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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运动經過
1958年8月7日，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356 8月17日至8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56-366。北戴河會議作出決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鋼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366；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此后，在全國農村立即出現一個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完全突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先做試點之範圍，突破毛澤東關於明年春天實現公社化之規劃；其來勢之迅猛，遠超當年之農業合作化運動；到9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農戶加入人民公社；全國成立23,000多個公社，平均每社近4,800戶，還出現以縣為單位之人民公社或縣聯社；人民公社取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中國農村唯一之生產組織，同時又具有基層政權之社會管理職能: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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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地浮夸风盛行，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0月，毛泽东两个月前直接视察过的新立村报出了天大的数字：“亩产12万斤。” 以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省郫县为例，该县在当年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8月26日，该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实际情况却是当地工作人员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偷梁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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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小麦亩产最高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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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讯报道，报道中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1958年9月初，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
“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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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依照这种虛假報道制定的国家徵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于填補差額，直接加重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矛盾，成为了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不過，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也開始对“浮夸风”表现出了一定的怀疑。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澤東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9。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後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12。11月8日，《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送毛澤東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17。另一個文件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19。在1958年1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在他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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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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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虚高的高产量也引起怀疑，然而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却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此外，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报刊杂志上发文迎合大跃进，尝试用科学论证此次运动中“高指标”、“浮夸风”等目标的可行性，对大跃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据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1958年底武昌会议时，他曾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但李锐等人认为毛的说法有推卸责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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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躍進中严重泛滥，接连发生的问题使得中共高层开始考虑调整政策。部分中共黨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希望中共領導調整政策。1958年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高指標和浮誇風問題:24。11月21日，關於《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澤東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綱要四十條草案」被擱置:24-25。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29。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29-30。全會還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30。由於嚴重之浮誇風和高估產，1958年徵過頭糧，徵走相當數量之農民口糧和種子糧，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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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只限于毛泽东本人。湖北省委在传达讨论上海会议精神给中央的报告，对1958年的总结和对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跃进，“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分别是：一、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工农业高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跃进的局势；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一条教训，是指“胜利冲昏了头脑”。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之幾個有利條件，確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之一年，為會議定基調；會議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維持武昌會議之指標；毛後來感到後悔:33。2月毛泽东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意为粮食是被农民藏起来了。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在鄭州專列上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關於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多勞多得，承認差別」；根據毛澤東意見，會議將「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上「物資勞動，等價交換」: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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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总结中强调，1959年必须继续组织大跃进。他说：目前我们的形势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现在供应虽然还相当紧张，但是在向好转方面走。为了继续跃进，必须抓住两个问题：1、大力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2、大搞群众运动，插红旗树标兵、抓落后赶先进。说大话是不对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业，因此仍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但在地、县委书记及一般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不同看法。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说：“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去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因此，地、县级领导人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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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和平区2400多名科以上党员干部讨论中央紧急指示时，谈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领导好造大计划；埋怨农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给农民自留地，不叫农民自己养猪，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传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传这里大跃进，那里大丰收，结果却不是这样。一般干部和职工中，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副食品紧张都是公社化闹的。”他们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复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给制、几饱，今年按劳取酬，是不是过去搞错了。”并认为，“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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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对于1958年高指标等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柯庆施等人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而持反对意见的高层，譬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陈述意见，其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还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在会上分组讨论时，彭德怀还说道“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同时针对1958年以来各地大兴土木，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建造住宅甚至行宫，彭德怀还批评“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此外，中共党内中下层干部也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农民也对“公社化”和“共产风”有所不满并进行过抵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以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进行过批评。庐山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遂对1959年的经济指标作了调整：钢由1800万吨降为1200万吨，煤由3.8亿吨降为3.35亿吨，粮食由10,500亿斤降为5,500亿斤，棉花由1亿担降为4,620万担。
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批评以及彭德怀的“万言书”是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遂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一职由林彪接任，同时在中共党内军内发动大规模“反右倾运动”。运动在各省市自治区机关随之展开，历时约半年，整肃了一批所谓的“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包括曾下令解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还包括福建、青海、湖南、黑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地市县长。这次反右倾运动，打击人数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据1980年拨乱反正时期的数据，解放军为1959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次刮起，担心政治错误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人敢于讲实话，依然强购农粮，终于导致大面积粮荒。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中國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中国大陆官方观点认为，1960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被停止。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开，会议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又称“八字方针”，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认为，八字方针得到全会的批准宣告了“大跃进”的结束。还有中共官方认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但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出判断，“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 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会上对农民作出让步，允许提高农民自留地的比例、同意开放农村自由市场，提出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求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研。
1961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并对人民公社政策作出一定调整；5月3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道：“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同日会议上讲话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 同年8-9月，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确定了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但1961年，中国大陆的粮食危机以及大饥荒和大规模人口死亡持续。
大跃进 运动后续
1962年1月-2月，中共中央召开有7118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然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言则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很快也发言，向彭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大跃进 运动后续
1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约3个小时的报告，公开承认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此外，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讲话中作出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 但同时，针对国内以及国际上的部分批评和反对声音，毛泽东在讲话中则认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说道：
大跃进 运动后续
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
大跃进 运动后续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認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大会还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的检讨，但是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三面红旗”的指导地位下降、“八字方针”地位上升，毛泽东则一度退居二线。随后于2月下旬召开的西楼会议，对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对大跃进等政策的批评引起中共党主席毛泽东的不满，中共党内高层意见出现进一步分歧，而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措施，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因此毛泽东于1963年发动四清运动，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也有文献认为，大跃进期间有些地方幹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給毛澤東留下很深印象，成為毛澤東以後發動「四清運動」之重要起因:214。
大跃进 运动後果
1958年，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钢只有800万吨，而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品只有953万吨。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亦有估计大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1958年11月-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3,000万吨的指标降低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据新华社《内参》报道，从1959年1月开始，钢铁生产的指标，月月都没有完成计划，记者报道说：
1959年钢产量最终为1,387万吨。而“大跃进”对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几乎扩及所有工业部门：国家经委1959年1月27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重点煤矿原煤灰分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几，增加到20%至30%；玉门油矿运出的原油，其含水率由原来的2%增加到15%至20%。1959年5月26日，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赵尔陆向毛泽东报告：最近检查去年底和今年初安排的一批轧钢机，比较普遍地存有质量问题，有的非常严重，甚至不敢交付使用。
大跃进 运动後果
而另一方面，“大跃进”时期，生态环境遭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的污染与破坏，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小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使工业结构呈现出了污染密集的重工业化趋势，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甚至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大跃进期间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展开的“除四害”、“打麻雀运动”亦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大跃进期间提出了“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等口号，大搞土法炼钢。为实现钢铁翻番，全国大量基础建设上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都在百亿元以上，1960年达384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为88%，1959年为86.8%，1960年为86.4%），挤掉了非生产性的建设。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为保证钢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全国职工人数猛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同时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大跃进 运动後果
大跃进的脱离实际导致这场运动难以为继，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
大跃进 运动後果
农村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時收割，大片田地荒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1960年3月，毛澤東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之「共產風」，口氣很嚴厲；到10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暴露出來，1960年之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211。
大跃进 运动後果
与此同时，各地领导干部却恐于被打成右倾，纷纷瞒报不报，中央对于人民公社依然好评连连。然而断粮却使得当年连中南海也受到影响，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裡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在浮誇數據影響下，粮食净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长为1959年的420万吨。然而浮夸带来的巨大的缺口依旧无法弥补，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藉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1959-61年间全國食物供应量急剧下降，1959年总供给突然下降了15％，1960和1961年只达到了1958年总供给水平的70％。由于粮食危机的压力，中国1961年进口了450万吨粮食。中國直到1966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粮食生产水平。不過中國共產黨所屬的高級幹部其飲食均受到按級別分配的「特需供應」保護，源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11月9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该报告时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
大跃进 运动後果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估計形勢和確定指標都不切實際:163-165。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澤東在天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反對一平二調，反對颳「共產風」等；糾「左」工作中後退，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等:175-181。4月，當時河南信陽地區，已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澤東卻並不知道，連分管農業之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實情況:182-183。從1958年冬天起，浮誇風在廬山會議後重新颳起來:183。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糧食造成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還是「五風」氾濫，徵購過頭糧:186。
大跃进 运动後果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之補充計劃；工業規模擴大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和城市缺糧狀況日趨嚴重；問題是積纍起來，最初被假象掩蓋，一旦發現大面積問題，事情已很難辦；沒有棉花供應，4月上海紗廠停工；毛澤東提出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計劃指標:193。進入10月以後，越來越多嚴重情況反映給毛澤東，如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問題使毛吃驚，毛澤東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轉回到國內:210。据一些文献描述，從10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毛澤東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210 不過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保证了肉、白糖、甲级烟、鸡蛋等食品的「特需供應」。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214。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共产中国的国内危机：至1964年》情报文件第82页中称，毛泽东本人于1961年秋在与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谈论中国大陆人口问题时，无意中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认为1960-1961年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 运动後果
同时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在2011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及此前的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中国官方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讲课时称，他当时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统计得出死亡几千万，报告送交毛泽东、周恩来，周要求他们销毁。此外，据大多数研究人员估计，中国大陆有1500万至5500万人在这场大饥荒中死亡，按死亡人数而言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其中仅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1200万。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實行國際戰略，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191。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苏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中共的政策，毛泽东则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清算而极度不满。最终苏共于1960年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約，使中國陷入困难。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蘇聯政府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199-200。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201。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203。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藉口，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 相关水利工程及洪灾
“大跃进”期间，在群众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高潮中，全国各地处处建水库，但由于不可能每处工程都事先进行正规的库址勘察和工程设计，于是当时的水利部负责人就提出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1958-1965年间建设水库45410座，其中210座为大型水库，部分水库如黄河三门峡水库的设计和建设获得了苏联专家提供的支持。但多数水库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开工后不久就中途停工，有的甚至成了废品，还有些水库选址不当导致没有充足的水源而干涸；譬如1959年7月河北省抚宁县的一场暴雨即冲毁了20座小型水库，而8月辽宁省锦州地区的一场暴雨引发洪水，冲毁了六股河上在建的10座中型水库，冲断了当时的交通命脉京沈铁路，引起全国震动。在大跃进之后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里，每年全国亦有许多粗制滥造的水库垮塌，仅1973年就垮掉了500多座，1974年又垮了300多座，1975年即发生了历史上最重大技术灾难之一“河南‘75·8’水库溃坝”。还有学者认为，当时一些地区出现了水利化运动或“水利大跃进”，导致农业劳动力突然匮乏、粮食歉收，加重了大饥荒；譬如江苏省一度有约690万人在参与兴修水利（占全省劳动力总数43%），安徽省则有超500万民工被迫上了水利工地，而山东省1959年秋冬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
大跃进 相关水利工程及洪灾
但对于大跃进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存在一定争议。1960年10月3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水利大军多了些，吃粮多了些，工程项目多了，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无去年（包括大跃进以来）的大搞水库，今年鲁冀两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现在的各一千多万亩，而必然是各三千多万亩。免灾所得的粮食比水利大军吃掉还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应作为教训，但看来不宜深责。” 前水利部副部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则用“灾难”二字来概括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而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也听取了李锐的意见，当时未启动三峡工程。2009年《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一书记录，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认为“‘大跃进’对有些地区危害很大，但也推动了山区的水利建设，在山区，以蓄为主，修建水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些中小型地方办的水库，基本上都是‘大跃进’搞的，许多水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大跃进’时的许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加固，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2009年有中国大陆学者指，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大跃进期间的“水利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但同时也有意见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失误太多，得不偿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水利建设运动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
大跃进 相关水利工程及洪灾
1975年8月，台风尼娜为河南等地带来暴雨，最终引致河南“75·8”水库溃坝，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数十座中小型水库同时垮坝溃决，约30个县市、1,700多万亩农田被淹，1,000多万人口受灾，约24万人非正常死亡，倒塌房屋500余万间（一说680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2005年该事件被美国《探索频道》评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第一名。
前水利电力部部長錢正英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受災面積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水災，是水利工作最慘痛的教訓。」
201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时强调，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及此事。
大跃进 相关水利工程及洪灾
1983年7月31日，陕西省安康市发生特大洪灾，导致安康几乎全城被毁，共造成870人死亡、89,600人受灾，经济损失4亿余元人民币。此次洪灾的成因除汉江流域连日大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外，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丹江口水库使得安康下游的河槽不断淤积抬高，最终导致了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而丹江口水库的修建和蓄水，还人为致使包括龙城、李官桥镇以及武当山下的玉虚宫、净乐宫等等在内的文物古迹被淹没。
此次洪灾中，安徽省桐城市邻近的汪洋水库溃坝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该水库兴建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库容并不大，修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与灌溉，虽然水库的坝高达到20多米，但并没有兴建相应的蓄放水闸门，水库放水主要通过开敞式溢洪道，属于低标准水库。
此外，湖北省黄石市的富水水库（兴建于1958年）溢洪道一号闸失事，造成20人死亡、54人受伤，造成2.3万公顷农田受灾事，上万间房屋倒塌。
大跃进 各方评价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也曾向家人表示过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政策的不满，虽然公开为“三面红旗”、大跃进辩护，但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认为：
大跃进 各方评价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 各方评价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而1959年，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此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斗争，成为中苏交恶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跃进 各方评价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1961年4月的报告第1页中提到：“因为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尤其因为两年以来的恶劣天气，造成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比1957年更多——但同比约有5千万新增人口需要喂养。大规模的饥荒似乎还未发生，但是在某些省区很多人正遭受着营养不良......‘大跃进’造成的人口迁移以及苏联专家的撤离扰乱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62年5月，中情局的更新报告第1-3页中提到，由于“大跃进”等一系列拙劣激进政策、不良天气和苏联专家撤离，中国大陆出现经济混乱、外贸下降、工厂停工、科教发展受阻、工农业产量骤降，数百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出现大范围饥荒；同年9月，中情局的更新报告第1-2页中提到，1958年以来共产中国人口死亡率激增、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率下降，且死亡率远超此前估计，原因是严重食物短缺所导致的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以及能量流失。1964年7月，中情局的更新报告第81-82页中提到，1960-61年数个受灾省份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暴动：
大跃进 各方评价
进一步说，中国东部和北部受灾地区严重食物短缺所造成的饥荒，是导致民众暴动的基本原因。尽管共产中国的领导人极力否认饥荒发生，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如水肿和肝炎）大范围爆发，造成死亡率激增。西藏文件显示，1960-1961年冬季，中国第一军百分之十的军人有家属“非正常死亡”，佐证了周恩来于二月份所述的“生存条件艰难”。 此外，毛泽东本人认为（1961年10月在与伯纳德·蒙哥马利谈论共产中国人口问题时，无意中谈到），1960-1961年共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该中情局报告自第83页起提到，对于“大跃进”的巨大失败和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政府试图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然灾害（将其称为“百年难遇”）并努力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脱责，但自然现象本身无法解释中国北部和东部受灾地区对政治和经济管控的崩溃；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干部甚至省部级官员被当作“替罪羊”遭到撤职和清算，包括山东、河南、甘肃等省份的省委第一书记，以体现“毛主席永远正确”。
大跃进 各方评价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斯·特里尔认为，“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入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
历史学家宋永毅认为，“大家都知道，1962年刘少奇曾经在毛泽东游泳池畔建言，要求毛泽东改变农村政策，他说，中国各地因为人相食已死了那么多人，你我是要上书的，这意思是‘人相食’肯定被记载到历史之上。中国历史并非不曾发生‘人相食’现象，但是，历史前例总是与两种事变联系在一起。其一是天灾，...其二是发生战乱，...... 但是，不应该的是中国在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并无发生战争，刘少奇当时称大饥荒起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目前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学者则认为，当时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也就是人祸为首，这是不可饶恕的一段历史！”
对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大跃进的失败“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虽然有责任，但更主要的是体制的缺陷”的观点，历史学家朱学勤认为，体制当时对毛泽东的狂想有本能的抵制，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所以用体制或用毛泽东个人的善良愿望，来原谅三年里饿死了三千万人是说不过去的。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毛泽东也许年轻时曾经是理想主义者，但在他进入权力核心后，理想就退居其次了，而保证他的意志和领袖地位不受阻挠则成为最重要的。
中国政治学家张鸣认为，“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
风林火山
風林火山（日語：）是日本戰國时期甲斐国將領武田信玄所使用的軍旗，旗帜上书「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文字出自中國《孫子兵法·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日语：）。武田信玄在讀過《孫子兵法》後拜訪和尚快川紹喜，訴說他想設計新武田軍旗，於是從中挑選出上述的句子作為旗印。
其實風林火山旗並非武田信玄原創，早在200年前的南北朝時代，在奧州舉兵的年輕武將北畠顯家就曾經在對抗足利尊氏時使用此一旗印。北畠顯家是名門村上源氏的後代，學識非常高，深深被孫子兵法吸引。
風林火山旗的原始型式並非大家所熟悉的長方形陣旗，據甲陽軍鑑及川中島合戰圖屏風（米澤市上杉博物館藏）和武田信玄配陣圖屏風（大阪城博物館藏）中的文字和圖畫紀錄，風林火山旗應為方形黑底四行直書的陣旗。日本戰國時代中期的陣旗多為方形旗。日本至今藏有一面戰國時代晚期的長方形藍底的風林火山旗，以致多數書籍、影視作品及電玩皆引用此款式的風林火山旗，反令真正的風林火山旗湮沒無聞。
日本文學家井上靖曾以「風林火山」為題，發表以武田信玄軍師山本勘助為主角的同名小說。
风林火山 信玄公旗掛松事件
传说武田信玄曾将他的风林火山旗帜挂在今山梨县北杜市长坂町日野春村内的一棵松树上，日语称为“信玄公旗掛松”（）。这棵松树于明治、大正时期为附近居民清水伦茂所有；1902年，铁道省（当时称“铁道院”，JR前身）兴建铁路中央本线，其中的日野春站临近该棵老松树。清水伦茂担心老松树会受到即将通行的蒸汽火车污染，曾三次通过书面向铁道院提出保护老松树的请求，但皆未得到铁道院正面回应。铁路于1904年开通，十年后的1914年，信玄公旗掛松果真枯死。清水正式向地方法院控告铁道院规划铁路时滥用权力，致使他的老松受火车污染而枯死，并最终胜诉获得赔偿。这起案件成为日本民事诉讼的经典判例，史称信玄公旗掛松事件。
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英語：），指人们在现代社会开始工作前需要接收的基本教育。通常包括正规的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接受基础教育是一个人获得具备现代公民素养的基本必要方式。大多数国家都有免费提供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即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不一定能完全覆盖基础教育的全部学年和内容。
小学
小學是人們接受正規教育最初階段的學校，是基礎教育及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6歲到12歲為小學適齡兒童，教育年限通常為6年。小學教育階段之後為中學教育階段。
小学 源流
小學最早是指文字，音韻，訓詁等基礎學問，後來成為開蒙教育的意思，小學還存在社學、義學或貴族學校等學校中。在一些私塾、書院如明道書院，也分小學部分。
明天啟三年（1623年），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在《職方外紀》中將歐洲的各類學校譯為「小學」、「中學」、「大學」。《職方外紀》卷二云：「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
清代末年擬定的壬寅學制中，小學堂為第二初級的教育機構。
中華民國初期，小學堂一般被稱作小學校，簡稱“小學”。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分初等小学校（简称“初小”）、高等小学校（简称“高小”）两级。初等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高等小学为三年，总共七年，从儿童满6岁起至14岁为止。小学校同时设立初小、高小的，称为完全小学校（简称“完小”）。学生在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可进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
小学 源流
1944年實施《國民學校法》，各小學改名為國民學校，簡稱國校，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往上延伸到初級中學（此後改稱國民中學），總共9年；國民學校則改稱國民小學，年限6年，簡稱國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轄下的國民學校均復名為「小學」。
小学 小学教育目标
小学教育的目标通常是培养学生使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逐步培养学生独立的逻辑思维能力，简单的计算能力，读写能力；掌握一些基本的自然常识。
小学 小学课程
世界各地小學課程視當地教育主管機關而有所不同。
中國大陸的小學教育是九年義務教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任何適齡兒童都必須接受小學教育，學費有困難者可以透過申請兩免一補免費上學。教育部門原則上規定只有當年9月1日前滿6（或7）周歲的兒童才能在該學年開始時（即當年9月1日）進入小學學習。
中國大陸的小學教育分成兩種制度：五年制與六年制。目前，絕大多數省市实行的是六年制。這些省市的初中教育為三年，因此被稱作“六三制”。而上海市、山東省等部分省市實行的是五年制小學教育，學生在小學接受五年教育，在初中接受四年教育，完成義務教育阶段的學習，因此被稱作“五四制”。以往，學生在小學階段需要學習語文、數學、自然常識（或：科學）、社會（或：品德與社會）、思想品德（或：品德與生活）、音樂、美術、體育、計算機（或：信息技術）等課程。
作為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開端，小學教育在中國大陸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小學教育的模式也為學生以後接受基礎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小学 小学课程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全日制小学学制未改动，增加了对成人实施小学教育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试验改革学制，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开门办学”，从1960年开始，部分地区实施了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一贯制、中小学十年一贯制或初中小学九年一贯制、高中再分文理科等，这一时期由于小学师资普及，基本取消了初小、高小划分，普及了完全小学。
1984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制订实施，中国大陆的五年制小学普遍延长一年改成了六年制小学，并把小学办学责任交给了乡镇基层政府与厂矿企业，谓之“集资办学”。中国大陆依旧有部分地区实行小学五年制。
1976年至2016年間，中國大陸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生源缺乏的地区开始集中办学，很多乡镇合并撤销到只剩一所中心小学，因此消失了大概91.6萬所小學。
小学 小学课程
中国大陸现行中小学学制，起源于1922年的北洋政府效仿美国的壬戌学制，采用6-3-3学制，其中小学教育的6年，又分为初小4年、高小2年，因此小学校分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和完全小学。由于当时中华民国大陆时期长期陷于军阀战争、经济落后的局面，文教事业不普及，甚至高小毕业就算是“小知识分子”。
由於教育體制依舊是以考試為主（“应试教育”、“中式教育”），所以小學生同樣也會面臨繁重的學習壓力。同時部分學校過於注重升學率與考試成績，導致學生嚴重偏科，校方往往將語文、數學列為主要科目，其他的作為次要科目。另外，在大陆（尤其是非一线城市）体育老师“被生病”也是常见的情况。教育部與輿論一致認為此舉不適宜學生的全面發展。教育機關曾經多次下令要求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推行綜合素質教育，但是成效有限。
香港小學課程為六年（小一至小六），是義務教育的一部分，學生完成六年小學後會通過香港教育局升中派位機制升讀中學。
小学 小学课程
小學課程主要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常識，亦包括音樂、視覺藝術、體育、電腦及普通話。過去常識科前身為社會科、科學科、健康教育科三科，合稱社科健，於1990年代中期合併為常識。過去小學是半日制，分上午校和下午校，現今則以全日制為主。2000年後，由於香港的適齡學童人數減少，香港出現縮班殺校的情況，教席減少導致出現超額教師，教育界因此爭取推行小班教學，唯香港政府對此態度並不積極，香港的師資水平也備受關注，其中香港教育學院（今香港教育大學）雖然是香港師資培訓的主要院校，但該校語文水平被指長期不達標，在英語水平測試的表現是香港八間教資會資助大學中最差，令外界關注將會為人師表的該校畢業生在學校任教的能力。
據香港教育條例規定，就讀小學一年級的最低入學年齡是5歲零8個月（即在開學該年（西曆1月1日至12月31日）內滿6歲）。開學日為每年的9月1日，如果該日為週末，則順延至下星期一。
小學在臺灣現行的正式名稱為「國民小學」，簡稱「國小」；在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前，公立小學稱為「國民學校」、簡稱「國校」，私立小學才會直接使用「小學」名稱。
小学 小学课程
小學課程的學習類別，分為語文學習領域（包含標準漢語、英語、臺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等臺灣本土語言；標準漢語在小學稱作「國語」，國中或以上稱作「國文」）、生活領域（小學1、2年級的科目，為自然科學、藝術、社會領域的合併科目）、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藝術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彈性課程、綜合活動領域，以及六大重大議題（資訊教育、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家政教育）。
小學教科書的使用上，基礎教育，可依各校的需求而選擇不同出版社發行的版本，惟各版本需均通過教育部審定。
小學分為兩種，國民小學與國民型小學。國民型小學（Sekolah Jenis Kebangsaan，SJK）採用中文、马来文或淡米尔语為教學媒介語，國民小學（Sekolah Kebangsaan，SK）除了英語、科學和數學採用英文教學之外，所有科目使用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在晉升進入中學教育之前，小學生在六年级需參加小六鑑定測驗（Ujian Pencapaian Sekolah Rendah，UPSR），馬來語（国语）不及格的考生須讀為期一年的中學預備班(Peralihan)。
梅涅劳斯定理
梅涅劳斯定理（Menelaus' theorem），以古希腊数学家梅涅勞斯為名。它指出：如果一直线与的边BC、CA、AB或其延長線分别交于L、M、N，则有：
。
它的逆定理也成立：若有三点L、M、N分别在的边BC、CA、AB或其延长线上（有一点或三点在延长线上），且满足
则L、M、N三点共线。利用这个逆定理，可以判断三点共线。
如果在上式中线段用有向线段表示，那么右面的结果为-1。
该定理与塞瓦定理的等式仅在条件上有所不同，二者互为对偶定理。
梅涅劳斯定理 证明
如情况一，连接、，有
如情況一，设，，，則在中由正弦定理，有
同理，因對頂角相等在和中有
及
三式相乘即得
即
梅涅劳斯定理 历史
目前不确定是谁首先发现了梅涅劳斯定理。现存最早的关于定理的内容出现在梅涅劳斯的著作《球面三角学》中。在本书中，定理的平面版本被用作证明该定理的球形版本的引理。
在《天文学大成》中，托勒密将该定理应用于球形天文学中的许多问题。 
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穆斯林学者投入了大量从事梅涅劳斯定理研究的著作，他们称之为“关于割线的命题”（shakl al-qatta'）。完全四边形在他们的术语中被称为“割线图”。比鲁尼的作品“天文学的钥匙”列出了其中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可被归类为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内容的一部分，如al-Nayrizi和al-Khazin的作品，其中每个作品都展示了梅涅劳斯定理的特殊形式（如用角的正弦表示的等式），或作为独立论文组成的作品，例如：
梅涅劳斯定理 历史
塔比·伊本·库拉撰写的“关于割线图的论述”（Risala fi shakl al-qatta'）。
Husam al-DIn al-Salar的《揭开割线图的奥秘》（Kashf al-qina'as asrar al-shakl al-qatta'），也被称为《割线图之书》（Kitab al-shakl al-qatta') ，或在欧洲被称为“完全四边形的论文”。 Al-Tusi和Nasir al-Din al-Tusi提到了其中丢失的内容。
阿尔·锡杰齐的工作。 
Abu Nasr ibn的《Tahdhib》。
Roshdi Rashed和Athanase Papadopoulos，Menelaus'Spherics的早期翻译和al-Mahani'/ al-Harawi的版本（来自阿拉伯手稿的Menelaus Spherics的重要版本，以及历史和数学评论）, De Gruyter, Series: Scientia Graeco-Arabica,  21,  2017, 890 pages. ISBN 978-3-11-057142-4
第5周期元素
第5周期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中第五行（即周期）的元素。含有:
第1周期元素 -
第2周期元素 -
第3周期元素 -
第4周期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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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周期元素 -
第7周期元素 -
第8周期元素
虎皮鸚鵡
虎皮鸚鵡（學名：；英語：），又名娇凤、阿苏儿、彩凤，是鸚形目舊世界鸚鵡科虎皮鸚鵡屬下唯一的物種。本物種為澳洲的特有植食性鳥類之一，以其頭部、背部的黑色橫紋，搭配黃、綠色的顏色為其主要特徵。該物種雖由乔治·肖於1805年首先描述，但後由約翰·古爾德將一對活體攜回歐洲後逐漸為人所知，如今是全球飼養最普遍的寵物鳥類之一。
虎皮鸚鵡原生於澳洲內陸的乾旱地區，主要以當地草本植物以及其種子為食。其族群會追逐水源而進行半規則式的移動，而雖然其全年可繁殖，但也仰賴是否下雨決定；一旦降雨，牠們往往就會形成大群找尋食物，並開始繁殖。其繁殖採一夫一妻制，經常利用既有的樹洞或巢箱繁殖，雌鳥在產4—8枚後獨自孵卵，雛鳥在16—20天左右孵化，經雙親照顧30—35天後可離巢學飛及獨立生活。
作為歷史悠久的寵物鳥，如今有許多人工培育的虎皮鸚鵡，牠們在體型、顏色和羽毛特徵上與野生的原種有所不同。雖然其野外族群數量缺乏系統性的調查，但因環境退化及人工水源普及而推測數量仍有所增加，故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虎皮鸚鵡被列為無危物種，也亦為少數不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保護下的鸚鵡。
虎皮鸚鵡 命名與分類
1791年，歐洲殖民者就已注意到虎皮鸚鵡的存在。後英國動物學家乔治·肖根據一個1792年所採集到的標本，在1805年時以的名稱描述，其種小名取其身上的波浪狀條紋之意。:396當時肖所用的標本已下落不明，但其模式產地被認定位於「新荷蘭」，即新南威爾斯州。
後來，英國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於1840—1848年間出版的《The birds of Australia》將這個物種移動到了獨立的屬內，成為其現今的學名。其屬名由古希臘語的（羅馬化：，意為「歌曲、旋律或樂曲」）及（羅馬化：，意為「鸚鵡」）所組成，整體屬名意義為「悅耳鳴唱的鸚鵡」，古爾德當時紀錄虎皮鸚鵡的歌聲與其他鸚鵡相比「最活潑、最悅耳......會整夜不停地歌唱」。
虎皮鸚鵡 命名與分類
在分類學上，這個物種原被認為是澳洲草原鸚鵡族的一員。:281後自1990年代起，經多個於基因、蛋白質、顱骨形態等不同面向的研究指出，虎皮鸚鵡在親緣上實際上離該族關係較遠，而更為接近於吸蜜鸚鵡，因此後被劃入吸蜜鸚鵡亞科下。現在虎皮鸚鵡自成一族，該族由夏尔·吕西安·波拿巴於1857年以亞科的形式所建；且同時為單型種，沒有亞種變化。其目前已知最早的化石出自於早上新世的地層中，約已有400萬年的歷史。
因虎皮鸚鵡的原生种體色主要为黄绿色，头、背为黄色且遍布黑色横纹，故因此得名「虎皮」。而其英文名稱「」（/ˈbʌdʒərɪˌɡɑːr/，在當地略稱為「」）的辭源具有爭議，一說來自於漢密爾頓與地區虎皮鸚鵡協會（Hamilton & District Budgerigar Society），該協會主張「此名緣自於『Betcherrygah』，是某一種古老原住民方言中的意為『好食物』的詞語」，且後被大量次級資料重複引用。:326
另一份反對此說的學術性研究則稱，該詞應為「借詞混合語」（由母語和外來語組成的詞彙），由當地原住民語卡米拉羅語中的（即指虎皮鸚鵡），與新南威爾斯皮欽語中的或（意為「美好」、「極佳」，反映了當時這種鸚鵡的美麗、稀有與高價）結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