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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萊特 生平
科莱特和威利在1906年分居，直到1910年才最终离婚。她无法获得Claudine书籍的大量收入，因为版权归威利所有，直到1912年她在法国各地的音乐厅里演舞台剧，有时扮演她自己的小说中的主角Claudine，才能勉强生存下来，但经常挨饿和不适。《La Vagabonde》（1910年）回顾了她生命中的这段时期，这本书讲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独立性，这是她未来作品中经常提及的主题。在这些年里，她与一些女性开始了一系列的恋情，特别是与Mathilde de Morny, Marquise de Belbeuf（“Missy”）的关系，她有时与她一起演舞台剧。1907年1月3日，Missy和科莱特在名为Rêved'Égypte的默剧中的亲吻引起了近乎一场骚乱，结果她们不能够再公开生活，尽管她们的关系持续了五年。
1912年，她与《晨报》的编辑亨利·代·乔弗内尔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科莱特·代·乔弗内尔，绰号“Bel-Gazou”，出生于1913年。在战争期间，她致力于记者事业，但婚姻只允许她把时间花在写作上。
科萊特 生平
1920年，科莱特出版了小说《Chéri》，讲述了一位年长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之间的爱情。Chéri是Léa的情人，Léa是一个富有的交際花；当Chéri娶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时，Léa感到非常沮丧，当他回到她身边时很高兴，但经过最后一晚，她又把他送走了。
与乔弗内尔的婚姻在1924年以离婚告终，部分原因是由于乔弗内尔的不忠，部分归因于科莱特与她16岁的继子伯特兰·代·乔弗内尔之间的婚外情。1925年，她遇到了Maurice Goudeket，后者成为了她最后的丈夫（这对夫妇一直待在一起直到她去世）。
科萊特 生平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几十年来，科莱特已经是一个知名作家，这期间是她最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的时期。她的作品背景大都设定在美好年代时期的勃艮第或巴黎，主题围绕婚姻生活和性。小说经常为半自传性质：《Chéri》（1920年）和《Le Blé en herbe》（1923年）都描写了一个年迈的女人和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之间的爱情，这种情况反映了她与继子伯特兰·代·乔弗内尔还有最后一任丈夫Goudeket的关系。 他们都比她小很多。《La Naissance du Jour》（1928年）是她对女性传统生活的明确批判，通过对她母亲Sido的性格的思考和对爱的放弃而表达出来。
在此期间，科莱特经常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女作家。
1940年法国沦陷时科莱特67岁，她留在了巴黎，搬到了巴黎皇家宮殿的一个公寓里。她的丈夫Maurice Goudeket是一名犹太人，于1941年12月被盖世太保逮捕，虽然他在德国大使的法国妻子介入几个月后被释放，但科莱特在担心丈夫再次被捕的焦虑的情况下度过了剩余的战争年代。在占领期间，她写了两本回忆录：《Journal à rebours》（1941年）和《De ma fenêtre》（1942年）。
1944年，她出版了她最著名的作品《金粉世界》，讲述了16岁的 Gilberte ("Gigi") Alvar 的故事。Gigi出生于花街柳巷，被训练成妓女来吸引有钱人，但与富有的商人结婚却打破了传统。1949年，它被制作成一部法国电影，由Danièle Delorme和Gaby Morlay主演。然后于1951年改编为舞台剧，科莱特亲自挑选了当时还不知名的奥黛丽·赫本担任主演；1958年改编为好莱坞音乐电影《金粉世界》，由萊斯利·卡儂和Louis Jourdan主演，Alan Jay Lerner编剧，获得195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在战后的岁月里，科萊特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因关节炎而瘫痪，由丈夫Goudeket照顾，她丈夫还负责整理她的作品出版《Œuvres completes》（1948年–1950年）。在这些年里，她继续写作，发表了《L'Etoile vesper》（1944年）和《Le Fanal bleu》（1949年），其中她反思了作家灵感主要来源于自传的问题。她于1954年8月3日去世，因为她离过婚，天主教会拒绝为她举行宗教葬礼，但法国为她举办了国家葬礼，这是法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被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科萊特 荣誉和遗产
科萊特入选比利时皇家学院（1935年），获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起初，她被认为是一个才华有限的小说家（尽管她一生中对安德烈·紀德和亨利·德·蒙泰朗等人物的直言不讳的钦佩），现在却越来越被公认为女性写作的重要声音。
杜鲁门·卡波特写了一篇关于她的短篇小说，名为“白玫瑰”（1970年）。
2018年讲述科莱特经历的电影《花都教主柯蕾特》，由姬拉·麗莉主演。
科萊特 主要作品
科萊特的代表作有《克羅蒂娜》、《感情收斂》及《親愛的》等。
来源：Norell, Donna M. . Garland Reference Library of the Humanities. Routledge. 1993  [2018-07-12]. ISBN 9780824066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01）.
紗
紗可以指：
紗，一種絲織品
紗布，指各類不同材質、經緯線稀疏的紡織品
纱线，一種纖維
纱线
纱线是一种很长的纤维，用于纺织、缝纫、编织、制绳等。纱线可以从多种天然或合成纤维制成，比如棉、丝绸、竹、麻、大豆，羊、骆驼、猫、狗、狐、兔等动物的毛，以及各种人造纤维。羊毛材质的纱线称为毛线。
在纺织工业，“纱线”是指“纱”和“线”的统称：“纱”是将许多短纤维或长丝排列成近似平行状态，并沿轴向旋转加捻，组成具有一定强力和线密度的细长物体；而“线”是由两根或两根以上的单纱捻合而成的股线。
纱线 细度
由于纤维长丝与纱线形状不规则，且纱线表面有毛羽（伸出的纤维短毛），因此很少用直径表示其细度，多使用下列几个单位表示：
换算公式：
描述织物的纱线细度时，均是经纱在前、纬纱在后，如果纱线是用股线交织的，则要表示出股线的根数。例如：18.2tex(32英支)双股纱与 27.8tex(21英支)双股纱交织的织物表示如下：
纱线 分类
机织用纱分经纱和纬纱。经纱具有捻度较大、强力较高、耐磨较好的特
点；纬纱具有捻度较小、强力较低、但柔软的特点。
纱线 生产过程
短纤维用大棉仓送至纺纱加工厂。为了织造纱线，纤维必须长度接近、相对均匀，这样纺出来的纱线才能达到稳定的品質。为了完成这一点，不同生产批号、来自不同产地和动物身上的纤维必须先混合在一起。
在开清棉车间，不同棉包或棉箱的棉花被開鬆、除杂、混合。每个棉包或棉箱的棉花部分被喂入开棉机和混棉机。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散并“開鬆”棉（纤维）团至单根纤维状态，尽可能地接近这种状态。开棉机和混棉机将从不同棉包及棉箱取来的棉纤维開鬆并混合。采用的工艺随开棉机、混棉机类型的不同而有差异。
在间歇性纺纱系统中，成捆纤维被拆分并喂入皮圈或输送帘後除杂、開鬆。開鬆机器将纤维分离成蓬松的纤维团，这些松散的纤维被喂入棉箱，以一定量放置在传送带并送达至清棉装置，进一步进行混合。清棉机进一步通过罗拉和高压气流系统进行開鬆、除杂并混合。混合后的纤维被吹送至集棉锡林，形成了纤维层。当锡林旋转时，纤维层滚落下来形成棉卷，之后被送至梳棉机機聯。
纱线 生产过程
在此工序,大部分尘土和杂质通过重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被除去。棉纤维将比人造纤维经历更多開鬆和除杂程序，因为棉纤维与人造纤维相比，杂质更多，不均匀度更大。在生产环锭纱线时，如果采用连续加工系统，则纤维从棉包开始，要自动加工至少到梳棉棉条（生条）阶段。下一步的加工可以与梳棉机联接,这样棉条会自动地进入下一工序。织造环锭纺纱线的不同步骤会在下一段加以描述。
棉包被放置在某种自动喂棉机上，金属抓棉刀片从棉包中抓取棉块，然后将棉块送至开清混棉区；之后棉纤维运送入棉箱传送给梳棉机。从梳棉机出来的棉条可直接进入并条机，实际上也可直接喂入粗纱机。
在自动装置上生产的纱线与用间歇性系统生产的纱线相比，条幹更均匀，强度更高。连续化生产的速度较高，节省人力，工厂也比较清洁。
不管采用怎样的加工系统，纱线的最终质量主要取决于原料的选择和开棉、除杂、混棉的彻底性以及清棉加工。
纱线 生产过程
在间歇性系统中，清棉棉卷放置在梳棉机的机尾处，为梳棉机提供原料。如果采用自动化的加工系统，纤维则通过喂棉箱以松散纤维的形式直接喂入梳棉机。梳棉工序继续进行除杂工作，除去不宜纺纱的短纤维。在此工序纤维大部分被理顺，这样纤维沿轴向呈一定程度的平行状态。梳棉工作是由钢丝梳棉机或微粒梳棉机完成的。钢丝梳棉机由两层针布组成，针布由组合盖板（长方形）组成,在盖板上置有细细的梳针。有的盖板则固定在锡林上；有的被固定在一个环状的带子上，带子沿锡林上方回转。两组梳针的运动方向相同，但速度不同，目的是将纤维梳理成薄薄的一层。这样在锡林上就形成了一个薄薄的纤维层。薄薄的纤维层汇聚成一个柔软的棉束并被拉伸成条子，通常被称之为棉条（生条）。棉条从喇叭口输出,被送到条筒内或传送带上。微粒梳棉机与针布梳棉机相似,不同的是其“针布”表面是粗獷的微粒，与粗砂纸相似。
纱线 生产过程
梳棉棉条的直径并不是完全均匀的。其内部纤维是随意排列的。有一些织物是由在并条、粗纱工序之前只进行梳棉的纱线制成的。但是如果织物需要高质量的纱线,特别是一些高级棉织物，就需要精梳纱而不是粗梳纱。当棉与人造纤维混纺时，通常二者混合这前,棉纤维要经过精梳工序。对于需要精梳的纱线，梳棉棉条通过头道并条后，进入精梳工序进行加工。
为了生产高度均匀、光滑、纤细并具有较高强度的高质量棉纱，纤维既要经过粗梳（梳棉），也要经过精梳。梳棉棉条喂人头道并条机，在头道并条机上几根梳棉棉条并合在一起。头道并条机将梳棉棉条的纤维梳理平行顺直并拉伸成薄层，再重新形成棉条。牵伸抽长拉细棉条是通过控制一系列罗拉的转速变化来实现的。沿棉层的前进方向,每一对罗拉的转速均高于前一对罗拉的转速。这样棉层在高速时被罗拉拉出。在棉层被输出时，被拉伸成一根新的棉条，送至精梳机的条筒。在头道并条机上出来的48根棉条并合在一起制成精梳机所需要的棉条。送入成卷机的棉条被拉伸成薄层并卷绕在筒管上。这些每个重约13．6公斤的筒管放置在精梳机上。纤维层被输送至梳理区，梳理区的细梳针将残留的短纤维及杂质清除，并使精梳条子中的纤维进一步排列顺直。
纱线 生产过程
在梳棉过程中，多达20%的纤维会被除掉。这些被浪费的纤维被销售给无纺布的制造业其他需要使用短纤维的人。留下的纤维形成一个薄薄的纤维网或叫纤维层。纤维层通过一个喇叭口及一个齿轮被拉伸，以便汇聚在一起,输出成为精梳棉条。
从梳棉机或精梳机下来的棉条，根据对纱线的最终要求，进一步在并条机上加工。在此工序,不同类型的原料进行混合，以便生产混纺纱线。八根梳棉条并合在一起被牵伸成熟条。如果要生产50/50涤棉混纺纱,应该由四根涤纶条子与四根棉条并合。如果要生产65/35涤棉混纺纱,应该由五根涤纶条子与三根棉条并合。正如头道并条一样,不同速度的罗拉将条子并合、理顺并牵伸成薄层,然后并合成熟条。
末道并条工序经常重复。在进行第二次并条时，第一个并条机生产的八根棉条被送到第二个并条机上进行同样的梳理。生产的熟条与粗梳条或精梳条直径相同或稍细。目前为止尚未给汇聚在一起的条子加过捻,但在将条子导入条筒时有弱捻加入。
纱线 生产过程
从末道并条出来的熟条直接供给粗纱机。在粗纱机上,棉条被慢慢拉细至约为原来直径的1/8。熟条从罗拉之间喂入，沿条子的前进方向,罗拉的转速逐渐提高。前罗拉转动的速度比后罗拉快10倍。这样就对条子产生了牵伸作用，从而降低其直径，并进一步使纤维平行排列。条子上加上了弱捻以赋予强度，新形成的纱条称为粗纱，被卷绕到筒管上。粗纱以每分钟27米的速度卷装在筒管上。满卷的筒管从机器上落筒并被送到细纱工序。
利用环锭纺纱工艺纺制单根纱线的最后一个工序是细纱。在细纱生产中,粗纱被逐渐拉伸至需要的直径,称为最后一道拉伸，同时需要的捻度被加进。粗纱从细纱机的上方喂入,并通过一对对的罗拉。与粗纱工序相似,前罗拉的转速高于后罗拉的转速。在细纱中，前罗拉的转速比后罗拉的转速快30倍左右。这样速度的差使纱条抽长拉细，变均匀，变光滑。拉伸变细的纱线向下方输送,并受到一个被称为钢丝圈的U型导纱件的控制。钢丝圈围绕卷装或筒管在钢领上回转,“环锭纺纱”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筒管上钢丝圈的移动和锭子的转动联合给纱线加捻。锭子大约每分钟转动13000转；钢丝圈稍慢一点。每分钟大约有11米纱线被卷绕到筒管上。图1显示了细纱的工序。纱线的尺寸和加捻的数量，以每米纱线的捻回度表示，这可以被控制。细沙加工到这一步就形成了单纱。
始創中心
始創中心（英語：）位於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為一個寫字樓及商場綜合項目。其前身為第二代始創行（1960年建成）、第一代始創中心（1970年建成）、凱聲戲院及麗聲戲院，當中第一代始創中心前身第一代始創行為九龍巴士首代總辦事處，其圓拱形頂為建築特色，1990年代初期重建為樓高23層的商場及辦公室大廈，於1995年落成（30年前），由九龍建業有限公司發展，這是九龍建業旗艦發展項目。
始創中心 基本資料
始創中心辦公室大廈內設有發展商九龍建業有限公司的總部（23樓），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14-17樓）及政府產業署的邊境管制站事務部（21樓2113室）。香港屋宇署的總部曾於1996年至2019年初設立於該大廈（12至18樓及21至22樓，目前部分樓面改由房屋署土木工程組及工料測量組、衞生防護中心個案追蹤辦公室等部門租用），勞資審裁處的辦事處曾於1996年至2007年底設於該大廈內。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亦於10樓1007-9室設立學生資源中心。
辦公室每層建築面積有22,000平方呎，租戶主要以專科診所、按揭公司、證券公司及僱傭中心為主。
始創中心商場部份樓高六層。地庫為三間食肆及兩間零售店。地下至三樓分別提供多類型商店。包括時尚服飾、鐘錶配飾、化粧品店、精品店及家居用品店等。商場四樓至六樓為多間中式酒樓。
始創中心 基本資料
麗聲和凱聲戲院一度以迷你戲院身份重置於始創中心商場內，其出入口位於水渠道，初時麗聲和凱聲各自為1院，1997年改為凱聲戲院1院和2院，可是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1998年12月31日結業。
在2005年，始創中心二樓及三樓的宜家傢俬旺角分店結業後，始創中心耗資5,000萬元進行翻新及重整租務工作。變身後齊集超過200間潮流服飾、I.T.影音產品、食肆及精品店。
港鐵曾計劃在太子站興建一個車站出入口連接始創中心，原預計在2007年建成，但最終未能成事。
始創中心 抬走露宿長者事件
2013年6月，始創中心多名保安員，被指以武力抬走身體殘障的露宿長者，結果激起民憤，引來十多名青年抗議。事隔一個月，警方回覆報案市民稱，經調查後事件不涉及刑事成份，又指有關露宿者亦已交由社會福利署跟進。
PE2
PE2（個人編輯器2，英語：）為1980年IBM出產，於PC-DOS或MS-DOS電腦系統適用的個人文書編輯商業軟體。它的特點是由幕後操作，全螢幕編輯，可同時開啟四個視窗與20個文字檔，並在視窗與文字檔間進行切換做文字編輯。
雖該軟體文字輸入上有許多限制與不友善，使用鍵盤操控游標（無法使用滑鼠）且編輯指令繁多。不過因操作簡易、容易入門且可自定功能鍵，因此於1980年代的DOS環境下，頗受歡迎。事實上，該「個人編輯器」的文書輸入軟體有許多版本，如PE，PE2或目標成為程式設計環境增加內建指令的PE3等等，不過以PE2版本最為著名。
1980年代的台灣，因為PE2可以與正體中文字體相容，且可輕易結合倚天、倉頡等當時的中文系統共同於個人電腦工作，因此PE2是1980年代台灣個人DOS環境下最為風行的文字編輯軟體。不但如此，之後還出版了各種不同的仿效軟體，功能各有其加強之處，如慧星一號、漢書等。
PE2
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PE2是联想汉卡配套的一个字处理编辑软件，因联想汉卡实现了在EGA（640*480）的分辨率下显示28行，其中25行为屏幕内容，3行提示行，其他软汉化的软件支持显示不好，而英文软件又不能支持汉字，所以PE2也十分流行，在当年的《联想世界》上还有多篇文章讨论过PE2的应用问题。
一組典型的PE2應包括PE2.EXE（主程式檔）、PE2.HLP（求助文字檔）、PE2.PRO（定義與巨集檔）。當時PE2的巨集寫作成為擴充PE2的必要知識。PE3的巨集檔甚至加入呼叫外部編譯器的能力。部分仿製品如漢書，它的巨集能力已經可以作為Script用途使用。
PE2 衍生軟體
DW2
約1980年代末期螢圃公司發行，未經原出版者IBM授權，以PE2原本的執行檔，修補其執行檔，使其更適應BIG5碼的編輯環境，並改名為DW2。
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
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原绥中中学、绥中高中，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文化路北段西侧。
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 沿革
创建于1924年3月，始为绥中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绥中城内上帝庙两级小学（今绥中镇中心小学校址）院内，为三年制初级中学。1938年（伪满康德5年）8月，绥中前所初级中学并入，改名为锦州省立绥中国民高等学校（简称绥中国高），学制改为四年。1945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辽宁省政府委员会接管，改名为辽宁省立绥中中学，学制为初中、高中两级。1948年秋，解放军接管学校，校名改为辽西省立绥中中学。1958年，变更为独立高中，改名为辽宁省绥中县中学。1979年确定为辽宁省重点中学。
腊月布拉达跳神大会
腊月布拉达跳神大会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节庆。每年腊月的时候在中国西藏布达拉宫仁乃贡萨殿前举行。甚為盛大，拉薩民眾多會前往參與觀賞，跳神大會的作用，在于驱除魔鬼，並预先慶祝第二年的如意吉祥。
間接稅
間接稅（英語：）是政府稅收的一個分類。是指在消費者購買貨品或服務時，政府從中間接地徵收稅款。而間接稅的特點是，稅款是可以轉嫁給第三者，而且在政府公共財政收入中相對穩定。除了間接稅外，亦有直接稅。
當政府向生產商或供應者收取稅款，他們可把貨品的價格提高，將部分或全部的稅務負擔轉嫁給消費者。 生產商及消費者對商品的彈性決定了分擔的稅務。一般而言，對於生活必需品，加稅時消費者須承擔較多稅務。對於奢侈品，生產商難以把稅務轉移到消費者，因為加價會導致需求量大幅減少，此時生產商須承擔較多稅務。
它亦為累退稅的一種，因為稅項與收入無關，無論收入多少也要為該貨品或服務付出相同的稅款。
臺灣府志
《臺灣府志》為台灣清治時期自1685年起、1764年迄所記載台灣歷史之官方地方志。總計7個版本，實際刊行6個版本。分別為：蔣志、高志、周志、劉志、范志、余志等六志。
臺灣府志 歷代府志
《臺灣府志》至今計有7個版本。其中第3個版本宋志《增修臺灣府志》並未刊行。
《臺灣府志》是在清朝康熙24年（1685年），由首任台灣府知府蔣毓英與諸羅知縣季麒光、鳳山縣知縣楊芳聲共同起稿編纂而成。又通稱為《蔣志》。
《蔣志》為綱目體，全書分：沿革、敘山、敘川、物產、風俗、歲時、戶口、官制、人物、古蹟等10卷，每卷立有數項支目，為後人瞭解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及民俗風情等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如《蔣志》載：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鄭和、馬歡（紹興籍通事）等下西洋途經臺灣海峽時，遇強颱風曾上臺島避風，才有今天臺灣的“三寶姜”、鄭和等飲水之用的“大井”等古跡留存。另外，鄭和船隊曾“三泊”臺地，但未提到另外二次上臺島的時間與事蹟。
臺灣府志 歷代府志
任內網羅臺灣知府靳治揚、臺灣府海防總捕同知齊體物，舉人王璋、貢生王弼、生員陳文達等修成《臺灣府志》，通稱「高志」。其中〈藝文志〉收有〈臺灣八景詩〉、〈臺灣賦〉、〈東寧十詠〉等作品，開多種臺灣漢語文言文學創作文類風氣之先。臺灣知縣李中素為《臺灣府志》作跋，引高氏言：「臺灣自開闢之初，百事草創。從前諸公，一味苟且過去還得；到今日，再苟且不去了。汝等適當其難，不振起一番精神，認真為朝廷料理此一塊地，更欲推與誰人？」應是清國治臺灣初期，少見的積極任事的官僚之一。府志藝文志收錄他多篇文移，是為證明。
《周志》係就《高志》之舊版增補刻印，所增多屬康熙35年（1696年）以後之資料。增補較多為規制、秩官、武備、賦役及藝文等5志。“又據「秩官志」，諸如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陳璸、梁文科、台灣府知府馮協一、王珍、經歷王士勷、台灣縣知縣張宏、俞兆岳、縣丞張琮、陳亮采、新港巡檢張知宰等到任或卸任年月多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後，竟有遲到五十七年的。足見本書曾經增補，其問世的時期，當在康熙五十七年以後”。
臺灣府志 歷代府志
自周元文就高志加以增補之後，到了劉良璧擔任福建分巡臺灣道時，又經過了近三十年，而此時期臺灣府行政區域劃分巳有所變更，自雍正元年（1723年）劃定諸羅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與淡水廳。雍正5年（1727年），再增設澎湖廳。此時臺灣府已轄有臺灣縣、鳳山縣、諸羅、彰化縣四縣及兩廳（淡水廳、澎湖廳）。體例乃是模仿當時閩浙總督郝玉麟主編、謝道承主纂的《福建通志》而略加變通，大幅改變高志的體例，可說是全新編纂的《臺灣府志》。
余文儀，字寶岡，浙江諸暨人。乾隆二年（1737）進士。乾隆25年（1760）由漳州府知府轉任臺灣府知府、29年（1764）陞福建分巡臺灣道、同年陞福建按察使、31年（1766）以福建按察使前往臺灣鎮壓黃教事件、34年（1769）以身為大員未能臨陣督捕議罪，降補刑部陝西司員外郎、35年（1770）署刑部右侍郎、36年（1771）陞福建巡撫、41年（1776）任刑部尚書、42年（1777）退休，死於乾隆47年（1782），《國史列傳》有傳記。
臺灣府志 爭議
中研院院士方豪表示，方志雖是研究地方史不可缺少的資料，卻並非研究地方史的上乘史料。必須探查各地方志纂修先後及續修的不同版本，所用史料亦必得窮源溯流。:39
鄭氏戶官楊英親撰《先王實錄》在1929年出土，史學界才發現清政府在1683年施琅攻台佔據台灣後，有計畫的全力將鄭氏在台灣的史蹟文物銷毀清空，與之前留下的官方典籍文書檔案史料盡皆毀棄改編。在沒有清治以前官方檔案記錄的情形下，《台灣府志》與其他台灣各方志各版本的編修，並非整理明末、荷、西、鄭氏檔案而成，而是收集台灣當地居民口傳回憶傳說而成，《高志》即坦承「文獻無徵……蔣公召耆老集儒生……就所見聞詳加蒐輯」。
鄭和到台灣、投藥於水、東番掛狗鈴
臺灣府志 爭議
17世紀初陳第〈東番記〉、何喬遠《閩書》、張燮《東西洋考》、《明史》等記載鄭和到台灣、投藥於水、三保薑、東番掛狗鈴等鄉野傳說，《蔣志》以下也收錄此說，而陳文達《鳳山縣志》認為此說極為荒謬。學者研究認為明初鄭和與其他稱三保的人員皆極不可能前往台灣，因當時並無有關台灣的記錄，小琉求又為朱元璋指定「不通往來、不曾朝貢」的不征之國，其奉朝廷詔令預先指定前往目的地為西洋航線上的諸國，並未前往東洋航線（台灣不在東西洋之數），以當時原始航海技術，風向海流也不利其前往，但不能絕對排除因避颶風而來台灣暫避的可能性。
利瑪竇台灣星野說
記載此說最早的方志是《諸羅縣志》，也被傳抄記載在《劉志》、《台灣縣志》、《鳳山縣志》、《彰化縣志》等。《諸羅縣志》原有關於利瑪竇的文字，因為這段文字而曾在日治時被列為禁書，而並未出現在戰後傳世版本。方豪研究認為利瑪竇和台灣星野測量不可能有關係，也不見於利瑪竇的其他著作：西洋星野說見於《時憲曆》，清初將一切西洋學說皆附會於利瑪竇之名，而利瑪竇與《時憲曆》毫無關係。:46-48
林道乾遭俞大猷追剿竄逃至打狗、殺土番取膏血造舟、埋金
臺灣府志 爭議
明萬曆年間，生於1575年的曹學佺著〈倭患始末〉記載林道乾的傳聞，稱他出生以前的1573年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海洋，竄據澎湖，尋投東番，並未記載是誰追剿。這是明人最早有關林道乾於1573年逃到澎湖和東番的記載。然而林道乾當年出海前仍受明官方招撫，此記載明顯是錯誤傳聞。
臺灣府志 爭議
1686年《蔣志》記載1563年流寇林道乾橫行海洋，專殺土番，取膏血造船，都督俞大猷征之，道乾遁去占城，並無明確記載林道乾到台灣或台灣何地；1694年《高志》改成遁入台至安平，從安平、二鯤身隙間遁去占城；1717年《諸羅縣志》改為逃到大奎璧、劈破甕（諸羅地）；1720年《台灣縣志》改成屯打鼓山恣殺土番，膏血造舟；1719年《鳳山縣志》改成逃居打鼓山，打鼓番逃徙為阿猴社，〈外志·雜記〉又改記餘番走阿猴林，林道乾妹埋金打鼓山；1764年《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林道乾遁附倭，艤舟打鼓山下，遁占城，地復歸倭；《諸羅縣志》、《鳳山縣志》、《台灣縣志》的編纂的都有陳文達、李欽文，他們編纂到哪裡，林道乾就跑到哪裡，歷來十幾種府志和諸羅、鳳山、台灣縣志記載林道乾來台之說，前後變來變去，皆不相同，各說各話；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番俗六考》改編成林道乾逃到崩山，把崩山土番抓來削下一半頭髮，然後用土番的頭髮來做海盜船的碇繩；1840年《噶瑪蘭廳志》改編成林道乾竄泊蘇澳。
後世許多研究者，把林道乾來台、造成打狗原住民遷徙阿猴社、阿猴林的傳說，當作史實在論述。李國銘認為這是把鄉野傳說當真，很不可思議、很難自圓其說。:81-82呂自揚研究明史中相關記載，認為林道乾從未到過台灣、打狗山，其騷擾都在廣東，未有到福建的記載，俞大猷也從未追擊到澎湖過，林道乾在台灣、俞大猷在澎湖的各種傳說，都是後人編造、穿鑿附會，可能是將1574年林鳳逃往東番魍港遭明海軍與原住民聯軍合剿之事張冠李戴。
荷蘭人向日本人用牛皮誆地
《蔣志》、《高志》記載荷蘭人用一片牛皮向倭彛騙地。耶穌會士向來與信奉新教的荷蘭敵對，1735年出版《中國全誌》收錄了馮秉正的書信記載此鄉野傳奇，有可能翻譯自《高志》。到了《范志》改編故事情節為向土番騙地。依荷蘭文獻是首任台灣長官宋克1625年1月以15匹花布向新港社購買普羅民遮市街的用地。
臺灣府志 刊本與所收藏的公共圖書館
《臺灣府志》至今計有7個版本，其中第3個版本《增修臺灣府志》並未刊行，而現在全部已知的版本和部分所收藏的公共圖書館如下所示：
直接稅
直接稅（英語：），即所得稅，是指納稅人根據收入直接向政府交稅，而所交的稅是不能轉嫁給別人。直接稅在政府公共財政收入中相對不穩定，因為稅收隨經濟週期改變。除了直接稅外，亦有間接稅。
以下為直接稅的例子：
胡瑛
胡瑛（1884年—1933年11月），原名祖懋，字敬吾，后改名瑛，字经武，号宗琬、萱庵，湖南省常德府桃源县人，祖籍浙江绍兴，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政治人物、军事将领。
胡瑛 生平
胡瑛祖籍浙江省紹興府，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府桃源县上乡下白石村一个小官吏家庭，與宋教仁同鄉。:19小时候在长沙读书，16歳自長沙經正学校畢業。曾肄業湖南明德學堂，為黄兴弟子，因結黨暗殺王先謙未成，得曹亞伯介紹，持黃興信函走避武昌吳祿貞寓所，旋矢志投入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充兵士。:19其為人年少英挺，善詞說，入伍後識張難先，兩人從此遂藉飯後休閒講演以激勵士兵。:19
胡瑛 生平
1904年（光緒三十年）2月，胡瑛參加了黄興組織的華興会。自黃興創立華興會後，乃使胡瑛及宋教仁在湖北計議從速成立機關準備響應，於是分途連絡軍界、學界同志，發起組織科學補習所，故意標明研究科學，以愚弄官府耳目，實則此為武昌有革命機關之始。:193月，他赴武昌任華興会湖北支部總理。6月，科学補習所舉行成立大會，公推湖北高等學堂高材生呂大森為所長，胡瑛為總幹事，宋教仁為文書，各軍營各學堂均置幹事，分途運動，其中主要工作之一，即為介紹新兵入伍。蓋會員劉敬安任職馬隊書記，如張之洞有招兵計劃，劉必先知，即轉胡瑛。因之湖北新軍中，大半係科學補習所介紹之黨人。革命起義失敗後該所被查封。同年冬，胡瑛刺殺鐵良失敗，流亡日本。最初入陸軍士官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經濟学部。8月，中国同盟会在東京成立，胡瑛當選評議員。
1906年12月，胡瑛接受孫文指示歸国，在湖北省從事革命活動。1907年1月，因“日知会案”而被清朝政府逮捕入狱。
胡瑛 生平
1909年（宣統元年）夏，胡瑛被判“永远监禁”。在獄中，他和革命派秘密取得聯絡。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湖北新軍之起義革命，固非偶然，而當時辦理此事非常忙碌之劉敬安、胡瑛、宋教仁等功勞尤足多焉。胡瑛被革命派救出，任湖北軍政府外交部部長。此後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湖北代表，到南京參加聯合會會議，並參與組織中華民国臨時政府。12月，胡瑛為黎元洪指派，伴隨清政府代表唐紹儀到上海，參与南北议和。
民国元年（1912）1月2日，唐绍仪辞职，和议虽未破局，胡瑛亦以养病为理由辞职，往南京居住，不久，孙中山任命胡瑛为山東都督，在煙台組織山東軍政府。1912年2月，胡瑛抵达烟台就任，将烟台作为山东临时省府。清帝逊位后，胡瑛与前清巡抚张广建争权，互相指責，袁世凱改前清各省巡抚为都督，张广建因此与胡瑛分廷抗礼，胡憤然辞职，但是依舊留在烟台。袁世凱終改派周自齊为山东都督，改命胡瑛为甘陝經略使，5月10日，又改任新疆青海屯墾使，他沒有就任，7月31日，胡瑛才离开山东。胡瑛加入宋教仁組織的国民党，並當選民元國會参議院議員。
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後，胡瑛參加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後，和黄興流亡日本。翌年8月，和黄興、李根源等人組織欧事研究会。同年冬歸国。后袁世凯邀请胡瑛赴北京为其幕僚。
1915年8月，胡瑛、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組織籌安会，支持袁世凱即皇帝位。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于6月6日病逝，黎元洪繼任總統，胡瑛沒有被追究組織籌安会的罪責，自始蟄伏。
護法戰爭爆發，1917年12月，胡瑛忽然出任湘西招撫使兼前衛司令，率兵北攻湖北。1918年8月，任靖國軍聯軍湘南第三軍總司令。1924年，胡瑛接受孫文之命，到北方擔任聯絡馮玉祥的工作。此後曾參與馮玉祥的北京政變（首都革命）。
国民革命军北伐開始後，胡瑛任山西閻錫山駐南京代表。此後閻錫山反蒋介石戰争開始，胡任第十路總指揮。反蒋軍敗北後，胡瑛被通緝，逃入漢口租界。九·一八事變後，胡瑛的通緝令被取消，胡瑛復歸南京国民政府。此後因患病而住進醫院。
1933年（民国22年）11月，胡瑛在南京病逝。享年50嵗。
外交 (杂志)
《外交》（英文原名：）或译《外交事务》，是专攻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的杂志，是由美国无党派、会员制智库兼非營利組織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它创办于1922年9月15日，目前每两月出版一次纸本版，网站每日刊登一次文章、每隔一月刊登一次文集。
1947年7月，《外交》刊登了乔治·凯南的文章《X论文》，使外界首次了解到遏制战略思想。2006年3月，美国学者凯尔·莱伯和达丽尔·普列斯在《外交》上发表文章表示美国拥有一次性突击摧毁中、俄两国的核力量而不受反击的能力，在俄罗斯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全名埃朗根-纽伦堡 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德語：，缩写：FAU）是德国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学，位於埃朗根和纽伦堡。大学始建于1742年，1972年合併了其他學院和系，成為了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国立综合性大学。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名字来源于大学的创始人勃兰登堡-拜罗伊特侯爵腓特烈三世以及它的资助人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卡爾·亞歷山大。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 历史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国立研究型大学，其大学医学院为最出色的院系之一，临床、教学以及科研领域均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传统的德国大学里一般并没有工程院系，而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却有着杰出的工程学院。埃朗根-纽伦堡大学有5个学院，大约12,000名雇员。在2015-2016的冬季学期里，有40,174名注册学生，其中4,341名外国学生，所有的学生中有2/3在埃朗根校区，另有1/3在纽伦堡校区学习。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在德国以专业种类范围最广泛而著称。学科的多样化给学生跨专业学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可以选修企业管理学，或者生物系学生可以在一定的医学领域学习。 和许多传统的德国大学一样，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医学也很发达，大学周围有许多大学附属的医院。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 历史
于2006年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先进材料集群（EAM-Engineering of Advanced Materials）获评德国精英集群（cluster of excellence），属于全德精英计划中30个精英集群中的一个，每年获得650万欧元资助。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为欧洲顶尖工业管理者高校联盟成员，同时与当地的弗劳恩霍夫协会（此机构于埃朗根发明了MP3格式），西门子研发总部（三个总部之一），Areva 能源研发部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促进。
首都博物馆
39°54′18″N 116°20′09″E﻿ / ﻿39.905088°N 116.33595°E﻿ / 39.905088; 116.33595
首都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是北京市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为北京市文物局直属单位。
首都博物馆 历史
1953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访问苏联期间参观了“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回国后两人提议筹建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4月27日，在西长安街的北京市政府东厅，吴晗和郑振铎召开了关于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的座谈会，叶恭绰、邢赞亭、常任侠、侯仁之、王松声、马衡、常惠、傅振伦、刘开渠、苏秉琦、启功、何达、萧军等20余位历史、文化、教育、艺术界名人及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罗哲文等工作人员参加。1954年2月，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编制8人，起初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与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署办公，后迁至北海公园天王殿。北京市政府还将天坛公园七十二长廊和宰牲亭划归筹备处作为展览地点。文化部从湖南、天津、四川、山东、云南、上海、重庆等地博物馆抽调业务干部支援筹备处的建馆和陈列工作。吴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历史与建设展览”的座谈会，会后筹备处开始编写首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列大纲。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各地博物馆借调人员陆续返回，陈列计划落空。
首都博物馆 历史
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动工，仅用一年全部建成，其中大型国家级博物馆占一半。同期，北京新建了一大批博物馆，专家们再次呼吁筹建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但三年困难时期到来，筹建计划搁置。1960年12月，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被撤销，与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并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文物移交，人员缩减。
1963年12月，经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邓拓、郑天翔、万里等批复，筹备处恢复工作，并定名为首都博物馆筹备处，继续筹建博物馆工作。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都博物馆筹建工作被迫停止。1969年9月，首都博物馆筹备处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6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不久，首都博物馆筹建工作第三次启动。9月，首都博物馆筹备处主任梁丹进驻北京孔庙。
首都博物馆 历史
1981年10月1日，经过两年筹备的首都博物馆在北京孔庙正式对外开放，首位参观者是位退休工人，馆长梁丹亲自带他参观了《北京简史陈列展（古代历史部分）》、《北京民俗展》、《李大钊纪念展》三个展览及孔庙古迹。到1990年代中期，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已达12.6万件，但展厅面积小，缺乏文物库房，冬季因无暖气只能闭馆。1994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刚上任，首博馆长马希桂就去“诉苦”，并三次请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首博调研，希望为首博建新馆。张开济等专家也为建新馆多次呼吁。但当时建新馆至少需5000万元，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建新馆，但资金需首博自筹，建新馆的提议就此搁置。
首都博物馆 历史
1997年，在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主持下，半年内出了6份建新馆立项报告，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拨专款，首博新馆建设启动。作为北京市“十五”期间重点文化建设工程，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的立项申请在1999年获得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2001年经国家计委报国务院批准实施。2001年12月25日，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工仪式在复兴门外大街原一机部汽车局、中汽公司所在地举行。2003年4月，“非典”使建设工程几近停滞。“非典”过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首个办公会便是讨论首都博物馆工程建设问题。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在2005年底前开馆试运行的承诺书上签字。2005年10月，首批文物在武警护送下从孔庙迁往新馆。2005年12月16日，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始试运行，第一位观众是北京林业大学一年级学生林征。当晚，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首博新馆招待各国使节。次日，意犹未尽的美国大使偕家人再次来新馆参观。2006年5月18日正式开馆。
首都博物馆 历史
业委会主任秦德海介绍：“首博是名副其实的阳光工程，预算没有超过1分钱。”首博新馆建成后，获得了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随后又获詹天佑奖、建筑结构长城杯等建筑奖项。首都博物馆新馆开馆时，拥有世界博物馆界最大的10吨液压电梯，可供文物运输车直接开到地库；地下的第一道安全关口是带有指纹识别系统的防水、防火、防盗“三防”门。展厅里的恒温恒湿展柜充满氮气。馆内的专业摄影棚可以为放在自动步进的旋转摄影台上的每件文物连续拍摄1260张图片，再由计算机无缝合成。
2000年4月，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得知“乾隆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连同3件铜喷水兽头等四件圆明园文物将在香港苏富比公开拍卖，5月2日该公司以1900万港元拍得该套瓶，使国宝回归。该套瓶后成为首博馆藏文物。
2005年夏，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雷戈特地到首都博物馆新馆施工现场考察，决定将2006年大英博物馆全球巡展中国站的展览放在该馆。2006年3月，大英博物馆的272件文物在首博新馆展出。此后，首博与海外博物馆进行了许多合作。
200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首都博物馆参观澳门特别行政区10周年成就展。其他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参观了该展览。2014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市工作期间，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
2014年11月29日，首都博物馆画院在首都博物馆成立，隶属于首都博物馆。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为画院题写匾额，郑万通发贺信。首都博物馆画院成立时，名誉院长为郝东晨、李瑞森、蒋采萍、满维起、邓远坡，院长为韩学中，副院长（以年龄排序）为王光明、童和平、宫建华、潘缨、李晓柱，并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2024年4月，入选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名单。
首都博物馆 建筑
首都博物馆新馆由崔恺设计，融合了古典美与现代美。大屋盖受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挑檐的影响。石质幕墙象征城墙。北广场起坡，类似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高台。其中礼仪大厅北门外的坡地上镶嵌有一块清代丹陛。新馆大量运用青铜、木材、砖石。北广场和礼仪大厅地面铺装的石材，产自北京市房山区；方形展馆的外装饰使用北京常见的榆木；圆形展馆的外装饰使用青铜，饰以北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纹样。钢结构棚顶、玻璃幕墙均为现代建筑元素。
新馆地下一层，地上五层。新馆内部分为三栋独立建筑：方形展馆，圆形展馆，办公科研楼。三者之间是一层的礼仪大厅，以及位于地下一层的室内竹林庭院。
首都博物馆 展览
首都博物馆展览分为基本陈列、精品陈列、临时展览。
基本陈列有《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是首都博物馆展陈的核心，表现了北京文化及都城发展史。
精品陈列有《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燕地青铜艺术精品展》、《古代书法艺术精品展》、《古代绘画艺术精品展》、《古代玉器艺术精品展》、《古代佛教艺术精品展》、《书房珍玩精品展》。这7个馆藏精品展览和《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是对北京文化展陈的补充。
首都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均免费参观。
首都博物馆 收藏
馆藏十分丰富，涵盖从史前到近现代的各类文物，总量超过二十万件，大部分以北京地区出土与传世文物为核心特色。主要门类包括：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钱币、佛教造像、石刻、甲骨、玺印及各类民俗文物。特别是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文物保存较为完整，向观众展示北京的历史文化变迁。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馆藏包括：战国时期的燕国文物、精美的辽金铜器与瓷器、元代青花瓷、明清宫廷遗存、碑刻书法精品，以及大量体现北京民俗生活的实物与资料。首都博物馆通过常设展览与临时展览相结合，既展示京城文化特色，也呈现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
上海宗教
上海宗教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等，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为上海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
上海宗教 佛教
上海地区佛教昌盛。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的孙吴。孙吴赤乌年间，佛教传入上海。上海出现第一座寺庙，沪渎重玄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名静安寺，南宋嘉定九年迁今址。为沪上佛教之始。南朝梁和五代吴越国时期，江南盛行佛教，上海亦受到其深远影响。此后，佛教在申城随时局时而兴盛时而低谷，到1949年，全市有僧人1771人、比丘尼1528人，寺庙凡1950处。1949年以后，上海佛教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化。至1966年，全市仅余寺339座，僧人347人，比丘尼597人。文化革命开始后，除玉佛寺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封存，留僧人13名以外，其余寺庙和上海市佛教协会均停止宗教活动，直至1979年8月。1979年以后，上海佛教重新得到恢复，此后发展壮大，亦举办过多次大型佛教活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尼泊尔馆迎得佛祖舍利抵沪，受到上海和中国佛教僧侣和信徒的顶礼。
上海宗教 佛教
目前，上海地区最为主要的寺庙，共有五座，因为规模及其重要性被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包括龙华寺、玉佛寺、静安寺、沉香阁和圆明讲堂，它们都具有相当久的历史与相当的规模，香火鼎盛，虽然地处闹市，却仍然拥有若干殿宇和庭院，其中龙华寺和静安寺的历史都创建于三国时期。此外上海市区及郊区还有例如下海庙 等中小型寺庙，香火也较为鼎盛，是沪上信众礼佛的去处。
上海宗教 道教
上海道教主要始于三国时期孙吴时期。上海地区第一座道观为吴末帝孙皓在今大金山岛建的冠军神庙，以祭祀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明代，由于政府的提倡，道教中的正一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对上海和江南其他地区的道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到1949年，上海有道观236座，其中211座在郊县和上海市郊。在市区的15座道观全部属于为全真派。此外全真派另有道院146家，也均在市区。1966年以后，上海道教活动停止。1982年得到恢复。目前，全市有道观11座，其中最著名的2座道教宫观为上海城隍庙和海上白云观，分别属于正一道 和全真道。
上海宗教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最早是随宋代在上海镇经商的大食商人进入上海。元至正年间，松江始建松江真教寺。上海开埠后，因为江淮水灾和太平天国的原因。大批原居住于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的穆斯林移居上海，大部分居住在今天沪西即普陀地区。1966年，由于文革爆发，除小桃园清真寺以外，其余清真寺均被关闭，直至1979年。目前，上海著名的清真寺包括南市小桃园清真寺和沪西清真寺。信众仍以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为主。
上海宗教 天主教
明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上海人徐光启邀请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来沪。在徐府设立礼拜场所，并传播天主教。此为天主教在沪之始。到雍正年间，清政府严令禁止天主教之前，上海地区的教徒已到8万人，占据全国1/4的数量。在清朝中叶的禁教时期，在浦东和松江地区仍有不少人在地下状态中信仰天主教。1840年代，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以上海徐家汇为基地，开辟包括江苏、安徽2省在内的江南传教区。他们在上海市内兴建的主要天主教堂包括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董家渡圣方济各堂、上海圣若瑟堂（四川南路）和上海圣伯多禄堂（重庆南路），在郊县也建起了佘山进教之佑圣母大殿、浦东露德圣母堂（唐镇）等许多大型教堂，佘山圣母大殿位于佘山山顶，是中国大陆经过教廷正式册封的仅有的2处圣母朝圣地之一（另一处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中华圣母堂）。1949年以后，由于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天主教在沪发展的较为艰难。1979年以后，上海教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一般仍由上海市宗教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上海宗教 新教
新教在上海开埠的同一年，即1843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传入。此后，美国圣公会（以创办圣约翰大学著称）、美南浸信会、美南监理会、美北长老会以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众多的差会陆续进入上海。来自英美各教派的各大差会，包括未在上海进行传教工作的中国内地会，都选择在上海设立本教派在中国或者远东地区的传教总部。20世纪上半叶，有一些中国人创立的重要教派，例如石美玉创立的伯特利教会、倪柝声创立的基督徒聚会处和赵世光创立的灵粮堂，都发源于上海或以上海为主要基地。1951年传教士撤退以后，由新政府支持的负责具体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设立于上海，现址在九江路上海圣三一堂。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以后，上海市区的教堂数目从200多所下降到十余所，而这一规模大体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堂重新开放，这时出现了基督徒人数持续的急剧增长。2005年，上海现有可统计信徒18万多人。开放的教堂点164处，其中市区教堂仍以老教堂居多，如原属监理会的慕尔堂（沐恩堂）、景林堂，原属浸信会的怀恩堂，原属长老会的清心堂、鸿德堂、闸北堂，原属内地会的新恩堂，原属圣公会的上海诸圣堂、上海圣三一堂，以及上海国际礼拜堂。只有沪东堂等少数教堂进行了扩建。但是在1958年被占用的容纳信徒最多的上海地方教会南阳路聚会所没有归还教会。
上海宗教 其他宗教
东正教最早于1905年来到上海，并在闸北建主显堂。1917年十月革命后，东正教随着大批流亡俄侨发展起来。他们离华后，上海东正教几乎消失。
1941年，上海有东正教堂10所。主要教堂有主显堂（曾作主教座堂，1932年毁于一·二八事变，原址在今河南北路43号）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今皋兰路16号）和著名景观圣母大堂（今新乐路55号）。1965年3月，东正教上海教区华籍主教杜润臣主教病故，宗教活动停止，教职人员转业。
上海的锡克人和锡克教徒来自印度旁遮普省，主要在上海公共租界担任巡捕以及司阍（门卫）。1907-1908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宝兴路建立了第一座锡克教谒师所。1915-1916年，又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今江宁路）修建一所巡捕专用的谒师所。1939年和1940年，又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249弄156号和舟山路218号建造两所小型的谒师所。1956年，上海锡克人大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962年，最后一批20名上海锡克人也前往香港。谒师所也宣告关闭。宝兴路谒师所旧址已被公布为虹口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上海宗教 其他宗教
祆教在1845年由印度帕西人商人传入上海。1852年，帕西人已在上海开设8家洋行。至1950年，帕西人在上海共开设了20家洋行。此外，在万国商团中也有不少帕西人。他们在上海首先设立了波斯公所，即祆教公墓。
孙承宗
孫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繩，號愷陽，直隸保定府安州高陽縣西莊村人，明朝政治、軍事人物，東林黨人，榜眼及第。崇禎年間，官至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歸里後清軍攻城時被俘後自縊殉國。諡文忠，清朝改諡忠定，人稱愷陽先生。
孙承宗 生平
孙承宗少時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鬚髯戟张”。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仅16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寺丞姜璧和兵备道房守士等朝廷官员的家中，做家庭教师，并逐渐接触官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孙承宗到北京，入国子监读书，二十二年（1594年）甲午科順天鄉試第五名舉人（經魁）。二十六年（1598年），因房守士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孙承宗前往大同教授其子弟。大同是当时明朝的边城重镇，孙承宗喜欢跟老将及退役兵卒究问险要边情，史稱“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阨塞”，因而“晓畅边事”。
孙承宗 生平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入翰林十年。四十二年（1614年）任左春坊左中允，四十七年（1619年）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任司經局洗馬，期間與高攀龍、趙南星、左光斗、馮從吾等東林黨人相交甚善。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不料明光宗继位仅一个月亦病逝，而年仅16岁的皇長子來不及冊為太子便倉促繼位，即明熹宗，孫承宗升左庶子，充經筵講官，成為熹宗的老師。熹宗每當聽到孫承宗的講述，都會說「我心中的疑惑解開了」，因此對他寵眷異常，而年近花甲的孙承宗亦借帝师的地位，逐渐地进入了明朝后期政治权力的中心。
孙承宗 生平
天啓二年（1622年），孫承宗升禮部右侍郎，當時他雖然擔任館閣文學之臣，但其預料瀋遼局勢十分準確，故而朝中大臣都以他有將略而推崇他。經東林黨人推薦後，熹宗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至遼東勘查。據說與經略王在晉爭執，熹宗將王在晉改任南京兵部尚書，以孫承宗為遼東經略，以為“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监阵，而以文官拨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
督師遼東任內，孫承宗大膽起用袁崇煥、孫元化、鹿善繼、茅元儀、滿桂等人，修復寧遠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練兵十一萬，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頃，所得十八萬兩皆用於補足軍餉，又裁汰冗兵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七人，馬騾等五千六百四十九匹，每年節省朝廷軍餉68萬兩；史稱“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後金當時與察哈爾部交戰，並未進攻明朝。期間，孫承宗仍與東林諸人保持書信的聯絡。
孙承宗 生平
天啓四年（1624年），權宦魏忠賢開始掌權並虐殺東林六君子，孫承宗一度打算借萬壽聖節入京向熹宗進諫，但最終被閹黨挫敗無法成行。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為孙承宗所鄙视，同年八月，发生柳河之役，馬世龍因冒進兵敗，魏忠賢恨孫承宗不附己，借口馬世龍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參劾孫承宗。十五日，熹宗批准孙承宗回籍养病，後以高第代為經略。
崇禎二年（1629年），清兵第一次入長城，進大安口、遵化。崇禎帝起用孫承宗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駐紮通州負責督理兵馬錢糧。袁崇煥被執下獄後，祖大壽等遼東兵將一萬五千人潰敗，孫承宗派人招撫力保祖大壽，孫承宗為督師，移鎮山海關，修建入海長城之「老龍頭」，且於建後由內閣大學士楊嗣昌題字「寧海城」於「老龍頭」城樓上，遼左得以粗安。
崇禎三年（1630年），孫承宗指揮祖大壽、馬世龍等諸將克復灤州、盧龍、遵化、遷安四城，斬首三千餘級，明人史稱“遵永大捷”。七月，孫承宗以恢復四城功加太傅。十一月，以修成《明神宗實錄》，再加太保，但孫承宗辭卻。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清軍攻大凌河，祖大壽堅守城池，命宋偉、吳襄救援，二將陣前不和，張春的援軍也被擊潰，祖大壽被逼殺何可綱而降清。孫承宗因此上書請辭，崇禎帝答應並賜予路費和禮遇。此後，孫承宗居家七年，期間曾經捐俸以助軍需，但崇禎帝溫旨不允所請。
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兵第四次入長城，犯保定，攻高陽。孫承宗年已75歲，率領全家子孫拒守，高陽城牆低矮，城破，一家四十餘口皆壯烈戰死。孫承宗被俘，望闕叩頭，自縊而亡。崇禎帝聞訊，追復其故官，給予祭葬。南明弘光帝時，予諡文忠，追贈太師。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予專諡忠定。
孙承宗 著作
2014年，经李红权辑录、点校，出版了《孙承宗集》三册，四十二卷，一百五十万余字。主要内容包括《高阳集》、《孙文正公诗稿》、《阅关奏稿》、《督师奏疏》、《启祯臣节录》、《车营叩答合编》。
孙承宗 家族
曾祖孫懷。祖父孫逵。父孫麒，壽官。母張氏，繼母曹氏。永感下。兄敬先、敬思（義官）、敬宗（貢士）；弟孝思。
孙承宗 子孫
第一子：孫銓（1586年—？），以天啟元年（1621年）選貢任高苑縣知縣，為其父編輯年譜
第一子：孫之淓（1619年—？）
第一子：孫樞（1635年—？）
第二子：孫㭠（1638年—？）
第三子：孫栍
第一子：孫爾焴，字軟存，廩監候選縣丞
第二子：孫爾煟
第四子：孫栯
第五子：孫桄
第六子：孫林
孫：孫爾然，乾隆年間重刻其高祖年譜
第二子：孫之⿱艹𬈶（1624年1月8日—？），字紫淵，康熙年間歲貢，纂輯康熙高陽縣志，著有慕芝居詩集
第一子：孫柏，字鶴菴，為其曾祖年譜作小紀，《夏峯先生集》孫承宗墓誌銘作「孫相」
第一子：孫爾榮，字仁蒼，參與校錄雍正高陽縣志
第二子：孫椿
第三子：孫之渵（1627年10月24日—？）
第一子：孫楷
第四子：孫之𤃂（1638年—？），字穆衡，康熙年間歲貢
孙承宗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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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二百五十》，出自《明史》
圣三一堂 (上海)
上海圣三一座堂（英語：）是上海市现存最早的新教教堂，位于上海市中心黄浦區九江路219号，俗称“红礼拜堂”。这座教堂曾是英国国教会（）远东上海地区英国圣公会英语堂、普世聖公宗前中華聖公會教省主教院辖下国际性主教座堂，现在又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基督教全国“两会”）总部附属大圣堂。2019年10月1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圣三一基督教堂”之名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聖三一座堂在2022年12月12日正式開放，首次崇拜將於12月18日。
圣三一堂 (上海) 地理环境
圣三一座堂的所在地自租界时代迄今一直是上海的中心区域，在租界时代，圣三一座堂的所在地属于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中央捕房管辖区，今天则属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外滩街道。主教座堂东面（正面）面临的江西路、北面面临的九江路（俗名二马路）和南面面临的汉口路（俗名三马路），均是各种商业贸易机构和市政管理机构云集之处。汉口路对面，便是昔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而在该教堂的正前方，江西中路西侧，却拥有一处上海市中心区难得一见的一片宁静的花园绿地，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座堂也因而被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
圣三一堂 (上海) 历史
圣三一座堂从创始之日起，就是一座专门为英国侨民中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友服务的教堂。1843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规定向英国商人开放的5处港口之一。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英国领事和一批英国商人从广东来到这里，不久划定了租界。随着上海口岸贸易的繁荣，数年后在此居留的外国侨民数量迅速增加，其中以英国侨民占据主导地位，而英国侨民中的国教圣公会教友又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最初是在英国领事馆内举行礼拜。1847年，在上海定居的英国圣公会教友在当时租界的西部建造了一座小型的简易圣堂，建造圣堂的基地系由英商电话公司老板贝尔捐献。因圣堂临近英国海外传道会（），故堂前街道也称为教会街（），直到1865年才改名为江西路（）。
圣三一堂 (上海) 历史
因原普通规模的圣堂（）质量欠佳，在1850、1851年间大修过一次。在这期间，该堂接二连三地发生一系列不幸：第一任牧师路德溺水死亡，第二任牧师郝博逊从屋顶上翻落下来，1862年，这座圣堂又遭遇强台风的破坏而坍塌，无法继续使用，被迫拆除。其后数年间，信徒们在原地搭建了一个临时建筑做礼拜。1866年5月24日，举行了盛大的新教堂奠基仪式，1869年建成。187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上海圣三一堂升格为圣公会远东上海地区的主教座堂，同时座堂也是全球普世聖公宗的一员。
圣三一堂 (上海) 历史
上海圣三一座堂是一座以英国侨民为主要会众的英语座堂，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座面向华人教友的圣保罗堂，后期位于闸北华界的严家阁路（今芷江中路）。至于上海和江苏省其他的圣公会教堂，全部都是由美国圣公会所设立。虽然上海在传统上属于江苏省辖境，但是在1930年兰柏会议确认中国为一独立教省后，英国人不愿将圣三一座堂划归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最初由美国圣公会开辟），而是将其交由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代管（最初由英国圣公会开辟），座堂教务、教产权仍属在上海的英国圣公会团体，堂内一切教务诸如英籍教友的洗礼、婚配礼、葬礼，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假座堂的纪念活动等都向英国政府报告登记，同时直接向伦敦萨默塞特府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汇报，教友群体仍以英国人为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英国侨民起初并未撤出上海，圣三一座堂仍然维持着英国侨民座堂的特色。
圣三一堂 (上海) 历史
1951年至1952年，圣三一座堂驻堂圣品牧师团，以及英籍教友陆续撤离上海。座堂最后一位主任牧师 The Very Reverend A. C. S. Trivett 本人离开。英侨教友与上海的英国圣公会信托人在撤离前，将此堂的部分资金捐赠给香港的圣约翰座堂，用于重新购置二战时期被摧毁的彩绘玻璃。
1953年，圣三一座堂的英籍业主被通知已经欠下了高额房地产税，于是将圣三一座堂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圣三一主教座堂赠予全国三自筹委会；全国三自筹委会又将该堂移交给同一教派背景的中华圣公会。中华圣公会总议会接收圣三一座堂后，进行了一次修缮，许多捐款来自于曾在该堂礼拜的圣保罗堂的教友。在1955年圣三一座堂修缮工程完工后，举行感恩、祝圣礼拜。中華聖公會主教於1956年5月在聖三一座堂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並於5月20日將之定為中華聖公會國家座堂，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决议将此座堂定位为上海本地的国际性英语圣公会主教座堂，由主教院主席陈见真主教管辖。
圣三一堂 (上海) 历史
1958年，中华圣公会主教院最后一次会议在圣三一座堂举行。之后在献堂献庙的高潮中，黄浦区原有的8座基督教堂和5处布道所中，天安堂、第一浸会堂等被献给政府，慕尔堂（改名沐恩堂）、圣彼得堂、圣三一座堂和浦东福音堂四座圣堂被保留，作为黄浦区基督教举行联合礼拜的场所。这一时期，附近其他教派的教堂，如山东路天安堂（属于中华基督教会，原由伦敦会开辟）的信徒，也被并入圣三一座堂，同时，圣三一座堂仍继续沿用圣公宗传统的公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