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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史 21世紀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為2021/22學年起在中四級開始推行的「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之一，修訂自2009年起推行的通識教育課程，將於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正式進入考試內容。
因應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故2010年的會考為最後一屆開放予應屆學校考生香港中學會考。此屆會考被稱為「末代會考」。不過，真正的最後一屆會考是在2011年，因為考評局已表示會於該年舉行一屆會考讓考生重考部分科目，然而所有考生只能以自修生身份報考，而不會再開放予學校考生應考，亦只能報讀四年制大學。
是屆會考共有58,699名考生獲得入讀中六的最低資格(語文科以外的科目取得不低於4科及格，或3科及格但5分以上的成績)；而有26,583名應考至少六科考生成績最佳六科的總積分達14分或以上，但亦有6,448名考生報考的6科全部不合格，只得零分。
由於入讀中一的學生人數正在下降，由2010年至2016年下降21,500人，因此情況令人關注，有見及此，教育局決定暫停在2010年殺校一年。
香港教育史 21世紀
於1971年創校時因堅持提供四年制大學課程，不符合香港大學學位標準三年制的規定，一度只能以學院名義營運。2006年12月19日，學院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正名動議，正式承認其大學地位，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並於2007年2月14日正式更名。
早於2007年6月當時的香港教育學院（教院）通過發展藍圖向政府呈交正名大學的申請，2012年香港教育學院才向教資局提交《正名大學最後準備》的報告，二年後2014年也向教育局提交了大學名稱申請，最終於2016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向當時的教院授予大學名銜 ─ 「香港教育大學」及「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隨着《2016年香港教育學院(修訂)條例》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刊憲，教院已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前後共花費了九年的時間。這正名確認香港教育大學將更能發揮其為本地及區域教育發展擔當更有效的角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香港教育史 21世紀
香港恆生大學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當時命名為恆生商學書院，為當時的學生提供文憑與副學士學位課程。然而，恆生商學書院因應時代的變遷於2010年改組成恆生管理學院。同時根據《專上學院條例》正式註冊成為一所非牟利私立專上學院，並開始提供本科及以上之學位課程。而2018年10月30日，恆生管理學院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批准，正式更名為「香港恆生大學」，成為香港第二所私立大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2024年1月9日，明愛專上學院正式由專上學院，升格為一所私立大學—聖方濟各大學，成為香港第三所私立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於2021年9月1日起，正式改名為香港都會大學。
自2021/22學年起，中四級開始推行的「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取消通識教育作為核心課程，並增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為核心課程。首屆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香港中學文憑公開考試將於2024年開考。
香港教育史 21世紀
在2012年至2024年的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是採用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高級補充程度（AS level）試卷及評級。由2025年起，考評局將取消這個安排，並改以採用當地官方的國家文化機構的官方語言考試直接評核，並增設韓語，取消印地語和烏爾都語，期望增加相關考試的認受性。
於《2023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並推動成立應用科學大學。其後教育局委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為顧問，訂立成為應用科學大學的條件，範疇涵蓋管治、管理、質素保證、學習環境及學生支援，以及業界合作和認受性。經評審局進行機構評審，香港都會大學於2024年3月21日獲教育局批准成為首間應用科學大學。聖方濟各大學於同年11月1日獲批准成為香港第二所應用科學大學。
2024年11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在教育局的推動下正式成立，其創會成員共有四所專上院校，其中香港都會大學和聖方濟各大學為正式成員，而東華學院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則為附屬成員。
锦屏县
锦屏县是中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清水江流贯。东经108°48'-109°24'，北纬26°23'-26°16'。东临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西临剑河县，南临黎平县，北临天柱县。面积1596.9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30万。邮政编码556700，县政府驻三江镇。
锦屏县 行政区划
锦屏县下辖7个镇、8个乡：
三江镇、​茅坪镇、​敦寨镇、​启蒙镇、​平秋镇、​铜鼓镇、​平略镇、​大同乡、​新化乡、​隆里乡、​钟灵乡、​偶里乡、​固本乡、​河口乡和​彦洞乡。
锦屏县 资源特产
锦屏县森林资源丰富，盛产杉木，以产十八杉著名。
特产有野桂花蜜、薏仁、香桔、山茶油、西瓜。
锦屏县 旅游景点
景点有160多个，其中有名的有隆里古城、飞山阁、龙大道烈士故居、八河电站库区风光、亮江风景、清水江风光、青山界（五万亩天然草场、九十九天池）、九寨北侗风情。
世界而闻名、中国最高的电坝——三板溪水电站，位于锦屏县平略镇境内。
麻江县
麻江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1222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21万。邮政编码557600，县政府驻杏山街道。
麻江县 行政区划
麻江县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4个镇、1个民族乡：
杏山街道、​金竹街道、​谷硐镇、​宣威镇、​龙山镇、​贤昌镇和​坝芒布依族乡。
天柱县
天柱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下辖的一个县。
天柱县位于贵州省东部，天柱县与湖南省新晃县、靖州县、会同县、芷江县及贵州省剑河县、锦屏县、三穗县接壤，是川渝黔通往两广、江浙的重要门户，素有“黔东第一关”、“中国重晶石之乡”、“贵州高原黄金城”之称。
天柱县辖16个乡镇以及326个行政村和社区，国土面积2201平方公里。总人口42万，以侗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98.3%，是贵州省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县份之一。
天柱县 历史沿革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初置天柱县，天柱未置县前为千户所，原名凤城，后改名天柱，县以城北柱石山“石柱擎天”得名。
秦属黔中地，汉属牂牁郡，隋、唐、宋为诚州（今湖南靖州）所辖，元为湖广行省武冈路绥宁县及靖州路会同边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天柱千户所，属湖广靖州卫；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置天柱县，县署设在凤城，划出会同县的汶溪所、江东里和绥宁县的远口里、镇远巡检司（六池）、江东巡检司并入天柱县，属湖广布政司靖州；崇祯十年（1637年）迁治龙塘，改龙塘县，不久回治天柱，仍复天柱县名。清雍正五年天柱县改隶贵州，属黎平府；十二年（1734年）改隶镇远府。民国二年（1913年）天柱属黔东道；十二年（1923年）直属于贵州省；二十四年（1935年）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年）改属第七行政督察区。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天柱县并入锦屏县，1961年恢复天柱县。
天柱县 文化
天柱属北部侗族方言区，繁衍于此的北部侗苗人民一直传承着重教兴学的传统，因而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素有“文化县”之称。在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中，这里拥有黔湘北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古建筑——家祠。天柱家祠文化极其深厚，建筑典型、历史悠久，颇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天柱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侗家人人会唱歌”，侗族民歌源远流长。无论逢年过节、喜订丰收、婚丧嫁娶、宗教礼仪，都要以唱歌来庆祝。侗族民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北部地区民歌有山歌、玩山歌、河边歌、好事歌、伴嫁歌等。玩山、赶歌场是侗族青年男女主要娱乐和建立婚姻家庭的主要途径。
天柱县 行政区划
天柱县下辖3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2个乡：
凤城街道、​邦洞街道、​社学街道、​坪地镇、​兰田镇、​瓮洞镇、​高酿镇、​石洞镇、​远口镇、​坌处镇、​白市镇、​渡马镇、​竹林镇、​江东镇、​注溪乡和​地湖乡。
天柱县 人口
2003年末总人口40.9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87万人；以侗、苗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40.2万人，占98.2%（侗族占60%，苗族占31%，此外还有水、布依等少数民族）。
天柱县 交通状况
公路：松从高速公路、310省道、202省道
天柱县 资源
本地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重晶石、黄金、煤、硅、钾、锰、石灰石等。尤以重晶石矿最为丰富，保有储量1.08亿吨，远景储量3亿吨以上，是中国目前已探明的最大重晶石矿床。
黄平县
黄平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1668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33万。苗族为主，通用苗语黔东方言。邮政编码556100，县政府驻新州镇。
黄平县 行政区划
黄平县下辖8个镇、3个乡：
新州镇、​旧州镇、​重安镇、​谷陇镇、​平溪镇、​野洞河镇、​上塘镇、​浪洞镇、​一碗水乡、​纸房乡和​翁坪乡。
饥饿
饥饿（hunger）是因机体对食物需求而引发的生理不适感，一般伴随胃部的各种不舒服感觉，以及虚弱甚至昏厥。在政治、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科学领域，“饥饿”的定义为个体因缺乏足够的体力或经济能力，在一段持续时间内无法摄入满足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在解决饥饿问题的领域中，“饥饿”一词的使用含义，经常超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对食物的渴望（食欲）。当营养不良现象普遍存在，且有人因无法获得足够营养的食物而开始死于饥饿时，即可宣布发生饥荒。
历史上，世界部分地区的居民常遭遇长期饥饿。许多情况下，饥饿由战争、瘟疫或恶劣天气引发的粮食供应中断所致。二战后数十年间，技术进步与政治合作的加强曾让人们认为有望大幅减少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尽管各地进展不一，但到2015年，极端饥饿的威胁已在世界大部分人口中得到遏制。根据粮农组织（FAO）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报告，这一积极态势自2017年左右开始逆转，慢性饥饿人口数量出现逐步上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和2021年营养不良人口再次增加。2022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有所回升，但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冲击使得全球饥饿状况的改善幅度受到限制。
饥饿
尽管世界大多数人口依然居住在亚洲，自2017年以来饥饿人口增加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美洲。粮农组织2017年报告指出近期饥饿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冲突和经济放缓。2018年报告将极端天气视为主要驱动力，并发现对极端天气最敏感的农业国中饥饿率上升尤为严重。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报告发现饥饿人口增加与经历经济放缓的国家高度相关。2020年报告关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零饥饿”的前景，警告若不扭转过去六年的不利趋势，到2030年慢性饥饿人口可能增加逾一亿五千万。2023年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导致饥饿人口急剧增加，并于次年趋于平稳。联合国2025年报告显示全球饥饿人口已连续六年上升。
全球有数千个组织参与饥饿救济工作，活动层级涵盖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部分机构专门从事饥饿救济，另有团体在多个领域并行运作。它们既包括多边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有如独立救济食堂等小型地方项目。许多机构加入了跨机构网络，将数千家救济组织连接起来，以便协调行动。在全球层面，联合国负责总体协调，并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第2项“零饥饿”为宗旨，推动各方协作。
饥饿 定义与相关术语
在研究或致力于缓解饥饿这一社会问题的领域，全球公认的一种定义与衡量方法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指标，通常称为慢性营养不足（在早期出版物中亦称“食物匮乏”“慢性饥饿”或简称“饥饿”）。对于粮农组织而言：
当“热量摄入低于最低膳食能量需求（MDER）”时，即被视为饥饿或慢性营养不足。MDER指维持轻度活动并保持身高对应的最低可接受体重所需的能量。由于气候和文化差异，联合国粮农组织针对不同国家设定了各自的MDER阈值。通常采用年度“收支平衡”方法，将最低膳食能量需求与估算的年总热量摄入进行对比。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定义中区分了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
营养不良是指“宏量和/或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过量或失衡”。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下，所有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均属于营养不良者，但营养不良者不一定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可能摄入足够的能量以避免饥饿，却缺乏必要的微量营养素；或因热量摄入过多而导致肥胖。
饥饿 定义与相关术语
食品不安全是指人们面临无法持续获取满足其热量和营养需求的食物的风险或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下，所有饥饿者均为食品不安全者，但并非所有食品不安全者都处于饥饿状态，尽管二者在严重情况下高度重叠。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指出，食品不安全常导致儿童发育迟缓与成人肥胖同时出现。对于在全球或区域层面开展救济的机构而言，国际食品政策分类（IPC）正成为衡量食品不安全的重要指标。
急性饥饿通常用于描述类似饥荒的严重饥饿状态，但该术语尚无广泛接受的正式定义。在救济领域，面临“急性饥饿”的人群也可能同时遭受“慢性饥饿”，该词主要用于强调严重程度，而非持续时间。
并非所有从事饥饿救济的组织都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对饥饿的定义。一些机构使用更广义的阐释，与营养不良的概念高度重叠。然而，这些替代性定义往往超出了“饥饿”作为一种痛苦或不适的动机状态的常见理解。对食物的渴求是所有人类——即使是最富有者——经常体验到的需求，本身并不构成社会问题。
当食品供应极度匮乏时，可称为“粮食不安全并伴有饥饿”。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下属国家统计委员会建议对该描述进行修改，以区分生理性饥饿状态与粮食可获得性指标。 粮食不安全是指由于家庭缺乏经济和其他资源，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一名或多名家庭成员的食物摄入量减少，进食模式被打乱。 粮食安全统计通过调查数据衡量，基于家庭对能否获得足够食物以满足需求的自我报告。
饥饿 世界统计数据
联合国每年发布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报告。该报告由粮农组织（FAO）牵头编写，联合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共同参与。2024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1和2.2筹集资金。FAO的年度报告提供了全球范围内饥饿现状的统计概览，被广泛视为跟踪饥饿问题的主要全球参考。然而，任何单一统计数据都无法完全反映饥饿的多维特性，原因包括：首先，FAO衡量饥饿的核心指标“营养不足”仅基于膳食能量供应，忽略诸如维生素或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其次，FAO以维持最低活动水平所需的能量为基准；许多人在FAO标准下可能不被认为处于饥饿状态，但其摄入量仍不足以完成较重的体力劳动，而这或许是他们唯一可从事的工作。第三，FAO统计并不总能反映短期营养不足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2025年报告，急性粮食不安全状态已连续六年在全球范围内上升。由于救援资金日益紧张，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对可持续农业的投资；这种投资的成本效益是直接食品援助的四倍，但仅占人道主义资金的3%。
饥饿 世界统计数据
全球饥饿指数（Global Hunger Index，GHI）是衡量全球饥饿状况的替代指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仅以热量摄入为标准不同，GHI在定义饥饿时还考虑了微量营养素摄入等因素，是一个多维度的统计工具，用于描述各国饥饿状况的发展及成效。GHI每年更新一次。2015年报告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球饥饿水平下降了27%，但仍有52个国家处于严重或警戒状态。2019年报告则对自2015年起饥饿人数的回升表示担忧。除提供最新的饥饿与粮食安全统计数据外，GHI每年还聚焦不同的专题研究，2019年报告包含了一篇关于饥饿与气候变化的专题文章，证据表明气候变化脆弱地区的饥饿状况在近年尤为严重。
饥饿 消除饥饿
纵观历史，人类帮助饥饿者的需求虽非在所有社会中都得到普遍承认，但大多数情况下却被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哲学家西蒙娜·韦伊指出，当个人具备资源却让他人饥饿，这与当时社会公认的最基本人类义务相违背。她认为，早在古埃及时期，许多人就相信必须援助饥饿者，以此在来世为自己辩护。韦伊写道，社会进步首先被认为是“……向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状态过渡，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再因饥饿而受苦。” 社会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则指出，在19世纪市场成为全球主导的经济组织形式之前，大多数社会要么全体饥饿，要么全体温饱，因为社区成员总会共享食物。
虽然《圣经》创世记中已有一些避免饥荒的原则被提出，但人们并不总能予以理解。 历史上的救济行动往往主要由宗教组织和个人施舍承担。即便到了近代早期，统治者对饥荒的应对仍常常显得茫然无措。自19世纪第一轮全球化浪潮开始，精英阶层开始更多地从全球视角关注诸如饥饿等问题；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与古典自由主义盛行阶段基本重叠，政治家对全球饥荒的干预呼声相对较低。
饥饿 消除饥饿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记者发起的宣传运动逐渐挑战了“政治家不应干预饥饿”这一观点。同时，学者与政界人士（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开始更多呼吁对全球饥荒进行大规模干预。在政府和私人捐赠的资助下，美国通过美国救济署等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数年向欧洲国家运送了数百万吨的食品援助。随着大众媒体在大萧条时期对国内饥饿问题的广泛报道，饥饿作为学术与社会议题在美国进一步凸显。
二战结束前，尽管自19世纪末起对饥饿救济的关注有所增加，David Grigg博士总结指出，世界饥饿问题在学术界和政治层面仍鲜少受到重视；而1945年后，相关议题的关注度迅速激增。
二战结束后，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逐渐形成，学界称之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在战争结束后的至少十年里，美国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大力支持应对世界饥饿并推动国际发展的努力。美国大幅资助联合国的发展项目，随后也支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多边机构的相关工作。
饥饿 消除饥饿
新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全球抗击饥饿的主导机构。联合国有三大机构致力于促进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粮农组织是全球农业知识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和技术援助，以促进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生产，尤其关注农村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核心任务是将食品送到饥饿的贫困人口手中，该机构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干预，并利用粮食援助支持紧急事后的恢复，其长期抗饥措施有助于实现从恢复到发展的过渡。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凭借对农村贫困的深刻理解和对贫困农村人群的专注，设计并实施项目，帮助他们获得克服贫困所需的资产、服务和机会。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成功重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开始将关注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许多民间组织亦积极投身抗击饥饿事业，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媒体开始广泛报道埃塞俄比亚等地的饥荒困境，从而引发更多关注。最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绿色革命促进了先进农业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应用。
饥饿 消除饥饿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全球饥饿问题的应对方式逐渐转变。一些政府高层人士对可能导致国家过度依赖政府的救援方法持审慎态度，担心此举会助长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展。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放弃了对适度政府干预的共识，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推崇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在一些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依赖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会要求这些国家优先偿还外债，并大幅削减公共服务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抗饥饿的努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饥饿 消除饥饿
一些组织（如Food First）提出“粮食主权”议题，主张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除部分城邦外）都有足够的农业能力养活本国人口，但自1970年代后期至约2008年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相关的“自由贸易”经济秩序阻碍了这种可能性实现。世界银行则声称其是解决饥饿问题的一部分，强调各国应建设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通过出口获取购买国际市场粮食的财力。然而进入21世纪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推行自由市场改革的立场变得不再教条化，逐步回归认为政府干预具有作用，并认为即使对于那些在农业领域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政府通过有利于本国农业的政策支持粮食安全也仍是可取之举。截至2012年，世界银行依然积极帮助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应对饥饿问题。
饥饿 消除饥饿
直到至少20世纪8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90年代——学术界关于世界饥荒的主导观点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通常集中于提高粮食产量，有时也涉及节育。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毫无异议：早在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首任总干事约翰·博伊德·奥尔（Lord Boyd-Orr）就将饥荒主要视为分配不公所致，并制定了全面的纠正方案。可当时很少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在未能获得美国和英国对其方案支持后被迫辞职。1998年，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因部分论证了现代饥荒并非通常由粮食短缺产生，而是源自食物分配问题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人们普遍接受：世界饥荒既源于粮食生产问题，也源于流通过程中的分配问题。森于1981年发表的论文《贫困与饥荒论：论权利与匮乏》在形成这一新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饥饿 消除饥饿
在2007年和2008年，迅速上涨的食品价格引发了一场全球粮食危机。数十个国家爆发了粮食骚乱；其中至少有两个国家——海地和马达加斯加——因此导致政府垮台。第二次全球粮食危机发生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起因同样是食品价格飙升。由于救援粮食储备更加充足，这一时期的粮食骚乱较少。然而，多位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粮食危机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原因之一。
21世纪初，八国集团（G8）等发达国家领导人对饥饿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减弱。 2009年之前，抗击饥饿的大规模行动主要由重灾国政府、公民社会力量以及多边与区域性组织承担。2009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发布第三份通谕《在真理中的实践》（Caritas in Veritate），强调抗击饥饿的重要性。该通谕特选在当年7月G8峰会前夕发布，以最大化其对峰会的影响。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举行的峰会上，《拉奎拉粮食安全倡议》正式启动，承诺投入总额达220亿美元的资金对抗饥饿问题。
饥饿 消除饥饿
2009年至2010年初，粮食价格大幅回落，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主要源于农民响应2008年价格飙升而扩大生产，而非政府强化行动的成果。然而自2009年G8峰会后，抗击饥饿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优先议题，并成为2012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核心议程。
2012年4月，《粮食援助公约》签署，这是全球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粮食援助协议。2012年5月，哥本哈根共识建议，政治家和私营部门慈善家在寻求最大化援助支出效益时，应优先将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作为首要任务，而将其置于对抗疟疾和艾滋病等其他优先事项之上。同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起了“粮食安全与营养新联盟”——这是一个由私营部门、政府和民间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广泛伙伴关系，旨在“……在未来十年内实现持续且包容的农业增长，并使5000万人摆脱贫困”。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于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最后一天（8月12日）召开了一次饥饿峰会.
饥饿 消除饥饿
与饥饿作斗争的行列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就一直在为缓解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做出贡献；然而，近年来，即便在全球北方经济发达国家，致力于解决本国饥饿问题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北美地区这一现象出现得远早于欧洲。在美国，里根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幅削减福利，引发慈善部门在帮助无法购买足够食物的美国人方面的努力急剧增加。根据1992年针对1000名随机抽选的美国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77%的美国人曾以志愿者身份参与食品银行或慈善厨房等饥饿救济机构的工作，或通过捐赠现金或食物为饥饿者提供帮助。欧洲由于拥有更为完善的福利体系，对国内饥饿问题并不敏感，直到2006年末开始的食品价格通胀，以及2010年紧缩财政政策导致的福利削减开始显现后才引起关注。各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10%的欧洲人口开始陷入食物匮乏状态。尤其自2011年以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通过食品银行等方式开展的民间草根救助饥饿行动显著增加。
饥饿 消除饥饿
到2012年7月，美国的2012年干旱已导致谷物和大豆价格迅速上涨，并对肉类价格产生连带影响。除了影响美国国内的饥饿人群外，这一情况也推动了全球市场价格上涨；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这引发了人们对本世纪第三次全球粮食危机可能爆发的广泛讨论。《金融时报》报道称，与2008年和2011年早期危机相比，金砖国家受到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严重。然而，那些必须进口大量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已开始进行应急规划，以便在第三次全球危机爆发时能够及时干预。
然而，到2013年8月，人们的担忧已得到缓解，主要出口国（包括日本、巴西、乌克兰和美国）预计将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谷物收成。2014年全球收成同样良好，因此有人猜测粮价可能很快开始回落。
饥饿 消除饥饿
2013年4月，在都柏林举行的“饥饿、营养、气候正义及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全球正义框架”峰会上，爱尔兰总统迈克尔·D·希金斯指出，仅有约10%的饥饿死亡源于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持续存在的饥饿既是“现行全球体系最大的道德失败”，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道德挑战”。 同年6月，由英国和巴西政府与儿童投资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伦敦“饥饿峰会”宣布新增41.5亿美元承诺资金，以应对全球饥饿问题。
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及同期全球粮价上涨导致生活困难加剧，联合国的全球统计数据显示，此后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几乎年年下降。然而，到2019年，多项证据表明这一进展在近四年似乎出现逆转：饥饿人数不仅在绝对值上增加，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亦出现轻微回升。
201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年度报告《世界粮食与农业状况》中指出，粮食损失与浪费可通过影响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可获得性、可及性、利用性与稳定性——进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潜在影响。然而，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不总能带来正面结果。要达到可接受的粮食安全与营养水平，不可避免地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粮食损失与浪费：为保障供应稳定而保持的缓冲库存会导致部分粮食被损耗或废弃；确保食品安全则需剔除不安全食品，而这些被视为损失或浪费；更高质量的饮食往往包含更易腐食品。减少损失或浪费在粮食供应链中的不同环节，以及营养脆弱且粮食不安全人群的地理分布，都会影响上述四个维度的作用机制，进而对不同群体的粮食安全状况产生不同影响。
2020年4月至5月，全球多方担忧，若各国领导人不立即采取行动，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口翻倍。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警告，面临急性饥饿的人数或将从1.35亿攀升至约2.65亿（截至2020年底）。部分城市出现因领取紧急粮援传闻而引发的致命踩踏事件，凸显极端饥饿的严重程度。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工作人员、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多国前领导人等各方致函二十国集团和七国集团，呼吁协调应对疫情对粮食安全的冲击。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口较2019年增加1.22亿人。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粮价上涨再次引发饥荒担忧。分析指出，即便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可能因粮价推高而出现社会动荡，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已耗尽保护民众的财政能力，且尚未恢复。
2023年，全球可能有7.13亿至7.57亿人陷入饥饿，占世界人口约九分之一；在非洲则达到五分之一。2020年至2023年期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总体比例未见改善：非洲饥饿形势继续恶化，亚洲大体持平，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所进展。按比例计，非洲饥饿率最高，为20.4%；亚洲为8.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6.2%；大洋洲为7.3%。然而从绝对人数看，亚洲仍以3.845亿人占全球饥饿人口的一半以上；非洲为2.984亿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4,100万人，大洋洲为330万人。
饥饿 饥饿救助组织
全球范围内活跃着成千上万家饥饿救助组织。其中部分机构专门致力于消除饥饿，也有一些同时开展其他人道援助工作。这些组织规模不一——既有只服务单一社区的独立慈善厨房，也有跨国运营的全球性机构。全球及区域层面的组织通常将大量精力用于帮助饥饿社区提升自给自足能力，例如分享农业技术；而仅在地方层面运作的组织则更偏重于直接向饥饿人群提供食物。许多救助实体借由国家、区域与全球联盟编织成网络，以共享资源和知识，并协同行动。
联合国在全球减缓饥饿的行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尤其通过其下的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挥作用，并借助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机构共同推进。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 2015 年到期，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成为应对饥饿等发展挑战的主要框架，其中 “目标 2：零饥饿” 就终结饥饿、实现粮食安全与改善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设定了全球一致的目标。
饥饿 饥饿救助组织
除联合国系统外，全球还有数百个行为体通过大型伞状组织参与饥饿问题的应对。这些行为体包括国家政府、宗教团体、国际慈善机构，甚至若干跨国企业。不过，除专门致力于饥饿救助的慈善组织外，它们对饥饿议题的优先级可能随年度而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会与联合国机构合作，但也常设定独立目标。例如，当国际社会逐步就 “零饥饿” 目标在 2030 年终结饥饿达成共识时，一些机构发起了更为积极、旨在提前于 2025 年实现该目标的倡议：
可持续发展目标2（SDG 2）旨在到 2030 年「终结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
该目标强调，消除饥饿不仅依赖提高粮食产量，还取决于健全的市场体系、土地与技术的可及性，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与效率提升。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放在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而非单纯贫困，并争取在 2025 年而非 2030 年实现这一目标。
饥饿 饥饿救助组织
报告基于对俄罗斯、中国、越南、巴西和泰国经验的分析指出，严重饥饿人群在教育或就业等方面面临额外阻碍。为达成目标，报告提出三条路径：
全球范围内的地区性联盟多集中于非洲，例如非洲粮食主权联盟（Alliance for Food Sovereignty in Africa，AFSA）和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AGRA）。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已与非盟的“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框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目标在 2025 年前消除非洲的饥饿。该伙伴计划涵盖多项干预举措，包括支持提升粮食生产、强化社会保障，并将“食物权”纳入各国立法。
在国家层面开展饥饿救助工作的组织示例包括：英国的特拉塞尔信托（The Trussell Trust）、印度的纳拉博图基金会（Nalabothu Foundation）以及美国的 Feeding America 组织。
饥饿 饥饿救助组织
食物银行（英语：food bank，或写作 foodbank）是一种非营利慈善机构，旨在为难以负担足够食物以免于饥饿的人群分配食物。其运营模式因地区而异：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加拿大，食物银行通常扮演仓储枢纽角色——负责储存并向一线救助组织配送食物，但并不直接向饥饿者发放；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及其他地区，食物银行多采取一线模式，直接向有需要者分发生食包裹，通常可供其在家烹饪数餐。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负责直接发放生食的机构通常被称为“食物分发处”（food pantry）、“食物架”（food shelf）或“食物储藏室”（food closet）。
在欠发达国家，也存在由慈善机构运营、采用半商业化模式的食物银行，区别于前述“仓储”与“一线”两类模式。例如在马拉维等农村地区，收获后的头几个月里粮食相对便宜且充裕，之后价格逐渐上涨。当地的食物银行会在收获后大量采购粮食，并在价格上升期间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向居民出售，贯穿全年；这些机构有时也兼作支持中心，为小农户和自给农民提供多种支援服务。
饥饿 饥饿救助组织
慈善廚房（英语：soup kitchen，又称 meal center 或 food kitchen）是一种向饥饿者免费或低于市场价格提供食物的场所。此类机构多设于低收入社区，通常由教会或社区团体等志愿组织运营。施粥所常因属慈善性质，得以从食物银行免费或低价取得食材，从而更容易满足大量受助者的膳食需求。
其他类型
在地方层面，自称为“食物银行”或“施粥所”的机构通常由基督教教会运营，亦有少数由世俗民间团体主导。其他宗教也开展类似的饥饿救助，但方式略有不同。例如锡克教的 Langar（朗戈）传统，直接在锡克庙（Gurdwara）内向饥饿者提供食物。在英国等地亦有例外：部分锡克教徒既运营食物银行，也继续在其锡克庙前线分发餐食。
饥饿 饥饿与性别
世界银行的研究持续显示，全球饥饿人口中约有 60% 是女性。 女性普遍面临比男性更高的经济壁垒，可获取的资源也更少，从而在粮食安全上处于劣势。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父母有时会为了让子女吃饱而自己挨饿，但女性更可能做出这种牺牲。早期文献曾认为该现象仅见于性别不平等更严重的发展中地区；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在发达经济体中母亲亦常因节省食物而缺餐。例如，英国 Netmums 2012 年的调查发现，五分之一的母亲曾为免子女挨饿而省去自己的餐食。
单亲家庭尤其容易遭遇粮食不安全，并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在美国，由单亲母亲抚养子女的家庭比单亲父亲家庭更可能食物不足。 女性通常在有偿与无偿劳动之间投入更多时间于后者，这种时间分配差异也被视为加剧女性户主家庭粮食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饥饿 饥饿与性别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性别亦决定了饥饿受害者能否成为激发公众赈济热情的“合适例子”。詹姆斯·弗农在《饥饿：一部现代史》中指出，20 世纪之前的英国，社会同情多只对饥饿的妇女与儿童倾注；无法养活自身及家人的男性常被视作可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观念出现转变——大量曾在战场上证明男子气概却在和平时期失业的男性，引发了新的公众同情。同样，女性身份有时也利于倡导饥饿救济：弗农写道，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艾米莉·霍布豪斯正因身为女性，得以将饥饿者困境带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
饥饿 饥饿与年龄
老年人不仅更易陷入饥饿，其健康亦更易因饥饿受损。在美国，2001—2011 年间，遭遇饥饿的老年人口增长了 88%。
这一年龄段慢性病负担最重，常见疾病包括心脏病、糖尿病与呼吸系统疾病。80% 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近 70% 的人患有两种或以上。 饥饿会加剧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恶化。2017 年的报告指出，面临饥饿的老年人罹患抑郁的可能性比不饥饿者高 60%，发生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风险高 40%。不规律、不足的进食带来的额外压力，使这些疾病更加危险。
美国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向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粮食安全支持，使受益者得以将部分预算用于医疗或住房账单。然而，该计划的参与度极低：不足一半符合资格的老年人领取福利，每五位符合条件者中就有三位未登记。
饥饿 拓展阅读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2006) by Sharman Apt Russell—rather than focus 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hunger, this work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n individuals and also explores the topic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榕江县
榕江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位于贵州东南部，黔东南州南部，面积3315.8平方公里，2013年人口42万。县政府驻古州镇。原本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2023年因為舉辦村超爆紅，成為全國新興熱門旅遊地點。
邻接的县市有：东边黎平县、从江县，南边荔波县，西边三都水族自治县、雷山县，北边剑河县。
榕江县 历史沿革
元至元二十年（1360年），置古州八万洞总管府，后改军民府，属思州安抚司。
明洪武三年（1370年），置古州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二十六年（1393年）置古州卫，寻废；永乐六年（1408年）设古州司流官吏目；十二年（1414年）以古州蛮夷长官司属黎平府。
清雍正五年（1727年）设开泰县承分驻古州；七年（1729年）设古州镇，置古州厅，以黎平府同知驻其地；乾隆元年（1736年）置古州兵备道；二年（1738年）移开泰县丞分驻朗洞。
民国二年（1913年）改古州厅为榕江县，属黔东道；十二年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年）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年）属第八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年）以后属第二行政督察区。
1949年11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攻占榕江县。
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
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从江县并入。1961年，将从江县分出。
2007年至今，辖6个镇、13个乡（其中6个民族乡）
榕江县 水灾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期间，6月23日至24日，榕江县暴雨，该县农村公路的路基、路面、边坡坍塌713处，664,052立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9210.25万元。
2025年6月24日和28日，榕江县因暴雨两度洪峰过境，超过4万人撤离。
榕江县 行政区划
榕江县下辖9个镇、4个乡、6个民族乡：
古州镇、​忠诚镇、​寨蒿镇、​平永镇、​乐里镇、​朗洞镇、​栽麻镇、​平江镇、​八开镇、​崇义乡、​三江水族乡、​仁里水族乡、​塔石瑶族水族乡、​定威水族乡、​兴华水族乡、​计划乡、​水尾水族乡、​平阳乡和​两汪乡。
榕江县 体育
榕江县当地以足球比赛而出名，其“村超”比赛也闻名全中国大陆。2023年5月，当地开始举办“贵州村超·超级星期六足球之夜”。
剑河县
剑河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
东邻天柱县和锦屏县，南邻黎平县和榕江县，西邻雷山县和台江县，北邻施秉县、镇远县和三穗县。面积2173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23.87万，其中以苗、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96%。邮政编码556400，县政府驻革东镇。
剑河县老县城为柳川镇，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与中共中央长征经过此镇。由于兴建三板溪水电站，2006年7月26日开始，剑河县城1.57万居民由柳川镇搬迁至革东镇。革东镇原为台江县的大镇。
剑河县 行政区划
剑河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1个乡：
仰阿莎街道、​柳川镇、​岑松镇、​南加镇、​南明镇、​革东镇、​磻溪镇、​太拥镇、​久仰镇、​南哨镇、​南寨镇、​观么镇和​敏洞乡。
三穗县
三穗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的一个县。面积1036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20万。邮政编码556500，县政府驻八弓镇。
与其接壤的有天柱县、剑河县、镇远县和湖南省新晃县。
三穗县 历史
宋大观元年（1107年）始置邛水县，明改邛水长官司，清设邛水县丞，1926年改名灵山县，因1927年“秋收丰稔，一禾三穗”，于是次年4月改称三穗县。
三穗县 行政区划
三穗县下辖7个镇、2个乡：
八弓镇、​台烈镇、​瓦寨镇、​桐林镇、​雪洞镇、​长吉镇、​良上镇、​滚马乡和​款场乡。
独山
独山，可以指：
独山县，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
独山军，唐朝时设置的军，在今青海省
独山州，明朝时设置的州，在今贵州省
独山 (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区北郊的一座孤山，盛产美玉
独山 (松阳)，浙江省松阳县城区南郊的一座孤山
雷山县
雷山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1218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14万，苗族人口占83%。邮政编码557100，县政府驻丹江镇。
东经107°55'-108°22'，北纬26°02'-26°34'。周边接壤的县市：东边有台江县、剑河县、榕江县，南边三都水族自治县，西边丹寨县，北边凯里市。
属国家认定的贫困县之一。境内有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特产有茶叶。
雷山县 行政区划
雷山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2个乡、1个民族乡：
龙头街道、​丹江镇、​西江镇、​永乐镇、​郎德镇、​大塘镇、​望丰乡、​达地水族乡和​方祥乡。
黎平县
黎平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4439平方公里，2014年户籍总人口58万，城区人口户籍人口12.8万，常驻人口8.9万，县城建成区面积8.3平方公里，其中侗族占70%。县政府驻德凤街道办事处。
邻接的县市有：东边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县，南边从江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西边榕江县，北边锦屏县、剑河县。
黎平县 主要历史
晚明出了個十分能團結各族人民招兵買馬的總督何騰蛟。
黎平县 行政区划
黎平县下辖3个街道办事处、14个镇、7个乡、2个民族乡：
德凤街道、​高屯街道、​龙形街道、​中潮镇、​孟彦镇、​敖市镇、​九潮镇、​岩洞镇、​水口镇、​洪州镇、​尚重镇、​肇兴镇、​龙额镇、​双江镇、​永从镇、​茅贡镇、​地坪镇、​顺化瑶族乡、​雷洞瑶族水族乡、​罗里乡、​坝寨乡、​口江乡、​德顺乡、​大稼乡、​平寨乡和​德化乡。
黎平县 文化
黎平人讲一种明显有别于贵州其它地区方言和普通话的黎平话，在貴州其他人聽來很像普通话，被称为“小北京”。除了说黎平话外，主要语言还为侗语、苗语、瑶语等。
黎平人主要信奉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道教。
关于黎平的影视作品
黎平县 旅游
黎平县共有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为：
岑巩县
岑巩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1486平方公里，2012年全县总人口22.79万。邮政编码557800，县政府驻思旸镇。
岑巩县 行政区划
岑巩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9个镇、1个乡、1个民族乡：
㵲水街道、​思旸镇、​水尾镇、​天马镇、​龙田镇、​大有镇、​注溪镇、​凯本镇、​客楼镇、​平庄镇、​天星乡和​羊桥土家族乡。
丹寨县
丹寨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位于贵州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部。
与之接壤的县市有：东边雷山县，南边三都水族自治县，西边都匀市、麻江县，北边凯里市。
全县面积938平方公里，下轄4个镇、2个村、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1个省级农业园区，县政府驻龙泉镇。2015年人口17.8万，其中苗族人口比例超過四分之三。全縣通用丹寨話，屬於漢語西南官話。
丹寨县 历史沿革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撤销丹江县建置，将其西部地区并入八寨县，改名丹寨县。1952年12月成立丹寨苗族自治区（县级），隶都匀专区，1955年4月改称丹寨苗族自治县，1956年改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7年1月改为丹寨县。
丹寨县 行政区划
丹寨县下辖4个镇、2个乡：
龙泉镇、​兴仁镇、​排调镇、​扬武镇、​雅灰乡和​南皋乡。
丹寨县 經濟發展
丹寨是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起，万达集团定点扶贫丹寨，斥资14亿元，在丹寨县实施“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扶贫模式，建立旅游小镇，后建立扶贫茶园。
望谟县
望谟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布依语标准音以望谟县县城（原复兴镇）的语音为基础。
望谟县 行政区划
望谟县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1个民族乡：
王母街道、​平洞街道、​新屯街道、​蟠桃街道、​乐元镇、​打易镇、​乐旺镇、​桑郎镇、​麻山镇、​石屯镇、​郊纳镇、​蔗香镇、​大观镇、​边饶镇、​昂武镇和​油迈瑶族乡。
兴仁市
兴仁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面积1785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45万。邮政编码562300，市政府驻城北街道。
兴仁市 地理
兴仁市属副热带气候，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雨集中在5月至9月，但终年潮湿。1月平均气温 6.3 °C，7月平均气温 22.1 °C，年平均气温 15.3 °C。
兴仁市 行政区划
兴仁市下辖6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1个民族乡：
东湖街道、​城南街道、​真武山街道、​城北街道、​陆官街道、​薏品田园街道、​屯脚镇、​巴铃镇、​百德镇、​雨樟镇、​潘家庄镇、​回龙镇、​下山镇、​新龙场镇、​大山镇、​马马崖镇、​波阳镇和​鲁础营回族乡。
普安县
普安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
本地出产煤。
當地小吃主要有臭豆腐，羊肉米線，牛肉米線等。
普安县 行政区划
普安县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2个乡：
盘水街道、​南湖街道、​茶源街道、​九峰街道、​龙吟镇、​兴中镇、​江西坡镇、​地瓜镇、​青山镇、​楼下镇、​罗汉镇、​新店镇、​白沙乡和​高棉乡。
強迫性壟斷
經濟學和商業倫理上，強迫性壟斷（Coercive monopoly）是壟斷的形式之一，在這種壟斷下公司能夠自行控制價格和生產的決策，而無需受到任何競爭力量影響，因為所有潛在的競爭力量都已被阻絕於市場之外了。儘管一些人注意到這種強迫壟斷也可能由公司自行達成，但幾乎大部分使用這一詞的人都是將其用以描述國家干預經濟而阻絕了競爭的情況。一些人則將這一詞定義為「所有透過強迫力量達成的壟斷」。
強迫性壟斷 概要
市場上某種特定的產品或服務只有單獨一個提供者並不一定就構成強迫性的壟斷。強迫性壟斷指的是當市場上沒有任何競爭的機會—例如透過價格、技術、產品創新、或行銷技術的競爭全都被禁止時，這個市場便不會出現任何競爭者，強迫性壟斷於是產生。強迫性壟斷是保障壟斷者免於競爭的工具，由於確定了不可能有競爭者出現，壟斷者便能自行調整價格和生產決策。這種市場也被稱為無競爭市場。在強制性的壟斷下，市場上幾乎沒有任何動力能促使壟斷者增進其生產或服務品質，壟斷者往往還會進行價格的壟斷—簡單的說就是「漫天開價」。美國學者穆瑞·羅斯巴德（）指出，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可能會「使用暴力」以達成進行壟斷的有利條件，他並且指出：「強迫性壟斷者所提供的服務往往質量差勁而又毫無效率」。
強迫性壟斷 概要
與強迫性壟斷相反的是「非強迫性壟斷」，這種壟斷並不代表未來不會有競爭者出現，因此壟斷者若想繼續維持壟斷的地位，就必須時時刻刻考量其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的價值、調整其價格和改進生產決策，藉由拉低價格以阻絕其他任何可能的競爭者出現，這種壟斷也被稱為效率壟斷，由於潛在的競爭者沒有能力進行更為有效的生產、因此便無法和當前的壟斷者競爭。因此，在非強迫性壟斷下競爭者是有可能出現的，只是競爭者無法藉由這樣的競爭獲利（除非他們能尋找出更有效的生產方式以降低價格）。但在強迫性的壟斷下無論競爭者或獲利都不可能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壟斷的公司得以隨意調整價格而完全無需顧慮可能的競爭者出現。
曾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的經濟學家阿伦·格林斯潘（）認為這樣的強迫性壟斷「只有可能是由政府干預所造成的—藉由社會管制、補貼、或特權等手段」。主張強迫性壟斷只有可能是由政府干預造成的人通常是屬於自由放任的擁護者，他們通常也反對反托拉斯法案。不過，一些商業倫理學家也假設自由市場可能會出現強迫性的壟斷。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是政府「製造」了強迫性的壟斷。舉例而言，自然垄断的理論通常被用以正當化政府壟斷的設立，禁止所有政府企業或政府特許企業之外的競爭者出現，並且徹底管制價格。這種政府壟斷在電力、水力、和電信業上相當常見。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支持這樣的強迫性壟斷，主張這樣做將能確保市場會依據國家的利益運作。而反對者如法官Richard Posner則對此批評道：政府設置的強迫性壟斷所造成的無謂損失最終將會超過任何可能從中獲得的利益。
強迫性壟斷 強迫性壟斷的設立
當一個公司成功的運用強迫力量阻絕了所有競爭的可能性時，便產生了強迫性的壟斷。一個公司可能會透過非法的或非經濟上的手段（例如勒索）來達成強迫性壟斷的位置。一個公司也可以透過非強迫性的方式（如直接在市場上擊敗其他所有競爭者）達成壟斷目標，一旦公司成為了唯一的供應者，在理論上便將能建立起一道強制性的「入口障礙」阻絕其他競爭者的加入。這種形式的壟斷最知名的例子之一是在1920年代的美國，禁酒令的實行導致大量非法走私和販賣酒類的集團犯罪出現。其中最知名的走私集團之一是芝加哥的艾爾·卡彭（Al Capone），他藉由販賣私酒的利潤在芝加哥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犯罪帝國，並藉由暴力或恐嚇等手段阻止其他競爭者加入。然而，這個例子正恰好說明了政府所造成的後果—公開的酒類製造和販賣都被法律禁止，然而卻無法禁止市場上對對酒類的需求，於是使得走私和私釀酒類有大量利潤可圖，而這些非法生意都沒有根基於貿易的契約上。
強迫性壟斷 強迫性壟斷的設立
歷史上也有一些例子被某些人認為是屬於未透過政府影響的強迫性壟斷，並且試圖以反托拉斯法來解決這些問題。舉例而言，在美國對微軟案連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中，原告方控訴微軟「強迫」苹果电脑簽訂了禁止競爭的合約。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員Eric Raymond對此評論道：「法庭所宣判的是許多人不曾想過的事實—微軟真的是一個強迫性的壟斷公司」儘管法庭的宣判對微軟不利，但許多人仍然認為微軟並非強迫性的壟斷。另一個例子是1945年的美國對美國鋁公司（Alcoa）案，法庭宣判Alcoa公司的作為是「排除競爭者的」。
強迫性壟斷 強迫性壟斷的設立
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擁護者認為強迫性的壟斷只有可能是透過政府的造成的，並且也替非強迫性壟斷辯護。他們主張任何能夠提供更好產品或更低價格的公司都有資格成為非強迫性的壟斷者—只要是在其他競爭者可以自由加入的情況下。他們主張這些非強迫性的壟斷者通常將他們的價格降的很低，正是因為他們了解到這是唯一能夠排除其他競爭者加入的方式。換句話說，即使市場上沒有競爭者存在，競爭者出現的可能性也會有效地影響這些非強迫性壟斷者的價格和生產決策。就如同強迫性壟斷者通常是在確保了沒有競爭者會出現後，才能開始對消費者漫天喊價。一些人認為價格的低廉與否正是判斷壟斷的強迫性與否的標準。
強迫性壟斷 強迫性壟斷的設立
透過法律所頒布的強迫力量毫無疑問是強迫性的壟斷。在政府進行的壟斷裡，由政府直接指揮的代理機構本身便成為了壟斷者，而強迫性的壟斷地位則可以透過那些禁止競爭的法律或管制加以維持，或者由政府全盤控制生產的要素。在開發中的產油國家相當常見的國有石油公司（如沙烏地阿拉伯的Aramco、委內瑞拉的PDVSA）都是國家實行國有化壟斷自然資源的例子；而美國郵政管理局（USPS）也是國家透過法律設立壟斷的例子之一，在法律規定下郵政管理局得以排除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和聯邦快遞等商業公司的競爭，壟斷某些信件包裹的投遞服務。1
而由政府間接授權的壟斷也與政府直接的壟斷類似，但兩者在壟斷者的決策過程上有所差異。在政府直接的壟斷中，壟斷的所有權屬於政府自身、以及那些在政府指揮下管理壟斷的政府部門人員。而在政府授權的壟斷中，壟斷的強迫性是透過法律授與的，但壟斷的所有權是屬於由政府授權的私人公司的，決策的過程是由這些私人公司進行。政府授權壟斷的例子包括了美國許多壟斷性質的有线电视產業和水力公司、在許多國家由政府授權的石油開採獨占權如标准石油、以及歷史悠久的殖民地「股份」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由重商主义政府授與的殖民地獨占特權。
經濟學家Lawrence Reed宣稱政府在沒有明確禁止競爭的情況下也有能力製造強迫性的壟斷，政府只需授與一間公司「特權、豁免權、或是補貼」便能大為增加其他競爭者的負擔。舉例而言，阿伦·格林斯潘主張美國在19世紀對於西部的鐵路公司的土地補貼造成了強迫性的壟斷，他宣稱：「在聯邦政府的協助下，鐵路產業界的其中一部分公司得以『掙脫』其他公司的競爭」。除此之外，他主張當時政府施加的管制使得規模較小的公司無法與產業界的大公司競爭。
經濟學家、同時也是知名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穆瑞·羅斯巴德主張國家本身便是強制性的壟斷，因為國家使用「暴力」建立了「控制警察、兵役、法律、司法決策、以及對於土地（『公有土地』）、街道、和公路、河流、以及郵政等的強制壟斷。」他指出「強迫性壟斷者所提供的服務往往質量差勁而又毫無效率。」除此之外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們通常主張這些服務應該開放由市場競爭，因為開放的競爭將能使這些服務價格更低、品質更高。
強迫性壟斷 政治爭論
在一般的用詞裡，稱呼某人或某件事情「強迫」是帶有譴責意味的。但應該注意的是「強迫性壟斷」一詞僅只適用於經濟上的定義，指的也只是一種特定的壟斷形式，並不表示這一詞有涉及到「壟斷是否應該存在」的問題（因為壟斷還分為強迫性與非強迫性的）。因此，在強迫性壟斷的範疇上通常牽扯至兩個顯著的政治爭論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爭論通常是聚焦於入口障礙的問題上，一些人認為入口障礙的確存在、一些人則認為並不存在。
第二個問題的爭論通常是聚焦於這些由政府力量—如透過補貼、國家壟斷、或國家授權壟斷所建立和維持的壟斷是否具有正當性。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擁護者通常反對所有形式的政府壟斷或授權壟斷，認為那將會限制了自由市場（要不是根基於自然權利的論點、就是根基於功利主义的論點，或者兩者綜合）。經濟的支持者通常主張若是沒有政府的，大企業將能支配整個經濟的活動，藉由私人的企業聯合和壟斷損害勞工和消費者的利益。他們並提倡由國家授權壟斷、以及其他方式如反托拉斯法來解決前述問題—認為這樣一來民選的政府便能對大企業施加控制，以此促進人民的利益。
強迫性壟斷 政治爭論
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則認為這些擔憂是錯誤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唯一能長時間保持經濟穩定的強迫性壟斷只有可能是由國家造成的：他們還舉出了許多被宣稱為強迫性壟斷的例子—例如标准石油—其實根本不是強迫性的壟斷。舉例而言，當標準石油被控告壟斷時，標準石油在石油精練市場上的64%佔有度是經過了與一百個以上的其他公司激烈競爭才取得的。他們主張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任何試圖運用壟斷力量的公司都會因此而促進經濟上的競爭動機，於是競爭者的浮現便打破了壟斷狀態。這種理論的支持者通常排斥自然壟斷的概念，認為自然壟斷理論只不過是一種神話以及國家自由市場的藉口罷了。
册亨县
册亨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2596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22万。邮政编码562200，县政府驻者楼街道。
与之接壤的县市：东边望谟县，南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乐业县、田林县和隆林各族自治县，西边安龙县，北边贞丰县。境内有北盘江、南盘江。
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时候本地属夜郎国。
册亨县 行政区划
册亨县下辖3个街道办事处、9个镇、1个乡：
者楼街道、​纳福街道、​高洛街道、​坡妹镇、​冗渡镇、​丫他镇、​巧马镇、​秧坝镇、​双江镇、​岩架镇、​八渡镇、​弼佑镇和​百口乡。
晴隆县
晴隆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位于贵州西南部。面积1327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27万；邮政编码561400，县政府驻莲城街道。
晴隆县 历史沿革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由指挥使粱海择地，并率军修筑安南卫城（今莲城），县城始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奏准，改为安南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27日，因安南县名时与法国殖民地安南（今越南）相混淆，取安南县城西南面的名山晴隆，该山巍峨壮丽，峰入云宵，扼县之名胜二十四道拐之口，素有天险之称，故更名为晴隆县。
晴隆县 行政区划
晴隆县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3个乡、1个民族乡：
莲城街道、​东观街道、​三宝街道、​腾龙街道、​沙子镇、​碧痕镇、​大厂镇、​鸡场镇、​花贡镇、​中营镇、​光照镇、​茶马镇、​长流乡、​紫马乡、​安谷乡和​三宝彝族乡。
贞丰县
贞丰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1512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34万。邮政编码562200，县政府驻珉谷街道。
东经105°25'-105°56'，北纬25°07'-25°44'。与之接壤的县市有：东边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望谟县，南边安龙县、册亨县，西边兴仁县，北边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贞丰县 历史
清朝雍正时，为興義府永丰州治所，嘉庆二年（1797年）改永丰州为贞丰州。
贞丰县 行政区划
贞丰县下辖5个街道办事处、9个镇、3个乡：
永丰街道、​珉谷街道、​丰茂街道、​龙兴街道、​双峰街道、​龙场镇、​者相镇、​北盘江镇、​白层镇、​鲁贡镇、​小屯镇、​长田镇、​沙坪镇、​挽澜镇、​连环乡、​平街乡和​鲁容乡。
安龙县
安龙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2238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42万。邮政编码552400，县政府驻栖凤街道。
安龙县 历史
安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类活动足迹，当时属夜郎古国牂牁郡。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置安隆守御千户所。165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安龙建立陪都，期间他将安隆千户所改为安龙府，寓为“真龙天子”居住之地，于是安龙就有了“龙城”的称谓。1658年，永历帝离开安龙两年后，安龙被清军攻克，清顺治帝将安龙的龙字上加上了一个竹头，改为安笼。清嘉庆年间，因南明王朝在安龙期间留下了十八先生的忠议故事，故嘉庆帝亲自赐名为“兴义府”。
1913年改南笼县，1931年改安龙县。1966年改设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81年复设安龙县。
安龙县 行政区划
安龙县下辖5个街道办事处、10个镇：
招堤街道、​栖凤街道、​钱相街道、​五福街道、​春潭街道、​龙广镇、​德卧镇、​万峰湖镇、​木咱镇、​洒雨镇、​普坪镇、​龙山镇、​新桥镇、​海子镇和​笃山镇。
安倍晋太郎
安倍晋太郎（日语：／ Abe Shintarō，1924年4月29日—1991年5月15日），二战日本投降后的日本政治家，曾任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外相。其妻子是前日本首相岸信介之女岸洋子，其長子安倍宽信是企業家，次子安倍晋三曾任日本首相，三子岸信夫曾任防衛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