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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拯救國教遊行
612拯救國教遊行是台灣在2005年6月12日的一場遊行，遊行者由臺北市中正區中正紀念堂中山南路大中至正門出發，經教育部大樓，最後會合於臺北市濟南路立法院群賢樓前。發起團體為拯救國教大聯盟，主要成員有陳君豪、趙立平、張婷鈞、王馨羚等人，其中陳君豪（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時任宜蘭縣國小實習教師，其後攻讀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碩士）為遊行總指揮。遊行人數估計約2,000人。
612拯救國教遊行 背景
民國八十四年（1995年）《師資培育法》修正通過後，開放非師範體系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可取得教師證。各大學院校紛開設教育學程，儲備教師人數急速增加，民國94年單年各類教育學程核證人數達一萬八千餘人，自86年以來總核證人數達108,409人，獲聘正式教師者有57,335人，比率為53.04%。90年的教師獲聘率78.4%為歷年最高，但94年的獲聘率僅10.2%。
教師甄試以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台北市國小教師聯合甄選為例，報名人數達8,000人，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一。在臺大批踢踢實業坊實習教師（）板傳出各縣市國小教甄即將停辦的消息，引起板友熱烈討論，提議發動遊行，向教育部表達意見。
民國九十三年（2004年）10月11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教育部所提之《我國中小學師資供需與「流浪教師」之問題專案報告》第2頁：
612拯救國教遊行 籌備
籌備時間相當短，僅有三週左右。獲得其他社會團體支持，包括全國教師會、多個縣市教師會、台北捷運工會、政大研究生學會等社團。另架設網站連署頁面，累計連署人數超過1萬人。
612拯救國教遊行 政府回應
遊行總指揮陳君豪希望教育部部長杜正勝親自回應，但教育部官方由國教司長吳財順、中教司長代為接受請願，遊行群眾未能如願。總指揮仍呼籲教育部近期以公開方式於媒體上回應。之後教育部長於媒體詢問時作出簡短回應，表示目前師資培育為儲備制而非保障制。教育部於6月17日公告大幅刪減當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核定招生人數。之後發起人向行政院院長謝長廷陳情，謝長廷指示由杜部長代為接見，之後舉辦826教育論壇，邀集教育部官員、專家學者、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民意代表等與談，此為政府對遊行的最終回應。
612拯救國教遊行 意義
首次由儲備教師發動的教育政策遊行，參與者年輕化，多在23－30歲間。
高見澤今朝雄
高見澤今朝雄（日语：／ Takamizawa Kesao，1952年—），日本房地產估價師、昆蟲學家，也是的業餘天文愛好者之一，曾發現數顆彗星、新星及超新星，也因此獲日本天文學會頒發天體發現獎及天體發現功勞獎。
威廉颂
《威廉頌》（荷蘭語：），又称《威廉·凡·拿骚》（Wilhelmus van Nassouwe，旧译威廉·凡·那叟），是荷蘭的國歌。該曲頌讚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词曲于1568年-1872年完成。雖然較日本國歌君之代的歌詞（詩）晚了近六百年，但威廉頌普遍被視為全球最古老的國歌。
作者可能是Filips van Marnix van Sint-Aldegonde。歌词共有十五节，采用离合诗的形式，各节首字母组合成一个名字“Willem van Nassov”（拿騷的威廉），頌讚荷蘭人反抗西班牙，走向獨立的事跡。歌詞以威廉王的第一人稱方式撰寫，儼如他本人訴說八十年戰爭的故事，其曲调改编自当时的一支法国军乐「Autre chanson de la ville de Chartres assiégée par le prince de Condé」，是一首關於被孔代親王圍攻的沙特爾城的歌曲。
威廉頌寫成初期，最初在部分荷蘭民族之間流傳，並在不同的歷史事件中不斷被傳頌，直到1932年才正式成为荷蘭國歌。
威廉颂 趣事
由於全曲共有15節，唱畢全曲需時長達15分鐘，因此一般場合下，只唱第一节及第六節，又或者只唱第一节。由於歌曲過長，不少荷蘭人均未能完整地唱畢整首歌曲，在荷蘭國內，運動員不懂唱國歌的情況經常惹來媒體批評，因此不少運動員在比賽前會專門學習歌詞。
此外，因為歷史原因，歌詞包含向西班牙國王致敬的句子。顯然國歌歌詞提及別國元首的句子之情況奇特且絕無僅有。
威廉颂 歌词
注意：
（1）在当时那个时代，字母V和字母U是可以互换的
（2）歌词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的首字母是Z，这是现代荷兰文的写法，在歌词原文裏这两个首字母是S。
槍炮、病菌與鋼鐵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英語：）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賈德·戴蒙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跨学科研究类著作。该书试图解释为何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的文明得以生存并征服其他文明，同时驳斥将欧亚大陆霸权归因于欧亚人在智商遗传性、道德或遗传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观点。戴蒙德认为，人类社会之间权力与技术差距的根源主要在于环境差异，这些差异通过各种正回馈循环被放大。例如，地理环境促成了农业和动物驯化的发展，进而支持了复杂社会结构的形成。当文化或基因差异为欧亚人带来优势（如书面语言或对地方性流行病的抗性）时，戴蒙德强调，这些优势源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商业与贸易），而非欧亚人基因组的固有优越性。
本书于1998年荣获普利策非小说奖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随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其改编为一部三集纪录片，并于2005年7月11日、18日和25日在PBS播出。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该书的序言以作者戴蒙德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家亚里的对话开篇。二人谈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与在该地区统治了两个世纪的欧洲人之间权力与技术的差距，而他们二人都不认为这种差异源自欧洲人相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而言的基因优越性。亚里使用当地称呼发明和工业制成品的词语“cargo”向作者提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能够制造这么多的‘cargo’，并将它们带到新几内亚，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cargo’呢？”:14
戴蒙德意识到，亚里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在其他地方同样适用：“欧亚血统的人……在财富和权力上主宰着……世界。”其他民族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其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仍然落后于欧亚地区的人类社会。还有一些民族，他指出：“曾被欧洲殖民者大量屠杀和征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彻底灭绝。”:15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其他民族（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巴布亚人，以及最初居住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原住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欧亚人、班图人等所构建的农耕社会所征服或取代，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南非土著科伊桑人，甚至几乎被彻底取代或消亡。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源于这些农耕社会在技术和疾病免疫力上所具有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又源自末次冰期结束后农业的初期发展。
本书的标题揭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如何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其他社会并维持统治，即使人口较少，也能实现帝国式的扩张。
作者认为，地理、气候和环境特征若有利于稳定农业社会的早期发展，就最终会使人类对农业动物所携带的地方性疾病产生免疫，并促成强大且有组织的国家的形成，从而具备支配他人的能力。
作者认为，欧亚大陆的文明并非主要源于聪慧的才智，而是机遇与必然性的产物。换句话说，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智力上的优越，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发展过程，而这些发展过程的出现依赖于特定的前提条件。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通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从游牧式的狩獵採集社会转变为定居式的农耕社会。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包括能够获取可长期储存的高碳水化合物植物；有利于储存的干燥氣候；以及能够被驯化、并能在圈养环境下生存的温顺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控制带来了粮食的剩余。粮食剩余使人们得以专注于维持生存以外的活动，并支撑人口增长。专业分工与人口增长的结合，促使社会与技术创新不断积累、相互叠加。随着社会规模扩大，統治階級与配套的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最终推动民族國家与帝国的组织化。
尽管农业在世界多个地区曾独立兴起，但由于欧亚大陆拥有更丰富的可驯化动植物资源，欧亚社会在农耕文明早期阶段便获得了相对优势。欧亚大陆尤其拥有可供食用的谷物——大麦、两种小麦，以及三类富含蛋白质的豆科作物；用于纺织的亚麻；以及山羊、绵羊和牛等家畜。与美洲的玉米或热带香蕉相比，欧亚大陆谷物里的蛋白质含量更高，更易播种与储存。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随着西亚早期文明之间开始建立起了贸易关系，这些文明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接触并利用了邻近地区的额外有用动物，例如用于运输的马和驴。作者指出，欧亚大陆共驯化了13种体重超过100磅（45）的大型动物，而南美洲仅有一种（其中大羊駝和羊驼被视作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而澳大利亚、北美洲及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由于更新世末期不久发生的一次大型动物灭绝事件（这次动物灭绝事件可能由人类狩猎造成），因而缺乏有用的动物；而新幾內亞島唯一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是猪，它约在4000–5000年前由南岛民族在定居时自东亚大陆带入。包括斑馬和亚洲野驴在内的马的近亲被证明无法被真正驯化；非洲象虽然可以被人类训练使用，但却极难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繁殖。作者将被驯化物种数量极少（在148种“候选”中仅14种成功驯化）的现象视为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体现，即许多看似有前景的物种往往存在某一关键障碍，因而无法被驯化。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可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今都已经被驯化:168–174。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欧亚大陆的人们驯化山羊和绵羊以获取皮革、衣物和奶酪，驯化牛以获取牛奶，并使用閹公牛进行耕作和运输，同时还饲养温顺的动物，如猪和鸡。包括马和骆驼在内的运输型大型家畜则在机动运输方面提供了显著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东西跨度极大，这进一步增强了其地理优势。辽阔的土地为人类提供了更多适合驯化的动植物物种。更重要的是，欧亚大陆呈东西走向，使得人口迁徙和帝国扩张大多保持在相近的纬度范围内。相似的气候和季节循环使人们能够维持相同的“食物生产体系”——也就是说，从苏格兰到西伯利亚，人们都能种植相同的作物并饲养相同的动物。因此，在历史进程中，这种格局促进了各种创新、语言和疾病在整个大陆的传播。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相比之下，美洲和非洲的南北走向给当地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障碍：一种作物在某一纬度被驯化后，往往难以适应其他纬度的环境。在北美，这种情况还因洛磯山脈两侧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而更加复杂。类似地，非洲自北向南的极端气候差异造成了破碎化：在某一地区能够繁盛生长的作物和动物，往往难以跨越中间地带的气候屏障，因此无法传播到其他潜在适宜的地区。因此，真正受益于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则是欧洲：在前1千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率先采用了西亚的动植物和农业技术；到了1千纪，欧洲其他地区也相继效仿。
充足的食物供应及其所支撑的人口稠密化，使得分工成为可能。以工匠和抄書吏为代表的非农业专职人员因此出现，并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这些经济与技术优势最终使欧洲人在近几个世纪能够凭借“枪炮与钢铁”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尤其是在当地人口因外来病菌所致的瘟疫而大规模死亡之后。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欧亚大陆人口稠密、贸易频繁，加之人畜近距离共居，导致疾病广泛传播，尤其是人畜共患病。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流行，源于人类与大量家畜的长期接触。多数欧亚人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获得了降低对某些疾病敏感性的基因变异，同时，疾病的持续流行也使成年个体往往对多种病原体具备免疫力。当欧洲人与美洲人接触时，欧洲人所携带的疾病因美洲原住民毫无免疫力而大规模摧毁了当地人口。在非洲和南亚，疾病的“交换”则相对更为平衡：当地流行的疟疾和黄热病同样对欧洲人构成严重威胁，使这些地区臭名昭著，被称为“白人的坟墓”。
关于梅毒的起源，戴维·基斯等学者认为，早在希波克拉底时期的医学文献中就已有相关描述，而以黛博拉·麦肯齐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梅毒是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随行者从美洲带回的。来自欧洲的病原体使美洲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从而使得相对少量的欧洲人能够维持统治。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作者提出了地理学上的解释，说明为何西欧人类社会成为世界主要殖民者，而非欧亚大陆其他强权（如中国）。他指出，欧洲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巴尔干化”，即分裂为较小、彼此接近的民族国家，以山脉、河流和海岸线等天然屏障为界。这种碎片化格局促成了多样化的竞争环境，而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因缺乏此类屏障，更易被征服并形成庞大帝国。这些帝国凭借统一的管理，在制造业、贸易和知识上繁荣数千年，但其发展路径与西欧的竞争模式截然不同。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在发展的后期阶段，西欧的碎片化政治结构逐渐转化为优势。邻国间的军事、经济和技术竞争迫使各国持续创新，否则将面临被超越或征服的风险。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型帝国因统一的集权体制，容易长期延续低效政策而不迅速承担后果。例如，中国的皇帝能够下令禁绝造船，从而终结中国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但欧洲的教皇却无法阻止伽利略所著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新教国家重印，也无法阻止开普勒和牛顿继续推动科学进步。这些科学和技术突破使欧洲的商船和海军掌握先进的航海能力，从而航行全球。此外，西欧还受益于相对温和的气候，而西南亚的强烈农业活动则导致沙漠化和土壤肥力下降，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
《枪炮、病菌与钢铁》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充足的食物供应，因此城市化依赖于农业。农民负责提供食物，而分工则使其他人能够承担诸如采矿、文字记录等其他职能。
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在于适合驯化的野生可食植物是否容易获取。农业最早在新月沃土地区兴起，因为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小麦和豆类物种，这些植物营养丰富且易于驯化。相比之下，美洲的农民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才能把野生玉蜀黍培育成可用的食物作物。
槍炮、病菌與鋼鐵 简介
存在大型可驯化动物是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的另一关键因素，这些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承担了提供肉食、劳作和长途运输的功能。作者指出，目前全球仅有14种大型哺乳动物成功被人类驯化。其中最有用的五种（即牛、马、绵羊、山羊和猪）均为歐亞大陸的特有物种。其余九种中，只有两种（南美洲的大羊駝和羊驼）来自欧亚大陆温带以外的地区。
由于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影响，使得能够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出乎意料地少。戴蒙德提出了六项动物能否被驯化的标准，包括动物需足够温顺、具备群居性和社会等级结构，以及愿意在圈养的环境中繁殖。因此，非洲的许多哺乳动物——如斑马、羚羊、非洲水牛和非洲象——始终未被驯化，尽管其中部分物种可以被驯养，但其在圈养条件下却难以繁殖。此外，全新世灭绝事件也消灭了许多巨型动物群，如果这些动物幸存下来，或许会成为潜在的驯化候选；作者认为，这种灭绝现象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大陆表现得尤为严重，其原因在于当地动物此前从未接触过人类，而人类此时已具备先进的狩猎技术。
相较之下，较小的可驯化动物（如狗、猫、鸡和豚鼠）虽然对农业社会有一定价值，但仍然难以支撑大规模农耕的运作。一个关键的例子是，像牛和马这样的大型动物能够耕作土地，这不仅显著提高了作物产量，还使农业得以扩展到单凭人力难以开垦的土地和土壤类型。同时，大型家畜在运输货物和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拥有这些动物的人类社群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备显著优势。
戴蒙德认为，地理在塑造人口遷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旅行难度的增加（尤其是跨纬度的移动），也体现在气候条件对可驯化动物分布和作物在不同日照条件下的适宜生长区的决定作用上。人类单地起源说认为，现代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的東非大裂谷的东侧。撒哈拉沙漠长期阻挡了人类北上的脚步，直到后来尼罗河流域环境逐渐改善，人们才得以在那里定居。本书作者进一步描述了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包括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全球狩猎采集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探讨了过去500年里为何西欧而非东亚成为了人类社会主导性强权的集中地区。他指出，亚洲的大型文明往往形成于地理条件有利于建立庞大、稳定且相对孤立的帝国的地区，这种地理格局缺乏外部压力，因而容易导致停滞。而欧洲则由于拥有多样的自然屏障而孕育出了多个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这种竞争迫使各国不断推动创新，从而避免了长期的技术停滞。
在随后的欧洲殖民美洲的过程中，据估计多达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其中包括天花、麻疹等疾病。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区，当地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科伊人同样因天花、麻疹、流感及其他疾病而遭受重创。
戴蒙德质疑，为什么美洲本土的疾病没有像欧洲疾病那样对欧洲人造成大规模死亡。他认为，大多数流行病只能在村落和城市等人口稠密的环境中产生并持续存在，而美洲在这方面相对缺乏。他还指出，多数流行病源自家养动物的疾病。农业的发展导致人口密度增加，加上人类与家畜的密切接触，使这些动物病原体更容易传染给人类。二者的结合使欧洲社会积累了更多危险病原体，而欧洲人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获得了对这些病原体的免疫力（譬如对黑死病及其他流行病）。相比之下，美洲的狩猎采集群体和农民在这方面的免疫力则相对有限。
他提到的一个例外是热带疾病，尤其是疟疾，它限制了欧洲人在非洲的渗透。类似的地方性传染病也成为欧洲殖民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障碍。
槍炮、病菌與鋼鐵 思想背景
1930年代，以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学者通过综合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地理、气候和土地利用对长期历史结构的影响。尽管1960年代后，地理学在美国学术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但直到1990年代仍有基于地理学的历史理论著作出版。1991年，本书作者在其著作《第三种黑猩猩：人类动物的进化与未来》的第四部分里探讨了“为何欧亚人最终支配了其他文化？”这一问题，延续了地理与历史交互的研究视角。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学界评价指出，由于本书覆盖范围广泛，难免存在一些过度简化的地方，但总体上是一部博学且成功整合多学科内容的著作。美国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和E. O. 威尔逊均对本书表示赞赏。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将戴蒙德视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同时强调，戴蒙德绝不能像许多决定论者那样被称作“粗糙的”。他认为，戴蒙德关于欧亚文明成功主要源于其拥有独特的大量可驯化植物的论点存在缺陷，因为其他地区的植物同样可以通过作物改良和选择获得理想性状，例如北美本土植物假豚草的缺点本可借助自然选择和一定的运气因素去除，因为所有被驯化的植物最初都具有不适合人类使用的特性。戴蒙德关于“受多基因控制的性状难以固定，因此地理受限的社会往往落后”的理论在他看来缺乏说服力；此外，戴蒙德在将经济史视为主要受环境因素支配时，也低估了“迁徙到更优越和更灵活地区”的可能性，并推测人类智慧和技术的许多来源恰恰来自环境不优越的地区。尽管如此，莫基尔仍认为，《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对长期经济史做出最重要贡献的著作之一，对于任何试图研究长期全球历史重大问题的人来说都是必读之作”，称赞其“充满了关于写作、语言、路径依赖等方面的巧妙论证，蕴含丰富的知识与洞见。这正是经济史学家一向喜爱和钦佩的著作”。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称这本书是“一部完全且彻底的天才之作”。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M·沃尔特在美国学术杂志《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称该书“令人振奋”，并将其列为每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必读的十本书之一。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德雷纳也将本书列入其关于国际经济史必读书籍的十本书清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者伊弗·B·诺伊曼与奥斯陆大学学者埃纳尔·维根将《枪炮、病菌与钢铁》作为自己跨学科研究的参照。他们写道：“当然，实证细节应当准确，但对于这类研究来说，主要衡量标准不能仅仅是对细节的关注。”两位学者指出，“戴蒙德明确表示，这类规模的问题（即研究问题）必然是多因性的，然后他着手研究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即生态因素”，并指出戴蒙德“立刻受到了来自他所引用的各个不同领域专家的强烈批评”。然而，诺伊曼和维根也同样表示：“在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法来解读并补充戴蒙德的材料、以理解同一宏观问题之前，他的研究最有力地解释了为何某些地区因生态优势而成为农业中心，而其他地区未能如此”。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历史学家欧阳泰写道，戴蒙德的书“未必能在所有方面让专业的历史学家满意”，但他“大胆且条理清晰地阐述了旧大陆与新大陆发展差异的原因”。
历史学家汤姆·汤姆林森认为，这项研究任务规模庞大，使得戴蒙德不可避免地“用概括性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他仍对本书表示赞许。由于史前史并非汤姆林森的专长，他对戴蒙德关于史前历史的叙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汤姆林森认为，旧大陆社会和技术占优势的直接原因在于武器、疾病和交通手段的存在，这一点令人信服；但他对戴蒙德认为某些环境能够促使更大创造力进而产生更先进技术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强调，技术传播推动了军事征服与经济变革的扩散，但在戴蒙德的书中，这一方面的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历史的偶然性。他指出，戴蒙德在政治思想史方面涉猎有限，书中仅将资本主义视为促进社会繁荣的众多可能因素之一，而实际上其作用可能远超戴蒙德的描述。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汤姆林森还认为，戴蒙德低估了文化特性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就戴蒙德“三因素论”中的“病菌”而言，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19世纪非洲的天花和霍乱，总体上可以与欧亚地区对土著人口的灾难相媲美，这些事件都是不同人群相互接触并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历史事件。他对戴蒙德关于人类未来可通过科学精确预测历史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这涉及寻找科学规律，而新的理论方法却否认了建立这些规律的可能性：“人类历史不能简单等同于恐龙、冰川或星云的历史，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不会有意识地制造供我们理解它们的证据。”不过，他将这些缺陷视为是次要的问题，并称《枪炮、病菌与钢铁》“依然是极具想象力与阐述力的杰作”。另一位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教授则称赞本书非常有效地让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意识到史前史值得关注，但同样认为戴蒙德过度强调地理对历史的解释作用，而低估了文化的自主性。麦克尼尔认为，本书的成功是当之无愧的，尤其是前十九章（虽有个别段落例外）；而第二十章虽然尝试深入展开论证，但整体学术高度仍不及前十九章。不过他亦总结道，“尽管我只是顺便赞扬了它，并着重指出其缺陷，[...]总体上，我钦佩这本书的雄伟叙事、清晰表达、涵盖多学科的博学，以及它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让国际关系的学生相信史前史值得关注。最重要的是，它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历史与地球生命这一更大网络的紧密联系。”欧阳泰称麦克尼尔的评论“或许是职业世界历史学家对《枪炮、病菌与钢铁》观点最公正、最简明的总结”。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2010年，《衛報》评论员蒂姆·拉德福德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令人振奋”，并特别赞赏书中植物与动物章节的优美结构。
2023年，《经济学季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戴蒙德关于地形影响中国统一，并促成欧洲分裂的论断。研究模型发现，地形是导致亚洲和欧洲不同结果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
人类学家杰森·安特罗西奥称《枪炮、病菌与钢铁》为“学术噱头”，批评其对历史的叙述过于吸引人，却忽略人的能动性。他指出：“戴蒙德的叙述将欧洲统治的所有因素都归结为遥远且偶然的历史，几乎没有考虑人的能动性——即人们做出决策并影响结果的能力。欧洲人成为了无意的、偶然的征服者，而本地人则被动地屈服于命运。”他进一步批评道：“戴蒙德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存在严重误导。他极大地扭曲了驯化和农业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幸的是，他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吸引人，以至于诱惑了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
槍炮、病菌與鋼鐵 反响
人类学家兼地理学家詹姆斯·莫里斯·布劳特曾批评该书重振了環境決定論，并将戴蒙德描述为支持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布劳特批评戴蒙德对“欧亚大陆”和“创新性”这两个术语使用不够严格，他认为这可能误导读者，让人误以为西欧在起源于中东和亚洲的技术发明的发展和传播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人类学家傅可恩写道：“虽然探讨为何某些国家能够发展技术而其他国家未能如此的问题既有趣又重要，但我认为这一讨论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斯沃斯莫爾學院的非洲历史讲师蒂莫西·伯克也指出：“对非西方社会及西方殖民史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种全球史的“大图景式”的解释可能令人不安，因为它似乎忽略或极度淡化了1500年之后诸多细微差异与选择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深入研究了政治制度对前欧洲殖民地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控制制度因素后，国家之间因纬度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几乎消失，从而质疑了戴蒙德关于地理因素决定国家发展的观点。他们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批判了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成果。后来，这一批判在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枪炮、病菌与钢铁》于1997年获得斐陶斐科学奖。次年，该书荣获普利策通识类非小说奖，以表彰其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卓越综合分析。同时，该书还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
國家地理學會曾制作了一部以本书为基础、由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主演的同名纪录片，并于2005年7月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
南荷蘭省
南荷兰省（荷兰语: Zuid-Hollandⓘ），是荷兰的一个省，省会城市是海牙。南荷兰省位于该国的西部，西临北海，与之毗邻的省份有北荷兰省、西兰省、乌特勒支省、北布拉班特省和海尔德兰省。南荷兰省是荷兰人口最稠密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南荷兰省的主要城市有海牙 (Den Haag or 's-Gravenhage) （荷兰政府和国际法庭的所在地皆位于该市）、鹿特丹。莱顿、代尔夫特、豪达的市中心拥有许多17世纪时的建筑物。卡特韦克的市中心位于海边，鹿特丹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新兴城市祖特爾梅爾是197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其他新兴的城镇：艾瑟尔河畔卡佩勒（Capelle aan den IJssel）、赫勒富茨劳斯（Hellevoetsluis）、斯派克尼瑟（Spijkenisse）均座落于鹿特丹附近。
南荷兰省的ISO代码为ISO 3166-2:NL-ZH.
南荷蘭省 历史
南荷兰省于1840年设立，当时的荷兰省被划分为北荷兰省和南荷兰省，而现在的南荷兰省就是当时的荷兰省南部。之后南荷兰省的三个市镇奥德瓦特Oudewater(1970)、武尔登Woerden(1989)和菲亚嫩Vianen(2002)又先后被划归乌得勒支省管辖。2011年蘭斯台德地區有合併建省的計畫，位於南荷蘭省的蘭斯台德地區也有意加入此新的省份建置。
今日南荷蘭在古代長期都屬於荷蘭地區。
9世紀到16世紀之間荷蘭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並由其設置的荷蘭縣管轄，縣治的範圍因荷蘭地區的實力而可以統治其他地區，之後這塊地區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到荷蘭革命為止。
16世紀到1795年一直是七省聯盟和荷蘭共和國的重要省份，作為國內最富有以及最有實力的省分，荷蘭有效的主宰聯盟，在這段期間荷蘭已經出現南北之分，北方稱作Noorderkwartier，而南方稱作Zuiderkwartier，這塊地區已經粗略形成現代省分劃分的雛形。
南荷蘭省 历史
南荷蘭省最早的雛形在1795年至1813年法治時期出現，這段期也是荷蘭省份大幅變更的時代，1795年巴達維亞共和國成立，1798年4月23日憲法生效舊有疆界遭到變更，新的共和國依據人口平均的設置八個法式省份（荷蘭語：；法語：），荷蘭地區（亦即不包含南尼德蘭）設有五個省，如下：泰瑟爾(Texel)、阿姆斯特尔(Amstel)、代尔夫(Delf)、斯海尔德-马斯(Schelde en Maas)以及萊茵(Rijn)，前三個省位於今日的荷蘭地區，後兩個則是今日不同的省份，1801年荷蘭舊的疆界都重新區劃，這次曇花一現的重組使荷蘭一向凌駕其他地區的狀況不再。
1807年再次的重組，荷蘭全境被統合成兩個省－马斯蘭省（Maasland，約為今日南荷蘭省地區）以及阿姆斯特蘭省（Amstelland，約為今日北荷蘭省地區），這次重組也歷時不久而在1810年荷蘭全部的省分全部被化为法蘭西第一帝國，马斯蘭省改名為马斯河口省（荷蘭語：；法語：），阿姆斯特蘭以及烏特勒支合併為须德海省（荷蘭語：；法語：）。
南荷蘭省 历史
隨著1813年法國遭受戰敗，這些建置也在一年內回復到原狀，次年原本的憲法恢復效力，荷蘭全國改組省份以及區域(landschappen)，马斯河口省以及须德海省合併為荷蘭省。
然而有些事情已經生米煮成熟飯，在1814年荷蘭省要重新建立之際，該省出現了兩名總督，一個是前马斯兰另一個則是阿姆斯特蘭的總督，儘管兩地重新回歸，但是這兩個地方持續出現歧異威脅著荷蘭省繼續存續。
1840年荷蘭修憲決議再次分割荷蘭，從此和蘭分成南、北荷蘭省，以阿姆斯特丹為主的北荷蘭省，在1838年依舊存有不滿向荷蘭最高法院控訴南荷蘭省分離之舉。
1840年後南荷蘭省陸續分割了三個市鎮給乌得勒支省，分別是：1970年奧德瓦特（Oudewater）、1989年武爾登（Woerden）以及2002年菲亞嫩（Vianen）。
2004年到2006年之間也有以下市鎮重組。
南荷蘭省 岛屿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from west to east, with municipalities)
友愛站
友愛站（英語：）是香港輕鐵一個車站，代號275，屬單程車票第2收費區，只有1個月台，得名自友愛邨，只有751線使用本站，並以本站為總站。
友愛站 車站周邊
友愛站為三個只有1個（單向）月台的輕鐵車站之一（另外的是山景（南）站和山景（北）站）；也是極少數和馬路共用路面的車站（另外的是大興（南）站和大興（北）站），相應的路軌位於友愛路路面。
友愛站 歷史
計劃中決定以512協助612前往友愛，最後規劃，因512嚴重重疊612，612決定由友愛為總站。512將會在輕便鐵路正式通車的一日(1988年9月18日)停辦。
通車後，此站是612線的終點站，而505、506及507線則以安定站作為終點站，使用其南面的調頭路軌調頭。
屯門支線（屯門碼頭至安定）興建期間，當時所有經市中心站的輕鐵路線不停安定站2號月台，改以本站為終點站，直至1991年秋季竣工為止。竣工後，507線率先延長往屯門碼頭，而505線在1992年三聖站啟用後才延長路線。
此後，506及612線仍以本站為終點站。1994年3月13日，612與722線合併成720線（友愛至天瑞），自此720及506線同時以本站為終點站。
友愛站 歷史
2002年7月中，因杯渡路架空路軌工程展開，506線自此改以巴士行駛（2003年8月尾，杯渡路架空路軌工程竣工後至今仍以巴士行駛但由本站附近的居民要步行到安定站搭乘），自此本站只有720線駛經，2003年12月7日，天水圍支線通車，751線正式取代720線，本站現時只有751線停靠（往天逸）。
2019年10月3日，香港各區都爆發激烈衝突，其中在屯門區亦有多處被破壞。由於市中心站右轉友愛站的波口受破壞，令列車未能駛進友愛站，導致751線未能即時恢復行經友愛站。2019年12月22日，友愛站重開。
友愛站 接駁交通
本站並沒有鄰近的巴士站，需步行到安定站旁。
枯山水
枯山水（日语：／ Karesansui / Karesenzui */?）是日本式写意园林的一种最纯净形态，也是日本畫的一種形式。一般是指由细沙碎石铺地，再加上一些叠放有致的石组所构成的缩微式园林景观，偶尔也包含苔藓、草坪或其他自然元素。枯山水並沒有水景，其中的「水」通常由砂石表現，而「山」通常用石块表現。有時也會在沙子的表面畫上紋路來表現水的流動。枯山水字面上的意思為「乾枯的景觀」或「乾枯的山與水」，在日語中又有假山水（）、故山水（）、乾泉水（）、涸山水（） 、唐山水等稱呼，通常出現在室町時代、桃山時代以及江戶時代的庭園中。
枯山水常被认为是日本僧侣用于冥想的辅助工具，所以几乎不使用开花植物，这些静止不变的元素被认为具有使人宁静的效果。
枯山水 形式
枯山水的設計往往有著不同的表達形式和主題，諸如：
一项由京都大学的Gert van Tonder和ATR智能机器人学和传播实验室的Michael J. Lyons作出的研究表明，这些岩石构成了树的抽象形式。这些画面无法在观看它们的时候被具体感知；研究人员认为下意识可以发现岩石之间微妙的联系。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园林的宁静。
枯山水 世界各地的枯山水
15世纪建于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庭园，是日本最有名的园林精品。
枯山水的设计理念是回归自然。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日式茶园的部分是一个小的枯山水。图片中看不到的部分是一些大石头，在石头左边是一个鹅卵石滩。
台灣因曾經歷日治時期，在宜蘭市的宜蘭設治紀念館（即日治時期之宜蘭廳長官舍）亦有頗為精美的枯山水庭園。
基督教民主主義
基督教民主主義（英語：）起源於19世紀萌發的天主教社會思想，為強調人性尊嚴和人文關懷的社群主義政治理念。在強調基督教價值觀下（宗派上以天主教為主），政治上在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断寻求一条中间派及第三條道路的一种表现形式。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基于若干独特的原则，與其他政治理念和主張不同的是，其強調基督教價值觀對社群的支持，這也是與其他世俗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左派）、自由主義政黨（中間派）和保守主義政黨（右派）的分別之處，即使近年強調基督教比重已減少，現時不少基督教民主黨也已不限於基督徒的成員參與。基督教民主主義支持及捍衛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民主、人权、社群主義和人文關懷，強調基督教價值觀對社會的影響，其支持政治民主原则，明确支持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亦主張各主要宗教调和及國際和解。
基督教民主主義
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主要活躍于歐洲和拉丁美洲以信仰天主教為主的國家；在北美的美國及加拿大，基督教民主主義反而影響較小，即使在美國和加拿大也有為數不少的天主教徒。在歐洲，絕大部分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均為中間偏右的保守主義政黨；與歐洲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因受天主教解放神學影響，通常為較中間偏左的政黨，如智利。
基督教民主主義 政治觀點
如同每種類型的政治思想，實際上基督教民主主義所主張的政策和重心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裡也有許多差異。
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通常屬於社會保守主義，反對世俗主義和國家無神論，也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不過在一定的限制下接受及容許這兩者存在。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通常會強調他們國家的基督教傳統及社會價值觀（特別是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並強調基督教的倫理。
基督教民主主義將經濟視為是人道的服務，大多數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都不會自稱為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照顧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責任。一些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但一些人有時也抱持著接近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觀點。近年來，歐洲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逐漸轉向右翼政策的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減少國家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
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結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等在內的各種觀點，以道德和基督教教義作為其廣泛的架構。
基督教民主主義 政治觀點
與三者相較，基督教民主主義的立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了解，「標準的」基督教民主主義觀點是：
相同處：強調人權和個人的進取性。
不同處：排斥完全的政教分離（反對把宗教移出公共領域），並強調個人是社會共同體的一部分。
相同處：保守的價值觀念（例如同性婚姻、離婚、墮胎、避孕等議題），對於社會進化發展的觀點，強調法律和秩序，並排斥共產主義。
不同處：對於改變（如社會的結構）抱持著開放態度，並不一定支持社會的現狀。
相同處：非常強調社會的團結（如福利國家政策、緩和貧窮、徵收高稅賦以支撐福利制度等等）並樂於抑制自由市場的力量。
不同處：社會團結是代表著每一個人，而不是社會上特定的區塊（如勞工階級），而且和革命社會主義不同的是，排斥以暴力作為改變社會的方式。
相同處：支持环境保护主义，支持可持续发展。
不同處：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不接受氣候變化完全是由人類造成。
基督教民主主義 歷史
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政治運動在19世紀末產生，主要是因為教宗良十三世在1891年發布的新事通谕裡承認了勞工們的悲慘處境，並同意應該對此做出改變，社會主義和工會運動因而崛起。庇護十一世於1931年發布的通諭（Quadragesimo Anno）又進一步闡明了天主教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基督教民主主義從那時開始便逐漸發展，而且也不再只是針對天主教的意識形態。以德國為例，基督教民主黨由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徒主導，但也包含了新教徒人口裡較為保守的成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基督教的觀念被視為是一種中立而團結的溫和保守派態度，使它與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區隔開來。基督教民主主義使那些「感情的保守派」得以表達其聲音尤其是許多遭受了希特勒統治的後果，但仍不同意左翼觀點的德國人的支持。
基督教民主主義 歷史
在新教國家，基督教民主主義是由保守的新教教會所創立的，以對抗新教裡自由派傾向的政治勢力。以荷蘭為例，保守派的新教徒成立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ire Partij），以避免讓自由派的天主教徒掌握政治權力，兩派後來支持度減小而于1980年合併成為基督教民主呼籲。在瑞典，以五旬節運動信仰傳統為根基成立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有著類似的歷史，惟現時基督教民主黨的主流為瑞典國教會的教會出席信眾。
雖然基督教民主主義是起源於天主教，但它也被許多新教的基督徒採納。近年來，許多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政黨尤其是在歐洲，都較少強調基督教信仰的部分而改採現世的態度了，並成為中間偏右的主流保守派政黨。
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哲學可以追溯回托马斯·阿奎纳對於亞里士多德本体论和基督教傳統的看法，依據他的說法，人權被定義為維持人類正當行動的要件，而食物也是人權之一，因為沒有了食物人就無法再正當的行動了。
基督教民主主義 各国政黨
中間派民主國際（Centrist Democrat International）是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國際組織，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國際性政治組織（第一大是社會黨國際）。
歐洲最大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及歐盟最大的政黨組織是歐洲人民黨，它組成了欧洲议会裡最大政黨組織及黨團。歐洲理事會主席、歐盟委員會主席及欧洲议会主席均來自歐洲人民黨及所屬的不過，並非所有歐洲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都加入其中，例如法國民主聯盟便加入了歐洲民主黨，採取更擁護歐盟的立場。
基督教民主主義在義大利特別重要，有1943年成立的天主教民主黨，在二戰後曾在意大利執政及領導聯合政府五十年，1994年解散後，基督教民主黨的左翼派系和右派派系分別加入中左翼聯盟（以民主黨為首）及中右翼聯盟（以力量黨為首）。
在挪威有基督教民主黨，在瑞典有基督教民主黨。
在德國，則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拜恩基督教社会联盟（基民盟/基社盟），為德國最大的基督教民主主義及保守主義的中間偏右政黨。
基督教民主主義 各国政黨
自2005年起，在奧地利、比利時、法國、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瑞典也都有基督教民主主義的中間偏右政治勢力。英國的保守黨也包括基督教民主主義派系。
基督教民主主義以在智利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特別重要，基督教民主党為主要的智利中間偏左政黨，並與世俗及社會主義傾向的社會黨結盟。
在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國家行動黨，現為最大的反對黨。
在菲律賓，天主教會所發揮的影響力非常明顯，在馬可斯下台後，選出了兩名基督教民主黨的總統（新教的拉莫斯，和天主教的阿罗约）。菲律賓的基督教民主主義者總是專注於經濟的成長和發展上，與美國相當親近，致力於增加工作機會，並且在行政和立法部門間緊密合作。基督教民主黨最知名的行動是希望藉著憲法修正案將总统制改為議會制形式的政府，並且與伊斯蘭教的分離主義者和菲律賓共產黨的叛軍展開和平對談，即使最後沒有付緒實行。
宁波百年堂
宁波百年堂是英国圣公会在浙江宁波创建的一所教堂，位于该市市中心区的大梁街63号。
1948年5月，中華圣公会浙江教区鄞城牧区在宁波大梁街动工兴建一座新堂，定名为百年堂，用以纪念英国圣公会在宁波传教一百周年。1848年，英国圣公会差会派遣两位传教士禄赐（William Russell）与戈柏(Cobald)，进入宁波传教，以此为基地，开创了浙江教区，传教范围大约覆盖浙江省的一半地区。
1950年百年堂建成，举行祝圣仪式 。圣公会在宁波市区共设立了3座教堂：大梁街百年堂、孝闻巷基督堂和县学街仁恩堂，百年堂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1958年“大跃进”期间，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百年堂得以保留。到1965年，宁波的其他教堂均已关闭，百年堂成为该市唯一开放的教堂，但讲道的内容受到极大的限制，教堂只是在形式上还暂时存在。1966年7月9日文革开始，基督教作为“四旧”被打倒，百年堂也被关闭。
宁波百年堂
1979年4月8日，宁波百年堂成为中国大陆文革以后第一个恢复开放的基督教堂。1990年代，百年堂四周的宁波市中心区建造大片高楼，教堂地基受到损坏，于是百年堂拆除重建，较旧堂有所扩大。1996年6月26日举行感恩礼拜。
百年堂目前是宁波地级市的中心堂，市基督教两会办公所在地 。
宁波圣教堂
宁波江东圣教堂是位于中国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座基督教堂。该堂曾是英国基督徒公会在华总部。基督徒公会是一个完全由女性传教士组成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的传教范围始终局限在宁波附近一带。1897年，华以沙伯在宁波江东张斌桥（东郊路50号）建造了圣教堂。1898年，华以利沙伯在宁波江东张斌桥上茅巷建造的宁波圣教堂举行盛大的开堂典礼，基督徒公会也正式成立，华以利沙伯自任会督。
抗战以后，圣教堂改由华人牧师负责。1958年，圣教堂信徒被并入百丈路原循道公会江东堂的联合礼拜，圣教堂被迫关闭改作他用。直到1989年4月才得以复堂。1997年，圣教堂因旧城改造被拆建，2000年，圣教堂新堂重建竣工，交付使用。
湯馬斯·佛里曼
湯馬斯·洛倫·佛里曼（Thomas Loren Friedman，1953年7月20日—）是一位猶太裔美國新聞記者、民主黨人、專欄以及書籍作家，並是普利茲新聞獎的三屆獲獎者。
佛里曼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的市郊，自高中時即開始編輯校刊。1975年從布蘭迪斯大學畢業，主修地中海地區事務。接著他接受馬歇爾獎學金的資助，東行往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學習中東政治，並取得碩士學位。其中阿拉伯裔的教授影響了佛里曼終生的觀點。
弗里德曼目前擔任《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的專欄主要關切國際關係，在週三與週五刊出。佛里曼以提倡以巴和平、阿拉伯世界現代化與全球化而受到矚目，偶而會提及這些議題背後潛藏的危機。他的書從中立、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提出國際政治的不同面向。
湯馬斯·佛里曼 观点
在伊斯兰国（ISIS）问题上，弗里德曼认为美国不应该过度介入。 他引用了乔治·弗里德曼的文章中提到的说法，“维持动态的势力均衡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均势原理并不意味着必须直接介入维持均衡。”
弗里德曼反对以色列總理内塔尼亚胡的“一国方案”，認為内塔尼亚胡所支持的一国方案最终將使美國在以色列问题上达成的基本共识产生裂痕，并使伊朗从中获益。
歐洲局勢方面，佛里曼認為北約東擴是愚蠢的，讓俄國民眾有巨大的恥辱感，從而讓普京獲得了支持。
中国医师奖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奖，简称中国医师奖，是中国目前医师行业的最高荣誉，经卫生部授权，由中国医师协会于2003年设立，计划每年评选一次，授予在医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和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促进中国医师队伍行业建设和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医师及协会工作人员。中国医师奖证书由中国医师协会颁发。首届中国医师奖由于非典爆发，推迟于2004年6月2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颁发。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英語：），是一座位於香港西營盤高街的市政大廈，建築物前身是國家醫院外籍護士宿舍，於1941年改作女子精神病院，附於域多利精神病院，於1971年後一直空置，因鬧鬼傳聞而被附近居民稱之為「高街鬼屋」。
舊精神病院是早期香港巴洛克建築的代表，惟僅正立面得以保留，於2015年10月23日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香港法定古蹟。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歷史
該建築建於1892年，原為国家医院外籍護士宿舍。1940年，院舍東翼落成。1941年，由於鄰近域多利精神病院不敷應用，該處改作女子精神病院。該處於日佔香港時期空置，有傳被用作刑場。
1945年香港重光後，該處恢復作女子精神病院，至1961年隨著青山醫院落成而改作日間精神科門診部；而擴建部分在1969年1月改作聯合書院高街校舍，直至兩者在1971年遷出。其後一直空置，故當地屢次傳出該處有鬧鬼傳聞。1998年，香港政府決定將原址大部分拆卸，改建成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2001年完工，只有原建築的正立面被保留；此項工程由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承建。2015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正立面和遊廊於2023年9月29日下午5時起對外開放。開放當天即吸引一對新人入內拍攝婚紗照。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建築
舊精神病院的建築設計獨特，樓高3層，有宏偉的花崗石外牆，外圍設有拱形長廊以及厚實的護土牆，並有蓋以中式的瓦片斜尖屋頂。該建築內原設有10間護士臥室、12間工人宿舍房間、護士長辦公室、化驗室，還包括起居煮食、辦公和貯物所需的設施。
重建後的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樓高9層。
中華民國外交史
中華民國外交史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階段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地區至今，形成海峽兩岸分治格局。
1912年中華民國建國后，继承了清朝的法理地位。但由于民初地方割据，难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因此在这一时期，中華民國外交上鲜有建树。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产生了中印边界争议及善后大借款等影响中華民國重大的外交事件。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華民國最初中立，后1917年北洋政府发布冯国璋《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1918年德国投降，然而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不能保护国家利益——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義却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引发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以示抗议。
中華民國外交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直至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才退出济南。1928年6月，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力争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因收回中东路问题，中苏爆发中东路事件，最终恢复苏联之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德、義、日宣战，加入同盟国。1943年，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光复东北、接管台澎，实际同时统治台海两岸。中华民国参与创建了联合国并凭借其对日作战中做出的贡献，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外蒙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后来一度撤回，至2002年才恢復承认。
中華民國外交史
中华民国历史上经历过几波“断交潮”，第一波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国家、英国、以色列、挪威、瑞典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中华民国邦交国数量在一年内从52国降至38国。并且自同年起再无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与中华民国維持邦交。195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為參與朝鮮戰爭被國際孤立，中华民国拓展国际空间，1969年邦交国達70国（史上最多），期間在1964年與法國斷交。第二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及美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华民国邦交国数量迅速减少，在1972年與日本、澳大利亞斷交，至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邦交國僅餘22國（但與韓國、南非等重要反共國家維持邦交）。
1989年1月开始，李登辉政府的外交政策轉採主動，一改兩蔣時期不外訪的政策，開拓台灣的國際空間，同時外訪突顯“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地位。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出訪邦交國及非邦交國，包括新加坡、南非及美國。到1992年，達到30個邦交國。李登輝任內亦與韓國、南非等重要國家斷交。
中華民國外交史
陈水扁政府实行全民外交，任內与基里巴斯、瑙鲁、圣卢西亚三国成功建交或復交，並以總統身份出訪羅馬和教廷，出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但与北马其顿、瑙鲁、利比里亚、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塞内加尔、乍得、哥斯达黎加、马拉维9国断交，邦交国降至23國。
马英九政府时期，2013年11月与冈比亚断交。總統马英九任內兩度訪問新加坡，並與中国大陆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是66年來首度兩岸領導人會面。
蔡英文政府時期，總統蔡英文于2016年12月初與美國總統當選人唐納·川普進行通話，是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以來的首例。随后任內发生与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布基納法索、薩爾瓦多、所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諾魯10國斷交，邦交國降至12國。
中華民國外交史 大陆时期（1912至1949）
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内战不断，经常出现几个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獲國際承認的北京北洋政府、廣州的護法軍政府/國民政府。直到东北易帜前，中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各个派系的军阀都依仗不同的国家来对自己的地区加以控制。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後，全國革命運動蠭起，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1月1日由黃興與孫文等人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存在4个多月，当时并未獲得國際上的承認。經協商，孙中山讓位給北京的袁世凱。
1912年2月12日，臨朝稱制的滿清隆裕太后詔授袁世凱在北京全權組建臨時政府，清帝溥儀遜位，清朝正式終結。3月10日，北京臨時政府乃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成立，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在此期间，北洋政府与巴西等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華民國外交史 大陆时期（1912至1949）
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明确宣告蒙古、西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製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領土爭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至今未获中国承认。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獲國會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当日即有大日本帝國等十三国与中华民国建交。自此，中华民国邦交国数持续增加。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凱為換取沙俄的援助和对北洋政府的外交承認，與俄國簽訂《中俄蒙協約》。沙俄雖表面上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北洋政府承認了《中俄蒙協約》的內容和外蒙古的「自治」，不在外蒙古設治、駐軍、移民等，實際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權。
中華民國外交史 大陆时期（1912至1949）
1914年5月29日，日本脅迫袁世凱簽訂「中日朝鮮南滿往來運貨減稅試行辦法」六款，東北商業遂被日人所壟斷。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恐日本援助孙中山，特派孫寶琦、李盛鐸二人赴日本疏通，日本借機提出東北五鐵路之建築權相要挾。1914年9月日本借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出兵占领中国山东。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要求日軍撤退回國，或暫照德國租借辦法留駐青島。日本以歐美各國無暇顧及遠東，復窺袁世凱稱帝野心，於1月18日由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面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军占领青岛直到1922年。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對德奧宣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却不能保护国家利益——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主權，但英、法、意却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中國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約上簽字，以示抗议。
1928年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北伐，名義上統一中國後，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京北洋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華民國外交史 大陆时期（1912至1949）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因與美國、英國合作對抗法西斯軸心國，国际地位开始显著提高。开罗会议中，中国是三大国之一。對日抗戰後期，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廢除了自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大部分不平等條約，並陸續與世界各國簽訂平等新約。國民政府還積極與英國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所拒绝。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取得台湾的主權，稱為台灣光復。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是1945年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並且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汪精衛政權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所建立的政權。1940年，該政權在日本陸軍支那派遣軍扶持下成立於南京，自稱是合法的「國民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作為旗幟。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對英美盟軍宣戰。
中華民國外交史 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1949年12月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后，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至台灣，但依然在国际上繼續代表着中国参与世界交流。此後22年間，國際上對於中國政府的代表權一直存有爭議。
1960年6月，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台。翌年5月，美國副總統詹森訪台。1966年5月，南韓總統朴正熙伉儷訪台。
1971年，伴随着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以及与美国、日本等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国的國際地位逐渐下降，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其中國代表权，这也对台湾问题及台灣獨立運動的形成也造成了影响。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代表。之後各國則相繼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日本、澳大利亞於197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8年美國正式與中華民國斷交，翌年元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中華民國外交史 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1984年以後，台灣對外關係與名義的使用上開始以「奧會模式」為中心，不再使用中華民國而是開始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大部份的國際組織，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極力阻撓中華民國政府在參與國際活動上國旗的使用，因此相當程度上，奧會所使用的梅花旗成為主要對外關係的旗幟，只是梅花中心的內容更換奧運會的五環標誌，而改用相關單位適合的標誌，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日漸退出國際舞台，梅花旗則逐漸成為代表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新旗幟。
目前全世界有12個主權國家與中華民國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與中華民國斷交並承認其爲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作爲與其建交的必要條件。1990年代以後，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嘗試以聯合國能接受的名義，尋求重返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至今猶未成功。
中華民國外交史 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自從中華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世界各主要國家相繼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銳減。同一時期，台灣在經濟發展上漸有成績，國家經濟實力在1980年代遠勝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漸漸中華民國政府轉向以經濟援助一些小型發展中國家，在李登輝時代政府稱之為務實外交。民主進步黨在2000年執政後，中華民國的外交仍有很強的經濟援助導向，以突顯台灣的主權。之後，以金援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便顯得捉襟見肘。台灣內部也有人開始批評並懷疑金援外交的必要性，甚至批評為凱子外交，亦即批評其浪費國家資源，包括去換取不能長久維持的關係。唯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空間上以絕對金援優勢干預中華民國外交的現實下，中華民國與正式邦交國之間的關係仍難脫經濟援助的色彩。
蔣經國時期以維持蔣中正的「三不政策」，但相比1970年代，斷交國的數目已大幅減少，有部分國家與中華民國復交。
1984年，中華民國首度使用中華台北名義參與美國洛杉磯奧運會，開啟「奧會模式」外交，從此台灣在國際上便開始以中華台北名義取代中華民國名義行使出席大部份國際外交活動。
中華民國外交史 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宣佈解嚴，在對外關係上開始發展臺灣主體性外交，除了繼續加強對東南亞國家與中美洲國家的外交關係外，也積極致力推展台商和華僑外交，包括台商的相關外交活動。期間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對於也開始嘗試使用多元、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的異同，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外交互動關係更詭譎多變。
南向政策始於中華民國以經濟交流的方式，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避免過度傾向于中國大陸。
第一波南向投資在1993年，1994年中華民國政府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先期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在經濟交流上得到不錯的效果。
榮邦專案是總統陳水扁在2005年9月25日出席中美洲元首高峰會議前後發表的國家投資計劃，期望投資各中美洲邦交國2億5千萬美元以穩定邦交關係。
自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奉行“活路外交”政策，以參加聯合國所屬的功能組織、與各國維繫實質關係為優先考慮。2009年至2016年，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獲邀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
中華民國外交史 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2011年，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與臺灣民间對東日本大地震的救災作出援助，因而與日本政府和民間關係有所增進。
2013年5月26日，持中華民國護照之國民可以免簽證前往之國家或地區共104個、可以落地簽證或電子簽證方式前往之國家或地區共29個。
2013年11月14日，甘比亞與中華民國斷交，直到2016年3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
2015年，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兩度訪問新加坡，分別參與李光耀逝世的憑弔及兩岸領導人會面。
2022年4月28日，唯一承認中華民國官方地位的地區性超國家組織中美洲統合體所屬立法機構中美洲議會由尼加拉瓜籍議長、亦為其總統的奧蒂嘉與該國議員發布聲明，宣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近年建交國巴拿馬、薩爾瓦多與多明尼加共同呼籲中美洲統合體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人民之合法代表；儘管其效力及合法性均受質疑，包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自2007年就建交至今的哥斯大黎加和在聲明中的巴拿馬籍議員均反對未經討論便發布聲明，亦不支持排除中華民國於該組織的官方觀察員地位，但仍顯示中美洲在外交承認逐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靠攏，使中華民國於中美洲統合體內的地位出現動搖，2023年8月被迫退出中美洲議會。
2024年12月2日，總統賴清德率團訪問南太平洋邦交國，過境夏威夷時與美國聯邦眾議院榮譽議長裴洛西通電話交換意見。5日，賴清德過境關島期間，與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聯邦眾議院民主黨領袖等跨黨派議員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