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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南 与中韩关系
金永南在卢武铉政府時期對大韓民國採取友善的態度。2007年時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北韓，金永南在卢武铉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會面前设宴招待。不过，自李明博政府上台后，空前紧张，金永南對南韓的態度有所改變。2008年4月14日，金永南曾在纪念金日成诞辰96周年的中央报告大会上表示，实现“祖國統一”是朝鲜民族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不能再继续拖延的紧迫任务。他同时表示，朝鲜将沿着2000年朝韩首脑发表的《北南共同宣言》所开辟的道路，高举“民族共助”的旗帜，坚决粉碎韩国保守执政势力的反朝、对抗阴谋，开创自主统一、和平繁荣的新时代。在2008年8月出席北京奧運會开幕式之前，胡锦涛设午宴招待訪华元首。李明博事先让助理为其精心设计了与金永南打招呼的问候用语、面部表情以及握手寒暄方式，但据说“金永南拒绝与李明博同席”，虽然最后金永南和李明博依然同桌进宴，但据《朝鲜日报》报道，“两人一言不发”。后来，金永南会见德國议员时指责韩国破坏了10年来的和解努力。
幣原坦
幣原坦（，1870年10月12日—1953年6月29日），幼名德治郎（），是一位出身大阪府門真地區的朝鮮歷史研究者、教育家與教育官僚，為臺北帝國大學首任總長（校長）。
幣原坦 生平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學科畢業。曾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日本文部省視學官、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5年7月幣原坦接獲伊澤多喜男總督之邀聘，投注全力於台灣高等教育之建制，為了設立台北帝國大學而努力，並親手主持了台北帝國大學的規畫籌建，奠定了台灣大學綜合學制的基礎，於1928年－1937年任台北帝國大學首任總長（校長）。1938年獲台北帝國大學名譽教授。1939年敘勳一等授瑞寶章。1942年任興南鍊成院第一任院長，1946年任日本樞密院顧問官。
幣原坦博士亦為台北扶輪俱樂部之創始會長，自1931年三月創社至1934年六月卸任止，共擔任三年三個月的會長職務，對於扶輪社之制度的建立與穩健成長，貢獻卓著，並於任內輔導成立高雄扶輪俱樂部，又於1937年自帝大退休前，促成基隆扶輪俱樂部的成立。
1953年（昭和28年）6月29日病卒於大阪。墓在門真市御堂町的願得寺，法名從容院釋信誓。
幣原坦 家族
幣原坦的次女澄江，嫁給農藝化學家古在由直的長子古在由正。天文學家古在由秀是二人所生長子，幣原坦之外孫。
幣原坦的弟弟是日本外交家、二戰日本投降後曾任首相的幣原喜重郎。1945年11月，幣原喜重郎臨危受命組閣，命吉田茂續任外務大臣。並在短短的八個月任期中，即完成了戰後「新憲法」的制訂；並因促使天皇頒佈改變日本思想之「人間天皇」宣言詔敕，而聞名於世。翌年5月22日完成使命，宣佈辭去首相一職，由吉田茂繼任。幣原昆仲兩人不但深受西洋文明的薰陶，而且都富有傳統的仁德胸懷，倍受世人景仰。
喜重郎之妻雅子是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四女。喜重郎的長子道太郎是日本獨協大學的教授。幣原、古在、岩崎三家透過權宜婚姻，結成一日本上流社會常見的聯姻集團。
朴成哲
朴成哲是常见的朝鮮人名，可以指：
朴成哲，曾任1976年至1977年擔任朝鮮總理
朴成哲 (1987年)，朝鮮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场
朴成哲 (1991年)，朝鮮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鋒
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又称钱江一桥，横跨浙江省第一大河流钱塘江的公铁两用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六和塔附近。大桥始建于1934年，完工于1937年。完工89天后，为阻滞日本入侵而被炸毁。在抗日战争中又有三次爆破，国共内战结束后又被爆破，期间只经历简易修复以维持通行，直至1953年彻底修复。1992年以前，是钱塘江上唯一的桥梁。这座大桥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铁两用桥，其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自1990年代，为了保护钱江一桥，已经禁止货车通行。2006年5月25日，钱塘江大桥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塘江大桥 建设背景
钱塘江以涌潮著称，自钱塘江到杭州湾外，呈现出喇叭口状的河口，外口在上海、宁波之间，相距98.5公里，内口则向西85公里上溯海盐澉浦，宽度只有19.4公里，再溯江而上由于河床抬高，潮水逐步抬高。从杭州湾外到钱塘江口的潮水的涨落差距从约3.6米陡增至7.6米，到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可以达到10米以上。1949年前的1100年间，平均5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涌潮灾害，使得沿岸的码头、堤坝、桥梁、水利设施、水上交通皆备受考验。:11-13除了涌潮以外，钱塘江流域多暴雨，水位变化极大，一次暴雨所产生的流量可以达到全年径流量的三四成。台风遇到高潮期，可以形成猛烈的风暴潮。虽然江水在六和塔一带只有5-9米深，但流沙可达40余米深，没有稳定的状态。水流遇到建筑物则会加剧冲刷，建筑物建立在流沙之上，最终可能导致建筑物因冲刷而倒塌。:11-15
钱塘江大桥 规划历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东巡至钱塘江，因为水势险恶，不得不向西行近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处通行。到唐朝，有施肩吾对此感慨：“天堑茫茫连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桥？”:11
1875年9月，胡雪岩请英国、法国、德国的专家到钱塘江边进行实地考察。根据《申报》记载，专家团队初步勘探的费用一千金，皆由胡雪岩支付，选定在六和塔和浦沿之间修筑桥梁，长五百丈（1667米），高八丈（27米），桥柱直径二丈七尺（9米），每洞跨径长度为二十丈（67米）。由通晓华语的英国工程师盘爱文进行设计，费三千金。但此后建桥之事，再无消息。:11-12
钱塘江大桥 规划历程
在清末民初期间，许多人提出过对杭州钱塘江跨江通道建设的规划。其中较为著名的规划有汤寿潜的《东南铁道大计划》以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1910年6月，《中华新报》上连载了汤寿潜的《东南铁道大计划》，其中汤寿潜描述了一条从衢州出发，最终跨越钱塘江抵达杭州的铁路线路，指出钱塘江南岸流沙和潮水阻碍桥梁建设，故而建议采用轮渡。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对“东方大港——广州线”中提到，计划从乍浦港出发经过杭州后向西南延伸在严州一带跨越钱塘江，但并未说明具体的跨越方式。
1932年，为了接轨浙赣铁路，钱塘江大桥项目由浙江省建設廳的厅长曾养甫發起并组织人员考察研究。浙江省水利局在考察钱塘江桥址的地质情况后，组织各方专家就轮渡、隧道、桥梁三种通江方案进行深入论证。杭州市政府倾向于在靠近市区的二凉亭建设跨江通道，无论是隧道还是桥梁，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市区的发展规划。1932年的《杭州市交通计划说明书》明确提出，钱塘江桥的最佳位置应在二凉亭，这样既方便市区交通，也有利于商务发展。计划建议桥面应适当加宽，不仅铺设铁路轨道，还应设有汽车道和人行道。
钱塘江大桥 规划历程
由于钱江水浅且沙滩易变，轮渡引桥工程巨大，成本高昂，且维护费用高，时间上也不经济，因此轮渡方案首先被排除。关于隧道和桥梁的选择，当时意见分歧。茅以升作为“桥梁派”的代表，而杨建则代表“隧道派”。
杨建在《市政季刊》1933年第4期发表了《钱江水底隧道计划》，提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桥梁容易在战争中受损，并从八个方面论述了隧道计划的可行性。1934年1月，杨建代表杭州市政府技正室提交《钱塘江水底隧道计划书——江底隧道与铁桥计划之比较》，面对对隧道成本的质疑，他通过“时间、车资、运输量”进行综合比较，认为隧道在运输能力上强于铁桥，随着人流的增加，这一优势将更为明显。
茅以升作为支持建桥方案的主要代表，在《工程》杂志1934年的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桥梁的优势。他指出，钱塘江河床泥沙深厚，虽然桥基需深挖，但隧道若建得过低，两端引道过长，成本将更高。此外，隧道需要通风和照明设施，从同等运输能力来看，隧道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将远高于桥梁。隧道一旦发生故障，修复将非常困难。从军事角度来看，桥梁也有其防护方法，因此他认为建桥是更经济的选择。
钱塘江大桥 设计方案
1921年，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考察了长江、黄浦江、钱塘江等地建桥的可能性，特别是于1921年10月12日在杭州对钱塘江建桥进行了实地考察。到了1930年代，随着交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塘江上建桥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1932年底至1933年初，浙江省建设厅水利局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地质钻探工作，确认了建桥的可行性，并将相关资料送至华德尔。1933年8月，华德尔完成了钱塘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方案。华德尔的设计将钱塘江大桥定为一座集铁路、公路和人行道于一体的单层桁架钢桥，总长1872米，包括2孔的下承式主梁和27孔的上承式旁梁，使用铆钉连接，并采用精钢以减轻桥梁重量。桥墩下则打入长达42.67米的木桩，直至触及坚实土层以承受桥梁重量。这一方案被命名为“华德尔计划”，共需当时银元758万元。
钱塘江大桥 设计方案
在“华德尔计划”完成之后，1933年8月，浙江省建设厅成立了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以进一步研究和修订该计划。委员会对设计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包括绘制新的图表，并在1933年10月发布了《钱塘江建桥计划书》。这份《计划书》保留了“华德尔计划”的核心设计思想，提出了将钱塘江大桥建设成为一个平层的铁路、公路和人行道三合一的桥梁，具有1孔的主梁和30孔的旁梁，桥墩的基础采用深入地下42.67米的长木桩。《计划书》中包含了18幅详细的设计图，内容涵盖了路网、桥址选择、地形地貌、江底地质结构、钱塘江的水文情况、江底地形的变化、设计标准、整体桥梁的概览、桥梁的详细构造、桥基的建设方法、主桥结构、桥梁伸缩装置、主桥桥墩、桥基剖面图、承载钢桁梁、桥塔以及引桥等方面的细节。这些设计图由工务员李洙负责绘制，为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提供了详细的技术依据。
经由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的推荐，曾养甫委任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的茅以升担任总设计师。1933年3月，茅以升收到杜镇远来信：
钱塘江大桥 设计方案
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一两年后就可通至南昌；全省公路已达三千公里，正向邻近各省联接。无如钱塘江一水，将浙省分成东西，铁路、公路无法贯通，不但一省的交通受了限制，而且对全国国防与经济文化也大有障碍。建设厅长曽养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特托转达。
1934年，茅以升应邀成为钱塘江大桥工程处的处长，负责该桥梁的建设工作。他与工程技术人员罗英等人共同设计了六套方案，最终确定了一种公铁双层联合桥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外观美观，桥基稳固，而且投资成本相对较低，仅需510万银元，后来又追加了30万银元。
钱塘江大桥 设计方案
在《计划书》完成之后，茅以升领导的桥工委员会对设计方案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并在1934年初形成了被称为“第二计划”的新方案。这一阶段的设计方案对原始的“华德尔计划”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引入了等距桥孔、降低墩距和提高净空的设计理念，并提出了六种不同桥孔间距的桁架跨度设计方案，以进行比较。最终，为了减少基础工程的难度，决定采用220英尺（约67.06米）孔间的穿架式桁梁设计。“第二计划”初步形成后，正值钱塘江桥工委员会改组为钱塘江桥工程处的时期。1934年3月，罗英先生被邀请到杭州参与工作，经过两个月的连续努力，完成了全部设计。4月15日，工程处在报纸上发布招标公告，8月20日开标并逐步确定了分包方案，11月11日举行了开工典礼。在开工典礼上公布的《钱塘江桥工程说明》和《钱塘江桥筹备报告》被视为钱塘江大桥设计方案的最终版，“第二计划”。这个最终版在招标时的一些细节上做了微调，并结合了钻探结果和施工方案，使得整个设计更加完善。
钱塘江大桥 设计方案
在“华德尔计划”及其后续《计划书》中，设计者采取了主梁和旁梁的结构形式，在江中预留了通航孔，用83.21米（273英尺）的下承式主梁提升了通航净空，而30.48米（100英尺）的上托式旁梁则没有预留通航高度。主梁的跨度和净空均大于旁梁。在“第二计划”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将所有桥孔的长度和高度设为相等，使得桥孔尺寸一致，并提出了六种不同长度桥孔的设计方案供选择。
茅以升和罗英对将桥孔跨度设为等长的原因进行了论述，主要考虑包括：
在“第二计划”设计中，所有桥孔等跨的需求对桥基钻探和基础施工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实现每个桥孔中架设等长的钢梁，需要确保桥墩间的距离保持一致。1934年4月，桥工处成立后进行的钻探工作发现，钱塘江底部南北两侧各有一层相对平稳的石层，这为建造等距离桥孔提供了地质基础。特别是在第6号和第7号桥墩之间的石层突然变斜，这表明如果这两个墩的建造可以在预定位置顺利完成，那么它们之间的第7个桥孔也能保持与其他桥孔相同的长度。墩基的建造方案是依据“第二计划”的桥梁设计和1934年钻探结果而定，北段的墩基直接建在石层上，而南段的墩基则建在基桩上，这两种方式均采用统一的建筑方法，确保了桥孔尺寸的统一性，同时两种墩基建造的成本相差不大。
针对全桥设计的更新需求，除了桥孔等跨的问题外，桥工委还考虑到净空和墩距可适当降低。原计划中墩距至少85米，但钱塘江水浅，未来舟楫通过不需太宽的墩距；因此，墩距最终修改为50米。桥身距水面的净空原计划为10.5米，后调整为9米。基于新的设计原则，旧的“华德尔计划”不再适用，需另拟全桥设计。茅以升领导的桥工委员会提出了包括“华德尔计划”在内的7种全桥设计方案，最终选定了67.06米（220英尺）孔间距的方案。提出的6种新方案，涵盖了单层与双层、简支梁与翅臂梁等多种桥梁形式，供比较选择。最终选定的方案采用216英尺跨度的双层华伦式铬钢桁梁，经济性由统一的材料价格比较得出。在材料选择上，除了考虑碳钢，还将铬钢纳入计算，其具有更优的力学性能，但成本更高。通过综合比较，确定220英尺为最优桥孔距离，并选用铬钢材料。这一决策吸收了“华德尔计划”中使用精钢减轻重量的思路，最终设计中桥梁主要部分采用铬钢，而为降低成本，小部件仍选用碳钢。
钱塘江大桥 前期工作
因为当时几乎没人相信中国人能在钱塘江上建桥，筹款时，曾养甫声称造桥方案是基于华德尔方案，而不是茅以升、罗英的方案。为筹措资金，预定桥成后对过桥的火车和汽车和乘客及货物征收过桥费，为此向银行借款，预计至多10年即可偿还本息。浙江省政府首先得到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的赞助，由兴业等这五家银行，以全桥财产作抵共借200万元。剩余100万元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补助，200多万元由导淮委员会把他们分得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借款。浙江省建设厅筹款完成后，宣布钱塘江大桥“完全是我们国人自行设计的”。
大桥的建设分包给多家公司，展开公开招投标。1934年8月22日，在杭州新新饭店开标。一共收到标单17份，其中本国9家、外商8家。4家中标的承建商中，两家是外国的，两家是中国的。北岸引桥及公路路面由中国的东亚工程公司承办，南岸引桥由中国的新亨营造厂承办，引桥钢梁由德国的西门子洋行负责，正桥桥礅由丹麦的康益洋行承办，正桥桥梁由英国的道门朗公司承办。
钱塘江大桥 施工过程
1934年8月8日，大桥开始动工。动工后，曾养甫提出必须缩短工期，原计划的两年半过于漫长。考虑到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中日局势的紧张，他认为大桥的早日完工至关重要。当时尚未与承包商签约，曾养甫建议即使提高工程费用也要将工期从两年半缩短至一年半。桥工处随后开始与各包商洽谈，要求缩短工期，各包商均表示这一要求难以满足，要求先签订合同预付工款以及将开工日期推迟，曾养甫最终亲自出马，经过通宵商讨，康益洋行同意在400天内完成正桥桥墩的15座建设，并当场签订了草约。草签当日即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正式举行开工典礼。在大桥开工典礼的早晨，各方有关人士如铁道部、浙江省政府、银行界及相关人士出席。曾养甫在会上宣布大桥将在一年半内完工。然而原计划中遭遇了租赁民地作为工地等问题，拖累工程进度。实际上大桥直到1935年4月6日才正式开工。
钱塘江大桥 施工过程
建设钱塘江大桥的第一步是打桩，工人们需要打入1440多根木桩。为此，康益洋行在上海定制两艘蒸汽打桩机船，其中多德号打桩机船1935年8月1日出厂，被拖船牵引前往杭州，8月3日遭遇台风沉没于海宁澉浦水域。等到另一条打桩船抵达已经是9月上旬。钱塘江的流沙层厚到三四十米，难以打桩。打桩机接连几次都将木桩打断，一晚上只打了一根桩，势必造成工期延误。为确保木桩穿透流沙层直达岩石层，茅以升团队特制了江上测量仪器，精确确定木桩位置，团队使用“射水法”用水管在流沙中冲孔，冲出深孔后迅速插入木桩，再用蒸汽锤施打至固定。经过试验发现有效，一晚上可以打三十个桩，由此加快了建设速度。
钱塘江大桥 施工过程
打桩结束之后，需要在木桩上安放沉箱。每个沉箱是无盖、无底的长方形箱子，长约18米，宽约11米，高约6米，重约600吨。在闸口工地制成后，浮在江面，用拖船拖拽向预定位置。为了加快速度，茅以升设计了流程，一边水里打桩，一边在岸上造沉箱，并准备安装沉箱。安装施工采用“气压沉箱法”，下沉后形成工作空间，通过高压空气排水供工人作业。完成后，沉箱成为桥墩的一部分，沉入江底。钱塘江水势湍急，大桥所用的一个沉箱在固定时因潮汐飘向下游闸口电灯厂附近江面，后又因为风暴潮，飘向上游之江大学附近江面，退潮后又向下游浮去，撞坏南星桥码头。自此，由4个500公斤铁锚改用10个10吨重的混凝土锚固定，并用“射水法”埋入泥沙6米深处。
大桥的钢梁在英国制造完毕后，拆散用轮船运到上海吴淞口，经沪杭铁路送到闸口工地组装。传统的“伸臂法”，是要等所有桥墩施工完成后，钢梁从两岸逐步深入江心组装合拢。然而因工期缩短，桥墩施工的顺序被打乱，无法等到桥墩按照顺序全部建好后再安装，故而通过请教熟悉钱塘江水文规律的人士，采用“浮运法”架设钢梁，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即利用江潮涨落在桥墩上架设钢梁。这样便可以每安装完两个桥墩便开始安装中间的钢梁。
1937年6月1日，开始组装钢梁。1937年七七事变后，茅以升在14号桥墩已经预留了一个大洞，准备炸毁桥梁。8月13日，爆发淞沪战役，铁道部和浙江政府都严令赶工。1937年8月14日，日军空袭施工中的钱塘江大桥，三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对桥体造成伤害。当天，工程总监李文骥等人正在江底的沉箱里施工，岸上的施工人员在躲避空袭时，切断了沉箱的电源，险些令沉箱里的人员丧命，幸而施工人员在空袭结束后及时返回并恢复了供电。中华民国空军在杭州上空与日军展开激战，保卫了施工的安全。最终。历经3年零2个月的建设，躲过日军多次空袭，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完工。
钱塘江大桥 使用历史
1937年9月26日，铁路部分率先通车，大批军火物资由此送往正值淞沪会战的上海前线。为预防日本袭击，大桥公路部分并未第一时间开放使用。1937年11月16日，国防部派人到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指示准备炸毁桥梁。故而将炸药放在预留的空洞内，然后再将引线从炸药处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11月17日，因逃难渡江的人太多，渡船不敷使用，出现翻船事故，浙江省政府要求立即开放桥梁，以便人员渡江逃难。自此，大桥每日均人满为患，共有100万人经过大桥逃难，期间通行桥梁的火车司机被要求不得清理炉灰。
钱塘江大桥 使用历史
攻占南京后，日军于12月16日兵分两路夹攻杭州，意图抢占钱塘江大桥。伊东政喜指挥的日军101师团，沿沪杭铁路西进南下。12月20日，牛岛贞雄指挥军队从孝丰的告岭翻越天目山，遭遇中国军队176师阻击，12月22日改道攻击安吉。当日，有300多辆火车、2000多辆客货车通过钱塘江大桥撤退。23日，牛岛贞雄师团侵占余杭，逼近钱塘江大桥。下午1时，国民政府下达炸桥命令，但因为桥上逃难的人太多，无法执行，至下午5时已见先头日军先头骑兵方才炸毁。12月25日，联想到大桥总工程师罗英在建桥时写对联的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茅以升写下《别钱塘》，其中写道：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钱塘江大桥 使用历史
日军侵占杭州后，着手修复钱塘江大桥，1940年9月起正式开工，先是在坠落江中的五孔钢梁上，架设军用木桥面，接通公路，单向通行汽车，1943年1月竣工。1943年底，修理炸毁的桥墩及钢梁。1944年3月28日，抗日游击队趁着夜色潜到5号墩下，用炸药炸碎了5号墩，以拖延维修进度。1944年10月10日，铁路桥修通，并在17日正式通车。1945年2月4日凌晨三点半，6号墩被抗日游击队炸毁，经10余天勉强修通铁路桥，列车在通过6号墩时，还须用人力徐徐推运。日军并没有对桥梁进行彻底修复，部分桥梁杆件出现弯曲和扭曲的情况。
1946年春，茅以升返回杭州，主持修桥工作。为此，他还邀请了在美国的赵燧章工程师回国。主持复桥期间，茅以升写下了《钱塘江桥工程记》，回顾了造桥历程，列名建桥作出贡献和因公殉职人员，并立碑为记。1946年9月开始对大桥进行临时修复。当月，铺设临时木质公路桥面，以单向通行汽车。1947年3月1日，成立钱塘江桥管理所，正式开放公路桥面，收取车辆通行费，作为桥梁保养经费之用。因桥面栏杆尚未修复，故而禁止行人通行。
钱塘江大桥 使用历史
1949年4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进攻杭州，5月2日攻占余杭，5月3日占领桥北制高点。解放军攻占杭州当日，国军在大桥第5孔钢梁下放置了炸药，再次炸断大桥。事前，桥工林正法已经通过自筹100块银元，贿赂国军工兵，以期尽量保护大桥。因此炸药量不多且远离要害部位，只炸毁了一小段铁路桥面和木板公路桥面。大桥争夺战后，赵燧章自发带领40名桥工赶到现场进行抢修，至5月4日12时顺利修复，解放军亦自筹100块银元慰劳。1949年9月，大桥转由上海铁路管理局接管，继续进行修复。1950年2月，中华民国空军轰炸杭州，炸断大桥悬挂在钢梁上的钢丝绳，导致为修复5号桥墩浇筑的沉箱沉入江中。1953年9月，完成全部修复工程。1954年3月，正式恢复使用。
钱塘江大桥 使用历史
此后，钱塘江大桥并未对技术上的大修。1954年3月，改由上海铁路局杭州铁路工务段负责日常养护和维修，大桥的维护工作包括日常检查钢轨、枕木、螺钉和桥梁关键部位，每月检查大桥支座、钢结构和桥面状况，定期保养螺栓、护木、桥枕，并每2至3年对大桥进行一次维修。1970年11月4日，钱塘江大桥再次大修，用千斤顶实施钢拱复位，用来矫正公路桥伸缩缝。2000年，曾进行过一次规模最大的维修，仅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2019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因沥青路面整治工程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
自大桥通车后，已发生多次超高船只碰撞桥下结构的事件。特别是正十三孔的一处结构因撞击出现弯曲。同时，还出现了多次非铁路人员闯入铁路专用区域的情况，这在严重时影响了列车正常运行，对大桥的铁路运营安全管理造成挑战。
1966年10月10日凌晨，守卫钱塘江大桥的解放军士兵蔡永祥，为了阻止圆木阻塞铁道，引发桥毁车翻、人员伤亡的事故，鸣枪示警，冲向圆木，因此牺牲，年仅18岁，死后军队追记一等功，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至1992年4月1日钱江二桥通车前，钱塘江大桥一直是钱塘江上唯一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的交通量显著增加。1978年，每天约有3000辆机动车通行；到1983年，这一数字增至7000多辆。进入21世纪后，日均通行汽车接近3万辆，火车约140列。钱塘江大桥经过电气化改造后，开行的动车组时速提高到160公里，能够承载重达40吨甚至60吨的汽车。2013年后，钱江铁路新桥建成通车，每天可通行列车408对列车，钱塘江大桥功能日益弱化，目前每天通行30多对普速列车。
钱塘江大桥 结构工程
钱塘江大桥设计寿命50年，现已超期服役。它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双层桁架梁桥。
桥梁包括正桥和引桥两部分。正桥由16个孔组成，每个孔长67米。北岸引桥长约235米，由两座18至25米的平台、三座50米的拱桥和四座9.5米的框架桥组成。南岸引桥长91.5米，由一座15米的平台、一座9米的平台、一座50米的拱桥和两座9米的框架桥组成。路面和桥礅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桁梁使用钢和炭钢。江心正桥的15座桥礅中，北岸第一座采用就地浇筑沉箱法，其余14座因江底地质而采用浮运沉箱法。
桥梁采用双层式设计：上层为公路，下层为铁道。引桥设计包括南北两端各设立一个双层平台，下层铺设铁路轨道，上层承载公路。两个平台之间通过三孔拱桥连接，支撑公路，而铁道则设在桥下的填土台上。桥面全宽9.94米。上层为公路桥，长1453米，公路宽6.096米，两侧各设有1.5米宽的人行道。下层铁路桥长1322.1米，单线行车，铁道净空高6.096米、宽5.182米。
钱塘江大桥 结构工程
北岸公路则通往湖滨，北端的公路分叉成Y形，向山坡延伸并接入杭富公路。连接两平台和山坡间的是两孔混凝土框架桥。铁路在进入北端平台时转弯，出台后，绕过虎跑山谷和乌芝岭，连接沪杭铁路。南岸引桥因地势平坦，布置相对简单，虽有两个平台，但仅由一孔拱桥连接。南端公路单线直达，通过两孔混凝土框架桥直通萧山，铁路同样穿越平台连接至主轨道，并与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衔接。
钱塘江大桥 日常维护
为提升监控效率并实时监测大桥状态，大桥装配了32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实现对铁路轨道和桥墩的全天候实时监控。特别地，在通航孔的钢结构下方也设置了摄像头，能够实时记录船舶通过的情况，以便在发生碰撞时迅速发现。此外，监控系统与当地海事机构建立了紧密协作，保障紧急情况下能够即时响应。该系统通过全面、多角度、高清的视频监控，实现了对桥梁运行状态的24小时监视和实时预警。
钱塘江大桥 日常维护
大桥使用的是明桥面钢梁桥构造，桥面铺设了2883根木桥枕。每年都需要更换因劣化到A1级及以上的木桥枕。传统上，制作桥枕主要依赖手工操作，每根桥枕的制作时间约为80分钟，且由于桥枕较为笨重，通常需要两名工人协作进行搬运，导致工作效率相对较低。为提高生产效率，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工务段车间自行研发了一款木桥枕刻槽机，该机器能够通过三维传动的移动装置自动完成桥枕刻槽工作。使用前，操作员需将桥枕上盖板的数据输入刻槽机，随后机器便能根据预设自动完成不同规格上盖板的刻槽作业。该刻槽机主要由工作台架、龙门架切削装置、钻孔设备、液压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采用刻槽机进行作业不仅可以减少工人操作中可能出现的伤害，而且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目前，利用刻槽机制作一根桥枕的时间仅需30分钟。
钱塘江大桥 日常维护
为了评估桥墩基础的状况，过去常需摸探工人工潜水进行检查，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专业工作。每次下水，摸探工需穿戴重达70公斤的潜水装备，绑上绳索后下水，在深达数十米的钱塘江中，手摸桥墩周围以了解水下冲刷情况。这种方法不仅对摸探工身体造成伤害，还因为水下能见度低，难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为改善这一状况，目前已采用三维声呐与多波束水深测量技术对桥墩基础进行检测。使用这些技术，检测设备被安装在船上，船只围绕桥墩航行时，通过三维声呐技术收集桥墩立体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电脑处理，生成桥墩的三维影像图。这种方法能直观显示桥墩状态，有效判断其安全状况。
针对大桥杭州方向北侧超过10米高的深路堑地段，近年发生的石块滚落至铁路内部的事件，对铁路运输安全构成威胁。为防止路堑变形和落石，铁路部门在路堑顶部安装了主动和被动防护网，有效阻止了落石。然而，对于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仅靠防护网的措施不足以全面预防。北斗防灾预警系统补充了传统防护的不足，构建了一个综合预警体系，对重点监测区段进行事前警报。该系统通过采集、解析监测数据，并运用预警模型，根据地质状况进行多维度分析，计算预警结果。铁路北斗灾害监测站配备了传感器、数据采集网关、集成机箱、太阳能供电和北斗数据传输终端等，监测位移、降雨、土壤水分和水位等关键指标。
钱塘江大桥 纪念与保护
钱塘江大桥建设初期，对全国招股3000股，股票票面上即为钱塘江大桥构想图。1949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将钱塘江大桥用作1000元面额图。杭州火柴厂则将钱塘江大桥作为火柴盒封面。
自1990年代，为了保护钱江一桥，已经禁止货车通行。2005年3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将钱塘江大桥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钱塘江大桥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钱塘江大桥公路桥护栏被撞开3米多的口子，杭州园文物监察支队的工作人员表示，此次事故造成的大桥护栏损坏属于2001年桥梁大修时新设的一部分，属于市政设施，并不是文物的原件，当夜即会修复。2019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将9月26日，即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通车日，定为“工匠日”。2021年，钱塘江大桥入选杭州“十大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
钱塘江大桥纪念馆位于钱塘江大桥北岸西侧引桥附近，由上海铁路局、杭铁分局和杭铁工务段共同出资建造。该馆占地面积约1700平方米，内设3个展厅。馆内收藏了70多件与建桥、修桥相关的实物，以及茅以升的手稿、著作和他使用过的办公生活用品共40余件。钱塘江大桥纪念馆于1999年12月14日对外开放。
钱塘江大桥 纪念与保护
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实施了全程实时记录的摄影工作，跨越三年时间，详细跟踪记录了工程进展。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收藏了由茅以升赠送的三册摄影集，分别于1936年5月和1937年5月出版，覆盖了大桥建设的主要阶段。第三册因抗战爆发和桥梁的炸毁未能出版。上海铁路局保存有超过4000张茅以升移交的工程底片，由退休馆员扫描保存，这些影像资料记录了大桥工程的全面场景。茅以升在1981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为记录工程经验，除了书面记录外，还拍摄了工程进展的电影。杭州工务段保留的资料显示，工程电影片共60卷，详细记录了各类工程进展，并分为12个类别进行系统整理，作为工程教育材料。
钱塘江大桥 纪念与保护
工程电影记录了钱塘江大桥建设的全过程，内容分为12个专题类别：基础木桩、混凝土、浮运沉箱、钢板桩围堰、气压沉奠、钢梁安装、特别事项、护墩、南岸引桥、全桥概观及北岸引桥和公路桥面、开口沉箱、混凝土桩。除此之外，还包括三卷特殊内容：开工典礼、开工至竣工过程、道门朗公司制造的钢梁。铁道科学研究院保留有一份记录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的4分钟电影短片，由茅玉麟获得，是铁道科学研究院保留的唯一影像资料。上海铁路局科技委员会和铁道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出品有54分钟长的《钱塘江桥工程》电影，由茅以升亲自审定，王同熙作技术顾问，剪辑葛顺根，录音袁东洲，完成于1981年，但从未进行过公开放映，保存在上海铁路局。
1975年起，茅以升及其女儿茅玉麟、参与大桥建设的李文骥工程师的女儿李希等陆续将与钱塘江大桥设计建造相关的档案捐赠给浙江省档案馆。这批档案包括钱塘江桥筹备、设计、施工过程中的文书档案、工程图纸、工程照片以及相关的中外出版物和声像档案。2002年，钱塘江桥工程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钱塘江大桥 逸事
1951年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武汉长江大桥筹建方案，邀请茅以升参加，并嘱咐：“你有造钱塘江大桥的经验，希望你对这座大桥多多出力！”1980年代，茅以升多次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尽快修建第二座钱塘江大桥，并提出建造方案，最终促成了钱江二桥的建成。
太陽紀
太陽紀 （英語：Years of the Sun），是英國作家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的史詩式奇幻小說系列中的阿爾達三大時代之一。是三大時代的最後一個時代，位於巨燈紀、雙樹紀之後。
當諾多族芬國昐大隊返回中土大陸之時，太陽第一次升起，是為太陽紀的開始，直到現在。（托爾金將虛構地球的歷史連接真正的地球歷史。）在太陽之光照耀之下，人類甦醒，開始伊露維塔的孩子時代。太陽紀分為第一紀元、第二紀元、第三紀元、第四紀元。托爾金估計，我們現在的時代該在第六紀元或第七紀元。
瓦西里·列昂季耶夫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列昂季耶夫（俄語：；英語：，1905年8月5日—1999年2月5日）是一位俄裔美國經濟學家，後移居美國任教於哈佛大學。他以「投入產出理論」對於經濟學的貢獻获得了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于1928年至1929年在中國住過一年。
瓦西里·列昂季耶夫 生平
他出生於德國慕尼黑，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成長，他的父親老列昂季耶夫（Wassily W. Leontief）是一位經濟學教授。他15歲就進入了父親執教的列寧格勒大學攻讀哲學，也選修了一些經濟學的課程。19歲（1925年）時便獲學士學位，同年移居德國進入柏林大學專攻經濟學，22歲時（192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離開俄國的原因跟他公開反對共產主義有關，他甚至為此數度被逮捕跟監禁。
1927至1930年他任職於基爾大學下轄的世界經濟學會。1928年他以国民政府铁道部的顧問身份訪問中國一年，往後他不時地利用在中國时的經驗解釋「投入產出理論」。1931年移居美國，並任職於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1932年與詩人埃丝特尔·马尔克斯（Estelle Marks）結婚，婚後育有三子。
他畢生獲得很多榮譽學位與獎章，并參与過很多團體与研究計劃，其中主要的有：
香港管弦樂團
香港管弦樂團（英語：，縮寫：HKPhil、HKPO），簡稱港樂，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團前身是1947年由中英學會成立的中英管弦樂團，至1957年脫離中英學會獨立，並改名為香港管弦樂團，管治機構則以香港管弦協會之名註冊。改組後首場音樂會就是於同年10月31日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
香港管弦樂團 歷史
中英管弦樂團於1947年由中英學會成立，隸屬於中英學會音樂組。成立不久樂團即由音樂組的伯嘉（Anthony Braga）邀請自英返港的白德醫生（Dr. Solomon Bard）出任指揮，於1948年4月30日於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禮堂首演。樂團致力以音樂活動團結香港社會上各個族群以及普及古典音樂，填補本地管弦樂演奏活動的空白。
1953年，曾先後擔任上海工部局樂隊（今上海交響樂團）樂團首席及指揮的意大利音樂家富亞從上海到香港定居，白德醫生遂邀請富亞出任指揮，自己改任樂團首席。1957年，因發展開始成熟，樂團決定從中英學會獨立。從母會獨立之樂團定名為香港管弦樂團，並以香港管弦協會之名註冊。
港樂獨立後仍由富亞擔任指揮，可是由於富亞選曲保守，樂手漸漸不滿。1969年，改聘曾於荷蘭學藝的印尼華僑林克昌擔任指揮。在林克昌帶領之下，樂團繼續進步，也擴大了演出曲目範疇。例如1971年香港首演貝多芬第九交響曲。
香港管弦樂團 歷史
1973年，在市政局支持下，港樂公佈職業化計劃，並將協會註冊為有限公司。1974年1月，港樂首個職業樂季開鑼，成為香港史上首個職業管弦樂團。同年，中英學會解散。
自1978年起，樂團之歷史簡介開始聲稱其源頭為1895成立之Hong Kong Philharmonic Society（HKPS）。然而此說法一直存有爭議，白德醫生曾在不同著作聲稱港樂與HKPS並無繼承關係。此說法流傳近四十年後遇上質疑，樂團在2016年的歷史簡介僅從1974年職業化開始，而實際上樂團一直僅以職業化之年份作團慶計算起點。
伊露維塔的孩子時代
伊露維塔的孩子時代（英語：）是英國作家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的史詩式奇幻小說系列中的伊露維塔的孩子行走時代總稱。
伊露維塔首生的孩子在雙樹紀於庫維因恩甦醒。這標記了伊露維塔的孩子開始活躍在中土大陸裡。以後，在第一紀元，第二位親屬，伊露維塔次生的孩子和被領養的孩子甦醒了。
托爾金寫道，每一個新紀元持續了大約3000年，雖然每一個新紀元不是固定的維持時間，和他認為紀元隨時間加速了。每一個新紀元結束都跟隨某一件伊露維塔的孩子歷史上主要事件發生，例如魔苟斯被逐出宇外（第一紀元結束）、索倫失去至尊魔戒（第二紀元結束）、索倫滅亡及人王亞拉岡登基（第三紀元結束）。
伊露維塔的孩子時代 其它的版本
在一些文本裡，托爾金提到了中土大陸的第一紀元或世界的第一紀元並不是伊露維塔的孩子的第一紀元。這些變異在第一紀元的開始時間，將之擴大到阿爾達的創作，但一致地認為結束在魔苟斯在貝爾蘭的戰敗。
太陽紀的第一紀元在構想中是太陽上升開始和繼續直到魔苟斯被逐出宇外的600年間。這與托爾金的聲明有分歧的是，第一紀元應該是最長的時代，而不是短短的600年，所以人們認為之前的時代也屬於第一紀元。
柳浪闻莺
柳浪闻莺公园位于杭州西湖东南岸，是旧西湖十景之一。范围南起清波门外，北至涌金门下，占地约21公顷。
柳浪闻莺前身是南宋的御花园聚景园。改称“散景园”，后改为迁居杭州回民的墓地，失去了当年西湖十景之一的盛景。现在经过整修，成为一个开放式园林。
公园北部还有钱王祠。
咸水歌
咸水歌又称白话鱼歌、疍歌，在中山又稱鹹水嘆、嘆哥兄、嘆姑妹，是水上居民用粵語演唱的一种歌谣，主要流行于中国珠江三角洲一带，這些地區因長期同大海的鹹水打交道，鹹水歌之得名即與此有關。一般是男女对唱，多属情歌。在抗日战争前的中秋夜，通常在白云山上举行咸水歌大会，但战后便停止了。
曲調可分為四種：白囉調、家姐調、咕哩美調及木魚詩調，無伴奏全為清唱。
咸水歌一般由上下两句组成单乐段，或由四个乐句组成复乐段。有独唱、对唱等形式，而以后者为主。对唱采用男女互答形式，问答双方的曲式结构是一样的。男唱前两句，女唱后两句。男的结束句通常为“姑妹嘿”，女的结束句则为“兄哥”。
2006年5月20日，“中山咸水歌”登录进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高棠歌
高棠歌是流行于中国中山市坦洲镇附近的大沙田区的民歌，是谈婚论嫁拜高堂时所唱的民歌。
在办理喜事时，男方请亲友到家中摆酒“唱高堂”，所用的曲调就是高棠歌。
姑妹歌
姑妹歌是中国中山市大沙田区和水上人家的群众在劳作之余自娱自乐，寻找伴侣和办喜事时唱的一种民歌，它和中山市另外两种民歌咸水歌、高棠歌不同的地方是以咏叹调和叹情为主旋，哭着而歌，所以也用来在办丧时哭丧。
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客語白話字：Hak-kâ sân-kô）是一種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精髓之一，主要流行于廣東、福建、江西、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等地的客家人当中，主要靠口頭創作，随意而出，是客家音樂的代表。
客家山歌被稱為有詩經遺風的天籟之音，起自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主要流傳于梅州等客家人聚居地。在古代，詩詞是可以吟唱的，客家山歌的基本結構如七言律詩，一般為七言四句。
山歌之所以風行於客家地區，是因為客家人多分佈於華東南各省山區，客家男女自古在山野田間勞作，在長期的辛苦勞作中為表達情意，或宣泄情緒，逐漸形成了朗朗上口的曲子。同時，舊時客家地區沒有其他較為完備而普遍的民衆娛樂方式，故唱山歌這種大衆化的娛樂受到了客家男女的喜愛。此外，在客家社會裏，受到禮教嚴格束縛的人們到了山間就好像精神得到了解放，久而久之，唱山歌便成了客家人表達輕鬆愉悅情緒的一種重要方式。
其歌詞形式多為七字仔，講求平仄、押韻，但並非全部的字都嚴格要求平仄。特色是即興、融合客家人生活題材且擅用隱喻與雙關。
客家山歌 類別
客家山歌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属于自我陶醉或自我发泄，唱时未必有互动对象，如单独一人随口哼唱几句以调剂心情；二是属于男女间的调情，这是客家山歌的主要部分；三是属于戏谑的歌谣，即男女之一方以戏谑的态度向对方吟唱山歌，对方如有反应则回吟山歌，相互调侃或讥讽对方。
清代客家人到番邦打工，唱的歌通稱「過番歌」，通常為男女朋友或夫妻互唱，流傳較廣的句子例如有「郎在番邦妹在唐，两人共天各一方；妹在唐山无双对，郎在番邦打流浪」。
客家山歌 特色
客家山歌题材广泛，意境较为含蓄且耐人寻味。通常把无形的思想情感化为各种艺术形象，善用比兴手法，尤以双关见长，语言生动而通俗，语调押韵。:46
客家山歌还有较强的艺术想象力。在客家山歌中，万事万物都是有感情和生命的，歌词文体往往抒情与叙事相交融。:46-47
客家山歌 九腔十八調
一般認為客家山歌之「九腔十八調」為虛詞，代表其腔、調眾多，實際上的曲調遠遠不止十八種，可能是較無特色因而失傳。另有一說認為九腔十八調係指客家三腳採茶戲之曲調。而在賴碧霞女士在她的著作《台灣客家民謠薪傳》一書中指出「九腔」指的是廣東省的九種口音（因鄉音的不同導致唱腔的差異），而「十八調」指的是歌謠中的十八種調子。
客家山歌 各地發展
山歌在臺灣沿山客家聚落間非常普遍，從過去許多的文獻資料，例如羅香林、鍾肇政、鍾理和、鍾鐵民等的著作當中可以看到在上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六零年代，只要一進到客家地區就可以聽到从山林间传来的山歌聲。流傳的山歌，以老山歌、山歌子與平板調三種為最主要的調子。此三調之曲調固定，歌詞可隨意變化、即興創作。
除了這三調之外，另有其他小調，如桃花開、思戀歌、十二月古人...等等。小調詞曲當中的歌詞以及襯字受到演唱者的個人特色會有所不同。以小調曲調另編新詞的新創作，為有別於傳統小調，稱之為創新小調。
新加坡山歌在客家聚落間非常普遍，過去的客家會館幾乎都有山歌合唱團。1950年代还有演唱活动，曾在“快乐世界”连续举办过三晚的客家山歌比赛。此后，由于新加坡的发展，客家山歌一度销声匿迹。
2002年，应和会馆率先开办了客家歌唱班，其他客属会馆紧跟其后，2004年，茶阳（大埔）会馆主办第一届“客家歌谣观摩会”，至今已经到了第十二届“客家歌谣观摩会”。
客家山歌 各地發展
早期山歌班沒有太多歌譜，有時會改編其他方言歌曲，像是把閩南語的〈愛拚才會贏〉改成客語演唱，有些則會赴中國廣東找客語老師拿原創歌譜，也有一些本地客家人嘗試自己譜曲寫詞。
在新加坡，傳統山歌的演唱以清唱为主，一般没有乐器伴奏，但近來各音乐社团演唱时有钢琴、电子琴、卡拉OK等伴奏，传统的清唱形式较少。
梅縣是廣東省東北部的客家人聚居，梅州市，被稱為「客家之都」。這裡的客家山歌以松口山歌為名，作為勞動人民的一種口頭文學，唱腔多樣，具有客家文化和鮮明的地方特色。松口山歌是一搭一唱，隨口對詞作為回應，所以通常都是對唱。
龍川的客家山歌廣泛存在於山野農村，有很强的群眾基礎，幾乎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夠對上幾段。近年来，每天傍晚，龍川縣城的長堤路一带都聚集着很多的老人，在自發的對唱山歌，俗稱「斗歌」。龍川還有一个山歌劇團很著名，多次在中國國内的一些客家山歌比賽上得獎。
鹤歌
鹤歌，是流行于中国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一带的一种民歌，它用广州话、石岐话、隆都话三种地方方言溶于一体来演唱，通常是和鹤舞一起搭配演出，并以敲击乐伴奏。
侯文詠
侯文詠（1962年6月9日－），臺灣作家、醫師，出生於台南市新營區，父親是台南市新營區人，母親是嘉義縣東石鄉人。擁有內科、麻醉科專科醫師資格，曾任臺大醫院和萬芳醫院主治麻醉科醫師及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目前專職寫作。
侯文詠 生平簡介
侯文詠出身於公務員背景的家庭，父親在新營糖廠工作，母親是小學老師。他自小對寫作產生興趣，小學時期就曾經自行創辦班刊和投稿，高中時期也曾經自願擔任校刊編輯。在父母、師長的壓力下，侯文詠進入醫學院就讀，侯文詠在醫學院時期開始追求現在的妻子張雅麗。成為一位醫師之後，依然持續創作。
侯文詠愛看電影，一年可以看上三百多場電影，大五創辦電影委員會，一度想輟學去當導演，因家人反對而作罷。
畢業後進入臺大醫院實習；度過實習生涯後，為了持續寫作，他選擇了麻醉科。後來侯文詠升任為主治醫師。這段期間，侯文詠仍不斷推出小品，包括《頑皮故事集》、《親愛的老婆》、《大醫院小醫師》、《離島醫生》書。同時，他繼續進修，終於取得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博士學位。
侯文詠曾經擔任臺大醫院和萬芳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以及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在身為牙醫的妻子支持下，目前侯文詠辭退了醫療及教學等方面的工作，專心於文學創作。
潮白河
40°04′04″N 116°49′16″E﻿ / ﻿40.0677371°N 116.8211543°E﻿ / 40.0677371; 116.8211543
潮白河，是北京地区的一条河流，属海河水系，长458公里。
素有“北京莱茵河”之称的潮白河，是京东的第一大河，被誉为顺义的母亲河。流经顺义32公里，水域面积14.8平方公里，河面宽度平均500米，最宽水面达800米，河道平均水深2.5米。已建成5闸8桥，实现了五级梯级蓄水，水深调控自如。沿潮白河建有順義奧林匹克水上公園是2008年北京奧運賽艇、皮划艇的場地，另與減河交滙處有顺义减河公园。
潮白河 歷史
清朝末年以前，潮白河在通州同温榆河交汇，为北运河上源。光绪十二年（1882年）潮白河在通州平家疃漫口，入箭杆河。1916年北洋政府在顺义苏庄建拦河闸为北运河补水，当年即被冲毁。1922至1925年又在苏庄建拦河闸，1939年新闸又被冲毁。自此潮白河夺箭杆河，不再入北运河。
2021年5月29日5时左右，从潮白河上游远道而来的水头在白庙橡胶坝下与下游有水河道汇合，潮白河北京段22年来首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潮白河 水利设施
向阳闸，河南村橡胶闸坝，柳各庄和苏庄两座橡胶坝。
潮白河 流经方向
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经赤城县，于白河堡进入北京市延庆县境，东流经怀柔区青石岭入密云县，沿途有黑河、汤河、白马关河等支流汇入，在张家坟附近注入密云水库。潮、白两河出库后，各自排放故道，于密云县城之西南的河漕村汇合后称潮白河。南流，经怀柔区、顺义区，至通州区，沿途有支流怀河、箭杆河来汇，于通州区牛牧屯出本市入河北省境，东流汇入海河而注渤海。
潮白河及其支流组成潮白河水系，本境流域面积6531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33.4％，年均径流量10.22亿立方米，占全市水系总径流量的39.4％。两项均居全市首位。解放后，在这一水系上修建了密云水库、怀柔水库2座大型水库和5座中型水库、33座小型水库，总库容46.6867亿立方米，亦居全市各水系首位；以密云水库为引水源，通向市区的京密引水渠为北京市供水主动脉。潮河、白河的河道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东汉以前，潮河、白河各自入海；北魏时，在今通州区东北（潞县）汇合；以后，汇流点逐步向北迁移，至五代在今顺义区牛栏山地区汇流；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利用潮白河通漕，经人工治理，始于密云县西南18里之河漕村汇流合。
中山十景
中山十景是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市政府从位于中山市的众多旅游景点评选而出的，包含了中山市旅游景点的精华。于1985年和1998年进行过两次，目前的中山十景为：中山故居、老街新韵、兴中缀绵、仁山玉宇、五桂雄峰、温泉碧苑、阜峰文笔、长江叠翠、紫岭鸣嘤、菊城金瓣。其中“中山故居”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居，每年都有大量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前来瞻仰。
中山十景 简介
中山故居位於南朗镇翠亨村，由孙中山先生親自設計建成。1986年起被中国国务院定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结合的两层楼房，一道围墙环绕着庭院。外表略带西洋建筑的风味，内部是中山传统民居的结构和摆设。现在此地己开辟成以孙中山故居为主体的纪念性博物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目前开放的景点主要有：孙中山故居、孙中山纪念馆、翠亨民居展示区、翠亨农业展示区等。景区内林木葱茏、鸟语花香，是全国首批4A级旅游风景区。
老街新韵是指石岐区的孙文西路，这是一条从隋唐开始建立，共有八百年历史的老街。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称孙文路。现存的这些老建筑多半建于清朝和民国时期，通常是一些回国的海外华侨所建，建筑风格是欧式殖民地建筑风格与岭南骑楼风格的混合体，在建筑学上被称为“南洋风格建筑”。当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银行”钟楼和“思豪大酒店”，两楼是所有建筑当中最高最雄伟的。1997年开始，政府对孙文西路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缮，使其成为一个休闲，购物、娱乐的好去处，是如今中山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
中山十景 简介
興中綴錦位于中山市南北中轴线上的興中道，它的南北两端都是一个山丘，北端的山丘上是市人大气势雄伟的牌坊式建筑，南端山丘上是孫文紀念公園高大的孙中山铜像。兴中道是中山城市园林绿化的代表作，高大挺拨的大王椰子树屹立在路中间，四周遍植各种花卉草木，路旁还有中山图书馆、兴中园、市政府宽阔的草坪、中山体育场、中山体育馆等，置身于其中，仿佛置身于花园。
仁山玉宇指位于石岐区闹市的中山纪念堂，由郭得胜先生捐资兴建，于1983年落成。纪念堂外观庄严宏伟，富丽堂皇，高35米，总面积3万多平方米。由高空鸟瞰成一“中”字，从地面平视则成一“山”字，寓意深刻。纪念堂里面除了两个展览馆外，还有一个大型的影剧场。四周是参天大树，幽廊曲径。
五桂山上奇花异卉繁茂，四野飘香，中山的古县名“香山”也因此而来。五桂山的历史非常悠久，不单止孕育过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也使客家文化在这里得到了繁延，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更是东江纵队赖以和日本军队抗争的摇蓝。五桂山内树木繁茂，山间小型水库众多。除531米的主峰外，还有大尖山也比较出名，每年重阳，市区都有几万市民前来大尖山登高。
中山十景 简介
溫泉碧苑是指位于三乡镇内的中山温泉，它紧靠罗三妹山，附近有中山温泉宾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中山温泉宾馆是由霍英東和何鸿燊等人于1979年投资兴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中外合作的旅游企业，曾接待过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国际重要人物。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是由霍英东和郑裕彤等人投资，是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
阜峰文筆是指座落于石岐区烟墩山上文塔，该塔建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塔高24.5米，是一座七层八角的砖砌花塔。入夜，在灯光的点缀下熠熠生辉，如一座剔透玲珑的宝塔。1946年，为纪念孙中山，该塔所在的烟墩山被辟为中山公园，园内翠竹夹道，古树参天，是一个漂亮的山林公园，每年重阳，都有大概2万人左右前来登高望远。
長江叠翠是指位于东区的长江水库风景区，水库在1963年建成，大坝长330米，集水面积36平方公里。整个库区群山叠嶂，树木郁郁葱葱，一派生机。景区内有长江度假村、怡景假日大酒店、长江高尔夫球场等旅游设施。
中山十景 简介
紫嶺鳴嚶是指位于东区的紫马岭公园，它是中山最大的公园，总共占地88.5公顷，于1993年建成。园内鸟语花香，景色怡人，著名的景点有嘤鸣谷、揽胜阁、滑草场、玫瑰园等。其中嘤鸣谷是一个大型的赏鸟区，由不锈钢丝网在天然山谷中编成一个8400平方米的大鸟笼，里面放养着各种珍稀的鸟类，人可以进去和鸟同乐。
菊城金瓣是指小榄镇，这个别名菊城的小镇，每户居民都喜欢种养菊花，并有几百年的历史。清朝嘉庆十九年（1814年）开始，这里每逢一个甲子（60年）就会举行一次大型的菊花盛会。最近一次是在1994年，参展菊花阵容鼎盛，总数达50多万盆，吸引了近800万中外游客来参观。
岐江公园
岐江公园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中山市西区的岐江河畔，是一个以工业为主题的市政公园。它是由中山市政府投资9000万元在粤中船厂的旧址上改建而成，总面积11公顷，于2001年10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岐江公园在设计上保留了很多粤中船厂的工业元素和自然植被，并加入了一些和工业主题有关的创新设计。2002年，该公园的设计和它的设计者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2002年度荣誉设计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项目和中国人。
岐江公园 历史
岐江公园位于粤中船厂的旧址上，粤中船厂创建于1953年，是一家广东省直属的国有企业，曾是中山工业的象征之一。该厂创业初期大约有200多名员工，鼎盛时期有1500多名员工，1980年代该厂开始走下坡路，并于1999年全面停产。同年，中山市政府决定投资9000万元，将粤中船厂的旧址改建成占地面积11公顷的岐江公园。该公园于1999年6月开始由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进行设计，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出任首席设计师。2000年8月开始动工建设，2001年10月公园主体建成并对公众开放，随后，位于岐江公园内的中山市美术馆也于2002年11月正式开放。该公园建成后，其设计于2002年10月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2002年度荣誉设计奖。此外，该公园的设计还陆续获得2003年的中国建筑艺术奖，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中国现代优秀民族建筑综合金奖等多个奖项。
岐江公园 公园特点
岐江公园在设计上保留了粤中船厂旧址上的许多旧物，它们包括原址上的所有古树，部分水体和驳岸；两个不同时代的船坞，两个水塔，废弃的轮船和烟囱等物；还有一些如龙门吊、变压器、机床等废旧机器，并且通过对这些旧物的改变、修饰和重组来提升整个公园的艺术性。两个船坞被改造成游船码头和洗手间；两个水塔则变成了两个艺术品，一个称为“琥珀水塔”，另一个称为“骨骼水塔”；龙门吊、变压器、机床等废旧机器经艺术和工艺修饰后变成一堆艺术品散落在公园各处。
除了旧物改造之外，设计师还加入了很多和主题有关的创新设计，它们包括由白色的钢柱林组成、象征着当年船厂青年冲天信念与干劲的白色柱阵，喷泉从布满铆钉的钢板中喷出的铁栅涌泉，铺在白色鹅卵石上、两边长满杂草的铁轨，违反中国传统园林“园无直路”的审美、象征着工业时代无情切割的直线路网，以及红色记忆、绿房子等装置和景观。
岐江公园 公园特点
在公园植被的设计中，保留了粤中船厂一些原有植被，并增加了大量野生的乡土植物，而在其它公园里常见的园艺花木则在这里很少看到。岐江公园临江的十多株榕树被割裂成一个榕树岛，既可以满足水利防洪，又形成一个独特景观。岐江公园主湖的四周采取了栈桥式的湖岸设计，人可以在架空的栈桥上行走，而栈桥间则布满着梯田式的种植台，其中种植着荷花、茭白、菖蒲、旱伞草、茨菇、芦苇、白茅、橡草、田根草、苦苡等众多的水生、湿生野生植物。
岐江公园 主要景观
岐江公园内一些主要的景观、装置和建筑有琥珀水塔、骨骼水塔、红色记忆、中山美术馆等。
琥珀水塔位于岐江边上的榕树岛上，由一座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废旧水塔罩上一个金属框架的玻璃外壳而成，设计者认为该水塔如同一个古世纪的昆虫被凝固在琥珀之中一样，所以命名为琥珀水塔。该水塔顶部的发光体接受太阳能后将在夜晚发光，灯光水塔除了构成岐江夜晚的一景之外，还起了引航的作用。
骨骼水塔是位于公园中间的另一座水塔，最初的设计是将一座废旧水塔剥去水泥后，剩下钢筋留在原处，其设计者认为这就如同世界上的人无论男女、贵贱，最终都将归于一副白骨一样。不过最初的设计由于原水塔结构的安全问题而不能成功处理，最终用钢按原来的大小重新制作而成。
岐江公园 主要景观
红色记忆是一个装置艺术作品，该装置由一个红色的敞口铁盒围成，内有一潭清水，它的一个入口正对着公园的入口，而两个出口分别对着琥珀水塔和骨骼水塔。设计者的构思来源于粤中船厂所经历过包括文革十年的那个革命年代，并想通过强烈的红色让观众联想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名句。
中山美术馆是岐江公园的主体建筑，楼高两层，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该馆的外形设计也是采用工业元素为主题，与公园一脉相承。该馆的外墙立柱采用柠檬黄色的水泥立柱，上架铁青色的工字钢钢架，并用大幅的落地玻璃相间其中，整个设计如同一个工厂车间。
國泰港龍航空
國泰港龍航空（英語：），前稱港龍航空（英語：）是香港一間已結業的航空公司，以香港國際機場作為樞紐。終止營運前國泰港龍航空每星期提供約400班航班，航點包括中國大陸及亞洲各地。國泰港龍航空於2007年11月1日加入寰宇一家。
2006年6月9日，國泰航空收購港龍航空，港龍航空成為國泰航空的全資附屬公司，2016年港龍航空易名為「國泰港龍航空」，其總部位於赤鱲角的國泰港龍大廈（自2000年6月26日落成啟用；而自2019年起，此大樓亦與同系香港快運航空共用；現更名為國泰坊），其制服洗濯部門則位於元朗工業邨，並設有一間飛行訓練中心。國泰港龍同時擁有五間附屬公司的控股權，營運各領域的航空業務；國泰港龍航空使用國泰航空之馬可孛羅會及亞洲萬里通為其飛行常客獎勵計劃。
國泰港龍航空
2020年，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國泰港龍航空的母公司國泰航空宣布自該年10月21日起即日停止營運國泰港龍航空，並且遣散約5,900名員工，計劃由國泰航空及旗下全資附屬公司香港快運航空營運國泰港龍航空的大部分航線。儘管運輸及房屋局其後表示，國泰港龍航空全面停飛後，必須將航權交還特區政府，不能自行轉讓予其他公司，因此國泰港龍航空的航權將會被交還予政府再重新分配；其母公司國泰航空本身已獲准飛航前港龍航點，也可自行分配其航班配額予旗下的香港快運，而不少港龍航點也是快運自有的航線；因此，即使港龍航班配額沒有被轉讓，母公司國泰航空已連同其子公司香港快運悉數復飛各個前港龍航點，包括高雄、加德滿都、沖繩等。11月27日，政府刊憲宣布港龍航空有限公司已在11月11日將牌照交回空運牌照局，有關牌照已被註銷。
國泰港龍航空 歷史
國泰港龍航空的前身——港龍航空於1985年5月由商人曹光彪、包玉剛、霍英東及中資機構華潤、招商局等組成的「港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成立，希望創辦一家有中資背景的航空公司，與當地長期處於壟斷地位的英資公司國泰航空競爭。成立資本為一億港元，並於同年7月開始營運，曹光彪出任董事長，並租借一架波音737-200客機，打算開辦包括香港—北京、香港—上海在內八個中國內地城市的定期包機服務，但在8月17日被港英政府的民航處以飛機型號的問題而撤銷了相關申請，又要求港龍航空提供大多數股份由英籍人士所擁有和控制的證明，以便取得中英航空協定下代表英方的指定航空公司的資格。
國泰港龍航空 歷史
在民航處要求下，港龍航空被迫進行了創建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資本重組，將公司資本從1億港元增至2億港元，分別由已取得英國國籍的包玉剛和曹光彪之子曹其鏞注資，包玉剛取得了港龍航空30.2%的股權，成為了最大股東，並出任公司董事長；曹其鏞則持有港龍航空24.7%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而港澳國際所持有的股權則減至24.99%，其餘20.11%的股權由其他少數股東持有。經過這次股權重組，港龍航空已經蛻變為由大多數英籍人士持有和控制的「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終於取得了與國泰航空同等經營定期航班的資格。
國泰港龍航空 歷史
但港龍航空的發展未因此而變得順利。1985年11月，時任港英政府財政司的彭勵治（曾任國泰航空母公司太古集團董事局主席），宣佈新的航空政策，規定一條航線只能由一家（本地）航空公司經營，先獲發牌經營的航空公司可獲獨家經營的航权。由於高利潤、高客量的航線，包括香港－北京、香港－上海、香港－倫敦等航線已經由英資的國泰航空營運，港龍只能經營往來泰國布吉、以及北京、上海以外其他中國內地但利潤較低、客量較少的航點，還有一些假使由擁有廣體客機的國泰航空營運的話效率不高的航線，比如厦门、杭州、广州、桂林等:251。為此，港龍航空的創辦人包玉剛和曹光彪曾多次公開抨擊港英政府，不遺餘力地保護國泰航空和英國的利益。然而，港英政府的航空政策並未因此改變，港龍航空的困境也未得到改善。每年1月份，各股東都要向港龍注資以維持公司運作，至1987年，港龍的股東權益已經增至4億港元，至1988年更增至6億港元。港龍航空副董事長曹光彪也曾公開表示，港龍每月的虧損額高達500萬港元。1989年底，港龍航空的虧損累計已達23億港元，大股東漸感無力支撐，逐萌退意，國泰航空眼看時機已到，便開始了收購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