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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部
印度东部是印度的一个区域，包括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地理上介于印度北部和印度东北部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孟加拉国有许多类似之处，该国在印度分治以前也是本地区的一部分。在该地区印度-雅利安语的摩揭陀俗語自古代摩揭陀王国流传下来。其中摩揭陀语和奧里萨语事实上已经一千多年保持未变，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后裔。
難近母和賈格那特是该地区特别受崇拜的神祇。布里是东部印度教的朝圣中心，而布巴内斯瓦尔被称作庙宇之城。
西孟加拉的首府加尔各答是印度东部最大的都市。此外，奥里萨邦的城市布巴内什瓦尔、克塔克和布里，西孟加拉邦的嘎烏達，以及比哈尔首府巴特那，在历史上更为突出。
東陽公主 (唐太宗)
東陽公主（7世纪—701年），中国唐代太宗女，母不详。
東陽公主 (唐太宗) 生平
公主下嫁嫡母长孙皇后的舅舅高士廉之子高履行。唐高宗即位，进为长公主。
龙朔二年（662年）冬，高宗同母妹新城公主受丈夫韦正矩虐待而暴卒。东阳公主因为当初做媒推荐了韦正矩，被唐高宗迁怒而斥徙集州。永隆元年（680年），东阳公主又因为与章怀太子李贤有过来往，被剥夺封号。
垂拱四年（688年）六月十六日，东阳公主再次遭到贬谪巫州。武周长安元年（701年）八月十九日，东阳公主病死巫州。
養瘦馬
養瘦馬，是明清時期的一种畸形产业。当时以扬州的风气最盛，称“扬州瘦马”。扬州在两淮（淮南淮北）盐商的聚居地，盐商生活奢靡。为满足盐商等富豪的变态性心理需求，出现了大量经过专门培训、预备嫁予富商作小妾的年轻女子，因为这些女子身材消瘦，被称为“瘦马”。人伢子先出資把貧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買回後調習，先让她们学会应对，举止端庄或仪态袅娜，再教她們歌舞、琴棋書畫，長成後賣與富人作妾，從中牟利。初買童女時不過十幾貫錢，待其出嫁時，可賺達千五百兩。扬州还有专门以“瘦马”产业链生存的生意人，从购买到培养再到寻找买主，再到给瘦马跟买主举行婚礼，提供全面服务。人見有利可圖，競相效法，蔚為風氣。并不是所有的“瘦马”都能被卖入富豪家当小妾。最后被挑剩下的“瘦马”会被卖为娼妓，秦淮河畔“扬帮”妓女多是“瘦马”出身。
養瘦馬
清人章大来《后甲集》解，扬州人多买贫家小女子，教以笔札歌舞长即卖为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马”。“瘦馬”被分為等级，丁耀亢《續金瓶梅》記載，第一等“瘦馬”被教授“彈琴吹簫、吟詩寫字、畫畫圍棋、打雙陸、抹骨牌、百般淫巧”，這樣的“瘦馬”能賣得一千五百兩以上的銀子。
客商甚至看重对于瘦马小脚的评判。鉴定瘦马的“三寸金莲”有着一套极详细的办法，人们为此制定出“瘦、小、尖、弯、香、软、正”等七条标准。
養瘦馬 文学描述
唐朝白居易〈有感〉詩三首之二：「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
明末張岱的《陶庵夢憶》一書記有《揚州瘦馬》：“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姑娘：曰自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明末清初褚人穫《堅瓠續集·金陵詞客》 ：“金陵一詞客僑庽吳門，家蓄粉頭為業，俗名養瘦馬。”
清乾隆年間趙翼《陔馀叢考·養瘦馬》：「揚州人養處女賣人作妾，俗謂之養瘦馬。其義不詳。白香山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記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聞換一主。』宋漫堂引之，以為養瘦馬之説本此。」
養瘦馬 文学描述
清乾隆年間夏敬渠的小說《野叟曝言》·第三四回：「便鬨傳了揚州一府，凡是養瘦馬的，都領他去相看，他總不中意。」
清同治年間吴炽昌《客窗闲话》卷六“瘦马”条记载：“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贩买幼女，选其俊秀者，调理其肌肤，修饰其衣履，延师教之，凡书画琴棋，箫笛管弦之类，无一不能。及瓜，则重价售与宦室富商为妾，或竟入妓院，名之曰‘养瘦马’。遇有贫家好女子，则百计诱之，有受其诳追悔莫及者，不知凡几。”
清人章大来在《后甲集》中解释：扬州人多买贫家小女子，教以笔札歌舞长即卖为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马”。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在其获奖小說《張居正》中写道：“粉唱也分有四大流派，即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
兰陵萧氏
兰陵萧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以兰陵郡为郡望的萧姓士族。萧氏在南朝以军功起家，其后家族子弟建立了南齊和南梁兩個朝代，发展为侨姓士族主要代表，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齐名。在唐朝，兰陵萧氏仍属一流高门，共有十人出任宰相。
兰陵萧氏 起源
据沈约为南齐宗室萧缅所撰《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的记载，兰陵萧氏是西汉相国萧何的后裔，而《南齐书》和《梁书》的记载将兰陵萧氏的世系从萧何直述到萧整，此世系中还包括了汉朝另一名臣萧望之。但北朝时期魏收所著《魏书》却并没有采纳南朝的说法，仅仅将萧道成和萧衍的世系上溯一代。
唐朝之后，《南齐书》和《梁书》所记载兰陵萧氏的世系就不断受到史学家的批判，颜师古率先指出这个世系的不可靠，颜师古认为：“当时的家谱妄加攀附，将萧望之说成是萧何的后代，还排出了世系昭穆，但萧何是受汉朝世代尊敬的名臣，其后裔的世系都见于《史记》和《汉书》中的列传和表，萧望之是一代大儒，名节很高，而且他博览古今，当然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萧何和萧望之两人都在西汉，年代相隔不远，长辈老人所转述的历史都是亲眼所见或亲耳所听，如果萧望之真是萧何的后裔，《史记》和《汉书》怎么会不记载？《汉书》既然不记录，后人怎么能相信其他的内容呢？将萧望之说成是萧何后代的记述不可信，是肯定的。”
兰陵萧氏 起源
与颜师古同时代的李延寿赞同颜师古的意见，李延寿指出：“萧何和萧望之是汉朝的功勋之臣，《汉书》中萧望之的传记并没有记载他是萧何的后代，《南齐书》和《梁书》都称兰陵萧氏为萧何后裔，又将萧望之编造为世系中的先祖，这与实情不符，颜师古广泛查考书籍给《汉书》做注解，已经指出了该世系的谬误。”因此李延寿所著《南史》只将萧道成和萧衍的世系追溯到萧整，萧整之上的世系削去不录。
清朝的学者王鸣盛也指出：「《汉书·萧望之传》虽然记载萧望之是东海兰陵人，但其家族早已迁徙到杜陵，世代以种地为职业，并没有说是萧何的后裔，萧望之的儿子萧育自称“杜陵男子”，怎么会像《南齐书》和《梁书》所说的世世代代居住在东海兰陵直到萧整渡江到武进成为南兰陵人呢？颜师古早已指出其中的错误，那么《南齐书》和《梁书》所述兰陵萧氏谱系的附会和谬误就非常多了。」
兰陵萧氏 起源
李慈铭也同意颜师古的观点，他认为兰陵萧氏的世系明显作伪。杨荫楼认为兰陵萧氏以萧何冒充为始祖，应该始于南齐宗室萧子显所著《南齐书》，萧子显叙萧氏世系，或者抄自自家谱牒，实际上是萧氏利用皇权在谱籍上造假，以萧何、萧望之的后裔自居，其目的就是提高兰陵萧氏的社会地位。
兰陵萧氏 起源
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提及：「萧何的后裔位于长陵，萧望之的后裔位于东海和杜陵」。曹道衡據此認為：「王符是东汉中期人，籍贯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其地距长安不远，又是“与马融、窦章、张衡、崔寔等友善”，马融、窦章都是长安附近人氏，张衡也曾“游于三辅”，对关中情况都很熟悉，王符自然知道居于渭北的长陵萧氏和居于长安城南的杜陵萧氏不是一家。」钱汝平則认为：「萧子显为了把兰陵萧氏与长陵萧氏联系起来，就把蕭何的孙子萧彪说成迁居兰陵的始祖，可是萧彪在《东观汉记》中有传，为京兆杜陵人，不是萧何的长陵萧氏，据《南齐书·高帝纪上》，萧望之为萧彪四世孙，而据《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东海兰陵人，岂有曾祖在杜陵，而曾孙却从东海兰陵迁徙而来的怪事？因此《南齐书·高帝纪上》及《梁书·武帝纪上》的记载就不攻自破，可以说至少萧望之之前的世系是伪造的。
兰陵萧氏 起源
虽然颜师古和李延寿已经对兰陵萧氏的世系得出類似結論，但宋朝吕夏卿所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仍相信兰陵萧氏为萧何及萧望之的后代，而曹道衡在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的世系与《汉书·萧何传》比较后指出：「该世系与《汉书》的记载出入很大，在《汉书》中，萧遗、萧则是萧何的孙子，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为萧何的儿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说的萧彪在《汉书·萧何传》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均无其名，所谓萧彪迁至兰陵，在《汉书·萧何传》和《汉书·萧望之传》中均无记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的萧氏世系又与《南齐书》和《梁书》分歧甚大，显然是唐朝以后萧氏的后裔因为《南齐书》和《梁书》的记载受到颜师古和李延寿的批评而另编新谱，但这位编造者比他的前辈更不高明，因为《南齐书》和《梁书》记载中萧彪还可以说成是萧遗和萧则的兄弟，这位新的编造者连《汉书》也没有查过，其不足征信是显然的。」曹道衡又和傅刚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萧何二子的名字据《汉书·萧何传》实为萧何少子萧延之子，萧绍的名字在《南齐书》和《梁书》中均已提及，《宰相世系表》却将其删去，这大概是为了保持齐高帝和梁武帝为萧何二十四世孙或二十五世孙和萧望之为萧何六世孙的世数。萧望之之下的世系与齐、梁二史并无出入，只是加入了萧望之的孙子萧绍“复还兰陵”的内容，目的在于坐实兰陵萧氏是萧望之子孙的说法，萧绍不见于《汉书》的记载，但从时代推测，萧育之子应该生活于王莽篡汉及赤眉起义之际，编造这个世系的人想借这个动乱时代来证明萧望之的后裔从杜陵回到兰陵。曹道衡和傅刚认为萧绍之前世居兰陵，虽非萧望之后人，先世与他可能同族。钱汝平认为南兰陵萧氏不管是否真的是萧望之之后，这个家族与萧望之同属东海兰陵萧氏则毫无疑义，或多或少总有点血缘关系。
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以太原郡为郡望的王姓士族，从魏晋至唐朝都显赫非常，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合称七姓十家。
虽然与大多数王姓士族类似，太原王氏亦将家族祖先追溯至周灵王太子晋，但学者认为其有史可考的祖先最多追溯至东汉时的王柔、王澤兄弟。
太原王氏 郡望和房支
太原郡即是太原王氏的郡望，汉代后又称并州，故两者通用。晋阳王氏、祁县王氏是最主要的两大房支，故多自称太原郡（并州）晋阳县人，亦或是太原郡（并州）祁县人。晋阳王氏始祖为东汉时的王柔、王澤兄弟。祁县王氏始祖为东汉末的王允。北魏时，有乌丸王氏，自称祁县王氏后人。
至唐朝时，晋阳王氏主要房支为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以及墓志记载的王济后裔、中山王氏等。祁县王氏分为王秉支、乌丸支、文中子支、王玄起支、王忠嗣支、河东王氏。
太原王氏 世族族譜舉例：王昶
高宗时宰相李义府门第寒微，曾和山东士族攀婚，被拒绝，因此怀恨在心，上告高宗，怂恿高宗下诏，禁止七姓十家自以为婚姻。为巩固关陇统治集团，唐高宗下令，此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婚）”，但这实际上没有达到效果，“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后来武则天又利用科举扶植山东士族势力而抑制关陇集团。
大都会区
大都会区(Metroplex)的概念來自多個大都會因為鄰近而產生互補甚至依存關係，並且在未來可能逐漸融合一個超大型單一都市。例如北京和天津的關係，雖然為不同名的兩個城市，但是其中許多市民生活圈橫跨兩者，很多企業和公司的經營圈也橫跨兩者。
大都会区中的核心都市通常是鄰近附屬都市崛起的原因，可能是市中心區逐漸壅擠所以政府政策導引(或自然形成)選定一個附近的小鎮，逐漸將部分產業和居民移居出去，並因此投資開通了交通建設。之後經歷漫長的歷史原本的小鎮也發展成大都市，兩座城逐漸擴張並邁向融合。
縣道122號
縣道122號（南寮－環山），西起新竹市北區南寮，東至新竹縣五峰鄉土場，全長55.954公里（公路總局資料），又稱南清公路。縣道122號連結新竹發展核心——新竹市與竹東鎮，是新竹縣市重要之東西向運輸走廊。與之平行的台68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南寮竹東線）於1998年通車，紓緩了縣道122號的道路交通負荷。縣道122號即日治時代以新竹為基點，經竹東、上坪等地到井上（清泉）的「井上道路」，包含新竹竹東道、竹東上坪道、上坪井上道，也是以國庫或地方經費改善養護之「指定道路」。縣道122號也是台68線的替代道路。
過去縣道122線曾經計劃從清泉延伸，大致經霞喀羅（石鹿）古道、石鹿大山－佐藤山稜線、結城山東側、大鹿林道東支線、大霸尖山稜線西北側、林專山西側、翠池、雪山山脈稜線後，再沿司界蘭溪而下，到達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接台7甲線。後因工程過於艱鉅及環保因素等等作罷，現今終點則改至土場，有竹專2線（大鹿林道）可通至觀霧、馬達拉。
縣道122號 歷史沿革
日治時期從新竹市向東行，有三條接續在一起的指定道路可一路通到井上（現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清泉）：「新竹竹東道」（14.9673公里）、「竹東上坪道」（10.9273公里）和「上坪井上道」（18.763公里），其路廊和今日的縣道122號大同小異；除此之外，另有一條西行的「新竹舊港道」（5.1036公里）通往舊港，亦僅於新竹機場以西之路廊與今日縣道122號不同。
公路法實施後，公路主管機關依法將全台各等級公路賦予編號。縣道122號「南寮－清泉」自新竹市南寮海水浴場至五峰鄉清泉吊橋頭，里程為48.517公里。。其後分別因為新竹機場跑道延長和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的設立，導致縣道122號新竹機場段和竹東鎮頭重埔路段分別改線，現今新竹市東大路三段179巷即為縣道122號新竹機場段改線前之舊線。
縣道122號 歷史沿革
縣道122號「南寮－環山」起點東移至省道台15線交岔路口（現新竹市東大路三段與富美路口），並計畫從清泉延伸，橫越雪山山脈後銜接中橫宜蘭支線，總里程大幅躍升為121.266公里，因而成為包含計畫線後最長的縣道（目前最長的縣道為縣道193號，里程110.92公里）。計畫線直接貫穿後來成立之雪霸國家公園，且需翻越超過海拔3000公尺之雪山山脈稜線，因而一直未有動工興建。
2001年3月16日，交通部公告調整「臺灣地區縣道公路系統」，縣道122號名稱仍維持「南寮－環山」，但終點改至五峰鄉土場，大鹿林道起點處。2013年8月19日，交通部再公告將縣道122號向西延伸至新竹漁港入口處（新竹市東大路四段與海濱路岔路口），如今縣道122號總里程為55.954公里。
縣道122號 計畫延伸路線
新竹縣
苗栗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苗栗縣
臺中市
市道186號
市道186號 維新－大樹，是目前唯一全線均位於高雄市境內的東西向市道，西起永安區維新，東至大樹區檨子腳，全長共計33.998公里。
市道186號 支線
市道186甲線 大社－大坑，全線均位於高雄市境內，西起大社區大社市區，東至高雄市大樹區圍內，全長12.773公里。
市道186號 歷史沿革
主線
市道186號早年於1961年公告，路線名稱為縣道186號 維新－九曲堂，全長39.790公里。後大樹－九曲堂段調整為今區道高59線（原鄉道高59線），並經數次里程調整成今日路線。2013年起解編，改制為市道186線。
甲線
市道186甲線，原為縣道186甲線 大社－姑婆寮。2014年7月溪埔國中旁直通台29線道路正式通車，同年10月公告納入路線改名為市道186甲線 大社－大坑。
市道186號 行經行政區域
主線
全線均位於高雄市境內。
甲線
全線均位於高雄市境內。
縣道196號
縣道196號（三星－下清水），西起宜蘭縣三星鄉市區，東至宜蘭縣五結鄉一百甲，全長共計22.231公里。終點雖標示為下清水，但路線完全未進入下清水境內，實際終點為一百甲。
縣道196號 支線
縣道196甲線（東安－季新），西起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往東沿羅東連絡道（傳藝路）經國道5號羅東交流道，至宜蘭縣五結鄉銜接台2線後，往北與台2線共線1.2公里，至縣道196號岔路口止，全長共計6.238公里。2018年1月12日納編。本路段曾被宜蘭縣政府先行編為縣道206號並掛牌，但編號201以上為離島縣道專用，後來取消並拆除。
縣道196號 行經行政區域
主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甲線
全線均位於宜蘭縣境內。
縣道134號
縣道134號（伸港－彰化），西起彰化縣伸港鄉六塊寮，東至彰化縣彰化市過溝，全長共計10.862公里（公路總局資料）。
縣道134號 支線（已解編）
縣道134甲線（打鐵山－莿桐腳），北起彰化縣和美鎮打鐵山，南至彰化縣彰化市莿桐腳 ，全長共計4.404公里。
縣道134乙線（和美－打鐵山），全長3.791公里，打鐵山以北有新闢道路連接。
國家語言發展法
《國家語言發展法》是中華民國為保障及推動各族群語言發展的法律，2007年2月2日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首次提出，全文共12條，2017年7月3日由文化部再次提出，全文共16條。該法案在2018年12月25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全文17條，成為中華民國語言政策的法源依據。
國家語言發展法 源起
該法案立法精神，根源於1983年，由中華民國政府研擬制定之《語文法草案》，當時擬定機關為教育部；但臺灣社會對《語文法草案》忽略各族群母語、獨尊國語（華語）的立法精神頗為反彈，草案最終被撤回。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台灣原住民語言列為「即將瀕臨」母語，教育部再蒐集國外相關資料，重新整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語言公平法草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草擬之《語言文字基本法草案》，重新擬具《語言平等法草案》，並尋求立法通過。
2003年，《語言平等法草案》主政單位轉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法律條文從規範母語運用轉為「文化保存」及國家語言發展為主軸，歷經中央政府跨部會研議後，重點涵蓋至國家語言之定義、主管機關、權利、保護與發展。另外該法律則強調尊重各語言之多元性、平等發展及傳承延續。
國家語言發展法 源起
2016年4月20日，立委管碧玲在立法院再度提案。
2016年12月，文化部委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方耀乾主持國家語言發展法之研究與規劃計畫案，2017年6月30日完成計畫案提交《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給文化部。
2018年12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全文17條。
2019年1月9日，總統蔡英文簽署華總一義字第10800003831號總統令公布此法。
國家語言發展法 施行
2021年1月中華民國文化部以《國家語言發展法》對於國家語言有其定義為由，將該部輔導辦理的金曲獎各「國語」獎項更名為「華語」獎項。
2021年7月底至8月初及10月，文化部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5條規定，會同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等部會，召開第一次國家語言發展會議。2021年10月舉辦正式大會。7月底至8月初先行召開八場分場論壇，主題為：「國家語言尊榮感、國家語言生活化、國家語言學習力、國家語言應用力」，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承辦。
文化部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8條提出的《國家語言發展報告》，以「因應機關推動語言復振及機關使用之一致性需求」為由，對國語以外的國家語言制定書面建議用語，其中優先使用的為「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臺灣平埔族群語言」、「臺灣客語」、「臺灣語」、「馬祖語」、「臺灣手語」:66-68。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獨立運動（英語：）是發生在南亞的一系列歷史進程，其最終目的是終結英屬印度的殖民統治。這場運動持續到1947年，隨著《1947年印度獨立法案》的通過而告結束。
最早的民族主義運動經由新成立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開始紮根，當時著名的溫和派領袖們尋求在英屬印度獲得參加印度文職服務考試的權利，並爭取當地人獲得更多經濟權益。而尋求自治的方式，在20世紀上半葉開始轉而採用更為激進的途徑。
在1920年代的獨立鬥爭階段，期間主要特點是聖雄甘地的加入及領導，以及國大黨採納甘地的非暴力與公民不服從政策。甘地思想的一些主要追隨者有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阿卜杜勒·加法爾·汗、阿布·卡拉姆·阿扎德等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蘇布拉馬尼亞·巴拉蒂和班金·錢德拉·查特吉等知識分子，他們傳播愛國意識。沙拉金尼·奈都、維賈雅·拉克希米·潘迪特、普里蒂拉塔·瓦德達爾和卡斯圖爾巴·甘地等女性領袖也參與爭取自由的行動，並促進印度婦女解放。
印度独立运动
少數領袖則採取更為激進或是暴力的方式，這類方式在《羅拉特法案》於1919年通過後變得更為流行。羅拉特法案准許政府可無限期拘留人民，因而在印度全國引發抗議活動，尤其是在旁遮普地區。當地的抗議活動繼而受到暴力鎮壓，發生阿姆利則慘案。
印度獨立運動的意識形態持續維持演變的狀態。它本質上是反殖民，並輔之以對獨立後經濟發展的願景，以及建立一個世俗、民主、共和、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結構。這場運動在1930年代之後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這場運動最終以《1947年印度獨立法案》通過後告終，獨立法案將英國王室的宗主權結束，並將英屬印度劃分為印度自治領和巴基斯坦自治領。印度在1950年1月26日依據《憲法》確立為印度共和國。巴基斯坦則在1956年通過其首部憲法。而在1971年，東巴基斯坦脫離巴基斯坦，宣佈獨立，成為孟加拉國。
印度独立运动 背景
首位經由大西洋抵達印度的歐洲探險家是葡萄牙的瓦斯科·達伽馬，他於1498年抵達科澤科德，目的為尋找香料。荷蘭人和英國人在一個多世紀後開始在印度次大陸設立貿易站，首座英國貿易站於1613年在蘇拉特建立。
英國人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擊敗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但仍與法國人處於衝突之中。蒙兀兒帝國在18世紀上半葉衰落，讓英國人趁勢在當地政治中立足。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在普拉西戰役中擊敗孟加拉大君西拉傑·烏德·達烏拉，從此確立其在印度事務中的主導地位。繼而在1764年的布克薩爾戰役之後，取得對孟加拉、比哈爾以及奧里薩的米梅迪尼布爾地區的行政權。
南印度的大部分地區在蒂普蘇丹戰敗後，或是落入東印度公司的直接統治之下，或是透過附屬同盟而處於其間接控制之下。公司在隨後連續數場戰爭中擊敗馬拉塔王朝，控制其統治地區。在第一次英國錫克戰爭（1845–1946年）和第二次英國錫克戰爭（1848–1949年）中擊敗信奉錫克教的軍隊後，於1849年將旁遮普地區的大部分地區吞併。
印度独立运动 早期對東印度公司的抵抗
馬維蘭·阿拉古穆圖·科恩是坦米爾那都地區早期反抗英國的革命者。他是埃塔耶普拉姆的軍事領袖，但在與英國及其盟友馬魯塔納亞加姆·皮萊軍隊的戰鬥中被擊敗，於1757年遭到處決。普利·泰瓦爾則起而與獲得英國支持的卡納蒂克蘇丹國的蘇丹對抗。馬魯塔納亞加姆·皮萊最初曾是卡納蒂克蘇丹國軍隊的戰士，後來成為東印度公司部隊的指揮官。他出生於英屬印度的一個坦米爾韋拉拉種姓家庭，後來皈依伊斯蘭教，改名為穆罕默德·優素福·汗（Muhammad Yusuf Khan）。當他成為馬杜賴的統治者時，人們通稱他為汗·薩希布（Khan Sahib）。英國和卡納蒂克蘇丹國蘇丹僱用他來鎮壓南印度的波里加爾起義。後來他在馬杜賴納亞克王朝統治結束後，受命管理馬杜賴地區。他與英國和卡納蒂克蘇丹國之間產生爭議並交戰，汗·薩希布的三名同夥被收買並於1764年10月15日在馬杜賴附近的薩馬提普拉姆（Sammatipuram），當他正在進行晨禱（Thozhugai）時將其逮捕，隨後絞死。當地傳說指出他曾在之前兩次試圖絞死的行動中逃脫，卡納蒂克蘇丹國蘇丹因擔心他會死而復生，而將他肢解，並埋葬在坦米爾那都地區的不同地點。當時印度東部和全國各地組織的勢力發起眾多針對英國人及其合作者（特別是地主和放債人）的起義。有記載的最早起義之一是約與1771年由賓蘇·曼基（Binsu Manki）所領導，起因是由於今日的賈坎德邦地區被移交給東印度公司。倫格布爾起義（The Rangpur Dhing）則發生在鄰近今日孟加拉國的倫格布爾，時間是1782年至1783年。該地區在賓蘇·曼基的起義之後發生過多次反抗活動，如：
印度独立运动 早期對東印度公司的抵抗
何族人起義發生於1820年至1821年，當時何族人首次與英國人接觸。起義發生在西新奔羅羅河（Roro River）附近的柴巴薩，但最終被擁有先進武器的殖民者騎兵擊敗。一場規模更大的布米吉起義發生在今日西孟加拉邦的梅迪尼布爾附近，由甘加·納萊恩·辛格領導。他先前也曾參與領導該地區1771年至1809年的楚亞爾起義）。一位名為提圖米爾的伊斯蘭傳教士，在19世紀領導農民進行一場針對孟加拉，信奉印度教的扎明達爾（地主）和英國人的起義。他與追隨者在納爾科貝里亞村（Narkelberia Village）建造一座竹堡（孟加拉語稱為Bansher Kella），這座竹堡在孟加拉民間傳說中佔有重要地位。提圖米爾因英國士兵強攻竹堡，於1831年11月19日傷重不治。這些反抗活動在賈坎德邦及周邊地區引發更大規模的區域反抗行動，例如由辛格雷（Singhray）和賓雷·曼基（Binray Manki）領導的柯爾人暴動。柯爾人（包括蒙達人、克魯克人、布米吉人和何族人等社區）在1830年至1833年間聯合起來反抗"外來者"。
印度独立运动 早期對東印度公司的抵抗
桑塔爾人起義是一場涉及超過六萬名桑塔爾人的叛亂，發生在1855年至1857年間。在衝突最激烈的幾年裡，主要由穆爾穆氏族的幾位兄弟姊妹領導，並引發1857年印度叛亂。這樣不斷升級的反抗活動在超過一百年的時間內為日後印度東部一場大規模、有影響力的千禧年叛亂（millenarian movement，即1857年印度叛亂）奠定基礎。由比爾薩·蒙達領導的起義行動再次震撼英國在該地區統治的根基。比爾薩·蒙達為蒙達人，他領導數千名由蒙達人、克魯克人和卡里亞人組成的團體，發起一場名為烏爾古蘭（Ulgulaan，即"叛亂"）的行動。這場叛亂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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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為鎮壓這些日益失控的局勢，積極搜尋比爾薩·蒙達，甚至懸賞捉拿他。他們在1900年1月7日至9日間，殘酷地襲擊多姆巴里山（Dombari Hills），比爾薩曾在那裡建造一座儲水池，並將其設為革命總部。英國軍隊當場殺死至少四百名蒙達人戰士。這次襲擊與阿姆利則慘案類似，但卻受到更少的關注。多姆巴里山今日被稱為"Topped Buru"，意為"死者之丘"。比爾薩最終在西新奔的賈姆科派森林（Jamkopai forest）被俘，並於1900年在獄中被殺害。殖民政府為確保這場叛亂被徹底鎮壓，匆忙將比爾薩的遺體火化及埋葬。
印度独立运动 早期對東印度公司的抵抗
東印度公司遭遇到的最頑強抵抗來自邁索爾王國。英邁戰爭是18世紀最後三十年間發生的一系列戰爭，交戰方一邊是邁索爾王國，另一邊是英屬東印度公司（主要由馬德拉斯管轄地執行）、馬拉塔王朝及海德拉巴土邦。邁索爾王國統治者海德爾·阿里和他的繼承者蒂普蘇丹同時在四條戰線上與英軍作戰：英軍從西、南、東三方進攻，而馬拉塔人和海德拉巴土邦的軍隊則從北方進攻。海德爾·阿里和蒂普蘇丹家族在第四次戰爭被推翻（蒂普蘇丹在1799年的最終戰役中陣亡），邁索爾王國因而解體。東印度公司受益於這場勝利，而能控制印度的大部分地區。帕扎西·拉賈是位於印度坎努爾附近北馬拉巴爾的科蒂奧特土邦攝政王（從1774年到1805年）。他與追隨他的瓦亞納德（Wynad）人一起進行游擊戰。而最終被英國人俘虜，他的堡壘被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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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拉巴土邦在1766年將北部薩卡爾地區（Northern Circars）轉讓給英國當局。位於今日奧里薩邦以及當時政治區劃最北端的帕爾拉凱蒙迪莊園統治者 - 賈甘納特·加賈帕蒂·納拉揚·德奧二世，早在1753年因為海德拉巴土邦曾基於同樣的理由將他的莊園領土移交給法國，就開始持續反抗法國佔領者。納拉揚·德奧二世於1768年4月4日在傑爾穆爾堡（Jelmur fort）與英國人交戰，但為英國人的強大火力擊敗。他逃往他莊園的部落腹地，繼續進行反英鬥爭，直到1771年12月5日因自然原因而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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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韋盧·納奇亞爾（1730–1796年）是錫瓦甘加莊園的王后，統治時間為1760年至1790年。她受過武器使用、瓦拉里（Valari）和希蘭巴姆（Silambam，舞棍）等武術、馬術和射箭等戰鬥訓練。她通曉多種語言 - 如法語、英語和烏爾都語等。當她的丈夫穆圖瓦杜加納薩佩里亞·烏代亞特瓦爾（Muthuvaduganathaperiya Udaiyathevar）在與英國士兵和卡納蒂克蘇丹國的部隊作戰中陣亡後，她親身投入，組建一支軍隊，並尋求與戈帕拉·納亞克（Gopala Nayaker）和海德爾·阿里結盟，目標是攻擊英國人。她於1780年獲得初步成功。據說當她發現英國人的軍火庫後，即安排一位忠實的追隨者庫伊利（Kuyili）進行自殺式攻擊：庫伊利將自己全身浸滿油並點火自焚，隨後衝進軍火庫，引發爆炸。女王還組建一支名為"烏代亞爾"（Udaiyaal）的女子軍隊，以紀念她為引爆英國軍火庫而犧牲的養女。納奇亞爾女王是少數成功收復失地，並繼續統治十多年時間的統治者之一。
印度独立运动 早期對東印度公司的抵抗
維拉潘迪亞·卡塔博曼是18世紀印度坦米爾那都地區潘查蘭庫里奇（Panchalankurichi）的一位波里加爾（Polygar，部落酋長），領導針對東印度公司的波里加爾戰爭。他後來被英國人俘虜，並於公元1799年處以絞刑。卡塔博曼拒絕承認東印度公司的主權，並與之抗爭。蒂蘭·欽納馬萊是坦米爾那都地區孔古·納杜的酋長和帕拉亞卡拉爾（Palayakkarar，地方官），他與東印度公司作戰。欽納馬萊在卡塔博曼和蒂普蘇丹（Tipu Sultan）逝世後，尋求馬拉塔人和馬魯圖·潘迪亞爾的幫助，計劃於1800年在哥印拜陀攻擊英國人。英軍設法阻止此聯盟軍隊集結，迫使欽納馬萊單獨進攻。他在戰敗後逃脫。隨後展開游擊戰，並在接下來的幾場戰役中擊敗英軍：包括1801年的高韋里河戰役、1802年的奧達尼萊戰役（Odanilai） 及1804年的阿拉恰盧爾戰役。
印度独立运动 早期對東印度公司的抵抗
於1804年，在今日奧里薩邦卡林加（Kalinga）的科爾達國王被剝奪他在供奉札格納特神廟的傳統權利，因而組織一群武裝的帕伊克（Paiks，步兵）襲擊皮皮利的英國人以作報復。科爾達軍隊的首領賈伊·拉傑古魯請求建立一個共同的聯盟來對抗英國。拉傑古魯逝世後，繼任的軍事領袖巴克希·賈加班杜在奧里薩發動針對東印度公司的武裝革命。這場起義現被稱為帕伊克起義，是第一次對抗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大規模武裝行動。
1857年印度叛亂是一場針對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爆發的大規模起義。
根本原因
政治與社會因素
最終的導火線是謠傳新引進的1853年型恩菲爾德步槍所用的火藥包，含有牛脂和豬油。士兵必須用牙齒咬開火藥包才能將火藥裝入前膛步槍內，表示接觸這兩種脂肪，對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士兵都是褻瀆神靈的行為。
印度士兵曼加爾·潘迪在1857年印度叛亂爆發前的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因抗命而被處決，促成叛亂首次在密拉特地區爆發。
在密拉特的印度士兵於1857年5月10日首次抗命，轉而攻擊他們的指揮官，殺死其中一些。他們於5月11日抵達德里，放火燒毀公司的道路收費站，隨後行進至紅堡。他們要求蒙兀兒皇帝巴哈杜爾·沙阿二世成為他們的領袖並收復王位。沙阿二世最終同意，並被叛軍擁立為"印度斯坦皇帝" 。叛軍還殺害城中大部分的歐洲人、歐亞裔和基督徒人口，包括已皈依基督教的本地人。他們卻饒過那些已皈依伊斯蘭教的英國男女。
叛亂也在奧德土邦和西北邊境省的其他地區爆發，當地平民緊隨兵變之後也發生叛亂，導致更大規模的民眾起義。英國人最初措手不及，反應遲緩，但最終以武力應對。叛亂者之間缺乏有效的組織，加上英國人的軍事優勢，最終將叛亂結束。英國人與叛軍的主力在德里附近展開戰鬥，經過長時間的交戰和圍城而擊敗叛軍，並於1857年9月20日收復這座城市。隨後，其他起義中心也被鎮壓。
最後一場重要的戰役於1858年6月17日在瓜廖爾進行，詹西王后在戰鬥中陣亡。由坦提亞·托普領導的零星戰鬥和游擊戰一直持續到1859年春天，但大多數叛亂者最終都受到鎮壓。
這場1857年印度叛亂是一個轉捩點。雖然它確認英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實力，但也導致英國對印度的控制方式發生重大改變。根據《1854年印度政府法案》，東印度公司的領土統治權移交給英國政府。這個新體制的最高層是一位內閣大臣，即印度事務大臣，他需聽取一個法定委員會的正式建議。印度總督（即Governor-General of India，或稱Viceroy）則對印度事務大臣負責，而印度事務大臣又對英國政府負責。
維多利亞女王在向印度人民發佈的一份王室宣告中，承諾在英國法律下給予印度人民平等的公共服務機會，並誓言尊重土邦王公的權利。英國人停止沒收王公土地的政策，頒佈宗教寬容法令，並開始接納印度人進入文職服務。然而他們也增加英國士兵相對於印度本土士兵的數量，並且只允許英國士兵操作火炮。巴哈杜爾·沙阿二世被流放到今日緬甸仰光，並於1862年在那裡逝世。
時任英國首相的班傑明·迪斯雷利於1876年宣佈維多利亞女王為英國女皇。英國自由黨人對此表示反對，因為這個頭銜與英國傳統格格不入。
印度独立运动 有組織運動興起
印度人的政治意識在1857年叛亂之後的幾十年內不斷增長，印度民意逐漸展現，以及當地人領導層在國家和省級層面中興起。達達拜·納奧羅吉於1866年成立東印度協會，而蘇倫德拉納特·班納吉則於1876年創立印度協會。有72位印度代表在一位退休的蘇格蘭文職官員艾倫·奧克塔文·休姆的建議啟發，於1885年在孟買聚會，共同創立印度國民大會黨。這些創始成員大多是爭取社會向上流動，受過西方教育的地方精英，從事的是法律、教學和新聞等專業。國大黨在其創立之初，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也缺乏政治組織的必要資源。它反而更多是作為一個辯論協會運作，每年召開會議，表達對英國的忠誠，並通過關於公民權利或政府（特別是文職服務）機會等爭議較小的眾多決議。這些決議被提交給印度政府，偶爾也會提交給英國國會，但國大黨早期的成就微小。雖然國大黨聲稱代表全印度，但實際上表達的是城市精英的利益。來自其他社會和經濟背景的參與者人數仍微不足道。然而這段歷史時期仍非常重要，因為它代表印度人民的首次政治動員，參與者來自印度次大陸各個地方。它同時也首次明確表達"印度是一個國家"的理念，而不是由各個獨立土邦組成的集合體。
印度独立运动 有組織運動興起
宗教團體在改革印度社會中也發揮有作用。這些團體來自不同的宗教，包括印度教團體如雅利安社、梵社，以及其他的，如錫克教的南達里派。辨喜、拉瑪克里斯納、室利·奧羅賓多、V.O.奇丹巴拉姆·皮萊、蘇布拉馬尼亞·巴拉蒂、班金·錢德拉·查特吉、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和達達拜·納奧羅吉等男士的工作，以及蘇格蘭裔愛爾蘭籍的尼維蒂塔修女等女士則傳播復興與自由的熱情。幾位歐洲和印度學者重新發現印度本土歷史的工作，也助長印度人民中民族主義的興起。被稱為拉爾-巴爾-帕爾三巨頭組合（有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比平·錢德拉·帕爾和拉拉·拉志巴特·拉伊），以及V.O.奇丹巴拉姆·皮萊、室利·奧羅賓多、蘇倫德拉納特·班納吉和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都是20世紀初運動中的一些傑出領袖。本土運動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項。洛克馬尼亞（Lokmanya，意為"人民所敬重者"，指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的稱號開始廣為流傳，全國各地人民開始追隨他。
印度独立运动 有組織運動興起
印度紡織業在爭取印度自由的鬥爭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這個產業開創印度初期的工業革命，然而由於英國很快就生產數量龐大的棉布，導致其國內市場飽和，而不得不將產品銷往國外市場（主要是印度），而對印度的本土紡織業造成毀滅性的衝擊。。另一方面，印度生產豐富的棉花，能向英國的紡織廠供應其所需的原物料。當時印度由英國統治，東印度公司已經在印度紮根。原物料因此以極低的價格出口到英國，而精製的棉布卻以極高的價格銷售到印度。這種做法導致印度的紡織業遭受巨大的損失。引起棉花農人和本地商家極大的憤慨。
在寇松勳爵於1905年宣佈將孟加拉管轄區分治後，孟加拉的印度教徒發起大規模反對。人們最初透過新聞媒體宣傳來反對分治。最終導致對英國商品抵制，印度人民承諾只使用"本土"（swadeshi，即印度製造）商品，只穿印度布料。進口服裝被視為仇恨的對象。人們在許多地方組織公開焚燒外國布料的活動。販售外國布料的商店被迫關閉。棉紡織業被理所當然地稱為本土產業。這段時期見證本土紡織廠的增長，這類工廠在各地紛紛設立。
根據蘇倫德拉納特·班納吉的說法，本土運動改變印度社會和家庭生活的整體面貌。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拉賈尼坎塔·森和賽義德·阿布·穆罕默德（Syed Abu Mohd）創作的歌曲，成為民族主義者的精神動力。這場運動很快蔓延到全國其他地區，最終孟加拉管轄地的分治不得不在1912年4月1日被徹底廢止。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民族主義興起
到1900年，雖然國大黨已成為一個全印度的政治組織，但它並未得到大多數印度穆斯林的支持。印度教改革者對宗教皈依、屠牛，以及以阿拉伯文字書寫的烏爾都語等問題的攻擊，加深當地穆斯林的擔憂，如果國大黨單獨代表印度人民，他們身為少數民族的地位將受威脅，權利會被剝奪。賽義德·艾哈邁德·汗發起一場穆斯林復興運動，最終於1875年在今日北方邦阿里格爾創立穆罕默德盎格魯-東方學院（Muhammadan Anglo-Oriental College），該學院後來於1920年更名為阿利格爾穆斯林大學。這所大學的目標是透過強調伊斯蘭教與現代西方知識的相容性來教育學生。然而，印度穆斯林之間的多樣性使得實現統一的文化和知識復興變得不可能。
獨立運動中印度教派別的領導者是民族主義領袖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他被英國人視為"印度動亂之父" 。與提拉克同期的還有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等領袖，戈卡萊是聖雄甘地的精神啟發者、政治導師和榜樣，也鼓舞其他幾位自由活動家。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民族主義興起
國大黨成員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促使他們爭取在政府機構中擁有代表權，並在印度的立法和行政事務中擁有發言權。國大黨員認為自己是忠誠派，但渴望在帝國體制內，對治理自己的國家發揮積極作用。這種趨勢的代表人物是達達拜·納奧羅吉，他甚至成功成為英國下議院的議員，是第一位出身自印度的成員。
達達拜·納奧羅吉是第一位將"自治"（Swaraj）視為國家命運的印度民族主義。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則深切反對那種忽視和詆毀印度文化、歷史與價值觀的英國教育體系。他對於民族主義者被剝奪言論自由，以及普通印度人民在國家事務中缺乏任何發言權或作用感到憤慨。他因而認為"自治"是自然且唯一的解決方案。他那句："自治是我的天賦權利，我必將擁有"，成為印度人民靈感的來源。
國大黨在1907年分裂成兩個派別：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民族主義興起
提拉克得到比平·錢德拉·帕爾和拉拉·拉吉普特·雷伊等新興公眾領袖的支持，他們持有相同的觀點。印度的三個大省份 - 馬哈拉什特拉、孟加拉和旁遮普 - 在他們的影響下塑造出人民的要求和印度的民族主義。戈卡爾批評提拉克鼓勵暴力行為和武裝抵抗。但由於1906年的國大黨僅為一精英組織，尚未開放給公眾加入，提拉克和他的支持者最終被迫離開國大黨。
然而隨著提拉克被捕，所有關於印度方面採取激進抗爭行動的希望都因此破滅。國大黨在民眾中威信盡失。此時有一穆斯林代表團會見時任的印度總督明托（任期1905–1910年），尋求在即將到來的憲政改革中取得政府讓步，包括在政府服務和選舉人團中的特別考量。英國人透過《1909年印度議會法案》中增加為穆斯林保留的選舉職位人數，承認全印穆斯林聯盟的部分訴求。穆斯林聯盟堅持其與印度教主導的國大黨之間有區隔，將自己定位為"國中之國"的聲音。
迦達爾黨於1913年由海外印度人成立，目的為爭取印度獨立。其成員來自美國、加拿大，以及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該黨成員的目標是實現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團結一致來對抗英國人。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民族主義興起
在殖民地印度，成立於1914年的全印印度基督徒會議（AICIC）在印度獨立運動中扮演有重要角色，它倡導 "自治"，並反對印度分裂。AICIC也反對為基督徒設立單獨的選區，認為信徒們"應當作為普通公民加入一個共同的、全國性的政治體系中"。全印印度基督徒會議與全印天主教聯盟組建一個工作委員會，由安德拉大學的 M. 拉納薩米（M. Rahnasamy）擔任主席，拉合爾的B.L.拉利亞·拉姆（B.L. Rallia Ram）擔任秘書長。聯合委員會在1947年4月16日和17日的會議上準備一份13點備忘錄，送交給印度制憲會議，其中要求保障團體和個人的宗教自由，這一訴求最終體現在《印度憲法》中。
印度的禁酒運動（參見印度禁酒運動）在甘地的指導下，與印度民族主義結合。甘地認為酒精是次大陸文化中的外來引進物。
印度独立运动 各地的運動
印度總督寇松勳爵（任期1899–1905年）於1905年下令將孟加拉管轄地一分為二。官方宣稱的目的是改善行政管理。然而此舉被視為透過"分而治之"來壓制民族主義情緒的嘗試。孟加拉的印度教知識分子對地方和國家政治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分治激怒孟加拉人。隨後在街頭和媒體上爆發廣泛的騷動，國大黨倡導在"本土"（swadeshi，即印度國產工業）的旗幟下抵制英國產品。一場不斷發展的運動於焉產生，它側重於印度本土工業、金融和教育，促成國民教育委員會成立、印度金融機構和銀行誕生，以及對印度文化和科學文學成就的興趣。印度教徒透過在兄妹情誼日彼此手腕上繫上"拉基"（Rakhi，象徵保護與團結的聖線）並舉行"阿蘭丹"（Arandhan，不烹飪任何食物）來展現團結。在此期間，室利·奧羅賓多、布彭德拉納特·達塔和比平·錢德拉·帕爾等孟加拉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開始在《起義時代》組織和《黃昏（Sandhya）》等出版物上撰寫措辭惡毒的文章，挑戰英國統治印度的合法性，因此遭到煽動叛亂的控訴。
印度独立运动 各地的運動
孟加拉分治也加速當時仍處於萌芽階段的激進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活動。這場運動在19世紀最後十年開始，特別是在孟加拉和馬哈拉什特拉地區不斷壯大。
在孟加拉，由奧羅賓多和巴林德拉‧庫馬爾‧戈什兄弟領導的實踐協會組織多次針對英屬印度政權代表人物的襲擊，最終的高潮是企圖在穆扎夫法爾普爾（於今日比哈爾邦）暗殺一名英國法官。這場行動引發皇帝訴奧羅賓多·戈什及其他案（也稱阿里普爾炸彈案（Alipore bomb case）），期間許多革命者被殺、被捕後受審。參與行動的如庫迪拉姆·博斯、普拉富拉·查基和卡奈拉爾·達特（Kanailal Dutt）等被殺或被絞死，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名字。
英國《帝國報》報導描述：
庫迪拉姆·博斯於今晨被處決，... 據稱他身體挺直地走上絞刑台。他面容展現愉快並帶著微笑。
《起義時代》是一個準軍事組織。由巴林德拉·戈什領導，與包括巴格哈·賈廷在內的21名革命者，一起開始收集武器和炸藥，並製造炸彈。
印度独立运动 各地的運動
該組織的一些資深成員被送往海外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其中一位名為赫姆錢德拉·卡農戈的在巴黎接受訓練。他回到加爾各答後在該城市郊區馬尼克塔拉的一處花園住宅中，設立一間結合宗教學校與炸彈工廠的場所。然而，庫迪拉姆·博斯和普拉富拉·查基企圖謀殺穆扎法爾布爾的地區法官金斯福德（Kingsford）（1908年4月30日），引發警方調查，結果有許多革命者被捕。
巴格哈·賈廷是《起義時代》組織中的資深領袖之一。他與其他幾位領袖因豪拉-西布爾陰謀案被捕。他們被指控煽動軍隊中的各個團體起而反抗統治者，而犯下叛國罪。
包括室利·奧羅賓多在內的數名《起義時代》政組織領袖，因在加爾各答進行炸彈製造活動而被捕。其中幾位活動家被流放到安達曼群島中名為蜂巢監獄中監禁。
印度独立运动 各地的運動
德里-拉合爾陰謀案於1912年策劃，計畫在英屬印度的首都從加爾各答遷往新德里之際，暗殺當時的印度總督哈丁勳爵。這起陰謀涉及孟加拉管轄地的地下革命組織，由拉什·貝哈里·博斯與薩欽·薩尼亞爾領導，最終在1912年12月23日達到高潮。當時總督的儀仗隊正行經德里的月光集市郊區，暗殺者採取行動。總督與其夫人雖受傷，但逃過一劫，不過象夫則死亡。對此事件的調查引發德里陰謀審判。巴桑特·庫馬爾·比斯瓦斯被判犯有投擲炸彈的罪行，被處決，同時阿米爾·錢德·邦姆瓦爾和阿瓦德·貝哈里也因參與陰謀而被處決。
包括巴格哈·賈廷在內的大多數著名《起義時代》組織領袖，凡是之前未被捕的，都在1910年因涉嫌謀殺沙姆蘇爾·阿拉姆（Shamsul Alam，孟加拉警察局的官員，曾涉及參與調查《起義時代》案件）一案而被捕。多虧巴格哈·賈廷推行去中心化的聯邦式行動新政策（英國檢察官無法提供確鑿的證據來證明所有被捕的成員都隸屬於一個統一且具有等級制度的組織，或證明他們之間存在直接的犯罪共謀），大多數被告在1911年獲釋。
印度独立运动 全印穆斯林聯盟
全印穆斯林聯盟於1906年由全印穆罕默德教育會議在達卡（今日孟加拉國的達卡）成立。以確保英屬印度穆斯林利益，穆斯林聯盟曾在印度次大陸上巴基斯坦建國的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在1916年加入當時最大的印度政治組織 - 印度國民大會黨。真納與當時大多數國大黨成員一樣，並不主張徹底"自治"，他認為英國對印度的教育、法律、文化和工業方面的影響對印度有益。真納成為有六十名成員的帝國立法會議的一員。這個議會沒有實質的權力或權威，且包含大量未經選舉、支持英國統治的忠誠派和歐洲人。然而真納在以下方面發揮有重要作用：
真納與其他印度溫和派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同支持英國參戰。
印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戰
印度全境對於哈丁勳爵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的最初反應是大多予以熱情的支持。印度王公們自願貢獻他們的人力、資金和個人服務。國大黨提供的支持，主要是寄希望於英國能以實質性的政治讓步來回報這種忠誠表現 - 如果不是在戰後立即給予獨立，或至少自治領地地位，也肯定會在協約國獲勝後不久給予承諾。印度人民透過提供人力和資源，為英國的戰爭行動提供巨大貢獻，與英國最初擔心印度會發生反抗的想法相反。在最高峰時期約有130萬印度士兵和勞工在歐洲、非洲和中東服勤，而印度政府和王公們也將大量的食物、金錢和彈藥輸往當地。
殖民政府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西北邊境和阿富汗的武裝部落。面臨的第二個潛在威脅源頭是印度穆斯林，英國人認為他們將會同情鄂圖曼帝國。同時，孟加拉管轄區的民族主義（日益與旁遮普地區的動亂相關聯）極為猛烈，幾乎導致地區行政管理完全癱瘓。與此同時，由於革命者準備不足以組織一場民族主義反抗，導致某些行動以失敗收場。
印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戰
雖然反殖民的顛覆性暴力本身影響有限，但英國殖民當局卻將這種暴力威脅善加利用 - 由於他們擔心這些活動會干擾並損害印度提供英國參戰的整體支持，因而促使印度民眾支持政府採取《1915年印度防衛法》這類特別措施，目的為壓制反殖民活動，確保戰爭順利進行。雖然戰時沒有發生大規模叛亂，但零星的陰謀活動卻極大加強英國官員對於全面暴動的恐懼，使得他們準備使用更極端的武力來威懾並逼迫印度人順從。
印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謂印度-德國陰謀是一系列從1914年到1917年間的計畫。這些計畫由印度民族主義團體發起，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嘗試在全印度針對英屬印度進行叛亂。這些陰謀由印度的地下革命組織，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十年於美國成立的迦達爾黨，和在德國成立的印度獨立委員會中流亡（或自我流亡）的民族主義者共同制定。陰謀在戰爭初期就已擬定，獲得德國外交部、德國駐舊金山領事館大力支持，加上鄂圖曼土耳其和愛爾蘭共和主義組織的一些支持。其中最突出的計畫是煽動不滿情緒，並在從旁遮普地區到新加坡的英屬印度軍隊中引發一場泛印度兵變。這個陰謀計劃於1915年2月執行，目標是推翻英國對印度次大陸的統治。這個二月兵變最終因英國情報部門滲透進入迦達爾黨，並將關鍵人物逮捕而受挫。在印度境內出現較小的部隊和駐軍中發生的兵變也受到鎮壓。
其他相關事件包括1915年新加坡兵變、安妮·拉爾森事件、聖誕節陰謀、尼德邁爾-亨蒂格探險隊、康諾特遊騎兵團在印度的兵變，以及根據一些說法，發生於1916年的黑湯姆爆炸事件。印度-德國陰謀中有部分涉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東戰區破壞英屬印度軍隊的穩定性。
印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戰
迦達爾兵變是一項計劃，目的於1915年2月在全印度的英屬印度軍隊中發動一場兵變，以結束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陰謀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由以下團體共同制定：在美國的迦達爾黨、在德國的柏林委員會、英屬印度的印度地下革命組織，以及透過駐舊金山領事館聯繫的德國外交部。事件的名稱源於北美迦達爾黨，其成員（主要來自加拿大和美國的旁遮普錫克族社區）是該計劃中最突出的參與者之一。在1914年至1917年間策劃，是針對英屬印度政權發動泛印度叛亂的印度-德國陰謀中最為突出的一項。兵變原計劃從據關鍵性的旁遮普地區開始，隨後蔓延到孟加拉管轄地和印度其他地區。連遠至新加坡的印度部隊也計劃受鼓動參與這場叛亂。但計劃最終因協調一致的情報和警察應對而受到挫敗。英國情報部門滲入在加拿大和印度的迦達爾黨，而一位間諜在最後一刻提供的情報，導致在旁遮普地區發動兵變在開始前就被粉碎。關鍵人物被捕，印度境內較小部隊和駐軍的兵變也被鎮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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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兵變威脅的情報，促使英屬印度採取一系列重要的戰時措施，包括通過《1914年進入印度條例》、《1914年外國人法案》以及《1915年印度防禦法案》。迦達爾兵變陰謀之後發生第一次拉合爾陰謀審判和貝拿勒斯陰謀審判（Benares Conspiracy Trial），導致一些印度革命者被判處死刑，另一些人被判處流放。殖民政府在戰爭結束後因擔心發生第二次迦達爾黨起義，促成建立《羅拉特法案]]》的建議，進而導致阿姆利則慘案發生。
印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聖誕節陰謀是1909年由印度革命運動策劃的一場陰謀：孟加拉管轄地總督在年終假期間在他的官邸內舉辦一場舞會，總督、總司令以及管轄地首府（加爾各答）所有高級軍官和官員都出席。由第10查特團（10th Jat Regiment）負責安保工作。其中有士兵受到巴格哈·賈廷思想工作後，決定協助將舞場炸毀，並趁機摧毀殖民政府。俄國總領事M. 阿爾森尼耶夫（M. Arsenyev）於1910年2月6日在寄往聖彼得堡的信件中提出這次陰謀的目的是"在印度全境引起普遍的民眾騷亂，而為革命者提供奪取政權的機會"。根據印度歷史學家R. C. 馬宗達的說法："政府的警方毫無察覺，很難說如果不是士兵中的一個同志告密，提出即將發生的政變，後果會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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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聖誕節陰謀的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用德國的武器和支持，在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地發動起義。該計劃原定於1915年聖誕節執行，由《起義時代》組織在孟加拉印度革命家巴格哈·賈廷的領導下構思並實施。計劃目標是與迦達爾黨指導下的英屬緬甸殖民地和暹羅王國的同步起義一致協調，同時配合德國對南印度城市馬德拉斯（今日稱為清奈）和英國在安達曼群島的流放地進行襲擊。陰謀的目的是奪取位於西孟加拉的威廉堡，孤立孟加拉管轄地並佔領首府加爾各答，然後將加爾各答作為泛印度革命的集結地。第二次聖誕節陰謀是戰爭期間協調一系列泛印度兵變的後期計劃之一，這些計劃由印度民族主義地下組織、德國在柏林設立的柏林協會（又稱印度獨立協會）、北美迦達爾黨和德國外交部共同策劃。此前英國情報部門透過在歐洲和東南亞的德國與印度雙重間諜，將這項陰謀揭露，而將其挫敗。
尼德邁爾-亨蒂格探險隊是同盟國於1915年至1916年派往阿富汗的外交使團。前往的目的是鼓勵阿富汗宣布徹底脫離大英帝國而獨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同盟國陣營，並攻擊英屬印度。這次探險是"印度-德國陰謀"的一部分，是一系列目的在印度挑起民族主義革命的印度-德國合作努力。探險名義上由流亡的印度土邦王子拉賈·馬亨德拉·普拉塔普領導，是德國和土耳其的聯合行動，由德國軍官奧斯卡·尼德邁爾和維爾納·奧托·馮·亨蒂格率領。其他參與者包括一名為柏林委員會的印度民族主義組織成員，包括毛拉維·巴爾卡圖拉和欽帕卡拉曼·皮萊。土耳其的代表則是卡齊姆·貝伊（Kazim Bey），他是土耳其當政恩維爾帕夏的親密心腹。
英國將此探險隊視為嚴重威脅，與其盟友俄羅斯帝國在1915年夏天曾試圖在波斯攔截，但未成功。英國發動一場秘密情報和外交攻勢，包括總督哈丁勳爵和英皇喬治五世的個人干預，以維持阿富汗的中立地位。
這個探險隊未能完成其主要任務，即爭取阿富汗在哈比布拉汗的領導下加入德國和土耳其的戰爭工作，但它對其他重大事件產生影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高傷亡率、因重稅而加劇的物價飛漲、大範圍的流感大流行，以及戰爭期間貿易中斷等問題，加劇印度人民的苦難。戰前的民族主義運動重新復甦，國大黨內的溫和派和激進派團體將彼此的分歧擱置，組成統一戰線共同應對。他們主張印度在戰爭期間對大英帝國提供的巨大協助，理應得到獎勵，以證明印度有能力實行"自治"。國大黨在1916年成功簽署《勒克瑙協議》，就權力下放和伊斯蘭教的未來等問題，與全印穆斯林聯盟建立暫時的聯盟。
英國人自己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以承認印度在戰爭期間的支持，並回應重新提出的民族主義要求。印度事務大臣艾德溫·蒙塔古於1917年8月在英國議會發表一項歷史性聲明，指出英國的政策目標是"讓印度人更多地參與所有的行政部門，並逐步發展自治機構，以期在印度逐步實現責任政府，作為大英帝國不可或缺的一員。"實現這些擬議措施的方式後來被載入 《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中。法案引入雙重行政模式，即"二頭政治"原則，其中選舉產生的印度立法者和任命的英國官員共同分享權力。法案也擴大中央和省級立法機關，並大幅拓寬選舉權。二頭政治在省級層面啟動一些實質性變革：一些非爭議性或"移交"的職權，例如農業、地方政府、衛生、教育和公共工程，被移交給印度人負責，而更敏感的事務，例如財政、稅收以及維護法律和秩序，則仍保留在省級英國行政官員手中。
印度独立运动 甘地抵達印度
甘地在南非一直是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他也一直公開反對基本的歧視和虐待性勞工待遇，以及壓制性的警察管制（例如後來的《羅拉特法案》）。甘地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完善"真理堅行"（satyagraha）的概念。甘地在1914年1月（遠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在南非成功爭取將針對印度人的立法廢除，所有印度政治犯被揚·史末資將軍釋放。甘地是透過大量使用非暴力抗議的方式來達成，例如他及其追隨者採用的手段是抵制、抗議遊行和絕食。
甘地於1915年1月9日返回印度，他最初進入政治戰場時並非呼籲建立一個民族國家，而是支持國大黨一直要求以商業為導向的統一領土。甘地認為歐洲人帶來的工業發展和教育發展是長期以來緩解印度許多慢性問題所必需。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是資深的國大黨員和印度領袖，成為甘地的導師。甘地的非暴力不服從思想和策略，最初對一些印度人和他們的國大黨領袖來說似乎不切實際。用這位"聖雄（Mahatma）"自己的話來說，"公民不服從是公民對不道德的法定法規的違背。"它必須以非暴力的方式，將與腐敗國家合作中撤出。甘地對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懷有極大的敬意。他的所有方案都受到提拉克"四點綱領"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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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在1919年被出台的《羅拉特法案》嚴重破壞。成立羅特拉委員會是為調查民族主義組織在戰時策劃的陰謀，並就戰後時期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所提的建議。羅拉特委員會建議將戰時政府擁有《印度防禦法案》的權力延伸到戰後時期。印度防禦法案賦予總督政府絕大的權力來鎮壓煽動叛亂：
由於法案涵蓋廣泛和受到濫用，受到越來越多印度人的譴責。許多民眾領袖，包括安妮·貝贊特和阿里兄弟都被拘留。《羅拉特法案》在總督委員會中所有（非官方）印度成員的普遍反對下獲得通過。延續使用印度防禦犯案條例引發廣泛的批判及反對。人們發起一場全國性停工，標誌著廣泛但非全國性民眾不滿的開始。該法案引發的騷亂導致示威活動和英國的鎮壓，最終在1919年4月13日，於旁遮普阿姆利則發生一場稱為阿姆利則慘案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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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雷金納德·戴爾准將下令封鎖唯一的主要入口，並命令他指揮的部隊向聚集在札連瓦拉園一個帶有圍牆庭院中約15,000名手無寸鐵、毫無戒心的男女老少人群開槍。這些人原本是和平集會，但戴爾想執行當局頒佈的禁止所有集會的命令，並打算以更嚴厲的方式給所有抗議者一個教訓。 A total of 1,651 rounds were fired, killing 379 people (as 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British commission; Indian officials' estimates ranged as high as 1,499 and wounding 1,137 in the massacre.)部隊總共發射1,651發子彈，造成379人死亡（這是根據官方英國委員會的數據，印度官員的估計有高達1,499人死亡）和1,137人受傷。戴爾雖然被迫退休，但卻被英國的一些人奉為英雄，這向印度民族主義者證明，大英帝國只關注英國的民意，而非印度的。這一事件徹底打破戰時關於自治和善意的希望，並開啟一道裂痕，除非實現徹底的"自治"，否則難以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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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1920年到1922年間發起不合作運動。他在1920年9月舉行的國大黨加爾各答會議上說服其他領袖，認為有必要發起一場不合作運動，以支持基拉法特運動，並爭取自治領地位。第一次"真理堅行"（satyagraha）運動呼籲印度人使用"卡迪"（khadi，印度手工布料）和本土生產物資，以替代英國進口商品。運動也敦促人民：
這場運動發動得太晚，未能影響到新的《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的制定，但它仍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持。由此產生的空前規模的混亂，對英國統治構成嚴峻的挑戰。然而甘地在喬里喬拉事件發生後，將這場運動終止。前述事件中有22名警察被憤怒的暴民殺害。甘地擔心印度會因此陷入無政府狀態，而決定將運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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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黨在甘地領導下，於1920年進行重組並制定一部新的章程，其目標是實現"自治"。向任何願意支付象徵性費用的人開放黨員資格登記，且建立一個委員會體系，負責對這個迄今為止鬆散和分散的運動進行紀律和控制。國大黨因而從一個精英組織轉變為一個具有廣泛全國性號召力的大眾組織。甘地在1922年被判處六年徒刑，但在服刑兩年後獲釋。他出獄後在亞美達巴德設立薩巴爾馬蒂道場。他在薩巴爾馬蒂河畔創辦《青年印度報（Young India）》，並推出一系列目的在幫助印度教社會中社會弱勢群體 - 農村窮人和"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s，即日後所稱的達利特）"的改革。有新一代印度人從國大黨內部崛起，例如：
以及其他後來成為印度自治運動最傑出聲音的人物。他們有些遵循甘地的價值觀，有些則與之背離（例如領導印度國民軍的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