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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生平
1949年3月，刘参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6月至8月，刘与高岗、王稼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徐介藩、翻译师哲陪同访问。6月27日，代表团下榻孔策沃别墅并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涉及向苏联贷款、派遣专家、上海等城市管理问题、新疆及少数民族政策、组建海军舰队、莫斯科与北京航线与配套设施、之后与苏共主席团召开中国政治军事的讨论会、国家机构设置和工商企业管理等。斯大林还决定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并决定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签订贷款协定。7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只有一次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有确切日期）。会谈期间，刘以电报的形式与毛泽东等人沟通。7月4日，刘给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报告：「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別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斯大林：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別是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㈠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㈡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內容上有所增减。㈢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斯大林：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斯大林：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还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斯大林：对。）」:92-93报告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向其征求意见，提及中国将一边倒地倒向苏联和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认为“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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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出席开国大典。劉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06。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舉行，劉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606。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其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农经济、团结和保护中农、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国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51年增长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农民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1952年，刘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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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而高岗认为毛有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于是联合饶漱石乘机向刘少奇发难，刘高矛盾也恶化。于是刘和周恩来联手，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批斗高岗，使之下台。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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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2日至4月9日，劉先後邀集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區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當地工作情況滙報；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劉稱：凡是盲目發展得多的行業，困難就大；這裡有一條經驗，並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好的，如果發展不是有計劃、有前途的，發展本身就帶有破壞性:703-704。劉同中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一攬子的領導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種業務機構。」:705劉同華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黨不管黨問題，有個整個問題在內。黨委終天忙，不能管黨，管了什麼？管了徵兵、統購統銷、基本建設等等業務；而這些事應該是由業務機構來管的。黨應該管的是檢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705劉稱：「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業務部門去做，黨委就能騰出手來做自己應當做的事情了。……就可以站在監督的地位來指導和幫助業務部門的工作，即管理幹部、檢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們的業務。……今後，黨對政府部門的領導方式，原則上將是如此。」: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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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劉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730。劉主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生产力:730。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734-735。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月23日，劉率領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飛赴莫斯科，秘密訪問蘇聯:736。10月30日晚，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劉代表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反對蘇軍撤出匈牙利，認為把匈牙利交給使用暴力手段之反政府勢力是不妥當的:739。10月31日晚，劉、鄧小平等回國，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要員送機:739-740。11月10日，劉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裡面，就是説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裡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了的話，如果我們採取一些辦法的話也不一定產生，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我個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也談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採取一些辦法，採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黨內、在人民中間進行教育。此外，還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脱離人民。」:741-742在2月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提得过大，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总理周恩来则说“用冷水洗洗”，刘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开始显现。毛泽东对于刘、周等人提的“反冒进”十分不悦。刘有一次将人民日报的内容为反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修改后交毛批阅，毛直接批示不看了。毛泽东后来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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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劉在調查中稱：「恩格斯講過，要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我們黨、政府、國家、經濟機關的領導人，本來是人民群眾的公僕，社會的公僕。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已經變為老爺，把人民群眾當作僕人，自己還不自覺。這是錯誤的。我們所有的領導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的勤務員，沒有權利當老爺。因為不這樣，他就不能把群眾當作跟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處理人民群眾內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農民、普通的學生與我們黨員和幹部一樣看待。我們要信任群眾，群眾才會信任我們。不信任群眾，群眾是不會信任我們的。」:754随即就是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泽东的一方占据主动，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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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刘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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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指定刘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向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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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接班作小范围吹风。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毁《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小平連續參加劉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201。劉和鄧小平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201。4月27日，刘在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當選副主席:767。刘自动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10月下旬，劉在接見出席全國群英會的勞動模範時，對北京市清潔工人時傳祥稱：「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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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会议。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771。毛澤東沒作評論，7月16日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印發給各到會同志參考:771。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严厉指责彭德怀的信:772。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被指责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参会的刘等人开始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国防部长彭德怀，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8月2日至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773。全会进一步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批判，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773。庐山会议后，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刘为维护毛的权威，仍然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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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4月1日从广州到达长沙，开始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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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27日，刘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正式发给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代表:817。经常委同意后，刘在大会作长篇讲话，补充说明报告:819：“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81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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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刘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
七千人大会期间，为了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同时针对代表们提出给彭德怀“下战书”事件翻案的要求，刘在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信没问题，彭德怀的问题是“里通外国”，刘的定性使得彭德怀无法得到平反。刘还做了严厉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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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作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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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8日，劉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形成一種能畅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通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822。2月21日至2月23日，刘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823。刘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刘和周恩來都主張由陈云當中央财经小组组长:826。刘在1939年在延安發表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強調共產黨員在取得政權後更要加強意識修養:838。8月1日由《人民日報》和《红旗杂志》重新發表:839。该书再版过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陈独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被毛泽东认为影射自己。文革期间，此次再版遭到严厉批判，被称为“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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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839。8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严厉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839。8月11日在中心小组会上，刘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自我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83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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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并再次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842。26日，刘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842。刘、周恩来、邓小平等努力试图继续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扩大化转向经济调整工作: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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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刘又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考察经济建设。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322-327，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214-215:318-321,334-337。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双方产生激烈矛盾，这使刘、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4607。同年年底，刘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南海曾实行过高级干部自报口粮的制度，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均报每月13公斤，周恩来为每月12公斤，刘为每月9公斤。刘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报数最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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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中共党内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这“三风”与刘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刘接受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不但作自我批评、严厉指责“三风”，还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此时刘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他当时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仅仅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一类的社会性问题，这与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认识上有明显距离。从1963年9月起，中苏论战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重点国内“防修”的大背景下，刘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正在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来。刘主持修订《后十条》，由毛泽东批准与《前十条》一起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全面展开。随着运动的进行，刘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重大改变，他在思想上接受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认为“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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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刘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并将总结的“桃园经验”作为“抓点带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运动开始时，刘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过火现象不断出现，刘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刘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刘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在会议上毛泽东占了上风，“四清”运动按毛的意见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然而，毛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运动准备理论前提。这时，毛泽东已经将刘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将不能再相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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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在某些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
1966年6月27日，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內领导机关的反映。”结尾他说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內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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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者矛盾逐渐扩大。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刘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張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377。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北京后，拒绝刘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江青等人的汇报。
7月19日至23日，刘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派工作组问题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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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严厉批评刘、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路，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
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遭到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
随后造反派用大字报等一再对刘和邓小平批评，毛澤東批評這種做法，周恩來、陶鑄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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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刘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審查王光美的專案小組:963。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964。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根據張春橋12月18日授意，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964。“王光美专案组”负责调查刘、王光美，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979。谢富治兼任組長、專案工作負責人，江青、康生是決策和指揮者: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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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住处贴出大字报:965，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刘、王光美。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圈套将刘、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强行扣押王光美，后经周恩来派人干预下释放:965。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接刘交谈（问候刘的家属情况），刘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966。毛泽东只是让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且推荐他读《机械唯物主义》、《机械人》以及《淮南子》。之后几天内，刘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失去人身自由。
刘少奇 生平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而在6月的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上，有人通过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妻王健，让她在会上揭露批判刘。
刘少奇 生平
1967年，刘开始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学院群众到中南海西门驻扎，建设高音喇叭，称要把刘从中南海揪出来“鬥倒鬥臭”，随后北京高校上百个组织前往声援，形成“揪刘火线”，围困冲击中南海，前后持续一个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同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刘：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同年8月8日，刘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刘最终意识到，争辩无济于事，从此放弃书信和申述，并缄默不语，最终选择以沉默表示无声的抗争。然而批评之声并未随之减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布头版新闻，直指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持续遭到批斗。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人，达总数的71%:45。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稱：「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229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821。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在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中，只有陈少敏一人反对该决议。刘被罢免后，国家主席一职长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废除。
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继续攻击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1月27日，《人民日报》“揭露”刘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1968年初，劉仍然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984。劉精神和生活状态不断恶化，1968年起陆续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984。4月中旬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两脚移动吃力:984。7月上旬刘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氣管肺炎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医疗器械就地抢救:984。7月24日，刘方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并逐渐严重:984。
10月9日后，刘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984。10月14日的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稱：「從七月上旬患嚴重支氣管肺炎以來，一直不斷有反覆，三個多月較大反覆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98411月7日，他出现呕吐高烧病情。11月9日，高烧呕吐等病症再次复发。1969年1月14日，出现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以及大小便失禁。
1969年7月5日，刘的支气管肺炎再次发作，體溫升高達攝氏39度，医生会诊後一致认为情况严重，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因他年齡大，久病長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併發症，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后经紧急治疗病情暂时稳定:984-985。1969年10月，毛泽东依照当时世界动态估计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因此决定全国大規模备战行动:985。中共中央决定将刘、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疏散到外地:985。刘向家人最后说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483:16110月17日晚，刘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3284号）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医生董长城、护士曹兵、纪秀云、刘原卫士长李太和随同前往。抵达开封后，他被囚禁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他的囚禁情況被數篇專文研究，包括後來的黨史學術期刊、央視紀錄片、新华网等。
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刘抵达开封后病情继续加重:985。1969年10月24日、31日，刘两次因支气管肺炎发作而病危，经随同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985。11月6日，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奉命返回，其监护医疗转交给当地驻军负责:985。11月10日，刘病情再次发作，連續高燒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治疗:985。12日凌晨1时许，刘出现异常症状，值班護士6点38分緊急呼叫其他医护人员:985。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6时45分刘的心脏停止跳动:985，享年71岁。11月13日午夜，专案组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冒用刘源名字申请，填写「死者姓名」为“刘卫黄”:986。劉的遺體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屍體:986。11月14日，刘遗体於开封市东郊火葬场就地秘密火化:17。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盒中，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986。
刘少奇 平反、纪念与评价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嚴重「左」傾錯誤，撥亂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量冤假錯案，後幹部群眾紛紛去信中央，要求平反昭雪劉；「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人懷疑和不滿劉問題而被打成反革命，張志新等獻出生命:986。197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覆查劉一案:986。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为刘平反，恢复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全會發表的《公報》指出：「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會的另一項主要議程。全會認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幾十年來一貫忠於黨和人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幫』一伙出於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種情況，捏造材料，蓄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須徹底平反。近一年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針對一九六八年十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劉少奇同志的各項『罪狀』，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工作，反覆核對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詳盡確切的審查報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審查報告，據以作出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草案）。全會經過嚴肅認真的討論，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在適當時間為劉少奇同志舉行追悼會；因劉少奇同志問題受株連造成的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平反；本着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會的決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傳達，消除過去對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處理所造成的影響，鼓舞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充滿信心地獻身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988-989
刘少奇 平反、纪念与评价
1980年5月，劉少奇治喪委員會組成，以國家元首規格籌備補辦喪事:989。5月1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和王光美等人乘专机前往郑州，随后从郑州前往开封迎取刘少奇的骨灰，5月14日在郑州举行骨灰迎送仪式，刘澜涛、王首道陪同王光美和子女乘专机将刘少奇的骨灰护送到北京。5月15日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公告：「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定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同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中央、國家機關，我國駐外使館和其他駐外機構，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娛樂活動一天。」:9895月17日下午，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方面代表1萬多人出席大會:989。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104：
刘少奇 平反、纪念与评价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們黨採取的這種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立場，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敬愛的少奇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偽證，隱瞞真相，羅織罪名，企圖把他的名字從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處境最艱險時所説：『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歷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幫』一伙陰謀的徹底破產。歷史對新中國的每個創建者和領導者都是公正的，不會忘記任何人的功績。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一樣，劉少奇同志將永遠活在我國各族人民的心中。」:989-990
刘少奇 平反、纪念与评价
劉生前曾多次要去世後骨灰撒在大海，1954年4月對王光美説：自己去世後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裡，像恩格斯一樣:990。5月19日，刘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家屬護送抵青島軍港，由鞍山號驅逐艦執行散撒儀式，在4艘護衛艦護航下，於黃海由王光美等親人將骨灰撒归大海:990-991。1981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其中江青、陈伯达等人因涉嫌组织参与诬告陷害、迫害刘致死等，被分别判处死缓、有期徒刑等刑罚。
刘少奇 平反、纪念与评价
随着刘名誉和身份全面平反，相关的纪念活动陆续展开。刘著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等多篇，收入《刘少奇选集》，上下两集分别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发行之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紙币（1980年版与1990年版）上，刘成为紙币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余三位分別为毛泽东、周恩來和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也重新修葺其祖居，并以刘少奇故居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0年，刘少奇逝世处被列为第三批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柬埔寨贡布省也有一座水泥厂被命名为哥沙曼—刘少奇水泥厂。
刘少奇 平反、纪念与评价
2008年，中国大陸召开纪念刘诞辰110周年的活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讲话上，评价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 著作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共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包括1949年7月-1967年1月的手稿、讲话、报告、谈话记录及以本人名义发表的文稿等。2005年出版1-4册，2008年出版5-7册，2018年出版8-12册。
第一册（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九五〇年三月）
第二册（一九五〇年四月——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第三册（一九五一年一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第四册（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第五册（一九五三年一月——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第六册（一九五四年一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第七册（一九五五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第八册（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第九册（一九五八年一月——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第十册（一九六〇年一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第十一册（一九六二年一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第十二册（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七年一月）
刘少奇 家庭与个人生活
刘母亲鲁氏世代務農，勤勞賢惠，吃苦、持家有條不紊:3。父親刘壽生共生四子二女：刘绍源（又名劉墨卿）、刘绍远（又名劉雲庭）、刘绍达（又名劉作衡）、刘绍德（女）、刘绍懿（女）、劉紹選（字渭璜，後名劉少奇）:2，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8。劉家在炭子冲算是外來戶，祖籍是江西省吉水縣，由於前幾代有人被派到湖南益陽當官，全家便由吉水遷到益陽，以後幾經輾轉搬到炭子冲定居:2。劉壽生讀過幾年書，能寫會算，重視培養子女受教育，堅持4個兒子都上私塾讀書:2。他把在炭子冲30畝地留給自家耕種，把茅田灘30畝地放租，又在附近租種別人15畝地:3。1911年6月25日，劉壽生肺癆病去世:5。1949年，劉二哥劉雲庭去世，劉寫道：「你是我幼年時期學習和活動的第一個幫助者。」:9
1958年，当地政府把其故居修建成博物馆，刘在1961年返乡时得知后，告诉当地党委秘书处取消这一安排，并把其房子分给当地农民居住:6。因为这一安排，刘在文革蒙难期间，当地民众隐瞒刘氏祖坟位置，使其祖居、祖坟都得以保存:8。其祖居现为刘少奇故居。
刘少奇 家庭与个人生活
劉結过六次婚，最后一位妻子是王光美。
二妻何寶珍（又名保貞、葆珍，1902年4月－1934年秋）：1923年4月中旬與劉結婚，時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子弟學校教員兼工人俱樂部書報科委員；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入中國共產黨:27。三次忍痛將孩子割舍給别人。1932年冬，劉告別何寶珍，何寶珍帶着兒子劉允若在上海工作，不久被捕入獄，1934年死於南京雨花台，劉稱讚她「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杰出者」:124-125。1945年3月22日，劉為何寶珍寫烈士傳：「……湖南道縣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學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团，後轉入黨。因反對學校當局的學潮被開除學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礦工會所辦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是年與我結婚。和我一道參加過長沙、上海、廣州、武漢、天津、滿洲等地黨的、工會的、婦女群眾的許多工作。生二子一女。於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憲兵逮捕入獄、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監獄執行。因她與獄外黨的組織發生關係被發現，第二年判決在南京被槍斃。」:462有子劉允斌、劉允若，女儿劉愛琴。1949年8月，劉把已從技工學校畢業之劉愛琴由蘇聯帶回國:600。
刘少奇 家庭与个人生活
長孫阿廖沙（俄語：，中文名刘维宁）是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學留學時與俄羅斯籍同班同學瑪拉所生。阿廖沙曾任職於俄羅斯國家航天指揮中心，2003年退役后定居于中国广州市番禺区，妻為冬妮娅。
一名曾孙和曾孙女刘丽达
一名玄孙
外孙女刘若楠，何宝珍之后。
刘少奇 家庭与个人生活
六妻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2006年10月13日）：天津人，北平輔仁大學物理學碩士研究生:567。是中國首位原子物理（光學專業）女碩士畢業生，並留校任研究生助教。1946年初，中共北平市委介紹其到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任翻譯，軍調部工作結束後到延安，在軍委外事組工作，後到解放區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567。1948年春，作為中央外事局幹部，從山西土改工作隊回到西柏坡外事局機關，8月21日和劉結婚，婚後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567。王光美兄王光复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王光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士光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
長女劉平平（後改名“王晴”）（1949年5月13日－2009年12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食品教育博士。
儿子劉源（1951年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2015年12月19日官方宣布其退役。
二女劉亭（1952年4月1日－）：198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就职于美国洛克菲勒公司，为联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北京联亚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女劉瀟瀟（1960年－）：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1980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留德班学习。1981年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和卡乐斯堡工学院攻读生物遗传工程学。1987年获生物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创业。
江青
江青可以指：
江青，本名李雲鶴，曾用藝名藍蘋，中國政治人物，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四人帮」人员之一
江青 (舞蹈家)，本名江獨青，芭蕾舞演员，劉家昌的前妻
周恩来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小名大鸾:2，男，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中国近代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原正国级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長期擔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要職。
周恩来
周恩來出生于清朝末年，早年在家中私塾接受教育。在其亲生母亲万氏与养母陈氏都因病早逝后，随其伯父离开江苏故居，北上中国东北地区的铁岭、沈阳等地求学。1913年，赴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堂（今天津市南开中学）就读，后於南開大學肄業。曾短期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并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少年共产党骨幹。1924年回國後，擔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參與歷次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爭，并指揮長征。在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合約，共同對抗日軍。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負責國共雙方軍事與政治調停。日本投降后，陪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泽东前往重庆，与中國國民黨總裁蒋介石於重庆谈判。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表中共参与北平和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1949年至1958年期间，曾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此外，他也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并主持了中国的“一五计划”和“两弹一星”工程。
周恩来有兄弟两人，名为周恩溥与周恩寿。與夫人邓颖超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两人没有亲生子女，但收养了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内的数名烈士遗孤。其曾用过的笔名或化名包括飞飞、飞、伍豪、伍、周少山、少山、冠生、冠、维思、陈宽、胡必成、赵来等:3。
周恩来 生平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3月5日）:1，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中段的周家宅邸:1。祖籍浙江绍兴:1，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周起魁，1844-？）:22出身绍兴，为宝祜桥周氏，家族聚集地为绍兴宝祜桥的百岁堂。在清同治年间19岁跟随其二哥周骏昂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周起魁因当师爷到淮安，后来代理安东、阜宁、桃源等县知县，並曾任海州直隶州知州:2。外祖父万青选（1818-1898年）原籍江西南昌，曾先后三次出任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知县九年:2，官至淮安府同知。
周恩来 生平
周恩来的生父名周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2，1874-1942年），忠厚不善交际，在外省谋事微薄收入:1。生母名万冬儿（排行十二，人称万十二姑:2，1877-1907年），性格开朗處事精明，全力持家:1。其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3，后由守寡嗣母陈氏抚养长大:23:11。周称陈氏为“娘”，而称生母为“干妈”:3。周父家里常借钱渡日:4。因生母与养母重视教育，故幼年的周在读书、习字等学业上颇有成绩。1903年，周进家塾，取学名恩来，字翔宇:3。1904年，周隨父母及弟弟搬到清江浦住:3。1907年春，生母万氏病逝:7。1908年7月，继母陈氏早逝:8。两位母亲的接连病故，父亲到湖北谋生:4。周刚满10岁，操持起照顾年幼弟弟等的艰难家事，这也催生了其精明果断的性格与条理的办事能力:4-5。1910年春，周到奉天省银州（今鉄岭县）堂伯父周贻谦家寄居，入銀岡書院；同年秋移居奉天府伯父周贻赓家，入新建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丁班:9。自此周恩来再未回过家乡淮安。在小學期间，教師介紹章太炎的《國粹學報》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大大開闊了周的眼界。老师曾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周称：“为了中华之崛起！”:8-9
周恩来 生平
1913年2月，周贻赓到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员，周隨同:12。8月中旬，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编入己三班（后改丁二班）:12。学校也免去了其学杂费，这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名额:16。1915年10月17日，周在南开学校成立十一周年纪念会上，曾參加話劇《一元錢》的演出，反串出演女主角:16。1914年3月上旬，周也與同學共同發起“敬業樂群會”，辦《敬業》月刊:13。1915年8月30日，南開學校《校風》周刊創刊，周為該刊成員:16。
1917年6月，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学校:23。9月，周赴日本求学，先在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修读日语:24。同時也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旁聽。1918年2月11日，周日記称：“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303月，周应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未被录取:32。7月，报考第一高等学校亦未被录取:36。周在日本期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並曾申請進入河上肇所在的京都帝国大學就讀。
周恩来 生平
1919年4月，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40。临行前，他将《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给了南开同学张鸿诰。回國後，周在校長張伯苓處做秘書，張也允諾他來南開讀書。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42，周积极投身運動，聯繫同學，參加集會，並與天津學聯的負責人馬駿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31，宣傳愛國思想:44。9月16日，周与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劉清揚等男女各10人成立“觉悟社”:48。9月25日，周到南开学校大学部入文科学习，学号为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49。在學期間，周表现优异，尤其作文能力一流，被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器之为“宰相之才”，一语成谶。在此期间，周还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36:23。1920年1月29日，周等4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当时的直隶省公署请愿:52，被当局拘捕:24投入监狱，7用17日才獲釋:54。周常对朋友称：“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55南开大学校方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开除了包括周在内的被捕学生学籍:43。为此，南开校父严范孙特地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56”，资助周和同窗李福景出国深造。1920年11月7日，周在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57。抵法後，1921年周先后在巴黎的阿利昂法语学校和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学习法文:61，在此期间自覺吃力，仍多依賴英文閱讀。
周恩来 生平
1921年初，周恩来准备投考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45:47，并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也在巴黎結識了同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鄧小平，两人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1922年3月，周从法国巴黎移居德国柏林，并于6月返回巴黎布隆恩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立仪式。在旅欧的岁月中，年轻的周就表现出卓越的政治领导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共5人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54-57。虽然该小组无代表参加当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但仍被认为是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1923年，孫中山与苏联签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不能“赤化”国民党，于是，周于当年6月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于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执行部部长王京岐）。
周恩来 生平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正式推行“聯俄容共”的政策，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项主张后来被宣传成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首次合作。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87-88。10月，中共中央決定重建广东区委（常称两广区委），周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93。当时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影响全中国；並商得孙同意筹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首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的前身:93。同年，周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給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94。11月间，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95，周继任为政治部主任:70，并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7。
周恩来 生平
1925年，周恩来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成立:96。黄埔军校的中国共产党员发展至43人，周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军校党支部:97。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周代表留法组出席，並托高君宇给邓颖超带信:97。周与蒋介石等人相继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73-75。周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由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98。海丰2月28日攻克，3月1日周与彭湃在各界联欢大会讲话:98-99。粤东北林虎部从兴宁、五华南下，蒋、何应钦、周等随军回师，3月23日与教导第一团棉湖战鬥:99。3月27日，《商报》称：“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1026月2日，周向军校学生讲演〈军队中政治工作〉：“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1046月23日沙基惨案，周首次遇到险情，身旁二人中枪而亡:105-106。7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请派汪兆铭为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请以周恩来为党军第一师党代表”。7月16日周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这一人事任免决议书。8月7日周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当日抵本师司令部就任中国国民党党军第一师党代表。8月8日，周与女友邓颖超在广州结婚:81。8月25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9月周任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08:76-78,82。9月21日，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周兼任总政治部主任:110。11月东征军入汕头，国民政府任周兼东江各属行政委员:113。
周恩来 生平
1926年1月下旬，周恩来任第一军副党代表:108。3月16日，国民政府突宣布免去周东江行政委员职，周翌日抵广州:117。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周质问蒋，被软禁一天:118。结果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蒋条件，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19。周作为广东区委军委負责人，帮助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制订北伐军事计划，5月1日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前赴湖南前线:121。后周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前往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99-100。12月间，周调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126。
周恩来 生平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決定成立特別军委，周恩来为书记，后定任武装起义总指挥:127。3月21日周领导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義:133。翌日，起义经30小时战斗取胜，组成上海特別市临时市政府:138。之后迎接北伐军入城:105-111。“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112-113。4月14日下午，上海特別市临时市政府被解散:144。广州四一五事变时，邓颖超怀上的男孩难产，5月1日到上海，周5月下旬抵武汉:147-148。周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月25日转任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中央常委会议決定周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149。6月，周兩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报告湖南暴动计划，事后蔡和森称：“中央政治局……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別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腔。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国际代表）鲁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150-1517月中旬，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张国焘、周、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52。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七一五事件使大革命失敗，中共中央决定周领导南昌起义:153。同时，聂荣臻等军委同志听周传达的大意：“国共分裂了，我们沒有別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808月1日，周与张国焘、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发动南昌起义:40:123，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15-116，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24。南昌起义后，周经過潮安汕头战斗和揭阳战斗后，由普宁县流沙到香港:169。
周恩来 生平
1928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42。11月周返回上海，此后至1930年初，周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11月，周恩来与向忠发、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特科”），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117，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开始从事地下工作，“特委”的工作主要包括情报收集、锄奸、渗透国民党党政要害部门等，其中，由顾顺章负责的“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43-44，被称之为“伍豪之剑”。1930年3月，周离上海经德国前往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次月返沪。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军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