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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 疆域
蒙古帝國在蒙哥汗的領導下持續征戰四方，拓展版圖。元憲宗三年（1253年），他派弟弟旭烈兀出征伊朗，元憲宗八年（1258年）攻入巴格達，結束阿拔斯王朝的政權。蒙哥過世後，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導致蒙古帝國於中統元年（1260年）分裂成四大汗國，分別由成吉思汗的後代統治。欽察汗國和波斯曾一度歸順忽必烈（元朝的建國者），蒙古與西方的安定太平維持了好一段時間，促進了絲路的貿易，也讓歐亞大陸的商業發展欣欣向榮。帝國有系統地在貿易路線上建立驛站，許多旅者都曾受惠，例如馬可波羅就是其一。歷史學家阿布勒哈茲·巴哈杜爾曾說，當時就算「一名女子頭頂金盆自帝國東部走到西部，也不會有人對她施以暴力」。
經過七十年的南進西征，蒙古帝國於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打敗南宋，統一全中國，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大國。到了13世紀末，蒙古帝國疆域幾乎囊括了整個東亞及中亞，但不包括中統元年（1260年）未能取下的敘利亞、至元十八年（1281年）未能登陸的日本（蒙古艦隊為颱風「神風」所毀），以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未能征服的爪哇。
美國人斯塔夫里阿塔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書中講：「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即：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14世紀中葉，義大利一本小冊子通過描寫一條起自頓河河口的塔那（今俄羅斯亞速）、橫穿中亞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時商業的重大意義。」
蒙古帝国 行政區劃
蒙古帝國草創伊始，時值非常，因此效法金末非常之制，在新占領地區，遣親王重臣統治，對意圖奪取之地，則遣宗室帥臣以主其事，號稱行尚書省。如蒙古軍、漢軍在攻取金朝中都（今北京市）後，成吉思汗先後置燕京行省、山東行省（又稱濟南路行省）、山東西路行省（又稱東平行省）、益都行省。這種行省仍屬臨時「分任軍民之事」 ，都不帶宰相的職銜。後來，這一類的行省名號逐漸被取消。
蒙古帝国 行政區劃
元太宗窩闊台滅金以後，占有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而政治中心偏處北方，為便於統治，置中州札魯忽赤（斷事官）統管中原財賦、人戶等民政事務，在燕京設立官府，當時的漢人官吏稱燕京行尚書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如石抹明安次子石抹忽篤華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占領中亞後，在中亞和波斯地區也設立了類似的管理機構。元憲宗蒙哥時，重新任命大汗直轄地區的行政長官，在漢文史籍上稱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和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事。這三個大行政區在漢文史料中就被稱為「行尚書省」。它們是：燕京等處行尚書省，治所燕京（今北京西南） ，統治中原漢地；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治所別失八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統治阿母河（今阿姆河）以東，維吾爾、河中地區；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治所徒思（今伊朗馬什哈德一帶） ，統治阿母河以西波斯地區。
蒙古帝国 行政區劃
但行省不是蒙古帝國政府的定制，因為蒙古帝國大汗政府還沒有尚書省的建制，只是以札魯忽赤（斷事官）治理政務，其職權略同於中原漢人官制的宰相而已。如燕京行省布智兒的蒙古職名為中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札魯忽赤（大斷事官） ，而漢人則按金朝的舊制，習慣上稱之為行省。後來行尚書省改為行中書省。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後，置十路宣撫司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同時，以都省官行某處省事系銜，派到各地行使中書省的職權，設立了不少行省機構。至元二十年（1283年）前後，由於以宰相行某處省事系銜嫌於外重，因此改為某處行中書省平章或左丞、右丞、參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銜。於是，行省就從都省派出機構逐漸演變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
蒙古帝国 行政區劃
至元十年（1273年），元軍大舉南下，不久，淮河以南直到南海之濱的南宋舊疆盡入元朝版圖。誠如《元史·地理志》所載：「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地域的遼闊，使僅靠首都的中央機構來治理全國變得相當困難。於是「行省」逐漸成為國家地方最高機構。大約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新的行省制度伴隨著統治階級的需要應運而生。當時全國有遼陽、陝西、甘肅、四川、雲南、湖廣、江西、江浙、河南江北、征東等十個「行省」。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以原中央直轄的蒙古本部置「和林行省」。皇慶元年（1312年），「和林行省」改名為「嶺北行省」。至此，元代十一「行省」建制得以確定，經久不變。「行省」及其首府、轄境大致如下：
蒙古帝国 行政區劃
以上十一「行省」管轄著元王朝60%以上的國土（此外，鄰近首都部分，包括大都、河北等二十九路八州稱為「腹里」，歸中書省管轄；吐蕃、畏兀兒地區，則分別歸宣政院、大都護府統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遍及大江南北。為挽救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元順帝分河南行省置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路；至正十六年（1356年），分江浙行省置「楊州等處行中書省」，治楊州路；至正十七年（1357年），分中書省置「山東行省」，治靜江路。此外，又在中書省濟寧彰德、冀寧、真定，江西行省之江州、贛州，湖廣行省之武岡等地遍設「分省」。
元朝的每一行省統轄的有路、府、州。路、府、州之下為縣。路、府、州是錯雜的，即一省之中有路、有府、有州。例如河南等處行中書省所領有汴梁等十二路，南陽等七府，荊門等三十四州。元朝的路府相當於宋朝的州府，隋唐的州郡。其都邑所在地為府，非都邑之地為路。元朝的州區，系沿宋之州區而來，但加以縮小，幾乎與縣同列（所以將州與府路並列為一級可，將州與縣並列為一級亦可）。諸行省中唯腹裏地方的行政是直接統轄於中央的中書省。
「投下分封」作為蒙古帝國的基本制度，是游牧國家將形成於草原深處的政治結構推行至定居社會中的一個例證。由於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故在不同的時段其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分封是指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帝國的幾位大汗分給黃金家族成員的土地和人民，受封者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兀鲁思（國家），最著名的就是由成吉思汗的三個兒子受封後所建立的汗國。投下是指蒙古統治者分配給諸王貴族和功臣們的中原漢地的分地和人戶，也包括後來征服的江南地區的分地和人戶。
因分封對象之不同，至少存在著兩種的分封原則：第一，在內亞草原本部，成吉思汗基本上是將整片連續的草原領地分配給某一位宗王（實際上也包括其所代表的整個家族），如朮赤家族獲得欽察草原、南俄直至外高加索地區；察合台家族分地則是從畏吾兒地之邊界起，直到薩馬兒干、不花剌之地為止：窩闊台家族為葉密立及霍博地區；而守灶子拖雷則坐擁蒙古草原本部。與此相對，成吉思汗諸弟集團則分佈在蒙古高原束部，沿草原至興安嶺一線展開。這既恪守了草原遊牧民必須擁有一塊固定遊牧地以供四季駐牧的傳統；也反映了黃金家族公產制下分封的「原像」（Proto Type）。
第二，隨著蒙古帝國的馬蹄越來越逸出草原邊界，「憑藉戰功」分配封邑就日益成為在新征服地區分封的主要原則了，此種原則本身是在擴張過程中對草原分封舊制的補充與演進。同時，由於當日所謂「封國」（兀魯思）一詞更多地是指稱某一地域上的「人眾」，而非有著固定疆域形態的「政區」，是故「分封」亦是以確保獲分人口數的相對平均，非以佔有大致相等的土地面積為著眼點的。從而造成嗣後在整個大蒙古國管轄下的定居民區域中，諸王分地「犬牙交錯」之局面。這就可以解釋為何直到元世祖至元年問調整漢地路州時，仍保留了十數塊遙屬他郡的「飛地」型州縣。
蒙古帝国 外交
早在成吉思汗進兵金朝時，蒙古與南宋就有了交往，成吉思汗深知宋、金是世仇，企圖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以攻金，因此派使臣到南宋通好，但遭到南宋邊境守臣的拒絕。大約在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蒙古使臣再次來宋，次年，南宋始遣使報聘。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蒙古軍曾入掠宋四川關外地；元太宗三年（1231年），拖雷率軍強行假道宋漢中地攻金，又抄掠四川北部諸州縣。其後，雙方使節往返，達成聯合滅金的協議，宋遣兵、糧助攻蔡州，滅金，雙方相約以陳州、蔡州為界。元太宗六年（1234年）六月，南宋朝廷想趁蒙古大軍北歸之機收復河南地，草率出兵占領了業已殘破不堪的汴京、洛陽等城，結果遭到蒙古軍的反擊，大敗而歸。於是，蒙古以南宋「開釁渝盟」為藉口，開始了攻宋戰爭。事實上，不管有沒有「端平入洛」事件，蒙古滅金後的下一步目標就是進攻南宋。
蒙古帝国 外交
蒙古帝國遣王檝使宋，責宋敗盟，前後五次（首次在元太宗六年，最後一次在元太宗十二年）和議迄未達成。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南宋且扣留蒙古使者月里麻思於杭州，雙方關係日趨惡化。蒙古大汗派遣使節向南宋提出的，是「投拜」，即成為蒙古帝國的藩屬。這種要求是南宋政府無法接受的。王檝深知雙方想法的距離，便從中「捏合」，「挾兩國以庇一身，言於北則以為降，言於南則以為和」，藉以取利。第一次出使，勸說南宋出兵助糧，他的兩面手法獲得了成功。但在「端平入洛」之役後，蒙古統治者把南宋視為不肯歸順而且敢於反抗的敵人，確定了出兵征服的方針，「議和」亦即招降不過是一種輔助的手段。蒙古統帥屢以「講和者自講和，廝殺者自廝殺」以及「我國不信和」為言，確實表達了他們的真實思想。王檝的接連出使，雖然仍有從中「捏合」的意圖，但更多的是利用「議和」來麻痹南宋方面的意志，刺探有關的情報，甚至乘機勒索或收購北方所需的各種物資。
蒙古帝国 外交
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湖北省武昌）時，得知元憲宗蒙哥的死訊，立即北返爭帝位。忽必烈爲了北返爭帝位，而放棄即將攻陷的鄂州，與南宋的使者賈似道訂下和約。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即皇帝位以後，一面對付阿里不哥的叛亂，一面要求南宋履行在鄂州城下訂立的和約，於是以郝經為使臣去南宋，要求按約進貢納賦。賈似道隱瞞了這次議和簽約，為怕暴露，便把元使郝經扣了起來。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平定叛亂後，即以南宋扣留元使郝經為理由，大舉南伐，以實現統一中國的既定戰略。
歐洲人在13世紀以前對於中國印象是處於懵懂的狀態，直至13世紀「祭司王約翰」在東方建立基督教帝國的傳說，以及東方蒙古帝國的興起，為了聯合蒙古對抗當時教會的主要敵人回教徒，歐洲各國國王紛紛派遣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或傳教士前往東方，其中最著名者為義大利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至元八年（1271年），馬可波羅抵達中國，並在元朝擔任官職，返回西方後將自身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遊記，成為今日關於東方最有名的著作之一，深刻影響著爾後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
蒙古帝国 外交
蒙古軍隊的鐵蹄掠過俄羅斯大地向西猛烈推進時，歐洲各國一片恐慌。羅馬教皇依諾增爵四世一方面欲溝通與蒙古的關係，規勸蒙古大汗停止殺戮行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內部的虛實，以作抵禦之策，遂於元昭慈皇后四年（1245年）派遣方濟各會會士柏郎嘉賓（1182年—1252年）為首的三人代表團出使蒙古。元昭慈皇后五年六月初八日（1246年7月22日），柏郎嘉賓及隨行抵達哈拉和林。元定宗元年七月十二日（1246年8月24日），參加貴由皇帝登基大典。元定宗元年（1246年）七月底，覲見貴由大汗（即元定宗），呈遞教皇璽書。貴由復教皇書大意謂：「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誠心和我修好，便當速來見我，不可遲延。你來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為什麼應該受洗。你來書，又因我們殺人之多，而覺得驚奇，尤其因爲信基督的波蘭人、匈牙利人、奥拉維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驚奇的原因。我告訴你：他們不聽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殺戮我們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們的手來殺他們。你們西方人，自以為獨奉基督而鄙視別人，但……我亦信上天，賴上天之力，我將自東徂西，征服世界。」書末璽印文曰「真主在天，貴由在地；上天神威，眾生之王。」這是羅馬教廷與蒙古發生關係的開始。顯然，柏郎嘉賓未能如願完成教皇交給他的規勸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元定宗二年（1247年），柏郎嘉賓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郎嘉賓病逝，遺留下《柏郎嘉賓蒙古行紀》（一譯為《蒙古史》），實為他此行的報告，這是現見最早西方人在蒙古旅行的紀錄。
蒙古帝国 外交
除羅馬教廷以外，西歐主要的基督教國家法國也試圖通好蒙古。元定宗三年（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率西方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時，駐波斯的蒙古軍統帥伊治加台派使臣大衛和馬克等前往法王駐地賽普勒斯，要求法國出兵埃及，配合蒙古大軍進攻巴格達的計劃，雙方協同對穆斯林作戰。翌年，路易九世即派遣教士安德烈·朗久木攜重禮出訪蒙古大汗宮廷。蒙古此時的最高統治者是攝政皇后海迷失。海迷失在給法王的回信中要求法王每年向蒙古朝貢金銀，否則將受到戰爭的懲罰。元憲宗三年（1253年），路易九世再派教士魯不魯乞（約1215年—1270年）前往蒙古。魯不魯乞一行從地中海東岸的阿克拉城（今以色列海法北）出發，渡過黑海，先到窩瓦河畔謁見了拔都。拔都命其去見大汗蒙哥。元憲宗三年（1253年）底，魯不魯乞抵達了蒙古大汗蒙哥設在汪吉河（今蒙古國翁金河）附近的冬季營帳，並於次年年初隨蒙哥來到蒙古都城和林。魯不魯乞使團仍然希望勸告蒙古停止戰爭和信奉基督教，並要求自己留下傳教，結果仍不如願，只帶回一封蒙哥汗給法王的諭降書。魯不魯乞歸國後根據自己的見聞撰寫了一部《東行記》（漢譯本作《魯不魯乞東行記》），介紹了蒙古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司法審判、宗教信仰、宮廷見聞等，是一部關於蒙古和中亞的重要資料，比馬可·波羅早半個世紀向歐洲提供了關於中國的信息。
蒙古帝国 外交
元昭慈皇后二年（1243年），蒙古大將拜住在魯迷（今小亞細亞）打敗塞爾柱帝國的軍隊，其位於奇里乞亞的屬國小亞美尼亞（今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有意降蒙。元定宗二年（1247年）至元定宗三年（1248年），他派出兄弟三帕德出使蒙古。元憲宗四年（1254年），海屯一世奉拔都之召從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科贊）出發，至拔都斡耳朵。然後繼續東行，渡扎牙黑河（今烏拉爾河），經西遼故地、乃蠻故地，渡也兒的石河（今額爾濟斯河），抵達漠北蒙哥宮廷。於元憲宗四年七月三十日（1254年9月13日）謁見元憲宗蒙哥，蒙哥頒賜鈐有御璽的詔書，保護其國，並允許基督教合法存在。海屯一世在蒙哥駐地停留了50天，經胡木升吉兒（今額爾齊斯河上游烏倫古河）、別失八里、耶勒、彰八里、仰吉八里、奶湖（今賽里木湖）、阿力麻里、亦剌八里、塔剌思、撒馬爾罕、不花剌、馬魯、帖必力思等處歸國。他的隨從乞剌可思·剛扎克賽在其著作《亞美尼亞史》中收入海屯一世的《海屯王中亞记行》，使傳之於世。
蒙古帝国 軍事
公元1204年，铁木真在消灭克烈部王汗之后，利用与乃蛮部决战前夕的战斗间隙，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进行整编。铁木真下令所有军队依十进制组成十户、百户、千户，并委派了各级那颜为各级军事首领一即十户官、百户官、千户官。这就是整编中正式确立的千户制，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95千户。它改变了过去部落联盟的松散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形式。并采用功臣后代宿卫斡耳朵的方式建立怯薛用以拱卫汗廷。
蒙古帝国 經濟
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统治从东亚到中亚、西亚、东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整个丝绸之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只有一个帝国控制，这使得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比其他分裂时期要容易得多。
成吉思汗統治後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環境，實現繁榮富強，道路安全，騷亂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圖之地，那怕遠在西極和東鄙，商人都向那裡進發。因為蒙古人沒有定居於任何城鎮，商旅也沒有在他們那裡彙集，所以衣物在他們當中非常缺乏，跟他們做買賣所得到的利益，人所共知。
蒙古帝国 經濟
蒙古人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驿站，欧亚大陆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便利了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活动。交易的主要商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价格低重量、易运输的货物，如香料（不仅包括胡椒、生姜和肉桂等香辛料，还包括芳香料、染料和药物）、丝绸、珍珠、宝石、贵金属和毛皮等；二类是大宗商品，包括谷物、木材、黑色金属、蜡、布匹、酒、糖、盐、鱼等；三类是奴隶和牲畜。印度及远东地区出产胡椒、生姜、藏红花、丝绸、珍珠、棉花和亚麻等。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贸易的北部路线重新畅通，卡法、塔纳成为黑海北部重要的貨物集散地。贸易发展的促使一些商业重镇的崛起或复兴，伊尔汗国首都大不里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蒙古帝国 經濟
蒙古草原的自然環境一直是適宜畜牧生產的，除少數地方覆蓋有很稀疏的森林外，其他地區均為盛產野草的天然放牧區。「這裡不適合種植作物，卻適合飼養畜群，即便算不上十分理想，至少也是相當適宜的。」大蒙古國的牧民們牧養牛、馬、羊和駱駝等牲畜，「逐水草放牧」為其主要經濟活動。對於草場的選擇，當時已經有了較清楚了認識，懂得什麼地方更適合放養牲畜。夏天人們遷到氣候涼爽、水草豐美的山地，冬天遷到比較溫暖的草甸。為了保護草場，蒙古人頒布了法令，「禁草生而斸地者，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破壞草原、燒荒毀草的人，要被處以誅其家的重刑，懲治相當嚴厲。窩闊台汗當政時期，「在沒有水的地方挖掘出井，使百姓得到水和草」，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畜牧環境、擴大了草場，促進了草原畜牧業的發展。
蒙古帝国 經濟
當蒙古人攻下一座城市或者王國時，如果他們發現了有技能的人，例如工匠、手藝人或技師等，這些幸運的靈魂就能免遭屠戮，并被送往特定的地點，為蒙古人工作。他們可能會加入蒙古軍中，並成為炮兵或技師，其他工匠則被派去為蒙古宮廷製造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金銀匠巴黎人威廉·比希耶（William Buchier），據魯布魯克記載，他曾在哈拉和林設計並製造了著名的銀制酒噴泉。
除了哈拉和林，最著名的地方是鎮海城。鎮海是蒙古朝廷中的一名高官，他於1212年在蒙古草原的中西部建造了這座城，起初是作為軍事據點。這座城市逐漸擴張，城中有一座頗具規模的作坊，裡面有漢人工匠，其中很多人在1265年（至元二年）左右被允許回到華北，在大都和上都附近工作。這可能是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並拒絕給予海都等人技術資源的一個結果。另一座城市拜八里（意為「富饒之城」）建於色楞格河畔，成為珠寶與金器的設計和製造中心。在蒙古草原上建立這些製造中心是個合乎邏輯的選擇，這也使後勤制度的建立變得必要，以向居民供應食物和工作。當然，這也增加了前往蒙古草原的交通運輸。
蒙古帝国 經濟
而蒙古草原並不是唯一的工業生產地。蒙古人在葉尼塞河上游支流沿岸建立了一座絲織品製造中心。西伯利亞在歷史上並不以產絲聞名，但是這顯示了蒙古人的能力，不僅遷移了工人，也給他們提供原材料，由此控制了奢侈品的生產。這裡和其他一些地方生產的主要產品是蒙古宮廷極為熱衷的織金錦，又稱「納失失」。生產這種織物需要大量的絲和黃金。絲基本上來自中國，而生產中心則設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相對靠近蒙古草原西部的阿爾泰山和葉尼塞河流域的金礦。這樣一來，就降低了製造納失失的成本。1盎司黃金能夠變為長80公里的線，纏在一條基線上，則可以產出長1,600公里的線。儘管生產納失失所需的黃金並不多，但是使納失失生產中心靠近更為昂貴的黃金的產地是說得通的。絲也十分昂貴（確實是絲而不是黃金成了元帝國通貨的準備金），但是用駝隊運輸大包的絲顯然比運輸小包的黃金更加容易，因為黃金比絲更容易消失。
當然，要想獲得黃金，除了強力的後盾還需要有技術的勞動力。蒙古在列格尼茨戰勝波蘭和條頓騎士團等勢力的聯軍之後，蒙古諸王不里帶走了所獲的俘虜，其中有數量很大的一隊日耳曼金礦工人。這些戰俘在中亞度過了餘生，在距今塔什干東北約270公里處的塔剌思附近為不里工作。蒙古通過入侵花剌子模帝國一戰，也獲得了數以千計的技術工匠。儘管不應完全相信拉施德丁的估計，他說蒙古人將10萬名工匠遷往「東方之地」（bilad-i sharqi），但毫無疑問，到來的工匠確實是數以千計的。
在大蒙古國時期，作為游牧經濟區的蒙古草原很早便發展起了農業生產。蒙古建國前後的不斷征戰，使不少農耕民族的人們成為俘虜被運回草原，特別是蒙古人「掠中國之人為奴婢」，並將他們運回草原，這些漢人因為「必採食而後飽」的飲食習慣，在水源相對充足的地區開辟出小片耕地，草原上出現了農業生產活動。對於這些農事活動，窩闊台是支持的。在和林境內，有個人種植蘿蔔，獲得了一些收成；另有一人在和林附近種植了一些柳樹和杏樹苗，並長出了嫩芽（由於嚴寒，樹在當地很難生長）。因為這些成績，窩闊台對這2個人給予重賞。此後，這種耕作活動不斷得到發展，到1247年張德輝應忽必烈徵召北上和林時，和林的居民已「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了。
大蒙古国根据被征服地区的传统铸造了不同种类的金银币，并广泛使用纸钞作为货币。
蒙古大汗窝阔台即位之初，接受建议，初定地税之法，地税的税率“上田亩税3.5升，中田3升，下田2升，水田5升。”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重视，设立专职官员负责商业税的征收。
蒙古帝国 社會文化
蒙古族原来信奉萨满教，这是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除了主要信奉的萨满教，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大蒙古国的诸汗，认识到宗教有利于统治的巩固，对各种能为自己“告天祝寿”的宗教原则上都是保护和支持的，当然有时也根据需要和爱好而有轻重之分。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多种宗教的兴盛，是蒙古前四汗时期文化的一大特色。
蒙古帝国 社會文化
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农业地区，当时称为“汉地”。成吉思汗对金用兵，夺取了包括金中都（今北京）在内的大片土地，金朝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窝阔台汗时期，蒙古灭金，实现了对“汉地”的统治。“汉地”历来占主导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成吉思汗接触过个别“汉地”士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及佛、道二教的代表人物，但中原传统文化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窝阔台汗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采取过一些保护“汉地”文化的措施，如以考试方式确定儒户、立经籍所、封衍圣公等，但随着耶律楚材在政治上失势，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再推行下去。此外，窝阔台汗还曾下令在燕京（今北京）兴办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此事指定全真派的道士负责。这是蒙古学校教育的滥觞。贵由汗在位时间很短，忙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继起的蒙哥汗“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对“汉地”的儒学没有兴趣。他曾问：“儒者何如巫、医？”实际是认为儒者无用。在蒙古上层，他的这种想法是普遍存在的。“汉地”的道教、佛教，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扶持，声势日盛。因为利益冲突，佛、道二教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举行两次辩论，成为当时“汉地”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汉地”的汉人世侯，如东平（今山东东平）严氏、真定（今河北正定）史氏等，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过一些招徕儒士文人、整治学校的举措，对于儒学的延续，起了有益的作用，当然规模是有限的。
蒙古帝国 社會文化
蒙古族生活在漠北草原，从事游牧生活。原来没有文字，成吉思汗在建国前夕灭乃蛮部，俘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他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而创立了回鶻式蒙古文，这是蒙古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
《蒙古秘史》是用畏兀体蒙文写成的蒙古第一部史书，它的出现是史学的一件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德丁则根据《金册》等蒙古宫廷记录编撰了著名的蒙古史书籍《史集》。
蒙古帝国 社會文化
在金朝统治下，士人们热衷于诗词歌赋，关心理学者极少。反之，理学在南宋统治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朱熹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1235年蒙古对南宋用兵，攻陷德安（今湖北德安）等地，大肆俘掠。儒生赵复、砚坚等因此北上，赵复在燕京开办太极书院，砚坚等在各地教授学生，南方理学得以北传。许衡、姚枢等人都成了理学信徒，后来相继入忽必烈幕府。在诗文方面，一批金朝“遗民”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流。遗民文学的特点，不外是怀念故国，感怀身世，有的还对蒙金战争造成的灾难进行批判。元好问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代表。异军突起的是新西域诗，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以诗歌记述他们的西域见闻，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光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杂剧开始成型，在城乡演出。在史学方面，金史特别是金朝亡国史的编纂成为一时风气，而多种蒙古和西域行记的出现，应视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特点。
蒙古帝国 社會文化
成吉思汗曾梦想“让青天之下皆成蒙古人之牧场”。很多古代文献都记载，在蒙古的扩张过程中，无数的古代文明遭到毁灭，无数城市被摧毁，根据R. J. Rummel估计，在蒙古帝国的入侵下有3000万人被杀。在蒙古帝国对西方的扩张过程中有2,000万人被屠杀；整个亚洲的人口分布亦发生重大变化。David Nicole 在The Mongol Warlords中说，“恐怖和大规模灭绝反对者是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术”。伊斯兰世界的东半部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与毁灭。从1219年到1260年，由于大屠杀和饥荒，波斯的总人口从1200万下降到110万。在中亚河中地区和大呼罗珊，自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灭，同时也伴随着无数良田荒芜和成为沙漠；在西亚，自阿卡德帝国和古巴比伦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坏，大量良田荒芜。据统计，西亚地区的耕地面积至今未恢复到蒙古人入侵之前的60%。中亞、西亞及東歐至少七十多个城市遭到蒙古军屠城，有的城市甚至被多次屠城，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历史学家估计匈牙利王国（1241年—1242年）当时200万人口中的一半死于蒙古入侵。基辅罗斯几乎所有的城市均被摧毁，投降者作为奴隶，大部分因繁重的劳役很快死去，战俘则加入蒙古军队继续西征。其人口同样有大约一半死于蒙古入侵。此外，Colin McEvedy的《世界人口史地图集》（1978）估计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从入侵前的750万下降到700万。中国地区的人口在蒙古入侵的七十年间明显下降。在蒙古入侵以前（1200年），中国（包括金朝、西夏、南宋、大理国）人口约有1亿4千4百万，甚至更多，而到1278年（1279年完全占领）只有7,000万人。但学术界今天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认为人口数量的剧烈下降同样有人口统计的不完善和大规模遗漏或者蒙古军队带来的传染病的原因。
蒙古帝国 社會文化
然而蒙元史學家傑克·威澤弗德（Jack Weatherford）指出成吉思汗允許民眾自由地傳播有關他或蒙古人的最壞的和最難以令人置信的傳聞，當時成吉思汗意識到，傳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過士兵的行為，而是通過文人的筆。蒙古人操縱宣傳的機器並且經常誇大戰爭中的死亡人數，意圖散播恐懼。他亦指出：「儘管蒙古軍隊實行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殺戮，並幾乎是將死亡當作一種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還將死亡當作是製造恐怖的一種思考方式，但他們卻以一種影響重大而又令人吃驚的方式，脫離了那個時代的普通慣例。蒙古人並不實施嚴刑拷打、毀傷肢體或使人殘廢。在那個時代，戰爭通常是以一種恐怖的形態來進行的，而且同時代的其他統治者，通過公開拷打或駭人聽聞的斷肢毀體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蠻的策略，向民眾灌輸恐怖和驚悸……從中國到歐洲，文明世界的統治者和宗教領袖都依憑這些駭人聽聞的手段，通過恐怖來統治自己的民眾，通過驚駭來打擊敵人的信心。」；「與同時代文明軍隊的恐怖行為相比較，蒙古人並不是通過兇猛而又殘忍的行為來引起恐怖的，而是由於他們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們似乎完全輕視富人和有權勢者的生命而引起恐怖。」；「與傳播的恐怖傳聞相比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寬大而又仁慈的對待，於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懷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後，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順地服從，而一旦蒙古人離開他們的國家，他們就馬上反叛。由於蒙古人僅留下少數幾位官員進行管理，而且又沒有駐紮小部隊留守城市，居民們誤以為蒙古人的撤退是虛弱的表現，並且想當然地以為蒙古主力部隊將再也不會原路返回。對於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們迅速返回叛亂的地方，並徹底地摧毀它們。一個被徹底毀滅的城市是無法再次叛亂的。」
蒙古帝国 对后世的影响
通常认为，1346年，在蒙古欽察汗國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西方社會有紀錄以來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在蒙古帝国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医在与鼠疫的反复斗争中逐渐累积起经验，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鼠疫。在卡法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无意间带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于是鼠疫在欧洲广泛传播，最终在1348年—1349年造成2,000万人死亡，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因为鼠疫患者皮下淤血、全身发黑而死。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鼠疫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把病菌带到中东，然后又传播到欧洲的。
黑死病使得中世紀的歐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對人關心的人文主義隨之覺醒。歐洲人文主義文學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談》就是喬凡尼·薄伽丘（1313年－1375年）在黑死病最氾濫猖獗的時期寫成的，描述1348年發生在義大利的可怕瘟疫。然而也是在此時，歐洲竟迎來文藝復興的曙光。
蒙古帝国 对后世的影响
蒙古人來到俄羅斯前，羅斯的中心在基輔（今烏克蘭首都），蒙古人來到俄羅斯後摧毀了基輔，並一手扶植起莫斯科，把莫斯科打造成俄羅斯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心，而現在的俄羅斯，正是莫斯科的延伸。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的形成有明顯的當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羅斯的歐亞主義就說：「俄羅斯與西方不相干，與斯拉夫（Slavdom）也無關。」瓦西里·奧西波維奇·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學生認為俄羅斯的統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勞。另一位歐亞主義哲學家尼古拉·特魯別茨柯伊在他的經典著作《論俄羅斯文化中的圖蘭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謝蒙古統治，俄羅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從本質上說，俄羅斯是一個東正教蒙古國家。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響，有大量蒙古語借字、郵政、稅收、服飾也受蒙古影響，軍法制度也是從蒙古學的。」
受到第四代大汗蒙哥命令的旭烈兀，率領軍隊前往征服阿拉伯世界，攻陷並徹底破壞了曾經是世界大都市、領導世界史、為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巴格達。結果，阿拔斯王朝滅亡，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轉移到了埃及的開羅。蒙古人以新都大不里士為中心，在西亞建立了伊兒汗國。
蒙古帝国 对后世的影响
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蒙古商隊在中亞細亞的花剌子模國境被殺掠，率大軍開始西征。成吉思汗西征令歐洲諸國極為震撼，中國與歐洲諸國也開始普遍接觸。蒙古大軍所進行的大規模的東西兩方戰役，幾乎從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第聶伯河。從他進攻中原的第一次戰役開始到1223年，在12年之內，蒙古軍隊曾經到達太平洋、印度河和黑海。在13世紀歐洲受到極大震動，以城堡為中心的歐洲正把基督教世界的邊界向前推進，並與伊斯蘭教為敵。在此階段裡，伊斯蘭教仍然是基督教歐洲畏懼的唯一敵人。蒙古人的突然出現，不僅是一個晴天霹靂。用一位外國史學家的話來說：「由於我們的罪惡，我們不知道的部落來到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他們的語言是什麼，他們是什麼種族，他們信仰的宗教是什麼——只有上帝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知道他們是從哪裡跑出來的。」「韃靼人從第聶伯河折回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他們再一次躲藏在哪裡。由於我們的罪惡，上帝知道，他是從哪裡把他們接來懲罰我們的。」歐洲人對蒙古大軍的恐懼心態可見一斑，這影響到後來包括英國。這後來構成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西方的「黃禍」論的歷史起因之一。如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905年3月30日）出版的《東方雜誌》上有一篇文章就說：「白人所謂黃禍之說，不知其起於何時。說者謂成吉思汗以鐵騎蹂躪歐洲，西歐婦孺亦嘗震驚於黃人之大創，而黃禍之說以起。」
蒙古帝国 对后世的影响
元滅宋時，當時日本正值北條氏控制的鐮倉幕府統治時期。元世祖忽必烈欲收日本為藩屬，於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1266年～1273年）的七年間，先後七次遣使招降日本未果，遂於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兩次渡海遠征日本，都以失敗告終。而镰仓幕府雖然擊敗了蒙古人，但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无力给予各地御家人土地和金钱上的赏赐，幕府与武士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懈，反抗幕府统治的实力逐渐形成。50年後日野俊基等發動勤王運動，推翻鐮倉幕府。不久足利尊氏崛起，與勤王派為敵，雙方相持不下，歷時50多年，史稱南北朝時期（1336年～1392年）。至足利尊之孫義滿時，南北朝對峙局面始告結束，但武人專政依然如故。足利義滿設幕府於京都室町，稱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
蒙古帝国 对后世的影响
在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内對蒙古帝国入侵日本的歷史進行了重新評價。在當時尊王攘夷論的史觀下，元征日本失敗不僅被政府支持的神道教渲染為「神風護國」；封建武士在對抗蒙古入侵者時頑强抵抗的表現也被宣傳為武士道的楷模。在此兩點宣傳影響下，使當時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都普遍相信日本是受到天照大神庇佑的「神國」，能夠在對抗外國威脅時戰無不勝。而隨著其後日本躍升為亞洲强國，並在其後近百年的各種對外戰爭中屢次獲勝，更加深了日本人對這個神話的迷信，一直至二戰后日本戰敗「神風護國」論才息微。
蒙古帝国 对后世的影响
高麗政權持續了約500年，但在末期時國土卻遭到元朝的大軍侵略，不得不成為臣從。高麗也跟著元朝過海攻打日本，即「元寇」事件。當元朝因紅巾之亂而衰退後，高麗便與元朝斷交。廢掉元朝干預之下所設置的行政機關，並重建高麗時代的各種制度。然而，隨著明朝在中國的崛起，高麗的政權也分成親明派與親元派而混亂不堪，親明派的國王被親元派所暗殺、喪失了統治能力。親明派的高麗武官李成桂眼見情勢不妙，於是當機立斷地發起政變、廢黜親元派的國王。接著，更迫使做為傀儡被拱上王位的國王讓位，建立朝鲜王朝，成為初代國王「朝鮮太祖」。李成桂所成立的朝鮮，被冠上其家族姓氏而稱為「李氏朝鮮」。繼高麗之後，李氏朝鮮也存續了500年。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004年6月13日報導，英国牛津大学遗传科学家布莱恩·赛克斯在当年6月推出了有關男性Y染色體研究的新書《亞當的詛咒》，他在書中聲稱，成吉思汗可能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播種者」。追溯歷史，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騎兵將中國版圖擴張至歷史最大，同時也使其子孫在歐、亞兩洲的土地上繁衍，現在全球至少有1600萬男性，與成吉思汗有血緣關係。英倫三島也可能有他的子孫，其中還包括英國皇室家族。
嚴訥
嚴訥（1511年—1584年），字敏卿，號養齋，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明朝政治人物。嘉靖年間官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保。
嚴訥 生平
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科應天鄉試第九十五名舉人，二十年（1541年）辛丑科二甲第八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三十四年（1555年）升侍讀，三十五年（1556年）升翰林院學士，三十八年（1559年）升太常寺少卿，四十年（1561年）升吏部左侍郎，四十一年（1562年）升禮部尚書，四十二年（1563年）改吏部尚書，四十三年（1564年）加太子太保，明世宗信奉道教，好長生術，四十四年（1565年）以青詞邀寵，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人稱“青詞宰相”，同年十一月以病乞歸，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明世宗駕崩後，居家不復出，萬曆十二年（1584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賜祭葬，贈少保，諡文靖。
嚴訥 家族
曾祖嚴昌；祖父嚴衡；父嚴恪，母呂氏。重慶下。兄嚴諷、嚴誥，弟嚴詞。姊嚴氏為申時行的繼祖母。
嚴訥有五子：嚴治、嚴澂、嚴澍、嚴澤、嚴濟。
嚴訥 參閱
[在维基数据编辑]
《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出自焦竑《國朝獻徵錄》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出自《明史》
在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
嚴可均
嚴可均（1762年—1843年），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現浙江湖州）人，清代学者。
嚴可均 生平
嘉慶五年（1800年）以宛平籍舉人，曾替姚文田、孙星衍校书，辑校《平津馆金石萃编》。道光二年（1822年）官建德縣教諭，“在任数年，大修学宫，并葺严子陵祠”，道光十四年引疾歸。生平好游，足迹幾半天下。他研究文字音韻學，一生着书不辍。
嚴可均 著作
著有《說文校議》、《說文聲類》、《鐵橋漫稿》等書，輯本有：《典語》一卷、《劉氏政論》一卷、《杜氏篤論》一卷、《桓氏世要論》一卷、《蔣子萬機論》一卷、《爾雅圖贊》一卷、《山海經圖贊》二卷、《華陽陶隱居集》二卷、《孝經鄭氏注》一卷、《聖賢高士傳贊》一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爾雅一切注音》十卷、《傅子》五卷；積一千二百五十一卷，因卷帙繁浩，不能盡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嚴氏手校本《初學記》原稿。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詔開“全唐文館”，編輯《全唐文》，一时名士鴻儒多被邀请。严氏因已辞官归田，無能為役，心有不甘，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以二十七年之功，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定稿《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741卷，收录3000余家均附作者小传，序中自言“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直與《全唐文》相銜接，“清代著述之富，盖无有过之者”。有一子，嚴六孤，好赌。严可均卒后，其作品都被用來偿还赌债，“乱后不知所终”。
太甲
商太宗太甲（？—？），子姓，名至，商湯的長孫，又称祖甲，《史記》記載其庙号为太宗，是商朝第五位君王。
据《史记》记载，太甲在位初年，任用伊尹为相，商朝比较强盛。可是太甲三年时，太甲开始按照自己性子办事，以残暴的手段对付百姓、奴隶，伊尹便把太甲流放到桐之宮。三年後，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地将政權交返给太甲。太甲復辟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不過，另一本史書《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更有一種說法認為商湯長子太丁逝時，湯尚健在，立次子外丙為太子，而湯逝後，太甲奪權，在其叔父外丙（以及仲壬）之前即位，破壞了嫡長子繼承制度。這可能是文獻記載中多稱太甲起初不賢的緣故，所以伊尹放太甲於桐，並作《伊訓》、《肆命》、《徂后》使其反省悔過。期間伊尹復立湯次子外丙、三子仲壬相繼為王，但二人年邁，總共在位六年便過世。太甲在桐宮修德，認識到自己的過錯，伊尹見此便迎接太甲回都，還政於太甲。但這便無法解釋太丁可能曾經繼位的證據，學者江林昌根据周祭祀谱中太丁先于太甲，认为太丁曾经即位。
太甲 在位年數
現今流傳文獻記載的太甲在位年數有5種說法：
太甲 名言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太甲 妻
妣辛，甲骨文作“大甲配妣辛”，沃丁、太庚之母。
太戊
太戊（？—？），或作大戊，子姓，名密，《史記·殷本紀》記載其廟號為中宗，商朝君王，《史記·殷本紀》言為前任君王小甲、雍己之弟，繼雍己之後為國君，然而據甲骨文周祭卜辭，雍己卻排在大戊之後，因此學者認為雍己應為大戊之弟。《書·無逸》及《太平御覽》引《史記》皆謂太戊在位七十五年。太戊在位時，擧賢人伊陟為丞相，天下大治，諸侯歸附。諸子可證者有仲丁、止壬、河亶甲。
太戊 在位年數
現今流傳文獻記載的太戊在位年數有2種說法：
近代學者大多認同太戊在位75年說，而姜文奎以殷墟卜辭稱祖乙為中宗，而太戊之兄小甲、雍己分別在位17年及12年，太戊若在位75年，則年壽必定接近百歲，推定太戊在位19年。
太戊 陵墓
《内黄县志》记载：“商王中宗陵在县西南二十五里茨范村。”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立有《大宋新修商帝中宗庙碑铭并序》。1986年，河南省内黄县亳城乡刘茨范村东的刘茨范遗址被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李悟 (绛王)
李悟（9世紀—827年1月10日），原名李寮，唐憲宗第六子。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封文安郡王。父親唐憲宗繼位後，於元和元年（806年）進封為絳王（親王），元和七年（812年）改名李悟。寶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為宦官劉克明等人所殺，劉克明矯詔擁立絳王李悟為帝，但旋被擁立唐文宗的宦官王守澄等率神策軍所滅，十二月初九，絳王李悟也被王守澄誅殺。
長子李洙在太和八年（834年）封新安郡王，次子李滂封高平郡王。女儿中，仅知有女江华县主（817年—840年）嫁郭子仪从孙渭南尉郭从真，及姬妾崔氏（794年—865年）生一女封寿安公主，下嫁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崔氏逝世后因此追赠魏国夫人。
史书没有记载李悟的生母，但从其女《唐故江华县主墓志铭并序》可见李悟为郭贵妃即后来的郭太后所生，即唐穆宗胞弟。
伊尹
伊尹（前1649年—前1549年），姒姓，伊氏，名摯，建立商朝的重要名臣、政治家。
伊尹 生平
出生于前1649年，有莘国空桑涧，因為其母親為侁民，在伊水住居，以伊為氏，尹在甲骨文象徵權力者為官名。本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当厨师。伊尹有远大抱负，不甘作奴隶，于是利用向商汤上奉食品的机会，向商汤分析天下形势。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奴隶身份，并提拔为「阿衡」（亦稱「保衡」，相當於宰相，後人習用「阿衡」一詞代指伊尹）。亦有說法指，伊尹曾為隱士，湯派人前後往返5次才成功聘請他。前1600年，辅助商汤灭夏朝，商朝建立。任職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
據《史記》記載，太甲即位时昏庸无能，伊尹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桐地（今河北臨漳），建宮居住，達三年之久。伊尹自行攝政，管治國家。直到太甲悔過自新了，才迎回太甲復辟執政，使太甲变成了一位圣君。
伊尹历事商朝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五十余年，为商朝立下汗马功劳。沃丁八年（前1549年），伊尹病逝，终年100岁。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伊尹 異說
另一本史書《竹書紀年》記載，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為王，七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但根據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用的牺牲数目及品种为商朝先王同级的牛（太牢），因此《竹书纪年》的记载有可疑之处。
质谱法
质谱（德語：，英語：，缩写：MS）是一种电离化学物质并根据其质荷比（质量-电荷比）对其进行排序的分析技术。简单来说，质谱测量样品内化学物质的质量。 质谱法被用于许多不同领域，并被用于纯样品和复杂混合物的检测。
质谱是离子訊号作为质荷比的函数的曲线图。这些频谱被用于确定样品的元素或同位素，颗粒和分子的质量，并阐明分子的化学结构，如肽和其他化合物。
在典型的质谱法中，可以是固体，液体或气体的样品被电离，例如用电子轰击它。 这可能导致一些样品的分子破碎成带电的碎片。 然后，这些离子根据其质荷比被分离，通常通过加速它们并使其经受电场或磁场：相同质荷比的离子将经历相同数量的偏转。离子通过能够探测带电粒子的机制被探测到，例如一个电子倍增管。 结果被显示为作为质荷比的函数的已经探测离子的相对丰度的频谱。 样品中的原子或分子可以通过将已知质量与鉴定的质量相关联或通过特征分解模式来鉴定。
质谱法 历史
在1886年，欧根·戈尔德斯坦（Eugen Goldstein）观察到在低压下排放的气体中的光线，该离子从阳极出发，通过穿孔阴极中的通道，与负电荷的阴极射线（从阴极到阳极的方向）相反。 戈尔德斯坦称这些带正电的阳极射线为“Kanalstrahlen”; 将这个术语的标准翻译成英文是“阳极射线（canal rays）”。威廉·维恩（Wilhelm Wien）发现强电场或磁场使阳极射线偏转，并于1899年建成了一个具有平行电场和磁场的装置，根据电荷-质量比（Q / m）将阳极射线分离。 维恩发现电荷与质量比取决于放电管中气体的性质。 英国科学家J.J. 汤姆森后来通过降低生成质谱仪的压力来改进了维恩的工作。
第一台质谱仪是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阿斯顿于1919年制成的。阿斯顿用这台装置发现了多种元素同位素，研究了53个非放射性元素，发现了天然存在的287种核素中的212种，第一次证明原子质量亏损。阿斯顿为此荣获1922年诺贝尔化学奖。
质谱法 历史
为人所知的扇形质谱仪电磁型同位素分离器(Calutron)是由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开发，用于在曼哈顿项目中分离铀的同位素。Calutron质谱仪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田纳西州橡树岭的Y-12工厂的铀浓缩。
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被授予汉斯·德默尔特（Hans Dehmelt）和沃尔夫冈·保罗（Wolfgang Paul）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开发离子阱技术。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约翰·贝内特·芬恩（John Bennett Fenn），由于他开发的电喷雾电离（ESI），和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由于他开发的软激光脫附（Soft laser desorption，SLD）及其在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白质的电离中的应用。
质谱法 原理
用來測量質譜的儀器稱為質譜儀，可以分成三個部分：離子化器（離子化源）、質量分析器與偵測器。其基本原理是使试样中的成分在离子化器中发生电离，生成不同荷质比的带正电荷离子，经加速电场的作用，形成离子束，进入质量分析器。在质量分析器中，再利用电场或磁场使不同荷質比的離子在空間上或時間上分離，或是通過過濾的方式，将它们分别聚焦到偵測器而得到质谱图，从而獲得质量與濃度(或分壓)相關的圖譜。
質譜儀由工作原理的不同可區分如下：
从质谱仪所用的质量分析器的不同，把质谱仪分为双聚焦质谱仪、四极柱质谱仪、飞行时间质谱仪、离子阱质谱仪、傅立叶变换质谱仪、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等。
质谱法 原理
飞行时间分析器使用电场以在相同的势下加速离子，进而测量离子到达检测器所需时间。如果所有粒子都具有相同的电荷，则它们的动能将会是相同的，其速度仅同质量相关。质量较低的离子会率先到达检测器。然而，实际上，即便具有相同质荷比的粒子也会在不同时间到达检测器，其原因是初始速度不尽相同。初始速度往往和粒子的质量无关，并且会最终转变为终速度的差异。因此，具有相同质荷比的离子会在一小段时间范围内抵达检测器，从而导致粒子数-质荷比图中峰的增宽，但通常而言不会改变峰中心线的位置，因为对初速度的平均会得到零（相对一同分析的其他粒子）。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用延时聚焦/延时提取和飞行时间质谱耦合使用。
质谱法 质谱仪的种类
质谱仪种类非常多，从应用角度，质谱仪可以分为下面几类：
由于应用特点不同又分为：
但以上的分类并不十分严谨。因为有些仪器带有不同附件，具有不同功能。例如，一台气相層析-双聚焦质谱仪，如果改用快原子轰击电离源，就不再是气相層析-质谱联用仪，而称为快原子轰击质谱仪（FAB MS）。另外，有的质谱仪既可以和气相層析相连，又可以和液相層析相连，因此也不好归于某一类。在以上各类质谱仪中，数量最多，用途最广的是有机质谱仪。
生物质谱分析（Biological mass spectrometry）是以质谱分析技術用于精确测量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质，核苷酸和糖类等的分子量，并提供分子结构訊息。对存在于生命复杂体系中的微量或痕量小分子生物活性物质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一般的方法有：
质谱法 偵測器
质谱仪的最后元件是偵測器。当离子经过或击中偵測器表面时，偵測器记录感应电荷或者产生的电流。
質譜儀的偵測器依質量分析器的種類而有所不同。傳統上，離子數量較多或者分析區真空度低時可使用法拉第杯，而當離子數量低且真空度高時可使用電子倍增管或微通道板來偵測。在現代質譜儀中，電子倍增管常搭配靜電磁扇分析器、四極分析器、離子阱分析器使用，而微通道板則搭配飛行時間分析器使用。比較特別的是，傅立葉轉換質量分析器因為必須偵測離子週期性運動的頻率，所以必須採取非破壞性的感應電荷偵測器。
质谱法 与质谱联用的分离技术
一个重要的增强质量解析和质谱测定质谱能力使用它亦随色谱和其他分离技术。
一种常见的组合是气相層析 - 质谱（GC/MS，或GC-MS）。在该技术中，气相層析仪用于分隔不同的化合物。
与气相色谱MS（GC-MS）类似，液相色谱-质谱（LC/MS, 或LC-MS）在将化合物引入离子源和质谱仪之前进行色谱分离。
毛细管电泳-质谱法（CE-MS）是一种将毛细管电泳的液体分离过程与质谱联用的技术。 CE-MS通常与电喷雾电离相结合。
离子迁移光谱－质谱法（IMS/MS，或IMMS）是一种技术，在引入质谱仪之前，离子首先通过一些中性气体在施加的电势梯度下通过漂移时间分离。漂移时间是相对于离子电荷的半径的量度。 IMS的工作周期（实验发生的时间）比大多数质谱技术的更长，使得质谱仪可以沿IMS分离的过程进行采样。 这以类似于液相色譜法-質譜聯用(LC-MS)的方式产生关于IMS分离和离子的质荷比的数据。
质谱法 应用
质谱分析法具有定性的和定量的用途。这些包括鉴定未知的化合物；确定在一个分子元素的同位素组成，和通过观察其碎片确定化合物的结构。其他用途包括量化样品中化合物的量或研究气相离子化学的基本原理（离子和中性原子在真空中的化学性质）。 质谱法现在在研究多种化合物的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特性的分析实验室中是非常常见的。
作为一种分析技术，它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比大多数其他分析技术更高的灵敏度，因为分析仪作为质量电荷过滤器，可减少背景干扰，从特征碎片模式中获得出色的特异性，以识别未知物或确认可疑化合物的存在， 有关分子量的信息，有关元素同位素丰度的信息，时间分辨化学数据（Temporally resolved chemical data）。
该方法的一些缺点是它经常无法区分光学和几何异构体以及取代基在芳环中的o-，m- 和p- 位置的位置。 此外，其范围仅限于识别产生类似碎片离子的烃。
原子探针是一种结合飞行时间质谱和场蒸发显微镜来绘制单个原子位置的仪器。
质谱法 应用
由于基质（通常是血液或尿液）的复杂性质和需要高灵敏度以观察低剂量和长时间的点数据，因此通常使用质谱法研究药代动力学。 在本应用中使用的最常见的仪器是具有三重四極桿質譜儀的液相色谱法-质谱联用（LC-MS）。 通常采用串联质谱来增加特异性（added specificity）。标准曲线和内标用于样品中通常单一药物的定量。 当药物被给药，然后代谢或从体内清除的时候，样品代表不同的时间点。
质谱法是蛋白质表征和测序的重要方法。电离全蛋白的两种主要方法是电喷雾电离（ESI）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MALDI）。 为了与现有质谱仪的性能和质量范围保持一致，有两种方法用于表征蛋白质。
质谱法（MS）以其低样品需求和高灵敏度，主要用于糖生物学，用于表征和阐明多糖(glycan)结构。质谱法为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多糖提供了一种补充方法。
质谱法 应用
作为分析的标准方法，质谱仪已经到达其他行星和卫星。 其中两台被海盗号（英語：）带到了火星。 2005年初，卡西尼-惠更斯号任务通过最大卫星土卫六的大气层，在惠更斯号登陆探测器上递送了一种专门的GC-MS仪器。 该仪器沿其下降轨迹分析了大气样本，并且一旦探测器着陆，就能够蒸发和分析土卫六的冷冻碳氢化合物覆盖表面的样本。 这些测量结果比较了每个粒子的同位素丰度与地球自然丰度的比较。卡西尼-惠更斯號太空船上還有一台離子和中質譜儀，它一直在測量土衛六的大氣成分以及土衛二羽流的成分。 2007 年發射的凤凰号火星探测器攜帶了热释气分析仪(TEGA)質譜儀。
質譜儀也廣泛用於太空任務中測量等離子體的成分。 例如，卡西尼號太空船攜帶卡西尼等離子體光譜儀（CAPS），用於測量土星磁層中離子的質量。
從1975年左右到本世紀末，醫院使用質譜儀進行呼吸氣體分析。 有些可能仍在使用，但目前已经没有被生產。
它們主要出現在手術室中，是一個複雜系統的一部分，在該系統中，接受麻醉的患者的呼吸氣體樣本通過閥門機構吸入儀器中，閥門機構旨在按順序將多達32 個房間連接到質譜儀。 計算機指揮系統的所有操作。 從質譜儀收集的資料被傳送到各個房間供麻醉師使用。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也被称作北斗一号，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较早投入使用的第一代试验用系统，使用的是有源定位，由三颗定位卫星（两颗工作卫星、一颗備份卫星）地面控制中心为主的地面部分以及用户终端三部分组成。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可向用户提供全天候的即时定位服务。校准精度為20米，未校准精度100米。
该试验系统于1994年正式立项，2000年发射2颗卫星后即能够工作，2003年又发射了一颗备份卫星，试验系统完成组建，该系统服务范围为东经70°－140°，北纬5°－55°。
在最后一颗卫星的寿命到期后（2012年12月），系统已停止工作。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系统组成
系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空间段、地面段、用户段：
北斗一号導航定位衛星的發射時間分別為：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工作原理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过程是：首先由中心控制系统向卫星I和卫星II同时发送询问信号，经卫星转发器向服务区内的用户广播。用户响应其中一颗卫星的询问信号，并同时向两颗卫星发送响应信号，经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中心控制系统接收并解调用户发来的信号，然后根据用户的申请服务内容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 对定位申请，中心控制系统测出两个时间延迟：即从中心控制系统发出询问信号，经某一颗卫星转发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定位响应信号，经同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和从中心控制发出询问信号，经上述同一卫星到达用户，用户发出响应信号，经另一颗卫星转发回中心控制系统的延迟。由于中心控制系统和两颗卫星的位置均是已知的，因此由上面两个延迟量可以算出用户到第一颗卫星的距离，以及用户到两颗卫星距离之和，从而知道用户处于一个以第一颗卫星为球心的一个球面，和以两颗卫星为焦点的椭球面之间的交线上。另外中心控制系统从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数字化地形图查寻到用户高程值，又可知道用户处于某一与地球基准椭球面平行的椭球面上。从而中心控制系统可最终计算出用户所在点的三维坐标，这个坐标经加密由出站信号发送给用户。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性能
由于是采用少量卫星实现的有源定位，该系统成本较低，但是系统在定位精度、用户容量、定位的频率次数、隐蔽性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另外该系统无测速功能，不能用于精确制导武器。
短报文通信：一次可传送120个汉字的訊息。
授时：精度20纳秒。
定位精度：水平精度100米（1σ），设立标校站之后为20米（类似差分状态）。
工作频率：2491.75兆赫。
系统容量：每小时540000户。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与GPS系统比较
用户容量：北斗导航系统由于是主动双向测距的询问——应答系统，用户设备与地球同步卫星之间不仅要接收地面中心控制系统的询问信号，还要求用户设备向同步卫星发射应答信号，这样，系统的用户容量取决于用户允许的信道阻塞率、询问信号速率和用户的响应频率。因此，北斗导航系统的用户设备容量是有限的。GPS 是单向测距系统，用户设备只要接收导航卫星发出的导航电文即可进行测距定位，因此GPS的用户设备容量是无限的。
生存能力：和所有导航定位卫星系统一样，“北斗一号”基于中心控制系统和卫星的工作，但是“北斗一号”对中心控制系统的依赖性明显要大很多，因为定位解算在那里而不是由用户设备完成的。为了弥补这种系统易损性，GPS已经在发展星际横向数据链技术，使万一主控站被毁后GPS卫星可以独立运行。而“北斗一号” 系统从原理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一旦中心控制系统受损，系统就不能继续工作了。
李熅
李熅（？—887年），唐朝人，宗室，為唐肅宗的玄孫，襄王李僙曾孙，伊吾郡王李宣孙。曾称帝，但史学界一般不予承认。
李熅 簡歷
885年，当权宦官左右神策十军使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由争执爆发为武装冲突，田令孜联合静难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王重荣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田令孜一方战败，挟持唐僖宗奔兴元。朱玫以五千骑追随，没有追上。886年正月，因病滯留遵涂驿的李熅被朱玫所得，同归凤翔，还抓到一百多台省官员。朱玫屡次请求除去田令孜不果，以为只要僖宗在，就不能除去田令孜，只有另立新君才可以得到天下人支持，于是与唐僖宗、田令孜决裂，四月，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遘率凤翔百官盟石鼻驿，奉李煴为嗣襄王，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命萧遘写册文，萧遘以文辞不济推辞，于是由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写了册文。李煴受册，朱玫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率百官奉李煴回京。萧遘因反对此举，被朱玫罢免，朱玫自为侍中，号令己出。以裴澈为门下侍郎，郑昌图为中书侍郎，皆加同平章事为宰相。又派柳陟等十余人分谕天下嗣襄王监国一事，并给这些人都加了官。河中百官崔安潜等人也上笺贺李煴受册。朱玫对藩镇大行封拜以拉拢，诸藩镇以王重荣为首受其册命者十之六七，淮南节度使高骈被其任为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后，更奉笺劝进。
李熅 簡歷
田令孜因被天下所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任西川监军使，以依靠其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排斥田令孜之党。朱玫自任宰相专权后，同谋拥立的李昌符不满，不受官职，转而与兴元的唐僖宗联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建议以先前王重荣曾与杨复恭养堂弟杨复光共破黄巢之事说服王重荣反正，僖宗派右谏议大夫刘崇望持诏书前往，说服了王重荣。而李克用因被天下人指责为使僖宗出奔的罪人，为了挽回形象，焚烧了李煴的诏书，囚禁了朱玫派去拉拢的使者，明言要讨灭朱玫。
十月，朱玫胁迫长安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奉笺劝进，李熅辞让五次，於紫宸殿稱帝，改元建貞（一作永贞），尊僖宗為太上元皇圣帝。归者十之八九，但自行称帝的蔡州割据者秦宗权及李克用不在内。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也焚烧了李煴的诏书。此外，庇护田令孜的陈敬瑄当也不在拥护之列。
兩個月後，杨复恭传檄关中，悬赏杀朱玫者为静难节度使。朱玫派部将王行瑜攻兴元擒拿僖宗，但王行瑜不能成功，屡战屡败，怕朱玫怪罪，与下属谋划杀朱玫，迎圣驾，当静难节度使。于是他从凤州前线擅自引兵返回長安，誅殺朱玫，杀其党数百人。诸军大乱，焚掠京城，没有衣服穿而冻死的士民覆盖了地面。裴澈、郑昌图率百官二百馀人奉李熅奔东渭桥，逃亡河中，王重榮假意奉迎，李煴和官属告别，哭着说：“朕见了王重荣，当命他备下衣服迎接你们。”王重荣到蒲，即执杀李煴，囚禁裴澈、郑昌图，随行百官半数被殺。王重荣函李煴首级送到行在，百官致贺。太常博士殷盈孙认为死者李煴身为宗室，不宜庆贺；李煴虽然被朱玫所逼，却不能死节，还是有罪的，既然已经伏诛，应该廢為庶人，除宗籍，就地以庶人礼葬其首级。僖宗从之。
李熅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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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卷175》，出自刘昫《舊唐書》
奧地利的法蘭茲·卡爾
弗朗茨·卡尔大公（Archduke Franz Karl of Austria，1802年12月17日—1878年3月8日），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之弟，是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生父，也是末代皇帝卡爾一世的曾祖父。1848年无子的斐迪南退位后，他在妻子苏菲敦促下放弃继承权，而由自己的长子继位。
奧地利的法蘭茲·卡爾 家庭
1824年，法蘭茲·卡爾和巴伐利亞的巴伐利亚王国的苏菲公主結婚。蘇菲的父親是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母親是巴登的卡羅琳公主。兩人共有4子1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