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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1890年1月9日，图霍尔斯基生于柏林吕贝克街13号的家中。他的童年随父亲在斯德丁度过。父亲亚历克斯·图霍尔斯基是职业银行家，1887年与多丽丝·图霍尔斯基（Doris Tucholski）结婚，育有两子一女：长子库尔特、次子弗里茨（ Fritz ）和女儿埃伦（Ellen）。1899年，全家回迁柏林。
图霍尔斯基对母亲印象不佳，对父亲却十分尊敬、爱戴。亚历克斯·图霍尔斯基于1905年死于梅毒，给遗孀与子女留下一大笔财产。从此，长子库尔特在生活、学习上均无费用之忧。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于1899年入读法语高中，1903年转学到皇家威廉高中，1907年退学，在私人家庭教师的辅导下考取高中毕业证，1909年在柏林大学就读法律专业，1910年，他又到日内瓦念了两个学期。
在大学阶段，图霍尔斯基始终对文学抱有浓厚兴趣。1911年9月，他偕好友库尔特·沙弗兰斯基（Kurt Szafranski）前往布拉格旅行，求见他所仰慕的作家马克斯·布罗德。马克斯·布诺德是法兰茨·卡夫卡的好友。图霍尔斯基因而与卡夫卡会面。
尽管职途顺畅，图霍尔斯基最后还是没有成为律师，对文学和新闻的兴趣反而愈加浓厚。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早在中学时期，图霍尔斯基已经开始尝试新闻写作。1907年，他在讽刺周刊《恶作剧》(Ulk)发表了一则短文《童话》，文中，他揶揄皇帝威廉二世的艺术品味。上了大学之后，图霍尔斯基更用心于新闻出版的实践，还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派组织“前线”。1911年，他参与社会民主党的选战。
1912年，图霍尔斯基出版《莱茵斯贝格：致爱人的画册》（Rheinsberg – ein Bilderbuch für Verliebte），书中以清新、幽默的笔调抨击时势。他凭着这本书一举成名。为了刺激销路，他与配图的沙弗兰斯基一起在柏林库达姆大街开了一爿书店酒吧。购书的读者均可获赠烈酒一杯。这桩学生气的玩笑举动于数周之后遭禁。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自1913年始，图霍尔斯基全心投入到他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中。1913年1月9日，他在戏剧杂志《戏院》（Die Schaubühne）发表第一份剧作。《戏院》杂志后来经出版家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更名为《世界舞台》。雅各布松与图霍尔斯基一生相交，亦师亦友。图霍尔斯基在瑞典自杀前两年写道：“1926年，发行人弗里德·雅各布松去世。他的一切，图霍尔斯基全然感激。”
图霍尔斯基的职业记者生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两年多的日子里，他并未发表作品。他也结束了在耶拿大学的学业，获授抵押法博士学位。同年4月，图霍尔斯基入伍，随即奔赴东线，作装备兵参加阵地战，后来转任连队书记。1916年11月，他出版阵地报纸《飞行员》。在库尔兰的炮兵-飞行员学校，他与玛丽·格罗尔德（Mary Gerold）相识，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太太。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与法学家埃里希·达内尔（Erich Danehl）相识后（这位叫达内尔的朋友，后来多次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化名作“小卡尔”），1918年，他得以转为驻罗马尼亚的战地警官。1918年夏天，图霍尔斯基在罗马尼亚接受新教洗礼。而早在1914年7月1日，他已宣布脱离犹太教。
到1918年8月，图霍尔斯基仍然在买第九届战事募捐奖券。同年秋天，他却成为了反战、和平主义者。
1918年12月，图霍尔斯基就任《恶作剧》主编，直到1920年4月离任。《恶作剧》是赠阅周刊，刊载讽刺作品，隶属鲁道夫·莫瑟（Rudolf Mosse）出版的左派独立报纸《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他亦重新为《世界舞台》定期撰稿。为了使这份左派民主周刊不至于太“图霍尔斯基化”，1913年，他开始使用“伊格纳斯·和若贝尔”、“提奥巴尔特·老虎”和“彼得·潘特”三个笔名。提奥巴尔特·老虎也用于在《恶作剧》发表的稿件。1918年12月，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诗歌，首次使用第四个笔名：碧玉房子。所有栏目都有他的文章：从政论，到法院报告，从杂文到讽刺小品再到诗歌、书评。他还为“声与烟”小剧场和女艺人克莱尔·瓦尔多夫（Claire Waldoff）和特露德·黑斯特贝格（Trude Hesterberg）写台词、歌词和剧本。
战后几年，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原为政治宣传杂志《Pieron》工作，享有高薪。在波兰公民投票表决上西里西亚地区归属之前，帝国政府授意这份杂志发表反波兰的言论。图霍尔斯基因此受到其他报纸的猛烈批评，并被禁止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USPD）的报章发表文章。因为资金周转困难，他仍留在《Pieron》杂志社，后来才引咎辞职。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尽管如此，在十一月革命后产生的左派报章上，图霍尔斯基仍然不懈为魏玛共和国呐喊，分析军事、法律和政治界的形势，抨击因循守旧的精英、反民主的新倾向。1919年1月，他开始在《世界舞台》上连载反战作品《军用物资》，矛头直指政府的“威廉精神”。尽管曾为政府打过仗卖过命，他从未迟疑于尖锐批评德国官僚体制。传记作家贺普（Hepp）认为，《军用物资》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剖析”。
图霍尔斯基言辞激越，不计其数的政治迫害之下，魏玛共和国岌岌可危。左倾、反战，甚至仅仅主张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新闻界人士屡屡遭受威胁，如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瓦尔特·拉特瑙、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菲利浦·谢德曼甚或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在法庭上，就政治谋杀罪名审判极右派时，图霍尔斯基认为法官明显偏袒鼓吹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被告。
对民主派的政治家，图霍尔斯基也不吝批评。1922年，外交部部长拉特瑙遇刺，他当即在《世界舞台》上写诗，警告共和国要自我把持好分寸。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魏玛共和国坚持了11年，图霍尔斯基早早看到失败的端倪。他不再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旁观，而是直接投身政界。早在1920年，他即已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现在更创立了“参战者和平联盟”。尽管身为党员，他仍未停止批评自己所在的党派。
通货膨胀的高峰时期，图霍尔斯基也陷于难关。不仅因为经济困难，更因为自1922年秋天始，他受严重的抑郁症所扰，怀疑写作的意义，甚至第一次试图自杀。1923年3月1日他终于受雇于柏林贝特与西门银行，到1924年2月15日，他又与齐格弗里德·雅各布松签订工作合约。1924年春天，他背负《世界舞台》和筹办中的《霍氏日报》（Die Vossische Zeitung）驻法国通讯员的使命，到达巴黎。
1924年也是图霍尔斯基私人生活的转折点。1920年5月，他与埃尔莎·魏尔（Else Weil）医生结婚，到1924年2月离婚。同年8月30日，他与玛丽·格诺尔德成婚，当年在库尔兰相识后，他们一直保持信件联系。1920年初，两人在柏林重遇，直到来了巴黎，才终成眷属。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像海涅一样，图霍尔斯基从此长住国外，只偶尔回德国。他也借此得以审视德国和德国人。通过《世界舞台》，他继续为政治理念而战。他也效法海涅，研究德国人与法国人的行为区别。
齐格弗里德·雅各布于1926年12月逝世，图霍尔斯基即接管《世界舞台》，但他不愿迁回柏林，所以不久即将编务交予同事及朋友卡尔·冯·奥西茨基。作为协助发行人，他仍然为“新社会主义者”库尔特·希勒（Kurt Hiller）等人的激进言论开辟发表空间。
1927年至1928年间，他出版旅行散文集《一本比利牛斯山脉的书》（Ein Pyrenäenbuch）、文集《用五个笔名》（Mit 5 PS，即他的本名及四个笔名）和《蒙娜·丽莎的微笑》（Das Lächeln der Mona Lisa）。借文学人物温特里拉先生和小洛特，他描述当年柏林人的性格及形象。
即使长居国外，他仍在与政敌对薄公堂。1928年，因为发表诗作《英国唱诗班男孩之歌》（Gesang der englischen Chorknaben），他被控以“渎神”的罪名。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同年，他与玛丽分手。1927年他即与丽莎·玛提亚斯（Lisa Matthias）相识，1929年一同到瑞典度假。他把这段度假经历写入短篇小说《格里普斯科尔摩城堡》（Schloß Gripsholm），1937年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
1929年，他与画家约翰·哈尔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合著社会批评集《德国，关于德国的一切》，文锋尖锐，抒发他对彼时德国爱恨交加的感情。
1930年代初，图霍尔斯基意识到，他为共和国所作的忠告和批评都无人听取，祖国的民主和人权也并未因他的呼吁而有所改善。他预见到希特勒上台的危险。“他们已经踏上往第三帝国进发的路途了，”在希特勒掌权前一年，他如此写道，对前途不抱任何幻想。当时曾与他会面的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于1946年回忆说，这位作家是个“矮胖的柏林人”，试图“……用打字机阻挡灾难的降临”。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生平
1930年，图霍尔斯基搬到瑞典哥德堡，从此在那儿长居。他在德国的出版事业处处受阻，尤以著名的“《世界舞台》案”为最。1929年，《世界舞台》刊载《德国航空界的浮夸风》（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国防军正在加强空军军备。奥西茨基与记者瓦尔特·克赖泽（Walter Kreiser）因此被地方法院控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1931年底，前者以“间谍罪”入狱18个月。入狱后，奥西茨基因图霍尔斯基所发表的诗作《士兵是杀手》（Soldaten sind Mörder）再次被控。1932年7月，法庭裁定这首诗不构成对国防军的诽谤。考虑到奥西茨基仍在狱中，图霍尔斯基一度打算回国聆讯。然而形势险恶，他恐怕会落入纳粹党人手中。
1931年开始，图霍尔斯基渐渐减少在出版面上的露面。与丽莎·玛提亚斯分手，好友的去世和慢性鼻炎的折磨，加重了他的抑郁症。1932年11月8日，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纸屑》（Schnipsel），录有散碎的箴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长文。1933年1月17日，他在巴塞尔给《世界舞台》写了短篇笔记。他再也无力写中长篇文学作品了。德国的政治形势也愈加险恶，1933年，纳粹政府查禁《世界舞台》杂志，焚毁图霍尔斯基的作品，并剥夺了他的国籍。
要研究图霍尔斯基最后几年的思想，只能通过他的私人通信，这些信件多写予朋友瓦尔特·哈森克勒费（Walter Hasenclever），或他最后的爱人、苏黎世医生黑德维希·米勒（Hedwig Müller），1960年代结集出版。致黑德维希（昵称“Nuuna”）的信里还夹有他的日记，今日编集为《Q日记》（Q-Tagebücher），图霍尔斯基在文中以“非德国人”和“非诗人”自嘲。
他预见希特勒不会在短期内倒台。而更令他伤心的，是大部分德国民众甘为独裁者喝采，甚至邻近国家也与希特勒交好。图霍尔斯基看出战争的征兆。
尽管长年旅居，图霍尔斯基却从未申请瑞典国籍。对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局势，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为了给狱中的奥西茨基打气，他曾打算重新公开发表文章。自杀前的一段日子里，他准备好一篇辛辣的作品，批评他曾敬爱的挪威诗人克努特·汉姆生。汉姆生公开支持希特勒政权，并对奥西埃茨基落井下石，甚至没有阻止纳粹政府将奥西茨基送往集中营。图霍尔斯基为狱中的朋友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936年，奥西茨基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彼时图霍尔斯基已不在人世了。
1935年12月20日夜间，图霍尔斯基在居所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次日被送往哥德堡的医院，12月21日夜，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医院逝世。
1936年夏，图霍尔斯基的骨灰落葬于瑞典玛丽菲尔德，格里普斯科尔摩城堡附近的橡树下。二战结束后，人们为他竖了墓碑，墓志铭取歌德《浮士德》的结尾：
“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本句参照《浮士德》董问樵先生译本。）
然而，早在1923年，图霍尔斯基即在以伊格纳斯·和若贝尔为笔名发表的作品中为自己写下充满讽刺意味的安魂曲：
“一颗良心安眠在此，
　　　还有一副铁硬的五官，
　　　晚安——！”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评价
图霍尔斯基是魏玛共和国时代最重要的记者、政论家。在25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他在近100份刊物上发表超过3000篇作品，其中约1600篇刊于《世界舞台》。在生时他已出版以短文和诗歌为主的全集，重印达12版次。身后，他仍备受争议——无论从政治、文学角度，还是他的犹太身份。
身为新闻从业员，图霍尔斯基的政治观点毁誉参半。在1919年3月发表的纲领性作品《我们反对》（Wir Negativen）中，他以左派精英自命，认为刚成立的共和国不够积极。
此后，他对法律界、政界和军界的批评愈加犀利，始终对共和国体制不抱信任。直到1933年被开除国籍、作品遭禁，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姿态仍不免妥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学界认为：以图霍尔斯基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为代表的左派文学家对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像《世界舞台》这样的激进言论杂志被纳粹势力利用。持此观点者，以历史学家戈洛·曼为代表。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评价
图霍尔斯基也参与过工人运动。然而即使隶属于工人阶级政党，他仍然将表述个人观点的权利置于党纪之前。他反对把《世界舞台》当作宣扬教条的工具，而坚持把杂志办成左派观点的讨论平台。
二战后，与联邦德国相反，民主德国将图霍尔斯基奉于先贤的地位。民主德国学界否认图霍尔斯基对德国共产党向莫斯科靠拢、对左派阵营的分裂和纳粹主义的掌权负有责任。
在文学批评领域，图霍尔斯基是第一个关注法兰茨·卡夫卡的人。早在1913年，他即对卡夫卡的散文首作给予极高的赞誉。图霍尔斯基也把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推介给德国读者。他不喜欢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他的专栏页“饭后甜点”中，他每期发表6篇书评。图霍尔斯基一生对超过500部文学作品作过评论。
图霍尔斯基以讽刺长诗见长，是德国世界的天才诗人。抒情诗方面，他私淑海因里希·海涅。德国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中，即有图霍尔斯基诗集。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评价
对犹太身份的态度，是图霍尔斯基最受争议的地方。犹太学者格尔肖姆·朔勒姆指图霍尔斯基是“最有才华然而令人厌恶的犹太裔反犹人士”。争议在于，图霍尔斯基笔下的文学人物温特里拉先生，到底是在挖苦犹太人，还是批判整个布尔乔亚阶级。他在作品中直斥犹太人的保守心态，这类观点甚为当时民族主义和反犹潮流兴盛的社会受落。
在犹太人方面，舒勒姆的批评影响广泛。而在保守派和极右翼——包括认同纳粹主义的犹太人——的眼中，图霍尔斯基是“腐朽的犹太文学”的代表人物。图霍尔斯基脱离犹太教、接受新教洗礼的举动，于各方看来都有争议之处。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纪念
为纪念图霍尔斯基，瑞典笔会于1985年设立了圖霍斯基獎。
保卫和平坊
保卫和平坊，原曾名克林德碑、克林德牌坊、公理战胜坊，现保存于北京中山公园，原为一个四柱三间七楼石牌坊，由于历史上的损毁现为四柱三间三楼石坊。
保卫和平坊 克林德碑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克林德男爵于6月20日上午9时许，从东交民巷使馆区乘轿子前往总理衙门交涉關於清政府要求各國外交官於24小時內離開北京的最後通牒。克林德決定不帶四名德國衛兵，只帶兩名沒有武裝的馬伕隨行。據克林德翻譯柯达士說，當天他看到克林德腰上沒有掛平常帶的左輪槍，也就沒有帶槍。行至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处，被巡逻至此的清军神机营队长恩海开枪击毙。恩海等人分取克林德的銀表、戒指、手槍等物而去。恩海說的手槍後來下落不明。
後來日本偵探在當鋪發現克林德的銀表，據此查出克林德之死為恩海所為，將其抓捕。審訊中恩海表現鎮定，承認殺人，並表示系上司指示遇外國人即殺，不是自己酒後行徑，更表示願求早死。恩海次日便被移交德方，更吐露為端親王指示殺克林德，有提拔和賞銀等。後於農曆十一月初十（12月31日）在東單牌樓克林德身亡之處鬧市被處斬。
保卫和平坊 克林德碑
克林德公使被殺違反了國際法（如清廷熟悉的《萬國公法》）中「外交人員人身不可受侵犯」的原則。1901年1月16日清政府和西方各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规定清朝要派遣亲王赴德国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并要求在克林德被杀地点建一座纪念碑。克林德纪念碑于1901年6月25日开工建造，1903年1月8日竣工，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克林德毙命之处，横跨在东单北大街上。在落成典礼上，醇亲王载沣代表清朝前往碑下致祭。在克林德牌坊的三块坊心石上分别镌刻着用德语、拉丁语、汉语3种文字书写的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惋惜道歉内容的谕旨。牌坊之所以叫“碑”，是因为牌坊上挂有一额，上书“克林德碑”（横者为匾，竖者为额）。
坊上汉字为：“德国使臣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盖表朕旌善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
保卫和平坊 公理战胜坊
八國聯軍後，中國將克林德碑視為國恥，但因有錯在先，又無具體理由改之，遂等到一戰結束後找到機會。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由于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同盟国作战而成为战胜国，而德国则成为战败国，北洋政府以此名義，下令於1918年11月13日拆毁了克林德牌坊，後來中法協進會建議將拆下石料移至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重新组装。
1919年3月15日，法国驻北京外交代表会同中国方面，以战胜国的身份命令德国人将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纪念碑散件运至中央公园竖立，将原有文字全部剗除，另外镌刻了“公理战胜”四字，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这四个字由钱能训题写。从此这座牌坊被称作“公理战胜坊”。由于在拆毁牌坊的过程中，部分构件损坏遗失，所以重建后的牌坊只有四柱三间三楼。
保卫和平坊 保卫和平坊
1952年10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议期间确定要将“公理战胜牌坊”改为“保卫和平坊”。“保卫和平”四字由郭沫若题写。这就是现在的保卫和平坊。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英語：），又译人本主义、人类主义、人道主义（译为人道主义时常与另一种人道主义（英語：）混用）是一种基于理性和仁慈為哲学理论的世界观。作为一种生活哲学，人文主义从仁慈的人性获得启示，并通过理性推理来指导。
人文主义以理性推理为思想基础，以仁慈博爱为基本价值观。个人兴趣、尊严、思想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容忍和无暴力相处等，都是人文主义内涵范畴。同时，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人道主义关系密切。
除了一般无宗教的世俗人文主义外，也存在有宗教的人文主义，在各个主要宗教中，人文主义一般与该宗教的信仰和传统相结合。有些人文主义还认为，人有需要参加仪式和规则，并组织一些团体来满足这种需要。相比唯物主义，人文主义注重人的精神心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注重理性。因此，有無神論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和理性精神相违背的神灵崇拜的宗教精神，并不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 词源及定义
“humanis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人性”（humanitas）一词，后者最早由西塞罗用来描述与自由教育有关的价值观，在当时自由教育这一概念类似于今天的艺术、哲学、历史、文学。这个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语“umanista”再度出现，在十六世纪传入英语世界，不过当时这个词并非以humanism的形式描述思想，而是以humanist的形式代指一群研究和倡导基于古典文学的教育的人。19世纪早期，以“humanismus”的形式传入德语，之后再从德语以学术上的对古典文学的倡导及对非宗教性生活的追求这两种意义传回英语。“humanism”这一概念于不晚于1901年传入中国，而其对应的中文“人文主义”一词则最早出现于胡先骕翻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发表于《学衡》第三期，1922年）。
可能是巴伐利亚神学家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尔创造了人文主义一词，用以描述他计划在德国中学开设的古典學课程。不久后，格奥尔·沃伊特和雅各·布克哈特在内的一批学者采用了这个术语。在20世纪，这个词的含义被进一步完善，并被赋予了当代含义，即对生活的自然主义态度，关注人类的福祉和自由。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
古希腊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提出一些早期人文主义思想观点。
現代生產方式出現，不但動搖中世紀社會基礎，而且確立個人價值，肯定現實生活意義，促進世俗文化發展，由此形成與宗教神權文化對立之思想——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肯定人是生活創造者和主人，他們要求文學藝術表現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學為人生謀福利，教育發展人的個性，即要求把思想、感情、智慧都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此，人文主義的學者和藝術家提倡人性以反對神性，提倡人權以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以反對人身依附。
經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对人类自身反思越发明显。随着冷战开始，1960年代后，美国和西欧爆发一系列反传统运动和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20世纪末崛起的LGBT权利运动後，西方國家趨向世俗化，無宗教信仰者的比例日益增加。人文主義的主張及理念，為無宗教信仰者提供一個近似宗教的信仰和價值觀。
楊維哲
楊維哲（英語：，1939年11月21日—），是臺灣著名的數學家、教育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名譽教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在聯考時代曾擔任多次大學聯考闈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闈長。致力推廣台語，並以台語教授數學，讓人津津樂道。把教書當成一門表演藝術，上課方式隨性自由，自我風格強烈。
楊維哲 簡歷
楊維哲在1964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1971年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博士，擅長數學分析、機率、物理數學、應用數學，並於同年起任教於臺大數學系，是《何謂實數》一書的作者。
楊維哲致力推廣台語，支持臺語通用拼音、用台語教授數學。他更和李鴻禧、陳金次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於1985年成立臺灣首個有關布袋戲的民間團體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此外，他對權貴子弟教育亦十分關注，同時也支持台灣獨立運動，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員。
楊維哲曾任建國黨第一屆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2000年4月7日，建國黨第一屆主席李鎮源等23人召開記者會，以建國黨完成階段性任務為由宣布集體退出建國黨，楊維哲也在其中。
楊維哲 簡歷
2012年7月2日，一群臺大師生與來賓為數學系畢業的陳文成在當年的遇難事故現場舉辦追思紀念晚會，楊維哲一開始就表示對於台大校長李嗣涔感到很不屑，他說由於之前每年7月2日剛好是他大學入闈的時間，陳文成事件發生時他剛好在闈場裡面，每次想到這裡他都會很痛苦。他說，當初成立陳文成基金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時，還有許多台大老師來勸說「不要再鬧這件事了」。他說，像他這麼膽小的人，想到還有什麼更壞的事，就不管這些勸阻，從一開始就擔任基金會的創辦成員。
楊維哲 家庭
楊維哲的父親是畫家楊啟東。楊維哲大學時父親希望他唸讀醫學系，後來因興趣改讀數學系。楊維哲的兒子為楊柏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乃資優跳級生，曾任教於淡江大學數學系，現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研究員；女兒為知名崑曲演員楊汗如。
德川庆喜
德川慶喜（日语：〔〕／ Tokugawa Yoshinobu，1837年10月28日—1913年11月22日），日本內大臣兼江户幕府第15代征夷大将军，明治维新后官至帝国议会贵族院议员，公爵。
德川庆喜 背景
德川慶喜出生於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戶家，父親是水戶齊昭，母親登美宮吉子為齊昭的正室；慶喜是初代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第十一子德川賴房的第十代子孫，在眾多兄弟中排行第七。
德川庆喜 生平
天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37年10月28日）出生於江戶，11歲時奉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之命，過繼到御三卿之一的一橋家為養子，直到出任將軍為止。
面對日漸衰落的德川幕府，慶喜原希望在繼任將軍後借助法國之力進行西化（取得法國貸款600萬美元以招募法國軍官、購買兵器及船隻，並組成日法公司發展工商貿易），重提公武合體以改革幕政。不料1866年7月，穆斯蒂出掌法國外相，不再支持法國駐日公使羅叔亞〔或譯陸修〕聯合幕府的外交路線，反而與英國採取同一陣線，傾向組成解除幕府的公議政體；慶喜頓失外援，加上在1866年底，一直支持公武合體、反對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斃（因此有傳是倒幕派所為），更使慶喜維護幕府政權合法性的美夢幻滅。
德川庆喜 生平
1867年6月，土佐藩的坂本龍馬及後藤象二郎定下「船中八策」，主張幕府奉還大政，組成以天皇領導的大名公議政體，更取得薩摩藩、土佐藩及廣島藩簽訂約定書支持。9月，薩摩藩及長州藩達成出兵協議，後再加入廣島藩組成倒幕同盟；10月，三藩代表更在京都集合，取得天皇討幕密詔，決意出兵。慶喜為避免一場日本內戰，主動在二條城舉行了大政奉還的儀式，將大政奉還予明治天皇。翌年天皇頒佈《王政復古令》，廢除幕府。
慶喜希望以此作為苦肉計，好在新政體下保留實力，以便爭回主導權。不過倒幕同盟並不信任幕府的舉動，決心發動以「王政復古」為名的政變，建立由天皇主導的新政府。慶喜面對朝廷及倒幕派的苛刻要求，迫於一戰，帶領幕府軍一萬五千人由大阪進攻京都，決戰為數五千人的政府軍，幕府軍卻於鳥羽伏見之戰大敗，慶喜匆忙抛下军队乘军舰逃回江戶。
最後，慶喜在海軍奉行勝海舟遊說下，同意无血开城。1868年5月3日，德川慶喜交出江戶，改封於靜岡，領70萬石地，德川幕府在江戶265年的統治結束。
德川庆喜 生平
退任將軍後，慶喜為免被新政府猜疑，對政治興趣明顯減退。在新政府任職的舊家臣，慶喜亦盡量避不見面。慶喜熱衷於投入攝影、狩獵、民謠歌曲研究等生活興趣之中，並專注於這些工作，甚少理會政治。且因為自小便受水戶藩水戶學盛行的尊皇攘夷理論熏陶，認為自己身屬亂臣，故一直都無意覲見明治天皇。德川本家的家督，則由他的養子田安家的德川家達接任。
明治三十年（1897年），他從靜岡回到東京居住。翌年他前往皇居（即前江戶城），首次覲見明治天皇。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慶喜被明治天皇冊封為公爵，兼任贵族院议员。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慶喜被明治天皇授予勲一等旭日大綬章。
大正二年（1913年），慶喜因肺炎而逝世，享壽76歲。身後以神道教儀式葬於現今東京都台東區谷中的家族墓園，後來該處更名為谷中靈園。
德川庆喜 家庭、親族
德川庆喜出身於水戶德川家，後過繼一橋家繼承家督。成為征夷大將軍亦同時是德川宗家的當主，1902年與宗家分家，創立德川慶喜家（已絕嗣）。
安政2年12月3日，與一條美賀子結婚。與美賀之間的長女（瓊光院殿池水影現大童女）於安政5年7月16日誕生，7月20日時夭折。之後便與美賀之間再也沒有生下孩子，明治年間一共生下了10男11女，皆是與兩位側室所生。子女有繼承德川慶喜家公爵的七男慶久、勝伯爵家的婿養子十男精與成為伏見宮博恭王妃的九女經子。慶久的女兒即是高松宮宣仁親王妃喜久子。
德川庆喜 家庭、親族
側室：新村信（松平政隆之女、新村猛雄養女、嘉永5年 - 明治38年2月8日）
長男：敬事（明治4年6月29日-明治5年5月22日）
長女：鏡子（明治20年3月23日結婚、德川達孝夫人、明治6年6月2日-明治26年9月29日）
三女：鐵子（明治23年12月30日結婚、德川達道夫人、明治8年10月27日-大正10年12月10日）
五男：池田仲博（明治23年成為池田輝知養子、明治10年8月28日-昭和23年1月1日）
六男：齊（明治11年8月17日-明治11年11月28日）
六女：良子（明治13年8月24日-明治13年9月29日）
九女：經子（明治30年1月9日結婚、伏見宮博恭王妃、明治15年9月23日-昭和14年8月18日）
七男：德川慶久（明治17年9月2日-大正11年1月22日）
十一女：英子（明治44年4月29日結婚、德川圀順夫人、明治20年3月22日-大正13年7月5日）
十男：勝精（明治32年成為勝伯爵家的婿養子、明治21年8月23日-昭和7年7月10日）
德川庆喜 家庭、親族
側室：中根幸（中根芳三郎長女、大正4年12月29日去世）
次男：善事（明治4年9月8日-明治5年3月10日）
三男：琢磨（明治5年10月5日-明治6年7月5日）
四男：德川厚（明治7年2月21日-昭和5年6月12日）
次女：金子（明治8年4月3日-明治8年7月22日）
四女：筆子（明治28年12月26日結婚、蜂須賀正韶夫人、明治9年7月17日-明治40年11月30日）
五女：脩子（明治11年8月17日-明治11年10月8日）
七女：浪子（明治28年12月7日結婚、松平齊夫人、明治13年9月17日-昭和29年1月13日）
八女：國子（明治34年5月7日結婚、大河內輝耕夫人、明治15年1月23日-昭和17年9月11日）
十女：糸子（明治39年5月19日結婚、四條隆愛夫人、明治16年9月18日-昭和28年10月11日）
死産：男子（明治17年8月22日死産）
八男：寧（明治18年9月22日-明治19年7月2日）
九男：德川誠（明治20年10月31日-昭和43年11月11日）
死產：女子（明治24年6月2日死產）
西黃寺
西黄寺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黄寺大街的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中的清净化城塔是北京现存四大金刚宝座式塔之一（其他三座分别为碧云寺塔、真觉寺塔、玉泉山妙高塔）。
如今的西黄寺只是原来西黄寺建筑群中的清净化城塔院，塔院的山门开在黄寺大街11号。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现任班禅喇嘛常居地，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同时作为西黄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西黃寺 历史
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顺治帝派大臣赴西藏敦请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五世达赖赴北京会晤。随后，顺治帝下令在东黄寺旁边兴建西黄寺。光绪朝《顺天府志》载，“顺治九年，以逹赖喇嘛综理黄教肇建兹寺。”所以该寺又称“逹赖喇嘛庙”、“逹赖庙”。该寺是在辽金时期创建的佛教寺院“彙宗梵宇”的原有基址上修建起来，为“诏仿西藏布达拉式建此”，寺内还建有“达赖楼”。也有史料称，该寺原是清朝为迎请四世班禅而建，但四世班禅因年事已高而无法赴北京，清朝遂请五世达赖赴北京，该寺也就用于接待五世达赖了。
顺治九年三月初七日（1652年），五世达赖启程进京。途中，顺治帝多次派亲王及内务府大臣前往迎接五世达赖，并亲赐“金顶黄轿，黄伞幡幢”。顺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五世达赖抵达北京，顺治帝“以畋猎名义，出南苑与达赖为路遇”，迎请五世达赖居东黄寺。一天之后，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五世达赖移居西黄寺。五世达赖在北京居住了五个月，后经内蒙古代噶（今凉城县岱海）返回西藏。此后，历世达赖经常遣使到北京朝贡，使者照例均居住在西黄寺内。
西黃寺 历史
雍正元年（1723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蒙古王公造佛像、宝塔、藏经，送寺供奉，西黄寺修葺一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经章嘉呼图克图牒理藩院大臣，西黄寺获得朝廷重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御题山门额曰：“彙宗梵宇”。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七·郊垧北一》载：
增：东黄寺西为西黄寺。（《五城寺院册》）臣等谨按：西黄寺与东黄寺接连，雍正元年建，乾隆三十六年重修。殿前恭悬御书额曰：“觉海慈云”。四十五年御题山门额曰：“彙宗梵宇”。大殿柱联曰：“馥郁香台辉慧日，庄严宝界拥祥云”。都纲殿额曰：“妙缘具足”，联曰：“三乗普满仁慈愿，十地常凝福德云”，楼上额曰：“法云普遍”，联曰：“金界拥祥辉齐瞻七宝，香林滋法雨溥润万方”，楼后层额曰：“慧灯朗照”，联曰：“福地涌华严妙参功德，浄因开舍卫境现清凉”。寺内碑亭二，东亭恭勒世宗宪皇帝御制碑文，西亭恭勒皇上御制碑文。
西黃寺 历史
增：世宗宪皇帝御制碑文：雍正元年正月，喀尔喀哲卜尊丹巴瑚土克图四十九旗、札萨克七旗、喀尔喀厄鲁特众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札萨克、台吉、塔布囊等合词奏言：“臣等荷圣祖仁皇帝教诲，养育如天，覆焘之恩，历六十二年，殊域穷荒，溥徧周浃，以子以孙，世世蒙赖，无所申其报効，区区之忱不能自己。臣等同心一力，合赀凡四万三千两，造三世诸佛像、八座塔番藏经。京城北郭外有原为逹赖喇嘛修盖之黄寺，请以赢财葺而理之，丹青黝垩焕然以新，供佛像宝塔藏经于兹寺，臣等感激攀慕之情，庶尽涓埃。”朕惟皇考圣祖仁皇帝以天下为一家，以万国为一体，深仁厚泽，所以嘉恵藩服者，沦入于肌肤骨髓而不可忘也。诸藩王等词语恳切，具见诚悃，遂允所请，命亲王大臣往董厥役，工既告竣，勒文丰碑以扬皇考功德之隆，以表藩服忠爱之笃，用昭垂于久远，自今以始，尔诸藩王等其益修乃政事，抚乃臣庶，睦乃邻封，俾民物蕃滋，疆宇宁泰，恭顺述职，永享我朝太平之福，斯则皇考陟降之灵，日鉴在兹，尔诸藩王等其敬念之无斁焉，是为记。
西黃寺 历史
增：《御制重修黄寺碑文》：象教由西竺入东土，中间流衍侵寻，论其书则译不如梵，论其人则缁不如黄，此在能仁普焘有平等施无分别相，而揆诸国家善世开化之大经，则必有数典不忘其朔者，然后可以柔远人而惇本俗。洪惟世祖章皇帝定鼎自燕，荒徼景附，逹赖喇嘛在国初导诸藩倾心归命，其功最巨，至顺治九年来朝京师，特颁册印，综理黄教，并肇建斯寺，俾为驻锡之所。嗣是逹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岁奉贡，遣使咸馆寺中，而蒙古喀尔喀各部之以番觐至者，靡不识所向方和南皈仰，夫既文厘政典，而事着藩条矣。皇祖圣祖仁皇帝久道绥怀，时加缮治。皇考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瑚土克图暨札萨克王公台吉等合辞恳铸佛像宝塔，送寺供奉，寺宇亦轮奂一新，距今垂五十载。乃乾隆己丑冬，章嘉国师牒理藩院大臣上言：“黄寺东西二区，同垣异构，土人号曰双黄寺，蔚为北垧名刹。兹东寺已经增葺，而西寺尚以岁渝寖就，陊剥观瞻，曷副矧比，岁庚寅辛邜迭逢国庆骈臻，中外延喜，纯纯常常，越在蕃封，方树领翘趾思得聆潮呗，效嵩呼，胥于是焉在。愿前期诹吉庀材，用答舆望。”爰俞其请，下所司支内帑金往董厥役，物备工良，所在闳垲完致，以今年仲夏庚戌日北至用告蒇成。朕因跸旋道近，莅而落之，纪事诗所云敬识当时具深意联情因抚远方人者是也。即日恭奉懿旨，饬尚方肃瓣香，陈伊蒲供，以展诚敬，都人皆举首加额衢颂交属曰：圣母皇太后以大慈仁广大庇佑，以大福德成大胜因，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即圣寿与佛寿亦无二无别。或进而推明夫所以，又称曰：崇祖制也，绵慈禧也，安列服也，阐宗乘也，而修寺之缘起讵复有逾乎此哉，遂摭其实以掲于碑。
西黃寺 历史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1780年），是乾隆帝七十寿辰。在此之前，乾隆帝邀请六世班禅赴北京。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自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途中，乾隆帝特派皇太子以及章嘉呼图克图、散秩大臣携乾隆帝御用朝珠、鞍马沿途宴劳及赏赉六世班禅。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六世班禅抵达热河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庆寿活动。乾隆帝在热河隆重接待了六世班禅，并在热河兴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供六世班禅居住以及其弟子罗布藏敦朱布宣阐正教。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乾隆帝庆寿活动结束后，乾隆帝邀请六世班禅一同赴北京。六世班禅到北京后，起先驻锡西黄寺，西黄寺为迎接六世班禅到来而特意新建了一座牌坊。六世班禅在北京，共有三处驻地，除了西黄寺之外，还有南苑德寿寺及香山宗镜大昭之庙，其中西黄寺用于六世班禅冬季居住，德寿寺及宗镜大昭之庙用于夏秋季节居住。乾隆帝自热河回到北京之后，先后在德寿寺及宗镜大昭之庙会见六世班禅，后来又在紫禁城保和殿宴请并赏赐六世班禅。六世班禅在北京期间，平时居住在西黄寺的达赖楼，在寺内讲经说法。
西黃寺 历史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六世班禅因患天花而发高烧。乾隆帝闻知，随即派御医进行诊治，并亲自赴西黄寺探视六世班禅。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在西黄寺圆寂（清净化城塔塔记，藏文写作“阴铁鼠年孟冬月”，终年49岁）。乾隆帝闻讯后，“为之辍朝一日，敕命亲王致祭，并令近畿各寺喇嘛，唪经四十九天。”乾隆帝在敕谕中称，“班禅笃诚远来，并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六世班禅圆寂之后，在西黄寺为其祭祀百日，唪经超度。乾隆帝还向六世班禅的两个兄弟分别赐以诺门汗、札萨克等封号及职衔。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班禅舍利金龛柩从北京启运回西藏，当天乾隆帝亲自赴西黄寺拈香祭送，并命理藩院尚书博清额等人陪送灵榇至扎什伦布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诏命于寺之西偏建清净化城塔院”，“藏经咒衣履”以资纪念。这就是说，乾隆帝下诏在原来的西黄寺建筑群（即“逹赖庙”）以西，新建清净化城塔院，其中的清净化城塔（俗称“班禅塔”）是班禅額爾德尼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还写下了《清净化城塔记》。自此，西黄寺形成了“逹赖庙”、“清净化城塔院”东西并峙的格局。
西黃寺 历史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东黄寺、西黄寺遭到破坏，建筑受损严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东黄寺遭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三世达赖亲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国派兵占领后藏岗巴宗，随后以荣赫鹏（Francis E.Younghusband）为正帅，率军侵入亚东、帕里一线，占领西藏领土，屠杀当地藏民。第二次英藏战争由此爆发。当时，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噶厦同清朝驻藏大臣有泰间关系紧张。达赖力主抗击英军，并请清廷调集中国内地军队，资助军饷。而新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反对西藏军民抗英，拒绝达赖所提的援助要求，斥达赖“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并在藏军与英军作战时釜底抽薪，导致藏军大败，以迫使藏人同英军媾和。1904年7月，英军渡曲水到达拉萨城下，十三世达赖未通知驻藏大臣有泰便被迫出逃，同年11月到达外蒙古库伦，受到清朝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当地僧俗欢迎。其间，清廷听信驻藏大臣有泰参奏，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但清廷仍密切关注达赖的动向，防止其投靠俄国，并派西宁办事大臣延祉前往迎护并带去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赏赐的众多礼品。
西黃寺 历史
抵达库伦后，十三世达赖随即通过西宁办事大臣延祉向清朝皇帝呈递奏折，并派哲蚌寺巴登活佛以及库伦索本、库伦洛桑旦增等随延祉赴北京直接呈报西藏形势。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下旬，达赖依清廷安排，自库伦启程，经甘州，以讲经拜寺之名义，于同年秋抵青海塔尔寺。达赖自库伦启程后，清廷恢复了其名号。
本来按清廷安排，十三世达赖应自青海回西藏。但因中英两国正在就修改《拉萨条约》谈判，英国反对并阻止十三世达赖回西藏。清廷派赴印度谈判的张荫棠也认为达赖此时回西藏不利于在西藏“整顿藏务筹施新政”。清廷于是有召达赖入觐之议。此时，九世班禅向张荫棠提出“赴京陛见”之请，西藏噶厦及三大寺僧众遂要求达赖先于班禅入京陛见。张荫棠为西藏噶厦代奏时，建议清廷同意达赖、班禅入京陛见。清廷于光绪三十三年冬降旨，先邀十三世达赖赴五台山朝佛，并暂住五台山休养，随后再由五台山经直隶入京觐见。对九世班禅，清廷另外降旨：“俟藏务大定后，再来陛见。”
西黃寺 历史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三世达赖自青海塔尔寺启程赴五台山，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旬抵达五台山。清廷原准备让十三世达赖到北京后驻锡东黄寺，后虑及西黄寺曾接待五世达赖、六世班禅，故又改为西黄寺，由内务府会同理藩部勘测西黄寺房屋，两次施工，共修葺、添盖住房238间，还对北京其他佛寺开展修缮。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传旨内阁，召十三世达赖入京陛见。光绪三十四年七月，钦奉电旨：“达赖来京，准其由龙泉关抵定州，改乘火车北上。著该抚会商直隶总督妥为照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达赖自五台山启程，九月初四日（1908年9月24日）抵达北京，军机大臣那桐率理藩部堂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青海东科尔呼图克图暨在京佛寺的扎萨克喇嘛等人在火车站迎接十三世达赖，民政部还派出巡警队和乐队迎接。十三世达赖下火车后，乘轿赴西黄寺敏珠勒呼图克图佛仓下榻，沿途有巡警队护送。十三世达赖抵达西黄寺时，黄寺大门口聚集近千名僧人和百姓列队欢迎，陆军部指派营队驻寺内守护。
西黃寺 历史
达赖到北京当天，光绪帝即厚赏达赖。光绪帝钦派理藩部侍郎达寿、外务部右丞张荫棠负责料理达赖在京一切事宜。达赖在京期间，经常前往黄寺照料或住班的还有甘肃候补知府裕端，理藩部掌印员外郎文哲珲、帮印员外郎吉章、扎拉芬、特苏慎等人。《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载，达赖此次进京带的随员堪布、兵役共260人，其中近身扎萨克喇嘛、大小堪布共16员，包括大堪布（含扎萨克喇嘛）4员、小堪布12员，其名字依次为：扎萨克喇嘛：罗桑谢珠；堪布：罗桑讲臣、桑皆挪布、罗桑吾色、罗桑南珠、见赞错臣、堆瓦罗丹、罗桑旦增、见巴该列、罗桑加措、贝巴图旺、罗桑扎喜、旦增披皆、罗桑开交、罗桑乌珠、阿旺却扎。俄国籍蒙古人德尔智也随达赖进京。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达赖自黄寺抵达颐和园仁寿殿，光绪帝及慈禧太后陛见。这是达赖首次觐见。此前，九月十四日，达赖在黄寺与随行堪布喇嘛先期演礼，参加演礼者还有“钦派王大臣、那王、棍贝子等，理藩部、内务府、外务部等衙门各堂官皆带同司员，来黄寺照料”。
十月初三日至初五日，达赖曾在雍和宫驻锡。其间，十月初四日，达赖“由雍和宫起行，前往白塔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等庙拈香”。
西黃寺 历史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光绪帝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逹赖喇嘛一行。这是达赖第二次觐见。应邀参加者包括青海东科尔呼图克图、扎萨克喇嘛、堪布喇嘛、达赖近身的大小堪布16员，另有驻京的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等。此前，十月初三日，达赖“遣堪布等十四员带兵役十二名，前往紫光阁恭代演习筵宴礼节”。
席间十三世达赖向光绪帝面陈藏事称，“为了西藏的政教和臣民，应帮助西藏进行抵抗外道国家的侵犯，保全西藏。显密二宗教律，为满、汉、蒙、藏四族人民所信奉，保教即安民护国，此为历代大皇帝所奉行不移之大政。请皇帝和皇太后仍旧贯彻前辈皇帝之仁政。”达赖还向光绪帝提出，西藏凡事通过驻藏大臣每每误事，今后西藏凡遇大事，可否由达赖直接自行具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西藏噶厦会衔具奏。但光绪帝未当面回应。
西黃寺 历史
达赖在北京期间，恰逢慈禧太后生日。达赖请求亲自呈进寿礼，以表对慈禧太后的祝福。九月三十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逹赖喇嘛著准于十月初九日在勤政殿呈进贡物。”十月初九日，十三世达赖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慈禧太后呈递万寿贡物。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万寿正日，达赖亲自率领徒众为慈禧太后祝寿，在中南海景福门外另班行礼。当天，慈禧太后谕内阁：“逹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号，以昭优异。逹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其敕封仪节著礼部、理藩部会同速议具奏。并按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但对达赖多次提出的直接上奏的要求，懿旨重申今后“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并著理藩部传知逹赖喇嘛祗领”。达赖虽获封赏，但对清廷的决定并不满意。
西黃寺 历史
祝寿活动后不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十三世达赖率堪布喇嘛等入内廷叩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梓宫，并唪经超度，还在雍和宫供设5种供养，对北京28座寺院的僧众发放布施，在西黄寺举行回向法会致祭。十一月初九日，宣统帝即位，十三世达赖呈请朝贺，率徒众行祈祷、赞颂之礼。达赖呈递了“吁恳天恩，敕准奏事”的奏折，但仍无结果，达赖对此深感失望。
十三世达赖在北京期间，除觐见之外，还在驻锡地西黄寺接待来访的各国使节及政要，并举办各种佛事活动，大批各族佛教徒到西黄寺朝拜。达赖除在黄寺举办“放头”等活动外，还派堪布喇嘛赴北京十多座佛寺放经、放布施。据记载，堪布喇癖去过的寺庙有：护国寺、普胜寺、柏林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普度寺）、慈度寺、黑寺、隆福寺、新寺、三佛寺等等。此外，还有贤良寺、龙泉寺、观音院、庆华寺、法源寺、广化寺、法华寺、拈花寺等寺庙的僧众，赴黄寺受领达赖布施的银两及僧饷基金。
西黃寺 历史
十一月初十日，十三世达赖奏请离京，获清廷允许。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三世达赖自西黄寺启程前往车站，坐火车离开北京，同日抵达保定府的大行辕。次日，十三世达赖又接受清廷致送的慰问品，并接见了自拉萨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伦钦强巴·阿旺贝桑一行。
后来，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在格桑颇章圆寂，西黄寺的僧众还为其集体诵经49日，以昭纪念。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率少数随从自扎什伦布寺出走，北上寻求中华民国政府支持。1925年2月20日，班禅一行抵达北京，受到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以及西黄寺、东黄寺、雍和宫僧众欢迎。1927年，九世班禅在福佑寺设立“班禅额尔德尼驻平办事处”，九世班禅还组织修葺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工程于1928年竣工。此后，清净化城塔院一直由班禅额尔德尼驻平办事处派人管理。
中华民国时期，东黄寺和西黄寺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抗日战争期间，西黄寺遭侵华日军破坏。中华民国时期，西黄寺曾经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军营及仓库，其间，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的慧香阁毁于一次弹药库爆炸。
中华民国时期，西黄寺的逹赖喇嘛庙、清净化城塔院分为两寺，分别运作。其中清净化城塔院当时被称作“西黄寺”。
西黃寺 历史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载，“逹赖喇嘛庙。即汇宗梵宇，在安定门外。初为辽萧太后宫殿，工程浩繁。雍正元年正月，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十九旗、札萨克七旗、喀尔喀厄鲁特众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他布囊等合辞奏请，合资凡四千三百两，造三世诸佛像，八座塔、番藏经。京城北郭外，有原为逹赖喇嘛备盖之黄寺，请以赢财葺而新之，旨允所请。旋以年久失修，殿宇多圮。现额定喇嘛十八名，常驻寺内。”1940年代，该寺仍为喇嘛庙，开展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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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妙舟《蒙藏佛教史》又载，“黄寺。有二：曰东黄寺、曰西黄寺，二寺毗连，均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同垣异构，土人称双黄寺。……西黄寺即清净化城，清顺治九年，为综理黄教之第五世逹赖喇嘛建。雍正元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札萨克王公台吉等，集资助佛像宝塔，送寺供奉，并请以余资葺而新之。其塔甚高，自远即见。塔顶有护风磨铜，作汾阳盔形，晴日金彩四射。塔身以石筑之，镌班禅额尔德尼事迹始末，极工细。四角各有小塔，镌梵字、蒙古字，下有玉石重栏。乾隆三十六年重修，有世宗、高宗御制碑文，碑立殿前。东西有二碑亭，西碑亭上镌铁树开花，毕现奇观。废历每年正月十三、十五等日，有喇嘛四百名唪诵雨露经道场，跳舞布札送祟之典，俗所谓打鬼者是也。民国十五年之后，因困经费停止。”1940年代，该寺仍为喇嘛庙，开展佛事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黄寺归北京市人民政府管辖。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1954年，十世班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亲赴西黄寺朝拜清净化城塔。1958年，东黄寺、西黄寺的逹赖喇嘛庙因破败而被拆除。自此西黄寺建筑仅剩下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
1979年，西黄寺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进行了全面修缮。1983年，西黄寺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2001年，清净化城塔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院正式成立，十世班禅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每年都有来自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活佛及高僧在该院接受高等佛教教育。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塔院的后身还新建了藏式风格的办公教学楼，称“阳光楼”。2004年起，西黄寺每年举办盛大的辩经法会，且在辩经法会结束后授予11位藏传佛教高僧“拓然巴”高级学衔，此为新型的藏传佛教最高学衔。
西黄寺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长期不接纳游客参观。2018年，辟为西黄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2006年9月22日至2008年8月3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对西黄寺（即清净化城塔院）进行了21世纪的第一次部分复建和全面修缮工程。其中，复建工程包括复建慧香阁、东西禅房，修缮工程包括修缮天王殿、垂花门、大殿、东西配房、东西配殿、东西碑亭、塔台、御路、庭院、外管线等等。新建及修缮房屋总计110间（其中修缮36间，新建74间）、构筑物3座，总建筑面积3484平方米。
在此次复建修缮工程中，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领导班子坚持“保护重于修缮”的理念。比如，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有关负责人发现慧香阁的老台基为清朝乾隆年间的原物，便同文物部门联系，最后使老台基获得保留，西黄寺工程项目组为此在慧香阁前立下一块石碑，碑文称慧香阁是21世纪建筑，但慧香阁的台基为乾隆年间的原物。又如，在大殿的修缮过程中，出土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黄寺大殿的原有地基基础以及土衬石，说明现存大殿并非乾隆年间原物，故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就地对原有地基基础和土衬石进行了遗址保护。
修缮论证期间，专业人员多次提出恢复慧香阁的历史原貌，但因慧香阁为全木结构，修缮资金落实困难，慧香阁复建计划暂遭搁置。2006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到西黄寺施工现场视察时表示：“既然叫慧香阁，阁就应该是两层。况且历史上就是两层，我们应该恢复慧香阁的历史原貌。”由此，慧香阁复建并恢复了历史原貌。
此次修缮由国家拨款，此外香港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会还为此进行了捐款。
西黃寺 建筑
西黄寺的主体建筑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东侧的“逹赖喇嘛庙”、西侧的“清净化城塔院”。
逹赖喇嘛庙（又称“汇宗梵宇”）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都纲殿、达赖楼。
清净化城塔院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殿、清净化城塔、慧香阁。
清净化城塔，俗称“班禅塔”，是一座金刚宝座式塔。清净化城塔建筑群由牌坊、护塔兽、塔以及东、西碑亭组成。
“清净化城”源于佛教术语。《俱舍论》称：“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探玄记》称：“三业（身、语、意）无过为清净。”密宗则以无贪等垢、具一切无垢光明为清净。“化城”是佛为化导众生成佛而变化的城池，典出《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据此，“清净化城”即指远离一切烦恼、尘垢，能接引众生成佛之所。
该塔前后（即南、北两侧）各有一座汉白玉牌坊，为仿木结构，四柱三楼庑殿顶，檐下施斗拱。额枋上有“二龙戏珠”图，下有“二凤腾云”图，寓意“龙凤呈祥”。牌坊上刻有藏文经咒以及“八瑞相”图案。牌坊正反两面均刻有对联，为乾隆帝御笔。石柱及抱框为整石雕成，柱角雕有莲花和念珠。穿过塔前牌坊的中门，有石阶直达金刚宝座之上。在石阶两侧各有一尊汉白玉的护塔兽，为蹲坐雕像。
西黃寺 建筑
该塔由5座塔构成，其中中央一座为主塔，四角各有一座经幢。5座塔均建在汉白玉金刚宝座上。
西黃寺 建筑
主塔：整个主塔高约20多米，连同金刚宝座一起，整塔高24.82米。主塔为藏式覆钵式塔，由基座（须弥座）、塔阶、宝瓶、塔刹、塔顶宝莲组成。
须弥座：金刚宝座之上的主塔塔基为八角形须弥座。须弥座底层为塔台，依塔势呈八角形，八面外侧均雕有凤凰以及莲花图案。塔台台面之上雕有花纹和“卍”字。须弥座底层刻有卷草、莲瓣、云彩、蝙蝠等纹饰。须弥座正座呈八角形，每个角各刻有一尊力士，赤背赤足，呈半蹲姿势，双手向上托举，孔武有力。力士在藏传佛教中属于“六灵捧座”之一，佛经上称，共有6种灵物捧举诸佛宝座，称作“捧座”，即雄狮、大象、宝马、孔雀、共命鸟、力士。须弥座的八面各雕有一幅佛本生故事图，刻画了释迦牟尼自降生至圆寂的重要活动，图中既有神人、罗汉、佛门弟子，又有宫殿、山石、树林，雕刻精美，画面呼应配合，连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
塔阶：须弥座之上为塔阶。
宝瓶：塔阶之上为宝瓶，也称塔瓶。宝瓶正面有一佛龛，内供三世佛。宝瓶四周雕刻有巨大的“八大菩萨”立像，自左至右依次为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除盖障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
塔刹：宝瓶之上为塔刹，造型为圆形十三相轮，意为法轮，底大上小，层层上拱至塔顶。两侧有云纹垂带飘垂。
塔顶宝莲：最上面的塔顶饰以镏金铜莲花。其上为上小下大的两个珠状物，像两朵花苞，称为宝莲，象征佛法清净无染。内藏佛经。
清净化城塔前东、西两侧各有碑亭一座，均为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亭内各有石碑一通。东碑亭内的石碑立于龟蚨之上，盘龙碑首刻有“皇帝谕”三个字，石碑上刻有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笔所书《清净化城塔记》，分别用汉文、藏文、满文、蒙古文书写，记述建塔原委。西碑亭内的石碑上刻有《写寿班禅圣僧并赞》，分别用汉文、藏文书写，下面有一幅线刻的《祈寿长椿图》，图中主要描绘了一株苍劲挺拔的玉兰，《写寿班禅圣僧并赞》及《祈寿长椿图》均为乾隆帝在六世班禅病重时亲手绘写。
苗大卫
苗大衛（英語：，1958年12月26日—），又譯作苗大偉，是加拿大多倫多的第63任市長。他於2003年首度當選，再於2006年連任，2010年任期完結後不再尋求連任。他是加拿大著名的左派社會運動參與者，過去也曾是加拿大新民主黨黨員。
苗大卫 早期生活
苗大衛出生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父親於1960年因癌症去世後便跟隨英國籍的母親遷居劍橋郡，兩人再於1967年移居到加拿大。苗大衛其後到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修讀，1981年以最優等榮譽畢業，後再到多倫多大學法律系修讀，1984年畢業後加入多倫多一家律師樓，主要處理勞工法、移民法和股東權益等範疇。他於1985年加入加拿大新民主黨。
苗大卫 市議員生涯
他於1991年首度參與大多倫多市市議員選舉，並以改善市内公共交通系統作其主要政綱，但沒有當選。他再於1993年聯邦大選中代表新民主黨角逐柏杜—海柏公園選區國會下議院議席，但同告落選。
苗大衛於1994年第二度參與大多市市議員選舉，並成功壓倒前國會議員韋特和後來成為聯邦内閣部長的甘禮明當選海柏公園選區市議員。他之後被委任為大多市的規劃和運輸委員會、反種族主義委員會以及展覽廣場董事局的成員。
時任省長夏理斯領導下的安大略省政府於1997年通過將大多市轄下的六個市鎮（包括當時的多倫多市）合併成新的多倫多市，以精簡架構來提升效率。苗大衛曾在《環球郵報》撰文指夏理斯政府在沒有公眾支持下進行六市合併計劃，並另外提出把六市的地區議會與大多市議會合併的建議，但沒有被廣泛接納。
1996年，苗大衛接替離任安大略省新民主黨黨魁李博角逐安大略省省議會約克南選區議席，但敗於安省自由黨候選人甘乃迪。
苗大卫 市議員生涯
苗大衛於1997年市選中當選第19區（即海柏公園選區）兩位市議員之一，順利過渡至六市合併後首屆多倫多市議會。他隨後被委任到（TTC），並成為TTC主席莫斯高的主要盟友之一，又領導一個12人小組來探討六市合併後市政服務的過渡安排。
苗大衛擔任市議員期間密切關注湖濱公園地帶的狀況。他曾就展覽廣場附近公園地帶售予私人發展商的建議作出批評，又認為應在他的海柏公園選區選區内興建廉租屋而非分契式公寓。他又反對時任市長賴士民提出，把多倫多市的垃圾送往安省北部阿當斯礦場的建議；建議最終被市議會否決。
經過選區重組後，苗大衛於2000年市選中當選第13區（即柏杜—海柏公園）市議員。他再度被委任到多倫多公車局（TTC），並曾角逐公車局主席一職，但不敵亞殊頓。
2001年7月，苗大衛提出動議，向聯邦政府爭取將汽油稅的部分款項撥予多倫多市政府作市營公共交通系統的經費，並獲市議會一致支持。
苗大卫 市議員生涯
苗大衛與時任市長賴士民在市議會會議中經常針鋒相對，賴士民更於2002年5月一次會議期間向苗大衛大聲嚷道「」（「你永不能當本市的市長，因為你說的話很愚蠢！」）；苗大衛後來坦言這番話令他產生參選市長的念頭。
苗大衛也大力反對賴士民提出，以2200萬元興建一條橋樑通往多倫多島機場的建議。支持建議的人士指出多倫多島機場和多倫多市現時依賴世上其中一條最短的渡輪航綫相連，興建橋樑將更有利機場的運作，多倫多市亦會獲益。苗大衛則反駁指橋樑會為重振湖濱地區的計劃帶來阻礙，並指該項目將發展商的利益淩駕於公眾之上。苗大衛於2003年參與市長選舉期間，該項目成為競選活動一大議題。
苗大卫 市長
苗大衛於2003年1月正式宣佈參與市長選舉，並獲市議員鄒至蕙、彭德龍和亞殊頓等人支持。苗大衛於競選期間承諾會取消通往多倫多島機場的橋樑項目、委任一名市政府道德專員、以及全面推行TTC的乘客增長大綱以鼓勵市長乘搭公共交通。他支持多倫多市警提出增聘32名警員的申請，又反對對手莊德利（）提出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建議而支持將垃圾繼續運往密芝根州作堆填。
競選初期，賀珀勵（）曾在民調中以大比數領先，南斯雅達（）則排名第二，而苗大衛和莊德利的支持度只得個位數。2003年大部分時間，苗大衛的支持度徘徊在12-13%，但隨著賀珀勵的支持度於同年10月突然下跌，苗大衛的支持度亦隨之上升，在同年10月22日的民調中首次以31%領先。賀珀勵的支持度隨後跌至第三，而競選後期則主要屬苗大衛和莊德利二人之爭：苗大衛的支持主要來自市區居民和進步派人士，而莊德利的支持則主要來自郊區居民和保守派人士。苗大衛最終以43%的得票率壓倒莊德利和賀珀勵，當選多倫多市長。
苗大卫 市長
苗大衛出任市長後便將取消多倫多島機場橋樑項目的議題列入市議會議程。市議會於2003年12月3日就此議題表決，結果為32票支持取消項目，12票反對。
在2006年11月13日，他以57%的得票率壓倒對手曾碧斐（）成功連任多倫多市長。2007年3月，他聯同時任TTC主席張本力（）公佈「公共交通城」（）大綱，計劃在市内興建數條路面輕鐵線，務求以較地鐵線低廉的造價來應對市内的交通問題。計劃後來獲省政府注資，而雪柏大道東輕鐵線亦率先於2009年末動工。（下任市長福特上台後曾喊停「公共交通城」計劃，但市議會於2012年復原了計劃的部分路線。）
苗大衛的新民主黨黨籍於2007年屆滿後，他沒有再申續其黨籍，以免與聯邦和省政府打交道時會被對方以為他偏袒新民主黨的立場。
苗大卫 離開政壇
2009年9月25日，苗大衛宣佈因家庭理由他不會在2010年市選中再度尋求連任市長。他於2010年卸任市長後重返他過往曾效力的律師樓，又接受紐約大學理工學院一份三年教職，在該校教授有關利用科技解決城市問題的科目，自此在多倫多和布碌崙兩邊走。他又於2011年成為世界銀行的城市議題顧問，並將於2013年9月出任世界自然基金會加拿大分會的主席暨行政總裁。
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是指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期間，由美國領導的的35個國家組成的聯軍和伊拉克之間發生的一場局部戰爭。
海湾战争還可以指：
兩伊戰爭（1980年－1988年），是伊拉克和伊朗之間一場長達8年的邊境戰爭。
沙漠之狐行动（1998年），是美、英两国於1998年对伊拉克的空袭行动。
伊拉克战争（2003年—2011年），是21世紀初以美國、英國軍隊為主的多國部隊入侵伊拉克的一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