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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華人
在荷屬東印度殖民時期，印尼華人的人口迅速增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尼华人社会文化的发展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同乡会馆、華族媒体和华文学校 。這些機構在中国清末民初的中國民族主义时期蓬勃发展。然而，民族主义目标的差异和經濟利益因素加劇了華人社群的分裂。一些印尼華人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一些印尼華人则致力于參與印尼本土政治，也有不少人遊走於跨國華人網路。新秩序時期（1967-1998）取締了前述三大支柱，转而采用強制文化同化政策来解决所谓的“华人问题”。
印度尼西亞華人
自荷蘭殖民時期以來，印尼华人就長期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荷蘭殖民時期的分而治之策略及將鴉片專營權授予華人富商等行為使得不少印尼原住民對華人感到不滿。印尼共和國時期新秩序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刻意地加深了原住民對华人的刻板印象。1998年蘇哈托独裁政府倒台之後，改革時期的印尼政府取消了对華裔印尼人的制度性限制和强制同化政策。一些印尼華人在印尼共和國建立之初選擇了中國國籍並前往祖籍國中國。還有一些人移民到邻国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以逃避反华情绪或追求更好的生活。20世纪下半叶以來，不少發達国家出现了海外華裔印尼人社区，在海外華裔印尼人社區中，身份认同為印尼人的人明显多于身份认同為華人的人。
印尼語稱中華為Tionghoa，即源自閩南語「中華」（白話字：Tiong-hôa）發音。而印尼的唐人街通常被稱為Pecinan。
印度尼西亞華人 歷史
華裔印尼人的歷史長達數個世紀，現今的華裔印尼人的祖先主要在荷蘭殖民時期來到印尼群島。在殖民地初期，印尼華人多被殖民者置於“中間人”的位置，在包稅制度制度下，不少華人大商人謀取了大量財富。19世紀下半葉，荷蘭殖民者採取分而治之的種族隔離政策，這種社會被J S Furnivall稱為多重社會。此時，印尼的華人社會被學者認為分化為土生華人和新客華人社群。
在20世紀初，印尼華人在民族主義浪潮中出現了親中、親荷、親印尼三大派別，荷蘭殖民當局因此採取不同的政策防止反殖民情緒和親中情緒蔓延，達到鞏固殖民統治的目的。持不同政見的印尼華人在印尼的各個時期積極參與政治，成立了不少組織。
印度尼西亞華人 歷史
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獨立建國之後，印尼華人國籍問題在20世紀後半葉曾經長期困擾不少印尼華人。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反共大清洗將不少無辜的華人打為共產主義同情者。蘇哈托新秩序時期實施文化同化的政策，使得土生華人和新客華人的界線日漸模糊化，而兩者都變得高度印尼化。最終在1980年代之後，印尼共和國大幅放寬了外籍華人的入籍條件，使得絕大多數長期生活在印尼的華人都能成功加入印尼國籍。蘇哈托新秩序時期政權與華人大商人勾結的策略也讓不少印尼原住民加深了對華人的刻板印象。印尼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生了黑色五月暴動，有很多華人在此期間遇害或感到受迫害，最終蘇哈托下臺，印尼也迎來了民主化。
反華情緒在殖民地時期和印尼獨立之後曾經長期困擾印尼社會。1998年印尼民主化之後，在制度上，印尼政府不再採用歧視性政策登記印尼華人的身份，是否是華人只是個體的身份認同問題。然而，反華情緒的遺產仍然存在。現今，不少印尼華人首先認為自己是印尼人，然後才是華人。而印尼華人的參政議政也在進行中。
印度尼西亞華人 人口
華裔印尼人的人口數量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印度尼西亚20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有2,411,503名公民为华人，占总人口的1.20％。另有93,717（0.05％）华人非印尼公民，其中大多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中華民國國民，他们可能是无法支付相关费用而不能成为印尼公民。
2000年的人口普查采用了靈活的自我认同的方法，民族身份認同可以根据文化经验而改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认定自己是某个民族的成员，而不受人口普查官员的干扰。有華裔血統但自我認同是其他族裔的公民不會被紀錄為華人。這些人中的某些人可能由於同化或通婚，考虑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是在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騷亂两年后进行的，還有一些人是出於创伤因素。
印度尼西亞華人 人口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尼华人的人口为2,832,510，佔全國人口的1.2%。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22.3％的印尼华人居住在爪哇岛首府雅加达。雅加达连同万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和东爪哇等爪哇島的省份居住了印尼全國约一半（51.8％）的华人 。印尼的各个省份中，西加里曼丹约有8.15％的人口是华人，其次是邦加-勿里洞（8.14％），廖内群岛（7.66％），雅加达（6.58％），北苏门答腊（5.75％），廖内省（1.84％），在其余各省，印尼华人占比少于1％。北苏门答腊的华人集中居住在省会棉兰，与巴塔克人和爪哇人构成城市中的主要民族，但华人在整个北苏门答腊省所占的比例不大。华人在民禮、先達和丹戎巴來等城市也大量定居 。
过去对印尼华人人数的估计長期依赖1930年的荷属东印度人口普查。時隔70年後才有新的華人人口普查數據。1930年的人口普查收集了有关种族的直接信息，报告显示，當時的荷屬東印度华人约123万，占总人口的2.03％。这被认为是华人的准确数据。
印度尼西亞華人 人口
在2000年之前，没有人口普查收集民族信息，因此中间年份的数据只能从其他数据（如语言和宗教信仰）推断出来。早期调查中，1961年人类学家G.W. Skinner估计，有230万（2.4％）至260万（2.7％）华人。1973年，前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发表的报告中指出有500万华人。随后许多媒体和学术界人士估计，华人约印尼总人口的4％至5％。在2000年代，估计数字已经达到了600万到700万，2006年，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估计印尼华人高达767万。
印度尼西亞華人 人口
1920年至1930年期间，印尼华人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3％，然后由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许多地区经历了净移民。另外，195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人数大幅减少，所以印尼华人增长率下降。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相对较大，全国14岁以下人口比例最低，65岁以上人口比例居第二位。人口金字塔底部狭窄，直到15-19岁年龄组迅速增加，表明总生育率迅速下降。1980年以来出生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雅加达和西爪哇，人口高峰在20-24岁年龄组，这表明生育率的下降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随着人口年龄的增加，金字塔呈现平稳下降趋势。
20世紀下半葉，印度尼西亞華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開始移民到較為發達的西方國家。尽管这些移民有華人血統，但他们往往不被认为是華人，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澳大利亞的政治家James Jupp AM於澳大利亞人口百科全書估計，1990年代後期生活在澳大利亞的30,000多名印度尼西亞移民中有一半是印度尼西亞華人，且已經融入其他華人社群。在紐西蘭，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移民居住在奧克蘭郊區，有些人在1998年印度尼西亞騷亂後來此尋求庇護，其中三分之二有居留權。澳大利亞學者Charles Coppel相信印尼華人移民為構成居住在香港的海外歸僑的一大群體。
2000年生活在美國的57,000名印尼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估計為印尼華人。在南加州，居住在該地區的印尼裔美國人中有60％有華人血統。移民美國的印尼華人通常在印尼生活了幾代，並與印尼原住民通婚。在加拿大，只有少數印度尼西亞華人移民說閩南泉漳話、客家話、潮州話等漢語方言。雖然有華人家庭有興趣恢復傳統文化，但其在加拿大出生的後代往往不願意學習漢語。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It may be stated as a general rule that if a given area of Indonesia was settled by Chinese in appreciable numbers prior to this [20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there is in some degree dichotomous today. In one sector of the society, adults as well as children are Indonesia-born, the orientation toward China is attenuat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ividual culture is apparent. In the other sector of the society, the population cons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immigrants and their immediate descendants, who are less acculturated and more strongly oriented toward China. The significance and pervasiveness of the social line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varies from one part of Indonesia to another.（一般地，如果印尼的某一特定地区在20世纪之前就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定居，那么今天此地的华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元的。該社会的某一羣體无论是老幼都是印尼本土出生的，其中國導向弱，個體的文化也明顯本土化。在社会的另一部分，人口由二十世纪的中國移民及其直系后代组成，他们的同化程度较低，中國導向更加强烈。这两个羣體之间的社会界限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因印尼的不同地区而异。）——G. 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Minority", Indonesia pp. 103–104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研究印尼華人的學者在过去經常根據種族和社會文化背景來區分該群體的成員：土生華人（印尼語：）和新客華人（印尼語：）。這兩個術語最初是用來在種族上區分純種的中國移民和混血的華裔後代。後來出現了這些術語的第二層含義，即新客華人出生在中國，任何出生在印尼本土的人都被認為是土生華人。新客華人內部的區隔主要是由於不同的語言羣體，但這種模式在20世紀之交已經不明顯了。而對於土生華人，社會階層的劃分是根據教育和家庭地位而不是財富來劃分的。
在蘇哈托時期，印尼的新客華人和土生華人都經歷了土生華人化和印尼化，二者的界線逐漸模糊化。
新客華人社羣的亲属关系结构遵循中国社会的父系和父权制传统。
土生華人的亲属模式结合了爪哇社会中的基质，母系和母權制的元素。在土生華人的社区中，儿子和女儿都可以继承家庭财富，包括祖先的骨灰。土生華人家庭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威比在新客華人家族中更平均分布在两个性别之间。亲属术语不能区分母亲和父亲的亲戚。土生華人有更多無小孩的夫婦。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土生華人家庭比新客華人更接近一些传统的中国价值观。由于土生華人失去了与中国沿海省份祖籍地和祖先家庭的联系，因此他们較少受到中國20世纪现代化的影响。土生華人对离婚的态度更为严格。在土生華人家庭中，包办婚姻更为普遍，他们的关系往往更具有裙帶關係。新客華人更世俗化，而土生華人青年往往更具宗教信仰。
在21世纪，新客華人和土生華人的概念差异逐渐变得过时，一些家庭表现出两种族羣的文化特征。异族通婚和文化同化通常会阻止形成与任何简单的种族标准一致的華裔印尼人的精确定义。在某些形式或情况下，使用華人姓氏通常是文化自我认同的标志，或与華人社会制度的一致性。
1930年荷屬东印度人口普查中的中国人被殖民者归类为異域东方人（荷蘭語：），这导致了单独的登記。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通过1946年的一项公民法案授予了公民身份，并在1949年和1958年重申了公民身份。但是，他们经常遇到有关其公民身份合法性的障碍。印尼華人在与政府官员开展业务时，要求出示印尼公民證（印尼語：）。没有SBKRI，他们将无法制作护照和居民身份证（印尼語：）；注册出生，死亡和结婚证书；或注册营业执照。许多選擇中國國籍的印尼華僑在1950至1960年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撤僑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這些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是歸國華僑，此外，不少印尼歸國華僑之後前往英屬香港定居。
用於識別社羣的其他術語還有土生華人（印尼語：）和新客華人（印尼語：)。前者传统上用来描述那些在当地出生的人，源自印尼语单词anak（孩子），因此意味着“土地的孩子”。后者源自爪哇語，意为新的或纯净的，用于描述外国出生的和新移民。为了确定印尼華人的各個分支，Mely G. Tan认为必须根据国籍，然后根据他们的文化取向和社会认同。而Aimee Dawis指出，自1990年代初以来，基于文化亲和力而不是原籍国的这种定义更有說服力。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社會學家Mely G. Tan認為，研究華裔移民的學者常將這個群體稱為「整體實體」：海外華人。這種處理方法在印尼也長期存在；大多數人稱他們為Orang Cina或Orang Tionghoa（兩者的意思都是華人），或Hoakiau（華僑）。他們以前在民族誌文獻中被描述為「印尼華人」，但現在的術語已經發生變化。舊的表述強調該團體的中國血統，而新的描述則強調印尼種族融合。Aimee Dawis援引著名廖建裕的話說，這種轉變「對於打破他們是一個排外群體的刻板印象來說非常重要」，並且還能在他們中間「促進民族主義意識」。
1941年之前的華人商業由土生華人主導。新客華人在印尼独立后的头十年中的商業地位得到了加强。殖民時期的甲必丹的地位由新時期的財閥取代。在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期間，華人商人和原住民軍官合作走私，這使得獲得軍官支持的林紹良等福清籍新客商人在蘇哈托新秩序時期崛起，1998年之後其他經濟強大的華人族羣開始出現。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195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几乎所有零售商店均由華人企业家所有，其业务从销售杂货到建筑材料不等。土著商人感到不滿。
在土著商人的压力下，印尼政府颁布了堡垒计划和1959年第10號總統令，该计划对華人进口商和華人农村零售商施加了限制。尽管国家和私人努力鼓励土著资本的增长，但華人商人的主導地位仍在继续。印尼華人企业是竹網的一部分，这些网络共享共同的家庭和文化联系。
印尼政府政策在新秩序時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恢复经济，政府转向那些拥有投资和扩大公司活动能力的人。華人资本家称为主公（印尼語：），得到了印尼军方的支持，印尼國民軍在1965年之后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土著商人在1970年代再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投资支持，但立法努力未能减少華裔商人统治地位。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印尼本土與國際報道往往突出最富裕的華裔印尼商人，並誇大他們佔據的國民財富。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之初，致力於吸引海外華人的資本投資僑鄉或中國其他地方。在1995年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东亚分析部门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大约73％的上市公司市值（不包括外国和国有公司）归華裔印尼人拥有。此外，他们在1993年底拥有前300个綜合企業和前十名私营部门组中的98％。这个数字传播了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華人（估计人口的3％）控制了70％的经济 。尽管该数字的准确性是有争议的，但很明显，财富差异沿着种族边界存在。對華人富有的刻板印象被政府進一步加深，因爲蘇哈托政府无法将自己与供養人脫鉤。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前五名企业集团-三林集團，阿斯特拉國際、金光集團、鹽倉集團、三寶麟和力寶集團，都是印尼華人拥有的，年度销售总额为112亿印尼盾（470亿美元）。当亚洲金融危机最终袭来时，印尼盾的暴跌严重破坏了公司业务。许多集团失去了大部分资产并崩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企业集团努力偿还国际和国内债务。1998年之后提出的改革旨在使经济摆脱根据新命令建立的寡头安排 ，然而，改革计划被证明太乐观了。大多数人最初担心印尼民主化，但社会去邊緣化的过程意味着華族在印尼历史上首次被视为社会的平等成员。越来越多的区域自治使幸存的集团能够探索外部省份的新机会，经济改革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市场。
在18世紀到20世紀早期，印尼華人社會由土生華人主導。隨着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土生華人的再華化努力，一场新的泛华人运动出现了，其目标是统一华人的政治身份。该运动后来在1920年代分裂，当时土生华人精英抵制新客華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两个群体制定了自己的目标。
印度尼西亞華人 社會
独立后的国籍问题使华人政治化，并导致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國協）于1954年成立，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印尼华人群众组织。國協及其多数土生华人成员带头反对一项限制获得印尼公民身份的华裔人数的法律草案。在1955年的立法選舉中，國協獲得了178,887票並贏得一個人民代表会议（國會）席位。同年晚些時候，兩位國協候選人也被選為制憲議會議員。
蘇哈托政府禁止少數族裔政黨，只留下專業集團和土著政黨建設統一黨、印度尼西亞民主黨。去政治化將華人的活動限制在經濟領域。批評政權的印尼華人大多是土生華人，土生華人將自己定位為印尼人，這使得華人中沒有明顯的領導人。
蘇哈托下臺後的1999年印度尼西亞立法機構選舉前夕，新聞雜誌《時代》對可能的印尼華裔選民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他們支持的政黨。儘管受訪者可以選擇多個政黨，但70%的人支持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該黨的民族主義政黨形像被認為對華人有利。該黨也受惠於經濟學家郭建義的加入，他深受華裔和非華裔選民的尊敬。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母语都不是現代標準漢語，而是印度尼西亞語。新客華人內部的區隔主要是由於不同的漢語方言羣體，而土生華人的母語往往是印尼本土語言並非漢語。
華裔印尼人的祖先大部分是中国南方汉人，而其祖先主要使用的是这三大漢語變體：閩台片閩南語（福建話）、客家話、粵語。除此之外潮州籍印尼華人的闽南语子方言潮州話與閩台片閩南語能有一定程度上的互通理解。在1982年的一項調查指出，有2百萬個印度尼西亞華人使用漢語方言：其中700,000人使用閩南語方言（泉漳話和潮州話）；140,000人使用客家語；18萬人使用粵語；使用閩東語（包含福清话和福州話）有20,000人。此外，有估計有20,000華人使用印尼語的不同方言。但是在2016年语言使用调查时，仅剩450,000人使用闽南语，80,700使用客家话，10,000使用粤语。由於新秩序時期禁止印度尼西亞華人公開使用汉语（閩台片閩南話、客家话、潮州话等），許多在當時接受教育的華裔印尼人的漢語水平有所下降。但不少在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新客華人（Totok），可以流利的使用漢語變體（閩台片閩南話、客家话、潮州话等）。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截至2018年，華裔印尼人學習現代標準漢語的人數在增加。
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包括華裔印尼人，相信存在一种马来语方言，即“華人馬來語” （印尼語：）。19世纪下半叶土生华人文学的发展催生了这种马来语变体，通过从漢語原文翻译或直接用馬來語創作的 席拉（武術）故事而流行。学者们认为它不同于爪哇语和马来语的混合口语，華人馬來語被认为是“仅由华人使用”。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E]xcept for a few loan words from Chinese, nothing about 'Chinese Malay' is uniquely Chinese. The language was simply low, bazaar Malay, the common tongue of Java's streets and markets, especially of its cities, spoken by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urban and multi-ethnic environment. Because Chinese were a dominant element in the cities and markets, the languag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m, but government officials, Eurasians, migrant traders, or people from different language areas, all resorted to this form of Malay to communicate.（除了一些来自漢語的外来词外，“华人马来语”没有什么是华人独有的。语言是低變體，即巴剎马来语，是爪哇街市的通用语言，尤其是城市的通用语言，城市和多民族环境中的所有民族都使用这种语言。 由于华人在城市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语言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政府官员、欧亚裔、移民商人或来自不同语言区的人们都采用这种形式的马来语进行交流。）——Mary Somers Heidhues，海外華人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Ellen Rafferty稱，在爪哇，土生華人早在1800年以前就開始說巴剎马来语和一些爪哇語，和外地人交流則多用巴剎马来语。土生華人在1800年以來的一些書面溝通也用了一些爪哇語。這種口語的爪哇語被稱爲ngoko變體。在1800年之後，書面的爪哇語被巴剎马来语所取代。在1945年後，土生華人在家使用一種印尼語化的爪哇語，並在一些本土交流中夾雜一些ngoko爪哇語，在跨地區交流和書面交流使用印尼語。
讨论华人马来语的学术文献普遍指出，整个群岛的华人并不讲同一种马来語方言。此外，虽然荷兰殖民政府在1901年首次引入范歐普豪伊森拼音系統，但華人馬來語报章直到印尼独立后才遵循这一标准。由于这些因素，华人作为殖民时期以多种马来語方言进行交流的最大群体，在现代印尼语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紀上半葉中華會館的華語學校與親中的新報社團緊密結合，培養了海外中國民族主義。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蘇門答臘的東北部地區（北蘇門答臘省、廖內省、廖內群島省和佔碑省）的華人主要使用兩種閩台片閩南語的域外變體棉蘭福建話（近似漳州話腔調）和南馬福建話（近似泉州話音韻），在爪哇島，蘇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婆羅洲）也有使用閩台片閩南語的華人。
使用潮州話的潮州籍華人主要分佈在西加里曼丹省南部地區，特別是吉打邦（頭彭）和坤甸，在廖內群島群島也有潮州籍華人分佈。
客家裔華人主要分佈在亞齊、邦加-勿里洞省和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北部、山口洋市，在爪哇也有客家裔華人使用客家話。
使用粵語的廣東人主要分佈在大城市如雅加達、棉蘭、巴淡島、泗水和坤甸。
雅加达、泗水和萬隆有使用閩東語（福清話和福州話）的華人。
在荷蘭殖民時期，荷蘭語華人學校培養了不少西化的華人精英。即使在1980年代，不少東爪哇的土生華人精英仍然在說荷蘭語。
雖現今許多印尼華人已採用融入當地語言文化的姓氏，但歷史上以及現今社會仍有許多以福建話、客家語等語言拼寫的姓名被廣泛使用。
印尼华人宗教信仰 (2010人口普查)
80%的印度尼西亞華人信仰佛教或基督宗教（新教和天主教） 。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印度尼西亞華人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傾向於信仰基督宗教。新秩序時期開始後，由於需要登記宗教信仰，不少華人轉信基督教。許多新教教派支持保留華人身份，有時支持保留華語，但不支持保留祭祖。
新秩序時期，華人民間信仰的表達必須限制在廟宇或家庭內，限制其公衆影響，因此許多華人民間信仰場所改制為受官方認可的佛教場所。
印尼87%人口為穆斯林，但華人穆斯林只佔少數，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4.7%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是穆斯林。印尼中华伊斯兰教联合会（Persatuan Islam Tionghoa Indonesia，PITI）等組織協會於已經在19世紀末期已經存在。印度尼西亞華人穆斯林協會（PITI）在1963年重新成立為一個現代化的組織。
印尼孔教總會（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 MATAKIN）估計95%的孔教信徒是少數印度尼西亞華人，剩下5%孔教信徒為爪哇族。雖然孔教在印尼又重新恢復法定宗教的地位，但印尼許多地方政府拒絕華人將孔教列為宗教信仰，。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此外，印尼地方政府還沒意識到法律已經允許印尼公民將身分證上的宗教信仰一欄留空白。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印度尼西亞各地存在各種形式的中國建築，城鄉之間和不同島嶼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東南亞的中國建築發展與中國並不相同。透過混合了印尼文化和西方歐洲（荷蘭）文化的樣式，出現了許多融合風格的建築。印度尼西亞的中國建築有三種形式：寺廟、書院和民居。荷蘭殖民時期的城市劃分為三個種族區：歐洲西方人、亞洲種族（阿拉伯人，華人和其他亞洲人）和本地印尼人。在某些情況下，河流，牆壁或道路除外，區域之間通常沒有清楚界限。這種合法的劃分促進了每個區域內城市密度的高增長，特別是在華人區，常常導致環境惡化。早期移民者在建房時並沒有遵循中國傳統的建築樣式，而是以較適應印度尼西亞地區的樣式。早期移民房屋的樣式類似於蘇門答臘，婆羅洲和爪哇的土著房屋。 荷蘭殖民者的分離政策禁止非歐洲西方人使用歐洲建築風格。華人、印尼本地人和其他外來種族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當中。爪哇北部的中國式建築重新翻修，包括建築上的中國風格的裝飾。
隨著20世紀初種族隔離政策的緩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印度尼西亞華人開始西化，從房屋建築中移除中國式裝飾品。政府實施的禁止公開展示中國文化的政策也加快了對當地和西方建築的轉型。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印尼菜有明顯一部分透過了漢語（閩南語、客家話和粵語）的外來語用於各種的印尼菜中。bak表示肉，例如bakpau表示“肉包” ；字的結尾cai （菜）表示蔬菜，如pecai表示“白菜”。 mi 和 mie 表示麵食如 mi goreng表示“炒麵”。
印度尼西亞華人 文化
大多數這些菜餚及其配料的外來語來自閩南語，並於印尼語和的印尼語言中被使用。由於這些外來語已經成為印尼語言的一部分，許多印尼原住民和印尼華人不承認菜餚是福建起源的。一些受歡迎的印度尼西亞料理，如nasi goreng，lumpia和bakpia，為到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一些菜餚是印尼原住民和印尼華人的日常飲食的一部分，來作為主食的配菜。在華人家庭中，包含土生華人和新客華人，食用的肉類通常為豬肉；這與傳統的印度尼西亞料理形成對比，傳統的印尼菜絕大部分是不使用豬肉的穆斯林清真式料理。由於認知到豬肉會引起高膽固醇血症和心臟病等健康危害，近年來豬肉食用量已大幅減少。在1997年由雅加達郵報出版的餐廳列表中，大部分適用於外籍人士和中產階級印尼人，至少有80個城市被認為的華人餐廳可列出10頁。此外，主要飯店酒店通常有一家或兩家華人餐廳，而在大型購物中心也可以找到許多華人餐廳。在雅加達的高檔華人餐廳，提供諸如魚翅湯和燕窩湯等料理。被認為具有治療性質的食物，包括有中藥材成分的料理需求量很大。
殖民地時期的華人學校教育主要分爲華語、荷蘭語跟馬來語三大流派。20世紀上半葉親中的中華會館的華語學校培養了海外中國民族主義。而荷蘭語學校提供了完全西化的課程，並不提供中華文化教育。
現時，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中華民國（臺灣）的公民由兩所國際學校服務：
華人文化的影响可以在当地的華人馬來語文学中看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关于这一主题最早、最全面的著作之一，蘇爾夢在1981 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的马来語文学：临时注释书目》（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列出了 3,000 多部作品。这些文献的样本还出版在六卷本的文集中，题为“”（华裔马来語文学与印度尼西亚民族）。
蘇哈托新秩序時期禁止所有中文報紙，但官媒印度尼西亞日報（印尼語：）除外。1998年后华文禁令的解除，促使老一代印尼华人向年轻一代推广华文的使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员Chang-Yau Hoon表示，他们相信自己会“受到中华文化和孔教价值观的影响”。2003年，媒体上发生过一场争论，讨论漢語母语和印度尼西亚国语。21世纪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崛起成为印尼華文媒體试图吸引寻求重新发现文化根源的年轻读者的动力。
在 20 世纪的前三十年，华裔拥有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城市的大部分电影院。2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进口到荷屬東印度。随着王氏兄弟从中國上海到来，荷屬東印度电影產業於1928年开始出現。隨後，王氏兄弟的电影在1930年代主导市场 。这些最早的电影几乎完全聚焦于华人社区，尽管有一些电影将族际关系作为主题 。后来蘇哈托新秩序時期禁止公开使用中文，这意味着进口电影和电视节目必须用英语配音并配有印尼语字幕。1988年，当武术连续剧开始在国家电视台播出时，它们是用印尼语配音的。一个例外是，由于进口商与电影审查委员会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香港电影只能以中文放映，而且仅限于华人地区及其周边地区。
印度尼西亞華人 政治参与及华人社团组织
華裔印尼人一百多年來都在參與本地政治。
在後蘇哈托時代，華裔印尼人政治因族裔和非族裔因素被分化。人口因素和選舉法律導致華裔政黨參與選舉政治處於劣勢，此外少數族裔多樣的需求也會分化選票。華裔社區的分化、反華情緒的操縱跟非穆斯林身份，都是華裔候選人在選舉中面臨的障礙。
印度尼西亞華人 起源
印度尼西亞華人大多來自中國南方的海南、福建和廣東， 為海外華人社群最多的一群，印度尼西亞華人父系輩都來自早期中國的移民或近年來從中國大陸的新移民。
人數占最多的閩南移民在19世紀中期大量移民印尼，閩南裔華人主要分佈在印度尼西亞東部，爪哇中部和東部以及蘇門答臘西部海岸。
潮州籍華人主要分佈在蘇門答臘的東部海岸、廖內群島和婆罗洲西部，潮州籍華人主要在蘇門答臘的農場做工。
客家裔華人來自廣東山區， 由於早期粵東山區貧困，客家華人從1850年至1930年間好幾次移民印尼，印尼客家裔華人為華人移民民系中最貧窮的一群。客家裔華人最初移民至印尼的西婆羅洲和邦加島的採礦中心，之後又移居至巴達維亞和西爪哇省在19世紀末期。
廣東人和客家人一樣，他們於19世紀移民至印尼邦加島的礦坑。由於西方人把機械工業知識帶進廣東和香港，廣東人傳統上為技術熟練的工匠。他們也與客家人一樣遷移到爪哇。由於不同的原因，大部分廣東籍華人在印度尼西亞大多是工匠、機器工人、以及小企業的業主。廣東籍華人平均分散在整個印尼群島，但數量遠遠少於泉漳閩南人或客家人。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艾倫·史密斯（英語：；1980年10月28日—）出生於英格蘭利茲附近的Rothwell，英格蘭足球運動員，司職前鋒或者防守中場。
史密夫在列斯聯其間串演進攻中場及右中場，於曼聯則串演防守中場，擁有不死鬥心，是一名萬金油球員。於列斯聯有「壞孩子」的稱號，加盟曼聯後有「辣椒仔」的稱號。很多球評家常把史密夫和馬克·曉士相提並論，原因是他們認為史密夫的風格與後者非常相似。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球會生平
史密夫在10歲時加入了家鄉球會列斯聯的足球訓練班（），幾年之後入選英格蘭U16國家隊。及後又為球會贏得了青年聯賽的冠軍寶座。
1997年10月1日，史密夫成為一隊球員，穿起17號的戰衣，司任前鋒或間中司職右中場，於1998年11月的英超作客比賽後備上陣，一觸球便射破對手大門，當時的對手是利物浦，1999年，他代表英格蘭U21國家隊首次上陣對丹麥友賽，並攻入了一球。後來，他出色的表現得到了回報，先是獲得球會的5年合約，後來更正式入選國家一隊。同年，史密夫在歐洲足協盃中大演帽子戲法。於2001/02球季，他獲得球會列斯聯年度最佳年青球員（）。
後來列斯聯宣佈破產，並於2004年降級至英冠，而他亦於2004年5月24日被曼聯以700萬英鎊羅致，5月27日通過體測後正式動筆簽署五年合約，正式加盟曼聯，穿起14號的戰衣。史密夫是自2002年後衛里奧·費迪南後，另一名從列斯聯轉投曼聯的球星。由於在列斯聯護級期間，史密夫一直奮戰不懈，因此他曾是列斯聯球迷的英雄，不過當他要轉投曼聯時，卻激怒了這班球迷，原因是曼聯與列斯聯是多年的宿敵，他亦因此背上「叛徒」的稱號。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球會生平
他在季前圴社區盾首次為曼聯上陣，並且射入精彩「窩利」入球，但最終1-3不敵阿仙奴。在首屆為曼聯上陣了31場聯賽，攻入了6球。1年後因曼聯出現大量傷兵，中場兵源頓時不足，史密夫被曼聯領隊費格遜改造為防守中場，他於該屆的第一球聯賽入球是作客對查爾頓時的賽事。由於曼聯隊長堅尼離隊，在一月轉會市場重開前，史密夫成為史高斯第一選擇的中場夥伴。
2006年2月18日，史密夫在負於利物浦的足總盃比賽中腳脛骨斷裂，而腳根關節亦移位。除肯定要缺陣球會餘下球季的賽事，亦沒有在2006年世界盃替英格蘭上陣，在腳跟手術成功後估計養傷時間或需一年。當曼聯在聯賽盃決賽以4-0擊敗韋根後，全體球員穿上印有""的白T-恤上臺領獎，作為對史密夫的安慰與鼓勵。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球會生平
2007年4月10日史密夫於受傷14個月後首次正選披甲上陣，歐聯八強次回合主場對羅馬，在17分鐘射入曼聯的第二個入球，是他自2005年11月後首個入球，更是他6年前代表列斯聯在同一階段擊敗拉科魯尼亞後的首個歐聯入球。可惜傷患困擾加上長期處於副選之列，另一方面曼聯積極地收購韋斯咸前鋒迪維斯，令史密夫在2006/07年球季後有傳離開曼聯，多支英超球隊有意收購他，包括紐卡素、愛華頓及熱刺。最終史密夫於2007年8月3日以700万英鎊加盟紐卡素，並且簽約5年。
轉會紐卡素後的史密夫一直未能尋回佳態，在整個07/08年球季當中更未能取得任何入球。他的紀律問題亦同樣令他飽受批評，紀錄顯示他是英超全季犯規最多的球員。他未如理想的表現令ESPN把他評選為07/08年球季英超最差收購球員。
在2007/08年球季完結後，史密夫得到愛華頓垂青，但最後並沒有離隊。12月時，有傳他會被紐卡素用作球員交換的籌碼，會跟米德尔斯堡的埃及前鋒米度作出交換，但消息一傳出後，史密夫和米度都表示不滿意球會先斬後奏的做法，而最後雙方都沒有離隊。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球會生平
在2008/09年球季開始後，史密夫曾在對曼聯和保頓擔任後備，但未有上陣。在9月中，看守領隊曉頓證實史密夫腿部骨折，需要進行手術，需養傷3個月。到1月初時，領隊堅尼亞表示史密夫巳進行輕度訓練，將會在1月尾復出，更表示將史密夫定位為中場。在2月7日對陣西布朗的比賽擔任後備，但末有上陣，之後曾在兩場預備組賽事上陣，更擔任隊長。到2009年2月22日，史密夫終於在養傷接近6個月的情況下復出，於78分鐘入替彼得·洛文克蘭斯。在3月5日，對陣其舊會曼聯的賽事成為史密夫2008/09年首次正選上陣的賽事，而他表現尚算不過不失，評分為僅合格的5分，在之後對侯城的比賽亦正選上陣，但表現令人失望，更得到新賽季的第一張黃牌。
2012年1月29日，紐卡素將於夏季約滿的史密夫獲外借到英甲球會米爾頓凱恩斯直到球季結束。球季結束後，史密夫與米爾頓凱恩斯簽署兩年合約，正式加盟。2014年5月史密夫與米爾頓凱恩斯合約完結後，史密夫以球員兼教練的身份轉投英乙球隊諾士郡簽訂一年合同。2017年1月，在領隊交接期間，史密夫擔任諾士郡的看守領隊十日。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國家隊生平
史密夫於2000年11月首次獲徵召加入英格蘭足球代表隊迎戰意大利的國際友誼賽，但因休息原因而退出。2001年5月25日對墨西哥一仗的國際友誼賽，史密夫首次為英格蘭足球代表隊上陣，該仗球隊以4：0勝出。2002年史密夫為英格蘭上陣7次，並且主場在維拉公園球場友誼賽對葡萄牙中射入第一個國家隊入球，同年則入選2002年歐洲U-21足球錦標賽大軍。同年10月16日英格蘭主場於聖瑪麗球場出戰馬其頓，是史密夫首次在正式國際賽中披甲上陣，但比賽尾段領紅牌被逐離場。
2005年8月，史密夫代表英格蘭迎戰丹麥臨時退隊（英格蘭以1比4輸掉），接著他代表曼聯預備隊上陣而受到大肆批評。2007年5月26日他被徵召參加英格蘭B隊對阿爾巴尼亞的比賽，他打進比賽的第一個進球，最終以3-1獲勝7月1日史密夫出現英格蘭一隊對巴西的正選名單。同年11月16日，作客奧地利的國際友誼賽成為史密夫最後一次英格蘭足球代表隊。阿倫·史密夫由2001年至2007年曾代表英格蘭上陣17場，攻入1球。
阿倫·史密夫 (1980年) 軼事
於2005年曼聯亞洲之旅香港站比賽後，香港足球代表隊隊員陳偉豪與史密夫交換球衣。然而當曼聯離開香港後，香港傳媒於曼聯於香港時留宿的酒店房間內，發現陳偉豪的球衣被掉進垃圾桶內。还在球衣发现被吐过痰的痕迹。
阿里·卡里米
阿里·卡里米（波斯語：，英譯：Mohammad Ali Karimi Pashaki，1978年11月8日—），伊朗前足球員，及後成為足球教練。
阿里·卡里米 生涯
卡里米是2005年的亞洲足球先生，他首間效力的職業球會是於祖國的比哈斯，之後轉會至另一間阿拉伯的球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艾阿里3年，而卡里米出色的腳法得到「波斯」的美譽，又得到歐洲豪門球會如西甲的垂青，但卡里米卻因不想離開祖國伊朗太遠而謝絕諸隊。卡里米在2004年亞洲盃以4：3淘汰韓國的比賽中打入三球，賽後獲選本場最佳球員。2005年5月，卡里米加盟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並於對攻入一球，該入球不但令拜仁獲勝，更是卡里米於新球會的第一個入球。
卡里米於國家隊的戰衣是8號。
張奧偉
張奧偉爵士，CBE，QC，SC，JP（英文名：，1922年1月22日—2003年12月10日），香港資深大律師，有香港法律界教父之稱。1946年香港重光不久，曾代理拔萃男書院校長一職。
張奧偉 生平
張奧偉香港第一個華人御用大律師、第一個華人馬會主席。1970年代他獲委任為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及行政局議員。張奧偉是今日香港法律界不少精英，包括余若薇、吳靄儀及陳景生等的“啟蒙老師”。
張奧偉在1929年至1938年間就讀於拔萃男書院（小學及中學），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大學修讀數學及化學，入住馬禮遜堂。二次大戰期間先後遷往澳門、广州湾，曾協助英軍監視日軍在南中國的活動，1942年成為英國駐印度聯絡官。戰後於1947年至1949年獲得獎學金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後在1946年至1950年於英國林肯律師學院取得大律師資格。1951年在香港獲取大律師執業資格，1965年成為御用大律師。1952年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義務秘書，並在1966年擔任公會主席，1996年成為香港大律師公會永久會員。
張奧偉 家庭及生活
張奧偉之父為港上名紳張裕沛（Cheung U Pui），為著名買辦張祥芝（Cheung Tseung Che）之子、Cheung U Kow之弟，母Elizabeth Ellis，為伊利士·嘉道理爵士（Sir Ellis Kadoorie）之女。其弟張貫天（Donald Quentin Cheung）亦為大律師，替香港華懋集團處理法律事務，曾負責龔如心遺產案，張貫天子張雁坤（Anthony Cheung）為王德輝、龔如心的誼子。其妹張慧雲（Vivian Cheung）在日戰時期擔任香港義勇軍軍中護士，後長期於拔萃男書院任女舍監（matron）之職。張奧偉妻子鄭寶蓮於六十年代加入香港政府當政務官，九六年退休前是法援署署長。張奧偉之獨子名張潤坤（Rayner Cheung）。
張奧偉喜愛賽馬，曾與夏佳理合作養馬，前香港馬王翠河是他們共同擁有。他亦熱愛中國書畫，收藏不少珍貴名畫。
2003年9月23日下午，張奧偉在跑馬地藍塘道家中抽雪茄，被火柴燒著身上的絲質睡衣而燒傷，植皮手術後因真菌感染併發症，在同年12月10日清晨於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逝世，享年81歲。
科雷兹省
45°25′55″N 2°01′11″E﻿ / ﻿45.4320081°N 2.0195909°E﻿ / 45.4320081; 2.0195909
科雷兹省（法語：，法語：[kɔʁɛz] ⓘ）是法國新阿基坦大区所轄的省份，位于法国西南部，新阿基坦大区东部偏北，得名于科雷茲河。該省編號為19，省会蒂勒。
克勒兹省
克勒兹省（法語：，法語：[kʁøz] ⓘ；奧克語：）是法國新阿基坦大区所轄的省份，得名于克勒茲河。該省編號為23。
上维埃纳省
上维埃纳省（法語：）是法國新阿基坦大区所轄的省份。該省編號為87。2019年，該省人口为372,359。當地有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遗迹。
默尔特-摩泽尔省
默尔特-摩泽尔省（法語：，法語：[mœʁt‿e mɔzɛl] ⓘ）是法國大東部大區所轄的省份，北鄰比利時、盧森堡。該省編號為54，省府为南锡。
默尔特-摩泽尔省 历史
默尔特和摩泽尔省成立于1871年9月7日，由《法兰克福条约》留在法国的默尔特省和摩泽尔省领土组成。
默尔特区（吕内维尔、南锡和图勒）与摩泽尔省的布里埃区一样，仍然是法国的，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了默尔特和摩泽尔省的新省份。默尔特省的其他地区，即萨兰堡区和萨尔堡区，以及摩泽尔省的其他地区，在1918年之前一直隶属于德意志帝国。
默尔特和摩泽尔省和摩泽尔省之间目前的边界正好对应于1871年至1919年间的法德边界。1940年至1944年纳粹德国事实上吞并摩泽尔省、下莱茵省和上莱茵省后，这一边界再次成为边界。
该省边界内的唯一变化是1997年，由于行政管理的原因，昂德旺皮埃尔蓬并入默尔特和摩泽尔省，该市镇之前属于默兹省。
默尔特-摩泽尔省 地理
默尔特-摩泽尔省位于洛林中心位置。它被默兹省、孚日省、下莱茵省和摩泽尔省包围，北部边界与卢森堡和比利时接壤。
该省因为普法战争割让领土的问题形成了不同寻常的形状：南北长130公里，东西长7至103公里。这种形状的北部对应于狭地，有时被比作鹅形。该省划分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市镇奥特被另一个省默兹省完全包围，形成外飞地。
森林覆盖了该省的32%。它在1999年的风暴中遭到严重破坏。
该省的主要城市是省会南锡。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心包括瓦勒德布里埃、隆维、吕内维尔、蓬塔穆松、图勒和维勒吕。
该省名字来源于流经它的两条主要河流：摩泽尔河和默尔特河。其他河流包括希耶尔河、克吕讷河、奥恩河、塞耶河、马东河、莫尔塔涅河和沃祖兹河。地形由这些河流在洛林高原挖掘的广阔平原形成。它东南部延续到孚日山脉。
最高点是托吕岩（731米），位于比永维尔和普莱讷河畔拉翁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地标是锡永山。最低点位于阿尔纳维尔（171米）。
默尔特-摩泽尔省 气候
默尔特-摩泽尔省的气候受到海洋和大陆的影响。这意味着季节之间的温度差异很大（霜冻-热浪）。然而，降水量适中，很少有暴雨，风通常很弱，没有主要风向。
默尔特-摩泽尔省 人口
2022年，该省有732898名居民，与2016年相比增长了-0.13%（法国不包括马约特：+2.11%）。
默尔特-摩泽尔省的主要城市是省会南锡，另外还有旺德夫尔莱南锡、吕内维尔、图勒、隆维、拉克苏、维莱莱南锡和蓬塔穆松等。
默尔特-摩泽尔省 经济
该省的经济长期以来与采矿（铁、盐和石灰石）有关。它一直繁荣到20世纪60年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遭受钢铁危机，迫使它重新调整经济。
在瓦勒德布里埃北部，高地是受这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失业率仍然很高，前往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跨境就业非常发达。例如，前钢铁城镇隆维50%的劳动力在卢森堡工作。吕内维尔地区也是一个困难地区。相反，南锡城市群非常活跃，在服务、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有着强烈的参与。在该省南部，勒桑图瓦（原洛林公爵的果园）仍然非常乡村。
2008年，作为前美国尚布莱-比西埃空军基地的一部分，开始建造一个重要的航空枢纽，用于生产Skylander SK-105飞机（GECI国际集团），但该公司于2013年被清算，该项目停止，最终被放弃。
图勒-罗西耶尔光伏电站于2012年投产，是当时法国国内最大的光伏电站。
默尔特-摩泽尔省 政治
考虑到该省的形成方式（法国大革命时期两个旧省的历史结合），政治行为相对不同，这取决于一个人是在北部还是南部，取决于他是在工业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的中心城市。
事实上，直到今天，布里埃区（默尔特-摩泽尔省北区）一直是左翼的，其影响主要来自工人阶级世界，其起源和移民的多样性，以及其活动的多样性。矿工或钢铁工人、建筑工人或化工工人，北方人通常从左翼政党中选择他们的代表。
南锡的聚居区，工业活动具有一定的分量，更为共享，即使它越来越倾向于左侧，以省会城市为例。
该省南部似乎更保守（长期受教会影响，拥有重要的军事单位，更受农村活动的影响），右翼几十年来一直享有某种形式的霸权。在默尔特-摩泽尔省南部的村庄，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中。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使默尔特-摩泽尔省成为洛林诸省中最左翼的省份，也是唯一一个省议会由左翼人士担任主席的省（社会党的谢内丝·基鲁尼）。
默尔特-摩泽尔省 文化
普法战争结束后，默尔特-摩泽尔省和摩泽尔省的现有边界并没有标志真正的文化边界，这两个省的居民，除了一些领土规划问题或体育赛事外，都承认自己是同一群体的一部分。
诸如在隆维附近，上地地区的前工业盆地在文化上仍然更接近摩泽尔省的蒂永维尔地区，而不是该省南部。
默尔特-摩泽尔省 交通
该省的主要交通枢纽是南锡。该省的交通历史以该市与梅斯的竞争为标志：尽管A4高速公路的路线一直是激烈辩论的主题-它最终经过梅斯北部-但已经建立了一个单一的机场为两座城市提供服务，东部高速铁路在两座城市之间运行-但更靠近梅斯。
默兹省
默兹省（法語：，法語：[møz] ⓘ）是法國大东部大区所轄的省份，北鄰比利時。該省編號為55。
摩泽尔省
摩泽尔省（法語：，法語發音：[mɔzɛl] ⓘ）是法國大東部大區所轄的省份（编号57），以摩澤爾河流命名，北鄰盧森堡、德國。该省是法国老牌的工业重镇，有煤，铁等天然资源。
摩泽尔省 历史
摩泽尔省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创建的83个省之中的一个，1790年3月4日根据1789年12月22日通过的法律，摩泽尔省正式脱离原来的洛林行省成为法国的一个省，并在1815年因为边境的改变而闻名。德国的萨尔布吕肯和萨尔路易等城市曾一度被划归给摩泽尔省。
孚日省
孚日省（法語：，法語：[voʒ] ⓘ）是法國大東部大區所轄的省份，因境内的孚日山而得名。該省編號為88。
年鑑學派
年鑑學派（法語：）是一個史學流派，得名自法國學術刊《經濟社會史年鑑》（），這份刊物在1946年改名《經濟、社會與文化年鑑》（），1994年又改為《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鑑》（）。年鑑學派以採取社會科學的歷史觀著稱。
年鑑學派為1929年由當時任教於斯特拉斯堡大學的馬克·布洛赫與費夫爾創始。他們結合了地理學、歷史學與社會學。他們依循社會科學的歷史觀，但又不像大多同時期的史家般過度強調。這樣的態度使得年鑑學派較強調一段長時期的歷史架構，看重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衍伸出心態史的研究。此種態度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即為布勞岱爾（此學派最出名的學者）的《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鑑學派的繼承學者，如具有代表性的埃瑪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與勒高夫，轉而強調以文化史、經濟史的觀點研究歷史。
年鑑學派 歷史
年鑑學派形成的背景，是20世紀初的史學危機。當時史學主流實證史學的方法論受到質疑與挑戰，其領域限於政治、軍事和外交史，也過於狹窄:487-489。一戰之後，法國收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重點建設當地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游離於實証史學傳統的學術體制以外，有空間讓新史學成長，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兩位教授：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對傳統史學的反思逐漸成熟，開展多學科的合作，與地理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常交流討論，定期舉行報告會。1928年布洛克提出創辦雜誌，翌年1月15日，《經濟社會史年鑑》正式問世。學報一反傳統史學只重視政治、軍事、外交和大人物的傾向，轉而著重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並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局限和學術局限。《經濟社會史年鑑》是史學期刊，卻具有鮮明的跨學科色彩。其編委會中有10人，主編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編委8人除4個是歷史學家外，還有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各1人，具備了跨學科研究的陣容和力量。《經濟社會史年鑑》迅速成為新史學的代表:495-496，使新史學擁有自己的陣地，此後年鑑學派以不斷問世的論文和著作贏得了名聲。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鑑》的創刊標誌著年鑑學派成立，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則被視作年鑑學派的始創人:493-494、497。
年鑑學派 歷史
年鑑學派第一代的兩位先驅，分別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呂西安·費弗爾尤其注重地理環境對於人文的影響，曾發表《菲利普二世與孔德地區》（）、《地理環境和人類進化》（），描述地理環境與人類歷史的緊密關係，但他更注意的是「人類地理學」，即注意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人類行為又將如何參與地理改造。後來呂西安·費弗爾受了貝爾的影響，強調歷史學必須全面兼顧，批評舊式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還撰文《為新史學而戰》（Combats pour l'histoire），確立新一代的史學必須是「科學的、綜合的、比較的、全面的」，他晚年將重心轉向思想史，從經濟蜕變中觀察教會制度史，在《馬丁路德的命運》（）的著作中，就力圖把馬丁路德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藉此解釋新教的影響。
年鑑學派 歷史
另一位先驅布洛克比呂西安·費弗爾更致力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探討，他相當欣賞涂爾幹的社會學，甚至將其視為史學研究的工具，在《法國鄉村史》（）中就深入探討了中世紀法國農民和農奴的生活狀況、土地型態、收成制度、耕作技能，力圖把各種歷史事件貫串起來，以揭示法國農業的歷史轉變。他的另一巨作《封建社會》（）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突破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封建社會的定界，不再把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的生產方式，他認為封建社會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環境」，封建社會的統治與依附、富貴與貧窮皆具有緊密的聯繫。
年鑑學派 歷史
年鑑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布勞岱爾，他21歲大學畢業後就到了北非阿爾及利亞執教，因長年居住在北非，截然不同的環境開拓了他治史的視野，也許是從北非眺望地中海與身在歐洲的看到的地中海有不同的感受，他開始著手菲利浦時代的地中海沿岸歷史，1937年布勞岱爾在返法的船上與費夫賀巧遇，受了費夫賀的影響，他開始寫作有關地中海的書，1949年出版了《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到了熱烈的迴響，全書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跟老師費夫賀一樣，布勞岱爾以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性格表示地理環境對人文的深遠作用。第二部分討論社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布勞岱爾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亦即所謂的「總體歷史」法語：（）。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敘述。三個部分所代表的歷史時間皆不同，第三部分敘述的政治事件呈現的時間很短暫，第二部分涉及經濟活動，影響的歷史時間較長，而第一層中地理因素影響歷史的的因素最長。在此之前很少有歷史家重視歷史的空間，而布勞岱爾強調「長時間」的重要性，首開風氣。
年鑑學派 歷史
費夫賀一直期望布勞岱爾能寫一部關於物質文明的書，布勞岱爾花了近二十五年才完成這部三冊的巨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冊分述各種數據、食物、住宅等，第二冊則是從結構視野談各類商人、貿易工具及歐洲以外的市場經濟，第三冊穿越時空討論各國各時期的經濟，資本主義興起對歐洲的衝擊等。布勞岱爾將日常生活視為經濟底層，中層是較有計畫、體系的「經濟生活」（），最上層是資本主義機制。而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概念也有異於馬克思，只談論貿易與流通，不論勞動與生產。全書橫貫四百年，是繼《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之後另一部「長時段」的歷史。
年鑑學派 歷史
年鑑學派到了第三代時發展已經十分蓬勃，第三代的成員承接布勞岱爾的路線，勒華拉杜里所著的《蒙大猶 (书)》（）是對社會史及文化史具有企圖心的研究，他不似布勞岱爾和其他年鑑學派的前輩去探討大範圍的歷史，反而以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主題，這種從沙見世界的思維，後來被稱作「微觀歷史」（），此種歷史雖蔚為風潮但仍有其缺陷存在，英國歷史家彼得‧柏克就毫不客氣的提出疑問，表示他不明白蒙大猶這個小山村能代表哪個較大的單位，在他看來《蒙大猶》一部分的成功是搭上了地域意識（regionalism）的浪潮。不過，這並不足以否定勒華拉杜里，因為他在沒有文獻的情況下，巧妙的利用樹幹的年輪中尋找氣候的變遷資料，重建了葡萄收成情況並依此寫出《朗格多克的農民》（），此書的特色除了跨越兩百年的長時段以外，還參考了佛洛依德的理論，歷史學與心理學的結合是第三代的年鑑學派的特色，其中最傑出的莫過於勒高夫，他發表《煉獄的誕生》（），探討人們對死後世界呈現的變遷史，勒高夫相信煉獄觀念的興起是構成封建基督教轉化原因，另外他也發表關於心態史的專書《心態史：一個模糊不清的歷史》（），指出心態史的集體特徵，即一種歷史心態的產生是一個同時代的人所共有的，而非個體的內容。
經過了一甲子的時間，年鑑學派的第四代已經出現了，他們是雅克·雷韦尔、罗歇·沙尔捷、安德烈·比尔吉埃，新生代的年鑑學派史家有回流反撲的趨勢，一方面他們繼承年鑑學派的傳統「跨學科式的歷史研究」，一方面也大膽挑戰第一、二代年鑑學派所樹立的典範，研究範圍逐漸從經濟與社會史轉向心態史，成為新文化史的開端。
年鑑學派 主張
年鑑學派不單純是學派，而是法國史學界一場追求創新、改進歷史解釋的運動，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局限和學術局限，通過與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聯合，打破傳統史學模式:487、496。年鑑學派認為：「歷史學是關於人的科學，是關於人類過去的科學。」劃清史學與歷史哲學的界線，使史學向科學靠攏:40-41。年鑑學派提倡「整體的歷史」，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且跨學科的研究，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納入歷史學中的概念，為歷史研究開了一扇窗，從此歷史學家的研究範疇由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史、文化史。
年鑑學派 譯名
年鑑學派緣起於1929年由費夫爾與布洛赫所發行的《社會經濟史學報》（），他們承接貝爾（Henri Berr）的《歷史社會雜誌》與涂爾幹的《社會學報》，而「年鑑式」的史學寫作即為此類的學者所不屑，因此若將Annales直譯作年鑑，豈不諷刺至極，所以歷史家汪榮祖認為不妨以音譯作「安娜學派」。
年鑑學派 延伸閱讀
Lynne Hunt and Jacques Revel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The New Press. 1994.（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many pieces from the Annales--the long introduction is excellent, and contains many good references）。
湯顯明
湯顯明，GBS（英語：，1949年7月12日—），前廉政專員、保安局署理常任秘書長及海關關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湯顯明 背景
湯顯明在1955年畢業於深水埗德貞幼稚園，1961年畢業於德貞小學上午校，原獲派入讀荃灣官立中學，中學就讀於拔萃男書院，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畢業，1972年11月加入香港政府，曾先後服務於行政主任及貿易主任職系，1992年4月加入政務職系，在2000年晉升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並獲委任為官守太平紳士。2005年4月獲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官，曾被調任多個決策局及政府部門。1999年1月出任保安局副局長，2002年7月1日改稱保安局副秘書長，同日任署理保安局常任秘書長。2003年9月29日任海關關長，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任廉政專員。
湯顯明 魚蛋和牛腩送客
有外訪單位向廉署送上荔枝果品等土產，同事提議「禮尚往來」，他認為送禮是「基於感情發生」，於是吩咐下屬到北角總部附近的13座牛雜，購買共800多元的牛腩魚蛋回禮，但他否認自己有份享用，聲言無親眼見過該些食物。
湯顯明 爭議
湯顯明除了與內地富商東海集團主席，被捲入曾蔭權貪污案的黃楚標是「」外，他亦是「茅台之友會」成員，此會成員包括眾多中港澳政商界名人，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鄭萬通、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李剛和前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等。
2013年4月，審計署報告揭發湯顯明在任期間的廉政公署，以「分拆帳單」及改作「宣傳費用」入賬手法，支持2010年11月初以及12月初的兩「超標」晚宴，宴請中國內地官員代表團魏宏、曹建明等，「走精面」（走捷径）繞過申領酬酢開支規管指引。
比伯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
《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英語：，以下简称《佩珀中士》）是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第8张录音室专辑，1967年5月26日在英国发行，6月2日在美国发行。该专辑发行后迅速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在英美两国分别夺得27周和15周的周榜冠军。同时这张专辑也因富于启发意义的创编、制作和插图设计，在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及从音乐角度对于婴儿潮一代和60年代反文化的集中反映而获得乐评界广泛好评。被譽為是「人類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專輯」。这张专辑在1968年揽获四项格莱美奖，其中包括年度专辑奖。《佩珀中士》是首张获此殊荣的摇滚专辑。
1966年8月，披头士乐队宣布永久终止巡回演出并开始了3个月的休假。同年11月，在返回伦敦的航班途中，保罗·麦卡特尼突发奇想，打算写一首有关爱德华时代军乐队的歌。这最终促成了本张专辑的概念。专辑的制作11月24日在阿比路二号录音室拉开序幕。乐队一开始录制了两首受四人童年经历启发而创作的歌，為〈永遠的草莓地〉以及〈便士巷〉（"Penny Lane"）。不过由于唱片公司方面的要求，这两首歌并没有收录入专辑中，而是以双A面单曲形式发行。
比伯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
1967年2月，在录制完同名歌曲《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下稱《Sgt. Pepper》）后，麦卡特尼建议接着为这支虚构的军乐队制作完整的专辑。这样的一个代表着乐队另一面的团体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做音乐方面的实验。在录制过程中，乐队在他们1966年的专辑《左轮手枪》的基础上又在技术上做了进一步的尝试。由于歌曲可以不必完全现场录制，乐队在〈让我的朋友们帮点小忙〉、〈钻石天空下的露西〉以及〈生命中的一天〉中做了编曲以及录音方面的实验。制作人乔治·马丁与工程师杰夫·埃默里克使用了一系列创新的技法，诸如音形控制等信号处理技术以及由四十余人的管弦乐队演奏随机的渐强乐段等等。录音最终在1967年4月21日完成。封面由英国波普艺术家彼得·布莱克和詹恩·霍沃思设计，描绘了站在一班名人与历史人物之前的乐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