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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 生平
此外，麥理浩著手為穿梭九龍和新界羅湖邊境各地的九廣鐵路英段實行現代化，以配合新界的急速發展。在1973年，他率先宣佈為九廣鐵路展開雙軌化工程，令原本單軌行駛的鐵路擴充成雙軌行車。雙軌化工程歷時多年，並分多期進行，首期紅磡至沙田段在1976年竣工，而第二期沙田至大埔墟段雙軌化工程也在1978年展開。有鑑於紅磡和沙田之間的一段舊筆架山隧道仍以單軌行駛，港府還興建一條全新雙管行車的筆架山隧道，隧道隨後於1981年4月通車。在進行雙軌化工程的同時，港府還興建新的紅磡火車站，以取代舊有的尖沙咀火車站為九龍一方的總站，紅磡火車站在1975年5月5日由適值訪港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親臨主持揭幕，並在同年11月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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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麥理浩宣佈進一步動用35億港元，實行九廣鐵路英段電氣化計劃，逐步購入全新的電氣化列車，取代行車緩慢和已經老化的柴油火車。首階段紅磡至沙田的電氣化工程在1982年5月宣告完成，而沙田至大埔墟段、以及大埔墟至羅湖段的電氣化工程則相繼在1983年5月和7月啟用，惟當時麥理浩已經卸任。九廣鐵路實行雙軌化和電氣化後，載客量大增、火車速度大幅提升、加上班次頻密，由新界北部的粉嶺和大埔等新市鎮往返九龍市區，車程大為縮短，昔日超過30分鐘才有一班列車的情況成為歷史。在任港督晚期，交通諮詢委員會還於1981年9月通過港府建議，在屯門和元朗之間興建輕便鐵路，為日後輕便鐵路工程的展開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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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導市區交通和加強九龍與香港島的交通連繫，是麥理浩另一重任。在1972年8月，麥理浩為香港首條橫越維多利亞港的紅磡海底隧道主持剪綵儀式，該隧道由戴麟趾爵士主持下於1969年動工興建，落成啟用後，汽車無需再依賴汽車渡輪橫渡維港，帶來便利。至於麥理浩任內為香港興建的首個地下鐵路系統，工程規模則較前者更為繁浩。雖然港府早在1960年代已著手研究興建地下鐵路的可行性，但工程到麥理浩任內才正式拍板定案。在1972年6月，麥理浩委任財政司夏鼎基（後為爵士）為地下鐵路臨時管理局主席，負責籌備地鐵工程的前期工作。臨時管理局於1975年初宣佈興建一條由九龍觀塘出發、途經石峽尾、旺角和尖沙咀等地，最終通往港島中環，稱之為「修正早期系統」的地鐵路段。與此同時，麥理浩在1974年聘任英美冠達郵輪（Cunard Line）前任常務董事唐信（Norman Thompson）為地下鐵路公司候任主席，《地下鐵路公司條例》在1975年通過後，地鐵公司即於同年9月取代原本的臨時管理局，主持地鐵的興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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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公司成立之初，獲港府撥款11.5億港元，其餘資金則由港府作擔保下向外籌措。同年10月，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為首的七家財團與港府協議貸款6,000萬美元；港府另外又與17家國際銀行達成協議，籌得20億港元貸款，而地鐵公司則由港府全資擁有。為了支付工程開支，港府需要透過賣地收益和發展地鐵上蓋物業填補。「修正早期系統」在1975年11月正式動工，經過接近四年的時間，觀塘至石峽尾段地鐵在1979年9月30日由麥理浩伉儷主持下正式通車，同年12月16日，石峽尾至尖沙咀段開通，到1980年2月12日，尖沙咀至中環一段的過海鐵路也告完成，標誌著「修正早期系統」全線開通。尖沙咀至中環段過海鐵路通車當日，麥理浩更邀得訪港的雅麗珊郡主主持揭幕，場面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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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7月，麥理浩進一步決定興建往來太子與荃灣的荃灣綫地鐵，並在1982年3月拍板興建往來上環和柴灣的港島綫地鐵；荃灣綫和港島綫地鐵要到他卸任後的1982年5月和1986年5月才陸續通車。而荃灣綫通車後，原有太子至中環段的「修正早期系統」鐵路遂併入荃灣綫，「修正早期系統」鐵路的餘下路段則成為觀塘綫地鐵。地下鐵路的修建為香港交通發展揭開新的一頁，其通車在某程度上改善了市區交通的擠塞情況，往來九龍和港島市區各地也變得更為便捷；過海鐵路和海底隧道的通車，更逐漸取代原來的渡海小輪，成為橫渡維港的主要方法。地下鐵路的興建，還連帶鐵路沿線急速發展，金鐘廊、海港城、太古城、德福花園和灣仔等地的商業和住宅發展項目，即為興建地鐵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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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地下鐵路以後，麥理浩在1979年指示港府重新研究擱置多時的東區走廊興建計劃，促成東區走廊在1981年動工興建。東區走廊隨後於1984年陸續通車，初期由銅鑼灣通往太古城，成為繼英皇道以後，另一條往來港島中心與東區的主要行車幹道。麥理浩與夏鼎基也曾經研究動用賣地收益，出資300至350億港元，在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機場，以取代位處市區和不敷應用的啟德機場。不過，由於珍寶客機在1970年代開始廣泛應用，增大了啟德機場的吞吐量，因此計劃被暫時擱置，一直到1989年，「新機場計劃」才被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爵士提出。
麥理浩任內還展開不少大型的水利工程，確保香港擁有充足和穩定的食水供應。在1963年和1967年，港府曾因嚴重的旱災而一度實施「四天供水四小時」的制水政策，儘管港府在1964年與中共方面達成協議，增購東江水供港，後來又於1968年建成船灣淡水湖，可是香港依舊備受天旱缺水的問題困擾。麥理浩上任後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是在西貢闢建萬宜水庫，水庫的興建計劃早於1969年由戴麟趾任內所草擬，到1971年正式動工，工程歷時七年，至1978年11月27日才由麥理浩主持揭幕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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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宜水庫的興建工程可謂相當繁浩，由於水庫選址位處糧船灣洲和西貢半島東部之間的海峽，工程人員要在海峽的東西兩邊缺口分別修築圍堰，以便把海峽分隔開和抽走海峽內的海水。抽走海水後，工程人員要在東西兩邊各建兩道堤壩，位於內側的一道用作儲存水庫的淡水，另一道則用作抵禦海浪的衝擊。整個水庫修建工程耗費13.5億港元，而水庫的總容量則達600億加崙，成為香港儲水量最大的水塘。然而，在萬宜水庫興建期間，香港仍面對多次缺水危機，當中在1974年9月至11月和1977年6月至1978年4月期間，港府就因為久旱不雨而實施制水；而即使是水庫建成後，港府在1981年10月至11月間也再因天旱而宣佈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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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人口持續增長對食水供應構成壓力，再加上香港可供開闢水塘的地點有限，麥理浩還大膽嘗試海水化淡的方法，促成港府在1972年8月與亞洲發展銀行簽署1.2億港元的貸款協定，用以在青山一帶興建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樂安排海水化淡廠造價4.6億港元，1975年10月由麥理浩主持揭幕，建成時不單是香港首座向市民供水的海水化淡廠，規模也是當時全球最大的一所。可是，海水化淡廠投入運作後不久，港府卻察覺到海水化淡的成本比想像中高得多，化淡廠投入服務僅三年，便在1978年因石油價格高漲而宣告停產。雖然化淡廠在1981年因港府實施制水而一度重開，但最終在1982年宣佈正式關閉，標誌著港府放棄以海水化淡的方法來解決供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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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東江水輸港是麥理浩任內解決水資源不足的另一重要方法，成效也要比起興修水塘和海水化淡來得顯著和實際。根據港府原來在1964年與廣東省政府達成的東江水供港協議，港府每年向對方購入6,800萬立方米淡水，此後購水量逐步增至1972年的8,400萬立方米和1976年的1.09億立方米。然而，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中英關係轉趨緊張，當時港府為免過份依賴局勢動盪的中國大陸，於是以興建水塘為解決水荒的主要手段，使到粵港雙方在東江水輸港方面的計劃停滯不前。不過，隨著中英兩國後來關係緩和、再加上兩國在1972年正式建交，粵港雙方又重新商討增加東江水供港的可能。在1974年，廣東省政府展開東深供水工程第一期擴建，港府為作出配合，也在1978年出資1.17億港元為香港一方的輸水系統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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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7月，港府與中共進一步磋商擴充東江水供港計劃，並在同年10月達成協議，規定東江水輸港量由1979年的1.45億立方米，逐步增至1982年的1.82億立方米，售價雖上升百分之50，但港府向市民收取的水費維持不變。協議達成後，廣東省水利部門於1980年1月展開東深供水工程第二期擴建，按協議增加向香港的供水量。同時，雙方又在1979年12月展開新一輪磋商，並在1980年5月簽署一份補充協議，該補充協議在1981年10月和1982年先後作出兩次修訂，規定廣東省在1982年向本港提供2.2億立方米淡水，此後供水量按年增長至1995年為止。在1981年2月，麥理浩還撥出13億擴充輸水系統，為粵方增加東江水供港作好準備。麥理浩增加東江水輸港的決定，有效解決香港長久以來對水荒的憂慮，隨著東江水佔香港水源的比例不斷上升，意味香港對東江水的倚賴越來越重，對境內水塘的倚賴則相應下降；但東江水輸港量增加，也衍生水資源過剩，造成一部份以公帑購買的輸港東江水白流大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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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交通與水利等基礎建設的同時，麥理浩也重視香港的康樂文化發展，他在1976年和1981年先後成立康樂體育事務處（前身為1974年成立的教育司署康樂及體育事務組）和康樂文化署，統籌康樂文化發展事宜。在他任內，港府於各地闢建公園、游泳池、運動場和體育館等各類休憩用地，較大型的工程包括先後在1973年和1977年動工興建紅磡體育館和港島體育館，前者要到1983年才告落成，後者則由他在1980年親自揭幕，而荃灣大會堂和沙田大會堂也分別在1980年落成和在1982年奠基動土。透過與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的合作，麥理浩在黃竹坑免費撥地予馬會興建海洋公園，促成公園在1977年落成啟用；他又支持馬會在沙田填海興建沙田馬場，並於1978年主持馬場揭幕。在港府與馬會贊助下，英女銀禧紀念基金會在1981年出資於沙田城門河畔興建銀禧體育中心（香港體育學院前身），同年由麥理浩主持奠基禮，中心隨後於1982年啟用，為香港的運動員提供全新的培訓場地。其他由港府與馬會參與的文康工程和活動，還包括支持市政局對九龍公園展開大型翻新和改善工程、以及聯同市政局支持文化界在1973年成功舉辦首屆香港藝術節，安排中西各類富特色的藝術表演，希望藉此培養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欣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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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麥理浩在1977年促成香港藝術中心在灣仔設立，為當代的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和電影及錄像藝術提供具水準的表演場地，以進一步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麥理浩後期積極協助在尖沙咀海傍興建香港文化中心，並在1979年為中心主持奠基禮。文化中心規模龐大，工程歷時多年，至麥理浩卸任後的1989年方告落成啟用。至於在1984年正式創立的香港演藝學院，也是得到麥理浩支持下籌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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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本身熱愛遠足郊遊，嘗言「青山綠水普羅大眾都可享受，高爾夫球場和遊艇則只屬於少數人的玩意」。1976年，他制定《郊野公園條例》，正式為香港郊區劃定郊野公園範圍，希望新市鎮與市區的發展與郊野的保育取得平衡。首批於翌年劃定的郊野公園包括城門、金山、大潭、獅子山和香港仔，而香港仔、大埔滘、大尾篤及新娘潭的自然教育徑也在同年草擬。在1981年，位於萬宜水庫附近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落成啟用，為市民提供郊野戶外的康樂休憩場地。郊野公園內的自然生態得到政府保育，各類的開發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很多具自然生態保育價值的地方因此得以保留，也令不少綠化地帶免受破壞，同時供郊遊人士在受到管理的郊野範圍內遊樂。此外，因應1972年六一八雨災期間，秀茂坪寮屋區和港島半山旭龢道發生山泥傾瀉及大廈倒塌事故、與及在1976年發生另一宗秀茂坪山泥傾瀉意外，麥理浩在1977年一手成立土力工程處，開始對全港所有山邊斜坡進行勘查和修葺，減低郊區和市區斜坡出現嚴重山泥傾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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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社會急速發展之下，香港不少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在麥理浩任內相繼因新的發展拆卸，在中環一帶，舊建築拆卸的速度尤其急速，郵政總局、告羅士打行、公爵行、溫莎行、公主行、連卡佛總行和香港滙豐總行大廈等富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相繼由設計風格嶄新、規模更大的商業樓宇取代。至於在九龍方面，極具特色的尖沙咀火車站也在一片爭議聲中宣告拆卸，只餘鐘樓，原址一帶後來則成為香港文化中心、香港藝術館、香港太空館和酒店及商業用地。雖然港府於1971年制定《古物古蹟條例》，讓港府根據條例宣告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為法定古蹟，從而免受拆卸，但獲宣告為法定古蹟的歷史建築只屬小數，對保護歷史建築未起很大作用。隨著社會上要求保存歷史建築的聲音越來越大，麥理浩終在1976年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詢委員會，並在1980年首次引入歷史建築評級制度。不過獲得評級的歷史建築物，待遇不同法定古蹟，業權持有人仍有權將建築拆卸重建，因此對保存舊建築的作用同樣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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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輿論就對於1902年建成的香港會應否拆卸重建而引起爭論，當時坊間希望政府出手阻止香港會拆卸，但香港會方面指出保育和翻新建築的花費高昂，難以承擔。儘管古物諮詢委員會在1980年建議港府將香港會列作法定古蹟，但考慮到維護建築的開支可能要動用5億港元公帑，建議遭到行政局否決。即使後來有團體向麥理浩請願，港府仍不為所動，香港會最終在1981年6月拆卸重建。
另一方面，透過發起不同運動，麥理浩為市民引入新的觀念和意識，用以提昇市民的人文素質，當中較大型的運動包括清潔香港運動。清潔香港運動於1972年由麥理浩發起，最初港府投放到運動的撥款達150萬港元，用以舉辦宣傳和教育活動，例如清潔海灘運動，旨在美化市容、培養市民愛護公德、及灌輸保持公眾地方整潔的意識。同年，麥理浩又在立法局通過《1972年裁判司（修訂）條例》，授權執法人員對亂拋垃圾等有違公德的人士提出檢控，加強阻嚇性。至於由政府新聞處總創作主任許敬雅（Arthur Hacker）設計的「垃圾蟲」，形象更是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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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清潔香港運動外，麥理浩也順應民間發起的中文運動，在1972年1月採納港府中文委員會發表的第二份報告書，積極推動中英雙語並重政策，同年開始，立法局和市政局也准予議員使用中文方言發言，並且引進廣東話和英語的即時傳譯服務。至1974年，立法局正式通過中文與英文均為香港的法定語文，具備同等的地位。自此，政府公文不論以中、英文撰寫，均具備同等效力，法庭內更可使用中文方言發言，一改過往以英文為重的情況。
麥理浩任內推動的其他運動，還包括在1972年成立禁毒處與禁毒專員、在1973年成立撲滅罪行委員會以推動撲滅罪行運動、支持家計會宣傳「兩個夠哂數」的控制生育運動、在1975年成立香港獎券管理局，推出多重彩彩票（六合彩前身）以取代原來的馬票，取締市面上多由黑社會操控的字花賭博、透過在1978年設立度量衡十進制委員會，向公眾各界推廣自1976年起正式引入香港的國際單位制、以及在1980年成立法律改革委員會，旨在檢討由律政司或首席按察司提交的各項法律議題，以切合香港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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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工業與對外貿易在1960年代的蓬勃發展，讓政府維持低稅政策的同時，收入依然連年增加，使到政府的財政儲備日益豐厚，為麥理浩任內的大興土木締造有利條件。此外，在六七暴動後，雖然房地產市道一度低迷，但卻吸引不少本身從事製造業的華商趁機投資房地產，繼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反彈而賺取鉅額利潤，這些華商再把利潤投資到股市等項目，更進一步成為與傳統英資洋行爭一日之長短的新興華資大行。再加上自二戰完結以來，勞工階層逐漸積聚越來越多的財富，而新興的中產階級也漸具規模，這些因素都為麥理浩任內的經濟起飛奠下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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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任內港府的理財哲學，以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體現。「積極不干預主義」上承19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爵士推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兩者並不代表政府對經濟完全不作任何干預。「積極不干預主義」與「自由放任」政策的相同之處，在於兩者均以審慎理財為原則，並主張盡量縮減政府的規模，讓市場自行調節，避免由政府對經濟市場作出干預。此外，兩者也主張政府在一些自由市場未能顧及的民生事務上提供協助，因此，不論是1960年代抑或是麥理浩任內，港府繼續成為全香港最大的僱主、最大的土地發展機構、最大的房東、以及教育和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對維持本土經濟扮演一定角色。不過，「積極不干預主義」不同之處，在於港府投放到民生福利的公共開支，比郭伯偉任內大幅上升。這種增幅除了是因為港府自1960年代以來積聚了豐厚的財政儲備外，更重要的是麥理浩急於希望改善市民的基本民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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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的施政帶有「務實社會主義」的影響，他認為香港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居所，如果他們無力自置居所，政府有必要向這批市場照顧不到的一群提供公共房屋，或是價格相對廉宜的自置居所。在這個前提下，他大力推動十年建屋計劃、興建新市鎮、推動九年免費教育、發展全盤社會福利政策和建造地下鐵路等各項大型基建，目的不止於像以往的政府一般，讓市民得到基本溫飽，而是務求進一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增強對香港的歸屬感。因此，在「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旗號下，港府公共開支連年增長，單以1971年和1972年相比，港府總開支增長即達百分之50。一方面，港府趁地產市道暢旺，賣地收益急增，另一方面，麥理浩就大灑金錢改善民生福利。據說，當時港府內部無人敢出面阻止，甚至夏鼎基也昏了頭。公共開支的上升，加上港府的收入因1973年至1975年經濟不景氣而減少，港府審慎理財的重要原則一度受到威脅，結果夏鼎基除了在1975年2月公佈加稅措施外，又在同年6月提出發行五年期的公債，計劃集資2.5億港元，以舒緩港府的財政壓力。港府公債在1975年11月正式發行，成為繼1947年發行0.5億元復興公債以來，再度發行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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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任內雖然見證香港經濟起飛，但也面對不少經濟方面的挑戰，其中，1973年發生的股災和緊接著股災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及1979年發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均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衝擊。步入1970年代以來，香港投機風氣熾熱，股市形成泡沫，儘管麥理浩與其他港府官員多番勸諭參與股票投機的市民保持理智，又在1973年1月成立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和增設證券業務監理專員一職，但都未能有效遏抑股市炒短線之風。在1973年初，英美同樣炒風熾熱的股市開始出泡沫化現象，再加上香港股票市場陸續出現假股票事件，終導致恆生指數在同年3月由1,774.96點的高位急瀉。在短短四個月後，恆生指數在7月跌穿500點水平，到10月，中東地區爆發贖罪日戰爭，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為打擊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佈實施石油禁運，有關決定不單止拖累環球經濟增長，還導致香港在內的環球股市進一步急跌。在1974年，面對信貸全面緊縮，恆生指數在4月跌至323.56點，創1971年12月以來新低，一直到1974年12月，恆生指數跌至150.11點，僅僅比100點的基數高出約50點，這時跌勢才告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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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暴跌和第一次石油危機一度引起市民恐慌，有商人更趁機囤積白米，導致1973年尾至1974年初米價暴漲，連帶其他基本食糧和日用品的價格騰飛，造成通漲急升的問題。為設法平抑物價和防止商人囤積居奇，麥理浩於是成立消費者委員會，並由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爵士擔任主席，負責對市場展開格價，以及採取一系列措施穩定物價，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此外，在石油危機期間，香港石油供應出現緊張，對經濟構成全面打擊，麥理浩遂於在1973年11月成立石油政策委員會及石油供應處，重新審視香港的石油供應政策，同時呼籲市民節約用電和各種燃料。石油供應處隨後在12月19日起實施燈火管制，規定全港作廣告用途的霓虹燈和電燈只可在每晚6時至10時30分亮著；到同年12月31日，港府還宣佈實行夏令時間，希望盡用日光，減少消耗電力。在1974年5月，石油危機終於化解，港府遂撤銷燈火管制，但香港經濟要到1975年才正式走出谷底，而夏令時間則一直維持至197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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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經歷1973年股災後，港府收緊對股票市場的監管，並先後在1973年8月通過《證券交易所管制條例》、以及在1974年3月制訂《證券條例》和《保障投資者條例》。透過這些新的條例，港府限制新的交易所開幕，又規定交易商必需註冊。在1974年10月，麥理浩還按照《證券條例》的規定，設立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前身），由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原主席簡悅慶擔任主席，同時賦予證券業務監理專員更大權力，逐步對股票市場作出規管。總體而論，1973年股災與兩次石油危機確實拖慢了麥理浩任內的經濟發展步伐，以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衰退期為例，人均實際工資水平便倒退百分之18。不過，股災與能源危機的影響始終有限，這兩大危機化解後，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1976年即重新錄得百分之25的增長，工資水平到1978年還回復至1973年的水平，而且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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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單就股票市場而論，由於發展尚未成熟，而且投機風氣熾熱，再加上其他外來因素，香港的股票市場始終處於比較波動的狀態。恆生指數經歷1973年的股災後，雖然在1978年6月重上500點水平，但之後受到伊朗局勢日益動盪影響，恆指在同年11月一度暴跌。隨後在1979年初爆發的伊斯蘭革命，使到伊朗石油產量銳減和國際石油價格飆升，形成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麥理浩被迫在1979年5月至10月再度實施燈火管制和夏令時間。不過，第二次石油危機對香港的影響較第一次石油危機輕微，而石油價格持續上升至1980年中期以後，也開始逐步由高位回落。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恆生指數在1980年重上1,000點水平，但同年12月再受外圍因素拖累而出現拋售，恆生指數一度失守1,300點水平。踏入1981年8月以後，香港前途問題日益浮面，股市開始偏軟，同年10月恆指更因銀行加息拖累而一度暴跌，掀起1981年香港股災的序幕。恆生指數的跌勢此後因為香港人對前途信心危機加劇而持續至1983年，當時麥理浩已經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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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環球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引申的另一個問題，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在麥理浩任內，美國、英國和歐洲共同體相繼加大對香港紡織和玩具等產品的入口限制；貿易配額的削減，再加上1977年英聯邦特惠稅的撤銷，均對這些自戰後以來發展蓬勃的輕工業出口貿易構成嚴峻考驗。面對出口貿易的困境，港府曾多次展開貿易談判，與各國政府商討放寬香港輕工業成品的入口限制；此外在1973年8月，香港多個工業團體更聯署上書外交大臣何謨爵士，抗議英國及歐共體帶頭限制香港紡織品及鞋履入口，可是種種行動都難以挽救香港輕工業萎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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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明白香港長遠不能單靠紡織和膠花一類依賴廉價勞工和勞工密集式的低技術輕工業，因此他積極鼓勵香港工業循多元化發展，以及著手提升香港的工業技術水平。這些措施包括在1975年9月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鼓勵外資發展香港工業、在1977年10月和1980年9月分別設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和工業發展委員會，旨在分散和促進香港的工業發展、另外更支持葵涌貨櫃碼頭的擴展，從而增加香港港口的貨櫃吞吐量。另一方面，針對工業用地不足和地價高漲的問題，麥理浩在不少新市鎮內劃出稱為「工業邨」的工業區域，鼓勵投資者到這些經過規劃的區域開設廠房。為了妥善管理和興建這些「工業邨」，他還成立工業邨臨時管理局，工業邨臨時管理局後來在1977年3月由香港工業邨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前身）正式取代。至於香港理工學院與多間工業學院的相繼設立，也為工業界別提供更多受過專門培訓的技術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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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下，電子零件、鐘錶和電器一類電子工業在麥理浩任內急速發展，在政府的扶助下，電子工廠數目由1960年只有3家，急增至1979年的1,041家。電子工業的佔出口總值的比例，也由1976年的百分之11.3，逐步增長至1982年的百分之16.8，電子工業成為僅次於紡織業的第二大支柱工業，也吸引各大跨國企業紛紛來港設立辦事處。麥理浩對電子工業界別的聲音顯得日益重視，除了設立不同的工業委員會外，還招攬不少工業界人士到行政立法機關，協助港府施政，較突出的例子包括在1972年委任從事電筒生產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隨後於1980年獲升任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另外，年輕電子工業家李鵬飛也在1978年獲麥理浩邀請，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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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電子工業外，受到麥理浩大興土木的帶動，加上私人地產市道日益蓬勃，香港建造業也乘勢而起。在麥理浩任內，每年公私營建築開支平均達50至60億港元，以1980年為例，當年港府售出39.8億平方米土地，收益多達82.3億，而全年房地產工程總開支則達129.44億港元，是1969年的14.6倍。由1970年至1981年間，建造業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原來的百分之4，上升一倍至百分之8。麥理浩在任晚期，香港的註冊建築公司多達3,000多家，外資建築集團也有十多家。建造業的急速增長，對當時香港整體的工商發展具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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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任內還奠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國際金融業務的興起始可追溯到1960年代，由於美國在越戰泥足深陷，不斷印製美元鈔票支付軍費，導致美元貶值的壓力越來越大。終於在1971年12月，十國集團達成協議，終止自二戰完結以來美元以固定匯價兌換黃金的造法，標誌著戰後稱之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瓦解。港元自1935年以來一直與英鎊掛鈎，而英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則與其他國際貨幣一樣與美元掛鈎。當美國政府在1971年12月將美元貶值百分之7.89時，港府隨即宣佈港元幣值不變，兌美元匯率實際增值百分之8.57，而兌換英鎊及黃金的匯價則同樣維持不變。不過，為免實際價值下降的美元仍可以較優厚的匯價兌換英鎊，英政府在1972年6月宣佈英鎊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浮動，港府遂宣佈港元跟隨浮動。到同年7月6日，港府復宣佈改與美元掛鈎，把匯率固定在每5.65港元兌1美元，以免港元匯率出現劇烈波動，這個匯率在1973年2月再調整為每5.085港元兌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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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港府與美元實施固定匯率後不久，受到匯率市場不明朗因素困擾，加上市場上有大批美元湧入，港府擔心投機者按固定匯率迫使港府兌換持續弱勢的美元，於是在1974年11月25日宣佈港元自由浮動，港元與美元匯率則即時升至4.965港元兌1美元。港元此後自由浮動約九年的時間，到1983年10月才因為聯繫匯率制度的設立才重新與美元掛鈎。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的瓦解，在當時造成美元的貶值和其他貨幣的升值，為國際匯市的開放締造有利條件。同時間，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因石油危機而滾存大筆熱錢、加上交易和通訊技術的改善，促成新興國際金融市場的形成。香港位處亞洲，其地利之便讓香港的金融市場填補美洲紐約和歐洲倫敦餘下的空白，加上香港人的英語水平在東亞地區較佳，讓香港具備優勢發展成亞洲國際金融中心。至於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在1979年發表的報告中，除了提倡香港發展轉口貿易外，也同樣提倡重點發展金融及其輔助性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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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麥理浩逐步跟隨國際做法開放金融市場，港府的主要措施包括在1973年撤銷外匯管制、1974年撤銷黃金交易管制、在1978年取消自1965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的規定、以及在1982年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和降低港元存款利息預扣稅。在放寬金融市場的同時，麥理浩也制定一系列的法例規管金融和股票市場，以及在1980年制訂《香港銀行公會條例》，加強對銀行的監管。根據條例，香港所有銀行均要加入於翌年成立的香港銀行公會，而且要劃一採用由銀行公會釐訂的利率。自從港府放寬外資銀行來港開業的規定後，僅1980年便有多達115家商業銀行在港經營，其中88家屬於外資銀行；而根據1982年的統計數字，全球100家最大規模的銀行之中，有多達63家在香港設有分行或辦事處。銀行業的發展配合新興金融市場的快速崛起，到1985年的時候，香港已成功晉升為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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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麥理浩見證香港經濟突破樽頸，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更一躍與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並稱為「亞洲四小龍」。在任逾10年的時間當中，香港平均每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達百分之10，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年間增長5倍，而整個1960年代的增長則只有2.8倍。在經濟起飛的同時，製造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71年的百分之30，降至1981年的百分之27；而同期金融及其他商業所佔的比例，則由百分之15增加至百分之23。藉著經濟循多元化發展，麥理浩不單造就香港經濟起飛，也令香港由昔日的貿易轉口港，逐步向國際金融中心的方向進發。
經濟的急速增長，還造就船運大亨包玉剛爵士與地產大亨胡應湘（後為爵士）和李嘉誠（後為爵士）等新興華人富豪的崛起。到麥理浩在任後期，隨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香港對剛剛起步的中國經濟起支援作用，並在「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為大陸經濟方面注入科技、專業知識和資金來源。可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造成香港自1980年代開始，工業紛紛北移大陸和製造業趨向式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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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任內沒有對行政局及立法局作重大的改革，也沒有為兩局引入民主成份，兩局所有議席仍然維持委任制，而非透過選舉產生。在他上任之初，行政局作為港府的決策機構，共設15個議席，其中主席由他本人擔任、另有五席當然官守議席、一席官守議席和八席非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除了在1978年增加一席至九席以外，行政局的議席佈局在他任內基本上沒有重大變化。就非官守議席而言，麥理浩在任初期的八席議席當中，華人和外籍人士本來各佔四席，但華人議席數目由1974年起比外籍人士的議席數目多出一至兩席不等，反映麥理浩對華人勢力愈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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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方面的改革幅度則較行政局來得明顯，在1971年的時候，該局共有26個議席，其中主席一位由他自己出任、另有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八席官守議席和13席非官守議席，意味政府和外界的議席各佔13席。在1972年，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各增兩席，使到政府和外界的議席各自增至15席。不過，麥理浩在1976年大幅增加非官守議席，打破了過往的平衡局面。在當年的立法局改組中，官守議席由原來的10席增至15席，但非官守議席則由原來的15席大幅增至22席，加上主席和原來的四席當然官守議席，政府只佔20席議席，非官守議席數目首次超越政府議席數目。此後，官守議席與非官守議席數目在歷年均有所增加，但非官守議席多於政府議席的局面不變。到1981年的時候，立法局總議席數目增至50席，除主席和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外，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分別佔18席和27席。雖然，局內非官守議席佔多數，但麥理浩依然是大權在握，因為他可以隨時委任臨時官守議員，確保港府的所有議案獲足夠票數通過。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對港督相當尊敬，而局內的非官守議員也要聽命於獲港督信任的首席非官守議員，因此非官守議席的增加，未對港府施政構成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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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對立法局的另一改革，是委任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加入立法局。在他以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主要由社會上最頂尖的精英階層擔任，滙豐銀行、怡和和太古三大傳統英資洋行必然有代表獲得委任；而香港總商會與非官守太平紳士也可透過類似間選的方式，各自提名一名代表到立法局任職，使局內必然各有一席總商會議席和太平紳士議席。麥理浩任內維持委任英資洋行代表的做法，但在1973年取消總商會與太平紳士提名議席的慣例。相反，他開始委任其他各行各業如工業界、保險界、社工界和教育界等等的代表，而且更在1978年委任出身草根，本來任職九龍巴士售票員、後來升任公關經理的王霖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王霖最初以不諳英語和擔心影響生計為理由推卻邀請，但麥理浩則鼓勵他在立法局以中文發言，並向他介紹在1976年引入的議員薪津制度，還教導他聘請議員助理，最終王霖接受邀請，成為立法局一位代表基層勞工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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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地方行政方面，麥理浩則作出重大的變革。在市政局方面，他在1973年確立該局負起公眾衞生和文康服務的角色，並向該局賦予財政自主權。在此以前，市政局本有16個議席，當中包括一席官守主席、一席官守副主席、四席官守議席、10席非官守委任議席和10席民選議席。在1973年的變革下，市政局所有官守議席遭到裁撤，而委任議席和民選議席則各佔12席，主席和副主席分別由議員互選產生。委任議員沙理士成為改組後的首任市政局主席，一直到1981年，主席一位才由民選議員張有興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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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市政局是香港當時唯一的民選機構，但由於選民資格被過份限制，市民對市政局的選舉反應十分冷淡。按當時的規定，市政局的合資格選民需符合一定的教育程度、符合一定的收入或納稅水平、或者是指定專業團體的成員。港府按這些限制把合資格選民劃分成23個類別，並以全港為單一選區，由他們透過投票選出12席民選議席。基本上，大部份基層市民因不乎合投票資格，因此也沒機會投票。根據港府在1979年的數據，全港估計有44萬名合資格選民，但在1981年的市政局選舉，全港登記選民數目只有34,381人，而最終投票人數更只有6,195人，僅佔登記選民數目的百分之18。不過，在麥理浩的改革下，市政局代表市民申訴的角色明顯增強。以1973年至1982年為例，市政局議員辦事處平均每年收到10,000宗市民反映的投訴，而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在同期收到的投訴數目，僅佔前者的三分之一。至於市政局的選民限制，要到後來隨著區議會的成立才一併逐步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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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政局的改革，麥理浩還一手創立區議會。區議會作為香港最基層的議政組織，設立目的是希望鼓勵市民參與地區行政，增強官民溝通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區議會尚未設立以前，麥理浩早於1972年在全港設立分區委員會，以及在市區設立民政區委員會。在市區，分區委員會隸屬於民政區委員會之下，委員主要由各個地區居民組成的互助委員會主席和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出任，而各個分區委員會的主席，則出任民政區委員會委員。民政區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均讓市民有限度地參與地方行政，但主要分別在於前者是官民溝通的主要渠道，後者則負責協調港府推行清潔香港運動和撲滅罪行運動等全港性的地區政策。針對新界方面，麥理浩在1977年為新市鎮和各地鄉郊成立地區諮詢委員會，角色相當於市區的民政區委員會，作為新界地區主要的官民溝通渠道。地區諮詢委員會不同之處，在於委員由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組成，並由各鄉鄉事委員會擔任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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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區委員會與地區諮詢委員會只是過渡期的措施，在1979年，麥理浩復向立法局提出地區管理委員會計劃，計劃各區成立地區管理委員會，港九地區的委員會由各區民政主任出任主席，而新界地區的委員會則由各地理民官出任主席，各區委員會的成員建議由12個負責地方事務的部門派代表擔任，作為各政府部門針對地方事務的協調組織，為區議會的草擬作準備。在1980年6月，麥理浩正式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首度就地方行政發展作出公眾諮詢，隨後於1981年1月，他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落實各區區議會的設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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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行政計劃下，全港18個由民政區委員會與地區諮詢委員會改組而成的區議會，在1981年宣告成立，港九和新界分佔10區和八區。最初區議會的組成與原來兩個委員會的組成相同，並繼續由各區政務專員（前身為港九的民政主任或新界的理民官）出任區議會主席。到1982年3月4日和9月23日，新界和港九分別舉行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前者由新界選民選出56名非官守區議員、後者由港九選民選出76名區議員。1982年的選舉一共選出132名民選區議員，約佔全港489名區議員的三分之一，至於餘下三分之二的議員，主要由非官守委任議員、當然委任議員和少數官守議員組成。非官守委任議員大部分是前民政區委員會與前地區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至於當然委任議員方面，市區的區議會由市政局議員出任，新界的區議會則由各鄉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同年，各區的地區管理委員會也正式投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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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區議會投票資格比以往的市政局選舉大為放寬，任何年滿21歲、居港滿七年的香港市民，均符合資格投票。首屆區議會選舉是香港開埠以來首個大型選舉，為香港邁向普選和民主化踏出重要一步。當年選舉的投票率，也要比昔日的市政局選舉顯著上升，而市民只須居港滿10年，也符合資格參選。區議會選舉並非以全港九或全新界劃為單一選區，而是將港九新界劃分為若干選區，再由所屬選區的選民投票選出心儀的當區候選人。區議會的選舉模式和選民資格的規定，後來也為市政局所採納。區議會的運作得到港府的支持，各區區議會的秘書處服務除了由各區政務處提供外，港府還向區議會提供撥款舉辦社區活動和推行社區改善計劃，也經常派代表與區議員面對面接觸，拉近官民關係。
麥理浩在1981年發表的《地方行政白皮書》，還構思在新界設立相當於市政局的區域市政局，但區域市政局要到1986年才正式成立。經麥理浩一任，港府政制逐步發展成為行政立法兩局、市政局和區議會的三層垂直層級架構，讓不少有意從政的人士由區議會逐步晉身市政局、以至是立法局。然而，在新界設立區議會和區域市政局，導致兩者職能上與原有的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出現衝突，造成權力重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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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內作出不少重大決策的麥理浩，認為要有效推動政策，就有必要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有見及此，他甫上任不久便在1972年聘請國際顧問公司麥健時公司，研究港府內部的管治體制。麥健時公司於1973年完成研究，發表《麥健時報告書》後，麥理浩遂按建議重整港府的核心架構。在新的架構下，總督之下的輔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三司維持不變，但在三司之下的輔政司署，則重新改組為經濟科、環境科、民政科、房屋科、保安科和社會事務科六個決策科、以及架設財政科及銓敘科兩個資源科。這個新的架構在當時被外界形容為「迷你內閣」，輿論認為新制度令港府管治架構變得像私人公司般更有效率，各政策科首長猶如公司的經理、總督是行政總裁，三司猶如行政總裁的副手，而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就像其他主要股東。但是，港府內部也有聲音，質疑麥理浩聘請外間顧問公司，一反過往殖民地由英政府委派專家組織委員會的造法；而新方案把部份制定政策的權力由行政立法兩局交到各政策科的官員手上，也使到過往只負責執行政策的官員需要時間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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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1973年的改組後，麥理浩繼續按報告書的建議改組政府架構，而其他較主要的改組包括在1976年將輔政司改稱布政司，同時把輔政司署改稱布政司署、在1980年於布政司署增設教育科，由教育司任首長，而原教育司署則改稱教育署，受教育科管轄，首長由原來的教育司改稱教育署署長、以及在1982年裁撤環境科，改為增設地政工務科和運輸科等等。針對新界的發展以及地方行政的擴充，麥理浩對地方管治也進行重大的改組。在1974年，麥理浩設立新界拓展署，負責新界的開發和規劃，同年，他在原有的新界民政署之上設立新界政務科，原有新界民政署長一職則獲升格為新界政務司，負責總管新界政務和制訂與新界有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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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是香港地方管治架構出現重大轉變的一年，為統籌全港的地方行政事宜，麥理浩將新界政務司改組為政務司，新界政務科則予以裁撤，改為設立政務總署，由政務司任政務總署首長。政務總署之下分設新界政務署和港九政務署，取代原來的新界民政署、以及原本屬於民政科（1973年前稱民政司署）轄下的民政署。港九政務署和新界政務署的首長分別是港九政務署長和新界政務署長，前者前身是1973年增設的民政署長，後者的前身則是新界民政署長，值得注意的是，新界民政署長一職由1974年至1981年間，一直由新界政務司兼任。至於原本分別隸屬於民政司署和新界民政署的港九民政處和新界理民府，一律改稱為政務處，並且隸屬於港九政務署和新界政務署，而原有的民政主任和理民官也改稱為政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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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本地化是麥理浩任內推動的另一主要政府架構改革，其同時也加快了高級公務員的本地化——透過大量招聘本地公務員取代過往從英國招聘公務員的做法，本地行政官員的數目由1970年的大約40名，增加超過一倍至1979年的91名，佔整體行政官員數目的比率也由原來的大約百分之36增加至大約百分之44。若果以官階更高的司級官員作統計，本地司級官員數目在1980年佔整體司級官員的百分之40，相反，在1970年的時候，本地司級官員數目僅佔整體司級官員數目的百分之19，而海外司級官員則佔百分之81。至1981年擔任高級政務官的本地出身者人數增加到258人，增幅達到8成以上。以港府管治骨幹的政務官為例，麥理浩任內較有名的本地政務官計有徐家祥、李福逑、何鴻鑾和徐淦等人，而王永平、林煥光、葉澍堃、俞宗怡、尤曾嘉麗、林瑞麟、張建宗和林鄭月娥等也是在麥理浩任內加入政府的本地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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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的薪酬待遇方面，港府過往只會以不定期召開薪俸調查委員會的方式檢討公務員薪酬水平，因此港府沒有一套定期檢討公務員薪酬的機制，長久以來為不少公務員，尤其是初級公務員所詬病。麥理浩在任期間，公務員要求加薪的呼聲此起彼落，公務員組織工業行動的消息屢有所聞。其中比較哄動的事件，包括1971年公立醫院護士上街遊行和1973年文憑教師發動罷課，兩次事件均迫使麥理浩作出讓步，應他們的要求改善薪酬待遇。踏入1970年代後期，受通漲上升等因素影響，加上長期沒有調整薪酬水平，導致公務員的不滿情緒加劇。在1978年初，輿論傳出港府決定公務員加薪，但布政司署在同年2月對消息加以否認，使公務員團體感到失望。到7月的時候，港府卻公佈公務員加薪方案，然而，公務員團體認為加薪幅度太低，消息反而進一步激起他們的不滿。
麥理浩 生平
在1978年，公立醫院配藥員、郵政署員工、社會福利署員工和新界民政署測繪員因不滿薪酬待遇而相繼發動工潮，形式包括遊行、靜坐、「按章工作」、甚至是怠工和罷工；此外，護理人員和警務人員等公務員職系也紛紛醞釀工業行動，希望改善薪酬，種種行動均使港府大感頭痛。同年，33個公務員團體更合組公務員聯合會，企圖集結各團體的力量迫使政府讓步。面對公務員的壓力，麥理浩遂於1978年12月宣佈設立一個獨立的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簡稱薪常會），負責檢討公務員的薪俸事務。薪常會隨後於1979年正式設立，首任主席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爵士。與昔日的薪俸調查委員會不同，薪常會委員全部由香港社會上的獨立人士擔任，當中沒有由英國政府委派的人員，而且薪常會是常設機構，意味薪常會在日後會繼續按社會的發展，對公務員的薪酬作出檢討。麥理浩設立的薪常會除了成功化解1978年的連串工潮外，也確立一套獲得公務員團體支持的薪酬檢討制度。麥理浩卸任後一年，港府於1983年再按薪常會的建議成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對私人市場的薪酬水平進行調查，作為調整公務員薪酬的參考指標之一。
麥理浩 施政評價
麥理浩被普遍視為香港歷史上最傑出和最受香港人愛戴的港督之一，在前後10年半的港督生涯中，香港在房屋、廉潔、教育、醫療、福利、基建、交通和社會各方面均有深刻的改善，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和地下鐵路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他的各項政策改變香港原有的面貌，使香港由一個相對傳統的殖民地，蛻變成一個急速發展的大城市。受惠於他的政策，市民大眾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的提升，各項大型基建也直接改變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他的各項政策，逐步為香港人建立以香港為家的意識，令香港人的身份慢慢得到香港人自身的認同；同時間，他見證了香港在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的一員；他協助香港轉型成為實力優厚的經濟實體，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奠定重要基石。
麥理浩 施政評價
麥理浩晚年接受訪問時承認，他任內「致力快速擴展社會服務和房屋供應」，是為了回應市民在六七暴動期間表達的不滿，他認為這些政策能夠有效拉近官民關係之餘，也加速了社會的現代化，因此都是對香港重要和正確的政策。個別學者如李彭廣則認為，麥理浩種種大幅改善香港社會生活水平的政策，是為了配合英政府的部署，增強英方日後與中方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
但事實上，麥理浩的不少政策早由他的前任戴麟趾爵士在任時已開始構思或推行，而他的成功之處，是在於其外交官的背景沒有殖民地官僚的包袱，能夠大膽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此外，麥理浩在港督任內表現出過人的魄力，他在制定政策時聽取各界聲音，著手了解普羅大眾所需，以及在危急關頭當機立斷的表現，重新為港府在大眾心目中逐漸建立起關懷市民的正面形象，成為其施政取得民心的關鍵因素之一。另一學者曾銳生指出，麥理浩成功之處，在於他卓具遠見，懷有充份的誠意推動改革，著手透過提升管治水平以推動他對香港的宏圖大計。
麥理浩 施政評價
麥理浩本人也曾明言，「現代香港已時移勢易，尤其政府的角色及管治範圍已大幅擴闊，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工作程序及安排，在我看來，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至於他大灑金錢改善各項社會服務，也被視為帶有務實社會主義的影子，透過推行各項具平均財富效用的社會改革，他希望市民能夠得以安居樂業，而得力於香港戰後以來經濟持續增長和中產階級擴充的有利條件，再加上政府收入日趨穩建的背景下，各項經過大幅擴充的社會服務，都為公帑和整體社會所能負擔。
麥理浩在1982年卸任港督時，《南華早報》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爵士不約而同以「麥理浩時代」，形容香港在麥理浩管治下的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認為他10年多的港督生涯，對香港起相當深遠的影響。社會上不少輿論也讚揚麥理浩出任港督是「適當時候的適當人物」，指出他「無時無刻關心香港面臨的困難」，是「英國人心目中的紳士，中國人心目中的君子」，即使是傳統左派報章《文匯報》，也在他卸任時特別發表文章，表揚其任內施政。香港不少郊遊地方，均以熱愛遠足的麥理浩命名，以紀念他對香港的貢獻，這些地方包括延綿新界100公里的麥理浩徑、以及位於西貢北潭涌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等等。
麥理浩 施政評價
不過，外界也有意見批評，終麥理浩一任，香港長久以來面對的房屋不足、人口急增、教育質素參差、大學學位不足和交通擠塞等老問題始終未能完全解決。麥理浩任內雖然見證香港經濟的急速增長，但通漲急升、物價飛漲和經濟動盪等因素也同時深化了貧富懸殊的問題，而麥理浩未能即時應對任內不斷湧現的各樣社會運動，也為外界所詬病。在入境政策方面，麥理浩任內實施的「抵壘政策」嚴重助長中國大陸非法入境者偷渡來港，這個問題到後來麥理浩採取「即捕即解」才得以改善；另外，麥理浩收容越南難民的決定，雖然使香港在人道主義上贏得國際間的表揚，但越南難民問題卻足足纏擾香港四分之一個世紀，到2000年方告完全解決。
麥理浩在任港督的最大爭議之一，是未有為香港引入民主政制改革。有輿論抨擊，麥理浩雖然改善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也是首位與中方談及前途問題的港督，但卻過份遷就中方；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也曾經批評，麥理浩未有在中英雙方爭論香港前途問題前，率先推行進一步的民主改革，結果錯失大好時機。麥理浩晚年接受英國傳媒訪問，回顧到自己的港督生涯時，對為何不引入民主改革作出辯解。他堅稱自己沒有「將香港贈予」（given Hong Kong away）中國，但承認出於擔心觸怒中共，他在推行民主改革一事上感到「明顯的無力感」，使他任內決定不實行民主改革之外，卸任港督後也在上議院提出反對。麥理浩指出，若果在他任內推行立法局全面普選，有可能會激化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衝突，並表示「如果共產黨勝出，香港將會完蛋；如果國民黨勝出，也同樣會引入共產黨」。他在訪問中強調，作為港督的任務是要令市民生活豐足和社會繁榮，並指自己晚上不能入睡時，會回顧過去的決定，而對於任內不實行民主改革，他始終認為是正確的決定。
麥理浩 個人生活
麥理浩在1947年6月24日娶鄧麗娉（Margaret Noël Dunlop，1920年12月26日－2020年2月16日）為妻。麥理浩夫人也是蘇格蘭人，父親是托馬斯·查爾斯·鄧洛普爵士（Sir Thomas Charles Dunlop，1878年－1960年）。麥理浩夫人的暱稱是「Squeak」（吱吱），她與丈夫一樣熱愛郊野和關注環境，在擔任港督夫人期間，她在1972年按慣例獲英廷頒授CStJ勳銜。麥理浩夫婦在1949年誕下一對雙生女兒，分別是：
艾菲麗達·桑德拉（Elfrida Sandra）：1971年嫁給馬田·艾默里·瑋緻活（Martin Amery Wedgwood，1936年－2010年）。瑋緻活是陶瓷製造商約西亞·瑋緻活的後人，曾在軍中服役，退役後打理家族生產船隻大型部件的生意，並曾獲委任為鄧巴頓郡副郡尉。艾菲麗達與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分別名理查（Richard）和洛伊絲（Lois），她於2007年逝世。
麥理浩 個人生活
西爾維亞·瑪嘉烈（Sylvia Margaret）：1970年嫁給從事汽車防鏽業務的羅納德·萊頓·桑德曼（Ronald Leighton Sandeman，1944年－），兩人育有一名叫愛瑪（Emma）的女兒。1974年初，懷有五個月身孕的西爾維亞在蘇格蘭駕車時遭另一輛錯誤切線的汽車迎頭相撞；雖然意外沒有影響胎兒，但她卻因此下半身永久癱瘓。自此以後，西爾維亞積極為蘇格蘭的傷殘人士爭取權益，歷任蘇格蘭體育評議會（Scottish Sports Council）委員、蘇格蘭傷健人士評議會（Scottish Council on Disability）委員、蘇格蘭消費者委員會（Scottish Consumer Council）委員、蘇格蘭傷健人士體育協會（Scottish Sports Associ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副主席、蘇格蘭下身癱瘓者協會 （Scottish Paraplegic Association）主席、位於格拉斯哥的伊利沙伯女皇國立脊柱傷患小組（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Spinal Injuries Unit）行政主管、以及蘇格蘭脊柱傷患組織（Spinal Injuries Scotland）行政總裁等職。她在1981年獲頒「蘇格蘭年度傷健人士獎」，以及在2010年獲安妮公主接見，以表揚她在推動傷殘人士權益方面的工作。儘管西爾維亞要依靠輪椅代步，但她跟丈夫仍不減他們一直以來對遊艇的興趣，而且還是皇家遊艇協會的會員。
麥理浩 個人生活
麥理浩在大學期間培養成揚帆出海的興趣，他在1938年曾參與美國長島的貝殼島遊艇盃賽（Seawanhaka cup）。麥理浩也熱愛體育運動和郊遊遠足，在中學時曾任壁手球隊隊長，在任港督期間也愛遊遍香港的郊野，閒時會泛舟海上，香港的麥理浩徑更是因為麥氏喜愛遠足而以他命名；他的其他興趣還包括釣魚、旅遊、聽音樂和觀看二戰前的電影。麥理浩晚年退居於蘇格蘭家鄉梅博爾（Maybole）的伯克府（Beoch House），務農和閱讀成為他的主要興趣，此外，他生前是倫敦紳士會所藝文會（Athenaeum Club）的會員。
麥理浩 榮譽
以下列出榮譽全稱及縮寫：^ 
英帝國員佐勳章（M.B.E.） （1946年，軍事）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胞勳章（C.M.G.） （1964年元旦授勳名單）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司令勳章（K.C.M.G.） （1971年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
聖約翰爵級司令勳章（K.St.J.） （1972年2月17日）
皇家維多利亞爵級司令勳章（K.C.V.O.） （1975年6月19日）
英帝國爵級大十字勳章（G.B.E.） （1976年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
終身男爵 （1982年元旦授勳名單公佈，1982年5月21日正式晉爵）
副郡尉（D.L.） （1983年1月5日，艾爾及阿倫地區）
薊花勳章（K.T.） （1983年11月30日）
泰米爾文字資訊交換碼
泰米爾文字資訊交換碼（英：Tamil Script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TSCII）,是一種針對泰米尔语的編碼。当中开首的128个字元和ASCII一样；之后的128个字元使用来放置泰米尔字母的。
跟統一碼不相同的地方在於：統一碼的編碼順序是根據音节的逻辑顺序，和印度文字資訊交換碼一样；而此編碼是根据实际的书写次序，以方便使用泰米爾文字打字机的使用者，跟泰语的TIS 620标准一样。
现时泰米尔语的文字集合Project Madurai提供的免费文本都是采用泰米爾文字資訊交換碼，但最近已经开始把文本转为使用統一碼编码。
泰米爾文字資訊交換碼 编码表
现时上表的位置80是U+0BE6 TAMIL DIGIT ZERO，在Unicode 4.1版本終已被收錄；位置A0是NO-BREAK SPACE。位置AD和FF未有编码。
西湖国际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是浙江省杭州市每年举办一次的大型商贸展览会。起源于1929年。
西湖国际博览会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
第一届西湖博览会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展销会。同时，它也是浙江经济走向世界的尝试。
当时在国外，博览会是十分风行的，世界上最早一次博览会的时间是1798年，首创者是法国的拿破仑。接下去，许多国家每逢有纪念性的事件都开一次大规模的博览会。而在国内，最早的当推清宣统元年（1909）的武汉奖进会暨直隶展览会。次年又有京师出品会，此后，规模最大的是宣统二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紧接着，在上海举办了四届国货展览会。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召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虽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统一”了中国，但因连年的军阀混战，致使国内的工商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浙江的财政可谓“捉襟见肘”。当时的省主席张人杰，出身于湖州的丝绸大户，又在法国开过公司，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一直予以经济上的援助。他上任后，立即宣布召开西湖博览会。因他深知，要扭转一省的财政拮据之局面，最快速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搞一个大规模的博览会。
西湖国际博览会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的筹备人员先后达数千人，仅杭州一地就有600多人。博览会分设总务、场务、征集三股。内部设有评议部和执行部。此会的宗旨是：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1929年6月6日开幕，10月10日闭幕，前后时间达128天。参加开幕式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孔祥熙、中国党部代表朱家骅、中央委员林森与褚民谊、行政院代表蒋梦麟、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浙江省主席张人杰及中央各部、各省、各市代表和来宾数百人，观众达10余万人。
整个博览会设有8馆2所3个特别陈列处。八馆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二所是：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三个特别陈列处为：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
西湖博览会筹备耗时近8个月，开幕期间历时4个多月，扫尾工作也长达一年。博览会的召开刺激了萧条的工商业。对于经营者们来说，博览会是推销产品与改进企业发展的一个良好商机。国家纵然耗费巨资，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不可估量。另外，博览会也促使民众自觉地比较洋货与国货之优劣。西湖博览会的最后一个成功处在于为以后的博览会留下一份借鉴。
西湖国际博览会 历届博览会
第二十一屆，2019年第二十一届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由“四博一展”五大核心项目组成。“四博”分别指9月20日至9月22日举办的首届中国(杭州)国际美食博览会以及於10月18日至10月20日核心会期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休闲博览会、首届中国(杭州)国际智能产品博览会、第六届中国(杭州)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一展”為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杭锅老厂房举办的2019亚洲设计管理论坛暨生活创新展。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于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屆联合国大会上表决通过，内容是关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決議。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此取代中華民國在联合国的中國代表權席位，同時也為日後中華民國放棄中國代表權、以台灣代表權席位加入聯合國留下相關爭議。中華民國政府將此決議案稱作「退出聯合國」，當時的蔣中正政府也稱其為「排我納匪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則稱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重返联合国”。由於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排在提案發起國的最首位，故該決議又稱為「兩阿提案」或「阿爾巴尼亞提案」。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背景
1949年10月1日，在國共內戰中獲勝的中國共產黨于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與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互相對立，形成「兩個中國」政權並立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後便以各種方式試圖取得中華民國政府所擁有的聯合國“中國”席位。
1950年1月10日，苏联代表雅科夫·馬利克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否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代表。1月13日，安理会表决苏联提案，提案被否决。苏联代表团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中华民国的代表，苏联便不参加安理会，并且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韓戰爆發後，馬利克於1950年8月1日重返安理会，并担任轮值主席，作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为中国代表”的裁决，该裁决以八比三被推翻。安理會再度否決了蘇聯提出的中國代表權案。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背景
1950年8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安理会主席雅科夫·馬利克及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周恩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蔣介石在联合国的代表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的基础，应该立即从联合国所有机构中排除出去”。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致电联合国要求“取消蔣介石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背景
1950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伍修权應聯合國安理會邀請出席朝鮮問題辯論，並就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指責「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是「非法的犯罪的行為」。在第二天的安理会会议，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蒋廷黻反驳伍修权对美国的指控，并指责俄羅斯帝國是近代占据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列举了种种美国对中国的友好行为，称美国没有在中国占据一寸土地，且美国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帮助巨大而没有索要报酬，这与在中国东北掠夺的苏联形成对比，最后蒋指稱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只能屬於「自由獨立的中國政府」，而非“莫斯科的傀儡政權”。伍修权其后表示，“美國軍事顧問在實際上是該島的主人，就是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的领袖與指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從台灣及其他中国领土撤出軍隊，從而停止干涉中國内政。”伍修权并指責蒋廷黻「辜负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他没有任何权利代表中国。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當时中華民國代表在聯合國主要使用英語发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首次在聯合國會議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