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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1962年，班禪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紅衛兵也把前「農奴」帶到批鬥大會現場，「揭發了」班禪農奴主「剝削人民的血淚劣跡」，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後，所有生產成果歸為共產黨幹部管制，導致西藏人民過著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體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則呼籲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意識型態鬥爭，抓緊馬克思主義打破宗教枷鎖西藏史學者茨仁夏加認為中共一時間不明白為甚麼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又認為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飢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據《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記述，民間的零星反抗很廣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以致民眾的反抗與中國历代相比的确要弱小得多）。茨仁夏加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均富理想是一場騙局，因為共黨所承諾經濟社會上的正義平等，早期確實吸引許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終中共剝奪了個人的土地與牲畜財產，實行公有化，同時摧毀舊有的經濟制度與私人財產、糧食生產，全權由共黨接管，導致週期性飢荒，連最窮的農奴都瞭解這是一場騙局。
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西藏文革兩大造反派成立，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開始對西藏進行階級清算與屠殺。1967年4月西藏的漢族紅衛兵已超過兩萬人，開始在市區進行巷戰，解放軍西藏軍區張國華將軍不敵攻勢，緊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共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鬥死。亦有文字記載文革期間有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
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有學者指出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間，西藏有六千座傳統寺院遭摧毀；中國學者李江琳認為當時藏族的人口減少近乎「種族滅絕」。亦有學者認為"種族屠殺"的指責是誇大的說法（見「統計與相關爭議」）。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學者鄭重言認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西藏興建大量被視為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當中包括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廠和化肥廠、挖不出煤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被指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土地改革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前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
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在怀仁堂事变中被逮捕，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9年8月，達賴喇嘛胞兄土登晉美諾布率領五人訪問團前往西藏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訪問，並與北京當局建立接觸。1980年又有兩次同性質的訪問。1981年，北京當局發現達賴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仍保有某種景仰，於是取消了第四次訪問:138。
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後表示：「搞得你們相當窮，底子差，交通困難，科學技術、文化水平較低」。9月，班禪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指出：「中國應尊重藏族的風俗習慣，不該把民族服飾當成黑衣黑飾來批」。隨後修復一部分寺廟，解除部份宗教禁令，並將布達拉宮和大昭寺、札什倫布寺、哲蚌寺、薩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動場所列為全國或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區委發出《在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的通知》，對1970年以來農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反動富農」給予平反。並退回部分「非法佔用的寺廟和宗教人士的財產」。7月，恩久·洛桑群培、頓吉·索朗多吉、詹東·計晉美獲得平反。
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據班禪喇嘛記述，在毛澤東死後，他本人對於北京當局的統治手法仍感到不滿：「中共要求果洛地區的藏族死者親屬在屍體坑上跳舞慶祝消滅叛匪」他亦表示最讓自己痛苦的是北京當局禁止藏人為一般已故的亡者超度，按當地的習俗是對先人的不敬或無情。許多藏族群眾見到班禪喇嘛在藏區視察總會流淚哀呼：「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勿使佛教滅亡」。
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從1980年至1983年，北京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宣稱撥款545萬元修復西藏各地寺廟，在1986年資助專款600多萬元以及黃金50407.6克維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到1989年完工，工程總耗資1000多萬元。1989年，北京政府做出了“保護大師法體﹐修建靈塔祀殿﹐尋訪轉世靈童”三項決定。第二年﹐中共撥出專款6406萬元﹐黃金614公斤，白銀275.022公斤，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禪靈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開工，於1993年修成並取名為“釋頌南捷”。大殿總建築面積1933平方米，高為35.255米﹐為鋼筋水泥櫃架結構﹐用花崗岩石砌成。靈塔面積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純度為99.01金皮包裹，遍鑲珠寶，共有珠寶6794個﹐寶石袋868個。另外，從60年代起先後撥款維修，於1984年至1988年，北京國家文物局從本單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個省文物單位抽調高級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共34名，協同西藏文物專家一起對布達拉宮進行勘察﹐形成了重建布達拉宮的總設計方案，於1989年，中共中央撥專款5300萬元進行搶險維修並在該年開始動工，於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和自治區政府先後撥出3.4億元，維修及修復了千餘座遭西藏文革摧毀的寺廟，以及拉薩大小清真寺﹑芒康的天主教堂和一批苯教寺廟，1982年至1996年間﹐北京國務院確定了哲蚌寺、桑耶寺等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藏独立运动 藏族人口分佈
中华民国時期藏族人口可分為三大部分：
現有的西藏東到昌都，西至阿里，南抵喜瑪拉雅山，北起那曲，也就是藏人所說的小藏區（內藏）。如果再加上青海省全境（安多），與四川、雲南、甘肅境內藏族自治州、自治縣在內的地區則稱為大藏區:272-273頁。
西藏噶厦官员、学者夏格巴·旺秋德丹估計照職業分，藏族人口48%從事牧業，32%從事農業與貿易，18%是男性僧人，2%是女性僧人。人口大城只有四個：拉薩、日喀則、昌都、江孜，藏族人口中約3%住在大城。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時，西藏自治區人口1,273,969人，西康省3,381,064人，青海甘肅省1,675,534人，共633萬人；中國藏族人口约277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藏族人口約385萬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時，中國藏族人口約628萬人，西藏自治區人口300萬人中有272萬藏人，四川有150萬藏人，青海人口563萬人中有137萬藏人。
西藏独立运动 流亡藏人組織
位於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最初设有6个大臣职务：内政大臣、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与文化事务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务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举行了首次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3月10日公布了西藏宪法，在西藏噶厦政府之下设立了内政委员会、宗教与文化事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财政部、情报部、卫生部、人事调配局和审计局。「全国代表大会」为立法机构，「最高法院」为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流亡期间，「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议会的职能。
西藏独立运动 流亡藏人組織
流亡初期印度政府提供了麥蘇爾作為西藏難民第一個安置定居點，約三千三百頃。1965年至1968年在歐洲國家與美國緊急援助、國際紅十字會的資金支助，為西藏難民在印度建立了更多的定居點。达兰萨拉政府在印度设立了各种文化机构，如西藏文献图书馆、西藏医疗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艺术剧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组织。流亡政府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但达赖喇嘛曾访问过泰国、日本、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包括美国、德国、英国和1980年代以前的苏联）與民间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也有海外西藏人的自愿捐款。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自2009年2月起，西藏境內已有120名不滿迫害的藏人以慘烈的連環自焚抗議事件抗議中共當局對西藏實施的“領土殖民化政策”，其中103人死亡，境外自1998年至今有7名藏人自焚，4人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雖然在西藏也推行「愛國教育」，但不滿迫害的自焚事件仍層出不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稱藏人是受西藏流亡政府唆使自焚，但這種說法遭到藏人益西多登的否認。
西藏独立运动 流亡藏人組織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解放軍不請自來，其內部對過去西藏是否存在農奴制度及其定義亦有所爭議（據報導，現今中國依然存在295萬的奴隸人口，僅次於印度的1420萬）
，認為西藏根本沒有宗教自由，而中共雖然宣稱對西藏「財政補貼」、「人才支援」，但「財政補貼」多受到中共腐化的官僚體系侵蝕
，「人才支援」則成為內地漢人大量移入西藏的理由（漢化政策）。西藏流亡政府亦認為，中共所興建的機場、公路多為戰略考量，或經濟利益（木材、黃金、礦物、石油、煤氣）的掠奪（根據中共官方說法：「储藏有大量原油的羌塘盆地延绵藏北100多公里。预计原油储藏量可能多达上亿吨。」 ，另外亦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1962年中印戰爭後往往是基於軍事目的而興建，核實驗基地也因此搬遷到西藏。中共雖然宣稱自1980年代啟動對西藏殘存寺廟的重建計畫，不過有部分西藏人宣稱，大部份的重建資金都來自虔誠藏人的奉獻。
西藏独立运动 傷亡與財產損失
人員傷亡與有形無形財產損失目前並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中共官方、西藏學者和流亡人士所提供的資料數據亦不盡相同，據西藏流亡人士提供的有關資料數據顯示數十年來有許多無辜西藏人民遭到監禁、處決、性侵、餓死，比例之高造成藏族長期抗暴、尋求獨立。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中共官方資料經歷幾次「調整」，或對外宣傳與內部資料不同調的情況，讓外界難以釐清真實的原貌。西藏於1961年至1964年與1968年至1973年發生兩次大飢荒。
在140多個藏區之中，不完全的統計數據：四川17縣沒收現金341萬元、黃金3,207兩、白銀20萬兩、銀元12.5萬、糧食160萬斤；青海天峻縣沒收綿羊12,695隻，山羊556隻，牛3,782頭，各種折價物資464,110元。甘南沒收9,433戶財產總計羊42.7萬隻、牛9萬頭、馬2.7萬，騾1千頭，黃金22.6公斤、白銀128公斤、銀元79.8萬枚。中共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清運完西藏「反動份子」充公的財產，與寺廟搜刮來的金銀寶物到北京。自1966年開始到1973年，大多數的西藏聖器、佛像、法器都被銷毀，金銀材質的不知去向，銅、錫或其他貴金屬則被送到金屬熔煉廠熔解。
西藏独立运动 傷亡與財產損失
1957年甘肅省藏族人口為255,947人，至1961年共減少81,366人，佔1957年藏族總人口31.8%，再加上四川、青海、雲南迪慶州藏族人口減損的不完整數據，光這四區的藏族人口至少減少25萬人。青海果洛、玉樹兩州自1957年到1961年，藏族人口至少減少11萬人。1982年青海省委統計1958年藏人遭監禁、錯殺致死人數為18,176人。
1074年創建，被世人譽為「第二個敦煌」的文化遺跡薩迦寺，除了南殿堂被中共用來養豬外，其他部份全數遭到摧毀。1409年由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創建的甘丹寺於1966年8月19日，被認定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開始拆寺工程，至1969年被完全摧毀。興建於雍正年間的惠遠寺，該寺特有的「色吉甲本」也在西藏文革時遭毀。哲蚌寺雖然後來重建，但西藏人依然習慣向原址的廢墟膜拜。中共將這些寺廟的建材拿來興建黨部或解放軍軍營。許多古老壁畫（如唐卡畫）則被漆上毛澤東像或紅衛兵標語。1683年建成的「噶丹松贊林寺」（迪慶州最大藏傳寺院）於1966年遭受中共攻擊，百年經書被焚，佛像、寺院被砸爛。
西藏独立运动 傷亡與財產損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所澳洲籍華裔人口學家嚴浩在《中國的藏族人口：迷思與事實的再檢驗》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統計落差來估計西藏「失蹤」人口數應該在768,000到152,000之間（包括7萬流亡人口）:138。
賈斯柏·貝克在《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研究中顯示「大躍進」期間青海省死亡人數約90萬，四川省可能達900萬，而西藏民族是受到饑荒影響最嚴重的族群:139。
1962年，班禪喇嘛（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在一份給周恩來的報告裡宣稱：「今日圖伯特人口明顯而大幅地減少了，許多人死於戰爭、監禁、饑饉」。1987年，班禪仁波切在一次演講中估計青海監獄之中藏族死亡人數約佔該地博巴人口總數百分之五（2萬至2萬8千），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完全無辜的。
西藏独立运动 傷亡與財產損失
1980年代初，興海縣為1958年「錯定性」的瑪積雪山、賽宗寺、汪什代海落實政策，679人獲得平反宣布無罪。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並形容西藏難民逃離故鄉的流亡過程相當危險，許多西藏人民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著嚴冬越過喜瑪拉雅山經歷幾個月的跋涉，部份逃亡團體抵達目的地時剩不到10%，有些人因凍傷截去四肢，有些遭受槍殺，有些婦女被中共士兵強姦後才獲得放行。
佛光大學教授謝劍認為，中共的無神論政策，使西藏境內廟宇遭摧毀僅餘八座，北京事後卻在殘存遺址設下「國務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立牌其行為「可笑」
1998年，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阿嘉·洛桑圖旦·久美嘉措流亡美國尋求庇護。
西藏独立运动 爭議
传统西藏史料视元朝为蒙古而视清朝为中国，将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亦称文殊皇帝）。例如1856年廓藏戰爭后签订的《藏尼条约》的序言中即写明藏人和尼泊尔人“按歷來所載，禮敬中國皇帝，如前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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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甘丹頗章政權聲稱清朝雍正帝和乾隆帝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又聲稱他們分別說過「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國之人」和「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並以此為理據否認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對西藏實行管治。然而雍正帝在其親自編纂的《大義覺迷錄》中表示：「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書中批駁華夷之辨思想，指出滿洲人就是中國人，不應有華夷之分，而乾隆帝則明令「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康熙時期被現代學者稱之為「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帝国的國際法文件。另外，條約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Daicing gurun）這個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Dulimbai gurun）的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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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商務印書館发行的《中国通览》一书的“中国的位置与称号”和“全国之面积及人口”节中明确表示“中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为世界一大帝国”、“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并将西藏视为中国域内的属部之一，称为“西藏属部”，与“蒙古属部”等并列。晚清官員、學者屠寄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的“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朝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同时表示当时整个亚洲的独立君主国只有中国、暹罗、波斯、日本等国（其它地区则为各列强的领地或保护国等），并称“夫以世界三分之一亚细亚大洲，其中能保独立之国体者，虽有中国日本暹罗波斯等，而实有独立精神者，日本之外惟一中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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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二講》認為，中國曾經兩次「完全亡國」，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然而在《民族主義第四講》認為：「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中國最強盛的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雅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國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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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辛大學藏學博士科恩·理查德（Kohn Richard）認為：「中國聲稱元朝征服西藏，而中國自然擁有西藏主權，這就好比德國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蘭，波蘭卻因此聲稱南斯拉夫為其所屬領土一般荒謬。」
王力雄認為「中國」（此处指南宋）和西藏都是蒙古征服的對象，蒙古至今還有自己的國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亞洲廣大區域，與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以此主張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是一種“阿Q”式的邏輯。他将元朝和清朝分开看待，认为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只能从18世纪的清朝算起，而不是13世纪的元朝时期。
哈佛大學漢學家及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個成就是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
西藏独立运动 爭議
「中國」一詞是在清代才首次擁有了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以及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稱。中國的第一部成文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採用「血統主義」來確立國籍法的原則：「獨采折衷主義中注重血脈系之辦法」，「凡左列人等不論是否生於中國地方均屬中國國籍︰①生而父為中國人者；②生於父死後而父死時為中國人者；③母為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當中的「血脈」包括中國各個民族如滿、漢、回、蒙等民族。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一开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有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佔東洋史全體之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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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嶺教授表示，中國在清朝以前被外國視為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的歷史觀，是中國一向是多民族國家，而從來不是帝國，稱中國周遭被征服與融合的民族為中國的少數民族，這意味著這些民族不可避免的命運是成為中國整體的一部分，而不能獨立建國，這與中國過去「外國應該臣服於天朝」的歷史觀相似。他認為在這種史觀下，《西藏百題問答》才提出基於「征服中國的蒙古人自認為中國人」以及「蒙古帝國是中華帝國」這些「站不住腳」的命題，主張西藏在元朝屬於中國（《西藏百題問答》的原文為「忽必烈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了自己的祖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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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指出有一些西方學者往往站在單一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歷史，出現“中國乃漢族國家”的論調。孫中山曾經主張中國的民族中，「外來的（指少數民族）」是四億人中的少數，認為四億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有相同的血統、文字，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後來又主張應該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徐明旭表示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不見於國際法上，指出“蒙古民族”與“中國”是兩個概念，根據國際公法，民族與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又引用比喻駁斥相關論調：「假如有人在美國聲稱：美國的愛爾蘭、猶太人等都不是美國人，只有盎格魯---撒克遜裔才是美國人，他一定會遇到麻煩，甚至被斥為種族主義者。中國像美國一樣，也是個多民族國家，有五十六個民族，為什麼漢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國人呢？」。
忽必烈先將八思巴封為國師、法王，1270年升級建立帝師制度，以藏傳佛教（而非漢地佛教）輔助元朝國政，並設置宣政院，從事藏學及蒙古學研究的台灣呂秋文博士認為這使得藏族地區納入了元朝的管轄之下，西藏在此時期納入了中國版圖。
西藏独立运动 爭議
《劍橋中國史》認為元朝中央集權的程度有限，設立宣政院並不意味西藏本地政府從屬於中央政府。宣政院與管理南宋領土的機構無隸屬關係，政治實權由薩迦派喇嘛掌握，例如宣政院任命的管理西藏事务的萨迦本钦與八思巴親戚發生糾紛時，元朝就派軍處決了本钦。
艾略特·史伯嶺教授表示，西藏是對蒙古帝國稱臣，多數時間由元朝管轄，他認為最重要的證據是明修官方的《元史》並沒有把西藏列入元朝疆域，認為中國學者找不出「西藏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的證據，因為中國出版物對於哪一事件使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存在不同說法，而元朝史書中從來沒有這些說法。
呂秋文教授亦指出，在整個元朝期間，西藏還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而中國的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雲認為：西藏儘管常在歷史上是與中原王朝平行存在的「國」，但也僅能視為是「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地方民族政權而已。學者李毓澍表示，雖然名義上西藏歸帝師領宣政院直接管轄，但實際上這十三萬戶上有三個元帥府，受被封為鎮西王的奧魯赤控制﹐西藏是奧魯赤的采邑，所有賦稅、徭役由鎮西王支配，王府的命令在西藏最有權威，所以元朝西藏並沒有八思巴的政教合一。
西藏独立运动 爭議
支持西藏獨立的法國記者董尼德認為「國際法學委員會經過深入的調查，發表正式的報告認為中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犯了種族屠殺的罪行」。國際法律家委員會在第二份針對西藏的報告指出：「委員會認為，在西藏實施了宗教滅絕，企圖摧毀藏人的宗教團體。⋯⋯沒有充足證據證明藏人在種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滅絕」。
阿沛·晉美表示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西藏土地资源供养三、四百万人有困难（1988年西藏的藏族人口已超過2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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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表示對西藏流亡政府宣稱的一百二十萬死亡人數數字有保留，認為受害者在整個藏區大概有三、四十萬人。佛光大學教授謝劍以中國官方人口統計落差來統計西藏和全中國大陸的藏族人口變動，推算出1953年至1964年期間人口不增反減（他認為西藏人口因長期由於宗教原因而於兩百年間內都沒有明顯增長，甚至下降），西藏自治區從1,273,969降至1,251,225，而在全中國大陸為從2,775,622下降至2,504,628，並在1964年開始穩定增長。在其研究中，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在1982年至1990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全中國，認為達賴在1990年向外界宣傳「藏人正在走向滅絕」和西方媒體用誅族（種族屠殺）這類用詞指責中共「畢竟是誇大了」。藏學家艾略特·史伯嶺教授表示，死亡人數只有在中國開放檔案之後才能確定，但從發現的亂葬坑、人口普查顯示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不同來源的證據來判斷，1950-1975年間無疑有大量藏人死亡，大屠殺的事实應該毋庸置疑，但是比較客觀的人士不相信一百二十萬人死亡的數字（數據來源很可能是在1979年從達蘭薩拉到西藏訪問的藏人代表團），並指出實際數目可能要少得多。
西藏独立运动 爭議
唐家衛等學者指出1959年拉薩暴動時解放軍「打死叛軍545人，打傷和俘虜叛軍4800餘人。解放軍死63人，傷210人」，與「解放軍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一說有所出入。
中國異議人士與歐美人權機構指責中國政府進行未經捐贈者同意，或來源不符合國際倫理規範的器官移植買賣。許多政治犯、宗教犯、異議人士，包含1997年至2008年間發生的少數民族動亂下的西藏人與維族人，未經公正審判就被送入勞改集中營或監獄，一部份永遠失蹤，以2000年至2008年為活體器官摘取的高發期，官方行刑單位甚至涉及商業化器官買賣的服務。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強調，因為中國沒有公民願意捐獻遺體，所以死刑犯才會成為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約佔90%），且處以極刑的都是罪證確鑿的刑事犯，事先也有取得本人或家屬的捐贈同意書。
藏學家和人類學家戈德斯坦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經常誇張失實地指控中國種族屠殺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
西藏独立运动 爭議
華人學者徐明旭對西藏流亡政府聲稱的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提出質疑：「如果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也就是消滅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麼西藏人口從剩下的一百八十萬增加到六百萬，竟在共產黨統治下增長了二點六倍！這從醫學上、生理上說，是驚人的奇蹟。對此奇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後，對剩下的藏人予極其優厚的醫藥條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會相信這一解釋；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種解釋：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是個‘彌天大謊’。」，他又引用了美國歷史學家、藏學家譚·戈倫夫的話：「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謝劍又對達賴喇嘛的七百五十萬漢人移民西藏說作出質疑，認為從漢人體質及西藏現有的交通體系來說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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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律家委員會發表的針對西藏狀況的第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當地犯了種族屠殺（在第二份報告裡將「種族屠殺」改為「文化滅絕」）。藏學家譚·戈倫夫認為，這是個冷戰機構，專門收集共產主義國家侵犯人權、制度性不公的記錄，以進行反共宣傳。由於中國拒絕批准，該機構並沒有進入西藏了解實際情況，更加沒有像在1950年代西藏訪問過的70多名西方記者進行調查，並且指出該委員會僅僅聽取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辭，而流亡藏人往往因為受過心靈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需要而渴望得到同情，以及害怕被遣返而誇大其辭，同時指出委員會將一些荒謬的一面之詞作為可靠證據，例如當時從流亡藏人口中得出的「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農奴制」說、「幾乎所有窮人至少有五至六頭牛和三十隻羊」說和「絕育手術」說。他指出這些暴動並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而是由部族的首領和富有的商人發動領導。同時指出，這些人就算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援助，也一定受到了他們的鼓勵。澳洲國立大學的約翰·鲍尔斯（John Powers）教授批評譚·戈倫夫的著作，指出他不懂藏文（約翰·鲍尔斯本人通藏語），對於西藏只採信負面的說法。外界對他著作的價值看法兩極。:20-21西藏作家嘉央诺布專文駁斥其書，:165認為他是為中共宣傳的「走狗」。另外，約翰·鲍尔斯亦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兩方的論點各有矛盾之處:x-xii。
藏族女作家唯色的丈夫王力雄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西藏當地藏族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西藏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並認為中共雖撥款給西藏，但多用於「表面建設」、「排场心理」或「用在地方官員享受」，北京為發展西藏現代化提供的無償撥款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無關，如西藏體育館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擺在大街上讓人們看」，而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的西藏大廈就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能够享受。同時指出西藏上下各級的“現代化”項目所提供的就業機會，絕大部分都是被由藏人為主體的“穩定集團”的“子女”們和“有關係”的人獲得，普通老百姓幾乎從無沾光的機會。唯色認為：「很難相信許多地方仍處在地獄的專制政權，能將西藏帶進人間天堂。我們承認傳統西藏社會制度有許多問題，但那已經是上個世紀過去了，今日中國竟然存在大量奴隸主與奴隸，所做所為比過去西藏奴隸制還要醜惡黑暗萬倍，他們又有什麼理由妖魔化西藏的過去呢？豈不可笑！」。唯色並認為藏人遭受差別待遇，無法自由進出西藏（需進藏許可證明），漢人則不需這類證明文件。
作家王力雄說：「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同時除了在誇大死亡人數方面，也指出达赖喇嘛和西方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誇張與離譜之處，包括「強迫西藏和尚與尼姑當眾性交」、「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小孩被驅迫為奴工」、「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藏人死於中共迫害的人數為一百二十萬」、「在西藏自治區漢人已多於藏人」等說法。另外他認為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但這個說法受到質疑。王力雄指出：「中國執政者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事情發生時中國官員總先把責任推乾淨，同時又要利用這類事件為自己擴權找理由與根據。在西藏自焚案中強調是境外勢力操縱與策劃的，因此我們強化鎮壓與維穩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中央撥更多經費，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形成了『吃反分裂的飯，升反分裂的官，發反分裂的財』這種官僚集團邏輯。」
藏學家次仁夏加教授反駁王力雄，說不應將藏人參與文革賦予特別意義，因為文革時不參與革命就是反革命，群眾沒有不參與的自由。王力雄指出：「當時“積極分子”（指監視和密告者）數量很多，無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躍。那些“積極分子”恰恰都是藏人，當我問道為什麼西藏宗教能被禁絕得那麼徹底，如果絕大多數藏人都嚮往宗教的話，難道不是可以私下里進行宗教活動嗎？在廣闊的農村和牧場，在黑夜和黎明，漢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們的手也伸不了那麼長。回答我的藏人說：『那怎麼能行，家家都有年輕人，都是紅衛兵，他們看著呢，搞不成。』那些監視著他們父輩的年輕紅衛兵是什麼人呢？他們不是漢人。一個藏人回答我的『為什麼藏人會砸寺廟』的問題時激憤地說：『不砸還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說當時藏人砸寺廟是否都是出於被迫，即使承認這一點，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麼人呢？不錯，有漢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數量上更多）是藏人。」。據班禪的《七萬言書》記載，漢族及藏族幹部聯手對佛像、佛經、佛塔等文物進行大規模燒毀及破壞。
香港資深大律師夏博義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發表研究論文《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認為根據國際法觀點，西藏擁有住民自決的權利，包括自決獨立。
美國國會對中國政府改善西藏的民生、對西藏的建設和發展以及為西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說法表示承認，但同時認為中国政府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亦認為中共大量移民到西藏，影响到西藏人的生存。徐明旭對「中國政府在西藏的現代化建設毁灭了西藏文化」一說作出反駁：「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美國讓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與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是不是也在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侵犯他們的人權﹖」。
藏學家Elliot Sperling指出，中國政府在某程度上確實在適應西藏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又指出不容忽視遍布在西藏高原的西藏文化活動。藏学家罗伯·巴聂特和德國綠黨領袖Antje Vollmer也承認「文化滅絕」的指控並不正確。美國記者Erik Eckholm也指出，除了在城市生活的少數藏人以外，絕大多數的西藏價值觀以及風格都沒有改變，他們依然保留著明顯的「西藏特徵」。
西藏独立运动 外界立場與影響
西藏在清朝之前，自己擁有一千六百年以上的歷史（吐蕃王朝），西藏佛教自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法王由漢族、印度、尼泊爾引入西藏，經歷一千三百年的融合，成為藏民的精神支柱。西藏擁有屬於自身的文化、語言、文字、習俗，其藝術、舞蹈、音樂、曆法、文學、醫學也自成一個體系。清朝時期乾隆皇帝以「信黃教所以順人情，安國俗也」政策，認可了藏傳佛教僧侶享有過去已享有的「各種特權」，每年還額外「加賞青稞三百石」，使得相關寺院及其貴族擁有大量的田地、牧場、山林、牲畜，這種情況延續了217年。國民政府自1934年黃慕松入藏後開始重視「佈施」並逐年增加經費，延續中國歷代慣例。直到中共施行「土地改革（北京稱為西藏民主改革）」與「大躍進」才被迫中斷。中共所沒收的有形財產，據不完全統計1966年度估計約在200億美元左右。在北京眼中西藏只是一個長期停留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黑暗、野蠻族群，因此中共若要真正解放西藏就必須「徹底改造」，經由勞動改造與強迫僧侶還俗、娶妻，公開焚毀佛教經典等行為來減少宗教迷信，禁止具有西藏民族風格藝文活動來「避免不利於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強化政治教育思想改造。這些政策在近幾年則有改變。北京當局認為：「1949年以前西藏問題是英國帝國主義所造成，而後是由美國帝國主義所製造。中共並認為達賴喇嘛會逃亡，完全是英、美帝國主義從中煽動所導致」。
西藏独立运动 外界立場與影響
英國於19世紀後期曾從英屬印度派兵入藏要求貿易，1943年，時任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向時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發送一篇政策聲明，內容指出：
在十七條協議後，英國雖認為印度對於西藏的綏靖政策會助長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對緬甸、不丹、尼泊爾、錫金的「訛詐」，但仍支持印度對西藏的態度。
沙皇俄國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中共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中表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與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政後強調包含藏族在內的全中國少數民族，均有自主獨立建國的「分離權」。
國民政府認為二戰結束後因蘇聯阻止國軍登陸旅順、大連，中共及其同路人在中國境內各地挑撥學生進行反政府示威，鼓動學潮，外蒙古也在蘇聯指使下兵侵新疆發動「北塔山事件」，各地事件令國民政府難以應付，自然讓西藏輕視中央（熱振事件），助長獨立意識。
西藏独立运动 外界立場與影響
蘇聯早期認為西藏的赤化正代表著「美國、英國帝國主義的失敗」，形容中共為西藏的「解放者」。19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開始破裂，蘇聯開始指責北京當局「大漢沙文主義」、「違反馬列主義有關少數民族權力的原則」，隨後幾年更批評「北京屠殺藏族」、「西藏有自決權爭取成為一個獨立種族單位」
在1950年6月，韓戰爆發，西藏噶廈請求美國提供援助，有學者認為美國在當時表示不願提供軍事裝備或資金援助，直到1962年在印度配合下，美國中央情報局才對西藏反抗軍提供了一定的協助，直至1971年停止。
西藏独立运动 外界立場與影響
亦有學者認為，在1958年，總共約有三百多名藏人在美國接受訓練，訓練項目包括破壞、布雷、間諜攝影及摩斯密碼。195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從其設在泰國的秘密基地空投武器、軍火及受過美國訓練的藏人到西藏，從1957到1960年間，共進行四十次空投任務，空投了四百噸物質、器材，但幾乎都被中共抓到。1960年，美國政府下令停止進入共產國家的領空，於是轉而從不丹和尼泊爾的數萬流亡藏人中招募藏人，接受美方訓練，再前往西藏進行遊擊戰，為中共帶來一定程度的損傷。亦說法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955年捲入西藏戰爭，對西藏人員的訓練直到1964年才停止，60年代末期停止大部份的援助，1971年全面停止武器與經費的供應，然而，美國供應的資源從未達到足以影響西藏政局的地步。華府的目的是希望西藏能提供有用的情報資訊，美國不願中共獲勝，也不幫助西藏獨立。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後，印度總理尼赫魯曾呼籲美國不要公開指責中共在西藏的行為，同時主張幫助西藏爭取更多自治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印度企圖繼承英國在藏的侵略權益」，指責「印度與其他擴張主義勢力企圖干涉中國內政」。1959年4月5日，中國人民日報警告印度「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隨後中印邊境發生衝突。1962年10月22日，中共對印度邊境發動軍事報復。達賴喇嘛到日本訪問時中國官媒新華社痛批：「日本反動政府拉攏印度反動派的反華工具達賴喇嘛訪日，從事罪惡活動，是嚴重的挑釁行為」。印度政府公开为藏人流亡集团提供支持，同时利用达赖喇嘛多次访问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来与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抗，但印度政府也非常了解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明确的承认西藏属于中国。
西藏独立运动 发展与影响
1959年3月26日，蔣中正在獲悉西藏事件後發表「告西藏同胞書」：「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我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在摧毀中共政權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隨後在1959年3月2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共。聯合國也分別於1959年、1961年、1965年通過三項決議案，譴責中國侵害西藏基本人權、壓制西藏民族特性、剝奪西藏人民自決權。
1959年4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理查德·凯西在南韓訪問時表明應該在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英國外交部則表示反對，擔憂西藏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會創下先例，進而影響到下轄的殖民地；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也表明反對，認為這個議題屬於中國內政，擔憂西藏問題會讓其他共產國家藉機提起聯合國中共代表權的問題。
西藏独立运动 发展与影响
1959年4月9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記者會上簡短表達立場：「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國本身的安全，我們也願意繼續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我們也強烈關注西藏的發展」。尼赫魯原本對藏族的遭遇表示同情，又不想得罪中共讓達賴喇嘛與其他國家有所接觸；直到5月16日，中共駐德里大使語帶威脅警告印度：「你們不能同時擁有兩條戰線吧？（同時與中华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為敵）」尼赫魯被此激怒，6月20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獲准舉行記者會。
1959年10月，國際共產集團與西方左派律師召開「民主律師國際協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包含中共代表一致認為，西藏在1913年至1950年遭受英國帝國主義陰謀侵略，因此西藏在此期間是「無主權的區域」（共產國際執委於1933年指出「英國帝國主義奪取中國東南各省、西藏和西川」）。
1960年，4月在新德里所召開的「非亞會議」通過了支持西藏的宣言。
西藏独立运动 发展与影响
1960年至1965年的冷戰高峰，聯合國大會上非共產國家代表均以西藏在1951年以前具有獨立地位，譴責外來勢力「侵略西藏」或「軍事入侵西藏」，並譴責以軍事力量強加的十七條協議。中蘇交惡又爆發邊境衝突後，蘇聯與東歐各國則在1970年代末期逐漸放棄支持中國，改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
英國曼徹斯衛報1975年6月6日曾專題報導「赤色世界屋脊」，寫到1967年拉薩東南方尼艾莫共軍崗哨遭西藏人襲擊後，引發了雙方為期數個月的戰鬥。
1978年7月19日，莫斯科文學報撰文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並指責毛澤東是有預謀的故意挑起中藏衝突，來作為屠殺西藏人民的藉口。
1979年起，聯合國蘇俄代表開始以「侵略行動」形容中共自1950年以來與西藏間的衝突。蘇俄東方研究所也開始研究中共是如何摧毀西藏民族、文化與宗教。1980年4月30日，蘇俄宗教事務委員會斯契爾巴科夫（L.V. Scherbakov）在印度馬特拉斯進一步表明：「蘇聯將協助任何爭取獨立的國家」，但西藏流亡人士已注意到蘇聯動向（入侵阿富汗、援助中東內戰），因此對蘇聯願意軍援其建國表示婉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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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许多国际场合发表演说，包含美国国会，澳洲国会，在法国举行的欧洲议会等等，1987年-1988年，達賴喇嘛提出《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建議》等和平解決訴求，因而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近年诉求藏区的自治，1997年2月13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接受台灣自由時報專訪時表示，他並不主張西藏獨立，而是更傾向於「邦聯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攜手下的真正自治，某種形式上鬆散的邦聯，台灣也可以加入。达赖喇嘛在过去四十年来获得大部分西方政府组织的支持，同时也带动了数百个支持西藏獨立的团体与组织。對於達賴喇嘛在數個國家（包括蒙古国）獲得人權、人道、和平獎，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這是西方反華勢力介入中國內政。
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跟达赖喇嘛的說法有所差別，在與接受董尼德的訪問時表示：「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可仕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我們是為世代著想，為著後代子孫著想。自治將是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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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西歐聯盟（U.E.O）譴責中國的西藏政策，表示：「中國人佔領西藏已有多年，並且剝奪西藏人享受人權的權利」。1995年3月8日，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通過了有關西藏與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的決議。1992年2月，立陶宛通過決議承認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保證在國際上支持西藏民族合理的願望。
1992年12月15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對西藏環境的破壞以及經濟的開採，立即停止鼓勵漢人大量移民西藏的政策，中國政府應立即與西藏流亡政府重新會談，並在會談中討論真正的民族自決問題。」
1997年4月17日時任駐華大使尚慕杰在訪問拉薩時說，美國政府從孫中山的年代就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1998年7月27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北京出席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认此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
1998年8月，意大利議會代表團訪問西藏，指出藏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並且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對此作出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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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人權報告（1997），報告內容指出：「中國中央政府和中國的其他省份大量補貼以助發展西藏經濟，其補貼資助在1989-1996年間保持10.5％的年增長。西藏的預算收入超過90％為外來。西藏也從各種各樣的良好的經濟和稅收政策中得益……總體而言，政府的發展政策都有助於提高很多藏人的經濟和生活水平。」但同時認為中央政府破壞了西藏獨特的文化、宗教和語言遺產。
2000年2月4日，曾受到中共認證「心向祖國」的伍金赤列多吉（噶舉派第十七世噶瑪巴，又稱大寶法王），秘密逃到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並表示全世界的西藏民族都希望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返回家鄉。
中國流亡異議人士項小吉認為：「不尊重人權是中國的普遍現象，中共不僅迫害西藏，也迫害中國人，可能文化與民族上的差異，讓西藏對於這類迫害更加敏感」。中國流亡人士與西藏流亡者共同成立「漢藏協會」。還學文表示：「做為一個中國人有時感到很羞愧，共產黨做的事不是我們的錯。」。
2001年11月12日，英國與義大利決定授予西藏政治犯阿旺桑卓名譽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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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0日，歐洲1800個政府機關響應德國組織（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 簡稱TID）發起的「亮出旗幟」活動，在門前懸掛西藏國旗。
2004年4月，美國時代雜誌将達賴喇嘛列入“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2005年1月，美國非政府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獲得荷蘭「格武贊獎章」。
2013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許多會員在中國的國別人權審查報告聽證會上，對中國逮捕異議人士、在監獄中使用酷刑與執行死刑表示關切。幾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學生在會場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樓外懸掛標語“中國沒有人權－聯合國為西藏站出來”。中國政府的白皮書則表示「國家對少數民族繼續實施傾斜性政策，少數民族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項權利。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步伐加快，人權保障事業全方位推進」。
下列为部分社团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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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70年10月在达蘭萨拉成立的藏独组织，分會遍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成员超過三万人，是藏独激进派的主要力量。有人质疑他们策划并组织了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暴动，和在伦敦、巴黎和洛杉矶藏人攻击奥运圣火的事件，声称该组织主张使用任何方式，包括恐怖主义方式，实现西藏独立。
藏青会否认这种指控，称自己这一代人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斗争方式。至于下一代人的斗争方式则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决定，取决于共产党政府未来如何对待西藏人民。达赖喇嘛自称，他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藏青会的行动。
为设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组织，于1995年成立。
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组织。
于1994年成立于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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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在西藏的“稳定集团”（“国有单位”）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以致當今西藏問題上出現「亂則生利」的奇特現象：「拉薩1989年大規模騷亂，導致了軍事戒嚴，但是當年北京對西藏的財政補貼就猛增20%，超出原本許諾每年遞增10% 的一倍，第二年撥給西藏的基建投資竟一下增加了84%，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內蒙古的官員背後抱怨北京欺軟怕硬」。亦指出西藏目前的狀態為：社會在任何方面的不滿，幾乎都會轉變為政治上的不滿，隨之就會喊出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而西藏的“稳定集团”往往利用政局的不穩定向北京取得巨额拨款、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
“穩定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以漢人為主體，由於近二十年漢人紛紛調回中國內地，藏人官員掌握實權，新被納入“穩定集團”的名額也主要給了他們的親友，因此“穩定集團”已經越來越多地變成以藏人為主。 於1994年，西藏國有單位幹部職工總數中，藏人所佔比例已經從不足一半上升為67.8%。
中華民國官方早期維持反共立場，同時以金錢收買藏人來提防西藏暗中獨立，一度讓流亡政府深惡痛絕。流亡議會曾決議禁止喇嘛來台灣傳教。1969年，台灣延攬了幾位流亡政府官員成立「噶倫辦事處」，使得台灣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係絕裂。
1985年，達賴喇嘛在美國提出與台灣往來的基本主張。
1994年5月，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張駿逸在印度班加羅爾與四水六崗衛藏志願軍簽訂協議，引起西藏流亡政府與議會的強烈譴責，認為民間組織無權簽署類似文件，四水六崗衛藏志願軍因此分裂為兩派。流亡政府內親中華民國的嘉樂頓珠隨即去職:297-298頁。
1995年起，台灣海外學生社團與國際聲援西藏社團結盟。這是因為台灣獨立運動的影響，使得原先惡劣不相往來的關係改善。
達賴喇嘛1997年訪問台灣，與總統李登輝會面後，過去的誤會都煙消雲散，對藏人來說，台灣是虔誠的佛教國家，更是他們最喜歡的漢人之一。
1997年2月，中華民國立委林哲夫與来自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人士合作成立迪門（Timet）的組織，希望獨立運動能彼此串聯起來。
達賴喇嘛於2001年及2009年曾訪問台灣。
2016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組成台灣國會西藏連線，國民黨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民進黨立委蕭美琴、尤美女、段宜康等30幾位立法委員都加入。由時代力量立法委員林昶佐擔任會長。林昶佐說，「希望透過這個組織，把臺灣國會聲援西藏的力量串聯在一起」。藏人行政中央駐台代表達瓦才仁表示，台灣與國際的連結應該要發揮自己這樣的優勢；西藏問題不只是統獨，也包含原住民族、殖民或反殖民、環保等，西藏問題是人類面臨問題的混合型，都和人類息息相關。
加拿大廣播公司
加拿大廣播公司（英語： / 法語：）是加拿大的一家公共廣播機構，其對外使用的品牌名為“”。加拿大廣播公司是一家作為國家公共廣播機構的官方法人企業，其英語業務部門和法語業務部門分別被簡稱為“”和“”，提供電視和廣播服務。加拿大廣播公司由政府投資，在與政府保持距離的情況下獨立運作，但最終透過加拿大文化遺產部長向議會負責其運作模式。
加拿大廣播公司
加拿大廣播公司成立於1936年11月2日；儘管加拿大一些地方廣播公司要早於加拿大廣播公司成立，但它依然是加拿大目前成立時間最早且運營持續時間最長的廣播聯播網。加拿大廣播公司目前經營著四個無線廣播網：以英語廣播的CBC廣播一台和CBC音樂廣播，以及用法語廣播的ICI加拿大廣播第一台和ICI音樂廣播。而其國際廣播服務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曾經以短波廣播，但自2012年開始只在互聯網上提供播客形式的服務。加拿大廣播公司還運營著兩個地面電視聯播網：提供英語服務的CBC電視網和提供法語服務的ICI加拿大廣播電視網；並且它還擁有一些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頻道：CBC新聞聯播網、ICI資訊電視網、ICI探索頻道、紀錄頻道和ICI藝術電視。同時它還以CBC北方和加拿大廣播北方的名義為加拿大北極地區提供服務。加拿大廣播公司現在也運營著一些數字媒體服務，例如CBC.ca / ICI.Radio-Canada.ca、CBC廣播三台、CBC音樂網 / ICI音樂網和在線點播電視平台ICI你電視。
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其國內廣播服務上提供包括英語、法語及8種原住民語言在內的10種語言節目，同時也在其基於互聯網的國際廣播服務上提供5種語言節目。然而，由於2010年代初期的預算削減，該機構透過無線電波提供的服務有所減少，其中包括停播了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的短波廣播以及透過聯播網所擁有的轉播站向所有社區提供的地面電視廣播，這甚至包括一些原本不在加拿大地面數字電視轉型的社區。
加拿大廣播公司的聯邦資金由其電視廣播上的商業廣告收入所補充。 電台服務從成立之初到1974年都播放商業廣告，但此後其主要廣播網絡一直沒有廣告。2013年，它的次要電台聯播網CBC音樂廣播和ICI音樂廣播引入了有限的廣告，每小時播放最多四分鐘，但這項舉措在2016年停止了。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1929年，由約翰·艾爾德擔任主席的皇家無線廣播委員會提議在加拿大境內建立一家全國性的公共廣播電台聯播網。而促使此提案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無線廣播網開始擴展到加拿大，這導致美國的影響力在加拿大與日俱增。而與此同時，加拿大國家鐵路也正在建立一個廣播網——CNR電台；其目的在於為自己的乘客提供娛樂以使得自己的服務比競爭對手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更具優勢。加拿大無線電聯盟的格雷厄姆·斯普賴和艾倫·普朗特則積極向加拿大人民遊說建立公共廣播的計劃。最終，時任加拿大總理的理查德·貝內特在其任期內成立了加拿大廣播公司的前身機構加拿大無線廣播委員會。
加拿大無線廣播委員會接管了加拿大國家鐵路的CNR電台，當時的CNR電台已經覆蓋加拿大的東部與中部地區，主要為加拿大國家鐵路的乘客提供廣播節目。1936年11月2日，加拿大無線廣播委員會改名為加拿大廣播公司。雖然加拿大無線廣播委員會是一家國有企業，但它是一家效仿英國廣播公司的皇家公司並於1927年從私營公司改制為法定公司。倫納德·布羅金頓當選加拿大廣播公司首任主席。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加拿大廣播公司引領了加拿大所有廣播領域內的創新。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加拿大廣播公司直至1958年不僅是一家廣播機構，同時還是加拿大廣播行業的主要監管機構。它利用這種雙重身份而獲得了加拿大境內的大部分清晰頻道許可證。1936年12月，加拿大廣播公司開始組建獨立的法語電台聯播網。1946年，加拿大廣播公司將調頻廣播技術引入加拿大，但它直至1960年才推出獨立的調頻廣播服務。
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電視廣播服務於1952年9月6日啟動，它的第一個電視台站CBFT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開播；兩天後，另一個電視台站CBLT在安大略省的多倫多開播。加拿大廣播公司第一個私營附屬台CKSO位於安大略省的大薩德伯里，它於1953年10月開播。按照當時的規定，所有私營台站都必須附屬於加拿大廣播公司；這些規定直到CTV電視網在1960年至1961年期間開播而放寬。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1944年至1962年期間，加拿大廣播公司將其英語電台聯播網分為泛加拿大聯播網和自治領聯播網兩個服務。自治領聯播網會播出美國的廣播節目並於1962年解散，而泛加拿大聯播網則改名為CBC電台（）。而到了1960年代後期，CBC電台又改名為CBC廣播一台，而CBC立體聲廣播（）則改名為CBC廣播二台（）；CBC廣播二台在2007年對其名稱做了小調整，修改為CBC廣播2台。
1958年7月1日，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電視信號實現了對加拿大全境的覆蓋。而加拿大廣播公司也在1963年推出了加拿大首部彩色電視節目《森林輕騎兵》。1966年7月1日，加拿大廣播公司開始廣播彩色電視信號；1974年，加拿大廣播公司實現了全彩電視信號廣播。1978年，加拿大廣播公司成為世界上首家採用人造衛星提供電視服務的廣播機構，從而使其電視信號實現將加拿大“從東至西並到北”式的連接起來。
加拿大廣播公司的使命是提升“國家道德經濟”。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從1967年開始直至1970年代中期，加拿大廣播公司面向加拿大北部的偏遠社區提供一個名為“邊境覆蓋套餐（）”的有限電視服務。低功率電視發射台每天向所在社區廣播四小時黑白電視節目的精選錄影。這些節目錄影通常是在卡爾加里錄製，然後通過發射機將節目傳送至一個社區進行廣播並再轉送到另一個社區；這在電視辛迪加組織內部被稱為“輪播模式（）”。傳送的延誤時間從到大型聚居區的一周到小型社區的一個月不等。
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北部偏遠地區設立的第一批廣播台站於1961年分別在西北地區的黃刀鎮、曼尼托巴省的林恩湖鎮和魁北克省的哈弗爾—聖皮埃爾建立。1968年11月，另一個廣播台站在育空地區的白馬市開始運營。在接下來的1969年到1972年期間，加拿大廣播公司又在這些區域設立了一些廣播台站。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1973年，大部分廣播台站進行了重新配置以便能夠接收由阿尼卡衛星所轉播的加拿大廣播公司彩色電視節目信號，同時與加拿大其他地區實現同步直播。一些為大型聚居區提供信號轉播的電視台站在1973年2月5日便實現了彩色電視信號的轉播，而其餘廣播台站也在當年春季到來之前實現了彩色信號轉換。面向大西洋時區廣播的電視信號源來自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後來變更為紐芬蘭与拉布拉多省的聖約翰斯）；而面向太平洋時區廣播的電視信號源則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即便居住在加拿大的其他時區，能夠接收到電視信號也基本來自上述兩個信號源。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編排主要是針對大西洋時區，其他時區則都會有一個核心電視台站將錄製好的節目信號延遲一到三小時播出；而太平洋時區的電視節目則會重新編排。加拿大境內北部地區的電視台站主要是接收上述兩個信號源之一，而西北地區的西部台站則是接收太平洋時區信號源。而加拿大一些省份北部地區的廣播站則是通過微波與本省的加拿大廣播公司中心台站連接並直接轉播該信號源。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這些北部邊境地區的廣播台站有部分並未使用標準的加拿大廣播公司所屬台站的標準呼號，例如白馬市的CFWH電視台、黃刀鎮的CFYK數字電視台、弗羅比舍灣的CFFB電視台和因紐維克的CHAK電視台；而另外一些電視台站則會使用標準的CB_T格式呼號但通常會使用五個字母。北部地區的上行鏈路以前通常是使用從南部地區調來的臨時設備，但後來在黃刀鎮建立了第一個地面站上行鏈路，隨後白馬市和伊魁特也建立了地面站上行鏈路。
首個由北部邊境地區製作的電視節目是來自黃刀鎮的月度新聞雜誌節目——《我們的方式（）》。而到了1995年，北部邊境地區則發展到製作工作日播出的半小時新聞廣播節目；當時主要的新聞廣播節目有《北方節奏（）》和《峽灣（）》。而在此之前，北部邊境地區只會偶爾上傳一些臨時節目，例如有關加拿大各地區的選舉報道。育空地區首次進行此類報道是在1985年，但由於當時加拿大廣播公司正在進行國家冰球聯盟史丹利盃季後賽的轉播工作，這導致了報道設備不足而不得不向加拿大環球電視網位於愛德蒙頓的CITV電視台租用相關設備前往白馬市。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加拿大廣播電視及通訊委員會曾下令要求加拿大境內28個“強制市場（）”的全功率無線類比電視發射站在2011年8月31日之前停止傳輸。廣播公司可以選擇將這些類比電視發射站轉換為數字電視發射站後繼續服務該市場，也可以選擇關閉無線電視服務。不過，有線電視、IPTV及衛星電視則不受此數字電視轉換截止日的影響。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雖然加拿大其他廣播公司在2011年8月31日截止日之前完成了絕大部分類比電視發射機的數字信號轉換工作，但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進度卻僅僅過半。其中加拿大廣播公司的英語電視服務完成了15個強制市場的轉換，而法語電視服務則完成了14個。由於公司財務報告中所說的財政困難，加拿大廣播公司公佈了一項計劃，即在截止日到來時，28個強制市場中通過轉播發射機接收電視服務的社區將被關閉無線電視信號。而根據當時的估計，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強制市場的英語電視服務和法語電視服務共計有48個發射機，而其中有23個為轉播發射機。當時失去加拿大廣播公司英語電視服務和法語電視服務無線信號的強制市場包括安大略省的倫敦市（市區人口約45.7萬人）和薩斯喀徹溫省的薩克屯（市區人口約25.7萬人）。加拿大廣播公司在這兩個地區市場的發射機是其旗下所有強制市場中唯二沒有轉換為數字信號的。
加拿大廣播公司 歷史沿革
在2012年4月4日宣佈一攬子計劃後，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同年7月31日直接關閉了其旗下所有的620個類比電視發射機。這使得加拿大廣播公司的發射機總數銳減到僅有27個。而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自己的報道，這些舉措使得其成本每年減少1,000萬加元。不過加拿大廣播公司也沒有計劃在僅有的數字電視發射機中通過子頻道來傳輸無線電視信號。事實上，在加拿大廣播電視及通訊委員會要求關閉所有類比電視發射機的建議裡，加拿大廣播公司就明確反對使用子頻道，理由則是成本因素。加拿大廣播公司還宣稱，由於加拿大境內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服務已經非常普及，事實上僅有1.7%的加拿大人無法收看加拿大廣播公司的英語及法語電視節目。在某些地區（特別是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長期以來就是當地人們接收電視節目的必備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