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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設施
HKDI社會設計工作室於2013年夏天成立，是一個全新的跨學科研究小組，旨在提供一個社會設計的研究平台，為設計提倡新方向、新領域−由設計師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改革。
這是香港首個專為電影藝術科技而設的教育設施，佔地9,000平方英尺，配備了ARRI 攝影機、三星微型LED顯示屏及 計算機控制的照明系统。這個錄影廠將學術界與電影行業緊密連接，賦予有志成為電影製作人的學生實踐經驗，幫助他們在專業製作中脱穎而出，塑造未來的叙事方式。
V Music Library通過實踐體驗來吸引學生和公眾，從而推廣黑膠文化，並促進音樂、視覺傳播、時尚和圖像設計之間的合作。它強調黑膠唱片文化的重要性，創造了知識分享和創意表達的機會，以V-hive 的概念為中心 - 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音樂愛好者聚集地。
設有各樣服飾及形象工場，設有時裝設計、化妝造型、髮型設計、紡織設計等專業設備，為學員提供實踐機會。
設有樓高9米的高清電視錄映廠、視覺特效室、電腦剪接室、音效錄音室等製作中心，高長昌數碼動畫中心更是數碼動漫創作的學習中心。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設施
設有攝影室、黑房、包裝設計室、版畫創作室、繪畫室及數碼印刷室等，提供一站式圖像，攝影及印刷學習服務，支援創意及視覺藝術科目。
設有傳統工場如金工、木工、機械、珠寶、噴油、家具等，亦有先進的雷射焊接、雷射切割和快速成型工場；完全造型設計室使傳統工藝與先進科技互相配合，設計從概念、草圖、雛形、修改而變為實物。
在多媒體設計和產品、多媒體廣告、電腦繪圖、視聽娛樂設計、遊戲設計、互動展覽設計及網頁應用與發展等多個領域配備了先進的多媒體技術，為教與學提供高素質的環境。在遊戲視像科技中心內裝置一個半球體投影器和一個移動平台，創造了一個真實的三維環境，培訓遊戲設計和開發技能。
語文自學中心提供一個舒適且親切的環境，讓學生學習並提升語文水平。中心提供獨立學習資源，包括影音光碟、書籍、雜誌及桌上遊戲，亦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工作坊、派對、表演及比賽。
學習資源中心存有87,000多件館藏，包括書籍、期刊及影音資訊等。中心除提供圖書館服務外，亦提供多個互學互動的專門空間，鼓勵學生一同研習、討論課題，當中包括：Creative Hub、Maker Commons、Silence Booth、Studio Infinity、Video Streaming Room等等，供學生學習及討論專題習作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合作之用。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學系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設有四個主要學系，分別是：
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學系
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學系針對建築環境設計、產品及珠寶設計、活動及表演場地設計等範疇，提供具活力及創意的課程。透過與業界緊密聯繫，學系近年更開辦配合市場需要的零售及展覽場地設計相關課程。在專業及富經驗的導師指導下，學生將學習如何開發設計意念，獲得所需的科技技術，策劃項目，及能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設計作品。
傳意設計學系
傳意設計學系的各個課程，訓練學生純熟使用視覺語言的能力，使畢業生成為能將目的、策略和創意融匯的專業傳意設計師，為就業及未來發展作好準備。學生將研習如何在靜態、動態、互動及空間環境中，以視覺設計表現不同的文字與圖像信息，探討如何使用視覺語言來表達、識別、告知及說服受眾。傳意設計學系提倡「以人為本」及以經驗為基礎，教導學生收集和剖析用戶、市場和其他環境因素的數據，從而作出合理明智的設計決策。課程更鼓勵學生獨立發展，以處理議題及設計上的問題，並啟發學生反思傳統和科技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對設計內容、發放與接收的模式帶來變革。我們希望能令新一代傳意設計者以創新的方法面對設計行業的變化，並進一步推動其發展。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學系
數碼媒體學系
數碼媒體學系為學生創造富有創意、充滿活力和先進技術的學習環境。課程涵蓋數碼媒體領域的各個創意製作範疇，包括動畫、影視製作、互動媒體、音樂和音訊科技、攝影、網站和應用程式開發、視覺特效以及跨媒介敘事。學生透過以實踐為主導的學習經歷，發展溝通和專業技能，掌握相關的科技，成為具有商業價值和創意的設計師。
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
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與業界專業人士合作，開發了一系列廣泛而實用的課程，包括時裝設計、時裝設計男裝、時尚形象設計、時裝品牌和時尚買手、時尚媒體設計和演出服裝設計，以迎合此節奏明快、充滿活力的全球行業的需要。我們的教職員隊伍擁有豐富的專業技能、行業和學術經驗、創意才能、專業素質和奉獻精神。本地業內人士亦定期與我們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指導及建議。除與本地行業保持密切聯繫外，我們還與其他國際大學合作夥伴及教育機構建立了包括榮譽學位銜接課程在內的良好教育聯繫。
以上四個學系皆由以下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系/課程整合而成：
HKDI 除了提供兩年制的高級文憑，亦提供三所英國大學與VTC才晉高等教育學院聯辦的一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校友
觀塘工業學院時期
李惠利工業學院時期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時期
徐逸昇（Angus Tsui）：時裝設計師，修讀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於2012年起參加由非牟利機構Redress Limited舉辦的多個環保時裝比賽，獲得多個奬項，引起本地及海外關注，並於2014年創立個人品牌ANGUS TSUI，更於2016年參加英國Brighton Fashion Week時裝節，2022年更為MIRROR WE ARE演唱會設計服飾。
溫嘉恆（Kelvin Wan）及黃景怡（Joyce Wong）：時裝設計師，修讀時裝設計及產品發展高級文憑，曾多次參加Redress主辦的可持續時裝設計比賽，2013年成立Wan and Wong Fashion自家品牌，於2014年被獲邀參加由Joyce贊助之Joyce Talent Shop進行銷售，更於2016年參加英國Brighton Fashion Week時裝節。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重大事件
2011年2月24日中午約12時許，有多名學生乘搭扶手電梯由七樓往一樓時，該扶手電梯的頂部五個梯級突然下塌，幸未造成傷亡。
2016年10月4日下午1時許，一名就讀珠寶設計與工藝文憑的16歲男學生，據聞因老師撕功課而受刺激，由9樓位置墮樓至地面，當場身亡。校方對事件深感難過，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然而亦有消息指該名男學生並非因老師撕功課而輕生；更有指該男學生其實是事前患有情緒病，並需一直服藥治療。惟未有任何理據證明該男學生因情緒病而輕生。
2017年審計署報告指學院多處出現管理問題，包括學校的「天梯」，被指常常發生故障，校內的飯堂服務自2016年12月起已暫停。區議員曾就事件向教育局和職訓局查詢，惟未有回應。學院回應媒體指餐廳經翻新，已透過公開招標程序物色承辦商提供餐飲服務，於2018/19學年恢復營業。而原先在非上課時間開放給公眾使用，位於9樓的網球場，管理層以校園安全和保安問題為由不作開放。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重大事件
2018年，有媒體發現政府地契列明學院需要開放體育設施，並可由教育局規定收費及營運詳情。不過羽毛球場每小時收費高達710元，公眾使用率僅3%；而籃球場使用率亦只有8%。有同學得悉收費後感到驚訝。記者曾向櫃枱職員查詢羽毛球場及網球場租場費用，但職員未能即時解答。職訓局亦一度拒絕提供公眾租用羽毛球場及網球場使用時數和數據。教育局回應指設施由校方管理，可向院校查詢，未有解釋不能提供數據的原因。西貢區區議員何民傑批評職訓局儼如獨立王國，難以相信局方會對開放體育設施作出有效監管。
2019年1月21日早上，該校學生在洗手間洗手時發現水喉流出的是鹹水並帶有異味，懷疑校方將鹹水喉管錯駁至淡水喉管。職業訓練局回應稱學院內部份設施供水系統出現故障，校方已隨即停止相關系統，並安排維修。惟部分學生批評校方有知悉事件後沒有即時通知學生及暫停有關設施，又稱鹹水有機會損壞學生衣物或電子儀器，未經妥善處理鹹水如觸及皮膚更可能對健康有危害，如學生財物被鹹水弄污，學生會因此蒙受損失。
2014年9月，學院舉行罷課集會以抗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831決定及爭取真普選。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重大事件
2019年9月2日，學院學生於設計大道舉行「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罷課集會」，旨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及要求政府落實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中的其他四項訴求。
2019年10月14日，一班學生於校內聚集，要求校方交出已故學生陳彥霖於事故當日在校的閉路電視影像。下午4時，校方同意於放映室內向約500名學生公開兩段閉路電視片段（包括陳經過停車場及乘搭升降機的片段），其中升降機片段正好終止於陳同學準備離開升降機一刻。惟在場學生質疑兩段片段曾被修改處理。其後，在場學生不滿並破壞大堂玻璃、至晚上約六時半散去。至晚上8時11分，有人目擊保安員搬走學校電腦。同日深夜網上流出陳同學乘搭升降機影像、及陳本人發布於個人社交網站的參與反送中運動相關片段。
2019年10月14日，校方以確保學生安全為由，宣布10月15日-17日間李惠利、觀塘、調景嶺校舍一律停課。
2019年10月15日，早上約11時，一班舊生到校內抗議，要校方交代。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重大事件
2019年10月17日，中午約12時，一班學生會成員帶上口罩展開記者會，要求校方交代，邀得一些網媒採訪（如立場新聞）。下午3時30分守護孩子行動成員到校請願，要求交代真相，但校方拒收請願信。其後，守護孩子行動代表在校務處門口，宣讀宣言，放下請願信後自行離開。
2019年10月17日，無綫新聞獨家訪問陳彥霖母親，陳母堅稱女兒死因為自殺，又懷疑自己女兒患有思覺失調。
2019年10月29日，下午2時，一批知專設計學院學生及身穿黑衣蒙面人士到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圍堵校長王麗蓮，校長王麗蓮與學生對話時否認閉路電視有所隱瞞，期間有學生要求她倣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發譴責警方聲明，校長王麗蓮拒絕，遭到在場人士包圍及指罵，校長王麗蓮一度受驚落淚，報稱不適需送院，但大批學生仍然包圍救護車，一度阻止校長王麗蓮及救護車離開。下午三點起，只剩副校長黃偉祖與學生討論，再到學校大堂要求校方交代真相。下午五點，多名黑衣蒙面人士不滿校方回覆，破壞校內設施，觸發灑水系統。
2019年11月7日，有市民發現學校面向景嶺路的入口加上大量鐵板和鐵閘，只留下一扇小門供使用者出入，而且加派了大量保安，形容像監獄一樣，稱會對師生造成心理壓力。直至疫情後，所有鐵板圍封均被拆除，重新開放，並由新款大閘取代。
黃道婆
黃道婆（1245年—1330年），又称黄婆、黄母，松江府华亭县乌泥泾（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生活在宋末元初，中国古代的女性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
黃道婆 历史记载
最早关于黄道婆的文献记述，目前所知为元末明初的王逢和陶宗仪。王逢在《梧溪集》卷 3 “黄道婆祠”中记载：黄道婆为松江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1295—1296年）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绵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菴后兵废。至正壬寅（1362年），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
陶宗仪在《辍耕录》卷 24“黄道婆”中记载：闽、广多种，木绵、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黃道婆 生平与传说
据记载，元贞年间（1295—1296年），黄道婆从崖州来到松江乌泥泾，教当地妇女棉纺织技术，后世立祠祭祀她。黄道婆在正史中并没有被记载，只能在笔记、地方志、碑铭和民间传说中见到相关记录，内容也多是辗转抄袭，十分雷同，具体细节上又有不少抵牾之处。中国义务教育课本采用的说法是：
黄道婆生於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由於家庭贫苦，十多岁时被卖为童养媳，婚后不堪家庭虐待，随黄浦江海船逃到海南岛崖州。在崖州学習纺织。淳祐九年（1249年），回到松江乌泥泾，从事纺织并且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其中三锭脚踏纺车一手能纺三根纱，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从此，松江的纺织业发达起来。扩展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后来松江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织品生产中心，产品行销全国。去世后，当地人民为其立祠。一说他在崖州居住近四十年，晚年思念故土，约在1290年代中，带着纺织工具返回故乡。
黃道婆 生平与传说
刘正刚和付伟认为，学界有关黄道婆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直接记述黄道婆的史料少之又少。明代以来，黄道婆不断被神化是上海精英阶层适应地方经济发展而挖掘文化资源的结果。
黃道婆 评价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称黄道婆为十三世纪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对她在棉纺织史上的革命作出了高度评价。。
臺北城
臺北城（臺灣話：，白話字：Tâi-pak Siâⁿ，臺羅：Tâi-pak Siânn）是臺灣在清治時代後期於臺北大稻埕與艋舺兩地之間所構築的城廓，座落於今臺北市中正區西北側。「臺北」都市名稱即來自臺北城的建立。臺北府與淡水縣設治於此；而臺灣建省後，臺灣巡撫衙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等兩大機關皆設於此。有別於臺北城外的已開發聚落，城牆內的街區被稱為「城內」（臺灣話：）或「城中」，是臺北三市街之一；此稱呼也沿用至今，臺北市的「城內次分區」與昔日的城中區即以此取名。
臺北城
這座使用石材紮實建造的城池於清光緒5年（1879年）研議規劃、光緒8年（1882年）開工，光緒10年（1884年）竣工。城牆周長1506丈，設有5座城門，為當時福建省第十二大城，小於泉州（清順治改建為周長3600丈）、福州（周長3349丈）、臺灣（周長2700丈）、建寧（周長2079丈）、邵武（周長2058丈）、漳州（周長1971丈）、延平（周長1710丈）等府城以及建陽（周長1848丈）、浦城（周長1800丈）、漳浦（周長1798丈）、將樂（周長1627丈）等縣城。然而這座歷經多任清朝官員主持才建好的城池，真正存在的時間不到30年。進入日治時代後，臺北城開始遭到拆除，至明治37年（1904年）年底時，所有城牆均遭拆；臺北府城西門亦被拆除，成為五城門唯一被拆者。留存的4座城門，現以「臺北府城—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名稱列為中華民國國定古蹟，亦設碑標明西門原有位置。2014年，適逢臺北建城130周年，臺北市政府於西門原址北方、捷運西門站四號出口旁設置鋼構裝置藝術品「西門印象」，以重現昔日西門之意象。
雖然現今臺北城的城廓幾已不存，但原城內之街區仍延續建城當時經濟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功能，從日治時代開始至今，臺北城內一直都是臺灣許多重要政府機關與公共設施的所在地。臺北首要交通樞紐臺北車站位於原臺北城的北側。而商場、銀行、商辦林立的館前路與重慶南路大部分範圍，座落於原臺北城的區域內，即今日的臺北站前商圈。今日中華民國諸多國家中樞機關及設施，包括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中央聯合辦公大樓等，亦坐落於臺北城內及外圍區域。臺北府城西門雖被拆除沒有重建，但日治時期在原西門外區域開闢的西門町，成為臺北重要的商業街區至今。
臺北城 歷史
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大約在18世紀中後期）之後，清初之渡臺禁令日漸廢弛，大量自福建泉州渡海而來的移民沿著淡水河靠岸，定居在艋舺（由平埔原住民凱達格蘭族地名轉稱，今日新店溪與大漢溪交會處河口東岸），並與當地人通婚。之後艋舺聚落人口日漸增加，又有延淡水河出海貿易通商之便，因而大為興盛，進而在民間產生“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
其後，在清咸豐3年（1853年）艋舺地區分類械鬥（或稱頂下郊拼）落敗的泉州同安移民後代，不得不將整個宗族連同霞海城隍全部往北遷徙至大稻埕，依託淡水河運輸之便經商，發展成另一個繁榮的港口聚落。此時，以艋舺與大稻埕兩地共同支撐的臺北腹地已經隱然逐漸成形，不過當時艋舺、大稻埕雖人口眾多，仍屬於治所在西南方遠處的淡水廳（在今日之新竹市）所管轄。
臺北城 歷史
清同治13年（1873年），在與臺北相隔數百公里以外的臺灣南部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是促使臺北建城的遠因。因牡丹社事件之故而喪失琉球宗主權的滿清朝廷，終於體會到日本意欲越過東海擴張領土的野心，相對的，滿清朝廷也大幅改變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觀感，認識到臺灣島是遏止日本和其他列強國侵略中國的前哨。於是想藉由建立臺北府來強化北臺灣防禦的滿清朝廷，於光緒元年（1875年）批准福建巡撫沈葆楨的「臺北擬建一府三縣」奏摺，臺北府宣告成立，所轄區域包含今日之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及新竹市。
臺北建府之議經過滿清朝廷欽准不久之後，為因應北臺灣防務之需求，試署知府林達泉於光緒4年（1878年）在臺北盆地一帶實地探勘，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臺北城，將重要之府城官署、祭祀宗廟等建築設立於其中。不料林達泉未俟臺北正式開府，即因積勞成疾而在任上去世。
臺北城 歷史
光緒5年（1879年），臺北正式開府。首任知府陳星聚與其後（光緒7年、1881年）上任的直屬長官福建巡撫岑毓英開始積極籌款興建臺北府城，此時城牆尚未動工，因規劃中之建城用地原為臺北盆地沈積淤泥開墾成之水田，土質過於鬆軟，為防止未來城牆磚石沉陷，陳星聚便下令在城址上種植竹林以讓底土逐漸紮實。在岑毓英親自規劃下，臺北城於光緒8年正月廿四（1882年3月13日）正式動工，但因為五月十日岑毓英調職署理雲貴總督，築城之事改由臺灣兵備道劉璈主導:45。由於劉璈基於自己的堪輿觀點，認為岑毓英的設計「後無祖山可靠」，於是更改城牆走向，以七星山為「祖山」:45。也因為如此，導致築城工程進度落後，劉銘傳光緒十年閏五月廿四（1884年7月16日）抵臺時尚未完工:45。在中法戰爭壓力下臺北巨賈被迫捐出資金，於年底完工。這座城池，也是歷史上最後一座依照華夏傳統風水堪輿理論而建造的傳統中國式城池。
臺北城 歷史
於臺北城完工之際，城內陸續動工的文廟（如左附圖內之綠色標記）、武廟（藍色標記）、聖王廟（橘色標記）、城隍廟（紅色標記）、天后宮（黃色標記）也陸續落成。除此，城內也相繼同時建造了臺灣巡撫衙門（臺灣省最高軍政首長治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臺灣省民政首長治所）、臺北府衙門（知府治所）、淡水縣衙門（知縣治所）等各級官署，此時臺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臺灣北部甚至全臺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
臺北城 歷史
1882年至1884年初建臺北城，臺北知府陳星聚原以子午線為縱軸，規劃城內為南北、東西向垂直之棋盤格局，後經臺灣道劉璈重新規劃，使城廓向東旋轉十六度。劉璈的規劃是依據巒頭派的風水理論，將城廓東旋以後，臺北府城西邊是淡水河，東邊遠處是群山，加重了東方的份量，以求趨吉避凶。然而他的作法也打破陳星聚原本規劃的格局，北門變在西北角門位置、大南門成了東南角門、東門成了東南門，所以又再增設小南門、東便門、北便門。不僅城門位置異變，城廓與原本的街道佈局也未能構成九十度直角，打亂原本工整的棋盤布局。 城內官廳的布局，採用中國傳統上常見的官廳、官署集中區的規劃。西方一直要到19世紀時，才發展出這種規劃模式。積極西化的現代日本，也曾試圖在東京運用在德國學到的經驗，規劃官廳集中區，不過最後失敗。因此當日本人統治臺灣時，便嘗試在臺北城規劃新的官廳集中區。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建省，臺灣巡撫劉銘傳駐守期間，相當重視省城臺北城的發展。除了大力興建官署機關衙門外，更出現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公共設施，像是郵政、電報、衛生、飲水、照明等。以照明為例，除了政府衙門有電燈可使用外，西門街、新起街等也設有街燈，可說是當代全中國電力照明之先例。當時甚至有美國記者大衛森提到，臺北城的現代化高居全中國之冠。
臺北城 歷史
光緒10年（1884年）中法戰爭之時，從基隆進軍北臺灣的法軍進軍至暖暖一帶即被清軍擊退。為此趕工完成的臺北城，幸運地免於受戰禍試練。不過在1895年發生的乙未戰爭之中，臺北城卻也沒發揮原本應有的防禦功能，便被日本軍隊兵不血刃地進駐。
日軍之所以能如此順利進入臺北城，由鹿港來臺北經商的辜顯榮是其中關鍵人物。當時辜顯榮眼見在臺北任職的原清朝官員一一先後離去，為了抵抗日軍侵入，以清朝為宗主國而臨時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又頹圮不成氣候，為避免臺北城內陷入持續騷亂局面，於是決定自行請纓前往基隆向日軍投降，並指引日軍前往臺北。這段過程在臺灣通史中有以下描述：「林維源、林朝棟、丘逢甲相率去，艋舺紳士李秉鈞、陳舜臣、吳聯元等議彈壓而無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請赴日軍求鎮撫，無敢往者。鹿港辜顯榮在臺北見事急，自赴基隆謁總督請定亂，許之，日兵遂進。十八日，能久親王至。二十一日，總督樺山資紀亦至，遂開府於此，以理軍民之政。」
除此之外，臺灣總督府大誌也有以下記載：「臺北有如活地獄般混亂，士紳們決定派遣商人辜顯榮迎接日軍進城。七日，日軍終於兵不血刃地進入臺北城。」
臺北城 歷史
1895年6月7日，由辜顯榮為前導的日本軍隊到達臺北城北門之外，城內老婦人陳法與家眷冒著城內動亂登上北城城牆，放下竹梯打開城門，日軍於是輕易進駐臺北城。6月17日，日軍舉行「始政式」，象徵日本正式統治臺灣。
進入臺北城後，臺灣總督府對於原來設計中帶有防備日本性質的臺北城之存在價值，初始也曾有過不同議論。之後於明治30年（1897年）成立的「臺北市區計畫委員會」開始研議拆除舊有城牆，隨即在明治32年（1899年）公告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中，台灣總督府以街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將部份城牆連同城內原有清朝時代建築物（如文廟、武廟）等一起予以拆除。
於明治33年（1900年）臺灣歷史首次正式實施的都市計劃之中，臺灣總督府「臺北城內市區計畫」所進行的市區改正不但將所有護城河填平，將城垣至護城壕間的空地規劃為公園，並計畫增設九個城門（北城牆新增北東門、北中門、新北門；東城牆新增新東門、東北門；南城牆新增南東門、南中門；西城牆新增西南門、新西門），而開始小規模拆除妨礙道路貫通的城牆，西門也就是此時開始被拆除。
而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拆除城牆，約在明治34年（1901年）「第二次市區改正計畫」正式公告前後。該計劃重點乃加快原本已在進行中的拆除城牆工事。於該計劃中，臺北城的所有城門本應該全數拆除；不過因為拆除西門後的民間反彈壓力，讓總督府改變原計畫，留下了還沒拆除的北、東、南、及小南門。到了明治37年（1904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四座城門之外，臺灣總督府幾乎已將臺北城所有城牆拆除。拆除下的石材則大多運往東門附近，建造臺北刑務所（今日之臺北監獄遺跡）與兵營區（之後曾成為陸軍總司令部所在，今日已改建為中正紀念堂）。此段圍牆現為市定古蹟─臺北監獄圍牆遺蹟，也有一部分成為臺北北警察署（現在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南側牆壁之建材、也有一部分作為圍牆（在大同區長安西路336號後方巷子）。
明治42年（1909年），以舊城牆原有範圍與基石為準而興建，寬度四十公尺的臺北環城道路「三線路」正式完工。之所以被稱為三線路，是因為道路仿照歐洲都市規劃範例，於路中設置兩大綠地作為分隔島，將路面區分為「三塊」之故。日本殖民政府在三線路沿線刻意營建的仿西洋式建築景觀秀麗，富異國情調，當時曾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昭和初年（約1930年代），臺灣引進西洋風俗，開始興起自由戀愛風氣，三線路一帶成為臺北市區內約會散步的好地方。在膾炙人口的民謠《月夜愁》第一段歌詞中便有以下敘述：「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來」，充分表達出在三線路焦急地等待戀人的心情。而 臺北小調，也對此三線路有所描述：「獨自無精打采，榕樹成排，連月兒影子，對等待的人都顯得纖細如柴。徬徨的心，也繞三線路徘徊。明知是妳不捨，我不放的情愛。」
臺北城 城廓特色
臺北城實際參與建築者──福建巡撫岑毓英、臺北知府陳星聚與臺灣兵備道劉璈皆頗信風水，所以立城處所及其方位乃按地輿傳統。起初規畫者岑毓英他的風水觀認為該正對北極星，所以一開始建造的街道府前街、西門街等街道即官衙設施為東西南北向，此時城牆尚未興建。而後主事的劉璈風水觀屬「巒頭派」認為岑毓英之規畫「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凶」，遂改變城牆建造的方向，使其北依大屯山與七星山峰為靠，但城內完工建設保留，這是臺北城街道與城牆方向不同之原因。
對中國風水獨有見解的德國學者Alfred Schinz對此解讀為：「臺北城基本上以大屯山為背，淡水河為水的風水觀而設計的；因為城廓東北有高山主凶，整座城廓乃向東旋十三度，用以避凶。東、西兩牆延伸線相交於七星山，而城府的中軸，仍不偏不倚的對準玉皇大帝、北極星君。」
臺北城 城廓特色
除了講究風水，建城處所也相當巧妙的立在泉州三邑人、安溪人為主的艋舺與同安人經營的大稻埕之間。這種考量除了可供聯絡兩地之外亦顧及到向兩方士紳籌募建城款項。也因為這種不偏倚的建城地點，讓包含兩地的當時門閥世族，包含板橋林維源、艋舺白其祥、士林潘成清、大龍峒王廷理、大稻埕陳霞林及王玉華、葉逢春、李清琳、陳鴻儀、潘慶清、王天賜、廖春魁、林夢岩、陳受益等等皆捐輸銀兩相助。雖然中間有一些募款上的小插曲，終究還是順利募得了建城所需的30萬兩白銀。
臺北城 規模大小及特色
該城是臺灣史上唯一全部用優良石條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長方形城池，面積僅次臺南府城，更是清代最後一座風水石城。
建城形制如下：
主要建材：
城牆石材主要來自內湖金面山，打石工作則由該山南側山腰處的北勢湖清代打石場負責。而石材材質則為火成岩的安山岩（少量為唭哩岸石）。
因為城池所在地層較軟，地基亦用一尺長及三尺長的石材墊實。算下來，臺北城共約使用三十餘萬根石材左右。
城門磚瓦：內湖（大直）的北勢湖與枋寮（今中和）庄磚窯場
石灰：大稻埕河溝頭石灰窯，另外使用糯米與糖混合成的黏著物當作石材接著劑。
臺北城 城門
城門共五，分別為北門“承恩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東門“景福門”，西門“寶成門”。
相傳臺北城落成初期，只有四座沒有城樓建築的拱形門洞，之後經由地方士紳捐輸經費協助，才得以興建各城樓。這其中以居住在西門方向之外艋舺地區的三邑人所捐款興建的西門最為華麗。至於小南門，則是後來因應新興崛起的枋橋（今新北市板橋區）聚落，而面對通往其地的路徑方向所設。
臺北府城以北門為主城門，其正式名稱為「承恩門」，乃取其遙望北京方向，承受皇恩之意。該城門外之道路通往士林、北投、淡水方向，建築樣式為臺灣城郭建築中少見的碉堡型建法，且具備城堞與槍孔。城門前本有引自河溝口的護城河，於建城過程之中，建材經由淡水河再接護城河以水運之方式到達施工處所。
臺北城 城門
承恩門雖在日治時期被拆除了甕城外郭、接官亭等建築物，但仍是臺北城門之中現存最完整者，也是中華民國的國定古蹟。為此臺北市政府還在民國84年（1995年）起特地拆除了通往延平南路方向，可能對北門造成破壞的高架橋匝道。另外日治時期當成「總督官邸」（今臺北賓館）玄關腳踏石的原「巖疆鎖鑰」石碑，也已在民國87年（1998年）回置北門城畔（之前曾放置於臺北公園（新公園））。北門側並立有「接官亭舊址」石碑以為憑弔。
臺北城 城門
西門亦稱寶成門，城外道路通往艋舺，為臺北城五個城門裡面最華麗的城門。之所以取此名稱，應是該城門所在附近的艋舺三邑籍移民後代，想用雕樑畫棟的城樓代表「寶物成就」的好彩頭，希望藉此維持艋舺商業流通的興旺景象。然而在日本明治33年（1900年）起，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臺北實施市街改正，在計畫拆除臺北城牆的過程中，因為拆除此門後的民意反彈，致使臺灣總督府之後意圖拆除其他四座城門的計劃叫停，也因此，西門成為了臺北城唯一被拆除殆盡的城門。日本昭和10年（1935年），臺灣總督府依《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將四座城門指定為史蹟加以保存。為紀念此門，於西門圓環處，設有「寶成門舊址」石碑，2014年更以原寶成門為藍圖，設置城門造型藝術品西門印象。
另外，五城門中的大南門（麗正門）可通往景尾（臺北景美）、臺北深坑、臺北石碇，是臺北城最大的城門。也是台北府城的主門。與大南門同樣位於城池南側的小南門（重熙門），是通往 枋橋（臺北板橋）的廊檐式城門。而五門當中居城池東邊，可通往錫口（臺北松山）、基隆方向的東門（景福門）則和北門相似，亦為重視防衛功能的碉堡式城門。這三座城門之上原本皆為臺灣傳統式建築的燕脊紅瓦城樓，然而卻在民國55年（1966年）被當時的臺北市政府以「整頓市容以符合觀光需要」為由，改建成風貌完全不同的仿中國北方樣式綠琉璃瓦頂亭閣式建築。
臺北城 行政區劃
在清代，臺灣各城不屬於任何堡里。日人於乙未戰爭佔領臺灣之後，除臺南城外，將其餘各城一律編定為街庄層級，併入鄰近堡里。此時臺北城隸屬大加蚋堡，為其下轄的「臺北城內」街庄，與鄰近的艋舺、大稻埕等街庄合稱「臺北三市街」。
於日本大正9年（1920年）10月地方制度改正之時，臺北城內改制為大字，屬臺北州臺北市。大正11年（1922年）實施町名改正，臺北市區被劃分為64個「町」，其中文武町、書院町、乃木町、榮町、大和町、京町、本町、表町、明石町，均包含原臺北城內的範圍。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民國35年（1946年）合併上述之町和北門町、樺山町、幸町、東門町、旭町、末廣町、壽町、築地町、濱町等地，一同編為城中區。民國79年（1990年）臺北市行政區劃改訂，原有之城中區與古亭區合併成中正區至今。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1895年，日本接收臺灣，開始推動臺灣現代化，包括城市規劃與興建西式建築。自此，臺北城慢慢由中國傳統模式，變成中西混合的現代化城市佈局與運作模式，仿照日本本土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廳集中區之現代化建設，對今日臺北城面貌影響最深。
1897年，日本政府為在臺北城進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現代測量儀器繪製〈臺北 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精準紀錄臺北城廓與街道樣貌，相較於之前台北只有不精確的中式地圖。1897年至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臺北城城垣，以利於鐵路交通建設，從防禦城變成開放城市，可說是臺北城現代化的開端。在日本本國都市的現代化，由伊藤博文內閣參照歐洲將官廳集中於一區的做法，提出建設屬於日本的官廳集中區，展現日本邁入現代強國的決心。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後，更需要借由新行政區，展現新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不同於以往的新氣象。日本政府預想中的的官廳建築群，應當在面積範圍、風格造形或品質標準，都具有當代西方先進國家的水準，甚至能夠進一步成為國際上的新典範。從1875年起，接下來的十餘年，東京的官廳集中區計畫開始執行，地址在日比谷公園附近。他們解散原先的工部省，另立直屬中央的臨時建築局，第一任局長為當時的外相井上馨負責這項計畫。
日本的歐洲都市規劃經驗，相當程度上是學習自現代德國的柏林。1871年，普魯士戰勝法國、統一德意志之後，日本維新政府馬上派出 46 人的使節團考察，包含伊藤博文、及孝明天皇的侍衛之子松崎萬長。松崎萬長繼續留在德國學習建築13年，在1884年回日本後，馬上就任為臨時建築局的技術長，參與東京日比谷的官廳集中計畫，貢獻良多。在當時的工作團隊中，有許多來自德國建築師負責的規劃，可見德國經驗對日本的重要性。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採用林蔭大道可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影響之一。德國建築事務所引薦德國工程師霍布利希德來東京考察、提供意見，尤其是針對林蔭大道與綠地花園的部分。他在日本停留的一個多月期間，由當時任職內務省衛生局的後藤新平陪同，此次合作經驗使後藤新平收穫不少，並在未來把合作經驗運用在臺北城的規劃上。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當時負責日本官廳集中區設計的德國人伯克曼借用柏林經驗，打破東京城宮城內外的局限，設置「日本大通」（日本大道）與「中央大通」（中央大道）為中軸線，皆由新宮殿向外延伸。日本大道不斷往南後，和右側的「天皇大道」，以及左側的「皇后大道」連接，形成三角形道路系統。在這些道路沿線上，設計了許多功能各異的政府官廳或公共建築，例如警視廳、裁判所、東京府廳、劇場劇院、旅館、餐廳，以及喫茶店。在三角形道路系統周圍，還連接許多大小圓環、以及具幾何造型的綠地花園。此處南端則是中央車站，繼續往下會連接中央大道，經過築地本願寺東邊，直接朝向東京灣。官廳集中區內的建築，雖然各有其獨立樣貌，但為了整體規劃，設計師充分利用軸線、廣場動線與寬敞大街的理性數學幾何與活潑多變的圖型組合，製造宏偉壯觀的效果，成為具有整體性風貌的現代化都市。東京城建設工程開始後，日方與歐洲的交流依舊持續著。1886年10月德國「恩德與伯克曼公司」在日本勘查，日方便很積極地在下個月派遣二十位日本人前往柏林學習。隊伍由英國建築師康德爾，其中三位成員都是出生自東京技術學院的臨時建築局職員，分別是河合浩藏、渡邊讓（及妻木賴黃），其中前兩位又曾協助伯克曼在東京作都市規劃藍圖的素描。以上三人再加上具有皇室背景、長年留學德國的松崎萬長，雖然相當有才華，但無法見容於日本傳統，反倒是在臺灣發揮才能。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臺灣雖然在日本殖民初期，前三任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對臺灣本地的工作集中於軍隊鎮壓與軍事占領，仍漸次著手於臺北城市規劃改造與修建工作，例如規劃官舍區以安頓總督以下各級官吏，以及從日本派遣智囊團來臺。其中包括1896年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就任，來臺考察的首相伊藤博文、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等人。考察團中，首相伊藤博文與臺灣總督桂太郎的岳父、外務大臣井上馨是至交好友。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皆推動效法德國的制度與體系來對抗大英帝國，其中包括模仿德國的城市規劃與城市建築法規。1886年井上馨在東京日比谷官方集中計畫區中便強烈倡導德意志風格。臺灣總督桂太郎本人也留學德國，更曾奉派為駐德公使館武官。歐洲自19世紀以來的都市規劃，強調視覺美感與功能並重，以幾何型態和對稱空間結構為基礎，放入機能性建設，其中包括道路、水道、衛生設備，以及各類型官廳行政機構。對於日本而言，西方的這套都市規劃相當值得學習，歐化之後，更繼續以臺灣各城市，尤其是臺北城，實驗現代化城市建設。就此角度而言，臺北可說是當代日本統治下，最為先進的城市之一。後藤新平以後成為東京市長，可說明這種歷史趨勢。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後藤新平於1890年前往德國留學兩年，極為讚賞俾斯麥的治國政策。後藤新平1889年便主張將國家視為有機體，將國家事務治理廣義定義為衛生治療，衛生問題解決後，國家機能才能運作，也才能健全國體；主政者是醫生，政府官員應以客觀科學、生物學、醫學的方式認識國家病源與問題，用客觀、理性、現代科學的方式治理國家，所以衛生制度與衛生機關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確立是健全帝國的必備條件。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新興的強國正像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有機體，試圖使用各類現代化、科學化的方式治理，而強國的城市（例如德國柏林）正快速擴張與科學理性規劃，漸漸由地方城鎮轉變成現代國際性首都。 規劃柏林都市發展的專家霍布利希德曾在1887年受邀至東京考察，當時陪同調查的後藤新平深受影響。日後任職衛生局的後藤新平特別重視各類衛生調查工作，到臺灣的第一項工作，也是先做科學式的調查。後藤新平隨著1896年的考察團來臺，馬上開始調查臺灣全島衛生設施、上下水道設計。隔年調查成員便向總督提議，將臺北市街下水道設計與道路擴建工作合併共同規劃。另外，臺北城的發展也受限於城內街道佈局與城廓上的不協調。在考察團來臺的同一年，臺灣總督府設置民政局臨時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當時聘用具有土木科專業背景的長尾半平與濱野彌四郎兩人，從1889年起，至接下來的十年共同推動臺北城區的現代化發展。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當臺北在進行大規模改造時，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認為，建築即為「文裝的武備」， 換言之，「把城市興建看成是一種軍事武備，是國家強盛的必要裝備，可防備抵抗運動」。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親眼看到柏林如何從地區性城市，變成全德國、全世界等級的國際大都市。因而來到臺灣後，也想要將同樣的規劃概念運用在臺北市，使這座城市擁有相當完善、便利的現代化機能，具有抵抗各種挑戰的抗體。事實上，後藤新平之後在1920年至1923年擔任東京市長期間，也提出大規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項目都和當年的臺北城市改造一樣：完善的水道系統、充足的公共設施、開闊便捷的街道、將城市傳統融合現代需求等。雖然東京的改造因為政黨競爭、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難以順利執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臺灣經驗反而回過頭來影響東京的發展。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日治時期的臺北城市規劃，相當程度上是參考歐洲大城市的經驗，特別是拆除舊有城牆，擴大城市發展區域的概念。自17世紀以來，像是倫敦、巴黎、維也納、柏林與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後拆除城牆，進而重新整頓城市。臺北在拆除舊城牆後，決定鋪設四通八達的街道。日治總督府民政局臨時土木局主要仍依循舊規，依照城內傳統布局規畫新道路，例如延長北門街（今衡陽路），特別是向南擴建，成為貫穿南北城區的道路，南段部份則為文武街。至於作為城市中軸線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段），如今貫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鋪設許多東西向道路。使傳統上以軍事防守為出發點的城市，轉變為注重交通需求的現代化城市。至於城內街區，當時的規劃邏輯，是將整個城市依照「街廓」劃分，成內共畫出52個街廓。受限於舊有街道、建築並不成正角對稱，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現各種不對稱矩形、不對稱多邊形。以街廓為單位，新城市也發展出與清代沿著街路兩側發展的線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樣貌。
此外，在建築材料上，臺北官廳集中區也有其獨特之處：許多建築大量運用紅磚。由松崎萬長與渡邊萬壽設計，在1908年完成的臺北鐵道飯店，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雖然規模不比歐洲現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臺北時，該城已經是個頗具現代化的城市，而且擁有相當明確的官廳集中區，內含財政、經濟、軍事、商務、郵政、電信、電報等重要功能。從臺灣歷史來看，臺北可說是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新嘗試。當時許多日本人也相當想要實驗現代化的官廳集中區，在臺北這塊殖民地上，較為年輕的建築師或官員，可以更不受傳統阻礙，在既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施行現代化。從1900年公布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可知，初期計畫僅限於城內地區，明顯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區」，大肆開發遺留房舍或空地，作為未來新政治核心區域。在不久後，繼續發展成更完整的「臺北城官廳集中區」。日本人同時也將現代的都市規劃法引入臺灣，最早的法令之一即為，1900年11月制定的律令三十號「市區計画における建築制限に関する規定」（《關於市區計畫及建築限制之規定》）。隔年，日本頒布新的都市規劃法，在前年的基礎上擴大規劃，將範圍擴及舊城區以外，讓拆除城牆顯得有其必要性。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1905年時，日本總督府公佈第三個版本的臺北市現代化計畫。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範圍不侷限在臺北城中心，而是擴及到其周圍的艋舺、大稻埕，以及東門、南門及三板橋（南門以南及南門東南地區）一帶，規模顯然大上許多。主要負責人依舊是後藤新平的愛將長尾半平。根據當年的〈臺北區改正圖〉可知，新計畫在傳統的棋盤式方格佈局上，增加了許多歐洲自巴洛克時期、啟蒙運動以來的幾何造型與空間概念。例如城牆拆除後的空間，原先討論規畫成公園廣場，最後還是決定規劃三線道的林蔭大道，成為日後大臺北市的重要交通幹道。當時公佈的計畫中，已經可以看出「臺北新公園」（今日228公園）的規劃，它與官廳集中區的關係密切，被納入整體計畫，成為重要都市新景觀的一部分。
臺北城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
臺北城牆拆除時，位於轉角處的角樓地方，放置放射狀圓環，主要幹道由此向外延伸，成為各區塊的重要連結點。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這些圓形交叉點，塑造特殊城市景觀，配合林蔭大道，使之成為城內新地標。東北邊的圓環成為今日忠孝東路與中山南、北路的交叉點；東南角圓環處則配合三角形岔路往東南方，也就是今日愛國東路與羅斯福路一段兩馬路所形成的交會點。在更往外的地方，運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邊四邊形、錐狀道路系統，連接臺北城與城外東南地帶、新店溪旁的區域，規劃上相當靈活多元。至於今日的羅斯福路、南海路、金華街、林森南路等，也是當年為了強化交通的五線道路。北門圓環是由五條放射狀道路圍繞，原本城牆所在區域變成今日忠孝西路與中華路一段，當年就是美麗的林蔭大道。西半部的規劃，同樣大量運用三角形、不等邊四邊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強化舊有的道路系統。此時的新道路之寬度共有兩項標標準，一為72.8公尺，另一為145.6公尺。
臺灣劍潭神社於1900年完工，臺灣總督府則是在1919年興建。在當時的規劃中，刻意規劃一條世界級規格、橫亙臺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連接兩處，其在1936年完工。當時採用「地帶超過收用法」處理兩旁景觀。該法意味著，「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徵收道路兩側連帶的區塊，如此一來，可同時將周邊不完整的土地同時納入城市規劃中，或者再規劃入公共建設預定地中，作了規劃以後的區塊，以高價賣掉，收購者需依照規劃加蓋，因此，整塊區塊與建築都有了統一整齊的面貌」。
整體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規畫，其道路系統更注重往東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為輔助。這種規畫概念其實也有生物學上的原理，考量到臺北城多吹東風，東西向道路可減少灰塵累積，也能有充足陽光，可說是相當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衛生概念。
臺北古蹟與東京古蹟命運不相同，改造臺北城市的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政府確實比較沒有善待城內古蹟。以東京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帶領下，與德國建築師恩德與伯克曼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廳集中計畫」。計畫中盡可能保留江戶城的原貌，特別是の字形向右渦旋旋轉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除了天災之外，必須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後成為今日「皇宮居留地」。
不過在臺灣，不僅有強力公權力介入景觀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風災後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築與木造平房，實施「京町改築」都市計畫與公共衛生建設。大幅改造的結果，使臺北城與歷史、傳統有了相當大的脫離。日後日本施行的都市相關法規，依舊缺乏保護古蹟、歷史建築的思維。在此環境下保留的舊城門：東門（照正門）、大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北門（承恩門），算是少數特別案例。以後藤新平為領導，以長尾半平為主管，以野村一郎為輔佐的年輕都市規劃群，將城門設計成圓環功能，並和巴洛克造形結合一起，使臺北城的樣貌加入了現代性特質。
臺北城 建城120週年
民國82年（1993年），臺北捷運板南線施工時，意外的在忠孝西路地下，發現一千多根約1×1×3米的臺北城基石遺構。石材遺跡挖掘出來之後，臺北市政府特別在挖掘出石材遺跡的站前地下街興建面積約百坪的臺北府城古蹟特區，並使用此石材於中山區遼寧公園建成石牆供參觀旅客緬懷。另外在民國93年（2004年），臺北市以建城120週年為主題，興起一陣探索古城的熱潮。
2017年，萬大線人行道側溝工程挖到日治時期以拆下的清代台北城城牆石材移至前公賣局後方建成的排水溝遺址，開挖部分並無涉及捷運站體施工，文化局將協助捷運局原地保留回填處理，挖到的遺跡也考慮以捷運北門站現有的文物展示方式處理。
臺北城 建城120週年
大略來說，以臺北四面古城牆路線興建的日治時期四條三線路，是最容易探索臺北城的最佳指標。中山南路（東城牆）、愛國西路（南城牆）、中華路（西城牆）、忠孝西路（北城牆）所圍繞成的長方形，即為臺北城的舊址。而這區域現今仍為重要的政經中樞，城內包含了眾多日本統治時期的建築，如總統府、司法院、臺灣銀行總行、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國立臺灣博物館、土地銀行、臺北郵局、中山堂等等。城外附近亦有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中正紀念堂、公賣局等重要建築。
津巴布韋國家足球隊
津巴布韦國家足球隊是津巴布韋的國家足球代表隊，由津巴布韋足球協會組織而成，現時屬於國際足協及非洲足協成員國之一。津巴布韋國家足球隊於1980年之前稱為羅德西亞國家足球隊，津巴布韋從沒有晉身過世界杯決賽周；津巴布韋參與過5次非洲國家盃，但都在小組賽止步。2015年3月，因積欠巴西籍前總教練何塞·克勞迪內·格奧爾基尼薪資，遭到國際足球總會禁賽，因而無法參加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會外賽。
津巴布韋的球衣贊助商是LEGEA。
雙通道記憶體技術
雙通道（英語：）是一種能夠讓電腦效能增加的技術，此種技術將多个記憶體由串联方式改良为并联方式，以得到更大的頻寬。最早使用此技術的記憶体是Rambus。
雙通道記憶體技術 運作方式
記憶體使用单通道技术时，主機板上記憶體線路是以串聯方式設計，也就是僅是以一條記憶體的頻寬運作，安裝多條記憶體只是容量會相加。當記憶體匯流排頻寬為64-bit，如DDR4，無論安裝幾條記憶體，匯流排頻寬都固定為64-bit。
雙通道便是利用並聯方式運作，當裝置雙數條記憶體並以雙通道排列模式安裝時，匯流排頻寬將會達到單一條記憶體的兩倍頻寛，例如在DDR4可達到128-bit，但記憶體的容量仍會以兩倍計算。也就是開雙通道後，記憶體頻寬可以增至兩倍，一般而言效能也會增加。
理論上，雙通道匯流排能將記憶體的資料傳輸效能提升兩倍；但對系統整體效能來說，開啟雙通道帶來的性能提升視所使用的作業與軟體而定，但不會提升到兩倍。在實際使用上，若非長時間的極大資料運算或透過測試軟體取得測試資訊，對於使用者的操作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雙通道記憶體技術 運作方式
如果是純粹的CPU運算，使用雙通道的效能增長不大。但對於影像處理需求較大的軟體而言，雙通道技術不啻為一大幫助，因為這類軟體需要CPU與記憶體之間互相傳輸大量的資料，故較大的頻寬可以節省傳輸時間。所以在使用雙通道時，雙倍的記憶體頻寬可使晶片組或CPU內置繪圖核心的系統效能增長，但效能提升不會達到兩倍，往往只有三到五成，實際仍依不同的軟體與CPU架構而定。
雙通道記憶體技術 歷史
在DDR RAM發展中期，記憶体頻寬开始出現瓶頸。若晶片組只支援單通道記憶體，就算插入兩條DDR記憶体也都是單通道記憶體，不會變成雙通道記憶體。FSB頻寬比記憶体頻寬大得多，而处理器处理完的資料不能即時存入記憶体，造成处理器效能不能完全發揮，因此晶片組廠商引入雙通道記憶體技術。單條DDR記憶体是64位元頻寬，而兩條則是雙倍的128位元，瓶頸現象得以舒緩。
在AMD平台，引入雙通道記憶體技術的第一家晶片組廠商是nVidia，但當时AMD处理器的FSB頻寬不大，雙通道記憶體的效能提升作用輕微。其後，Intel將DDR雙通道記憶體技術引入，配合Xeon处理器，晶元組名為E7205。它支援DDR266雙通道記憶體，用DDR的價錢得到RDRam的效能，而主機板廠將之支援Pentium 4。畢竟是伺服器平台產品，價格比較貴。SiS的SiS 655出現，使DDR雙通道成了平民化的技術；由於支援DDR 333雙通道記憶體，效能比E7205更高，價錢更低。
雙通道記憶體技術 歷史
i865PE支援DDR400雙通道記憶體，800MHz FSB的Pentium 4。而i915P亦新增支援DDR-II 533雙通道記憶體，P965支援DDR-II 800雙通道記憶體，X48更支援DDR3-1600雙通道記憶體。
AMD平台方面，NVIDIA以nForce 2 Ultra 400支援DDR400雙通道記憶體，成為當时AMD平台效能最佳晶片組，更擊敗VIA，隨後AMD的Athlon 64系列处理器亦內建了DDR/DDR2雙通道記憶體控制器。
SiS和VIA亦在Intel和AMD平台推出过支援雙通道記憶體的晶片組。
雙通道記憶體技術 條件及安裝
開啟雙通道模式必須要主機板的控制晶片支援，早期的平台架構需要使用至少兩條規格（時脈、品牌、顆粒等）相同的記憶體。NVIDIA的nForce 2是較早支援使用兩條不同規格之記憶體運作，規定比較不嚴苛，但是未能肯定穩定度是否足夠，目前大部份的主機板都支持使用两条不同容量的内存条组成非对称性双通道，性能亦有提升，稳定性也经过测试。
記憶體安裝的方式也是關鍵，並非有支援雙通道的主機板上安裝兩條記憶體就能運作，還需要正確的安裝；像部份nForce 2的設計有四條記憶體插槽，依序為1、2、3、4，而必須要安裝1、3或是2、4才能使用雙通道，若僅安裝1、2就會開啟單通道模式。各款晶片組設定方式不一，各家主機板也可能不同，因此必須要參考使用說明書以正確方式安裝。如果安裝成功並正常運作，開機時BIOS便會顯示“Dual Channel Mode Enable”或類似訊息，表示正確啟用雙通道。
永修县
永修县是中国江西省九江市所辖的一个县、位於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南部，南鄰南昌市，東頻鄱陽湖，西倚雲居山，北與廬山市、共青城市、德安縣、武寧縣接壤，與都昌縣水域相連，西與宜春市的靖安縣，南與南昌市的安義縣、新建區等9縣（市、區）交界，縣政府駐塗埠鎮。
永修县 历史
古艾地，秦隶九江郡。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年），分海昏县置，治所在今江西省奉新县西。属豫章郡。“以其户口昌盛，因以为名”(《太平寰宇记》)。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移治今永修县西北艾城。唐朝时属洪州、豫章郡。宋朝属南康军。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建昌州。明朝洪武初年，降为县，属南康府。清朝沿袭。1914年（民国三年），因与四川建昌道同名，故改名为永修。取其“泮临修水，永蒙其利”之意。自古就有“海昏秀城，地杰人灵”之誉。
永修县 地理
县域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南瞰西山，北望匡庐，东领鄱阳，西挹云居。县境与都昌县、庐山市、共青城市、德安县、武宁县、靖安县、新建区、安义县等县区交界。
县城距省会南昌仅40公里，距昌北机场18公里，距九江市80公里。京九铁路、昌九城際铁路、昌九高速公路、105国道、316国道贯穿全境。
乃赣省南北通衢之要道，古有“洪都门户”之称。
永修县 行政区划
永修县下辖11个镇、4个乡：
涂埠镇、​吴城镇、​三溪桥镇、​虬津镇、​艾城镇、​滩溪镇、​白槎镇、​梅棠镇、​燕坊镇、​马口镇、​柘林镇、​三角乡、​九合乡、​立新乡、​江上乡、​江西永修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山企业集团、​恒丰企业集团、​八角岭垦殖场和​永丰垦殖场。
德安县
德安县是中国江西省九江市所辖的一个县、地處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南部，東接共青城市，南鄰永修縣，西毗武寧縣，北接瑞昌市、柴桑區。
德安县 历史
西汉建历陵县，属豫章郡。王莽改历陵县为蒲亭县。东汉复称历陵县。三国·吴建发时分豫章郡为鄱阳郡，历陵县属鄱阳郡。
南朝·宋元嘉元年（424年），历陵县并入柴桑县（隋唐先后改称浔阳县、彭蠡县、彭城县、湓城县，属九江郡）。
唐武德八年（625），又以历陵故址立蒲塘场。
五代吴杨溥乾貞元年即顺义七年（927年），升蒲塘场为德安县，属江州路。宋延其制。
明清德安县属九江府。
民国时先后属九江府、浔阳道、第四行政专区、第五行政专区、第九行政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九江专区（九江地区）、九江市。
德安县 行政区划
德安县下辖5个镇，8个乡，1个国营林场，1个园艺场。
蒲亭镇、​聂桥镇、​车桥镇、​丰林镇、​宝塔乡、​河东乡、​高塘乡、​林泉乡、​吴山镇、​磨溪乡、​爱民乡、​邹桥乡、​塘山乡、​彭山林场和​园艺场。
德安县 人口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德安縣常住人口為167090人。
2013年末全县共有17万人。
2000年全县有畲、回、壮、土家、侗、苗、满、彝、蒙古九个少数民族。
德安县 经济
2017年全县生产总值112亿元，比上年增长9.1%，财政总收入1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9%。
渝水区
渝水区是中国江西省新余市的一个市辖区，位於江西省中部偏西，新餘市東部，袁河中下游，新餘城區所在地。區境東鄰樟樹市、新幹縣，南連峽江縣、吉安縣，西鄰分宜縣，北連上高縣、高安市，距南昌市160公里。區政府駐寶石大道257號。
渝水区 行政区划
渝水区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5个乡：
城南街道、​城北街道、​袁河街道、​新钢街道、​水北镇、​下村镇、​良山镇、​罗坊镇、​姚圩镇、​珠珊镇、​河下镇、​观巢镇、​欧里镇、​水西镇、​鹄山镇、​人和乡、​界水乡、​南安乡、​新溪乡和 九龙山乡。
其中水西镇实际由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辖；河下镇、九龙山乡实际由仙女湖风景名胜区管辖；观巢镇、欧里镇实际由孔目江生态经济区管辖。
渝水区 人口
2020年末，渝水區常住人口為92.79萬人。
小行星1125
小行星1125（1125 China）是一个位于小行星带的小行星，绕太阳公转一周需5年。由前紫金山天文台台長张钰哲于1957年10月30日在南京发现。由发现地点命名为China。临时编号为1957 UN1。
1928年，张钰哲曾发现一颗小行星，并命名为「中華」（China）。但是，後來這顆小行星失去了蹤跡，紫金山天文臺於1957年發現了一顆軌道近似的小行星，經张钰哲本人同意後，便用來取代小行星1125。而在張鈺哲逝世後一個月，原来的小行星1125（1928 UF）重新找回，被重新编号为小行星3789。
五一路
五一路，或五一大道，是中国大陆最常见的城市路名之一，是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得名。部分城市的五一路为繁华路段。
分宜县
分宜县是中国江西省新余市所辖的一个县、2020年全縣常住總人口27.45萬人，縣人民政府駐分宜鎮廣府路6號。
分宜县位于江西省西中部，袁河中游，东邻新余市渝水区，南连吉安市安福县，西接宜春市袁州区，北毗宜春市上高县。南北长65千米，东西宽36千米，全县总面积1389平方千米。
分宜县 历史沿革
宋雍熙元年（984年）析宜春县置分宜县，以分自宜春而得名，属袁州。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袁州府升为袁州路，分宜属袁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袁州路为袁州府，明清时期分宜属袁州府。
1983年7月，新余县从宜春专区中析出，设新余市，分宜县改属新余市。
分宜县 地理
境内属低山丘陵地形。地势南北部略高，中部较低平。最高峰为大岗山，海拔1091.8米；最低处为分宜镇罗家山北面小溪边，海拨60米。主要河流有袁河等。属亚热带季风型潮湿性天气，年均匀气温17.2度，年均匀降雨量1600毫米，全年无霜期270天。
分宜县 行政区划
分宜县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7个镇、3个乡：
钤东街道、​钤西街道、​分宜镇、​杨桥镇、​湖泽镇、​双林镇、​钤山镇、​洋江镇、​凤阳镇、​洞村乡、​高岚乡、​操场乡、​江西分宜工业园区和​东坑林场。
分宜县 人口
2021年末，分宜县常住人口为274549人，男性人口占比52.14%，女性人口占比47.86%，年龄结构中0-14岁占比23.43%，15-59岁占比57.03%，60岁以上占比19.54%，65岁以上占比13.49%。
分宜县 地下资源
地下资源有煤、白云石、石灰石、铁、钨等。产业有采矿、冶炼、机械、造纸、建材等。农业主产水稻，兼产苎麻、油菜、花生、棉花、茶叶、蔬菜。浙赣、分（宜）文（竹）铁路、沪昆高速铁路和沪昆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樟（树） 宜（春）、安（福）分（宜）公路途经境内。名胜古迹有万年桥、状元桥、孝通庙、洪阳洞、桃源洞等。
分宜也叫中国夏布之乡。
繁体字
繁體字，又稱，与简体字相比，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汉字书写字体，一般笔画較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簡化漢字的过程中，一些被其選用的自古就存在簡體字（簡筆字）漢字或由其創造的草書楷化漢字被官方定名“简化字”，而「繁体字」一词就在这个过程中用来称呼与其对应的未被简化的汉字。而傳承字（英語：，）是指未被简化的汉字。在使用简化字的地区，傳承字通常是指没有被简化的汉字；而在汉字简化之前或者尚未经历汉字简化的地区，傳承字是指前代已有的字，大致上就是新造字以外的字。而繁體中文，亦作傳統中文（英語：，網頁語言代碼：zh-Hant），與简体中文相對，是使用未经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的汉字简化的地区的传承字作为字汇的一种书面表达方式。中華民國教育部选定的传承字字汇被当地称为正體中文。
现在常用的繁體字字型始於西元2世紀，在漢朝的王次仲創立楷書之時就趨於穩定，其中大部分的寫法在這之後的歷史中就很少再發生改變，是漢朝至中華民國的全中國通行字型，也是現今台灣、香港、澳門的標準字。
繁体字 定義及名稱
汉字简化運動後，“繁体字”一詞被用於與未被简化的汉字對應。
繁体字
与简体字相对，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汉字书写字体，一般笔画較多。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一些汉字会简化成简单好写的字体，称为简化字，而繁体字一词就在这个过程中用来称呼与其对应的未被简化的汉字。在一些语境下，繁體字可以用来指代未经历汉字简化的地区使用的傳承字，或者已有简化字的繁体字和没有对应简化字的傳承字的合集。
传承字
是指未被简化的汉字。在使用简化字的地区，傳承字是历史上流传下来沿用至今，未加整理简化或不需要整理简化的字；而在汉字简化之前或者尚未经历汉字简化的地区，传承字是指前代已有的字，大致上就是新造字以外的字。在汉字构形属性历时演变的研究中，断代测查样本中前代样本中已有的字，称之为传承字。
繁体字 定義及名稱
正體字
正体字与异体字相對，是指在汉字的多种写法中官方机构所规定或约定的首选写法。
正體（正字）
正体与俗字（俗体字）相對，是指官方机构所规定或约定的汉字字体。中華民國教育部定義了一套正體字，称为“國字標準字體”。
傳統中文
是使用未经历汉字简化的地区的传承字作为字汇的一种书面表达方式或汉字规范。在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也常被称为繁體中文，與简体中文相對。中華民國教育部选定的传承字被当地称为正體中文。
繁体字 歷史
漢字简化运动可追溯至新文化運動中關於文字及語文教言和國家發展的討論。
193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佈《國音常用字彙》（見现代標準汉语），確定了現代中國國語標準音系，还收录了部分“破体”、“小字”等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中國正式以國家體制推行簡体字是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發佈《簡體字推行法令案》（編號001090002A008），1935年8月21日，教育部以部令11400號正式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公佈推行的簡体字為324個。1936年1月15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五次政治會議，會上國民黨中央委員和考試院長戴季陶提交簡体字緩行提案，《第一批簡體字表》於是被暫緩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