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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濟時 生平
大學畢業後，祁濟時旋於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從事政務工作，同年7月獲派往西非殖民地黃金海岸出任助理民政專員，是戰前最後一批派到當地的官學生。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同年9月爆發後，他隨即應募入伍，服役於皇家西非前線部隊（RWAFF）轄下的黃金海岸軍團第三營。在二戰期間，他曾獲派到東非肯雅等地和緬甸各處作戰，因表現英勇而獲兩度傳令褒獎，一直到1945年二戰完結後，他才以陸軍少校身份從軍中退役。
在1945年，祁濟時返回黃金海岸的殖民地政府出任民政專員，並一度在1946年被借調到勞工處徙置科，參與戰後的重建工作。在1951年，他獲擢升為二級政務官兼輔政司署高級助理秘書，並在1953年進一步晉升為一級政務官，同時出任阿散蒂地區的助理區域理民官。祁濟時在1956年被調回殖民地首府阿克拉，出任內政部常務次官。黃金海岸在1957年宣佈獨立為英聯邦王國，並更名為加納後，他留任常務次官一職至1958年，而加納則在1960年更迭國體，成為共和國。
祁濟時 生平
祁濟時在1958年調往西太平洋地區，擔任英屬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公署布政司，並在英屬所羅門群島的首府霍尼亞拉辦公。在任內，他曾於1959年、1961年、1963年和1964年多次署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與他共事的還包括在1961年至1964年間出任高級專員的戴麟趾爵士。在1960年的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中，英廷向他頒授CMG勳銜，以表揚他多年來在海外擔任公職所作的貢獻。
在1965年3月，英政府宣佈委任祁濟時接替退休的戴斯德出任香港輔政司兼行政立法兩局當然官守議員。與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公署供職的時候一樣，他的港督上司正好也是剛於1964年4月才上任的戴麟趾爵士。祁濟時同年5月在香港作短暫逗留後，於9月正式上任。與戴斯德不同，祁濟時長年在西非供職，未曾出仕香港，只曾在1960年訪港旅遊，因此被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等人質疑他對香港缺乏認識，政府內部對其空降也有微言。雖然如此，他很快就融入香港的社交圈子，並掌握和了解香港各方面的事務。
祁濟時 生平
應對連串暴動是祁濟時在輔政司任內最大的考驗。在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使位處中國邊陲的香港也變得日益動盪不穩。就在他上任後不久，九龍地區在1966年4月因為天星小輪頭等收費上調五仙至港幣兩毫半而發生暴動，期間港府一度宣佈實施宵禁。暴動過後，港府雖然發表報告承認香港警隊的貪污問題是暴動成因之一，但葉錫恩仍批評祁濟時不了解問題嚴重性，也「不願意傾聽可以了解真相的事情」。不過，祁濟時事後公開反駁葉錫恩的言論，他強調警隊貪污問題只局限於初級警務人員，認為問題並不如想像般嚴重。
繼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後，香港在1967年5月再因為東九龍新蒲崗一家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而引發工潮，工潮在左派的介入和「文革」風潮席捲香港的情況下，更演變成為持續大半年的六七暴動。從5月6日起，發動工潮的工人開始與警方發生零聲衝突，局勢更隨著加入人數不斷上升而惡化，迫使港府在5月11日宣佈東九龍實施宵禁。在5月16日，左派團體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以「反英抗暴」為號召挑戰殖民地政府，對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構成威脅。
祁濟時 生平
面對左派暴動，祁濟時採取強硬姿態應對，在5月17日的立法局會議上，他強調「港府決心維持秩序」，並表示已責成勞工處長化解引起暴動的勞資糾紛。可是，騷亂此後仍然持續，在5月下旬進一步蔓延至香港島的中環等地，港督府外更淪為左派張貼大字報的地方。為免局勢失控，港府隨後派出防暴警察拘捕滋事者，以及一度對香港島實施宵禁。港府復於5月24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頒布緊急規例，禁止公眾進行煽動性的廣播和集會，隨後又於6月1日起禁止公眾張貼煽動性的標語。在5月31日，祁濟時再次於立法局內發言譴責暴動，他形容連串暴動是「少數人使用卑鄙的恐嚇和暴力威脅所造成」，同時重申港府「決心竭盡全力制止這種恐嚇和暴力」，表明不會退讓。
祁濟時 生平
可是踏入6月份，左派團體不單發起示威和暴動，還策劃各行各業的罷工和罷課，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在這個時候，港督戴麟趾爵士卻在6月25日因病與家人返回英國休假，祁濟時遂出任護督一職，設法主持大局。除他以外，華民政務司何禮文也獲任命為署理輔政司，而防衛司兼港督特別助理姬達則獲任命為增設的副輔政司（特別職務），祁濟時、何禮文和姬達三人遂成為港府應對左派暴動的核心決策人物。當時英政府及港府內部一度討論英國應否放棄香港，但幾經何禮文等人在行政局內陳情，才促使英政府決定繼續留守。
祁濟時接手主持大局後負責領導行政立法兩局，處理過不少危機。在7月8日，中港邊境發生沙頭角槍戰，中國民兵突襲駐守邊防的香港警察，造成五名警務人員殉職。事件發生以後，祁濟時除了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慰問外，又宣佈對沙頭角短暫實施宵禁，和改由駐港英軍派駐踞喀兵駐守沙頭角邊境一帶，在8月11日，港府還決定關閉中港邊境。雖然沙頭角槍戰使中港關係一度陷入緊張狀態，但祁濟時在致英聯邦部（Commonwealth Office）的內部函件中認為，事件主要由一些受中共地方政府支持的民兵發動，只屬於個別事件，相信與北京方面的中共領導層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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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使港府大為頭痛的危機，是左派份子由1967年7月開始在全港各處放置土製炸彈，他們除了針對政府合署及政府辦公處發動襲擊外，尋常的街道，以至服務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亦遭到襲擊。左派份子放置土製炸彈的行動一直到同年12月才告中止，期間他們在全港一共放置了8,074枚真假炸彈，當中1,167枚屬真正炸彈。這些土製炸彈除了使警務人員疲於奔命外，部份人更因此殉職，而不少普通市民也無辜成為受襲對象，使到左派暴動進一步失去民心。面對土製炸彈的威脅，祁濟時沒有妥協，並且出動警隊高調搜查左派份子各處據點，以及大舉搜捕左派滋事份子，當中包括在8月4日向訪港英軍航空母艦借用直昇機，攻入左派份子在北角僑冠大廈的陣地。在緊急法例生效下，部份參與策劃暴動的人士更被遞解出境。
祁濟時 生平
祁濟時認為，港府雖然大舉搜捕左派滋事份子，但從北京方面「出奇地溫和」（suprisingly mild）的反應推測，他結論中方無意派解放軍揮軍香港，意味港府可以放心鎮壓左派暴動。此外，在與英聯邦部的內部書信往來中，祁濟時批評香港的左派報章在暴動期間煽動輿論情緒、報導虛假新聞和多次惡意中傷港府，但考慮到《大公報》、《文匯報》和《新晚報》等主流左派報章由中方控制，因此他向英政府建議港府先向一些獨立的左派報章採取行動，以收阻嚇作用。不過，在同一時期發生的「格雷事件」中，香港法院在7月19日以煽動暴亂罪名判處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的行動，卻直接導致中方在7月21日拘禁路透社駐北京的英籍記者安東尼·格雷（Anthony Grey），反映中方也有採取報復行動的可能。雖然如此，儘管英政府內部同樣擔心對付左派報章可能會觸怒中方，但祁濟時的建議仍舊在8月4日獲得英聯邦部的正式批准。
祁濟時 生平
在得到英政府支持下，祁濟時在8月9日出動警方搜查多間左派報館，並拘捕《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田豐日報》督印人陳豔娟、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和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合共五人，而《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新午報》三家獨立左派報章隨後於8月17日被勒令停刊。祁濟時查封左派報館的行動成為後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主要導火線之一，事件中，為了報復「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大批紅衛兵在8月22日包圍位於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召開「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至晚上時份更以武力衝入代辦處，縱火焚燒大樓和停泊的汽車。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和參贊兼辦事處主管柯利達等使館職員和家屬遭群眾毆傷，事後還被中方軟禁。
祁濟時 生平
由於祁濟時在六七暴動期間指揮港府強硬對付左派份子，因此他一時成為左派陣營口誅筆伐的主要攻擊目標之一。以「鬥委會」為首的左派陣營曾經在坊間派發單張，列舉祁濟時的「十大罪狀」，當中包括「把香港變成侵越反華基地」、「遏制毛澤東思想傳播」和「迫害愛國新聞工作者」等等；此外又在全港鬧市張貼街招，表示要向祁濟時發出「通緝令」，要求他認錯道歉，並警告他「當心問絞」，而部份激進的滋事份子更在市區放置棺材造型的土製炸彈，揚言要把棺材送給祁濟時使用。
祁濟時 生平
這些針對港府和祁濟時的行動雖然廣為香港的左派報章報導和宣傳，但隨著港府強硬對付和搜捕左派滋事份子，再加上左派的激進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文革風潮」為主流報章和輿論所猛烈抨擊，暴動並不獲普遍香港市民支持，而香港局勢在9月以後也終於逐漸得到港府有效的控制。在9月24日，港督戴麟趾返港回任，在動盪時期領導港府前後三個月的祁濟時遂在9月27日離港休假，一直到1968年1月26日才結束休假返港。在展開休假前，祁濟時在1967年9月8日依據《緊急法》頒布《緊急情況（煙花爆竹）規例》，從坊間回收大量煙花爆竹，並禁止市民私自管有和燃放煙花爆竹，以防這類物品落入左派陣營用以製作土製炸彈。
就在祁濟時展開休假後不久，鑑於香港的左派暴動缺乏市民支持，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文革風潮」愈演愈烈，為免出現反效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67年12月向香港的左派陣營下達命令停止「反英抗暴」，擾攘香港近七個月的六七暴動才告全面平息。
祁濟時 生平
汲取六七暴動的經歷，祁濟時在1968年提出興建大欖女子監獄和專門收押男性犯人的壁屋監獄及懲教所，以強化監獄系統，兩所監獄後來分別於1969年和1975年落成啟用。此外，考慮到青少年向心力不足是部份青少年參與暴動的原因，祁濟時與警務處處長伊達善等人在1968年研究設立類似英國三軍招募少年入伍受訓的計劃，為合適的青少年提供公民及紀律訓練，同時為他們安排社交和康樂活動，從而避免青少年誤入歧途。在祁濟時等人的構想下，港府復於1973年正式成立皇家香港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專門為15至17歲的少年提供升讀傳統中學以外，另一個以專業訓練為核心的升學途徑。警察少年訓練學校一辦17年，至1990年才告停辦。
祁濟時 生平
祁濟時也有份審視香港地鐵的興建計劃。早於1966年2月，港府已委託英國的費爾文霍士顧問工程公司（Freeman, Fox, Wilbur Smith & Associates）就發展集體運輸系統進行研究，顧問公司復於1967年9月發表《香港集體運輸研究報告書》，草擬了地下鐵路的興建藍圖，有關報告書其後由祁濟時於1968年2月送交立法局審議。雖然港府當時的工務司鄔勵德曾表示希望可以在1968年底為香港地鐵的興建作最後決定，惟建造方案一再修訂，使工程多次延遲。一直到祁濟時卸任後多年，港府才在港督麥理浩爵士主持下，於1972年成立地下鐵路臨時管理局，而首條地下鐵路要到1975年11月才正式動工興建。
祁濟時的其他工作還包括在1968年5月出任1970年世界博覽會香港館總監，負責為暴動過後的香港向外資推廣經貿商機。這次博覽會是香港自六七暴動以來首次參與的世界博覽會，但是到博覽會於1970年在日本大阪正式開幕的時候，祁濟時已經卸任。
在1968年10月，港府宣佈祁濟時即將卸任輔政司，同時宣佈他會出任英屬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祁濟時在1969年1月26日正式卸任，結束前三年多的輔政司生涯。在卸任當日，他從皇后碼頭乘座「慕蓮夫人號」橫渡維多利亞港，隨後在九龍的啟德機場登岸，再乘搭英國航空班機返回英國，並在登機前獲各界人士在場送別。他在臨行前又接受記者訪問，表示「對香港前途深具信心」，相信香港的「工商業將會繼續繁榮」。
除了在六七暴動期間，祁濟時也曾經在1966年6月29日至8月28日、1968年4月24日至5月17日、以及同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出任護督，代理港督的職務。在出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前夕，為表揚和肯定祁濟時在香港輔政司任內的貢獻，英廷在1969年元旦授勳名單中宣佈向他頒授KCMG勳銜，成為爵士。至於祁濟時遺下的空缺，則由塞舌爾群島總督羅樂民爵士接替。
在英國作短暫逗留後，祁濟時在1969年3月重返英屬所羅門群島首府霍尼亞拉，正式就任英屬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在任內，他負責在動盪的局勢下推動政制改革，並參考倫敦郡議會的運作模式，於1970年為所羅門群島引入新的憲法。在新憲法下，當地設立一個全新的管治議會（Governing Council）以取代原有的行政局和立法局，而透過新的委員會制度，所有管治議會議員都可以兼任議會轄下的五個委員會委員，從而參與政策的制定。然而，由於輿論認為新的憲制並不符合當地需要，結果他在1973年卸任後的翌年，當地再引入新的憲法，以更為普及的西敏式部長制取代原有的委員會制。
此外，祁濟時也積極推動英屬西太平洋領地的解體，在1971年，吉爾伯特及埃里斯群島（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不再受高級專員管轄，改為直屬於英國外交部，為吉爾伯特及埃里斯群島連同領地內的廣東及安德貝利群島（Canton and Enderbury Islands）和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等地，在日後獨立為基里巴斯、圖瓦盧和瓦努阿圖鋪路。
值得一提的是，祁濟時不單在任內拜訪各大群島，更是最後一位堅持造訪官邸的賓客必須身穿晚禮服的高級專員。有趣的是，由於當地並不流行穿晚禮服，因此他曾經打趣地表示，每次在官邸出席不同的場合時，總會發現男賓客身穿的晚禮服外套都十分眼熟，估計當地僅有的幾件外套都在訪客之間流轉借用。
雖然身在西太平洋，但祁濟時任內仍不時被香港輿論提及，特別是被輿論盛傳與羅樂民爵士一樣是港督戴麟趾爵士的熱門繼任人選。有關傳聞在祁濟時於1970年12月休假訪港的時候更為塵囂甚上，及至1971年，英政府公佈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爵士將接任港督後，有關傳聞才得以平息。祁濟時在1973年9月卸任高級專員一職，展開退休生活，並由香港民政司陸鼎堂接任。在卸任返英途中，他選擇再一次路經香港，與各界友好聚舊。
祁濟時返英後定居於森麻實郡橋水鎮（Bridgewater），後於1977年至1981年間當選為森麻實郡議會議員。晚年的祁濟時熱心參與研究森麻實郡的地方歷史，在郡議員任內曾於1978年至1981年間身兼郡議會的圖書館、博物館及紀錄委員會主席，另外也曾參與森麻實郡考古及自然歷史學會的工作。祁濟時在1983年2月27日於森麻實郡猝死，終年66歲。
祁濟時 個人生活
在殖民地供職多年的祁濟時一直未婚，至退休後的1975年，才以59歲之齡在森麻實郡迎娶比他年輕24歲的伊利沙伯·艾克蘭-胡德（Elizabeth Acland-Hood，1940年3月2日－）為妻，夫婦倆膝下並無子女。祁濟時爵士夫人系出名門，是森麻實郡的世家氏族，其任職大律師的父親約翰·艾克蘭-胡德閣下（Hon. John Acland-Hood，1906年2月11日－1964年11月2日），是前任財政部政務次官聖奧德理斯勳爵（Lord St Audries，1853年9月26日－1917年6月4日）的幼子。
祁濟時 個人生活
祁濟時爵士夫人的娘家在森麻實郡具深厚的政治勢力，其艾克蘭-胡德家族在19世紀一直控制著當地西森麻實選區的下議院議席。祁濟時除了曾任郡議員外，他的妻子也曾在1985年至1997年間出任森麻實郡議會議員，及後更於1994年出任郡督、1995年出任副郡尉、1996年受封太平紳士、以及由1998年至2015年出任森麻實郡郡尉。
在個人興趣方面，祁濟時愛好園藝、蘭花和攝影，並把不少以叢林和蘭花為題材的攝影作品製成聖誕卡寄贈親友。祁濟時對鳥類學和關注森麻實郡的地方歷史也有相當的興趣，他生前也是倫敦東印度會和香港會的會員。
祁濟時 參考資料
Somerset Archa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omerset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Volumes 126-128. Somerset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1983.
羅樂民
羅樂民爵士，KCMG，OBE（Sir ，1916年12月17日—1985年8月28日），英國殖民地官員，1965年至1966年任貝專納蘭保護領女皇陛下專員、1967年至1969年任塞舌爾群島總督及三軍總司令兼英屬印度洋領地專員、以及由1969年至1973年任香港輔政司兼行政及立法兩局當然官守議員。
羅樂民在1938年至1948年間任職於英屬印度政府，1949年加入殖民地部後，先後在非洲尼亞薩蘭出任政務主任和助理秘書長等職，1953年一度獲借調到羅德西亞與尼亞薩蘭聯邦內閣。他在1954年重返尼亞薩蘭任發展司，此後歷任副財政司和庫務司。尼亞薩蘭在1964年獨立為馬拉威後，他繼續留在政府供職至1965年為止。羅樂民在1965年調往南非以北的貝專納蘭保護領出任女皇陛下專員，1966年元旦獲封爵士，同年9月見證當地獨立為博茨瓦納。羅樂民在翌年再轉往塞舌爾群島出任總督兼三軍總司令，未幾於1969年就任香港輔政司，接替出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的祈濟時爵士，任內一度有傳言指他會接替戴麟趾爵士出任港督，但港督一位最後由外交官麥理浩爵士出任。
羅樂民
羅樂民爵士在1973年卸任香港輔政司後，原本會調任曼島副總督，但他不會攜眷上任的消息傳至曼島後，引起當地強烈反響，幾經爭持，事件最後以羅樂民放棄任命告終，此後羅樂民退出地方服務，不再獲任何相關任命。晚年的羅樂民返回英格蘭定居，曾在1976年擔任懷特島郡級架構計劃小組主席。
羅樂民 生平
羅樂民在1916年12月17日生於英國倫敦，父親J·N·諾曼-沃克上校，CIE（Colonel J N Norman-Walker）在印度陸軍軍醫機構任職。羅樂民早年先後入讀位於伊斯特本的聖居普良學校（St Cyprian's School），以及位於多實郡的舍伯恩學校（Sherborne School）。雖然在英格蘭生活，但羅樂民的父母都在印度服務，因此少時有不少機會前往印度探親，對當地具一定認識。中學畢業後，羅樂民考入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是校內體育隊成員，後來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
在1938年，羅樂民前赴印度加入擔任公務員，前後11年，曾從事不同的文官職務。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羅樂民於1948年離開印度，並一度從事外交和工業業務。在1949年，羅樂民加入殖民地部，獲派往非洲的尼亞薩蘭（今馬拉威）出任政務主任，1953年獲擢升為助理秘書長。同年8月，英政府改組當地殖民地，將南羅德西亞、北羅德西亞和尼亞薩蘭合併成為羅德西亞與尼亞薩蘭聯邦後，羅樂民一度被借調往聯邦內閣辦公室供職，協調內閣運作。
羅樂民 生平
在1954年，羅樂民調返尼亞薩蘭出任發展司，任內曾署理財政司一職，1960年出任副財政司，1961年獲OBE勳銜，同年改任庫務司。尼亞薩蘭在1964年獨立和改名馬拉威後，羅樂民留任庫務司，並獲CMG勳銜，至1965年才正式卸任。隨後，羅樂民在1965年6月獲派往貝專納蘭保護領（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今博茨瓦納）出任當地最後一任女皇陛下專員。在他上任以前，當地已率先於1965年2月將保護領首都由南非境內的梅富根遷往保護領境內的嘉柏隆里，另外又於1965年3月實施自治，為獨立作好準備。至於羅樂民上任專員後不久，先在1966年元旦獲得KCMG勳銜，成為爵士，繼而在1966年9月30日見證貝專納蘭保護領獨立成為博茨瓦納。
羅樂民 生平
博茨瓦納獨立後，羅樂民在1967年2月獲英廷任命，調往東非印度洋，接替牛津及阿斯奎斯勳爵（Lord Oxford and Asquith）出任塞舌爾群島總督兼三軍總司令，同時兼任行政、立法兩局主席和英屬印度洋領地專員。當時塞舌爾遇上經濟不景，羅樂民為振興經濟而支持落實興建塞舌爾國際機場的計劃。工程歷時多時，至1972年由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主持揭幕，成為塞舌爾國內最主要的機場。此外，羅樂民又推動當地的政治改革，1967年12月進一步開放立法議會選舉，落實普選，為當地1970年實施自治作準備。
羅樂民 生平
羅樂民在任塞舌爾總督僅一年多，旋即在1969年3月29日乘飛機由倫敦抵達香港出任輔政司，接替調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的祈濟時爵士。羅樂民長期關注非洲事務，未曾在東亞服務。出任輔政司前，只曾試過因事路經九龍，且未曾踏足香港島，對香港認識有限。當時輿論、以致港府內部高層擔心羅樂民缺乏相關經驗，將難勝任輔政司一職，其中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更謂輔政司應由本地華人出任。不過亦有輿論指出，英政府由塞舌爾調任香港輔政司，反映香港缺乏合適人選，而羅樂民本人則表示自己在非洲任職多年，行政經驗豐富，會盡力接受挑戰，並承諾與香港市民建立良好友誼。
在任期間，羅樂民主要關注香港各項社會民生事務，另外又特別留意工商發展，在1970年與周錫年爵士率貿易發展局代表團，代表香港參與日本大阪的世界博覽會。在1971年10月，他亦主持招待訪港七日的安妮公主。羅樂民也是行政局和立法局的當然官守議員，多次在港督離港期間署任港督一職。
羅樂民 生平
羅樂民任內還面對由教師發起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在1970年，港府宣佈委任一個薪俸調查委員會（簡稱薪委會），負責檢討公務員薪級架構和薪俸制度，該委員會由英國前首席公務員事務專員馬立本爵士（Sir George Mallaby）出任主席，成員則包括羅桂祥和李福和等人，並由剛退休的外交部助理次官莫勤（James C. Morgan）擔任委員會顧問，專門負責檢討政務主任及其他專業職系的薪級架構。薪委會本訂於1971年3月開始運作，同年8月前向港府提交報告，但港府未及薪委會召開，便在1971年2月24日率先宣佈調整教師和護士的薪級制度。其中，新入職文憑教師的起薪點遭到調低，以最初級的三級文憑教師為例，其起薪點由原來的1,044港元大幅降至889港元，而原來的薪級架構也有不少變動。由於在職文憑教師可繼續沿用舊薪級制度，所以他們在初期多持觀望態度；相反，羅富國、葛量洪和柏立基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會卻對港府造法深表不滿，批評減薪有辱教師尊嚴，而且造成「同工不同酬」，分化在職和新入職的文憑教師。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會除了先後發動學生靜坐和罷課等抗議行動外，又聯同公務員團體與港府展開談判，但談判一直處於膠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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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8月，薪委會向外界發表報告書，但由於公務員團體方面仍與政府商討文憑教師與護士的薪級架構，故報告未有對文憑教師和護士提出建議，惹來輿論批評。未幾，消息傳出護士方面與政府達成共識，而文憑教師起薪點雖獲調升至1,175港元，但頂薪點卻被調低，加上政府有意取消過往文憑教師薪酬與護士掛勾的造法、以及將他們的薪級獨立於公務員的總薪級表，導致在職文憑教師也起而加入反對的行列。當時，文憑教師主要任教津貼小學和補助小學，也有小部份任教政府官立小學，他們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紛紛籌組類似工會的大小團體，並共同成立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加入公務員團體與政府的談判。在1972年7月，籌備當中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和官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等13個教育人員團體在中環發起遊行，反對新的薪級架構，但羅樂民仍然不為所動，而雙方談判更在同年8月正式宣告破裂。
羅樂民 生平
港府與文憑教師談判期間，麥理浩爵士已在1971年11月接替戴麟趾爵士就任港督，而談判在1972年8月宣告破裂後，得到麥理浩的同意下，羅樂民宣佈為以示公正，決定重新委任屬於薪委會成員的莫勤、羅桂祥及李福和三名獨立人士，再召開一個名為「莫勤工作小組」（Morgan Working Group）的薪俸調查委員會工作小組，專門研究文憑教師的問題。工作小組在1972年11月初召開，同年12月將工作小組報告提交港督省覽，並在1973年2月14日向外公佈。然而，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與港府提出的方案差別不大，令文憑教師感到失望，根據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符合資格的新入職文憑教師起薪點為1,175港元，在任教首八年間逐步達至頂薪點的1,750港元，領取頂薪滿五年後，可選擇獲得特別增薪點的1,825港元、三年後直接跳至1,900港元，任教多三年後再直接跳至最終頂薪點的1,975港元。相反，文憑教師除要求起薪點增至1,250港元外，又爭取在任教首10年內將薪點逐步升至1,950港元，這兩點均與工作小組的建議有很大出入。
羅樂民 生平
莫勤工作小組報告向外公佈後，華員會和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先後在1973年2月21日和2月25日召開文憑教師大會，均以大比數投票通過策動教師罷工，以表達文憑教師對港府的不滿，其中，聯合秘書處更訂在4月4日兒童節、4月13日黑色星期五和5月4日五四運動紀念日發動三輪罷工，務求迫使港府讓步。港府當時對教師計劃罷工大為緊張，在3月29日，羅樂民在立法局內提出妥協方案，提出以「莫勤工作小組」的建議為基礎，分別將特別增薪點上調為1,850港元、1,950港元和2,050港元，但入職起薪點和薪點跳升所需的年期卻維持不變，結果方案不為文憑教師所接受。
羅樂民 生平
此後，文憑教師如期在4月4日和4月13日發動首兩輪罷工，在第二輪罷工當中，全港更有超過百分之80的小學響應，港府承受的輿論壓力也越來越重。由於第三輪罷工的舉行日期正好是小學升中試的日子，如果升中試因文憑教師罷工而取消或延期，將對全港約10萬名應考升中試的學生構成嚴重影響。麥理浩為免事情惡化，於是派出時任新聞司姬達與代表文憑教師的教協核心成員司徒華私下磋商，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白約翰會督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也介入其中參與調停。幾經磋商，港府最終決定讓步，在各方共識之下，港府應要求將文憑教師起薪點增至1,250港元，而且縮短至七年內逐步跳升至頂薪點的1,750港元。領取頂薪滿三年後，文憑教師可立即跳至特別增薪點的1,850港元、兩年後再跳至1,950港元、再多兩年後可直接跳至最終頂薪點的2,050港元。新的方案比港府之前所有方案都要優厚，因而獲得絕大部份文憑教師的正面回應，從而避免第三輪罷工的舉行。罷工平息後，麥理浩在1973年5月初宣佈再委任工商界人士安子介、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羅怡基博士（Dr. B. M. Kotewall）和徐誠斌主教調查事件爭端，作出補救，而13個教育團體也於5月底舉行投票，通過新的方案，持續26個月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才告化解。
羅樂民 生平
羅樂民以總督身份委身來港出任輔政司，曾引起香港輿論多番揣測，認為英政府已向羅樂民許下承諾，讓他待港督戴麟趾爵士任滿後出任港督，但這個消息沒有獲得羅樂民親自證實。及至1971年，英政府公佈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爵士將接任港督後，羅樂民繼任港督的傳聞才得以平息。可是，麥理浩上任後一方面銳意革新，推行大量改革，與部份傳統殖民地官員如陸鼎堂等人的作風不合，傳媒也多番傳出羅樂民卸任的傳聞。在1972年初，坊間傳出羅樂民將於1973年初退休，至同年7月，港府才證實羅樂民獲英政府延任到1973年年底。在1973年5月，英政府再宣佈羅樂民會調任曼島副總督。
由於香港的海外公務員可享免費船票返回英國的福利，所以行將卸任的羅樂民也不例外，選擇乘船返英。可是，羅樂民在1973年9月30日正式卸任時，香港水域正好沒有郵輪停泊，結果羅樂民被迫乘坐貨櫃輪離港。在兩局議員和高級官員歡送下，羅樂民當日先從金鐘添馬艦出發，乘慕蓮夫人號往九龍，然後改乘專車到葵涌貨櫃碼頭登船離開。
羅樂民返回英國接受新任命後，原本會轉往曼島就任副總督。但當羅樂民不會攜眷上任，妻子在英格蘭定居的消息傳至曼島後，引起當地很大反響。其中，曼島議會強調副總督夫人有責任履行各項職務，包括社交職務，故堅持羅樂民要攜眷上任。事實上，羅樂民並非首次不攜眷上任，在1969年就任香港輔政司時，羅樂民夫人就未有同行，而是在稍後時間獨自來港，但當時沒有引起輿論不滿。
羅樂民起初仍堅持無論妻子是否陪同上任，都會前赴就任曼島副總督，但幾經曼島議會再三表達反對後，他惟有在1973年10月31日宣佈放棄接受任命，曼島副總督一職由時任副總督暫時留任，直至英政府覓得合適繼任人選為止。在11月3日，羅樂民爵士夫人首次接受傳媒訪問，親身解釋事件。她表示與丈夫多年在外服務，久未返回家鄉，所以渴望返家鄉定居，而非刻意對曼島居民無禮。風波過後，羅樂民不獲另一任命以作補償，而是退出政府開展退休生活。
羅樂民晚年定居英格蘭威爾特郡法爾利（Farley），過著平靜的退休生活。在1976年，羅樂民再獲政府委任為懷特島郡級架構計劃（Isle of Wight County Structure Plan）小組主席，參與對懷特島的行政架構作出檢討。在此以前，懷特島原本在1974年計劃根據《1972年地方政府法案》合併入漢普郡內，但在居民反對下而告吹。羅樂民領導的小組未有取得特別成果，懷特島要到1995年才正式取得單一管理區地位。
羅樂民在1985年8月28日卒於威爾特郡家中，終年68歲。港府對羅樂民的逝世深表哀悼，時任布政司鍾逸傑爵士形容羅樂民為人「智睿可靠」，「為共事者留下美好回憶」。時任首席按察司羅弼時爵士則表示羅樂民是他認識32年的好友，也是「心目中的智者」。他評價羅樂民憑藉豐富的經驗，令香港等地「受益非淺」，對他非常懷念。
羅樂民 家庭
羅樂民在1948年娶珍妮特·鮑多克（Janet Baldock）為妻，兩人無子無女。羅樂民的興趣是駕駛遊艇、射擊和橋牌，生前為東印度會會員。
加略人猶大
加略人猶大（英語：，希伯來語：，亞蘭語：ܝܗܘܕܐ ܣܟܪܝܘܛܐ‎，聖經希臘語：Ἰούδας Ἰσκαριώτης；約西元前10年至西元前3年—西元30年至33年），又譯依斯加略的猶達斯，也稱猶大、猶達斯、背叛者、加略人西门之子。
《新约》中是耶稣最初的十二使徒之一。受犹太公会三十块银钱贿赂亲吻并背叛耶稣。他的名字常用来指代背叛。
虽然犹大的死法有很多说法，传统上认为他背叛后自绞，如《马太福音》中记载。他在十二使徒中的地位日后由马提亚替代。
虽然犹大在福音书中臭名昭著，但在基督教历史上颇有争议。例如，犹大的背叛导致耶稣受难以及之后的复活，从传统神学上讲耶稣死而复活为全人类带来拯救。而异端诺斯底主义则认为犹大为人类带来救赎，称赞他是最佳使徒。
加略人猶大 早年和家庭
聖經沒有對猶大有過多的描述，他早年生活神秘，沒人知曉，經文頂多只是隱約提到或暗示他的家庭背景或早年生活。關於猶大的經文主要記載他是十二使徒之一，並且是賣了耶穌的滅亡之子，因悔恨而上吊自殺，但是在一些傳說和偽經中有一些有關猶大的家庭和早年資訊，不過有學者推測這些多為後人所創。
聖經紀載猶大的父親叫做西門，他被暗示是一名住在加略或出生於加略的商人。在中世紀傳說除了稱呼他為西門外也將他稱為呂本(Reuben)或羅維爾(Ροβέλ)。
在一些不被承認的旁門經典和福音書中西門被記載為是法利賽人西門，而因一些偽經記載是法利賽人賣了耶穌，為此根據這些，一些人認為他實際才是賣耶穌的人，他的罪被他的兒子猶大背起了，不過也有其他旁門典集和早期歷史書籍稱西門是住在耶利哥的撒都該人富商，屬於便雅憫支派。
加略人猶大 早年和家庭
猶大的母親，聖經沒有紀載，但在中世紀就廣為流傳的傳說中提到了猶大的母親名叫賽博蕾雅（Cyborea/Ciborea/Cyboree），是一名屬於以薩迦支派的富有少婦，她約西元前20年出生和死於西元30年，她在西元前10年至前3年這段時間時生下了猶大。
猶大確切的出生時間聖經沒有記載，出生地聖經只有暗示猶大可能來自凱里奧斯(加略)，但一些偽經、歷史書籍、傳聞稱猶大約在西元前10年至前3年這段時間的1月22日或4月1日出生，出生地可能是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凱里奧斯或迦南某個港口城鎮，他大約在30歲時成為使徒。
加略人猶大 聖經有關的敘述
犹大在对观福音、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开头提及。而犹大在新约时期是个非常普遍的俗名，因此不应將加略人犹大与十二使徒中的犹达·达陡或犹大·多马混淆。
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称耶稣派出“十二”（包括犹大）能够战胜邪灵、医病的使徒去传道：很明显，犹大和其余十一使徒一道行动。奥利振在评论《约翰福音》时认为犹大在背叛之前和其他使徒一样都是自信十足。然而，在约翰福音中，犹大形象与他人不同，由于讲道深奥难懂，许多门徒不再跟随耶稣，耶稣就问十二门徒要不要退出。西门·彼得代表发言：“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但耶稣看了看后称其中一位是“魔鬼”。
马太对犹大背叛直言受贿“三十塊银錢”，用亲吻来向大祭司该亚法打报告，猶太公會随即将耶稣转交给猶太行省的羅馬帝國總督本丢·彼拉多。
《马可福音》称祭司长想要逮捕耶稣，但因怕生乱不敢在逾越节期间下手。于是，他们在节日前趁天黑捉人。据路加记录，此时魔鬼進入犹大的心。
加略人猶大 聖經有關的敘述
据《约翰福音》记录，犹大拿着使徒的钱袋子（希臘語：, glōssokomon），但没有提及三十银钱的事情。福音书作者就《約翰福音》第12章第5节至第6节参评论称犹大说要给穷人施舍，但事实上他自己贪污。但在《約翰福音》第13章第27节至第30节参中，犹大离开大家前去密谋，一些门徒以为犹大是去买东西或做慈善。
对犹大死法的叙述各不相同，包括两部正典之间存在差异：
犹大之死现存记录之间相互矛盾让一些学者担忧，认为这是威胁了经文的可靠性。例如，这些问题让C·S·刘易斯反对“经文所有的话都是历史事实”的观点。
另一些人试图协调线索。通常，他们采取奥古斯丁的解释，认为这不过是同一事件不同的视角：犹大上吊自尽，绳子断了，摔破身体；或者说《使徒行传》和马太说的是两回事。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比喻：“身子仆倒”是犹大的痛苦，“肚腹崩裂”是精神崩溃。
加略人猶大 词源
在希腊语《新约》中，犹大叫做 Ὶούδας Ὶσκάριωθ 或 Ὶσκαριώτης。犹大是希腊常见名字 Judah （יהודה, Yehûdâh，希伯来语为“赞美上帝”），在古希腊语中为 "Ioudas"  （Ιούδας），在拉丁语中为 "Iudas"，都发音 yudas。《新约》中指代其它名字的希腊拼写在英文中不同，为Judah和Jude。
加略人 "Iscariot" 不太清楚。此词源有几个主要理论：
加略人猶大 背信弃义
一位门徒背叛耶稣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根据尴尬标准，早期教会不大会编造这种传统，因为这伤了耶稣的面子。
犹大背叛耶稣有几种解释。在最早的记录《马可福音》中，他跑到祭司长那里告发，得到银钱报酬，但这笔报酬是否是动机不得而知。在《马太福音》中，他问及告发能得到什么。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犹大被魔鬼附身而背信弃义。《约翰福音》提到犹大抱怨膏抹耶稣的香水太贵，可以将钱捐助穷人，但补充道犹大掌管钱财却监守自盗。
另一个解释是犹大希望耶稣能够推翻罗马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如此看来，犹大是个幻灭失望的门徒，背叛耶稣不是因为贪财而是爱国，但耶稣不予以满足；或者说耶稣使局势不安，很可能导致与罗马当局关系紧张，眾人认为应该在逾越节后压制一下，这样大家回去后混乱就能消退。
福音书中提及耶稣预见到并默许犹大背叛。一个解释称这是成全上帝的旨意。另一个是无论背叛与否，耶稣注定受难。一份公元200年的科普特纸莎草《犹大福音》于2006年4月翻译，称耶稣让犹大背叛他，但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质疑。
加略人猶大 背信弃义
犹大成了哲学写作的主题，包括伯特兰·罗素的《罪恶问题》和豪尔赫·博尔赫斯的短篇故事《犹大三见》。他们提出各种思想上的矛盾及犹大行为和永刑的差异。布鲁斯·赖兴巴赫（Bruce Reichenbach）认为如果耶稣预见犹大背叛，那么背叛就不是自由意志行为，因此不应该受到谴责。反驳則称即便背叛可以预见，并不代表犹大不能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另一些学者认为犹大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福音书似乎在说犹大满足了上帝的要求，“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种说法的难在其中的悖论：如果犹大不出生，人子就不照“經上指着他所寫的”那么做。这种护道说法得出犹大的行为是必然的，但会被诅咒。
加略人猶大 背信弃义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认为犹大能够改变意志，进行自由选择，但马丁·路德认为犹大冥顽不化。约翰·加尔文认为犹大注定被诅咒，但质疑他的罪孽：“当然在犹大的背叛中这不正确，因为上帝自己将儿子交付死亡，将罪孽归给上帝而不是将救赎功劳归给犹大。”天主教在犹大被诅咒上没有意见。梵蒂冈只是宣称个人永恒拯救是来自圣徒的正典。没有什么“诅咒正典”，也没有什么诅咒犹大的官方宣言。
有猜想认为犹大被诅咒可能不是来自背叛耶稣，而是绝望以致寻短见，从福音书中看似乎这样。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在自杀之前，犹大就被耶稣诅咒了，但这种说法回避了犹大命定行为导致全人类得救，自己被诅咒的悖论。
加略人猶大 伪经
秘传组织对犹大兴趣极大，如许多诺斯底派系。爱任纽记录了一个诺斯底派系的信仰，该隐派认为犹大是索菲亚神圣智慧的工具，导致造物主的嫉恨。他对耶稣的背叛胜过了物质世界。该隐派日后分裂成两派，对耶稣终极意义产生分歧。
《猶大福音》失傳已久，原文應由希臘文寫成，但在1978年有人在埃及贝尼马萨附近的洞穴中發現，是古柯普特文莎草纸的譯本。經碳14測定確定為公元280年（誤差±50年）的文本。2006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将其出版，并冠名《犹大福音》时引发世界轰动。该版包含支离破碎的抄本图像和相关专家和观察人员的分析注释，但没有完全翻译。文章介绍称：“失传了1,700年之久的古老文字称耶稣的背叛者是他最真挚的门徒。”其中記述猶大應耶穌的要求而出賣耶穌，目的是為了幫助耶穌蛻除肉體的束縛，從而釋放神性。文章也给出证据，认为原始文档约在公元二世纪：“在公元180年左右，里昂主教爱任纽在当时的罗马高卢，写了长篇大论《反对异端》，其中他攻击一部‘虚构历史’，‘仿造犹大福音的风格。’”。
加略人猶大 伪经
在杂志出版之前，其他新闻媒体也做出类似报道，节选了一部分内容公布。
2007年12月，艾谱莉·德柯尼克在《纽约时报》的社论对页版发表文章，认为《国家地理》翻译有严重瑕疵：例如，《国家地理》译本称犹大是“daimon”，专家翻译成了“spirit”。但普遍来说，“spirit”对应的是“pneuma”，而在诺斯底文献中“daimon”总是对应为“demon”。国家地理协会回应道：“艾谱莉·D·德柯尼克所提及的所有翻译问题都在流行本和评论本中加以脚注。”在随后的研究和相关出版中，评论家琼·阿柯希娜质疑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否取代了历史分析，如发表《犹大福音》是不是想要撤回古代反犹主义罪名。她认为当下经文原旨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冲突实在是幼稚，因为经文不可信。因此，她断言：“人们一边解释一边诈骗。问题不是修正《圣经》而是修正我们自己。”另一些学者质疑《国家地理》专家对《犹大福音》最初的译文和解释。
加略人猶大 伪经
据中世纪《巴拿巴福音》副本（最早的为15世纪），钉十字架的不是耶稣而是犹大。它称犹大与耶稣换脸，而遭到背叛的耶稣被罗马軍隊拿去后升入天堂。换脸后的犹大与耶稣十分相像，以至于门徒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没认出来。犹大的身体被埋三天后被盗，耶稣死而复活的流言遍地。耶稣在第三重天得到消息，祷告上帝回到世界，与众人团聚，说明真相。之后，耶稣再次升入天堂，末了以正义君王身份降临。
该福音被大多数基督徒认为是后期伪造的假货；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它存留了一些先前的伪经成分（可能是诺斯底、以便尼或四福音合参），编造出与回教教条相近的故事。一些回教徒认为它包含了原始使徒压抑的版本。一些回教组织对此引述来支持回教版尔撒观。
加略人猶大 伪经
1963年，希臘天主教的神父伊薩·拉希德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的斜坡上找到了一處小墓穴，他的朋友兼隨行人員的幽浮學家比利·麥爾在墓穴中挖出了一個用動物皮和樹脂包裹的捲軸，捲軸已經腐爛絕大部分只剩36章，經過兩人確認是一份的用阿拉姆語寫成的古老傳記，大約已有兩千的歷史。在1973年，捲軸原稿在贖罪日戰爭中被燒毀，神父伊薩·拉希德也在不久之後身亡，所幸他有留下捲軸的副本和德文翻譯稿，兩樣東西都交由比利·麥爾保存。
在捲軸中耶穌被稱為「以馬內利」，捲軸顯示耶穌是預言中的彌賽亞，但他不是聖子而是先知，而在背叛耶穌的部分捲軸內容只有寫背叛和賣了耶穌的人是法利賽人沒有明確寫是加略人猶大出賣了耶穌，可是加略人猶大在捲軸中一些部分被稱為「猶大·伊哈略」(Juda Ihariot)，意思為「法利賽人猶大」，在一些部份又被稱為加略人猶大(Judas Iscariot)，因此一些研究者認為出賣耶穌的法利賽人就是猶大，另一些學者認為猶大·伊哈略與加略人猶大並不是同一個人，這個觀點在比利·麥爾的著作《塔木德·伊曼紐爾》中得到他的認同，也有一些學者則認為法利賽人指的是加略人猶大的父親西門，是父親西門出賣了耶穌而不是兒子猶大，更有一些學者認為加略人猶大是捲軸的作者，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捲軸與翻譯稿等一切都只是比利·麥爾的騙局。
這份捲軸沒有受到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猶太教的承認，一些基督徒認為這只是基於馬太福音的偽作。
加略人猶大 代表和象征
犹大在许多语言中成了「叛徒」的同义词，犹大也成了西方文学中叛徒的原型。几乎所有提及犹大的文学都会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包括现代小说和电影。
在东正教神圣周三的圣诗中（在复活节前的周三），一位妇女用昂贵的香水膏抹耶稣，并含泪给他洗脚，犹大与她做了对比。据《约翰福音》，犹大抗议奢靡浪费，认为应该賙濟穷人。随后犹大受贿，向大祭司告发。神圣周三的圣诗对比二人，鼓励信徒远离堕落门徒，学习玛丽的忏悔。同时，周三也是斋戒日，禁戒肉、奶或橄榄油等来反思犹大的背叛。准备接受圣餐礼的祷告也提及犹大的背叛：“我不会向敌人告发你的秘密，也不会像犹大那样用亲吻来背叛，但要像十字架上的小偷那样向你忏悔。”
加略人猶大 代表和象征
在歐洲藝術和文學中，紅髮通常被用於描繪罪人和聖人，例如威廉·莎士比亚時常將猶大描繪成紅髮。人物性別和宗教背景影響每個西方藝術作品中的紅髮的涵義，而耶穌、抹大拉的瑪利亞、猶大都被時常描繪成擁有紅髮，他們的紅髮各代表著不同的涵義，耶穌的紅髮意為他聖子的身分，象徵著聖潔、抹大拉的瑪利亞的紅髮則是意為她做過妓女的過往，是慾望的象徵，至於猶大的紅髮自然是意為他滅亡之子的身分，為墜落的象徵，也因紅髮有罪惡的含意，所以紅髮常被用於描繪並貶低猶太人。
在教堂建築上的藝術中，例如花窗玻璃，犹大被描繪成头上有黑色圓光，這是强调他的使徒身分，並與其他使徒的白色圓光對應以表示他背棄了主，但更常见的是使徒中唯独犹大头上沒有圓光。
加略人猶大 在文學藝術和流行文化中
犹大在西方文化中成为叛徒原型，几乎所有文学都提及受难故事。
隨著基督教的傳入，亞洲一些地區的文學小說和流行文化等開始出現了受难和猶大等聖經故事和宗教人物。
大龍峒
大龍峒，或稱大浪泵、大隆同（巴賽語：），位於台灣淡水河與基隆河交口附近，今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一帶，是晚於艋舺而早於大稻埕的臺北市舊聚落。
大龍峒 歷史沿革
此舊聚落最早有文字記載地名的時期為1645年至1655年間的台灣荷治時期，是以荷蘭文寫成「Pourompon」，也有Pourompom、Paronpon、Paronghpot等拼法；1697年在郁永河的《裨海記遊》中首次出現漢字地名「巴琅泵」，黃叔璥《台海使槎錄》作「大浪泵」:4-5。史載18世紀前，大浪泵社全境皆為平埔族族人所居，並無漢人。直至1709年泉州人陳逢春、賴永和、陳天章、戴伯歧合股立「陳賴章」（取三人之姓名）墾號，向臺灣府諸羅縣申請開墾大佳臘（艋舺）地方後，才陸續有漢人進駐大浪泵。不過由1764年間平埔族業主瑪老仍據多數土地之史載，當時大浪泵漢人人數並不多。
在清朝嘉慶七年（1802年），泉州同安人王元記、王智記、陳蘭記、陳陞記、高明德、鄭西源等六戶，在此開設44間瓦店，因而形成俗稱四十四崁的街道，於是將大浪泵改稱大隆同，以取「興隆同安」之意，也是現代大同區的由來。大龍峒聚落的信仰中心，奉祀醫神大道公的大龍峒保安宮也是在此時期開始發展的。
大龍峒 歷史沿革
至清道光、同治年間，此地因生員、舉人中試人數較多，鄉民視士子如龍，才開始有「大龍峒」之別名，至今仍用此別名。另說則是附近有風水如龍的大龍山（今日的圓山），故稱「大龍峒」。
咸豐三年（1853年）艋舺發生激烈的械鬥：頂下郊拚，頂郊的泉惠南人燒毀了安溪人奉祀的清水祖師廟，偷襲下郊，下郊同安人敗退至大龍峒，以保安宮為防禦中心，後又遷徙到大稻埕。
大龍峒分為大龍峒街（今哈密街）與陳悅記祖宅兩個空間單元，大龍峒街又包括大龍峒保安宮、四十四坎（頂街、隘門內）與下街，這兩個空間單元於咸豐三年（1853年）年前分別發展，之後合稱大隆同大龍峒。
大稻埕開發時間雖晚於大龍峒，卻因商業強度高於大龍峒，使大龍峒因與大稻埕之地理及人文相近下，而在產業上開始依附大稻埕。到日治時代，日本人將艋舺、大稻埕、臺北城合為都市臺北市時，大龍峒轉為支持都市中心之服務區。大龍峒主祀神—保生大帝為同安縣籍貫鄉土神，從的祭祀圈分布可了解同安人的分佈幾乎包括整個淡水河流域與基隆河下游一帶。
大龍峒 重要文化財
2006年因臺北市府拆除蘭州派出所， 進行所謂的「大龍峒文化園區」六藝廣場的工程時，發現大龍峒遺址。 經由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進行考古探坑試掘， 分別在大龍國小操場及學校周圍六藝廣場挖掘十處探坑，其中九處發現了發現新石器時代的「訊塘埔文化」特有的繩紋陶、石器、石槌、玉錛及箭鏃，此外也發掘出許多清代瓷器。 「訊塘埔文化」乃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距今3500至4500年，由大坌坑文化晚期演化而來，有著著名的繩紋紅陶。
大龍峒 重要文化財
蘭州派出所在2005年的2月24日更名為「無憂藝術派出所」，轉為藝文空間使用，成為古蹟活化的良好的示範，原本令人敬而遠之的警察局，變成了民眾好奇的藝術站。大龍峒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陳應宗指出，當初是台北大學都市計劃所教授辛晚教認為蘭州派出所象徵日本統治之眼，破壞了大龍峒的風水，才導致日治時代以後，大龍峒再也生不出狀元，因此辛晚教建議台北市政府把蘭州派出所拆掉。夏鑄九痛罵市府硬拆蘭州派出所是胡搞，指園區目的是「活化地方產業」，地方需要的是軟體方案，以蓋廣場等空間建設並無法達到軸線翻轉，都發局根本搞錯方向。 在2006年農曆年節期間，一夕間就把日治時期古建築物毀掉，而蘭州派出所原址今已變成水泥廣場。
傳聞在保安宮落成後，利用剩下建材，由當時王、鄭、高、陳四戶合資承購以建造此位於保安宮西側之木造覆瓦店舖，兩排店舖共計四十四間，一間叫做一坎，故稱四十四坎。 每間大小均等，形式乃「一進帶過水」，式樣、大小、尺寸皆同。 而四十四崁街亦有「隘門內」之稱號， 為了聚落的防禦功能，兩端各設隘門。 東側題有「小邑絃歌」，西側則為「大隆同」， 但兩個隘門後因道路拓寬而被拆除。
保安宮為祭祀保生大帝的台灣民間信仰廟宇，因為創廟者為福建同安人，因此保安之名有「保佑同安」的意思。保安宮和艋舺龍山寺、艋舺清水巖合稱「台北三大廟門」，經幾度改建後，該廟發展成3000坪的三殿三進式大廟。1985年，中華民國內政部認定為國家二級古蹟（今直轄市定古蹟）1995年，因應緊鄰街道擴建，保安宮自費整修，以傳統工法結合現代科技達到「平衡工法」、「整舊如舊」的盡復舊觀效果，成為全台灣各級古蹟修復的最高典範，並獲得2003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古蹟保護榮譽獎。
伊朗门事件
軍售伊朗醜聞（英語：）是指發生在1980年代中期，美国罗纳德·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而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
伊朗门事件 事情经过
1983年起，10多名美国公民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时任美國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卡西从以色列外交官大衛·金奇那里获悉，正处于两伊战争的伊朗急需武器装备，特别是美式飞机的零部件和反坦克、地对空导弹。而伊朗與真主党关系密切，如果能够向伊朗提供军火，让其从中发挥影响，则有可能促使真主党释放美国人质，同时还可以改善不断恶化的美伊关系，减缓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扩张。这一计划得到當時美國總統隆納·雷根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C·麥克法蘭的支持并被命名为「麦克法兰计划」，而隆納·雷根很可能知道这一计划并且同意。由于伊朗为美国的敌人，美国国会禁止向其出售武器，因此本計劃所有的武器都是秘密通过第三方出售。1985年9月，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军事处副处长奧利弗·諾斯中校执行麦克法兰计划——由以色列牵线搭桥，装载着美式装备的飞机降落在伊朗的机场。9月15日，被绑架的美国律师本杰明·韦尔获得释放。计划成功之后，几个负责人决定继续交易，促使更多的美国人质被释放。同时，奧利弗·諾斯还负责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康特拉提供援助。由于之前国会通過了博兰修正案
伊朗门事件 事情经过
，該法案限制美國政府援助康特拉，因此中情局采納军火商的建议，将卖导弹的钱转移一些「回扣」给中情局，中情局再用這筆钱支援康特拉颠覆尼加拉瓜政权的活动。这一决定得到了新任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彭德克斯特的同意。1986年6月，麦克法兰曾亲自前往伊朗，希望直接接触伊朗高层，但未得到正面回应。1986年7月26日，又一名美国人质被释放。11月2日，第三名美国人质被释放。截至事件爆发，美国共向伊朗进行6次军火销售，3名人质因此释放。
伊朗门事件 暴露与调查
1986年11月2日，一份黎巴嫩的雜誌《風帆》揭露了6月间麦克法兰前往伊朗活动的事情。4日，伊朗议长证实了这一报道，伊朗门事件就此暴露。1987年初，美国國會針對此事件組成调查委员會，在11月18日完成近一年的调查並公佈調查報告。多名参与人员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许多重要文件也已经被销毁。事发时担任中情局长的卡西在调查期间去世也影响了调查工作的进行。諾斯、彭德克斯特等人声称，总统隆納·雷根并不知情将军售收入用于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事，将责任全揽至自己身上。调查认为隆納·雷根虽然没有直接参與军售，但对其部下的违法行为仍负有一定责任。之后，多名当事人被起诉。1989年，諾斯、彭德克斯特均被同一名独立检察官起诉。诺斯被判有罪，但其不服判决，并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1990年，联邦上诉法院判其无罪。而彭德克斯特则推翻之前的供词，表明曾请示过隆納·雷根，但此时已经离任的隆納·雷根出現老年痴呆症的迹象，无法上法庭作證。原本被判6个月有期徒刑的彭德克斯特，最終被上诉法庭判決無罪。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于1966年7月11日至30日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举行。英格兰在决赛中以 4–2 战胜西德，首次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而葡萄牙的尤西比奧则以 9 个入球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概述
本届比赛的规则也与上两届相同，决赛阶段由16支球队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本届世界杯上还有一位在球场外出名的英雄，它是一条名叫皮科斯的警犬。在赛前宣传期间，雷米金盃在展览馆中被人偷走。之后英格兰警方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搜查。一个星期后，一条警犬在伦敦郊外的树丛中发现了被报纸包裹着的金杯。
尽管本届比赛的观众人数突破了纪录，但是这是一届缺少进球和充斥着防守主义打法的大赛。例如由阿尔夫·拉姆西调教的英格兰队在A组比赛中仅射入4球，但他们依然凭着0失球而位居小组首席。A组的比赛中，除了乌拉圭對法国一战在倫敦的白城体育场举行之外，其余都在温布利球场举行。
B组中，西德与阿根廷以5分的积分携手晋级。西班牙只得2分，而瑞士更是输掉了全部小组比赛。
C组的比赛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和古迪逊公园球场举行。最后，巴西屈居葡萄牙和匈牙利之后，与保加利亚一起被淘汰。
D组上演了最大的冷门，朝鲜爆冷以1–0击败了意大利，之后与苏联一起进入八强赛。而意大利与小组垫底的智利一起打道回国。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概述
四分之一决赛中，西德人轻松地以4–0淘汰了乌拉圭队。更令人惊奇的是，朝鲜队在开场25分钟之内以3–0领先于葡萄牙队。之后，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的救世主。他在本场比赛共射入4球，令人信服地将葡萄牙队送入了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亚洲球队首次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的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朝鮮是該屆唯一的亞洲球隊。因為大會只安排一個名額給亞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國家，令大部分的國家都決定罷踢以示抗议。
同时在另外两场比赛中，匈牙利的贝尼在终场前攻入一球，但为时已晚，守门员列夫·雅辛率领的苏联队还是以2–1胜出。而英格兰的吉奥夫·赫斯特则攻入了英阿之战的唯一入球，将阿根廷淘汰出局。
之后两场半决赛都以2–1结束：西德队的弗朗茨·贝肯鲍尔和英格兰的博比·查尔顿分别贡献了关键一球，帮助自己的国家队战胜了苏联队和葡萄牙队。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概述
最终决赛在温布利球场举行，97,000名观众来到了现场观战。开场仅12分钟，西德队的赫尔穆特·哈勒先入一球。四分钟后，赫斯特扳回一球。到下半场78分钟，马丁·皮特斯为英格兰再入一球。这时，尽管裁判给了西德队一个任意球，但是英格兰人都认为自己离冠军只有咫尺之遥。皮球首先打在了人墙上，之后在小禁区内双方混乱地争抢，最后沃尔夫冈·韦伯成功地将球送入了对方的网内。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2–2。
进入加时赛后，第98分钟，赫斯特射门击中门框，皮球反弹后压在门线上。结果在双方争议之后，主裁判宣布该进球有效。这就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三球”。然而，东道主英格兰队并不满足于这个颇有争议的进球，在终场前球迷都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赫斯特再次神奇地将皮球射入。
BBC的解说员Kenneth Wolstenholme在比赛快要结束时报道“一些人冲入了球场，他们觉得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赫斯特进球）对！现在好了！（ ）”，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经典的足球解说之一。
英格兰队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手中接过了失而复得的雷米特杯，成为了新一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迄今英格兰唯一一次获得的世界杯冠军。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吉祥物
1966年世界杯吉祥物是一只名叫“威利”的狮子，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吉祥物，也是重要体育比赛中最早的吉祥物之一。狮子是英国的象征。威利身着英国国旗图案的球衣，上面印有“世界杯”的字样。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分組賽
英格兰  v  乌拉圭
法國  v  墨西哥
乌拉圭  v  法國
英格兰  v  墨西哥
墨西哥  v  乌拉圭
英格兰  v  法國
西德  v  瑞士
阿根廷  v  西班牙
西班牙  v  瑞士
阿根廷  v  西德
阿根廷  v  瑞士
西德  v  西班牙
巴西  v  保加利亚
葡萄牙  v  匈牙利
匈牙利  v  巴西
葡萄牙  v  保加利亚
葡萄牙  v  巴西
匈牙利  v  保加利亚
苏联  v
義大利 [[File:{{{flag alias-1946}}}|22x20px|border |alt=|link=|class=notpageimage]] v  智利
智利  v
苏联  v [[File:{{{flag alias-1946}}}|22x20px|class=notpageimage|border |alt=|link=]]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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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v  智利
196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 淘汰賽
英格兰  v  阿根廷
西德  v  乌拉圭
苏联  v  匈牙利
葡萄牙  v
西德  v  苏联
英格兰  v  葡萄牙
葡萄牙  v  苏联
英格兰  v  西德
塞拉耶佛
塞拉耶佛（波斯尼亞語：；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國際音標：[sǎrajeʋo] ⓘ），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波黑）的首都，也是該國第一大城。據2013年估計，塞拉耶佛市人口為275,524人。塞拉耶佛同时也是波黑实体之一波黑联邦的首都，及塞拉耶佛州的州府，还是另一实体塞族共和国法理上的首都。
塞拉耶佛位於波斯尼亞塞拉耶佛山谷之中，米利亚茨卡河沿岸，被狄那里克阿爾卑斯山脈所包圍。塞拉耶佛是波黑的社會及文化中心，也擁有區域性的政治、教育、娛樂、媒體、時尚、科學和藝術影響力，还是波黑主要的經濟中心。
塞拉耶佛以其宗教多樣性聞名於世，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猶太教數世紀以來都共存其中。因其悠久的歷史和宗教及文化多樣性，塞拉耶佛常被稱為「歐洲的耶路撒冷」 或者「巴爾幹的耶路撒冷」。直到20世紀後期為止，塞拉耶佛都是歐洲僅有的清真寺、天主教堂、東正教堂和猶太教堂可以比鄰共存的大都市。
塞拉耶佛
雖然塞拉耶佛地區在史前時代開始就有人居住，但今日的塞拉耶佛是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開始發展的。塞拉耶佛在近代多次成為國際關注的熱點。塞拉耶佛在1885年成為歐洲首個，也是全世界第二個全天運行路面電車的城市（世界首個有全天運行路面電車的城市是美國的舊金山）。1914年，塞拉耶佛发生了奧地利王儲暗殺事件（又名塞拉耶佛暗殺事件）。這起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導火線。1984年，塞拉耶佛是1984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會場。之後的南斯拉夫解體時期，塞拉耶佛在波黑戰爭期間遭到了持續數年的塞爾維亞人勢力的包圍，這也是現代戰爭史上時間最長的圍困戰。
时至2012年，塞拉耶佛仍处在戰後的復興重建中，正在逐漸恢復戰前的水準。旅行指南《寂寞星球》在「世界都市」排行榜中將塞拉耶佛排在第43位。這個名次要高過同樣是前南斯拉夫諸國各个觀光都市，包括第59位的杜布羅夫尼克、第84位的第盧布爾雅那、第90位的布萊德、第113位的貝爾格萊德以及第135位的薩格勒布，在2009年12月，塞拉耶佛還被列入2010年最值得去旅行的十大都市之一。2012年3月，塞拉耶佛戰勝了全世界其他100多個都市，被旅行博客Foxnomad評為「最佳旅遊都市」。2011年，塞拉耶佛獲得2014年歐洲文化之都的提名，是歐盟以外唯一獲得提名的都市。
塞拉耶佛 語言和名稱來源
塞拉耶佛在波黑的三種官方語言波斯尼亞語、塞爾維亞語、克羅地亞語中的稱呼都是塞拉耶佛（）。在土耳其語中，塞拉耶佛的名稱是薩拉伊波斯納（）。塞拉耶佛這個名稱來自于土耳其語中的「宮殿」一詞「薩拉伊」（），這也證明塞拉耶佛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是具重要地位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