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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美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了宪法修正的程序，是联邦宪法体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它不仅提供了宪法变更的法律机制，也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在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第五条的存在，使得宪法既不至于因环境变化而失去适应性，也避免了轻易被修改所造成的法律动荡。随着时间推移，尽管修宪程序严格，美国宪法已有27项正式修正案。
在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前，已有八个州的宪法中包含了修正机制，其中三个州赋予州立法机关修改宪法的权力，其余五个州则规定须由特别选出的代表大会处理修宪事宜。相比之下，早期的《邦联条例》规定任何宪法修正案必须由联邦国会提出，并经13个州议会全体一致同意。这种过高的门槛，实际上导致宪法修改在实践中几近不可能，也成为《邦联条例》最关键的制度缺陷之一。美国宪法制定者在费城制宪会议中，设计了第五条作为回应，正如第43号文所述，这一修正机制意在“既避免因修改过易而导致宪法的多变，又避免因过于僵化而使已发现的缺陷长期存在”。更重要的是，它给予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修正权上平等的起点，使得两者都可以因应自身治理经验，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议。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修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提案与批准。在提案阶段，有两种合法程序可以启动宪法修正案。其一是由联邦国会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修正案，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修正案使用的方式；其二则是由宪法修正提案会议提出，其召开须有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虽然宪法赋予这一机制合法地位，但至今尚未被实际使用过。在修正案被正式提出之后，进入批准阶段。批准也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由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关批准，即目前50个州中需至少38州通过；其二是通过州级特别召开的州批准会议。此批准方式是否使用，由国会在每一修正案中自行决定。至今，仅有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禁酒令）使用了州批准会议的方式，其余均采用州议会批准。根据现行法律，美国档案管理员根据《美国法典》第一编第106b条（1 U.S.C. § 106b）的规定负责修宪程序的管理，尤其是在批准阶段的行政事务。一旦国会通过修正案提案，档案管理员会向各州州长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州议会或批准会议进行审议。每一州在批准后，需将经认证的原件送交档案管理员，由联邦注册办公室进行形式审查和签名认证，以确保其法律效力。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第五条还明确指出，部分宪法条文在一定条件下不允许被修正。例如，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禁止国会在1808年之前通过任何限制奴隶进口的法律；而该条第九款第四项则要求对直接税的征收必须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这两项条款在宪法生效后直至1808年为止被豁免于修正程序之外。1808年1月1日，也就是禁限解除的第一天，国会随即通过法律禁止奴隶进口。1913年2月3日，随着第十六修正案的批准，国会获得了征收所得税的权力，无需在各州之间分配或以美国人口普查为基础。另一项受保护的条款是第一条第三款第一项，涉及各州在参议院中的平等代表权。宪法明确规定，未经有关州同意，任何州不得被剥夺在参议院中的平等表决权。这一限制没有时间上的终止，是永久性的保护机制，反映出联邦制度中各州主权平等的核心原则。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美国宪法第六条确立了联邦宪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明确规定宪法本身以及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和条约优于各州的法律与宪法。无论各州的法律或宪法有何规定，州内所有法官在法律判断中都必须遵从联邦宪法及其相关法律，这一原则被称为至高条款（Supremacy Clause）。它确保了国家法律的一致性，防止各州法律因自治而出现冲突或割裂联邦统一。
此外，第六条承认在《邦联条例》体制下所产生的国家债务继续有效，这一安排有助于维护美国新政体在国内外的信用与财政稳定。第六条还规定，所有联邦和州级的立法者、公职人员及司法官员，必须宣誓或声明支持美国宪法，这一要求强调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要求政府全体成员在履行职责时以宪法为最高准则。最后，第六条的无宗教测试条款（No Religious Test Clause）明确禁止将宗教信仰作为担任联邦公职的资格条件，确保了政教分离原则的体现，防止宗教信仰成为政治权力的筛选标准，从而巩固宗教自由这一基本宪政理念。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美国宪法第七条规定了新政府架构的正式生效程序。鉴于当时许多州内政治人物倾向于反对联邦体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决定采用州批准会议的方式进行宪法的批准，而非由州议会直接表决。这一安排旨在绕过州内可能存在的反对派影响，让更广泛的民意在批准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使得一些无法在州议会任职的群体，如法官或牧师，有机会参与宪法的批准事务。第七条还明确规定，只要有九个州（约三分之二）通过批准大会同意宪法，宪法即正式生效 。这一“九州门槛”取代了原《邦联条例》要求全体十三州一致同意的高门槛，体现出新宪法在制度设计上的务实与灵活。如此一来，即便个别州拒绝加入，其余州也可先行建立新政府。代表们当时普遍预期，罗得岛等州可能不会率先批准，因此特别强调九州批准即可成立联邦，其他州可在之后陆续加入。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1787年9月17日，当时制宪会议的39位代表在会议结束时签署了这部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的新宪法。这一签署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它也构成了宪法的结尾认证（eschatocol），标志着制宪工作的正式完成。在这些签名之外，结尾条款还包括一段简短的声明，宣布制宪任务已经顺利完成，签署人认同这份最终文书的内容。此外，该条款还表明了在场各州代表对宪法的通过，以及宪法通过时间，并列出了参与签署的代表名单。在文书的最后，制宪会议的秘书威廉·杰克逊还特别注明了宪法正本中手写修订的四处内容，并签名以确认其有效性，这一细节强化了整份宪法文本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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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结尾部分的语句由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起草，并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会议上提交。这段语言被有意地设定为模糊而含蓄，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那些在宪法各条款上仍持保留态度的代表的支持。当时支持新宪法的代表们认为，要取得必要数量州的批准以使宪法生效并不容易，因此格外希望能呈现出一个“各州一致同意”的表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结尾条款中采用了“由在场各州一致同意而完成”（"Done in Convention by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States present..."）这样的措辞。这种措辞虽然没有明示所有代表个体都同意宪法内容，但却成功地在形式上表现出一种集体认同。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文书的日期被特别标注为：“主历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七日”("the Seventeenth Day of Sept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十二年”("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Twelfth."）。这种双重纪年方式既体现了西方宗教文化的传统，也将宪法与《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原则相联系。这种形式不仅可在《美国宪法》中见到，也出现在《邦联条例》和《西北土地法令》中。
虽然结尾条款不涉及宪法对政府权力的授予或限制，也不包含具体的法律条文内容，但它在法律和历史意义上具有认证和见证的功能。它确认了制宪会议最终文本的内容，记录了宪法是在何时、何地、由哪些代表签署的，从而为整部宪法提供了最终的权威性标识。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美国宪法的修正案机制由宪法第五条加以规定，体现了宪法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又具备与时俱进的弹性。这一机制确保了宪法能够随着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根据第五条的规定，修宪提案的提出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会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二是由三分之二的州议会联合请求召开宪法修正提案会议。尽管宪法赋予了这两种提案途径，但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一次修正案是通过宪法修正提案会议的方式提出。
一旦修正案草案经由任一方式提出，下一步便是批准程序。国会将决定该修正案应由州议会批准，或是通过州批准会议来完成批准过程。国会还负责将修正案文本及其批准方式递交联邦注册办公室，该机构会将修正案以法案抄本的形式制作并分发给各州。修正案一旦获得四分之三州的批准（目前为50个州中的38个），即成为美国宪法的正式组成部分，无需进一步由国会或其他机构再作追加批准或颁布。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在实际操作中，修正案获得批准后，联邦注册办公室会对收到的各州批准文书进行核实。一旦确认符合数量和程序要求，国家档案管理员便会签署正式的证书，宣布该修正案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一认证随后刊登于《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和《美国法典汇编》（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从而向国会及全国发布修正完成的正式通知。
自宪法于1789年制定以来，美国共通过了二十七项修正案。尽管有修正内容的添加，但宪法正文从未被更改或删除，之前的每一项修正案也均被保留原貌。这种方式早在第一届国会提出首批修正案时便已确立，成为美国宪法发展中的一项制度传统。最初的十项修正案，即人们所熟知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于1791年通过。它们是在1788年宪法辩论期间，为安抚反对者、保障基本自由而由宪法支持者所承诺增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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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宪法的第十三至第十五条修正案通常被称为《重建修正案》（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是在南北战争后通过，用以废除奴隶制度、赋予所有人生而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保障少数族群的投票权。它们标志着美国宪法从保障个人权利迈向公民平等的一个关键转变。
修正案的批准时间各不相同。其中，第二十七修正案耗时最长，在州议会之间悬而未决长达202年又225天，最终于1992年获得批准。第二十二修正案也耗时接近四年，是被成功通过的修正案中所用时间第二长。而批准时间最短的是第二十六修正案，仅用时100天。前26条修正案平均花费约1年零252天完成批准，而包括悬而未决多年的第二十七修正案在内，27项修正案的整体平均批准时间则延长至约9年零48天。
美国宪法第一、第二和第三修正案构成了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权利的基本框架。这三项修正案的产生，与美国在独立战争前夕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密切相关，也体现了建国之初人民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同意志。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第一修正案通过于1791年，是对言论、宗教、出版、集会与请愿五项自由的明确保障。其核心理念是防止政府压制思想与信仰自由，确保一个开放、多元的公共讨论空间。其中的“宗教自由条款”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政教分离条款”（Establishment Clause），明确联邦政府不得设立官方宗教或偏袒特定宗派，防止形成类似英国国教会的国家宗教体系；其二是“自由信仰条款”（Free Exercise Clause），保障个人拥有选择宗教、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并可以公开实践这些信仰。这一修正案还保护公民表达观点的自由，即使是与政府立场相左或不受欢迎的意见，也应受到宪法的保护。此外，第一修正案还允许民众因经济、政治或宗教目的而自由集会，并有权向政府请愿，寻求政策改进或权利救济。这一系列保障机制确立了美国作为言论自由社会的法律基础，并在两百多年中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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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修正案同样通过于1791年，其内容保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尽管该条文最初与殖民时期对抗英军的民兵组织密切相关，但现代司法解释认为，这一权利属于个人而非仅限于集体形式的民兵。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确认，个人有权拥有枪支用于合法防卫。然而，政府仍有权制定合理的枪械管控措施，对枪支的生产、持有和销售进行一定限制。第二修正案的历史背景深植于美国革命前的政治经验，当时英军曾试图通过搜查和没收殖民者的武器来限制反抗力量，这激起了广泛的不满。正如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所质问：“我们在被彻底缴械、每家门前都驻有英国卫兵之后，是否会更加强大？”这类论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个人武装的重要性抱有深刻的警觉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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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修正案则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未经房主同意强行驻扎军队。这一条文虽然在现代司法实践中鲜有适用，但在历史背景下却具有重要意义。它直接回应了英国议会在殖民时期所颁布的“军队驻扎法”（Quartering Acts），该法案授权英军在未经房主允许的情况下占用私人住宅，引发了广泛民怨。第三修正案由此成为宪法中关于个人住宅不可侵犯的象征性条款，是宪法保护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空间的一部分。
美国宪法第四至第八修正案构成了司法正义的重要保障机制，确立了公民在面对国家权力时的一系列基本权利。这些修正案最初于1791年通过，作为《权利法案》的一部分，保持对滥用国家权力的时刻警惕，并为个人自由、程序正义和人道待遇设定了重要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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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修正案明确禁止政府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或其财产进行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搜查”的范围可以从警察对个人的人身搜查、血液检测要求，到住宅或车辆的搜查等，而“扣押”则包括对个人或其持有物品的控制。这一修正案的核心精神是保护个人隐私，确保政府在刑事调查中必须依据合理的法律程序，通常包括获取法院签发的搜查令。未经合法授权所取得的证据，在审判中往往会被排除在外，这一原则在美国法律中称为“排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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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修正案则进一步拓展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首先，它要求重大犯罪案件必须由大陪审团作出起诉决定，避免权力机关单方面决定起诉。其次，它禁止“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即同一犯罪行为不得被重复审判或惩罚。此外，第五修正案强调“正当法律程序”，规定在缺乏公正程序的前提下，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或财产。最为人熟知的是，它赋予被告人“不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on）的权利，被指控者可以拒绝在警方或法庭面前提供可能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此外，第五修正案还规定政府在征用私人财产用于公共用途时，必须给予“公平补偿”（just compensation），这一条款构成了征收权（即征用权）的宪法基础。
美国宪法 宪法构成
第六修正案则是关于被告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一系列程序性权利。它保障被告有权获得公正且迅速的审判，并由居住地的公正陪审团进行裁决。此外，审判必须是公开的，以防止秘密审判带来的滥权行为。这一修正案还确立了被告有权获得法律代理，即享有辩护律师的协助，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其他重要权利包括被告有权了解其所被控的罪名、有权要求控方证人出庭并面对面质询，以及有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中裁定，第五和第六修正案结合要求在警方拘留嫌疑人时必须告知其权利，即“米兰达警告”。
第七修正案则将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扩展至联邦民事案件，尤其是基于普通法的诉讼。这项修正案保障民事案件当事人可请求由陪审团裁定事实问题，而法院不得随意推翻陪审团的事实判断。虽然该修正案表面上适用于“普通法上的诉讼”（suits at common law），但现代司法实践中，其范围已经涵盖联邦反歧视等现代法律下的诉讼。然而，该修正案并不适用于各州法院，其效力仅限于联邦司法体系。
美国宪法 未批准的修正案
在美国宪法的修订历史中，尽管已有27项修正案正式通过，另有数量可观的修正案曾在国会中被提出，却未能完成各州的批准程序而未被采纳。根据统计，美国国会在每届两年任期内，平均会提出约150项宪法修正案，其中大多数止步于国会委员会，只有极少数获得通过并提交各州表决。迄今为止，有六项由国会正式提出并提交各州审议的修正案未能获得足够州数的批准，因此未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六项之中，有四项因未设定批准时限而至今仍具“待定”（pending）状态，另两项则因设有限期而在截止后失效。
其中最早的未获通过修正案为1789年提出的《国会席次分配修正案》。该案旨在设定众议院议员人数的具体计算公式，以配合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在最初提交各州时，仅需十州批准即可通过。当佛蒙特州和肯塔基州加入联邦后，批准门槛增至十二州，而最终只获得了十一州的批准，始终未能生效。尽管当代的席次分配已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调整，但该修正案仍属正式待定之列。
美国宪法 未批准的修正案
1810年提出的《贵族头衔修正案》亦属待定类别。其内容规定，凡接受外国贵族头衔者将自动丧失美国国籍。在初次提交时，十三州批准即可通过，该案在1812年初已获十一州批准。然而同年路易斯安那州加入联邦，使门槛上升至十四州，导致该案仍差两州未达成效。此后再无州批准该案。
1861年，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国会提出了《科温修正案》，试图缓解分裂危机，内容意在禁止国会干涉各州的“本土制度”，其中特别暗示奴隶制度不可被联邦废除。该提案是多项旨在安抚蓄奴州的政治举措之一，但终未奏效，五州虽于当时批准，之后再无新增支持。目前该案如要通过，需再获33州批准。然而，1865年通过的第十三修正案已正式废除奴隶制度，使该提案的现实意义消失。
美国宪法 未批准的修正案
1924年所提出的《童工修正案》反映出对联邦管控未成年劳动的尝试。起初，此案为回应最高法院在1918年哈默诉达根哈特案（Hammer v. Dagenhart）和1922年贝利诉德雷克塞尔家具公司案（Bailey v. Drexel Furniture Co.）两项判决中对联邦干预童工问题的否定态度而提出。该案原需48州中36州批准，到1937年已有28州支持，但之后进展停滞。随着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通过并成功规范16岁以下劳工的雇佣行为，以及1941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达比木材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Darby Lumber Co.）中对该法案的支持，原先推动修正案的政治动力也就随之消退。
此外，还有两项修正案因设有批准期限而已失效。其一为1972年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旨在禁止联邦和州政府基于性别的歧视。此案原设七年批准时限，后延长至十年。尽管有三十五州于最初期限前批准，仍未达三十八州的通过标准，且其中五州后来宣布撤销批准。虽然近年内华达州（2017年）、伊利诺伊州（2018年）与弗吉尼亚州（2020年）再次表态支持，达到三十八州门槛，但因批准时限早已届满，相关法律效力引发诸多争议与诉讼，至今未能定论。另一项为1978年提出的《哥伦比亚特区投票权修正案》。该案设想给予华盛顿特区如同州份般的全面国会代表权、总统选举选票及宪法修订过程参与权，亦将废除先前赋予该区总统选举选票的第二十三修正案。提案设有七年批准时限，最終仅获十六州支持，未达三十八州的法定门槛而自动失效。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在美国宪法制度中，司法审查是一项核心机制，它赋予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以决定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权力。这一制度不仅使宪法成为联邦与州政府行为的最终标准，也在美国法治体系中起到了维持宪政秩序的重要作用。司法审查的实践起源可以追溯到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该案首次明确了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并在必要时宣布其无效。此后，这一权力成为司法部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法院能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担负起监督与制衡的职能。
根据司法审查的原则，联邦法院可以审查联邦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可以审查州政府各分支的法律与行政措施，以判断其是否违反联邦宪法。一旦法院判定某项法律或行政命令违宪，该行为即被宣布无效，无法再继续实施。这一制度确保了宪法在所有政府层级中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除了宣布立法违宪，法院还具备解释宪法条文含义的权力。在具体案件中，法院通过裁决的方式对宪法条文作出解释，并建立起被称为判决先例的法律标准。这些判例具有指导效力，成为后续同类案件的参考依据，也在事实上影响宪法条文的理解与适用。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随着时间推移，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对许多宪法条款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涉及电视广播的政府监管问题、被告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等议题上，法院的判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宪法条文的解读。这种变化无需修改宪法文字，而是通过司法解释方式实现。同时，为实施宪法并回应时代变化，国会通过的联邦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甚至间接改变了宪法语言的含义。尤其是针对宪法授权的执行条款，国会立法常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关于州际贸易、税收、民权或行政程序的法律，虽然名义上是对宪法授权的运用，实际上往往带有对宪法条文实质解释的效果。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此外，联邦行政机构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制定大量规章制度，这些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正式立法，但也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宪法条文的实际应用。行政机构的解释与规定往往补充了国会立法的细节，也进一步细化了宪法条文的实施路径。然而，一旦这些规章受到质疑，最终是否符合宪法，仍由法院作出裁定。司法审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被动性——法院不主动干预政治过程，只有在具体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提出违宪指控时，法院才有机会进行审查。因此，司法权的运作建立在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基础上，这一机制在保障宪法权威的同时，也限制了司法部门过度干预政治的可能。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建基于一部成文宪法之上，《美国宪法》不仅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法律文件，也成为法院评估和规范政府权力的重要依据。这项权力的核心理念，是以宪法的至上性为前提，并赋予法院解释、适用与捍卫宪法的责任。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在于法院对于两类事务的审理权：一是对于政府官员行为及州法律的合宪性评估，二是对于联邦政府不同权力部门是否遵守宪法规定的裁定。这种制度设计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以法院为主要平台进行宪法解释的国家之一。直到20世纪，其他多数国家仍主要依靠立法机关来解释宪法，法院则不被赋予直接解释宪法的权力。美国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宪法是一部根本性法律，其地位高于普通立法，只有通过特殊的修宪程序才能加以变更。这一程序首先要求国会提出修宪议案，然后经多数州批准方可生效。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各政府部门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所授权力的严格限制。法院因此被期望履行两项职责：一是执行宪法条文的权威性，二是在拒绝执行与宪法相冲突的其他法律。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司法审查权的最早设想可以追溯至制宪时期。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曾提议建立一个拥有立法否决权的最高法院，这一制度类似于1777年纽约州宪法下的“修正委员会”（Council of Revision），该委员会由州长与州最高法院法官组成，拥有否决任何违背宪法精神的立法的权力。这一主张在制宪会议上曾三度提出但最终未被采纳，取而代之的是设立总统否决权，并由国会有权通过重投票推翻总统否决。而真正赋予法院司法审查权的是宪法第三条所规定的联邦法院司法权限，以及宪法中的最高法条款（Supremacy Clause）。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有其制度渊源，也有丰富的政治与社会辩护。在各州举行的宪法批准辩论中，该制度的正当性广泛被认可。弗吉尼亚州的约翰·马歇尔、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康涅狄格州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斯均在本州的批准会议中明确主张联邦最高法院应拥有对州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审查权。《联邦党人文集》第78号文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力证了司法审查权的理论正当性。他指出，成文宪法的权威只有通过法院认定违宪立法无效才能得以维护。对有限政府的坚持必须仰赖司法机构来保证各项法律不超出宪法赋权的界限。人民对于立法机关的主权，特别需要依赖法官来守护。
美国宪法 司法审查权
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建国初期便已逐步建立。早期的美国首席大法官几乎都直接参与了制宪过程，对宪法文本的意义与宗旨有深刻的理解与实际经验。例如，首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共同作者之一；第二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拉特利奇曾短暂担任宪法会议代表；第三任首席大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斯也参与了制宪工作；而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不仅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任三十余年间，通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巩固了司法审查制度，并确立了联邦法院在宪政体系中的权威。除首席大法官之外，其他早期大法官如詹姆斯·威尔逊与小约翰·布莱尔等人，也都曾担任制宪会议代表。
1801年，约翰·马歇尔继奥利弗·艾尔斯沃思之后成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当时，虽然联邦司法系统已由《1789年司法法案》设立，但案件数量不多，司法权威也尚未确立。事实上，司法审查制度的命运正掌握在最高法院自身的手中。虽然联邦法院对各州立法的审查及对州最高法院裁决的上诉权已被接受，但其对州法律的实际管辖权仍十分有限。1833年，最高法院在巴伦诉巴尔的摩市案（Barron v. Baltimore）中裁定，《权利法案》仅限制联邦政府，而不适用于各州。
最高法院真正确立司法审查权的标志性判决，是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在该案中，法院首次明确主张其有权对国会所立之法案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法院认定，马伯里及其他人确有权获得其哥伦比亚特区法官的委任状，但马歇尔大法官在撰写多数意见时指出，《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与宪法第三条存在冲突。在该案中，宪法规定与普通法同时适用于案件，但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根据马歇尔的判断，司法责任的核心正是决定在两条相抵触的法律之间，哪一条应优先适用。马歇尔指出，宪法赋予司法权审理“依据宪法所发生”的案件，而联邦法官也宣誓维护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因此，既然宪法创设的联邦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当国会制定的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时，联邦法院就有责任选择宪法作为裁判依据。
尽管马伯里案奠定了联邦法院拥有司法审查的权力，最高法院在此之后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再度宣布国会立法违宪。下一次宣告国会法案无效的判决，出现在1857年有争议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该案判决宣布“密苏里妥协”法案违宪，但实际上该法案早在案件裁决前已被废除。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十年间，最高法院共在77起案件中裁定国会立法违宪，平均每年近一案。
司法审查制度的稳定发展也并非未曾遭遇挑战。1935年至1936年间，最高法院连发十二项裁决，宣布与罗斯福新政相关的国会立法无效，引发了严重政治危机。对此，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法院填塞计划”，试图扩大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以打破保守派大法官对新政的阻力。虽然该提案最终未能通过，但也促使法院在随后裁决中逐渐对罗斯福的经济改革计划采取更为宽容的立场。此后，有人提出是否应设定更高比例的多数票才能宣布国会立法违宪，或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大法官在一定年龄后强制退休，以限制司法权力。但至今，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仍然延续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美国宪法 国际影响
《美国宪法》自1787年制定以来，不仅在美国国内建构了联邦制度的法律基础，也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世界上最早成文的宪法之一，《美国宪法》影响了多个国家在宪政设计与民主制度建立方面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实践。这种影响表现在宪法文本的语言、制度原则的借鉴，以及在政治危机时刻对外国宪政主义者所提供的灵感和范例。
《美国宪法》的国际影响首先于其在原则层面的输出，包括法治观念、权力分立体系、对个人权利的承认等核心原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多次宪法改革与民族独立运动中，成为各国宪法设计的重要参考。美国的宪法修正机制与司法审查制度，也被多个国家在建构现代法治国家时所吸收。《美国宪法》不仅启发了各地对主权限制与政府权力制衡的理解，亦对部分国家的制度设计产生一定影响，包括三权分立体制、总统行政体制、联邦结构与司法审查机制等。部分国家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甚至直接借用《美国宪法》中的语言或条文。在形式上，美国开创了宪法通过专门制宪会议制定、经由民众批准的程序，这种方式随后被多个国家采纳。此外，美国宪法对国家最高法律地位的强调，以及对普通法的优越性，也促使许多国家在本国法制中确立了宪法至上的原则。
美国宪法 国际影响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美国宪法》影响了多位重要政治人物及改革家。例如，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借助宪法原则维护国家统一；他的同时代人、墨西哥总统贝尼托·华雷斯也在国内推行宪政改革时受到美国宪法影响。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以及中国近代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都在其国家政治现代化构想中参考了美国宪政理念。历史学者乔治·阿森·比利亚斯认为，美国宪政影响可划分为六个主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776年至1811年，这一时期美国独立革命激发了西欧及其殖民地的宪政思潮。第二阶段是1811年至1848年，随着拿破仑声望的衰落，《美国宪法》成为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及欧洲民族主义者的参照。第三阶段是1898年至1918年，在美西战争后，《美国宪法》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运动中得到更广泛采纳。第四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至1945年，非洲、中东与亚洲的去殖民化运动中，《美国宪法》提供了政治架构与权力制衡的范例。第五阶段是1945年至1974年，二战结束后各国独立浪潮中，《美国宪法》被视为构建新政权的参照体系。第六阶段是1974年至1989年，冷战后国际秩序重组之际，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个威权国家向民主宪政体制转型，借鉴了《美国宪法》的一些原则与制度形式。
美国宪法 国际影响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在制定新宪法或修改旧宪法时，选择了更加现代化、易于变更与包含更广泛权利保障的法律架构。根据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大卫·劳（David Law）与其团队于2012年发表的研究，他们回顾了近200个国家的700多部宪法，指出尽管“宪法”这一概念在历史上起源于美国，但当今各国在宪法编写方式和权利保障方面更倾向于其他范式。研究指出，《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数量相对较少，在典型权利项目中仅覆盖了约26项中的一半。此外，《美国宪法》仍保留如持枪权等制度，在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中较为罕见，仅有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保留类似规定。相比之下，加拿大于1982年修订的宪法则被视为更具现代参考价值的国际范本。
美国宪法 国际影响
此外，并非所有文化背景的国家都能顺利采纳美国的宪法原则。例如在儒家传统或伊斯兰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美国宪法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本质上与本地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或有一定矛盾。许多新兴民主化国家反而更倾向采纳更为集中的政府模型，例如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体制或法国的半总统制结构，这些体系在中央集权与行政效率方面展现出更大吸引力。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宪法在制定时同时借鉴了美国、加拿大与瑞士的宪政经验，但依旧保留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与君主立宪传统。澳大利亚采用了与美国类似的联邦制结构和州代表参议院制度，也引入了司法审查与三权分立理念。然而，与美国不同，澳大利亚并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个人权利保障，而是更多依赖普通法与立法手段处理相关事务。
美国宪法 批评与争议
《美国宪法》自1787年制定以来，被视为现代宪政体制的重要典范，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与争议。
美国宪法 批评与争议
部分学者曾就《美国宪法》制定过程对其合法性表示怀疑。例如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就指出过，制宪会议的代表可能“越权”制定整部宪法，而非仅限于“修正邦联条例”这一动议，理由是从原则上制宪会议的成员只拥有修改《邦联条例》的权限，而不能制定一部取代它的新法律，因此代表们的行为是超越权限的；而在宪法表决过程中，制宪会议并没有执行《邦联条例》所规定的“全体一致通过”原则来通过宪法。然而，也有学者反对这种疑问，例如宪法学者迈克尔·法里斯（Michael Farris）专门撰写有关“越位制宪会议迷思”（runaway convention myth）的文章与论证，明确反驳这种批评。他主张制宪会议并未越权，制宪会议代表在制订修正案时并没有任何权限上的限制。而且，《美国宪法》在实质上就是《邦联条例》的一个修正案，并且是依照邦联议会或安纳波利斯会议后的授权进行，并且议会和全部十三个州立法机构都按照条例的要求举行了表决程序。首先，十一个州在1788年7月26日之前通过议会举行的表决会议批准了宪法草案。其次，另外两个州（北卡罗来那州和罗德岛州）尽管在起初反对宪法草案，但是最终也都举行了特别会议表决批准了宪法。因此，在表决程序上的修改已经得到了全体州的同意。
美国宪法 批评与争议
对社会正义和普遍平等的回应方面，最早期的《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全国范围内的选民资格，而是将这一权力交由各州自行决定。由于这一安排，许多州在最初只允许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成年人拥有投票权，排除了妇女、有色人种以及经济条件较差的群体。尽管新泽西州在建国初期曾短暂允许妇女在与男性相同的条件下投票，但这一进展并未得到普及或延续，女性的普遍选举权直到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生效后才最终成为宪法保障的一项权利。而在废除奴隶制、赋予前奴隶公民权和选举权方面，《美国宪法》同样表现出迟缓和有限的反应。在内战结束后，从1865年至1870年通过的重建时期修正案（即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才正式废除奴隶制，并在法律上承认了前奴隶的公民资格和投票权。然而，即使如此，这些修正案仍未涵盖性别因素的歧视问题，直到数十年后的第十九修正案才首次在宪法中明确禁止因性别而剥夺投票权。
美国宪法 批评与争议
从现代比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国际范围内并不算突出。2012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大卫·劳（David Law）和米拉·弗斯特格（Mila Versteeg)在《纽约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宪法》在具体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远逊于许多其他国家宪法。这项研究分析了来自近200个国家的700余部联邦宪法，并总结出全球范围内“平均权利法案”应涵盖的60项具体权利条款，而美国宪法仅包含其中的26项。相比之下，加拿大1982年修订的宪法权利宪章已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全球宪政范本。此外，美国宪法仍保留了世界上少数几个保障“持枪权”的宪法条款之一。除美国之外，仅有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宪法对持枪权进行了明文保护。这一条款在美国社会长期引发激烈争议，尤其是在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背景下，关于是否应限制个人持枪权的辩论日益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许多批评者认为，持枪权作为宪法赋予的个人自由，正在对公共安全造成结构性影响。
另一个广泛受到关注的批评在于《美国宪法》修正程序的高度复杂性。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修正流程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多数和四分之三州议会的同意，这一门槛极高，使得修正宪法变成为非常困难的任务。法学家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在2006年就指出，《美国宪法》已成为“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最难以修改的宪法”。而政治学家斯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与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则进一步批评指出，正是由于宪法难以修改，美国至今仍保留了许多被其他民主国家早已改革的非民主性制度，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参议院代表配额不均、联邦法院终身任命制度等，被视为与现代民主原则存在较大偏差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受宪法限制长期未能被改革，从而为国内民主倒退提供了结构性的温床。
長城戰役
長城戰役，又稱長城大會戰，中國國民政府稱长城抗战，滿洲國政府稱關內作戰，是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发前，大日本帝國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滿洲國於1933年向关内扩张，围绕长城一线发生的數場戰役，与热河战役相连接。由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重点仍落在“安内”与战争准备阶段，故采取了退让态度，结局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暂息争端。当时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涌起，紧接发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及同年的“闽变”，造成国民政府的忙乱，不过蒋中正最终在“围剿”中还是成功地将共军赶往中国西部。在国民政府的隐忍退让之下，直到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本势力逐渐进入了华北。
1933年，日本以熱河省地方官員表示歸附滿洲國為由，與滿洲國軍隊進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之後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各隘口與熱河，國民政府派遣宋哲元、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關麟徵、黃杰與劉戡在義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羅文峪、界嶺口憑險固守并抵禦日軍，但最終由於軍備不良、戰力消耗殆盡、喪失戰略位置而撤退。王以哲部东北军属于参战部队。
長城戰役
之後中華民國成立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由熊斌、徐祖詒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劃定冀東二十二縣為非武裝區，軍隊不得進入，而日軍退回長城以北，但实际上日军以“监察中国军队”的名义留下驻军，为卢沟桥事变做好準備。以長城為界，滿洲國更於長城各地樹立「王道樂土大滿洲國」的界碑。
長城戰役 戰鬥序列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第6、第8师團、混成第14、第33旅團、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滿洲國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张学良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一、二、三军团（第三军团司令万福麟），共5个军1个师兵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作相，辖四、五、六、七、八军团共9个军1个师，分布在长城各口，固守御敌。
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指挥。
長城戰役 熱河戰役
日軍第8師團進攻熱河，湯玉麟徵集二百多輛汽車，裝上金銀財寶和鴉片等，運往天津租界，他的手下的幾個將領尚未交鋒就投降或逃跑，湯玉麟更是一槍不發，全面敗退，率部逃到河北承德地區的灤平，日軍僅128名騎兵占領承德。
長城戰役 主要戰鬥
1933年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称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1月2日以優勢兵力及火砲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進攻。日軍進攻山海關，中國守軍何柱國所部安德馨營英勇抵抗，經兩晝夜激戰，全部殉國:297。该团奮勇抵抗至3日下午，奉命撤退。日軍攻破榆關:26。1月4日和1月6日，日军再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九旅阵地，守軍堅守。1月10日，日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十五旅退守石门寨。
1933年3月1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扣留軍用汽車偷運鴉片輸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滿載私物潛逃:101，不戰棄守承德:297。3月4日，日軍以120名騎兵先頭部隊佔領承德:297。熱河各地隨之陷落:101。随后日军进攻北京东北方向的长城各口。3月8日，政府通緝湯玉麟，命軍政部長何應欽駐節北平，馳調國軍北上增援:101。
長城戰役 主要戰鬥
3月6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奉命防守东起冷口，西至马兰峪一线。由於裝備不如日軍，守軍以奇襲夜襲對付日軍。3月9日，日軍搶佔喜峰口。傍晚，奉軍長宋哲元令，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長趙登禹率兵跑步馳援抵達戰場；考慮到日軍日間火力優勢，宋哲元派趙登禹帶隊夜襲，並將第三十八師董升堂團也交趙登禹指揮。3月10日，第二十九軍趙登禹旅在喜峰口與日軍激戰:297。趙登禹接命後，從董升堂團及本旅王長海團挑出500名士兵組成「大刀隊」，由他親自帶隊，於3月11日深夜只帶大刀和手榴彈分兩路踏雪夜行直插日軍軍營。3月11日，当地猎户关仁景、于连贵等自愿担当嚮导，趙登禹率左翼大刀队袭日军步骑兵营地，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率右翼大刀队袭日军炮兵阵地。3月12日凌晨，董升堂團首先到長城外小喜峰口之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附近埋伏，當夜一支日軍騎兵部隊正在酣睡，大刀隊迅速解決日軍哨兵，衝入營房扔手榴彈，用大刀劈殺日軍。王海長團也趕到狼洞子及白台子日軍炮兵陣地，大刀隊奪取日軍陣地；是次夜襲共砍死砍傷日軍逾千人，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炮18門、機槍36挺、飛機1架，500名大刀隊員僅23人生還。日軍騎兵與炮兵部隊一夜之間被全殲，打破其不可戰勝之神話，以致當時《朝日新聞》稱：「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國軍夜擊日軍，奪回喜峰口，东出铁门关，西过潘家口，由山間小路迂回至敌后包抄日軍，宣称殲敵數千，中国方面战后称之為喜峰口大捷。
長城戰役 主要戰鬥
日军於喜峰口失利後从承德方向调集早川、濑谷义的第31、第8两个联队，并附骑兵2个团，装甲车10余辆，飞机20架，联合蒙古、朝鲜人附庸部队2个旅，总计兵力超过万余人，向长城罗文峪口进攻。3月17日至19日，第二十九軍所轄暫編第二師及第三十七师1个团、第三十八师1个团防守遵化罗文峪一带各口，由暫編第二師刘汝明师长指挥，总兵力约6,000人，在罗文峪一带的长城线上迎战。血战三日，第二十九军官兵杀敌3,000多人，伤亡1,700余人，成功擊退日军和附庸军队，守住罗文峪。日军向滦东打开缺口。4月7日起再攻喜峰口，头2天进攻均被宋部击退。4月11日喜峰口腹背受战，4月13日，第二十九军奉何应钦之命撤出喜峰口，在兴城以北滦河西岸布防。
長城戰役 主要戰鬥
1933年3月9日，關麟征率中央精銳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第二十五師到達河北密雲縣石匣鎮時，將部隊開到古北口前線。出古北口東關不遠，即與日軍的前哨發生遭遇。關麟征親率第一四九團奪取右翼有利高地，遭遇日軍潛伏的偵查部隊狙擊。雙方短兵相接，戰鬥慘烈，關麟征受傷多處，渾身是血。身旁隨從官兵10餘人全部戰死，第一四九團團長王潤波陣亡，終於將日军擊退，佔領高地。3月11日，日軍第8師團主力向右翼陣地進攻，東北軍王以哲部不支而退，制高點將軍樓失守，日軍佔領古北口關口，乘勝包圍第二十五師戴安瀾的第一四五團，關麟征負傷，由杜聿明代理師長繼續同日軍苦戰。請示徐庭瑤軍長同意後，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門一線構築陣地。
3月12日日軍在火炮和飛機的支援下，開始進攻，第一四五團被分割成兩部分，師指揮所再次受到攻擊，第二十五師只好撤退。開戰之初，第一四五團的吳超徵副團長兼任偵查先鋒營率領一個營奉命駐守「帽兒山」高地的八個碉堡，由於聯絡中斷，沒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堅守，日軍調來飛機重炮猛攻，該營在八個碉樓居高臨下依靠地勢頑死守，弹药耗尽而使用刺刀肉搏，最后全營阵亡。
長城戰役 主要戰鬥
1933年3月13日，黃率中央精銳第十七軍第二師於密雲縣石匣鎮抗日，接替第二十五師南天門防務，守備黃土梁、南天門，八道樓子一帶陣地。3月14日第十七軍德軍裝備第八十三師（師長劉戡）投入戰鬥，4月16日後，日軍飛機10餘架即更番至南天門、石匣、密雲一帶陣地，猛烈轟炸，至21日，日軍更全面向黃土梁、南天門、八道樓子陣地攻擊，五晝夜末稍停歇，尤以左翼八道樓子一地，著彈3,000餘發，工事盡被摧毀，營長聶新、團副吳超徵陣亡，屍骨不存，化為灰燼。
4月23日，日軍3,000人在飛機的掩護下向南天門再次發起進攻，先後4次攻擊被擊退，日軍後從421.2高地迂迴到大小興開嶺進攻也未得逞。4月24日，日軍向421.2高地發起集團進攻，戰至10點左右，421.2高地失守。從4月21日到4月25日，第二師已傷亡6,000多人，不能再堅持下去，徐庭瑤調劉戡的第八十三師接防南天門，第二師撤回補整。日軍攻佔八道子樓後，將山炮運了上去，進行炮擊。日軍並在坦克的掩護下進攻，日軍攻下南天門。
從4月28日到5月上旬，第八十三師繼續在372高地、425高地、車頭峪、大小興開嶺、上堡子、筆架山、香水峪等地和日軍作戰，傷亡慘重，陣地不斷被日軍攻佔，劉戡準備自殺，被參謀長符昭騫等人攔阻。戰至5月11日，何應欽下令撤退，5月19日第十七軍撤至順義北苑，長城古北口戰役結束。
長城戰役 塘沽協定
1933年5月31日，中國政府被迫与关东軍簽定塘沽協定。
長城戰役 相关作品
八道樓子電影是1970年代邵氏電影公司拍攝之經典戰爭片。開戰之初，第145團的吳超徵副團長兼任偵查先鋒營、白長興、江明坤、何鴻發、褚天成、賈福勝、潘炳林等7人奉命駐守「帽兒山」高地的營本部碉樓，由於聯絡中斷，這7人沒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堅守，3月13日日軍調來飛機重炮猛攻，而七人居高臨下依靠地勢頑死守，弹药耗尽而改用刺刀肉搏，全部阵亡。日軍攻下高地後將7人合葬，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寫著「支那七勇士」。這段故事後來被導演張徹改編為電影八道樓子。
長城戰役 戰功
由於以上的戰功，第二十九軍高級軍官共11人，包括宋哲元、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及第十七軍關麟征、黃、劉戡，在1935年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美国参议院
美國參議院（英語：）是美國的立法机构──美國國會的兩院之一，另一院為美国众议院（或称「下議院」）。參議院議場建築物分佈在首都华盛顿特區的國會山莊北部。由於美國各州也設有州參議院，有時為避免混淆，會將美國參議院稱為聯邦參議院。
參議院的組織及權力源於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三款。美國各州在參議院中均有兩位議員作為代表，與各州人口無關。全院共有代表50个州的100名議員。參議員任期為六年，相互交錯，每隔兩年改選約三分之一的席位。从1789年到1913年，参议员由他们所代表的州的立法机关任命。在1913年美國憲法第十七條修正案通过后，他们由直接民选产生。
作为美國的上議院，参议院拥有几项独特的咨询和同意权，其中包括批准条约，确认内阁成员、最高法院大法官、联邦法官、军队负责人、监管机构、大使、其他联邦行政官员和联邦军警人员。如果没有副总统候选人获得美國選舉人过半数的投票，则由参议院负责从获得选举人票数最多的两人中选出一人担任该职务。此外，参议院亦会对被众议院弹劾的人进行审判。
美国参议院
參議院由于其成员名額較少而任期較长，被公認較眾議院更為審慎及更具声望，这在历史上导致了更多的合作以及更少的党派气氛。参议院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負責主持会议，在大多數情況下副總統不會在參議院中投票，除非遇到票數持平，副總統將投下關鍵一票打破票數持平。在副总统缺席时，传统上由拥有多数党的资深議员担任參議院臨時議長，代替副總統主持参议院工作。
20世纪初起，参议院出现了选举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的做法。参议院的立法和行政事务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管理和安排。
美国参议院 歷史
在《邦聯條例》中，國會為一院制，各州代表同額。在該條例約制下，聯邦政府運作的無效性使得國會於1787年召開大陸會議。除羅德島外的各州都同意委派代表與會。許多州代表籲求增設國會第二議院，並以英國上議院為原型。例如，约翰·迪金森主張「國會第二議院應由最具身份、地位與財富的高貴人士所組成，與不列顛上議院越相似越好。」
美国参议院 歷史
國會結構是大陸會議所面臨之意見分裂的議題之一。維吉尼亞方案要求兩院制國會，其下議院應由人民直選，而其上議院由下議院選出。維吉尼亞方案主要獲得大州支持，因其要求在兩院的代表權以人口數為基礎。然而，小州傾向要求兩院制與均等代表權的紐澤西方案。最後，終於達成了稱之為康乃狄克妥協案的重大折衷方案；國會中的一院（眾議院）規定為比例代表制，另一院（參議院）規定為平均代表制。為求進一步保護州權，規定參議員由州議會－而非由人民－選出。憲法在1788年經必要數目的州數（13州中的9州）正式批准通過，定於1789年3月4日全面實施。但是參議院在同年4月6日由過半數議員組成前無法行使職權。參議院的創立者預期參議院成為較眾議院更為穩定且審慎的機構。詹姆斯·麦迪逊將參議院的用途描述為「一個抗禦......反覆與激情的必要防護。」喬治·華盛頓在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時說：「我們將法條（自眾議院中）倒入參議院的碟子裡冷一冷。」
美国参议院 歷史
十九世紀早期時，具名望的政治家與演說家如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翰·C·卡尔霍恩、亨利·克莱、史蒂芬·A·道格拉斯與托馬斯·哈特·班頓等人的功績是其時代特徵。該時期同樣有自由的北方與奴隸制的南方之間的區間衝突。十九世紀前半，因為自由州與奴隸州的數目相等，大部分的時間中南北兩方在參議院中維持平衡。主張維持奴隸制的南方州參議員通常可以阻擋由人口眾多、廢除奴隸制的北方州所支配之眾議院所通過的草案。區間衝突大多發生於對奴隸制的爭議性宣言，一直持續至內戰時（1861年－1865年）。這場在南方各州宣告脫離聯邦後迅速引爆的戰爭，大大的挫敗了南方，也廢除了奴隸制。戰後重建的年代見證了共和黨取得多數及主導地位，許多美國人將之歸因於聯邦是內戰中獲勝的一方。在激進共和黨員的影響下，在1868年因政治目的對民主黨籍總統安德鲁·约翰逊進行彈劾。彈劾案最終失敗，參議院以一票之差而無法達到成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
重建時期於1877年結束，同時約為镀金时代的開始。此一時期的特徵為選區內尖銳的政治分裂。民主黨及共和黨兩方皆曾在參議院握有權力，但任何一方都無法取得壓倒性多數。同時，參議院也墮落到成為與戰前成為鮮明對比的疏離時期。只有少數的議員擁有長期而高尚的政治事業，其他大多數僅有一任的議員任期。州議會選舉的腐化也相當普遍。在1866年至1906年間的參議院選舉共有九起賄選案。許多的個別議員認為參議院是精英與富有人士的堡壘。若干進步時代的改革者推動參議員直接民選，不經州議會選舉。他們在1913年以通過美國憲法美國憲法第十七修正案達成目標。該修正案最終讓參議員們關心民瘼。
一個參議院領導組織於1910年代成立，亨利·卡伯特·洛奇與約翰·W·克恩各自成為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非正式領袖。民主黨在1925年指派奧斯卡·安德伍德為其正式領導人；共和黨跟著委任查爾斯·柯蒂斯。在一開始，政黨領袖權力受限，個別參議員尤其是各重要委員會的主席仍舊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然而，政黨領袖的影響力最終獲得成長，特別是當老練的領導者如林登·约翰逊擔任多數黨領袖時。
另外自1974年以來，參議院組成只有共和黨、民主黨、無黨籍（2002年曾在明尼蘇達短暫出現其他政黨以填補空缺），為少數全以區域席次選出的國家或地區所罕見的。
美国参议院 成員
憲法第一條第三款所設立的參選參議員席位三項資格限制是：（1）須年長於三十歲；（2）至少在過去九年為美國公民；（3）須（在選舉開始時）為其所代表的州之居民。對有意角逐成為參議員者，其年齡與公民權上的資格限制嚴格於欲參選眾議員席位者。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第六十二號文件中，以論證「參議院的委任」需有「更高明的見聞與穩定度」為由為這樣的安排作辯護。
憲法中規定，授權參議院（而非法院）裁定個人是否具就任資格。參議院早期並未詳查議員的資格。其結果是未達法定年齡者也獲得就職許可：29歲的亨利·克莱（1806年）、28歲的阿米斯特德.梅森（1816年）與約翰.伊頓（1818年）。這些事例之後未曾再發生過。1934年，Rush D. Holt Sr.當選為參議員時才29歲，他直到滿30歲（次年6月19日）才宣誓就職。1972年11月，时年29岁乔·拜登当选为参议员，但在1973年1月新任参议员宣誓仪式之前，他已经30岁了。
美国参议院 成員
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另外規定，任何聯邦或州政府官員，若在宣誓效忠憲法後鼓動叛亂或協助美國的敵人者，取消成為參議員的資格。該法條在內戰結束後迅速成為強制性，阻止支持聯盟國者任職。該修正案也規定，若國會兩院都以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撤除前此之資格取消，被取消資格者仍可任職。
美国宪法第一章規定每州可選出兩名參議員。憲法又進一步規定，除非該州同意，否則憲法修正案不得剥奪任何一州在參議院中的選舉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未成立州府的屬土不具任何代表權。美國目前共有50州，所以參議院共有100名議員。
美国参议院 成員
參議員一任6年，以各州全境為單一選舉區，其任期交錯，故每兩年有約1/3的席次改選。任期交錯安排讓任一州的兩名參議員不會在同一場大選中相互競逐。參議院改選在11月第一個完整星期的星期二舉行，選舉日與眾議院改選在同一天。每一名參議員由其所代表的州之全體州民選出。一般說來，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大選前數月所舉行的初選中選出其參選人。獨立人士與其他小黨的選舉細則各州不同。在大選中，幾乎所有的州都行使單一選區多數決（First Past the Post）。在該體系下，贏得相對多數選票（不一定過半）者獲勝。例外的州有的採取複選式排序投票或者两轮投票制。
一旦當選之後，參議員任期至其任滿、身故、或辭職為止。憲法更進一步准許參議院在2/3多數同意之下開除議員。參議院史上曾有15名議員遭開除，其中14位在1861年至1862年間因支持導致內戰的美利堅聯盟國而遭免職。自此之後，再無參議員遭到驅逐。然而，許多議員在免職程序進行中選擇辭職（最近的例子是1995年的鮑伯·帕克伍德）。參議院也曾通過對若干議員的譴責。譴責案只需簡單多數通過即可，但不能將議員免除其職，由於被纪录，议员的声誉会受损（如约瑟夫·麦卡锡）。
美国参议院 成員
第十七修正案規定，在參議院席位因任何原因出缺時，可自專門選舉替補。參議院席位專門選舉無須在議席出缺時立即舉行，典型地是與下次兩年一度的國會選舉同時舉行。專門選舉如果與國家其他職位的大選撞期，並不會合併選舉，而是分別舉行。自專門選舉勝選的議員其任期為至原任者的6年任期屆滿為止，而非自選上起全部6年任期。
第十七修正案進一步規定，州議會可授權其州長於該州參議院席位出缺時，在專門選舉實施前指定人選以暫時代理參議員行使其職權。全部50州，除亞利桑那州之外，都通過了授權由州長指定暫時代理人選的法律；參議員在名諱上加有閣下稱號，以示尊崇。2017年，年薪平均為美金$174,000；臨時主席與政黨領袖所得更多。CNN在2003年6月所作的金融調查，至少有40名的參議員為百萬富豪。
一般說來，因其代表更多美國人口，在美國，參議員的政治地位比眾議員更為重要，因其數目較少、任期較長、代表較多的選民（地廣人稀的州在眾議院中代表全州的席位除外）、參加更多的委員會、擁有更多的助理。在總統大選中，在任參議員獲提名者遠多於在任眾議員。
美国参议员大多是律师出身，例如第113届国会中的100位参议员中有55位出身于律师。
各州在任最久的議員被稱為「資深參議員」（Senior Senator），與其對應的為「資淺參議員」（Junior Senator）。這樣的慣例並無任何特殊意義，尽管在选择实际办公室和党团分配委员会时，资历通常是一个因素。在第117屆美國國會中，在任最久的資淺參議員是来自华盛顿州的瑪麗亞·坎特威爾，在資歷排名中排第16位。在任最短的資深參議員是来自喬治亞州的乔恩·奥索夫，在資歷排名中排第99位。他排在同日宣誓就职的拉斐尔·沃诺克之前，后者目前资历排名第100位，但是由于按姓氏字母排序，奥索夫排在前一位。
美国参议院 職權
取得院內多數席位的政黨就是多數黨。若有兩個或更多的政黨所擁有的席次相當，那副總統的政黨取向則決定了何者為多數黨。相對的政黨為少數黨。參議院臨時議長、各委員會主席與其他院內公職一般由多數黨擔任；少數黨則任其相對應的職位（如各委員會的副主席）。
憲法規定由美國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並主持表決。在例行院會中，副總統很少全程主持會議，僅於儀式性場合（如新任議員宣誓就職），或其表決權具決定性作用時參與議事。憲法同時授權參議院於副總統不在場時選出參議院臨時議長代行主席職務。多數黨中最資深的議員依慣例會受推舉來擔任此職。如同副總統一般，臨時議長在正常情況下不主持會議，而是將主持會議的職權委任給多數黨的新進議員。新晉參議員（新近當選者）藉此以習慣院內規矩與議程。
會議主席的座位設於參議院會議廳前方。會議主席的職權極其有限，其主要角色在為參議院傳聲，執行諸如宣佈投票結果之類的任務。參議院會議主席以召請議員發言的方式控制辯論進行。參議院規章強制主席允許第一個舉手的參議員發言。會議主席可裁定程序問題（議員抗議發言者違規），但其決議可訴諸全院表決。所以參議員議事主席的職權遠不如眾議院議長來得廣泛。
美国参议院 職權
各政黨推舉一名參議員擔任領袖，作為政黨主要發言人。多數黨領袖負有控制議程的責任，例如安排辯論與表決。各政黨另外推舉一名黨鞭以協助其領袖。黨鞭的功能在確保其政黨議員的表決結果符合其政黨領袖的意願。
參議院內也有不具議員身分者擔任之職位。參議院主管官員為參議院秘書長，負責保管公開紀錄、支付薪水、監管補給文具及其他用品，並監督職員。秘書長由參議院助理秘書長佐理。其他的重要官員有糾儀長（Sergeant-at-Arms），為參議院的執法首長，維持參議院議場的秩序與安全；以及美国國會警察，主要在糾儀長的監督下處理例行警務工作。
美国参议院 議事程序
參議院如同眾議院一般，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山莊舉行會議。參議院議事廳的一端為臨時主席主持議事的主席台。主席台下層由院內職員與其他官員使用。議事廳內的一百張議席排列成半圓形，由中央的寬闊走道分隔兩邊。依照傳統，民主黨議員坐在中央走道右側，共和黨在左側，以主席台面對方向為準。每位議員依其在政黨中的資深程度選擇座位。議程通常安排在星期一至五召開，極少在週六或週日舉行。會議過程一般對公眾開放，並由C-SPAN頻道對外播出。
參議院議事程序不僅要依照法規，還要依照多樣的慣例與傳統。參議院大多依全體一致同意的方式豁免自身若干嚴格的條款。一致同意的協議通常事前由政黨領袖協商達成。任何參議員都可以阻擋這樣的協議，但實際上極為少見。會議主席行使參議院議事法規，並可警告脫序的議員。會議主席通常使用議事鎚維持秩序。
美国参议院 議事程序
憲法規定，參議院出席過半為法定有效人數。參議院依規章與慣例向來假定出席率到達法定有效人數，除非經清點後證實並非如此。任何一位參議員都能以「法定人數不足」為由請求清點人數。院內職員接著便進行唱名並記錄出席的議員。實際上，參議員們幾乎都不是為了確證人數不足而要求清點人數，而大多是企圖暫時延宕時程。時程延宕可達到的許多目的之一，是讓院內領袖們各就其立場談判妥協。當企圖利用拖延戰術所欲得到的目標達成時，任何參議員可請求全體一致同意撤銷人數清點。
在辯論中，參議員僅能在主席召喚時發言。議事主席必須准許第一位舉手的議員發言。所以，議事主席對辯論的進行僅能有些許的控制權。依照慣例，多數黨與少數黨的領袖經協調後在辯論進行中優先發言，不論是否有其他議員先行舉手。所有的演說都必須以「主席先生」或「主席女士」來稱呼主席。唯有主席可在演說時直呼他人，其他議員必須使用第三人稱。議員彼此多不直呼其名，而使用諸如「維吉尼亞州的資深參議員」或「加利福尼亞州的新晉參議員」之類的表述。
演說的內容沒什麼限制，演說也不需要與參議院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