事美國境內反阿拉伯主義的相關研究。
美國－伊斯蘭關係理事會（CAIR,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創立於1994年6月，為北美的穆斯林爭取公民自由的利益團體。此外CAIR也積極對抗反阿拉伯主義。
反阿拉伯情緒 反歧視團體
英國的大倫敦理事會（GLC, Greater London Council）以及巴勒斯坦勞動委員會（LCP）藉由提高阿拉伯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來對抗反阿拉伯主義。巴勒斯坦勞動委員會於1989年曾經資助一場關於反阿拉伯主義的研討會。英國阿拉伯裔英國人協會也努力對抗反阿拉伯的歧視。
反誹謗聯盟（ADL）的創立宗旨是對抗反猶太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偏見，911事件之後該組織著手探討反阿拉伯主義，並對外表示不認同反阿拉伯主義所引發的犯罪。2003年反毀謗聯盟敦促美國眾議院發言人開會譴責針對阿拉伯裔美國人與美國穆斯林的偏見與暴力。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及美國猶太人大會也都提出同樣的要求。2004年ADL全國主席發表以下聲明：“恐怖攻擊之後一些阿拉伯裔美國人與伊斯蘭機構成為洩憤與仇恨的目標，我們對此感到不安。”
1990年代反毀謗聯盟同ADC起了爭執。反毀謗聯盟蒐集了ADC成員對以阿衝突的立場的敏感資料，ADC對此一舉動頗有疑慮。到1999年這場爭執因為未找到任何不法事件，雙方庭外和解。2001年ADL試圖阻撓CAIR的阿拉伯成員參與一場關於包容多元文化的會議。2007年反毀謗聯盟指控CAIR有“恐怖主義不良紀錄”。美國－伊斯蘭關係理事會反擊ADL“試圖借助毀謗並妖魔化關於美國穆斯林權利的第一修正案使之禁聲”。
聖訓
聖訓（阿拉伯語：，羅馬化：al-ḥadīth），又稱聖諭，是阿拉伯語「哈迪斯」的漢語譯名，意為「言語」、「故事」、「消息」，具體是指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的言行錄，反映他們在日常生活的言論。穆罕默德在传播伊斯蘭教的時候口述的言論和舉止行為經過弟子們的傳述，構成聖訓的內容。
聖訓的主要內容除了反映伊斯蘭教的宗教教義，還包含穆罕默德在治理社會生活方面的諸多規定，例如穆罕默德對《古蘭經》含義和律例的詮釋、有關倫理道德和社會生活的訓導和箴言。除了言論，他本人在宗教功修和起居飲食上的示範及認可弟子們在實際生活上的判斷和行為也是聖訓的一部分。
聖訓是伊斯蘭教的重要文化遺產，經過編輯集匯而成的聖訓集是伊斯蘭教裡僅次於《古蘭經》的重要典籍，闡釋了伊斯蘭教的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後世法學家倚為依據，以便立法法。聖訓亦是穆斯林傳教士和學者宣教立論的依據，受到穆斯林的高度尊崇。
聖訓 背景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在6世紀下半葉的麥加出生。據指穆罕默德在40歲的時候在麥加附近的一個山洞裡接收到安拉的啟示，他確信這些啟示是真實，這些降示的內容就是伊斯蘭教的宗教聖典《古蘭經》。這使穆罕默德成為先知，他根據所獲的啟示對外傳播教義。穆罕默德的親友、部分麥加人及麥地那人陸續成為他的追隨者，他們被稱為穆斯林。他們除了把《古蘭經》紀錄下來，還摘錄穆罕默德在日常生活上的評論和以身作則的示範，追隨者收錄的這些穆罕默德的言行在日後便成為聖訓。
當穆罕默德征服麥加並最後一次去那裡朝聖的時候，他向穆斯林佈道，這個事跡亦被記錄在聖訓裡，被稱為兩個寶物的聖訓。根據史學家伊本·伊斯哈格引述的版本，穆罕默德向信眾提到他給信眾留下《古蘭經》及先知的記載，因此《古蘭經》和被稱為聖行的先知言行在日後成為伊斯蘭教法學的兩大基石。
聖訓 背景
不過，穆罕默德是否允許伙伴保留他的言論紀錄卻出現不同的說法。有記載表示穆罕默德曾指示未能記下聖訓的輔士把它寫下來，而且他自己也寫了許多信函詳述宗教崇拜的形式，《古蘭經》亦提到穆斯林應仿效他的言行，但亦有記載指他曾經說除了《古蘭經》，不要寫下他說的話，而且如果有人寫下了他那些除了《古蘭經》之外的話，應把它捫抹去。可是，一些先知的伙伴的確把聖訓記錄或默記下來，例如阿布·胡賴拉、阿卜杜·阿拉·伊本·阿姆魯·伊本·阿斯、阿布·伯克爾。
聖訓 記錄
在開始的時候，穆罕默德的伙伴單憑記憶記下他的生平事跡，因為當時的阿拉伯人多數是文盲，他們的文化歷史都倚靠口述相傳。穆罕默德鼓勵同伴們把他的指示傳達給他人，例如當拉比耶部落的使者來到麥地那訪問穆罕默德時，穆罕默德向他們表示要記著他的指示，並帶回去告知其他人。在另一個場合叮囑穆斯林要捍衛彼此的性命、財產及尊嚴時，他又向在場人士表示他們要把訊息傳達給不在場的人。另外，穆罕默德亦傾向默記，而非書寫，不贊成他的同伴書寫聖訓，因為他恐怕他們會把聖訓與《古蘭經》經文混淆，所以只准他們口頭傳述聖訓。他們偶爾會聚在一起分享各自所知的聖行聖訓。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阿布·扎赫等學者解釋，穆罕默德在初期擔憂穆斯林書寫他的言論會將之與《古蘭經》混淆，因為當時的穆斯林仍未熟悉《古蘭經》，但到後來他們開始熟悉《古蘭經》，而且文盲程度有所下降，穆罕默德遂開始允許他們把《古蘭經》以外的材料書寫下來。另外，有穆斯林學者指出，儘管有記載指穆罕默德要求他人抹掉除了《古蘭經》以外的文字，但他們解釋這不能解讀成禁止書寫他的言行，而且很難想像穆罕默德作為先知與追隨者一起度過23年，期間都沒有人把他的教誨和感知寫下來。
聖訓 記錄
東方學家阿洛伊斯·施普倫格則列舉了大量例證，指出書寫聖訓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初早已存在，但並沒有成書，只是「筆記或只供個人使用的語錄」。學者納比婭·阿布特也指出「即使是在穆罕默德時代，一些人已經把聖訓寫了下來」，福阿德·塞茲金同樣表示伊斯蘭教在早期已有聖訓以書寫的形式傳承。另一位伊斯蘭教學者伊格納茲·戈德齊赫亦同意穆罕默德的一些同伴在紙頁上記下他的言論和決定。
穆罕默德的同伴和追隨者會把聖訓寫在各種材質上，包括莎草紙、棕櫚葉、骨板、毛皮、白石及羊皮紙。為求助記，他們會利用這些物品寫下筆記，例如據指穆罕默德的堂弟伊本·阿巴斯攜帶一塊「板子」，他會在上面寫下先知的言行，亦有其他記載指先知的一些伙伴有卷宗、羊皮紙或莎草紙，但他們都是出於心血來潮而記錄下來，並非有系統有計劃地蒐集聖訓。
聖訓 蒐集
隨著穆罕默德時代的遠去，穆斯林無法近距離認識他。他們更想知道其人、其貌、其語，確保他們正確追隨他的教誨，因此保留穆罕默德的言論和訊息是一種服從的表現，穆斯林社群開始搜集和寫下他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在他逝世後，他生前的決定、意見和做法可以作為參考協助其後的穆斯林社群決策，有重大的意義，特別是先知曾經表達過意見的那些範疇。《古蘭經》經文是在哈里發國的監督之下蒐集成文，但聖訓並非這樣。國家更重視處理世俗實務，而非宗教虔誠，所以正如學者巴拉蒂亞所說，聖訓的蒐集「留給虔誠的穆斯林個別履行」。
鑑於聖伴發表的聖訓各自矛盾，首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禁止聖訓的收集。有記載指他曾經收集了約500則聖訓，但後來把它們全部焚毀，並指示穆斯林不要引述先知的說話。繼任的歐麥爾曾經派遣教師教授聖行，據指他考慮過把聖訓編集成典，但後來改變了主意，禁止聖伴引用先知的言論。到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時，儘管有史載指聖訓傳述的管制有所放緩，但仍不允許蒐集聖訓，例如阿布·達爾等聖伴被禁止散播聖訓。
聖訓 蒐集
在四大哈里發後，異端學說開始在穆斯林世界浮現。各個教派為求證明其學說是伊斯蘭教教義的一部分而引述權威的說法，聖訓自由傳播的管制開始消失，人們開始頻繁傳述聖訓。穆斯林史學家稱聖訓的蒐集和評價是第一次伊斯蘭內戰及倭馬亞王朝開始，但主要都是早期的穆斯林口述給蒐集的人們。倭馬亞王朝第一位哈里發穆阿維葉一世的支持者傳述了大量聖訓支持倭馬亞王朝的統治，而支持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一派則傳述與之不同的聖訓。
烏爾娃·伊本·祖拜爾搜集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事跡，他被視為是最早和最重要的蒐集者之一。祖拜爾從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莎那裡得知了許多聖訓，並通過兒子希沙姆及學生傳承給後世。阿姆魯·伊本·馬蒙、易卜拉欣·納哈伊、賽義德·伊本·朱拜爾等都是在早期收集和傳承聖訓的人物。717年登基的哈里發歐麥爾二世鼓勵學者有系統地收集聖訓，阿布·伯克爾·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哈茲姆、伊本·謝哈布·祖赫里皆受託搜集聖訓，祖赫里被認為是第一位整合多個來源寫成一則敘事的聖訓作者。
聖訓 蒐集
在穆罕默德逝世後，他的伙伴們都流散至各地，如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埃及，並在當地流傳先知的事跡，於是聖訓學者不得不長途跋涉到處搜集這些聖訓。有聖訓本身提到穆罕默德的一位聖伴賈比爾·伊本·阿卜杜·阿拉為了要從另一位聖伴阿卜杜拉·伊本·烏奈斯的口中打探一則聖訓而旅行了一個月。另有聖訓讚美這些努力不懈地到處搜集聖訓的學者，稱真主會讓那些上路尋求知識的人們踏上天國之路。
聖訓 聖訓集
在祖赫里之後，眾多聖訓學者致力於編寫聖訓，但大規模的編纂在伊斯蘭曆約150年（約公元727年）才開始。聖伴和他們的學生為了教學需要而私自輯錄和收藏的聖訓被稱為薩海法，字面上解作「筆記」。自倭馬亞王朝開始，學者整理這些薩海法，並編撰成書。這些聖訓的蒐集者和編者把它們分門別類，使之形成不同種類的聖訓集，包括按照聖訓的法律分類而編寫的穆桑納夫、按照聖訓轉述者而編寫的穆斯納德及兩者並用的遜奈集。
每部聖訓集都包含了數百至數千則聖訓，描述穆罕默德的言論、行為和教誨，包括穆罕默德的令行禁止、生平經歷，並附述了伙伴和追隨者的言論，一些聖訓集還加上蒐集者自身的見解。遜尼派與什葉派在聖訓集上的分歧頗大，他們各自採納自身認為可信的聖訓集。聖訓集的篇幅龐雜，論述的內容重疊交錯，有時候會反覆論述同一件事，有時候會有自相矛盾的說法，並反映了口述傳承在語言上的含糊，因此讀起上來晦澀難懂。
聖訓 聖訓集
聖伴阿布·胡賴拉的學生哈馬姆·伊本·穆納比赫的筆記是最早現存的私藏聖訓集，記載了138則聖訓，據說都是穆納比赫直接從他的老師胡賴拉獲知。不過，據中世紀神學家加札利所述，第一部寫有聖訓的著作是伊本·朱萊傑所著。朱萊傑的著作《遜奈之書》（Kitab al Sunan）的許多內容都可以在阿卜杜·拉扎克·薩納尼的著作《阿卜杜·拉扎克章書》裡找到，其中有「淨禮」、「齋戒」、「禮拜」及「天課」的章節。
此外，伊本·伊斯哈格、馬邁爾·伊本·拉希德、賽義德·伊本·阿比·阿魯芭、伊本·阿比·達卜、拉·伊本·薩比赫、蘇菲揚·塔瓦里、哈馬德·伊本·薩拉馬、萊斯·伊本·薩阿德、阿卜杜·阿拉·伊本·穆巴拉克、哈希姆·伊本·巴希爾、瓦基·伊本·賈拉、蘇菲揚·伊本·歐耶伊奈等也編撰了聖訓集，但許多都因年代太久遠或不同的緣故而佚失，僅在史著裡提及。
聖訓 聖訓集
學者馬立克·伊本·艾奈斯的《伊瑪目馬立克聖訓集》是現存最早的穆斯林法律著作，著作的目的是依據麥地那流傳的聖行評述宗教典儀、習俗及法律。它收錄了大約2000則聖訓，但它不是單純的聖訓集，戈德齊赫指出這部著作「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聖訓集」，它的本意並不是為了收錄聖訓，然而一些學者仍認為它是一部權威的聖訓集。
遜尼派在字面上解作傳統主義者，得名於該派強調要效法先知的聖行，他們認為先知的言行就是伊斯蘭教應有的宗教習俗。他們認定六部聖訓集為聖典，當中的兩部《布哈里聖訓實錄》及《穆斯林聖訓實錄》最可靠，被稱為「實錄」，另外四部分別是《艾布·達吾德聖訓集》、《提爾密濟聖訓集》、《奈薩儀聖訓集》及《伊本·馬哲聖訓集》。這些聖訓集是9世紀編者布哈里、穆斯林、艾布·達吾德、提爾密濟、奈薩儀及伊本·馬哲所著，每部都包含數千則聖訓。六大聖訓集共有超過34500則聖訓，但當中的許多聖訓在各部聖訓集裡重覆敘述。
聖訓 聖訓集
大部分遜尼派學者都同意《布哈里聖訓實錄》和《穆斯林聖訓實錄》整體上都是可靠，當中一些孤述聖訓出錯的可能性極低。另外四部聖訓集包含了許多在《布哈里聖訓實錄》和《穆斯林聖訓實錄》都沒有敘述的聖訓，但它們收錄了可信性較低的聖訓，所以聲譽不如兩部聖訓實錄。這些重要的聖訓集成為遜尼派法學及宗教信仰的基石，遜尼派穆斯林倚之為文本依據，重要性僅次於《古蘭經》。
除了六大聖訓集，遜尼派另有兩部重要的聖訓集，分別是《伊瑪目馬立克聖訓集》及《艾哈邁德·伊本·罕百里聖訓集》。一些學者認為六大聖訓集應該包括《伊瑪目馬立克聖訓集》，取代《伊本·馬哲聖訓集》，後者不被學者納瓦維及伊本·赫勒敦認為是廣受接納的聖訓集。《艾哈邁德·伊本·罕百里聖訓集》則包含了許多在其他著作裡沒有論述的內容，這些內容包羅了不少相異的思想和俗例。
什葉派相信伊瑪目是神授的伊斯蘭教領導人，絕對無誤，因此雖然他們也採用遜尼派的六大聖訓集，但在討論法律問題的時候更倚重伊瑪目傳承的聖訓。什葉派的聖訓是在9至10世紀整理編寫，其中四部權威著作並稱為「什葉派四聖書」，合共記載了約41000則伊瑪目所述的聖訓。什葉派四聖書分別是《宗教大全》、《教法學家不予光顧的人》、《教法修正》及《聖訓辨異》，分別由穆罕默德·伊本·雅各布·庫萊尼、伊本·巴拜韋、穆罕默德·伊本·雅各布·庫萊尼、謝赫圖西及謝赫圖西所撰。
除了什葉派四聖書，穆赫辛·法伊茲·卡沙尼、胡爾·阿米利及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所著的《十全》、《什葉辭義》及《光的海洋》在什葉派最大的支派十二伊瑪目派裡也受到高度重視。除了伊瑪目轉述的聖訓，另一支派宰德派還接納他們認為可靠的聖訓，因此宰德派學者兼用遜尼派及什葉派的主要聖訓集。
另一支派伊巴德派認為《伊瑪目·賴比爾穆斯奈德聖訓集》最權威，該作包含1005則聖訓，其中有不少與遜尼派的聖訓集交疊。伊巴德派的另一部聖訓集《太爾提布穆斯奈德聖訓集》在《伊瑪目·賴比爾穆斯奈德聖訓集》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把伊巴德派聖訓的規範標準與遜尼派看齊。
聖訓 內容
聖訓敘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行為和言論，並囊括了他身邊所發生的事情。某些真主降示給穆罕默德的神啟在《古蘭經》裡沒有提及，但卻可以在聖訓裡找到。聖訓的內容較多樣化，覆蓋穆罕默德時代的生平和歷史事件及他涉及信仰、法律、宗教禮儀、倫理等各方面的言行，因此各種伊斯蘭教文獻都提及和引用聖訓。伊斯蘭教認為，聖訓提供了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早期的資料，是宗教典籍的主要來源，奠定伊斯蘭教法、倫理和神學學說和經注的根基。沒有聖訓的證言，穆斯林就不知道在何時及如何禮拜，也難以解讀《古蘭經》的許多經文。
一則聖訓分為正文和傳述世系兩個部分。正文就是人物的具體言論、行為或事件的境況；傳述世系則展示述說聖訓的人物，提及聖訓是如何傳承。典型的聖訓是這樣呈現的：「我聽甲某說：乙某告訴我，說丙某從丁某口中得知，根據戊某的說法，先知是這樣說或這樣做的。」這種行文方式可見於許多阿拉伯古籍，是阿拉伯口述文學的特徵之一，目的是要維持訊息的可靠性。聖訓敘述的正文是宏大敘事的一節，其傳述世系環環相扣，把眾多傳述的人物連結起來，例如《布哈里聖訓實錄》的一則聖則是這樣寫的：
聖訓 內容
傳述先知所言所行的文字就是正文的部分，正文可長可短。在上述的例子裡，從「我聽真主的使者說」開始直到最後的這個部分就是正文。除了穆罕默德自身的言行和穆罕默德給他人的言行給出的評價，正文還收錄了真主之言及穆罕默德覆誦的真主之言。大部分聖訓的正文又可以進一步分為結構和文字兩個部分，一些聖訓的結構複雜詳實，另一些則簡短樸素。聖訓的敘事結構有時候具備重要的功能，例如強調述訴說某則聖訓的重要性。
聖訓被發佈流傳後，它的用語在隨後就僅有細微的變化，正文在大體上是一致的，只有用字和內容有小許的差異。學者詹姆斯·羅布森指出，聖訓相當忠實地保持著它們在初期的狀態，用字上的差異並不重要，含義並沒有遭到改變。另一位學者耶伊恩博爾則表示，在不同版本的內文裡，有一些加上了縮寫或綴字，有一些卻沒有，都可以認定出自不同聖訓保存者的手筆，但當不同的聖訓集提及的同一則聖訓出現用字差異的時候，它們還是會被放在一起進行謹慎的比對。
聖訓 內容
傳述世系或傳述線索是阿拉伯語伊斯納德的音譯，是指聖訓通過傳述者傳承的過程。鑑於聖訓在早期是通過口述相傳，聖訓蒐集者要通過追溯傳述者的方法來辨別聖訓的真偽，例如有人從某人口中聽聞過穆罕默德的言行，那麼蒐集者就會判斷說話的這個人是否可信，如果是可信，他會去追溯這個人又是由誰的口中得知，一直追溯到源頭。在聖訓集裡，幾乎所有聖訓的開首都會羅列出這些傳述者。傳述世系按時序列出或多或少的傳述者，描述誰是從誰那裡得知聖訓，例如上述的聖訓首先是歐麥爾親自從穆罕默德口中得知，接著順序傳給萊西、安薩里、蘇菲揚及祖拜爾。
古典及現代史學家皆認為聖訓初時沒有附上傳述世系，傳述世系大概是在7世紀的時候出現，亦即是當聖訓以正規的書寫格式出現的時期。學者奧托·洛特認為第三代穆斯林開始重視傳述世系，另一位學者約瑟·霍羅威茨稱傳述世系承襲猶太教文獻《塔木德》的做法，發展出按時序排列的傳述世系。學者在追溯聖訓來源的時候會考慮一些準則，例如轉述者之間在當時是否有可能相遇、轉述者的道德水平或在轉述時是否存在政治動機、轉述鏈是否有瑕疵等。
一些姓名頻繁地出現在傳述世系裡，被視為是重要的傳述者，例如阿布·胡賴拉。阿布·胡賴拉是轉述最多遜尼派聖訓的一位聖伴，有超過5000則聖訓都與他有關。歐麥爾、阿納斯·伊本·馬利克、伊本·阿巴斯、賈比爾·伊本·阿卜杜·阿拉、阿布·賽義·胡杜里、阿卜杜拉·本·馬蘇德及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莎都轉述了許多聖訓。
聖訓 法學
伊斯蘭教法學在阿拉伯語裡稱作「費格赫」，是指伊斯蘭教法法理概念的專門知識。伊斯蘭教法是出自《古蘭經》、聖訓、伊制瑪爾（共識）及學者見解，當中應用了一些具體的原理。學者如何使用這些原理從聖訓當中推論和演繹法律也是伊斯蘭教法學的一部分。聖訓是法學家立法的重要依據，許多法學家都是聖訓學者。
僅次於《古蘭經》，聖訓聖行是伊斯蘭教法的主要來源，用來解釋《古蘭經》經文。穆罕默德根據《古蘭經》和當時的部落習俗來作出法律決定，穆斯林社群承襲和推衍了他的做法。早期統治穆斯林社群的四大哈里發沒有法律學者的協助，也沒有法律理論可依，於是他們參照《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言行來作出決定。效力倭馬亞王朝的宗教學者祖拜爾除了是聖訓的轉述者，他還是地位崇高的法學家，在作出法律決定的時候會援引先知和聖伴的事例。
聖訓 法學
到倭馬亞王朝末朝，聖訓的權威得到大幅加強。在阿巴斯王朝，聖訓在法律領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成為重要的法律依據。當人們在《古蘭經》裡找不到答案時，他們便會嘗試尋求聖訓的協助。穆斯林學者根據聖訓及對這些聖訓的解讀來塑造法律，即使是統治者也要尋求這些學者的認可才能立法。隨著聖伴流散到各地，並各自運用不同的推理演繹手法作出法律裁決，這些推理演繹手法被稱為伊智提哈德，不同的法學學派開始出現。各個學派對聖訓傳述世系和正文在法學上的效用都有不同的見解。
哈乃斐派強調在引用聖訓時應用邏輯推論，以便把法理推用於新案例裡。他們對待聖訓的態度較率性，比起孤述聖訓，有時會更看重地方法律習俗。沙斐儀派卻十分倚重聖訓，認為即使是沒有任何穆斯林社群的習俗支撐孤述聖訓也可用以解釋法律，不應予以忽視，學派祖師沙斐儀甚至在某程度上把聖訓的地位拔高至相當於《古蘭經》甚或更高。马立克派強調聖訓的角色，因為祖師馬立克·伊本·艾奈斯與許多重要的聖伴一樣都是麥地那人，當地十分重視傳統。罕百里派同樣強調穆罕默德的言行，拒絕採納類推的手段。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的法學派系賈法里派則把聖行延伸至十二伊瑪目的言行。
聖訓 聖訓學
聖訓學是研究聖訓及辦別其真偽的一門學科，屬於伊斯蘭學術基礎學科之一。阿拉伯通才伊本·納菲斯形容聖訓學研究先知言論的語義，並鑑別聖訓確實可信是出自先知，這是聖訓學者的研究範圍，他們被稱作穆哈迪斯。法學家也研究聖訓，但他們是研究如何透過聖訓闡釋法律問題。聖訓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聖訓在教法領域裡的地位、辨別聖訓真偽的原則和方法、聖訓的分類、聖訓術語、聖訓傳述人的身份、聖訓的輯錄方法和分級。
聖訓學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逝世的時候，早期的穆斯林都借鑑他的影響力來合理化他們的思想、信仰和政治主張，但在他逝世後，閞於由誰來繼承他在宗教和政治上的領導權存在爭議，爭議方都聲稱先知在世時的言論支持他們的觀點。在接下來的第一次伊斯蘭內戰裡，支持第四任哈里發阿里與支持倭馬亞王朝的創建者阿布·蘇非揚的一方皆偽造聖訓來發動政治宣傳。隨著熟識穆罕默德的聖伴逐漸去世，虛假聖訓的問題持續存在。由於伊斯蘭教的許多法律和宗教學說都建基於聖訓，學者需要甄別聖訓的真確程度，促成了聖訓學的發展。
聖訓 聖訓學
儘管有學派認為可以運用理智來解讀那些真假不明的聖訓，但另一派卻認為穆斯林需要謹守穆罕默德的教誨，保留伊斯蘭教真確無瑕的訊息。他們制定了一套辦法，篩出那些虛假的聖訓。這套辦法使每則聖訓都要列出傳述世系，並鑑定傳述世系當中的每個傳述人是否可信、傳述人是否真的可以從前一位傳述人那裡得知這則聖訓以及傳述的內容是否可以證實。他們按照這套辦法把聖訓編集成書，所以遜尼派六大聖訓集和什葉派四聖書成為權威之作。
相對於聖訓的內容，學者較聚焦於探究傳述世系，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先入為主，讓聖訓的存亡免受主觀因素影響。他們相信，如果傳述者本身的品格良好、誠實可信，那麼他就只會把確切聽聞的內容傳承下來，通過這些層層誠實可信的傳述者上溯，就可以追溯得到穆罕默德的原話。有多項準則可判斷傳述者是否可靠，可靠的傳述者除了要是穆斯林及已過青春期的年齡，他還要才智聰穎、行事正直，道德水平必須過硬而且具備過人的素質，包括言之有信、公正磊落及強記博聞。
聖訓 聖訓學
據稱布哈里曾經長途跋涉去見一位聲稱知道一則聖訓的男人，他看到那人用一個空的飼料袋引誘他的馬兒跟隨他。布哈里不假思索掉頭回程，並說到：「他會騙他的馬兒，我又怎麼可以信任他所說的聖訓？」聖訓學者舒巴·伊本·哈賈吉經常都提請朋友去驗證聖訓傳述者的身份，並說這是「為了真主而明查暗訪」，有人勸他不要這樣做，但他卻說道：「打聽傳述者的身份必須要做，因為事關宗教信仰。」如果聖訓傳述者的信仰有違《古蘭經》或聖行、曾經犯下罪過或藉傳述聖訓而索要好處或有其他可供責難之處，他的可信性便會受到質疑。
聖訓 聖訓學
即使學者在聖訓的傳述世系找不到問題，他們仍能檢視聖訓的正文，並揭示當中的弊病，從而質疑聖訓的可信性。他們提出了一些批判聖訓正文的準則，穆斯塔法·西巴伊總結出17條法則，穆斯菲爾·加拉姆·阿拉（Musfir Gharam Allah）將之濃縮成七條，包括內文不應與《古蘭經》衝突、聖訓所載應與已知的做法一致、吻合已知的歷史事實、沒有文法及文風上的問題等。德國學者哈拉爾德·莫茨基認為聖訓的文體和內容值得研究，通過比較不同版本的聖訓內容，他認為當發現這些不同版本的聖訓內容都有獨特特徵的時候，由於難以相信各個轉述者都不約而同採用這些獨特的特徵，因此可以斷定這則聖訓是真確。
根據聖訓的可靠性，它們可被分為可靠聖訓、良好聖訓及弱聖訓。可靠聖訓是指由特定資歷的人物傳述的聖訓，從聖訓收錄者開始可以層層往上追溯到這位或這些特定資歷的人物，而且不能與其他已知和已獲接納的聖訓發生衝突。這些特定資歷的人物必須是品德高格、為人敦厚的穆斯林。如果聖訓有疑點或相關聖訓傳述者的品格受到質疑，那麼聖訓會被歸類為良好聖訓，存在多個疑點或傳述者不可靠的聖訓則被稱為弱聖訓。
聖訓 聖訓學
鑑於不同的學者採用不同的準則去判斷聖訓的可靠性，同一則聖訓的可靠性在不同學者的眼中都不一樣，例如關於聖戰的一則聖訓，罕百里、沙姆斯丁·薩哈維都歸類為弱聖訓，伊本·泰米葉、伊本·哈吉爾·阿斯卡拉尼則歸類為良好聖訓，而伊本·希班、哈基姆·尼沙布里及扎因丁·伊拉克則認為它是可靠聖訓。可靠聖訓又可分為廣被接受的聖訓和具爭議的聖訓兩類，前者是指被布哈里和穆斯林兩位伊瑪目接納的聖訓，代表著最可靠和品質最佳的聖訓，數量約有2000則。後者則指表義互相衝突的聖訓，聖訓學者納瓦維把所有互相衝突的聖訓都歸作此類。
根據聖訓來源的性質，聖訓又可分為麥爾夫爾（Marfu'）、穆爾賽勒（Mursal）及蒙蓋推爾（Munqati'）。麥爾夫爾是指聖訓的傳述世系可追溯至先知，穆爾賽勒是指聖訓可追溯至聖伴，而蒙蓋推爾則是指聖訓的傳述世系出現多處斷層。按傳述人的多寡劃分則有眾傳聖訓、單傳聖訓。得到多於兩位聖伴作證的聖訓稱為著名聖訓，有兩位聖伴轉述的真確聖訓稱為珍貴聖訓，而只有一位聖伴背書的聖訓則稱為罕見聖訓。
聖訓 聖訓學
聖訓術語的研究也是聖訓學的一部分，探討用於聖訓的古舊言辭，其中一些用語在現代阿拉伯語已十分罕見，此外亦會研究聖訓術語在歷史上的語義變化。聖訓文獻運用了許多術語，沒有專門知識的阿拉伯母語使用者也難以通曉這些術語。在研究聖訓的過程中，學者們逐漸從簡單的分類深入到細微的語義差別，術語的發展和使用遂逐漸獲得共識。
聖訓學家伊本·穆拉勤概括了聖訓的專門術語，除了上述聖訓分類所用的詞語，還有一些術語用以表達聖訓的學習方法、不同性質的聖訓傳述人，例如「阿爾德」（'Ard）是指學生把老師傳授的內容重新演繹出來讓老師修正、「穆卡塔巴赫」（Mukatabah）是指抄錄手稿。「邁代爾」是一種聖訓的傳述人，其傳述世系匯聚在這位傳述人身上。有學者研究這些術語的古今用法，如阿里·阿加伊（Ali Aghaei）研究「邁代爾」是否等同沙赫特所指的「共同關聯人」。
聖訓 聖訓學
為了探究聖訓的真偽，穆斯林學者仔細審視傳述人。鑑於聖訓的可信性取決於傳述世系的完好無缺，他們會篩選那些帶有偏見和不盡不實的傳述人，傳記辭典因而誕生。這種人物研究編錄了上千名傳述人，並評價他們的可靠性和誠信。他們的姓名、家譜世系、處身時代、死亡時間、品格、獲知聖訓及傳承聖訓的情況都有助於學者辨別聖訓是否可信。這是聖訓學的重點學科，還影響到到傳記史早期的發展。
這類被稱為塔巴卡特的著作是傳記辭典的原型，用以驗證聖訓傳述人的可信性。評估傳述世系的真確性需要確認其中的傳述人是否有交集的可能，並評估他們的為人是否可信。這些塔巴卡特著作識別他們的身份和學術圈子，並對他們作為傳述人的能力和聲譽提供資訊。學者雷傑普·申蒂爾克稱傳記辭典在伊斯蘭教各個學術界皆有，但最豐富莫過於聖訓學者。
學者伊本·薩阿德所著的《傳記集成》（Kitāb al-Ṭabaqāt al-Kabīr）是現存最早的伊斯蘭教傳記著作，詳細記載了聖訓傳述人的資料，還根據地理、年代、家世、專業及皈依伊斯蘭教的時間來劃分他們。阿布·哈特姆·艾哈邁德·伊本·哈姆丹·拉齊在他的《批譽之書》（Kitab al-Jarh wa-l-Ta'dil）裡除了按照名字的首字母及父名排列傳述人，還附註重要的評價，例如他在一位傳述人的附註裡指出有人稱他是騙子，他傳述的聖訓是虛假。其他重要的傳述人傳記著作還有阿布·納伊米·伊斯法哈尼所著的《真主之友與純正者小傳》（Hilyat al-Awliya）、阿布·伊沙克·設拉子所著的《法基赫行傳》（Tabaqat al-Fuqaha）、優素福·本·阿卜杜·阿齊茲·達巴格·安達盧西所著的《聖訓記述者行傳》（Tabaqat al-Huffaz min ahl-Hadith）及伊本·焦齊所著的《注訓行傳》（Tabaqat al Ruwat wa Sanadiq al-Hukaa）。
聖訓 歷史價值
儘管一些聖訓的真實性存疑，但收集這些敘事的聖訓保存了伊斯蘭教早期歷史的珍貴資料，它們亦反映初代穆斯林學者的宗教見解，這些見解對伊斯蘭教法及伊斯蘭教教義的形成至關重要。聖訓提供了有關穆罕默德、當時的人們和社會的資料，強調追求本源的穆斯林學者伊本·泰米葉也認為《布哈里聖訓實錄》和《穆斯林聖訓實錄》裡收錄的聖訓都是真實可靠。學者瓦埃勒·哈拉格指出，證據表明「即使早期有規模較大的造假，但早期和中世紀的穆斯林學者贊同聖訓文獻大體上都是真實，至少六大聖訓集保留了真確的聖訓」。
西方學者普遍對伊斯蘭教辨證聖訓的手法提出強烈的質疑，戈德齊赫質疑穆斯林認為是可信的聖訓，他指出聖訓「不能視為伊斯蘭教初創時期的歷史文件，但它們可以反映伊斯蘭教逐漸變得成熟期間穆斯林社群的趨向」。沙赫特同意戈德齊赫的看法，並直言穆罕默德沒有強烈的立法意向，但與立法相關的聖訓卻在需要合法國家政策的倭馬亞王朝才出現，他認為聖訓本身不能反映先知的言行舉止，而是反映整個穆斯林社群的言行舉止。耶伊恩博爾則質疑傳述世系的效能，他指出「至少二百年來這種一師一徒相傳的故事不可視作可信的史實，聖訓集裡的那些聖訓很可能是蒐集者所創作」。
聖訓 歷史價值
土耳其學者福阿德·塞茲金提出反駁，稱傳述世系是「書作作者或權威傳述人的紀錄」，並指出我們可以整合傳述世系重構出聖伴和傳承人所寫的聖訓輯集。納比婭·阿布特及詹姆斯·羅布森批評戈德齊赫及沙赫特對聖訓的全盤否定，他們認為大部分由聖伴及傳承人傳述的聖訓都經過一絲不苟的驗證。聖訓學者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茲米則指聖訓集是「研究早期伊斯蘭歷史最豐富的資源」。
莫茨基的立場則介乎戈德齊赫、沙赫德的懷疑論與阿布特、阿茲米的全盤接受之間，儘管他同意聖訓傳述世系所能提供的歷史價值有限，但通過對傳述世系和正文的分析，發現了它們之間有緊密關係，指出傳述世系至少可以部分反映正文的傳承歷史，許多聖訓的真確性似乎可以因此而得到證實，但亦發現部分聖訓是偽造。德國學者格雷戈爾·舍勒的取態相近，他認為要還原聖訓的原文基本上是不可能，但它們在某程度上是真實的。
常万全
常萬全（1949年1月—），河南南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副国级领导人。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届中央委員。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2018年3月，常万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卸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部长职务退休。
常万全 生平
常万全生于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1968年3月，19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兰州军区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独立警卫连，历任战士、班长。196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升任该独立警卫连的排长。1970年，升任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1974年到1978年，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1978年，任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作战二科参谋。同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秘书。1980年到1981年，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1981年到1983年，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作训处处长。1983年到1985年，任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参谋长。1985年到1990年，任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一三九师副师长。其间，1985年到1987年在陕西省渭南师范专科学校函授学习，获大专学历。
常万全 生平
1990年到1992年，任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92年到1994年，任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六十一师师长。1994年到1998年，任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参谋长。其间，1994年3月到1995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1998年到2000年，任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
2000年到2002年，任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长。2002年到2003年，任兰州军区参谋长。2003年到2004年，任北京军区参谋长。2004年到2007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200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任至2012年10月）。同年起至2008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2008年到2012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2012年到2013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3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常万全 生平
1988年9月授予上校军衔。1992年9月晋升大校军衔。1997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2003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2007年11月晋升上将军衔。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3年3月16日，全國人大通過任命常萬全為國防部部長。
愛人同志 (電影)
《愛人同志》（英語：）是1989年上映的一部香港剧情片，由黄泰来执导，刘德华和钟楚红主演。故事以1980年代的越南为背景。成奎安憑本片入圍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愛人同志 (電影) 剧情
1980年代，來到越南公幹报道美军战俘的香港攝影記者劉繼祖（劉德華 飾），認識了當地为官方服务的女翻譯阮红（鍾楚紅 飾），刘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被抓進苦工营，不久在报社同事帮助下获释。红為了追查因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关入牢营的弟弟的下落而約會劉，但劉誤走進民运示威隊伍中而再次被捕，後被判入苦工營三年，在那里犯人从事着苦力劳动和非人道的野蛮待遇；在苦工營中，刘找到了红的弟弟并認識了中越戰爭中被俘虜的中國人民解放军排長；當劉在營中和女翻譯官接觸後，決定寻找机会和她弟弟及幾名被俘虜的解放軍一起逃走。
最后在红的帮助下，刘与其他人拿起武器与关押犯人的越南士兵展开激战。红的弟弟中槍身亡；逃亡中劉的手被毒蛇咬，被逼砍下一隻手；被俘虜的解放軍的一個士兵因中地雷而自殺；存活的人最終一起逃到了中国廣西与人民解放军汇合。等到刘的同事和女友来接刘回香港时，红却选择只身返回越南，此举令已爱上她的继祖很伤心。
愛人同志 (電影) 音樂
《情深義更深》
粵語版主題曲。演唱：鍾楚紅、羅大佑。
《沒有你的明天》
國語版片尾曲。演唱：楊若；作詞：丁曉雯；作曲：蔡宗政；編曲：入江純。
愛人同志 (電影) 軼聞
1989年聖誕-新曆新年檔期，劉德華、成奎安主演或客串的賭神(劉德華主演、成奎安客串)、愛人同志(劉德華和成奎安主演)、精裝追女仔之3狼之一族(劉德華客串、成奎安主演)分别在香港三條院線上映。
此電影被指涉嫌損害越南的國家形象，男主角劉德華因而沒有獲得簽證，缺席2000年的亞太影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英語：）是由經過受過心理治療專業訓練並通過考核的人員，主要是心理師或接受心理治療訓練的精神科醫師以對話為主的治療模式。而在某些國家，受過相關培訓的精神科護士或臨床社會工作者亦可取得進行心理治療的相關資格。建立一種獨特的人際關係來協助當事人（或稱案主、個案）處理心理問題、減輕主觀痛苦經驗、醫治精神疾病及促進心理健康、個人成長。心理治療一般是基於心理治療理論及相關實證研究（主要是諮商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而建立的治療系統，以建立關係、對話、溝通、深度自我探索、行為改變等的技巧來達到治療目標，例如改善受助者的心理健康或減輕精神疾病徵狀等。
心理治療 主要派別
心理治療有多個不同學派，而且不斷發展中。不同學派之間對學派之劃分也有歧異，即使有經驗的治療師也無法熟稔所有學派的治療方式。美國著名的精神科經典教材Synopsis of Psychiatry和英國牛津出版的精神科教科書也沒有一致的分類法。在此引用英國系統的分類方式
孙
孫是指子女的子女，男性稱孫兒或孫子，女性稱孫女。在父系社會，兒子的子女稱為「內孫」或者「孫」，女兒的子女稱為「外孫」。而自己的孫或外孫就稱自己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另外，臺語裡又常把愛孫稱為「金孫」。
在東亞傳統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嫡子與正妻所生之子女為嫡孫，庶子的子女或嫡子之庶子女則稱為庶孫。而東亞文化傳統上以嫡長繼承為主，因此長孫往往特別受祖父母疼愛。
一些比自己低兩輩的親屬也稱為孫，如兄弟的孫稱為姪孫，男性稱姊妹的孫為外甥孫，女性稱姊妹的孫為姨甥孫。
孫有時泛指後代，如「皇孫」可以泛指所有皇室後裔，不一定指當朝皇帝的孫。
孙 後代
孫的後代並沒有單一的專有名詞，都均以「～孫」來稱呼。如果到達孫的第八代，則連特別的稱謂都沒有，以「耳孫之子」稱呼，如此類推。
孙 衍生含义
在中文语境中，“孙子”有时被用于辱骂他人，暗指骂人者是被骂者的祖辈。另有“装孙子”之说法，指因有事相求而阿谀谄媚别人，如同对方是自己的祖父母一样。
胚胎幹細胞
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簡稱ESC）是一類具有多能性的幹細胞。在卵細胞受精後，受精卵經過桑葚胚階段，進入囊胚階段。囊胚中的細胞可以歸入兩個大類：滋養層（trophoblast，TE）和內細胞群（inner cell mass，ICM）。滋養層的細胞會分化爲胚胎外的組織（胎盤等），內細胞群的細胞則會分化成胚胎的其餘結構。分離內細胞群細胞並進行體外（in vitro）培養，即可取得胚胎幹細胞。胚胎幹細胞擁有分化爲三個胚層的細胞的潛能，或者說在一般情況下能分化形成除了胎盤之外的所有胚胎結構，此為胚胎幹細胞多能性的具體體現。
胚胎幹細胞
1981年，英國劍橋大學遺傳學部中，兩個分別由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以及马修·考夫曼（Matthew Kaufman）率領的研究團隊分別在體外建立了小鼠胚胎幹細胞系。而胚胎幹細胞這一術語則是由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解剖學部的教授蓋爾·馬丁（Gail R. Martin）於當年12月的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1998年，威斯康星大學教授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等人成功建立了人胚胎幹細胞系。2007年，马丁·埃文斯與另外兩名科學家因「利用胚胎幹細胞引入特異性基因修飾的原理上的發現」而獲得當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胚胎幹細胞被認爲在再生醫學、組織工程、藥物實驗等領域擁有廣闊的應用前景，胚胎幹細胞對發育生物學的基礎研究也有很大助益。但是，因爲道德、宗教與法律上的問題（比如目前分離胚胎幹細胞的方法會無可避免地殺死胚胎），有關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即治療性克隆）在各國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