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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研究方法
經濟理論經常被用觀察上的方法加以驗證，通常是透過計量經濟學來檢視經濟數據。一般實體科學常見的封閉實驗在經濟學上是很難達成而且很少見的，也因此，經濟學家通常倚賴觀察既有資料的方式來測試他們的理論，雖然這樣觀察實驗的結果沒有封閉實驗來的準確、也比要容易被質疑。儘管如此，實驗經濟學是一門逐漸在成長的領域，而且對既有模型的觀察也在增加。
統計學的研究方法例如回歸分析也很常見，使用者用此方法來估計規模、經濟重要性、以及統計顯著性，藉此來提出假說、並且控制變因的影響。透過這種作法，一個假說有可能因此獲得支持，儘管其準確性仍然只是機率上的、而不是絕對的，判斷研究的標準則是依靠其可否證性以及證偽結果。由於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這些觀察研究並不一定要對其研究問題提出決定性的結論，甚至也不一定要提出主要的發現。在實用經濟學領域上，以線性規劃來進行投入-產出模型的研究相當常見，為了研究某種政策對各方面的影響，經濟學家常將大量資料交由電腦統計分析。
经济学 研究方法
專業的同行評審和對於結果的重新生成也能進一步確保觀察實驗不會產生有偏見的、錯誤的、或輕率概化的結果，儘管經濟學許多研究領域都常被批評是無法重生研究結果的。如同純粹的理論，對於統計實驗的使用也會受到批判分析，儘管如此，在過去40年間，單純為批評其他研究結果的文章在如美國經濟評論的期刊上一直減少，這被認為是期刊試圖增加其引用數量的一種結果。
實驗經濟學也造就了許多以封閉式對照實驗為方法的研究，直接測試一般被視為真理的一些經濟學理論，這將傳統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分給縮小了，例如最後通牒賽局的實驗結果便證實了人們會拒絕接受不平等的分配方式。
在行為經濟學上，心理學家丹尼尔·卡内曼與阿摩司·特沃斯基一起因為他們對於展望理論和認知偏差的發現而獲得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神經經濟學上的觀察實驗也證實了類似結果。另外一個例子則是對照傳統的私利偏好假設與一個可以測試自私、利他、與合作傾向的模型。這些研究的進展使得一些人主張經濟學也是「真正的科學」的一部分。
经济学 研究方法
經濟學這一領域的專業化，反映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所課程的成長上，並且被稱為是「經濟學自1900年來的重大改變」。大多數主要的大學和院校都有一個專精的經濟院所並頒發經濟學的學位，不論是在通識教育、商業或其他專業領域上，經濟學課程往往是必修的課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每年會依據其專家評審頒發給對這個領域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在私人企業，經濟學家通常擔任顧問的角色，尤其是在銀行業和金融業。經濟學家也替眾多政府部門服務，例如國庫、中央銀行、和統計組織。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一門，同時也影響了眾多其他領域的學術發展，例如經濟地理學、經濟史、公共選擇理論、家庭經濟學、以及制度經濟學。
法律經濟學是一種以經濟理論角度切入研究法學的方式，包含了以經濟學解釋法律產生的經濟影響、研究法律是否有助或有害於經濟效益、以及預測未來經濟法走向。罗纳德·科斯在1961年的文章裡就曾主張，對於產權的良好保護可以克服市場的外部性。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結合經濟學、法學、以及政治學的研究，針對在探討政治制度、政治環境、以及經濟體制（如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間的互動。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包含了如壟斷和尋租行為以及外部性與政府政策的關係。歷史學家有時會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來描述研究在歷史上有特定利益的個人或團體是如何利用政治手段來取得利益。
經濟學的社會學分支也透過經濟社會學發展出來，主要是根基在爱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等人的作品上，用以分析經濟發展和經濟現象對於社會傳統的影響。重要的作品包括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貨幣哲學》等書。
经济学 歷史
對經濟學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古羅馬、中國、波斯以及阿拉伯文明。14世紀之前知名的學者包括了亞里斯多德、考底利耶、湯瑪斯·阿奎那、伊本·赫勒敦等人。受到亞里斯多德寫作的啟發，阿奎那對其後代14至17世紀的經院哲學有許多貢獻，由經院哲學所衍生的薩拉曼卡學派也成為中世紀末第一個有系統性地以自然法研究貨幣、利息以及價值理論等經濟法則的經濟學派。
在文藝復興之後，經濟學的發展開始由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派所支配，這兩個學派都對歐洲經濟民族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相當影響。重商主義在16至18世紀盛行於一些商人和政客之間，主張一國之財富是靠著累積金銀而來的，而沒有天然金礦銀礦的國家則只能靠著出口產品並且限制進口金銀以外貨物來累積財富。重商主義主張進口便宜的原始資源以用來生產出口的貨物，並且以關稅防止來自國外產品的競爭。
经济学 歷史
重農主義則是一群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組成，並認為經濟體是一個收入和產出不斷循環的圈圈，他們主張只有農業生產才能夠產出超過成本的價值，也因此農業是所有產業的根基。他們反對重商主義對製造業和出口的重視而忽略了農業。重農主義者並且主張淘汰耗費大量成本的稅金收取制度，改以地主的所得稅替代之。比起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者更支持自由放任的政策，認為政府不該干預經濟。
亞當·斯密（1723-1790）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開端，他對於當時的重商主義提出眾多批評，並認為重農主義儘管「並不完美」但仍然是更為接近經濟學真相的框架。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一書被認為是「造就了經濟學誕生的起始點」，這本書將土地、勞動以及資本視為是生產的三大要素以及生產一國財富的來源，而拋棄了重農主義認為只有農業活動才有生產性的理論。
经济学 歷史
斯密討論了分工可以帶來的經濟好處，包括了勞動產能的上升以及貿易利得，無論是鄉村或是都市、或是不同國家之間都可以藉此獲利。他的理論認為分工的程度是由市場的需求所決定，這也成為了後代經濟學家對於公司和產業組織的主要理論來源。亞當·斯密提出了被廣泛認為是經濟學裡最重要的命題：亦即在競爭之下，資源的持有人（無論是勞動力、土地、還是資本）會尋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徑，於是在均衡之下所有同一資源的持有人都會獲得相同的報酬（排除失業等因素外）。
斯密認為所有個體會利用他們持有的任何資本來增進其自身的利潤和福利而非「社會」的利益，這在後來被稱為是「經濟學上最重要的一段話」。斯密並且主張個體尋求利潤的動機是生產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他們獲得的利潤就代表了他們所生產出的價值。他這樣說道：
经济学 歷史
因此，由於每個個人都會盡力把他的資本用以支持並管理國內的產業，這些產業的生產於是便能達到最大的價值；每個個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擴大。確實，他通常並沒有打算要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進了這種利益至何種程度。由於寧願支持國內的產業而非國外的產業，他只是盤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產業的方式在於使其生產的價值能夠最大化，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常見的情況下，經過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他也同時促進了他原先無意達成的目標。並非出自本意並不代表就對社會有害。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為有效地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裝增進公共利益而干預貿易的人所達成的。
经济学 歷史
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與他對於經濟發展和經濟成長的重視有密切關係，他認為經濟上的增長使得社會大眾可以進行更多更有價值的消費，這在他心目中才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斯密並且以看不見的手來評論眾多的經濟學領域，包括了政府對於競爭、貿易的限制，以及銀行和利息，並提出他認為是「自由的既定體制」包括了國防、公平的司法制度、一些可以造福全社會的公共工程以及提供教育、道路、水壩等等。現代的經濟學教科書常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作為解釋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
同時期的托馬斯·馬爾薩斯則利用報酬遞減來解釋生活水平，他預言人類人口會以幾何方式倍增、但糧食生產卻只會漸進的增加，如此一來有限的土地便會導致暴增的人口勞動力產能報酬遞減，於是便會導致生活水平大幅退步的人口過剩出現。馬爾薩斯並且質疑市場經濟的調節性能，批評市場本身無法達成完全就業，並且稱經濟體傾向於過度存款而導致消費不足，這一理論後來也被凱恩斯加以利用。
经济学 歷史
亞當·斯密注重在財富的生產上，而大衛·李嘉圖則注重在收入的分配。李嘉圖認為地主與資本和勞工之間必然會有衝突存在，他主張隨著人口的成長和生產增加，有限的土地必然會使得租金逐漸上漲，於是減低資本獲得的利潤、以及勞工的工資。李嘉圖是第一個提出了比較優勢的經濟學家，依據此理論，無論一國是否在生產上每個層面都比他國優越或落後，邊際的生產成本差異使得他們都可以從國際貿易過程中獲利。比較利益到今天一直被經濟學家認為是解釋貿易利得的最基本框架。
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末期，一些人開始對其假設提出質疑，比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便提出市場分配收入的問題，他認為市場扮演了兩個主要的角色：資源的分配以及收入的分配。他認為市場在分配資源上可能是最有效的，但不一定可以最好的分配收入，於是產生社會介入的需要。
经济学 歷史
價值理論是古典經濟學重要的一部分，亞當·斯密常被認為是提出一個產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其勞動所決定的人，不過，斯密其實在這方面有所保留，比如他說：「所有東西的真正價值，取決於取得這樣東西的難度。」斯密認為除了工資以外的因素也影響了產品的價格。儘管如此，許多古典經濟學家開始以斯密為基礎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主張勞動是價值的主要或唯一來源。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從古典經濟學裡衍生而出的，卡爾·馬克思提出了其理論的基本模型。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資本論》一書，以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主張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必然會產生剩餘價值，也就是資本對於勞工的剝削。依據勞動價值理論，一個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所決定的，而剩餘價值理論則主張勞工的工資只構成了產品價格裡的勞動力价格，即让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從此認為有剝削存在。
经济学 歷史
從1870年至1910年之間，一系列經濟學家開始對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提出挑戰，這一系列的變革後來被稱為是「邊際革命」。由英格兰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和瑞士的利昂·瓦尔拉斯所各自提出，邊際主義否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價值是由邊際效用而非勞動所決定的。邊際主義不但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鑽石與水悖論，同時也促生了成為現代新古典經濟學骨架的主觀價值理論。
19世紀末的邊際革命是經濟學的一大分水嶺。古典經濟學重視的是社會活動間的因果關係，例如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以及透過政治經濟學分析不同政體下財富分配結構。隨著邊際效用概念的提出，對於生產和交易的研究得以從社會理論（如馬克思主義）中分離出來，而迈向“纯粹观察现象并提出假说”的研究路径。這種改變使得經濟學得以脫離受到價值判斷影響的規範經濟學，从以往的社会经济「應該怎麼樣」的問題，退回到纯粹研究現實经济「是什麼」，進而成為不具鲜明立场性和政治性的學問。
经济学 歷史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發展自約翰·梅納德·凱因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此書確立了總體經濟學一領域的獨立。凱恩斯在此書中研究許多在短期（亦即，長期的經濟均衡達到之前）影響總收入和生產的因素，他認為高度的失業可能會因為市場缺乏有效需求而無法自行調整，並且主張為了增加總需求，政府應該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克服這種情況。在當時經濟大恐慌的環境下，凱恩斯的此一理論對經濟學界產生重大影響。
隨著時間發展，凱恩斯學派出現兩個分支。後凱恩斯學派注重於研究總體經濟學的彈性缺乏以及調整過程，另外他們在個體經濟學上則以實際世界的觀察例子來作為研究基礎，而非透過利益最大化的模型，該學派的主要人物有瓊·羅賓遜等人。
新興凱恩斯學派同樣也是衍生自原始的凱恩斯主義，此流派同意其他經濟學家利用利益最大化來解釋個體經濟學的模型，但提出了價格和工資黏性的理論，用以更新原始的凱恩斯主義，儘管他們對原始框架的支持已經轉變為強調其持續出現特徵，而不是堅持其存在的本質。
经济学 歷史
邊際革命促生了主導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提出了「經濟學」一詞來形容對於「經濟科學」的研究，用以對照之前的政治經濟學。這種轉變就有如在當時數學模型對於自然科學的影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將供給與需求作為分析市場均衡下價格和供給數量的模型，以此解釋產出以及收入的分配。比起古典經濟學，新古典主義重視的是市場的邊際需求。到了20世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遠離了古典經濟學以基數作為分析個體之間生產關係和社會總和利益的方式。
在個體經濟學方面，新古典主義認為動機和機會成本構成了決策的最重要基準，例子之一是消費者理論分析價格（也就是成本）以及收入是如何影響需求的數量。而在總體經濟學上，與凱恩斯主義綜合的新古典綜合學派成為當今總體經濟學的主流。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經常被稱為是「正統經濟學」，現代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大多是以新古典主義為基礎，雖然在許多方面也有改動或是重視不同的領域，例如計量經濟學、賽局理論、對於市場失靈和不完全競爭的分析等。
1970年代出現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直接挑戰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假設。依據菲利普斯曲線，凱恩斯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會使得物價提高，由此帶動產業雇用更多勞工以增大產能，而更高的雇用度則會帶動需求面。然而，在1970至1980年代同時出現了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這使得原先支配總體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備受質疑。
在這種背景下，芝加哥經濟學派和其衍生的貨幣主義開始挑戰凱恩斯主義。依據該學派的米爾頓·傅利曼等人的說法，市場經濟在貨幣供給持平（亦即，沒有過多的膨脹或緊縮）的條件下，可以自行調整供需。依據這種理論，政府的角色是透過中央銀行，調控在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數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預自由市場的活動。芝加哥學派以及後來小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大幅度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在總體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本·伯南克便是支持傅利曼解釋景氣循環說法的經濟學家之一。當代的主流經濟學經常被二分為美國東海岸與西海岸大學代表的鹹水學派與芝加哥等內地大學代表的淡水學派。
米爾頓·傅利曼基本上採納了許多亞當·斯密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個體經濟學概念並且將之現代化，比如他在1970年曾主張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是要「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努力利用既有資源進行可以最大化利潤的商業活動」，這一說法與亞當·斯密認為市場通過私利可以最好達成社會總利益的看法一致。
一些在主流經濟學以外的經濟學派和研究方式也對經濟學領域有重大和持續的影響，比如奧地利經濟學派、洛桑學派、後凱恩斯學派、斯德哥爾摩學派等。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平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便是衍生自邊際革命的重要人物卡爾·門格爾的理論，而其許多研究框架也與主流經濟學有高度重疊。
在總體經濟學上有顯著討論而自成一派的還包括了如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和供給面學派等。除此之外，一些比較不受主流經濟學討論的研究包括了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经济学 對經濟學的質疑
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歷史學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諷刺的稱經濟學為「憂鬱的科學」。一些經濟學家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里昂·瓦爾拉斯則認為對經濟學的研究不該與其產出的分配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後者所牽涉的「社會經濟學」是屬於政治學的領域。
经济学 對經濟學的質疑
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大力抨擊那些他認為是依賴政治權力來影響市場運作的個人或團體，在斯密的年代這些人通常被稱為「派系」，今天則是我們所熟知的利益團體例如政黨、銀行、公司、工會等等。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經濟學研究應該要獨立於政府政策或其他決策團體的影響之外，然而，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經常以特定經濟學的理論或說詞來正當化他們推動的政治議程，許多時候往往脫離他們公職的負責領域。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上與政治不可避免的密切關連經常被拿來做為批評的對象，批評者往往將經濟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角色與特定議題或價值觀混為一談。儘管如此，經濟學對於政府經濟政策的形成是理所當然有影響力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支。許多學術界的期刊經常探討經濟學者之間對於某種政策的共識或主流立場為何，希望以此增加專業意見在政治決策上的角色。事實上，當今的主流經濟學界與一些普遍存在政治討論的看法往往抱持截然不同的立場，舉例來說，貿易保護主義在大眾輿論和政客之間普遍流傳，然而經濟學家卻一面倒的認為自由貿易才是增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式
经济学 對經濟學的質疑
。依據美國經濟學會的調查，美國經濟學家之間已達成明顯共識的議題包含了支持自由貿易、支持沃爾瑪等大型連鎖店商業自由、反對政府強制雇主提供勞工健保、允許商業化的器官轉移、開放賭場、反對補貼生物燃料等等。
其他議題例如中央銀行的獨立運行以及政府在透過中央銀行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上的做法，乃至總體經濟學上的眾多政策，也經常是爭議的焦點和對於主流經濟學批評的來源。而一些學者例如Deirdre McCloskey則提出許多透過數據觀察進行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在方法或結果上都有問題，此點批評在經濟學界受到不少重視，不過，也有某些依賴先驗而拋棄實證觀察作為研究方法的經濟學者和學派存在，例如奧地利經濟學派便是一例。
一些人則責怪經濟學家無法準確預言未來的經濟走向或經濟危機的到來，舉例來說，在2007年－2013年环球金融危机便引發許多人批評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與現實脫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2便曾發表他們對一群經濟學家調查他們對未來經濟蕭條的預測結果，提出97%在1990年代受調查的經濟學家沒有成功預測未來一年的經濟緊縮，而即使成功預測的人，也經常低估了緊縮的嚴重性。
经济学 對經濟學的質疑
經濟學長久來持續被質疑是依靠不實際的、無法驗證的、或是過度簡化的假說來做為理論依據，質疑者主張這種簡化過程免除了經濟學家提出結論所要舉出的證據。經常被質疑的假說例如利潤最大化、理性選擇等等。不過，資訊經濟學包含的就是這方面以數學研究和行為經濟學來研究個體在利潤最大化以外的行為。另外一些主流的經濟學家例如凱恩斯也曾觀察到大部分的經濟學領域都是透過概念上的而非數據上的證據來建立，也因此無法像其他自然科學一樣透過數據來驗證。
近年來，批評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女性主義者也開始浮現，促使了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誕生。女性主義經濟學批評經濟學一般對於實證和客觀的假設，認為現有的模型和方法只反映出男性社會的偏好。女性主義經濟學經常提出的批評包括經濟學忽視家庭主婦的家事勞動價值、家庭的經濟掌管和收支。
一些從物理學角度出發的科學家則批評經濟學依靠的是19世紀的物理學假設，例如尼可拉斯·喬治斯古羅簡便從熱力學裡提出了與能源經濟學有關的熵理論，以區別他認為主流經濟學依據在牛頓物理學上所建構的理論框架。他的理論對於熱力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有相當的影響。
一些人例如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則批評經濟學的理論方式，認為經濟學過度倚賴帕累托的理型論研究模型，並主張經濟學理論錯誤的結果可能會對人類整體造成龐大災害，他以隨機性和不確定性問題來質疑許多既有的經濟模型。然而如同其他的批評，並非所有經濟學家倚賴的都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和假設。而一些經濟學家也正視了塔雷伯提出的問題，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內曼便對塔雷伯的理論讚譽有嘉。而儘管這些批評的存在，主流的經濟學研究所課程已經發展得越來越趨向於技術化和數學化的研究方式。
政治学
政治學，或稱政治科學等，是一門对政治、治理和權力體系进行科學研究，分析政治活動、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行為以及相關憲法和法律的社會科學。 政治學涉及政治過程、結構和內容以及政治現象等主題的科學教學和研究。
現代政治學大致可分為比較政治學、國際關係學和政治理論三個分支學科。 其他值得注意的子學科是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國别政治和政府、政治經濟學和政治方法論，提及政治社會學、公法和政治領域分析等。政治學與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人文地理學、政治人類學、心理學和性別研究等領域相關，並借鑑了這些領域。
政治學在方法論上是多種多樣的，並且採用了許多源自心理學、社會研究和政治哲學的方法，包括實證主義、解釋主義、理性選擇理論、行為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實在論、歷史制度主義和多元主義。 政治學作為社會科學之一，使用的方法和技術與所尋求的查詢類型相關，包括歷史文獻和官方記錄等一次文獻和學術期刊文章、調查研究、統計分析、 案例研究、實驗研究和模型構建等二次文獻。
政治学 政治學者
现代政治学的学术规范要求政治学家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事务保持严格的价值中立。不过，由于政治學家自身对政治過程的牽涉、或者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判断，现实情况往往變得更為複雜。另一方面，政治学家提出的學說常成為其他評論家理想中的政治框架，例如記者、特殊利益集團、政治家、和選民們對議題分析以及選擇。虽然大多数政治学家一般只从事学术活动，但是一些政治學家也可能成為某些特定政治家的顧問，甚至自身投入政壇擔任公職。政治學家們也常在政府部門裡工作，或替某些政黨工作。他們也有可能參與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政治運動。受過政治學教育和訓練的人也可能具有商業企業和團體所需要的經驗及價值。智庫、研究組織、以及和民意測驗及公共關係有關的私人企業也可能雇用政治學家。研究美國的政治學家被稱為「美國問題專家」（Americanists），專注於各種數據如選舉、輿論和公共政策（如社會福利的改革）、國外政策、美國國會權力、和最高法院在一些議題上的立場等。
政治学 發展歷史
對政治的研究最早開始於古希腊，政治學一詞誕生於社会科学之後。這門學科的前身是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歷史以及其他圍繞著研究國家特色和功能的學術領域。在幾乎每一個歷史時代和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專門研究和學習政治的人士。
政治學的前身能追溯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尤其是在希羅多德、荷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裡。後來柏拉圖開始分析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將他們原本以文學和歷史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來，應用至我們目前所稱的哲學上。同樣地，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歷史經驗為根據的研究，及發展了以比較方式研究政治，也就萌生了日後的比較政治理論，被譽為政治學之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更被认为是政治学的创始之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政治学 發展歷史
在羅馬統治時期，随着斯多葛学派的兴起，著名的歷史學家如波里比阿、蒂托·李维、普魯塔克也記載了羅馬共和崛起過程，和其他國家的組織及歷史，以及恺撒和西塞罗等政治家，使我們得以更加了解當時羅馬的政治和戰爭。在當時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對歷史的學習、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運作的情況為方向。而西塞罗更是对国家（Res Publica，“公众事物”）概念进行了界定，设计出了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并发展了自然法思想。
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政治研究的舞台更加擴散。一神教的崛起，尤其是西方文化裡基督教的崛起，在政治和政治行為上產生更多研究空間。
到了中世纪时期，基於當時歐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學尚未成為一獨立學科，對於政治問題都傾向由宗教教義來解釋，故此，當時所謂的政治學，乃隸屬於神學。但是，教會和朝廷間對政治的研究仍然相當廣泛。当时的政治研究以希波的奧古斯丁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为代表。
政治学 發展歷史
希波的奧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一書綜合了當時基督教的哲學和政治傳統，重新定義了宗教與政治間的領域界線。大多數這個時代的政治議題都圍繞於教會與國家間的立場澄清和互相競爭。而阿奎那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且论证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
在中東和後來其他的伊斯蘭地區，欧玛尔·海亚姆所著的《魯拜詩集》以及菲爾多西所著的國王的史詩裡都提供了對政治的分的，而其他亞里士多德派的伊斯蘭學者如阿维森纳也繼續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经验主义，寫下許多針對亞里士多德作品的評論。而在古代中国，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礼乐、兵刑、职官等典章制度，与现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政治学 發展歷史
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人们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樹立了現代政治學的研究重點，針對政治機構和政治參與者做直接的觀察，其著作《君主論》，教導君主其只顧後果不顧過程的政治手段，內容與基督教教義衝突甚大。《君主論》的完成，被視為政治學由基督教中完全分離的一個里程碑。後來在啟蒙時代裡，學術領域的擴張進一步的拓廣政治學的研究範圍，超過了原本只是針對決策基準的研究。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则对主权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探讨。他在《共和六书》中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并且认为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有必要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威。他的政治理论仍未摆脱中世纪的影响，但是他的主权理论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先驱。
政治学 發展歷史
在18世紀牛頓的出現，開始建構現代科學理論的時候，政治學也跟隨其他學科一樣開始進行科學化的研究，在牛頓的世界裡，利用實驗方法得出的結果來歸結為知識、相信自然、訴諸數學解釋等等，都對政治學的研究開出了一條新的方向。与此同时出现的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主张，包括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等学说以及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观念，成为了其后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框架。当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从不同的假设出发探讨政府的起源及其正当性问题时，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逻辑理性主义传统。
19世纪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包括了历史主义者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以及进化论社会学的斯宾塞、梅因、滕尼斯等。随着政治研究日益成为一门科学，研究者更加注重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约翰·密尔、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等人是其典型代表。
政治学 發展歷史
现代政治学的专业化则发端于20世纪的美国。政治學在大學裡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和系所開始於188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研究院为标志。將過去的政治研究整合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不斷進行著，政治學的歷史也替政治學的基準和實證提供了豐富的研究領域，學科裡的每一個部分都有著一些共同的歷史前身。但此時已研究國家公法學、政治制度、歷史為主，以德國的国家科学最為知名。
起初，政治學本包括解釋經濟現象，並未有經濟學的建構，但在現代科學發展底下，經濟學遂由政治經濟學分家出來，經濟學傾向研究人們在市場交易的行為，政治學研究的領域，則更專注於權力分配、國家和制度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密切相关的一个政治学分支，国际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关系或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也已经与政治学有了较大的差别。
政治学 發展歷史
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一場強調對個人和群體行為進行系統和嚴格科學研究的行為主義革命席捲了整個學科。專注於研究政治行為，而不是制度或法律文本的解釋，是早期行為主义政治學的特徵。代表成果包括Robert Alan Dahl、Philip Converse的研究工作，以及社會學家Paul Lazarsfeld和民意學者Bernard Berelson的合作。當時，針對個人和團體的科學研究從原本有系統而嚴厲地學科裡逐漸游離。同時分析領域也朝向更深層和複雜的部分，也使政治學與其他不同的學科的研究關係更加緊密，尤其是社會學、經濟學、歷史、人類學、和统计学。政治行為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倚賴以科學的方法做學術研究，如量化研究、方法學等，根基在對政治走向的經驗證實和推斷的假設前提上，並歸納針對人類與團體的政治行為解釋。學科越來越注重與現實間的關聯，或以使用新的方法和途徑來研究如何解決政治和社會上的問題。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見證了演繹、博弈論形式模型建立技術的使用的興盛，目的是在該學科中生成更具分析性的知識庫。這一時期發生借鑒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政治制度（如美國國會）以及政治行為（如投票）的研究熱潮。William H. Riker 和他在羅徹斯特大學的同事和學生是這一轉變的主要支持者。
儘管基於上述各種學術研究，該學科取得了相當大的研究進展，但據觀察，系統化理論的進展仍是偏少且不平衡的。
2000年代，政治學改革運動（英語：Perestroika Movement）被引入，作為對該運動支持者所稱的“政治學數學化”的反動。那些認同該運動的人主張在政治學中採用多種方法論和研究途徑，並主張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關聯性。
一些演化心理學理論認為，人類已經進化出一套高度發達的處理政治的心理機制。然而，這些機制的演變是為了處理以祖先環境為特徵的小團體政治，而不是當今世界更大的政治結構。這被認為可以解釋當前政治的許多重要特徵和系統性認知偏誤。
同時，當代政治學家們專注研究社會上對決策權力的轉移和分配，以及政治的制度和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一般的政府和國際組織、政治行為和公共政策。他們藉由檢驗許多因素來評估治理和特定政策的成功性，包括穩定性、司法、物質財富、以及和平。一些政治學家試圖分析政治來追求進一步的實證科學題材。其他的政治學家則以基準的題材分析政治，以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議。
政治学 研究对象
基于对政治的不同看法，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有不同的见解。
国家科学认为政治本身是一种国家活动，因此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现象的科学。而以大卫·伊斯顿为首的政治学者则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权力（power）與权威性的价值與利益分配，这种观点對於後來的政府研究以及多元主義的發展都有極大影響。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观点是，认为政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的科学。也有人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事務。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與公共政策。
政治学 研究方法
传统上，政治学研究一般分为传统的政治哲学和现代的政治科学两大类。
传统的政治哲学研究政治问题主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准则，民主、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取向和相应的政体设计是其研究的重点。大多数政治学家一般先通过先验设定抽象出一个普遍化的人性，然后通过逻辑推演设定出一套符合人类至善生活的最高准则，再根据这个准则设计出相应的政治制度。
早期的制度主义者受到传统政治哲学和欧洲大陆国家学影响，主要关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问题。认为制度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基本因素，对政治机构运作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政治制度中权力分配和人类行为的法律与机构约束地了解。主要通过制度研究法和历史比较法进行研究。
制度研究法以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政治机构，研究的主要资料是宪法、法律、政府文件、议会日程等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分析特定社会的政治价值，并设计出符合某种目的的政治机构或制度。
政治学 研究方法
制度研究法所欠缺的普遍归纳性，历史比较法正好能够弥补。历史比较法注重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对不同制度进行比较，以及对各国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比较，通过归纳得出普遍化法则。
行为主义反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思辩与演绎方法，也反对制度主义的静态描述和简单写实，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实际存在并且可以观察到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注重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常常运用数学模型、模拟实验、直接探查、实地观察技术手段进行研究。主要原则包括了精确性、纯科学、量化研究和价值去除。其主要理论包括：
理性选择理论也像行为主义一样，从个体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但并不采取归纳的方法，而是先假定一个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然后在各种情境下计算和演绎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则行动的个体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理性选择理论起源自公共选择理论。包括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模型，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其后逐渐发展出联盟理论、交易理论、博弈理论、投票分析和科层决策等理论形态。
政治学 研究方法
結構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結構影響著政治現象。結構的因素包括地緣因素、經濟力量、社會規範、價值觀等等，環境因素催生、侷限著不同的政治現象，甚至使個體無法作出自主的決定。環境可以隨時間、人們的影響而變更。
在政治學界一直存在著結構主義與理性選擇的論爭，結構主義者認為環境決定了人們一切選擇，理性主義者卻認為人們的決策才是影響環境的因素。這使解釋政治現象無法避免平衡量方面的因素。
198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了新制度主义学派，重新强调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注重研究制度的动态运动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尤其是制度与行为和观念的关系。作为对行为主义的反动，新制度主义认为从个体出发从而研究整体的观念是错误的，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其主要流派有：
法学
法學（jurisprudence、legal theory），法律学、法律科学，是社會科學中的1門學科，研究法律此一特定社會現象、其本质与規律。所有的秩序都可以說是種「法律」，如自然規律、倫常、邏輯法則、美學，而法學就是研究法律的法則。雖然許多法學家，如弗里德里希·冯·洛格、朱利叶斯·冯·基尔希曼，認定法學沒有學術性質，然而法學演進至今仍包含有法律哲學、法律史學、法律科學等3大部門。此外，又因為研究對象都是社會上的現象，因此法學、政治學、經濟學、財政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的密切關連。法學思想最早淵源於東周時期的法家哲學思想，如管子主張：「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法学”一词最早见之于南齐孔稚珪《请置律学助教表》“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不过，其含义不同于近代之“法学”。在歐美地區的傳統中，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對法學一詞的定義是：「人事、神事的概念，正義、非正義之學」，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認為法學是人類研究遵從正義而生活的學科。文藝復興時期，法學於大學中備受重視，為當時學術界最具地位的科系之一，與醫學、神學三足鼎立。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先有習俗，然後由倫理分離出道德，最後才有法律，但是相對於習俗、道德，法律具有固定以及強制的特性，也包含人民生活中現實可行的權力，企圖解釋理想世界的應然法則。
法学 字源
法學（英語：）從古代拉丁語中的Juris prudentia演變而來，原意是法律的研究、知識或學問，其中juris是jus的所有格，意思是法律的；prudentia是慎重，亦即考慮周到、先見、細心，特別是在實際行事中運用高明判斷之意。在美國語境中，法學通常指稱法律哲學，主要有四大研究面向，首要是尋求分析、解釋、釐清與批判法律本體，第二種在於比較法律以及其他種學問如文學、經濟、宗教、社會科學的內容，第三為解析法律特定主題的歷史、道德或文化背景，最後則是專注於回答「法律為何？」、「法官如何公正判決？」等抽象問題。
法学 字源
在中國從西周開始，就有完整行政制度，而周禮一書，可謂集公法與私法之大成，也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總匯，而且學術上百家爭鳴，思想自由發達，從管仲開始，包含商鞅、申不害、尹文、慎到、韓非等人，後人稱之為法家，多因重法而使得其國昌盛。法學一詞，在先秦時被稱為刑名之學，自漢代開始有律學的名稱，到唐代則是中國法學的成熟時期，先後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開元律等法典，而《四庫提要》對《唐律疏議》的說明提到：「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可以說是中華傳統中對於法律研究的清楚標準，也就是法古字「灋」在《說文》中的解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故从廌从去。」
法学 法的概念
人的行為中都有某種應然的法則，而規範人類意志和行為的倫理法則可以區分為道德、習俗以及法律。前述法律是三者之中唯一具有下列四項特性的法則，外在關心取向、外在判斷方式、外在目的主體以及外在效力來源。也就是說，法律關心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內心的意圖，只要行為符合法律條文就屬於合法行為，而法律領域中有相對權利義務的主體，並且有立法者與仲裁者。德國著名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認為，法律具有三大價值：公共利益、法明確性以及正義，然而因為人的不完美這三大價值並不總是和諧共存於每部法律之中。
法学 法的概念
從道德、習俗、法律、國家、科學、藝術和宗教這些文化內容中，依照不同的學派曾有三大體系來討論法律的目的，造就法治國家、文化國家、以及威權國家等不同型態的法律內容。首先是十八世紀末，康德、席勒、洪博特等人認為自由的倫理人格是最高的價值，而藝術和科學只是人格教養的工具，法律和國家只是它的保護機制，於是法律僅僅具有個人主義倫理的從屬價值，而沒有自身的價值，這就是法治國家中普遍認為法律只是理性目的的技術性規範。在威權國家中，多以為民族國家、權力及其成長是人世間最高的使命，國家賦予所有個人道德的內容，所有文化成果都是為國家服務，如黑格爾、海因里希·冯·特雷奇克這些理論家都把國家視為一個整體，人類就是肢體，而肢體是為了整體而存在，法律具有超乎個人的自身價值。最後是文化國家，如斐迪南·滕尼斯在《社會與社群》中描述，生命的最高使命不在於個人或集體的人格上，而在創造和遺留下來的成就以及成就的總和，也就是文化，而國家的最高使命也在於保護這些文化工作。
法学 憲法與國家
法律的制訂不僅由有組織的族群或國家的成文法，也可以從沒有組織的社群中凝聚習慣而成，然而國家不僅是法律的主要來源，它同時也是法律的產物：國家的立憲及其在法理上的地位，是從憲法和相關法律演繹得到的。也就是說，國家預設了憲法，而憲法又以國家為前提。事實上，國家與憲法是一體兩面，就像有機物和它的組織很難彼此分離。立憲思想見於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三權分立說，他主張如果國家不想由法治淪為專制，則國家的三種權力就不能完全落到同一個國家機關手中，也就是人民參與立法、行政必須合法、司法必須獨立。因此立憲國家所奠立的自由，除了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積極面外，還有國家保證不能觸犯個人自由的消極面。
法学 憲法與國家
警察國家不知道國家權力的界限，他們不僅是要保護人民免於他人的侵犯，還要免於自身無知的危害，因而犧牲人民的自由以保障其福祉。但當立憲國家默默地不再過問某些領域的事務時，便打破這種監護制度，這些領域是1789年的《人權宣言》後在憲法或其他法律中明白宣示不可侵犯的權利，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個人自由、居住和通信隱私不受侵犯、信仰和文化自由、學術及理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就業自由、遷徙自由等。形式上，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效力優於普通法律，其他一般法律均須根據憲法而制訂，不得與憲法抵觸，否則即失其效力。
法学 經濟法與國家
古典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法的本質是為了確保市民對經濟活動有自由放任的權利，特別堅持所有權自由、契約自由與人格平等之法律基本原理，法律主要內容是要求國家權利給予人民最大的經濟活動自由，並藉由市場自動調節機制，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用以形成整體市場合理的經濟秩序，因此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實際上是採消極的態度。從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立法者不再只將經濟關係視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公平補償，而主要以經濟共同利益、生產及節約的觀念來規範管理，所以經濟法應運而生，這是傳統上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第三類法律領域，在中華民國境內以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為代表，當國家不再只維護純粹私法上的自由競爭，而是試圖以法律規範掌握社會學意義下的運作法則，轉而以「國家的手」來確保整體市場合理的經濟秩序與實現均衡的經濟循環。
法学 犯罪與刑罰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著犯罪，剛開始還沒有法律觀念，對於犯罪行為時常訴諸武力以求自立救助，而形成「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復仇制度，此即刑罰的原始型態。在法治國家以及專制國家中，刑法仍多以權威思想為建構方向，以報復和威嚇主義為思路，使得罪行明確對應於應處之刑罰，同時演扮演著維護法律安定性的角色，以對抗統治者濫用權威。隨著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思想轉變成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時，社會保護與教育防範之刑法目的取代了上述傳統，即使是以社會教育保護刑法為訴求的刑事政策，也有司法信賴危機的疑慮。而今日的爭論已不再是何者優先，而是刑事司法中之權利保障以及提高法官的裁量空間，以及在於舊式狹義的法治國家或福利文化國家間的抉擇。
法学 犯罪與刑罰
然而，刑罰的問題還涉及刑法本身的根源。刑罰意味著故意對人施惡，任何人想使用刑罰就必須明白自己被託付更高層次的重任。每個犯罪行為都是兩個因素下的產物：個人性格和環境狀況。依據犯罪行為的主要動機可將犯罪行為人分成兩大類：機會犯人以及常習犯人。機會犯人的行為是由外在刺激或誘因所引起的，不具長期犯罪的傾向；常習犯人則想要犯罪，或基於習慣、天性而具有犯罪的本性。對於後者，經驗顯示很多都會辜負教育者的努力並再度犯罪，因此刑罰只能將他們除掉、永久或是長時間隔離，以確保社會安全。對於機會犯人則應表達明確訓斥，用以警告他們。因此，根據犯罪者分成三類，也可將刑罰目的分成三類：刑罰要警告時機犯罪者，要改善能改過的性格犯罪者，以及隔絕無可救藥的性格犯罪者。相對於一般教育，青少年罪犯應該要以教養為主。
法学 法學與其他領域
現代的法學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學，但是關於法學與科學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這主要涉及價值論的研究是不是科學的問題。近代德國人把人文、社會科學提高到與自然科學對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學以來的現代大學推動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法學被理解為科學與這一背景有關。法學以價值論為主要核心內容，如同丹麥法學家阿爾夫·羅斯所說：「正義...不能作為法治的量尺，或法律的終極標準，主張某法不正義只不過是一種有害的情緒性字眼。」實質上，法學的核心僅僅是思維上的中心，而不是說法學的本體是價值的，法學最大的特點是要論證實踐中如何體現價值（或者說怎麼證實價值已經實現），這一論證形成了所有的法學部門分支。法學價值是否實現或者怎麼實現的論證，是經驗性的，可驗證的，因而是科學的。在價值推導方面，法律也要公理理論。法學是不是科學，最容易提出疑問的是法理學，法理學是處在價值核心部位，但這也只是某種法理學。法理學的形而上，可以藐視科學，但是法理學的形而下（解答部門法）必須訴諸綜合分析，價值只是要素之一。法學無法具備「客觀可驗證」的這項科學特質，法學研究或法律思考的結論，只能做到「互為主觀」。法學肯定法律對於社會的規範和調整。
法学 法學與其他領域
除此之外，法學也與政治學有密切關連，法學研究法律為主要內容，而法律往往反映國家政治的措施。政治的型態與體制，常以法律具體表現。政治學以研究國家為主要對象，並認為國家是一個法人，具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法學上認定自然人和法人有權利義務的概念完全相同。因此，法學與政治學有不可分離、互為表裡的關係。
法学 法學分類
法學如何分類依各學者不同，有以研究範圍廣狹為區別標準，分為一般法學與特別法學兩種，一般法學研究關於法學的全體概念，例如法學緒論、法學通論、法學概要，特別法學研究關於特種法律現象的學問，例如憲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商法學、國際法學等。也有以研究內容作為區分標準，分為法律哲學、法律史學與法律科學三種，法律哲學是研究法律的原理原則，探求法律的終極理想及其實用價值，各大學之法律科系，多設有法理學一科來探討法律哲學的範疇。法律史學，又稱為法律沿革學，主要研究法律的變遷過程及未來趨勢，現在法律科系多有法學史、法律學史或法制史等類學科，變屬於法律史學範疇。法律科學探討國家現行法律的共同原理原則，以及各種法律的概念、內容及適用範圍，其中又可分門別類研習，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與其他各種法律研究。
法学 法律教育
法律教育以傳授法律知識、法學知識體系和培養法律職業為目的的教育制度和途徑。現代法律教育一般分為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培訓兩個基本部分。
法學教育之目的係在法學範疇上的知識培育，範圍包括各種法學理論及術科。有些人將法學教育分為法學本科教育和法學研究生教育，前者係指法學方面的第一學歷（法學士和法律博士），後者則為供法學本科畢業後繼續進修的法學教育，如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惟有些人則認為法律博士雖為法學方面的第一學歷，但卻是一個研究生學歷，因此認為分類應以基礎法學教育和進階法學教育為名。
法律職業培訓分為兩大類：
法学 各地法律教育
清朝滅亡後，在民國初年，各式大學紛紛建立起來，當中包括不少法學院。其中，國立的法學院仍以前身為京師大學堂法律學門的北京大學法律系最為著名，而私立的法學院則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和朝陽大學朝阳大学法学院最為著名，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美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教育界經歷多種變遷，法學院以「五院四系」最為著名，分別為：北京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中南政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律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武漢大學法律系、吉林大學法律系。然而，現時「五院」均已成為政法大學，「四系」亦已成為法學院。
由於中國古代學生在仕官的晉身途徑中並不要求對法律的知識，因此中國古時對法律教育並不非常重視。及至清末科舉制度被取消以後，在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下，投身京師大學堂成為入仕的最理想途徑，加上為法律改革所帶來的機會，京師大學堂法律學門遂成為最多學生爭相入讀的學校之一。及至現在，中國的法學教育機構數量龐大，單就中國而言，至2008年11月已有634所法學院系，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法學學生和法學教師的人數分別增加了100倍和10倍。
法学 各地法律教育
目前臺灣較具代表性的法學院：
僅提供研究所或大學部的法學教育：
在臺灣，大學院校法律有關系所畢業者，具參加司法官（法官、檢察官）、律師考試的資格，因此法律學系成為三個類組中較熱門的科系之一，在各大學第一類組的科系裡（包括政治人文藝術設計、商管會計、其他社會科學等相關學科）錄取分數往往是最高的。近年前臺灣曾考慮修法比照國外，將參加司法官（法官、檢察官）考試的應試資格提高到必須具備法律專業研究所畢業才得以報考，若假以實施勢必影響高中升大學法律有關學系錄取的分數，至今仍未更動。
在臺灣亦以「臺政北東」即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與東吳大學法學院作為臺灣法學發展四所最重要以及最早的大學院系，亦是臺灣學生就讀法律學系學群的主要排名，該四校之法律學系畢業生亦佔臺灣司法官與律師絕大部份。
法学 各地法律教育
在香港，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等三所大學均有開辦法律教育。
在澳門，於澳門大學法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二所大學有開辦法律教育。
美国的法学院提供三种学位的法学教育：法律博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法律博士是美国法学教育的核心，既培养法律实践者亦培养法律研究者，几乎美国所有的律师、法官、法学院教授都是"法律"博士毕业。
社会学
社會學（英語：）起源於19世紀末期，是一門研究社會的學科。社會學使用各種研究方法進行實證調查和批判分析，以發展及完善一套有關人類社會結構、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的知識體系，並會運用這些知識，以尋求或改善社會福利、深入社會與公眾進行對話與溝通、將人類從不平等及壓迫的物質條件下解放出來，等等為目標。
社会学
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廣泛，包括了由微觀社會學層級的機構或人際互動，至宏觀社會學層級的社會系統或結構，社會學的本體有社會中的個人、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社會問題和社會控制，因此社會學通常跟財政學、經濟學、法律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學科並列於社會科學領域之下。社會學在研究題材上或研究法則上均有相當的廣泛性，其傳統研究對象包括了社會階層、社會階級、社會流動、社會宗教、社會法律、越軌行為等，而採取的模式則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由於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都是由社會結構、個體機構的影響下塑造而成，所以隨著社會發展，社會學進一步擴大其研究重點至其他相關科目，例如衛生、醫療、藥理、護理、軍事或民事、刑事制度、網際網路等，甚至是例如科學知識發展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一類的課題。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方法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在20世紀中葉以來多樣化的語言、文化轉變也同時產生了更多更具詮釋性、哲學性的社會研究模式。然而，自20世紀末起的科技浪潮，也為社會學帶來了嶄新的數學化計算分析技術，例如基于智能体的模型（英语：Agent-Based Model, 简称ABM）和社会网络分析法。
因其興起的歷史背景，社會學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現代性社會中的各種生活實態，或是當代社會如何形成演進以至今日的過程，不但注重描述現況，也不忽略社會變遷。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範圍廣泛，小到幾個人面對面的日常互動，大到全球化的社會趨勢及潮流。家庭、各式各樣的組織、企業工廠等經濟體、城市、市場、政黨、國家、文化、媒體等都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而這些研究對象的共通點是一些具有社會性的社會事實。雖然「社會性」的定義在不同學派之間仍有爭執，但社會事實外在於個人，且對個人的行為跟認知有影響，這一點是大致上為社會學者所共同接受的。
社会学 概观
在19世纪初期，孔德認為過去神學及崇尚武力的社會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學、工業為主的年代正在抬頭，兩者之間的衝突正是社會動盪的源頭。在社會制度轉變的時期，這種過渡性的衝突及混亂是無可避免。在舊制度消失前，人們無法體驗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會轉變才能改組社會。社會學就是針對社會改組的問題（現代性）而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涂爾幹學派的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從而作出“糾正”。糾正的觀念並不暗示社會學家預設一個「正確社會」的模板。涂爾幹本人都不認為有一個終極的、完美的社會可以參考。簡單來說，當一群人互動形成一個穩定的參考架構，運行良久，對他們來說就是「常態」。當社會制度問題積累下來，此一穩定狀態被打破，形成混亂，即上述所謂「瓦解」時，就形成病態。因此涂爾幹認為，社會學家職責在於找出一個社會的「日常常態」，如此才能確定出「病態」的判斷標準。社會學家需要不斷觀察與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稱終極事實就結束。
社会学 概观
相反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會學家並不探索對糾正社會的方法。因為他們認為對社會病疾提出的糾正方案，往往是以一個小群體的觀念強加到絕大多數人的身上，這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使問題加重。20世紀初，如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等人，受到上一代如韋伯與齊美爾學說影響，加之參考馬克思理論，針對現代社會與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悲觀看法，其中尤其看到社會雖然高度分工，卻也產生生活的分裂化。尤其是在藝術文化領域，大量複製技術的出現，造成藝術精神的喪失。法蘭克福第二代哈伯瑪斯繼承上述觀點，並參照美國结构功能主义與符号互动论、歐陸的現象學等，提出溝通行動論，與第一代悲觀觀點不同，認為必須致力建構一個可溝通的社會，才是悲觀現代性的出路。而上述的觀念，類似社會衝突論，知名人士如達倫道夫，也是以馬克思對社會階級分析為主，認為社會有掌握資源的階級，以及受統治的階級，惟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握有生產工具，無產階級因無工具而受宰制，需要反抗革命，觀點較屬於政治經濟學，但衝突論者，結合韋伯對階層──加入社會地位等角度，認為社會不平等，源自多方面，不只經濟不平等。
社会学 概观
今天，社會學家對社會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從宏觀結構到微觀行為的研究，包括對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細如家庭結構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會學系分成更多更細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觀方面例如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些社會學家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包括歷史社會學、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及歸納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為这可以加強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涂爾幹與韋伯都強調兩者的重要性──亦即從主觀（質化）與客觀（量化）交錯研究，到後來的象徵互動派大師布魯默相當強調質化的影響力。
社会学 社會學的角度
社會學的角度就是讓我們通過社會學看事物的方法去認識自己及分析社會，其中兩種比較著名的就是「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及「破解謎思」（Debunking）。
「社會學的想像力」由賴特·米爾斯所創，其主要意思是指我們可以透過「社會學的想像力」去了解社會。
至於「破解謎思」是彼得·柏格的概念，他指出「社會學的意識中是存在著一種揭穿真相、破解謎思的動機」。這句話指出了社會學家是關注所有的人類活動，但他們關注的層面並不是一般人所關注的事實之表面，而是以質疑的心態去思考及破解一件事情的謎思。
社会学 历史
人类对社会变化发展的整体研究源远流长，社会学的逻辑和理念早在其形成学科基础之前就已经出现。对社会的分析和研究基本上是源于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长年累积，并至少在早于柏拉图时代之前产生。而更加正规的社会统计调查的起源更可以追溯到至少早在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另一方面，在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也有早期社会学的踪影，不少研究均指出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学家，是一位十四世纪来自北非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其最著名的著作《历史绪论》首次介绍了有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冲突议题的社会科学理论。到了十七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即注意到科学拥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开始尝试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
社会学 历史
社会学一词的英语“sociology”（或“sociologie”），是由拉丁语“socius”（同伴）、“-ology”（研究），和希腊语“λόγος”（即“lógos”，意指字词、知识）组合而成，这个名称最早由法国散文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1748年—1836年）在一份当时未公开的手稿中创造。至1838年，法国科学哲学家奧古斯特·孔德（1798年—1857年）正式确立了“社会学”一词。孔德在初期曾使用“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一词，但后来被别人挪用，其中包括著名的比利时统计学家朗伯·阿道夫·雅克·凱特勒。孔德寄望通过对社会领域整体的科学认识，而令历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形成一体化，社会学正式由此而生。
社会学 历史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十九世纪中叶，其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运行状态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十八世纪末开始，先后发生了两次来自欧洲的大革命，第一次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思想大革命，另一次是从英国开始、一直扩展到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这两件重大事件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型。资本主义确立后，一方面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令社会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都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社会运行也暴露出许多不协调因素，如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犯罪等。对于这些问题，传统方法和原有科学体系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和回答，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立新学科便应运而生。
社会学 历史
孔恩德所身处的年代适逢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持续动荡，他认为社会上的各种弊病和问题可以透过社会学实证主义消除，这是在其著作《实证哲学教程》、《实证主义概论》（A 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中明确提出的一个认识论模式。他相信在人类知识发展“三阶段律”（Law of three stages）中，在继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或称玄学阶段）之后，实证阶段将占据最终的位置，也是他最重视的部分。孔德認為過去神學主导及崇尚武力的社會会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學、工業為主的年代正在抬頭，兩者之間的衝突正是社會動盪的源頭。在社會制度轉變的時期，這種過渡性的衝突及混亂是無可避免的。在舊制度消失前，人們無法體驗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會轉變才能改組社會。社會學就是針對社會改組問題（現代性）而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它在社会转型中产生，以解决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不协调因素，以寻求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为内容，并且将这条主线贯穿于整个社会学发展历史。
社会学 历史
总体而言，1830年代到19世纪末叶普遍被视为西方社会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特点是：（一）与哲学关系密切；（二）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极大；（三）创立社会学的目的在于维护协调现存的社会关系。此时期以孔德和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为主要代表。孔德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整个社会和自然界是建立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社会秩序；社会变迁中旧的社会秩序被新的社会秩序所取代，成为社会进步。斯宾塞则把社会变迁论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遵循着同一条规律，具有人类社会等同有机生物的含义，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社会有机论。1874年，斯賓塞编写了历史上首本以社会学为名的书籍——《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社会学 历史
当时孔德和马克思双方均提出在欧洲实现工业化和世俗化之后，发展一种科学上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同时马克思又否定了以孔德为首的社会学实证主义。在孔德提出社会学构想的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他从经济学上分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度下，人的劳动本性异化的表现，提出了劳动的解放将标志着人性的复归和社会的人性化，从而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转入到在社会学上关于资本主义对人限定的地位的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产生，使社会学在本质上变成为批判的、革命的科学，与孔德强调秩序、均衡，目的在于维护和改良现存制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立。这也是马克思本人一直拒绝把自己的社会理论称为“社会学”的基本原因，直至二十世纪初列宁才明确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使之为早期社会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也认为，马克思可以被视为“真正的现代社会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