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焰 生平
1948年春，秦怡拍摄完《海茫茫》后，拒绝了电影公司大老板张善琨的签约邀请。恰巧，秦怡也怀孕了，并希望回到上海照顾自己的母亲。金焰当时有和永华电影公司签订长期合约的机会，但知道秦怡惦念家人，也放弃了留在香港发展的机会，与她一起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金焰与白杨合作拍摄了袁俊（张骏祥）编导的《乘龙快婿》。1948年7月，《乘龙快婿》公映不久，秦怡和金焰的儿子出生，取名金捷。之后，两人一起主演了汤晓丹导演的抗战影片《失去的爱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金焰和秦怡唯一的一部合作影片。:188-191:121-13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金焰由于在三十年代和抗日题材电影方面的贡献，与赵丹、白杨被授予“国家一级演员”的称号（相当于正部级职务），同时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秦怡也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演艺生涯开始步入巅峰，成为深受观众的喜欢的女演员:245:136-138。1950年，金焰参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大地重光》。这是一部描写1945年抗战胜利后，浙江四明山区的新四军在遭到国民党围追堵截，最终找到大部队，参加渡江战役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的影片。金焰在此片中饰演男2号，机枪手老沈。他还写了参演《大地重光》的心得体会，刊登在1950年新创刊的《大众电影》杂志上。:217:139-147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金焰陷入深深的忧虑。日本投降后，金焰的妹妹炜那带着他的母亲回到了朝鲜平壤，而他的大姑、二姑、弟弟德象，表哥载贤则回到了韩国。1952年，中国组织慰问团访问朝鲜。为了能看看母亲和妹妹，金焰报名参加了慰问团。在平壤，金焰与他阔别了30年的老母亲团聚。他的母亲当时身体看上去很硬朗。他在朝鲜翻译局当次长的妹妹炜那，却因在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时被美军抓住后遭到严刑逼供，而身体很差。金焰原本想带他母亲回中国尽孝心，但她的母亲却执意不肯。第二年3月，金焰收到妹妹炜那的来信告诉他母亲因肝癌去世的消息。1958年夏以后，金焰和他在中国的亲友们失去了与炜那的联系，应该是炜那病逝了，因为当时与金焰联系是很容易的，影迷们在信封上写“上海金焰”就可以寄到他的家。:248-25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里，由于政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以及儿子金捷的出生，金焰和秦怡的夫妻生活幸福而甜蜜。不过好景不长，之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这对相爱的夫妻渐行渐远。随着“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在中国的展开，秦怡开始投入到文艺界开展的“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下乡下厂，向工农兵学习，并主动做自我检查。爱好养花、养鸟、养猫狗、打猎、骑马、开车的金焰则被左倾人士扣上“资产阶级大少爷”的帽子。为了帮助金焰改造，秦怡劝说金焰不要养花、养狗。性格倔强的金焰为此很恼火，认为秦怡“极左”。两人之间的感情也越发地疏远，相互不理解，不能沟通。同剧团的一位姑娘倒是很理解金焰，经常陪他消遣散心，两个关系也日渐密切。秦怡发现自己的婚姻出现第三者后，一气之下与金焰分居。金焰却不以为然地在客厅里搭了一个帆布床。秦怡曾多次向金焰提出过离婚，但金焰却不同意。秦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离婚对她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由于两人都是名人，当时组织上也极力劝解两人不要离婚。:217-225:152-166
随着金焰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和其它诸多原因，加之他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的职务，电影厂分配给他的拍片机会越来越少。1949至1958年间，金焰只作为配角出演了《大地重光》《伟大的起点》《母亲》《暴风雨中的雄鹰》《海上红旗》和《爱厂如家》六部影片。1955年，金焰在张瑞芳主演的影片《母亲》中，扮演了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邓非。尽管出场有限，但作为影片主人公的第一个革命引路人，在影片起到重要作用。1956年，金焰应长影之邀参加《暴风雨中的雄鹰》的拍摄，饰演藏族老阿爸“老巴尔”。影片是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天气下拍摄的，已经年近五十的金焰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饮食，喝了很多酒御寒，导致胃出血。但他还是带病坚持把戏拍完。回到上海后他也没有好好休息，最终发展成经常性的胃痉挛。:254-255:141
1958年，中国文化部电影局打算和德国合作拍摄一部反映各国科学家到金星探险的科幻电影。经过研究，文化部决定派懂英文的金焰去德国拍片。在德的近两个月，金焰的胃病恶化，幸亏电影剧本改了两个月也没有改好，德国方面先让各国演员回国了。临别前，摄制组主任和副导演邀请他一起去德国百货商店购物。他希望买台录音机用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很高兴地与他们去了百货商场。他挑选了一台功能齐全的录音机后，正准备付款，但售货员却告诉他已经有人为他付过款了。副导演解释说，“这是制片厂送给您的”。金焰婉言谢绝，但对方坚持要进地主之谊。无奈，金焰只能收下了礼物。为表示对他们的感谢，金焰选了一家高级酒店请他们两人一起吃了顿饭。之后，有人写信给中国大使馆，说金焰收受贿赂。大使馆写了封信给文化部，并让他代劳送到文化部。回到北京后，金焰第一件事就是把大使馆的信交给文化部，但没成想那是封数落他的罪证书。金焰由于劳累过度，胃大出血昏倒在酒店卫生间内。当时有人给秦怡发电报说金焰病危，让她速来北京。可金焰为了不让秦怡劳累，又发了电报说他明天就返沪。:317-318:255-257:177-178
回到上海后，金焰住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元气大伤。1960年，金焰去大西北慰问上海支援边疆的职工。在青海柴达木冷湖油田，他与勘探队一起上山体验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适应环境，他再次胃部大出血，被运煤车紧急送往柴达木医院急救。1962年，金焰的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做胃切除手术，否则有癌变的危险。他按医生的建议做了手术，但手术中出了医疗事故，他的胃神经被全部切除。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使他每次吃饭后都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体重骤减了40多斤。昔日的“电影皇帝”成了终日卧床不起的病人，渐渐地被人忘记。:318-319:258:179-183
金焰做完胃切除手术后，精神一度非常消沉，经常喝酒。一次，他在家里偷听到女儿斐斐鼓励儿子捷儿给他打气的对话，很感动。于是下定决心不再自暴自弃，为了减轻秦怡的负担，和不给孩子们负面影响，他决定搬到疗养院里。除了冬天，金焰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都住在疗养院，过着有规律的生活，通过剑道和冥想调整自己的身心。在自己家里疗养的时候，他跟着广播学英语，每天坚持练习书法、绘画和雕刻，有时还把自己做的小木雕、金属制品送人做礼物。:258-20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席卷中国。由于金焰的朋友是资本家，他也被扣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262。秦怡当时得了肠癌刚出院，原本有一年的病假。时局的动荡使她感到不安，提前去上班，结果上班仅一个月，就因与赵丹、白杨、阳翰笙、田汉等人关系密切而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批斗，入了牛棚。由于她得过癌症，平日人缘好，在几位好心师傅的暗中保护下，秦怡没有遭受皮肉之苦:292。做了胃切除手术，重病在床的金焰，又得了肺气肿，这使得他在文革爆发时免遭集体批斗和上街挂牌游斗的命运。但造反派要他每天到电影厂的“黑帮组”报到。由于他吃过早餐后，不能活动，又没有力气挤公共汽车，他只好每天天一亮就步行到厂里，学习一整天后，直到晚上才能回家吃口热饭:193。
1969年，金焰和秦怡都被押到上海奉贤县的农村干校所接受劳动再教育。秦怡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金焰身体太差，根本无法下地干活，而被安排作修理工。“九一三事件”后，金焰被送回了家。在两人被隔离期间，他们从小患有自闭症的儿子金捷在文革期间病情加重，得了精神分裂症，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无法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秦怡的母亲也因受到红卫兵的惊吓，突发脑出血而死:292-294:262-263:196。进入1980年代，金焰的病越来越重，几乎每年冬天都是在华东医院渡过。1982年，金焰被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时确认的国家一级演员的待遇。1983年，金焰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2月27日上午8时10分病逝，终年73岁。秦怡在华东医院病床旁陪他渡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198-204。
金焰的追悼会于1984年1月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杨堤、杨恺、陈沂、张承宗以及及电影界知名人士孙瑜、白杨、沈浮等五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孟波主持，张骏样致了悼词。宋任穷、杨成武、巴金、贺敬之、周扬、刘复之、项南、汪道涵、夏征农、夏衍、阳翰笙、周巍峙、林默涵、王元化以及中央统战部、文化部、上海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等送了花圈。黄宗英为金焰题写了“留金影坛，化焰云端”的挽联。追悼会后，金焰被安葬在上海福寿园墓地:204-206。金焰去世后，孙瑜（《中国银幕》，1984年1月）、司徒慧敏（《文汇报》，1984年1月15日；《中国电影年鉴》，1984年卷中），刘琼（《电影故事》，1984年1月）、黄绍芬（《上影画报》1984年3月号）、赵铭彝（《电影故事》，1984年1月）等中国知名电影人士和他生前好友纷纷在各电影报刊杂志上发表怀念他的文章:208-218:33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