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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
知青大返城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數年。時間點約為1970年代後期至1980年代初期。簡略來說，該返城事件是指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們，於文革結束後，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的活動。
知青大返城 历史
知青返城的起始點一般是1976年李慶霖事件，此后上海知青丁惠民曾于1978年10月在西双版纳两度向国务院写联名信，而真正促成知青返鄉的最大導火線則是上海知青瞿林仙在1978年11月12日西雙版納難產死亡。瞿林仙死亡引起大批請願，农垦总局局长赵凡被派遣至云南调查。1979年年初，國務院開始允許知青返城，至此上山下鄉運動正式結束。
除了少數落戶於農場的知青們之外，近千萬的大多數知識青年都返回了原本居住城市，並繼續發展學業或工作。以返鄉導火線的雲南農場為例，1979年2月，知青大返城開始後，短短三個月，雲南農場知青返城率高達90％以上。到了次年，本來約十萬知青的該農場僅留下3200人左右，不足原總數的3％。
知青大返城 性侵犯
不少干部以从农村返回城市上大学、进工厂的名额要胁，强迫女知青與其發生性關係。据国务院知青办1973年的数据，自1969年以来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到70%。典型案例为驻西双版纳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张国良连长，强奸3名女知青、猥亵17名女知青，调查组为了包庇，对受害女性做思想工作并要她们「实事求是」，至1973年李先念副总理狠批「张国良那个连长，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你还把他当干部......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处理不下」，张国良才伏法。
平面四杆机构
平面四杆机构是由四个刚性构件用低副链接组成的，各个运动构件均在相互平行的平面内运动的机构。如圖所示（以下說明內容排除了最左边的圖）：其中 Q 連桿為固定的軸又稱為連心線，連接的兩軸心為 Q1 及Q2。與固定軸心聯結的連桿 p 與 l 可能都為曲柄；也可能為一個曲柄，一個搖桿。其中能繞固定軸心作 360°迴轉的連桿，稱為曲柄；而能繞固定軸心作搖擺運動的連桿，稱為搖桿。
用來連接曲柄或搖桿的連桿(排除了最左边的圖，為 s 或 l)，而傳達相互間的運動，稱為連接桿或浮桿。運動時，連接桿的旋轉中心隨時會變動，且利用旋轉對所組成的四連桿機構，其最長桿件 l 長度之充要條件為：一定要小於其餘三連桿件長度之總和，否則無法組成四連桿機構。例如長度為80、40、20、15cm 的四連桿，無法組成四連桿機構。
平面四杆机构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
所有运动副均为转动副的四杆机构称为铰链四杆机构，它是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选定其中一个构件作为机架之后，直接与机架链接的构件称为连架杆，不直接与机架连接的构件称为连杆，能够做整周回转的连架杆被称作曲柄，只能在某一角度范围内往复摆动的连架杆称为摇杆。如果以转动副连接的两个构件可以做整周相对转动，则称之为整转副，反之称之为摆转副。
铰链四杆机构中，按照连架杆是否可以做整周转动，可以将其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即曲柄摇杆机构，双曲柄机构和双摇杆机构。
铰链四杆机构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演化成衍生平面四杆机构。
平面四杆机构 平面四杆机构的运动特性
上述系列结论称为葛氏定理，以德国工程师弗朗茨·格拉晓夫命名。
定理又可表述为：
在曲柄摇杆机构中，当摇杆位于两个极限位置时，曲柄两个对应位置夹的锐角被称为极位夹角。用表示
通常用行程速度变化系数来衡量急回运动的相对程度。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和摆动导杆机构同样具有急回特性。对心曲柄滑块机构无急回特性。
臺北松山機場
臺北松山機場（IATA代码：；ICAO代码：），因其所在地又別稱為松山機場、臺北機場、松山國際機場或松機，是位於中華民國臺北市松山區的機場，啟用於1936年，為臺灣第一座機場，與桃園國際機場同為臺北都會區的聯外機場。場區座落於臺北市中心的北北西側，南連敦化北路終點、北接基隆河岸，並以民權東路及民族東路與市區分隔，總面積2.13平方公里（213公頃）。
松山機場為軍民合用機場。民用部分為臺北國際航空站（英語譯名：），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管理，國內航線與國際航線並重（含兩岸航線），並在航線服務上與桃園國際機場分工，為臺灣的國內航線樞紐。軍用部分為空軍松山基地（英語譯名：），隸屬於中華民國空軍，專用面積1.2451平方公里（124.51公頃），主要提供行政專機服務予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及政府高階官員。
臺北松山機場
松山機場啟用於日治時期，相對於當時位於臺北萬華的南機場，又稱為「北機場」或「北飛行場」。松山機場在1979年桃園國際機場啟用前，為臺灣首要的樞紐機場，但隨著臺北市區的逐漸擴張而難以擴建；桃園國際機場落成後曾停止國際定期航線營運，至2008年重啟，並定位為首都商務機場。由於場區上空在夏季午後很容易形成空氣對流、以及颱風經常侵襲臺灣的因素，航班起降時常受到影響。在臺北捷運內湖線於2009年通車後，松山機場成為繼高雄國際機場後，臺灣第二個有聯外捷運系統服務的民用機場。松山機場於2024年共服務542萬9,832旅客人次，位居全臺第三，僅次於桃園國際機場與高雄國際機場。
臺北松山機場 歷史
臺北松山機場創建於日治時期的1936年（昭和11年），當時稱為「臺北飛行場」，面積46.7甲（45.29公頃）。1935年，臺灣總督府《告示第131號》公告：位於松山的台北飛行場於9月25日設立。1936年3月24日，臺北飛行場竣工，最初建置目的為民用機場，但隨著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松山機場成為日軍轟炸機的基地之一，此後松山機場便轉型為軍民共用機場。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北飛行場更名為「臺北航空站」，繼續以為軍民合用機場性質使用，也曾開設臺北至上海航班。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松山機場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主要空中對外門戶。政府從日本接收台北航空站時，此機場僅有一條長1,000公尺的09/27跑道。隨著國際航線的交流日增，松山機場在1955年延長跑道，延長為1,600公尺。
1957年在美援資助下，在機場北緣新建一條可供重型噴射機操作，長2,300公尺、寬60公尺的10/28跑道，至1960年延長到2,605公尺，原09/27跑道則廢除作為停機坪運用。此後松山機場逐漸擴建，以應付逐漸成長的境內和境外航班。
臺北松山機場 歷史
松山機場雖然歷經多次擴建和改善工程，但是因其腹地遭基隆河和市區侷限而成效不彰，於是中華民國政府在1970年代進行的十大建設中，規劃在鄰近的桃園縣興建新機場，即今之桃園國際機場。1979年，桃園國際機場啟用，松山機場轉為服務國內航班為主，國際線部份則僅提供特殊包機、或國內外政要專機起降；但若是國際線班機因故無法降落桃園機場時，除了高雄小港機場之外，松山機場也是轉降機場選擇之一。松山機場原本的IATA代碼是象徵臺北的「TPE」，後隨著桃園國際機場的啟用而移轉予桃園國際機場使用，使松山機場的IATA代碼改為「TSA」，即松山機場的英文名稱「Taipei Songshan Airport」的縮寫。2008年7月起開始的兩岸假日包機，松山機場為起降機場之一，民航局亦開始對航廈進行整建以增加證照驗查及行李轉盤等設施。
1999年初，為了減低當時在臺北市中心籌建中的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對飛航安全的影響，民航局考慮改變飛機航班進出松山機場的飛行路線。這問題在1999年年底時獲得解決，台北101大樓專案向後延伸一段距離，確保在2003年建造完成時依然可以成為世界第一高樓。
臺北松山機場 歷史
2007年台灣高鐵通車營運後，台灣國內線的民航需求急遽萎縮。2008年馬英九政府的上臺，松山機場的定位轉為以服務商務旅客為主的次要輔助機場，並決定重新開放國際航班：2008年12月15日上午8時，兩岸假日包機正式邁向常態化，兩岸定期航線啟用後，半世紀以來第一架直接由臺北飛航情報區切入上海飛航情報區的航班由松山機場起飛。2010年6月14日，松山機場直航上海虹橋機場的航線復飛，臺灣方面由中華航空、長榮航空與復興航空營運。10月31日，睽違31年後，松山機場往返東京羽田機場的航線也正式復飛，中華航空與日本航空、長榮航空與全日空共掛航班營運。
臺北松山機場 歷史
2012年2月6日，民航局公布臺北松山機場至首爾金浦機場直飛航權的分配結果，臺灣方面為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2月23日南韓方面公布兩家低成本航空公司——Eastar Jet（易斯達航空）、T'way航空（德威航空）勝出。隨後經過了一度膠著的航權分配、傳出中華民國民航局將航權內定給華航長榮等航權不公情事、與原訂3月首航卻延後的結果，在一連串協商進展下，松山金浦航線最終定於2012年4月30日完成雙方互飛。根據雙方航權協定，為了維持桃園-仁川航線運量穩定，並避免廉價航空以低廉價格對臺方航空造成衝擊，這條航線初期雙方僅開放各兩家航空公司經營，每天一方各飛一班，每週來回七班，飛航機種限定兩百人座以下之中小型航機，不採共掛班號營運。
受到松山-金浦航線航權分配爭議影響，2012年7月19日，中華民國交通部次長葉匡時表示交通部已著手進行「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修正案，計畫調降松山機場航班門檻，使得松山-金浦航線有了增班餘地，引起其他四家落選臺籍航空卡位，其中又以復興航空最積極。然到了同年底發現其航線載客率卻僅六成，遠低於對虹橋、羽田航線的八成，原計畫的年底增班談判遂遭擱置。
臺北松山機場 歷史
隨著波音787-8復飛，全日空自2013年6月1日起，將波音787-8使用於東京羽田─臺北松山的NH1185/1186航班，取代原先的波音767-300ER，使臺北松山機場成為全臺灣第一座接受波音787商業航班起降的國際機場（該架飛機也是波音787-8首次降落在桃園機場的飛機）。NH1187/1188航班則不定期使用波音767-300ER/波音787-8飛行。自2014年10月26起，NH1187/NH1188使用波音787-8取代原本的波音767-300ER。在經過多年的協商後，臺北松山機場於2013年10月與日本松山機場包機直航，由中華航空以波音737-800型客機執航。
由於旅客持續增加，2013年9月9日的北京協商除確認了松山新增飛航福州、天津每週各四班、上海浦東每週六班外，並訂2014年春節加班機的期間為元月十七號到二月十四號，由航空公司視市場需求申請飛航。
長榮航空自2014年1月1日起開航由臺北松山飛往金浦、立榮航空飛往廈門的航班，由松山來往上海-浦東的航班則改用空中巴士A321-200取代MD-90飛航。
因日本航空航機調度因素，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29日及2014年10月26日至2014年11月30日東京羽田-臺北松山JL097/098航班，原為波音767-300ER執行改為波音787-8執行此航線，為繼全日空後第二家以波音787-8航機飛航臺灣。2014年12月1日起JL097/098航班將改為波音777-200ER飛行，成為臺北松山機場開場以來首次使用波音777航機飛航的航空公司。全日空於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12日執行第三年與日本松山機場包機直航，由波音767-300ER型客機執飛。
臺北松山機場 基本資料
東西向10/28號跑道，全長2,605公尺。（次於桃園國際機場3,800公尺，新竹機場3,661公尺，清泉崗機場3,650公尺，志航機場3,370公尺，高雄機場3,150公尺，台南機場3,050公尺，金門機場3,004公尺，澎湖機場3,000公尺，花蓮機場2,751公尺）。28跑道頭設有EMAS。可供波音777-200ER、波音787-9與空中巴士A330等廣體客機起降，在桃園機場正式營運前，1970年代曾有初期版本的波音747客機，包括波音747-100/200與波音747SP等四發動機廣體客機在松山機場起降，隨著國際線轉移至桃園機場，國內線大多使用雙發動機客機，較少重型廣體客機降落。但在2019年，松山機場曾短暫服務過日航的波音777-200ER。除了正常航班，2021年4月，曾有華航A350-900XWB因桃園機場鳥擊影響關閉跑道，在飛機油量過低的緣故轉降松山機場，顯示松山機場跑道在飛機技術條件許可下仍然可營運起降重型廣體客機的能力。
臺北松山機場 基本資料
松山機場常用的跑道方向，是由西向東起降（10跑道）。到場10跑道航機从中壢上空右轉、沿著國道一號東側至林口、五股上空後，攔截10跑道的ILS訊號落地；到場28航機从基隆外海，经基隆、汐止沿基隆河河谷進場。進場跑道28跑道無建置ILS，因此降落28跑道時多由較資深飛行員主飛。
松山機場設置包括軍、民、直升機用停機坪。含航廈有44個民用固定翼停機坪、6個商務停機坪、15個直升機停機位。國際航廈停機坪翼展限制為60公尺，目前可運用最大尺寸機型包括波音777-200ER、波音787系列、空中巴士A330系列等型號。
共6條。
松山機場現有兩座航廈，最早設立的為第一航廈，為台灣第一座國際航廈。經多次擴建，於1971年完工後形成現今的建築樣貌，由建築師王大閎設計。作為在1979年中正國際機場落成前台灣唯一的國際機場，其歷史價值使第一航廈於2008年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列為歷史文化資產。
臺北松山機場 基本資料
第二航廈原為國際貨運站，在國際航線遷至中正國際機場之後，騰空租給外貿協會做為松山機場展覽館，在信義計劃區的台北世貿展覽館落成後，於1996年收回停用，做為民航局辦公室之用。直到兩岸航線定期化後暫供兩岸航線使用。為了提高服務品質，第二航廈於2010年底開始封閉整修，直到2011年3月29日重新開放，轉為國內航線專用，第一航廈則轉為國際航線專用，也進行進一步之整修。
臺北松山國際機場有12個登機門，其中8個配有空橋供班機乘客上下機。
松山機場地面與跑道由松山塔台管制，起飛後轉由位於桃园市北部飛航服務園區的台北近場管制台管制。
「飛機巷」濱江街180巷，就位在本機場西側的10跑道頭圍牆外，是許多臺北市民與外縣市和外國觀光客們必來的賞機景點之一。
臺北松山機場於2011年11月9日正式對外開放位於第二航廈（國內線航廈）三樓樓頂的機場觀景臺，使臺北市民及外地旅客們多了一處可以安全賞機和兼顧休閒娛樂的好地點。因相關設備老舊並適逢歲修，自2023年10月16日起暫停開放，並於2025年10月4日重新開放。。
臺北松山機場 可起降之機型
下列機型為可起降於松山機場之民航機名單（扣除商務專機）
ATR42系列
ATR 42-200
ATR 42-300
ATR 42-320
ATR 42 Cargo
ATR 42-500
ATR 42-600
ATR72系列
ATR 72-200
ATR 72-210
ATR 72-500
ATR 72-600（國內航線主力機型）
ATR 52C
ATR 72MP ou ASW（軍用）
波音737新世代系列（Boeing 737 Next Generation）
737-700（IATA：73W、ICAO：B737）
737-800（IATA：73H、ICAO：B738）
737-900ER（IATA：73J、ICAO：B739）
波音737 MAX系列（搭載CFM LEAP-1B）
737 MAX 7（IATA：7M7、ICAO：B37M）
737 MAX 8（IATA：7M8、ICAO：B38M）
737 MAX 9（IATA：7M9、ICAO：B39M）
737 MAX 10（IATA：7MJ、ICAO：B3XM）
空中巴士A320系列
臺北松山機場 可起降之機型
A319-100（IATA：32D、ICAO：A319，CFM56：A319-11x、IAE V2500：A319-13x）
A320-200（IATA：32A、ICAO：A320，CFM56：A320-21x、IAE V2500：A320-23x）
A321-200（IATA：32B、ICAO：A321，CFM56：A321-21x、IAE V2500：A321-23x）
空中巴士A320neo系列
A319neo（IATA：31N、ICAO：A19N，CFM LEAP-1A：A319-151N、PW1100G-JM：A319-171N）
A320neo（IATA：32N、ICAO：A20N，CFM LEAP-1A：A320-251N、PW1100G-JM：A320-271N）
A321neo（IATA：32Q、ICAO：A21N，CFM LEAP-1A：A321-251N、PW1100G-JM：A321-271N）
臺北松山機場 可起降之機型
A321neo-靈活客艙構型/A321LR（IATA：32Q、ICAO：A21NX，CFM LEAP-1A：A321-25xNX、PW1100G-JM：A321-271NX）
A321XLR-超長程窄體客機（IATA：32Q、ICAO：A21NY，CFM LEAP-1A：A321-25xNY、PW1100G-JM：A321-271NY）
空中巴士A330（僅限A330ceo適用，A330neo則不適用）
A330-200（IATA：332、ICAO：A332，CF6-80E1A3：A330-203、PW4168A：A330-223、Trent 772B-60：A330-243）
A330-300（IATA：333、ICAO：A333，CF6-80E1A4：A330-302、PW4168A：A330-323、Trent 772B-60：A330-343）
波音787 Dreamliner
787-8 Dreamliner（IATA：788、ICAO：B788）
787-9 Dreamliner（IATA：789、ICAO：B789）
臺北松山機場 可起降之機型
787-10 Dreamliner（IATA：781、ICAO：B78X）（限停5、6、7機位）
波音777-200ER（IATA：772、ICAO：B772）
波音747sp
備註：由於空中巴士A330neo（A330-841N、A330-941N）、空中巴士A350 XWB（A350-941XWB、A350-941ULR、A350-1041XWB、A350F）以及波音777-200LR、777F、777-300ER、波音777X（777-8、777-9、777-8F）翼展為64～65公尺之間，不符合松山機場國際航廈民用停機坪翼展規格限制，因此前述機型無法於松山機場起降。
臺北松山機場 航空公司與航點
台北市长郝龙斌于2006年竞选台北市长时提出「東北亞黃金四角航圈」的设想，开通「黃金四角」航站（松山-虹橋、松山-羽田、松山-金浦）之间的航班，以奠定松山機場首都商務機場的地位。经过马英九政府的外交部和交通部的合作下，松山機場于2010年起先后开通往上海虹桥、东京羽田和首尔金浦的航班。
臺北松山機場 機場營運實績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統計年報
臺北松山機場 未來發展
由於臺北松山機場在臺北都市擴張後，其腹地位處於市中心，多年來都有將其搬遷的意見。2002年，李應元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臺北市市長時曾提出廢除論；2008年經濟日報有社論認為廢除松山機場代價很小但效益很大；2014年，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姚文智（士林、大同選區）參與台北市長初選時再次提出廢除臺北松山機場。2015年2月4日復興航空235號班機事故發生後，姚文智透過幕僚發出新聞稿，強調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都是市中心被飛機場波及附近的民宅及大樓，雖然這次空難並無波及周邊民眾，惟長期而言，臺北松山機場非遷不可；這次空難為航機撞及高架橋，反映松山機場非遷不可。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羅淑蕾（中山、松山選區）則指臺北松山機場後方設有大型油庫，前方則為基隆河，而且跑道鄰近民宅，使到臺北松山機場儼如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機場，應該予以淘汰或遷移。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曾表示計畫於2020年將松山機場廢除以改建為中央公園。在復興事故的同日，政大教授徐世榮撰文反對松山機場遷移，他認為有人藉死傷者的不幸炒作機場遷址話題，同時批評臺北人「自私」，遷址是將臺北不要的東西強加在桃園人身上，他亦認為桃園航空城剝奪桃園居民的人權。
臺北松山機場 意外事件
2021年4月29日，一架中華航空機身編號B-18902，航班編號CI153的空中巴士A350-900班機，原定由大阪關西機場（日本時間下午2時）起飛前往桃園國際機場（臺北時間下午4時抵達），因桃園機場跑道發現有候鳥群集，為避免飛機誤遭鳥擊因而緊急關場以及機長研判油料已不足等問題，因此轉降本機場，於下午4時15分抵達，在加油整備後於下午7時39分重新起飛返回原定目的地，也創下同型客機首降本機場的紀錄。
洛宏·康鐵
洛宏·康鐵（法語：，發音：[lɔʁɑ̃ kɑ̃tɛ]，1961年4月11日—2024年4月25日），法國導演，生於法國德塞夫勒省的梅勒（Melle），曾就讀法國高級電影研究學院。2008年電影《圍牆之間》獲得第61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凱撒電影獎。
洛宏·康鐵 經歷
康鐵出生於法國西部德塞夫爾省梅勒鎮，1986年，康鐵從高級電影研究學院畢業後，便開始在電視上製作紀錄片。並自期間成為馬塞爾·奧菲爾斯的助理導演，隨後他製作了幾部短片，並於1999年以《人力資源》進行首部執導長片。這部作品使他獲得了凯撒奖的新銳導演獎。
2001年，他推出了第二部作品《行事曆》，該片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2005年，他的第三部作品《南方失樂園》也被提交至該電影節的競賽單元。
2008年，他的第四部作品《墙壁之间》入選第61届戛纳电影节競賽單元。這部作品以紀錄片風格描繪法國中學教育現場獲得高度評價，並榮獲金棕櫚獎，這是法國電影自《在撒旦的陽光下》以來21年來首次獲得該獎項。評審主席肖恩·潘稱其為「評審團全體一致決定的」。此外，該片被選為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法國代表之一，並入圍候選名單。
2024年4月25日，康鐵因病去世，享年63歲。
史密斯樂團
史密斯乐队（英語：）是一支1982年在曼彻斯特成立的英国摇滚乐队，由主唱莫里西、吉他手強尼·馬爾、贝斯手安迪·鲁尔克和鼓手邁克·喬伊斯组成，其中莫里西和马尔合作进行音乐创作。史密斯乐队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獨立音樂界最重要的乐队之一，代表着当时的青年文化与反建制风潮，并使以吉他为主的音乐重回英国主流市场。
1983年，史密斯签约独立厂牌粗野牛郎唱片，次年发行首张专辑《史密斯》。他们专注于吉他、贝斯和鼓的声音，融合了60年代摇滚和后朋克，宣示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合成器流行的反叛。他们有多支单曲进入英國單曲排行榜的前20位，且全部专辑都曾位列英國專輯排行榜前5位，其中1985年专辑《肉食即谋杀》更登上首位。此后，他们在保留吉他作为主奏乐器的同时，也用键盘来增强他们的音乐效果。随后的两张专辑《女王已死》（1986年）和《斯特兰奇韦斯，我们来了》（1987年）进入欧洲百大专辑榜前20位，标志着乐队在欧洲获得主流成功。1986年间，吉他手克雷格·甘农曾短暂作为乐队第五人活动。
史密斯樂團
乐队内部的紧张关系导致史密斯乐队于1987年解散，随后因版税问题对簿公堂。乐队成员均表示乐队永远不会重组，并拒绝了所有重组邀请。五年间，他们发行了四张录音室专辑和数首专辑外单曲，并在解散后仍然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和忠实的粉丝群体。
史密斯樂團 历史
1982年5月，強尼·馬爾随其朋友史蒂夫·庞弗雷特（）到斯特雷特福德的莫里西家中邀请他共组乐队。马尔与史密斯此前曾在1978年8月31日帕蒂·史密斯在曼徹斯特阿波羅劇院的演出上见过，其时马尔14岁，莫里西19岁。他们因对诗歌和文学的热爱而结缘。作为纽约娃娃的粉丝，马尔对莫里西撰写的有关该乐队的书印象深刻，并效仿杰里·雷伯到迈克·斯托勒家中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之事，登门拜访莫里西。莫里西称：“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有着相似的劲头。”两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喜欢的乐队。马尔在莫里西的单曲唱片收藏中发现了他敬仰的单色系列乐队。翌日，莫里西在电话中告诉马尔他有兴趣一同组建乐队。
史密斯樂團 历史
数日后，马尔在鲍登租下一间阁楼，并同莫里西进行了第一次排练。莫里西为他们创作的第一首歌《不要自吹》（）填词，但他们决定不保留这首歌，马尔评论“我们俩都不太喜欢它”。他们创作的下一首歌曲是《晃摇篮的手》（），同样基于莫里西创作的歌词。马尔借用帕蒂·史密斯的歌曲《金伯利》（）的节奏，并用他的TEAC三轨卡带录音机进行录制。二人合作的第三首曲目是《受难的小孩》。除了这些原创曲目外，莫里西还建议乐队翻唱60年代美国女子组合the Cookies的歌曲《我生日想要一个男孩》（）。尽管马尔之前从未听过这首歌，但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喜欢由男歌手演唱这一颠覆性元素，于是这首歌也在他的TEAC机器上录制了出来。
在下半年到来前，莫里西就选好了“史密斯”（The Smiths）这个名字。他之后解释“这是最普通的名字，我想是时候让世界上的普通人露个面了”。乐队组建前后，莫里西决定他将仅以姓氏为公众所知，而马尔称他为“Mozzer”或是“Moz”。1983年，他禁止身边的人使用“史蒂文”这个他看不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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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乐队排练了几次之后，庞弗雷特愤然离去。替代他的是贝斯手戴尔·希伯特（），后者在曼彻斯特的Decibel录音室工作，马尔参加怪胎派对乐队的小样录制在那里与之相识。藉由希伯特，史密斯乐队于1982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Decibel录制了他们的第一张小样。在鼓手西蒙·沃斯滕克罗夫特的帮助下，乐队录制了《晃摇篮的手》和《受难的小孩》，西蒙和马尔曾在怪胎派对中合作过。沃尔斯滕克罗夫特对加入乐队不感兴趣，所以在试音后，邁克·喬伊斯加入了乐队；他后来透露，他在试音期间受到了迷幻蘑菇的影响。与此同时，莫里西把试听样带给了工厂唱片，但其主理人托尼·威尔逊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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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史密斯乐队在曼彻斯特丽兹酒店举办的学生音乐暨时装秀“纯粹快乐之夜”（）上，作为土耳其蓝色轮舞曲的暖场乐队首次公开演出。在演出中，他们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和《我生日想要一个男孩》。莫里西构建了这场演出的美学设计：场地的音响系统播放克劳斯·诺米翻唱的亨利·珀塞爾的《冷之歌》（）作为背景，乐队随着这首歌登台，然后他的朋友詹姆斯·梅克上台介绍乐队。演出期间，梅克一直留在舞台上，他说：“他们给了我一对沙球——一个可选的额外乐器——和全权委托。没有任何指示——我想大家普遍认为我会“即兴”……我在那里喝红酒，做些多余的手势，并保持在莫里西在我周围用粉笔画的紧密圆圈内。”据称，希伯特对乐队的“同性恋”审美感到不满；反过来，莫里西和马尔对他的贝斯演奏不满意，所以他被马尔的老同学安迪·鲁尔克取代了。希伯特否认他反对乐队被视为同性恋，并说他不确定为什么他被要求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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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史密斯乐队在乔尔顿-卡姆-哈代的Drone录音室录制了他们的第二张小样；录制的曲目包括《有何不同？》（）、《英俊魔鬼》（）和《悲惨谎言》（）。这些被用于在EMI唱片的试音，但该公司拒绝了这支乐队。 乐队继续练习，这次是在波特兰街Crazy Face服装公司的楼上，这个空间由他们的新经纪人乔·莫斯（）租下。圣诞节前，他们已经创作了四首新歌：《这些需要时间》（）、《你看中他什么？》（）、《珍妮》（）和《见仁见智》（），其中最后一首他们很快就放弃了。1983年1月底，他们在曼彻斯特的曼哈顿进行又一场演出，虽然梅克再次以艳舞舞者的身份出现，但这是最后一次了。2月初，他们在庄园俱乐部进行了第三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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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和鲁尔克前往伦敦，将他们的录音磁带交给独立厂牌Rough Trade唱片的杰夫·特拉维斯。特拉维斯同意将他们的歌曲《亲密无间》剪辑成单曲。就封面一事，莫里西坚持要使用吉姆·弗伦奇的一张同性情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他在玛格丽特·瓦尔特斯的《裸男》（）上看到的。单曲于1983年5月发布，良好的销售势头持续了18个月，但未能进入英國單曲排行榜。伦敦大学联盟举行了史密斯乐队第二场伦敦音乐会，，观众包括约翰·沃尔特斯，他是约翰·皮尔的BBC广播一台节目的制作人：他邀请史密斯乐队为节目录制一场演奏会。皮尔说：“你无法立即分辨出他们听的是什么唱片。这相当不寻常，确实非常罕见……史密斯乐队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这次广播曝光之后，史密斯乐队首次接受了音乐杂志《新音乐快递》和《声音》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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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斯前往曼彻斯特，在Crazy Face楼上的排练场地与乐队见面，为Rough Trade签下了乐队的唱片合同。莫里西和马尔代表乐队签字，但并未讨论如何分配收益。特拉维斯请来了泪滴爆裂乐队的特洛伊·泰特，在他的监督下，乐队在东伦敦沃平的Elephant录音室录制了第一张专辑。Rough Trade对专辑和泰特的制作不满意，坚持要求乐队与新制作人约翰·波特重录。单曲《这迷人的男子》和《有何不同？》在英國單曲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25和第12。在音乐媒体的赞扬以及皮尔和大卫·詹森在BBC广播一台的一系列电台演奏会的帮助下，史密斯乐队开始建立忠实的粉丝群体。
《太阳报》的加里·布谢尔指控史密斯乐队的B面歌曲《英俊魔鬼》支持恋童，引起争议。乐队否认了这一说法，莫里西表示这首歌“与儿童无关，更与猥亵儿童无关”。
1984年2月，史密斯发行了首张专辑《史密斯》，专辑在英國專輯排行榜上位列第二。其中的《绕着喷泉打转》（）和《晃摇篮的手》涉及争议，数家小报声称这些歌曲暗示恋童，乐队对此强烈否认。1984年3月，史密斯在第四台的音乐节目《管道》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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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发行同年，专辑外单曲《天知道我如今的悲惨》和《威廉，真的没什么》，后者B面是《现在是多久之后？》。《天知道我如今的悲惨》是乐队首次进入前十名的歌曲，也是工程师兼制作人斯蒂芬·斯特里特与乐队长期合作的开始。
《天知道我现在的悲惨》的B面歌曲《受难的小孩》触及了穆尔斯谋杀案的主题，引发了更多争议。一名被谋杀儿童的祖父在酒吧點唱機上听到了这首歌，觉得乐队试图将谋杀案商业化，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与莫里西见面后，他承认这首歌是对谋杀案影响的真诚探索。莫里西随后与受害者莱斯利·安·唐尼的母亲安·韦斯特建立了友谊，歌曲中提到了她的名字。
年底，史密斯发行了精选辑《满帽空虚》。这张专辑收录了去年为皮尔和詹森电台节目录制的单曲、B面和其他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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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初，史密斯发行了第二张录音室专辑《肉食即谋杀》。这张专辑比前作更加尖锐和政治化，包括支持素食主义的同名曲目（莫里西禁止乐队其他成员被拍到吃肉的照片）、《一事无成》（）中轻松的共和主义，以及反对体罚的《校长仪仗》（）和《野蛮始于家庭》（）。乐队在音乐上也变得更加多元化，马尔在《拉肖姆恶棍》（）中加入了摇滚乐的即兴重复乐段，鲁尔克在《野蛮始于家庭》中演奏了放克贝斯独奏。专辑发行前，乐队将之前的B面《现在是多久之后？》重新作为单曲发行，虽然这首歌没有收录在原版黑膠唱片中，但它被添加到了后续发行的专辑中。《肉食即谋杀》是乐队唯一一张在英国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专辑（不含精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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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西在很多采访中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进一步引发了争议。他针对的对象包括撒切尔政府、英国君主制和饥荒救济项目Band Aid。莫里西对后者有句名言：“人们可以非常关心埃塞俄比亚人民，但每天折磨英格兰人民又是另一回事”（“折磨”指的是该项目产出的音乐）。尽管专辑中唯一的单曲《那玩笑不再好笑》不太成功，勉强进入英国单曲榜前50位，但随后发行的单曲《莎士比亚之妹》位列第26位。1985年，史密斯乐队在英国和美国完成了长时间的巡演。
紧随先导单曲《烦扰缠身的男孩》和《大嘴巴再出击》，史密斯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女王已死》于1986年6月发行。马尔在《永不熄灭的光芒》和《烦扰缠身的男孩》等几首歌中加入了键盘合成的弦乐。《女王已死》在英国排行榜上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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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于1985年11月完成，与Rough Trade的法律纠纷使专辑发行推迟了近7个月，马尔开始感受到乐队巡演和录音日程的压力。他后来告诉《新音乐快递》：“‘情况恶化’还不是全部：我病得很重。巡演真正结束时，一切都变得有点……危险。我喝得太多，喝得太多。”1986年初，鲁尔克因吸食海洛因而被乐队开除。据称，他通过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一张便条收到了开除通知。便条上写着：“安迪——你离开了史密斯乐队。再见，祝你好运，莫里西。”莫里西否认了这一说法。
克雷格·甘农（苏格兰新浪潮乐队阿兹特克相机前成员）取代了鲁尔克担任贝斯手，但两周后鲁尔克又回到了原位置。甘农留在乐队，改弹节奏吉他。这支五人乐队录制了单曲《恐慌》和《问》（柯丝蒂·麦科尔伴唱），在英国单曲榜上分别位列第11和第14，乐队随后在英国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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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嫌持有毒品而被捕，鲁尔克在当年晚些时候的乐队北美巡演中差点被盖伊·普拉特取代。鲁尔克的工作签证在出发前才拿到。虽然演出很成功，但除莫里西之外的工作人员和乐队成员酗酒和吸毒对乐队造成了影响，加上管理不善和与Rough Trade（乐队曾认真考虑离开该公司转投EMI）以及与美国厂牌Sire唱片（莫里西认为该公司没有为史密斯乐队做足够的宣传）的持续纠纷。在佛羅里達聖彼得堡的一场演出后，他和马尔取消了剩下的四场演出，包括在纽约市无线电城音乐厅的盛大压轴演出。 1986年10月，在接下来的英国巡演结束后，甘农离开了乐队。在史密斯乐队期间，甘农参与了七首录音室曲目的录制，包括《恐慌》和《问》、单曲B面《德赖兹列车》（）和《金色光芒》（）、次年发行的单曲B面《半人》（）和《伦敦》以及收录于次年精选辑《世界不会听》的《宝贝，你就是还没争取到》（）。1986年12月12日，乐队在伦敦O2布里克斯頓學院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这是一场反种族隔离的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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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与Rough Trade唱片公司的合同解除，他们寻求与一家大唱片公司签订新合同。马尔在1987年初告诉《新音乐快递》，“每家唱片公司都来找我们。闲聊、行贿，什么都有。我真的很享受。”乐队与EMI签约，这引起了粉丝群体和音乐媒体的批评。
1987年初，《全世界的商店扒手联合起来》登上英国单曲榜第12位，随后第二张精选辑《世界不会听》发行。这个标题是莫里西沮丧的评论，认为乐队缺乏主流认可；精选辑在排行榜上排名第2。之后，单曲《希拉谢幕》带领乐队第二次（也是乐队解散前最后一次）进入英国前10。1987年3月，另一张精选辑《比炸弹更响亮》在美国发行，两月后也在英国发行。乐队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斯特兰奇韦斯，我们来了》以钢琴演奏开头，因马尔希望摆脱史密斯的经典风格。马尔也为其他曲目弹奏键盘，而专辑第一首曲目《一冲一推，这片土地就属于我们了》完全没有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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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继续取得成功，但乐队内部也出现了紧张势头。马尔筋疲力尽，于1987年6月开始休息，他觉得其他乐队成员对他有负面看法。7月，他离开了乐队，因为他误认为《新音乐快递》文章《史密斯乐队解散》是莫里西授意的。这篇由丹尼·凯利撰写的文章声称莫里西不喜欢马尔与其他音乐家合作，马尔和莫里西的私人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地步。马尔联系了《新音乐快递》，解释说他离开乐队不是因为个人关系紧张，而是因为他想要更广泛的音乐视野。前伊斯特豪斯乐队吉他手艾弗·佩里（）被请来代替马尔。乐队与他一起录制了一些从未完成的素材，其中早期版本的《站台上的孟加拉人》（）后来在莫里西1988年的首张个人专辑《仇恨万岁》中发行。佩里觉得不舒服，说“就像是他们想要另一个约翰尼·马尔”；据佩里说，录音结束时莫里西跑出了录音室。
到9月《斯特兰奇韦斯，我们来了》发行时，史密斯乐队已经解散。解散的主要原因是莫里西对马尔与其他艺术家合作感到恼火，而马尔对莫里西音乐上的僵化感到沮丧。马尔特别讨厌莫里西痴迷于翻唱60年代的流行歌手，如Twinkle和西利亚·布莱克，他在1992年说：“这真的是最后一根稻草。我组建乐队不是为了演唱西利亚·布莱克的歌曲。”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莫里西表示，缺乏经纪人和业务问题是解散的原因。
1987年10月，《斯特兰奇韦斯，我们来了》在英国登上第2位，也是史密斯乐队在美国最成功的专辑，在Billboard 200上排名第55。莫里西和马尔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史密斯乐队专辑。专辑中的两首曲目作为单曲发行，以现场、演奏会和小样作为B面。次年，现场专辑《兰克》在英国登上第2位，并进入欧洲百大专辑榜位列第9，专辑录制于1986年，其时克雷格·甘农还在乐队。
莫里西和马尔各拿走了史密斯乐队40%的录音和表演版税，乔伊斯和鲁尔克各拿走了10%。正如乔伊斯的律师后来在法庭上辩称的那样，乔伊斯和鲁尔克被视为伴奏音乐家，“就像割草机的零件一样容易更换”。1989年3月，乔伊斯和鲁尔克对莫里西和马尔提起了法律诉讼。他们辩称，他们是史密斯乐队的平等合伙人，除了歌曲创作和发行之外，他们各自都有权获得乐队所有活动收益的25%。负债累累的鲁尔克很快达成和解，一次性获得了8.3万英镑（相当于2023年的£260,824）和10%的版税，放弃了所有进一步的索赔。
乔伊斯继续诉讼，并于1996年12月将诉讼提交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衡平法庭。莫里西和马尔在前一年接受了乔伊斯和鲁尔克是合伙人的事实，但乔伊斯是否有权获得史密斯乐队“（歌曲创作或出版以外的）活动”产生的四分之一收益仍存在争议。乔伊斯的律师奈杰尔·戴维斯（） 表示，乔伊斯直到乐队解散后才意识到自己只获得了10%的收益。
莫里西和马尔在审判中分别由律师出庭，他们坚称已经向鲁尔克和乔伊斯解释了版税分配问题，尽管他们不再确定何时。此外，这项协议只是口头讨论，从未在法律上写在纸上，马尔对此感到后悔。2004年，他说，虽然他并不后悔解散史密斯乐队，但他希望乐队“从一开始就”签署法律文件，以避免后来的财务分歧。正如马尔的律师罗伯特·恩格尔哈特（）所说，“13年后，很难确定40:40:10:10收益分成的确切时间……但莫里西和马尔自始至终都坚持他们将从史密斯乐队的收入中获得40%的净收益。”
经过七天的听证会，法官威克斯裁定乔伊斯胜诉，他将获得约100万英镑以及此后25%的版税。法官还进行了品格评估；乔伊斯和鲁尔克（为乔伊斯提供证言）给他留下了直率诚实的印象，而莫里西“在涉及自身利益时显得狡猾、好斗和不可靠”，马尔“愿意夸大证据，使自己变得不那么可信”。法官还表示，马尔“可能是四个人中比较聪明的”，而鲁尔克和乔伊斯“不聪明”。八个月后，莫里西在接受采访时说：
法庭案件是史密斯乐队生活的简史。迈克一直在说话，却什么也没说。安迪记不住自己的名字。约翰尼试图取悦所有人，结果却谁也取悦不了。莫里西在被告席上被炙热的聚光灯下训斥。“你怎么敢成功？”“你怎么敢走出来？”对我而言，史密斯乐队很美好，约翰尼离开了，迈克毁了它。
在审判前，有人问莫里西是否认为鲁尔克和乔伊斯被欺骗了，莫里西回答说：“他们很幸运。如果他们换了其他歌手，他们就不可能走得比索尔福德购物中心更远。”莫里西的律师伊恩·米尔承认，莫里西的态度“暴露了一定程度的傲慢”。莫里西对判决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民事部门）于1998年11月审理并驳回了上诉。受到乔伊斯成功的启发，鲁尔克就自己的选择寻求法律建议。他于1999年被宣布破产。
2005年11月，乔伊斯在BBC 6 Music节目中告诉马克·赖利，经济困难使他不得不在eBay上出售史密斯乐队的稀有唱片。举例来说，赖利播放了一段未完成的器乐，名为“Click Track”（或“Cowbell Track”）。三天后，莫里西发表声明回应，称乔伊斯于1997年分别从马尔和莫里西那里获得了21.5万英镑，此后马尔在2001年最后一次补发26万英镑。莫里西未能支付最后一笔款项，因为他说，2001年他在海外，没有收到文件。乔伊斯获得了对莫里西的缺席判决，将他的未偿债权改为68.8万英镑，并获得了扣押他大部分收入的命令。这让莫里西感到不满，他估计，截至2005年11月30日，乔伊斯至少令他花费了151.5万英镑的版税和律师费。
史密斯樂團 单飞生涯
乐队解散后，莫里西开始录制个人专辑，与制作人斯蒂芬·斯特里特和曼彻斯特同乡、杜鲁蒂柱吉他手维尼·赖利合作。专辑《仇恨万岁》（意指史密斯乐队解散）于1988年3月发行，在英国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邀请了几位歌手为几首歌曲和声，例如疯狂乐队的萨格斯参与了《皮卡迪利波拉利》，偽裝者合唱團的克里西·海特参与了《我的爱情生活》。他与苏西与女妖乐队的苏西·苏录制了一首二重唱《间奏曲》，以两人的名义共同发行。他还与编曲者恩尼奥·莫里科内合作演唱了《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90年代初，在首次以莫里西的身份巡回演出后，他重新在北美受到欢迎。莫里西继续以独唱艺术家的身份表演和录制唱片，截至2020年已发行了13张录音室专辑。
史密斯樂團 单飞生涯
1989年，马尔与新秩序乐队的伯纳德·萨姆纳和宠物店男孩的尼尔·坦南特一起回归跨组合乐队Electronic。在接下来的十年里，Electronic乐队发行了三张专辑。马尔也是The乐队的成员，在1989年至1993年间与他们一起录制了两张专辑。他曾担任伴奏音乐家和写作合作者，与偽裝者合唱團、布萊恩·費瑞、宠物店男孩、比利·布拉格、黑葡萄、传声头像、謙遜耗子、拥挤房子和貝克等艺术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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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他组建了另一支乐队“约翰尼·马尔与治疗者”（），该乐队只发行了一张专辑《非洲树蛇》（2003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久后就解散了。后来，他作为客座音乐家参与了绿洲乐队的专辑《异教化学》（2002年）。 2006年，他开始与謙遜耗子乐队的艾萨克·布罗克合作创作歌曲，这些歌曲最终收录在乐队2007年发行的专辑《船还没沉我们就死了》中。謙遜耗子随后宣布马尔成为一名正式成员，重组后的阵容在2006至2007年进行了大规模巡演。2008年1月，马尔据报道称参加了在斯托克波特的Moolah Rouge录音室与韦克菲尔德独立乐队The Cribs一起进行的为期一周的歌曲创作会议。马尔与乐队的合作持续了3年，并出现在第四张专辑《忽视无知者》（2009年）中。他于2011年4月宣布离开。他随后录制了3张个人专辑，2013年的《信使》、2014年的《游乐场》和2018年的《呼叫彗星》。除了作为音乐家和词曲作者活动外，马尔还制作了马里昂乐队1998年的第二张专辑《The Program》和避难所乐队2002年的首张专辑《感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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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鲁尔克和迈克·乔伊斯继续合作。他们在1988年上半年与希妮德·奥康娜一起巡回演出；鲁尔克还出现在她1990年的专辑《我别无所求》中。同样在1988年，他们（与克雷格·甘农一起）被招募到成人网络，但不久后就离开了乐队。1988年和1989年，他们与莫里西录制了单曲。1998年，他们与阿齐兹·易卜拉欣（石玫瑰乐队）一起巡回演出和录制。2001年，他们与杰森·斯佩克特等人组建了幽灵乐队（）。乐队在英国和美国演出，并没有成功。同年，他们以Moondog One的名义与保罗·阿瑟斯（绿洲乐队）、阿齐兹·易卜拉欣和罗威塔·伊达（快乐星期一）录制了小样，但项目没有进一步发展。2001年底，他们一起在老牌曼彻斯特乐队Jeep演奏。2005年，他们与文尼·皮丘利尔（）一起演奏，录制了单曲《两个胖情人》（），乔伊斯也出现在2006年的专辑《文尼·皮丘利尔的沉浮》（） 中。2007年，他们发行了纪录片DVD《史密斯内幕》（），这是他们与乐队相处时光的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莫里西和他们的音乐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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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项目之外，乔伊斯在1990年与麂皮乐队一起录制唱片；1990年至91年，他与嗡嗡鸡乐队一起巡演和录制唱片；1992年他分别同约翰·里顿与公众形象有限公司、朱利安·科普一起巡演；1995年，他加入P·P·阿诺德的唱片录制；1996年至1998年，他参入皮特·怀利 的巡演唱片和录制。进入新世纪后，他分别在2007年与文尼·皮丘利尔和保罗·阿瑟斯、2008至2009年与Autokat乐队一起巡演。他在 Revolution 96.2 FM广播上主持《另类疗法》（）节目，直到该电台于2008年改变编排，节目后来在曼彻斯特在线电台和Tin Can Media上恢复播出。他在东村电台主持《联盟排行榜》（）节目，该节目在纽约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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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尔克参与到了偽裝者合唱團（1994年，《最后的独立者》客座）、画得糟的男孩（合作持续了两年）、骄傲玛丽（2004年，《爱与光》客座）和伊恩·布朗（2007年，《世界属于你》客座）的演奏与录制工作中。2007 年，他与贝斯手彼得·胡克（新秩序和歡樂分隊）和 马尼（石玫瑰和原始吶喊）组建了自由低音乐队。鲁尔克共同创办了“ 曼彻斯特 v 癌症” 系列音乐会，后来演变为“对抗癌症”，为癌症研究筹集资金。他专注于自己的电台事业，从XFM曼彻斯特的周六晚间节目开始。他在东村电台常驻，乔伊斯是他的同事。鲁尔克于2009年初搬到了纽约。在那里，他与奥莱·科任斯基（）组建了Jetlag，一个“DJ和音频制作机构”。2014年4月，小红莓乐队主唱多洛丝·奥瑞沃丹加入了乐队，乐队改名为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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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和莫里西曾多次表示他们不会重组乐队。2006年，莫里西宣称：“我宁愿吃掉自己的睾丸也不愿重组史密斯乐队，这对一个素食主义者来说意义重大。”同年，在另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原因时，他回答道：“我觉得自从史密斯乐队解散以来，我已经非常努力了，而其他人却没有，所以为什么要给他们不值得的关注？我们不是朋友，我们不见面。那我们为什么要一起站在舞台上？”2009年2月，在接受BBC廣播二台采访时，他说：“人们总是问我关于重组的问题，我无法想象为什么”，“过去似乎是已是远处，我对此感到高兴。”2002年，乔伊斯表示他对重组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史密斯乐队已经走到了尽头。
2004年11月，VH1播出了《乐队重聚》的《后台通行特别集》（），节目中主持人阿默·哈利姆在阿波罗剧院演出前试图挡下莫里西，但未能成功。2006年3月，莫里西表示，史密斯乐队拒绝了在科切拉音乐节上演出的500万美元报价，他说：“钱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然后它结束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结束。我想继续。（马尔）想结束它。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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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据广泛报道，莫里西在那个夏天拒绝了一个“推广者财团”提出的7500万美元（当时接近4000万英镑）的报价，意在令其与马尔重聚，并在2008年和2009年以史密斯乐队的名义进行50天的世界巡演。新音乐快递称莫里西是该故事的来源。《滚石》杂志援引了他的公关人员的话。莫里西默许的非官方粉丝网站“true-to-you.net”也报道了这一提议。后来，这件事被称为一场骗局，尽管尚不清楚是谁在欺骗谁。10月，马尔在BBC广播五台直播上说：“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知道的，谁知道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10年或15年后，当我们出于某种原因需要时，我们才会这样做，但现在莫里西在做他的事情，我在做我的事情。”
2008年，马尔在重新制作乐队曲目母带时恢复了与莫里西和鲁尔克的联系。同年9月，莫里西和马尔在曼彻斯特会面，讨论了重组乐队的可能性。两人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保持着联系，并决定不让乔伊斯参加任何可能的重组，等到马尔完成对The Cribs的承诺后再进行重组。马尔在墨西哥与The Cribs一起巡回演出时，两人之间的联系突然中断，重组的话题再也没有被提起。马尔说，直到2010年12月，他才再次收到莫里西的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2009年6月，马尔在伦敦接受XFM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有人出价5000万美元，让我们举办三场……也许是五场演出。”他说重组的可能性“与金钱无关”，原因“非常抽象”。
2006年1月，马尔和治疗者乐队在鲁尔克的“曼彻斯特 v 癌症”慈善音乐会上演出，马尔与鲁尔克一起演唱了《现在是多久之后？》。马尔和鲁尔克还在2014年的巴西Lollapallooza音乐节上演唱了同一首歌。鲁尔克于2023年5月19日因胰腺癌去世，享年59岁。
2024年8月，莫里西在他的个人网站“Morrissey Central”上发文称，他和马尔收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提议”，邀请他们以史密斯乐队的名义在2025年进行巡演。莫里西表示他接受了邀请，但马尔没有回应。随后，马尔发布了一张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的照片，暗示其反对史密斯乐队重聚的态度。马尔曾在2016年表示，莫里西的政治立场与法拉奇一致，甚至打趣道，如果乐队重聚，法拉奇将会成为他们的吉他手。
几周后，马尔通过其官方Instagram账号发布了其管理团队的正式声明。声明中明确表示，马尔并没有忽视该提议，而是直接拒绝了。声明还澄清了莫里西的其他说法，例如声称马尔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申请了乐队100%的知识产权和商标权，尽管“‘史密斯乐队’这个音乐组合名称是莫里西个人在1982年5月创立的”。马尔在声明中称，自己发现乐队并不拥有商标权后，为了防止第三方在2018年尝试使用史密斯乐队的名称，决定单独以自己的名义注册该商标，因为他没有收到莫里西及其代表的回应。2024年1月，马尔签署了一份协议，愿意与莫里西共同拥有史密斯乐队这一名称的所有权，但莫里西至今未对该协议作出回应。马尔进一步澄清，申请商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与其他歌手一起以史密斯乐队的名义巡演（这与莫里西团队的说法相反），而仅仅是为了保护乐队的名字及其使用权。
2025年9月，莫里西在其个人网站上宣布将史密斯乐队名称以及其持有的周边商品权益、歌词与音乐作品版权、同步授权、录音及出版合同权益等「出售给任何感兴趣的投资方/投资者」。
史密斯樂團 音乐风格
史密斯乐队的音乐可被归类为独立流行、独立摇滚、噪响流行、后朋克、和另类摇滚。 莫里西和马尔主导了乐队的音乐方向。马尔在1990年表示，“莫里西和我各担一半。我们对每张专辑方向的想法完全同步”。史密斯乐队「非节奏布鲁斯、格外『白人式』地融合了20世纪60年代摇滚和後龐克，是对当代舞曲流行音乐的否定」。乐队有意拒绝用合成器和舞曲。 而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肉食即谋杀》开始，马尔决定在歌曲中加入键盘。
史密斯樂團 音乐风格
马尔噪响的吉他演奏受到了飞鸟乐队的罗杰·麦金恩、疯马乐队的尼爾·楊、披頭四樂隊的乔治·哈里森、偽裝者合唱團的詹姆士·哈尼曼-史考特和五角星乐队的伯特·扬施的影响。马尔经常用变调夹将吉他调高一整音至F调，以适应莫里西的音域，同时也使用开放式调弦。马尔表示，制作人菲尔·斯佩克特对他产生了影响，他说：“我喜欢唱片的概念，即使是那些空间很大的唱片，听起来也很有‘交响乐’的感觉。我喜欢所有演奏者融入一种氛围的感觉。”马尔最喜欢的其他吉他手包括丑角合唱團的詹姆斯·威廉姆森、罗里·加拉格尔、谁人乐队的皮特·汤申德、吉米·亨德里克斯、暴龍樂團的馬克·波倫、滚石乐队的基思·理查兹，以及杂志乐队和苏西与女妖乐队的约翰·麦吉奥赫。在2007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马尔表示，他的目标是在史密斯乐队中“修剪”自己的风格，避免陈词滥调的摇滚吉他。马尔禁止自己使用强力和弦、失真、长独奏或“大摇滚和弦進行”，而是依靠复杂的琶音为乐队创作他标志性的吉他作品。偶尔，马尔会违反自己的规则，比如他在《伦敦》中使用过载踏板。
史密斯樂團 音乐风格
莫里西的角色是创作人声旋律和歌词。莫里西的歌曲创作受到朋克摇滚和后朋克乐队的影响，如纽约娃娃、抽筋乐队、特别乐队和邪教乐队，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女子音乐组合和歌手，如達斯蒂·斯普林菲爾德、桑迪·肖、瑪莉安·菲絲佛和蒂米·乌罗。莫里西的歌词虽然字面上很沮丧，但往往充满了尖刻的幽默；约翰·皮尔（）曾评论说，史密斯乐队是少数能让他开怀大笑的乐队之一。莫里西童年时对20世纪60年代“厨槽”电视剧的社会现实主义感兴趣，受此影响，他写下了普通人及其绝望、拒绝和死亡的经历。虽然“《病态依旧》等歌曲确立了他作为心怀不满的青年代言人的地位”，但莫里西的“躁狂抑郁的咆哮”和他的“‘我真可怜’的姿态”刺激一些敌对的批评者将史密斯乐队斥为‘悲观主义者’。”朱利安·斯特林格（）将史密斯乐队描述为“英国最公开的政治团体之一”，而安德鲁·沃恩斯（）在对他们作品的研究中称他们为“最反资本主义的乐队”。
史密斯樂團 视觉风格
乐队的封面设计具有独特的视觉风格，经常以双色调展现电影和流行歌星的人像。设计由莫里西和Rough Trade艺术协调员乔·斯利完成。单曲封面除了乐队名称外，很少出现任何文字，乐队本身也没有出现在任何英国发行的封面上。不过，莫里西的确出现在单曲《有何不同？》一张替代封面上，模仿了原作中演员特伦斯·斯坦普的姿势，后者反对使用他的照片。封面主题的选择反映了莫里西对电影明星（斯坦普、阿兰·德龙、让·马莱、安迪·沃荷的门徒乔·达历山德罗、占士·甸）、六十年代英国流行文化人物（维夫·尼科尔森、帕特·菲尼克斯,、尤莎·乔伊斯、希拉·德莱尼）以及老电影和杂志中的匿名图像的兴趣。
史密斯乐队主要穿着普通的衣服——牛仔裤和朴素的衬衫——以符合返璞归真、吉他和鼓乐为主的音乐风格。这与新浪漫主义流行乐队（如施潘道芭蕾乐队和杜蘭杜蘭）所培养的异国情调的高级时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并被《面孔》和《i-D》等杂志重点报道。1986年，当史密斯乐队参加英国音乐节目《老灰吹哨测试》时，莫里西戴了一个假助听器，以表支持一位羞于使用助听器的听力受损粉丝，并且经常戴厚边國民保健署式眼镜。莫里西还经常在舞台上挥舞剑兰花。
史密斯樂團 视觉风格
作为史密斯乐队的主唱，莫里西颠覆了许多与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相关的常规。乐队的简约审美是对新浪漫主义所代表的华丽的一种反应，虽然莫里西采用了像新浪漫主义或早期华丽摇滚歌手那样的雌雄同体形象，但他的风格更加微妙和低调。据一位评论员说，“他很有书呆子气；他在舞台上戴着國民保健署的眼镜和助听器；他是独身主义者。最糟糕的是，他很真诚”，他的音乐“如此令人陶醉的忧郁，如此危险的深思，如此诱人的幽默，以至于引诱听众......与他和他的音乐建立关系，而不是与世界建立关系。”
史密斯樂團 遗产
史密斯乐队影响广泛。BBC新闻的伊恩·扬斯（）称他们是“披頭四樂隊之后最能激发人们热爱的乐队”。马尔的吉他演奏“为追随史密斯乐队的更多曼彻斯特传奇奠定了基石”，如石玫瑰的吉他手约翰·斯奎尔称他受到了马尔的影响。绿洲乐队的词曲作者兼吉他手諾爾·蓋勒格也表示受到史密斯乐队的影响，尤其是马尔，他说“Jam乐队解散之时，史密斯乐队开始了生涯，我完全支持他们”。史密斯乐队对早期的电台司令产生了影响，启发了后者2001年的单曲《出鞘》。2001年，马尔表示电台司令是“最接近史密斯乐队真正影响”的乐队。
英国摇滚乐队北極潑猴的亚历克斯·特纳称史密斯乐队对乐队风格的形成有着影响。加拿大艺人威肯表示，史密斯乐队是他制作第三张录音室专辑《星聞人物》时的灵感来源。美国创作歌手傑夫·巴克利是史密斯乐队和莫里西的粉丝。巴克利经常翻唱史密斯乐队的歌曲，如《我知道都结束了》和《烦扰缠身的男孩》。2010年，莫里西将巴克利1994年发行的的《优雅》列为他最喜欢的专辑第12位。
史密斯樂團 遗产
西蒙·戈达德在2007年的《Q》杂志上认为史密斯乐队是“80年代真正重要的声音”和“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吉他乐队”。他继续说道：“作为首批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主流成功的独立局外人（他们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1985年的《肉食即谋杀》，在英国排名第一），他们将摇滚的标准四人组合提升到了魔力和诗意的新高度。他们的遗产可以下溯到石玫瑰、绿洲和放蕩樂團，一直到当下一批艺术气息浓厚的年轻吉他乐队。”
在《未删节》杂志上，西蒙·雷诺兹写道：“从前，一支来自北方的乐队带来了如此清新而充满活力的声音，席卷了整个国家。这首曲子是摇滚，但关键的是，它也是流行音乐：简洁、有力、旋律优美、闪亮而不‘做作’。这位歌手是真正的原创者，通过具有地方特色的声音，传递出一种敏感与力量、反抗与温柔的融合。这个年轻人的嘴唇吐出的话语既现实又不阴沉，充满了狡黠的幽默和精美的细节。大多数人都认可他们的首张专辑成为里程碑，成为经典。”
史密斯樂團 遗产
“由石玫瑰率先发起、由绿洲、麂皮和模糊等乐队引领的英伦摇滚运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莫里西对过去阴冷的英国城市的描绘和怀念。”模糊乐队的成立源于1987年在《南岸秀》上见到史密斯乐队。然而，尽管英伦摇滚运动的领军乐队受到了史密斯乐队的影响，但他们与“莫里西和史密斯乐队的基本反建制哲学”相悖，因为英伦摇滚“完全是一种商业的构建”。马克·辛普森认为“英伦摇滚的整个意义在于将莫里西从画面中抹去......莫里西必须成为一个‘非人’，这样九十年代中集中规划并协调的流行音乐经济才能实现。”
蒂佐·塔奇当将史密斯列入他的的反主流文化Spotify播放列表中。《滚石》杂志在其2012年版“史上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榜单中收录了全部四张史密斯乐队的专辑，并在2004年版滚石杂志五百大歌曲中收录了《威廉，真的没什么》和《现在是多久之后？》。莫里西被列入其2010年版最伟大歌手榜单。2014年和2015年，史密斯乐队被提名进入摇滚名人堂。
2021和2023年，鲜花乐队和歌手理查德·艾斯利举行了数场史密斯翻唱音乐会，其中包括2023年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上的表演。《卫报》对演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为粉丝提供了一种欣赏史密斯的方式，而没有了莫里西带来的“道德上的不安”，有鉴于莫里西近年来颇具争议的形象。莫里西在他的网站上感谢了乐队和艾斯利，但马尔表示，演出“既有趣又可怕”。
台鐵DR2700型柴油車
DR2700型柴油車是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於1966年引進的無冷氣空調柴油客車，為第一款使用不鏽鋼製的臺灣鐵路車輛，由日本東急車輛製造，於同年10月31日正式啟用，營運初期以「光華號」為名開始營運，因車體採用不鏽鋼，俗稱「白鐵仔」。在1979年縱貫線鐵路電氣化前，時速達110公里的DR2700型柴油車是臺灣陸上最快速的交通載具。隨著台鐵電氣化工程的推進、車種等級變更及新款電聯車加入客運服務，DR2700型柴油車陸續改為行駛對號特快車、普快車及普通車，服務於尚未電氣化的路段 ，以及西部幹線的部分區間列車，至1996年止，並於同年接替DR2000型柴油車，以玉里為中心，行駛花蓮臺東間的通勤時段普通車。花東鐵路電氣化第一階段工程完工後，由玉里車站開出的4677次於2014年7月15日晚間7時27分抵達花蓮車站，DR2700型柴油車正式退役，結束在台灣近48年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