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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生時代 战乱
弥生时代早期的例子包括在福冈县糸岛市的新町支石墓群（新町遗址）24号木棺墓中，发现了一具男性人骨，其股骨插有柳叶形磨制石镞，推测其死于战争。此外，这具男性的木棺下方另有一个埋藏他人头部（仅发现牙齿）的小土坑，可能是埋葬了该男性所击败的敌人的首级。在战国时代和幕末，战争或恐怖活动中收取敌人首级的习俗仍然存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弥生时代。
此外，在福冈县筑紫野市永冈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右臂外侧骨折、额头到右眼有致命伤痕的男性人骨。右臂骨折被认为是在用手臂防御武器攻击时形成的“防御伤”，但最终未能防御住致命的面部伤害。
在山口县下关市丰北町的土井ヶ浜遗址中，一座弥生时代前期墓葬中发现了15枚石镞，分布在埋葬人骨的胸部至腰部区域，因此被称为“英雄之墓”。类似胸部集中发现大量石镞的墓葬事例，在以濑户内海为中心的西日本一带较为常见。
彌生時代 战乱
已确认的杀伤人骨案例以成年男性为主，显示参与战斗的主要是男性。然而，在长崎县平户市的根獅子遗址以及前述的福冈县筑紫野市永冈遗址中，也发现了女性受伤人骨，表明女性也可能参与战斗。此外，在筑紫野市的隈・西小田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头部被切断、仅剩躯干的瓮棺埋葬案例，推测是战斗中被敌人斩首的尸体被带回并埋葬。
这种受伤人骨的现象在绳文时代并非完全没有，例如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中泽滨贝冢、福岛县相马郡新地町的三贯地贝冢、爱知县田原市的伊川津贝冢及保美贝冢、冈山县仓敷市的船元贝冢，以及爱媛县上浮穴郡久万高原町的上黑岩岩阴遗址中，曾发现因石镞、石斧或骨角器受伤的人骨。此外，高知县土佐市的居德遗址群出土了10具带有刀伤的晚期绳文时代人骨。这些发现表明绳文时代也存在杀人，但案例极少，因此难以断定是集体间的武力冲突（即战争），更可能是个体间的决斗。
彌生時代 战乱
此外，关于弥生时代的受伤人骨是否全为战斗牺牲者，也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应考虑处刑或某种仪式性杀害的可能性。例如，从土井ヶ浜遗址出土的被射入16支箭矢并破坏面部的男性人骨，以及大阪府四条畷市雁屋遗址和兵库县神户市新方遗址中发现的多支箭矢集中射入特定部位的人骨案例，被认为可能是处刑或制裁的结果。此外，从佐贺县神埼市高志神社遗址或吉野ヶ里遗址出土的因多种武器攻击而受伤的人骨，以及前述隈・西小田遗址中被斩首的人骨，也被认为可能与巫术行为或战后示众处刑有关。
日本列岛正式的群体间武力冲突，即战争，被认为始于弥生时代早期的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起源于九州北部。
彌生時代 战乱
根据松木武彦的复原，弥生时代早期，作为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交往门户的九州北部，从大陆引入了稻作文化与稻作技术。携带稻作文化的大陆移民与此前居住在日本列岛的原住民（即所谓的绳文人）进行交流，逐渐在列岛普及了农耕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习俗。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争夺适合稻作的耕地，不同群体（村落间）之间开始出现对立。此外，大陆移民不仅带来了稻作技术，还引入了磨制石剑、磨制石镞等对人作战的武器，以及通过组织化武力解决群体问题的思维模式，即“战争思维”。这些因素引发了日本列岛正式进入武力冲突的时代。
最早的对人武器实例出土于佐賀县唐津市的菜畑遗址，包括弥生早期的角岩制磨制石剑和柳叶形磨制石镞。前述福冈县糸岛市的新町支石墓群（新町遗址）24号墓中，发现了一具股骨插有柳叶形磨制石镞的男性人骨，并与另一人的“首级”一同埋葬，被认为是弥生早期的案例，甚至被称为日本列岛的“首位战争牺牲者”。
此外，在面向玄界滩的福冈平原地区，弥生早期出现了如江辻遗址（福冈县糟屋郡粕屋町）和那珂遗址（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等被认为是防御性聚落的环壕聚落。
彌生時代 战乱
进入弥生前期的公元前3世纪，九州北部的各群体（村落）间可能在地盘和秩序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导致冲突暂时平息。然而，同一时期，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至近畿地方，随着石制武器（如打制石剑和打制石镞）的出土数量增加以及环壕聚落的增多，争夺耕地的群体间冲突逐渐扩展至西日本更广范围。松木将此定义为弥生时代的“第一期抗争”。
在九州北部，经历了第一期抗争后的短暂平息期后，约公元前3世纪末至前2世纪初，冲突再次加剧。这一时期的武器发生了变化，从朝鲜半岛新引入的青铜制剑、戈和矛开始出现。同时，石制武器也有所变化，从第一期抗争时模仿朝鲜半岛磨制石剑和磨制石镞的形式，发展出了日本列岛独有的形态，并且磨制石戈也被引入。
进入弥生中期的公元前1世纪，新的铁制武器（剑、矛、戈、镞）开始引入，由于其威力优于青铜制和石制的对人武器，后者逐渐衰退。同时，在近战武器（剑、矛、戈）中，只有剑（铁制短剑）继续在实战中使用，而矛和戈因尺寸增大不再适用于实际战斗，转变为祭祀用器物。
彌生時代 战乱
在以濑户内海为中心的中国地区、四国地方、近畿地方及东海地方，经历了第一期抗争（公元前3世纪）后的平息期，到了弥生中期约公元前1世纪初，冲突再度加剧。此地的打制石镞逐渐大型化，传统的打制石剑以外，磨制石剑也开始使用，同时打制石戈被引入。青铜制和铁制武器也逐步开始流通。在奈良县奈良市的四分遗址（しぶいせき）等地，发现了疑似因这些武器被杀害的受伤人骨案例。环壕聚落规模不断扩大，例如大阪府和泉市与泉大津市的池上·曾根遗址，奈良县磯城郡田原本町的唐古·钥遗址，以及爱知县清须市的朝日遗址等纷纷涌现。松木武彦将此阶段定义为“第二期抗争”。
彌生時代 战乱
第二期抗争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是多个小型群体（村落）割据的状态，通过群体间不断的抗争，弱小群体被整合到强大群体之下，逐渐形成更大范围的集体的过程。例如，在九州北部的福冈平原，公元前3世纪有约20个小型群体（村落）割据，但到了前2世纪，比惠遗址群、板付遗址群、诸冈遗址群、须玖遗址群、门田遗址群等五大遗址群开始持有青铜制武器，成为强大的势力。进一步到前1世纪，须玖冈本遗址成为一个拥有首领（王）墓葬和青铜器、铁器生产作坊的大型聚落，确立了其在福冈平原的核心地位。以这些拥有强大首领（王）的核心聚落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被认为是弥生时代的“国”。须玖遗址群被认为与《后汉书》中记载的奴国相对应。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与奴国相关的“国”可能包括糸岛市的三云·井原遗址为中心的伊都国、唐津湾沿岸的末庐国、以及福冈县饭冢市的立岩遗址群对应的不弥国。
此外，在关东地方，这一时期（公元前1世纪，弥生中期）开始出现环壕聚落，被认为是类似于西日本第一期抗争中因争夺耕地而发生的群体间冲突在此时开始。
彌生時代 战乱
进入公元1世纪后，铁制短剑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在九州北部，作为战斗参与者墓葬的随葬品的例子逐渐增多，而矛和戈到了弥生后期的公元2世纪完全成为祭器。此外，1世纪时大陆制造的铁制直刀（大刀）开始流入，例如在福冈县糸岛市井原镰沟遗址的王墓中发现了随葬铁刀，福冈县小郡市的横隈狐冢遗址和鸟取县鸟取市的青谷上寺地遗址中，也出土了因铁刀伤害的遗骸。同时，此时铜镞开始普及，比铁镞稍晚。铜镞的普及被认为与其轻便、适用于大陆系短弓、射程较远，以及可通过铸造技术大批量生产的优势有关。
彌生時代 战乱
松木武彦将公元1世纪至公元3世纪期间弥生时代后期的战争定义为“第三期抗争”，认为这一时期在武器种类和战斗技术上发生了重大革新。刺突为主的短剑战斗方式之外，加入了以斩击为主的刀；大量生产的铜镞被引入，使战争从原本的小规模“村落攻击”（ムラ攻め）演变为更大规模的集体战斗（会战、野战）。史书《后汉书》《东夷传》及《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到的“倭国大乱”，被认为是发生在第三期抗争的公元2世纪后期。这一事件表明，九州北部至濑户内、山阴、近畿和东海地区的各强大集体（“国”）的首领为了争夺被大陆王朝认可为“倭国王”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一地位能够优先获得大陆的先进物资和朝鲜半岛的铁资源。
鸟取县鸟取市的青谷上寺地遗址是显示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典型遗址。该地位于日置川和胜部川汇流点南侧，从弥生中期开始形成村落，到弥生后期末段因战争而废弃。
遗址东侧的环壕（可能兼具防御和港口功能）中，发现了5300多件共计109具人骨，其中至少110件、共10具人骨显示出杀伤痕迹。这些人骨包括女性、老人和幼儿，显示出无差别杀戮的迹象，部分骨骼有短剑造成的切伤，或被青铜镞刺中。15至18岁的年轻女性人骨显示，额头遭到武器攻击致死。这些受伤人骨中，仅一例显示治愈痕迹，其余皆因骨伤直接死亡，被认为几乎是即死。
环壕中的遗骸显示了特殊的埋葬现象：许多人骨带有非武器造成的刮削痕迹，推测这些遗骸曾被埋葬于其他地方，不久后被挖出，再重新埋入环壕中。
此外，环壕中还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建筑构件和各种生活用品，出土数量之大在通常遗址中极为罕见。
环壕聚落和高地性聚落一般被认为是为了应对群体之间的争斗而建造的防御性聚落。环壕聚落的西部边界位于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的那珂遗址等九州北部地区，东部边界在太平洋一侧延伸至千叶县佐仓市的六崎大崎台遗址及该县东金市的道庭遗址等房总半岛地区。日本海一侧的北部边界则在新潟县新潟市秋叶区的古津八幡山遗址及村上市的山元遗址。此外，若将秋田县秋田市的地藏田遗址（围有四座建筑的栅栏）算入，则日本海一侧的防御性聚落的北界还可进一步北移。
环壕聚落的特点是聚落位于台地或微高地上，并在其周围挖掘呈V字形的沟壕（环壕）。环壕聚落在学史上常被视为弥生时代为防御战争而建造的标准聚落形态。
对此，藤原哲对环壕=弥生时代标准聚落=防御性聚落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在重新检验全国范围内的环壕聚落案例后发现：有许多所谓的“储藏坑专用环壕”遗址，并未发现建筑群（聚落），仅有被认为是储藏坑的土坑，这些遗址在被认为环壕聚落增多的弥生前期后半至中期初西日本地区大量存在。此外，确凿的环壕聚落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分布特点，且相对于弥生时代的聚落总数，环壕聚落数量极少。基于这些原因，他对环壕聚落作为防御性标准聚落的观点提出疑问。
另外，赤冢次郎对东海地方的代表性环壕聚落爱知县清须市的朝日遗址进行了研究，指出该遗址北侧聚落的环壕及所谓的逆茂木（防御尖桩）和乱桩，仅存在于弥生中期后半末的短暂时期，并被大洪水形成的砂层掩埋。这一时期与被认为是战斗激化证据的大型打制石镞的存在时间（弥生中期中叶）并不一致，因此他推测，这些逆茂木和乱桩可能是洪水防护设施。此外，他还将该县一宫市的猫岛遗址的环壕视为类似于洪水防护的轮中设施。
关于环壕的功能，还有其他解释，例如用于区划聚落、加强群体凝聚力、排水等功能。因此，有学者认为，环壕的功能可能因地区和时期而异，应根据具体情况赋予不同的意义，包括防御和战争目的在内。
此外，有观点推测，北关东和东北地方的广大地区由于稻米产量较低，可能因此较少受到战争影响。
彌生時代 交易与铁
起源于朝鲜半岛的突带纹陶器在九州及西日本被发掘。朝鲜的陶器频繁地在北部九州及西日本被发现，这表明弥生陶器的形成受到朝鲜半岛无纹陶器的影响。在绳文时代，黑曜石和陶器已经在朝鲜半岛被发现，显示两地间存在一定的交易。到了弥生时代，交易活动更加活跃，弥生陶器也在朝鲜半岛南部被发掘，早期主要集中在金海地区，这表明当时已开展交易。
从前期后半开始，弥生陶器数量增加，尤其是中期，在朝鲜半岛勒岛发现了大量弥生陶器，显示倭人曾前往交易。这条交易路线以勒岛与壱岐的原之辻为中心，在原之辻还发现了无纹陶器。到弥生后期，勒岛的弥生陶器减少，交易逐渐转向金海地区。
彌生時代 政治
弥生后期，公元57年，北九州的奴国王向乐浪郡派遣使者，并接受了刻有“汉倭奴国王”字样的金印。50年后，倭国王师升率领众多小王朝贡，再次接受金印。这一时期，关于倭国的疆域是否包含本州或仅限于九州仍存在争论，但可以推测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范围的统治。
随后，卑弥呼被推举为共主，并建造了被认为是其墓葬的箸墓古坟，标志着进入古坟时代。
总体而言，弥生时代虽以一词概括，但“国”的形成始于前期，尤其是中期，到了后期，这一统一过程进入最终阶段。
作为传统上被认为是防御性聚落的类型之一，高地性聚落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至末期（IV期后半至末期）以及后期中叶至末期（V期中叶至末期）频繁出现在濑户内海沿岸至大阪湾一带。这类聚落位于比一般弥生时代聚落更高的地点（相对平地的高度差为50至300米以上），其分布范围从北部九州扩展到北陆、中部及东海地区。1970年代之前，一般认为畿内IV期大致与北部九州后期前半相当，畿内V期对应后期后半，实际年代约为公元50年至250年。
彌生時代 政治
史书记载的“倭国大乱”大致发生在2世纪后半至末期，与当时的年代学对应于畿内IV期末至V期前半。因此，长期以来高地性聚落的盛行被视为倭国大乱导致的结果。然而，随着畿内与九州年代对应关系的修正，倭国大乱被重新归类为畿内V期后半至末期，与畿内IV期的高地性聚落并不同时。因此，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畿内IV期的高地性聚落与倭国大乱无关。
关于畿内IV期的高地性聚落，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可能存在未被史书记载的战争，但也有观点认为无需假设战争背景。后者的支持者认为，这些聚落可能是为了监视海上交通，或是从事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因此无需居住在更适合水田耕作的低地。另一方面，后期后半的近畿高地性聚落（如大阪府和泉市的观音寺山遗址和高槻市的古曾部遗址）因其环壕防御结构，被认为是山城，与史书记载的倭国大乱年代几乎一致，因此被普遍视为与倭国大乱有关。
彌生時代 政治
虽然主要发生在倭国大乱之前，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型聚落逐渐控制小型聚落，聚落内的首领阶层逐步壮大。首领阶层开始被埋葬在墳丘墓中，这反映了身份差异的出现。弥生时代后期，不同地区的墓葬形式差异日益显著。在近畿周边出现了方形低墳丘墓，在山阴（出云）至北陆地区出现了四隅突出墳丘墓，而在濑户内地方则出现了大型墳丘墓。
在濑户内地方的吉备地区（现今冈山县与广岛县东部），弥生后期规模最大的墳丘墓是冈山县仓敷市的盾筑墳丘墓（最大长度约80米）。这一地区的首领葬礼使用了大量特殊器台形陶器和特殊壶形陶器，这些陶器起源于吉备地区，随后分布至美作、备前、备中和备后地区，发展中心位于备中南部的平原，并未扩展至周边区域，这是其一大特征。
山阴地区的墳丘墓被认为起源于中国山地的三次地区，并在出云地区发展成熟。出现了四隅突出型墳丘墓（较大的墓长约45米，宽约35米），这些墓运用了堪比后来的古坟时代的土木技术，其分布从出云地方扩展至北陆的能登半岛。出云地区的安来和西谷墳丘墓群中发现了台形陶器和壶形陶器，显示出吉备和出云两地可能存在同盟关系。
彌生時代 政治
这些墓葬的特点逐渐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古坟（如前方后圆坟）。弥生时代的地方势力可以大致分为北部九州、吉备、山阴、近畿、三远地区（东海）和关东势力。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地方势力逐渐联合形成一个更大的势力。为了扩大水田农业所需的农田及获取铁制农具，以及围绕区域间交易的争端，各地之间的战争不断推动了时代的进程。在近畿地区，环壕聚落最早出现在弥生前期末期，并在中期以后逐渐普及。
《魏志倭人传》记载，在卑弥呼统治邪马台国之前，各地诸国相互对立，频繁攻伐。此外，《后汉书·东夷传》中提到，在桓帝和灵帝期间，倭国大规模混乱。
近年来，随着对畿内弥生时代IV、V期年代的重新校订，这些事件被认为大致对应于弥生时代后期后半至末期（V期后半至VI期）。这一时期，畿内为中心的高地性聚落出现在从北部九州延伸至濑户内海、山阴、北陆、甚至东海地区以东的广泛区域。此外，环壕聚落的数量也明显增多，这些现象被普遍视为倭国大乱的证据。
彌生時代 政治
然而，与前代相比，此时期武器发展有限，尤其是近战武器在随葬品之外的发现极少，同时受伤人骨的数量较少。因此，具体的战斗频繁发生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支持。关于倭国大乱的具体争端性质，目前尚未得到明确解答。
根据邪马台国畿内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北部九州势力向大和迁移的直接物证较少。近年来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北部九州的势力以获取铁等资源和大陆舶载品为中心，建立了一套物流体系，而畿内势力试图重组这套体系，由此引发了冲突。另一方面，邪马台国九州说则认为，弥生时代后期中叶以后，濑户内海地区的铁器出土量明显少于北部九州，而铁器制造技术也明显落后于北部九州。关于倭国大乱的起因，有观点将其与记纪神话中的神武東征相联系，认为北部九州的势力南下迁移至大和并建立了大和朝廷。
在中国史书中，《论衡》记录了周代关于倭的相关知识。随后，《汉书》提到前汉时期，倭人分散居住于多个国家，并派遣使节来访。
《后汉书》（南北朝时期，成书于432年）中记载，57年，倭奴国王从后汉光武帝处接受了金印。107年，倭国王帅升（或倭面土国王帅升）向后汉献上生口。
该书还提到2世纪后半倭国发生倭国大乱，表明弥生时代末期的日本可能处于战乱状态。
《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详细记述了3世纪倭国的情况，提到卑弥呼女王统治邪马台国等内容。
虽然中国三国时代的吴与倭国之间并无正式交往的文献记录，但在日本和中国的交易中，发现了两面刻有吴年号的画文带神兽镜：
彌生時代 经济基础
通常认为日本人的主食自弥生时代开始水稻耕作后便是大米，但根据1917年（大正6年）内务省和1878年（明治11年）大藏省进行的全国食物调查显示，城镇、市区及乡村的米食量依次递减，因此也有人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那么弥生时代水田的收成量是多少？弥生时代前期主要为下田与下下田；中期仍为下田与下下田；后期（登吕时期）则为中田与下田，收成量并不高。在先进地区，前期每日摄入大米量约为1勺，中期为6勺至1合，后期也未超过2合。淀粉不足部分主要通过橡子等坚果类补充。
弥生时代虽实行水田农业，但与大陆伴随猪、马、牛等家畜利用的农业不同，弥生时代长期被认为是“无家畜农业”。目前虽仍认为未见牛、马的饲养，但在日本各地发现了猪的饲养遗迹。
1988年和1989年，在大分县大分市的下郡桑苗遗址中发现了与猪相关的3个野猪头骨和1个猪头骨。西本丰弘根据形态特征判断，这些野猪头骨为家养化的猪，从此之后弥生猪的发现案例逐渐增多。此外，1992年在爱知县的朝日遗址发现了鸡的跗跖骨。
彌生時代 经济基础
关于弥生猪的来源，尽管绳文时代已有野猪饲养记录，但尚未发现野猪向猪过渡的个体遗存。此外，日本列岛的野猪个体因岛屿化呈现大小差异，而弥生猪的体型却明显不同，因此弥生猪被认为是从大陆引入的。
关于弥生猪的血统，也通过线粒体DNA分析进行研究。2000年小泽智生的分析表明，12个样本中有11个被判定为日本野猪。2003年石黑直隆等人采用不同方法分析了10个样本，结果显示6个样本与现生日本野猪属同一组，4个样本与东亚家猪同属一组，并指出后者仅分布于西日本西部部分地区。此外，关于绳文时代用于狩猎的狗，研究显示作为食用家畜的狗是从大陆引入的。
然而，畜牧业并非主要产业，获取蛋白质的主要途径仍是狩猎和渔猎。
彌生時代 经济基础
在绳文时代，关东地方沿东京湾岸形成了大规模贝冢，以黑鲷和鲈鱼捕捞为主的内湾型渔业广泛开展。然而，关东地区的贝冢数量在绳文晚期减少，到弥生时代前期时，绳文型贝冢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三浦半岛等外海沿岸地区的外洋渔业仍在继续。显示外洋渔业痕迹的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外洋沿岸岩礁的鲍鱼、圆顶螺，以及外洋性回游鱼类如鲣鱼、鲨鱼和沿岸鱼类如真鲷的遗存。绳文时代出土的鲍鱼数量较少，推测弥生时代可能开展了潜水捕鱼活动。作为渔具，发现了鱼钩、鱼叉和鱼矛等，尤其是绳文后期在东北地方太平洋沿岸特有的旋转式鱼叉头值得关注。
弥生中期，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文蛤和疣螺等内湾泥滩贝类为主的小型贝冢。渔业中使用了从大陆传入的管状土坠，用于网捕的网具技术得到发展并多样化，特别是在濑户内海地区得到了显著发展。此外，内湾型渔业还包括饭蛸的蛸壶捕鱼。
彌生時代 经济基础
尽管如此，在延续了绳文以来渔业传统的关东地区，弥生中期仍确立了稻作农业社会。例如神奈川县逗子市的池子遗址群，这里既发现了弥生中期的稻作农业痕迹，也有外洋渔业的贝冢遗存。推测该遗址曾进行鱼叉捕鱼、鲣鱼钓鱼和网捕等渔业活动。由于发现的鱼类（如鲣鱼）通常在农业繁忙的夏季捕捞，加上鱼叉捕鱼和钓鱼技术的专业性，推测存在专门从事渔业的技术性群体。
弥生时代，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水田和灌溉渠等新的淡水环境出现，催生了以淡水鱼类和贝类为对象的渔业。例如，爱知县清须市的朝日遗址是一个伴随大规模贝冢的稻作农业与渔业兼备的聚落遗址。在内湾渔业的基础上，该遗址还进行以田螺、鲤科鱼类、鲫鱼、鲶鱼和泥鳅为对象的淡水渔业。随之产生了专门的淡水渔具，如在大阪市八尾市的山贺遗址和福冈县春日市的辻畑遗址中，出土了用于捕获淡水鱼类的鱼筌。
在北海道，由于未引入稻作农业，延续了绳文型渔业，以捕猎海兽和寒流性鱼类为主。
在九州北部，绳文时代外洋渔业发达，发展出称为西北九州型联合式鱼钩的独特鱼钩。这种鱼钩在绳文时代仅见于北九州，但到弥生时代已传播至山阴地方。
在关西地方，如大阪湾岸的宫之下贝冢等，发现了绳文型贝冢在绳文晚期至弥生中期持续存在的例子。
彌生時代 物质文化
石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绳文文化传承下来的打制石器，另一类是从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传入的磨制石器（也称大陆系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包括石镞、刮削器（削器、掻器）等，作为狩猎工具（武器）或工具使用。主要材料为讶山岩等安山岩类岩石或黑曜石，这些石器的制作继承了绳文时代的技术。
另一类为随水稻农耕一同传入日本列岛的大陆系磨制石器，包括蛤刃磨制石斧、凿入片刃石斧等工具，以及石刀、石镰等农具，这些是弥生时代为满足水稻农业需求而新引进的开垦、耕作和收割工具。此外，作为大陆系磨制石器的一部分，磨制石剑和磨制石镞也传入日本，并在金属武器（青铜、铁）普及之前被广泛用于实战。
受其影响，打制石剑等剑型打制石器也被制作并用于实战。
彌生時代 物质文化
青铜器从朝鲜半岛和大陆传入北部九州。北部九州及其周边地区盛行铜矛、铜剑、铜戈等武器型青铜器，而以畿内为中心的地区则以铜铎为代表。北部九州、山阴和四国等地区的武器型青铜器在弥生前期末传入并迅速开始生产。这些青铜器最初既是权威的象征物，同时经过打磨后也被实际用于战斗。出土的此类青铜器多随葬于墓中，表明其为个人所有物。到弥生中期前半，武器型青铜器逐渐增厚。与此同时，铜铎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用于祭祀，但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大型化，其悬挂结构退化，从内置钟舌的鸣响器转变为观赏用的祭器。
多纽细纹镜于弥生前期末期传入，这是一种起源于春秋时期中国北方辽西一带的铜镜。到了弥生中期后半的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九州北部的厚葬墓中，如三云南小路遗址，集中出土了大量来自中国中原的西汉镜，可能是西汉下赐之物。到了后期的1世纪以后，汉镜出土减少，多为破镜。平原遗址出土了5面大型内行花纹镜，直径约45厘米，周长约八尺，被视为日本神话中三神器之一的八咫鏡。
此外，青铜器还包括少量犁头等农业工具、锯刨等手工具，以及箭镞等小型武器，但数量远少于大型器物。
彌生時代 物质文化
青铜器的生产主要采用铸造工艺。弥生前期末至中期前半的生产遗迹主要集中于佐贺县佐贺市至小城市的佐贺平原南西部。到中期后半，生产逐渐转移至福冈市的那珂遗址、比惠遗址群，以及春日市的须玖冈本遗址群。除平形铜剑外的大多数武器型青铜器推测均在这些遗址群中集中生产。
另一方面，铜铎的生产集中于近畿地方，但与北部九州相比，缺乏明确的青铜器生产遗迹，因此其生产和流通体系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到弥生中期前半，铁器在北部九州以工具为中心普及，随后在弥生后期扩展至西日本全域，并逐渐用于武器和农业工具。铁器因其耐久性和锋利性，主要用于工具和农具（特别是收割工具）。早期铁器多由加工锻造铁斧的碎片制作而成的小型工具；到中期前半，北部九州开始生产称为袋状铁斧的本地铁器，随后扩展至西日本各地。出土铁器还包括小刀（刀子）、铁镞和凿状工具等。
这一时期铁器的原材料依赖从朝鲜半岛进口，弥生时代尚未发现本地冶铁技术，冶铁活动可能始于古坟时代后期。弥生时代铁器生产工艺包括切割加工的刻切工艺和通过锻造塑形的锻造工艺。尽管有少量铸造案例的可能，但铸造需要极高温度的熔炉，而弥生时代是否具备这种技术仍存疑。
彌生時代 物质文化
在北部九州（特别是福冈市）地区，锻造铁器生产在弥生中期前半开始。而八女市等地直到弥生后期仍以刻切法为主。尽管濑户内地方到弥生后期也传入锻造技术，但技术水平低于北部九州，同时刻切工艺仍被广泛使用。
弥生后期，从玄界滩沿岸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器，而濑户内海沿岸及近畿地方遗址中铁器数量甚少，推测玄界滩沿岸地区可能垄断了铁资源的获取渠道。这种资源垄断可能引发战争，推测以近畿地方的大和势力为中心形成了如邪马台国联盟般的广域政治联合体，但这一假设尚无确凿的考古学证据支持。
与绳文时代相比，弥生时代的陶器种类大幅增加。绳文陶器主要只有深钵和浅钵（深钵相当于瓮，用于烹饪，浅钵用于吃饭）。到了弥生时代，随着稻作农业的传入，陶器种类也变得丰富，新出现了用于储藏粮食的壶、豆替代了浅钵用于吃饭，还有瓮盖、器台、用于埋葬的瓮棺等。
弥生陶器主要源自朝鲜半岛无纹陶器，传播到日本发展为前期的板付式陶器，向东传播称为远贺川式陶器，在弥生前期广泛分布于西日本，甚至传播至东北地区也有零星分布。本地传统的绳文陶器也并没有消失，绳文时代的深钵演变为弥生早期刻目突带纹的瓮，而后在九州各地逐渐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瓮。
彌生時代 物质文化
前期西日本统一的远贺川式陶器到了中期，在各地发展成为各式各样的陶器。如九州北部发展为須玖式陶器，出现了精致的红色研磨陶器（丹塗土器）用于各种仪式；濑户内海沿岸出现有各种曲线、直线纹样的栉描纹陶器。
弥生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平地堆烧，一般呈明亮的橙红色，无釉。
与绳文时代的绳文陶器相比，弥生陶器常被认为装饰较少，但实际上，装饰较少的陶器主要集中在弥生前期阶段和中期以后的西日本地区，尤其是北部九州。而在其他地区和时代，陶器常带有丰富多样的装饰。
陶器的生产一般被认为由各个聚落自给自足完成。然而，与陶器生产相关的遗址并不多见。近年来，研究者注意到一些陶器的烧制失败品，以及因受高温而导致器壁薄裂的陶器碎片，提出了在大型聚落中可能存在集中化陶器生产的假说。此外，由于陶器形态常能清晰反映地域特征，研究者通过分析陶器特征，区分了本地制造的陶器和从其他地区运入的陶器，并指出陶器的流通量可能远比之前认为的更大。
弥生时代的木器和木制品包括餐具、农业工具和祭祀用具等。餐具中可见涂有漆或施以精美装饰的精品。农业工具随着水田稻作的引入而被使用，包括犁、锄、耙以及田鞋等。
彌生時代 聚落与设施
弥生时代的聚落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如静冈县静冈市的登吕遗址，分布于河流沿岸的自然堤防或扇状地末端等低地（冲积地）微高地上的聚落；也有如冈山县赤磐市的用木山遗址，位于低地附近的丘陵顶部或斜坡上的聚落；还有如香川县三丰市的紫云出山遗址，位于与低地有较大高差的陡峭山顶上的聚落。位于低地或低矮丘陵上的聚落，周围有壕沟的被称为环壕聚落；如紫云出山遗址这类位于高地的则被称为高地性聚落。
聚落遗址的构成元素通常包括以下遗构：用于居住或其他用途的竖穴建筑和掘立柱建筑，作为储存设施的储藏穴或掘立柱建筑（如高架仓库），用作垃圾堆放或陶器烧制的土坑，用于围绕聚落或划分聚落内部的壕沟（如环壕或分区壕沟），以及土垒、栅栏、水井等供水设施。
弥生时代的居住设施主要采用竖穴建筑。其平面形式以圆形和方形为主，其次为长方形和隅圆方形，但具体形式因地域而有所不同。竖穴建筑除用作居住之外，还可能被用作作坊或共同作业场所。
在弥生时代早期的北部九州，竖穴建筑中既有继承自绳文时代晚期的方形平面建筑，也有一种特色鲜明的圆形建筑。这类建筑的平面呈圆形，中央有浅浅的碟状凹陷，凹陷两侧各有一个小洞（可能是柱洞）。
彌生時代 聚落与设施
这种形态的圆形竖穴建筑在同时期的朝鲜半岛南部广泛分布。由于首先在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的松菊里遗址受到关注，因此被称为“松菊里型居住遗址”（在日本国内通常使用这一名称，而在韩国考古学界，“松菊里类型”一词常被用来指包括建筑形式、陶器和石器组成在内的整体文化形态）。这种松菊里型居住遗址，与绳文时代后期至晚期在西日本广泛分布的圆形建筑遗迹一起，被认为是弥生时代前期至中期主流圆形建筑的原型。
在弥生时代中期，竖穴建筑的平面布局在北部九州及整个西日本地区以圆形为主流，同时部分地区出现了隅圆方形的建筑形式。
进入弥生时代后期，西日本的建筑平面布局突然发生变化，从圆形逐渐转变为方形或长方形，随后进一步统一为长方形。此外，在九州地方南部，还发现了一种被称为“花瓣形竖穴建筑”的特殊平面布局建筑遗迹。而在兵库县西部（播磨地区），发现了一些圆形建筑，其地板中央有一种被称为“1O土坑”的特殊遗构。这些例子表明，竖穴建筑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彌生時代 聚落与设施
例如，静冈县静冈市的登吕遗址（弥生时代后期）中发现的建筑，其复原样式为茅草屋顶的伏屋式建筑，外观上与竖穴建筑非常相似。但由于建筑边缘以土堤形式的堆土建成了土墙，且地板未低于地表，因此应被归类为平地建筑（竖穴状平地建筑）。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富山县高冈市的下老子笹川遗址。
弥生时代的建筑主要以竖穴建筑为主，但也出现了掘立柱建筑（如高架建筑、抬高建筑或平地建筑）。掘立柱建筑的功能包括居住、瞭望塔、楼阁、祭祀设施（如神殿），以及用作储藏设施（如仓库）等。大型掘立柱建筑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就已出现（如高知县南国市的田村遗址群），但中期以后出土实例显著增加。
一些大型掘立柱建筑具有特殊用途，如大阪府和泉市与泉大津市的池上曾根遗址中发现的建筑，不仅多次在原址上重建，还被周围壕沟围绕，推测可能是作为神殿等祭祀设施，或首长居所的前身。
关于平地建筑，若其非掘立柱建筑，而是挖掘深度较浅的壁式建筑，则因建筑生活面可能在后期被剥蚀，导致遗迹难以在发掘调查中被识别，因此其出土实例比竖穴建筑和掘立柱建筑少见。
彌生時代 聚落与设施
弥生时代的储藏设施用于储存粮食（如稻米）等，分为地下式（储藏穴）和地上式（仓库）两种形式。
在弥生时代早期，掘立柱建筑形式的仓库由朝鲜半岛传播至北部九州等部分聚落。然而，到了弥生前期，地下式的储藏穴成为主流，掘立柱建筑的仓库则基本消失。储藏穴以圆形为主，同时也有方形和长方形的实例。这些储藏穴的剖面通常呈现烧瓶状。
从中期前半至中期中叶，掘立柱建筑形式的仓库（高架仓库）逐渐扩展至整个西日本地区。主要形式为柱间为1间×2间的建筑，此外还有1间×1间、1间×3间等变体。这种仓库的形式在弥生时代基本保持不变，并持续使用。到了弥生末期至古坟时代初期，出现了2间×2间规模的总柱式建筑，这种形式成为主要的仓库类型。
彌生時代 墓葬制度
墓葬制度具有集体性和文化特征，能够追溯群体迁徙和变迁，是重要的遗迹之一。此外，墓葬制度反映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并通过葬仪表达精神生活和宗教仪式。
弥生时代的墓葬形式包含两类划分：一种是指示埋葬设施外部结构（上部结构）的术语，例如支石墓、墳丘墓和周壕墓；另一种是指示具体埋葬设施本体形状（下部结构）的术语，例如甕棺墓、土壙墓、木棺墓和石棺墓。这些形式结合了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要素和继承自绳文文化的传统，根据地域不同，墓地的构成表现出各种特色。
甕棺墓是北部九州弥生时代前期至中期的代表性墓葬形式。在前期前半阶段，使用的是大型化的壶形陶器作为埋葬容器；到了前期末期，专门用于埋葬的独特容器形态得以确立。由于朝鲜半岛的甕棺墓出现时间晚于日本约100年，因此普遍认为甕棺墓并非从半岛传入。其形态从壶形陶器逐渐过渡为甕形陶器。
彌生時代 墓葬制度
在中期，北部九州地区基本形成了成人用大型甕棺为主流的甕棺墓制，同时，小儿与婴儿则普遍使用日常容器中常见的普通尺寸甕形陶器作为埋葬容器。成人用大型甕棺一般由两个甕形陶器对接而成，此外也有使用专用的大型钵形陶器、木制或石制盖子的例子。到了后期，甕棺墓制迅速衰退，被石盖土壙墓和箱式石棺墓等取代，仅在糸岛地区有零星延续，其余地区仅在原分布范围内偶见，最终于古坟时代完全消失。其主要分布区域为北部九州的筑前、筑后和肥前东部地区，在周边地区则作为次要墓制分布。
木棺墓被认为是一种从朝鲜半岛传入的墓葬形式。弥生时代的木棺墓大多为所谓的“组合式”，通常由底板、两侧板、两小口板和盖板共六块板材拼合而成，在预先挖掘的土坑中完成棺材的搭建。有时小口板等部件会被石材替代。板材的拼合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两侧板夹住小口板，另一种是小口板夹住两侧板。关于这两种形式是否反映了被葬者所属群体的不同，目前尚无定论。
彌生時代 墓葬制度
到弥生时代前期末期，木棺墓已广泛分布于西日本地区，成为主要墓制，尤其是在畿内等地，与土壙墓一同作为中期方形周壕墓的主要埋葬方式。然而，木棺墓在后期也逐渐被石盖土壙墓和箱式石棺墓取代。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木棺墓，即将整块圆木掏空后上下拼合而成，这种形式在弥生早期至前期前半阶段尤为典型。
土壙墓（尤其是素挖的土壙墓）是绳文时代常见的墓葬形式，在弥生时代依然有所使用。绳文时代的土壙墓与弥生时代（尤其是西日本地区）的土壙墓在形状上有所不同，后者的全长更长，这被认为与埋葬姿势的差异有关（绳文时代以屈葬为主，而弥生时代则普遍采用伸展葬）。
弥生时代还出现了一种新型土壙墓，即在棺木上覆盖板石的石盖土壙墓。这种形式在弥生后期于西日本地区广泛普及。石盖土壙墓若省略了箱式石棺墓的侧石和底石，仅保留盖石，则可以视为与箱式石棺墓具有密切关系。
彌生時代 弥生人的身体特征与绳文人
传入水稻耕作技术的渡来系弥生人主要从大陆和朝鲜半岛经北九州传入。从自然人类学角度，根据头骨测量值研究，渡来系弥生人与河南省新石器时代人、江蘇省和山东省临淄的青铜时代人最为接近。他们的眼眶较扁平且上下较长，鼻梁低平，整体外观较为平坦。牙齿尺寸比绳文人更大，平均身高约为162至163厘米，比绳文人高数厘米。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骨资料来自北九州、山口及岛根沿日本海地区的遗址，但从南九州到北海道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具有类似特征的弥生时期人骨。不过，这些发现尚不足以确定不同种族之间的形态特征及其发生频率。
在1986年（昭和61年），福冈县糸岛市志摩新町新町支石墓群发现了一具进行过绳文式拔牙习俗的大陆系墓葬人骨。而在长崎县的大友遗址支石墓群和神户市新方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绳文特征的人骨。然而，福冈市雀居遗址及奈良盆地的唐古·锁遗址中发现的前期弥生人被判定为弥生系。
即使在北九州及濑户内、近畿等最初认为是弥生系的地区，弥生时代初期遗址中发现的弥生系人骨数量仍少于绳文系人骨。这表明，稻作农业的初期阶段可能由绝大多数绳文人与少量大陆渡来者合作完成，共同推动了农业社会的形成。
彌生時代 弥生人的身体特征与绳文人
铃木尚通过研究南关东地区从绳文时代到现代的人骨，认为从狩猎采集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是弥生人身体特征变化的主要原因。这种环境变化促成了身体形态的转变。
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金关丈夫研究了山口县土井之滨遗址和佐贺县三津永田遗址的前期及中期弥生人骨，指出弥生人身材较高，头颅长度及面宽接近大陆人，与绳文人存在显著差异。他提出弥生人是大陆渡来人与绳文人混血的产物。
埴原和郎在1991年提出“双重结构模型”，认为绳文人是由亚洲南部人种组成，而弥生人则是东北亚通古斯系民族的后裔与绳文人融合形成。基于人口统计学，埴原指出从弥生到古坟时代，农业社会的人口增加率无法解释观察到的人口激增，认为约有百万渡来者流入。然而，1996年以后，基于碳年代法和年轮年代法的研究显示弥生时代开始的时间比原来认为的更早，使得埴原的理论依据受到质疑。
佐原真认为，弥生文化是北九州的绳文人与渡来人混血后形成的，并从当地逐渐扩展到以名古屋至丹后半岛为界的地区，水稻耕作最终在此定型。
此外，丸桥贤认为弥生人的特征容易退化，现代饮食的改善导致咀嚼减少，进一步引发咀嚼能力的退化，最终影响到日本人的生命力。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弥生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由多个系统构成。
彌生時代 语言
关于朝鲜半岛无文土器文化的承载者，有学者提出，他们可能使用属于现代日琉语族的语言，这些语言被认为是现代日语的祖先。
根据这些理论，现代朝鲜语的祖先语言属于朝鲜语族，该语言在古代满洲南部到朝鲜半岛北部的区域内形成。之后，朝鲜语族的群体从北向南扩展，逐渐取代了原本分布在朝鲜半岛中部到南部的日琉语族群体。据推测，在这一过程中，被迫南迁的日琉语族使用者成为弥生人的祖先。
彌生時代 认知与定义的演变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弥生时代的定义经历了显著变化。因此，在从文献中获取信息时，有必要确认在某一时期主流认知的具体内容。
日本舊石器時代
日本旧石器时代，从人类开始移居日本列岛开始( 距今約三萬九千年 )，到大约一万六千年前结束。这段时期亦被称为无土器时代或先土器时代。
青森县外滨町大平山元遗址出土的土器上附着的碳化物，经AMS法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并经过矫正后，年代为一万六千年前，被视为日本旧石器时代的结束。
洪积世时期日本地理上与亚洲大陆相连，距今约一万年前，即第四次冰川期结束。其後气候回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列岛渐渐脱离了大陆，前日本列岛形成。远古的大陆先民，通过冰川期形成的陆地，追逐猎物络绎东徙，成为那里的最早的住民。它们在食物充足的岛屿上繁衍子孙，将石器文化和粗陶带入了早期的绳文时代。
彭寧頓縣 (明尼蘇達州)
彭寧頓縣（英語：）是美國明尼蘇達州西北部的一個縣。面積1,601平方公里。根據美國2000年人口普查，共有人口13,584人。縣治錫夫里弗福爾斯 (Thief River Falls)。
成立於1910年11月23日，縣名紀念蘇線鐵路主席Edmund Pennington。
德慶溪
德慶溪又稱坑仔底，是一條發源於臺南臺地、流經臺南市區的河流。由於都市計畫，地貌發生劇烈的改變，河道已從地面上消失，成為臺南市北幹線排水溝主線。
德慶溪 水文
德慶溪的主要源頭位於臺南市東區大學里，臺南臺地崙仔頂北側的緩坡，蜿蜒西流入昔日的臺灣府城。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在今民族路北邊將河道截彎取直，但中山橋附近的曲流仍保持原狀，德慶溪再西流，於今遠東百貨前納枋溪，旋於民族路教會旁折而北流，在成功路北側彎繞，於開基天后宮附近入台江內海。19世紀中，台江內海陸浮加劇，德慶溪出海口持續往西推進。日治時期之後的下游河道與台南運河平行，入鹽水溪。
枋溪又稱溝仔底，為德慶溪的主要支流，源自溝仔底附近，向北流清水寺前方，納另一溪水匯合後再北上，經過太平境教會與吳園，終在今日大遠百前注入德慶溪。
德慶溪 橋樑
德慶溪原有德慶橋，創建年代在1752年（乾隆十七年）以前。日治1900年代實施市區改正，開闢今中山路。因當地命名大正町，故一併新設大正橋。戰後又因道路更名中山路而改稱為中山橋。中山橋至2009年左右尚存，但後來台南護專進行整修時拆除。而博愛橋位於北門路上，橋名來源為北門路一段舊名博愛路，目前尚存，但橋下已無溪水。
德慶溪 現況
今日德慶溪整條幹線流域涵箱加蓋之後，成為臺南市北幹線排水溝主線。中山橋(舊名大正橋)已拆除，而博愛橋仍存，現為北門路人行道的一部分。
昔日德慶溪旁民族路夜市，因市容及衛生考量，於1983年停止營業。後遷至小北夜市。
臺南舊城區北邊的德慶溪水系和城市南邊的福安坑溪水系南北環繞漫流蜿蜒於舊城區，將臺南臺地切割為數個大小不一的平緩沙丘，雖然都市演化的過程抹去了昔日河道的遺跡，但起伏不一的城市地貌還是反應於市區內的街廓之中。
德慶溪 歷史
德慶溪在歷史曾扮演重要地位：今吳園水塘為昔日德慶溪碼頭。在荷治時期為何斌宅邸的碼頭。何斌原為鄭芝龍舊部屬，後至東印度公司擔任通譯、會計，但密中仍與鄭成功有所往來。在荷人發覺後於1659年（明永曆13年）由德慶溪入臺灣海峽直抵廈門，將多年蒐集的台江內海港道及荷蘭軍隊部署情況上呈鄭成功。 歷史學家認為此為鄭氏攻台並建立反清基地的關鍵。
1662年，南明將領鄭成功攻佔普羅民遮，居民在當時德慶溪的出海口建開基天后宮，是庇護台江與德慶溪航路平安的重要廟宇。
荷蘭殖民政府17世紀於德慶溪出海口南岸闢建普羅民遮街，通往鷲嶺，是臺灣第一條西式規劃的道路。後來的明鄭繼承原有的基礎持續發展，臺南便以此為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臺灣最大城市。
雷爾頓報告
雷爾頓報告（英語：Reardon Report）是1966年由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所發表的，該份報告中認為新聞界在報導犯罪新聞時，必須在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以及涉案嫌犯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力之間取得平衡點。而平衡此二種基本人權的方式，則是在新聞報導中做出取捨，僅報導「應報導事項」，避免報導「不應報導事項」。
鷲嶺
鷲嶺，為臺灣臺南老城區內地勢最高處，與崙仔頂、山川臺、山仔尾、赤崁、尖山、覆鼎金合稱為「府城七丘」或「鳳凰七丘」。
其高度約有海拔12、14公尺，其位置約在現今湯德章紀念公園（民生綠園）周邊，附近有北極殿、天公廟（台南天壇）、台南測候所等歷史建築。今日市民一般以北極殿稱呼該地。
臺南當地有句諺語「上帝廟埁墘，水仙宮簷前」，意指鷲嶺之上的北極殿（即上帝廟）階梯，與鷲嶺之下的水仙宮的屋簷同高，反映地勢的落差。
鷲嶺祗園，鷲嶺在佛教指的是佛剎所在的靈鷲山，“祗園”指祗園精舍佛寺。
血清
血清（英語：），指血液中既不含血细胞（血清不含红血球和白血球）也不含凝血因子的成分；也就是除去纖維蛋白原的血浆。
当血液凝固时，会形成血凝块以及一些淡黄色液体，这些液体即为血清。血清中含有生长因子和血小板在血凝块形成过程中释放的其他蛋白质。
伊万·蒲宁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寧（俄語：，1870年10月22日—1953年11月8日）是俄國作家，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出身於沃羅涅日市沒落的貴族家庭，父親阿歷克謝·尼古拉耶維奇·蒲寧是個敗家子，貪杯濫賭，將財產揮霍一空，母亲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常難過落淚，後來全家被迫遷居到祖父的布蒂尔基田莊，后寄居外祖母的奧勒爾省庄园，蒲寧的童年在寧靜的鄉村生活度過。1881年蒲寧在葉列茨縣貴族男中讀書，但中途輟學。由於家庭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蒲寧很早就開始在外工作，他當過校對員、統計員、圖書管理員、記者。他在《奥廖尔导报》社时認識一位名叫瓦里娅·帕先科的女孩，相恋两年，最後因女方家長的反對而分手，蒲寧在心灵造成不小的创伤，他的小說大多是悲劇結局。
伊万·蒲宁
他曾受教於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尔基等作家，並為高爾基的“知識出版社”撰過稿。1887年開始發表文學著作。1892年出版第一個詩集，189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1901年發表詩集《落葉》，以祖國及其貧窮的村莊和遼闊的森林為題材，獲普希金獎。1920年十月革命後流亡法國。寫有近200篇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詩集《落葉》，短篇小說《三個盧布》、《中暑》、《安東諾夫的蘋果》、《松樹》、《烏鴉》、《新路》、《巴黎》，中篇小說《鄉村》等。1933年以《米佳的愛情》(Mitya's Love)獲諾貝爾文學獎。诺贝尔奖獲獎原因：“由於他嚴謹的藝術才能，使俄羅斯古典傳統在散文中得以繼承”。
伊万·蒲宁 作品的中譯
2002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蒲宁回忆录》，李辉凡译，根据莫斯科作家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该死的日子》一书译出的。俄文原书由日记（1917－1918年日记“该死的日子”）、回忆录、文章三部分组成。“该死的日子”这一部分因为言词过于激烈、露骨地诅咒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中译本没有收入，并且在收入的有些文章中体现蒲宁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极端敌视态度的个别词句也进行了删除。
三個盧布
《三個盧布》是俄國作家伊凡·亞歷克塞維奇·蒲寧的短篇小說。
故事內容描寫一位年輕人在旅館投宿時，遇見一位高中剛畢業穿著制服的少女，這位身材高大的少女願意用三個盧布跟年輕人上床。他原本只想聊一會就把她打发走，但當女孩脫衣服時，男人卻不由自主跟她做愛。當完事之後，年輕人才發現這位少女是個處女，女孩告訴他自己是從諾沃契爾卡斯克來投靠親戚，結果被親戚調戲，她打了他，從此就在縣公園的長凳上過夜，眼看著快活不下去，只好找旅客陪睡。於是兩人戀愛了，兩人一起前往礦泉，打算到莫斯科去度过秋天。但是少女到了隔年春天卻得急病死去，年輕人將她葬在雅爾達公墓。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英語：）或多重抗藥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金黃色葡萄球菌的一獨特菌株，對幾乎所有青霉素类抗生素具有抗藥性，包括甲氧西林（Methicillin）及其他抗β內醯胺酶的青黴素。MRSA首次發現於1961年的英國，現時已廣泛散播，被稱為「超級細菌」。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名稱釋疑
抗青黴素酶青黴素 （Penicillinase-resistant penicillin）是可抵抗青黴素酶分解的青黴素，甲氧西林（Methicillin）屬於當中最先被開發出來的一種，現因副作用太多不再使用；副作用較少的苯唑西林（Oxacillin）則是現今最常用的抗青黴素酶青黴素。
所以「抗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 又可以稱為「抗苯唑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Oxa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簡稱ORSA）；相對地，其他非MRSA的金黃色葡萄球菌，有時被特稱為「甲氧西林敏感金黃色葡萄球菌」或是「苯唑西林敏感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susceptible Staphylococcus aureus或Oxacillin-susceptible Staphylococcus aureus，簡稱MSSA或OSSA）。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名稱釋疑
雖然MRSA傳統上被視為是從醫院感染（Hospital-associated MRSA，簡稱HA-MRSA），但現時已有一種社區型的MRSA（Community-associated MRSA，簡稱CA-MRSA）。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簡介
金黃色葡萄球菌是一種在環境中極為普遍存在的細菌，據信全世界人口有約三分之一的體內帶有牠，而在一般的健康情況下並不會造成任何問題。過去，葡萄球菌只會在弄傷皮膚或傷口處造成感染。但由於過度使用抗生素的緣故，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菌株已具抗藥性。若免疫系統出現弱點時，縱然沒有傷口亦可以導致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徵狀包括是癤，甚至出現壞死性筋膜炎。MRSA感染一般會使用萬古黴素來治療，但現時已發現對萬古黴素感受性下降的葡萄球菌。
MRSA的感染個案往往是起源於醫院或是體育館。很多專業運動員在體育館的更衣室內感染了MRSA。另外，於2006年6月22日，因54人在无执照紋身館感染MRSA，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出了因紋身爆發的MRSA感染警告。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微生物學
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抗甲氧西林特性是因獲得稱為「SCCmec」的葡萄球菌盒式染色體，並由稱為「mecA」的基因所造成。這種基因會產生一種青黴素結合蛋白—PBP2a，PBP2a不容易跟β內醯胺環類藥物結合，使其殺菌力下降。
有些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菌株會過度產生β內醯胺酶，縱然牠們是mecA陰性，仍會出現對苯唑西林及甲氧西林的抗藥性。它們的濃度略多於最低抑菌濃度及形成最低抗性。其他的菌株可以產生修改了的青黴素結合蛋白（非PBP2）及形成了對β內醯胺類抗生素不同的抗藥性。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死亡率
有報告指出在所有住院病人中，感染MRSA的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是其他病人的三倍，死亡率是其他病人的五倍。另有報告指感染MRSA的病人在感染30天內的死亡率是34%，而感染MSSA的病人死亡率卻相若，為27%。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臨床徵狀
金黃色葡萄球菌一般都是植菌在鼻前孔，可能會令呼吸道、傷口、靜脈導管及尿道的皮膚及軟組織感染，引致膿瘡、紅腫、發熱及流膿。
MRSA感染通常都是沒有徵狀的，而且可以維持長達數個星期至幾年的時間。感染病人的若免疫系統受損，相比起有徵狀的繼發感染病人，會有著更大的危險。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傳播途徑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主要透過直接傳播，身體接觸、皮膚有傷口、擠迫環境及個人衛生欠佳，亦有可能造成感染。而病患者的雙手若接觸過傷口及分泌物，有可能將病菌帶到身體其他部分。而健康人士亦可能成為帶菌者。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治療
萬古黴素（Vancomycin）及替考拉寧（Teicoplanin）是用來治療MRSA感染的糖肽類抗生素。替考拉寧是與萬古黴素在結構上同類及有著相似的抗菌性，但半衰期卻更長。兩種藥物的口服吸收都較低，所以都是以靜脈注射方式用藥。但偽膜性結腸炎（pseudomembranous colitis）是個例外，萬古黴素必須要經口服進入腸胃道來治療這種感染。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治療
MRSA的幾種菌株都有抗藥性，甚至是萬古黴素及替考拉寧。那些新進化的MRSA稱為萬古黴素敏感性減低金黃色葡萄球菌（Vancomycin intermediate-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簡稱VISA）。利奈唑胺（Linezolid）、奎奴普丁－達福普丁、達托黴素（daptomycin）及老虎黴素（Tigecycline）都是最近新進用作治療的藥物，一般用在對胜肽幾丁聚醣抗生素無效的嚴重感染上。較輕微的感染可以用口服的製劑來治療，包括利奈唑胺、立汎黴素（Rifampicin）及夫西地酸（Fusidic Acid）、原始黴素（Tilmicosin）、增效磺胺甲基異噁唑（甲氧芐啶和磺胺甲噁唑合劑）（SMZ-TMP）、脫氧羥四環黴素（Doxycycline）及克林黴素（Clindamycin）。
於2006年5月18日，默沙東藥廠刊登了一項研究，發現一種全新的抗生素稱為平板黴素（Platensimycin），能有效地殺死MRSA。
根據美國感染症協會的準則，治療MRSA菌血症的首選藥物為萬古黴素或達托黴素的單一療法，然而有研究指出，使用達托黴素加頭孢洛林的合併療法作為第一線治療手段，對於患者的預後較佳。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防止及控制感染
酒精是已證實是對MRSA有效的消毒劑。季銨鹽可以與酒精一併使用，以增加消毒的持久力。院內感染的防止需要定期的清洗。在二氧化碳內不可燃的酒精蒸氣系統或是次氯酸鈉都是經常被用來清除MRSA感染病房或植菌房間的。
2004年8月下旬，在抵抗MRSA的試驗計劃成功下，英國國家健康中心推行了一個運動。在病房內需要有含酒精的洗手液，以方便員工能經常洗手。若這運動能減低1%的感染，則可算是十分成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亦有報告指單靠洗手這個運動，就已經每年能救回約30,000病人（不單是MRSA感染，亦包括其他院內感染）的性命。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防止及控制感染
直至1990年代，英國所實行的政策是立即隔離所有感染MRSA的病人，並替所有職員進行檢查及停工接受治療。但是數學模型顯示雖然有有效的檢查及隔離政策，仍有可能出現失去控制的感染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植菌的病人回到社區後，令社區植菌病人的數量達至臨界，令該政策受到打擊。一些沒有受MRSA打擊的國家有荷蘭，她的成功是因嘗試根絕植菌的情況，而非感染的病發。對於受MRSA打擊的國家（如英國及美國而言，荷蘭的成功顯示英國所行的政策仍可以有效，但須在設備上作出更大的投資。其他的建議有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防止病人的重新感染等。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流行病學
約有5千3百萬人口相信是帶有MRSA。科學家估計約20億人口（全世界人口的25-30%）帶有葡萄球菌。
因為在醫院經常是以多種抗生素來治療囊腫性纖維化病人，他們多被MRSA植菌，從而提高了患上MRSA引起的肺炎風險。交叉感染的風險亦增加了使用隔離病房。病人接受氟喹諾酮是很容易受MRSA植菌的，這可能是因為一般運行的MRSA菌株都是帶抗氟喹諾酮性的，縱然病人已接受氟喹諾酮清理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亦能植菌在病人身上。
在美國有在體育館內的更衣室爆發MRSA植菌及感染的個案，且有上升的趨勢。這些個案是透過皮膚接觸而感染。在小兒病房及育嬰室亦出現MRSA感染問題。
在使用靜脈注射藥物的人口中，MRSA所引起的感染，是所有金黃色葡萄球菌所引起的感染的20%。這些在醫院外的MRSA菌株，現被稱為社區型的MRSA（簡稱CA-MRSA），不單難以治療，更是帶有毒性的。CA-MRSA表面上不是在社區會自行進化的，而是一種由離開醫院環境的MRSA與在社區較易治療的生物混合而成。大部份混合菌株都帶有毒性，令牠們的感染侵害更猛烈，在輕微的抓傷及割傷下形成在深層組織的感染及致命肺炎等。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流行病學
在2005年早期，在英國的因MRSA感染的死亡率約為每年3000個。葡萄球菌感染個案佔全國感染個案的一半。MRSA在醫院感染成為了一項政治議題，成為2005年英國大選的衛生政策的討論課題。
2005年夏天，荷蘭的研究員在三個豬農及他們的家人，連帶他們的豬隻發現MRSA的感染。內梅亨大學正在調查MRSA在豬隻的傳播，及會否成為一種動物病。
最近發現MRSA能在棘变形虫內進行複製，增加數目達至1000倍。由於棘变形虫可以製造在空氣中飄浮的包囊，牠成為可以在空氣中傳播MRSA的生物。至於是否在臨床環境控制棘变形虫對控制MRSA有所幫助，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在英國，最普遍的MRSA菌株是EMRSA15及EMRSA16。EMRSA16是最經常被提及，並源自於凱特靈。
在美國，社區型MRSA的傳染病是因CC8菌株ST8:USA300型所致，牠帶有mec IV的染色體、PV殺白細胞素及腸毒素Q與腸毒素K。其他社區型MRSA菌株包括有ST8:USA500型及ST59:USA1000型。
最普遍在美國的醫院型MRSA是CC30菌株ST36:USA200型，牠帶有SCCmec II的染色體、腸毒素A及中毒性休克症候群的毒素1基因。
江珊
江珊（1967年12月22日—）是中国女演员、歌手，基督徒。江苏镇江人，现居美国加州三藩市灣區。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3年凭8集电视剧《过把瘾》走红。
江珊 个人音乐专辑
曲目列表：
1. 梦里水乡
2. 只爱我一个
3. 灯火阑珊
4. Don't Say Good-Bye
5. 像我这样的女人
6. 距离
7. 温柔花
8. 请你靠近我
9. 你的激情只有一点点虚假
10. 如果伤心就离开我
曲目列表：
1. 情似朝露
2. 感情的胡同
3. 女人天生爱做梦
4. 泪落黄昏
5. 请你把我也带走
6. 红颜为你开放
7. 一生的眷恋
8. 通往温柔的路
9. 梦里水乡
10. 情似朝露(特别版)
曲目列表： 
1. 我还是我 
2. 说过不流泪 
3. 思念 
4. 情到深处 
5. 心事 
6.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7. 无情 
8. 女人 
9. 我心依然
10. 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
對比度
對比度是画面黑与白的比值，也就是从黑到白的渐变层次。比值越大，从黑到白的渐变层次就越多，从而色彩表现越丰富。对比度对视觉效果的影响非常关键，一般来说对比度越大，圖案越清晰醒目，色彩也越鲜明艳丽；而对比度小，则会让整个画面都灰蒙蒙的。
高对比度对于图片的清晰度、细节表现、灰度层次表现都有很大帮助。在一些黑白反差较大的文本显示、CAD显示和黑白照片显示等方面，高对比度产品在黑白反差、清晰度、完整性等方面都具有优势。相对而言，在色彩层次方面，高对比度对图案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比度对于动态影片显示效果影响要更大一些，由于动态图片中明暗转换比较快，对比度越高，人的眼睛越容易分辨出这样的转换过程。对比度高的产品在一些暗部场景中的细节表现、清晰度和高速运动物体表现上优势更加明显。
尚达曼
尚達曼 PPA(E)（英語：；坦米爾語：；1957年2月25日—），新加坡政治人物，現任新加坡總統（第9任），曾任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與副總理兼經濟和社會政策統籌部長。
尚达曼 政治生涯
尚达曼的祖先是來自斯里蘭卡的坦米爾人，他本科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经济学专业，之后獲得剑桥大学经济学碩士學位，之後再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行政碩士学位。尚达曼回國後，加入新加坡公共行政行列，主要任职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1996年至1998年，他擔任新加坡教育部高级副常任秘书；1998年至2001年，出任金融管理局总裁。2001年，尚达曼當選新加坡國會裕廊集选区議員，並於2006年和2011年连任。
2001年至2003年，尚达曼擔任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政務部長兼教育部政務部長，並於2003年至2004年8月代理教育部長。2004年8月至2008年3月間，他出任教育部長；2006年至2008年3月，任新加坡財政部第二部長；2008年3月至2011年，升任財政部長。2011年至2012年，尚达曼出任副總理兼财政部長、人力部長；至2015年，他持續擔任副總理兼财政部長；2015年至2019年4月30日，尚达曼則任副總理經濟和社會政策統籌部長。2019年5月1日起，他成為国务资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
尚达曼 政治生涯
2023年6月8日，尚达曼宣布竞选总统，同日请辞在任職務。7月7日起正式宣佈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同时退出人民行动党。同年9月1日，成功當選第9任總統。
尚达曼 個人生活
尚达曼的妻子是華日混血的律師珍·一藤木（Jane Yumiko Ittogi），夫婦倆有四個孩子。尚达曼會講流利的華語、閩南語和粵語。他喜欢的歌手包括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马来西亚已故巨星比·南利和台湾歌手周杰伦。他在2023年6月宣布政府成立跨机构委员会以探讨如何永久记录比南利的文化遗产时，也现场歌唱了比南利的马来名曲《Getaran Jiwa》。
尚达曼 争议
1992年，尚达曼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经济部主任期间，他是根据《官方保密法》(OSA) 在Business Times报纸上刊登新加坡的1992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预测的案件中，被指控的五人之一。其他人包括Business Times的编辑，Patrick Daniel。
尚达曼对传达GDP快速增长预测的指控提出异议，最终被无罪释放。随后，地方法院提出了一项较轻的过失指控，因为检方的论点是，在他与一位同事会见私营部门经济学家时，他在桌上的一份文件上看到了这些数字。尚达曼也对这项较轻的疏忽指控提出异议，并在证人席上为自己辩护了几天。
最终，法院将他与本案中的所有其他人一起定罪。尚达曼被罚款1,500新元，其他人被罚款2,000新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