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飛鳥時代 聖德太子與蘇我氏
蘇我氏通過與皇室聯姻，開始了外戚掌權的歷史，特別是蘇我馬子通過丁未之亂（587年）消滅長期的政敵物部守屋（物部氏）後，蘇我氏的權力達到極盛。馬子更在592年弒崇峻天皇並立其外甥女為帝（推古天皇）。她位列日本史上最偉大的八位天皇之首，但很有可能只是蘇我馬子和攝政聖德太子（574-622）的傀儡。
被史學家們認為是飛鳥朝大智者的聖德太子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同時他亦熟讀《詩經》。聖德太子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並特別注重天命論。他認為天皇統治天下是神的意志，於是在其倡導下，日本開始遵循儒家思想的等級和禮儀模式。其所制定的十七條憲法為無秩序的的日本官僚和貴族社會提供了道德規範；冠位十二阶則建構起新的官秩體系，官員晉陞從此不再只依靠血緣關係。
聖德太子大力推行中國正朔（夏曆），發展了行政區域劃分系統（即五畿七道體系），建立了大批佛教寺廟，編纂了不少史書（如命蘇我氏編纂國記）。此外還派遣留學生去中國學習儒學和佛教，其中著名者有遣隋使小野妹子。
飛鳥時代 聖德太子與蘇我氏
在七世纪总共有六批官方使节团被派遣到中国，其中包括公使、僧侣和留学生。一些人甚至在中国生活超过二十年；归国者中有很多成为当时杰出的改革家。飞鸟时代派遣公使的最大目的是学习中国的政治体系，这與古墳時代倭五王为了巩固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派遣公使大不相同。
據一個流傳甚廣的傳聞所言，當時隋朝對日本感到極其不滿之處在於聖德太子認為日本和隋朝（中國）應該處於對等關係。大業三年（607年），他向隋天子（隋煬帝）遞交國書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部分史家認為，聖德太子這一大膽舉動為日本此後不再承認自己對中國的附屬地位 開了先例——除了足利義滿於15世紀以屬國名義對明朝進行朝貢貿易之外。正因如此，日本當時雖然仍然向中國進貢，卻沒有得到任何封號（有貢無封）。在中國方面看來，日本仍然保有上幾個世紀得到的封號。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國的政治聯繫漸漸消失，日本得以最終發展出獨特的文化和體系。
飛鳥時代 聖德太子與蘇我氏
但亦有學者認為這封語氣失禮的國書，並不太像是以知書達禮、敬慕中國而聞名之聖德太子所會有的風格。而且當時聖德太子忙於應付國內蘇我氏跋扈專擅的內政問題，應不太可能還去刻意觸怒最可當作自己強大外援的隋國才是。實際上，《隋書》記載大業三年（607年）遣使致書者是一位叫多利思北孤的倭國男君主，從未寫明這封國書乃是聖德太子或推古女皇所遞呈。一般人會認為是聖德太子，是根據日本的本國史書《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年代去逆推對應。若據《新唐書》所載，這封國書很明顯應是用明天皇（第31任天皇，聖德太子之父）所遞交，則致書隋帝而引起不悅的傳聞，應早於聖德太子之年代。亦有观点认为此封国书为与大和王权无关、当时仍为独立政权的九州王朝所递出。
飛鳥時代 大化改新和律令系統
聖德太子，蘇我馬子和推古天皇去世後二十年內，天皇家族越來越不滿蘇我氏的統治，直到645年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發動乙巳之變，蘇我氏統治走向終結，國家政權又回到天皇手中。645-649年的日本年號為大化，意為「大的變革」，也代表了大化改新。乙巳之變是根據645年的中國干支紀日法命名。
雖然其並沒有製定一部官方的法典，大化改新執行了一系列關於社會的、財政的和行政的改革，構成了7世紀到10世紀日本使用的律令系統。「律」代表刑事的條例，而「令」則是行政的法令，兩者在一起，代表了日本從大化改新開始天皇基於法律保護世襲制度。
大化改新參照中國的範例，實行班田收授法，廢除豪族對土地和部民私有，改土地、部民為國有。將原來的「私地私民」改為「公地公民」。土地不能夠繼承，死後必須歸還國家。對受田農民徵收穀物，同時也對絲綢，棉花，布匹等輕工業產品徵收稅收。開始要求農民服勞役或兵役。廢除了氏族族長的世襲頭銜，為了防止一人專權，將「大臣」職位拆分為左大臣與右大臣，地方則由政府將國家行政區分為國，國再進一步分為郡和村。
飛鳥時代 大化改新和律令系統
中大兄皇子成為皇太子，中臣鐮足被賜姓藤原，藤原氏很快成為日本最有力的貴族。另外日本國從原來的倭改名為日本。662年中大兄皇子攝政，並於668年即位成為天智天皇。672年壬申之亂後，天武天皇奪權並繼續天智的改革，並使天皇的中央集權更加鞏固。
「律令」系統分為不同的幾部法典。近江令，根據天智天皇宮廷所在縣的名字命名，完成於668年。進一步的法典編纂是在持統天皇於689年頒布飛鳥淨御原令之後，其根據天武天皇的寢宮命名，自天武天皇掌權後開始編纂。整個律令系統的完成和鞏固一直到701年大寶令頒佈為止，之後奈良時代在大寶令基礎上頒布養老律令，其一直被作為日本主要的律法使用至1868年。
雖然「律」是以中國的範本發展的，「令」卻是日本自己的創造。不過一些學者仍然認為整個律令系統都是以中國的某個政治體係為模型的。
飛鳥時代 大化改新和律令系統
大寶令通過神祇官（代表神道思想和政府律令）和太政官（包括八省：中務省、宮內省、大藏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及兵部省）實現了以儒教思想為基礎的刑事條例和中國風格的中央集權。雖然日本所實施的科舉制度歷時不長（約200年），卻仿效中國設立大學寮以儒教思想培養未來的官員。律令系統大大的改變了貴族世襲的傳統，儘管如此，貴族的出身仍然是身居高位的重要條件，實際上，在頒布大寶令不久之後，頭銜又重新可以世襲了。律令系統並沒有廢除君主制。公元5世紀到8世紀日本出現了好幾屆女天皇，但是770年後，所有的天皇都是男性。
中臣鎌足的兒子藤原不比等，是完成大寶令的核心人物。根據日本史書續日本紀，十九名大寶令的編寫者中有兩位是中國的學者（修験紹庫和勤大壱薩弘恪）中國的學者也作為語言學上專家，獲得持統天皇的兩次冊封。
飛鳥時代 外交關係
在日本進入飛鳥時代前，日本與中國的往來已中斷近100年。6世紀後期隋統一中國，受到隋帝國強盛影響，大和王权開始效法隋朝進行改革，600年大和王权开始向隋唐派遣遣隋使、遣唐使，通过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制度、文化，并大和王权推动大化革新贡献极大。。600年大和王权首次派遣遣隋使，607、609年又派小野妹子出使，但因国书写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导致隋的不满，不过隋朝为了征伐高句丽，遣裴世清赴日，避免大和王权与高句丽结盟。
進入唐代後大和王权繼續向唐朝派遣遣唐使，632年唐太宗曾派高表仁回訪倭国，舒明天皇与他爭礼，之后唐朝与倭国疏远。由於唐朝介入朝鮮三國爭鬥，唐朝支持新羅，導致與百濟結盟的大和王权與唐朝走向對立，660年唐朝與新羅聯軍發動唐灭百济之战消滅百濟，為了協助百濟復國，大和王权於663年派軍前往朝鮮半島，但被唐朝與新羅聯軍擊敗，史稱白江口之战。戰後大和王权於665~669年派遣唐使，試探唐朝、祝賀唐朝滅高句麗，669年之後大和王权停派遣唐使戮力改革，直到701年《大寶律令》頒布，才再次派出遣唐使，向唐朝宣告大和王权已完成改革成為日本。
飛鳥時代 外交關係
新羅在六世紀國力增強後，大和王權盟友伽耶被逐步併吞，直接危及大和王權的核心利益，但沒能阻止新羅併吞伽耶。另一方面六世紀中葉，新羅聯合百濟擊敗高句麗，又背叛百濟奪取漢江流域之行為，使高句麗和百濟結盟對抗新羅，同時高句麗因為與隋帝國交惡，因此改善與大和王權的關係，新羅因此在東北亞被孤立，與唐帝國結盟成為新羅的選擇。
由於唐朝介入朝鮮三國爭鬥，唐朝支持新羅，導致與百濟結盟的大和王权與唐朝走向對立，660年唐朝與新羅聯軍發動唐灭百济之战消滅百濟，為了協助百濟復國，大和王权於663年派軍前往朝鮮半島，但被唐朝與新羅聯軍擊敗，史稱白江口之战。668年高句麗被唐朝消滅後，唐與新羅對朝鮮半島領土展開爭奪，即唐羅戰爭，擔心唐朝威脅的大和王权於是與新羅交好，兩國互派遣新羅使和新羅遣日使，大和王权繼續透過新羅獲得唐朝情報，學習唐朝制度、文化，直到701年再次派出遣唐使為止。
在大和王权兴起的同时，日本列岛还大概存在数个乃至十数个权力中心。大和王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吞并周边的其他权力中心，被吞并的族群逐渐被同化为大和民族。到大和王权后期的飛鳥時代日本列岛被明确视为外族的族群有东北的虾夷和九州南部的熊袭。
飛鳥時代 外交關係
蝦夷在日本歷史上是一變動概念，泛指大和王朝控制以外的地區中，位於東北方面的部族，因此隨著大和王朝控制範圍的擴大，蝦夷所指範圍也逐漸向東北地方、北海道後退。他們與大和人進行貿易，但隨著大和王权擴張，虾夷也經常為防禦而戰，襲擊大和人修建的城柵；大和方面也透過在秋田等城柵舉行祭祀、提供物資等方式笼络虾夷臣服。但由於蝦夷地區沒有中央政府，很难彻底降伏所有虾夷人。
熊襲則是古代日本南九州地區的原住民，多次出现在日本神话时代的记述中。目前較普遍的觀點認為，熊襲族即是日后的隼人。另外位于日本列岛南部的琉球群岛在日本史書中的首次記載出現於飛鳥時代，《日本書紀》在657年稱奄美群島為「海見嶋」。
飛鳥時代 佛教的發展
佛教引入日本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587年丁未之亂確立佛教在日本的地位。
飛鳥時代 年表及概要
（首都：飛鳥）
（首都：飛鳥）
（首都：難波）
（首都：飛鳥 → 大津）
（首都：飛鳥 → 藤原）
毛泽覃
毛泽覃（1905年9月25日—1935年4月26日 †），字润菊，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毛泽东胞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後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被派赴井岡山與毛澤東聯絡:33。
毛泽覃 生平
毛泽覃曾在韶山清溪、瓦子坪和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1918年在长沙读书:21。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曾在湖南常宁水口山和长沙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秋赴广州，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书记。1927年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曾任紅六軍（後改為紅三軍）政治部主任、紅軍獨立五師政治委員、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等:33。1932年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闽粤赣军区司令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下坚持游击战争:33。毛泽覃并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26日，毛澤覃在江西瑞金紅林山區戰死，時年30歲:33。
核素圖
核素图或核素表是一个二维图表。其中一维表示核素的中子数，另一维表示它的质子数。因此图中的每一点代表某个元素真实存在的或者假想的核素。相比于更关注化学性质的元素周期表，这套标度系统能够提供更多的同位素信息。
核素圖 特点和历史
因为核素图能区分不同的同位素，所以它能够表明核素的核性质或放射性。而同位素的化学性质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元素周期表只是表明化学性质的变化而已。核素图的X轴表示中子数，Y轴表示质子数，包括质子和中子泄露线以外的部分。这套系统最初由乔治·菲亚在1935年发表，由埃米利奧·塞格雷在1945年扩编。1958年，沃尔特·希尔曼·埃格伯特和葛达·芬尼发表了卡尔斯鲁厄核素图的第一版，而第七版在2006年推出。现在已有各种核素图中，流行范围最广的是其中四个：卡尔斯鲁厄核素图、斯特拉斯堡大学核素图、日本原子力研究所核素图、诺尔原子能实验室核素图。核素图已经成为核科学界的基本研究工具。
美国国债券
美國國債，正式名稱为美國財政部證券（英語：），又稱美國財政部債券、美國國庫證券、美國國庫債券，簡稱美債，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用于弥补税收之外的政府开支，它常被简称为Treasuries。自2012年起，財政服務局取代美國公债局，安排公債的管理。
美国国债券分为可流通国债券和不可流通国债券2种，可流通国债券的流通性非常高，在二級市場的交易非常活躍，不可流通国债券一經購買就不能在市場上交易。
可流通的美国国债券分为4种类型（可轉讓證券）：
不可流通国债券有以下类型：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債（，）、對政府管理的信託基金發行的政府帳戶債券（）、儲蓄債券（）。
美国国债券由美国政府的“完全信用和信誉”担保，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诺通过一切合法手段筹资以偿还国债券的债务。尽管美国是主权国家，理论上可以违约而无须承担法律后果，但其长期良好的偿债记录使美国国债券被视为全球最低风险的投资工具之一。由于美国国债券的低风险特性，美国国债券在金融系统中有着独特地位，常被机构、公司和富有投资者视为现金等价物。
美国国债券 歷史
为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支，美国政府提高了所得税（参考1917年《战争税法》），并发行政府债务，称为战争债券（War Bonds）。传统上，政府通常向其他国家借款，但1917年并无其他可供借款的国家。
财政部在战争期间通过发行215亿美元的“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筹措资金。这些债券通过“认购制”发行，即政府先设定票息，再按面值出售。在认购制度下，债券有时一天内就能售罄，通常根据市场需求开放几周时间。
战争结束后，许多自由债券到期，但财政部无法仅凭有限的预算盈余全部偿还债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财政部通过发行短期和中期变动期限的债务进行再融资。这一阶段的债务也通过认购制发行，由财政部设定票息与价格。
到了1920年代末，债务发行的问题日益显现。当时系统经常超额认购，即债券利率过于诱人，导致购买需求超过政府筹资需求，表明政府为债务支付的成本过高。债券被低估，债券购买者可以从政府购得债券，再以更高价格转卖获利。
美国国债券 歷史
1929年，美国财政部放弃了固定价格认购制，改为拍卖制，将国库券卖给出价最高者。证券按“”比例配售制（pro rata）”发行，优先分配给出价高者，若还有剩余，再按顺序分配给下一个高价投标人。市场而非政府决定价格。
1929年12月10日，美国财政部首次举行拍卖，发行2.24亿美元的三个月期国库券。最高中标价为99.310，最低接受价为99.152。
直到1970年代，财政部仍不定期发行长期证券，依据市场调研灵活操作。这种不规则的发行增加了货币市场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联邦赤字上升的背景下。到1970年代末，财政部逐步转向规律、可预测的债券发行机制。同时，财政部也开始采用拍卖方式发行票据和债券，这一方式借鉴了国库券的拍卖制度。
关于可流通证券的种类与发行程序，详见财政部的《统一发行通告》（31 CFR 356）。
美国国债券 可流通国债券
美国的可流通国债券的种类与发行程序载于美国财政部的《统一发行通告》（，第31篇联邦法规第356部分，31 CFR 356）。
短期国债券（英語：、缩写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券，期限不超过一年。像是零息票債券相似, 短期国债券（）並不在到期前支付利息，而是在票面金額的基礎上貼現銷售，從而產生正的到期收益率。T-bills被廣泛地認為是對美國投資者開放的風險最小的理財產品。
每週發行的短期国债券通常有以下幾種期限：28天（或4個星期），91天（或13個星期，接近3個月），182天 (或26週, 接近6 個月），和364天（或52個星期，接近一年）。星期一公告星期二拍賣, 通常是1:00 pm開始, 並於星期四發行.
美国国债券 可流通国债券
當財政嚴重不平衡時,美国财政部會發行現金管理債券(或稱 CMBs).  是有折扣並以拍賣方式賣出的国库券就像多週期的国库券. 但差異在於總量並不固定, 期間通常都於21天以下, 並發行、拍賣、到期都在一週中的某一天. 當CMB在不成文規定的慣例日子發行, 通常是星期四, 這種常規性的被稱為循環內CMB會搭上其他公債一起發行並有相同的CUSIP.  當有CMBs 於其他日子到期就被稱為循環外 並且有不同的CUSIP號碼.
在二級市場中，短期国债券通常用年化的到期收益率或成本基準來報價和交易。
通常公債貼現計算公式如下
中期国债券（英語：、缩写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中期债券，到期时间为2年、3年、5年、7年、10年，每6个月支付一次利息，按每100美元为一个单位出售。在二级市场上，中期国债券（）的价格按面值的百分比，以每美元的32分之1为单位报价。
中期国债券支付的利率是固定的，并在拍卖时确定。目前10年期国库券的收益率被投资者和公众广泛关注，用以监测美国国债市场的表现，并作为投资者对长期宏观经济形势预期的代表指标之一。
美国国债券 可流通国债券
另一种中期国债券叫作浮动利率国债券（floating rate note），它是按季度支付利息的，利率根据13个星期的短期国债券（）的定期拍卖利率设定。与传统的固定利率工具类似，持有人在两年期满时会收到该券的面值本金。
长期国债券（英語：、缩写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国债券，期限为20年或30年。它与中期国债券（）一样，每6个月支付一次利息。
1990年代末期，由于美国政府利用财政盈余偿还联邦债务，10年期中期国债券（）开始取代30年期的长期国债券（），成为衡量美国债券市场的主要、最常被关注的指标。
美国联邦政府曾在2002年2月18日至2006年2月9日期间暂停发行30年期国债达四年之久。然而，由于养老金基金和大型长期机构投资者的需求，以及美国财政部对负债结构多元化的需要，再加上收益率曲线趋平使得发行长期债务的机会成本下降，30年期的期国债券于2006年2月重新推出，并现已改为每季度发行一次。
2019年，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发行50年期甚至100年期的国债，但这一提议并未实现。
美国国债券 可流通国债券
（，，），1997年1月15日由美国财政部首次发行，规模为70亿美元。目前提供5年、10年和30年三种期限。
除了拥有一般国债的固定利率息票外，TIPS的面值会定期按照CPI指数加以调整，以确保投资者本金与利息的真实购买力。这种对本金的调整在 CPI 上升时会提高利息收入，从而保护投资者的购买力。根据金融学者安妮特·索（Dr. Annette Thau）的说法，这种机制“几乎可以保证投资者获得超越通胀率的实际回报”。
金融学者马丁内利（Martinelli）、普里奥莱特（Priaulet）指出，通胀挂钩证券（包括英国和法国使用的同类工具）具有与股票、固定票息债券和现金等价物相关性弱的特点，因此是分散投资组合和管理风险的有效工具。
一项2014 年的研究发现，相较于TIPS，传统的美国国债券经常被错误定价，从而形成套利机会，这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
本息分离债券（Separate Trading of Registered Interest and Principal Securities，缩写为），又叫分割债券或拆开债券，是由投資銀行推出的一个债券品种，滿足投資者對零息債券的需求。
按照法例規定，美國財政部可以推出的零息債券只有短期国债券（），到期日最長只有1年。本息分离债券（）實際上是中、長期債券，投資銀行把本金和應收利息分拆為一系列零息債券出售給不同投資者。例如，10年期債券每半年派息一次，投資銀行將期內20次派息及本金分拆為21個證券出售，因而可提供超過1年期的零息債券。
财政部本身不直接发行本息分离债券（），而是由投资银行或券商发行，财政部仅在其电子记账系统中登记这些证券。
本息分离债券（）必须通过券商购买，不能通过TreasuryDirect平台购买。
美国国债券 不可流通国债券
美国储蓄债券（英語：）首次是在1935年发行，以E系列债券的形式推出，也被称为战争债券，广泛用于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
与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国债不同，美国储蓄债券不可流通，只能由原始购买人（或在其去世时的指定受益人）赎回。
二战结束后，美国储蓄债券依然受到欢迎，常被用作个人储蓄工具或作为赠礼。
自2002年起，美国财政部开始调整储蓄债券计划，下调利率并关闭营销办公室。
自2012年1月1日起，金融机构不再销售纸质储蓄债券。
储蓄债券目前有两种形式：EE 系列 和I系列债券。
EE系列债券的支付固定利率，保证在 20 年时至少翻倍（即收益至少达到购买金额的两倍），如果复利计算的利息未达到翻倍，财政部将在第 20 年一次性补足差额，债券会继续支付利息直至 30 年。
美国国债券 不可流通国债券
I系列债券的利率为固定利率加上浮动利率。在债券的整个周期内固定利率保持不变，浮动利率则基于“城市消费者消费者价格指数（CPI-U）”在之前6个月的变动情况而定，每6个月变动一次。新的浮动利率每年于5月1日和11月1日公布。在通缩时期，负的通胀率可能抵消固定利率带来的收益，但综合利率不会低于 0%，也就是说债券不会贬值。自2011年起，I系列债券是唯一可以以纸质形式购买的储蓄债券，且只能通过使用联邦所得税退税中的一部分进行购买。
零息债务凭证（英語：）仅通过TreasuryDirect系统发行。这是一种自动续期、期限为1天的证券，可最多购买1000美元，不支付利息。投资者可使用此工具在TreasuryDirect账户中存钱，为购买有息证券做准备。
政府账户系列（英語：）是政府内部债务的主要形式。财政部向拥有多余现金的联邦部门或机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行此类证券，类似于政府内部的定期存款。
州与地方政府系列（英語：，缩写为）是财政部向州和地方政府发行的证券。这些地方政府因发行免税债券而拥有多余现金，根据联邦税法，这些资金通常不得投资于收益更高的证券，但SLGS是例外。财政部有权决定是否发行SLGS，并在多次面临联邦债务上限时暂停其销售。
美国国债券 持有情况
到2024年6月，大约2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券（占美国国债券总金额的78%）为美国国内持有。
最大的一些持有者如下：
2024年6月30日时，最大的持有美国国债券的外国和地区分别是：
柏林西非會議
柏林会议（德語：；英语：Berlin Conference），也被稱作剛果會議（德语：Kongokonferenz）或西非會議（德语：Westafrika-Konferenz）由欧洲强国在1884年至1885年与德意志帝国柏林的帝國總理府举行，以准备他们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与发展贸易。与会国最后达成了柏林会议总议定书，正式开始瓜分非洲。
柏林西非會議 缘由
1880年代，欧洲国家对非洲有了更大的兴趣。亨利·莫頓·史丹利于1874至1877年发现了刚果河盆地，终于找到非洲最后的“未知的地域”（拉丁语：terra incognita）。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于1876年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法语：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Africaine）。得知史丹利的成功后，利奥波德二世邀请他参与协会的工作。该协会的宗旨是探索非洲与为非洲人民带来“文明”。1878年，另一类似组织国际刚果协会成立，虽与非洲协会关系密切，但比较注重经济发展之工作。比利时国王秘密地买通了刚果协会的投资者，把刚果协会变成追求帝国主义的组织，而表面上则以看似支持慈善事业的非洲协会作掩饰。
由1879年到1884年，史丹利再回到刚果，但不是为求探索领地，而是作为利奥波德二世的探子，谋求在刚果建立一个国家。与此同时，法蘭西第三共和国的海军军官皮埃爾·薩沃尼昂·德·布拉薩到达刚果盆地西岸，并于1881年在布拉柴维尔（今刚果共和国首都）建立了法属殖民地。
柏林西非會議 缘由
而且，葡萄牙王國由于曾经与刚果帝国签署过条约，所以在1884年2月26日与英国签署条约，企图阻止刚果协会扩张到大西洋的海岸线。
除了以上国家，其他欧陆国家也想在非洲建立殖民地。法国在1881年占领了突尼西亚和今刚果共和国的领土，又在1884年得到几内亚。1882年，英国占领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并因此控制了苏丹与部分的索马利亚。在1870年与1882年，意大利王國夺得厄立特里亚。刚刚崛起的德意志帝国也在1884年把多哥、喀麦隆与西南非（今纳米比亚）纳入为他的保护国。
柏林西非會議 会议
利奥波德二世成功就有关非洲贸易之事，说服法国与德国。在葡萄牙的倡导下，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884年邀请了奥匈帝国、比利时王國、丹麦王國、俄罗斯帝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荷兰王國、葡萄牙王國、瑞典-挪威聯合王國、西班牙王國、意大利王國、大英帝国、美国与奥斯曼帝国 十五国代表参加柏林会议，以达成共识。
柏林西非會議 总议定书
议定书定下了以下的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协定书的行文中，第一次提及有关与会国之势力范围的国际协定。
柏林西非會議 结果
会议过后，欧洲列强加速他们瓜分非洲的行动。在几年之内，名义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领土全被瓜分。1895年时，只有利比里亚、奥兰治自由邦与德兰士瓦仍为独立国家。阿比西尼亚（今衣索比亞）于1889年至1896年成功抵抗意大利自厄立特里亚而来的侵略，史称第一次意阿战争，是非洲唯一的独立原居民国家。1902年前，非洲九成以上的领土都被欧陆国家控制。撒哈拉沙漠之土地，大多为法国所有。英国在镇压了穆罕默德·艾哈邁德·馬赫迪和与法国解决法绍达事件后，与埃及共同统治苏丹。
英国发动了两次布尔战争，征服了布尔人的国家。1911年，法国与西班牙瓜分了摩洛哥。1912年，意大利从土耳其夺得利比亚。1914年，英国正式占领埃及全境，列强瓜分非洲结束。在这个时候，除了利比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外，其他非洲土地全归欧洲国家所有。
另外列强在会议上罔顾非洲各民族的实际分布，采取直接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造成了现今不少非洲国家之间的国界异常平直，也因此为这些国家遗留了不少影响至今的部族纷争。
王貞風
王貞風（436年—479年11月14日），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南朝宋明帝劉彧的皇后，王导的玄孙女，父王僧朗。
王貞風 生平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王貞風選為淮陽王妃，後來隨其夫王號的改變而又成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劉伯姒與建安長公主劉伯媛。劉彧即位後，封王貞風為皇后。
劉彧曾經聚集眾人到皇宮，命宮女脫下衣服，觀賞她們裸體，以此為樂。只有皇后王貞風以扇掩面，一言不發。劉彧怒曰：「我看妳娘家貧寒，今天才跟妳一起歡樂，妳為什麼不看？」王貞風回答：「可以拿來歡樂的事情有很多，方法也不少。但哪裡有把自己姑媽姊妹都聚集在一起，脫光女人衣服，以觀賞這個為樂的？我們外頭歡樂的方法，跟你這不一樣。」於是劉彧大怒，叫王貞風離開。王貞風的哥哥王景文知道這事後，向從舅謝緯說：「皇后在家的時候，不過是個個性柔弱的婦道人家，想不到今天她竟然如此剛烈。」
王貞風 生平
廢帝劉昱即位後，尊嫡母王貞風為皇太后，稱太后皇宮為弘訓宮。劉昱也是個沒有良好德行的皇帝，太后時常訓誡他。起初劉昱還算受教，但卻日益暴虐，對太后也越來越不滿。元徽五年（477年）的端午節，王貞風贈送劉昱一把玉柄羽毛扇，劉昱嫌羽毛與扇柄都不華麗，便想以這個當理由毒殺王貞風，命太醫煮藥。左右臣子見狀，連忙進言說：「這事萬萬不可，如果將太后殺死，陛下您就要為她盡三年人臣之孝，怎麼還能隨意出入皇宮遊玩？」劉昱說：「你說的也對。」才打消毒殺王貞風的計畫。
順帝劉準即位，蕭道成專權，當時宗室劉晃、劉綽與卜伯興有反抗之意，當時王貞風也曾經參與過這件事。昇明三年（479年），萧道成派部将王敬则率兵入宫要求顺帝禅让，顺帝闻讯逃到佛盖下，王贞风害怕，亲率宦官寻找顺帝。蕭道成篡位為齊帝以後，废顺帝为汝阴王，降皇太后為汝陰王太妃。建元元年（479年）十月癸未（479年11月14日），王貞風過世，虚岁四十四，以南朝宋的禮儀舉辦後事，諡為「明恭皇后」。
王貞風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南史·卷11》，出自李延壽《南史》
协方差矩阵
在统计学与概率论中，协方差矩阵（covariance matrix）是一个方阵，代表著任兩列随机变量间的协方差，是协方差的直接推广。
协方差矩阵 定义
將之以矩形表示的話就是：
根據測度積分的線性性質，协方差矩阵還可以進一步化簡為：
以上定義所述的隨機變數序列  和  ，也可分別以用行向量  與  表示，換句話說：
這樣的話，對於  個定義在  上的隨機變數  所組成的矩陣  ， 定義：
也就是說
那上小節定義的协方差矩阵就可以記为：
所以协方差矩阵也可對  與  來定義：
也有人把以下的  稱為协方差矩阵：
但本頁面沿用威廉·费勒的说法，把  稱為  的方差（variance of random vector），來跟  作區別。這是因為：
換句話說，  的對角線由隨機變數  的方差所組成。據此，也有人也把  稱為方差-协方差矩阵（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
更有人因為方差和离差的相關性，含混的將  稱為离差矩阵。
协方差矩阵 性质
有以下的基本性质：
尽管共變異數矩阵很简单，可它却是很多领域里的非常有力的工具。它能导出一个变换矩阵，这个矩阵能使数据完全去相关(decorrelation)。从不同的角度看，也就是说能够找出一组最佳的基以紧凑的方式来表达数据。(完整的证明请参考瑞利商)。
这个方法在统计学中被称为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在图像处理中称为Karhunen-Loève 变换(KL-变换)。
协方差矩阵 複随机向量
均值为的複随机标量变量的方差定义如下（使用共轭複数）：
其中复数的共轭记为。
如果 是一个复列向量,则取其共轭转置，得到一个方阵:
其中为共轭转置, 它对于标量也成立，因为标量的转置还是标量。
协方差矩阵 估计
多元正态分布的共變異數矩阵的估计的推导非常精致. 它需要用到谱定义以及为什么把标量看做矩阵的迹更好的原因。参见共變異數矩阵的估计。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俗稱時雨中學，位於台灣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黃金博物館旁），校址原為日治時期的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專門供日本子弟就讀，有別於台灣本地人所讀的瓜山公學校，建立於1907年，於1945年戰後廢校。1949年改由國營企業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國民中學。
校名取自孟子的「有如時雨化之者」，喻教育感化之速，如時雨之被於草木也。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是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的1945年至1946年，由中國國民黨、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民社黨等）所參與，为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後和平整頓國內事務，於重庆所召开的会议，其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今中国有深远影响。
1940年代末，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政治力量围绕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展开激烈较量。政治协商会议恰是这次政治较量的最高潮。它不仅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為中国的政府结构和政治形式留下很深的影響。
1949年9月由中共主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多党协商，通过与1946年政协决议之《和平建国纲领》类似的《共同纲领》。將1949年的政協稱為“新政協”或“人民政協”，而將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稱為“舊政協”。
政治协商会议 起源
政治协商，最早是由中共提出的。第一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在失去中央根据地且在长征途中主力逐渐损耗殆尽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中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是最早的政治协商提议，但最終沒有成局。
政治协商会议 起源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陕北战局对中共极为不利，中共重提国防政府，主张“开始具体的谈判”。随后发生西安事变，中共再度提出救国会议的主张。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蔣中正在庐山召集知名学者，各界人士召开庐山谈话会，这也是一次战前的政治协商性质的咨询会议。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隔一天，蔣中正也发表声明，愿意共赴国难，“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里面说道：“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党，派别，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份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
政治协商会议 起源
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告开始。抗战期间，中共在战时陪都重庆设置八路军办事处，以周恩来为主任。在这段时期，国共在合作抗日的同时也开始就中国政治制度和未来社会和平协商，这是中共从以前彻底否定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而转向试图在此民主宪政之政治阵地下寻找有利于中共的具体方案的转变。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前，中共的政治主张是坚决要求立即结束训政，召集国民大会，实现宪政。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决议案”，决定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國民大會，实行宪政。针对这个决议案，中共又反对立即召开国大，要求必须重新选举国大代表，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1944年1月，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派林伯渠、朱德及周恩来赴渝，谈判边区和军事问题。毛泽东答称：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中共中央随即决定先派林伯渠于3月12日之后前往重庆，“晋谒委座”，并于2月17日正式通知郭仲容。
政治协商会议 起源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谈话，提出五点主张，包括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鉴于分歧严重，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派王世杰、张治中到西安与中共代表林伯渠谈判。5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正式访渝，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开始正式接触。
1944年9月，林祖涵向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上發表“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这个报告除了叙述谈判本身以外，亦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这也就是战后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开端。这一突然变化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要求国民政府改组，容纳各党派代表有关。从此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的主张集中在联合政府上，且要求越来越高，从最初的由共产党进入政府，到后来提出联合统帅部，这个主张与国民党的宪政民选政府并不相符，而坚持这一主张成为中共在当时的主要宣传内容。
政治协商会议 起源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中共的说法是最早出现于周恩来至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声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从此，成立联合政府还是民选宪政政府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争论的焦点。国民党反对联合政府主张，尤其反对党派政府的提法，理由是联合政府并非民选，所以这种政府是暂时的，建立在军事实力上的，自然与其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建立民选政府的理论矛盾。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开始国共斡旋。毛泽东写信给赫尔利，正式提出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开会商议国是。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底，国民党同意组织党派联合政府，此时中共又提出必须废除一党专政，承认解放区等条件方可参加联合政府，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直至抗战结束。
政治协商会议 起源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的爭執又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此时的中共已与1936年的状态完全不同，它的实力迅速扩大，到1945年已经占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且拥有至少100万以上部队，260万民兵。同时，具有工业基础的东北也在苏联红军暂时控制下，且与中共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毗邻。
8月，蒋中正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赫尔利也作出安全保证。8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并在同一天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承认解放区、承认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召开党派会议，并组织联合政府筹备國民大會。停顿已久的国共谈判迅速恢复，双方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问题广泛协商。
关于党派会议的名称，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2月，王世杰提出叫做“政治咨询会议”，这种说法因“政府要谘要询，他们才能说话”而遭到中共反对。赫尔利提出叫做“政治会议”，到九月十日，张治中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默认接受，此名称正式固定。
虽然就国大代表问题，以及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双方未能完全达成一致，但仍然形成共识。10月10日，王世杰等与周恩来等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双十协定的签署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在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军队整编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军事小组会议讨论，并同意国民大会有关问题应先行召开政协会议解决。但是这次谈判也留下巨大的问题，即解放区问题。中共始终要求政府承认其控制的解放区之合法性，而拒绝与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官方对此段事情的记述是中共提出将军队撤往黄河以北，同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外加陕甘宁边区的主席由中共推荐之，国民政府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而国民政府张治中反对，并认为“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
协定留下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冲突的问题。据邵力子后来讲，初稿原有十三项，最后一项是“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待发表时中共提议删除此条，政府同意，是不愿引起全国人民心理不安。原希望纪要发表后，各种问题尽快解决，却未能预料到军事小组迟迟未能建立，冲突开始出现并扩大。
有人后来评价这次谈判，说“中共占尽国民政府的便宜”，“凡中共所要求政府者，无不立即解决，政府所要求中共者，则均悬而未决”。中共也认为“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
抗战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破坏，经济损失初步估计达到350亿美金，人员伤亡4000万以上。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导致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声浪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经济并未有好转迹象，由于国共内战始终持续不断，经济持续破败。
日本投降之时，中共发放七道命令，要求部队全速推进，争取接受日军伪军投降。此时国民政府也电令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为要。中共则坚决反对此命令，发电报驳斥。受降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国共冲突时有发生。而在此时，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中共密令彭真，要求“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鉴于中共需大量抽调干部前往东北，周恩来主动在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9月15日提出把中共在南方的部队驻地缩编。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中旬以来，国共两党军队全面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地区，蒋介石就命令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其中，傅作义部队则沿平汉线已逼近张家口。为了延迟国军向华北和东北推进，中共除全面破坏华北纵向铁路外，另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发起上党战役，晋察冀军区举行了平绥战役阻止国军北上。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中共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名中央委员（含四名政治局委员），2万名干部，11万大军挺进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你们要赶快去抢”。10月11日，刚从重庆签署和平协议返回延安的毛泽东更订下完全占领东北的详细计划，“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此时，国军也全力争夺东北和华北地区，据中共报纸报道，此时国军下发《剿匪手本》，着手“剿匪”事宜。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
为配合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红军则采取各种措施。渤海湾苏联军舰默许并提供情报协助山东地区的共军直接赴辽东半岛。10月12日，东北苏军司令部就撤军问题与国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谈判，拒绝国军从大连登陆。10月18日，又阻止运送国军的美舰在葫芦岛登陆，由此被迫在秦皇岛登陆。随后在进发到山海关遇到中共阻击，酿成军事冲突。
广泛的内战威胁似乎愈来愈增强，这一形势可以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延期得到证明；为了防止国军占领敌占区，中共的主要武器是严重破坏华北的铁路线；在重庆谈判之后的后续谈判裏，中共许诺假如国军停止进兵的话，共军则停止进攻铁路交通；然而国民政府拒绝这项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进兵受降是国民政府的权利，故冲突不断且持续扩大。因此大使馆认为情况几乎是无望的。
10月20日，周恩来与张群等人预定在11月初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因军事冲突扩大，不得不延期。此时，各大媒体报纸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评论风起云涌，第三方面人士也催促政协早日召开。此时昆明学生举行罢课，要求反内战。由于此时中共代表再度延迟来渝，舆论焦点集中在中共方面。媒体强烈要求中共尽速前来协商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
而此时美国态度也发生变化，美国国务院11月7日通知美国驻华使馆，要求将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作为援华条件。赫尔利将军回复美国政府时对此指示表达不满“目前关于中国之内情，有种种授意之错误情报在美国发表”，并公开谴责说“武装的共产党企图使一部分日军向共党而不向蒋委员长或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其目的在取得日方武器，使武装之共产党，能籍在中国另行树立一政府，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中共夸奖美国政府的方针，认为赫尔利的谈话与美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最终，赫尔利于11月26日辞职。随后继任赫尔利职务的是二战名将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其任务是驻华大使兼任美国总统特使调停国共冲突。
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依据马歇尔的意见，发表著名的对华政策声明，声明摘录如下
这份声明是马歇尔对华政策的根本纲领。赫尔利是把国民政府当作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竭力维持其存在；马歇尔则把中共与国民政府当作竞争对手，平等看待，目标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以为，只要联合政府建立，中国就统一，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经过两个月的延宕，中共政协代表团终于在12月16日抵达重庆，现在所剩唯一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愈演愈烈的国共冲突停下来，以便给政协会议创造气氛，故马歇尔来华第一项任务就是停战谈判。
政治协商会议 序幕：停战谈判
在国内外压力下，国共代表开始在12月27日举行停战谈判。双方各自提出停战方案，并由马歇尔将军居中调停，往返协商。双方于1月5日达成初步协议，停战办法3条：
最终双方围绕赤峰，多伦归属问题争吵多日后，国民党让步，双方1月10日签署停战令。
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元旦公告，蒋介石呼吁中共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此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序幕。
1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秘书处，并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七条并全体会员名单。原定国共各9人，但是因青年党脱离民盟后坚持要求和民盟平起平坐，代表人数相等，故国共两党商议私下将各自名额送给民盟，使得民盟人数高达9人，而国共人数降为8人和7人。
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名单（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月6日公布）
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一、中国国民党：孙科（立法院院长）、吴铁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立夫（党组织部长）、张厉生（行政院内政部长）、王世杰（行政院外交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
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国民参政会代表）、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吴玉章（国民参政会代表）、王若飞（中央委员驻渝代表）、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颖超（妇女部长；周恩来夫人）
三、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国民参政会代表兼民盟主席）、罗隆基（西南联大教授兼民盟宣传部长）、张君劢（参政会员中国国家社会党代表）、章伯钧（第三党委员长）、张东荪（中国国家社会党代表）、沈钧儒(中国人民救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代表者）、梁漱溟（乡村建设派代表者）、張申府 （清华大学教授）
四、中国青年党：曾琦（主席）、陈启天（国民参政会代表）、杨永浚（华南方面责任者）、余家菊（大学教授参政会员）、常乃惪（大学教授参政会员）
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五、无党派：莫德惠（参政会员）、邵从恩（参政会员）、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支配人参政会员）、傅斯年（大学教授参政会员）、胡霖（大公报支配人参政会员）、郭沫若（左翼作家）、钱永铭（交通银行理事长参政会员）、缪嘉铭（西南民族资本家代表）、李烛塵（华北工业资本家）
1月7日下午，政协预备会议（茶话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室举行。
1月10日，大会开幕，代表首先恭读《國父遺囑》，然后大会主席宣布国共已经下达停战令即刻发布，会场上掌声雷动。随后，蒋中正亲临主持并致词。蒋中正致词完毕后，又继续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四项承诺：
1月11日，政协举行第二次会议，张群代表政府提出迅速停战，尽快遣送日本战俘，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实施。周恩来代表中共提议：无条件停战，尽快解决内战问题，将谈判内容公开，消弭内战恢复交通，并基本同意推选参政会公正人士成立军事考察团。12日上午举行的第三次大会则由国共代表向大会汇报两个月前重庆谈判的经过，并决定参加军事考察团人选。
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议题讨论开始于第四次会议。国共双方在政府组织方面达成共识，即现政府需要扩大容纳其他政党。但就如何改组政府却有分歧，国民党和青年党倾向于维持训政系统，即是这个新政府依旧向国民党负责，而加入各方面的任务。共产党和民盟的观点则倾向于另起炉灶，建立脱离国民党领导的新联合政府。
施政纲领部分，主要由中共提出草案，而政府代表几乎毫无准备，甚至于直到政协闭幕日，蒋中正才对施政纲领提出两点意见，其一是纲领中规定的人民自由权利国统区要做，解放区也要做。其二，军队国家化是国家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
中共的施政纲领可见于《新华日报》1月16日社论“论共同纲领”，要点是（一）废除保甲制度，修改和废止一切有关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释放政治犯。（二）结束训政，取消党治，停支党费，各级政府官员国民党籍不得逾三分之一。（三）修改宪法草案，以及国大组织法选举法，重选国大代表，以冀利用选举争取席次。（四）地方自治，成立省以下各级自治政府，承认解放区之民选政府。（五）承认中共军队为国军，成立联合统帅部。（六）废除党化教育，主张教育自由，削弱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
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此时民盟提出与中共的施政纲领类似的提案。其他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代表大都也是批评政府的施政问题。
军事问题的提案，基本上众口一致：“党派超出军队”，“军人不得干政”。不仅国民党，青年党要求废除党军，组建国军；民主同盟也表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军政之完全统一”，还额外加上一个括号：现役军人离脱党籍；梁漱溟的提案则是不仅要让军队不属于任何私人，任何地方，任何党派所有，而且军队要大量裁减，“代之以科学与工业及普及军训的人力”，“并依赖国际和平合作，不使世界再发生战争”。民盟主张成立一个整军计划委员会，由国共人员，非国共人员，和美国顾问参加。
国民党的态度，除了军队国家化之外，还格外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问题，只要军令政令统一，一切问题都可商量解决”。换句话说，国民党的立场是：中共军队必须整编于国军系统中，而其所树立的地方政权则须纳入国民政府的组织体系；也就使要“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整编办法应由三人小组商定，且商定之日起，中共军队应即接受国民政府之统一指挥。
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中共代表周恩来同意各方观点，但是强调军队属于人民。必须先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
1月17日下午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原定议程是18日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大会问题争议过于激烈，宪草问题不得不拖延到翌日。所以第七、八次会议的焦点集中到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以及国民大会旧代表（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选出者）是否有效的问题。旧代表问题争论格外激烈。
国民党意见
国民党认为国民大会旧代表有效的理由大约如下：
共产党意见
中共要求重选理由如下：
中共提出意见：
民主党派意见
民盟与中共意见大部分相同，即主张重新选举。但民盟给出的解释更多是从宪政和法理角度。例如宪法专家张君劢认为国大是政治问题而非法理问题，中心所在，即能否众人认同的宪法草案，如此则国大问题容易协商，“不要拿法统来谈，这不是为推翻政府，而是使大家满意，这就是中心事实。如果要讲法统，政治协商会议就无法开，就是因为事实需要才开”，“但又当顾及政府威信”，他希望以政治家之态度求得此一问题之解决。
第九次会议宪法草案讨论。首先国民党孙科解释五五宪草，即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能。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人民为主人，政府为公仆。这些基本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内容。中共代表吴玉章发表意见：
吴玉章的说明指出，总统权力过大，主张省自治，省长民选，且制定省宪。
青年党则就宪法权力制衡问题表达意见：
民盟主张几乎与中共相同，即：
社会贤达也就宪法具体细节各自发表意见，主要问题仍是联省自治问题，总统职权问题，立法院与行政院，监察院关系问题。
因国民党做出让步，并不坚持五五宪草，此次会议未发生激烈争吵。
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
民国三十五（1946）年1月15日第五次会议讨论施政纲领结束前，主席孙科宣布各会员意见当有各分组委员会协商后再交大会讨论，秘书长雷震宣布蒋主席制定分组委员会名单。
1月19日下午，分组委员会开始进入分组协商阶段，不准新闻记者参加。原定23日闭幕，但因具体问题未达成一致，顺延三天。23日下午，政协会议成立综合委员会，以便对各项问题作一通盘检讨。综合委员会委员共10人，各党派出两人。国民党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民盟章伯钧、张东荪，青年党曾琦、陈启天，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在当天下午四时开第一次会议。
25日，争议最小的宪草，军事两组首先协商完毕；次日，施政纲领组也获得协议。然而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两组协议迟迟未定，故政协不得不再度延期三天，预定29日闭幕。27日上午，周恩来、陆定一急回延安请示毛泽东。28日下午，政府组织组终于获得协议，惟有国民大会组仍旧争论激烈，且周、陆二人29日仍然没有回渝。政协会议不得不再度延期两天。30日下午，周、陆返回，次日上午，国大组和综合组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从上午9点到下午两点终于达成协议。至此，政协五个议题全部有了结果。
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
宪草问题，因为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对五五宪草并不坚持，中共也兴趣不多，且仍须经过宪草审议委员会之审议及制宪国民大会的制定，所以争论较小。1月21日下午，通过成立宪草委员会提议。国共主要的分歧列举如下：国民党要一个大约2千人（平均每县一人）的国民大会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半独立总统；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分权的五院制度。中共和民盟的要求是四权人民直接行使，即国大变成全民，一个权力尽可能最大受限的总统；一个类似内阁制的行政院立法院关系；一个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政体。最终国民党在几乎所有有争议的地方全都让步，使得25日在其他小组之前最早达成协议。
除了该决议几乎完全根据共产党建议将五五宪草大改外，中共又希望草拟宪稿的人选不能是国民党。当晚，周恩来找蒋匀田，提议请民盟的张君劢草拟宪稿，以免国民党代表执笔，偏于一党之私，将来改正困难。恰巧，第二天国民党王世杰也找蒋匀田建议请张君劢起草宪稿，他说：“若由国民党代表执笔，将难免中共代表逐字退敲，甚难通过。”蒋将国共不谋而合的意见告知张君劢，张慨然应允，从此他负责起草宪稿的历史责任。
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
军事问题分组委员会根据青年党所提“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民主同盟所提“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国民党所提“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案”，以及缪嘉铭所提“请迅速大量裁兵案”，开会商讨四次，于25日获得协议。
关于整编办法，国民党已定6个月内整编为90个师，总人数180万，共军先行整编为20个师，总人数40万，且由军事三人小组1个月内商定办法，其后2个月内整编完成。在进行此项协商时，国民党提出一个迅速整编方案，即希望上述两项整编完竣后，进一步就进行第二期整编，将全国军队混编为50或者60个师，这一点获得民盟支持。但中共仍然希望保持比例整编，而非混合整编，比如可以将政府军编为45个师，共军再减为10个师，但各自仍为独立单位。这一点争持颇久，最后以统一整编取代国民党原先坚持的混合整编字样。至于统一整编的具体办法，由三人小组协商。
关于联合统帅部问题，国民党提出折中方案，即国防部下设一个建军委员会，由各方参加。整编前，暂且在军事委员会下设一个整编考核委员会，容纳各方参加。
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
施政纲领部分，对于中共的各项主张，国民党作出让步，包括附记第一条：解放区地方政权，暂时维持现状，等国民政府改组后，依照施政纲领第三章第六七八条规定解决，这一个让步使国民政府政令统一的目标完全落空。施政纲领是政协决议的核心部分，其他决议案的内容，例如军事问题，在此多有阐述。另外，该纲领的大部分内容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部分之蓝本。
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总共40名委员，中共提出三三三制原则，即国民党，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各三分之一，国民党不肯。因国民党欲坚持国大旧代表有效，故中共欲以此交换。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共请示延安，于25日得到回电，同意国民党占半数，不过中共希望有10名。由于此时代表们已经精疲力竭，而王云五则建议趁热打铁彻底解决名额问题，免得日后生出枝节。
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
会议最后决定对于国民党外的20名额分配，日后再说。政协会后，其余20个名额的分配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共为了能够联合民盟行使否决权，坚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须占有国府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即14名；而青年党则坚持如果给中共超过10席或者给民盟超过青年党，就不参加政府。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12席。这一问题最终演化成为国共破裂的直接原因。。
国民大会问题始终是争论焦点。最大的困难还是旧代表是否有效的问题。政府以为依法选举出来的代表，无法宣布无效。其它党派则说时间太长，亦或一党包办，等等，坚持重选。后来王云五提出折中方案，放弃旧代表中非经选举产生的国民党当然代表和指定代表共240人，另外增加二分之一，共1,800人。新增加的600人，国民党占230，其它党派370。
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
28日下午，中共要求新代表增加到800，三三三制，未获协议。29日，中共方面提出总额增加至2,000名代表，中共要占四分之一，民盟五分之一。30日下午，中共要求名额减少至450，民盟青年党各要400和200。未果。当天晚上，周恩来从延安返渝，31日，午后休会时间与国民党密商。中共因要统战民盟，又不愿让青年党太反感，向国民党秘密提出表面上维持民盟与青年党平等，各占100名，私下国共两党各将自己的名额让出10名送给民盟，这一点在协议文里面不录。国民党正着急解决僵局，收到中共这个密议，当然同意。于是实际名额分配是国民党220，共产党190，民盟120，青年党100，无党派70。至此问题全部解决。
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月31日完成国民大会协议后，下午6时半在国府礼堂举行第十次会议。蒋介石亲临主持，讨论各分组委员会报告，全部获得一致通过。各分组委员会报告通过后，蒋介石致闭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盟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莫德惠相继致词。至此，政协闭幕。
同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同样肯定政协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相同论断，更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文革时，这篇要求合法斗争，放弃党领导军队的内部指示成了刘少奇的主要罪状之一。
政治协商会议 后续活动
政协开幕前，国共达成停战协定。随后几天，张群建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以进行中共部队的整编（随后张群赴成都公职，张治中代理）。马歇尔将军认为军事三人小组很重要，也要求参加。最后在2月25日达成了一个统一方案，即整军方案。
整军方案是国共继政协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协议。
2月8日前，宪草审议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每党提交5人，会外专家10人。原由政协会议推定孙科、王宠惠、张君劢、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7人为起草小组，拟定宪草。实际执笔者为张君劢。
颇有意味的是，蒋匀田曾回忆到制宪期间，张君劢与周恩来私下里的亲密来往，“张君劢先生既受国、共之托，起草宪稿，于2月3日即嘱我代为搜集资料，开始撰稿。4日晚，首次在民盟总部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秦邦宪诸先生会商所拟定之条文，俟得双方同意的结论，则以之提交审议委员会讨论。并约定以后每晚8时，双方代表会商于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议定次日提交审委会之宪稿条文。周恩来等欣然接受，指明以后每晚会商，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及秦邦宪两人”。
政治协商会议 后续活动
张君劢这番亲密共产党，冷落国民党的月下约会天长日久自然引起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在宪草正式会议前，对此有所预感的蒋介石约集国民党中央负责人，对宪草决议说了自己的看法。共计12点，其关键部分在于总理遗教，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的问题，蒋介石在谈话里仔细说明他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理解，对政协根本上改动孙中山五权宪法原则的一些做法，尤其是虚化国民大会四权极为担忧，认为国民党有责任维护总理遗教，“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甚至说“余为党员，必绝对遵奉总理之遗教及五权宪法之党纲，此则为不可移易之志愿，亦为决心”。可见蒋中正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遵守已经达到刻板的程度。事实上，后来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议修改宪法草案，显然跟蒋介石这段谈话有很大关系。
宪法审议委员会围绕五权宪法和政协宪草决议案问题激烈争论，政府方面代表坚持五权宪法原则，即国民大会行使四权。但绝大部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则认为政协宪草的改动比较好。随后大会激烈讨论美国（总统制），法国（半总统制），英国（内阁制）等各国政体优劣，傅斯年甚至提出可否仿效苏联政体。由于国民党完全无法以总理遗教为由控制讨论，只好任由这些宪法专家自己选择最佳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