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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阙之战 战后
借助伊阙之战的大胜，秦国乘胜继续向韩、魏两国发动进攻。前292年，白起升任大良造，率军攻打魏国，夺取魏城（山西省永济市东）；攻下垣邑（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东南），但没有占领。次年，白起率军攻打韩国，夺取了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一带）、叶（今河南省叶县南）。前290年，左更司马错率军夺取了魏国的轵（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和韩国的邓（今河南省孟州市西），又与白起合兵再次攻下垣邑。在秦国的连续打击下，魏、韩两国被迫割地求和。魏国割让河东郡四百里，韩国割让武遂（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之地二百里。次年，秦国再次派兵攻打魏国。司马错率军冲绝河桥夺取了河雍（今河南省孟州市西），又夺取了河内郡大小城池61座。白起夺取了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市北）、皮氏（山西省河津市西）。面对秦国的攻势，魏国被迫贿赂赵惠文王及赵国的奉阳君李兑，希望借助赵国的力量来阻止秦国的进攻。
伊阙之战 战后
伊阙之战后，秦国趁机想进攻西周国。西周公子周最派使者游说赵国的奉阳君李兑，想让秦、魏两国重新开战，这样既保全了西周，赵国又可坐观秦、魏两国交战，从中调解取得渔翁之利。西周君又派周足为使者出使秦国，自己亲自前往魏国请求魏昭王的援助，而魏昭王以上党郡危急为由拒绝援助。
西周君在回国途中路过魏国的梁囿，十分喜爱。大臣綦毋恢指出魏国的温囿并不比梁囿差，并向西周君自荐说不但能得到魏国的援助，还能得到温囿。綦毋恢游说魏昭王指出魏国如不援助西周，那西周将投靠秦国，如此两国合兵进围南阳（太行山以南），将切断韩、魏两国通往上党郡的要道。如果魏王答应派3万人帮助西周驻守边境，并且把温囿以每年120金的价格租给西周君，那么西周便不会投靠秦国。如此既可以保证上党郡的安全，也可以通过租借温囿多获得40金的租金。魏昭王采纳了綦毋恢的建议，派芒卯献出温囿，又答应派兵帮助西周驻守边境。在西周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下，秦国最终未能攻打西周。
秦国在伊阙之战取胜后，驻留在伊阙，魏昭王被迫派公孙衍割地求和。有人建议魏昭王加封窦屡为关内侯，让他出使赵国割让少量土地贿赂赵国的奉阳君李兑，让李兑从中调停引起秦国内部争执，这样魏国也可以少割土地。西周大臣綦毋恢也劝说公孙衍不要多割地给秦国，因为如果两国议和成功，魏国就会得到秦国的支持；如果两国议和失败就会重新开战，多割地属于毫无意义之举。
前290年，韩国的城阳君和东周君入秦求和。但秦国此时大举攻韩，城阳君不能返回韩国，被迫出奔至齐国。
伍廷芳
伍廷芳，JP（1842年7月9日—1922年6月23日），本名叙，字文爵，又名才，号秩庸，齋號、筆名觀渡廬，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书法家。伍氏祖籍廣東新會，生於英屬馬六甲，是首位取得英國律師資格的華人，香港早期华人精英，也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議員。後於中國從政，是近代有名的政治家，官至中華民國外交總長。
伍廷芳 生平
伍廷芳祖籍「斗洞伍氏」（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大江镇沙冲村），籍貫廣東新會陳沖鄉現龍村橋頭里，斗洞伍天麟之後，世居新會城郊西墩官來橋，南宋末年名將伍隆起，正是其同宗。道光廿二年六月初二日生於英属马六甲峇都安南，三歲時隨父親回廣州芳村定居，在廣州讀書。十三歲時遭綁架，說服綁匪逃脫。
十四歲時在親戚陳藹亭陪同下以伍才之名往香港求學，在聖保羅書院就讀，畢業後於1861年任香港的高等審判庭、地方法院等的翻譯。1860年，伍才與黃勝利用報社廢棄的中文鉛字，一同創辦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同時，又協助陳藹亭創辦《香港華字日報》。1864年與牧師何進善的長女何妙齡成婚。1871年調任港府巡理署譯員。
1874年與妻子自費赴英國留學，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法律，並於1874年入四大訟務律師學院之一的林肯律師學院受大律師培訓，1877年畢業，獲得倫敦大學學院所頒法律博士（LLD）學位，1876年通過大律師資格考試，是英國首位華人大律師，同期同學包括後任英國首相的H·H·阿斯奎斯。伍於1877年1月26日正式成爲大律師。1月23日，拜會駐英公使郭嵩燾，郭氏欲招為己用。
伍廷芳 生平
1877年3月乘船離英奔喪，在船上認識候任香港總督軒尼詩。5月18日，香港政府司法机关决定许伍才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香港律政司費立浦正式宣布：伍才是第一位获准在英国殖民地担任律师的華人。6月22日，郭嵩焘、刘锡鸿联名上书，奏請朝廷委任伍才为驻英使馆三等参赞。李鴻章得知伍回港，派黎兆棠到香港洽談，1877年10月6日，黎兆棠攜伍到天津與李鴻章見面。10月22日，李鴻章與沈葆楨各出黃金三千兩，共六千兩黃金作為伍的年薪。但伍才沒有接受，選擇回香港執業師。1878年12月16日獲港督軒尼詩委任為首名華人太平紳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返英，軒尼詩提議由伍署理，遭到在港英國人反對，只好作罷。1880年2月19日，港督接受香港各界华人领袖的建議，委任伍為定例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同年他曾署任裁判司。在港期間，他積極支持港督軒尼詩的政策，反對歧視華人，並要求廢除公開笞刑和遏止販賣女童等。後因與妻子及妻舅何添投資生意失敗，被迫辭去立法局議員一職。1881年12月20日，在特遣分艦隊「巴坎蒂爾號」號服役的英國皇孫艾伯特維克托王子及喬治王子（即後來喬治五世長兄及喬治五世）隨分艦隊訪港，由於艦隊司令海軍中將嘉蘭威廉伯爵（Vice-Admiral Earl of Clanwilliam）的拒阻，將伍才等香港縉紳為王室成員籌備的許多歡迎節目省掉。伍才被嘉蘭威廉伯爵數次冷落，決心返回清國發展。
伍廷芳 生平
1882年10月底，伍才以伍廷芳之名離港北上，到天津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邀請，任法律顧問，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其間曾參與1885年中法新約、1886年长崎事件、1895年馬關條約等的商議，擔任馬關條約換約全權大臣。亦曾任中國鐵路公司總辦等職，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條經政府批准興建使用的鐵路唐胥鐵路。
1896年11月16日，清廷敕封伍廷芳為出使美日秘国大臣，11月27日進宮覲見光緒，光緒恩准伍回新會省親。1897年1月22日，伍省親後回到香港，港督羅便臣熱烈相迎。3月13日與三等參贊張蔭棠等人離開香港，4月24日到達美國華盛頓，5月1日正式就任駐美公使。上任後，不斷為華人爭取利益，抗議排華法案。1899年4月17日離開美國，5月3日到達西班牙馬德里覲見西班牙攝政王太后，遞交國書。8月底返回美國。1901年幫助孔祥熙進入美國。1902年伍廷芳回中國，與沈家本同任法律修訂大臣。之後至1906年期間，擬訂了中國最早的商業法；提出廢除凌遲等酷刑；並按歐美等國辦法起草訴訟法，建議使用陪審團制度。
伍廷芳 生平
伍廷芳曾任驻美公使。1905年，當時美國剛剛通過排華法案，墨西哥隨後亦宣布跟隨。當時，伍廷芳曾為了這件事在美國和墨西哥兩國之間不斷遊走，以解決危機。1907年12月，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國、墨西哥、秘魯及古巴，1908年2月啟程，經過日本東京，前首相大隈重信設宴款待，後不歡而散，3月7日抵達華盛頓，後來與美國總統罗斯福漸成好友，伍在美國目睹主張推翻清朝和帝制的高漲革命浪潮，又拜訪科學家、發明家愛迪生，邀請其到中國遊玩。1909年5月31日，伍開始南美洲之行，先後到巴拿馬、厄瓜多爾、秘魯慰問華僑，與秘魯簽訂《中秘條約》。8月底回美國，不久又到墨西哥、古巴遞交國書。免職後於1910年3月離開美國經歐洲、新加坡、香港，進京辭職，上《奏请剪发不易服折》，後稱病寓居於上海。
伍廷芳 生平
1911年辛亥革命後，伍廷芳支持革命，上《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致清庆邸书》，于12月的南北議和中代表南方政府，出任民军总代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4月袁世凱掌權後，伍廷芳離職，再寓居上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為總統。伍廷芳出任段祺瑞總理政府的外交總長。1917年發生「府院之爭」，伍廷芳反對加入協約國，并提出辞职。5月23日，段祺瑞被黎元洪解除職務後，伍廷芳出任代理國務總理。不久北洋系督军群起独立，枕兵北京郊外，黎元洪求救于张勋，张勋以解散国会、另制宪法为条件，強迫黎元洪接受，但是伍廷芳坚决不肯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请辞代理总理。7月7日，伍廷芳到了上海，此时张勋在北京擁宣统帝复辟，伍向外国使团宣称他仍是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外交事务必須由他办理 ，7月9日，伍廷芳被段祺瑞免职。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非常国会推选伍廷芳出任军政府的外交总长，派员到上海，邀请他南下广州，可是伍廷芳却讬病推辞，后來，他派兒子伍朝樞到广州出任军政府外交次长。11月30日，伍廷芳终于到了广州。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伍廷芳为七名政务总裁之一，並兼任外交部长。1919年，任廣東省省長及後一路追隨孫中山。1921年孫中山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伍任外交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廣東省省長；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大總統。
1922年6月23日病逝廣州。伍廷芳墓1988年遷至广州越秀公园内。
伍廷芳 個人生活
伍廷芳之妻子何妙齡，妻舅為何啟爵士，二人為何福堂牧師之子女。伍廷芳與何妙齡育有一子伍朝樞，他是民國時期的外交家，曾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曾孫伍浩平為美國聯邦法院第四位華裔法官。
伍廷芳 軼事
著名雕塑家李金髮曾為伍廷芳作一雕塑。
據稱伍廷芳喜好談論鬼，還會和鬼一起攝影，單獨一人有時會「罵鬼」而驚動旁人。1920年左右伍在上海，還設過一鬼講壇，任人來研究鬼學。外籍人士被其獨特學說所吸引，推伍為「中國式學者的代表」。
1922年6月伍在廣州離世，後人按其生前意願，送遺體火化。送至的南石頭火葬場，是清末日本人建立，供日僑而專用，而當地華人時仍多以土葬，伍此選擇可謂開風俗的先河。
伍廷芳 評價
胡適讚嘆伍廷芳之外交風範：「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時，全靠他的古怪行為和古怪的議論，壓倒了西洋人的氣焰，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個弱國代表受到許多外人的敬重。」
鑒於伍廷芳在西法上的造詣和成就，清廷特委任他和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他以紮實的刑律知識改造《大清現行刑律》，力主廢除凌遲、梟首、戮屍等酷刑，並禁止刑訊，建立符合現代文明的刑法觀。在此基礎上，重新劃定中國法律部門，被孫中山稱之為「中國刑法開新紀元」。
雖然伍廷芳真正參與修律的時間只有4年（1903年—1906年），但對自己格外強調刑罰「改重從輕」的目標落實得恰當而到位，主要表現在取消刑訊上。
章太炎素惡伍廷芳，伍離世後，其子伍朝樞過上海，特地拜謁過章太炎，章對伍廷芳有多番譏諷，譬如將其比作春秋時狼狽逃難過昭關的伍子胥。而對話不歡而散後，章次日又遣人給伍朝樞送上輓廷芳之聯：「一夜變鬚眉，難得東皋公定計；片時留骨殖，不用西門慶花錢。」
布蘭詩歌 (奧爾夫)
《布蘭詩歌》（拉丁語：），亦譯為《博伊伦之歌》或《布朗尼之歌》，是德国作曲家及音樂教育家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大型合唱及管絃乐作品。內容取自同名的文學作品，是其中一首較為人所認識的二十世紀古典音樂作品，當中的開場及終曲《哦，命運》更是本曲的代表作。2009年，由英國廣播公司和其他機構所做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哦，命運》是英國近75年來最為人所認識的古典樂曲。在電視、電影及廣告中的配樂中经常出现。奧爾夫在创作的技法上，运用最简单的旋律素材、强烈吃重的节奏，将没有任何发展与变样的乐句大量的反反复复，在看似单调乏味的手法上，营造出源源不断的能量。
布蘭詩歌 (奧爾夫) 有關原作的背景資料
原來的文學作品《布蘭詩歌》，創作時間由於11世紀至13世紀不等，集合不同年代的神職人員的內容，再經過不同人所抄錄後所聚集而成的作品。詩集包含了超过240首由11和12世纪的诗歌和戏剧所组成，部分配有旋律，大部分为情歌、祝酒歌以及宗教歌剧。大部分以中世纪拉丁语写成，亦有中古高地德語及古法語的篇章。
1803年，Johann Christoph von Aretin在本尼迪克特布蘭（Benediktbeuern）修道院发现了《布兰诗歌》。後來这部手稿被轉移至慕尼黑，現時存放於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內（對應簽名：clm 4660/4660a）。
後來經過學者舒麥樂對詩篇內容進行了编輯，於1847年正式出版發行了名為《布兰诗歌——来自本尼迪克特教团的歌》一书。
由於從手稿中，部份詩篇附有流行於9世紀及10世紀時期的無線紐姆記譜法，因此推定當時《布蘭詩歌》能夠以音樂表達出來，這種種特徵亦成為了奧爾夫以此為題的動機。
布蘭詩歌 (奧爾夫) 創作背景及結構
卡尔·奥尔夫在1935年发现了《布兰诗歌》，并在1935-1936年期间，对其中的24首进行了谱曲。由此诞生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尤其是在奥尔夫的作品诞生期间，世界上还无人对这部原始的中世纪旋律进行改编。
1937年6月8日，奥尔夫的作品在法兰克福歌剧院进行了首演。
奥爾夫將他的作品分為三個部份：
除了《布蘭詩歌》外，奧爾夫還創作了另外兩套作品：《卡圖利詩集》(Catulli Carmina)及《愛神的勝利》(Trionfo di Afrodite)，合稱為“三部曲”（Trionfi）。然而後兩首的知名度及演出次數遠遠落後於《布蘭诗歌》。
布蘭詩歌 (奧爾夫) 器樂搭配
「布蘭詩歌」由一個大型管弦樂團配樂演出，包括：
布蘭詩歌 (奧爾夫) 曲目
本曲可分成三個部份，合共有25段，當中頭尾各兩首並歸納於三部份內。
布蘭詩歌 (奧爾夫) 其他使用
拉丁文中“Fortuna”所指的，可能是指在羅馬神話的“運氣女神”福爾圖娜（對應於希臘神話中的堤喀Tyche），司掌的是“機緣、機運、運氣”。不過現時絕大部份的中文翻譯都將其改稱作“命運”，其實並不準確。真正掌管命運的女神：在羅馬神話中的應該是帕耳開Parcae，或是對應於希臘神話中的摩伊賴Moirae，與北歐神話中的諾恩三女神Norns。
牛腦海綿狀病變
牛海绵状脑病（英語：，缩写：），俗稱瘋牛症、疯牛病或狂牛症（），是由传染因子引起，屬於牛的一种进行性神经系统的传染性疾病，此疾病是一種傳染性海綿狀腦病。该病的主要特征是牛脑发生海绵状病变，并伴随大脑功能退化，临床表现为神经错乱、运动失调、痴呆和死亡。
这种疾病据信是由于朊毒體（prion）引起的，并且可以通过喂食含有疾病的动物骨粉传播。如果食用带有疯牛症的牛腦或其結締組織，則有可能感染变种克雅二氏病（vCJD），這是人类中的朊毒體疾病之一。另一种在麝鹿中发现的相关的疾病包括慢性萎缩病。1996年3月20日，英国首次官方证实了瘋牛症病例。
牛腦海綿狀病變 起源
牛是草食動物，但一些畜牧業者为了提高生產效率（如補充蛋白質攝取、平衡必需氨基酸），會將其它動物的肉和骨头混合，製成肉骨粉加入饲料中，而當中可能含有病死動物。病死動物若包含因搔癢症而淘汰的動物，其病原體與狂牛症同為朊毒體，帶病原體肉骨粉污染了飼料後，牛隻長期食用就可能感染狂牛症。通常小牛需要長期食用受污染飼料才會發病，極難由母牛垂直傳染，所以檢疫上一般30個月以下的小牛不用檢查狂牛症。
朊毒體只是一個蛋白質，生物體內免疫機制無法區分它和一般蛋白質的差別，又會累積在生物體內，當累積多了就會發病。類似的病還有羊搔癢症、狂鹿症、人類的庫賈氏病等等。其結構相當穩定，即使經過高溫處理，也幾乎不會變質。
牛腦海綿狀病變 潛伏期
因為目前無法得知動物何時受到感染，所以在野外受感染的牛隻之潛伏期並不明確。流行病學分析發現大部分的牛在3.5歲到5歲之間出現臨床疾病，因此推測潛伏期大約是3.5至5年。
牛腦海綿狀病變 各國疫情及政策
199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下发《关于严防牛海绵状脑病传入中国的通知》。200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疯牛病病例国家的牛肉制品（不含乳及乳制品）。2002年3月，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含有疯牛病病例国家的牛羊动物源性原料成份的化妆品。2014年中国多地查获来自巴西的疯牛病疫区牛肉。2014年中国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疯牛病风险可忽略认证。2004年─2016年间，美国牛肉因疯牛病传播风险被中国禁止进口。截至2021年，中国境内从未发生过疯牛病。
2005年，日本、大韓民國、台湾等陸續准許有條件開放進口。即使政府強調進口之肉品安全無虞，然而各國消費者不信任疫區牛肉品質，使得肉品滯銷。
台湾：2005年4月，開放三十個月以下的不帶骨牛肉。同年7月一度停止；2006年1月24日凌晨再度開放。
日本：2005年12月，政府開放美國牛肉，又於六週後（2006年1月20日）收回政策，但同年7月27日再度恢復進口。
韓國：2006年10月31日，有條件開放進口，但國內仍有呼籲「恢復停止美國牛肉進口」的聲音。
牛腦海綿狀病變 牛肉部位的風險
食用牛肉及相關產品受感染的風險會因食用部分不同而有差異。最安全的是不帶骨牛肉(純肉部位)，最高風險的部分是腦組織（含三叉神經節）、脊髓、背脊神經節、迴腸末段、扁桃腺和眼球。
台大公衛學院吳焜裕教授的分析報告指出，各部分的推估風險依序為：不帶骨牛肉＜帶骨牛肉＜牛內臟（扣除最高風險部分）＜牛絞肉＜最高風險部分
牛絞肉被認為是高風險的原因是因為，牛絞肉在美國每次大概用一萬磅的肉去絞碎，肉的量大、來源又不見得完全清楚。
商汤
汤（约前17世纪—前16世纪），商朝开国之君，子姓，名履，今人多称商汤、殷汤，又称武汤、天乙、成汤、成唐，商代金文和甲骨文称為唐、成、大乙，原商部落首领，与有莘氏通婚后，任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以亳为前进据点，积极治国，准备灭夏朝。
当夏桀之时，夏王内政不修，外患不断，夏后氏的共主地位严重动摇。汤乘机起兵，首先攻灭葛（今河南宁陵县北）及十多小国和部落。接着又克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部）等小国。经过11次战役，使得夏王朝空前的孤立無援，又利用有娀氏的反叛，起战车七十乘，必死之士六千人伐夏，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桀，一举灭夏。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君王永定的说法，因而史称“貴族革命”。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
成汤在商代文字称为“唐”。在祭祀先祖时，殷商人也称呼成汤为“成”、“大（太）乙”。
商汤 生平
成汤是商国国君示癸的儿子，示癸死后成汤成为商国君主。成汤成为商国君主把都城迁回了祖先居住的亳，并写下《帝诰》记录此事。成汤曾替夏朝天子讨伐过不祭祀的葛国。成汤重用伊尹、仲虺等能臣，勤于政事、推行善政、减轻税赋赈济困穷百姓抚育孤儿和寡妇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得商国实力逐步扩大。成汤曾多次派伊尹前往夏国打探夏朝的情况，为讨伐夏朝做准备。成汤还曾被夏桀囚禁，但在伊尹、仲虺活动下又被释放。因夏朝天子桀昏庸无能，残暴无道，诸侯们纷纷背叛夏桀归顺成汤。在灭夏之前，成汤先讨灭了韦、顾、昆吾等效忠于夏朝的诸侯国。
成汤于诸侯盟誓，号称“武王”讨伐夏桀，成汤先是在有娀氏的旧地击退了夏桀的军队，后又在鸣条之战一举歼灭了夏朝军队，汤还乘胜讨伐三嵕（Zōng）国，缴获大量财宝，灭夏后汤还想把夏朝的祭台迁走，但没有成功，并写下《夏社》记载此事。伊尹向诸侯报告了胜利的消息，于是诸侯全都归服，汤成为“天子”，平定了天下，商朝正式建立。
商汤 生平
其后成汤启程返回都城亳，途中在“泰卷陶”这个地方，由中垒起草诰文，宣布废除夏朝的天命，回到都城亳后，成汤颁布《汤诰》确立新的诸侯统治秩序。三月，成汤在东郊会晤诸侯，成汤告诫诸侯，若不能为百姓建立功业，勤于政事，将受到惩罚，治国无道的诸侯将被废除。
商汤 在位年數
現今流傳文獻記載的成湯在位年數有2種說法：
商汤 評價
湯是儒家推崇的上古聖王之一。
房玄龄在《晋书》中称赞他：「商汤，哲也，托负鼎而成业。」
汤
汤可以指以下几种事物之一：
汤，一种食物
商汤，中国上古的一位天子和商朝的创建者
汤姓，中国姓氏之一
溫泉，「湯」在文言文、日語中指热水，后引申為溫泉。
唐
唐最常指的是唐朝（618年－907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李淵所建。
此外唐也可能指：
唐 (傳說時代)：中國傳說中上古五帝之一的尧的政權。根據傳說，唐的後繼者為舜領導的政權虞，再其後為夏朝、商朝。
商湯（？—前1588年）：中國商朝開國君主，甲骨文称其為唐。
唐 (地名)：商、周時地名，在今中國山西省中南部。周代诸侯国晋国建國于此。
唐国（？—前505年）：尧的后裔的封国，周成王时作亂被平定，移封现今河南唐河縣、湖北棗陽市一帶。前505年為楚國所滅。
晉國（前11世紀－前376年）：周朝主要諸侯國之一。平定唐國之亂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國故地，仍稱为唐国，叔虞之子晉侯燮（燮父）時，改國名為晉，改名後有時仍被稱為唐。
后唐（923年—936年）：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五代之一。沙陀人李存勗所建。
南唐（937年—975年）：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徐知誥（李昪）所建。
唐 (北宋)（1044年—1045年）：中國北宋时期蒙赶建立的短命政权。
唐 (李添保)（1460年）：中國明朝时期李添保建立的短命政权。
唐
唐 (蔡伯贯)（1565年—1566年）：中國明朝时期蔡伯贯建立的短命政权。
唐县
中國：福建、廣東的海外移民等稱中國為唐，如：「唐話」、「唐音」、「唐服」。
過去日本對自己以外的國家的通稱，如：「唐行小姐」，「唐辛子」，「毛唐」。
唐姓：中国姓氏之一。
比亚迪唐：比亚迪汽车制造的一款新能源汽车。
唐是西葡男人的頭銜(先生)，女人的頭銜是唐娜
商朝
商朝（前17世紀-前11世紀），又称大邑商、殷，是由商人建立的國家，是中国歷史上有当时文字记载遗留至今的最早朝代，標誌着中國歷史自商朝进入信史時期。商代出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因多刻于青铜器上，亦称“铭文”）是已經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关于商朝的传世文献主要包括成作年代有争议的《诗经·商颂》和《尚书·商书》，以及战国时期魏国的《竹书纪年》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商朝前期几经迁都，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商朝
商王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是最高辅政官员，最初只有辅相一人，武丁时期增加为三人，称三公。三公统领着一个决策集团，为商王提供咨询，同时负责处理一些具体政务。商王朝还存在着贞人集团，负责为商王提供宗教方面的决策参考。商王朝建成了较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常备军队。商朝建立了内外服制度，内服即王畿，设官分职。外服则一方面建立军事据点，设立众多的侯、甸、男、卫等外服职官，一方面对外围的异族方国进行联合。诸侯对商王朝要尽一定的义务，主要为王朝服役、向王朝进贡、为王朝戍边、随商王征伐等。商王朝出现了负责某一区域诸侯的专门使者，甲骨文中有“东史”、“西史”、“北御史”，带有视察、监督、协助地方事务等多重职能，平时可驻于诸侯之地，可以参与当地的决策，具有代表中央王朝的政务和军事职官的性质。商王拥有对名义上的全国土地占有权，商王以册封的形式，将土地授予各级贵族和方国。同时，商王有权支配贵族、诸侯和臣服方国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可以对诸侯首领贵族晋爵、施罚。商王朝对外服方国和边远地区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商朝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方国联盟政体，而是一个混杂着氏族民主制的广域王权国家，社会形态是氏族封建制的。
商朝
商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无论是经济、文化、天文学、科技还是军事上的成就都达到很高的水准。天文学家巫咸與兒子巫賢復興商朝。其子巫賢后来繼續任職於祖乙王庭。商代甲骨文“已形成完整的十进制系统”。商代经济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高峰时期。手工业的门类齐全，技术含量高，最具代表的行业是青铜冶铸，重达 875 公斤的“后母戊鼎”在中国甚至世界古代也堪称绝作，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综合技术水平。中国后来长期受到世界各国欢迎的瓷器和丝绸，特别是丝绸，在商代就已经能生产出品質相当好的产品。商品生产已经出现，如在製造陶器的行业中，大的烧製陶器的作坊和烧製单一产品的窑坊的出现，都是为大量出售而进行的生产。商品交换也已发展起来，贝是用作流通的货币。贝的材质主要是天然的海贝，在商代晚期还出现了铜贝，开金属铸币之先河。商王朝幅員辽阔，而且国祚长久，使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宗教、数学、天文历法、法律及政府模式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
商朝具有豐富的考古学發現，主要遗址有位于今日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有四期，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至1520年，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的都城，并非商朝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市的二里岗遗址，安阳市的殷墟遗址等。在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河南信陽市、辉县市、新鄭市等許多地方還發現大量商朝文物。近代，在上古被普遍看作蛮荒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江西的吴城文化和新干大墓，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文明，商朝时的方国或已延伸至湖南江西皖南一带。
商朝 历史
商朝可以分为先商、早商、晚商三个阶段。成汤之前为先商，迁殷之间为早商，迁殷之后为晚商。晚商时期又称“大邑商”。成汤之前的商王称作“先公”，之后的商王称作“先王”，先公先王问题是历史学的未解决的大问题，具体参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蔡哲茂的研究。
学术界针对商的興起之地提出东方、西方、北方三种假说:60。《礼记·缁衣》引《尚书·商书·尹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说明商在夏之东。卜辞中的“夒”可能指喾。嚳在甲骨文上稱呼為“學戊”或者“嚳”“成”。
考古发掘发现，以邯郸为中心、北至邢台，南至安阳的地域，有大量的商人的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上称为下七垣文化。
下七垣文化有十分丰富的遗存，其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半部的武安、涉县、磁县、峰峰矿区、永年及邯郸境内。在漳河、滏阳河及洺河的中上游地区，有先商遗址近百处。其中，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叠压关系清楚，遗物特征明显，为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可靠的地层依据，故以其命名商國未灭夏前的原始文化。
盘庚迁殷，建立殷朝。商乃辛丙（即高辛）所建。乙庚连读为殷音。己甲连读为夏音（甲为农神，称夏后）。成汤革命后，封夏人于杞。
商朝 历史
1970年，西方的著述《全球通史》则认为商部落原是来自西北蒙古草原处于青铜时代的游牧部落，入侵并征服北部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后建立商朝统治，同时未提及夏朝的存在。但此說有明顯常識性與實證上的錯誤，关于商人的起源地尚有争议，主要有山西说与河北说，但是可以肯定河北的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遗存，并有学者認爲红山文化是商朝最初的起源脈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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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契生活于尧舜禹时代，曾在舜帝下任职司徒。他因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功绩，被“封于商，赐姓子氏”。《世本》又载“契居蕃”，王国维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此二地分别在今河南商丘和山东枣庄滕州。卜辞所见“宗”[合集 30298]可能指契，说明商人为他立有宗庙。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契逝后，其子昭明继位，“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是继契后较为著名的商族首领，《世本·作篇》记载他训练马匹，使用马驾车充当运输工具。《诗经·長發》记载相土的活动区域相当广泛，声誉传播海外，说明这时期商部落的航海技术已经可以通往近岸的海岛。此时商部落活动于冀中豫北的古黄河流域，在东方海滨也有相当的势力，《左传》载相土有“东都”。相土逝，子昌若立。昌若逝，子曹圉立。曹圉逝，子冥立。文献记载冥任夏后氏的水官，夏后杼在位时冥因治水之事而殉职。《礼记》记载殷人将冥与喾、契、汤四位先祖先公齐列祀典。卜辞多见殷人为“季”举行侑祭，王国维结合《天问》“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记载，认为“该”、“恒”是王亥和王恒，“季”为其父与卜辞记载相符，当是史书记载的冥: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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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亥、王恆为冥的二子，冥卒后相继为王。殷人对王亥格外尊敬，他是首位被称作“王”的君主:73。卜辞中总以“王亥[粹 75]”、“高祖亥[屯南 2105]”、“高祖王亥[合集 32916]”尊称他，从不单称其为“亥”，一些卜辞还在其名号的上角刻画代表早期商部族的玄鸟图腾:33。王亥在殷人的心目中似乎拥有很大的神威，殷人时常向他祈年祈雨:25—26。关于王亥的卜辞有一百三十余条，数量之多居诸先公之首:72。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部分牛羊托寄于邻近的河伯氏和有易氏。之后王亥与有易氏首领绵臣发生争执:30，绵臣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恆继位，从绵臣手中夺回牛羊。关于王恒的卜文有十余条，与王亥同样尊称为“王”，但王恒却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商王世系中，其原因不明:73。王恒死后，其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部落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盛起来:73。战胜有易后，上甲的诸弟各怀私心，纷争起事，蓄意谋害上甲，上甲随机应变，平息叛乱，保证商族后嗣的延续:162。上甲在殷人的週祭顺序中排列首位，祈雨卜文均以“自上甲……”开始，卜辞对上甲以降的商王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可能是因为商部落在上甲时期才开始有文字记载，而之前的世系源于传说:73。今所见关于上甲的卜辞多达一千一百余条，位居诸商王之首，可见殷人对上甲之崇敬: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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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甲之后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五公先后即位，在卜辞中，“报”写作“匚”，“主”写作“示”，五位先公合称“三匚二示[屯南 2265][合集 27083]”。上甲后的三匚全以天干“乙丙丁”相次，二示时则应续以“戊己庚辛”排列，却跳至“壬癸”。同时，二示的配偶妣庚和妣甲的天干亦不相次。说明三匚的庙号可能是殷人后来追拟的，而二示的庙号则有典册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记载到的祭祀典册，可能始于二示时期:74:191─193。二示时期，商國的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夏后氏腹地伊洛地区。
大乙汤乃示癸之子，关于汤的名字记载较为复杂，《古本竹书纪年》“汤有七名”。殷墟卜辞中多称其为合字“大乙[后 上1.11]”、又称单字“唐[佚 873]”或“成[乙 5303]”。周原卜辞以及齐国彝铭称其为“成唐”。《尚书》、《楚辞·天问》称其为“汤”。《诗经》、《国语》等称其为“汤”、“武汤”或“武王”。《史记》、《荀子》等称其为“天乙”。《论语》、《墨子》、《竹书纪年》等称其为“履”: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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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的末代君主履癸又名桀，史书记载他是位昏庸好色的君王，他暴虐民众，大兴土木修建倾宫、瑶台，使得诸侯叛离。桀便派军四处讨伐不服的属国。此时的商汤是专为夏王室征伐的夏方伯，史书中称赞他修德爱民、宽厚仁慈，与夏桀形成鲜明的对比。《吕氏春秋·异用》、《史记·殷本纪》、《帝王世纪》等形容夏桀“网张四面”如此鸟禽全入网中，一个也不落，而商汤“網開三面”仅留一面捕禽，其余三面放之，表示商汤的仁慈大度。诸侯见势便纷纷弃桀归汤，汤籍此机会网罗人才、拉拢诸侯。有莘氏居于夏后腹地伊洛平原，不满桀的统治，决定与商汤联姻结盟。伊尹随有莘氏女进入商汤王室，始任庖正，而后得到汤的重视，被授予“天下之政”，立为小臣。汤以伊尹为士朝贡夏廷，潜入观察夏地的动静。除伊尹外，仲虺、咎单、女鸠、女房、义伯、仲伯等官贤也先后归汤: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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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将都邑迁回先王之地——亳。亳与葛国为邻，葛是灭夏的必经之地。汤闻葛伯不祭祀神祖，便遣人前去查问究竟，葛伯答复没有可供牺牲的牛羊，汤遂送去牛羊，葛伯却宰了牛羊供自己食用，回复说葛国缺粮，汤再遣去亳邑民众协助耕种，并派童子到田间送饭，葛伯却夺其饭杀其人。于是汤自亳邑出发征伐葛伯。汤战胜葛后见夏桀并未谴责，于是又相继征伐洛、荆、苏、董、温等国。自称征伐是吊民伐罪，为民除祸，故而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得到民众的支持。灭温后战争发生转折，商亳遭到温的同姓邻国昆吾的反击，此后商汤转而讨伐亲夏的属国。此时商汤感觉羽翼丰满，在景亳汇集诸侯盟国，宣告与夏作战，是为“景亳之命”。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政权，翦除夏后属国，削弱夏后势力，经过“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自陑起兵西进，桀抵挡不过，且戰且逃，戰败於有娀氏旧址，逃至鸣条。汤与夏桀在此展开鸣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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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汤作《汤誓》，举说桀的罪状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桀战败，经歷山逃至南巢，夏朝覆灭。汤迁徙夏族遗民于杞，汤欲迁夏社，伊尹认为会引起夏民的愤恨，作《夏社》反对。汤经泰卷返回亳，仲虺作《仲虺之诰》向夏诸侯阐明伐桀的正义性:109—111。《逸周书》称“三千诸侯大会”于亳，汤三让天子位于天下有道者后即位。遂迁九鼎于亳都，商朝建立。这是中国传统历史的首次王朝交替，《周易》赞称商汤受天命而灭桀，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次革命。灭夏后，汤扩建亳都，并在夏之旧都斟鄩附近营建西亳用以监视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汤命臣咎单作《明居》以法治民，制作礼乐。为了巩固统治，又改正朔，易服色，以白色为上等服饰颜色，作五祀八政。
商朝 历史
根据文献记载，汤有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乃汤之嫡长子，被立为太子，但太丁未即位便先汤而死。汤二十九年，汤王过世。其后，文献记载出现分歧：《尚书序》、《三统历》、《汉书·律历志》、《伪古文尚书》等载汤崩，太丁之子、汤之嫡长孙太甲即位；而《史记·殷本纪》、古今本《竹书纪年》、《孟子》等记载汤崩后，汤的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六年，再由嫡长孙太甲即位为王。殷墟卜辞中，太丁刻作“大丁”，外丙作“卜丙”，太甲作“大甲”，但尚未发现仲壬（中壬）的痕迹。根据卜辞的週祭顺序，“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为次，即嫡长孙太甲即位于其叔父外丙之前。太丁生前被立为太子，虽未即位但因其子太甲称王所以被纳入週祭直系，而外丙无子称王所以属于週祭旁系。文献记载汤在位时间较长，长子太丁早逝，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但总共在位时间仅短短六年。同时文献记载伊尹辅佐太甲摄政，太甲即位之初，“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太甲出亳都并置其于汤所葬之地——桐宫。古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甚至称伊尹篡位称王。一种解释认为长子太丁逝时，汤尚健在，立次子外丙为太子，而汤逝后，太甲夺权，在其叔父外丙（以及仲壬）之前即位，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这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多称太甲起初不贤的缘故，所以伊尹放太甲于桐，并作《伊训》、《肆命》、《徂后》使其反省悔过。期间伊尹复立汤次子外丙、三子仲壬相继为王，但二人年迈，总共在位六年便过世。太甲在桐宫修德，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伊尹见此便迎接太甲回都，还政于太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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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政后，伊尹又作《太甲》三篇教育太甲。“太甲修政，殷道中兴”，“诸侯咸归…百姓以宁”，创造商朝的第一次中兴。太甲归亳后十二年陟，逝后上庙号“太宗”，又称“明王”。文献记载太甲有沃丁、太庚二子，先后即位为王。週祭中未见沃丁之名，但有“羌丁”（羊丁），因为是单版祭祀，尚不明确其与前后帝王的关系。文献记载沃丁八年，伊尹过世，“沃丁葬以天子礼”，服丧三年。咎单接管政事，作《沃丁》训王。十九年，沃丁陟，太庚立。週祭中太庚作“大庚”。太庚有子即位为王，所以属于直系先王。太庚在位五年陟，此后小甲、太戊、雍己三子相继为王，在王位继承制度上出现兄终弟及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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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甲乃太庚之子，旁系先王。小甲时期，开始商王朝的第一次衰败。小甲在位十七年崩。根据传世文献记载，雍己继位为王，而常玉芝等现代学者利用残辞互补法，对卜文中残缺的週祭顺序作整理，认为太戊在雍己之前继位为王:58。太戊在卜辞中作“大戊”，是位直系先王。即位之初，册命伊陟、臣扈、巫咸等辅佐商王管理朝政。太戊继其兄小甲之位为王，有违嫡长子的王位传承制度。传说太戊时，发生了“祥桑谷共生于朝”的灾异现象，太戊恐惧中求问伊陟此事，伊陟说是殷道德衰的恶兆，太戊听从后，修行修德，使得祥桑枯死。太戊对山川鬼神格外恭敬，命巫咸加倍祭祀活动，巫咸作《咸艾》、《太戊》称赞太戊。太戊改革军队，命车正中衍作寅车。太戊在贤臣的辅佐下，扭转小甲时期的衰败。五谷丰盛，诸侯归附，商王朝进入第二次中兴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太戊在位七十五年陟，庙号“中宗”又作“太宗”，而卜辞中没有太戊庙号的记载。雍己或继其兄太戊为王，或继其兄小甲为王，其在位期间，殷道复衰，诸侯叛离，商王朝二次衰败。雍己为旁系先王，在位仅十二年，事迹远不如太戊。而太戊时期的兴盛则为其子争夺王位创造条件。雍己之后，太戊有中丁、外壬、河亶甲三子相继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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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丁乃太戊长子，在週祭顺序中是太戊之后的直系先王，其王位很可能是从叔父雍己那里争来的。中丁夺位遭到王朝内部其他统治势力的反对。元年，诸侯侵犯京畿，中丁被迫放弃经营一百多年的都城——亳，东迁于嚣，由此保住王位。东土边境的蓝夷部落趁机作乱，中丁伐之。中丁在位九年或十一年崩，其弟外壬继位，都于嚣。其王位是平稳传承还是争夺而来的，由于记载的缺乏，无法明了，但外壬即位元年，邳人、侁人叛乱，这可能说明其王位是争夺而来的。外壬在位五年或十年崩，其弟河亶甲夺位称王，迁都于相。夺权徙都导致商王朝政权内部分裂，国力剧减，诸侯侵犯，商王朝第三次衰落。河亶甲连年用兵讨伐叛离诸侯。征蓝夷，又征班方，侁人联盟班方，河亶甲联合彭伯、韦伯克邳、降班方，侁人臣服。河亶甲为旁系先王，在位九年崩。中丁之子，祖乙即位。即位之初迁都于邢，其王位可能是争夺而来的。祖乙作为太戊的嫡长孙，可能得到了王朝内部旧贵族势力的支持，立旧臣巫咸之子巫賢为相，管理政事。如此政权逐渐稳定，修筑新都。命高圉为邠侯，巩固对西土边疆的统治。商王朝二次复兴。祖乙受殷人的尊崇程度与汤不相上下:92。祖乙在位十九年崩，庙号“中宗”。祖乙之子祖辛即位，政权平稳过渡。祖辛在位十四年或十六年崩，其弟沃甲继位。沃甲在卜辞中作“羌甲”，因为其子南庚继位为王，所以初属直系先王，但因南庚未有子成王，所以在后期的黄祖卜辞中以旁系先王祭祀。沃甲在位五年崩，其侄祖丁继位。祖丁是祖辛之子，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子先后成王。四子同父异母，使得祖丁的四位配偶全部纳入週祭祀谱，在先王行列中独占鳌头。在位九年而陟，堂弟南庚继位。南庚是沃甲之子，即位三年后迁都于奄，因奄地偏南，所以此王得名“南庚”。南庚在位仅六年，祖丁之子阳甲即位。自此“祖辛—祖丁—阳甲”一系代替“沃甲—南庚”一系为直系，南庚在位时间较短，可能是逊位于阳甲:92，或是阳甲夺位:146。王位传承的纷争，削弱了政治统治的势力，国力锐减，边境诸侯内侵。带来了商王朝的第四次大衰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得丹山。阳甲在位四年崩，其弟盘庚即位。
商朝 历史
太庚三子小甲、太戊、雍己相继为王，破坏了嫡长子传承制度，此后弟子相互代立，争夺王位，屡迁都邑，使得国力衰亡，诸侯莫朝，边境遭侵。是为商代中期的“比九世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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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庚在卜辞中作“般庚”，祖丁次子、阳甲之弟，即位于奄。盘庚在位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迁都事件:87。关于盘庚迁殷的原由，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政治斗争说”较优:600。九世之乱期间，因为王室的争夺，商王屡徙都邑，迁后必然需要得到一批贵族的支持，如此导致贵族的势力膨胀，而王权却久久未能得到巩固。为了维护王位，夺位者常常要与贵族旧臣共享政权。盘庚年幼即位，许多贵族旧臣有了傲上的情绪，无视盘庚。盘庚为了巩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决心迁都。当时族内的一部分人不愿迁都，盘庚便作《盘庚》三篇，劝说大众，呼吁民众到新都去生活。盘庚十四年，终得迁都，自奄迁于北蒙，更名为“殷”。翌年，开始营建殷邑。盘庚兑现承诺，首先建设民居，安顿下移民，再顾及宫殿庙宇的建设。迁都后，一部分民众又怨言盘庚如此兴师动众有损民利，盘庚回复说，迁都之为是上帝要求我为了恢复先王成汤的事业而作的，并说迁都是为了重视人民，不让民众受害而为。盘庚在殷邑实行新政，但限制和约束贵族的势力。他要求贵族遵守先王法度，排除内心傲慢的态度听从商王的命令，道德上要施德于民，不可怠慢老弱孤幼，经济上不可无止境地聚敛贝玉财富:602。盘庚对贵族和民众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新政使得民众受益，同时让商王摆脱了贵族势力的束缚。直到殷商灭亡，民众还思念着盘庚，要求“复盘庚之政”。十九年，册命周人首领亚圉为邠侯，加强对西部边疆的统治:152。盘庚迁殷，“殷道复兴，诸侯来朝”，扭转了九世之乱以来的衰落。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盘庚未有子继位，故为旁系先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二百五十多年更不徒都:604，改变了“居无常处”的动态:28，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新发展阶段，史学家称这个阶段为“晚商时期”。
商朝 历史
小辛乃祖丁之子、盘庚之弟，即位于殷。小辛政绩不佳，带来了商王朝的第五次衰败。关于他的卜辞仅有八十余条:81，在位三年而崩
，弟小乙即位于殷。小乙为祖丁之子，小辛之弟。小乙在位时便立武丁为继承人。小乙让武丁插入到民间中劳动，又将他送到贤臣甘盘那里去学习，小乙如此注重对武丁的教育，为日后武丁复兴殷业奠定了基础。小乙在位十年而陟，其子武丁继位。因是武丁之父，为直系先王，所以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备受尊崇，数量多达五百余条:82。
武丁即位于殷。年轻时出入民间，深知民众的疾苦。武丁在傅说的辅佐下，使商达到了新的高度。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卜辞，是从武丁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武丁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稀少），自此中国的历史学迈入了信史时代。武丁可以被历史学确信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力君主，具有统一黄河流域的特征。
商朝 历史
祖甲在位三十三年，祖甲建立了完备的周祭制度，以翌、祭、洅、协、肜五种祭祀方式系统性地祭祀全体祖先。部分学者认为祖甲可能还开创了王位嫡子继承制（有嫡子继承制无长子继承制），有可能是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前身，这种改革为商末王子间的争斗埋下了隐患，但也有观点认为，嫡子继承制要到康丁才开创并认为一直到商朝末年和宋国也未必严格执行嫡子继承制；《吕氏春秋·当务》所记载的宋微子启与帝辛的“嫡长子之争”，更被认为是只不过是战国末年的寓言故事托古而不符合事实，因为宋微子启与微仲衍的母亲均来自“微族”甚至可能是《尚书·牧誓》的八国之一，而与帝辛并非同一母所生。
据《史记》记载，武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君王，他命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齐整，称作天神。随后他约“天神”与自己进行下棋，又命令一个臣子代替木偶下棋，臣子怕武乙，步步退让，以大输而告终。武乙便痛打木偶。武乙还制作一只皮袋，盛满兽血，挂在树枝上，亲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兽血喷出，称为“射天”。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可能反应了神权阶层的衰落，事实上殷墟后期人祭和人殉现象确实大大减少，而从甲骨文卜辞来看，武乙时期只有一位贞人。同样据《史记》记载，武乙到渭河与洛河之间狩猎，被暴雷劈死。
商王文丁杀死周国君主季历，激化商周之间的矛盾。而据《古本竹书纪年》，“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这次周人的军事行动失败，此后可能由于帝乙的宽容而使得商周关系暂时缓和，而《周易》中的“帝乙归妹”卦被顾颉刚认为是帝乙将妹妹嫁给周文王，一时传为美谈，商周重归于好。
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帝辛（商纣王），在传世文献中被认为是典型的暴君，但帝辛的具体罪状大多都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寓言故事中才被逐渐详细化，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就认为“酒池肉林”之说并不可信，南宋的罗泌在《路史》中也认为桀纣的罪状大多相似，而梳理各类文献后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 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则通过详细考证论证了帝辛的罪状本身是千年积毁的结果，而仅从《尚书》、《逸周书》、西周金文中并不能得出现代人眼中的暴君形象。帝辛的真实历史形象目前还难以还原，但从黄组卜辞和殷末金文来看属于有较多作为同时也带有刚愎自用性格的君主。现代学者多认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权和族权的激烈争斗，贵族为了反对帝辛改革，从而联合西面的周人里应外合直接打入殷都。而自然灾害和商朝的主力军队在东夷也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殷周之际的天气大幅变冷且变干旱，农业收成受损，而此时帝辛却持续对东南方的人方（东夷）、林方、孟方用兵，直至彻底击败，使商疆域扩至江淮一带。由于战争持久导致国内空虚，使一向俯伏、自称“小邦周”的周武王乘机联合西方的一些方国一同伐商，最后商周双方在商朝陪都朝歌郊外的牧野开战，史称“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后，帝辛自焚，商朝从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牧野之战后，商人一部分被周朝消灭，一部分并入周朝的匽侯（燕国）、宗周等。武王死后，帝辛继承人武庚參與三監之亂，被周公东征击败。可能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叛变商朝投降周朝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另外《世本·氏姓篇》佚文提到“子姓分氏,殷、时、来、宋、扐(朸)、萧、空同、北段,皆汤后也。”
商朝 国号
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称商朝为商或大邑商。也有大量西周铜器称商为“殷”，一种说法认为，“殷”是周人对商的特有稱呼，商人并不称自己为殷。“大邑商”或“天邑商”则是商人的自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商”这一称呼又见降周的商人铸造的商尊，显而易见，商是国名。《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甲骨文中目前明确可识别为“殷”的字有三处，为《乙》4046，《乙》276，《甲骨文合集》15733，商朝人是否也自称“殷”仍需存疑。
商朝 国号
从《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的记载可知“商”是商族先公的初期居地，国号取于地名。其后迁至亳，国号亦可称作“亳”，迁至殷，自然也称作“殷”。多次的迁徙中始终以居驻商地和殷地的时间最久，势力最大，在周边方国部落中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此二称变成这个国家的名称。“殷商”这个合称最早见于西周的《诗经》。《荡》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明》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大明》又有“燮伐大商”、“肆伐大商”，《文王》有“商之孙子”，《玄鸟》有“殷受命咸宜”，《殷武》有“挞彼殷武”，可见在周朝“商”、“殷”、“殷商”三称通用，之间并无差别:11—14。
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紀》中载“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尽管《帝王世纪》一书的总体可信度并不高，但史家便据此将盘庚迁殷前的时期称作“商”、盘庚迁殷后的时期称作“殷”。
商朝 疆域
商朝的政治地理可分为王畿、四土和四至三个层次，王畿相当于内服，四土相当于外服，内外服属于商王朝的政治疆域，四至则为疆域以外的范围。
内服就是王畿，以百官臣卿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一个以王都为中心形成的稳固势力范围。
商代外服的属地分为三类：以军事据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商属地；在附属国族势力范围内通过垦田占有的土地；在附属国族分布区通过置“奠”正式建立起来的行政区，统称“多奠”，由商王朝派人直接管理。牧官以管理地区行政与边境安全为主，商人通过任命牧官达到控制边境的目的。后世“牧”引申为治理。
商朝 疆域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大致上即为商王朝王畿的范围。商代商王直属常备军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区，即为王畿。商代晚期已经在王畿内建立了较完备的由驿站、羁舍及防卫据点组成的补给系统，这种系统可由王都到达250里外的地区。即军队可以在这些补给点内取得所需的给养，军队的有效控制范围可以在此基础上向外延伸300里。这一地区，是商王朝势力所达的实际控制区。那么，商王朝实际控制的范围大致为直径约1100里的地区，所谓“邦畿千里”，是可信的。根据这一理论推算，商代晚期的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向北到达河北定州、曲阳，向东到达山东泰安、泗水，向南到达淮阳、郾城，向西达山西翼城、洪洞、灵石。鉴于商代都城屡迁，商代的王畿区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不断变化的。
商朝 疆域
在确定了商代王畿区的基础上，按军事控制理论，可以推算商代的实际控制区，即商代的政治疆域。商代后期，随着路政制度的完善，商人实际控制区可以在王畿区边限的基础上向外延伸300里：向北达到河北涿州、北京地区，向东到达山东桓台、新泰，向南到达河南息县、罗山、桐柏山北麓，向西可达山西汾河流域。这一势力范围与考古学文化反映的商文化范围基本一致。在商人主要经略方向上，其实际控制区将达到更远地区。《汉书·贾捐之传》云：“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与所推论的范围基本一致。《左传》 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山东淄博）、商奄（今山东曲阜），吾东土也；巴（今重庆）、濮（今湖北武汉）、楚（今江苏镇江）、邓（今河南邓州），吾南土也；肃慎（今吉林、黑龙江两省）、燕亳（今北京市），吾北土也。”这里对北、东、南三个方向领土的描述，基本是继承商人政治疆域遗产的结果。从盘庚迁殷之后，商人的政治疆域的中心地区维持在这一带，有时稍有波动。
商朝 疆域
文化的影响范围受自然条件和政治力量的限制较小，可以在广大地域内传播，商文化影响的范围很大。《淮南子·泰族训》：“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包括了东到大海，西到陕甘，北到燕山，南到五岭的广大地区。从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尤其是铜器风格看，在这个广大地域的确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辽宁喀左、湖南宁乡、四川彭县、山东寿光，相距数千公里，但出土的青铜器却有惊人相似的风格。甚至远至岭南直至越南出土的一些商时代的器物，也带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可见商文化的影响之深远，但这已经不是政治疆域之内的问题。
商代的疆域范围至今尚无定论。中商时期商朝疆域一度比早商时期有所扩展，东到泰沂山脉一线，西抵关中岐山、扶风，北面抵长城，南逾长江。商代势力所及范围今对应地域大体上包括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江浙沪部分地区，陕西，江西，湖南，辽宁沿海地区，甘肃东部和内蒙古东南部边缘地区，但统治中心地区（王畿地区）仅限于河南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四川广汉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属于和商朝地位平等的邻国，不在商的势力所及范围内。商朝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
记载“先八后五”，即成汤灭夏前八次迁都，而后五迁。王国维搜罗史料凑成八迁。“契自亳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邱”、“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商侯迁殷”、“殷侯迁商邱”、“汤始居亳”
商朝 政治
商王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甲骨文中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见于第一期至第五期甲骨文卜辞。以上诸辞中的“余一人”、“一人”，都是商王自称。由甲骨卜辞看来，自武丁以迄帝辛，‘余一人’ 与‘一人’者，已为国王一人所专用的称号，而在传世文献中，例如《汤誓》、《盘庚》中商王也自称“余一人”。金文《盂鼎》、《毛公鼎》等也印证了周王自称‘余一人’或‘我一人’者。“余一人”实际上是王面对众人时的一种自谦之称和对天下负有责任之意，而某些学者认为“余一人”是专制暴君的独裁口吻的观点是片面的。例如《汤誓》中的“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盘庚》中的“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带有明显的自谦之意。
商王手中掌控着商王朝的军权和行政权，通过手中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对外实行领土扩张，获得新的土地和民众。而商王通过垄断着对先王的祭祀大权并举行经常的祭祀活动，不仅加强和神化了王权，还使商王朝子姓贵族的团结和联系得到了强化。因此，商王不仅是商王朝的最高神职人员，而且还是子姓家族的宗族长。集军权、神权和族权于一身的商王，成为贵族阶级的总代表。
商朝 政治
商王是商朝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商朝是在对外的不断战争中建立和巩固的，因而历代商王深知掌握兵权的重要性。商汤时“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此后，就是“汤乃兴师率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取得“汤既胜夏”的胜利。“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汤是在对外的不断征服中，建立了商王朝对“海内”的统治的。据《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或有说“汤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诸侯”。
作为商王朝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商王对军权的控制，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全面反映。这就是：
商朝 政治
王自征 晚商的对外战争，多是由商王亲自率领军队出征的，以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权旁落。甲骨文第一期时期武丁时的征伐舌方、土方、売方、巴方、龙方、周方、基方、業方等重要战争，都是在商王武丁的统率下进行的。甲骨文第四期武乙、文丁时，商王亲自率兵征伐的方国有召方、刀方。到了商末，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主要征伐方国为盂方和人方，而且有关征伐卜辞较多，不仅战争进行的时间较长，而且所经过的地点也较多。商王前往出兵征伐，作“征某方”，而回程时之ト作“来征某方”。甲骨文各期商王朝所进行的较为重大的对外战争行动，都是商王直接率兵出征，表明商王牢牢地掌握着对外征伐大权。
商朝 政治
率将出征 不少重要将领，亦在商王的统率指挥之下，这体现了商王作为军事统帅的绝对权威。甲骨文《合集》6416是讲商王武丁征伐土方，率领名将沚成同往征土方。沚成还在商王率领之下，参加了征伐巴方之役。武丁时与否方的战争，堪称激烈、长久，直至第二期祖庚时才被平定。沚成也在商王率领下，参加了对舌方的残酷战争。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所伐方国不多，商王率将出征者，只见上列之沚成；而第五期商王帝乙、帝辛征伐盂方和人方的大量ト辞，所见列名的将领有名侯喜者，即是讲帝乙、帝辛十祀征人方时，商王曾率侯喜出征。侯喜即为攸侯喜。
命将出征 商王在对外征伐方国时，除了亲自出征或率名将与地方伯、甸前往外，有时也命将出征。特别是第一期武丁时，受到征伐的方国达 81 个之多，但商王亲自率兵征讨者毕竟只占其中的少数，应是除重大的战争行动需商王亲自参加并指挥外，一般规模较小的战争或曾受商王重创者，则不需商王亲自出征，而是命将率兵前往即可。这些不劳商王武丁亲自率军出征的方国，当属商朝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局部冲突，因而规模也会不大，派贵族前往征讨即可。商王命将出征，不仅是对其独当一面的信任，也是商王牢牢地控制着军权的反映。
商朝 政治
商武丁时期对一些重要方国的征伐，都是商王御驾亲征，或商王率重要将领前往。至于经商王朝屡次打击而实力大减的方国或实力较弱的方国的局部冲突，便无须商王亲自挂帅，只需派有关贵族前往征讨即可了。虽然如此，商王也要为之ト问，表明对外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仍牢牢控制在商王手中。由于经过商王武丁时期不断的对外征讨，一些商朝强敌，已被征服，因此，改变了殷王小乙以来“殷复衰”的局面，出现了“天下成欢，殷道复兴”的大好形势。因此，“殷盛”和“殷衰”，即“诸侯来朝”或“诸侯或不至”，与商朝的军事实力有着直接关系。
这些商朝历史上的名王，均战功赫赫。其中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以武力建立了子姓商朝对天下的统治，“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而商代晚期的武丁时期，北克鬼方，南伐荆楚，通过对八十多个方国的征伐活动，莫定了晚商对全国统治的格局，并为商末期帝乙、帝辛对东南夷方的长期战争打下了基础。因此，商王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首领，首先就是因为他手中牢牢地握有军权，并有其威严的象征物：王钺。商王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开疆拓土，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俘虏，这就为将其不断地分封给同姓和异姓贵族提供了可能。
商朝 政治
商王的“三通”，即为把持祭祀权的传统。《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封建领主阶级的最高首领商王，不仅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决定着对周围方国的一切军事行动，而且是沟通人间世界和天上的上帝、鬼神的中介。《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三通之者，王也。””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天神、地祇的沟通是需要通过商王手中把持的祭祀权实现“三通”的。
商朝的建立者商汤，“吾甚武，号曰武王”，不仅以武力“正域彼四方”，使灭夏后的商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而且商汤还把对上帝鬼神的祭祀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上帝、鬼神意志的体现者和与人间沟通的代表。商汤灭夏，就是以“上帝”之名，“夏氏多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而商汤成了对夏朝“天命殛之”的体现者，“予一人致天之罚”。因此，致祭“上帝”，自然也由“余一人”进行。
商朝 政治
与此同时，商人相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己的始祖契是“天命”所生，并世代相传，天命不绝。“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笺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懈殆者，在高宗之孙子，言高宗兴汤之功，法度明也。”因此，商王为了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神秘性，十分重视对历代先王的祭祀活动。《尚书・商宗肜日》疏所说的祭祀先王时“祭祀有常”，即有制度，商王武丁厚今薄古违反了“常”制，因此“服罪改修以从礼耳”。这说明历代商王把持着对天神和祖先的条祀，是商王朝的“国之大事”。
祭祀天神地祇商王把持着对天神、地柢的祭祀权。商人信仰為自然崇拜，諸如风、云、雨、雪、日出、日落等，并相信神明统治着世界，通过各种祭祀乞求天神、地柢对自己的保佑，商王就是这种种祭祀的主持者。甲骨文中商王所祭祀的各种神灵，有学者分为天神“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等；地柢“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等。也有学者将其进一步明确分为商王对至上神上帝和自然神的崇拜与祭祀。
商朝 政治
祭祀先公先王 商王对先公先王祭祀权的垄断。商人认为上帝至上，有着无限尊严。他虽然掌握着人间的雨水和丰收以及方国的侵犯和征伐”等，但学者全面整理卜辞后发现，商王“如有所祷告，即只有向先祖为之，要先祖在帝左右转请上帝，而不能直接对上帝有所祈求”。虽然表面看来，商王不能直接祭祀上帝并有所祷告，在地上的人王与上天的天神之间拉开了距离，中间隔着一条商人先祖的鸿沟，但实际上商人先祖神与上帝沟通的垄断，不仅使商人对先王的祭祀活动得到了神化，而且也使主持对先祖祭祀活动的商王，成为商人祖先和上帝神之间的沟通者和神权的唯一体现者，从而使商王的王权更具有神秘的色彩，这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商王的权力。 商人对历史上作出贡献的名王，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不仅如此，商王为了突出子姓宗族长的地位和团结子姓封建宗族，对历代先王也要进行祭祀。《国语・鲁语上》说：“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韦注：“昭，明也。明孝道也”。1917 年王国维在《殷ト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把商代自商汤灭夏以后诸王称为“先王”，而商汤灭夏以前商族首领称为“先公”。1933 年，郭沫若在《ト辞通纂》第 362 片甲骨考证中不同意王国维关于股先公、先王的界说，指出：“般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此在殷时已然。观其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陈梦家于 1956 年出版的《殷虚ト辞综述》（第 336 页）也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指出：“由于系统祭祀（周祭）的发现，王国维以为上甲至示癸六示为先公的说法，已不能成立，上甲以前，属于神话传说的时代，也可以得到证明。”殷人自上甲以后进入了成熟的部族方国时期，而自商汤灭夏以后，商人进入了统一的封建王朝时期。商朝的先王，应自被追尊的上甲计起。《史记・本纪》列商先王上甲以前的“先公”应为：“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立。曹園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