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恐怖时期 (法国大革命) 恐怖統治
憲政的目標是保護共和國；革命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共和國……革命政府有義務為好公民提供國家所有的保護；它沒有義務給予人民的敵人任何東西，除非是死亡……這些概念就足以解釋我們稱之為革命的起源及法理的性質……是否革命政府比普通的政府，須要在它的進展步調更積極而更自由的行動，而較少關注它的公平和合法性了？不是的；它是由所有最聖潔的法則所支持的：人民的救贖。
羅伯斯庇爾所要導置的結論，只要目的是正確合理的，為了捍衛革命對付想要摧毀革命的手段，流血是合理的。1794年2月5，羅伯斯庇爾告訴國民公會，
恐怖暴力無非是正義的，及時，嚴厲的，沒有彈性的。
...
如果人民政府在和平時期的基礎是美德，人民政府在革命時期的基礎既是美德也是恐怖暴力；美德，沒有這些恐怖暴力會導致毀滅的；恐怖暴力，沒有這些美德是沒有無權力基礎的。無權力的無非是快速，嚴厲和沒有彈性的正義;以上 因此它是美德的化身；它本身是欠缺原則，而且不是民主的一般原則的結果，適用於“祖國”（patrie）最迫切的需求。
恐怖时期 (法国大革命) 恐怖統治
羅伯斯庇爾領導的國民公會，意圖讓世界知道他們的立場，發布了法蘭西外交政策聲明。以六點聲明強調進一步發生對公會革命敵人恐嚇的作用。由於這種恐嚇，立法通過其他好幾個法規使雅各賓派的革命統治更進了一步。保持所謂革命視為“控制”的應急措施，政府意志的實施得到鞏固和擴展。
第一點聲明說到：
國民公會，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聲明，它堅定地意圖以恐怖打擊指向它的敵人，擴大範圍指向它的盟友，而會公正的對待人民。
這樣政策的結果是政權使用暴力鎮壓粉碎了的對統治的反抗。在獨裁委員會有效的控制下，公會很快的頒佈了更多的法令。9月9日，公會確立「無套褲漢」准軍事的武裝力量，“革命軍隊”，強迫農民交出政府需要的糧食。9月17日，嫌疑犯法令獲得通過，該決議以定義模糊的“反自由罪”授權指控反革命分子。9月29日，公會擴大價格協定從穀物和麵包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固定工資。斷頭台成了一連串處決的象徵：國王路易十六在恐怖統治開始前已經送上斷頭台；瑪麗·安托瓦內特、吉倫特派、奧爾良公爵、羅蘭夫人和其他許多人都在“國家的剃刀”失去了生命。
恐怖时期 (法国大革命) 恐怖統治
嫌疑犯法令使政治恐怖的殘酷陡升到更高的層級。任何人“依據他們的行為，關係，言語或文字表明自己支援暴政，聯邦制度和自由的敵人”都是叛國罪的目標和嫌疑人。這使獄政體系大規模的爆滿。結果是，3個月內，巴黎的監獄人口從1,417名增加到4,525名，也導致處決率大幅度的上升。1793年 從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為15人，未來每月平均65人，1794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為116人，3月中以後一個月是155人，4月中以後一個月是354人，到了1794年6月10日，通過了牧月22日法令法庭程式更被簡化，處決人數更是急速增加。
儘管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都是極端的左派，共用許多同樣激進的共和派的信念，雅各賓派建立的戰爭政府更是殘酷的高效率。雅各賓派統治的這一年，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正式的將恐怖暴力訂為政府的政策，目的是要用暴力實現更高的政治目標。在巴黎的死刑人數為2,639，而全法蘭西國（包括巴黎）的處決總數為16,594。雅各賓派一絲不苟維持一個法律結構，為官方恐怖暴行那麼清楚記錄著存在的死刑。然而，還有更多人未經法庭正式宣判判決而被殺害的。
恐怖时期 (法国大革命) 恐怖統治
革命法庭在斷頭台當場宣判處決數千人，然而暴徒也任意攻擊其他受害者導致死亡。有時人民的處決是因他們的政治見解或行動，但多半的理由僅是單純的懷疑，或者是因其他一些私人恩怨藉機剷除。歷史學家彼得·瓊斯回顧克洛德-弗朗索瓦·贝特朗·德·布什波恩，貝阿恩最後的地區總務的案件，他的「兩個兒子已移居國外。他引起懷疑被舉報。最終，他被控向國外匯款受審，1794年 2月20日被處決」。
被革命法庭定罪的人民中，約8％為貴族，6％為神職人員，14％的中產階層，72％為工人或被指責囤積、逃避徵兵、逃兵或叛亂的農民。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對革命的進展感到沮喪”，經由民粹主義的鏡頭檢視政治，因為“任何機構不推測人民是好的，然而執行官員的腐朽，就是邪惡的。”
另一個反教權主義及10月24日頒布的法蘭西的革命日曆可能引發動亂。雅克-勒内·埃贝尔和皮埃爾·加斯帕德·肖梅特的無神論發起的反宗教運動，為了使法蘭西社會去除基督教。最初的運動針對天主教，但最終反對所有基督教的形式，包括對神職人員和修女的放逐或處決；關閉教堂;建立理性崇拜儀式和公民宗教機構；大規模破壞宗教的遺跡;取締公共和私人崇拜和宗教教育；逼迫天主教堂神職人員放棄自己的誓言並強迫結婚；從街道名稱中“聖人”（saint）單詞移除；引起廣闊西部旺代地區的叛亂。
1793年10月21日頒布的法律，所有涉嫌疑庇護他們的祭司和個人，將承擔「 就地處決」的責任。1793年11月10日，新的“理性的節日”（The Festival of Reason）崇拜儀式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創始儀式，達到最高潮。 因為持不同政見者，現在被認為是反革命，1794年春季，極端的「激情氓流」 如埃貝爾派和溫和的山嶽派，如溫和主義的乔治·雅克·丹东都被送上斷頭台。6月7日，羅伯斯庇爾，主張自然神論取代埃貝爾派的無神論，而此前也曾譴責理性崇拜，建議公會承認他的自然神。第二天，自然神論的最高主宰崇拜舉行正式儀式成為革命的內容。和埃貝爾的有點受歡迎的節日慶典相比，這個嚴肅的新「美德宗教」 各種跡象顯示受到巴黎市民的敵視。
恐怖时期 (法国大革命) 羅伯斯庇爾的死亡
1794年6月10日，頒佈的牧月22日法令簡化審判程序，巴黎的革命法庭鎮壓了數千嫌疑人，提高了他們的工作效率。羅伯斯庇爾堅持將「恐怖暴行與美德」聯繫起來，建立用道德團結愛國社團的共和國，造成無休止的流血衝突。1794年6月26日法蘭西在弗勒呂斯戰役 (1794年)贏得對奧地利決定性的勝利，佔領整個比利時和所有的萊茵蘭後，羅伯斯庇爾在7月27日（熱月9日）被推翻。
恐怖統治期間將被處決的最後一群人是: 16名貢比涅烈士：11個 赤腳加爾默羅會修女，3名俗人修女，兩名第三會姊妹。1794年7月17日，他們拒絕放棄自己的宗教誓言，被判處死刑，而送上斷頭台。自由高聲唱著「造物主聖神降臨」的聖歌走上斷頭台，她們走近她們死亡的態度，強烈的觸動了巴黎公民群眾的情緒，並影響促使他們對抗恐怖統治。
恐怖时期 (法国大革命) 羅伯斯庇爾的死亡
羅伯斯庇爾的垮臺是兩派的結合，那些想要擁有比他允許給予更多的權力以執行更激進政策的一般安全委員會和完全反對革命政府暴行的溫和派的結合。牧月22日法令允許，只要簡單的懷疑和不周詳的審訊，就可處決被認為是反革命的公民。當救国委員會允許該法案通過，國民公會特定的委員，甚至委員會本身由於執行任務有過度作為的代表們，如約瑟夫·富歇、让-巴蒂斯特·卡里耶、让-朗贝尔·塔利安及其他的成員開始質疑他們，擔心羅伯斯庇爾和他的盟友可能藉此迫害他們。這是羅伯斯庇爾倒臺開始的一部分。
羅伯斯庇爾被逮捕后，他可能嘗試自殺，但子彈只是粉碎了他的下巴；也可能是在攻佔市政大廳時，被夏尔-安德烈·梅尔达槍傷的。當時清況混亂，難以釐清。第二天，他就被送上斷頭台。
救国委員會以往無任期限制的常任委員的統治結束了。羅伯斯庇爾被處決後的第二天，新成員被任命並加上任期限制，每三個月改選四分之一的委員。此後，它的權力也一點一點的降低。但后恐怖时期不是一個完全或立即的保守時期、也並未設想恢復共和國政府。九月，讓-保爾·馬拉被重新安葬在先賢祠。
约瑟夫·毕苏斯基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波蘭語：，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是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年－1922年）、“第一元帅”（1920年起）和独裁者（1926年－1935年），他还是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领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起，他成为了波兰政治中的主要力量和欧洲政局的重要人物。他被认为是让波兰在123年（是为瓜分波兰时期）后于1918年重返独立的功臣。但是，毕苏斯基未能将其家乡立陶宛的大部分地方并入新生的波兰。
毕苏斯基在其政治生涯前期是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但最后，他意识到波兰的独立要靠武力争取，因此组建了波兰军团。1914年，他预感到，欧洲将会爆发一场战争，俄罗斯帝国会被同盟国击败，而同盟国又会被西方势力所击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和他的军团站在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边，以确保击败俄罗斯。1917年俄罗斯战局危急时，他又不再支持同盟国。
约瑟夫·毕苏斯基
自1918年11月波兰重返独立起到1922年，毕苏斯基一直是波兰的“国家元首”。1919年至1921年间，他在波苏战争中统领波兰军队。1923年，以民族民主党为主的反对派控制波兰政府，这时毕苏斯基淡出政坛。三年后的1926年5月，他发动政变，并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为波兰“事实上的”独裁者。一位意大利驻华沙大使称他是“掩藏在旧世界骑士外表之下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毕苏斯基自政变到1935年逝世为止一直集中精力于波兰的军事和外交领域。
在去世前的三十年间，毕苏斯基通过两种互补的策略让波兰更为安定（但他对这两种政策的强调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一是“普罗米修斯计划”，其目的是接连将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继者苏联分裂为若干国家；二是“海间联邦”，这个联邦的成员为波兰及其邻国。虽然毕苏斯基的不少政策还留有争议，但他的想法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很高评价，并一直沿用到他逝世至少30年后。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867年12月5日，约瑟夫·毕苏斯基在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祖武夫（现扎拉瓦斯，波蘭語：，立陶宛語：）的一个波兰贵族家族庄园内出生了，因为18世纪时普奥俄三国瓜分波兰，毕苏斯基出生时这里归俄罗斯帝国所有，而现在此地则属于立陶宛什文乔尼斯区。毕苏斯基家族是一个拥有波兰爱国传统的没落贵族家族，这个家族可能是波兰人家族也可能是波兰化的立陶宛人家族。[乙]约瑟夫是家里的次子。
毕苏斯基在维尔纽斯的俄罗斯文科中学就读，当时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生。讽刺的是，毕苏斯基的学弟中有一位正是将来的共产主义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后来两者成为政敌。约瑟夫·毕苏斯基与他的兄弟亚当、布罗尼斯瓦夫和扬一起在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内”·比莱维奇的教导下学习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而这正是俄罗斯当局所不允许的。兄弟四人的父亲也叫约瑟夫，曾参加反抗俄罗斯对波兰的统治的1863年1月起义。
他的家族对俄罗斯的俄化政策很是不满。年轻的约瑟夫非常不愿意参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仪式，最终带着不满离开学校，这份不满不只针对沙皇和俄罗斯帝国，也针对他非常熟悉的那种文化。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885年，毕苏斯基在哈尔科夫大学（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学习医学，在那里他参加了民粹派组织人民意志。1886年，他被禁止参加学生游行运动。有人将毕苏斯基的政治背景告诉给多尔帕特大学（位于爱沙尼亚塔尔图）的权力机关，故该校拒绝将他录取。1887年3月22日，俄罗斯当局以与维尔纽斯社会主义者密谋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罪行逮捕毕苏斯基。事实上，是他的哥哥布罗尼斯瓦夫参与暗杀沙皇的计划，而毕苏斯基与此事的关系也不过如此。布罗尼斯瓦夫被处以在东西伯利亚强迫劳役的处罚。
约瑟夫的待遇稍好一点：在西伯利亚流放五年，先流放于勒拿河岸的基廉斯克，后流放于屯卡。被转移至西伯利亚囚犯护送队期间，毕苏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所监狱里滞留了几周。他在那里参与了被当局看做是造反的一幕：一名囚犯侮辱一位守卫并拒绝道歉，他和其他政治犯因违抗而遭到了守卫的殴打；毕苏斯基被打掉了两颗牙，并参与了随后的绝食抗议，直到当局恢复了政治犯在那次骚乱后被剥夺的权利。因为参与这次骚乱，1881年他被判处六个月监禁。监禁的头一天，他被迫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过夜，并因此患病。他虽然死里逃生，但是也因此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流放至西伯利亚时，他遇到了很多与他相同命运的波兰人，其中包括几乎成为1863年1月起义领袖的布罗尼斯瓦夫·什瓦尔采。俄罗斯当局允许他自主选择工作，他便依靠教授儿童数学和外语维持生计（他能讲法语、德语、立陶宛语、俄语、他的母语波兰语；他后来学了英语）。当时大部分流放者都享有领取10卢布抚恤金的权利。然而由于毕苏斯基具有波兰贵族的身份，当地官员认定他不能领取该抚恤金。
1892年，毕苏斯基刑满释放，并在特内尼艾（现位于希拉莱地区）的阿多马瓦斯庄园定居下来。1893年，他加入波兰社会党（PPS），并帮助组建社会党立陶宛支部。最开始，他是社会党的激进派，尽管社会主义通常是以国际主义的面目出现，但他心底里还是波兰民族主义者。 1894年，他开始出版社会主义的地下报纸《工人报》（Robotnik），并成为这份报纸的总编辑；他也是这份报纸的总作者，最初他还是这份报纸的排字工。1895年，他成为社会党领导人，他将学术问题摆在次要位置上，并将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民族主义理论，因为这种做法最有可能让波兰重新独立。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899年7月15日，毕苏斯基与他的女同行玛利亚·尤什凯维乔娃·“内”·科普莱夫斯卡结婚根据毕苏斯基的首席传记作者瓦茨瓦夫·延德热耶维奇的说法，这场婚姻实际上政治色彩比浪漫色彩浓。两人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与独立运动。《工人报》最早的印刷处并不是在罗兹，而是在两人位于维尔纽斯的公寓。操持日常家庭生活的借口使他们的住处免受怀疑。俄国的法律也保护妻子免受丈夫非法活动的牵连。他俩的感情在几年后开始恶化，因为毕苏斯基开始与另一位年轻的女社会主义者，亚历桑德拉·什切尔宾斯卡发生关系。玛利亚在1921年逝世，那年10月，毕苏斯基与亚历桑德拉结婚。亚历桑德拉后来生下两个女孩，婉达和雅德维加。他们的婚事也遇到了麻烦。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00年2月，在俄方当局发现位于罗兹的《工人报》的地下印刷机后，毕苏斯基被囚禁于华沙城堡。但是，他在1901年5月假装患有精神病保外就医，并在波兰医生瓦迪斯瓦夫·马祖尔凯维奇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逃到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此时，俄属波兰和立陶宛所有党派与俄罗斯帝国关系缓和，并将目标定在与帝国开展关于提高波兰自治权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成为了唯一一个准备为波兰独立而与帝国一战，并以武力达成这个目标的政治力量。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04年夏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爆发，毕苏斯基来到日本东京，在那里他试图让大日本帝國援助波兰革命，但这个目标未能达成。毕苏斯基愿意为日本提供情报，以支持它与俄罗斯的战争，并提议成立波兰军团，征召被日军俘虏的俄军中的波兰人。他也提出了以让俄罗斯民族分裂为目标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后来，他也继续推行这个计划。另一位有名的波兰人，罗曼·德莫夫斯基也来到日本，他不赞成毕苏斯基的计划，并认为这个“波兰革命”必定会失败，在那里他要阻止日本政府支持波兰革命。德莫夫斯基，这个波兰爱国者，会成为毕苏斯基一生的主要政敌。最后，毕苏斯基在日本所得到的远远低于他的期望，波兰社会党及其军队僅獲得枪支弹药，而组建波兰军团的建议則被回絕。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04年秋，毕苏斯基建立了一个准军事团体（波兰社会党战斗团，或称为bojówki），来发动反抗俄罗斯统治的武装起义。社会党在华沙等地组织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1904年10月28日，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镇压了一次游行示威事件，作为报复，在11月13日的游行中，毕苏斯基的军队向俄警察和军队开火。这个团体最开始集中精力于间谍和情报人员，到了1905年3月，他们便开始用炸弹暗杀指定的俄罗斯警官。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毕苏斯基在波兰议会王国的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905年初，他命令波兰社会党在那里发动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有四十万左右的工人参与，并持续了至少两个月，直到俄罗斯当局镇压了这次罢工。1905年6月，毕苏斯基向罗兹的一次起义提供准军事性质的援助。在因罗兹起义而闻名的“六月事件”中，毕苏斯基的军队和忠于德莫夫斯基的枪手，及其民族民主党发生冲突。1905年12月22日，毕苏斯基要求所有的波兰工人起义； 然而这个要求却大半未见回应。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和民族民主党不一样，毕苏斯基要求波兰社会党拒绝参加第一杜马的选举。这个决定和他要通过武力让波兰独立的决心使波兰社会党处于紧张的状态中，波兰社会党最终在1906年11月脱离毕苏斯基的领导。他的派系开始被称为“旧派”或“革命派”（“Starzy”或“Frakcja Rewolucyjna”），而他的反对派则称为“新派”、“现代派”或“左翼”（“Młodzi”，“ Frakcja Umiarkowana”，“Lewica”）。“新派”同情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相信自己的重心应放在与俄罗斯革命者合作上，他们应一起推翻沙皇的统治并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些“新派”认为这样做会减少独立协商的困难。
毕苏斯基和他在革命派中的支持者继续策划反沙皇俄国的起义，相信这会让波兰独立。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为波兰社会党的多数派，毕苏斯基继续成为波兰社会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直到一战爆发。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毕苏斯基预料到一场欧洲大战将要爆发，并预感到组织未来的波兰军队核心的必要性，这个核心将会帮助波兰在18世纪被三个帝国瓜分灭亡后，重新赢得独立。1906年，在奥地利当局的默许下，毕苏斯基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军校，用以训练准军事性质的军队。就在1906年，800名士兵五人一组在波兰会议王国杀死了336名俄方官员；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们的人员伤亡情况减少，而军队规模在1908年增长到2000多人。
这支军队也切断了俄方当局从波兰通往其他地方的资金流。在1908年9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夜里，他们劫持了一辆邮政列车，这辆列车是俄罗斯用以将税款从华沙运输到圣彼得堡的。参与贝兹达尼突袭的毕苏斯基就是通过如此“征收钱款”来为他的秘密军队提供资金。他们通过劫掠得到的财富（200,812卢布）在那时算得上一笔巨款，相当于这个军队前两年的全部收入。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08年，毕苏斯基将他的军队更名为“战斗协会”（Związek Walki Czynnej，简称ZWC），由他的亲信瓦迪斯瓦夫·斯科尔斯基、马里安·库凯尔和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领导。建立战斗协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未来的波兰军队训练军官与士官。1910年，两个合法的军队组织分别在奥属波兰的利沃夫和克拉科夫成立，以进行军事学方面的训练。在奥方当局的许可下，毕苏斯基成立了一系列“体育俱乐部”，这就是后来的步兵协会，这个协会为训练波兰军队提供场所。1912年，毕苏斯基（使用假名“梅奇斯瓦夫”）成为步兵协会（Związek Strzelecki）的总司令，这个协会的人数到了1914年，已经增长到了12000人。1914年，毕苏斯基提出，“现在只有剑才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14年，毕苏斯基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预言道：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而这将是光復波兰的时机，俄罗斯必将被同盟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击败，而后者也将会被法国、英国和美国打败。相比而言，毕苏斯基的对手罗曼·德莫夫斯基则认为，让波兰统一，独立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
一战爆发后的8月3日，毕苏斯基在克拉科夫组建一支小型精锐部队，即第一精锐连，其成员来自于步兵协会和波兰步兵小队。同一天，瓦迪斯瓦夫·贝利纳-普拉日莫夫斯基指挥的一支骑兵队越过俄罗斯边界执行侦查任务，直到此事发生3天后的8月6日，奥匈帝国和俄罗斯才正式宣战。
毕苏斯基的战略是将他的军队向北送往俄属波兰，送往俄军已经撤出的地带，他希望突出重围到达华沙，在那里发动一次民族起义。毕苏斯基利用他有限的兵力，并在开始的几天批准成立子虚乌有的“华沙国家政府”，以此来支持他的计划，他还将奥地利的命令利用到极致，争取主动，继续前进，并在解放的城镇确立波兰式制度，而奥地利人认为他的军队仅仅是帮忙侦查，支持奥地利主力部队而已。1914年8月12日，毕苏斯基占领了凯尔采省的凯尔采，但是毕苏斯基发现，他实际得到的支持要比他想象的要少。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不久，他正式组建波兰军团，并亲自担当第一旅的总司令，他成功地带领第一旅打了几场胜仗。毕苏斯基也在1914年秋秘密地告诉英国政府，他的军团不会同法国或英国作战，只会与俄国作战。毕苏斯基命令，要称军团人员为“公民”（Obywatel），这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称呼，而他自己则被称为“指挥官”（“ Komendant”）。 毕苏斯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得到他的手下对他的极度尊敬与忠诚。直到1917年前，波兰军团都站在同盟国阵营内与俄国作战。同样在1914年，军团成立后不久，毕苏斯基组建了另一个组织，波兰军事组织，这是波兰情报局的前身，用于执行谍报活动和破坏任务。
1916年中期，波兰军团在科斯蒂乌赫努夫卡战役中以至少2000人伤亡的代价延缓了俄国的入侵，之后毕苏斯基要求同盟国保证波兰独立。为此他用他自己和军团很多军官的辞职书做为筹码。1916年11月5日，同盟国声明，波兰是“独立”的，希望以此来增加派往东方战线的波军士兵数，这样的话，同盟国也就能让更多德军投身于西方战线。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毕苏斯基同意到德奧扶植的波兰攝政王国任职，担任新成立的波兰摄政政府的战争部长；依此身份他应该是波兰王国军队的负责人。1917年俄国革命后，因为同盟国形势的不断恶化，毕苏斯基立场更加强硬，并宣称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国殖民军”，且这支部队只用来攻打俄国。他预感到同盟国将要战败，而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站在战败者的行列。1917年7月，毕苏斯基因为“宣誓危机”事件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马格德堡，这场危机源于他禁止波兰士兵对同盟国宣誓效忠；波军被解散，其士兵被并入奥匈帝国军队， 而波兰军事组织开始对德国目标发起攻击。毕苏斯基因为遭到逮捕在同胞中名声大噪，很多波兰人开始将他看做最为坚定的领袖，并认为他会誓与三个瓜分波兰的帝国奋战到底。
1918年11月8日，毕苏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国人从马格德堡释放，不久，他们和之前的列宁一样，被安排在驶往他们国家首都的私人火车上，因为走投无路的德国人希望毕苏斯基组建一支对他们友好的部队。
1918年11月11日，毕苏斯基被摄政委员会任命为波军总司令，并被委以为这个新生国家建立国家政府的重任。那一天（后来这一天成了波兰独立日），他宣布波兰独立。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同样是这一周，毕苏斯基让德国驻军从华沙撤军，德军其他部队从“东线德军总司令部”撤军的问题上进行协商。至少55000名德军会和平地离开波兰，并将他们的武器留给波兰人。下个月，共有至少500000人离开了波兰。
1918年11月14日，政府要求毕苏斯基临时管理国家的运作。11月22日，他从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里，得到了新生波兰的临时国家元首（Naczelnik Państwa）的头衔。
波兰各个军事组织和临时政府（华沙摄政委员会；伊格纳奇·达申斯基的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兰清算委员会）都听从毕苏斯基，而他也开始成立新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中社会主义者占多数，并且波兰社会党展开了多项改革，譬如八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和女性选举权等，这些改革从长远看尤为重要。这对于避免重大暴乱事件来说，必不可少。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但是，毕苏斯基相信，身为一国首脑，他的立场必须要超越党派政治。抵达华沙后，他遇到了地下岁月中的老同事，这些老同志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称他为“同志”，并要他支持他们的革命政策；但这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还说：“同志们，我与你们一同搭乘社会主义的红色电车，我在一个称作‘独立’的站点下车，而你们也许会继续坐在车上，直到电车抵达你们希望的那个终点站，但是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称呼彼此为‘先生’吧（而宁可不用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称呼‘同志’）！” 他减少对任何一党的支持，并且不成立任何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团体；相反，他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也开始组建不包含在德国、俄国和奥地利军队服过役的波兰老兵的波兰军队。
一战后不久的日子里，毕苏斯基试图在这么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上建立一个政府。俄属波兰大部分地区都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而德意志人彻底的掠夺又让这个地区的财富减少了至少10%。一位在1919年1月来到华沙的英国外交官这么写道：“每时每刻出现在人们眼中的的那种极度悲惨贫穷，是我之前在任何第个地方都看不到的。”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另外，从前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在各自的波兰领地建立迥异的法律系统、经济制度和政府体制，而这些制度需要统一。这个地方有九种法律体系，五种货币，66种铁路系统（以及165种火车头型号），这些也都亟待统一。
瓦茨瓦夫·延杰耶维奇在《毕苏斯基：一生为波兰》（Piłsudski: A Life for Poland）一书中称，毕苏斯基在作出决策时非常谨慎。在作出决定前，他总要先收集所有有关联且可用的信息，再花时间来考虑。毕苏斯基驱使自己整天整夜地努力工作。他坚持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吃饭时也仅仅是独自在廉价餐馆里吃简朴的食物。虽然毕苏斯基在波兰大众中非常受欢迎，但他不合群（长时间地下工作的后果）、多疑的性格让他与其他波兰政治家关系紧张。
毕苏斯基和波兰第一政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既因为毕苏斯基曾在1914年到1917年间与同盟国合作，也因为达申斯基和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府以社会主义者为主。直到1919年1月，世界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纳奇·帕德雷夫斯基担任新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后，波兰才得到西方的认可。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这一时期依然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政府自称为波兰的合法政府：毕苏斯基的华沙政府和德莫夫斯基的巴黎政府。为了确保波兰只有一个政府，避免内战的发生，帕德雷夫斯基会见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劝他们联合起来。巴黎和会时，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兰出席，而毕苏斯基担任临时的国家元首和总司令。凡尔赛条约的第87至93条和小凡尔赛条约使波兰独立主权国的地位在国际领域中得到确立。
毕苏斯基经常与德莫夫斯基起摩擦，前者不同意后者波兰人是新生波兰的统治民族的看法，而德莫夫斯基试图从德国但泽（现在的波兰格但斯克）派蓝军到波兰一事也惹怒了毕苏斯基。1919年1月5日，德莫夫斯基的一些支持者（马里安·亚努沙伊提斯-热格塔和埃乌斯塔黑·萨佩哈）试图发起针对毕苏斯基和总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变，但并未成功。
1919年2月20日，毕苏斯基宣布，他会将他的大权交还给近期选举产生的波兰国会（瑟姆，波蘭語：）。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宪法中恢复他的职位。“临时”的字眼从他的头衔中取消了，毕苏斯基将会任职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时候，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将会被选为第一任波兰总统。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毕苏斯基这时的外交首创是提议在波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建成联邦（称为“Międzymorze”，即波兰语中的“大海之间”，也被拉丁语称作“Intermarum”，即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邦），这样，波兰的版图就跟瓜分波兰之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差不多。
毕苏斯基的这个计划遭致大部分预想中的联邦成员国（这些国家不愿失去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西方同盟国的反对，对他们来说，这对现存的权力平衡来说实属鲁莽的冲击。根据历史学家乔治·桑福德的说法，1920年代，毕苏斯基了解到他这种“海间联邦”并不可行。
同盟国与东欧联盟的战争过后，东欧又爆发了一系列边境冲突，其中包括波乌战争（1918年-1919年）、波立战争（1920年，在热利戈夫斯基兵变时达到颠峰）、波捷战争（开始于1918年），和最著名的波苏战争（1919年-1921年）。温斯顿·丘吉尔对此称：“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侏儒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一战后，波兰的每条边界都不平静。毕苏斯基针对波兰未来的边界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在西边所能得到的所有领土都要依靠协约国——要达到能够压制德国的地步”，而在东方“有几道或开或闭的门，而这几道门的开闭与迫使它们打开的人有关，与它们本身被打开到什么程度有关。” 1918年波军在波兰东部与乌克兰交战，这场战争便是波乌战争。而毕苏斯基作为波军总司令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发自1918年11月12日，内容是要支援波军对利沃夫的进攻。
毕苏斯基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独立的波兰的盟友，两者必有一战。毕苏斯基将布尔什维克的西进看做是主要问题，但他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波兰而言，危险程度不及他们的敌人——白军。这些“白俄”们是旧俄罗斯帝国的代表，他们只愿给波兰有限的独立，他们所设想的波兰的边界可能跟过去的波兰议会王国相同，而且很明显的是，他们反对波兰占领乌克兰，而乌克兰就是毕苏斯基“海间联盟”计划中的关键。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至少还能宣布瓜分波兰的协议是无效的。因此毕苏斯基推测，与其让波兰与复辟的俄罗斯帝国毗邻，还不如让波兰与被西方孤立的布尔什维克毗邻。毕苏斯基不顾英法协约的压力，加入对仍在作困兽斗的苏联的进攻，毕苏斯基可能在1919年的夏季与秋季拯救布尔什维克。
因为波军东进，苏俄重新向西进军，波苏之间战火重燃，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毕苏斯基元帅于1920年4月21日与乌克兰领导人西蒙·彼得留拉签署一项军事协议，使两国共同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战。两人签署波乌条约是为了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并让乌克兰与波兰联盟。作为回报，彼得留拉放弃乌克兰对东加利西亚的领土要求，因此他遭到了东加利西亚乌克兰领导人的指責。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波乌联军在毕苏斯基领导下，发动了针对驻乌俄军的一次成功进攻。1920年5月7日，他们在极少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占领了基辅。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将波兰的行为看做是叛乱事件；作为回应，布尔什维克有成千上万名官员参军，成千上万名逃兵归队，成千上万名平民自愿参与战后生产工作。苏联从白俄罗斯发起反攻，在乌克兰发动反击，从通往德国的道路上向波兰进军，这样做也能够支持德国共产党的夺权斗争。苏联信心倍增。苏军公布了他们入侵西欧的计划；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在《真理报》中称，希望得到物资以将战争从华沙“蔓延至伦敦和巴黎”。苏联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7月2日的命令中称：“向西去吧！越过躺在路上的白波兰的尸体，将革命蔓延到全世界。进军维尔纽斯、明斯克、华沙” 并称，“要跨过波兰的遗体，向柏林进军！”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20年7月1日，由于苏联的快速反击，波兰国会“瑟姆”成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毕苏斯基领导，用于快速作出决策，临时取代难以达成共识的瑟姆。但是民族民主党声称，布尔什维克的接连胜利是毕苏斯基造成的，并要求他下台；有的人甚至指责他叛国。7月19日，罗曼·德莫夫斯基在委员会上发起不信任决议案，但这次议案未能通过，德莫夫斯基不得不收回该议案。8月12日，毕苏斯基提出将他的职位让给总理文岑蒂·维托斯，主动承担全军覆没的责任，但是维托斯拒绝接受他的请辞。协约国迫使波兰向布尔什维克投降，进行谈判。但是毕苏斯基坚持主张继续战争。诺曼·戴维斯当时指出，“毕苏斯基还没有他后来的威信（在波兰以外更是如此），作为战前的革命派，他让他的党派走向分裂，争吵不断；作为一战时的将军，他让他的军团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为波军元帅，他将自己的军队带到基辅和维尔纽斯，这两个地方现在又不再属于波兰人。他背叛了他的波兰社会党和他的盟友德国和奥地利，并拒绝与协约国同盟。在法国和英国，他被认为是频频叛变的盟友，将会让波兰走向灭亡；在俄罗斯，他被认为是消灭帝国主义同盟中虚伪的仆人；从列宁到劳合·乔治，从《真理报》到《晨星报》，都认为他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者。1920年8月，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悲剧一生将会在华沙陷落时跌落谷底。”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周中，就在1920年8月爆发的华沙战役中，波兰利用冒险而非常规的策略阻挡了苏联的攻势。波军的计划是由毕苏斯基等人（包括塔德乌什·罗兹瓦多夫斯基）设计出来的。后来，毕苏斯基的一些支持者要将他说成是波军策略的唯一制定者，而反对者则极力忽视他的作用。在西方，很长时间都存在一个传言，坚称是法国驻波军事使节团的馬克西姆·魏剛拯救了波兰；但现在的学者同意，魏剛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很小的。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毕苏斯基的计划是要波军撤过维斯瓦河，据守华沙和维普日河的桥头堡，大约四分之一可动用的师在南面集结，以作战略反击的准备。下面的计划就需要将军约瑟夫·哈勒尔麾下的两个军了，在苏军从东面发起进攻时，这两个军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他们的战壕阵地。同时，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麾下的军队袭击华沙北部，切断企图从此地包围波兰首都的苏军。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新近整编的“后备军”（也称为攻击兵团，波蘭語：），这支军队规模较小，只有20000人，却容纳意志最坚定且战斗力最强的士兵，并由毕苏斯基亲自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带头从华沙城南的维斯瓦河-维普日河三角洲向北发动快速反攻，另外波兰情报人员指出苏军西部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存在缺口，而攻击军团也会突破这个缺口。这次攻势会切断西部方面军的后援，并打乱它的活动。最后，西科尔斯基的军队和“攻击军团”在东普鲁士边境会合，将陷入包围圈中的苏军消灭。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那时，毕苏斯基的计划广受批评，波军其他指挥官只因当时战况紧急才遵照此计划作战。这个计划虽然是基于可靠情报（还包括被解密的苏联电报）指定的，但还是被高级军官和军事专家认为是“门外汉所为”，他们很快指出毕苏斯基缺少正规军事教育。该计划的副本落入苏军手中时，苏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却认为这是个诡计，不理会它。几天后，自负的苏军为此在华沙战役中付出巨大代价，而这场战役也成为苏联红军史上的最大失利之一。
一位民族民主党瑟姆议员斯坦尼斯瓦夫·斯特隆斯基创造了短语“维斯瓦河奇迹”（“Cud nad Wisłą”），以表达他对毕苏斯基“乌克兰冒险”的反对。斯特隆斯基的这个短语被一些或爱国或虔诚的波兰人用作对毕苏斯基的赞辞，他们并未注意到斯特隆斯基隐含在其中的讽喻意义。法国军事使节团的一位年轻成员戴高乐后来会用到从波苏战争和毕苏斯基习得的一些经验。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1921年2月，毕苏斯基访问巴黎，在那里他与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谈判，以将成立法波同盟一事确定下来，而这一同盟将在同一年晚些时候正式建立。象征波苏战争结束的里加条约在1921年签署，条约规定俄罗斯和波兰将瓜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毕苏斯基称这份条约是“懦弱条约”。 另外，毕苏斯基准许将军卢茨扬·热利戈夫斯基从立陶宛人手中夺下维尔纽斯，这件事和里加条约为毕苏斯基将“海间联邦”计划付诸实践之行动画上句号。
1921年9月25日，毕苏斯基因第一届东方商品交易会（Targi Wschodnie）开张而访问利沃夫，而代表乌克兰军事组织等乌克兰独立组织的斯捷潘·菲达克试图在这时暗杀毕苏斯基，但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波兰1921年3月宪法严格限制总统权力（故意阻止从战场上回来的毕苏斯基当选总统），而毕苏斯基也不再角逐这一职位。1922年12月9日，波兰国民大会推选波兰人民党“维兹沃莱涅派”的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为波兰总统；他的当选遭致右翼政党的反对，这也成为社会动乱的起因。12月14日，毕苏斯基在美景宫正式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移交给他的朋友纳鲁托维奇；而“国家元首”的称呼被“总统”代替。两天后的1922年12月16日，纳鲁托维奇被右翼画家和艺术批评家埃利吉乌什·涅维亚多姆斯基击毙，后者原本是想暗杀毕苏斯基的，但在受到民族民主党的反纳鲁托维奇宣传后，改变了目标。
对毕苏斯基而言，这是次很大的打击，这件事让他不再相信波兰能够依民主制度运作，也让他更崇尚铁腕政治。他成为总参谋长，并与军事部长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一道设法通过暂时戒严稳定局势，制止动乱。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毕苏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属于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当选为新总统，而同属于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维托斯当选为总理。但是根据兰茨克罗纳协议，这届政府是由温和派的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与右翼的国家民粹主义者联盟和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其中也包括毕苏斯基的右翼敌人，毕苏斯基认为，这些人是谋杀纳鲁托维奇的罪魁祸首，是不可能与他合作的政敌。1923年5月30日，毕苏斯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斯坦尼斯瓦夫·谢普蒂茨基提出军队应受民政当局更紧密的监督，而毕苏斯基将此提议批评为试图让军队政治化。6月28日，他又辞去了他最后的政治职务。同一天，瑟姆左翼议员签署一项决议，感谢他过去的贡献。毕苏斯基隐居于华沙郊外苏莱尤韦克的乡村庄园“米卢欣庄园”，这个庄园是他的战友捐赠给他的。他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写下一系列政治与军事回忆录来维持生计，其中包括《1920年》（Rok 1920）。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同时，波兰经济处在混乱中。恶性通货膨胀使社会动荡加剧，政府不能找到解决失业率攀升与经济危机的办法。毕苏斯基的盟友和支持者多次叫他重返政坛，他开始组织新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以前波兰军团和波兰军队机构的成员、一部分左翼党派和一部分知识阶层党派为中心。1925年时，波兰已有几届政府接连下台，政治形势也日趋混乱，而毕苏斯基对政府更为不满，最后发出要求维托斯内阁下台的声明。
在遭到毕苏斯基强烈批评的赫耶诺-皮雅斯特联盟组建新政府的时候，毕苏斯基于1926年5月12日至14日发动五月政变并重返权力中心，这次政变得到社会党、波兰人民党“维兹沃莱涅”派、波兰农民党、甚至共产党支持。毕苏斯基希望发动不流血的政变，但政府拒绝下台；此次政变共有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杀，至少900人受伤。
5月31日，瑟姆将毕苏斯基推选为波兰总统。但是毕苏斯基知道总统只有很有限的权力，谢绝出任总统。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纳奇·莫希奇茨基顶替他当选总统。在大部分时间内，毕苏斯基的正式职务都只是国防部长、军队总检阅官和战争委员会委员长，仅仅在1926年至1928年间和1930年时两度当选总理。
约瑟夫·毕苏斯基 生平
毕苏斯基没有推行任何重大改革；他很快疏远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最激进派，并宣布他的政变是“没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标是令国家安定，消除他所认为的又腐败又无能的政党的影响力，并加强军队实力。
内政方面，毕苏斯基的政变需要扫除议会政府的限制，因为他推行“萨纳齐亚制度”（有时利用专制制度的办法）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恢复道德意义上的健康”。自1928年起，萨纳齐亚当局被政府合作无党派集团称为现实主义政治的代表。民众的支持和有效的宣传机构让毕苏斯基得以维持他的专政，使它不会被总统推翻，就是总统也并不是由瑟姆推选出来的，而是由毕苏斯基认定的。宪法修正案在政变后的1926年8月2日通过，瑟姆的权力在宪法修正案中被缩小。自1926年到1930年，毕苏斯基主要信赖削弱反对派领导人影响力的宣传。
约瑟夫·毕苏斯基 影响
1935年5月13日，依照毕苏斯基的遗愿，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被总统和政府任命为波兰军队总检阅官，并于1936年11月10日晋升为波兰元帅。伊格纳奇·莫希奇茨基留任波兰总统。雷兹成为当时波兰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仅次于总统的国家第二号人物”。很多人将雷兹-希米格维视为毕苏斯基的继任者，但前者的影响力远不及于后者。
波兰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保守，雷兹-希米格维的行为遭致更加温和的伊格纳奇·莫希奇茨基反对。1938年雷兹-希米格维与莫希奇茨基和解，余下的统治集团却分为“总统派”和“元帅派”，总统派（又称为“城堡组织”，以当时总统官邸王室城堡命名）主要由平民构成，而元帅派包括职业军人和毕苏斯基的老战友（“毕苏斯基的上校”）。波兰战役后，上述的一些政治派别继续留在了波兰流亡政府。
毕苏斯基留给波兰的遗产跟显克微支笔下的奥努弗雷·扎格沃巴所沉思的一样，是波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的元帅既会得到炽烈的拥护，也会遭致刻薄的指责。
约瑟夫·毕苏斯基 影响
1935年毕苏斯基的葬礼上，总统莫希奇茨基对元帅赞颂到：“他是我们心中的国王和我们希望的君主。在他辛勤劳累的半个世纪里，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博得了我们的心，我们的魂，直到他将整个波兰染成他王室气概的紫色……他给了波兰自由、领土、权力和世人的尊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苏联卫星国，而毕苏斯基的思想对这样的波兰的影响已所剩无几，尤其要说的是，当时的波兰没法继承毕苏斯基的事业，既没法联合波兰与其邻国成立海间联邦，也没法进行普罗米修斯计划，将俄罗斯分裂，将被强行并入俄罗斯的国家解放。
战后的十年间，波兰的共产政权对毕苏斯基和战间期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不是忽视，就是指责。但是，尤其是在去斯大林化和波兰十月（1956年）时，波兰史学界对毕苏斯基的态度逐步发生改变，摆脱了以往的完全否定，变得更加中立平衡。
约瑟夫·毕苏斯基 影响
在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后，毕苏斯基再次成为公认的波兰民族英雄。1995年5月12日，波兰瑟姆在他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上接受一项决议：“在我们国家的记忆里，约瑟夫·毕苏斯基仍会是一位为波兰赢得独立的人，一位取得胜利的领导人，他抵挡了外国入侵，也使整个欧洲及其文明免遭荼毒。约瑟夫·毕苏斯基兢兢业业地为他的国家效劳，他将永载史册。”
但是毕苏斯基的政治行动仍然具有争议，其中1926年5月政变、布列斯特审判（1931年-1932年）、1934年贝雷扎-卡尔图斯卡隔离营的成立和继任的波兰政府制定一贯而有建设性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更是如此。虽然如此，毕苏斯基仍被大多数波兰人视为20世纪中国家的幸运人物。
毕苏斯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几支军队，其中包括军团第一步兵师和第五十一号装甲列车（“I Marszałek”——第一元帅）。
约瑟夫·毕苏斯基 影响
同样以毕苏斯基命名的还有克拉科夫四座假山之一，毕苏斯基山；以及一座位于纽约，研究现代波兰史的研究中心与博物馆，美国约瑟夫·毕苏斯基学会；还有华沙约瑟夫·毕苏斯基体育大学；以及一艘客船“毕苏斯基号”；一艘炮舰“毕苏斯基舰长号”；和一匹赛马“毕苏斯基”。事实上每座波兰城市都有条“毕苏斯基街”（相比之下，以毕苏斯基的死敌罗曼·德莫夫斯基命名的街道即使真实存在，也是屈指可数，就算是在他的政治大本营大波兰也是如此）。很多波兰城市都有毕苏斯基的雕像；毕苏斯基雕像最密集的地方位于华沙，那个地方是毕苏斯基住处美景宫和毕苏斯基广场之间的一个区域，两者仅相距1英里多，却建有3座雕像。
很多小说作品都有毕苏斯基这个角色，譬如尤柳什·卡登-班德洛夫斯基在1922年所写的小说《巴尔奇将军》（Generał Barcz）亚切克·杜卡伊在2007年所写的小说《冰》。波兰国家图书馆列出了至少500部与毕苏斯基有关的书刊； 而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出了至少300部。2001年，安德热·特若斯-拉斯塔维茨基指导拍摄了波兰电视纪录片《毕苏斯基元帅》（Marszałek Piłsudski），其中的主题就是毕苏斯基的一生。
约瑟夫·毕苏斯基 后代
共产党政权倒台后，毕苏斯基元帅的两个女儿都在1990年回到波兰。娅德维加·毕苏斯卡的女儿约安娜·亚拉切夫斯卡在1979年回到波兰。她在那里与政治犯，团结工会活动家亚努什·奥内什凯维奇结婚。两人都积极参与1979年至1989年间波兰人的反共斗争。
單簧管
單簧管，臺湾又稱豎笛、黑管，是一种木管乐器，從夏盧摩笛（法語：Chalumeau，一種古代的單簧低音樂器）發展而來的，形成於17世紀末，訛傳是由德國的長笛製造家丹纳（Johann Denner，1655年—1707年）所發明，但這一說法未有實據支持。最早為人所知的單簧管音樂收在阿姆斯特丹的羅傑（Estienne Roger）出版的曲集內（1716年再版）。從大約1780年起，單簧管被一些最大的管弦樂隊採用。現代單簧管則是在1800—1850年發展而成的。
單簧管 外形，構造
單簧管的管身通常用非洲黑檀木製造，亦有由其他木料、塑膠或金屬製成。有一個鳥嘴形的吹口和圓形的接駁筒，管體成圓筒形，並可裝拆，下端為開放的喇叭口。
單簧管 吹奏方法
在吹口處固定一塊簧片，吹奏者通過簧片和吹口的空間吹氣時，並配合下唇適當的壓力，簧片尖會產生振動，使樂器管內的空氣柱開始振動，因而發出柔美的音色。
單簧管 音域
單簧管擁有極闊的音域，差不多有4個八度，能涵蓋人聲的絕大部份範圍，在任何的音區，其音量的都能控制自如，相比雙簧管，單簧管更能處理大幅度的旋律變化。單簧管在不同音區都有獨特的音色：低音區深沉，中音區渾厚，高音區明亮，音色又接近人聲，適合表現各種音樂性格，是樂隊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單簧管 種類
現時常用於管弦樂隊的單簧管有以下類別：
降B調單簧管是常見的單簧管，在管樂團，則再會加上E♭調中音單簧管
單簧管是木管樂器中最先推行常規四管制，事實上當幾款變種樂器包括短笛、英國管、低音單簧管及低音巴松管成為管絃樂團的常規樂器後，木管樂器便逐漸由雙管制變成三管制。19世紀末期起，低音單簧管已經不再由單簧管手兼任，同時高音單簧管亦加入編制時，為免令原來單簧管聲部被分薄，因此作曲家都會額多安排多一位單簧管手兼顧高音單簧管，慢慢變成了現今單簧管聲部都比其他木管聲部多1位樂手。
在單簧管合奏團中亦有用上 EEE♭ 和 BBB♭ 加倍低音單簧管，但現時仍屬試驗階段。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也被稱作西安兵變、雙十二事變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間一場由中國共產黨策動國民革命軍西北軍與東北軍發動的軍事政變。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總司令的东北军將領張學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军將領楊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长蔣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西安事变 背景
1932年2月3日，蔣抵洛陽，會商對日抗戰計劃，2月5日由洛陽往鄭州，行經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觀察地形:126。
為遏止日本勢力擴張，取得蘇聯政府援助，蔣採納宋子文、孔祥熙等意見，於1932年底恢復中蘇邦交:46-47。
1933年3月6日，蔣由漢口乘車北上，3月7日到鄭州；3月8日抵達石家莊；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蔣才乘機離開:357。
1934年11月7日，蔣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366。1936年11月，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502。11月2日，蔣視察洛陽橋工程，11月12日遊少林寺。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507。
西安事变 背景
蔣把打通同中國共產黨關係交給陳立夫負責；陳立夫交代親信曾養甫（廣州市長，曾任鐵道部次長）物色，曾於1935年11月找到諶小岑（鐵道部勞工科長，曾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同周恩來、鄧穎超有來往）接受任務，通過湖南同鄉、歷史學家翦伯贊，約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同曾養甫見面:47。呂振羽同北平地下黨市委宣傳部長、湖南人周小舟有聯繫，參加抗日統戰活動；經北平市委批准，呂振羽於1935年11月底到南京開始同曾養甫會談:47。1935年12月，蔣要駐蘇聯武官鄧文儀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負責人王明（陳紹禹）要求國共兩黨談判；王明表示，談判以在中國國內為好，並指定將由蘇聯回國之潘漢年和中國國民黨聯繫；潘漢年在莫斯科同鄧文儀會面後離開莫斯科回國:47。美國國務卿科德尔·赫尔發表文告，稱美國對於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不能熟視無睹:46。1936年春，蔣曾秘密派陳立夫、張沖到歐洲:47；潘漢年從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中國國民黨代表張沖會談後，經西安劉鼎之秘密交通線於8月8日來到保安，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張沖、曾養甫談判之情況:50。
西安事变 背景
宋慶齡同共產國際有聯繫，擁護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組織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共《八一宣言》，從宋子文、孔祥熙那裡聽到消息蔣要找共產黨談判；1936年1月，宋慶齡請董健吾（中共秘密黨員，對外身份是牧師）面談，交給他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之委任狀，要他將一封密信送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董報告上海地下黨後，地下黨介紹張子華同行；到西安後，請求張學良批准他們進入蘇區，張學良知道南京意圖後，更放心同中共聯絡:48。3月，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養甫談判；諶小岑又經過左恭在南京工作，找到上海地下黨關係，張子華以中共長江局代表名義到南京同曾養甫會談:47。張子華4月離開瓦窰堡，5月和8月又來往兩次，又奉中共中央命於9月20日到達廣州，和曾養甫會談；10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軍事委員會單方面發布停戰令，紅軍一切部隊停止對國軍攻擊:52-53。
西安事变 背景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57。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之紅軍:557。蔣再次推張到「剿共」第一線，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之總司令職務:557。到西北後，張統轄军隊除調到陕甘近20萬東北軍外，還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3萬人，寧夏馬鴻逵部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萬餘人:557。
1935年10月1日，紅二十五軍在勞山伏擊南下之東北軍，歼灭王以哲之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557。張指揮东北军會同陕、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557。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师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团长高福源）:557。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557。
西安事变 背景
1935年11月13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稱張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880。12月，張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繫，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共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4。李杜和宋慶齡有聯繫，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窰堡同中央聯繫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説，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那裡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歷史、為人處事之特點:19。
西安事变 背景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14。1月初，張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他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15。2月26日，張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他回來談:16。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復正常通商關係；四、恢復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採購人員安全之責；五、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17。
西安事变 背景
3月2日，張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贊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17。張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17-18。雙方商定：一、和蘇聯聯繫，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繫，由張給以名義掩護；最後，張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18。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19。
西安事变 背景
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507。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60；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54。11月27日，张給蒋一份「请缨抗敌書」，遭到蒋拒绝:574。
1933年5月，楊和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志平（中共秘密黨員）到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面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39。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親筆信到西安與楊商談合作；中旬，楊和汪談話，雙方確定聯合抗日之原則；下旬，北方局派負責人王世英到西安，與楊反覆商談後，達成合作抗日協議:39。
西安事变 背景
還在江西蘇區時代，紅軍就和陳濟棠有過秘密關係，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區和通商貿易；長征中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曾與陳濟棠秘密談判，達成讓紅軍借路西進之協議:43。1936年6月两广事件其間，劉湘同張、楊之間有信使往來，同意逼蔣抗日方針，並曾表示願與西北共同行動；此時，中共黨中央經過上海地下黨派張曙時等到四川統戰上層，聯繫劉湘:44-45。中國共產黨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887西安事變後，劉湘通電表示贊成張、楊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和平解決，反對武力討伐；山東韓復榘、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等，經過中共黨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過間接關係表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後，都願意建立秘密關係；1936年8月，宋哲元派劉子青到西安，同中共黨建立聯繫；至1936年下半年以後，盛世才經過張學良疏通，同中共黨建立統戰關係，又聯繫中共黨同蘇聯和共產國際:45。楊提議張、楊兩軍起而響應，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再催促，張借開會之機赴京察看形勢，終以兩廣發生變化、東北軍內部改造遠未完成而作罷:58。中共北方局聯絡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劉仲容父親有統戰關係，並可利用他們電台發報；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濟深之代表錢壽康經西安到達保安，要求與中共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中央表示同意，協定經過修改後，由錢壽康帶回廣西；西安事變發生後，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通電表示支持:43。
西安事变 背景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使中國避免新內戰，符合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之願望，順應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形勢:488。
1935年7月至8月期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421。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421。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1935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鄭重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581。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423。
西安事变 背景
1936年1月19日，李克農在高福源引導下，到洛川同張、王以哲會談；張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15。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426。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義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4。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24。
西安事变 背景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15。2月20日，周在瓦窰堡接到中央及軍委從東征前線發給李克農之訓令，指出張同意抗日，願意和他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15-16。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窰堡出發，於2月25日到達洛川:16。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2。
西安事变 背景
1936年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426。李克農一一作回答，但在聯合蔣和進軍路線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克農表示：「張將軍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報告。」:18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駐在山西石樓城指揮紅軍東征，周和博古、鄧發由瓦窰堡趕到石樓；3月16日，李克農到石樓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滙報洛川會談情況；中央立即決定周為代表到膚施同張談判，李克農也同去:18。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426。3月日，毛、彭、周簽署發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為一致抗日告全國民眾書》，提出停止一切內戰，不分紅軍、白軍，聯合抗日；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會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全國紅軍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軍前進等項主張:22。
西安事变 背景
洛川會談結束後，王以哲送給紅軍一批七九步槍，子彈數萬發，並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車送至紅軍防地；經過兩個月之努力，採購許多重要物資，有印鈔機和高級紙張、油墨、無線電器材、醫療器材藥品等；這些物資，都由東北軍用軍用汽車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轉運到雙方防地交界處，移交蘇區貿易局運到瓦窰堡；這批物資為蘇區解決許多困難，打破中國國民黨對陝北蘇區之經濟封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