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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喬士·羅便臣 評價
在長約四十年的殖民地生涯中，羅便臣曾先後在八個殖民地服務，並且在其中七個殖民地擔任總督，當中他年僅三十五歲就成為香港總督，而後來在南非的第一段任期中，他亦曾先後獲延任兩次，可見英國政府一直對羅便臣十分重視，也對其功績表示肯定。羅便臣在任各地總督時，都以效率高、人際關係良好、以及施政大刀闊斧而頗受稱譽，而且亦得普遍民眾支持。另外，有學者認為，羅便臣帶領香港走進現代歷史的一頁，亦有學者認為他鞏固了新南威爾斯政黨的成熟發展，其中他在1879年促成締結的聯合政府，更維持了五年之久。
然而，同時亦有不少聲音認為羅便臣喜好權力，過度任用總督的權力。而他在新南威爾斯的時候，就有不少反對意見認為他阻礙新南威爾斯政黨政治的健康發展，他在任當地總督時，引發起的政治衝突，也削弱了責任政府威信。
夏喬士·羅便臣 評價
羅便臣在南非的兩段任期最引起爭議。在第一段任期中，羅便臣的確能夠大致維持當地自第一次波爾戰爭後的和平及穩定，而且為了開普殖民地的利益，在羅得斯的影響和合作下，英國在非洲南部的勢力得到持續擴張。羅便臣的擴張政策得到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支持，但是遭到反擴張主義者強烈反對，加上被批評與羅得斯過從甚密下，結果成為他仕途止步的主因。
在新南威爾斯和南非供職的後半期，由於危機湧現，羅便臣甚至被輿論建立起「危機製造者夏喬士」（Hercules-the-Crisis-Maker）的形象。至於他在南非的第二段任期中，除了疾病困擾，再加上「詹姆森突襲」事件，不少人認為這為其仕途蒙上污點，而且也為其仕途劃上不完美的句號。須指出的是，有學者認為羅便臣曾參與羅德斯企圖推翻特蘭斯瓦的陰謀，即使沒有參與，至少也對此知情，而且還希望陰謀成功。另外，羅便臣也在事前得知「詹姆森突襲」將會發生。惟他事後對上述種種指控矢口否認，從而免受英國下議院的譴責。相反，他在事後著手與特蘭斯瓦和談，更成為了他獲授世襲男爵的原因。
夏喬士·羅便臣 家庭
羅士敏勳爵與尼亞·亞瑟·艾達·羅斯·達姆爾·安斯利（Nea Arthur Ada Rose d'Amour Annesley，1823年或1824年－1904年1月13日）在1846年4月24日於愛爾蘭結婚。尼亞是第十代瓦倫蒂亞子爵的第五名女兒。羅士敏夫婦共育有一子三女，分別為：
在羅士敏勳爵的三名女兒中，長女埃莉諾在1870年6月9日嫁給陸軍上校E·B·聖約翰（Colonel E. B. St. John），兩人於1881年離婚後，她後來改嫁陸軍少校喬治·史蒂文生（Major George Stevenson）。至於諾拉就在1878年8月7日嫁給A·K·芬萊（A. K. Finlay），芬萊曾先後畢業於哈羅公學及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惟他在1883年身故後，諾拉於1887年改嫁C·R·杜蘭特。最後，幼女奈維達則曾在1887年與陸軍上校查爾斯·蒂里特·道金斯（Colonel Charles Tyrwhitt Dawkins）結婚。
麥當奴
麥當奴爵士，KCMG，CB（英語：，1814年9月3日—1881年2月5日），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六任港督。麥當奴畢業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其後加入殖民地部工作，期間歷任英國殖民地贊比亞、西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的新斯科細亞等地總督，有殖民統治的行政和管理經驗。1872年任滿回國，被封爵士。1881年去世。
麥當奴 任內施政
麥當奴在任香港總督時，其中一個最大的政績便是籌建了東華醫院。1869年，香港政府撥款1萬5千元修建醫院。計劃得到了香港華商的資助。麥當奴也說服英國殖民地部撥款10萬資助興建東華醫院。此外，麥當奴大力推動香港實行印花稅制度，此稅制在前任總督夏喬士·羅便臣爵士時已提出，但受極大反對下擱置。在1860年代因《天津條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簽訂和上海等城市對外商開放，香港貿易額被上海後來居上，麥當奴在任便決定開徵印花稅以彌補財政赤字，儘管面對大批商人和香港立法局議員上書反對，但因得到英國政府支持，印花稅最後成功地開徵，1868年的印花稅收入達10.11萬元，財政危機得以紓緩:97-98。
麥當奴 任內施政
麥當奴港督任內另一項施政是放寛賭禁，香港社會當時充斥着各式地下賭館，政府雖已明令不准開設賭館和積極進行禁賭，惟成效不彰。麥當奴便決定對賭博採取較寛容的態度，考慮進行賭博合法化，並從中抽稅，彌補政府收入的不足。建議雖被英政府致力反對，認為香港須維護英國的社會道德觀念，但在麥當奴力陳推銷下（例如認為賭風已難遏止，任其地下發展將導致更多犯罪活動等），賭博最終還是解禁。1867年5月，香港立法局決議賭博合法化，同年7月1日起賭禁撤銷。1868年8月至1869年6月，政府獲取賭稅收入從1萬增至22萬元。幾年後，由於賭博導致的問題浮現，例如更多人終日沉迷賭博、打家劫舍和治安日差等，在市民尤其是教會致函英國政府反對下，終在1872年1月13日恢復禁賭:99-101。而這個禁賭令的恢復，導致了當時賭客從香港轉往賭博政策相對寬鬆的澳門，也造就了日後澳門博彩業的興起基礎。
堅尼地
堅尼地爵士，GCMG，CB（英語：，1809年4月5日—1883年6月3日），舊譯堅彌地（如堅彌地街），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7任港督。
堅尼地 任內主要政績
為了改善香港的治安，堅尼地提出增加警察薪金，改善工作環境。堅尼地並且提出擴大華人警隊，但這個決定受到當時的英國警務官員質疑。最終堅尼地成功擴大華人警隊。改善了香港的治安。
軒尼詩 (香港總督)
軒尼詩爵士，KCMG（英語：，1834年—1891年10月7日），英國政治家、殖民地官員，第8任香港總督。
軒尼詩 (香港總督) 生平
軒尼詩，1834年生於愛爾蘭科克郡:1，他的父親是獸皮商人，名約翰·軒尼詩，而他的母親，則是牛油商人之女，名伊麗莎白·凯西，夫婦二人都是信仰羅馬天主教、反對英國統治的人士。軒尼詩的父親稱自己為當地鄉紳的後代，自號凱里郡巴利軒尼詩的軒尼詩（Hennessy of Ballyhennessy, co. Kerry）。軒尼詩年幼時體弱多病，患有慢性支氣管炎（Chronic bronchitis），不能上學，只能在家中隨私人教師學習。他遵從家人意愿，在愛爾蘭女皇學院（Queen's College, Cork）修讀醫科，深造五年後，以一級榮譽畢業。1855年5月，軒尼詩離開愛爾蘭，前往英格蘭，到倫敦查靈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繼續學醫，次年卻棄醫從政，到樞密院辦公室任職員。後來，他入讀內殿律師學院，修讀法律。
軒尼詩 (香港總督) 生平
在修讀期間，軒尼詩以保守黨人身份，在國王郡（King's County）選區參選國會議員。他不加入自由黨的原因是，自由黨黨魁威廉·格萊斯頓任相時推行了多項反天主教徒政策。軒尼詩尤其敬仰保守黨貿易保護主義一派領軍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在競選演說中表示自己對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有信心。但是，他對迪斯雷利的愛爾蘭政策有所保留。軒尼詩最後在沒有財雄勢大的人支持的情況下，成功當選議員，成為首位信仰羅馬天主教的保守黨籍下議院議員。
軒尼詩主張修改愛爾蘭土地法，填海造地安置移民，改革教育制度。擔任議員期間，他作出了一些貢獻，推動了國會修訂濟貧法（Poor law）、監獄法（Prison Ministers Act）、采礦守則法（Mines Regulation Acts）。1861年11月，軒尼詩終於取得律師資格。不過，他在同年大選中以七票之差落敗。軒尼詩落選的原因是馬車車夫不愿為他運載選民到票站，為他投票。馬車車夫之所以不愿這樣做，是因為他還未償還在上次大選中欠下的車費。
軒尼詩 (香港總督) 生平
在此期間，軒尼詩參與了投機活動，又收A·M·科寧厄姆（A. M. Conyngham）為情婦，育有兩名私生子女。1866年，他借得2,000英鎊，企圖與姓坎寧（Canning）的富家女結婚，挖盡對方家財，遭到失敗。同年，保守黨在大選中擊敗自由黨，上臺執政，在新政府中擔任財政大臣的迪斯雷利安排正在鄉間避債的軒尼詩為纳闽總督。
1867年，軒尼詩出任纳闽總督。纳闽貧窮落後，遍布沼澤，他在當地難有作為。軒尼詩擔任總督期間，改善了囚犯待遇，提高稅率，不過，他與其他官員發生衝突，受到殖民地部批評。
軒尼詩 (香港總督) 生平
1868年2月4日，他迎娶當地歐亞混血女子凱瑟琳·伊麗莎白（Katherine Elizabeth）為妻。凱瑟琳家境並不富裕，在英國、瑞士兩地接受教育，父親是殖民地官員、前一任納閩總督休·洛（Hugh Low），母親是有著蘇格蘭人與馬來人血統的混血兒凱瑟琳。小凱瑟琳是夫婦二人的獨女，在兩人的子女中排行第二。軒尼詩與凱瑟琳的婚姻生活並不愉快，但兩人育有三名子女，其中一男理查德（Richard）的長子，約翰·波普-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Hennessy）為美術史學家，曾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1871年，政府選定軒尼詩為下一任巴哈马總督，他在同年9月離開纳闽，啟程返國。
軒尼詩 (香港總督) 生平
1872年2月，殖民地部派遣軒尼詩前往塞拉利昂自由城，出任署理西非殖民地總督，管轄塞拉利昂、甘比亞、黃金海岸與拉哥斯四地。他不顧殖民地部建議，堅持攜帶三歲長子約翰到自由城，結果約翰很快因染上當地流行的痢疾而病逝。軒尼詩上任後，任命當地人為高級官員，批評前來的基督新教傳教士，稱贊當地的回教徒，支持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在當地建立大學。他在自由城推行卫生改革，又在塞拉利昂取消直接税，還取消了木材稅。軒尼詩改變稅率，法國商人從中得益最多。自由城的非裔居民對他的評價相當高，後來更設立了“軒尼詩日”以紀念他。離任時，軒尼詩稱政府有5,000英鎊收入。結果，核數師發現他沒有把整整一個月的開支計算在內。海關的收入也未如理想，收入不但沒有增加，還減少了不少。1872年，英荷雙方簽訂條約，規定荷方將黃金海岸東部的要塞交予英方。此後，英國政府任命軒尼詩為黃金海岸總督。他同時獲英女皇頒發聖米迦勒及聖喬治三等勛章（CMG）。當地城市埃爾米納（Elmina）的居民在得知此事後，發起暴動，在事件中有人身亡。
軒尼詩於1877年4月2日就任香港總督，在任期間推動多項政策以提升華人地位及促進香港發展。他意識到華人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廢除禁止華人在中環購買土地、建造樓宇及經營業務的法令，促進中環地區的急劇發展。1880年，他協助本地華人領袖取消香港大會堂博物館及圖書館的歧視政策，允許華人在特定時段使用相關設施。
軒尼詩亦准許香港華人歸化英籍，成為英國公民，並於1880年委任伍廷芳出任定例局（立法局、立法會的前身）首位華人議員，打破自1842年以來華人不准參政的局面。
軒尼詩於1880年5月批准設立保良公局，以應對誘拐婦孺、逼良為娼、販賣人口等問題。
在刑罰改革方面，軒尼詩致力減少笞刑，並於1880年促成殖民地部廢除打烙印及笞刑。他亦解除笞刑刑具九尾鞭的死結，減輕犯人被體罰的痛苦。惟當時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卡納芬伯爵認為，如果對某些中國罪犯停止笞刑，將吸引廣東犯罪分子來港。
教育政策上，軒尼詩主張英語教學，改革中央書院的課程，將原來各四小時的中、英文教學制度改為五小時英文及兩小時半中文教學，並把英語列為必修課。1895年起，規定新設立的學校若不以英語為教學媒介，便不能獲得政府資助。
軒尼詩在任內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及隔離政策，惟其政策被部分歐籍人批評為「偏袒華人」，認為此舉導致罪案增加及華人紀律鬆散。1882年軒尼詩離港時，英商中無人參加傳統的碼頭送行儀式，惟華人領袖到場送別，並贈送禮物及繡匾。
Deb
deb是Debian软件包格式，文件扩展名为.deb，跟Debian的命名一样，deb也是因Debra Murdock（Debian创始人Ian Murdock的前妻）而得名。
Debian包是Unix軟體ar的标准归档，将包文件信息以及包内容，经过gzip和tar打包而成。
处理这些包的经典程序是dpkg，经常是通过apt来运作。
通过Alien工具，可以将deb包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软件包。
Deb 實做
deb 檔是使用 tar 包裝，包含了三個檔案：
其中，*所指代的内容随压缩算法不同而不同。常见的可能值为xz、gz、或bz2。有时也会使用lzma。
寶雲
喬治·弗格森·鮑文爵士，中文為寶雲爵士，GCMG，PC（英語：，1821年11月2日—1899年2月21日），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9任港督，來港前曾先後擔任昆士蘭首任總督、紐西蘭第5任總督、維多利亞領地第5任總督及毛里裘斯第13任總督。現在香港島灣仔區的寶雲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寶雲 背景
寶雲出生於愛爾蘭，1844年取得牛津大學學士，1847年取得碩士，之後任科孚大學校長4年。1854年當希臘愛奧尼亞群島之最高行政官。1875年得牛津大學榮譽民法學博士學位。
寶雲擅長寫散文、遊記、政治論文及傳記，著作有《三十年的殖民政府》（Thirty Years of Colonial Government）。
德輔
德輔爵士，GCMG（英語：，1834年9月22日—1909年12月15日），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10任港督；在任職港督前曾任第三任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1880年－1885年）及紐芬蘭第八任殖民地總督（1886年－1887年）。他在1903年出版了回憶錄（My colonial service in British Guiana, St. Lucia, Trinidad, Fiji, Australia, Newfoundland, And Hong Kong, with interludes），講述他在香港及其他大英帝國殖民地（英屬圭亞那、聖盧西亞、千里達、斐濟、紐芬蘭、澳洲）的往事。
香港銀行公會
香港銀行公會（）是香港銀行界的法定團體。
香港銀行公會於1981年成立，前身是香港外匯銀行公會。根據香港法例第364章《香港銀行公會條例》而成立，條例亦提供法定架構，令香港政府與銀行界交流意見。
香港的銀行除領有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銀行牌照外，亦必須成為銀行公會會員才可在香港經營銀行業務。公會以整間銀行作為會員，由各銀行會員委任一名高級管理人員作代表。
香港銀行公會有3位永久會員，永久會員為香港的發鈔銀行，即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起，銀行公會主席由3間永久會員銀行的高層人員輪流擔任，每年轉換一次。
公會內設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3個主要委員會。其中，委員會下附有「其他專案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銀行公會曾經協議訂定香港的最優惠利率。但現時，最優惠利率並非由銀行公會訂定，而是由各間銀行自行決定。
香港銀行公會 利率
香港銀行公會每天11時15分（星期六及公眾假期除外）於網站公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
威廉·羅便臣
威廉·羅便臣爵士，GCMG（，1836年2月9日—1912年12月1日），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11任港督，威廉·羅便臣在1898年2月期滿離任。來港任總督前，曾任英屬巴哈馬總督(1874至1880年)及英屬巴巴多斯及向風群島總督(1880–1885)。
香港並沒有任何地方以威廉·羅便臣爵士命名；羅便臣道其實是以第5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爵士命名的。
保萨尼亚斯 (地理学家)
保薩尼亞斯 （希臘語：，羅馬化：Pausanias），生活在公元二世紀羅馬時代的希臘地理學家、旅行家，著有《希臘志》（）十卷，書中內容多為後世考古學發現所引證。
生平不詳，估計生於小亞細亞一個城市。據學者推測，他到過希臘、馬其頓、意大利、亞洲、非洲等地，約在174年定居於羅馬，並在當地寫成《希臘志》。書中詳細記述多個希臘城市的環境、名勝、傳說，以及城中所藏的藝術品，為後世的研究者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卜力
卜力爵士，GCMG，DL，JP，FRGS（英語：，別名卜公，1840年1月8日—1918年2月13日），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十二任港督（1898年－1903年），任內主張以和平方式面對新界問題。
卜力 簡歷
1898年，英國與满清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卜力在專條簽訂後，派總警司梅含理接收新界及建立警署。
1900年6月，大量大清國人湧至香港。其時瘟疫更見嚴重，終於發現瘟疫源自太平山街一帶的老鼠。因此港府鼓勵捕鼠，酬金為每隻兩仙，竟有市民以養鼠賺錢，最後改用老鼠箱，廢除捕鼠酬金。
卜力任內也進行了不少建設，包括鋪設電車軌道（1904年通車）、主持最高法院奠基禮（於1912年啟用）。天星小輪、先施百貨、《南華早報》也於卜力任內創立。
1903年任滿，前往錫蘭當總督。由警司梅含理署理其職，直至彌敦來港就職。
彌敦
中校彌敦爵士，GCMG，PC (Ire)（英語：，1862年1月3日—1939年4月18日），英籍猶太裔軍人、殖民地官員和政治家。彌敦在1900年獲委任為黃金海岸總督，成為首位擔任大英帝國殖民地總督的猶太人。此後，他又歷任第13任香港總督和第13任昆士蘭總督，並曾在英國政府的其他部門供職。至於在香港總督任內，彌敦曾拓展區內交通，又對九龍和中西區加以發展，現今彌敦道即以他命名。
彌敦 生平
彌敦在1862年1月3日生於倫敦帕丁頓的一個商人家庭，是父親約拿·彌敦（Jonah Nathan）與第二任妻子米麗亞姆·雅各布斯（Miriam Jacobs）所生的兒子。父母皆猶太人的彌敦，在家中排行第二，他有一兄一弟，分別叫F·L·彌敦和納撒尼爾·彌敦（Nathaniel Nathan）。F·L·彌敦在皇家砲兵團出任少校，曾於1900年獲聘任到位於瓦爾珊修道院（Waltham Abbey）的皇家火藥廠出任總監。至於納撒尼爾·彌敦則在英屬千里達的法院任職法官，後來在1903年獲策封為爵士。
彌敦早年並沒有上學，而是接受私人授課。後來自1878年至1880年入讀位於伍利奇（Woolwich）的皇家軍事學院，在學期間，彌敦表現出眾，出類拔萃，在眾學生中脫穎而出，曾獲校方頒授波洛克獎牌和寶劍一把，以示嘉許。彌敦在1880年5月19日加入皇家工兵隊，並到位於漆咸的軍事工程學校就讀，至1882年以中尉身份畢業。
彌敦 生平
畢業以後，彌敦繼續在皇家工兵隊服役，到1886年5月19日取得上尉軍階，後又於1898年10月22日成為少校。在工兵隊服役期間，彌敦曾在1883年至1884年在塞拉利昂服役，參與當地的防禦工事，自1885年至1886年更負責統領當地的皇家工兵。
自1886年至1887年，他復被派到埃及統領皇家工兵，並曾經參與了尼羅河長征。而自1887年至1891年，彌敦則在印度服役，並在1889年參與盧夏長征（Lushai Expedition）。在盧夏長征期間，由於他表現傑出，更因此獲授勳扣。在1895年5月11日，彌敦獲委任到殖民地防衛委員會（Colonial Defense Committee）供職，後來因此於1899年1月2日獲勳CMG勳銜。
在1899年3月，彌敦獲維多利亞女皇委派到塞拉利昂擔任署理總督。後在1900年10月再度獲女皇委任，接替F·M·霍奇森爵士（Sir F. M. Hodgsom）出任黃金海岸總督。彌敦在1900年12月17日正式履任黃金海岸總督一職，成為第一位在大英帝國殖民地擔任總督的猶太人。彌敦於1904年2月9日卸任，隨即轉調到香港出任港督。
彌敦 生平
彌敦在1904年7月29日抵港履任第13任香港總督，接替護督梅含理。在任港督期間，彌敦見證了香港交通的顯著發展。例如在他履新後第二日，即1904年7月30日，貫通香港島北部的香港電車正式通車，而後來在1906年，香港又引入了第一輛單層巴士。另外，在1905年9月，香港立法局通過港府興建九廣鐵路的計劃，並在1906年正式開展英段鐵路的工程。至於華段鐵路方面，工程則在1907年開始，當時清朝官員原擬華段鐵路經過惠州，但彌敦以他從工兵隊學到的專業知識，建議兩廣官員把鐵路線改經東莞，最終得到了當局同意。九廣鐵路的興建歷經多年，到1910年，即港督盧嘉爵士任內才正式通車。
彌敦 生平
為了帶動鐵路發展，彌敦又大力開辟九龍半島，並在1906年決定展開一項工程，將油麻地一帶的山巒夷為平地。這項移山工程甚為浩大，港府要至1926年才將山巒完全夷平。而大型的移山工程，為港府從中開辟出不少土地，對九龍半島日後的急速發展影響甚大。在移山工程進行期間，彌敦又大力開辟九龍的幹道，他除了大幅擴建羅便臣道（今彌敦道），使之連接窩打老道，成為區內主要幹道外；此外他更修建了第六街（今佐敦道）等九龍區的大小道路。另一方面，彌敦任內亦制定了一個規劃較完善的中西區重建工程，並借上環水坑口街的一次大火，下令陸續把該區的妓院遷往新辟的西營盤和石塘咀，「塘西風月」就自此而起。
至於在金融方面，彌敦曾整頓香港的銀元制度，結果到1906年成功使港幣兌英鎊的幣值升值近一倍之多。彌敦在1907年4月20日卸任港督，並出發到南非的納塔爾（Natal）出任總督，至1909年12月23日卸任，期間，他曾在1909年取得了中校軍階。
彌敦 生平
由於沒有得到殖民地辦公室的進一步重用，彌敦有感意興闌珊，於是在1909年離開殖民地辦公室，並在同年轉到英國郵政總局擔任秘書。到1911年，他更升任稅務委員會主席。在1914年，彌敦出任愛爾蘭事務次官，任內見證了1916年復活節起義的爆發。據稱，由於當時彌敦並未察覺起義先兆，致使英國政府錯估形勢。在1916年4月14日，他就曾向上司匯報，指稱「愛爾蘭全無異樣」（All was well in Ireland），結果復活節起義未幾就在4月24日爆發。起義發生後兩日，彌敦引咎辭去次官一職。
在1917年，彌敦獲重新起用，在退休金事務部出任第一秘書至1919年。期間，他曾在1917年獲時任首相戴維·勞合·喬治委任到一個特別委員會，對保障女性工資進行檢討。在1920年6月，彌敦再次接受了一項外地差事，就是到澳洲昆士蘭出任總督。
彌敦在1920年12月3日正式履新，但由於時任昆士蘭省長泰德·狄奧多爾（Ted Theodore）當初曾向殖民地辦公室當局請示，希望由本地人出任總督，所以狄奧多爾當初對彌敦的到任並不感滿意，而兩人的最初關係也不是太好，到後期才正常化。
彌敦 生平
泰德·狄奧多爾是於1919年代表澳洲工黨當選昆士蘭省長的，他上任後為了落實政綱而著手推行工黨新政，但由於受到彌敦的反對，致使總督與省長之間有所不和。例如在1921年11月，狄奧多爾打算落實執行一項關於法官退休的法案，以限法官的年齡，可是由於彌敦擔心這樣會引致司法受損，又對年長法官感到同情，於是出於其憲法的角色而拒絕頒發御准，使法案未能落實。到後來，在工黨主導下，彌敦以看不到「強烈的反對」為理由，在12月1日發出一道御准，宣佈廢除昆士蘭省立法上院。
在另一方面，彌敦曾表示不滿狄奧多爾以「代理投票」的方式選出新一屆昆士蘭省立法下院。而兩人關係之差，使彌敦在1921年12月中一度以為，狄奧多爾會主倡廢置總督一職，不過狄奧多爾就對這假設加以否認。
儘管任內的健康狀況不太理想，彌敦仍然熱心於周遊昆士蘭各地。在1922年，他就曾經到訪南部地區，並在公開場合熱心發言，結果使他的支持率有所上升，而多數愛爾蘭裔天主教民眾亦決定忘記1916年的傷痛回憶，重新接納這位總督。此外，彌敦又熱心支持當地男童軍與女童軍的發展，並向英國人推廣移民到澳洲。除了公務外，彌敦又醉心埋首於研究大堡礁、昆士蘭的地方歷史，以及地方名稱的來源。另自1922年至1926年，彌敦曾任昆士蘭大學的校監，並在1925年獲大學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自1922年起，彌敦曾熱心於籌備「大堡礁探險」，除了成立大堡礁委員會，負責計劃和出資資助外，他又擔任民間研究委員會附屬委員會以及經濟顧問會議的主席。可是，彌敦在1925年9月任滿離開昆士蘭，而探險行動則在1928年至1929年進行。
卸任昆士蘭總督後，彌敦曾於1927年至1928年在錫蘭憲法委員會內供職，就錫蘭制定憲法一事提供意見。晚年的彌敦退居於英格蘭森麻實郡（Somerset）的西科克爾（West Coker），在1934年以前更一直擔任該郡郡督（High Sheriff）。彌敦在1939年4月18日卒於西科克爾，享年77歲。遺體被安葬於倫敦威爾斯登（Willesden）的猶太人墳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宅第圖書館的部份藏書獲轉贈到澳洲布里斯本的約翰·奧克斯里圖書館（John Oxley Library），以作館藏。
彌敦 個人生活
彌敦終身沒有結婚，是歷史上唯一一位沒有結婚的香港總督。不過據了解，彌敦曾經與好幾位女士傳有緋聞，其中一位是著名烹飪書作者兼花商康斯坦斯·斯普賴（Constance Spry，1886年12月5日—1960年1月3日）。
盧吉
第一代盧吉男爵，GCMG，CB，DSO，PC（英語：，1858年1月22日—1945年1月22日），又譯盧嘉、盧迦或盧吉士，早年曾任英軍士兵，曾在印度、阿富汗、蘇丹、緬甸、莫桑比克等地作戰，並在非洲，其後成為北尼日利亞保護國專員（1900－1906）、香港總督（1907年7月－1912年3月）與尼日利亞總督（1912－1919）。
盧吉 簡歷
在盧吉主政期間，香港的人口約有50萬。在任內進行了各項建設，包括香港大學、九廣鐵路英段、高等法院、郵政總局等。其時，盧吉建議倣效西方，籌辦大學。他在到任不久便在1907年12月主持聖士提反書院的頒獎典禮時致詞，說香港已成為一個大城市，而尚欠一所大學，是為美中不足。翌日他的演詞見於西報，印籍商人麼地表示支持，並於當日謁見盧吉，願意捐出十五萬元作大學的經費。這個建議還得到當時兩廣總督袁樹勛、本地商人何啟等人的支持。1910年，香港大學成立，並於1910年3月16日為香港大學奠基，後又於1912年3月11日主持開幕禮。盧吉離任時，有大批市民送行。
盧吉任內曾向英國政府提出，交出位處山東半島的另一殖民地威海衛，以換取將新界由租借轉為割讓，不過建議沒得到英國政府採納。記者韋安仕1997年6月30日在英國《獨立報》撰文提到，盧吉在殖民地部的上級並無重視以威海衛換取永久割讓新界建議，更把建議丟到垃圾桶。卻其實，當時清廷對英方佔有中國中心地帶的一處的着緊程度，遠大於在國境之南的香港。
司徒拔
司徒拔爵士，GCMG，FZS，JP（英語：，1876年10月13日—1947年12月7日），舊譯史塔士，英國殖民地部官員，曾長年在白廳供職，後來罕有地獲外調到錫蘭的殖民地政府工作，並且在十分短的時間內升任總督之職。司徒拔曾先後出任香港、牙買加、塞浦路斯與錫蘭的總督，任內以作風率直強硬和不易妥協著稱。在任香港總督期間，司徒拔就因為拒絕對海員大罷工與省港大罷工作出讓步，結果釀成了軒然大波。他後來在任錫蘭總督時，復遇上了布雷斯格德爾事件，並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引退。
司徒拔 生平
司徒拔在1876年10月13日出生於英格蘭牛津郡牛津，在家中五名兄弟中排行最小。司徒拔的父親威廉·斯塔卜斯（William Stubbs，1825年6月21日—1901年4月22日）是牛津大學著名的欽定講座教授，精研現代歷史，後來並曾經先後擔任過車士打主教和牛津主教。至於司徒拔的母親名叫凱瑟琳·戴勒（Catherine Dellar，生於1838年），來自尼夫斯托克（Navestock），在村莊學校任職校長。
司徒拔早年入讀拉德利公學（Radley School），後來憑獎學金入讀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在大學中，司徒拔曾在1897年的第一次古典文學考試中取得一級榮譽，至1899年取得文學士資格畢業，並同時在人文學科中取得了一級榮譽。後來在1920年，他進而取得文學碩士資格。
司徒拔 生平
在1900年1月，司徒拔加入英國殖民地部的東方司，任職二級文書，負責監管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香港和錫蘭各殖民地的發展。在1907年，他升任署理一級文書，至1910年更正式出任一級文書。未幾，在1910年至1911年，司徒拔出訪馬來亞半島與香港，就外籍公務員薪俸水平進行調查。調查結束返國後，司徒拔復在1912年獲委任為西非土地委員會委員。
在殖民地部工作期間，司徒拔曾在1906年負責編輯查爾斯·普勒斯伍德爵士的《英國殖民地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一書中，地中海及東方殖民地部分的第二版內容。另外，他也是《殖民地辦公室名單 （1911年—1912年）》的聯合編輯。
作為一位在英國本土供職的公務員，司徒拔在1913年獲罕有地外調到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到錫蘭出任輔政司，期間曾數度署任總督之職。到1919年，他更意外地獲委任為香港總督，接替身體狀況欠佳的梅含理爵士。司徒拔在1919年9月30日正式履新，成為第16任香港總督。
司徒拔 生平
司徒拔上任以後就積極發展基建。其中在交通方面，隨著汽車的日漸普及，司徒拔任內大力開辟馬路，除了在1920年建成通往新界的青山公路外，又在1924年建成了通往石澳的石澳道，以及一條途經黃泥涌峽，通往淺水灣的淺水灣道。另外在1921年，司徒拔批准成立九巴和中巴兩所巴士公司，使香港開始出現公營巴士服務。
司徒拔亦曾大力開辟香港島的土地，並在東區以及北角七姊妹海傍進行大規模填海，但這些受到連串罷工的影響，工程未及在他任內完成。此外，司徒拔又在1923年於中環主持盛大的和平紀念碑揭幕儀式。和平紀念碑乃仿照倫敦白廳的同款紀念碑而成，以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陣亡將士。
在1923年10月司徒拔宣佈動工興建規模龐大的城門水塘，以為九龍提供足夠的食水。
司徒拔十分注重香港的英文教育，在其任內多次提議創立英皇書院，並作為當時香港一所高等英校，提供英式教育、并综合华文课程，作為了香港的一項教育福利。於1923年選址般含道63A現址，動工興建英皇書院般含道校舍。其他司徒拔任內的貢獻還包括在1920年4月重設教育委員會，又在同年9月為香港大學設立金額達100萬港元的基金。
司徒拔 生平
香港過往不時也曾經就妹仔（丫鬟）的問題展開討論，但往往都是無疾而終的。惟到了1919年，一位克拉克·希士路活夫人（Mrs Clara Halsewood）與其任職於海軍部，駐守香港的丈夫開始就妹仔制度展開探討，並公開認為香港的妹仔制度等同於奴隸販賣。司徒拔認為妹仔制度乃中國傳統，所以對希士路活夫婦的言論感到十分不滿，並罕有地對希士路活夫人作出公開譴責。司徒拔另外又向海軍部施壓，迫使希士路活調離香港。
儘管希士路活夫婦因此返回英國，但事件沒有就此平息。他們反而在英國展開了一連串的運動，使英國輿論也開始對香港的妹仔問題表示關注，甚至於下議院也就問題展開辯論。當時的殖民地大臣邱吉爾也感到非常不滿，邱吉爾一向作風強硬，他在1922年2月向司徒拔發電報，要求港府立即採取相應行動。然而，由於司徒拔反對廢除妹仔制度，而定例局內一些像周壽臣的華人議員也對取締妹仔表示強烈反對，結果港府對邱吉爾的指令一再拖延。邱吉爾未幾在1922年10月因失去下院議席而去職，未能作出跟進，港府於是成功繼續向繼任的德文郡公爵採取拖延策略。
司徒拔 生平
一直到1923年3月，港府才通過了法例，禁止為利益而轉讓妹仔，並授予總督權力對全港妹仔進行登記。惟由於定例局議員的激烈反對，法例有關登記的條款被暫緩執行，所以事實上法例並沒有落實過任何實際措施解決妹仔問題。有關香港的妹仔問題，要至司徒拔卸任，金文泰爵士繼任後，港府才作出進一步的行動。
在1923年，為限制新界農地建屋，司徒拔宣佈了一項新界農地建房的補地價政策。由於港府以往沒有這種限制，再加上新例有損新界居民之業權，而其中不少人更認為補地價政策與《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存在抵觸，這遂引起了新界鄉民的強烈反對。為使港府撤回政策，新界鄉紳曾先後約見過華民政務司和定例局華人議員周壽臣等人，要求司徒拔「收回成命」，但司徒拔仍然無動於衷。
司徒拔 生平
其後，荃灣、粉嶺和元朗等地的鄉紳復在1924年8月組成了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繼續對補地價政策提出反對，惟司徒拔始終不作讓步，直到金文泰爵士繼任港督以後，港府方才在補地價的事情上接受鄉民的提議，收回政策。另一方面，為了挽回民心，平息新界氏族不滿，司徒拔在1924年答應新界鄉紳鄧伯裘之請，尋找在1898年英軍進佔吉慶圍後，被奪走的鐵門之下落。經過一輪周折，鐵門終在1925年5月26日由愛爾蘭運回吉慶圍。為鄭重其事，當時司徒拔更親臨吉慶圍，還主持了鐵門的交還儀式。
在中國事務上，司徒拔曾作出過不少甚具爭議性的行動。在他上任總督後不久，粵系軍閥陳炯明在1920年11月率兵驅逐廣州的桂系與滇系軍閥，並迎接身在上海的孫中山返回廣州，重組護法軍政府，展開第二次「護法運動」。未幾，護法軍政府就照會駐北京的各國公使，要求將一筆來自廣東，但卻上繳予北洋政府的海關關餘轉撥護法軍政府。可是，由於護法軍政府當時未獲國際承認，所以其要求遭到了各國公使的拒絕。
司徒拔 生平
不過，司徒拔卻認為，護法軍政府如果得到這筆關餘，就可以作為擔保，向香港進行借貸。因此在受到護法軍政府的提請後，司徒拔大膽向外交部建議接受孫中山的建議。然而，司徒拔的提議傳至外交部後，立即引起很大的反響。時任外務大臣寇松勳爵認為，司徒拔的建議除了與英國政府一貫的立場相左外，他本身更沒有資格向英國的外交事務橫加干涉，結果司徒拔在關餘事件不得要領。
未幾，護法軍政府在1921年1月單方面宣佈，將於2月接管境內海關。這時司徒拔立場已變，他除了立時派出軍艦保護粵海關外，又支持外交部的提議，建議對護法軍政府進行封鎖。面對這種強硬姿態，再加上廣州局勢不穩，遂迫使孫中山在之後擱置了接管境內海關的計劃。
司徒拔 生平
在關餘事件完結後，為了獲得國際承認，護法軍政府在1921年4月召開「非常國會」，並選出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之職。孫中山在同年5月5日正式就職，但港府卻在5月4日貼出告示，明令香港不得進行任何相關的慶祝活動，兩日後，港府復表示不可在香港進行關於軍政府的籌款活動。告示貼出後，廣州軍政府對港府做法十分不滿，並向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提出抗議。至5月23日，司徒拔終就事件作出答覆，他認為，由於北洋政府才是英國承認的合法政權，所以港府的做法沒有不妥；司徒拔又表示，他於港府發出告示時並不在港，所以他並不知情，他本人亦僅就告示之行文有欠禮貌致歉。司徒拔的答覆進一步激起護法軍政府的不滿，在5月24日，軍政府的外交部次長伍朝樞對司徒拔的解釋作出了措詞嚴厲的批評，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與本地英文報章亦齊聲對司徒拔的行動不予贊同，在各界反對下，港府最終收回告示。
司徒拔 生平
儘管司徒拔與護法軍政府關係不美，但卻隨著軍政府的混亂局面而有所轉變。在1922年6月，陳炯明策動六一六事變，將孫中山驅離廣州，但是在不久以後，陳炯明復在1923年1月被擁護孫中山的滇、桂軍閥打倒，使得孫中山得以在是年3月返回廣州。在這個時候，司徒拔選擇支持了重新得勢的孫中山，並鄭重其事地邀請他於2月17日訪問香港，其間更於2月18日與司徒拔舉行午宴，以及在2月20日到香港大學發表了一次有名的公開演講。司徒拔曾希望大力支持孫中山，他甚至因此差點被去職丟官。
可是，這種友善關係並不持續，其後更在1924年8月發生了廣州商團事件。在事件中，滙豐銀行在廣州的華人買辦陳廉伯涉嫌走私軍火到廣州，並企圖發動兵變佔領廣州。但是該批私人軍火卻被廣東政府及時發現，最終使兵變失敗，陳廉伯更因此出逃香港。當時輿論普遍認為廣州商團事件在背後得到英國的支持，而匯豐銀行總經理更認為司徒拔至低限度對事件予以默許。不過司徒拔卻對指控感到十分憤怒，並對英國背後支持的說法加以否認。儘管事件到最後仍然是撲朔迷離，但司徒拔與廣州軍政府的關係始終蒙上了陰影。
司徒拔 生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拖累，香港戰後的經濟受到一定的困擾，而戰後的通貨膨脹，百物騰貴，更使社會上的低下階層深受困擾。比如在1919年，由於南亞地區稻米失收，觸發香港米糧短缺，米價甚至急升10倍之多，並引起搶米風潮；後來司徒拔入市平抑米價，實行價格管制，情況才有所改善。不過，港府一直沒有措施改善低下階層，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結果就釀成一連串的大型工潮。在1920年4月，受生活所迫，香港華人機器會率先要求資方增加工資40%，資方初時拒絕，遂使9,000名工人憤而返回中國，最終資方迫於無奈下，加薪32.5%，事件才得以解決。
受到香港華人機器會罷工成功的鼓勵，新的工會在此後接踵成立。至1922年1月，香港海員工會更仿傚華人機器會，發動海員大罷工，要求渣甸和太古一類的外資船務公司增加華籍海員薪酬30%，好讓華籍海員與外籍海員得到同等待遇。由於沒有得到資方的答覆，工會遂如期在1月22日正式開始罷工。
司徒拔 生平
海員大罷工最初只有1,500人參加，可是在各大小工會的加入下，罷工人數很快就上升至12萬人，而且數以萬計的工人更相約返回中國，使香港上百隻輪船滯留，各行各業漸漸陷於停頓，甚至港督府也只餘下2名華籍傭工，亦使後來威爾斯親王在4月訪港的行程安排遭到打亂。在事件中，司徒拔的態度十分強硬，他除了發出戒嚴令外，又下令關閉香港海員工會，並限制工人離開香港時所攜帶的金額數量。及至3月4日，一批正離開香港的工人途經沙田時遭到軍警開槍，造成6名工人死亡，史稱「沙田慘案」。慘案發生後，民情更為沸騰，司徒拔始作出讓步，答應取消取締工會，並對沙田慘案死者家屬賠償。同時，資方又承諾加薪15至30%，並且補發工人在罷工期間的薪金，罷工始正式告終。
司徒拔 生平
在1925年，香港發生了另一次大罷工，這次罷工史稱「省港大罷工」，規模比海員大罷工更大，也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罷工。省港大罷工始肇因於1925年的五卅慘案，當日一批上海學生在公共租界遊行示威，抗議日本棉紗廠非法開除及毆打工人，惟遊行進行期間，有英籍巡捕開鎗射殺學生，造成多人死傷。慘案發生後，遂立即促使中國各地出現反帝國主義和反英的浪潮。至同年6月19日，在共產黨的帶動下，香港即出現了大罷工，到6月21日，沙面英租界的華工也響應罷工，使罷工範圍進一步擴大。其後在6月23日，廣州更發生了沙基慘案，有工人和學生遊行至沙基時遭英兵和法兵開槍鎮壓，造成了50多人死亡，百多人受傷。
司徒拔 生平
司徒拔之港督任期原本在1925年6月底屆滿，但省港大罷工發生後，他立即自告奮勇，提出要求延長任期，直至罷工完滿解決為止。一如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司徒拔在這次大罷工也堅拒不退讓，並立即宣佈戒嚴，勒令華籍警員繳械，並封鎖廣州政府，阻止廣州政府支援工人。但同時間，在工會的號召下，踏入7月初，香港罷工返回中國的工人數目已上升至25萬人，銀行更在7月5日出現擠提情況，社會上各行各業基本陷於停頓狀態，市面秩序更陷於混亂，而不少的基本服務則十分依賴英軍作有限度的維持。
司徒拔堅信大罷工背後由共產黨指揮，所以他極力主張英國應該出兵，推翻有共黨人士參與的廣州政府，不過司徒拔之建議未獲外交部所接受；此後，他復建議英政府出錢300萬元賄賂北洋政府，以設法結束廣州的反英運動，但建議仍為英政府所否決。此後，司徒拔、定例局華人議員周壽臣與羅旭龢，與東華醫院主席馬敘朝及首總理莫晴江，秘密挪用東華醫院為數5萬元的信托基金，暗中協助粵軍魏邦平策動廣州的兵變，不過未能成事。及後新任港督金文泰上任，挪用曝光，社會輿論一遍嘩然，但其時司徒拔已經卸任離港。
司徒拔 生平
由於司徒拔的態度強硬，又不願與廣州政府展開對話，結果使大罷工陷於膠著狀態。至同年10月，英方因司徒拔過於強硬，遂決定以熟知中國文化的金文泰爵士接任港督。司徒拔在1925年10月31日離開香港，正式卸任港督一職。儘管司徒拔離開香港之時，罷工高潮已經過去，但罷工則一直持續至翌年10月才正式結束。後來根據《泰晤士報》在1927年4月作的估計，雖然省港大罷工對香港的長遠經濟損失有限，但仍然造成了1億英鎊之經濟損失。
另值得一提的是，司徒拔卸任當日乃取道新落成的皇后碼頭離開香港。他是第一位使用碼頭的總督，也是第一位從皇后碼頭離開香港的總督。
退任港督以後，司徒拔在1926年4月26日轉到牙買加出任總督，並同時取得都督（Captain General）軍銜。司徒拔在這個英國於安的列斯群島最大的殖民地當了6年總督，任內他主張牙買加以理性的步伐，慢慢地引入新憲法，以及實施全民普選，結果拖慢了當地的獨立步伐，並引來本地民族主義者的不滿。
至1932年10月29日，司徒拔轉到塞浦路斯出任總督約一年多的時間。期間，塞浦路斯正值希臘合併運動的興起，當地的塞浦路斯希臘人熱切希望與希臘合併，但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和英國人則齊聲表示反對。由於塞浦路斯希臘人曾為此多次發動動亂，甚至在1931年將總督府燒毀，因此司徒拔任內大抵沿行前任的政策，對支持合併者加以鎮壓，並通過了法律以增加塞浦路斯總督的權力。
在1933年12月23日，司徒拔復派到錫蘭出任總督。在任內，他多次拒絕錫蘭國務會議的錫蘭裔議員提出修訂《多諾莫爾憲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之建議，並認為將憲法修正成為完全的責任制政府，是一個不成熟的做法。司徒拔的做法獲得到錫蘭泰米爾人和穆斯林社團的支持。因為這個在1931年生效的《多諾莫爾憲法》讓錫蘭各個民族與農場主均可以在政治上達到均衡參與，故此他們擔心憲法一旦修訂，會使錫蘭人一派獨大，並誘發派系衝突。
此外，白人農場場主與本地錫蘭人的不和亦在司徒拔任內不斷加深，後來在1937年更爆發了「布雷斯格德爾事件」（Bracegirdle Incident）。馬克·布雷斯格德爾是一位澳洲的左派分子，他於1936年前往錫蘭，為當地的農場工人提供協助，並不時對農場場主提供的不合理待遇作猛烈批評。當時很多錫蘭的農場場主都對布雷斯格德爾感到十分討厭，並認為他身為白人，卻出賣了白人的利益。結果在農場場主施加壓力下，司徒拔決定在1937年4月22日下令將布雷斯格德爾遞解出境。
遞解令發出以後，布雷斯格德爾立即匿藏起來，而他所屬的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更發動民眾上街示威抗議，並高呼「我們要布雷斯格德爾，遞解司徒拔」的口號，要求司徒拔下台。一如以往，司徒拔作風強硬，對示威不作理會，亦拒絕收回遞解令。至同年5月5日，錫蘭國務會議以34票對7票通過動議，譴責司徒拔在未經諮詢內政部長的情況下發出遞解令。而同日亦有達50,000人示威聲援布雷斯格德爾，期間，布雷斯格德爾更曾經突然現身，但由於在場警察所持的逮捕令過期，因此無法將他拘捕。
數天以後，警察成功逮捕布雷斯格德爾，並向他提出起訴。但同時間，蘭卡平等社會黨則入稟最高法院，對司徒拔發出的遞解令效力提出質疑。有關案件同年在5月18日審結，主審的首席大法官悉尼·亞伯拉罕斯爵士（Sir Sidney Abrahams）認為司徒拔不可因為有人行使其言論自由，而將之遞解出境，因此他裁定布雷斯格德爾勝訴，並宣佈遞解令無效。在布雷斯格德爾事件發生後不久，司徒拔在6月30日正式退休，返回英國，結束其18年的殖民地生涯。
退休以後，司徒拔退居於英格蘭肯特郡比爾斯特德（Bearsted），但仍然十分熱心於公共事務。在1938年，司徒拔曾獲委任到西印度皇家委員會（West India Royal Commission）出任副主席，該委員會後來通過成立西印度福利基金（West Indian Welfare Fund），每年發放一百萬英鎊的撥款，並同時設立行政部門，以活化區內的社會與經濟發展。
司徒拔晚年獲委任為肯特郡太平紳士，並在1941年擔任北區拒服兵役者上訴審裁處（Northern Division Appellate Tribunal for Conscientious Objectors）主席。司徒拔在1947年12月7日因心臟衰竭在比爾斯特德去世，終年71歲。其遺產在1948年3月23日進行估值，結果共值34,558英鎊3仙令10便士。
司徒拔 家庭
司徒拔在1909年迎娶馬喬里·沃馬克（Marjory Womack）為妻。司徒拔夫人的父親叫腓特烈·沃馬克（Frederick Womack），在倫敦任職醫生，同時曾在下議院擔任議員。司徒拔夫人向以熱心社會事務著稱，曾在1919年獲授CBE勳銜，後來又曾自1920年至1925年出任首任香港女童軍總監。
司徒拔夫婦共有兩子一女，其中女兒叫芭芭拉·司徒拔（Barbara Stubbs，1921年—1982年）。另外，司徒拔是倫敦動物學會院士，他十分熱愛動物，其中尤其喜愛暹羅貓。
金文泰
金文泰爵士，GCMG，KStJ，FRGS[?]（英語：，1875年9月1日—1947年4月5日），英國殖民地官員，1930年至1934年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1925年至1930年任第17任香港總督。
金文泰在1899年加入香港政府，早年歷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巡理府、助理輔政司、行政立法兩局秘書、以及署理輔政司兼兩局當然官守議員等職；出任港督前，他曾先後擔任過英屬圭亞那政府秘書（後改名輔政司）和錫蘭輔政司。在港督任內，他成功緩和持續多時的省港大罷工，使香港從百業蕭條的局面逐漸恢復過來；此外，他重視社會基礎發展，除了主持興建九龍醫院、瑪麗醫院和修築城門水塘外，又熱心推崇中國文化，設立香港首家官立中文學校和支持香港大學增設中文系，該座官立中文學校後來更名為金文泰中學，以紀念他對中文教育的重視。金文泰與香港華民各界關係要好，任內爭取委任周壽臣爵士為行政局歷來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並准許新界鄉紳設立鄉議局管理地方事務，政績頗受稱譽。
金文泰
在海峽殖民地總督與馬來亞高級專員任內，金文泰面對環球大蕭條下的經濟衰退，設法緊縮開支，又研究引入限制計劃，防止當地錫礦和橡膠業務因生產過剩而導致國際市場價格急跌，成功減輕大蕭條對當地經濟造成的衝擊。同時間，他為新加坡主持多項大型基建，當中包括海軍基地、加冷機場、克利福碼頭和丹戎巴葛火車總站等，以配合當地的急速發展。金文泰在任內提出的地方分權方案備受爭議，馬來屬邦政界擔心方案會削奪他們長久以來享有的自主性、而馬來亞華人和印巴裔社群則擔心方案連同一系列推動馬來文化和馬來語的政策，會變相使當局施政進一步向馬來人傾斜。金文泰的方案雖然深具遠見，但最終卻因強大的阻力被迫妥協，未能一展抱負，連同他推動限制移民入境等被指針對華人的舉措，均成為他任內的瑕疵。
作為一名學者型總督，金文泰早年就讀牛津大學時經已顯露出在拉丁文方面的才華。在香港任職期間，他更迅速學會廣東話和官話，並憑藉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練得一手好書法，對中國詩詞也有深入的了解，是一位典型的漢學家和「中國通」。在公務之餘，他長年著作甚豐，題材涉足文學、歷史和地理等多個方面，學術造詣深受稱許，更被印度詩人泰戈爾評價為「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金文泰還熱愛四處遊歷，曾走遍中國各省和深入印度等地，香港的不少郊野山徑，均由金文泰和他的妻子最先開闢而來。
金文泰 生平
金文泰1875年9月1日生於英屬印度北方邦坎普爾一個英國殖民地官僚家庭，是家中長子，其父親孟塔古·克萊門蒂上校（Colonel Montagu Clementi，1839年－1919年）在當地任職軍法署署長，而母親為伊莎貝拉·科拉特（Isabel Collard，1850年－1930年）；金文泰的舅父兼教父史密士爵士是殖民地官員，曾於1887年至1893年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雖然金文泰生於印度，但他自幼在英國長大，早年受教於倫敦聖保羅公學，後升讀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
在大學期間，金文泰修讀西洋古典學與梵文，學業十分出眾。他在1895年入圍赫福獎學金，翌年在第一次的西洋古典學考試中取得一級榮譽，並分別榮獲愛爾蘭獎學金與克雷文獎學金。1897年，他進而取得博登梵文獎學金，差一點獲得蓋斯福德希臘散文獎；1898年，他在人文學科中取得二級榮譽，同時取得文學士學位（B.A.）畢業。金文泰在1899年參與校監拉丁文散文比賽，惟未能取得第一名。1901年，他獲得文學碩士學位（M.A.），獲選為莫德林學院獨有的半院士（demyship）。1938年，他當選莫德林學院榮譽院士。
金文泰 生平
金文泰在學業上極有成就，本應從事學術研究，但沒有選擇在大學過學者生活。1899年取得文學士學位畢業後，他隨即投考公務員，在招聘試中名列第四。當時的社會主流意見認為遠東官職地位較為次級，他卻以到香港政府供職為首選。
金文泰在1899年獲香港政府聘任為官學生（政務官前身）後，旋即獲安排到廣州學習粵語。當時義和團之亂爆發，他在1900年7月被迫返港。雖然如此，他以極速學好廣東話，1900年12月通過最後一份廣東話考試，創下一眾官學生在最短時間內通過考試的記錄。1902年他擔任廣東話考官，1906年他通過官話考試。
返回香港後，金文泰最初自1900年12月署任助理輔政司兼行政立法兩局秘書，復於1901年8月獲委任為助理總登記官，協助時任輔政司駱克爵士對在1899年接管的新界地區展開人口登記，期間曾署任土地法庭法官。他在1902年被借調到英屬印度政府參與一項特別工作，同年獲奉委香港官守太平紳士。翌年，他獲短暫調往中國廣西，參與當地的飢荒救濟工作。
金文泰 生平
金文泰返回香港後，於1904年5月出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主事新界土地丈量、土地登記和一般案件審理等事宜；1907年10月出任助理輔政司兼兩局秘書，任內曾於1909年以英帝國代表團香港代表身份出席以禁煙為主題的上海國際鴉片會議，1910年兼任時任護督梅含理爵士的私人秘書。金文泰參與了九廣鐵路開通的籌備工作，1911年3月24日以助理輔政司身份隨同香港總督盧吉爵士到廣州拜會兩廣總督張鳴岐，順道考察即將開通的九廣鐵路華段。1911年2月至6月、1911年11月至翌年2月、以及1912年3月至7月，金文泰三度署任輔政司兼兩局當然官守議員，1912年5月與護督施勳爵士等於港督府內接見中華民國前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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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港府供職期間，金文泰的華和辦事能力備受上司賞識。港督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東方司最有幹的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學者，他日必有所成」。另一位港督盧吉爵士也認為金文泰華洋溢，富有同情心，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學成立時提名他出任創校校長，因故沒有成事。金文泰曾大力支持設立香港大學，在1911年4月奉委署任香港大學創校官守校董。香港大學1912年正式成立後，他為大學撰寫拉丁文校歌，捐贈大批重要中國典籍，著力為大學的中英文化關係研究籌款。校方為表答謝，1916年建議向金文泰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此時他正身在外地，直至1926年他回香港出任港督，香港大學才得以向他頒授榮譽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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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金文泰獲改派到英屬蓋亞那升任政府秘書兼當地的行政局、政策院及合議院當然官守議員，任內曾三度署任總督，其政府秘書的職稱復於1921年改名為輔政司。在當地任職期間，他特別關注華僑事務，並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英屬圭亞那華人》（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一書。1922年，金文泰改調到英屬錫蘭出任輔政司，同時兼任當地兩局當然官守議員，任內曾於1922年至1923年、1925年兩度署任錫蘭總督。在錫蘭供職期間，他積極倡議設立錫蘭大學，有關構思至1942年才得以實現。
1925年，香港及廣州出現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時任港督司徒拔爵士在事件中採取強硬態度，對工人拒不讓步，被英國政府撤換。英政府認為金文泰熟知中國文化，對華態度友善，委任他為第17任香港總督，以設法緩和省港局勢。1925年11月1日，金文泰正式抵港履新，是為香港歷史上第二位本地官學生出身的港督，也是首位從皇后碼頭登岸的港督，自他以後從該處登岸履新成為歷任港督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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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出任港督的消息使當時的署理港督施勳爵士不滿，施勳認為金文泰固然有才華，但施勳出任香港輔政司之職15年，極有理由出任港督，因此他曾對有關任命「感到十分驚訝」。施勳在金文泰上任後不久就從港府退休。在殖民地供職多年的金文泰，在英屬蓋亞那輔政司任內於1916年獲英廷頒授CMG勳銜；上任港督後不久，復於1926年的新年授勳名單獲授KCMG勳銜，成為爵士；同年獲得KStJ勳銜。
金文泰上任之時，省港大罷工的高潮已經過去，孫中山1925年3月逝世後，蔣介石逐步成為中國國民黨實際掌權者。蔣介石一方面反對聯俄容共，不再支持中國共產黨參與的大罷工，另一方面他又籌謀統一中國，計劃展開國民革命軍北伐，積極尋求外國支持，令香港與中國關係出現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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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認為「要維繫香港的安寧，就有必要和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促使他上任後設法修補兩地關係。在得到羅旭龢和周壽臣爵士等香港華人社會領袖支持下，他努力使政府取得輿論認同。他讓政府向羅旭龢發放津貼，在香港發行反共報紙，讓香港政府與國民黨右派在同一陣線。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積極與國民政府展開對話。上任後不久，他先後派出香港華人西醫杜應坤醫生、律政司金培源和署理輔政司夏理德等前往廣州商討解決罷工。未幾，他邀請國民黨要員宋子文訪問香港。在連串訪問中，金文泰與港府亦無讓步，對國民政府採取開放態度，兩者關係逐步修補。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解除罷工工人武裝。同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解除對香港的封鎖，解散罷工委員會，結束持續多時的省港大罷工。1928年3月，金文泰代表英國政府，到廣州展開官式訪問，正式承認國民政府政權，修復兩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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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罷工結束後，金文泰對勞工與工廠法例作出一定改善，限制聘用童工。他主持重新規劃市區的貧民區，改善貧民生活。省港大罷工令香港經濟大受打擊，但影響短暫。隨著轉口貿易恢復，香港1927年出口船隻總噸位數，直逼1924年罷工發生前水平，不斷上升，政府年收入也屢創新高，每年收益維持在2,000萬港元以上。
除了大罷工的亂局外，前任總督司徒拔爵士還留下妹仔問題，尚待金文泰解決。在金文泰任內，曾得到短暫平息的妹仔問題再次受到英國關注。當時，英國工黨的下議院議員愛倫·威爾金森（Ellen Wilkinson）向英國保守黨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提出要求重新審視港府對妹仔的政策，金文泰因此被著令對妹仔問題提出建議。
與他的前任一樣，金文泰認為妹仔是中國自古已有的一項傳統，不同意妹仔往往會淪為妓女的說法。他曾向英國政府建議把妹仔改稱「養女」了事。建議送出後不久，英國工黨在1929年英國大選中勝利，上台掌政，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爾德勳爵（Lord Passfield）是費邊社成員，金文泰的建議不獲帕斯菲爾德勳爵接納，還被要求儘早直接廢除妹仔制度。
金文泰 生平
英政府施壓下，金文泰促成立法局在1929年通過《女性家居服務（修訂）條例》，勒令所有妹仔必須在1930年5月31日前接受登記，並由當日起停止接受登記，以及嚴禁再販賣妹仔。與此同時，港府又派出專責人員探訪妹仔，確保她們得到適當待遇，以及定期獲發薪金。金文泰的措施平息有關妹仔存廢的爭議，但妹仔制度未能直接廢除。條例生效後，坊間仍有私下秘密販賣妹仔的情況，甚至以「養女」為名販賣妹仔，遊走在法例的灰色地帶。金文泰卸任多年以後，香港才在1938年再次通過修訂條例，規定所有領養女兒也必須接受登記，進一步打擊妹仔的秘密販賣，但妹仔要到二戰過後才真正式微。
金文泰任內積極發展社會基建，醫療衛生方面除了主持重建貧民區工作、改善衛生情況外，還於1929年建成九龍醫院，計劃在薄扶林興建規模浩大的瑪麗醫院，應付和滿足需求日增的醫療服務。為配合醫務工作的發展，他於1929年成立醫務衛生局（1938年改稱醫務衛生署），著手消除區內的風土傳染病，鼠疫得以在他任內絕跡香港，瘧疾一類常見的熱帶傳染病也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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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水方面，金文泰任內著手擴建城門水塘，但香港1929年仍然遇上大旱。當年4月開始，由於久旱無雨，金文泰實施七級制水，每日供水兩小時。大旱一直持續至同年9月才告舒緩，期間港府曾成立食水供應委員會，設法節制用水，並從中國調來食水以濟水荒。惟當時食水仍然嚴重短缺，20萬名居民前往中國逃避旱災。事後，金文泰提出以海底水管輸水的建議，1930年建成全港第一條海底水管，試圖解決食水供應緊張的問題。
金文泰一直重視航空交通的發展潛能，1928年他決定讓政府接辦位於九龍的一個民用機場，以該處的原地主何啟爵士和區德的名字命名為啟德機場。他支持駐紮於啟德機場的皇家空軍，促使立法局通過向空軍所屬的飛行會每年發放定額津貼。金文泰讓船政司兼領民航處處長之職銜，使港府對航空交通的管理更具規模化。
金文泰任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相信是他對中文教育之貢獻。金文泰雅好中文，熱愛中國文化，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學於1927年增設中文系，並以前清遺老賴際熙與區大典等翰林教授經典。受當時新文化運動影響，港大設立中文系一事遭到魯迅等反對禮教的文人學者大力抨擊。
金文泰 生平
金文泰任內響應周壽臣爵士、羅旭龢、曹善允、李右泉和馮平山等華人紳商的倡議，在1926年3月1日成立香港首間中文官立學校，名為官立漢文中學，由教育司署的漢文視學官兼任該校校長。1928年，金文泰頒布《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香港的中文學校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採用相同的「六三三」學制，讓中文學校學生能夠銜接到中國的學校課程。
金文泰1927年批准在赤柱撥地給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作為新校址。聖士提反男校原設於西營盤，於1903年創校，是當時香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辦學模式仿照英式公學，專門招攬香港華人子弟，以便他們畢業後可銜接升讀英國的大學。新校址的動土儀式由金文泰於1928年4月27日主持，主校舍於1930年初步建成。
金文泰 生平
金文泰早年曾長期在新界工作，與新界居民的關係比歷任港督要好。上任港督一個月後，金文泰立即巡視新界，獲得當地居民歡迎。1926年，他同意廢除被新界鄉民批評為不合理的新界補地價政策，同時改組由新界鄉紳發起的「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為鄉議局，賦予鄉紳更多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金文泰的親善作風和深受鄉民歡迎，當年9月1日，新界鄉紳罕有地為港督祝壽。他們除了在大埔舉行盛大壽宴外，鄉議局又特意呈上《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以為紀念。
由於新界地區是在1899年與當時的清廷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99年而得來，金文泰任內致力希望新界能夠像香港島和九龍一樣永久割讓予英國。1926年1月省港大罷工仍在進行的時候，他就向殖民地部提出要盡可能保住新界。1927年，他進而表示希望借國民政府北伐時將新界的租地「永久化」，時任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爵士擔心此舉激化反殖民主義情緒而反對。1930年，英國將威海衛租借地交還中國時，金文泰向倫敦方面建議應借機爭取延長新界租約至1997年6月30日以後，不被接納。對於新界租約在任內無法延長，金文泰曾感到十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