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凤庆县 历史沿革
唐朝，凤庆属姚州。宋朝时，属永昌。元朝泰定四年（1327年），凤庆内附并设顺宁土府。天顺元年（1328年），设顺宁府宝通州、庆甸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改为流官制，称顺宁府。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置顺宁县。民国2年（1913年）废府留县，先隶迤南道，后属迤西道。民国18年，裁撤道署，直属云南省府。民国31年属蒙化第五行政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属蒙化第十一行政区。
1950年2月22日，顺宁县人民政府成立。1953年3月属大理专区。1954年8月26日，顺宁县改名为凤庆县。1956年改属临沧地区，1959年与云县合并后又分开，分设凤庆建制。
凤庆县 地理
凤庆境内山脉，属怒山、云岭两大山系。澜沧江以南属怒山山系，澜沧江以北属云岭山系。
凤庆县 行政区划
凤庆县下辖8个镇、2个乡、3个民族乡：
凤山镇、​鲁史镇、​小湾镇、​营盘镇、​三岔河镇、​勐佑镇、​雪山镇、​洛党镇、​诗礼乡、​新华彝族苗族乡、​大寺乡、​腰街彝族乡和​郭大寨彝族白族乡。
凤庆县 经济
2022年，凤庆县生产总值达178.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8.61亿元，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值46.73亿元，增长8.6%；第三产业增加值62.73亿元，增长0.5%。三次产业结构为38.5∶26.2∶35.3。人均生产总值46,665元。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5,458元、15,471元。职工年平均工资99,714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0亿元，人均1,650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32亿元，人均7,945元。
凤庆县 人口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凤庆县总人口（常住人口）共有385,420人，城镇人口106,946人（占27.75%），乡村人口278,474人（占72.25%）。共有男性197,695人、女性187,725人，性别比为105.31。0—14岁人口共73,673人（占19.11%），15—59岁人口共243,784人（占63.25%），60岁及以上人口共67,963人（占17.6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共47,295人（占12.27%）。大学专科学历及以上人口有22,962人，15岁以上的文盲有14,214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4.56%。
凤庆县 农业
凤庆县农业以茶叶、核桃为主。
凤庆县具有丰富的茶文化传统，是盛产茶叶的地方，有驰名中外的“滇红茶乡”之称。通过普查统计，全县古茶树资源面积56000多亩。凤庆县境内的香竹箐，有一株茶树高10.6m，围粗5.82m。据推断，这株茶树已经有超过3000年历史，并被尊称为世界茶王之母。此外，凤庆县还有着独特的传统茶俗：百抖茶。百抖茶亦称土法功夫茶，因其制作颇费功夫而得名。
凤庆一直以来都有种植核桃的传统。2004年12月，国家林业局授予凤庆县“中国核桃之乡”称号。
常見問題集
FAQ（英語：）、Q&A（英語：），中文译为“常见问题与解答”或「常見問答集」，直译为“常被问到的问题”。这个术语在与电脑和网络有关的内容中经常见到。
常見問答集（也稱問答集、問答集錦等）的產生与製作，多半是在長期或大量接獲特定的疑问、詢問或疑难问题並加以回覆後，從中加以歸納整理成。以最常被詢問的問題配以回覆答案，以「一問與一答」组成一項，并將多項集結成册，形成一套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集的好處在於減少重複性的人工回覆、人工解答作業，在詢問、提问前或后可能會被提醒先閱讀或參考常見問答集，因为在問答集中可能就已經有發問者所需要的答案。常見問答集經常運用在政府機構或企業的相關服務上，在網路上的討論區、網路論壇也經常有類似的整理集結作法，作法相近但形式可能有所区别，比如论坛的「精華區」。
常見問題集
不過，也有部分常見問答集並非实际经過往問答整理而成，而是以事先推想、猜測他人可能會問到的問題，然后自行撰寫出一套一問一答的問答集，此種作法也並非一定是偷懶、取巧，有時企業在推出新商品、新服務時，雖然還未有他人發出某项詢問，但企業也大致能猜測出他人可能會有该疑問，為能事先減少發問與後續的人工回覆和用户体验，所以採預先設想的方式來撰寫。
除此之外，類似的還有演講或課程之後的問答時間、發問時間，這段時間的對話現在也經常被轉化成完整的文字，同樣以一問一答的形式編寫，此種課後、講後的問答記錄，也已經與常見問答集有些相似，有時常見問答集的歸納整理也取材於此。
米哈伊爾·普雷特涅夫
米哈伊爾·瓦西里維奇·普雷特涅夫（俄語：，羅馬化：Mikha'il Vas'ilevič Plet'nëv，1957年4月14日—），俄罗斯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
生於俄國阿甘折，雙親均為音樂家。13歲時進入莫斯科音樂學院，在雅科夫·弗利爾（Yakov Flier）與列夫·弗拉先科（Lev Vlasenko）門下學習。1978年，年僅21歲的普雷特涅夫在第六屆柴科夫斯基大賽中贏得金牌，讓之前已受蘇聯樂界矚目的他，進一步受到國際樂界的注意與肯定。
1990年，普雷特涅夫在許多俄羅斯音樂家的支持下，創立了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RNO），也是俄羅斯第一個不受政府管理的獨立樂團。在一流音樂家的加入，以及普雷特涅夫的領導下，RNO的演出很快便獲得眾多好評，並躋身世界頂尖樂團之列。
普雷特涅夫除了自己的鋼琴演奏事業外，經常指揮RNO或其它樂團，他本身也是位才華洋溢的作曲家。自2006年末起，他暫停鋼琴獨奏生涯，表示日後重心將放在指揮與作曲上。
氧化鈣
氧化鈣，俗稱生石灰或石灰，化学式CaO，是常見的无机化合物。
氧化鈣 性質
氧化鈣是碱性氧化物，和水反应生成氫氧化鈣（熟石灰），该劇烈反应放出大量热，甚至能让水沸腾：
氧化钙也可以和酸反应，生成相应的钙盐，例如：
例如氧化钙和鹽酸反应，會生成氯化鈣：
将氧化鈣和碳一起在电炉中共热至攝氏2000度，生成碳化钙（电石）：
氧化鈣 製備
氧化钙通常是石灰窑中含有碳酸钙 CaCO3 的材料（例如石灰石或贝壳）的热分解反应而成的。这需要 825 °C（1,517 °F） 以上的温度。这一过程被称为煅燒，把碳酸钙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這也是少數史前已為人所知的化學反應。
CaCO3(s) → CaO(s) + CO2(g)
这些氧化钙并不稳定，冷却后会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自发反应，变回碳酸钙，除非用水消解以形成石灰膏或石灰砂浆。
全球氧化钙的年产量约为 2.83 亿吨。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每年总产量约为 1.7 亿吨。美国位居第二，每年约 2000 万吨。
每生产 1吨氧化钙大约需要 1.8 吨石灰石。氧化钙对水有很高的亲和力，是比硅胶更有效的干燥剂。这与氧化钙和水的反应体积增加至少 2.5 倍有关。
氧化鈣 用处
CaO (s) + H2O (l) ⇌ Ca(OH)2 (aq) (ΔHr = −63.7 kJ/mol of CaO)
当氧化钙水解时，会放热并膨胀。一升水可以和约 3.1（6.8磅） 的氧化钙反应，形成氢氧化钙和 3.54 MJ的能量。这个反应可用于提供方便的便携式热源，用于自热食品。有一些公司在销售使用这种加热方法的烹饪套件。
公元前 80 年，罗马将军塞多留部署了令人窒息的苛性石灰云来击败西班牙的 Characitani，后者在人迹罕至的洞穴中避难。公元 178 年，中国使用类似的粉尘来平息农民武装起义，他们用装有风箱的石灰战车将氧化钙粉末吹向人群。
氧化钙被认为是希腊火的组成成分。氧化钙遇水会产生 150 °C（302 °F）的高温，并点燃燃料。
大卫·休谟在他的《英格兰史》中叙述了亨利三世统治初期，英国海军用生石灰使敌方舰队失明，摧毁了一支入侵的法国舰队。生石灰可能已用于中世纪的海战。
氧化鈣 危险性
由于氧化钙与水剧烈反应，当吸入或接触潮湿的皮肤或眼睛时，会引起严重的刺激。吸入氧化钙可能导致咳嗽、打喷嚏和呼吸困难，然后可能会演变成烧伤，伴有鼻穿孔、腹痛、恶心和呕吐。虽然氧化钙不被认为是火灾隐患，但它与水的反应会释放足够的热量，足以点燃可燃物。
氧化鈣 天然存在
氧化钙天然存在于生石灰矿中，不过它在湿气下不稳定，会迅速变成熟石灰（氫氧化鈣，化學式Ca(OH)2，俗稱羟钙石）。
临沧市
臨滄市，旧称缅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雲南省下轄的地級市，位於雲南省西南部，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西北接保山市，东北界大理州，东南邻普洱市，西南与缅甸接壤。地处横断山脉西段，邦马山、大雪山延绵市境，罗扎河、小黑江、南定河等流经。全市面积23,621平方千米，2020年总人口225.80万，市人民政府驻临翔区。
临沧市 建制沿革
秦代今境属哀牢国地。西汉元封二年（前110年）置益州郡，今境属之。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归附汉朝，设哀牢县、博南县，又析益州郡西置澜沧郡，后改永昌郡，治不韦县（今保山市境）。三国蜀汉建兴三年（225年）置永寿县、雍乡县，属永昌郡。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永昌郡治迁永寿县（今耿马县境）。东晋咸康八年（342年）废永昌郡。南朝齐复置，隋代再废。
临沧市 建制沿革
唐麟德元年（664年），设姚州（今姚安县），隶剑南道。南诏时期，属永昌节度（治永昌城，今保山市隆阳区），设拓南城（今永德县永康镇）。大理国前期仍属永昌节度，后期改为永昌府，拓南城改为镇康城。元宪宗七年（1257年）改永昌府置永昌千户。至元十一年（1274年）改永昌千户置永昌州，属大理路。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镇康路安抚司。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永昌州为永昌府；镇康路安抚司改为宣抚司，并置镇康路军民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撤镇康路安抚司并入大理金齿宣慰司。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立孟定路（治今耿马县孟定镇）。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置孟定路军民总管府。泰定三年（1326年）析孟定路东南置谋粘路（今耿马县境），属大理金齿宣慰司。泰定四年（1327年）置顺宁府（治今凤庆县），属大理路。天历元年（1328年）设宝通州、庆甸县（今凤庆县）及大侯长官司（今云县），隶顺宁府。
临沧市 建制沿革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废谋粘路，降顺宁府为顺宁州，省宝通州入顺宁州，并改镇康路置镇康府，改孟定路为孟定府，隶属云南布政司。洪武十七年（1384年），镇康府降为镇康州，寻废，划归湾甸御夷州；顺宁州复升为顺宁府。宣德五年（1430年）设勐缅长官司（今临沧城区），属景东府，后直属云南布政司。万历十三年（1585年）置耿马安抚司（今耿马县），旋升宣抚司，属永昌府。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勐缅长官司改为勐缅土巡检，属顺宁府。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顺宁府改土归流，隶金腾道，改大侯州为云州，属顺宁府。
临沧市 建制沿革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湾甸御夷州改属永昌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耿马安抚司升宣抚司，直隶云南布政司，羁糜于永昌府。乾隆十二年（1747年），勐缅长官司改土归流，置缅宁厅。乾隆十四年（1749年），移顺宁右甸通判于缅宁厅，属迤西道。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耿马宣抚司改属顺宁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置顺宁县，为迤西道顺宁府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在《中英续议滇缅条约》中，把果敢划归英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英第一次勘界，划定以勐英（南伞）为中国耿马与英属缅甸麻栗坝的交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镇康州改土归流。宣统元年（1909年）改镇康州置永康州（治今永德县东北永康镇）。
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厅、州，改顺宁府为顺宁县，改缅宁厅为缅宁县，改永康州为永康县，改云州为云县，各县分属滇南道、滇西道。次年因永康县名与浙江永康县同名，改永康县为镇康县；滇南道改名普洱道；滇西道改名腾越道。1929年废道制；同年由澜沧、缅宁二县析置双江县，治勐勐。1937年由澜沧县析置沧源设治局，治勐董。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顺宁县析置耿马设治局；置云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署驻顺宁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置第九行政督察区，专署驻缅宁县；顺宁县改属第十一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置缅宁专区，专署驻缅宁县，辖缅宁、镇康、双江等县；并置沧源县、耿马县。1954年，缅宁专区更名临沧专区，缅宁县更名临沧县。1956年，大理专区的云县、凤庆（1954年由顺宁县更名）二县划归临沧专区。1963年，镇康县治迁至凤尾坝（今凤尾镇），析镇康县东部设永德县，驻德党镇；撤销沧源县，改设沧源佤族自治县；撤销耿马县，改设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1970年临沧专区改称临沧地区。1985年，撤销双江县，改设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2003年12月26日，國務院批准撤銷臨滄地區、临沧县，設立地級临沧市；临沧县改置临翔区。2004年11月11日，臨滄市正式掛牌成立。
临沧市 地理
地处横断山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17.2℃，年均降水1161.8毫米。
临沧市 政治
临沧市下辖1个市辖区、4个县、3个自治县。
临沧市 人口
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数为224.0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7千人，增幅0.31%；2022年末全市出生率为8.09‰，死亡率为8.23‰，自然增长率为-0.13‰；2022年末全市城镇化率为36.46%，比2021年提高0.4个百分点。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2,257,991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429,497人相比，十年共减少了171,506人，下降7.06%，年平均增长率为-0.73%。其中，男性人口为1,181,240人，占总人口的52.31%；女性人口为1,076,751人，占总人口的47.69%。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9.7。0－14岁的人口为457,185人，占总人口的20.25%；15－59岁的人口为1,462,720人，占总人口的64.78%；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338,086人，占总人口的14.97%，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36,911人，占总人口的10.49%。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92,078人，占总人口的35.0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465,913人，占总人口的64.92%。
临沧市 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394,881人，占61.78%；各少数民族人口为863,110人，占38.22%。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128,781人，下降8.45%，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94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42,725人，下降4.72%，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94个百分点。其中，彝族人口减少16,412人，下降4.61%，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39个百分点；佤族人口减少20,712人，下降8.81%，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18个百分点；傣族人口减少2,230人，下降1.95%，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26个百分点；拉祜族人口减少3,047人，下降3.55%，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13个百分点。
临沧市 经济
2012年临沧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352.98亿元，比2011年增长1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7.64亿元，增长7.3%；第二产业增加值150.55亿元，增长26.3%；第三产业增加值94.78亿元，增长14.5%。非公经济创造增加值138.08亿元，增长17.5％，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9.1％，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51.08亿元，增长33.9%。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22亿元，比上年增长41.3%；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60.62亿元，增长24.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8元，比上年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98元,比上年增长1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2012年末全市就业人员150.8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0.02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2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85%。
临沧市 经济
2012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112.53亿元，比上年增长27.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5%。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0.9%; 股份制企业增长36.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6.6%；私营企业增长46.7%。轻工业增长35.3%，重工业增长11.4%。
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产品加工业实现增加值24.95亿元，增长31.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实现增加值9.27亿元，增长40%；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增加值3.45亿元，增长46.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15亿元，增长1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实现增加值1.88亿元，增长86.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实现增加值1.33亿元，增长53.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实现增加值33.04亿元，增长2.3%。
2012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347.06亿元，比上年增加 46.64亿元。其中，单位存款156.05亿元，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83.16亿元，比上年增加34.71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269.0亿元，比年增加51.26亿元。其中短贷款76.55亿元，比上年增加21.13亿元，中长期贷款192.44亿元，比上年增加30.17亿元。
临沧市 社会
2012年末有8.98万名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64亿元，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35亿元。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2.54万人，医疗保险基金收入2.6亿元，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52亿元，参加生育保险职工9.06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7.8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职工10.34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119.3万人，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3.6万人。2012年末拥有收养性福利机构28个。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5.32万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1.19万元。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39.14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4.1万元。
临沧市 交通
臨滄市公路發達，是與東南亞毗鄰國家開展内陸邊境貿易的主要通道。
大临铁路在临沧市内设临沧站、云县站两个客运站，于2020年12月30日通车。
临沧市 文化
下辖的云县，就是台湾著名布袋戏《云州大儒侠》中，正派主角史艳文家乡，即是当时的云州。
藍色
蓝色是一种颜色，它是红绿蓝光的三原色中的其中一元，在这三种原色中它的波长最短（约440-470纳米）。在傳統加色法上，藍色也被認為是三原色之一。
由于空气中灰尘对日光的瑞利散射，晴天的天空是蓝色的。由于水分子中的氢-氧键对约750纳米的光的吸收，大量的水集中在一起呈蓝色，由于氘-氧键吸收波长比较长的光（约950纳米），因此重水是无色的。
蓝色在传统的RYB颜色模型中的互补色是橘色。
藍色 音乐
在音樂中藍色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名稱。許多樂隊和歌名以藍色命名。此外有两種由美國起源的音樂，一個稱為（Blues），另一個被稱作（R&B）。
藍色 用途和象征意义
在性別角色裡，古代西方紅色或粉紅色一般是男性的颜色，女性則是藍色或淺藍色，傳統東方紅色或白色一般是男性的颜色，女性則是綠色或黃色，現代則一般多以藍色或淺藍色作為男性的颜色，女性則是紅色或粉紅色，这个习惯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的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有些情況下會以黑色、綠色或棕色來代表男性。至於淺藍色則常和男嬰聯繫在一起，因在傳統上西方父母往往會為男嬰穿上淺藍色的衣服。最主要原因是以冷色調的藍色中和男性的紅色體質，增加其穩重和克制；以暖色調的紅色中和女性的藍色體質，增加其勇氣與積極性。而在某些國家則以直觀方式分類，譬如日本，男性顏色包括藍色，天藍色，靛藍色；女性顏色包括，粉紅色，红色，桃色；中性顏色兩者兼用的是：白色，黑色，黃色，綠色，紫色，橙色等等。
凤山镇 (凤庆县)
凤山镇是中国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下辖的一个镇，为凤庆县城所在。
凤山镇 (凤庆县) 行政区划
凤山镇下辖以下地区：
龙泉社区、​凤山社区、​文明社区、​东城社区、​水箐村、​安石村、​董扁村、​青树村、​落星村、​上寨村、​东山村、​麦地村、​后山村、​红塘村、​象塘村、​前锋村、​大有村、​等上村、​京竹林村、​金平村、​平村和​清水河村。
平村
平村，中國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下轄的一个行政村。當地與景谷縣的民樂村曾經有邊界糾紛。1983年，雲南省人民政府出面調解。
劉克襄
劉克襄（1957年1月8日—），本名劉資愧，臺灣臺中市烏日區人，台灣詩人、作家、自然觀察解說員，曾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劉克襄從事自然觀察、歷史旅行與舊路探勘十餘年，外號「鳥人」。 至今出版詩、散文、長篇小說、繪本和攝影作品二十餘部。
劉克襄 生平
劉克襄1957年生於台中，畢業於台中一中、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
劉克襄的文學由詩作起步，就讀文化大學期間，對於自然草木藥草產生興致，並且加入「華岡詩社」開始寫作。第一篇見報作品〈髮散〉刊登於聯合報副刊，此時他的作品深受蓋瑞．史耐德翻譯的《寒山詩集》影響，就讀文化大學期間，他也以本名劉資愧自費出版詩集《河下游》（1978年出版），但一星期後即自行毀棄。隨後他便加入聯合報副刊實習，開始了近三十年的副刊編輯生涯。
1979年入伍，服役於海軍軍艦，並開始對鳥類萌生興趣，退伍後便開始撰寫鳥類相關文章，也加入了台中野鳥保育協會，經常至各地進行自然觀察活動。1982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旅次札記》，開始在自然寫作展露頭角。隨後陸續出版生態報導文學《旅鳥的驛站——淡水河下游的四季觀察》（1984），而政治詩集《漂鳥的故鄉》（1984）更因批判政治反映社會現實，一度掀起「劉克襄旋風」。
劉克襄 生平
1985年起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1988年任職在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策劃「探險家在台灣」專題，後出版詩集《小鼯鼠的看法》（1988） ，開啟具有深度歷史感的自然志書寫《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840-1912）、《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1860-1880）》。1991年出版台灣第一部動物小說《風鳥皮諾查》，1993年出版第一部有關海洋生物的小說創作《座頭鯨赫連麼麼》。1995年將「城市荒野」的概念結合自然踏查的經驗，出版《小綠山之歌》、《小綠山之舞》、《小綠山之精靈》三部曲。1996年起開始嘗試面向兒童與青少年的創作，如繪本創作《鯨魚不需快樂時》、《不需要名字的水鳥》、《豆鼠私生活》（1996），奇幻小說三部曲《扁豆森林》、《小島飛行》、《草原鬼雨》（1997），介紹常見鳥類習性和行為的青少年著作《望遠鏡裡的精靈》（1997），《少年綠皮書：我們的島嶼旅行作者》（2003）。2000年起出版與旅遊相關的文學《北台灣自然旅遊指南》（2000）、《迷路一天，在小鎮》（2002）、《11元的鐵道旅行》（2009）等。
劉克襄 經歷
曾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健行科技大學擔任駐校作家（2007年3月—6月）、《台灣日報》副刊編輯、《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編輯、《中國時報》副刊編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撰述委員、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執行副主任。。
劉克襄 獲獎
劉克襄獲獎無數，曾獲笠詩社二十年新人獎、台灣詩獎、時報文學獎、中外文學現代詩獎、吳三連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台灣自然保育獎、明日報十大本土書獎、開卷最佳青少年圖書獎、第二十一屆吳魯芹散文獎、第五屆台中文學貢獻獎。
劉克襄 爭議
2014年7月14日，超商7-11傳出將於離島蘭嶼開店，劉克襄說，此舉可能會打垮當地許多特色小店，甚至衝擊蘭嶼人核心的生活價值，成為繼核廢料後，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對於劉克襄的批評言論，當地民眾表示：「台灣人為什麼不關心核廢料遷出蘭嶼的公共議題，反而擔心這種民生小問題？台灣人是不是生病了？」並且當地民意代表及民眾均表示，該店鋪之設立目地為便利遊客之購物需求，不認為一家7-11會改變島上居民的購物習慣。當地達悟族年輕人說，上山種芋頭、出海捉飛魚，是蘭嶼人長久以來生活秩序，不會因小7改變，「只會去蘭嶼旅遊付錢，就自以為很了解蘭嶼，反小7的外地人根本神經病」。
劉克襄 爭議
2016年3月，投書媒體「台中人的早餐在哪」一文，批評台中早餐文化貧弱，不及南部及一些濱海城市，引起眾多台中人不滿。台中市長林佳龍在臉書上分享早餐地圖，並驕傲表示：「台中人的早餐在哪裡？底家啦！」力挺在地美食。台中市政府專門委員陳文信透過臉書回應：「身為台中人的作家，竟然不知道台中的早餐在哪裡，還說台中飲食文化貧弱？劉桑，我才來一年，就可以畫給你看了耶。」並隨文附上詳細的手繪早餐地圖。但劉克襄本人澄清他所強調的並非台中早餐文化貧弱，而是台中早餐的文化特色並期望這個喪失生活論述許久的城市，能夠從一日之初的飲食，定位我城的特質。
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饑荒、中國大饑荒、三年自然災害，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59年—1961年间因為三面紅旗運動而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三年大饥荒類似於1932年蘇聯大饑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政策失當、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度弊病、中國外交困難等。
三年困难时期 名称
对于1959年—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中国官方对此有“三年自然灾害”、“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等宣傳法，還有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等称法。
1962年初，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論點。但此举引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并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人為因素正式被指為大部分的主要原因，不過仍偶爾會有一筆提到自然災害。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並將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三年困难时期 名称
学术界称法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中国大饥荒”、“中国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饑荒”、“毛氏大饥荒”等。而事实上，大饥荒所發生的時期有不同說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賈斯柏·貝克、巴兹尔·阿什顿、文貫中、楊繼繩、馮客、周遜等人的著作均採用1958年—1962年，还有一些外國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查到是从1958年开始的。另外因為同時期的降雨與天候分析，國家氣象局預報皆沒有大幅波動，因此自然災害論則在除中國官方機構以外，各界幾乎不會使用此說法。
三年困难时期 历史背景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三年困难时期 历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祸根。
三年困难时期 历史背景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三年困难时期 历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香菸不虞匱乏而批示「特需供應」的報告，依官員級別滿足所需，造成特權供應。1960年7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报告内容并发至中央各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单位，决定对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保证肉、白糖、甲级烟、鸡蛋的供应。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的《报告》至全国各地区，改用了“特需供应”一词，并指示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建立起各地统一的副食品特需供应标准。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其妻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黃豆。
三年困难时期 历史背景
此外，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历史学家王曾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时称，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學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裏就生气，而“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1959年毛泽东生日准备了六道菜，有奶汤鱼头、扒羊肉、小干鱼等；而对于1960年毛泽东生日当天的饮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描述。据中共官方出版的文献记录，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卫士张景芳回忆三年困难时期陪毛泽东吃饭的情况：有一次吃海参，毛看他不吃便给他夹，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撿起來吃掉，还有一次毛泽东提出要求不再吃肉，在与汪东兴谈话达成妥协后改为“两个纯素菜，两个青菜里适当放些肉”。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1961年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计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也有报道指，毛泽东在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比其他中国人好，此外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泽东以及其他官员建造行宫，包括1958年起兴建的湖北武汉东湖“梅岭一号”、1959年起兴建的上海西郊宾馆、1960年起兴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1961年兴建的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等等。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陸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此后，中情局在1962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全國人口普查。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此外，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讲课时称，他当时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统计得出死亡几千万，报告送交毛泽东、周恩来，周要求他们销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官方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提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其它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也均有承认大规模人口饿死的历史事实。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自1980年代起，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大多在1500萬到5500萬之間，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農村的农民；中国大陆学者亦有数百万死亡人数的估计。按死亡人数而论，此次饥荒被广泛视为是人类历史或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严重的饥荒。此外，1964年7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共产中国的国内危机：至1964年》情报文件第82页中称，毛泽东本人认为，1960-1961年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公安部人口学专家王维志自1961-1962年起通过研究调查，认为在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300万－3500万。1999年英文版《共產主義黑皮書》稱之為“史上最大饑荒”，约3000万人因此死亡。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举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造成了1959-1962年间约有2000万人饿死、1959-1961年间中国饥荒造成1500万–3000万人死亡。下表展示已公开的研究数据或档案数据。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買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大跃进期间周游中国后报道称“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谎言”。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102。其中仅乐山专区1958-1961年人口即减少55万，南充专区人口减少36.5万；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安徽：當時安徽副省長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原安徽省亳县人大、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回忆称：“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研究人员指出，大饥荒时期中国大陆还有大量人口死于酷刑、迫害、处决、人吃人等暴力行为。香港大學教授冯客在《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中认为，从中国近年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至少250万人因此丧生。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认为，对于当年被基层干部打死、迫害死的人数，虽然已经无法统计，但是从一些零星资料中可以推算“这类非正常死亡者数以万计，甚至于数以十万计。死于这种情况的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也有少数基层干部。”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於是各個農村的公共食堂糧食短缺，導致了嚴重的饑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遜（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饑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饿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裡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裡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巴中市通江县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甘肃：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此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中国调查时，曾获得关于临夏地区人吃人的官方内部调查资料。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佈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調查文件，根據該文件，臨夏以及和政兩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殺死後吃掉。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安徽：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當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吃人事件）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 其中，安徽省亳县每个公社都发生了人吃人，据原安徽省亳县人大、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回忆：“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
贵州：于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回忆表示他曾在1961年“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据湄潭县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9年至1960年5月，“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1964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第81-82页提到，1960年10月、11月，在数个灾情严重的省份突然出现大规模异议事件，尤其是山东和河南，其中河南的民众暴动尤为严重、波及全省，许多军队组织亦加入了起义，瘫痪了地方政权并处决共产党干部。该中情局报告提到，林彪在1961年1月曾警告当年可能出现更多类似政治事件并要求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军队受控，而该报告进一步指出：
中国东部和北部受灾地区严重食物短缺所造成的饥荒，是导致民众暴动的基本原因。尽管共产中国的领导人极力否认饥荒发生，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如水肿和肝炎）大范围爆发，造成死亡率激增。西藏文件显示，1960-1961年冬季，中国第一军百分之十的军人有家属“非正常死亡”，佐证了周恩来于二月份所述的“生存条件艰难”。 此外，毛泽东本人认为（1961年10月在与伯纳德·蒙哥马利谈论共产中国人口问题时，无意中谈到），1960-1961年共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确保解放军的效忠，中共领导人迅速增加了军队的物资配给，提高了军人及家属的医疗待遇，并在全军上下展开异议调查、进行高强度思想训诫。
1958年12月，廣東省崖縣（現屬海南）發生暴亂，參加者近3000人，殺死水庫工地主任等4人。暴亂平息後，有105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
1958年，福建省建甌縣躍進公社組織200餘人燒炭、挖礦、煉鐵，工人吃睡在山上。有不滿者利用原來的刀會，組織「順天會保民軍」，殺死鄉長及其兄弟2人。
1960年3月21日，山東益都縣「紅槍會」發起暴亂，打死幹部1人，打傷7人。事後發生了大量捕人的情况，僅第一季度共捕2048人。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陽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在文革後被平反。
河南省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1961年1月，河北省永年縣以曹某為首，串連糾合八個村的「還鄉道」、「梅花拳」、「黄沙會」等道徒，企图砸搶糧庫，進行暴亂。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农村有人饿死，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为“超英赶美”，出现了“大炼钢铁”运动和“浮夸风”。大炼鋼鐵浪费了大量人力，至1958年底投入炼钢的农村劳动力达到9千万人，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省《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此外，1958年全国一度有超6千万农业劳动力被投入进行各类“小、土、群”工业生产，当时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水利化运动或“水利大跃进”，大量兴修水库，导致农业劳动力匮乏、粮食歉收，加重了大饥荒；譬如江苏省一度有约690万人在参与兴修水利（占全省劳动力总数43%），安徽省则有超500万民工被派上了水利工地，而山东省1959年秋冬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间农业生产“放卫星”，夸大、虚报粮食产量，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亦造成了负面影响。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八字方针”，标志着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进行调整。
1958年8月，在毛泽东的肯定下，中国大陆农村地区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形成人民公社。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截至1958年年底，中国大陆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全国99%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公社。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早期的人民公社推行“公共食堂”制度，至1958年秋有超过265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许多公社不再把口粮分配到户，而至1958年底全国公共食堂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公共食堂中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且农民无法自由退出食堂，出现过度消耗和粮食浪费，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调整，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也导致了人民生产积极性低。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扩充版本的《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运动”正式兴起后，1956年包括朱洗在内的一批生物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起作用；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提出“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并断定“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大跃进初期，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1958年3月-5月间，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据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一说约21.1亿），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饥荒問題。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这些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的看法，两天后获得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严重夸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經濟學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饥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畫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最终，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中共党營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糧食減產，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在中国这场19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很少剩余。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國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由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饑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的“糧食戰爭”。
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成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国大陆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时任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于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此外，据解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