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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生平
1926年3月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主任是邓演达）。不久赴南昌市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郭沫若升任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九江三·一七慘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著手中国国民党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四一二事变后，郭沫若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政治部中将主任。
郭沫若 生平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达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这时才知道他已经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七人主席团成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8月5日，按原计划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潮汕地區、东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到达瑞金，在一所小学校裡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介绍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贺龙。1927年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宁县隐蔽了10天后，由神泉镇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个月后由香港回上海市。1927年12月23日蒋政府发出通缉郭沫若，十年后至1937年才撤销通缉令。与周恩来会晤后安排郭赴苏，但郭沫若患上了严重的斑疹傷寒，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错过了航班。这次大病，造成一只耳朵终生全聋。1928年2月周恩来与郭沫若谈话，令其保留党籍出国前往日本避难，做学术研究积累声望，将来以公开的无党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领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从上海乘船赴日。
郭沫若 生平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日本宪兵和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骚扰。同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提出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质疑，黄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國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大陸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观点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内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发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轰动了学界，成为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藉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 生平
郭沫若反对国内的夏衍、周扬提出的「國防文學」主张，持坚决反蒋的态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转变态度，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国防文学也是个正确的口号，并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達夫从南京来电，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见南京方面有所动静，给在陕北的李一氓写信：“二万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体未能直接参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终和从前一样……”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郭沫若的监视。7月25日，蔣介石允准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号”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5518。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与孩子们。
郭沫若 生平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陳誠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淞沪会战失败后，郭沫若经香港至广州，于1938年1月1日复刊《救亡日报》。旋即接到在武汉的陈诚电报，请郭沫若立至武汉市，要事相商。1月9日抵汉之后，从黄琪翔处获悉是陈诚邀请郭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之职。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长江局领导劝说郭就职。周恩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即指副部长是虚职，而三厅厅长是实职可以做大量实际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中共长江局决定把三厅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动员安排了大量文艺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厅工作，包括：胡愈之、阳翰笙、郁达夫、徐悲鸿、沈钧儒、田汉、冼星海、洪深、冯乃超等在三厅任职。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厅正式在武汉工作，投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如“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等活动，發動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别重视把三厅的文艺宣传对象扩大到厂矿工人和下层民众，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陈诚为首的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 生平
郭沫若在武汉、重庆期间，已经恢复了党员的秘密身份，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个党小组中开会。郭沫若还与邓颖超一起作为入党介绍人，发展于立群入党。
1938年胡风指出当时的文化界“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周恩来认为郭沫若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于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党内决定：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郭沫若 生平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随周恩来撤离武汉，辗转来到重庆市。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创刊两周年的《新华日报》上批评蒋政府“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是比长江大河还要大”。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闲职，并明文要求军委会工作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郭沫若以及三厅内的大批文艺界人士递交辞呈。周恩来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劝说。蒋介石召见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安置以郭沫若为首的这批人，并可以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同意此项决定，借政府机关招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影响。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潜心研究文化，不能对外从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除原三厅的近40人参加外，还邀请了沈雁冰、翦伯赞、胡风、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等任委员。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不久，发生皖南事变，郭沫若题诗：
郭沫若 生平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
中共南方局为预防四一二政变重演，疏散在重庆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文工会。周恩来指示文工会“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周恩来安排阳翰笙把庆祝搞成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以振奋文化界自皖南事变与苏德战争惨败以来的士气。阳翰笙约请了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黄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为庆祝日（此时莫斯科会战正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新华日报》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郭沫若 生平
该日下午，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餐厅和院子里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由冯玉祥主持，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周恩来、沈钧儒等大会发言；并展览郭沫若25年来专著、译本、手稿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以及郭沫若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当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举办了文化界的庆祝活动。纪念文章陆续刊载了半年。庆祝活动期间，重庆上演了郭早年的话剧《棠棣之花》，周恩来建议采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郭沫若亲身参加排演与修改剧本。公映后在重庆引起轰动，周恩来观看了七场。剧中插曲《湘累》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流传下来的歌曲。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出专刊评论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也激发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热情，1942年1月上旬仅用9天完成五幕话剧《屈原》的剧本。再次由重庆话剧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剧本还全文连载于《屈原》连载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报》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仅用9天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虎符》。1942年五、六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1942年9月上旬，仅用5天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这是郭沫若历史剧中唯一没有影射当时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创作了写夏完淳的历史剧《南冠草》。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郭沫若 生平
文工会期间，郭沫若继续从事历史研究。1942年4月发表《殷周是奴隶社会考》、《墨子的思想》、《述吴起》、《秦汉之际的儒者》、《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吕不韦与秦代政治》、《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1943年与林语堂、沈从文、施蛰存展开论战。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艺工作委员会被张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庆乘美国军用运输机，转道印度、伊朗，赴苏参见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尔加宁到场。还参观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战争浩劫后的城市废墟。日本宣布投降后，郭沫若于8月16日登机回国，在苏联作访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庆。9月3日，与文化界人士拜会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旧怀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给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长期戴这块手表。此间，参加了围绕刚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论战，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称赞原词“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郭沫若 生平
1946年1月10日，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时，发言：“主席权限太大，国府委员连建议权也没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飞机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举家搬到香港，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的《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持续3个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华商报》后，带两个儿女到香港。由冯乃超出面与安娜恳谈，最后安娜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带着她的儿女们去解放区大连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离开香港，12月1日抵达辽东的安东石城岛上岸。12月6日抵沈阳。1949年2月25日乘火车进京。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郭沫若 生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譽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一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国际斯大林奖。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正式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做主旨发言。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同时产生43名理事、7名常委理事。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至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後因“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但也在“文革”初期時，郭沫若雖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儘管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但郭沫若和妻子的處境還是日趨惡化。1967年，在中國音樂學院學習的兒子郭民英自殺。1968年，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兒子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毆打致死。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该书肯定了同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同时反对将具有浓厚忠君思想的杜甫当作圣人对待。同年作為中國特使，赴伊朗參加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無奈在乌鲁木齐经停期间因病重而留在当地，由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代为出席。
197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實為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干事的重庆人胡平起草，由播音员虹云3月31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朗读），号召知识分子重新钻研学术。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妻子則於1979年2月25日自縊身亡。
郭沫若 影响及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學方面，被大陆官方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列為「魯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在史學方面，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大陆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美国的夏志清对他的评价则相当低：“郭沫若是个孜孜不倦的多产作家。他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郭沫若 影响及评价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例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对他的批判），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郭沫若 与鲁迅关系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郭沫若 与鲁迅关系
1936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8月30日，郭沫若写成《蒐苗的检阅》，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郭沫若 与鲁迅关系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势，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郭沫若还送上了两副挽联给鲁迅，第一副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第二副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
郭沫若 争议言论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其中说：“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又说：“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郭沫若 争议言论
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响应文化战线的“大跃进”，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例如其诗《太阳问答》之一段：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發表談話，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黄梁”也作为赞美的对象。“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并不喜欢李白，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前后确实公开说过喜欢李白，但后来他对李白也有过严厉批评，他同王洪文、张春桥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郭沫若 争议言论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1976年5月12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但过了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他立即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赞颂华国锋：
郭沫若 笔名和别名
郭沫若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超过五十个，有：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汾阳主人、竹君主人、定甫、夏社、沫、爱牟、鼎堂、高浩然、吴诚、林守仁、杜顽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生、陈启修、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维、郭爱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杨伯勉、杜衍、白圭、戎马书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龙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贞吉、郭麦弱、高鸣、于硕等。
郭沫若 著作
郭沫若生平著作超過百萬字，集結為《郭沫若全集》38卷，分為文學編、歷史編、考古編，然仍有大量佚文未能收錄。
此外《郭沫若全集补编》主要包括《翻译编》、《书信编》和《集外编》共计26卷，其中《翻译编》14卷，《书信编》4卷，《集外编》8卷，从2014年起动还在编辑过程之中。
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其处女作《女神》写作时间和胡适的《尝试集》是同一时期，即便论发表时间也是紧随着胡适的《尝试集》，所以一般认为郭沫若和胡适是汉语新诗的开创者。有些后辈诗人更进一步，例如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大大超过了胡适，“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但也有某些研究者认为郭的这些诗歌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著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
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主導」了其後中國的史學；他對「封建社會」重新下的定義，既與中世紀歐洲社會不同，甚至不關乎於馬克思的理論，卻成為日後中國史學界對「封建社會」一詞的公認定義。
郭沫若 著作
在1930年代中期，郭沫若從理論問題轉向考証，著重考古材料而非古代文獻，也不太引用馬克思主義典籍，出版了《卜辞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研究要篆》等著作，使他成為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專家之一。
郭沫若以書法聞名，風格獨具特色，有「郭體」之稱。在中国许多名胜地点的招牌和学校校名都採用郭沫若的題字，如故宮博物院、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四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沈阳四中、黑龙江省博物馆、遂宁中学、浙江省桐庐县中学、中國銀行、香島中學、榮寶齋、中國書店、科学出版社、中國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瀋陽故宮、華清池、黃帝陵、半坡遺址、吉林大学、福州大学、牡丹江医学院、西南師範學院、重庆师范学院、成都武侯祠、济南李清照纪念堂、承德一中、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白云山、峨嵋山《峨嵋天下秀》、都江堰《天府源》、陝西韓城《司馬遷祠》、江蘇省中醫院等。
郭沫若 家庭
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郭沫若 家庭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外祖父佐藤昌介是日本北海道大名伊达氏的家臣，高级贵族武士，男爵，日本第一代现代农学家，留美农学博士，北海道帝国大学首任校长。佐藤昌介的女儿佐藤初嫁给了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入赘后改名佐藤右卫门）。卯右卫门与佐藤初的长女就是佐藤富子。佐藤富子是二人的长女。由於佐藤富子父母极力反对與郭沫若的關係，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1948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来到香港见到郭沫若，当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后选择离开。1949年后，佐藤富子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协议离婚后权责问题，郭都是避而不见或借故推脱。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表示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1934年，在东京的郭沫若结识岑春煊的外孙女《大公报》记者立忱并关系亲密。1937年立忱回到中国不久自缢身亡。同年因中日战争郭沫若回中国，结识立忱的妹妹立群（1916年－1979年）。1938年，郭沫若与立群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1979年，于立群也自缢身亡。
两人共生四男二女：
郭沫若还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兰、立忱（1912年－1937年，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1907年－ 2017年）等。
郭的女性關係，譬如先后与多人结婚，对立忱的始乱终弃（而间接甚或直接导致其自杀），为不少世人所詬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工業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已撤銷的部門。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历史
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燃料工業部，下设煤矿管理总局，直接管理华北地区的国营煤矿企业和华东地区的部分国营煤矿企业。东北人民政府下设煤矿管理局，管理东北地区的国营煤矿企业。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下设煤矿管理局，管理所属大区的国营煤矿企业。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以下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业部门，管理各级地方煤矿企业。1950年6月，中央燃料工業部煤矿管理总局设地质勘探室，负责全国煤田地质调查和煤田钻探等地质勘探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历史
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国家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建制。燃料工业部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地区设置了煤矿管理局，直接由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领导，负责管理所在地区的国营煤矿企业。与此同时，煤矿管理局在原地质勘探室的基础上设立了地质勘测处，各大区煤矿管理局相继设立了地质处。确定了“以全面恢复为主，部分新建则以东北为重点” 的煤炭开发部署，提出了“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组建了东北第一、东北第二、华北第一、华北第二、华东、中南、西北、西南8个建井局(公司)，以及沈阳、北京、上海、重庆、汉口、西安5个大区设计院和1个选煤设计院。1953年6月，煤矿管理总局为加强对全国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地质勘测处的基础上，又筹建了煤矿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局。1954年，华北煤矿管理局撤销，河北地区的国营煤矿企业由煤矿管理总局直接管理；山西新成立太原煤矿管理局，负责管理省内的国营煤矿企业。根据煤田地质勘探事业发展的需要，1954年春天，各大区煤矿管理局先后建立了煤田地质勘探分局。1954年4～9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勘探分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个大区煤田地质勘探局和东北煤田第一地质勘探局及东北煤田第二地质勘探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历史
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决定撤销燃料工業部，設立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电力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随之撤销。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个大区煤矿管理局分别改名为沈阳、济南、武汉、重庆、西安煤矿管理局，其管辖的煤矿企业不变，太原煤矿管理局仍保持原来建制，共同由煤炭工业部直接领导。为了加强对各专业部门的领导，煤炭工业部成立后，分别建立了地质勘探总局、设计总局和基建总局，并明确各大区已建立的煤田地质勘探局是煤炭工业部地质勘探总局派出该地的直属管理机构。到“一五”期末，煤炭工业共完成基建投资35.55亿元，恢复矿井38处，新建矿井194处，改扩建矿井103处，建成投产矿井205处，合计产能达1.76亿吨/年，全国煤炭工业基础逐步建成。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时，将煤矿工人的工资标准定在各行业的第一位；鉴于井下工人工作艰苦，在试用期间采掘工下井按照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执行，井下辅助工按照二级工人的工资标准执行，试用期满后需要提升等级的，按照升级处理。井下工人粮食定量每月60市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历史
1958年，在中央关于管理体制下放的指示下，各大区煤矿管理局撤销，产煤多或较多的15个省(自治区)相继建立了煤炭工业管理局，其余省(自治区)分别由工业厅或重工业厅管理所在地区的煤矿企业。这15个省(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属于煤炭工业部领导的有：河北、山西、辽宁、四川、云南、宁夏6个局。随着企业下放，其余的全改为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职能机构，负责管理本省(自治区)的国营和地方煤矿。与此同时，煤炭工业部决定撤销地质勘探总局，改设地质勘探司，管理全国煤田地质工作。各大区地质勘探局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一律交由各省(市、自治区)煤矿管理机构领导。“大跃进”时期，为满足“全民大办钢铁”的需要，提出了“全民大办煤矿”，并实行“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方针，全国小煤矿数量快速增加到10万多个，煤炭产量由1958年的2.7亿t/a快速增长到1960年的3.97亿t/a。由于违背煤矿建设程序和超能力生产，煤炭产量大起大落。1960年4月，国家经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第二季度工业交通运输安排的意见》的综合报告，认为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煤炭的生产和供应下降，打乱了原来的部署，许多安排不能按计划实现”。1960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矿难老白洞矿难发生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亲临现场视察指导。1961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十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成员有薄一波（国家经委主任）、谷牧（国家经委常务主任）、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长）、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长）、吕正操（铁道部长）、赵尔陆（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刘澜波（水利电力部长）、彭涛（化学工业部长）、陈正人（农业机械部长）、孙志远（第三机械工业部长），并明确‘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会后不久，薄一波病了，由谷牧组织‘十人小组’开展工作”。在养蜂夹道搞了个办公室，晚上十人小组到这里集中办公，解决“工交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题。1961年4月谷牧到京西矿务局等几个煤矿做调查后向中央报告：“粮食定量不足，劳动服不耐穿，洗澡没肥皂，看病拿不到药品，下井工人无酒喝……很难巩固职工队伍”，建议要设法实行特供，照顾矿山工人。国务院转发了十人小组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几项决定》，提高井下工人粮食定量、食油补助、保证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包括每月供酒两瓶），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全国工业问题，9月15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的指示》，提出“就当前工业生产的全面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紧紧抓住煤炭的数量”“目前煤炭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业生产，影响到城乡人民生活，如果不集中主要力量，使煤炭生产稳步上升，我们就无法改变目前许多企业停工、半停工状态”。1962年5月，“十人小组”报周恩来批准，决定“开仓保煤”，打开各部委的仓库，只要煤矿生产需要，就予以调拨供应。为了办好此事，中央决定，各大区中央局派一位书记主持，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一机部、冶金部及有关部和物资总局派负责同志参加领导组织实施。首先华北局由书记苏谦益会同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徐达本等，在天津打开各部的仓库，根据煤矿需要调拨供应。部属煤矿平均日产量1962年8月份下降到最低点38.15万吨，以后逐月回升。1962年底，鉴于全国的调整工作已初见成效，煤炭生产已开始有了起色，“十人小组”停止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历史
196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劳动部、卫生部、全总、冶金部、煤炭部关于防止矽尘危害工作会议的报告，对矽肺病工人的生活待遇作了明确规定。
60年代调整时期，随着企业的上收，黑龙江、吉林、山东、安徽、河南、湖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煤炭工业管理局又改由煤炭工业部领导，成为煤炭工业部的派出机构。“三线建设”时期，煤炭基本建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立足战争，争取时间建设战略后方”的思想指导下，大批施工队伍从华北、东北和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开始了煤炭工业建设队伍的第一次大转移，随后又进行了为“扭转北煤南运”建设江南煤矿的煤炭工业建设队伍的第二次大转移。进行了西南六盘水、渡口和西北贺兰山、渭北煤炭基地建设以及江南九省的煤矿建设。
1967年8月，煤炭工业部和部属企业进驻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煤炭工业部机关成立了文革筹备小组，下设生产、基建、计划、办事四个组，负责领导整个煤炭工业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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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和化学工业部合並，成立燃料化學工業部。部内设煤炭生产组、煤炭基建开发组，负责管理煤炭的生产和建设(包括地质勘探)，其余司局合并到综合业务组，分管原来三个部的有关业务。除个别单位外，煤炭企事业单位已全部下放。大多数省(自治区)相继建立了燃料化学工业局或工业局，作为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职能机构，负责管理煤炭等国营工业企业。全国煤炭工业系统开展“学大庆，赶开滦”运动。从西南和江南调出6万多人的基建队伍，开始了煤炭工业建设队伍第三次大转移，组建了淮南、淮北、兖州、邯郸4个煤炭建设指挥部(基建局)和特殊凿井、建筑安装2个专业公司，并将基建工程兵扩建为4个煤矿建设支队（师级），担负铁法、平顶山、古交以及开滦、枣庄、霍林河等矿区的建设任务，以增强对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煤炭供应能力。1973年5月，燃料化学工业部成立煤田地质局。1973年开滦煤炭产量达到2012万吨，周恩来总理表扬开滦煤矿工人为国家“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1973年12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由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刘方辰和资深记者李正杰采写的《他们特别能战斗——记开滦煤矿的革命矿风》的长篇电讯通稿，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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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撤销燃料化学工业部，重新成立煤炭工业部，并将以前下放给地方管理的煤炭企事业单位陆续收归煤炭工业部领导。煤田地质局随之更名为煤炭工业部地质局，各省(自治区)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相应逐步建立起来。通过加强江南、云贵、华北、东北、蒙东、两淮和中南等煤田勘探和开发建设，优化了煤炭生产布局，全国煤炭产量平均增长3000万吨/年。 1975年10月30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五千人出席的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会上表彰了300多个“特别能战斗”的先进单位，10月31日煤炭工业部下文树立了煤炭战线“十面红旗”单位（四个采煤队、四个掘进队、一个钻机组、一个机电保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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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号召“学大庆、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奋斗”，提出“特别能战斗”队伍的七条标准：“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为革命挖煤的劳动态度；有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有从严从细的工作作风；有敢闯敢创讲究科学的态度；有多快好省的经济成果”。这次会议还为今后十年煤炭工业现代化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第一步，到1980年重点煤矿基本实现一般机械化，有重点地推广综合机械化；第二步，到1985年重点煤矿基本实现综合机械化，其他煤矿机械化的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11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代表，向十个红旗采掘队授了锦旗，大会通过了《学习“十面红旗”，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的倡议书。11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闭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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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开始，我国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型骨干煤炭企业陆续收回中央管理，实行以煤炭工业部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中央批准煤炭工业部引进100套综采装备和综掘设备，煤炭工业首次外资投建平朔安太堡煤矿。1982年，煤炭工业部提出生产、基建并重的指导方针，实施“稳住东部、战略西移”的布局，重建资源勘探、设计和施工专业队伍，加强了新矿区建设。1982年吉林省煤炭工业局改为“煤炭工业部吉林煤炭工业管理局”，部、省双重领导，以部领导为主。1982年12月9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简称“东煤公司”），撤销煤炭工业部下属的辽宁煤炭工业管理局、吉林煤炭工业管理局、黑龙江煤炭工业管理局。以“解决东北能源紧张问题，而且可以减少华北地区煤炭出关，增加对华东的煤炭支援。”东煤公司集中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统配煤矿以及煤炭工业部在这个地区直属的基本建设、地质勘探、科研、设计、教育等单位的独立核算、向国家交税、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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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10日，国务院通过“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建设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豫西的煤炭重化工基地。
1983年4月22日，国务院批转煤炭工业部《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的通告（国发〔1983〕73号），开始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群众集资办矿”）。“开发地下资源要放开手脚，大矿大开，小矿放开，不要细水长流，要有水快流”。6月28日煤炭工业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放手发展地方煤矿的通知》。11月6日煤炭工业部发布《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以上三政策对于增加煤炭供应成果显著，至1985年，乡镇煤矿的产量达到2.83×108t，比1983年增加1.13×108t。1985年全国煤炭产量达8.7亿吨/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煤炭工业部提出的全国统配煤矿投入产出总承包方案。
1985年，煤炭工业部直属的派出管理机构有：
其他省(自治区)的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则是同级人民政府的职能机构，管理本省(自治区)的煤炭企事业，同煤炭工业部是业务领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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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于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了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但对不同资源的补偿标准还不够明确、合理。
1988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成立了由煤炭、石油、核工业部的全部和水利电力部的部分政府职能组成的能源部，再次撤销了煤炭工业部；组建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负责管理统配煤矿和原煤炭工业部所属企事业单位(不含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所属部分)，实行计划单列，由能源部归口管理。总公司下设中国煤田地质局，负责管理关内各省(市、自治区)的煤田地质勘探单位。保留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负责管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三盟(哲里木盟、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一市(赤峰市)的煤炭企事业单位，归口能源部领导；该公司下设煤田地质局，管理所在地区的煤田地质勘探单位。原煤炭工业部下设的中国地方煤矿联合经营开发公司转归能源部归口管理，并协助能源部对全国地方煤矿实行行业管理。至此，煤炭工业形成了多头的管理体制，失去了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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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取消价格外计划限制。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能源部和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再次组建煤炭工业部。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和中国地方煤矿联合经营开发公司转归煤炭工业部实行归口管理。中国煤田地质局更名为中国煤田地质总局，对全国煤田地质勘探单位进行统一管理。
在东北地区的煤炭企业困难较多，1994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撤销中国东北内蒙古煤炭集团暨中国东北内蒙古煤炭集团公司的通知》（国发〔1994〕14号）撤销东煤公司，各统配煤矿下放省级政府管理，以“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经营管理，尽快摆脱困境，争取在两三年内改变面貌”。分别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煤炭工业管理局，同该省(自治区)的煤炭工业厅(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实行以煤炭工业部为主的双重领导，统一管理各自境内的煤炭企事业单位。此后，一些有统配煤矿的省(自治区)陆续照此成立了双重领导的省级煤炭工业管理机构；没有统配煤矿的组建起了以省政府领导为主的煤炭工业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 历史
1994年7月，除电煤价格，其余煤炭价格都已经放开。1995年，煤矿试行现代化企业制度。兖州、邢台、郑州、盘江、平顶山矿务局以及平朔煤矿等列入100个试点单位。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不再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在国家经贸委下设主管煤炭行业的国家煤炭工业局；原煤炭工业部直属和直接管理的94家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
1998年12月3日，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到1999年底之前，关闭25800个小煤矿。
2000年1月，国家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同年3月，撤销国家煤炭工业局，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
2003年3月，国家经贸委撤销，在国家发改委下设能源局，负责制定我国煤炭工业中长期发展政策。
甲骨四堂
甲骨四堂是指对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四位中国学者，因为他们的字号中包含了“堂”字。
他们是：
人称：“甲骨四堂，罗董郭王。”
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成绩，四人的学术贡献相差无几。
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1949年10月23日在广州创刊，现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该报日均发行量为96.8万份（2016年），发行量一直位居中国各省级党委机关报首位。
南方日报 历史
1949年9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会议上决定，在广州解放后立即创办《南方日报》。同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广州解放。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翌日停刊，该报60多名新闻工作者前往广州，和广东游击区新闻工作者、南下新闻干部会合，组成筹办《南方日报》的队伍。10月23日，《南方日报》创刊，创刊时为对开四版大报，实行“社长负责制”，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兼任社长，杨奇任副社长，曾彦修任总编辑，當時社址在光復中路48號。
1955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局决定，1952年创刊的《广州日报》停刊，合并于《南方日报》（6月15日复刊）。同年3月1日，《南方日报》由社长制改为总编辑制。7月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撤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南方日报》成为广东省委机关报。
南方日报 历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6年5月，《南方日报》编委会成员遭到冲击和大字报围攻。1967年1月，该报被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南方日报工人造反总部”和“南方日报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夺权。同年3月31日，广东省军管会派出军管小组对《南方日报》实施军管，并于8月24日至9月6日停刊。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南方日报》改为省革会的机关报。同年9月1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报合并。
1989年7月1日，《南方日报》迁往广州大道中的新建大楼办公。
1993年1月1日，《南方日报》由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同年4月1日起又增为12版，并在全国机关报中率先实现每天彩色印刷。1999年起实行自办发行。
2016年10月21日，《南方日报》改版，恢复重点版，重新打造“时局·观察版”，增加广东新闻的版面，同时增加当地、健康等民生新闻的比重。
2018年，报纸入选2017年全国百强报纸推荐名单。
南方日报 事件
2016年6月28日，一位曾在《南方日报》实习的女大学生通过其朋友的微博爆料称，自己在实习期间遭到《南方日报》记者成希强奸，事后成希给该名女生2000元人民币作为“封口费”。当晚《南方日报》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该条微博中将事件形容为“诱奸”，引发了网友的不满。6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微博称，警方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后，将嫌疑人成希依法刑事拘留。其后因证据不足，成希获释。
2024年8月，《南方日报》体育记者朱小龙在网络直播中评论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虽然她在场外，别人拍的视频里边，比如说在奥运村里边，疯疯癫癫的给人家德国的运动员展示金牌什么的，但现在她也去学英语了。现在全红婵也开始去学英语了，她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在国际赛场上要跟一些人交流。我觉得这很好，就是说明，不光是要把跳水跳好，你作为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你长大了或者怎么样，以后，那你不可能跳一辈子水吧，你不跳水以后你像一个白痴一样，能行吗？我觉得就是这样。”南方报业对此发布声明称，该记者「违规私自参加网络连线节目，发表涉我奥运健儿的错误言论」，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簡稱石油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撤销的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从大陆溃退，留下一批石油、地质和化学的专家，多數都集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任職，并以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運作石油相關資源；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李聚奎。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 历史
1958年3月，四川盆地的南充附近的3座钻井喷油。1958年4月20日，石油部在南充召开现场会议，决定从玉门、青海、新疆3个油田抽调石油勘探职工入川，组织川中石油会战，共调集115个钻井队、36800多名石油职工；并同时成立四川石油管理局，下设川中矿务局、南充矿务局。川中石油会战第一阶段并不顺利，并没有发现稳定油流的钻井；但石油部党组仍然决定再次调集力量，拿下川中油田。1958年11月29日，川中会战指挥部成立，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任总指挥，石油部勘探司司长唐克任参谋长。又完成37口钻井后，证实川中油田是裂缝性储油构造，达不到经济规模。1959年3月，在川中召开的石油部勘探与基建会议，承认川中会战无法达到目标，被迫下马。石油部总结的教训是“放空炮、说大话”，没有实事求是正式钻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 历史
1959年春节，石油部党组会议决定勘察重点转向松辽盆地。1959年9月26日，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1959年9月30日和10月3日、5日，石油部党组先后3次听取松辽局汇报，研究扩大勘探问题。至1960年1月底，13口探井控制油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约1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克拉玛依油田初期的规模。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党组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松辽盆地石油勘探形势很好。虽然有些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但是，我们毕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可靠资源，有了进一步开展勘探的牢固阵地和必要条件，再加上油田处于富饶的东北平原，工业基础雄厚，交通发达，在勘探和开发建设速度上可以比其他地区来得快，打算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7天后，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报告。2月22日，中央下达了《中央决定动员3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的指示，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000名转业军官。。1960年2月宋振明率领玉门局职工、张文彬率领新疆局的人员调来大庆参加会战。4月25日，石油部安排松辽局主攻高台子-太平屯-葡萄花3个穹隆构造；青海局与四川局主攻杏树岗穹隆构造；玉门局与新疆局主攻萨尔图穹隆构造；至10月1日探井63口成功率达90%以上，初步摸清南北长140公里，宽20公里的地下地质构造和含油面积，证明大庆油田是南起敖包塔，北至喇嘛甸，在长达120km的范围内，都存在有工业性的含油面积；下白垩统湖相沉积三角洲和三角洲前缘相的储油层的性质良好，砂岩孔隙度、渗透率均为中上等，主要油层埋深适中，加上地层可钻性好，有丰富的地下水源，可加快钻井和油田开发速度；油层压力高，油井都能自喷出油。油层温度高，抵消了原油高含蜡对开采带来的困难，可使油田达到较高的生产水平。油水接触面均在海拔-1050m(井深1200m)，含油面积连为一体，达920平方公里，证实了特大型的大庆油田。1960年6月1日，载着600吨大庆原油的列车从萨尔图站运往辽宁锦西炼油五厂。1960年当年，大庆年产原油超过100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 管辖中央企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英文缩写“CNPC”，中文简称“中国石油”） 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以油气业务、工程技术服务、石油工程建设、石油装备制造、金融服务、新能源开发等为主营业务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 是中国主要的油气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2011年在世界50家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中位居第5位，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6位。 公司实施资源战略、市场战略和国际化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市。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 Group，英文缩写“SINOPEC”，中文简称“中国石化”）是1998年7月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独资设立的国有公司、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注册资本1820亿元，总部设在北京市。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财富》2011年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第5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 管辖中央企业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英文缩写“CNOOC”，中文简称“中国海油”）是国有特大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中海油成立于1982年，注册资本949亿元人民币，总部设在北京市，现有98750名员工。自成立以来，中国海油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一家单纯从事油气开采的上游公司，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国际能源公司，形成了油气勘探开发、专业技术服务、炼化销售及化肥、天然气及发电、金融服务、新能源等六大业务板块。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曾经存在的部门，1956年5月成立。1970年6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1975年2月1日，撤销燃料化学工业部，成立石油化学工业部。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石油化学工业部，恢复化学工业部。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化学工业部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簡稱一机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原组成部门之一，主管民用机械工业、电信、船舶工业。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52年8月30日成立；1954年改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自该部或者曾经在下属单位工作，如江泽民，贾庆林，尉健行，王兆国，羅幹，习仲勋，李岚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直属企业
现在原一机部企业或者独立上市如太原重型机器厂，或被兼并如北京重型机器厂。余下多数并入国机集团，包括第二重型机器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是在1982年5月，由第一機械工業部與農業機械部、國家儀器儀錶工業總局、國家機械設備成套總局合并而成，簡稱机械部。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组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统管民用与军用机械工业。
1988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3年1月，撤销机械电子工业部，分设机械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
1998年，撤销机械工业部，设立国家机械工业局，归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
2000年12月31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国家经贸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0]81号）要求，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局，组建中国机械工业协会。
2001年3月8日，民政部批复，中国机械工业协会变更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现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作为一个民间协会，进行制定相应政策、标准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简称机械电子部、机电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曾经存在的部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历史
1988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机械电子工业部。设立职能司（厅）和机关党委共27个机构，行政编制1300人。
1988年8月24日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负责兵器工业的管理工作，实行计划单列，形式上仍由机械电子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1990年1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在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负责行使兵器工业的行业管理职能。
经国务院批准，1990年6月6日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正部级)正式挂牌成立，机电部副部长机械电子工业部任电子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至此，原一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合并组成的机械电子工业部事实上已经分为3个正部级实体。
1993年3月，將機械電子工業部又分成电子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
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的大型综合性周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即《南方日报》）主办的系列报之一，创办于1984年2月11日，总部位于中國廣東省广州市。
《南方周末》受知识分子推崇，被视为中国大陆最敢言的报纸，对民主思维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纽约时报》曾称之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后，《南方周末》及其为代表的中国市场化媒体走向衰落。
南方周末 概况
1980年代初，时任《南方日报》社长丁希凌提议创办《南方周末》。当时定位是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延伸与扩充，以《南方日报》周末增刊的名义出版，是一份介绍经济与文化方面的报纸，仅在广东省内发行。1984年1月发行试刊，试刊第一期采用的名字是《南方日报星期六刊》，从第二期开始采用《南方周末》作为刊名，加注“《南方日报》周末增刊”字样。报名采用手写体，是通过集字的办法，从鲁迅手稿中选出。1984年2月11日正式发行第一期。
由于报道方向比起传统的中共机关报更加活泼多样，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照顾了人们对娱乐、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南方周末》很快就获得了以干部和学生为主的读者的欢迎，到1984年年底发行量达到了11万份。到1980年代末，报纸开始逐渐转变风格，将目光扩大到舆论监督、法治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等。1990年代中期，《南方周末》较早地开设了专门版面用于舆论监督。此后《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成为报纸主打内容之一。人们一般认为快速、客观、关注社会底层是《南方周末》舆论监督内容的主要特色。
南方周末 概况
《南方周末》创刊时是对开4版，后几经扩版，现在每期一般有32版左右。报纸目前分为新闻、防务、时局、经济、绿色、文化、副刊、评论八大板块。其中评论板块於2007年新加，主要针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评述。2009年10月8日新增绿色板块，主要关注环境、生态、新能源等问题。针对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報紙也会推出特别报道。
《南方周末》一度是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周报，最高发行量达到170万份。該報的成功令其常成為傳媒研究的對象，也對中国大陆其他媒体在市场运作，媒體监督，写作手法上產生影響。据2012年6月28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2年第九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南方周末品牌价值83.89亿元。
南方周末 特色内容
《南方周末》每年的第一期或者前一年的最后一期都会在头版刊登新年献辞，被认为是《南方周末》精神内涵的体现。
《南方周末》一般会在每年年底的某期制作年终特刊。特刊一般包括封面年度人物（从2000年起）、年度事件评选、年度国内外事件总结等。封面年度人物一般是由读者通过投票评选出的。第一次由读者选出的封面年度人物是李昌平。2007年年度人物是不满PX建设而“散步”的厦门民众，这是第一次将一个群体选为年度人物。2008年的年度人物为“2793名北川中学学生”，以此纪念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副刊一般是指文化版和城市版。内容以文化事件、专栏、读者投稿、漫画和填字游戏为主，比政治、经济等新闻版面轻松一些。其中填字游戏"小强填字"栏目成为中国大陆报纸最成功的填字游戏之一，曾出版过两册“小强填字”内容的选集。2014年，《南方周末》与四川卫视合作，推出中国首档电视填字真人秀《我知道》（季播节目），为“小强填字”的电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