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双子星8号返回后两天，阿姆斯特朗接到了他在双子星计划中的最后一次任务：双子星11号的替补指令飞行员。已经为两次任务接受训练后，他对航天器的各个系统已经相当熟悉，任务过程中更多的是在帮助新人威廉·安德斯熟悉航天器操作。双子星11号于1966年9月12日发射，皮特·康拉德和理查德·戈尔登执行了这次任务。任务很成功，阿姆斯特朗担任了指令舱宇航通讯员（CapCom）。
双子星11号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安排阿姆斯特朗、戈尔登、阿波罗航天器办公室主任乔治·洛（George Low），各自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到南美进行了一次慈善访问。他们去了十一个国家的十四个城市。阿姆斯特朗在与当地名人见面时使用对方语言问好。在巴西，阿姆斯特朗谈到了巴西著名飞行员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Alberto Santos-Dumont），认为他发明的飞行器超过了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1967年1月27日，阿姆斯特朗与戈尔登·库勃、理查德·戈尔登、吉姆·洛威尔和斯科特·卡彭特一道在华盛顿参加了《外空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的签署仪式。晚上6点45分，卡彭特去了机场，其他四人返回了酒店。在酒店的电话留言里他们得知了阿波羅1号的大火以及维吉尔·格里森、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牺牲的消息。四人留在了酒店内，一晚上都在谈论这次事故，借酒浇愁。
1967年4月5日，阿波羅1号调查报告被公布的当天，阿姆斯特朗和其他十七名宇航员与迪克·斯雷顿开会。斯雷顿首先宣布：“首次登月的宇航员人选将从这间屋子里产生。”尤金·塞尔南后来回忆，阿姆斯特朗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对于阿姆斯特朗，这句话并不意外——当时在场的宇航员都参加了双子星计划，首次登月的人选只能从他们之中产生。斯雷顿谈到了计划中的任务，并将阿姆斯特朗安排到了阿波羅9号的替补团队。阿波罗9号当时是一次在远地轨道中测试登月舱的任务。由于登月舱的制造进度远远晚于预期，阿波羅8号和9号的人选被互换。按照宇航员的轮换制度，阿姆斯特朗将担任阿波羅11号的指令长。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为了使宇航员们熟悉登月舱的操作，贝尔飞行系统公司（Bell Aerosystems）生产了两部登月试验机（Lunar Landing Research Vehicles），日后被改装成了登月训练机（Lunar Landing Training Vehicles）。这两台机器能够模拟月球表面相当于地球六分之一的重力，使宇航员们能够提前适应登月舱的操作。1968年5月6日，阿姆斯特朗在训练时，登月训练机在离地面约30米的高度突然失灵，他发现训练机即将坠毁后使用弹射座椅跳伞逃生。事后研究显示，阿姆斯特朗如果晚0.5秒逃生，他的降落伞就没有足够时间完全打开。阿姆斯特朗并没有受重伤，只是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虽然几乎丧命，但阿姆斯特朗依然认为登月训练机对于模拟登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阿波羅8号环绕月球后，1968年12月23日，迪克·斯雷顿安排阿姆斯特朗（阿波羅8号的替补指令长）担任阿波羅11号的指令长，登月舱驾驶员是巴兹·奥尔德林，指令舱驾驶员是迈克尔·科林斯。在一次直到2005年阿姆斯特朗的传记中才公开的会议中，斯雷顿询问阿姆斯特朗是否需要将奥尔德林换成经验更加丰富的吉姆·洛威尔。考虑了整整一天后，阿姆斯特朗决定保留原来的安排，不仅因为奥尔德林完全可以胜任，洛威尔也配得上他自己的一次任务。在登月的三名宇航员中，登月舱驾驶员被非正式地排在第三位，阿姆斯特朗觉得让双子星12号指令飞行员洛威尔在自己的团队里排第三实在是无法解释。
围绕着阿波羅11号的一个小争议就是登月后谁第一个迈出登月舱踏上月球。起初奥尔德林认为他应该在先；双子星计划中的太空行走都是由飞行员执行，指令飞行员留在航天器内。指令飞行员在航天器中有许多责任，再增加舱外活动的训练会影响其他工作。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阿波罗——月球远征》一书中（Apollo - Expeditions To The Moon），作者罗伯特·谢罗德（Robert Sherrod）写了“登月的人”（"Men For The Moon"）一章，介绍了奥尔德林的顾虑，还提到在模拟训练时，奥尔德林模拟率先离开登月舱必须爬过阿姆斯特朗才能到达舱门（登月舱舱门向内侧右边开，位于右边的登月舱驾驶员先出去非常困难），登月舱模型也因此被损坏。书中还提到斯雷顿曾说过：“……第二，哪怕只是在方案层面，我也觉得应该是指令长先出去……我发现他们原来的安排之后立刻就改过来了。鲍勃·吉尔鲁斯也同意。”
很可能是1969年3月，斯雷顿、吉尔鲁斯、洛和飞行任务中心主任克里斯·克拉夫特（Chris Kraft）在一次会议中决定阿姆斯特朗将第一个离开登月舱并踏上月球。1969年4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官方宣布的由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月的原因是登月舱的设计。这四名决策人最初并不知道舱门设计的问题，这次会议直到2001年克拉夫特自传的发表才廣为人知。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即将发射时，阿姆斯特朗收到了一份来自发射台负责人冈特·文特（Guenter Wendt）的礼物——一个聚苯乙烯做的月牙。文特说这是月球的钥匙。作为回赠，阿姆斯特朗给了文特一张“两个行星之间有效”的“太空出租车”票。
阿波罗11号发射时，阿姆斯特朗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09下，对他来说发射的第一阶段尤其吵——比双子星8号的发射要吵得多。相对于双子星航天器，阿波罗太空舱要略大一些；但很幸运，三人都没有患其他宇航员曾遇到过的太空适应综合症。阿姆斯特朗特别高兴，他小时候曾晕车，大量的翻转动作后可能会出现晕眩。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阿姆斯特朗的目的仅仅是安全地降落，而没有一个特别的降落点。由于相对宽松的降落要求，阿姆斯特朗对登月的具体地点也不是特别在意。降落点火三分钟后，他发现登月舱提前两秒飞越了指定的环形山，意味着登月点将偏离计划中的位置好几英里。登月舱“鹰号”的降落雷达找到目标后，出现了几次错误。第一次是1202号错误；虽然任务前进行了大量的训练，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仍不记得代码代表的错误。对于阿姆斯特朗警报声大作更多的是一种干扰而并不使他特别担心；之前的试飞员生涯使他明白只要仪器还在正常工作，探测器还在获得数据，就没有必要放弃任务。1202号警报（以及后来的1201号警报）是由登月舱电脑的演算溢位。
阿波罗11号登月的一个插曲就是降落时只剩几秒钟的燃料了。其实，阿姆斯特朗对燃料并不是特别担心；他在训练时多次使用登月训练机在只剩不到15秒的燃料时安全降落。他相信哪怕登月舱在离地15米时燃料用尽都没有问题。任务后的研究显示登月舱当时还剩下约50秒的燃料。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1969年7月20日20点17分39秒（UTC）成功降落后，阿姆斯特朗对指挥中心和整个世界说的第一句话是“休斯敦，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作为庆祝，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只是握了一下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就迅速开始登月后的任务步骤。由于对降落后可能的突发事件不确定，任务计划中两位宇航员需要在着陆后立刻做好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的准备。
航空航天局的正式任务计划安排两位宇航员在走出登月舱前先休息一会儿。两人都不是很累，于是阿姆斯特朗询问是否可以将月表行走提前到（休斯敦时间的）傍晚。准备停当，登月舱被减压，舱门打开，阿姆斯特朗缓慢地扶着梯子走下了登月舱。1969年7月21日凌晨2点56分（UTC），阿姆斯特朗的左脚踏上了月球，并说道：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但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中，阿姆斯特朗在这句话中漏掉了一个字母“a”（one small step for a man），文法錯誤使句子不通：单独的“man”往往指的是“人类”而不是“个人”。阿姆斯特朗事后承认他有时会漏掉个别的音节，但他也“希望历史允许我犯下这个小错并意识到我当时不是故意漏掉的——虽然我也可能只是发音很轻。”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有证据显示阿姆斯特朗的确说了这个“a”。澳大利亚程序员皮特·山恩·福特（Peter Shann Ford）透過數位分析后发现，当时阿姆斯特朗确实说的是“a man”，但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使这个“a”没被听到。福特没有把这个发现刊登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而是放在了他的个人网站中。不过，身为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教授的福特和阿姆斯特朗的授权传记作者詹姆斯·汉森（James R. Hansen）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对这一问题也作过研究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于是否有“a”的争论被语言学家大卫·毕佛（David Beaver）和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发表在《语言日志》博客（Language Log）上。阿姆斯特朗本人希望在句子中包括“a”，但用括号。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一大步”这句简单而又隽永的话只是着陆之后阿姆斯特朗大量思绪中的一件，并非事先想好的。阿姆斯特朗很清楚迈出第一步之后需要说点什么，所以提到“一步”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始。有假说称他有意识地借用了作家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哈比人历险记》中的一句话（“不是他个人特别大的一步，却是黑暗中的一步。”），或者是来自于航空航天局一位官员的一份备忘录。阿姆斯特朗否认了这两种说法。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句话其实是“我马上就要从登月舱上迈开了”，之后他转身，踏在了月球表面上。此时，美国之音正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信号，当时全世界约有四亿五千万人在关注着这一瞬间。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阿姆斯特朗迈出第一步后十五分钟，奥尔德林也踏上了月球，成为了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类成员。他们开始测试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的可行性。一开始他们还掀开了登月舱梯子上登月纪念牌的遮盖物，并在地上插了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的顶端有一根铁丝，使旗子在无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展开。由于铁丝没有被拉直，国旗之前也一直是被折叠起来的，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有风在吹一般。地面上关于是否应该插国旗曾引起争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迪克·斯雷顿曾告诉阿姆斯特朗他们会收到特别的通讯，但没有说信号那一头会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对于阿波罗11号在月球上的大量照片只有五张包括阿姆斯特朗这一点，奥尔德林解释说这是插完国旗后尼克松的电话所致。总统与阿姆斯特朗交谈了足足五分钟，而这正是计划中要给阿姆斯特朗拍照的时间。任务计划的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一旦错过便不会有机会补救。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将早期阿波罗科学实验包安装完毕后，阿姆斯特朗走到了登月舱60米外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东环形山（East Crater）。这是两人在月球表面最远的活动距离。阿姆斯特朗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把一个纪念牌放在月球表面上，以缅怀为航天事业牺牲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以及阿波罗1号的三位宇航员查菲、格里森和怀特。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登月舱外的时间约为两个半小时，是六次登月任务中最短的一次。之后的月表行走时间逐渐加长，到阿波罗17号时达到21小时。
回到登月舱后，舱门被关闭，舱内重新加压。在准备重新起飞时，两位宇航员发现他们不小心折断了一个断路器开关。如果无法修复，登月舱无法点火。奥尔德林使用一支圆珠笔进行连接，登月舱得以点火。奥尔德林仍然保留了这支救了他们命的圆珠笔。登月舱的起飞部份带着两位宇航员进入月球轨道，与指令舱重新对接，返回地球。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为了保证宇航员们没有在月球上感染某种未知疾病，三人返回后被隔离了十八天。之后三人被派到世界各地进行了一次四十五天的“伟大的一步”（Giant Leap）访问。阿姆斯特朗之后在鲍勃·霍普的劳军联合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USO）活动中亮相，回答士兵们的一些问题，消除他们的反战情绪。一些小报曾编造出阿姆斯特朗和一道参加劳军联合组织的女演员柯妮·斯蒂文斯（Connie Stevens）产生感情的故事。
1970年5月，阿姆斯特朗在苏联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pace Research）会议。从波兰抵达列宁格勒后，他又来到莫斯科，拜访了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阿姆斯特朗是西方世界第一个见到图-144超音速客机的，並到尤里·加加林太空人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对他来说有点“维多利亚风格”。一天的游览结束后，阿姆斯特朗很吃惊得看到了联盟9号发回的画面。阿姆斯特朗对这次任务毫不知情，虽然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阿德里安·尼科拉耶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负责招待阿姆斯特朗。
尼尔·阿姆斯特朗 个人经历
阿波罗11号任务后不久，阿姆斯特朗宣布他不会再次进入太空。在高级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担任副主任十三个月后，1971年8月，他从航空航天局辞职，在辛辛纳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工程系担任教授。
阿波罗11号后，阿姆斯特朗使用任务中的许多飞行经历代替了极超音速飞行模拟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南加州大学的硕士学位。而他在多个大学（包括母校普渡大学）中选择规模较小的辛辛那提大学主要是因为不想引起同事的反感；他不想因为自己学位不夠高而直接担任教授，让其他人不满。阿姆斯特朗在辛辛那提大学的正式头衔是航空航天工程学教授。八年后，由于个人原因以及对学校逐渐改为公立大学的不满，阿姆斯特朗辞职。
阿姆斯特朗曾负责调查两次的太空事故。1970年的阿波罗13号返回后，他被分在埃德加·科特莱特（Edgar Cortwright）的调查小组中，给出了任务的准确时间表。他个人反对重新设计引起爆炸的氧气罐。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后，罗纳德·里根总统安排阿姆斯特朗担任罗杰斯委员会的副主席，负责调查任务的操作部份。
1971年从航空航天局退休后，阿姆斯特朗谢绝了许多企业聘请他担任代言人的邀请。第一家成功邀请他的是克萊斯勒汽車。阿姆斯特朗从1979年1月开始为克莱斯勒代言，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克萊斯勒汽車有強大的工程部門，当时的财務状况也不是很理想。他还担任了美国银行家联合会（Bank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等公司的代言人。阿姆斯特朗只接受过美国企业的邀请。
阿姆斯特朗还曾在马拉松石油（Marathon Oil）、里尔喷气机公司（Lear Jet）、塔夫脱传媒（Taft Broadcasting）、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及锡奥科尔（Thiokol）等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在罗杰斯委员会任职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期间，阿姆斯特朗调查过锡奥科尔生产的火箭推进器。2002年，他从EDO有限公司退休。
1979年秋，阿姆斯特朗在他自己位于俄亥俄州黎巴嫩（Lebanon）附近的农场工作期间，从卡车尾部跳下时，结婚戒指被卡在车轮上，使他的左手无名指被扯断。幸好，阿姆斯特朗保持冷静，找到了斷指并冷藏，最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犹太医院重新接合。
阿姆斯壯退休後一直過著低調的生活，曾被多个政党邀请从政，但他每次都谢绝了。他是一个杰斐逊共和党人，反对美国四处担当“世界警察”的行为。1971年 ，因为对国家的贡献，他在西点军校被授予塞万努斯·塞耶尔奖（Sylvanus Thayer Award）。
1991年2月与朋友们在科罗拉多州滑雪时，阿姆斯特朗曾得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他的父亲去世于一年前，母亲则是九个月前刚去世。患病期间，他与珍妮特分居，并在办理离婚手续。她厌倦了丈夫长期不在家的生活。1989年，一次商业活动后回家时，阿姆斯特朗发现了妻子的字条，决定分开。
1992年，在一次高尔夫球賽中，阿姆斯特朗认识了他的第二位妻子卡罗尔·海尔德·奈特（Carol Held Knight）。两人在用早餐時坐在一起，談話不多。几个星期后奈特接到阿姆斯特朗的電話，問她在做什麼。她回答她正在砍一棵樱桃树。35分钟后，阿姆斯特朗来到奈特家里帮忙。1994年6月12日，两人在俄亥俄州结婚，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伊斯德罗农场（San Ysidro Ranch）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1994年起，阿姆斯特朗开始拒绝签名的要求。之前他一直慷慨地回复，但后来发现他的许多签名都被出售，并有许多赝品。他的签名在eBay等拍卖网站上常常能卖到一千美元，阿波罗11号三名宇航员的签名往往能以五千美元的高价成交。如果还有人给他寄信要求签名，他会回复说他已不再提供这项服务。尽管这条规矩非常著名，作家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Smith）仍然在2002年的雷诺飞行竞赛（Reno Air Races）中看到有人在索取签名，甚至向别人说“只要你凑得足够近，他会签的。”他也不再向新的鹰级童子军成员寄出祝贺信，他认为祝贺信应该来自于真正认识这些孩子的人。
2005年，阿姆斯特朗说宇航员去火星应该比六十年代去月球要容易：“我认为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不应该比我们开始阿波罗时面临的更严重。”对于自己的那次著名任务，他回忆说当时他认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成功，“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也很惊讶我们真的做到了。”
2012年5月，高齡82歲的他罕見接受了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的邀訪，進行了長達1小時的訪問，他也知道之後的許多陰謀論，但他笑著說：“大眾總是喜歡這種陰謀理論，有些還蠻有吸引力的，但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是問題，因為我知道有一天會再有人們飛回到月球表面，把我留在那的那架攝影機帶回來。”
未经允许使用阿姆斯特朗的名字、照片和名言的情况多年来经常发生。1994年，他曾起诉豪马贺卡（Hallmark Cards），因为他的名字和“一小步”名言在一张圣诞卡中被擅自使用。这个案子最终庭外和解，豪马贺卡向阿姆斯特朗做出了赔偿，这笔钱被捐给了普渡大学。这个案例使阿姆斯特朗和航空航天局都对宇航员的肖像权更加重视。如果是非营利性机构或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广告，他一般都会允许。在美国有超过十所中小学以他命名；在沃帕科内塔有一家阿姆斯特朗航空航天博物馆，他本人与之毫无关联。
2005年5月，阿姆斯特朗与为他服务二十年之久的理发师产生了冲突；俄亥俄州黎巴嫩的马克思·塞兹莫尔（Marx Sizemore）在阿姆斯特朗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的头发卖给了一位收藏家，售价达三千美元。阿姆斯特朗威胁塞兹莫尔，如果不能要回头发或者将所得捐给慈善机构的话，他将诉诸法律。塞兹莫尔没能要回头发，只好向阿姆斯特朗指定的慈善机构捐赠了三千美元。
2012年8月7日，阿姆斯特朗因心脏冠状动脉阻塞而入院接受心脏搭桥手术。8月25日，因手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壽82岁。葬禮在其家鄉俄亥俄洲沃帕科內塔舉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下令8月31日全國降半旗以示紀念。
尼尔·阿姆斯特朗 大眾文化
在电影《阿波罗13号》中，阿姆斯特朗由马克·维勒（）扮演。在1998年的连续短剧《从地球到月球》中，阿姆斯特朗由托尼·戈德温（）扮演。
2018年，电影《登月先鋒》中，由達米恩·查澤雷執導，妮可·帕爾曼和喬許·辛格編劇。瑞恩·高斯林飾演尼爾·阿姆斯壯。
《機動戰士ZGUNDAM》亦有向阿姆斯特朗致敬，虛構的月面都市「馮·布朗」的中央紀念公園，是以阿姆斯特朗來命名，名為Armstrong Plaza，設有複製的登陸艙，以及登月腳印紀念碑。
《坎巴拉太空计划》在对应月球的星球Mun，与阿波罗11号着陆的相同经纬度位置上设有一个彩蛋纪念碑，上面有阿波罗11号登月段模型、美国国旗，另外挂有写有阿姆斯特朗名称与生卒年份的牌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理上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54年9月20日，首部宪法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此后宪法又经历了两次重要修改。现行的八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日公布施行。八二宪法其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正，形成了宪法现行文本。
现行宪法全文共4章、143条，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彰显了民主集中制的理念，明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明示了中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明列其基本国策，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重新写入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制宪历史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取代正在行宪状态、但不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承认的《中华民国宪法》。《共同纲领》在序言中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宪法学界一直延续这种认知：“《共同纲领》虽然本身不是正式的宪法，只是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名称不叫宪法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临时宪法。”也就是说，《共同纲领》虽然名称不叫《宪法》，但属于临时宪法或起临时宪法作用，这基本上是宪法学界的普遍共识。这部纲领规定了政权机关的组成和新政府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制宪历史
早在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和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之时，斯大林就已建议中共筹备制宪。1952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第三次督促正在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尽快制定宪法以解决合法性问题和“组织一党的政府”。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宪法。学者张鸣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极力建议中共制宪，除解决新政府自身合法性问题外，还有对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彻底断掉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才是斯大林在中共明显表示不情愿的情况下，坚持要中国制宪的背后原因。”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起草宪法；政协通过了这一提议。195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把制定宪法列为1953年的三项任务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三十余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形式上制宪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制宪历史
毛泽东于1953年3月初在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因此，这部宪法实质上具有了一定的过渡性质。宪法序言即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初稿领导小组，毛泽东带领核心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亲自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这四人均非宪法学出身，只得搜集1936年苏联宪法、1952年罗马尼亚宪法等宪法，边学边写。其中也不乏独创，例如苏联等国宪法均没有的长篇大论式的宪法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制宪历史
初稿小组于1954年2月提出初稿，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审议。195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伯达等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对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作最后的修改，提交中央讨论；同时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由李维汉为秘书长。总的程序是：宪法先是由毛泽东的起草小组起草，然后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党的宪法小组具体负责润色、并得到政治局确认。即实际制宪机关为中共中央。
随后的整个过程，基本按照毛泽东在给刘少奇信中规定的进度进行：
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参与了首部宪法的讨论，提出的意见有138万多条。另有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596万多名代表也发表了意见。毛泽东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甚么又要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甚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根据征求所得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作了修改后，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宪法送审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制宪历史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共投票1197张，同意票为1197张，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规定公民拥有迁徙自由、居留权等，还纳入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行文上颇具建设性。此时，由于民主党派尚能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且捍卫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仍然是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有力的宣传武器，因此1954年宪法仍未远离8年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精神和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主原则，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等等。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的诸多条款，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公民自由迁徙权，均达到了1949年以来各部宪法无法超越的高度。
事实上，这部宪法很快就被虚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加上1957年发生反右运动与民主党派完全退出监督，原宪法的众多条文与形势愈加不合，也导致了包括宪法制定者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该宪法已经过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宪法所设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处于囚禁状态，不能正常工作。1968年刘少奇被罢免后，国家主席长期空置，原有宪法体制已无法继续，修宪迫在眉睫。1970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废除国家主席职务，遭到中共众多领导反对，爆发广泛争议，修宪陷入僵局。1971年，林彪逃往苏联失败后，废除国家主席已成定局，修宪工作终于有所进展。故于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第二部宪法正式通过，宪法中不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这部宪法的合法性后来受到了质疑。因为通过该法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非依照《五四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民主协商”方式产生，即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选、指定或特邀的，其本身即违背了程序正义。同时，七五宪法没有由一个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也没有提交全民讨论，修宪的过程也并未公开透明，甚至直到该部宪法被通过四天后才由《人民日报》受权公布。
这部宪法首次在正文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七五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导致了“党国不分”的现象。同时，宪法正文还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使得这部宪法实质上更接近于一部党章。
同时，这部宪法还废除了选举制度，改变由人民直接选举和下级人大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民主协商选举”的形式。
有人认为，七五宪法的起草者们对宪法基本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宪法完全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对“文革”在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家政治形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重新修宪又提上日程。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该委员会完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同时，其名单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而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宪法修改委员会在事实上也并未投入运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指定的宪法修改小组直接承担了宪法草案的修改工作，使得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几乎相当于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详细记录讨论的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宪法草案完成后，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征求党内外群众对修改宪法的意见”。这次征求群体主要以党内人士为主，也包括一小部分的非党群众和党外人士。不过，这次征求意见的实际价值却受到了广泛质疑，在“两个凡是”的倾向下，宪法讨论显得死气沉沉。
新宪法于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新宪法修正了1975年宪法的一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但仍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说法。。此外，该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部分公民权利条款，不过并未恢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这部宪法正文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条款，仍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七八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同时，宪法正文继续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使得这部宪法实质上只是对七五宪法的小修小改，是《五四宪法》和《七五宪法》之间的折中妥协。同时，这部宪法恢复了选举制度，取消“民主协商选举”的形式，规定人大代表“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但加注了“应经过民主协商”的限制条件。
其后，七八宪法经过两次修正。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宪法条文，同意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1980年代初，随着中共“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完全推翻，修改原宪法、使之适应形势再度成为迫切需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
1980年，经全国人大决定，正式成立了由叶剑英、宋庆龄和彭真主持，包含民主党派、社团团体主要负责人和法学家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委叶剑英强调，“经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充分实现，在宪法修改中作出适当规定。” 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运作，这次修宪酝酿讨论的广泛程度均超越前两次修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在修宪讨论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曾提出将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削减至1,000人，于全国人大下设立两个院，各500人，使全国人大成为常设机构，以改变人大“橡皮图章”的印象；另有委员提出，仿效苏联最高苏维埃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制度，“按地区产生的代表组成一院，按行业界别产生的代表组成另一院”。 而以邓小平和叶剑英为首的反对者们认为，“如果两家意见不一致，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运作很困难”。最终双方达成折衷，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之成为常设立法机关，有权制定绝大部分法律和审议应当由全国人大批准的法律。此外，在修宪过程中，许多法学学者的专业意见也得到了采纳。如经济学者孙冶方就曾给宪法修改委员会写信，建议取消“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思想”条款，得到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的肯定。同时，这部宪法也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委彭真在有关会议上曾说明修改宪法的四个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宪历史
经历2年多的修订，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的宪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简称“八二宪法”）。该宪法建立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构成了现今宪法的主体部分，其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
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历部宪法中最为民主的，被评价为建国后“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观点和思想。但也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也有其局限性，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领袖、个人意志的权重显然是更大的。
1988年，因應改革開放潮流，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允许私营经济出现，并准许土地使用权转让。
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为准许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第八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总纲大部分条款和序言部分，以及地方人大代表选举部分。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序言。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宪法部分条文再度修改，修改后的宪法进一步提高了私有经济地位，并废止“反革命罪行”的条款。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再度修改了宪法。原条文中的戒严状态更改为紧急状态并授权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宣布紧急状态，另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说法也写入宪法，《义勇军进行曲》亦被明定为国歌。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再一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赋予设区的地级市地方立法权、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从宪法层面上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分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五部分组成。序言部分简介建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国策，以及国家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形式，和宪法的效力。总纲则明确国体，基本国策等。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则阐述各项人权和公民应尽义务。国家机构部分则规定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同时作为立法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全国人大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不负责政府工作，但可提名作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交由全国人大通过。军事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独立于行政部门，对全国人大负责。最高国家司法机关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分别对全国人大负责，对行政部门独立。最后一部分则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标志，即国旗、国歌、国徽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内容
司法部认为，五四宪法是“维护和实现百姓权益最根本的保护神”，是代表了工人阶级意志的宪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2年表示，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法律保障。美国普度大学及美国学者埃斯特斯等人则批评，该宪法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根本法”，但是历史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曾违反过该宪法的众多条款并对要求严格遵守宪法的呼吁进行了压制。《大英百科全书》、李侃如及《炎黄春秋》杂志认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适用性受限，无法准确反映实际政治体制的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未制定生效日期，其通过日期，公布日期，和生效日期均在同一天。
与之相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普通法均在附则中制定了生效日期。
根据2004年修正后的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程序；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和第四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但宪法中并未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一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章第四节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国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现有的宪法解释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等法律和法律解释做出决定，符合部分条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依据之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呼吁违宪审查，但国务院立即主动废除了收容制度，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没有发生。2007年，69名学者和公民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废除违反宪法的劳教制度。此事至2007年12月20日止没有音。2013年，在未觸發違憲審查的情況下，勞教制度被廢除。英国学者马蒂厄批评，中国法院不允许当事人主张其宪法权利遭受侵犯。负责违宪审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未宣布任何法律法规违宪。
2019年12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4次委员长会议通过《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自202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违宪审查工作。
以下列表列出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起历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列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差异问题违宪审查：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有公民对此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因计算标准不一致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出现不公平现象，与宪法有关精神不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差异也应当随之取消。201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开展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修改完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违宪审查：2020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不属于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不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但是，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依据的是国务院文件和有关部门规章，与2014年修改后的预算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政府性基金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的规定不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提出，如果需要继续征收民航发展基金，应当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依据。
民族学校民族语言教育违宪审查：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针对地方性法规中“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以及“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等相关规定进行了违宪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宪审查：2021年6月，有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来信，建议对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审查。该条例规定，“对涉嫌违法生育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必要时，市或者区县（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技术鉴定以查清事实，当事人应当配合。”“当事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拒绝接受技术鉴定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这位居民认为，上述规定赋予了行政机关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的权力，不符合亲子鉴定应当遵循的自愿原则，违反公序良俗，突破上位法，与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相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地方性法规不宜规定强制性亲子鉴定的内容，也不应对此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处分、处理措施。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对相关规定作出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统一调用检察官”规定违宪审查：2023年，有公民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内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经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调用决定，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的规定提出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研究认为，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法律共同构成检察权行使的法律依据，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关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被调用的检察人员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的，须经本级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任职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因犯罪受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规范性文件违宪审查：2024年，有公民对某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因犯罪受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应予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研究认为，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的一个具体体现，属于有关保障民生的兜底性制度安排；对于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各类人员，包括曾受刑事处罚人员中具有此类情况的人员，应当属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的人员；如果将涉罪有关人员排除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与宪法有关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不符，也与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和精神不符。经沟通，制定机关表示，该文件虽然在政府官网上，但实际上已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有关方面督促制定机关对该文件作出妥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施行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从事某种职业”规范性文件违宪审查：2024年，有公民对某法规“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从事某种职业”规定提出审查建议，认为这类规定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研究认为，对特定人员从事特定职业作出限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应当确有必要，限于特定范围内；超出一定必要性和合理性，过于宽泛甚至随意规定从业限制或者从业禁止，则不符合宪法关于“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对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规定从业限制或者从业禁止，应当严格遵循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综合考虑罪刑轻重、罪名种类、社会危害性大小、相关限禁措施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等因素，公平合理进行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议制定机关加强对涉罪人员相关问题研究论证，慎重设定终身禁业，适时考虑修改完善相关规定。
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宪法不能用来给罪犯定罪量刑。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另一个司法解释认为宪法不能适用于普通民事关系。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依据宪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意见判决齐玉苓胜诉。
2001年8月，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专门就齐玉苓案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指出中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 “睡眠” 或 “半睡眠” 状态，最高法院针对此案的批复首次打破了“沉默”，“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废止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在内的27项司法解释。
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中要求，“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按照卡尔·罗文斯坦依照宪法在国家实际权力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实质意义进行的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属于典型的字义型宪法（semantic constitution），即宪法不能全然发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之作用，宪法完全缺乏规范力，成为装饰品。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声称该宪法是“维护和实现百姓权益最根本的保护神”，事实上此法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均未能发挥其正文中所规定的：“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条文之效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未能保障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人身权利。直至2021年，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公民因言论被治罪，却得不到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保护。有人士指，这部由执政党起草的，代表该党意志的宪法，自颁布以来，除“党的领导”条款之外的所有条款从未被该执政党认真遵守过。也有观点认为，遵守宪法是党章规定，党应当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宪法适用性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政治宣言式的宪法序言，序言部分自1954年宪法首创，历次修改后变得越来越长。而序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甚至宪法序言与正文是否互相矛盾，更是争议极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在维基文库阅读本作品原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54年)》（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5年)》（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8年)》（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18年)》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郑渊洁
郑渊洁（1955年6月15日—），原籍山西浮山县史壁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文学作家、慈善家、演讲家与网络意见领袖，有“童话大王”之称，被认为是编写童话月刊最长的世界纪录保持者（36年）。
郑渊洁
1955年6月15日，郑渊洁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并在1961年随全家迁入北京居住。受文化大革命冲击，郑渊洁并未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1969年，郑渊洁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遂平县的五七干校，并在次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先后在福建、江西等地担任歼击机维修员、空军地勤等工作。1976年，郑渊洁退役，安置到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当工人，1977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79年，郑渊洁于《儿童文学》发表童话處女作《黑黑在诚实岛》，从此开始数十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涯：1981年，其开始创作《皮皮鲁与鲁西西》系列童话；1982年，其开始创作《舒克和贝塔》系列童话；1985年，创设个人作品专刊《童话大王》；1986年，其开始创作《大灰狼罗克》系列童话。在20世纪末期，《童话大王》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月刊，累计发行量逾亿册。1995年，郑渊洁为已经长大的小读者创作《智齿》、《生化保姆》等20部长篇小说（亦被认为是成人童话），后因遭到质疑而仅出版到7部。1990年代至今，结集出版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与《皮皮鲁总动员》（70册）已成为中国大陆图书市场的畅销书，郑渊洁本人因此三度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
郑渊洁 经历
1955年6月15日，郑渊洁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的父亲郑洪升于1932年出生在山西省浮山县史壁村，194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郑洪升进入石家庄，先后在晋冀鲁豫军政大学、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等单位任职，负责理论宣教工作。1954年8月21日，郑洪升与绍兴人刘效坤结婚，并在石家庄生下二子一女，郑渊洁为长子；次子郑毅洁创办“闪电鸽舍”培育信鸽，有“信鸽大王”之称；长女郑欣则是郑渊洁的妹妹，一名中药药剂师。
1959年，郑渊洁在石家庄的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幼儿园就读小班。期间，幼儿园的女老师曾强迫郑渊洁随同学们排队，去打一个摔碎饭碗的“坏小孩”屁股。经此一事后，郑渊洁想方设法地逃避幼儿园，并萌生了对学校的憎恶。1960年，受三年大饥荒影响，幼儿园限量供食，就读中班的郑渊洁经常感到饥饿。一日，郑渊洁随小孩们砸向日葵，意图借此充饥，结果被小女孩不慎用砖石砸伤，于右前额处留下永久性的疤痕。:57-59,64-65
郑渊洁 经历
1961年，郑渊洁随父母迁入北京，随后就读于马甸小学（今海淀区民族小学）。二年级时，郑渊洁受时传祥的宣传影响，写了《我长大当掏粪工》的作文，被班主任赵俐推荐到学校《优秀作文选》上刊登。据其回忆，赵俐的鼓励“为我从事童话创作播下了一颗快乐的种子”。读到四年级时，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郑渊洁被迫中断学业。
1969年11月至1970年12月，郑渊洁随父母下放至河南省遂平县国防科委五七干校劳动，并进入子弟小学（由被下放的军人自行组织）学习。一次，他改写老师的命题作文《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表明了认清自我定位的思想，结果却遭到批评。老师强迫他说一百遍“我是我们班最没出息的人！”，郑渊洁不堪受辱，愤而引爆拉炮，从此小学肄业。退学后，郑渊洁由其父亲督导，在家自学。期间，他与“中国首任核司令”张蕴钰少将结识，成为张蕴钰家的常客。
1970年至1976年，分别在江西和福建与空军部队服兵役，任地勤兵。
1976年复员后，在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当工人，负责看管工厂的水泵。
郑渊洁 经历
复员当年受四五运动的激励开始文学创作。创作风格受张天翼的影响比较大。先后创作过诗、歌词、小说、科幻小说、童话等文学体裁。1979年9月15日，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童话《黑黑在诚实岛》。先后在《中国盲童文学》、《儿童文学》等杂志社当编辑，还参与创办了《东方少年》、《大灰狼画报》、《中国盲童文学》三本杂志。
1985年创办《童话大王》月刊，专门刊登郑渊洁一个人的作品。1988年最高时发行量超过每月100万册。郑渊洁作品仅正版总印数逾亿册。据《中华读书报》报道，中国大陆盗版郑渊洁作品非法获利就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开始，开始撰写《智齿》《生化保姆》《病菌集中营》《金拇指》《我是钱》《白客》《鬼车》《仇象》《谜图》《反动人》《天财》《克隆镜》《人蚊》《温泉一号》《盲眼》《玻璃汤》《腹脑》《冠军蒸发》《零犬》和《输情管道》等20部长篇小说。
2001年，《今日说法》点名郑渊洁的作品“少儿不宜”。从《仇象》起，剩余的13部小说停止出版。《童话大王》连载的《鬼车》停止刊登。
2005年10月，《童话大王》开始连载《仇象》。因在新浪网的博客座谈会上言论不当，被质疑与“儿童文学作家”身份不符，属于“少儿不宜”。郑渊洁决定停止《仇象》的连载。
2021年12月15日，郑渊洁在微博上宣布《童话大王》自2022年起停刊，并在此后专注于商标维权。2023年4月18日，他表示将终止商标维权，同时不再发表新作品。之后于2025年3月1日停更社交网络账号。
郑渊洁 生活
郑渊洁因不满应试教育体系，令其长子郑亚旗小学毕业后退学在家自学，並为此专门编写10部教材。所有教材都以童话手法撰写，包括哲学篇《鲁西西和苏格拉底对话录》、法制篇《皮皮鲁和419宗罪》、生理知识篇、道德篇、数理化篇和艺术篇等，共计四百多万字。
郑亚旗成年后，所主导的商业项目与获得的成就，几乎无不与郑渊洁的知识产权与行业建树相关，如其担任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CEO、任北京郑渊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开发中国第一款面对少年儿童的普法网络游戏《皮皮鲁和419宗罪》等，无处没有郑渊洁的影子，被一些知乎和微博网友认为有“拼爹”嫌疑，且引起了对“郑渊洁式教育法”及其所编写的一系列教材合理性的质疑。结合郑渊洁早年本人和著作中所透露出类似“读书无用论”、“文凭废纸论”等激进思想，不少网友评论认为，郑渊洁所自创的“教育法”对普通阶层的社会大众有误导嫌疑。
郑渊洁 生活
然而事实上，郑亚旗在其少年时期就被郑渊洁要求“在18岁那天独自生存”，包括在其成年后负担家中的水、电、气等费用。为此，郑亚旗曾经通过与人合伙搞网站建设、在超市搬鸡蛋等多种方式赚取收入，最后转向股市，在说服郑渊洁后向其借得10万元用于炒股，并最终得以盈利。后进入报社工作，得以实现工作稳定。在此之后，郑亚旗才得以经营郑渊洁的著作权IP。外界对郑渊洁教育方式“拼爹”“误导”的质疑与事实并不相符。
郑渊洁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自购十套房屋用来存放读者寄来的信件。
郑渊洁曾自曝喜爱初音未来，并希望去日本访问时能与初音未来见面。后来在2012年2月19日，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安排下，郑渊洁前往北海道，与“初音未来之父”伊藤博之会面，同初音未来合影，并邀请她到北京开演唱会。
郑渊洁 生活
年幼的郑渊洁曾认为“爸爸妈妈在一块洗澡就可以生我”。后来他在参军时填写入团申请书，组织因其写作能力便打算栽培郑渊洁，并令他找谈话人汇报思想。15岁的郑渊洁毫无保留地交代自己“老想和李铁梅（红灯记女主）洗澡”，结果被谈话人上报。当晚，政治指导员便召集部队集合，公开批评郑渊洁亵渎革命前辈。事后出于“思想改造需要”，他被罚到厨房刷碗、洗菜，并学习马列著作。三个月后，郑渊洁再次接受谈话。当谈话人问他“现在还想李铁梅吗”时，郑渊洁给出否定的回答，而后称自己“改想吴琼花（红色娘子军女主）了”，此后郑渊洁便被组织排斥。3年后，郑渊洁在住院时从老兵口中得知性交这一概念，而后他一度认为马克思、毛泽东都干了“坏人才干的事”，并陷入了信仰危机。后来，成名之后的郑渊洁开始大力提倡“对孩童进行性教育”的主张。
郑渊洁 事件
郑渊洁曾于1980年代初加入北京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分会），并于1987年成为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至1990年代，郑渊洁已担任北京作协理事。由于北京作协曾郑渊洁向所属单位争取5年的“创作假”，他对作协并无恶感。不过在2000年后，郑渊洁感到自己受到作协的排挤，此后他便对作协产生恶感，并在2009年6月23日宣告退出北京作协。
退出北京作协后，郑渊洁于2009年7月发布博客《纳税人这7个亿税款交得有点儿冤》，批判作家协会从人民团体沦落为官僚机构。2010年4月25日，郑渊洁发布博客，宣告中国作协“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故“从即日起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并称北京作协副主席曹文轩在玉树地震的后两天跑去山东青岛的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这种冷漠的行为令人失望，他不愿与其为伍。同年6月4日晚，郑渊洁接到中国作协的来信，称其退会要求已于5月11日通过。
郑渊洁 事件
2010年，郑渊洁发表博客，宣称彻底放弃出版《仇象》等13部长篇小说。原文提到“1999年左右，我最主要的读者群进入大学。他们要求我为已经成年的昔日小读者写作品。我就一口气为他们写了20部长篇小说：《智齿》《生化保姆》《病菌集中营》《金拇指》《我是钱》《白客》《鬼车》《仇象》《谜图》《反动人》《天财》《克隆镜》《人蚊》《温泉一号》《盲眼》《玻璃汤》《腹脑》《冠军蒸发》《零犬》和《输情管道》。”“出版到第7部时，遇到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质疑，认为这些作品不是写给儿童的，而儿童在书店只要看到我写的书就会买。质疑的媒体是央视的一个当时影响很大的栏目。于是从《仇象》起，剩余的13部小说停止出版。《童话大王》杂志连载的作品《鬼车》停止刊登。《童话大王》杂志当时做出了停止刊登我的新作品的决定，只刊登我早期创作的作品。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我发现我更适合给成年读者写长篇小说，出版的前7部长篇小说《智齿》、《金拇指》等的总印数达到150万册。但是我只能选择放弃长篇小说，我和《童话大王》杂志的合同还没到期。”“2005年10月，在读者强烈要求下，《童话大王》杂志开始连载《仇象》。2005年11月，我在新浪开了博客。我认为我终于有了一个完全以成年人身份和成年人读者交流的平台。我给我的博客最初起的名字是‘勃客’，其终于摆脱‘效力儿童’的心态可见一斑。2005年底，我到新浪网参加全由成年人参加的博客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展示了自己终于有了可以不是‘儿童文学作家’身份的博客的喜悦。会后，与会者‘鼠尾草’通过媒体指责我在会上的发言与‘儿童文学作家’身份不符，属于‘少儿不宜’。我这才意识到，‘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客观上限制了我的所有文学创作和言论。于是，《仇象》再次停止连载。‘勃客’更名。”“我近日写了遗嘱告诉家人，《仇象》等13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只能在我离世100年以后才能出版。我认为我在世时再也不能动出版它们的念头了。既然选择了通过为儿童写作养家糊口，就不应该三心二意，身在曹营心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