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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龍屬 分类
很多系统发育分析表明，至少有一些属可以归入腕龙科，而且该类群是巨龙形类的基干分支。每个疑似腕龙科的物种的确切状态因研究而异。例如舒尔及同僚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确认阿比杜斯龙属于腕龙科，在这项研究中，布氏种被归入腕龙。2009年，泰勒注意到这两种腕龙之间存在多种解剖学差异，因此将布氏种建成新属长颈巨龙。与早期研究相反，泰勒在系统发育分析中将两者视为不同分类单元，发现两者互为姐妹群。2010年，另一项针对亚洲疑似腕龙科材料的分析发现一个由阿比杜斯龙、腕龙、雪松龙、长颈巨龙和帕拉克西龙构成的演化支，但其中不含疑似亚洲腕龙科的桥湾龙。后续几项分析发现腕龙和长颈巨龙不是姐妹群，而是处于进化树上的不同位置。德·厄米克2012年的一项研究将长颈巨龙置于比腕龙更原始的位置，而曼尼翁及其同僚2013年的一项研究则相反。
以下腕龙科分支图由德·厄米克于2012年发表：
系统发育分析还可以让科学家确定一个类群的成员有哪些共同的新特征（共有衍征）。根据泰勒2009年的研究，高胸腕龙与其它腕龙科皆存在前臂至少与股骨一样长（肱骨与股骨长度之比至少为0.9）的典型特征。另一共同特征是非常扁平的股骨轴，其横向宽度至少是纵向宽度的1.85倍。
腕龍屬 古生物学
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人们都认为像腕龙这样的蜥脚类体型太大，无法在陆地上支撑自身重量，只能将部分身体浸入水中生活。里格斯证实了约翰·贝尔·海彻的观察结果，在1904年腕龙描述中，他是第一个捍卫大多数蜥脚类完全是陆生动物这一观点的人。他指出，蜥脚类的中空椎骨是现存水生或半水生动物所不具备的，而且修长的四肢和紧凑的双脚表明它们善于在地面上运动。通过修长的四肢、高大的胸腔、宽阔的骨盆、较高的髂骨及短小的尾部，腕龙可以比其他蜥脚类更好地适应完全陆生生活。背椎后关节突非常小，下椎弓突－上椎弓凹非常发达，导致僵硬的躯干无法侧向弯曲，因此其身体仅适合在陆地上四足行走。尽管里格斯的想法在20世纪上半叶被逐渐遗忘，但蜥脚类是陆生动物的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便得到支持，现在已被古生物学家普遍接受。1990年，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泽卡斯（Stephen Czerkas）指出腕龙可能偶尔进入水中冷却体温（体温调节）。
腕龍屬 古生物学
目前争议围绕腕龙颈部姿势展开，假设范围从近垂直到水平方向。蜥脚类颈部呈近垂直姿势的观念在1999年之前一直很流行，当时斯蒂文斯和帕里什认为蜥脚类颈部不够灵活，无法保持直立的S形弯曲姿势，而是保持水平姿势。为了反映这项研究，各种报纸皆刊登批评菲尔德博物馆腕龙骨架颈部上弯的报道。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奥利维尔·里佩尔（Olivier Rieppel）和克里斯托弗·布罗库（Christopher Brochu）于1999年为之进行辩护，指出腕龙具有细长的前肢和向上倾斜的脊柱。他们还表示，最发达的肌肉附着神经棘位于肩带区域，允许颈部以长颈鹿般的姿势抬起。此外，保持这种姿势所需的能量少于降低颈部，而且椎间盘也无法长时间承受低头所产生的压力（尽管腕龙可能会低头饮水）。近期研究也提倡腕龙颈部向上弯曲。克里斯汀和杰姆斯基（2007年）估算长颈巨龙颈部中段倾斜60～70度，水平姿势仅能维持很短时间。
腕龍屬 古生物学
腕龙头部高举在心脏上方，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压力。据估计，腕龙心脏必须泵出长颈鹿两倍的血压才能将血液输进大脑，而大脑可能重达400（880磅）。与完全垂直姿势相比，头部和心脏间的距离会因颈部S形弯曲而减少2（6.6英尺）以上。颈部在移动时可能降低20度。研究长颈巨龙的内耳时，刚迦和基尔茨（2001年）得出结论称，腕龙进食时颈部向外移动的频率高于向背腹方向移动的频率。
腕龍屬 古生物学
腕龙被视为一种吃高处嫩叶的动物。尽管颈部并未保持于近垂直位置，其头部离地高度仍有可能超过9（30英尺）。它可能主要以离地5（16英尺）以上的树叶为食，但不排除有时也吃3至5（9.8至16.4英尺）之间的低处树叶的可能性。食物可能包括银杏、针叶树、树蕨和大型苏铁，200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天植物摄入量为200至400（440至880磅）。腕龙的进食涉及简单上下颌运动。和其它蜥脚类一样，腕龙会不加咀嚼地吞下植物并依靠后肠发酵进行消化。由于牙齿不像早期蜥脚类那样呈匙形，而是呈压缩锥凿型，因此腕龙采用精准的剪切动作咬断植物。牙齿是为非选择性咬合而优化，相对较宽的下颌可一次啃食大量植物。即使一只40吨的腕龙每天需要半吨饲料，其食物需求也能通过正常的剪切动作来满足。如果一只腕龙每天进食16个小时，每分钟吃1到6口，每口吃掉1/10到2/3千克植物，则每天食物摄入量约等于体重的1.5%，相当于一头现代大象。
腕龍屬 古生物学
腕龙与许多其它蜥脚类共享栖息地，因此其在更高处觅食的特化习性也是生态位划分系统的一部分，不同分类单元因此避免彼此间的直接竞争。典型的食用树可能与红杉类似。这样高的针叶树在莫里逊组相对罕见，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腕龙在其生态系统中远不如近缘的长颈巨龙常见，而后者可能是敦达古鲁最丰富的蜥脚类之一。腕龙前臂较短、肩部较低，不像长颈巨龙那样适应吃高处树叶。
有人提出，腕龙可以用后腿站立进食，用尾巴提供额外的地面支撑。海因里希·马利森（Heinrich Mallison）对蜥脚类后腿站立能力进行详细的物理建模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很多蜥脚类皆可用后腿站立，但腕龙的异常体型和四肢比例使它们特别不适合用后腿站立。重心位置靠前会引发稳定性问题，需要臀部承受不合理的巨大压力才能获得直立姿势。腕龙的摄食高度仅比身高高出33%，与之相比，其它蜥脚类的摄食高度可能高出三倍。腕龙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采用两足站立姿势，比如争夺雄性支配权。
腕龍屬 古生物学
腕龙颈部的下弯能力使其能够在直立同时将头部伸进脚下的开阔水域。现代长颈鹿叉开前肢、将嘴置于相对水平位置以便喝水。腕龙不太可能以这种方式保持姿势稳定，迫使鼻部几乎垂直插入湖面或溪流。如果肉质鼻孔真像维特默假设般位于鼻尖的骨质鼻孔后方，那么喝水时鼻孔就会淹没。因此，哈利特和韦德尔在2016年反驳该假设，并表示鼻孔事实上位于头顶，正如传统上认为的那样。鼻孔可能已进化出靠后的位置，以便让动物在喝水时呼吸。
腕龙这样的新蜥脚类拥有大型骨质鼻孔，且位于颅骨顶部。传统上，蜥脚类肉质鼻孔被认为处于头顶，大致位于骨质鼻孔后部，因为当时恐龙被误认为是半水生动物，在水下时用大型鼻孔作为通气管。美国古生物学家劳伦斯·M·维特默在2001年反驳该理论，指出所有现存陆生脊椎动物的肉质外鼻孔皆位于骨质鼻孔前部。蜥脚类的肉质鼻孔可能置于更靠前的位置，位于鼻窝（narial fossa，从骨质鼻孔前面一直延伸到鼻尖的凹陷）前部。
腕龍屬 古生物学
泽卡斯推测腕龙怪异鼻部的功能，并指出，除非发现有皮肤印痕的颅骨，否则无法确定鼻孔位置。他认为，扩大的鼻孔可为与动物嗅觉能力相关的组织腾出空间，有助于闻到正确的植物气息。他还指出，在现代爬行类中，增大而隆起的球茎状鼻骨可能与肉质角及粗糙突起有关，腕龙和其它鼻部巨大的蜥脚类可能拥有带装饰的鼻尖。
有人提出，骨质鼻孔的位置可能表明，包括腕龙在内的蜥脚类拥有长鼻以增加向上取食的范围。2006年，法比恩·诺尔（Fabien Knoll）和同僚根据梁龙和圆顶龙的研究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发现两者脑壳中的颜面神经孔很小，因此颜面神经并不像大象那样扩张，而后者的神经可参与控制复杂的长鼻肌肉组织。然而，诺尔及其同事也指出长颈巨龙颜面神经较大，因此不排除其拥有长鼻的可能性。
腕龍屬 古生物学
和其它蜥脚类一样，腕龙可能至少在生长过程中兼具恒温性（保持稳定体温）与吸热性（通过体内方式控制体温），意即可以通过细胞较高的基础代谢率产生必需热量，从而主动控制体温（“恒温动物”）。罗素（1989年）以腕龙为例说明恐龙不太可能具有吸热性，因为它们不可能兼具体型巨大（导致体温过热）和卡路里需求量高（提供热量）的特征。桑德（2010年）发现该研究是基于错误的体重估算及对可用冷却面的错误假设，因为当时尚未发现大型气腔的存在。这些误差导致高估产热量、低估散热量。大型鼻弓被视为大脑冷却的适应特征，可用作血液的蒸发冷却面。
蜥脚类呼吸系统和鸟类一样存在气腔。哺乳类体内没有双向气流，肺部起风箱的作用，先吸气，然后呼气。取而代之的是，鸟类体内的空气从气管吸入腹部的腹气囊，然后通过僵硬肺部的旁支气管向前泵送（空气循环）。当腹气囊再次充满时，瓣膜阻止空气倒流；与此同时，颈部底端的颈气囊从肺部吸出使用过的空气。两个气腔同时收缩，将用过的空气泵出气管。该过程保证空气在肺中始终向前流动，显著改善氧气的吸收及二氧化碳的排出，不仅迅速清除停滞空气，而且令肺部血液流动方向与气流方向相反，从而进行更有效的气体交换。
腕龍屬 古生物学
蜥脚类的气腔不仅起到辅助呼吸的作用，而且通过空气通道与骨骼大部分相连。憩室通过气腔嵌入许多骨骼，并将其严重挖空。目前尚未完全明确该结构在进化中的好处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它大大减轻了骨骼的重量。气腔亦可能去除多余热量以辅助体温调节。
2016年，马克·哈利特（Mark Hallett）和马修·韦德尔（Mathew Wedel）首次重建整个蜥脚类气腔系统，并以高胸腕龙为例说明该结构可能是如何形成的。重建图中，一个大型腹气囊位于骨盆和肺部外侧之间。和鸟类一样，三个较小的气腔辅助胸腔下侧的吸气过程：后面前胸气囊中部和锁间气囊前方的后胸气囊体积依次逐渐减小。颈气囊位于肩胛骨下方、肺部前上方。气腔穿过与椎骨相连的气管。憩室充满各种窝和在椎骨壁上形成凹陷的侧凹。这些结构再次与骨骼内僵硬的气室相连。
卡巴利多及其同僚于2012年根据标本托尼（SMA 0009）重建腕龙的个体发生。托尼是一只年轻幼龙的颅后骨骼，体长估计只有2（6.6英尺），与高胸腕龙正模标本之间存在一些共有的独特特征，表明其与该物种相关。共同特征包括髂骨后刃抬高、缺乏棘后板（postspinal lamina）、背部垂直的神经棘、髂骨在坐骨附属结构及后刃之间有一细微切口以及腿骨上段没有侧突。但两者亦存在差异，表明该化石可能不是高胸腕龙，而是属于一个新物种；或者，这些差异可能是在动物成年后将发生变化的幼龙特征。
这种生物体比例上的个体发育变化尤其可以预测。SMA 0009的中段颈椎对蜥脚类来说很短，长度仅比高度大1.8倍，而长颈巨龙的比例为4.5，表明腕龙颈部成比例增长，背部则相反地经历负增长。SMA 0009的肱骨相对坚固，比大多数基干巨龙形类更细长，但比高胸腕龙更厚，表明该骨骼在幼年早期就已变长，并在生长过程中变细。这与梁龙超科和基干大鼻龙类形成对比――两者细长的肱骨并不经历异速生长。腕龙似乎也经历掌骨伸长，因为幼年腕龙掌骨长度短于桡骨。SMA 0009掌骨与桡骨长度的比例仅为0.33，在整个新蜥脚类中已知最低。
另一可能的个体发育变化是椎骨气腔化增强。在生长过程中，气腔的憩室嵌入骨骼并将其挖空。SMA 0009的颈椎两侧已经存在侧凹（气腔形成的凹陷），且被一道嵴隔开，但结构的其它方面仍非常简单，而成年蜥脚类通常拥有结构极其复杂的嵴。标本的背椎仍完全缺乏这些结构。
两个特征与个体发育没有明显关联：①后段背椎与前段骶椎的神经棘极端侧扁，前后长度是左右宽度的八倍；②神经棘横突板（spinodiapophyseal lamina）或“SPOL”――即通常从神经棘两侧向每一个横突（即承载上肋骨头接触面的横向突起）延伸的嵴――完全缺失。两者可能皆为自衍征（即证明SMA 0009是新物种的独特衍生特征），但有迹象表明这些特征也和生长有关。基干蜥脚类塔邹达龙的一只幼龙化石亦缺乏SPOL，成年个体则有一个早期的嵴。此外，一具非常年轻的幼年欧罗巴龙化石SPOL发育较弱，但在熟成个体中发育良好。这些发现表明SPOL是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由于该嵴拓宽了神经棘，因此其横向压缩并非独立特征，而SPOL的发育似乎先于成年动物的神经棘增厚。
蜥脚类很可能在达到最大体型之前就能进行繁殖，而不同物种的成熟率不同。骨骼结构表明，腕龙在达到其最大体时的40%时就能繁殖。
腕龍屬 古生态学
腕龙仅在北美西部（非洲物种重新归类后）的莫里逊组发现。莫里逊组被解释为一个具有明显旱雨两季和平坦漫滩的半干旱环境。该地层还存在其它几种拥有不同体型比例及摄食适应性的蜥脚类，包括迷惑龙、重龙、圆顶龙、梁龙、简棘龙和超龙，腕龙是其中数量较少的蜥脚类之一。2003年对200多个化石产地的调查中，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报告了该属的12件标本，数量与重龙（13）和简棘龙（12）相当，但远少于迷惑龙（112）、圆顶龙（179）和梁龙（98）。腕龙化石仅在广阔的莫里逊组（第二至第四地层带）中下层发现，化石年龄可追溯至大约1.54至1.53亿年前，与很多在整个地层中皆有分布的其它蜥脚类不同。如果怀俄明州报告的巨大脚印（北美洲最北端的腕龙科）属于腕龙，那么其生存区域将覆盖广阔的纬度。腕龙可用其牙冠宽阔的牙齿处理坚硬植被，因此分布区域可能比梁龙科覆盖更广泛的植被带。圆顶龙科牙齿形态类似腕龙科，分布也很广，且已知随季节迁徙，腕龙科可能亦如此。
腕龍屬 古生态学
莫里逊组发现的其它恐龙包括肉食性兽脚类剖齿龙、史托龙、嗜鸟龙、角鼻龙、异特龙、蛮龙和食蜥王龙以及植食性鸟臀类弯龙、橡树龙、奥斯尼尔龙、怪嘴龙和剑龙。异特龙占兽脚类标本的70%至75%，在莫里逊组食物链中处于营养级顶端。角鼻龙可能专门攻击大型蜥脚类，包括腕龙的较小个体。共享这一古环境的其它脊椎动物包括辐鳍鱼、青蛙、蝾螈、海龟如多塞特龟、喙头蜥、蜥蜴、陆生及水生鳄形超目如装甲鳄以及几种翼龙如抓颌龙和买萨翼龙。双壳类和水生蜗牛的壳也很常见。绿藻、真菌、苔藓、马尾、苏铁、银杏和几科松柏门化石揭示了该时期的植物区系。多种多样的植被从无树区域长有树蕨和蕨类的河岸林（廊道林）向长有稀疏树木（如类似南洋杉的短叶杉针叶林）的蕨类热带草原变化。
腕龍屬 文化意义
里格斯首先试图限制公众对该发现的认识。1901年7月27日，他在给大章克申的居民发表讲座时以幻灯片为例，解释恐龙演化和博物馆实地工作人员寻找化石的方法，但没有提到他刚刚发现一具壮观的标本。他担心其他机构团队可能很快就会知道该发现，并带走剩下最好的化石。一周后，其上司布拉德伯里在当地的《大章克申新闻》上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发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恐龙之一。8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这篇报道。当时，蜥脚类恐龙因体型巨大而受到公众的欢迎，而耸人听闻的报纸经常夸大其体型，里格斯在其出版物中强调腕龙体型巨大从而发挥该作用。
腕龍屬 文化意义
腕龙被称为最具标志性的恐龙之一，但最受欢迎的形象描绘源自非洲物种布氏腕龙，后来成为独立属长颈巨龙。1991年，主小行星带小行星1991 GX7被命名为“9954 Brachiosaurus”以纪念该属。腕龙出现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中，也是其中出场的第一只电脑合成的恐龙。这些效果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开创性，影片中人物第一次看到恐龙时的敬畏之情也被观众反映出来。影片中腕龙的动作结合长颈鹿的步态和大象的体重。影片后面的一个场景使用电子动画合成的头部和颈部让腕龙与人类角色互动。《侏罗纪公园》中使用的腕龙数字模型后来成为1997年《星球大战IV：新希望》特别版中龙驼模型的基础。
現代大戰略
《現代大戰略》是由SystemSoft－Alpha『日:システムソフト・アルファー株式会社』所製作的戰略遊戲，屬於大战略系列，但以現代與近未來舞台為概念，遊戲以模擬真實的武器，假想的劇本衝突佔領首都、機場、生產武器，由玩家指揮軍隊完成任務的兵棋推演遊戲。
現代大戰略 電腦版
類似大戰略perfect1.0系統。一部應急改造兵器登場（貨機改造裝載飛彈、H-2A太空火箭改造為飛彈、P-3C改轟炸機等）
類似大戰略perfect2.0系統、附贈兵器編輯器。國境線、地雷、機雷概念導入。
大戰略perfect2.0DX的仕様に、視覺地圖模式機能追加。兵器自訂編輯器附贈。
現代大戰略 遊戲機版
中國的新式武器如殲20和99式坦克、航母、神盾艦等作為初始內容就收錄，PS network的下載內容(DLC)制度做為資料片發行來源，較爭議的日本心神戰機和美國內戰、中印戰爭等新劇本放在DLC由玩家自由選擇是否購買。
現代大戰略 現代大戰略2004爭議事件
現代大戰略2004 〜日中國境紛争爆發！〜一款作品由於牽涉東亞紛爭為主題，台灣光譜資訊趁台灣選舉熱潮取得合法代理引進並中文化，然而內容牽涉政治領土議題與日本某些群體的主觀價值判斷，引發海峽兩岸爭議，最終內容有所刪減並禁止在中國大陸地區上市。台灣版本刪去有關中共的所有劇本. 以致部份玩家購入中文版後才發現這個修訂, 對此相當不滿而跟光譜交涉. 後有民間程式師利用遊戲本身的製作劇本功能, 自行從日版中翻譯出原有的劇本, 作為民間補丁。
王昌元
王昌元（1946年—），古筝演奏家、作曲家。浙派筝传人王巽之之女，浙江杭州人。
王昌元 生平
9岁起学古筝，12岁登台独奏。师从王巽之及潮州派筝家郭鹰，1969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在學期間和同學項斯華、孫文妍、范上娥、張燕等人，協助王巽之記譜整理浙江箏曲，並編寫了上海音樂學院第一部古箏系列教程。古琴家成公亮亦為其同學。
先后担任上海歌剧院、上海乐团、中国艺术团、上海民族乐团的古筝演奏員。1984年赴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研究世界音乐并教授古筝。到美国后參與古箏有關的演讲、演奏。1995年在纽约成立「纽约海外中乐团」和「王昌元筝艺术中心」，曾有华裔学生與从事音乐专业的美国人、日本人、越南人修習古箏。
濫交
濫交（英語：）是指經常與不同的性伴侶發生性行為的人。如果用词者理想的性關係是單配偶制，則該術語可以帶有道德判斷。一夜情是一個常見的例子。
濫交 人類
準確評估人們的性行為很困難，社會控制和禁忌會使報告的性行為被過分誇大或減少。
美國在1978年和1982年進行的實驗發現，絕大多數男人都願意與不認識的女人發生性關係。相比之下，沒有女人同意具有中等吸引力的男人的這種主張。儘管男人通常對這些要求感到滿意，但無論他們的意願如何，女人都感到震驚和厭惡。
人們一生中擁有的性伴侶的數量差異很大。2007年在美國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發現，男性報告的女性性伴侶的中位數為7，女性報告的男性性伴侶的中位數為4。男性可能誇大了伴侶人數。
據報告，大約29％的男性和9％的女性一生中有超過15個性伴侶。性傳染病傳播的研究表明，一小部分人口有比平均水平的男人或女人更多的伴侶。
2006年對來自全球59個國家的數據進行的系統綜述發現，性伴侶的數量與健康狀況之間沒有關聯。
劈腿
劈腿可以指：
劈腿族（Promiscuity），偷情的人
A Bathing Ape
A Bathing Ape（簡稱︰Bape，正式名稱為︰A Bathing Ape in Lukewarm Water），是一個日本時裝品牌，由NIGO（長尾智明）於1993年創辦，是裏原宿的代表品牌之一。2011年被香港沈嘉偉旗下的I.T以約2,184萬港元拼購。
近年亦以同一品牌開展音樂及飲食等業務。
A Bathing Ape 創辦人簡介
創辦人NIGO（長尾智明），於1970年在群馬縣前橋市出生，畢業於文化服裝學院。在1991年的4月，與同樣是深受電影《人猿星球》影響的Undercover的創辦人高橋盾合作開設NOWHERE，主要以售賣APE爲主。顧名思義，A Bathing Ape是以猿人作爲LOGO及創作元素，而且亦用了人猿星球的一句經典的口號「Ape shall never kill ape」作爲其品牌的標語。
A Bathing Ape 品牌故事
品牌的正式名稱為「A Bathing Ape in Lukewarm Water」，即是「安逸生活的猿人」的意思，是其設計師NIGO從電影《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觸發起靈感而命名。
雖然大多認為A Bathing Ape是由NIGO所想出來的點子，但NIGO於一次的專訪中談到，A Bathing Ape是他與同樣喜歡《人猿星球》的著名插畫師SKATETHING（中村晉一郎）一起運作，但Bape的標誌卻不是NIGO設計的是由SKATETHING在其辦公室想出來的，至於此名稱的靈感是否真的源自於《人猿星球》，NIGO倒是沒有問過SKATETHING，即使他們兩人都很喜歡《人猿星球》。A Bathing Ape的簡稱「BAPE」亦被使用在其服裝等產品上。品牌的標誌是一隻猿人的頭，以猿人為圖案設計的迷彩亦常見於其產品及店舖裝修之中。亦有以猿為藍本的卡通人物「Milo」。
中國成語「沐猴而冠」與品牌名稱字面上頗為類似，但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而有著不同的演述。
A Bathing Ape 品牌故事
Bape最初不是以賺錢為目的而成立的，更像是NIGO的個人嗜好而創立的。在1998年由於日本明星木村拓哉穿著Bape的服裝在電視上露面，在明星效應下，令日本迅速掀起一股Bape熱潮，之後其他日本藝人也開始穿著這個品牌，這股潮流從日本漫延到香港及台灣。
A Bathing Ape 產品
A Bathing Ape的產品經常採取限量生產方式，以提高購買者購買的興趣。店舖門外時常大排長龍，輪候購買產品。產品價格常被炒高，在eBay等拍賣網站轉售。品牌獲得一些日本、香港和台灣等地藝人的喜愛。A Bathing Ape曾與其他品牌合作，推出一些特別版產品，例如與日本百事可樂，可口可樂，M*A*C, Comme des Garçons,Undercover,Neighborhood, mastermind Japan, Carhartt, Casio, TVB等等。
A Bathing Ape 社會事件
由於東主沈嘉偉被香港示威者視為支持警察，Ape的銅鑼灣分店於2020年5月曾被破壞，店內人形公仔被搬出馬路當成路障。。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拉丁語：，約1200年—1280年11月15日）是一位中世纪欧洲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是多明我会神父，由于他知识丰富而著名，他提倡神学与科学和平并存。有人认为他是中世纪时期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也是首位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哲学综合到一起的中世纪学者。罗马天主教将他列入36位教会圣师之一。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生平
大阿尔伯特于1193年到1206年之间出生于多瑙河畔的勞因根（位於今德国巴伐利亚），因为他自称勞因根的阿尔伯特，也可能勞因根只是姓氏。
大阿尔伯特在意大利帕多瓦上学，在这里他也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据说他受圣母玛利亚感受加入教会。1223年（或1221年他加入多明我会，并在博洛尼亚和其它地方学神学。此后他被派往科隆的修道院作教师。他在科隆、雷根斯堡、弗莱堡、斯特拉斯堡和希尔德斯海姆教书数年。1245年他赴巴黎并在那里获博士学位。他在那里教书，名声很好。
1254年他被任命为多明我会的教省长官（provincial），他对这个职务非常尽责，而且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在这段时间里他发表文章维护多明我会，反对巴黎大学世俗系对多明我会的批评，他还发表关于施洗约翰的文章，以及更正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魯世德著作中的错误。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生平
1260年大阿尔伯特被教宗亞歷山大四世任命为雷根斯堡主教，此后他部分时间周游巴伐利亚布道，部分时候则隐居在多明我会的多个修道院里。1270年他赴奥地利为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布道。大阿尔伯特晚年的作品包括对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纳的理论的辩护。阿奎纳1274年的早逝使大阿尔伯特非常沉痛。从1278年开始大阿尔伯特的健康情况骤降。1280年11月15日他逝世于科隆，他被葬在科隆多明我会圣安德肋教堂的地下墓室中。
但丁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大阿尔伯特并将达阿尔伯特的自由意志的理论作为他的道德系统的基础。在他的《神曲》中但丁将大阿尔伯特与阿奎纳一起当作知识的热爱者（Spiriti Sapienti）并将他们放在天堂的太阳层中。
1931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将大阿尔伯特列入教会圣师。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著作
1899年整理出版的大阿尔伯特的全著包括38卷，显示了他的多产和他广泛的知识，这些作品涉及到的领域包括逻辑学、神学、植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矿物学、化学、动物学、生理学、顱相學和更多其它知识。所有这些作品全部是他逻辑推导或者观察出来的。他是当时被阅读最多的作者。大阿尔伯特阅读、理解、系统化了当时所有翻译成拉丁语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阿拉伯学者的评论并将它们与教会教条联合到一起。有人甚至称大阿尔伯特为“亚里士多德的猴子”来显示他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关系。
大阿尔伯特的著作偏重于哲学，对神学的理论比较少。他的哲学著作基本上按照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分类来分类，其中包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理解和考虑，有时还包括辅助的讨论，偶尔大阿尔伯特会与亚里士多德意见相左。
大阿尔伯特的神学著作主要包括三卷对伦巴第人彼得的《四部语录》的注释和两卷综合，后者主要是重复了前者的内容，但使用了更加教育性的格式。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科学家
大阿尔伯特对物理学的知识非常丰富，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也非常精确。虽然他的理论体系包含着对于当时来说典型的缺陷，但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给予他非常系统化的思维逻辑。直到今天在他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是值得赞美的。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当时的人将他称为是“万知博士”。不过今天也看得出大阿尔伯特对许多东西的理解是错误的。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理解也包含着许多谬误。比如他将柏拉图和斯彪西波错认为是斯多亚派。
大阿尔伯特对炼金术和化学也有研究并教授过这些学科。1250年他分离了砷。他同代的敌人多次控告他施巫术、与魔鬼交谈、制造会说话的魔术机器。他是少数被说成发现賢者之石的炼金术士之一。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音乐
在音乐史中大阿尔伯特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对当时的音乐的注释拥有启蒙作用。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注释中他描写了许多他本人的观察。他反对“音乐宇宙”的说法，他认为行星的运动不会产生声音。他还细致地描写了音乐的成分和结构。他认为歌唱对人的灵魂有三个作用：驱逐不纯，明洁导致静观，静观导致完美。对20世纪的音乐理论家尤其有异议的是大阿尔伯特将安静看作是音乐的一部分。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已翻譯著作 (英文)
On the causes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elements, translated by Irven M. Resnick,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translation of Liber de causis proprietatum elementorum]
Questions concerning Aristotle's on animals, translated by Irven M Resnick and Kenneth F Kitchell, Jr,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8) [translation of Quaestiones super De animalibus]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已翻譯著作 (英文)
The cardinal virtues: Aquinas, Albert, and Philip the Chancellor, translated by RE Houser,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2004) [contains translations of Parisian summa, part six: On the good and Commentary on the Sentences of Peter Lombard, book 3, dist. 33 & 36]
The commentary of Albertus Magnus on book 1 of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edited by Anthony Lo Bello,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translation of Priumus Euclidis cum commento Alberti]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已翻譯著作 (英文)
On animals: a medieval summa zoologica, translated by Kenneth F Kitchell, Jr. and Irven Michael Resnick, (Baltimore;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translation of De animalibus] De animalibus
Paola Zambelli, The Speculum astronomiae and its enigma: astrology, theology, and science in Albertus Magnu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Dordrech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includes Latin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peculum astronomiae]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已翻譯著作 (英文)
Albert & Thomas: selected writings, translated by Simon Tugwell,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8) [contains translation of Super Dionysii Mysticam theologiam]
On union with God, translated by a Benedictine of Princethorpe Priory,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11) [reprinted as (Felinfach: Llanerch Enterprises, 1991)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0)] [translation of De adherendo Deo]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擴展閱讀
Honnefelder, Ludger (ed.) Albertus Magnu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Medieval Reception of Aristotle in the Latin West. From Richardus Rufus to Franciscus de Mayronis,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German and English), Münster : Aschendorff, 2005.
Miteva, Evelina. "The Soul between Body and Immortality: The 13th Century Debate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man Rational Soul as Form and Substance", in: Philosophia: E-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1/2012. ISSN: 1314-5606.
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 擴展閱讀
Wallace, William A.  (PDF). Gillispie, Charles  (编).  1. New York: Scribner &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99–103. 1970  [2014-08-07]. ISBN 978-0-684-10114-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3-08）. .
區瑞強
區瑞強（英語：Albert Au Shui Keung；1955年7月31日—），香港男歌手，尤其擅唱民歌、民謠而成名；畢業于香港浸會大學前身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香港電台唱片騎師（DJ）。
區瑞強 生平
區瑞強1955年出生，在香港土生土長，是本地资深歌手及一代民謠宗師，於香港浸會大學前身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現任香港電台唱片騎師（DJ），也曾為TVB主持多個音樂節目。
2001年12月，區瑞强在當香港電臺的講東講西節目（劉天賜，馬恩賜主持）嘉賓時，曾經透露自己祖籍廣東肇慶。2019年5月28日晚於其香港電台第2台節目《Albert Au 區瑞強》 透露前歌手區桂芬為其親妹。
他先後就讀於香港九龍總商會幼稚園（1961年）、九龍總商會中文小學（1967年小六）、清水灣寄宿學校香港三育書院及已結校的格致書院。他中三開始加入業餘民歌界，並初嘗民謠木結他，擅長演唱流行民歌，少年時代曾代表學校出外比賽、參加業餘民歌音樂會，亦曾在餐廳唱英文歌和懷舊歌。
1977年被邀加入寶麗金唱片公司，又被邀加入電視台及電台做主持，期間也參與電視劇和電影的演出；至今灌錄粵、英及國語唱片過百張。
區瑞強 生平
1979年推出唱片《陌上歸人》，銷量超過20萬張，成為當年全港歌星唱片銷量第一名。
區瑞強亦於1988年創辦「音樂農莊」（香港註冊慈善機構之一，位於新界錦田）及音樂農莊教室，曾參與活動的香港人超過二百萬人次，是香港第一代推動環保意識的組織。
區瑞強目前為香港電台第二台主持《2000靚歌再重聚》（由1999年開始至今的現場歌唱節目）及《Albert Au‧區瑞強》（DJ音樂節目），他是香港劃時代而最資深中文節目主持。現場節目與香港大部份頂級歌手合唱，包括譚詠麟、李克勤、林子祥、徐小鳳、葉麗儀、陳潔靈、羅大佑、巫啟賢、關淑怡、呂方、黃凱芹、黎瑞恩、張偉文、鍾鎮濤、羅文、Joe Junior、Uncle Ray等，節目以懷舊歌為主，邀請不同風格的嘉賓合唱，共享黃金年代懷舊中、英文金曲；又會以結他、鋼琴伴奏，邊談邊唱。節目亦作網上全球直播和重溫（一年），所以有大量海外聽文眾群，影響廣遠。他亦有主持電視節目，如《區瑞強擁抱大自然》（8集）和《香港十大勝景》（10集），將音樂融入大自然，推動環保訊息。
區瑞強 生平
區瑞強大約於1999年起，基本上每年都會舉辦個人演唱會，並已分別於2007年舉辦入行30週年演唱會和2017年舉辦入行40週年演唱會。
區瑞強於1980年代成名後獲獎無數；他的音樂路線崇尚簡樸、清雅，歌唱技巧細膩精煉，是香港發燒Hi Fi唱片界男歌手頭號代表人，數十年來致力推動香港民謠發展，不遺餘力。
現時擁有「銀星唱片製作」公司，推出無數唱片（包括監製和灌錄）及演出、製作多場演唱會，皆以民歌及抒情歌為主要重點。區瑞強被喻為香港民謠界代表及民歌一代宗師，有「民歌王子」的美稱。
區瑞強已婚，育兩個兒子。喜愛高爾夫球。
松木幹一郎
松木幹一郎（日语：／ Matsuki Kanitiro，1872年3月10日—1939年6月14日），日本松山縣桑村郡河原津村（今愛媛縣西條市河原津）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
松木幹一郎 生平
1911年，松木幹一郎就任東京市電氣局（今東京都交通局）第一任局長。1923年，松木幹一郎就任帝都復興院副總裁。1929年（昭和5年），日本帝國國會通過對台灣日月潭工程再興案，派松木幹一郎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新井榮吉為建設部長、石井林次郎為建設所長、官口竹雄為電氣顧問、後藤曠二為主任技師等人負責執行。
1930年1月12日松木幹一郎就任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1934年10月完成日月潭第一發電所，1937年8月陸續完成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並著手於北部火力發電所、霧社水力發電計劃，提出十年開發水力發電三十萬瓩計劃。日月潭水庫總發電量14萬3500瓩，是當時亞洲第一、世界第七大發電所。松木在台電任職期間，大力採用台灣本島人士如朱江淮、柯文德等人。
松木幹一郎 生平
1939年（昭和14年）6月14日，松木病逝，同年六月，北部火力發電所竣工。同年，台灣工業生產比重已上升為28.22%，開始超越農業的24.97%；當時任主任技師的後藤曠二於松木去世後曾寫《松木幹一郎》一書，台電遂於日月潭第一發電所進水口處豎立胸像以茲記念；惟此金屬胸像於1943年大東亞戰爭末期，被日本人拆除融化做戰爭材料之用，僅留基座。
2009年，台電退休工程師林炳炎，因自力研究台電史，發願重塑松木幹一郎社長胸像。2010年在奇美創辦人許文龍先生的部分資助下，2010年3月8日，新胸像重回67年空置的基座。
符號學
符號學（英語：）是关于符号过程和意义形成的系统研究。符号过程是涉及符号的任何活动、行为或过程，其中符号是向接受者传达某些东西（通常称为意义）的事物。意义可以是有意表达的，例如说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词；也可能是无意的，例如症状是特定健康状况的符号。符号还可以传递感觉（一般认为不属于意义），并且可以在个体内部（通过思想本身）或通过任何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或味觉）进行交流。当代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生成和各种类型知识的科学分支。
符号学将符号和记号作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与语言学不同的是，符号学还研究非语言符号体系。符号学的研究涵盖了符号以及符号过程、指示、指定、相似、類比、託寓、轉喻、隐喻、象征、意指和传播。
符號學
通常认为，符号学具有重要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维度；例如，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提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传播来研究。此外，一些符号学家也关注它的逻辑维度。其研究领域也属于生命科学——例如生物体如何预测和适应它们在世界上的符号生态位。基础符号学理论以符号或符号体系为研究对象；应用符号学根据文化和文化制品通过存在符号构建意义的方式来分析它们。生物体中的信息交流则属于生物符号学（包括动物符号学和植物符号学）领域。
需要留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和索绪尔的符号学（）传统并不等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子集。
符號學 歷史和術語
符号和意指的重要性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大部分历史中都得到了认可。术语“符号学”的英文“semiotics”來自古希臘語 σημειωτικός (sēmeiōtikós)，意即：“善于观察记号”（词根來自 σημεῖον (sēmeîon)，意即：“征象、记号、标志”）。对于希腊人而言，“记号”（，sēmeîon）出现在自然世界，而“符号”（，súmbolon）出现在文化世界。基于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探索了记号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直到希波的奥古斯丁，符号的性质才在传统体系中得到考虑。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在一个更宽的“符号”（signum）的概念下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弥合自然-文化的鸿沟，并将符号识别为只不过是signum的一种（或亚种）。Manetti（1987）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出版了研究专著。这些理论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尤其是通过经院哲学。
符號學 歷史和術語
符号的一般研究始于奥古斯丁的拉丁文作品，以1632年John Poinsot的Tractatus de Signis达到顶峰，然后在1867年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尝试起草“新范畴表”时复兴。最近，翁贝托·埃科在他的《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中指出，大多数，甚至可能是所有重要思想家的作品中，都可能蕴含着符号学理论。
由於符號學涵蓋的範圍過於廣闊，一段時間內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誌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當今所講的符號學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現（李維史陀）。符號學即一門分析符號系統如何運作的科學，探索意義如何透過符碼、記號，在人類的溝通過程中被生產與傳遞；符號學認為，溝通的基礎是傳播者之間對於這套符碼系統背後的規則與結構有共同的理解。
符號學 歷史和術語
現代符號學一個主要源頭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教學講稿《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索緒爾將符號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徵、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兩個互為表裡的聯結，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理論基礎，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符號學之父。
符號學的另一主要源頭是美國邏輯學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發展出的邏輯形式的符號學，在當代的意义建构研究中的重要性已躍居索緒爾、李維史陀、羅蘭·巴特之上，是對符號學發展影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符號學 主張和構成
符號學中，將記號（sign，徵象），即是可能發生意義的事態呈現，後經過覺知而轉化為單一符號或符號系統，根據其傳播模式而分類。所傳播之意味以使用的編碼而確定，並且將符號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徵、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兩部分。廣義上，這種能指可以是一段聲音、一個手勢、一個字符、或是一切所見所聞之事物。但是一個能指和所指的對應關係，只有在一個集體共同認可才可以形成，而通常來說，這不僅與語言中的詞彙相關，且聯繫到語法。這對應關係所代表的事或物，也可能會因為社會和文化關係而帶有隱意。
在《訊息與意味》（Messages and Mean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1994）一書中，馬歇爾·達耐西（Marcel Danes）提出符號學家的職責應以研究指示關係為優先，其次才是溝通交流。
符號學 主張和構成
以文化為研究範圍的是現代符號學的特質，當中包括民間故事分析（folklore analysis）、人类学（anthropology）、敘事學（narratology）、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神話符號學（semiotics of myth）、藝術符號學（semiotics of art）等領域。
符號學包括三個分支：語用學（pragmatics）、語義學（semantics）、句法学（syntactics）。
罗兰·巴特認為，記號有三個意義化的層次：這三層意義由外在到深層隱晦依序為明示義（denotation）、隱含義（connotation）以及意識形態（ideology）。
符號學 主要學派
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是瑞士開創現代语言学先河的語言學家。他於1907年畢業後開始授課並編講稿，本身並沒有作品傳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是來自索緒爾的講稿，由兩位學生合編而成。他創立的符號學稱為“semiology”，是按希臘語的「符號」衍生出來的用語。索緒爾建立的符號學是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使用符號的法則進行研究的科學，有別於傳統語文學對語言的歷史演變進行歷時性研究，現代語言學集中處理在當下時空之中，語言內部的指涉法則，這種共時性的研究是索緒爾開創先河的提法，往後影響了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美國衍生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等。
由於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成兩部份來處理，為研究文化符號或者意識型態的學者，提供了有系統的分析方法學，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在歐美文化批評界，符號學盛極一時。到目前為止，全球學院訓練的文化批評者仍有不少使用符號學方法進行文化現象的結構分析。
符號學 主要學派
自19世紀末起，符號學興起之初是研究語言的一門學科，但目前研究語言的符號學已多用语言学指稱，現今符號學意義指稱的是結構主義符號學（structuralist semiotics）。
索緒爾符號學的特點是：
Thomas Sebeok将“semiology”吸收进了更广泛的符号学“semiotics”，将索绪尔的符号学视为符号学整体的一部分，他也参与了第一个符号研究国际期刊《Semiotica》的定名。索绪尔符号学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流派影响深远。例如，雅克·德里达研究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时，指出能指和所指均不是固定的，遂创造“延异”（différance）一词，表示意义的无限延迟以及“超越的所指”的缺失。
符號學 主要學派
19世纪，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将他所谓的“符号学”（semiotic，他有时将其拼作“semeiotic”）定义为“准必要的或形式的符号学说”，它抽象了“必须是所有符号的特征”所使用的符号......一种能够通过经验学习的智能，”并且这是在符号和符号过程方面追求的哲学逻辑。一般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是符号的哲学逻辑研究（符号未必是语言或人工的符号）、符号过程、推理模式和一般探究过程。皮尔士符号学不仅涉及外部交流机制（类似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涉及内部表征机器、探究符号过程、推理模式，以及一般意义的整个探究过程。
与索绪尔的二元传统（能指、所指）不同，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三元的，包括符号、对象、解释项。 皮尔士符号学进一步将三元中的每一元细分为三个子类型：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
皮尔士学派的学者和编辑Max H. Fisch（1978）称，符号学的“semeiotic”一词是皮尔士个人偏好的对洛克所说的σημιωτική的翻译。查尔斯·W·莫里斯跟随皮尔士使用了“符号学”这一叫法，并将这门学科从人类交流扩展到动物学习和信号的使用。
符號學 主要學派
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二元的（符号-句法、信号-语义），而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皮尔士是根据符号研究的哲学逻辑构思的，其中符号并不一定是语言或人为的。
皮尔士的目标是将他的新的范畴表直接建立在由符号作用构成的经验之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不同，后者旨在透过人类理解，于经验内部阐释存在的维度，而存在的维度不依赖于经验，并且本身是可知的。
一般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是符号的哲学逻辑研究（符号未必是语言或人工的符号）、符号过程、推理模式和一般探究过程。皮尔士符号学不仅涉及外部交流机制（类似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涉及内部表征机器、探究符号过程、推理模式，以及一般意义的整个探究过程。
动物能够解释其感知到的环境，并形成对象的“有意义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或用Jakob von Uexküll的术语说，是“客观世界”，德語：）中仅有三种对象，即对于动物而言好（+）、不好（–）或“可安全地忽略”（0）的对象。
符號學 主要學派
与动物不同，人类的理解在动物的“客观世界”基础上增加了一种对象内部的自我同一性关系，这种关系将所经验的对象转化为事物以及+、-、0对象。由此，一般动物的客观世界就变成为了人类独有的客观世界，即“生活世界”（），其中语言交流（源于生物学上未确定的人类“内在世界”（））开启了文化组织这一新的维度，而其他动物虽然也有社会组织，但其观察能力只能处理可直接感知的客观性实例。
人类文化之所以依赖于语言，并非首要是为了理解为交流，而是作为人类动物“内在世界”（Innenwelt）的生物学的未确定方面或特征，这一观点最初由Thomas A. Sebeok明确指出。Sebeok在将皮尔士的研究带到二十世纪符号学舞台的中心上也发挥了核心作用，首先，他将人类符号活动（anthroposemiosis）扩展，囊括一般的动物符号活动（zoösemiosis），然后再进一步扩展，使符号学囊括了植物符号活动（phytosemiosis）。这一创新最初是基于Martin Krampen的研究，但也利用了皮尔士的观点，即解释项作为符号关系中的第三项，“不必是精神的”。
符號學 主要學派
皮尔士区分了解释项和解释者。解释项是介于对象及其符号之间的内部心理表征，而解释者是创造解释项的人。皮尔士的“解释项”概念开辟了理解动物生命领域以外的符号行为的方法（对"phytosemiosis植物符号活动" + "zoösemiosis 动物符号活动" + "anthroposemiosis 人类符号活动" 的研究 = biosemiotics 生物符号学），这是他超越拉丁时代符号学的第一个进步。
符号学领域的其他早期理论家还包括查尔斯·莫里斯。Jozef Maria Bochenski在1951年研究该领域时写道：“与数理逻辑密切相关的是所谓的符号学（Charles Morris），现已被数理逻辑学家普遍采用。符号学是符号的理论，分为三个部分：（1）逻辑句法学，符号相互关系的理论，（2）逻辑语义学，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以及（3）逻辑语用学，符号、符号含义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Max Black认为伯特兰·罗素的工作在该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符號學 藝術上的應用
符號學作為藝術作品研究的一門學科分支，包括研究符號的定義和該定義的成因源頭。很多時候符號學者會研究其他不同的生物作參考估計自然世界中的符號的形成。符號學學者相信以藝術作品中不起眼的個別符號作為參考對象，可以看出作者所希望傳遞的訊息。符號在藝術上的象徵性，是用來解釋畫面的一種視覺語言。較常見的如電影符號學，探討導演透過諸如場景擺設和入場音樂所反映的心態。在暢銷小說《達文西密碼》中，主角透過符號學分析達文西的畫作，揭露了耶穌擁有世俗血脈的議論性訊息。
排满
排滿即反满，或稱作排滿思潮、排滿主義等，是非满洲人士对于清朝時期满洲统治或其文化的排斥和反抗。即反清運動的一種形式。
反滿思想贯彻清朝始终，清末時革命黨人因不滿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政策而提出並鼓動的一種漢民族主義思潮，是革命黨人的主要口號、目的和指導思想。革命黨人主張满清取代明朝政權是外族滅亡「中國」，漢人必須推翻野蠻的外族对中國的统治、光复华夏政權，用興中會入會誓詞的話說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有說法指出，晚清「反滿」表面上是反抗民族壓迫，實質上是反政府、反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階級鬥爭。晚清年青人中的排滿思想，其代表著作為年僅十九歲的留日學生鄒容所寫的《革命軍》，使用強烈的情緒性、煽動的語言來提倡反滿革命，例如「消滅五百萬野蠻滿人，洗刷二百六十年來受滿人迫害之恥辱，使中國再度的澄淨」。《革命軍》發行量達到百萬本，對許多年輕知識分子造成很大影響。支持清朝的立憲派人士，如梁啟超等人，則提出中華民族主義思想，主張五族共和，希望中國所有民族融合成單一“中華民族”。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迅速地由“排滿”革命轉向五族共和。
排满
在非汉族群体之中也有反滿主张，如清代蒙古的反清活动和穆斯林在回亂时对于八旗兵进行的“圣战”，均立足于推翻来自满洲贵族的异族统治。
排满 反满兴汉
中國大陸學者通常認為辛亥革命早期的「驅逐韃虜」主張被詮釋為帶有早期排满兴汉的「大汉族主义」。然而在清朝早期，欧洲传教士就观察到当时汉地人民对满清征服的强烈抵抗，《鞑靼战纪》中写道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和战斗的勇气，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
排满 反满兴汉
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宣传引起满汉矛盾与对立，推動排满革命，排满宣传对于辛亥革命起了明顯的鼓动作用。孙中山讲「革命者志在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批评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陷於」淸政府「以汉攻汉之策」，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他稱满洲人是「野蛮民族」，中国革命「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章太炎也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更有分裂中國實現汉地十八省独立建国的思想：「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
排满 反满兴汉
革命黨人的排滿興漢思潮，既沿襲了傳統中國的「華夷之辨」，又借用了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動漢族人排滿。排满兴汉思想经革命党人如陈天华、邹容宣扬而深入人心。1910年，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的席正铭、易正柏等人组建黃汉光复党，宗旨为光复炎黄子孙地位和汉族固有河山，与武汉各革命团体密切联络，志在推翻满清王朝。革命军多用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激发汉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又鼓励原为效忠清政府的汉人归顺，说“满政府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並给薪水重赏投诚者。如“已投顺之李南生每月给薪水一百两，其他二十人每月给薪水八两”。武昌起义时，汉口的市民听说武昌开来了军队，不约而同地大放鞭炮，夹道欢迎，无数群众高呼「杀尽胡儿」、「兴汉灭满」的口号。
排满 反满兴汉
面对排满宣传及排满行动，部分满洲贵族采取排斥汉族官员及防备新军的做法，進一步加剧了满汉矛盾。革命党纠正宣传中的偏颇，调整革命初期的错误做法，但革命进程中旗人和非旗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例如起義軍在國內多處對滿人進行屠殺，旗人不分老幼婦孺均遭殺害，還有「操北音者（包括旗人以外的北方人）即被殺」的情況發生，導致有不少非旗人遇害，引起部分滿人欲實行報復漢人的舉措。在北京，辛亥年九月初五日，八旗學堂學生及旗制處人員聯合禁衛軍進行秘密會議，認為漢人排滿氣勢洶洶，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將京中漢人屠盡然後自殺，會場氣氛激烈，民部尚書桂春也非常贊同。後來被漢族大員知曉並向朝中官員匯報才得以遏制。滿洲親貴欲讓禁軍殺害民人的傳聞使北京的民人驚恐萬分，紛紛出逃。太原府被革命軍佔領後，有許多滿人被殺，北京城城內的漢人擔心滿人報復，又成群出逃。
革命党人將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民族革命，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甚至創造偽書，例如：
排满 反满兴汉
南社詩人高旭偽撰石達開詩作20首，並刊行《石達開遺詩》一書，一時廣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員胡懷琛亦託名太平天國黃公俊作詩多首，後來胡本人承認黃公俊其人其詩皆係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為了鼓吹反滿革命。這些革命宣傳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後還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從石達開詩中可以看到兩種主義，一是太平天國絕對的堅持民族主義，二是太平天國絕對的表現英雄主義。
學者周有光表示：「國民黨歌頌太平天國，因為他反對滿清；共產黨歌頌太平天國，因為他是農民革命。2000年的電視劇《太平天國》，暴露一些太平天國的倒行逆施。 《辭海》原稱“太平天國革命”後來改為“太平天國運動”。全球化正在促使我們也重新認識歷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指出，「除去革命黨人偽造的太平天國文獻以及出自文學作品中的某些詩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實只有起事之初以楊秀清、蕭朝貴二人名義發布的《奉天討胡檄》。後人往往將這篇檄文與朱元璋《諭中原檄》相提並論，視為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一個重要像徵。如蕭公權謂此文“以較朱元璋之諭中原，詞氣激揚，殆無遜色，吾人如謂朱檄為中華民族革命之第一聲，此足為其鏗谹之嗣響”。蕭一山亦稱此檄文“重在排滿，未多倡教，用語頗類明太祖之討元檄文，可見太平起義，仍以民族主義為號召，與天地會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轍也”。」
由於受到反滿情緒以及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當時有人只承認漢族所居的「十八行省」為「中國」，認為「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宣稱「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甚至覺得「日親滿疏」。當時有人甚至覺得為了革命成功，可以滿蒙之地送給日本，中國建國在長城之內。
近代中國歷史學家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後，專駁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並收錄於其書中。1934年，中国历史学家顧頡剛發文指出：「我們的東鄰（日本）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
排满 其他民族的反滿活动
在蒙古汗室被满清覆灭之后，漠南蒙古的腾机思、布尔尼等先后叛离清朝，但均被其击败。清朝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的战争更持续了百年，期间青衮杂卜在喀尔喀蒙古发动的撤驿之变一度造成清朝在漠北统治的危机，最终外蒙古在辛亥革命时驱逐满清官吏，并恢复独立。
从大小和卓开始，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对满清反抗不断，张格尔和阿古柏先后打着驱逐异教徒，建立伊斯兰统治的旗号进攻南疆，战争期间对于不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投降八旗兵往往杀戮殆尽。同治年间，陕甘和云南的回族穆斯林也纷纷打出反清旗号，号召推翻满清。
国后岛
国后岛（日语：／ Kunashiritō */?），俄称库纳希尔岛或库纳施尔岛（俄語：，羅馬化：Kunashir），阿伊努语作库纳希里岛（阿伊努語：，羅馬化：Kunasir），是俄日爭議領土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的一個島嶼，位於該群島的最南端。現為俄罗斯實際控制，屬於远东联邦管区萨哈林州管轄；日本則認為應屬於北海道根室振興局管轄。國後島位於北海道岛东北，島西与知床半岛上的羅臼町隔根室海峡相望，島東北為國後水道。日本宣稱對包括該島在內的南千島群島擁有主權，要求俄罗斯將南千島群島歸還給日本。在行政上，日本於該島虛設國後郡，名義上屬於北海道管轄。國後郡下轄泊村、留夜別村兩個虛設的村級行政區，分別管轄該島西南半部及東北半部。目前俄罗斯在國後岛上驻有常备部队俄罗斯第18机枪炮兵师。
国后岛 名称
该岛俄语和日语名稱都是源自阿伊努語中的「」（黑島）或「」（草島）。
国后岛 歷史
鄂霍次克系人、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先后生活在这里。
1643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探险家马丁·黑利德松·弗里斯登陆得撫島，树起十字架，命名为“コンパニースラント”。择捉岛被命名为“スターテンライト”。他登陆国后岛，绘制了地图并宣称这里属于荷属东印度公司。次年，正保国绘图中记录了国后岛，名称是“くなしり”。《津轻一統志》记载，松前的和人在1647年访问了“らつこ島”和“くなしり岛”。《勢州船北海漂着記》记载，伊势国松坂市七郎兵衛遭船难，漂到得撫島，以“くる尻”的名称记载了国后岛，经由择捉岛和国后岛回到江户。1713年，伊万·彼德罗维奇·柯兹列夫斯基记录了国后岛上阿伊努人富有，不清楚他们是独立的、从属于北海道或是依附于日本藩名。1731年，岛上的土人开始向松前藩进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