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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係
自1992年以來，無國界記者組織一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歐洲委員會具有諮詢地位。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本要與無國界記者合辦「網路自由日」，但最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緊急撤回合作關係；理由是「無國界記者在教科文組織沒有得到通知的情形下，散布了有關教科文組織一些成員國的資料；而教科文組織也不會認可這行為」，以及「放置教科文組織標識的方式意指本組織支持其所提供資訊」。而無國界記者在一份新聞稿中回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撤回了對此次活動的支持，因為非政府組織發布的網路敵人名單中的一些國家已直接施加壓力以實現這一目標。」
无国界记者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係
2012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舉行了第189屆會議，據報告說明：「委内瑞拉在秘鲁的附议下要求将记者无国界组织从被接纳为享有协作地位的组织的名单中去掉，理由是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方法与教科文组织在新闻领域的价值观不一致。委员会赞成这一要求，因此记者无国界组织将继续与教科文组织保持享有咨询地位的正式伙伴关系。」。同年3月13日，無國界記者組織否認有報導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該會議中因無國界記者組織「缺乏道德」而將之「排除在外」，該組織批評一些媒體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媒體散發了這種虛假報導，且沒有嘗試過進行任何事實核實。
夏慤花園
夏慤花園（英語：；第一代英語：）是香港的一座公園，位於香港島金鐘，在金鐘道以北，夏慤道以南，香港警察總部以西，統一中心以東；夏慤花園的西北面為政府總部。
夏慤花園 歷史
夏慤花園前身為由駐港英軍設立的威靈頓軍營及海軍船塢的一部份。威靈頓軍營於1970年代初期關閉後，遺址就成為香港地鐵金鐘站的地盤，僅留下位於金鐘道及樂禮道交界的新樂禮大廈。新樂禮大廈於1992年被拆卸，整座遺址於1995年闢作夏慤花園，是為第一代花園。
為了配合港鐵南港島綫和沙田至中環綫興建工程，夏慤花園於2011年6月關閉。相關鐵路工程完成後，花園被重新設計為融合港鐵通風大樓及金鐘站出入口的平台花園。總面績達13,500平方米、綠化面積達50%。公園中央會添置鐘樓，成為中區的新地標，而早前工地發現的29件19世紀中期殘存海堤遺跡，亦會融入園景設計。公園亦會設綠化階梯座位、公共洗手間等。
重置工程在2017年12月底大致完成，2018年1月港鐵與康文署展開驗收程序，並於同年4月16日重開供市民使用。
夏慤花園 公共交通
夏慤花園設有行人隧道通往港鐵金鐘站及太古廣場，亦有行人天橋接連金鐘廊商場。
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50年之间，在中華民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陝西省北部、甘肅省和寧夏省的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國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50年1月改组为西北军政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34年11月，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改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后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将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及三边特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同时成立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两省及3个特区的工作。193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移驻瓦窑堡。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移驻保安县。1936年7月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题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文章。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未改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1936年11月3日，固北县成立。固北县包括豫旺的毛居井、梨花嘴，固原的庙儿庄、赤到铺，直属陕甘宁省委领导。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进驻延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完成抗战之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1937年5月1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并于同日召开了特委第一次委员会。1937年5月15日，陕甘宁特委进行了改选，选举出正式执委17人，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37年7月17日，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会议。国民党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代表，共产党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代表。会上，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陕甘省委改为庆环分区党委，省政府改为庆环专署。庆环分区辖曲子、环县、华池、固北4县。同时在统战区成立陇东特委（对外称陕甘宁边区驻陇东办事处），直属中央管辖。特区辖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固原5县及西峰、驿马关两个工委。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西北办事处改为中華民國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包括特区）也一律更名为抗日民主政府。边区是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1937年9月12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重新划分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的命令，决定取消陕北东西两分区，所属各县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关中及陕甘宁分区（即庆环分区）与神府县政府仍旧不变。县制的划分：甘泉、鄜州、红宜等3县现区划不变；延安、安塞、安定④、保安（即志丹）、靖边、延川、延长等县照国民党时的旧县制不变；子长、新城、延水等3县分别合并于上述各县；取消陕甘宁之赤安县，依旧县界划归保安、环县管辖，其另一部划归华池县。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首府设在延安。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确定陕甘宁边区管辖18个县：陕西的肤施、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定边、靖边、淳化、栒邑、神府，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的盐池，首府延安。1937年10月15日前，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受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任命马南凤为市长，刘护贫为延安市公安局局长。1937年11月1日 边区政府发出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鄜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8县已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各县保安队禁止调往它处。1937年11月9日 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将盐池、定边、靖边等3县划为独立的三边分区，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1937年11月10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统一各级政府名称的通令》，陕甘宁边区政府改名为陕甘宁特区政府。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签呈的文件，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除上述18个县外，又增加清涧、米脂、绥德、吴堡、葭县。至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23县。后来蒋介石指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陇东的镇原、环县、豫旺3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及八路军募补区共计26县：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吴堡、神府、子长、安塞、靖边、定边、志丹、甘泉、鄜县、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豫旺、盐池。此时，陕甘宁边区总面积129,603平方公里，人口200万。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38年7月24日边区政府举行主席团会议，就改变政府机关“头重脚轻”的现象决定，分区专署、县政府、区公署分别实行与所在县、区、乡之政府合署办公。
1939年2月12日边区政府呈请国民政府鉴核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请求将边区现在实际管辖的肤施、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及神木、府谷之一部分予以备案，并请将早已划归八路军河防部队驻守，且与边区有历史联系的清涧、米脂、吴堡、绥德，葭县等5县划归边区管理。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西起豫旺东至黄河被重重封锁包围，被侵占豫旺全县及镇原、宁县、正宁、栒邑、淳化5座县城，以及边境大小村镇数千处，共计土地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50万。陕甘宁边区剩下20个县，面积99,000平方公里，人口148万。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0年1月29日 边区政府举行第二十次政府委员会议，决定将庆阳、合水、镇原等3县收归边区管辖，成立陇东分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上述3县及宁县。2月10日 陇东分区行政专员公署正式成立。1940年2月11日 边区政府分别函告陇东分区专员和庆环分区专员：为加强陇东、庆环两分区之领导，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共同决定，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管理陇东，庆环两分区大政问题。并在该委员会下分别设立陇东、庆环两分区之军政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该分区大政问题。1940年3月建立绥德分区。1940年7月11日，根据边区政府第32次委员会的决定，将庆环与陇东两分区合并，仍称陇东分区。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施行政管理方便起见，将边区调整为30个县（市），即：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0年5月6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为提高各分区专员公署领导工作效率，决定各分区专署兼各该所驻县之县政府，即三边分区专署兼定边县县政府；关中分区专署兼新正县县政府；庆环分区专署兼庆阳县县政府。确定上述各县府原设之各科亦为专署之各科，取消给各专署委派特派员的制度。1940年12月16日边区政府举行第四十二次政府委员会议，通过决议，延安市区划为东至桥儿沟，北至杨家湾中央医院，西至裴庄侯家沟门，南至阳马家沟、背马家沟。1941年3月26日民政厅训令各县重新勘划区乡行政区域并绘制地图。规定按人口和地域将区、乡分别划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划分标准为：甲等乡面积纵横不超过10里，人口至多1500人，至少1000人；乙等乡面积纵横不超过20里，人口不超过1000人；丙等乡面积纵横不超过30里，人口至少150人；甲等区须辖5至8个乡；乙等区辖5至6个乡；丙等区辖4至5个乡。1941年12月2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建制。共二十八个县市：延安市、延安县、延长县、甘泉县、安塞县、志丹县、鄜县、固临县、延川县、清涧县、葭县、安定县、靖边县、神府县、新正县、新宁县、赤水县、淳耀县、定边县、吴堡县、盐池县、庆阳县、合水县、镇原县（孟坝）、曲子县、华池县、环县、米脂县。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1年11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多次搞磨擦，重兵侵犯边区，边府辖区曾经失去了陇东与关中等边境地区一部分土地。为了领导方便，又将边区的县（市）作了调整，调整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仍辖30个县（市），266个区，1549个乡：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2年1月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行政分区辖县须在2个以上；专员公署与中心县府同驻一地的，专员兼任所驻县之县长，专署与县府实行合署办公，但职权与文件应明确划分；合署办公之县府各科室分别合并于专署相对应的科室。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各区所辖面积至多不得超过纵横百里，辖乡3至5个。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条例》对乡市政府管辖区域的等级划分及区划设置等也作了规定。1942年1月6日，边区政府发布通令，为健全各级行政组织，加强区划的管理，依据人口、富力、自然环境及政治环境等条件与标准，将分区至乡之各级行政区划分别规定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具体规定绥德、陇东专署为甲等专署，关中专署为乙等专署，三边专署为丙等专署。县级规定为，人口在8万以上者为甲等县，计有绥德、清涧、延安、延川、庆阳、定边等6县；人口在4万以上者为乙等县，计有鄜县、靖边、安塞、环县、曲子、新宁、镇原、合水、吴堡、淳耀、延长、安定、志丹、延安市等14县1市；人口在4万以下者为丙等县，计有新正、固临、甘泉、盐池、华池、赤水、同宜耀等7县。区公署等级：人口在7000以上者为甲等区，人口在4000以上者为乙等区，人口在4000以下者为丙等区。乡政府等级；甲等乡，人口至多不逾1500人，面积纵横不逾10里；乙等乡，人口至多不逾1000，面积纵横不逾20里；丙等乡，人口至多不逾1000，面积纵横不逾30里。并附发了各级行政组织编制表。1942年2月28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为纪念革命先烈谢子长同志宣布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决定在该县建立子长墓，以彰忠烈而励来兹。1942年6月16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在华池、定边、靖边、志丹四县交界地区划一新县，命名为吴旗县。该县归三边分区管辖。定边县将罗澜、黄砭两个区划归吴旗县。1942年8月29日，边区政府任命高象贤为新划之鄜西县县长，并令其会同鄜县县长和合水县县长共同勘划县界，成立县政府，启印视事。1942年10月14日，边区政府举行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会议决定将原拟设的西川办事处更名为绥西办事处。1942年10月30日，边区政府举行第三十六次政务会议，划设延属分区，管辖延安等10县市；划鄜县归关中分区管辖；靖边县归三边分区管辖。1943年3月1日，边区政府举行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停止划设鄜西县。1943年10月15日，依据《简政实施纲要》中关于精简与健全乡（市）政权的精神，边区政府修正公布《检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九对前颁条例作了以下主要修正：（一）取消了甲、乙、丙三种乡（市）等级的划分；（二）明确规定了乡（市）政府七项任务；（三）乡（市）参议会闭会期间，乡（市）长负乡（市）行政最高责任；（四）取消了乡（市）政府各种委员会的设置。1943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从1944年1月1日起米脂、葭县两县政务委员会分别改为县政府，绥西办事处成立县政府，该县命名为子洲县。1944年5月9日边区政府举行第七十四次政务会议，成立南泥湾垦区政府，张仲翰为区长，杨正齐为副区长，直属延属专署领导。1944年11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第八十八次政务会议，为尊重回民风俗，确定在延安市划定回民区。1946年2月25日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争字第142号］，根据政务会议决定，为加强延安市工作，延安市政府改为直属边区政府领导。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是：
陕甘宁边区 历史
以上共33个县（市、区），216个区，1254个乡， 4852个行政村，18730个自然村，312987户，人口1595065人（男844361人，女750704人）。
1946年5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民字第20号］，根据边区三届参议会大会4月22日大会全体一致通过，接受安边县人民请求，准许加入陕甘宁边区。1946年5月30日，边区政府批答延属专署［批字第580号］，准予将延安县金盆区、固临县临镇区划入南泥湾垦区，成立等于县的垦区。1946年7月15日，边区政府批答延属专署［批字第590号］，准许划子长县为甲等县。1946年10月13日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发动横山起义，12月组成榆横行政区政务委员会，领导榆横地区的和平建设。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7年3月，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策划，并经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意并授权，之后命令胡宗南调集39个旅、23万多人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认定为非法，自行成立陕北行署。1947年3月13日，国军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同时胡宗南部分两路人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撤离延安，在陕北转战一年。国军于3月19日占领延安。1947年4月初，边区政府机关转移至安塞县白庙岔，6月11日转移至子洲县马蹄沟。1947年8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渡黄河到山西省兴县，与晋绥解放区领导商讨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1947年10月21日，边区政府在山西兴县沙原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传达陕甘宁、晋绥两边区联席会议精神：关于政权机关的统一问题，会议确定仍叫“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绥行署”，待将来形势发展了，再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1947年10月24日，边区政府迁到绥德雷家沟。1948年2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前委、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吴堡之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2月25日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合并，赴晋察冀解放区，5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合并。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8年2月25日，成立黄龙分区，辖韩城、合阳、澄城、宜君、黄陵、洛川、宜川、黄龙八个县。至此边区已有延属、关中、绥德、三边、陇东、黄龙六个分区。1948年3月24日，西野二纵攻占韩城。27日攻占澄城。4月4日西野攻占合阳县城。1948年4月11日，三边分区地方部队解放了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惠安堡；同日绥德分区地方兵团挺进绥远南部，攻克准格尔旗王府所在地旗山。1948年4月17日，西府战役开始，一纵攻占栒邑。1948年4月18日，二纵及四纵一部，占领永寿县城。1948年4月19日，一纵攻克邠县县城。1948年4月21日，六纵解放陕甘两省交界处之长武县城、一纵攻占麟游。4月21日晚，延安守军弃城南逃。1948年4月22日解放延安。中共延属地委、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机关、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民主政府日延办公。4月22日，六纵解放甘肃之灵台县城，二纵及四纵一部解放扶风。1948年4月23日，一纵解放西府首府凤翔县城。4月23日，西府分区建立，辖邠县、长武、永寿、乾县、醴泉、麟游、灵台七个县。陕甘宁边区发展为7个分区，54个县（市）。1948年4月24日，左路兵团（二纵及四纵一部）攻克郿县、岐山县城。1948年4月25日，洛川守军随延安守军南逃，西野三纵解放洛川。1948年4月26日，攻克宝鸡，28日主动撤离。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确定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
1948年5月20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决定取消中宜县制，该县原辖之老区仍划归关中分区管辖，新解放的区域归黄龙分区的黄陵、宜君两县分别管辖。1948年5月21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为纪念黄帝，保存名胜古迹，决定将中部县改名为黄陵县。1948年7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将固临县及南泥湾垦区合并，改称临镇县。1948年8月8日，发起澄合战役。8月9日收复合阳县城。8月10日收复澄城县城。1948年10月6日～7日再克澄城、合阳。10月6日黄龙分区警备第四旅收复白水县城。1948年10月6日解放朝邑县城。7日解放平民县城。1948年10月17日国军再占澄城、合阳。1948年11月16日收复澄城县城。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9年1月15日，边区政府举行第22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成立榆林分区的决议，划原属晋绥行署管辖的神木、府谷、神府及绥德分区之横山、镇川5县为榆林分区管辖。1949年2月8日，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及晋绥行署代表举行联席会议，17日会议闭幕。通过决议，接受晋绥行署及晋绥临时参议会常驻会的请求，将晋绥行署划分为晋南、晋西北两个行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1949年2月21日， 为了加强边区政府组织机构、人事配备及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边区，边区政府发布通令［通字第12号］，通令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暨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接受晋绥行署暨临时参议会常驻会关于将晋绥行署划分为晋南、晋西北两个行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3月14日，晋西北、晋南两行署正式成立。
陕甘宁边区 历史
晋西北行署，全区面积45700平方公里，人口213.98万人。管辖原晋绥边区之山西部分；绥远部分划归绥蒙解放区。辖有4个分区及两个直属县，共计23个县，即：
晋南行署，全区面积32600平方公里，人口263万余人。辖有3个分区及3个直属县（市），共计31个县（市），即：
1949年6月，边区政府由延安迁至西安。1949年11月24日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发出通令，陕南区自10月1日起奉令正式由华中区划归西北区，因此在行政领导上，应由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移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1949年7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成立甘肃行政公署，王世泰任主任。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市后，10月25日成立宁夏省人民政府，额济纳旗划由甘肃酒泉专区代管。宁夏省人民政府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1949年9月26日，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在西宁宣告成立，廖汉生任主任。该委员会暂行省人民政府职权，遵照中国共产党各项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总部“约法八章”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法令。
1949年12月西北全境解放，1949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而后又任命9名委员和1名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 历史
委员：王世泰、王子宜、王震、甘泗淇、白如冰、白海风、任谦、成柏仁、邢肇棠、吴鸿宾、屈武、马文瑞、马明方、马鸿宾、马矿务、茹欲立、孙殿才、许光达、张子芳、张仲良、张邦英、张宗逊、张德生、张凤翙、张稼夫、陶峙岳、喜饶嘉错(藏族)、杨子廉、杨明轩、杨得志、杨慎之、杨静仁、贾拓夫、赵寿山、邓宝珊、阎揆要、鲍尔汉(维吾尔族)、赛福鼎(维吾尔族)、韩兆鹗、韩练成、李志民、高桂滋、黄正清、达理扎雅（蒙古族）、廖汉生、潘自力、王恩茂、曾震五、韩有禄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
陕甘宁边区 历史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在西安就职，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结束。西北军政委员会是西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下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个省和西安市的人民政府。1953年1月27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西北行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随即撤销。1954年12月10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
陕甘宁边区 政治
1937年9月6日，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的边区政府。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上，通过了对林伯渠的任命：“军事委员会函：请委派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林祖涵即林伯渠。
1938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作出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并于9月公布了《省参议会临时组织条例》。与此相适应，边区政府于同年11月决定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由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出议长、副议长，政府主席、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陕甘宁边区 政治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的定义，政权结构为：(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实质是由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
陕甘宁边区 政治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开幕式。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会议还通过了多项于边区自治相关的法律文件。还有象征类似于宪法的宪制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
1939年2月6日，第一届经过民主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主要由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地区自治性宪制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陕甘宁边区 政治
自1937年5月起，边区开始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419。截止至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349。1937年12月，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1938年11月25日，边区政府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铲除和杜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稽查毒品和禁毒方面：尽管后世有研究称陕甘宁边区为缓解财政危机而种植罂粟，并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但在边区内部却严格执行禁毒措施。有1941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1月颁布《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和《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命令；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再申禁种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彻底铲除鸦片的快邮代电》《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修正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缉私工作的命令》；1945年5月1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严禁料面入境的命令》等。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主要领导：
陕甘宁边区 辖区、面积、人口
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民国26年（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肤施、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栒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其后，边区所辖县份多有调整。其中，为纪念中共领导人，保安县、安定县相继改名，并新置子洲县。因中共最终胜利，得以保留至今。
民國29年（1940年）7月，為行政管理方便，將邊區調整為30個縣（市）、266個區、1549個鄉：
民國33年（1944年）6月，邊區劃為5個分區，轄1市30縣214區1254鄉：
陕甘宁边区 辖区、面积、人口
民國35年（1946年）4月，邊區行政區劃為5個分區，33個縣（市、區），216個區，1254個鄉，4852個行政村，18730個自然村：
民國37年（1948年）4月，陝甘寧邊區劃分為7個分區、54個縣市：
民國38年（1949）由於解放區擴大，是年3月7日，陝甘寧邊區通令設立大荔、榆林兩分區，並調整黃龍、關中、西府、延屬分區部分行政區劃：
鄜縣劃歸黃龍分區管轄，富平、淳化縣劃歸關中分區管轄，同時撤銷淳耀縣併入耀縣，撤銷赤水縣併入淳化縣，將邠縣、栒邑縣劃歸西府分區管轄，將耀縣所屬之瑤衣區劃歸黃龍分區的宜君縣管轄，取消延安市設制。
陕甘宁边区 辖区、面积、人口
民國38年（1949）2月7日至15日，晉綏行署代表、晋南行政公署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陝甘寧邊區第三届參議會常駐委员会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員會聯席會議，会议决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政府合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晋绥行政公署撤销，原屬縣分別劃歸晉西北、晉南管轄，统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贺龙参加了联席会议，作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议确定本年基本任务是：全力支援解放大西北。2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赵秉彝为晋西北行署主任，秦仲方、乔钟灵为副主任。1949年6月2日晋南行署发布通令：奉边区政府令，决定将晋西北行署撤销，成立五寨中心专署，领导晋西北各专署县，中心专署受晋南行署直接领导。6月3日晋绥分局指示，晋南工委积极筹备西进南下工作，决定将工委所属三个地委和行署所属三个专署合并为晋南中心地委和中心专署，领导机构设在新绛县城，中心地委书记彭德，副书记贾启允，中心专署专员秦穆伯，副专员岳维藩。6月6日晋南专署成立，领导晋南二十九县，专署之下设五个中心县。1950年1月1日，撤销晋南行署，划归山西省人民政府管辖。
陕甘宁边区 辖区、面积、人口
1949年4月2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統計，陝甘寧邊區共有16個分區，107個縣市（陝甘寧53個，晉西北23個、晉南31個），701個區，6145個鄉，47308個自然村。
1949年5月，榆橫及關中地區先後攻下，陝甘寧邊區政府5月5日命令成立陝北行政公署，原延屬分區同時撤銷，陝北行署除領導綏德、榆林、三邊、黃龍4個分區外，並直接領導延安、延長、延川、安塞、子長、志丹、甘泉等7個縣。5月20日西安攻克，陝甘寧邊區決定，成立西安市人民政府和宝鸡市人民政府，直屬陝甘寧邊區。並成立寶雞、渭南、咸陽、邠縣、三原、商雒6個分區：
1949年7月26日西北局作出《关于甘肃干部配备及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7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的《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委。张德生任省委书记，孙作宾任省委副书记。同时还组成了甘肃行署和甘肃军区，王世泰兼任甘肃行署主任、甘肃军区司令员。按照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确定成立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岷县、临夏、会宁（1949年9月会宁地委易名为定西地委）、武威、酒泉九个分区地方委员会和兰州市委，对各地、市委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进行配备。
陕甘宁边区 经济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50%-85%）。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非生产人员增加，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18.86％。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
另一财政收入来源是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1940年税收196.4 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 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陕甘宁边区 经济
在财政政策上，第一，由于中共和边区政府对于1937年至1940年提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执行过于教条和机械，一味的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所发给八路军的每月60万军饷，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造成财政连年赤字。第二，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边区农业长期不能自给，抗战开始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但没有给政府增加多少财源。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据统计，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434人，资金52.3万余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万元，产品种类300个，产值仅有2万元。为了缓解财政的严重危机，1941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制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
陕甘宁边区 经济
税收是1941年后边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税收种类有：（一）农业税。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形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1941年至1945年农业税收入如下：1941年，20.1万余石；1942年，16.5万余石；1943年，18.4万余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4万石。（二）工商业税。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种类有：货物税种和营业税种两项，其中货物税分为：入境税、出境税、过境税、产销税；营业税分为：营业税、临贸税。（三）盐税。盐税征收始于1937年，随着边区盐务的发展，盐税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1937年至1945年盐税收入统计如下（以券币为单位）：1937年近0.2万元；1938年4.9万余元；1939年2.9万余元；1940年4.4万余元；1941年37.2万余元；1942年48.9 万余元； 1943 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四）公盐代金。公盐代金最初不是正式税种，而是临时捐，是让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盐代金始征于1941年。　　（五）牲畜买卖税和斗佣。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年收入数额是：1941 年45万元；1942年190万元；1943年4728万元；1944年约8000万至1亿万元。除以上五种税捐外，还有烟酒、羊税等。
陕甘宁边区 经济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前身是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曹菊如。1938年6月，边区银行发行了与法币等值的贰分、伍分、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共6种“光华商店代价券”（简称光华券）。1941年初又增发了面值为柒角伍分的光华券。到1941年2月18日止，光华券共计发行4387215元。1941年，中共就辖区的财政困难，调整政策，全面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自行发布货币——边币。此后又发行“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
。
陕甘宁边区 经济
1940年之前，边区因依靠外援影响，工业方面鲜有发展，1941年至1945年边区工业发展很快。其中公营工业发展最快，全边区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学工业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 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 家。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主要组成部分，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业发展也很快。民间纺织方面，全边区有纺妇13.3万余人，纺车12万余辆，1943年共纺纱83.5万余斤，给公营纺织厂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纱线原料。其它工业如煤1943年产量达到每月7600吨；盐1943年产量达52.1万驮。同时，私营工业也得到发展，但在边区工业中不占主要地位，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小。这可能和当时的工业发展政策有关。 （引用资料同上）
陕甘宁边区 经济
1937年至1940年间边区的商业贸易主要为采办性质，主要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物资供应，只有很少部分具有营利性质。1941年后，边区政府加强对贸易的控制，制定商业政策，促进边区商业贸易的发展。1941年，延安市的公营商店达46家，总资本273.8万元，1至6 月份贸易额为937.9万元，纯利润110.3万元。1943年统计的几个地区的贸易情况：靖边公营商店总资本133万元，上年利润87.8万元；县公营商业总资本4539.9万余元，上年利润77.1万元；延安市公营商店、客栈等资本总额2470.5万元，上年纯利329万余。同时，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因政府支持力度不如公营商业，所以发展程度不很明显。
边区农业主要体现在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提高棉花产量、增加耕地面积三个方面。
陕甘宁边区 经济
由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法购粮，开始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徵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每担100斤）。到1941年3月，部分地区仍然断粮现象。为了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徵粮20万担，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陕甘宁边区 经济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1941年春，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持并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粮食资源短缺问题，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内，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获得了粮食大丰收，缓解了边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实际上除生产粮食外，南泥湾也广泛存在鸦片种植现象。如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
陕甘宁边区 经济
边区政府除食盐、牲畜贸易之外，另一大贸易收入来源是被称为“特货”的贸易。洪振快2013年發表在《炎黃春秋》的文章认为「特貨」就是鴉片。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中大生产运动一节也提到：“据《解放日报》报道，到1944年8月…（镇原县三岔贸易支公司）当年输入粮食1,500石，合金额125.6万元，棉花合金额42.4万元，杂货合金额27.32万元。输出食盐120.3万元。牲畜1,505头，特货（大烟）1,200两。”
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前，晋陕地区便已是中国鸦片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鸦片种植和贩卖历史很长。1920年代，陕西已到无村不有烟馆、人人吸鸦片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以上。另一方面，当时在整个中国，鸦片作为一种硬通货，和金、银等硬通货同样在市场上流通，八路军也的确掌握着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用以平衡陕甘宁边区进出口赤字。这在中共出版的党史，以及中共领导人回忆录中也多有提到，并无忌讳。鸦片还是那个年代军医常用的麻醉剂。
陕甘宁边区 经济
鸦片作为一种硬通货在中国市场上流通，是当时的日常现象。对于“特货”贸易，《谢觉哉日记》写道，“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陕甘宁边区 经济
早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运动初期由于边区的鸦片受到打击，偷运鸦片进入边区的情况一时迅速增长。为此，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推动禁毒运动，在极短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其后多年继续不断禁毒。陕甘宁边区采取的禁毒工作，重点是禁止边区内部的抽鸦片现象。比如《谢觉哉日记》就多次、多天明文提到禁毒。1943年6月6日《谢觉哉日记》写道：“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然查还有少数未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1943年，边区曾经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这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否决。1944年3月14日《谢觉哉日记》评论道：“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陕甘宁边区 经济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及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种植鸦片。一些材料认为，陕甘宁边区此后有种植和对边区以外贩卖鸦片的现象，以晉北的晋绥边区及陝北的陕甘宁边区栽種區域最廣，並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
提到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分别有蕭軍的《延安日记 1940-1945》、苏联人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美国人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编财政卷》、伍绍祖在凤凰台的采访谈话，以及《南方都市報》記者高龍發表的「忻州鴉片檔案」。
谢觉哉提到中共犯过两个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东西，二是种植特货。《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中的“禁种特产”的秘密通知提到，烟苗烟户的处罚措施就是没收，且“特产”或“特货”必须统一销售，对群众则隐瞒销售的情况，只说是没收。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时就说“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特别是财政经济史料完全否定了特货是食盐的说法，里面单独出现了特产收入一项，在统计表里是和“公盐”（1942年）“盐税”（1943年）并列来看，肯定不是一种东西，更不是烟草，因为烟酒类也是另项列出。特货收入应该属于公营生产收入。很明显，在财政收入里，它占有重要地位。
如1942年，它被单独列出，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财政收入的40%（p59）。1942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财政，1942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此文出于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 1948年2月18日）从引文能看出，“特产”的产地有两个。一个是晋绥边区，还有一个是陕甘宁边区本地，即“边区自产特产”。另在《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一文中（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26—427页），特产贸易收入占了近乎一半的比例：
用原话说“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陕甘宁边区鸦片问题考》中更是直接引用延川文史资料证明“特货”、“特产”、“肥皂”都是大烟的掩盖名称《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军队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此处的烟明显是指大烟而不是烟草，因为收烟草是用采叶法，而且千亩收烟仅300两，根本不可能是一亩能产数百斤的烟草）”
当时，国民政府方面也在大量贩运鸦片，以压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掐断陕甘宁边区资金来源。1943年5月叶季壮局长在《物资政策问题》座谈会上发言称：“顽方正在利用他们的优越条件（如白洋、洋纱及在他们地区内的军政力量），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甚至完全封锁我们。同时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
抗戰時期中共利用津浦、京漢兩大鐵路或天津至上海的日軍海上運輸路線輸送鴉片，販售至国统区。二戰結束後，中共為防止國民黨軍佔領華北便把津浦、京漢兩鐵路摧毀，造成南北交通不便，1945年11月施朝暉接獲中共指示在中國北方設站輸送鴉片，來做為地下工作資金來源，派令由晉察冀軍區城工部發出，在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取得鴉片，1946年2月晉冀魯豫地下工作人員（瞿、白兩人）接手完成輸配任務。
陕甘宁边区 民族与宗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对当时受国民政府打压的回族采取宽容和怀柔政策，起到了融合各民族和化解分歧的效果。边区政府对其他民族均表示尊重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在边区的宪法原则中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享受政治平等、信仰自由，谋求团结进步、共同发展。
193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当前是全国大革命前的准备阶段。为推动大革命到来，要建立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争取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为争取扩大西北局面要：……（四）争取回、蒙少数民族。……。同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晓（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你们取得宁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同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白区工作部部务会议，在会上说：“在伊克昭盟对蒙古王爷应分化、争取，对喇嘛完全争取。我党的基本群众是蒙民。”
陕甘宁边区 民族与宗教
苏维埃红军与某某等教堂为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同意订立如下协定：
（一）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
（二）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
（三）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
（四）经济通商不加阻碍。
（五）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936年6月8日，周恩来、毛泽东、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向前、程子华、王首道：“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规定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器具，回汉两族团结。”
陕甘宁边区 军队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地方非正规武装三部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部分部队组成，共约9,000余人，主任肖劲光，担负保卫边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双重任务。地方非正规武装，包括保安队、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底人数有224,000人，配合留守部队保卫边区。边区保安司令部（1937年10月由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下辖十多个保安大队，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陕甘宁边区 影响
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范，也把它视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近乎失败的中国共产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对后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将陕甘宁边区视为脱离中央统治的分离区域，是反叛的地方武装割据政权。在后来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始终不予承认。
陕甘宁边区 戰後
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组织军队到山西、华北、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快速扩大了军队与地盘，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做好充分准备。
亨利·勒貝格
亨利·莱昂·勒貝格（法語：；發音：[ɑ̃ʁi leɔ̃ ləbɛɡ]，1875年6月28日—1941年7月26日），法國數學家，最有名的貢獻是1902年提出的勒貝格積分。勒貝格積分的出现拓宽了积分学的研究范围。
亨利·勒貝格 生平
1875年6月28日，亨利·勒贝格出生于法国瓦兹省博韦。勒貝格的父亲是排字員，在勒貝格小時便因肺結核病逝，靠勒贝格的母亲一人支撑家庭。勒貝格的健康也不太好。勒贝格的母亲是一名老师。他在家中从小就能接触到许多书籍。后来他在上小学时表现出数学天赋，他的一位指导老师和社区协商，先后资助他去博韦中学（法語：）、圣路易高中（法語：）和路易大帝高中读书。
1894年，他入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897年取得文憑。後來，他在圖書館讀到贝尔關於不連續函數的著作，認為這方面大有發展。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憲法十九信条》或《十九信条》，是清朝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1911年11月3日）辛亥革命时期由清廷公布憲制性文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发生新军武装起义。10月29日，距离北京260公里处的滦州发生新军第二十镇兵谏。统制张绍曾扣留运发南方的军火，并与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联名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同日，山西太原发生新军起义，宣布山西独立。
滦州兵谏与山西独立，近在咫尺，危机临头。为了挽救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作出极大让步，3天之内仓促制定《十九信条》，并在宗庙宣誓。《十九信条》以法律条文限制了清帝权利，皇帝成为统而不治的象徵元首，奠定了议会和总理大臣的政治实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反映出西方民主精神的宪制性文件，但清廷立宪缓慢拖沓，直至革命爆发才制定《十九信条》，时止于此已然民心尽失，因此清廷的命运没有因为《十九信条》的公布而逆转。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內容
1911年11月3日（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頒發，刊「內閣官報」宣統3年9月13日第73號第146至147頁
蝴蝶谷道
蝴蝶谷道（英語：），是香港九龍深水埗區的一條道路，位於荔枝角蝴蝶谷以南，北接青山公路及呈祥道之交匯處，南達荔枝角道、葵涌道之交匯處。由於此道路是通往蝴蝶谷之處，故名為蝴蝶谷道。
蝴蝶谷道 歷史
在葵涌道未開放前，青山道為九龍西來往新界西的主要公路，青山道蝴蝶谷道至呈祥道段在1950年代開始飽和，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而未能擴闊，因此興建蝴蝶谷道疏導南行車輛，而該段青山道改爲單向北行，竣工後有效解決當時青山道塞車的問題。
楼梯
樓梯是用於連接較大垂直距離的建築設計，原理是將此垂直距離切分為小段的垂直距離，稱為一級或一階樓梯，或稱為踏步。樓梯可能是直線的、螺旋形的，或可以由兩個以上的樓梯以某個角度連接而成。特殊類型的樓梯包含電動扶梯以及摺梯，有著與樓梯相同功能的設計有電梯、楼梯升降机、電動步道，或是傾斜的人行道。樓梯主要由樓梯段、休息板（平臺）和欄杆扶手（欄板）三部分組成。
楼梯 組成部分和術語
一級或一階樓梯，是一段樓梯中的一個。在建築物中，樓梯是一個用於描述兩層樓之間完整階梯的術語。單段梯是指在兩個樓梯平臺之間的梯級。樓梯間是指一段或多段分別通向不同樓層的樓梯，包括了樓梯平臺，樓梯端柱，扶手，欄杆和其他附加部分。樓梯井是一個垂直貫通建築的隔間，裏面有樓梯。樓梯廳是楼梯、楼梯平台、走廊或公共大厅的其他部分，当从入口层进入建筑物的其他楼层时，必须经过这些部分。箱型樓梯是建在墻壁之間的樓梯，通常除了墻壁的繩子之外沒有任何支撐。
樓梯可以是直跑樓梯，從一層通向另一層，不需要轉彎或是改變方向。樓梯也可以轉向，通常是兩段筆直的階梯以90都角連接平臺。樓梯也可能在每個筆直樓梯的兩端以180度的角度轉向，以形成一個垂直樓梯間，通常用於多層和高層建築。許多幾何樓梯的變種可以形成圓形，橢圓，和其他不規則形狀。
设有踏步供建筑物楼层之间上下通行的通道成为梯段。踏步又分为踏面和踢面。
踏面
踏面是供行走时踏脚的水平部分，它和其他地板有相同的規格（厚度）。踏面「深度」指從踏面外緣到垂直的踢面之間的距離；「寬度」則是兩個側邊之間的距離。
楼梯 組成部分和術語
踢面
踢面是形成踏步高差的垂直部分。樓梯不一定有踢面，如果是「開放」形式的樓梯則可能沒有踢面。
樓梯前緣
樓梯前緣是踏面的一部份，突出於踢面。這就表示當測量樓梯的總長度時，不能簡單將所有踏面深度相加，因為踏面是互相交疊的。許多商業、工業或政府部門建築的建築規範中要求樓梯必須加入前緣，因為它可以防滑並增進行人的安全。
楼梯平台或缓步台，是指连接两梯段之间的水平部分。平台用做楼梯转折、连通某个楼层或供使用者稍事休息。平台的标高有时与某个楼层相一致，有时介于两个楼层之间。与楼层标高相一致的平台称为楼层平台，介于两个楼层之间的平台称之为休息平台或中间平台。
栏杆是设置在楼梯梯段和平台边缘处起安全保障的维护构件。扶手一般设置于栏杆顶部，也可附设于墙上，称为靠墙扶手。
九華徑
九華徑（英語：，亦作 Kau Wah Keng 或 Kau Wa Kang）為香港新界葵青區的一個谷地，原名為狗爬徑（英語：，亦作 Kau Pa Kang），因舊時山路極爲陡斜，村民及野狗上山時都似爬行模樣而得名，戰後因名稱不雅而改作「九華徑」。九華徑有時會被視為新界荔枝角或下葵涌的一部分。
九華徑位於下葵涌東南面，荔枝角北面，蝴蝶谷西面，鄰近填海前的茘枝角灣，為磨石山(今稱荔景山)與坳背山之間的谷地，今日範圍主要包括九華徑村、九華徑新村、長坑村、九華徑泵房上村等各村及鍾山臺豪宅區。茘枝角灣填海後，九華徑南面接上荔枝角陸地部分，附近建有荔灣花園、華豐園、樂園，以及位於荔園遊樂場舊址的住宅華荔邨、荔欣苑及盈暉臺。十八區區域劃分上九華徑隸屬葵青區，但清麗苑及盈暉臺則屬於深水埗區。地理位置上，九華徑一帶的鄉村成為了最貼近市區，但仍屬原居民的傳統客家村落。
九華徑 歷史
位於九華徑的九華徑村（舊村）有深厚的歷史及文化，多位歷史人物曾在此居住，並對香港有不同程度的貢獻。
據2019年出版的《九華徑舊村及鄰近地區研究》，九華徑舊村的歷史可追溯至三百多年前，曾氏族人先祖在 1669 年（康熙八年）撤銷遷海令時移居該地。九華徑舊村以曾姓族人為主，曾氏族群是葵青區三大客家姓族之一。在九華徑仍屬清朝之時，礦業商人何亞美（1838－1901）於1882 年 3 月 4 日致函香港政府，表示其合夥公司已獲兩廣總督批准興建一條港穗電報線，而《士蔑西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兩幀報導提及了荃灣（舊稱淺灣）及「廣東香港華合電報公司」設於九華徑的電報辦事處。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於1898年6月9日簽訂，九華徑亦隨新界和新九龍撥歸港英政府。1905 年至 1909 年由英國陸軍部繪製的地圖，已清楚標示出 Kau Wa Keng（九華徑）的位置、鄰近地區，以及地理環境。1911年，九華徑有華人人口165人。
九華徑 歷史
二次大戰及香港淪陷期間，盟軍曾空襲被日軍佔領的美孚油庫及昂船洲軍營，曾有炸彈落在九華徑的山坡，幸未造成傷亡。九華徑地理位置獨特，是當年進出九龍及新界西的惟一交通要道（經青山公路），故成為東江縱隊盤踞的範圍，東江縱隊司領員窩藏在此，並經常安排文化人經九華徑逃離香港前往中國，包括茅盾夫婦、胡風、千家駒、廖沬沙、丁聰、曹聚仁、夏衍、梁漱溟等。據居民憶述，由九華徑到荃灣越過大帽山到元朗十八鄉，再進入寶安縣是最便捷和安全的路徑。另外，共產黨與國民黨爆發內戰期間，很多共產黨員為逃避國民黨的追捕，亦有不少因批評時政的異見人士選擇南下來港，當中有不少作家、畫家以及詩人選擇到九華徑居住，1948 年前後尤甚，包括著名畫家黃永玉與太太。
九華徑 歷史
新中國成立後，來港避難的卻變成國民黨軍官及其支持者，當中包括有六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香港影星林黛的父親程思遠。大量難民因逃避戰禍移居香港，部分在山上搭建木屋居住，漸漸組成包括九華徑新村的現址。新村自 1949 年建成，村內管理日見完善。1952 年更成立福利社為村民服務，包括修築道路，代表村民洽談水電供應，以及維持村落治安等服務。村內最著名的建築物是1959年建成，位於山崗上的佛教寺院「天台精舍」。
由於九華徑舊村的村民大多當上海員，這些海員從外國吸收知識後，運用了不同物料建屋，對村內產生了影響。舊村內存在不同類型的建築物，包括傳統村屋、寮屋、校舍等等，當中一系列超過八十年甚至過百年的歷史建築物，蘊藏着了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西洋平房的建築風格。村內的曾氏祖屋、養正家塾、3個姓氏的祖祠等14個項目，是本港罕有具備逾百年歷史、中西合璧設計的建築物，其中12個項目分別於2010年和2021年獲通過為三級歷史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