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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明朝對藏政策
明朝除在藏族地區設置衛所外，還利用藏傳佛教在藏族地區的深遠影響，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領和人士，推行僧綱制度，通過宗教加強明朝對廣大藏區的影響。當時藏傳佛教在吐蕃派系頗多，除控制衛藏政權的帕竹噶舉派以外，尚有勢力遍及川、康、衛藏的噶玛噶举派，以及勢力仍強的薩迦派和後來居上的格魯派等。明朝對藏政策的核心被概括為「多封眾建，因俗以治」。「多封眾建」與「因俗以治」互為表裏、相互支撐，即「多封眾建」為表，則「因俗以治」作為其政情民俗的基礎和政策理念為裏；若「因俗以治」為表，則「多封眾建」作為其政策措施的支撐為裏。在明朝對這些藏傳佛教的宗教首領人士的封授中，以永樂年間、宣德年間加封的「三大法王」和闡化王、護教王、贊善王、輔教王、闡教王等五個王最為重要，其次為大國師、國師及禪師等。明朝在藏區所封的「王」則與一般意義的「王」有所不同。在藏區所封的「王」既是掌管一方的地方首領，又往往具有佛教僧人的身份；既有掌管一方地區行政的世俗的王的成分，也與宗教的法王相類似的成分。其中「三大法王」的封號，均由師徒或轉世相傳承，無須再聽朝命。而五王及灌頂國師等，其職號的承襲、替代都必須由承襲者遣使或親自入朝申請承襲，上繳原頒印信、誥敕，旨准後方頒賜新的印信、誥敕，至此完成襲職手續。重要首領，特別是諸王的承襲一般均由明廷遣專使往封。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明朝對藏政策
明成祖不但封藏傳佛教領袖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等，而且對他們的弟子也封給大國師、國師的名號。從明成祖到景泰帝、成化帝，明朝封了許多藏族僧人為大國師、國師等，並賜給封誥和印章，明朝所封授的大國師、國師等職，不僅僅是一個名號，而且還有品級。一般大國師為秩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他們在京城，還給以俸祿，所以當時留居北京的藏傳佛教僧人很多，其開支全由光祿寺供應。1435年明宣宗去世，明英宗即位，年方九歲。當時明朝為節約開支，曾下令減少在京居留的藏族僧人。據統計當時在北京各寺院中僅官府認為應當減去的藏族僧人即達1100多人。明英宗掌政後仍然大量封授藏族僧人，在憲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間更達到高峰，憲宗成化末年有時一次升職授職的藏族僧人達數十人之多，明武宗還專門在西華門內修建了一座「豹房」，同藏族僧人一起誦經、研習經典，以致於有記載說明武宗通曉梵（藏）語，他還自封為大慶法王，自己給自己頒發了一枚「定為天字一號」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的金印，自稱是噶瑪巴在漢地的轉世。1515年明武宗派太監劉允到吐蕃齎送番供等物，迎請第八世噶瑪巴。劉允這次出使，動員大批人力財力，嚴重擾亂地方，耗費巨大，結果被第八世噶瑪巴拒絕。由於明世宗崇信道教，排斥藏傳佛教，到明世宗嘉靖時藏族僧人在北京的活動才進入低潮。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明朝對藏政策
大寶法王
「大寶法王」是噶瑪噶舉派的第五世噶瑪巴得銀協巴。他在康區一帶巡遊傳法，很有名聲，於是明成祖在他正式即位的當年「遣司禮監少監侯顯齎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蓋上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噶瑪巴得知消息後，於1406年從楚布寺出發。當年七月，噶瑪巴在康區噶瑪寺見到了侯顯等使者，領受詔書，即隨侯顯等人一道前往南京。他們經青海一路於十一月抵河州。然後經陝西、河南、安徽，乘船入長江，於1407年藏曆正月抵達南京，駐錫靈谷寺。噶瑪巴先率領僧眾在靈谷寺設十二壇城為明太祖夫婦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後在皇宮中設壇為明成祖傳授了無量灌頂，講經譯經。明成祖對噶瑪巴活佛表現了非常的倚重和尊崇，授予了他超過明太祖對藏傳佛教首領加封的慣例的封號。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明朝對藏政策
1407年三月丁已，明成祖封得銀協巴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彩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並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真為「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領禪伯為「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為「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設盛宴於華蓋殿，宴請噶瑪巴師徒。噶瑪巴得銀協巴在南京、五臺山等地停留達一年多，於1408年四月辭歸，明成祖賜給他白金、彩幣、佛像等物，派中官護送。
大乘法王
「大乘法王」是薩迦派都卻拉章的貢噶紮西，其為故元帝師貢噶堅贊貝桑布之孫，元封「中興釋教大元國師」大元卻吉堅贊之子。薩迦勢力在藏中失勢之後，遷到達倉宗。貢噶紮西幼年學佛，後到前、後藏朝佛巡禮，講經說法，成為薩迦款氏家族成員在宗教活動方面的代表人物，聲名遠揚。明成祖兩次遣使召他進京。年屆六十的貢噶紮西不聽旁人勸阻，決心進京，其於1412年四月由薩迦寺動身，1413年二月抵達南京。他在多次講論佛法，明成祖封其為「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賜給管領僧眾、護持釋迦牟尼教法之詔書及金印。此後，他離京去往北京、五臺山等地，然後再回到南京，為明成祖傳授灌頂及經咒、護持等。明成祖賜其銀質喜金剛像、大威德像、鈴、金剛杵等大量法器，再有大藏經、供器、僧帽、袈裟等，以及各種珍寶、金器、銀器、綢緞、大小帳幕、茶葉、牛、馬、騾等財物。貢噶紮西於1414年正月離開朝廷，十二月回到薩迦寺。
大慈法王
明朝時期格魯派興起，釋迦也失代表其師宗喀巴應詔入朝，被封為「大慈法王」。明成祖通過帕竹第悉、內鄔宗本等人的介紹和明朝入藏使者的報告而注意到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明成祖二次派人入藏召宗喀巴進京，但召宗喀巴其門下弟子代他入朝進京。
釋迦也失同入藏使者侯顯等啟程前往內地。其經山南、康區、理塘，抵達成都附近。當一行人進入成都府城內時，接到明成祖的詔書，曰：「今聞上師你已離西土，不顧途中風雨烈日寒暑，漸次已行數萬里之遙，前來此處，故朕心甚悅，難以言說。現今複遣人於途中贈禮迎接，以示緣起，以表朕心。」1413年11月，釋迦也失等到達北京城附近時，受到九門提督等官員的歡迎。在大小官員的接送下，釋迦也失下駐海音寺（或法音寺），再次受到明成祖的詔諭，詔諭表示明成祖十分高興釋迦也失「不計數萬里之路，跋山涉水，觸風冒雨，歷盡艱辛前來，」考慮到其「遠途而來，身體疲乏」，諭示釋迦也失面聖時可免行禮。明成祖在大善殿接見了釋迦也失，還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接風宴會，並多次給予賞賜。1415年4月，明成祖「命尚師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誥命。」釋迦也失在京期間，用醫藥和傳授灌頂的辦法治好了明成祖的重病。
此外，還在五臺山建了六座寺院，這些寺院按照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修行次第修習佛法。1416年，釋迦也失回到拉薩後，建造了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1425年5月，釋迦也失再次進京（此時明朝已經遷都北京），在北京居住十餘年，期間宣德皇帝封其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釋迦也失於1435年在返藏途中去世，享壽82歲。
『闡化王』
1406年三月壬辰，明成祖派遣使者齎詔封烏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監藏巴里藏卜（即紮巴堅贊）為灌頂國師闡化王，賜紐玉印、誥命，仍賜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綺五十匹、彩絹百匹、茶二百斤。以後帕竹政權的歷任第悉，都擁有闡化王的封號。
『贊善王』
1406年，明成祖令智光和尚出使烏思藏，靈藏僧人著思巴兒監藏遣使隨智光來朝，被封為灌頂國師。第二年又被封為贊善王，並賜金印、誥命。贊善王的轄地在今天四川德格一帶。
『護教王』
1406年，館覺地方的政教首領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遣使入貢，被永樂皇帝封為灌頂國師，並賜以誥命。1407年，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派遣使者入朝謝封，又被明成祖封為護教王，並賜金印、誥命，仍享有國師稱號。館覺地方即是今天昌都地區的貢覺縣。
『輔教王』
1413年，明成祖封思達藏地方（今西藏日喀則地區的吉隆縣境內）薩迦派首領南渴烈思巴（按《薩迦世系史》，他是款氏家族成員，全名為南喀勒貝洛追堅贊貝桑布）為輔教王，並賜誥印、彩幣。此後貢使雙方往來不絕，楊三保、侯顯都曾被派往頒賜，而輔教王轄下的許多僧人也都前來朝貢，有的還留在北京任職。
『闡教王』
1406年，止貢地方的止貢噶舉首領鎖南藏卜派使者朝貢，成祖封鎖南藏卜為灌頂國師，賜予衣服、錢幣等優厚的賞賜。1413年，成祖又加封他為灌頂慈慧淨戒大國師，並封其僧人領真巴兒吉監藏為闡教王，賜以印誥、彩幣，命其管理止貢地方。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吐蕃對外冊封
西藏學者主張封號是一種外交儀式，並不表示明朝統治吐蕃。達賴喇嘛也給蒙古統治者或清朝皇帝封號。:591578年（明萬曆年間），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與俺答汗會面，俺答汗為索南嘉錯上尊號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為觀音菩薩的化身，此為達賴喇嘛一詞的出處。索南嘉措為俺答汗上尊號為「轉千金法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承認他為成吉思汗的化身。1637年（明崇禎年間），第五世達賴喇嘛贈予固始汗「丹增卻傑」（威利轉寫：Tenzin Choekyi Gyalpo，意為「執教法王」）的封號。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學者對明朝是否統治吐蕃或其實際性質存在不同的觀點，常见的觀點如下：
美国藏学家特瑞尔·威利（Turrell V. Wylie）因《明史》中未有對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及其黃帽派的記載，而認為作為明朝官方歷史的《明史》受到了審查，從而扭曲了歷史真面目。而且宗喀巴所創立的格魯派，一直到1642年消滅了第悉藏巴政權後才奪取到藏中的權力，而明朝在兩年之後的1644年即被李自成推翻。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藏學家達瓦諾布認為明朝皇帝和喇嘛之間的見面是「施主與僧人」之間的進貢，而不只是政治上下屬向上級朝貢的關係。他還認為納貢的項目是佛教用品，而這彰示了「宗教實質的關係」。夏格巴在其《西藏政治史》裡面也說「在蒙古成吉思汗和俺答汗時代，漢人的明朝和滿洲人的清朝，西藏和中國在施主和僧侶的關係上合作得很好」。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研究過該書引用藏文的歷史資料或漢文的歷史資料後，認為夏格巴對史料完全採取了斷章取義、取其所需的態度。高馬士認為明朝沒有行使對吐蕃的任何直接的政治控制，納貢的內容幾乎都具有宗教特色。Patricia Ann Berger認為永樂皇帝封授喇嘛主要是想重新確立元朝建立者忽必烈與其帝師八思巴之間建立的中藏關係。艾略特·史伯嶺認為吐蕃喇嘛之所以造訪明廷，多是為了加強喇嘛的大批富貴的隨眾同明朝商人官員之間的貿易。高馬士認為明朝對吐蕃執行一種放任主義政策並限制朝貢喇嘛的隨員的數目，藏人保持對明朝的納貢關係是因為他們從皇帝施主那獲得財富和權力。湯瑪斯·賴爾德也認為藏人急迫地答應明朝的邀請，是因為他們所收穫的禮物的價值要遠大於朝貢物品的本身。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王家偉和尼瑪堅贊認為儘管明朝皇帝確曾向吐蕃藏傳佛教的喇嘛經常施捨財物，然而中國皇帝和吐蕃法王除了保持宗教上的檀越關係之外，更有著政治上的上下主屬關係。明太祖于1374年7月便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升河州衛指揮使韋正為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後來又升朵甘、烏思藏二衛為行都指揮使司。當年12月熾盛佛寶國師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揮同知鎖南兀即兒等遣使來朝，又奏舉土官賞竺監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設朵甘宣慰司一、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十七，以賞竺監藏等分別為指揮同知、宣慰司使、招討司官、萬戶、千戶等。而除了在藏族地區設置衛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領外，明朝還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領和人士，推行僧綱制度，通過宗教加強明朝對廣大藏區的影響。明封「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教派囊括當時藏中從東部到西部最有實力的幾大派系，即後藏的薩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貢、在前藏部分地區和西康大部分地區擁有相當影響的噶瑪噶舉；以及在帕竹政權扶植下異軍突起的格魯派。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需要指出的是，明初設置的朵甘、烏斯藏等衛所都屬于羈縻性質，即封賜原地方世襲首領為衛所的官員，和內地行省的流官制不是同類性質的，除了原有的政權外，并沒有實際的衛所機構存在。永樂時期，衛所已退居次席，而代之以對三法王、五教王為首的僧俗首領的大量冊封。明朝規定只有朱姓才可以封王，對於其他民族的政治首領，在他們表示臣服明朝的條件下，也可以被封為王。而明朝封給藏人首領的王號，既有掌管一方地區行政得世俗的王的成份，也有與宗教的法王相類似的成份。三法王和五教王中的三位都在烏斯藏，而明朝在烏斯藏是否設過僧綱司，學術界對此尚無研究，但從史料記載看，明朝在烏斯藏地區有封授都綱的官職給一些藏傳佛教的僧人。但是由於僧綱司往往依附于法王、教王之下，加上明朝中葉以后烏斯藏地區各地方勢力和教派勢力的鬥爭日益尖銳，僧綱司在烏斯藏地區實際上難以發揮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管束僧眾的作用，因此烏斯藏的僧綱司系統在藏漢文史料中都缺乏詳細的記載。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米凱爾·范·瓦爾特·范·普拉赫認為除了「喇嘛-施主」的關係之外，明朝對吐蕃沒有多少興趣，並把吐蕃看成一個西方獨立的王國。杜齊卻認為雖然「除了少數幾個皇帝之外，明朝都沒有像元朝那樣尊崇佛教，但這並不使他們放棄對吐蕃的主權，相反地他們繼續主張擁有蒙古在吐蕃時的主權。」在明朝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兩次派員持詔諭前往吐蕃，著令吐蕃各部歸順明朝，「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洪武三年四月，明太祖在冊封諸皇子為藩王時，因是年藏區尚未歸附，故而推遲了奉賞功臣的典禮。高淑芬和陳慶英由此認為明太祖對爭取藏族地區是非常重視的。1371年，世襲吐蕃的元鎮西武靖王卜納剌就攜帶元朝頒發的印信，到南京向明朝納款，表示歸順。明朝在收繳了元朝授予他的印信后，任命他為靖南衛指揮同知。同時，故元攝帝師朗喀貝桑波亦於洪武六年到南京入朝歸順，其被封為熾盛佛寶國師，賜予玉印一顆。于此，明太祖下詔諭曰：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良善，武威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誠達天命，慕義來廷，不勞師旅之征，俱效職方之貢，宜從所請，以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賜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朵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誥印。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為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共樂太平。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因此認為「開國不久的明朝，通過下發詔諭、接受入朝、封授官職等方式，很快就使元朝時期藏區各地的政教首領和官員們臣服，從而把全國藏區置於朝廷的統一治理之下，對原先歸屬元朝的西藏地方取得了統治權。」史伯嶺则認為“明朝第一位皇帝发送给藏人的通知明朝已经建立的信件，类似于由他发送给其他外国的信件，证明了明朝统治者并不认为吐蕃是‘中国’的；在里面，皇帝将吐蕃当作一个非常獨立於中国的国家。”《劍橋中國明代史》也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其后的永乐皇帝曾有试图（像元朝那样）重建对西藏的统治的意图。Smith认为明朝早期或許希望與吐蕃建立像元朝一樣的政治關係，但實際上明朝除了希望吐蕃能夠對蒙古施加影響之外，對吐蕃並沒有太多興趣。而且吐蕃与蒙古持续保持下来的关系要比明朝与吐蕃的关系在政治上要強得多。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明末時期，蒙古人在吐蕃勢力日漸強大。第一世、二世達賴喇嘛被認為沒有和明朝有任何聯繫。而這前兩世達賴喇嘛是自索南嘉措於1578年被蒙古俺答汗尊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而成為「第三世達賴喇嘛」之後，死後由索南嘉措追封為第一世、二世達賴喇嘛的。高馬士因此認為明朝皇帝對吐蕃態勢表現出「明顯的漠不關心」。他還認為明朝對吐蕃缺少關心使得蒙古人能抓住機會重掌吐蕃和填充其政治真空。湯瑪斯·賴爾德則說，在大量蒙古人轉為信仰藏傳佛教之後，中國人只是帶著興趣觀看著，但幾乎沒有中國人篤信藏傳佛教。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然而尊索南嘉措為「達賴喇嘛」的俺答汗，其已於1571年臣服於明朝，被授予「順義王」封號。（但Smith認為俺答汗仍處於明朝的統治範圍之外。）俺答汗同時勸索南嘉措向明朝納貢，於是索南嘉措寫信給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請求准予確立朝貢關係，信中稱：「我保佑皇上，晝夜念經…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贊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1579年8月至9月，明朝准許三世達賴喇嘛定期入貢，並於1587年十月定卯，授予三世達賴喇嘛「朵兒只唱」（Dorjechang，意為「金剛持」）的名號，給予敕命圖書，並邀請他到北京，但是三世達賴喇嘛接受邀請後於1588年在去往北京的途中去世。（也有回西藏的途中的說法）湯瑪斯·賴爾德則記載索南嘉措在知曉萬曆皇帝邀他進京後，因早前的責任而對皇帝的邀請表示婉拒，儘管當時他離北京只有400公里。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1616年三月，萬曆皇帝派專人進藏，封四世達賴喇嘛索南羅追以「普持金剛佛」的封號及印信，並邀請其去漢地。冊封使團在哲蚌寺的大經堂受到接待。索南羅追為建立緣起，接受了邀請。此外，《四世達賴喇嘛傳》也記載：「火龍年（1616年）三月，明朝萬曆皇帝派來了以索南羅追為首的許多漢人，賜予達賴喇嘛‘普持金剛佛’的封號、印信和僧官制服。他們將達賴喇嘛迎請到哲蚌寺的甲吉康（漢人公所）裡…轉達了明朝皇帝邀請他去漢地的旨意。達賴喇嘛為締結善緣，接受了邀請。」但在他真正準備動身前，1616年12月四世達賴喇嘛在哲蚌寺突然圓寂，時年28歲。當時傳言說四世達賴喇嘛是被藏巴汗彭錯南傑派人害死的，因為其二者之間的權力鬥爭。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特瑞爾·威利認為明朝對吐蕃眾多喇嘛毫無鑒別的「封王」不應視為延續元朝的分封，因為蒙古人扶持的薩迦政權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經被帕竹政權推翻了。Helmut Hoffman認為明朝通過接受朝貢和冊封喇嘛來對吐蕃維持表面上的宗主關係，但無力介入吐蕃的治理。梅爾文·戈爾茨坦認為明朝冊封已經擁有權力的藏人，僅僅是承認政治現實，與蒙古的冊封賦予實權不同。黎吉生則認為明朝沒有對吐蕃統治家族（帕木竹巴、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權）的承繼有控制權。杜齊亦認為「漢族對吐蕃的主權只限於從法律上批准和承認那些事實上已存在的特權和權力。明朝自然想更換前代的封文，他們幾乎認可了所有元代的封文，承認了高官顯貴們的世襲權。只有少數例子他們猶疑不決過或者乾脆拒絕任命某些合法的職位佔有者。」谭其骧教授認為“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明朝對吐蕃政權更迭没有任何反应。第一任闡化王扎巴堅贊手下的大臣諾布桑波嗣任仁蚌宗宗本后，就開始大規模擴張仁蚌家族的領地。之后仁蚌家族通過和朗氏家族通婚，逐漸掌握了帕竹政權的實權，甚至到了能操縱幾任帕竹第悉廢立的程度。諾布桑波的父親南喀杰波曾在1416年被封為領思奔（即仁蚌）行都指揮使司的都指揮僉事，諾布桑波承襲了這一職務，但之后直到仁蚌巴覆滅的一百余年中，仁蚌家族掌握了前后藏的實際統治權，卻再沒有請求明朝的封賜。而明朝對闡化王的權力和領地被篡奪也毫無辦法，所能做的只是承襲舊制，繼續冊封后續帕竹繼承人為闡化王而已。仁蚌家族在1565年被新崛起的辛廈巴才旦多吉擊敗，才旦多吉的孫子彭措南杰于1618年控制了前后藏，建立了藏巴第悉政權，以及之后彭措南杰之子噶瑪丹迥旺波在1642年被蒙古和碩特部的固始汗擊敗，固始汗擁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權，也同樣沒有和明朝建立聯繫。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但是，明朝對吐蕃採取「因俗而治、眾建多封」的辦法。根據明朝的政治制度，吐蕃政教首領進京朝貢的事務由禮部負責，重要管理的任免由吏部負責，更重大的事件則由皇帝直接處理。徐明旭認為，由於歷史的慣性作用，西藏的僧俗首領都把取得中國皇帝的封賞當做向他人證明其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反之，明朝對不承認其權威的首領進行懲罰。例如闡化王阿格旺布請明朝皇帝敕封，使者到時他已去世，喇嘛們就要求明朝使者將他的「敕文」轉交其子阿旺札西札巴，違反了明朝規矩。明朝即令四川巡撫將敕封使者逮捕至京要斬首。後明廷諒使者也是藏人，不懂明朝規矩，改為充軍陝西。阿旺札西札巴於1518年正式擔任第悉，1563年明朝才敕封為闡化王。而輔教王南渴烈思巴（薩迦派首領，款氏家族成員，全名為南喀勒貝洛追堅贊貝桑布）1456年，南渴烈思巴派遣使者來朝貢，上陳自己年老，請求以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替其位，因此得到皇帝允許，賜以誥印、金冊、彩幣、袈裟、法器等。1388年，帕竹政權灌頂國師鎖南札思巴噫監藏卜上表稱病，推薦其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代其職，明太祖亦許之。《明實錄》還記載1431年，鎮守河州（今甘肅境內）都督同知劉昭奏：「羅思囊族西番千戶阿失吉為親弟工噶所殺，而據其地，按問已引服，當斬。」上曰：「殺兄非常罪，斬之。梟其首以徇，使遠人知其法。」羅思囊族是甘肅的藏族部落，金暉因而認為明朝能執掌吐蕃的執法權。《明史》劉昭列傳並未記載此事。第悉藏巴的彭措南杰之所以被十世噶玛巴却英多吉指定为前后藏的统治者，亦是因为该黑帽系拥有明朝景泰帝赐予的诏书，诏书规定噶玛巴可以委任适合的人员担任僧俗官职。但也有說法是：藏巴汗於1618年率兵攻入內鄔棟王宮，徹底推翻了帕竹政權，正式宣布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十世法王卻英多吉為第司，將首府設在日喀則，但實際權力仍控制在藏巴汗手上。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1413年，大乘法王貢噶札西進京為爭取明成祖發佈命令讓帕竹政權把薩迦大殿交還給薩迦派掌管。《江孜法王傳》記載：尤其是在這一年（1413年，藏曆水蛇年），燕王皇帝陛下派侯大人、宋大人為首的五位宣旨大人攜帶…命前藏人（帕竹首領）把薩迦大殿交還給薩迦法座的詔令。1413年5月，明成祖派侯顯等人從京城出發進藏，以向烏思藏許多首領傳達旨意，其中帶去了命令帕竹第悉交出薩迦大殿給予原主薩迦派的詔書，12月侯顯等人到達吐蕃，在頗章孜宣讀詔書，薩迦派舉行了十分隆重的慶典。陳慶英認為此事則反映出明朝中央對吐蕃政教勢力之間的爭執有決定處理的權力，吐蕃薩迦派和帕竹派之間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由明朝皇帝發佈詔書才實際解決的。而1407年，明成祖令闡化王與護教王，贊善王及藏區各地首領恢復從前後藏到河州的沿途驛站。1414年又派宦官楊三保入藏。「令闡化、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所謂恢復驛站，除了驛站設施的修復外，同時也要令沿途藏區籍民供應徭役。1410年，明成祖發佈上諭對吐蕃掌握政權的人士和各個教派的首要的高僧大德等僧俗貴族賜予官爵、名號，發給讓他們掌管一方權力的詔書，而且還規定「不遵聖旨，法律絕不寬貸」。恰白·次旦平措因此認為「在這個基礎上，明朝的歷代皇帝對吐蕃的政教大事的管理情況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但史伯嶺则认为「无论是西藏史料还是中国史料中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被明朝廷封授过的）藏人是代表明廷行使权力或行事的。坦白地说，明朝在西藏并无政治权威 - 明朝并没有在西藏设置任何条例或法令，或是在西藏征税，等等。」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達瓦諾布說中共學者認為明朝基本沿用了元朝的舊制去統治藏區，但他認為這項政策在安多、康區（即「内藏」）是真的，然而不適用於烏思藏、阿里（即「外藏」），這些地區先後是被「三個相繼的民族主義政權」所統治。湯瑪斯·賴爾德認為「現在中國用明朝與西藏東部首領的聯盟作為明朝統治了西藏的證據，但事实上在蒙古人離開後明朝并沒有派軍隊代替他們的位置」。
洪武初年，明太祖為安撫應招前來歸附朝貢的藏區各僧俗首領，逐授予他們以各種官職和封號，這些官職大抵有：烏思藏或朵甘思都指揮司同知、指揮僉事、宣慰司使、巡檢司巡檢、招討司官、萬戶、正副十戶、百戶等等。而「五大教王」的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四王皆出自藏西的烏思藏。大明成化六年，明朝作出四項規定。第一項便是限制這四王只得三年一貢。佐藤長亦言到「最早的三大法王其勢力範圍各自佔有東部、中部和西部西藏。明朝一向熟知在此三大地域中最大宗派為准，其設置了三大法王，於其間的小空間配置了五名教王，當是依據當時西藏的現實、瞭解了全部情況後的決策。當我們知道這些教王的封爵幾乎都在永樂時代授予時，對於明成祖關於西藏的政策推行得如何妥當，更加感歎不止了。」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1373年，明太祖下詔封搠思公失監為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元帥職。中國國家檔案局於2008年從檔案中找出15條史料，想要證明中國政府有效管轄西藏七百多年，此詔書是其中明代的兩條史料之一。但是明實錄並未記載此詔書，而是在兩年之後（1375年）才記載成立俄力思軍民元帥府，任命官員。因此搠思公失監於1373年可能並未奉詔。史伯嶺認為，這顯示了這種儀式性的任命並不代表聽命臣服於明朝。
而對於烏思藏的人事任命，明代的歷史典籍中的記錄亦不勝枚舉。如1385年正月丙寅，明太祖授西番班竹兒為烏思藏都指揮使。正月壬午，以烏思藏俺不羅衛指揮使古魯監藏為烏思藏衛俺不羅衛行都指揮使司指揮僉事。1426年十月丙寅，明宣宗升烏思藏公哥兒寨官忍昝巴、札葛爾卜寨官領占巴、頭目昝卜巴俱為都指揮僉事，給賜銀印、誥命。等等。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明朝并未在烏思藏地区驻军，对于明朝在烏思藏地区设置的軍事结构，史伯嶺認為这些「几乎完全只存在于纸面上」。他表示，「明朝为西藏设置的主要行政单位是位于河州的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但河州位于甘肃，离烏思藏很远。同时西安行都指揮使（理论上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韋正之名在任何西藏史料中都無法找到，在中国的史料中也很少提及。很明显这个所謂的行政单位只是對邊疆進行禮節上的統治。因此，明代史料中描述的对藏人的封授并不能认为明朝在西藏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劍橋中國明代史》亦指出：「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西藏人都未覺得他們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們無須中國（明朝）居中調解而維持著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係。」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伊佩霞認為吐蕃猶如朝鮮等明朝的鄰國一樣，對明朝是朝貢體系下的身份，而明朝對之並不設置軍隊。湯瑪斯·賴爾德則說「在蒙古軍隊離開吐蕃後，明朝軍隊沒有替代他們」。王家偉和尼瑪堅贊也說明朝「對西藏地方的治理，雖然也有嚴厲之處，如對犯法的西藏地方官員判罪處刑等，但沒有像元朝那樣派兵攻打西藏以及經常在藏駐紮軍隊等。」達瓦諾布認為明朝致力於應付北方蒙古的威脅，沒有更多的軍事力量來強化它繼承元朝的各片領土主權的主張；相反，明朝以「儒家式的外交手段」對外進行大量封賞饋賜。史伯嶺則說明朝和吐蕃之間微妙的關係是最後一次「一個統一的中國不得不處理一個獨立的吐蕃」，明藏之間邊界存在潛在的軍事衝突，明朝對外政策的吐蕃部分，其終極目標不是以征服為目標，而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威脅。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1370年，明軍攻佔河州，次年在當地設立軍事衛所河州衛，任命原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為衛指揮同知，其子孫世襲其職。1374年，明太祖在河州設置西安行都指揮司，轄區最初包括整個藏區，後專管今青海東部，甘肅南部和四川北部的藏區。在次第平定川西之後，明朝在川西設置茂州、威州、汶州等州縣以流官管理民政，龍州等府以土官管理民政，並設置茂州衛、松州衛、威州衛、洮州衛、岷州衛等管理地方的軍政。1373年，明朝設置朵甘衛。後升朵甘衛為朵甘行都指揮使司，轄區包括今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四川西部的藏區。而對於烏思藏和阿里地區，明朝沒有派駐軍隊，而是派許允德進藏招諭吐蕃十八族歸順，烏思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則於1372年親到南京表示歸順。同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員入藏，封帕木政權二代第悉釋迦堅贊為灌頂國師，賜玉印。次年，釋迦堅贊派人朝貢。在此情形下，明朝於1373年設置烏思藏衛，後再升為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轄區包括今西藏大部。1375年，明朝再設立俄力思軍民元帥府，轄區為阿里地區。由此，元朝的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轄地都劃入明朝轄區。對於明朝沒有在烏思藏派駐軍隊，牙含章則解釋為「當時統治西藏地方的帕竹政權和平地規順了明朝中央政權，‘不勞師旅之征’，後來西藏地方也沒有遭到嚴重的外敵入侵事件，國防始終安全，所以明朝中央政權沒有必要向西藏派駐軍隊。」達瓦諾布則指出卫藏（烏思藏與阿里）地区100多年处于持续的动荡状态。即使如此，明朝自始至终未向这些地区出兵。相反，「如果是元朝，他们将会对外藏（即卫藏）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来保护他们所喜欢的喇嘛政权，或是為了展現他們對一个被征服的地区的政治慾望。」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明初时期，明朝亦數次在青海、四川等地的藏区用兵平亂。1373年5月，鄧愈和皇帝一個養子沐英受命進行一次懲罰性的討伐，目的在嚴懲拒不承認明朝統治的一位吐蕃或藏族酋長。討伐軍深入今青海湖地區，甚至西進遠到崑崙山。鄧愈捨命地追趕這個酋長和他的徒眾，斬殺了數以千計的人，俘獲了十餘萬頭牲口。沐英也因此被封為侯爵。1378年11月，已經封侯的沐英再次被任命帶領討伐軍去平定西藏和四川的動亂。到了1379年10月，沐英共俘敵3萬名和20萬頭家畜。1390年，四川地區的左軍都督瞿能在藍玉的指揮下同樣被派往征討侵襲四川的藏人。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明军曾进入卫藏地区。達瓦諾布表示，「卫藏地区在长达几乎130年的时间内处于混乱状态，但明朝却未发兵去征服吐蕃或者向吐蕃派驻军队。明朝在这期间对吐蕃的反应是典型的儒家对‘西域’的反应。」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明朝后期，卫藏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联络引入蒙古各部的力量，战乱不休。比如1621年格魯派請來在青海的土默特蒙古軍隊在拉薩打敗第司藏巴的軍隊，噶瑪丹迥旺波繼任第司藏巴后，聯絡在青海的卻圖汗共同對付格魯派，而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共同聯絡在新疆的和碩特蒙古固始汗，最終消滅了第司藏巴和康區的白利土司，統一了藏區。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宋代以來，漢、藏地區間逐漸形成茶馬互市關係。濮德培認為漢地自身不能出產足夠的強壯軍馬，從而需要靠邊疆的衛所維持政府主導的「茶葉-馬匹」交易市場。而藏人也需要大量茶葉，不僅是日常的飲用也同樣用於宗教儀式的活動。明朝政府因此在今甘肅臨夏、天水、臨潭、四川雅安、松潘等漢、藏交界的地區專門設立茶馬司，統一管理茶馬市場。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因此認為「明代茶馬互市的日趨繁榮，不僅密切了藏、漢兩族以及藏族與其他兄弟民族之間的經濟關係，也進一步加強了明朝中央政府統轄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然而，范·普拉赫認為明朝皇帝只是滿足于同吐蕃統治者維持友好的關係，並互派外交使團以處理中國對馬匹的急需。《劍橋中國明代史》将永乐年间明朝与西藏的关系归类于明朝的“对外关系”中的，和对蒙古的关系并列。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反對將藏區派遣來京人員稱為「外交使團」，因為吐蕃的烏思藏與朵甘司是明朝中國的兩個轄區，這兩區中的政教首領是受明朝敕封、臣屬於皇帝的官員，他們本人或派員赴京，是中國內部的事，是「內交」而非「外交」。此外，王家偉和尼瑪堅贊還批評范·普拉赫將「進貢回賜」與「茶馬互市」、「徵發馬賦」混為一談，因為明朝獲取所需馬匹的兩個主要途徑，一是「茶馬互市」，一是「徵發馬賦」。茶馬互市，是以茶為報酬換取馬匹；而徵發馬賦，是賦役性質，亦由官府給以一定的酬值。然而明朝對烏思藏地區徵收的賦稅額度很小，常賦每年僅徵取200匹馬匹。明朝政府規劃一定的土地，由藏民專事放牧養馬，到期向政府交納一定數量的馬以領回相應的涼茶和其他生活用品，政府不再征派其他的捐稅。明朝政府還使用「金牌信符」的方式保證茶馬互市中的廉政。「金牌信符」被授予征馬官員和藏民，凡要征馬，必須以符印對驗牌納馬換茶。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有明一代，帕木竹巴政權在明代保持著對吐蕃主要地區的控制權，其首領稱為「第悉」（degsi）。帕竹政權第一代第悉是絳曲堅贊。他元朝時是吐蕃所封的十三個萬戶長之一，獲皇帝「賜子孫可以世襲之誥敕」。1349年絳曲堅贊派使者到大都朝貢，元順帝封其為大司徒。絳曲堅贊採取了松贊干布時期的行政規劃，改元朝時的十三萬戶為十三個「宗」（dzong），首領稱「宗本」（dzong dpon），由絳曲堅贊直接任免。宗谿制度（“谿卡”意為“莊園”，行政上與宗同級）成為藏區的行政組織，甘丹頗章政權取代帕木竹巴之後依然沿用此行政制度，直到1959年藏区骚乱後才廢除。《劍橋中國明代史》認為「絳曲堅贊的目的是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范·普拉赫更說絳曲堅贊的志向是通過重置世俗機構以「重建吐蕃帝國時代的榮耀」、「推廣國家的文化與傳統」。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但在西藏的所有史料中，「絳曲堅贊」一名前面絕大部分都被冠以「大司徒」或「司徒」的元朝官名，而很少冠以西藏本地的「第悉」官職名。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因此認為「被中央政府授封的‘大司徒’官職，對他來說，較之西藏地方的‘第悉’官職更為重要，更需經常見諸書文。有了皇帝所封的此一官職名稱，絳曲堅贊的身份大為提高，統治西藏地方更為有力。從這裡也證明了元末朝廷和西藏帕木竹巴王朝之間仍是上下主屬關係。」絳曲堅贊本人亦在遺囑中說道：「過去均受東方皇帝關懷，如果繼續關懷，則應遵從皇帝法令，迎送宣旨之欽差。」王家偉和尼瑪堅贊認為「絳曲堅贊對元朝皇帝的尊崇之情已極為明顯，根本沒有獨立於朝廷之外的意思。」
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爭議
至明朝時期，絳曲堅贊的侄子釋迦堅贊世襲為帕木竹巴政權的第二代第悉，控制住烏思藏大部分地區。明朝剛一開國，就對吐蕃最有權力的貴族帕木竹巴給予特殊的優待。明軍1370年攻克河州後，河州衛在瞭解過烏思藏的情形下，向明太祖建議對釋迦堅贊給以封賞，明太祖於是下詔封給他「灌頂國師」之號，並遣使賜玉印及彩緞、表裏。藏文史籍《王統世系水晶明鑒·賢者頸飾》亦記載：大皇帝封章陽大國師為…貢瑪傑波大司徒勤國，賜灌頂國師名位和印信，詔令吐蕃三區僧俗百姓知曉。而釋迦堅贊則於1373年正月遣使入朝，貢以佛像、佛書、舍利。而公元1406年，明成祖更加敕封第五代第悉札巴堅贊為「灌頂國師闡化王」，賜玉印、白金、誥命、錦帛、巴茶等，命其掌管吐蕃三個卻喀的百姓。《王系幻化鑰匙》同時記載：大明皇帝燕王向札巴堅贊頒賜了金印和王的詔書。「闡化王」則是明封五王之首。以後帕竹政權的歷任第悉，都擁有闡化王的封號。明朝還對宗本制度的各「宗本」分授官職。如札巴堅贊屬下的貴族、柳梧宗本南喀桑布、仁蚌宗本南喀傑波，都被明朝封為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的都指揮僉事，賜給誥印，使各宗本成為朝廷的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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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竹政權的每一代新舊第悉的換任都向明朝呈請批准，給與敕書，更換信印。帕竹政權每三年需向明朝進貢一次「方物」。1407年，朝廷特諭帕竹政權闡化王吉剌思巴監藏巴里藏卜，會同護教王、贊善王等藏族首領，主持複置驛站事宜，以通使者。同時還派遣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等人赴吐蕃「設立站赤，撫安軍民」。1414年，明朝又遣中官楊三保持諭闡化王及甘、青、川等地藏區大小首領，「令所轄地方，驛站有未復舊者，悉如舊設置，以通使命」。內地與吐蕃地区的交通驛站經過這樣多次的修復與增設，「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元虞盜賊矣」！ 而明朝對藏的影響也體現在於帕木竹巴對吐蕃官員的職位和薪俸的嚴格分配都仿明制，在各級官員服裝佩戴的詳細規定方面，每個官員都有一種特別及個人的服裝和標誌。
但是，史伯嶺认为「明朝对藏人的封授以及与受封者的交流明显被明朝视为外交事务，这些事务是一個同处理南洋国家事务的外交部门負責的。不能将这些简单的封授宣称为明朝对吐蕃拥有主权。研究過这些封授事件之後可以清楚看到，封授的接受者在受封前已经在吐蕃持有权力或影响力。因此，这些封授并未赋予权力，而是承认已有的权力，故这些封授只能被看作是类似于一种時常可見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封授荣誉、职位或奖励的情况。」《劍橋中國明代史》亦提到「根据西藏的史料，得银协巴在他逗留南京期间曾劝说永乐帝不要试图重建对西藏的统治。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永乐帝曾有此意图；一切迹象表明，得银协巴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实力的宗教人物而被邀请的。」
宗喀巴是黃帽格魯派的創始人。1407年，明成祖遣使邀請宗喀巴前往南京並納貢，但宗喀巴因年老體弱，經不起長途跋涉，加上正忙於修建三大寺，對皇帝的邀請表示婉拒。同時，1408年六月，宗喀巴給明成祖寫了一封回信，請明朝的使者帶回。在這封回信裡，宗喀巴對收到皇帝賜予的大量禮品表示衷心感謝，對皇帝的邀請則予以婉拒，表示：
余非不知此是大地之大主宰為佛法著想之諭旨，亦非不遵不敬陛下之詔書，但我每與眾人相會，便發生重病，故不能遵照聖旨而行，惟祈陛下如虛空廣大之胸懷，不致不悅，實為幸甚！
1413年，明成祖命使者侯顯等再次齎詔入藏召請宗喀巴。宗喀巴對眾使者解釋說「自己去漢地的阻礙大而必要性小」，他並給皇帝寫了說明情況的回信，準備了回贈的禮品，請使者們帶回。因此，「很可能是明朝的使者們想到了請宗喀巴派一名弟子代替他入朝的辦法」，於是侯顯等使者請宗喀巴派一名殊勝弟子前往並得到宗喀巴同意後，釋迦也失遂同侯顯等同行前往內地。1413年11月，宗喀巴親傳弟子釋迦也失作為其師的代表到達北京城附近，永樂帝派人送來聖旨，對釋迦也失「不計數萬里之路，跋山涉水，觸風冒雨，歷盡艱辛前來，」表示十分高興，考慮到上師「遠途而來，身體疲乏」，諭示上師面聖時可免行禮。1415年4月，明成祖「命尚師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誥命。」1425年5月釋迦也失再次到北京，在北京居住十餘年，此期間宣德皇帝封他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1403年3月10日，永樂皇帝「遣司禮監少監侯顯齎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即噶玛噶举派五世噶瑪巴活佛，得銀協巴）。蓋上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明代名人傳》記載四世噶瑪巴乳必多吉曾拒絕洪武皇帝的邀請，但《劍橋中國明代史》記載他應洪武皇帝的邀請，於1372年至1373年間的冬季抵達南京，乳必多吉四世活佛並擔任抵京教團的教長。陳慶英還記載他是元朝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向明太祖舉薦元故官六十余人中之一，並被封為「灌頂國師」。得銀協巴獲得消息後，於1406年從楚布寺出發。當年7月，得銀協巴在康區噶瑪寺見到了侯顯等使者，領受詔書，即隨侯顯等人一道前往南京。1407年4月10日，得銀協巴抵達南京。新近即位的永樂皇帝對噶瑪巴活佛表現了超乎尋常的倚重和尊崇，他行出南京的皇宮來迎接噶瑪巴並且沒有要求噶瑪巴行磕頭之禮。Karma Thinley還記載永樂皇帝賜噶瑪巴比自己靠左、稍高的上位。羅茂銳也記載忽必烈在佛事活動中，忽必烈坐在一個比吐蕃法師更低的平臺上。達瓦諾布因此認為永樂皇帝是想跟從蒙古皇帝尊重其吐蕃薩迦喇嘛的傳統。
1407年噶瑪巴抵京後，他除了率領僧眾在南京靈谷寺設十二壇城為明太祖夫婦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外，還在皇宮中設壇為明成祖傳授無量灌頂，講經譯經。1409年2月，明成祖封得銀協巴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彩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並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真為「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領禪伯為「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為「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設盛宴於華蓋殿，宴請噶瑪巴師徒，以示慶祝。羅茂銳記載，在獲得永樂皇帝「法王」的封號之後，得銀協巴還建議皇帝同樣也對藏傳佛教其他教派予以封授。
藏文資料顯示得銀協巴曾勸勉永樂皇帝不要試圖像早先的蒙古人那樣用軍事武力管治吐蕃。史伯嶺則記載得銀協巴是拒絕了永樂皇帝試圖在明藏之間建立如同元藏之間的聯盟的建議。Thinley還記載永樂皇帝曾計劃派軍隊入藏以強行扶持噶瑪巴至吐蕃眾佛教教派的統治地位，但得銀協巴勸止了他。但陳學霖認為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曾是皇帝的意圖。陳學霖認為永樂皇帝對得銀協巴的邀請主要是出於宗教目的。其他可能的目的或者還有依靠噶瑪巴活佛幫助皇帝合法化他備受爭議的繼位方式。和表現他對其父母明太祖夫婦的思念和孝心。蔡石山還認為得銀協巴通過卜吉預凶的手法，顯示上天支持永樂皇帝對明朝皇位的繼承，以此來幫助證明其皇位的正統性。
《法主歷輩噶瑪巴傳略如意寶樹》中記載：「一般來說，除了漢地的皇帝以外，其他人無權委派官吏。但是皇帝考慮到漢藏兩地距離遙遠，所以授權法主得銀協巴可以委派法主的拉德和米德的官員，並說皇帝對法主給以支持。此外還任命了國師和司徒等官職。」
1415年8月15日，得銀協巴突患重病而去世，第六世活佛通哇敦丹繼承「大寶法王」的封號。從1426年到1450年的二十多年中，通哇敦丹先後八次遣使向明朝進貢，明朝曾召請他進京，但未能成行。1426年四月甲申，「賜如來大寶法王等使臣指揮使公哥等。金織文綺、襲衣等物有差。」當時通哇敦丹年僅十一歲，由詔書可見明朝承認他自動地繼承了得銀協巴的「大寶法王」的封號。
1471年，七世噶瑪巴卻紮嘉措派人向成化皇帝進貢佛像。皇帝為此頒賜詔書，曰：「皇帝聖旨，諭烏思藏大寶法王噶瑪巴為首之人眾：你等世代居住西土，順合天意，恭敬朝廷，謹守職司，獻納貢品，歷時已久，今更勤謹。此次複潛使者來，貢獻方物，如是忠順之心，殊堪嘉獎。今值使者返回，賞賜爾等綢緞等物，以表朕回報之意，使到之日，可自領受。…成化七年正月二十九日」
冈比亚国徽
岡比亞國徽在1964年11月18日啟用。中心圖案為一面綠、白、藍三色盾徽，中間繪有鋤頭和斧頭。左右有兩隻各持斧鋤的金色獅子守護。盾上有頭盔，飾以黃藍二色花冠和花環，上有棕櫚樹。綬帶以英語書有國家格言「進步、和平、繁榮」。
謝永常
謝永常（1630年12月8日—1661年9月17日），字平山，明末福建泉州（海戶）人，明鄭將領，後來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南衛（今台南市安平區）一役中，與一千多名士兵戰亡。
1964年臺南市立初級女子中學（今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鄰近五妃廟）進行運動場擴建工程時發現多個骨灰罈，根據統計共發現約1067具骨骸，其中有馬信及白馬將軍謝永常及日本軍人吉元小造大佐遺骨，由當時校長張池龍代為建慶隆廟供奉，如今遷葬到慶隆廟後方的墓塚供奉，被尊稱為「謝府元帥」。李登財和劉還月將得到的神明生平及傳統祭典知識，合著四本《神佛正傳與祭拜須知》，其中謝永常在《夏之卷》有詳細的介紹。
謝永常 生平
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初五（西元1630年12月8日），誕生於福建泉州（海戶）。少年時，臂力超乎常人，十分威武。而且經常打抱不平，扶助善良驅逐邪惡。在海戶附近一帶的人，對於謝永常的英勇事蹟有所讚揚，讓他的名聲傳播千里。
後來滿族清兵入關，順治帝正式入主中原。謝永常悲痛萬分，就拜別自己的父母，追隨鄭成功。
在南明永曆七年（1653年），正式成為明鄭將領鄭成功的部將，後來因參與數十役大小戰爭，而晉升為馬部先鋒官，為宜毅前鎮陳澤的前鋒。
永曆十五年（1661年）春夏兩季之間，鄭成功率領自己的軍隊，往東邊航行，這時謝永常也跟著鄭成功的行列。終於到了農曆四月初一（4月29日），謝永常他們正式登陸台南鹿耳門。不久，他們與由荷蘭台灣長官揆一所率領之荷軍打仗，苦鬥數月。
農曆八月廿四（9月17日）未時，謝永常在台南安平一役，跟荷軍戰鬥，不幸右臂中槍而亡，享年三十二。另外追隨他的部將趙勝，也在同役陣亡。
謝永常 相關紀念
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臺南市立初級女子中學（今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在進行操場擴建工程時，挖出一千零六十七具靈骨。而後因為有謝永常顯靈託夢的事件，讓許多人捐獻土地和金錢，準備建立寺廟供奉這些士兵，最後決定在台南市東區後甲公墓一帶立廟，同時取廟名為開基慶隆廟。
該廟除了供奉謝永常外，另供奉趙勝與吉原小造。吉原小造為日本東京人，是日本軍軍官，階級為大佐，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部屬的身分來臺，參與乙未攻臺之役，在安平遭原住民攻擊而陣亡，骨骸與謝將軍同歿一處，故合奉之。
马里国徽
馬里國徽（法語：）由一個淺藍色圓形組成，中央圖案為一座清真寺，清真寺上方有一隻雀鳥，而下方則是兩把弓箭和一轮正在上升的太陽。
現行國徽樣式於1973年10月20日正式通過。此圖案於1982年馬里獨立22年後被採用為國徽，以取代1961年使用的第一代国徽。
马里国徽 歷史
1960年8月，馬里聯邦隨著塞內加爾宣布退出該聯邦而解散，馬里因而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不久後，马里共和国設計了第一代國徽，樣式除了顏色不同外便與現時的設計幾乎相同。其中舊國徽的背景顏色是紅色，並以一個中等寬度的綠邊圍繞著。尔后，根据1973年10月20日马里國家解放軍事委員會第56號法令，图案相比之下简洁明了的新国徽，在历经9年之久的争议后，于1982年10月28日正式启用。
马里国徽 象徵意義
馬里國徽中，位於國徽中央的清真寺图案为傑內大清真寺，它代表了該國約94.8%人口所信仰的主要宗教伊斯蘭教。而清真寺上方的雀鳥雖然在物種歸屬上仍存有爭議，但是當時的第56號法令曾經表示該鳥為源自當地民間傳說之一隻「非常有名的禿鷲」，另外其他資料則主張他實際上只是一隻象徵著和平的白鴿。位於傑內大清真寺下方有兩把弓箭，而國徽最下方則有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陽。此外，馬里国徽上的法文国家格言「一個民族，一個目標，一個信仰」（Un Peuple, Un But, Une Foi）與塞內加爾的国家格言完全相同，這句銘言同樣也出现在塞內加爾國徽上。
马达加斯加国徽
馬達加斯加國徽為圓形，黃地。中間白圓繪有馬島的版圖並放射出光芒，間飾以旅人蕉的葉子。地面為稻田，前為瘤牛的頭。上方以馬達加斯加語書有「馬達加斯加共和國」，下方有稻穗裝飾，並以馬達加斯加語書有國家格言「祖國、自由、發展」。
治民街
治民街是香港九龍中部的一條道路，位於何文田愛民邨對下的山坡和京士柏君頤峰之間，北連公主道，南連愛晨徑 (非行車道路)。為公主道的支路，是香港1號幹線7D出口。
該路也是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九龍分中心和加油站的所在地，過海的士為該街主要交通。
台視新聞
台視新聞（英語：）是臺灣電視公司（台視）新聞部製播的电视新聞節目總稱，為台視少數幾個自行製作的節目系列之一。2006年後，由於非凡電視成為台視最大股東、且有隸屬關係，現今台視新聞的主要合作對象為非凡新聞。
台視新聞開播時稱為「電視新聞」，起初只在每日20:00～20:15播出一節新聞，當時播報形式為記者1人與女播音員1人輪流播報。中國電視公司（中視）開播後，台視才將「電視新聞」改名為「台視新聞」，以與中視的電視新聞節目總稱「中視新聞」有所區別。
在1990年代臺灣電視產業自由化前，尤其是《台視晚間新聞》主播李四端於1997年3月1日跳槽華視新聞以前，台視一直享有「新聞王國」的美譽，在老三台當中擁有最完整的新聞編採能力、以及公信力的報導品質。另外，台視率先與美國CNN（有線電視新聞網）簽約，把CNN的新聞影片導入台視新聞，拓展了台灣的電視新聞的國際視野。1988年1月1日，台視新聞部體育組升格為體育部，是台灣唯一專門負責製播體育節目（包括體育新聞）的电视台一級部門，其製播的體育節目總稱是「台視體育」（TTV SPORTS）。
台視新聞
目前，台視新聞在台視主頻有晨間、午間、晚間等三個常態檔次；如逢選舉等重大事件，則會另播出特別報導。此外，台視新聞部也製作新聞資訊節目（深度報導），主要以財經議題、社會新聞為主題。另有台視新聞台及台視財經台製播大量新聞報導。
台視新聞 沿革
1981年11月30日，台視建立主播制度，固定三節新聞主播：顧安生與周嘉川擔任午間新聞主播，盛竹如擔任《台視晚間新聞》主播，張繼正等人輪流擔任《收播新聞》主播；同時，午間新聞增闢〈午餐時間〉報導有關民生之大眾切身問題，《台視晚間新聞》增闢〈新聞評論〉聘請各種專家作短評。其後因人事變遷，台視三節新聞改為單主播制：顧安生擔任午間新聞主播，盛竹如擔任《台視晚間新聞》主播，張繼正擔任《收播新聞》主播，且三人休假時皆有專人代班。
1988年10月10日，《早安您好 台視新聞》開播，最早的播出時間為每日06:30～08:30；當時台視會在《早安您好 台視新聞》之前的每日06:20～06:30播一段「迷你卡通」，然後《早安您好 台視新聞》在每日06:30、07:00、08:00各播一節新聞，《早安您好 台視新聞》內其餘時段各播三節氣象與兩節路況報導。而當時《早安您好 台視新聞》在每日06:30～06:40播出10分鐘的CNN「國際新聞」，但台視只作標題而不翻譯。
台視新聞 沿革
1999年7月19日至8月13日，基於台視新聞部經理兼《台視晚間新聞》當家主播戴忠仁的構想，台視新聞部舉辦觀眾收視意向調查，觀眾撥打宏遠電訊提供的「戴忠仁專線」（0947-812-888，以市內電話計費）回答自己喜歡的新聞類型之後留下自己的國民身分證號碼末九碼與號碼，每日有50位觀眾可獲得麥當勞新台幣六百元餐券，未獲得麥當勞餐券者則可參加現金新台幣十萬元抽獎。
台視新聞 事件
1988年4月5日11時，以雲嘉南地區為主的一千多名民主進步黨群眾不理會警方多次勸阻，齊聚在台視廣場，向台視大樓大門投擲雞蛋和砸毀自己帶去的電視機，抗議台視新聞對民進黨立法委員朱高正領導的「329大湖山莊事件」報導不公；路人張香奇，對這項未經警方核准的抗議活動頗有微詞，遭抗議群眾追逐、圍毆。同日，台視發表聲明，表示：「今後將抵制一切有關民進黨活動的報導；同時，台視新聞客觀公正的報導原則絕不會受今天這些群眾不法聚集事件的影響。」
台視新聞 事件
1989年3月14日，《台視晚間新聞》主播顧安生為台視八點檔連續劇《郵差總是按錯鈴》拍攝節目預告影片並向觀眾推薦該劇，引起中視、華視認為顧安生此舉已有廣告行為，除了會對觀眾產生誤導作用之外，也影響主播客觀公正的形象；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新聞評議會）決定對此事進行了解。同年12月4日，台視新聞在晨間報導1989年中華民國縣市長選舉台南縣縣長選舉驗票糾紛時稱「此項選舉無效，將重新辦理」，但立即於當天午間新聞澄清。12月6日，《台視晚間新聞》報導台南縣縣長選舉驗票糾紛時稱「台南縣長參選人李宗藩發表查驗第七十一開票所與永康鄉公所呈報縣選委會的票數不符......」，台南縣部分民眾紛紛打長途電話向台視抗議；台視發現錯誤後，從該日20時整起每隔十分鐘打出「台南縣選票驗票結果並無不符」字幕更正；該日晚間，台視新聞部經理章紹曾被免職，體育部經理廖蒼松接任新聞部經理並仍兼原職。12月7日，台視懲處台南縣縣長選舉驗票糾紛新聞失職人員，新聞部採訪組組長兼《台視晚間新聞》當家主播李四端被記過並停播一個月，採訪記者胡佳君及烏凌翔也被調差記過處分，但此人事命令還未經主管核准。
台視新聞 事件
1994年8月，台視新聞報導1994年臺灣省省長選舉新聞，在報導國民黨提名的省長參選人宋楚瑜籌措競選經費時，配合播報宋楚瑜的選舉捐款劃撥帳號，引起新黨提名省長參選人朱高正與民進黨提名省長參選人陳定南強烈抗議。陳定南競選辦公室抨擊台視新聞公開為宋楚瑜助選，要求台視新聞採訪陳定南的選舉新聞及播報陳定南的選舉捐款專用帳戶；並揚言若台視新聞再出現這種情況，將考慮發起拒看台視。
台視新聞 事件
1994年11月30日，《午安您好－台視新聞》報導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新聞，播出新黨召集人王建煊召開記者會稱「黃大洲民意落後，國民黨高層已將票源讓給陳水扁」，即「棄黃保陳」。1994年12月29日下午，黃大洲向台北地檢署控告台視董事長陳重光、台視總經理莊正彥、台視新聞部經理廖蒼與《午安您好－台視新聞》主播阮淑祥涉嫌共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告訴狀批評台視新聞未經查證即播報「情治單位民意調查顯示：台北市長候選人獲票率，陳水扁比趙少康領先二個百分點，黃大洲則已出局；國民黨層峰為了防止趙少康當選，已經暗中把部分大財團的票轉移給陳水扁......」。1995年1月18日上午，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林天麟開庭追查「棄黃保陳」說，趙少康與王建煊在庭訊時說，新黨從1994年11月下旬開始就陸續接到來自情治單位、軍方與企業界的電話和傳真指稱國民黨的高層人士要求黨員與財團改投票給陳水扁以封殺趙少康，新黨為求自保才公開這些訊息；廖蒼松與阮淑祥在庭訊時說，台視新聞是根據王建煊記者會內容採訪後播出，沒有任何預設立場，在報導這類選舉新聞時也沒有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1995年5月3日，台北地檢署裁定，台視新聞依據王建煊記者會的實況採訪來報導，沒有添加個人意見，陳重光等四人的犯罪嫌疑不足，故均獲得不起訴處分。
台視新聞 事件
1996年9月29日19時整，由於台視播線路不通，《台視晚間新聞》斷訊長達23分50秒，是當時台視斷訊時間最長的紀錄，也是台視新聞第一次「開天窗」；搶修後，《台視晚間新聞》延至該日19時23分50秒開播，其後節目播時間隨之順延。1996年10月8日，台視總經理莊正彥主導五人調查小組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確定斷訊原因是人為管理不善導致無法即時搶修故障機器；1996年10月9日，莊正彥請辭，五人調查小組公布連帶處分名單：斷訊當晚值班的新聞部製作組組長孫亞光被記申誡，《台視晚間新聞》導播祝仲康被記小過，節目部管理組組長黃浪華被記申誡，主控導播張昭賢被記小過。1996年10月16日，莊正彥請辭獲，台視副總經理李聖文升任總經理。
台視新聞 事件
1997年9月22日，台視記者童湘玲與一名攝影記者赴民間全民電視公司（民視）總部採訪民視對楊憲宏調職爭議說明的記者會，民視董事長蔡同榮以怕電子媒體斷章取義為由要求攝影記者不要拍攝，童湘玲以公開記者會為由堅持採訪自由，民視執行副總經理陳剛信憤而離場，民視總經理李光輝當場下令將童湘玲與攝影記者逐出民視；事後李光輝表示，各電視台間本來就有不報導人事問題的默契，民視也從來不過問各電視台的高層異動，所以民視不希望其他電視台報導本案。
1999年6月24日11時左右，在高雄市採訪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丟槍案的中視攝影記者劉錦源坐在台視採訪車前低頭拍攝海軍陸戰隊營區門口時，台視記者結束採訪離去時未發現採訪車前有人即開動採訪車，劉錦源遭輾傷、骨盆斷裂；台視記者立即將劉錦源送往海軍總醫院（今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急救，後轉送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正在中視大樓舉行慶功會的中視總經理江奉琪隨即指派副總經理林章與新聞部副理翟翬南下探視劉錦源，台視新聞部經理顧安生指示新聞部行政組組長劉忠繼南下慰問劉錦源。江奉琪說，劉錦源因公受傷，中視將負擔全部醫療費用；顧安生說，他對此深表遺憾並致歉。
2000年3月21日，台視新聞部採訪中心副組長王智應撰寫老三台記者給社會大眾的公開信〈浴火重生 拒絕沉淪〉，呼籲政治勢力退出老三台；王智應表示：「自從去年升副組長以來，處理選舉新聞的過程真的感觸特別深；尤其19、20日我得知同仁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被民眾威脅到人身安全，我當場在編輯台流下眼淚：為什麼我們同仁要揹負這樣的包袱？為什麼要遭受唾棄？所以我選擇以連署讓大家了解三台記者的無奈與悲哀。」「我會一直做下去，因為整個過程比結果重要。希望趁這個危機也是轉機的時候，為三台記者找回尊嚴，讓新聞競爭回歸專業。」
2013年2月28日15時左右，台視財經台國際新聞節目《世界ON AIR》發生新北強震600人罹難誤報事件：螢幕下方跑馬燈字幕打出「新北市五股區強震 芮氏規模6.3」、「新北已逾600人罹難 受傷達萬人」、「新北災情慘重 萬棟建築物受損」、「逾萬人無家可歸 新北總動員救災」等。同日15時30分，台視財經台打出字幕「稍早地震訊息內部誤植，僅此道歉」，並在網站發布道歉聲明「將內部測試之地震新聞稿件誤植於新聞跑馬燈中，其內容為內部電腦測試，因系統誤植造成觀眾困擾，特此致歉」。台視表示，會懲處相關人員。
2018年12月，《鏡周刊》報導傅崐萁在擔任花蓮縣長任內共發包25個縣府媒體採購案，然而採購案得標者皆為花蓮在地媒體記者，每名承包標案的記者可獲得台幣14萬元至46萬餘元不等的酬勞；得標記者的工作為產製有關時任縣長傅崐萁施政舉措的文字和影音報導並提供縣府。此案引起台灣社會高度關注，諸多知名平面和電子媒體的員工涉及此案，其中台視新聞表示，經查證屬實，內部涉案記者已請辭。
破傷風梭菌
破傷風梭菌（學名：）是一種常見的梭菌屬杆狀專性厭氧菌，外觀類似網球拍和雞腿，是破傷風的病原體。若進入到傷口深處，則會滋生並產生劇毒，稱為破傷風痙攣毒素，干擾運動神經元，造成破傷風。破傷風類毒素疫苗能夠阻礙該毒素作用，各地常為兒童接種，以作預防。
破傷風梭菌通常有0.5μm寬和2.5μm長。
破傷風梭菌雖不能生長在有氧氣的情況下，其孢子耐受力強，可於世界各地土壤或動物消化道找到。生活並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土壤中以及各種牲畜和伴侶動物的腸道中。且在33至37°C的溫度範圍內生長最好。
破傷風梭菌的孢子非常耐寒，耐熱，耐各種防腐劑，可煮沸幾分鐘。
破傷風梭菌 特徵
各種條件下，破傷風梭菌都會脫落鞭毛形成內生孢子。每個破傷風梭菌都可以形成孢子，一般孢子形成在破傷風梭菌的一端，形成鼓槌的形狀。
破傷風梭菌 演化
破傷風梭菌屬於梭菌屬，而梭菌屬是一個廣泛的組群，包含百多種革蘭氏陽性細菌。其中近百個物種，又比任何其他從基因上更密切。該集群包括肉毒梭菌和產氣莢膜梭菌。與破傷風梭菌最近的近親是梭狀芽孢桿菌。
破傷風梭菌 疾病
雖然破傷風梭菌在土壤或動物腸道中大多是良性，但有時依然會導致嚴重的破傷風。疾病通常始於孢子通過傷口進入人體。深傷口中，例如被鐵釘頂穿大腿，壞死組織和低氧環境，會使破傷風梭菌孢子發芽。當破傷風梭菌在傷口部位生長時，會滋生並產生劇毒外毒素、tetanolysin和破傷風痙攣毒素，干擾運動神經元，造成破傷風。tetanolysin的功能尚不清楚，它可能有助於破傷風梭菌感染。破傷風痙攣毒素是已知最有效的毒素之一，估計致死劑量低於每公斤體重2.5納克，是造成破傷風症狀的原因。
破傷風梭菌通過淋巴系統和血液傳播，並被吸收到神經系統的各個部分。
在神經系統中，破傷風梭菌阻斷運動神經末梢的抑制神經遞質甘氨酸和γ-氨基丁酸的釋放。這種封鎖導致運動神經元廣泛激活而全身痙攣。肌肉痙攣通常從身體頂部開始並向下移動，先感染頜，然後腹部肌肉，再然後是四肢。肌肉痙攣會持續數週。
破傷風梭菌 疾病
在許多破傷風梭菌菌株攜帶的質粒上發現了編碼破傷風痙攣的基因；缺乏該質粒的菌株不產生毒素。破傷風痙攣在細菌生理學中的作用是未知的。
許多抗生素對破傷風梭菌有效，包括氯黴素、克林黴素、紅黴素、青黴素和四環素。然而，用抗生素治療破傷風梭菌感染的有效性仍不清楚。
此外，苯二氮卓或肌肉鬆弛劑可用於減少影響肌肉痙攣。
破傷風梭菌感染造成的損害通常由甲醛滅活的破傷風疫苗來預防。疫苗的商業生產方式是大量種植破傷風梭菌，然後純化毒素並在40%甲醛中滅活4至6週的。通常與白喉類疫苗和某種形式的百日咳疫苗合為DPT疫苗或DTaP。疫苗會分開數次施打，每針之間相隔數月或數年，以引發免疫反應，保護宿主免受毒素影響。
破傷風梭菌 研究
破傷風梭菌可在各種厭氧培養基生長，例如巰基乙酸鹽培養基、酪蛋白水解物培養基等。培養物在中性至鹼性pH值的培養基上生長特別好。
破傷風梭菌菌株的基因組已被測序，包含280萬個鹼基對和2,373個蛋白質編碼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