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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爾達諾·布魯諾 生平
他跟随诺拉当地的一位神父詹多梅尼科·德·扬内洛学会了读写，又在一位名叫巴尔托洛·迪·阿洛亚的人所办的学校里完成了语法学习。1562到1565年间，他在那不勒斯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大学设在圣多明我修道院的院内，他在那里向“一个叫萨尔内塞的人”学习文学、逻辑和辩证法，并从一位名叫泰奥菲洛·达·瓦伊拉诺的圣奥古斯丁修道会修士那里接受私人逻辑课程。
“萨尔内塞”即焦万·温琴佐·德·科莱，生于萨尔诺，是一位阿威罗伊主义学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布鲁诺的反人文主义、反语文学的学风一般都追溯到他：在布鲁诺看来，唯有概念本身才重要，表达这些概念的形式与语言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关于奥古斯丁会士泰奥菲洛·达·瓦伊拉诺的资料也很少，但布鲁诺一直对他怀有敬意，甚至把他塑造成自己宇宙论对话中的主角；他还曾向巴黎图书馆员纪尧姆·科坦坦言，泰奥菲洛是“我在哲学上最主要的老师”。要勾勒布鲁诺的早期思想养成，还须补上一点：在1583年的《三十印记释义》中，为解释第九印记作引时，他写道自己自少年时代起便专注于记忆术的研究，这大概受到了皮耶罗·托马伊（亦称拉文纳的皮耶罗）于1492年所著《凤凰篇，或人工记忆术》一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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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四岁或十五岁左右”，他按多明我会的规矩放弃了“菲利波”这个名字，取名“焦尔达诺”，可能是为了纪念圣多明我的继任者、真福萨克森的乔丹，也可能是为了纪念教授他形而上学的修士焦尔达诺·克里斯波。随后，他从那不勒斯大圣多明我堂的院长安布罗焦·帕斯卡手中领受了多明我会士的修服：“在完成试习的一年后，就是他本人接纳我发永愿。”实际上，他于1565年6月15日成为初学修士，1566年6月16日正式发愿，当时年仅十八岁。从后来的视角来看，他选择披上多明我会的修服，并不能用对修道生活或神学研究的兴趣来解释——正如他在审讯中所说，他从未对这些感兴趣——而是为了能专注于他所热爱的哲学研究，并借由加入这个强大修会所带来的特权性安全保障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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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加入多明我会并非为了维护天主教信仰的正统性，这一点从他自己在审讯中讲述的一桩事件中便立刻显露出来：在圣多明我修道院里，焦尔达诺曾把自己所拥有的圣像全都扔掉，只保留了一个十字架。他还劝一名正在阅读《圣母七大喜乐史》（）的初学修士把那本书也丢掉——那只是一本内容浅显的虔敬读物，1551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是对伯尔纳铎的拉丁语诗句的迂回版——并建议他不如改读多梅尼科·卡瓦尔卡的《圣父传》（）。这件事虽为上级所知，却并未导致他受到任何处分，但它充分表明，这位年轻的布鲁诺与反宗教改革时期的那套虔敬主题毫无关系。
大约在1569年前后，他似乎去过罗马，并被引见给教宗庇护五世和红衣主教希皮奥内·雷比巴。据说他还向这位红衣主教授了一些记忆术的基础，这门技艺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1570年，他被祝圣为副助祭；1571年为执事；1573年为司铎，并在靠近萨莱诺、当时属于摩纳哥格里马尔迪亲王领地的坎帕尼亚的圣巴多罗买修道院里举行了他的初次弥撒。1575年，他以两篇有关托马斯·阿奎那和彼得·伦巴德的论文，获得了神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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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把修道院想象成只属于“优雅灵魂”的宁静冥想之地：仅在1567至1570年之间，圣多明我大修道院的修士就因性丑闻、盗窃乃至谋杀而受到十八次判决。因此，布鲁诺始终对修士们表现出轻蔑，并不奇怪；他尤其指责他们缺乏学识。不仅如此，根据文献学界普遍接受的文森佐·斯潘帕纳托的推测，他在喜剧《蜡烛匠》的主人公博尼法乔身上，极有可能影射了自己的某位同会修士——一位名叫那不勒斯的博尼法乔的修士，他在献辞《致摩尔加娜 B.夫人》（）中被称为“活生生的点蜡人”，也就是㚻姦者。然而，圣多明我大修道院并非没有提供培养广博学问的条件；相反，它以藏书丰富闻名。尽管如同其他修道院一样，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著作被禁止，但布鲁诺仍设法弄到了一部分，并偷偷阅读。无论如何，修院生活对布鲁诺至关重要：他得以在此完成学业，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博览群书，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从哲罗姆到聖金口約翰，还包括拉蒙·柳利、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和库萨的尼各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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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 年，他独立的思想和对教义束缚的厌倦已无可置疑地显现出来。布鲁诺在与一位来那不勒斯修道院作客的多明我会修士——蒙塔尔奇诺的阿戈斯蒂诺——讨论阿里乌教派问题时，坚持认为阿里乌斯的观点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有害。他宣称：
“阿里乌斯说，圣子既不是造物主，也不是受造物，而是介于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中介，就像 ‘言语’ 是说话者与被说出的内容之间的中介。因此祂被称为万物受造之前的首生者；万物不是由祂而是借祂被造；万物最终不是归向祂，而是借祂归向最终的目的——圣父。我在这方面言辞颇为激烈。为此我受到怀疑并被审问，或许也包括这件事。”——Le deposizioni 2000，第31頁
1592年，他在威尼斯的宗教裁判官面前表达了自己对三位一体的怀疑，承认自己“曾对圣子与圣灵作为‘位格’的称谓心存疑虑，因为不理解这两位格如何能与圣父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圣子（按照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解）是上帝的“智力”，而圣灵（按毕达哥拉斯式的理解）是圣父的“爱”或“世界之魂”，因此不是彼此独立的位格或实体，而是神性的不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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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戈斯蒂诺修士向省会长多梅尼科·维塔告发他，后者对布鲁诺展开了异端调查。正如布鲁诺后来向威尼斯宗教裁判官讲述的那样：“我担心会被关进牢里，就离开了那不勒斯，去了罗马。”1576年，布鲁诺抵达罗马，寄住在多明我会的神庙遗址圣母堂。那里的执事、出身卢卡的西斯托·法布里不久后成为该修会的总会长，并在 1581 年审查了蒙田的《随笔集》。
那几年罗马动荡不安。马尔凯的编年史家圭多·瓜尔蒂耶里写道，在罗马似乎除了“偷窃和杀人之外，什么也不干：许多人被扔进台伯河，被害的不仅是平民，还有蒙席、豪门子弟、被火刑拷打的人，甚至红衣主教的侄子也被除掉了。”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年老体弱的教宗额我略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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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也被指控杀害并将一名修士抛入河中。图书馆员纪尧姆·科坦在 1585 年 12 月 7 日写道，布鲁诺逃离罗马，是因为“一起由他的一位兄弟（frère）所犯的谋杀案，而他因此被牵连，性命堪忧；再加上宗教裁判官对他的诬陷——他们无知得很，无法理解他的哲学，便以异端罪名指控他。”除了杀人指控外，布鲁诺还获悉，在那不勒斯修道院，他留下的书中发现了带有伊拉斯谟注释的圣金口约翰和哲罗姆的著作，因此针对他的异端审判正在展开。
于是，在同一年——1576 年——焦尔达诺·布鲁诺脱下了多明我会的修服，重新使用“菲利波”这个名字，离开罗马，逃往利古里亚。
1576年4月，布鲁诺到了热那亚，并写道，当时在城堡圣母堂里，人们把“曾载着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母驴的尾巴”当作圣物来崇拜，还让信徒上前亲吻。随后，他来到诺利（今属萨沃纳省，当时为独立的共和国），在那里逗留了四五个月，教授儿童语法，给成年人讲授宇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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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布鲁诺先来到萨沃纳，随后前往都灵，他称其为“一座令人愉悦的城市”。但由于在那里找不到职位，他便沿河水路前往威尼斯，在弗雷泽里亚区的一家旅馆投宿，并在那里印刷了他第一部已经佚失的作品《时代的征兆》（）。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凑一点钱以维持生计；而在出版之前，我先把这部作品给佛罗伦萨的雷米吉奥大师过目”，后者是圣若望与保禄修道院的多明我会修士。
然而，在威尼斯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亡，其中包括一些著名人物，如提香。因此，布鲁诺前往帕多瓦，依照一些多明我会修士的建议，他重新穿上了修道士的服装。接着，他前往布雷西亚，并在当地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停留。在这里，有一位修士，他被认为是“预言家、伟大的神学家和多语言者”，因为开始进行预言而被怀疑涉及巫术，最终在布鲁诺的治疗下康复，恢复了原状——布鲁诺讽刺地写道，变回了“那个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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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年夏天，布鲁诺从贝加莫出发，决定前往法国：他途经米兰和都灵，进入萨伏伊，并在尚贝里的一座多明我会修道院度过了冬天。随后，同年，他来到日内瓦，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改革派意大利人社区。布鲁诺再次脱下了修道士的服装，改穿上了披风、帽子和佩剑，投身加尔文主义，并通过那不勒斯的加莱亚佐·卡拉乔洛侯爵的推荐，找到了校对工作。卡拉乔洛侯爵曾在1552年从意大利逃亡后，在日内瓦创立了意大利福音教会。
1579年5月20日，布鲁诺以“菲利波·布鲁诺，诺拉诺人，神学教授”的身份在大学注册。8月，他指责哲学教授安托万·德拉费耶是一个糟糕的教师，并称加尔文主义牧师为“教育家”。布鲁诺很可能是想引起注意，展示自己卓越的哲学素养和教学能力，以获得一个教师职位，这是他一生的不断追求。他投身加尔文主义的原因也很可能与此相关；实际上，布鲁诺对所有宗教教派都漠不关心：只要某个历史性的宗教信仰不妨碍他的哲学信念和自由表达，他就会在意大利是天主教徒，在瑞士是加尔文主义者，在英国是英国国教徒，在德国是路德宗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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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诽谤罪被逮捕，布鲁诺接受了审判并被逐出教会。1579年8月27日，他被迫撤回言论；于是他离开了日内瓦，短暂地前往里昂，随后又转至图卢兹——这座天主教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大学所在地。在那里，他担任了近两年的讲师，教授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并撰写了一本关于记忆艺术的著作《大钥匙》（），这本书未曾出版且已遗失，推测其内容可能借鉴了拉蒙·柳利的《大艺术》（）。在图卢兹，布鲁诺结识了葡萄牙怀疑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科·桑切斯，桑切斯将其著作《一无所知》（）献给布鲁诺，并称他为“最锐利的哲学家”；然而，布鲁诺并未回报这一敬意，他写道，认为“这个驴子居然敢自称博士，真是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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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年，由于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之间的宗教战争，布鲁诺离开图卢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开设了一系列关于托马斯·阿奎那所论述的神的属性的讲座。由于这些讲座的成功，正如他自己在向宗教法庭陈述时所说的，“我声名大噪，直到有一天亨利三世国王召见了我，询问我所拥有的记忆能力和我所宣称的能力，是否是天生的，还是通过魔法艺术获得的；对此我给出了满意的解释；通过我所说的以及我亲自演示的，国王认定这不是魔法艺术，而是科学。在这之后，我出版了关于记忆术的书籍《构想的阴影》（），并将其献给了国王陛下；通过这个契机，我成为了特别讲师，并得到了正式任命。”
布鲁诺在巴黎支持亨利三世的政治活动，并在巴黎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担任了皇家讲师这一显赫职位。正是在巴黎，布鲁诺出版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这些作品至今仍为我们所知。除了《关于柳利艺术的简明建筑与补充》（）之外，他还出版了《构想的阴影》和《记忆艺术》，这两部作品合成了一本书，随后他又出版了《喀耳刻之歌》以及一部以通俗语写成的喜剧《蜡烛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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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包含两个文本，即狭义上的《构想的阴影》和《记忆艺术》。按作者的设想，这部以记忆术为主题的著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性的，另一部分则具有实践性质。
在布鲁诺看来，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有其明确的秩序，这个秩序构成并联系着每一事物。支撑这种秩序的是“构想”——它们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在神的心灵中同时、完整地存在。然而，当人试图理解这些构想时，它们便被“投下阴影”，因而彼此分离。在宇宙中，每一个实体都是某个构想本质的模仿、形象或“阴影”。人的心灵反映着整个宇宙的结构。虽然它所具有的不是构想本身，而是构想的“阴影”，但仍然能够由此抵达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构想本身，以及连接万物的内在关系，超越具体事物的多样性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表象。因此，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认知方法，使人能够把握现实的复杂性，直达支撑一切的理想结构。
这种方法依赖于记忆术，其目的在于避免由繁多的心象所造成的混乱，并把事物的形象与概念联系起来，以象征性的方式呈现整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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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诺的思想中，记忆术运作于构想之“影”所在的同一层面，呈现为对自然的模仿。如果世界万物之所以成形，是因为理念中本就包含着万物的形象，而在我们的感官前，万物又以这些构想之影的方式出现，那么，就可以借助想象逆向追溯：从影像回到构想，从人回到神。这样一来，记忆术便不再只是修辞学的辅助工具，而成为一种重新“创造”世界的方式。因此，布鲁诺所提出的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方法，而是一种带有幻象性的精神过程。
和其他一切技艺一样，记忆术也需要“基质”（），也就是想象中的“空间”，用来容纳适当的象征符号（），并借助合宜的工具将其置入其中。在这个前提下，布鲁诺构建了一个体系，把字母表中的字母与神话中的图像相联系，使词语与概念能够按照特定的图像序列得到编码。这些字母可以被呈现在圆形图表上，即所谓的“记忆之轮”。这些轮盘可以旋转，并相互嵌套，由此不断提供更强大的记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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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同样以拉丁文写成，由两个对话构成。第一部的主角是女巫喀耳刻。她因看到人类的行为如同兽类而愤怒，用魔法把人变成动物，由此揭露他们真正的本性。第二个对话中，布鲁诺借其中一位人物博里斯塔之口，再次讲述记忆术，展示如何将前一个对话内容记忆下来：他为文本对应构建一个场景，并不断将其划分成更多的空间，而其中放置的各种物品则作为象征书中概念的图像。因此，《喀耳刻之歌》仍是一部记忆术的论著，但其中布鲁诺已开始透露出一些后来将在其作品中充分展开的道德主题，尤其是在《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和《论英雄的狂热》中。
同样在1582年，布鲁诺最终出版了《蜡烛匠》。这是一部五幕喜剧，其语言风格复杂，以一种带有市井气息的意大利语写成，并夹杂拉丁语、托斯卡纳语和那不勒斯语；与这种语言的杂糅相呼应的是它别具一格的情节结构，全剧建立在三条并行展开的故事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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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喜剧的背景设定在16世纪下半叶的那不勒斯大都会——布鲁诺在当年见习期逗留过，对这些地方十分熟悉。蜡烛匠博尼法乔虽然娶了美丽的卡鲁比娜，却依然借助各种魔法手段去追求维托丽亚夫人；贪婪的炼金术士巴托洛梅奥执意想把金属化为黄金；语法学家曼富里奥则用一种谁都听不懂的怪异语言说话。在这三条故事线中，还穿插着画家焦万·贝尔纳多的故事——他代表着作者本人的声音，带着一群仆从和地痞无赖戏弄所有人，并最终赢得了卡鲁比娜。
在这部意大利文学的经典作品中，呈现的是一个荒诞、暴烈而腐败的世界，被布鲁诺以带着辛辣苦味的喜剧方式描绘：事件接连不断，以活跃而变幻不息的方式展开。整部喜剧对愚蠢、贪婪和卖弄学问的迂腐作风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谴责。
这部作品中有一段布鲁诺对自己颇为有趣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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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们认识作者本人，一定会说他长得一副迷惘的神情：看上去好像在沉思地狱里的苦刑，又像是被印刷机压过似的；一个只有为了模仿别人而笑的人；大多数时候你会看到他烦躁又古怪，对什么都不满意，像八十岁的老头那样别扭，又像一只被剥过一千次皮的狗那样异想天开，靠吃洋葱过活。”——《蜡烛匠》，焦尔达诺·布鲁诺，奥古斯托·古佐校订，本版序由安东尼奥·里卡尔迪撰写，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诺拉人乔尔达诺·布鲁诺博士，这位哲学教授，打算来英格兰，但我无法认可他的宗教。”——英国驻巴黎大使亨利·科布汉致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信，158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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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4月，焦尔达诺·布鲁诺离开巴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他由法国大使米歇尔·德卡斯特尔诺接待，并由有意大利血统的作家约翰·弗洛里奥陪同，因为布鲁诺不会英语，弗洛里奥自始至终都作为他的随行者。在他后来向威尼斯宗教裁判所的供述中，他轻描淡写地略过了自己为何离开，只是含糊地提到当地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动荡。然而，对他这次出发的原因仍有其他假设：布鲁诺可能奉亨利三世之命承担秘密任务；也可能因为他的授课内容在巴黎引发不安，使局势对他变得危险。此外还要补充的是，几年之后在威尼斯的审问中，布鲁诺亲口表达了对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赞赏——他在伦敦时常随大使出入宫廷，因而见过她。
1583年6月，布鲁诺来到牛津，并在圣玛丽教堂与其中一位教授举行了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回到伦敦后，他将《回忆术》（）、《三十印记的阐释》（）和《万印之印》合并出版在同一部作品中。在这部著作中，他插入了一封写给牛津大学副校长的信，声称在那里“他们将会发现一个极为愿意、极为准备好的人，可以用来试验自身力量的尺度”。这实际上是他希望能在这所享有盛名的大学任教的请求。布鲁诺的提议最终得到了接受：1583年夏天，他启程前往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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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印之印》通常被视为一部关于记忆术的著作，使用拉丁文写成，是一篇简洁的理论论述。在其中，布鲁诺引入了其思想中若干决定性的主题，例如：认知过程的统一性；作为普遍纽带的“爱”；一种独一且无限的普遍形式在物质无穷形态中的展开；以及“狂热”作为趋向神性的冲动。这些主题不久之后将在他随后的意大利文对话录中得到深入的发展。此外，这部基础性的作品还提出了布鲁诺思想的另一核心主题：魔法作为认识与行动的指引和工具。布鲁诺将在其所谓的“魔法著作”中对这一论题作进一步的扩展。
在牛津期间，焦尔达诺·布鲁诺就哥白尼的理论讲授了几场课程，但他在那座城市的逗留却十分短暂。根据弗朗西丝·耶茨的研究，人们可以得知牛津方面并不欢迎这些新思想。正如二十年后（1604年）曾亲历布鲁诺讲课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阿博特所作的见证：
“那个小个子的意大利人（……）在许多其他事情之外，还试图支持哥白尼的观点，即地球在运动而天穹静止；然而实际上，是他的头在转，他的脑子静不下来。”——Ciliberto 1996，第50-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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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课程被中断，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他抄袭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论如何从天界获取生命》（）。对这位哲学家而言，这些都是艰难而苦涩的岁月，正如从他随后出版的伦敦对话集的序言语调中所流露出的那样：那些激烈的论战和遭遇的拒绝，被布鲁诺视为一种迫害，为“无理的耻辱”；而且毫无疑问，他在巴黎便已形成的“名声”也并未帮助他。
回到伦敦之后，尽管氛围依旧敌对，布鲁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1584年到1585年之间——在约翰·查尔伍德那里出版了他全部著作中最为重要的六部作品：六部以对话体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即所谓的“伦敦对话”，或“意大利文对话录”，因为这些作品全部以意大利语写成：《圣灰日之宴》《論原因、本原與太一》《论无限、宇宙与诸世界》《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飞马的占卜》和《论英雄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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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献给布鲁诺在英格兰期间的东道主、法国大使米歇尔·德卡斯特尔诺，全书分为五场对话，登场人物共有四位，其中的“特奥菲洛”可以视为作者的代言人。布鲁诺设想，在圣灰星期三这一天，英国贵族富尔克·格雷维尔爵士邀请特奥菲洛（即布鲁诺本人）、约翰·弗洛里奥（大使之女的导师）、一位骑士，以及来自牛津的两位路德宗学者托尔夸托博士和农丁尼奥博士共进晚餐。特奥菲洛在回答其他人物提问的过程中，叙述了促成这次会面的经过，并讲述了宴席对话的展开，由此阐述了诺拉人（布鲁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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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赞扬并捍卫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的理论，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以及对抗那些像神学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一样的人——后者在《天体运行论》前写下了带有贬损意味的序言，将哥白尼的见解仅视为一种巧妙的假说。然而，哥白尼的世界仍是有限的，并被固定星辰的天球所包围。在《圣灰日之宴》中，布鲁诺不仅在反驳托勒密宇宙论之后支持地球运动，还提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关于宇宙，作为作者代言人的特奥菲洛宣称：“我们确知，既然宇宙是由一无限的原因和无限的本原所产生，那么它在其物质能力和自身方式上，也必然是无限地无限的。（…）不可能永远找到哪怕半分可信的理由，来证明这个物质宇宙存在某种边界；因此，其中包含的星辰也不可能是有限的；同样，它也不可能在自然上有一个被确定的中心与中点。”这个宇宙出自作为无限原因的上帝，因此宇宙本身也是无限的，并且包含无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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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鲁诺而言，主张天穹及其固定的星辰的存在、主张宇宙是有限的，以及主张其中存在一个中心（如今这个中心按新理论应为静止的太阳，如同过去人们想象静止的地球一样），这些都是空洞的原则。他举了一些例子，在某些作者看来似乎已经预示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沿袭红衣主教兼人文主义者库萨的尼各老（1401—1464）的《论有学识的无知》，布鲁诺主张宇宙是无限的，因为它是由一无限的原因所产生的。布鲁诺当然知道，圣经主张的却完全相反——宇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中心地位——但他回答说：
“如果诸神曾屈尊教导我们自然事物的理论知识，正如他们已赐予我们道德事务的实践准则那样，我宁愿接受他们启示之信仰，也不会在我的理性确定性和自身判断上有丝毫动摇。”——《圣灰日之宴》：第四对话，特奥菲洛
正如必须区分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一样，也必须区分神学家与哲学家：前者负责道德问题，后者则承担对真理的探求。因此，布鲁诺在此为自然哲学的著作与《圣经》划定了一条相当明确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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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因、本原与太一》中的五篇对话旨在确立自然实在的基本原则。布鲁诺搁置了关于通过神学来认识神的那一部分，因为作为自然之因的上帝，我们无法凭“自然之光”认识；上帝“超越自然”，因而只能通过信念去企及对他的认识。布鲁诺真正关心的是哲学与对自然的沉思，也就是对自然现实的认识。在那里，正如他早在《构想的阴影》中写道的，我们只能把握到“阴影”，只能以“痕迹的方式”触及神性。
承接古老的思想传统，布鲁诺提出了一种物质的泛灵论观念：世界之魂与宇宙的普遍形式融为一体，而其首要、最根本的能力，就是普遍智能。智能是“构成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形式本原”，而所谓“形式”本身，就是生命的本原——万物的灵魂。正因为一切事物都有灵魂，它们便不存在所谓的不完满。
另一方面，物质本身并非毫无分化、如同“虚无”一般，正如许多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它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没有实现、没有完满的“纯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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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物质便是自然的第二个本原，一切事物都由它构成。它是“被形成、被产出、被创造的能力”，与形式原理——那种“形成、产出、创造的主动能力”——处于对等地位；二者缺一不可。由此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布鲁诺得出结论：形式本原与物质本原虽然可作区分，却不能被视为彼此分离，因为“整体在本质上是一体的”。
由此推演出布鲁诺哲学的两个根本要点：其一，所有的物质都是生命，生命就在物质之中，而物质是无限的；其二，上帝不可能在物质“之外”，因为物质并不存在什么“外部”。上帝就在物质之中，也在我们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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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无限、宇宙与诸世界》中，布鲁诺重新展开并深化了他先前对话中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哲学家与神学家之间需要达成一致，因为“信仰是为了治理那些质朴的民众而设的”；宇宙的无限性与无限多世界的存在；以及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不存在中心，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结论：古老而假设的等级秩序——那种“极其空幻的想象”，以为宇宙中心是“最致密最粗重的物体”——的消失，然后逐层上升到更精妙、更神圣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仍受到那些博士们（布鲁诺称之为“腐儒”）的维护，他们把信念寄托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古人名声”上；但现代的哲学家没有兴趣受制于他人的言语，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将这些陈旧的东西抛诸脑后，以更稳健的步伐向真理迈进。
很明显，一个永恒的、无限延展的宇宙，由无数与我们太阳系相似的体系组成、而且没有中心，这样的宇宙把地球——进而也把人类——从犹太-基督教创世观中所拥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上移开了。对哲学家而言，“创世”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已不再有意义，因为正如他在前两个对话中已经得出的结论：宇宙可以类比为一个生命体，在其中，生命内在于无限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永恒地处于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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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诺看来，哥白尼体系代表着宇宙的“真实”构想，更确切地说，是对天体运动的真正描述。在《论无限、宇宙与诸世界》的第一篇对话中，诺拉人解释说：宇宙之所以是无限的，是因为它的原因——与上帝重合——本身就是无限的。作为作者代言人的菲洛泰奥说道：“凭什么理由要我们相信，一个能够创造无限善的作用者却偏偏把它造得有限？而如果他造的是有限的，我们又为何要相信他还能造无限的呢？因为在他那里，能力与作为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他是不变的，他的作为没有偶然性，他的效能也没有偶然性；既然是确定无疑的效能，便会不变地带来确定无疑的结果：所以他只能是他所是的那样，不能成为他所不是的那样；他不能具有他所无力具备的能力，也不能意欲他所不愿意的；他必然只能做他所做的事。因为只有可变之物才会有与实现分离的潜能。”
既然上帝具有无限的能力，那么他的展开之举也必然同样无限。在上帝之中，自由与必然、意志与能力（或“可能性”）是合一的；因此，在创世之时他为自己设下界限，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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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布鲁诺在宇宙与诸世界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在他的宇宙观中，谈论一个‘世界体系’并不意味着在谈论‘宇宙体系’。天文学作为研究落在我们感官知觉范围内的这个世界的科学，是正当而可能的。但在此之外，还延展着一个无限的宇宙，其中包含我们称之为星辰的那些‘巨大生命体’，并包容着无限多的世界。那个宇宙没有尺寸，没有度量，没有形式，没有形状。对于那样一个既单一又无形、既非和谐也非有序的宇宙，任何意义上的体系都不可能被建立起来。”
“当一个懒汉或无赖爬上权位，成了君主或富人，那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你们这些人不义：因为你们自己的光明与洞察不足，没能在先把他这个无赖揭穿掉（）、把他这个懒汉清理掉；也没有在现在把他揭穿掉、治一治；至少也该在事后把他的无赖与懒惰好好清算，使这种人不能居于上位。错误不在于立了一个君主，而在于让一个无赖当了君主。”——《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福图娜（索菲娅），第二篇对话，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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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托寓式作品《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由三个以道德为主题的对话组成，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解读；其中最重要的层面，是布鲁诺借此对新教改革展开的尖锐批评。在这位诺拉思想家看来，新教改革是一个衰败循环中的最低点，而这一循环自基督教兴起就已开始。这种衰败不仅是宗教上的，也是社会与哲学层面的。在前面的对话中，布鲁诺曾得出结论：信仰对于治理“质朴民众”是必要的，并试图以此划定哲学与宗教各自的作用领域；而在这里，他重新打开了这条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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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诺的视野中，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其实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上帝不是“在高天之上”，而是在世界之中，因为“自然无非是上帝在万物中的显现”。因此，哲学家——即追求真理之人——必须在那些能见到神性“阴影”的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人不可能不与上帝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的语言，在自然世界中体现为人对知识的追求，在社会世界中则体现为人对法律的遵从。恰恰是这种联系在历史中被切断了，世界因此堕落，因为宗教堕落了，并把法律和哲学一并拖下水，“以至于我们不再如神，我们也不再是我们自己”。因此，在《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中，伦理、本体论与宗教是紧密相连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鲁诺说的“宗教”主要指的是自然宗教、公民宗教。他所仰取的典范，是古埃及人与古罗马人：他们“并不是把朱庇特当作神明来崇拜，而是崇拜神明仿佛祂寓于朱庇特之中”。
要重新恢复与神性的联系，首先必须“把压在我们肩上的那沉重的错误负担挪开”。这就是所谓的“驱逐”，也就是把那些败坏这一联系的东西——那些“趾高气扬的野兽”——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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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趾高气扬的野兽”被想象为天空中的星座，以各种动物的形象出现；必须将它们“驱逐”，也就是把它们从天上驱赶走，因为它们象征着该被新的美德取代的诸种恶习：诸如虚假、伪善、恶毒、“愚蠢的信仰”、愚蠢、狂怒、懒惰、怯懦、奢侈、贪婪、嫉妒、欺诈、谄媚等等，都应一并扫除。
必须回到质朴、真诚与勤勉之上，颠倒那些已经在世间占据上风的道德观念——在这些观念中，英雄的行为与情感被视为毫无价值；不加思考地相信被当成智慧；人的欺诈被冒充为神的指示；对自然法则的颠覆被当作宗教虔诚；求学被视为疯狂；荣誉寄托在财富上，尊严取决于外表，谨慎等同于奸诈，机敏等同于背叛，会生活等同于伪装，正义成了暴政，判断力成了暴力。
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基督教：早在保禄时代，自然价值的颠倒就已经开始，而如今路德——“世界的污点”——将这一循环彻底封闭。历史之轮、世界兴替的循环既已滑到最低点，就有可能推动一次新的、积极的价值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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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价值等级中，首位应当归于“真理”，因为它是避免误入歧途的必要指引。其后是“谨慎”，这是智者的特质：在认识了真理之后，能够据此采取恰当的行动。第三位布鲁诺放置的是“智慧”，即对真理的探求；随后是“法律”，它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最后是“判断”，即法律的执行层面。布鲁诺让“法律”从“智慧”中派生，由此形成一种以人作为中心的理性主义视野：人通过追求真理来行动。这与保禄式的基督教形成鲜明对照——保禄认为法律从属于对罪的解放；也与路德的宗教改革相反——路德将“唯独信仰”视为人的灯塔。对布鲁诺来说，“上帝的荣耀”因而沦为“虚荣”，而《新约》中所谓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则成了“一切无赖行径之母”。宗教必须恢复为“公民宗教”：成为一种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促进“文明交往”的纽带。
前五种价值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坚毅（心灵的力量）、勤勉、博爱、宽宏、大方、朴素、热忱、学习、勤劳，等等。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布鲁诺嘲讽地总结道，“这些如此慷慨地把天国赐给别人之人，自己究竟有多大本事能为自己挣来哪怕一小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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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种唤起人文主义传统价值的伦理观，而布鲁诺对此一向并不十分看重；但这种僵硬的框架其实是他在不久之后的著作《论英雄的狂热》中提出的行为准则的前提。
“我们那些被奉为神圣的驴子，缺了自己的判断和情感，只会按别人往他们耳边吹的启示——不论是诸神还是他们的代理人——来理解事物；于是，他们的行为也只能遵循这些人给出的那同一套律法。”——《飞马的占卜》，索利诺篇：第一篇对话
《飞马的占卜》于1585年与《锡勒尼科的驴子》合并成一本书出版。标题中的“飞马”指的是希腊神话中有翼的马——珀伽索斯，它由珀耳修斯斩下美杜莎的头后从鲜血中诞生。在完成自己的功绩后，珀伽索斯飞上天空，化为星座，也就是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中列出的48个星座之一：飞马座。这里的“占卜”则指源自犹太教内部的一种神秘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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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贯穿着明显的喜剧气质，可以读作一种消遣性的趣作，不带任何宏大野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寓言式的讽刺作品，是一份控诉书。如果从后者来看，天上的那匹飞马便成了被理想化的“驴子”——一种天界的象征，指向人类的“驴性”：无知，既包括占卜学者的无知，也包括一般宗教人士的愚昧。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圣经引用带有双重性：一方面似乎在提供解释路径，另一方面却让读者更加困惑。按照文森佐·斯潘帕纳托的研究路线，其中一个解释方向认为，布鲁诺在这部作品中的讽刺矛头，主要指向早期基督教以及使徒保禄。
在构成《论英雄的狂热》的十篇对话中——该作于1585年同样在伦敦出版——布鲁诺区分了三类人类的激情：面向知识、追求思辨生活的激情；面向实践与行动的激情；以及沉溺于游惰生活的激情。后两种体现的是价值不高的欲求，是一种“低贱的狂热”；而那种追求沉思、寻找真理的生活方式，则是“英雄式的狂热”的表现。借此，灵魂“被提升到超出自然情感的地平线……为高远的思想所征服，如同与肉身脱离一般，向着崇高之物奋力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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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效果并非通过祈祷、虔诚的姿态，或是“仰望天空，举起双手”来达成；相反，它源于“深入自身的最深处，意识到上帝是如此接近，既在你身边，又在你内心，比他自己更接近自己——作为万物的灵魂，万物的生命，万物的本质”。布鲁诺将这种探索比作一种狩猎，但这并非普通的狩猎，猎人寻找并捕获猎物，而是那种猎人本身成为猎物的狩猎，如同在布鲁诺引用的神话中，阿克泰翁因目睹了狄阿娜的美丽，被变成了鹿，成为猎犬的猎物。这些“神圣事物的思想”如同猎犬一样，将他吞噬，“使他死于世俗、死于大众，从那些被扰乱的感官的束缚中解脱……以至于他看到一切如同一体，不再看到任何区别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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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认识，是科学的目标，也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目标；正因为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的生命被转化为一种“英雄式的狂热”，使我们与那贯穿宇宙、永不停息又饱受折磨的“循环变迁”本身相契合——在那里，宇宙之魂的原理得以展现。哲学家告诉我们，要真正认识我们追寻的对象（“裸露的狄阿娜”），我们并不需要成为德行高尚之人（德性理解为处于两端之间的中道）；我们反而必须变得疯狂、狂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研究的对象（如变成雄鹿的阿克泰翁）。研究与狂热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恶习”。此外，这部对话录还是一种诗文合璧体，如但丁的《新生》那样，将散文与诗歌（对句、十四行诗以及一首终章的歌曲）结合在一起。
布鲁诺先前在英格兰的那段时期被视为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他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最多的著作。直到1585年末，大使卡斯特尔诺被召回法国，劝他一同上船返国；但船只途中遭到海盗袭击，乘客们所有财物都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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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时，布鲁诺住在靠近康布雷学院的地方，他时不时会去圣女日南斐法山上的圣维克多图书馆借书。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修士纪尧姆·科坦习惯每天记录图书馆里发生的事情。布鲁诺与这位修士稍微熟稔之后，我们才从他那里得知，布鲁诺当时正准备出版一部名为《哲学之树》的著作（此书现已佚失），并且他说自己之所以离开意大利，是为了“避开宗教裁判官的诽谤——那些无知之辈无法理解他的哲学，便会以异端罪名来指控他”。
修士还记下了这样一些事：布鲁诺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仰慕者，但他轻蔑“经院哲学家的那些细枝末节，以及关于圣事、甚至圣体圣事的繁琐争论——这些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那里都是不存在的，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这是我的身体’）。”他还说，宗教界的纷乱本可以轻易消除，只要把这些问题一扫而空；并透露自己相信，这场争端很快就会迎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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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布鲁诺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图解》，并将其献给法国宫廷成员、贝尔维尔修道院院长皮耶罗·德尔·贝内。这部作品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体系的阐释。同年，他结识了萨莱诺人法布里齐奥·莫尔登特。莫尔登特两年前出版了《圆规》，介绍了一种新型圆规的发明。由于莫尔登特不懂拉丁文，而布鲁诺又十分欣赏这项发明，便替他撰写并出版了《论萨莱诺人法布里齐奥·莫尔登特近乎神圣的发明及其在宇宙度量实践中的完善应用二篇对话》（）。在书中，布鲁诺称赞了莫尔登特，却也批评他没有理解自己发明的全部意义——这项发明实际上证明了长度无法被无限分割。莫尔登特被这番批评激怒，激烈反驳，布鲁诺于是回应，以尖锐刻薄的方式写下了《愚者凯旋，或论莫尔登特在几何学家中的神圣地位对话录》（）和《论梦境解读，或几何丛林对话录》（）两部讽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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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年5月28日，布鲁诺以其弟子让·埃内坎的名义出版了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小册子《反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自然与世界的120条原则》（），并参与了随后的公开辩论，在巴黎的康布雷学院上再次重申了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批评。对此，巴黎的一位年轻律师拉乌尔·卡耶进行了猛烈的反驳，并且侮辱性地称布鲁诺为“布鲁图”。据说卡耶的言辞得到了几乎所有听众的支持，辩论场面一度混乱不堪。面对这番骚乱，布鲁诺最终选择了撤退。然而，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批评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在当时仍广受推崇的索邦大学，这些负面反响，加上法国国内的政治与宗教危机，以及他在宫廷中缺乏支持，最终促使他再次离开法国。
1586年6月，布鲁诺抵达德意志境内，先后在美因茨和威斯巴登短暂停留，随后前往马尔堡。他于同年7月25日登记入马尔堡大学，身份为“罗马神学博士”。但由于他的反亚里士多德立场，他似乎未能获得教学职位。于是1586年8月20日，他改入维滕贝格大学，登记身份为“意大利博士”，并在那里任教了两年。那两年对于布鲁诺来说，是相对平静而富有成果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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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在你们中间毫无名望、毫无身份的人，从法国的动乱中逃离，不带任何王侯的推荐……然而你们仍认为我值得最诚挚的接纳，将我列入你们学院的名册，让我加入这样一群高贵而博学的人之中。于我看来，这里不是某个私人学堂或隐秘的小圈子，而正如‘德意志的雅典’之名所示，是一所真正的大学。”——《组合之灯》题献
1587年，布鲁诺出版了《论柳利的组合之灯》（），这是对拉蒙·柳利《大艺术》的评注；同年还出版了《论逻辑之猎灯与其进展》，评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另一批评注则后来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释义》为名，于1891年才付梓。他还在维滕贝格出版了《康布雷的辩论高潮》（），这是先前《反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自然与世界的120条原则》的新版。而他的一门关于修辞学的私人课程讲稿，则于1612年以《论演说术》（）为题出版。此外，《论柳利之灯的札记》（）和《三十神格之灯》（）也都要到1891年才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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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西丝·耶茨的研究中提到，莫切尼戈曾向威尼斯宗教裁判所声称，布鲁诺在他旅居德国期间有意创立一个新的宗派。而其他指控者（莫切尼戈后来否认自己说过这话）则进一步称，他想把这个新宗派命名为“焦尔达诺派”，并且这一宗派会对德国的路德宗信徒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作者还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十七世纪初在德国的路德宗圈子里出现了玫瑰十字会，那么布鲁诺设想中的这一宗派，是否可能与玫瑰十字会有某种关联。
新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在1586年2月11日其父去世后继位，他决定扭转大学教学的方向——此前大学倾向于加尔文主义哲学家彼得吕斯·拉米斯的学说，而相对忽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正是这一转向，很可能促使布鲁诺在1588年3月8日离开维滕贝格大学。他离开前还发表了一篇《告别演说》（），向给予过他热情接纳的师生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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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是一名外族人、流亡者、逃亡者、命运的玩偶，身材矮小、家产贫乏、毫无门路，又遭到大众的憎恨，因此在愚人眼中、在那些卑劣之辈眼中——这些人只在金光闪耀、银器叮当、同类的喝彩中才认得出高贵——是可鄙的；然而你们，这些最博学、最庄重、最有德行的元老们，却并未轻视我。你们也没有否定我的研究——它并非与贵国学者的研究完全无关——更未允许哲学自由被践踏，或使你们卓越的人文精神蒙尘。”——引自《焦尔达诺·布鲁诺与托马索·康帕内拉作品集》，奥古斯托·古佐与罗马诺·阿梅里奥编辑，Ricciardi, 1956
他的学生们也以深情回报他，例如希罗尼穆斯·贝斯勒和瓦尔廷·哈费肯塔尔。后者在送别时称他为：“崇高的存在，令所有人惊叹的对象，连自然本身都在你面前感到惊奇，因为你的作为已将其超越；奥索尼亚之花，灿烂诺拉的泰坦，两界之荣光与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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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4月，布鲁诺来到布拉格——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并在此停留了六个月。在这里，他将《论柳利的形相审察》（）与《论拉蒙·柳利的组合之灯》（）合并刊为一书，献给帝国宫廷的西班牙大使圣克莱门特-森泰勒斯的纪廉（他自称拉蒙·柳利是其祖先）。而他把《论当代数学家与哲学家的160条命题》（）献给皇帝鲁道夫二世——这位皇帝是炼金术和占星术的爱好者与艺术赞助者。这部作品讨论几何学，而在献辞中，布鲁诺指出：要医治世界的诸般弊病，宽容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在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领域——“这是我所奉行的宗教，既出于内心的信念，也因其在我的祖国与同胞中已成习俗：一种排除争辩、不会滋生纷争的宗教”——还是在哲学领域；而哲学领域应保持摆脱既定权威与被奉为成规的传统的自由。至于他自己，布鲁诺写道：“我在哲学的自由炉火旁寻求避风港，逃离命运的波涛，只愿与那些命人睁开眼睛而不是闭上眼睛的人为伴。我不愿掩饰自己所看到的真理，也无惧公开宣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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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赏给他三百塔勒银币后，布鲁诺本以为自己能被宫廷接纳；但到了秋天，他决定离开布拉格。短暂经过蒂宾根后，他抵达黑尔姆施泰特，并于1589年1月13日在当地的大学——名为“尤利乌斯学院”——登记入册。
1589年7月1日，为纪念学院创办人——不伦瑞克的尤利乌斯公爵的逝世，布鲁诺发表了《安慰演说》。在演说中，他将自己描绘成异乡人和流亡者：“我轻视、抛弃、失去了祖国、家庭、财产、荣誉，以及一切值得珍惜、追求、渴望的东西。”在意大利，他“暴露于罗马之狼的咽喉与贪欲之下”，而“在此却得到自由”；在那里，他被迫遵循“迷信而荒谬的崇拜”，而“在此则被鼓励遵循改革后的仪式”；在那里，他“死于暴君之手”，而“在此则因贤明君主的仁慈与正义得以生存”。他接着说，缪斯本该凭自然权利享有自由，但现实却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她们被卑鄙神职人员的脚践踏；在法国，她们因内战面临极端危险；在尼德兰，她们被频繁的风暴颠簸；而在德意志的某些地方，她们正凄凉地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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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他被该城路德宗教会监督、神学家海因里希·伯蒂乌斯以不明原因逐出教会。至此，布鲁诺已成功“收集”欧洲三大宗教派别的绝罚令：天主教、加尔文派和路德宗。1586年10月6日，他向学院副校长丹尼尔·霍夫曼提出申诉，认为这一行为是滥用权力——因为“凡在未听取另一方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裁决者，即便裁得正确，也不能算公正”——并且是出于私人报复。但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因为似乎正是霍夫曼本人怂恿伯蒂乌斯对他下达的绝罚令。
焦爾達諾·布魯諾 对布鲁诺的评价
布鲁诺死后，从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开始被当作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象征。 许多科学家高度评价布鲁诺。 爱因斯坦钦佩布鲁诺，将其视为一个有远见的人，一个为自由思想和科学而牺牲的烈士。他在他的著作《我所看到的世界》中写道：“我更加钦佩他惊人的智力独立，使他显得如同一个现代人，我们都可以与之产生共鸣。⋯⋯他是为人类智力的崇高尊严而殉道的人。”罗素钦佩布鲁诺，认为他的哲学是向现代思维方法转换的先驱，也是自由思想和人类尊严的烈士。
布鲁诺因坚定支持日心说而为普通大众所熟悉。 尽管日心说是否是他招惹天主教迫害的主要原因存在争议，但招惹天主教迫害的主要原因是的确由于布鲁诺新的自由思想和科学主张与天主教信条产生冲突。
2000年在布鲁诺去世400周年之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一些人为维护真理而使用暴力”做出了总体道歉，但忽略了為布魯諾平反的提議。天主教最终修改了一些核心信条，自2014年起開始承認日心说、进化论和大爆炸理论。然而，科学实证结果最終被接受，得以化解宗教和科學的冲突，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经过很多争论和争议之后才发生的。
焦爾達諾·布魯諾 对布鲁诺的评价
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他如同一位启蒙思想家，他的哲学、对教会权威的英勇反抗以及坚定执行力，代表了长期以来将哲学从天主教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铺平了道路。（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布鲁诺条目）
爱因斯坦和理查德·道金斯等认为天主教有些核心信条涉及了本该是科学领域研讨的经验主张。这引起历史上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 布鲁诺与天主教的冲突除了日心说外，还包括否认处女生育的可能性。 按理查德·道金斯在《上帝错觉》解释，布鲁诺案涉及的核心信条之一"耶稣由童女所生"，描述了一种神圣的干预暂时性中止一下人类繁殖的自然法则，这个宗教主张与科学发现的自然法则冲突。 这意味着宗教和科学观点之间会有冲突：
如今，布鲁诺被广泛视为言论自由事业的烈士，以及与1610 年左右开始的伽利略事件相似的“科学的烈士”。
布鲁诺的《事业、原则和统一》中的人物渴望“提高思辨科学和自然事物的知识”，并实现一种“最容易和最显着地实现人类智力的完善，并且最接近地对应于自然事物的哲学”, 自然的真理。
焦爾達諾·布魯諾 对布鲁诺的评价
爱因斯坦解释了科学和宗教领域涉及的范围，指出宗教组织按其宗教经典评判和审判本该是科学领域研讨的经验主张时，宗教与科学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宗教权威经常反对挑战其教义或权威的科学发现, 比如，早年宗教支持的地心说的说法与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相冲突、伽利略事件、达尔文等人的案例。 这是因为宗教通常基于信仰、传统和启示，而科学则基于经验证据、推理和观察。宗教信仰是否提出经验主张并不总是很清楚，因为宗教文本和传统通常包含经验和非经验元素。理查德·道金斯在《上帝错觉》认为，上帝的概念应该被视为关于宇宙的科学假设的经验问题，并且与任何其他科学假设一样受到相同水平的审查和分析。 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同时也是宗教哲学的角度，任何宗教信仰都需要接受检验，甚至你的神圣信仰也需要接受检验。
焦爾達諾·布魯諾 对布鲁诺的评价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布鲁诺的异端审讯是对他的天文观点等经验性问题(“科学主张”)的回应，还是对他不涉及科学领域的纯哲学及神学等其他思想的回应(如“神学异端”)。宗教核心信条和科学经验性问题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同时，宗教领域的核心信条（或“神学异端”）与科学领域的经验性问题是否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考察和判断，而不相互干扰，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黑格尔在他《哲学史講演錄》中写道：布鲁诺的一生代表了“对所有仅仅依靠权威的天主教信仰的大胆拒绝”。
Alfonso Ingegno指出，布鲁诺的哲学「挑战了宗教改革的发展，令人质疑整个基督教的真正价值，并声称基督对人类犯下一个欺骗......布鲁诺认为，我们现在可以承认普遍的法则，控制着无限宇宙中万物永恒不断的生发。」
A.M. 帕特森说，虽然我们不再有教皇官方谴责布鲁诺的副本，他的异端邪说包括「无限宇宙和多重世界的学说」以及他信仰「地球的运动」。
焦爾達諾·布魯諾 对布鲁诺的评价
迈克尔·怀特指出，宗教法庭可能在布鲁诺早年就已对他进行追究，因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对亚流派异端兴致勃勃，阅读伊拉斯谟的著作，拥有违禁手抄本。怀特认为，布鲁诺后来的异端罪是「多重性的」，并以他多重世界的概念去支持。 「这也许是他所有观点中最危险的一个，如果其他世界存在智慧生物，他们是否也会有他们的‘玛利亚探亲’？这种想法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弗朗西斯·耶茨反对那种观点，她称其为「传说布鲁诺作为哲学思想者被控告，因他『多重世界』或『地球运动』的大胆观点被烧。」而她写道：「教会是……完全履行其分内之事，如果对布鲁诺异端邪说的定罪中包含有哲学论点」，因为「其哲学论点与其异端邪说是如影随形的。」
布鲁诺因其思想和言论而获罪。 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哥白尼条目，「在1600年，天主教会对于哥白尼体系并没有官方的立场，日心说当然不属于异端。当[...]布鲁诺[...]被视为邪教徒而烧于火刑柱时，也与他支持哥白尼宇宙学的著作无关。」与之类似，《天主教百科全书（1908年版）》称：「布鲁诺被定罪，既不是因为他对哥白尼天文体系的辩护，也不是因为他『有人定居之多重世界』的大胆言论，而是因为他在神学上的错误，其中包括：基督不是神，只不过是位少见的高超魔术师，圣灵是这个世界的灵魂，魔鬼将得到拯救等等。」在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解放人类精神的人，摆脱了宗教正统观念所带来的窒息束缚。 综合起来说，布鲁诺被天主教会定罪为神学异端而判死刑，原因是只不过他的思想和言论。（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布鲁诺条目）。
梵蒂冈机密档案馆的网站，讨论在罗马对布鲁诺法律控告的总结时，指出：「就在布鲁诺被审问的同一类房间里，基于科学信仰间关系这种同样重要的原因，在新天文学曙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衰落中，16年后，红衣主教罗伯·白敏，就是后来质疑布鲁诺所作异端论题的，召见了伽利略·伽利雷——伽利略也遇到了一桩著名的宗教法庭审判，幸运的是，这审判只终结于一份简短的弃绝声明。」
焦爾達諾·布魯諾 纪念
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他的哲学、对教会权威的英勇反抗以及坚定执行力，代表了长期以来将哲学从天主教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斗争。
在许多十九世纪意大利知识分子看来，他如同一位启蒙思想家，或者更广义地说，是一个世俗人文主义者，他的努力使人类精神摆脱了宗教正统观念所带来的窒息束缚，为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铺平了道路。1889年，面对梵蒂冈的极力反对，共济会在羅馬鮮花廣場處修建了一座布魯諾的雕像記念他，直视罗马教廷，就在鲜花广场的那个地方，据信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布鲁诺在宗教审判中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包括科学主张而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其死刑，使他成为当今罗马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象征，每年在他被处决的地点附近都会举行追悼会。
焦爾達諾·布魯諾 軼事
恩里科·费米曾在鲜花广场度过青少年时光，并在这里的书摊买到了人生第一本物理学读物。恩里克·费米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离开意大利，远赴美国生活，并成为20世纪中期世界原子物理学的领袖之一。
爱因斯坦钦佩布鲁诺, 并将他的一个发现命名为布鲁诺。在1917年，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平衡于宇宙恒定的模型，其中包括一个神秘力量的宇宙常数，该力量与重力相抵消。后来，当他得知宇宙实际上正在膨胀，正如埃德温·哈勃的观测所示时，他放弃了这个模型。然而，在1998年，天文学家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正在加快，暗示着确实存在一个神秘力量将星系推开。这个力量现在被称为暗能量，它等同于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爱因斯坦将他的模型称为“布鲁诺之世界”。
焦爾達諾·布魯諾 参考文献
Opere italiane (versione in lingua moderna). Candelaio, Cena delle Ceneri, La Causa, il Principio e l'Uno, L'infinito universo e i mondi, a cura di Guido del Giudice e Gianmario Ricchezza, 4 voll. Di Renzo Editore, Roma, 2022-25.
Opere. Candelaio, Canto Circeo, Cena delle ceneri, 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 Heroici furori, Cabala del cavallo pegaseo, L'asino cillenico, a cura di Marzio Pieri, 2 voll., La Finestra editrice, Lavis 2011 ISBN 978-8895925-34-9
焦爾達諾·布魯諾 参考文献
Il primo libro della Clavis Magna, ovvero, Il trattato sul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 (contiene il De Imaginum, Signorum et Idearum Compositione), a cura di Claudio D'Antonio, Di Renzo Editore, Roma 1997
Il secondo libro della Clavis Magna, ovvero, Il Sigillo dei Sigilli - (contiene l'Explicatio XXX Sigillorum, XXX Sigilli, Sigillus Sigillorum), a cura di Claudio D'Antonio, Di Renzo Editore, Roma 2002
焦爾達諾·布魯諾 参考文献
Il quarto libro della Clavis Magna, ovvero, L'arte di inventare con Trenta Statue - (contiene il De Lampade Combinatoria Lulliana, De Compendiosa Architectura et Complemento Artis Lullii, De Specierum Scrutinio, Animadversiones in Lampadem Lullianam, De Progressu et Lampade Venatoria Logicorum), a cura di Claudio D'Antonio, Di Renzo Editore, Roma 2002
焦爾達諾·布魯諾 参考文献
Chiara Lefons (a cura di), Indice dei nomi, dei luoghi e delle cose notevoli nelle opere di Giordano Bruno,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udi sul Rinascimento. Quaderni di «Rinascimento», vol. 38
Michael White, The Pope and the Heretic: The True Story of Giordano Bruno, the Man Who Dared to Defy the Roman Inquisition [First Edition], 0060933887, 9780060933883, 9780061442704, Harper Perennial, 2002
耗散系統
耗散系統（英語：）是指远离熱力學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此系統和外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熵而继续维持平衡，对这种结构的研究，解释了自然界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现象。
耗散结构一词由比利时物理学家、化学家伊里亚·普里高津发明。普里高津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的科学，他为此曾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
常見的耗散结构包括對流、气旋、熱帶氣旋及生物体。像镭射、瑞利–貝納爾對流及B-Z反应也是耗散结构的例子。
耗散系統 簡介
耗散结构的特點是自發對稱性破缺（各向异性）以及複雜，甚至混沌的結構。普里高津考慮的耗散结构有其動態的機制，因此可以視為熱力學上的穩態，有時也可以用適當的非平衡熱力學中的極值定理來描述。
以前的物理理论认为，只有能量最低时，系统最稳定，否则系统将消耗能量，产生熵，而使系统不稳定。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高能量的情况下，开放系统也可以维持稳定。例如生物体，以前按照热力学定律，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构，不断地产生熵而应自行解体，但实际是反而能不断自我完善。其实生物体是一种开放结构，不断从环境中吸收能量和物质，而向环境放出熵，因而能以破坏环境的方式保持自身系统的稳定。城市也是一种耗散结构。
牛顿的万有引力描述的是无始无终按规律运行的美好世界，而热力学第二定律描述的是一切终将走向灭亡的热寂，相較之下，耗散结构描述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生”的机制，但其先决假定条件是存在提供能量、物质，並且可以交換熵的外环境。
耗散系統 熱力學描述
一開放系統的熵變化可以表示如下：
熵變化可以分解為系統內（）及系統外的（，和環境交換的熵）。
在封閉系統中系統無法和環境交換熵，因此（），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等號成立時表示平衡），因此。
不過在開放系統中，系統可以和環境交換熵，因此可以形成一個穩態的結構，假設總熵不變，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因此可得
（負熵流）
耗散系統 控制理论中的耗散系統
在系統及控制理論中，耗散系統是滿足「耗散不等式」的動力系統，假設其狀態、輸入及輸出分別為、及。
假設一個函數，其針對任何輸入及初始狀態 ，在任意有限時間內的積分都為有限值，將此函數稱為供應率函數，則一個系統為耗散系統的條件是存在一個連續的非負函數（稱為儲存函數），使得針對任意輸入及初始狀態 ，以下的不等式（耗散不等式）都成立：
,
耗散系統的耗散不等式也可以表示為以下的形式：
物理的解釋可將視為是系統的能量，而是單位時間輸入系統的能量。
此表示方式和李雅普诺夫稳定性有很強的關係，在系統有特定可控制性及可觀察性的條件時，儲存函數可以作為李雅普诺夫函數。
簡單來說，耗散理論可以用來設計線性及非線性系統的回授控制。耗散系統理論是由V.M. Popov、J.C. Willems、D.J. Hill 及P. Moylan等學者提出。對於線性非時變系統，耗散系統即為正實轉移函數，而且Kalman–Yakubovich–Popov引理可以聯繫正實系統的相空間及頻域相關特性。由於耗散理論在應用上的重要性．其仍為系統及控制研究的熱門領域之一。
耗散系統 量子力學中的耗散系統
量子力學及其他以哈密頓力學為基礎的經典動態系統，具有時間可逆轉性，其本質無法描述耗散系統。理論上可以將系統進行弱耦合，以諧振子為例，可以將許多處於熱平衡，但頻率各自不同的諧振子視為一個整體，整體有很寬的頻譜，記錄整體平均的情形。會得到一個主方程，是林德布拉德方程(Lindblad equation)的特例，而林德布拉德方程可視為刘维尔定理的量子力學版本。
耗散系統 參考資料
J.C. Willems. Dissipative dynamical systems, part I: General theory; part II: Linear systems with quadratic supply rates. Archive for Rationale mechanics Analysis, vol.45, pp. 321–393, 1972.
中銀大廈 (香港)
中銀大廈（英语：Bank of China Tower）是中銀香港的總部，位於香港中西區金鐘花園道1號。原址是美利樓，在1985年4月18日動土，翌年招租，由日本熊谷組負責承建，在1989年竣工，8月取得入紙，1990年5月17日正式啟用。大廈落成時為香港最高的建築物，並且超越新加坡華聯銀行大廈，成為當時亞洲最高的摩天大樓，但其香港最高大廈的地位在1992年便被中環廣場取代，現時該大廈為香港第四高的建築物，在全球排名則位居第56位（截至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