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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匈牙利革命 經過
经过讨论，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在30日取得一致意见，推翻了此前支持出兵的决定，出人意外地决定放弃对匈牙利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朱可夫说：“我们应该从布达佩斯撤军，如果有必要还应该从匈牙利全国撤军。这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他们通过了《苏联政府就发展与深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与合作的原则宣言》并于次日发表。该文件称：“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就匈牙利领土上的苏军地位展开谈判”。:187当时，苏伊士运河危机也使得苏方倾向于不干涉。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说，学法国人和英国人搞的“一团糟”是错误的。虽然苏联人的让步已无法满足匈牙利人当时日渐迫切的要求，但是局势一时仍出现了和平解决的迹象。: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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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共和国广场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作出决定，再次推翻了前日所做决定。历史学家在此后匈牙利宣布退出《华沙条约》是否导致了苏联再次干预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31日最高主席团的会议记录显示做出武力干预的决定发生在匈牙利宣布退出华约前的一天。一些历史学家否认匈牙利维持中立、西方国家不作为或西方国家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展现出的软弱导致了苏联干涉决定，称苏联的决定完全是取决于匈牙利共产党迅速失去对局势的把控这一因素。不过，一些非共产党时期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则坚持认为匈牙利退出华约导致了苏联再次干涉。: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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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的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前往布达佩斯时，纳吉暗示中立国地位是匈牙利的长期目标，他希望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就此进行会谈。该信息则通过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传递给了莫斯科。:286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原斯大林的别墅思考如何应对匈牙利的局势。据一位为赫鲁晓夫撰写演讲稿的工作人员说，中立声明是赫鲁晓夫后来做出干涉的一个重要因素。:286此外，一些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和学生此前早就表明想让匈牙利退出华约，这也可能影响了苏联的决定。10月31日晚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军事干预的决定已经做出后回到莫斯科。当得知这一决定后，苏斯洛夫表示支持。不过，米高扬依然表示反对，他要求赫鲁晓夫再次开会讨论，遭到拒绝后一度以自杀相威胁。:198
其他几个重要事件也使得苏共中央政治局下决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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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称苏共党内有许多人要求对匈牙利做出武力回应。此前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疏远了不少党内保守派人士，他们对苏联在东欧受到的威胁倍感担忧。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工人起义，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辞职。最终，此起义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以暴力的方式遭迅速镇压，84人被杀700人被捕。1956年，波兰波兹南发生反政府工人抗议活动，遭波兰安全部队镇压57至78人死亡，事件后成立亲苏联政权。此外，10月底苏联部分地方也发生骚动，尽管规模很小，（对苏联政府而言）仍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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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促使赫鲁晓夫下定决心镇压匈牙利起义上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10月24日至31日，毛泽东接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中共还派遣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人组成代表团于23日下午到达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讨论波兰和匈牙利局势的问题。虽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近年有所恶化，毛的话在克里姆林宫仍有一定分量，双方在危机期间也频繁保持联络。刚开始，毛反对再次干预，中共主张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争端。10月30日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决定不干预之前，这一信息传递到了莫斯科。30日晚，刘少奇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可以向苏方同时提出撤军和镇压两种办法，他本人则倾向镇压。中共代表团立即要求举行中苏领导人紧急会议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有发言，他们劝苏联军队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苏联领导人表示刚刚签署了宣言，宣布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现在再决定要出兵镇压，令人十分为难。赫鲁晓夫连夜请刘少奇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说明中共立场。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讨论，讨论持续了一整天，最后决定出兵镇压。当日，刘少奇乘飞机回国，赫鲁晓夫前往伏努科沃机场向刘传递主席团的决定，刘表示支持苏联武力镇压，但提醒赫鲁晓夫出兵前提是有匈牙利政府的请求并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支持。:201-202:247:2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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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革命得到了许多波兰人的积极响应，许多波兰城镇和乡村都悬挂上匈牙利国旗。苏联入侵发生后，普通波兰人给予匈牙利人很大的帮助。波兰各地成立了公民组织向匈牙利人民提供帮助。至11月12日，波兰有超过11000人登记献血。波兰红十字会的数据表明仅仅通过空运，就有44吨的药物、血液等医疗物资送往匈牙利。而通过公路和铁路运送的援助还要多很多。波兰援助的物资金额在1956年达2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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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革命期间，不少匈牙利人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边境地区的居民求援。同时，革命也对周边其他的东欧国家产生影响。罗马尼亚有超过200万的匈牙利族人口，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特兰西瓦尼亚城市克卢日、特尔古穆列什、蒂米什瓦拉、巴亚马雷、奥拉迪亚等城市，大量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匈牙利革命，且示威活动还在进一步蔓延至罗马尼亚其他地方。为防止匈牙利革命蔓延至国内，10月24日，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在与匈牙利接壤的边境地区实施紧急安全措施和签证检查，封闭匈牙利边境。此外，罗马尼亚政府还对来自匈牙利的信件和出版物实施严格而全面的审查。作为进一步的防范措施，罗马尼亚政府还命令秘密警察部队加强对关键地点、车站、通信设施、大学校园和党政办公地的保卫工作，拓宽道路以便于取道罗马尼亚的苏军通行，取消士兵和国家安全部队人员的假期。接下来的几天里，罗马尼亚领导人还采取措施缓解本国经济状况，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展大规模抓捕行动，数千人被捕。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多地仍然发生了“大规模混乱”。10月25日，博雅依大学兴起了学生运动，吸引了数百名大学生和多数教职员的参与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党员。尤其是当地的匈牙利族学生参与者众多。巴亚马雷和卡雷的年轻人甚至想要加入匈牙利军队，连驻扎在当地的罗马尼亚军队和安全部队都受到了示威者宣传的影响。10月30日，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成立了由四位政治局委员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等人组成的“总司令部”。该司令部拥有特别权力，可下令开枪射击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192-194革命发生两个月后，铁托也曾向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透露，“反动派尤其在克罗地亚有所抬头，那里的反动分子公然煽动南斯拉夫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使用暴力。”: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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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城市，“针对苏联的敌视和不信任”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否认了相关报道，但承认匈牙利事件对增援与匈牙利长达560公里边境地区的军队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影响”和“敌视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情绪”。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高层人士发出警告，称混乱局势会“诱使（匈牙利）反革命军队进入我国，煽动斯洛伐克地区叛乱”，而斯洛伐克南部地区主要由匈牙利族定居；“如果苏联和匈牙利军队（从匈牙利北部）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足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入侵。”:194同时，匈牙利局势对东德和苏联本国也产生了冲击。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东柏林的紧张形势迅速升温，东德高官奥托·格罗提渥称“波匈事件表明敌人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并企图以此将其击垮”，他十分清楚东德就是这“薄弱环节”。根据最新解密档案，早在1954年春夏之交，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就发起过抗议活动，争取政治讨论和持不同意见的自由。1955年下半年，一些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开始出版报纸，积极讨论有争议的政治话题。大学管理者曾试图对此进行压制，但学生们通过其他方法继续出版报纸。随着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多地都发生了混乱和示威活动，引发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1月4日前后，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莫斯科航空学院、高尔基大学等在内的苏联多所大学和学校爆发了反战的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中不乏共青团团员。首都以外的骚乱，其规模和频繁程度对苏联领导人冲击很大。于是，苏联政府命令克格勃安全部队开展全面镇压。在雅罗斯拉夫尔等边远城市，特种防爆部队强行驱散了学生组织的要求苏联撤军的示威活动。在莫斯科，一些学生和教师发起集会，“谴责苏联武装干预”。克格勃部队于是被派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将他们逮捕。此后，苏联政府通过校方将相关参与者开除并加强了共青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学生的影响活动。: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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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此时同样不知所措，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语频道吸纳有很多愤怒的匈牙利移民，他们不断对革命者进行鼓动。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0月24日曾建议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匈牙利问题，不过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当双方停火后，英法以三国合谋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一事件虽然没有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但使得美国谴责苏联的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正如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所说：“我们无法一边抗议苏联的所作所为，另一边又允许英国人和法国人借机向纳赛尔出手”。尽管杜勒斯此前还曾号召将共产主义“推回”，“解放”东欧，但是杜勒斯于10月27日和28日两次表示表示：“我们不把这些国家（波兰和匈牙利）视为潜在的军事盟友”。此时此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匈牙利只驻有一位工作人员，而与他的联系也随着苏联军队的入侵而中断。10月3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电视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杜勒斯的说法。: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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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试图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和自由欧洲电台以秘密行动的方式来影响局势，不过相关行动很快失败。中情局人员既无法找到隐藏在欧洲各地的武器库，也不能确定应该为谁提供武器。中情局的信息主要来自当地报刊和美国国务院驻布达佩斯的雇员盖佐·考托瑙（Geza Katona）。:14910月28日，纳吉新政府上台的同一天，自由欧洲电台进一步加强广播力度，鼓励人们开展武装斗争，并传授了反坦克作战的方法。最后，在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弗兰克·威斯纳的命令下，电台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结束广播。当纳吉上台时，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白宫建议让明曾蒂神父做领导人更好（因为纳吉有共产党的背景），并让中情局的广播播放了反对纳吉的宣传内容，称他是引来苏军的叛徒。广播继续报道了起义活动，而中情局错误地认为匈牙利军队已经全部倒戈，反抗者正在获得武器。:150（威廉·科尔比记叙称当起义被镇压后，威斯纳“精神崩溃”。:153）革命遭镇压后，有人曾批评自由欧洲电台对匈牙利民众造成误导，让他们误以为如果继续坚持抵抗，美国和北约就会插手。此外，艾伦·杜勒斯还向艾森豪威尔撒谎称自由欧洲电台没有向匈牙利民众承诺援助，艾森豪威尔则相信了杜勒斯，广播稿在当时作为机密保留下来。: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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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1月4日苏联入侵匈牙利，纳吉发出呼吁时，安理会提出的批评苏联的决议遭苏联否决。结果，安理会通过了第120号决议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以50票赞成8票反对1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要求苏联结束对匈牙利的干预，但是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拒绝接纳联合国观察员。此外，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基于对匈牙利抵抗运动的详细研究，十分清楚美国很难进行军事干预，并且此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内部的政策讨论只关注了以经济政策和政治言论在苏联的卫星国引发不满，并未对其他方式展开讨论。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匈牙利驻美国大使耶森斯基·盖佐批评了1956年西方世界的不作为，他提及了当时联合国的影响力并以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举例。不过，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近期解密了美国国防部所做的研究，表明美国没有干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认为存在触发与苏联爆发核大战的风险。这些考量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面对局势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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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下午晚些时候，包尔绍德州工人委员会通过电台广播称有些苏联部队已通过边境城市扎霍尼撤回国内。第二天，该电台又广播称“...出于我们和全国人民均不理解的原因，有大量苏军，其他包括防空部队和装甲部队，已经改变了行军方向！它们又从扎霍尼和尼赖吉哈佐方向涌进我国领土！...”此后，纳吉不断接到报告，大量苏军乘着卡车和坦克，满载枪支弹药返回匈牙利。起初，纳吉并未重视这些消息，认为这是苏联撤军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后来相关情报越来越多，说苏军已渡过蒂萨河并正在占领一些重要城市。:182苏军折回匈牙利的消息在全国散布开来，各种革命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代表纷纷向政府强烈要求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并仿照奥地利宣布中立。他们认为退出华约是防止灾难最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可以从根本上使苏联人失去动武的资格。退出华约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连外交部革命委员会都派人送来宣言，代表外交部包括两位副部长在内所有高级官员，要求退出华约和宣布中立。: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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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纳吉多次召见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起初安德罗波夫拒绝直接回答。11月1日11:40，安德罗波夫来到议会大厦，向纳吉表示苏联政府仍会尊重10月30日宣言，将会把苏军撤出匈牙利，要求匈牙利派军事代表团讨论撤离的军事和技术细节问题。纳吉质问安德罗波夫，要求他解释7.5万人左右的苏联军队和2500辆坦克为什么会开进匈牙利，为什么这些军队宣称受到匈牙利政府的邀请前来镇压法西斯和反革命，安德罗波夫则表示这一切“完全正常”。纳吉认为安德罗波夫在当面说谎。:183-184
当天下午，苏军开始包围民用机场和多瑙河以西地区的消息不断传来，纳吉召开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报了相关情况，称苏联已撕毁《华沙条约》，匈牙利应退出该军事同盟。在卡达尔和明尼赫等人的同意下，纳吉内阁随后正式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傍晚内阁举行会议，集体召见苏联大使通知相关决定。面对安德罗波夫不断重复苏军是在正常换防，要匈牙利政府放心的说法，卡达尔一反温和克制的常态，站着走到安德罗波夫面前愤怒大吼，称如果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他“将走上街头，赤手空拳和你们搏斗！”令在场人士十分吃惊和担心。:184-185
1956年匈牙利革命 經過
纳吉政府随后向各国驻布达佩斯外交使节和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通报情况并向四大国求援，要求联合国大会紧急讨论匈牙利局势，以维护匈牙利的中立国地位，并于晚19:50将此决定以广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纳吉政府的决定被普遍认为符合当时大多数匈牙利居民的愿望。由于结盟，匈牙利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且均以失败告终，国家饱受战乱之苦，多数人渴望国家中立，不归属东方和西方。通过此决定，纳吉与民众间的隔阂和疑虑骤然减少。一小时后，卡达尔也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演说，赞扬人民“光荣起义”，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建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公布新党纲领，表示新党将“永远同过去的罪行决裂。它将保卫我国的荣誉和独立不受任何人侵犯...我们号召一切忠诚的爱国者：团结起来，争取实现匈牙利独立和取得匈牙利自由。”:185-186在电台宣读完中立宣言后，政府同工会及各地工人委员会代表讨论停止罢工而进展艰难的谈判重新恢复，双方开始建立起互信。原本态度激进的代表投票一致决定支持纳吉政府，决定结束自10月23日开始的总罢工，从11月5日起全面复工。布达佩斯18家大企业代表立即呼吁，要求劳动者“无条件信任我们的政府”并立即回到工作岗位。:188此后，全国舆论趋于一致，倾向于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国会，曾不受控制的外多瑙河地区国民议会也宣布“信任纳吉总理”。北部和东部的国民议会则呼吁在苏军撤离前党派间停止斗争，甚至连作家协会、宗教界信义宗主教奥尔达什·拉约什、归正宗主教拉瓦斯·拉斯洛都出面号召教徒参与重建国家的工作。不过，明曾蒂则暂未表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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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10点，纳吉为了像波兰一样争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而做出最后的努力，在议会大厦与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卡达尔与国务部长蒂尔迪一同出席。纳吉表示匈牙利退出华约宣布中立是因为苏联违约在先，他请求郝德青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转告，新政权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苏联派遣军队插手匈牙利事务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可以劝阻苏联。郝德青表示将会转告匈牙利政府的请求。不过，在此之前郝德青已将此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并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苏联施压，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中共报刊很快发表文章谴责这一事件，令纳吉极为失望。在会见罗马尼亚大使时，纳吉表示对中国将他的政府称作“卖国政府”尤其感到伤心。:187在与中国大使会谈期间，卡达尔提前离场，和纳吉等人不辞而别，一同突然消失的还有内务部长明尼赫。卡达尔具体是出于何种原因而突然消失至今仍众说纷纭。据1989年卡达尔逝世后留下的遗言等资料，当晚，二人乘坐明尼赫的汽车前往苏联大使馆，在苏联人陪同下换乘汽车从特科尔苏军军用机场乘机经乌克兰乌日霍罗德，在勃列日涅夫的陪同下飞往莫斯科。: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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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国防部长马莱特·巴尔开始全力准备应对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胜算且担心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面对各地匈牙利军队开火还击的请求，纳吉反复下令严格禁止他们采取行动，并派人制止电台和报纸传播反苏文章，以防给苏军开火的借口。面对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苏联军队，纳吉只是反复向苏联大使提出抗议。此外，纳吉十分清楚从4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已经成体系地渗透进匈牙利军队的各个部分，因此匈牙利政府届时可能无法指挥军队进行战斗。因此，当后来战斗发生的时候，大部分匈牙利军队都留在了军营内被苏军缴械。:190-191:207-2082日下午，苏联大使以口头照会的方式通知匈牙利政府第二天苏联将派马利宁将军率代表团在议会大厦就撤军问题举行谈判。: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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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苏联军事部署完毕后，匈牙利政府不再收到苏军在匈牙利调动的消息，给其造成了局势好转的印象。全国各地，许多人开始复工，商店和餐馆恢复营业，街道恢复了电车和公共汽车，公共治安也稳步好转。纳吉还因奥地利政府阻止携带武器的匈牙利流亡者回国而特意召见奥地利公使表示感谢。国防部长马莱特·巴尔在基利安兵营召开会议时认为苏军部署的军事力量远超过镇压所需，因此调动军队是针对西方国家的，目的是炫耀武力。因此，匈牙利不应打破停火的现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通过广播表示“联合国不能对匈牙利事件袖手旁观”，更增加了匈牙利人的信心。中午11点，马利宁率苏军代表团与匈牙利代表团会谈，谈判氛围紧张但进展顺利。苏军同意1957年1月15日前全部撤离匈牙利，但更热衷于讨论撤离条件。他们要求匈牙利政府必须修复损坏的苏军纪念碑，并保证这些纪念碑受到保护和尊重。他们还要求匈牙利提供运输和物资上的支持并在最后一批苏军撤出前举行欢送仪式，但匈方经过计算发现苏军要求远超过实际所需，引起了他们的警觉。最终，匈方同意了苏方的意见。双方暂时休会，到晚10点继续举行。: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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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顺利展开使纳吉和马莱特十分高兴，认为苏联撤军大有希望。晚间，马莱特率领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附近切佩尔岛特科尔苏军基地讨论苏联撤军问题。在马利宁与代表团打完招呼短暂进行会谈后，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便率8名便衣男子持冲锋枪闯入会议室，强行将匈方代表团成员缴械并逮捕。马莱特代表团随即与纳吉失去联系。时隔不久，苏军全面开始了对布达佩斯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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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决定将打破事实上的停火，粉碎匈牙利革命。苏联方面的计划是宣布在卡达尔的领导下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该政府会请求苏联协助恢复秩序。卡达尔在纳吉政府任职期间一直和苏联大使馆保持着联系。当到达莫斯科后，卡达尔和明尼赫与鲍陶·伊斯特万一同参与了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会议记录表明，卡达尔并不倾向于苏联展开大规模军事干预。11月2日，卡达尔警告说“使用军事力量是具有毁灭性的，这会导致大量的流血事件。发生这一结果会侵蚀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并使（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士气土崩瓦解。”此后，虽然卡达尔的语气有所改变，但仍暗示苏联出兵只会使事态更糟。与1956年12月以后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形成鲜明对比，卡达尔此时仍提醒苏联领导人需要意识到这次事件是真实民意的反映，劳动人民党的形象已在广大群众眼中大为受损。在2日和3日的会议上，卡达尔严厉批评了苏联过去所犯的“错误”，对拉科西的评价比纳吉还要低。他对事件的评论得到了明尼赫的呼应，明尼赫称“‘反苏情绪’的根本来源”是匈牙利人民“确信（共产党）政权完全是通过苏联人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不过明尼赫和鲍陶的主张与卡达尔截然相反，明尼赫强调了苏军撤军的危险，认为不能过度指望政治斗争，鲍陶则直接主张苏军进行武装干涉并在匈牙利实行军事专政。:244:199-201为了避免冲突并在苏联再次干预时统一宣传口径，苏联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其他东欧国家和中国与各国共产党政府进行沟通。同时，为了掩盖再次出兵的意图，苏联派外交官前往匈牙利和纳吉政府接触，佯装商讨苏联撤军的问题。
1956年匈牙利革命 經過
11月1日至3日，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与华约盟国会面，告知他们干涉的决定。第一面是在苏波边境城市布列斯特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和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奥哈布，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陪同。由于当时波兰局势也非常动荡，此次会谈尤其敏感。苏联与会者希望波兰不要反对苏联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但没有取得成功。虽然波兰领导人同意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但他们强烈反对苏联使用武力。赫鲁晓夫甚至无法确定波兰方面之后不会公开批判苏联。会后，波兰统工党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对苏联武装干预匈牙利表示反对”并发布声明称此次危机应该由“匈牙利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解决。声明于次日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不过，为了避免和苏联发生冲突，哥穆尔卡最终决定不公开表示反对。:203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后续事件及影响
革命被镇压后，苏联对匈牙利全境实施了军事管制，苏共中央主席团派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作为代表现场坐镇监督，政权主要由苏军领导人、谢罗夫等克格勃人员构成，卡达尔的办公室也处于苏联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苏联将匈牙利划分成许多军区，从国内派来一批政工干部担任各军区副司令，他们配合克格勃在匈牙利展开肃清起义者和“恢复秩序”的任务。12月中旬前，大部分抓捕活动由苏联人展开，甚至审讯记录都是用俄文书写。按照科涅夫的命令，各军区开展的任务包括：“肃清反革命分子”、“搜查和搜缴武器”、“保障苏联公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不准任何居民结社、示威和召开群众大会”、“关闭可用作集会的场所，如影剧院和俱乐部等”、“保护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广播电台、电话局、电报局及印刷厂”、“未经许可禁止印刷传单”、“修复苏军纪念碑及墓地”、“了解各阶层居民思想动态并展开宣传工作”、“恢复当地行政机关和党组织权力”。:246期间，数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26000人被审判，22000人被判处徒刑送进监狱，13000人被软禁，229人被处决。而原匈牙利外交部长耶森斯基·盖佐估计有350人被处决。大約20萬難民逃亡国外成为难民。为了应对严重的匈牙利难民问题，红十字会和奥地利联邦军在特赖斯基兴和格拉茨建立了难民营。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后续事件及影响
11月8日，布达佩斯大部分地区被苏联控制，担任“工农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和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的卡达尔一方面配合苏军行动，另一方面，面对匈牙利各个阶层对新政权的刻骨仇视，也开始争取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和解。他并未试图在匈牙利恢复原有的斯大林体制。由于工人委员会掌握了匈牙利全国许多地方的政权，其组织的零星抵抗和大规模的罢工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57年中旬，对匈牙利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此局面，卡达尔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诺于1957年1月1日起提高工资8%至15%，取消无子女税，恢复国徽上的科苏特标记并停止俄语作为学校的必修课。新政府还表示拥护革命期间提出、备受欢迎的匈牙利民族自决原则，但事实上，苏联军队却一直未曾撤军。此外，加入重组后共产党的人数十分有限，到1956年12月，党员人数从80万人下降到了10万人。尽管如此，卡达尔还是稳步加强了他对匈牙利的掌控并压制住了异议人士。从当年起，苏联还对匈牙利军队展开了大规模“清洗”，重新引入了对所剩部队的政治教育制度。1957年5月，苏联在匈牙利进一步增兵。而匈牙利则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接受了苏联永久驻军的现实。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后续事件及影响
自60年代起，卡达尔开始在匈牙利国内推动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他提出口号，主张“谁不反对我们，就同我们在一起”，宣布大赦，到1963年底，匈牙利革命期间被捕的政治犯大部分已得到释放。卡达尔还逐渐控制住秘密警察，防止其作出过火行为，推动相对宽松的文化和经济政策，并于1966年引入了称为“新经济机制”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匈牙利严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给予基层企业管理者更多决定权，以营利作为企业的主要目的并解除了对外贸易的限制。这些政策的运用使匈牙利与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更高，因此使匈牙利获得了“最快乐的兵营”这一称号。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后续事件及影响
苏联军队攻占布达佩斯时，纳吉·伊姆雷、卢卡奇·格奥尔格、洛松齐·盖佐和拉依克·拉斯洛的遗孀茱莉亚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邀请下躲进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得到苏联人和卡达尔政府保证他们可以安全离开匈牙利后，纳吉和其他人于11月22日离开大使馆，随即被捕并押往罗马尼亚斯纳戈夫软禁，由苏联克格勃“反革命事务”顾问鲍里斯·舒米林主持审问。软禁期间，各方曾多次要求纳吉认错并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以换取宽大处理，遭纳吉拒绝。卡洛伊·久洛在劝说纳吉失败后向卡达尔政府提议对纳吉进行审判。次年4月14日，纳吉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安全机关正式逮捕，与其他人一同运回布达佩斯。洛松齐在监狱中等待审判期间发起绝食抗议，由于狱卒“无意中将喂食管插入气管”而死。1958年6月15日，经过秘密审判，纳吉、马莱特、吉姆斯等人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叛国罪”和“组织军事暴动罪”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遗体被秘密下葬于布达佩斯郊外的市属公墓。此外，明曾蒂主教于11月在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因匈牙利政府没有取消在1949年对他的叛国罪判决，在此后15年里一直住在美国大使馆。由于身体健康恶化和梵蒂冈的请求，他于1971年9月离开大使馆前往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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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匈牙利国务部长、政治理论家毕波·伊斯特万在逃亡被捕入狱前撰写了一部政治回忆录。入狱期间，他的回忆录手稿被带到西方。其中，他写道匈牙利的局面“使西方世界出尽了丑”，10月前西方国家一直鼓动东欧国家人民起义，但是当匈牙利人真的这样做时，西方又抛弃了他们。他认为西方的做法不仅削弱了其政策的效率，而且让人怀疑他们的诚实性。他指出“匈牙利的局势若能自由发展，很快就可以表明其前景不仅不危险，而且对社会主义事业能提供极大的教训...这是本世纪一次最有益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开端，但是却被苏联坦克粉碎。”:222-223
匈牙利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新左翼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克拉绍·尼古拉在逝世前不久，接受彼得·高恩的采访。他以自己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期间对斯大林短篇讲话的回忆，总结了匈牙利这次革命的意义：“斯大林在大会期间始终默不作声。最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大概一页半的长度。他说有两面旗帜进步资产阶级丢下了，而这两面旗帜工人阶级应该将其拾起。它们分别是民主和民族独立。确信无疑的是，1956年的时候，匈牙利的工人们确实高举了这些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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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匈牙利革命的爆发，罗马尼亚的“匈牙利问题”日益凸显，并始终困扰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1956年11月21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波德纳拉希、乔治乌-德治以提供匈牙利急需的食品和医疗物资的名义访问布达佩斯。而实际上罗马尼亚则帮助匈牙利重组了革命中遭到重大打击的安全机构。数百位有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裔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在布达佩斯参与了相关行动。作为交换条件，卡达尔则访问了布加勒斯特，谴责当地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对匈牙利革命的支持中夹杂着民族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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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出于对国内匈牙利族的担心，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开展了广泛的融合匈牙利族的政策，如减少学校中的匈牙利语课程，增加大学阶段接受匈牙利语教育的难度、将克卢日匈牙利语教学的博雅依大学与罗马尼亚语教学的巴比什大学合并，成立巴比什-博雅依大学并削弱了其他匈牙利语大学的地位，使这些大学开始向双语大学转变。博雅依大学教授、诗人萨贝迪·拉斯洛以自杀对合并两大学表达抗议。此外，1960年起罗马尼亚政府还分割后废除了原马扎尔自治区，以进一步削弱了匈牙利族人口比例，将原自治区的两个区划归罗马尼亚族占主导的布拉索夫县，使当地匈牙利族人口比例从77%降至62%，罗马尼亚族从20%上升至35%，最终引发了邻国匈牙利政府的关注，从而引发了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至于苏联政府关系的恶化。齐奥塞斯库上台后，罗马尼亚匈牙利族的处境期初有所改善。但是不久，齐奥塞斯库开始了进一步同化匈牙利族的政策。随着罗马尼亚生活水平与匈牙利逐渐了拉开差距，当地匈牙利族的不满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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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南斯拉夫此前已经与苏方就军事干涉达成共识，但南斯拉夫未经苏联同意允许纳吉等人在大使馆避难引发了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11月4日，停在大使馆对面英雄广场上的苏军坦克突然用机枪向大使馆底层窗户扫射，南斯拉夫大使馆三等秘书米伦科·米洛万诺夫（Milenko Milovanov）被击毙，引发双方外交冲突。纳吉进入大使馆后第二天就正式请求南斯拉夫政府将他和朋友送往南斯拉夫，铁托立即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提供方便。7日，赫鲁晓夫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还要求南斯拉夫交出纳吉等人。8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紧急约见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时，米丘诺维奇为苏军对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力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谢皮洛夫不仅拒绝接受抗议，且未表示任何遗憾。:233-2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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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方面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的态度前后矛盾，不少行为令人费解。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讲，认为苏联的问题不是“个人迷信”造成的，而是苏联制度本来就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克里姆林宫中现在还有斯大林分子。在谈及匈牙利问题时，铁托对苏联提出了批评。同时，铁托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则刺激了身在大使馆的纳吉。有分析认为铁托原本希望通过收留纳吉，使之与外界断绝联系，并迫使纳吉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从而帮助卡达尔政府立足。而苏联方面则认为南斯拉夫在“为拯救反革命而努力”。纳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8天期间，使馆生活条件日趋艰难，最终在得到卡达尔政府向南斯拉夫政府的保证后离开大使馆。随即苏联人违背承诺将其逮捕。刚刚短暂缓和的苏南关系立即急转直下。:233-2341957年11月，苏联为了彰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壮大，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皆派领导人参加。南斯拉夫方面铁托没有出席，且代表未在大会的联合公报上签字，触怒苏联。苏联方面认为重判纳吉可以起到惩罚南斯拉夫的作用，于次年1月开始起诉纳吉。1958年3月，赫鲁晓夫为表示缓和姿态，派卡达尔赴南斯拉夫与铁托接触。期间，铁托劝说他不要对苏联唯命是从，应像波兰一样保持独立。卡达尔后将此内容告诉了赫鲁晓夫，从而再次激怒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在纳吉案件上“立即采取某种行动”。:26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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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召见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诺伯特·比绍夫，指责此次事件是由位于奥地利和西德的匈牙利流亡者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的。11月1日，在纳吉宣布匈牙利中立、苏联第二次出兵开始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开始反复提出这一指责，并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等众多其他苏联媒体，援引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自27日以来的报道，猛烈攻击奥地利政府违背中立身份，支持“反革命”和叛乱分子，并为他们提供军事基地。苏联称美国在奥地利进行秘密活动，从这里向匈牙利输送武器弹药和特工，试图将匈牙利的反共革命说成是受到由美国人支持的奥地利“反动”“法西斯”团体策划组织的结果，以实现使苏联的干预行为正当化的目的。对此，奥地利政府否认了全部指控，称苏联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编造，并于11月4日查封了《人民之声》。奥政府还邀请了四大国驻奥武官考察奥匈边境。奥外交部称苏联的行为是为了“通过不间断重复，制造出一个神话，以使人们相信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是由外部策划所致。”据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领导人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曾要求苏联出兵重新占领奥地利东部地区。期间，曾出现苏联侵犯奥地利边界的事件。有两名苏军士兵在追逐匈牙利难民时越境进入奥地利境内，一人被捕，另一人在逃跑时被击毙。: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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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苏联知名学府莫斯科铁道工程学院的100多名学生举行集会，强烈批判苏联的侵略行为，他们称“卡达尔和他的工农革命政府之所以掌权，依靠的完全是苏联军队的刺刀。”据时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伊万·马尔琴科报告，集会的演讲者谴责苏联的波兰和匈牙利政策，“（演讲者）说苏联国内的媒体正在向人民传播着假消息，错误描述着匈牙利的实际情况，‘说谎称匈牙利正在发生白色恐怖’...他还表示反对苏联在波兰驻扎军队，称驻军没有必要，波兰没有这些军队也没有问题。”在全联盟国立电影学院，数十位学生被指责就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传播有偏见的信息”，据报道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通过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此次事件。12月12日，克格勃逮捕了电影学院中进行“有害的政治讨论”的学生，这次逮捕行为激发了超过350名学生新一轮的抗议，抗议者中还包括着不少共青团员。他们称“克格勃的行为错误且粗暴，让人回想起了过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作所为。”学生们要求当局告知他们逮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之后审判是否公开。集会的组织者威胁将召开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经过莫斯科市党委官员的劝说后，他们放弃了之后的示威活动。此次事件过后，集会的组织者大部分都被逮捕并开除。: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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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苏共中央决定加紧实施11月4日“清理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不良分子”的决定。1956年底，各大重点院校的人事变动基本完成。此外，苏共领导人还派苏共中央相关部门派出指导人员前往全国各个城市“改进高等教育机构意识形态方面的培训工作”，提高共青团对学生活动的影响。当年年底至1957年年初，苏联领导人还下令逮捕了继续违反校方规定的异议人士和学生。不过，以彼得·波斯别洛夫为首的苏联高层官员仍然认为这些措施并不充分，需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尽管后来，苏联领导人没有进一步加大力度，但匈牙利革命还是对苏联国内产生巨大冲击，也因此左右了苏联领导人的决定。: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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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等历史学家称，后来先后担任克格勃主席和苏联领导人、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经过此次事件形成了“匈牙利情结”：“透过大使馆的窗户，他十分惊恐地目睹了那些遭人憎恨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是如何被吊在电线杆上，一个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共产党政权是如何迅速垮台的。这些问题在安德罗波夫的余生里始终让他挥之不去。以后每当其他共产党政权面临威胁时，如1968年在布拉格、1979年在喀布尔以及1981年在华沙，他都非常肯定，就像1956年匈牙利那样，只有武力才能保证这些政权继续存在。”
尽管西方国家扬言要对苏联主导的东欧实行推回政策，而苏联又许诺要马上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各国领导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将匈牙利起义失败视为冷战在欧洲进入僵持阶段的标志。:208由于美国未能有效威慑住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艾森豪威尔“新展望政策”的有效性备受质疑。随着约翰·肯尼迪总统上台，美国以“灵活反应政策”代替了新展望政策。1957年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赫鲁晓夫评价道“美国所提供的支持...在本质上与绳索给受绞刑者提供的支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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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外交部长曾建议东欧人民不要“采取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极端措施”。北约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巴克则称此次革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自杀”。时任瑞典首相塔格·埃兰德称这次革命证明了“独裁制度，无论它表现得多么强大，可以多么有效地组织对其公民进行监控和镇压，在它的内部还是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90
1957年1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对苏占匈牙利展开调查和观察行动，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对此做出回应，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代表来自澳大利亚、锡兰（斯里兰卡）、丹麦、突尼斯和乌拉圭，主席是丹麦政治家、社民党领导人阿尔辛·安德生。他们分别在纽约、日内瓦、罗马、维也纳和伦敦召开听证会，5个月的时间里采访了110位难民，其他包括政府部长、军官和纳吉政府的其他官员，此外还包括工人、工人委员会成员、工厂管理者、技术人员、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士、学生、老师、作家、医护人员和匈牙利士兵。委员会还审查了来自匈牙利的档案、报纸、广播稿、相片和影片及其他记录，采访了其他200多位匈牙利人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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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政府和罗马尼亚拒绝让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官员入境，苏联政府则未对提供信息的要求作出回应。1957年6月，268页的委员会报告提交联合国大会，这份报告记录了起义和苏联干预的过程，并作出结论“卡达尔政府和苏联的占领违反匈牙利人民的人权”。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得到通过，谴责“对匈牙利人民的镇压和苏联的占领”，不过没有采取其他行动。这份报告和作者的动机受到了苏联和卡达尔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批评。匈牙利代表不承认报告所作结论，称这份报告伪造事实，所成立的委员会为非法。他们还称这个委员会敌视匈牙利和她的社会制度。一份苏联外交部出版的俄语刊物在1957年发表文章，谴责此报告是“虚假与歪曲事实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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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将匈牙利自由斗士选为1956年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的文章称这一决定直到革命的爆炸性事件发生后才做出，封面图片和所配文字是一位艺术家对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描绘，这篇文章在讲述三位人物的故事时使用了假名。2006年，在纪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费伦茨发表讲话时称时代周刊封面上年度风云人物是“自由匈牙利的面孔”。
久尔恰尼在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见面时，再次特意提到这幅图片“它是一幅理想化的照片，但人物的脸确实与革命者的脸一样”。
195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苏联对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导致西班牙、荷兰、瑞士抵制了此次奥运会。在奥运村，匈牙利代表团将带有国徽的匈牙利国旗撕下，升起了自由匈牙利的国旗。12月6日水球半决赛时，苏联队和匈牙利队发生冲突。比赛过程极其暴力，比赛结束前为制止观众间的搏斗还一度中断比赛。当今，这次比赛被称为“水中血战”，还拍成几部电影。最终，匈牙利队以4比0的成绩取胜，后取得奥运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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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28日，约5千5百万美国人观看了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综艺节目，时年21岁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第二次担任主角，沙利文呼吁观众向从苏联侵略中逃离出来的匈牙利难民提供帮助，普雷斯利在1957年1月6日沙利文的另一场节目中露面，再次呼吁大家进行捐助。普雷斯利还在节目结束时献唱福音歌曲《宁静山谷》，他觉得这首歌很贴合当时的氛围。至1957年底，这些捐赠由总部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分配，包含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总价值达2600万瑞士法郎（1957年折合6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5460万美元。2011年3月1日，布达佩斯市长塔罗斯·伊斯特万在普雷斯利死后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作为感谢的象征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两条街道交叉处的广场以普雷斯利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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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0年代即将结束，匈牙利革命使西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发生分裂。意大利共产党首先分裂，据意共机关报《团结报》，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乔治·纳波利塔诺在内的意共领导人和大部分普通党员支持苏联镇压起义的行为。然而，共产主义工会组织意大利劳工联合会总书记吉赛普·蒂·维多里奥公开声明反对意共领导人的观点，其他著名党员如安东尼奥·乔利蒂、洛里斯·福图纳和其他党内有影响力的人士也表示了反对。而意共的密切盟友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也反对苏联干预。2006年，纳波利塔诺当选了意大利总统，在2005年所写的自传中，他表示他为当年自己为苏联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辩解感到后悔。他说当时他认为党的团结和苏联对共产主义的领导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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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革命发生后，大不列颠共产党遭受重创，数千名党员退党，如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在此时退出大不列颠共产党。英共报纸《工人日报》记者彼得·弗莱尔对暴力镇压起义做出报道，他发回的稿件却遭到英共领导人删改。从匈牙利一回到英国，弗莱尔就从报社辞职，随即被英共开除。在法国，如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等温和的共产党人纷纷辞职，对法国共产党支持苏联行动的政策表示质疑。法国哲学家兼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的公开信《匈牙利人之血》中批评了西方世界的无所作为。甚至连法国共产主义者、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也在他的文章《处境5：斯大林的幽灵》中批评了苏联。而在奥地利，奥地利共产党多处办公室被愤怒的示威人群捣毁。:92此次事件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起对此前以斯大林主义倾向占主导的美国共产党造成灾难性影响，党员人数直线下降，所属报纸《每日工人》因发行量下降于1958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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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主張協商解決問題；10月23日，劉少奇、邓小平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97-98。10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坚决要求苏军开进匈牙利稳定局势”。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到使馆避难。期间，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由于对中共有较好的印象，前往中国大使馆请求避难，但遭到大使馆方面的拒绝。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從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於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團結」:98。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间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匈牙利主权独立。11月3日，再次发表社论，改变态度，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进行镇压。《人民日报》成为发表支持镇压最早的党报之一。事态平息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7年1月16至17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军坦克的护送下到达布达佩斯，给新的匈牙利政权以极大支持，他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匈牙利革命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和卡达尔，他认为“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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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1月10至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匈牙利局势。刘少奇分析了事件原因，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反思，认为应“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悬殊”，“瑞典...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毛泽东则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于1957年展开整风运动。
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革命发生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也随之发生了一些不稳定事件，如农民要求退社，成批的城市手工业者退社单干，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中共党内思想动向出现波动。1957年1月，面对相关事件，毛泽东表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在反右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提到“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期间，大批持反苏言论者因评论匈牙利事件遭中国政府逮捕。1959年5月5日，匈牙利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巨大，中国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经验。毛指着身后的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说，他提供的报告和建议帮助他评价和处理了匈牙利局势。毛回忆说中国使馆报告提到匈牙利的反革命势力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警告如果苏联不除掉纳吉政府，资本主义会在匈牙利复辟。:218-222但自中苏论战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與苏联關係惡化，曾多次批评苏联赫鲁晓夫当局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初期“表现软弱”、对纳吉等人“态度暧昧”，并在中苏交恶后坚决反对苏联将此次事件与此后的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
匈牙利革命前夕，即1956年8月到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受到苏联去斯大林化和中国双百方针的影响，正在开展人文佳品运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知识分子言论的控制，不少北越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共产党发起挑战，批评北越照搬中共经验，土改期间滥用暴力。9月，越共被迫承认土改中的“错误”，开始“纠错”，“平反”并释放被捕者。由于越共的土改在农村地区积怨已久，当越共认错的消息于10月底传到农村后，北越义安省农民于11月5日举行琼瑠起义，约2万人参加。越共不得不调动越南人民军第325师展开镇压，约6000人死亡或被迫迁移。11月18日到21日，周恩来访问河内，与越共领导人就越南和国际局势进行会谈。11月初，随着苏军开始镇压匈牙利革命，越共开始发表文章对知识分子进行反击。匈牙利革命镇压后五天，越共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社论“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离间党和人民，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之间制造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动的思想。”不过，受到当时中共的影响，越共对知识分子的反击程度有限，一些表达异议的文章仍不时发表，直到中共次年全面展开反右运动后，越共才开始大规模对知识分子展开镇压。
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并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印度与苏联维持着较好的外经关系。1955年，尼赫鲁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互访，受到对方的热烈欢迎。访问印度期间，苏联表示会恪守和平共处原则，向印度投资建设钢铁厂并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不过，直到1956年10月，印度才开始在匈牙利常驻外交官，对当时的局势了解有限。因此，在事件初期，出于对局势升级美苏对立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以及埃及局势，印度对谴责苏联有所保留，在联合国涉及谴责性词句的对苏决议上投弃权票，但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和联合国观察员前往匈牙利。尽管印度屡次试图缓和联合国及其他国家的对苏态度，但是并没有获得苏联的积极回应，印度的相关提议仍遭苏联否决。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平反与紀念
随着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制，1988年，纳吉女儿埃尔热贝特等遇难者家属成立了“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当年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6月16日纳吉遇害30周年，数百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匈牙利革命平反，立刻得到广泛支持和响应。1989年1月28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伊姆雷根据调查结论宣布：“1956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统治的人民起义。”3月15日匈牙利青年节，民间在裴多菲雕像前举办声势浩大的活动，呼吁为匈牙利革命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的发言接连不断，人们决定把1956年革命高潮开始的10月23日定为全国节日。6月16日，匈牙利政府为纳吉等人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国葬，30万人参加吊唁安葬活动。东欧剧变与匈牙利实现民主化后，1989年10月16日革命33周年的纪念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布成立，将每年的10月23日确立为全国纪念日。2014年，匈牙利政府以战争罪和否认共产党罪行的罪名判处原卡达尔政府二号人物，曾参与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比斯库·贝洛5年6个月徒刑，他是匈牙利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受审的原共产党政权高官。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平反与紀念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前夕，在匈牙利和苏联签署的双边关系条约前言中，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叶利钦代表俄罗斯正式为苏联1956年在匈牙利的行为道歉，两位领导人在莫斯科同时再次以口头的形式向匈牙利外交部长表示歉意。1992年11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访问匈牙利在匈牙利议会演讲时再次道歉，并将俄罗斯档案馆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115件相关文献转交匈牙利政府。2006年3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访问匈牙利时表示虽然现在的俄罗斯已不是苏联，但仍“为这些事情负有某种道义责任”，他在自由广场进献花圈并向匈牙利归还了二战期间被苏联军队掠走的一些珍贵古籍。:274
美国全国各地建有多个纪念匈牙利革命的纪念碑。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麦克阿瑟公园西北角，匈牙利裔美国人于20世纪60年代修建了一个纪念匈牙利自由战士的方尖碑，顶部有一只可以俯瞰整个洛杉矶的美国鹰。其他还包括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敏真谛广场，1968年科罗拉多州丹佛的匈牙利自由公园。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平反与紀念
2006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纪念了匈牙利革命发生五十周年。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与美籍匈牙利人协会举办的纪念活动上发表了演讲，为当年匈牙利人民在追求自由和民主时做出的牺牲，匈牙利难民为美国和所在国做出的贡献，1989年为对抗共产党统治的东德难民提供避难所表示感激，並講到：
「（匈牙利人民）在革命中畅想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匈牙利……1956年虽然是一个难以言状的悲剧之年，但也是一个更伟大事业开始之年，是一个希望之年。借助匈牙利革命，全世界可以看到希望在铁幕后延续，12个自由的日子激励着东欧各国热切的爱国者们为本国奋斗，而匈牙利难民们所讲述的关于压迫的故事，也让自由国家认清了苏联政权的真面目……匈牙利人民独立的希望未被浇灭，直到最后他们都在与苏联帝国主义抗争，匈牙利也是本地区首个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随即，匈牙利的自由政府就开始实现匈牙利人民在共产主义的黑暗日子里渴望实现的目标……今日，匈牙利民族成为了全世界安全、繁荣的楷模，彰显着自由与民主所带来的成功……在匈牙利追求自由的旅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正义的到来可以推迟，但它不可抗拒……」——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参考文献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Eleven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18 (A/3592), New York, 1957  (PDF).   [2006-10-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5-25）.  (1.47 MB)
圣雄甘地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古吉拉特語：，印地語：，英語： ，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 ，尊稱聖雄甘地（印地語：），印度國父，是一位印度律師、思想家、反殖民運動家和政治倫理學家，他採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成功領導印度從英國統治下贏得獨立（參見印度獨立運動）。他啟發世界各地的民權和自由運動。於1914年在南非，首次有人用梵語中的敬語Mahātmā（意為"偉大的靈魂"或"值得尊敬的"）稱他，之後廣為世界各地使用。
甘地在今日古吉拉特邦，一個靠海，信仰印度教的家庭出生及長大，之後在英國倫敦的內殿律師學院接受法律訓練，並在22歲時獲得律師資格。他回印度後，經歷兩年而未能成功開展律師業務，於1893年移居南非，為一位印度商人處理訴訟事務。他在南非居住21年，甘地在此首次採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開展民權運動。甘地在1915年（45歲）返回印度，並很快開始組織佃農、自耕農和城市工人，以與歧視和過高的土地稅對抗。
圣雄甘地
甘地於1921年接下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導權後，發動全印度運動，以減輕貧困、擴展婦女權利、倡導宗教與民族之間和睦相處、消除不可接觸者階層（達利特），以及最重要的是爭取印度的自治（即自決權）。甘地身著手工紡車編織的短托蒂，以此表明他認同印度的農村貧困人口。他開始在自給自足的社區生活，吃簡單的食物，並進行長時間禁食，作為內省和政治抗議的手段。甘地將反殖民民族主義帶給普通印度民眾。他領導人民挑戰英國強加的鹽稅，於1930年發起步行400公里（250英里）的食鹽進軍，並在1942年發出"[英國]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呼籲。他曾在南非和印度多次被捕入獄，服刑多年。
圣雄甘地
甘地基於建立一個宗教多元主義的獨立印度國家願景，在1940年代初受到穆斯林民族主義的挑戰，後者要求在英屬印度境內為穆斯林建立一個單獨的家園。英國於1947年8月批准印度獨立，但英屬印度則被分裂成兩個自治領：印度（以印度教徒為多數）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為多數）。當眾多流離失所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教徒被迫遷移，前往他們的新國家，宗教暴力隨之爆發，尤其是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區。甘地沒參加官方的慶祝獨立活動，而是探訪受暴亂影響的地區，試圖緩解困境。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進行幾次絕食以阻止宗教暴力。最後一次絕食於1948年1月12日在德里開始，當時他已78歲。一些印度教徒開始認為甘地在維護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方面過於堅決。在這類人之中，有一位來自印度西部浦納的激進印度教民族主義者 - 南度藍姆·高德西，他於1948年1月30日在德里的一場跨信仰的祈禱會上，向甘地的胸部連開三槍，將其刺殺。
印度將甘地的生日 - 10月2日，定為甘地誕辰日，作為國定紀念日，並在世界各地被定為國際非暴力日。甘地被印度共和國尊為國父。在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期間及之後的幾十年裡，他也被普遍稱為Bapu，這是一個暱稱，大致為"父親"的意思。
圣雄甘地 早年生活與家庭背景
甘地的父親，卡拉姆昌德·甘地（1822–1885年），曾擔任波爾班達土邦的行政首長。他的家族起源於當時朱納格特土邦內的庫蒂耶納村。卡拉姆昌德最初只是波爾班達土邦行政部門的一名文書，且他只受過基礎教育，但因能力而在日後成為一位稱職的行政首長。
卡拉姆昌德在任職期間曾結過四次婚。他最初的兩任妻子在各生下一個女兒後早逝，而他的第三段婚姻沒生子女。卡拉姆昌德於1857年取得第三任妻子的同意後再婚，娶名為普特利巴伊（Putlibai，1844–1891年）的女子為妻，普特利巴伊同樣來自朱納格特土邦，出身於一個信仰帕拉那彌派的家庭。卡拉姆昌德和普特利巴伊育有四個子女：長子拉克什米達斯（Laxmidas，約1860–1914年）、女兒拉利亞特貝恩（Raliatbehn，1862–1960年）、次子卡爾桑達斯（Karsandas，約1866–1913年），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為三子，甘地於1869年10月2日在波爾本達出生，此地是卡提亞瓦半島上的一個濱海城鎮，當時隸屬於英屬印度卡提亞瓦署（於孟買管轄區）的波爾班達土邦。
圣雄甘地 早年生活與家庭背景
甘地的父親於1874年離開波爾班達土邦，前往規模較小的拉傑科特土邦（Rajkot），他在那裡成為統治者Thakur Sahib的顧問。拉傑科特土邦的名氣不如波爾班達土邦，但因英國區域政治署（British regional political agency）設在那裡，為擔任土邦的行政首長帶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卡拉姆昌德於1876年升任拉傑科特土邦的行政首長，而波爾班達土邦行政首長一職則由他的兄弟圖爾西達斯（Tulsidas）繼任。卡拉姆昌德的家人隨後搬到拉傑科特土邦與他團聚。全家於1881年搬進現被稱為卡巴·甘地家族故居的宅第居住。
甘地的姐姐拉利亞特（Raliat）描述甘地童年時期是"非常調皮，不是在玩耍就是到處閒逛。他最喜歡的消遣之一是扭狗的耳朵" 。印度古典文學，特別是沙拉瓦那·庫瑪拉的故事和哈里什昌德拉王的故事對甘地的童年產生巨大影響。甘地在自傳中提到，這些故事在他的心靈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甘地寫道："它一直縈繞著我，我肯定無數次地將自己扮演成哈里什昌德拉王"。甘地早期將真理與愛視為最高價值觀的自我認同，源於這些史詩中人物的啟發。
圣雄甘地 早年生活與家庭背景
甘地家族的宗教背景為兼收並蓄。甘地出生於一個古吉拉特信仰印度教的巴尼亞種姓家庭。甘地父親的巴尼亞種姓屬於吠舍瓦爾那（階級）。他的母親來自中世紀基於對黑天的虔誠而發展起來的帕拉那彌派，這個教派的宗教典籍包括《薄伽梵歌》、《薄伽梵往世書》，以及一套包含14篇經文的彙編，這個派別相信這些經文包含《吠陀經》、《古蘭經》和《聖經》的精髓。甘地母親是一位極為虔誠的女性，而他深受母親的影響，"她如果不做日常禱告就不會進食... 她會許下最困難的誓願，且堅定遵守。對她來說，連續兩三次禁食根本是件小事" 。
甘地九歲時，進入拉傑科特土邦離他家不遠的學校，學習算術、歷史、古吉拉特語和地理等基礎知識。十一歲時進入當地的阿爾弗雷德高中 (Alfred High School) 。他的學業成績普通，雖然贏得一些獎項，但害羞、拙於言辭，又對體育遊戲不感興趣。他唯一的夥伴是書本和學校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