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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孟加拉饥荒
1943年孟加拉饑荒在英属印度孟加拉管辖区（今孟加拉国、印度西孟加拉邦）發生，導致孟加拉地區約80萬—380萬人死亡。受到營養不良、強迫遷移、環境衛生問題、缺乏醫療照護、英國政府政策錯誤影響，孟加拉疟疾、霍亂等疾病流行，增加了死亡人數。飢荒重創孟加拉經濟，大量人民陷入貧困、家庭破碎。
孟加拉是農業社會，約有一半至四分之三的農村貧困人口徘徊在飢餓邊緣。當地人口快速增長，但糧食產量停滯不前，人均糧食供應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引發了通貨膨脹，當地工人薪水的漲幅不及物價升幅，購買糧食變得困難。鑑於日本入侵缅甸，英國實行名為「拒絕政策」的焦土政策，孟加拉又受到天災影響，影響糧食供應，加上英國為了支援盟軍讓糧食價格上漲，平民的糧食消費下降。主要由英國企業組成的孟加拉商會（）經孟加拉政府允許推出計劃，優先向軍人和公務員等「優先階層」分配物品、提供服務，卻忽略了孟加拉的基層民眾。印度各省在戰時設立了省際貿易壁壘，進一步阻礙了糧食的運輸。
1943年孟加拉饥荒
此外，温斯顿·丘吉尔戰時政府面對殖民地官員的多次請求，仍然拒絕對災區援助食物，讓飢荒惡化。孟加拉殖民政府從來沒有正式宣佈飢荒發生，也未能提供有效的人道援助。孟加拉政府嘗試控管大米價格，卻導致大米流入黑市，反而造成混亂。直至1943年12月，孟加拉的稻米豐收，飢荒才開始化解。英國政府在飢荒期間把軍隊的利益置於平民生命之上，又拒絕把各地糧食運至孟加拉，而邱吉爾也因為他種族主義的思想而受到批評。
1943年孟加拉饥荒 背景
從19世紀晚期開始，孟加拉家庭債務上升、人口急速增長、農業產量停滯、社會階層分化、農民失去土地，導致部分群體陷入負債和貧困。他們無法應對經濟衝擊，也沒有穩定獲取糧食的渠道，導致二戰爆發時上百萬人受飢荒威脅。
1945年，印度殖民政府飢荒調查委員會發布報告指孟加拉農業以稻米為主。孟加拉88%的耕地都用於種植稻米，產量是印度之最。米飯是孟加拉人的主食，其他食物來源則包括魚類和小麥。孟加拉的稻米主要在5至6月播種，11至12月收成。1942年的糧食短缺正正發生在稻米收成期。
從二十世紀開始，孟加拉每畝的稻米產量停滯，加上人口增長，讓飢荒更容易發生。由於死亡率下降，孟加拉人口從1901年的4210萬上升至1941年的6030萬，增幅達到43%，較印度整體為高。雖然孟加拉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但其生產力較低，技術落後，一旦發生飢荒政府也難以提供援助。耕地擴充導致森林被砍伐、天然水系被破壞、河道淤積，孟加拉的土地品質和肥沃程度下降，更較印度其餘地區嚴重。以上因素降低了孟加拉的糧食產量。
1943年孟加拉饥荒 背景
1920年前，開發耕地能滿足孟加拉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但隨著可開發的土地面積減少，稻米開始短缺，孟加拉需要進口更多糧食。然而，進口糧食僅佔所有糧食的一小部分，未能有效緩解供應短缺。根據加爾各答的醫學院教授推算，1930年孟加拉人飲食營養不佳，損害當地人的健康，而经济史學家科马克·奥·格拉达也指出孟加拉在平常的稻米產量也只能勉強維持人民基本生活。這些情形讓孟加拉大量人民持續受飢餓威脅。
由於孟加拉債券市場和土地轉讓權有結構性轉變，孟加拉時常出現飢荒風險。英屬印度的土地保有權複雜，社會被分為扎明達爾（地主）、乔特达（富農）、小农和佃農等，各階層享有的權利不一。地主的權益被法律和習俗保障，但無地農民的權利則持續喪失。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早期，喬特達的地位上升，能參與貿易，並向其他農民提供貸款，又透過债役和土地掠奪等手段支配佃戶。
1943年孟加拉饥荒 背景
大蕭條期間，大量金融實體消失，土地不多的農民在歉收月份需向當地放債人購買基本生活用品。孟加拉商人米爾扎·艾哈邁德·伊斯帕哈尼稱「孟加拉的農民在戰爭前有三個月能吃得飽足、五個月能勉強糊口、其餘四個月只能挨餓」。另外，如果工人沒有種子、耕牛等可換成現金的物品，也會負債。由於農作物歉收，小農時常陷入債務，最終被迫交出土地，小地主和佃農也因高利貸而欠下了巨額債務，債務人被喬特達強迫低價出售土地，成為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和工人。大量的家庭債務被集中至單一的債權人身上，而且債務難以償還，最終喬特達支配了孟加拉部分地區的低下階層。
來自社會上層的剝削和穆斯林的繼承習俗加劇了土地擁有權的不平等，數百萬孟加拉農民沒有或只有少量土地，而在隨後的飢荒中受最大影響的便是無地的農民。
水運是孟加拉經濟的樞紐，也是孟加拉雨季和孙德尔本斯地區全年的主要運輸方式。孟加拉道路稀疏、路況不佳，而鐵道系統則較發達，但主要用於軍事方面。19世紀90年代，孟加拉鐵道系統的發展破壞了自然水系，大量地區排水不佳，而河道也過度淤積，增加水災風險，降低糧食產量，而積水也成為了霍亂和瘧疾等疾病的溫床。
孟加拉東西部的土質並不一致。孟加拉東部的沙土和孙德尔本斯的沖積土比西部的紅土和黏土排水更快，而受到土地退化影響，孟加拉中部和西部大片土地被迫休耕，又經常被水淹沒，成為瘧蚊的繁殖地，導致瘧疾爆發。孟加拉農村地區的用水主要來自管井和河川，並被存在陶罐中。積水的陶罐容易滋生瘧蚊，而河水容易被霍亂弧菌污染，井水則更安全。可是，孟加拉在戰時有高達三分之一的井已經失修。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1942年至1943年初，軍事、政治和環境因素讓孟加拉的經濟面臨壓力。孟加拉的糧食需求因難民湧入而增加，但是受到大英帝國各區之間的貿易壁壘限制，孟加拉難以獲取稻米等穀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入侵緬甸，超過一半在緬印度人逃至印度。1941年底日軍開始轟炸仰光，隨後數個月大量難民穿越邊境，從孟加拉和阿薩姆等地進入印度。1942年4月，緬甸所有盟軍部隊撤退至印度，但是難民不能使用軍用運輸工具。5月中旬，曼尼普爾山區下大雨，平民的行動變得更為艱難。
至少有50萬名難民能夠抵達印度，但數萬名難民已在途中喪命，更有七至八成的難民在隨後的數個月患上痢疾、天花、瘧疾、霍亂等疾病。難民湧入導致食物、衣物和醫療需求上升，孟加拉本身就不充裕的物資進一步枯竭，而官員也擔憂傳染病會在當地爆發。難民湧入引發民眾恐慌，民眾恐慌性購買和囤積物品，可能成為飢荒爆發的原因之一。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直至1942年4月，日軍在孟加拉灣總計擊沉了十萬噸的商船。根據阿奇博爾德·韋維爾上將表示，英國陸軍部和東印度艦隊都承認英國艦隊無力招架日本海軍對錫蘭、印度和孟加拉灣航運的攻擊。原先，鐵道系統是殖民政府防止印度飢荒的關鍵，但是日本的攻擊和退出印度运动均影響了鐵道運輸。再者，鐵道在戰時被用於軍事運輸，而為了阻礙日軍行動，東孟加拉的部分鐵道也被拆除，民用物資的運送受到進一步影響。
1942年3月，日軍佔領仰光，切斷了緬甸糧食運往印度和錫蘭的通道。由於難民湧入，當地的米價在1939年8月至1941年9月之間上升了69%。由於失去了緬甸大米的供應，大米在印度各地被爭相搶購，孟加拉出現猛烈的通貨膨脹，大米市場被擾亂。儘管如此，孟加拉在此後數月仍不斷向錫蘭出口大米，此時孟加拉已經出現糧食危機。以上因素再加上政府的「船舶拒絕政策」（）讓糧食運輸受阻，以上失敗的政策導致糧食危機惡化。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緬甸被日軍佔領後，戰線逼近孟加拉，孟加拉也成為了印度受戰爭影響最重的地方。各國的工人紛紛進入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從事軍工行業。孟加拉和鄰近地區的非技術勞工被軍事承包商雇用，建設美軍和英軍的軍用機場。數十萬名中國、美國、英國、印度軍人抵達孟加拉，導致生活用品短缺、供應緊張。戰爭期間，各類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均大幅上漲，到了1943年初，糧食通脹更進一步上升。
戰時，幾乎所有印度出產的布料、羊毛、皮革、絲綢都被軍隊收購，企業被迫以賒銷方式向軍方低價出售商品，但是企業仍然可以自由調整剩餘商品的市價，部分企業此時大幅加價。1942年末，布料價格達到了戰前的三倍，翌年年中，布料價格已經達到四倍。此時，大部分剩餘的商品都被投機者收購，導致平民的消費下降。直至1942年10月軍隊開始分發援助物資，布料的短缺才得以緩解。戰時，印度的名目貨幣供給量上升，加上消費品稀缺，造成了通貨膨脹，但是各行業的薪水漲幅不均。
大量孟加拉人在戰爭期間流離失所。孟加拉的農田被徵用來建設機場和軍營，超過三萬個家庭（約15萬—18萬人）被迫遷出，失去工作。根據飢荒調查委員會在1945年的報告，以上家庭的很多成員在飢荒受害。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考慮到日軍可能會從孟加拉東部侵入印度，英軍決定先發制人，在孟加拉東部和沿岸地區發動雙管齊下的焦土政策，防止日軍在當地取得糧食等物資。
第一個項目是「拒絕大米」政策，在孟加拉灣沿岸三個預計有大米剩餘的地區實施。1942年3月下旬，孟加拉總督發布緊急命令，下令立即銷毀或沒收當地多出的糧食。官方公佈的沒收數量較少，對糧食危機的影響有限，但實際上採購人員透過欺詐、壓迫、腐敗的手段收走了比官方數量更多的大米，連不相關的地區也受到波及。政策也擾亂了當地市場，引發公眾擔憂，非正式借貸被終止，大米流通受到限制。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第二個項目是「拒絕船隻」政策，在孟加拉灣和河流附近地區實施從在1942年5月1日開始。政府授權軍方沒收、重新安置或摧毀任何可承載超過十人的船隻，又可以徵用如自行車、牛車、大象等其他交通工具。軍方根據此政策在農村充公了約4萬5千艘船隻，嚴重擾亂了勞力、物資和食物的水路運輸，船夫和漁夫的生計也受到影響。農具、種子、大米的運輸受阻，依賴船運來運輸貨物的工匠和農民都沒有得到補償，稻米的運輸和市場體系幾近崩潰。政府沒有維護和修理被沒收的船隻，漁民無法繼續工作，軍方也沒有採取措施去分配糧食。由於焦土政策破壞了孟加拉的社會，對很多孟加拉人來說彷彿英國——而不是日本——攻擊了孟加拉。印度国民大会党舉行抗議，批評此政策對農民帶來沈重負擔。此政策對隨後饑荒有何影響仍受到廣泛討論。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日軍入侵緬甸後，米價上漲，因此1942年中旬起英属印度诸省和土邦開始限制國內大米貿易。印度的地方政府均希望糧食能優先被本地民眾食用，以備不時之需。1942年1月，旁遮普省禁止出口小麥，增加了民眾對粮食安全的擔憂。兩個月後，中央省也禁止了糧食出口。6月，馬德拉斯管轄地禁止大米出口，而孟加拉省、比哈爾省、奧里薩省也緊隨其後頒布出口禁令。
1945年，飢荒調查委員會認為省際的貿易限制為關鍵的政策失敗。孟加拉因此無法進口大米，市场失灵加上糧食短缺導致了大規模飢荒。
緬甸陷落後，加爾各答作為亞洲戰場的重工業中心和武器及紡織品主要供應商，其戰略地位得到鞏固。為了配合戰時動員，英屬印度政府根據對作戰的重要性，把當地人分為「優先」和「非優先」階層。「優先階層」大多為巴德拉洛克和資產階級等中上階層，他們的教育程度和流動性較高，在城市生活，並支持現代化，政府和私人機構重視他們的利益。從而，農村的貧窮人口被迫與工人和部分中產階級爭奪稀缺的基本生活物資。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1942年7月，食物價格繼續上漲，主要由英國公司組成的孟加拉商會制定了配給計劃，優先向軍工業工人分配物資，防止工人流失，孟加拉政府批准了這項計劃。農村的大米被轉移至對作戰重要的工人，尤其是位於加爾各答一帶的工人。戰時工業、建設、紡織廠、造紙廠工人、礦工、公務員有更多福利，獲得食物補貼，免受通貨膨脹衝擊。他們又可以優先取得水、醫療用品和房屋，享受免費交通。在12月，被配給計劃覆蓋的人口達到約100萬人。
其他人獲得食物和醫療的機會因此大幅減少，印度東部廣大農村未能從配給計劃中受惠，成為飢荒的可能成因之一。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早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發，英國代表印度向德國宣戰，加劇了印度人民對英國統治的不滿。在戰時，反對英國的統治被視為通敵，印度國民大會黨被當作「叛亂勢力」，殖民政府也能動用緊急權力，法外拘留反對者或鎮壓異議人士。1940年10月，印度國大黨最高指揮部宣布該黨所有民選代表辭職，抗議英國政府把印度捲入戰爭。1941年亞洲戰場爆發，讓加爾各答地區農民和工商業領袖對英國統治更為不滿。緬甸陷落後，中、美敦促英國透過談判把印度交給民選機構管治，以爭取印度與盟軍的合作，英國工黨也支持這提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印度在戰後自治的可能性，但談判在1942年4月初破裂。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1942年8月8日，印度國民大會黨發起名為「退出印度運動」的非暴力抵抗，要求英國給予印度獨立以換取印度支持盟軍，否則將開展廣泛的抵抗。隔天，印度事務大臣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發表講話，稱國大黨正計劃癱瘓政府，破壞英國的作戰努力。他的講話讓英美的公眾輿論轉為反對甘地和國大黨。然而，國大黨當時並不支持癱瘓政府，直至英國殖民政府囚禁了運動的領導，活動才轉向暴力，工廠、橋樑、鐵路和政府財產被破壞，威脅殖民政府作戰。英國政府鎮壓了這場抵抗運動，超過6萬人被拘留，約2500人被警察開槍射中。在比哈爾邦，兩名加拿大飛行員被私刑處死，導致空軍報復性攻擊抗議者，數百人死亡。在孟加拉，抵抗運動在塔姆卢克和琼泰地區最為激烈。由於當時政府已經在塔姆盧克摧毀了約1萬8千艘船，加上通貨膨脹，當地農民積極參與了抵抗。
退出印度運動中的暴力行為受到國際譴責，英國對印度的態度也越發強硬，可能減弱了英國戰時內閣對舒緩飢荒的意願。首相邱吉爾更在和一名印度官員私下交談時表示，「英國不會退出、不會道歉、不會軟弱」，更向艾默里稱印度人是「信仰野蠻宗教的野蠻人」。內亂造成了政治和社會混亂，加劇了隨後的饑荒。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在1942年4月，印度的緬甸大米供應中斷，大米價格提升。到了6月，孟加拉政府開始管制大米價格，並在7月1日將價格固定在低於當時市價的水平。然而，管制價格導致賣家不願出售大米，大米被囤積在倉庫或流入黑市。政府隨後宣布除非發生嚴重牟利行為，否則不會管控價格。隨後四個月，當地的米價保持平穩。但到了10月中旬，孟加拉西南部遭受一連串自然災害，讓米價再次不穩，黑市再度收益。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政府數次嘗試從全省各地引入大米來提高供應、降低價格並打擊黑市，但未能成功。
1943年3月11日，省政府廢除了價格限制，米價隨即大幅上漲。在3月至5月，通脹尤為嚴重，5月首次接獲有人餓死的報告。為了重建公眾信心，政府強調危機「完全由投機行為引起」，但公眾仍然認為大米有短缺。根據印度法律，進入飢荒狀態可獲取更多援助，但省政府並沒有宣布進入飢荒狀態。在飢荒前期，省政府曾表示預計印度政府會給予援助。但由於印度中央政府並未提供援助，省政府又沒有足夠的糧食，因此沒有宣布進入飢荒狀態。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5月18日，省際貿易壁壘被廢除，加爾各答物價短暫下降，但比哈爾和奧里薩的物價則因商人搶購存貨而上升。省政府嘗試查封，但沒有成功發現明顯的囤積行為。在孟加拉，食物價格快速上升至4月前的五到六倍，隨後政府再次放棄自由貿易，在8月恢復了省際貿易壁壘。然而，根據非官方的報告，1943年末的米價已是1942年末的八至十倍。政府派人採購大米，但米價依然居高不下，黑市不受控制。
1942年末，孟加拉被一系列的自然災害影響。稻米被真菌侵害，褐斑病爆發。10月16日至17日，孟加拉受氣旋風暴吹襲，氣旋和風暴潮蹂躪了農田，摧毀了房屋，數千人死亡。同時，風暴也使真菌孢子擴散，加速了褐斑病的傳播。因真菌造成的減產甚至比氣旋更多。
1943年孟加拉饥荒 飢荒前的糧食供應
該氣旋風暴橫過了孟加拉灣，在梅迪尼布尔和24區縣一帶登陸。風暴造成14,500人和大量牲畜死亡，稻米庫存被破壞，當地瘧疾個案也有增加。風暴潮摧毀了梅迪尼布爾的防波堤，琼泰和塔姆卢克出現水災。水災影響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狂風和暴雨則破壞了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氣旋風暴對接近250萬孟加拉人的房屋、農作物和生計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7,400個村落被完全或部分摧毀，霍亂、痢疾等疾病流行，大量房屋和學校被摧毀，孟加拉最肥沃的農田也被嚴重破壞，大量作物受損。
氣旋、水災、疾病等種種因素嚴重打擊了孟加拉1942年末的稻米收成。
大約在同一時間，官方報告預料當時的農作物會顯著失收，但當時的收成統計數字貧乏、不可靠。印度的農業生產數據完全不足，經常需要猜測數據。當地幾乎沒有機構來統計這些數據，基層警官和村幹部沒有足夠的地圖等資訊，加上他們受教育程度低，沒有動力來準確統計。孟加拉政府懷疑這些報告的準確度，沒有採取行動。
1945年飢荒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日軍對加爾各答的空襲是飢荒的原因之一。1942年12月，日軍空襲加爾各答，持續了一週，基本上沒有被盟軍抵抗，數千人逃離該市，糧食經銷商關閉了店鋪。為了確保市內「優先行業」工人的食物供應，政府沒收了經銷商的稻米庫存，讓商人不再信任政府。1945年的報告指出，從此時起，加爾各答的糧食貿易機制已經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糧食危機已經開始。
對於飢荒是源自作物歉收還是分配失敗仍有爭議。根據阿马蒂亚·森，1943年的稻米供應只比前五年的平均低5%，甚至比沒有饑荒的1941年還要高。飢荒調查委員會在報告得出：孟加拉在1943年的稻米短缺約為三個星期的供應量，雖然是嚴重的短缺，但不足以引發大飢荒。他認為，飢荒的原因並不是糧食短缺，而是食物分配不均。然而，當代的幾位專家引述了更高的短缺數字，有20%、25%、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糧食產量下降。
1942年12月起，包括孟加拉總督約翰·赫伯特、印度總督林利思戈侯爵、印度事务大臣里奧·艾默里、駐印英軍總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東南亞戰區最高總司令蒙巴頓勳爵等人開始要求英國政府進口糧食，但大部分請求都被邱吉爾戰時內閣拒絕或削減。殖民政府也無權動用英鎊儲備，或是利用自身的船隻進口糧食。雖然林利思戈侯爵支持進口糧食，但他認為軍隊應優先獲得糧食。印度事務大臣里奧·艾默里在1943年至1944年不斷向英國戰時內閣請求糧食援助，但一直遭到拒絕。艾默里並沒有提及農村日益惡化的形勢，只強調了加爾各答工人的需求。英國只承諾向印度西部提供少量糧食，但未能惠及孟加拉，甚至希望孟加拉能向錫蘭出口更多大米。邱吉爾曾表示，大英帝國的任何部分都「沒有理由不感受與母國同樣的壓力」，但是英國本土的糧食其實相當充足。
1943年8月4日，艾默里向戰時內閣匯報飢荒蔓延，強調加爾各答和軍隊士氣將受影響。一如既往，內閣只象徵性地提供了少量的援助。內閣解釋盟軍正準備反攻諾曼第，因此船運不足。1943年底，船運開始增加，但運輸和儲存設備和人手都不足。1943年10月，阿奇博爾德·韋維爾伯爵接任印度總督，向戰時內閣提出一系列請求，要求提供大量糧食。總督的請求被重複拒絕，他表示當前的危機是「英國統治下任何民族的最大災難」。1944年4月底，在艾默里和韋維爾施壓下，邱吉爾致函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請求美國從澳洲運送小麥，但被羅斯福以軍事原因拒絕。
不同人士對戰時內閣為何拒絕援助有不同看法。英國學者莉齊·科林厄姆（）認為二戰導致的物資短缺和邱吉爾對印度人的敵意和歧視造成了這次飢荒。美國歷史學家馬克·陶格（）則表示英國擔心運送物資的船舶會被敵軍襲擊，因此沒有提供援助。印度裔美國記者瑪都希·穆克吉（）也指控戰時內閣「在收到艾默里的求助後向印度洋沿岸錫蘭、中東、南非等地運送澳洲小麥，唯獨沒有援助印度」。，又指當時盟軍的船舶充足，1943年夏季甚至出現航運過剩，因此當時是救濟飢荒的時機，但邱吉爾決定把剩餘船隻用來向糧食本已充足的英國本土運輸麵包。經濟學家彼得·鮑勃里克（）指出英國政府低估了孟加拉糧食短缺的問題，加上英國正在準備霸王行动，不能援助孟加拉。
1943年孟加拉饥荒 大饑荒、疾病流行
根據估算，孟加拉6,030萬人口中有80萬至380萬人在飢荒中死亡。根據科马克·奥·格拉达，學界共識是約210萬人。當時的死亡數據被低估，在農村尤為嚴重。大量死亡和遷出的人口並未被統計。隨著飢荒的發展，受害者的死因也有所變化。
在早期，孟加拉各地的糧食危機以不同速度惡化。印度政府把糧食危機的起始時間訂為1942年加爾各答空襲時，1943年5月升級為全面飢荒。但在部分地區，糧食危機早在1942年中已經發生。1942年12月之後，各地官員開始匯報「突然」和「令人擔憂」的通脹，米價急升接近一倍；到了1月部分地區的糧食供應一嚴重不足，造成民眾痛苦。1943年5月，朗布尔、迈门辛、巴克甘傑、吉大港、諾阿卡利、特里普拉這六個地區率先通報餓死個案。吉大港和諾阿卡利處於恒河三角洲的「拒絕船隻」區域，受災特別嚴重。在5月到10月，飢餓為主要死因，加爾各答的醫院人滿為患。根據飢荒調查委員會報告，街頭和醫院的飢民瘦骨嶙峋，宛如「活著的骸骨」。孟加拉的所有人口群體都被疾病波及，但餓死的人大多為農村貧民。
1943年孟加拉饥荒 大饑荒、疾病流行
1943年11月，飢餓而死的數字達到高峰。當年10月左右，疾病加速蔓延，在12月前後超越飢餓成為主要死因，相關的死亡持續到1944年中。在疾病之中，瘧疾最為致命，當中1943年12月因瘧疾而死的人數為平均的兩倍。在疫情的高峰，加爾各答醫院的血液樣本有接近52%驗出了瘧原蟲。由於瘧疾的症狀和其他致命的發熱疾病相似，瘧疾死亡人數的統計並不準確。其他和飢荒相關的死因包括痢疾以及營養不良造成的腹瀉。由於先前氣旋造成水污染，加上當地衛生情況差、難民營擁擠，霍亂持續影響孟加拉。由於孟加拉天花疫苗接種不足、無法隔離患者，天花也在孟加拉流行。
1943年孟加拉饥荒 大饑荒、疾病流行
雖然幼兒和老人更容易受疾病和飢餓影響，孟加拉成年人和較年長兒童死亡比率最高。然而由於城市充斥著年幼和年長的移民，他們的死亡比率則更高。一般來說，男性的死亡率比女性高，但女嬰的死亡率卻比男嬰高。由於移民和自然災害等因素，飢荒的死亡率也有地區差異。總體來說，孟加拉東部死亡率最高，其次為西部，而北部的死亡率相對較低。雖然孟加拉西部的農作物短缺最嚴重，但東部距離戰場最近，受「拒絕船隻」政策影響最大，而且當地種植稻米的比率較低。孟加拉西部的工人能獲得糧食作為報酬的一部分，但東部的工人更有可能只獲得金錢的報酬，但薪金趕不上通脹，他們更難購買糧食。
下圖為1943年之1944年的超額死亡數字，死亡率為每千人的死亡人數。
從上圖可見，瘧疾是飢荒期間死亡的主因，1944年尤為嚴重。相反，1943年霍亂造成大量死亡，但到了1944年霍亂造成的死亡大幅減少，天花造成的死亡人數卻大幅上升。餓死的人數在1943年達至頂峰，到了隔年則顯著下降。
1943年孟加拉饥荒 大饑荒、疾病流行
在孟加拉，瘧疾藥物奎寧短缺並且流入黑市，瘧疾疫情在1943年12月達到頂峰，並在1944年持續。更進階的抗瘧疾藥物米帕林幾乎只有分發給軍隊等「優先階層」，滴滴涕等農藥只在軍事基地附近噴灑，巴黎绿在其他地方被用作殺蟲劑。藥物的分配不均可能導致了城市的瘧疾死亡率較低。和瘧疾一樣，因腹瀉和痢疾致死的個案也在1943年12月達到高峰。霍亂致死的個案在1943年10月最高，隔年因疫苗接種計劃而下降，隨後當局也展開了天花疫苗接種行動，但成效不佳。當時，孟加拉並不把「餓死」的人數單獨列出，而會被分在「其他死因」之中。
在整場飢荒中，飢餓和疾病的相互影響導致了大量人口死亡。普遍的飢餓和營養不良削弱了孟加拉人的免疫系統，加快了疾病的傳播。同時，由於孟加拉的社會動盪不安，大規模移民、人口擁擠、衛生惡劣、垃圾處理不良、害蟲氾濫、死者無人埋葬等一系列問題，讓疫情加速擴散。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社會混亂
儘管孟加拉在飢荒前發生過暴力騷亂，但在飢荒期間，孟加拉沒有發生有組織的騷亂。然而，飢荒導致當地醫療和供應短缺，食物和藥物來不及供應，孟加拉的醫療設備也完全無法應付。當時孟加拉的農民在危機時會依靠地主，以獲得生活保障，但飢荒時地主自身難保，拋棄了農民。
飢荒導致家庭破碎，孟加拉兒童被遺棄、販賣、甚至遭到性剝削。在城外，乞討的兒童排隊長達數公里，他們赤身露體、無家可歸、沒有父母、朋友，唯一的財產就是空罐子。馬希沙達爾一名教師目睹了兒童進食「乞丐排泄物裡的未消化穀物」。民眾發起飢餓遊行要求救濟，而佃農和無地工人則從富裕地主的倉庫掠奪糧食。作家斐達·貝荻表示飢荒「不只是大米供應不足的問題，更是社會分崩離析的問題」。
飢荒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打擊最大，隨著飢荒持續，他們千方百計掙扎求存。他們減少進食、變賣財物，最終家庭破碎。男人賣掉田地，離開家鄉去求職或參軍，女人和小孩變得無家可歸，被迫遷移至加爾各答等大城市求援。
在加爾各答，大量農村貧困人口進入城市，橫死街頭，約有10萬至15萬人個病人進入了加爾各答。當他們離開鄉村後，存活的機會不高，很多人死在路邊，路上遍佈骸骨。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社會混亂
社會的混亂造成了孟加拉衛生條件的災難性崩潰。大規模移民導致洗衣和煮食的工具被變賣，設施被拋棄，人民只能在街頭喝雨水解渴，隨地便溺。孟加拉的醫院極其髒亂，衛生相當惡劣，病人無法得到適當照顧，出現消瘦、腹瀉等症狀。到了1943年10月，總督魏菲爾領導軍隊接管救援物資，醫療資源變得充足，孟加拉醫療的狀況才有所改善。
由於死亡人數太多，墓地和火葬場不堪負荷，餓殍陳屍街頭。在鄉村，屍體經常被丟棄在河流和水源中。有倖存者表示他們沒有辦法埋葬死者，也沒有力氣去祭祀，只能把屍體拖進水溝裡。屍體被遺棄在公眾地方腐爛，屍體和活人都被禿鷹啄食或被狼拖走運河旁隨處可見被動物蹂躪的屍體，有記者在1943年11月在梅迪尼布爾七英里的船程發現至少500具骸骨。孟加拉的報紙把孟加拉比喻為「巨大的火葬場」、「鬼魂和惡靈的聚集地」。
飢荒期間，孟加拉的布料極度短缺，讓孟加拉的窮人只能穿破布甚至赤裸過冬。英軍以低價購買了印度製造的鞋子、降落傘、制服、毯子，消耗了將近所有印度生產的紡織品，印度的棉花、絲綢、皮革和羊毛都被軍隊用盡。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社會混亂
剩餘的一小部分紡織品被投機者購買，出售給平民，但仍然受到嚴重通膨影響；1943年5月的價格比1939年8月高出了425%，並非「優先階層」的人民的衣料供應日漸短缺。有人盜墓取衣，或在偏僻地方剝掉別人的衣服，甚至有婦女因為缺少衣服而自殺。很多婦女整天留在房間裡，與女性親屬共用一塊布，只能輪流外出。
飢荒導致對婦女的剝削加劇，婦女買賣案例增加。在飢荒前，孟加拉的農村低種姓的貧困部落婦女已經經常被喬特達（富農）性剝削。氣旋和飢荒過後，大量婦女變賣或失去所有財產，被男性拋棄。移居至加爾各答的婦女只能靠乞討或賣淫來維持生計，唯一的收入就是食物。1943底，一船船的婦女在孟加拉東部準備出售。女孩也被賣給軍人，男孩則成為淫媒。家庭將年幼的女孩送給富裕地主，以換取少量的金錢或糧食，或是送去賣淫。女孩被甜食引誘並被綁架至妓院，終日活在恐懼之中，隨時面對死亡，但她們無法在外面存活，只能留在妓院。被性剝削的婦女不被社會接納，無法回歸家庭。在高度重視女性貞潔的社會中，這些女性被永久邊緣化。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社會混亂
在飢荒期間，約有數以萬計的兒童淪為孤兒。兒童被遺棄在路邊和孤兒院門前，或被賣出以換取少至1公斤的大米。兒童被賣後成為僕人。歷史學家保羅·格林諾（）認為，飢荒期間對婦女和兒童的剝削對社會造成極其巨大的損失。
飢荒期間，孟加拉省政府和印度殖民政府的反應遲鈍，1943年初有私人組織發放了少量的援助，但只限於加爾各答附近。在4月，政府援助開始流入偏遠地區，但仍極度有限，大部分的現金和糧食都流向了較富裕的地主和中上階層。這一階段的援助分為三種：農業貸款、無償糧食援助和「試驗工作」。試驗工作是指以辛勞工作換取的少量金錢和食物。政府認為，如果有大量人為了獲取食物而選擇辛勞工作，就代表飢荒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但政府最終仍沒有宣布進入飢荒狀態。農業貸款對沒有土地的窮人沒有幫助，而大部分救濟的糧食都流向了市場，不僅無法幫助窮人，更把窮人置於和富人的直接競爭之中。因此，從危機開始直到1943年8月左右，私人慈善機構是窮人獲取援助的主要途徑。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社會混亂
由於孟加拉省政府不知如何應對因人為衝擊導致的市場癱瘓，政府推遲了援助計劃。再者，政府最關心的是城市中產階級，而非農村的貧困人口。省政府也期望印度殖民政府能從外省運送糧食來救濟孟加拉，但省政府長期宣稱當地的大米供應「充足」，不敢承認短缺，避免糧食囤積。在政府援助的分配中，貪腐和裙帶關係猖獗，經常有將近一半的物資流入了黑市或官員的親友手中。儘管根據飢荒相關的法律，政府可以宣布進入飢荒狀態來增加援助，但是政府沒有這樣做。
鑑於政府的援助起初有限，不同的私人團體和義工嘗試滿足當地的緊急需求。左翼人士、商人、婦女團體、遠至卡拉奇的公民和身處東非等地的印度僑民紛紛響應，協助救濟工作，捐贈食物、金錢和布料。支持英國參戰的團體和反戰的民族主義者各自設立了救濟基金和援助團體，雖然些團體的努力被印度教和穆斯林宗派主義破壞，被指控援助偏袒某一方，但這些團體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援助。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社會混亂
1943年5月，省級貿易壁壘被廢除，糧食流入加爾各答的買家，但在7月17日達摩達河在梅迪尼布爾氾濫，破壞了主要鐵路線，嚴重阻礙鐵道運輸。隨著飢荒惡化，省政府在1943年8月設立稀粥廚房，但份量僅僅足矣維持生命，而且有時侯稀粥腐壞或被泥土污染。稀粥的米經常被較難消化的穀物取代，有民眾進食後腸胃不適甚至死亡。
8月，受損的鐵道被修復，重要物資在9月被送往加爾各答。然而，孟加拉掌管民生物資的部門人手和設備不足，無法分配物資，大量糧食被堆放在加爾各答植物園等空曠地方。10月，博爾德·韋維爾元帥接任印度總督，兩週內就要求軍方協助運輸和分發重要物資。援助物資迅速被送達，英國出動皇家空軍和軍用卡車，向農村地區發放物資。孟加拉從旁遮普進口了穀物和醫療資源，舒緩了醫療資源短缺。部份普通的士兵違抗命令向窮人提供軍用口糧充飢，他們因為在救濟工作的高效被孟加拉人尊敬。同年的12月，由於先前大片農地改為種植稻米，孟加拉的稻米迎來「有史以來最大的豐收」，米價開始下降。撐過了飢荒和疾病的人自行收割了稻米，但部分村莊已經沒有人能夠從事收割。對比其他官員的遲鈍，韋維爾果斷推出一系列政策，承諾以其他省份的糧食來餵飽孟加拉農村人民、設立配給制度，並以辭職作威脅，說服英國增加進口。1944年1月，所有官方的救濟工作結束。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經濟和政治影響
孟加拉大饑荒加速了原先存在的社會經濟進程，導致貧富差距惡化，嚴重破壞了孟加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摧毀了數百萬個家庭。飢荒導致孟加拉人不堪重負，陷入貧困，被迫出售土地等資產。隨著飢荒蔓延，孟加拉約160萬個家庭全部或部分出售或抵押了田地，當中有16萬個家庭徹底失去了所有土地，由地主淪為勞動者。多個職業的收入都有下降。從絕對數字來看，飢荒後貧窮最嚴重的是婦女和無地農民。相對來說，從市農村貿易、漁業、船夫、牛車夫等受到的打擊也很大。
1943年孟加拉饥荒 經濟和政治影響
緬甸陷落後，殖民政府對食物和醫療資源分配的恐慌反應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後果，錯誤的政策可能促進了英屬印度統治的崩潰。「拒絕船隻」政策激起全印度的廣泛反對，圣雄甘地也發表社論批評，助長了印度独立运动。「拒絕政策」引起了公眾的擔憂，助長了1942年的「退出印度運動」，反過來讓戰時內閣強硬回應。印度國民大會黨的決議猛烈抨擊「拒絕政策」，因此被戰時內閣視為叛國，導致國大黨的領導層日後被捕。飢荒在印度被視為全國的不公正，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稱為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最終審判。本傑明·R·西格爾（）認為飢荒改變了印度的政治格局，凸顯了印度自治的必要。關於飢荒的報導聯繫了印度人和孟加拉人，一場局部的飢荒最終演變為全印度反對殖民的事件。
1943年孟加拉饥荒 媒體報導
加爾各答的主要的英文報紙為英資的《政治家報》和印度獨立運動家編輯的《甘露市场报》。在飢荒早期，政府施壓報社，希望平息公眾對糧食供應的擔憂，強調當地沒有大米短缺。因此，《政治家報》發表社論，聲稱飢荒「完全是由投機行為和囤積引起的」，並讚揚了政府部門的努力。有關危機的報導遭受了嚴格的戰時審查，不允許使用「飢荒」等字眼，後來《政治家報》表示英國政府似乎在向公眾隱瞞孟加拉發生飢荒的事實。
1943年孟加拉饥荒 媒體報導
1943年7月中旬開始，以上兩份報紙才開始發表對飢荒的詳細報導，包括了飢荒的範圍、影響，以及各界的反應。1943年8月22日，《政治家報》的編輯伊恩·斯蒂芬斯（）發表了一系列飢荒受害者的照片，當中的小孩肋骨突出，大量「木棍般」的人擠在一起，登上了頭條新聞，英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飢荒的嚴重性。隔天早上，德里的二手報紙價格飆升，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者也傳閱了相關報導。英國本土的《衛報》表示飢荒恐怖得難以形容。雖然受到審查壓力，《政治家報》仍在下週刊登了更多照片。這些照片的發佈和斯蒂芬斯的社論促使英國政府救濟災民，這個決定得到了包括飢荒調查委員會等的讚譽，被形容為拯救了很多生命的勇氣之舉。隨後，《甘露市場報》和印度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戰爭》也刊登了類似照片。
印度畫家奇塔普羅薩德·巴塔查里亞（）發表了飢荒場景的速寫本，隨即被英國政府查禁，5000冊被沒收銷毀。其中一本被奇塔普羅薩德的家人藏匿，目前在德里美術館展出。孟加拉畫家扎伊努尔·阿贝丁也有關於飢荒的速寫。
1973年，導演萨蒂亚吉特·雷伊把一部關於孟加拉飢荒的小說改編為同名電影《遙遠的雷聲》，成為了《紐約時報》評選的「史上最佳的1000部電影」之一。
1943年孟加拉饥荒 歷史學
飢荒過去後，關於飢荒成因的爭議持續不斷。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受到質疑，對飢荒的分析和結論都被政治化。
1942年末糧食失收的程度和對其後飢荒的影響有多深仍有爭議，當中糧食供應短缺（第一種觀點）和糧食交換權利失衡（第二種觀點）何者影響較大仍被爭論。前者觀點認為天災和戰爭導致的糧食歉收是飢荒主因，後者觀點則認為孟加拉的社會問題（例如貧窮）和擾亂市場的事件（例如戰爭）相互影響，讓部分人在糧食足夠的時候也不能獲取食物。
兩邊的觀點都認為緬甸陷落、氣旋風暴和褐斑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孟加拉出現糧食短缺。然而，持有第二種觀點的人不認為糧食短缺是主因，而持有第一種觀點的人（如彼得·鮑勃里克）認為糧食供應的急劇下降是飢荒的關鍵。S. Y. 帕德馬納班（）和馬克·陶格都認為褐斑病的影響被大幅低估。褐斑病不易察覺，孟加拉的官員可能因此忽視了褐斑病。
1943年孟加拉饥荒 歷史學
相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馬蒂亞·森則形容孟加拉飢荒是「權利的飢荒」。阿馬蒂亞·森指出孟加拉本應有足夠資源來養活人口，但戰事通脹、投機購買、恐慌性囤積讓孟加拉的貧困人口無法購買糧食，造成飢荒。這又導致了無地農民的實際工資下降，進一步加劇飢荒。受《政治家報》的編輯伊恩·斯蒂芬斯啟發，阿馬蒂亞·森認為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能夠避免飢荒。
飢荒的發生也有政治因素。對於英國政府在飢荒的角色，一派認為政府無意造成或無法應對飢荒，另一派認為政府故意造成或忽視了飢荒。前者認為政府無能、不知所措、混亂，造成了一系列可避免的政策失誤；後者則認為飢荒是殖民統治菁英戰時優先政策的產物，出於軍事考慮，孟加拉的窮人得不到救濟。
1943年孟加拉饥荒 歷史學
阿馬蒂亞·森認為英國政府處置失當的原因是英國誤解了飢荒成因。阿馬蒂亞·森認為英國把重點放在了緩解糧食不足，但真正的問題是食物價格過高，民眾無法負擔，才是飢荒的主因。相反，科馬克·奧·格拉達則認為飢荒的主因是糧食歉收，而非囤積或投機行為。他認為缺乏政治意願和戰爭的壓力迫使英國政府作出一系列決定，包括「拒絕政策」、拒絕宣布飢荒狀態、以及省際貿易壁壘，造成糧食市場「巴尔干化」。英國政府為了滿足戰時目標，犧牲了印度的利益，甚至不惜讓印度人挨餓。英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這些後果，但由於印度人並沒有直接協助英國作戰，英國犧牲了印度，因此這觀點認為英國政府對孟加拉飢荒負有道德責任。飢荒期間，總督林利思戈侯爵不想侵犯省份自治，沒有運用權力消除省際貿易壁壘，阻礙了糧食流通，也負有責任。印度經濟學家烏察·帕特奈克（）認為政府的政策導致了工資趕不上通脹，故意讓窮人得不到食物，導致廣泛的飢荒，是英國系統性殖民剝削的一部分
1943年孟加拉饥荒 歷史學
由新聞工作者瑪都希·穆克吉陳述、自飢荒時期就存在的論點則指控温斯顿·丘吉尔等英國政府關鍵人物出於种族主义、維護帝国主义、對退出印度运动和孟加拉民族主義的憤怒，反感印度人民和其獨立運動。其中，邱吉爾曾向艾默里說過「印度人像兔子一樣繁殖」等言論，艾默里則在日記寫道「邱吉爾如此討厭印度，把一切對印度的援助視為浪費」。蒂爾坦卡·羅伊（）則不同意這一觀點，認為由於地方政府發佈了假消息，例如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宣稱孟加拉沒有糧食短缺，才導致了英國政府反應遲鈍。
由英屬印度政府任命的飢荒調查委員會和其主席都認為大部份責任不在英國政府。委員會報告承認價格管控和糧食運輸的部分失敗，但把矛頭指向了地方政治人物和孟加拉省政府。委員會表示孟加拉政府有能力採取措施防止飢荒發生，但孟加拉政府沒有控制好糧食供應。飢荒調查委員會被指控故意不批評、偏袒英國，但彼得·鮑勃里克認為該報告大致準確，並支持其分析。根據《政治家報》的社論，早在1943年，英國就指責印度官員應該為飢荒負責。
保羅·格林諾認為，由於本身的人口壓力和市場問題，孟加拉容易受飢荒影響，一系列擾亂市場的政策直接導致了飢荒，而戰爭、政治衝突和自然災害則加劇了飢荒。危機發生後，社會的各階層都被拋棄：男性拋棄了親屬、地主拋棄了庇護者、而政府也拋棄了農村貧困人口。被拋棄的人處於弱勢，在飢荒中面臨死亡。
最後還有一指控，認為大型工業家的投機行為、戰時牟利、囤積和貪污大幅加劇了飢荒。根據150萬人死於飢荒的假設，飢荒調查委員會計算出每死一個孟加拉人，商人就可以額外賺取接近1000盧比。委員會指出孟加拉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其他人卻在挨餓，全省腐敗盛行，深入社會的各階層。
2019年，維馬爾·米甚拉（）聯同印度和美國的研究人員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訊》發表研究報告，總結出邱吉爾的政策顯著促成了飢荒。報告指出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和印度以往的飢荒不一樣，並非由嚴重旱災引起，而是戰時市場混亂、邱吉爾政府持續從印度出口糧食和拒絕緊急援助的後果。相反，面對1873至1874年的比哈爾飢荒，地方政府的反應更有效，反映出英國殖民政策加劇了孟加拉飢荒。
陳由豪
陳由豪（1940年4月6日—），企業家，翔鹭腾龙集团董事長、東帝士集團創辦人兼任總裁，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因為掏空案，涉嫌背信等罪，在2002年離開臺灣潛逃，後定居中國大陸、並取得身分證和護照，也因此免於被引渡回台灣。目前涉嫌的「損害債權罪」仍在追訴期内，推算追訴期應到2027年失效。
陳由豪 生平
其父陳清曉，出身於台南縣將軍鄉，早年與和妻舅鄭旺合資創立東雲織布廠、東和印染廠，從事紡織業，販賣西裝布料等。1964年創立東豐纖維，以生產化學纖維為主。陳由豪為家中長子，其弟陳由賢、陳由哲。陳由豪以法學院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於此畢業。
陳由豪 生平
23歲時，協助其舅興建台南大飯店。退伍後，進入家族企業，接掌東盟纖維、東雲、東豐纖維。1983年，創立東帝士建設，跨足房地產市場。之後他跨足水泥、建設、營造領域，多角化經營，在台北興建晶華酒店，並朝石化業上游發展，創立東帝士集團。他也至美國、泰國等地投資，在台灣推動七輕計畫。陳由豪政商關係良好，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常委，熟識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眾多。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就與陳由豪熟識，曾由宋楚瑜經手捐了一億元給宋楚瑜，與連戰及徐立德等人也關係深厚。在李登輝執政時期，陳由豪即透過其政商關係，使得東帝士集團輕易取得貸款。然而之後因投資失當，導致東帝士集團負債累累。陳由豪本身還繼續挺而走險，陸續涉入東華開發掏空案、觀塘工業園區投資弊案、東興大樓等弊案，在2001年東帝士集團宣布解散後，陳由豪即留下了623億新台幣債務給銀行，資產遭銀行拍賣，之後潛逃中國大陸，並以所持的美國護照往來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
陳由豪 生平
2003年中以涉嫌挪用東華開發公司款項達新台幣八億八千餘萬元，因「背信」罪名遭通緝，成為通緝犯，在行政院所公佈的「十大通緝要犯」中名列第六。陳由豪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其法律追訴期目前全數失效，因通緝期滿，分獲檢方不起訴、法院判決免訴。
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期間，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陳由豪潛逃來攻擊國民黨。陳由豪在美國召開記者會指陳水扁曾收取其政治獻金，希望打擊陳水扁選情。根據其司機黃世熹與前民進黨立委沈富雄的說法，自1994年到2000年間，陳由豪曾提供政治獻金給陳水扁，總金額達新台幣3060萬元。陳由豪兩度到陳水扁家裡，經沈富雄中介，由吳淑珍接受新台幣600萬元現金。但陳水扁與吳淑珍皆否認此項指控。
在2007年3月14日中聯信託公布呆帳金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上客戶名單中，陳由豪呆帳金額為1億4784萬元。儘管陳由豪在台灣是呆帳大王，他在中國大陸卻是繳稅大戶。
翔鷺集團所投資的廈門市海滄區二甲苯化工廠，因傳出有毒汙染，在2007年6月1日引起廈門人民上街抗議。2013，2015年間該工廠曾發生兩度爆炸，專家稱這是個案，又說其設計不良
2013年，中華民國法務部表示，曾多次透過協商管道，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遣返，但因為陳由豪已獲陸籍，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有「己方人民不遣返」規定，因此未獲同意。
2024年10月4日，陸委會表示，由於陳由豪已獲陸籍，其台灣戶籍被註銷，喪失台灣居民身分。
陳由豪 言論及爭議
新瑞都弊案
在新瑞都弊案中，陳由豪涉嫌利用政治力量，以高價將東興大樓出售給中國國民黨擁有的中國廣播公司，從中賺取五億元價差。其中，他還被指控挪用三億元行賄國民黨高層。
東展興業掏空案
陳由豪被指控，以東鼎公司參與觀塘工業區開發案名義，挪用四億元，並掏空東展興業公司四億餘元，挪為私用。
東華開發掏空案
陳由豪被指控，挪用東華開發公司資金八億餘元，納為私用。
政治獻金毀謗案
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期間，陳由豪指控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及其夫人吳淑珍曾收取他的政治獻金。遭吳淑珍、經建會前副主委張景森、前立委張清芳控告誹謗。
在1990年代，東帝士集團向銀行團貸款超過台幣一千二百億元。因東帝士集團發展過快，以及超貸等因素，無力償還，陳由豪本人擔保部份，積欠超過七億元，其旗下公司東帝士建設（後改名為全盈隆建設）和東雲營造，也積欠巨額貸款。2001年，東帝士集團宣布倒閉，造成台灣銀行體系超過六百億元呆帳。
陳由豪 言論及爭議
此外，陳由豪積欠綜所稅、證交法案罰鍰、地價稅共六億五千萬，只償還四千七百萬元。不過，陳由豪在台灣還欠債700億元，多年前潛逃至中國，目前還被台灣通緝中。根據台灣財政部所公布的資料（2017年），陳由豪欠稅金額達4.1億元，為排名第12位的「欠稅大戶」。
王廣亞
王廣亞（1922年6月30日—2015年12月29日），河南鞏縣人，育達教育文化事業機構創辦人兼總裁，曾獲美國聯合大學榮譽教育學博士、韓國清州大學名譽經營學博士。
王廣亞 生平
王廣亞畢業於日本亞細亞大學經濟系。
因國共內戰，於1947年（民國36年）移居台灣。1949年（民國38年），於台北市創辦育達會計補習學校（今育達高中），取義「育才達人」。後來陸續在台灣創辦桃園育達高中、台北點點幼稚園、苗栗育達科技大學。
從1993年（民國82年）開始，為了回饋故里，先後在中國創辦內蒙古經貿外語職業學院、河南鄭州昇達大學、北京育達高職、河南鞏義成功财经学院。
在1969年至1995年間，王廣亞曾擔任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理事長，期間推動了《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與《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五條之修正案以保障私校教職員權益。王廣亞因此榮獲「李國鼎管理獎章」、「第一屆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等荣誉。
王廣亞於2009年（民國98年）8月1日宣佈退休。2015年12月29日于臺北市立萬芳醫院過世，享年93歲。2016年1月21日舉行追思告別式，榮獲褒揚令，遺體發引新北市三芝區龍巖白沙灣安樂園安葬。
王廣亞 歷年著作
（以上含相關著作；資料來源：屋頂上的巨人－王廣亞興學記和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王廣亞博士專區）
市道113號
市道113號（大園－石門），北起桃園市大園區新厝，南至桃園市龍潭區淮子埔與十一分，全長共計31.361公里。
中壢至龍潭部分，約九公里餘。皆稱為中豐路，為中豐公路（中壢至豐原）之首段。過去曾編為台4線，中豐公路自龍潭以下皆沿今日的台3線直至臺中市豐原區。
市道113號 支線
市道113甲線（中壢－龍潭），此支線未與113市道主線直接連結，路線本身與市道113中壢龍潭段大致平行，全長9.853公里。
市道113乙線（黃泥塘－十一分），為龍潭交流道聯絡道，全長1.656公里。
市道113丙線（青埔－中壢），全長5.983公里。中壢新生路三二段、新生路、大同路、中正路原為縣道113主線，與現市道113號高鐵桃園站聯絡道路、中豐北路、中豐路大致平行，高鐵站聯絡道當初完工時擬編號為縣道113丙，後來將主線之青埔至中壢段改道高鐵桃園站中壢聯絡道，原路段改為丙線到台1線新生環北路口，原中壢市區新生路、大同路、中正路路段解編。
市道113號 行經行政區域
主線
全線均位於桃園市境內。
甲線
全線均位於桃園市境內。
乙線
全線均位於桃園市境內。
丙線
全線均位於桃園市境內。
光岡BUBU 356 Speedster
BUBU 356 Speedster（）為光岡汽車所推出的仿古典作品車輛。車輛設計以保時捷 356 Speedster為藍本。
光岡BUBU 356 Speedster 車輛歷史
1989年2月，組裝車輛「BUBU 356 Speedster」（）發表。
1990年4月，停止生產。
光岡BUBU 356 Speedster 相關車輛
1953年，Porsche車廠所推出的356 Speedster車輛，為原創經典。
市道110號
市道110號 大園－新店，位於台灣北部的市道，西起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市區銜接台15線，東至新北市新店區獅頭山腳碧潭橋東端銜接台9線，全長共計47.542公里。有兩條支線。市道110號也可以說是國道二號的替代道路。
市道110號 支線
市道110甲線 三塊厝－宋屋，北起桃園市大園區三塊厝，南至桃園市平鎮區宋屋，全長12.652公里。
市道110乙線 鶯歌－八德，本支線為大湳交流道聯絡道，北起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南至桃園市八德區大湳，全長1.816公里。
市道103號
市道103號（龍形－三重），是位於臺灣北部的一條市道，北起新北市八里區頂寮關渡大橋頭，南至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市區臺北大橋頭，全長9.607公里。
市道103號 支線
市道103甲線（三重－重陽橋），又稱重陽橋聯絡線，全長3.311公里。
市道103號 行經行政區域
全線均位於新北市境內。
甲線
全線均位於新北市境內。
已解編路段
縣道192號
縣道192號（美宜－大福），西起宜蘭縣宜蘭市美宜，東至宜蘭縣壯圍鄉大福，全長共計6.11公里。
縣道192號 支線
縣道192甲線（龍潭－美宜），西起宜蘭縣礁溪鄉大坡及宜蘭市一結銜接大坡路（宜5-2線）與梅洲二路（宜5線），往東沿原縣道192號路線，至終點宜蘭縣壯圍鄉美城銜接縣道192號（大福路三段與美宜路口），全長共計4.43公里。
縣道192號 行經行政區域
主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甲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縣道191號
縣道191號（德陽－東城），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北起礁溪鄉德陽接國道五號頭城交流道，南至冬山鄉東城，全長共計23.225公里，為國道5號宜蘭縣路段之側車道。
縣道191號 支線
縣道191甲線（頂埔－美城），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北起頭城鎮頂埔，南至壯圍鄉美城，全長共計8.707公里
縣道191乙線（美城－宜蘭），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北起壯圍鄉美城，南至宜蘭市壯七，全長共計3.942公里。
起點銜接新縣道191號岔路，路線先往東與縣道192號、縣道191甲線共線450公尺，至大福路三段與美功路口後往南沿原縣道191號（美功路一段）往宜蘭市區，於2.1公里處行經七張橋（自縣道191號橋下通過），於2.9k處與台9線交岔，過台9線後即為延平路，終點銜接台7線（東港路二段與延平路口），里程為3.942k。
縣道191號 歷史沿革
2018年1月12日交通部公告調整宜蘭縣轄內縣道190號等共計7條公路路線。
縣道191號 行經行政區域
主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甲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乙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縣道197號
縣道197號（池上－台東），是位於臺灣臺東縣的一條縣道級公路，亦是唯一全線均位於臺東縣境內的南北向縣道。北起臺東縣池上鄉池上市區，南至臺東縣臺東市石川，全長共計59.670公里。
縣道197號 概述
截至2020年底，縣道197號總長59.670公里，路基總面積478,590平方公尺，其中45.661公里（76.5%）為瀝青鋪面、14.009公里（23.5%）為碎石鋪面。全線共設置19座橋梁（總長583.0公尺），另設置370面標誌、18組交通號誌，以及210桿照明裝置。
縣道197號 沿線風景
縣道197號素有「臺灣紐西蘭」之稱，沿途皆為風景，在2006年重鋪道路後便更為吸引遊客前往以交通工具觀光。
其他設施與景點
縣道193號
縣道193號（三棧－新民），北起花蓮縣新城鄉三棧，南至花蓮縣玉里鎮新民，全長共計110.920公里（交通部公路局資料）。本線為目前台灣最長的縣道，及目前唯一全線均位於花蓮縣境內的南北向縣道。
縣道193號 後續計畫與爭議
2020年
10月，北端部分（三棧－七星潭）路段在花蓮縣政府不斷修正重新送審後，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邀集交通部公路總局、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雙方實地會勘。新入口南移約450公尺與三棧路（花5線鄉道）做交叉路口，避開原先舊193起點處路型不佳問題，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長李順成表示目前已經收到花蓮縣府修正計畫將送交通部審查，若通過後就可盡速執行。
11月，時任花蓮縣議員莊枝財質詢時指出新闢路線高達6成以上是私有地，質疑花蓮縣府是打著拓寬道路的名義「炒地皮」；花蓮縣府建設處長鄧子榆表示，縣道193拓寬為因應蘇花改通車後增加的車流，就像是省道台9線分流及消化路網之概念，原來的193縣道有急彎、路面狹窄，經過環差審議討論有拓寬必要性；縣府建設處亦表示，193北端工程為新闢20公尺道路，改善長度從0K到6K約為7300公尺，道路增為雙向二車道與慢車道、景觀綠帶及草溝等，新闢路線可改善目前舊路彎曲、大型車行駛不易、會車困難等問題，最重要的是可避開新城第二公墓路段。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地語：；英語：），简称印共（马）（CPI(M)），成立于1964年11月7日，分裂自印度共产党，目前是印度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喀拉拉邦执政党。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
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是從印度共产党分裂出來的政黨。分裂前的印度共產黨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幾年經歷了快速得發展壯大。印度共產黨在特伦甘纳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等地領導武裝革命。然而，他們很快地放棄了武裝革命的革命路線，轉而採取體制內的議會溫和路線。1950年印度共產黨總書記同時作為黨內激進路線的主要代表的B. T. 拉纳迪韦由于“左傾冒險主義”被降職。
在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政府统治下，獨立的印度與苏联發展出緊密的夥伴盟友關係。苏联政府因此希望印度共產黨針對印度政府採取溫和的態度批評，並扮演採取支援議會政府體制的角色。然而，廣大的印度共產黨基層認為，印度仍然還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同時階級鬥爭不應只因為對蘇聯貿易及外交政策的安全利益目的而被居於次要地位。此外印度国民大会党（國大黨）普遍地對於政治上的競爭者表現出敵意。1959年中央政府介入干涉喀拉拉邦的地方統治，強力地推翻了E·M·S·南布迪里巴德內閣（印度唯一不是國大黨獨大的地方政府）。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
同一個時間，蘇聯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在1960年代早期，中共開始批評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背離馬列主義。中印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兩國於1962年在邊界上爆發中印戰爭，在戰爭期間，印度共產黨親中派與印度政府持對立態度，當時其他階級政黨宣稱這是一場社會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的衝突情況，並如此理解親中派立場。數以百計的印度共產黨領導幹部，像南布迪里巴德和兰纳迪夫，都被指控為親中派而陷入牢獄。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員未經審核即遭到拘留或逮捕。這些被指控的目標，是印度共產黨親蘇派領導與國大黨政府密謀聯手陷害，以確保他們在黨內的控制與領導地位。
1962年，印度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阿约艾·高士逝世。在他逝世之後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被推举担任新设的印度共產黨主席一職，南布迪里巴德任總書記。這種安排是為了在左右兩派之間達成妥協而做出的一種嘗試。丹吉代表了左派力量而南布迪里巴德代表了右派力量。
1964年4月11日，印度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32名委員會成員退席抗議, 他們指責丹吉和他的追隨者“制造分裂”和“反對共產主義。”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
7月7日至7月11日，這32位成員所屬的派系在安得拉邦泰纳利召開了一場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有關黨內辯論的議題被拿出來討論。有146位代表出席，宣稱代表了10萬的印度共產黨黨員，參與了這場會議。這場會議決定於同年稍晚时候在加爾各答召開第七屆印度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不同於印度共產黨的丹吉集团，這場泰纳利會議展示了大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肖像做為標記。
1964年印度共產黨分裂後，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被外界稱為「左派共產黨」，印度共產黨则被稱為「右派共產黨」。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
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個充滿敵意的政治氛圍中誕生，那時該黨在加爾各答舉行的會議上，大批領導與幹部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逮捕關入監獄。同年12月29日至30日又有超過上千名的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幹部遭到逮捕，同樣地未經審判即關進牢獄。1965年新一波逮捕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幹部的浪潮發生在西孟加拉邦，由於該黨積極地鼓動抗議加爾各答電車票價上漲及抗議普遍地食物危機。全國性的大罷工分別在1965年8月5日、1966年3月10日至11日及1966年4月6日舉行。1966年的全國大罷工遊行中與警方對抗導致一些人在其中喪命。
1965年，在喀拉拉邦，同樣有大批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幹部持續地被逮捕。1966年6月12日到19日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定期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延遲舉行的理由，是因為一些在加爾各答會議上被選為新任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成員此時被打入牢獄之中。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
1967年印度议会下議院舉行選舉，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共提名59位候選人，最後一共有19位當選，該黨一共獲得了大約620萬的選票，佔全國得票率4.28%。相比之下印度共產黨獲得了5.11%的全國得票率並當選23席。同一時間舉行的各邦地方議員選舉，印共（马）成為西孟加拉邦與喀拉拉邦的多數黨。南布迪里巴德在喀拉拉邦組織了聯合陣線政府。在西孟加拉邦，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則是联合阵线政府背後組成的主要力量，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則由孟加拉大会（从國大黨分裂出来的地方政党）的阿约伊·穆克吉担任。
1967年11月西孟加拉邦聯合陣線政府遭到中央政府解散，最初印度國大黨組織了由P.C. Joshi領導的少數政府取代，但這個政府也沒有維持很久，隨著聯合陣線政府宣告瓦解後，一場48小時的大罷工抗爭有效地遍及該邦各地。Joshi內閣倒台之後，該邦即接受印度總統的領導統治。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發起抗議對抗中央政府對西孟加拉邦地方政治的干涉。
1968年12月23日至29日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在喀拉拉邦的科钦召開第8屆黨代表大會。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
由於印度共產黨、RSP、KTP和穆斯林聯盟的部長集體辭職，喀拉拉的联合阵线政府在1969年10月被迫解散，南布迪里巴德在10月24日提出辭呈。隨後，由印度共產黨領導人C. Achutha Menon再成立一個排除國大黨的多黨聯合政府。
1969年，西孟加拉邦議會舉行新一輪的選舉，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提名97人參選，最後有80人當選。該黨现在仍是西孟加拉邦議會的最大党。然後隨著印度共產黨及孟加拉議會派的主動支持下，阿约伊·穆克吉重新出任該邦的首席部長，Mukherjee於1970年3月16日辭職。而後印度共產黨、孟加拉議會派與印度國大黨三派協定共同對抗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爭取組織該邦新政府，然而中央政府卻把該邦置於總統的接管之下。
喀拉拉邦的新一輪議會選舉在1970年舉行，印度共產黨（马克思主义）共提名73人，有29人當選。選舉之後Achutha Menon組織了一個包含印度國大黨成員在內的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