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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 早年生活與家庭背景
13歲的甘地於1883年5月與14歲的卡斯圖巴伊·戈庫爾達斯·卡帕迪亞（Kasturbai Gokuldas Kapadia，通常被簡稱為卡斯圖巴"Kasturba"，暱稱為"Ba"）經由包辦婚姻結為連理，這是當時的習俗。他為此婚姻而耽誤一年的上學時間，但後來透過加速學習來補足。甘地的婚禮是一場聯合婚禮，他的兄弟和堂兄也同時結婚。甘地回憶起他們結婚的那一天，曾說："由於我們對婚姻了解不多，對我們而言只表示穿新衣、吃甜食和與親戚玩耍。"根據當時盛行的傳統，這名年輕新娘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多數時候是住在娘家，與丈夫分開居住。
甘地在多年後於其著作中帶著懊悔，描述他對年輕妻子的淫慾情感："即使在學校時，我也會想起她，夜晚降臨和隨之的相會想法一直縈繞著我。"甘地後來回憶道，他對卡斯圖巴感到嫉妒和具強烈的佔有慾，例如當她與女姓朋友一起去寺廟時，以及他對她充滿性的慾望。
圣雄甘地 早年生活與家庭背景
甘地的父親卡拉姆昌德在1885年底去世。甘地在父親臨終前僅幾分鐘卻離開父親的病榻去陪伴妻子。甘地在幾十年後寫道："如果動物般的激情沒蒙蔽我雙眼，我就能在父親生命的最後時刻陪著他。甘地的妻子在他16歲時為他生下第一個孩子，但在幾天後夭折。這前後兩次死亡讓甘地感到痛苦萬分。甘地夫婦之後又生有四個孩子，全部是男生：哈里拉爾（Harilal），生於1888年、馬尼拉爾（Manilal），生於1892年、拉姆達斯（Ramdas），生於1897年，以及德夫達斯（Devdas），生於1900年。
18歲的甘地於1887年11月從亞美達巴德的一所高中畢業。他於1888年1月進入包那加爾土邦的薩馬爾達斯學院就讀，這是當時該地區唯一授予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然而甘地隨後卻輟學，返回家中。
甘地的課外教育，因接觸古吉拉特語文學而更加豐富，特別是納爾馬德（古吉拉特語詩人及劇作家）和戈瓦爾漢拉姆·特里帕蒂（古吉拉特語小說家）等改革家的作品。這些作品提醒古吉拉特人關注自身的錯誤和弱點，例如對宗教教條主義的迷信。
圣雄甘地 倫敦三年
甘地從孟買的學院輟學後，一位婆羅門祭司兼家族朋友 - 馬夫吉·戴夫·喬希吉（Mavji Dave Joshiji）建議甘地和他的家人，他該考慮去倫敦學習法律。甘地的妻子卡斯圖巴於1888年7月生下他們第一個存活的孩子 - 哈里拉爾（Harilal）。甘地的母親對甘地遠走他鄉、離開妻兒而感到不安。甘地的叔叔圖爾西達斯（Tulsidas）也試圖勸阻，但甘地心意已決。為說服他的妻子和母親，甘地在母親面前立下誓言，承諾他將戒除肉食、酒精和女色。甘地的兄長拉克什米達斯當時已是一名律師，他支持甘地前往倫敦的留學計畫，並表示願意資助。甘地的母親最終也同意，並給予祝福。
圣雄甘地 倫敦三年
18歲的甘地於1888年8月10日離開波爾班達土邦，先前往孟買。一份報導他在拉傑科特土邦母校告別儀式的當地報紙指出，甘地是卡提亞瓦半島地區第一位前往英國參加律師考試的巴尼亞種姓 。當甘地等待前往倫敦的船班時，他發現自己惹怒孟買的巴尼亞種姓群眾。原因是當他抵達孟買後，暫住在當地的巴尼亞人社區，社區的長老們警告甘地，英國將誘惑他違背自己的宗教，並改採西方的飲食方式。甘地告知他們他對母親的承諾以及她給予的祝福，但仍被逐出社區。甘地對此並不在意，於9月4日從孟買啟程，由大哥送行。甘地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就讀，並於1888年至1889年間修讀亨利·莫利先生教授的英國文學課程。
甘地也在內殿律師學院附屬的倫敦城市法學院註冊，目的是成為一名出庭律師。甘地抵達倫敦時仍保有害羞和內向的特質，但他加入一個公開演講練習小組，盡量將羞怯克服，以便將來能以法律工作為業。
圣雄甘地 倫敦三年
甘地對倫敦貧困碼頭區社區的福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倫敦於1889年爆發一場激烈的勞資糾紛，碼頭工人為要求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而發動罷工，海員、造船工人、工廠女工和其他人也加入，以作聲援。罷工最終取得成功，部分歸功於樞機主教亨利·愛德華·曼寧居中調解。而促使甘地和一位印度朋友特地拜訪這位樞機主教，對他為勞方的幫助表達謝意。
甘地對母親許下的誓言影響他在倫敦的生活。他曾嘗試採納"英式"習俗，包括學習跳舞。然而他不喜歡女房東提供的清淡素食，經常感到飢餓，直到他在倫敦僅有少數的幾家素食餐廳中找到一家，問題才獲解決。甘地受英國作家亨利·索爾特著作的影響而加入倫敦素食協會，並在協會主席兼贊助人阿諾德·希爾斯的主持下被選為執行委員會成員。他在委員會期間的一項成就是為協會建立卑士窩打分會。甘地遇到的一些素食主義者是證道學會的成員，學會成立於1875年，目的為促進普世博愛，並致力於研究佛教和印度教文獻。他們鼓勵甘地與他們一起閱讀《薄伽梵歌》的譯本和原著。
圣雄甘地 倫敦三年
甘地與希爾斯之間保持友好且合作順暢的關係，但兩人在對委員會成員托馬斯·艾林森（一位醫生）是否應留在倫敦素食協會的問題上看法有異。這次分歧是已知甘地首次挑戰權威的例子，他雖然生性害羞，且性格上不傾向於對抗。艾林森一直在推廣新出現的節育方法，但希爾斯不贊同此做法，認為它破壞公共道德。他認為素食主義是一場道德運動，因此艾林森不應再留在倫敦素食協會中。甘地雖然同意希爾斯關於節育具危險性的觀點，但他也捍衛艾林森持有不同意見的權利。對甘地來說，挑戰希爾斯有其困難：希爾斯比他年長1歲，且口才便給。希爾斯是素食協會的贊助人，也是工業巨擘，他擁有的泰晤士鐵工及造船公司在倫敦東區僱用超過6,000人。希爾斯還是一位卓越的運動員，後來創立西漢姆聯足球俱樂部。
甘地在其於1927年出版的《自傳》第一卷中寫道：
這個問題讓我深感興趣……我對希爾斯先生及其慷慨大方非常敬重。但我認為僅因為一個人拒絕將清教徒式的道德觀視為協會的宗旨之一，就將其逐出協會，完全不恰當。
圣雄甘地 倫敦三年
委員會提出罷免艾林森的動議，並進行辯論和投票。甘地的羞怯成為他在會議上為艾林森辯護的障礙。雖然甘地已將其觀點寫在紙上，但因羞怯而無法宣讀其論點，因此主席希爾斯要求另一位委員會成員代他讀出。委員會中有些成員同意甘地的觀點，但投票的結果是艾林森被開除會籍。希爾斯和甘地間並沒因此產生嫌隙，希爾斯在為甘地返回印度舉行的協會告別晚宴上，還提議為甘地舉杯致意。
甘地在1891年6月（22歲）獲得律師資格，隨後離開倫敦返回印度。此時他才知道母親在他留學期間已過世，而家人為不讓他分心而將消息隱瞞。他嘗試在孟買從事律師業務，但因為他無法克服在法庭上詰問證人的心理障礙而以失敗告終。他返回拉傑科特土邦，以為訴訟當事人起草訴訟書，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但又因與英國官員山姆·桑尼（Sam Sunny）發生衝突，連此業務也被迫停止。
一位卡提亞瓦土邦的穆斯林商人達達·阿卜杜拉（Dada Abdullah）於1893年聯繫甘地。阿卜杜拉在南非擁有一家大型、業務繁忙的航運公司。他在約翰尼斯堡的遠房表親需要一位律師，他們希望聘請一位卡提亞瓦半島出身的人。甘地詢問這份工作的薪酬，對方提出給予總薪水105英鎊（約合2023年的4,143美元）外加旅費。甘地接受這份工作，因為他知道這地方至少是在南非納塔爾殖民地 - 同樣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且聘用期間至少是一年。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23歲的甘地於1893年4月乘船前往南非，擔任阿卜杜拉表弟的律師。甘地在南非前後度過21年的時間，他於其間發展出自己的政治觀點、倫理原則和政治手腕。甘地曾於1902年短暫返回印度，目的是動員支持在南非印度裔移民的福利工作。
甘地抵達南非後，立即因他的膚色和背景而受到歧視。甘地不准與歐洲乘客一同坐在驛站馬車內，而被要求坐在駕車者旁邊的地板上，當他拒絕時，遭到毆打。而在其他地方，他因膽敢走近一棟房子而被踢進水溝。另一次是因為他拒絕離開頭等車廂，而在彼得馬利茲堡被趕下火車。甘地為此整夜坐在火車站，因寒冷而顫抖，思考是應該返回印度，還是該抗議以爭取自己的權利。甘地最終選擇抗議，而被允許在第二天搭上火車。在另一起事件中，德班法院的一名地方法官命令甘地摘下他的頭巾，而他拒絕。印度人在當時不被允許在南非的公共人行道上行走。甘地曾被一名警察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從人行道上踢到街上。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根據美國歷史學家阿瑟·赫爾曼的說法，當甘地抵達南非時，他認為自己是"首先是英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即英國人的身份優於印度人）" 。 然而甘地親身經歷和觀察到關於英國人對他及其他印度同胞的偏見，讓他非常困擾。甘地認為這是種羞辱，他很難理解有些人如何在行使這種不人道的行為中會感受到榮譽、優越感或是快樂。甘地開始質疑他的國人在大英帝國中的地位。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阿卜杜拉介紹甘地到南非處理的法律案件在1894年5月結案。甘地準備返回印度，當地的印度社群為他舉辦告別會。這場告別會隨即轉變為一個工作委員會，以策劃抵抗納塔爾殖民地政府一項新的歧視性提案，而導致甘地延長他原本計劃在南非停留的時間。甘地計劃協助印度移民反對一項剝奪他們投票權的法案，當時這項權利被提議成為歐洲人的專屬。他請求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約瑟夫·張伯倫重新考慮在該法案上的立場 。雖然甘地無法阻止法案通過，但他發起的運動成功地引起人們對南非印度人冤屈的關注。他於1894年協助成立納塔爾殖民地印度人國民大會黨（Natal Indian Congress），並透過這個組織將南非的印度社群塑造成一股統一的政治力量。當甘地於1897年1月前往德班，在登陸時遭遇一群白人定居者組成的暴徒襲擊。甘地最終在警察局長妻子的幫助下才能脫困。然而甘地拒絕起訴暴徒中的任何成員。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甘地於1900年在第二次布爾戰爭期間自願組建一支擔架隊，即納塔爾印度人救護隊（Natal Indian Ambulance Corps）。根據阿瑟·赫爾曼的說法，甘地希望打破英國殖民地的刻板印象，即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尚武"不同，不適合參與涉及危險和費力，具"男子氣概"的活動。甘地動員1,100名印度志願者，協助英軍作戰部隊對抗布爾人。他們經過訓練並獲得醫療認證後在前線服務。他們在第二次科倫索戰役中是白人志願救護隊的輔助部隊。在斯皮恩科普戰役中，由於地形過於崎嶇，救護車無法行駛，甘地和他的擔架隊員須移往前線，將傷者抬行數英里後再送到野戰醫院。甘地和另外37名印度人因此而獲頒女王南非勳章。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川斯瓦殖民地政府於1906年頒佈一項新法案，強制殖民地的印度和華人人口進行登記。該法律要求亞洲人接受指紋註冊，並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官員可隨時要求查驗。歷史學家指出，甘地的抵抗因此也是對把印度人即生物辨識為犯罪嫌疑分子的的一種抗議。甘地最初接受自願註冊，作為一種信任的姿態，但後來意識到一旦指紋被記錄，個人就失去撤回同意的權利。這隨後塑造甘地將薩提亞格拉哈（Satyagraha，梵語，義為堅持真理）理解為捍衛尊嚴和個人自主權的理念。甘地在同年9月11日於約翰尼斯堡舉行的一次大規模抗議集會上，首次採用他當時仍在發展中的方法 - 堅持真理，或稱非暴力抵抗。根據加拿大歷史學家安東尼·帕雷爾的說法，俄國小說家、哲學家列夫·托爾斯泰與甘地間，從前者所寫的致印度教徒的一封信中提及坦米爾道德文獻之後，甘地開始閱讀，而受到影響。甘地敦促印度人違抗這項川斯瓦殖民地政府的新法律，並承受因此而來的懲罰。他的抗議思想、說服技巧和公共關係在此時已開始成形。甘地於1915年將此思想帶回印度。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甘地在南非期間，將注意力集中在印度人和非洲人身上。甘地最初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但情況在他遭受歧視和欺凌之後發生變化 - 例如，他曾因膚色而被一名白人火車職員趕下車。在南非經歷幾次與白人的類似事件後，甘地的思想和關注點發生轉變，他感到必須抵抗並"爭取權利"。甘地透過成立納塔爾印度人國大黨而進入政界。根據兩位南非學者和作家阿什溫·德賽（Ashwin Desai）和古拉姆·瓦赫德（Goolam Vahed）的說法，甘地對種族主義的看法在某些情況下會引發爭議。他在南非從一開始就遭受迫害。就像其他有色人種一樣，白人官員對待他就像對待其他有色人種一樣，甘地的權利受到剝奪，新聞界和街上的人欺凌他，把"寄生蟲"、"半野蠻人"、"毒瘤"、"骯髒的苦力"、"黃種人"等侮辱性稱號加在他身上。人們甚至會朝他吐口水，以表達他們的種族仇恨。
圣雄甘地 在南非成為民權行動者（1893–1914年）
甘地在南非期間，先是專注於印度人所遭受的種族迫害，之後才開始關注針對非洲人的種族主義。德賽和瓦赫德指出，甘地的行為在某些情況下會主動迎合種族刻板印象，並間接參與對非洲人的剝削。甘地在1896年9月的一次演講中抱怨說，英屬南非殖民地的白人"正在將印度人貶低到未開化的卡菲爾人的水平"。學者們引用此例作為證據，表明甘地在當時對待印度人和南非黑人的態度有所不同。美國歷史學家亞瑟·赫爾曼提供的另一例是甘地在24歲時（1895年）為納塔爾殖民地議會準備一份法律摘要，目的在爭取印度人的投票權。甘地引用種族歷史和歐洲東方學家的觀點，即"盎格魯-撒克遜人與印度人起源於相同的雅利安人血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使用印歐語系的民族"，並主張不應將印度人與非洲人歸為一類。
甘地和他的同僚們在多年後以護士的身份服務並幫助非洲人，並反對種族主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爾遜·曼德拉就是對甘地在非洲反對種族主義工作表達欽佩者之一。德賽和瓦赫德指出自甘地被暗殺以來，他的一般形象被重新塑造，彷彿他一直是位聖人。但事實上他的人生更為複雜，包含令人感覺不適的真相，且是一個隨時間不斷改變的過程。有學者提出證據，顯示甘地及印度人曾與南非的非白人族群建立豐富的合作關係，共同反抗對非洲人的壓迫及種族隔離.
甘地於1903年創辦《印度人意見報》。這是一份期刊，內容涵蓋南非印度人和在印度的當地人新聞，談論的主題涵蓋社會、道德和知識方面。每期都刊載以多種語言 - 英文、古吉拉特語、印地語和坦米爾語 - 撰寫的報導。它刊登廣告，大量依賴甘地本人所寫的文章（通常未署名），致力於"為印度人爭取權益"。
當納塔爾殖民地於1906年爆發巴姆巴薩叛亂時，時為36歲的甘地雖然同情祖魯族叛軍，但他仍鼓勵南非的印度人組成一支志願擔架隊。甘地在《印度人意見報》中撰文主張服兵役將對印度社群有益，並聲稱這會帶給他們"健康與幸福"。甘地甚至率領一支由印度人和非洲人混合組成的擔架隊，在鎮壓期間救治受傷的戰鬥人員。
甘地指揮的這個醫療隊在不到兩個月後就被解散。殖民地當局在鎮壓叛亂後，毫無興趣把給予白人的公民權擴大到印度人社群。
《印度人意見報》於1910年開始報導殖民政權針對非洲人的歧視。甘地評論說，非洲人"才是這片土地上唯一的原住民。......而白人，卻是以武力佔領這片土地，並將其據為己有。"
甘地於1910年在他的朋友赫爾曼·卡倫巴赫（建築師）幫助下，在約翰尼斯堡附近建立一個理想主義的社區，將其命名為"托爾斯泰農場。甘地在此農場培育並發展他的和平抵抗策略。
南非黑人於1994年獲得投票權，過了幾年，宣佈甘地為民族英雄，並為他樹立多個紀念碑。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甘地於1915應印度獨立運動人士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的邀請（透過傳教士C.F.安德魯斯轉達）而返回印度。他於當時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思想家和社群運動家。
他帶著國際聲譽歸國。然後加入印度國民大會黨，並主要由戈卡爾向他介紹有關印度的議題、政治和人民。戈卡爾是國大黨的重要領袖，他最出名的是具有克制和溫和的態度，以及他堅持在體制內工作的原則。甘地接受戈卡爾基於英國輝格主義的自由主義方法，並對其進行轉化，使其具有印度特色。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甘地於1920年接掌國大黨主席，並開始逐步提高政治要求，並將1930年1月26日定為"獨立日"，在全國公開宣讀《印度獨立宣言》（或稱《徹底完全自治宣言（Declaration of Purna Swaraj）》。英國不予承認，但隨後展開談判，國大黨在1930年代末期開始在印度各省級政府中擔任職務。當印度總督在1939年9月未經協商就以英屬印度的名義向德國宣戰時，甘地和國大黨撤回他們對政府的支持。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甘地在1942年要求立即獨立，英國則將他與數萬名國大黨領袖監禁作為回應。而全印穆斯林聯盟與此同時選擇與英國合作，且在甘地的強烈反對下轉而要求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穆斯林國家 - 巴基斯坦。英國於1947年8月將這片土地分割，成立兩個獨立的國家 - 印度共和國及巴基斯坦。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印度總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1918年4月邀請甘地到德里參加一次戰爭會議。甘地同意支持印度加入戰爭行動。 這次甘地試圖招募戰鬥人員，與早在1906年的巴姆巴薩叛亂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時僅招募救護隊志願者不同。甘地在1918年6月在一篇題為"入伍呼籲（Appeal for Enlistment）"的傳單中寫道："為實現這樣一種局面，我們應該擁有自衛的能力，也就是說，具備攜帶和使用武器的能力... 如果我們想以最快的速度學會使用武器，我們就該參軍。然而甘地在給總督私人秘書的一封信中提出，他"個人將不會殺害或傷害任何人，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
甘地表達支持戰爭行動，使人們對他在非暴力原則上的一致性提出質疑。甘地的私人秘書指出："關於他的"不害" （即非暴力）信條與他的招募行動之間的一致性問題，不僅在當時被提出，而且從那時起就一直被討論。" 根據德國政治學和教育學家克里斯蒂安·巴托爾夫（Christian Bartolf）的說法，甘地支持戰爭源於他的一個信念：真正的非暴力不能與懦弱並存。因此甘地認為印度人必須在自願選擇非暴力之前，先願意並且有能力使用武器。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甘地於1918年7月表示，他居然無法勸服人們參軍，響應的連一個人都沒。甘地寫道："到目前為止，我甚至沒招募到一個新兵。" 他補充說："他們因為怕死而反對。"
甘地在1917年取得首次重大成就 - 就是在今日比哈爾邦的昌帕蘭（Champaran）堅持真理行動。這次抗議行動是當地農民與主要由英國統治者/地主階層組成的種植園主之間的對抗，這些種植園主得到當地行政當局的支持。農民被迫種植一種槐藍屬（用來萃取靛藍），這是一種經濟作物，而其需求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在下降，農民還被迫以固定價格將作物出售給種植園主。當地農民對此感到不滿，於是向甘地在亞美達巴德的修行所求助。甘地採取非暴力抗議的策略，讓行政當局措手不及，而贏得讓步。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於今日古吉拉特邦的凱達地區於1918年遭受洪水和饑荒衝擊，當地農民要求減免稅收。甘地將他的總部遷至納迪亞德（於凱達縣），組織數十名支持者和來自該地區的新志願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印度獨立後擔任第一任副總理和內政部長）。甘地將不合作作為一種手段，發起簽名運動，農民們在其中承諾：即使受到土地被沒收的威脅，也拒絕繳納稅款。這場抗議行動還伴隨著對地方稅務官員（mamlatdars和talatdars）的社會抵制。甘地努力爭取全國公眾對這場運動的支持。行政當局在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裡拒絕讓步，但政府到1918年5月底終於在關鍵條款上妥協，並將稅收繳納期限放寬到饑荒結束後。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代表農民，負責與英國人進行談判，英方最終暫停徵稅，並釋放所有囚犯。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49歲的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19年，透過支持在世界大戰中戰敗的鄂圖曼帝國，來尋求當地穆斯林在其反對英帝國主義鬥爭中合作。英屬印度境內在甘地採取這項舉措前很常出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社群糾紛和宗教暴動，例如於1917–18年間發生的。甘地的決定部分是受到英國曾承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自治"（swaraj）作為回報。但實際上英國政府提供的不是自治，僅為微小改革，令甘地感到失望 。他宣佈他的堅持真理（即公民不服從）意圖。英國殖民官員則通過羅拉特法案來反制。該法案允許英國政府將公民不服從的參與者視為罪犯，依法可"進行預防性的無限期拘留、在沒司法審查或審判情況下進行監禁"。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甘地認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合作在對抗英國有其必要。他利用基拉法特運動，印度的遜尼派穆斯林及其領袖，例如印度土邦的蘇丹和阿里兄弟（包括 肖卡特·阿里和穆罕默德·阿里·喬哈爾毛拉納）在運動中將土耳其的哈里發奉為遜尼派伊斯蘭社群（烏瑪）團結的象徵。在鄂圖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他們將支持哈里發視為支持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法的手段。甘地對基拉法特運動的支持帶來好壞參半的結果。甘地一開始就得到穆斯林強烈支持。然而，包括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內的印度教領袖，因為他們普遍反對承認或支持土耳其的遜尼派伊斯蘭哈里發，而質疑甘地。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穆斯林在甘地倡導支持哈里發之後對他的支持日益增加，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社群暴力因而暫時停止。在聯合舉行對羅拉特法案的不合作示威集會中，展示出社群間和諧，英國人察覺甘地的政治領袖地位為之提升。甘地支持基拉法特運動，也幫他將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邊緣化。真納當時已宣佈反對甘地所採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真納開始建立他的支持獨立力量，隨後領導，要求建立西巴基斯坦和東巴基斯坦的運動。他們在印度獨立的大方向上達成一致，但在實現目標的方式上有分歧。真納主要熱衷於通過憲法談判來與英國人打交道，而非試圖鼓動群眾去抵制。
甘地在1922年被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因而結束，基拉法特運動也隨之逐漸瓦解。許多穆斯林領袖和代表拋棄甘地和國大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社群衝突再次爆發，在許多城市中重新出現致命的宗教暴動，僅在阿格拉和奧德省就發生91起 。
甘地在40歲時透過其著作《印度自治》，宣稱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是與印度人合作所建立，且僅因有這種合作才得以維持。當印度人拒絕合作，英國的統治就會崩潰，而"自治"（即印度獨立）就會發生。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甘地於1919年2月致電印度總督，發出警告：如果英國通過羅拉特法案，他將呼籲印度人發起公民不服從行動。英國政府聲明不會在威脅下屈服，無視甘地警告而通過法案。隨後公民不服從運動發生，人們起來抗議羅拉特法案。英國執法人員於1919年3月30日在德里向一群和平集會、手無寸鐵的參與者開火。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人們發動暴動以作報復。甘地於1919年4月6日要求參加印度教節日的群眾記住，要以和平方式表達不滿，抵制英國商品並焚燒他們擁有的任何英國衣物，但不要傷害或殺害英國人。他強調無論對方是否使用暴力，對英國人和印度人彼此間都必須採非暴力的抗議方式。印度各地的社群宣佈計劃聚集更多人進行抗議。政府警告甘地不要進入德里，但甘地拒絕，並在4月9日被捕 。包括攜帶兒童的婦女在內的群眾於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則的一個公園裡聚集，英屬印度軍官雷金納德·戴爾指揮下的部隊將他們包圍，並開火。由此導致的阿姆利則慘案造成數百名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平民死亡，整個次大陸為之震怒，但一些英國人和部分英國媒體卻對此支持，認為是個必要的反應。甘地在阿姆利則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在亞美邁巴德批評的是他的同胞，卻沒批評英國人，因為他們沒"單單使用愛來應對英國政府的仇恨"。甘地要求印度人民停止所有暴力、停止所有財產破壞，並進行絕食至死行動，向印度人施壓，要他們停止暴動。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慘案和甘地對此的非暴力回應觸動許多人，但也讓一些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不滿，認為戴爾逃脫觸犯謀殺的懲罰。英國組建一調查委員會，但甘地要求印度人抵制這個委員會。事態的進展、慘案以及英國的反應，讓甘地堅信：印度人在英國統治者下永遠無法獲得平等對待。他因而將注意力轉向"自治"和政治上獨立。甘地於1921年成為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袖。他將國大黨重組。甘地掌握國大黨，加上他對基拉法特運動的支持所激發的穆斯林支持，甘地的這種政治勢力，引起英屬印度政府的重視。
甘地擴展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綱領，將自給自足運動納入其中 - 即抵制外國製造（尤其是英國的）的商品。他倡導所有印度人應穿著由卡迪(手工紗織成的布料)，而非英國紡織品製成的衣服。甘地告誡所有印度男女，無論貧富，都應該每天花時間紡織卡迪以支持獨立運動。甘地除抵制英國產品外，還敦促人民抵制英國的機構和法院，辭去政府職務，以及放棄英國授予的頭銜和榮譽。甘地由此展開他的旅程，從經濟、政治和行政方面削弱英屬印度政府的統治力。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非暴力不合作"的號召力不斷增長，其社會聲望吸引印度社會各階層參與。甘地於1922年3月10日被捕，以煽動叛亂罪受審，並被判處6年監禁。他於1922年3月18日開始服刑。印度國民大會黨在甘地入獄後，分裂成兩個派系：
此外，隨著土耳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崛起，基拉法特運動隨之瓦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合作也結束。穆斯林領袖離開國大黨，開始組建穆斯林組織。甘地背後的政治基礎四分五裂。他因闌尾炎手術而於1924年2月獲釋，只服刑兩年。
甘地在1924年出獄後，在1920年代的後半段繼續爭取"自治"。他於1928年12月在加爾各答國大黨會議上強行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英國政府授予印度自治領地地位，否則將面臨一場新的不合作運動，他目標是完全獨立。在甘地支持印度戰鬥部隊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基拉法特運動未能保住土耳其哈里發的地位，導致穆斯林對他的支持崩潰之後，一些國大黨人，例如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和巴格特·辛格質疑他的價值觀和非暴力方法。許多印度教領袖主張立即獨立，但甘地將他自己要求的等待期從兩年修改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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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對甘地的提議未積極回應。英國政治領袖，例如伯肯黑德勳爵和溫斯頓·邱吉爾），在與同情印度訴求的歐洲外交官討論時，表達他們反對"甘地的綏靖者"。國大黨安排的印度國旗於1929年12月31日在拉合爾升起。甘地領導國大黨於1930年1月26日在當地慶祝印度獨立日。這一舉動獲得印度社會其他廣泛組織的認可和參與。甘地隨後於1930年3月發起一場針對英國食鹽稅 - 一場新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他於3月2日寄信給印度總督愛德華·伍德勳爵，作為最後通牒。甘地在信中譴責英國，將其描述為"一種詛咒"，英國"通過系統性，漸進式剝削以及破壞性的昂貴軍事和民事行政管理，使無聲的數百萬人變得貧困... 它在政治上將我們淪為農奴"。甘地還在信中提到，總督的薪水"超過印度人平均收入的五千倍"。甘地在這封信中也強調他將持續堅持使用非暴力抗議的形式。
食鹽進軍將上述訴求凸顯，甘地與78名志願者一起，在3月12日到4月6日之間從古吉拉特邦的亞美達巴德步行388公里（241英里），到達丹迪，目的是親手製鹽，公開表明要打破食鹽法。甘地沿途向經常聚集的龐大人群發表演講。數千名印度人在丹迪與他們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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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薩爾馬（Sarma）的說法，甘地招募女性參與反對食鹽稅運動和抵制外國產品的行動，為許多女性在印度公共生活的主流中帶來新的自信和尊嚴。然而其他學者，例如美國女權作家瑪麗蓮·弗倫奇，指出甘地曾阻止女性加入他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因為甘地擔心自己會被指控利用女性作為政治盾牌。當女性堅持要加入並參與公開示威時，甘地要求志願者獲得其監護人的許可，且只有那些能安排好兒童照護的女性才可加入。雖然甘地有所顧慮和看法，數千名印度女性仍加入食鹽進軍，以反抗英國的食鹽稅和食鹽製造壟斷。甘地於5月5日因預謀進行一場抗議活動，而受到一項可追溯到1827年的法規規範，遭到拘留。原計劃於5月21日在德拉薩納鹽場（Dharasana salt works）進行的抗議行動，在沒甘地的情況下仍繼續進行。一位名為美國記者韋伯·米勒對英屬印度政府所做的激烈反應作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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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追隨者們在一片寂靜中排成隊伍，在距離木柵欄一百碼的地方停下。一支精選的縱隊從人群中向前推進，趟過溝渠，接近帶刺鐵絲網構築的柵欄…隨著一聲口令，數十名當地警察衝向正在前進的示威者，用他們內部嵌有鋼塊的竹製警棍（lathis）雨點般地擊打他們的頭部 。示威者中沒有一人舉手格擋這些攻擊。他們像九柱戲的木瓶一樣倒下。在我站立的地方，我聽到了警棍擊打毫無保護的頭顱時那令人作嘔的沉悶聲響… 那些被打倒的人四肢攤開，失去知覺，或因顱骨骨折、肩膀斷裂而痛苦地扭動
這種情況持續好幾個小時，有大約300多名抗議者遭到毆打，其中許多人受重傷，兩人死亡。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從未進行任何抵抗。甘地被捕後，女性們自行組織遊行和糾察商店的活動，她們為此運動，以甘地所啟發的方式承受來自英國當局的暴力和辱罵。
這次運動是甘地在動搖英國對印度的控制方面最成功的戰役之一。英國的回應是監禁超過60,000人。然而國大黨的估計則達到90,000人。其中就包括甘地的一位主要助手，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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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國大黨在1920年代為吸引今日安德拉邦的農民，創作泰盧固語的戲劇。這些戲劇將印度神話和傳說與甘地的思想結合起來，將甘地描繪成一位彌賽亞，是古代和中世紀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和聖人的轉世。根據學者穆拉利（Murali）的說法，這些戲劇在沉浸於傳統印度教文化的農民中建立支持，這一做法讓甘地成為泰盧固語村莊中的民間英雄，一個神聖、類似彌賽亞的人物。
根據美國政治學教授丹尼斯·道爾頓的說法，甘地之所以擁有廣泛的追隨者，是因為他的思想。甘地批評西方文明是受"野蠻力量和不道德"驅動，並將其與他所界定的、受"心靈力量和道德"驅動的印度文明形成對比。甘地以他用"愛來戰勝仇恨"的思想，抓住他所屬民族的想像力。這些思想在他1890年代在南非撰寫的小冊子中就有體現，甘地在那裡同樣受到印度契約勞工的歡迎。當他返回印度後，人們湧向支持甘地，因為他體現出他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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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也努力奔走於印度次大陸的一個又一個農村角落進行宣傳。他使用來自《羅摩衍那》中羅摩理想國的術語和短語，以及將對忠誠信仰濕婆的阿修羅 - 普拉赫拉達視為典範偶像等文化符號，將其作為"自治"和"非暴力不合作"的另一面向。在甘地有生之年時，這些思想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聽來很奇怪，但它們卻輕易而深刻地與他的民族的文化和歷史價值觀產生共鳴。
由印度總督愛德華·伍德勳爵代表的政府，決定與甘地進行談判。殖民地政府於1931年3月簽署《甘地－歐文協議》後同意釋放所有政治犯，以換取暫停公民不服從運動。甘地根據協定被邀請以印度國民大會黨的唯一代表身份，前往倫敦參加圓桌會議。然而這次會議讓甘地和民族主義者大失所望。甘地期望討論印度的獨立問題，而英方則將焦點放在印度王公和少數民族身上，而非權力移交。愛德華·伍德勳爵的繼任者，威靈頓勳爵對印度獨立議題採取強硬立場，並發起一場新的控制和鎮壓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動。甘地再次被捕，政府試圖透過將他與追隨者完全隔離，來消除他的影響力，但並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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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斯頓·邱吉爾是一位英國著名的保守黨政治家，當時他雖然不在職，但後來成為英國首相。他成為甘地及其長期計劃的激烈且言詞鋒利的批評和反對者。
邱吉爾經常嘲諷甘地，他在一場廣為報導的1931年演講中說道：
...看著這個曾是受過英國教育、並成為英國法律精英一部分的內殿律師（英國大律師學院教育出來的律師），如今卻是煽動性的苦行僧，半裸地（穿著印度傳統的托蒂布）邁上總督府的台階，與皇帝的代表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談判和會晤，這是一幅令人作嘔和羞辱的景象。
邱吉爾在1930年代裡對甘地的怨恨與日俱增。他稱甘地是"意圖煽動叛亂"的人，其邪惡的奇才和多方面的威脅正在攻擊大英帝國。邱吉爾稱他為獨裁者、一個"印度的墨索里尼"，指控他煽動種族戰爭，試圖用婆羅門的心腹以取代英屬印度政府，利用印度大眾的無知，所有這些都是為其自私的利益。邱吉爾試圖孤立甘地，他對甘地的批評被歐洲和美國媒體廣泛報導，為邱吉爾贏得同情性的支持，但也增加歐洲人對甘地的支持。這些事態發展加劇邱吉爾的焦慮，他擔心"英國人自己會因為和平主義和錯誤的良知而放棄印度的統治權"。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甘地約在他62歲的1931-1932年間參與圓桌會議，與英國政府進行討論，他尋求憲制改革，作為結束殖民統治、開啟印度人自我統治的準備。英方則尋求保持印度次大陸為殖民地的改革方案。英國談判代表提出一項基於英國自治領模式的憲制改革，這種模式設立基於宗教和社會劃分的單獨選區。英國人質疑國大黨和甘地代表全印度的權威 。他們邀請印度的宗教領袖（例如穆斯林和錫克教徒）來按宗教界線提出個別的要求，以及邀請不可接觸者種姓出身的B. R.安貝德卡作為這個種姓的代表。甘地強烈反對任何以社群劃分為基礎來維護權利或代表權的憲法，因為他擔心這不僅無法讓人民團結，反而會分裂他們，固化他們的立場，並分散對印度結束殖民統治鬥爭的注意力。
圣雄甘地 爭取印度獨立 (1915–1947年)
第二次圓桌會議是甘地在1914年至其過世的1948年期間唯一離開印度的一次。陪同他的是其秘書馬哈德夫·德賽、兒子德夫達斯·甘地以及一位英國人支持者米拉本。甘地拒絕殖民地政府提供，在倫敦西區房價昂貴的酒店住宿，寧願住在倫敦東區，以便像他在印度一樣，與工人階級生活在一起。甘地在停留的三個月期間，以他朋友穆里爾·萊斯特位於金斯利大廈的"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裡的一個小單間臥室為據點。他受到東區居民的熱烈歡迎。當地兒童送給他生日禮物 - 一些玩具。萊斯特指出在他逗留期間，他會輕輕地將這些玩具放在窗臺和馬車裡，並將它們帶回印度。甘地在此期間再次與他早年素食協會的舊識取得聯繫。
甘地從這次圓桌會議返回後，又發起一場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隨後被捕，並被監禁在浦納的耶爾瓦達監獄。殖民地政府在他監禁期間頒佈一項新法律，授予不可接觸者種姓單獨選區。這項法律後來被稱為《社群裁決》。甘地為表示抗議，在獄中啟動絕食至死的行動。由此引發的公眾強烈反對迫使政府與B.R.安貝德卡協商，由甘地與B.R.安貝德卡簽署具妥協性的《浦納協議》以取代《社群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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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於1934年辭去國大黨黨籍。他並非不同意黨的立場，而是認為如果他辭職，他在印度人中的聲望將不再壓制黨員。國大黨的黨員組成實際上非常多元，包括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學生、宗教保守派以及支持商業信念的人士，甘地希望這些不同的聲音能有機會表達自己。甘地也希望避免成為英屬印度政府宣傳的目標，因為他領導的國大黨當時暫時接受與政府作政治和解。
於1936年，隨著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擔任國大黨主席和勒克瑙會議的召開，甘地再次重新積極參與政治。甘地希望完全專注於贏得獨立的任務，而非猜測印度的未來，但他並沒阻止國大黨將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甘地與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間發生衝突。鮑斯於1938年當選主席，他先前曾表示對非暴力作為抗議手段缺乏信心。鮑斯在甘地反對下，仍擊敗甘地提名的人選 - 博加拉朱·帕塔比·西塔拉馬亞，贏得連任國大黨主席。甘地宣稱西塔拉馬亞的失敗就是他的失敗。隨後鮑斯因全印度領導人集體辭職，以抗議鮑斯放棄甘地引入的原則時，而離開國大黨。
甘地反對向英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任何幫助，他發起運動反對任何印度人參與這場戰爭 。英國政府的回應是將甘地和許多其他國大黨領袖逮捕，並造成超過1,000名參與這場運動的印度人死亡。民族主義者也對英國政府發動多次暴力攻擊。雖然甘地的這場運動並沒有得到一些印度領袖的支持，且有超過250萬印度人自願加入英軍，在同盟國部隊的各條戰線上作戰，但這場運動在削弱英國政權對南亞地區的控制方面發揮有作用，並最終為印度獨立鋪平道路。
甘地反對印度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機，源於他認為印度不應該參與一場表面上是為保衛民主自由而戰，而印度本身卻無法享有。甘地同時也譴責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一觀點得到其他印度領袖的認可。甘地隨著戰爭推進，而加緊對獨立的要求，並在1942年於孟買的一次演講中，呼籲英國"退出印度"。這是甘地和國大黨為確保英國撤離印度而發動的最明確的表達。英國政府對"退出印度"的演講做出迅速反應，在演講結束後的數小時內就將甘地和國大黨工作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逮捕。印度人則以破壞或焚燒數百個政府所屬的火車站、警察局，以及切斷電報線等方式來進行抗議。
已年近73歲的甘地於1942年敦促印度人徹底停止與帝國政府的合作。甘地要求他們在這項奮鬥中既不要殺害，也不要傷害英國人，但如果暴力是由英國官員發起，他們必須願意承受痛苦而犧牲。他澄清運動不會因為任何單獨的暴力行為而停止。他聲稱，"現行行政體系"所造成的"有序的混亂" ，"比真正的無政府狀態還糟"。甘地敦促印度人民在爭取他們的權利和自由的行動中，"不自由，毋寧死" ("do or die"，即karo ya maro) 。
甘地被持續監禁兩年，他被關押在浦納的阿加汗宮。甘地的長期秘書馬哈德夫·德賽在此期間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同樣被監禁的甘地妻子卡斯圖巴在歷經18個月後也於1944年2月22日去世，而甘地本人罹患過嚴重的瘧疾。他在獄中同意接受英國記者斯圖爾特·蓋爾德（Stuart Gelder）的採訪。蓋爾德隨後撰寫並發佈一份採訪摘要，並將其發送給主流媒體。摘要宣稱甘地願意做出突然的讓步，這些評論讓他的同胞、國大黨工作人員，甚至是甘地本人感到震驚 。後兩者稱這份摘要扭曲甘地在許多話題上的實際表達，且錯誤地否定"退出印度"運動。
甘地因健康狀況惡化需要動手術，於1944年5月6日在戰爭結束前獲釋。英屬印度政府不希望他死在獄中而激怒整個印度。甘地走出拘留所後，面對的是一個已經改變的政治格局 - 例如幾年前還看似屬於邊緣化的全印穆斯林聯盟"現在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而真納爭取建立巴基斯坦的運動成為主要的議題。甘地和真納進行大量的通信，兩人在1944年9月中的兩個星期內，在真納位於孟買的家中會面數次。甘地在會談中堅持印度應該是一個宗教多元、獨立且統一的國家，讓印度次大陸上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共存。真納不同意，反堅持按照宗教界線將次大陸劃分，以創建一個單獨的穆斯林家園（即後來的巴基斯坦）$[169]$。這些討論一直持續到1947年。.
在國大黨領袖們於獄中受苦的同時，其他政黨則支持戰爭，並獲得組織上的力量。地下出版物雖然猛烈抨擊國大黨遭到無情鎮壓，但對事態的發展影響甚微。英國在戰爭結束時發出明確的信號，表示權力將會移交給印度人。甘地為此停止鬥爭，大約有100,000名政治犯獲釋，其中包括國大黨的領導層。
甘地反對將印度次大陸按照宗教界線劃分。國大黨和甘地呼籲英國"退出印度"。然而全印穆斯林聯盟卻要求"分而治之，並退出印度" ("Divide and Quit India") 。甘地建議達成一項協議，要求國大黨和全印穆斯林聯盟合作，並在一個臨時政府下實現獨立，之後再由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進行全民公決來解決分治問題。
真納拒絕甘地的提議，並號召在1946年8月16日舉行"直接行動日 (Direct Action Day)"，以敦促穆斯林在城市中公開集會，支持他將印度次大陸劃分為穆斯林國家和非穆斯林國家的提議。孟加拉管轄地（現為孟加拉國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科奇比哈爾縣不包含在內）的穆斯林聯盟首席部長，海珊·沙希德·蘇拉瓦底，給予加爾各答警察特別假日來慶祝"直接行動日"。"直接行動日"引發對加爾各答印度教徒的集體謀殺和縱火，衝突因警察休假而未能控制或阻止。英國政府並沒下令軍隊介入以遏制暴力。 "直接行動日"的暴力事件在印度各地引發針對穆斯林的報復性暴力。數千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於隨後的幾天裡的暴力循環中遭到殺害，數萬人受傷。甘地走訪最容易發生騷亂的地區，呼籲停止大屠殺 。
阿奇博爾德·韋維爾在1947年2月前的三年裡擔任印度總督。他在原則上接受印度獨立之前和之後，與甘地和真納合作，試圖尋找共同點。韋維爾譴責甘地的品格和動機以及他的思想。韋維爾指控甘地懷有"推翻英國統治和影響力，並建立一個印度教政權"的目標，並稱甘地是"惡毒、惡意的、異常精明的"政治家。韋維爾擔心印度次大陸會發生內戰，並懷疑甘地是否有能力阻止。
英國人不情願地同意授予印度次大陸人民獨立，但接受真納的提議，將其劃分成巴基斯坦和印度。甘地參與最終的談判，但美國歷史學家史丹利·沃爾珀特指出，"甘地從未批准或接受肢解英屬印度的計劃"。
分治的過程充滿爭議，且充斥激烈的暴力。有1,000萬到1,200萬非穆斯林（主要為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從今日的巴基斯坦領土遷移到印度，穆斯林從今日印度領土遷移到巴基斯坦，跨越新劃分的印度、西巴基斯坦和東巴基斯坦邊境，超過50萬人在宗教騷亂中喪生。
甘地在1947年8月15日獨立日當天並沒有為英國統治結束而慶祝，而是選擇在加爾各答絕食和紡紗，以呼籲他的同胞們維持和平。分治讓印度次大陸被宗教暴力所籠罩，街上屍體橫陳。甘地的絕食和抗議行動被認為有效阻止宗教騷亂和社群暴力。他的最後一次絕食發生在1948年1月13日至18日，就在他遇刺的不久前 。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甘地的精神信仰主要基於他對耆那教和印度教瑜伽哲學的五大誓願的擁載，即：真理 (Satya)、非暴力 (ahimsa)、禁慾 (brahmacharya)、不偷盜 (asteya) 和不執著 (aparigraha) 。他曾表示："若不能躬行此五戒，便休想開展修持。"。甘地的言論、書信和一生引發許多針對其原則、實踐和信念，包括影響他的因素進行政治和學術上的分析。一些作家將甘地描繪成道德生活和和平主義的典範 ，而另一些人則將他呈現為一個更複雜、充滿矛盾和不斷演變的人物，受到其文化和環境影響。
甘地將他的一生奉獻給發現和追求真理（即Satya），並將他的運動稱為薩提亞格拉哈 (satyagraha)，其意思是"訴諸、堅持或依賴真理"（堅持真理）。把堅持真理作為一項政治運動和原則，在1920年首次正式提出。甘地於當年9月在印度國大黨會議上，將其作為"一項不合作的決議"提出。丹尼斯·道爾頓指出，正是這種堅持真理的表述和步驟，引起人民的深刻信仰和文化共鳴，而將他深植於大眾意識中，並迅速將他轉變為聖雄。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甘地將堅持真理建立在吠陀經中關於自我了悟、非暴力、素食主義和普世之愛的理想基礎之上 。根據學者威廉·博爾曼（William Borman）指出，他堅持真理的關鍵根植於印度教奧義書文本。根據學者英迪拉·卡爾（Indira Carr）的說法，甘地關於非暴力和堅持真理的思想是基於吠檀多不二論的哲學基礎。學者I. 布魯斯·華生（I. Bruce Watson）指出，其中一些思想不僅存在於印度教內部的傳統中，也存在於耆那教或佛教中，特是關於非暴力、素食主義和普世之愛的思想，但甘地的貢獻在於將這些思想政治化。學者格林·理查茲（Glyn Richards）指出，他將satya (真理) 視為一項公民運動的概念，在印度教的法和利塔（秩序、韻律、規則）術語的背景下，最能被理解。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甘地表示最重要的一場戰鬥是戰勝自己的心魔、恐懼和不安全感。甘地最初總結他的信念時說："神是真理" 。後來將這句話改為"真理是神" 。因此，在甘地的哲學中，真理就是"神" 。學者理查茲（Richards）指出，甘地將"神"這個詞描述為非獨立的力量，而是吠檀多不二論傳統中的本體（Brahman，或稱Atman），它是一種非二元的普世存在，遍佈於萬物、每個人和所有的生命之中。根據學者尼古拉斯·吉爾（Nicholas Gier）的說法，這對甘地而言意味著神與人類的統一，所有生命都擁有相同的、唯一的靈魂，因此它們是平等的。阿特曼（Atman即自我）存在，並與宇宙中的萬物相同，而非暴力就是這個阿特曼的本質。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堅持真理的精髓是將"靈魂的力量"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拒絕對壓迫者使用蠻力，尋求消除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敵對狀態，目的是轉化或"淨化"壓迫者。亞瑟·赫爾曼指出，它並非不作為，而是堅定的消極抵抗和不合作，是"愛征服恨"的表現。堅持真理有時被委婉地稱為"沉默的力量"或"靈魂的力量"（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在他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也使用靈魂的力量這個名詞）。它賦予個體的是道德力量，而非物理力量。堅持真理也被稱為"普世力量"，因為它本質上"不會對親屬和陌生人、年輕人和年長者、男人和女人、朋友和敵人作區分"。
甘地寫道：
"必須沒不耐煩、沒有野蠻行為、沒有傲慢、沒有過度的壓力。如果我們想培養真正的民主精神，我們就不能容忍不寬容。不寬容暴露出的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志業缺乏信心"。在堅持真理的信念下實行的公民不服從和不合作是基於"受苦的法則"，這種學說認為忍受痛苦是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目的通常是為個人或社會的道德提升或進步，因此，堅持真理的不合作，事實上是在與真理和正義保持一致的情況下，確保對手合作的一種手段。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雖然甘地將堅持真理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的想法在印度人中獲得廣泛支持，但這種支持並非無所不在的存在。例如，像真納這樣的穆斯林領袖就反對堅持真理的概念，指控甘地是透過政治行動復興印度教，並開始以穆斯林民族主義和對建立穆斯林家園的要求來進行反制。不可接觸者領袖B.R.安貝德卡在1945年6月決定皈依佛教，後來成為現代印度的第一任印度法律和司法部長 - 則將甘地的想法斥為"被盲目的印度教信徒所熱愛"、原始的、受到列夫·托爾斯泰和約翰·拉斯金的虛假混合物影響的人，且"總會有一些單純的人來宣揚這些東西" 。溫斯頓·邱吉爾則將甘地諷刺為一個追求自私利益的"狡猾小販"、一個"有野心的獨裁者"，以及一個"印度教異教徒的返祖發言人"。邱吉爾聲稱，甘地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奇觀只會增加"在那裡[英屬印度]白人所面臨的危險"。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甘地並非非暴力原則的首創者，但他卻是第一位將其大規模應用於政治領域的人。非暴力的概念在印度宗教思想中歷史悠久，被認為是最高的法（即倫理價值／美德），是一條在所有方面 (sarvatha)、在所有時間 (sarvada)、對待所有生物 (sarvbhuta)，無論是行動、言語還是思想上都必須遵守的戒律。甘地在其自傳《我體驗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 中，闡述他關於將非暴力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的哲學和想法。
雖然甘地認為非暴力"無限優於暴力"，但他寧願選擇暴力，也不願選擇怯懦。甘地補充說，他："寧願看到印度訴諸武力來捍衛其榮譽，也不願看到她以一種怯懦的方式，成為或持續是一個對自身的恥辱無能為力的旁觀者。"
甘地在南非期間，除閱讀許多典籍外，還研讀《博伽梵歌》。這部印度教經典探討智慧瑜伽、奉愛瑜伽和{le|行動瑜伽|karma yoga}}，以及非暴力、耐心、正直、誠實、自我克制和節制等美德。甘地開始進行這些方面的實驗，並在1906年（37歲）在已婚的狀況下，他發誓禁絕性關係。
圣雄甘地 原則、實踐與信念
甘地對禁慾的實驗超越性，延伸到食物。他諮詢耆那教學者史里馬德·拉吉昌德拉，他膩稱其為雷昌德巴伊（Raychandbhai）。拉吉昌德拉建議他牛奶會刺激性慾。甘地從1912年開始戒除牛奶，甚至在醫生建議他飲用牛奶時也如此堅持。根據印度傳記作家桑卡爾·戈斯的說法，泰戈爾將甘地描述為一個不厭惡性或女性的人，但他認為性生活與他的道德目標不一致。
甘地試圖檢驗並向自己證明其梵行（即禁慾）。這些實驗是在他妻子於1944年2月去世後的某個時間開始的。在他實驗的初期，他讓女性睡在同一個房間，但不同張床上。後來，他開始與女性睡在同一張床上，而且通常是赤身裸體。甘地在1945年4月寫給一位財閥，也是他的密友 - G.D.比爾拉的一封信中，提到與幾名"女人或女孩"睡覺是實驗的一部分。根據他侄孫女瑪努（Manu）在1960年代的發行的回憶錄，甘地在1947年初，印度即將獨立前夕，曾擔心她和自己可能被穆斯林殺害。他問當時18歲的瑪努，是否願意協助他進行實驗，以檢驗他們的"純潔"，瑪努欣然接受。甘地也與他的侄孫卡努（Kanu）的18歲妻子阿芭（Abha）同睡。甘地會同時與瑪努和阿芭兩人同睡。根據美國學者維奈·拉爾的說法，甘地曾多次與瑪努和阿芭裸體同睡，目的是為檢驗他的禁慾能力以及他克制性行為的意志力，以達成他認為成為一個梵行者所必需的條件。
澳大利亞學者肖恩·斯卡爾默（Sean Scalmer）指出，甘地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是一位苦修者，他病弱、骨瘦如柴的身形成為西方媒體諷刺漫畫的主題。甘地在1947年2月曾詢問他的密友，如比爾拉和拉馬克里希納（Ramakrishna），他進行梵行誓願的實驗是否錯誤。甘地的公開實驗隨著其進展受到他的家庭成員和主要政治人物的廣泛討論和批評。然而甘地表示，如果他不讓瑪努與他同睡，那將是軟弱的表現 。他的一些員工因此辭職，包括兩位拒絕刊出甘地一些有關實驗的佈道文的報社編輯。例如甘地的孟加拉語翻譯尼爾馬爾庫馬爾·博斯（Nirmalkumar Bose）批評甘地，並非因為甘地做了任何錯事，而是因為博斯擔心這對參與實驗的女性可能產生的心理影響。美國宗教學教授維娜·霍華德（Veena Howard）指出，甘地關於梵行和宗教棄絕的實驗是一種應對他那個時代女性問題的方法。
此外，甘地也支持禁酒，倡導禁酒令是處理酒精使用的唯一及有效方法。
圣雄甘地 文學作品
甘地是位多產的作家。他獨特的風格是簡潔、精確、清晰且不帶矯飾。甘地最早期的出版物之一《印度自治（Hind Swara）》，於1909年以古吉拉特語出版，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知識藍圖" 。這本書在第二年被翻譯成英文，版權聲明寫著"無版權限制"。甘地在幾十年中擔任過幾份報紙的編輯，包括以古吉拉特語、印地語和英語發行的 《哈里真（Harijan，義為神之子，甘地以之指稱不可接觸者種姓）》，在南非期間發行的 《印度人意見報》，返回印度後，發行有英文的 《青年印度》以及古吉拉特語月刊 《新生活》（Navajivan）。後來，《新生活》也以印地語出版。甘地與人通信頻繁，幾乎每天都提筆寫信給個人和各大報社。
圣雄甘地 文學作品
甘地還撰寫多部書籍，包括他的自傳《我體驗真理的故事》(古吉拉特語：સત્યના પ્રયોગો અથવા આત્મકથા），甘地把第一版全部買下以確保其能再版。其他著作有：關於他在南非鬥爭經歷的《我在南非的堅守真理歷程》（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政治小冊子《印度自治》（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以及對約翰·拉斯金的《最後一個人》的古吉拉特語意譯本，該書是早期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作品。這個意譯本可被視為他的經濟學綱領。甘地還就素食主義、飲食與健康、宗教、社會改革等主題撰寫大量文字。甘地通常使用古吉拉特語寫作，他也修訂其作品的印地語和英語譯本。甘地於1934年在馬哈拉施特拉地區的耶爾瓦達監獄被禁期間，寫下名為《獄中歌曲（Songs from Prison）》的作品。
甘地的全部著作於1960年代由印度政府以《聖雄甘地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之名出版。這些著作共約50,000頁，分為大約100卷。但在2000年出版的全集修訂版引發一場爭議，因為它被發現包含大量錯誤和遺漏。印度政府隨後將此修訂版撤回。
圣雄甘地 遺產與歷史地位
甘地被認為是成功領導印度獨立運動，以反對英國統治的最偉大人物。他也被譽為現代印度最偉大的代表人物。美國歷史學家史丹利·沃爾珀特形容甘地是"印度最偉大的革命民族主義領袖"，且是佛陀之後最偉大的印度人。甘地於1999年被《亞洲週刊》評為"亞洲世紀風雲人物"。在2000年英國廣播公司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中，他被評選為"千年最偉大人物"。
"聖雄" (Mahatma) 這個稱呼在西方經常被誤認為是甘地的本名，但它源自梵語，其中maha的意思是"偉大的"，而atma的意思是"靈魂 "。他於1914年7月在德班市政廳的歡送會上被公開授予"聖雄"這一尊稱。據說泰戈爾在1915年就將此稱謂授予甘地。而甘地在他的自傳中解釋說，他從未珍視這個稱號，並且經常為此感到痛苦 。
印度有無數的街道、道路和地區是以甘地的名字來命名。
截至2008年，有超過150個國家發行以甘地主題的郵票。在2019年10月，包括土耳其、美國、俄羅斯、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和巴勒斯坦在內的約87個國家發行甘地紀念郵票，以紀念甘地誕辰150週年。
圣雄甘地 遺產與歷史地位
澳大利亞布里斯本的印度社群於2014年委託印度雕塑家拉姆·V·蘇塔和阿尼爾·蘇塔（Anil Sutar）在羅馬街公園創作一座甘地雕像.該雕像由時任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揭幕。
甘地對許多重要的領袖和政治運動產生影響。美國民權運動的領袖，包括馬丁·路德·金恩、詹姆斯·勞森和詹姆斯·貝維爾，都從甘地的著作中汲取靈感，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非暴力理論。金恩曾說："基督給予我們目標，聖雄甘地給予我們戰鬥方法"。金恩有時稱甘地為"那個小身形的棕色聖人"。反種族隔離活動家、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也受到甘地的啟發。其他受甘地影響的人包括史蒂夫·比科、瓦茨拉夫·哈維爾和翁山蘇姬.
納爾遜·曼德拉在早年是甘地非暴力抵抗哲學的追隨者。兩位南非歷史和文化的學者蘇倫德拉·巴納和古拉姆·瓦赫德評論這些事件時說："甘地激勵隨後幾代尋求結束白人統治的南非活動家。這一思想精髓將他與納爾遜·曼德拉聯繫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曼德拉在南非完成甘地所開啟的事業"。
圣雄甘地 遺產與歷史地位
甘地的生平和教誨啟發許多人，其中一些人明確稱甘地為他們的導師，或者致力於傳播他的思想。在歐洲，羅曼·羅蘭是第一位於甘地在世時討論他的人，他在1924年的著作《聖雄甘地》中介紹甘地。巴西無政府主義者兼女性主義者瑪麗亞·拉塞爾達·德·莫拉也在其關於和平主義的著作中撰寫有關甘地的內容。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1931年與甘地通信，並在一封關於甘地的信件中稱他為"後代的榜樣"。愛因斯坦這樣評價甘地：
聖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史上獨樹一幟。他為一個受壓迫國家的解放戰爭發明一種全新的、人道的方式，並以最巨大的精力與奉獻精神將其實踐。他對整個文明世界中有意識、能思考的人所產生的道德影響力，很可能會比在我們這個過度高估殘酷暴力力量的時代所顯現出來的影響力更加持久。因為只有那些透過自己的榜樣和教育工作，來喚醒和加強他們人民的道德力量的政治家，他們的成就才能持久。我們所有人都應感到高興和感激，命運賜予我們這樣一位開明的同代人，他是後代的榜樣。後世子孫恐怕很難相信地球上曾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存在過。
圣雄甘地 遺產與歷史地位
來自索馬利蘭的政治活動家法拉赫·奧馬爾於1930年訪問印度。他在那裡會見甘地，並受到甘地非暴力哲學的影響，將其應用於他在英屬索馬利蘭的運動中。
義大利哲學家蘭扎·德爾·瓦斯托於1936年前往印度，打算與甘地共同生活，他後來返回歐洲傳播甘地的哲學，並於1948年創立方舟社區，該社區以甘地的靜修處為藍本。米拉本（英文本名瑪德琳·斯萊德（Madeleine Slade）是一位英國海軍上將的女兒，她將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奉獻給印度，成為甘地的忠實追隨者。
此外，英國音樂家約翰·藍儂在討論他關於非暴力的觀點時，曾提及甘地。美國前副總統兼環保主義者艾爾·高爾於2007年在一場關於氣候變遷的演講中，引用甘地堅持真理的概念。美國第44任總統巴拉克·歐巴馬在2009年9月表示，他最大的靈感來源於甘地。他的回答是針對一個問題："無論在世或已故，您會選擇與哪一位人物共進晚餐？"歐巴馬補充道："他是我從中找到很多靈感的人。他用他的非暴力訊息啟發金恩博士。他最終完成如此多的事情，僅憑藉他倫理的力量就能改變世界"。
圣雄甘地 遺產與歷史地位
《時代雜誌》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萊赫·華勒沙、馬丁·路德·金恩、塞薩爾·查韋斯、翁山蘇姬、小班尼格諾·艾奎諾、戴斯蒙·屠圖和納爾遜·曼德拉評選為"甘地的孩子們"，並將他們視為他非暴力精神的繼承人。位於美國德州休斯頓的聖雄甘地區），一個印度裔美國人聚居地，正式以甘地為他們居住地區命名。
甘地的思想對20世紀的哲學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始於他與羅曼·羅蘭和哲學家馬丁·布伯的交流。法國哲學家尚-呂克·南希指出，法國哲學家莫里斯·布朗肖曾從"歐洲精神性"的角度對甘地進行批判性的探討。其後，包括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埃蒂安·巴利巴爾和斯拉維·紀傑克在內的哲學家們發現，甘地是討論政治道德時必不可少的參考對象。美國政治學家吉恩·夏普撰寫一部分析性文本《作為政治策略家的甘地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探討甘地思想對於創造非暴力社會變革的重要性。甘地對技術的看法，在當今的環境哲學和技術哲學領域中，其價值與日俱增。
圣雄甘地 遺產與歷史地位
聯合國大會於2007年宣佈將甘地的生日 - 10月2日 - 定為"國際非暴力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Nonviolence) 。
許多國家的學校將1月30日（甘地遇刺日）定為"學校非暴力與和平日" (the School Day of Nonviolence and Peace) 。該倡議最初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1948年提出，當時名為"非暴力與和平學校日"（在西班牙語中為DENIP）。在採用南半球學校曆的國家，則將其定在3月30日。
《時代雜誌》將甘地評選為1930年的"年度風雲人物。該雜誌1999年的"世紀最重要人物"名單中，甘地排名僅次於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曾稱甘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
那格浦爾大學（現已改名為國聖圖卡多吉·馬哈拉傑那格浦爾大學）於1937年授予甘地法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