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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歷史
1971年至1976年間，美國太平洋司令部逐漸擴大了聯合颱風警報中心的責任範圍，將國際日期變更線和非洲海岸之間的區域納入。 1978年10月，艦隊氣像中心/聯合颱風預警中心更名為海軍海洋指揮中心/聯合颱風預警中心，負責從海底到大氣層頂層的整個海洋環境。隨後，聯合颱風警告中心於1980年10月開始對非洲海岸和國際日期變更線之間的南半球發出警告。1999年1月1日，由於1995年基地重整與關閉委員會（Base Reignment and Closure Commission）的一輪調整，聯合颱風警報中心搬遷至珍珠港。 2011年10月，聯合颱風預警中心的名稱從「海軍海上預報中心/聯合颱風預警中心」更名為聯合颱風預警中心，這是其52年歷史上首次成為獨立的司令部。
如果該機構實力減弱，備用聯合颱風預警中心（AJTWC）將承擔聯合颱風預警中心的功能。 AJTWC 最初被日本橫須賀的艦隊氣象設施指定為東京氣像中心，最終於1977年11月重新指定為珍珠港。備用聯合颱風預警中心第一次啟動是在1992年颱風奧馬爾經過關島之後，導致聯合颱風警報中心癱瘓11天。隨後，作為1995年基地調整和關閉委員會的一部分，備用聯合颱風警報中心被遷回橫須賀。
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標準和實踐
截至2020年，該中心擁有約61名美國空軍和海軍人員。聯合颱風警報中心使用多個衛星系統和感測器、雷達、地面和高層天氣資料以及大氣模型來完成其任務。到1980年代，一種更現代化的熱帶氣旋預報方法已經出現。在開發自動熱帶氣旋預報系統（ATCF）之前，國防部用於預報熱帶氣旋路徑的工具是醋酸鹽、油脂鉛筆和不同的電腦程式。ATCF軟體由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從1986年開始為聯合颱風警報中心開發，並自1988年起使用。該軟體於1990年改良用於國家颶風中心（NHC）
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標準和實踐
聯合颱風警報中心遵循世界氣象組織（WMO）的風暴名稱規則，並遵守公認的熱帶氣旋和熱帶風暴強度準則，但使用美國標準測量1分鐘持續風速，而非WMO建議的 10分鐘跨度（請參閱萨菲尔-辛普森飓风风力等级）。聯合颱風警報中心不是 WMO 指定的區域專責氣象中心之一，也不是其熱帶氣旋預警中心之一，因為其主要任務是支持美國政府機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全年監測、分析和預測熱帶氣旋的形成、發展和運動。其責任範圍涵蓋全球89%的熱帶氣旋活動。聯合颱風警告中心標示熱帶氣旋的方式會根據氣旋的位置和強度而有所不同。西太平洋系統使用基於風速的等級。在該機構負責區域的其他地方，無論估計強度如何，所有風速至少為34節（63公里/小時）的系統都被標記為「熱帶氣旋」。
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產品
熱帶氣旋警告熱帶氣旋警告是聯合颱風警報中心針對熱帶氣旋發布的簡訊。它包含風暴的位置和方向、風速和風的分佈、它們的預報以及資訊的註釋。北太平洋和北印度洋（00Z、06Z、12Z、18Z）的警告每六小時更新一次，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00Z、12Z）每十二小時更新一次。要發出警告，風暴系統必須符合以下一項或多項標準：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颱風約克（英語：，國際編號：9915，中國大陸編號：9910，聯合颱風警報中心：21W，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務管理局：Neneng）是1999年太平洋颱風季第16個被命名的風暴。
約克橫過珠江口期間，一度使港澳兩地氣象部門分別懸掛最高級別的十號颶風信號以及十號風球，是香港於主權移交後首次發出最高信號、最後一次以「懸掛」方式發出九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及20世紀最後一次九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更是香港自1964年以來首次在年內需要發出兩次九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香港懸掛十號信號的時間長達11小時，為有記錄以來生效時間最長的一次；同時亦為澳門於1990年代的第二次、20世紀及主權移交前最後一次發出十號風球。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發展過程
太平洋海面，一個熱帶擾動在1999年9月9日在呂宋以東形成。初時和它南方的另一擾動（即後來的熱帶風暴思雅）爭相發展，所以初時增強較慢。它於9月12日在呂宋以東增強為一熱帶低氣壓。該系統形成初期強度一直處於熱帶低氣壓強度的下限，後來一個新的中心在呂宋以西的南海北部形成，並取代原有中心。在13日在南海東部加強為熱帶風暴，命名為約克。約克在南中國海向北移動，在14日加強成一強烈熱帶風暴，然後改向西北移動。15日下午，約克幾乎停留不動，直至深夜方再開始向西北方向移動，翌日港澳兩地認為其已增強為颱風等級。同日早上，約克掠過香港南部水域後在大嶼山西南部登陸，並經過大澳進入珠江口，其後於珠海香洲區一帶第二次登陸，最後於9月17日清晨在廣東內陸消散。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約克在9月12日於馬尼拉東北約420公里處發展為熱帶低氣壓。它向西移動，橫過呂宋北部，並導致18人在山泥傾瀉中死亡。卡加延河谷地區嚴重水浸，降雨達400毫米，導致大米等農作物失收。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香港天文台在9月13日上午10時45分懸掛一號戒備信號，當時約克位於香港東南約690公里處，香港天氣酷熱。由於約克移動緩慢、近乎停滯不前，14日香港吹和緩北風，天氣持續酷熱。隨著約克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並採取偏北路徑，移向廣東沿岸，風勢開始增強。一號信號維持近2日，天文台在9月15日上午10時15分懸掛三號強風信號。當天下午約克幾乎停留不動，但香港普遍風勢開始加強。約克於當天晚上7時至翌日凌晨開始再次停留不動，期間增強為颱風（當時天文台尚未升格），天文台於晚上表示翌日清晨可能懸掛八號信號。在約克的雨帶影響下，本港天氣開始轉壞及有幾陣狂風驟雨。在9月16日凌晨，約克加速至每小時約20公里，並開始趨向香港，當時約克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30公里。隨著約克恢復向西北移動，直指香港而行，香港風力在9月16日凌晨急劇增強，天文台需於3小時半之內接連改掛八號、九號及十號信號。天文台在9月16日凌晨3時15分懸掛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當時約克集結在香港之東南約130公里。天文台指約克會相當接近香港，有機會懸掛更高信號。後來當約克的眼壁掃過橫瀾島時，該島錄得每小時169公里的10分鐘平均風速，顯示約克已是一成熟颱風。本地風勢在隨後數小時迅速增強，天文台在凌晨5時20分懸掛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當時約克集結在香港天文台總部之東南偏東約100公里。其後約克改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並一度加速逼近，天文台在早上6時45分懸掛十號颶風信號，當時約克集結在天文台總部之東南偏南約40公里。香港普遍吹暴風至颶風，風向由北至西北風轉吹東北風，南部吹旋風，之後香港多處受到風眼籠罩，風力急降。約克在上午10時最接近香港天文台總部，在天文台總部之西南偏南20公里掠過。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約克中心掠過香港南部的南丫島和長洲，最後橫過大嶼山，進入珠江口。下午香港風力急速回升，廣泛地區受偏南暴風至颶風影響。由於約克在香港境內移動緩慢，十號信號維持11小時，是1931年香港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改制後，生效時間最長的十號信號。橫瀾島的10分鐘平均風速達每小時169公里，僅次於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長洲和西貢錄得最高10分鐘平均風速為每小時122公里，均達颶風程度。另外，向來受地形屏蔽的青衣島持續受約克的北面眼壁影響，青衣蜆殼油庫錄得最高10分鐘平均風速每小時104公里，為1992年設站至今的最高紀錄；而維多利亞港內的尖沙咀天星碼頭及北角亦受暴風影響；打鼓嶺亦罕有地錄得持續烈風風速每小時63公里，是該站唯一一次的烈風紀錄。約克橫過珠江口後，在珠海附近登陸並減弱為一強烈熱帶風暴，因此天文台在下午5時45分改掛八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隨著約克減弱和遠離，香港風力繼續緩和，天文台在晚上10時10分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再於9月17日凌晨12時45分除下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約克在香港境內肆虐期間，亦為全港帶來持續狂風暴雨。天文台於9月16日凌晨4時50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並於37分鐘後，即在凌晨5時27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隨著約克減弱及遠離本港，天文台在當日下午6時40分直接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號。這是暴雨警告信號在1992年設立後，最長的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維持13小時13分鐘。
在約克的影響下，一名在十號信號懸掛期間於長洲玩滑浪的男子被巨浪捲走64小時後被發現死亡，另一名男子9月16日早上於將軍澳景林邨被大風吹起的雜物擊斃。除造成2人罹難外，受傷人數逾500人，是二次大戰以來最多人受傷的香港風災，其中11名傷者情況一度嚴重。共有800多個招牌塌下及4000多棵大樹被吹倒，大量道路被塌下樹木阻塞，街上隨處可見破爛招牌。逾90條道路局部封閉。根據報章所報導，直接經濟損失約為數十億港元。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灣仔數幢大廈的玻璃幕牆給強風吹落，其中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及灣仔政府大樓共有400多塊玻璃掉到地面。一天秤亦被吹塌，擊中附近一幢大廈後，倒在灣仔謝斐道上，引致懷疑洩漏煤氣，共25人要被迫要疏散。在荃灣，一煙囪被吹斷，塌落荃灣路上。另一貨櫃辦公室也被吹落海，在皇后碼頭附近漂浮。
約克帶來的暴雨造成64宗水浸，大部份位於新界區。超過300多人要遷離，包括受山泥傾瀉及水浸威脅的91名深井新村居民。約400個漁排受影響，其中189漁戶報稱損失嚴重。在錦田、打鼓嶺、上水及大埔等地，超過340多公頃農田被浸，合約800農戶損失慘重。
在惡劣天氣影響下，全港海、陸、空交通皆陷於癱瘓。巴士、渡輪、輕鐵、地鐵架空路段（機場快綫除外）及九廣鐵路全部停駛。有停泊於巴士總站的巴士被塌下的大樹壓毀車身。超過470多班航機在惡劣天氣下延誤或被迫取消，共8萬多名乘客受影響
。
在約克的吹襲下，新界及九龍區多處電力中斷，約6萬名新界居民至風災翌日（9月17日）仍受到停電影響。消防處共出動460多次，拯救因電力中斷而被困升降機的乘客。在長洲及西貢等地，食水供應亦一度停頓。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約克亦在海上造成嚴重毀壞。一艘貨輪在大嶼山以西沉沒，幸五名船員全獲飛行服務隊拯救。另兩艘船隻擱淺。一艘運載石油氣貨船被吹往赤鱲角，引致機場北跑道在9月16日封閉。西貢多艘船隻及遊艇擱淺或受到損壞。
在9月17日，數萬架貨櫃車堵塞了所有通往葵涌貨櫃碼頭的道路，造成嚴重擠塞。多區大樹塌下阻礙多條行車線，加上多條巴士線改道，令多區交通也擠塞。當日仍有20多間學校因仍需要進行善後工作而停課，逾2萬名學生受影響。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氣象台在9月13日下午2時懸掛一號風球，9月15日早上7時改掛三號風球，約克自13日晚上10時至14日凌晨4時及15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曾兩度偏西移動，大部分時間都是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至15日晚上7時，約克開始改變向西北方向移動，速度亦由10公里增至12公里，同日晚上，約克曾停留不動。9月16日午夜過後，約克恢復移動並增強為颱風，中心最高風速由112公里大幅增強至148公里，氣象台於早上6時半懸掛八號西北風球，一個半小時後，來往澳門與氹仔的兩條大橋封閉。隨著約克橫過香港大嶼山並對澳門步步進逼，氣象台在上午11時改掛九號風球。下午12時半，約克移動速度增至15公里並移至澳門之東北偏東約40公里，此時氣象台宣佈懸掛十號風球，為90年代第二次及1964年以來第五次懸掛此風球。下午4時，約克最接近澳門，距離澳門以北只有約10公里，半小時後登陸珠海。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在9月16日晚上9時，約克距離澳門西北約50公里，以每小時8公里向西北偏北移動，並由颱風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中心最高風速回落至110公里，氣象台遂除下十號風球，改掛八號西南風球，十號風球共懸掛8小時30分鐘。氣象台9月17日午夜12時改掛三號風球，兩條行車大橋隨即解封，離島與澳門恢復交通，凌晨1時港澳客船亦恢復航行，氣象台於早上6時除下所有風球。
受約克的正面吹襲影響，澳門多處狂風暴雨，廣泛地區風勢强勁，大潭山錄得每小時平均風速達108公里，陣風更達181公里，總雨量則達153.6毫米。市區及離島發生逾120宗吹倒樹木﹑棚架﹑圍板及招牌等意外，北區有煙囱被强風吹倒，多輛私家車被壓毀，交通受阻，消防員頻頻出動，疲於奔命，除一人被墮下的招牌壓傷腳部外，幸未有更嚴重之傷亡報告。海、陸、空交通近乎癱瘓，全澳大、中、小學全部停課，商店絕大部分沒有開業，賭場剩下葡京一間繼續營業，市面一片冷清。兩條連接澳門及氹仔的大橋封閉，來往澳門及香港的渡輪及直升機服務亦要停航。除的士外，所有巴士路綫停止服務。澳門國際機場雖然繼續運作，但也有30多班航機被迫取消升降，包括來往澳門及台灣的班機。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約克於9月16日下午4時半登陸珠海唐家湾镇，中心最大風力達12級（颶風），隨後以每小時8公里向西北移動。晚上9時，集結在佛山西面的約克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並漸轉西北偏北移動。9月17日凌晨3時在肇慶廣寧縣減弱為熱帶風暴，4時再次轉為西北方向移動，早上8時集結在懷集縣附近並進一步減弱為一熱帶低氣壓，下午2時於廣西賀州市東南面轉化為一低壓區並消散。約克正面影響珠江口一帶，釀成15人死亡、700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約為2億多元人民幣。珠江口西岸的影響較嚴重，其中9名死者包括：汕尾嚴重車禍6死34傷、中山2死及廣州1死21傷，另珠海與深圳亦分別有71人及17人受傷。
當地懸掛之最高颱風預警信號：  颱風四號風球
強烈熱帶風暴約克 影響
9月16日凌晨5時，珠海市氣象台懸掛第二高的颱風四號風球（相等於現今的颱風橙色預警信號），並同時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政府通知全市機關學校無需上班上學。珠海市公共汽車公司也一改以往風雨無阻的做法，於上午10時起暫停全市的巴士運行，市民出門只能乘搭出租車，珠海大橋於下午1時被迫首次封閉，禁止車輛通行。在約克肆虐下，珠海共有71人受傷需到醫院治療，全市大中小學和企事業單位全面停課停工，機場、港口和巴士公司等停止運作，供電供水和電話線路多處故障，數萬居民曾一度無電力供應。全市被強風吹倒的樹木達九千多棵，四百多處棚架、廣告牌及玻璃窗被吹落街的報告，另有約20宗道路水浸事件。約克給珠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億元左右。下午4時半，約克在唐家湾镇登陸。受約克的影響，珠海市整天颳起強風，據珠海市氣象台的數據顯示，珠海市區風力6至8級，陣風9至10級，海上風力8至9級，陣風最大達12級。
1999年9月16日，約克正面吹襲中山市五桂山鎮，普降暴雨，陣風12級，台風過程雨量達456毫米。中午12時左右，中興絲織公司二部女員工吳夏嬌、黎連芬兩人在食堂吃午飯後回廠途中，由于風力大，路旁的圍牆突然倒塌，兩人躲閃不及被壓倒，身受重傷。意外發生後，同路的同事馬上把傷者救回值班室，隨即公司領導立即把傷者送往市博愛醫院搶救，但由于傷及要害，兩人經搶救無效死亡。同日傍晚，龍塘村一名婦女被困在激流中的電線杆上。接到報告後，鎮黨政領導立即奔到出事點組織搶救。隨即市委書記崔國潮等市領導也趕到出事點指揮搶救。公安幹警、軍分區官兵以及自發趕來的群衆，經過幾個小時的艱苦努力，終于將被困婦女馬偉瓊從激流中救出。
9月16日傍晚，約克橫過珠海後向西北移動並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17日早上最接近廣州，位於廣州西南偏西約30公里處，並伴隨狂風驟雨。廣州市政府遂命令市教委於早上8時半發出所有學校停課的緊急通知，是廣州市自1983年颱風愛倫後、近16年來首次因颱風正面吹襲而宣佈停課，惟全市140萬中小學生及幼稚園學童均已到達學校上課，中學立即讓所有學生自行離校，小學及幼稚園教師接到通知後則馬上與家長聯繫以接回學童，但大多聯繫不上，不少家長抱怨通知太遲，以至要臨時放下手上工作去接孩子，造成不便，有些學校更在上完一至兩堂課後才接獲停課的電話通知。停課後，老師、家長均手忙腳亂，學生卻樂得多了一天假而四處閒逛。上午9時過後，廣州的遊戲機舖和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店擠滿大量身穿校服的學生。廣州市教委負責人表示，對於惡劣天氣而停課的先例不多，的確有必要如香港一樣建立制度，規定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及其他院校分別在何種惡劣天氣下應停課。
在狂風暴雨影響下，深汕高速公路發生一宗致命車禍，造成6死34傷。9月15日晚上10時許，廈門中旅社一輛旅遊車在福建龍海上客，準備開往深圳。9月16日凌晨約4時半，車輛進入汕尾埔邊路段時，睡夢中的乘客被車外的大風驚醒，感到車輛嚴重晃動，車長被迫數次作「S」蛇形般行駛，當時已有多名乘客要求車長暫時將車停在路邊，等待風力減弱後才開行，但車長並無理會，4時50分旅遊車即失控撞向路中央石壆，翻轉180度倒於對面車道上。事發地點為手機接收盲點，只好由唯一沒有受傷的副車長步行去報警，約一小時後，交通警員及救護人員才趕到現場搶救傷者及送往當地醫院救治，證實造成5女1男乘客死亡及34名乘客連同正車長受傷，其中香港乘客1死7傷。傷者中，2人一度危殆、10人傷勢嚴重、其餘情況穩定。廈門中旅社亦派員到場處理有關賠償及善後工作，並全包香港人傷者的醫療費，其他賠償則按中國大陸旅客標準加3倍，惟沒有傷者接受。
棕櫚群島
棕櫚群島（阿拉伯語：）是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的三座大型人工群島，分別為朱美拉、傑貝阿里以及德拉棕櫚島，由荷蘭的Nakheel公司承建。每個島均呈棕櫚樹的形狀，再由一彎月形包圍，島上設置住宅區及度假區。此計劃是因為杜拜海岸邊的大陸架廣闊，波斯灣水深相當淺，才得以進行如此大型的填海工程。
朱美拉棕櫚島於2006年完工，傑貝阿里棕櫚島目前仅完成填海造陆。德拉棕櫚島在填海造陆过程中改变了最初设计。
棕櫚群島 朱美拉棕櫚島
朱美拉棕櫚島（Palm Jumeirah）於2001年6月動工，於2005年底至2006年初竣工。在朱美拉棕櫚島上計劃興建三所五星級主題旅館，仿照沖繩、巴西、威尼斯三地的景觀於新月島上建立。
2007年10月初，朱美拉棕櫚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同时已有500户家庭入住该岛。2008年11月20日，位于岛上的耗资约15亿美元的全球最豪华酒店亞特蘭提斯酒店正式开张。
棕櫚群島 傑貝阿里棕櫚島
傑貝阿里棕櫚島（Palm Jebel Ali）於2002年10月動工。由于承建商Nakheel公司的经济原因，项目2009年停工。該島「棕櫚樹」的「葉端」為排成阿拉伯文詩句的木板路，內容翻譯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簡稱香港特區駐京辦、香港駐京辦或駐京辦；英語：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Beijing，BJO）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位於北京的常駐部門，於1999年3月4日成立，當時隸屬政制事務局，2007年7月1日決策局重組後劃入新成立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5年4月27日成立駐遼寧聯絡處（位於瀋陽），目的是進一步加強特區與遼寧省及省內各市的聯繫，做好政府對政府工作；促進香港和有關省市的交流；以及支援當地港人和港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天津聯絡處於2017年2月27日開始運作，旨在加強香港特區政府與天津市政府的聯繫，促進香港與天津市的經貿關係，包括跟進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相關的政策發展，舉辦活動推廣香港的優勢和增進內地人士對香港的了解和認識，以及支援於天津市的港企和在當地生活、工作或求學的香港人，並與他們保持聯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架構及歷任首長
香港特區駐京辦設主任一名，設立時為D8級，2006年4月起定為D6級，下轄 D4 副主任一名及「經濟事務、貿易及聯絡組」、「入境事務組」與「新聞及行政組」三個組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活動
除了一般職能外，駐京辦還會組織於中國大陸各省级行政區舉行「香港周」或「香港節」活動，近年舉辦過的包括有：
駐京辦亦負責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合作製作《京港直通車》節目，每周六中午於第六、七頻道以粵語播出，廣播以華南地區為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位置
香港特區駐京辦剛成立時，位於北京建國門內大街18號恆基中心辦公室1座21層，於該層一邊為駐京辦辦公室，而另一邊是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的辦事處。當時駐京辦選擇在恆基中心設立辦公室，除了因為該處位於北京市商業中心，交通和聯絡方便外，還因為恆基中心乃由港資企業興建管理，溝通比較方便。此外，建國門至國貿一帶是香港人在北京的聚居地，使駐京辦可以較好的為當地香港人服務。
據《明報》2005年9月27日報導，籌建6年的香港特區駐京辦新辦事處於2005年9月26日落成啟用，地址為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71號。駐京辦乃刻意從69至73中挑選71作門牌號碼，象徵7月1日回歸紀念日。新的駐京辦為一幢三層高獨立建築，面積2,200平方米，設施除了行政辦公室、入境事務處辦事處，還有倉庫、展覽廳、會客室等，於辦事處外懸掛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該辦事處耗資9,000萬港元，較預算超支約400萬元。
SA-3导弹
S-125 涅瓦河Neva/伯朝拉河Pechora(俄語：)地对空导弹系统，弹体编号5V24，北约代号：SA-3藏原羚（旧译果阿）"Goa"。苏联第二代地对空导弹系统，用于中低空防空。导弹为5V24 (V-600) 两级固体发动机，无线电指令制导。舰用型为SA-N-1 波浪Volna (Волна - wave)。
SA-3导弹 运输与雷达
发射营包括1个制导站（包括一部制导雷达，采用机电扫描，可同时跟踪6架飞机）和4部双／四联装发射架（1973年起由双联装发射架改造）。
导弹最初是固定部署，后来以双联或四联导轨式发射架，双发由吉尔卡车运送或三发用卡车底盘运送。导弹装填约需半个小时。指令站为固定式或车载。使用三套雷达：
SA-3导弹 发展历史
金刚石中央设计局设计。
1961年SA-3系统首先在莫斯科附近部署。此型号北约命名为SA-3A。
1964年重新设计了助推发动机、改进了制导系统的S-125M "涅瓦-M Neva-M" 以及其后的S-125M1 "涅瓦-M1 Neva-M1"入役。此型号北约命名为SA-3B，其海军型北约命名为SA-N-1B.
由于较短的射程与易被干扰得雷达，SA-3已经比较过时了。1999年3月27日南斯拉夫军队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SA-3击落了美国的F-117隐形战斗机。在越南战争与历次中东战争中，SA-3打击低空目标卓有成效。安哥拉也宣称用它击落了四架南非空军的幻影F.1战斗机，而实际只击伤了两架。
改进版的“涅瓦-M”系统使用新的5V27 (V-601)弹体，能够打击面目标，如舰艇。这是由于改进的制导系统允许它使用类似抛物线的弹道对目标俯冲攻击。
SA-3导弹 现代化升级
尽管俄罗斯使用SA-10与SA-12地空导弹系统替换了SA-3，但他们对SA-3仍然做了许多升级改进使之能吸引出口客户。
2000年推出的“伯朝拉-2”系统具有更远的射程、多目标交战能力与更高的击中概率。发射架安装在卡车上使得重新部署用时更短。“伯朝拉-2M”系统能够击落巡航导弹。伊拉克获得了这类升级系统。
2001年，波兰推出了“Newa SC”系统，把SA-3许多模拟制式的电子器件替换为数字式器件，从而提高了电子系统的可靠性与精确性。四联装发射器与制导雷达安装在T-55坦克底盘上以提高机动性，并且增加了敌我识别能力与数据链。
俄罗斯在同一年随后推出了“伯朝拉-M”系统，几乎升级了SA-3的所有方面：火箭发动机、雷达、制导系统、弹头、引信与电子器件。还增加了激光／红外跟踪设备从而在不使用雷达情况下仍可作战。
俄罗斯还研制了S-125的一种型号，把战斗部替换为遥测仪器，用作靶弹。
SA-3导弹 部署
北朝鲜装备了大约32个连的SA-3。此外还拥有SA-2, SA-5与SA-7。
南斯拉夫拥有14个连的SA-3，大约60部发射器。
伊拉克在持久自由行动之前也拥有许多SA-3。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保加利亚、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匈牙利、印度、利比亚、莫桑比克、秘鲁、波兰、烏克蘭、罗马尼亚、索马里、南也门、叙利亚、坦桑尼亚、越南与赞比亚也拥有SA-3。
海军版的SA-N-1系统配置在克里斯塔I级巡洋舰与卡辛级驱逐舰（艏艉各布置一套双联装系统），肯达级巡洋舰、科特林级防空驱逐舰、卡宁级驱逐舰在艉部布置一套双联发射器。
印度的一些护卫舰也布置了SA-N-1。
忘年会
忘年會（日语：／ Bōnenkai），是日本的組織或機構在每年年底（12月）舉行的傳統習俗。忘年会的意思是通过喝酒把这一年的辛苦和不愉快统统忘掉的宴会。原本是和家人、亲戚朋友等聚在一起举行，现在主要是以工作岗位或平时交往的一伙人为单位在居酒屋或餐厅等场所举行，有时候也会唱卡拉OK。
忘年会 歷史沿革與尾牙
一般忘年會會以宴會形式在居酒屋舉行，員工向老闆感謝一年來的照顧，同事們一邊喝酒、一邊互相勉勵並回顧過去的一年。因為很類似華人地區「尾牙餐會」，所以如臺灣的分公司也會舉辦忘年會，一般是公司、團體尾牙的日文別稱。而新年會亦與日本略同，通常稱為「喝春酒」。
雖然兩者很相像，但這只是巧合，忘年會的習俗被認為是日本自行獨立發展的，源於15世紀室町時代，當時歌中唱著「年忘れ！」，意謂著「將這一年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伏見宮貞成親王《看聞日記》中，1430年（永享2年）十二月廿一日記記載：「先有一獻。其後連歌初。會眾如例。夜百韻了一獻。及酒盛有亂舞。其興不少歲忘也。」江戶時代，忘年會成為一種庶民娛樂。
人造板
人造板，也稱為塊狀木材、複合木材、人造木材、工程木材，包括一系列衍生木製品，這些木製品是通過將木條、木顆粒、木纖維、單板或木板與膠粘劑或其他固定方法粘合或固定在一起而製成的複合材料。板材尺寸不一，但最大可達 64 x 8 英尺（19.5 x 2.4 公尺）；交叉層壓木材(CLT) 的厚度可以從幾英寸到16英寸（410）甚至更厚。這些產品按照精確的設計規格製造，經過測試符合國家或國際標準，並具有一致的結構性能。工程木製品用途廣泛，從住宅建築到商業建築再到工業產品。這些產品可用於取代許多建築工程中的鋼材的托樑和橫樑。此類木質產品通常經過機器分級，以評估和分類其機械強度和特定應用的適用性。
人造板
通常，工程木製品採用與製造木材相同的硬木和軟木製成。鋸木廠的廢料和其他木材廢料可用於製造由木顆粒或纖維組成的工程木材，
環保再生實木其木質硬，不易折斷變形，非常堅固耐用。配合精良的免漆貼面技術，美觀同時免卻油漆揮發有毒物質對人體的傷害。綜合而言，環保再生實木既結合了實木和合成板材的優點，又突破兩者在環保、安全及耐用程度的限制，是品味與品質兼備的明智選擇。
另外，也可以用竹子製造類似的工程竹子；也可以用其他含木質素的材料（如黑麥秸稈、小麥秸稈、稻草、大麻秸稈、紅麻秸稈或甘蔗殘渣）製造類似的工程纖維素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不含任何實際木材，而是植物纖維。
越州
越州可以指：
越州，中國古代隋朝到南宋的一個行政区划，在今浙江绍兴。
越州 (广西)，中國古代南北朝到唐朝的一個行政区划，在今广西。
越州 (云南)，中國古代元朝的一個行政区划，在今云南曲靖。
越州镇，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划。
越國 (日本)，日本建立令制國前曾經存在的一個地區，後來拆分為越前國、越中國、越後國。
上海法租界
上海法租界大致位于今上海市原卢湾区和徐汇区两区境内，东部狭长地带（今金陵东路及中山东二路一带）伸入黄浦区（不含原卢湾区轄區）。它是近代中国4个在华法租界中开辟最早、面积最大、也最繁荣的一个，也是上海的两个租界之一。
1943年，法国在德国的壓力下將特許權交給了親日本的南京政府。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前法租界所覆蓋的地區仍然是區，並且還是中國天主教的中心之一。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划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進行了重新開發，該地區仍保留著鮮明的特色，並且是受歡迎的旅遊勝地。
上海法租界 历史
1849年，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驻沪领事敏体尼让商人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麟桂和法国駐滬領事敏体尼签字换文确定法租界范围，面积共约986亩，并由麟桂贴出布告：
本道台会同法国领事敏体尼勘定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凭领事随时按照民价议租，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价；如若当地民人违约昂价，不照中国时价，凭领事向地方官饬令该民人等遵行和约前录之条款。至各国人如愿在界内租地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理。
1861年，法蘭西第二帝国又以为了开辟沪法之间航线需租地造屋为由，租得了小东门外37亩土地。1899年6月，法租界再次扩张。新租界的区域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自忠路，原西门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法租界总面积从而增加到2135亩。
上海法租界 历史
法租界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界筑路，最初是从上海县城西门筑至徐家汇的军路。1913年，当时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索求界外马路警权，欲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袁世凯政权为拉拢西方，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并与法国签订了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协定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但条件是法租界当局要驱逐租界内的革命党人士。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从而达到了15150亩，是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同时，租界当局也同意由中国人中推选2名绅董，参加法租界董事会。1925年，法租界擴展至安和寺路和哥伦比亚路。
1920年代，法租界已发展成上海首屈一指的住宅區。特別是在1914年第二次擴建的，最初人口稀少的新法國租界。隨著需求的增長，法租界建造了許多豪華程度各異的公寓樓及石庫門住宅，以滿足越來越多的中國居民的需求。在俄國革命後湧入的白俄的幫助下，法租界發展了充滿活力的商業區。
上海法租界 历史
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中國军队兩次誤炸了法租界，數百人死亡。日本軍隊在法國租界的入口處遇到指揮遠東海軍的副海軍上將朱爾斯·勒·比戈特，他坐在馬路中間的折疊椅上，擋在日軍的車輛前面，以自己的生命迫使日軍談判，日本知道強闖租界只會冒險和法國開戰，最終只讓無武裝的補給車隊通過。
1937年12月4日，日本無武裝的車隊獲准通過法租界。
1941年，日军佔領了上海公共租界，因為當時控制上海法租界的是德國的傀儡政權維希法國，外交上來說和日本是盟國關係，所以日軍沒有佔領，令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避難於法租界。1943年2月23日，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上海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8月1日，汪精卫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0月10日，更改原租界地区240条路名。
二战后的中、法政府在1946年2月28日签署《中法關於法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同年6月8日互換生效，中国在法律上收回上海法租界。同时按照此协约的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意撤出战争结束时由中国占领的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将其归还法国，而法国政府则相应的同意放弃包括广州湾在内的所有在华租界地。
上海法租界 行政
上海法租界的管理是由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和公董局董事会共同负责。法国总领事是法国在租界的最高官员。虽然法国方面最初曾参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但在1862年决定退出工部局，以保持法租界的独立性。此后，法租界的日常管理由公董局（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维持。公董局大樓原來在公館馬路（今金陵東路）上，1909年新大樓竣工搬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此樓現為“中環廣場”商場的一部分。
1913年扩界以后，法租界的范围最终确定，并以黄浦江-小东门大街（今东门路）-上海县城墙/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麋鹿路（今方浜西路）-周泾/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蓝维霭路（今肇周路）-肇嘉浜/徐家汇路（包含今肇嘉浜路）-海格路（今华山路）-长浜/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洋泾浜/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黄浦江为界。
上海法租界 行政
民国27年（1938年）的法租界自东向西划分为十六铺区、马莱区、霞飞区、中央区、福煦区、贝当区等6个分区，并分别以新开河（今新开河路）、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白尔部路-吕班路（今重庆中路-重庆南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麦琪路-巨福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乌鲁木齐南路）为界。
其中霞飞区范围相当于今淮海中路街道、中央区范围相当于今瑞金二路街道、福煦区与贝当区合计范围相当于今湖南路街道与天平路街道。
巡捕房（garde municipale）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公共安全。如同英租界当局从临近的英属印度招募大批警员的做法相似，法租界当局也从法属安南（后为法属印支）聘用许多警员。巡捕房在6个分区都设立了分捕房：
此外，法租界还有“义勇军”(corps de volontaires)的业余军事部队，最早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为了保护租界而组建的。
作爲根據條約取得治外法權的條約列強，法國在法租界擁有領事裁判權，涉及法國人的案件由法國領事法庭裁判。涉及中國人及非條約列強國民的案件則由法租界会审公廨審判，1931年撤銷。
上海法租界 居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上海法租界的发展远不及公共租界。1910年，上海法租界共有外国侨民1476人，只有公共租界13536人的1/9。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美国人（441人），其次是法国人（436人）、英国人（314人）、越南人（207人）以及德国人（148人）。
由于1914年法租界得到大规模扩展，随后西部新租界形成高级住宅区。到1930年，上海法租界已经有外国侨民12341人，已经超过公共租界36471人的1/3。其中俄国人从1910年的7人猛增到3879人，居各国侨民首位；然后依次是英国人（2219人）、美国人（1541人）、法国人（1208人）、越南人（947人）和德国人（597人）。两租界欧美侨民的总数相当接近：法租界欧美侨民11076人，占侨民总数90%；而公共租界欧美侨民15939人，占侨民总数44%。
上海法租界旁的徐家汇是天主教法国耶稣会在华活动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河北献县），各种教会机构——圣伊纳爵堂、主教府、修道院、天文台、印刷所、藏书楼、男女中学等等形成规模庞大的教会区。江苏、安徽两省的天主教都是从这里衍生而来。
上海法租界 居民
1861年6月29日，法租界内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洋泾浜圣若瑟堂）。法籍耶稣会士南格禄创建的圣依纳爵公学即徐汇中学。震旦大学和广慈医院位于法租界的中心地带。在外地的天主教修会和教区也纷纷在上海法租界设立帐房，经营房地产。
相比之下，法国对华贸易不够兴盛，法租界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法国商行，出口生丝到里昂。
1920年代，在公共租界经营的英美商人，纷纷选择在法新租界营建住宅。美国人在贝当路兴建了美童公学和国际礼拜堂。英国人在迈尔西爱路兴建了兰心大戏院。
沙俄时代，俄国侨民在上海的势力较小，1915年有402人，住在法租界的只有41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有7000名俄国难民蜂拥抵沪，其中包括前贵族。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有大批俄侨从哈尔滨转移到上海。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
1934年，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侨3017人）。他们在法租界修建了2座的东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
上海法租界 居民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仅有210名俄侨，1934年，增至826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段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成为上海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条商业街。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歌剧、芭蕾舞在上海盛极一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乐队成员大部分是俄国人。他们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音乐家，其中包括傅聪。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上海法租界因为大量华人涌入，才开始兴盛起来。1910年，上海法租界内华人超过10万。抗战前将近50万。孤岛时期更增加到825342人。同时，华人商业区也从公馆马路经八仙桥逐渐延伸到霞飞路东段。
上海法租界也是帮会组织的大本营，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发迹之处。
20世纪20、30年代，西部的法新租界住宅区，有不少中国上层人士在此构建花园别墅。
上海法租界 租界商业与市政建设
上海法租界的贸易虽远不及公共租界繁盛，但是在零售商业方面，则具有可与之抗衡的地位。在法租界发展的早期，这是由于较之公共租界，法租界更为接近华人居住的旧城区，而且很早就有众多的华人居民入住，消费人口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由于法新租界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吸引了大批欧美侨民和中国中上层人士入住，具有发展为繁盛商业区的基础。
在上海法租界，零售商业沿主要街道分布：
天津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法語：），是法国于1861年6月在天津设立的专管租界，为近代中国四个在华法租界之一。其设立与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密切相关，标志着法国在华势力正式进入天津。
天津法租界不仅是九国租界中第二个划定的租界，也是发展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租界的建立使法国在天津获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警务权力，设有法籍领事主持的公董局及配套的巡捕房，形成了半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城市治理体系。
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天津法租界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如天津教案、老西开事件等。租界内集聚了法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既是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因冲突频发而引起广泛关注。法国在此修建了多座宗教和公共建筑，其中西开教堂最具代表性。
天津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内公共建筑密集，商业和金融活动活跃。劝业场、各类银行、旅馆及俱乐部均集中于此，使该租界逐渐发展为天津的近代商业中心之一。因与天津英租界毗邻，并共同位于紫竹林一带，两者又被称为“紫竹林租界”。
自1861年设立至20世纪40年代因為日本與德國的壓力下，相继被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收回，使天津法租界存在八十余年，是外國在中國的最久者。在此期间，它是法国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并对天津城市格局与近代化产生了长期影响。
天津法租界 设立与扩张
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清政府为避免英法在天津开设租界，派桂良与花沙纳在天津与联军谈判，并于6月先后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开放牛庄、登州、汉口、九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外交官进驻北京，但未涉及在天津开设租界和驻军的要求。清政府加强大沽口防务，外国公使需由北塘登陆换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清军主将僧格林沁因天津城外居民密集，拟在城周修筑土墙，总长约三十五里，后来的墙子河即源于此工事。该防御未能阻止联军，8月24日天津陷落，9月21日通州失守。10月，恭亲王奕訢与英、法换署《天津条约》，并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法国政府派遣哥士耆前往天津勘察租界范围，划定南接英租界、西临海大道、东与北临海河的地段，面积约306亩，作为法租界。1860年12月25日，天津知府石赞清将划界结果禀报总理衙门，称英国所划地界“自用地七成，分给法国三成”。
1861年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哥士耆签署《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明确法租界的地价与地税，确认法国在租界内的管辖权，并将原本的“永租”实质上转化为占领。
天津法租界 设立与扩张
除天津法租界签约划定的区域，法国当局在租界范围之外亦有侵占行为。1900年拓界后，法租界当局觊觎位于墙子河西岸的老西开地区。在法国驻天津领事的授意下，天津天主教会自1913年起在该地修建包括主教府和大教堂在内的教会建筑群。工程于1916年竣工后，法租界当局派出军警进入该地，引发了“老西开事件”。事件发生后，法方停止了对该地区的公开占领，但仍在暗中扩展势力。
自20世纪20年代起，特别是1931年后，老西开地区因邻近天津日租界，局势趋于不稳，当地部分业主为避免冲突，自愿向法租界当局缴纳捐税，以求保护。法租界当局遂在该地设立工部局分局，并实施行政管理，同时进行地形改造和拓展。1935年，张自忠主持天津市政，在该侵占区边缘开辟道路，并派警察驻守，阻止了法租界的进一步扩展。
老西开侵占区的范围为：北起墙子河（今南京路），东至圣鲁易路（今营口道）与英租界接壤，南至西小埝（今新兴路），西至西大捻（今四平西道），面积约500亩，是界外侵占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天津法租界 历史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相继签订。法国不仅将天津增设为通商口岸，而且获得在天津建立租界的权利，同时法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租地建造教堂。
1861年6月2日，法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在天津的范围：其北邻天津英租界，但位置较英租界更靠近天津城，面积为439亩。
天津法租界刚开辟时，中国对外贸易并不活跃。在1861至1870年间，法租界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当时在天津经营的外国商人主要居住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的宫北大街及天津英租界内的少量住宅。这一时期，法国驻天津领事馆虽于1861年1月建立，但未设在法租界内，而是位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行宫旧址办公，并拆除旁边的崇禧观以建造教堂。当时，法租界内甚至没有任何法国官方机构，只有一个供英美侨民使用的合众会堂。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外国侨民纷纷移居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开发与经营。
天津法租界 历史
天津法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但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国力衰弱，法租界虽然开始建设，却仍落后于天津英租界，直至1880年代才着手市政建设。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中，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烧毁天津城东的外国教堂及法国领事馆。事后心存顾虑的外国侨民认为，居住在租界比在华界更安全，因而纷纷迁入租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法租界的发展。
天津法租界历史上共有两次扩展：1900年，向西扩展至墙子河（今南京路一带），面积增加至2360亩，为原来的四倍。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开扩张，引发天津市民强烈抗议，爆发老西开事件。
1900年以后，由于海河航道疏浚，同时将挖出的泥沙用于填平各国租界中的大片沼泽，天津的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法租界的商务活动日益繁盛。民国初年，法租界内兴建了众多精美的欧式建筑。1912年壬子兵变期间，华界的北门外大街、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遭士兵抢劫与破坏，大量华人商业迁入法、日租界，主要集中在杜总领事路（梨栈大街，今和平路）。
天津法租界 历史
在中国北方传教的天主教会各大修会，如遣使会的首善堂、耶稣会的崇德堂、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以及法国立兴洋行、英国先农公司、比利时仪品公司等企业，纷纷在这一带投资房地产，购地建房出租。1920年代，法租界内的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陆续建成天津劝业场、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等商业设施，以及国民、惠中、交通三大饭店和渤海大楼、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大楼等众多整齐美观的西式建筑，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当时，天津中外上流社会主要居住在天津英租界今五大道区域，而劝业场一带成为他们消费和娱乐的主要场所。
1942年10月10日，英国和美国发表废约声明，放弃其在华租界，并撤废治外法权。随后，蒋介石政府通知法国驻华大使馆，希望促使维希法国也发表类似声明。10月18日，维希政府外长皮埃尔·赖伐尔在致法国驻华大使安德烈·高思默的电报中谈及，法国在华及在越南的利益未受损，撤废治外法权将带来影响，不願妥協。
天津法租界 历史
其间，日军已占领鼓浪屿。日本当局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取代了英美的地位，並令天津英租界和广州沙面英租界被交付南京国民政府（指汪精衛方面）。英美在华的领事法庭已被撤销，侨民不再受本国司法管辖。10月22日，高思默在致重庆的电报中指出，法租界在客观上为重庆方面人员提供了保护和便利。
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伪政府签署《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规定将北京使馆区的行政权及日本租界交还汪伪政府，并撤废治外法权。1月14日，意大利发表类似声明，在軸心國與同盟國成員都陸續一同表態下，反而使法国成为当时在华仍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的最后一个国家，外交壓力驟增。
1月16日，高思默致电法国外交部，建议发表废约声明，宣布法国政府打算将租界归还中国并放弃在华特权。2月23日，维希政府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司法特权，放弃北京使馆区、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上海法租界、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的行政管理权。
随后，维希政府与汪伪政府展开谈判。3月29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驻南京领事萨赉德（Salade）互换照会，宣布法国放弃北京使馆区的行政管理权。4月8日，褚民谊与法国驻华使馆参赞柏斯颂（Boisséson）互换照会，宣布法国放弃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行政权。
5月18日，双方签署《关于法国交还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至此，法国放弃了其在华所有专管租界的管理权。
天津法租界 规划建设
天津法租界的整体城市规划体现了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以轴线布局和街心公园作为控制要点。主要的轴线街道包括营口道、赤峰道和滨江道，这些街道至今仍是天津的重要商业中心。区内道路多为笔直宽阔，街道端部常以高大建筑作为视觉收束，沿街建筑体量较大，整体强调豪华与宏伟的氛围。公共建筑质量亦较高，其中包括大型饭店、银行和商场等。
法租界的中心为劝业场，其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逐渐取代旧天津的商业中心估衣街，并发展为全市新的商业枢纽。“劝业场”一词也由最初的建筑名称延伸为地名，用以指代位于滨江道与和平路交汇处的公共建筑群。该商业区的规划方式推动了天津现代商业中心的自然形成。在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惠中饭店、交通饭店、劝业场和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等高层建筑林立，使这一地段成为当时天津高层建筑最为密集的区域。由此不仅形成了和平路自日本租界延伸至法国租界的空间高潮，也塑造了滨江道商业街的门户格局，其尽端以西开教堂为背景，成为街区空间的收尾。
天津法租界 规划建设
法租界内的单体建筑多采用传统古典的比例和细部，增加了区内的法国情调，同时法租界内也有部分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位于法租界海河岸边的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具有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典型风格，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积极因素，建筑风格和谐开朗，布局条例次序，不仅雄伟有力，而且活泼轻松，给人以亲切悦目之感。……紫竹林教堂为青砖木结构，再饰以中华的传统砖雕，巍峨典雅。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
天津法租界 政治
天津法租界的行政体制与天津英租界有所不同。当时法国的行政官员掌握较大的专断权力。主持租界日常行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为公议局局长，但天津的法国驻华总领事并无权任免该职，由法国外交部直接派任，并由局长直接指挥警察事务。总体而言，法租界的行政权力集中于领事之手，因此被称为“领事独裁制度”。
法租界的选举人大会既不具备立法权，也无行政监督权，其唯一职能是选举工部局董事。最初，大会可选举全部董事，后来仅能选举部分董事或大部分董事。选举完成后，当年的职能即告结束。董事任期两年，每年改选半数。董事会规模不一，其中天津法租界董事会连同总董（即领事）共九人，为各地法租界中人数最多者。
天津法租界章程还规定，选举产生的四名外籍董事必须分别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由领事控制的董事会拥有广泛权限，包括决定预算与决算、确定捐税种类和税率、审批减免申请、任免工部局雇员、规划市政建设以及审议日常行政事务；其作为法人还可在诉讼中担任原告或被告。此外，在侵占老西开地区后，法租界工部局亦在该地设立分局。
目前，天津法租界遗存的政治活动相关建筑有法国公议局旧址、原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和法国兵营。
天津法租界 经济
法租界是天津租界中经济较为繁荣的租界之一，在商贸、金融、航运等均有雄厚基础。
在天津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曾聚集了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商店，使这里成为天津各租界中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作为市区的繁华地段，法租界内饭馆、酒店、戏院和电影院分布极为密集。据统计，当时法租界内大大小小的饭馆多达六十余家，戏院和电影院亦有二十余处，占据了天津全市影剧院数量的一半以上。
此外，盛锡福帽庄、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美丰洋行、天津海关、启新洋灰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办事处、公懋洋行、兴隆洋行、安利洋行、慎昌洋行、巨利洋行、立兴洋行、美古申洋行、英国先农公司以及比商仪品公司等重要商业和工商机构也都设在法租界内。
虽然法商洋行的整体实力不及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英商洋行，但其多以铁路器材和高档奢侈品为主要经营领域，后期一度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奢侈品市场。
近代天津的金融业在租界体系下迅速发展，金融街贯穿天津法租界和天津英租界，形成了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银行业集中地之一。由于地处交通便利的区域，并毗邻各国领事馆及主要商业区，该地区逐渐成为中外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核心区域。
天津法租界 经济
在中国本土银行方面，法租界内先后设有盐业银行、东莱银行、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以及裕津银行、聚兴城银行和中国垦业银行等。这些机构大多以民族资本为基础，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近代金融体系中的扩张和竞争。
在外国金融机构方面，日本的朝鲜银行在此设立分支，以便利其在华北的经济活动；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以及中法工商银行代表了法资金融在天津的重要地位。这些外资银行与本土银行并存，推动了天津法租界成为中外金融资本交汇的场所。
随着多家银行的集中设立，天津法租界逐渐发展为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不仅在区域性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发挥作用，也在近代中国金融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由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局势动荡，而法租界内则相对安定，因而法租界内成为诸多政客的避难场所之一，而法租界较天津其他国家专管租界相比，最突出的地方是如劝业场、渤海大楼等公共建筑密集。
天津法租界 文化
中国近代报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均创办于天津法租界，并与教会背景密切相关。《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宗旨为“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益世报》则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其办报宗旨为“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
至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已达40余种，其中大部分具有教会背景。这些报刊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也传播了宗教思想与启蒙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社会各阶层对“开民智”的认识逐渐增强，天津出现了大量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
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已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报纸种类超过30种，总发行量逾29万份，其中本地发行约18.7万份。若以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口估算，平均每2.5人即拥有一份报纸。此外，当时还存在数量众多的各类小报。
天津法租界 文化
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
天津法租界 文化
天津法租界自开辟以来，陆续建立了多所学校，多数由教会创办，既为外籍侨民子弟提供教育，也向华人学生开放。1887年，法国圣母文学会在天津法租界圣路易路（今和平区营口道）建成圣路易学堂。该校为外侨子弟设置，开设法语及西方课程。少年时期的英若诚曾在此就读，其祖父英敛之为《大公报》创始人。1895年，法国修士在紫竹林教堂附近创办法国学堂，采用法国教育体系，教授法语和中文课程，服务于外侨子弟及部分华人学生。1902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博士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创办新学书院，开设英语、法语及西方科学课程，面向中英双语学生。1926年，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仁慈堂在法租界贝拉扣路（今哈尔滨道182号）建立圣若瑟女校，主要为女性学生设置课程。此外，法租界内还设有其他教育机构，如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中学（原名成美学校），开设英语及西方科学课程，为外籍及华人学生提供教育。
天津法租界的娱乐业在民国时期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法租界内的高档酒店，如国民饭店、裕中饭店、DD饭店、交通饭店和惠中饭店，不仅提供住宿服务，也常配套设有餐饮、酒吧和娱乐场所，成为中外商务人士和上流社会聚会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法租界的社交生活还依托各类俱乐部与剧院展开，其中法国俱乐部是法籍侨民和外国人士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而中国大戏院、权仙电戏园等则提供戏曲和电影娱乐，满足华人及外籍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天津法租界 社会
天津法租界的医疗事业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而逐步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医疗机构为基督教伦敦会医院，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
该医院的前身为英国驻天津军队于1861年1月23日在法租界紫竹林一带设立的随军门诊部，主要为驻军及侨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1868年12月1日，该门诊部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接管，更名为“基督教伦敦会医院”，并逐步向中国民众开放，经费主要来源于天津地方官僚、绅商、买办的捐助以及向病人劝募的善款。
1879年，伦敦会派遣英国医生马根济（英語：）任天津院长。在其任内，医院得到扩建与制度化发展。马根济建议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扩充医院设备、扩大业务，并创办西医医学馆以培养中国医生，该建议随后获得采纳。
1880年，伦敦会在法租界海大道建立新院舍，命名为“伦敦会施医院”。此后，天津法租界逐渐形成以传教医院为中心的近代医疗体系。
天津法租界 现状
天津法租界所在区域，目前共有五片地区被列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包括劝业场历史文化街区、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赤峰道历史文化街区、承德道历史文化街区和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些区域保存了租界时期形成的建筑格局和多样化的近代建筑类型。
其中，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分布有多座近代银行建筑，如盐业银行旧址、天津朝鲜银行大楼、天津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等。根据《天津市关于深入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的方案》，解放北路沿线两侧区域被划定为“金融历史文化区”，在进行风貌保护的同时，被纳入天津市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整体规划。
天津英租界
天津英租界（英語：），是英国设在天津的专管租界，拥有较高的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因与天津法租界毗邻位于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称。天津英租界是近代中国七个在华英租界之一和英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专管租界，也是天津的“九国租界”中设立最早、发展最繁荣的租界。
天津英租界
在设立之初，天津英租界便引入了选举人制度，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亩数为标准确定选举人资格，实现了对选举人的登记，在当时尚处于封建王朝的清朝是一创举。1866年天津英租界所制定的《英租界土地章程暨天津英国领事区章程》在东亚英系租界的早期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天津的其他各国租界所借鉴。英租界治理结构实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分立，主要表现为选举人会议、驻津英国领事和工部局及董事会三方的分立，彼此界限并不是绝对清晰，相互配合，构成了英租界的市政制度。1888年，天津英租界紧跟英国兴建市政厅的潮流，动工兴建了近代各国在华租界中的第一个市政厅——戈登堂。此后，天津英租界不断发展，“洋行日多，侨民日众”。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将北洋政府迁往天津英租界，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及政府所在地。1930年代，英国与日本曾因天津英租界相关问题而爆发冲突和外交纠纷，并导致天津英租界危机，史称“天津事件”。
自1860年起，天津英租界共存在了八十余年。1927年，北洋政府试图收回天津英租界，因时局动荡未果。1942年2月18日，占领天津英租界的日本当局宣布将其移交给汪精卫政府。1943年1月11日，中英于重庆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特权条约》，约定放弃英国在华特权并由中国收回天津英租界。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收复沦陷区并宣布收回天津英租界。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对各租界进行清理，至1947年5月，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但原英租界内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直至1987年6月中英政府签署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得以正式确权。
天津英租界 历史
1860年9月11日，中英双方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同时签订《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其中，《续增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这一条款成为英国在天津划定租界的法律依据。
同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据《北京条约》中“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的规定，先后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12月8日，奕䜣赴天津，与恒福等官员共同办理相关交涉。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天津英租界，共占地460亩，并立契永租。由此，英国成为最早在天津获得租界的国家，该区域后来被称为天津英租界的“原订租界地”。由于地处紫竹林村一带，英租界及其毗邻的德租界等区域又被俗称为“紫竹林租界”。
1863年10月27日，驻天津英国代理领事约翰·吉布逊（John Gibson）制定并颁布了《天津埠地方章程》（英語：）、《大沽地方章程》（英語：）和《天津港领事章程》（英語：）三份章程，并获得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等人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