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臺灣清治時期 行政區劃
清朝康熙年間將台灣納入版圖後設立了臺廈道，與廈門共署，並同時隸屬於當時的福建省。道為清朝行政區劃之一，其地位在省與府之間，而總管廈門與臺灣的臺廈道道署設於廈門。1684年（康熙23年），臺廈道轄下設一府三縣：台灣島與澎湖群島屬台灣府，新港溪（今鹽水溪）以北為諸羅縣，新港溪至二仁溪之間為臺灣縣，二仁溪以南為鳳山縣
1723年（雍正元年），臺廈道更名為臺灣道，下轄一府四縣一廳：將諸羅縣之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另設淡水同知兼巡北路。
1727年（雍正5年）臺灣道正式與廈門分離，並將道署移署於臺南。臺灣道設一府四縣二廳，包括新成立的澎湖廳。
1731年（雍正9年），彰化縣之大甲溪以北正式劃歸淡水廳。
1787年（乾隆52年）平定林爽文起義後，將諸羅縣改名為嘉義縣。
1811年（嘉慶16年）增設噶瑪蘭廳。
1875年（光緒元年），臺灣增設為二府八縣四廳。新設立的臺北府下轄三縣一廳，即宜蘭縣、淡水縣、新竹縣及基隆廳。臺灣府下轄五縣三廳，即彰化縣、嘉義縣、臺灣縣、鳳山縣、恆春縣、卑南廳、澎湖廳及埔里社廳。
臺灣清治時期 行政區劃
1885年（光緒11年）朝廷敕命臺灣建省，設二府八縣四廳。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才獨立設省，因為與福建省仍有部分行政業務，因此官方正式名稱稱為福建臺灣省，不過一般仍稱分治後的臺灣為臺灣省。臺灣建省之後下設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三府，此時的「臺灣府」範圍約是現今的臺灣中部地區。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方能正式建省，設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省城擇於原彰化縣橋仔圖(今臺中市)，並於省城所在地新設臺灣府及臺灣縣，原臺灣府改稱臺南府，原臺灣縣改稱安平縣。
1894年（光緒20年）臺北府增設南雅廳，臺灣形成三府十一縣四廳一直隸州。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實施剃髮易服政策直到日治時期廢除。而台灣方面所稱呼的唐山人包含清朝派到台灣的文武官員。
清朝中葉，原有的八旗、綠營等世襲的職業正規軍隊已不堪作戰。因此地方官府遇事警，往往改以就地臨時徵募鄉民，組成「鄉兵」來彌平事變 。再加上清代臺灣墾民之間分類意識強烈，每當亂起，和變民不同原籍的墾民往往必須自組鄉勇以對抗變民。此皆「義民」形成的背景。
而也有如曾任彰化縣令的王璽在其所著的《彰化縣志》中所表達的：「負販食力之輩，一旦地方有變，無他營生，其相率而為賊者此民，其向義而從軍者亦此民。故欲散賊黨以殺其勢者，惟招募義民，最為上策。我軍多一義民，即賊人少一夥黨」。其完整的意思是：那些以勞力謀生的人，當地方有事變的時候，會因亂起而失去生計，最後有可能因無法謀生而跟著附眾起事，也有可能因希冀恢復生計，而成為義民來穩定秩序。所以招募義民，可以避免那些因變亂而無從謀生的人，最後也跟著成為變民。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乾隆一朝，漳、泉、客、原四籍墾民都有獲乾隆或頒匾額或賜名。客家籍義民獲頒「褒忠」匾額、泉州府籍義民獲頒「旌義」匾額、漳州府籍義民獲賜名為「思義村」，而原住民也有獲頒「效順」匾額。然而對於為鄉土而犧牲的祖先們，只有客籍墾民將他們對這些祖先的尊崇和感謝轉化成為義民爺的信仰。
1786年，福建省臺灣府發生林爽文事件，數萬與林爽文同為漳州籍的群眾加入民變，後因軍紀不良，百姓以鄉勇的形式組織義民軍保衛家鄉。在陳資雲領導下，轉戰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等地。事件平定後，新竹士紳王廷昌出資僱工撿集死難骨骸共二百多具，合葬於枋寮。其後王廷昌、林先坤、黃宗旺、吳立貴等，在戴元玖家族的捐地下，集資建塚立廟以祭祀（即今新竹縣新埔義民廟）。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日本。在乙未戰爭中因抗日保臺而犧牲的忠靈亦受到新竹縣新埔鎮「褒忠亭義民廟」的祭祀。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清朝經牡丹社事件（1874年）的刺激，日本大舉入侵臺灣，是以「番地」並非隸屬清朝版圖為藉口。自此，清廷治臺政策改弦更張，轉而積極經營，歷任來臺的大員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相繼推行「開山撫番」等各種措施，希望能使臺灣山區與東部也納入清朝版圖，以杜絕外國入侵的口實。但最終直至馬關條約之前，清朝都仍未成功控制台灣大部分山區。
沈葆禎上奏朝廷開禁後山，廢除清朝人渡臺各種禁令，鼓勵移民至後山開墾；開闢北路、中路、南路三條由前山到後山的道路，並任命幹員先行撫番。其開山步驟為：屯兵衛，利林木，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堡，設隘碉，致工商，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署；撫番計劃為：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途，給茶鹽，剃髮令，設番學，變風俗。
光緒二年（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至臺主持臺灣事務，三年（1877年）三月釐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款」。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但在「撫番」期間，清廷對於不服統治的原住民，採用武力征討，以軍隊侵略原住民部落，或是欺詐誘殺不斷，許多原住民部落，不是被滅族，就是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然後將漢人移往原住民區域開墾，剝奪原住民生存空間，也導致原漢關係的緊張不斷，因此此政策之實施也可視為清政權與原住民政權一系列戰爭的導火線。
台灣位處海外，錢糧轉運成本高；白銀流通量少，銀錢比價高；且處於開拓階段，多屯墾莊園、原住民番社，稻米產量不足；為因應與中國本土之差異，各項稅賦有所調整。「台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中土止有田，台灣兼有園，中土俱納米，而台灣止納穀，中土改折（折銀），台灣止納本色（穀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臺灣之後定漢人田地田賦每年「田每甲徵榖谷八石八斗，園四石」，丁銀則維持明鄭稅率「循鄭氏之舊，每丁歲徵銀四錢八分六厘」。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然而實施之後卻發生佃農以多報少而造成實際田賦比內陸省份還重，雍正五年（1727年）巡臺御史尹秦奏陳五項原因：「開臺之後。地方有司照租徵糧，而業戶以租交糧，致無餘粒，勢不得不將成熟之田園，以多報少。欺隱之田，倍於報墾之數。臣等細訪，向來任其欺隱不行清查之故，則其說有五：現征科則，計畝分算，數倍於內地之糧額。若非以多報少，不能完納正供，一也。臺灣沙地，每歲夏秋大雨，山水奔瀉，沖為澗壑，流沙壅積，熟田亦為荒壤。若非以多報少，將何以補苴虧缺，二也。臺地依山臨海，田園並無堤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鹵浸，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若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臺地土脈炎熱，不宜施肥，二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歲，然後耕耘。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輸將公課，四也。台灣佃丁皆系漳、泉、惠、潮之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則力不能支，勢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五也。」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乾隆九年（1744年）下詔：「臺灣田園已照同安則例，後經部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納。朕念臺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以昭優恤。除從前開墾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同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減。至嗣後墾闢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俾台民輸納寬舒，以昭加惠邊方之至意。」大幅減輕稅率。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光緒十一年（1885年）建省後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其奏摺中陳述臺灣稅輕：「乾隆元年（1736年），欽奉恩諭，臺灣丁糧著照內地分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舒民力，歲徵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及十二年（1747年），乃議勻入田園徵收，其番眾所耕田地，概免完賦，照舊就丁納糧。至道光間，通計全台墾熟田園凡有三萬八千一百餘甲，又三千二十一頃五十餘畝，谷種折地一千四百三十畝，年征粟二十萬五千六百餘石，租番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圓。至今已數十年，墾熟田園較前多至數倍，統計全臺之額，僅徵額銀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六兩，洋銀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圓，又榖十九萬八千五十七石，久無報丈升科。伏維我朝輕徭薄賦，亙古所無，而於臺灣一島尤為寬厚。雍正、乾隆間，屢奉恩諭，台灣賦稅，不准議加。」
臺灣清治時期 在台政策
另外也說明國家稅收少但佃農負擔田賦甚重，是因受地主士紳剝削：「臣渡台以來，詳查民間賦稅，較之內地毫不輕減。而詢其底蘊，全系紳士包攬。若某處有田可墾，先由墾首遞稟，承攬包墾，然後分給墾戶。墾首不費一錢，僅遞一稟，墾熟之後，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項名目，而糧課正供毫無續報升科。如台北淡水田園三百餘里，僅征糧一萬三千餘石，私升隱匿，不可勝計。」隨即奏請清理田賦。
另外許多經濟作物也是課徵錢糧的替代品，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閩浙總督劉韻珂上奏：「臺灣號稱殷富，開闢則地利較溥，他如木料、茶葉、樟腦、藥材等物，為數更屬不少，通商惠工足以興利。」
對原住民則課徵「番課」；已歸化的原住民番社所有的田地，不徵收田賦，只徵收人頭稅「丁口餉」，徵收的稅額以穀折算，以番地收成的米糧代替繳納，又稱「番餉」；已歸化但尚未漢化的番社，則沿用荷蘭、明鄭時期制度，准用鹿皮繳納，稱「輸餉」。光緒十三年（1887年），巡撫劉銘傳奏准廢止課徵番餉。
因清朝統治區之原住民地不徵收田賦，漢人往往極盡所能取得原住民地權利。按規定，墾戶開墾無主之地必須向官府申請、註冊稅籍，若要取得原住民土地使用權，則須自行與原住民協商訂立契約方得耕種。雍正三年（1725年）定番地開墾，准照普通佃農大租規定繳納定額比率的租金與田賦，此種漢人租用番地的租金稱為「番租」或「番大租」。這類土地契約名目繁多，有「招墾」、「佃租」、「永耕」（永佃權）等，由於原住民沒有文字，契約通常用漢字寫成，漢人欺詐不懂漢字的原住民侵奪土地，訴訟時原住民因契約明訂而敗訴。清朝政府為減少原住民和漢人衝突而多次重申漢人入山之禁令、強化契約證人制度等措施，但平埔族人民土地所有權仍然大量流失。
清朝統治台灣之初，先是將十幾萬在荷、鄭時期就已居住在台灣的居民強制遣返閩、粵等原籍，又厲行渡臺禁令，對大陸人民移民台灣嚴格限制，禁止攜帶家眷，因為粵東人在中國大陸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更是禁止渡臺，於是臺灣客家人人口數因此大幅落後同時移民台灣的泉州人及漳州人，而在日後分類械鬥中失利並退出平原。渡台者多半為單身男子，或是已有家眷，但受限制無法攜帶妻子來台的已婚男子。「饑來飽去」，「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春季赴台耕種，秋收回籍」。並且清朝本身即有多次下令「原漢禁婚」，以求解決漢人利用原住民招贅與繼承習俗侵奪原住民部落所有土地的問題。從推測作於嘉慶、道光年間的渡臺悲歌中，一面描述渡海經驗的輕鬆「順風相送都容易，三日兩夜過臺灣」，一面描述在臺灣開墾生活的艱辛。總計清領時期，台灣共有六大移墾勢力：三邑人、同安人、安溪人、漳州人、四縣客、海陸客。其他較小勢力，往往依附在其底下。
清朝時期對台灣的開發局限於西部平原和宜蘭平原，而不及於山岳地帶。漢化較深的原住民被稱為「熟番」，漢化較淺的原住民被稱為「生番」。漢人在拓墾過程中侵占原住民土地，或因文化隔閡彼此冒犯，乃至從事不誠實的交易，因此常有原漢衝突產生。清廷對於原住民問題採「畫界封山」政策，劃定「番界」，並設石碑於界線，將漢人以及原住民隔離，同時也設「理番同知」一官調節其紛爭。但因政策未徹底落實，原住民吃虧。所以原住民土地時常被明爭暗奪，漢人仍越過「番界」來農耕、經商，衝突仍十分頻繁。
由於清廷據有臺灣純係因據有台灣可為中國東南沿海四省的屏障，以及預防漢族渡海割據，成為反清力量的根據地。因此在澎湖駐屯重兵達一萬多人，而台灣本島則有班兵制度與台灣不築城，也禁止台灣人服兵役，更嚴禁私製武器、組織會黨。
當時清廷在台駐軍皆由大陸調派，每三年調動一次，即為班兵制度。
臺灣清治時期 反抗事件
在清朝治台的212年中間，發生多次反抗事件，伊能嘉矩在其著作《臺灣文化志》中表示，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對移民叛亂的鎮壓和漫無計劃的綏撫工作的歷史」。在這段期間，百姓暴動頻起，總計發生了百餘次反抗事件，其中大規模者達三、四十起，俗諺稱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在這些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當中，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國號永和）、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以及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被稱為清朝統治下台灣的三大「叛亂案」。
臺灣清治時期 反抗事件
發生這些叛亂的主因，不外乎清廷從大陸派來的官吏素質粗劣、官民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台灣住民的高壓政策等；另外，還有台灣男女比例懸殊之說。然而，如果我們論及這些動亂和台灣意識之發展的關係的話，雖然史明（1980，200）宣稱這些動亂「在實質上，已經非常合乎近代殖民地解放的革命理念」，且有史料證明，清治臺灣三大叛亂案主角或多或少都與洪門天地會有關，且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譚人鳳在《社團改進會意見書》中寫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實種於二百年於前之洪門會黨」，而臺灣就是洪門天地會發源地之一」。但是，多數學者似乎並不盡同意這樣的看法。比如說，黃昭堂（氏著，1996，86）就這樣認為：在十七、八世紀時，台灣住民之間已經有了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清國統治下的台灣漢族系住民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山人』；但是，和這個稱呼相對應且通用於一般住民間的台灣住民之總稱卻付之闕如。
清治時期民變的領導人物有：蔡機功、吳球、劉卻、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陳周全、楊良斌、張丙、洪協、洪紀、林恭、戴潮春、施九緞、朱蔚
臺灣清治時期 反抗事件
於1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廷統治，攻下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復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後於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中，起事者和附從者亦有「留髮」去辫現象。。朱一貴事件最後因整個起事集團分裂為使用閩南語泉漳片的閩籍墾民和使用閩南語潮汕片的粵籍墾民二股勢力而敗亡。
1731年（雍正九年）年末暴發大甲西社抗清事件 ，巴布拉族消失，大肚王國滅亡，這場反抗事件過後，參與的男性原住民幾乎被屠殺殆盡，造成「番童少雁行，番婦半寡居」的情景。1878年，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與清兵對抗，發生加禮宛事件（亦稱達固湖灣事件），撒奇萊雅族開始流離失所或隱居他族，從此消失在歷史紀錄中而被認為是在清末消失滅絕的原住民族。噶瑪蘭族群則主要的精銳盡失，餘眾或向南依附阿美族或投降清軍。
臺灣清治時期 反抗事件
原住民的抗清事件，以清廷的「開山撫番」政策開始之後最頻繁，大多為清朝與原住民政權之衝突，較重大的有1875年大龜文與清朝間的「獅頭社事件」（內外獅頭社事件）、1876年太魯閣與清朝間的「太魯閣事件」、1877年「大港口事件」（奇密社事件）、1878年「加禮宛事件」、1886年「大嵙崁社事件」、1887年「中路開山事件」、1888年「大庄事件」（卑南呂家望事件）、1895年「觀音山事件」等。「開山撫番」完全無視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與固有政權，原住民若有不服從者，下場就是遭到清軍「破庄滅族」、「喪身滅社」，因此造成許多部落喪失家園、流離失所，例如，加禮宛事件之後的撒奇萊雅族和噶瑪蘭族。
清治時期的分類械鬥，主要以不同祖籍間的「閩粵鬥」及「漳泉拚」為主，也有不同姓氏間或職業間的械鬥。起因為：一、經濟因素，爭奪田地或水源。二、社會因素，羅漢腳人數眾多，因細故釀成大禍。三、政治因素，官府無力管轄，加上貪贓枉法，民間遂以私鬥了斷。
洪門天地會以民族解放革命為宗旨，創始者為鄭成功，修整者為陳永華，分佈極廣。洪門中存有許多反滿規矩，如入會時必披髮，因大長辮非漢族之物，另見祖宗衣著亦復明時衣冠。鄭成功辭世以後，洪門會章依舊傳承下去，滿清台灣三大叛亂案主謀，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皆曾借洪門天地會的力量發起革命。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起點，便由洪門傳播出的支系三合會首領介紹入會，並開山立堂，改組致公堂，創立興中會，山名大陸山。但此種會黨，在清治時期是嚴重違法。大清律例明定：「異姓歃血訂盟結拜兄弟，均照謀叛未行律，為首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眾20人以上，為首絞決，為從發往煙瘴地帶從軍」。現代在鹿港就建有福靈宮，專為洪門天地會林爽文反清起事事件所設立，其主神位是林爽文的平海大將軍王勳。另外在台中市沙鹿蔴園福興宮，也是崇拜在林爽文事件中，以標榜「反清獨台」天地會九龍山的王勳，並尊為主神來祭祀。
臺灣清治時期 禮制
據《清史稿》中“禮”的分為；跪：用於民眾面見官員，下級面見上級，以及祭拜神靈時的迎、送、讀聽祭文、聽取詔令、聽審和判決等等，分別稱為“跪迎、跪送、跪讀、跪聽、跪受”等等。叩：叩頭，就是先跪下，然後雙手伸向頭前頭前按地，頭部的前額碰在地上。又分為“一跪一叩”（又稱“一跪一拜”下同），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等，而以三跪九叩最為隆重。以上通稱為“跪拜禮”，直到日治時期才徹底廢除，使台灣民眾見到官員不需再行跪拜禮。
臺灣清治時期 法律
大清律例全部皆適用當時臺灣。包括各項刑罰，舉凡凌遲，戮屍，族誅等等。譬如朱一貴事件首領朱一貴，林爽文事件首領林爽文，因為是謀大逆為首叛之罪，押解至北京審判、凌遲處死。民事上契約與糾紛訴訟也一體適用清律。清律在臺灣施行至日治時期結束。
臺灣清治時期 語言
1683年，台灣進入清治以後，由於大量明鄭遺民續居台灣，以及後續來自閩南泉漳廈的移民，臺灣民间語言基礎承襲自此批閩南裔漢人的語言，以閩南語泉州腔為優勢語言，後受平埔族等外來語影響，形成台語。今日臺灣部分源自原住民之地名，大抵以臺灣話轉寫原音。客家語亦通行於客家人聚居地區。另外，原住民族有其屬於南島語系之台灣原住民族語。而清廷派驻台湾的官员和部分基层吏员能使用官話，但官學、多數地方官吏以及臺灣民間仍普遍使用臺語或客語。
清治康熙年間，黃叔璥為朱一貴事件而調任巡臺御史，其自撰在台灣之所見所聞於《臺海使槎錄》一書。書中有對臺南當地居民語言的有趣記載，也間接顯示台灣當時通用語言為台語：（參見臺語姓氏讀音。）
臺灣清治時期 宗教
1683年後到1859年以前，台灣宗教除了道教、佛教與融合前二者的台灣民間信仰為多數，幾無其他宗教。荷蘭統治時代，雖然在南台灣有新教、北部也有西班牙引進來的天主教傳教活動，但在明鄭時期交替時幾乎斷絕。鴉片戰爭後，直到1859年英法聯軍，菲律賓的道明會派遣神父來台，兩年後，重始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開港後的1865年英國長老會以南部為中心，又1872年加拿大長老會以北台灣為中心，開始傳佈新教。十九世紀後半重新開始的天主教及新教傳教活動，經過一個世紀到今天仍然繼續著，信徒人數雖不能與來自唐山的佛教或道教相比，但為台灣社會帶來多元性的文化，並給予很大影響。
臺灣清治時期 習俗
1683年七月十九日，清朝水師提督施琅派遣吳啟爵等人到東寧，公告張貼薙髮令。七月二十日，鄭克塽率東寧臣民全部剃髮，開啟了台灣人民剃髮留辮歷史。台灣的剃髮令於進入日治時期後被才被取消終止。在剃髮易服的强制命令下，台灣的鄭氏東寧國遺民的衣冠由原本所沿襲的明朝服飾替换成清代服装，而原本所用的汉服，如王室的翼善冠、袞龍袍等，貴族官吏的烏紗帽、補服與公服等，皆被清廷所禁止。台灣進入日治後，總督府取消200多年的剃髮令和清朝服制。
布農族人在清初至日治期間與漢族人有經濟上的來往，部分部落的布農族人在與漢人彼此交易中，獲得了当时漢人所穿的衣飾，并逐漸形成男穿長衫女穿裙的习惯。日本人鈴木作太郎在1932年的著作裡指出，布農族人的穿著和泰雅族人同樣是麻織布上衣，只是婦女後來仿照漢人穿著綿衣衫褲。可見在日治時代，部分部落的布農族已經大量穿著清式服装，與傳統族服并用。
臺灣清治時期 習俗
因朱一貴起義而於1722年來臺的藍鼎元（1680年～1733年），對於台灣前期鴉片的吸食，有詳盡描述，也是目前為止對台灣鴉片最早文獻，臺灣吸食鴉片習俗也是直到台灣日治時期方才革除。
鴉片撰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撰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己，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以為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臺灣清治時期 註釋
1858年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英法等國便藉著此一機會要求清廷開放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五個通商口岸。不過其中的「台灣」究竟是指所有台灣的港口，或是指台灣府（今臺南市安平區）呢？由於定義不夠清楚，當時曾有過一番爭議，後來在擬訂條約細節時，法國要求「台灣」通商口岸除了安平之外，必須加開北部的淡水作為通商口岸。之後其他國家遂亦援引「最惠國待遇」比照辦理，從此淡水便成為洋商的聚集之地（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
阿克苏姆王国
阿克苏姆王国（吉茲語：），又称阿克苏姆帝国，是公元前或公元初在东北非洲的国家，首都为阿克蘇姆城（今属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州）。公元1世纪，一位古希腊商人写的《红海环航记》裡首次提到它。国王埃扎納在位时（320年－360年），征服埃塞俄比亚高原、麦罗埃和南阿拉伯，与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缔结同盟条约，国势极盛，被称为“众王之王”。埃扎纳还皈依基督教，推行新拼音文字，使阿克苏姆成为非洲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阿杜利斯是阿克苏姆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它地近曼德海峡，控制红海的航运；西距阿特巴拉河不远，沿河北上可至尼罗河中游，所以又是内陆贸易的集散地。来自意大利、埃及、拜占廷、印度的铁器、棉布、酒和装饰品，源源运进阿杜利斯，运出的是黄金、象牙、香料、犀角和玳瑁。使用铸有国王头像的金、银、铜币。阿克苏姆人民修建梯田和灌溉工程，种植小麦、葡萄、或放牧牛羊，驯猎野象。技术高超的匠人在山巅开凿（不是砌造）教堂和碉堡，堪称一绝。
阿克苏姆王国
六世纪中叶，波斯萨珊王朝攻占也门，阿克苏姆被挤出南阿拉伯。七世纪初叶阿拉伯帝国兴起，垄断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商路，阿克苏姆衰落。八世纪，阿杜利斯被黄沙淹没。九世纪起，埃塞俄比亚政治中心南移今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十世纪，阿克苏姆帝国灭亡。
百济
百濟（韩语：）（前18年－660年），又称南扶餘，是古代朝鮮半岛西南部的国家。532年新羅兼併伽倻后，在朝鲜半岛上百濟与高句麗、新羅三足鼎立，这段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朝鮮三國时代。
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传说是高句丽创始者朱蒙的第三个儿子温祚王于公元前18年在漢江南岸（今韩国河南市）创建。《隋书/卷81》也载“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百济的鼎盛时期疆土涵括朝鲜西部（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最北曾到平壤。公元660年，百濟被新羅和唐朝的联军灭亡。
百济 历史
传说公元前18年，高句丽太祖朱蒙的儿子温祚與沸流带领一批高句丽人南下到汉江盆地建立起百济国。最早记载百济的是《三国志》中提到马韩地区的众多城邦之一伯济。朱蒙因受迫害而逃离扶餘，来到了卒本地区，在那里与当地首领延陀勃的女儿召西奴结婚，并创立了高句丽王国。当朱蒙在扶餘所生的儿子到达高句丽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并成为王储，就是日后的琉璃王。朱蒙与召西奴所生的两个儿子沸流和温祚认识到琉璃王继位后，他们在高句丽将无法立足。因此两兄弟决定离开高句丽并与他们的追随者一起南下。
听从追随者建议，温祚在慰礼城（现在的韩国河南市）建城，并立国号“十济”。但是沸流不理睬这个建议，认为临海而居更好，并在弥邹忽建城（现在的韩国仁川广域市）。可是在弥邹忽的盐水和沼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慰礼城的百姓却繁荣地生活着。沸流于是前往慰礼城并要当十济国王。温祚不同意。于是沸流对温祚开战，但输给了温祚。 因为羞愧，沸流自杀。弥邹忽的百姓于是搬迁到慰礼城，温祚也高兴地接纳了他们并改国号为“百济”。有百姓濟海樂從的意思。
百济 历史
居于慰礼城的百济由于被马韩包围，所以经常受到马韩的侵扰。而他们的都城亦经常在汉江两岸不断搬迁。至今，首尔在汉江两岸仍然留有北汉山城（邻近青瓦台）及梦村土城（邻近松坡区）的遗址。当时，他们称呼今日首尔两岸为“河北”及“河南”。直到今日，京畿道仍然留有河南市这个名称，以见证昔日的历史。
公元10年开始， 百济在马韩部落中保持强势。根据高句丽建国神话的记载，建立百濟的是一部分高句麗頭人（召西奴、沸流、溫祚）與他們的百姓(扶餘人)。高句丽人到达半岛南部后構成上層，而原住民馬韓则是國家中的下层。三國史記中百濟君王五次說自己源出朱蒙，王室以扶餘为姓，且一度改国号为南扶餘，高句麗故国原王南侵后百济与高句丽决裂，不再和好。
百济 历史
百济古尔王（234年－286年）的统治时期， 百济巩固了国家的制度。据《日本书纪》记载，249年，百济向东扩展到洛东江上游与新罗、伽倻相邻。晋朝永康元年（300）发生八王之乱，乐浪郡，带方郡地方长官率众奔赴辽东，向慕容家族请求内附。建兴元年（313）高句丽南下侵略乐浪郡。带方郡受孤立而瓦解，初被百济吞并。其居民得到百济的善待。后来乐浪郡、带方郡在4世纪大多数时间成为高句丽、百济争霸的场所。后史书从345年开始将百济称为国家。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367年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外交使团。
近肖古王（346年－375年）时期，百济通过与高句丽的战争向北扩展了疆土，同时向南消灭了残存的马韩部落。近肖古王时期，百济到达其鼎盛时期，其疆土涵括了现在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371年，百济在平壤（原乐浪郡）打败了高句丽。在战争中，杀死了故国原王。而故国原王之孙好太王392年即位后又战胜百济再次控制了这一区域。
百济 历史
这个时期百济积极地吸收了中国文化和技术。384年，佛教成为百济的国教。与此同时，百济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并与日本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汉传佛教、制陶技术和其它文化在这一时期从百济传入日本。
5世纪，高句丽南扩，并于427年迁都平壤。在高句丽的军事威胁下，百济开始丧失北方土地。475年， 高句丽攻下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百济丧失整个汉江流域，盖卤王被杀。盖卤王太子文周王被迫迁都于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文周王在位期间，百济王权不稳，发生内讧，文周王被兵官佐平解仇暗杀。文周王之子三斤王即位后，解仇掌控国家大权。直到东城王（479-500年）即位后，百济王权才开始得到恢复。东城王在位期间，百济开始与中国南齐建交，并与新罗联姻共同对抗高句丽。武宁王时期（501-522年），百济国力开始逐渐得到恢复。:31-32:64-65
百济 历史
大多数朝鲜三国的地图都将百济的疆土画成包括今天的韩国忠清道和全罗道。这是百济熊津时期和泗沘时期的核心地域。在这一时期百济还宣称曾短暂在中国（南朝宋）的遼西地区有过疆土。
百济略有辽西的记载首见于南朝的《宋书》。此外，《梁书》和《南史》也有类似相同的内容。作为百济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并没有记载于朝鲜的史书，而却记载在中国南朝的史书上，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课题。372年，中国南朝时东晋，北朝是前秦，前秦大多数时间占有今天辽宁省大部分领土。然后相继后燕国，北燕，北魏对辽西地区有效控制，并有史载建制。百济晋平郡晋平縣很有可能是大同江以西平壤郡（县）讹传为辽河以西的晋朝的平壤县（朝鲜县）。
523年圣王即位后，百济出现了中兴的景象。538年，圣王将国都从偏僻的熊津移往地处平原地区的泗沘（今韩国扶餘郡）。迁都泗沘后，圣王改国号为“南扶餘”（因为百济将扶餘国当成他们的发源地），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巩固了皇权。由于新国都位于锦江沿岸，这为百济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也提供了方便。百济与南朝梁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同时也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32
百济 历史
551年，圣王联合新罗攻打高句丽，成功收回之前被高句丽攻占的汉江流域下游6郡。新罗则斩获汉江流域上游的10郡。此后，新罗继续攻打百济，夺走百济刚从高句丽那里夺回的汉江6郡，控制整个汉江流域。百济与新罗的联盟彻底瓦解。554年，圣王发兵攻打新罗，惨败。圣王被新罗乱军杀死。百济从此走向没落。:32:65
660年，唐与新罗联合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最终百济首都泗沘被攻陷，百济的故土被唐朝和新罗瓜分，百济义慈王与其子以及一万多名百济平民被唐掳至中国洛阳。同年义慈王即病死，葬在邙山孙皓、陈叔宝的陵墓之旁。另有一批百济贵族逃往日本。
百济被灭国之后，百济的遗民曾试图复国重建百济。原百济将军鬼室福信拥立百济王子扶餘豐为王，并向日本求助。扶餘豐携5,000军队从日本回百济。
663年，百济-日本联军与唐-新罗联军与在海上开战，史称“白江口之战”。经过5次交战，百济-日本联军战败。扶餘豐逃往高句丽。
660年，唐朝在百济的故地划设了5个都督府：“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纳入唐王朝的管辖。但随着后来的百济复国运动，唐朝在665年把五个都督府合并为熊津都督府，扶持义慈王之子扶餘隆为熊津都督府之都督，管理百济故地和遗民。因为百濟、新罗是世仇，扶餘隆害怕受到新罗国的侵略，未敢赴任，最后在洛阳去世。唐罗战争之后，唐最终被迫撤出朝鲜半岛南部。
百济 政治
百济官制有十六品。不同品级的官吏着不同颜色的服饰。百济国王下设六佐平，即内臣佐平、内头佐平、内法佐平、朝廷佐平、卫士佐平、兵官佐平6位大臣，分别掌管国王旨令、国库财政、礼仪和教育、司法、京师防卫部队、地方军队。408年，在六佐平之上又设总管上佐平。日常事务由中央官厅处理。中央官厅由内官和外官及其所属的21官厅构成。内官负责宫廷事务，外官负责国家内外政务。:62-63
百济在地方设有五部五方。五部设于国都附近的京畿地区，其它地方则被分为五方。每方都设有方城，并驻有军队。五方下设郡和城。:63
百济 经济
百济农业普遍采用牛耕，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并改轮休耕地的易田法为不易田法，主要出产水稻、大麦、黄豆、麻、桑、蔬菜、水果。百济的手工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种。掌管手工业的官厅下设各种手工业场，主要生产金银制品、纺织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和武器等。民营的手工业主要是生产麻布和工具。:63-64
百济除与高句丽和新罗商贸往来之外，还与中国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百济是朝鲜三国中最早开展海上贸易的国家，与中国和日本有着频繁的海上商贸与文化往来。:64
百济 文化
百济枕流王元年（384），西域僧人摩罗难陀经东晋到百济传教，得到枕流王优待，并于次年为其在汉山建佛寺。佛教从此传入百济并兴盛。《周书*百济传》曰：“（百济）僧尼、寺塔甚多”。百济僧人亦来华和去印度学法。南朝时期来陈国学习的玄光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天台宗的先驱，南岳门28大弟子之一。百济僧人谦益在武宁王末年前往印度取经，圣王四年（526）回国，后成为百济律学鼻祖。:39:31-32
百济亦将佛教传入日本。圣王三十年（552），百济赠送日本金铜寺释迦像、弥勒像、经卷等佛教用品，并告诫“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佛教从此进入日本。此后，百济多次派遣僧人去日本传教。587年，善信尼从日本来百济学习戒律，后回国将戒律传入日本。百济武王二年（601），百济僧人观勒赴日本担任僧正、检校僧尼，是日本最早的僧官。:39
百济 文化
儒家经典在百济很普及。在近肖古王（346-374年）时期，百济还开始向日本输出儒家思想，有阿直岐和王仁前往日本，教授应神天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对古代日本明日香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37:290。武宁王时期（501-522年），百济设立了五经博士官制（博士是教授学问的官职）。此外，百济还有设有留学生制度和承担中央教育行政职能的内法佐平行政机构。百济是否建有像高句丽太学和扃堂一样的教育机构，目前还无法考证:146:290:37。
收录于《三国遗事·纪异·武王》的《薯童谣》是现存唯一的一首百济乡歌，作者是百济第30代国王武王。传说武王原本是平民出身的薯童，通过让群童传唱这首《薯童谣》，智娶新罗真平王的善花公主:71-74:21-22。除了乡歌之外，朝鲜三国时期还兴起了以本民族传统音乐为基础的歌乐“乡曲”:36-37:77。这些乡曲在朝鲜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百济的乡曲主要有《井邑》、《智异山》、《禅云山》、《山有花》等:36-37:77-83。
百济 文化
百济义慈王佐平成忠的《上义慈王书》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书函体散文名篇。7世纪中叶，新罗欲联合唐灭百济，但义慈王却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不问政事。成忠多次进谏，但却被义慈王关进牢中。《上义慈王书》是他在狱中病危临终时留给义慈王的遗言：“忠臣死不忘君，愿一言而死。臣常观时察变，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必审择其地，处上流以迎敌，然后可以保全。若异国兵来，陆路不使过沈岘，水军不使入伎伐浦之岸，举其险隘以御之，然后可也。”。不过成忠的忠心没能使义慈王回心转意，百济最终被罗唐联军所灭:30:90-91。现存百济的散文还包括《武宁王墓志》等碑志和铭文:92-93:29-30。
现存的百济绘画很少，主要有忠清南道宋山里6号古墓和扶余郡陵山里古墓的壁画:192:149。据记载，百济派有多名画匠到日本作画，对日本绘画的发展起到影响。百济阿佐太子在日本所画的圣德太子像被视为百济绘画的精品:192:148-149:33:45。
从扶餘郡百济王陵园的古代佛教寺庙出土的豪华金铜大香炉（백제금동대향로）被认为是百济文化的精髓，鲜明地展示了百济成就的巅峰。百济文化的创造力和卓越可以从香炉的顶部纹饰上精巧、优雅的莲花造型，辉煌、美丽的砖的图案，陶器风格流畅线条的魅力，和流畅、优雅的碑文书法看出。佛像上微笑的面庞，华丽却优雅的百济宝塔显示了这种创造力与佛教的关联。
武宁王陵按着中国拼镶砖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国进口物品的影响，也包括了许多百济传统的随葬物品，如金制冠饰，金制耳饰。墓室习惯也按照百济独特的传统。这个陵墓被认为是熊津时代的代表性墓葬。
百济 外交
满洲源流考说百济最初据于辽西（柳城到北平一带），后被高句丽击败，退入南韩。隋书卷81中称新羅國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到末期不断与新罗开战。
《后汉书·东夷传》称三韩“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所列马韩诸国名也有“伯济”。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曾向晋朝朝贡。429年，百济派使团到宋寻求文化和技术。 472年，百济盖卤王派使团到北魏寻求对付高句丽的军事援助。百济武宁王和圣明王多次派使团到南梁。武宁王陵是按南梁的墓室风格建造的。
百济与日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佛教、製陶技术和其它文化都通过百济传入日本。同时，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並獲得日本的支持，以對抗新羅。
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奈良（部份学者认为是以百济词“王国”命名的城市）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
百济 外交
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学者中最著名的是阿直岐（achiki）与王仁（他受阿直岐推薦到大和國）。從應神天皇之邀而舶來，是為歸化日本之學者。《古事記》記載：王仁獻《論語》、《千字文》與日本，中國的儒教與漢字亦被認為是藉此傳至日本。
有趣的是，有很多日本貴族是來自百濟。百濟阿莘王的太子於397－405年曾與應神天皇一起住在大和宮廷。他後來成為百濟腆支王。應神39年，百濟國王派其妹與7位侍女去日本。仁德天皇時代，百濟國王之孫去日本養隼，與天皇出獵，蓋鹵王時代，派其弟到倭侍奉雄略天皇。479年，百濟的三斤王死後，昆支的次子回百濟成為東城王，雄略天皇甚不捨得。百济王扶餘豐的兄弟被封为王，在日本生存至10世纪。
百济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百濟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梁書/卷54》，出自姚思廉《梁書》
《魏書/卷100》，出自魏收《魏书》
《周書·卷49》，出自令狐德棻《周書》
《南史·卷79》，出自李延壽《南史》
《北史·卷094》，出自李延壽《北史》
《隋書·卷81》，出自魏徵《隋书》
《舊唐書/卷199上》，出自刘昫《舊唐書》
《新唐書·卷220》，出自《新唐書》
《三国史记》
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
謝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阿拉伯語：，羅馬化：Zāyid bin Sulṭān Āl Nahyān；1918年5月6日—2004年11月2日），首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被本国人尊称为“国父”。
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 生平
扎耶德1946年起任阿布扎比酋长国东方省省长。1966年推翻其兄沙赫布特成为第14任阿布扎比謝赫。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他当选为首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之后6次连任直至逝世。此外，他还曾经担任过海湾合作委员会主席。
2000年8月他在美国做了肾移植手术。2003年7月和10月分别在瑞士和英国接受腹壁疝手术和胆结石手术。
2004年11月2日，扎耶德因病逝世，享年86岁。副总统马克图姆·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代理总统一职；翌日，谢赫之子哈利法当选阿联酋新任总统。
扎耶德喜好骑马和猎鹰，擅长射击。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40°59′37″N 117°55′46″E﻿ / ﻿40.99361°N 117.92944°E﻿ / 40.99361; 117.92944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满语：，穆麟德轉寫：Halhūn be jailara gurung）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遗产时使用的登录名称（The Mountain Resort and its Outlying Temples, Chengde）。其中的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是中国清朝的夏宮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位于中国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避暑山庄包括清代皇室的夏季行宫以及依照西藏、蒙古、新疆的藏傳佛教寺庙形式修建的寺庙，位于承德市中心区以北。避暑山庄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建造，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初具规模。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赐名为“避暑山庄”，并题写其匾額。历经康、雍、三代，费时89年（1703年到1792年）才基本完工，并在山庄外周边修建了包括“外八庙”在内的许多寺庙。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清朝前期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清朝皇帝夏季到避暑山庄避暑时，通常是每年农历四、五月份来，九、十月份返回北京。因此，避暑山庄就成了北京以外第二个政治中心，连同周围寺庙又是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处理民族关系和外国使节的地方，对安抚和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构成了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风格迥异，山庄内朴素淡雅，周围寺庙金碧辉煌。正是由于存在众多历史和文化遗产，使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四十四个名胜风景区之一，中国十大风景名胜、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之一。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遴选标准C（II）（IV）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历史
清人入关后，皇帝夏季不愿居住在炎热的北京紫禁城中，因此选择林泉茂盛的空旷之地居住，如北京西苑和南苑。康熙帝即位后，又在北京西郊修建了畅春园和澄心园。为了巩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盟，康熙皇帝还经常北巡至塞外，同蒙古各部王公举行巡幸、木兰秋狝、年班、围班、朝觐等仪式。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首次北巡，当年在古北口外建设了喀喇河屯行宫，在此召见漠南蒙古各部王公首领。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夏，康熙帝与祖母昭圣太皇太后首次至兴安（即日后木兰围场所在）避暑。
康熙帝的北巡路线一般是出古北口，经滦河至内蒙古。由于皇帝仪仗车马繁多，一天最多只能走40里（20公里），沿路人烟稀少，所以在沿路每隔40里修造一座小行宫，80里一座较大的行宫，以为驻跸之所。在北京至木兰围场沿途相继修建了石曹、怀柔、密云、古北口、巴克什营、两间房、钓鱼台、中关、汤山、波罗河屯、济尔哈朗图等一系列行宫。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历史
由于当时蒙古王公因担心天花的威胁，很少前往北京朝觐皇帝，康熙帝认为喀喇河屯行宫起居不便，限制了对蒙古“怀柔”政策的实施，而该行宫所在的滦河地区“土肥水甘、泉清峰秀”，决定在喀喇河屯行宫附近另外择地修造一座更大的避暑行宫。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出喜峰口赴木兰围场行围，回京途中在喀喇河屯行宫附近的武烈河河谷发现一处风景“蔚然深秀”且“旧无人居墓庐”的地区，决定在此建立新的行宫（也是皇帝接見屬國使臣的地方）。
避暑山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才算基本完工，并在宫外周围修建了寺庙。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皇帝的夏宫，避暑山庄建成后，由于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来此一段时间，随行大批官员、官兵、侍卫驻扎在宫外，有的携带家属，宫外逐渐形成集市，酒楼、旅店、妓院、赌场随之开设，逐渐形成一个城市。雍正元年（1723年）设热河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承德州（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承德府。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历史
清朝时期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避暑山庄。传说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庄外的狮子园，嘉慶帝遺詔曾記載乾隆生於此。嘉慶帝、咸丰帝兩位皇帝去世于此；且在咸丰帝移靈回北京，誘發慈安太后、慈禧太后联合恭親王奕訢途中發動辛酉政變，逮捕肅順等八个顾命大臣。
至道光朝時，由于国势转衰，不得不宣布“秋狝礼废”，不再巡行塞外，并将避暑山庄文物集中于正宫，陆续撤运回北京。此后避暑山庄空锁了近40年，建筑物多有坍塌毁坏。1860年（咸豐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曾至避暑山庄避难，同治帝即位后再次下令停止修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任其塌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避暑山庄成为热河省政府驻地，先后为热河都统熊希龄、王怀庆等人占据。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将其并入满洲国，将山庄内残存的13万件文物和铜制建筑“珠源寺宗镜阁”运走，下落不明。中华民国时期因保护不力，避暑山庄内的残存建筑破坏严重，梨花伴月、狮子林、东宫等建筑被毁。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必要的修理和保护，不久之后山庄再度成为热河省人民政府、承德军分区驻地。1961年3月4日，避暑山庄以及部分周围寺庙分别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开始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整修工程十年规划”，对山庄建筑进行修复，并于1986年开始了第二期整修十年规划。从1976年到2006年先后实施了三期整修十年规划。
1994年，“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2003年7月18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保护管理条例》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自2003年8月20日起施行。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意义
避暑山庄继承中国古典园林传统造园思想，借助于自然地势，融合南北造园艺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形成密切相关的整体，是清代皇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古代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无论是从建筑学、造园艺术还是政治、经济上都有广泛的意义，这也是使得其成为世界遗产之一的重要因素。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它是由众多的宫殿以及其它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建筑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建筑风格各异的庙宇和皇家园林同周围的湖泊、牧场和森林巧妙地融为一体。避暑山庄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而且还保留着中国帝制社会发展末期的罕见的历史遗迹。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当地人称“离宫”，是清代前、中期皇帝夏季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位于中国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武烈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总面积564万平方米，由众多的宫殿、楼阁、亭榭以及其它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建筑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共有建筑120余组，山庄周边宫墙高3米，长10公里，形似长城故人称“小长城”。避暑山庄主要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苑景又分为湖泊区、平原区和山峦区，利用了原有的自然山水，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不以皇家建筑辉煌取胜，而是以表现天然山水见胜的宫苑。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有草原风光，也有森林景象，所以亦有人认为是取清朝疆域自然地貌的缩影。避暑山庄不仅具有比较高的美学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着中国君主專制社会发展末期的罕见的历史遗迹。
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拟定了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命名名并题诗，并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康熙所题康熙三十六景之名均为四字，乾隆所题乾隆三十六景之名均为三字，这是区分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的最明显标志。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避暑山庄
宫殿区位于避暑山庄南部，是清朝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典礼和寝居之所。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等四组主要建筑组成，其中，位于宫殿区东面的东宫毁于战火。
正宫是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包括九进院落，建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五十二年（1713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修缮改建。分为“前朝”与“后寝”两部分。
澹泊敬诚殿：是皇帝住在避暑山庄時臨朝聽政，接見王公大臣和外國使節的地方。始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因用楠木修建而不施彩绘，故又称“楠木殿”。是正宫的核心建筑，正殿懸康熙帝御書「澹泊敬誠」匾。是皇帝接受朝见、处理朝政和举行重大典礼活动之所。
烟波致爽殿：是皇帝的寝殿。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称这里“地既高敞，气亦清朗”，“四周秀岭，十里平湖，致有爽气”，命名为“烟波致爽”，列为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之首。1820年9月嘉庆帝駕崩于此。1860年10月28日咸丰帝于此殿西暖阁签署了《北京条约》（此殿外立有勿忘国耻一碑），1861年8月咸丰帝駕崩于此。烟波致爽殿东、西通有跨院，为后妃居所。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避暑山庄
湖州區位于宫殿区以北。多仿照移植江南园林景观。山庄湖泊总称“塞湖”，湖水来自山间溪水、热河泉水以及武烈河水。湖洲区有九湖十岛，洲岛间桥堤相连，分隔不同的湖面。现今，尚存有七湖八岛。康熙帝、乾隆帝钦定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在湖区有三十一处。苑景区主要的风景建筑都营造在湖洲区及其周边。
平原区位于湖泊区以北。平原区主要分为，西部是草地，以“试马埭”为主体，是骑马活动场地；东部为林地，称“万树园”，康熙帝时是步围行猎之所，取名“甫田丛樾”列为康熙三十六景之一，乾隆帝曾在此张幕赐宴、接见蒙古王公贵族首领、宗教领袖以及外国使节。北部有永佑寺是山庄内最大寺庙。
现今，区内复建有蒙古包作为度假旅店。
湖州區、平原区的西部和北部是山岳区，占避暑山庄总面积的四分之三。自北而南有松云峡、梨树峪、榛子峪、西峪等幽深纵横的沟谷。可登峰居高眺望远近景色。当年，康熙、乾隆两代皇帝，依山就势营造四十余处景致分布点缀山区，后来逐渐破败几乎无存。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周围寺庙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指清朝在避暑山庄周围修建的十二座佛教寺庙。其中八座寺庙在避暑山庄北部、东北部的山丘地带，自西而东依次是：罗汉堂（大部分已毁）、广安寺（大部分已毁）、殊象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佑寺（大部分已毁）、广缘寺。另外在避暑山庄以东的武烈河东岸有四座，自北而南依次是：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溥善寺（已毁）。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10座寺庙建于乾隆年间。这些寺庙建筑风格分为藏式寺庙、汉式寺庙和汉藏结合式寺庙三种，具有鲜明的政治功用。
当年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三个寺庙，清朝朝廷“向未安设喇嘛”，由内务府管理。另外八座寺庙（实际是九座寺庙，其中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设有喇嘛，由清朝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办事处”。这八座理藩院管理的寺庙由于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内务府管理的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不在其内。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乐寺根据《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于1961年3月4日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周围寺庙
罗汉堂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位于市区北郊狮子园，占地面积共18亩。乾隆帝曾两次游览浙江海宁安国寺的罗汉堂，对寺内的五百罗汉造像极为欣赏，于是下旨仿浙江海宁安国寺在承德建造了这座寺庙，并命名为“罗汉堂”。
广安寺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位于市区北郊，殊象寺以西，共占地一万余平方米。乾隆帝为了庆祝皇太后八十大寿，取“广大广安”之意，建立该寺。
殊像寺建成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北面的普陀宗乘之庙之西，坐北朝南，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以汉族庙宇建筑形制为主。东西宽约115米，南北长约300米，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此庙以乾隆家庙著称。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周围寺庙
普陀宗乘之庙（指普陀山觀世音菩薩的道場）位于避暑山庄北面狮子岭南麓。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建成。是乾隆帝为了庆祝他本人60寿辰和他母亲皇太后80寿辰而建的。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此庙是外八庙中最辉煌、规模最大的一个庙。寺庙建筑布局利用山势，自南而北层层升高，主体建筑大红台位于山颠，壮观醒目。因为这座寺庙是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形制而建（“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因而又称为“小布达拉宫”。
须弥福寿之庙位于避暑山庄北面狮子沟北山坡。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的70岁寿辰，后藏政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六世，长途跋涉到承德贺寿，乾隆帝命人仿照班禅驻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为班禅建的行宫（“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因而又称为“班禅行宫”。寺庙建筑布局因山就势，占地面积3.8万平方米。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周围寺庙
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建成，因为寺内有一尊金漆木雕大佛（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普宁寺又被称为“大佛寺”。这座寺庙位于承德市避暑山庄北部武烈河畔，占地3.3万平方米，是“外八庙”中最为完整寺庙。当时，清政府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在避暑山庄为厄鲁特四部（又叫四衛拉特）贵族封爵，并效仿西藏三摩耶（又称桑耶寺）建制修建此寺。清政府希望边疆民族“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故命名为“普宁寺”。普宁寺是中国北方著名的佛事活动场所。
普佑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与普宁寺相临。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该寺曾是外八庙喇嘛研习佛教理论典籍的“经学院”。
广缘寺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于普佑寺东侧，占地0.45公顷。由普宁寺堪布喇嘛擦鲁克奉旨建设，乾隆御题“广缘寺”。现今，后殿已毁，其余建筑残存。
安远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安远庙是仿照新疆伊犁河北的喀尔喀固尔扎庙旧制修建的，所以俗称“伊犁庙”。固尔扎庙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被叛军烧毁，清军平叛后将有功的达什达瓦族迁住热河，遂建此庙作佛事场所。这座寺庙位于武烈河东岸冈阜上、避暑山庄东北面，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
普乐寺
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俗称“圆亭子”。寺庙建筑为汉、藏结合样式，主体建筑旭光阁采用重檐圆顶非常醒目，阁中有尊铜铸“雙身佛”。这座寺庙位于武烈河东岸，坐东面西，溥仁寺东北，与安远庙为邻，隔河面对有永佑寺舍利塔，背对“磬锤峰”。该寺占地2.4万平方米。
溥仁寺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外八庙中出现最早兩座庙宇之一，位于武烈河以東，占地約3.4公頃。康熙六十大寿之年（1713年），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前来祝寿时，要求出资建立寺庙以示祝贺。康熙允许在山庄外武烈河东路建庙两座。即“溥仁寺”和“溥善寺”。
溥善寺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溥仁寺是同期修建的，形制、布局基本相同。在溥仁寺北，仅有一墙相隔。因此又称溥仁寺为前寺，溥善寺为后寺。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影響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为了解决康熙皇帝沿途的吃、住，相继修建二十一座行宫，避暑山莊就是其中之一。
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登基後，對避暑山莊進行了大規模擴增建，更加增建宮殿、多處精巧的大型園林的建築。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為名又題了“三十六景”，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清朝的乾隆皇帝时期，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车凌、车凌孟克、车凌乌巴什）、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戛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清帝嘉庆、咸丰皇帝皆病逝于此。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清帝咸丰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这座房子里批准了《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不平等条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辛酉政变”亦发端于此，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避暑山庄日渐败落。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旅游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的旅游景区门票有旺季、淡季之分，每年旺季3月-10月；淡季11月-2月。承德避暑山庄最佳旅游季节是夏末和秋初。每年冬、春季是避暑山庄内防火封山季节，所以不能登上山区。
在避暑山庄内以及普宁寺有可供住宿之所，优点是在景区内有较好的特色体验，缺点是条件设施一般且价格不够经济。避暑山庄内进入山区有游览车供乘坐。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英語：）是为了控制、利用和保護地表及地下的水資源與環境而修建的各项工程建設的总称。
水利工程 簡介
土木工程中著重于水流体的自然運动与人工输送及利用的一门分支。该工程领域与桥梁、水坝、河道、运河以及堤防等關於水流、江川及洋海堤道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有着密切的關聯，亦涉及公共卫生与环境工程等這些和水相關的環境生態及用水範疇。
水利工程主要的工作为各种水工結構物，包括水坝与河海堤防、给水管网（Water Distribution Networks）与集水管网（Water Collection Networks）、生態永續、洪水管理（Storm Water Management）、沉积物运移（Sediment Transport）以及其他的与水土保持工程和大地工程有關的事務。
西辽
西辽（1124年－1218年），又称後遼、喀喇契丹、哈剌契丹，是辽朝宗室重臣耶律大石在辽朝灭亡之际重新建立的以“辽”为国号的王朝。
耶律大石原本效力于辽天祚帝，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出奔。1124年，耶律大石在辽朝西北边陲镇州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回鹘城）称王，改元延庆，史学界一般以此作为西辽政权的开始。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上突厥汗号「菊儿汗」及汉尊号“天佑皇帝”，西辽正式建立。之后，耶律大石向今蒙古高原、新疆、中亚及西亚地区扩张，先后击败统治当地的高昌回鹘和东喀喇汗国，并于1134年建都于虎思斡鲁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布拉纳）。随后，西辽继续向西部的西喀喇汗国扩张，并在1141年的卡特万之战中击败塞尔柱帝国联军，征服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从此成为中亚霸主，威名也远播至欧洲。耶律大石死后，西辽历经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三代君主统治；到第五任君主耶律直鲁古时期，西辽由于长期对外战争，国力走向衰落，附属国多次叛乱，并最终被外戚乃蛮部屈出律篡国。最终，新崛起的蒙古帝国于1218年发起攻辽战役，西辽灭亡。
西辽 国名
西辽建国号为“辽”，以示其为辽朝之正统。因位于先前耶律阿保机所建的大辽之西，该政权被史称为“西辽”。此外，西辽在中国史书中亦有“后辽”和“西契丹”之称。
與西遼同時期並立的中國政權南宋和金，無論是在耶律大石生前還是死後，皆以「大石」、「大石林牙」、「大石契丹」和「林牙契丹」等代指西遼政權，而未曾以「遼」之名號直呼西遼，亦未曾使用「西遼」或「後遼」之名。目前所見的最早使用「西遼」和「後遼」名號的紀錄，為元初耶律楚材之《西遊錄》與《湛然居士文集》。
西辽 国名
穆斯林和西方文献则将西辽称呼为“哈喇契丹”（阿拉伯語：，英語：），但该名称不见于传统中国古籍。近代以后，华人学者在翻译域外著作时，将Qara Khitai译为“哈喇契丹”、“哈剌契丹”、“喀拉契丹”或“黑契丹”，哈喇契丹和黑契丹之名遂在中文文献中出现。关于“哈喇契丹”之名的含义，目前学界仍有争论。突厥语或维吾尔语中Qara有“黑”的意思，此外还有“伟大”、“总”、“最高”的含义。亦有解释称Qara意指的「黑色」，是根據五行学說與遼朝的「水」德相應。然而，据中国大陆的辽史学界对契丹文墓志铭的研究，“哈喇契丹”即“辽契丹”的音译，“哈喇”为伟大、广大之意，翻译为汉字即「遼」，西辽只是沿用了辽代的国号。
西辽 历史
西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是辽朝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字重德。耶律大石精通契丹语和汉语，擅长弓马骑射。1115年，耶律大石中进士入翰林，因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耶律大石又被称为大石林牙或林牙大石。后历任泰州、祥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历经200多年统治的辽朝国力逐渐走向衰弱，取而代之的是女真建立的金朝。在金军势如破竹的攻击下，辽朝节节败退。1122年，金军攻克辽中京大定府和泽州，辽天祚帝如惊弓之鸟，从居庸关至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安固里淖）到白水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再到女古底仓，一路仓皇逃跑至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附近）。数日后，宰相李处温与南京（今北京市西南）都统萧干、耶律大石等拥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耶律大石被视为肱骨之臣，官至太师。而一心想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宋也与金朝缔结了海上之盟，南北夹击辽朝，但被耶律大石、萧干两次率军击退。同年，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临朝称制。1123年春，金军攻破居庸关，北辽危在旦夕，耶律大石决定挟持萧德妃投奔天祚帝。天祚帝因耶律淳被立之事杀萧德妃及外甥耶律常哥，由于耶律大石的辩解，才使天祚帝赦免了其余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