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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国 基礎建設
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國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1930年代中国 基礎建設
不過1930年代中國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現代化進程，卻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國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儘管受到當時歷史條件限制，國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響仍然深遠，對近代中国現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時，國民政府亦著手起草了可謂中國近代最早的城市規劃，即“首都計劃”。這部規劃於1929年底頒布，著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計，其後卻因戰事而擱置，但今時南京內城的基本格局，仍有當時規劃排布的沿襲與留存。“首都計劃”邀請了美國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顧問，墨菲就是清華園的規劃設計者，中方主事的則是林逸民負責的“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有論者指儘管以現代目光來看，“首都計劃”的時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關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間佈局、道路系統、公園安置諸方面的用心深微還是令人感嘆的，可說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規劃。。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政治方面，中國1930年代的主權政府為以國民政府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前身為孫中山於廣州成立之護法政府或軍政府等機構，但是因其主權治權未及全部中華民國領土，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建都南京、統一各省、底定北平、張學良決定率東三省服膺國民政府行動後，才獲得如英國、美國、西班牙、德國、法國、日本等大國承認。自此，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1930年代前期，國民政府為委員制:6。政府的運作主要決策者為中國國民黨黨內機構遴選出之國民政府委員所組成的國民政府委員會，而除了國民政府委員會之外，國民政府也有許多行政機構取委員制。而這種體制即使於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仍繼續施行。依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委員定額早期為12至16人，1930年代之後增為24至36人，而凡其行政院長、立法院長、監察院長、考試院長、司法院長及其副院長等政務要職均由該委員會推選。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如再就職權細分，1930年代的國民政府主席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元首，與國民委員會共同負責外交與軍事及中國國家統治權，內政則由行政院負責。而國民政府從1930年蔣中正內閣開始，於1930年代中間，國民政府共在中國大陸組閣過十數次。另外，中國因為抗日戰爭，於1938年宣佈實施戰時政府制度，軍事權由國民政府主席轉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就總的來看，1930年代的政治中樞之國民政府一直是以蔣中正為主、其他國民黨中心幹部為輔的黨國政府。國民政府與行政院之間之權力分配，常隨蔣介石之職位而轉移:7。1932年3月，中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決議任蔣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24。1930年代間，不論職務是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一直都是中國政府的權力核心。
1930年代，是中國由軍閥割據局面逐步走向實質統一的階段，同時間也在日趨嚴重的外患陰影下重建國家時期，國民政府在政治現代化的努力，有着實質性進展。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中國國民黨以孫中山遺教治國，將孫中山思想奉為南針，此不僅影響中國向世界各國取精用宏，且阻害國人思想之進步:7。國民政府以孫中山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實行訓政和準備憲政。1929年中國國民黨開始訓政，實行指導式的民主:6。1931年2月，蔣中正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遭到立法院長胡漢民反對；蔣中正軟禁胡漢民，引起中國國民黨分裂:61。訓政時期約法經國民會議通過，於1931年6月1日正式頒佈。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為了使訓政時期約法獲得更多國民的認可，國民政府於1931年5月5日至17日召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代表來自各省、各市、蒙古、西藏及華僑社會，主要由下列各機關團體中選出：包括農會；工會；商會及實業團體；教育會；國立大學；教育部立案的大學及自由職業團體；及中國國民黨。5月，唐紹儀、陳濟棠、汪精衛等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自組國民政府，聲言北伐，於九一八事變後在上海與南京政府召開統一會議，於1932年1月宣佈撤銷，仍自設西南政務委員會:61。另外又確立五權分立制度，1928年10月3日所草的「訓政綱要」及「國民政府組織法」，都採行五權制度，此一制度也納入1931年6月1日所頒行的「訓政時期約法」中。訓政時期約法第71條規定，中央政府設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6。五權分立跟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不同處，在於為考試、監察二權的加入。考試院為國家甄選人才，提高公務院素質；監察院監督全國公務和公務人員，以促進政務發展。考試院曾於1931年至1937年間，考選高考及格者589人，普考及格者1,244人，特種考試及格者2,166人；監察院於同期共有糾彈案841件，涉及官員1,443人。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十年建國期間，即由1927年至1937年，可說是國民政府法統創立時期，主要標誌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完成。1932年起，國民政府法制建設日趨成熟，省、市、縣參議組織陸續成立，有關參議員選舉條例也日漸完備。國民政府的法規可分為憲法，民法，刑法，商法，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也有分成憲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六大類，匯編為一起，稱為“六法全書”，或“六法大全”，它構成了國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制訂了訓政綱領，確立了訓政時期政治制度，1931年5月，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頒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是為五五憲草。 抗戰勝利後1946年11月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並於次年1947年1月1日實施。
民法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民法典是於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間草擬分期公佈的，主要是參照德國，瑞士，日本等國的民法條款。商法主要由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和保險法四部份構成的，都是在1929年10月至12月間公佈。它是為了適應工商業發展而制訂的。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國民政府在暫行新刑律和改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基礎上於1928年3月公佈了刑法，通稱為舊刑法。1935年公佈的刑法則通稱為新刑法。新刑法側重于主觀主義，強調犯罪性質，強調保全及教育機能，引進保安處分制度。保安處分是新刑法中專門一章，適用於未成年的少年犯及有犯罪及妨礙社會秩序嫌疑的人士。此外還頒佈其他刑事特別法，包括1927年的《懲治盜匪暫行條例》，1928年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39年的《共產黨問題處理方法》等等。
民事訴訟法在1930年至1931年頒佈，1935年修改後重新公佈。主要特點是實行不干涉原則，以及特定案件的法院調解原則。
刑事訴訟法於1928年頒佈，1935年修改後重新公佈。七七事變後，又陸續頒佈其他特別法規，例如《修正危害民間緊急治罪法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辦法》和《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等等，刑事訴訟法的主要特點是採用自由心証原則，嚴格限制自訴權，擴大檢察官權限等。
行政法規方面有組織法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五院組織法和軍事參議院組織法等。薪俸，任用，和使用方面法規，有“文官官等俸表”、“公務員任用法”、“官吏服務規程”和“五院處務規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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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法在新六法全書中列為“憲法及關係法規”，但依其法規性質仍為行政法，例如考試法、考試法實施細則、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和典試法等。
內政法規方面，則包括內政部各委員會、司、室、處的規則，各省民政廳的規程，市、縣的政綱，組織法等。
國民政府的普通法院分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級，實行三級三審制，第三審為法律審，實行公開審判制。但對有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案件可不公開審判。實行審檢合署制，檢察機關置於法院內。此外還有特種刑事法庭和兼理軍法司法法院，實行陪審及辯護制，但陪審員必須是國民黨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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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府播遷台灣，移植六法全書，延續了中華民國法統。在中國大陸，普遍對於國民政府法制及六法全書評價甚低，認為其體現蔣中正個人獨裁專政，是鎮壓共產黨人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法全書被廢除，之后又对六法全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引进苏联法律。不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法學界中也有反思六法全書的呼聲，並指出廢除六法全書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對中共建政後的法制建設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教訓。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斷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強化了社會蔑視法律的民族傳統心理，也為當代中國大陸長期以黨代政、以黨治國開了方便之門。
如前述國民政府是根據孫中山先生制訂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步驟去建設國家，訓政時期自1929年起定為6年，但1931年即爆發九一八事變，變亂頻仍，訓政工作不能順利進行，但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黨外人士亟欲參與國事，國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結束訓政，早日成立民意機構。憲法草案於1934年2月由立法院草擬完成，於1935年11月由國民黨六中全會審查通過，至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是為五五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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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府原欲於1936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由於局勢緊張，國大代表未能如期選舉完竣，乃不得不繼續實行訓政。不過憲政建設工作仍然沒有因為抗戰爆發而終止。1938年7月，武漢會戰剛開始，國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該會是戰時最高民意機關，主要從事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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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中正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1939年9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議於1940年11月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修改後之憲政期成會憲法草案（又稱「昆明草案」），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暫時無法召開國大，但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抗戰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十年建國期間中國政治，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建立了一個以蔣中正為核心的黨國體制。其一特徵是建立了效忠領袖的秘密政治組織，從而加強黨對政治及社會的控制。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建國的過渡階段，是從孫中山軍政，訓政建國思想而來。不過1930年代威權統治的加強，跟當時國民黨派系林立，地方分離主義仍未撤底根除有密切關係。在這前提下，樹立新的中央權威，從而達致國家的實質統一就成為蔣中正首要任務。由於黨內存在著強大離心勢力，建立秘密政治組織就成為蔣中正加強黨內紀律達致有效管治的重要手段。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蔣中正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擬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幹、快幹、实幹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廣泛流傳的“藍衣社”），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對於這些秘密政治組織，一直為學者所批判。中共建政後，大陸歷史研究，主流看法都是認為這些機構是专门针对屠戮共產黨人及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是獨裁統治的反動舉措。不過有論者指出，這些机构固然堅決「反共」並對中国工农红军予以沉重打擊，但事實也有其抑制黨內離異力量及反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復興社刘健群为班主任，90％的結業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蔣中正，在蔣中正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由这事例中，可見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加強黨內紀律及抑制腐敗傾向，有一定積極作用。
在1930年代威權統治的強化及戰爭陰影籠罩下，在文化藝術領域，出現了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及復興文化運動，企圖籍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公民道德，及主張排斥病態與奢華墮落的清潔檢查政策，宣揚對領袖忠誠，國家至上觀念，達致民眾的組織化，紀律化，藝術化，軍事化，從而振興民族，抵抗外敵。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同時出現在左翼及右翼的理論家當中，1930年代初期，左翼電影理論界出現了對於上海影評人劉吶鷗、黃嘉謨等人「軟性電影」理論「道德頹廢」的批判，文學界也同時展開了一場對於政治立場不明的「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論戰。此論戰自1931年延續到1933年共維持了一年半，前後包括胡秋原、蘇汶、瞿秋白、周楊、馮雪峰、魯迅、胡風、陳望道等人的參與，有論者認為此論戰背後左翼與右翼共同以「法西斯心態」夾攻所謂「自由人」與「第三種人」，而這系列的論辯起因於胡秋原的《阿狗文藝論》一文。胡秋原這篇"阿狗文藝論"發表於1931年《文化評論》的創刊號，明言要批判“民族主義運動宣言”中的法西斯主義。該期社論“真理之檄”亦指明要批判「思想界的武裝與法西斯蒂的傾向」。 。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1933年底三民主義力行社社員在南昌成立了「中國文化學會」，設計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由此展開了所謂新生活運動，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新生活運動所要針對的，是蔣中正於1934年二月在南昌演講時所指出的「野蠻」與「鬼生活」。 對付「野蠻」與「鬼生活」的方式，就是新生活運動綱領中所謂的「藝術化」生活。蔣中正曾經幾次說明此「藝術化」之所指：「並非欲全國同胞均效騷人墨客畫家樂師之所為」，而是要人民「持躬接物，容人處事，能素儀循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 ；所謂「藝術化」即是他說的「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以及合理化」，使全國國民生活做到「整齊簡樸，迅速確實」，以便準備好「精神力量」，「萬眾一心，立志奮發，不辭犧牲，不惜勞苦隨時隨地都可予敵人以打擊」。因此，所謂「藝術化」，其實指以軍事之戰鬥態度整理生活之秩序。1939年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主張「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六義。有論者認為這種強調「規矩」、「清潔」、「組織化」、「紀律化」、「軍事化」、「一心一德」的運動中所楬示的簡樸、節制、清醒，屬於一種「嚴厲的美學」，與當時歐洲法西斯主義政治美學，有精神上相互呼應的性格。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對「新生活運動」的評論，以「復古」和「法西斯」最為常見，這種組合，多少說明了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運動，其「中西全璧」、「古為今用」的折衷。漢學家阿里夫·德里克則從其反動論（counterrevolution）角度分析，不認同「新生活運物」是單純為了強化統治權威的運動。認為透過介入私人生活領域，「新生活運動」更多地是透過動員來喚召一種積極的國民性，以每一位國民為對象；透過假借儒家傳統，建構能夠迎合現代民族國家需要的被統治對象（subject of governance）。
新生活運動在1934年2月19日發起，跨越八年抗戰，於1949年國府播遷台灣前夕「暫停辦理」，但並沒有正式宣告結束。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除了是對當時中國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的回應，也被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十年建國，政治上另一個特點，是起用了一批非國民黨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當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還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鲠生、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國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極大贡献。
資源委員會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時，本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為資源委員會会後,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蔣中正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它的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0年代中国 政治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抗战作出了極大贡献。
國民政府備受內戰，及日本侵略困擾。內憂外患導致中共得以繼續發展，建立新的根據地。
到了1930年，中共已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邊區建立蘇維埃區:42。中共發展紅軍，兵力在10萬人以上，黨員擴展至12萬人，實力與聲勢非常浩大，武裝力量短短數年間增長迅速。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及各地軍閥組成反蔣聯盟，5月蔣中正下令討伐:41。此時期國民政府內部派系林立。雙方在河南、山東及湖南等地開戰，以河南戰事最為激烈，9月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派東北軍入關，佔領平、津地區，閻、馮、李戰敗下野，部隊被收編；雙方動員兵力100多萬，歷時7個多月，傷亡30萬人，戰禍之烈，為民國以來僅見:41。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國仍陷於分裂之局：中國共產黨盤踞江西一帶，與國軍作戰；中國國民黨內部分裂，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47。內戰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討中共軍隊，內戰結果也令部份殘餘部隊轉向投靠共軍，加上中共土地改革運動宣傳策略甚為成功，中共勢力日益增長。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42。中共召開第一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則出任紅軍最高總司令，此外又將中共中央總部由上海遷往瑞金。國共關係更形緊張。
國民政府鑑於中共勢力日盛，於是在1930年代開始按「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實行一連串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圖肅清中共的根據地，但由於戰略錯誤，加上內戰及九一八事變爆發諸等因素，前四次均無功而還。1932年1月，蔣介石籌劃應付日軍紅軍呼應夾擊之對策，決定對外積極準備，對內加緊剿中國共產黨:26。
1933年底國府再調動達80萬大軍，由蔣中正任總司令，十月發兵，準備全面進攻共產黨於江西瑞金的基地，展開第五次剿共行動。1934年4月至7月期間，國、共兩軍展開決戰，先後有會昌，驛前兩大陣地戰，紅軍傷亡慘重，軍事失利令外圍據點盡失。共產黨見勝利無望，乃退而採突圍策略。1934年，中國共產黨被中國國民黨打敗，中共紅軍紛紛從長江南北之根據地突圍西走，10月，中共中央紅軍從江西、福建西走，歷盡艱辛，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僅存數千人，加上陝西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61。在國軍連串攻擊後，紅軍損失慘重，由最初85,000人之數最後只餘下6,000多人，途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青海等省，歷時一載，中共黨史號稱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0月紅軍抵達陝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於陝西並非國民政府勢力所在，國府惟有按兵不動，國共兩黨處於對峙形勢 。
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於貴州遵義舉行會議，打擊了所謂左傾機會主義者王明的領導權，又排斥了張國燾的勢力，由毛澤東任軍委會主席，集黨及軍的領導實權，奠定其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此時期日本對華威脅與日俱增，人民情緒反日。1935年，中共紅軍到達貧瘠偏僻之陝北，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50；共產國際轉變策略，指示各地共黨聯合民族力量，組織反法西斯聯盟，中共也依照指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逐步由「反蔣」轉變為「聯蔣」:62。一時全國上下響應。這時國民政府把東北軍調往陝西，中共利用心理戰術，挑起東北軍思鄉情懷和抗日情緒，1936年中共派周恩來游說張學良，雙方達成停戰協定:50。1936年12月4日，蔣中正抵達西安督師，12月7日張學良向蔣陳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必要，遭嚴詞申飭，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密商「兵諫」；12月12日，張學良派兵圍攻蔣中正之駐所，槍殺侍衛，逮捕蔣中正:50。張學良、楊虎城要求立即抗日，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共派周恩來見蔣中正，在各方斡旋下，事件終能和平解決:50。由此，國共兩黨暫時放下敵對，一致抗日。
1937年初，國軍停止對中共之軍事行動，使中共轉危為安，國共醞釀合作，逐漸形成全國團結抗日；4月20日，楊虎城在西安舉行宴會，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50。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國民黨提交《共赴國難宣言》，願意和中國國民黨攜手抗日，中國國民黨表示接受，在宣言內提出下列四項保證：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勤，擔任前線之職責:52。8月，國民政府遂收編陝北紅軍2萬餘人為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令赴晉北作戰；10月，收江南各地紅軍為新編第四軍，約萬餘人，以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規定其游擊於南京、蕪湖間，各軍之糧餉、彈械均由中央按編制發給；中共於是取得政治、軍事合法地位:52。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当建國十年后，國民政府外交方針主要有四大目標：
1930年代的中國外交成就，在於逐漸廢除許多不平等條約，並收回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權的重大權利。主要活動如：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在1930年代國際政治舞台上，國民政府與西方英、法、美諸國友善，跟德國也關係良好，而跟日本、蘇聯疏遠。1931年就爆發著名的九一八事變。跟歷屆北洋政府盡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顯著不同，國民政府對日本持有極大戒心。對蘇聯政策方面，基於蘇聯一貫支持中共立場，自1927年廣州起事後，國民政府很快就與蘇聯斷交。在中东铁路和中国东北地区、蒙古的問題上，國民政府跟蘇聯發生利益上衝突。早於1929年，張學良就在國民政府的鼓勵下，跟蘇聯對抗並企圖接管中東鐵路，是為中东路事件，雙方並且於绥芬河發生激戰，在一定意义上，這是國家收回應屬自己权益的行為。1930年10月11日，中國遣代表團前赴莫斯科討論中東路等問題，但無結果。1931年以後，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相繼建立法西斯政權，均宣稱反對共產主義，使蘇聯同時受到來自東西方之威脅；蘇聯為避免兩面作戰，極欲改善與中國之關係，希望中國能團結抗日，長期拖住日本，以減輕它東部所受日本壓力:62。直到1933年12月，中蘇始恢復外交關係，兩國關係有所改善。不過由於蘇聯繼續背後支持中共發展勢力，而國府又在江西進行剿共，為中蘇關係投下極大陰影。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於此同時，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以後，日本加速對中國侵略行為，且提出「反共」的口號，蘇聯亦蒙受日本軍事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亦急欲與中國改善關係。故此在中蘇復交後不久，中共就提出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蘇兩國終於在同年8月21日簽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基礎。蘇聯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等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間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枝彈藥，總值為485574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不過由於蘇聯援華的目的在於讓中國拖延日軍，減低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因此一直拒絕國府要求蘇軍參戰的請求。待1941年當看清日軍無意與德軍夾擊蘇聯後，史太林跟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於次年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長瓦西里·崔可夫元帥。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1930年代抗戰爆發前，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國府透過兩國的合作，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大大提高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中德合作其實早在納粹執政之前就開始了，當時德國向中國派遣了軍事顧問，提供武器裝備和建軍思路，中國則出售一些原料給德國。在對紅軍的圍剿中，就有德國軍事顧問的身影。納粹上台后，出於國內擴軍備戰的需要，對原料的需求擴大，而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料產地，尤其是鎢，是德國非常需要的戰略資源，因此雙方的合作就進一步擴大，193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部隊如教導總隊，包括36、87、88幾個師，都是使用德械裝備。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不過當時的德國政府，存在親華與親日的力量，其中親華以最初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為代表，主張在中日之間取比較中立的態度，而不放棄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和合作。而以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首的一派則主張聯合日本，拋棄中國。 希特勒最初也曾經猶豫不決，但反共產國際協定簽署后，德日關係日漸接近，黨內親日力量對希特勒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希特勒最終決定支持日本，於1938年重新調整了政府，確立了親日派在外交領域的主導地位，此后中德關係就日漸下滑。同年德國還召回了駐華軍事顧問。不過雙方和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1939年，武器易貨貿易也一直在進行，甚至德國入侵波蘭后，雙方仍然進行了少量貿易，但總的來說，此時德國在華的影響已經大大下降
1941年底中國正式向德、日、意軸心國宣戰，標志著這段中德合作的歷史徹底終結。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公然挑戰，但美國正受經濟大蕭條困擾，對中日爭端基本上採取不介入態度。不過出于經濟上的考慮，中美之間仍存在某程度上的合作。1933年5月，中美之間簽訂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協定。1935年5月，中美兩國財政部又以備忘錄和換文形式達成了一項白銀協定。美國還協助中國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從1933年至193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飛機供應者，在中國空軍史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然而整過1930年代，美國國內籠罩一片孤立主義氣氛，民意普遍反對國家干預國際社會上的糾紛及軍事衝突。1935年8月31日，美國國會通過中立法案，象徵此時期美國外交上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美國在遠東保持中立，禁止將武器或其他用於軍事行動的任何裝備運往中國或日本。國民政府對應之道是設想通過短暫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國家出面干涉，盡快結束中日衝突。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英國而不在美國。待九國公約會議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相繼失敗之後，國民政府積極考慮以爭取美國為重心的戰時外交方針。蔣中正的戰時外交方針綜括為以下幾點：（一）對英美應有積極信賴的方案提出，應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二）對蘇俄應與之聯絡；（三）對德應不即不離。為盡快加強對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電胡適，列舉對美方針，計有四項內容：（一）促成美國修正《中立法》；（二）盡快爭取美國財政援華；（三）促請美國對日實行“隔離”政策，限制美日貿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並以美國牽制英國，防止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日妥協。這份電報表明國民政府已形成明確的對美政策，以爭取美國援助為主。此後，這四個方面就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任務。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抗戰初期國府對美外交重點是爭取美國財政上的支持。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國與美國達成了戰爭期間的第一筆貸款協議，即桐油借款。按照這一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將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釐，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的主要作用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的運輸。可以說，這筆貸款標誌了戰時中美合作之端。
自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政策之後，國府一路都積極爭取更多美國援助，但事實收獲甚微。中國爭取美國援助之所以十分艱難，一方面在于美國國內《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則在于羅斯福政府一直謹慎地在中日間尋求平衡，其援華目標是在維持中國不致全面崩潰的同時，又不想惹怒日本對美國進行報復。
1930年代中国 外交
中美合作的轉捩點是在1940年秋季，當德意日三國簽訂了軸心國三國同盟條約之後。一方面，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羅斯福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制日本，1938年底，日軍已經攻下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但也以投下百萬大軍。由於軸心國有會師中亞的計劃，中國戰場能黏住日軍主力，使之無法馳援德、義，對英、法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另一方面，蔣中正也利用這一機會向美國施加了壓力。蔣中正成功之處不僅在于他很快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巨額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極大地影響了此後中美關係朝向更緊密方向發展。
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深深地打擊了中國抗戰士氣，有見及此，美國於1941年4月17日決定立即向中國提供4500萬美元的軍用物資，這是租借法案軍事援華的開始。自此，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逐步納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計劃之內。5月6日，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于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國府隨即任命宋子文為代表，負責申請並接收租借法案下給予中國的美援物資事宜。按照蔣中正的指示，宋子文與美方交涉軍事援華重點為三項：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公路和鐵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7月，羅斯福派拉鐵摩爾來華，出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8月，美國宣布以馬格魯德為駐華武官兼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其主要任務是負責租借物資援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中國被列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
總括而言，抗戰期間中國從外國獲得的援助相當有限，全部算起來也只有11億美元左右。用極為有限的裝備和物資對抗強大的敵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何戰區所僅見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府採取不妥協、不作戰、不直接交涉之方針，僅請求國際聯盟制止日軍侵略:47。九一八事變中，國府的反應備受國內輿論指責為“不抵抗政策”，但事實上國府仍坚持從外交渠道积极努力，透過「特種外交委員會」，於國聯力争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谴责和抵抗。但國聯只要求中日雙方早日撤兵，不使事態擴大，1931年12月，國聯議決派遣調查團到中國，但不干涉軍事行動:47。1932年3月，國際聯盟調查團抵華，於同年10月發表調查報書，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之預謀，滿洲國是日本之傀儡政權；1933年，國聯大會接受報告書，不承認滿洲國，並要求日本撤兵，日本置若罔聞，索性退出國聯:48。但自1933年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起，國府對日本政策基本上已轉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华北危机时，國民政府對日本态度日渐强硬。
1934年冬，蔣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之前，曾於病榻中口授陳雷一文，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題目是：「敵乎？友乎？」:131-132。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于狂夫之趨井；同時曉諭國人。10月，蔣對日反提五條件，表示抗日決心:33-34。11月，派陳誠入山西主持綏遠防務；蔣蒞臨太原，督攻蒙偽；克復百靈廟；12月，蔣進駐西安；召集各將領在西安會談，並嚴督張學良、楊虎城加緊進剿:34。1937年6月，近衛文麿出組新內閣，華北駐屯軍之演習突然頻繁起來，日本見形勢對它不利，決定開戰:50；日本一面利用談判作緩兵之計，一面大舉增兵:51。
1938年底，汪精衛逃離重慶，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密約，規定日、滿、華「互助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62。
1930年代中国 邊疆民族政策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即須繼承晚清以來列強侵凌中國的負面歷史遺產，尤其在邊疆地區，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分割離中國版圖的嚴峻挑戰，一方面國民政府尚缺乏實力對邊疆地區實行直接統治，另方面，帝国主义列強利用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频频插手边疆事务，以图达到侵占的目的。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內外蒙古，新疆，东北與及西藏等等，背後牽涉蘇聯，日本，英國這幾個國家。蔣中正在1934年3月7日南昌演讲时称：-
“边疆问题实到处牵涉外交问题，盖谈东北与内外蒙古，不离对日俄之外交，谈新疆西藏不离对英俄之外交，谈滇桂不离对英法之外交，故中国之边疆各方面皆有问题……各国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就其侧重之点观察，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有暇顾及边疆，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如有适当之政策，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将来易于解决。”
國民政府對應邊疆問題主要是从两方面著手：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经济、文化、教育方面。
1930年代中国 邊疆民族政策
政治方面，國府先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此作為其民族政策法理基礎。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2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在中央政策層面，積極推動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强了中央政府跟边疆地区的關係。其中最明显的是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处。1934年8月，“致祭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进藏后，留专使行署于拉萨，派驻大员筹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台和测候所等机构，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1940年2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在西藏期间，与热振活佛洽谈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员事宜。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设正副处长各1人，秉承蒙藏委员会之意综理藏务。驻藏办的设立使國民政府跟西藏地區的關係加强了，西藏噶廈至少同意，外交上國民政府可稱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在藏期间，驻藏办做了不少工作，對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代中国 邊疆民族政策
国民政府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改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立行省，以削弱蒙古各盟旗的自主权利。1928年9月5日，中國国民黨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以及青海、西康、宁夏等边疆民族地区正式改设为同内地一样的行省。
此外國民政府又積極拉攏邊疆地區上層政要，改善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尤其是處理西藏問題方面，尤其落力。国民政府透過尊重西藏宗教傳統，對班禪额尔德尼及達賴喇嘛兩位西藏政教領袖加以禮遇和冊封，除了改善了西藏人民對中央的印象外，更重要是遏制了西藏的分離活動。此外，对于西藏政教领袖的册封，转世灵童的认定，特派专使主持坐床大典，都体现了国家對邊疆地區的主权。
除了以上懷柔政策以外，國府又在经济、文化、教育層面，積極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條件。试图通过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培植少数民族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边疆民族对中央的拥护，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1929年6月，中國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对于蒙藏各地教育、经济之设施，与交通实业之建设，应由中央政府协助其地方政府，依据本党主义纲领尽力推行。”
1930年代中国 邊疆民族政策
1930年4月，中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蒙藏实施教育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实施教育行政办法，限令蒙藏各盟旗在1931年6月以前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主管该盟旗教育事宜。二、奖励私人或团体倡办或捐资兴办蒙藏教育者。三、奖励把‘党义’或科学的图书翻译成蒙藏文者。四、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在南京设立蒙藏回学生管理会，管理蒙藏回学生之招、送、指导等事项。五、在1931年前，蒙藏各旗必须设小学一所，6年以内蒙古各盟部及西藏重要各地、新疆回民繁庶之区，必须设职业学校和中学各一所。六、在首都（南京）、康定二处，各设立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年内完成成立。原有之北平蒙藏学校，亦应充实整之。七、教育部限令中央北平两大学务于本年秋成立蒙藏班，国立各大学应酌设蒙藏回文学系或讲座。八、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康四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六名。”1931年11月，国民政府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一、在人口稀少地方，须以不损害当地人民之利益，充人口开土地为要着，而以其他建设为辅。二、在人口数量较多之地，应以经济建设为主，文化建设为辅。三、在人口繁殖经济发达之地，须侧重文化建设。”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开发西北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西北拓殖委员会，其下设国道、劝业、采矿、垦殖四局，主持西北地区的经营开发事宜。
1930年代中国 邊疆民族政策
總的來說，國民政府在武力不能直接统治邊疆民族地区的情况下，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一方面采取懷柔手段，另方面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待，從而加強邊疆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對維持中國統一及領土完整起了一定作用。
1930年代中国 文化學術
在文化方面，發展與動亂間，造就許多各領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學影響政治界的魯迅；創造新哲學觀的胡適；文化出版業的鄒韜奮及陶行知；文學界的張愛玲、沈從文、曹禺；京戲與新藝術的梅蘭芳與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顧頡剛、徐悲鴻、梁漱溟、張元濟、黃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語堂、馮友蘭、齊白石、錢鐘書、楊絳、巴金、吳清源、俞平伯、費孝通、陳獨秀及傅抱石均對1930年代的文化中國貢獻良多。
因為新舊文化雜陳，1935年，中國學者間爆發了全盘西化與中国本位之间的文化论战，並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與张力。
1930年代中国 文化學術
由胡适於1929年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於1930年代的中國學界繼續發酵，並獲得陈序经等多名中國知名學者以「全盘接受」等言論或撰文來附和胡適的此全盘西化观。不過，此概念也遭到中國許多學者反對。最大反對聲浪起端，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國學者針對全盤西化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開始。之後，兩方陣營揭開了相當長時間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然論戰结果，到1930年代末期，兩方确实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識。
科學發展方面，由於社會著重物質建設，因此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都有長足發展，受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數學，地質學的研究主要由實業部的地質調查所主持，調查地質、礦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學的研究主要由中國科學社附設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對全國各地動植物的分類、形態、生理遺傳、經濟用途等，都有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國期間成果十分豐碩，1927年發掘河北房山縣周口店始石器時代遺址。1929年至1936年發掘河南安陽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發掘河北易縣練臺村戰國時燕國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發掘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黑陶遺址，同時發掘山西萬泉縣荊村新石器時代遺址，1934年發掘陝西寶雞縣鬥臺新石器時代遺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組西北科學考察團，於1927年至1936年間在新疆各處考古。江南方面，1930年發掘南京棲霞山六朝墓，1931年發掘廣州市大刀山晉墓，1936年於浙江杭州、吳興、杭縣等地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
1930年代中国 教育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強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義務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識之士已意識到義務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教育制度，仍如北洋政府時期，分為大專、中等（中學、師範、職業學校）、初等（小學）三級，但中國國民黨之勢力進入各級教育部門，黨義被列為教材:7。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不過國府義務教育计划还未實行，八年抗战就爆發了。由1927年至抗戰爆發這十年間，时值内憂外患，不過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仍有相當不錯的建樹。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1930年代中国 教育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則指出:“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國府對教育重視程度，可反映在教師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僅为15元。。
1930年代中国 教育
抗日戰爭爆發後，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有困難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國府遷都重慶時，由於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提倡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召入伍，共赴国难。不過蔣中正卻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0年代中国 教育
這時期，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蔣中正的"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政策，保證了戰時教育的持續發展，影響深遠。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憶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中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1930年代中国 教育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
總括而言，十年建國以至抗戰期間，儘管面對內憂外患與及財政匱乏的種種困難，國府仍將可觀的資源投放入教育建設及科研上。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知識人材，對近現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貢獻。 。
1930年代中国 教育
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职业教育多是由民間社會團體倡导，国家很少介入。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则发生根本改變，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基础，遏制當時失业惡化情況，國民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多項措施支持職業教育發展。同時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为谋全国劳工教育之发展，会同教育部拟定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会令公布。1932年2月公布施行《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该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随后，全国各地一律遵照劳工教育实施大纲，筹设劳工学校。根据调查，1929年，北平市共有市立民众学校38班，学生人数1，533人，1930年增至68班，学生数为1，618人，1931年增至74班，学生人数为1，704人。其他地方情况大体类似，只是数量上存有差异。此外，政府鉴于职业指导的重要性，命各省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1933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
中国的职业教育秉承着“教育救国”的主旨，最初由社会团体举办，后来转向了以国家倡导为主，社会办学为辅，“使一般劳工阶级，都能受过相当职业教育，获得职业上必须的知识技能”。这种由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等三方互动形成的职业教育，适合了當時中国国情。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局面，最终使國民政府為“职业救国”所付出毀於一旦，也使其应对失业問題的努力受到了極大限制。
1930年代中国 社會政策
建國十年，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時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在社會上，政府透過社會團體之組織，對各行各業人民加以動員和控制:7。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交，中国面臨外憂內患，國家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有見及此，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傳統與現代雙管齊下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国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挥控制社会的功能，针对失业问题欲采取层次分明的治理措施，首先设立调查统计机关，查清全国各地的失业人数、失业种类与失业原因，然后通过兴办实业、开设平民工厂、举办职业介绍所、实行失业保险与移民垦殖等办法，筹建社会再就业工程，促成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可惜由于社會立法自身存在局限性與及日本侵華步伐加快，最終未能徹底解決失業問題。
1930年代中国 社會政策
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國民政府主要從兩個層面去施行其政策，一是對生活遭遇困難者予以適當救助，維持其最低標準生活。二是從積極方向，進一步協助其恢復工作潛能，參加生產，服務社會。國府曾先後頒佈以下各項有關社會救助法規：
國民政府主管社會福利行政之機關為內務部，後改為隸屬社會部，後又改為隸屬內政部。1940年 11月16日，行政院為適應社會需要，將原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社會部，改隸行政院，成為全國最高之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的社會部。直到 1949年國府播遷台灣，原社會部於是年4月30日裁併，劃歸內政部。
1930年代中国 新聞及出版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即於1928年秋於南京設中央廣播電臺，作為宣傳政令的機關，同時各省市的公民營電臺亦迅速增加，全國電臺，無論公營民營，均受該會的指導監督。
中央廣播電臺初隸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1年7月改隸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節目有宣傳、演講、教育、新聞、娛樂五類。據1937年6月調查，全國共有電臺78 家，總電力為122‧8635瓩。以地域分，分佈於全國十九省區，江蘇及上海地區佔半數以上。當時廣播仍在初興階段，電臺電力弱，在78 個電臺中，一百瓦特以內28 家，一百至五百瓦特者 38 家，一千瓦特以上者12 家。不過，當時全國各地收音機數目不及百萬，僅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0.25，聽眾是很少的。
1930年代的中國報業，大報企業化經營趨勢逐漸明顯；內陸及偏遠地區的小報也逐漸發達。
1930年代中国 新聞及出版
當時的中國報業，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東，南方的則集中在江蘇、浙江，據1935年的統計，江浙地區的報紙414家，佔全國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東的報紙223家，佔全國報紙百分之22.3。大報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歷史的，上海有《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天津有《大公報》、《益世報》等等；十年建國期間，新創辦的報紙，上海有《晨報》（1932），《立報》（1935），北平有《華北日報》（1929），南京有《民生報》（1927）、《京報》（1928）、《民報》（1929）、《朝報》（1933）、《救國日報》（1933）、天津有《庸報》（1927）、《商報》（1928）等等。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政界、學界各派競逐，雜誌業十分興盛。
1930年代中国 新聞及出版
據統計，1936年全國有雜誌1,518家，週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雙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創於十年建國時代，而影響力較大的雜誌以政論性的和文藝性的居多，當中又以左派的刊物為盛。左派刊物中，如創於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創於1931年的《文學導報》（月刊）、《文藝新聞》（週刊）、《北斗》（月刊）；創於1932年的《文化月報》、《文學》（月刊）；創於1932年的《藝術新聞》、《文化新聞》、《北平》（半月刊）；創於1935年的《大眾生活」（週刊）等，都具有影響力。
為了對抗左派的刊物，親政府人士也辦了不少政論性和文藝性的刊物，如陶希聖主編《新生命月刊》（1928年創於上海），葉楚傖主編的《中國文藝月刊》（創於南京）、陳穆和主編的《當代文藝》（1931年創於上海）、張其昀主編的《國風半月刊》（1932年創於南京）、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所辦的《文化建設月刊》（1934年創於上海）等。
總括而言，儘管1930年代國府剿共益烈，對廣播及新聞出版業的控制也有所加強，但同時期政見不同者在各個媒體仍然針鋒相對，尤其在左翼及親政府人士之間為甚。反映社會仍享有相當言論自由。
1930年代中国 體育
1930年代前期由於社會較為安定，中國的體育活動較之前有所發展。這個年代，在足球名將李惠堂的推廣及宣傳下，足球一度十分風行各地，足球也成為當時中國的國球，當時有「睇（看）戲要睇梅蘭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的說法。
而政府也在期間，舉行了數屆全國運動會，中國國內的綜合體育活動，也有了比較好的表現跟發展。
在參與國際體育活動部分，1932年時，由於「滿洲國」打算組織國家代表隊出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引起輿論譁然，政府為了回應民意，正式派遣成員參加比賽，是中國首次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1932年中國派出的隊員只有一人，為出身東北的中國短跑健將劉長春。
1936年奧運會，中國正式組織大規模的代表隊，前往德國柏林比賽，由於當時中國整體體育實力尚不足，並未在運動場上取得名次。不過由亞洲球王李惠堂帶領的中華民國代表隊，首戰英國隊，上半場雙方打成零比零平手局面，雖然最後以兩球落敗，但中國隊的出色表現已為亞洲第一足球王國的美譽打下了基礎。
1930年代中国 體育
十年建國期間，國府透過建設組織架構及相關條例措施，大力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开展。早於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针对体育而专门制定的法令《国民体育法》。1927年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1932年10月成立了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積極推行相關工作。另外又透過投入大量經費建設体育硬件设施，使中国的体育事业由军队和学校逐渐向社会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年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军国民体育”所宣扬的“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转而追求体育运动的真谛，即休闲娱乐、健身、竞技。对于促成这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体育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1930年代中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不論國家領袖或爱国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体育事业，试图从体育中找寻中国积弱原因及救國之道。重要文獻包括，孙中山的《<精武本纪>序》，朱执信的《精武本纪题词》，蔣中正的《救国救种的唯一要图就在提倡体育》，戴季陶的《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邵元冲的《民族精神与国民训育》，吴稚晖的《中华民族恢复强健的起点》，蔡元培的《注重运动的原因》等等。它們都是在國家危難背景下出現，也貫穿著一樣的思想，就是體育救國。
1930年代中国 國防建設
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時，國家仍處於實際分裂狀態。1930年以後軍人之間衝突稍緩，國共之間衝突又增:6。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中正密誡張學良避免與日本衝突，張學良訓令東北軍，對於日軍挑釁，須萬分容忍，不得還擊，致釀事端:47。外部既要面對日本侵略，內部又要應付共产黨的割据政权，國防軍事建設，就成為國民政府逼切事務。國府的軍事建設目標是「安內攘外」，內求統一，外抗日本。建設的主要內容為確立國防體制，聘用外國軍事顧問，實施徵兵，軍事教育，建立國防工業，發展陸海空軍等等。
國府先後於1932年恢復軍事委員會及於1935年通過《國防會議條例》設立國防會議。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通過《國防委員會條例》，成立了國防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是一個實權機構。可以直接秘密指導國民政府的軍事及行政各高級機關，並督促其完成。該機構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副主席兼任之。國防委員會為抗战时期一元化最高领导机关，它標誌著國民政府戰時體制的形成,從法制上确保了战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对抗战勝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代中国 國防建設
國民革命軍建軍之初，原聘用蘇聯顧問，自1927年中共发动廣州起事後，國府即與蘇聯斷交，轉為聘用德國顧問，開展中德十年軍事合作，十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他們積極地參與了中國的國防建設，貢獻鉅大。第一個聘任的德國顧問是鮑爾（Max Baur）上校，他於1927年8月向國府提出整理陸軍計劃書，12月初到上海晉見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說明新式武器發展情況，特別介紹自動步槍和兩聲的平射砲；並陳述飛機進步的狀況，建議中國發展空軍。鮑爾另一貢獻是成立了德國軍事顧問團。開創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奠定了未來十年的合作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