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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政 生平
身為官學生的王敏政，於1704年（康熙43年）從興泉道任內轉調分巡台廈道。任內多以「蕃政」為重點。1710年任滿升任廣東雷瓊道。
第一次驅漢事件
第一次驅漢事件又称辛亥拉萨动乱（藏語：，威利转写：chu byi dmag 'khrug），指宣统辛亥年（1911年）在西藏发生的一場政治事件與軍事衝突。该事件因漢地發生辛亥革命所引发，雖名為驅漢，但主要是驻西藏拉萨地区的清朝军队哗变和混亂下对藏族僧俗的劫掠，随後流亡英属印度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回來穩定局面，领导西藏僧俗驱逐清朝官員及驻藏军队，並返回拉萨重新执掌西藏政教大权。
第一次驅漢事件 拉萨兵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治藏政策多有失误，驻藏大臣联豫处理失当，加上英国的幕后活动，西藏噶厦与清廷的关系严重恶化，导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0年2月出走英属印度。而以钟颖为统领的约二千名川军（属于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从四川省抵达西藏拉萨驻扎，从而使清朝在拉萨的驻军形成“营兵”（旧驻藏军）与“新军”共驻的局面。清政府采纳了联豫的建议，革除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使矛盾更加激化，拉萨城内情势紧张。
1911年8月至9月间，四川省发生“保路运动”，四川政局自此陷入动荡。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藏历第十五饶迥铁猪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在清朝内地各省陆续发生，在革命党和立宪派主导下，内地十余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度主张“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排斥满族，在内地十八省建立汉族的民族國家（后来孙中山改而主張“五族共和”）。在政权更迭过程中，边疆非漢族聚居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清帝国出现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分别在俄国、英国支持下出现獨立倾向。
第一次驅漢事件 拉萨兵变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后，“当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藏言杀汉，汉言杀藏，各怀疑惧”，藏、汉矛盾进一步加剧。更严重的是，驻藏的清军满、汉官兵及清朝驻藏官员各立山头并率先内讧，发生拉萨兵变，随后在西藏各地的清军均发生兵变。
拉萨兵变（又称“壬子事变”），其实质是部队闹饷与驻藏官员争权的结合，由部队中的哥老会势力与部分驻藏官员共同发起。起初，驻军闹饷因联豫令钟颖允以立即发放而平息，但右参赞钱锡宝劝说联豫不予发饷，致驻军“遂复哗变”。另据《藏乱纪略》称，“钱锡宝先得内地消息，于九月二十三日即上钦署，勒令联大臣率兵勤王，伊代钦差，限午时决断。联豫答以事体重大，须三日乃决。钱大愤恨而出，至二十五日而乱作矣。”可见兵变发生前，钱锡宝便有意让联豫率军出藏勤王，而由自己留藏代理驻藏大臣，但联豫以事关重大为由未当即同意，这引起了钱锡宝的不满。
第一次驅漢事件 拉萨兵变
兵变以“勤王”（效忠清朝）为口号发起。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记载，当时哥老会袍哥势力“遂隐相号召在藏各路军队，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号，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挑唆驻藏各路军队。驻藏大臣联豫后来曾提到“初言起勤王军”，钟颖也称“声言起勤王军”，可见兵变是以“勤王”为名。《联豫驻藏奏稿》中称，乱军于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四日连劫兵备处及使署所储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薄据表式，均一律焚毁。……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营次，初言勤王……”可见九月二十五日（1911年11月15日）乱军以“勤王”为名将驻藏大臣联豫劫持到札什城军营。
兵变发起者叶纶三、范金、李维新在兵变开始阶段即被杀，而严步云、何光燮、郭元珍等人因是钦差参赞近人而未遭处置。其中，何光燮、郭元珍都是驻藏官员，何光燮是钦差秘书，郭元珍既是钦差卫队长也是哥老会首领。
第一次驅漢事件 拉萨兵变
《藏乱始末见闻记》称，钦差被劫后“右参赞钱锡宝自称代理，在署中搜印，数次未获”，《藏事陈略》称“兵变起时，共举钱锡宝为钦差，钱以代理名义出示安民”。英国档案中有钱锡宝以代理钦差名义张贴安民布告的记载，该布告是由西藏民众大会交给英国駐錫金政務官的，布告署有“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即联豫被劫持的次日。但布告未提到一天前乱军劫持联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是联豫自称要率军“返”（该字有误，本意应为离开）拉萨，责成参赞钱锡宝行使在藏全部职权；后一部分是钱参赞称已接此令，将服从并履职，申明部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对不会伤害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西藏民众大会给英方的信息中还提到兵变时间是“二十五日夜”而且“钱锡宝已被任命为代理安班，并已掌印”，并提到“中国军队”“将大臣联豫推倒，并劫掠他所有财物，嗣后拥戴钱锡宝作他们的领袖”。安民布告说是因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才责成钱锡宝代理钦差，而事实上是联豫遭乱军劫持，可见钱锡宝不但未救援联豫，反而谎称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而且乱军也没反对钱锡宝代理钦差。《藏乱纪略》称，有人说“乱起先劫联署者，即严步云其人”。严步云是钱锡宝的卫队长，他在兵变时率先劫持联豫，而后推钱锡宝为代理钦差。所以可推知钱锡宝参与策划了兵变并居要位，他和乱军间有密切关系。故宫博物院《西藏起义清方档案》记载，联豫获释回驻藏大臣衙门后，钱锡宝“因赴江孜办理夷务，关防交靖西马同知，竞行出关”。此举显示钱锡宝可能是恐事情败露而逃跑，《藏乱纪略》称“钱锡宝藉故潜逃，惟以严步云护之以出”。
拉萨兵变发生后，清朝在后藏江孜驻军十月初一返拉萨，波密等地驻军至拉萨则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史料作“十一月望间”），这些部队打着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大汉革命”的名义，号称欲回拉萨取联豫、钟颖的首级，但其实是闹饷，经钟颖招抚答应发饷后平息。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藏軍与西藏民军开战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五）公议局攻打色拉寺，结束于1913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出藏。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逊位。在拉萨的驻藏陆军随之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12年2月14日）后的“腊月间，闻内地共和告成，遂于藏中设立公议局一所”（见馬師周电）。公议局是乱军成立的机构，意图夺取原清朝驻藏机关的权力，其后在其辖下发生了一系列无法无纪的行为。公议局成立后，乱军“兵丁结党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赌，无所不为。甚至图财害命，寻仇报复，几无日无之”（见馬師周电）。乱军“声言勤王，全军回川，向藏人索取路费银十万两。藏人本不愿陆军驻藏，今闻回川，幸出望外，即慨然送给。乃得银竟不回川，日事赌博、仇杀，藏人既大悔恨，复恐饷尽再事劫掠，遂暗集番兵以图防卫。”影响更大的是公议局为抢劫更多财物而攻打色拉寺。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公议局攻打色拉寺的主要借口是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江孜传来求援警报，公议局以支援江孜为由要求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支应乌拉差役，遭色拉寺拒绝后，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五）强攻色拉寺，由此挑起了拉萨战事。公议局攻打色拉寺是西藏局势的转折点，从此导致公议局及驻藏陆军自身难保，更无法援助江孜。乱军强攻色拉寺的发动者见酿成大乱“均藏匿无踪”，而公议局亦因进攻色拉寺“反招番边围攻”而遭到群起指责，到最后“每日无一人到局”，而已大权旁落的“联、钟之势为之一振”:125。
1911年1月，英国派军队侵占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片马地区。又趁中国辛亥革命政局动荡、混乱之机，于1911年12月，武装入侵西藏洛隅、察隅地区，吞占西藏属部。。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在公议局攻打色拉寺期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通过西藏噶厦发出《告民众书》，“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由于乱军此前内讧和劫掠扰民行为已引发西藏僧俗强烈不满，达赖的通告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西藏摄政策墨林活佛以“川军杀戮过甚，招募士兵万余，以謝國樑为统领，日与钟颖酣战。”达赖派回的亲信达桑占堆也迅速组织起万余民军，作为卫藏民军总司令指挥民军进攻驻藏陆军。江孜、日喀则等地驻藏陆军在达桑占堆民军围攻下，由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大衛·麥克唐納调停，先後“将枪支卖于番官，逃亡印度”。达桑占堆民军不久便进抵并包围拉萨。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此时，拉萨大部分乱军士兵虽已重归联豫、钟颖掌握，但战争已无法停止。且自达赖发表通告后，战争已从原先的西藏地方军民抵抗乱军抢劫，变成了达赖在英国人支持下展开的目的在于将全体驻藏陆军驱逐出藏的大规模战争。“三月癸卯，番兵数万人，进围拉萨”，当时拉萨由钟颖主事，率军迎战。驻藏陆军在拉萨占据的范围“西至第穆寺，东至工布塘，南至巡警总局”，钟颖“居中调度”，形成“四路策应”。但钟颖兵力极其有限，仅有“手下马牟二十余人，郭建勋马队百余，赵本立兵百余，张文华之士兵数十”，另有“均极奋勇”但武器仅有“刀矛”的“清真寺百姓”，其他还有“第穆寺僧众，刘荣武、张子青、张鸿升、王久敬、甘秉臣”，但他们平日“均赋闲”，当此危急“始出一战”。而且就在这一危急时刻，郭元珍公口的管事谢天喜却“组织敢死队”，以“保护何、郭为目的”，不听钟颖调度，“毫无布置”。该敢死队此时仍以保护何光燮、郭元珍为使命，可见二人在变乱初期没被钟颖处置乃因他们手下这部分力量的存在。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开战之先，汉人毫无准备，以为有钱可恃”，不料被包围后，藏方断绝供粮，驻藏陆军“食物无出”、“粮无购处”，幸而拉萨河“南岸庙中有粮甚多，夜间偷渡攻取”，故不至于“食人食犬”。但是被围困的汉藏民众却因只能夜间到南岸挖取野菜，而“或为飞弹所中，或食之中毒，死者日有所闻”，“与拉萨交通为番兵阻隔，子弹时虞缺乏”，“几无以应敌”。但钟颖仍为中央政府“誓死戍守”，战时“其精神人所不及，应付各处 粮弹，分拨战守，日夜报告或百起。盖自二月初五至七月和局成，固未能一夕安枕。”但驻藏陆军粮弹短缺，且“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日往联、钟两处痛哭，祈早议和”。同时, 钟颖得到袁世凯北洋政府于民国元年（1912年）7月3日发出的电报称“钟长官颖可劝达赖就范……可极力扶绥，不可一味杀戮，玉石同焚。”联豫、钟颖等人乃于7月26日致电十三世达赖“力主和平，顾全大局”，并提到“现在川、滇、甘肃三路进兵，锐不可当”，而且“番边亦困疲”（指藏方也已困乏疲倦），故交战双方于8月1日（农历六月十九日）在英方指派的廓尔喀驻藏官员的调停下初次议和。但是“番官谓非收枪及汉人出藏，和局无从议起”，收枪和驻藏陆军出藏是达赖的最终目的，该目的此前已在江孜、日喀则等地实现，所以也希望在拉萨实现。但拉萨不比江孜、日喀则，没有中央命令，中央政府驻藏高级官员钟颖、联豫等人都不敢离藏，因此对藏方条件“屡行辩论”，但“迄无寸效”，“遂复开战”，初次议和失败。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藏乱始末见闻记》载，“阴历六月二十四”（1912年8月6日）何光燮、郭元珍被杀，随后汪文铭“汪则逃亡番边议和，后索还。迨二次开战后，汪欲内应亦杀之。”
双方再次开战后，至农历七月始成和局（《藏乱始末见闻记》）。钟颖及联豫行权宜之计，由英方指派的廓尔喀驻藏官员噶卜典调停，缔结和约。《藏區政治史》與藏人行政中央記載和约以漢、藏、尼三種文字寫成，由三方代表蓋章，共三款：
中方要求對於留在拉薩的物品應予補償，藏方同意了。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记载和约共四款：
《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还转录了“又见于英报记载”的该和约内容，与上文略有异同：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所载和约第二款显示达赖的主要目的是驱逐驻藏陆军，而仍同意“钦差、粮台、夷情各官，仍照旧驻藏”，显示此时达赖仍承认中央政府对藏主权（藏方和約沒有任何官員驻藏內容，藏方後來也不許官員驻藏）。议和后，按第一款规定，“迨和局成而各处交来子弹，乃达万数颗”，这些子弹“均为各有钱人深匿，不战之兵所储积，以备守卫其财贿”，可见有钱百姓和不参战的士兵都藏匿了大量子弹。9月7日，马师周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转呈联豫、钟颖署期为8月28日（农历七月十六日）发出的关于和局己成的电报。钟颖在请马师周转呈其致中央的电报时，还有电报致马师周称“退伍官兵十八日启程抵边，时需银购粮”。规定经印度回中国内地是因驻藏陆军要求经康区回内地，但由於当時康区還有川军，藏方不同意這條較短的路線。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关于和约达成时间，有不同记载。藏人行政中央與R. Rahul等认为是1912年8月12日，并在英文著作中广为流传。1978年夏格巴《西藏政治史》引用英属印度總督的電報時也称是8月12日。1913年亲历者“忧患余生”所著《藏乱始末见闻记》的记载是“盖自二月初五至七月和局始成”，根据9月7日马师周致袁世凯电报可知，和约达成具体时间应是在七月初一至七月十六日（1912年8月13日至28日）之间。1925年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记载为1912年7月30日，但该书是后来之作，而且沒有區分陽曆與農曆，日期的准确性不如《藏乱始末见闻记》。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议和成功后，9月3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钟颖得知自己已在5月9日被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任命为西藏办事长官，乃以等同于前清驻藏大臣的中华民国政府西藏办事长官身份留驻拉萨，而联豫则在议和后于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四）离开拉萨。9月8日《钟颖为出任西藏办事长官并已到任事给代理商上札》称：“照得本年九月初三日，案准驻藏办事大臣联移送接准内务部咨开：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初九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但“番边以钟系陆军统领，陆军既出藏，统领即应出藏”，要求钟颖出藏。对钟颖被任命为西藏办事长官一事，藏方称“只知钦差，不知长官为何物”，此后又“反复晓谕，决不承认”，且“屡行来文，促钟起程”，中华民国政府乃于9月16日电令联豫、钟颖等人“申明坚持条约，保全领土主权。该办事等万勿遽离藏境，致蹈自弃疆土之咎。”所以钟颖针对藏方反复催其出藏的情况，特在9月17日致代理商上称，“照得和局既成，陆军已实行退伍，枪支亦俱交存，乃番边近日行为，殊无情理可言”，并称“本长官既奉命驻藏办事，决无复行出藏之理”，且说明自己“无兵无枪又无粮亦不能战”，“只有任番边所为，本长官候死而已”，“后来无论有何祸患，决不后悔等语”。双方再陷僵局。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直到9月2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午后，双方再度开战。此时驻藏陆军官兵1300人已在议和成功后离开拉萨赴亚东，在拉萨的仅余保卫钦差的200名士兵。由于是第二次被围，生还希望渺茫，所以驻军“无不死力抗拒”，但“人少粮缺”，“狗马已食尽，飞鸟无至者”，只好“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但是援兵“终不果来”。开战近两个月后，兵士不顾一切攻占尧西（瑶昔），从而得以在农历九月末十月初与藏方再度议和，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六）收枪完毕。此次议和“藏番要求钟及军兵尽数退出”，而“汉民去留均听其便”，可见达赖的目的仍旧是军兵退出西藏，对汉民则无强制要求。钟颖只好撤离拉萨，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四）抵达靖西，“意拟驻靖候命”。但达赖得知钟颖从靖西来函表示“意在久居在彼”后，于1913年2月18日在复袁世凯电中称，对于钟颖久居靖西，“阖藏人等大有意怨，亦系汉番相争之由，应请令其速退”，旨在将钟颖等官兵驱逐出藏。袁世凯回电让达赖勿迫钟颖离藏，但并没效果。3月13日钟颖致电袁世凯称藏人“仍行驱追出境”，而且廓尔喀驻藏官员也称“如不启程，战事即在目前”。4月中下旬，钟颖不得不出藏。钟颖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位西藏办事长官，也是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唯一驻西藏办事的高级官员，但他未获达赖认可而不得不出藏，此后北洋政府的历任西藏办事长官在西藏反对及英国阻拦下再未进入西藏。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重新派出官员驻西藏。
第一次驅漢事件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
乱军与色拉寺交战是乱军劫掠与拉萨藏族僧俗反抗，当受英国支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表《告民眾書》后，他成为整个战争的总指挥，使斗争规模波及整个西藏，战争变为对驻藏陆军展开全方位进攻，旨在将中國驻藏官兵全部驱逐出藏。对于拉萨动乱是否为“汉藏”冲突，达赖的驱逐行动是否是“驱汉”事件，学界有不同看法。達賴喇嘛的《告民眾書》是「漢藏」分明的，他說：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人遞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著藍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願我藏人熟思之。……惟漢人官吏軍隊，猶欲任意進藏，總覽我政權耳，夫漢人不能依據舊約，撫我藏民，是其信用既以大失，猶復恣為強奪，蹂躪主權，坐令我臣民上下，輾轉流離，逃竄四方，苛殘惡毒，於斯為極。推其用意，蓋使我藏人永遠不見天日矣，孰使之，皆漢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之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西藏六十年大事記》:27-28
清朝驻藏的官员王久敬，于1912年12月向民国政府的报告说：「汉番构衅」。聯豫與鍾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文件裡，以「漢番」定調中國與西藏的關係，達賴喇嘛致北洋政府的電文，也使用「至今漢番違背，皆由漢軍所致」、「漢番善後事誼」來稱呼中、藏之間的往來。所以「漢」是指中國。部分中外学者认为是“汉藏”冲突，将驱逐驻藏陆军的行为定性为“驱汉”事件，如《藏族简史》称“驱汉事件”，《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个中原委——中国边疆诸问题》称“驱汉叛乱”，《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称“驱汉活动”，《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911-1947）》称“达赖驱汉得逞”，《民国藏事通鉴》称“第一次驱汉事件”。《西藏通史·民国卷》也称“驱汉事件”，但在行文中则称“驱逐当地汉官和军队”或“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及军队被迫离藏”。也有不少学者将驱逐的对象明确为驻藏陆军、官员，而不称“驱汉”，如孔庆宗《辛亥革命中驻藏川军起义始末》称“驱逐满汉官兵”，《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称“驱逐驻藏川军”，《达赖喇嘛传》 称“驱逐川军”，《元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称达赖派人“护送前朝驻藏官员及武装人员取道印度返回内地”。张召庸、喜饶尼玛主張，并非所有汉人都被驱逐出藏，也并非所有官兵均被驱逐，被驱逐的对象确切地说是参与抢劫作乱及与藏军有敌对行为的官兵。此外，藏文档案中当时使用的藏语词汇是“驱汉军”而非“驱汉人”。所以不能笼统地以“驱汉” 事件称之。
梅爾文·戈爾茨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書中，指出在達賴1913年回到拉薩時，拉薩是從十八世紀以來首次沒有中國的官員或軍隊。
第一次驅漢事件 后续
1912年12月中旬，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重掌西藏政權。原亲汉势力遭到排挤和镇压，丹杰林寺被解散，哲蚌寺规模最大的洛色林扎仓遭到镇压（1921年又因内部争端而遭清算）。英国人麦克唐纳记载，十三世达赖“进入布达拉宫后，第一步便是没收皇家丹吉林寺，并解散其僧侣。这寺院从那以后，便改作邮政电报局了。”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汉兵既由拉萨赴印度，从前助汉之喇嘛，亦有相随而行者，达赖甚恨，故暗杀其折蚌寺之大堪布元典喇嘛于彭多宗。”:33达赖还让亲信达桑占堆继承了战争期间因倾向驻藏陆军而被杀的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的财产，并开始逐渐压制九世班禅。此后西藏事实上形成了脱离中國政府控制的独立地位，北洋政府所派西藏办事长官等驻藏官员一直未能进入西藏。1913年，达赖发表《水牛年文告》开始推行新政。同年达赖要求英國於1913年召開西姆拉會議劃定中藏邊界，并且发动了康藏战争（川边战争）进攻四川康区（川边）。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國務院令甘肃督军张广建派李仲蓮、朱繡入藏，會晤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取得了川藏停战及联络感情的成果，加上不久前達賴派三大寺堪布駐京，西藏同北洋政府的关系才开始逐渐恢复。1924年，達賴派貢覺仲尼赴北京充任西藏駐京總代表，並派代表觀察（後改為參加）了中华民国国会參眾兩院會議。
第一次驅漢事件 后续
回中国内地的驻藏陆军官兵中，钟颖1915年因在藏期间左参赞罗长裿被杀案而被大总统袁世凯处决。其他重要将领还有刘弼良（一营管带）、潘文华（乱军一营管带）、陈渠珍（三营管带）、张子青（乱军三营管带）、张鸿升（马队管带）等。谢国梁（土兵营管带）后也回内地。在西藏被钟颖处决的有汪文铭（乱军马队管带）等人。
另外此次动乱发生前正在被驻藏陆军围剿的波密土王后在1928年被西藏噶厦剿灭。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IATA代码：；ICAO代码：，简称天津机场或滨海机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东丽区。该机场是中国大陆的重要国内干线机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及国家一类航空口岸，同时也是中国主要的国际货运机场之一。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是中国第四个拥有双跑道的大型机场，并作为天津航空与奥凯航空的枢纽机场。机场交通中心可通过天津地铁2号线直达。
由于毗邻北京首都机场，天津机场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制约。在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天津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和货运吞吐量均实现快速增长。2008年5月和2014年8月，分别投入使用了运营国际航班的T1航站楼和运营国内航班的T2航站楼。2017年12月15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
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正推进第三期扩建工程，计划建设第三航站楼并延长东跑道。同时，京津城际铁路、京滨城际铁路以及规划中的天津地铁Z2线将接入第三航站楼。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前身是始建于1939年的天津张贵庄机场。
1920年，天津在英租界佟楼赛马场建立了最早的机场——天津跑马厅机场。
1939年11月，日军在天津市区东部张贵庄附近朱庄子以南，强占民地14,719.85亩，强迫民众修建军用机场。1942年，天津张贵庄机场建成，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民用航空运输机场之一。该机场呈圆形布局，设有两条交叉呈十字形的跑道。主跑道为混凝土道面，磁向340/160，长1120米、宽80米、厚12厘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空军接管了天津张贵庄机场。
1947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民航局成立后，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将张贵庄机场永久划拨给民航局使用，并呈请行政院指定广州、天津、昆明和上海为国际民航飞机入境机场。这四座机场分别作为华南、华北、西南和华中地区的国际民航中心。同时，交通部民航局直辖的空运队计划以张贵庄机场为基地，作为华北地区的空运业务中心。
1947年10月17日，天津张贵庄机场改为民用机场，正式定名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天津航空站”。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1948年，在国共内战期间，被围困于天津城区的国军在城防线内的第六区英商佟楼赛马场辟建临时机场，以依托空军进行粮食和弹药补给，并负责人员疏运。
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张贵庄机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1950年2月6日，机场正式移交中央军委民航局管理使用。此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天津设立中国航空公司，对张贵庄机场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中国民航的基地。
1950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首次开辟“天津—北京—汉口—重庆”和“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两条民用航线，史称“八一通航”。
1952年7月17日，根据政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整编民用航空的决定》，中国第一个国营民航运输企业——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在天津机场成立。1955年6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天津成立航空训练大队，驻地设在张贵庄机场，负责民航飞行、机务和通信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天津机场同时承担着新中国专业飞行和技术人才的培养，被誉为“新中国民航的摇篮”。
1956年4月，天津航空站并入航空训练大队。1974年，天津机场被确定为首都机场的备降机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1979年1月23日，民航天津机场举行开航仪式，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为机场开航剪彩，波音707型客机进行了试航。当时天津机场的主要跑道长3,200米，宽50米，客机坪长240米，宽240米。1989年2月28日，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主持审定天津机场改造工程总体规划方案。5月17日，机场历史上的第四次扩建工程开工，内容包括航站楼、货运库和市内售票处等14个项目，总面积达4.7万余平方米。1990年8月27日，改造工程竣工。同年11月9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引进的中国首架波音747-200F货机在天津机场落地，同时天津航空货运中心正式落成并举行剪彩仪式。
1995年10月，经国家口岸委批准，天津机场升格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同年12月，更名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2002年11月，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下发《关于组建中国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和相关组建方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与北京首都机场、中国民航机场建设总公司等共同组建中国首都机场集团公司。12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正式参与组建新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2008年5月，天津机场新建的11.6万平方米第一航站楼和4万平方米货运库投入使用。同时，为空中客车A320天津总装公司配套的第二跑道建成。天津机场客货运航班的正常起降均由第一跑道承担，第二跑道主要用于飞行训练和空客天津总装公司的试飞。至此，天津机场的硬件设施已达到大型枢纽机场规模，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万吨和飞机起降20万架次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初投入运营的旧航站楼则改作公务机专用航站楼。
2011年5月31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开工，这是天津机场历史上的第六次改扩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24.8万平方米的T2航站楼、40个停机位的站坪、3条快速出口滑行道及相关滑行道、南侧机场大道、消防设施、灯光系统及其他配套工程，总投资约57亿元。同年12月1日，连接天津地铁2号线、京津城际铁路等轨道交通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交通中心开工建设。
2014年7月28日，天津机场试点运行GBAS卫星导航着陆系统。8月，T2航站楼正式启用，并获评“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增加国际客货运航班，建设航空物流中心。4月28日，天津机场在北京设立营销中心，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出发大厅设立咨询服务柜台，并开通天津机场至四惠客运站和八王坟长途客运站的省际长途客运班线。5月27日至8月31日，受京津城际铁路天津机场引入线施工影响，天津机场东跑道暂时关闭。9月29日，公务机楼投入运营。10月15日，第二跑道正式启用。12月14日，由于石家庄正定机场受雾霾影响能见度低，原定飞往石家庄的安托諾夫安-225運輸機备降天津滨海机场，使天津机场成为中国第二个起降过安-225的机场。
2016年3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被国际机场协会评为2015年度“年旅客吞吐量500-1500万级最佳机场第二名”和“亚太区最佳机场第三名”。
2017年9月20日，空中客车天津A330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建成启用，并计划于2020年下半年开展空中客车A350客舱安装和喷漆等工作。12月15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历史沿革
2019年，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启动第三期扩建工程前期工作，拟于2020至2023年新建40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及配套设施。7月，扩建工程进入招标阶段。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缓和后，为分担北京防控压力，部分进京国际航班分流至天津机场。4月12日晚，应波兰铜业集团运输医疗物资需求，安-225再次抵达天津机场，随后法国、德国等国也租用安-225赴津运输物资。
4月13日，中国民航局与天津市政府联合批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项目立项，预计总投资175.7亿元，内容包括新建T3航站楼、东跑道向北延长400米、二跑道西侧平行滑行道向北延伸889米并新建连接南侧货运机坪的滑行道，以及在T3航站楼东侧与二平行滑行道之间增设一段滑行道。7月17日，项目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天津机场与天津市发改委成立三期扩建项目专班推进工程进度。
2021年3月22日至24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会召开。12月，工程获得正式批复，总投资188.62亿元，按年旅客吞吐量5500万人次和飞机起降40万架次设计，新建41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76个机位的站坪，并将东跑道及第一平行滑行道向北延长400米。工程还包括新建6万平方米综合换乘中心、10万平方米停车设施及机务维修等生产生活配套。12月31日，项目管理指挥部成立，预计2022年开工，同时相关的两条高铁和四条地铁线路将率先建设。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机场指标信息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T1、T2及规划中的T3航站楼均由英国建筑师、KPF伦敦公司创始人李·波利萨诺（英語：）主创设计，新航站楼外观设计灵感源于天津民间传统的风筝造型。
T2航站楼：位于现状T1航站楼的东侧，占地8.25万平方米，呈工字形，建筑总长度为652米，宽度395米，总建筑面积约24.8万平方米，分为主楼和指廊两部分，地上2层，局部4层，最高43.5米，主楼地下2层。航站楼内新增3个值机岛、72个值机柜台，30条安检通道，7组行李提取转盘，29条登机桥，年旅客吞吐能力为2400万人次，并有两条连廊与T1航站楼相通。T2航站楼投入使用后将主要用于国内航线，T1航站楼用于国际航线。
2021年2月，天津市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推进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容，新建T3航站楼及卫星厅，延长东一跑道，新建东二跑道，实现“三航站楼、三跑道”运行，打造区域枢纽机场。
北京终端管制中心负责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进离场、进近管制服务。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交通
天津地铁2号线的终点站为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交通中心的滨海国际机场站。从北京南站乘坐京津城际铁路在天津站换乘地铁2号线到达天津机场全程仅需约1个小时。另外建设中的天津地铁Z2线將在本站设站，规划中的京滨城际铁路也将引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天津机场在北京南站等地设立了异地候机楼，天津航空等航空公司在天津机场提供空铁联运服务，可报销北京-天津的京津城际铁路二等座车票。
天津机场拥有天津站、滨海站、滨海新区、静海区、沧州、黄骅、唐山、秦皇岛、保定、白沟、霸州、胜芳、德州、锦州等14座城市候机楼（厅），遍及京津冀鲁辽五省市，2016年底异地候机楼将达到20座。
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最近的大型机场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直线距离为85公里。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事件
2005年8月8日，总投资近30亿元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是天津机场历史上第五次改扩建工程。2006年夏，天津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主任曲健雄接受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委托，为T1航站楼创作主题雕塑。2008年4月7日，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熊建平在视察即将投入使用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1航站楼时，因个人好恶原因而勒令限期拆除斥资200万、耗时2年的雕塑《飞翔》而引发大量批评的争议性事件。
2024年9月11日晚上七时许，因有无人机闯入影响飞航安全，天津滨海机场暂停起降航班，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亦有不少航班在机场上空盘旋后被迫至临近机场备降。翌日清晨6时10分，机场航班开始恢复起降。但12日晚上七點半開始，机场再出现大量无人机，致航班无法起降，直至22时左右才逐渐开始恢复起降。
加藤鷹
加藤鷹（日语：／ Katō Taka；1959年5月1日—），原名加藤正行，是一名日本AV男優，有「性愛帝王」稱號。他的右手有「金手指」及「神之手」之稱，與向井裕、山本龍二合稱「日本AV男優御三家」。
他於2013年8月14日宣布將於該年年底引退，退休後將從事愛滋病防制等公益活動，開設性愛諮詢學校。
1998年結婚，育有三名子女，13年後離婚，妻子是日媒報導的麻生早苗，現為單身。
加藤鷹 略歷
日本秋田縣秋田市人，秋田市立秋田商業高等學校畢業。曾在秋田當地飯店擔任過服務生，然後在1988年前往東京，於一家成人影片拍攝公司擔任攝影人員一職。在某次偶然的機會中，因為人手不足被要求充當一次AV男優。成為AV男優後，以讓AV女優不斷潮吹的指交技巧而聞名，被誉为「黃金手指」或「神之手」（AV男優的神技）。許多AV女優在與他演出後，紛紛表示希望與他再次合作演出。至今已拍下近5300部AV作品（2007年度），更在1994年及1996年贏得最佳AV男優賞，成為男優經典人物。
2002年在電視劇「木更津貓眼」擔任特別演出角色。
2004年漫畫家秋元奈美將其前半生畫成漫畫（「鷹─擁抱過5000人的AV男優‧加藤鷹物語」2004年5月13日發行）。
日本八卦照片週刊「Friday」（2000年2月18日號）曾報導說他已與AV女優麻生早苗秘密結婚，同報導中加藤鷹予以否認，麻生早苗則承認育有一子，但麻生對與加藤的關係迴避確認，以後兩人均未正式承認有婚姻關係。加藤在2005年的週刊訪問上表明從未有遞交結婚申請書的經驗。
加藤鷹 略歷
2011年7月，加藤鷹在香港拍攝三級片《蜜桃成熟时33D》時，因身着警服飾演一名警務人員而受到香港警方的抗議。
加藤鷹有柔道及合氣道初段資格。
加藤鹰在职业生涯后期，公布了其多年来的秘密，联合NPG情趣製造商研发了一款名為“神話の秘密”的延時鍛煉器，旨在使其秘技不失传。
2024年在台灣推出的線上課程《傳說中的AV男優 加藤鷹親授 讓女性100%滿足的秘訣》中，推出了教導超過30年女性經驗技術的專業知識。
學習院
學習院是1877年（明治10年）設立，後由日本宮內省管轄的舊制官立學校。
學習院還可以指：
日本平安时代嵯峨天皇皇后橘嘉智子（檀林皇后）為橘家子弟設立的私學
學習院 (幕末維新期)，1842年（天保十三年）設置的公家子弟教育機關
學習院高等科 (舊制)，相當於舊制高等學校
學校法人學習院，舊制學習院的後身學校法人
学习院大学
學習院女子大學
學習院中及高等科
學習院女子中及高等科
學習院初等科
學習院幼稚園
陳璸
陳璸（1656年7月14日—1718年11月24日），字文煥，號眉川，廣東海康（今雷州市）人，清朝政治人物，同進士出身。
陳璸 生平
陳璸生於南明永曆十年（1656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登甲戌科進士，候銓。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福建古田縣知縣。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轉任臺灣縣知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行取。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授刑部主事。次年遷本部員外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充會試同考官，即出為四川提督學道。次年任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並重修《臺灣府志》，任內廢除「官莊」租賃收入。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擢為湖南巡撫，次年，福建巡撫開缺，康熙帝曰：「陳璸操守清廉，是一正人，但無甚才能，江南地方煩劇緊要，非伊所能。福建地方伊尚熟悉，著調福建巡撫，令速赴任。」，遂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調任福建巡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以病乞休，詔慰留之，同年十月初三日，卒於福建巡撫官署，享壽六十三歲。追授禮部尚書，諡清端。雍正八年（1730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恩賜其孫陳子良舉人。
陳璸 評價
陳璸為知名的清官，逝世後曾被康熙帝親口讚賞，言曰：「陳璸居官甚優，操守極清。朕亦見有清官，如伊者朕實未見；既從古清官，亦未見有如伊者。」
陳璸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明史卷二百九十四》，出自《明史》
《清史稿·卷277》，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奧凱航空
奥凯航空公司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其基地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IATA：BK，ICAO：OKA。
奧凱航空 历史
2004年6月，奥凯航空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
2005年2月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获得运营执照。同年3月11日，奥凯航空执行了其航班号为BK2811的首个航班天津-长沙-昆明。
2008年12月2日，由于担心内部股东和管理层的矛盾影响航空安全，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要求奥凯航空要在12月15日至1月15日停航一个月。
2010年3月5日，大田集团出资5亿元人民币收购奥凯航空100%股权，其中包括均瑶集团持股63%，大地桥公司持股26%，三名自然人持股11%。大田集团董事长王树生任奥凯航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4年5月23日，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与湖南省政府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奥凯航空将大力发展在湘客货运输业务，把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建设为其主运营基地之一。
奧凱航空 历史
2014年8月中旬，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复同意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为基地设立湖南分公司。
2014年12月12日，奥凯航空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此举标志着奥凯航空以湖南为重点，全力进军中国中部航空市场。
2016年10月30日起，奥凯航空不再运营新舟60，支线业务并入幸福航空。
2017年1月11日，奥凯航空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在海南省三亚签署奥凯航空陕西运营基地项目入区协议，该协议致力于开发建设奥凯航空陕西运营基地，项目用地面积约60亩，总投资约3.1亿元。
奧凱航空 与Fedex合作
聯邦快遞依托奥凯航空航线资源推出国内快递服务，双方签订协议5年。全新的国内快递业务于2007年6月投入运营，为北京、上海、广州、佛山、宁波等19个城市提供次日送达限时服务，以及为全国200多个城市提供次日和隔日送达服务。2008年12月2日，由于担心内部股东和管理层的矛盾影响航空安全，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要求奥凯航空要在12月15日至1月15日停航一个月，因此联邦快递中断了与奥凯航空的合作。
奧凱航空 MA60的运营情况
2007年7月18日，与中航工业下属的西飞公司、租赁公司签署了10架新舟60飞机的合同，国产支线客机首次以融资租赁的模式批量进入国内市场。
2008年7月31日，首架新舟60飞机交付奥凯航空公司。
2015年1月29日下午，奥凯航空新引进的第13架新舟60（机身号：B3725）国产飞机顺利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至此，奥凯航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舟飞机运营商。
2016年10月30日起，奥凯航空不再运营新舟60，支线业务并入幸福航空。
三級方程式賽車
三級方程式賽車（Formula 3，簡稱F3）是高成本花費和高技術等級的單座位四輪方程式賽車比賽，賽事等級僅次於一級方程式賽車和GP2及GP3。三級方程式賽車的賽事由國際汽車聯盟（FIA）所舉辦，三級方程式可以指三級方程式（F3）和三級方程式等級的賽事。
許多一級方程式車手在進入一級方程式賽車前都曾參加三級方程式賽車，所以三級方程式賽車一向被視為培育一級方程式車手的搖籃，當中最著名的車手有冼拿、米高·舒麥加和米高·夏健倫等。
三級方程式賽車 三級方程式賽車
三級方程式有類似一級方程式的賽車外形，是同一類型講求速度和專業的賽車。與一級方程式最大差別在於跑車的馬力大小，F1跑車可突破900匹馬力，而F3則是350匹。按照國際汽聯（FIA）的規則，三級方程式賽車使用的為無坑紋的賽車胎和擾流器。現時，達諾拉承辦了差不多全部三級方程式車隊的底盤生產業務，但萊立，法國的Mygale和SLC都有少量的底盤出產。
賽車的引擎則被限制在一個3.4公升，V6的四衝程自然吸氣引擎，而進氣口需配置一個直徑為26毫米的限制器。該引擎須來自一種量產而且合法在道路上行走的汽車，而且只能作有限度的改裝。現時，在澳門格蘭披治中參賽的車隊大部分使用福士、梅塞德斯、無限本田及豐田的引擎；而西班牙及意大利的錦標賽則統一使用飛雅特引擎；雷諾，三菱等的品牌也曾經有車隊使用。
甘肃北山
甘肃北山又称走廊北山，由西至東包括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等，由一系列雁行状山脉组成。东西长1000多公里，海拔在1000-3600米。地理范围东起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弱水西岸，西南至新疆罗布泊洼地东缘，南起疏勒河北岸，北达中蒙边境。面积8.8万平方公里。气候干燥，在长期风化和洪积的作用下，山体剥蚀表面呈现碎砾石状，部分山体已准平原化。
北山与祁连山（南山）遥遥相对，将河西走廊夹于其间。
甘肃北山 合黎山
合黎山在甘肃省张掖市北部，走廊北山中段。沿西北东南向呈带状分布。山间较为平坦。最高峰东大山，海拔3633米，同时为走廊北山的最高峰。河西走廊方向的南坡较陡，风化作用显著，为剥蚀中山，山体低矮，岩石裸露。阴坡较为平缓，受海拔和气候影响，植被垂直分布。自山顶至海拔3200米为高山草甸及灌木丛，2700-3200分布有云杉森林，东大山是张掖市唯一的自然森林区，列为甘肃省自然森林保护区。2700米以下为山地荒漠草原带。较平缓的黄土丘陵一直延伸至巴丹吉林沙漠。
甘肃北山 龙首山
龙首山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到金昌市，走廊北山东段。
马鬃山
41°31′26″N 97°7′10″E﻿ / ﻿41.52389°N 97.11944°E﻿ / 41.52389; 97.11944
马鬃山位于位于甘肃河西走廊北端，北与蒙古国接壤，东接阿拉善高原，主峰海拔2583米。是甘肃北山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马鬃山地区曾经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恐龙化石、鱼类化石、硅化木化石及其他动植物化石。马鬃山苏木因此山而得名。
曹州教案
曹州教案，亦称鉅野教案，发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鉅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磨盘张庄的天主教堂2名在堂内的德国聖言會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由于不明原因被杀死。
曹州教案 事件
教案发生在张家庄（今磨盘张庄），薛田资是张家庄的本堂神父，另外两位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来探望他。薛田资是这样描述此事：在午夜上床睡觉前，传教士们进行諸聖节的安魂曲弥撒练习。薛田资把房间让给了客人过夜，自己搬进了一个空着的搬运工房间。传教士们认为这个地区很安全，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薛田资也没有锁上房门。在传教士们睡觉后不久，二十到三十名武装袭击者闯进传教团大院，他们打破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住房的门并杀死两人。攻击者搜寻薛田资但没有找到，当地的中国教徒来到现场时袭击者撤退了。两名受害者被中國教徒发现时已经有多处刺伤，據推測在午夜前不久死亡。
至今仍未知道谁是袭击者，但最普遍认为是大刀會制造这场袭击。薛田资将此事归咎于邻近村庄（曹家庄）的看守，原因是典狱长与有钱亲戚间发生争执，因后者皈依天主教并拒绝支付当地寺庙宴席的费用。
曹州教案 后果
在曹州教案发生后不到两週，德意志帝国就以杀害传教士为由占领了胶州湾。在德国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免去许多山东官员（包括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职务，并自费在该地区（济宁、曹州和鉅野）修建三座天主教堂，被袭击的使团获得3000两银子赔偿，并获得该地区建造七座防御设施的权利，同样由清政府支付费用。这一定居点加强山东省南部的传教，也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原因。其他列强（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开始模仿德国争夺殖民地，以此确保自己在中国的势力。
曹州教案 评论
历史学家保罗·科恩将曹州教案称为“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活动增强过程中的开口楔子”，约瑟夫·W·埃舍利克称，曹州教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擬人論
擬人化（英語：Anthropomorphism），或譯擬人論、擬人法、擬人說、擬人主義、擬人作用、擬人觀、化人主義等，是將人類特徵、情緒或意圖歸屬於非人類實體。 它被認為是人類心理的一種先天傾向。 人類的情緒和行為特徵，經常被人類歸屬於人類以外動物物種。
擬人論 宗教和神話中的擬人論
一些宗教学者和哲学家反对拟人化的神。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570-480 BCE）说：“最伟大的神”酷似人“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心中”
拟人化的神被拒绝於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們都认为上帝是超越人类极限的存在。犹太教的拒绝长大的哈斯蒙尼时期（大约300 BCE）由于希腊哲学中成为注册在犹太人的信仰。犹太教的拒绝长大进一步的穆斯林文艺复兴时期（10世纪AD）后在12世纪编入13原则的犹太信仰撰写的迈蒙尼德。印度教徒不拒绝神的概念的抽象未列于载货单的，但要注意的问题;主奎师那在“博伽梵歌”第12章第5节说，这是更难以专注于神未列于载货单的形式，即比神，使用的拟人的图标（murtis），由于人类的需要，通过感官感知。
在他的书中云中面临的一个新的宗教理论，斯图尔特格思里的理论是，所有的宗教都是由于大脑的倾向自然现象来检测是否存在或其他人的痕迹anthropomorphisms发起的。
擬人論 修辭學上
修辞学中的拟人即指赋予抽象事物以虚拟的人的形象，例如死亡，慾望或战争。著名的例子请见启示录中的四骑士。
在古典修辞学中，拟人是一种修辞格，具体来说是一种转义手法，常用来获得情绪感染力。在修辞理论中，常区分拟人（将无生命却实际存在的事物拟人化）和其他修辞手法，诸如呼语，直接称呼不在场的人物或抽象的概念。
拟人修辞举例:
树嘴饥渴地紧贴着大地，
胸膛里流淌的乳水如蜜。 乔伊斯·基尔默，樹。
呼语修辞举例:
哦，雄辩的、正义的、强大的死亡！ 沃尔特·雷利，世界历史。
擬人論 科學上
在科學中，使用擬人語言暗示動物有意圖和情感在傳統上被棄用，因為這表明缺乏客觀性。生物學家被警告要避免假設動物與人類具有相同的心理、社會和情感能力，而是依賴於嚴格可觀察的證據。1987年出版的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nimal behaviour建議：「最好研究行為，而不是試圖了解任何潛在的情感。」
靈長類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弗蘭斯·德瓦爾寫道：「長期以來，賦予動物人類情感一直是科學的禁忌。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有可能遺漏一些關於動物和我們的基本知識。」與此同時，人們對類人猿語言能力的認識也越來越高，並承認他們是工具製造者，具有個性和文化。
1992年，獸醫布魯斯·福格爾（Bruce Fogle）在一篇關於貓的文章中指出，「人類和貓的大腦中負責情緒的神經化學物質和區域相同」作為證據，論證「提及貓擁有嫉妒等情緒並非擬人化」。
萨缪尔·贝克特
萨缪尔·贝克特（英語：，1906年4月13日—1989年11月10日），20世纪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与诗人，成年后常居法国巴黎，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1969年，他因“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萨缪尔·贝克特 生平
贝克特出生于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程估价员，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法国新教徒。幼时，他曾在德国人开设的幼儿园和法国人开设的中学接受教育，这些都培养了他杰出的语言才能，为他日后用英、法两种语言创作打下基础。
贝克特的板球打得十分出色，是一名左手击球手和左臂中速投球手。曾代表都柏林大学和北安普敦郡打过两场一级比赛。因此，他成为唯一一位被选入号称板球圣经的维斯登板球运动员的年鉴的诺贝尔奖得主。
1927年，贝克特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学士学位。1928年，他因出色的多语言才华而被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用为英文教师，并移居巴黎。在巴黎期间，贝克特的思想日益成熟。他结识了同样旅居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他们共同翻译了很多爱尔兰的文学作品。
1930年，贝克特离开巴黎，回到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法文，并开始钻研笛卡尔的哲学，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两年后，贝克特因不喜欢枯燥的教书工作而辞职，开始漫游欧洲。彼时的爱尔兰推行所谓“神权政治”和严格的书籍检查法令，这些都让贝克特非常反感。于是他于1938年起正式定居巴黎。
萨缪尔·贝克特 生平
贝克特与他的母亲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曾在多部作品中描写过这种心理体验。即使在巴黎定居后，贝克特每年都要回国探望母亲。然而，母亲对宗教的虔敬信仰却并未影响到贝克特。他曾说过：“对我来说，信仰是一种无聊的感觉，因此我放弃了它。”与此相反，从青年时代开始，贝克特就喜欢新潮哲学，并对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思潮产生浓厚兴趣。20年代与乔伊斯的结识，使得贝克特深受意识流文学的影响。他甚至专门撰写过题为《但丁、布鲁诺、维柯与乔伊斯》（，1930年）和《论普鲁斯特》（1931年）的论文。这些研究工作是日后贝克特创作的重要理论支柱。
贝克特一生行事低调，埋头创作，很少谈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在他的祖国爱尔兰，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同时代的许多大师一样，贝克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在战争中所遭遇的劫难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刻的、理性的思考。旅居法国期间，他就曾经参加过巴黎的地下反纳粹组织，并曾受到盖世太保的追捕。大战结束后，他也曾为爱尔兰红十字会工作。直到1945年底返回巴黎，他才开始从事专职的文学创作。早年的这些阅历使贝克特的作品始终将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状态作为思索和描述的对象。
萨缪尔·贝克特 创作
贝克特一生的创作经历，以1952年话剧《等待戈多》的上演为标志而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创作小说，而后期则主要写剧本。尽管如此，贝克特的文学风格却始终没有很大变化，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远离现实主义传统的道路。
早年的贝克特深受意识流文学的影响。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深恶痛绝。他曾指责当时的读者只愿意“不费劲地”阅读“形式与内容严格分离”的作品，而不愿意接受像乔伊斯小说那种“直接表述的”作品。1937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已经变得很困难，甚至无意义了。语法与形式！它们在我看来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浴衣和绅士风度一样落后。”，并声称：“为了美的缘故，向词语发起进攻。”
因此，在贝克特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他绝少涉及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类生存的困惑、焦虑、孤独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丧失自主意识后的悲哀。他喜欢用一些生活的碎片和幻象来负载哲学思想。他的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其晦涩程度和当时勃兴的意识流小说并无差别。
萨缪尔·贝克特 创作
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菲》出版于1938年，在小说中他构画了一个“精神衰弱的唯我主义者”，第一次较全面的展示了贝克特对文学创作的思索。
贝克特早期的小说作品中，最重要的三部曲系列《莫洛瓦》（1951年）、《马龙之死》（1951年）和《无名氏》（1953年）。贝克特作为一流小说家的地位由这三部连贯的作品奠定。这三部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和《莫菲》是基本类似的，却在形式上做出了很多革新。贝克特吸取了法国诸多文学流派的元素，包括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技法。在内容上，故事和情节已经被彻底淡化，主人公被限定在极小的空间内，甚至形体本人也已经非人化，如同是一些在寻找替身的符号系统。这种特质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主义的范畴，而是已经具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气质了。
贝克特的小说在结构上独树一帜。他的小说大多采用一种环形封闭的结构，情节不断繁衍而又不断消解。主要情节被不断打结和扯断，直至被叙事彻底解构。
萨缪尔·贝克特 创作
总体来看，贝克特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由于语言和结构实验走得过于极端，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很难解读的私人写作。进入50年代后，贝克特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实验已经没有继续前行的可能了，于是开始转向戏剧创作。
作为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和集大成者，贝克特一生共创作了30多个舞台剧本，其中有20多个被拍成电视剧或电影。其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是《等待戈多》、《剧终》和《啊，美好的日子！》。
《等待戈多》（1952年）是贝克特的代表作，也是荒诞派戏剧的奠基之作。它于1953年在巴黎巴比伦剧院首演，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比较不宽容的伦敦上演后，倍受嘲弄，甚至引发评论家群起而攻。1956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被美国评论界讥称为“来路不明的戏剧”。直到70年代才开始被评论界接受并赞誉，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剧本之一。
《等待戈多》是一个两幕剧，出场人物只有5个。全剧的主题就是两个百无聊赖的人在等待“戈多”，而戈多却始终没有出现。剧情上没有任何发展，结尾是开端的重复，没有冲突，只有一些乱无头绪的对话。舞台的背景也显得简陋、压抑，令人窒息。
萨缪尔·贝克特 创作
西方评论界对《等待戈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而贝克特始终拒绝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做出解释。比较通行的看法是：戈多是一种象征，可能是“虚无”、“死亡”也可能是某种被追求的超验。戈多代表了生活在惶恐不安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未来若有若无的期盼。英国评论家马丁·艾斯林认为：“这部剧作的主题并非是戈多而是等待，是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的等待。”
贝克特后期的剧作，如《剧终》等，基本也都延续了《等待戈多》所奠定的风格基调。从某种程度上看，贝克特的创作思路深受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的影响。而由他和欧仁·尤内斯库所开创的荒诞派戏剧的传统，也可以看作是存在主义小说在戏剧舞台上的延伸。
萨缪尔·贝克特 评价
贝克特后半生定居法国，没有取得法国国籍。贝克特使用法语而不是盖尔语进行创作，他的祖国爱尔兰也拒绝承认他的国民身份。贝克特的思维始终是欧洲的。他的同胞萧伯纳或叶芝，带有民族主义的意味。
贝克特一生最高的成就体现在他对荒诞派戏剧做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他的一系列优秀剧作，使得荒诞派戏剧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壮大的文学流派跻身后现代主义阵营。尽管贝克特的作品至今仍受到很多争议，但他作为20世纪一流文学大师的地位确是毫无疑问的。英国学者沁费尔如是评价：“就贝克特而言，他的剧作对人生所做的阴暗描绘，我们尽可以不必接受。然而他对于戏剧艺术所做出的贡献却足以赢得我们的感激和尊敬。他描写了人类山穷水尽的苦境，却把戏剧艺术引入了柳暗花明的新村。”
述律平
述律平（879年10月19日—953年8月1日），小字月里朵，兰陵萧氏，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册为地皇后；及崩，谥贞烈皇后，后改谥淳钦皇后，追尊应天皇后。阿保机逝后（926年），以皇太后身份辅政，直至953年崩逝。两度干预皇位传承，重塑契丹社会寡妇礼制认知，影响深远。
述律平不仅主导两次皇位更迭，更重塑契丹文化：传统契丹社会要求寡妇殉葬，她以“国家无主”为由拒殉，断手代之，为贵族女性树立新范式，打破旧制束缚。彼时汉人太后多隐于幕后行权，而契丹女性地位远高于汉人女性。述律平于阿保机、辽太宗两朝，皆公开参决国政，彰显契丹“女主预政”之独特传统，与汉人太后行权模式迥异。
述律平 生平
述律平生于唐乾符六年（879年）。其高祖父述律糯思，传为回鹘人后裔；父述律婆姑（姓拔懒，名月椀，字婆姑，曾任梅里、阿扎豁只等职，故又称婆姑梅里、容我梅里、阿扎豁只，墓志中尊称为“阿主”），效力于契丹遥辇氏部落；母为匀德恝王之女耶律撒葛只，墓志尊称“撒葛只迷己”（迷己是契丹语对长辈女性的尊称），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祖父耶律匀德实之女，故述律平与阿保机为表亲。述律平应为回鹘人和蒙古人种的混血。根据学者乌拉熙春的研究，耶律撒葛只与前任丈夫拔里谐里育有两子萧敌鲁（拔里国舅大翁帐）、萧实鲁（蔑古乃宰相阿钵隐帐），为述律平异父兄，耶律撒葛只嫁给述律婆姑后，所生第一个孩子即述律平，后又生三子蕭阿古只（拔里国舅小翁帐）、萧缅思（拔里国舅尚父帐）、萧室鲁。耶律撒葛只亦生数女，除述律平外，还有撒懒老骨之母（未详一婚所生还是她父亲与前妻所生），是述律平的姐姐，另外一女迪里古娘子则比述律平年幼。述律平后嫁与阿保机为妻，婚期不详，育三子耶律倍、耶律德光、耶律李胡，另育一女耶律质古，后嫁与述律平之胞弟室鲁。
述律平 生平
耶律阿保机得位，述律平颇有助力。昔时契丹八部酋长轮值“可汗”之位，任期三年，任满则传于他部。阿保机欲打破此制，遂依述律平之计，设宴宴请诸部酋长，酒酣之际命士卒尽诛之，自此独掌契丹大权。神册元年（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建国号契丹，是为辽朝，册述律平为皇后，是为地皇后。神册二年（917年），加号应天大明地皇后。史载其勇决有谋，常参决军机。阿保机征党项，逾沙漠而西，命其留守大本营。黃頭、臭泊二室韋部闻讯欲来袭，述律平预知其谋，设伏以待，大破之，自此威名远播于游牧诸部。她尝拒拜母与婆母，言：“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时沙陀晋王李存勖与后梁交兵，遣使通好契丹，尊阿保机为叔，奉述律平为婶。天赞元年（921年），晋将卢文进叛降契丹，力劝阿保机南征；恰逢晋之盟友赵王王镕被弑、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为养子王都所逐，王镕养子张文礼、王处直子王郁皆求援于辽，力促阿保机乘势取二镇。阿保机从之，举兵南伐，述律平极力反对。后辽军为晋军所败，被迫撤兵。
述律平 生平
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大举征渤海国，灭之，置东丹国，册长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之；同时封次子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史称此次征伐，多采述律平之谋。渤海既平，阿保机旋崩。时述律平与耶律倍在东安，为肃清异己，召诸将吏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复召其夫，泣问：“汝思先帝乎？”众答：“先帝恩重，岂得不思？”她应声曰：“果思之，宜往见之。”尽杀之。遂留阿保机弟耶律安端暂守东丹，携耶律倍护太祖灵柩北还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抵临潢后，述律平属意次子耶律德光，欲废长子耶律倍。乃集诸部酋长及二子，言：“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皆知其心意，争相执耶律德光之鞚，遂立为皇帝，是为辽太宗。耶律倍愤懑，率数百骑欲奔后唐，为边兵所截。述律平未加惩处，遣其归东丹国。俄罗斯学者认为，述律平偏爱耶律德光，盖因耶律倍深嗜汉文化。《辽史》载，耶律倍不仅精通汉语读写，更将道家典籍译为契丹文。
述律平 生平
太宗即位，尊述律平为皇太后，军国大政多决于她。她为辽太宗纳己弟室鲁之女萧温为后（契丹后族自此改姓兰陵萧氏，取代原述律氏）。辽太宗性孝，述律平有疾不食，辽太宗亦辍食。任汉臣韩延徽为相，释阿保机时所囚后唐使者姚坤，遣使赴后唐告丧。述律平仍持续铲除异己，常谓欲杀者“为我达语于先帝”，押至阿保机墓前处决，前后死者数百人。一日欲杀赵思温，赵思温抗命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她对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顾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遂自断一臂，命葬于阿保机墓中，赵思温得免。另说她本欲殉葬，为亲族劝阻，乃断手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