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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兹·罗素 主要作品
1881年罗素投入了差不多他总财产和所有捐助的十分之一用来印制和分发《Food for Thinking Christians》。同一年还有《The Tabernacle and its Teachings》和《Tabernacle Shadows of the Better Sacrifices》两本书出版发行。1886年，由于取得了巨大的反响，罗素计划出版大篇幅巨著《The Plan of the Ages》（后重命名为《上帝的历代计划》The Divine Plan of the Ages）。在准备期间，罗素决定只出版七卷的头一卷，其余部分被称作《千禧年黎明》，后命名为《圣经的研讨》来澄清这些内容并不是小说：
罗素还没有完成第七卷就去世了。1916年罗素逝世以后，一本名为《完成的奧秘》（The Finished Mystery）第七卷作为遗稿于1917年出版。按照罗素的计划，这部第七卷是一个详细解释启示录的作品，但是也诠释了以西结书和所罗门的诗歌（诗篇）。接下来对这部作品的出版和其中的内容争议不断。很快就发现，这部书的作者其实是罗素的2位故交Clayton J. Woodworth和George H. Fisher，主编是约瑟夫·富兰克林·卢瑟福。
1903年报纸开始出版他书写的布道文章。这些布道通过报业辛迪加很快向全世界传播，最后估计在美国的读者要达到1200-1500万。通过辛迪加布道，和辛迪加报纸联盟的广告效应，罗素的形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面孔。在很多城市，罗素被扣上异端的帽子，随之而来的批评家数量也是直线上升。
查尔斯·泰兹·罗素 逝世、影响和遗产
就在他从美国西部和西南部返回途中，多病缠身的罗素牧师终于在1916年10月31日夜里去世，他乘坐的火车证经过德克萨斯的潘帕。他逝世的消息成了全球很多报纸的头版头条。他被埋葬在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市Rosemont联合公墓。
1917年1月 约瑟夫·富兰克林·卢瑟福被选举为第二任守望台圣经书社社长，尽管在选举过程中充满了争吵。接下来的争论来自罗素的遗產和遗嘱中提到的锡安守望台杂志未来的内容和走向，还有谁被授权出版新的著作的解释。很多会众成员不願接受卢瑟福在守望台的領導。守望台在1928年11月否认大金字塔理论和1927年2月关于罗素的角色问题成为事态发展的焦点。但是很多成员都支持他的做法，直到1931年才正式启用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书社的名字也从“Watch Tower”改为“Watchtower”。
查尔斯·泰兹·罗素 逝世、影响和遗产
当会众逐渐多起来以后，卢瑟福改变守望台书社的组织结构，他邀請各地的会众中忠心的同工出来，组成中央长老团，而各地的会众被重新組織起來。另一方面少數拒絕参加聚会的圣经研修者，他們在1929年试图重新组织起来，他們在罗素曾使用过的“圣经之屋”召开“首届年度圣经研究大会”。这个大会本想每年都要举行，但是要取得所有參予的人對聖經觀點的认同耗费了大约20年时间。（更多内容参看圣经考查运动）一些新教徒也借用或者接受罗素的一些观点如“全球上帝会众”，“耶和华会众”，还有众多的圣经研修分支团体如田园圣经学院，“普通信徒家庭传道运动”等。
查尔斯·泰兹·罗素 聖經教義和教导
通过对圣经的分析研究，罗素和其它的圣经研究者认为基督徒的一些信条和传统都是错误的。他们要復興第一世纪时的纯真基督教。这样的观点在当时被很多教会领袖和学者看作异端。罗素同意基督徒必須完全以圣经為自己观点，接受圣经本身没有错误，任何信仰若不基於聖經就是错误的。他赞同變節背教的事由公元一世纪就開始。他也赞同同时期新教教徒关于基督即将再次来临的信条和哈米吉多頓。在他的阐述中有很多跟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不同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查尔斯·泰兹·罗素 聖經教義和教导
罗素借用Nelson Barbour的观点，1879年初他教导说，作为1878年预言的双重结果，上帝的关怀重新回到犹太人。（雅各－Jesus受宠时期；Jesus－1878年失宠时期）1910年他在纽约著名的竞技场剧院主持的会议上，有上千的犹太人参加。Jews and Christians alike were shocked by his teaching that Jews should not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罗素认为巴勒斯坦国属于犹太人，上帝现在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度，他们将是上帝王国在地上的领导机构所在地。早期罗素认为犹太人1910年应该占领巴勒斯坦他们自己的国度，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在他去世前，他利用犹太人的压力强调，就是预言的所有犹太人应占领巴勒斯坦，收回这块土地的时间（参見犹太复国主义）。
查尔斯·泰兹·罗素 批评和论战
1892年早期，团体内部几个人对罗素的观点和管理方式提出批评。1893年一份文件写给位于匹兹堡得圣经研究者，作者包括Otto van Zech, Elmer Bryan, J.B. Adamson, S.G. Rogers, Paul Koetitz等。这个文件裡写道，罗素是一个独裁者，精明的商人，通过出版《千禧年黎明》聚敛钱财，在收入上作假，还用一个女性假名出版了上千份此书。罗素所著叫做《A Conspiracy Exposed and Harvest Siftings》的特别册子于1894年4月由锡安的守望台杂志出版发行用来向所有圣经研究者澄清此事。罗素出版了这些人来往的书信，以证明他们所说为捏造事实，只是魔鬼撒旦通过他们来干扰传福音的工作。
查尔斯·泰兹·罗素 批评和论战
1897年罗素的妻子马利亚·罗素因为锡安守望台杂志管理权问题离开他。她声称，作为他的妻子应当享有对该杂志平等的管理权，在编写文章、传讲道理，海外巡查服务上享有平等的特权。1903年她以夫妻感情不合，缺乏沟通，罗素有不检点行为为由向法院申请提出离婚，但是法院1908年给出判决为可以分居，不支持离婚。 1906年的听证会上，罗素答应分居并给与赡养费，而法庭删除了原先在对罗素行为不检点的指控。罗素夫妇收养的一个小姑娘Rose Ball跟罗素的关系很不错，她从十几岁就跟他们一起生活，有人根据这一点推断罗素有个人的不检点行为，但是庭审记录表明，当律师问马利亚·罗素她是否认为他的丈夫有通奸行为时，她的回答是：不是。另外，在1897年，基督徒长老组成的委员会聆讯马利亚关于对罗素的指控时，并未提到这些事情，马利亚完全是出于想尽快结案捏造的事实。事实上此案根本没有共同被告。
查尔斯·泰兹·罗素 批评和论战
1913年间，有一个叫做John Jacob (J.J.) Ross的人，他是加拿大安大略汉密尔顿的一个官员。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演说，名为《关于自诩为”牧师“的查尔斯·T.·罗素的一些事实》。之后罗素以诽谤罪将他告上法庭。Ross试图在庭审证明罗素并没有之前声称的具有希腊语知识。应对Ross指责，罗素回答说他从来就没有说自己具有希腊语知识，只不过认识希腊字母。之后Ross还证明罗素没有得到正式颁布的牧师资格，尽管他说过自己具有牧师资格。由于这一指控与本案无关，这本书最终被禁止发行。另外，他相信他的任命根据圣经的模式来自上帝，不需要任何教派认可，而且本人得到全世界每年超过1200次会议的选举认可。
最近，罗素还被人指与共济会成员有密切联系。批评家不但试图把他和共济会的一些仪式联系起来，还试图展示这些神秘的习惯。他最后编纂的圣经的研讨系列刊物封面被指出使用了有翅膀的太阳圆盘是共济会的典型标志。 在他的著作中， 罗素指出共济会成员，Knights of Pythias，通灵术和其它类似团体并不是基督教。他也否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有关于共济会的直接知识，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極其邪恶”。他所使用的标志来自于圣经玛拉基书4:2的描述，表示基督的千年统治开始。
罗甸县
罗甸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3010平方公里，2012年人口34万。邮政编码550100，县政府驻龙坪镇。
罗甸县 历史
清朝置罗斛厅，1913年置罗斛县，1930年改罗甸县。
罗甸县 行政区划
罗甸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1个乡：
斛兴街道、​龙坪镇、​边阳镇、​逢亭镇、​沫阳镇、​茂井镇、​罗悃镇、​红水河镇、​木引镇和​凤亭乡。
罗甸县 特产
罗甸艾纳香、罗甸火龙果、罗甸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修理山站
修理山站（：／ Surisan yeok */?）是首都圈电铁4号线沿線的一座高架車站，位於韓國京畿道軍浦市修理洞。本站的設置係肇因於大夜味站與山本站之間的站距過長，因發鄰近居民的民怨，因此在兩站之間設立新站。另外本站雖以修理山命名，但實際上距離山口有一段距離。
修理山站 車站結構
站體為2面2線側式月台的高架車站，候車月台設有月台幕門，並有3處出口。
修理山站 相鄰車站
韓國鐵道公社
●首都圈电铁4号线
緩行
山本（444）－修理山（445）－大夜味（446）
瓮安县
瓮安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位于贵州省中部。面积1973.8平方公里，2012年人口48万，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土家等族。
瓮安县 行政区划
瓮安县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10个镇、1个乡：
雍阳街道、​瓮水街道、​平定营镇、​猴场镇、​中坪镇、​建中镇、​永和镇、​珠藏镇、​玉山镇、​天文镇、​银盏镇、​江界河镇和​岚关乡。
瓮安县 教育资源
全县有17所中学，1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20所小学，县城内中学为6所：
迪特里希·菲舍爾-迪斯考
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德語：，1925年5月28日—2012年5月18日，德国男中音歌唱家、指挥家、画家、音乐作家和评论家。他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男中音之一，灌录过大量唱片（超过400张）。
迪特里希·菲舍爾-迪斯考 生平
菲舍尔-迪斯考的家庭素有音乐传统，巴赫的《农民康塔塔》（BWV 212，1742年）就是献给他的一位祖先。他的父亲是一位语言学家，母亲则是一位教师。他们很早就发现儿子的音乐天分，并尽早促其成才。16岁的时候，菲舍尔-迪斯考就已跟乔治·A·沃尔特（Georg A. Walter）学演唱，后来则到了柏林音乐学院师从赫尔曼·魏森伯恩。
二战中他于1943年应征入伍，两年后被关进位于意大利的美国战俘营中，但他在期中仍然自学声乐。战争结束后的1948年1月，菲舍爾-迪斯考终于正式亮相，在RIAS演唱舒伯特的《冬之旅》，那时其实他还是魏森伯恩的学生。同年他受聘于柏林市立歌剧院，演唱了《唐·卡洛斯》中Marquis Posa和《唐豪瑟》中的Wolfram。1949年他首次录音，曲目是勃拉姆斯的四首严肃的歌。也是在当年他作客慕尼黑和维也纳。1951年他在富特文格勒的指挥下登台萨尔茨堡音乐节，演唱马勒的《旅人之歌》，也去了爱丁堡演唱勃拉姆斯的歌曲。1952年他首次访美。1954年他登上了拜鲁伊特音乐节的舞台，饰演Wolfram。
迪特里希·菲舍爾-迪斯考 生平
接着他开始在卡内基音乐厅、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和皇家歌剧院登台演出。他的曲目有近百位作曲家的约3000首歌曲。
1983年菲舍尔-迪斯考成为柏林艺术高校教授。1992年末，他才正式结束自己的歌唱生涯。
菲舍尔-迪斯考的指揮生涯起於1973－74年樂季，在美國洛杉磯登台。
2012年5月18日，在位于上巴伐利亚贝格的家中，菲舍尔-迪斯考于睡梦中过世，享年86岁。
迪特里希·菲舍爾-迪斯考 个人生活
1949年菲舍尔-迪斯考与Cellistin Irmgard Poppen成婚。但后者在1963年在生第三胎时过世。之后菲舍尔-迪斯考在1965-67年和Ruth Leuwerik短暂成婚。第三次婚姻则是和一位美国声乐教师的女儿Christina Pugel-Schule（1968－1975）。1977年菲舍尔-迪斯考第四次结婚，对象是朱利娅·瓦拉蒂。
荔波县
荔波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面积2432平方公里。邮政编码558400，县政府驻玉屏街道。
荔波县 历史沿革
荔波于秦王赢政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为象郡毋敛县地。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置婆览县（治后水婆，即今三都恒丰，原属荔波）；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改置劳州和莪州（劳州即今捞村乡，莪州在县城附近）；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置羁糜荔波州；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5年），荔波为蒙、皮、雷三土司领地割据。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统一蒙、皮、雷三土司领地，荔波并入广西思恩县；洪武十七年（公元1494年），撤荔波县，置方村、蒙村、 窘来村三巡检司，易十六埲为十六里，改属广西河池州；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荔波改司设县，仍属河池州；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县治设在喇轸村（今时来旧县），改属贵州都匀司；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重定荔波、南丹地界，立石碑定县界。
荔波县 历史沿革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荔波县属贵州；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县治里袄村（今方村乡）改属广西庆远府；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荔波县改属贵州都匀府；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县治迁蒙石里全亨村（今县城），并设荔波营，五年（公元1740年）置游击署、守备署、千总署。
民国时期，荔波县直隶贵州省长公署，先后属贵州第十一、第八和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均驻独山）。
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荔波。1950年2月4日成立荔波县人民政府。1949年12月至1951年属独山地区专员公署。1952年以后，属都匀地区专员公署。1956年8月，都匀地区专员公署改建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仍辖荔波县。1959年3月，荔波合并到独山县。1961年6月16日，恢复荔波县建制，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至今。
荔波县 行政区划
荔波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2个民族乡：
玉屏街道、​朝阳镇、​茂兰镇、​甲良镇、​佳荣镇、​小七孔镇、​瑶山瑶族乡和​黎明关水族乡。
以前荔波县辖7镇10乡：玉屏镇、茂兰镇、立化镇、甲良镇、佳荣镇、小七孔镇和朝阳镇；水尧水族乡、永康水族乡、水利水族乡、捞村乡、瑶山瑶族乡、翁昂乡、播尧乡、方村乡、洞塘乡和瑶麓瑶族乡。2014年4月1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荔波县行政规划调整为1街道办5镇2乡。
龙里县
龙里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下属的一个县。东经106°45'-107°15'，北纬26°10'-26°49'。面积1518平方公里，2012年人口22万。邮政编码551200，县政府驻冠山街道。
龙里县 历史沿革
龙里县。因龙架山而得名。据《今县释名》：“以龙氏所居名”。
龙里的建置，史书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旧唐书》载：贞观三年（629），置庄州，领新安等7县。新安县治所在今龙里县城东16公里的三元镇新安堡。《新唐书》载：贞观三年（629），“蛮州，县一：巴江。”巴江县治所在今巴江乡老巴江村，距县城北70公里。
宋代，新安县降为羁縻县。嘉泰元年（1201），巴江县由蛮州总管府都总管宋永高自改为平蛮郡（后称白马军），徙治所于小谷龙。
元代，新安县改书定远府。废巴江县，以其地属顺元路。至元二十年（1283），置龙里州，隶大龙番顺元宣慰司，治所在今龙里县城。领龙里县，治所在县城南50里（六广乡境内）。大德元年（1372），废龙里州，改置平伐等处长官司。废龙里县，改置龙里等寨长官所，隶管番民总管府。
明代，新安县废。洪武初置龙里驿站，洪武五年（1372），改置龙里等寨长官所为龙里长官司，隶贵州宣慰使司。十九年（1386），置龙里军民指挥使司，隶贵州都司。二十三年（1390），置龙里卫，筑城，属贵州都指挥司。二十九年（1396），升为军民指挥使司。
龙里县 历史沿革
清顺治年间，置巴江卫。康熙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671年12月31日），改龙里卫为龙里县，属贵阳府。自此，龙里县相沿至今不变。二十一年（1682），裁撤巴江卫，改置巴香里，隶贵阳府。
民国初，属贵阳府。二年（1913），属黔中道。民国九年（1920），废道，龙里县由省政府直属。二十四年（1935），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改由省府直辖。
1949年，隶属贵阳专区。1952年，改属贵定专区，1956年，划归安顺专区。1958年，改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与贵定合并为贵定县。1961年8月，恢复龙里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制至今未变。
龙里县 行政区划
龙里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
冠山街道、​龙山镇、​醒狮镇、​谷脚镇、​湾滩河镇和​洗马镇。
以前，龙里县辖辖六镇八乡即：龙山镇、谷脚镇、洗马镇、羊场镇、醒狮镇、三元镇；麻芝乡、草原乡、湾寨乡、摆省乡、水场乡、哪嗙乡、谷龙乡、巴江乡。
2014年1月1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龙里县行政区划调整为1个街道办事处、5镇。
平塘县
平塘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东邻独山县，南与广西南丹县毗邻，西与惠水县、罗甸县相连，北与贵定县、都匀市接壤。面积2816平方公里，人口322875人（2013年）。邮政编码558300，县政府驻金盆街道。中国天眼也坐落在此县的克度镇。
平塘县 歷史沿革
民國2年（1913年）9月置大塘縣和平舟縣。
民國30年（1941）2月貴州省政府會議議決合併二縣為平塘縣，民國31年（1942）4月國民政府令准。由兩縣縣名各取一字組成。
民国三十年七月一日，撤平舟、大塘两县，改置平塘县，属二等县，县治设通州。八月十五日，县城改设原平舟县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平塘解放，成立平塘县人民政府。一九五一年八月，改称平塘县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一九五一年改为平塘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撤平塘县，以槽渡河为界，河以北并入罗甸，河以南并入独山县。一九六一年八月恢复平塘县建置。
一九九三年撤区并镇，平塘县置平湖、者密、四寨、摆茹、牙舟、通州、大塘、克度、塘边九个镇，卡蒲、苗二河、白龙、掌布、甘寨、谷硐、新塘、卡罗、鼠场、西凉十个乡。
平塘县 行政区划
平塘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9个镇、1个民族乡：
金盆街道、​平舟镇、​牙舟镇、​通州镇、​大塘镇、​克度镇、​塘边镇、​甲茶镇、​者密镇、​掌布镇和​卡蒲毛南族乡。
长顺县
长顺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位于贵州南部。面积1554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25万。邮政编码550700，县政府驻长寨街道。
长顺县 历史沿革
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置广顺州。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于长寨境内置长寨厅，光绪七年（1881年）改为长寨州判。民国2年（1913年），改广顺州为广顺县，改长寨州判为长寨县；民国30年（1941年），长寨、广顺两县合并，取名长顺县。
长顺县 行政区划
长顺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1个乡：
长寨街道、​广顺镇、​摆所镇、​代化镇、​白云山镇、​鼓扬镇和​敦操乡。
独山县
独山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曾为國家級貧困縣。面积2442平方公里。邮政编码558200，县政府驻百泉镇环东路。
独山县 地理
独山县地处贵州省最南端，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接壤，北边与都匀市相邻，县城距贵阳市128公里，距南下出海口北海市740公里，距重庆市600公里，是大西南进入广东广西的陆上重要通道，有“贵州南大门”“西南门户”之称。
独山县 歷史
秦朝时属象郡，汉朝至隋朝属牂牁郡。唐朝属庄州石牛县，后改属黔中道。宋朝设置中平县，隶属广南西路南丹州。大观四年（1110年），废中平县并入庆远府河池县。元朝时期，设立独山州蛮夷军民长官司。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设立独山州。1914年，独山州改为独山县，将独山县的三脚屯州同分分离，设立三合县。1921年，直属于贵州省。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中央军趁势进入贵州取代黔军王家烈政权，独山县隶属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6年，独山县隶属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7年，独山县隶属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4年12月2日，独山战役爆发，日军攻占独山县城，中国军队、美国盟军在深河桥抗击日军，最终迫使日军败退。1949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独山县，改设为独山专区，独山县隶属独山专区（1952年12月独山专区改称都匀专区）。1956年8月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式建立，独山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7年，荔波县，平塘县并入独山县。1961年，三县分离。
独山县 歷史
2013年7月，撤销城关镇、尧梭乡、羊凤乡，设立百泉镇；撤销麻尾镇、黄后乡、董岭乡和尧棒乡，设立麻尾镇；撤销兔场镇、甲定水族乡、翁台水族乡，设立影山镇；撤销基长镇、水岩乡，设立基长镇；撤销本寨水族乡，设立玉水镇；将打羊乡及甲里镇的甲里村、峰洞村、角寨村并入上司镇；撤销甲里镇，将原甲里镇四九村、星朗村并入下司镇。
独山县 經濟
独山县矿产资源有锑、铁、汞、铅、锌、硫铁、煤、重晶石等为主。其中锑矿资源最为丰富，半坡锑矿储量居于贵州省之最，其中开采最大的为东峰锑矿（贵州东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铁矿则以赤铁矿、褐铁矿为主。独山县农业主要以油菜、辣椒为主要经济作物，此外主要经济产业有烤烟、土烟、果茶、林业等。特产有独山盐酸菜、独山皱辣、高寨茶等。
从2010年到2018年，时任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以政府信誉为担保、成立多个融资平台、高息吸引投资人，建设高尔夫球场、独山大学城、“天下第一水司楼”、毋敛古国等工程。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人民币，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即每年债务利息超过40亿元人民币。
2018年12月，潘志立被免去独山县委书记职务。2019年3月19日，潘志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贵州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8月1日，潘志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安顺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独山县 行政区划
独山县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
井城街道、​麻万镇、​基长镇、​上司镇、​下司镇、​麻尾镇、​百泉镇、​影山镇和​玉水镇。
三都水族自治县
三都水族自治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自治县。
面积2384平方公里，2012年人口32万。邮政编码558100，县政府驻三合街道。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通用水語。
三都水族自治县 历史沿革
清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将来牛寨置都江厅，属都匀府管辖。
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烂土司地置三脚屯州同，隶独山州。
民国3年（1914年），将三脚屯州同置三合县，改都江厅为都江县。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三合、都江两县合并，改名三都县。
1957年1月2日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属于黔东南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三都水族自治县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6个镇：
三合街道、​凤羽街道、​大河镇、​普安镇、​都江镇、​中和镇、​周覃镇和​九阡镇。
以前三都县辖7镇14乡：三合镇、大河镇、普安镇、都江镇、中和镇、周覃镇和九阡镇；拉揽乡、丰乐乡、烂土乡、交梨乡、坝街乡、打鱼乡、羊福乡、巫不乡、水龙乡、塘州乡、三洞乡、恒丰乡、杨拱乡和廷牌乡。
2014年8月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三都县行政规划调整为1街道办、6镇。
香港教育史
香港的教育情況，從宋代起才有確實史料記載。英國接管香港之初，香港政府教育政策只着重培養殖民地官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人口飆升，教育需求隨之增加。在各方壓力下，殖民地政府才首次聘請國際顧問進行教育研究，促成了義務教育的推行。香港教育制度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出現一連串政策轉變，如高等教育擴充大學學額，中學去工業化等政策，影響香港長遠發展方向。1997年主權移交以後，特區政府着手推行教育改革，卻引起連串爭議。
香港教育史 古代至殖民地時期前
香港最早有歷史記載的教育機構是位於錦田的力瀛書院，比今日廣東省內有規模的同類書院更早成立。該書院由北宋進士鄧符協建於1075年，清代《新安縣志》 載：「桂角山（今錦田）在縣東南四十里，宋代鄧符協築力瀛書院，講學於其下，今基址尚存。」鄧氏除講學外，還廣交文士、以及建書樓收藏中國古典書籍。當時文風較盛的地區還包括屏山、新田等村落。
清初時，香港地區屬廣州府新安县的管轄範圍。區內的屏山、錦田、上水、龍躍頭等地的氏族非常重視子弟的教育，並鼓勵族人參加科舉，晉身仕途，為圍村增光。他們在區內大設書室、學舍，而各氏族的宗祠、書室和家塾，懸掛子弟的功名牌匾，足見當年子弟在科舉的成就。
書院、書室多設於新界，而仍然保存下來或留有遺址的包括錦田水頭村的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屏山坑尾村的覲廷書室、粉嶺善述書室、大埔泰亨鄉善慶書室 等。而用作家塾的祠堂則包括新田的麟峰文公祠、八鄉的梁氏宗祠和郭氏宗祠、元朗廈村鄧氏宗祠、上水的廖萬石堂、應龍廖公家塾和應鳳廖公家塾等。
香港教育史 古代至殖民地時期前
至於香港島，居民多為漁民和商人，望族也有興建大規模的學舍。英國於1841年佔領前，據統計全島共有五所私塾。這些私塾每間只有一位教師，學生人數和班級並沒有嚴格規定。教師會直接向學生收取脩金，採用中國傳統啟蒙課本。至1843年，在港島赤柱、石排灣、黃泥涌、香港仔等地所開辦的私塾已經多達八至十所。
香港的書院、書室是跟隨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所建立的，屬於私學的一部分。這類私學按辦學者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富有人家聘請教師在家中教導子弟，稱為家塾；二是教師在自己的家門教導學生，稱為塾館或教館；三是地方氏族開辦的學塾，稱為私塾或義塾。而講授的內容則分為高、初兩級。初級是啟蒙教育，主要教導兒童讀書寫字，課本包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高級的課本則是《四書》、《五經》，另外還得學習八股文以應付科舉。
隨着時代轉變，這些書院和私塾都逐漸轉變為鄉村學校或者公立學校。
香港教育史 殖民地時期初期
1841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佔領初期，英國並沒有在香港建立正式的教育制度，只是鼓勵私人和教會辦學。這是因為香港政府當時缺乏資金和人才，教育委員會和其後的教育局均受英國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會督施美夫和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獨力支撐。
最早到港辦學的外國教育團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該會於1839年在澳門創立馬禮遜書塾，並於1842年11月把書塾遷至香港，改名為馬禮遜學堂，為香港第一間英文書院。1841年至1858年間，先後來港辦學的西方宗教團體共有6間，分別為馬禮遜教育協會、美國浸信會、倫敦傳道會、美國公理會、英國聖公會和羅馬天主教會。 由於得到香港政府支持，教會學校在香港的發展相當迅速，旨在傳教和培養牧師。
1843年，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至英屬香港。英華書院於1818年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成立。書院業務除教學外，亦有印刷設備出版不同書刊，當中包括基督新教刊物、教材、報刊及小說。英華書院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學校，擁有超過二百年歷史，校舍現時位於深水埗英華街。
香港教育史 殖民地時期初期
1845年，華民政務司建議政府每月津貼十元予8間中文學塾。港督戴維斯將建議轉呈英國政府，英國殖民地部回覆稱要視乎學校課程、師資和人事任命方式才決定。1847年，港府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維多利亞城、香港仔和赤柱學塾的情況。隨後，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政府成立委員會監管受津貼的學塾。
1847年8月，港府委任巡理司、華民政務司和殖民地隨軍牧師組成“教育委員會”，負責管理資助事宜和監管受補助的學塾；政府同時又鼓勵受資助學塾轉為官立。接受轉為官立的中文學塾，於1855年改稱為「皇家書館」、又稱「國家義學」，接受每個月五元的津貼
，並受1857年制訂的《皇家書館則例》所監管。
香港教育史 殖民地時期初期
1860年7月理雅各領導下的教育委員會(The Board of Education)推行《理雅各教育革新計劃》，停辦維多利亞城內所有的皇家書館，並把全部的學生集中到中央書院。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於1862年正式成立。該校校長在教育局的統籌下，還須負責視察監督港島各村落的書館。這兩項政策的推行，說明了殖民地政府相當重視教育行政的主導權，期望通過官立學校加強對青少年的影響。在1860年代至二十世紀初的五十年間的大半年份，官立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規定中、英文上課時間各佔一半，強調重英不能忘中，學生在語文和文化上都不容與華人社會脫節。1863年，港府為善用社會資源，將鄉村書館以免租方式移交當地居民辦理。這類書館規模較大的為東華醫院於1880年興辦的文武廟義學
，義學經費來自文武廟廟常，而管理權則交由東華醫院總理負責。至1890年時，香港共有義學六所。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九龍半島尚未被英國佔領之時，九龍司巡檢許文深為提倡鄉學，於1847年在九龍寨城開辦龍津義學，比英國同類政策為先。
香港教育史 殖民地時期初期
直至1865年教育委員會改組成教育司署(Education Dept.)，委任了學校監督督學(Inspector of School)，由歐德理(Dr.E.J.Eitel)出任，港府領回教育義務。至於原有的私塾，港府通過提供資助，更革其課程和教學方法，同時納入其管轄範圍。
在軒尼詩於1877年上任為港督後，大力推廣本地及教會辨理的學校，修訂《香港補助書館計劃》，提出受助學校教授世俗教育不得少於4小時，但不干預教授宗教科目和課外的宗教指導。這個計劃解決了長期以來宗教教育的壟斷，學生教育便由政府主理。當時有三十四間官辦區域小學(District School)，前身為鄉村小學（Village School），同時為應付適齡學童増加，及大力推廣英文教育，增辦初中官立英文中學，提供升學機會給區域小學畢業生，稱為（Government Anglo-Chinese-School）官立英文書院，於1865年至1891年內開辦了六間官立英文書院於西營盤，油麻地，灣仔，赤柱，黃泥涌，筲箕灣，1879年成立官立西營盤書院。及至1896年，香港的英文書院已達到101間。
香港教育史 殖民地時期初期
英語教學政策也於此時期確立，支配香港社會選校取向達150多年之久。1858年，教育委員會鼓勵普及英語教學，目的為減少華人與英人溝通時不必要的誤會，以利於英國人管理華人。當時的英文書院全以英語為教學語言，採用英文課本；中文書院須把英語列為必修科。港督軒尼詩於1877年就任時就明確指出了英語教學的重要性：「基於政治和商業上的需要，所有政府學校必須實施英語教學。」
至於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則始於1880年，時任港督軒尼詩下令成立委員會，研究將中央書院改為大學專科學校，但委員會認為計劃過於龐大，而且香港需要的是商業人才，不予以考慮。 7年後的10月，何啟博士於其捐資興建的雅麗氏醫院內創辦香港西醫書院，學制為五年，為香港第一所專上學院。香港西醫書院於1912年香港大學創辦時，與其合併成香港大學醫學院。
香港教育史 20世紀初期
20世紀初，在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成立的影響下，大批知識份子和清朝遺老遷港從事教育事業，促使了不少中文學校的出現。中文學校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傳授中國文化；五四運動使新思潮傳播熾熱，英國政府對香港教育的情況極為關注，因此於1935年5月派出皇家視學官賓尼（E. Burney）來港視察，後向英國國會提交了報告書。當中指出，政府不應只為少數上流社會人士的兒女提供教育，而更應重視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的華人。報告同時建議加強中文教育和關注小學教育。港府原則上接納了意見，但核心的英文教學和精英教育政策仍未有重大的改變。此外，為抗衡逐漸膨脹的民族主義，香港政府亦在20世紀初期開始推行一連串的教育本地化政策。
香港教育史 20世紀初期
香港政府的教育本地化政策主要為建立漢文學校，推廣漢文教育。1912年9月，教育局成立漢文教育組（Chinese Vernaculate Education Board），負責漢文教育的發展、以及徵集資金補助學校。但該組於翌年就被廢除，教育司伊榮（Edward Alexander Irving）委任卡華利（Cavalier）為漢文視學官代替。而香港政府亦於1920年成立漢文師範學堂以培養本地教師，是為1881年開辦的官立師範學校後大型的師範學校。漢文師範學堂初期為男校，女校隨後於1925年在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開辦。1926年為普及新界教育，又創辦了專門培訓新界小學教師的官立大埔漢文師範學堂；同年3月1日成立官立漢文中學，並與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合併。這三間師範學堂均以中文授課、培訓漢文教師，再加上香港科技專科學校於1913年在皇仁書院開設的漢文師資班，四間統稱「漢文師範」。但這四間師範學堂的資源普遍不足，難以培訓更多的教師。其後，因應上述1935年的賓尼報告書和1937年法官連些路主持的委員會的建議，香港政府正式於1939年成立香港師資學院，臨時校舍設於西營盤醫院道。
香港教育史 20世紀初期
除了漢文師範學校外，普通私人漢文中學的數目也在20世紀初期不斷上升。其中著名的有猶太裔印度僑商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和紳商劉鑄伯興辦的育才書院、西南中學、民生書院等。大量漢文學校的出現，使香港出現了兩種中學學制。1922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新「六三三」學制，傳統的學塾制度被廢除。1928年，香港所有的漢文學校跟隨中國政府學制，改行「六三三」，以便學生返回大陸升學；而英文學校則採用英國制度，由第八班至第一班預科課程。私立中文學校在1931年開始更可報考廣東省教育廳的高、初中會考，地位特殊。 這個雙重學制的情況要到1965年統一香港中學會考才終止。
香港教育史 20世紀初期
與此同時，香港人口快速增長。為了培養治港人才，同時加強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港督盧押曾在1908年聖士提反書院的頒獎禮上表示希望創立一所大學。1912年，香港大學正式成立，為香港第一所大學。開辦之初，只有醫學院和工學院，後來才增設文學院和教育學系等。當時的主要教席均由非華人擔任，而中文系則邀請許地山等學者領導。根據1911年頒布的《香港大學堂憲章》，香港大學不直接隸屬殖民地政府，但與政府有直接關係；校長由港督擔任，實際職務由副校長負責，最高權力機構則是校董會。建校之時，英國政府只捐助每年三百英鎊，建築費用還需要得到各界捐獻。大學建成造就了不少政府官員，也顯示了政府對精英教育的重視。
香港的第一道教育條例、以及決定每年中學六年級學位的會考也是在此時期確定的。1913年，港府通過《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所有津貼、補助、私立學校均須受到政府監督，並必須向教育司署註冊，如不按照規定會被罰款和起訴。這一條例實際上針對的是私立漢文學校，以防過度發展而不受控制。考試方面，香港大學為保證學生質素，於1935年6月開始舉行全港中學畢業會考，但兩年後根據賓尼報告書的建議把會考移交由教育司署舉辦，香港大學則負責入學試。
光明文化事業出版公司的創辦人鄺湛銘是廣東台山人，在香港就讀光華中學。根據他的自述在1925-27年間即省港大罷工年間，他的思想受中國革命政治之「血與火的洗禮」。使他為紀念祖國抗戰的史實，紀念海外僑胞熱烈救亡的工作而出版不同的書籍。鄺湛銘在香港的學習使他培養出強烈中國民族主義意識。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香港學生積極投入抗日援助工作，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共有三百多間中、英文學校參與。
香港教育史 日治時期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並進攻香港。同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日治初期，香港由臨時軍政府統治，教育全面停頓，大量教師流失。1942年2月，日本正式設立香港占領地政府。由於處於太平洋戰爭時期，港日政府無力顧及教育的發展，加上缺乏教師，使得香港教育停滯不前。
雖然如此，港日政府仍著意恢復香港的教育。其教育政策主要有三大目標：一是透過學校要求教師配合宣傳「東亞共榮圈精神」；二是透過大力推動日語教育、減弱中英文的影響力，從而確立日本文化作為宗主的地位；三則是設立短期專科學校以暫時舒緩人才短缺的問題。
香港教育史 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的教育有明顯的日化色彩，以宣揚大東亞共榮圈為宗旨。1943年4月1日，香港東亞學院院長小林就說該學院成立目的為：「使對於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管轄地區內居住之中國青年，以東洋精神為原則，日本道德為基礎，實行師範教育，而亦同時實施實務教育，目的即養成中國人成為真正東亞之中國人，奉行日本一德一體親善友好提攜之實現，使共同向大東亞共榮建設之途邁進。」 從這段講話就可以得知，日本人企圖以日本文化塑造香港年輕人，使他們認同大東亞共榮圈，以加強對他們的統治。
因應人才短缺的問題，也同時為了日本的利益，港日政府在香港設立了不少專科學校。1942年，政府開設教員講習所，以解決大量教師逃離香港後的師資真空問題。隨着戰事白熱化，日本更需要靠海運輸送物資和疏散人口，因此政府於1943年3月成立「海員養成所」，所址設於育才書舍舊址，分設航海科和機關科。日本非常重視這些畢業生，畢業後無論是否有工作都每月發放薪金60元，被派往海上前線的更增加一倍。同年5月，政府為推動日語教育，創辦了日語教員講習所，開班頻密，至6月底已有五期結業生。10月又設立農事傳習所，培養辦理農事的職員。
香港教育史 日治時期
日治期間，絕大部分停辦的學校並無恢復，全港學生人數由淪陷前約12萬，銳減至約7000人。。港日政府成立後，恩威並施，努力拉攏留港的教育界人士。1942年5月政府宣布20所學校復課，包括光華、西南、知行、信修、港僑、湘父、鑰智、麗澤、華仁、聖保祿、培正、九龍塘、德貞、德明、聖保羅女校、聖瑪利、聖類斯工藝院、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和中國兒童書院。1943年學校數目增至34所，但某些學校被政府懷疑「不忠」被迫再度停課。政府規定所有教師必須學習日語，學校每週必須教授日語4小時以上，並禁止教授英語。但許多家長寧願子女失學，也不願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為了進一步管理文化教育事務，港日政府於1943年在民治部下成立文教課，首任課長為長尾正道；並制訂了《私立學校規則》和《私立日語講習所規程》。
日治時期的專上教育亦可謂完全停頓。戰前的兩所專上院校：香港大學和羅富國師範學院一直停辦，至1946年。於是，港日政府於1943年5月成立東亞學院，校址設於水城區（今西營盤）列堤頓道聖士提反女校。學院以為各政府機關、銀行、學校和商業機構培養人才為目的，設普通科，招收高小畢業生修業一年；高等科則招收高中畢業生修業兩年。同年9月又為日本子弟開辦國民學校。東亞學院和國民學校均受政府資助，其餘學校一律自負盈虧，因此當時就有華人組織華民慈善會，為窮苦學生提供1000個免費的平民學額。
1945年3月，港日政府改組文教課為第一課，課長為福簡定朝，但改組不足半年，至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香港恢復由英國統治。
香港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1945年香港重光後，重建教育事業面臨種種困難，包括校舍被毀、實驗室被破壞、圖書館書籍散失、桌椅校具不敷應用等問題。中國大陸又迅速爆發內戰，大量居民湧入香港，令學校數目和學額遠遠供不應求，香港出現嚴重的失學問題。香港政府恢復對學校的管理控制後，隨即在1947年公佈了多項《學校應守規則》以加強對學校的管理。 原名為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及勞工子弟中學的創知中學於1946年創辦，為首間為解決工人子弟失學問題的勞校教育機構。 政府更於1950年擬定了「十年建校計劃」，希望在十年內提供足夠的學位收容適齡的小學兒童和希望升讀中學的學生。但這項計劃因受到中國大陸政權的變更而無法適應。
香港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除了港府的措施，民間團體也有相應行動。戰後很多民間慈善團體、宗教團體、工會、同鄉會都相繼在舊式樓宇開辦了不少義學和識字班。如大埔官立學校免費識字夜校、東蓮覺苑寶覺女子職業學辦、鴨脷洲漁民學校等。而在大埔和元朗兩區也開辦了兩所成人夜校，提供了逾一千個學位。這些班都是免費或只徵收極低廉的學費的，幫助解決了不少青少年失學的問題。同一時期，私立學校和親北京的左派學校也紛紛創辦。至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忙於消除左派學校的影響，採取各種措施打壓，如遞解香島中學校長出境和收回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及漁民學校的直接管理權等；至後期才轉為滿足社會的需求。
香港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1950年代開始，香港人口再有急速的增長，為應付這股壓力，政府迫於無奈邀請不同的國際專家為香港教育作詳細的報告，以計畫擴展中小學。第一份為1951年12月發表、對制定殖民地教育政策有重要影響的《菲沙報告書》。報告書建議港府利用當前的中國政治對香港教育影響的形勢、以教育來加強英國的影響，並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大力推行英文教學，從而提升及維持香港和英國之間一種親密的關係。例如當時成立的委員會提出去國族化的教育方針，讓中文和中史教育減低中國的影響，讓學生學習更中立的語文文化和歷史。這份報告書也提出要發展小學和師範教育。政府因應形勢，在1955年8月開始推行《小學擴展的七年計劃》，包括建立五間官立小學，大量增加小學學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一些傳統學校（例聖若瑟英文小學與中學）及天台小學就此誕生。
香港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而1963年和1965年更是擴展計劃的里程碑；1963年港府發表《教育委員會馬殊－森遜報告書》，落實取消小學入學試、擬定資助則例、擴展新界中學學位、減低師生比例等措施。政府隨後在此報告書的基礎上，於1965年6月發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書》，建議讓80%兒童可以入讀由政府資助的小學，及使約15%的小學畢業生能升讀官立中學、資助中學及若干選定的私立中學。這份報告書奠定了以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以學位數量為政策發展的目標和以發展由政府資助的學校為主線。
香港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1970年10月，港督戴麟趾於《施政報告》宣布翌年起實施強迫小學義務教育，並制定《入學令》，規定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家長之刑罰。麥理浩隨後上任，更致力把普及教育推廣至初中。1973年8月，教育委員會發表《教育委員會對香港未來十年內中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目標在1981年能讓80%少年獲得資助初中學位。但麥理浩對報告書提出的步伐不甚滿意，於是在立法局成立專責小組，最後於1974年10月完成了《香港未來十年之中學教育》報告書，目標於1979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以及建議取消中學入學試、推行浮動班制 和買位制 等。其後，麥理浩突然於1977年10月5日宣布將九年免費教育提前到1978年施行。據研究發現，這是因為當時香港法定最低勞工年齡（14歲）比國際慣例（15歲）要低，港督為挽回當時面對的「國際信用危機」而倉卒決定的。 這項政策使得每一個小學畢業生都能升讀初中接受教育。
香港教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由於港府目標在擴展中小學教育，高中和專上教育的發展在1990年代前仍然非常有限，在此時期比較突破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早於1951年，港督葛量洪委任賈士域（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報告，當時的結果是不主張另設一所新的中文大學。雖然1950年代香港開始出現一些專上學院，如香港浸會學院，但這些學院的功能並不能與大學相提並論。至1959年，港督柏立基邀請富爾敦（J. S. Fulton）來港考察，並建議香港大學開設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絕。於是他提出把當時的三所中文專上學院合併，以組成中文大學。中文大學的籌備工作於1961年6月正式展開，港督任命關祖堯為籌備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終於1963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打破了英國普遍在殖民地只設一所大學的傳統。而高中的發展則要等到1977年《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的發表才開始，綠皮書提出適齡少年應有50%獲得資助的學位，但受到社會上普遍的反對。1978年10月，《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 就把數字由50%提高至60%，以抒民憤。直至1988年，這項政策仍未有重大改變。
這一時期更發展了香港歷史上首次的師範和職業教育。香港政府於1951年9月成立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用以培養初中和小學的文憑教師。至1960年，由於學額擴展，師資培訓也要作出相對的配套，成立柏立基師範專科學校。而隨着香港工業化，職業教育也相對獲得重視。政府於1957年12月將早於1937年成立的香港工業專門學院從灣仔活道「紅磚屋」遷往紅磡新校舍，培養技術員和技工；學校於1972年3月24日改組為香港理工學院。為回應1974年的教育白皮書，港府積極發展工業學院，除了早於1969年成立的摩理臣山工業學院外，教育司署於1975年建立葵涌工業學院和觀塘工業學院、1976年開辦黃克兢工業學院，以及1979年創立李惠利工業學院。 在香港訓練局的建議之下，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也相繼在1976年8月17日和10月19日開幕。
除以上種種外，1970年代的香港政府也要開始面對日漸敢言的教育界人士。從前，政府成立的教育委員會主要成員都是政府的夥伴，例如教會；決策權往往掌握在教育司的手中。惟隨着津貼學校數量的增加，政府成為教師的大僱主，教師因而開始關心自身權益，為政府添加了一股壓力。1973年，文憑教師 採取工業行動，爭取薪酬權益；13個教師職工會更因這次行動而聯合起來，成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雛型。教協是眾多壓力團體規模最龐大，系統架構最完整健全的一個組織，對於教協的功能定位，創會秘書潘天賜表示對於社會公義的議題，教協充當支持者的角色，而關於教育的議題則會一馬當先，擔任發起人和主導者的角色。教協代表教育界的基層教師，一直為教師爭取合理權益而努力。教育團體公開發表言論也越來越多，報紙甚至出現了教育版討論教育政策。但是港府的決策機制並沒有作出調整，容納社會的意見，這造成了不少示威遊行，激化了民間的反政府情緒。這種情況要到1981年港督麥理浩邀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派出國際顧問團到香港考察，才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
1973年，文憑教師發起罷課，是香港教育歷史上的大事件。挑戰殖民地政府對教學上箝制的抗爭運動。同樣在七十年代初期，學生及護士亦發起連串運動，其抗爭手法及抗爭目標均為教師抗爭立下先列，且起前驅探路之功用。在該時期的數次抗爭運動中，教師運動之人數最多，引發社會關注度亦最高，還在該時期成立了教協，把運動成果制度化。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前
面臨主權移交，中英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透過外交途徑解決香港問題。1984年，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97年7月1日起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自此，香港進入主權移交的過渡期，教育發展亦不例外。這個時期，在各方環境因素的配合下，香港的教育得到迅速的發展，尤其在專上教育和教育行政方面。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前
1981年6月，港府發表《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檢討》報告書，為來港的國際顧問團提供參考資料。至1982年11月，國際顧問團 完成考察，發表《香港教育透視》報告書；雖然沒有新意，但因為對香港的教育政策作出了可觀的評估而獲得教育界的好評，並為港府所接納。在七十年代末實行九年免費教育後，人們對教育的需求也相對的增加，高中的入學率不斷的提高。官立學校的學位在數字上仍然維持著1978年發表的白皮書的60%，但很多學生在中三後都轉到私立學校繼續升學，1980年時的純入學率就已經超過90%。而事實上，根據政府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統計，1983年高中的純入學率亦已經達到了84.6%。因此，根據國際顧問團建議而成立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在其第一號報告書 中就因勢利導將政府資助高中學位提高到84.6%，全面普及了高中教育；預科的學位則維持在高中學位的四分之一。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前
可是，隨著高中普及教育的推行，預科和大學入學之間就形成了嚴重的瓶頸。1981年，大學學位就只能滿足2%的適齡青年。根據1978年的白皮書，往後10年的高等教育學位每年只能維持3%的增長，進度非常緩慢。到80年代中期，港府在其財政預算中透露，將逐年增加大學入學率，並在2000年達到14.5%。1988年，港督衛奕信突然在其施政報告中宣布加快高等教育的步伐，把14.5%目標提前到1994年，2000年則定為18%。1989年六四事件後，港府再度加快步伐，宣布把2000年18%的目標提前到1994年實現。當年的入學率只有6%，換句話說就是要在5年內把入學率提升3倍。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前
為了實現擴充大學學額的目標，港府除了增加現有兩所大學的學位外，還計劃興建香港科技大學作為香港的第三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於1991年起開始收生。另外，港府於1980年代初決定開辦一所繼香港理工學院後的第二所專上理工學府，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於1984年10月22日正式開辦，設有會計、商業和管理、語言、社工、電腦和數理等六個學系。1980年代末期的高等教育加速政策，普遍認為是商界的催促和政治的考慮而衍生出來的，商界擔心在1997年後，人才流動性減低會導致人才短缺，因此希望香港能自給自足；而港府經過六四事件的衝擊，也明白到民主發展要依靠高等教育，於是高速發展高等教育，香港理工學院、城市理工學院和香港浸會學院更於1993年獲准升格為大學。1987年10月，香港總督在施政報告落實籌建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提供持續教育及大學學位課程，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籌備委員會於1988年成立，學院於1989年起收生，並於1997年升格為大學。1991年，政府批准嶺南學院兩個榮譽文憑升格為學位課程，1995年遷入屯門虎地的新校舍，嶺南學院逐漸邁向正名大學之路。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前
1990年代高等學歷普及化的政策造成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的現象，也為香港帶來了大學質素和畢業生出路等等的問題，是90年代至今也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職業教育在八十年代也有相當顯著的發展。1982年2月，香港訓練局改組為職業訓練局，並在其下成立一個由勞工處中的訓練部門（主要負責職業訓練中心和學徒訓練計劃）和教育署中的工業教育部門（主要負責工業學院）合併而成的工業教育及訓練署。職訓局隨後在原有的5間工業學院的基礎下，再成立3間工業學院，分別是1986年創辦的屯門工業學院和沙田工業學院，以及1988年建立的柴灣工業學院。為了培養藝術人才，港府於1984年創立香港演藝學院，設舞蹈學院、戲劇學院、音樂學院和科藝學院。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前
教育署在回歸前1997年3月發表《職業先修及工業中學教育檢討報告書》，指出「大部分工業中學現時所提供的課程，與文法中學所提供的十分相近」，因此「建議工業中學如屬意從其學校名稱除去『工業』的字眼，應可獲批准」；又提出「學校應避免要求初中程度的學生學習某些特定行業的技能」，建議本港的工業學校可把帶有標籤性的名詞從校名中剔除。受當時政策影響，學界去工業化影響香港科技教育的發展，亦加速香港工業外遷，如原有晶片工業外遷到台灣及新加坡發展，影響香港科技發展。
此後，不少工業中學已把原校名的帶有標籤性的「工業」二字除去。轉為一般文化中學
1990年11月22日，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四號報告書，其中提到了「學習目標及目標為本評估」（TTRA）的建議，為90年代教育政策的一大爭議。在建議推出後，教育署計劃在20間小學進行試驗，但得出的調查指三分之一的學校認為計劃未如理想，教育署遂提供支援。因為教育界的巨大反響，教育署在1993年4月23日宣布押後計劃，並成立諮詢委員會。1994年10月20日，教育署公佈推行「目標為本課程」（TOC）的時間表，決定1995年再在70間小學的一年級試驗，並於2000年9月拓展至整個小學階段。教育界對這個計劃意見仍然甚多，認為計劃對教學並沒有多大的改善，也只會增加教師的工作量，要求推行教育改革。
學前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一向採取放任政策,直至1983年《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書》中，才草擬有關批准幼稚園繼續為三歳兒童開辦幼兒班的草案，而幼稚園須按《幼兒中心條例的要求》註冊辧理。由於當時白皮書制定幼稚園為一至兩年制，因此當時大部分幼稚園都奉行兩年制。及後配合社會發展改為三年。
在教育決策方面，經國際顧問團的建議而成立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紓解了一些七十年代末以來教育界的反政府情緒。1986年立法局改組，首次出現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教協主席司徒華因此代表教育界進入了政府架構，港府後來更委任他進入教統會。至90年代，政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扭轉了政府一直以來對教育的主導性。政黨可以左右立法局的討論，並利用財政問題改變教育政策的方向，1991年否決津貼中學參加「直接資助計劃」就是個好例子。同時，政黨也可以透過立法局獲得大量的政府政策資訊，在擁有權利和資訊的優勢下，政黨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就非常大。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後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正式移交，根據《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時保障實行原來的教育制度，並由特區政府在原有的教育制度下發展教育。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其每年的《施政報告》中都用大量篇幅解釋教育政策和措施，並著手推行教育改革。而其中最為爭議的就是學校課堂語言的問題。特區政府早於主權移交初期便強調母語教學，要在1998年全面落實，但准許一些學校向教學語言指引評審委員會申請豁免，100間中學達到要求可以繼續運用英文作為教學語言。而同時也有24間中學落敗，其中20間上訴，期間批評審議不公平，缺乏透明度，並作出抗議。1998年3月13日，20間上訴中學的其中14間得直，特許使用英文為教學語言的中學數目增至114間，其餘300多間中學則必須使用母語教學，並承諾三年後檢討。可是，三年期滿後政府卻宣布延遲三年再作檢討，至2003年檢討仍未開始，最終才落實在2009年進行檢討。母語教學的政策帶來不少問題，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標籤效應，獲批准使用英文作教學語言的中學在這政策中彷彿成了名校，家長普遍追捧這類中學，以子女入讀英文中學為榮。此外，教育界普遍也對母語教學的成效意見分歧，有些認為母語教學能加強學生學習的能力，有些則擔心政策下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會有所下降。2007年高考放榜，英語運用科及格率跌至12年新低，只達73.9%，較2004年母語教學前的高考下跌了5.5%。津貼中學議會和英文中學聯會均認為英文水平下跌是無可避免的；近年會考英文科成績有進步，只是因為不少學生都報考較淺的課程甲，因此母語教學的影響至高考才見明顯，並激發社會大規模對母語教學未能提升英文水平的討論。2008年，教育局終決定微調教學語言政策，但具體措施仍在研究當中。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後
此外，香港教師語文能力評核（俗稱基準試）的推行也引起軒然大波。教育統籌局在2000年5月根據教統會於1995年12月發表的第六號報告書 中提出的「為所有教師訂定基本語文水準」政策擬定具體做法，教師工會發起教師聯署抗議和罷考，並組織遊行集會。教統局局長在聽取教師和多個教育團體的意見後，檢討修訂有關政策和措施，並延至2001年3月正式舉行基準試。其後的基準試，特別是英文科，合格率普遍偏低，而未達標的教師則必須在2005/2006年度達標，否則就會面臨調職甚至失業。這項考試被教師們抗議為針對年長的語文教師而設，增添了教師的壓力；而社會人士和教育界人士也批評考試透明度低，對中小學的語文教師「一刀切」。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後
在學制方面，特區政府亦計劃香港脫離英式學制，實行跟亞洲大部份主要的國家尤其是東亞，包中國大陸所採用的「三三四」學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因應學制改革，多個新高中科目也會同時推出。有評論分析，實行「三三四」學制是含有政治上非殖民化的考量，代表香港脫離英國殖民影響，背靠中國，因此反對「三三四」學制的意見並不多。 但教育界擔心改制後的新課程由於未必能與海外中學畢業證書接軌，而國際間也尚未有一個普遍通行的預科文憑標準，使將來學生到海外升學時可能會有認受性的問題。2007年，特首曾蔭權更在其《施政報告》中落實於2008/2009學年起提供全面免費教育，即小一至中六（或中七；舊制下13年，新制下12年）。政府又鼓勵各大學增辦副學士課程。特首董建華於2000年的施政報告指出要在2010年或之前讓六成高中學生接受大專教育，副學士應運而生。根據2001年的統計，八間高等院校的副學士課程、高級文憑課程和其他非學位課程的學生總人數多達13,213人。但現時的學士學位只有800多個可供副學士畢業生報讀，也令教育界擔心副學士學生升學所遇到的瓶頸問題。
香港教育史 主權移交後
除以上爭議外，小班教學、教師工作量、大學合併、大學資源與獨立自主問題（參見香港教育學院風波）、優質教育基金的審批等等均是激烈的討論議題。而需要訴諸法律解決的，更包括校本條例。自2000年教育改革推出後，已有十多名教師輕生；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一項調查亦指出教師不少壓力是來自教育改革，反映了教改進程對教師的龐大影響。在往後的日子，教育被認為仍然是特區政府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香港教育史 21世紀
在21世紀，香港學制及教育生態亦出現多次重大的改變。
由於香港移民潮及出生率偏低和持續下降而引發的殺校潮，教育局於2010年推行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政策。
2006年，香港特區政府宣佈為香港幼稚園引入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形式資助每名幼兒10000元港幣用以支付學前教育費用，但只限非牟利幼稚園學生家長可以申請；2007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間接為非牟利幼稚園提供資助。
以往，香港採用英國的三二二三學制的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及三年大學本科課程，經過此改變之後，將改為東亞地區（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及韓國）、加拿大及美國等國所採用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的大學本科課程。政府亦推行各個新的科目，並聲稱此舉可以給予學生能夠報讀更多實用的課程，以及能更專注於學習及生活，而並非對考試技巧的操練。政府已在2009年新學年起推行「三三四」學制。可是，學界擔心新課程由於未必與海外中學畢業證書接軌，而國際間現時尚未有一個普遍通行的預科文憑標準，使將來學生離港升學時可能會有認受性的問題，因此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正和不同的海外大學商討認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為入學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