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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临时管辖权是指法院可以行使其权力的时间段。诉讼时效不适用于《规约》所界定的任何罪行。这并不完全具有追溯力。个人只能因2002年7月1日或之后发生的罪行而受到起诉，2002年是《罗马规约》生效的日期。如果一个国家在2002年7月1日之后成为《规约》缔约国，因此成为法院成员，那么法院就不能在某些案件的成员日期之前行使管辖权。例如，如果《规约》于2003年1月1日对一个国家生效，法院只能对该国发生的或该国国民在2003年1日或之后犯下的罪行行使临时管辖权。
为了启动调查，检察官必须（1）有“合理的依据相信已经或正在犯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2）调查符合互补原则，（3）调查符合司法利益。
互补性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国家不愿意或无法起诉的情况下，法院才会起诉个人。因此，如果已经或正在对犯罪进行合法的国家调查或诉讼，法院将不会提起诉讼。无论国家诉讼的结果如何，这一原则都适用。即使调查在没有提出任何刑事指控的情况下结束，或者如果国家法院宣布被告无罪，只要法院确信国家诉讼是合法的，法院也不会就有关罪行起诉个人。互补性原则的应用最近受到了理论上的仔细审查。
只有在犯罪“严重程度足以证明法院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正当性”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提起诉讼。
检察官将启动调查，除非“有充分理由相信调查不符合司法利益”，而“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和受害者的利益”。此外，即使已经开始调查，而且有确凿的事实证明有必要起诉，而且没有其他可受理性问题，检察官必须“考虑到所有情况，包括罪行的严重性、受害者的利益、被指控的犯罪者的年龄或身体虚弱，以及他或她在被指控的罪行中的作用”，确定起诉是否符合司法利益。
国际刑事法院 个人刑事责任
法院对自然人具有管辖权。根据《罗马规约》，在法院管辖范围内犯罪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并应受到惩罚。根据《罗马规约》，一个人对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负有刑事责任和惩罚责任，如果该人：无论是作为个人、与他人共同还是通过他人犯下这种罪行，无论该人是否负有刑事责任；命令、教唆或诱导实施事实上发生或企图实施的此类犯罪；为便利实施此类犯罪，协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或企图实施，包括提供实施手段；以任何其他方式促成一群出于共同目的的人实施或企图实施此类犯罪。就灭绝种族罪而言，直接和公开煽动他人实施灭绝种族罪；试图通过采取实质性步骤开始执行的行动来犯下这种罪行，但由于与个人意图无关的情况，犯罪没有发生。
国际刑事法院 程序
审判是在普通法和民法的混合司法系统下进行的，但有人认为，法院的程序取向和性质仍在演变。三名法官中的大多数，作为法官审判中的事实审查员，可以作出裁决，其中必须包括充分和合理的陈述。审判应该是公开的，但诉讼程序往往是不公开的，公开审判的例外情况没有详细列举。为了保护证人或被告以及机密或敏感证据，允许进行秘密诉讼。传闻和其他间接证据通常不被禁止，但有人认为，法院受到传闻例外的指导，这在普通法体系中很突出。没有传票或其他手段来强迫证人出庭，尽管法院有一些权力强迫那些选择出庭的人作证，比如罚款。
《罗马规约》规定，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被推定为无罪，并规定了被告和人员在调查期间的某些权利。其中包括充分了解对他们的指控的权利；免费聘请律师的权利；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以及讯问针对他们的证人的权利。
为了确保辩护团队和起诉团队之间的“武器平等”，国际刑事法院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辩护律师办公室，为被告及其律师提供后勤支持、咨询和信息。《任择议定书》也有助于在调查的最初阶段保障被告的权利。托马斯·卢班加的辩护团队表示，他们得到的预算比检察官少，证据和证人证词迟迟没有送达。
国际刑事法院 程序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其《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一大创新是赋予受害者一系列权利。在国际刑事司法史上，受害者根据《规约》首次有机会向法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法院的参与可能发生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参与的时间和方式将由法官决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法院诉讼将通过一名法律代表进行，并将“以不损害或不符合被告权利和公平公正审判的方式”进行。
《罗马规约》中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条款为受害者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并在适当情况下为自己的痛苦获得某种形式的赔偿。人们希望，正是这种试图在报复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之间取得平衡的目的，将使国际刑事法院不仅能够将罪犯绳之以法，而且能够帮助受害者自己获得某种形式的正义。国际刑事法院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允许他们参与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利益，以便他们能够帮助塑造法院的真相、正义和赔偿结果。
国际刑事法院 程序
第43条第（6）款设立了一个受害者和证人股，为证人、出庭的受害者以及因证人作证而面临危险的其他人提供“保护措施和安全安排、咨询和其他适当援助”。第68条规定了“保护受害者和证人及其参与诉讼程序”的程序。“法院还设立了受害者公共顾问办公室，为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表提供支持和援助。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证人保护计划，而是必须依靠国家计划来保护证人的安全。
国际刑事法院的受害者也可以根据《罗马规约》第七十五条要求赔偿。只有当被告被定罪并由法院法官酌情决定时，才能要求赔偿。到目前为止，最高法院已下令对托马斯·卢班加进行赔偿。赔偿可以包括赔偿、恢复原状和康复，但其他形式的赔偿可能适用于个人、集体或社区受害者。《罗马规约》第七十九条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在下达赔偿令之前向处于某种情况下的受害者提供援助，或者在被定罪者没有钱的情况下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赔偿。
国际刑事法院 程序
国际法的原则之一是，未经第三国同意，条约不得为其规定义务或权利，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规定了这一点。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设想，非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属于自愿性质。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仍有义务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当联合国安理会将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时，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有义务合作，因为其决定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约束力。此外，有义务尊重和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这源于《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反映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绝对性质。
国际刑事法院 程序
关于调查和证据收集方面的合作，《罗马规约》暗示，非缔约国的同意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其领土内进行调查的先决条件，他似乎更有必要遵守该国提出的任何合理条件，因为这种限制对《规约》缔约国来说是存在的。考虑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合作方面的经验（该法庭遵循的是首要原则，而不是互补原则），一些学者对国际刑事法庭获得非缔约国合作的可能性表示悲观。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不合作的非缔约国采取的行动，《罗马规约》规定，当非缔约国在与国际刑事法院达成临时安排或协议后拒绝合作时，国际刑事法院可在其提交该事项时通知缔约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
目前尚不清楚国际刑事法院在多大程度上与和解进程相兼容，和解进程将特赦侵犯人权者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罗马规约》第十六条允许安全理事会阻止法院调查或起诉案件，第五十三条允许检察官在认为“调查不符合司法利益”的情况下酌情不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前院长Philippe Kirsch表示，“一些有限的大赦可能符合”一个国家根据《规约》真正调查或起诉的义务。
有时有人认为，为了允许权力从滥用权力的政权和平移交，大赦是必要的。国际刑事法院剥夺了各国特赦侵犯人权者的权利，这可能会使谈判结束冲突和向民主过渡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对上帝抵抗军四名领导人的逮捕令尚未执行，一些人认为这是结束乌干达叛乱的障碍。捷克政治家Marek Benda认为，“在我们看来，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种威慑，只意味着最糟糕的独裁者将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保留权力”。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认为，赦免被控犯有战争罪和其他严重罪行的人违反了国际法。
国际刑事法院 设施
法院的正式所在地是荷兰海牙，但其诉讼程序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2015年12月14日，法院搬进了位于Oude Waalsdorperweg 10的海牙第一个永久性办公场所。作为海牙国际区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和平宫、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司法组织、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海牙世界论坛，毗邻城市北部边缘的沙丘景观。国际刑事法院的拘留中心离这里不远。
新建筑的土地和资金由荷兰提供。此外，东道国组织并资助了2008年底开始的建筑设计竞赛。
国际评审团从171名申请人中选出了三名建筑师，以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丹麦公司schmidt hammer lassen最终被选中设计新场地，因为其设计符合国际商会的所有标准，如设计质量、可持续性、功能和成本。
营房的拆除工作于2011年11月开始，并于2012年8月完成。2012年10月，完成了总承包商的招标程序，选择了Visser&Smit Bouw和Boele&van Eesten（“Courtys”）组合。
国际刑事法院 设施
该建筑占地面积紧凑，由六个相连的建筑体组成，并以花园为主题。最高的绿色立面建筑位于设计的中间，是容纳三个审判室的法院大楼。大楼的其余部分容纳了国际刑事法院不同机构的办公室。
直到2015年底，国际刑事法院一直设在荷兰提供的海牙临时办公场所。临时总部以前属于KPN，位于该市中东部的Maanweg 174。
国际刑事法院的拘留中心既容纳了被法院定罪并正在服刑的人，也容纳了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前被拘留的嫌疑人。它由12个牢房组成，位于海牙哈兰登刑事法院舍维宁根分院，靠近国际刑事法院亚历山大卡泽内总部。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关押的嫌疑人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共用一些设施，如健身室，但与国际刑事法院关押的嫌疑人没有联系。
国际刑事法院在纽约设有联络处，在其开展活动的地方设有外地办事处。截至2007年10月18日，法院在坎帕拉、金沙萨、布尼亚、阿贝歇和班吉设有外地办事处。
国际刑事法院 资金
国际刑事法院的经费来自缔约国的捐款。每个缔约国的应付金额是使用与联合国相同的方法确定的：每个国家的缴款是基于国家的支付能力，这反映了国民收入和人口等因素。一个国家在任何一年可以支付的最高金额都限制在法院预算的22%以内；日本在2008年支付了这笔款项。
法院在2007年花费了8050万欧元。缔约国大会批准了2008年9040万欧元、2009年1.012亿欧元、和2017年1.416亿欧元的预算。截至2017年4月，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由来自大约100个国家的800人组成。
国际刑事法院 迄今为止的诉讼历史
国际刑事法院于2006年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涉及对被控招募儿童兵的刚果军阀托马斯·鲁班加·蒂耶罗的战争罪指控；他随后于2012年被定罪，这是法院历史上的第一次。检察官办公室已展开12项正式调查，并正在进行另外9项初步审查。
数十人在国际刑事法院被起诉，其中包括乌干达叛军领导人约瑟夫·科尼、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利比亚国家元首穆阿迈尔·卡扎菲、科特迪瓦总统洛朗·巴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副总统让-皮埃尔·本巴。迄今为止，检察官已对以下14种情况展开调查：阿富汗；布隆迪；两个在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苏丹达尔富尔；刚果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乌干达；孟加拉国，缅甸、巴勒斯坦和委内瑞拉。此外，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以下六种情况进行初步审查：哥伦比亚、尼日利亚、菲律宾、乌克兰和玻利维亚。
法院预审分庭已公开起诉52人。对22人的诉讼正在进行中：16人在逃，一人处于预审阶段，5人正在审判中。对30人的诉讼已经完成：两人正在服刑，七人已刑满，四人被无罪释放，七人被撤销对他们的指控，三人被撤回对他们的起诉，七人在对他们的诉讼结束前死亡。
国际刑事法院 迄今为止的诉讼历史
Thomas Lubanga、Germain Katanga和Mathieu Ngudjolo Chui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卢班加和加丹加被定罪，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监禁，而崔被判无罪。
让-皮埃尔·本巴的判决于2016年3月作出。本巴被判犯有两项危害人类罪和三项战争罪。这标志着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判定某人犯有性暴力罪，并在其定罪中增加了强奸罪。法院上诉庭于2018年6月推翻了对本巴的定罪。法院拒绝赔偿本巴在10年监禁期间遭受的损失。有人认为，这一裁决对法院目前的权力提出了重要问题。
恩塔甘达案（刚果民主共和国）、本巴等人审调处案和洛朗·巴博·布莱·古德案在科特迪瓦局势中的审判正在进行中。班达在苏丹达尔富尔的审判原定于2014年开始，但开始日期被取消。
对乌干达人Dominic Ongwen和马里人Ahmad al-Faqi al-Mahdi的指控已得到证实；截至2020年3月，两人都在等待审判。
2020年7月6日，两个维吾尔族活动家团体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其调查中国官员对维吾尔人的罪行，包括种族灭绝指控。
国际刑事法院 迄今为止的诉讼历史
2023年3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对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总统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利沃娃·贝洛娃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绑架儿童。普京成为第一位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家元首。俄罗斯则对于参与宣判其相关人士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罪行负上责任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发布通缉令。尽管俄罗斯于2016年撤回对《罗马规约》的签署，因此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員；但是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即是接受法院管辖的当事方，普京等人因对乌克兰人民的犯行而被檢控并受全球通缉，如果普京前往任何缔约国，均可能被地主国政府逮捕。
国际刑事法院 迄今为止的诉讼历史
2023年12月29日，南非向國際法院提起針對以色列的訴訟，指控以色列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南非要求國際法院發布臨時措施，包括命令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南非也是2023年11月將戰爭移交國際刑事法院的五個國家之一。2024年5月20日，寻求以涉嫌与加沙战争有关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为由，对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在加沙地帶的負責人葉海亞·辛瓦爾（Yahya Sinwar）、卡桑旅領導人穆罕默德·戴夫（Mohammed Diab Ibrahim Al-Masri）和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前巴勒斯坦總理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11月21日，正式签发对戴夫、内塔尼亚胡、加兰特的逮捕令，辛瓦爾、哈尼亞据信已死亡而未被通缉。
2025年1月23日，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卡里姆·艾哈邁德·汗宣布對塔利班最高領導人海巴圖拉·阿洪扎達和首席法官阿卜杜勒·哈基姆·哈卡尼發出反人類罪的逮捕令，指控其自2021年奪取政權以來壓迫和迫害阿富汗婦女和女孩，剝奪其行動自由、身體控制、受教育與基本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權利。對不服從和反對者以包括謀殺、監禁、酷刑、強姦和其他性暴力方式殘酷鎮壓。
2025年3月11日，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因為在執政期間涉嫌大規模法外處決，違反危害人類罪，從香港返回菲律賓時在機場被捕，再被押解到荷蘭海牙接受審訊。
国际刑事法院 关系
与国际法院不同，国际刑事法院在法律上独立于联合国。《罗马规约》赋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某些权力，限制了其职能独立性。第13条允许安全理事会将本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局势提交法院处理（正如它在达尔富尔和利比亚局势中所做的那样，法院本不可能起诉这些局势，因为苏丹和利比亚都不是缔约国）。第16条允许安全理事会要求法院推迟12个月对案件进行调查。安全理事会可以无限期延长这种延期。这种安排给国际刑事法院带来了联合国机构固有的一些优势，例如使用安理会的强制执行权，但也造成了被安理会政治争议玷污的风险。
法院在许多不同领域与联合国合作，包括信息交流和后勤支持。法院每年向联合国报告其活动，缔约国大会的一些会议在联合国设施举行。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受《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关系协定》管辖。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开始以指数级的速度激增。与此同时，寻找惩罚国际罪行的方法的努力从法律专家的专属责任转向了与国际人权行动主义共同承担。
国际刑事法院 关系
非政府组织通过倡导和倡导起诉危害人类罪的肇事者，帮助创立了国际刑事法院。非政府组织密切监测国际刑院的声明和行动，确保代表国际刑院执行的工作实现其对民间社会的目标和责任。根据Benjamin Schiff的说法，“从规约会议开始，国际刑事法院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可能比非政府组织与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类似关系更密切、更一致，对法院来说也更重要。”
国际刑事法院 关系
有许多非政府组织正在处理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各种问题。非政府组织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是非政府组织在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类似目标上相互协调的一个保护伞。中金会在150个国家拥有2500个成员组织。最初的指导委员会包括来自世界联邦党人运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大赦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人权观察、议员促进全球行动和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代表。如今，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是中金公司的成员。这些组织的背景各不相同，既有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有专注于和平与正义使命的规模较小、更具地方性的组织。许多国家与各国密切合作，如国际刑法网络，该网络由海牙市政府以及荷兰国防部和外交部创建，主要由其资助。CICC还声称，一些组织本身就是联合会，如国际人权联盟联合会（FIDH）。
中金公司成员同意三项原则，只要其目标与之相匹配，就可以在中金公司的保护伞下工作：
国际刑事法院 关系
在CICC下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通常不追求法院工作之外的议程，而是可能为更广泛的事业而工作，如一般人权问题、受害者权利、性别权利、法治、冲突调解与和平。亚信协调努力，提高非政府组织向法院捐款的效率，并集中其对重大共同问题的影响力。从国际刑院方面来看，让国际刑院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与国际刑院接触是有益的，这样国际刑院官员就不必单独与数千个不同的组织互动。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协助创造了规范性的氛围，敦促各国认真考虑法院的成立。他们的法律专家帮助制定了《规约》，而他们的游说努力为其赢得了支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倡导批准《规约》并在成员国内部的专家和政治层面上努力通过必要的国内立法。非政府组织在缔约国大会的会议上有大量代表，它们利用ASP会议推动做出促进其优先事项的决定。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参与了《规约》进程，它们中的许多组织有合理的机会接触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官员。他们参与监督、评论和协助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
国际刑事法院 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经常依靠非政府组织与当地居民互动。书记官处新闻办公室人员和受害者参与和赔偿科官员为地方领导人、专业人员和媒体举办研讨会，传播有关法院的消息。这类活动通常由当地非政府组织主办或组织。由于在确定这些非政府组织中哪些是合法的方面可能存在挑战，中金公司的区域代表通常有能力帮助筛选和确定值得信赖的组织。
非政府组织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受到批评、劝告和压力的来源”。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严重依赖非政府组织。尽管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不能直接影响该组织的司法核心，但它们可以传播有关犯罪的信息，可以帮助找到受害者和证人，并可以促进和组织受害者的参与。非政府组织表面上评论法院的运作，“推动扩大其活动，特别是在新的司法领域，即冲突地区的外联、受害者的参与和赔偿，以及维护正当程序标准和捍卫‘武器平等’，并因此隐含地为国际刑院的未来发展制定了议程。“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相对不间断，这可能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比其国家代表更多的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机构历史知识的宝库，并且比该组织的一些雇员本身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虽然非政府组织希望塑造国际刑事法院，以满足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致力于的利益和优先事项，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反对该组织成员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施加的限制。非政府组织可以执行自己的任务，无论它们是否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任务兼容，而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应对其自身以及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任务的复杂性。
另一个问题是，非政府组织“夸大了他们对该组织的所有权，并且在推动法院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却未能重新定义他们的角色，使法院获得必要的独立性。”此外，由于大型人权组织和较小的以和平为导向的组织之间确实存在这样的差距，国际刑院官员很难管理和满足所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官员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追求自己的议程，他们将寻求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压，使其朝着自己的优先事项前进，而不一定理解或完全同情国际刑事法院运作所面临的无数限制和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和非政府组织界都避免公开或激烈地相互批评，尽管非政府组织发布了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咨询和警示信息。他们避免采取可能给最高法院的对手，特别是美国，更多谴责该组织的动机的立场。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16年10月，在一再声称法院对非洲国家有偏见后，布隆迪、南非和冈比亚宣布退出《罗马规约》。在当年晚些时候甘比亞结束了叶海亚·贾梅的长期统治后，冈比亚撤销了退出通知。2017年初，南非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裁定，由于未经议会同意，试图退出是违宪的，这促使南非政府通知联合国，它将撤销其退出决定。
国际刑事法院被指控有偏见，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只惩罚弱小国家的领导人，而忽视富裕和强大国家犯下的罪行。非洲领导人尤其表达了这种情绪，因为据称法院过度关注非洲，而它声称拥有全球授权。直到2016年1月，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在调查的9起案件都发生在非洲国家。
非洲批评人士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一支新殖民势力，试图进一步增强西方在非洲的政治和榨取利益。”。学者Awol Allo称将导致非洲面临这些挑战的法院根本问题描述为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而是欧洲中心主义。另一项分析表明，非洲国家的动机是对非洲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担忧：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关注所显示的主权不平等。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对肯尼亚副总统威廉·鲁托和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均在上任前受到指控）的起诉导致肯尼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要求肯尼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该国呼吁国际刑事法院的其他33个非洲缔约国撤回支持，这一问题在2013年10月的非洲联盟特别峰会上进行了讨论。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否认了针对非洲领导人的指控，并声称无论受害者身在何处，都会为他们挺身而出，但肯尼亚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访问了肯尼亚、南非、中国、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卡塔尔和其他几个国家，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尚未对其发出逮捕令，但他没有被捕；他说，对他的指控“言过其实”，国际刑事法院是针对他的“西方阴谋”的一部分。科特迪瓦政府选择不将前第一夫人西蒙娜·巴博移交法院，而是在国内对她进行审判。卢旺达驻非洲联盟大使Joseph Nsengimana认为，“这不仅仅是肯尼亚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正义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复杂的非洲问题不当”。时任非盟主席的埃塞俄比亚总理Hailemariam Desalegn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告诉联合国大会：“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方式给非洲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表示，人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不合理”，因此于2015年10月13日召开了非盟特别峰会。博茨瓦纳是国际刑事法院在非洲的著名支持者。在峰会上，非盟没有支持集体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提议，因为这一想法缺乏支持。峰会得出结论，现任国家元首不应接受审判，肯尼亚的案件应推迟审理。埃塞俄比亚前外交部长Tedros Adhanom表示：“我们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在伸张国际正义时采用的双重标准。”尽管有这些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还是要求William Ruto出庭受审。联合国安理会随后被要求考虑将对肯雅塔和鲁托的审判推迟一年，但遭到拒绝。11月，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响应肯尼亚对在任国家元首豁免的呼吁，同意考虑对《罗马规约》进行修正，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16年10月7日，在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调查布隆迪的政治暴力事件后，布隆迪宣布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在随后的两周里，南非和冈比亚也宣布打算离开法庭，据报道肯尼亚和纳米比亚也在考虑离开。这三个国家都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院在其历史上起诉的39人都是非洲人，法院没有努力调查与2003年入侵伊拉克有关的战争罪行。在当年晚些时候冈比亚总统选举结束了叶海亚·贾梅的长期统治后，冈比亚撤销了退出通知。南非高等法院于2017年2月2日裁定，南非政府的退出通知违宪且无效。2017年3月7日，南非政府正式撤销了退出意向。执政的非国大于2017年7月5日透露，其退出的意图成立。
在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对菲律宾不断升级的毒品战争展开初步调查后，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于2018年3月14日宣布，菲律宾将开始提交撤军计划，并于2019年3月17日完成退出程序。国际刑事法院指出，在菲律宾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期间，即2011年11月至2019年3月，它保留了对菲律宾的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23年3月，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宣布，俄罗斯不承认法院以乌克兰战争罪为由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的决定，并指出，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表示“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任何此类决定对俄罗斯联邦来说都是无效的”。
俄罗斯议会议长维亚切斯拉夫·沃洛丁在Telegram上回答说：“洋基，放开普京！”他称此举是西方“歇斯底里”的证据，“我们认为对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任何攻击都是对我们国家的侵略”。
南非外交部长纳莱迪·潘多尔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对所有应对违反国际法行为负责的领导人没有采取她所说的“不偏不倚的做法”。2015年6月，南非未能履行逮捕来访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的义务，邀请弗拉基米尔·普京参加在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2023年7月19日，南非宣布“根据双方协议”，普京将不会出席峰会。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代替普京出席会议。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24年9月，俄罗斯对在该年3月宣判为「袭击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负上责任的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发出逮捕令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波兰人皮奥特尔-霍夫曼斯基（Piotr Hofmanski）以及副院长伊瓦涅斯-卡兰萨和德国大法官贝特拉姆-施密特发出通缉令。另外，俄罗斯对同年6月宣判将儿童从乌克兰被占领土非法驱逐到俄罗斯负有责任的主审法官海克尔·本·马赫福德（Haykel Ben Mahfoudh），检察官卡里姆·阿萨德·艾哈迈德·汗（Karim Asad Ahmad Khan）和法官罗萨里奥·萨尔瓦托雷·艾塔拉（Rosario Salvatore Aitala）提起诉讼。
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军人保护法》（非正式地称为《海牙入侵法》），表示美国反对法院或其法庭未来可能的任何管辖权。该法案赋予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手段，释放被国际刑事法院拘留或监禁的任何美国或盟国人员，代表国际刑事法院或应国际刑事法院的要求”的权力。在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反对演变为“积极参与”，尽管没有努力批准《罗马规约》。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随后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敌意要大得多，类似于布什政府威胁要起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美国法院工作人员并对其进行金融制裁，以及对美国国民因涉嫌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和暴行而进行的任何调查实施签证禁令。这一威胁包括对120多个批准法院在这一进程中进行合作的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实施制裁。2017年11月，法图·本苏达建议法院考虑对阿富汗战争期间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指控，如美国武装部队和中央情报局涉嫌强奸和折磨、塔利班犯下的反人类罪以及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犯下的战争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没有管辖权，美国没有批准《罗马规约》。2020年，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法官推翻了此前不起诉的决定，授权对阿富汗战争罪指控进行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20年6月，继续进行的决定导致特朗普政府对法院发起了经济和法律攻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表示：“美国政府有理由怀疑国际刑事法院的诚实。司法部收到了大量可信信息，这些信息引发了人们对检察官办公室最高层长期存在的金融腐败和渎职行为的严重担忧。”。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回应称，“对宣布进一步的威胁和胁迫行动深表遗憾。”声明称，“这些袭击构成了升级，是干扰法治和法院司法程序的不可接受的企图”。“它们的宣布目的是在法院独立客观的调查和公正的司法程序中影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行动。”
2020年9月30日，美国知名人权律师宣布，他们将起诉特朗普及其政府——包括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财政部长史蒂文·马努钦、司法部长威廉·巴尔、OFAC主任安德烈亚·加基及其领导的部门——理由是特朗普的第13928号行政命令堵住了他们的嘴，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阻碍了他们为战争罪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工作。原告之一Diane Marie Amann表示，由于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受到制裁，如果她继续为被人贩子买卖、被杀害、遭受酷刑、性虐待并被迫成为儿童兵的儿童工作，她自己就有被没收家庭资产的风险。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21年1月4日，纽约市的美国地区法官Katherine Polk Failla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禁止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和支持法院工作的人（包括原告）实施刑事或民事处罚。
美国国务院辩称，“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和法官的权力制衡不足”，“对政治化起诉或其他滥用行为的保护不足”。美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现行法律是《美国军人保护法》（ASPA），116 Stat.820。ASPA授权美国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手段，释放被国际刑事法院、代表国际刑事法院或应国际刑事法院的要求拘留或监禁的任何美国或盟国人员”。这一授权使该法案被戏称为“海牙入侵法案”，因为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通过武力释放美国公民。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18年9月10日，约翰·R·博尔顿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中重申，国际刑事法院缺乏制衡，“对定义有争议和模糊的罪行行使管辖权”，未能“威慑和惩罚暴行罪行”。国际刑事法院是“多余的”，因为“国内司法系统已经要求美国公民遵守最高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他补充说，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试图起诉涉嫌在阿富汗虐待被拘留者的美国军人，美国将尽一切努力“保护我们的公民”。博尔顿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将被禁止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金将受到制裁，美国“将在美国刑事系统中起诉他们。我们将对任何协助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人的公司或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他还批评了巴勒斯坦就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侵犯人权的指控将以色列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努力。
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它将毫不气馁地继续调查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 批评与反对
2020年6月1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迈克·蓬佩奥和時任總統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参与调查美国武装部队在阿富汗犯下的反人类罪指控的官员和雇员及其家人实施制裁。此举受到多个人权及体育组织的广泛批评（后者可能是因为蓬佩奥在推特上宣布制裁时@了另一个同样简称为ICC的国际板球理事会）。美国下令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补充和合作司司长法基索·莫乔乔克，因为他们调查了2003年以来美军和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布林肯随后于2021年4月解除了制裁。特朗普于2025年2月再次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责其“针对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以色列采取非法和毫无根据的行动”。
关于独立的辩护律师办公室（OPCD），托马斯·卢班加的辩护团队表示，他们得到的预算比检察官少，证据和证人证词迟迟无法送达。
人权观察报告称，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团队没有考虑政府在乌干达、卢旺达或刚果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导致了一项有缺陷的调查，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在考虑了政府在冲突中的立场和行动后，没有得出裁决结论。
研究表明，国际刑事法院对犯有国际罪行的领导人的起诉使他们不太可能和平下台，这可能会延长冲突，并激励他们继续使用大规模暴力。也有人认为正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因此，国际刑事法院被用作干预正在进行的冲突的手段，期望对精英犯罪者的起诉、逮捕和审判对暴行罪行具有威慑和预防作用。尽管有这些正当的意图和巨大的期望，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司法作为和平手段的效力。”
国际刑事法院在没有国家合作的情况下无法成功审理案件，这有几个原因。这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在选择案件时行动不一致，无法受理棘手案件，并失去合法性。这也降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威慑价值，因为战争罪的潜在肇事者知道，他们可以通过接管政府和拒绝合作来逃避国际刑事法院判决。
在对国际刑法及其判例的法律分析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补充性基本原则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最初，互补原则的实际应用这一棘手问题出现在2008年，当时William Schabas发表了他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他学者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研究。2017年6月，Victor Tsilonis在纪念Nestor Courakis的文章中提出了同样的批评，检察官办公室的事件、做法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件强化了这一批评。他的论文基本上认为，西努西案可以说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批准整整11年后，互补性原则实际实施的第一次。
另一方面，2017年，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援引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奥塞梯地区局势互补的原则。此外，在某些非洲国家（最初是布隆迪、冈比亚和南非）威胁要撤回其批准书之后，Bensouda再次提到互补原则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核心原则，并在最新的检察官办公室2016年初步审查活动报告中更广泛地关注了该原则的适用。
一些倡导者建议国际刑事法院“超越互补性”，系统地支持国家起诉能力。他们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国家起诉更具成本效益，比受害者更可取，也更可持续。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是否应该对违反国际法的公司拥有管辖权，目前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企业可以而且确实侵犯人权，例如与冲突地区原材料有关的战争罪。批评者认为，起诉公司会损害互补性原则，根据国际法，这会赋予公司过大的权力，或者会损害公司的自愿倡议。John Ruggie认为，根据国际法，公司的管辖权应限于国际犯罪，而La Sabana大学的Nicolás Carrillo Santarelli则认为，它应涵盖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缺乏管辖权，但它在2016年宣布，将优先处理与土地掠夺、非法资源开采或企业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有关的刑事案件。拟议中的生态灭绝罪将对公司和政府具有管辖权。将生态灭绝定为犯罪的支持者认为，这将使国际刑事法院的优先事项从非洲转移开，因为大多数环境退化是由全球北方的国家和公司造成的。
失樂園
《失樂園》（英語：）是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以《舊約聖經·創世紀》為基础創作的史詩，文體為無韻詩，出版於1667年。第一版出版於1667年，共有10書（books）和一萬行以上的詩文；第二版出版於1674年，內容被編排成12書（books）（與維吉爾《埃涅阿斯記》格式相同），也做了些微修改和增加韻律學的註解。《失樂園》被認為是彌爾頓最著名的作品，彌爾頓因此被公認為該時代最著名的英國詩人之一。
《失樂園》內容立基於舊約聖經，講述人類墮落的故事：墮落天使撒旦誘惑亞當夏娃，導致他們被逐出伊甸園。而彌爾頓在第一書中表示他的宗旨是為了「辯證神對人類的所作所為」。
失樂園 概述
此書內容主要描述墮落天使路西法（撒旦）從對神的反叛失敗後再重新振作、他對人間的嫉妒，以及他運用他的謀略化身為蛇，引誘亞當和夏娃違反神的禁令偷嘗智慧樹（分別善惡樹）的果實，導致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彌爾頓說明本書是為了「辯證神對人類的態度」，和闡明神的預見與人類的自由意志之間的衝突。
彌爾頓融合了異教信仰、古希臘文獻以及基督教信仰，在此詩中探討了多樣的主題，從婚姻、政治（彌爾頓本人在英國內戰期間是活躍的政治份子）到君主政體；同時也辯證許多困難的神學議題，包括命運、宿命、三位一體、以及原罪和死亡在世界中的出現。另外還包含了天使、墮落天使、撒旦、以及天堂中的戰爭。這是一部由基督徒詩人用古希臘風格所作，用宗教反派撒旦為要角的希伯來史詩。
詩中上帝被描繪為獨斷的暴君，而撒旦只是愛好自由，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對惡魔有英雄式的描寫，影響後世的惡魔觀。作者只是藉由撒旦的故事來表達對王朝復辟的憤慨之情。
失樂園 人物
撒旦說出了全篇最著名的一句「寧在地獄稱王，不在天堂為僕」("Better to reign in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
帶素
帶素，亦作臺素，是東扶餘君主金蛙王的長子，解夫婁孙子，在金蛙王死後繼承東扶餘王位。
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他在帶素王曾於高句麗第二代君主琉璃明王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聘高句丽，要高句丽太子都切为质子入質，未果。十一月，遣軍五万人進犯高句麗，遇大雪，人多冻死，無功而返。公元9年（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琉璃明王二十八年）秋八月，再派使者至高句丽，以“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恐嚇高句麗琉璃王順事扶餘。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再次攻打高句丽，中伏，为高句麗第三代君主大武神王高无恤率軍所败。从此，在军事上对高句丽处劣势。公元20年（地皇元年），遣使送一头二身赤鸟给高句丽。公元22年（地皇三年），为高句丽所败，被大武神王率軍擊殺。帶素死後，由金蛙王第三子，即帶素之三弟曷思繼承了東扶餘王位。
欒書
欒書（？—前573年），姬姓，欒氏，諡武，人称欒武子，中國春秋時期晉國大夫，活躍於晉景公、晉厲公時期。祖父为欒枝，父親为欒盾。
欒書 生平
晉景公三年（前597年）任下軍佐，十一年（前589年），參與晉齊鞌之戰，大勝之。晉景公十三年（前587年），欒書官拜中軍將，十五年（前585年），欒書率師救鄭國，迫楚國退軍，伐楚國的盟友蔡國。又擊敗秦國，屢建功勳。
晉厲公指使外嬖胥童數人殺死“三郤”（郤至、郤锜、郤犨），胥童乘勢將欒書、荀偃劫持，後被厲公赦還。欒書聯合荀偃趁厲公出遊，誅胥童，將厲公囚禁，六天後，將厲公殺死，立孙周為晉悼公。欒書去世后，韓厥任中軍元帥。欒書有子栾黡、栾鍼，其孫為栾盈。遺物有《欒書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英語：），台灣多使用境外公司一詞，是指并不在注册地进行实质业务的公司。有时也被称为非居民公司。
离岸公司 基本法律界定
从严格意义来说，“离岸公司”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法律用语。《离岸公司法》（张诗伟著，中国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有最权威和系统的论述和界定：离岸公司为非当地投资者在离岸法域依当地离岸公司法成立的仅能在离岸区以外区域进行营业活动的公司。因此，离岸公司被人们用来泛指在离岸法域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实仍不够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法域注册成立的公司就是离岸公司。而根据注册地的法律，这些离岸公司都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称之为商务公司，而在开曼群岛称之为豁免公司（exempted company）。在中国法下，其称为特殊目的公司（SPV）。众多的国有企业（比如中国银行、中国电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石油、中海油等等），以及几乎所有的国际风险投资与私募并购基金（IDG、软银、SAIF、红杉、鼎辉、华平、高盛、摩根斯坦利、华登国际、霸菱、集富、英特尔、智諅、联想投资、弘毅、德风杰、普凯、北极光、梧桐、祥峰、富达、新桥、黑石等等），和众多民营企业（如裕兴、亚信、新浪、网易、搜狐、盛大、百度、碧桂园、SOHO、阿里巴巴、巨人集团等著名民营企业），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在离岸法域设立离岸控股公司的方式而实现其巨大的成功和跨越。其在离岸法域设立离岸公司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
离岸公司 基本法律界定
而在2006年9月8日《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业内称为“10号文”）颁布实施后，通过离岸公司设计安排合同安排/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即可变利益实体）进行海外私募及红筹上市更成为主要操作模式之一。在支付宝事件之后，本为灰色的VIE结构走向更存在重大不明。
离岸公司必须在特定的离岸法域成立，这是离岸公司的地域要素。世界上各大洲都有许多著名的离岸法域，这些法域主要是一些岛国，当地为了吸引投资改善当地经济发展，都特别制定离岸公司法，以鼓励世界各地资本到其当地注册，对于企业的营业所得免除或者收取少量税赋，每年仅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离岸公司成立的法律依据必须是离岸法域专门的离岸公司法规范，这是离岸公司的法律要素。比如，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当地规范离岸公司的法律是《维尔京国际商务公司法》（2004年修正统一为《维尔京商务公司法》），而在开曼群岛，则为《开曼群岛公司法》第七章下的豁免公司规范。
离岸公司 基本法律界定
一般而言，离岸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离岸法域之外的投资者的投资，或者说离岸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人具有非当地性，这是离岸公司的资本要素。从各国创设离岸公司法的目的来看，其本质是为了方便境外投资者的资本运作。而从实践来看，由来自离岸地外的投资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其它经济组织）和资本设立的公司构成了离岸公司的主体部分。
离岸公司不得在离岸法域内经营，或者说离岸公司是排除其在本土经营的公司，这是离岸公司的运营要素。几乎所有的离岸公司法都规定，一旦发现离岸公司在离岸法域内与其他公司签订商业合同，那么当局就将撤销该公司的离岸地位。离岸公司的注册地在离岸法域境内，而其主要经营管理活动都在所注册的离岸法域之外进行，离岸公司由此具有了注册地和经营地相分离的特征。这种分离有时不仅体现在公司的投资者不具有离岸法域自然人或法人的身份上，还体现在其董事、经理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也不是注册地的居民上。
离岸公司 分类
如上述，离岸公司是非当地投资者在离岸法域依当地离岸公司法成立的仅能在离岸区域以外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又可以将离岸公司做出如下的分类：
离岸公司 參考資料
张诗伟中国法律出版社《离岸公司法》（2004年版），《离岸公司法》目录与内容简介：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8156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25093544/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899938
钟嗣成
钟嗣成，字繼先，號醜齋。生卒不详，元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活跃于元文宗年间。曾為江浙行省掾史。著有元曲解题目录《錄鬼簿》以及專集《醜齋樂府》。其雜劇著作《鄭莊公》、《蟠桃會》、《詐遊雲夢》等失传。
宝塔山
宝塔山古称嘉岭山，位于中国陕西省延安城东南，山高1135.5米，宝塔（岭山寺塔）始建于唐朝，现为明代建筑，平面八角形，九层，塔身高约44米，楼阁式砖塔。自1935年中共中央及其紅軍进驻延安，宝塔山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象征，此形象经常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作家贺敬之曾在其作品《回延安》中有过“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语句。
贺敬之
贺敬之（1924年—），男，山东省峄县人，中国诗人、剧作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贺敬之 生平
贺敬之是山东省峄县贺窑村人。少年时在峄县北洛村私立小学就读。1937年，考入不要学费的滋阳简易农村师范学习，随即抗战爆发，简师南迁，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贺敬之被迫退学回家。1938年，与同学5人结伴赴大后方求学，就读于均县的国立湖北中学。不久武汉会战失败，1938年底随学校步行经过陕南来到了四川梓潼的国立第六中学一分校（现罗江中学）就读。
1940年4月与4名同学结伴，从四川赴延安。入读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不久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毕业，在在鲁艺文工团创作组工作。1943年到1944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也单独写了一些秧歌剧。传唱至今的有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创作于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等。1944年下半年开始创作民族歌剧《白毛女》，负责剧本写作。
贺敬之 生平
抗战结束后，赴华北工作。1947年，参加青沧保北战役，立功受奖。1948年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任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以代表身份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养病期间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兼职《剧本》月刊、《诗刊》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1956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创作了著名抒情诗《回延安》。1963年，创作出长诗《雷锋之歌》，并首发于1963年4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长诗的单行本。
文化大革命期间，贺敬之被批鬥、剃光頭示眾、遭毒打。1977年，贺敬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2月，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1980年8月，离开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长，至1987年离任。1989年，任文化部代部长。1992年10月，因病离职。
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贺敬之 著作
有诗集《放歌集》、《贺敬之诗选》、《回延安》、《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
冬山庄
冬山為臺灣日治時期1920年10月至1945年10月間存在之行政區，轄屬台北州羅東郡。今宜蘭縣冬山鄉。
冬山庄 行政區劃
冬山庄在清治時期及日治時期初期原屬紅水溝堡、清水溝堡、羅東堡、利澤簡堡的庄，在1896年6月23日隸屬臺北縣宜蘭支廳，在1897年6月10日隸屬宜蘭廳。1898年6月28日，隸屬「羅東辨務署」；同年7月15日，利澤簡堡三堵庄改隸新設的「羅東辨務署利澤簡支署」。1900年10月1日，宜蘭廳分支機構「辦務署」改為「出張所」；同年12月17日，宜蘭廳實施街庄整併，冬山地區整併為以下17庄：
冬山庄 行政區劃
1901年1月11日，宜蘭廳的區管轄範圍調整，冬山地區劃分為第7、9、10、13區；同年11月11日，宜蘭廳改設頭圍、羅東、叭哩沙支廳，冬山地區隸屬「羅東支廳」。1903年5月1日，冬山地區改編為第10、11、12、13區。1905年7月6日，區的名稱由數字改為地名。1909年10月2日，部分宜蘭廳蕃地被編為浮洲堡的「小南澳庄」，以及被併入冬瓜山、阿兼城、員山、太和。1920年10月1日，原堡里之行政區廢除，街庄改為大字，「冬瓜山」改稱「冬山」；前述17庄合併為臺北州羅東郡「冬山庄」，轄域內分為冬山、阿兼城、鹿埔、順安、打那美、員山、太和、香員宅、廣興、小南澳、武淵、九分、武罕、珍珠里簡、補城地、奇武荖、三堵等17個大字。
1922年1月13日，羅東郡蕃地的內員山、大湖桶山（部分）被併入冬山庄的小南澳。二戰後，冬山庄在1946年改為臺北縣羅東區冬山鄉，在1950年改為宜蘭縣冬山鄉。
歐陽應霽
歐陽應霽（英語：，1961年—），暱稱阿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從事漫畫製作、中外漫畫評論、平面及室內設計、電台電視節目主持及撰寫生活飲食專欄等等工作。父親為已故畫家歐陽乃沾。
歐陽應霽 簡歷
歐陽應霽畢業於香島中學附屬幼稚園、香島小學，在香島中學完成初中後，於文理書院（九龍）高中畢業，考入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1987年於該系畢業，獲取平面設計榮譽學士。1996年以「香港家居概念」為研究論文主題，獲取哲學碩士。
1988年加入香港商業電台，任職唱片騎師、節目監製，1997年離職前任創作總監，之後先後在香港新城電台、香港電台電視部、香港有線電視及香港無線電視任節目主持。
2003年出版第一本飲食書籍《半飽——生活高潮之所在》，2005年於無線電視主持飲食節目《回味無窮》，最新飲食著作是《香港味道》系列。
現時於《明報》副刊撰寫專欄《中年無休》，星期一至五見報。
2016年拍攝中國綜藝節目《年味有Fun》並作為主持人。
歐陽應霽 作品
出版有生活寫作系列《香港味道》，《半飽》，《慢慢快活》，《放義大利》，《回家真好》，《設計私生活》及《天生是飯人》（2011）。文字寫作以外同時熱衷漫畫創作，出版有《我的天》，《愛到死》，《小明》，《三七廿一》，《我的天使》等等漫畫系列及專集。作品
能量饮料
能量饮料是一种刺激类药物的機能性饮料，其中主要成份为咖啡因，这个能够提供心理和体能上的刺激。 除了咖啡因，還具有维生素B族和牛磺酸等成分。
咖啡、茶以及其他含天然类咖啡因的飲料一般不被认为是能量饮料。可乐等可能含有咖啡因的软饮料同样也不被认为是能量饮料。
池上飯包
池上飯包，又稱池上便當，是一款源自臺灣臺東縣池上鄉的鐵路便當，並以使用產自該地區的稻米及以竹片飯盒裝盛而聞名。
池上飯包 歷史
1930年代初期，各地移民進入池上地區開墾；池上飯包創始者李約典、林來富夫婦從臺北三重埔遷徙至池上火車站前定居。
1940年，李約典、林來富夫婦開始在池上車站月台販賣番薯餅；戰後，夫婦二人改賣以月桃葉包裹、使用池上米的飯糰，形成初代的池上飯糰。
後來，由於李氏夫婦之子李丁保在車站任職，夫婦二人便將飯糰攜至列車上販賣。在李氏夫婦把事業交與兒媳李陳雲之後，李陳雲考慮到當時列車速度慢、行駛時間的因素，而決定將飯糰改為便當飯包。
當時，池上飯包以月桃葉包裝，內有白米飯、滷肉、黃菜頭（染色醃漬白蘿蔔）、烤肉乾、豬肝、瘦肉片，再加上一小塊蛋餅以及小蝦和麵粉油炸製成的炸蝦餅與酸梅，售價則為新臺幣1.5元。
池上飯包 歷史
1962年起，池上飯包再度改以木片製成的盒子裝盛，成為現在的池上飯包。
此後，當地紛紛出現多家業者競相製作販賣飯包，後來更逐漸擴散至其他地區。
1999年，池上飯包老店導入經營團隊，並重新命名為「悟饕池上飯包」，更推動全台連鎖加盟，又將其拓展至世界各地，以家鄉口味作為宣傳。
2014年，郭怡文、吳侄璉及張育齊在纽约华埠開設「台灣熊屋」販售池上飯包；他們聘請臺灣便當連鎖企業傳授經營技術，再依當地口味與法規調整。
現在台鐵的池上車站月台，已經沒有販賣便當。
池上飯包 特色
傳統池上飯包有三大特點：使用池上米、用木盒裝盛、乾式飯包。
食材內容：炸鹹豬肉片、滷豬肉片、炸卜肉（豬肉切細條，調味料醃過，再沾蛋麵糊油炸）、香腸片、滷蛋、醃黃蘿蔔片、蘿蔔乾、醃嫩薑片、炒高麗菜、柴魚酥。
米飯產地皆不一定是池上地區；許多店家使用的米來自花東(以富里鄉居多)或其他地區。
但是，池上米因池上飯包而廣為人知，池上鄉也因此打響觀光名氣。
壯圍庄
壯圍為臺灣日治時期1920年10月至1945年10月間存在之行政區，轄屬台北州宜蘭郡。今宜蘭縣壯圍鄉及部分宜蘭市。
壯圍庄 行政區劃
壯圍庄在清治時期及日治時期初期原屬民壯圍堡、頭圍堡、四圍堡的庄，在1896年6月23日隸屬臺北縣宜蘭支廳，在1897年6月10日隸屬宜蘭廳。1898年6月28日，壯圍地區隸屬「宜蘭辨務署」；同年7月15日，頭圍堡改隸新設的「宜蘭辨務署頭圍支署」，部分民壯圍堡改隸「宜蘭辨務署東港支署」。1900年10月1日，宜蘭廳分支機構「辦務署」改為「出張所」；同年12月17日，宜蘭廳實施街庄整併，壯圍地區整併為以下23庄：
1901年1月11日，宜蘭廳的區管轄範圍調整，壯圍地區劃分為第2、3、6區；同年11月11日，宜蘭廳改設頭圍、羅東、叭哩沙支廳，民壯圍堡及四圍堡隸屬「宜蘭廳直轄」，頭圍堡隸屬「頭圍支廳」。1903年5月1日，壯圍地區改編為第2、5、16區。1905年7月6日，區的名稱由數字改為地名。1920年10月1日，原堡里之行政區廢除，街庄改為大字；前述23庄合併為臺北州宜蘭郡「壯圍庄」，轄域內分為壯二、壯三、壯四、壯五、壯六、壯七、廍後、公館、過嶺、三塊厝、十三股、功勞、南興、霧罕、美福、新興、七張、大福、土圍、新發、古亭笨、五間、抵美等23個大字。
壯圍庄 行政區劃
1940年10月28日，宜蘭街升格為宜蘭市，壯二、壯三、壯四、壯七、七張於同時併入宜蘭市（今宜蘭縣壯圍鄉及宜蘭市的進士聯合里東部、延平聯合里）。二戰後，壯圍庄在1946年改為臺北縣宜蘭區壯圍鄉，在1950年改為宜蘭縣壯圍鄉。
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是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失去来自重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中国共产党选择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用以开展工农商活动，以生产、贸易等方法解决财政问题。随着南泥湾在大生产运动时期得到发展，成为边区的典范，被称为“陕北的好江南”，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党史教育、党建活动的重要地点。
2011年，南泥湾镇被确定为市级重点镇。
2016年底，延安成立南泥湾开发区，布局南泥湾新发展。南泥湾开发区位于延安市区东南45公里的汾川河上游，辖南泥湾镇、麻洞川乡、临镇镇三个乡镇。
南泥湾 地理环境
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抗日战争时期归属中共陕甘宁边区管辖，根据1943年《南泥湾调查》报告：“南泥湾现在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地面辽阔，西界鄜、甘二县境延水与洛水分水岭的大动脉，北靠延水与临镇川的分水岭，东与金盆湾本区接壤，南靠固临境内，黑蛇川与临镇川的分水岭，纵横各约八十里，计六千四百方里。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南盘龙川自西向东約三十五里，九龙川自南而北约二十余里，在南泥湾匯合称南阳府川，东北向约二十五里至金盆湾。”农场管理处估计，可耕地约百万亩，川地一万五千亩，其余为广大森林区。1940年人口仅2、30户。
2016年成立的南泥湾开发区控制范围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规划控制面积1347平方公里，总人口4.17万人。森林覆盖率87%，平均海拔1230米，全年无霜期130天左右，年降雨量为500—600毫米，平均气温较延安市区低2—3℃。
南泥湾 歷史
1939年2月针对国民政府和侵华日军的封锁，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6月，乐天宇率领森林考察团，考察森林情况时，发现南泥湾地区，同年末，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将管辖由固临县拨给新中国大农场经营。
1941年皖南事变爆發後，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閑難；國民黨不僅不繼續提供經費，還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加上敵後根據地和蘇聯盟友在各自敵人的攻擊下都自顧不暇，中共只好擴大對農業部門的糧食徵收，負擔之重曾導致延安外來移民大量逃離邊區，以及農民對毛澤東作出詛咒，毛澤東因此更加重視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生產，也愈發提高他們自籌經費的比例。
1941年3月12日，为克服解放区面临的日军“扫荡”、国民党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度过屯垦南泥湾的第一个劳动日。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全旅指战员立志将荒凉的南泥湾变成牛羊满川、麦浪起伏的陕北江南。
南泥湾 歷史
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在南泥湾进行军垦，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供给。五月，八团到金盆湾，七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皆曾种了一些地”，十一月警卫营开到，1941年居民增至101户。
1941年初，南泥湾地区仅有4个农场，至七月，增加到14个，
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三月，特务团到驻马坊，六月，九团驻九龙川，八月，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货”，1942年农场增加到30余个，居民增至243户。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声称的三五九旅的成绩
1941年起，三五九旅开始在位于干旱地区的南泥湾种植水稻，经治地打坝、修渠引水，水田面积一度达2000多亩，甚至有人指最多时有3000多亩。大生产运动中，许多来自南方的干部积极性强，在南泥湾的生产活动中分享、钻研水稻种植的技术，为南泥湾的水稻种植提供了主观条件。不仅缓解了稻米在延安地区稀缺的供应，而且有利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制造了陕北的“江南”典型要素。
南泥湾 歷史
1941年春天，王震率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时，在靠近陕西四大名泉之一九龙泉的地方特建窑烧酿酒作坊，生产出的产品供战时之需，粉碎了国民党在酒品方面的经济封锁。
1941年秋，边区大生产运动继续深入发展，耕地逐步增多，军民的温饱问题有所缓解。边区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队、学校，在制定的农业生产计划中，都提出了烟叶生产任务，有的还把种烟作为重要的农副业生产。10月，边区政府取消仅实行了半年的烟叶产销税，嗣后偶尔征税，其税率也多在2%以下。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召开会议，决定奖励公余个人生产，收购个人剩余产品，进一步激发了干部、战士种烟的积极性。屯田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战士，因津贴不能按时发放，无钱买旱烟，意见甚大，反映到上级考察团那里。以后旅部号召战士利用业余时间种烟，全旅共收获烟叶5580公斤，除满足自用外，还有长余烟叶出售。
南泥湾 歷史
1942年，三五九旅安排各团将烟叶生产计划列入农业生产计划中，全年共收获烟叶5580公斤。1943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烟400亩，亩产125公斤，共收获5万公斤。1944年，南泥湾农场试种美国烟草成功，“每株茎高6尺”，每亩“可收125—150公斤”，“比中国烟每亩多收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且吃味良好”。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种烟30多公顷，占工业原料种植面积的50%。中共中央党校南泥湾农场韦荫秀种烟收获1.2万公斤，折合细粮（中国大陆通常指指大米和白面）20石，超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各农场每人平均完贼细粮任务的近一倍，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
1990年，台灣中共史專家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發表后，舆论出现中共大生产运动中种植的作物包括粮食及特货（即鸦片）的怀疑。种植罂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鸦片被广泛当做硬通货使用，陕甘宁边区物产贫瘠，种植鸦片出口用于平衡外贸。大陆学者张耀杰的认为，毛泽东亲笔题词纪念的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此言论引起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