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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帕爾事件 最初的风波
事故后不久，印度政府对外封锁工厂，包括UCC在内不得入内。政府没有公开数据，也让外界困惑。初步调查完全由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英語：）和印度中央调查局执行。UCC的首席执行官、主席沃伦·安德森（英語：）立即带领技术团队前往印度。到达后，安德森被软禁。印度政府敦促他限期24小时离境。UCC组织了物资、设备和一队国际医疗专家，帮助博帕尔当地医疗组织。UCC的技术团队同时开始研究气体泄漏的原因。
医疗体系很快被击穿。在受灾严重的区域，近70%的医生资质不足。医务人员对上千人死亡的事件准备不充分。医院和医生不知道如何治疗吸入MIC的症状。
当地出现大批下葬和火葬活动。12月4日，拉波社（英語：）的摄影师巴勃罗·巴塞缪（英語：）拍摄了名为《博帕尔气体灾难中的女孩》的标志性彩色照片。另一位摄影师拉古·莱（英語：）也拍摄了黑白照片。葬礼中，两位摄影师没有询问父亲和孩子的身份，目前也没有亲属认领这些照片。因此，女孩的身份至今不明。后来，两张照片均成为了博帕尔灾难中受害人的象征。巴塞缪也因此赢得1984年世界新闻摄影奖。
博帕爾事件 最初的风波
几天内，附近的树叶纷纷脱落，人们也开始处理肿胀的动物尸体。170,000人在医院和临时医疗间里接受治疗。2,000头牛、羊和其他动物被埋葬。供应商出于安全考虑，减少了食物供给，导致食物不足。不能捕鱼的状况加剧了食物短缺。
12月16日，因为没有其他更安全方法来处理MIC，工厂重新启动并继续生产杀虫剂，以消耗611号和619号储存罐的库存。人们采取了预防措施，载有水的直升机不断在工厂上空盘旋。不过博帕尔还是执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疏散。印度政府通过了《博帕尔气体泄漏灾害法》（英語：），让政府有权在印度境内和境外代表所有受害者。谣言和缺少信息的抱怨广泛传播。印度政府发言人说，“碳化物公司更想从我们这里获取信息，而不是帮助我们缓解事故。”
博帕爾事件 最初的风波
有正式公告声称空气、水源、蔬菜和食物是安全的，但警告说不要吃鱼。至少200,000名儿童曾暴露在泄漏气体中。几周内，国家政府在污染区建造了一些医院、诊所和活动板房，以治疗受害者。S.拉维·拉詹（英語：，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环境研究学教授）指出公司的行为本质上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他认为，UCC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世界各地疏于环境保护”，认为责任“属于股东”，也属于当地和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力量。他称公司在博帕尔事故中的行为是“清除行动”，也就是把气体泄漏的责任与义务嫁接给别人。他认为这种反应是这些形如UCC的大型公司“既有的公司文化”产生的必然结果。UCC从泥潭中脱身后，博帕尔人民就会开始关注印度政府，而政府也没有准备好应对措施。政府尝试用短期和长期方案帮助受害者，均以失败告终，还“产生了生态位空缺......以受害者为代价。”
1984年12月7日，UCC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安德森在博帕尔被中央邦警察逮捕。六个小时后，他以2100美元的保释金释放，被带进UCC的房子，然后乘坐政府包机离开。据称这是布政司指使的，而布政司在事故当天就从博帕尔飞往安拉阿巴德。1986年，安德森退休。
博帕爾事件 法律问题
事后，涉及UCC、美国政府、印度政府、博帕尔当地政府和受害者的法律程序迅速展开。1985年3月，印度政府通过《博帕尔气体泄漏灾害法》（英語：），允许印度政府成为所有受害者的法定代表。这是法律程序的起点。最初，案件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受理。1985年4月17日，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约翰·F·基南（英語：）在处理其中一案时建议“考虑到‘人的基本尊严’，联合碳化物公司应当提供500萬到1千萬美元，用于快速帮助伤员”（英語：），并提议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快速分发资金。两天后，UCC提议支付500萬美元救济金，但是声称这不代表公司承认相关义务，并且要求这笔资金以后可以用于抵扣赔偿。印度政府拒绝了该提议。
1986年3月，UCC根据美国的原告律师建议，提出3.5亿美元的和解金额。据公司称，“以此创建基金，可以在20年内变为5到6亿美元，并提供给博帕尔受害者”。5月，地区法院判决将该案件从美国法院转移到印度法院。1987年1月，美国上诉法庭在驳回上诉时再次确认会转移案件，称UCIL是“独立实体，完全由印度境内的印度公民拥有、管理和运营”（英語：）。
博帕爾事件 法律问题
1987年，印度政府传唤安德森、八名高管和两个子公司出席杀人罪的审判。UCC回应说公司不受印度管辖。印度政府拒绝UCC提出的赔偿金额，要求赔偿33亿美元。1988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双方统一意见并“和好如初”（英語：）。1989年2月，案件终于在庭外和解，UCC同意为博帕尔的损失支付4.7亿美元。公司很快就完成付款。
1990年以前，印度最高法院多次收到针对本次和解的上诉。1991年10月，最高法院判决维持4.7亿美元赔偿，并驳回所有申诉。法院要求印度政府“用和解金购买100,000人的团体保险，以保护未来出现症状的人”，并用保险支付和解金的不足部分。法院也请求UCC及其子公司UCIL“自愿”提供约1700万美元资助一家博帕尔的医院，专供受害者治疗。公司接受这一请求。
1991年，博帕尔当地政府以过失杀人罪起诉安德森，最高可判10年监禁。1992年2月1日，博帕尔首席法官判决安德森为逃犯，因为他作为被告没有出席审判。法院要求印度政府从美国引渡安德森。1993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针对下层法院的上诉，博帕尔灾难的受害者没能从美国法院获得赔偿。
博帕爾事件 法律问题
1999年，依据《外国人不法行为请求权法》（英語：），美国受理了萨胡诉UCC和沃伦·安德森（英語：）一案的集体诉讼。通过ATCA可以向“侵犯人道的犯罪”寻求民事赔偿。原告寻求对人身伤害和医疗监护的补偿，并要求发布禁制令，让被告清理博帕尔工厂附近的饮用水源。2012年，起诉被驳回，随后上诉也被驳回。
2004年，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印度政府把尚未使用的补偿金分发给受害者。2006年9月，博帕尔毒气受害者福利委员会（英語：）宣布，所有赔偿请求和申诉均已“完成清算”。2006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巴诺苏诉UCC案（英語：）中维持原判，并驳回其他请求。这阻碍了原告的集体诉讼认证请求和财产补偿要求。UCC说，“这一判决支持了UCC长期以来的观点，终于在程序上和实质上解决了1999年哈西娜·毕（英語：）和其他代表博帕尔居民的团体在集体诉讼中提出的问题。”
博帕爾事件 法律问题
2010年7月，七名UCIL前员工被判处过失致人死亡罪。他们均为印度籍，很多人已超过70岁。他们包括凯舒布·马欣德拉（英語：，UCIL非执行主席）、格哈莱（英語：，董事总经理）、基肖尔·卡姆达（英語：，副主席）、穆昆德（英語：，工厂厂长）、乔杜里（英語：，生产经理）、谢蒂（英語：，工厂主管）和库雷希（英語：，生产助理）。他们均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00卢比（相当于2020年的190,000卢比或2,500美元）。他们也均在判决后不久获得保释。
2014年9月29日，前UCC首席执行官安德森在92岁高龄时去世。截止2014年，陶氏化工接手UCC后，也多次因为UCC在博帕尔的历史而被列为被告。
博帕爾事件 事故原因
关于本次灾难，主要有两种理论。争议在于，水是如何进入储存罐的。“企业疏忽”理论认为，灾难是由疏于维护且衰老的设施、安全规范的松懈和训练不足的员工共同造成。当工人不小心让水渗进MIC储存罐，而且缺少恰当的安全防线时，灾难就爆发了。事发时，工人在罐体400米外用水清洗堵塞的管道。工人说没人让他们用管道上的滑动隔离盲板来隔离储存罐。操作员认为，由于维护不当，阀门可能让水泄露进储存罐。事发后一年内，多方努力尝试也没能复现这种让水进入罐体的路径。
UCC提出的“工人破坏”理论认为，如果没有人蓄谋破坏，从物理角度来看水就不可能进入储存罐。大量证词和工程验证说明，事故原因是一位邪恶的员工通过侧面的一道空阀门，用水泵将水注入储存罐。1986年冬天，一位仪表管理员在接受问询时说，他在事故第二天上午受指示去检查罐体上的仪器，发现610号罐体的压力计失踪了。UCC认为，“心怀不满的员工”曾把水泵接到压力计连接口上，这才是真正的事故原因。该理论也认为，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行动来掩盖这种可能，从而把责任推给UCC。
博帕爾事件 影響
1985年，加州民主黨员亨利·韦克斯曼（英語：）建议美国政府调查博帕尔惨案。后来美国因此立法，以防止有毒化学物质意外排放。由於這次大災難，世界各國化學集團改變了拒絕與社區通報的態度，亦加強了安全措施。
但亦因這事件引發鄰避效應，很多環保人士以及民眾，將化工廠視為嫌惡設施，都反對設於鄰近民居的地點。新化工廠的設置，常會引發民眾的抗爭。
而美國聯合碳化物集團，經過在美國和印度多番訴訟，亦因這次慘劇要向印度政府賠償4.7億美元，並要出售該集團持有的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50%股權，用以興建治療受影響居民的醫院和研究中心。不久，美國聯合碳化物集團被人狙擊，雖然狙擊失敗，但董事局仍將美國聯合碳化物分拆成若干公司，包括永備電池集團（Energizer）。而美國聯合碳化物集團在2001年2月，成為美國陶氏化工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博帕爾事件 文化作品
2004年12月3日，事件的20週年，英國廣播公司播出訪問片段，一名聲稱陶氏化工的代表宣佈公司願意清理災難現場和賠償死傷者。播出後陶氏化工的股價在23分鐘內下跌4.2%，市值約20億美元。陶氏化工立即發表聲明指該名受訪者與公司毫無關係。BBC發出更正並播出道歉聲明。該名受訪者原來是惡作劇組織The Yes Men的成員。該組織於2002年曾冒認陶氏化工設立網站解釋博帕爾事件經過。2004年，BBC一名監製向假冒的網站發出電郵，邀請接受訪問，The Yes Men的成員欣然答允。該組織表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向大眾展示企業如何能夠為事件作出補償，以及為事件爭取曝光，因為該次災難已漸被淡忘。
國家地理頻道災難調查節目《重返危機現場》第四季曾就該事件製作過一檔節目來探討其中的原因。
博帕爾事件 参考文献
D'Silva, T. . Victoria, BC: Trafford. 2006  [2022-07-12]. ISBN 978-1-4120-84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07）.  Review 的存檔，存档日期29 August 2008. Written by a retired former employee of UCC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Includes several original documents including correspondence between UCIL and the Ministr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博帕爾事件 参考文献
Labunska I, Stephenson A, Brigden K, Stringer R, Santillo D, Johnston PA.  (PDF). 199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30 October 2008）.  Greenpeace Research Laboratories,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UK
異氰酸甲酯
異氰酸甲酯（英語：），又稱甲基異氰酸酯，是光氣（Phosgene）與甲胺（Methylamine）作用後所合成的化學品，多用於製造農藥（例如：可作為加保利Carbaryl的製造前驅物）。它與Zyklon B一樣曾在二次大戰時被用於屠殺猶太人，也是印度博帕爾事件中造成大規模死傷的元兇。
異氰酸甲酯 危害
一般而言，本品最嚴重的併發症為引起化學性肺炎及肺水腫。此外，亦會導致皮膚組織壞死，以及角膜出現問題。
異氰酸甲酯 處理
由已穿上防護衣的人員協助患者脫去受污染的衣物，並移離受污染地點。用水沖洗患者的皮膚和眼睛。對症給予支持性治療。
由於本品會對肺功能造成嚴重傷害，故必須準備純氧供患者呼吸。此外，要同時準備抗生素、類固醇以及支氣管擴張藥。
花间派
花间派是指作品為五代詞集《花間集》所收錄的詞家。代表人物有温庭筠、韦庄、张泌等。
一般认为花间派起源于唐代温庭筠，而繁荣于五代时后蜀。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成为一派。一般认为花间派是指这种文学形式由民间歌曲过渡到文人创作的中间形态。
花间派 作品特色
花间词的题材多是兒女艷情，離思別緒，绮情闺怨。體制上，花間詞限於小令，不過五六十字，沒有題目，僅有詞調名。風格上，花間詞溫柔婉轉，婉約含蓄，濃艷華美為主，也有清新典麗之作。
花間词在宋代被称为艳科奠定了基础。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花间派艺术成就低于宋词。而花间词直接影响了冯延巳和李煜的词风。
花间派 花间集
为五代时后蜀赵崇祚所纂辑，成集于公元940年，共收录十多位作家的500多首作品。在四庫全書中為集部。词集使用了74种牌调。其中浣溪沙、菩萨蛮、临江仙与酒泉子使用最多。
花间集对各代词风影响甚远。陆游认为花间集有简古之致。
《花間集》，詞總集。五代後蜀趙崇祚編。十卷。有廣政三年(940)歐陽炯序。收錄唐溫庭筠、皇甫松、五代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敻、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共十八家五百首詞，歐序稱「詩客曲子詞」。溫詞居首，詞風濃豔精美，多詠閨情，開花間一派風氣。韋莊疏淡明麗，能注入個人思鄉懷舊之情，與溫詞并稱，代表集中兩種主要風格。
小行星29552
小行星29552(29552 Chern, 1998 CS2)是一颗以数学家陈省身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在1998年2月15日由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的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
网络监控
网络监控（Network monitoring）是指持续监控计算机网络网络是否存在缓慢或故障组件，并在故障、中断等情况下通知網絡管理員（通过电子邮件、簡訊或其他警示法）的系统。网络监控是网络管理的一部分。
网络监控 细节
入侵检测系统是监控网络，应对外部的威胁，而网络监控系统监控网络中因过载或崩溃的服务器、网络连接或其他设备引起的问题。
例如，为测定一个網頁伺服器的状态，监控软件可能定期发送一个HTTP请求以获取页面。对于电子邮件服务器，可能是通过SMTP发送一封测试邮件，并通过IMAP或POP3接收。
常用的测量指标是反應時間、可用性和上线时间，虽然一致性和可靠性指标也渐受欢迎。广泛增加的广域网优化设备对大多数网络监控工具具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涉及准确测量端到端响应时间时，这些设备限制了往返的可见性。
如果状态请求失败，例如连接建立失败、超时或文档或消息无法接收，通常将触发监控系统产生动作。动作根据配置而决定，可能是发送告警给（通过簡訊、电子邮件等方式）当班系统管理员，自动故障转移系统将有问题的服务器从工作队列中剔除直至故障被修复等。
监控一个计算机网络上行链路性能的行为也称网络流量测量。
网络监控 网络成像
网络断层扫描是网络测量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涉及使用位于网络/互联网中的有利位置的代理发送的端对端探测来监测网络中的各链路的健康度。
网络监控 路由分析
路由分析是网络测量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它包括监视网络路由状态的方法、系统、算法和工具。不正确的路由或路由问题会导致性能下降或故障。
网络监控 各种类型的协议
网站监控服务可以检查HTTP网页、HTTPS、SNMP、FTP、SMTP、POP3、IMAP、DNS、SSH、TELNET、SSL、TCP、ICMP、SIP、UDP、媒体流和其他范围内的端口。通常，大多数网络监视服务每隔几小时到几分钟测试一次您的服务器。
网络监控 互联网服务器监控
监控网络服务器可以使服务器所有者始终了解其单个或所有服务是否发生故障。服务器监控可能在内部，即網頁伺服器服务器软件检查它的状态和在服务故障时通知所有者，也可能在外部，即某些网页服务器监控组件以特定频次检查服务状态。服务器监控还可能包括系统参数的测量，例如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络性能和磁盘空间。它也可以包括应用程序监控，例如检查程序的进程，例如Apache、MySQL、Nginx、Postgres等。
外部监控通常更可靠，因为可以在服务器完全关闭时继续运作。良好的服务器监控工具还具有性能基准测试、警报功能，以及基于某些阈值的自动化服务器任务能力，例如配置更多内存或执行备份任务。
网络监控 互联网服务器监控
网络监控服务通常在全球部署多个服务器——例如在美国，欧洲，亚洲，澳大利亚等地。通过多个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服务器，监视服务可以确定网页服务器是否在全球不同网络上可用。使用的位置越多，网络可用性的概况越完整。
当检测到网页服务器的潜在问题时，外部的网页监控服务会检查许多参数。首先，它检查是否返回了正确的HTTP状态码（根据HTTP规范RFC 2616）。HTTP状态码的分析是得以确定被监控网页服务器当前状态的最快方式。第三方的应用程序性能监控工具还提供额外的网页服务器监控、警报和报告功能。
网络监控 通知
由于网页服务器监控服务带来的信息大多数紧急并可能至关重要的，可能使用下列通知方法：电子邮件、陆地线缆和电话、簡訊、傳真、寻呼机等。
隐私
隐私（英語：）是一个个人或团体隔离自己或有关自己不願告訴別人或不願公開的信息或事務，从而得以选择性地表达自己的能力。
“隐私”所指代的部分领域与“保安”的概念所重叠，两者所重叠的部分包括适当使用和保护信息的概念。隐私的另一种形式也包括身体完整性。
历史上存在许多不同的隐私概念。大多数文化都承认个人有权将其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不公开记录。许多国家隐私法的部分内容都包含了不受政府、法人團體或个人所为之对隐私未经批准的侵犯的权利，这类隐私法在部分情况下甚至被写入宪法。
随着技术的兴起，有关隐私的争论已从身体意义上扩展到数码意义上。在大多数国家，数码隐私权被认为是原始隐私权的延伸，许多国家已经通过了进一步保护公共和私人实体数字隐私的法案。
侵犯隐私的技术有多种，企业或政府可能出于利润或政治原因而使用这些技术。相反，为了保护隐私，人们可以采用加密或匿名措施。
隐私 词源
隐私一词源于拉丁语“privatus”及其概念，指与公共事物分开的事物；个人的、属于自己而不是国家的事物。从字面上看，“privatus”是拉丁语动词“privere”的过去分词，意为“被剥夺”。
隐私 历史
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探索和讨论过隐私的概念。
隐私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两个生活领域的区分：城邦的公共领域与政治生活有关，而家庭的私人领域与家庭生活有关。在犹太教次经《西拉书》中，隐私与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一起受到重视。
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对隐私有如下规定：“你们不要互相监视”（49:12）；“你们不要进入除自己家以外的任何房屋，除非你们确信得到住户的同意”（24:27）。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关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著作为现代个人权利概念奠定了基础，包括隐私权。洛克在《政府论》第二卷（1689）中指出，人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有权享有自我权利。他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这些权利，确保个人有私人空间从事个人活动。
隐私 历史
在政治领域，哲学家们对私人判断权持有不同看法。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区分了道德和理性，道德指的是个人的私人判断，理性指的是现有企业秩序所定义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相反，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将法律解释为对隐私的侵犯。他的功利主义理论认为，法律行为应根据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程度或必要效用来判断。
黑格尔的观念被19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修正。密尔的论文《论自由》（1859年）主张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多数人的暴政和国家的干涉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强调隐私权对于个人发展和自我表达至关重要。
围绕监视的讨论与隐私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杰里米·边沁在1791年设计的监狱建筑“全景监狱”中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全景效应”的现象。这一现象探讨了监视作为一种普遍意识的可能性，即人们意识到自己被监视，但这种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得到证实。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得出结论，全景监狱中存在监视的可能性意味着囚犯别无选择，只能遵守监狱的规则。
隐私 历史
随着技术的进步，保护和侵犯隐私的方式也随之改变。就某些技术而言，例如印刷机或互联网，信息共享能力的增强可能导致侵犯隐私的新方式。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第一本倡导隐私的出版物是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于1890年发表的文章《隐私权》，该文章主要是为了应对印刷技术带来的报纸和照片的增加而撰写的。
1948年，乔治·奥威尔的《1984》出版。作为一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描述了温斯顿·史密斯1984年在极权国家大洋国的生活。由老大哥领导的执政党控制一切，通过大规模监视和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来控制权力。乔治·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评论，特别是在隐私和审查方面。人们将《1984》与现代审查和隐私进行了类比，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大型社交媒体公司（而不是政府）能够通过其审查政策监控用户的数据并决定允许在网上说什么，最终是为了赚钱。
隐私 历史
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思考技术的变化如何带来隐私概念的变化。万斯·帕卡德的《赤裸社会》是当时一本流行的隐私书籍，引领了当时美国的隐私话语。此外，艾伦·威斯汀的《隐私与自由》将有关隐私的争论从身体意义上转移到政府如何控制一个人的身体（即罗伊诉韦德案）以及窃听和摄影等其他活动。随着重要记录的数字化，威斯汀认为个人数据变得太容易获取，个人应该对自己的数据拥有完全的管辖权，为现代隐私讨论奠定了基础。
新技术还可以创造收集私人信息的新方法。2001年，法律案件凯洛诉美国案裁定，使用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泄露未知信息的热成像设备构成侵犯隐私的行为。2019年，在语音识别软件方面展开竞争后，苹果和亚马逊要求员工倾听私密时刻并忠实地记录内容。
隐私 历史
警方和公民经常对警方可以侵犯公民数字隐私的程度产生分歧。例如，2012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琼斯案（565 US 400）中一致裁定，在安托万·琼斯因持有毒品而被捕的案件中，未经搜查令在其汽车上安装GPS追踪器，未经搜查令的追踪侵犯了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还辩称，在交通运输方面存在一些“合理的隐私期望”，因为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1965年）中已经确立了合理的隐私期望。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澄清，第四修正案不仅适用于物理入侵，也适用于数字入侵，因此美国诉琼斯案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2014年，最高法院在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573 US 373) 案中一致裁定，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公​​民的手机是一种不合理的搜查，违反了第四修正案。在该案中，David Leon Riley因驾驶过期牌照而被警察拦下，当时警察搜查了他的手机，发现他与一起枪击案有关。最高法院裁定，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公​​民的手机是一种不合理的搜查，违反了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的结论是，手机中包含的个人信息与琐碎物品不同，并且更进一步指出，存储在云端的信息不一定是一种证据。Riley v. California显然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保护了公民在面对警察时对隐私的数字保护。
执法部门与公民在数字隐私方面发生冲突的近期显著事件是2018年的卡彭特诉美国案（585 US ____）。在该案中，联邦调查局未经搜查令就使用手机记录以多项罪名逮捕了蒂莫西·艾弗里·卡彭特，最高法院裁定未经搜查令搜查手机记录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理由是第四修正案保护“合理的隐私预期”，发送给第三方的信息仍然属于可以纳入“合理的隐私预期”的数据。
除了执法之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许多互动也被合法或非法地曝光，特别是通过举报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爱德华·斯诺登，他公布了多项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大规模监控行动有关的行动，人们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继续侵犯数百万人的安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监控计划，无论是通过第三方私人公司收集大量数据，还是入侵其他大使馆或国际国家的框架，以及各种数据泄露，这引发了文化冲击，并引发了与数字隐私有关的国际争论。
隐私 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的數目日益增加，其技術規格、例如解析度、影格速率、影像儲存裝置等均不斷地改良，因此不少公司、機構、家居等都樂意採用、並安裝於公共場所、私有地方、住所等，希望減低罪案發生、甚至協助破案。
唯随着在公共場所、甚至是私有地方等安裝的閉路電視數量不斷增加，這也導致了一些關於侵犯私隱而引發的訴訟，因此在安裝閉路電視前，須先對使用閉路電視的用途、得益、風險等方面作出評估，甚至考慮以達到同樣目的但對侵犯私隱風險較低的方案。
隐私 互联网
互联网及其构建的技术使新形式的社交互动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由于互联网所依赖的计算机网络带来了如此广泛的新安全问题，互联网上的隐私讨论常常与安全混为一谈。事实上，许多实体（例如参与监控经济的公司）都灌输了以安全为中心的隐私概念，将他们维护隐私的义务降低为监管合规问题，同时又游说减少这些监管要求。
互联网对隐私的影响包括计算技术及其控制实体可以颠覆用户隐私期望的所有方式。特别是，被遗忘权既受到存储和搜索海量数据的计算能力的推动，也受到在线共享信息而不期望信息被无限期存储和保留的用户的颠覆性期望的推动。报复性色情和深度伪造等现象不仅仅是个人现象，因为它们既需要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图像的能力，也需要广泛传播这些内容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因此，网络公民权利倡议和电子前沿基金会等隐私倡导组织认为，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新的隐私危害既需要加密和匿名技术的改进，也需要社会努力，例如制定法律法规来限制企业和政府权力。
隐私 互联网
互联网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私营公司开始封闭互联网的硬件和软件，现在大多数互联网基础设施都由营利性公司拥有和管理。因此，政府保护公民隐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产业政策，对处理通信或个人数据的公司进行控制。隐私法规通常受到进一步限制，仅保护特定人群，如儿童或特定行业，如信用卡机构。
一些在线社交网站 (OSN) 位列全球访问量最大的10个网站之列。例如，截至2015年8月，Facebook是最大的社交网站，拥有近27亿会员，每天上传超过47.5亿条内容。尽管Twitter的规模小得多，只有3.16亿注册用户，但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宣布，它将收购并永久存储自2006年以来Twitter公开帖子的全部档案。
隐私 互联网
对有关在线社交网络个人隐私价值现状的学术研究进行回顾和评估，结果显示：“首先，成年人似乎比年轻用户更担心潜在的隐私威胁；其次，政策制定者应该对大量用户低估其在OSN上的信息隐私风险感到警惕；第三，在使用OSN及其服务的情况下，传统的一维隐私方法不足”。去匿名化研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该研究表明，可以根据各种数码足迹（例如文本样本、浏览日志或Facebook点赞）推断出个人特征，例如性取向、种族、宗教和政治观点、性格或智力。
社交媒体隐私侵犯已在美国影响到就业。微软报告称，目前75%的美国招聘人员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士会在网上研究求职者，他们经常使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照片/视频分享网站、个人网站和博客以及Twitter提供的信息。他们还报告称，70%的美国招聘人员曾根据互联网信息拒绝求职者。这使得许多求职者除了控制自己的在线声誉外，还需要控制各种在线隐私设置，而这两者结合起来已导致针对社交媒体网站和美国雇主的法律诉讼。
隐私 互联网
自拍如今十分流行。在Instagram上搜索带有标签#selfie的照片会返回超过2300万条结果，而带有标签#me的照片则会返回5100万条结果。然而，由于现代企业和政府的监控，这可能会对隐私构成风险在一项以3763为样本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对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拍照的用户来说，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担心隐私问题，并且用户的隐私问题与他们的自拍行为和活动呈反比.
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可能会在互联网上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当社交媒体网站和其他在线社区未能对内容审核进行投入时，侵犯隐私的行为可能会使人们遭受比平时更大、更严重的骚扰。报复性色情可能导致厌女症或恐同症的骚扰，例如Amanda Todd的自杀和Tyler Clementi的自杀。当某人的实际位置或其他敏感信息通过网络人肉搜索在互联网上泄露时，骚扰可能会升级为直接的身体伤害，例如跟踪或虚假举报。
隐私 互联网
尽管侵犯隐私可能会加剧网络骚扰，但网络骚扰经常被用作限制言论自由的借口，通过匿名消除隐私期望，或使执法人员能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侵犯隐私。在阿曼达·托德去世后，加拿大议会提出了一项旨在制止欺凌的议案，但托德的母亲本人在议会作证时否决了该法案，因为该法案规定了无证侵犯隐私的行为，她说：“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再次因失去隐私权而成为受害者。”
即便这些法律在隐私问题上得到通过，也并未显示出网络骚扰的减少。韩国通信委员会于2007年引入了网络评论者注册系统，报告称恶意评论仅减少了0.9%，2011年该系统被废除。随后的分析发现，发表最多评论的用户在被迫使用真实姓名时，实际上增加了“攻击性言论”的数量。
在美国，虽然联邦法律只禁止基于性别和种族等受保护特征的网络骚扰但各州已经扩大了骚扰的定义，以进一步限制言论：佛罗里达州对网络骚扰的定义包括“任何使用数据或计算机软件的行为”，“这些行为会严重扰乱学校的正常运作。”
隐私 互联网
移动设备越来越多地为位置跟踪提供便利。这带来了用户隐私问题。用户的位置和偏好构成个人信息，不当使用这些信息会侵犯用户的隐私。de Montjoye等人最近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构成近似地点和时间的四个时空点足以唯一地识别移动数据库中150万人中的95%。该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使数据集的分辨率较低，这些约束仍然成立。因此，即使是粗糙或模糊的数据集也几乎无法提供隐私保护。
已经提出了几种保护基于位置服务的用户隐私的方法，包括使用匿名服务器和模糊信息。还提出了量化隐私的方法，以计算获取准确位置信息的好处与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之间的平衡。
隐私 互联网
位置隐私丑闻层出不穷。一个例子是有关AccuWeather的丑闻，据透露，AccuWeather正在出售位置数据。这包括用户的位置数据，即使用户选择退出Accuweather，它也会跟踪用户的位置。Accuweather将这些数据卖给了Reveal Mobile，后者是一家通过与用户位置相关的数据赚钱的公司。其他国际案件与Accuweather案类似。2017年，McDelivery App内部的一个漏洞API泄​​露了220万用户的私人数据，其中包括家庭住址。.
在这些丑闻爆发之后，谷歌、苹果、Facebook等许多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都在美国立法体系下接受了听证和压力。2011年，美国参议员艾尔·弗兰肯给史蒂夫·乔布斯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iPhone和iPad能够记录用户的位置并将其存储在未加密的文件中。苹果声称这是一个无意的软件错误，但民主与技术中心的贾斯汀·布鲁克曼直接对这种描述提出了质疑，他说：“我很高兴他们正在修复他们所谓的错误，但我对他们强烈否认他们跟踪用户表示异议。”202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在一场法庭案件中发现，谷歌误导了用户，无论用户的位置设置如何，都会存储他们的位置。
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广告媒介，2019年数字营销约占全球广告支出的一半。虽然网站仍然能够出售不带追踪功能的广告空间（包括通过上下文广告），但Facebook和Google等数字广告经纪商却鼓励定向广告的做法，提供网站所有者用来通过HTTP cookie追踪用户的代码片段。这些追踪数据还会作为大规模监控行业的一部分出售给其他第三方。自手机诞生以来，数据经纪商也被植入应用程序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价值3,500亿美元的数字产业，尤其关注移动设备。
数字隐私已成为许多移动用户的主要担忧，尤其是随着Facebook–剑桥分析公司数据丑闻等隐私丑闻的兴起。苹果因禁止广告商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跟踪用户数据的功能而收到了一些回应。谷歌试图推出一种名为FLoC的Cookie替代品，声称此举可以减少隐私危害，但后来由于反垄断调查和分析与其隐私主张相矛盾，谷歌撤回了该提议。
过去十年，在线查询个人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重要的是，直接观察到的行为（例如浏览日志、搜索查询或公开Facebook个人资料的内容）可以自动处理，以推断出有关个人的次要信息，例如性取向、政治和宗教观点、种族、药物使用、智力和性格。
在澳大利亚，2015 年《电信（拦截和访问）修正案（数据保留）》区分了收集用户之间发送的消息的内容和收集这些消息的元数据。
隐私 隐私权的合法权利
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赋予公民隐私权。代表性例子有：巴西宪法规定“人的隐私、私人生活、荣誉和形象不可侵犯”；南非宪法规定“人人都有隐私权”；韩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的隐私不得侵犯”。意大利宪法也对隐私权作出了定义。在大多数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的国家中，法院判决均将这些国家的宪法解释为有意赋予隐私权。
许多国家在宪法之外制定了广泛的隐私法，包括澳大利亚1988 年《隐私法》、阿根廷2000年《个人数据保护法》、加拿大2000年《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以及日本2003年《个人信息保护法》。
除了国家隐私法外，还有国际隐私协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任何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0年发布了其隐私指南。欧盟1995年的数据保护指令指导了欧洲的隐私保护。亚太经合组织2004年制定的隐私框架是该组织成员的隐私保护协议。
隐私 隐私权的合法权利
保护隐私的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自由市场或消费者保护。
自由市场方法的一个例子是自愿的OECD《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这篇文章分析了指南中反映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受立法干预，并将它们与后来在欧盟立法的GDPR概念进行了对比。
相反，在消费者保护方法中，人们声称个人可能没有时间或知识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可能没有合理的替代方案。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詹森和波茨指出，大多数隐私政策都超出了普通人的阅读水平。
1988年隐私法由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负责执行。1998年首次引入的隐私法根据《信息隐私原则》扩展到公共部门，特别是联邦政府部门。州政府机构也可能受州隐私立法的约束。这是建立在适用于电信提供商的现有隐私要求（根据1997年电信法第13部分）和已适用于银行、法律和患者/医生关系的保密要求之上的。
2008年，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 (ALRC) 对澳大利亚隐私法进行了审查，并发布了一份题为《供您参考》的报告。澳大利亚政府通过《2012 年隐私修正案（加强隐私保护）法案》采纳并实施了这些建议。
隐私 隐私权的合法权利
2015年，2015 年《电信（拦截和访问）修正案（数据保留）》获得通过，但其对人权的影响和媒体的作用引起了一些争议。
隐私 隐私权的合法权利
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国家，除魁北克省外，其他省和地区均遵守普通法，魁北克省的法律传统是民法。加拿大的隐私问题首先通过《隐私法》得到解决，该法于1985年颁布，适用于政府机构持有的个人信息。各省和地区后来也纷纷效仿，制定了自己的立法。一般来说，上述立法的目的是赋予个人访问个人信息的权利；更正不准确的个人信息；防止未经授权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在监管私营部门的个人信息方面，联邦《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PIPEDA”）在所有司法管辖区均有效，除非省一级颁布了实质上相似的条款。但是，省际或国际信息传输仍然需要遵守PIPEDA。在隐私专员办公室和加拿大学者的参与下，PIPEDA于2021年和2023年经历了两次法律改革。在没有法定私人诉讼权利且未进行OPC调查的情况下，侵犯或违反隐私权的行为可援引侵扰隐私和公开披露私人事实的普通法侵权行为以及《魁北克民法典》。隐私也受到《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7和8条的保护该条通常适用于刑法背景。在魁北克，个人隐私受到《魁北克民法典》第3条和第35至41条的保护以及魁北克民法典《人权和自由宪章》第5条的保护。
2016年，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求公司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之前征得同意，旨在减少个人数据的滥用，加强个人隐私。
尽管欧盟有全面的数据保护法规，但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有法律，但缺乏执行力，因为没有一家机构认为自己有责任控制相关方并执行法律。欧盟还倡导“被遗忘权”概念，支持其他国家效仿。
隐私 拓展阅读
Singleton, Solveig. Hamowy, Ronald , 编. . Thousand Oaks, CA: Sage; Cato Institute: 390–392. 2008. ISBN 978-1412965804. LCCN 2008009151. OCLC 750831024. doi:10.4135/9781412965811.n242.  |chapter=被忽略 (帮助)
审查制度
审查制度（英語：），又称檢閱制度，通常指某些政府機構、新闻媒体和其他控制机构对被认为是有害的、敏感的、或是不合适的演讲及其他公共言论的抑制。典型的情况是，审查制度是由政府、宗教团体或者大众传媒施行的社會控制手段，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审查制度施行方式。如果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对于相关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以及享有特权的「律师-代理人」之间的交流信息控制，則不在审查制度定义范围内。因此，「审查制度」常常暗示着內含不利的、不适当的和需要压制的秘密。
西方的Censorship（审查制度）一詞自Censor而來。Censor為拉丁語，指古羅馬政府官員，其職責為登記公民戶口、評估其財產數額、考核公眾道德與管理公款，其後漸成為檢閱之意。审查制度现在一般指掌控团体或机构控制信息向公众的传播，或者将这些信息消除。审查制度与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概念紧密相关。如果检查制度被滥用，它也常常被与戒嚴、践踏人权、独裁统治和箝制自由并置，因此常带有贬义，常暗指某一类人通过滥用他们对信息的控制权，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阻止他人接触到本来他们可以接触到的信息（通常这些信息可以用来验证人们的结论是否正确）。
审查制度
審查制度如果被濫用可能會涉及公共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但即使是约翰·弥尔顿在其書中也論證在適當議題上保留審查制度的合法性。世界各國家和地區均有不同程度的審查制度（即使一些國家在憲法中確認了公民言論自由之權利），一般来说較為明顯的審查制度會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封建國家。
审查制度 历史
公元前399年，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否认希腊政府审查其哲学教义的企图，但被指控与雅典青年腐败有关的附带指控，並被判处死刑。
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定罪的细节，内容如下。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随后被判犯有破坏雅典青年的思想和亵渎宗教的罪名（asebeia，“不信奉国家之神”），并判处死刑 通过喝含铁杉的混合物。
据说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文中主张审查制度，反对民主的存在。与柏拉图相反，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406年）捍卫了自由出生男人的真正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1766年，瑞典成为第一个依法废除审查制度的国家。
审查制度 审查的种类
審查制度的基本原理根据受到審查的数据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基本上有五种主要的審查方式：
军事審查 就是防止敌人获取军事情报和军事策略，并保持其隐密性的过程。军事審查制度是用来反间谍的。此外，军事检查可能还包括控制信息和大众传媒將特定主题向公众报道。比如美国政府就禁止大众传媒把对伊拉克作战中阵亡的美军的尸体和棺材的照片向观众公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公众作出像在越南战争或者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反应。这种军事審查民主国家有時會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為由而實施。
按審查內容分類有：
审查制度 审查的种类
在战争时期，政府常常会实行公开的审查制度，以防止因为信息流通带给有利敌方的资料。常见的审查方式是不能够透露时间与地点等信息，或者等到这些信息（比如跟一次作战行动有关的信息）不再可能被敌方利用的时候才能被传播出去。在战时的信息审查的道德问题上，人们常常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因为，透露战略性信息给敌方可能会给本国军队带来危险，甚至导致全盘战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人的信件会受到审查。当时军官会拿着黑墨水笔浏览士兵的信件，把可能透露军情的部分涂掉，然后信才能被邮递出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著名标语「議論不密，船艦則沉（Loose lips sink ships）」就是被用来說明检查制度的正当性，并且要求士兵们能够依照对敏感信息的保密措施保持自律。
审查制度 审查的种类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来自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净化政策（Sanitization）”與「除憶詛咒」。那时，公开使用的照片常常被篡改，消去了照片上被斯大林判处死刑的人们，尽管一些过去的照片或许会被人们记住或是已经保存了起来。这种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公众的历史观进行篡改也被视为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主旋律。更近一些，官方对一些电视工作人员出现在战死军人的棺材运输现场的行为持保留态度，这被当成审查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特殊的例子明显表明了审查制度的不完善或失败，因为众多棺材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网站上。
學校教科書裏的內容常常存在爭議，而它們的受衆是年輕人。「粉刷」（whitewashing）一詞被泛指為對評論的選擇性删除、銷毀證據或意見。歷史上的戰爭罪行存在著嚴重爭議，比如南京大屠殺、猶太人大屠殺（或猶太人大屠殺否定論），以及有關越南戰爭的冬季士兵調查會。基于不同社會意識的表述或是不恰當的表述都會在無形中助長國家主義、偏激、或愛國主義觀點。
审查制度 审查的种类
除此之外，一些宗教團體不時試圖阻礙學校教授進化論，因爲進化論與他們的宗教信仰似相抵觸。學校性教育和教科書中安全性行爲、避孕教育的內容也是進行信息管制的例證。
中学教育中对历史事实的表述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对当前的思潮、主张、社会进程的理解。一种意见主张对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审查，因为一些信息对年轻人来说不适当。但「不适当」这种提法本身还有争议，因为这个词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关于审查制度的一个讽刺意味的例子是华氏451度。原书基调是反对审查制度，但大多数学校使用的Ballantine版的华氏451度中分布着对雷·布莱伯利所著原版的75处修改、删节和改动。
科学研究有可能遭到压制或是伪造，因为它们损害了资助者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或是无助于实现研究者的意识形态上的目的。比如说：一种新药的危害被禁止公诸于众，或是片面强调它的疗效却闭口不谈它的毒副作用。
一些美国音乐家例如弗兰克·扎帕一再对音乐的审查表示不满并努力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1986年，扎帕出现在CNN节目「交叉火力」上，抗议对摇滚乐歌词的审查。他否认有争议的内容、歌词和信息的传播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或引发动荡。
在苏丹、阿富汗、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国，对音乐人的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侵犯是家常便饭。在美国和阿尔及利亚，游说组织成功地避免了将流行音乐与音乐会联系起来，也远离了媒体和零售业。而在前南斯拉夫，音乐人往往充当政治剧的爪牙，言论自由受到消极影响。
对音乐的审查通常与国情、宗教、教育机构、家庭、传播者以及游说组织有关，并且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有悖于人权的国际惯例。
一个与音乐有联系的例子是舞蹈，它常常成为宗教改革者和政府管制的靶子。
拷贝授权是指对阅读并修改文章的权力，通常针对出版前的采访材料。很多出版者拒绝提供拷贝授权，但是文章一旦与公众关心的名人有关后，就会渐渐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图片授权用来授权个体哪些照片能出版哪些不能。在图片授权上的坚持较著名的有罗伯特·雷德福。
Google Earth及蘋果地圖会审查地图上一些可能关系国家安全的地区。相关焦点如下：
資料加密標準
数据加密标准（英語：，縮寫為 DES）是一种對稱密鑰加密块密码演算法，1976年被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标准局确定为联邦资料处理标准（FIPS），随后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开来。它基于使用56位密钥的对称算法。这个算法因为包含一些机密设计元素，相对短的密钥长度以及怀疑内含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后门而在开始时有争议，DES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学院派式的审查，并以此推动了现代的块密码及其密码分析的发展。
DES现在已经不是一种安全的加密方法，主要因为它使用的56位密钥过短。1999年1月，distributed.net与电子前哨基金会合作，在22小时15分钟内即公开破解了一个DES密钥。也有一些分析报告提出了该算法的理论上的弱点，虽然在实际中难以应用。为了提供实用所需的安全性，可以使用DES的衍生算法3DES来进行加密，虽然3DES也存在理论上的攻击方法。DES标准和3DES標準已逐漸被高级加密标准（AES）所取代。另外，DES已经不再作为国家标准科技协会（前国家标准局）的一个标准。
資料加密標準
在某些文献中，作为算法的DES被称为DEA（Data Encryption Algorithm，数据加密算法），以与作为标准的DES区分开来。在发音时，DES可以作为缩写按字母拼出来(/ˌdiːˌiːˈɛs/)，或作为一个词念成/ˈdɛz/。
資料加密標準 DES的历史
DES最初出现在1970年代早期。1972年，在一个对美国政府的计算机安全需求的研究得出结果后，NBS（国家标准局，现在的NIST）开始征集用于加密政府内非机密敏感信息的加密标准。因此1973年5月15日，在咨询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之后，NBS向公众征集可以满足严格设计标准的加密算法。然而，没有一个提案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在，1974年8月27日，NBS开始了第二次征集。这一次，IBM提交了一种在1973-1974年间发展的算法，这份提案被有限度的接受了。这种算法是基于早先霍斯特·費斯妥（Horst Fiestel）提出的Lucifer算法的。費斯妥，沃尔特·塔克曼（Walter Tuchman），道·科柏密斯（Don Coppersmith），艾伦·康海姆（Alan Konheim），卡尔·梅尔（Carl Meyer），迈克·马加什（Mike Matyas），罗伊·阿德勒（Roy Adler），埃德娜·格罗斯曼（Edna Grossman），比尔·诺兹（Bill Notz），林恩·史密斯（Lynn Smith）以及布莱恩特·塔克曼等人参与了IBM在算法设计和分析方面的工作。
資料加密標準 DES的历史
1975年3月17日，被选中的DES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征集公众意见。次年，NBS举行了两个开放式研讨会以讨论该标准。不同团体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公开密钥加密先驱馬丁·赫爾曼和惠特菲爾德·迪菲认为密钥长度过短以及神奇的“S盒”是NSA的不当干涉的结果。这项论点指出，算法被情报部门秘密的削弱了，使得他们—而不是别人—可以简单的读取加密信息。S盒的设计者之一，艾伦·康海姆指出：“我们将S盒发给了华盛顿，而他们发回来的S盒变得完全不同了。”因此，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审查了NSA的行为以判断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在1978年出版的一份公开的总结中，该委员会写道：
在DES的开发中，NSA使IBM确信缩短后的密钥长度也可以满足需求，间接的帮助了S盒结构的开发，并确认最终的DES算法可以在他们所知范围内没有任何统计学的或数学的弱点。
然而，也有人提到了：
NSA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算法的设计。IBM发明和设计了该算法，做出了一切相关决定，并一致同意密钥长度超出了所有DES涉及的商业应用的需要。
資料加密標準 DES的历史
DES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沃尔特·塔克曼说：“完全在IBM内，由我们IBM人，发展了DES算法。NSA没有干涉任何设计问题！”相反，一本解密了的NSA关于加密历史的书则写道：
1973年NBS向私人工业征集数据加密标准。第一份投标方案令人失望，因此NSA开始研究它自己的算法。此后，负责研究和工程的主任霍华德·罗森布拉姆（Howard Rosenblum）发现IBM的沃尔特·塔克曼正在研究修改Lucifer以适应一般应用。NSA为塔克曼发放了一份许可，让他与情报部门一起研究Lucifer的改进方案。
以及：
NSA与IBM紧密合作以增强算法针对除了暴力破解以外的攻击方式，并增强被称为S盒的置换表的强度。同时，很矛盾的，NSA试图说服IBM将密钥长度从64位削减到48位，而最终他们达成了妥协，使用56位的密钥长度。
資料加密標準 DES的历史
由于艾力·毕汉姆（Eli Biham）和阿迪·萨莫尔（Adi Shamir）独立发现和公开了差分密码分析，一种破解块密码的通用方法，针对S盒中隐藏的弱点的怀疑在1990年平静了下来。DES的S盒的设计使得该算法对这种攻击方法的抵抗能力大大强于随机的S盒，该事实强烈的支持了IBM在1970年代就已经知道了其中的技术背景的说法。这的确是事实—1994年，科柏密斯公开了一些原创的S盒的设计准则。据史蒂文·列维（Steven Levy）说，IBM的沃森研究院（Watson）在1974年发现了差分密码攻击，而NSA要求保持技术秘密。科柏密斯解释IBM的保密决定说：“那是因为差分密码攻击是一种强有力的针对许多算法的工具，因此有人认为公开这样的信息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列维引用沃尔特·塔克曼的话说：“他们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文件可靠的封存起来...我们的确对每一份文件进行编号，并将它们放在保险箱里，因为这些文件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机密。他们说这样做，所以我照做了。”
資料加密標準 DES的历史
虽然仍有一些批评，DES在1976年11月被确定为联邦标准，并在1977年1月15日作为FIPS PUB 46发布，被授权用于所有非机密资料。它在1988年（修订为FIPS-46-1），1993年（FIPS-46-2）和1999年（FIPS-46-3），后者被规定为3DES（见下文）。2002年5月26日，DES终于在公开竞争中被高级加密标准（AES）所取代。2005年5月26日，FIPS 46-3被官方的拒绝了，但NIST确认3DES在2030年以前均可用于敏感政府信息的加密。
DES算法也定义在了ANSI X3.92，以及ISO/IEC 18033-3中（作为TDEA的一部分）。
1994年发表了另一种理论攻击方法，线性密码分析，但1998年的一次蛮力攻击显示DES可以被实用的破解，显示了替代算法的迫切需求。晚些时候的文章更详细的探讨了这些密码分析的方法。
DES的导入被认为是密码学的学术研究的催化剂，尤其是对块密码的密码分析。NIST对DES的回顾中提到：
DES可以被称为对加密算法的非军用研究和发展的开始。1970年代除了为军队或情报组织工作的以外，只有很少的密码学者，对密码学的学术研究也很少。现在则有许多活跃的学术性的密码学者，善于密码学方面编程的数学部分，以及商业信息安全公司和顾问。一整代的密码学者都拼命分析（或者说，破解）DES算法。用密码学家布鲁斯·施奈尔的话说：“DES在促进密码学界的发展上做的比其它的一切都多。现在有一种算法供学者们分析了。”在1970和1980年代，密码学中关于DES的公开文献所占的比例令人大吃一惊，而且DES是用来对每一种对称密钥算法进行比较的标准对象。
資料加密標準 替代算法
安全性方面的考虑使得研究者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提出了一系列替代的块密码设计，包括RC5，Blowfish，IDEA，NewDES，SAFER，CAST5和FEAL。这些设计的大多数保持了DES的64位的块大小，可以作为DES的直接替代方案，虽然这些方案通常使用64位或128位的密钥。苏联导入了GOST 28147-89算法，该算法的块大小为64位，而密钥长度为256位，并在晚些时候的俄罗斯得到了应用。
2000年代，DES逐漸被3DES替代。3DES相当于用两个（2TDES）或三个（3TDES）不同的密钥对数据进行三次DES加密。2010年代，3DES逐漸被更安全的高級加密標準（AES）替代。
2000年10月，在历时接近5年的征集和选拔之后，NIST选择了高级加密标准（AES）替代DES和3DES。2001年2月28日，联邦公报发表了AES标准，以此开始了其标准化进程，并于2001年11月26日成为FIPS PUB 197标准。AES算法在提交的时候称为Rijndael。选拔中其它进入决赛的算法包括RC6，Serpent，MARS和Twofish。
資料加密標準 算法描述
为简明起见，下文中的叙述省略的各变换和置换的细节，可以在DES补充材料中找到对应的查找表。
DES是一种典型的块密码—一种将固定长度的明文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变成同样长度的密文的算法。对DES而言，块长度为64位。同时，DES使用密钥来自定义变换过程，因此算法认为只有持有加密所用的密钥的用户才能解密密文。密钥表面上是64位的，然而只有其中的56位被实际用于算法，其余8位可以被用于奇偶校验，并在算法中被丢弃。因此，DES的有效密钥长度僅为56位。
与其它块密码相似，DES单单它自身并不构成加密的实用手段，而必须以某种工作模式进行实际操作。FIPS-81确定了DES使用的几种模式。FIPS-74包括了更多关于DES使用的讨论。
算法的整体结构如图1所示：有16个相同的处理过程，称为“回次”（round），并在首尾各有一次置换，称为IP与FP（或称IP−1，FP为IP的反函数（即IP“撤销”FP的操作，反之亦然）。IP和FP几乎没有密码学上的重要性，为了在1970年代中期的硬件上简化输入输出数据库的过程而被显式的包括在标准中。
資料加密標準 算法描述
在主处理回次前，数据块被分成两个32位的半块，并被分别处理；这种交叉的方式被称为費斯妥结构。費斯妥结构保证了加密和解密过程足够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子密钥在解密时是以反向的顺序应用的，而剩余部分均相同。这样的设计大大简化了算法的实现，尤其是硬件实现，因为没有区分加密和解密算法的需要。
图中的⊕符号代表异或（XOR）操作。“F函数”将数据半块与某个子密钥进行处理。然后，一个F函数的输出与另一个半块异或之后，再与原本的半块组合并交换顺序，进入下一个回次的处理。在最后一个回次完成时，两个半块需要交换顺序，这是費斯妥结构的一个特点，以保证加解密的过程相似。
图2中显示了費斯妥函数（F函数）的过程。其每次对半块（32位）进行操作，并包括四个步骤：
資料加密標準 算法描述
S盒，P置换和E扩张各自满足了克劳德·香农在1940年代提出的实用密码所需的必要条件，“混淆与扩散”。
图3显示了加密过程中的密钥调度—产生子密钥的算法。首先，使用选择置换1（PC-1）从64位输入密钥中选出56位的密钥—剩下的8位要么直接丢弃，要么作为奇偶校验位。然后，56位分成两个28位的半密钥；每个半密钥接下来都被分别处理。在接下来的回次中，两个半密钥都被左移1或2位（由回次数决定），然后通过选择置换2（PC-2）产生48位的子密钥—每个半密钥24位。移位（图中由<<标示）表明每个子密钥中使用了不同的位，每个位大致在16个子密钥中的14个出现。
解密过程中，除了子密钥输出的顺序相反外，密钥调度的过程与加密完全相同。
資料加密標準 安全与密码分析
虽然已发表的针对DES的密码分析的研究文章多于所有其它的块密码，到目前为止，最实用的攻击方法仍然是暴力攻击。已知DES有一些次要的可能导致加密强度降低的密码学特性，同时有3种理论攻击的理论复杂性小于暴力破解，但由于需要过于庞大而通常不现实的已知明文或选择明文数量，故实用价值微乎其微。
对于一切密码而言，最基本的攻击方法是暴力破解法—依次尝试所有可能的密钥。密钥长度决定了可能的密钥数量，因此也决定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对于DES，即使在它成为标准之前就有一些关于其密钥长度的适当性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它的密钥长度，而不是理论密码分析迫使它被后续算法所替代。在设计时，在与包括NSA在内的外部顾问讨论后，密钥长度被从128位减少到了56位以适应在单芯片上实现算法。
資料加密標準 安全与密码分析
在学术上，曾有数个DES破解机被提出。1977年，迪菲和海尔曼提出了一部造价约2千万美元的破解机，可以在一天内找到一个DES密钥。1993年，迈克尔·维纳设计了一部造价约1百万美元的破解机，大约可以在7小时内找到一个密钥。然而，这些早期的设计并没有被实现，至少没有公开的实现。在1990年代晚期，DES开始受到实用的攻击。1997年，RSA安全赞助了一系列的竞赛，奖励第一个成功破解以DES加密的信息的队伍1万美元，洛克·韦尔谢什（Rocke Verser），马特·柯廷（Matt Curtin）和贾斯廷·多尔斯基（Justin Dolske）领导的DESCHALL计划获胜，该计划使用了数千台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的闲置计算能力。1998年，电子前哨基金会（EFF，一个信息人权组织）制造了一台DES破解机，造价约$250,000。该破解机可以用稍多于2天的时间暴力破解一个密钥，它显示了迅速破解DES的可能性。EFF的动力来自于向大众显示DES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用上是可破解的：
資料加密標準 安全与密码分析
许多人在亲眼见到一个事实前不会相信它。向他们显示一台实际的机器可以在数天内破解DES是让某些人相信他们不能依赖DES的安全性的唯一方法。
資料加密標準 安全与密码分析
下一个确认的DES破解机是2006年由德国的鲁尔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工作组建造的COPACOBANA。与EFF的不同，COPACOBANA由商业上可获得的，可重配置的FPGA组成。120片并行的XILINX Spartan3-1000型FPGA分为20个DIMM模块，每个模块包括6个FPGA。使用可重配置的FPGA使得这种设备也可以用于其它密码的破解。另外一个关于COPACOBANA的有趣事实是它的成本。一台COPACOBANA的造价大约是$10,000，是EFF设备的25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了数字电路的持续进步。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同样价格的设备的性能在8年间大约提到了30倍。2007年，COPACOBANA的两个项目参与者组建的SciEngines公司改进了COPACOBANA，并发展了它的下一代。2008年，他们的COPACOBANA RIVYERA将破解DES的时间减少到了1天以内，使用128片Spartan-3 5000型FPGA。目前SciEngines的RIVYEAR保持着使用暴力破解法破解DES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