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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汉考克 日趋紧张的局势
汉考克在政治上的成功得益于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亚当斯当时是众议院的职员，也是波士顿“人民党”的领袖。此党派也被称为“辉格党”，后来又被称为“爱国者”。这两个人差异颇大：亚当斯比汉考克年长15岁，有着一种阴沉的清教徒式的人生观，这与汉考克对奢侈的喜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的虚构故事称亚当斯一手策划了汉考克的政治崛起，这样他的财富就可以用来推动辉格党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把汉考克描绘成浅薄而虚荣的人，易于被亚当斯操纵。为两人写传记的历史学家威廉·M·福勒则认为这种描述过于夸张，两人之间其实是导师与门生的关系。
约翰·汉考克 《汤森法案》引发的危机
《印花税法》被废除后，英国议会希望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加税收，因此于1767年通过了《汤森法案》，规定对各种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并成立了北美海关委员会（American Customs Board），以加强海关机构的权力。英国政府认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海关体系是必要的，因为许多北美殖民地商人一直在从事走私活动。走私者与英国以外的港口进行贸易并逃避进口税，违反了《航海法案》。议会希望新的体系能减少走私，并为政府创收。
殖民地的商人，即便没有参与走私，也认为新规定对他们造成了压迫。其他殖民者则进行抗议，称新的关税是英国议会未经殖民地同意而向他们征税的又一次尝试。汉考克和其他波士顿人一起呼吁抵制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直到《汤森法案》被废除。在执行海关条例时，海关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了汉考克—波士顿最富有的辉格党人。他们可能怀疑他参加走私活动，或者可能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骚扰他。汉考克拒绝出席有海关官员在场的公共活动，冷落了时任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更加重了当局对他的政治立场的怀疑。
约翰·汉考克 《汤森法案》引发的危机
1768年4月9日，两名海关工作人员登上了停泊在波士顿湾的汉考克的双桅帆船“莉迪亚”号。汉考克被传唤，但他发现工作人员们没有协助令，因此不允许他们下甲板。后来，当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设法进入船舱时，汉考克的人把他推回到甲板上。海关官员想要提出指控，但马萨诸塞湾省检察总长乔纳森·休沃尔裁定汉考克没有违反法律，于是该指控被撤销。后来，汉考克的一些狂热的崇拜者把这一事件称为殖民地反抗英国当局的第一枪，并认为是汉考克引起了美国独立战争。
1768年5月9日晚上，汉考克的单桅帆船“自由”号载着一批马德拉酒抵达波士顿湾。第二天早上，当海关官员检查这艘船时，他们发现船上装载的酒只有载重上限的四分之一。汉考克缴纳了船上的酒的税，但官员怀疑他在晚上偷偷卸下更多的酒，以避免缴纳全部货物的税。然而，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在船上过夜的两名海关工作人员发誓说，船上没有卸下任何东西。
约翰·汉考克 《汤森法案》引发的危机
一个月之后，英国军舰“罗姆尼”号抵达波士顿时，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改口称，当“自由”号非法卸货时，他被强行扣留在船上。6月10日，海关官员扣押了“自由”号。“罗姆尼”号的舰长强征当地殖民者入伍，这种非法行为已经使得波士顿人满腔怒火。而强行扣押船只也是非法的，因此，当官员们开始把“自由”号拖往“罗姆尼”号时，现场立刻发生了暴乱。前往扣押的水手和水兵被抗议者误认为是要强征他们入伍，使得事态进一步升级。暴乱后，海关官员返回“罗姆尼”号，随后又前往，宣称他们在波士顿城内无法保证自身安全。辉格党坚称海关官员夸大了危险程度，这样英国政府就可以派兵到波士顿。
英国官员针对此事件提起了两起诉讼：对“自由”号的物权诉讼和对汉考克的人身诉讼。这样英国官员以及原告都将获利，因为按照惯例，法庭评估的任何惩罚都将判给总督、控告人和国家，每方分得三分之一。第一起诉讼提起于1768年6月22日，结果是“自由”号在8月被没收。随后海关官员使用这艘船执法，直到第二年它被愤怒的罗德岛殖民者烧毁。
约翰·汉考克 《汤森法案》引发的危机
对第二起诉讼的审判于1768年10月开始，汉考克和其他五人被指控未缴纳关税而从“自由”号上卸下100大桶葡萄酒。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必须缴纳9,000英镑的罚金，相当于葡萄酒价值的三倍。汉考克被副海事法院起诉，审判现场高度公开，没有陪审团，也不总是允许辩方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约翰·亚当斯担任汉考克的律师。经过了将近五个月的拖延，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汉考克的诉讼最终被撤销。
约翰·汉考克 《汤森法案》引发的危机
虽然指控被撤销，但后来的许多作家仍把汉考克描述成一个走私者，但这种描述的准确性备受质疑。历史学家约翰·W·泰勒（John W. Tyler）在1986年写道：“关于汉考克是否有罪，以及对他的确切指控的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另一位历史学家奥利弗·迪克森（Oliver Dickerson）则认为，汉考克是伯纳德总督和海关官员敲诈勒索的受害者。他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汉考克在“自由”号案件中确实有罪，审判的目的是出于政治原因惩罚汉考克，并掠夺他的财产。约翰·亚当斯的法律文件的编辑金温·弗罗斯（Kinvin Wroth）和希勒·佐贝尔（Hiller Zobel）则反对迪克森的解释，他们认为汉考克的清白值得怀疑，英国官员的做法即使不明智，也是合法的。律师和历史学家伯纳德·诺伦伯格（Bernard Knollenberg）得出结论：海关官员有权扣押汉考克的船，但将其拖到“罗姆尼”号上的行为则是非法的。法律史学家约翰·菲利普·里德（John Phillip Reid）则认为，双方的证词在政治上都是片面的，不可能客观地重现事件。
除此之外，汉考克参与走私活动的程度也受到了质疑，在当时的北美十三州，走私活动很可能非常普遍。考虑到走私活动的秘密性，相关的记录很少。如果汉考克确实是走私者，也没有相关文件证明。约翰·W·泰勒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波士顿的400多名商人进行了研究，确定了23名走私者，但并没有发现汉考克是其中之一的书面证据。传记作家威廉·M·福勒总结道，虽然汉考克可能参与了一些走私活动，但他的大部分生意都是合法的，他后来的“殖民地走私之王（king of colonial smugglers）”的称号是没有根据的。
约翰·汉考克 从大屠杀到倾茶事件
“自由”号事件使得英国下定决心武力镇压波士顿的骚乱。塞缪尔·亚当斯的《马萨诸塞通函》被寄往其他的英属美洲殖民地，以希望各殖民地协调抵制《汤森法案》，这大大推动了英国政府做出决定。殖民地政府秘书长希尔斯伯勒勋爵派遣四个团的英军前往波士顿支援英国官员，并指示总督伯纳德，要求马萨诸塞立法机构撤销通函。汉考克和马萨诸塞众议院投票反对这一要求，并起草了一封请愿书，要求伯纳德下台。伯纳德最终于1769年返回英国本土，波士顿人为此大加庆祝。
然而，英国军队没有随之撤离，与当地平民之间的关系也仍然紧张，最终，1770年3月，波士顿大屠杀爆发，5名平民死亡。汉考克并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但后来他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要求英军撤离。他在会见伯纳德的继任者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和英军指挥官威廉·达尔林浦尔上校时宣称，如果英军不撤离，那么将会有一万名武装殖民者准备进军波士顿。哈钦森知道汉考克在虚张声势，但驻守在城内的士兵处境确实危险，因此达尔林浦尔同意将两个团转移到威廉堡。因为成功使英军撤退，汉考克被视为英雄，并在同年5月的马萨诸塞众议院选举中成功连任。
约翰·汉考克 从大屠杀到倾茶事件
1770年英国议会部分废除《汤森法案》中规定的关税之后，波士顿对英国商品的抵制宣告结束。马萨诸塞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但紧张依然存在。汉考克试图改善他与哈钦森总督的关系，后者反过来试图说服他远离亚当斯的影响。1772年4月，哈钦森批准汉考克担任波士顿军团上校，该军团是一支民兵部队，主要职责是为总督和常设法院提供仪式性的护送。5月，哈钦森甚至批准汉考克当选为总督委员会委员。当时的总督委员会成员由众议院选举产生，由总督否决。在此前的委员会选举中，汉考克落选，但此时哈钦森允许他继续参选。然而，汉考克拒绝了这一职位，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受到了总督的拉拢。为了避开波士顿的敌对的人群，哈钦森一直在城外召集立法机关开会；此时，为了让议员们松一口气，他同意立法机关返回波士顿。
约翰·汉考克 从大屠杀到倾茶事件
哈钦森希望他能赢得汉考克的支持，并败坏亚当斯的名声。在一些人看来，亚当斯和汉考克确实存在分歧：当亚当斯在1772年11月成立波士顿通信委员会主张殖民地权利时，汉考克拒绝加入，给外人留下了辉格党内部分裂的印象。但是，无论他们之间原本的分歧有多大，1773年，当殖民地政治再度陷入重大混乱时，他们二人再次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揭露了哈钦森的私人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总督似乎建议“对所谓的英国式自由进行删减”，以维护殖民地的秩序。马萨诸塞议会指责哈钦森对波士顿的军事占领，要求解除他的总督职务。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茶叶法案》带来了更多麻烦。这一年的11月5日，汉考克在波士顿城内主持了一场会议，该会议决定任何支持《茶叶法案》的人都是“北美的敌人”。汉考克和其他人迫使接受茶叶运输的代理人辞职。在三艘运输茶叶的船抵达波士顿湾后，他们试图阻止船只卸货，但没有成功。汉考克出席了12月16日的重大会议，据说，他在会议上对人群说：“让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汉考克没有参加当天晚上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尽管他保持谨慎态度，没有公开赞扬破坏私人财产的行为，他还是赞成这一行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考克的健康状况因痛风而大受影响，日后，这种疾病越来越频繁地困扰他。到了1774年3月5日，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可以参加第四次大屠杀日演讲，以纪念波士顿大屠杀。在演讲中，汉考克谴责了英国军队在波士顿的存在。他说，英军被派到波士顿是为了“迫使人们服从议会的法案，这是上帝和人类都没有授权他们去做的。”这篇演讲得以出版并不断重印，提高了汉考克作为爱国者领袖的地位。
约翰·汉考克 革命开始
倾茶事件发生后，英国议会通过《波士顿港口法案》，作为对该事件的回应。该法案是旨在加强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的所谓“不可容忍法令”之一。1774年5月，托马斯·盖奇将军接替哈钦森出任总督。6月17日，马萨诸塞众议院选出五名代表，参加在费城举行的第一届大陆会议。该会议的目的是协调各殖民地对“不可容忍法令”的回应。可能出于健康原因，也可能是为了在其他爱国者领袖不在的时候继续掌权，汉考克没有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任职。
盖奇很快解除了汉考克的波士顿军团上校职务。1774年10月，盖奇又取消了原定要举行的常设法院会议。作为回应，众议院自行改组为独立于英国控制之外的马萨诸塞湾省议会。汉考克当选为省议会主席，同时在省安全委员会中担任关键职务。安全委员会组建了第一支一分钟人部队，该部队由随时准备行动的民兵组成。
约翰·汉考克 革命开始
1774年12月1日，省议会选举汉考克作为代表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以取代因病不能参加第一届会议的詹姆斯·鲍登。1775年2月，在汉考克向费城的大陆会议作报告之前，省议会全票选举他作为主席。汉考克的多重角色赋予了他在马萨诸塞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早在1774年1月，英国官员就考虑逮捕他。1775年4月，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参加了在康科德举行的省议会，随后，他们认为在前往费城之前返回波士顿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住在汉考克小时候在列克星敦的家里，而没有返回波士顿。
1775年4月14日，盖奇收到达特茅斯伯爵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他“逮捕省议会的主要行动者和唆使者，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省议会的议事程序都是叛国和叛乱行为”。4月18日晚，盖奇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执行一项任务，从而直接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这支小分队的行动目的是夺取并销毁殖民者储存在康科德的军需品。根据许多历史记载，盖奇还指示手下逮捕汉考克和亚当斯；如果如此，盖奇发出的书面命令并没有提到要逮捕爱国者的领导人。显然，盖奇认为，逮捕汉考克和亚当斯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其他领导人将会取代他们的位置，而英国人则会被描绘成侵略者。
约翰·汉考克 革命开始
虽然盖奇决定不逮捕汉考克和亚当斯，爱国者一开始却不这么认为。约瑟夫·沃伦从波士顿派信使保罗·里维尔去警告汉考克和亚当斯，英国军队正在行动，可能试图逮捕他们。午夜时分，里维尔到达列克星敦并发出了警告。当时，汉考克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民兵上校，想和爱国者民兵一起在列克星敦参加战斗，但亚当斯和其他人说服他避免战斗。他们认为，汉考克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比作为一名士兵更有价值。汉考克和亚当斯成功逃离后，战争的第一枪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打响。战役结束后不久，盖奇发布公告，赦免所有愿意“放下武器，回归和平国民职责”的人，但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除外。这份公告非但没有让他们归顺英国，反而增加了他们二人在爱国者中的声望。
约翰·汉考克 大陸會議總統
战争进行时，汉考克和其他马萨诸塞的代表一起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1775年5月24日，在亨利·米德尔顿拒绝提名后，汉考克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陸會議總統，以接替佩顿·伦道夫。以下几个原因使得汉考克成为會議總統的优秀人选。首先，他经常主持马萨诸塞的立法机构和镇民会议，政治经验丰富。其次，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得温和派代表更有信心，而他与波士顿激进派的联系也让其他激进派接受了他。由于會議總統的职责还没有完全确定，也不清楚伦道夫是辞职了还是在休假，因此，此时他的立场尚不明朗。和其他的大陆會議總統一样，汉考克的权力大多限于主持会议。他还必须处理大量的官方信件，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有必要自费聘请书记员来帮助处理文书工作。
约翰·汉考克 大陸會議總統
1775年6月15日，在大陆会议上，马萨诸塞代表约翰·亚当斯提名乔治·华盛顿为军队总司令，当时，该部队正在波士顿周围集结。战争结束多年后，1801年，亚当斯写道，汉考克对自己没有获得指挥权感到非常失望。这段简短的评论是能够证明汉考克寻求成为总司令的唯一来源，经常被引用。20世纪初，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写道，这一事件引发了汉考克和华盛顿之间终生的隔阂，但是，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或隔阂是否曾发生则表示怀疑。根据历史学家唐纳德·普洛克特（Donald Proctor）的说法，“当代没有证据表明汉考克有想成为总司令的想法。恰恰相反，他毫无野心。”汉考克和华盛顿在所谓的“事件”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778年，汉考克给他唯一的儿子取名为约翰·乔治·华盛顿·汉考克。尽管华盛顿礼貌地拒绝了汉考克的请求，汉考克仍然赞赏并支持华盛顿。
约翰·汉考克 大陸會議總統
大陆会议于1775年8月1日宣布暂时休会。汉考克抓住这个机会，迎娶了他的未婚妻多萝西·昆西。这对夫妇于8月28日在康涅狄格的费尔菲尔德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没能活到成年。他们的女儿莉迪亚·亨奇曼·汉考克出生于1776年，10个月后去世；儿子约翰出生于1778年，在1787年因滑冰时头部受伤而去世。
在担任大陆會議總統期间，汉考克卷入了与哈佛之间的长期争议。自177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学院的财务主管，负责管理学院的财务记录以及大约1.5万英镑的现金和证券。在独立战争爆发时，由于事态紧急，汉考克无法在前往大陆会议之前把钱和账目还给哈佛学院。1777年，由汉考克在波士顿的主要政治和社会对手詹姆斯·鲍登领导的哈佛委员会派人到费城取回这笔钱和记录。汉考克被激怒了，但他还是向学院上交了16,000多英镑以及一部分记录。当哈佛免除汉考克的财务主管职务时，他的自尊心大大受损。多年来，尽管鲍登和其他政治对手持续对他施压，他仍拒绝结算账户或支付他所持有的资金的利息。直到汉考克死后，这个问题才通过从他的遗产中拨给学院1,000多英镑而得以解决。
约翰·汉考克 大陸會議總統
汉考克任职期间，经历了独立战争中最黑暗的时刻。1776年，英国人把华盛顿从纽约和新泽西赶走，迫使大陆会议逃往巴尔的摩。1777年3月，汉考克和大陆会议回到费城，但6个月后，英国占领费城，汉考克和大陆会议被迫再度逃亡。汉考克给殖民地的官员写了无数封信，为华盛顿的军队筹集资金、补给和兵员。他担任海军委员会（Marine Committee）主席，帮助建立了一支小型护卫舰舰队，其中包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汉考克”号。
《独立宣言》通过并签署时，汉考克任大陆會議總統。美国人之所以记住他，主要是因为他在《独立宣言》上大而华丽的签名，以至于在美国，“约翰·汉考克”成为了“签名”的非正式的同义词。据说，汉考克的签名大而清晰，这样英王乔治三世不戴眼镜也能读懂，但这则故事是虚构的，在《独立宣言》签署后很多年才出现。
与流行的说法相反，1776年7月4日并没有正式签署《独立宣言》。那一天，大陆会议批准了文本内容，随后，修订本就被送往印刷厂进行印刷。汉考克可能签署了一份交给印刷商约翰·邓拉普的文件，但由于文件已经丢失（可能在印刷过程中被毁），因此无法判断此事件的真实性。邓拉普印制了《独立宣言》的第一个发行版本。在当时的所有大陆会议代表中，只有汉考克的名字出现在了这一版上。尽管其上还有大陆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名字，但他不是作为代表，而是以“证明人”的身份签署的，这也暗示着汉考克已经在修订本上署了名。汉考克给华盛顿寄去了一份《独立宣言》，要求他以“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读给士兵们听。
在这份印刷版《独立宣言》上，汉考克的名字是被印刷上去的，而非手写；他标志性的签名，则出现在另一份文件上。这份文件于1776年7月19日手写，并在8月2日由汉考克及全体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今天，这份文件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展出。
约翰·汉考克 返回马萨诸塞州
1777年10月，在大陆会议任职两年多之后，汉考克请求休假。他要求华盛顿安排军队护送他返回波士顿。尽管华盛顿人手不足，但他还是派了15名骑兵护送汉考克回家。此时，汉考克已与塞缪尔·亚当斯疏远，因为亚当斯认为汉考克虚荣心重、铺张浪费，不适合作为共和派领袖。当大陆会议投票感谢汉考克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时，亚当斯和其他马萨诸塞州代表投票反对这项决议，其他州的一些代表也投了反对票。
回到波士顿后，汉考克再次当选众议员。和前几年一样，他的慈善事业使他广受欢迎。尽管由于战争，他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但他仍向穷人捐款，帮助扶养寡妇和孤儿，并借钱给朋友。传记作家威廉·福勒说：“约翰·汉考克是一个慷慨的人，人们因此爱戴他。他是人民的偶像。”1777年12月，他再次当选为大陆会议代表，并主持波士顿市会议。
约翰·汉考克 返回马萨诸塞州
1778年6月，汉考克重返大陆会议，但这段短暂的经历并不愉快。在他缺席期间，大陆会议选举了亨利·劳伦斯为新主席，这令汉考克颇为不满，希望重新获得会议主席的职位。他和塞缪尔·亚当斯相处得很不好，同时想念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1778年7月9日，汉考克和马萨诸塞州的其他代表与其他七个州的代表一起签署了《邦联条例》，但其他州还没有准备签署，直至1781年，条例才被批准。
1778年7月，汉考克返回波士顿，以投入作战。早在1776年，汉考克就被任命为马萨诸塞民兵的主要将领。1778年8月，由于法国舰队前来援助美军，华盛顿命令约翰·沙利文将军率领军队进攻罗德岛纽波特的英国驻军。在这场战役中，汉考克名义上指挥6,000名民兵，并让职业士兵制定计划、发布命令。然而，美法联军却遭遇惨败，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放弃了这次行动，之后汉考克的民兵也大多离开了沙利文的大陆军。由于这次失败，汉考克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他的声誉丝毫未减。
约翰·汉考克 返回马萨诸塞州
经过漫长的拖延后，《马萨诸塞州宪法》于1780年10月生效。不出当时人所料，汉考克以超过90%的压倒性优势，成功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州长。由于正式的政党政治体系尚未形成，这场选战实际上是个人性格、人气和爱国主义的较量。汉考克由于对独立战争的巨大贡献和领导第二届大陆会议而深受欢迎，同时，他的爱国精神也无可指摘。而他的政治对手鲍登则被汉考克的支持者指控“不爱国”，理由包括拒绝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原因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鲍登的支持者主要是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富裕的商业利益集团，他们把汉考克描绘成刻意迎合群众的煽动者。同年，汉考克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的创始成员。
从独立战争到战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汉考克一直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一职，并多次以巨大优势连任。他采取不干涉的治理模式，尽可能避免争议性的问题。根据威廉·福勒的说法，汉考克“从未真正领导过”，也“从未用他的力量处理马萨诸塞面临的关键问题”。1785年1月29日，汉考克突然辞去州长职务，他解释称是由于他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但他可能意识到了农村地区日益加剧的动荡，希望在骚乱发生前下台。
汉考克的批评者有时认为，他声称生病，以避免面临政治困境。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写道，汉考克的“两大主要资源是他的钱和痛风，前者用来赢得声望，后者用来防止失去声望。”汉考克所极力避免的骚乱，最终演变成谢司起义，而汉考克的继任者鲍登则不得不应对。起义被平定后，汉考克在1787年再次当选为州长，刚上任就立即赦免了所有参加起义的人。第二年，三名自由黑人在波士顿被绑架，随后被运往法属马提尼克岛做奴隶，引起了一场争议。汉考克代表这三名黑人给马提尼克岛总督写信。最终，三人重获自由，并返回马萨诸塞州。汉考克继续连任州长，直到逝世。
约翰·汉考克 晚年生活
1785年，汉考克辞去州长一职，同时再次当选为邦联议会（1781年《邦联条例》通过后由大陆会议改制而来）代表。独立战争之后，议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经常被各州忽视。汉考克于1785年11月23日被选为议会主席，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自己对此也不感兴趣，所以从未参加议会。1786年6月，他向议会递交了辞职信。
为了弥补《邦联条例》的缺陷，代表们先是在1786年参加安纳波利斯会议，然后在1787年参加费城会议，以起草《美国宪法》，随后宪法条文被送到各州，进行批准或否决。汉考克没有出席费城会议，他对宪法缺乏权利法案以及将权力转移到中央政府感到担忧。1788年1月，汉考克被选为马萨诸塞州宪法批准大会的主席。大会开始时，由于生病，他没有出席。在争议不断的辩论中，汉考克大多保持沉默，但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他发表了支持批准宪法的讲话。塞缪尔·亚当斯多年来第一次支持汉考克的立场。即使有汉考克和亚当斯的大力支持，大会还是仅以187票对168票的微弱优势，勉强通过了宪法。汉考克的支持可能是宪法得以批准的决定性因素。
约翰·汉考克 晚年生活
在1789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汉考克被推举为候选人。在那个政治野心被普遍怀疑的时代，汉考克没有参加竞选活动，甚至没有公开表示对总统职位感兴趣，相反，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其他人一样，汉考克知道华盛顿将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汉考克仍可能对担任副总统感兴趣。汉考克在选举中只获得了四张选举人票，其中没有一张来自他的家乡州—马萨诸塞州：当地的选举人都把票投给了约翰·亚当斯，他获得了第二多的选举人票，因此成为了副总统。尽管汉考克对自己在选举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但他在马萨诸塞仍然很受欢迎。
由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汉考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基本上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州长。1793年10月8日，汉考克逝世，享年56岁。根据代理州长塞缪尔·亚当斯的命令，汉考克的下葬日被定为州定假日；这场奢华的葬礼可能是当时为美国人举办的最盛大的葬礼。
约翰·汉考克 身后与纪念
尽管汉考克的葬礼规模宏大，在他去世之后，他很快就淡出了大众的记忆。根据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F·杨的说法，“独立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波士顿只纪念了一位英雄：乔治·华盛顿。”早在1809年，约翰·亚当斯就曾哀叹道，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几乎被遗忘”。在当时的波士顿，几乎没有人致力于保护与汉考克相关的历史遗产。由于波士顿市政府和马萨诸塞州议会一致决定不再进行维护，汉考克在灯塔山的房子在1863年被拆除。根据杨的说法，马萨诸塞保守的“新精英”“对一个承诺把自己的财产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富人感到不舒服”。1876年，随着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到来，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独立战争的兴趣，在波士顿，一座座纪念汉考克的牌匾被竖起。1896年，人们在谷仓墓地的汉考克墓前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约翰·汉考克 身后与纪念
直到20世纪，汉考克的长篇传记才问世。为汉考克撰写传记的作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与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等著名开国元勋相比，汉考克留给历史学家用来解读他一生的个人作品相对较少。因此，对汉考克的大多数描述都依赖于他的政治对手的大量著作，其中充斥着对他的严厉批评。根据历史学家查尔斯·阿克斯（Charles Akers）所说，“马萨诸塞州历史编纂的主要受害者是约翰·汉考克。他是这个州悠久历史上最具天赋、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然而，很不幸的是，后人对他的认识几乎完全是通过诋毁他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得来的。”
约翰·汉考克 身后与纪念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汉考克批评者是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和《美国传记词典》（Th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中对汉考克进行了负面描述。亚当斯认为，汉考克是一位“公正的首席官员”，但“没有非凡的能力”，他之所以闻名于世，只是因为他继承了大笔财富。几十年后，历史学家唐纳德·普洛克特认为，亚当斯没有做任何认真的研究，不加批判地重复了汉考克政治对手的负面观点。他认为亚当斯的著作“呈现了一系列轻蔑的事件和轶事，有时有部分记录，有时根本没有记录，总之给人留下了对汉考克的恶劣印象。”根据普洛克特的说法，亚当斯显然把自己对20世纪20年代商人的不满投射到汉考克身上，因此歪曲了汉考克政治生涯中的几个关键事件。在20世纪70年代，普洛克特和阿克斯呼吁学者们根据汉考克的功绩来评价他，而不是依赖他的批评者的观点。从那时起，历史学家们虽然承认汉考克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政治理论家或军事领袖，但对他的描述通常更为有利。
美国的许多地方和事物都以汉考克的名字命名。美国海军曾经有过“汉考克”号和“约翰·汉考克”号军舰，一艘二战时期的自由轮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有十个州下辖名为漢考克縣的县份，除此之外，马萨诸塞、密歇根、新罕布什尔、纽约等州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1862年在波士顿成立的约翰·汉考克金融公司和已经不复存在的约翰·汉考克大学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翰·汉考克金融公司又以这个名字命名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和芝加哥的約翰·漢考克中心。
治平 (北宋)
治平（1064年—1067年）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4年。治平四年正月宋神宗即位沿用。
治平 (北宋) 年號含義
谓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治平 (北宋) 紀年農曆對照表
表格中各月的干支即為各月的第1日，「大」表示該月有30日，「小」表示該月有29日，「閏月」表格中的中文數字表示該年為閏某月（比如「五丙寅」裡有中文數字「五」，即表示該行所在年份有閏五月），各月初一底下的數字表示對應的西曆日期。
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台北代表團
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北代表團是中華民國（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在希臘雅典舉行的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為第6次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夏季奧運。共有89位運動員（50名男運動員和39名女運動員）參與14個競賽項目。
在开幕仪式上，中華台北在希臘文的拼法為「KINEZIKH ΤΑΪΠΕΪ」，因而在進場排序為「T」組（第2個開頭字當作第1個開頭字）。而隊旗的懸掛排序也是依照這個規則排列。在本屆比賽中，中華台北在跆拳道項目奪得兩面金牌，排名史上最高（2020東京奧運排名第34名為第二好，同時2020東京奧運所獲得的2金4銀6銅計12面獎牌數則打破其與2000雪梨奧運共同保持的5面獎牌記錄），此屆也是中華民國籍選手首次獲得奧運金牌。
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台北代表團 項目及成績
男子
女子
獲得第5名
預賽
投　手：吳佳燕、賴聖蓉、林素華、林柏珍。
捕　手：楊慧君、東昀錡。
內野手：王雅芬、顏秀姿、潘慈惠、陳鳳盈、張麗秋、王曉萍。
外野手：陳妙怡、李秋靜、黃慧雯。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女子
米老鼠
米奇老鼠（英語：），是一個於1928年由華特·迪士尼和乌布·伊沃克斯於華特迪士尼動畫工作室創作的卡通形象人物。米奇是一只拟人化的黑色大耳老鼠，通常穿著紅色短褲、黃色大鞋和四根手指的白色手套。作為華特迪士尼公司的官方吉祥物，米奇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迪士尼角色之一。
米老鼠於1928年11月18日在電影《汽船威利号》上首次正式亮相，並從此成為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官方吉祥物。而作為世界上最知名的迪士尼角色之一，米奇擁有不少與之相關的商品、影片、地點等。米奇的角色設計與幸運兔奧斯華相近。除动画外，米奇亦曾於漫畫、電子電影及遊戲等作品中出現，如電影《幻想曲》及電子遊戲《王國之心系列》等。米奇亦是迪士尼度假区的重要人物之一。
米老鼠 創造
米老鼠最初被創造是為了取代幸运兔奥斯华，后者是華特迪士尼工作室1926年為查爾斯·明茨創作的动画角色。1928年的春天，隨著幸運兔奧斯華系列人氣不斷上升，華特·迪士尼要求明茨增加制作预算。但是，明茨卻反過來要求縮減20%財政预算，並指出兔子的版權屬於环球影业，以及表示他已買通大部份華特迪士尼工作室員工，以強迫迪士尼接受其要求。一气之下，华特·迪士尼拒絕了其請求，並完成剩下來的幸运兔奥斯华动画以終止雙方合約。作為報復，明茨將大部份華特迪士尼工作室員工聘請至环球影业工作，華特·迪士尼因此失去不少得力助手。华特·迪士尼為背叛他的工作人员感到失望，决心从头开始工作。新的迪士尼工作室最初僅僅由華特·迪士尼、动画师乌布·伊沃克斯、学徒艺术家雷斯·克拉克和威尔弗雷德·積遜組成。自此，华特·迪士尼明白了不要將任何角色的版權售予他人。
米老鼠 創造
1928年春天，华特·迪士尼請求伊沃克斯开始設計新的角色。伊沃克斯尝试繪製各种动物的草图，如狗和猫，但均沒有被採納。一隻母牛和公马也被拒绝了（它們後來成了克拉贝儿和贺拉斯）。1925年，休·哈曼在迪士尼的照片周围画了一些米老鼠草图。伊沃克斯在這些草图中获得了灵感，最終設計了米老鼠。起初，米老鼠名叫「莫蒂默老鼠」（Mority Mouse）。但後來，迪士尼的妻子莉莲说服他改变名稱。最終，迪士尼決定使用「米老鼠」這個名稱。演员米奇·朗尼曾声称迪士尼因曾與他會談，所以引發了迪士尼使用「米老鼠」這個名稱的灵感。
米老鼠 歷史
米奇的首次亮相是在1928年5月15日《飛機迷》的試映會上，但由於該片一直要到1929年才正式上映，因此一般認為米奇的正式亮相是在1928年11月18日上映的《汽船威利号》上。接著，米奇出現在超過130部電影中，其中包括《警察樂隊演唱會》（1935年）、《勇敢的小裁縫》（1938年），以及《幻想曲》（1940年）。米奇主要出現於短片中，但亦曾出現於長篇電影中。米奇的其中九個动画短片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而其中的卡通《伸出爪子》更於1942年獲頒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1978年，米奇成為第一個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中擁有一個手印位置的卡通人物。
自1930年起，米奇也被製作成一個漫畫人物。由弗洛伊德·戈特弗雷德松繪製，以米奇命名的「報紙」營運了45年之久。米奇也出現在漫畫書和電視節目系列上，其中包括《俱樂部》（1955年－2018年）。他亦出現在很多其他媒體中，例如電子遊戲和商品推銷中。
米老鼠 歷史
米奇第一部长篇剧情动画《三剑客》於2004年在美国以录影带首映形式推出。该电影的DVD在中国已经由中录德加拉发行，DVD在台湾由博伟发行。
米奇在1928年至1947年期間都是由华特·迪士尼親自配音，1947年起由占美·麥當勞取而代之，1983年起由麥當勞先生早期的助手韋恩·奧艾恩配音。於2009年，配音員轉為現在的布雷特·伊雲。
米老鼠 配音員
米奇其中一個特徵就是他羞澀的假聲。自從1929年的短片《嘉年華小孩》起，米老鼠的配音工作就是由华特·迪士尼本人負責。然而，到了1946年，因华特·迪士尼的工作太繁忙，無法再繼續為米奇配音。自《米奇與魔豆》起，米老鼠的配音工作就被轉交占美·麥當勞手中。韋恩·奧艾恩於1977年取代了麥當勞成為米老鼠配音員，直至2009年，奧艾恩死於心臟病為止。布雷特·伊雲於2009年取代奧艾恩成為了米老鼠的配音員，並持續至今。於2009年，伊雲的主要工作包括為迪士尼郵輪、米奇玩具、主題樂園和迪士尼冰上世界表演配音。另外在2013年新系列米奇歡樂多和米奇妙妙世界，就由更接近華特風格的克里斯·達瑪托普拉斯同時擔任米奇的配音員。
中国大陆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其配音员為董浩
臺灣版由葉樹涵（1990年－2001年）、吳文民（2001年－至今）擔任配音，香港配音員為馮永和。
日本版由納谷六朗（1989年－1991年）、青柳隆志（1991年－2018年）、星野貴紀（2018年－至今）擔任配音。
米老鼠 形象
米奇是一隻擬人化的小老鼠，擁有一對圓形的大耳朵，且通常穿著紅色短褲、黃色大鞋和白色手套，米奇只有四隻手指。米老鼠不時會與其女朋友米妮、寵物狗布鲁托，以及唐老鸭和高飛一起出現。他的敵人皮特亦不時出現。起初，米老鼠被設定為一個調皮的反英雄，但因其持續上升的人氣，使迪士尼公司將之變為一個開朗且害羞的角色。在遊戲《傳奇米奇》系列（2009年－2012年）中，米奇被描繪成一個調皮、愛冒險的角色。
米老鼠 商品销售
在米奇的早期時代，迪士尼公司已將米奇放在许多商品上。米奇的毛绒玩具和小雕像成了其中一種主要的迪士尼商品，且很多產品上亦印有米奇的模樣。在米奇商品營销方面，凯·卡门於1930年代帶起了米奇商品，並因此於1998年被追授“迪士尼传奇”頭衔。
米奇最有名的產品是米奇手表和闹钟。首個米奇手錶於1933年由英格索尔手表公司制造。這種手錶於1933年在芝加哥的世纪进展展覽會上出售。繼後的米奇手表生產商包括天美时、埃尔金、海波丝、布拉德利、洛鲁什、以及尊达。虚构人物羅柏·蘭登更指出他戴著米奇手表是為了「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費雪牌於近年製作了一系列會说话的米奇玩偶，其中包括“舞蹈明星米奇”（2010年）和“摇滚明星米奇”（2011年）。
米老鼠 商品销售
迪士尼公司已將其擁有的米老鼠等卡通圖案註冊為商標，令其受到《著作權年限延長法案》（又稱《米老鼠保護法案》）的保護。因此即使是以米奇為主角的首部動畫片《汽船威利號》於2023年進入公有領域以後，任何未經迪士尼公司授權使用米奇圖案的行為仍會受到迪士尼公司的控告。例如，1989年，佛羅里達州的3家托兒所因未經授權將包括米奇在內的迪士尼角色圖案畫在牆上而被迪士尼公司方面通知會提起告訴。最終，這3家托兒所塗掉了這些迪士尼角色圖案，而換上了環球影業的卡通圖案。
米老鼠 電子遊戲中的米老鼠
如同許多受歡迎的角色般，米奇曾出現於多個電子遊戲中，其中包括《米奇 不可思議之國的大冒險》、《疯狂米奇 米奇的永恆冒險》、《米奇幻影城大冒險》等。於2000年代，《迪士尼魔法冒险》系列被移植至Game Boy Advance。
米奇於美日合製遊戲《王國之心系列》中扮演發主要角色「迪士尼城堡國王」，並能夠操控武器鑰刀。
米奇於2010年發佈的《傳奇米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中則擁有有一個較黑暗的設定：不但要面對自己昔日已被忘記的朋友(例如Horace Horsecollar，克拉貝兒)，還是對不小心引發了Wasteland的災難而作出補救，更重要的是面對幸運兔奧斯華的怒火---原因是米奇意外做出的怪物The Shadow Blot間接害致奧斯華的太太Ortensia遭到石化。最後Ortensia回復原狀，奧斯華原諒米奇，二人成為兄弟。
米老鼠 迪士尼樂園中的米老鼠
作為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官方吉祥物，米奇在迪士尼度假区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米奇在迪士尼度假区中經常都會以一個不說話的形象出現。在這種形式下，米奇參加了樂園中無數的慶典和匯演，其中最流行的一個活動，就是與遊客拍照。至今，米奇會見了自哈里·杜魯門起的每一個美國總統。
米奇還會出現於幾個迪士尼度假区的景點中。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米奇卡通城（加州迪士尼樂園及東京迪士尼樂園）。在這裡，遊客可以會見眾多其他迪士尼角色。
米老鼠 獎項及榮譽
總共有九個米奇的卡通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它們分別是《米奇的孤兒》（1931）、《建設大廈》（1933）、《勇敢的小裁縫》（1938）、《指示者》（1939）、《伸出爪子》（1941）、《寮屋居民的權利》（1946）、《米老鼠與印章》（1948）、《米老鼠的聖誕頌》（1983）、以及《失控的脑》（1995）。在這些之中，《伸出爪子》 更於1942年獲頒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此外，迪士尼更於1932年獲頒榮譽奧斯卡獎，以褒揚其創作米奇的工作。
1994年，4個米奇的卡通被納入《50個最偉大的卡通》書中，它們分別是《警察樂隊演奏會》（第3位）、《汽船威利號》（第13位）、《勇敢的小裁縫》（第26位）、以及《大鐘清潔員》（第27位）。
1978年11月18日，正值米奇50周年誕辰，米老鼠成為第一個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中擁有一個位置的卡通人物。米老鼠的星星位於6925好萊塢星光大道。
墨爾本進行的蒙巴節街道遊行於1977年任命了米奇為「蒙巴王」。雖然米奇非常受兒童歡迎，但是此任命卻存在爭論：一些墨爾本人想要一個土生土長的「蒙巴王」，如布林基·比爾。
后现代主义
後現代主義（英語：）是一個以“難以下定論”為特點的主义，主要發生在20世紀中期到21世紀前期，上接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的追隨者有意識的跳脫出約定俗成的框架之外，熱衷於把自己的作品塑造為一種前所未聞的新形式。在後現代主義之後，世界各地的哲學、藝術、建築、文學就分裂成各種流派，再無一個統一的風潮。
后现代主义 定义
因為後現代主義作品存在的本身就是在迴避“定義”，其後續作品會非常勇敢的去反對前代的理念，導致各個時間段之間傳承極度不明顯，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美學。所以，想對後現代主義進行一個界限精確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依據現有的資料，這股藝術風潮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的1960～1990年代，隨後就在多項領域中百花齊放，例如：建築學、文學批評、心理分析學、法律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其中每個領域都對後現代主義有一套自己的論述，甚至很多論述都是互相矛盾的；可以得知的是，後現代主義是由多個更小的、完全不同的藝術流派集合而成的大分類。
后现代主义 歷史
若以單純的歷史發展角度來說，最早出現後現代主義的是哲學和建築學，最原始的後現代主義可追溯至1940年代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等艺术家的作品中，在還未發明出“後現代主義”這個名稱的時候就這個風格已經出現。具備后现代主义明顯特徵的东西是出现于1950年代末，并从那时起开始与现代主义的思潮进行对抗，因為冷戰、越戰、核危機成為當時美国的常態，強勁的經濟和對標新立異文化的推崇也讓美國順勢成為了後現代主義的中心，但以城市來說是分散至紐約市、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費城、奧蘭多等，歐美文化界的中心從歐洲脫離，這對歐陸哲學引發了強烈的争议。
后现代主义 歷史
最终在1960年代，後現代主義完全压过了現代主義的思潮。當中領先其他範疇的就是建築行業，尤其是六十年以來的建築師，由於反對國際風格缺乏人文關注，引起不同建築師的大膽創作，發展出既獨特又多元化的後現代式建築方案。而哲學界則先後出現不同學者就相類似的人文境況進行解說，其中能夠為後現代主義大略性表述的哲學文本，可算是法國的解構主義了。排斥“整體”的觀念，強調異質性、特殊性和唯一性。不同于文学批评家，较严肃的哲学家可能不喜欢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过于模糊，后现代主义可能指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中的一个或几种。
1980年代後，後現代主義又在歐洲和日本重新出現，隨著西德和日本的經濟快速崛起，東京、大阪、柏林、慕尼黑和法蘭克福也成為后现代主义的聚集地，這些城市的外觀設計、建築形式都非常符合其特徵。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出現了分裂，包括对样式、引文和叙事水平的讽刺性的戏弄，对西方文化的宏大敘事的形而上学怀疑主义或是虚无主义，或是不惜牺牲真实追求虚在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真实”构成的根本质疑）。解構主義的思想根源有現象學、海德格爾和東方哲學，其中海德格爾晚期哲學亦深具東方（莊子）色彩。對東方哲學有理解的，應不難在解構主義找到東方哲學的脈絡。
后现代主义 哲學
哲學論述是後現代主義熱鬧的場境，各參加論述的有：
后现代主义 哲學
总的来看，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因为在后现代者看来，他们的思考无从依靠，他们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除了怀疑之外，他们的思想在理性思维者看来几乎是凝滞的，他们只能寄生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上作个永远的捣蛋鬼。因此大部分学者（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理性占有绝对的比重）都惯于使用启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词汇，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于是一大批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抗性）的词语（如：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反政府、非政府或无政府等）在后现代的定义中大行其道。一时间，后现代在哲学上的破坏/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而实际上，像德希達（1967, Of 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中了语言的圈套，忽视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语言构成力量，想当然地把无辜的后现代想象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抗体。当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零散化与叛逆性的代表时，我们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思维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以整体性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现象。这种行为本身造成了一种对后现代理解的偏激和错位。可悲的是，我们即使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语言无论在历时的传统上还是在共时的平面中都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个性自由的心绪和非在场的怀疑态度去平和地参与后现代的一切，即所谓的非指向性心态。
后现代主义 哲學
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而后现代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但当代哲学对理性的责难却并非后现代的发端。在启蒙诞生阶段，经验论者就与理性论者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康德虽然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认知体系，他却首先对启蒙思想的知行观（即理性认知经验主导一切的说法）进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接着，黑格尔对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异化问题（知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为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ibid）；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 哲學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种子發展成一个百家争鸣的态势。从对黑格尔的继承来说，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异化的进一步阐释，继而导致马尔库塞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业化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左派激进革命和福科将矛头指向话语权利的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右翼）；后有伽达默尔在新詮释学中对历史和语言中的真理经验的重新诠释；再有哈贝马斯走折衷路线的新理性回归与利奥塔的彻底反击。从对尼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旨在限制右翼疾进的学说，除了哈贝马斯之外，还有新历史主义与伊格尔顿的批判等众多理论)。
后现代主义 哲學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指出，在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價值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与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性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人异化了。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两种思潮，一个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左翼激进革命（甚至包括中国的文革），它以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另一个是福柯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认作是后现代哲学期待的源初设想。在电影中，它被赋予至少三个使命：一是反映人的异化，即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蚕食；二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电影）；三是以拒绝整体性、同一性为前提，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
后现代主义 哲學
在新詮释学中，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把对真理的认识分为审美、历史和语言等三个领域来展开，在这里（哲学范畴内）我们只对其后两者进行评述，而把真理的审美领域放到第3部分（审美范畴）去探讨。在历史领域中，伽达默尔强调了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他强调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所以不仅历史决定我们，我们（的理解）也决定历史。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指出蕴涵于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接受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过程一定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这个过程是敞开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的视界的超越。
后现代主义 哲學
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历史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其自身与它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这样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电影中应该首先注重观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的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来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并努力引导观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来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其次，表现偏见的“不可避免”与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也是后现代电影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传那样，后现代影片总是一次次把我们带入近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却又一次次引导我们去怀疑其来源的真实性，继而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使得历史的距离感和单一的意思固守荡然无存。）
后现代主义 哲學
更深层次的，在语言领域里新詮释学对海德格尔所谓：我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深为赞同。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詮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而后现代要想超越这个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须在语言上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而电影作为各类语言的综合体（包括：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叙事语言、电影本体语言、对白语言等等）显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抱有复杂的语言突破倾向。这些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阐释点就是维特根斯坦与伽达默尔先后提到的“语言游戏”，虽然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被看得更本体化一些，但两人的观点还是近似的。他们指出语言——无论是对话、本文还是叙事，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言说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要求后现代电影在叙事语言上淡薄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述技巧和开放式结尾；在叙述过程上体现一种过于逻辑化的陈词滥调来反衬理性话语的乏力，以使观众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后现代主义 哲學
伽达默尔在新詮释学的审美领域主张一种改造性的审美态度，这逐渐发展成为后现代审美思维的一部分。它并不要求（苛求）作品的原意与审美表达在受众那里得到绝对的复原，因为作品的存在应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其所散发出的审美意义应属于永恒的现在。因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鼓励和启发接受者在理解活动中产生新的、个性的、现实的审美认识，重视观众的参与性，强调他们的现实心态与作品的“视界融合”与互动，并力图打破封闭的叙事系统，为多元消解、拼贴、戏仿提供可行性，最终为观众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
不過，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希達的解構主義論說，往往被論者認為是對現代性的問題，提供了最激進最有效的反動，全面解構（並非否定）由柏拉圖以来的西方哲學，其中由語言學入手，批評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論為基礎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現代主義論述亦即時成為被解構的案例之一。德希達的解構主義不單止為批評現代主義所謂的方法論（這表達方式是德希達獨創使用，表示在行文間既要使用這概念，但同時亦解構其內涵，原本的表達方式，應以交差號，但標點以此取代）基礎，更以解構主義的放射性閱讀，重新解讀西方多本主要的哲學論著。找出當中自我解構的基因。
另一個主流是由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現代主義永不完成論為基礎，認為現代主義為人類提供動力，永恆為改進自己境況而努力的思想方式，故此，哈貝馬斯認為後現代主義所強調對於固有意識反動的提法，根本就是現代主義的核心精神，也是人類可以不斷創新的推動力。後現代主義只是繼承現代主義方案的一種表現。
目前也有不少論者認同後現代主義等同現代主義晚期邏輯的說法，其中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如詹明信、泰瑞·伊格頓等持這一說法，當中亦結合了馬克思對於晚期工業社會的批評，形成一體。
在文學批評上，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整體文字論述結構，進行排山倒海的解讀，事實上後現代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主要是在各著名大學的外語學系（尤其法國文學或比較文學系內），其間外語學系人才輩出，最有名的有美國耶魯大學的耶魯四人幫，以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對應歐美文學作品，進行解讀：
一種知識上的運動，屏棄傳統上所謂「絕對和普遍真理」的觀念，尤其是注意弱勢力量、環保、全球化、政府行為和談判、雙果原則、伊斯蘭教邊緣化、恐怖主義等問題。
后现代主义 文化人類學
1960年代以降，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想的衝擊，人類學的領域出現了反思人類學（reflective anthropology）、實驗民族誌（experimental ethnography）、新民族誌（New ethnography）等思潮。此類思潮強調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應主動積極的反省知識的建構和書寫論述的過程，並藉由民族誌的寫作方式，讓讀者有適當的理解與批評。也有學者稱為「後現代主義人類學」。
后现代主义 藝術創作及人文思潮
後現代主義藝術運動是1960年代以來的文化、思想界的後現代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當代藝術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造成的繪畫性復興，寫實主義手法的再次受到重視。
在人文思潮方面，論者指出現代的後期，是一種对現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所謂現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是指以有核心思緒，或者有既定論述規格，表述事物的真理性，可是，隨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確定性原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論的出現，人類漸漸明白到科學也有其不確定性，且認為科學並非可以用以解決任何問題。現代主義的動搖，也就引起後現代主義漸漸的崛起。
在文藝創作風格上，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具体、单一的风格，也不因为作品的时代而界定为“后现代主义”。而且很難以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論來強行規範藝術創作，目前對於先有後現代主義理論，還是先有後現代主義藝術品，也沒有定論。
另一個特點是跨學科和跨創作媒體，建築、文學、繪畫、設計、家具均有設計師，在各自的藝術場境內進行後現代式的表述。不過，由於後現代主義是對於創作主題和創作形式都有颠覆性的新思維，令風格很難一致，要表述各創作領域的後現代境況並不容易。
后现代主义 藝術創作及人文思潮
建築學的現代主義體現在所謂國際主義的設計風格上，以美國在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建築為代表，其中特點是功能性和擴大建築物可用空間為首要理想，對於環境、人文境觀、美學的考慮只是次要的。到六十年代歐美普遍出現一批年青建築師，開始一些具人文思考、強烈裝飾性（甚至可稱「後巴洛克式」）及有深入空間思維的建築景觀出現。建築師尤其喜愛透過建築景觀，表達對舊文明、自然界，以致夢幻的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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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书中提出了一套与现在主义建筑针锋相对的建筑理论与主张，他抛弃了现代主义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强调人们的不同需求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建筑界特别是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系学生中，引起了震动和响应。到二十世纪70年代，建筑界中反对和背离现代之一的倾向更加强烈。对于这种倾向，曾经有过不同的称呼，如“泛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之后”和“后现代主义”，以后者用的较广。到80年代，当后现代主义作品在西方建筑界引起关注时，它更多的描述一种乐于吸收各种历史建筑元素、并运用讽喻手法的折衷风格，因此，他后来也被称作“后现代古典主义（Postmodern-classicism）”，或称作“后现代形式主义（Postmodern-formalism）”。文丘里批评现代主义建筑师热衷与革新而忘了自己应是“保持传统的专家”。文丘里提出的保持传统的做法是“利用传统部件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他主张汲取民间建筑的手法，特别赞赏美国商业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建筑环境。文丘里概括说：“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从旧的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实际上，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基本创作方法。
后现代主义 藝術創作及人文思潮
西方建筑杂志在二十世纪70年代大肆宣传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但实际直到80年代中期，堪称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仍然为数寥寥。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奥柏林学院爱伦美术馆扩建部分、美国波特兰市政大楼、美国电话电报大楼、美国费城老年公寓等。
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主要是从诸历史风格中兼容并蓄。他们视一切传统都同等重要，因此随意将其组合，只是在将它们组合加工的过程中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模仿。同时在素材来源上具有高度选择性，不过主要局限于古典主义各流派（主要有帕拉迪奥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的一些异国风格流派。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主义和新折衷主义的设计倾向过程，并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幢大型公共建筑建成后快速繁荣起来。概括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及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说它是除了反对现代主义的建筑形式语言外，其他所有的风格特征都可以借鉴和吸收。文丘里在打响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战役中，倡导历史主义倾向和学习当时盛行的波普艺术，具有强烈的复古怀旧愿望，但是复古却并非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对未来的展望使此时的建筑符号成为历史要素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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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元化思想的发展，“将建筑的文脉，建筑的不同功能，使用者的特殊口味”这三者作为混合设计的目标，因此查尔斯·詹克斯把后现代主义概括为：历史主义、直接复古主义、新民间风格、特定性+都市规划专家=有文理的、隐喻和玄学、后现代空间的“激进的折衷主义”，这主要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混合现象进行概述。而美国另一位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也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文脉主义、隐喻主义和装饰主义三个特征。
但同時亦有另外一批年青建築師如诺曼·福斯特、弗兰克·格里等都喜愛利用科技化的建築技術，來突顯建築對都市空間的隱喻性對談metaphoric dialogue。诺曼·福斯特對摩天大廈的高科技考驗、對香港滙豐銀行的隱喻，以至倫敦市中的30 St Mary Axe，都對都市境觀造成颠覆性影响。而弗兰克·盖里對於非直線設計的應用和結合電腦高端技術的做法，都影响了當下的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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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挑戰現代主義的極限，藝術與設計家於是以後現代主義來統稱當代各種主義，如：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解構主義、時間元素、媒體應用、物質主義等。這些觀點強調藝術品的創造與欣賞沒有單一的、絕對的答案或標準，作者與完成品的情感脫離，且作者、觀眾、策展人（或展場）與環境（或現象）都是藝術作品的參與者，如此一來，藝術創作與鑑賞都變得非常多樣。
在此罗列一些代表作家的名字，美国的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
后现代主义 藝術創作及人文思潮
由于前文中所述“知识的异化”问题不断激化，自启蒙主义以来，原本并列而生的两大科学体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渐拉大，呈现出人文科學容忍退让，自然科学步步扩张的态势。这在利奥塔那里被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他指出自然科学在排斥了人文叙事之后，其单一的逻辑话语仅仅具有指涉性与实证性，却难以完成对文化意识的替代，更不具备人文科学的多种价值关怀。因此那种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势必被瓦解，而电影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大致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是元叙事的合法性由于其基础——堂皇话语环境——的终结而遭质疑。传统的元叙事电影遵循的是以英雄为中心的堂而皇之的叙述模式，而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堂皇叙事的社会的语境（如圣贤英雄、解放拯救、光辉的胜利、壮丽的远景等）散如叙事语言的迷雾中，使观众对堂而皇之的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的主题、平凡而琐碎的故事取而代之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揉、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另一个是后现代电影并不把元叙事所追求的共时（即通过同一性的中心维系作用实现整体思想的一致，如电影“梦幻般完美的故事”、“逻辑缜密的对白”、“封闭的结构”以及“完满的结局”等）看作是自己的终极目的。按照利奥塔的设想，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语言游戏的异质多重本质，即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地说，就是从影片的“文本叙事”、“话语传达”到“受众接受”的各个层面都引入多元化的概念，不再强求故事、结构与电影文本内在表达的至全至美和接受共鸣，转而更宽容地面对影片各层面的断裂、局限、矛盾与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