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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古堡 現存設施
荷蘭人曾在熱蘭遮城內開鑿數口水井以作為人員軍需的水源。根據文獻記載，熱蘭遮城曾設有北井、南井與西井，其北側也有兩口已填平或加鐵片覆蓋的水井。目前僅有西井保留，該井目前位於熱蘭遮城博物館入口右側，其井底因泥土填塞而乾涸。
目前立於古堡殘跡平臺上的洋樓建築，是由1930年為舉行「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所興建的史蹟紀念館，該建築物原址為1896年建造的原安平稅關官舍，後在1929年在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建議下，將官舍改建成以俱樂部形式的休憩所設施，作為陳列安平史料文物及展覽場所接待外賓之用
戰後初期，史蹟紀念館曾作為安平區長宿舍使用，1975年，史蹟紀念館在經重新整修後闢為展示空間，分別介紹安平地區臺灣荷蘭統治時期至今歷史和風貌。內容則安平廟宇古蹟分布圖、荷人的對外貿易、鄭氏史蹟、鄭荷條約、沈葆楨在臺事略等圖文資料；同時還展有熱蘭遮城、德記洋行、東興洋行、海山館、單伸手民宅等的模型。目前史蹟紀念館則作為展覽廳及販賣部對外開放參觀，另外館舍對面則在二戰後塑立鄭成功雕像一座。
安平古堡 現存設施
史蹟紀念館旁設有一個以紅磚數階構成的瞭望臺，該瞭望台旁空間曾在1908年4月1日設立煉瓦石造構成的安平燈塔，在二戰後因海岸線變遷原因，該燈塔功能漸失，後於1960年停止運轉，直到1965年才將燈塔遷移至安平觀夕平台旁鐵塔使用。
此外，殘跡平臺過去設有木構造瞭望塔，可見臺灣海峽及出海口鹽水溪，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興建磚造瞭望塔，直到1975至1977年間，臺南市政府推動「臺南市名勝古蹟整修三年計畫」將磚造瞭望塔上加上紅色尖型屋頂，並將牆面漆成白色後，即今日所見樣貌，目前也作為遊客遙望安平周圍景觀的設施開放參觀。
臺灣日治時期末期，因應為紀念1628年所發生荷蘭東印度公司日本貿易衝突的濱田彌兵衛事件的事蹟，日人於1941年3月23日於臺南海關宿舍前設立一石碑「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6月9日，時任安平區副區長林勇接到市政府要撤除碑文內容的指示，因此該石碑原題字因而遭到撤去，改以第二任臺南市市長卓高煊所題款之「安平古堡」四字保留至今。
安平古堡 現存設施
清領時期原協署設於熱蘭遮城的軍裝局，曾作為護衛臺灣府安平海口作為儲備軍火、兵器使用的場所，後在1868年10月由英軍燒毀，1873年，水師協鎮楊鐸南在整建軍裝局時立一軍裝局碑，上鐫「臺協水師三營軍裝局，協鎮楊鐸南立」。
後在1930年，因應日人舉辦「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活動，該石碑被移至史蹟紀念館旁展示至今。
此外，安平古堡園區尚保存數尊清領時期所使用大砲古物，包括一尊一千五百觔前膛鑄鐵砲，其中大砲上刻「嘉慶十九年仲冬奉敕鑄造臺灣水師協標右大砲一位重一千五百觔」的字樣，此外另有兩尊五百觔前膛鑄鐵砲、兩尊前膛鑄鐵砲及一尊英製短砲均是在1930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活動期間移至園區展示，其中大砲上刻「嘉慶十九年仲冬奉敕鑄造臺灣水師協標右大砲一位重一千五百觔」的字樣。
安平古堡園區入口正前方有設有一安平稅務司公館，該建築物建於1882年，為外人在臺南所建的三座洋公館之一。
1897年之後，該建物改為「稅關俱樂部」使用，後在1930年因應「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活動，期間該建築作為史料展覽會場，收集臺灣史料展示而開放遊客參觀，並在1932年該建築設置「臺灣史料館」，當1935年日本政府慶祝「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臺南州配合成立「臺南歷史館」共計三處會場，第一會場於臺南州商品陳列館（今臺南高分院址），第二會場於臺灣史料館，第三會場於今大南門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建築則改為安平區公所，後改為臺南市立永漢民藝館，陳列作家邱永漢搜藏之臺灣民藝品。隨著2003年推動「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時，該館舍決定遷移與熱蘭遮城無關的民藝展品，並修復間本身以「熱蘭遮城博物館」之名於2009年5月開幕，館內共分四大主題區域以展示安平變遷、熱蘭遮城的歷史、相關古物等常設展覽。
熱蘭遮城日誌
《熱蘭遮城日誌》（荷蘭語：），或稱《熱蘭遮城日記》（1629年－1662年），荷蘭統治臺灣時期的基本史料，主要是關於荷蘭人在臺灣的各種活動，是以十七世紀荷蘭語撰寫成的。
熱蘭遮城日誌 簡介
1505年，葡萄牙人在印尼設總督府，開始對東方的殖民和經濟貿易。1565年，西班牙人已佔據菲律賓，以呂宋島作為對日本和中國海上貿易的根據地。到了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在海上的勢力逐漸強大，便在1602年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始進軍亞洲，和葡、西兩國爭奪海權。「荷蘭東印度公司」由六個荷蘭的城市共同組成，他們擁有強大的船隊和貿易能力，甚至可以代表荷蘭政府出兵和建立殖民地，他們在各據點建立商館，進行貨物貿易。
1624年，荷蘭人選定「大員」 --- 現在臺灣臺南市安平區，建造城堡，作為貿易的根據地，開始往後38年的殖民經濟，直到1662年鄭成功登臺為止。短短38年之間，除了以大員作為貿易轉運站，荷蘭人幾乎踏遍臺灣全島，有紀錄可查的原住民村舍全島竟多達三百多個，遠至淡水、宜蘭，下達台東、小琉球。隨船而來的荷籍牧師更積極到原住民部落傳教，甚至用原住民的語言編寫了羅馬拼音的聖經。
熱蘭遮城日誌 簡介
當年因為交通不便，從歐洲到亞洲動輒七、八個月，因此「荷屬東印度公司」為了確實掌握殖民地的一舉一動，遂要求各分據點的總督逐日記下殖民地所發生的點滴事情，以日誌的形式寄往當時的巴達維亞（現在的印尼雅加達），再轉送回荷蘭母國。這些從十七世紀初到十八世紀末「荷屬東印度公司」亞洲各據點與總公司聯絡所留下的日誌資料，四百年來一直被慎重保存在海牙檔案館裡。這些日誌集結而成的巨冊排列起來竟長達一公里又兩百公尺，包括有書信、日記、報告和決議；其中關於臺灣的《熱蘭遮城日誌》就有厚厚四大冊，《巴達維亞城日記》中也有不少和臺灣有關的紀錄。
所謂的《熱蘭遮城日誌》，指的就是這四大冊以古荷蘭文撰寫之和臺灣相關的珍貴史料。
熱蘭遮城日誌 重新編撰出版
這些數量龐大的原始資料，雖然保存在荷蘭海牙的國立中央檔案館裡面，但是因為都是手寫，很難辨識，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將原稿整理出來，以印刷體印刷，然後才能流通、研究。這項整理的工作，荷蘭政府早就在做，但是進度非常緩慢，不過《巴達維亞城日記》在1887年至1931年之間曾出版過31冊。
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歷史學者以臺北帝國大學為基地進行臺灣研究和南洋研究的時候，就曾經遠赴荷蘭，翻拍了很多原始檔案，共有兩萬多張，收藏在當時臺北帝大的圖書館。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也曾經以日文摘譯了《巴達維亞城日記》。不過，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後，雖然該批資料仍然留在國立臺灣大學的圖書館中，這個歷史領域的研究卻發生了斷層。直至任職臺灣大學圖書館的曹永和自修荷蘭文，並成為此領域專家為止。
熱蘭遮城日誌 重新編撰出版
從1977年開始，由荷蘭的國立中央檔案館、國家歷史出版會、以及萊頓大學合作，由曾經到臺灣留學過的荷蘭的史學家包樂史（J. L. Blussé）主持，邀請臺灣的曹永和、江樹生，日本的中村孝志、岩生成一等人，一起編注校譯《熱蘭遮城日誌》，前後歷經二十年，終於在1999年將這四冊的重要史料，完全編纂並出版完畢。以這個史料為基礎，江樹生並翻譯出版了四冊中文版的該原始史料。中文版全文及註解內容收錄於「臺灣日記知識庫」，可供網上閱覽。
熱蘭遮城日誌 目前已出版的熱蘭遮城日誌
Blussé J.L.; M.E. van Opstall; 曹永和; Shu-sheng Chiang; W. Milde. . 荷蘭 海牙: 's-Gravenhage verkrijbaar bij martinus Nijhoff: Bureau der Rijkscommissie voor Vaderlandse Geschiedenis, 's-Gravenhage. 1986.
黄色
黃色是由波長介於565至590奈米的光線所形成的顔色，用色彩的三原色紅、綠色光混合可產生黃光。亦為顏料的三原色之一。黃的互補色是藍。但傳統上畫家以紫色作為黃的互補色。
任仲夷
任仲夷（1914年9月—2005年11月15日），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男，直隶威县人，（ 威縣今天隸屬河北省邢臺市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地方官，中国共产党元老。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国大陸197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980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1985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晚年，仍然能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和威望，对中国大陸的时局和未来发表意见；任於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1岁。
任仲夷 生平
任仲夷是河北邢台威县西小庄人。193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抗日至國共內戰时期在山东、河北、大连等地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直到文革，任仲夷在哈尔滨工作；1958年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第一書記，至文革爆發後被解職，被作为走资派残酷批斗。1972年以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任仲夷 生平
文革後，在辽宁短期工作（其间主持了张志新的平反），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任仲夷曾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在大连市设立经济特区。尽管当时得到了华国锋的肯定，但是大连特区设想并未实现。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后来考虑到广东、福建四座城市的条件更好，因此没有考虑大连；另一种说法是设立特区的想法当时在中共高层遭遇了阻力。1980年11月，他被邓小平派到广东接替进入中央的习仲勋任省委第一书记，领导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广东早期最艰难、来自上下压力最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任仲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段时期的政绩，亦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绩。广东的先行一步，亦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广泛影响。
任仲夷 生平
退休后，他仍然十分活跃于公共事务，除了参加党与政府的会议，亦经常发表讲话、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针砭时弊，探讨中国发展的出路。他多次呼吁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建立“政治特区”。2004年南方都市报案，他与广东省元老吴南生等一起致函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要求从宽处理程益中等人；同年，在纪念邓小平的活动中，他接受采访，称邓小平的成就巨大，但亦有不足：没有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适时地进行他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带来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文章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上发表，另在《同舟共进》、《南风窗》等杂志发表，引起高层不满。
任仲夷 生平
1980年代初，深圳歷史上與廣州及香港一樣以粵語為強勢。而任等不樂見本土粵語主導大勢，1982年上半年，任就指示廣東電臺加强推广普通话工作，組織語言專家編寫推廣普通話的廣播稿，在電台開設《廣東人怎樣學好普通話》的講座，還先后以省委的名义发了两个文件，规定县以上的党代会等大型会议必须讲普通话。其花費大量人力、財力，推普力度可算首屈一指。1984年11月，任在會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劉導生時強調：「廣東必須用普通話統一全省語言」。任指，廣東在幹部年輕化過程中，許多新提拔幹部來自地方，有些縣委開會已不講普通話。任聲稱，廣東講廣州話的人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三分之二左右的人講潮州話、客家話、海南話等。廣東不能用廣州話統一全省各地的語言，要用普通話來統一。開放城市和地區，語言不應封閉。任又提出在學校裡，教師要帶頭講普通話，學生進學校就要講普通話。廣州公共巴士報站，也要用普通話和廣州話兩種語言。如再進一步，就只用普通話報站，因廣州當地人認得站，需要報站的主要是外地乘客。服務行業招工必須考核普通話，不會講普通話的今後不予錄取。1988年，其主張進一步採取措施強行推普，當局為此專門成立深港語言研究所，對深圳的語言生活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用普通話統一深圳語言的戰略方針。
在強硬執行推普工作下，扭轉粵語原本作為深圳中心通行語言的情勢。1987年7月，退下来的任會見关国栋（時《羊城晚報》总编辑），同其专门谈起了推普的问题，認為“推广普通话这件事，一定要下大决心用大气力，决不能看作可有可无。”，晚报即時跟進撰文。1999年，任在為書題詞時更提出：
由於推普政策的強烈效应，深圳的公眾場合語言已變成以普通話為主導，大多數的公共服務不再設有粵語服務，更遑論客家話。教學媒介及社會大環境長期受普通話主導之影響，深圳人在語言交流上整體上普通話為主。由於香港未有強力推普干擾，因此粵語仍可以維持一定的地位。因省港仍可維持粵語輻射影響，有人則認為要阻止粵語恢復歷史影響力。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是一本文史类综合中文月刊，在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萧克等人的支持下，于1991年7月1日創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编辑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月坛南街69号。杜导正为第一任社长。現任社長（法定代表人）為张锋波，总编辑韩子勇。
在2016年及之前，該刊物及網站在中国大陆带有政治改革派、自由派色彩，每月发行约19万册，曾被认为是自由派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代表建制内自由主义势力。中共元老习仲勋曾为其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該刊及網站主要刊載古今中外的歷史記述及評論文章，力求還原歷史真相，強調「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著者以中共元老、作家與學者為主，具有一定權威性。因其刊物多刊登有關中共黨史敏感事件的評論與時評文章，而文章時與官方的歷史結論有出入，或者主張黨內各項改革，故刊物內容受到關注。
因管理层遭撤换，原制作班底于雜志社成立二十五周年後的2016年7月17日宣布《炎黄春秋》停刊，但新的管理层仍继续出刊。而2016年以前在官方网站上的历史备案也全部遭到删除，仅保存有导读和目录。
炎黄春秋 发行历史
1990年，开国上将、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萧克等人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于8月起开始组织筹备一本历史刊物。創辦人物主要是開始反思「中國革命」複雜遺產的老共產黨員，开国上将张爱萍（前中国国防部长）、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前人大副委员长）等人也参与了创办。
1991年3月，《炎黄春秋》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并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试行方案》。1991年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
1991年5月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同年7月1日，该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创刊号正式出版，作为创办人之一的杜导正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第一任社长。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炎黄春秋》开展宣传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2001年，中共改革派元老习仲勋为该刊物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炎黄春秋 发行历史
2008年11月，北京知情消息人士传出消息，由于《炎黄春秋》多次刊登涉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文章，江泽民担心自己的影响会因此被削弱，甚至被否定，所以引起江泽民不满，要求分管意识形态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严肃处置。故而文化部以杂志相关人员年龄过大劝其退休。但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干预下，当时的社长杜导正得以继续任职。该事件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的关注，杂志的命运被华人社会担忧。《炎黄春秋》在2008年刊登的敏感文章有《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我看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2009年5月22日起，炎黄春秋网站开始无法访问，据推测可能与六四事件20周年临近有关，至5月25日下午网站恢复正常。不久（截止5月30日14:00）该网站的炎黄论坛显示“设置数据不存在，调用已终止”而无法访问。5月31日论坛恢复正常。
2010年11月，李普去世后，炎黄春秋论坛亦不能访问，其介绍说因为技术原因只能周一至周五早9点至晚5点开放。
炎黄春秋 发行历史
2013年1月4日9时左右，炎黄春秋网站被关闭。炎黄春秋编辑部在新浪微博中称，2012年12月31日分别收到署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系统”的短信和邮件：“您备案信息中的网站《炎黄春秋网》已被注销，该网站的备案号‘京ICP备08100492号-1’已被收回。特此通知！”但通知中没有注明网站被突然注销的原因。1月5日，炎黄春秋网站使用一个临时网站暂时恢复上线。
2014年9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四部委联系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下，决定將該雜誌之主管主办单位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随后中國艺术研究院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经过數个月的反复协商，最终達成數點协议。該協議之主要內容為：《炎黄春秋》在遵守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坚守“八不碰”（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六四事件、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多黨制、法輪功、民族宗教問題、劉曉波（在藝研院提供的協議版本中，此點改為憲政））的前提下，主管主办单位在编辑、人事、财务方面予《炎黄春秋》充分自主权。
炎黄春秋 发行历史
2016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前夕，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一份《炎黄春秋》人事任免通知，根据通知，《炎黄春秋》杂志重要职务全部为官方派来的人所取代，原社长、总编辑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和总编辑徐庆全悉數被撤换。《炎黄春秋》杂志社随后发表声明：“按照《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明文约定，我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双方盖章，具有法律效力。我方不同意单方终止协议书，我社已委托律师对该院提起诉讼”。杂志表示拥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法治国”的方针。
随后的7月17日，杂志社执行主编吴伟发出了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签名的的“停刊声明”。声明中确认，7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窃取和修改了《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我刊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声明中同时提到，停刊决定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
《炎黄春秋》委托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朝阳区人民法院于7月28日发出一份裁定书，决定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裁撤管理人员一案不予受理，而莫少平律师表示将会在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7月30日，中国知名作家邵燕祥、袁鹰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炎黄春秋》。
2016年10月，一篇名为《炎黄春秋杂志社被某单位 “鸠占鹊巢” 社会各界纷纷表态》的文章在一些网站上被转载，被认为是国内一些媒体对原来的《炎黄春秋》的声援。《炎黄春秋》官方网站已将2016年第8期以前的内容全部删除。
炎黄春秋 发行内容
2015年，《國防參考》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龔雲撰文文章《「起底」〈炎黃春秋〉》；文章稱，《炎黃春秋》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幟，假借客觀公正之名，「對普通民眾特別是離退休幹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騙性」。文章還稱，《炎黃春秋》「抹黑毛澤東，抹黑英烈，虛無歷史，實際上是把新中國的歷史顛倒過去，為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做輿論準備」；此篇文章在同年6月3日曾被解放軍報微博轉載並因此引發討論。
2016年起，包括该刊物原创作团队在内的人士认为，当局将一些维护习近平政治论调的编辑安插进来，进行人员清洗，让该杂志丧失了相对的独立性。
卡尔·亚当·佩特里
卡尔·亚当·佩特里（，1926年7月12日— 2010年7月2日），德国数学家、信息学家。
佩特里1926年出生于德国莱比锡，1950年开始在德国汉诺威学习数学。1956年完成理学硕士学位后承建在汉诺威和波恩做过一阵助教。1962年到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63年到1968年间他领导波恩大学计算中心，1968年到1991年是数学和数据处理公司信息系统研究中心的主任。1988年被汉堡大学授予荣誉教授。1993年他因其在信息学方面的特殊贡献被授予Konrad-Zuse奖章。
Petri最著名的理论是关于Petri网，分布式系统建模。
邹恒甫
邹恒甫（1962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现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非洲农业绿色革命基金工作组成员，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先后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任教或担任顾问。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并获得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学生，亦是朝圣山学社的首位中国大陆学者。他创办了中国大陆首份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邹恒甫 生平
1962年5月20日，邹恒甫出生于湖南宋家嘴镇，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其早期生活比较拮据。1977年他高中毕业，恰逢恢复高考，15岁的他苦读数月，作为当年该校录取的最年轻新生一举考上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后因名额分配问题被迫转入经济学系。。1982年邹恒甫本科毕业，在没有考托福与GRE的情况下自己向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与威斯康辛大学等美国高校发出留学申请，很快被哈佛大学录取。1989年邹恒甫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应聘世界银行，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工作的中国青年专家。在美多年，他深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甚大。
1990年他回到中国大陆积极奔走，终于1994年5月联合董辅礽、让-雅克·拉丰创办起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科学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dvanced Economy Study），开始了艰难的办学历程。
邹恒甫 争议
2012年8月21日，邹恒甫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发表言论，称北京大学的院长、教授、系主任们在梦桃源饭店吃饭时奸淫漂亮的女服务员，“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引起舆论关注。8月23日，北京大学在网站上发表声明，称邹恒甫的微博严重影响了北京大学的声誉，北京大学将组成小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希望邹恒甫配合提供证据，如情况属实，绝不姑息，如微博失实，北京大学将追究发布者的法律责任。8月24日，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表示联系不到邹恒甫。之前一天邹恒甫在微博上称，要在微博上公开回答北京大学调查小组的询问，但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称这并不符合纪检的工作方式。8月24日晚，邹恒甫在微博上表示，“我只跟中纪委谈”。8月29日，北京大学第二次发表声明，称已与邹恒甫取得联系，“邹恒甫‘我只跟中纪委谈’的原有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但仍未提供任何具体证据，北京大学敦促邹恒甫尽快为微博内容提供有效证据，北大“不能无限期等待下去，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8月31日，北京大学发表第三篇声明，称“时至今日，邹恒甫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其言行前后矛盾、出尔反尔、表里不一”，邹恒甫的行为有损北京大学声誉，伤害了院长、系主任、教授的尊严，伤害了师生员工的感情，伤害了梦桃源的员工。北京大学表示已向法院递交诉状。邹恒甫接受采访时称，“我承认北大教授奸淫服务员这个话题确实能吸引眼球，这是我说话的策略，我说话向来是喜欢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2012年9月7日、9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先后受理北京大学、梦桃源公司诉邹恒甫侵犯名誉权。然而海淀法院一直无法将应诉材料送达邹恒甫，经北京大学申请，海淀法院决定限制邹恒甫出境。
邹恒甫 争议
邹恒甫1998至2007年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董辅礽讲座教授。2006年6月7日，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代表校方给邹恒甫发信，宣布解除他系主任职务，仍保留他的教授身份，要求他除世界银行、武汉大学以外不得在其它单位兼职。2007年4月6日，光华管理学院宣布解除邹恒甫在学院的所有职务，取消其所有待遇（包括住房），将档案移交北京大学人事部。2007年6月10日，邹恒甫发表给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公开信，称张维迎解除他的职务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对于长期不在北京大学上班的问题，邹恒甫称，他在其它学校兼职任教众所周知，贡献个人才能不能算错。2007年8月6日，北京大学人事部宣布不再聘用邹恒甫。2012年6月，邹恒甫面对记者时炮轰张维迎、陈志武和郎咸平，称“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学术前途了，以后只能在社会上胡混了。大概从2000年开始，张维迎、陈志武和郎咸平……这些人就都没再搞学术了”。
萨尔瓦多·达利
薩爾瓦多·多明哥·菲利普·哈辛托·達利-多梅內克，普波爾侯爵（加泰隆尼亞語：，1904年5月11日—1989年1月23日），一般簡稱萨尔瓦多·达利（），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畫家，因為其超現實主義作品而聞名，他与毕加索和米羅一同被认为是西班牙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
達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藝術家，达利因为人们触目惊心、与梦相关的超现实主义画面所熟知。作品融合了夢境、幻覺和超現實的元素，呈現出令人難以置信和神秘的畫面，將怪異夢境般的形象與卓越的繪圖技術和受文藝復興大師影響的繪畫技巧令人驚奇地混合在一起。此外达利的绘画艺术同时与电影、雕塑和摄影艺术接轨，促成了与影像艺术家的丰富合作。达利有着塑造极具个性又能得到认可的作品风格的独特绘画才能。这种风格振奋人心并让其他创新都相形见绌。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是1931年创作完成的《记忆的永恒》，也被叫做《软鐘》。他有一種對做出出格的事物而引起他人注意的狂熱愛好，並影響至他的公眾藝術形象，使他的藝術愛好者與評論家異常苦惱。他的生活和工作對其他超現實主義者、波普藝術如杰夫·昆斯和达米恩·赫斯特等當代藝術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萨尔瓦多·达利
1982年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他為普波爾侯爵。
目前兩個主要的博物館專門展示薩爾瓦多·達利的作品：西班牙菲格雷斯的达利戏剧博物馆和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的薩爾瓦多·達利博物館。
萨尔瓦多·达利 生平
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菲格拉斯。达利的哥哥也叫萨尔瓦多（生于1901年10月12日，洗礼名为萨尔瓦多·伽罗·安塞尔莫），在达利出生前9个月，1903年8月1日前死于肠胃炎，这对达利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包括人格危机，导致他一度认为自己是死去的哥哥的复制品。
達利的父亲萨尔瓦多·达利·库西（Salvador Dalí i Cusí）是一名中产阶级律师和公证员。母親费莉帕·多梅内克·费蕾斯（Felipa Domènech Ferrés）缓和了他的严厉的教条，并鼓励达利的艺术热情。达利五岁的时候，父母将达利带到哥哥坟墓前，告诉他，他是哥哥的转世。达利相信了这个说法。
达利还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安娜·玛丽亚（Anna María）。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哥哥的书，书名叫做《妹妹眼中的达利》。童年时，达利与很多后来成为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球员的人结交，比如艾米利奥·萨吉·里尼安（Emili Sagi-Barba）和何塞普·萨米铁尔；假期的日子里，在逐渐兴起的卡达克斯市，三个小伙伴常日一起踢球玩耍。
萨尔瓦多·达利 生平
1916年达利在一次与家人在卡达克斯的旅行中第一次了解到当代艺术，他在那里认识了雷蒙·皮乔特一家。拉蒙是一名当地艺术家，常常到访当时的艺术之都巴黎；在雷蒙的建议之下，达利的父亲将他送到胡安·努涅兹的绘画课上学习。第二年，他父亲就在家中的一栋房子里用达利的炭笔画作品举办了一次画展。1919年，年仅十四岁的达利分别在菲盖拉斯市政歌剧院和巴塞罗那参加了当地艺术家集体画展，后者由巴塞罗那大学赞助，并由校长亲自为他颁奖。
当达利就读于拉蒙·蒙坦内尔学院七年级时，与几个朋友一同编辑了杂志《本科》。杂志中包含插画、诗歌和一系列关于戈雅、委拉斯开兹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等画家的文章。
1921年2月，达利的母亲死于乳腺癌，当时达利年仅16岁。后来达利表示，母亲的去世「是我这辈子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我爱戴她。我没法接受失去她的事实。她是我的依靠，是净化我灵魂，使我灵魂的污点消失不见的人……」母亲死后，达利的父亲续弦娶了亡妻的妹妹；正是达利对其阿姨的爱与尊敬使他没有抗拒这樁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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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达利离开了著名的马德里学生公寓，开始了在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学习。身高1米72的达利凭借怪诞的风格和花花公子的行径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当时留着长髮和连鬓胡子，一副19世纪晚期英国社交界的打扮。
然而，真正让达利名声鹊起的是他的画作。他在画作中探索立体主义，并吸引了后来成为西班牙艺术界杰出人物的注意，比如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路易斯·布努埃爾、荷西·貝羅。然而在那个时期，达利很有可能并不完全理解立体主义的原则，他的理论源泉是仅限于出版物刊登的文章和毕肖特给他的一本目录，因为当时在马德里并没有立体主义画家。
1924年，尚未出名的萨尔瓦多·达利首次为一本书繪製插画，那是一本加泰罗尼亚语诗集《里尔的巫婆》，作者是达利在公寓里的朋友，诗人卡洛斯·发杰斯·德·克里蒙特。达利很快熟悉了达达主义，并在后来的艺术生涯中影响巨大。在公寓的日子里，达利还与年轻的洛尔卡交往深厚，但这段交情最后以达利拒绝了这位诗人的示爱而告终。
萨尔瓦多·达利 生平
1926年，在期末考试前不久，达利因煽动学生闹事而被暂令停学而被学院开除。他绘画的纯熟技巧通过1926年完成的《面包篮》可见一斑。同年，达利第一次去了巴黎，在那里结识了令他深深敬佩的毕加索，当时毕加索已经从祖安·米羅那里听到很多关于达利的赞誉；在随后几年达利发展个人风格时，他的作品深受毕加索和米罗的影响。
早在1920年代，一些贯穿达利一生作品的风格就已经初现端倪；他从各种画风中汲取营养，从古典学院派到最具开创性的先锋派。古典派的影响主要来自拉斐尔、布龙齐诺、苏巴朗、弗美尔及委拉斯開茲。他有时在不同作品中分别使用传统和当代绘画技法，有时又在一幅作品中将二者融为一体。1927年，达利参加了"伊比利亚艺术家协会"，从那时起开始在马德里、达尔玛（Dalmau）等地的画廊举办画展，他在巴塞罗那举办的画展吸引了社会上极大的注意力，被当时的人们认為是新一代画家中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人们对他的关注有赞美也有争议和批评。
在这一时期，达利模仿大师委拉斯開茲蓄了显眼的翘胡子，这成为日后他个人特征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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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达利与公寓好友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合作编导了充满争议的短片《安达鲁之犬》，这部作品表现了超现实主义想象的独特场景；达利承认在短片拍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这并未被当代报道证实。
1929年8月，25岁的达利从巴黎来到家乡西班牙度假，结识了比他大10岁的卡拉·达利——他未来的妻子，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缪斯”。假期结束后，卡拉没有回到巴黎，从此在达利的身边陪伴了一生一世。达利崇拜卡拉，视她为圣母化身，在他的画里，激情的描绘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在达利晚年所画的宗教主题画中，他毫不掩饰地把卡拉画成圣母，也画出了卡拉在他心目中的“超现实”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卡拉是达利精明干练的专业总管，独自扛下了所有的家庭杂务，让达利专心创作；她更是行销高手，达利噱头十足，她则能言善道，两人联手打入美国市场，如鱼得水，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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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方面，达利与其父亲的关系几近破裂，父亲反对他与卡拉的浪漫关系，而且和当时的大众观点一样，认为超现实主义画家是道德沦丧的原因，因而谴责达利与他们的来往。紧张的关系在一次性格冲突中达到巔峰，当时达利在巴黎举办画展，展出了一幅名为《耶稣基督的神圣之心》的画作；在媒体对它所做出的报道中，援引了达利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对着我父亲的画像吐痰以自娱。”
愤怒的达利父亲要求他公开道歉，然而达利拒绝了，也许是出于惧怕被踢出超现实主义的圈子。1929年12月28日，达利被粗暴地赶出他父亲的家门，他的父亲告诉他，将会剥夺他的继承权，并终生禁止他返回卡達克斯。后来，達利曾描述过在这场闹剧中，他是如何将一个用过且裝着自己精液的拿给他父亲，并说：“拿好！现在我什么都不欠你了！”。之后的夏天，达利与加拉在伯特利加特（Portlligat）附近的一个海湾从一位渔夫手里租下了一艘小船；他买下附近的土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扩张，直到把它变成自己的濱海別墅，即现在的達利之家博物馆（Casa-Museu Salvador Dalí）。加拉和达利于1934年举办民事婚礼，1958年又举办了天主教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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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达利完成了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记忆的永恒》。根据一些理论，这幅作品表现了他对时间的抗拒；这个理念在画作的其他局部形象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密集的风景和用昆虫装饰的怀表。昆虫作为自然解构构成了达利想象的一部分，正如他的回忆录裡所说，这种解构来自童年的记忆。
靠著艺术商朱利安·莱维，达利于1934年抵达美国。达利的部分作品展（含《永恒的记忆》）在纽约掀起了巨浪，甚至以达利之名举办了一场舞会（达利舞会）；达利当天以独特的形象出现在会上，胸前带着一个装满水晶的盒子。同年，达利和加拉在纽约举办了一场面具舞会，他们化装成林白小鷹和他的绑架者；这场闹剧在媒体上太过显眼以至于达利不得不公开致歉。回到巴黎后，他又不得不向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合理的超现实主义行为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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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超现实主义的绝大部分都归因于左派政治思想，达利在艺术与政治活跃的关系上持模棱两可的立场。运动的领导人，主要是安德烈·布勒東，谴责他维护希特勒现象中所谓新的和不合理的部分。达利反驳这种谴责，并指出“我不是希特勒主义者也没有成为他的意向”；大力坚持认为超现实主义可以存活于非政治环境下，并反对公开声讨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一点连同其他因素使他在艺术同盟面前失去了威信，到了1934年末，达利屈从于一场超现实主义审判，并被从运动中除名；对于这件事，达利以他著名的声辩回复，“我即超现实主义。”
然而在1936年，达利重新参与了伦敦的一场国际性超现实主义画展。他的演说，名为《正宗的悖论鬼魂》。在演说中使用了潜水服和潜水头盔。他手持球杆到场，身旁有一对俄羅斯獵狼犬，演说期间他不得不摘下头盔换换空气；他表示，“我只是想展示人类思想正在慢慢将我湮没。”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至欧洲，达利和加拉逃往美国，开始了八年的旅居生活。迁居后，达利重拾天主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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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加布里埃莱·马里亚·贝拉尔迪（Gabriele Maria Berardi）的意大利修士声明，在1947年达利到访法国时，他曾为达利做了一次驱魔法事。2005年，在修士所在的城市揭幕了一座十字架上的基督雕塑。据称，达利将这座雕塑交给修士作为答谢。此外，根据两名西班牙籍的达利研究学者表示，有足够理由相信雕塑确为达利所做。
达利曾接下纽约第五大道邦威特·耶勒（Bonwit Teller）仓库橱窗的装饰工作。他创作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白天与黑夜的组合：一边是一个戴红色假发的假人坐在一个阿斯特拉坎浴缸里，另一边是一个假人让在一张铺有黑色华盖、枕头上燃着炙碳的床上。然而客户未经达利允许就做了改动，而达利则把浴缸砸向橱窗玻璃作为抗议，他因此被捕并被责令赔偿损失。法官却免除了他的罪名，认定这是保护自己作品的行为。后来，这次抗议被认为是艺术家對权利的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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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达利为英文版典籍设计插画，比如《堂吉诃德》、本韋努托·切利尼自传以及米歇爾·德·蒙田文集。此外，他还负责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意亂情迷》（在西班牙语中被译作《西班牙的回忆》或《给我讲讲你在阿根廷的日子》）中的场景美工，并与华特·迪士尼联手创造了动画电影《命運》，当时悬而未决直到2003年才最终开机拍摄，此时两位创立者都过世多年了。
这是他生命中最多产的年代，也是备受争议的时候。这段时期达利将绘画边缘化以便颠覆设计和商品的同时在艺术和消费品之间徘徊不定。
1949年达利返回加泰罗尼亚居住，他选择独裁統治下的西班牙作为居住地，使得很多他旧日的同事，比如进步派人士，为他洗清了过去的批评。这表示达利所背负的界于超现实主义和与艺术评价之间的怀疑至少部分归因于政治动因，而不是其固有的艺术价值。1959年布勒東组织了一次人类学展览名为“向超现实主义致敬”，展览汇集了四十年间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涌现的作品。展览为达利的作品恢复了一席之地，以及祖安·米罗、恩里克·达瓦拉和欧亨尼·格拉内尔的作品。然而在次年，布勒東慷慨激昂地反对在纽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中加入达利的作品《斯克斯蒂娜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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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生涯的后期，达利没有局限于绘画，而是发展了新的艺术体验: 他创办了一份报刊，并把它变成了艺术全息摄影方面的先锋报刊。考虑到达利长期在视觉游戏中的探索，这个成果是意料之中的。在最后的几年中，诸如安迪·沃荷等艺术家声明达利是波普艺术最重要的影响源泉之一。
同时尽管一直遭受批评，达利从来都展现出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浓厚兴趣。这一点从他的很多作品中可见一斑，尤其是他50年代的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他将个人头像和犀牛角组合起来。他认为，犀牛角象征了神圣的几何学，因为它以对数螺线速率生长。此外，他还经常将自然科学与圣母马利亚的贞洁和神圣联系起来。他还将这个概念与高氧化剂二硝酰胺铵盐（Ammonium dinitramide）联系起来，以及超立方体。
在他的艺术成熟期里，达利还完成了一些超艺术活动使他成为更加知名的公众人物。1968年，达利为拉芬（Lanvin）巧克力录制了一部电视广告。次年，他为珍宝珠设计了商标。同年，他成为了欧视广告策划的创意负责人，并创作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雕塑，竖立在馬德里皇家劇院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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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4号电视台的节目《肮脏的达利：私人视角》中，评论家布里安·瑟韦尔描述了在60年代末，达利是如何要求他不穿裤子在一个基督耶稣雕像的腋窝下摆出胎儿的造型，与此同时达利为他摄像并假装在裤子下找他。
1980年，达利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卡拉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症状。据说他们夫妻二人使用了一系列严重损坏神经系统的药物，从而导致达利不能完成艺术创作。76岁时，达利的状态已经令人扼腕。他的手经常性的抖动，这正是帕金森综合症的前兆。
1982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达利普波尔侯爵爵位。达利创作了画作《欧洲之首》以表谢恩。这幅画作最终成为了他的遗作。
卡拉于1982年6月10日去世。她死后，达利失去了生活的热情。他故意让自己严重脱水，据称是企图自杀，但他自己辩护说是为了达到一种停滞的精神状态，就像一些细菌作用下的结果一样。他离开菲格拉斯，搬去了布波尔堡。布波尔堡是为加拉购置的，后者在那里离世。1984年达利的卧室莫名起火。他再次被怀疑蓄意自杀，虽然这很可能是家政人员疏忽所致。总之，达利获救，并回到了菲格拉斯的家中。在那里，他的一群艺术同好们负责照顾他起居，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舆论广泛斥责达利曾被他的一些护理人员强迫在一些帆布上签名，以便在他死后当做真迹出售。这些流言使得艺术品市场对于达利晚年作品颇持怀疑态度。
1988年11月，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入院治疗，当年12月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到医院看望他，并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达利艺术的忠诚追随者。
1989年1月23日，听着他最喜欢的碟片，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达利因窒息性心脏病死于菲格拉斯的家中，享壽84岁，埋葬在菲格拉斯故居博物馆的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在圣皮尔教堂的另一端，离他出生的房子三棟楼远的地方，就是他受洗和初次领圣餐以及长眠的地方。为避免来自中央政府和自治大区政府的两面压力，1982年达利表明将画作遗赠给西班牙王国。
卡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目前负责其遗产操作。其在美国的法律代表是艺术家权利协会。2002年，这个协会出现在媒体消息中，声明要求谷歌撤下一个类似达利设计的标识。谷歌按要求撤下了这个实际上只用了一天的标识，但否认自己的行为侵害了艺术家权利。
萨尔瓦多·达利 艺术
萨尔瓦多·达利承认自己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幻觉，他们像弗洛伊德医生一样，去探索精神病患者的意识，认为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世界的真诚反映，这在日常生活中是见不到的。对于超现实主义画家来说，这些是極為珍贵的素材。因此，达利的许多作品总是把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任意地夸张、变形、省略与象征等手段结合地使用，创造一种介于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境界」。读他的画，人们既看懂所有细节，从整体上，又感到荒谬可怖、违反逻辑，怪诞而神秘。
达利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影响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不仅他的画，还有他的文章、口才、行动以及他的打扮，无一不在宣传他的「超现实主义」。他在发挥和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上，可以说超越了他们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群体。他的有些作品除了传达无理性、疯狂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哲学观外，有时还反映着人们的时髦心态。达利赞成人应该培养真正的幻想，像临床的妄想狂一样，而受理性控制的人的精神背后，仍保留有一些剩余意识。这些剩余意识使人处在静态之中。
萨尔瓦多·达利 艺术
達利偏爱的幻觉形象常常不断重复，如带有许多半开的抽屉的人形、蜡样软化的硬質物体、抽丝样细长的兽腿以及物体向四周无重力地飞开的景象等等。
同时达利的艺术创作被指出与当时的科学发现有关。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两位大学教授埃利纳·冈蒂奥拉（Elena Guardiola）和约瑟厄·贝诺斯（Josep-E.Banos）指出：“达利对科学极感兴趣。1930年代，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双重影像与幻觉；1940年代他转向了普朗克的量子论，并于1945年后开始了他的核物理或原子物理时期和核神秘主义时期；在1955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他的作品深深地受到遗传学，特别是DNA及其结构的影响。”
萨尔瓦多·达利 作品
達利一生創作了1,500多幅繪畫作品，還製作過圖書、版畫、大量繪畫、雕塑、物品、寫作、劇院佈景和服裝設計、音樂及多部電影等。以下列表紀錄達利部分的作品，更多內容請參考以下資訊。以下列表可能不完整，僅供參考。
韩非子
《韓非子》，又稱《韓子》，是中國先秦時期法家代表思想家人物韓非的論著，為法家集大成的思想作品，為韓子對社會各種領域的思維，有系統的對政治策略立場主張的闡發，全面性政策設計表述和深度的對統治技術探究，內容充滿批判與汲取先秦諸子多派的觀點，因韓非就學於儒家的荀子，又推究老子思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對《道德經》加以論註的思想著作，更是一部對各個法家流派集其大成的曠世鉅作。
在政治上，《韓非子》呈現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專制主義理論。目的為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霸道思想。《史記》記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可知當時秦始皇的重視。
在歷史學上，使用了許多故事說明道理，是史書的重要參考來源，間接補遺史書對中國先秦時期史料不足。其中許多當代民間傳說和寓言故事也成為成語典故的出處。
韩非子 篇章分類
《韓非子》內容共二十卷，分為五十五篇，總字數達十多萬言。在體裁上，有論說體、辯難體、問答體、經傳體、故事體、解注體、上書體等七種。辯難體與經傳體為韓非首創。在內容方面，則論「法」、「術」、「勢」、「君道」等，文裁條理清楚，用意深刻。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韓非向當時的韓王或者秦王提送的建言或計策：
韓非對《老子》思想概念的個人發揮延伸的思想應用，關於自然之道與法治的關係、法治思想的論述：
韓非子僅取《老子》『無為』的思想，《老子》認為處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與方式，只要順著大道即可。但韓非認為無為，落實在君王統治上，應該是無論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測與掌握，此觀點還包括施政習慣，統馭方式等，應該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這也就是申不害的「術」。
韩非子 篇章分類
部分學者認為，《解老》與《喩老》部分，似乎與韓非其他論述思想有所出入，可能不是韓非所作。
闡述法家思想中的君主三刀（法、術、勢）包括：
《韓非子》中大量的政論史料寓材，篇章包含《說林上》第二十二、《說林下》、《內儲說上七術》、《內儲說下六微》、《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左下》、《外儲說右上》、《外儲說右下》，則是為寫政論準備的古今各種史實材料、寓言的彙集。
經多代至今的專家研究認為，部份篇章並非出自韓非手筆，或因內容相近而被特定朝代編者摻入，或者為韓非後來的思想追隨者，為闡述韓非的思想加以解讀，計有七篇：
韩非子 思想要述
韓非子思想的構成來源主要有五個方面：
難言，「愚者難說」闡述對愚智的君主難以進言和帶來的相關利害問題：
韓非思想本質認為君主權力遭到旁落會導致專制君主的統治威脅，故為君主專制者提出削弱臣下勢力、防止犯上作亂的措施：
君主之道在於深藏而不露，韓非從《老子》將「無為」發揮到法家思想中，無為只是對君王的要求，其前提是臣下的人人自危：
『有度』，即有法度。韓非認為『尊君』是法、術、勢學說的中心思想，君王的權術行為等同於治理一國的大法，國家有法即君王有術的重要性，倡臣民都專一於君王的意志；且以道家無為學說得論，君王只要「因法數」即「任勢」就能達到「獨制」、「獨斷」、「上尊而不侵」的目的。〔段一〕韓非認為『奉法者強』列舉多個歷史事件為證，結以『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段二〕。
『二柄』，韓非認為君主擁有『殺戮』和『慶賞』之權，君主應當抓住臣下對此畏威趨利的心理，此為韓非對君主『術』的法家思想。
全文以哲理性韻文寫成，篇旨在闡揚君權思想，崇高稱揚君權的重要。
韩非子 思想要述
韓非認為君主專制的統治力，會受到臣下經由八種手段之一的干涉，進而演化成為奸謀政權者，韓非針對此『八奸』提出具體的防範作法，為君權建構法家權術管理學說。『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說難，指「說服」人主的「困難」。韓非認為向君主進說之難不在於進說者，而是難在君主能接受到何種程度的直諫之言。
奸劫弒臣指奸邪、劫主、弒君的臣下。韓非在本篇先後分別論述二個子議題：
亡徵，就是「滅亡的徵兆」，韓非認為可能導致國家會滅亡或君主會失去君權的徵兆在本篇四十七條「亡徵」中可被預見。『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
韓非認為「人心欲利」，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于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後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之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韩非子 思想要述
《史記‧韓非傳》索隱：「《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分上下二篇，上篇彙集了三十四則故事，下篇三十七則。內容廣泛，涉及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可讀性強。學者們認為是韓非為寫作和遊說所準備的材料，因而都能圍繞韓非的學說，且多在他篇中出現過。
韓非在多篇中，反覆的強調的見能授官、士不兼官、明賞必罰等思想，更反對心治，力倡法治的法家思想，最後更指出君王應審慎處理與近臣間關係的重要性。
本篇分九則歷史故事，韓非依序進行駁論：
本篇分七則歷史故事，韓非依序進行駁論：
韓非考量歷史進化論，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君權鞏固，政府一定要除去五種人。「蠹」字意指由內部危損整體的木中之蛀蟲，五蠹指五種蛀蟲，韓非認為為學者（儒家士人，儒以文亂法，以儒家思想干涉政治）、言談者（縱橫家，遊說君王，妄談外交，卻是自身從中牟利）、帶劍者（遊俠、俠客等，或者墨家鉅子，俠以武犯禁，以武力干犯法律）、患御者（逃避徵兵的人，影響國防）、商工之民（商人與工匠，不事農耕，囤積居奇，並與農民爭利）等，為擾亂政府利益的五種人，必除之。本篇亦為歷史上公認的韓非子代表作。
韓非認為立國用民，君權務在統一民心，明確建立法制規範，確實執行賞罰。
韩非子 風格特色
《韓非子》說理散文嚴峻銳利，深刻明切，議論透闢，說理周密，結構嚴謹，層次分明，善用寓言、譬喻和儷句，每多怨憤之辭。
韩非子 典故選摘
逆鱗，指龍喉下倒生的鱗片。批逆鱗引申為直言諍諫。
『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說難》第十二
比喩言語或行事前後無法呼應，互相牴觸。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難一》
形容依照其名來責求其實。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
韩非子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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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 (四部叢刊本)》
《韓非子 (四庫全書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韓子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F/A-18「大黃蜂」（英語：）是美國海軍(早期型已退役)的航空母艦用艦載機，為全天候對空／對地的中型多用途戰機，由麥克唐納-道格拉斯以諾斯洛普所設計的YF-17「眼鏡蛇」原型機為基礎進一步開發而成，是美國軍方第一架同時擁有戰鬥機與攻擊機基本任務代碼的機種。
對於空間有限、承載機隊數目不多的航空母艦而言，像F/A-18這種多用途的泛用機種，是十分合適的配屬選擇，自1983年開始佈署到退役前皆為美國海軍主力的艦載機種。而美軍航空母艦當前的主力艦載機F/A-18E/F「超級大黃蜂」，則是以「大黃蜂」為基礎經過大幅改動並將整體尺寸放大而來。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歷史
F/A-18的發展史，最早可以回溯到1972年時，攜手並進的F-15重型戰機計畫與美國空軍發展的輕型戰機（Lightweight Fighter，LWF）計畫。後者當時在參選的諸多團隊中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與諾斯洛普（Northrop）獲得最後決選權，分別發展了YF-16與YF-17兩種原型機進行測試，在這計畫中YF-16中選發展成日後大家熟悉的F-16「戰隼式」（Fighting Falcon）戰鬥機，但YF-17「眼鏡蛇式」（Cobra）戰機卻不幸落選。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歷史
另一方面，美國海軍朝思暮想著屬於他們的新飛機，過沒多久在1974年秋天，不落人後的也推出了空戰戰機（Air Combat Fighter，ACF）的構思，航母官兵們期待著海軍也有好東西了，然而計畫開跑時，遇上越戰甫結束，由於美國國會互相杯葛軍費預算下，要求海軍不要再砸大錢開發新飛機，必須自空軍的這兩架競爭者中挑選了，自然也讓兩大集團又再次對壘。不同的是，由於雙方都未曾有承包製造航空母艦艦載機的經驗，諾斯洛普與製造海軍飛機經驗豐富的麦道公司（McDonnell Douglas）合作，以YF-17為藍本開發出海軍版的原型機，畢竟YF-17為雙發動機設計，空戰性能剛好介於F-16與F-15中間，非常適合海軍所中意的多用途功能，並且由該團隊打敗對手所提案－衍生自單引擎的F-16戰機之艦載機版本。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歷史
雖然在一開始時，該團隊打算開發出戰鬥機版的F-18與攻擊機版的A-18，來分別取代海軍陸戰隊的F-4與海軍和陸戰隊使用的A-7與A-4攻擊機（1976年，當麥道團隊勝利得到製造授權時，他們其實是授命量產空戰用的F-18A），但是海軍稍後認為這兩種能力的確能夠存在於同一架飛機上面，因此最後的結果是二合一變成一機雙用的F/A-18，同時海軍將使用F/A-18的部隊編號改為「VFA」（戰鬥攻擊中隊）來執行空優與對地攻擊兼顧的雙重任務型態。除了航空母艦起降用的艦載機版本外，諾斯洛普也另外設計減輕重量的陸基版F/A-18L，根據兩家公司的協議，麥道公司負責艦載機版的開發、製造與銷售，諾斯洛普則負責的陸基版的促銷業務。然而尷尬的是，F/A-18的外銷市場由於美國海軍方面採用艦載機版而大開，反而讓陸基版本毫無商機可言，兩家合作廠商又曾一度因此對簿公堂，戰機一度開發中斷，還好國事當前，官方、國防部與承包商各路人馬通過斡旋解決紛爭，由麥道作為主導廠商執行此計畫，諾斯洛普獲得負責協助的大多數回饋。
雖然在外觀上，F/A-18大致保留了F-17的基本構型，像是雙發動機、雙垂直尾翼與大部分的機身架構，但事實上F/A-18無論是在機體結構、航電系統或是動力系統方面，都是徹頭徹尾重新開發的。YF-17原本使用的YJ101渦輪扇發動機在提升輸出推力成為F404渦輪扇發動機。為了能夠讓飛行員自己一個人就能順利執行對空與對地的各種任務，導入了先進的數位化概念與玻璃座艙，以阴极射线管（Cathode Ray Tube，CRT）的螢幕取代傳統戰鬥機所使用的複雜指針儀表，採用線傳飛控（Fly-by-Wire）進一步提升飛機的控制性。在設計上也著重飛機的維修性和降低需要的人工，這些革命性的概念對於日後F/A-18大受好評的多功能、好操作之特性，有著關鍵性的幫助。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基本設計
在設定上，F/A-18是一架雙發動機雙垂直尾翼構造，中等翼展與後掠角度，多用途的超音速戰術戰機。到目前為止，美軍的F/A-18一共發展出六種不同的衍生版本，分別是單座的F/A-18A與18C，及雙座的F/A-18B與18D。至於最新銳的F/A-18E/F雖然仍列在大黃蜂家族裡面，但實際上幾乎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歷經重大修改升級過後的新機種，軍方給予其超級大黃蜂（Super Hornet）的代號以便與原本的版本區隔，是目前美國海軍最主要的空優與對地攻擊用機種。相對於單座的A、C型，雙座的B、D型機種主要是利用更改航電系統的裝設位置與稍微減少油箱容量（約6%）來達成，B型機的主要用途是為了訓練使用，但比起一般的教練機，雙座的F/A-18仍然擁有完整的作戰能力。至於D型則常被實際用來進行作戰任務，擔任一些像是戰術空中管制、前線空中管制或是戰術偵察任務之類，需要較多人力分工的特殊任務。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基本設計
F/A-18原本的發展目的是因為美國海軍需要一款價格較低、輕型的多用途戰機，以便與當時艦隊主力的空優戰機、價格高昂且大型的F-14作高低搭配。但是在2006年F-14正式自美國海軍退役，而海軍的先進戰術攻擊機（Advanced Tactical Aircraft，ATA），也就是A-12計畫又告夭折，造成原本的對地攻擊主力A-6停役後無以為繼的困境，F/A-18遂同時肩負起這兩款戰機留下的任務真空帶。最新改良型的F/A-18E/F是美國海軍航空隊主力的對地與空優任務的機種，駐地美國西岸的幾支海軍航艦戰機大隊（Carrier Air Wing，CVW），因為F-14操作成本的問題造成縮減數量甚至沒有配屬F-14，而完全以F/A-18作為戰鬥主力，F/A-18對於美國海軍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8枚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 或6枚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與2枚AIM-9響尾蛇飛彈AIM-7麻雀飛彈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基本設計
空對地構型：
2枚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2枚AIM-9響尾蛇飛彈 與2枚GBU-24鋪路三型（Paveway Ⅲ）雷射導引炸彈 或6枚GBU-12鋪路二型（Paveway Ⅱ）雷射導引炸彈 或4枚CBU-87/89集束炸彈 或2枚AGM-88高速反輻射飛彈（High-speed Anti-Radiation Missile, HARM）或6枚Mark 82炸彈
此外還可以攜帶AGM-65小牛（Maverick）式空對地飛彈、AGM-84H/K增程型防區外對地攻擊飛彈（Standoff Land Attack Missile-Expanded Response, SLAM-ER）、AGM-154联合战区外武器（Joint Standoff Weapon, JSOW）、AGM-84魚叉（Harpoon）式反艦飛彈、聯合直接攻擊彈藥（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 JDAM）、Mk20石眼二式（Rockeye Ⅱ）集束炸彈、B-61戰術核子彈、AGM-158聯合空對地距外飛彈、AGM-158C遠程反艦飛彈等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衍生型
為了加速新機種的開發，軍方訂購了11架F/A-18原型機，其中有9架為單座型，也就是日後的F/A-18A。雖然偶爾有人會稱呼這批飛機為YF/A-18A，但事實上根據官方的定義，這批飛機應該是作為預產機而非可以懸掛「Y」字代號的原型機身份。1978年11月18日，第一架預產型F/A-18A順利升空，戰機在為期一年多的測試後，正式進入量產。根據記錄總共有371架F/A-18A被製造出來，並且於1980年3月開始部署，初期當然是以美國海軍的操作測試與評估單位開始接收新飛機。不過令人有點意外的是，第一個真正正式配置F/A-18A的單位，其實是海軍陸戰隊第314「黑騎士」戰鬥攻擊中隊（VMFA-314 "Black Knights"），於1983年1月7日正式換裝完成開始運作。而第一個正式配置F/A-18A的海軍單位，則是海軍第113戰鬥攻擊中隊（VFA-113），於1983年8月換裝完成。VFA-113與後來換裝完成的VFA-25，被配屬在第14航艦航空大隊（CVW-14），因此搭載該大隊的星座號航空母艦（USS Constellation CV-64）成為第一艘正式配置F/A-18作為戰鬥武力的航空母艦。
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 衍生型
當F/A-18A正式開始服役後，海軍的高級將領們馬上感受到這型多功能戰鬥機真正厲害的地方：它比原本對地攻擊專用的A-7載彈量更大，攻擊精確度更高，但又有不輸給海軍當家空優戰機F-14的運動能力，因此他們給了F/A-18A「搖擺戰機」（Swing Fighter）的渾名，意指這架飛機能在戰鬥機與攻擊機兩種原本壁壘分明的角色中，輕易的切換。相較於過去必須更換航電才有可能有效擔任某一類型任務、或是起飛前就就必須先設定電子裝備的「多用途」戰機來說，F/A-18 真正實現空中切換多任務機種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