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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 历史
1959年9月7日，扩建为北京广播学院，设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等11个专业。1959年12月4日，北京广播学院首届学生会成立。1961年8月4日，北京广播学院首届外语专业本科生毕业。1964年11月11日，郭沫若题写校名“北京广播学院”。1965年9月，定福庄北京石油学校正式作为广播学院新校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办。1998年12月18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交流中心竣工启用。2001年10月，通过教育部验收，进入中国高等教育“211工程”行列。2002年3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东校园（原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简称“煤干院”）整体并入北京广播学院，两个校区之间的白杨大道虽然横穿传媒校园内，但是却属于市政道路。
2004年8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9月，举行校庆50周年暨校名更名晚会。同年，中国传媒大学在南京建立了一所隶属于该校的独立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2012年，新图书馆落成，成为北京东部地区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建筑，也被戏称为“定福庄大阅城”。
2020年3月1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中国传媒大学管理的独立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脱离该校管理，并转设为民办本科院校南京传媒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 学校象征
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训是：立德、敬业、博学、竞先。
中国传媒大学 院系設置
学校现共有21个教学科研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系、 通信工程系、广播电视工程系、数字媒体技术系、自动化系、应用数学新闻学系、传播学系、电视系、编辑学系、新媒体广告传播系、广告学系、广告设计系、公共关系系、国际传播系、国际关系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外语系、经济系、公共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法律系、社科系、文艺系、导演表演系、广播电视文学系、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播音系、应用语言学系、动画系、游戏设计系、数字艺术系、中国文学系、语言文化系、应用数学系、光电学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工程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等 37个系。
中国传媒大学 院系設置
学校拥有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80个本科专业。另外设有独立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学院共设有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传媒技术学院、演艺学院、广播电视学院、摄影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文化管理学院、国际传播学院、艺术设计学院10个院。开设34个本科专业，88个专业方向。学校专设行业培训机构——中国传媒大学培训中心。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管机构——中国传媒大学自考办，2007年四月开设广播电视编导、摄影两个专业，2010年增加了播音与主持、动画两个热门专业。同时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开展一年制自考助学工作，为参加自考的学生提供业余辅导。
中国传媒大学 学校设施
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与学校各专业本科教学、学科设置和科研方向紧密联系，文献收藏以該校各本科专业所涉及学科的基础理论文献、教学参考文献、科学研究参考文献为主。
新圖書館於2012年建成开放，建筑面积43000平方米，共九层，阅览座位2000余个，是北京东部地区最大的单体图书馆：地下一层为传媒博物馆，一层为服务大厅，二层为报刊阅览，三至五层为文、理、工以及外文图书开架借阅区，六层为库本库和特藏区，七层为电子音像区。
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传媒相关藏书颇具特色，二层报刊区存有诸多晚清、民国报刊的影印合订本，包括《知新报》《申报》《新青年》《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各种大报、小报的报纸原本，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出版时期基本完整，包括解放初期、文革时期、以及89事件时期等，并有部分外文报纸的原本，如前苏联《真理报》。此外，图书馆藏有相当数量的新闻传播、广播电视相关专业的书籍及文献资料。
中国传媒大学 学校设施
学校主办《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代电影》《电视艺术》《媒介》《广告主》等学术刊物，编纂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经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传媒青年》（校共青团委刊物），《新闻视野》（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传播系），《电视人》（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系），《传媒工科生》（信息工程学院记者团），《中传攻略》。
学校有三大校园媒体，主要由学校管理，学生自主运营——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校报。三大校园媒体均为校内学习实践基地，学生可以在此实际参加广播、电视、报纸的整体制作流程，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传媒大学 地理环境
位于中国北京市朝陽區定福庄东街1號，处东五環以東，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以北，朝阳路以南的区域，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邻。占地面积708亩，校舍面积46万平方米。有主楼、东配楼、西配楼、核桃林、一号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四十八号教学楼、二号教学楼、孔子广场、校园湖、传媒文化广场、南操场、新图书馆、南图书馆（崔永元口述历史博物馆）、校电视台、梆子井学生公寓、中蓝学生公寓等建筑物。南门设有北京地鐵八通線傳媒大學站，北门设有北京快速公交2号线定福庄站。
中国传媒大学 学院和科系
后历经院系调整和学科发展，中国传媒大学共设新闻学院、广告学院、电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戏剧影视学院、人文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国际传媒教育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学院、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 学生与教师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1971人，其中专任教师1093人。拥有一批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教授、学者。近年来，有1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入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3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人入选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人荣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9人次荣获北京高校教学名师奖，30人次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实力得到增强。同时，学校还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担任特聘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 校園文化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社团共分学术科技类、公益类、文艺类、体育类、实践类共五类。
目前，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為《年轻的白杨》。作词人為叶延滨，作曲者為刘天礼。
大流士一世
大流士一世（古波斯語：，羅馬化：Dārayava(h)uš；波斯語：；前550年—前486年），即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年至前485年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君主。基督教和合本《圣经》译本译作「大利乌」，天主教思高《圣经》译本译作「达理阿」。
大流士一世宣稱自己属于阿契美尼德皇室远支（居魯士圓柱上的詳細家譜根本沒有提到阿契美尼斯的存在），本无继承资格，但在冈比西斯二世出征埃及3年后，波斯国内发生了巴尔狄亚动乱，而冈比西斯二世则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大流士一世趁机平定了动乱，消除了穆护对皇位的威胁，成为波斯国王。
登基后，大流士一世历经多年平定各地叛乱，在国家稳定后，颁布了大流士法典，向各省派遣军事长官和财务长官。大流士一世重视帝国的情报网络系统，以此监督地方官员，并直接确定和收取各省税额，加强中央集权。在商业上，大流士改革税法，调整度量衡和货币，并鼓励通商，积极探索海上通道，凿通了红海和尼罗河之间的运河，派遣卡里安达的西拉克斯探寻印度河入海口，促进了各省商业繁荣。
军事上，大流士平定各地叛乱。发起了对斯基泰人和希腊人的战争，未能成功。
大流士一世 簡介
对大流士生平的记载，主要来自在今伊朗西南部克尔曼省札格羅斯山发现的贝希斯敦铭文（根据离它最近的村庄名称），铭文镌刻在离地100米高的峭壁上，有25米长，使用了三种文字对照：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虽然铭文是大流士授意镌刻的，但根据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克特西亚斯的记载对比，许多主要史实还是比较真实的。
大流士一世 簡介
大流士單方面宣稱自己属于皇室家族的分支，为波斯安息省长希斯塔斯佩斯的儿子，阿尔萨米斯之孙，阿里亚兰尼斯曾孙，泰斯帕斯四世孙，阿契美尼斯五世孙。大流士早年时，居鲁士大帝还怀疑他曾参与反对皇室的阴谋。居鲁士去世后，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登基，他作为侍卫，随著冈比西斯二世出征埃及，前521年3月，冈比西斯二世逝世，居鲁士的另一个儿子巴尔狄亚（大流士宣稱是一名穆护高墨達冒充）在米底即位。大流士赶往米底，在6家波斯贵族的帮助下，在当年10月杀死巴尔狄亚，宣布他为阿契美尼德家族合法继承人，即位为皇帝，并和居鲁士大帝之女阿托莎结婚，当时大流士的父亲和祖父尚在世，所以他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各地贵族纷纷起兵，东方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大流士虽然手无重兵，但因为各地造反互不协调，独立作战，所以从公元前520年到前519年间，他仍能将各地造反一一平定。（以大流士一世為篡位者的觀點來看，則並非稱為平定造反，而是靠武力打敗所有不服其篡位的反對者）
大流士一世 簡介
公元前519年，他进攻里海东岸的斯基泰人，进兵印度河谷，前518年巡察埃及，前513年他征服希腊色雷斯东部，然后跨过多瑙河，进攻欧洲的斯基泰人，据希罗多德记载，他甚至已经到了伏尔加河沿岸，他夺取了爱琴海上的几个岛屿，马其顿人已经投降。
根据铭文记载大流士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健全了国内的行政制度，把全国划分为大約20个省区，明文确定各省的贡赋数目，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铸造金币，将波斯帝国的疆域扩大到高加索山区。他虽然极度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但他奉行信仰自由政策，尊重所辖各民族自己的宗教信仰，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修神殿，也允许各民族修整自己的神殿，他的名字也在埃及的孟菲斯神庙的铭文中出现过，甚至在梵蒂冈的铭文中都出现过，他允许其他宗教的祭司掌管当地的宗教权力，为阿波罗神庙地产免税，所以在波希战争中，所有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希腊神庙祭司都站在波斯一边，警告希腊不要抵抗。
他执行促进帝国商业和贸易的计划，开辟海上航路，他派舰队探索印度洋，打通从印度河口到埃及的海上航线，开辟从尼罗河到苏伊士的运河，根据铭文可以看出，他的船只可以从尼罗河穿过红海和曼德海峡直达波斯湾（当时尚没有苏伊士运河）。
大流士一世 簡介
他的船队曾经到过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探索过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
公元前547年，波斯的居鲁士二世征服了爱奥尼亚，但此后爱奥尼亚的希腊文城邦一直在寻求独立。波斯人为了便于统治，遂给这些城邦委任了僭主。到了前499年，米利都和阿里斯塔格拉斯的僭主在波斯的支持下出海远征纳克索斯岛失败而被解任。阿里斯塔格拉斯趁机鼓动整个小亚细亚的希腊语地区起来反抗波斯的统治，由此拉开了爱奥尼亚叛乱的序幕。随着叛乱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亚细亚小国被卷入到这场纷争中。雅典和埃雷特里亞则为阿里斯塔格拉斯人提供军事援助，于前498年协助后者占领并焚毁了波斯的地方首府萨第斯。前497年至前495年之间战况一时陷于胶着，但波斯人随后重组军队进击叛乱的震中米利都，在拉德海战中彻底击溃了叛军，于前493年将叛乱镇压下去。
为了确保波斯帝国日后不受叛乱的威胁，同时加大对内陆希腊人的影响，大流士一世决定先发制人征服希腊。他誓言要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亞报萨第斯被焚的一箭之仇。第一次出征始于前492年，波斯将军马多尼乌斯指挥下军队攻下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却因征途中的小差错而功败垂成。波斯人又于前490年派去了第二支军队，在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的指挥下横渡爱琴海，占领了基克拉泽斯，围困了埃雷特里亚并最终将其夷为平地。他们随后挥师雅典，却在马拉松战役被雅典军队大败。波斯人的第一次出征就此止步，前486年埃及爆发叛亂，平叛后他准备第三次远征雅典，但於前485年10月去世。
阿契美尼德王朝还有两位大流士：大流士二世和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后于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而后波斯被马其顿帝国灭亡。
大流士一世 疑點
現今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大流士一世才是篡位者，所以才造成各地不服，其宣稱的高墨達是被居魯士砍下耳朵的拜火教僧侶更是疑點，甚至可以說整個波斯歷史，甚至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家譜、都可能是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性而杜撰出來。所以被稱為寬容宗教的居魯士，就不可能會是同時信瑣羅亞斯德教又砍下拜火教僧侶的耳朵。從此證明高墨達冒充巴爾狄亞事件是充滿破綻的。（若居魯士跟大流士一世都是信瑣羅亞斯德教，就不會有砍下瑣羅亞斯德教僧侶的耳朵這事情，若居魯士不是瑣羅亞斯德教，而大流士一世是信瑣羅亞斯德教的，那很可能大流士一世根本與居魯士一家不是同一個家族，所以信仰不同，從此顯出大流士一世篡位的事實來。）很顯然，是大流士一世篡位之後，大流士一世將自己所信奉的瑣羅亞斯德教，套用到居魯士家族身上，從而杜撰了虛假歷史來掩飾自己篡位的事實，卻露出破綻。
大流士一世 疑點
根據居魯士大帝的繼承人岡比西斯二世延續宗教寬容政策，與歷史上記述的岡比西斯二世殘暴的說法有所出入，此可能是杜撰歷史。希羅多德的書上說岡比西斯二世不尊重被征服地區的宗教，甚至下令殺死了埃及人視為聖物的神牛阿匹斯，而考古發掘出的阿匹斯墓碑則發現岡比西斯二世不但沒有宗教迫害，還在神牛阿匹斯病逝後，以法老的身份參加了阿匹斯的葬禮。
最後，既得利益者，則為曾經被居魯士大帝懷疑叛變，卻登上波斯王位的大流士一世。
從考古出土發現的居魯士圓柱上面的詳細家譜卻沒有阿契美尼斯這個由大流士大帝宣稱的共同祖先存在，可基於此證據，判斷出大流士大帝是篡位者的事實。
大流士一世 延伸閱讀
Woolf, Alex; Steven Maddocks, Richard Balkwill, Thomas McCarthy,  illustrated, Marshall Cavendish, 2004  [2012-02-10], ISBN 978076147456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11）  引文使用过时参数coauthors (帮助)
骏鹰
骏鹰（Hippogriff / Hippogryph），也叫鷹馬，是西方的神话生物。常有人把骏鹰和狮鹫混淆，其实骏鹰是狮鹫和母马杂交的后代。意大利中世纪诗人阿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著有长篇传奇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指狮或犬与鹏的混合。
骏鹰十分稀有，因为狮鹫向来鄙视马类，它们的结合绝不寻常。狮鹫与马的世仇由来已久。在古西徐亚地区（Scythia）的金饰图案中就有狮鹫攻击马的场景。有句話說：“匹配狮鹫与马，那么将来麋鹿和恶犬也能举杯共饮。”（mate Gryphons with mares, and in the coming age shy deer and hounds together come to drink）。所以骏鹰本身常作为奇迹或爱情的象征。
骏鹰
骏鹰善于飞行绝迹，万丈高空，倏忽往来。他们栖息于传说中的离风山（the Riphaean Mountains）上。弥尔顿在《复乐园》中写道：“话音未落他将其抓起/胁上虽无骏鹰双翼，却穿行辽空/飞越荒原平地。”（So saying he caught him up, and without wing / Of hippogrif, bore through the air sublime / Over the wilderness and o'er the plain.）可见古人视其为善于飞举的神物。再加上它又比狮鹫容易驯服，所以骏鹰常常充当不错的脚力。中世纪的传说中提及骏鹰不多，但只要出现，一般都是作为骑士或巫师的宠物。比如《疯狂的奥兰多》中，巫師亞特蘭特将自己的骏鹰赠与英雄魯傑羅，配上一副魔缰辔，就成了日行千里的座骑，《哈利波特》出現的巴嘴也是駿鷹的代表。
麻将
或是一種源自中國的傳統牌類遊戲，濫觴於晚清，後廣泛流傳於東亞及東南亞等漢字文化圈。麻將通常由四人進行，基本目標為搶先拼湊出積分較高之牌型並完成勝出條件，同時阻止對手達成相同目的。麻雀結合運氣與技巧，側重記憶力與策略判斷，娛樂用途外亦常作為玩家間聯繫情感的媒介。
麻雀牌的構成在各地大同小異，基本牌組包含兩大類共34種牌。第一類為數牌，包括「筒/餅」、「索/條」、「萬」三門，每門數字從一至九各四張，共計108張。第二類為字牌，包括四種風牌（東、南、西、北）及三種箭牌（中、發、白），亦各四張，共28張。標準牌組共136張，部分地區另增設百搭牌或花牌，如「春、夏、秋、冬」、「梅、蘭、菊、竹」等。
傳統麻雀牌以骨、竹或象牙製成，現代則普遍使用塑膠或壓克力材質。遊戲除牌張外，亦需使用骰子等其他輔助道具，部分地區如日本會使用點棒，而大多數玩法設有標示莊家與圈風的裝置。
麻将 歷史
首則麻雀牌具記錄在1875年出現，所描述的乃美國外交官吉羅福轉贈給博物館的藏品；首度有文獻此遊戲名字記為「」，更遲至1894年（後詳）。史上第一本麻雀譜《繪圖牌譜》的作者沈一帆指「之始……不過三十餘年」。該牌譜成書於1914年，亦即作者認為麻雀始於1880年前後。清末曾於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任教的許指嚴於《十葉野聞》（1917）亦說，在北京，麻雀於光緒末葉，甲午戰爭結束（即1894年）後才逐漸流行，至1900年大盛，與前述的幾個年份相近。徐珂的《清稗類鈔》（1916）同樣指麻雀於光緒、宣統年間才盛行，不過他說麻雀由太平軍發明，時間比起上述首則麻雀牌具記錄早了起碼十年，但仍屬十九世紀後半。由此種種，可推測麻雀始於晚清，是相當近代的遊戲。
麻将 歷史
麻雀的發源地，有寧波與閩粵二說。沈一帆（1914）指「之始，始於寧波，不過三十餘年，繼及蘇浙兩省，漸達北京」，主張寧波說。徐珂《清稗類鈔》（1916）一處說「始於浙之寧波，其後不脛而走，遂徧南北」，另一處卻謂「粵寇起事，軍中用以賭酒，……行之未幾，流入寧波，不久而遂普及矣」，內容莫衷一是。杜亞泉《博史》（1933, p.35）認為麻雀「先流行於閩粵瀕海各地及海舶間。清光緒初年，由寧波江廈延及津滬商埠」，即主張閩粵說，而楊蔭深《中國遊藝研究》（1946, p.99）就認同他的說法。戴愚盦（1934）的《沽水舊聞》指麻雀是盛宣懷在他掌管天津海關時由百粵帶往那兒，似乎也主張閩粵之說。潘俊（1937）记录了一个父老相传的故事：明末宁波江东地方，王翁制作一百三十六张竹牌，后人用其赌博。
協彪（1939）称「三百年来，四十张的马吊，逐渐演变，变成每样五张的纸牌。近七八十年中又变成每样四张的麻牌」。
麻将 歷史
史上首部英語麻雀譜的作者（1920, p.110）認為「麻雀可能源自寧波，儘管亦有人指福建才是起源地」。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及遊戲研究者史超域·古連（1895a, p.140）並無討論過麻雀的起源地，但他引述另一著名的遊戲收集者務謹順爵士，謂當時的麻雀遊戲（書中稱為「中發」“Chung fát”）僅限於江浙一帶，故其所述較吻合寧波起源論。然而吉羅福麻雀牌源自福州，記錄時間又比任何其他麻雀牌來得早，故此又比較符合閩粵起源論。至今，麻雀的實際發源地，依然未有定論。
至於麻雀的發祥地，一般（例如上述多數作者）都同意是寧波。寧波（明州）在古代是日本通商的重要口岸，而寧波話「」與「」同音，以及日本保留「」作書面稱呼，讀音卻是「マージャン」（羅馬字：mājan），均可見寧波的影響。
麻雀之形成，可從遊戲名稱、牌張與玩法三方面分述。其名稱與牌張，公認源自古代「馬弔」紙牌，但論玩法，馬弔是類似現代「打天九」般以大擊小的遊戲，絕非像麻雀般鬥快湊成組合。若說麻雀的玩法源自馬弔，應屬謬誤，也容易令人混淆。例如在香港，受到無綫電視的古裝劇集影響，「麻雀古稱馬弔」一說十分流行，以至人們誤以為古代馬弔的玩法與現代麻雀大同小異。中國大陸亦有報章把相傳由宋儒楊大年所著的《馬弔經》誤為《經》，以為當時已有麻雀遊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国成立之后，麻雀因被视为赌博游戏，是“资本主义腐败的象征”，被政府依法取缔并全面禁止。直至文革结束后逐渐恢复。1985年，中国大陆正式废除麻雀游玩禁令。1998年7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国标麻雀玩法。
麻将 名稱
現今這個遊戲有「」及「」兩個主要稱呼，但舊日還有「馬將」一名。
麻偶作，麻偶作馬將或麻酱（取諧音於麻醬）。
「麻」这个称呼一般认为源于吳語，为「麻」的儿化读法。「麻」的「雀」字，中古音拟音作/t͡sɨɐk̚/，19世纪的北部吳語（如宁波话）为*t͡siɐʔ（近似普通话的「家」）。因北部吳語的「儿」的读作/n̠ʲi²³/，儿化音做后缀时近似/ŋ~ȵ/，故「雀」字儿化成*tsiɐŋ，与「」同音。因此「麻雀」终讹传为「麻」。
或有人认爲前述三個名字皆從「馬弔」這個遊戲名字而來，但是實際演變過程，三個名字孰先孰後，就人言人殊。下表為部份主張：
麻将 名稱
文獻中以「麻雀」為牌戲名稱，首見於清末狹邪小說《海上花列傳》（1894）。俟後許多晚清至民初的小說或雜記也同樣見此稱呼，例如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中，《官場現形記》、《孽海花》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均如此，只有《老殘遊記》並無提過麻雀遊戲。其他文學例子還有《負曝閒談》、《廿載繁華夢》、《秋星閣筆記》、《九尾狐》、《九尾龜》、《近世社會齷齪史》、《清稗類鈔》、《十葉野聞》等等。史上首兩部麻雀牌譜《繪圖牌譜》（1914）與《大觀》（1919），以及眾多民初麻雀牌譜，亦以「」為遊戲名稱。
「」一詞出現得稍晚，暫時首見於黃世仲所著小說《宦海升沉錄》（1909）。由於黃世仲在《廿載繁華夢》中使用的是「」一詞，當時民間可能已在交替使用兩個遊戲名稱。清末民初使用「」一詞的文學作品並不多，例子有《檮杌萃編》及胡適《漫遊的感想．》等等。
「馬將」這個稱謂最遲出現，暫首見於魯迅的《高老夫子》（1924-25）。儘管杜亞泉的《博史》（1933, p.34）及楊蔭深的《中國遊藝研究》（1946, p.97）這兩本研究中國遊戲的重要著作都稱麻雀為馬將牌，但馬將此稱在文學作品當中較少見，主要是魯迅的著作，還有零星書籍，例如馬敘倫《石屋續瀋》。
現今在中國大陸及臺灣（國語的使用上），人們多用「」這個稱謂，而在广东、福州、香港、日本、韓國、臺灣（使用閩南語、客家語時）、馬祖（使用馬祖話時），則一貫沿用「」這個本稱。有鑑於「」原是雀鳥名稱，有些香港館遊戲名稱寫成「蔴雀」，以便區分。
有時不便明說「打麻雀」，故產生一些對「麻雀」的代稱或戲稱。
麻将 牌張之沿革
麻雀的牌張，一般公認來自馬弔牌，例如見徐珂（1916）、瞿兌之（1935）、杜亞泉（1933, p.35）或楊蔭深（1946, p.97），然而其中演變，夾雜了不少細節。
馬弔所用葉子有四十種花色。嚴格來說，此四十色葉子並非麻雀牌的始祖，原因是它首度有記載之前一世紀，陸容（1436年-1494年）已於《菽園雜記》描述一種牌式相近，但只得三十八色的葉子。陸容並無解釋這種初期葉子有甚麼玩法，其他明代作家亦無提過任何異於四十色的葉子牌，所以明代所謂「葉子」，一般都是指四十色那種。
所謂「馬弔牌」，只是清人及近人的稱謂，明時尚無此稱呼。明人於遊戲與牌具之間，劃分得比較清楚。「馬弔」只是當時一種牌戲的名字，牌具本身，通稱為「葉子」，亦叫「崑山牌」、「蠟牌」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稱為馬弔，用葉子玩的各種牌戲（包括馬弔遊戲）則統稱為葉子戲。
麻将 牌張之沿革
馬弔遊戲及其所用葉子，首載於明代萬曆年間潘之恆所著的《葉子譜》。雖然徐珂（1916）指宋代已有馬弔，但無論牌制抑或玩法，只有明、清兩代的馬弔才留下牌譜。據《葉子譜》所述，明代馬弔所用葉子共四十花色，每種花色一張，分「十、萬、、錢」（「十」即十萬貫，而一即一百文錢）四門：
以上萬、、錢三門，即日後麻雀的萬、（）、（），不過各門的牌張與麻雀的序數牌仍有點出入。上述每門最大的牌均冠以「尊」字，麻雀則無此稱。明代葉子牌以文錢中間有空洞，而取其意頭，以一文錢都沒有的空沒文為尊，這點亦令文錢門各牌的大小順序與其他三門相反，跟後世其他紙牌大異。千萬別稱千兵，後世又稱老千，空沒文別稱齾客，後世又稱為空湯、空湯瓶、空堂或空文，而半文錢則別稱枝花，後世又稱為半枝花或半齾。有研究者認為這三張牌即日後麻雀的「中、發、白」（後詳）。葉子牌的十、萬兩門均印有《水滸傳》一百單八其中二十人的圖像，例如尊萬萬貫是宋江，千萬貫是武松等等；、錢兩門則印有銅錢或一串串銅錢的圖案，這些後來也成為某些麻雀起源傳說的內容。陸容所述的三十八色葉子，並無空沒文與半文錢兩張牌，但十、萬兩門同樣繪有水滸人形。
麻将 牌張之沿革
以葉子牌來玩的明代牌戲，有文獻記載的，包括馬弔、看虎與扯章（又作「扯張」，分扯三章與扯五章兩種變化）三種。根據《葉子譜》描述，它們都是以大擊小的鬥牌遊戲，跟麻雀這種湊牌遊戲截然不同。馬弔遊戲盡用四十張牌，看虎與扯章則去掉十字門，只留「千萬」，共用三十隻牌。
明代的四十色葉子，到清代開始改稱為「馬弔牌」，而紙牌的發展，亦分裂為兩股。其中一股仍保留明代葉子的四門，至晚清演變成一類由三十八至四十色不等，稱為Lut Chi（古連 1895a, pp.135-140）或「百子牌」的紙牌，及後再化為現今的客家六虎牌。另一股大致上只留葉子三門，共三十色。麻雀牌及現今絕大部份中國紙牌，均是這一股的分支。這類三十色葉子並無特別統稱，有些作者以「紙牌」來專稱它們，而不包括四十色的馬弔牌，但亦有作者馬弔牌納入「紙牌」類別。
明末清初至嘉慶年間各種三十色紙牌戲，有較多敘述的包括「遊湖」、「混江」、「默」、「碰」及「十湖」五種。
麻将 牌張之沿革
混江與遊湖二詞，可見於《大清律例》、康熙年間王士禎所著的《分甘餘話》以及乾隆年間李斗《揚州畫舫錄》與汪師韓《談書錄》。清人對牌具與遊戲的分野相當籠統，用語又不統一，有時很難確定一個術語所指的是究竟一副牌具、一種牌制、一種遊戲，抑或一整個遊戲類別。上述文獻中，除了《談書錄》較明確地以遊湖來統稱各種用三十色葉子玩的牌戲之外，其他均對混江與遊湖兩者的用法相當含糊，且各有出入。籠統地說，遊湖乃用三十色葉子來玩的牌戲統稱，包括鬥牌遊戲及湊牌遊戲，而且有時可用多副牌合併來玩；混江只包括用三十色葉子玩的湊牌遊戲，而且只用一副牌。
默、碰（又稱「碰壺」）與十湖的意思比較清楚。它們分別是三種不同的湊牌遊戲的名稱。前二者可見於乾隆年間由金學詩所撰《牧豬閒話》，其中「碰」一詞到了晚清大為流行，但意義亦變得非常廣泛，鮮有指涉原來的碰牌。「十湖」又稱「十壺」，《揚州畫舫錄》與後來的晚清小說《鏡花緣》（1819）、《風月夢》（1883）、《繪芳錄》（1894）均有簡略敘述。
麻将 牌張之沿革
連雅堂在1925年寫的《麻雀考原》認為花將牌是的前身之一，因為兩者都有花牌。而花將牌的花將當中的「天、地、人、」，成了麻雀的「東、南、西、北」。
從上述各文獻，可知清代的三十色紙牌，已具有麻雀牌具的部份特徵：
三門牌張的序數，開始統一為從一至九。明代看虎或扯章去掉十字門之後（但留下千萬一牌），餘下三門的牌張數目並不均等（萬、兩門各九，文錢門十一隻）。然而，據《牧豬閒話》所述，默與碰的三十花色當中，三門牌張皆自一至九，與現代麻雀相若，而餘下三隻為特別牌，稱為「幺頭」，後來演變成現代麻雀的三元牌（下詳）。《牧豬閒話》並無詳細解釋幺頭的用法，只提及玩家可以視各幺頭的序數為「一」，亦即它們是一種特殊的百搭牌。
麻将 牌張之沿革
前述各種三十色紙牌戲當中，碰牌所用的三十色體制，一直沿用至晚清。據Chatto（1848, pp.57-59）記載，當時人稱這樣的一副牌具為「千萬紙牌」（Tseen-wan-che-pae），而三隻幺頭則稱為「千萬、白花、紅花」。俟後的西方文獻，例如務謹順（1895）或古連（1895a, 1924），亦多從此稱。按史超域·古連（1924）敘述，三隻幺頭仍為特殊百搭牌，但用法視牌戲而異。史超域·古連亦指白花即枝花，而紅花即空湯/空沒文。然而各地對三幺頭的稱呼也出現了差異，例如胡適（1928, p.31）記載，有江西紙牌稱三牌為「千萬、枝花、全無」，而湖北人時稱「全無」為「空文」，與馬弔相同。姑勿論稱謂，胡適認為這三隻牌就是麻雀三元牌的先祖，其中「全無」即後來的白板。
麻将 牌張之沿革
西方人對晚清牌戲牌式的記錄，以史超域·古連（1895a, pp.135-140）一書最為詳盡。它詳細敘述了清末英國駐華使官務謹順爵士於中國各地搜羅的多種以馬弔花色為本的紙牌牌式，其中除了一副稱為“lut chi”的牌具（即現今「客家六虎牌」的前身），其餘十七種均沿用千萬紙牌的體制。這十七種牌具當中，大部份都是合併兩副或四副千萬紙牌而成，或再加上十湖牌的五星各一張。然而也有例外，例如有一副北京紙牌就有六種百搭牌花色「時遷、王道、晁蓋、青蛇、白蛇、許仙」，介乎現今天津「旗牌」與浙江「傳統紙牌」之間；有一副安徽紙牌，為五副千萬紙牌併成，再加兩款百搭（財、喜）各五張；又有一副漢口紙牌，由四副千萬紙牌併成，但去掉三元牌，亦無五星；還有一副南京紙牌的五星，並非取名「福祿壽財喜」，而是「仁義禮智信」。就算是一般情形，即使牌式相同，但牌具名稱、三元牌各牌名稱、牌面設計、牌張大小等等，不一而足，差異亦有大有小。
麻将 牌張之沿革
儘管麻雀遊戲稱為「」，要1894年才有記錄，但從1875年起，已有類似名字及麻雀牌具的記載。初期的麻雀牌並無統一牌式，字牌與花牌之間可以有頗大差異，有些牌張似與十湖牌五星有關，又有些完全不見於其他紙牌或麻雀牌。有花牌的麻雀稱為「花馬」，無花牌與三元牌的稱為「清馬」。
麻将 牌張之沿革
吉羅福的麻雀牌（1875年或以前，一副148隻，另一副141隻以上）。現知首則麻雀牌張記錄，來自美國人吉羅福（George B. Glover）的藏品。吉羅福是五口通商以後的美國駐華官員。他於1875年12月31日十九種從中國帶來的遊戲用具贈予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其中他給第十七種的註解為Dominoes for playing "Snatching the House-Sparrow," 148 pieces，其中“Snatching the House-Sparrow”這個稱呼與早期麻雀耍樂稱為「『叉』」一事吻合。根據古連（1895b）後來敘述，吉羅福還另一副牌式相近的牌具捐贈給美國長島歷史學會（今藏於布魯克林博物館），而兩副牌都是吉羅福任職美國駐福州領事時所購。按古連（1895b）敘述，第二副牌的三門序數牌與現代麻雀相同，但其餘牌張為「東、南、西、北、中」各四隻、「東王、南王、西王、北王、中王、天王、地王、人王、王」及「春、夏、秋、冬」各一，共141隻，另外還有額外數張（文章一處指兩張，另一處指八張）空白牌，但古連並無說明它們是當白板用還是當備用。然而，從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及布魯克林博物館的藏品中，均看不到「中王」。
麻将 牌張之沿革
務謹順的麻雀牌（1890年，140隻）。務謹順爵士（Sir William Henry Wilkinson）於一篇未曾出版的1890年筆記內，記錄了他擁有一副稱為「中發」（Chung Fát）的牌具。按古連（1895a, p.140）所載，務謹順這副牌乃購自寧波，並註解「中發」的意思為「hit and go」。這副牌的牌張基本上為現代麻雀的子集，但無花牌，而且白板有八隻。
古連的麻雀牌（1909年，143隻）。史超域·古連（1924）記錄了一副他於1909年從上海購入，「多多少少相當接近（後來的）麻雀牌」（a set more or less closely approximating majong）的牌具。從文章及其附圖所見，此麻雀牌比現代麻雀多了三張稱為「文、武、摠」的牌，而八隻花牌名為「梅、蘭、菊、竹；琴、棋、書、畫」。
日本千葉縣「博物館」亦有以下麻雀牌：
該館還有一副昇官牌（年份不詳，新華社電視有一節目指為清代製品），它包含一個「莊」、四隻圓形棋「酒、色、財、氣」，及200隻牌張：
這副牌的子集可對應現代麻雀牌（第一類對應序數牌，第二類對應字牌，而花牌中的「漁樵耕讀、琴棋書畫」亦為前述一些麻雀牌的花牌），但正如千葉麻雀博物館指出，這副牌明顯有昇官圖的淵源，而且亦不知這副昇官牌的玩法與麻雀有多大出入。「福祿壽喜」四牌與十湖牌五星有無關連，也是未知。
除了實際藏品記錄，亦有作家記述麻雀牌式之演變。
以上所述的各副麻雀牌，即使撇除牌張名稱上的小分別（例如「東、南、西、北」與「中、發、白」曾經名為「公、侯、、相」與「龍、鳳、白」），各副牌的牌式無論是彼此之間，抑或與現代麻雀比較，都有明顯差異，可見麻雀牌從1870至1910年代，尚在成形階段。相比之下，1920年代的兩副麻雀牌，牌式已等價於現代麻雀。
相比晚清紙牌，麻雀牌除了在牌式與物料上有變化，三門序數牌的名稱也歸於統一。根據大量清末民初的小說敘述，萬字門仍稱「萬」，但索字門則回復馬弔牌所用的「」，放棄了後起的「」，而文錢或門則改稱為「」，鮮有例外，不過現今中國大陸一些地方仍使用晚清紙牌的三門稱呼。「」據徐珂所說，乃指銅錢中間的洞，而「索」則指穿起銅錢的索，不過這可能只是穿鑿附會，「筒」其實也可解釋成「銅」（銅錢）的口誤。
現代麻雀成形以後，牌式再無多大變化，用序數牌與字牌共136張（例如日本麻雀）或加入花牌，然而亦有少數例外，諸如：
序數牌與字牌的花色設計，各地也大同小異，唯一較具地域特色的例外，有「一索」及「白版」。最早期的麻雀已經以雀鳥作「一索」圖案，不過現今各地所用圖案不盡相同，例如廣東麻雀採用的是（雀鳥）本身，而日本麻雀則多用孔雀，還有一些地區以花草替代雀鳥。中国麻雀的「白版」是有邊框的，但日本麻雀的沒有任何圖案。麻雀牌的尺寸亦因地而異。臺灣及廣東麻雀較大，日本麻雀較小。
麻将 麻雀的前身與沿革
研究者一般都同意，麻雀乃從清代的默牌及碰牌（此碰不同天九牌之碰）演變而來。縱使這兩種牌戲均以三十馬弔花色作牌張，其玩法（《中國賭博史》一書有詳細描述）卻與明代馬弔大相逕庭，具有現代麻雀的特色。例如它們均以湊合牌組為目標，而「碰」這個術語又源自碰牌。另外，默牌也奠下了四名玩家的制度。馬弔雖以四人為限，但牌例本身並不以四人為標準；默則剛剛相反，它必須有四位玩家，並另有一人負責發牌的角色。
有關默及碰的描述，首見於清乾隆年間金學詩所撰的《牧豬閒話》。金學詩指這類紙牌戲「疑始於明之末造」，所以勉強要說的話，古代麻雀應始自明末清初。然而，無論是牌張抑或玩法，默與碰仍與現代麻雀有不少差異。由於缺乏文獻記錄，而僅有的文獻又記載得不夠詳細，從默與碰到麻雀之間的發展，以下只作概述。
麻将 麻雀的前身與沿革
在已知的文獻之中，並不見默牌於清中葉以後出現。「碰」一詞一直沿用到民初，然而其意思不斷變化。《牧豬閒話》所述的碰，是一種牌戲，但約莫同時代的《揚州畫舫錄》，則把碰（書中稱碰壺）視為一大類的牌戲，十湖（書中稱十壺）即為其一。據《揚》書所述，十湖有四名玩家，他們會輪流讓一人休息，稱為「作夢」，然而此制度以至十湖牌的五星均不見於《牧》書中的碰牌。清末民初的小說，更有以「碰」來分別稱呼打麻雀、天九之碰，以及玩其他牌戲的例子，其中《九尾狐》第二回曰「搬定坐位，碰的是一百零五張老，不比目下都是麻雀，連黃河陣也不懂，不要說八經三夢的老。可見一樣賭錢，也有一時的風氣。」由於《牧》、《揚》二書並無提過「黃河陣」或「八經三夢」此兩術語，可見清初的碰牌與麻雀之間，也許還有其他稱為「碰」的牌戲。
麻将 麻雀的前身與沿革
十湖牌與麻雀及一些現代紙牌戲均有相當淵源。清代小說中，打十湖牌的情節並不多，《鏡花緣》與《繪芳錄》細節較多，但仍甚為簡略。然而，從字裏行間，可知十湖牌是湊牌遊戲，有「湖」數的概念。麻雀所謂「」或「」的「胡/糊」字，就是「湖」字之訛。現代牌戲之中，與十湖牌有清楚淵源的，包括內蒙地區同樣稱為「十湖」的牌戲、「南通長牌」與「東莞牌」。內蒙十湖不但有清代十湖「作夢」的制度，其部份術語亦見於《鏡花緣》及《繪芳錄》當中情節。南通長牌的玩法則與現代麻雀非常相似，《揚州畫舫錄》與《繪芳錄》曾提及一個十湖牌色目「飄湖」，它也是南通長牌的術語，對應於麻雀的「對對湖」，但不知於清代十湖牌中是否同樣意思。由於內蒙十湖或南通長牌的歷史不詳，到底它們是麻雀的前身，抑或與麻雀同樣繼承了清代十湖的精粹，甚至先有麻雀的玩法，才發展出今日的規則，都是未知。
麻将 麻雀的前身與沿革
清初有「遊湖」一詞，而現今的「南通長牌」與「東莞牌」，仍俗稱「遊湖」。「遊湖」一詞，於《分甘餘話》中是遊戲，於《大清律例》中是牌具，於《談書錄》中是使用三十色馬弔牌張的牌戲之統稱（因此明代看虎與扯章這兩種鬥牌遊戲，也歸類為遊湖），其用法相當籠統，不過南通長牌與東莞牌皆屬湊牌遊戲。東莞牌的玩法其實不及南通長牌那麼接近麻雀，然而文獻中，它與麻雀卻有最直接關係。
麻将 麻雀的前身與沿革
據務謹順（1895）及古連（1924）兩文所述，當時有一種遊戲，名字稱為「看虎」（Khanhoo），與明代看虎同名，其所用牌具則稱為「棍牌」（kun p'ai，古連註釋為 stick cards）或「」（務謹順文中譯音為ma chioh，古連則譯作má tséuk，兩者註釋均為“hempen birds”）。此棍牌除了百搭牌的牌數可能是二、五或六隻以外，基本牌式與十湖牌相同（即四副千萬紙牌加上數張百搭牌），古連一文附圖更顯示此棍牌的牌面設計與東莞牌幾乎一模一樣。至於這種看虎的玩法，是湊牌遊戲，而非明代看虎的鬥牌法。兩種看虎的合法牌組並不盡同，但也有共通部份，例如二萬、二加上八，明代看虎稱之為「窮」，而古連所述的湊牌看虎也有此牌組，只沒有註明名目。此牌組亦見於《繪芳錄》的十湖牌情節，小說中稱為「幫子」，不過小說情節中似乎有「加」（小說中稱為「加一級看」）的玩法，而這並不見於湊牌看虎。當代十湖牌每位閒家獲發三十張牌，亦與湊牌看虎的十五張不同（但兩者所用牌具，均包含四副千萬紙牌）。古連文中稱各合法牌組為「」（ngán, "eyes"），儘管較麻雀中的「」（又稱「雀頭」）廣義，但可見這種看虎與麻雀的關連。事實上，古連稱此看虎為麻雀的直接前身（immediate source of ma-jong），不過此湊牌看虎的玩法，又與現代東莞牌不同。
最早的麻雀規則可以追溯到1910年代，源自榛原茂樹所收集到的麻雀規則書。這時候的規則被關兆豪在其著作「中庸麻史觀」中稱為中國古典麻雀。特色有：只有136張數牌與字牌，手牌１３張；不用胡牌也有機會得分，別人胡牌時，只要手牌的副數大於胡牌家以外的人即可向他收取差額；計分方式為番副制（類似日本麻雀，應該說是日本麻雀比較完整的保留古中國麻雀的計分方式）；除非包牌，否則不論自摸或銃胡，都向莊家收取兩倍得分，向閒家收取一倍得分（莊家胡牌則向所有人收取兩倍得分）。而之後的麻雀則朝著台型／和種／役種的增加、計分方式的簡化等方向多元發展。
麻将 傳說
麻雀的成形過程，研究者儘管知其大概，但確實起源仍不清楚。這方面，民間傳說倒有不少。迄今並無確鑿證據支持任何一項傳說，有些傳說細節更明顯與事實不符。然而，即使一項傳說沙石雜陳，仍可能包含一些真實細節，或反映麻雀發展史當中的某些面貌。
有一说认为麻雀的发明者或者改进者是鄭和，在鄭和船队途经的非洲，现在还流传一种没有条的牌。中国大陆明星暨学者高晓松曾指出，麻雀是鄭在七下西洋途中发明。
徐珂《清稗類鈔》之中指「」乃吳語「馬弔」的變音，而從馬弔牌張演變成麻雀雛形，乃「粵寇起事，軍中用以賭酒，增入筒化、索化、萬化、天化、王化、東南西北化，蓋本偽封號也。行之未幾，流入寧波，不久而遂普及矣。」徐珂所述，與吉羅福麻雀牌的牌式不謀而合，也是現知唯一反映了吉羅福麻雀牌特色的獨立敘述。然而，《中國賭博史》（p.272）一書指出，太平天國曾多次發佈賭禁，但當中只提及骨牌與骰子，沒有禁止打麻雀的資料，比如万牌即代表兵力数，因此麻雀由太平軍創制或改良一說，依然存疑。
麻将 傳說
此說初見於美國記者John Benjamin Powell所撰文章Mah Chang: The Game and Its History（1923）。文章大致上說，相傳馬弔由一名施姓漁民於三千年前發明，有一百零八隻牌張。由於打馬弔令漁民忘卻暈船浪之苦，於是它就流行起來。到清代，一位駐寧波軍陳魚門，為怕士兵於清晨時份打盹，令土匪有機可乘，劫去糧餉，於是效法施姓漁民的故事，馬弔分給守衛玩耍，誰知收效平平，故此陳魚門嘗試加入「東南西北中發白」七隻新牌，令馬弔牌擴充為一副有一百三十六隻的麻雀牌，而夜班守衛亦從此不再昏睡。後來一名譯音為Chang Shiu-Mo的寧波漁民麻雀牌再行改革，加入「春夏秋冬梅蘭菊竹」八隻花牌，更令這種天朝玩意的威力無遠弗屆，風靡海外。
麻将 傳說
上述傳說當中，除了陳魚門（1817-1878）真有其人，其餘細節均暫無實據。除了Powell，暫時亦無發現任何清末或民初作家提過陳魚門與麻雀有關。「施－陳－張」其後亦演化為不同版本，流傳各報刊之間，例如1940年紐約《富頓愛國者報》就只敘述了傳說中有關施姓漁民的部份，而1924年新加坡《海峽時報》一篇報道則轉載了一個據說由一位Mr R. B. Newington從他的中國朋友聽來，然後刊登於上海某報章的故事。此故事的文風與Powell的文章迥異，但情節大同小異，唯一較顯著的例外，是Newington的故事當中，Chang Shiu-Mo乃寧波商家而非漁民。
有人说，麻雀可能是宋朝的司马温公发明的。
1974年加拿大《快報》一個專欄指，當時民間有傳說，謂麻雀源自唐代博戲打馬，由於打馬「有馬有」，所以麻雀牌就承襲了「馬將」之名。
此打馬說其實是雙重誤會。首先，本來的傳說應該是「馬弔源自打馬」而非「馬將源自打馬」，可見於清代金學詩《牧豬閒話》；其次，正如該專欄作者或清人金學詩指出，馬弔，與打馬根本是兩回事。
麻将 傳說
相傳麻雀乃唐代一行禪師發明。原本的傳說，見於《澠水燕談錄》（約1097年）卷九：「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制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它描寫的其實是一行尚發明葉子格戲的故事。然而唐時所謂葉子格戲，並非如後世般指馬弔，而馬弔又非麻雀，因此「一行發明麻雀」一說，實乃雙重歪曲。
麻雀由孔子發明，而三元牌的中、、白分别代表仁愛、真誠孝心，或忠、孝、義。此說較多見於英文文獻，惟出處不詳。儘管晚清確有紙牌稱十湖牌五星為「仁、義、禮、智、信」（儒家五常），但早期文字記錄中，孔子與麻雀扯上關係的，只有L.L. Harr撰寫的麻雀說明書（1923）。Harr只說麻雀源自公元前472年，約莫是孔子的年代，而遊戲起初稱為「百靈」，乃吳王供妃嬪耍樂用，他卻沒有說麻雀由孔子發明。清代以前的文獻中，也沒有敘述過任何類似麻雀的遊戲。
麻将 傳說
麻雀牌的箭牌本與箭術有關。紅中表示箭靶（古代射箭，靶上常用一個紅色的中字）；「」並非指發財，而是發箭；白板則表示射失。可是隨著麻雀的演變，原來的箭術含義消失了，只剩下牌的種類仍叫「箭牌」。此說來源不明，但它顯出了早期有些麻雀牌稱為「中發」（“hit and go”，見前述務謹順的麻雀牌）的事實。
麻雀牌是士人的遊戲，與科舉考試有關。「紅中」表示「書丹」（丹字題名在燕都文廟的《進士碑》上，指中進士）；「青」是「青衫達」（青衫指「學生」、「胥吏」，「達」為「中舉人」）；「白板」則表示「白衣秀才」，或者白丁（不識字）。筒、索、万表示俸祿，「筒」表示「文錢」（銅錢），「索」則表示「貫」（一千個銅錢），萬則表示「萬錢」（銀票）。東南西北，即流轉各地為官，或者東南西北四方之人趕考。
此說指麻雀牌之中的「中、發、白」，與人們對升官發財的願望有關。中就是中舉（中解元、中會元、中狀元，合稱中三元），發即發財，白即做官清白。此說不見於舊籍，只見於當代書刊，例如《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2001）。
麻将 傳說
麻雀本名「抹」，抹的是水滸傳的一百零八。相傳元末明初有名為「萬秉迢」者，非常推崇施耐庵筆下的梁山豪傑，於是以一百零八張數字牌隱喻各名好漢，例如以九比喻「九條龍」史進，二比喻「雙鞭」呼延灼，一比喻「黑旋風」李逵等等。萬、、三門的名字，則取自其本人姓名的諧音（另有版本說發明者本身名為「萬」）。由於一百零八來自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是故又按此五個方位各添四張牌。又由於各人出身不外貧民或富紳，因而再添象徵貧的「白」及象徵富的「發」。此說不見於舊文獻，只見於當代書籍，例如《推不倒的长城》（1993）或《中国近代赌博史》（2005）等等，其細節亦不符史實——元末明初尚未有任何近似於麻雀的遊戲，而且紙牌的文錢、子兩門，要到清代才別稱「、」。
麻将 傳說
此說突出了一些馬弔紙牌與晚清紙牌的特色。如前述，許多馬弔牌與千萬紙牌只有十、萬兩門才印有水滸人像，但根據Chatto（1848, p.59）所述，當時還有一些稱為「千萬人牌」（Tseen-wan-jin-pae）的牌具，牌式與千萬紙牌相同，但所有牌張均印有水滸傳人物名字。古連（1924）也提到，當時在中國稱為「」的棍牌，於美國華埠其實稱為「軍牌」。儘管棍牌牌張中只得萬字門印有人像或人名，當地華人仍稱一百零八隻序數牌為「三十六天七十二地煞」。
自從Powell提出「施－陳－張」說之後，「麻雀由陳魚門發明/改良」一說就變得流行起來，至今亦成為流傳最廣的傳說，並演化成多種形式。
前述《快報》專欄提到，當時民間亦有傳說，謂麻雀始於明萬曆年間，到清代而盛。七張字牌本為「公、侯、、相、文、武、百」，但後來一名「以航海為業的舟山人陳魚門」，因為行船重風向，故「公侯相」改為「東南西北」，再後來為了避提政治，就連「文武百」也改成「中白」。
麻将 傳說
由前述各早期麻雀牌記錄，可見四風牌確曾名為「公侯相」，古連的麻雀牌也有「文、武、摠」三牌，與傳說相近。然而初期麻雀牌的白板，並不像現今的白板般刻上長方框，而是名副其實的空白牌，與「白板由『百』」演變而成不吻合。歷史上的陳魚門亦非以航海為業，而是朝廷三品大員。
2008年中國中央電視有一個英語電視節目，提出一項陳魚門說的「證據」，說曾任英國駐寧波領事的夏福禮（Frederick E.B. Harvey），在日記中提過陳魚門教他打麻雀。然而該節目只敘述了故事情節，沒有拍攝夏福禮日記真跡。由於節目指日本千葉「博物館」的創辦人野口恭一郎，於2001年訪問寧波「天一閣博物館」內的「起源地陳列館」時，亦攜同該日記，因此美國作家Tom Sloper曾聯同英、法、日的三位麻雀研究者向千葉博物館索取日記副本，可是後者表示無此館藏。
眾多陳魚門說當中，以天一閣「起源地陳列館」所宣傳的流傳最廣。暫時該館並未展示任何支持陳魚門說的證據，但是網上有關麻雀起源的中文文章，大多參考該館宣傳品而寫成。該館主張的陳魚門說，主要內容為陳魚門於同治三年（1864年）紙牌改為骨製麻雀牌，其中「老千、紅花、白花」改為「中、發、白」（與胡適主張「紅花/全無」變為白板不同），並賦名「箭牌」，又增加四風牌，令牌張擴充為136隻。此外還有其他豐富細節，例如由陳魚門直接傳授麻雀知識的，除了夏褔禮之外，還有哈佛大學的第一位華人教授戈鯤化，而戈鯤化後來又麻雀引入美國等等。根據中國內地《人民網》對此館報道，館方表示「『索』象徵船的纜索魚網；『筒』象徵船上的盛水桶；『萬』象徵船家對財富的渴望；『風』則為出海最為敏感的風等等」。此說忽略了「、萬」兩門最少自明代馬弔已有的牌，是出自對錢幣的描述，與航海無關。
根據蘇州文學雜誌社編輯谷新臆測，麻雀本為江蘇太倉「護糧牌」。話說太倉曾有皇家糧倉，為防雀患，所以要打鳥。太倉人鳥唸作jiang，因此（鳥類）就叫ma jiang。而巧合當時中國男人以鳥為性器暗稱，以雀為女陰之像在麻雀遊戲之中打一、打二等等，就是譬喻放槍趕鳥，甚至還有參加方因擺手檯面極差如同惡運不吉，也因此大湖區域有一些不文雅的拐氣風氣，例如氣運的女方會暗求男方用無名指繞著乳頭二圈(中發)，或男方請氣旺的女方迎雀至玄武，但由於過於粗俗，改由以口代雀吸吮玄武頭；東南西北四隻牌則譬喻風向；「中」指打中；「發」指打得多，長官有獎，所以發財；「白」指打不著；子則譬喻死鳥的腳，而就代表賞金金額等等。谷新曾於一篇文章及前述的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之中發表這些臆測，不過他在節目中強調，此純為個人猜測，而節目亦表示此臆測暫無實據。
麻将 麻雀術語
經過多年演變，各地不止有不同的麻雀玩法，對共通的規則或行為，也冠以不同名稱，不過當中不少仍是明、清年代用語。以下列出各地玩家對部份術語的名稱，及這些稱謂的來源。
從徐珂的《清稗類鈔》（1916），可知麻雀耍樂最早是稱為「『叉』麻雀」。根據1950年代以前的報章，當時除了「叉」，還有「打」與「拍」兩種叫法。「叉麻雀」直至1970年代，仍見於報刊，至今吴语地区仍用此叫法。「打麻雀」則無疑是現今最流行的叫法。至於「拍麻雀」，仍存於閩南語中。今日還有「搓麻雀」這種叫法，不知始於何時，亦不知是否「叉麻雀」之音變（上海话「搓」「叉」同音）。
「莊家」本是「樁家」，是明代馬弔已有的用語，例如見馮夢龍《馬弔腳例》（約1600年）。
「圈」字顧名思義，就是莊家又輪了一圈的意思。此語可見於《海上花列傳》（1894）及以後多部晚清小說，例如《負曝閒談》（1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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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張」指未被打出或只打出過一隻的牌張，此語早於清嘉慶年間小說《蜃樓志》（1804）已出現，不過小說敘述的並非麻雀遊戲，而是麻雀的其中一種前身，稱為「鬥混江」的紙牌戲。該小說亦稱檯上比較多見的牌為「熱張」，與後來見於清末小說《九尾龜》（1910），而且為現代人沿用的術語「熟張」不同。
（大陸）/（臺灣、大陸）/（粵港澳）
當麻雀玩家牌凑成了一定的组合，獲得勝利，就稱為「」。「」字可追溯至「默牌」及「碰牌」，但由於天九也有所謂「遊」及「碰」的玩法，而天九牌張又可追溯至宋代的「宣牌」，因此「」這個術語，也許從清代以前已經沿用。
如打13張牌的話，胡牌14張。而16張牌的話胡牌17張。以13張牌爲例，胡牌的組合基本為四組面子再加一對。而16張牌基本一樣，為五組面子再加一對。不過如無法達到以上要求而玩家報稱胡牌，稱爲「詐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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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代又稱為「湖牌」。李汝珍《鏡花緣》（1818）第七十四回裏面打花湖（一種天九牌戲）與十湖（一種類似麻雀的紙牌戲）的情節，就有「湖」了某些牌以及出現「詐湖」的情節。「虎、、湖」三個近音字，從清初開始，已一直在中國牌戲或牌具的名稱中獨立或交替使用，例如看虎、鬭虎、打四虎、六虎、花湖、十湖、遊湖、十五湖、花、默、碰、遊等等。「」之所以稱為「湖牌」，也許也是音變的緣故，或避免令「」（勝出）與「」（）混淆。今人說「」、「」或「詐糊/胡」，可能是「湖」這個術語的本字失傳的結果。
須注意的是，無論寫作、或上述哪個字，都讀作音，不讀作音。
「自摸」指和牌所用的那一隻牌是贏家自己摸到，而非其他玩家打出。見晚清小說《負曝閒談》（1903-04）。
出（粵港澳/大陸吳語地區）/放（臺灣）/放（大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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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一家打出一张手牌后，下家能立即取走打出的手牌来凑成组合和牌，则上一家为“出”。「出」之中「」字的傳統中文寫法應為「」，於論牌藝的古籍中又或作從冫的「」，但今人多誤寫為水部的「」。「」於明代《馬弔腳例》中其實解玩家所下的注碼（明代馬弔玩法是鬥牌，不是麻雀的湊牌，故有下注之舉），但演變至現代的「出衝」，或近音的「放」、「放」、「出」，則變成帶「輸掉注碼」的含意。
至於「放」一語，最早見於清末小說《九尾龜》（1910）的「開大砲」。
（中國大陸吳地）／（臺灣及中國大陸地区）／（粵港澳）／下叫（巴蜀地区）／テンパイ（日本）
此術語指玩家只差一隻牌即可勝出。「」出處不詳（南方大部分地區「」字發音與「定」字發音相近），「」則顯然是為了對應「」而來。由于各地规则不同，和牌的种类方法亦有出入，但一般而言，通過改變分組方法，一副牌可聽的牌張可以多於一隻。以廣東麻雀為例，若玩家手上有十三張牌：
那麼以下任何一隻也可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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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糊牌數使用的量词有听、叫等，上面听六张牌的情形可被称为“六听牌”、“听六个洞”、“六口叫”或“六面听”。在廣東麻雀、香港麻雀等多以「扉」字作為量詞，以上例的情況便會被稱為「六扉」。此出處未明，但麻雀牌型「九蓮寶燈」（可聽的牌有九種，即謂「九扉」）在英語中稱為「」，當中的「Gates（門）」可能就是取自「扉」的意思（「扉」字在古時有「扇門」的意思）。
「碰」出自「碰牌」，指一組三張同樣的牌張。又稱「刻子」。例如三張一萬：
或者三張東風：
「碰」也可以作動詞。若自己已有兩張一樣的牌，看到別人打出第三張時，就可以「碰」它，把別人打出的牌拿到自己面前，組成刻子。碰回來的刻子必須翻開放到明牌區，稱爲「明刻」；但自己摸回來的刻子並不用翻開，稱作「暗刻」。
中國北方多稱一碰為一「坎」。此字的普通話拼音為kǎn，有些地方的玩家不辨本字，卻仍取kǎn音，例如廣東麻雀中，一碰稱為「一 kaan2（粵拼）」，但粵語中此音無字。
廣義的刻子也包含槓子，即可以包括一組三張或一組四張同樣的牌。狹義的刻子則不包括槓子。
與刻子相似，若有同樣的四張牌，則可以「槓」，例如下方就是一組「槓子」：
或者四張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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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可以分作：明槓、暗槓加槓。
不管是哪種槓，槓了牌以後都要從牌牆尾摸一張牌，然後打出一張牌。
在組成胡牌牌型或計算番數時，除了特別規定須爲槓子才有效（例如「十八羅漢」這牌型）外，一般情況下槓子可視爲刻子的一種。
牌（臺灣及中國大陆）/牌（粵港澳）/チー  (日本)
「」本是一種與麻雀相似的天九牌遊戲「同棋」的發牌方式。根據楊蔭深《中國遊藝研究》（1946, p.85）記載，同棋的開局方式與打麻雀相近，各玩家都是先洗牌，然後在自己面前砌起十多幢牌，不過同棋的玩家還會在別處（例如檯中央）放置二十張「垃圾牌」。發牌的時候，先由莊家的對家擲三顆骰。若擲出6、10、14、18，就由莊家拿垃圾牌，下家拿莊家所砌的牌，對家拿下家牌，上家拿對家牌，各拿二十張。這種取牌方式就稱為「」，若擲得其他點數，則用另外的開牌方式。吃牌後所組成的一組牌，稱爲「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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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的出處不詳，但楊蔭深在書中論及麻雀一節（p.99）也是用此語。由於粵人稱出牌為「」或簡稱「」，而「」與「」同義，所以「」這個詞語最容易引起混淆。吃牌之後形成的順子，粵人稱作一「黐」（粵拼ci1），而不知此音實乃普通話的「」，或者故意取音改字與「」區分。
吃牌的時候，只可以取上家打出的牌，與自己手中另外兩張牌形成順子，並翻開來放到鳴牌區。有些地方牌例規定，吃到的牌必須是放置在順子中間，或者要把牌張橫放，以顯明所取之牌。例如吃三條，就有以下幾種方式：
「碰」「槓」的優先權凌駕於「上」。如果有一位玩家叫「上」，也有另一位玩家叫「碰」或「槓」，那麼叫「碰」或「槓」的玩家則可以拿取該棄牌。
注意，以下組合並不算順子：
即順子、刻子、槓子。
未完成的順子或刻子的兩張牌，包括以下幾種：
數牌2至8中的連續兩張數牌。
數牌1、2，或數牌8、9。
兩張數牌的數字相差2。
兩張相同的牌，即下述的「眼」。要有第三張相同的牌才能完成刻子。
（臺灣及中國大陆）/（粵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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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將眼」、「對子」，日本麻雀叫「雀頭」，即兩張一樣的牌。十三張麻雀裏，標準的食糊牌型是「四組一對」，即四組面子另加一對眼。十六張麻雀裏，標準的食糊牌型則爲「五組一對」，即五組刻面子另加一對眼。
或（其餘地方）/或（臺灣、中國大陸吴语地区）/飜 (日本)
清末麻雀牌結算時，本以「和數」計算，「一和」是基數，n和就是一和的n倍。例如若以一元作一和，那麼一副牌有四和的牌，就計四元。後來除了以普通倍數計算的和數以外，還引入以冪次方計算的「翻數」，即是以某個基數乘上二的某個冪次方來計算。這個冪，就稱為翻（番）。例如「三翻（番）」就是「翻倍三次」，即二的三次方，八倍。此語可見於晚清小說《負曝閒談》（1903-04）。
現今多數華人地區的麻雀牌計算籌碼時，都棄和數而只計翻數。
大部分麻雀的基數是固定的，但日本麻雀的基數則是少數存古的制度，稱為副或符，會隨手牌組成、聽牌方式、胡牌方式改變。例如邊崁獨這種在廣東／臺灣麻雀算一番／一台的情況，日本麻雀僅算２符，對分數影響較小（日本麻雀２０符起跳，多２符即多１０％，但每多一番基本就是加倍）。
而臺灣麻雀的臺與國標麻雀的翻則是直接相加，沒有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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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麻雀的翻數分兩種，一種爲「役」，即能起糊的翻數；另一種爲糊出後能計算的翻數。能胡牌的牌型稱作「役種」（日語：）。
不能作爲役的翻數，例如有：寶牌、立直後的一發。玩家手頭上的牌型，必須滿足至少有一役的糊牌牌型，並贏出該局後，才能算進所得翻數中。
此語早見於《官場現形記》（1903）及《負曝閒談》（1903-04）。清末民初的麻雀玩家約戰的時候，會以一「底」幾多錢來說明預期的最大輸贏總數，例如一百元一底，就是預期勝負最多在一百元上下。可是這個底數其實無大意義，原因是實際決定輸贏的，是各人勝出牌局之翻數，以及總共打幾多圈。即使商定一底一百元，總輸贏超出此數的情況亦常見，不過這個術語仍然沿用至今。
麻雀引入翻數之後不久，為避免一局牌的賠額過巨，一些地方開始為翻數封頂，例如四翻以後，無論幾多翻皆以四翻計，這個封頂翻數，今稱「滿湖」（或訛作「滿胡/滿糊」），粵地亦稱「爆棚」，日本麻將則稱作「滿貫」。
當時江、浙地方稱「滿湖」為「辣子」，此語可見於《後官場現形記》（1907-08）。。引人滿湖/辣子制度之後，江浙一帶又衍生出稱為「雙辣」的結算方法
。
所謂雙辣，即是於滿湖翻數之上再加入一個結算點，而賠額是「辣子」的雙倍。例如四翻滿湖，八翻雙辣，那麼四至七翻均以四翻計，而八翻或以上皆以八翻計。而今一般地方玩法多以四翻作滿湖，但雙辣的結算點則多介乎六至八翻之間。
如今除了雙辣，有些地方還有「三辣」制，即是翻數依然封頂，但比雙辣再多一個結算點，賠額為雙辣的雙倍，或滿湖/辣子的四倍。
日本麻將在3翻70符和4翻40符還有5翻會達到滿貫，6~7翻是「跳滿」（1.5倍的滿貫），8~10翻是「倍滿」（2倍滿貫），11~12翻是「三倍滿」，13翻以上則是「役滿」（四倍滿貫），用小牌型累計到13翻的役滿一般被稱作「累計役滿」，有些大的牌型則是直接役滿甚至在地方規則可以複合役滿，有雙倍役滿、三倍役滿等，不過正式比賽規則最多只記一倍役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