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 (英国) 歷史
人们普遍预期卡拉汉将在1978年秋天举行大选，当时多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拥有领先优势，虽然优势很小。然而，他决定将工资限制政策延长一年，以期在1979年能更好地改善经济状况，再从容举行大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延长工资限制在工会中是不受欢迎的，政府试图对加薪实行“5％的限制”，这引起了工人和工会的普遍不满，工党政府与工会的关系破裂了。
在1978-79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货车司机、铁路工人、汽车工人以及地方政府和医院的工人参加了罢工，人们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史称“不满的冬天”。
卡拉汉对危机的放任态度被认为使公众对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看法。苏格兰民族党撤消对政府的支持后，保守党发动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1979年3月28日，下议院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大选不得不举行。
1979年大选，工党被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在1974年2月至1979年间，工党的受支持度几乎没有变化，但1979年大选，保守党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大幅度提高，这主要由于自由党未能分散保守党票源，且总投票率也上升了。
撒切尔政府利用工会在“不满之冬”期间的表现，来为1980年代针对工会的立法辩护。
工党政府以牺牲与工会关系为代价，设法保护了许多人免受经济风暴的影响，1974年至1979年间的养老金实际增长了20％，而诸如房租限制、食品和交通补贴等措施阻止了人们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为了改善受领国家福利者的生活水平，政府将短期福利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而养老金和长期福利则与物价或收入的增长挂钩，以较高者为准（此前，收益增加仅与物价格挂钩）。此外，还引入了为身障人士和体弱者提供的新福利，而养老金受领者受益于史无前例的养老金大幅增长。新的就业立法加强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保证了短期和临时失业工人的工资，并为孕妇提供了劳工福利和产假。
尽管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因未能将工党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而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指责，但却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正义，并显着减少了贫困，可以说在推动英国的社会民主事业和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方面起着与艾德礼政府同样的作用。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肖所指出的那样：“工党战后三次执政的十七年中，在减轻贫困和苦难以及向老年人、病人、身障人士等在市场经济中最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提供帮助和供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1979年大选失败后，卡拉汉留任了一段时间的党领袖，目的就是确保领袖仍由国会议员选出，而不是左翼要求的国会议员、选区组织、工会组成的选举团选出。工党内经历了在迈克尔·富特、托尼·本恩领导的日益强大的左翼势力（这些左翼分子在基层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与丹尼斯·希利领导的右翼之间痛苦的内斗，分歧日益加剧。人们普遍认为，希利将赢得1980年的党领袖选举，但因策略的失误，败于富特之手。
撒切尔政府决心不像希思政府那样偏离保守派议程。1980年的通货紧缩预算，政府大幅削减福利支出，最初的短期失业率急剧上升。保守党政府减少或取消了对陷入困境的私营企业的国家援助，导致在英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处于工党票仓地带的企业大量裁员。但是，政府立法扩大了居民购买公共的政府救济住宅的权利，这对许多工党选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工党此前曾在1970年竞选宣言中提出过这个想法，但从未付诸行动。
富特是资深的核裁军运动活动家，工党内部的大西洋主义者对此感到不安。
富特上台后，左派如愿以偿地改革了党领袖选举制度，在新制度中引入选举团，其中各部分投票权占比为：工会40％、基层组织30％、国会议员30％。工会部分实行比例投票制，每千名缴纳会费的会员拥有一张选票；基层组织选区工党部分实行集体投票制，即每个选区组织只有一张选票；国会议员为一人一票。这使得积极分子和附属工会在领袖选举团的份量大为提高。其他制度性改革则有：选区的党组织都具有轻松取消现任议员连任的能力，这样全部工党国会议员都受制于自己选区的积极分子，而这些积极分子往往是左派。右翼坚持党领袖仍只由国会议员选出。
工党因此而分裂；1981年1月25日，前消费者保护大臣谢丽·威廉姆斯、前交通大臣比尔·罗杰斯、前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和前外交大臣戴维·欧文组成的“四人帮”领导部分中间派议员脱党，另组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工党已被左翼分子绑架。
1981年，由各工会领导人组成的圣埃尔敏小组成立，其目的是防止左翼的托尼·本恩接管工党。党副领袖丹尼斯·希利、前体育大臣丹尼斯·豪威尔、前就业大臣约翰·高定和国会议员吉尔斯·雷迪斯也参加了这个小组。该组织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利用工会否决票推翻左翼控制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大会总理事会。
中间派和右翼的举动进一步把党推向左倾，但党还未左到让本恩成功挑战希利的副领袖地位的地步。1981年本恩向希利发起挑战，希利以非常微弱的优势保住了副领袖之位。
在富特的领导下，党的议程越来越多地由左翼强硬派主导。因此，工党发表有史以来最左的竞选宣言参加1983年大选。这个宣言被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称为“史上最长遗书”。宣言内容包括：取消上议院、单方面核裁军、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退出北约以及国家对经济和金融机构彻底和广泛的控制。
宣言吓跑了工党许多右翼支持者。本恩派分子处于优势地位，右翼几乎无法阻挡或淡化宣言，许多人只有冀望于选举的断崖式失败沉重打击迈克尔·富特和顽固左派的政治威望，使工党得以从强硬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温和民主社会主义立场。
许多媒体，特别是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者，都抨击工党的宣言及其竞选方式，工党当时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公开集会和拉票活动竞选而不是打媒体战。相比之下，保守党进行了一场以选民恐惧“不满的冬天”重演为根基的专业化竞选。除此之外，在1982年6月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胜利后，英国国内兴起一阵爱国主义浪潮，撒切尔政府的声望急剧上升，这使它得以扭转上任之初因失业和经济困难而不受欢迎的声望。的确，撒切尔夫人敢于在1983年6月举行大选，尽管按照国会完整任期大选应在1984年举行。
1983年大选，工党遭遇了自191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其得票率仅比社会民主党高2.2%，赢得27.6％的选票，获得209个席位。社民-自由党联盟仅比工党少50万票，赢得了许多温和的工党支持者选票，但国会议席只有23个。富特批评联盟“分化”了工党选票并间接帮助保守党赢得更多席位。极左的道路被证明在英国社会是行不通的。
富特引咎辞职，尼尔·基诺克于1983年10月2日当选为新领袖，尽管基诺克本人也有左派背景，可是他上任后逐步向中间派靠拢，与左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基诺克致力于重新树立工党是普通大众党的形象，任用彼得·曼德尔森等人为党进行全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化妆；经济上放弃全盘国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在国防上放弃单方面核裁军立场。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工党左翼控制的各地方当局（被政治对手称为“疯狂的左派”）的兴起对工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它们强调改善住房和生活便利设施、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参与和权利、工人控制、地方分权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左翼人士认为，地方议会、社区团体和市政厅组成了国会外反对派。曾经是工党左翼成员、后任内政大臣的戴维·布兰基特将工党执政的各市政厅描述为“威斯敏斯特执政党的最初级反对运动”。工党地方议会极大地推动了黑人、女性和同性恋者参与政治，同时向这些人群开放了议会的决策权。
越来越多的工党地方当局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公开与撒切尔政府对抗。它们没有按中央政府意愿削减开支，反而提高了地方税率，并与海外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签订了各种借贷和售后回租安排，以维持本地的建设计划。而当时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是减少中央政府对政府救济房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并改变政府的财政资金分配公式，这使地方政府受到收支严重不成比例的影响。最终引发了1985年“地方税率上限之乱”。正如历史学家Peter Shore所说：
由于住房需求高的地方基本是由工党执政的，而各种社会需求支出最高的地方当局也是如此，是故中央政府削减支出，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工党执政的都会区的地方当局。
1981年至1986年，肯·利文斯通领导的大伦敦议会，是与撒切尔政府战斗的领头羊。大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谢菲尔德以及伦敦所属区议会（如兰贝斯、卡姆登区和伊斯灵顿）采用的政策对撒切尔政府坚持削减预算和私有化提出挑战。
在1985年初，左翼激进分子控制的利物浦市议会拒绝编列预算，以抗议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设定的地方税率上限，从而导致利物浦市议会出现预算危机。此举令本党领袖基诺克在国会发言声讨之。1986年，工党将利物浦市议会副领袖、托洛茨基主义派系战斗倾向的领导人德里克·哈顿开除出党。
工党在1987年大选中增加20个席位，从而将保守党的多数席位从143个减少到102个，工党保住了自己英国第二大政党的地位。而社民-自由党联盟再次未能在席位上取得突破，在政治上无以为继，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自由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
1987年大选后，基诺克开始主导一系列旨在夺回执政权的党内改革。在领袖选举制度上，基诺克提议将选举团中选区工党的集体票（即每个选区党组织只有一票）改为一人一票，但未能在年会上通过。在组织架构上，对党年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改革大为减弱了地方党组织影响政策的能力。在政策上，他发起政策审查活动，审查党的企业、财富创造、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帮助党赢得熟练工人群体等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持。在与选民联系上，基诺克开展“工党倾听”活动。在公共形象上，基诺克修改了工党的党标：用欧陆社会民主风格的粉红玫瑰代替了战斗意味浓厚的红旗。这些改革引发左翼不满。1988年，托尼·本恩对基诺克的领袖之位发起挑战，结果以较大差距落败，这标志着工党左翼的式微。
基诺克的改革恢复了党内团结，唤起了工党的自信，在1989年显现成效，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将在1989年-1990年间的几个地方当局选举以及几个国会议席补选中获得较大优势的胜利。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工党赢得了40%的选票，这是15年来工党首次在全国范围的选举中得票多于保守党。
1990年撒切尔首相辞职后，工党要求立即大选。当时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工党将会赢得大选。新首相约翰·梅杰上台后，民意朝有利于保守党方面转变，即便1990年的经济衰退也没能改变这一点，两党支持率进入反复拉锯，民调结果也显示工党只能组建少数政府或悬浮议会。梅杰则因1991年地方选举保守党战绩不佳而避免于当年举行大选。
1992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工党在谢菲尔德举办的美式风格政治集会被批评过于夸张和被胜利预期冲昏了头脑，效果适得其反。大选的结果，虽然工党的席位上升了42个，但总数为271席，仍不足执掌政权。
在对工党为何失败的反思中，人们认为影子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宣布的“影子预算”成为保守党攻击工党提高税率的口实。另保守派媒体（包括鲁伯特·默多克的太阳报在内）的有计划攻击也被认为对打败工党甚有力焉。
1992年7月史密斯当选党领袖。左派人士与那些右翼“现代化者”间的紧张气氛再次出现，他们都主张以根本性的方式对党的立场进行彻底修改。在1993年的工党年会上，取消了在领袖选举中工会集体投票的做法，改为党员一人一票制，在根本上保证了工党与工会拉开距离，使工党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
1992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保守党政府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大失人心，到当年底，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保守党。尽管经济衰退是在1993年4月宣布的，且随后出现了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也很快下降，但民调中的工党领先优势仍然很强。
工党在阻挡梅杰政府的两项主要政策的举措获得成功，证明了工党在1990年代日益强大。由于工党、通信工人工会和试图保护邮政服务的保守乡村的选民的压力，皇家邮政私有化计划被放弃。
另一重大政策被迫放弃是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在1993年宣布将开征家用燃料和照明设备增值税，1994年4月初始税率定为8％，到1995年4月达到全额。工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运动，反对有争议的税收，征集到150万份有签名的请愿书。在1994年12月的下院关于第二阶段税率的表决中，保守党受到来自边缘选区后座议员反对的一致压力，最后，政府在表决中被击败，有319票反对，而政府只获得了311票。在此期间，党员人数急剧增加，从1994年的30万人上升到1998年的40万人。
1994年5月，史密斯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在1994年英國工黨黨魁選舉中，影子內政大臣托尼·布莱尔以57％的选票击败影子就业大臣约翰·普雷斯科特和副领袖玛格丽特·贝克特，当选為新任工党党魁。當時影子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才是史密斯继任者的热门人选，不过布朗已与布莱尔达成政治交易而不角逐党魁。
新工党是指英国工党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由托尼·布莱尔及戈登·布朗领导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个名字来源于工党在1994年年10月工党年度大会会上首次使用的口号，后来在1996年出版的竞选宣言草案《新工黨，新英國》中出现，用于标榜工党的改革形象。当时工党刚修改了其党章的第四条，放弃工党对于国有化的执念转而接纳了市场经济。新版的第四条款平衡了市场和公有制、财富创造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1997至2010年工党执政时该词汇被广泛使用。新工党受到前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政治思想、布莱尔和布朗的实际运作以及彼得·曼德尔森和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媒体宣传的共同影响，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基础，这是一种试图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新工党强调社会公正（而非平等）的重要性，强调机会均等的必要性，相信利用自由市场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
宣扬“新工党”标签是为了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把党的现代化形象传递给公众。在尼尔·基诺克和约翰·史密斯的领导下，党试图以“新工党”标签扩大自己在选举中的吸引力，1997年大选，工党在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中的支持度显著提高，赢得了418个下议院议席並取得压倒性胜利。黨魁貝理雅亦是自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后首位赢得大选的工黨黨魁。
1997年大选胜利后数月，工党政府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了有关权力下放的公民投票。工党在苏格兰有明显的多数支持权力下放，在威尔士的优势则较小。19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建立了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1999年举行了首次选举。布莱尔提出尝试通过建立地区议会和政府来继续北爱尔兰和平的谈判。1998年签署了《耶稣受难日协议》，建立了有108人组成的北爱尔兰议会，并就民族派和联合派之间的权力分享进行了安排。首相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
1998年美国对阿富汗和苏丹发动报复性的无限延伸行动，布莱尔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的行动；2001年阿富汗战争时布莱尔亦对美国施以军事协助。2003年3月，工党政府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涉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参加了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英国在伊拉克的干涉引发公众的抗议。2002年10月和2003年春爆发了40万人的抗议示威活动。2003年2月15日，有超过一百万人反对伊拉克战争，六万人在工党年度大会前聚集在曼彻斯特，反对英国占领阿富汗和即将发动的入侵伊拉克行动。
2004年布莱尔宣布，如果他赢得2005年大选，将不会寻求第四次任期。2007年6月布莱尔辞职，当年工党年会上布朗继任。布朗最初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提前大选的计划沸反盈天，但从未得以实施。2008年2月18日，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宣布破产的北岩银行将被暂时国有化，以贷款和抵押来偿还500亿英镑。去年美国次贷款危机使得该行财务状况不稳定，私人买主不愿接手该行。
2010年英国大选，出現自1974年2月以來首個懸峙國會。；工党保住了258个席位，比2005年大选减少了91个戈登·布朗未能与自由民主党达成联合协议，宣布于5月10日辞去党领袖职务，并于次日辞去英国首相一职。不久后，戴维·卡梅伦和尼克·克莱格宣布保守黨與自民黨達成協議，組建65年首個和平時期的聯合政府。自此，工黨再度變成在野黨。
2010年9月25日，工黨舉行黨魁選舉。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在宣布竞选工黨黨魁时表示，新工党时代已经结束。在2010年9月1日布莱尔的回忆录出版后，另一位领袖候选人文立彬说：“我认为是时候从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彼得·曼德尔森处继续前进，从新工党反对改革的当权派处继续前进，而我是这次选举中最可以翻开崭新篇章的候选人。我想坦率地说，大部分公民都希望我们翻篇了。”更能获得工会选民支持的爱德•米利班德赢得了领袖选举。2011年7月布莱尔在演讲中表示新工党在自己离职后就已死了，并称2007年后工党失去了“执政的节奏”。選舉結果，結果41歲的文立彬擊敗其兄長文禮彬，成為新任工黨黨魁兼反對黨領袖。
當時文立彬強調要引入「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和更多市場干預，以重新平衡經濟結構並降低對金融服務業的依賴。他主張對銀行和能源公司進行更多監管，並經常提出挑戰既得利益和增加英國社會包容性的需要。2012年，他領導工黨採用「一國工黨」的品牌，稍為強調社會主義和經濟改革以減低社會不平等。
2011年，國會工黨通過廢除該黨獨有的工黨影子內閣選舉，並獲全國執行委員會及工黨大會批准，從此工黨黨魁全權挑選其影子內閣成員。
2015年英國大選，工黨再次落敗，其議席數目減至232席，降至1987年大選時的水平；其中工黨在蘇格蘭的議席減至一席。選後，文立彬隨即辭任黨魁。
2015年9月12日，工黨舉行黨魁選舉，結果66歲的郝爾彬擊敗3名對手，成為新任工黨黨魁、兼官方反對黨領袖。他在選前擔任超過32年的下議院議員，但在之前從沒有擔任影子內閣成員及內閣成員的經歷。在2016年脫歐公投，郝爾彬支持留歐，卻拒絕再作進一步的表態。脫歐公投後，工黨多數議員要求他辭去黨魁，其後在再度重選的工黨黨魁選舉中，郝爾彬再度勝出領導工黨。
2017年英國大選，選舉結果，工黨第三次落敗，但議席增至262席，是自2005年以來最多，普選票更大增10%至40.0%，郝爾彬的地位得以鞏固，以後文翠珊政府在國會因為工黨及其他留歐政黨的阻礙無法通過脫歐協議，直至2019年末，同意保守黨的建議，解散國會進行大選。
2019年英國大選，工黨對脫歐的問題只提出當成功執政後再度提出公投，在焦點主力放在左傾的社會經濟與民生政策上。選舉結果，工黨第四次落敗，議席減至202席，是1935年以來大選最差的成績。敗選原因郝爾彬被批評在脫歐事務上拒絕明確表態，亦因過份左傾的經濟政策導致落敗。郝爾彬之後表示不會再領導下一次大選，并随后宣布辞去领袖一职。
2020年英國工黨黨魁選舉中，施紀賢击败丽贝卡·隆-贝利与麗莎·南迪，于4月4日接替科尔宾成为新任工黨黨魁。任內，他將工黨路線推向回中間派定位，並致力於消除黨內的反猶太主義問題。他亦多次與前黨魁郝爾彬劃清界線，強調工黨應重新以成為執政黨為目標，而非繼續為壓力團體。工黨的支持率於2022年再次超越保守黨，而他亦成功帶領工黨勝出2023年及2024年的地方選舉。
2024年英國大選，工黨再次取得壓倒性勝利，贏得411個下議院議席，並結束長達14年的保守黨執政時期。施紀賢亦是自2005年貝理雅後首位赢得大選的工黨黨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