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量洪 生平
儘管英國在1950年承認中共政府，但基於韓戰爆發等因素，港府與大陸的關係仍然是不明朗的。除了零星的邊境衝突外（見本條目「難民湧入」一段）；在1951年11月21日，東頭村的木屋發生大火，造成10,000人無家可歸。中共遂借機會宣佈派遣一隊「粵穗慰問團」到香港慰問災民，由於葛量洪擔心慰問團會在香港宣揚「反帝反殖」的訊息，所以對中共的建議加以堅拒。葛量洪的行動觸發香港的左派報章紛紛對港府口誅筆伐，後到1952年3月1日，更有一群群眾發起到邊境迎接慰問團。然而，那批群眾在中途被警方阻止前進，結果即引發九龍出現大規模騷亂。在騷亂中，葛量洪出動警察和啹喀兵維持秩序，最後有一名滋事者在騷亂中喪生。
另外，港府與中共其他嚴竣衝突還包括在1953年9月，一艘英國皇家海軍巡邏艇在公海執行反走私行動時，遭解放軍無故開火，釀成7死5傷；以及在1954年7月23日，一架國泰航空DC-4型民航客機在海南島上空被解放軍擊落。這兩件事曾使英方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在韓戰於1953年完結後，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也就穩定下來，當中，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計劃在1955年4月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出席萬隆會議。可是，周恩來在出發前收到情報指國民黨特務將趁飛機停留香港時安置炸藥，所以他臨時改坐另一班航班，而且還要求港府保證航機安全。儘管葛量洪對中共政府作出了保證，而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期間也確實獲得嚴密保護，不過國民黨特務仍然成功暗中放置炸藥，使飛機真的在前往印尼途中解體。在事件中，雖然周恩來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而逃過空難，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等16人卻在該航班遇險喪生。事後使港府遭到大陸政府的指責，也使雙方短暫陷入不和的狀態。
在1956年10月10日發生的雙十暴動，可說是葛量洪任內最大規模的政治衝突。自國民黨退守台灣以來，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支持者每年都會分別於10月10日與10月1日的國慶日，舉辦大型的慶祝活動；期間，他們更會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分別掛滿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五星紅旗，當中又以國民黨支持者的規模較大。
國、共兩黨在香港各自慶祝的做法一直也沒有引起嚴重的衝突，但在1956年10月10日的中華民國國慶日，一名李鄭屋徙置區的政府職員，卻錯誤地堅持要求民眾拔去一面展示於村內的青天白日旗，這遂引起國民黨支持者的極度不滿。未幾，事件即觸發九龍各主要徙置區爆發國、共兩派支持者的流血衝突，而且更愈演愈烈，升級成大規模的暴亂。雖然當時衝突中心集中於九龍，但是暴亂最嚴重的地方卻在新界荃灣，該地的工廠工人分成了國、共兩派，他們除了到處搗亂外，而且還互相集體毆鬥。不過由於國民黨支持者遠比共產黨的多，所以有不少共产党工會人士反被圍毆。
葛量洪在暴動初時正在外地休假，未及即時返港親身處理。至於九龍和荃灣等地在最嚴重的時期，更一度陷入不受控制的局面，最後葛量洪返港指揮下，港府派出軍隊鎮壓，連串暴動方才在同年11月14日結束。在事件中，一共有60多人喪生，300人受傷，而港府亦拘捕了1,000人，當中不少人被葛量洪運用總督特權逮解出境後，選擇前往台灣。
雙十暴動是國、共兩黨在香港最大規模的衝突。在此後，國、共之間在港的衝突規模日益縮減，相反，共产党在香港的勢力卻日益膨脹，後來更借文化大革命與工人工潮的爆發，發動六七暴動。
誠如上文所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香港一直受到不同政治紛爭的衝擊。但在一眾政治事件當中，卻以自1950年至1953年發生的韓戰影響最大，韓戰曾一度使香港經濟陷於崩潰邊沿。
其實早在1950年前後的時間，受着亞太地區局勢不穩，美國政府已呼籲在港的美籍僑民儘早離開。後到1950年6月，隨着韓戰的爆發，美國與聯合國更先後於1950年12月和1951年5月18日通過對香港實施貿易禁運，以阻止物資進入中國大陸，切斷共產黨供給。禁運對香港所造成的打擊是致命性的，這是因為香港自開埠以來，就一直是轉口港，所以實施禁運以後，香港剛從戰後快速復甦的轉口貿易立即沉寂下來。
貿易禁運一方面使港府的財政收入大減，但卻同時大大助長走私活動。自禁運以後，不少走私分子便趁機在香港水域和偏遠的離島與中國進行貿易，而貨物往往也被藏放於離島的隱蔽地方。不過由於香港一向是自由港，港府的緝私隊規模十分之少，結果使韓戰期間香港的走私貿易十分猖獗。除此以外，當時不少出口到美國的香港貨品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於華府擔心中國貨品會冒充香港貨品進口當地，於是他們對進口的香港貨作出十分嚴格的檢驗。以香港出口的臘鴨為例，美方就曾以鴨蛋來自大陸為理由拒絕進口，而港府則反指鴨蛋在香港孵化和加工，所以是香港產品，幾經討論，雙方最後同意所有在港孵出的鴨子，均須加上標記，然後才可加工成臘鴨，再出口美國。總而言之，禁運除了拖垮了香港的轉口貿易，連帶出口與整體經濟也受拖累。
儘管香港的轉口貿易被禁運所拖垮，但香港最終卻沒有因此而崩潰。首先，自國共內戰以來，中國大陸不少城市如上海的資本家，紛紛把資金撤到香港，把局勢相對安穩的香港視作他們新的發展基地。這批企業家初時主要把資金投資在商業，不過韓戰的發生，促使他們紛紛改而投資到工業和房地產發展。其次，香港本身天然資源缺乏，難以發展重工業，不過受惠於難民的湧入，變相使香港擁有極充足的廉價勞工。
儘管香港的轉口業急速收縮，但出口貿易卻有長足的發展。由於香港正好鄰近戰區，有交收方便的優勢，所以物資的需求反而在韓戰期間有意想不到的增長，結果這就促使香港從轉口貿易慢慢過渡去出口貿易上發展。韓戰完結以後，在得到葛量洪的扶持下，香港製造業繼續有強勁發展，當中在1950年代，香港的出口產品又以紡織品、假髮、玩具和膠花等等。
香港工業挽救了香港的經濟，當中，根據1954年的數字，香港成衣業工人的數量更佔上全港勞工總數的30%。相反，當時英國的傳統紡織工業區卻因此導致生意一落千丈，結果促使他們多番向葛量洪提出抗議。不過，從這例子就可窺看出，當時香港紡織業發展之蓬勃。此外到了1955年，隨着局勢的進一步平靜，葛量洪還廢除了自日佔時期以來，香港所奉行的米糧配給制度。自此以後，香港的工業和經濟在很長時間中，都錄得持續大幅度之增長。
歷經韓戰以後，香港的名聲在美國變得很壞，這主要是因為不少美國人認為，香港是走私天堂和毫無吸引力的工廠集中地外，也擔心香港會有被「赤化」之虞。因此，在英國駐美大使的提議下，葛量洪曾專程在1954年年底到美國進行巡迴演講，在6星期的行程中，葛量洪一共到了16個城市，所到之處都他會發表演說，推銷香港，此外他又接受不同電視台訪問，而且還與不少團體展開公開論壇，就香港前途發表意見。
為了使香港建立一套清新良好的形象，葛量洪在美國還發表了題為《香港—東方柏林》與《香港—自由基石》等等的演說。
在國民政府仍然執政的時候，葛量洪曾經常訪問廣州和南京等中國城市，而且還在1948年9月的時候與妻子一同重遊北京，當時葛量洪的繼父已經去世，而他的母親則回到英國度過晚年。但在1949年中共立國後，這些訪問中國的活動卻中止了。在1955年年底，由於葛量洪的港督任期行將屆滿，他們夫婦倆皆希望在卸任前再多到訪北京一次。
在得到中共和英國政府的批准下，葛量洪遂與妻子以私人性質的身分，經廣州前往北京。在北京，葛量洪除到訪清華大學與北京的各大名勝外，還謁見了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為免引起不快，葛量洪盡量避談有關香港事務，對香港前途問題更是隻字不提，但是他們兩人仍然在澳門應否舉辦開埠400周年慶典一事出現分歧。葛量洪認為澳門政府不應大肆慶祝，一天的活動就已經足夠，但周恩來的態度卻更為強硬，認為澳門不應作任何慶祝殖民地成立的活動。幾經討論，周恩來最後表示容許澳門政府就開埠400周年舉行簡單儀式，但兩人的會面仍然因此而蒙上陰影。
葛量洪返回香港後，他將周恩來的立場告知澳督，事後澳門政府即取消了慶典活動，而計劃發行的紀念郵票與興建中的紀念碑亦全部撤回。此外，從北京歸來後，英國政府通知葛量洪將獲第三度續任，因此他返港後繼續出任港督，至1957年12月31日偕夫人乘船離開香港。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蔣介石有意邀他訪台，而且還派專機接送，但由於葛量洪擔心這會引起軒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請。
葛量洪前後當了10年半，是歷史上任期第二長的港督。他卸任後，港督一職由柏立基爵士接替。
返英後，葛量洪退居於倫敦市中心皮卡迪利街（）90號的住宅。晚年的葛量洪仍然關心香港的福利事務，而且常在不同場合發言和撰文，支持香港。另外，他亦曾於1965年發行了自傳。葛量洪最後於1978年10月4日因病逝世，終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