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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宫 历史
19世纪约翰·索恩爵士曾对宫殿进行了大量改造。1605年，为王室开辟通往绘厅以及白厅的新通道，曾经火药阴谋的目标：中世纪上院厅在索恩的改造工程中被拆毁。同时最初的圆顶地下室（火药阴谋计划中盖伊·福克斯和数桶火药的藏匿地）也被拆除。另一方面，索恩的工程也對西敏厅增添了法院场地以和为圣斯蒂芬厅开设了新的议员通道。
1834年10月16日，财政部一座用于销毁帐目棍存贮的炉子点燃了上院的镶板，从而引发大火。整个议会厅与宫殿裡的其他厅室遭到焚毁，在努力抢救下，威斯敏斯特厅才得以幸免。宝石塔和回廊成为宫殿中其它两处在大火中保存下来的部分。
大火后，得到委任的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研究重建事宜，同时热心的公众也开始对宫殿的重建风格展开热议。当时以美国白宫和国会大厦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风行一时，但其具有革命和共和主义的内涵，而哥特风格则可以体现传统价值。1835年，委员会宣布，重建的国会大厦将会采用哥特风格或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风格。
威斯敏斯特宫 历史
1836年，在研究了97个竞争方案后，皇家委员会选择了查尔斯·巴里（虽然他本人的建筑风格更具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方案。1840年奠基仪式启动；1847年上院完成，1852年下院完工，巴里也在此期间被授予骑士勋章。尽管大部分工程都在1860年前得以实施，但整个工程却在此后持续了数十年。同时，A.W.普金承担了大厦内豪华并且独特的哥特风格内饰的设计，如墙纸、浮雕、彩色玻璃和御座、檐篷等陈设布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威斯敏斯特宫在伦敦大轰炸中遭到过14次炸弹袭击。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1年5月10日，下院遭到摧毁，3人遇难。在贾莱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的主持下于1950年完成修复工作。
随着宫中办公空间需求的增加，1975年，国会获得诺曼·肖大楼附近增加的办公区域。2000年保得利大厦的完工使得所有下院议员都获得了各自的办公区域。
威斯敏斯特宫 外观
查尔斯·巴里爵士的方案运用了垂直哥特风格，该风格曾在15世纪和19世纪哥德復興式建築兴起时风行一时。巴里虽然在古典建筑上见长，但却得到了哥特风格建筑师奥古斯塔斯·普金的协助。在大火中幸免、始建于11世纪的威斯敏斯特厅也被纳入了巴里的设计之中。而普金也对于工作的一些结果颇感不快，尤其是巴里在设计上的对称化布局；他对此有过经典的评述：“先生，全是希腊的，都铎细节长在了雅典风格上。”
大厦石料最初取自南约克郡小镇阿斯顿的采石场，采用沙色镁质石灰岩。然而污染和石料低品质却导致了石料的剥离和崩坏。尽管早在1849年就已发现这些缺陷，然而截至19世纪结束，都未有任何举措。直到1910年代，才确定一些石料需要得到更换。
1928年，拉特蘭产蜜色石灰岩被视为崩坏石料替代品。更换工程始于1930年代，完工于1950年代，期间由于受二战影响而一度停工。而到了1960年代，长期的污染再次造成了损害。1981年，一项针对外观和高塔的保护修复项目开始实施，1994年完工。内部庭院的修复将会持续到2010年左右。
威斯敏斯特宫 外观
查尔斯·巴里爵士的西敏宫设计包括了数座塔楼。最高的当属西南广场的维多利亚塔，达到了98.5米。以重修时期在位的维多利亚女王命名，今天成为了国会档案馆。其顶部有金属旗杆，王室列席时悬挂皇家旗或在平時懸掛英国国旗。塔基部分是皇家专属通道，用于保障国会开幕大典或是其他官方庆典时期皇室成员的进出。
穿过宫殿中部，很快就能抵达中央厅，它是中部一座高91.4（300英尺）的八角形塔楼，也是西敏宫三座主要塔楼中最矮的一座。不同于另外两座，中央塔楼具有拥有一座尖顶，被设计成高层进气口。
宫殿东北角就是最为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宫钟塔，高96.3（316英尺）。普金为钟楼的绘图是他为巴里所作的最后一项工作。钟楼顶部的钟房是一座巨大的矩形四面时钟，同样也有普金设计。钟楼拥有5座时钟，每过一刻都会报时。最有名的一座为大本钟，每过一小时击打一次。它也是英格兰第三重量的钟表，重达13.8吨。尽管“”原指该钟表本身，今天已经被人们习惯用来称呼整座塔楼。
威斯敏斯特宫 外观
另外的圣斯蒂芬塔是一座小型塔楼，位于宫殿前端，西敏厅和旧宫院间，它的基座囊括了进入下院的主要通道：为人们所熟知的“圣斯蒂芬通道”。其他的塔楼包括有北端的议长塔（Speaker's）和南端的大臣塔（Chancellor's）。分别以重修时下院议长和上院大法官命名。
威斯特敏斯特宫有若干小型花园环绕其间。位于宫殿南侧河畔的维多利亚塔花园作为公园对公众开放。黑杖侍卫花园（因黑杖侍卫办公室而命名）紧挨公园，作为专用通道使用。大厦前的旧宫院前有混凝土堆砌的安保屏障（参见段落安全保障）。克伦威尔绿地、新宫院（北部）和议长绿地（宫殿正北）均为内部场地，不对外开放。上议院的另一侧为学院绿地，一块小型三角形绿地，通常用于对政要的电视采访）。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宫殿包括约1,100个独立房间、100座楼梯和4.8公里（3 mi）长的走廊。大厦分为四层，首层有办公室、餐厅和雅座间。二层为宫殿主要厅室，如议会厅、议会休息室和图书厅。更衣室（Robing Room）、皇家画廊（Royal Gallery）、王子厅（Prince's Chamber）、上议院（Lords Chamber）、贵族厅（Peers' Lobby）、中央室（Central Lobby）、议员堂和下议院（Commons Chamber）在该层从南向北依次呈直线分布（威斯敏斯特厅位于下议院末端的另外一侧）。顶部两层为委员房间和办公室。
上议院厅位于西敏宫南侧。这间装修豪华的房间呈13.7m×24.4米 （45x80 呎）的矩形。同大厦中其他部分类似，该厅座椅也为红色。厅内上方四壁由彩色玻璃和六幅体现宗教寓意、骑士风格和法律意义的壁画所装饰。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厅内南端为金黄色御座和华盖；尽管理论上君主可以在任何时期前来就坐，但长期以来君主只是在议会开幕式上列席。其他王室成员列席会议时会在御座旁就坐。御座前方为上院议长席，为一个无靠背、填满羊毛的红色软席（反映着英国历史上羊毛贸易的重要性）。上院议长席被用来主持厅内会议（2005年前由大法官执行）。象征着皇室权威的权杖置于议长席后方。议长系前方为仲裁席，一个稍大的红色软席，为议会开幕典礼时常任高级法官的席位，中庭方桌为记录文员列席位。
上议院议员在厅内三面环形红色长凳上列席会议。议长右侧为神职席位，左侧为世俗席位。神职议员（英國國教會的大主教和主教）在神职席位就坐。世俗贵族（贵族）根据党派就坐：执政党在靠近神职人员一侧就坐，反对党在世俗席位就坐。一些无党派贵族在位于中间的议长席对面就坐，他们就是所谓的中立议员。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上议院厅是许多重要仪式的举办地，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每年议会召开前的國會開幕大典仪式。國王会在御座发表御座致辞，为随后召开的议会勾勒立法议程愿景。下院议员不会进入上院辩论层，相反会在上院更高一层的雅座中观看整个过程。同样的仪式会在议会闭幕时进行，但是國王并不一定会列席，常由君主委员会代表出席。
西敏宫北端为下议院厅所在地；重新启用于1950年，此前维多利亚厅在二战中毁于1941年伦敦大轰炸，并在建筑师贾莱斯·吉尔伯特·斯科特努力下重建。该厅为14×20.7m（46 by 68 ft）的矩形，并且比起上院厅要简朴许多；议员长凳和该厅中的其他布置都为绿色涂装；下院成员也不允许前往上院红色长凳上就坐。英联邦的其他一些成员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同英联邦相似的上下院厅设置。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厅内北端的下院议长座席是一个复制品，原版为澳大利亚议会开幕庆典后下院所赠。议长席前是办公席，记录文员在此就坐，并且放置下院权杖。公文递送盒由新西兰赠送，常在质询会和演讲时置于下议院议员（MPs）席前。两排绿色席位相对排开，执政党席位于议长的右侧，反对党席在另一侧，该厅中不设中间席位。该厅相应要小一些，只能容纳646位议员中的427位列席。：只在“首相的问题”和主要辩论会期间，议员们将会挤满该厅。
传统上，君主不会进入下院厅。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642年，查理一世以重大叛国为由进入厅搜捕五位议员，但当他询问议长威廉·伦索尔那五位议员的去向时，倫索爾回答了流傳後世的一句話：
在地板中央有两排相距2.5米的红线，传说是为了正好超过两柄剑的长度。历史上，此举是为了避免下院的辩论演变为冲突。今天在下院辩发言时两方议员不得超越该线。若有议员在发言时越过该线，将会遭到对方的斥责。这可能也是英文用語「to toe the line」（循规蹈矩）的出处。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威斯敏斯特厅是威斯敏斯特宫现存最古老的部分，始建于1097年，时为欧洲最大的厅室，后来為巴黎古监狱（1301-6）和同时期的帕多瓦厅超越。据推测，顶棚最初可能由台柱支撑，形成三条走廊。理查二世时期，经过皇家工匠休·赫兰德重新设置，悬臂托梁顶棚替代台柱，該成果得譽中世纪“最为杰出木结构建筑”，最初的三条走廊变成了开放厅，在末端设置了讲台。理查时期的另一位建筑师亨利·耶维尔重新修整了墙面，使用了15座人身大小的国王雕像放置在壁龛。该次修整可以上溯至1245年亨利三世时期，但拖到14世紀中後期的理查二世时期才算告终。
威斯敏斯特厅是中世纪英格兰屋顶净跨最大的建筑，长73.2米，跨度20.7米。尽管英国埃塞克斯有着关于栎木来自埃塞克斯郡桑德西镇的传说，但现有资料显示，在1395年顶棚木结构在伦敦西南56公里的薩里郡的法纳姆最终完工。资料显示，在将木结构运抵威斯特敏斯特的过程中，曾动用了大量的货车和驳船。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威斯敏斯特厅有诸多用途。历史上主要用于重要司法运行，英国最为重要的三个法庭：皇座法庭、民诉法院和大法官法院曾在此设置。1875年，三院合为最高法院，并继续在此开庭一直持续至1882年迁入皇家法院为止。除过法庭运行，威斯敏斯特厅也用与重大审判，包括：英國內戰结束以后对查理一世的弹劾和国家审判、威廉·華萊士、托马斯·莫尔、第一代費舍爾男爵約翰·費舍爾、盖伊·福克斯、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1715年苏格兰叛乱和1745年起义以及沃伦·黑斯廷斯等案件的审判。
威斯敏斯特厅同样也用于重大仪式。从12世纪到19世纪，王室加冕礼一直在此举行，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礼成为在此举行的最后一届加冕礼。他的继任者威廉四世认为花费过高而取消了在此举办的加冕礼。此外，该厅也用于国葬前追悼会的遗体陈列。该规格一般用于君主过世，20世纪英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罗伯茨伯爵弗雷德里克·罗伯茨（1914）、温斯顿·丘吉尔（1965）、伊莉莎白王太后（2002）三位並非君主而受此殊荣。
威斯敏斯特宫 内部结构
两院会在一些重大公众庆典時随君主列席，如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二十五（1977）和五十周年庆典（2002）、光荣革命300周年（1988）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庆典。
宫殿二层有几间重要房间。最南端是更衣室，每逢议会开幕典礼，元首会在此披上圣袍，带上帝国皇冠。更衣室内威廉·戴斯的画作诉说着从亚瑟王时代以来的传奇。紧挨更衣室的是皇家画廊，有时提供给将要在两院发表演讲的外国要人使用。墙面由丹尼尔·麦克利斯的名画《尼尔森之死》和《威灵顿公爵与冯·布吕歇尔会面》所装饰。
上院厅南侧紧挨的是王子厅，该厅是为王室成员提供的小型接待室，墙面上是由理查德·布切特和他的学徒们所绘、反映都铎王朝的油画，此外还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的大理石雕像。上院厅北端则紧挨着贵族厅，上院议员们与会期间会在此讨论议题，磋商事宜。
威斯敏斯特宫中心就是八角中央厅，它紧靠贵族厅，是中央塔楼的基座。厅内嵌有马赛克的雕塑展示着联合王国各組成王國的主保圣人：英格兰的圣乔治、苏格兰的聖安德烈、威尔士的聖大衛以及爱尔兰的聖派翠克。选民可以在此会见下议院议员。通过中央厅，挨着下议院厅的就是议员堂，下院议员与会期间会在此磋商事宜。该屋内陈列着数位首相的塑像，如大衛·勞合·喬治、邱吉爾、艾德禮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河岸一侧楼内分别为上院和下院的图书馆。威斯特敏斯特宫同样也囊括了两院总管的办公室。上院议长和下院议长办公室分别在上下院各自两端，与会时议长会从各自方向前往两院议会厅。
宫内有19间餐厅和雅座，与会期间大多数都不会停业。同时宫中还有一间体育馆，甚至一间理发沙龙；靶场于1990年代关闭。议会同样也有纪念品商店，从议员钥匙链、议厅瓷器到议员香槟均有销售。
威斯敏斯特宫 安全保障
黑杖侍卫负责上院的保安，侍卫长则负责下院的安全。实际上，今天他们主要是在这些厅外充当礼仪性的角色。对于宫殿的安保主要由大伦敦的警察廳的威斯特敏斯特分部（CO7）负责。在武器的携带上，一贯也只有侍卫长进入下院厅时可以携带。
2003年，出于对卡车炸弹冲击宫殿的担心，一系列由混凝土桩组成的缓冲带在宫殿入口附近被设置起来。在河岸一侧，一道宽70米的隔离带被建立起来，任何船只不得进入。
尽管近年来有违反安保的事件发生，公众依然可以进入下院的来宾席，在此前金属探测器等设备会对参观者及其携带物品进行严格扫描。除过市政警察外，外交保护团的武装警察也会时常在宫殿周边执勤。
2005年8月1日英国严重组织犯罪和警察条例（Serious Organised Crime and Police Act 2005）通过后，任何未经倫敦警察廳许可，在宫殿周边约1公里的范围内举行的示威抗议活动皆屬违法。
威斯敏斯特宫 安全保障
在西敏宫历史上突破安保最为有名的一次莫过于1605年代的“火药阴谋”事件。该行动由一些天主教绅士策划并发动，他们将大量火药藏匿于宫殿地下室中，并计划在国会开幕大典时引爆。据估计，若计划实现，新教国王詹姆士一世及其家族、以及大部分贵族都会命丧黄泉。该计划最终暴露，卫兵发现了藏匿的火药並抓到陰謀首腦盖伊·福克斯，随后叛党陆续落网，终以最高叛国罪处以车裂极刑。
1812年在下院厅发生的斯賓塞·珀西瓦爾遇刺事件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首相遇刺身亡的案件（截至2022年2月25日）。当时正在前往议会接受问询的斯賓塞·珀西瓦爾被約翰·貝林罕射杀。
1974年6月17日，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曾计划用9-（20-磅）炸药袭击威斯敏斯特厅；1979年3月保守派议员艾瑞·尼夫（Airey Neave）在驾车离开宫殿新停车场时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亡，后来爱尔兰国民解放军（INLA）和临时爱尔兰共和军都宣布对此事件负责，但安保部门经过调查后确信该襲擊由前者發動。
威斯敏斯特宫 安全保障
宫殿同样在数次政治性活动（示威、抗议、游行等）：“直接行动”中受到影响。1970年为抗议北爱尔兰的状况，一小罐催泪瓦斯被扔进下院厅。1978年，亚娜·明托夫和其他一些异见分子向宫殿投掷粪便。2004年初，鉴于此类攻击和可能的生化袭击，来宾席更换了玻璃幕帘。
而这种新的缓冲隔离带并未将边缘部分一些被称为“特殊贵宾廊”囊括其中。2004年来自“父亲为正义”（Fathers 4 Justice）组织的两位示威者以参加一场慈善拍卖活动为由进入来宾席，向下院投掷用避孕套封装的面粉弹，其中一枚击中首相托尼·布莱尔。此后，来宾席的参访条例被修改，今天个人身份参访必须取得议员书面证明。2004年，另外五位反对禁止猎狐的抗议者冲进议会厅，搅乱了下院入场式。
2017年3月22日，宮殿外發生恐怖襲擊，恐怖分子在宮殿外被警察擊斃。
威斯敏斯特宫 规定和传统
西敏宫在几个世纪以来，制定和形成了一系列规定和传统。17世纪后，在上下两院厅室内禁止吸烟结果，议员们用鼻煙取而代之，看门人也为此保留有鼻煙匣子。尽管媒体传闻不断，但自2005年以来，大厦内依然禁止吸烟。同时议员们也不能在与会厅室内饮食，唯英国财政大臣例外；在做预算报告时财政大臣得要求饮品。
进厅必须脱帽（尽管此前下议员在提出在议事程序问题时会被要求戴上），军装不被允许，官职证章等也不必佩戴。双手不可插兜：1994年12月19日安德魯·羅巴森因为做出了此等举动招致了其他议员的不满。议员亦不得携带刀剑等利器进入大厅，但他们可以把佩剑挂在衣帽间的缎带上。
威斯敏斯特宫 规定和传统
议员们不会对同一党成员使用「my honourable friend」的称谓，或者是对其他党派成员抱以「the honourable lady/gentleman」的称呼；而是统一采用「the honourable member for [選區名]」的措辞。枢密院成员被称为「the right honourable」。具有大律師資格的議員则常被冠以「my learned friend」或「the learned lady/gentleman」的称谓。
在上议院，成员们被称作「the noble lord/lady」或是「my noble friend」。
动物也不在西敏宫许可之列，导盲犬例外；嗅探犬和警用马匹则可以在外场活动。
在辩论时不能对着稿子念，但是可以参阅笔记。同样，阅读报章也不被许可。一般不鼓励议员用物件、影片等视觉元素来帮助他们阐明自己的立场。
上下院内鼓掌通常不被允许，但也有几次明显的例外：2003年郭偉邦发表辞职演说、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下議院議員起立鼓掌歡迎烏克蘭大使及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發表視訊演說和托尼·布莱尔、大衛·卡麥隆最后一次出现在“首相的問題”时。
下院议员不必与英王商议，也不能在没有皇家发言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英王的名义参与辩论，这也成为西敏宫一条重要的惯例。该惯例源自19世纪的立宪者厄斯金·梅，他曾说，“不时使用女王陛下的名义期以影响厅内的决断，这样做在规则上是违宪的，并且会经常影响议会的独立性……任何使用女王名义参与辩论的行为都应立即停止并遭到谴责。”温斯·凯博在2008年的一次“首相的问题”会议上，因为違反了该惯例而遭到质询。
威斯敏斯特宫 文化及其他
西敏宫──尤其是大本钟已经闻名世界，成为伦敦的代名词之一。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与西敏寺和圣玛格丽特教堂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它也成为英国一级登录建筑。西敏宫并没有非正式的途径可供参观，但或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入内部：
建筑史学家丹·克魯克山克于2006年在BBC的电视文献纪录片《不列颠建筑》中，将其纳入。
达利特
達利特（Dalit，英語 /ˈdælɪt/，源自梵語：）意為破碎的/分散的，用以指稱在印度次大陸的社會中被列為「不可接觸者」（曾譯為賤民）的人群，他們是該地區的種姓制度中最底層的群體。也有人將其稱為哈里揚（Harijan），字面意思是神之子或是哈里之子（Hari的意思是神，特別是指毗濕奴 ）。達利特被排除在四種瓦爾納的種姓等級之外，被視為第五種瓦爾納，亦稱Panchama（Panchama在梵語中為第五的意思，參見第五吠陀）。因宗教與歷史原由，達利特人群絕大多數集中在印度一國，在該國有超過兩億的人口，其他則分散於印度周邊數個國家中。
达利特
雖然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已立法禁止對低種姓人士的歧视，但法條作用流於形式，社會上對達利特群体的歧視情況依然嚴苛，現今仍持續有達利特人希望借由改信其他宗教來脱離印度教和種姓制度的束縛。
達利特人主要信奉印度教，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佛教、錫克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印度憲法將達利特人納入表列種姓/在冊種姓（Schedule Castes/SC）類別，賦予達利特人制度上的保護、平權行動（在印度稱為保留政策）以及官方的資源及支持。
多位學者曾將達利特與日本的部落民、韓國的白丁，以及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下的農民階級列為相等的地位。
达利特 詞彙意義
"達利特"這個名稱指的是那些被稱為"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s）"（曾稱為"賤民"）的群體，以及其他身處傳統印度教種姓制度之外的人。印度經濟學家兼改革家B.R.安貝德卡 (1891–1956年) 指出，"不可接觸者"大約在公元400年左右進入印度社會，這是由於佛教與婆羅門教爭奪霸權，後者勝出的結果。一些印度教祭司曾與"不可接觸者"交好，因此被降級到低種姓的地位。埃克納特（一位被開除教籍的婆羅門）在中世紀的巴克提運動時期，曾為"不可接觸者"的權利而奮鬥。
达利特 詞彙意義
在1880年代後期，馬拉提語中的"達利特" (Dalit) 被當時的社會運動人士喬蒂拉奧·富勒用來指稱印度教社會中受壓迫和被排斥的"賤民"和"不可接觸者"。"達利特"是梵語 दलित (dalita)的白話形式。在古典梵語中，這個用語的意思是"被分割的、被分裂的、破碎的、分散的"。到19世紀，這個用語被重新定義為"(一個人)不屬於四種瓦爾納之一者"。這個用語可能最早是由在浦納活動的喬蒂拉奧·富勒根據這個意義而使用，當時他用這個名詞來描述過去的"不可接觸者"遭受到其他印度教徒的壓迫。在1935年之前，"達利特"這個用語曾被用作印度人口普查中"受壓迫階級"分類的翻譯，而經由安貝德卡（他本身也是達利特）的推廣而普及，他將所有受壓迫的人，不論其種姓，都納入達利特的定義之中。它涵蓋那些被排除在印度教四種瓦爾納分類之外，並認為自己屬於第五種瓦爾納（自稱為Panchama）的人群。這個名稱在1970年代隨著激進達利特豹組織採用後，再次受到重視。
达利特 詞彙意義
英國籍社會法律學者奧利弗·門德爾鬆 (Oliver Mendelsohn) 和澳大利亞政治經濟學家馬麗卡·維齊亞尼在1998年的著作中寫道，"達利特"這個字眼已經變得"高度政治化"。他們認為："使用這個字似乎表達對當代"不可接觸者"政治的適當聲援，但將其作為一個通用名詞仍存在重大問題。雖然這個字現在已相當普遍，但它仍然深深植根於由安貝德卡所啟發的政治激進主義傳統中。"兩位學者進一步指出使用這個字可能會導致錯誤地將印度所有"不可接觸者"都標籤為被激進政治所團結的風險。印度學者阿南德·特爾圖姆德也發現一種否認這種政治化身份的趨勢，例如在那些已皈依佛教，且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人士中，他們認為身為佛教徒後就不可能是達利特。可能的原因是他們已擁有已改善的生活條件，讓他們渴望不與那些他們認為"有損尊嚴"的達利特大眾產生關聯。
宗教與亞洲研究教授詹姆斯·洛克特菲爾德 (James Lochtefeld) 在2002年表示，達利特這個字的"採用和普及，反映出他們對自身處境日益增長的意識，以及在要求其法律和憲法權利方面更加堅定的態度"。
达利特 詞彙意義
印度國家表列種姓委員會 (NCSC) 認為官方使用"達利特"這個標籤屬於違憲，因為現代立法更傾向於使用"表列種姓" (SCs)。然而一些資料指出達利特所涵蓋的社群範圍已超越官方的"表列種姓"，有時被用來指代印度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尼泊爾也存在類似的全面性情況。
根據NCSC的意見，表列種姓是達利特的官方用字。他們採取的法律建議指出，現代立法並未提及"達利特"，因此，NCSC官方文件使用這個名詞屬於違憲。NCSC於2004年注意到有些邦政府在文件中使用"達利特"而非"表列種姓"，而要求他們停止這種做法。
有些資料指出，"達利特"所涵蓋的社群範圍，比官方的"表列種姓"的定義更廣。它包括游牧部落以及另一種同樣源自1935年英屬印度時期平權政策中的官方分類 - "表列部落"。"達利特"有時也泛指印度所有受壓迫的人民，這也是其在尼泊爾社會中的使用語境。例如"表列種姓"類別的限制，根據印度法律，表列種性只能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或錫克教徒。然而也存在自稱為"達利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社群，而部落社群所信仰的可能是於前述宗教無關的民間信仰。
达利特 詞彙意義
"哈里揚（Harijan）"，意為神之子，由巴克提運動的信徒納辛赫·梅赫塔所創，他用這個名稱來稱呼所有黑天（按照印度教的傳統觀念，黑天是主神毗濕奴的化身）的信徒，無論其種姓、階級或性別為何。聖雄甘地是梅赫塔作品所傳達信念的崇拜者，於1933年首次將這個詞用於指稱達利特。然而安貝德卡不喜歡這個稱呼，因為它將達利特置於廣大印度教民族的從屬地位，而非像穆斯林那樣作為一個獨立的社群。此外，許多達利特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個字眼帶有施捨和貶義，甚至有些人稱這個名稱實際上是指 "德瓦達斯（神妓）之子"。在印度獨立後，"不可接觸性"遭到廢除，然而用"哈里揚"來稱呼昔日不可接觸者的習慣，在其他種姓間比在達利特社群內部更為常見。
在印度南部的達利特人有時被稱為原始達羅毗荼人"和"Adi Andhra" (原始安德拉人)，這些名稱分別字面意思為"第一批達羅毗荼人"、"卡納達人"和"安德拉人"。這些名稱最早由南部的達利特領袖於1917年使用，他們相信自己是印度的原住民。這些名稱分別在坦米爾那都邦、卡納塔卡邦和安德拉邦/泰倫加納邦 (Andhra Pradesh/Telangana) 被用作指代任何來自達利特種姓者的通用名稱。
根據女性歷史學家暨研究學者沙拉賈·派克 (Shailaja Paik) 的說法，"達利特"這個名稱在馬哈拉什特拉邦主要被馬哈爾種姓的成員使用，因為安貝德卡就出身於這個種姓。大多數其他社群則更喜歡使用他們本已存在的種姓名稱。
在尼泊爾，除"哈里揚"和最常用的"達利特"之外，還會使用諸如"Haris"（穆斯林社群使用）、"Achhoot"、"outcastes" (賤民) 和"neech jati" (低種姓) 等名稱。
达利特 歷史
印度社會運動人士戈帕爾·巴巴·瓦朗卡爾 (約1840–1900年) 通常被認為是達利特運動的先驅，他尋求一個不受歧視的社會。另一位先驅是哈里昌德·塔庫爾 (約1812–1878年)，他在當年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的那馬蘇德拉不可接觸性社群中創立馬圖瓦大聯盟以爭取權益。安貝德卡本人認為瓦朗卡爾是達利特運動的原始發起人。另一位早期致力於改善達利特境況的社會改革家是喬蒂拉奧·富勒 (1827–1890年)。
目前印度對於達利特採用的制度，其起源可追溯至1932年安貝德卡與聖雄甘地間簽訂的《浦納協議》。當時安貝德卡同意放棄為達利特設立獨立選區的要求，以換取甘地承諾推動類似的平權行動。英國殖民當局在《社群裁決》中曾提出單獨選舉區的概念。而《浦納協議》所導致的結果是《1935年印度政府法令》 引入"表列種姓"的新名稱以取代"受壓迫階級"，並在立法機構中為這個種性保留席位。
达利特 歷史
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不久，便引入保留政策，以提高達利特人獲得政治代表權、政府工作和受教育的機會。1950年通過的《印度憲法》中包含有改善達利特社會經濟狀況的措施。除禁止"不可接觸性"的歧視之外，還包括保留政策 - 一種平權法案，將達利特人歸類為表列種姓。被歸入這些群體的社群，在國家和邦立法機構、政府工作以及教育機會中都保證享有一定比例的席位。
印度於1995年在所有的聯邦政府職位中，達利特佔有10.1%的一級職位、12.7%的二級職位、16.2%的三級職位和27.2%的四級職位。然而達利特人在政府機構和國營企業中最高階的職位中僅佔1%，且在40年間幾乎沒變化。進入21世紀後，印度的達利特人已被選任印度最高的司法和政治職位。印度於1997年還選出第一位達利特人出身的總統 - K.R.納瑞亞南。許多社會組織透過教育、醫療保健和就業機會來促進達利特人取得更好的生活條件。雖然印度憲法明令禁止基於種姓的歧視並廢除"不可接觸性"，但此現象仍在社會中普遍存在。為防止這些群體受到騷擾、襲擊、歧視和類似行為，印度政府於1989年制定，及於1995年施行《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案》（簡稱SC/ST法案）已作因應。
根據孟買高等法院的命令，印度資訊與廣播部於2018年9月向所有媒體頻道發佈一項建議，要求他們使用"表列種姓" ，而非"達利特"。
达利特 人口統計
根據印度在2011年所做的人口普查，表列種姓社群遍佈印度各地，佔全國總人口的16.6%。其中北方邦佔21%、西孟加拉邦佔11%、比哈爾邦佔8%，以及坦米爾那都邦佔7%，這四個邦的表列種性人口合計佔全國近一半。在各邦人口比例中，旁遮普邦的最高，約為32%，而米佐拉姆邦的最低，約為零。
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群體：巴基斯坦有不足2%的人口是印度教徒，其中70-75%是達利特人、尼泊爾的達利特人據稱佔總人口的20%多、孟加拉國在2010年有500萬達利特人，其中大多數沒有土地且長期處於貧困狀態，而在斯里蘭卡的坦米爾人中，有15%為達利特人。他們在許多國家的海外印度人人中也佔一部分，包括美國、英國、新加坡和加勒比地區。在印度的城市地區和公共領域針對達利特人的歧視已有所減少，但在農村地區和私人領域，諸如餐飲場所、學校、寺廟和水源取用等方面，日常生活出現的歧視仍然存在。一些達利特人成功融入印度城市社會，種姓出身在那裡較不明顯。然而在印度農村地區，種姓出身更易被察覺，達利特人往往仍然被排除在當地宗教生活之外，但已有一些定性證據顯示這種排斥正在減少。
达利特 人口統計
印度的達利特人口數目超過兩億。根據非政府組織聯盟 - 全國達利特人權運動的活動家保羅·迪瓦卡 表示："印度有60萬個村莊，幾乎每個村莊的郊區都有一小塊區域是專供達利特人居住的。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在南亞地區及南亞海外僑民中，針對達利特人的歧視持續且普遍存在。印度達利特人口於2001年的生活品質在多項指標上都較印度總體人口為差，包括醫療保健的普遍程度、預期壽命、教育程度、飲用水和居住條件等。根據國際性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於2007年發表的一份報告，達利特人所受的待遇如同"隱性種族隔離" ，他們"在住房、學校和公共服務方面均受到隔離待遇"。人權觀察指出時任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認為種族隔離制度與"不可接觸性"之間可相比擬。美國人類學家埃莉諾·澤利奧特也提及前述曼莫漢·辛格在2006年的評論，但她表示縱然兩者存在明顯的相似之處，種族偏見與達利特人的處境"有不同的基礎，或許也有不同的解決方案"。雖然印度憲法已將"不可接觸性"廢除，但達利特人受到壓迫仍屬現實。加拿大精研印度教的專家克勞斯·克洛斯特邁爾在2010年表示，在印度農村，"達利特仍生活在偏僻的區域，從事最骯髒的工作，且不准使用村莊的公用水井和其他公共設施"。埃莉諾·澤利奧特也於同年指出："印度的達利特在過去六十年取得許多進步，但在社會和經濟上仍處於社會底層"。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根據印度應用經濟委員會/馬里蘭大學於2014年所做的調查，有27%的印度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對達利特人採歧視行為，而實際比例可能會更高，因為許多人在被詢問時會不承認這樣做，但該調查的方法也因可能誇大數字而受批評。該調查進一步揭露不同群體對於達利特人採歧視的比例：
少數宗教信仰者也對達利特人採歧視行為 - 其中錫克教徒中有佔23%、穆斯林中有佔18%，以及基督徒中有5%。根據邦級數據，出現對達利特人採歧視性行為，最常見於中央邦 ，高達53%，其次是喜馬偕爾邦 (50%)、恰蒂斯加爾邦 (48%)、拉賈斯坦邦和比哈爾邦 (47%)、北方邦(43%) 以及北阿坎德邦 (40%)。
實施隔離措施的案例包括中央邦的加特瓦尼 (Ghatwani) 村，那裡的比拉拉 (Bhilala) 表列部落居民不允許達利特村民在公用井中取水，這些達利特人因而被迫使用髒水。在新德里和班加羅爾周圍的大都市區中，達利特人和穆斯林在租房時會受到上層種姓房東的歧視。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達利特人領袖薩維特里拜·普勒的14歲學生穆特卡·薩爾韋 (Mutka Salve) 於1855年寫道，在馬拉地帝國統治者巴吉·拉奧二世在位時期，達利特種姓被驅離所居住的土地以供建造大型建築。他們還被迫飲用混有紅鉛的油，導致死亡，然後被埋在建築物的地基中，達利特人在過幾代後因而滅絕。在巴吉·拉奧二世統治下，如果一個達利特人從練武場前面經過，他們就會砍下此人的頭，然後把劍當作球棒，來擊打人頭。在這些17世紀的統治者的治理下，對將"不可接觸者"犧牲來作人祭的情事並不罕見。他們還制定複雜的規則和操作，以確保這些人無法脫離"不可接觸者"的身份。社會人類學家喬治·庫納特 (George Kunnath) 稱，"在各個達利特種姓之間不但有，且一直存在著內部等級制度"。根據其說法，杜薩德這個種性被認為是達利特群體中階級最高的，而穆薩哈爾這個種性則被認為是階級最低的。:38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根據非營利組織印度治理研究所 (The IndiaGoverns Research Institute) 的分析，卡納塔卡邦在2012–14年期間的小學輟學兒童中，達利特人佔有近一半。由達利特權利運動 (Dalit Adhikar Abhiyan) 於2014年進行、並由國際非政府組織ActionAid資助的一項抽樣調查發現在中央邦的邦立學校中，有88%存在歧視達利特兒童的情況。
在不同的印度教育機構中，曾發生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出身的教師及教授遭到當局、上層種姓同事和上層種姓學生歧視與騷擾的事件，還有指控。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古吉拉特邦，邦政府辯稱他們拒絕這類人士的求職申請並非出於歧視，而是因為這些類別的求職者中並沒合適候選者。
根據2014年提交給印度少數族裔事務部的一份報告，印度農村地區在2011–12年間有33.8%的表列種姓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在城市地區有21.8%的表列種姓人口生活貧窮線以下。於2012年，在卡納塔卡邦芒格洛爾大學在該邦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有93%的達利特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雖然大多數達利特人仍然貧窮，但有些已經致富。一些達利特知識分子，例如印度新聞記者及作家錢德拉·班·普拉薩德稱自該國於1991年施行經濟自由化以來，許多達利特人的生活水準已經提高，並透過大規模調查來支持其觀點。根據該國於2011年進行的的社會經濟及種姓普查，此普查與人口普查同時舉行)，在印度農村家庭中，近79%的表列部落居民 (阿迪瓦西) 家庭和73%的達利特家庭最為貧窮。有45%的表列種姓家庭沒有土地，並靠非正規的體力勞動為生，而表列部落居民的這一佔比為30%。
達利特人被認為是如此不潔，以至於上層種姓的印度教徒認為他們的存在具有污染性。"不潔地位"與他們在史上世代相傳的職業有關，這些職業被上層種姓印度教徒視為"污染性"（或是卑賤的），例如皮革加工、處理動物屍體、人工扒糞，或清理污穢物。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印度的一些達利特社群由於出身和貧窮環境所迫，繼續從事清理污穢物工作：扒糞、清理下水道和陰溝、收集垃圾和清掃道路。:4截至2019年，估計在600萬達利特家庭中有40%至60%的從事清理污穢物工作。:5最常見做此類工作的達利特人是班吉種姓。:3其他人則擔任勞工、邊緣農民，或繼續從事他們的傳統角色，如皮革工藝、鞣革、修鞋和清理動物屍體。
達利特人在接受醫療保健和營養服務方面也遭受歧視。由ActionAid資助，於2014年在中央邦進行的一項為期數月的達利特人抽樣調查，發現65%的達利特人聚居地沒有健康領域工作者到訪。47%的達利特人被禁止進入配給商店，而64%的獲得穀物幫助比非達利特人為少。在哈里亞納邦，2015年的數據顯示49%的五歲以下達利特兒童體重不足和營養不良，而在6-59個月大的嬰幼兒中，80%患有貧血。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達利特人在印度囚犯總數中佔比略微過高。達利特人（包括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佔印度人口的25%，但他們在囚犯中佔比則達到33.2%。印度死囚中約有24.5%具有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的身份，這與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相符。此比例在馬哈拉什特拉邦最高（50%），其次是卡納塔卡邦（36.4%）和中央邦（36%）。達利特人曾因虛假藉口遭到逮捕。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出於政治動機逮捕達利特權利活動人士的情況時有所聞，而這些被捕者可能被拘留長達六個月而仍未受到起訴。
達利特人與非達利特人之間的種姓相關暴力，經常是源於上層種姓成員持續存在的偏見。
跨種姓婚姻被視為一種解決方案，但根據2014年由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和馬里蘭大學對42,000個家庭進行的調查，估計跨種姓界線的婚姻在印度婚姻中只佔5%。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根據2000年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的數據，當年總共有25,455 起針對達利特人的犯罪案件。每小時有2名達利特人遭到襲擊，每天有3名達利特婦女被強姦，2名達利特人被謀殺，以及2個達利特家庭遭到縱火。國際特赦組織在200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其中記錄有大量針對達利特婦女的性侵案件，這些案件往往是由地主、上層種姓村民和警察所為。根據這項報告，只有大約5%的襲擊案件留下記錄，警方至少將30%的強姦報案視為虛假案件。研究還發現警方經常索賄、威脅證人並隱藏證據。也曾有強姦受害者遭到殺害。還有一些報導指出在某些村莊，達利特人被上層種姓成員強迫吃人屎和喝人尿。據稱中央邦於2015年9月曾發生一起事件：一名45歲的達利特婦女被剝光衣服，並被施暴者強迫喝尿。在印度的一些村莊，有指控稱達利特新郎在婚禮騎馬時，遭到上層種姓人士毆打和驅逐。於2015年8月在坦米爾那都邦的一個村莊，達利特人被認為竟敢舉行寺廟花車遊行，上層種姓人士為之焚燒屬於達利特家庭的房屋和車輛，並屠宰他們的牲畜。於2015年8月，據稱賈特人哈普長老會議命令強姦兩名達利特人姐妹，原因是她們的兄弟與同村一名已婚的賈特人女孩私奔。於2003年，比哈爾邦的高種姓穆斯林反對將低種姓穆斯林已逝者葬於同一墓地。一名達利特社會運動者在2020年因在社群媒體上批評婆羅門種姓而遭殺害。另一名達利特人在2019年因在上層種姓男子面前吃飯而被殺害。
达利特 社會經濟地位與歧視遭遇
印度政府曾多次立法，專門處理影響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的與種姓相關的暴力問題。除憲法廢除不可接觸性之外，還有1955年的《不可接觸性（侵害）法》，該法於同年修訂為《公民權利保護法》。然而由於這些法案都被認為效果不彰，因此《1989年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POA）應運而訂立。
POA針對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的特定罪行定為"暴行" - 一種"極其殘忍和不人道"的犯罪行為 - 應根據該法（而非現有刑法）起訴。POA設有相應的懲罰，以遏制和懲罰針對達利特人的暴力行為，包括強迫攝入有害物質等侮辱行為。其他提出的暴行還包括強迫勞動、拒絕取用飲水及其他公共設施，以及性虐待。該法案同意設立專門法庭，專門審理POA的案件。還要求種姓暴力高發（稱為"易受暴行侵害"）的邦任命合格官員，以監測和維護法律與秩序。
印度國會於2015年通過《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防止暴行）修正法》，以處理《防止暴行法》於實施中出現的問題，包括警方對受害者設置程序障礙，甚至與被告串通的情況。修正案也擴大被視為"暴行"行為的種類。其中一項補救措施是為加快案件處理進度，強制要求各邦設立《防止暴行法》所規定的專屬特別法庭。然而據2017年4月發表的報告，這方面的進展並不理想。印度國家表列種姓委員會 (NCSC) 前主席P·L·普尼亞表示，待審案件數量居高不下，原因在於大多數現有的特別法庭並非專屬，而是同時處理一些非《防止暴行法》的案件，而且"特別檢察官毫不在乎根據該法案提起的案件，如同受害者一樣受到忽視"。達利特人權組織對修正後的法案改善情況持謹慎樂觀態度，但法律專家則表示悲觀。
达利特 宗教
根據印度法律，歧視行為屬於非法，包括《廢除公民障礙法案 (Removal of Civil Disabilities Act, 1938年第21號法案)，所謂"障礙"包括例如達利特人進入公共場所的權利、公共服務的權利和職業和工作的權利》、《寺廟進入授權與賠償法》(Temple Entry Authorization and Indemnity Act, 1939年第XXII號法案，授權達利特人寺廟准入，並為願意推動改革者提供保護)，以及憲法第17條，將"不可接觸性"定為非法。印度於1947年獨立後，基於"複合文化" （composite culture）的世俗民族主義，將所有公民視為一律平等。
印度大多數達利特人是印度教徒。但曾發生過達利特人被上層種姓印度教徒限制進入寺廟的事件，以及被限制參與宗教遊行。
达利特 宗教
於19世紀，梵天社、雅利安社和羅摩克里希那傳道團積極參與達利特人的權利運動。達利特人本有自己的禮拜場所，但第一個公開歡迎達利特人的上層種姓寺廟是1928年於沃爾塔的的拉克什米·納拉揚神廟 (Laxminarayan Temple)。隨後，特拉凡哥爾 (Travancore) 土邦（位於今日喀拉拉邦）的末代國王於1936年發布《寺廟准入公告》 (Temple Entry Proclamation)。
在1930年代，甘地和安貝德卡在保留瓦爾納制度的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安貝德卡希望徹底摧毀它，而甘地則認為可透過重新詮釋印度教經典而加以修改，讓"不可接觸者"融入首陀羅瓦爾納。這場分歧導致《浦納協議》簽訂。甘地發起神之子之旅（Harijan Yatra）運動來幫助達利特人，但遇到一些希望徹底脫離印度教達利特人的反對。
於1936年至1947年間，在今日喀拉拉邦的各土邦宣布寺廟向所有印度教徒開放，這對當地終結"不可接觸性"產生重大影響。但達利特人在喀拉拉當地的受教育機會仍然有限。
达利特 宗教
其他印度教團體也曾試圖與達利特社群和解。印度教寺廟越來越願意接納達利特祭司，這項職能以前專屬於婆羅門種性。諸如印度作家及詩人蘇布拉馬尼亞·巴拉蒂 等婆羅門曾將婆羅門身份傳授給達利特人，而馬拉地帝國的奠基人什瓦吉·博斯萊 (Shivaji Bhonsle)也允許達利特戰士加入他的軍隊。在19世紀，英屬印度由達利特人組成的馬哈爾聯隊則將馬拉地帝國的強暴統治者佩什瓦擊敗。
爭取達利特進入寺廟權利的鬥爭持續引發爭議。2015年在北方邦密拉特發生一起事件，一名屬於班吉種姓的達利特人被拒進入印度教寺廟，他隨後皈依伊斯蘭教。於2015年9月，四名達利特婦女因進入卡納塔卡邦的一座寺廟而被上層種姓印度教徒罰款。
有指控稱尼泊爾的達利特人被拒進入印度教寺廟。據報至少有一案例，達利特人在試圖進入當地寺廟時遭到上層種姓人士毆打。
达利特 宗教
達利特人法學家B.R.安貝德卡於1956年發起達利特佛教運動（印度佛教復興運動），帶領數十萬達利特印度教徒集體皈依佛教。安貝德卡的佛教是一種新型佛教，專注於社會和政治參與（參閱入世佛教）。約有五十萬達利特人追隨安貝德卡脫離印度教，與種姓制度對抗。這場運動主要集中在馬哈拉什特拉邦，根據印度於2011年辦理的人口普查，該邦有650萬馬拉地佛教徒（主要是達利特佛教徒）。
另一位達利特佛教領袖和改革家是伊奧提·塔斯，他是坦米爾那都邦釋迦佛教協會 (Sakya Buddhist Society) 的創始人。印度於1990年通過《表列種姓命令（修正）法》賦予達利特佛教徒名額保留權，並承認他們的表列種姓地位。
錫克教核心聖典《古魯·格蘭特·薩希卜》(Guru Granth Sahib)記錄錫克教創始人古魯那納克的教導，其中包含人人應平等相待的訊息。隨後的錫克教古魯雖然都來自卡特里種姓（原為武士階級），但也譴責種姓制度的等級劃分。雖然如此，錫克教社群中仍然存在社會分層。旁遮普邦的錫克教徒大多數屬於賈特人種姓。該邦還有兩個達利特錫克教種姓，分別稱為馬扎比錫克種性和蘭姆達西亞種性。
达利特 宗教
印度社會學家蘇林德·S·喬德卡 (Surinder S. Jodhka) 表示，實際上，屬於地主主導種姓的錫克教徒並未完全擺脫對達利特種姓的偏見。雖然達利特人受允許進入村莊的謁師所，但他們不准在那兒烹飪或提供蘭加爾 (langar，即公共餐)。因此旁遮普邦的錫克教達利特人只要有資源，就嘗試建造自己的謁師所和其他地方層級的機構，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性。1953年，錫克教領袖塔拉·辛格成功爭取，將皈依的"不可接觸者"錫克教種姓列入表列種姓名單。在錫克教寺廟管理委員會 (Shiromani Gurdwara Prabandhak Committee, SGPC) 的140個席位中有20個是為低種姓錫克教徒保留。
錫克教女性被要求使用姓氏"Kaur"，男性則使用姓氏"Singh"，以根除種姓身份和歧視。
达利特 宗教
旁遮普邦塔爾漢村的謁師所於2003年經歷一場同為錫克教徒的賈特人與恰馬爾種性之間的激烈爭議。恰馬爾人傾巢而出，與蘭達瓦種性（賈特人）和貝恩斯賈特人錫克教徒兩造地主對峙，因為這些地主拒絕讓恰馬爾人在一個供奉殉道者巴巴·尼哈爾·辛格 (Shaheed Baba Nihal Singh) 的聖殿管理委員會中佔有席位。此聖殿每年有3至7千萬印度盧比的收入，據稱賈特人地主"吞噬大部分的供品"。雖然恰馬爾人（達利特）佔塔爾漢村5,000名居民中超過60%的比例，但當地傳統卻剝奪他們在管理委員會的席位。這些地主與激進的錫克教組織和錫克教寺廟管理委員會 (SGPC) 串通，試圖透過連夜夷平聖殿，並在其上建造一座謁師所來排擠達利特人，但達利特人爭取在管理委員會中發言權的努力並未停止。
达利特 宗教
查馬爾人與地主及其盟友（包括旁遮普邦警察），進行長達四年的法庭鬥爭。在此期間，賈特人對恰馬爾人發起多次抵制。賈特人及其盟友切斷恰馬爾人住家的電力供應。此外還有各種不斷的肢體衝突和打鬥，恰馬爾人青年手持棍棒、石頭、磚塊、汽水瓶以及任何他們能找到的東西，與賈特人地主、青年和旁遮普邦警察搏鬥。賈特人喊出"Putt Jattan De"（賈特人之子）的口號，恰馬爾年輕人則在自己的房屋和摩托車上噴塗"Putt Chamar De" （恰馬爾人的驕傲之子）的標語作為回應。
史上印度各地許多社群中都有人信仰耆那教。他們通常保守，普遍被視為上層種姓。
达利特 宗教
一位名為穆尼·薩米爾·穆尼 (Muni Sameer Muni) 的斯塔納克瓦西耆那教徒， 於1958年在拉賈斯坦邦烏代浦地區接觸卡提克種性（達利特）社群的成員，這些成員決定皈依耆那教。他們的信仰中心阿辛薩·納加爾（Ahimsa Nagar）距離吉多爾格爾約有四英里，於1966年由與該邦政治有深厚淵源的莫漢拉爾·蘇卡迪亞揭幕。薩米爾·穆尼稱這些信徒為"Veerwaal"，意指筏馱摩那（又稱大雄 ，耆那教的開創者）的追隨者。於2005年，一為名為昌達拉姆·梅格瓦爾 (Chandaram Meghwal)  的22歲的青年在賈洛爾區阿霍爾鎮受戒成為耆那教僧侶。於2010年，一位名叫維沙爾·達摩達爾 (Vishal Damodar) 的馬哈爾工程師在薩梅特山 (Samet Shikhar) 由阿查里亞·納瓦拉特納·薩加爾·蘇里吉 (Acharya Navaratna Sagar Suriji) 授戒成為耆那教僧侶。薩杜瑪吉耆那居士僧伽的第八任阿闍梨納涅什 (Acharya Nanesh)，曾於1963年在拉特拉姆 (Ratlam) 附近向巴萊 (Balai) 社群傳教。他的追隨者被稱為達摩帕爾 (Dharmapal)。於1984年，久德浦的一些楚拉種性（達利特）社群成員在阿查亞·什里·圖爾西 (Acharya Shri Tulsi) 的影響下皈依耆那教。
达利特 宗教
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爾均有達利特基督徒分佈。
許多低種姓印度教徒為擺脫歧視而集體皈依基督教。參與這些皈依行動的主要達利特群體有：旁遮普邦的楚拉種性、北印度（北方邦、比哈爾邦和中央邦）的恰馬爾人、古吉拉特邦的萬卡爾種姓，以及喀拉拉邦的普拉亞種姓。由馬杜賴傳教區 (Madura Mission) 的耶穌會士最早轉化為基督徒的是納達種姓、馬拉瓦爾族和 帕拉種姓等社群的成員。他們相信：
基督教被認為是倡導平等，並能提供社會流動性以擺脫種姓限制。然而有時唯一看到的改變僅是他們的宗教身份。在某些情況下，那些已皈依的達利特人仍因其先前傳統中"殘留下來"的種姓歧視而受歧視。主因是他們生活在一個以印度教為主的社會中。針對達利特基督徒的歧視也體現在不同種姓之間的互動和行為舉止上。例如早期的"低種姓基督徒"必須遮住嘴巴才能與聖多馬基督徒交談。他們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以其原有的印度教種姓名稱來稱呼：例如，喀拉拉邦的普拉亞種姓、坦米爾那都邦的帕萊雅爾種姓，以及安德拉邦的馬迪加種姓。
即使在皈依之後，某種程度的隔離、限制、等級制度和分級的儀式性潔淨仍然存在。數據顯示在農村地區，歧視現象更為嚴重，階級流動性較低，在所有宗教背景的人群中，種姓歧視事件的發生率也更高。在許多情況下，教會將達利特稱為"新基督徒" (New Christians)。據稱這是一個貶義詞，暗示達利特基督徒受到其他基督徒的輕視。在基督教進入印度的早期，在南印度的一些教堂，會為達利特設置單獨的座位區，或是他們必須在教堂外參加彌撒。據說在某些地方，達利特基督徒在神職人員中的代表性也嚴重不足。
達利特人所從事的基於種姓的職業也顯示出明顯的隔離，這種情況甚至在他們成為基督徒之後仍然持續。據稱，印度西北部達利特基督徒的職業模式（包括人工扒糞）與達利特印度教徒的職業模式非常相似。.針對達利特基督徒的職業歧視甚至不僅限於就業，在某些情況下，連使用衛生設施和取水都受到限制。
在印度人口有1.4億的穆斯林中，大多數是皈依者的後裔。他們之中許多人皈依伊斯蘭教的原因是為逃避印度教上層種姓的壓迫。目前印度穆斯林人口中有75%是達利特人。
达利特 政治參與
達利特人主導的政黨有：
某些對達利特存有偏見的團體，打著反達利特的旗號，例如極端民兵組織蘭維爾軍，主要是由比哈爾邦的上層種姓地主掌控。他們反對平等對待達利特人，並訴諸暴力。蘭維爾軍被印度政府視為恐怖組織。印度非營利組織網頁Cobrapost於2015年揭露許多印度領導人，特別是C.P.塔庫爾以及前總理錢德拉·謝卡爾，都與蘭維爾軍在比哈爾殺戮達利特人有關，而比哈爾邦的政府官員如尼蒂什·庫瑪爾（在印度人民黨壓力下）、L.P.亞達夫和拉布里·德維領導的政府卻對達利特人遭受的不公毫無作為。
印度教性 (Hindutva，即印度民族主義) 在印度政治中日益抬頭，隨之而來的是對達利特人的一些指控，稱他們改宗是出於教育和工作等誘因，而非信仰。批評者認為禁止改宗的法律和限制改宗者獲得社會救濟的規定，會阻礙達利特人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然而像邦加魯·拉克什曼這位達利特人出身的政治家卻是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傑出成員。
另一個政治議題是達利特人在政府工作和大學錄取中的平權配額。全國和各邦議會中約有8%的席位專門保留給表列種姓和部落的候選人。
达利特 政治參與
賈吉文·拉姆 (1908–1986年) 是第一位從比哈爾邦崛起，並進入國家層級的表列種姓領袖。他曾是起草印度憲法的制憲議會成員。拉姆也曾在1946年的臨時全國政府中任職，並在國大黨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L.B.夏斯特里和英迪拉·甘地的內閣中任職。他在政府中的最後一個職位是1977年至1979年人民黨政府中擔任國家副總理。
在現代，有幾位印度人民黨領袖是達利特，包括迪納納特·巴斯卡爾、拉姆昌德拉·維拉帕和蘇拉傑·班。
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邦內的達利特人有重大政治影響力。由達利特人領導的大眾社會黨曾執政，該黨領袖瑪雅瓦蒂曾多次擔任首席部長。關於她在2007年的當選，一些報導稱歸因於她成功贏得17%的穆斯林和近17%的婆羅門種姓的支持，以及80%達利特人的支持。然而，選舉前夕的選民調查顯示，種姓忠誠並非選民主要考量。反過來，通貨膨脹及其他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才會影響選舉結果。瑪雅瓦蒂成功跨越種姓界線，使人們開始猜測她未來可能成為印度總理。
达利特 政治參與
除北方邦的瑪雅瓦蒂之外，達摩達拉姆·桑吉瓦亞曾於1960年1月11日至1962年3月12日擔任安德拉邦的首席部長，而J.R.曼吉則擔任比哈爾邦首席部長不到一年。身為達利特人的K. R.納拉亞南於1997年當選為印度總統。
拉姆·納特·柯文德於2017年當選印度總統，是該國第二位出身達利特人的總統。
在印度，選票庫的現象很常見，通常是經由宗教或種姓而生成。這個名稱是由印度社會學家M.N. 斯利尼瓦思所創。達利特人經常被當作政治上的票倉。曾有案例指控在選舉中獲勝的政黨，背棄競選期間所做的承諾，或將達利特人排除在黨務決策之外。
安德拉邦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子計畫，又稱 Indiramma Kalalu，是安德拉邦政府為達利特人的福祉而撥付的預算。這項法律於2013年5月頒佈。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有單獨的支出小組。設置此計畫的用意是防止政府將原本用於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的經費挪用到其他項目，這情況在歷史上常見。截至2013年，當時並不見有其他類似的國家級計畫。以往的經驗是表列種姓和部落子計畫的資金經常被邦政府挪作他用。
印度憲法有條款，規定要提升達利特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以支持他們在社會中向上流動，但這些優惠僅限於印度教徒。已皈依其他宗教的達利人則要求將福利擴展到他們身上，目前已有部分進展。
达利特 印度次大陸以外的達利特
英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勞動力短缺而驅動移民流入。達利特人也隨著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僑民一同進入英國，並在當地建立自己的社區。
於2009年提出的一份報告，指出英國的種姓歧視"普遍存在"。報告稱種姓制度在工作場所、國民保健署以及診所中持續存在。
有些人聲稱種姓歧視並不存在。也有人拒絕政府干預社區事務。英國印度教論壇 (Hindu Forum of Britain) 自行進行研究，結論是認為種姓歧視"在英國社會中並非普遍存在"，他們主張真正的改變不應來自法律的強制，而應來自教育。透過教育，人們可以改變內心的偏見和思想。
於2010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英國在工作場所和服務提供方面存在種姓歧視。該研究並未排除教育領域存在歧視的可能性，但未發現此類事件。報告發現教育活動產生良好的效果。然而研究指出，非立法途徑在工作場所的效果較差，且當政府機構本身存在歧視時，非立法方式也無法提供幫助。儘管如此，歧視法仍有一項受到批評，那就是難以獲取違法證據。不過，立法的明顯好處是它能提供補救措施、增進理解並降低社會對此類歧視的接受度。
达利特 印度次大陸以外的達利特
英國最近的研究並無定論，發現歧視"不針對特定宗教，並存在於任何或無宗教信仰者之間"。 英國教育部之下的女性及平等事務部長海倫·格蘭特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制定特定立法，而影子女性及平等事務部長凱特·格林則表示，受影響的人數相對較少。牛津大學印度教研究中心的宗教學教授加文·弗拉德總結指出，英國的印度教社區融合良好，和種姓關係的連結日益鬆散。種姓主義信念主要盛行於第一代移民中，隨著後續世代的同化程度提高，此類偏見逐漸減弱。
從2013年9月到2014年2月，印度哲學家米娜·丹達領導英國平等與人權委員會 (EHRC) 的"英國境內的種姓問題"專案，重點關注在《2010年平等法》中納入一項條款，以保護英國公民免受種姓歧視。英國政府於2018年決定不將種姓作為該法案條款中的"受保護特徵"，而是依賴判例法來確定種姓歧視的檢驗標準。
支持訂立反種姓歧視立法的政治家有艾夫伯里男爵和桑頓女男爵。
达利特 印度次大陸以外的達利特
在英國的錫克教僑民也受到種姓制度的影響。例如，拉姆加利亞錫克教徒的謁師所就是按照種姓界線而組織的，且大多數都由單一種姓控制。英國大多數擁有大量錫克教人口的城鎮，可找到由不同種姓管理委員會控制的對立謁師所。種姓制度和種姓身份根深蒂固，且不斷強化。
少數幾座接受跨種姓婚姻的謁師所也只是勉強接受而已。謁師所會堅持要求新郎和新娘的名字中必須包含"Singh"和"Kaur"，或者拒絕他們使用謁師所內的宗教服務和社區中心。
估計於1883年抵達加勒比地區的移民中，約有三分之一是達利特人。這些移民在異鄉共同受苦的經歷，在當地印度教社群間的種姓隔閡逐漸破解，最終消除。
據稱起源於印度北部的羅姆人具有達利特人血統。羅姆人在公元1001年至1026年間曾由其印度教統治者率領，以與入侵的加茲尼王朝對抗 (為波斯的奴隶将军苏布克特勤创建的穆斯林王朝)。
达利特 印度次大陸以外的達利特
許多達利特人最初來到美國是為逃離南亞的種姓壓迫。美國於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出台後，為因應勞工需求而引入許多南亞移民，其中有不少是達利特人。1965年的《移民和國籍法》出台後，來自印度的移民主要是專業人士和學生，他們大多來自高種姓或主導種姓家庭。然而從1990年代起，由於印度已實施平權法案幾個世代，以及印度政府持續對種姓歧視抗衡，更多移民美國的技術專業人士是達利特人。
南亞達利特公民組織平等實驗室於2018年發佈一份關於"美國的種姓現象"報告。指出，二分之一的達利特裔美國人生活在擔心其種姓背景被揭露的恐懼中。此外，有60%的人曾受到基於種姓的歧視性玩笑，25%的人曾因其種姓而遭受言語或身體攻擊。
加州民權部於2020年6月下旬對思科系統公司提起訴訟，指控該公司一名達利特工程師因其背景，受到兩名上層種姓主管的歧視。訴訟稱"上層種姓主管和同事將這種歧視性制度的做法帶入他們的團隊和思科的工作場所"。加州民權部於2023年自願撤回其對思科兩名工程師的歧視指控，但仍保留對思科系統公司的訴訟。加州民權部稍後因對這兩名工程師和思科公司提起的訴訟，被象徵性處以2,000美元的罰款。
达利特 文學
達利特文學包含達利特人撰寫他們親身經歷的故事，已發展為一項重要的文學運動，並構成印度文學中一獨特的領域。它在各種印度語言中具有獨特的身份，包括馬拉提語、孟加拉語、印地語、康納達語、旁遮普語、信德語、奧里亞語、坦米爾語及其他印度語言。最早可識別的達利特作家是11世紀的補鞋匠聖人馬達拉·琴奈亞，他活在西遮婁其王朝時期，被一些學者視為"瓦查那詩歌之父"。還有多哈拉·卡卡亞 (Dohara Kakkaiah)，他生來就是達利特人，其六首懺悔詩流傳至今。現代達利特人寫作的起源可追溯到馬拉提達利特巴克提詩人和坦米爾悉達派的作品，顯示邊緣群體的聲音有其悠久的傳統。這場文學運動在20世紀中葉聲勢漸強，挑戰主流文學中盛行的生活描繪。喬蒂拉奧·富勒於1873年出版的《奴役》(Gulamgiri)標誌著達利特文學的一個開創性時刻，展現不可接觸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