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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 各地组织
1877年大东方总会与共濟會联合总会断绝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状况持续至今，期间只有在一战及二战时期有所改善。与法国大东方保持合作的地区性总会包括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前法国与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与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在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也有扩展。
1250年德國第一個石匠總會所在科隆成立，這也是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的記錄。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頒布了第一個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是石匠手工業者的行會組織，與现代「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现代德國共濟會最早的會所出现在1737年12月6日。普鲁士的王储，后来国王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14日夜间出现在會所里，并于1739年接管了总导师的职位。在最初的几年里，也产生了几所新的會所，有些现在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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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濟會宗教宽容和兄弟间平等的宗旨下，會所不仅仅只是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个空间，也成为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场所。与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共濟會有女性参与。萊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開創了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道路的領袖，他們與共濟會也存在密切關係。1771年10月14日萊辛在漢堡加入共濟會三玫瑰會所（德語：），并成為導師。他的《共濟會員對話錄》（德語：）被認為是共濟會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議接納猶太人加入共濟會的發起者，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底層猶太人不具有公民權，也不被共濟會接納。他的好友普魯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發起了的猶太啟蒙運動哈斯卡拉，開啟了歐洲猶太社會開放和世俗化進程。歐洲猶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開始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接受當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進入歐洲上流社會。日爾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這一運動的產物，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運動培養了強大的猶太世俗勢力，揭開了歐洲猶太民族政治運動的序幕。歌德於1780年6月23日在魏瑪加入安娜·阿瑪麗亞三玫瑰會所（德語：）。會所名字來自當時在魏瑪執政的女伯爵。阿瑪麗亞會所與當地貴族建立了良好關係，魏瑪公爵奧古斯杜和普魯士將軍費迪南伯爵也是會所成員。共濟會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最早加入共濟會很可能是受到萊辛的影響。歌德著名的遺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認為反映了共濟會和啟蒙運動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协会旨在促进共濟會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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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共濟會间接源自英国共濟會。1986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记载了俄国共濟會的来源：“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
共濟會进入俄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彼得一世当政时期。彼得一世时期共濟會进入俄国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国家学者认可。
但是也有人认为，共濟會在俄国比英国大分會更早成立，因为根據一些重要的資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托福·乌莱（Christoph Ulay）先生吸納加入了组织，并且在17世纪末以前，就存在一个由列福尔特任执行大师傅，戈尔东和彼得一世分别任第一和第二监督人的共濟會分會了。
有史書记载涉及俄国共濟會的文件在1731年出现。这一年，伦敦共濟會分會领袖洛弗尔（Lovell）勋爵任命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为俄国分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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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历史学术著作有：赵世锋出版的《俄国共濟會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俄国共濟會百科辞典1731—2000》作者A·谢尔科夫。
梅利占诺夫1931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宫廷政变的道路上——1917年革命前的阴谋》，认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并不是所谓的进步联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构成了资产阶级阴谋家聚集的中心，当时秘密活动的共濟會组织才是这一中心的真实所在。
1990年，俄罗斯学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共濟會员和革命》。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共濟會员和宫廷阴谋、共濟會员和2月革命临时政府形成、共濟會员和警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濟會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濟會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濟會或隶属共濟會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濟會会员，但此说法無確實证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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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法国大东方分會在俄罗斯开幕。2010年6月19日，另开了一家會所，序列号是1441。
知名会员还有普希金、巴枯宁、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诺维科夫Н.И (1744～1818)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共濟會活动。
最早1731年在佛罗伦萨设立了第一个會所，之后和天主教爆发了长达几百年的激烈冲突。烧炭党也可能是共濟會的一个支派。
现有18,000名会员和600个會所。知名会员包括：贾科莫·卡萨诺瓦、 朱塞佩·加里波第、 朱塞佩·马志尼。
波蘭共濟會起源於1820年代，也就是奧古斯特二世的統治時期。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國王治理的期間，共濟會的會所及會員人數大幅增長。在波蘭遭瓜分後，列強分別於其所瓜分的波蘭領土上頒布禁令，禁止共濟會組織活動，而其中又以遭俄羅斯瓜分的部分維持最久，直到1821年沙皇政府的決議下才解禁。共濟會於1910年恢復活動。
共濟會在1730年代出现在北美洲英国殖民地。美国革命后，每个州都成立了总會所。曾有人希望成立以喬治·華盛頓为首任总导师的全美总會所，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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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年组建的总會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共濟會总會所；这个总會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會所（英語：）。本杰明·富蘭克林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會所辖区内的会员。
历届美国总统中现已确认為共濟會会员的至少有15位，美国《独立宣言》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乔治·华盛顿所統領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13州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
共濟會成员哈扬·所罗门提供了绝大部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资金，并在其后拯救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哈扬·所罗门前后总共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领袖提供了大约60万美元的资助，以2005年美元價值計算，相當於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将近400亿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则已将近上千亿美元。
现有近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加拿大首位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第13任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总督阿瑟王子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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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会员在西班牙语美洲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每个国家包括古巴都有自己的共濟會會所。
知名会员包括：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 、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 、阿古斯汀一世 (墨西哥)、萨尔瓦多·阿连德。
巴西共濟會于1822年成立，现有1700个會所和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巴西独立运动的导师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他推动了佩德罗一世 (巴西)成为巴西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根据2010年的数据，岛国古巴现有316个會所和3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古巴国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何塞·马蒂、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安东尼奥·马塞奥·伊·格拉哈莱斯。 卡斯特罗曾在共濟會會所里避难。
不同英格蘭共濟會分支在各地的會所發展存在差異和多樣性，但在亞太地區，殖民地無疑成為共濟會擴展的重要渠道。共濟會的發展與當地政治環境密切相關，且與殖民地領袖存在一定關聯，這也是為何共濟會中有大量名人和權威會員，備受關注和揣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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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會員有第一任總理埃德蒙·巴頓、喬治·里德、羅伯特·孟席斯、約翰·戈頓等。
紐西蘭共濟會於19世紀初由英國共濟會傳入，目前約有1萬名會員，全國分為三個大區：北部、中部和南部。
而位於上海北京西路1623-1647號的共濟會中心後期則變成上海市醫學會的總部。上海共濟會中心面向北京西路的底部外牆上鑲嵌有一塊奠基石，記載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共濟會領袖於1931年1月共同奠基上海共濟會中心。石碑上刻有以共濟會紀年為開始的年份 - 「A L 5931」，根據《共濟會憲章》，共濟會起源於公元前4000年，那一年被稱為 A.L.（Anno Lucis，光明之年），所以石碑上的「A L 5931」即為 1931（5931 減去 4000）。
1844年4月29日，共濟會在維多利亞城香港的成立第一個會所，Royal Sussex Lodge No. 501。會議會址曾經搬到廣州，上海及至1952年搬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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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 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成立，隨後名稱根據管轄地方有所改動。於2025年，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迎來150周年（以1875年計）。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來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
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香港暨華南總分會)
1963至今， 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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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共濟會總會愛爾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China and Malaya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共濟會的活動並未完全停止，即使有會員被困於赤柱拘留營並成為戰俘，他們仍會面並保留會議紀錄。其中一個重要決定為計劃及起草第三代雍仁會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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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已經成立150周年（以1875年，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分拆成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香港暨華南總分會)起計）。
第一代雍仁會館大約於1853年建成。該地點大約位於現今香港聖公會會督府(即聖保羅書院的舊校舍)下方。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泄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第二代香港共濟會中心，泄蘭街旁為美臣里(Mason Lane)。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位於泄蘭街的第二代香港共濟會中心被炸毀，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成為第三代雍仁會館。
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位於雍仁會館的會所，共有20所；另有1所位於日本神戶 ：：
而在遠東地區，即日本神戶，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旗下則獨有Rising Sun Lodge No. 1401 (它不從屬於日本總會（Grand Lodge of Japan)) ，會址位於日本兵庫縣神戶市神戶外國俱樂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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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位於遠東地區總監督會所（愛爾蘭憲章）的會所，共有7所：
現在位於遠東地區總會所（蘇格蘭憲章）的會所，共有6所：
在2024年6月6日，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迎來了20年來首次新會所的成立。這個新成立的會所名為 St. Joseph’s & La Salle Lodge，編號 No. 10050，同時也是該地區首所編號超過 10000 的會所。這個分會的會員主要為喇沙修士會（La Salle Brothers）在香港開辦的中學及小學的舊生，家長或相關持份者。喇沙修士會（La Salle Brothers）在香港開辦的中學及小學為聖若瑟書院（1875年），喇沙書院（1932年），喇沙小學（1957年），新界喇沙中學（1965年），聖若瑟小學（1968年），陳瑞祺（喇沙）書院（1969年），張振興伉儷書院（1971年），及陳瑞祺（喇沙）小學（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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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2025年1月18日，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再次迎來另一個新會所 —— Diocesan Schools Lodge of Hong Kong，編號 No. 10055。這亦是該地區第二所編號超過 10000 的會所。這個分會是繼St. Paul's Lodge No. 9718 (香港聖保羅(共濟)分會9718號)於2000年成立後，另一個會所的會員均主要為聖公會於香港首三個教區(Diocesan)的開辦學校 - 即聖保羅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拔萃男書院及其他聖公會旗下的中小學的舊生，家長或相關持份者。
除了上述會所外，香港共濟會旗下亦有不同組織及基金：
早期在香港成為共濟會會員的華人包括何啟爵士及韋寶珊爵士（韋玉），他們均是蘇格蘭分支Lodge St John及英格蘭分支The University Lodge of Hong Kong的創會會員。此外，數位香港總督，如夏喬士·羅便臣爵士、麥當奴爵士、卜公爵士及威廉·湯馬士·孖沙，亦都是香港共濟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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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置地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之一保羅·遮打爵士於1881年至1908年（共28年）擔任香港暨華南總分會的會長（Grand Master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並且是Perseverance Lodge的會員及Victoria Lodge的前會長。為了紀念他對香港共濟會的貢獻，總分會在他退任後成立了共濟會遮打獎學基金（Charter Masonic Scholarship Fund），旨在為兒童及青少年（無論其父親是否為共濟會會員）提供獎學金。此外，香港共濟會於1932年成立保羅遮打就職會長分會（Paul Chater Lodge of Installed Masters），專注於研究共濟會的相關事宜。
政商界人士如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及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周湛燊等也都是共濟會的會員。在跑馬地香港墳場中，有145個墳墓上刻有共濟會的圓規和角尺標記，經核實後這些死者大多為十九世紀的香港共濟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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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慎集團的利銘澤博士於1929年加入香港大學（共濟）分會，並於1961年成為首位華人的香港暨遠東總分會會長，任期長達22年，直至1983年。根據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在其著作《香港利氏家族史》中提到，姚剛曾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商，確保香港共濟會在遵守《基本法》的前提下可以繼續活動，並且會議可繼續使用英語。當然，中國方面希望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活動能更加公開。
前立法局會計界功能組別議員黃匡源曾擔任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最高代表近30年。
前新聞主播柳俊江曾於Youtube 拍攝影片介紹自己曾為蘇格蘭憲章Lodge Eastern Scotia No. 923的會員。
目前，香港共濟會的會員約1,000 至 2,000人，來自不同行業，包括教師、商人、律師、會計師和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以及退休人士。每年約有30至40名新人加入共濟會。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美生總會也隨之遷往台灣。由於政局因素，1951年曾宣布停會，1954年中國美生總會始在台灣復會，並於1955年10月28日經內政部核准成立。共濟會在台灣非常低調且神秘，但會員之間非常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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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將軍是中國美生總會最有名的總會長。目前台灣的美生會員約有數百人，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包括士農工商。
到2009年，台灣相繼成立了14個分會，其中有因中國大陸政局因素迫使停會，亦因缺少會員後，在台灣再復會的。台中(明廬)、高雄(恆廬)均有分會，其他均集中在北部；各分會皆以「廬」（英語：lodge）做為會所之稱呼。
大多分會為英文廬。其中，漢廬為全中文廬，唐廬為雙語廬，意即其美生儀禮採用英語，而廬中討論事項為華語。新北市深坑區亦有分會海山廬。申曦廬為法語廬。會員非常低調，鮮少有公開對外的場合；深色西裝搭配白襯衫和領帶或領結，是美生兄弟們集會時的標準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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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濟會的歷史可追溯至江戶時代末期(約1873年)。當時，由於鎖國政策，日本與外國的交流受到嚴格限制，但仍與荷蘭保持有限的貿易聯繫。伊薩克·蒂辛（Issac Titsingh），出生於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員，並於1772年在巴達維亞（即現今的雅加達）加入共濟會。1770至1779年間，他三度前往日本，擔任長崎荷蘭商館的館長。其在日期間，不僅與多位日本高級官員建立了深厚友誼，並撰寫了《日本風俗習慣圖解》等關於日本的著作，為後人研究18世紀末時期的日本社會和風俗提供了寶貴資料。因此，伊薩克·蒂辛被視為首位訪問日本的共濟會成員。
日本1887年12月25日發佈的保安條例詔書禁止一切秘密性質的集會。1894年，居住在日本的美國共濟會員憂慮日本會將有關秘密社團的法律擴展至外籍人士並關閉所有共濟會會所，遂向美國政府提出上訴。美國國務卿將此事提交給日本外務大臣，結果是共濟會不會受到干擾，但日本國民不得加入。這便是所謂的“君子協定”，該協定在二戰結束前一直被虔誠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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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加入共濟會的日本人為活躍於明治末期的學者西周和津田真道，他們於到荷兰留学萊頓大學時加入共濟會，西周於1864年10月加入荷蘭萊頓的拉維爾圖7號會所(La Vertu Lodge No. 7)，次月津田也隨後加入。進入明治時代後，日本知名外交官林董於1900年至1906年期間派駐英國，在此期間成為共濟會會員。1902年，他以日本代表身份簽署《日英同盟條約》。翌年1903年2月，林董正式加入倫敦帝國2108號會所(Empire Lodge No. 2108)，同年3月和5月分別晉升為二級與三級會員。至1904年1月，他被推選為該會所的會長。林董得以在短時間內當選會長，主要是因為其外交官身份，隨時可能調任，會友們考慮其職責重要性而給予信任。1905年（明治38年），他成為日本首任駐英國大使。除了荷蘭與英國外，戰前亦有不少日本人在美國、菲律賓等地加入共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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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戶時代末期，德川幕府與多個國家簽訂條約，結束鎖國政策，開放國門。然而，這些新簽訂的條約大多帶有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款，導致國內通貨膨脹，民生困苦，加劇了百姓的不滿情緒。尊崇天皇與排外（攘夷）的風潮在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武士群體中蔓延，甚至發生針對外國居民的襲擊事件。到了18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排外情緒愈發高漲。在各國政府對幕府施壓抗議後，幕府於1863年同意允許英法軍隊進駐橫濱，暫時維護外國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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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軍隊進駐橫濱後，共濟會開始在日本設立會所。1864年，英國陸軍第20軍團登陸橫濱，其中包括由愛爾蘭總會成員組成的軍事背景的會所——「獅身人面像263號會所」。該會所於1865年1月27日在橫濱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也是有文獻記載的日本首場共濟會會議。在駐軍期間，駐橫濱的外籍共濟會會員也曾參與相關活動。然而，由於此分會屬於軍隊臨時性組織，並不具備長期於日本運作的條件。隨後，定居橫濱的平民共濟會會員向英國聯合總會申請設立新的分會。最終，日本首個長期平民分會——橫濱1092號會所於1866年成立，距明治維新僅兩年。其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陸續設有五個英國會所及三個蘇格蘭會所。
在昭和初期（1930年代），繼九一八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後，1937年（昭和12年）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當時日本軍方開始對國內的共濟會進行鎮壓。自1940年（昭和15年）前後，國家發起的反共濟會運動愈加激烈。隨著1941年（昭和1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全國所有共濟會會所被迫全面停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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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二战后，共濟會的活動得以恢復，戰前已設立的一個英國分會及兩個蘇格蘭分會也重新開始運作。英國共濟聯合總會欲取回所有日本共濟會會所控制權但失敗，唯只能取回位於神戶的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旗下的Rising Sun Lodge。 在菲律賓總會（Grand Lodge of the Philippines）的協助下，日本陸續建立了一批以與盟軍有關人士為主的新分會。自1947年至1956年間，共成立了16個分會。佔領時期，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本身就是共濟會成員，他積極支持共濟會在日本推廣民主理念，因此允許日本人加入。1950年1月5日，首批包括五名國會議員在內的七位日本人，佐藤尚武、植原悦二郎、三岛通阳、高桥龙太郎、芝均平等成为首批重建之后的共濟會会员，但处于菲律宾的旭日分會所辖之下。1951年3月29日，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加入了共濟會和成为第一等級ENTERED APPRENTICES。1955年3月26日，鸠山一郎被晉升第三等級MASTER MASON。 1957年5月1日，由當時在日本活動的15個分會共同組建了東京共濟會總會。 隨後會員人數持續增長：1972年達到4,786人，此後雖然有波動，但總體仍維持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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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共濟會於1950年登記為宗教法人組織，其後於1955年將宗教法人組織轉為基金會，命名為《東京共濟會協會》（Tokyo Masonic Association，TMA）。其後於2012年該改為以一般財團法人登記，並命名為《日本共濟會基金會》（The Masonic Foundation of Japan，MFJ），以慈善博愛的精神為宗旨，致力於幫助社會中弱勢和困苦的人士。
目前在日本，有數個分會並未隸屬於日本總會，包括一個英國分會(Rising Sun No. 1401)、兩個蘇格蘭分會(Lodge Hiogo and Osaka 498)、兩個菲律賓分會，以及一個美國分會（隸屬於馬薩諸塞州總會）。其中，美國分會最初於戰前在上海成立，1952年於東京恢復活動。這些分會在1957年日本總會成立時，早已在日本積極開展相關活動。此外，美國華盛頓州Prince Hall總會（Prince Hall Grand Lodge）下屬的若干分會亦在日本設立，並於1996年與日本總會建立起友好關係。
現在日本共濟會總會旗下的會所，共有18所，除了英語外，一些會所會以日語為會議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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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會所主要分布於日本各大城市，包括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福岡、大阪等，以及韓國的一個會所。東京有多個會所集中在東京共濟會中心。
日本共濟會總會(Grand Lodge of Japan)
日本共濟會總會的總部於位東京鐵塔旁。基於歷史原因，東京鐵塔的地皮由東京共濟會協會（Tokyo Masonic Association，TMA）擁有。
東京共濟會大樓由日本共濟會基金會（前稱東京共濟會協會）擁有，不僅是日本共濟會總會總部的所在地，還包括多個附屬組織。該大樓所處的土地原本屬於久松家族(Hisamatsu)這個封建領主，其祖先可追溯到德川家康，即統治日本直至明治維新推行西式民主的德川幕府的創立者。
為了控制日本的封建領主，德川政府實行了「參覲交替」制度，即封建領主每隔一年必須前往江戶（即今東京）為幕府提供名義上的軍事支持。當封建領主在江戶居住時，家人需留在祖籍地，反之亦然。這種制度帶來的家族及經濟負擔有效防止了各大領主家族積累足夠的財富，從而對德川幕府構成軍事或經濟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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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松家族作為貴族，擁有的江戶財產廣闊，建築宏偉。然而，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大多數貴族家族的財富逐漸衰退。久松家族的財產被帝國海軍軍官俱樂部(Imperial Navy Officers' Club)購得，該俱樂部在現時東京鐵塔周邊地皮建造了一座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但保留了大部分精緻的傳統花園。
瑞光社（即海軍軍官俱樂部）在二戰時轟炸中倖存，戰後一度被作為占領軍的娛樂設施。最終，這片土地被日本政府出售，並由蘇格蘭儀式團體和東京共濟會2號分會一起集資購得，成立了一個非營利基金會——東京共濟會協會（Tokyo Masonic Association，TMA）。
多年來，舊的瑞光社大樓被東京共濟會協會（TMA）及多個非共濟會租戶使用。隨著老舊建築的維護成本變得高昂，TMA 與兩家大公司——清水建設(Shimizu Corporation)和森不動產開發公司(Mori Property Development)達成了一項複雜的協議。瑞光社大樓被拆除，並被兩座辦公樓取代。於1981年，新的東京共濟會中心則被置於該地皮的一角，乍看之下只是一座黑色低調的兩層樓建築。其實，這棟建築的規模是特別。地底內有寬敞的會議室及設備齊全的餐飲設施。這座建築及其內部的現代設計廣受好評，並成為許多共濟會建築研究的範例。
於2023年下旬，東京共濟會中心因拆卸重建而停用，原於東京共濟會中心開會的會所改往於東京都港区芝公園大樓舉行會議。 新的東京共濟會中心於原址重建，並於2025年8月8日舉行地鎮祭（Jichinsai）後正式動工，預計於2028年竣工。
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會所：汉阳會所，编号1048，源自苏格兰总會所。知名会员有李玖和韩国外务部部长林炳稷等。
在1819年，新加坡的创建者、新加坡总督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與柔佛蘇丹簽訂條約，成立新加坡為港口貿易城市，開啟英國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事實上，斯坦福·莱佛士早在1811年自檳城調任為爪哇的副總督，並於1812年在當地的Virtutis et Artis Amici共濟會會所加入成為會員。
新加坡的首個共濟會分會為Lodge Zetland in the East No. 748，創立於1845年，二戰期間曾一度停運，至1952年恢復運作並更名為No. 7178。會堂於1879年遷移至Coleman Street，現由1858年設立的東（印度）群島區總會（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Eastern Archipelago）會長負責管理。
菲律賓共濟會的發展與當地民族革命運動密不可分, 共濟會员领导了菲律宾发动的反西班牙革命。菲律賓的第一個共濟會分會於1856年，由西班牙海軍軍官何塞·馬尔坎波·伊·蒙赫（Jose Malcampo y Monje，1874–1877年任菲律賓總督）在甲米地（Cavite）創立，隸屬葡萄牙歷史悠久的「Grande Oriente Lusitano」總會。
早期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嚴禁共濟會活動，此舉部分源於1738年教宗克萊孟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對共濟會的明確反對。1756年，曾有兩名愛爾蘭人嘗試在馬尼拉成立共濟會而遭宗教法庭起訴。
儘管禁令存在，共濟會仍被視為反對保守封建體制的象徵。例如，馬尔坎波本人在1868年參與推翻伊莎貝拉二世的革命。19世紀末，許多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紛紛加入共濟會，著名的民族英雄羅培斯·哈埃納（Graciano Lopez-Jaena）便於1889年在巴塞隆納的Logia Revolución成為會員。1894年，共濟會於甲米地成立「Triangulo」組織，同時甲米地也是激進革命組織加泰普南（Katipunan）起義之地，最終促成短暫的菲律賓第一共和，首任總統艾米利奧·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亦為共濟會會員。
1899至1901年美菲戰爭後，美國勢力推動菲律賓共濟會的重整與發展。加利福尼亞總會於1901至1907年間在菲律賓設立三個會所，1912年正式授權成立「菲律賓總會」（Grand Lodg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標誌著共濟會在地組織化並持續影響菲律賓社會。
菲律宾知名会员有：
黎刹，菲律宾华裔，菲律宾英美系共濟會之父，民族主义思想家、政论家、诗人，19世纪反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菲律宾独立的民族英雄，被菲律宾人尊为立国的国父；
安达斯·波尼斯奥，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6—1897任临时政府的首任主席。
1912年菲律宾共濟會总会正式挂牌成立。菲律宾共濟會的旭日分會曾经管辖着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日本人、华人共濟會。
最初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立於1762年，在殖民地和建國等多個歷史時期起到過一定的作用。1962年蘇加諾時期宣佈為非法組織。日本佔領時期也是關閉狀態。
1907年设立第一个會所，现在有三个會所。
1730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市中心威廉堡 (印度)设立了第一个會所，编号为72。知名的会员有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印度教改革家辨喜、印度最大的政治家家族尼赫鲁-甘地家族元老莫逖拉尔·尼赫鲁、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等。 现有370个會所和15000名会员。
建立于英帝国统治时期，1972年和1983年两次被驱逐。
最初由英国人19世纪设立，现有十余个會所。
1721年设立第一个會所，1748年被马哈茂德一世禁止，之后缓慢复苏，1826年随着苏菲教派的贝克塔什派分支Bektashis的垮台而被驱逐。
1909年大东方分會建立，1935到1948年之间被抑制。1964年发生内部分裂。知名会员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建立于1953年，现有53个會所和2000会员。
共济会 反共濟會
歷史上，共濟會因其所倡導的民主與自由理念，曾在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其他民族主義、極權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下遭受過壓制和取締。例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及共濟會會員的迫害便是其中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共濟會與猶太人並無直接關聯。共濟會於英國建立總會所制度初期，確實只接受基督徒為會員，但此後會員資格拓展至所有信仰宗教、相信主宰的人，非基督教徒亦可加入。
對共濟會的反對，主要來自於以下三方面：宗教，政治和社會。
根據章程，共濟會對所有宗教的成員開放。然而，它從一開始就和很多宗教組織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启蒙运动之后的50年里，共濟會从英国迅速扩散到欧美，并建立了可以和天主教会相匹敌的巨大組織，对天主教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令教廷十分恐惧。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基督徒加入共濟會，违反者将被教会开除。在18世纪后半叶教廷一直致力于打压共濟會，这可能与意大利大东方共濟會积极推动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有关，革命领导人加里波第即为共濟會员。至今双方的关系仍不怎么样，但一般来说，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的现代主义成员对于共濟會的态度比较友好。
共济会 反共濟會
本篤十四世给出了反对共濟會的六个原因：
1917年，教会法典明确规定，共濟會员将被自动逐出教会。
1983年11月26日，在新版《天主教法典》頒布後，聖座教義部發表了一份關於共濟會的聲明。由於1983年法典取代了1917年的舊版法典，但未像舊法典那樣明確譴責共濟會，也未對參加共濟會的天主教徒施以絕罰。因此，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批准了這份聲明，由時任教義部部長拉青格樞機簽署，重申參加共濟會的天主教徒「處於重罪狀態」，從而禁止天主教徒加入一切形式的共濟會。
2002年7月6日，菲律賓天主教主教團在85屆全體會議上發佈聯合聲明，聲明強調基督教與共濟會原則不相容，並呼籲天主教共濟會成員與神父或主教尋求靈性指導；重申教會法對於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的制裁措施：
2007年3月2日，梵蒂冈重申反对共濟會：“共濟會和天主教会的成员是不相容的”，并强调“天主教会一直批评共濟會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学说与圣经不兼容”。
共济会 反共濟會
2023年11月，教宗方濟各批准下，聖座教義部通過部長費爾南德斯樞機的文件重申天主教徒被禁止參加共濟會；在該文件中，還提及1983年聖座教義部發表的聲明，強調天主教徒參加共濟會屬於重罪。這份文件是針對菲律賓杜馬蓋地教區主教科爾特斯對於梵蒂冈的提問，因為菲律賓地區的共濟會成員數量激增，科爾特斯主教尋求教會的指導。聖座教義部強調，各位主教需協調一致策略，並採取兩種方法應對：
許多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反对共濟會，原因是共濟會接納多神教思想、認可因做功德而「稱義」疏離神等作法嚴重違反教義。但新教主要派别之一的圣公会则与共濟會关系一直比较良好，比如曾经担任第9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全球英国圣公会的领导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1887-1972）就加入了英格兰共濟會，而英国共濟會会员中，圣公会信徒也不少。
1860年，循理会表示反对共濟會和他社会成员的秘密运作，如今还继续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濟會。浸信会最大的协会分支美南浸信会，最近也表示共濟會不符合他们的信念。
NAMB護教學組織即詳列比較表指出該會所為與聖經所示諸多警戒相違例如：
共济会 反共濟會
共濟會大量采用了古埃及、苏美、英国、古印度等地的各种信仰符号，比如共濟會的上帝之眼符号起源于苏美人，基督教则视之为异端邪灵、魔鬼撒旦的眼睛；这也是共濟會与基督教信仰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不过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兴建的许多大教堂里，也同样有三角形框内独眼放射光芒的装饰图案，是表示教义的三位一体概念。
埃及社会事务部颁布决议，于1975年4月18日取缔了埃及共濟會。1978年7月埃及开罗的伊斯兰大学学院正式发布了禁止穆斯林加入共濟會的命令。然而，许多穆斯林传统的国家如摩洛哥、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还没有在各自的法律中纳入这个教令。
伊朗政府多次在各种场合谴责美生會，沙特阿拉伯官方也出版了一些批评美生會会的著作。
共濟會在历史和现在一直受到众多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反对。共濟會名义上要求会员效忠所在国家的政权，不過历史上，奉行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是最早對其發展進行阻撓，後來共濟會也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沙皇俄国、苏联、德、日本、意大利、被禁止，现代在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依然禁止其存在。
共济会 反共濟會
在許多君主制國家，出於政治和宗教理由，共濟會曾長期被嚴厲禁止。西班牙就是典型例證，其歷史揭示了國家與教會如何聯手壓制這類秘密結社。
18世紀：君主與宗教裁判所雙重打壓
19世紀：禁令與政治迫害持續
20世紀：全面取締與當代合法化
共产主義者认为共濟會是资产阶级的阴谋组织，一直對其持谴责态度。
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因此本質上，共濟會（不接受無神論者為會員）及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是不相容。
托洛茨基认为：“共濟會是法国共产主义身体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必须用热铁烫掉”。托洛茨基并且要求共产党成员脱离共濟會：“隐瞒共濟會成员身份的人将被视为渗透特务”。
列·谢·科洛索夫的著作《克格勃特工记者札记》第六章：《共濟會分會内幕》里记载了共产国际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濟會：1920年7月2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提交了下面的建议：“加入第三国际的党派应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与小资产阶级组织法兰西‘共濟會’有关系的成员。这意味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特别是在西方，没有权利再加入‘共濟會’。建议提交者——塞拉吉同志。”
共济会 反共濟會
格奥尔金·季米特洛夫本人也警告过“共濟會”的危险性，他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一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他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共濟會”——国际的危害》一文中写道：“民众常常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毫无理由地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是口是心非，说的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他们都是以各个‘共濟會’分會成员的身份这么做，问题自然就变得简单了。作为‘共濟會’的分會会员，这些活动家常常得到相应分會的授意和指令。他们遵守自己分會的纪律，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全国隶属于海外各国共濟會会的各地分會在1962年之前，大多因會員會議人數不足或難而招收新會員而陆续关闭或遷離到香港，此后国内对于民间结社的管控也比较严格，一直没有能够於中國境內正式复会。根據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書裡介紹，姚剛出面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商，香港共濟會在一國兩制下並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繼續在香港活動，會議可以仍然沿用英語，當然中國希望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的活動能較為公開。
而古巴的共濟會则一直存在并得到发展。
共济会 反共濟會
1935年8月17日，德国共濟會被纳粹解散，原因是认为其是犹太人和金融家高利贷食利者的组织。
现在保存下来的國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記錄显示了共濟會在纳粹德国时期受到了残酷迫害。一般认为，大约有80,000到200,000共濟會会员被納粹政權殺害。共濟會的集中營囚犯被評定為政治犯，戴著一個倒置的紅色三角形以识别身份。
蓝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总會所采用作为德国不來梅市共濟會年度会议的會徽。生产勿忘我會徽的工廠在1938年被納粹黨选为募捐機構。這個巧合，使共濟會會员有机会将勿忘我徽章作为相互识别的秘密标记。即便在納粹時代受到了残酷迫害，但共濟會會员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营里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这样的會所。在二戰結束後，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为德国总會所年度大会的會徽。今天，佩戴勿忘我徽章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共濟會纪念历史上共濟會會员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那些死于納粹時代的共濟會會员。
共济会 反共濟會
也有少數研究者认为：希特勒是欧洲共濟會的一员，而二战也正是共濟會高层示意希特勒进行的，以获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权，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后欧洲共濟會与美洲共濟會的阶级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为共濟會战争的牺牲品，不過该观点与其他阴谋论一样都缺乏实际依据。
在一些国家，对共濟會的信仰被认为影响了政教分离原则。
一个例子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有关法律条款。根據法國官方的《1905年12月9日法令：關於教會與國家分離》（Loi du 9 décembre 1905 concernant la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État）全文，刊載於法國政府官方法律網站 Legifrance：   包括第 1 條（「共和國保障信仰自由，並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的行使」）及第 2 條（「共和國不承認、不支付、不補助任何宗教；自本法公布翌年1 月1 日起，國家與地方各級預算中凡與宗教活動相關之支出均應取消」）等條文之最新官方定本。
共济会 反共濟會
由于共濟會在英国、美国（反共濟會党）、肯尼亚共濟會邪教、和意大利（P2分會）等国的黑社会性质丑闻的存在，所以社会上有比较广泛的批评反对意见。其中意大利P2分會的謀殺案死者也被指稱與羅馬教庭往來密切的銀行大筆金額匯出國外有關，約翰·甘迺迪被刺殺之前曾公開反對共濟會的言論亦被世人懷疑與共濟會組織有關。
18世紀晚期，因為美生會的儀式和象徵充滿了西方秘契主義元素，開始被外界指控惡魔崇拜、信奉撒旦教、秘密實行撒旦主義。
蘇格蘭物理學家約翰·羅比遜在19世紀指控共濟會，稱他們為了秘密掌控世界，執行顛覆宗教和政府的陰謀。他的理論跨過了大西洋，讓美國本土爆發了反美生會運動。
1890年代，法國作家尼歐·塔克希爾發表一系列書籍（如《共濟會的秘密》）譴責共濟會，他們奉行，撒旦主義、崇拜路西法，將它視為至高無上、宇宙的偉大的建築師。他的說法受到許多陰謀論者附議，並對隨後的反共濟會主張有巨大的影響。
共济会 反共濟會
英國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內斯塔·海倫·韋伯斯特認為，有一個古老神秘的陰謀由諾斯底教派構思，並交給他們所謂的秘法家繼承人（例如卡巴拉、卡特里派、聖殿騎士、赫密士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共濟會）最終由光明會傳承。這個一脈相承的古老體系試圖顛覆西方世界的猶太 - 基督教傳統基礎，並透過一個世界性的宗教來實施「新世界秩序」，讓人類以帝王崇拜意識信奉敵基督。
1903年，俄羅斯帝國出現一本反猶太主題書籍《錫安長老會紀要》，其內容為描述所謂「猶太人征服世界」、猶太 — 共濟會陰謀的具體計劃。文本内是猶太人領袖團體「錫安長老會」的秘密會議記錄，表示猶太人領袖們已經加入共濟會，並正在策劃代表所有猶太人統治世界，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是神選之人。《錫安長老會紀要》顯示該會議的結論是：「必須透過共濟會和光明會實行決議，在任何層面上都不得與這兩個秘密組織剝離，以免人類發現猶太人的核心」。《錫安長老會紀要》成為20世紀許多反猶太和反共濟會的陰謀論文學依據，包括一些「新世界秩序」理論，並在某些當代陰謀文學中重覆被引用。
共济会 反共濟會
有部分陰謀論主張，由於有一些美國開國元勛，如喬治·華盛頓和班傑明·富蘭克林都是共濟會成員。例如華盛頓麾下的74名將領中有33名共濟會成員，《美國獨立宣言》的56名簽訂者中有9名共濟會成員，三分之一的美國憲法簽署者也都是共濟會會員。他們還將共濟會的神聖幾何設計滲透到美國社會，因而暗示「共濟會員是新世界秩序的建築師」。特別是在美國國徽、一美元紙幣、華盛頓紀念碑、美國國會大廈、白宮、國家廣場、五角大廈的設計、華盛頓特區的街道和高速公路、以及遍布城市內的秘密基石，作為總體計劃的一部分，創建第一個「共濟會政府」作為「新世界秩序」的典範。
共济会 反共濟會
1793年9月18日，喬治·華盛頓穿戴全套的共濟會徽章、禮袍，為美國國會大廈主持奠基儀式。他將一隻銀泥刀（代表著共濟會「石匠」的身份）插入地基，再於地基的頂端做上銀色標記，以共濟會儀式安放奠基石。一美元紙幣和國徽上也有共濟會的重要符號「全視之眼」，以及多處的數字十三。時至今日，44位美國總統中有14位是共濟會成員。根據1959年的資料，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十一席閣員中有6位、九席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5位、四十九席州長中有29位，以及半數以上國會議員都是美國不同地區的共濟會成員。因此，美國人想像中的政治陰謀主角經常都是共濟會。
共济会 反共濟會
一些神秘主義者(例如： 亞歷山大·聖·伊夫·達爾維德（Alexandre Saint-Yves d’Alveydre)、埃利法斯·李維（Éliphas Lévi）、愛麗絲·貝利（Alice A. Bailey）、海倫娜·彼得羅芙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 Blavatsky）及帕普斯（Papus，本名Gérard-Anaclet-Vincent Encausse)) 認為，歐洲和美國的隱秘領導人在17世紀後期執行了原始的撒旦計劃，建立美國為第三羅馬帝國，一個新的亞特蘭提斯、新的共濟會國家，即「新世界秩序」。他們非常聰明的隱藏了這個計劃，透過在新國家的象徵符號內隱藏撒旦的數字，只有少數學者知道它真正的意義。
共濟會反駁了這些陰謀論的指控，他們表示該組織的目的是促進理性主義，使用的隱秘符號本身沒有神力，也不是共濟會原則的一部分，不論什麼符號都無法鞏固或控制權力。此外，也沒有公開訊息確認負責國徽設計的是共濟會成員。
一些陰謀論者（例如：美國現代陰謀論作家（如 Jim Marrs、William Cooper）則斷言共濟會在美國國徽的設計上有關鍵性影響，因為在設計如此重要意義的國家象徵物時，不可能是在無意中用上這些元素，唯一的理由就是設計者本身非常熟悉這些符號。事實上，自18世紀晚期至今，所有共濟會的聚集場所和建築物外，全都看到的「全視之眼」和沒有頂石的未完成金字塔符號，因此美國國徽的設計者應該本來就理解這些深奧符號的意義。此外，自1782年開始啟用的美國國徽、1935年開始啟用的一美元紙幣背面，都寫上了拉丁語「Annuit cœptis」和「Novus Ordo Seclorum」，意思是「上帝贊佑吾人基業」和「時代新秩序」。這兩句话都暗示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且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開始。它常常被陰謀論的理論家解釋為「新世界秩序」的公開暗示。
美國企業家帕特·羅伯遜在1991年寫了暢銷書《新世界秩序》，他在第177頁寫道：「世界上存在一個陰謀，它是透過共濟會、秘密的光明會、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和猶太銀行家組織而成的菁英集團策畫執行的。」。
加拿大陰謀理論家威廉·卡爾表示，美國民間和基督教右派的鼓動者越來越相信共濟會、光明會和猶太人正在謀劃全球性的陰謀。陰謀論者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族控制著世界的貨幣供應。並與共濟會、光明會、「新世界秩序」和其他黑心的貨幣團體有深厚淵源。該家族也被認為是扮演世界政府的主要領袖之一，並被指責為個人利益發動戰爭、資助大屠殺和暗殺美國總統甘迺迪等，共濟會是邪惡魔教.
图灵奖
图灵奖（英語：），又譯杜林獎、A.M.图灵奖，是计算机协会（ACM）于1966年设立的獎項，专门奖励对计算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其名称取自世界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国科学家、曼徹斯特大学教授艾伦·图灵（），这个奖设立目的之一是纪念这位現代计算机科學的奠基者。获奖者必须是在计算机领域具有持久而重大的先进性的技术贡献。大多数获奖者是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是计算机界最负盛名的奖项，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
图灵奖对获奖者的要求极高，评奖程序也极严，一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只有极少数年度有两名以上在同一方向上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获奖。2014年11月13日之前图灵奖由英特尔公司以及Google公司赞助，奖金为250,000美元。2014年11月13日，虽然英特尔退出赞助，Google反而将奖金提高到1,000,000美元，和诺贝尔奖奖金相近。
每年，美国计算机协会将要求提名人推荐本年度的图灵奖候选人，并附加一份200到500字的文章，说明被提名者为什么应获此奖。任何人都可成为提名人。美国计算机协会将组成评选委员会对被提名者进行严格的评审，并最终确定当年的获奖者。
图灵奖 图灵奖获得者
下表展示1966年至2021年世界各高校图灵奖人数分布（只展示前15名）。
*：校友、长期教职员、短期教职员的重复计算人数。
骄傲游行
骄傲游行（英語：），或稱同志遊行（英語：），是LGBT群体（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酷兒、無性戀等）为了支持LGBT权利所举行的巡游庆典。骄傲游行的地点及日期各有不同，大約在6至7月，一般多在同性戀自豪日及相近日子举行以纪念石墙运动。骄傲游行比较出名的城市包括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磯、旧金山、臺北、溫哥華、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悉尼。
骄傲游行 簡介
酷儿社区通常会每年举行一次游行。有时游行的内容还包括表演、舞蹈、街道派对或类似的活动。大部分骄傲游行在夏天举行，通常在6月，以纪念美國的石墙骚乱。
骄傲游行是从由酷儿们发动的争取他们权利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很多游行仍然有这种特征。特别是在同性恋權利活动不太积极的地方，以及在同性戀人士遭到打壓的國家中，遊行者則以爭取權利為主，避免過份宣揚及顯露引致政府的打壓。
在很多同運积极的地方，游行以一种特有的甚至类似于四旬斋戒的特征举行。大型的游行包括有花车、舞蹈演员、男扮女装的酷儿、通过扩音器播放的音乐以及来自各种各样酷儿组织的游行队伍。一些重要的骄傲游行甚至得到政府或公司的赞助，以推廣反歧視及多元包容的社會，并发展成为一项吸引游人的旅游节目，因此遊行具有日益濃厚的商業色彩，使遊行不再具備同性戀特性，參與者也不一定要是同性戀者。
骄傲游行 簡介
一部分的同性恋者並不同意骄傲游行，亦不會參與，特别是带有节日色彩的游行，并认为这是一种粗俗的炫耀性取向的活动，是一种以不合适的方式对性和奇异行为的强调。他们通常认为这是使同性恋权利受损的起因，以及遊行因有大量異性戀者的參與而模糊化焦點。有人则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同性恋恐惧者们的注意，并争论说异性恋者在364天以外的游行上看到骄傲游行可以提高同性恋的可视度和对同性恋问题的讨论。还有人认为与其把它当作所有同性恋日常生活的代表，不如把它认为是一个狂欢节。此外，骄傲游行在西方國家日益商業化，使遊行不再像早年般具有抗爭的色彩。
骄傲游行 首次骄傲游行
1970年6月27日，芝加哥同性恋解放组织计划举行从华盛顿广场公园到密歇根大道与芝加哥大道交汇处的水塔，后许多参与者自发地向市民中心广场进发。同日旧金山也举行了游行，第二天洛杉矶也随即举行游行。
骄傲游行 各地的骄傲游行
全球最歷史最悠久的兩個同志大遊行，始於1970年的紐約市與加州的西荷里活（West Hollywood）的遊行。加州的驕傲遊行雖然一開始在荷里活舉行，但西荷里活於1984年自洛杉磯市獨立出來成為全美第一個同志都市之後，便移至西荷里活舉行至今。
2003年11月1日台湾首次骄傲游行于台北举行，约一千人参加。2008年9月参加人数一举增加至一万八千余人。2009年游行以“同志爱很大”为名举行约五千人参加。而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后首次骄傲游行更是约有20万人参与，成为东亚最大的骄傲游行。2023年10月28日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在台北举行，据主办方称，游行现场约有15万人共襄盛举。
酷儿文化
酷儿文化是指酷儿人群通过他们相同的性取向实现的对他们文化、知识的传承。
这个概念是有争议性的。认为太多的酷儿并不参加到酷儿文化中以至于这个概念变得没有意义，或认为酷儿文化成为了老套。
认为酷儿文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及/或它组成了一个拥有共同理解和历史的酷儿群体（Queer nation）的基础。
酷儿文化包括很多元素，例如：
酷儿社区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庆祝酷儿文化，例如骄傲游行。最重大的一项是同志运动会。
霍夫曼的故事
霍夫曼的故事（法語：）是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的最后一部歌剧，取材于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小说，法语脚本由巴尔比耶和卡雷共同完成。
霍夫曼的故事 作品背景
1858年的《地獄中的奧菲歐》及1864年的《美丽的海伦》两部轻歌剧使奥芬巴赫在当时的音乐界一跃成名，可荣誉的背后却是因为积劳成疾而日趋衰败的身体。创作精力充沛的奥芬巴赫晚年时对自己的成就并不满意，他有着更高的志向，他不想再写轻歌剧，而渴望写出一部不朽的名作，《霍夫曼的故事》正是这一意志的产物。然而，在即将完成时他突然病逝，后由另一法国作曲家埃内斯特·吉罗替他续完。
在这部作品中奥芬巴赫放弃了其驾轻就熟的轻歌剧风格，而以一种抒情的方式来表达歌剧内容上丰富的幻想色彩，整体旋律十分优美，其价值超越了一般的轻歌剧作品。第一幕中人偶奥林匹亚的花腔女高音唱段“小鸟之歌”巧妙的模仿机械玩具所发出的尖锐的声音，发条转动的声音，以及发条松时跑调的声音，充满了趣味性，十分生动活泼。第三幕中的一首描述威尼斯美丽夜景的船歌"迷人之夜，爱情之夜"则非常优美抒情，是作曲家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支歌曲，常常作为独唱歌曲在音乐会上演出。
霍夫曼的故事 作品背景
全剧共三幕五场，上演时，第二幕与第三幕的顺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序幕至尾声中的女主角都由同一位女高音担任，有时也把斯特拉这一角色删除，而林道夫、克皮库特刘斯、米拉克莱博士及魔法师达佩图特也常由一位歌唱演员扮演。歌剧1881年2月10日在巴黎國立喜歌劇院首演。
霍夫曼的故事 剧情大纲
地点：盧瑟（Luther）酒馆
人物：（按出场顺序）
序幕：  霍夫曼（Hoffmann，男高音）：詩人
斯特拉（Stella，女高音）：霍夫曼的情人，米勒尼茲歌劇院（Milanese）的歌手
尼克勞斯（Nicklausse，次女高音/男中音）：藝術女神缪斯（Muse），化身為霍夫曼的朋友
林道夫（Lindorf，男中音）：霍夫曼的情敵，參議員
斯特拉的僕人
大學生們
第一幕：
斯帕朗扎尼（Spalanzani，男高音）：發明家
奧林匹亞（Olympia，女高音）：機器娃娃
第二幕：
克里斯佩爾（Crespel，男低音）
安东尼娅（Antonia，女高音）：克里斯佩爾的女兒
弗朗兹（Frantz，男高音）：僕人
米拉克萊博士（Dr. Miracle，男中音）象徵惡魔的誘惑
第三幕：
古麗葉塔（Giulietta，女高音）：交際花
夏勒米爾（Schlemil，男中音）：古麗葉塔的新情人
達佩圖特（Dappertutto，男低音）：魔法師
霍夫曼的故事 剧情大纲
在冷清的卢瑟（Luther）酒馆中，葡萄酒与啤酒的精灵独自在欢唱，隔壁歌剧院正在演出唐·喬望尼（Don Giovanni）。估计更晚的时候会有客人到来，包括诗人霍夫曼（Hoffmann，男高音）和他的情人，米勒尼兹（Milanese）歌剧院的歌手斯特拉（Stella，女高音）。另一方面，艺术女神缪斯（Muse）想得到霍夫曼，她化身为霍夫曼的朋友尼克劳斯（Nicklausse，次女高音/男中音），一切都将在今晚决定。霍夫曼的情敌参议员林道夫（Lindorf，男中音）走进酒馆，他买通了斯特拉的仆人，得到一封斯特拉写给霍夫曼的信，里面有一把她化妆间的钥匙。林道夫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斯特拉的青睐，并决定由自己去赴斯特拉的约会。一群吵吵闹闹的大学生走进酒馆，霍夫曼也跟自己的朋友尼克劳斯一同走进来，而林道夫远远的坐在一边看着他们。学生们催霍夫曼喝酒唱歌，他唱起一首名叫克列扎可（Kleinzach）的奇怪侏儒的民谣，可是一旁的林道夫出言讽刺破坏了酒馆中热闹的气氛。尼克劳斯打断了两人之间紧张的僵持，学生们要求霍夫曼讲讲他与斯特拉的恋情，他则决定讲述自己过去三次失恋的故事。
霍夫曼的故事 剧情大纲
发明家斯帕朗扎尼（Spalanzani，男高音）一边等候着聚会的客人一边欣赏自己的新发明，机械娃娃奥林匹亚（Olympia，女高音）。霍夫曼是第一个到达的客人，当时客厅的灯光昏暗，他看到有一名美丽的女子安静地独坐在转角沙发椅中，那个瞬间爱情的火焰突然在他的心里点燃。尼克劳斯温和地指出奥林匹亚只是一个木偶，但霍夫曼根本不信。这时，疯狂的科学家克皮库特刘斯来了，他卖给霍夫曼一副有魔力的眼镜，带上这副眼镜，霍夫曼眼中的奥林匹亚就更像人类了。斯帕朗扎尼跟克皮库特刘斯争论着奥林匹亚的所属权，后者声称他拥有奥林匹亚的眼睛，最后克皮库特刘斯同意以500个达克特（ducat，过去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钱币）的价钱将自己的权利卖给斯帕朗扎尼，并嘲笑着建议将奥林匹亚嫁给霍夫曼。不久，客人陆续到来，奥林匹亚的一曲咏叹调将众人迷惑，斯帕朗扎尼用竖琴为她伴奏，陷于爱情的霍夫曼一点也没有听出其中发条转动的声音。当所有人离开去晚餐的时候，霍夫曼留在客厅里，他向奥林匹亚表白自己内心中为她而激荡的感情，在他的眼中奥林匹亚如一位可爱的羞涩的小姐。相信奥林匹亚同样也爱他的霍夫曼轻轻地吻她的嘴唇，奥林匹亚机械地转动着离开房间。同时，拿着一张拒付的支票的克皮库特刘斯气急败坏地回来要找斯帕朗扎尼算账，他躲在客厅里等候机会。晚餐结束，人们回到客厅里跳起了华尔兹，霍夫曼邀请奥林匹亚共舞，谁知奥林匹亚越跳越快无法停止，直到两人一同狼狈的摔倒。克皮库特刘斯跳出来将奥林匹亚拆成一个个零件，斯帕朗扎尼与他相互咒骂。摔破了眼镜的霍夫曼惊讶地瞪着成为碎片的奥林匹亚，周围的人们都嘲笑他愚蠢地爱上了木偶。
霍夫曼的故事 剧情大纲
克里斯佩尔（Crespel，男低音）为了阻止女儿安东尼娅（Antonia，女高音）与霍夫曼的恋情而带她去慕尼黑。拥有美妙声音的女孩坐在古钢琴前面唱一首悲哀的情歌，克里斯佩尔求她停止，因为她的心脏脆弱，过于激烈的感情会危及她的生命。他严厉地嘱咐仆人弗朗兹（Frantz，男高音），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进屋。但是耳背的弗朗兹在全神贯注的用那副粗俗的嗓音唱歌的时候无意间忽略了偷偷前来探病的霍夫曼和尼克劳斯。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离开前尼克劳斯劝朋友放弃世俗的情爱、献身艺术，但霍夫曼并不愿意，他向安东尼娅发誓永恒的爱情。虽然安东尼娅的父亲禁止她唱歌，但她依然希望为霍夫曼歌唱。他们快乐的唱起了爱情之歌，发现安东尼娅快要昏倒时霍夫曼劝她停止。这时克里斯佩尔回来，霍夫曼赶紧藏起来。弗朗兹报告说米拉克莱博士（Dr. Miracle，男中音）到访，因为妻子死时也是米拉克莱医治的，所以对他的来访克里斯佩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米拉克莱询问安东尼娅的病况，并打听她对于音乐的超常热情，他针对女孩不规则的脉搏开出了一些药剂，然后请她唱一两句歌来听听她的嗓音。意识到米拉克莱邪恶意图的克里斯佩尔将他赶了出去。当安东尼娅回到自己的房间，霍夫曼求她再也不要唱歌，她不情愿地答应了，安心的霍夫曼说自己明天会再来看她后离开。突然，米拉克莱出现，他向安东尼娅描述了一副名歌者所拥有的光辉景象。安东尼娅已故的母亲也是一位名歌手，此刻她对着母亲的肖像哭诉，愿母亲在天的灵魂保佑她免受诱惑。米拉克莱谎称听到肖像的回答，说女孩的母亲要女孩去得到相称的显赫名誉。随着米拉克莱的小提琴，安东尼娅唱的越来越兴奋，直到崩溃。冲进房间的霍夫曼仅仅发现了女孩冰冷的尸体。
霍夫曼的故事 剧情大纲
在威尼斯大运河上的一座宫殿里，交际花古丽叶塔（Giulietta，女高音）与尼克劳斯一同唱着欢快的船歌。一边的霍夫曼精神不佳。古丽叶塔的新情人夏勒米尔（Schlemil，男中音）嫉妒的承认她对霍夫曼的倾心。古丽叶塔邀请她的客人去游戏室，但尼克劳斯退在后面警告霍夫曼要当心交际花所提出的要求。霍夫曼否认自己对古丽叶塔的兴趣。听到他们谈话的魔法师达佩图特（Dappertutto，男低音）用一颗巨大的钻石诱惑古丽叶塔同意偷取霍夫曼的影子，已经得到夏勒米尔影子的古丽叶塔收下了钻石。原本要离去的霍夫曼被古丽叶塔挽留下来，不久便受到她美色的吸引而爱上了她，在一曲激情的二重唱之后，她提出了达佩图特的要求。这个时候夏勒米尔过来，他指责古丽叶塔的移情别恋，霍夫曼脸色苍白，他无意间在一面镜子里发现可怕的事情，他没有了影子。当众人离去，霍夫曼向夏勒米尔要求古丽叶塔房间的钥匙，被拒绝后他与夏勒米尔决斗，由于达佩图特暗中相助，霍夫曼轻松的将夏勒米尔杀死。从情敌处得到钥匙，霍夫曼冲进了古丽叶她的房间，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当他走出古丽叶塔的宫殿，看见古丽叶塔与达佩图特共坐于凤尾船中远去，意识到自己被骗的霍夫曼十分后悔，尼克劳斯将他扶走。
霍夫曼的故事 剧情大纲
霍夫曼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只想喝酒并且忘记。尼克劳斯表示每个故事都显示了女人的一部分面貌。这个时候演出结束的斯特拉走进酒馆，她看见喝醉的诗人一副狼狈的模样便嘲笑他，并准备与洋洋得意的林道夫一同离开。霍夫曼阻止他们，并唱出了一首新的诗篇《克列扎克》，倒在桌子上崩溃。最后，缪斯女神终于得到了霍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