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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 地雷所帶來的問題
在金門地區，為了防止解放軍登陸，國軍在海岸大量部署了地雷，雷下有雷，雷旁有雷。自從八二三砲戰後，金門與對岸的戰火逐漸平息，岸邊埋設的地雷逐漸過期與鏽蝕，從未在反登陸戰發揮作用的地雷，反變成對當地居民不定時炸彈，孩童誤傷事件頻傳。近年來國軍排雷大隊積極在金門進行除雷工作，以解決老舊地雷隨時會傷人的危險。金門全面排雷7年，清除各式雷彈9萬5806枚，於2014年全面清除完畢。
東德在1961年興建了柏林圍牆後，為了更進一步達到針對逃亡西柏林的東德人的具體恫嚇與阻絕效果，東德國家人民軍與史塔西（秘密警察）除了在東西柏林邊界廣設崗哨外，並在柏林圍牆附近部署了大量地雷。在兩德統一即將到來的時刻，東德末代領導人昂纳克被推翻，東德臨時政府將柏林圍牆附近的地雷全部清除，雙方人民共同將柏林圍牆拆毀，完成象徵意義的統一。
在南北韓交界處的三十八度線上，雙方在非軍事區以及共同警備區部署了估計總數佈下200萬枚的地雷，使得當地成為世界上地雷分布密度數一數二高的地區。
如戰亂頻仍的衣索比亞、塞拉利昂、賴比瑞亞等地，地雷濫用的結果造成許多軍民肢體殘缺，而聯合國也介入了戰區的排雷工作。
美軍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海軍基地與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由於位處被美國視為敵國的古巴境內，美方擔心古巴以武力收復關塔那摩灣，因此在周圍部署了十餘公里長的雷區。
在俄乌战争期间，双方使用了地雷用于防御，特别是苏罗维金防线上，俄军布设了大量地雷。
地雷 相关国际组织
UNMAS 成立于 1997 年，作为联合国地雷行动协调中心，支持联合国的愿景，即“一个没有地雷和未爆弹药威胁的世界，个人和社区生活在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中，地雷幸存者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社会。UNMAS 与其他 11 个联合国部门、机构、方案和基金合作，以确保对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包括集束弹药）问题做出有效、主动和协调的反应。
地雷 比喻用法
由地雷「平時看不見，踩到會爆炸」的性質，引伸出許多「暗藏危險、碰不得」的比喻用法。指無法簡單識破，置之不理會有朝一日突然引爆並帶來禍害的問題。
外兴安岭
外兴安岭（满语：，穆麟德轉寫：wehe noho amba hinggan；达斡尔语：^ ），俄語稱斯塔诺夫山脉（俄語：，雅庫特語：），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山脉，位于黑龙江以北，阿穆尔州北端，穿过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山脈全長725公里，最高峰炭岩山海拔2412米。
外兴安岭 名称
直到20世纪早期，“斯塔诺夫山脉”可指斯塔诺夫山脉、雅布洛諾夫山脈、朱格朱爾山脈和科力馬山脈。“斯塔诺夫”意为“主要的”。鄂温克人称斯塔诺夫山脉、雅布洛諾夫山脈和朱格朱爾山脈为“Dzhugdzhur”，他们认为这是地球的脊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地图标记为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根据自然资源部2023年2月6日发布的《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范》第十四条规定，汉语版地图中“斯塔诺夫山脉”之后必须括注“外兴安岭”，汉语拼音版地图和外文版地图除外。
外兴安岭 歷史
古代先后有肃慎、鲜卑、蒙古、契丹、女真、鄂伦春等民族在这一带生活。元朝时隸屬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即遼陽行省管轄。明朝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外興安嶺以南即包括內、外東北地區皆置于明朝管辖之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廢棄后，其境内的卫所仍然存在，对当地实施羈縻统治。
17世纪沙皇俄国的哥萨克在西伯利亚发现了斯塔诺夫山脉。1643-1646年，根據雅庫特省長彼得·彼得罗维奇·戈洛文的命令，瓦西里·達尼洛維奇·波亞爾科夫率领了一支探險隊前往达斡里亚。山口穿過冰凍河流的河床：北坡穿過努亞姆河，南坡穿過穆利穆加河，终点是阿穆尔河口，成为第一个穿过斯塔诺夫山脉的陆地探险家。下一位是葉羅費·帕夫洛維奇·哈巴羅夫，他從雅庫茨克出发，沿著勒拿河、奧廖克馬河和通吉爾河，1650年1月到達通吉爾河的源头。哈巴羅夫有目的地瞄準了山脈的最低部分——高度不超過500米的奥廖克明斯基斯塔诺维克山脉，而波亞爾科夫則在1,000米以上克服了這一自然屏障。因此，通吉尔河谷被发现，在此后幾年內對確保外东北與雅庫特的聯繫至關重要。
外兴安岭 歷史
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与清居民发生武装冲突。清朝与俄国在1689年9月7日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外兴安岭成为中俄的界山。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英法联军威胁北京，俄国趁机武装进入瑷珲（今黑河市爱辉村），强迫与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除瑷辉对岸江东六十四屯外，土地归俄国。至此外兴安岭成为俄国内陆的山脉。
外兴安岭 水文
斯塔諾夫山脈是北冰洋（勒拿盆地）與太平洋（阿穆爾盆地）的分水嶺。山脈上有許多冰川，是勒拿河的主要水源之一。山的多个山峰是金字塔形的裸岩，沒有植被，山峰被森林覆蓋的狹窄而深的峽谷隔開。五月河和京普通河的源頭都在該範圍內。結雅河的源頭位於東端的托克斯坦诺维克山脈。
大托科湖是山地内最大的湖泊，位于阿尔丹高地。南面是托克斯坦诺维克山脉。向南2公里是小托科湖。
外兴安岭 植物和动物
山坡上分布落叶泰加林，1,200米以上是偃松和永久冻土带。山脊是許多動物物種的棲息地。位於其境內及其腳下的國家公園保護動物。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之一，負責諜報、暗殺等工作，在1938年至1946年間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6年以後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1949年迁台后，總部在臺灣臺北陽明山下的芝山岩，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該機關為今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前身。
該機構前身是中國國民黨黨團組織“復興社”下屬的“特務處”。其早期的領導人為戴笠，1946年戴笠死後由毛人鳳繼任。1949年，軍統主要機構撤至臺灣。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灣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之重責大任，並主導調查、取締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與孫立人等案，牽連之廣，造成衆多白色恐怖冤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1955年，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搜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84年發生江南案，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等人因涉案被捕入獄，國防部情報局再次大改組。1985年7月1日，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軍統局前身乃為1927年6月成立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胡靖安任组长，萧烈任副组长，设有总务科、侦缉科、审讯科，成员包括戴笠、徐志强等五十余人。1927年8月13日，蔣中正宣布“下野”，密查组也宣告解散，但是戴笠、胡靖安等主要成员仍旧继续为蒋介石效力。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出山，重建密查组；蒋介石命令戴笠以“上尉联络参谋”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1931年，蒋介石把胡汉民、李济深、居正、方振武等异端监禁在汤山监狱，激起中国国民党党内元老愤怒；4月底，中国国民党粤方四位监察院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以蒋非法扣留胡汉民为由，通电提出弹劾案，并例举蒋种种独裁事实。汪精卫、孙科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入夏，长江中下游与淮河发生特大洪水。九一八事变，东北开始沦陷，各地大学生入京抗议蒋介石之“不抵抗政策”，包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困蒋介石，逼迫其抗日。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围剿中央苏区以失败告终。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临行前命令戴笠成立“联络组”，最初成员有张炎元、黄雍、郑锡麟、马策、王天木、唐纵等，一面联系黄埔军校学生，向各个嫡系部队传达蒋介石的指示，一面继续搜集各方情报。唐纵回忆，联络组“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为与态度”。蒋介石深感“这个国民党指挥不动了”，迫切需要一个可堪信任、听话而有力的组织作为工具，来帮他控制国民党、控制军队和国家。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黄埔嫡系亲信于1932年1月获得蒋介石同意，在南京组织“力行社”，强调拥护蒋介石以建立其“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力行社社长为蒋中正，下设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干事会的核心成员有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邓文仪、潘佑强、胡宗南、酆悌、曾扩情、杜心如等十三人（另说应去掉曾扩情、酆悌、戴笠，增加葛武綮、梁干乔、刘健群，以及周复），号称力行社（复兴社）“十三太保”，其中有八名是黄埔军校一期。另在酝酿阶段，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组织“蓝衣社”，但蒋介石未置可否，被搁置。这个组织的外围，是“革命军人同志会” 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再一层的外围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社”，即复兴社。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1932年2月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戴笠的“联络组”扩大职能招入周伟龙、梁干乔、徐亮、胡天秋、赖申、曹恢先、张兖甫（张冠夫）等，奔波于南京和上海一带，收集敌我双方的兵力、伤亡、武器、给养、战况、士气、通讯等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供蒋介石作指挥战争的决断之用。联络组每月只有2500元活动经费，力行社成立后经费增至1.5万元每月。联络组驻地是南京北门桥附近的鸡鹅巷。其中，徐亮、马策和赖申负责的内勤工作，张冠夫负责会计庶务；外勤工作有：王天木在平津、黄雍在南京、张炎元在香港广州、胡天秋在河南山东、唐纵在南昌，戴笠在蒋介石身边并负责到各地巡视。后来军统正式形成，追述它的起源，这个小组就成为军统的鼻祖，也被称为“十人团”。实际上，联络组刚刚成立之时有不少名字，如“密查组”、“十人联络组”、“调查通讯小组”等。1942年4月1日，力行社10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军统内部称“四一大会”），登上主席台一共十位元老人物，这十个人直接代表了这个组织。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1932年4月1日，联络组改为“力行社特务处”；原来联络组每人负责一个方向，特务处成立后就都扩大为“组”了。很多人认为力行社是军统前身，正是这个原因。实际上，特务处一直独立行事，只是名义上归属力行社而已。也正因为如此，特务处一直没有经费来源，以至于发展一度遇到严重的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军委会在1932年9月成立了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特务处划归该局，从此解决了经费问题。
1933年6月18日，戴笠亲自指挥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刺杀杨杏佛的主要原因乃1933年初宋庆龄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们即为蒋所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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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4日，戴笠亲自安排布置，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在沪杭公路刺杀了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史量才。戴笠對內指稱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所以要刺杀他。但据沈醉回忆，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中共、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南昌行营调查课与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中统前身）都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三者鼎足而立，各自为蒋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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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行营调查课是蒋介石为了配合“围剿”苏区红军的需要，于1933年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的，专司情报工作，由蒋的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该课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查队，在华中及东南各省还设有特别区站和普通站组，行动人员及特派员分布各地。邓文仪接收调查科后，将1932年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及禁烟密查组收入麾下，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镇压进步分子，同时还替蒋介石监视和侦查各级部队长的活动。其势力发展之迅速，超过了当时戴笠领导的特务处。
1934年夏，邓文仪因在调查南昌机场失火案中涉嫌受贿而被迫辞职，其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兼任，戴笠顺理成章地将权力伸展到了江西反共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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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蒋介石正式将行营调查课归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成为特务处的组成部分，这一举动使特务处的规模空前壮大，总人数由670余人增加到1700余人，人数增加两倍多，其构成亦有很大变化，原南昌行营调查课的特务骨干分子，如李果谌、王新衡、张严佛、谢力公、钱新民，朱若愚、王平一等，他们中许多出身于留苏学生，有的是中共脱党分子，“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为优秀……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戴笠对这些人一视同仁加以重用，这些人后来成为戴笠组织的中坚力量。成了由点到线的网络。调查课归并后，经费随之得到增加，戴笠便对全国各地特务组织做了系统的布置与加强，划分各大区域，设立区级单位，在各省设省级站，以次设直属组，其体系是区辖站，站辖组。此外，还建立了南京国际组、铁道通讯组、财政密查组及原来的三省“剿匪”总部禁烟密查组，这些特别单位，都直属特务处直接领导。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除了加紧下属各特务组织布网建设外，戴笠同时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起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先后派梁干乔、张炎元担任处长。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其成员均由特务处推荐，经政训处考试后任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特务站(组)长兼任。初期兼任谍报股长的特务站(组)长有安徽蔡慎初、江西谢厥成、浙江翁光辉、河南刘艺舟、福建张超、贵州桂运昌、湖北廖树东等。此外，武汉行营第三科的简朴、四川行营第三科的王孔安、西安行营第四科的张严佛等特务头目，也都各在该地谍报机构兼任了职务。在警察系统则是由戴笠派特务人员渗入其中，掌握领导权。他先后派遣马志超、史铭、赵龙文、王固磐、杨蔚等人担任了西安、兰州、杭州、厦门、南京、郑州、福州等十多个省辖市警察局(厅)长，以及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的警察署长；还派员担任了许多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侦缉队长，诸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长、后勤总部警务队长即由戴笠派王兆槐、喻耀离充任。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史
在各地军警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的人员，其编制和经费支付属于所在的部门，但其人员配备与活动则由戴笠安排指挥。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多公开机关，就是要以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工作的前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以严密的组织，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进行。因为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而从事特殊的任务，才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防范，甚至于加以危害，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第一处（调查处），负责党务，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第二处（特务处），负责特务，仍属戴笠管理；增设第三处（邮查处），负责邮电检查，丁默邨任处长。1938年第三处被撤。
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統」），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除負責刺探情報、進行反諜工作外，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對付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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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特务处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反蒋各派系方面，因此，获得的日本在华活动情报很少。故开战以后，军统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加紧对日情报收集。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报布置，必须做到任何情况下，均能使情报不间断，是为至要。”
军统搜集情报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进行电讯侦测、破译，从中获得情报。1937年8月，中国空军取得了开战之初的“八一四空战大捷”，就是由于特务处事先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二是派员打入中國偽軍内部搜集情报。
1940年4月，蔣中正为集中对日軍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簡稱BIS，共6处）（有另一說為「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而非BIS）加强对日情报工步洲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及其它
軍統局還於中日戰爭期間與美國情報體系建立合作關係，於1943年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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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美国海军根据军统打入日军内部的女特工的情报，出动飞机一举炸沉了隐蔽在琉球、澎湖列岛附近的日舰队“大小船只83艘，击毁飞机210架”。“由于情报准确，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专函致谢。”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提供的情报“成为美海军对日作战之主要情报来源”。从1944年至抗战胜利，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达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供给美国潜艇司令部之150余件情报，即曾使他们顺利击沉敌人大型军舰25艘，共约20万吨。所击沉小型军舰及货运船只，又数倍于此”。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杀张啸林、唐绍仪，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軍和與日協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人。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此处有不同说法，军统所说的牺牲人员，部分很可能没有牺牲，而叛变投靠汪精卫政权，汪伪曾经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大约1万5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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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对中華民國重庆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方针，引诱蒋介石和谈。因此，从1939年秋开始，在扶植汪伪政权的同时，日方极力开辟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把这项活动称之为“桐工作”。
1939年11月，日方铃木卓尔中佐，以日驻香港武官的名义赴香港物色与重庆和谈的联系人。他首先看准了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常驻香港），便请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出面代为联系。鉴于宋子良缺乏政治、外交才干，戴笠便挑选一位与宋子良长像相似的军统人员前往。经过协商，双方于1940年3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东肥洋行秘密举行了预备会议，草拟了一《备忘录》。具体条款有：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日本在内蒙、华北若干地区驻军等内容。蒋介石得到会谈结果报告后，对“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等表示“同意”或“原则上同意”。但对“承认满洲国”问题，因担心“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而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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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至6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澳门市郊举行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双方再次讨论了“承认伪满”及“日本在华驻兵”问题，结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准备下一步举行“高级会谈”来商讨此事。9月底，各方情况起了很大变化：日本与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方新任陆相和参谋总长反对和谈；英美不支持中日和谈，加上蒋介石「實則爭取對日抗戰時間，假意对日妥协活动」被披露，錯成国人反对，遂使策划中的所谓“高级会谈”被取消。
为早日结束战争，共同反共，蒋介石除指使军统派员在香港与日方秘密和谈外，还直接派员往上海、南京与汪伪挂钩。1940年3月，唐生明假投汪伪，就是军统一手策化的。临行前，戴笠曾给唐生明三项任务之一，就是密切注视共产党和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假借联合日伪共同阻止共产党力量在江南的发展。对此，周佛海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则命令各地伪军与军统特务武装“通力合作，严防‘奸匪’之窜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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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和清除异己是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交给的两大任务，反共更是其工作的核心。鉴于抗战初期，国共已再度合作，故军统的反共策略较十年内战时期有所隐蔽。戴笠就曾指使特务处上海区“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借口逮捕汉奸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此时军统制定的反共原则是：在战区，尽可能地防止中共渗透到军事机构，分化军队，并注意“共党之活动与其武器来源，并共党对敌伪友军情况之侦查”；在敌后，“监视共党组织与活动，尤其须注意居该党领导地位者之言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则相机渗透，以求得更多的了解；在大后方，则尽一切方法，遏制中共组织的发展。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工作中最应特别注意的是对‘奸匪’的缉捕”，“对‘奸党’之部队，绝无联络运用之余地，始终应站在敌对地位”，“如‘奸匪’问题不能解决，则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
军统同时对日本和共產黨份子进行情报蒐集和暗杀，如：1940年8月13日，中共少將陈昭礼（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崇安吴公岭被事先埋伏的军统特勤人员处决。
1946年7月1日，軍統局改組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后成为交通警察部队）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
外勤省站分为：
设立大区外勤单位：
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2月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原副局长、六处少将处长徐志道为保密局长，福建站站长林超为副局长；但毛局长只移交了局长办公室的内勤小班子，所有外勤单位和情报业务一律带走仍由毛人凤负责；将保密局本部大部分人员及机构档案由南京撤往上海设立上海办事处，把原来的八大处机构全部降格为组。徐志道手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长黄逸公，总务处长钮殿臣，总共只有内勤人员92人。谷正文回忆“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正式官印已经由毛人风交接给徐志道，而办公又不能没有官印，我们到上海之后，便买了一块旧铜，找了一名刻印师傅仿刻了一枚官印”。撤台后，1949年12月毛人凤官复原职，徐志道挂国防部高级参谋、国大代表名衔，担任过旅台海门同乡会首任理事长，晚年写有回忆录《七十杂忆》。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蔣介石對國民黨進行改造。舊有「五大派系」遭到整頓削弱，被視為蔣介石欲強化「蔣經國系」。蔣介石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進行整頓，由出身軍統的唐縱出來整頓，再把整個系統交給蔣經國指揮控制。唐縱則設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
此時一部分軍統留在大陸地區進行復國行動，克什米爾公主號就是保密局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軍統嚴厲鎮壓。因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对一切曾與國府有一絲關係的留陸人員都進行血腥清洗，導致1950年代軍統在大陸地區大致一律肃清；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如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四清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段插曲），一次又一次追查殘餘軍統人員以及和懷疑曾和軍統有關的人物，“活人要落實到人頭，死人要落實到墳頭”。到1976年後，不再提及軍統。
1950年6月，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持續執行情報蒐集，並參與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等案件。1955年，情報機構改制，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法務部調查局）接管。一般說來，該階段先後實際執行者為毛人鳳與蔣經國。
當蔣介石請毛人鳳的對頭唐縱出來整頓情治系統，被視為對毛人鳳的削權，一度引起毛人鳳緊張；毛人鳳透過時任參謀總長周至柔的關係，與宋美齡搭上線，成為「孔宋集團」人馬。1951年，「孔宋集團」見「蔣經國系」日隆，遂示意毛蒐集蔣經國的情報，藉機向蔣介石告狀。兒子遭父親訓斥了一頓，增加了蔣經國整倒毛人鳳的決心。不久，保密局特種技術總隊長杜長城苛扣隊員薪餉，並挪用爆破器材經費，購買黃金送一半到毛人鳳公館；政治行動委員會蒐集到此一分贓情報，隨即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一度下令蔣經國自杜長城以下大隊長、中隊長全部處死，毛人鳳被嚇得只好向宋美齡求援，經宋向蔣一再求情才免於受罰。
「杜長城事件」後，毛人鳳雖未去職，但蔣經國已開始扶植副主任秘書出身、當過軍統局處長的葉翔之，準備取代毛人鳳。蔣經國先將葉翔之調往「政治行動委員會敵後工作處」擔任處長，就近為自己效力，不久又調為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副處長。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取消後，葉翔之專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副主任，後升為主任。1955年夏，保密局接辦政工系統舉發的孫立人兵變案，牽連300餘人被誣為匪諜受審。1956年，毛人鳳因病去世，葉翔之順利接掌保密局局長，整個軍統至此成為蔣經國的勢力範圍。
1984年發生江南案，作家劉宜良在美國被情報局特訓並派遣的黑幫首領陳啟禮率員殺害；經聯邦調查局破案後，蔣經國令將涉案之時任局長汪希苓、處長陳虎門等人法辦入獄，情報局再次大改組。1985年7月1日，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歷任局長
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軍事調查處時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時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時期
國防部保密局時期
國防部情報局時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组织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由完全秘密转为公开。1938年春，蒋介石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为3个公开的特务组织：
一、军事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情报及国际情报，下设军事科，负责对汪伪武装进行军事策反工作；国际科，负责国际情报，布置搜集有关中国抗战的国际情报兼及国统区外事活动；考核科，负责核派军事人员；档案科；收发科。
二、情报处（第二处），主营项目是党政情报和中共情报，先是摘报研究，而后进行处理分类，逐项分析，并提出处理意见，分别报送甲乙丙丁等，报甲是送给蒋介石，报乙是送给何应钦，报丙是送戴笠，报丁是交秘书处存档备核；军统局最为重视的部门。情报处下设中共科、经济科、警务科、考核股、档案股、收发股。中共科负责搜集共产党抗日情报，以及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并策划对中共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经济科为战时经济制定政策，搜集有关经济动态的资料，进行研究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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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处（第三处）负责军统特务行动板块，每逢有任务执行，都由行动处事先进行策划和部署指挥。行动处下设行动科、航检科，其中行动科是军统局内部最重要部门，各地行动队、爆破队的成立都要经该科研究决定，各地外勤组织布置暗杀、纵火等行动，也要由该科具体计划安排。航检科则负责航空检查和发放搭乘飞机通行证，控制航空乘客。
四、电讯处（第四处），负责电讯传递、监听、侦察、破译，下设业务科、工务科、电检科、材料科、考核股、文书股、档案股、事务室、译电室、特技室、重庆总台、息烽总台、兰州总台、监察台、侦察台等等。其机构颇为庞大，电台分布相当密集，遍布全国，并跨洋过海建到国外，总数在三百处以上。
五、总务科（第五处），负责购买分配办公用品，修建房屋，保管各种器材，对外交际、职工伙食等等，下设庶务股、保管股、文书股、交际股、汽车队、电话队等等；后扩大为总务处，後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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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事科，后扩大为人事处，主管局内外全部人事，包括吸收、任免、调派以及组建等等。人事科原设秘密人事股、公开人事股、注册福利股、档案股、收发股、文书股；改为人事处后只设行政科、考铨科，科下设股。
凡是想进入军统者，首先要经过人事处的核定批准。通过后，还要由人事科主持，举行一次秘密宣誓，其仪式过程为：宣誓者进入宣誓室中，由司仪宣布仪式开始，监视人就位，宣誓人就位，对着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监视人讲话，宣誓人读誓言：“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保卫安全，绝对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并以终身贡献团体，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誓言读完后，监视人讲话，礼毕，监视人握宣誓人之手，口称“同志”，表示从此以后就是自己人了。然后誓词由人事科存档。而考铨科则负责局内人员铨叙、考核，也就是说掌握着军统特务的升迁和晋级、加薪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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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不仅是个铁饭碗，而且升迁也快，军统局属军事部门，军统特工中凡有军校学历的，则可额定军阶，无军校学历或军队经历者，则以军用文官来界定级别。比如凡参加军统组织已有七年者，一律从少尉开始，以后每过两年晋升一次；在军统组织中工作的年限确定为军阶晋升的军龄；凡军事院校毕业者，概按进入军统时原军阶起叙；凡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者，大学生从少校起叙，高中生从中尉起叙，初中生从少尉起叙。军统特训班毕业生的特训学历，作为正式学历看待；参加军统组织后，凡立有“特殊功绩”者，根据学历从优起叙。抗战中期，军统特务人数大约有三四万之多，基本上都是尉官以上，处长、副处长多挂少将衔，科长多挂上校衔，股长多挂少校衔。
七、经理处（第七处），设综计、审计、预算、财务等科和现金出纳股。
八、训练处，负责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训练工作，并负责编辑军统局出版的局机关刊物《家风》月刊，领导各大专院校内的职业特务学生和一个从华北撤退到四川的，旨在高等院校中从事特务活动的所谓“抗日殺奸團（抗H除奸团）”。
九、警务处，设警务科和稽查科，主管公开控制的警察机构和稽查处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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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布置处，专司对沦陷区的各项工作的布置和安排之事，1945年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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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本部除上述各职能部门外，属于内勤编制的还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以及1946年初成立的财产清理委员会、设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的办事处和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技术研究室、督察室等等。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是特别为中共脫黨份子张国焘设置的科室，由张国焘領導，根据戴笠建議，针对中共组织，研究如何打进拉出的策反活动。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从事研究如何提高杀人、放火、绑架等具有直接破坏性作业技术水平的科研单位，如研制毒刀、纵火器、定时炸弹、地雷等。督察室是掌管内部人员和公开单位特务人员的业绩考核工作的专职配置。军统的督察考核制度极其严格，并且分公开督察和秘密督察两种方式，轮流担任的“週督察”时刻监督考察每个特务的一言一行。自跨进军统大门之日起，每个人都慎言谨为，小心行事，稍不注意，就有被检举、受处分的可能，轻则挨骂，重则关禁闭。为了严密监视投靠军统的中共假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内部活动，该室还特设了一个直属股「防奸股」。一旦发现嫌疑，立即先行扣押，然后再审讯调查。据傳训练班有个女学生，其男朋友在中共方面的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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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统局本部的这些庞大的基本建制外，还陆续设置和恢复了包括各省站在内的外勤单位。如渝特区、川康区、北方区、西北区、陕晋区、华南区、粤桂区和沿海区，以及滇缅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华北办事处、五原办事处、青海办事处、衡阳办事处、贵阳办事处；抗战胜利后增设上海办事处、武汉办事处和北平办事处等。国外地区的组织有印度站和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缅甸仰光站、腊戍站、曼谷站、新加坡站、菲律宾站、海防站、西贡站、美国站、伦敦站和巴黎站等。
总而言之，军统内勤和外勤最多时人员达5万之众，从事内勤工作的特务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不仅如此，军统局及戴笠本人还掌握或控制着若干单位（？）。
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有的地方设有相当区、站的办事处。组是军统局特工组织的基本单位。由于任务不同，组又分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等。每组通常由十人左右组成。
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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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军统局还设有电讯组织、武装组织、训练机构以及在军、政、警、宪等机关中的控制运用组织和“特种”组织。如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军统局的特务称为组员或通讯员，多係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人员；当地录用者需经组长引荐，局方批准，并经试用合格。试用期间，称为试用员或试用通讯员。尚未经局方批核的，称为运用员或运用通讯员。
由于没有正式的特工学校、情报学校，军统开设各种训练班来培养骨干。
“中央警官学校驻兰特种警察训练班”自1938年8月开始，共办了5期，训练期限为一年左右，到1946年结束，共训练学员3355人。校址在兰州市中山桥南头路东关帝庙内，后门通木塔巷的木塔寺。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实际由少将副主任主持。第一期为刘璠，浙江人，黄埔一期毕业，留德学生，维也纳警政大学毕业。第二期为王孔安，陕西咸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后任甘肃省警务处处长兼保安副司令。第三期为廖华萍，四川人，中共叛徒出身，曾任重庆军统局本部督察，兰训班二期政训组长。第四期、第五期为胡国振，浙江人，黄埔四期毕业。戴笠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胡国振曾是戴的指导员。第五期将结束时，胡国振调南京，由秘书刘忠云代理副主任。
训练班设：主任办公室、教务组、政训组、总务组、会计科、医务、学员大队部。根据特务专业分为若干系：
第一期从1938年8月开始到1940年4月毕业。学生由西安干部训练团招来一百多人；在兰州西北训练团招来一百多人；在临洮从甘肃省国民军训练处举办的高中以上学生集训队招来一百多人；以及从沦陷区调训和保送的学生共计460人。
以后各期基本上是从东北、华北日军占领区逃难到西安的大学生中选招，以及从陕、甘、宁、青、新、四川等省的青年学生中招收。
根据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特长分配到全国各地缉私处、警察局、军统机关、军队谍报系统、交通、邮电检查所等。甘肃全省及兰州警察局的主要人员多为该系学员。
仅一期
仅一期
至1944年结束开办了三期。招收的受训人员大多是在职特工，成分比较复杂。
汉训班的前身是浙江温州班。负责人程慕颐。
1939年9月，在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一大院内开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称“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兼任，负责人程慕颐（化名程益，军统上海行动组长）。汉训班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军事教官王绍文。特技教官杜长城。
到1941年3月停办，共办九期，毕业八期，第九期转入重庆白公馆特训班。共培训631人，其中有毕业后留用的教官37名。其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至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察破获汉训班潜伏边区特务32名（“戴案”）。
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韓復榘
韓復榘（）（1890年1月25日—1938年1月24日），字向方，男，直隸省順天府霸州胜芳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國军事将领，馮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后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间因違令撤退而被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誘捕處決。
韓復榘 生平
韩复榘生于直隸省霸州煎茶铺镇东台山村。其父韩世泽乃清末秀才，在村中开私塾。韩复榘起初有志于学問，后因貧困于宣統二年（1910年）离乡闯关东，投新民府陆军第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第三营参军。清末，馮玉祥滦州起義时，韩复榘追随。失敗後，韩复榘返乡。中华民国成立後，韩复榘重归冯玉祥所部，先后在第16混成旅及第11師升任军职。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北京政变，国民軍成立，韓復榘任国民軍第1軍第1師第1旅旅長。1925年春，升任第1師師長。1926年（民国十五年）在南口大战中，閻錫山晋军威胁国民軍後方，韓復榘和石友三率部迎击。国民軍于同年8月放弃南口。張之江率本队撤往綏遠省，韓復榘和石友三乃投阎锡山。
韓復榘 生平
同年9月，馮玉祥归国举行五原誓師，韓復榘重归冯玉祥麾下，被任命为国民聯軍援陝第6路总指揮。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国民聯軍改组为国民革命軍第二集团軍，韓復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軍第6軍軍長，参加北伐，立下軍功。10月，第二集团軍縮编，韓復榘任第20師師長，驻扎鄭州。12月，经馮玉祥推薦，韓復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韓復榘失去第20師的指揮权，所部交与石敬亭。由此，韓復榘和冯玉祥暗生不睦。
韓復榘 生平
1929年（民国十八年）北伐结束後，馮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衝突不可避免。5月22日，韓復榘弃冯投蒋，率第20師的旧部归顺中央政府。
1929年關中至中原一帶大旱，赤地千里，西北軍的起家地陝西慘至以人為食。馮玉祥認為應該收縮兵力以自保，遂令韓復榘自鄭州撤回關中，韓不從，馮以家長式掌摑韓復榘，並解釋為我們必須"收回拳頭，再打出去"。韓離開後，對老友孫連仲道我無法再待下去了。難道收回拳頭，真的可以再打出去?? 韓復榘盡起舊部向東歸順蔣介石，史稱[甘棠東進]，甘棠東進快速改變中原大戰時各派系的動態平衡，其背後原因並不只是常被提及的金錢收買。西北軍全盛時期號稱人數超過60萬人，究其本質，最有戰鬥力的實屬韓復榘部不足5萬人。
1930年（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韓復榘任第1軍团总指揮，同閻錫山晋軍作战，立下军功；同年9月，被任命为山東省政府主席。
韓復榘 生平
此後7年多，韓復榘是山東省的統治者。韓復榘同日本秘密建立了联系，同时暗杀了原山東军阀張宗昌。此外，他还驱逐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劉珍年，对中国国民党山東省党部施压。由此韓復榘使山東省成为高度自治区域，弱化了国民政府中央对山东省的统治。韩澄清吏治、禁烟、剿匪，消滅巨匪“刘黑七”，還大力扩充军队，不仅将原有的三个师扩充为五个师又一个旅，还编练了4路“民团”共计约6万人并自任总指挥，将山东发展成为自己的小王国，此举引起蒋中正的不满。
治魯期间，韓復榘重视體育，聘请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梁漱溟来山东省开展大规模的乡村建設運動，振兴產业。韓復榘对山东省政建设有功績。“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韓復榘发電报支持張学良、楊虎城。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韓復榘出任第3集团軍总司令兼第5战区副司令長官。韓復榘先前成功擊退日军进攻，但懷疑中央企图透過日军消耗其军事实力而不与日軍全面战斗，放弃了济南，向山東省西南部撤退保存嫡系部队实力。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韩回电：“南京不守，何守泰安。”李接电，又是大怒，将韩电转给蒋介石，指韩不听指挥。另一方面，他同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秘密联络，企图共同发动反蒋運動。韓復榘的这些行为使蒋介石下定了肃清韓復榘的决心。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月11日，韓復榘在到歸德出席軍事会議时，蒋介石指責韩“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韩复榘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蒋正颜厉色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接著刘峙拉着韩離開會場，随后被押往漢口收监。同月24日，韓復榘被以违反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由蒋介石下令於武昌处决，享年49岁。
河南與湖北交界雞公山是其最初墓葬，今仍有衣冠塚。韓子華認為蔣介石出錢為其父親辦了後事。公祭當日，唯有西北軍老友孫連仲將軍著上將服親往至祭。韓的家屬由蔣介石嫡系黃埔一期的鄭洞國親率衛隊護送至後方。表明蔣介石雖因軍紀或是安撫軍閥派系決定槍斃韓，但是後事方面不失老長官或結拜兄弟的禮數。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韓復榘 家庭
妻子：高艺珍（其父为学者、教育家高步瀛） 
二房：纪甘青
三房：李玉卿
长子：韩嗣燮（高艺珍所生， 1921年生于湖南常德）
次子：韩嗣烺（高所生，曾改名韩子华、高子华）
三子：韩嗣辉（高所生）
四子：韩嗣煌（李玉卿所生）
女儿：韩嗣虑（从韩复矩五弟处过继）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过一項《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后經“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正式发表，公之於世。《五一六通知》日後成為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
五一六通知 历史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5月16日會議通過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多次修改的《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之下:105。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會上講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108-1095月23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長職務；5月26日會議結束:109。「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之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性文件:109。
五一六通知在发布后的一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将该文件全文发表后成为公开文件。
五一六通知 內容
《通知》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為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批駁。它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它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
五一六通知 內容
由此《通知》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批“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晓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它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
《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和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為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本人未出席會議，但議程是按他部署的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錯誤”，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進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銷《二月提綱》一句話的技術說明，毛澤東提出要對此做理論說明；才組成一個起草小組。該通知改了無數稿，其中最重要的話全都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雖未明確提及術語“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綱領《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称《二十三条》）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預設，其基本含義已經包含在《通知》中了。
《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被1981年6月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為“左”傾錯誤的綱領，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奠定了基礎。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刘少奇一类骗子
刘少奇一类骗子，或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等，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種委婉语，借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名批判其他人，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等人。該說法出现于1971年至1973年8月的各式媒体上。
1972年两报一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元旦社论说：“广大幹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裡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
收租院
《收租院》位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指以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刘文彩为原型，描绘（或捏造）当时地主盘剥农民的大型泥塑群雕。1965年6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率应届毕业学生5人，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一道历时数月集体创作而成。
1980年7月7日作為大邑地主莊園的附屬項目列為四川省重新確定公布的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收租院 简介
群雕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有7个部分（“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帐”、“逼租”、“反抗”，另有“上山打游击”一节）、26个情节组成，全长近100米。 “上山打游击” 一组的造型，是在文革中增加的，后来又被删除、收藏起来了。泥塑群像汲取了民间传统泥塑方法。
收租院 展出过程
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群雕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中国美协编写的展览演示文稿说：“《收租院》……（2个半月）共接待观众47.35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时在200万左右。”这一事件被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等称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规范一些的评价为“雕塑标兵”（王朝闻）、“革命雕塑的样板”、“无产阶级艺术的高峰”和“里程碑”（《人民日报》、《紅旗》杂志）。红卫兵们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串联的一个内容。历时10多年的总参观人数以千万计（高峰期每天近万人次）。
泥塑群雕并先后到各地进行了巡回展览，各地还竞相模仿复制。四次复制对泥塑的规模、内容不断扩张、升级：增加了高举党旗、武装抗租、活捉刘文彩以至解放军救囚在水牢的妇女、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的内容；背景用政治口号、毛泽东语录宣谕和衬托。
收租院 衍生
复制泥塑、陶塑和图片资料展也曾出国到越南、阿尔巴尼亚、挪威、瑞典、芬兰、丹麦、法国、日本等国展出。1974年四川省委拨款32万，集中四川美术学院14人和院外5人，重新复制了一套可以永久保留玻璃钢镀铜群雕。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的《收租院泥塑雕像》画册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9个语种的版本。
收租院 版权
1972年，接到世界著名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展出邀请，未能成行的遗憾终于得到补偿：1999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城举行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对《收租院》进行行为主义式复制并获奖。引发了一场保卫《收租院》的版权争议，和怎样阐释《收租院》的争论。
收租院 评价
作家張映泉認為，《收租院》中雖然可能有誇大的成分，但劉文彩歷史上確實存在欺壓貧農、強買強賣的行為。
劉文彩孫輩劉小飛認為《收租院》中的故事係捏造，大部分都不是事實，屬於一種政治宣傳。他認為劉文彩歷史上為大邑做了很多貢獻。
收租院 课文
上海版《红小兵》杂志1971年第16期刊登了一首儿童诗歌《在泥塑“收租院”里》，作者署名钟高渊。随后这首儿歌被各地纷纷选入小学教材。“孩子，‘收租院’是活地狱，你要把阶级仇恨记心头。”“为了砸烂一切“收租院”，我要一辈子勇敢战斗！”这首儿歌朗朗上口，影响相当巨大。自1979年后，人教版的统一教材问世，各省市各自为政编写教材的历史终结，这一篇课文才退出教科书。
丹尼斯·博格坎普
丹尼斯·尼古拉斯·马里亚·博格坎普（荷蘭語：，荷蘭語發音：[ˈdɛnəs ˈbɛrxkɑmp] ⓘ，1969年5月10日—），是已退役的荷蘭職業足球員。博格坎普原為出任翼鋒，其後轉型成為前鋒和輔鋒。穆德認為博格坎普在所有荷蘭國家足球隊的球員中，擁有最出色的技術；前阿森纳隊友亨利則認為博格坎普是「前鋒們夢想的搭檔」。
博格坎普出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他的父親為一名電氣技工。博格坎普小時候成為一位業餘足球員，在荷蘭低組別聯賽中踢球。11歲的時候，博格坎普被阿賈克斯的球探相中，並加入其青年軍訓練。他於1986年首次為球隊上陣，出色的表現令他獲得歐洲其他球會和國家隊垂青，並在1987年首次為荷蘭國家足球隊上陣。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球隊國際米蘭於1993年簽下他，但他在意大利的表現令人失望。1995年，博格坎普轉隊至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球會阿森纳，並為槍手贏得三次英超冠軍及四次英格蘭足總盃冠軍，亦曾帶領球隊於2006年打進欧洲冠军联赛決賽，此場比賽亦是博格坎普的球員生涯中最後一場正式比賽。
丹尼斯·博格坎普
在國家隊方面，博格坎普於1998年超越威爾克斯，成為當時荷蘭國家足球隊的史上首席射手。但這紀錄後來被克鲁伊维特、范佩西和亨特拉尔所超越。
博格坎普被認為是當代最出色的前鋒之一，他曾兩次成為國際足協年度最佳球員第三名，亦在2004年獲球王選入成為125位在世的最偉大的足球運動員的其中一員。2007年，柏金入選英格蘭足球名人堂，為首位和唯一一位入選的荷蘭足球員。博格坎普有恐飛症，因此被阿森纳球迷起了「不會飛的荷蘭人」（Non-Flying Dutchman）的綽號。
丹尼斯·博格坎普 早期生涯
柏金出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成長於工人階級的家庭，在家中四兄弟中排行最小。柏金的父親為一名電氣技工，亦是一名業餘足球員。他的父親以的名字「Denis」來命名柏金，名字起初不獲戶籍管理員接受。其後為了符合荷蘭語的姓名拼寫習慣，柏金的名字在「E」和「N」中間再加上一個「N」。柏金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小時候的柏金定期前往教堂參加教會活動。雖然柏金曾經表示教會活動對他不吸引，但他仍維持他的宗教信仰。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柏金於11岁时加入了阿積士的青訓系统。1986年12月14日，時任領隊克鲁伊夫於對陣洛達時，派遣柏金上陣，完成他在一線隊的首戰，最終阿積士以2比0擊敗對手。他於次年2月22日對陣哈勒姆足球會時，攻入首個一線隊入球，協助球隊大勝6比0。在1986-87赛季中，博格坎普为球队在所有賽事出场23次，包括在欧洲杯赛冠军杯對陣馬模時，首次於歐洲賽事上陣，柏金出色的表現亦換來讚賞。在對陣与莱比锡火车头的决赛中，博格坎普後備上陣，協助阿積士贏得冠軍。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之后几个赛季，博格坎普逐漸成为了阿贾克斯一线队的正選球员，他先為阿積士於1989-90赛季赢得荷兰甲組足球联赛冠军，為球隊五個賽季內首個聯賽冠軍。於1990-91賽季，他於36場比賽中射入26球，與PSV燕豪芬前鋒罗马里奥並列聯賽神射手。柏金在1991-92赛季跟隨阿積士贏得歐洲足協盃，阿積士於兩回合決賽中，憑着作客入球優惠制擊敗拖連奴獲得冠軍；而在1992-93赛季，柏金跟隨阿積士贏得荷兰杯。在決賽，阿積士以6比2擊敗海倫芬贏得冠軍。除此以外，他连续3年获得荷蘭頂級联赛神射手的獎項，亦成為1992年和1993年的荷蘭足球先生。柏金合共为阿贾克斯出场239次，射進122个入球。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柏金在阿積士的表現吸引歐洲其他球會的注意，皇家馬德里為其中一間有興趣收購柏金的球會，但時任巴塞隆納領隊、也是當年他在阿賈克斯的恩師克鲁伊夫也有意把人帶到加泰隆尼亞，還建議他不要加盟皇馬。其後，柏金堅決要求前往意大利踢球，他認為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為「世界上最大的聯賽」，並希望為国际米兰或尤文圖斯效力。1993年2月16日，柏金與隊友琼克一起轉會至国际米兰，轉會費為710萬歐元。柏金認為國際米蘭「符合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球會的人員、主場和比賽風格是他轉會的最大原因。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1993年8月29日，柏金首次為國際米蘭上陣，於聖西路球場主場對陣莱尼亚诺，最終球隊以2比1勝出比賽。同年9月，他在對陣克雷莫納時攻入轉會後首個入球。柏金在意大利的首季只能在聯賽射入八球，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無法適應意大利聯賽注重防守的風格；另一原因是時任國際米蘭領隊巴格諾利無法為球隊找到合適的前鋒組合，柏金、索萨和三名前鋒皆無法在球場入球。國際米蘭在於1993-94賽季的聯賽成績不佳，只是排名第十三，離降班區只差一分，導致教練於1994年2月被辭退，由前意大利國腳、獲得1982年世界盃的马里尼接任。雖然聯賽成績差，但在歐洲盃賽卻有出色的發揮。國際米蘭於1993–94年歐洲足協盃決賽中，兩回合以2比0擊敗薩爾斯堡紅牛，奪得冠軍。柏金於此項賽事中攻入8球，成為賽事中的神射手。其中，他在首圈首回合對陣布加勒斯特迅速的賽事裏，更一次完成「帽子戲法」，協助球隊以總比數5比1贏得比數。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柏金於國際米蘭的第二季，球隊再次更換教練，由比安奇接任。但柏金在此季的發揮差劣，在26場比賽中只能攻入5球。因他精神壓力大，以及在出戰1994年世界盃後出現疲勞而造成。於球場外，柏金與意大利媒體和球迷的關係令他感到不自在。柏金的性格怕人，賽後習慣立刻回家，被媒體理解為對人冷淡。其中一間意大利媒體設有「一星期最差表現奬」，媒體把「L'asino della settimana」重新命名為「Bergkamp della settimana」，以諷刺柏金在場上的表現。國際米蘭在此季以第六名完成聯賽賽事，亦無法再次贏得歐洲足協盃，因球隊在第二圈被淘汰出局。1995年2月，國際米蘭獲意大利商人莫拉蒂收購，並承諾注資讓球隊購買球員。在莫拉蒂收購球隊後一個月，球隊買下意大利前鋒甘斯，柏金在球隊的未來變得不明朗。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当在国际米兰的两个不愉快的赛季结束之后，博格坎普在1995年6月20日被阿仙奴的主帅里奥克签入队中，身价750萬英镑。开始一段时间，博格坎普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英格兰足球的风格。在持续8场比赛的进球荒之后，他才在与南安普顿的比赛中打入了自己在英超的处子进球。之后，博格坎普的表现日渐稳定。作为隐藏在球队第一射手伊恩·胡禮身后的影子前锋，博格坎普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并与胡禮形成了强大的默契。在1995-96赛季里，博格坎普为阿森纳出场41次，打进16个进球。他出色的表现和优雅的球风，不仅让他赢得了球迷的爱戴，也赢得了诸如等资深球评人士“英超最佳外籍球员”的赞誉。
丹尼斯·博格坎普 职业生涯
自1996年9月，法国人温格成为阿森纳的主教练以后，博格坎普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巅蜂时期。在1997-98赛季，博格坎普为阿森纳夺取联赛和足总杯“双冠王”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博格坎普遗憾地因伤错过了足总杯的决赛）。因为这个赛季的出色表现（出场40次，进22球。其中联赛出场28次，进16球），博格坎普也被票选为当年度的英国球员工会年度最佳球员。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博格坎普凭借他在1997年9月英超联赛对莱斯特城的比赛中上演的帽子戏法，包揽了BBC名牌栏目今日比賽（Match of the Day）评选的'月度最佳进球'（'Goal of the Month'）的前三名，这一成就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至今无人打破）。他的出色表现也为他带来了一些其它重要奖项，如记者协会年度最佳球员以及赛季最佳进球。这个赛季也是博格坎普迄今为止联赛进球最多的赛季（16粒联赛入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在足总杯与西汉姆联的比赛中，因肘击对方球员盧馬斯被红牌罚下，并被足总追加停赛数场，尽管他本人坚持认为他是先被盧馬斯挑衅的。
之后几个赛季，博格坎普虽然没能达到1997-98赛季的高度，但是由于他稳定的状态，他仍然作为一线队的常备球员为阿森纳效力。他在2002年再次帮助阿森纳夺取了联赛和足总杯的双冠王後，更於03-04賽季以26勝12和的成績奪得聯賽冠軍，成為自普雷斯頓於1889年後，115年來首支於頂級聯賽保持全季不敗的球隊。之后又分别赢得了两座足总杯冠军（2003年、2005年）和他个人的第三座英超联赛冠军奖杯（2005年）。不过球队的欧战成绩却一直不尽如人意。他们距离欧洲俱乐部赛事冠军奖杯最近的两次，一次是在1999-2000赛季的歐洲足協盃决赛中，点球负于土耳其联赛的冠军加拉塔沙雷。另一次是在2006年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中负于巴塞罗那，尽管他并没有上场。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也直接导致了皮雷斯的离去。而在1998-99赛季足总杯半决赛对阵曼联的重赛中，博格坎普在打进即可取胜的情况下，罚丢一粒点球。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罚过点球。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贡献出了许多个精彩的入球。
博格坎普加盟英超被认为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自1991年欧洲足联在希素球場慘劇之后作出的禁止所有英格兰球队参加欧洲俱乐部赛事的禁令解禁后，第一位加盟英格兰联赛的外籍世界级球星，更因为他是阿仙奴俱乐部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复兴的功臣之一。为俱乐部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他赢得了阿仙奴球迷的尊敬。有些阿仙奴球迷甚至为博格坎普起了“上帝”的绰号。
然而2004-05赛季后，博格坎普在阿仙奴的前景却不甚明朗。球队高层并不情愿给这样一位接近退休的老将一份新合同。博格坎普已经表态说，如果俱乐部没有给他一份新合约，他将会就此退役，而非回到老东家阿贾克斯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后者已频频向他示好。不过在2004-05赛季结束后，由于博格坎普在该赛季的出色发挥（联赛中送出13次助攻），阿仙奴俱乐部高层还是给他提供了一份一年的新合同。
博格坎普共为阿仙奴打进了120个进球。他的前100个进球已经和亨利的前100粒入球一起收录在了《Centurions Dvd》中。2005-06赛季结束后，博格坎普宣告退役。他的於2006年7月22日在阿仙奴新建的酋长球场舉行，是新球場的首場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