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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 民族
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與三征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雍正时期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青藏地區的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殺拉藏汗，並且佔領拉薩。清軍于1718年试图进藏但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七世達賴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這是清朝正式經營青藏地區之始。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
康乾盛世 民族
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乾隆時期對西藏加強控制，開始規定所有事務都要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商同辦理，並明示中央的派駐管員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地位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擬定并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正式制定了金瓶掣籤制度，並且頒布被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是西藏屬於中國領土的最有力證據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自此，西藏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的继承、内部叛乱的镇压等必须由大臣处理或者上报朝廷决定。
康乾盛世 民族
1745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去世，國內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以定北将军班第率軍平定準噶爾，攻下伊犁。而後阿睦爾撒納想要成為新一代準噶爾之主，由於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在天山南路，脫離準噶爾統治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占佔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
雍正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
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動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
康乾盛世 外交
學者戴逸認為，康乾时期的中国外交日益保守和封闭，清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对海外贸易有严格规定，严禁百姓随意出海；若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铁器不能带，粮食不能带多；到了海外限定必须两年回来，否则回国之后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限制贸易，无疑也就阻碍了经济的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也是束缚，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视野受到限制。從康熙、雍正时期開始的禁教，到乾隆时期仅因马戛尔尼团队不给自己磕头这一礼节问题而把人赶走，也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机遇，中国被远远地被落到後面去 。
然而馬戛爾尼向清朝提出的要求因侵犯中國主權而被乾隆帝覆信批駁，當中六項要求如下：
有學者指出有一些史學家往往斷章獨引乾隆所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以證明清朝「閉關鎖國」，但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卻避而不談。此外，乾隆對西方科學其實並不排斥，也並非完全不感興趣，他刻意對英人帶來的科學產品表現一種冷漠的態度，近年有學者研究指出這很可能是一種反制措施和政治表態的手段。更有學者強調乾隆一向重視西學，他拒絕馬戛爾尼的要求，其實是「洞悉其奸」，看破英國派遣使團來華的政治陰謀。
康乾盛世 外交
美國歷史學家歐立德指出，乾隆帝非常熟悉西方地理是，他甚至让天主教耶稣會傅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一座大殿的墙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知道法国爆发了革命，也知道俄国宫廷中当前的阴谋。乾隆帝在接見马戛尔尼使團時故意問“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格蘭不遠？是否向英格蘭朝貢？”，是為了給對方留下「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使團向乾隆展示英国海船的模型时，他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零件以及英国造船业的问题，次日，乾隆就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
康乾盛世 外交
另外，当时东亚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朝鲜和日本，都处于严厉的锁国状态。朝鲜当时被称为“隐士王国”，因为它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而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早在明末（1633年）就开始頒布第一次鎖國令，严禁日本人与外国贸易，禁止日本与海外交往，同时禁止日本人出国以及在外的日本人回國，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的船只。随后锁国令又颁布了多次，成为德川幕府的长期外交政策。1647年葡萄牙船來到日本，要求恢復外交關係，但被幕府拒絕。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迫打开国门。在中国，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对于与西洋的贸易，康熙帝则十分谨慎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康乾盛世 外交
马克思在評論中國歷史上的「海禁政策」時認為：“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然而歷史學者何新华指出，不論是傳統國家還是現代民族國家都天然具有排他性，所謂的“閉關”或曰“鎖國”只是一種正常的邊界管理制度和國家管控外貿的措施，從這一意義而言，任何國家都需“閉關鎖國”，區別只在程度差別。又指出單從“閉關鎖國”的字面意義而言也不盡準確：「清代並非完全“閉關”，在陸地邊疆方面，清代採取了非常進取的戰略，在海洋邊疆方面，實際上採取的是一種“限海”戰略———有限度的開海戰略。」。歷史學者刘军指出「認定中國清代前期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
1765年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在出使清朝時體會到清朝國運的變化，他在《湛軒燕記》中寫道：「清主中國，盡有明朝舊地，西北至甘肅，西南至緬甸，東有瓦喇。船廠又其發蹟之地。而在明朝一統之外，則幅員之廣甲於歷朝。藩夷之服貢者，琉球間歲一至，安南六歲再至，暹羅三歲，蘇祿五歲，南掌十歲一至。西洋、緬甸貢獻無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選士入學，選兵入衛，通關市、婚姻，商胡貿遷無限域，馳馬交於關東，則與一統無甚異也。」
康乾盛世 人口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以及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併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於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併、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
清朝的人口擴張和流動規模在長期性和常規化等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為了「移民實邊」、發展經濟和保衛疆土，清政府鼓勵內地人移民到蒙古南部、新疆、台灣及東北地區。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內地各省約有七百至八百萬人遷移到邊疆和海島地區，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東南、西南、西北、北、東北四面八方輻射狀的移民浪潮。
康乾盛世 人口
有說法認為清朝人口的增長主要是依賴美洲農作物的輸入，又由于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故稱“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然而復旦大學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指出，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产量合计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清朝中国数亿人口的主要糧食仍然是传统作物。历史地理學家韩茂莉亦指出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这一提法缺乏事实依据，尽管玉米、甘薯传入中国，对农业、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传统粮食作物依然是农作物中的主流。另一方面，在盛世期間，農民能夠進食肉類的機會亦比以往的朝代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人口和经济政策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为了养活激增的人口，不得不开垦森林、草原和围湖造田，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害。
康乾盛世 人口
中國的森林大致在明代中期以後大面積的消失，黃河中游的森林在明清兩代尤其遭遇到毀滅性的破壞。從晚明到清末，中國的森林消失得最為迅速，情況也最為嚴重。盛世時期的清朝不能加以抑止前朝嚴重耗損自然資源的行為，且一發不可收拾。清朝在統一戰爭後土地嚴重荒蕪，人口大量流亡的狀況下，亦實行了減輕賦稅、招民墾荒、安置流民、興修水利、推廣高產作物等措施，以圖迅速恢復生產，使社會經濟回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上，儘管18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局限，對環境的破壞便是一例：康乾盛世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巨大，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和为围河造田，来开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比如在福建地区“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这一明朝时期的描写，到了清代依然使用。在山东沂水县地区，“贪利愚民开垦”荒山，“虽种杂谷，一遇旱年，颗粒不收”；莱芜县“开山愈多，而良田之冲没益甚，草树既尽，土松石露，一雨未毕，沙石堕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垦一冲十，得不偿失。”。在江南平原地区“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用……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
康乾盛世 人口
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还有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当时清人汪士铎也感慨到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
康乾盛世期間不論是救災、防災，如荒政、倉儲，還是相關的公共工程建設，如水利建設，幾乎都是同一時期其他國家難以比得上的，以致有西方學者把18世紀的中國稱之為「福利國家」。然而到了盛世後的嘉道及光緒年間，儘管清政府在這方面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更多時候基本處在一個相對來說有心無力的階段，所謂「竭天下之力，而所救不過十之一二」。
康乾盛世 社会
乾隆年間的前期和中期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疆土擴張、軍事力量強大、政治自信以及文化繁榮的時期。在國際上，清朝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政治實體，其領土讓所有歐洲國家都相形見絀。清朝的人口相當於當時世界人口總數的1/4，是當時歐洲人口的3倍。清朝的國內經濟規模同樣非常龐大，馬戛爾尼本人估計至少是英國的4倍。駛向北方市場的滿載木材的船隻需要一天時間才能通過固定的檢查站。地區間的茶葉、棉花、糖、絲綢和糧食貿易量，相當於歐洲的紡織品和日用品的國際貿易量。從廣州這樣的南部港口到天津這樣的北方港口的航程有3200公里，相當於里斯本到漢堡的航程。北京和江南沿海城市的奢侈品消費與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奢侈品消費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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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時期的另一個成就是國家識字率的提升，不僅是男性，還包括女性的識字率。由於貿易產業的發展，該時期的男性出門得更頻繁，為了讓家中的男性在家外獲得成功，家中的女性需要擁有自己獨特的權威。這意味著在一些上流家庭中，一名最理想的母親是跟他們的丈夫一樣都受到教育，都會閱讀和寫作，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的兒子盡可能在年輕的時候學會讀書識字。清代在重視和強調對婦女的教育這一方面，跟以往的朝代相比是一項很大的改變。
李景屏認為康乾時期是中國封建社会最後一个盛世，但由于封建体制的制约，大量社会财富流向非生产领域；在畸型消费的刺激下，奢靡之风席卷着清朝上下，盛世的根基渐趋蛀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出使任务失败归国期间，其副使斯當東記載：「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在《停滞的帝国》一书有如此描述：「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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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也指出乾隆晚期社会的混乱与不稳定，例如贫穷、饥荒、弃婴和民变、兵祸等，都加速了当时清朝社会的动荡不安。
马戛尔尼：“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马戛尔尼们还研究了满清的法律，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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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在日記中記載了乾隆年間中國平民百姓的生活，他認為中國的水手相當強壯，工作時會哼歌但勤懇且紀律嚴明，又認為他們聰明且忠於職守。他又看到有一些婦女靈活地行走，讓他想起有纏足這種習俗的在北方省份的底層婦女中已經很少見的一種說法，這些婦女從臉上看似飽經風霜，但依然氣色良好、頭髮整齊，孩子眾多而大多一絲不掛。他亦發現中國的男性大多樣貌美觀，精神良好，而且身軀健壯。對於這種場景，馬戛爾尼表示在當時情不自禁地想喊出莎士比亞的《暴風雨》：
在馬戛爾尼周遊中國的旅程中，他表示看到乾淨整潔的農事，見到了辛勤勞動的平民百姓，百姓的臉容以及馬車在道路上疾馳的場景，感到自己恍惚身在英格蘭，回想起自己舊時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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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亦表示訪問團在天津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款待，當地高級官員還向他們送上超乎他們所需的糧食。他記述道，只有在東方，外國人才會受到如此熱情好客的款待和尊重。馬戛爾尼亦稱當中兩名分別姓萬和周的官員為聰明，坦率，而且健談的人。此外，馬戛爾尼亦稱讚熱情地款待馬戛爾尼一員的直隸總督梁肯堂相當有禮貌，並且對中國的建築大加讚賞。在宴會期間，馬戛爾尼稱無法用任何言語表達出該名總督的謙遜和高貴端莊，並感謝這位仁慈且值得敬佩的年老總督細心地聽取馬戛爾尼一員關於船舶方面的請求，馬戛爾尼亦表示對中國的高層官員以慈愛與謙遜對待下屬和平民百姓表示震驚。儘管當時中國在外國人的印象中比起其他國家更注視階級長幼觀念以及比較推崇家長制，馬戛爾尼發現清朝的官員也是會以謙遜尊重的態度對待自己家的僕人，主僕關係非常融洽親密且真誠。而中國的父母也會以慈愛與寬容對待他們的孩子，並且指出有些中國父母偶然會賣掉自己親身孩子，但只會在父母處於極端無助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總體而言，馬戛爾尼對中國平民百姓的評價大致上為正面，稱他們性格頑強，富有商業頭腦，在繁雜的體力勞動中依然能保持樂觀開朗的心態，在工作中會發生爭吵甚至打鬥，但只是在極端情況下且不常見，馬戛爾尼認為這是因為有嚴厲的法律抑制他們的行為，因為他知道在中國殺人償命的法律，不論有意無意，亦不論是否僅僅出正當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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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访华团一行人在經過直隶省的清河镇時稱讚當地人的勤俭和诚实以及環境建設：「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對揚州的商業堪盛和境色的描述：「至扬州，其地商业堪盛，吾等本拟在此略作休止。兹以松大人已改换计划，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馬戛爾尼转述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神父劳克斯的言论：「又言：『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 。
馬戛爾尼認為當時中国的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但同時認為在化学上及医学上的知識「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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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对中國乾隆年间刑法方面亦有正面評價與概述：「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他同時讚揚中國的犯罪率低，發達的商業狀況和農作物的豐盛：「……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周围是各种富饶的农作物，广阔的草场上满布着绵羊和最肥美的牛。他们的园圃看上去可以供应家庭所需也能观赏，它同时生产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美妙的景色使我的眼光缭乱」。
訪華團亦記載了中國多處地方的環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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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一帶：「（每）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
广州城：「这城市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但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
明朝亡於清朝，與明朝自身的腐敗有密切關係。對於明朝官僚機構的臃腫和腐敗貪賄，朝鮮使臣也有所體會。隨著清朝政治上的穩定、文化上的發展、經濟上的繁榮，再加上清朝越來越以一種寬鬆和優惠的政策對待朝鮮，一部分朝鮮人特別是其中一些親身遊歷過清朝的燕行使臣，目睹清朝社會繁榮和與清朝文人接觸筆談之後，儘管受儒家「春秋名分」思想的影響，依舊視清為夷，但對比本國狀況，卻深感此夷不再可鄙，無法可攘。
朝鮮人鄭太和在1649年和1662年兩次出使清朝，寫有《陽坡朝天日錄》和《壬寅飲水錄》兩部燕行錄。鄭太和在《壬寅飲水錄》中記載他注意到途經一些地方市肆，清代已初現繁榮景象，使臣在北京遇到為清朝所用的漢人文官亦感覺頗為親切，又指出使臣在明代所遭遇的沿途敲詐及繁文縟節也已摒除。
1691年，謝恩兼三節年貢使一行回國復命，正使瀛昌君李沉在受朝鮮國王召見時說道：「臣累度往來，閭閻比前頗盛，人民益繁矣」。1790年，徐浩修出使清朝，其《燕行紀》紀錄了沿途的所見所感，指出當年的「口外之荒漠」如今「商旅輔湊，市裡櫛比，水草豐饒」，他認為這是清人「以中華之利與外夷共之」。徐浩修又回想元代「蒙俗質樸尚有混沌，未鑿底意」，但是「待人接物純是誠款」，發出「天之生才固不限於華夷也」的感嘆，也對傳統的華夷之別提出了疑問。
1715年，領議政李光佐出使清朝，回國後他對英祖說：「清人維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但國俗之簡易稍異矣。」宋寅明認為：「清主立法簡易，民似無怨，不必促亡也。」而徐浩修儘管偏見地以為「今中朝士大夫⋯⋯稍欲務實者，亦不過拾掇亭林竹坨之餘緒而已。」但同時也看到了清朝「不懈文教」和對儒學的推崇。
康乾盛世 说法来源
称颂“盛世”并非始于清人，但是有说法称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以往的朝代。
到了晚清时期，清朝国势式微，部分士大夫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称颂清朝，有关“盛世”的著作仍层出不穷。不过，1910年经清朝官方审定发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明确将晚清时期视为“忧患时代”。但是，有说法指出清朝平定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后直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确曾作为“列强”之一，作为一个不同程度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压迫朝鲜等国家（在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设立租界等）。
1980年代後，中國在話語和學術上的有所放寬，對清朝更細緻和更正面的觀點開始出現，對清代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學術研究開始興盛起來，與滿族相關的研究工作也逐漸復興。人們對清朝的認識從一個「不太黑暗的時代」變為一個強大、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以及人口眾多的「啟蒙時代」。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康乾盛世」問題在學術界是一個颇受關注的問題，當中的關注與訴求也包含了歷史敘述、價值評判、道德情感、現實關懷諸多面向。尽管清朝在康雍三朝时达到顶峰，18世纪被视为清朝的最繁华时期，甚至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仍颇具争议，以致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存在尚存争议，或有論者大體肯定“康乾盛世”，但也注意到其間存在的問題；或大體否定，但也指出其間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各種認識和觀點的交流中，有學者提出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如「康乾盛世作為一個概念或名詞或說法能否成立」、「認識康乾盛世的標準是什麼」和「對康乾盛世問題應持什麼樣的態度」等。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稱“康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對周思源的觀點作出評論：「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他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有學者認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有说法称康乾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认为“康乾盛世”并不存在。康雍乾时期已经孕育了许多社会问题，无论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还是从人性解放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来越远。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直到18世紀，當時正處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以鞏固。若只把康雍乾時期和漢、唐、元、明作縱向比較而不進行世界的橫向比較，中國當時的社會看起來仍具有活力和繼續發展。18世紀的中國確有值得稱道的巨大成就。亦有學者批評當代一些人將中西對比角度帶入清史，否定康乾盛世，以及用中西橫向比較的「盛世」概念去評價傳統史學縱向比較的「盛世」概念是屬於概念錯位。「康乾盛世」中所謂的「盛世」概念，是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概念，中國傳統史學相信歷史循環論，將時代分為治世和亂世，盛世和衰世，並以此作為褒貶依據，而傳統史學中的「盛世」概念是縱向而言，例如「貞觀之治」與隋末的衰世相比是「盛世」。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侯楊方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看，國家軍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徵暴斂，因為強大的軍力和戰爭需要經濟的支撐，導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長城、修宮室耗費天下民力，結果強大盛的秦朝傳至二世後滅亡；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結果是漢朝戶口減半，導致民怨沸騰，漢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個秦始皇；唐玄宗對外頻繁用兵，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親歷者杜甫形容：“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結果唐朝的開元盛世迅速在安史之亂爆發後走向了衰落。而康乾盛世開拓的版圖空前，用兵頻繁，從歷史經驗看橫徵暴斂似乎不可避免，但清朝統治者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反而頻繁下令蠲免天下賦稅，其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康熙曾多次南巡視察河工，體察民情，他認為自己的出巡會對地方造成一定的騷擾和負擔，因此他經常蠲免所經地方的賦稅，即使沒有慶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經常「無緣無故」蠲免天下賦稅，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在康熙帝在位的62年間總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總計折合白銀達1.5億兩。康熙中期以後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家歲入不過三千五百餘萬兩白銀，即相當於免除了4年多的歲入。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学者姚念慈认为清史研究者们往往忽视清代赋税的沉重。通过比较明清赋税，清初全国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的横征暴敛为基准的。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并未超过明万历时期，然而其赋税收入却较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清廷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康熙朝实行的大量而频繁的蠲免，实质上是变换手法，将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部分宣扬成惠政。
美国历史学家羅威廉将晚明到整个18世纪康乾盛世的发展称为比宋朝的第一次商业革命转型幅度更大的中华帝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历史学家有时称此时期的发展为“流通经济”或“商品经济”，其中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并依靠市场交易取得日常消费品。明代初期，棉花实际上仍是鲜为人知的产品，而到了晚清，棉花已经是全中国最普遍的衣料。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诚說：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歐立德不認為乾隆從一開始就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來對學術和文學的發展加以審查。他認為乾隆的初衷是「蒐集和保存古今之圖書」，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儘管乾隆期間的文字獄帶來種種亂象，但並非是乾隆一個人的責任，許多文字獄的判罰雖然以朝廷的旗號進行，但這並不能說明大規模的審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為大清皇帝的皇權實際上並非無限，乾隆無力阻止官僚擴大化文字獄。
中國作家張宏傑認為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中國作家易中天說康乾时期：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
康乾盛世 評論與争议
學者洪振快認為康乾盛世甚至认为「18世纪的中国都不能和中世纪的英国相比」。
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魏斐德指出，清朝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快地擺脫了17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令歐洲君主羨慕的是，在多爾袞，順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礎上，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都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康乾盛世所处的18世纪间的欧洲各国长期流行中国热，欧洲人十分追捧中国。当时的法国启蒙学家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同时相当崇拜并高度赞美同时期在位的乾隆皇帝。
日本學界亦尊重和推崇康熙和雍正，有日本學者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天明八年（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清初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于1690年代初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雖年谷屢豐，而無生之樂。」，又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另外，唐甄的記載經常被引來論證清代經濟的停滯與不景氣，然而唐甄指出的是市場缺銀，而非物資及糧食供給不足，這種情況在雍正年間已有明顯改善。
晚明清初學者以及在早年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在康熙時代也逐漸稱清朝為「國朝」和清朝的統治為「王道」，在晚年一改「太平有策莫輕題」之初衷，在其著作中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清聖祖為「聖天子」，稱清兵為「王師」。
1765年，朝鮮使臣洪大容質疑「中國多災異，民心多動」的傳聞，向中國友人錢塘、嚴誠和潘庭筠打聽當時清朝社會的實狀。潘庭筠回答：「並無此事。數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滅。」嚴誠則說：「此時太平極盛之世。即有小丑，無聊竊發，皆即時剿滅。如有所謂馬朝柱者，叛跡雖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獲。今聞其人已斃伏天誅矣。至於民心，則普天之下，無不感戴，並無騷動之說，江浙尤甚。屢蒙蠲租賜復之恩故也。」洪大容感嘆：「我東（朝鮮）亦被顧卹。貢獻奏請，事事便宜」；「自康熙以來，待之迥異他藩，有請曲徇。前明時則太監用事，欽差一出，國內震撓。雖然，豈敢以此怨父母之國哉。」另一方面也體會到清朝對朝鮮的「厚往薄來」，他在與錢塘三士（潘庭筠、嚴誠、陸飛） 的交往中，感到中華文化並未因滿族入侵而有太大的變化，他評價三名中國友人「雖斷髮胡服，與滿洲無別，乃中華故家之裔也」，「非吾輩所及也」。
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給歐洲人，引来欧洲人對中國的強烈嚮往。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經是當時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
日本教育
在日本的教育體制中，初等教育和部分中等教育是強制性的。大部分學生在小学校和中學校()階段就讀於公立學校，但是到了高等學校(高中)之後，私立學校成為主流。
日本教育
在小學校以前的教育有選擇性就讀的幼稚園和デイケア(托兒所)；托兒所的服務對象是零歲到五歲的兒童，幼稚園的服務對象是三歲到五歲的兒童。每間托兒所和幼稚園的教育訴求都不相同，有些是為了準備私立小學校入學考試，有些只是單純提供嬰孩玩耍遊戲的空間。從小學校到高等教育機構，學年都是從每年四月開始、三月結束；從八月開始會有一段暑假，在年底時會有寒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教育排名中，日本學生長年在閱讀理解、數學、科學項目中名列前茅: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日本學生歷年的平均成績在此三科目皆達到540分 。從歷史上來看，日本人普遍較高的教育背景和社會大眾對於教育的重視被視為戰後日本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但是，儘管在日本，每位學生分配到的教育資源遠超過其他OECD會員國，日本政府的教育預算佔GDP的比例卻比OECD會員國平均還低。不僅如此，教育產業總體分配到的GDP比重也偏低，在2015年時，教育佔日本GDP的比例只有3.5%，相較之下OECD會員國平均為4.7%。201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日本25至64歲人民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為48%，世界第四；在擁有碩士學位的比例上，僅次於南韓。高校畢業生中，繼續升學的比例佔了75.9%。
在日本，教育是個重要的課題。現今日本的教育體系奠基於憲法與《教育基本法》，並由文部科學省負責統籌。一般有三種類型的教育可供選擇：進入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進入私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或是到不合文部科學省標準的私立學校。日本實行小學校6年、中學校3年的義務教育，大部分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後還會繼續進入高等學校就讀。
雖然日本的義務教育年限只有小學及中學校（初級中學）的9年，仍有超過90%的學生會進入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就讀。超過250萬的學生會進入大學或學院深造。2010年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就學率為98%，位列全球第一，大學就學率也高達45.5%。在過去，進入高等教育被描述成「地獄般的」和「戰爭般的」。然而由於近年來日本出生率的下降，適齡學童越來越少，這個現象開始改變。現在學校開始競爭努力招收新生。不過，某些學生仍然在正常課程之外，被送進補習班學習。
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史
日本的教育制度起始於701年（大寶元年）頒布的《大寶律令》，起初僅止於貴族及武士階級，但在江戶時代開始擴大到一般平民。歐洲列強勢力在19世紀來到日本時相當驚訝，因為當時日本人有相當高的教育和大眾文化，而歐洲人認為沒有工業革命這一切不可能存在。當時估計男子識字率達到50%，而女子也達到20%，在大城市例如江戶和大坂更高，遠高於許多當時國家。寺廟和神社為每個人提供閱讀、寫字和算術課程，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為18世紀開始興起的「寺子屋」。武士階級則有他們自己的學校來學習。老師們大多不領薪水，却受到很好的尊重。當時估計日本有14,000間學校和750,000名學生。這種普及、公立的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協助了明治維新後教育的歐化。
女性教育問題在平安時代就是重要課題。在戰國時代，情況開始明朗，女子可以接受教育，因為如果她們的丈夫戰死，她們就要幫忙保衛家園。佛教和神道教的看法也有幫助，因為它們並不輕視女性，而且待她們平等。日本第一部小說《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就是一位在平安時代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陆续开始普及6年小学、3年中學校（）的9年制义务教育。1970年代，高等學校（高中）教育普及化，直到20世纪末，大学教育也开始逐步普及。21世纪来，日本将教育大众化逐步迈向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目標是要把研究生的人数從20世纪末的10万翻增加至20万。
1972年（昭和47年），日本教職員組合（簡稱「日教組」，為日本全國教師組成的工會）提出「寬鬆教育」、以及學校全面週休二日的「學校週5日制」改革思維。1980年（昭和55年）度起實施邁向寬鬆教育路線刪減學習內容、授課時數；在第2次中曾根內閣下成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臨教審）著手寬裕教育的方針，1989年全面修改學習指導要領啟動，1992年廢除小學第1學年、第2學年的理科、社會，而新增教科生活。
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史
然而寬鬆教育的問題從2002年開始浮現，2004年國際學生學習評量（PISA2003、TIMSS2003）結果出爐，日本學生的分數低落成為問題。時任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要求中央教育審議會重新審視學習指導要領 。在寬裕教育環境下成長的「寬鬆世代」開始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因為寬裕教育所帶來的教育改革並沒有讓日本學生的創新能力明顯提高，反而各種學習成果大幅下降。2008年（平成20年），文部科學省公布新學習指導要領方案，從2011年起逐步捨棄小學、中學的寬裕教育措施，僅有學校週5日制繼續保留。
国民终身教育是21世纪日本教育的新亮点，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教育文化体系已经遍布日本全國各地。截至2006年，日本有青少年活动中心1,320个，公民馆17,143个，博物馆1,196个和公共图书馆2,979个。
日本教育 目前概況
目前日本教育主要劃分以下三個階段，分別為小學校（6年教育，7-12歲學生入讀）、中學校（3年教育，13-15歲學生入讀）、高等學校（3年教育，16-18歲學生入讀）。
在這個階段的第一級至第九級的教育是日本義務教育。每個學年度由每年的4月1日開始，下年3月31日結束。每個學期之間都會有假期。日本的學生以前星期一至五全日上課，星期六上半日課；不過，這制度由2002年起全面取消。不少老師仍在週末上班，他們亦必須在暑假（通常是8月）工作。根據法律規定，每個學年最少有210日為上課日，但是大多數公立學校會撥出大約30日，作為學校節日、運動會和非學術上的儀式（特別是一些鼓勵合作和學校精神的儀式）。扣除這些活動和星期六半日上課的日數後，上課教學的時間每年約有195日。
在義務教育階段中，教科書由政府免費發放。每隔三年，學校會從文部省事先擬好的教育用書清冊中選取新的用書，這些用書包括教科書、政府出版品和其他經過認可的書籍。教科書運送到公私立學校的費用由文部省負責。日本教科書體積小，易於攜帶，是學生的財產。
日本教育 目前概況
日本人對教育（特別是強制教育）抱有幾個重要信念。他們認為所有學生有能力學習知識，學生的努力、堅持不懈、自律能力及非學術上的能力是決定學生的學業成就。這些學習及行為習慣是能夠通過講課及訓練而學回來的。所以，小學及初中學生不是根據他們的能力而編班授課，也不是適應各學生的差異。
全國性的學習範圍讓學生得到均衡和基本的教育。強制教育讓學生得到一個同等學習的機會，而各學校的財政分配是相對性相同的。不過，這種制度被評為缺乏彈性、缺乏理解學生的特別需要和興趣。日本教育在80年代進行了改革，新制度特別強調彈性、創意、表現自己的機會，但只是有很少的進展。批判性思考不是日本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概念。學生一般要求背誦測驗內容，所以學生高分的原因並不能反映他們的真實能力。
由於學生只修讀某個程度的課程，有天資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會被忽略。例如：一位母語為英語的學生會自動分配到適合他/她程度的英文班。一位不懂初中一年級數學的初中三學生亦需要學習以他能力以下的數學。學校原則上不會開辦輔導和精英班去迎合個人需要。在極端的情況下，有開發問題的學生會被編入普通班裡，但老師缺乏參加針對這些學生的訓練。
日本教育 目前概況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家長不敢承認自己的子女有特別需要。在美國，大多數地區設有專門及技能學校給一些有嚴重殘障的學生就讀。在這情況下，每一位學生會由一位老師或看護者從旁協助。當這些學校為這些學生提供較好的服務，成人服務正面臨財政困難的危機。
在日本的高中，必修學科如下：國語（日本語）、數學（小學科目為算數）、生活（自然科學）、社會（公民、地理、歷史）、理科 （科學）、外國語（英語）、體育、保健體育、技術、家庭（設計、工藝、家政）、圖畫工作、藝術、音樂、情報（資訊科技）。
日本教育 目前概況
日本的高等教育機關主要有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專門學校、研究所(大學院)。
日本於 1977 年 5 月正式成立大學入試中心（國家考試中心），為國立大學統一考試實施機關。從 1990 年開始實施大學入試中心測驗，也就是第一次考試，是由獨立行政法人大學入試
中心統一舉辦之測試，考試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根據日本文部省制定的《高中教學大綱》命題，考試並不分文理科。其目的為判定考生是否具有大學基本學習之能力。與臺灣、中國大陸的統一考試分發制度不同，有意升讀大學的學生並非必須參加該考試，日本的考生也可以按學校的要求，再參加各大學自辦的單獨招生進行之第二次考試，目的為考核學生是否具備各學部所需之性向與特長。部分學校會以最後以兩次測驗的成績綜合計算來判定考生之入學成績，例如第一次與第二次成績以 1:4的比例計算。除此以外，也有不少大學實施單獨招生(綜合型選拔和推薦入學等)，只須學生參加但大學自行舉辦的入學考核，部分為筆試，部分為小論文和面試，他們一般不需參加公開考試。日本大學制度為四年制，畢業生具備學士資格。短期大學(短大)通常為兩年制，畢業生獲得準學士資格，並可以申請升讀大學三年級。
根據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評鑑結果，日本最頂尖的大學為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在2009年的QS亞洲大學排名前20名中，日本入圍的大學包括東京大學(第5名)、大阪大學(第7名)、京都大學(第8名)、東北大學(第9名)、名古屋大學(第10名)、東京工業大学(第11名)、九州大學(第17名)、筑波大學(第20名)。除此之外，201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QS亞洲大學排名前100名內，日本大學佔了33校。
在2016年時，日本國內有30至40所國際學校。許多幼稚園或許或宣稱自己為「國際學校」、「雙語學校」，但是其本質上仍然為日本一般學校，這些「國際雙語學校」常以外籍教師授課為誘因招生。
日本教育 設備
日本的學校皆有配設校園護理站，作為學生傷病時的第一時間對策中心。除此之外，與臺灣、中國大陸相仿，日本的小學校幾乎都有戶外操場，不過中學校、高校則不一定。大約90%學校有健身室，75%學校有戶外游泳池。
日本教育 問題點
历史上日本并没有大规模的外国人流入，针对外国儿童的教育体制不能说很完善。近年来随着外国人在日本定居化的进展，在公立学校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产生了较大的问题。而不怎么说日语的外国孩子也不少。并且，因为生活习惯与母国不同而产生厌学心理，不去学校上课，加上国际学校的学费较高，导致有些孩子成为不上学的问题儿童。雖然父母親為外籍人士的幼童可享有接受義務教育的豁免权，但是他们可以向當地學校提出入學要求。
張超雄
張超雄（英語：，1957年2月23日—），祖籍廣東江門，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工黨副主席（外務），現任加拿大约克大学社工系講師。張超雄於2004年至2008年出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由功能界別社會福利界代表選出），於2012至2020年出任香港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地方選區）。
張超雄 簡介
張超雄祖籍廣東江門，在澳門出生，7歲時移居香港，父親為秘魯華僑兼聖公會聖雅各小學前舍監及前校長，母親則為澳門鏡湖醫院畢業的註冊護士；而祖母是懂西班牙語的秘魯人，故此張超雄擁有四分之一的秘魯血統。張超雄父親本在澳門的學校教書，但來港生活後只能任職當時學歷要求較低的舍監。其一家人曾住在新界粉嶺，再搬到聖公會聖雅各小學的學校宿舍居住。
在學業方面，張超雄早年曾在澳門讀書，後來就讀聖公會聖雅各小學。之後升讀聖保羅書院，因香港中學會考的成績不理想而未能升讀大學，最後入讀私立的樹仁學院修讀社會工作文憑。他於1980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工作系，畢業後任職社會福利機構，1983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社工碩士課程，並在1990年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其後歸化入籍美國。在美國完成學業回港後，張超雄首先在香港城市大學執教。2007年，他加入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擔任講師，直至2017年退休，退休時職位仍是講師。
張超雄 生平
2004年，張超雄為參選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而放棄美國國籍。是次選舉中取得3263票，以64票險勝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張國柱。2004年9月，陳啟宗不點名批評一直主張擱置再削綜援的張超雄，是非常不理性的做法，「等於將法律踐踏在腳下」。張超雄接受報章查詢時回應：「被邊緣化嘅係啲弱勢社群，香港社會又點會邊緣化到啲商家？佢哋話晒事！佢哋賺大錢之餘，唔該都照顧吓啲弱勢社群啦！」。
2007年11月，百佳不主動派膠袋，並以「膠袋慈善捐款」名義向索取膠袋的顧客募捐兩毫，被李華明及張超雄要求交代。數日後，百佳暫停計劃，並復派膠袋。
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張超雄由社會福利界功能組別轉到新界西地方選區代表公民黨參選，最後落敗。
2010年11月，張超雄退出公民黨，連同何秀蘭及李卓人籌組新政黨，並在2011年12月成為工黨副主席。
2012年7月18日，張超雄與副秘書長郭永健由新界西地方選區轉到新界東地方選區代表工黨參選，報名參選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得到39650票，成功當選及重返立法會。
張超雄 生平
2012年10月17日，張超雄、李卓人及張國柱在行政長官梁振英到立法會簡述施政理念時，畫上熊貓眼在示威區請願，要求立法規管標準工時。同年10月25日，張超雄在立法會提出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動議, 議案最終被否決。
2013年7月23日，張超雄批評政府支援不足，要求增加難民的援助金額及容許難民在香港工作。。同年8月3日，張超雄組織50難民到ISS位於旺角的辦公室，更對職員推撞，事後該社需報警求助。
2014年2月11日，張超雄指出八大院校以國際化為由，濫收內地生，造成「內地化」現象，收生明顯失衡。
2014年8月30日，張超雄於立法會提出動議，指本港已討論全民退休保障問題逾三十年，促政府尊重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報告，盡快展開公眾諮詢及落實推行退保制度，並於明年特首《施政報告》上交代實施時間表，最後動議獲一致通過。
2014年10月21日，雨傘運動期間，毛孟靜及張超雄於旺角集會區內分隔警民的鐵馬前，斡旋化解僵局。
張超雄 生平
2014年11月16日，張超雄、劉慧卿和葛珮帆，三人出席論壇時同意作跨黨派合作，爭取性暴力受害人出庭作證時可獲保障措施。11月20日凌晨，發生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張超雄表示對於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感到「好嬲」。
2015年7月31日，沙田美林邨遛狗翁被殺案，警方錯誤拘捕患自閉及中度智障男子。張超雄指警方作為僱主，沒有提供足夠指引及培訓，對警方至今未完成調查感失望。
2015年8月1日，張超雄批評社署，指被揭發在露天平台脫光長者衣服輪候沖涼的劍橋護老院，在事發後不但沒加強監管，更縱容院舍以新牌換舊牌。他指無論上水或大埔劍橋院舍均曾涉違規事項，社署仍續牌或改發新牌，欠缺理據。9月1日，張超雄接獲投訴，指據閉路電視顯示，匡智會一間成人展能中心的職員，涉以暴力對待兩名中度智障學員。張超雄就事件報案及去信要求社署跟進。12月28日，退保諮詢，張超雄建議明年7月1日發動全民「公投」，讓市民對全民退保表態。政府則表明對「全民退保」方案有保留。
張超雄 生平
2016年3月14日，應對最近學生自殺事件，張超雄批評教育局回應太慢，早前提出的5招無補於事。他稱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初步同意召開緊急會議，並建議舉辦公聽會。
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再度出選新界東選區，在事前不被民調看好的情況下，最後在獲其他泛民主派候選人支持如楊岳橋的支持及配票下，取得該區票數排名第三的49,800票，成功連任。
在2020年5月8日，他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期間於主席李慧琼台前高呼口號接近44分鐘，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而被捕。到2022年2月4日，張超雄在西九龍法院承認一項藐視罪，被署理總裁判官羅德泉判監禁3星期，法官更直斥他「帶來文明的倒退」。同年2月24日刑滿出獄。
2022年5月4日，網上媒體《追新聞》引述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指張超雄已經離開香港，與家人抵達加拿大多倫多。其後張超雄透露申請加拿大政治庇護獲批，並自2023年9月開始在约克大学社工系任教。
張超雄 爭議
張超雄常在選舉刊物中，提及美國當地政府把9月13日訂為「張超雄日」以紀念他的貢獻。例如，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張超雄在其宣傳網頁的【候選人簡介】寫上「留美期間，張超雄一直為當地亞裔人士爭取權益，加州屋崙市政府為紀念他的貢獻，把9月13日訂為Dr. Fernando Cheung's Day。」令人以為屋崙市政府把「每年的9月13日」訂為Dr. Fernando Cheung's Day (張超雄日)。2016年8月，有網民在討論區表示在網上找不到任何有關「張超雄日」的資料。
2018年1月，作家楊衛隆致電家橋譯社（前身為張超雄當總幹事八年的屋崙華人服務社）查詢，職員表示張曾經是該組織前身的屋崙華人服務社的CEO，但不知道有「張超雄日」。2018年1月12日，楊衛隆到屋崙市政府市長辦公室查問有關「張超雄日」的資料，接待的職員不知道「張超雄日」的事，市長助理亦找不到任何相關記錄。
張超雄 爭議
2018年1月13日，事件曝光後，張超雄於網上貼出一張證書，根據該證書，屋崙市市長只僅僅將「1996年9月13日」這一天訂為張超雄日，而不是將「每年的9月13日」訂為張超雄日。由於「張超雄日」此事當地傳媒沒有報導，屋崙市政府市長辦公室亦沒有紀錄，因此「張超雄日證書」可能只屬市長私人禮物性質而非官方文件。事件令人懷疑張超雄選舉時之陳述有誇張失實和誤導選民之嫌。
張超雄 爭議
2013年8月底，張超雄與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新民主同盟）、毛孟靜（公民黨）、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發言人韓連山及多名社運人士在Facebook發起「抗融合．拒赤化．反盲搶地 一人$100換特首 還香港人一個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行動，由數百位港人集資於9月3日在《明報》及《都市日報》刊登「反梁」廣告，批評梁振英漠視港人利益，讓自由行陸客「肆虐」香港，破壞香港的文明和秩序，香港人基本生活需要不斷被剝削，已讓港人忍無可忍，表明「換特首是出路」，促請中國政府停止干涉香港內部事務；並在臺灣《自由時報》刊登「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鑑」廣告，讓臺灣人明白香港引入中國新移民及旅客後港人所面對的苦況，不要讓臺灣被中國客攻陷。
但張超雄在廣告刊登前突然退出聯署，轉而批評聲明歧視新移民。
2016年4月3日，張超雄發現有人冒認工黨及其名義，在全港多區懸掛寫有「難民之父」、「致力為南亞難民提供援助」的橫額，橫額上更寫上有「工黨張超雄」及其辦事處的電話。事實上，雖然張超雄有致力為難民提供援助，例如：建議增加難民每月租津金額、支持全綫提高難民援助金、要求容許難民在香港工作等等，但是該批橫額並不是出自工黨或張超雄。
2016年，張超雄於宣誓為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當天，宣誓後撕毀諷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議的道具，但沒有因此而被政府司法覆核其議員資格。
2017年3月26日舉行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7名民主派選舉委員：梁國雄、劉小麗、朱凱廸、陳志全、邵家臻、張超雄、羅冠聰投下白票。時事評論員古德明認為：「這次行政長官選舉，曾俊華假如僥幸得勝，則港人當可有五年休養生息。只是梁國雄等七人，以『不妥協』為誇。我對他們從此要刮目相看了。」
張超雄 關注議題
張曾經於立法會動議，會促請教育局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關注及跟進流浪講師薪金及福利不合理的現象。張亦關注殘障學生的議題。例如，於2013年真鐸學校學生被虐待事件中，張超雄於5月起作出跟進。
張超雄多次協助前在囚人士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他們被懲教署職員不人道對待的事件，又曾於2018年1月18日動議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就懷疑有在囚人士被懲教署施以酷刑及不人道對待作證。
張超雄亦關注香港安老院問題，主張修訂《安老院條例》，取締劣質私院。他認為安老院應改由個人持牌，避免記錄不良者再涉足業界。
石门
石门可以指：
地名：
石门市，今河北省石家庄市。
石门县：
石门县，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下辖的一个县。
石门县 (北魏)，北魏时改武都县置，在今甘肃省陇南市。
石門縣 (浙江省)：中國浙江歷史上的一個縣，崇德縣於清康熙元年(1662)改名石門縣，民國3年復稱崇德縣，1958年，崇德併入桐鄉縣。
石門區，中華民國新北市下轄的一個區。
石門，臺灣日治時期臺北州淡水郡的一個，今新北市石門區的前身。
石門 (石門區)，臺灣新北市石門區的主聚落及附近地區，臺灣日治時期編制為大字。
石門 (新竹縣)，臺灣新竹縣關西鎮的一個地名，日治時期編制為大字。
石门镇，多处地方有名为“石门镇”的行政区。
石門鄉，多处地方有名为“石门乡”的行政区。
石門村，有很多地方都叫「石門村」。
石門 (香港)，香港沙田區的一个地名。
克難關，台灣合歡山一個地名，日治時期稱「石門」。
石門 (廣州)，廣州的一個景點
石门
其它：
石門 (電影)，2022年日本電影，第60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
石門水庫，多处地方有名为“石門水庫”的水庫。
石門山，台灣合歡山一座百岳。
石門山 (桃園市)，台灣桃園市龍潭區的一座山峰。
石門遊憩區，位於花蓮縣豐濱鄉，因此處的海岸礁岩區有碩大的海蝕洞形狀如門而得名，電影沉默取景地。
石門橋 (台23線)，位於花蓮縣富里鄉台23線的橋樑，此處有小天祥之稱。
石门中学，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一个中学。
石門古戰場，台灣恆春半島四重溪旁一處戰場遺址。
石之瑜指導的學生遍及學界、政界，被稱為「石門」。
石門 (薩格勒布)，克羅埃西亞首都薩格勒布的一座建築。
石门隧道，多处名为“石门隧道”的隧道。
石门大桥，多处名为“石门大桥”的桥梁。
史蒂芬·齊默爾曼，效力P. LEAGUE+臺北富邦勇士時的中文登錄名。
軟性飲料
軟性飲料（英語：），略稱「軟飲」是指酒精含量（體積比）低於0.5%的天然或人工調配的饮料。在欧美地區原本的定義是指由濃縮原料製成的碳酸或非碳酸飲料，但現在已是无酒精飲料的通稱。
軟性飲料 氣泡飲料
氣泡飲料（碳酸飲料）是指利用不同程度的大氣壓力將二氧化碳注入其中的饮料。二氧化碳在一般的氣壓下很快就會溶解，尤其是在冷飲中，而高壓和填充大量的氣體會讓二氧化碳溶解的更快。當壓力被釋放時，二氧化碳就會釋出，造成許多氣泡，同时將二氧化碳排出至空氣中。大多數二氧化碳在幾分鐘後都會消失，這時候飲料就「消氣」了。碳酸飲料品嚐起來有刺激的氣泡感，这是碳酸化合物造成的化學現象，同時碳酸化合物也會帶來極輕微的灼熱感，並且碳酸只會和氣泡產生相互反應；兩種化學反應都是濃縮的碳酸造成的。碳酸化的過程也可以在一個密封的容器中藉由「發酵」完成，這種作法常用于製造薑汁汽水，發酵過程需要仔細地關注和控制，並且使用適當的酵母菌種，其可將酒精含量控制在非常低的數值。
許多人會將氣泡飲料和其他種飲料（如果汁）調和飲用，產生新的風味，也有一些人會将其與無氣泡的酒精飲料結合（如紅酒），減低其酒精的苦味，以使其更易入喉。另外，有一種特別的喝法是在氣泡飲料內加入一球冰淇淋，這樣的飲料稱為「漂浮」（）。
軟性飲料 包裝
軟性飲料通常都裝在兩公升的寶特瓶或是鐵鋁罐內，有時也會將數瓶或數罐組合成一個包裝，例如六包裝。軟性飲料也常被裝在能自動提供飲料的機器中（並非指自動販賣機，而是快餐店或是速食店中的按壓按鈕或把手，就會有飲料流出的機器）。
軟性飲料 行銷
軟性飲料通常被裝在瓶罐中於商店銷售，或是利用一種名為蘇打槍的機器進行分裝販售。銷售數量對於製造商和代理商都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許多知名廠牌的軟性飲料都是在當地或地區性的獨立公司製造並裝瓶。這些公司向知名品牌的持有廠商購買授權，取得使用品牌名稱的權利，以及製造飲料最關鍵的糖漿。由於飲料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因此原始配方大都不會賣給取得授權的廠商，而是直接由總公司輸出原料的糖漿，以保護其原始配方不會外流。
在過去，大部分可樂風味和其他的軟性飲料都是用蔗糖來製造甜味，但是為了節省製造成本，現在已經普遍改用高果糖糖漿作為甜味的來源。
飲料業界的競爭最著名的就是可樂大戰，這是指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為了市場佔有率正在進行的競爭。在1990年代中期，百事可樂發動了可樂戰爭中最大規模的反擊，是稱為「」的全球性行銷活動。
軟性飲料 爭議
軟性飲料中的營養成份幾乎百分之百是精練過的蔗糖或高果糖糖漿。美國農業部建議一天的糖分攝取量以10湯匙，以及2,000卡路里的飲食為佳，但許多軟性飲料的糖分含量已經超過這個標準值。
除了經過強化成份的飲料，其他的軟性飲料幾乎沒有任何維他命、礦物質、蛋白質等其他必需的營養素。此外許多品牌的軟性飲料都含有讓人質疑的食品添加物，例如食用色素、人工香料、乳化劑，以及防腐劑。也有些人認為含有咖啡因的軟性飲料不應作為日常飲食中的液體或水分來源，這是由於咖啡因本身有利尿的作用，不過這一點目前還有所爭論。
多數糖含有果糖，果糖對人體的危害及成癮性類似酒精，同樣會造成脂肪肝等代謝症候群；而高果糖糖漿的危害則高於蔗糖，許多軟性飲料使用高果糖糖漿，因此其安全飲用量又更低。
軟性飲料也有可能在人們每天的飲食中取代更重要的營養食物選擇，例如牛奶或純果汁。
一份由哈佛大學調查的研究指出，在美國過去15年來，軟性飲料使得孩童肥胖的人數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