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理浩 生平
麥理浩推行的不少政策獲得社會肯定，而他對民眾展現友善和親民的作風，更是贏得普遍香港市民的愛戴。不同於昔日高高在上的殖民地港督，麥理浩除了在重要的官方場合穿著官服或西裝外，平時更愛穿著簡單的短袖開領便服。他不時身穿便服走訪市區和新界各地，面對面與市民接觸，親身聆聽他們的要求，盡顯親民一面。本身熱愛大自然和郊遊的麥理浩，也愛在閒時泛舟海上，或在新界的山頭漫步，不少新界鄉民偶爾會在偏僻的鄉郊山路上，碰到港督正在低調地巡視，並聆聽鄉民的生活概況。為了發起帶頭作用，他在推動清潔香港運動期間還放下身段，動手參與清理海灘垃圾的活動，這對昔日的港督而言是難以想像的。即使是每次從港督府前往中區政府合署的立法局議事廳主持會議，麥理浩均選擇直接步行，放棄乘坐港督專用的豪華轎車，有時還會在路途上與追訪的記者交談，令人感覺平易近人。
作為一位相當勤力和經常工作至深宵達旦的港督，麥理浩意識到耐心聆聽對施政的重要性，因此除了經常到民間聽取意見外，在制定政策時，他也愛邀請各界代表到港督府與他討論，從而使政策切合市民真正需要。他邀請的對象並不只限於工商界和政界的人士，不少壓力團體代表、報界人士、甚至是社工也成為了港督府的座上客。可是，面對香港社運的蓬勃發展，中文運動、保釣運動、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和金禧事件一系列由大專學生組織的運動在他任內接踵而來，此外，一些像佳藝電視在1978年突然倒閉的事件、以及1979年油麻地艇戶被政府迫遷的事件，往往均因為港府未能及時處理或作出調解，導致民眾上街遊行表達不滿，甚至是到港督府向麥理浩請願。種種的運動反映出麥理浩低估群眾運動的影響力，以及港府欠缺危機處理的應變力。
雖然如此，麥理浩任內透過舉辦一系列盛事，實行與民同樂，疏導和消除六七暴動以來積聚的民怨。這些盛事包括在1971年11月和1973年11月舉辦第二及第三屆香港節，以一連串的大型娛樂活動，為香港營造祥和的氣氛。在1975年，麥理浩破天荒促成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與皇夫愛丁堡公爵於5月4日至5月7日訪港四天，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訪港的在位英國君主。當年英女皇訪港的場面盛況空前，全港各地不單搭建歡迎女皇訪港的牌樓，還有大型巡遊儀式和煙花匯演。在麥理浩陪同下，女皇在短短四天的行程中出席大小活動達20多項，且走訪香港各地，包括到訪中環嘉咸街街市、荃灣、何文田愛民邨、黃大仙摩士公園與橫頭磡邨、以及快活谷馬場等地，所到之處，均與民眾近距離接觸，吸引大批民眾夾道爭睹女皇風采。女皇訪港的安排十分成功，麥理浩在同年更獲女皇授予KCVO勳銜，以作答謝。
除女皇訪港外，女皇堂妹雅麗珊郡主也曾在1972年、1977年和1980年三度訪港，另外皇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也在1979年訪港。皇室成員每次訪港，場面均相當盛大，而查理斯在訪問新界期間，更獲得新界鄉紳的盛情款待。至於在1977年慶祝女皇登基銀禧期間，麥理浩也策劃大規模的巡遊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這些盛事不單增強市民的歸屬感，皇室成員與麥理浩展現的親民作風，也讓市民對皇室和港督留下良好的印象。
麥理浩昂藏兩米、身材高大、樸實而帶點憔悴的外表、以及在演講時常作出深長的停頓，為他塑造出一種威嚴的形象。他在施政上強硬的作風、耿直的性格與堅決的意志，使他往往下了決定便不易退讓，但當察覺到自己犯下錯誤，也會勇於承認和加以糾正。雖然麥理浩的正義感為港府內不少同僚所敬重，但他大刀闊斧的政策和改革，卻引來不少舊派殖民地官員的不滿，傳聞指出民政司陸鼎堂正因為不滿麥理浩的新政，在1973年遭外放大洋洲，至1977年才再獲港府起用；至於原先盛傳會接替戴麟趾爵士出任港督的輔政司羅樂民爵士，也在1973年離港返英。麥理浩在1973年按《麥健時報告書》改革政府的管治架構，背後也引起夏鼎基和黎敦義（Denis Bray）等資深政務官私下的微言，而麥理浩在1977年警廉衝突後發出的「局部特赦令」，還導致他與廉政專員姬達的關係存有芥蒂。無論如何，得力於年輕一輩的政務官，再加上他威嚴強硬的形象，港府依舊有效地推動麥理浩的種種政策，他那過人的魄力和毅力，使他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圈子中獲得「Jock the Sock」和「Big Mac」等綽號。
中國大陸非法入境者湧港，是麥理浩所面對的一大外來問題。中港之間，在二戰以前本來是不設防的，但自中共建國後，由於中國不斷有難民為逃避戰亂和動盪的局勢，引發一批又一批的難民來到香港，促使港府與中國方面不約而同地開始對邊界作出管制，限制中國難民來港。儘管對邊境加強管制，但每當港府或中國開放邊境關卡，往往也吸引大批難民入境。自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大陸局勢日益動盪，促使更多中國人設法逃到香港，使港府承受越來越大的人口壓力。
在1972年，隨著中英兩國正式建交，兩國關係正常化，麥理浩決定擴建九廣鐵路位於邊境的羅湖火車站，以應付不斷上升的旅客。同時，隨著《1971年人民入境條例》生效，麥理浩頒佈在香港居住滿七年的人士，才可獲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否則不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可是，在1973年11月，中國當局大開關卡，導致中國人來港數字急增，港府幾經交涉，情況才稍為舒緩。
為加強限制中國人來港，麥理浩在1974年11月與廣東省政府達成協議，宣佈實施「抵壘政策」，規定港府只會遞解在邊境截獲的非法入境者回中國，中國的非法入境者如果成功越過邊防而進入市區，便不會被港府遣返中國。「抵壘政策」實施後的首兩年間，港府估計共有20,000名非法入境者成功抵達市區，不過此後中國人偷渡的情況卻愈益嚴重。在1978年，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下提出「改革開放」，進一步助長偷渡熱潮，在當年，雖然港府與駐港英軍加強堵截，但仍然有達28,000人成功抵達市區。儘管中國當局在1978年10月同意協助堵截偷渡潮，但情況未有改善。在1979年1月，港府再公佈新措施，規定持旅遊證件來港的中國人，只准在證件注明的限期內逗留香港，否則會被視作逾期居留。
1979年是「抵壘政策」下，中國人偷渡來港的高峰期，當年麥理浩在6月於邊境地區部署重兵，成功遣返90,000名在邊境截獲的非法入境者回中國，但據港府保守估計，全年仍然有達10萬人成功進入市區。面對輿論要求港府採取強硬手段遏止偷渡浪潮，麥理浩在1980年9月規定，市民外出時必須攜帶身份證，並在執法人員要求時出示證件，否則可被罰款及處以監禁。在同年10月，麥理浩先後在香港會見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以及前往廣州拜會大陸當局，商討中國非法入境者湧入香港的問題，成功為雙方達成共識。返港後，麥理浩立即宣佈廢除「抵壘政策」，改為實行「即捕即解」，決定將捕獲的非法入境者一律遣返中國。麥理浩又把10月24日至26日列作三天寬限期，讓已經來港的非法入境者申領香港身份證，結果在短短的寬限期內，吸引大批非法入境者湧到人民入境事務處的辦事處，辦理申領身份證手續。在「即捕即解」政策生效後首年，港府即成功遣返82,837名中國的非法入境者回中國大陸，成效顯著。
「即捕即解」政策大致解決了中國人偷渡來港的問題，但「抵壘政策」實行的數年時間，卻令香港人口大幅增加50至60萬人，使到麥理浩即使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也無法妥善解決人口上升對房屋構成的壓力。不少輿論更猛烈抨擊「抵壘政策」兒戲，指出政策准許成功抵達市區的人士定居香港，變相鼓勵中國人嘗試偷渡到市區。面對種種的指責，港府指出不及早實行「即捕即解」，是考慮到政策有可能影響中港關係，加上技術性困難，因此遲遲未有實行。另方面，港府也不願見到市區隱藏著一批黑市居民，擔心黑市居民的出現會衍生種種社會問題，而中國人抵達香港，在當時也可為香港的工業和建造業發展繼續提供一部份的廉價勞工，故此「抵壘政策」有其存在價值。
在1975年4月，南越首都西貢遭到北越軍佔領，標誌著越戰結束和南北越統一。南越不少人民為逃避越共統治，遂掀起難民潮外逃他方。大多數難民雖視美國為最終目的地，但香港卻成為他們理想的中轉地。當年，一艘載有約4,000名越南難民的船隻在大海沉沒，其中3,743名難民被途經的丹麥註冊貨輪長春號救起。長春號其後在5月4日駛入香港水域，要求港府收容難民，從而揭開持續約25年的越南船民問題。
港府當時基於人道立場，決定收容這批越南難民，此後，1976年全年的越南難民來港數字一度降至只有191人，但到1977年卻回升至1,000人，1978年增至6,600人，1979年更達到68,748人的高峰。港府與駐港英軍儘管加強堵截難民來港，但由於人數源源不絕，部份不法之徒又利用貨櫃運載難民，再加上人道立場，港府唯有暫時收容這些難民。1978年湧港越南難民人數急增，是因為越南當局實行排華政策所造成的。在當年12月，巴拿馬註冊的台灣貨輪匯豐號，載著2,700名越南難民來港，要求港府收容。港府最初拒絕收容難民，任由貨輪在蒲台島以南海域漂浮，僵持近一個月後，港府才改變態度，再以人道理由同意臨時收容難民。
港府收容匯豐號難民的決定，助長了越南難民湧港的問題。在1979年2月，另一艘巴拿馬註冊貨輪天運號，載著超過3,000名越南難民，要求進入香港水域，但被港府斷然拒絕。事件擾攘至3月初，船上的難民綁起船長與船員，並在未經知會港府的情況下，逕自將天運號駛進香港水域，事後港府命令天運號駛往南丫島以西海域停泊，以聽候港府的進一步決定。在3月11日，百多名越南難民強行跳落南丫島海域，要求港府收容，但港府立場未受動搖。不久以後，天運號船上的難民自行割斷船錨，任由貨輪在海面漂浮，最後天運號漂回南丫島，並在南丫島的石角咀擱淺，迫使港府一再收容難民。
為收容來港的越南難民，麥理浩在全港覓地設立12個難民中心，由港府與聯合國難民署共同管理，收容人數一時多達70,000人。同時間，麥理浩又在1979年1月與英政府達成協議，由港府出資4,500萬美元，建造五艘快速巡邏艇，作為堵截越南難民和海路非法入境者之用。在處理越南難民一事上，麥理浩奔走各地，他在同年6月往英國商討難民安置問題，成功爭取英政府答應增派英軍駐港協助。在7月，麥理浩復以英方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難民會議，他在會議上據理力爭，促使英美等西方國家達成協議，答應增加收容越南難民的數量；不過，香港也因此成為「第一收容港」，負起無條件收容越南難民的義務。
麥理浩收容越南難民的決定，的確為香港在國際間贏得人道方面的讚譽，但大批難民滯留香港，卻對港府在財政及土地方面構成沉重負擔。再者，難民獲安排入住開放式的難民中心，他們可自出自入，外出找工作，待遇比起身處東南亞其他「第一收容港」的難民好得多，這除了衍生治安和其他社會問題外，也吸引更多難民選擇前來香港。在1980年前來港的越南難民，主要為南越人，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狀況較佳，他們多數接受美國等西方國家甄別後，便可以前往這國家定居。但是步入1980年代，來港的難民多數來自北越，他們的教育和經濟狀況均較南越人差，實際上也不是難民，他們來港投靠的目的，只因越戰後當地百業蕭條，生活困頓。在1981年5月，一度沉寂下來的難民潮死灰復燃，抵港難民急增，使到在港的越南難民數量增至30,000以上，數字比1980年5月急增百分之50。此後，面對各國收容難民的進度緩慢，再加上香港負起「第一收容港」的身份，使到香港的越南難民和船民人數節節上升。
麥理浩卸任後，越南難民問題繼續纏擾香港，雖然港府後來在1982年7月宣佈實施「禁閉政策」，阻止難民離開難民中心，減少難民對社會的影響，可是有關造法卻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指難民中心猶如監獄，港府惟有在1990年撤銷「禁閉政策」。一直到2000年，特區政府關閉最後一個難民中心後，越南難民問題才正式告一段落。
早於二戰期間，英國已考慮過香港的前途問題，當時香港正淪為日本統治，對於重光後，香港應該繼續由英國抑或交由中華民國統治，英、美、中三國同盟國之間最初沒有一致的定論。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戰時一度附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建議，把香港交由中華民國統治，但在英揆邱吉爾堅持下，香港最終在1945年重新成為大英帝國的一員，而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幟後，香港問題便逐漸沉寂下來。直到六七暴動期間，受文化大革命所波及，香港局勢動盪，引起港府內部一度討論英國應否撤出香港。但隨著局勢緩和，加上港府決定對左派採取強硬態度加以對付後，撤出香港的建議不了了之，不過，英政府對於香港前途問題的顧慮始終懸而未決。
在1969年3月，由英國內閣香港事務部長級委員會撰寫的一份內部機密報告中，就提議中英兩國政府合作處理香港的前途問題，並認為兩國政府宜於1980年代或以前處理好1997年的問題，否則屆時有可能導致香港人，特別是專業人士和較為富裕的一群，憂慮前途而大規模移民。報告提及的1997年問題，是指雖然香港島和九龍分別透過1842年和1860年訂立的《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割讓英國，但幅員廣大的新界地區，卻是英國在1898年透過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99年而得來的。隨著新界租約在1997年屆滿，也就意味中英兩國遲早必然要面對續約的問題。
1967年香港的暴動，以及同年在中國首都北京發生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導致中英關係陷入低潮。儘管後來事件平息，但兩國關係停滯不前，難以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對話。直到麥理浩在1971年上任後，情況才開始出現變化。當時，中共對西方國家釋出善意，而美國政府也透過，促成美國總統尼克遜在1972年2月歷史性訪華，為中美兩國日後建交奠下重要基礎。就在尼克遜訪華後不久，中英兩國隨即在1972年3月同意把兩國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別，並且互派大使。到同年10月，外交大臣何謨爵士訪華，標誌著兩國關係重上軌道。
中英兩國建立大使級關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剛在1971年10月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且成為中國在聯合國內的唯一代表。不久以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1972年初致函聯合國非殖化特別委員會，要求將香港和澳門剔出殖民地名單。建議隨後於同年6月15日獲委員會通過，並轉交聯合國大會表決。該名單所包括的地方，均屬聯合國認為應該實行非殖民地化，最終邁向獨立的殖民地。有關行動反映中共不承認香港和澳門的殖民地身份，然而，時任英揆希思主張對華友好，結果身為常任理事國之一的英國，沒有在聯合國大會行使其否決權，讓建議在1972年11月8日獲得大會批准。英政府的友好舉動，反映出英方也同意透過外交手段，而非對待殖民地的一貫方法，來處理香港問題；而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正好是代表英政府與中共打交道的理想人選。
為配合中英關係的改善，麥理浩採取一連串的行動修補中港兩地自文化大革命和六七暴動以來的緊張關係。在1976年9月，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逝世，香港左派在中環的中國銀行大廈舉行大型悼念儀式。麥理浩不單致送花圈到悼念會場，隨後更親身前往會場簽署弔唁冊，以及向毛澤東的遺照鞠躬。到同年10月，麥理浩在《施政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毛澤東的逝世不會影響中英關係，也不會影響香港的地位，其言論自此啟引了中港兩地官員的往來。麥理浩任內也非正式地承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作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更在1978年9月30日破天荒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辦的中共國慶酒會。麥理浩種種的行動，為中港關係營造良好氣氛，而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倒台後，中共政局在鄧小平掌政下出現新的氣象，同樣為麥理浩向中方提出香港問題締造契機。
步入1970年代中期，香港商界內部開始有聲音關注新界租約在1997年約滿的問題，憂慮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能否跨越1997年，以及港府涉及新界的土地契約在1997年以後仍否生效。商界擔心如果新界土地契約有任何認受性的問題，將嚴重影響新界的地產發展和他們的土地權益。在1978年12月，中共外貿部長李強訪港，訪港期間，他除了呼籲香港協助中國推動「四個現代化」外，還私底下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麥理浩遂借訪京的機會，希望向中共提出新界續約的問題。
麥理浩是中共建國以來，首位官式訪華的香港總督，另一港督葛量洪爵士雖然曾在1955年10月訪問北京，會見時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但他的行程僅屬私人性質。對於麥理浩訪華和計劃提出新界租約問題，英政府顯得相當隱秘，在香港，只有同行的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爵士和港府政治顧問衛奕信（後為爵士）得悉真正內情，而外交部方面則得到副國務次官尤德爵士和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後為爵士）協調，並獲得外交大臣歐文博士支持。
麥理浩的訪華之旅在1979年3月展開。麥理浩、簡悅強、衛奕信和他們的夫人一行六人在3月24日先乘坐飛翔船抵達廣州作短暫逗留，隨後於3月26日乘搭飛機轉抵北京。在3月29日，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麥理浩等人，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關於麥理浩與鄧小平的討論過程，外界一直流傳不同版本，其中一個主流版本是，麥理浩與鄧小平會面時，有感雙方氣氛融洽，於是率先提出香港問題，希望中方支持港府繼續批出橫跨1997年的土地契約，但由於翻譯不清，加上毫無準備，鄧小平於是一口拒絕建議，並強調中方即使實行焦土政策也要在1997年前「收回」香港，但請「香港投資者放心」。然而，事實上，麥理浩、簡悅強和衛奕信三人之中，只有簡悅強不懂普通話，而根據鍾士元爵士在他的回憶錄憶述，麥理浩曾跟他親口重述與鄧小平會談的經過，按回憶錄的說法，麥理浩在訪京前已向中方表明會提出香港的土地契約問題，但會談進行時，未及麥理浩提出，鄧小平已率先談及香港問題。鄧小平的強硬立場出乎麥理浩意料之外，麥理浩也未能說服對方接納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統治香港的立場。鄧小平除了反對麥理浩關於土地契約方面的建議，又強調中方會在1997年或以前「收回」香港，鄧小平還表示，中國取得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的基本制度與特殊地位將維持不變，呼籲「香港投資者放心」。麥理浩與鄧小平之間的會談，標誌著中英兩國首次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為後來的香港前途談判揭開序幕。
拜會鄧小平後，麥理浩等在同日下午先後會見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和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但未有在香港前途方面的議題取得進一步消息。麥理浩一行在3月30日離開北京，轉往西安和蘭州等地遊覽，返回香港前，麥理浩等再次途經廣州，與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習仲勛和廣州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楊尚昆等人會面，以及在4月4日於廣州主持港穗直通車通車禮，乘坐首班港穗直通車返抵香港，結束為期12日的訪華行程。返回香港後，麥理浩在4月6日於港督府召開記者會，為免引起公眾恐慌，他隻字不提鄧小平決意在1997年或以前「收回」香港的言論，只引述鄧小平叫「香港投資者放心」。
麥理浩為香港市民帶來鄧小平叫「香港投資者放心」的訊息，短期內平定香港輿論對前景的不安，也令香港股市和樓市一度出現暢旺的市道。可是，香港前途問題始終沒有明朗化，港人對前途的憂慮也慢慢浮現，其中，得悉內情的簡悅強對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的立場相當憂慮，他在1980年3月提早卸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職，以期及早從政壇抽身。同時間，行政局及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開始秘密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另一個由工商界人士組成的港府高層諮詢委員會，也在1980年1月向麥理浩秘密發出一封聯署信，認為鄧小平的言論不足以穩定香港經濟，建議中英兩國應在1980年召開香港前途談判，否則不利香港長遠發展。可是，委員會的建議未獲麥理浩接納，前途談判也未有在1980年召開。
另一邊廂，在麥理浩訪華後不久，英國政局出現變化。在1979年3月28日，下議院通過對英揆賈拉漢的不信任動議，外相歐文被迫取消原訂在同年4月的訪華行程。未幾，保守黨在戴卓爾夫人的帶領下，於1979年5月擊敗工黨上台執政，此後，戴卓爾夫人內閣多位要員，包括國防大臣皮姆（Francis Pym）、外交大臣卡靈頓勳爵和掌璽大臣艾健時（Humphrey Atkins）等人，先後在1980年3月、1981年3月和1982年1月訪華；除此之外，英國國會一個代表團和前保守黨首相希思也相繼在1982年3月和4月訪華。其中，在希思的訪華行程中，鄧小平首次表達要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但承諾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維持不變。一連串的訪華行程令中方確立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並主動向英方提出香港問題，而英方則透過這些訪問，進一步掌握中方的立場，從而為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作好準備。
保守黨上台後另一項引起香港輿論關注的舉動，是積極推動修改國籍法和在1981年通過《英國國籍法令》。在新法令下，香港在內的英屬殖民地人民被歸類為英國屬土公民，以區別於居於英國本土的英國公民。雖然英國政府自1962年以來，早已逐步修例削奪殖民地人民自動獲得英國居留權的權利，但不少香港輿論卻把新的《英國國籍法令》與香港問題相提並論，認為英政府率先關上「太平門」，以防英方在前途談判失利而觸發大批香港人移民英國。為了安撫港人情緒，麥理浩在1981年3月趁外相卡靈頓勳爵訪華後轉抵香港時，向對方陳情新的國籍法引起香港人恐慌，敦促英國政府儘早處理1997年問題，以穩定投資者的信心。
自訪華後，麥理浩繼續對中共採取友好的態度，為免觸動中共神經，他放棄港府原擬在地方行政改革以外，對行政立法兩局推出民主政制改革的計劃。就在他訪華的同一年，一批下議院後座議員訪問香港，期間，隨團的新晉保守黨議員彭定康大膽向麥理浩提出讓香港政制實行民主改革，但麥理浩不為所動。除此以外，麥理浩還深化與廣東省方面的關係，並且在1980年10月再度訪粵，與粵方官員商討打擊中國非法入境者來港的問題；在1981年12月，他在卸任港督前再一次到訪中國大陸，參觀深圳經濟特區的開發情況，以及鼓勵港人到大陸投資。麥理浩這次訪問深圳，加深了中港兩地官員的交流，此後兩地官方的交往也日趨頻密。
總括而言，麥理浩任內成功為中港關係建立起較昔日相對友好的基礎，加上香港輿論、英方和中方日益關注香港前途問題，令中英雙方召開香港前途談判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麥理浩在1982年4月卸任港督後不久，戴卓爾夫人便在同年9月訪華，促成中英兩國同意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
麥理浩任內的政績深獲英政府肯定，罕有地四度獲續任港督。四次延任的消息由英政府分別在1977年1月17日、1978年3月22日、1979年3月和1979年9月25日公佈，獲延任的四段任期分別是1977年10月至1978年10月、1978年11月至1979年8月、1979年9月至1980年4月、以及1980年5月至1982年4月。儘管麥理浩在1977年屆滿外交部規定的60歲退休年齡，但獲英政府破格准許繼續留任。外界認為麥理浩獲得多番續任，除了是因為他的政績卓越外，也反映出英政府難以物色理想的港督繼任人選。
在十多年的港督生涯，麥理浩還多番獲得英廷授勳，先後在1972年獲授KStJ勳銜、1975年獲授KCVO勳銜、和在1976年獲授GBE勳銜。在1982年卸任港督前夕，英政府更在當年的元旦授勳名單中，宣佈麥理浩將獲冊封為終身貴族，以便退休後繼續在上議院參與香港事務，為港人爭取利益。在1982年5月21日，他正式成為終身男爵，爵位以家鄉蘇格蘭的伯克（Beoch）和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城為封邑，封號全稱為麥理浩，香港維多利亞城和凱爾及卡里克區內梅博爾、伯克的麥理浩男爵（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Baron MacLehose of Beoch, of Maybole, in the District of Kyle and Carrick , and of Victoria in Hong Kong）。他是香港歷史上第三位獲封貴族的港督，也是首位獲封終身貴族的港督。
在1981年年中，麥理浩曾因身體抱恙，前往英國接受小型手術和作短期留醫。雖然他後來完全康復，返回香港繼續工作，但他隨著年紀漸大，幹勁逐漸減退，已不適宜再度延長總督任期。在1982年初，英政府公佈麥理浩將於同年4月29日離港返英，結束港督生涯，可是在4月18日，他在粉嶺別墅休假期間突然患上輕微中風，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在這次中風，麥理浩沒有大礙，留醫數日便康復出院，但卸任日期卻因此押後至同年5月8日。
在1982年5月8日晚上，麥理浩與夫人正式告別港督府，他們乘坐專用轎車前往皇后碼頭，途徑花園道、德輔道中、畢打街和干諾道中，沿途均有大批市民夾道歡呼，在車上的麥理浩則報以揮手致謝。麥理浩乘坐的轎車抵達皇后碼頭所在的愛丁堡廣場後，他最後一次以港督身份檢閱儀仗，並和在場恭候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和社會各界人士握手道別，場面簡單而莊嚴。在皇家香港警察樂隊奏出《友誼萬歲》一曲下，麥理浩夫婦乘坐的慕蓮夫人號慢慢橫渡維多利亞港，而麥理浩則在船上向碼頭的民眾揮手，顯露出依依不捨之情。在九龍公眾碼頭登岸後，麥理浩又與在場守候的大批民眾握手，再一次顯現親民作風。麥理浩夫婦隨後轉乘專車前往啟德機場，途經之處均有大批民眾送別。他們最後在晚上九時乘坐英國航空波音747客機BA20號班機離開香港，經阿布扎比返回倫敦，正式為港督生涯劃上句號。
麥理浩由1971年11月上任，至1982年5月卸任，任期前後長達10年零6個月，是香港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香港總督，他的任期比在任時間第二長的葛量洪爵士還要多出約一個月。麥理浩卸任後，港督一職由布政司夏鼎基爵士署理。到1982年5月20日，原本擔任外交部副常務次官的尤德爵士抵港履新，正式接替麥理浩出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
麥理浩卸任港督和從外交部退休後，返回英國定居。他在1982年至1988年出任國民西敏銀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董事，另外擔任多項公職，包括在1982年至1990年擔任蘇格蘭殘疾人士信託（Scottish Trust for the Physically Disabled）主席和布萊伍德房屋協會（Margaret Blackwood Housing Association）主席、1982年至1993年出任英中協會（GB-China Centre）主席、以及在1985年至1990年擔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校董會主席。
在1983年、1984年和1992年，麥理浩先後獲約克大學、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和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在1983年獲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頒授榮譽院士銜，以表揚他在任港督期間的貢獻。麥理浩還在1983年獲家鄉委任為艾爾及阿倫（Ayr and Arran）地區的副郡尉，同年11月30日復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授予薊花勳章。薊花勳章是蘇格蘭人所能獲得最高級別的騎士榮譽，反映出女皇對麥理浩的重視。
麥理浩卸任港督後，以中立議員的身份參與上議院的辯論，經常就香港事務發表意見，其中包括促請美國和其他國家收容香港的越南船民，又關注香港前途問題的進展。當時，繼英揆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9月訪華後，中英兩國在同年10月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但雙方的重大分歧使談判一度陷入僵局，而且還觸發香港人一連串的信心危機。直到1983年11月，戴卓爾夫人在英方談判代表柯利達爵士的慫恿下，終於同意作出讓步，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維持任何關係。英方的退讓使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共識，最終促成兩國在1984年12月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認香港主權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
在外相賀維爵士於1984年4月正式對外宣佈英國將於1997年7月1日撤出香港後，以及中英兩國在同年12月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前的一段時間，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曾多番召開會議，希望尋求方法爭取到一個為普遍香港人所接受的中英協議。兩局議員還特別為此撰寫一份立場書，書中提出多項疑問，包括英國如何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繼續維護香港英籍人士的權益、英政府會否為不願意留在香港的香港人作移民安排、以及如果香港人不接受中英雙方達成的協議，英方會有何打算等等。
在1984年5月9日，11位兩局議員代表更親身前往倫敦，希望乘國會上下兩院辯論香港前途問題之際，促請英方顧及港人利益，以及積極考慮立場書中提出的疑問。在5月10日晚，兩局議員代表在國會與英中小組和英港小組的成員舉行聯席會議，這兩個小組由上下兩院議員組成，而身為上議院議員的麥理浩也是成員之一。然而，當晚的會議氣氛並不融洽，其中麥理浩更批評兩局議員的訪英時機不當，又指他們所持的立場不正確。麥理浩的言論得到其他小組成員附和，認為兩局議員應返回香港應對中方的統戰工作，使會議不歡而散。兩局代表事後再把握機會向賀維極力遊說，對方才勉強同意立場書的內容反映普遍港人意願，應允與中方制定《聯合聲明》的時候考慮立場書的建議。
兩局代表返回香港後，《南華早報》進行一項民意調查，成功抽樣訪問605名香港市民，結果顯示，高達百分之82的受訪者完全贊同或部份贊同兩局議員在立場書中的意見，而不贊同的只佔百分之3。當時負責率領兩局議員訪英的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在後來形容他們在聯席會議上「蒙受奚落」，對麥理浩所持的立場出乎意料之外。
另外，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麥理浩繼續在上議院參與香港在「過渡期」內的籌備工作，當中包括參與制定《1985年香港法令》，按照《聯合聲明》英方備忘錄的計劃，為香港人設立稱之為英國國民（海外）的新國籍，讓他們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繼續與英國維持某種適當的關係。在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觸發香港人對前途信心陷入谷底，麥理浩事後有份制定《1990年英國國籍（香港）法令》。根據法令，英政府推出一個俗稱為「居英權計劃」的英國國籍甄選計劃，容許不多於50,000個符合資格的香港家庭，在無需移民英國的情況下也可取得英國公民身份，以免香港人才進一步因恐慌而移民外流，和設法挽回港人的信心。
麥理浩一直希望香港的主權能夠在1997年平穩移交中國，認為這樣才能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最有效地保障香港人的利益。不過，六四事件和緊隨其後的「新機場風波」，使中英關係蒙上陰影，而末任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後，更單方面宣佈計劃在1995年殖民地最後一次立法局選舉大幅增加直選議席，引起中方強烈不滿，使中英兩國關係陷入低潮。儘管香港和英國的主流輿論均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但麥理浩卻與柯利達等退休外交官站在同一陣線，批評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把香港市民作「逞英雄式」的押注，置香港於險境。在1992年11月的上院辯論中，麥理浩直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起中方震怒，又認為香港主權已鐵定要移交中國，彭定康無謂作出對抗。
麥理浩在1994年接受傳媒專訪時，再度批評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質疑他是否得不到好的意見，抑或是他根本沒有聽取這些意見。雖然他仍然堅持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前景抱有信心，但認為彭定康的政治改革為中英關係帶來短暫的災難，並對中英交惡的局面感到「苦惱和氣餒」。麥理浩還認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將能充分地為香港的未來帶來穩定，但彭定康的行動卻破壞了中英雙方的合作。他表示香港主權移交前數年的政治局面令人堪憂，但勉勵香港人最終會找到出路。
無論如何，彭定康與中方的政治爭拗隨著香港主權在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國而劃上句號。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年近80歲的麥理浩出席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翌日，中方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別行政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縱使英方在英揆貝理雅和外相郭偉邦帶頭下杯葛儀式，但麥理浩、前首相希思爵士和前外相賀維勳爵仍堅持出席。
晚年的麥理浩在蘇格蘭梅博爾（Maybole）的宅第過著悠閒的牧羊生活，直到2000年5月27日在當地艾爾醫院（Ayr Hospital）安詳去世，終年82歲，位於倫敦西敏的聖瑪嘉烈教堂在同年7月13日舉行追思禮拜，女皇與皇夫均有派代表出席。麥理浩去世後，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和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均致以哀悼，董建華形容「他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摯友」，而陳方安生更讚揚「麥理浩勳爵致力為香港服務，並為推動香港發展成為現代國際化城市而作出顯著和永久的貢獻……作為香港的忠實朋友，我們會永遠懷念他」。麥理浩身後安葬於艾爾，墓碑位於當地阿洛韋教區教堂（Alloway Parish Church）旁邊的墓園，墓碑左右還各自豎立了其妻子一方的家屬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