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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艾維斯·亞倫·普里斯萊1935年1月8日诞生密西西比州图珀洛，父親弗農·普利斯萊（Vernon Elvis Presley；1916年－1979年）時年18歲,母親格拉迪斯·普利斯萊（Gladys Love Smith；1912年－1958年）時年24歲。原本還有一個雙胞胎兄長杰西·加伦·普里斯萊（Jesse Garon Presley），卻在出生時早夭。由於為獨子，加上弗農·普利斯萊曾因僞造支票詐騙遭判刑三年(在服刑六個月後出獄)，艾維斯·普里斯萊和母親關係尤其親密。
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1945年10月3日，10歲的艾維斯·普里斯萊首次登台表演，他在密西西比州的亞拉巴馬博覽會歌唱比賽上演唱了鄉村歌曲老謝普（""），獲得二等獎。幾個月後，普里斯萊在11歲生日那天得到了生平第一把吉他作為生日禮物。1948年举家搬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這裡是藍調歌王B. B. King成名之處，有深厚的音樂土壤。艾維斯·普里斯萊進入脩姆斯中學學習並開始和一些職業樂手接觸，參加「黑森林兄弟」的演出。他從未接受過正規的音樂訓練，也不會識譜，完全是通過收音機聽音樂自學成才的。艾維斯·普里斯萊受到了美國南部音樂和布魯斯搖擺音樂的熏陶。1953年艾維斯·普里斯萊從高中畢業後，隔天便立即到「皇冠電子公司（）」擔任卡車司機的工作。
1953年8月普里斯萊來到太陽唱片公司录下两首歌My Happiness和That's When Your Heartaches Begin作為給母親的生日禮物。接待他的瑪麗昂·凱思克和他有過如下對話：
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1954年1月普里斯萊又在太陽唱片公司錄下I'll Never Stand In Your Way和It Wouldn'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两首歌。當時黑人音樂和白人音樂仍有著分明的界限，公司老板山姆·菲利普斯正在物色一名能唱黑人歌曲的白人歌手。他很欣賞普里斯萊，並邀請當地的兩名音樂家——吉他手史考地·摩爾和貝斯手比爾·布萊克和普里斯萊一起錄歌。
That's All Right
1954年7月7日，普里斯萊發行生平第一張單曲唱片That's All Right，他舞台上獨特的扭臀動作，加上將黑人的節奏藍調和白人的鄉村歌曲融為一體，讓聽眾如痴如醉，也導致電台接收到排山倒海的點播量。他在演唱時雙腳會不住的抖動，也因此導致美國部分輿論認為他帶壞美國青少年。也因為這樣，當時的電視台鏡頭都停留在其上半身的動作以免引起爭議。
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1955年11月，山姆·菲利普斯以35000美元把普里斯萊的合約轉讓予的分公司，汤姆·帕克上校成為他的经理人。汤姆·帕克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他成功塑造了普里斯萊的形象。是年3月普里斯萊推出加盟RCA首张专辑《艾維斯·普里斯萊》，蝉连了告示牌专辑榜10周冠军。同年单曲溫柔地愛我（）就占据了全美4项排行冠军。
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1956年9月，RCA公司歷史性地将普里斯萊的7首单曲於同一天发行，至12月皆排行榜首。10月28日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约5千5百万美国人观看了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综艺节目，时年21岁的普雷斯利（猫王）第二次担任主角，沙利文呼吁观众向从苏联侵略中逃离出来的匈牙利难民提供帮助，普雷斯利在1957年1月6日沙利文的另一场节目中露面，再次呼吁大家进行捐助。普雷斯利还在节目结束时献唱福音歌曲《宁静山谷》，他觉得这首歌很贴合当时的氛围。至1957年底，这些捐赠由总部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分配，包含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总价值达2600万瑞士法郎（1957年折合6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5460万美元。2011年3月1日，布达佩斯市长塔罗斯·伊斯特万在普雷斯利死后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作为感谢的象征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两条街道交叉处的广场以普雷斯利命名。
1957年出版了专辑《艾維斯的聖誕集錦》。作為開創性的搖滾樂歌手，艾維斯曾發行過77張唱片和101首單曲，有多達149首歌曲進入Billboard前100名，40首進入前10名，全球總唱片發行量超過10億張。
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1957年12月21日，美国國防部徵召普里斯萊入伍，普里斯萊以平民身份接受徵召，召集令上通知他在隔年1月25日入伍。當時他正在拍一部新片《浪子歌王》（），派拉蒙公司為他辦理緩召，先完成電影的拍摄。1958年3月24日，普里斯萊應召加入美國陸軍，前往位在德州基林郊区的第二装甲师营区报到，剪短了頭髮，兵籍號碼是US-53310761，月薪78美元。一些唱片評論家都說他不久就會被青少年遺忘。該年母亲葛莱蒂丝过世，普里斯萊相當傷心。
1958年10月1日至1960年3月2日間服役於駐屯德国弗里德貝格的美國陸軍第3裝甲師。1960年3月5日，普里斯萊退伍。在德国服役期間，每星期至少收到一萬封歌迷的來信。同時他與空軍上尉约瑟夫·博优十四歲的养女普莉西拉戀愛，普莉西拉搬進格雷斯蘭與普里斯萊同居，兩人於1966年订婚，第二年在拉斯維加斯的阿拉丁飯店結婚。他们的女兒莉薩·瑪麗·普雷斯利在他们结婚整整9个月后出生。1972年兩人宣布分手，並於第二年離婚，法院判定普莉西拉擁有女兒莉薩·瑪麗·普雷斯利的監護權。
艾維斯·皮禮士利 生平
雖然普里斯萊生平曾與不少知名女性相恋，傳言與他有過性關係的女性超過3,000人，當中包括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婚姻方面則曾與普莉西拉·普里斯萊結婚，生有一女莉薩·瑪麗·普雷斯利。
普里斯萊擁有很多凱迪拉克車，他也喜歡贈送給親人朋友，他曾經購買過超過100輛的凱迪拉克各式轎車。
1960年以後普里斯萊突出的作品非常少，很明顯在走下坡。1967年，普里斯萊發表了一張福音歌曲專輯《How Great Thou Art》，佳評如潮，奪得唯一的一座葛萊美獎。這時英國的披頭四征服了歐美流行音樂市場，使普里斯萊的地位備受威脅。1968年，他以U.S. Male證明其無可動搖的地位。
普里斯萊的生活充滿了壓力，喜歡吃高熱量食物，尤其喜歡吃烤得焦熟的食物，暴饮暴食使步入中年的普里斯萊體態發胖，普里斯萊时常担心自己失去往日風采，同時患有焦慮、失眠等疾病，開始吃藥治療，甚至酗酒，服食麻醉劑、興奮劑。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幕僚打電話給湯姆·帕克，邀請他去白宮為總統安排一場表演。1970年12月21日，尼克森在白宮接見普里斯萊。1971年6月，格雷斯兰前方的南51號高速公路更名為「艾維斯·普里斯萊大道」。
1970年代以後，普里斯萊在健康、经济、艺术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他整日处在昏睡状态，醫生說他的身體狀況比八十歲的老人還糟。到1977年他去世之前的4年中，有5次被送進醫院急救的記錄。1973年10月普里斯萊因肺炎以及肝炎住院，医生建议他多休息，汤姆·帕克卻向普里斯萊謊稱出現財務危機，為了解決經濟問題，普里斯萊疲於奔命的巡迴演唱，1976年整年都在巡迴演唱。普里斯萊生平記憶力驚人，小時候能從收音機裡記住所有的歌詞，讓雙親感到吃驚，但是1977年6月，普里斯萊最后一次在拉皮德城举行演唱会时，连温柔地爱我（""）的歌词都记不起来了。
1977年8月16日，普里斯萊被發現在浴室昏倒，經緊急送往醫院急救後，因心律嚴重失常導致心臟病突發過世，享年42歲。田納西州檢調則推測為藥物濫用，也有傳聞可能是吸毒或酗酒過量，當晚所有電視網絡播出數千人穿著黑衣聚集在格雷斯蘭大樓悼念普里斯萊。兩日後，普里斯萊被葬於森林山公墓，他母親的墓旁，不久竟有三名歹徒意圖盜走普里斯萊的遺體。在普里斯萊父親的決定下，母子遷葬到「優雅園」（）內。
艾維斯·皮禮士利 影響
普里斯萊經常被認為是摇滚乐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歌手，有搖滾樂之王之稱。從1969年至1977年，普里斯萊共舉行約1,100場演唱會，共演出31部電影。樂隊披頭四成員約翰·藍儂說：「貓王雖死，但搖滾不滅，貓王萬歲。」
自普里斯萊以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的摇滚乐迅速流传。也因为他的魅力，摇滚乐成为美国的全民运动。普里斯萊开辟了摇滚乐的前进道路，之后摇滚开始成为对美国社会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之一。
2011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普雷斯利的名字命名了市中心最重要的两条街道交叉处的广场，以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普雷斯利对匈牙利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
艾維斯·皮禮士利 作品
1956年普里斯萊進軍影壇，拍下首部電影《鐵血柔情》（），1957年拍攝自傳電影《Loving You》，1960年，普里斯萊开拍退伍后的首部电影《大兵的烦恼》（），1961年2月25日田纳西州州长宣布此日为“艾維斯·普里斯萊日”。1961年十一月，普里斯萊的第8部電影《藍色夏威夷》（）和原聲帶專輯同時推出，歌曲包括了藍色夏威夷（""）、No More、Moonlight Swim和墮入情網（""）。專輯榜首停留了20週。1961年到1968年之间主演了21部电影，这些好莱坞影片大多粗制滥造，普里斯萊忙著拍電影，歌曲也都是為電影而唱，成績平平。
艾維斯·皮禮士利 評價
2007年「《Q》雜誌評選史上最偉大的100位歌手」第一名。
2008年「《滾石》雜誌評選史上最偉大的100位歌手」第三名。
2010年「《滾石》雜誌評選史上最偉大的100組藝術家」第三名。
台兒莊戰役
台兒莊戰役為1938年3月至4月中旬中華民國國軍在山東省南邊台兒莊與意圖由山東分兩路進攻徐州的日本陸軍進行的戰役，這場戰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徐州會戰的一部分。國軍在以徐州為中心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会战。日軍第5師團主攻臨沂，第10師團主攻滕縣、臨城、台兒莊，均遭國軍擊退。因為是對日抗戰爆發後國軍首次取得的勝利，又稱為台兒莊大捷。
台兒莊戰役 背景
日軍在1937年華北與華中地區的戰役獲得勝利後察覺國民政府並未如原本預想的失去戰力求和，反而是將首都內遷冀求長期戰爭勝利，因此日本陸軍一方面將軍隊從16師擴張到22師45萬人，同時策劃新攻勢希望打通津浦線（今京滬鐵路）將南北佔領區連成一塊，並強迫國府軍在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徐州進行大規模決戰以殲滅當時內遷的國民政府中央系底下所屬戰力。
1938年1月1日，國民政府宣佈改組，提出要通過持久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國防委員會成員由30人增加至75人，實行交通軍事管制，拒絕日本倡議和平:119。2月10日，林彪統率八路軍115師奪回冀中保定和石家莊之間4個車站，切斷平漢鐵路日軍後方，繳獲500支步槍、30挺輕機槍和100多匹馬:140。3月初，蔣親自在鄭州坐鎮，中共八路軍於晉西打退企圖於黃河南岸平漢鐵路渡河之日軍:144。
台兒莊戰役 概要
原先日軍的構想是在擴軍完成後的1938年夏季發動新一波攻勢，為此日本參謀本部在2月16日的御前會議時先向天皇匯報其作戰意圖，同時向前線部隊告知作戰方針並劃出防衛縱深圈，並派遣傾向不擴大現有事端的作戰科長河邊虎四郎上校前往中國對底下部隊進行協調。3月，日軍參謀本部同意第二軍增加部分兵力，但須遵守不得超越臨沂、棗莊之線，前線日軍卻無視上級命令，第十師團擅自向南推進，從濟南發兵朝西南方的濟寧市進攻，第五師團則派出一個營的兵力朝濟南東南方的臨沂市助攻，在協調無用下河邊虎四郎遭到撤換，繼任的稻田正純下達了新的意向，同意第十師團殲滅山東省大運河一線的國軍。
徐州在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和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交叉点，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总部。
台兒莊戰役 概要
台兒莊位於徐州東北30公里的大運河北岸，与徐州东北的邳县（今邳州市）接壤，扼守運河的咽喉。。桂系將領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與時任國軍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的白崇禧合作指挥國民革命軍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儿庄。
由於日軍的作戰並未協調，這種以少量兵力孤軍深入的作法反而遭到國軍利用，第五戰區指揮官李宗仁看準時機調派了其手下的20%兵力到台兒莊周邊冀求一舉全殲南侵日軍，除了各派系的部隊以外，軍委會甚至抽調了大部分150榴與反戰車炮前去增強戰區火力，以事後來看這項作為讓國府軍取得了部分火力優勢。李宗仁遂以西北军孫連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
台兒莊戰役 周邊主要戰役
李宗仁在徐州成立總動員委員會，公布七道命令規定軍民共同承擔任務，負責發展和協調群眾活動，除漢奸外，都有言論、出版、集會、請願自由，軍政官員不得干預:149-150。中國共產黨稱以破坏后方日军交通线的方式也參與了此戰役，但真實性受到何应钦質疑。
台兒莊戰役 參戰部隊
雖然國軍戰史中會以日軍師團長之名稱代稱進攻部隊，但日軍在戰役中並未將全部師團兵力投入，因此用這種做法並不精確，也無法反映實際日軍作戰規模。
台兒莊戰役中日軍動用2支步兵旅（其中一支僅有半數兵力），另外還增派2支野戰炮兵團，2支山砲連，1支野戰重炮兵團，1支工兵營，2支輕裝甲車連等強化火力，考量連月作戰耗損，實際規模應在2萬人上下。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3月15日，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電令第二十集團軍湯恩伯（中央軍）部：
敵於津浦路北段增加兵力，大舉反攻，我滕縣守軍兵力薄弱，已奉准調第二十軍團第85軍駐歸德之一師，迅開滕縣為守軍之總預備隊。
湯恩伯呈報蔣中正：第4師正向臨城集結，第89師本晚由歸德向臨城開始輸送，兩師主力擬集結臨城東北地區，待機出擊。擬懇准調第52軍輸送徐州待命，避免分割使用，以益戰局。
蔣中正電令第二十集團軍：令第85軍開臨城，限17日拂曉前到達，第52軍即開歸德待命。
湯恩伯下達命令：津浦北段情況緊急，本軍團奉令策應該方面作戰。第85軍即日由歸德以鐵路輸送臨城集中，相機策應第二十二集團軍之作戰。第52軍本日即徒步由亳縣出發，限16日到達歸德，乘車開徐州集結待命，18日前應全部到達。第110師在蒙城集結警戒。
李宗仁電令：鐵路正面，敵已突破界河，滕縣吃緊，第4師先頭之一部，應即開滕縣附近增援。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3月16日，國軍滕縣陣地已遭日軍突破，第二十二集團軍除第122師王銘章守城之外正逐步撤退。第85軍增援抵達臨城，第4師第20團在龍山、虎山一帶與日軍接觸，日軍主力企圖前進棗莊襲擊國軍側背；第89師佔領臨城與官橋陣地以保衛鐵路安全。
3月17日，日軍步兵63聯隊以30餘輛戰車及空軍優勢猛攻官橋陣地，國軍增援受阻，官橋、臨城相繼失守，第89師向井家峪附近撤退。
3月18日，國軍第85軍第4師在嶧縣附近與日軍機械化部隊激戰，嶧縣當日晚間失陷。下午，日軍步兵第10聯隊完全佔領滕縣。
3月20日，日軍第10師團向瀨谷支隊下令：應確保韓莊、台兒莊運河之線，於警備臨城、嶧縣之同時，儘量派遣多數兵力向沂州方面突進，協助第五師團戰鬥
3月20日，徐永昌日記：津浦滕縣孫震、鄧錫侯川軍敗退已過運河，當湯恩伯進援時，孫震謂滕縣尚在我手中，湯以隨到之一旅急進，不料滕縣早失，敵大部南衝，湯之一旅幾於覆沒。
磯谷所部於攻下滕縣臨城後，即以主力東移，目的在佔領台兒莊渡河之鐵路公路要口，以便渡運河而襲徐州。
3月21日，國軍第13軍第110師抵達運河南岸接替河防任務，第52軍北渡運河準備協同第85軍向嶧縣反攻。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3月22日，第二集團軍第31師到達台兒莊暫歸第二十集團軍指揮。第52軍向洪山鎮集結。
李宗仁電令：第二十軍團配屬第31師主力，應於24日拂曉開始攻擊，務先擊破嶧縣、棗莊之敵，再向臨城、沙溝兩地側擊，迫敵於微山湖東岸而殲滅之，另一部集結台兒莊北方，準備對嶧縣及西北地區，協力主力之作戰。
3月23日起，日本軍即以其主力猛攻，聲勢甚盛，直迫台兒莊城下。至4月6日，日軍主力逐次加入台兒莊陣地:125。
3月25日，第52軍在興隆山、野葛埠與日軍赤柴大佐第十聯隊遭遇，日軍不敵攻勢撤退至南安城，國軍乘勝追擊，收復南安城與紀官莊、譚河等村落。
3月25日，徐永昌日記：林蔚由徐州電話謂台兒莊北面之敵經擊分三路後潰。嶧縣有敵34千，戰車數十。棗莊有敵2千，韓莊敵不過數百，已略向北移動。龐炳勛於臨沂告急；張自忠回援已到。
3月26日，第二集團軍（原西北軍）總司令部抵達台兒莊，第31師歸還建制。日軍第10師團長要求瀨谷支隊長從事果敢的攻勢。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3月26日，日軍台兒莊派遣隊發出電報：
敵軍兵力約三個師，城內火車站附近並有列車砲。
派遣隊等待增援，擬於27日開始攻擊。
戰死20名，受傷112名，突入城內失蹤者15名。
3月26日，國軍孫連仲電令：
軍以殲滅由嶧縣南下增援敵人之目的，擬27日拂曉開始攻擊；以第27師為主攻部隊，第31師扼守原地小部襲擊當面之敵，獨立44旅相機助攻斷敵歸路。
3月27日，中華民國空軍第2大隊奉令進駐戰場，協助國軍陆军作戰，但是直到4月3日、4日、5日才升空助戰協助地面部隊，損失數架戰機後移防至武漢。
第二十集團軍接到第二集團軍電報：
台兒莊寨牆北部被敵砲燬，突入約三四百人，與我方混戰，嶧縣之敵約二千餘人，砲十餘門，戰車十餘輛，分途南下，一部乘車至北洛，向台兒莊急進
李宗仁電令第二十軍團：該軍團即放棄嶧縣、棗莊之計畫，速以一部監視當面之敵，以主力向南轉進，先殲台兒莊之敵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湯恩伯電令：敵主力本日猛攻台兒莊企圖渡河南竄，正與我孫集團激戰中；本軍團擬全部南進夾擊協同孫軍一舉將敵聚殲於台兒莊附近；第52軍應於本晚星夜由傅山、青山一帶向南下之敵夾擊，並與孫集團軍切取聯絡；第82軍應以一部佔領雲谷山黃山馬山一帶，牽制郭里集一帶之敵主力
3月28日，早晨，日軍台兒莊攻擊兵力增強開始對台兒莊展開攻勢，日軍雖一度突破台兒莊北垣，但最終仍被池峯城之31師所驅退。第85軍第4師在黃山、馬山與日軍千餘人激戰。
湯恩伯下令：
第52軍應以主力確保女峯山、石城崗一帶，同時選派有力之三個團，附全部山砲及戰車砲，迅速馳援台兒莊，協力第二集團軍夾擊南攻台兒莊之敵；第85軍應以主力佔領抱犢崗一帶高地，實行佯攻棗莊、嶧縣，以牽制敵之主力
3月29日，瀨谷支隊方面戰況緊迫，步兵第10聯隊及步兵第63聯隊會合試圖控制住台兒莊城的南門與東門；但第二集團軍採取白刃戰與日軍拚殺，在整個集團軍傷亡七成的情況下，守城的31師師長池峯城仍與他的部下持續對瀨谷支隊力戰死守，使日軍傷亡激增。因為台兒莊戰線僵持不下，且可能遭包抄，坂本支隊主力停止對沂州攻勢，由臨沂戰線撤離南下援救瀨谷支隊。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3月29日，湯恩伯下令：
臨沂南進之敵步騎兵三千餘，炮二十餘門，戰車十餘輛，有援台兒莊附近之敵，威脅本軍團側背之模樣，第52軍主力以洪山鎮為軸，外翼經該鎮東北轉向向城、愛曲席捲，將敵捲入我包圍線內。
3月29日，蔣中正電令第二集團軍：
台兒莊屏障徐海，關係第二期作戰至鉅，故以第二集團軍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須本犠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體官兵應加重懲，即李長官、白副參謀總長、林次長亦有處分。
3月29日，第二集團軍傳令各部官兵「犠牲到最後一滴血，奮鬥到底」：
本日拂曉，軍事全力猛攻當面之敵，為督飭各部作戰，派馮軍長安邦赴右翼27師督戰，田軍長鎮南赴左翼30師、31師督戰，對退縮不前與作戰出力官兵，確實執行懲獎。
3月30日，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電令湯恩伯軍團：
敵主力似已南下，其一部繞出台兒莊東側第27師背後，企圖由萬里閘方面渡河，包圍我孫軍後方，着貴軍團長以一部監視嶧縣，親率主力南進，協同孫軍肅清台兒莊方面之敵，並限明日拂曉到達。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3月30日，第52軍關麟徵電示第31師池峯城：
軍以任務關係，不克及時南來，殊引之憾，現奉命以全部攻擊台兒莊之側背，30日午後可與敵接觸，我輩鐵血男兒，決當與敵一拼也！
3月31日拂曉，李宗仁與白崇禧親自到台兒莊郊外，指揮殲滅入侵台兒莊之日軍:126。4月2日，蔣中正調黃光華之第139師及周碞之第6師向台兒莊增援，戰況好轉。
4月3日，日本華北方面軍接到大本營準備實施徐州會戰的電令。
4月3日，李宗仁命令第二十集團軍：
敵第10師團及第5師團之一旅，經臨沂、台兒莊諸戰後傷亡極大，本戰區以迅速合圍殲敵人之目的，決於明三日開始全線總攻擊……
4月3日日軍控制台兒莊五分之四地方，國軍第三十一師傷亡過半，國軍第二十七師、第三十師在增援部隊支持下進攻，4月5日增援雲南國軍切斷日軍運輸線，800名台兒莊日軍至次晨被完全包圍消滅:156-159。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4月4日，深夜，孫連仲打電話給李宗仁，請求撤退到運河南岸，李宗仁命令死守:125-126。：「敵我在台兒莊已血戰一周，勝負之數決定於最後五分鐘」孫連仲見李宗仁態度堅決，回答：「好吧，我絕對服從命令，整個集團軍打完為止！」。此時，台兒莊全莊幾遭敵軍佔領，國軍守莊指揮官第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深覺如此下去，必當全軍覆沒，乃向孫連仲請示，可否轉移陣地:126。後來湯恩伯軍團在日軍背後出現，瀨谷支隊撤退不及，陷入國軍重圍。湯恩伯軍團的出現，對日軍參謀本部也造成一定震撼；因為在戰役前半段與他們戰鬥的都是地方軍閥部隊，而「蔣中正的中央軍」出現在這個戰場，表示國民政府的主力已經在這附近，狀況又變得更加複雜。在湯軍團強大炮火支援下，台兒莊內國軍以敢死隊隊長仵德厚衝入日軍陣地。日軍坂本支隊陷入苦戰，由於後方被國軍截斷不得不從第10師團接受彈藥補充。
台兒莊戰役 戰役過程
4月5日，湯恩伯第十三軍在台兒莊以北20英里之洪山鎮俘虜幾百名日本人並繳獲野戰炮:165。以中央军湯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軍侧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勝利，以毙伤日軍一万多人的戰果成爲近代日本第一次軍事挫敗:202。中國老百姓給國軍當嚮導，照顧傷員，甚至在日軍炮火下也不離開部隊，許多人揀起死者槍支，參加戰鬥:151。
4月5日，蔣中正電令第二十軍團：
台兒莊附近會戰，我以十師之眾，對一師半之敵，歷時旬餘，未獲戰果，該軍團居敵側背，態勢尤為有利，攻擊竟不奏功，其將何以自解，即應嚴督所部，於六七兩日，奮勉圖功，殲滅此敵，毋負厚望，究竟有無把握，仰即具報為要。
李宗仁電軍令部：
……當面之敵約三聯隊以上，炮40餘門，戰車三四十輛，……今日復以戰車連續攻擊，炮火集中轟炸2000發以上，附近村落民房毀成平地，我陣地官兵亦多同歸於盡……。統計各部傷亡最為慘重：第27師僅餘戰鬥員約2000名，第31師餘1400名……
同日，坂本支隊得到直屬上級第五師團師部命令：「準備將部隊轉移至攻略沂州」。為何日軍在台兒莊尚未攻陷時下達這個命令，板垣徵四郎後來辯解的理由是說他以為台兒莊已經被攻下，但也承認「當時師團內部的情報極為混亂所以誤認」。無論理由，在台兒莊周邊的日軍認為不用打下去了，因此坂本支隊長當天晚上和瀨谷支隊長連繫，表示明天（6日）將要反轉戰線後撤。這決定了隔天瀨谷支隊的命運。
4月6日，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對第十师团发起了全线出击，日軍機動車輛多被擊毀，其餘也因缺乏汽油而陷於癱瘓。瀨谷支隊在台兒莊與嶧縣城周邊。
4月6日，湯恩伯呈覆蔣中正：
當面之敵經各軍奮勇猛擊，殲敵過半，已嚴令各軍迅向台兒莊攻擊前進，臨沂西南中村附近之敵，似有南進模樣，……如敵不再增援，當可於今明兩日，將該敵壓迫於台兒莊以北附近地區殲滅之。蔣中正令白崇禧李宗仁轉知會：張自忠部、龐炳勛部於向城臨沂等處游擊，阻斷日軍合圍台兒莊，防止敵軍會合。
在此同時，昨晚得知友軍撤退的瀨谷支隊長在「沒有接到攻佔台兒莊命令」、「沒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況下權衡後，也在4月6日日落開始準備撤退。
4月7日凌晨1时，国军發動反攻，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双方便展开了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日軍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結束。
台兒莊戰役 戰後
一批中国学者利用日方资料做出如下解读：1938年6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部第三課對臺兒莊戰役前後日軍傷亡的一個統計，第5、第10師團合計傷亡11,984名:126，其中第五師團2月20日至5月10日共戰死1281人， 受傷5478人，第10師團3月14日至5月12日戰死1088人， 受傷4137人 。日本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教授姜克實认为此说是中国学者对日文资料的断章取义，并认为“在1938年2月20日-4月7日间的“台儿庄会战”，即“台儿庄大捷”中的日本军的死伤者(包括在济宁，嘉祥扫荡的长濑支队)总数应为5800名。其大多数不是死伤于台儿庄，而是东部的临沂战场”。
根據日軍步兵第63聯隊第一手戰鬥詳報，負責台兒莊主攻的日軍步兵第63聯隊連同配合作戰的後勤與支援單位在內，共計有8,464人參與台兒莊之戰，其中陣亡346人，受傷1,154人，死傷總數為1,500人。而第5師團方面，根據日軍第2軍統計表顯示，該師團自1938年2月中旬至4月中旬共戰死1,444名、戰傷5,268名，其中絕大多數必定死傷於台兒莊戰役臨沂部分與增援瀨谷支隊的作戰上。
台兒莊戰役 戰後
1938年4月，蔣中正下達宣傳政策綱要：
台兒莊戰鬥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期之勝利，爾後應極力戒慎因戰勝而產生驕傲。
長期抗戰的主要著眼點在於消耗敵軍戰力，而獲得最後勝利。須深知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避免對持久抗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
一切宣傳活動，應致力事實之報導，慎戒誇張。
對敵人加以筆誅時應限於對日本軍閥之攻擊，絕不可報導對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之誹謗。
1938年4月，李宗仁下達訓令：
因為日軍在山東省南部中部及江南地區再三慘敗，最近日本國內有政變的跡象，並且引起強烈的反戰思想。最近對蘇俄關係亦惡化，致不能動用中俄國境之日軍，……日軍不顧將來的利害，企圖急遽整理補充河北、山西、山東、江南戰線疲憊兵力，並儘力謀求挽回山東省南部的頹勢。因此我國忠勇戰士，應深深認識敵軍目前正在困境中，全軍須協力一致完成其任務，以求最大的戰果，為民族獨立及抗戰大使命盡全力。
台兒莊戰役 戰後
中共《新华日报》1938年4月7日、8日报道歼敌万余人，坦克車被擊毀30餘輛，繳獲大炮70餘門，戰車40餘輛，裝甲車70餘輛，汽車100餘輛。是抗戰爆發後中國正面戰場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中国士气大增。
1938年4月18日，日本大本營派遣橋本群少將、西村敏雄中佐與北支那方面軍下山琢磨大佐、友近美晴中佐、鈴本率道少將、岡本清福大佐；中支那派遣軍武藤章大佐，臨時航空兵團田中友道大佐，召開會議制定「徐州會戰」作戰計劃，以期消滅國軍野戰軍主力。
1938年5月10日，國民政府授予湯恩伯、孫連仲青天白日勳章。5月19日，日軍分三路攻陷徐州，刺死數百名國軍傷員:174。5月3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議會通過決議，頒給田鎮南、馮安邦、黃樵松、張金照、池峯城、吳鵬舉等人青天白日勳章。
台兒莊戰役 評價
但當時的日本帝國陸軍論點並不認為他們撤退代表戰敗，日軍認為即便這場局部衝突伤亡不小，但是這場戰役只是在擴張縱深的接觸戰，而非帝國大本營派令的正式作戰任務。
日本大本營作戰課長稻田中佐，在戰後回憶：
瀨谷、坂本自台兒莊後退，因湯恩伯軍的出現，認為中國軍主力出現，遂擴大戰爭，進行徐州會戰，大本營遂令北中派遣軍南北夾攻徐州，並於5月10日發佈大陸令，要關東軍派兩旅團赴援。5月19日佔領了徐州，不料中國軍在6月12日發動黃河決壤作戰，日軍陷於苦戰。日軍大本營再調動大批軍事陣容……
郭沫若（當時為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在《抗日回想錄》：
台兒莊當面的敵人，於六日晚被我軍的總攻擊所夾擊。……此次戰鬥敵傷亡2萬多人，擄獲步槍1萬多枝，重機槍931挺，步兵炮77門，戰車40輛，大炮50多門……
台兒莊戰役 評價
敵人為第27師第80旅，檢討從昨日以來之戰鬥，不愧為蔣委員長所信任之部隊，決死奮戰，據壕死守，士兵全部均抵抗至最後。視其七十九個戰壕，屍體壘壘，令人感嘆。透過傳譯勸告投降，無一人接受。由此可見所謂屍山血海堅守至最後一兵一卒，並非日軍所獨有之事，不知彼而徒然自我陶醉應為日軍所慎戒。此日，日軍傷亡軍官達六十六名之多，而中國軍留下屍體亦不下於二百五十具。
日本冈山大学日本史教授姜克实认为：“从中国军队在1938年5月16日放弃了战略要地徐州这点上看，‘台儿庄大捷’并没有多大战略上胜利的意义。只不过把徐州的陷落时间推迟了二个月之久”，“也就是说‘台儿庄大捷’的意义不一定在军事面，而在于政治面，精神面和宣传面之中。其打破了‘皇军百战百胜’的旧观念，给予了中国民众和抗战部队奋勇抗日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对于一直节节败北于日军攻势的中国军队来讲，在这一层面多少夸张一点实事，多宣传一点胜利，多创造出几个像王铭章一样的英雄人物，从精神战这一角度上看还是有必要的”。
台兒莊戰役 宣传与纪念
1980年前中国大陆在教科书与传媒中极少提及台儿庄战役。例如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和1979年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所编教学参考用《世界历史大事纪年》就抗日战争总体提的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活动介绍，1938年条目前下和国民党相关的只有“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在八一三事变后唯一提到的国军战役是豫湘桂战役。80年代後有所改變，中国大陆电影《血战台儿庄》展现了台儿庄战役中奋力抵抗的国军将士。
現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教科書介紹臺兒莊大捷，稱是李宗仁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75週年時，當地舉行隆重紀念活動。
花冈惨案
花冈惨案（日文：はなおかじけん，又称花冈事件或花冈暴动、花冈起义）发生于1945年6月30日，是在大日本帝国秋田县北秋田郡花岡町花冈矿山的中华民国劳工因不堪强制劳动和虐待发动起义而遭日本当局镇压的事件。“花冈惨案”在狭义上被日方称为中国劳工发动的“暴动”事件，在广义上指从第一批中国劳工被强制迁移至花冈分所开始，到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发现并介入的约18个月内发生的所有的虐待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约986名被大日本帝国强行征召的中华民国劳工被强制迁徙至秋田县北秋田郡花冈町（现大馆市），关押在鹿岛组（现鹿岛建设）的花冈分所。劳工在严酷的劳动条件和虐待下大量死亡。1945年6月30日，无法忍受过度劳累与虐待的劳工集体发动起义并试图逃跑，劳工们随即遭日本警察和宪兵镇压，起义的领导者被判刑。战后，鹿岛组的现场负责人因在此事件中涉嫌战犯罪行而被判刑（后被减刑）。
花冈惨案
起义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对起义劳工的的拷问和虐待造成约400名中国劳工死亡（截至1945年12月）。花冈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事件的幸存者和遗属共11人起诉鹿岛建设，要求赔偿，成为日本历史上首批就中国人强制迁徙和强制劳动提起诉讼的群体。初审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告方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该法院最终提出和解方案，鹿岛建设承认企业责任，并设立了5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赔偿包括11名原告在内的所有986名劳工的受害问题，双方最终于2000年11月29日达成和解。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围绕鹿岛建设的法律责任追究以及受害者赔偿恢复的系列活动和诉讼中，花冈惨案称“花冈强制迁徙与强制劳动事件”，并且成为讨论鹿岛建设企业责任的一个重要案例。
花冈惨案 背景
旷日持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导致日本国内特别是矿山和土木建设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加严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昭和17年）11月27日通过了《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有关事项》的内阁决议，决定将中国劳工引入日本作为“国民动员计划”中“重筋劳动部门”的充当劳动力。据1944年2月的日本次官会议决议，该计划分三次进行，在1944年8月至1945年5月间，共强制迁移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安排在国内的矿山、坝建工地等135个工作场所进行强制劳动。
花冈惨案 背景
位于日本东北的北部三县（青森、岩手、秋田）中部的北秋田郡花冈町（现大馆市）曾是铜矿的重要产地，藤田组（现同和矿业）的花冈矿业所在此设有矿场。由于为支持军需生产而采取的增产措施，矿产资源遭到过度开采。1944年5月，七个馆矿上方的花冈川发生了严重的塌陷事故，导致花冈川的水流受阻，需要进行河道改建工程。这一工程由藤田组的土木部门负责承包，负责施工的则是鹿岛组（现鹿岛建设公司）。从1944年8月起，986名中国劳工被分三批强制迁移至鹿岛组花冈分所，主要从事花冈川改建工程。:129日本当地居民的证言称，“他（中国劳工）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一些居民于心不忍，会故意将饭团掉在地上后离开。
花冈惨案 经过
中国劳工被关押在名为“中山寮”的集中营内，遭遇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们不仅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还被迫忍受过度劳作和被称为“辅导员”的鹿岛组职员的虐待，许多人因此死亡。据统计，986名劳工中，遭遇极度饥饿和营养不良，至少418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死亡。劳工幸存者、日本当地居民以及医生等人的证词均证实了这一情况。
在忍受了残酷的劳动和非人道的待遇后，部分中国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晚上（有说法为7月1日）在被俘的国军军官耿谆（原属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等人的领导下集体发起了起义，杀死了四名日本监督人员以及一名与日本人勾结的中国劳工，成功从中山寮逃脱。但起义很快被日本宪兵队、警察和当地的警防队镇压，逃脱的劳工被重新逮捕。在追捕过程中，部分劳工被当场杀害，其他被抓回的劳工则被带到共乐馆前的广场，在炙热的阳光下暴晒，并遭到严酷的拷问和折磨，事件发生后三天内，有超过100名中国劳工被杀害。死亡劳工被暴尸共乐馆前广场十余日，直到花冈矿业所的朝鲜劳工挖掘三处大坑才将死亡劳工埋葬。
花冈惨案 经过
事后，耿谆等一些被捕的中国劳工被被起诉并关押。起义事件后，鹿岛组劳工的处境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甚至在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善，据统计，1945年7月中国劳工死亡100人，8月49人，9月68人，10月51人，直到秋季，盟军总司令部（GHQ）介入，事件才得以结束。鹿岛组为中国劳工提供了食物和物资，但由于克扣，几乎没有送到劳工手中。根据部分中国劳工的证词证明，起义后食物分配有所改善。但死者仍然持续增加，反而那些被起诉并关押的劳工享有更好的待遇。
花冈惨案 经过
负责审讯中国劳工的时任大馆警察署署长曾辩称，劳工们之所以被集结到共乐馆前，是因为担心中国劳工遭到私刑，因此要求劳工集结在一起（该前署长在后来的杂志报道中称，抓捕中国劳工的警防队自然而然地将劳工带到共乐馆）。他还表示，事件发生时仅有少数人因中暑倒下，且并未施行拷打，食物也有提供，事后他成功制止了鹿岛组的暴力行为。因此，他主张警方不应为此事件负责，他个人后来被逮捕和起诉，是因为鹿岛组的律师利用与检察官基南的私人关系，将罪责推卸给警方。但有证人证实，劳工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共乐馆前的广场，并且有证人表示，至少有57名中国劳工在广场上死亡。此外，中国劳工们也表示，尽管宪兵没有对他们进行拷打，但警察却在审讯中使用了暴力。基于这些证言，野添宪治认为，这位前署长的证词不可信，他认为劳工们被集结到广场上是为了在共乐馆内进行审讯。
花冈惨案 后续
时任仙台战俘收容所所长接到调查起义原因的指令后，向东京战俘信息局提交了一份报告（1945年7月20日），这些内容详细记录了当时劳工们的悲惨遭遇，报告中提到：“中国劳工原工作时长为十小时，但自6月20日开始，企业以‘同步突击作业’为名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间变为十二小时，但食物配给并未增加”；“食物供应紧张，劳工们食不果腹，而管理层却私自克扣一部分主食”；“由于中国劳工被禁止自行购买食物，支付劳工的工资也变得无关紧要，自去年8月（1944年）以来，劳工工资并未支付。”报告中不仅记录了劳工工作量加重、食物不足和工资拖欠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到：“对待中国人的方式就像对待牛马一样，工作时一旦懈怠或在行进中稍有迟缓就会遭到殴打。他们生活条件极差，缺衣少食，遭受殴打更是家常便饭。”。
1945年9月11日，秋田地方法院依据《国防保安法》及战时骚乱杀人事件等，起诉并判决中国劳工大队长耿谆等13人有罪（后全部释放）。部分日本人认为这一判决是在占领期间依旧坚守法律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日本作家赤津益造对此批评这一种“歪曲的法律理论”。
花冈惨案 后续
1945年9月至10月间，美国军队对花冈町观音堂内的盟军战俘营（仙台第7分所）进行了调查，在检查中山寮时，发现了幸存的中国劳工和死者的尸体。美军随后对中山寮展开了全面调查，花冈的强制劳动以及花冈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1947年，在美国第八集团军组织的花冈BC级军事法庭（横滨法庭）中，8名涉及花冈惨案的人员以战犯身份被审判，1948年3月1日，法庭对鹿岛组4名相关人员和大馆警察署的2名警员做出判决，判处2人绞刑、2人无期徒刑、以及1人20年有期徒刑（判处绞刑的2人后被减为无期徒刑，到1955年，涉案人员均获释）。
在美国军方进行事件调查时，鹿岛组及其他13家曾使用中国劳工的日本建筑工业管理联合会的公司都担心，若鹿岛组负责人鹿岛守之助被捕将引发一系列的牵连，恐对己不利，因此联合会的公司纷纷花费巨额资金竭尽全力来逃避成为战犯。他们为了为相关人员辩护，成立了庞大的律师团队，结果，只有鹿岛组花冈分所的相关人员和警方的人员被追究责任。
花冈惨案 后续
鹿岛组与日本建筑工业管理联合会及其律师曾签订如下报酬合同：
由于这些建筑公司在控制联合会的名义下，公司向政府申请招募中国劳工，并利用这些被强制带到日本的中国劳工进行工作，在效率至上的政策下，造成了严重的虐待，导致大量劳工伤亡。但建筑公司声称这些劳工本来就是病弱或体质较差的人，要求政府进行赔偿，并奇怪地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这一行为引发了关于政府与这些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勾结的质疑。
花冈惨案 幸存者与鹿岛建设交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居住在秋田县能代市的日本作家野添宪治等人通过采访相关人士，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花冈惨案的报道，使花冈事件逐渐被社会知晓。 大部分被强行带到日本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劳工，在日本战败后回到中国大陆，也有部分人选择留在日本。
20世纪80年代，留日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刘智渠、宫英俊、李振平，在作家石飞仁的支持下，开始与鹿岛组的后继企业鹿岛建设公司交涉，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律师新美隆和内田雅敏作为中国劳工代理人，负责与鹿岛建设交涉。日本共同社报道了此事，在被《北海道新闻》刊载后，又被中国的《参考消息》转载。远在中国的耿谆（当时已返回中国大陆）看到了报道，由此促成了中国国内的劳工幸存者与劳工遗属之间的联络。
1987年6月时隔42年后，耿谆再次来到日本，参加由大馆市主办的中国殉难者慰灵仪式。1989年，中国各地的劳工幸存者和遗属约40人组织成立了“花冈受害者联谊会”，并向鹿岛建设提出了三项要求：道歉、建馆、赔偿。
花冈惨案 鹿岛建筑通过“共同声明”承认责任
1990年1月，鹿岛建设公司与中国劳工的代理人：律师新美隆、时任爱知县立大学教授田中宏以及华侨林伯耀开始了交涉。1990年7月5日，经过数次谈判后，中方与鹿岛方面共同公布了达成的协议内容。鹿岛承认了当时的强制劳动问题的企业责任，并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尽管鹿岛对中方提出的赔偿要求始终持消极态度，但这是首次有日本企业正式对中国人强制劳动问题公开道歉。
花冈惨案 从诉讼到和解
中国劳工与鹿岛建设在随后的谈判中未见进展，特别是在赔偿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1995年3月，谈判宣告中止。 同年6月28日，以耿谆为团长的11名幸存者和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鹿岛建设，要求每人赔偿500万日元。这是中国人强制劳动受害者提起的首宗诉讼。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法律上的时效和取消资格期限为由，未进行审理便驳回了起诉。
1998年7月，上诉听证会开始，东京高等法院第11民事部（由新村正人担任庭长）于1999年9月主动提出和解建议。1999年11月29日，东京高等法院正式达成并公布了和解协议。原告代理律师与中国原告协商后取得同意，在获得全体原告签署的全权委任状后，进入和解谈判。此外，在原告律师的要求下，中国红十字会于次年2月宣布以受托人的身份参与和解程序。2000年4月，经过一系列谈判后，法院向原被告双方提出了和解建议。
花冈惨案 从诉讼到和解
2000年4月末，原告代理律师在飞往北京，将法院的和解建议书及其口头意见译成中文后，向中国原告及联谊会秘书汇报相关进展。经过讨论，中方原告一致同意了和解建议。 鹿岛方面虽然抵触情绪强烈，但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接受了和解条款草案。法院提出了最终和解方案后，原告代理律师将方案带到北京，向红十字会和耿谆等原告汇报，在全体原告参加的会议上宣读条款并获得一致同意。
本次和解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不仅是11名原告，而是所有986名受害者都能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信托的5亿日元基金“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获得赔偿。基金将一站式的用于悼念死者及帮助受害者。这一“突破传统和解方式的大胆构想”（新村正人庭长评论）基于信托法理论，保障了未参与诉讼的所有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被视为战后赔偿诉讼中现实且开创性的解决方式。庭长新村正人表示：“涉及战争伤害追偿问题的案件困难重重，各方当事人的立场和意向不一。法院作为公正的第三方，需承担调解责任，以迅速全面解决问题。”
花冈惨案 后续的争议
中日双方和解达成后，媒体和专家学者普遍将其评价为“突破性的成果”和“克服历史问题的典范案例”。但同时，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由于鹿岛建设在和解后不久就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和解“并不具有补偿或赔偿的性质”（该声明随后被删除），部分原告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此外，鹿岛建设始终未承认其法律责任，而和解条款中写明原告方“理解”这一点的措辞也引发了解释上的争议，进而引起了关于和解利弊的争议。
批评和解的主要人物包括野添宪治（2018年4月去世）、山边悠喜子、石田隆至以及支持耿谆（2012年8月去世）一方的张宏波等。他们通过网络和报刊积极批评抗议和解协议及原告方的代理律师。
花冈惨案 后续的争议
精神科医生野田正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称“耿谆认为自己被日本支持者欺骗”。成为争论的导火索，引发了《世界》杂志上日本代理律师和支持者（田中宏、内田雅敏、林伯耀）与野田正彰之间的公开论战。代理律师之一的新美隆在2006年12月去世。2009年9月，《世界》杂志邀请了非直接当事人内海爱子、高木喜孝、有光健等人，花费半年时间整理问题、查阅资料，并根据日中双方的证词进行验证，为这一论争暂时画上了句号。通过验证发现，原告律师团队在向原告解释和解条款时，是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中文翻译尚不明确。同时，未能确认和解条款的正式中文翻译文本。这些问题反映出原告与律师团队及支持者之间虽有深厚的友谊和信任，但在沟通上却缺乏严格的规范。
花冈惨案 后续的争议
《世界》杂志论战结束10年后，2019年2月，时任东京高等法院法官并提出和解建议的新村正人，在《世界》杂志中撰文。他表示：“我们合议庭的努力得到了相关人士的认可，这是令人感激的事。”他强调了“花冈和解的意义”，并称：“和解的达成，是双方当事人以明智的态度面向未来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这一宝贵成果能成为模范，通过民间层面的持续努力，推动日中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NHK在节目中引用新村正人的这篇文章。
花冈和解在赔偿金额、企业道歉内容、纪念碑的设立、基金的运营方式以及受害者对“心灵和解”的接受等方面，留下了许多课题。这些课题成为解决之后类似强制征用事件的宝贵经验。以花冈和解为基础，后来的西松建设强征中国劳工损害赔偿诉讼中引用了花冈和解“共同声明”的部分内容，并采用了信托方式。在涉及三菱矿业（现三菱材料）的案件中，该企业与3700多名受害者及其遗属达成和解。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和解。三菱材料不仅承认了历史责任并道歉，还通过基金支付赔偿、建立纪念碑，并承诺协助寻找尚未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日方认为，和解是为受害者及遗属提供帮助的最终和最全面解决方案，这一事件对于原韩国义务劳工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
花冈惨案 中国红十字会信托金用途
“花冈和平友好基金”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了5亿日元和解金，这些和解金向全部受害者中已确认住址的约500人发放，及受害者与遗属出席每年6月30日在秋田县大馆市举行的追悼会的旅费，还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建造“花冈暴动烈士纪念园”的建设费用等。
花冈惨案 大馆市的悼念活动
1950年，在原花冈町首次主办了中国人遇难者悼念仪式，自那以后，悼念仪式每年都会举行。1963年，大馆市在花冈町十濑野公园墓地建造“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1985年，同时也是花冈惨案发生40周年之际，大馆市将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由当时的革新市政府主导，在十瀬野公园墓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仪式，之后，悼念仪式每年不间断的举行，并持续至今。悼念仪式有来自中国的幸存者、遗属以及红十字会负责人等赴日本参加以及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大馆市民、日本国内参与者等共约200人参加。地方政府持续举办悼念活动，以缅怀在当地发生的战时侵害行为的受害者，这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每年的6月30日，大馆市政府会悬挂中日两国国旗，市长会拜访幸存者和遗属，同时，NPO花冈和平纪念会举办欢迎晚宴等一系列追悼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中日参访者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有助于消除双方的隔阂。
花冈惨案 大馆市的悼念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自2002年以来，鹿岛建设方面的相关人员未再出席悼念仪式。据《每日新闻》的采访，鹿岛建设方面表示，他们自行举办了悼念活动，并回答称：“我们重视和解，始终直面花冈的历史，未来也会持续进行悼念活动。”
2002年4月，大馆当地市民团体成立了NPO法人“花冈和平纪念会”（理事长川田繁幸），并发起向日本全国民众的募捐，该组织旨在建立花冈惨案的常设资料陈列馆。尽管当地居民对纪念馆的建设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到2009年6月，该组织仍然筹集到约 4000 万日元的捐款，和约330坪的土地，最终在2009年9月建成“花冈和平纪念馆”，2010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是由日本市民运动推动、建造在暴行发生地的日本国内的首座纪念馆，截至2019年，已有来自日本国内外约8000人参观。
花冈惨案 对日本政府的国家赔偿诉讼
2015年6月26日，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成员、华侨林伯耀领导的市民团体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13名幸存者及遗属赔偿约7150万日元并道歉（由丹羽雅雄担任辩护组长）。这是花冈惨案中首次对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该诉讼部分涉及大阪造船厂强征中国劳工），原告方主张：“日本政府对中国人进行绑架、强制带到日本并强迫其劳动，且战后继续掩盖事实。”截至2020年，这是日本国内唯一进行中的战后赔偿诉讼。
2019年1月29日，大阪地方法院（审判长酒井良介）作出判决，法院遵循了2007年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强征劳工诉讼的判决，认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个人诉讼权已放弃”，并驳回了原告的请求。法院另一方面也认定，“在国策的指导下，中国劳工被强制或非自愿带到日本，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从事长时间的劳动，许多工人因此丧命。”法院确认了强制劳工是在战时国策的背景下进行的，并表示此次诉讼的意义在于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
花冈惨案 对日本政府的国家赔偿诉讼
2020年2月4日，大阪高等法院（审判长江口俊子）支持了初审判决，驳回了上诉，再次确认了日本政府全面参与强制劳工的事实，法院指出“劳工们遭受极了大的身心痛苦”。原告方继续上诉。
2021年3月24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审判长菅野博之）作出裁定，驳回了上诉，决定不受理此案的上诉审理，确定原告败诉。
4月9日
4月9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99天（闰年第100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66天。
4月10日
4月10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00天（闰年第101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65天。
香港電影金像獎
香港電影金像獎（英語：）是由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舉辦的電影獎項頒獎典禮，創辦於1982年，為香港電影界年度盛事，亦為華人電影界重要獎項之一，為全世界華人電影頒獎項目中其中一項極高殊榮，頒獎典禮直播覆蓋兩岸和全球各大洲。香港電影金像獎一直見證香港和華人電影的發展歷程，蓋香港是全球華人社會中受到矚目的電影天堂，更築起僅次於美國、全球第二大的電影生產基地，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秉承「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港產片』」的信念，作為香港文化代表風靡全球。香港電影金像獎多年來受到本地及海外媒體之廣泛關注，是華人電影界的一大指標。
香港電影金像獎 歷史與發展
香港电影金像奖创立于1982年，当年正值香港电影新浪潮发展之时，金像奖的设立鼓勵了电影人的创作香港电影。其后在1980年代，香港电影界开始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如香港演艺人协会、香港导演协会、香港编剧协会等，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审委员会也开始纳入多个电影团队，评选机制也参考多个专业团队的意见和评分，直到今天金像奖的评审委员会已经有超过20个。
从创办之初，金像奖已立足于香港本土，1980年代开始，由于香港電影產業发展蓬勃，吸引了兩岸三地的電影業界人士，每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都會邀請中國大陸金雞獎及百花獎組委、中國大陸的中國導演會、台灣電影金馬獎組委等大中華電影工作者出席。
香港电影金像獎見證香港電影的發展興衰，表揚對香港電影和两岸三地华语电影有傑出貢獻的電影從業人員。从设立初期至今，主要獎項包括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新演員等等。
香港電影金像獎 歷史與發展
金像獎創辦於1982年，初期由香港《電影雙周刊》施求一及陳柏生推動及主辦，每年舉行一次。其後，主辦單位陆续加入香港电台、《星岛日报》等，成立联合主办单位。最初几乎每届都要面临财政的压力，後來获得电影业和公众的认同。由于当时正值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金像奖对香港电影新浪潮有推动作用。
香港电影金像奖逐渐获得香港和国际电影人的關注。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开始，金像奖进入了成熟期，不单止邀请到两岸三地有分量的电影人参与，得奖人也尽量出席，加上当年香港电影业进入黄金时期，当年的金像奖形成固定的颁奖流程和大会制度。
及后主办单位認為金像奖应由专业的電影組織參與籌辦，于是从第八屆香港电影金像奖开始成立了常設的籌委會，香港影業協會於同年加入，並與香港無綫電視簽定了3年的直播合約，自此頒獎典逐漸成為香港電影界的年度事件。
香港電影金像獎 歷史與發展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成立初期，香港尚未有电影专业团体。随着香港电影产业的發展，香港电影导演会、香港电影武师工会、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香港摄影师学会等二十多个电影协会纷纷成立，并先后参与统筹金像奖，成为主办单位之一，香港电影金像奖成为一个电影人全面主导和参与的电影奖项。由幕前主持到表演项目，體現了香港电影界合作和創意的精神。时至今天，香港电影金像奖已具有二十多个电影团队组成的评审团。
1993年12月，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組成「有限公司」，財政獨立，自負盈虧，並由1994年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起主辦金像獎頒獎典禮。
开始加入电影团体的投票，虽然在起初的几年，电影人和电影团体的评审方法都略有不同，但整体方向都是电影人士向他们的项目所投的票都有更强的比重。
為了保持金像獎的公信力與獨立性，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一直拒絕接受商業贊助典禮，而收入來源主要為電視直播的版權收入。
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香港电影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低谷，电影人将金像奖打造成在庄重中显出娱乐趣味，鼓勵电影人重振旗鼓。由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开始，更加設立「最佳亞洲電影」獎項。
香港電影金像獎 歷史與發展
随着中國大陆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香港电影复苏，电影人以新的创作模式跃入新的华语电影市场，来自两岸三地的电影资源不断融合，缔造出华语电影和金像奖新的发展篇章。
2008年，香港數碼地面電視廣播啟播後，金像獎首次以高清作轉播這屆頒獎禮。
2012年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特意以電影新世代為主題，向大眾推薦香港電影界的新生力量。2015年第三十四屆電影金像獎則以電影狂想曲為主題，講述香港電影界的創意精神。
2019年第三十八屆電影金像獎為「Keep Rolling」，意味着香港電影工作者繼續對電影創作的熱誠，為觀眾展現香港電影工業的可能性。
2020年第三十九屆電影金像獎受2019冠狀病毒病香港疫情影響，取消實體舞台形式頒獎禮，為香港電影金像獎歷史上首次。得獎結果透過串流直播形式公布，為時約20分鐘，由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主持。由於該年亦受疫情影響，戲院大部份時間未能正常營業，並令原定上映電影大幅度延期，故此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在2020年9月28日決議，把原定2021年舉行的第40屆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順延至2022年舉行，並包含2020年及2021年符合金像獎入圍資格的電影。此為首次把兩個年度的上映電影合併於同一屆頒獎典禮頒獎。
香港電影金像獎 頒獎典禮
頭十屆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受限于资金不充裕、以及还没有固定组委会等条件，并没有固定的举办场地。首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是由香港《電影雙周刊》施求一、陳柏生及《星岛日报》主办，香港电台协办，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在小型的香港艺术中心寿臣剧院举办。其后几届同样面对经费问题，分别在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九龙丽晶酒店、富丽华酒店、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厅举办。
从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开始，金像奖協會與当年的香港市政局達成合作協議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作為優先的固定舉辦場地，大会移师到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从此香港文化中心几乎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指定举办场地。
2000年以后，香港电影金像奖也曾在红磡体育馆举行，到了2007年起，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都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举行。
2022年，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移師到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匯星舉行。其後自2023年起返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
香港電影金像獎 頒獎典禮
早期的金像獎並沒有固定的獎座設計，1991年前，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奖座每年均不一样。第一届颁奖礼的奖座是張開手的Y形人形獎座；第二届颁奖礼的奖座是一個高舉一盒電影底片的男性；第三届颁奖礼的奖座則是一個藍色水晶方塊連同黑色獎座。從第四届至第九屆，奖座改为一個表面凹凸不平、一個人以高速向前奔跑的銅雕刻品獎座。
从1991年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起，大会开始采用臺灣知名藝術雕塑家暨香港藝術家聯盟會員梁銓所設計打造的金像女神像奖座，以用電影底片作為衣裳的女神高舉鍍銀明珠的造型作為設計，并沿用至今。獎座以銅鑄造、高43.8cm、重五磅半。 金像女神像獎座共分金色及銅色兩種顏色，其中只有專業精神獎及終身成就獎兩個非常設獎項的得主可獲頒金色金像女神像獎座，其餘各獎項得主均獲頒銅色金像女神像獎座。
香港電影金像獎 頒獎典禮
坊間一直盛傳女神像的造型是以1979年香港小姐冠军及香港藝術家聯盟會員郑文雅的身型为蓝本，然而鄭文雅於2023年4月接受《明報周刊》專訪時澄清此並非事實。事緣梁銓、謝宏中、施養德、黃霑、鄭文雅等人組織香港藝術家聯盟後，金像獎大會邀請聯盟負責設計獎座事宜，由施養德繪製草稿，先繪畫兩條線，然後以某電影劇照作參考，用菲林圍着女神像以避免裸體設計，再由梁銓設計及打造獎座。鄭文雅強調，女神像的比例並非其個人身形比例，因四肢均拉長了，不是真實人體的比例。
早期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並沒有固定的主題音樂和背景音樂，現場也沒有配備樂隊。從1987年開始，香港電影金像獎才開始配有現場大樂隊，及至今天，每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現場都配有交響樂團，現場演奏。
從1980年代末起，香港電影金像獎開始加入各式背景音樂。由亞洲電視取得轉播權的1994年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主辦方特別邀請多位電影界人士創作和合唱了主題曲《璀璨星光》，由林敏怡作曲、鄭國江填詞，成龍、劉德華等眾星領唱。
香港電影金像獎 頒獎典禮
及後從1996年第15屆頒獎典禮開始，香港電影金像獎正式有固定的主題音樂旋律，該主題音樂由香港著名作曲家、電影配樂家、歌手盧冠廷創作。 該主題音樂只有音樂旋律，主要在紅地氈嘉賓進場時，以及在頒獎典禮期間作背景襯底音樂播出。另外，於2006年第25屆頒獎典禮上，每當得獎者上臺領獎時，現場樂隊將會演奏得獎者所代表的電影主題音樂。盧冠廷曾表示，金像獎協會早期經常面對財政壓力，故此當他收到大會邀請創作主題音樂後，並沒有收取報酬便為其義務創作。直至2010年代，盧冠廷方收到金像獎協會通知，獲得該主題音樂的版權稅。
1998年第1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大會邀請了香港女歌手陳慧嫻主唱主題曲《因你才有這一天》，該曲由雷頌德作曲、編曲及監製，並由周禮茂填詞。
2022年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大會邀請了香港男子組合MIRROR主唱主題曲《金人》，該曲取樣自2000年由陳小春主唱的《友情歲月》。《金人》由陳光榮作曲、Gareth.T重新編曲、梁栢堅填詞（劉卓輝填寫饒舌歌詞），並由戴偉、Gareth.T及陳易行共同監製。
早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并未设有进场仪式，只举行类似酒会宴会来招待贵宾，或在颁奖礼后举行庆功宴慰劳众星。
从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开始，香港电影金像奖移师到香港文化中心举办，由于场地較以往宽阔，于是组委会仿照奥斯卡金像奖设立正规的紅地氈通道，让嘉宾进场时能一展功架，自始香港电影金像奖成为首个设立红地氈进场方式的华语颁奖典礼，红地氈通道也俗称“星光大道”。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型肺炎疫情，為了表揚醫護人員，紅地氈改为蓝色大道。从1995年开始，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紅地氈设有记者提问环节。1990年代末，紅地氈的明星进场盛況更可以透过各大香港和两岸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向全球直播。
为表扬尊重大会悉心打扮的电影界红星，大會从2009年至2019年及2025年金像獎增设一个“典禮最佳衣着獎”（分设男女明星），颁发给頒獎典禮当晚在紅地氈最耀目的男女明星各一名。
香港電影金像獎 參選及評審
香港電影金像獎主要以香港電影為評選重心，凡在香港作首輪公開放映的「香港電影」，均可自動參選，但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參選資格中所指的「香港電影」，必須符合下列三項中的兩個條件：
從2002年的第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開始，大會增設“最佳亞洲電影”獎項，表彰過去一年曾於香港上映的傑出亞洲電影，後來因亞洲電影大獎成立，改爲“最佳兩岸華語電影”、“最佳亞洲華語電影”，表彰過去一年曾於香港上映的傑出華語電影。
2023年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因導演張婉婷拍攝手法而受到爭議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獲得當屆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及「最佳剪接」三項提名，製片商英華女學校在提名公佈後隨即宣佈退出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遴選。 其後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回覆傳媒查詢指金像奬並無退選機制，任何符合參選資格的香港電影均自動參與遴選，董事局不會褫奪任何已獲得提名的資格。
作為香港電影行業的工業獎，香港電影金像獎採用同行評議機制，截至目前，評選程序共分兩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