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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性收視 背景及近況
兩台旗下英文台同樣有嚴重慣性收視問題。每年公佈英文台最高百大收視節目均由無明珠台包攬，亞視國際台總是一個都不入，收視經常徘徊不足一點，即使街知巷聞的劇集《甜心俏佳人》、《超人外傳》、《異世奇人》、《大衛牙擦騷》、《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等亦如是。由於兩台沒有太多本地製作，主要依賴相同來源的外購片商，顯然與質素無關，然而收視依然懸殊。亞視曾豪花銀彈大手買入大批A級荷理活製作，並開拓每晚之「雙語930」時段，推出多個系列，例如二戰系列、浪漫系列等，但仍不得要領，最終被逼放棄至今。
2007年末，香港開始數碼電視廣播，數碼電視各頻道均有指定頻道編號 （邏輯頻道編號，Logical channel number，簡稱LCN），儘管亞視選擇了「1」字為首的編號，其中本港台編號更是「11」，希望籍此把約定俗成逾30年的「二字亞視」改變成「一字亞視」，但還是沒有扭轉廣大觀眾的收視習慣。
慣性收視 背景及近況
2010年11月28日晚上，無電視播映《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大結局，錄得平均44點，最高47點，即約300萬觀眾，亞洲電視本港台於同一時段宗教節目《恩雨之聲》罕有錄得0收視點（少於半點不作計算），這成為一個具爭議性的例子。有輿論甚至指亞視是香港之恥辱，應盡速結業停播。
2015年4月1日，香港政府通訊事務管理局宣佈，亞視牌照不予續期。2016年4月2日，亞視停播，延至9月5日，公司結束。同時，ViuTV、港台電視、奇妙電視3家電視啟播。開播時，雖然ViuTV製作的真人show節目如《跟住矛盾去旅行》、《G1格鬥會》一度引起坊間討論，但首播時收視卻遠遠不及無電視。而港台電視及香港開電視，矚目程度遠不及ViuTV，坊間及傳媒亦甚少提及，收視經常徘徊0至1點。有分析認為「慣性收視」現象並未因新免費電視台加入而打破。
2018年6月，電訊盈科取得2018俄羅斯世界盃香港區獨家播映權，其中19場放在ViuTV直播，為無電視自1970年以來，不曾直播任何世界盃賽事。開幕後，每逢ViuTV有份直播的時段，收視皆拋離無電視。其中在決賽，ViuTV更是取得自開台以來的最高收視，使無電視同時段只獲得2點收視。然而，當ViuTV沒有直播賽事時，收視優勢皆隨之而去，尤其在世界盃完結後，足以反映慣性收視。
2021年7月23日晚上6:59至10:54，翡翠台、ViuTV、香港開電視同時直播《2020年東京奧運開幕典禮》，根據CSM媒介研究的數據，有72%觀眾仍然選擇收看翡翠台，平均收視14.2點，而ViuTV平均收視5.3點，開電視平均收視1.3點。7月26日晚上8:15，直播男子個人花劍香港選手張家朗擊敗意大利選手加路素，奪得香港第二個奧運金牌的直播賽事，翡翠台平均收視20.2點、最高21.1點（觀眾高達140萬），ViuTV平均收視8.9點，開電視平均收視2.9點。8月8日星晚上7:02至9:17直播《2020年東京奧運閉幕典禮》，翡翠台平均收視16.2點，ViuTV平均收視5.6點，開電視平均收視4點。證明眾多電視台播放相同節目甚至相同畫面的情況下，無收視仍以倍數拋離他台，反映慣性收視仍然存在。
2022年4月30日，翡翠台、ViuTV、香港開電視同時直播《2022行政長官選舉答問會》，翡翠台平均收視11.1點，ViuTV平均收視1.0點，開電視平均收視0.8點。
慣性收視 慣性收視的論點
在心理學和市場學角度，消費模性普遍都出現慣性，尤其一些長久建立品牌的產品和服務，在每個行業、服務、國家都會出現，並非所謂某地區、某服務、某頻道獨有，並非獨特的現象，難以定性為個別現象。不同的電視頻道都會存有「慣性收視」，問題是實際上的比例之差。
節目的質素無法量化，「質素」的定義亦無法確定，質素與收視的關係更難以說清。例如無電視的三個新聞節目，在香港電台主辦的「2005電視欣賞指數調查」中，「欣賞指數」分別是全港三甲，但該三個節目收視率並非收視率排名的前列。故所謂「有質素」的節目亦不一定是觀眾所喜歡收看的節目。
有指無電視和亞洲電視在同一時段播映同一節目，而無收視通常較高。而收看模式更不一定以每個節目來選擇，可以整個頻道來選擇（史文鴻引述這稱為「垂直收看」）。亦有稱就算無電視播放「雪花」（無訊號畫面）也有五成多收視率，故等如存在「慣性收視」，此現象仍值得深思。
冼东妹
冼東妹（1975年9月15日—），廣東四會人，前中國女子柔道運動員。现任中国柔道协会主席、中国国家柔道队总教练。
冼东妹 生涯
冼東妹於年青時入讀广东省四会市业余体校，一年后，冼東妹进入广东省体校練習摔跤，之後的1年轉到广东省体校练柔道。3年後，冼東妹入选国家隊。
冼東妹還是在練習角力時，曾獲得了全国女子摔跤锦标赛亞軍。其後在練柔道後的兩年贏得了全国青年赛冠军。於1995年的亚洲锦标赛中獲亞，1997年奪得了八運會的金牌。
於2001年至2002年先後奪得了世界大学生運動會金牌、九運會金牌、釜山亞運會銀牌。兩年後，先後贏得了法國公開賽中的冠军、亚洲锦标赛亚军，又在德國的世界杯賽事中奪取冠軍。
冼东妹 奥运冠军
雅典奥运会上，冼东妹一路杀进决赛，在决赛中仅用时1分鐘07秒一本淘汰日本選手橫澤由貴，贏得了女子52公斤级的柔道金牌，該面金牌是中國在雅典的第5面金牌。
2005年，冼东妹宣布退役，2007年生女后复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她再次晋级決賽。在决赛中击败朝鮮的选手安琴愛，成功衛冕柔道金牌，成為首位妈妈级的中國奥运冠军。
冼东妹 退役生活
2009年，冼东妹二次退役后，任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党委副书记（副处级）。2014年升任党委书记，后任主任。2017年至2020年担任中国国家柔道队总教练，亦曾担任中国柔道协会主席和亚洲柔道联盟副主席等职务。2023年3月的报道显示，冼东妹已任广东省体育局一级调研员。2024年，任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
罗密欧与朱丽叶
《羅密歐與茱麗葉》（英語：，文言譯本名作「鑄情」），是一部由威廉·莎士比亞所寫的悲劇，描寫兩個出身世仇家族的年輕義大利人之間的愛情故事。該劇在莎士比亞生前是他最受歡迎的戲劇之一，並且與《哈姆雷特》一樣，是莎士比亞演出次數最多的作品之一。如今，劇中的標題角色被視為青年戀人的典型。並因其知名度而常被誤稱為莎翁四大悲劇之一。
罗密欧与朱丽叶
《羅密歐與茱麗葉》可追溯至古代史的愛情悲劇傳統。劇情取材自馬泰奧·班德羅創作的義大利故事，該故事於1562年由亞瑟·布魯克譯成詩歌形式《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悲情史》，並於1567年由威廉·佩恩特以散文形式收錄於《歡愉宮殿》。莎士比亞大量借鑒了這兩個版本的情節，但進一步刻畫了許多配角，使劇情更加豐富。一般認為該劇創作於1591年至1595年間，並於1597年首次以四開本形式出版。然而，第一四開本的文本品質低劣，後來的版本經過多次修訂，才達到莎士比亞戲劇的一貫標準。莎士比亞在劇中運用了層次豐富的叙事结构，特別是透過在喜劇與悲劇之間切換來加強緊張感，同時擴展了次要角色的戲份，並增添多條支線劇情，使故事更具深度。不同角色在劇中呈現出不同的文學風格，有時會隨著角色的成長而改變。例如，羅密歐隨著劇情推進而愈加嫻熟地運用十四行诗。
《羅密歐與茱麗葉》多次被改編為舞台劇、電影、音樂劇及歌劇。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時期，該劇由威廉·達文南特重演並進行大幅改編。18世紀大衛·加雷克的版本亦調整了若干場景，刪除了當時被認為不雅的內容；格奥尔格·安东·本达的《羅密歐與茱麗》則刪減了大量劇情，並採用圓滿結局。19世紀的演出（包括夏洛特·庫什曼的版本）恢復了原著台詞，並更加強調寫實性。约翰·吉尔古德於1935年推出的版本忠實於莎士比亞原作，並以伊丽莎白时代的服裝與舞台設計增強張力。
20世紀至21世紀間，《羅密歐與茱麗葉》被改編為多部電影，包括乔治·丘克執導的1936年電影、法蘭高·齊費里尼執導的1968年電影、巴茲·雷曼執導的1996年電影，以及卡洛·卡雷依執導的2013年電影。音樂劇改編中，以皮斯·葛維克於2001年首演的音樂劇最為知名。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要角色
维洛那的统治者
凯普莱特家族
蒙太古家族
其他人
罗密欧与朱丽叶 故事概要
蒙太古和凯普莱特是維洛那城的兩大家族，但兩個家族是世仇。戏剧的一开始，两家仆众就当街闹事。埃斯卡勒斯亲王出面制止，并称混乱制造者罪该当死。之后，帕里斯伯爵向凯普莱特提亲，希望娶他的女儿茱麗葉为妻，但凯普莱特要求帕里斯伯爵再等两年（之后同意将朱麗葉许配给伯爵）并邀请他参加舞会。凯普莱特夫人和乳媪则试图说服朱丽叶接受伯爵的求爱。羅密歐因爲意外殺了茱麗葉的表哥而遭到流放。最後二人為了在一起，茱麗葉先服假毒，計劃醒來後就和羅密歐私奔。但因爲負責告訴羅密歐茱麗葉假死消息的人未能及時傳信，令羅密歐因爲不願獨生而自殺。茱麗葉醒來發現羅密歐自盡，也跟著自盡。故事以兩個家族的和好結束。
罗密欧与朱丽叶 资料
《罗密欧与朱丽叶》从传统恋爱悲剧故事中汲取了许多内容，这些可以被追溯至上古时期。其中一个是皮拉缪斯和忒斯彼的故事，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变形记》中包涵了与本剧类似的情形：恋人的家长相互仇视，皮拉缪斯误认为恋人忒斯彼去世。色诺芬的《以弗所故事》写于三世纪，也包涵了类似的剧情：恋人被分离，催眠药产生诈死效果。
名字蒙太古和凯普莱特最早出现在但丁的《神曲》当中，在《炼狱篇》的第六章中提到了蒙泰奇（Montecchi，即蒙太古）和卡佩莱提（Capelletti，即凯普莱特）：
粗心的人呀！请你来看看蒙泰奇族和卡佩莱提族，牟纳尔迪族和腓力佩斯齐族，前面的已经打倒，后面的还害怕着。——但丁，《神曲·炼狱篇》，第六章 ，王维克译
罗密欧与朱丽叶 资料
然而，这种引述是佛罗伦萨、伦巴第和意大利半岛作为抵御道德败坏的一部分；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在任的不作为，以及接任教宗的不公导致了伦巴第政党之间战乱不断，而但丁通过了他笔下的人物对此进行了口诛笔伐。历史上，蒙太古家族领导着维罗纳的政党，而凯普莱特则来自克雷莫纳家族。双方都在伦巴第地区争斗不断，而不是局限于维罗纳。由于政治纷争不断，两者都“灰心丧气”，一同被摧残毁灭，而不是像戏剧中的那样因为子孙的不幸而哀伤；后者则是戏剧的史诗改编与再创作。
类似莎士比亚戏剧的故事是《马里奥托和吉阿诺扎》，选自马苏西欧·撒勒尼塔诺1476年出版的《故事集》中的第33篇。撒勒尼塔诺将故事背景设在了锡耶纳，并坚称这些事情在他有生之年一一出现。在他的版本中，包涵了秘密婚姻、同谋神父、贵人被杀、马里奥托被逐、吉阿诺扎被逼改嫁、药剂、信使失败。然而，马里奥托最终被捕，并处以斩首，吉阿诺扎则因过度哀痛而去。
罗密欧与朱丽叶 资料
路易吉·达·波尔图将故事改编为《朱丽叶塔和罗密欧》，并将其收录与自己1530年出版的故事集中。达·波尔图参考了皮拉缪斯和忒斯彼的故事，以及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他将这些故事赋予了时代气息，包括给恋人改名，将世仇家族蒙太古和凯普莱特置于维罗纳城中。他也塑造了一些配角，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帕里斯、墨古修、提伯尔特。达·波尔图称他的故事在历史上属实，并发生在巴托洛梅奥二世治下。在达·波尔图笔下，罗密欧饮毒，朱丽叶塔自刎。
1554年，马泰奥·班德罗出版了他第二部故事集，其中包含了他的《朱丽叶塔和罗密欧》版本。班德罗强调了罗密欧之前的抑郁和两家的争斗，并设立了配角乳媪和班伏里歐。班德罗的故事在1559年被皮埃尔·巴蒂斯塔译成法文，选入了他的历史悲剧第一卷中。巴蒂斯塔在该版本中加入了许多道德和感情成分，角色则在修辞上颇为华丽。
1562年，亚瑟·布鲁克忠实地将巴蒂斯塔的故事翻译为叙事诗篇《罗密欧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但依然根据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进行了改编。当时，根据意大利小说进行故事、戏剧改编是件时尚的事情，这是因为前者在这个时期的剧院十分受欢迎。莎士比亚应该对威廉·品特1567年出版的意大利故事集《欢愉宫殿》十分了解。这个故事集包涵了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版本，名叫《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佳美历史和真挚爱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剧都从中受益匪浅。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布鲁克译文的戏剧版，并追随了其中的诗篇风格，但加入了许多细节，以及更多的主配角（特别是乳媪和墨古修）
同年代的克里斯托弗·馬洛写了《英雄与安利德》和《迦太基女王戴朵》，这些也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类似，但被认为有次要影响作用，不过它们依然在悲剧爱情故事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期与文本
莎士比亚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具体时间不详。朱丽叶的乳媪在剧中提到过11年前发生的一场地震。这应该是1580年多佛海峡地震，由此推理得出写作时间为1591年。而英格兰和维罗纳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同地震则会推出不同的时间定位。戏剧的写作风格类似于《仲夏夜之梦》，这些剧目的创作时间大约在1594–95年间，这样本戏剧的创作时间也应在1591-1595年间。有一个推测认为莎士比亚在1591年开始写稿，在1595年将其完成。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两个四开本形式出版，早于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第一份资料是1597年的《第一四开本》(Q1)，由约翰·丹特印刷。由于该版本与之后版本在内容上出入甚多，被称为之为“坏四开本”；二十世纪的编辑斯宾塞称其为“文本可憎，可能是一两个演员根据些许回忆拼凑而成”，暗示其为盗版。另一种解释是戏剧可能是剧团演出前的手稿。不管怎样，Q1出现于1597年初，并可以确定戏剧的创作时间不会晚于1596年。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期与文本
Q2版本的质量更优，并将戏剧署名为《最优秀最哀伤的悲剧之罗密欧与朱丽叶》。它由托马斯·克里德于1599年印刷，卡斯伯特·波比出版。Q2比Q1多出800行。它在扉页上标注了“新修订、增补、改正”的字眼。学者认为Q2是依据莎士比亚演出前的手稿改编而成，因为其中的文字古怪，有很多角色的标注，和“错误起头”；这些被作者删去，但排字工人错误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一本相对较全、较可靠的版本，之后在1609年、1622年、1637年重新印刷，分别为Q3、Q4、Q5。结果是，之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四开本和对开本都是依据Q2编撰的，所有衍生自Q2的版本都被认为出自编辑，而不是莎士比亚本人之手。
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主要是基于Q3编写而成，其中的注释和更正可能来自剧院台词本或是Q1。其它对开本包括1632年的F2，1664年的F3，1685年的F4。现代版本中——包括一些对开本和四开本——第一本为1709年尼古拉斯·罗的版本，和1723年亚历山大·蒲柏的版本。蒲柏的版本被后世广泛采用，他在剧中加入了演出指令，这些指令在Q2中被遗失，但存在于Q1当中。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浪漫时期末。带有完全注释的版本第一次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并延续至今。其中包含了戏剧演出时的脚注和相关的文化背景等。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题
学者们发现，为戏剧架设一个具体的、笼统的主题难度极大。一些被提出的主题包括对角色的挖掘，得出人类既不是至善或邪恶，而是在两者之间；从梦境中醒来，回到现实；冲动的危害；悲剧的命运等。这些主题没有一个得到广泛的支持。然而，即便是一个概括性的主题得到阐明，但是戏剧依然包含了许多较小的主题元素，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常被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如下：
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除了爱情以外，被认为是缺乏统一主题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已经成为青年恋人和被毁灭的象征。这是戏剧最明显的主题，许多学者都尝试着发掘浪漫背后的语言与历史背景。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题
在第一次会面时，罗密欧与朱丽叶使用了莎士比亚时代所推荐的礼节：暗喻。通过使用圣徒和罪的暗喻，罗密欧可以婉转地探知朱丽叶对自己的感情，并避免尴尬。这种方式被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所推崇。他指出，如果一位男士在邀请上使用暗喻，女士若想拒绝，可以装糊涂，前者可以不失颜面地全身而退。朱丽叶也在暗喻上下了功夫，并对此做出了发展。宗教词汇如“圣地”、“清教徒”、“圣徒”在当时是十分时尚的词汇，被理解为浪漫的用法而非亵渎，而圣徒则与早期天主教密切相连。布鲁克的《罗密欧斯与朱丽叶》中使用了包含对基督复活的暗喻；在之后的剧本中，莎士比亚则将这种大胆的手法去除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题
在之后的阳台一幕当中，莎士比亚安排罗密欧偷听朱丽叶的独白，但在布鲁克的版本中则没有偷听部分。透过对偷听的设立，莎士比亚打破了传统的求爱顺序。通常，女士被要求稳重，害羞，这样可以探知求爱人是否真心实意，但对这种方式的打破加速了戏剧进度。恋人可以跳过求爱过程，直接讨论两者的关系，并在一见钟情后的第二晚同意结婚。在最后的一幕当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訊息——在天主教义中，自杀被认为是要下地狱的，而当人们为爱情而殉情时，却可以因“爱情宗教”上天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观似乎更符合“爱情宗教”而非天主教义。另一种观点是虽然他们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但只是在婚姻当中达到了高潮，以免失去观众对他们的同情。
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将爱、性、死亡做了等同。在故事中，罗密欧、朱丽叶以及其他角色在幻想黑暗时，将其等同为恋人。例如，当卡帕雷特第一次发现诈死的朱丽叶时，将其形容为女儿的失贞。朱丽叶之后也将罗密欧和死亡做了对比。在她殉情之前，她抓起罗密欧的匕首，称：“啊，好刀子！这就是你的鞘子；你插了进去，让我死了吧。”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题
学者在命运问题上起了争议。就角色的不幸是命中注定，还是仅仅由于一连串的意外而导致的事故，学者们并没有给出统一意见。偏袒命运说的称恋人是“薄命的”("star-cross'd")。这种说法似乎暗示了星象在此起了前定作用。约翰·德拉珀指出剧中人物与伊丽莎白时代的體液學說有关（例如，提伯尔特是个胆汁质）。这种体液说法对现代观众来说并不感冒。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悲剧不过是一连串意外所导致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悲剧，而是一种情景剧罢了。路德·内沃叙述中离奇的意外让戏剧在概率上变得“不那么悲剧”。例如罗密欧挑战提伯尔特不是出于冲动；这是因为墨古修的死而采取的必然行动。在此，内沃认为罗密欧清楚社会规范、身份、誓言的危险性。他决定击杀提伯尔特，不是因为角色的人物瑕疵，而是因为形势所迫。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题
学者们都注意到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大量使用了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卡洛琳·斯波俊认为光明作为主题“象征了青年恋情的自然美”；这一观点被后续评论家们拓展。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将对方视为黑暗中的光明。罗密欧将朱丽叶描述为太阳 ，比火把还要亮，有如黑暗中闪烁的珠宝，乌云中的光明天使。即便是当她躺在坟墓当中，他称“她的美貌使这一个墓窟变成一座充满着光明的欢宴的华堂。” 朱丽叶将罗密欧描述为“黑夜中的白天”、“比乌鸦背上的新雪还要皎白。”这种明暗对比可以视为象征的拓展——是爱与恨的对比、年轻与衰败的暗喻。有时候，这些相互交织的暗喻制造出了一种戏剧性的讽刺。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是被包围在黑暗与仇恨之中的：他们所有的恋情都在夜间的阴影下偷偷摸摸进行，而一切家族仇恨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械斗。这种悖论增加了恋人们之间进退两难的窘境：是忠于家族、还是忠于爱情？在故事的最后，清晨不再明朗，太阳也躲在了乌云之后，家族仇恨的争斗终于因害死了年轻恋人而感到悲哀。所有人都在此领悟到自己的愚昧与荒唐，事物也因恋人的不幸最终回到了应有的自然秩序。戏剧中“光明”也与“时间”紧密相连，莎士比亚常常通过描述太阳、月亮、星辰等光明体来反衬出“时间”这一概念
。
时间在戏剧的剧情和语言上起了重要作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俩人都极力维持着不涉及时间的虚幻世界，回避着包围他们的残酷现实。例如，当罗密欧向月亮起誓，宣布他对朱丽叶的爱时，朱丽叶抗议道：“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从一开始，爱人被设计为“Star-cross'd”，其中引用了当时流行的占星术。占星术认为星座会影响人类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星系会在空中移动，并改变着人们的命运。罗密欧在戏剧之初预感到星座运动的征兆，当他得知朱丽叶的不幸时，他对星座采取了挑战态度。
另一主题是时间的仓促：在莎士比亚的版本，时间跨度不过是四到六天，而不是布鲁克的九个月。学者如托马斯·谭瑟勒相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时间“十分重要”，因为他使用“短暂的时间”来描述青年恋人，而不是“漫长的时间”来叙述“老去的一代”；这着重手法“向着毁灭直冲”。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时间角力，使得他们的爱情永垂不朽。在最后，他们击败时间的唯一途径似乎是死亡，这样他们的爱情将以艺术的方式存活下去。
时间也与光明、黑暗的主题密切相连。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戏剧通常在正午的大太阳下上演。这迫使戏剧作者使用文字来制造白天、黑夜的景象。莎士比亚使用黑夜、白昼、星辰、月亮、太阳等假象用它们来制造时间概念。他也使用角色来提及日期、时间来帮助观众了解故事的进程。总之，全剧对时间的引述不超过103句，并大量使用了假想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罗密欧与朱丽叶 评论
已知最早的评论家是日记作家塞缪尔·皮普斯，他在1662年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糟糕的戏剧了。”诗人约翰·德莱顿在10年后提笔赞扬这部戏剧，以及其中的滑稽角色墨古修：“莎士比亚在墨古修身上展示了他最高超的才华，他甚至自言自语道：得在第三幕里弄死墨古修，否则我就完蛋了。”十八世纪时期对戏剧的评论甚少，也没有什么分歧。出版人尼古拉·罗是第一个探讨戏剧主题的人，他认为悲剧是对争斗家族公正的惩戒。在世纪中叶，作家查理斯·吉尔顿和哲学家凯姆斯爵士辩称戏剧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没有遵循经典规则：悲剧中的主人公必须存在人物瑕疵，而不是命运中的意外。作家、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则认为本剧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戏剧”。
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评论集中在戏剧所阐述的伦理道德上。评论家大卫·刘认为罗瑟琳之所以出现在戏剧当中，是要显明主角是多么的大意鲁莽，这便是他悲惨结局的原因。其它人则认为羅倫斯神父可能是撸恩莎士比亚的代言人，用以警示过分仓促所导致的恶果。
罗密欧与朱丽叶 评论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撸恩莎士比亚使用的一些戏剧手法受到了佳评；最值得注意的是突乎其来的乐极生悲(例如班伏里歐与墨古修在提伯尔特出现前的戏言)。在第三幕墨古修不幸前，故事是喜剧的。在他不幸后，戏剧突然变得严肃，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语调。当罗密欧被放逐，而不是被处死时，羅倫斯神父为朱丽叶设立拯救计划。此时，观众们依然相信一切不过是有惊无险。在墓地边，所有人都处在“窒息般的悬疑”当中：如果罗密欧再稍等片刻，当神父来到时，一切都会转危为安。戏剧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缓和、新希望、并强化了末尾崩溃，以及恋人在剧终时亡覆的悲哀。
莎士比亚也应用了次要情节来对主角进行阐明。例如，当戏剧开始时，罗密欧与罗瑟琳相恋，后者拒绝了他的一切示好。罗密欧对她的迷恋与他和朱丽叶的感情截然不同。观众可以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恋、结婚中看出他们的真情。帕里斯对朱丽叶的感情也对此形成对比。她对帕里斯所使用的语言相对正式，类似她对乳媪的用语。除此之外，蒙太古与凯普莱特的争斗也是贯穿全剧的次要情节，为戏剧提供了仇恨的气氛，也是戏剧以悲惨告终的主要原因之一。
罗密欧与朱丽叶 评论
莎士比亚在戏剧中使用了许多诗歌形式。在乐工的开场白中，他使用了十四行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绝大多数的段落则是无韵诗，有很多则是抑揚格五音步，对比于莎士比亚后续戏剧来说在节律变化上相对较小。在选择形式上，莎士比亚为不同的角色赋予了不同的风格。例如，羅倫斯神父使用了布道和警句风格，乳媪使用了特别的无韵诗、类似于口语对话。每一种风格都与场景形势、角色情绪对应。例如，当罗密欧谈论罗瑟琳时，他尝试使用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常被用来形容女子的美丽，其中的夸张令人产生高不可攀的感觉。这种诗体也在凯普莱特夫人与帕里斯之间使用。当罗密欧与朱丽叶相遇时，诗体从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转化为当时更加流行的形式，使用“清教徒”、“圣徒”作为暗喻。最后，当两人在阳台相遇，罗密欧试图使用短诗来表白，而朱丽叶却直接打断:“你爱我吗？”这样，她直接探究了对方的真是感情，而不是诗意话的夸张。朱丽叶对罗密欧使用单音节字眼，而对帕里斯则使用了正式用语。其它形式包括朱丽叶的颂歌，墨古修的马布女王狂想曲，以及帕里斯的哀歌。莎士比亚笔下的俗众则多使用普通散文。幽默也是另一看点：学者莫利·马胡德发现全剧至少有175处双关语和俏皮话。这些笑话多于性有关系，特别是在墨古修和乳媪的台词中出现多次。
罗密欧与朱丽叶 评论
早期精神分析家发现罗密欧为人冲动，有些“自控问题，掩饰的攻击性”，这导致了墨古修和后续的不幸。戏剧在精神分析上并不复杂，读者可以发现悲剧男主角都多少有些病态。诺曼·荷兰在1966年作品中认为罗密欧的梦想是试图“完成他成人世界的愿望和童年的假想”——并认为角色并非真人，而与作者的意志密切相关。评论家如茱莉亚·克丽丝塔则将注意力放在家族仇恨上，并认为是仇恨导致两人的热恋。仇恨在恋人的语言中得到彰显；例如，朱丽叶称：“恨灰中燃起了爱火融融”，并多次预言罗密欧的不幸。这令人对剧作家的心理产生兴趣，特别是儿子哈姆尼特的去世令莎士比亚格外哀伤。
罗密欧与朱丽叶 评论
女权主义评论家认为家族争斗是源于维罗纳父系社会制度。科波拉·卡恩认为罗密欧身上的男权暴力主义是悲惨结局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当提伯尔特杀死墨古修时，罗密欧用暴力还击，并因朱丽叶使其变得“娘娘腔”而不满。在此，年轻男性“成人”的方式是继承父辈的暴力特征，无论是仆众，还是他们的主子。这种争斗与男子生殖器有关联，而剧中多次在处女膜上的戏言也阐明了这点。朱丽叶的女性顺从也表现在让他人，如神父来帮助她解决问题。其它评论家，如丁普娜·卡拉翰则从历史角度来看待问题，认为戏剧中的封建秩序被日益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新兴资本主义所挑战。此时的清教徒对婚姻观点减少地考虑“女性的邪恶”，而更多地注重恋人求偶上：当朱丽叶回避父亲的提亲时，她实际上在挑战父系制度，而在当时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简称世乒赛，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主辦的一項歷史最悠久且最高水準的世界乒乓球大賽，象徵著乒乓球運動的最高榮譽，与奥运会、乒乓球世界杯并称为“乒乓球运动三大赛事”。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歷史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始於1926年。第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英國倫敦舉行。實力雄厚的匈牙利隊獲得了當時所設的男子團體、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單打和混合雙打5個全部冠軍。
1928年舉行的第二屆世乒賽增設女子雙打比賽，1933年舉行的第八屆世乒賽又增設了女子團體比賽。1928年至1939年、1947年至1957年，世乒賽每年舉行一次，其間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暫停。從1957年起，「世乒賽」每兩年舉行一屆。設有七個項目：男子團體、女子團體、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雙打和混合雙打。
從2003年第47屆世乒賽開始，國際乒聯決定將單項與團體比賽分開進行。單數年份進行單項賽；雙數年份進行團體賽。（其實把單項賽和團體賽分開舉行早有先例，1999年「世乒賽」原定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舉行，因科索沃戰爭而更改舉辦地點。國際乒聯決定將當年的世乒賽單項賽改在荷蘭埃因霍溫舉行，而團體賽順延至2000年2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奖杯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冠军奖杯，每当新的捧杯者产生，奖杯上会刻下夺冠者或者团队的名字，由当届冠军所属协会保管，在下届世乒赛开幕前归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1939年由埃及国王捐赠的埃及杯，由世乒赛主办城市保管，直到下一届世乒赛开幕。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奖牌榜
更新至202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选手属于不同协会的，各协会记0.5分。
太古站
太古站（英語：）是一個位於香港香港島東區康山康山花園地底，屬於港鐵港島綫的鐵路車站，於1985年5月31日啟用。太古站設有兩個上蓋物業，分別為康怡花園及康山花園。
太古站 車站設計
由於太古站位處於堅固的花崗岩地底，故當時車站承建商須以興建人工石洞的方式興建車站，而石洞長約250米、闊約23米、高約15米，為當時全東南亞最大型的人工石洞。
至於石洞則以簡單的混凝土樑柱結構方式建造，並以拱形結構支撐，因此車站大堂廣闊無柱；而月台則只有兩排柱陣結構，而通往出入口的行人隧道則以鑽挖方式興建。
現時太古站大堂內設有商店以及不少自助服務設施，而同樣近A出口亦設有香港郵政郵箱，以及近D出口設有一部港鐵「會員服務站」。
在互聯網服務上，大堂內設有「iCentre」免費上網服務設施，以及免費由電訊盈科提供的Wi-Fi熱點。
太古站設有一座島式月台，兩個月台均已裝設月台幕門。由於車站是在堅固的花崗岩地底興建，花崗岩裂隙及毛細管作用滲出地下水至車站內，加上對商戶污水排放估計錯誤，因此月台過往經常出現異味，直至其排污系統獲得調整以及加裝月台幕門後異味問題才有改善。
太古站 車站設計
另外，太古站東面設有一條儲車軌太古側綫，是在港島綫興建時，由於地鐵柴灣車廠尚未完成，為方便將車輛運送至港島綫路軌，側綫曾延伸至海邊臨時車廠，後因柴灣車廠落成而封閉地底至臨時車廠路段，而現時只會用作特別的車務調動之用。另外太古站於月台兩端（隧道內）並各設兩台大型抽煙扇，在一般情況下並不會運作，只會在緊急時使用。這四台抽煙扇約兩米高，在車廂的乘客於列車進出太古站月台時會較易發現。
太古站共設有9個出入口，主要連接英皇道、康山道及太古城一帶。由於太古站距離地面較深，因此大部分連接地面的出入口均設有扶手電梯。另外除了連接太古城中心的D出口外牆是白色外，其餘出入口的主色調均為紅色。
由於太古站的地理位置所限，康怡花園及康山花園的輪椅乘客需要繞路進站，因此繼藍田站後，港鐵亦自2017年9月起在太古站推行免費無障礙接駁巴士往返車站C出口及設有升降機的D1出口。
太古站 歷史
原於1970年代港島綫定線的初稿並沒有太古站。只有一個名為芬尼站的地下車站設於現時鰂魚涌街附近。直至1983年，由於政府再次修改鰂魚涌發展藍圖為商業區，因此在發表港島綫計劃時，於康山地底加設康山站，成為太古站雛型。政府其後批准太古地產將位於鰂魚涌的太古船塢原址發展大型住宅項目「太古城」，並將這個鄰近前「太古船塢」的車站命名為太古站。太古站於1982年7月開挖，其中隧道部分於同年11月貫通，1983年7月車站挖掘完成並舉行貫通儀式。太古站於1985年5月31日啟用，由法國濬海工程及干尼有限公司負責興建，而港島綫（金鐘至柴灣段）的通車儀式亦於太古站舉行，並由時任港督尤德爵士主持通車儀式，而港島綫通車牌匾亦設於太古站大堂內。
在港島綫通車初期，由於車隊不足，地鐵曾一度設金鐘站側綫至太古站側綫的短程特別班次，。
太古站 歷史
在太古站通車初期，通往太古城的出入口則只有一個E1出口，居住在該處的居民只能靠此出入口出入而造成不便。故前地鐵公司當局決定在太古城道及太古城中心一座的地下加建2個新出入口，即現時的D1、D2出口，並為太古城的居民帶來更大的方便。有關工程在1993年動工，並於1995年完成，而新出入口亦能應付港島東中心落成後額外使用率。而出入口亦曾於2012年進行翻新工程。
1984年初，政府有意發展東區海底隧道，作為行車和鐵路兩用隧道，其中鐵路部分以地鐵觀塘綫由觀塘站經藍田站延伸至香港島。原計劃觀塘綫在太古站與港島綫交匯，但後來為遷就行車隧道的走線，最後改以鰂魚涌站作為兩綫交匯的車站。
2019年8月11日晚上11時許，有數十名反修例示威者在太古站C出口外的康山道設路障期間，而大量防暴警員及速龍小隊迅速下車圍捕及制服示威者。包括使用警棍連續毆打示威者11下，一名速龍小隊更以距離不足一米多的距離，舉槍射出多發胡椒彈，並疑打中示威者的頭部。其後大批示威者利用車站扶手電梯逃離警方拘捕期間多人跌倒。有媒體拍攝到約十名防暴警察沿運行動中的扶手電梯以警棍制服及追捕示威者。警方在該處拘捕19位反修例示威人士，包括人稱「王婆婆」的王鳳瑤。
西灣河站
西灣河站（英語：）是一個位於香港香港島東區西灣河筲箕灣道地底，屬於港鐵港島綫的鐵路車站，車站於1985年5月31日啟用。
西灣河站 車站設計
西灣河站結構複雜，上蓋為住宅欣景花園、西灣河文娛中心、西灣河體育館和食物及環境衛生署所管理之西灣河街市，於1984-1991年期間分期落成；而西灣河站共設有5層：當中L2層為車站大堂、車站控制室及商店；L3層為機房層；而L4、L5層則為車站月台，而車站並有結構為車站上方住宅及文娛中心提供支承。
西灣河站大堂位於西灣河文娛中心的地底。大堂內設有升降機連接大堂及月台，並設有扶手電梯連接出入口、大堂及月台，為節約能源，部分扶手電梯於非繁忙時間期間暫停使用。
而大堂內的商店數目並不多，此外車站亦設有自助服務設施。
西灣河站設有兩個分離式月台，並以兩層的側疊式月台排列，當中上層月台（L4層）為2號月台（港島綫往堅尼地城）；而下層月台（L5層）則為1號月台（港島綫往柴灣），兩個月台均已裝設月台幕門。另外由於月台呈彎曲，因此月台與車廂之間的空隙較大。
2023年4月，港鐵邀請香港藝術家小塗蛙Jasontommy與青少年機構協青社合作，將站內牆身與升降機塔貼上街頭塗畫風格藝術作品《躍動夢幻西灣》。
西灣河站 歷史
在1970年代設計港島綫的走綫時，西灣河站原本定綫於較近山腰的西灣河街地底，不過最終定位在筲箕灣道接近舊西灣河街市之處（即現時的位置），以配合1980年代初東區的大型填海工程。車站於1985年5月31日隨港島綫（金鐘－柴灣段）通車而啟用，而車站大堂範圍的承建商為由金門－Kier－Lilley聯營；而月台及隧道部分則由西松建設負責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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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有需要的人士進出車站，港鐵公司於西灣河站近收費區內的升降機位置加設一部升降機連接大堂至聖十字徑，工程於2011年11月展開，並於2015年12月14日落成啟用。
西灣河站 流行文化
1995年由王家衛執導的香港電影《墮落天使》曾於西灣河站取景。
筲箕灣站
筲（）箕（）灣站（英語：）是一個位於香港香港島東區筲箕灣愛秩序灣填海區近東區走廊地底，屬於港鐵港島綫的鐵路車站，於1985年5月31日啟用。
筲箕灣站 車站設計
筲箕灣站是一個2層深的地底車站，大堂層為售票大堂、商店及車站控制室；下層為2個月台、機房及員工設施；上方為東區走廊及峻峰花園；而大堂及月台也有結構為東區走廊及峻峰花園提供支承，而為遷就位於地面彎曲的道路，故此車站站體並是彎曲的。
筲箕灣站大堂內的車站商店數目不多，祇有4間商店。此外亦設有自助服務設施。
筲箕灣站設有一座島式月台，兩個月台均已裝設月台幕門。另外，月台牆身的焗漆板印有由前地鐵公司退休建築師區傑棠書寫的站名書法字。
筲箕灣站設有9個出入口，其中B、D出口以24小時行人隧道形式橫跨東喜道地底，在車站服務時間以外連接大堂及24小時行人隧道的通道會落下捲閘分隔；另外位於B1出口旁亦設有升降機連接車站大堂；至於A3出口亦曾一度進行翻新工程，而工程包括增建兩部連接地面出入口的扶手電梯等。
筲箕灣站設有一組車站藝術品，位於車站大堂。
筲箕灣站 歷史
筲箕灣站於1985年5月31日隨著港島綫（金鐘－柴灣段）通車而啟用，車站由金門建築負責興建。
筲箕灣站的B、D出口為連接行人隧道的出入口，但相關行人隧道僅以斜道連接地面，使用上並不方便，故港鐵公司決定於車站B1出口旁增設一部升降機，而相關工程於2014年4月展開，並在2016年完成後於同年12月21日開放予公眾使用。
A3出口為連接車站外巴士總站的出入口，故使用率亦相當高，而為方便乘客，出入口於2022年4月起暫時關閉及改建，改建工程亦包括增建兩部連接地面出入口的扶手電梯，而改建後的A3出口則已於2024年6月29日重新開放。
臺灣農民組合
臺灣農民組合起源於鳳山農民組合，由於簡吉協助了鳳山農民組合的抗爭，故被推為組合長。之後他又協助成立了「臺中大甲農民組合」、「雲林虎尾農組支部」、「臺南曾文農民組合」、「嘉義農組支部」。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的成立
由於受到了社會主義的 全日本農民組合連合会、日本労農党 所影響，1926年6月28日，簡吉與各地共十人的代表，在鳳山招開了「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討論將各地的農民組合集結起來，成立串連全島的組織，以得團結互助之力。簡吉、黃石順提議成立「臺灣農民組合」，結果無異議通過。1926年9月台灣農民組合成立，由簡吉出任中央委員長，並將會址設於鳳山街縣口350番地。
到1926年11月底為止，總督伊澤多喜男及總務長官後藤文夫以「預約賣渡許可」的名目而把全台除了澎湖以外的官有地3886多甲(實際上有些是本來就有農民耕作的土地)賤賣給有意在台灣住的日本人退職者370人，其中台中州面積最大，其次為台南州、新竹州、高雄州、台北州、花蓮港廳和台東州。而抗爭事件的規模最大的是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台南州虎尾郡崙背庄、高雄州鳳山郡大寮庄。
臺灣農民組合第一屆幹部名單如下：
1927年9月中央常任委員改選，名單如下：
1927年12月4日，農組在臺中市樂舞台招開了「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做出了新的幹部安排：
並將會址移至麻豆德安醫院（黃信國的私人診所）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臺灣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隊
農組的創立本身就是受到了社會主義性質的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組合所影響，故其誕生之際即思想左傾。
在簡吉的公開演講中常常明白地表示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比方說在農組第一次全島大會上〈促進工農結合〉的提案理由中：
當謝雪紅自上海被捕遣送回臺時，簡吉等農組幹部亦主動前往接觸，在謝雪紅的口述傳記《我的半生記》中有如下記載：
因此農組並不是像日本人在《警察沿革誌》中所述的，「遭到共產黨赤化」，而是一支本來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農民戰鬥隊伍。台灣農民組合重要領導人簡吉，曾在1928年夏天與日本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成員林兌、台灣共產黨員謝雪紅取得聯繫，並在同年11月底， 與謝雪紅、林兌等人共同指導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大會，試圖強化台灣共產黨對台灣農民運動的影響力。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的發展
農組成立後於昭和2年(1927年)、昭和3年(1928年)兩年間，發起多次的農民集體抗爭，如南投郡山本農場抗爭、彰化郡新高製糖所有地抗爭、苗栗郡臺灣拓殖製茶會社土地抗爭等，鼎盛時期有兩萬名會員。
日本政府忌憚於力量迅速成長的農組和台共，採用的鎮壓手段越來越嚴厲，以圖摧毀其生存空間，1928年12月30日的農組第二次全島大會甚至被殖民政府強制解散，簡吉等8人亦遭到檢束（日本警方可利用「檢束」任意將人拘留20天，不列入前科、不需送法院，20天內警察常常嚴刑拷打、侮辱虐待，以獲得資訊或摧毀對方意志。）。在嚴峻形勢的壓力下，臺灣農民組合也與臺灣文化協會一樣，經過激進派與穩健派的路線之爭後，由親臺灣共產黨、目標明確的激進派掌權，行動更加地趨向激烈化。後來歷史證明，當激進派遭到消滅後，缺乏抗壓性的穩健派也立刻被殖民政府快速簡單地消滅了。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的發展
※ 從日治時期到後來的國民政府時代，都不是民主的社會，民眾的抗爭運動是不被容許的話題，因此過去在抗爭失敗後，民眾也不太敢說出這些歷史，於是很多事情並沒有留下紀錄，只剩關係人的口述資料，日治時期因為許多知識份子被殺、被補、逃亡，隨後國民政府來台後的228事件中，許多知識份子也被殺害或逃亡到世界各地，臺灣的歷史遂散落到海外，而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許多人即便了解過去的歷史卻不敢說，導致歷史更加斷裂：日治時期農民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簡吉於1950年被槍決後，對於農民運動始末最為了解的人已經不在，直到現在許多老一輩都走了，約略知道農民運動的人物更所剩無幾。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7年九月份農民組合進行改組，趙港改任統制部長（駐本部-指臺南州曾文郡麻豆街）。十月份，古屋貞雄律師指導下農組計畫召開「反對種作物扣押、入內禁止」的農民大會，故於新竹州中壢、台中州大甲、台南州麻豆、高雄州鳳山等支部都針對這件事召開農民大會，並將陳情書、決議文以及取締該大會屬不當的抗議書寄給相關官署和總督府，而那天各地的會議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阻止和壓制。10月15日，台灣農民組合向上山總督滿遞交對於取締的抗議書，抗議台灣總督府下令給地方官憲以解散、停止、檢束等手段壓制農組各地於12日齊開的會議。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7年11月6日，拓植公司又想對二期作提出假扣押，向法院聲請對收割前的稻穀強行查封，受到中壢農民反抗，由趙港等領導農民抗爭，新竹州中壢郡樹林子和三座屋部落的農民成群在現場阻礙假扣押進行，甚至使用棍棒而攻擊到公司職員，約六百名農民包圍襲擊中壢新坡警察派出所，警察逮捕黃石順、謝武烈、楊春松、黃又安、趙港等八人，是為「第一次中壢事件」。11月7日，黃石順、謝武烈、楊春松、黃又安等農組幹部因預備在各地舉辦演講會被檢舉，隨後政府派23名警官擔任警備，在執行假扣押，但附近60位農民帶鐮刀、鋤頭、棍棒來阻止，現場又有200多位農民前來支援。11月9日時農組到中壢集合後選出謝進來和彭金源、李根樂為代表，對檢舉一事質詢，當時有70多位農民聚集到郡公所，現場又被檢舉10人。直到11月10、11日在162位警察官保護下才完成假扣押，隨後警方以騷擾和公務執行妨害檢舉83人並移送檢察局，把其中41人起訴轉送預審，其中33人被處有期徒刑。
第一次中壢事件後，桃園、中壢兩支部遭到解散，但中壢支部素以團結鬥爭聞名全島，農組本部的簡吉、趙港等設法喚起輿論、策劃支部復活。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7年12月4日，台灣農民組合在台中市初音町樂舞台召開「第一屆全島代表大會」，參加者有全島二十三個支部代表、一百五十五人、600多人旁聽、50位來賓，來賓有：左傾的文化協會代表連溫卿、王敏川、蔡孝乾、洪石柱，台灣民眾黨代表盧丙丁，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代表黃宗堯、無產青年代表賴通堯等。當日除「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山上武雄自大阪前來，「日本勞動農民黨」幹部古屋貞雄亦從朝鮮回臺與會，「朝鮮新韓會」、「日本農民組合」、「日本勞動農民黨」、「大阪朝鮮勞動組合」等國際友好團體，亦紛致賀電以表祝意。
現場趙港報告台灣農民組合發展經過，在論及土地問題時，因涉及批評日本帝國主義而遭到在場警察的取締，被迫中止講演，於是改由侯朝宗繼續報告，旋即又受干擾，大會在當天下午兩點被警察命令解散引發眾怒，當晚臨時召集聽眾一千餘人舉行示威演講會。經過山上武雄、古屋貞雄等幹部五人向台中州警務部長交涉的結果，12月5日上午九時五十五分重新召開大會，古屋貞雄律師先做各項指導以避免又被要求解散會議，於是農組成員都有共識後開始開會，通過了十七件議案，選出新中央委員及其他幹部等，完成第一屆大會。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8年（昭和三年）2月3日，農民組合在台中市榮町事務所召開中央委員會，出席者有陳結、謝進來、趙港、陳海、張行、柯生金、陳培初、楊貴、侯朝宗、簡吉、陳德興、陳崑崙、蔣清江、尤明哲、葉氏陶、陳海為議長，選舉特別活動隊人選包括：陳結、謝進來、趙港、柯生金、楊貴、簡吉、陳德興、陳崑崙、蔣清江、尤明哲、葉氏陶、呂德華。
1928年6月謝雪紅回到台中，農民組合幹部簡吉、趙港、楊春松、楊克培等人相繼去拜訪她。簡吉和趙港認為農民運動缺乏幹部，提議舉辦青年幹部訓練班。
1928年6月14日第一次中壢事件於臺北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審議，當時記者旁聽席只有臺灣日日新報可在場，臺灣民報與大眾時報不得在場。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8年7月17日，由於農組認為第一次中壢事件警方對農組的取締不當，故簡吉、趙港、張行、郭發、彭阿棟、楊春松、陳昆崙、侯朝宗、蔡孝乾等人到總督府求見總督，最後向秘書官平島和新竹州知事和新竹州知事遞交抗議書，內容提到地主的貪婪，「非但一粒租金都不減，還要強行加租，農民不接受就要收回土地，於是農民為了生存而設立農民組合對這些不管社會國家而只圖私利的兇惡地主鬥爭，不是理所當然嗎？而台端(總督府)為了擁護地主的剝削而欲撲滅此一正當運動，卻在我們頭上施以狂暴的彈壓啊」！除此之外並要求調查取締的實情，以免發生不當措施，抗議書中更提出5月到7月發生種種取締暴壓的事，並表達對於政府不了解農民運動甚至把農民永遠繫於搾取的鐵鏈上、有殘殺無產農民的陰謀，農民難以緘默，所以要提出抗議。當天晚上八點農組則於大稻埕文化講座召開大會演講關於訪問總督府之過程。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8年8月9日眾多不屈不撓的農民在農組幹部簡吉、趙港和楊春松的動員下，又重新團結起來，當時簡吉召集組合員於中壢支部辦事處並宣佈重整支部工作，總部也動員到中壢和桃園鼓勵農組成員復起，上午九點於中壢支部事務所召集組合員多人，掛出原拿下的招牌，重選支部長和其他幹部。但政府也派出警部補和16個警察官，把張道福和其他4位農民傳喚到新坡派出所，但200位農民也跟著到派出所境內，誹謗警察還投石，而警方認為這是趙港和張道福和其他35人指揮的，遂把他們以違反處罰暴力行為等有關法律以及公務執行妨害罪加以檢舉，並令群眾解散，此為第二次中壢事件。。
1928年8月14日農組本部派趙港、侯朝宗、古屋律師要北上向總督府河原田總務長官表達抗議，但因河原田忙於會議，遂與小林保安課長見面。
1928年7-8月間，趙港也帶謝雪紅去大肚，謝說臺灣農民組合大肚支部還經營過供銷合作社。
1928年9月臺北地院針對第二次中壢事件刑事開庭，進行律師辯論。
1928年9月28日到間，透過謝雪紅成立的社會科學研究部，臺共和臺灣農民組合建立合作關係，隋後簡吉、趙港、楊克培、葉陶、簡娥、張道福、林樑材都加入臺共。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8年10月謝雪紅去台北準備開國際書局。
1928年10月11日，第一次中壢事件公判，1人無罪，1人罰金罪，其他被判徒刑。
1928年12月17日，大肚地區新地主張進江和潘克莊派出多名臨時工人、耕牛進行耕鋤，想直接奪回土地，農民起初兩、三天雖進行阻撓，但因為警察積極取締，農民最後態度也軟化，遂分別和新地主簽訂租佃契約，大肚庄的土地爭議遂告一段落。
1929年（昭和四年）
1929年2月12日，天未亮時特別高等刑事課（簡稱為特高課）為了證明有無臺共介入其內，利用「違反出版法規」的罪名，同時在全台灣三百處的台灣農民組合機構進行突擊搜查並加以逮捕，台北、新竹、桃園、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各地，農民組合的本部支部以及關係團體與主要幹部的住宅等處盡被搜索，沒收「證據品」達二千餘件，沒有一件是與台共有關，正式逮捕59人，其他遭受池魚之殃而扣押300餘人，以違反「台灣出版規則第十七條」為藉口勉強把十二人處刑。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農民組合幹部包括簡吉等人被捕後，使地方各支部活動減少或停止，組合員也減少由原來的11410人減為9369人，有些溫和派份子離開農民組合，大部份組合幹部卻無視險惡的環境，再接再厲，簡吉入獄一年，謝雪紅則於3月1日被釋放。
繼之，日本官警在各地農村撒下天羅地網，繼續搜捕尚未抓到的農組幹部，並恐嚇威脅農民退出農組。一時之間，農組的陣營陷於混亂之中，勢力發展如日中天的台灣農民組合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全面鎮壓，此為「二一二事件」。
同一日，第二次中壢事件被檢舉者預審終結，22位被判有罪，3位免起訴。
1929年6月18日（19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趙港中壢事件（應是第二次中壢事件）公判續開，以違反暴力行為處罰法審理。
1929年7月13日，臺北地院針對襲擊新坡派出所一事開庭公審趙港等22人，趙港最後被判無罪，14人被判3到6個月的刑期(有緩刑)，8人無罪結案。由於二一二事件造成許多農組幹部被捕，於是趙港便積極著手農民組合的重建工作，他出獄後將共產主義主張帶入農組，農組漸趨左傾。
1929年7月30日，川村竹治總督退任前，恢復中止一時的官有地放領，將土地 70 餘筆轉讓給日本退官及企業。
臺灣農民組合 農組大事記
1929年11月，趙港、簡吉開設「農民組合台北出張所（分處）」，擬以做為法庭鬥爭的據點及中央幹部的會合中心。
1929年12月5日，農民組合在台北出張所召開了一次臨時中央委員會，會中決定由楊春松接替黃信國為臨時中央委員長，中央委員有12人：簡吉、楊春松、張行、陳德興、趙港、陳崑崙、蘇清江、侯朝宗、陳結、林新木、顏石吉、周渭然；中央常任委員五人：簡吉、楊春松、張行、陳德興、趙港。同時審議並通過趙港草擬的新行動綱領，即「農民組合行動綱領」，這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嚴酷的壓迫下，所設計的27條具體鬥爭方案。這個新的行動綱領，祕密地由中央分發至各州支部聯合會，再分別送到各地支部，各地再分別舉行小組會議解說行動綱領及討論具體實踐的辦法。
1929年12月6日，農民組合台中本部宣言書違反出版法事件二審判決，簡吉等十名有罪。
1930年（昭和五年）
1930年11月15日，《臺灣民報》二版報導，〈退官者的拂下地大多被臺灣人收買〉。
1930年11月20日，21日兩天中台共秘密會合於高雄州東港郡新園庄，召開「中央常任委員會」農民組合幹部會議，參與者有：陳崑崙、趙港、湯接枝、顏石吉、簡氏娥、陳結等，在會中決議置農民組合為台灣共產黨領導旗幟下的大眾團體（外圍組織），以合法的農民組合為掩飾，進行擴大秘密組織。
1931年（昭和六年）
1931年1月1日晚上9點到，在嘉義郡竹崎庄召開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出席者有陳德興、張行、湯接枝、趙港、陳崑崙、簡吉、顏錦華、姜林小、黃在發、陳文質、陳結、尤份、黃石順、謝少塘、顏石吉等十五人，旁聽者嘉義支部的林巃、陳楠、林層、劉運陣、林切等五人。由顏石吉為議長，姜林小為副議長，陳崑崙為書記長，陳結為書記。在會議上通過議案十七件，其中正式通過中央常任委員會提出的「支持台灣共產黨」議案，於是台灣農民組合即名符其實成為在台共領導下的團體。
1931年6月和11月日本發動兩次大逮捕，欲肅清臺共。
1931年3月24日警於大稻埕陳春木住所(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逮捕陳春木、趙港等人並搜得一些台共文書，如「改革同盟成立文件」、「文化協會解消問題」、「台灣運輸工會組織文件」、「台灣運輸工會運動方針」等數十項，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北署特高在現場欲找臺共相關文書證據時，趙港立刻吞下部分文書，據鍾逸人所述，趙港吞下的是臺共名單。趙港被捕後沿街大呼共產萬歲，當時尚有陳德興在場但僥倖逃脫，陳德興沒有多久在4月9日也被捕於高雄。自趙港被捕以來，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之諸運動遭到嚴重取締。
臺灣農民組合 支部
該組織至1929年共有27個支部。包括以下：
另外，還有在台灣民眾黨中的部眾，以及蘭陽農業組合、瑞芳農民協會、台灣農友組合、大甲農友協會、東港農工協會、岡山農民組合等分眾。
臺灣農民組合 二一二事件的衝擊
1929年2月12日，臺灣總督府趁農曆年節慶期間，對全臺300多處駐點大規模突擊逮捕，史稱「二一二事件」，212事件中被捕者有59人，八人遭警察釋放，餘下的51人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農組的主要成員包括：簡吉、陽春松、張行、陳德興、陳崑崙 等十三人被起訴違反《臺灣出版規則》，交付預審。1929年12月20日，原本被判四個月的簡吉被改判一年。212事件後，本來就受到諸多限制的臺灣農民組合終於成為了非法組織，其行動轉入地下化並更加的激烈化，最後在政府的強力鎮壓下被迫停頓其活動。
臺灣農民組合 赤色救援會及二戰後的台共網路
簡吉出獄之後，繼續領導組合員成立「赤色救援會」，於1931年復遭政府破壞，簡吉亦遭日本政府關押達十年之久，至1941年方得獲釋。二戰後，簡吉由於參加了228事件時由張志忠領導的嘉南縱隊（臺灣自治聯軍），於1951年被國民黨政府槍決而犧牲。
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英語：，縮寫：）是香港一個重要的文化基建項目，旨在打造亞洲文化藝術樞紐。文化區位於香港西九龍填海區，面積約38公頃，面向維多利亞港，由廣東道伸延至西區海底隧道入口一帶，北至柯士甸道。
西九文化區是集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藝術、潮流、消費及大眾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文化主要場地，核心設施包括劇院、博物館、演藝場館、劇場及廣場等，共17座，旨意提高香港文化的水平及世界地位。國際藝術交易的重要機構英國拍賣行富藝斯亞洲總部及永久展覽中心亦位於此。此外，西九文化區包含長兩公里的海濱長廊，並且設有佔地23公頃的西九藝術公園，提供豐富的公共休憩空間。
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於2008年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成立，負責統籌規劃、發展及營運西九文化區，香港政府同時向該局注資216億港元。2011年3月，西九管理局公佈全新概念設計，採用「城市中的公園」理念，強調綠色空間與文化設施的融合。發展大綱於同年12月呈交予城市規劃委員會。2012年3月，城市規劃委員會公布發展圖則草圖；2013年1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發展圖則，計劃正式啟動，於2013年起分階段展開工程。第一階段建設預計於2020年或以前竣工，第二階段建設預計於2030年或以前竣工。
M+展亭（現名為藝術展亭）為西九文化區首個落成的永久場地，於2016年9月啟用，曾舉辦多個當代藝術展覽。戲曲中心及自由空間為西九文化區的首兩個主要文化表演場地，分別於2019年1月及2019年6月開幕，成為推廣傳統戲曲及當代表演藝術的重要平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亦已於2022年7月對外開放。截至2023年，西九文化區已成為香港文化藝術活動的地標，每年有數百萬訪客，並舉辦包括香港巴塞爾藝術展、Clockenflap音樂節等國際級文化盛事。
西九文化區 歷史
西九文化區前身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位於香港西九龍填海區臨海地段（西九龍最南端，由填海所形成的38.6488公頃土地，面向維多利亞港，由廣東道伸延至西區海底隧道入口一帶，北至柯士甸道）。
早期為了配合西九龍填海區發展項目的需求，香港政府將西九龍一幅填海土地列入為《西九龍填海計劃》土地，以配合西九龍未來發展項目的需求。
1996年，香港旅遊協會進行了一次訪問香港旅客調查，於1998年向立法會建議興建一個全新文化表演場地。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1998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宣佈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構思，希望將香港發展成為亞洲文化藝術中心。
西九文化區的前身為由時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1998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宣布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該計劃旨在回應香港社會對文化設施的需求。
2004年，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以：「創地標，顯文化，添悠閒。」為計劃口號，規定計劃必須建造一塊巨形天篷。然而，該設計引發社會廣泛爭議，包括對建築成本、實用性及景觀影響的質疑。2006年2月，在香港社會不同的意見及爭議下，香港政府宣佈放棄原有的發展框架，不再堅持天篷設計，計劃被推倒重來，重新發展為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 歷史
2006年2月21日，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立法會宣佈，由於無發展商承諾參與，即3個財團未能夠接納由香港政府所提出的修訂模式，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邀請發展程序結束，香港政府放棄原有發展框架，不再堅持天篷設計，並且成立諮詢小組重新研究問題，審視當中的核心文化項目。同年4月，香港政府成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和轄下3個小組，負責重新審視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以及發展及營運設施的財務要求。
2007年5月14日，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諮詢委員會就發展模式提出建議，決定採納立法會早前的提議，將項目內的商業及住宅用地先進行拍賣，再成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發展項目中的文娛藝術設施。香港政府注資逾200億港元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負責建造及營運相關設施；建議中所需要的經費少於過去入圍發展商提出的300億港元。
2007年9月中至同年12月中，香港政府舉行了為期3個月的公眾活動，就公眾解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蒐集了公眾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的意見。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透過《2007至2008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宣佈將西九龍文化區項目列為《十大建設計劃》之一。
西九文化區 歷史
香港政府接納了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於2008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成立法定機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負責推動及發展計劃；同年7月2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由立法會二讀通過。同時，立法會通過了一筆過的216億港元撥款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以發展西九文化區。同年7月4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以32票支持、10票反對及3票棄權下，通過上述一筆過的撥款申請。同年10月23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成立。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動用1.5億港元委託3間顧問公司研究概念設計方案，於2010年8月20日起在香港多處地點舉行展覽，公眾諮詢為期3個月，收集公眾意見後再歸納各方意見，從而挑選出主體方案。到2011年3月5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揀選了Foster + Partners《城市中的公園》作為基礎方案，於同年9月月底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及宣傳活動，以收集意見及作出改善，於同年12月完成發展大綱圖則，並且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發展，進入法定規劃程序。
西九文化區 歷史
2012年3月，城市規劃委員會公布發展圖則草圖；2013年1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大綱圖則，計劃啟動。西九管理局於2014年3月21日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增加西九用地發展密度的申請，將整體總樓面面積按土地用途各增加 15%。
Foster+Partners《城市中的公園》方案特色之一是為西九用地興建綜合地庫釋放地面空間作文化藝術用途。唯受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工程延誤及西九管理局資金不足影響，西九管理局及政府當局於2014年決定將地庫分階段推展並由政府出資，政府變相額外承擔約為70億元的西九相關開支。同時西九管理局將用地西端包括M+、演藝綜合劇場及部分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用地給予提早發展並稱為「藝術廣場發展區」。該區域將發展成為一個土地用途及組合均衡的專區，以有利於建立西九文化區發展早期的「重點區域」，並且為M+毗鄰範圍增添活力。
西九文化區 歷史
2010年3月24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宣佈委任英國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藝術總監謝卓飛出任行政總裁。2011年1月，上任僅5個月的謝卓飛以健康問題提出請辭，惟他於其後不足兩個月後獲得英國文化協會委任為藝術總監，於同年5月履新。就謝卓飛於短時間內覓得新職，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成員及立法會議員懷疑對方可能在未辭職時已經在另覓工作，並且刻意於半年試用期滿前辭職，避免毀約需要賠償，故此要求當局徹查及跟進事件。其職位由連納智繼任，於2011年7月履新。
2010年的3個設計概念動用了1.5億港元，有評論指出香港政府在使用公帑給顧問費方面從不吝嗇，同樣大小規模的規劃設計競賽，若果是在北京及上海，費用是1/10或者1/20，未知釐定顧問費用的標準，況且方案只是一個大的想法，最後的實施、技術和大量的相關工作都是需要香港公司來實現。例如，英國建築師霍朗明的公司已經至少是第三次在同一個項目上從香港納稅人身上領取巨額費用，惟西九龍依舊是一片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