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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 管辖权
美国共分为13个巡回上诉法院，其中每一个上诉法院均由最高法院分配一个“巡回大法官”。虽然这个概念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其意义却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根据1789年的《司法法案》，每位大法官都必须在审判区管辖范围内或在指定巡回法庭内作巡回审判，并与当地法官一起审理案件。这做法由于巡回审判路途遥远和困难而遇到许多大法官的反对。此外，大法官在巡回法庭可能判定与最高法院利益冲突的案件。巡回审判于1891年废除。
如今，在审判区管辖范围内的巡回大法官负责处理某些类型的申请，根据法院的规定，这些申请可以单独由一名大法官进行解决。其中包括紧急中止（包括在死刑案件中执行死刑的中止）的申请以及在审判区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引起的“全令状法案”的禁令以及日常要求如请求延长时间。过去巡回法官有时还在刑事案件中作出保释，人身保护令，以及上诉许可调案令的申请。一般而言，大法官通过简单地批示“批准”或“拒绝”或指示进入某一标准程序来解决这类申请。然而，如果大法官愿意的话，可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意见（称为庭内意见）。
巡回大法官可作为该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几乎不曾发生。在上诉法院，巡回大法官的资历比巡回法庭的审判长高。
首席大法官传统上会分配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第四巡回法院（包括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即哥伦比亚特区邻近的州）以及联邦巡回法院。每个大法官会分配到一或两个巡回法院。
截至2022年9月28日，大法官巡回法院分派如下：
现任法官中有五名被分配到他们以前担任巡回法官的巡回法院：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阿利托大法官（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巴雷特大法官（ 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戈萨奇大法官（第十巡回上诉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 程序
最高法院的工作庭期从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并持续到次年6月或7月初。每个庭期由大约两周的交替时期组成，称为“开庭”和“休庭”。大法官们在开庭期间听审案件并作出判决;他们在休庭期间讨论案件并撰写判决陈述。
几乎所有案件都以请愿书方式提交给最高法院，通常被称为“上诉书”。最高法院可以根据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任何一方的呈请给予的复审令，审查联邦上诉法院的任何案件。如果这些判决涉及联邦法律或宪法法律的问题，法院可能只会审查“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一方是上诉人，非提请人是被告。无论哪一方在初审法院发起诉讼，所有案件名称都是上诉人诉被告人。例如，亚利桑那州诉埃里内斯·米兰达案是以州的名义对个人提起刑事起诉。如果被告已定罪，那么在向最高法院上诉时，将确认其定罪。而当米兰达以其向提出案件上诉申请时，该案的名称将变为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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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况是属于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比如当两个州之间有争议时或者当美国联邦政府与一个州之间出现争端时。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可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种情况的例子包括合众国诉德克萨斯州案，该案旨在确定是否一宗地属于美国或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案，是否两州错误划分的边界可由最高法院进行更改以及州与州之间的正确边界设定是否需要国会批准。虽然自1794年以来没有发生类似佐治亚诉布列斯福德案的案件，各方法律行动中，最高法院具有初审管辖权并可以要求陪审团判定事实争议。另外两个初审管辖权案件涉及殖民时代通航水域之下的边界和权利的新泽西州诉特拉华州案，诉以及河岸州上游水域的水权的堪萨斯州诉科罗拉多州案。
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调审令的庭审会议为会商。会商是在9个大法官内部的秘密会议；公众和大法官的书记员将排除在外。如果有4名大法官投票通过上诉，案件将进入简报通报阶段；反之，案件结束。除死刑案件及其他最高法院要求被告通报的案件外，被告不需要提交对请求调审令的答复。
最高法院只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批出请求调审令的，在“最高法院10点规则”中阐明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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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同一法律或宪法规定的解释发生冲突，律师称之为情况“巡回法院分裂”。如果法庭投票拒绝请求调审令，如绝大多数上诉一样，通常是不出具意见的。驳回上诉并不是判决案件的案情，而下级法院的判决将是该案件的最终判决。
为了处理法院每年收到的大量上诉（法院每年收到的7,000多个上诉中，仅要求100份或以下案件的简报并进行庭审口头辩论），最高法院采用了称为“调审令池“的内部案件管理工具。目前，除了大法官阿利托和戈萨奇，其他大法官都参加复审小组。
当法院提出请求调审令时，该案子设定为口头辩论。双方将就案件的案情简要介绍案件的不同之处，他们可为批准或拒绝请求调审令而提出不同的理由。经双方同意或最高法院批准，“法庭之友”也可以提交辩护状 。最高法院从10月至4月每月举行2周的口头辩论。每一方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提出其论点（法院可能会选择给予更多的时间，但很罕见），在陈述时间里，大法官可能会打断律师并提问。上诉人首次发表陈述时，可以在被告陈述结束之后，预留一些时间来驳回被告的论据。如果另一方同意，法律之友可代表一方作出口头辩论。最高法院建议律师假设大法官熟悉并阅读了案件的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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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法庭提出抗辩，律师必须首先被最高法院律师协会承认。每年约有4000名律师加入该协会。最高法院律师协会预计有23万名会员。实际上，诉状仅限于数百名律师。其余律师加入协会需缴纳一次性费用200美元，每年赚取大约75万美元。律师可以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承认。团体承认是在最高法院现任法官面前进行的，其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批准接纳新律师的动议。律师通常申请协会是为了将承认证书放在办公室或简历上显示。如果他们希望参加口头辩论，他们也可以获得更好的坐席。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的成员也可以进入最高法院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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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辩论结束后，提交案件判决。案件的判决由法官的多数票决定。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在该期限结束时在特定期限内对有争议的所有案件作出判决。然而，在这个期限内，最高法院无义务在口头辩论之后的任何规定时间内作出判决。在口头辩论结束后，法官退到另一次初步投票的会议，占多数资历最高的大法官将最高法院陈述的初步草案分派给同一阵营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在特定情况宣布判决最高法院的陈述草案以及大法官们的任何同意或异议陈述。由于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法庭内禁止使用录音设备，所以是通过纸质副本将判决传递给媒体，这被称为是“实习生的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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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有可能因为大法官空缺，导致案件票数打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下级法院的判决会被承认（affirm)，但不会变成有约束力的判例。听审案件，必须有至少六名大法官在场。如果人数不足可以听取案情，大多数合格的大法官认为一个案子不能在下一个任期内听审和裁定，那么下级法院的判决就如同最高法院的打平一样得到确认。对于通过美国地方法院直接上诉向最高法院提起的案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将有关案件发回到有关的美国上诉法院作出最后裁定。这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合众国诉美国铝公司案（1945年）。
最高法院的陈述分三个阶段发布。首先，最高法院的网站和其他网站发布一个判决简述。然后，法院命令的几个陈述和清单都以平装书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称为美国报告的初步出版材料，官方系列书将呈现最高法院最终版的陈述。在发行初步出版材料大约一年后，将发布《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报告》最终合订本。《美国报告》的每一卷都有编号，以便用户可以引用这套报告 - 或由另一个商业合法发布商发布但包含平行引用的竞争版本，以帮助那些想通过阅读诉状和其他简报快速轻松地查找案例的人。
截至2019年1月 (2019-01)，出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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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3月，《美国报告》共出版了30161份最高法院的陈述，涵盖了从1790年2月至2012年3月的裁定。 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 因为多个案件可以通过一个陈述处理（例如，社区学校学生家长诉西雅图学区案与梅雷迪思诉杰斐逊县教育委员会案以相同的陈述作出裁定;根据类似的逻辑，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实际上不仅裁定了米兰达案，还裁定了其他三个案件：威哥尼拉诉纽约州案，韦斯特欧沃诉合众国案和加州诉斯特沃特案）。一个更不寻常的例子是“电话案例”，其中包含一整套相互联系的陈述，在《美国报告》中占据了整个第126卷。
陈述也通过两名非正式的平行汇编发表：由西方（现为汤森路透一部分）出版的《最高法院判例汇编》和由LexisNexis公司出版的《美国最高法院报告，律师版》简称“律师版”。在法庭文件，法律期刊和其他法律媒体中，案件引文一般源于三本汇编的一处；例如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引文以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585 U.S. 50，130 S. Ct. 876, 175 L. Ed. 2d 753 (2010)呈现。其中，"S. Ct."代表《最高法院判例汇编 》，“L. Ed”代表律师版。
律师使用缩写格式，即以“vol U.S. page, pin (year)”引用案件。其中vol为卷号，page为陈述开始的页码，year为该案裁定的年份，pin用于“精确定位”到意见中的特定页码。例如，罗伊诉韦德案的引文是410 U.S. 113 (1973)，这表明该案是在1973年判决的，并出现在《美国报告》第410卷第113页中。对于尚未在初步印刷材料中发表的陈述或法定，卷和页码可以替换为“___”。
美国最高法院 制度性权力和制约因素
在起草和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联邦法院制度和司法当局对《宪法》的解释几乎没有引起关注。事实上司法审查的权力在这上面是没有提到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司法审查的权力是否是宪法起草者意图的问题，很快就因为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证据而受到阻挠。然而，司法机构推翻法律和行政行为的权力是非法或违宪的，这是一个既定的先例。许多开国元勋接受司法审查的概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第78号写道：“法官必须将《宪法》视为一项基本法。因此他们需要确定其中的意义；以及任何立法机构特定诉讼法的意义。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差异，（前者）应该有优先的义务和有效性的优先权；或者换句话说，宪法应该优于立法机构和法令。”
最高法院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法案（1803）中确定了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权力，完善了美国制衡制度。在解释司法审查权力时，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表示，解释法律的权力是法院的特定职权，司法部门有义务说明法律是什么。他的论点并不是说法院有特权洞察宪法的要求，而且《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义务是阅读并遵守《宪法》的规定。
美国最高法院 制度性权力和制约因素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司法审查的做法与平等主义、自治、自决、信仰自由的民主理想处于紧张关系。一方面是将联邦司法机构，特别是最高法院视为“最分离，最少检查所有政府部门”的人。事实上，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必以其任期内的“良好行为”期间而被推选，而且他们的薪酬在担任职务期间是不可能“减少”的（第三条第一节）。虽然有弹劾的程序，但只有一个大法官曾经被弹劾，至今没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免职。另一方面则将司法机构视为最不危险的分支机构，几乎没有能力抵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劝诫。据指出，最高法院不能直接执行判决;相反，其依赖于尊重宪法和法律来维持其判决。 著名的例子是1832年出现的不服从，当时在伍斯特诉佐治亞案，佐治亞州忽视了最高法院裁定。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与佐治亞州法院一致表示：“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执行吧！”然而，这个所谓的引用是有争议的。南方的一些州政府也在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后，抵制了公立学校的废除种族隔离。最近很多人担心，尼克松总统拒绝遵守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尼克森（1974年）的命令交出水门事件的录音带。然而，尼克松总统最终还是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 制度性权力和制约因素
宪法修正案可以（并已）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定，已有5个案例：
当最高法院对涉及法律而不是宪法的事宜进行判决时，简单的立法行动可以扭转判定（例如，2009年国会通过了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取代了2007年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中的限制）。此外，最高法院不能免于政治和制度上的考虑：低级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有时会违反教义创新，执法官员也是如此。
另外，其他两个分支机构可以通过其他机制来限制最高法院。国会可以增加大法官的数目，使总统有权通过任命来影响未来的判定（如上述的罗斯福最高法院填塞计划）。国会可以通过限制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对某些议题和案件的管辖权的立法：这是第三条第2节中的建议，如果上诉管辖权“具有此类例外情况，国会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执行。“最高法院在偏袒一方的麦卡德尔（1869）“重建”案件中认定国会判决，但其拒绝了国会在美国诉克莱因案（1871年）中判定特定案件的权力。
美国最高法院 制度性权力和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权力，界定了联邦政府立法机关和执行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分离的范围和性质; 如在合众国诉柯蒂斯 - 赖特出口公司案（1936），在戴姆斯与摩尔诉里根案（1981）中，特别是高华德诉卡特案（1979）（其中有效地给予总统权力终止未经国会或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批准的条约）。 法院的判决也可以对执行权力的范围施加限制，如汉弗莱执行机构诉美国（1935年），钢铁缉获案（1952年）和合众国诉尼克森案（1974年）。
美国最高法院 律政书记
每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配有几个律政书记协助审查和研究复审令的请愿书，并准备法官备忘录和起草陈述等。大法官允许有4个书记员。首席大法官允许有5个书记员，但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每年仅聘请3个书记员以及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通常只聘请4个。一般来说，律政书记的任期为一到两年。
大法官霍勒斯·格雷于1882年聘请了第一位律政书记。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路易斯·布蘭迪斯是最先聘请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而不是秘书兼速记员为书记员。大多数法律政书记都是刚毕业的法学院毕业生。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于1944年聘请了第一位女书记员露西尔·洛门。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于1948年聘请了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威廉·科尔曼。聘请的律政书记绝大多数从精英学校获得法律学位，特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律学位，这十分不均衡。从1882年到1940年，62%的律政书记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最高法院所选择的律政书记通常是其法学院班级的精英，且经常是法学评论编辑或模拟法庭董事会的一员。到了70年代中期，在联邦上诉法院担任过法官书记员成为了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书记员的先决条件。
美国最高法院 律政书记
8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为其他大法官担任书记员：拜倫·懷特曾担任弗雷德·文森的书记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曾担任威利·拉特里奇的书记员，威廉·伦奎斯特曾担任罗伯特·H·杰克逊的书记员，斯蒂芬·布雷耶曾担任阿瑟·戈德堡的书记员，约翰·罗伯茨曾担任伦奎斯特的书记员，埃琳娜·卡根曾担任瑟古德·马歇尔的书记员，尼尔·戈萨奇曾担任拜伦·怀特和安东尼·肯尼迪的书记员，以及布雷特·卡瓦諾曾担任肯尼迪的书记员。戈萨奇和卡瓦诺大法官曾在肯尼迪手下同时任职。戈萨奇是第一位与自己曾担任过书记员的大法官同时在任的大法官，从2017年4月开始，直到2018年肯尼迪退休。随着卡瓦诺大法官提名的确认，最高法院的多数成员首次由前最高法院书记员组成（罗伯茨、布雷耶、卡根、戈萨奇和卡瓦诺）。
美国最高法院 律政书记
几位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曾在联邦上诉法院担任书记员：约翰·罗伯茨曾担任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亨利·弗兰德利的书记员，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任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伦纳德·I·加思的书记员，埃琳娜·卡根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伯纳·J· 米克瓦的书记员以及尼尔·戈萨奇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大卫·B·森特尔法官的书记员。
最高法院大法官聘请的书记员通常在起草陈述时留下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根据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法律评论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最高法院书记员似乎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一个无党派机构”。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J. Michael Luttig说：“随着法律越来越趋近于政治，政治关系自然而且可预见地成为通过法院压制的不同政治议程的代理人”。剑桥大学历史教授戴维·杰罗夫（David J. Garrow）表示，法院已经开始反映出政府政治部门的影子。加罗教授称“我们的书记员工作队伍的组成越来越像众议院的组成”。“各方都提出只有意识形态的纯粹主义者。”
根据范德比尔特法律评论研究，这种政治化的聘请趋势加深了最高法院是“反思意识形态论据而不是以法治为由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机构”的印象。《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2012年6月的调查显示，只有44％的美国人赞成最高法院所做的工作。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法官的判定有时受到其政治或个人看法的影响。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法院一直是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批判对象。其中：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最高法院被批评为不在宪法范围内行使司法能动主义，而非解释法律和行使司法限制。司法能动主义的诉求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经常被引用的保守司法行为主义的例子是1905年洛赫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包括罗伯特·博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都对该判决进行批评。经常被引用的自由主义司法行为主义的例子是罗诉韦德案（1973），将堕胎合法化，其部分原因是基于“第十四修正案”所表达的“隐私权”，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迂回的推理。法学家、大法官和总统候选人都批判了罗伊的判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受到保守派人士如帕特里克·布坎南和前总统竞选人贝利·高华德的批判。最近，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定被批评为改变长期以来第一修正案对公司不适用的观点。林肯总统警告说，关于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判决，如果政府政策变得“不可逆转且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所限定...人民将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了”。前任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用这些话来证明司法能动主义：“你做你认为是对的事，让法律在后面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院的倾向不同。双方的批评家都抱怨说，持激进观点的法官以自己的观点代替了宪法。评论家还包括Andrew Napolitano，Phyllis Schlafly，Mark R. Levin，Mark I. Sutherland和James MacGregor Burns等作家。过去来自两党的总统都对司法能动主义发起攻击，其中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总统。最高法院提名人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说：“法官所做的就是一场政变，一场缓慢移动，踩着高跷地，但仍然是政变。”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指出，当政界人士谈论司法能动主义时，他们对一名能动主义法官的定义是一个不同于他们投票想要的人。一位法学教授在一篇于1978年发表的文章中称，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是立法机构”。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因为没有保护个人权利，法庭的判决受到批判：斯科特案（1857）判定维持奴隶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根据“隔离但平等”的原则维持种族隔离；凯洛诉新伦敦市案（2005年）被包括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兹宁在内的杰出政治家批评为破坏财产权。有报道称一些批评家认为，保守派占多数的2009年大法官席位“变得与印第安纳州的选民相抵触”，这些法案倾向于“剥夺大量没有驾照公民的投票权，特别是穷人和少数民族选民。”艾尔·弗兰肯参议员批评最高法院“侵蚀个人权利”。不过，也有人认为，法院过于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被指控犯有或被拘留的人的权利。例如，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斯卡利亚大法官批评最高法院在布迈丁诉布什案的判定中是否过分保护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权利，理由是人身保护令应受主权领土的限制。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这种批评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抱怨有关。乔治·威尔（George Will）写道：最高法院在美国国家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介入2009年关于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的破产程序的批判。一位记者写道：“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干预克莱斯勒破产案”并公开了“进一步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但从总体上认为这种干预是适当运用最高法院的权力以对行政部门进行审查。沃伦·伯格在成为首席大法官之前曾认为，由于最高法院具有这种“不可见的权力”，所以其很可能“自我沉迷”，不可能“进行冷静的分析”。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写道：“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已经过度授权”。
英国宪法学者亚当·汤姆金斯（Adam Tomkins）认为，美国的法庭（特别是最高法院）制度的行为和立法机构有缺陷。他认为，由于法院须多年的等待才能通过这个制度，才能严格限制其他两个分支。相比之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可以经请求可直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美国历史上曾有过有关于联邦和国家权力界限的辩论。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筹划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他们当时提出的《宪法》并不会侵犯州政府的权力，但另一些人认为，联邦政府的扩充的权力与制宪者的愿望是一致的。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明确授予《宪法》未授予的美国权力分别向国家或人民保留。由于最高法院给予联邦政府太多的权力干涉国家权力机关而受到批评其中一个批判如下，最高法院允许联邦政府滥用商业条款，维护与州际商业无关的规定和立法，但这是以规范州际商业的幌子颁布的；并且因为涉嫌干涉州际商业，致使国家立法无效。例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采用“商业条款”来维护“《濒危物种法》，从而保护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附近的六种特有的昆虫种类。尽管昆虫没有商业价值，也没有跨越州边界；最高法院于2005年通过这一判决。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认为，国会完全可以行使州际商业的权力到最大限度。除了《宪法》规定之外，不承认任何限制。大法官阿利托表示，商务条款下的国会权力是“相当广泛的”。现代理论家罗伯特·B·德里克建议现在应继续讨论《商业条款》。国家权力倡导者如宪法学者凯文·古兹曼也批判了法院，称其滥用了第十四修正案破坏国家的权威。布兰迪斯法官辩称允许各州在没有联邦干预的情况下运作，这表明国家应该是民主的实验室。一位评论家写道：“最高法院判决违宪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涉及州法律而不是联邦法律。”不过，其他人认为《第十四修正案》是将“保护这些权利和保障提升到国家层面”的积极力量。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因其陪审团判决不向大众公开，最高法院受到批评。根据杰弗里·托宾（Jeffrey Toobin）的评论《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秘密世界》：记者难以将最高法院内部运作报道出来，正如一个封闭的“卡特尔”，仅能通过不包括内部运作的公共事件和出版物进行自我揭露。评论写道：“很少有记者能够深入挖掘法院事务。最高法院内部运作良好。但唯一受伤的是美国人民，他们对于最有权威的9名大法官知之甚少。”拉里·萨巴托抱怨法院与外界隔绝。2010年的菲利·迪金森大学调查发现，61％的美国选民同意举行电视法庭听证会有利于民主”，50％的选民表示如果机会的话他们会收看电视转播的最高法院法庭诉讼。近年来，许多大法官的身影都出现在电视和书籍上，并向记者发表了公开声明。在2009年的C-SPAN采访中，记者约翰·比斯丘皮克（今日美国）和莱尔·丹尼斯顿 （SCOTUS博客）认为，最高法院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机构，只有大法官的私人会议不向公众开放。2010年10月，最高法院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其星期五进行的口头辩论的记录和文本。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被批评为将最高法院置于政治舞台之上，并决定其他两个政府分支的职权。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定是最高法院在2000年美國总统选举結果的實際干预，並決定最終的選舉結果，大法官中5比4的判決，五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禁止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选择」乔治·W·布什而不是普選票較多的阿尔·戈尔成为第43任美国总统，这个案件的判决受到特别是民主黨的广泛批评。另一个案例是最高法院关于分配和重划選区的判决：在贝克诉卡尔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对分配问题作出判定；法兰克福大法官反驳最高法院的判决涉嫌所谓的政治问题。很多牽涉政治爭端的司法判決通常展現5比4，判決亦反映大法官的政治意識形態。
阿伦·斯派克特参议员说，最高法院应该“判决更多的案件”。另一方面，虽然斯卡利亚大法官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最高法院的如今听审案件的数量要比他加入最高法院时的数量要少。但他也表示，他没有改变其对案件审查的标准，他也不相信他的同事改变了他们的标准。他将1980年代后期的大量案件归咎于由法院通过的新联邦立法的早期波动。
美国最高法院 批判
批评家拉里·萨巴托写道：“终身任期的绝对性，以及任命长期开庭审理案件的年轻律师，有上一代想法的高级法官比只有当代观点的法官好。”桑福德·莱文森一直批评那些身体恶化却仍然在职的大法官。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表示终身任期已经“严重滞后，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几乎总是落后于时代”。解决这些问题的提案包括由莱文森和萨巴托提出的大法官任职期限以及理查德·爱泼斯坦等提出的强制退休年龄。但是，其他人则认为，终身任期带来诸如公正和免受政治压力的实质性好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主义议文集第78号文件写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像永久在职那般维持坚定和独立。”
在21世纪，增加了对大法官的接受昂贵礼品和旅行的审查。罗伯茨法院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了旅行或礼物。2012年，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收到了来自于出版商Knopf Doubleday的190万美元预付款。斯卡里亚大法官等曾接受由私人捐助者资助的数十次昂贵的异国旅行。大法官以及对判决感兴趣的人一起参加由党派团体举办的私人活动，但却引起了参加活动期间不当交流的担忧。同道会法律总监斯蒂芬·斯普尔丁指出：“这些旅行导致了公正问题，并涉及到了关于大法官的公正承诺。”
美国宪法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英語：），简称《美国宪法》或《合眾國憲法》（），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法律，自1789年3月4日起生效，取代了之前的《邦联条例》。这部宪法由七篇正文构成，确立了联邦政府的基本框架，是当今世界上最早、持续运作时间最长的成文国家宪法，亦为日后许多国家成文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宪法的前三条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将联邦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三权完全平等，并且互相制衡。第一条规定了由众议院与参议院组成的国会，负责立法事务；第二条确立总统及其属下官员的职责，构成行政权力的核心；第三条则设立联邦司法机构，以联邦最高法院为首，行使司法审查与法律解释的职能。第四、第五及第六条则体现了联邦制的理念，分别界定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宪法修正程序，以及联邦法律在与州法冲突时的优先地位。第七条规定了宪法正式生效所需的批准程序，即最初十三个州中有九州批准即可成立。
美国宪法
制宪过程始于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的制宪会议中完成。除羅德島州外，其余十二州的议会均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原计划只是修订《邦联条例》，但由于原有体制运作不良，与会代表们决定起草一部全新的宪法 。最初由弗吉尼亚州代表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主张设立一个按人口比例选出的两院制国会、一个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以及由任命产生的司法机构。与之相对的是新泽西州提出的“新泽西方案”，坚持原有的一院制国会，每州一票，但同意设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部门。
美国宪法
最终，代表们否决了新泽西方案，并围绕奴隶制度与代表分配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妥协。在奴隶制度问题上，北方各州已逐步废奴，而南方诸州则高度依赖奴隶劳动力，特别是乔治亚与南卡罗来纳。为争取南方支持，代表们同意在宪法中保障20年内不禁止奴隶贸易 ；允许各州将奴隶人口的三分之五计入联邦代表人数，以影响国会席位和税收分摊；并规定各州需归还逃亡奴隶，即使这些奴隶已逃至废奴州。此外，代表们通过了“康涅狄格妥协”，即众议院按人口比例代表各州，而参议院则由各州平均代表，每州拥有两个参议员。这一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宪法获得通过，同时也确立了至今仍存在的参议院不平等代表问题，以及影响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制度。
美国宪法的修订方式具有独特性，不同于许多国家对宪法条文直接修改，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以附录形式添加至原文之后，保持原始文本的完整性。《美国宪法》自1789年正式实施以来，已被修订27次。最初的十项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保障个人自由与司法公正，并限制联邦政府对各州的干预。之后的17项修正案主要致力于拓展公民权利，包括废除奴隶制、赋予妇女选举权、降低选举年龄至18岁等。同时，也有若干修正案涉及联邦权力架构与政府运作机制的调整，例如设定总统任期限制，调整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程序等。
原始宪法由当时的书记官雅各布·沙勒斯（Jacob Shallus）手写于五张羊皮纸上，如今珍藏于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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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4年9月5日至1781年3月1日期间，北美十三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会议所在地即如今的费城独立厅。这段时期内，会议实际上成为了美国革命时期的临时中央政府。与会代表多是由各殖民地的革命通讯委员会选出，而非殖民地政府正式委任。这种代表结构反映了当时各殖民地普遍不满英国统治，正逐步朝向自主建国的方向迈进。
在大陆会议的主持下，美国最初的全国性宪法《邦联条例与永久联盟》（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于1777年6月由一委员会草拟，并于当年11月提交大会通过。由于各州批准进度不一，该文件直到1781年3月1日才由全部13个州正式批准生效。《邦联条例》为各州之间建立起一个松散的联盟，其中央政府，即邦联议会（Confederation Congress），被赋予极有限的权力，几乎无法对成员州施加实际管控。尽管国会拥有部分决策能力，但却缺乏执行权，几乎所有重大决议，包括修改条例本身，都必须经过13州一致同意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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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邦联条例》存在种种局限，但基于第九条赋予国会的权力，它所创建的州际联盟在当时已堪称是共和制联盟中的强者。然而，正如乔治·华盛顿所言，最大的难题在于“没有钱”。虽然国会拥有印钞权与借款权，却无法向各州征税或强制执行财政义务。几乎所有州都未依规定缴纳应承担的联邦税款，甚至有的州完全拒付。部分州虽勉力承担了对本州公民的国家债务利息，却从未偿还对外国政府的欠债。到1786年，美国面临国家信用破产的边缘。
在军事与外交事务上，邦联体制同样捉襟见肘。当时联邦政府编制的常备军仅有625人，多数被派驻于已不具威胁的旧英军堡垒。而士兵们长期无薪，频频出现逃兵、甚至意图叛变的情形。与此同时，西班牙关闭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新奥尔良港口，严重阻碍美方贸易；北非巴巴里海盗劫持美国商船，而国库却无力支付赎金。在应对此类危机时，邦联议会既无信用可借，亦无财政资源可用，几乎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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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事务上，《邦联条例》未能统一各州之间的利益和政策。例如，尽管1783年《巴黎条约》已正式确认美英和平及美方主权地位，但南卡罗来纳与纽约等州仍继续审判战时效忠英国的保皇党并没收其土地，公然违反条约。各州政府亦自行其是，分别与外国缔约、设立关税壁垒、组织军队乃至发动军事行动，完全无视邦联议会的权威。
1786年9月，为解决各州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问题，数州代表在安纳波利斯会议上试图达成共识。会上，詹姆斯·麦迪逊首次公开质疑《邦联条例》的合法性和实用性，提出其作为“国家宪章”已不具备维持有效政府的能力，康涅狄格州甚至连续两年拒绝向联邦政府缴纳任何赋税。当时更流传着纽约部分议员与加拿大总督秘密通信、意图煽动叛乱的传言；而南方的佐治亚州则因克里克族原住民的袭击而陷入军事戒严状态，传言称英国正在暗中资助这些袭击。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谢伊叛乱（1786年8月至1787年6月），该州财政濒临崩溃，无力动用国会力量应对危局。最终，由本杰明·林肯将军临时向波士顿商人筹资组建志愿军平息叛乱，充分暴露了邦联政体缺乏全国性应变能力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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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邦联制度下，国会的运作日益瘫痪。除非有九个州同意，否则重大议案无法通过；部分议案甚至要求13州全体一致。一旦某州仅有一名代表出席，则该州无表决权；如代表意见分歧，该州亦无法计入有效票数。到1787年前后，邦联议会几乎已放弃日常治理，许多革命领袖如华盛顿、富兰克林和鲁弗斯·金等人对共和国前途深感忧虑，他们曾怀抱的“人民主权”、“定期选举”、“摆脱世袭统治”的理想正逐渐陷入信心危机。
最终，邦联议会于1787年2月21日通过决议，召集各州派遣代表前往费城召开制宪大会。此次会议的宗旨已不再是零星修补条例条文，而是“出于唯一而明确的目的”，对整个联邦体制进行“彻底修订”，以使“联邦宪制足以应对国家治理与维护联盟的需要”。会议最终的提案须经国会批准，并由各州批准方能生效。这项决议为随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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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5月14日，制宪大会按计划在费城召开，但当日仅有弗吉尼亚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到场.，由于未达到法定人数，会议被迫延期。直到5月25日，七个州的代表抵达，才得以正式开始会议。最终，共有12个州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唯一缺席的是羅德島州。各州原先共指派了74名代表，其中55人实际出席，他们普遍认为，《邦联条例》下的中央政府权力过弱，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具强制力的中央政体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会议伊始，代表们提出了两套主要的政府架构方案。第一套是由弗吉尼亚州代表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又称“大州方案”或“兰道夫方案”。该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由两院组成的国会，并依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席位。这一设想受到人口众多州份的支持，其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约翰·洛克的“民众同意”理念、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以及爱德华·科克对公民自由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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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套方案是由新泽西州代表提出的“新泽西方案”，也被称作“小州方案”。该方案主张维持单一院制的国会，并赋予每州一票，强调各州平等地位。这一主张受到人口较少州份的青睐，其理念根源于英国辉格党人的传统观念，如埃德蒙·伯克关于政治程序的信任，以及威廉·布莱克斯通强调议会主权的观点。该方案背后的信念是：各州作为独立实体，自愿加入联邦，应保有原有主权。
1787年5月31日，大会转为全体委员会形式，开始就弗吉尼亚方案进行逐条讨论，并于6月13日提出修订版。随后，新泽西方案作为对弗吉尼亚方案的回应被正式提出。由于两套方案在议会代表分配上的根本分歧，大会陷入僵局。7月2日至16日，由各州代表组成的“十一人委员会”试图就这一问题达成妥协。各方一致同意联邦政府应采取共和制，并由人民通过各州代表予以体现。在议会代表制度上，主要需解决两个问题：各州如何在联邦国会中分配票数，以及代表应由谁选举产生。最终，“康涅狄格妥协”或称“大妥协”方案获得多数支持。该方案建议：众议院议席依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由人民直选；参议院则采取各州平等代表制，每州两名参议员，由州议会选出。此外，所有财政法案必须自众议院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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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妥协”成功缓和了主张国家权力加强者与州权拥护者之间的对立，开启了一系列以妥协为基础的后续讨论。诸如总统任期与选举方式、总统权力界限、联邦司法体系权限等议题，也都在相互让步中得以解决。为兼顾南方利益，会议还通过了“五分之三妥协”，即奴隶可按总人口的五分之三计算在各州人口总数中，以决定众议院代表数与税收份额。
7月24日，大会选出细节委员会，由约翰·拉特利奇（南卡罗来纳）、埃德蒙·伦道夫（弗吉尼亚）、内森尼尔·戈勒姆（马萨诸塞）、奥利弗·埃尔斯沃思（康涅狄格）和詹姆斯·威尔逊（宾夕法尼亚）等人组成，负责起草一份综合既有讨论成果的宪法草案。大会自7月26日休会至8月6日，等待该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最终提交了一份共含23条正文与序言的宪法草案，内容大体符合此前通过的各项决议，但亦增补了若干制度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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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至9月10日，大会对草案逐条进行审议与修订，并就诸多细节问题达成进一步妥协。9月8日，为将草案整理为最终定稿，大会任命了文体与修辞委员会，成员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纽约）、威廉·塞缪尔·约翰逊（康涅狄格）、鲁弗斯·金（马萨诸塞）、詹姆斯·麦迪逊（弗吉尼亚）和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最终版本的宪法于9月12日提交大会审阅，包括七条正文、一篇序言与一份结尾条款，其中莫里斯为主要起草者。该委员会还起草了一封拟随宪法一并呈交国会的信函。
最终定稿由雅各布·沙勒斯誊写，并于9月17日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正式呈交表决。尽管多位代表对最终文本表示不满，认为其乃各方妥协下的产物，难称理想之作，但仍有39位代表在文件上签署，标志着宪法草拟程序的完成。年事已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会上表示，虽然自己并不完全同意草案中的所有内容，但他愿意接受这部宪法，因为“我不认为会有更好方案，也不能确定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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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通过宪法的代表们希望大会呈现出一致支持的姿态，最终的结尾条款采用“在大会上，由与会各州一致同意”（"Done in Convention, by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States present"）字样。尽管部分代表中途离席，另有三人拒绝签署，但在会议结束时，仍有11个州的代表团与纽约仅存的一位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同表示支持，促使宪法最终成稿，迈出正式建立现代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键一步。
1787年9月17日，《美国宪法》草案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正式签署。三天后，该文件即被提交至时任临时首都纽约市的邦联议会审议。虽然最初的目标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但新宪法事实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府体系。这种重大转变使邦联议会面临是否接受新方案的抉择。然而，议会并未行使否决权，而是在9月28日全票通过，将宪法草案转呈十三个州，由各州自行组织“联邦制制宪大会”进行批准。这一批准程序绕过了《邦联条例》中对宪法修订所规定的“十三州一致同意”门槛。取而代之的是，宪法草案第七条规定：只要有十三州中的九州通过，即可生效。这一机制旨在打破此前制度僵局，使改革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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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批准进程启动，政治格局迅速分化成两个阵营：一方是主张新宪法的联邦党人，另一方则是担忧中央集权过强、反对宪法的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法条款，各州展开了激烈辩论。《联邦党人文集》便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与约翰·杰伊三位代表在纽约撰写并发表，逐条解释和辩护宪法内容，旨在争取舆论支持，促进宪法批准。在1787年年底前，已有三个州率先通过宪法。特拉华州首先于12月7日以30比0全票通过，成为首个批准宪法的州。宾夕法尼亚州紧随其后，以46比23通过。新泽西州则再次以全票支持通过。进入1788年后，康涅狄格州与佐治亚州也分别以压倒性多数赞成。
然而，宪法批准进程在一些关键大州遇到阻力，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与纽约等地。这些州的反联邦党人担忧新宪法未明确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可能导致政府滥权。聯邦黨人認為《憲法》基於有限授權原則，聯邦政府只擁有明確授予的權力，因此並無權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他們因此主張不必另行列出權利。但在反对声浪升高的情势下，联邦党人作出妥协，承诺一旦宪法通过，未来将增修《权利法案》，以保障人民自由权利。这一让步瓦解了反联邦阵营的部分根基。
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标志着宪法正式获得生效所需的最低门槛。三个月后的9月17日，邦联议会确认已有11个州完成批准，并随即通过决议：1789年1月7日举行首届国会议员选举，2月4日举行首届总统选举，3月4日正式启动新政府，由第一届联邦国会在纽约市召开。与此同时，邦联议会还决定向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购买一块面积为1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未来永久联邦首都的选址，即后来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虽然宪法已经开始实施，但仍有两个州尚未加入新联邦体制。北卡罗来纳州坚持等待《权利法案》由新国会通过后再行批准。直到1791年，随着《权利法案》的正式通过并成为宪法前十项修正案，该州才完成批准程序。罗得岛州的批准则更为迟缓。在新联邦政府建立后，该州仍拒绝加入，直到面对来自其他州贸易封锁的威胁，最终于1790年5月迫于压力才通过宪法，成为第十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批准的州。
美国宪法 宪法思想渊源
《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且持续有效的成文宪法，其思想渊源深受英国宪政传统、启蒙时代哲学以及本土政治经验的多重影响。这些影响融合并形成了美国宪政制度中诸多核心原则，如法治、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权利保障与联邦制等，构筑了美利坚合众国政治体制的根基。
在构思美国宪法时，制宪者大量借鉴了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该文献最早于1215年颁布，起初是限制国王专权、保障贵族权益的契约，但随着历史发展，它逐渐演变为反对专制统治、捍卫自由权利的象征。《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便是对英国普通法体系和《大宪章》精神的延续。《大宪章》明确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出任何人不能被随意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原则在美国宪法中被加以发展，成为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滥权的重要制度保障。《大宪章》及其所代表的法治思想，不仅被英国本土继承，也被美国建国者引为规范国家行为和公权力边界的法理来源。
美国宪法 宪法思想渊源
在权利保障方面，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深受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的启发。两者都规定了陪审团制度、持有武器权，并禁止过高保释金与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这些权利观念早在各州宪法及《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中已现端倪，美国宪法仅是对其联邦层面的确认。
与英国法律传统并列的，是欧洲启蒙思想对美国宪法结构的深远影响。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对古罗马共和国制度的研究影响了美国关于制衡与分权的构想，他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中提出“分权制衡”的理论，主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并分别授予不同的机关，各自独立运行，相互制衡，从而防止权力集中而导致的专制。他强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并通过各部门之间的对抗实现制衡和平衡。这一理念在《美国宪法》第一至第三条中得到充分体现：国会行使立法权，总统执掌行政权，联邦法院系统负责司法权。此外，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互相制衡的思想，也在联邦党人文集（如麦迪逊的第47号文与汉密尔顿的第78号文）中被清晰地阐释。美国最高法院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引用孟德斯鸠的理论，以验证宪法中权力制衡结构的合法性。
美国宪法 宪法思想渊源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对英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扩展了同代人托马斯·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权力源于人民同意”的主张亦深刻影响了美国宪政理念。在《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洛克提出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保护这些权利的承诺。这些观念被制宪者广泛接受，以此为依据确立了代议制度、宪法优位和有限政府等基本原则。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皆对洛克思想有所继承与发展，尤其强调个体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
美国宪法 宪法思想渊源
与此同时，英国法律学者爱德华·柯克与威廉·布莱克斯通对宪法的法律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柯克曾在《英格兰法律原理》（Institutes of the Lawes of England）中强调，《大宪章》的保护适用于所有英国臣民，而不仅仅是贵族，并强调普通法的优越地位。布莱克斯通的《英格兰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被认为是美国建国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著作之一，麦迪逊与其他制宪者在起草宪法时屡次引用该书内容，此后美国的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亦广泛引用其对英国普通法的系统阐述，对美利坚法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宪法 宪法思想渊源
苏格兰启蒙运动同样对美国宪法思想产生影响。历史学家赫伯特·施奈德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可能是美利坚启蒙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潮流强调理性、经验与自由权利，推动了个人自由、法治与公共教育等观念的传播。政治哲学家大卫·休谟是当时影响甚广的人物，他的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思维深受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欣赏，后者曾在1760年访问爱丁堡并研究休谟的著作。两人共同认为高位公职人员不应享有高薪，并相信普通百姓在选举代表时比上层社会更具判断力。
在对欧洲制度的评估上，美国建国者亦表现出审慎与批判。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曾坦言，他们遍观古今各类共和国政体，却无一完全适用于新大陆的实际情况。托马斯·杰斐逊则认为欧洲大多国家为专制君主制，与美国人民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致约翰·拉特利奇的信中，杰斐逊甚至认为唯一可与美国政府相比的是美洲原住民的部落制度，因其更少依赖法律而更接近自然状态。
关于美洲原住民对美国宪法的潜在影响，有学者指出易洛魁联盟的政治理念或许启发了联邦制结构。唐纳德·格林德与布鲁斯·约翰森等印第安史学者认为有“压倒性证据”表明，美国宪法部分理念借鉴了易洛魁的制度，特别是在联邦结构、合议制与部落间协商机制方面。然而，这一“易洛魁影响论”亦受到学界部分人士的质疑与批评。历史学家塞缪尔·佩恩、威廉·斯塔纳与乔治·哈梅尔等认为该论点缺乏直接证据，而考古学家菲利普·莱维更将其视为巧合，并非有意借鉴。人类学家伊丽莎白·图克则批评此理论为“白人对印第安人概念的误读”与“学术误解”的产物。曾在史密森学会美国民族学局任职的易洛魁裔民族学家约翰·拿破仑·布林顿·休伊特，虽被视为研究易洛魁制度的重要人物，也否认其对美国宪法或富兰克林的联邦构想有重大影响。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美国宪法的序言作为整部宪法的开端，简短却极具意义，不仅勾勒出新政府的宗旨，也传达出宪法权威的根源所在。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establish Justice,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ce,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secure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to 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译文如下：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这段序言明确指出，宪法的制定并非由各州单独授权，而是由“我们合众国人民”集体赋予合法性。这一表达方式在当时具有深远意义，它标志着政府合法性的根源在于人民而不是国家。该序言的最终文辞由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主笔，他也是制宪会议中文体与修辞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所作的修改，不仅提升了语言的凝练与感召力，也强化了宪法的象征意义，使其开篇即展现出统一、权威与人民赋权的特质。
相较于原先草稿中拟采用“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之后列出十三个州名称的表述，最终定稿中的“我们合众国人民”更具整体性与统一性，也避免了州名变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具有更强的持续适用性和象征意义。莫里斯用“合众国”来代替各州的名称，然后列出了宪法的六个目标，而这些目标在宪法初稿中均未提及。
宪法序言不仅阐明了政府存在的理由，也为宪法各项条款的理解提供了指导原则。尽管宪法序言在法律上并不具备可直接执行的效力，但它在宪法解释中经常被引用，用以揭示整部宪法的精神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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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之后，美国宪法的正文由七条组成。其中前三条主要规定了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权限范围和组织运作；第四条说明了各州和联邦相应的义务、责任以及将来新州加入联邦的程序；第五条规定了将来需要对宪法进行修改时所需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具体程序；第六条则说明了宪法的法律地位；第七条规定了宪法生效所需要经过的程序。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确立了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即国会，并对其组成、成员资格、权限和限制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一条款是宪法架构的核心部分，反映了制宪者对权力分立与代议政治的基本信念。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地指出：
All legislative powers herein granted shall be vested in a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consist of a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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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明确赋予国会所有立法权，并设定两院制的结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设立旨在在民意代表与各州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众议院代表人民，议员按人口比例分配；参议院代表各州，每州有两名参议员，确保人口较少的州份在联邦中的话语权。第一条还规定了众议员与参议员的资格标准。众议员需年满25岁，成为美国公民至少7年，并在所代表的州居住。参议员则需年满30岁，成为公民至少9年，也必须是该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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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八款详细列举了国会的权限。财政方面，国会有权征税、借款、偿还国债，并为“共同防务与普遍福利”提供资金。国会可以管理对内商业、破产事宜，并铸币。对内政事务，国会有权制定规则以管理军队与民兵，镇压叛乱并抵御外敌入侵。此外，国会还可制定归化标准、统一度量衡、设立邮局与邮路，以及授予专利权。在对外交往方面，国会可界定并惩罚海盗行为与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有权宣战并制定战争规则。此外，国会还被赋予直接管理联邦特区与军事设施的权力。在上述列举权之外，第八款的最后一项，即必要与适当条款（Necessary and Proper Clause），又称弹性条款，赋予国会为执行其宪法授权职责而采取必要手段的权力。这一条款为国会的职权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不再要求每一项权限必须明确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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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九款也列举了八项具体的限制，旨在防止国会滥用权力，维护联邦体制的权力平衡。例如，国会不得颁布追溯法或剥夺公权法，不得给予贵族称号，不得无正当理由中止人身保护令等。在美国宪政实践中，最高法院对第一条的若干条款进行了广义解释，尤其是对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与必要与适当条款的解释扩大了国会的权力。例如，在1819年著名的“麦卡洛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指出：“只要目的正当，符合宪法的范围，且所采取的手段适当、并未被宪法禁止，且符合宪法的文字与精神，那么这些手段就是合宪的。”该判例奠定了联邦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可以采取非明文授权但合理适当的措施的原则。
美国宪法的第二条确立了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职权、资格条件以及其在联邦政府中的角色。总统同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元首与联邦政府的行政首脑，代表国家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并领导行政部门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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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规定了总统的资格与任期。总统与副总统需由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宪法原文未提及政党，但第十二修正案后来调整了副总统的选举程序，实际上承认了政党的存在。此外，第二十五修正案则规定了总统职位出现空缺或丧失履职能力时的继任机制。宪法规定，总统在任职期间只能领取由联邦政府发放的一份薪酬，确保其不受其他利益影响。宪法还规定了总统的就职誓词：“我将忠实地履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职责，并将竭力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段誓词不仅表明总统的职责，也凸显宪法至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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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军总司令，总统统帅美国军队及在动员状态下的州民兵部队。他在外交事务中的核心职责之一是与外国缔结条约，但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总统亦有权提名大使、公务员和联邦法官等官员，其任命须经参议院批准。此外，总统可在参议院休会期间作出临时任命，以确保政府运作不中断。在行政管理方面，总统依据国会的立法设立与任命各联邦机关，要求主要官员提供书面意见，以协助决策。总统有责任确保联邦法律得到忠实执行，并可在不涉及国会弹劾的前提下，行使减刑与赦免权。总统还必须向国会报告国情咨文，根据建议条款（Recommendation Clause）向国会推荐其认为“必要与适当”（necessary and expedient）的政策和立法。总统在特殊情况下有权召集或休会国会。
第二条的第四款则确立了总统及其他联邦官员的罢免机制。当总统被国会弹劾并被定罪于叛国、贿赂或其他重大罪行与不当行为时，将被依法罢免。这一规定为制衡行政权力提供了宪法保障，确保联邦官员须对其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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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三条确立了联邦政府的司法权力体系，构成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司法分支。第三条内容主要涵盖联邦法院的设置、权限、审判权范围、司法权的行使，以及对叛国罪的界定等。它不仅为联邦司法机构的架构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也为美国司法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指导原则。
第三条第一款将联邦的司法权赋予“一个最高法院”和由国会设立的下级法院。该条款确认了联邦法院拥有解释与适用联邦法律的权力，包括审理具体案件、作出裁决、给予刑罚或命令解决争议的未来行动。虽然宪法条文本身对司法体系的结构描述较为简要，但国会在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案》（Judiciary Act of 1789）对宪法中的规定进行了具体补充，确立了联邦司法体系的基本制度。目前，《美国法典》第28编对联邦法院的权限与管理方式进行了系统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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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初的制度安排，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需巡回审理来自各地地区法院的上诉案件。直到1891年，国会设立了新的三级联邦法院体系，包括地区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地区法院拥有初审权，联邦上诉法院（巡回法院）作为中级上诉法院，具有专属上诉权，而最高法院则拥有酌情受理案件的权力，不必须审理所有提交的上诉案件。为保障判决的执行，宪法赋予联邦法院刑事蔑视与民事蔑视的权力，并包含推定权力，如禁令救济与人身保护令等程序性救济。法院可因当事人藐视法庭、恶意诉讼或拒不执行法院命令而予以惩处。这些权力不仅来自宪法授权，也源于国会立法所确立的法律规则与刑罚规范，同时也涵盖非成文法范围内的司法权行使。
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联邦法院仅能处理真实的案件与争议，即必须存在具体、现实的法律纠纷，不能审理假设性问题或未成形的争端。对于诉讼资格（standing）、案件是否具有审判价值（mootness）以及是否具备审判成熟性（ripeness），法院有严格标准。这些限制保障法院不介入政治领域，维持司法权独立与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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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最高法院在某些案件中享有初审权，包括涉及大使、公使、领事的事务，以及至少一方为州政府的争议。此外，联邦法院对依据美国法律或条约产生的案件、海事法案件、不同州之间的土地争议、不同州公民间的案件，以及美国公民与外国政府或其公民之间的纠纷拥有管辖权。一般而言，刑事案件须在犯罪发生的州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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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宪法中未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但制宪者对此已有设想。自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起，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即法院有权判定国会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并且可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同时，法院还可以审查包括美国总统在内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的合宪性。但是，法院的这种审查权不能主动行使，只能在某一具体诉讼中被运用，因此这也被称作被动的审查权，例如合众国诉尼克松案。这一制度成为维护宪法至上、限制政府权力的核心机制之一。在联邦法律相互冲突时，如其中一项涉及宪法核心问题，法院可行使附属管辖权（pendent jurisdiction）。在州立法涉及联邦事务时，联邦法院也拥有有限的司法权。为维持联邦与州之间的法律统一，法院运用既判力原则（res judicata），对州法院判决给予充分尊重，确保联邦与州的法律秩序协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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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三款界定了叛国罪的法律标准。叛国被定义为“对合众国作战”或“给予与合众国交战之敌人实质援助”的公开行为，且须有两位证人证明同一具体行为。此条款限制了国会对叛国罪定义的随意更改，防止将政治反对派或和平抗议者视为叛徒，从而保障言论自由与合法异议。虽然宪法对叛国的定义非常严格，但国会仍可制定其他较轻的颠覆罪，例如阴谋罪等，用以处理国家安全相关事务。
美国宪法第四条主要规范各州之间以及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确立了联邦制度下国家统一与州权之间的基本框架。这一条款为各州在宪法秩序中相互协作、平等共处提供了法律基础，并赋予联邦政府一定权限以维持国家整体的稳定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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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首先确立了完全信任与承认（Full Faith and Credit Clause）原则，要求各州对其他州的公共行为、官方记录及司法判决给予承认。这一制度确保了一州的法律文件在其他州具有法律效力，避免了因州法律差异而导致的权利空白或重复审理。例如，某一州法院的判决，在另一州具有同等效力，不得因州界改变其法律地位。国会则有权规定此类行为在他州采纳时所需的认证程序，确保其在不同州间的统一适用。
另外，宪法规定了特权与豁免权条款（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Clause），禁止任何一州对其他州的公民在法律上歧视，维护了各州居民的平等权利。任何一州不得因某人是外州居民而对其加重刑罚或剥夺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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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还确立了州际引渡制度。一州被控犯罪的个人若逃往他州，所在州有义务应原州请求将其引渡回原州受审。此项规定保障了司法效率与正义执行，防止个人逃避法律责任。此外，宪法也在这一条中确立了公民在各州之间自由迁徙的权利。虽然在现代社会此项自由被广泛认为理所当然，但在以往的邦联条例时代，跨州迁徙往往受限、手续复杂。第四条明确了州际通行的权利，使得美国国民在全国范围内享有自由流动的基本保障。此外，第四条中的属地条款（Territorial Clause）赋予国会对联邦领土的管理权，包括制定规则、管理尚未成为州的地区及处理联邦财产事务。这项规定为国会管理边疆地区、印第安保留地或海外属地等非建制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项权力使联邦政府能够有效管理新加入联邦的区域与公共资源。
最后，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联邦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一个州的共和政体，并在州遭遇入侵或内部暴乱时提供保护。这一规定确立了联邦对州的基本保障责任，防止独裁或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同时也为联邦出兵干预州内动荡提供宪法依据。这不仅有助于维持国内和平，也强调了各州政权合法性需符合共和制度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