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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 生平
在政治改革上，金文泰對行政立法兩局進行革新。1926年，他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周壽臣爵士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填補遮打爵士逝世後遺下的議席，周壽臣成為香港歷史上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金文泰最初提出周壽臣入局的建議時，英方表示反對。時任外務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與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憂慮，周壽臣身為華人，入局可能有泄密之虞。金文泰稱歐裔議員也有泄密機會，行政局會議亦甚少討論機密事務。英國政府最終接受金文泰的建議，但同時規定行政局議員自此不可接觸機密文件。
立法局方面，金文泰逐步加強其代表性，1929年委任布力架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葡萄牙人首度在立法局有代表議席；他委任華人律師曹善允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局內首次有九龍居民。1929年，立法局官守議員人數增加兩名，非官守議員人數則由六名增至八名，當中包括周壽臣爵士、羅旭龢、曹善允三名華人議員。局內非官守議員人數增加，但總督仍然握有絕對決定權。
1929年，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休·克利福爵士突然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於同年11月20日獲英廷委派接任。香港多位華人代表曾上書英廷要求挽留金文泰，未獲接納。
金文泰 生平
1930年2月1日，金文泰離開香港，結束四年多的任期，2月5日抵達新加坡履新。與他的舅父史密士爵士不同，自1896年7月馬來聯邦成立後，海峽殖民地總督均兼任新設的馬來亞高級專員一職，因此金文泰就任總督和英軍總司令時同時兼任高級專員一職。
金文泰上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和馬來亞高級專員時正值全球經濟大蕭條，馬來亞半島未能倖免，經濟受到一定衝擊。有見及此，他在任內厲行節約，以量入為出為方針，大幅削減政府公共開支。公共服務受到一定影響，但成功使馬來亞渡過經濟難關，再加上馬來亞財政儲備豐厚，馬來亞地區受大蕭條的影響程度較歐美低。在金文泰主導下，海峽殖民地政府在1933年和1934年重新實現平衡預算，馬來聯邦轄下四個邦也在1934年貼近落實平衡預算的目標。
金文泰 生平
環球經濟大簫條期間，代表馬來亞經濟命脈的錫礦業和橡膠業首當其衝。為了扶助錫礦業，金文泰在1931年跟隨英政府決定引入國際限制計劃，與其他產錫國合作限制錫礦產出量以穩住國際錫礦價格，防止錫礦價格暴跌而損害自身經濟利益。類似的計劃曾經應用於橡膠業，在金文泰上任以前，馬來聯邦於1922年立法加入英政府制定的史蒂文森計劃（Stevenson Scheme），限制橡膠產量以控制市場價格；但由於計劃導致橡膠價格回升，引起美國輪胎業界等需要入口橡膠原材料的生產商強烈不滿；此外史蒂文森計劃只適用於大英帝國，荷蘭等未有加入，使馬來亞橡膠價格高於其他地區，變相損失國際市場佔有率，最終計劃在1928年被英政府廢止。
金文泰 生平
受大簫條拖累，環球橡膠價格步入1930年代因需求驟降而再度急跌，引入限制計劃又一次成為應對方法。1934年，英國、美國、法國、荷蘭、印度和泰國等達成新一份《國際橡膠規管協議》，同意合作限制橡膠產量以穩住橡膠價格。金文泰隨後準備為馬來亞引入有關國際協議，專程前往印尼爪哇拜會荷屬印尼總督，考察當地的情況，協議到他在1934年卸任後方告正式生效。他認為有關協議仍存有漏洞，擔心協議主要規範企業式大農場，變相鼓勵本地馬來人的家庭式橡膠種植，造成另一種的單方面規管，對大農場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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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分權是金文泰任內另一項相當關注的事務，政策某程度上因大蕭條而催生，但金文泰以前的殖民地政府也曾有類似的構思，只是未曾實現。當時英國治下的馬來亞半島大概可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是由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等埠組成的海峽殖民地，屬於英國的皇家殖民地，由海峽殖民地總督直接管轄，治理模式與其它英國殖民地大同小異；第二部份是由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四個蘇丹國在1896年組成的馬來聯邦；第三部份是餘下未有加入馬來聯邦、統稱為馬來屬邦的柔佛、吉打、吉蘭丹、玻璃市、登嘉樓五個蘇丹國。馬來聯邦和屬邦均奉英國為宗主國，受英國保護，但兩者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由英方派駐於各邦的駐紮官作出實際管治，蘇丹並無實權；後者只由英方在各邦安插顧問，向蘇丹提供意見施加影響，蘇丹仍握有一定實權。聯邦和屬邦由身兼海峽殖民地總督的駐馬來土邦高級專員統轄，但高級專員遠在新加坡辦公，聯邦和屬邦的日常政務實際上由位於吉隆坡辦公的馬來聯邦布政司和各聯邦部門主要官員掌控。
金文泰 生平
在金文泰眼中，英屬馬來亞的面積和人口與英格蘭相若，但分成不同部份、政出多門，造成架構重疊和行政低下等流弊，情況並不理想。為了加強對整個馬來亞半島的管理，他在任內提出地方分權的構思，由馬來聯邦下放權力，長遠使海峽殖民地、聯邦和屬邦結合為單一的馬來亞聯邦。利用地方分權，他希望可以簡化行政、節省開支、提高效率和結合力量，使馬來亞更加強大，達致消除地方分野和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他同時強調會以各地合作為重心，確保地方分權在保留各地歷史獨特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進行。金文泰的地方分權方案還提議長遠廢除馬來聯邦布政司一職，削奪聯邦部門權力；聯邦政府總部屆時將由吉隆坡遷往新加坡，由一名高級專員秘書協助下由高級專員掌握大權，直接對各邦作出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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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的方案起初原則上得到殖民地部、海峽殖民地華人領袖、殖民地官僚、馬來聯邦部份商界的支持，但方案實際上對各界引起的憂慮卻顯得更為明顯。金文泰在1931年8月和1932年4月的杜爾巴向各邦蘇丹公佈方案細節後，更使大馬政界引起對地方分權的恐懼。除了得到馬來聯邦各邦蘇丹和馬來人精英支持以外，金文泰的方案幾乎遭到各界反對。其中，馬來屬邦的蘇丹視計劃為削奪權力的陰謀，擔心日後會像馬來聯邦的蘇丹一樣淪為傀儡，因此反抗聲音最大，吉打和柔佛兩個屬邦更結合起來反對落實方案。不少蘇丹、馬來聯邦主流商界和馬來人精英均反對把海峽殖民地納入分權方案，擔心日後經濟重心傾向新加坡等港口城市，有損既得利益；殖民地部對此也有保留，擔心會影響新加坡和檳城本身享有的自由港地位，可能涉及土地割讓，必須從長計議。不少殖民地官僚也對金文泰的方案持反對態度，批評分權會破壞馬來聯邦既有的管治制度，把權力由殖民地官僚下放到本土馬來人之手，更有削奪權力的意味。至於廢布政司、放權到邦務會議、馬來精英和蘇丹等建議，在殖民地部和馬來聯邦商界看來，也有可能變相拖低聯邦行政效率之虞。《海峽時報》甚至曾經形容分權方案無異於「時光倒流」，並不可取。大馬華人和印裔人士憂慮地方分權會使施政向馬來人傾斜，方案集中強化馬來人的政治參與等同削弱華人等小數群體的影響力。當時儘管殖民地當局多次否認，不少大馬華人認為政府施政側重馬來人，這些例子包括金文泰在任內對公務員開始實施本土化，又計劃推廣馬來文化和馬來語，將之編入當地的教育課程等，種種事例使華人社群對分權計劃更感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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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界對地方分權的種種憂慮，金文泰依舊按計劃部署，1932年初相繼改組馬來聯邦轄下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四地的邦務會議，為邦務會議日後擁有更大自主權制定預算、以及由聯邦政府下放更多不屬於聯邦範疇的事務到地方層面鋪路。由於多方阻力，加上英政府的不明取態，地方分權的進程加添變數，特別是金文泰著手準備展開地方分權時，時任殖民地大臣菲力浦·坎利夫-李斯德爵士多次在英國下議院質詢環節和公開回覆當中強調殖民地部仍在審視有關計劃，也未有批准任何地方分權方案，並表示只有當馬來聯邦民意支持下才會考慮進一步的地方分權措施。
金文泰與坎利夫-李斯德對地方分權的口徑不一和迥異取態，使整件事更顯得撲朔迷離。幾經各方熱議，英政府在1932年10月終決定派出殖民地部常務次官陸軍准將塞繆爾·威爾遜爵士前往馬來亞實地考察，收集各方對地方分權的意見。1933年發表的《威爾遜報告書》中，金文泰構思的地方分權規模被大幅削減。該報告書反對廢除馬來聯邦布政司一職，僅建議削弱其職能和把職稱改為聯邦司；報告書除了同意增強邦務會議的財政和立法權力、同意聯邦部門進一步受到邦務會議監察以外，再沒有提出其他地方分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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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報告書》標誌著金文泰的地方分權計劃以失敗告終，1934年金文泰卸任後，繼任的珊頓·托馬斯爵士對地方分權並不熱衷，殖民地當局再沒有舊事重提。雖然如此，邦務會議的改組，以至是《威爾遜報告書》的發表，再加上金文泰在任內為馬來亞組建郵政聯盟和研究引入海關聯盟等，均為馬來亞地區消除地域分野和為建立更融合的聯盟奠定基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年，類似於金文泰構思的馬來亞聯邦才告成立，結合原來的馬來聯邦、馬來屬邦、原屬於海峽殖民地的檳城和馬六甲兩地，但新加坡被分立為一個皇家殖民地，新的聯邦始終把新加坡排除在外。兩年後，馬來亞聯邦復於1948年改組為馬來亞聯合邦。
金文泰在海峽殖民地總督任內主持新加坡不少重要基建建設，較突出的是位於新加坡島北部三巴旺的皇家海軍基地。在新加坡興建海軍基地的構思最初由自由黨籍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在1919年提出，目的是在遠東太平洋建立海軍要塞，維護英國利益，以制衡日益強大的日本海軍。1923年，英政府首先撥款建造一個浮動船塢，該船塢在英國建造，1928年運抵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建造工程也原訂在同年正式展開。
金文泰 生平
但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本身已需要向英廷連年上繳軍費，數額可多至政府每年收入兩成、或等同實際的駐軍開支，以較少者為準；輿論對於殖民地要額外上繳軍費支援海軍基地的建築開支普遍持反對意見；再加上1929年後環球大蕭條、裁軍運動興起等原因，基地的工程一再押後。
1931年和1932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後，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顯露無遺，輿論才意識到英軍在新加坡興建海軍基地的迫切性。在這個背景下，海峽殖民地立法局在1933年10月25日通過決議，由1933年4月1日起連續四個財政年度，把每年撥出的軍費由原來的360萬叻幣上調至400萬叻幣；翌年2月12日，立法局通過額外向英廷上貢100萬叻幣，以支援基地的建設。雖然如此，新加坡海軍基地要遲至1938年2月才初步建成；數年以後，新加坡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於1942年2月15日陷落，基地即落入日方手中，當時基地仍未完全竣工。
金文泰 生平
除海軍基地之外，由於新加坡的實里達機場不敷使用，曾在香港支持興建啟德機場的金文泰於1931年宣佈選址加冷以興建一座全新的機場，表示新機場將會是「世界最大、最好、和最重要的機場」。新機場的興建歷時多年，到金文泰卸任後的1937年才告落成。新機場被命名為加冷機場，是新加坡首座正式的民用機場，在當時被譽為「大英帝國最好的機場」。在1955年被巴耶利峇機場取代以前，加冷機場一直是區內最重要的機場。
金文泰任內見證丹戎巴葛火車總站和紅燈碼頭（Clifford Pier）在1932年和1933年相繼落成啟用。金文泰在1933年6月主持位於新加坡中區的紅燈碼頭落成啟用儀式，由於新碼頭選擇以前任總督休·克利福爵士命名，棄用以新加坡開埠初年一位著名紳商命名的舊名「莊士敦碼頭」（Johnston Pier），儀式遭到部份不滿的商人杯葛。紅燈碼頭一度成為新加坡的主要碼頭之一，到2006年才告關閉，並獲保育作旅遊和零售用途。
金文泰出仕英屬馬來亞期間採取不少涉及大馬華人的舉措，較矚目的包括在上任後不久宣佈取締中國國民黨大馬分部、1932年限制移民入境等。1930年2月5日金文泰就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和馬來亞高級專員當天，中國國民黨大馬分部在新加坡召開大會，在場外懸掛中國國民黨黨旗，逾40人出席。會議歷時兩天，至2月7日結束，引起輿論關注。金文泰在同月20日召見有關負責人問話，隨後以國民黨大馬分部招攬大馬華人入黨、考察大馬華商實力、滲入華文學校和控制校政、植入反英教材、操控華文報章和鼓吹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等理由，宣佈取締國民黨大馬分部，並禁止國民黨在大馬舉行集會、出版宣傳物和徵收會費。
事件發生後，金文泰與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正廷和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爵士多番交涉，取得成果，促成海峽殖民地立法局在1931年10月立法通過修訂《社團條例》，收緊對社團的管制，但仍准許大馬華人擁有中國國民黨黨籍。馬來聯邦和屬邦隨後跟隨海峽殖民地的做法，相繼立法作出同樣的規限。金文泰取締國民黨大馬分部一事性質敏感，但確保了當地的內部安全，得到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陳禎祿等海峽華人領袖支持。1932年，金文泰仿傚他在港督任內的做法，決定恆常任命華人到海峽殖民地行政局，任職執業大律師的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黃瑞朝遂成為多年來首位獲得委任的行政局華人非官守議員。
金文泰收緊移民的決定與經濟不景有關。大蕭條以前，由於經濟暢旺，勞動市場需求殷切，不少華人前來定居，尋找工作機會。後來經濟不景，剩餘勞動力繼續移入，進一步拖累經濟復甦。金文泰1932年為海峽殖民地引入《外國人條例》（Aliens Ordinance），賦予政府更大權力，從質和量著手限制和甄別移民入境。有關條例在1933年1月1日起生效後，同類措施隨後更進一步推至馬來亞全境，使當地入境政策比起1920年代大幅收緊。儘管新例不針對個別種族，但華人過往在移民人口中佔大多數，所受影響最大，當地華人社群有不少聲音認為條例背後以針對華人為實，對華人不公。
金文泰介入馬來聯邦雪蘭莪蘇丹的王位繼承問題。當時的在位蘇丹蘇萊曼已達暮年，繼位人選問題引起英廷關注。時任拉惹慕達（相等於王儲）、即蘇萊曼的正室長子東姑慕沙爾丁（Tengku Musa-eddin）被指生活糜爛，且欠下多筆私人債務。有見及此，英方曾先後在1928年和1931年對東姑慕沙爾丁作出嚴正警告，但情況始終沒有改善。1933年蘇萊曼步入70歲高齡，金文泰認為有必要插手，當年鄭重警告拉惹慕達，如果生活再不檢點，將考慮廢除其拉惹慕達的身份，另立他人。
慕沙爾丁是蘇萊曼的正室長子，但雪蘭莪蘇丹王位從來沒有規定必須由正室長子繼承。金文泰的行動最終促使慕沙爾丁在1934年遭正式謫除拉惹慕達身份，當時金文泰已經卸任。在英方心目中最具才華和最具管治才能的蘇丹二妾次子東姑叻沙馬納（Tengku Laksamana）獲改立為拉惹慕達，但蘇萊曼未曾參與有關人選的討論，到冊立前不久才獲告知消息，全程被蒙在鼓裡，因此對英方做法相當不滿。1937年蘇萊曼駕崩，叻沙馬納在英方支持下繼位為蘇丹希山穆丁。1942年大馬遭日本攻陷後，日方一度擁立慕沙爾丁為蘇丹慕沙基亞督丁利亞沙.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希山穆丁即順利復位。
金文泰在馬來亞供職期間的表現獲得英廷肯定，1931年獲勳GCMG勳銜。他在任內嘗試推動不少有遠見的政策，但遇上多方阻力被迫妥協，未能一展抱負；加上他身兼兩職，公務繁重，又要經常走訪馬來亞各地，使他在任內患上糖尿病。1934年2月16日，金文泰返英休假，6月傳出以健康理由辭職及提早退休，結束只有大約四年的任期，年齡也只有59歲。他的遺缺一度由海峽殖民地輔政司郝德傑爵士署任，同年11月由西非黃金海岸總督珊頓·托馬士爵士接替。
退休後的金文泰定居英國，閒時主要把時間花到寫作和學術研究上，1940年至1941年間獲邀出任倫敦的綢布商人同業公會主席（Master of Mercers' Company）。金文泰晚年居於白金漢郡海威科姆附近的霍爾默閣（Holmer Court），1947年4月5日因心臟衰竭在府上逝世，終年71歲。他的遺體經火化後獲安葬於白金漢郡的潘街教堂（Penn Street Church）。同年9月9日，他的遺產經估值後總值3,983英鎊19仙令2便士。
金文泰 個人生活
金文泰在1912年4月16日在香港娶佩內洛普·露絲·科博德·艾爾斯，MBE（Penelope Rose Cobbold Eyres，1889年－1970年）為妻。金夫人的父親是海軍上將C·J·艾爾斯，DSO，OBE（Admiral C. J. Eyres），曾經派駐香港，金夫人在隨父親居港期間結識了金文泰。
金文泰夫婦的關係要好，金夫人一直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金文泰夫婦育有一子三女，其子克雷斯韋爾·克萊門蒂（Cresswell Clementi，1918年－1981年）曾在皇家空軍任少將。克雷斯韋爾的兒子大衛·克萊門蒂爵士（Sir David Clementi，1949年2月25日－），即金文泰爵士的孫兒，在2002年至2008年任英國保誠保險主席。金文泰生前是皇家帝國學會會員。
金文泰 學術成就
金文泰爵士熱愛漢學，是皇家亞洲學會院員，除了熟習廣東話和官話外，還擅寫書法，通曉中國詩詞，是一位典型的漢學家和「中國通」。他曾將清代文學家招子庸所著的《解心粵謳》翻譯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廣東話情歌》），並出版成書，首次把《粵謳》介紹到英語世界。香港屯門通往青山禪院的路上自1929年豎立一道香海名山牌樓，牌樓上「香海名山」四個大字即為金文泰兩訪禪院後親筆題寫。該座牌樓在1985年連同青山禪院獲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隨後於2010年獨立地獲同一評級。
金文泰是少有的學者總督，著有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英屬圭亞那華人》）及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英屬圭亞那憲制史》）等多本著作，備受稱許；印度詩人泰戈爾1928年訪問香港時曾評價金文泰是「我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
金文泰 學術成就
金文泰熱愛四處遊歷。早年在香港任職的時候，他每當休假的時候都會深入中國各省遊歷，著有多份考察紀事。皇家地理學會向他授予院士資格，1912年向他頒贈卡思伯特·皮克獎（Cuthbert Peek Award）作為肯定。金文泰結識妻子後，夫婦倆也常常遊歷，曾經遊遍中國各地，又深入印度等地。在香港生活和任職期間，金文泰夫婦也遊歷各處郊野，新界地區不少山徑都是最先由他們開辟而來。金文泰夫婦時常在郊野騎馬，兩條他們在香港島經常策騎的山徑分別獲後人命名為金督馳馬徑和金夫人馳馬徑。
金文泰 部份著作
金文泰爵士著作：
Notes on a journey recently undertaken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China, 1902. 
（直譯：《有關最近一次穿越中國內陸的旅程筆記》，1902年。）
Cantonese Love Song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4. 
（即粵謳之意，為首部粵謳英譯本。牛津：克拉倫敦出版社，1904年。）
Pervigilium Veneris, 1911. 
（直譯：《提貝里亞努斯》，1911年。）
Summary of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taken during a journey from Kashgar to Kowloon (1907-8). Hongkong: Noronha, 1911. 
（直譯：《從喀什到九龍途上的地理考察摘要（1907－08年）》。香港：羅郎也，1911年。）
金文泰 部份著作
Bibliographical and Other Studies on the Pervigilium Veneris. Oxford: B. H. Blackwell or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1913. 
（直譯：《提貝里亞努斯在書目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牛津：B·H·布萊克韋爾；倫敦：漢佛萊·米爾福德，1913年。）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 Georgetown：Argosy, 1915. 
（直譯：《英屬圭亞那華人》。喬治敦：阿吉斯，1915年。）
Elements in Analysis of Thought. B. Blackwell, 1933. 
（直譯：《思考分析要素》。B·布萊克韋爾，1933年。）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 London：Macmillan, 1937. 
（直譯：《英屬圭亞那憲制史》。倫敦：麥美倫，1937年。）
金文泰 榮譽
以下列出榮譽全稱及縮寫：^ 
太平紳士（J.P.） （官守，1902年－1913年）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C.M.G.） （1916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司令勳章（K.C.M.G.） （1926年元旦授勳名單）
聖約翰爵級司令勳章（K.St.J.） （1926年6月19日）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大十字勳章（G.C.M.G.） （1931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皇家地理學會院士（F.R.G.S.）
皇家亞洲學會院員（M.R.A.S.）
金文泰 名稱紀念
香港
東南亞
金文泰路（）：新加坡一條命名於1947年的街道。該路的延伸段被擴建為金文泰大道（），而其周邊地區多處後來同樣以金文泰命名，包括以下：
金文泰新鎮：位於金文泰大道周邊的一個住宅區。
金文泰体育场：位於金文泰的體育場，在1983年起開放。
金文泰地铁站：位於金文泰的新加坡地铁东西线车站，在1988年起啟用。
金文泰公共圖書館：新加坡圖書館管理局旗下的公共圖書館，在2001年開幕。
金文泰巴士转换站：位於金文泰的巴士车站，在2011年開始服務。
金文泰 參考資料
Yeo, Kim-wah, "The Selangor Succession Dispute, 1933-3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2, No.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eptember 1971, pp. 169-184.
貝璐
貝璐爵士，KCMG，KBE（英語：，1875年2月27日—1945年2月24日），英國殖民地官員，長年在馬來亞任公職，1930年至1935年出任香港總督。
貝璐 生平
貝璐在1875年2月27日生於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郡的赫克瑟姆（Hexham），父親名叫W·E·貝璐，曾在約克郡波士頓溫泉（Boston Spa）任職牧師。貝璐早年入讀位於韋克菲爾德（Wakefield）的錫爾科茨公學（Silcoates School），後來於1893年升讀劍橋大學皇后學院，其中在1896年的數學優等考試中名列第11名（11th Wrangler），同年亦以文學士資格畢業。在1931年，貝璐再獲皇后學院頒授文學碩士學位。
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貝璐在1897年前往馬來亞，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任職官學生，未幾先後在1898年和1899年於高淵和大山腳擔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另在1901年以前，他亦一直在威省內任同職。
貝璐 生平
在1902年，貝璐被改調到星加坡出任署理助理輔政司。但不久以後，他在1905年派回檳城改任署理助理裁判司兼法醫官。至1908年，貝璐改任審計官，到1909年轉到馬來聯邦管轄下的雪蘭莪出任署理參政司秘書，1910年改於下霹靂州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在1911年，貝璐調回檳城，擢升為檳城市議會專員署主席，期間曾在1917年2月至10月署任檳城參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
在1918年，貝璐累遷為星加坡市議會專員署主席，到1919年轉任馬來聯邦食物管制官（Food Controller），至1920年擢升到海峽殖民地（三洲府）任勞工署署長（Controller of Labour），其中又曾於1921年在當地政府兼任歐籍人士失業委員會主席。在1922年，貝璐出任英國駐吉打地方政府顧問，期間曾在1925年5月至7月同時署任檳城參政司之職。未幾在1926年，貝璐終獲擢升為馬來聯邦布政司，當中在1927年5月至6月，他更署任了馬來聯邦護督兼高級專員之職。
貝璐 生平
貝璐在1930年卸任馬來聯邦布政司，被改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爵士，升任第18任總督。貝璐隨後在1930年5月9日抵達香港的皇后碼頭，正式履新。其實，他早在1927年任馬來亞護督的時候，英政府就曾詢問貝璐，問他是否願意擔任一個重要性較低的總督級職位；當時貝璐表示同意，結果就在1930年，他就獲委任當港督。
相較於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貝璐為人較為隨和，作風沉穩，對英政府持合作的態度，並不會像金文泰爵士時常與英政府持相左意見，甚而反對英政府的政策。在當時，由於英政府財政緊絀，所以對殖民地政府的事務，不論大小都愛一一過問，故此，貝璐就成了英政府眼中理想的港督人選。
貝璐十分關注香港的社會建設，在醫療方面，他任內落實興建長洲醫院（1933年動土，1934年建成），又在港島興建遠東規模最大的瑪麗醫院。在食水方面，貝璐在1931年建成九龍副水塘與香港仔水塘，又於1935年展開城門水塘第三期工程。城門水塘第二期工程展開時，時值英皇佐治五世登基25週年，貝璐便將城門水塘更名「銀禧水塘」。貝璐任內亦見證香港電話線路轉駁全面自動化。
貝璐 生平
香港的交通在貝璐任內亦有很大發展，在1933年，他批准油蔴地小輪引入汽車渡輪服務，從此汽車可以在港、九兩地行駛；同年6月11日，他分別向九巴和中巴兩所巴士公司發放為期15年專營權，准許九巴專營九龍、新界和離島公共巴士服務，中巴專營於香港島地區。發放專營權結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競爭的局面；貝璐又借機會引入新條款，加強監管公共巴士服務。港府規定兩所巴士公司要把收益某個百份比撥歸政府，更對巴士車資作出監管。巴士公司須由英籍人士組成，巴士也要購自英國。在航空交通方面，貝璐上任不久以後，粵、港兩地機場開始互航，啟德機場的指揮塔和飛機庫亦在其任內落成。
在市政服務方面，香港家居排污引起社會關注，立法局在1935年3月通過《1935年市政局條例》，改組原潔淨局為市政局。新的市政局要到貝璐卸任後，至1936年1月才正式成立。市政局大致擁有潔淨局的權力外，更加入民選議員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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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際聯盟在1919年成立以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問題開始備受聯盟的關注，而且還成為了國際議題。國際聯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絕境內的賣淫活動；可是，歷任的港督均認為港府已訂立了相當的法例，對黃色事業作十分有效的規管，而且秦樓楚館一類煙花之地在中國古已有之，所以不便禁絕香港傳統的賣淫活動。在這種背景之下，港督的意見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默認，所以終1921年代，有關禁絕賣淫的提議始終沒有在香港落實。
然而，在貝璐上任後，時值英國工黨剛剛上台執政；而由於工黨政府與國際聯盟的立場一致，所以禁絕賣淫活動之聲再起。貝璐初時反對禁絕賣淫，指出港府對賣淫業的規管打理，「比起倫敦政府處理國務還要井井有條」；他又認為，華人社會中的妓女並非如西方所想的街頭孤兒，她們往往能夠成為大戶人家的妾侍，所以禁絕賣淫並不可取。儘管貝璐的努力辯解，但工黨政府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結果貝璐唯有屈從。經港府查證後，貝璐向英政府匯報，香港共有6所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內面共有17名領有牌照的歐籍妓女；此外，全港又有222所中國和日本人開辦的妓院，內面共計有2,657名領牌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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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發表後不久，國際聯盟在1931年派出一隊人口販賣調查團到香港。貝璐事後遂根據調查團的建議，在1932年6月勒令關閉所有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而歐籍妓女則被遞解離境；後到1934年6月，所有華人妓院亦遭到勒令關閉。不過，出乎西方輿論意料的是，賣淫活動被全面禁絕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反而沒有得到改善。賣淫活動轉到地下發展，在灣仔一帶更出現不少流鶯在街頭流連，此外，缺乏了以往的監察，駐港英軍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急升至24%，可見禁絕賣淫的政策並不成功。
除了賣淫活動以外，工黨政府同時聯結了英國反鴉片聯盟，向港府施壓要求禁售鴉片。在種種壓力下，貝璐遂在1931年開始立法禁煙，除吊銷公煙的專賣牌照外，又不得市民私藏與吸食鴉片。在當時，英商已不再是鴉片的主要供應商，相反，中國各地軍閥為了籌集經費而迫令農民改植鴉片，所以中國大陸成為了鴉片的主要來源地。有見及此，貝璐又特設了緝私隊追緝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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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上，禁售鴉片對香港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這除了使私煙不絕外，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煙館，不少人更因為吸食或販賣鴉片而被定罪，以致監獄出現過份擠迫的問題；而禁售鴉片以後，警察受賄的情況也有所惡化。所以貝璐曾經抱怨禁售鴉片與當年美國禁酒一樣，將不會取得成功。
此外，禁售鴉片使港府的財政構成沉重打擊。在過往，銷售合法鴉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但是在禁售鴉片以後，猖獗的私煙販賣使港府白白失去了這方面的財政收入，結果，貝璐唯有大幅增收遺產稅、成藥稅和娛樂稅，以彌補禁售鴉片所導致的財政赤字，經過一番努力，到1936年的時候，鴉片收益已大幅減至政府總收入的百分之一。在此以後，港府繼續禁售鴉片，到1945年9月20日，港府更正式宣佈禁絕鴉片貿易。不過，鴉片在那時已經式微，可卡因和海洛英一類的新興毒品已成地下市場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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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美國華爾街爆發了全球性股災，一時間使歐洲和美國陷入了長久的大蕭條之中。身在遠東的香港最初仍能夠置身於事外，可是隨著1931年國際白銀市場崩潰，白銀的跌價立即導致奉行銀本位的港元大幅貶值；以往在1920年代，每一港元大約可兌三仙令，但是白銀跌價後，每一港元只可兌換小於一仙令，意味要多於20港元才能兌換到一鎊。港元貶值後，倫敦曾派一貨幣委員會來港，事後建議一日中國維持銀本位，香港也應當跟從。可是，在1934年，由於美國政府大舉搜購白銀，遂使中、港銀價大幅反彈，而國民政府於1935年宣佈放棄銀本位後，港府為免港元進一步升值，在同年11月宣佈放棄銀本位，但當時貝璐已經卸任。
面對經濟不景，貝璐曾在1932年設立一個節約委員會（Retrenchment Commission），以設法緊縮政府開支。該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引入更多華籍公務員，以取代薪酬相對較高的外籍公務員。港府最初在市政和衛生部門執行有關建議，當中包括開始招聘華籍護士到公立醫院工作。此外，有鑑於於公務員薪俸以英鎊結算，貝璐亦曾下調公務員薪酬，以節省政府開支。到1934年，貝璐更發行了2,000萬元公債，用於地方建設之上，以收刺激就業之效。
總括而言，儘管港元因為大蕭條而貶值，但是香港的經濟卻沒有比想像中差，因為港元貶值期間增強殖民地的競爭力，貿易額亦因而上升。在這種背景下，貝璐任內港府的財政收入一直穩步增長，而且更首次逼近3,000萬港元的水。
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職，返回英國，展開退休生活。貝璐晚年退居於英格蘭東薩西克斯郡的貝克斯希爾（Bexhill），後於1945年2月24日，即生日的3天前卒於倫敦，享年69歲。
貝璐 家庭
貝璐在1911年與維爾勒·瑪麗·德雷克（Violet Mary Drake）結婚，她的父親則名W·D·萊恩（W. D. Laing）。貝璐與貝夫人共生有兩名兒子，他們是：
郝德傑
郝德傑爵士，GCMG，CBE，KStJ，FRAS，FRSA（英語：，1884年10月26日—1951年7月14日），又译開台柯，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1935年12月至1937年4月為第19任香港總督，1937年10月至1944年9月任錫蘭總督。擔任港督前，他曾長期在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供職，並在1933年至1935年間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
郝德傑1907年加入馬來聯邦政府，1924年至1925年間曾獲派回英國任大英帝國博覽會馬來亞專員，後來調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期間曾於1934年2月至11月暫代因病退休的金文泰爵士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高級專員一職。在馬來亞任職多年以來，他以善於排難解紛及調和種族關係著稱，官聲卓著，屢獲英廷嘉獎。在港督任內，他帶領港府推動不少革新，其中包括在1936年1月1日正式將原有的潔淨局改組成市政局，而銀禧水塘及瑪麗醫院也在其任內建成。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局勢日益動盪，他任內還多次與國民政府官員舉行會面，並曾於1936年9月於廣州宴請蔣介石委員長。
郝德傑
郝德傑出任港督的時間相當短促，在任僅約16個月就因為錫蘭局勢不穩而於1937年4月16日匆匆卸任離港，調任錫蘭總督。任內，他對當地的憲政改革要求予以肯定和支持，但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影響，有關改革受到拖延。在任錫蘭總督後期，他見證了太平洋戰爭爆發，雖然錫蘭一度受日本攻擊，但未有陷落，他其後於1944年退休返英。郝德傑晚年曾任英政府的殖民地服務任命委員會委員，倡議以一中央部門統籌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政務職系詮敘事務，惟有關建議到他身後方獲採納。
郝德傑興趣廣泛，除殖民地事務外，也熱愛繪畫及精於彈奏鋼琴。此外，喜歡寫作的他在早年經常發表有關馬來亞的文章，晚年曾出版兩本以靈異故事為題材的小說。
郝德傑 生平
郝德傑在1884年10月26日生於英國肯特郡博克斯利（Boxley），乃安德魯·凱迪克牧師（Rev Andrew Caldecott）及伊莎貝拉·瑪麗·約翰遜（Isobel Mary Johnson）所生之長子。郝德傑的母親伊莎貝拉是斯坦寧·約翰遜牧師（Rev Stenning Johnson）之女。郝德傑另外有一名胞弟名叫約翰·萊斯利·凱迪克中尉（Lieutenant John Leslie Caldecott，1886年－1914年），約翰原於皇家衛戍部隊砲隊（Royal Garrison Artillery）服役，曾任尼亞薩蘭總督的副官，後來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1914年9月9日戰死於非洲尼亞薩蘭（今馬拉威），遺體葬於當地的卡龍加軍人墳場（Karonga War Cemetery），終年28歲。
郝德傑 生平
郝德傑早年入讀位於拉特蘭的阿賓漢姆學校（Uppingham School），在校內屢獲獎學金，其後又憑獎學金考入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郝德傑在大學校內的學業同樣優異，除了獲得獎學金外，他在第一次古典文學考試（Classical Honour Moderations）獲三級榮譽，以及在1907年的古典文學考試獲二級榮譽成績，並於同年取得文學士（B.A.）學位畢業。1948年，他獲母校艾克塞特學院選為榮譽院士。
郝德傑 生平
從大學畢業後，郝德傑旋於1907年11月獲殖民地部聘任為馬來聯邦官學生，最初先後被派到馬來亞的檳城印度人入境事務總監辦事處和巴生印度人入境事務助理總監辦事處工作。其後，他於1909年署任日拉務（Jelebu）理民官、1911年改任署理瓜拉庇勞（Kuala Pilah）理民官、同年出任日拉務理民官，翌年重任署理瓜拉庇勞理民官。1913年，他獲調到中央，於吉隆坡的聯邦司署（Federal Secretariat）擔任勞工署副署長（Deputy Controller, Labour），1914年轉任署理布政司助理秘書，至1916年任聯邦司署二等助理秘書，1920年出任署理政府助理秘書。郝德傑在1922年9月返回英國休假，期間於1923年1月接受特別任命，出任大英帝國博覽會馬來亞專員，以協辦於1924年至1925年間在倫敦溫布萊舉辦的大英帝國博覽會，並負責專門統籌博覽會內的馬來亞館（Malaya Pavilion），直到1925年12月卸任為止。英廷其後於1926年向他頒授CBE勳銜，以肯定他在籌設馬來亞館方面的工作。
郝德傑 生平
1926年3月，郝德傑重返馬來亞怡保出任都市規劃官（Town Planning Administrator）兼州務土地估價官（State Valuer）；任內於1927年分別獲委任為房屋調查委員會（Housing Enquiry Committee）和工務司署調查委員會（Public Works Department Enquiry Committee）主席，就房屋供應不足和提升工務司署效率等議題展開研究。1927年7月，他獲委任為馬來亞勞工署副署長兼署理海峽殖民地次官，至1928年以甲一級官學生身份獲擢升為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郵政事務司。他此後一度被重新派到地方工作，當中包括在1929年署任森美蘭參政司（Resident），翌年署任霹靂州參政司一職，以及在1931年正式出任雪蘭莪參政司。1932年3月，郝德傑獲進一步陞遷，以額外參事身份調回中央出任馬來聯邦布政司，1933年12月改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1934年2月，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金文泰爵士因病宣佈退休，郝德傑遂任署理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高級專員一職，署任總督期間，他秉承了金文泰爵士的方針，繼續將中央權力下放地方。至同年11月新督上任後，郝德傑重任輔政司。
郝德傑 生平
郝德傑在馬來亞供職凡28年，期間曾任各種官職，皆以極具辦事效率著稱，再加上他在地方善於排解糾紛，調和各族關係，所以甚得民心，備受輿論好評。為表彰郝德傑的貢獻，英廷於1932年向他頒授CMG勳銜，後來又於1935年元旦授勳名單中冊封他為下級勳位爵士。1935年5月，香港總督貝璐爵士退休，郝德傑遂於7月獲任命接替貝璐為第19任港督兼三軍總司令。郝德傑在1935年12月12日由新加坡抵達香港，同日新任駐港三軍司令巴度苗少將（Major General A W Bartholomew）亦剛好乘同一輪船抵港，故兩人一同於皇后碼頭就任履新。與之前歷任港督不同的是，郝德傑履新時沒有佩劍，亦沒有穿著殖民地官服，他是歷史上首位身穿洋服，頭戴禮帽上任的港督。
郝德傑 生平
郝德傑就任港督以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適才宣佈放棄銀本位，以致同樣奉行銀本位的港元大幅升值，兌換價相當波動。港府隨後於1935年11月9日的臨時立法局會議中宣佈廢除銀本位制度，並首度將港元與英鎊掛勾，匯率維持於大約每16港元兌一英鎊，以尋求設法穩定港元幣值，便利貿易。為作出相應配合，郝德傑上任後，港府開始收回及停止鑄造銀幣，並改以鎳鑄造輔幣，以防白銀流失，另外，港府又加入其他主要發鈔銀行，參與發行紙幣，以維持貨幣的流通量。
郝德傑 生平
另一方面，為了減輕政府開支，讓更多華人投身政府，以及拉近官民關係，郝德傑任內確立港府公務員體系的本地化政策。在1936年，他規定港府日後聘請公務員時，必須先於本地作出招聘，假如本地無合適人選，方才改於英國或海外進行招聘。郝德傑的本地化政策，使到護士等不少專業職系可以就地招聘華人出任，成本相比海外招聘大大降低。不過，對於官學生（即政務主任）及其他高級及敏感的職位而言，卻繼續於英國本土進行招聘，所以實際上，郝德傑任內推出的公務員本地化政策相當有限，港府要到1948年才正式委任首位華人政務官，而公務員本地化政策在1960年代才開始大力推行，至於布政司及財政司等高位更遲至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才由華人出掌。
郝德傑 生平
在市政改革方面，郝德傑繼續前任港督貝璐爵士的政策，著手改組原有的潔淨局為市政局。根據前任政府通過的《1935年市政局條例》，郝德傑在1936年1月1日正式設立市政局，以取代早於1883年成立的潔淨局。在新成立的市政局設有13個議席，其中5席為官守議席，分別由衛生局長、醫務總監、工務司、華民政務司及警察司出任，另外6席為非官守委任議席，餘下兩席為民選議席，為潔淨局成立以來首創。不過，由於當時的合資格選民必須為認可陪審員，因此選民人數相當稀少，而公眾普遍對市政局選舉的反應亦極其冷淡。隨後市政局舉行了首次選舉，但兩席民選議席只有一人參選，反映公眾對此並不熱衷。市政局成立之初，與前潔淨局一樣主要關注衛生問題，而隨著中華民國不斷有難民因逃避紛亂局勢而湧入香港，市政局亦對樓宇規例作出關注。然而，由於中國局勢愈益動盪，香港的衛生情況逐漸惡化，而住房問題亦成為當時港府的一大考驗。除市政局外，郝德傑於1936年委任羅旭龢爵士為行政局華人代表，以接替退休的周壽臣爵士。羅旭龢在此後一直出任行政局華人代表，不過他在1941年香港淪陷後轉投日治政府，結果在香港重光後，被港府永不敘用。
郝德傑 生平
在社會發展方面，港府歷年來的多項基建工程相繼在郝德傑任內落成，當中包括先後在1937年建成的銀禧水塘（又稱城門水塘）及瑪麗醫院，前者大大舒緩了供水不足的問題，而後者則是當時全遠東規模最宏大的醫院。另外，香港的航空交通在其任內亦有長足發展，在1936年，港府將位於九龍的啟德機場改作民用機場，同年3月24日，帝國航空首架由檳城開出的客機抵達啟德機場，標誌著香港開始有定期的航機客運服務。當日為了隆重其事，儘管機上只有16袋信件及一名乘客，但郝德傑仍親到機場迎迓。而自從帝國航空提供往返香港及檳城的定期客運服務後，從香港可以乘搭飛機，以轉機的形式抵達倫敦。繼帝國航空後，不少航空公司亦開始將航線伸延至香港，使香港的航線規模不斷擴充。在1936年10月，泛美航空開通往來香港與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而有關服務後來更於1937年延伸至美國三藩市。
郝德傑 生平
郝德傑爵士對中、港關係亦深表關注，而其時中國大陸的局勢日益不穩，故兩方政府的接觸亦頗為頻密。在1936年9月，郝德傑出訪廣州，拜會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期間他於9月18日在沙面英國領事館宴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等人。郝德傑返港後，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慕松與廣州市市長曾養甫復於同年11月抵港回訪郝德傑。黃慕松於任內猝逝後，新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又在1937年4月官式訪問郝德傑。不過由於郝德傑未幾調離香港，故此沒有機會回訪。至於郝德傑卸任以後，東亞時局急速惡化，在同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更爆發全面的中日戰爭，所以一直到1938年7月，繼任港督羅富國爵士才有機會代郝德傑回訪吳鐵城，但當時日軍已經進犯廣東省，局勢比郝德傑任內更為動盪。
郝德傑 生平
在1937年，由於錫蘭局勢不穩，善於調和種族關係的郝德傑遂獲英廷任命為錫蘭總督兼三軍總司令，並於4月16日離港，結束在任港督一職前後僅約16個月，成為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港督之一，上任錫蘭總督前，英廷又向他頒贈KCMG勳銜，以示嘉獎。跟馬來亞一樣，郝德傑在港時官聲甚佳，故其卸任消息傳出後，坊間一度有民眾上書要求郝德傑留任，但未能成事。至於對郝德傑本身而言，他上任港督前未曾到訪過香港，事實上對香港感到一定的陌生，相反，他對服務多年的馬來亞仍有深厚的感情，並嘗言在港的時間每天都在想起馬來亞，還希望一有機會便回到馬來亞工作。
郝德傑上任錫蘭總督以前，前任總督司徒拔爵士反對修訂錫蘭於1931年制定的《多諾莫爾憲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以建立責任政府，引起輿論爭議，甚至一度陷入憲制危機。郝德傑在1937年10月16日抵達錫蘭履新後，隨即以務實手段化解危機，並於1937年11月開展有關修憲的公眾諮詢，然而他於翌年6月公佈改革報告後，錫蘭國務會議始終未能就修憲達成最終共識，其中少數族裔，如泰米爾人和穆斯林社群等等的地位，以及他們在議會內的議席比例問題，仍然成為憲改紛爭的主要焦點所在。
不久以後，由於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爆發，憲改問題一時間被迫擱置，不過在郝德傑於1941年及1943年兩度爭取後，英廷終在1944年授意成立一委員會處理憲改問題，有關委員會後來促成錫蘭於1948年取得自治領地位而獨立。郝德傑任內對憲改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使他得到不少如D·S·森納那亞克及J·R·賈亞瓦德納（J. R. Jayewardene）等等的政治領袖的支持及肯定。而為表揚郝德傑的努力，英廷於1941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中向他賜予GCMG勳銜。
二戰期間，錫蘭雖然受到日軍進攻，但幸而未有失守，可是其他如香港及新加坡等等的英國殖民地卻相繼投降，落入日軍之手。1942年馬來亞淪陷後，英廷決定委任原本為英軍東方艦隊總司令的海軍上將傑弗里·萊頓爵士（Admiral Sir Geoffrey Layton，1884年－1964年）為錫蘭三軍總司令，結果郝德傑停任三軍總司令，但繼續出任總督，地位比萊頓要低一級。郝德傑爵士原本對此深表不滿，並在私底下向殖民地部以辭職相要脅，但最後他仍接受了有關安排。雖然如此，郝德傑與萊頓兩人在戰時緊密合作，有效確保錫蘭在戰時的安全。1943年，郝德傑還讓出位於康提的總督別院，給予盟軍東南亞戰區最高總司令蒙巴頓勳爵進住，以方便指揮設於附近的盟軍東南亞司令部。
郝德傑在任錫蘭總督期間的身體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他因為髖關節炎而導致有長短腿，而且每每開始步行的時候都感到特別痛楚，不過他仍堅持多做運動，並時常與妻子遊歷錫蘭的郊野。除了髖關節炎以外，他在1938年8月因扁桃體炎而要動手術切除扁桃腺，其後還要在同年11月前往印度馬德拉斯接受專科放射治療。雖然健康倒退，再加上妻子在1943年意外逝世一事對他構成沉重打擊，但他仍堅持履行職務，一直到二戰後期的1944年9月19日才卸任返英，開展退休生涯。
返英退休以後，郝德傑在1944年獲英廷委任為殖民地服務任命委員會（Colonial Service Appointments Board）委員，任內致力於協助推動英國殖民地獨立及組建英聯邦。為此，他在委員會內大力倡議設立一中央機構，統籌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政務職系詮敘事務，另外又在《泰晤士報》表達其看法。不過，其建議未獲採用，最後導致他在1947年從委員會請辭。一直到數年以後，英政府重新考慮有關建議，終於在1954年設立女皇陛下海外公務員系統（HM Overseas Civil Service），從而著手加快各殖民地的獨立進程。
在任錫蘭總督期間經常因病不適的郝德傑，晚年也備受疾病困擾。在1951年初，郝德傑的健康狀況突然崩潰，並因腎衰竭而一度陷入昏迷。雖然郝德傑後來恢復清醒，健康有好轉跡象，但病情未幾再度急劇惡化，終於1951年7月14日病逝於薩塞克斯（Sussex）伊切諾爾（Itchenor）皮爾龐特（Pierpoint）家中，終年66歲。郝德傑死後，香港政府為表哀悼，所有政府機關一律於同年7月16日下半旗致哀。
郝德傑 個人生活
郝德傑早年在馬來亞工作的時候結識同樣在當地任職公務員的奧麗芙·瑪麗·英尼斯（Olive Mary Innes）。奧麗芙是海峽殖民地上訴庭大法官約翰·羅伯特·英尼斯（John Robert Innes）的女兒，郝德傑與奧麗芙在1918年結婚，並在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郝德傑在任錫蘭總督期間，奧麗芙患上焦慮和抑鬱症，曾經在可倫坡一家療養院休養數星期，但病情未有好轉，而且還經常失眠。1943年12月，奧麗芙與家人前往位於錫蘭中南部努沃勒埃利耶的總督渡假別墅女皇小屋（Queen's Cottage）渡過聖誕節，然而在12月31日凌晨時份，備受失眠困擾的奧麗芙懷疑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意外從二樓窗台失足跌落一樓地面平台身亡。奧麗芙墮樓身亡一事對郝德傑構成很大打擊，為免以妻子的喪事迎接1944年新一年之始，有關當局隨即在12月31日早上完成驗屍，並在同一晚上於當地的聖三一教堂舉行喪禮。
郝德傑 個人生活
奧麗芙身後數年，郝德傑於1946年另娶伊芙蓮·梅·帕默（Evelyn May Palmer）為第二任妻子，伊芙蓮是J·羅伯遜博士（Dr J. Robertson）之遺孀及H·帕默（H. Palmer）的女兒。
郝德傑爵士興趣廣泛，早年曾發表不少關於馬來亞事務的文章，並撰寫有關當地的歷史書籍，在晚年他又出版過兩本靈異小說。除寫作外，他熱愛畫畫及精於彈奏鋼琴。郝德傑的其他興趣包括網球及高爾夫球，也是聯合大學會、皇家帝國學會、海外聯盟及伊切諾爾航海會等會會員。
郝德傑 榮譽
以下列出榮譽全稱及縮寫：^ 
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1926年1月19日）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C.M.G.） （1932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下級勳位爵士（Kt.） （1935年2月21日）
聖約翰爵級司令勳章（K.St.J.） （1936年6月19日）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司令勳章（K.C.M.G.） （1937年2月1日）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大十字勳章（G.C.M.G.） （1941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皇家亞洲學會院士（F.R.A.S.）
皇家藝術學會院士（F.R.S.A.）
香港外匯基金
香港外匯基金是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用以支持港元匯率穩定。
香港外匯基金 歷史
香港外匯基金設立於1935年，根據《貨幣條例》（於1950年改名為《外匯基金條例》）設立，基金持有支持香港紙幣發行的儲備。1976年，用以支持香港政府發行硬幣的硬幣發行基金資產，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與政府的大部分外幣資產均轉撥至外匯基金。硬幣發行基金在1978年12月31日與外匯基金合併。
1998年8月，外匯基金動用了1,180億港元(佔外匯基金約18%)購買大量香港股票以穩定香港金融市場。
1998年11月1日，由政府賣地所得的土地基金資產亦併入至外匯基金。
1976年起，政府開始將財政儲備轉入外匯基金，其中大部分作為「投資組合」以獲得投資收益，其餘則劃入「未來基金」，以追求更高的投資回報。
香港外匯基金 歷史
外匯基金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按外匯儲備計，香港的儲備屬全球十大之一。
2008年2開始投資於新的資產類別，包括新興市場債券、私募基金、新興市場股票、房地產，以至人民幣資產，至去年底累積投資總市值已達830億元，另有560億尚待投資的承擔額，相信能提高中長期的回報。
2013年11月，外匯基金公告聯同Great Portland Estates PLC成立各佔一半股權的合資公司共同發展倫敦Mayfair區的漢諾威廣場項目，預計造價25億港元。
2023年1月底，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2022年外匯基金錄得2,024億港元的投資虧損，是歷來表現最差的一年。
香港外匯基金 貨幣發行局帳目
2015年12月31日，貨幣基礎1,591,724百萬，支持資產1,692,456百萬。
貨幣發行局帳目支持資產（Backing Assets）足夠支持106.33%貨幣基礎。
外匯基金的全部資產均可用作捍衛港元聯繫匯率。
香港外匯基金 爭議
2018年9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金管局正跟央企商討合作，於「一帶一路」國家投資興建基建項目。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回應指外匯基金會以財務、回報而不是政治因素來選擇投資項目。余偉文認為基建投資與經濟周期的相關性較低，有助提高外匯基金防禦性。
2019年5月，基金經理凯尔·巴斯質疑金管局所持有的4,364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少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的4,950億美元，不足以支持聯繫匯率制度，更表示正在沽空港元。金管局回應指凯尔·巴斯忽略了外匯基金的4.2萬億港元亦可用作維持匯率穩定，並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程式只適用於新興市場。
葛量洪
葛量洪爵士，GCMG（英語：，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譯葛亮洪，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年曾於香港輔政司署供職，及後歷任百慕達與牙買加兩地的輔政司、尼日利亞的布政司，以及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等職，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是除麥理浩勳爵外，任職時間最長的港督。葛量洪治理香港獲得不錯的聲望，另一位是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勳爵，可算是港人印象較深刻的港督。
葛量洪
在港督任內，葛量洪爵士見證了中國的國共內戰，及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国国民党，並於1949年建立了新政權。中共建政後的政治動盪，使香港在人口、社會和經濟各方面都出現既深且廣的轉變，而國、共兩黨在香港的衝突和政治事件的迭起，以至於韓戰的爆發，再加上香港戰後百廢待興，社會基建受到嚴重破壞，都使葛量洪爵士面對着極其嚴峻的考驗。不過，在他的帶領下，港府作出多項重大措施，成功使香港成功克服重重困難，並且建構出香港在戰後的基本格局，漸漸從轉口港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港。葛量洪爵士在1965年曾發行自己的回憶錄，在書中，他對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以及香港前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其中，他認為中國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掌政，終有一日都會向英國提出取回香港主權。
葛量洪 生平
葛量洪在1899年3月15日生於英國大倫敦蘇別頓（）的茨伯翰（）。父親名腓特烈·威廉（），任職執業大律師；母親則名叫雅麗珊·埃塞雷德·瑪麗·西爾維·艾蜜麗·馮·赫德（）。葛量洪早年入讀威靈頓公學，其後入讀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並在1917年編入第18營皇家輕騎兵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大戰完結後，葛量洪升讀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其後以文學碩士資格畢業。
葛量洪的父親在一次大戰期間被殺。母親在戰後再婚，嫁給來自挪威的蒙特將軍。蒙特將軍曾參與八國聯軍之役，也擔任過袁世凱的顧問。所以葛量洪的母親在再婚後隨丈夫遷居北京，而葛量洪本人則獲英國殖民地辦公室聘請，派往香港輔政司署，並於1922年12月乘船抵港。
到香港沒幾天，葛量洪由1923年至1925年間在廣州和澳門學習廣東話，雖然他最終通過了所有測試，但整體上他仍是學不成。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親和繼父，並遊歷了紫禁城和頤和園各名勝，此外，他還學習了中華民國國語。同年返港後，葛量洪正式開始在香港輔政司署的職務。
葛量洪 生平
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間，葛量洪大致上都是擔任特別助理輔政司，但就曾經放了兩次長假期。第一次是放了18個月假回英國讀法律，而第二次則是於1934年獲送到帝國國防學院進修。在1934年的時候，葛量洪又取得了英國內院的執業律師資格，而適值當時香港法官短缺，因此他返港後曾一度被借調任初級裁判官。雖然葛量洪對法律十分有興趣，但認為自己天資有限，所以借調18個月後就返回輔政司署。
由於在輔政司署多年都沒有晉升的機會，使葛量洪在1934年的時候向殖民地辦公室申請調職，最終更得到批准。葛量洪在1935年10月離開香港，至1935年12月抵達百慕達出任輔政司。儘管他獲擢升為輔政司，但他的薪金卻只及在香港工作的三分一。
葛量洪 生平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擔任百慕達輔政司；至1938年，他被調到牙買加任同職。在牙買加期間，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參與和美國的合作，讓美國海軍動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國政府就轉贈50部舊型潛水艇以作回報。未幾，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獲調到西非尼日利亞出任布政司，當時的尼日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尼日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葛量洪在尼日利亞接待過途經那裡的政要，而他亦曾參與過盟軍在西非舉行的連串軍事會議。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其中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一度於二戰期間擱置。雖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輔政司和布政司的時候，就曾多次署任總督，不過斐濟總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在任內，葛量洪着手於重建戰後斐濟，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另外，他亦積極推動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葛量洪曾到訪過南太平洋諸島，體察民情，此外他亦曾與湯加女王等地方領導人物會面。
葛量洪 生平
在1947年，葛量洪再獲調任，到香港出任總督。葛量洪於1947年7月25日抵達啟德機場，隨後乘船到皇后碼頭正式履新。此外，在斐濟任輔政司的列誥，也隨葛量洪調到香港供職。
葛量洪於1947年抵港履新時，香港可謂「百廢待興」。歷經自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以及戰火的洗禮，戰後香港之社會基建受到了嚴重破壞。儘管重光後的過渡軍政府和隨後楊慕琦爵士的民事政府，皆大肆重建，但在短時間內，香港的市面仍然充斥着一種荒涼的氣氛。至於在社會面貌上，戰後香港放寬了很多限制，華人的地位日漸平等，以往太平山山頂不准華人置地居住的慣例在1947年撤銷，而華人加入行政立法兩局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葛量洪 生平
緊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後，中國大陸卻沒有恢復和平。物價飛漲、貪污腐敗以及國、共兩黨的不和，終於促使國共內戰的爆發。而經過了1948年至1949年之間所發生的「三大戰役」，則標誌着國民黨的失勢已成定局。由於中國在二次大戰後，局勢依然動盪不堪，這促使二戰後繼續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這種現像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後，情況更有加劇之勢。雖然在這批難民之中不乏是為逃避共產黨政權的資本家，但是難民的湧入仍然對香港構成了沉重負擔，更衍生出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外，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衍生出的「冷戰」，也同樣對香港構成負面打擊。為免共產主義散播開去，「赤化」其他國家，「恐共心理」與「杜魯門主義」成為了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所取的態度。正因如此，與共產中國邊境接壤的香港就夾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之間。其中韓戰在1950年的爆發，更差一點使香港的經濟崩坍。
儘管面對種種的困難，葛量洪在10年的港督生涯中，卻成功化解種種危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並漸漸步入現代化。
葛量洪 生平
在開埠初期的香港，不少華人均視香港為暫託之居。在香港工作賺錢後，一般都會回鄉安居，所以人口流動性十分之高。同樣在昔日的時候，中國軍閥一旦爆發地方內戰，都會有不少難民湧入香港，但這批難民往往在這些地方內戰完結後就返回中國，因此港府一向也不會對難民提供特別的救濟和支援，恐防會變相吸引難民。香港首次有大批難民打算永久居留，要算是在1937年日本侵華後的一段時間；不過這批難民卻在香港淪陷後，遭日治政府強行遣返中國。
然而，由於中國持續動盪，香港在戰後的人口數量卻急速飆升，至1946年中已經回復至戰前達100萬人的水平。由於葛量洪沒有預料逃港潮的難民不會返回中國，結果踏入1950年年中，香港的人口更劇增至接近240萬人的水平，全港大約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難民。在1950年5月，葛量洪終於宣佈封鎖邊境關卡，限制難民進入香港，以紓緩香港的人口壓力。但是，儘管港府關閉了關卡，卻仍然持續有小量難民進入香港。
葛量洪 生平
1950年前的香港深圳邊界隨了有一些哨崗外，基本上是不設防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出中、港兩地，而主要的進出地則在文錦渡、羅湖和沙頭角三地。可是在共產黨立國後，雙方卻開始在邊界設置障礙，而中共一方更在文錦渡設置了大型擴音器，專門謾罵港府。至於在邊界的管制上，共產黨的邊境守軍有時會開放關卡，但很多時又會關閉關卡，嚴禁任何人士前往香港。而在關卡關閉的日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曾經槍擊已越過障礙、逃抵英界的難民；而解放軍士兵也曾經越界，將難民捉返華界。此外，負責在邊防巡邏的香港警察與駐港軍人也時常受到解放軍的襲擊；有些警察曾因為在巡邏時過分接近邊界，遭解放軍開槍示警；另亦有警員在英界邊防視察時，遭越境的解放軍阻止巡邏。面對種種解放軍越境的情況，葛量洪終決定在未有設防的邊界地段設置障礙並稍後成立香港邊境禁區，二戰前人們自由出入中、港的情況，至此已不再復見。
葛量洪 生平
在1956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放寬言禁，一時間中國的局勢似乎平定下來。於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開關卡，並指離開香港的人定必比進入香港的人多。有見及此，葛量洪決定在1956年2月重開關卡，但是，由於重開關卡再度吸引大量難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佈關閉關卡。至於在開放關卡的短短七個月的時間，港府就錄得有60,000人進入香港而沒有返回中國。自葛量洪卸任後，中國至1962年因「大躍進」又引發起另一次難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