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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主义 体制
胡佛设计了杜鲁门总统的忠诚—安全计划，而对雇员的背景调查则由FBI人员来执行。这使得FBI人员数量由1946年的3,559人增至1952年的7,029人。胡佛对共产主义威胁极为敏感，使用的标准极其保守，导致数以千计的政府雇员失去工作。由于胡佛坚持将审问对象严格保密，绝大多数人无法获准对质，也无法得知是谁在控告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指控了。
胡佛的影响力超过了联邦政府雇员和忠诚—安全计划。对听证的记录和调查应该是保密的，但胡佛持续地将证据递交给国会委员会，例如HUAC。从1951到1955年，FBI开展了一个秘密的「责任计划」，散布匿名文件，
上有FBI共產聯繫檔案上的證據。许多被指控者，包括教师、律师，因这种“盲目的备忘录”，未经合法程序而被解雇。
FBI為了追查共產黨人的消息，採用了一系列的非法调查，包括盗窃、私拆信件、非法窃听。左翼全國律師公會的成员是少数愿意接手与共产主义关联案件的人，导致行会成了胡佛的攻击重点。该组织的办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盗窃了至少14次。出于其它目的，FBI使用非法获得的信息来提醒检控律师被告行会律师的辯護策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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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也利用非法的秘密行动来干扰共产党和其它政治异议组织。在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限制司法部检控共产党人的权力，胡佛对此深表烦恼。这时，他设立了一个秘密计划「肮脏的伎俩」，即反谍计划，代号为COINTELPRO。反谍计划行动包括投放伪造文件来制造疑点，即该人是FBI的线人，用匿名信来散播谣言，向媒体洩密，将税务局拉进来审计，等等。反谍计划直到1971年才停止运作。
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即HUAC，是政府最为主要的、积极的反共调查部门。部门成立于1938年，常被称作戴斯委员会（主席小馬丁·戴斯任职到1944年），非美委員會调查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德美纳粹的活动。1938年，根据聯邦劇場計劃，委员会将目光集中到了共产党。1948年，阿尔杰·希斯的间谍案将非美委員會活动推动了一大步。调查最终导致希斯因伪证而被判罪，也使许多人相信国会委员会能夠揭露共产党颠覆活动。
麦卡锡主义 体制
非美委員會在对好莱坞调查时名声大躁，并惹来臭名。在1947年十月，委员会开始传唤编剧、导演和其它影视从业人士，审讯他们是否与共产党有关联。这些证词被称为“64美元问询”：“你是否是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在被委员会问询的第一轮证人中，有10人拒绝合作。他们被称作“好莱坞十君子”（「Hollywood Ten」），并引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认为他们可以获得法律保护，没有必要回答委员会的质询。这个策略失败了，十君子被控蔑视国会，投入了监狱。其中两人被判6个月，其它人则为一年。
之后，证人（從事娱乐业和其它行业）决定不与委员会合作，称他们受到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無須自證己罪。虽然这可以免于蔑视国会的惩罚，但是政府和私营单位依然可以以此将他们开除。法律解释是修正案保护当事人不能自己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来往，并拒绝“指认”与共产党有来往的同僚。許多人面临了抉择，要么如演员拉里·帕克说的，“爬过泥潭，成为告密人”，或是如参议员麦卡锡所说的，成为“第五修正案共产党员”。
麦卡锡主义 体制
在参议院中，负责调查共产党人的委员会是内部安全委员会（SISS），自1950年建立，负责“对间谍、破坏和对美国内部安保”的执法。SISS的领导是民主党人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他在一系列调查活动中获得了声望。委员会用了一年时间来调查欧文·拉蒂摩尔和其它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成员。和以前一样，与拉蒂摩尔有关的众多学者、外交人员（即所谓的中國通）被指责为“失去中国”，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支持的态度，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麦卡伦的指控，即拉蒂摩尔是一个“故意、狡辩的苏联阴谋工具。”1952年，拉蒂摩尔被SISS指控做伪证。许多指控被联邦法官驳回，一名证人承认自己做伪证；1955年，案件被取消。
约瑟夫·麦卡锡自己在1953-1954年间负责众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在此期间被用作狩猎共产党人的调查机构。麦卡锡先对美国之音进行了审讯，然后转向了国务院海外图书馆计划。任何被麦卡锡认为是不恰当的图书都被调查。随后，麦卡锡在委员会和媒体面前宣读了可能是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名单。迫于压力，国务院命令海外图书馆员将“有争议人士、共产党人、同路人等”的作品下架。有的图书馆干脆将新禁的书一烧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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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的委员会开始调查美国陆军。从蒙茅斯堡（Fort Monmouth）的通信兵团（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开始。麦卡锡搜集了许多有关陆军研究员的可疑信息，但是最终一无所获。随后，麦卡锡转向了一位升任少校的陆军牙医，后者拒绝回答忠诚调查问卷。麦卡锡接手了这项调查，包括一系列对军队准将的骚扰，引发了陆军—麦卡锡听证案（Army-McCarthy hearings）。在听证案上，陆军和麦卡锡当着全国的电视观众互相指责了36天。虽然听证会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麦卡锡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麦卡锡被参议院谴责，而他作为反共势力的主力位置也在实质上被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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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25日(在众议院认定好莱坞十君子蔑视国会罪的第二天)，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代表各大片场对外发表声明，后被称之为华道夫声明(Waldorf Statement)。这个声明宣布开除好莱坞十君子，并称：“我们不会故意雇佣共产党员或任何倡导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这标志着好莱坞黑名单的开始。虽然数以百计的人被工作岗位拒绝，但片场、制片人以及其它雇主并没有公开承认这种黑名单的存在。
麦卡锡主义 体制
与此同时，私营的忠诚—审查理事会和反共调查人开始出现，以满足工业为自己员工做开脱的需求。各大公司为此敏感，像娱乐业一样感到人言可畏。这些小队会收取费用来对雇员进行调查，问询他们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在这种听证下，被问询对象无权得到律师的帮助，面对HUAC，被问询对象则无法与检控人对质。这些机构会为左翼组织、出版物、机会、慈善机构记录一份交叉引述，如同对待那些被确认或被怀疑是共产党人一样。还出版了书籍《赤色频道》(Red Channels)以及播出简讯《反击》(Counterattack)、《机密信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以用来追踪共产党人和左翼组织与个人。而各种麦卡锡主义的黑名单其实是这些私营组织自己创立、编订的。
一系列联邦法案被用来防范共产党人的颠覆企图。《外僑登記法》（俗稱《史密斯法案》）使得任何“故意、自愿倡导、煽动、教唆、宣传[...]倾向于或有利于使用暴力手段颠覆美国或州政府的，或任何组织这些教唆、宣传、倡导颠覆、或任何成为或与此有关联的人”都是犯罪活动。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以及其它人士都在1941-1957年间被定罪。根据史密斯法案，在1949年间有11名共产党领袖被定罪，其中10名被告被判处5年监禁，1人被判3年监禁。辩护律师被指藐视法庭，并被判处监禁。在1951年，另外23名共产党领袖被起訴，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始人伊丽莎白·居莱·弗林，許多被定罪者因為後來發現指控的證詞不實，在之后被平反。到1957年，有140名共产党人被该法案提起诉讼，其中的93人被判有罪。
1950年，《麥卡倫國內安全法》成为法律，被学者艾伦·施雷克称为“麦卡锡时代唯一的重要立法”(史密斯法案的存在实际上早于麦卡锡主义)。然而，麦卡伦法案并没有越过法律权限。它要求共产主义组织在司法部长那里注册，并成立颠覆活动管控理事会来调查可能的共产主义活动。然而，在众多的听证、拖延、申诉过程中，该法案从未得到实施，甚至对美国共产党自己来说，法案的绝大部分在1965-1967年被判违宪。1952年，《1952年移民法案》被通过。法案允许政府遣送从事颠覆活动的新移民，禁止有颠覆嫌疑者入境。
《1954年共产党控制法案》获得参众两院的压倒性支持。共和党人约翰·马歇尔·布特勒和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共同起草了该法案，这是1950年内部安全法案的延伸版，试图将共产党列为非法组织，认为它“不能获得任何法律形式的权利、特权、豁免”。《共产党控制法案》从来没有任何实质成效，支持者们所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最为引人瞩目。它只被成功地应用了两次：在1954年阻止共产党参加新泽西州投票，在1960年的纽约失业补偿体系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雇主身份。《纽约邮报》称法案是个“怪物”，“卑鄙地弃绝了民主原则”，而《國家》雜誌攻击民主黨自由派“神经过敏，用选举来躲避‘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的指责，甚至不惜牺牲宪法权益。”
麦卡锡主义 支持团体
麦卡锡主义得到了许多团体的支持，包括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等各种反共组织。其中的一个核心支持者是强硬的女性反共组织，如美国公共关系论坛和美國女義勇兵。他们组织了数以千计的家庭主妇参加学习小组、书信网络、爱国动员会，以协调那些对鉴别并摧毁可疑颠覆行为而作出的努力。
虽然极右翼势力是麦卡锡主义的温床，但“受到委屈的联盟”对麦卡锡主义抱有好感，至少认为它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这些联盟的共同主题是反对国际主义，特别是反对联合国；反对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对罗斯福新政抱有敌意；反对调节社会结构以削减不平等问题。
对麦卡锡主义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公共衛生服务，特别是疫苗接种、心理卫生、饮水加氟都被当做了共产主义洗脑的密谋。与此同时，反国际主义的麦卡锡文学唱起了反犹主义的腔调。这导致了极端麦卡锡主义者和公共卫生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冲突，在1956年的《阿拉斯加精神健康促進法》上的争议尤甚。
麦卡锡主义 支持团体
保守杂志《國家評論》的创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为麦卡锡进行了辩护，撰文《麦卡锡和他的敌人》，断言“麦卡锡主义... 是好心和正直的人团结一致的运动。”
另外，理查德·罗威尔(Richard Rovere)指出，许多美国的普通民众认为“无风不起浪”，导致他们支持麦卡锡主义。在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有50%的美国人支持麦卡锡，而只有29%的人对此不抱好感。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评论道：如果此时权利法案被公选，可能就通不过啦。
麦卡锡主义 对共产党人的描述
想为麦卡锡主义辩护的人大多攻击共产主义和美国共产党。麦卡锡主义的支持者称美国共产党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任何美国共产党员都是苏联的傀儡，为莫斯科情报机构服务。这一观点得到了克格勃档案以及战后对苏联维诺那计划电台解码的支持，显示美国共产党确实受到莫斯科的控制。J·埃德加·胡佛在1950年演讲中评论道“共产党员的身心都属于党。”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极端保守主义者。1940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开除了它的创始人伊丽莎白·格雷·弗林，称作为共产党员她足以被剥夺其公民自由者的身份。根据史密斯法案，政府迫害共产党员，但案件并非依照被告某种行为或陈词，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教条。美国共产党章程中没有革命暴力的条目，但被认为是故意装蒜。
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党不允许党员退党，所以如果某人一旦入党，就会被怀疑是党员。麦卡锡主义的听证会和审判多为前共产党员，如伊丽莎白·宾利、路易斯·F·布丹茨和惠特克·钱伯斯。
麦卡锡主义 受害人
麦卡锡主义的受害人数难以估量，数以百计人被囚，据可查到可统计的约有1万到1.2万人失去工作。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因为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其它委员会传唤，就足以开除某人。很多被囚禁的、失去工作的或被审问的人在过去或某一时间，的确和共产党有些许关联；但就大多数人来说，这根本是莫须有，他们与共产主义毫无瓜葛。在“剑桥五间谍”丑闻后（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布伦特等人），同性恋也成了麦卡锡主义攻击的对象。对“性反常者”的追捕通常是异想天开，导致上千人被骚扰或失业。很多人将麦卡锡主义称为“薰衣草恐怖”。
1950年代，同性恋被定为精神障碍。然而，在高度政治化的冷战背景下，同性恋成了危险的、可传染的社会疾病，会威胁国家安全。家庭被认为是美国力量与团结的基石，对同性恋的歧视，认为其实“性反常”的观点使得他们既无法在家庭单位中正常活动，也被视为是毒害社会的潜在威胁。这一时期，联邦调查局也在政府雇员中筛查同性戀取向人士。
麦卡锡主义 受害人
麦卡锡听证会和根据“性反常”调查可以被视为个人在尽忠国家上拖了后腿。约瑟夫·麦卡锡利用美国传统价值，粉饰并自封为社会道德的捍卫者。矛盾的是，对同性恋行为的指控标志着麦卡锡政治生涯的终结。
在电影业，由于非官方的好莱坞黑名单，超过300名演员、作家和导演在美国遭到解雇。黑名单影响到了娱乐业、大学和学校的各个层面、司法及其他各个领域。在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后，海岸警卫队发起了一项边防安全项目，要求所有美国船只上的船员都要接受检查，无论货物或是目的地。作为麦卡锡主义的另一项忠诚安全审查，原告的身份、甚至是指控的本质都受到保密，被告无法查阅。近3,000水手和码头工人因此失业。
以下是被認為受到影响和迫害的知名人士：
宾夕法尼州立大学年轻的历史学教授罗伯特·K·默里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情报官员，1953年他正准备修改论文，就第一次紅色恐慌一提著书出版，但利特尔和布朗出版社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拿出此书不明智。”他得知调查员正在盘问他的同事和亲属。明尼苏达大学在1955年发布了他的著作《红色恐怖：全国发疯研究，1919–1920》
麦卡锡主义 批評
国家的凝聚力不是由麦卡锡主义怂恿的政策或活动聚集的。就麦卡锡的批评各种各样，包括不被人注意的自由主义观念等。
例如，就麦卡锡推翻杜鲁门对1950年《国内安全法》的否决时，杜鲁门写道：“在自由的国度，我们因人犯罪而对其惩罚，而不是因他们的成见而施刑。”杜鲁门在否决《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上也遭到失败，该法案与其他条例取消了工会在全美劳资关系理事会上的保护，除非工会领袖签署宣誓书，宣誓他们不是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员。1953年，杜鲁门在离任后，批评现任艾森豪威尔政府：
很显然，出于政治利益，现任政府完全拥护麦卡锡主义。我不是指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就为造词造字而言，他的重要性不过是名字罢了。对真理的腐蚀、对法律的践踏才是关键。以美国精神或安全为借口，撒弥天大谎、诬陷公民才是关键。虚伪的煽动者得势啦；恐怖和信仰的崩溃充斥着整个社会。
麦卡锡主义 批評
1950年6月1日，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参议院发表演讲“良心宣言”。很显然，该演讲是对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她呼吁结束对“人格诽谤”，并提出了“一些美国精神的基本原则：批评的权利；持有非主流观点的权利；抗议的权利；独立思考的权利”。她称“在美国，言论自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并谴责“癌细胞般的‘啥都不懂，啥都猜忌’的态度”。其它六名共和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欧文·艾维斯、查尔斯·W·托比、爱德华·约翰·赛伊、乔治·艾肯和罗伯特·C·亨德里克森——与史密斯一道谴责麦卡锡主义的实施策略。
1940到50年代最负盛名的新闻记者、评论员埃尔默·戴维斯常常发言批评麦卡锡主义的极端行径。一次，他警告许多反共运动成了“不单单是对学校、大学和图书馆，教师和教科书的攻击，而是针对所有思考和写作的人们... ...简而言之，针对自由的思想”。
麦卡锡主义 批評
1952年，最高法院审理下级法院就《阿德勒诉纽约教育局》案件的判决，同意了州立忠诚审查委员会将“颠覆性”教师开除。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写道：“现在法律的准则与我们的社会相悖——因与某事相关而被定罪... ...在该法案下发生的事情和警察国家一样。老师天天被盘问；他们的过去被反复搜查，寻找不忠的迹象；他们发言被监视，以寻找危险的思想。”
麦卡锡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对手是著名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闻广播员、分析家爱德华·默罗。1953年10月20日，默罗在节目《See It Now》中关注了对前空军预备役中尉麦洛·拉多罗维奇的解聘，后者被指责是共产党。节目对空军的方式方法大加批判，包括使用密封的信件作证，不让拉多罗维奇和律师开封检验。1954年3月9日，《See It Now》播出了另一集，攻击麦卡锡主义的问题，并直接攻击约瑟夫·麦卡锡个人：該集题为“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报告”，并使用麦卡锡演讲的连续镜头来将他描述成为不诚实、鲁莽、滥用权力的人，虐待了证人和美国杰出公民；在总结词中，默罗称：
麦卡锡主义 批評
我们不能把异议和不忠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指控不等于证据，定罪应依赖于证据和公正的法律过程。我们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恐惧中行走。要深入挖掘我们的历史和教条，并牢记我们不是懦夫的传人。
这一广播被认为是麦卡锡主义终结的关键一章。
1954年4月，麦卡锡在军队对峙麦卡锡听证会上受到攻击。这些听证会有新兴美国广播公司（ABC）进行电视直播，使得公众可以第一时间观看麦卡锡对他人的审问以及他颇富争议的方式方法。在辩论中，麦卡锡提醒军队的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称他的律师事务所中某雇员曾参加某组织，该组织涉嫌同情共产党。公众对麦卡锡越来越反感，韦尔奇的反驳则出了名：“参议员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麦卡锡主义 衰败
在1950年代中期和末期，麦卡锡主义热情和体制逐渐松懈下来。民意的改变也对麦卡锡主义的衰败起了重大影响，而衰败也源自一系列沃伦法院的判决。
黑名单终结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约翰·亨利·福柯。福柯是CBS午后喜剧广播节目主持人，在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是左翼积极分子。AWARE是一家私营公司，负责检查“不忠”的共产党员。AWARE对福柯进行审查，审查没有通过，福柯被CBS开除。与其它黑名单受害人不同，1957年福柯决定起诉AWARE，并在1962年胜诉。
根据法院判决，私营黑名单和使用人被告知他们要负法律责任，为可能造成的专业和财产损失负责。虽然非正式黑名单依然继续，私营“忠诚审查”公司立即消失。甚至在福柯案之前，许多好莱坞人决定是时候反对黑名单。1960年，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之一道尔顿·特兰波公然发布电影《出埃及记》和《斯巴达克斯》。
麦卡锡主义 衰败
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下的美国最高法院在摧毁麦卡锡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理查德·罗维尔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约瑟夫·麦卡锡，“美国最高法院在司法认知上借用麦卡锡所租用的自由结构，决定在众多判决中将这一结构空前地强化。”艾森豪威尔向法院任命两名法官——厄尔·沃伦（成为首席大法官）和小威廉·布伦南——这两人比艾森豪威尔预期地更加自由，日后艾森豪威尔称任命沃伦是他“最大的错误”。沃伦法院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判决，协助终结了麦卡锡主义。
1956年，沃伦法院受理“斯洛科沃诉教育局案”。哈里·斯洛科沃是布鲁克林学院遭到解雇的教授，他援引宪法第五号修正案起诉麦卡锡委员会对他过去共产党员身份的问询。法院禁止这样的行为，判决“根据第五号修正案，就公民的宪法权益我们必须谴责这样阴险用意的输入行径。……如果这种行为等同于忏悔罪孽或是确定推测的伪证，反对自我控告会沦为一纸空文。”
麦卡锡主义 衰败
另一关键判决是1957年的“耶茨诉美国案”，即对14名共产党员的判决被平反。根据大法官休戈·布莱克的意见，他在最初的“史密斯法案”审判中写道：“证人的证词相对不重要。罪行或无辜成了一百年或更多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或某人写的或倡导的事情。……当使政府反感或不熟悉的礼仪在现实中成了决定性问题，……偏见必然对其定罪，处理极少数特例。”
同样在1957年，最高法院就“沃特金斯诉美国案”进行判决，削减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权利，即对不进行合作的证人以蔑视法庭罪惩处的权利。沃伦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就是传唤证人，责令他指证，违背他的意愿、信仰、表达或关联是政府干预的一种形式。当被迫解释的事实是非正统的、不受人欢迎的、甚至是公众所憎恨的，那么证人生命就会遇到灾难性反应。”
在1958年“肯特诉杜勒斯案”判决中，最高法院制止了国务院利用自己的权力，根据申请人共产主义信仰或关联来拒绝或吊销其护照的行径。
麦卡锡主义 影響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所造成的政治分歧依然明显，反共政治和历史依然颇富争议。麦卡锡时代所设立的大量安保体制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加利福尼亚州宪法要求州政府全体官员和雇员宣誓效忠（对于贵格会和耶和华见证人会员来说十分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允许向国家宣誓绝对效忠），联邦政府层面也是如此，《国内安全法》的一部分依然有效。一些观察家将麦卡锡时代对自由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压迫与九一一事件後反恐怖主義活动相对比，他们许多是穆斯林。在《焦虑年代：从麦卡锡主义到恐怖主义》中，作者海涅斯·约翰逊将“在9/11之际将受虐的外国人关入高度严密的美国监狱”与麦卡锡时代加以对比。
类似地，大卫·D·科尔評美国《爱国者法案》：“这不过是麦卡锡主义哲学复辟，将‘共产主义’简单地替换为‘恐怖主义’”。
就反对意见来说，保守主义作家安·寇特在她的著作《叛国：从冷战自由变节到反恐战争》将过去反对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与现今自由主义政策和信念放在一起，认为前者阻碍了反共事业，后者阻碍了反恐战争。
其他作家则将现今的美国反恐政策和麦卡锡主义做比较，作家包括杰佛里·R·斯通、泰德·摩根、
约拿·高柏。
麦卡锡主义 影響
麦卡锡主义也因纯历史问题而颇富争议。随着克格勃档案的解密与维诺娜计划的公开，人们才发现共产主义在1940年代对美国进行渗透。美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资助，并被后者控制；因此，美国共产党员常常被指责是苏联间谍。当时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证据证明麦卡锡主义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另一些人认为，美国的确存在严重的颠覆威胁，而这种威胁需要用到极端的手段办法。另一些人认为，虽然麦卡锡主义太过分了，但当时一些历史学家轻视了在美国的苏联间谍或是美国共产党反民主的本质；后一种观点得到了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认同，作为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遭到美国共产党的迫害。反对观点认为，這樣的解密没有意义：麦卡锡主义在1940年代末开始时美国共产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而二战后苏联间谍对美国的破坏微乎其微。因持亲斯大林主义立场而备受批评的历史学家艾伦·史莱克也写道：“在这个国家里，麦卡锡主义对宪法所造成的伤害比美国共产党所有的作为都要大。”
麦卡锡主义 影響
雖然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共產黨、越南共產黨和古巴共產黨等為世上僅有的共產政權，而且他們當中很多都進行改革開放、減低共產政治的色彩；但社會主義國家在美國人心中的負面形象至今仍揮之不去，美國從聯邦政府到民間普遍對社會主義國家懷有政治偏見，這些都是麥卡錫主義所帶來的影響。台獨左派人士楊碧川認為，麥卡錫主義“反映了美國人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偏執”。
“麦卡锡主义”成了家喻户晓的词汇，并被广泛使用：有侵略性地质询他人的爱国情操，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指控，使用对他人不忠的攻击来胁迫对方，排斥异己，使用国家安全为理由亵渎人权，以及各种煽动性、蛊惑人心的行为，都称为“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也是獵巫、集体发疯和道德恐慌的同义词。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著作《美國政治中的偏妄之風》（2024年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指明美國極端右翼久盛不衰的偏妄之風，「政治舞台上，陰謀論盛行，被害妄想症不時發作」，麥卡錫主義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麦卡锡主义 流行文化
1952年，阿瑟·米勒的戏剧《萨勒姆的女巫》利用萨勒姆女巫审判案件来暗指麦卡锡主义，指出莫须有风格的迫害可以出现在任意时间或地点。剧情集中在当某人被指控时无法获得清白，在法庭和公众面前给出无理的循环论证。米勒之后写道：“越是读萨勒姆的恐慌，越是感到它与50年代的大众经历极为相似。”
長壽山
長壽山（：）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黃海南道之「載寧郡」的「那茂里」之平原南部，深山幽谷，尖峰入雲，四季不同景緻。 它的最高峰為747米，以奇特的石岩、峭壁及幽谷形等天然景觀聞名，在朝鮮有「黃海金剛」的美譽。
長壽山 景點
第一道彎：「金剛門」、「斗笠窟」、「瀑布潭」；
第二道彎：「笑岩」、「龜岩」及「將帥岩」；
第三道彎：「屏風岩」及「洗心瀑布」；
第四道彎：「姑娘岩」、「軍艦岩」及「胡桃岩」；
第五道彎：「尖岩」及「雕岩」；
第六道彎：設有一口「長壽泉」，據說喝一口就能多活300年；
第七道彎：「鷹潭」；
第八道彎：「谷垛岩」、「鱉岩」、「檀岩」；
第九道彎：「巫潭」；
第十道彎：「人參岩」；
第十一道彎：「迎月崗」；
第十二道彎：「甕岩」。
此外，每道彎均設有「瞭望台」、「休憩亭」、無蓋食堂及飯店等觀光設施。
500全壘打俱樂部
在美國職棒中，500全壘打俱樂部是指生涯全壘打超過500支以上或者更多的打者，而貝比·魯斯是第一位達成此紀錄的人。雖然日本職棒沒有這個用法；但也有30位超過500支以上全壘打的球員，因此也將其列出參考。
罗伯特·奥本海默
朱利叶斯·羅伯特·奧本海默（英語：；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國理论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領導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其參與的曼哈頓計劃最終研發出用於轟炸廣島與長崎的首批核武器，因此也被稱為「原子彈之父」。
奧本海默生於美國纽约，1925年自哈佛大学物理學系畢業，1927年在马克斯·玻恩指導下取得德國哥廷根大学物理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他曾在幾所不同學校任教，至1936年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學系教授。奧本海默在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分子波函數的玻恩-奥本海默近似、電子與正子理論、核聚變中的奧本海默-菲利浦斯過程及首次預測量子穿隧效應。他和學生的共同研究還對現代中子星和黑洞理論、量子力學、量子場論及宇宙射線相互作用等範疇有重大貢獻。
1942年，奧本海默受命主持曼哈頓計劃，1943年以後領導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在他的主導下，曼哈頓計劃取得重大成功。1945年7月16日，他見證人類史上首次核試驗——「三位一體」核試驗在新墨西哥州進行。最終，美國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及長崎，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原子武器唯一一次投入實戰使用。
罗伯特·奥本海默
戰後，奧本海默於1947年成為新泽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並在新成立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中獲任總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職。他利用這一身份遊說國際社會對核技术進行管控，防止核擴散，進而避免美國與蘇聯發生核軍備競賽；他還反對美國政府推動氢弹研發，其國防相關觀點激怒了不少政界及軍方人士。第二次紅色恐慌期間，奧本海默的立場及其過往與美國共產黨的關聯，最終導致其安全許可在1954年遭到撤銷，意味著他無法再直接影響政治。不過，奧本海默仍繼續演講、寫作及研究物理。1963年，他獲頒恩里科·費米獎，形同平反。1967年，奥本海默死於喉癌，終年62歲。2022年，美國政府正式撤銷當年取締奧本海默安全許可的決定。
罗伯特·奥本海默 名字
奧本海默常用名「J. Robert Oppenheimer」中的縮寫「J」的全寫為何，至今仍眾說紛紜。奧本海默的出生證明上寫「朱利葉斯·羅伯特·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歷史學家艾麗斯·金博爾·史密斯和查爾斯·韋納在《羅伯特·奧本海默：書信與回憶》（Robert Oppenheimer: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中寫道，「究竟羅伯特名字中的『J』是朱利葉斯的意思，還是本人親口所說的『沒有意思』，我們不得而知。他弟弟弗蘭克猜測『J』是象征性的，為了讓長子能隨父親名字之餘，又能滿足他父母不想讓羅伯特成為『小朱利葉斯』（junior）的意願。」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傳統中並沒有以在生親戚的名字命名新生子女的做法。彼得·古德柴爾德在《J·羅伯特·奧本海默：世界毀滅者》（J. Robert Oppenheimer: Shatterer of Worlds）中寫道，羅伯特的父親朱利葉斯在他名字前面加上沒有含義的縮寫，是為了讓羅伯特的名字更為突出。然而古德柴爾德在此處沒有任何引用，因此這一主張的來源不詳。羅伯特本人則在1963年11月18日湯瑪斯·孔恩對他的採訪中表示「J」並無含義。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生活
1904年4月22日，羅伯特·奧本海默出生在紐約市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中。其父親朱利葉斯·奧本海默（Julius Oppenheimer）從事紡織品進口生意，1888年從德國移民至美國；母親艾拉·弗里德曼（Ella Friedman）則是一名畫家。父親初到美國，身無分文，沒有大學學歷，亦不會說英語。後來，他在一家紡織品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不到十年便成為了總裁。母親原是巴爾的摩人。奧本海默一家為不遵循宗教儀式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全家在1912年搬進曼哈頓西88街附近高檔別墅區內的一所公寓。他們收藏的名畫包括巴勃羅·畢加索、愛德華·維亞爾和文森·梵谷的作品。羅伯特還有一個弟弟，法蘭克，之後也成為了一名物理學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生活
奧本海默最初就讀阿爾坤預備學校（Alcuin Preparatory School），1911年入讀菲爾德斯頓文化倫理學院。這所學校由伦理文化运动的創始人菲利克斯·阿德勒建立，而奧本海默的父親已是該協會的成員多年，並從1907年至1915年擔任協會的董事。奧本海默博學多才，除了喜好英國和法國文學，還對礦物學抱有興趣。他在一年之內就完成了三四年級，並跳過了八年級的一半。他在最後一年開始對化學產生興趣。奧本海默夏天隨一家在歐洲度假，在亞希莫夫探礦時患上了潰瘍性結腸炎。這使得他在畢業後休學一年，至18岁時才進入哈佛學院。在他療養期間，父親請英文老師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帶他到新墨西哥州，奧本海默就在這時愛上了騎馬和美國西南部。
在大學期間，奧本海默主修化學，但哈佛要求科學學生也要修讀歷史、文學、哲學和數學。由於推遲入學，他每個學期修讀六門課程，最終受邀請加入本科榮譽學會「ΦΒΚ」。大一期間，他因為獨自學習而獲批准無須修讀基礎物理課程，並可直接修讀高等物理課程。奧本海默在珀西·布里奇曼所教的熱動力學課程中被實驗物理學所吸引。他在入學三年後以最高榮譽畢業。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生活
1924年，奧本海默被劍橋大學基督學院錄取。他向歐內斯特·盧瑟福致信，請求在卡文迪許實驗室工作。布里奇曼在為他所寫的介紹信中寫道，奧本海默在實驗室裡比較笨拙，很明顯理論物理學才是他的長處。盧瑟福不為所動，奧本海默就只能在到達劍橋後再向其他實驗室敲門。他最終被約瑟夫·湯姆森收納，前提是他要完成一門基本實驗室課程。他和只比他大幾歲的導師派屈克·布萊克特關係不佳。據好友弗朗西斯·弗格森所述，奧本海默曾經在假期期間把一個澆了有害化學物的蘋果放在布萊克特的桌上。奧本海默的父母接到大學的通知要將他留校察看，幸在父母的保說下，大學才從輕處理。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生活
奧本海默身材瘦長，吸煙成癮，沉思時往往會忘記吃飯。不少朋友把他描述成一個有「自我毀滅傾向」的人。他有一次放假期間從劍橋去巴黎和弗格森見面，這時弗格森看得出奧本海默精神不佳。為了讓他分分心，弗格森把他將要和女朋友弗朗西絲·基利（Frances Keeley）結婚的消息告訴了奧本海默。奧本海默卻歇斯底里地撲向弗格森，試圖勒住弗格森。雖然弗格森最終把他擋開了，但這件事讓他意識到奧本海默已深陷心理問題之中。奧本海默一生苦於憂鬱症，他曾告訴他弟弟：「相比朋友，我更需要物理。」
奧本海默在1926年離開劍橋，赴當時理論物理世界領先的格丁根大學，在馬克斯·玻恩手下繼續學業。他在那裡結識的朋友不少都在物理學立下了豐功偉績，其中有維爾納·海森堡、帕斯庫爾·約當、華夫岡·鮑利、保羅·狄拉克、恩里科·費米和愛德華·泰勒。他在研討會上過於踴躍討論，往往會喧賓奪主。這使得玻恩的一些學生很不高興，以致瑪麗亞·格佩特-梅耶向玻恩提交了一份包括她在內多人聯署的請願書，要是玻恩不讓奧本海默安靜下來，他們就會他的課。玻恩將請願書放在他桌面上奧本海默能看到的地方，一字不說問題便解決了。
1927年3月，23歲的奧本海默在玻恩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口試完畢後，監考的詹姆斯·法蘭克教授說道：「終於結束了。他都快要質問我了。」在哥廷根期間，奧本海默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其中包括對當時新興的量子力學的重要貢獻。他和玻恩發表的一篇論文是有關對分子的數學描述中把原子核的運動與電子的運動分開處理進而簡化計算的方法，後稱為玻恩-奥本海默近似。這成為他物理生涯中被引用最多次的論文。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1927年9月，奧本海默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獎學金赴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布里奇曼也希望他在哈佛任教，所以在1927至1928學年度間，他上半學年在哈佛，下半學年則在加州理工。他在加州理工時結識了好友萊納斯·鮑林，兩人決定一同研究化學鍵的本質。鮑林在這方面是領先者，奧本海默為他提供數學協助，他則詮釋結果。有一次，奧本海默趁鮑林工作時，到他家中請他的妻子艾娃·海倫·鮑林到墨西哥去幽會。艾娃·海倫沒有答應，並把這件事告訴丈夫，奧本海默和鮑林之間的合作和友誼也就此早早終結。此後，奧本海默還曾邀請過鮑林擔任曼哈頓計劃的化學部主任，但鮑林以他是一名和平主義者為由婉拒了。
1928年秋，奧本海默到保羅·埃倫費斯特位於荷蘭萊頓大學的研究所，在與荷蘭語接觸不多的情況下仍以荷蘭語講課，讓人印象深刻。當地人給他取了別名「歐比耶(縮寫奧比)（Opje）」，後來被轉成英語「Oppie」。離開萊頓後，他又到了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參與華夫岡·鮑利對量子力學和連續光譜的研究。奧本海默十分敬重鮑利，在未來對他的個人風格和對待問題的態度有一定程度的模仿。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回到美國後，奧本海默應邀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副教授。雷蒙德·T·伯奇很希望他到柏克萊來，甚至願意讓奧本海默在柏克萊和加州理工兩邊同時工作。
在到柏克萊任職之前，奧本海默患上了輕度肺結核，期間他和弟弟弗蘭克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家農場上療養。他後來租下又最終買下了這家農場。當他得知農場出租的時候，喊了一聲「熱狗！（Hot dog!）」。他把農場取名為「Perro Caliente」，即西班牙語裡熱狗的意思。奧本海默後來把「物理和沙漠鄉村」稱為他的「兩個最愛」。肺結核痊愈之後，他回到柏克萊繼續當導師，並與其他物理學家合作。他因學識精湛，興趣廣博，贏得了不少物理學家的青睞。他的學生和同事說他有「迷人」的風姿：雖然他在公開的場合下舉止拘束，但在私下交流時卻能令人著迷。有的同事把他看作是孤傲的天才和唯美主義者，有的則認為他缺乏自信、裝腔作勢。他的學生幾乎都持前一種看法，在行為舉止上處處向他模仿，甚至會把整篇外文文字用原文朗讀出來。漢斯·貝特對他的評價是：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他的教學風格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他非凡的品味。從他親手所選的課題可以看出，他時時刻刻都認識到哪些才是重要的問題。他真的和這些問題朝暮相處，盡心尋找答案，並把自己的各種顧慮表達給整個團隊。研究團隊最興旺之時，有八到十個研究生和六個左右的博士後。他每日一次在辦公室和他們開會，一個一個地詢問他們各自研究課題的進展。他對一切都感興趣，可以在一個下午把電動力學、宇宙射線、電子成對產生和核物理都討論過來。
奧本海默和實驗物理學家歐內斯特·勞倫斯以及其他迴旋加速器領先學者合作，幫助他們詮釋伯克利放射實驗室所得出的數據。伯克利放射實驗室後來演變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直至今日仍然是數一數二的理論物理學中心。1936年，柏克萊以3,300美元的年薪把他提升為正教授，同時請求他減少在加州理工的教職。柏克萊允許他每年離開六個星期，正好可以在加州理工任教一個學期。
奧本海默在理論天文學、核物理、光譜學和量子場論（包括量子電動力學）等方面都建樹良多。他也對相對論性量子力學的數學形式感興趣，但並不認為它是有效的。他的不少預測都被證實存在，包括中子、介子和中子星。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奧本海默最初的研究焦點在於連續光譜理論，其在1926年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分子頻譜的量子理論。他發明出一種計算能級躍遷概率的方法，並將其應用於氫發出X光的電光效應現象上，算出K緣的吸收係數。氫的計算結果和太陽的X光吸收光譜相符，但氦的計算結果卻並不吻合。科學家多年後發現太陽的主要成分為氫，意味著奥本海默的計算一直都是正確的。
奧本海默在宇宙射線理論上做過重要的貢獻，並且展開了描述量子穿隧效應的工作。1931年，他和學生哈維·霍爾（Harvey Hall）一起發表論文電光效應的量子理論，通過實驗證據正確地推翻了狄拉克所提出，氫原子其中兩個能級能量相同的主張。其後，他的一位博士生威利斯·蘭姆觀察到這兩個能級之間細微的差異，今天稱之為蘭姆位移，蘭姆也因此在195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奧本海默和他的開門博士生梅爾巴·菲利浦斯對氘核轟擊所產生的人工放射性做過計算。歐內斯特·勞倫斯和埃德溫·麥克米倫在用氘子轟擊原子核的時候發現，結果與佐治·伽莫夫所預測的有較好的吻合，但當能量和原子和質量都提升的時候，結果便開始偏離理論預測。1935年，奧本海默和菲利浦斯得出了一套更加強大的新理論，稱為奧本海默-菲利浦斯過程，沿用至今。
奧本海默最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一篇預測正子存在的論文。此前保羅·狄拉克的一篇論文提出電子也可以有正電荷、負能量，並提出了一條新的公式，今天稱為狄拉克方程式。狄拉克利用這條結合了量子力學、狹義相對論和自旋這一新概念的方程式，解釋了塞曼效應。奧本海默通過實驗證據證明含正電荷的電子應該和含負電荷的電子質量相同，因此不可能是比電子質量大許多倍的質子。兩年之後，卡爾·戴維·安德森終於發現正子存在的證據，並為此在193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1930年末，奧本海默開始對天體物理學產生興趣，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這很可能和他與理查德·托勒曼的友誼有關。第一篇論文於1938年和羅伯特·瑟伯爾聯名發表，名為論中子恆星核的穩定性，其中探討了白矮星的性質。接著，他和學生喬治·沃爾科夫發表的論大質量中子星核證明穩定的中子星有一定的質量極限，一旦超過，就會發生引力坍縮，這就是所謂的托勒曼-奧本海默-沃爾科夫極限。最後在1939年，他和又一位學生哈特蘭·史奈德發表論持續不停的引力相吸，預測了黑洞的存在。這幾篇是繼討論玻恩-奥本海默近似的論文後，奧本海默所著的引用數最高的論文。這些論文也促使了美國天體物理學在1950年代進入一次主要以約翰·阿奇博爾德·惠勒為首的復興。
就算在高度抽象的物理領域裡，奥本海默的論文也十分難懂。他喜歡用極其複雜卻又十分優雅的數學方法來證明物理原理，但他往往會因為性急而犯下數學錯誤。他的學生史奈德曾經說過：「他的物理很好，算術卻很糟糕。」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早期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奧本海默只發表了五篇科學論文，其中一篇是在生物物理学領域。他在1950年之後沒有發表過任何論文。默里·蓋爾曼1951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曾經和奥本海默一起工作過，他對他的評價是：
他是個坐不定的人。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寫過長論文，也沒有做過冗長的計算。他沒有這樣的耐性。他自己的工作成果是由一個個短小精湛的聰明點子所組成。不過他能夠激勵別人，影響深遠。
奧本海默的興趣之廣，有時會讓他從科學研究分心。1933年，他在柏克萊時從印度學家亞瑟·W·賴德學習梵文，並以原文閱讀了《薄伽梵譚》。他之後說，《薄伽梵譚》是塑造了他生命哲理的最重要典籍之一。他的密友和同事伊西多·拉比對他評價：
歐本海默在那些科學以外的領域懂得太多，例如他對宗教的興趣，特別是印度教，這使得他被宇宙的虛玄深深地籠罩住。他把人們已經做過的物理看得很清，但到了知識的前沿邊際之處，他卻會把無奇的東西也看得格外虛幻新奇……他捨棄了理論物理學裡硬的、粗野的方法，而轉向含糊直觀的神秘境界。
儘管研究成果豐盛，奧本海默卻從未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路易斯·阿爾瓦雷茨認為，如果奧本海默能活到其預測獲得實驗證實之時，那他很可能會因為在引力坍縮上的貢獻而獲諾貝爾獎。縱觀他的職業生涯，一些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把這一點作為他的最大成就，儘管這在他在世時並沒有受到其他科學家的如此重視。物理學家、歷史學家亞伯拉罕·派斯曾經問過奧本海默，他覺得自己對科學的最大貢獻在哪裡。奧本海默認為是有關電子和正子的研究，而非引力坍縮。奧本海默分別在1945年、1951年和1967年共三次被提名諾貝爾獎，但均落選。
罗伯特·奥本海默 私人和政治生活
奧本海默的母親在1931年去世，自此他和父親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雖然他的父親仍然住在紐約，但他常去加州。當他的父親在1937年去世時，留下392,602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8,587,260美元）的遺產由奥本海默和他弟弟弗蘭克分割。奧本海默立即寫下遺囑，將他的遺產捐給加州大學作研究生獎學金之用。
1920年代期間，奧本海默不問塵世，不看報也不聽收音機，甚至要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發生的六個月後，他才在與歐內斯特·勞倫斯散步時聞知此事。他曾經說過自己在1936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前從未投過一次票。然而從1934年開始，他對政治和國際時事愈加關注。他在1934年起兩年內把自己工資的3%（約每年100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2,350美元）捐出，支持當時逃離納粹德國的德國物理學家。1934年西岸碼頭工人罷工期間，他和梅爾巴·菲利浦斯、羅伯特·瑟伯爾等一些學生參與了一次碼頭工人的示威運動。奧本海默一次又一次地為瑟伯爾爭取在柏克萊的教職，但雷蒙德·伯奇卻覺得「系裡面一個猶太人就夠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私人和政治生活
他和當時的許多年輕知識份子一樣，有强烈的左翼倾向，導致他在後來遭指為共產主義份子。他支持罗斯福新政和社會改革。他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為支援共和派的組織籌款。他從來沒有公開加入過共產黨，但他曾經透過被認為是黨員的熟人向左翼事業捐款。
1936年，奧本海默和柏克萊一名文學教授的女兒瓊·塔特洛克開始交往，兩人政治觀點相近。瓊是一名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學生，曾經為一份共產黨報《西部工人》（Western Worker）撰文。在一段狂暴的感情關係後，塔特洛克在1939年和奧本海默分手。同年8月，他認識了曾經是共產黨員的柏克萊激進學生凱瑟琳·普寧（Katherine Puening，小名基蒂，Kitty）。凱瑟琳當時已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只持續了幾個月；第二任丈夫則是活躍的共產黨員，在西班牙内战中身亡。
罗伯特·奥本海默 私人和政治生活
基蒂從歐洲回到美國後，她在1938年和醫生和醫學研究員理查德·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結婚。1939年6月，她和哈里森搬到帕薩迪納，凱瑟琳成為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名研究生。奧本海默和凱瑟琳在托勒曼的一場派對之後发生了性关系，成了一場小醜聞。1940年夏天，凱瑟琳和奧本海默一起住在他位於新墨西哥州的農場。在得知自己懷孕後，她向丈夫哈里森提出離婚，但哈里森沒有答應，於是她在內華達州雷諾獲得批准即時離婚。1940年11月1日，她和奧本海默正式結婚，奧本海默成了她的第四名丈夫。
凱瑟琳在1941年5月生下兩人的第一個兒子彼得（Peter），並於1944年12月7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生下一個女兒凱瑟琳（Katherine，小名托妮，Toni）。在這段婚姻中，奧本海默仍然保持著他和塔特洛克的感情關係，但塔特洛克的黨員身份成為了日後奧本海默安全許可聽證會上的一大問題。奧本海默身邊不少人在1930至40年代都是活躍的共產黨員，包括弟弟弗蘭克、弟嫂、妻子凱瑟琳、情婦塔特洛克、房東以及他在柏克萊的幾個研究生。
罗伯特·奥本海默 私人和政治生活
在1942年參加曼哈頓計劃時，奧本海默在個人安全問卷上寫道：「西岸幾乎每一個共產主義戰線組織我都參加過。」多年後，他表示並不記得寫過這句話，這句話也並不正確，就算自己寫過類似的東西，也只是特意誇張的詼諧之語。他曾訂閱共產黨機關報《人民的世界》，又在1954年表明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是有關係的。1937至1942年間，奧本海默在柏克萊參與了一個「討論組」，小組的成員哈康·舍瓦利耶和戈爾頓·格里菲斯（Gordon Griffiths）後來承認那是柏克萊教職員中的共產黨秘密分部。
罗伯特·奥本海默 私人和政治生活
美國聯邦調查局於1941年3月對奧本海默展開調查。記錄顯示，他在1940年12月在舍瓦利耶家裡參加過一個會議，列席的還有加州共產黨書記威廉·施奈德曼（William Schneiderman）和財務秘書伊薩克·沃爾科夫。記錄也提到，奧本海默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執行委員會成員，而聯邦調查局當時將聯盟歸為親共產主義組織。不久之後，聯邦調查局將奧本海默列入拘禁名單，在國家緊急狀態時須予以逮捕。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認同奧本海默在這段時期有強烈的左傾思想，也和共產黨員有直接交往，然而在他是否正式加入了共產黨的問題上卻眾說紛紜。在1954年對他的安全許可聽證會上，他否認自己是一名黨員，但把自己稱作同路人。他把「同路人」定義為認同共產主義的諸多理想，但不願盲目跟隨任何共產黨機構指令的人。
在參與研發原子彈期間，奧本海默因其過去和共产党员的關係而受到了聯邦調查局及曼哈頓計劃內部安全部門的調查。1943年6月，他在軍隊安保人員的陪同下到加州探望患上憂鬱症的前女友塔特洛克，當晚在她家中過夜。塔特洛克在1944年1月4日自殺身亡，讓奧本海默悲痛不已。1943年8月，奧本海默親自向曼哈頓計劃的安全部門舉報佐治·埃爾滕頓（George Eltenton），指他受蘇聯指使從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裡的三人索取核機密。他自己並不認識埃爾滕頓。奧本海默之後承認，是他的好友舍瓦利耶在他家作客時把這件事告訴他的。曼哈頓計劃主任萊斯利·理查德·格羅夫斯認為奧本海默對計劃太重要了，不值得因這一可疑行為把他剔除。他在1943年7月20日向曼哈頓工程區寫道：
依照我在7月15號發出的口頭指示，不管你們先前得到了有關奧本海默先生怎麼樣的訊息，都應向朱利葉斯·羅伯特·歐本海默發出許可，不得延誤。他對這個計劃是必不可少的。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1941年10月9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批准研發原子彈的應急計劃。1942年5月，奧本海默的一位教授，美國國防部科研委員會主席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邀請他接管快中子計算工作。他的崗位稱謂是「迅速破裂協調員」（Coordinator of Rapid Rupture），迅速破裂指的是原子彈爆發時的快中子連串反應。他一開始就在柏克萊組織了一場炸彈理論暑期班，齊心力地計算出製造炸彈的先後步驟，參與的有來自歐洲的物理學家和他自己的學生，其中包括羅伯特·瑟伯爾、埃米爾·科諾平斯基、費利克斯·布洛赫、漢斯·貝特和愛德華·泰勒等。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1942年6月，美國陸軍為研發原子彈設立曼哈頓工程區，並開始把工作責任從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轉移至軍方。9月，萊斯利·理查德·格羅夫斯受委任成為計劃主任，此項計劃就是之後的曼哈頓計劃。格羅夫斯選定奧本海默作為該計劃的秘密武器實驗室主任。這項決定讓不少人十分驚訝，因為奧本海默不但沒有領導過大型項目，而且還有左翼政治觀點。格羅夫斯更擔心的，反而是奧本海默沒有得過諾貝爾獎，所以不一定有足夠威望去領導一眾科學家。不過，奧本海默學識淵博，又對設計和建造原子彈的實踐上的知識了如指掌，這讓格羅夫斯印象深刻。作為一名軍事工程師，格羅夫斯認識到，在一項牽涉到物理、化學、冶金學、軍械和工程學的大型跨學科計劃中，奧本海默這樣的才智是極其重要的。格羅夫斯還看中了奧本海默高昂的志氣，他相信能使計劃善始善終。伊西多·拉比覺得，從任用奧本海默的決定可見「格羅夫斯中將別具慧眼，而格羅夫斯一般並不被看作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奧本海默和格羅夫斯決定，為了安全和促進團結，必須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建造一所集中管理的秘密研究實驗室。1942年末物色選址的時候，奧本海默對新墨西哥州離自己農場不遠的一片地情有獨鍾。1942年11月16日，奧本海默和一行人參觀選址。奧本海默擔心周圍的高崖會給人過於密閉壓抑的感覺，工程師們也怕會有泛水的問題。這時，奧本海默又提出了另一處他更熟悉的地方：位於新墨西哥聖達菲附近一片平頂山上的私立男校舊址。工程師認為這裡道路不通，通水不便，但除此之外都非常滿意。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就建在學校舊址，利用了一些原有建築物，並草草地搭建了一些新建築。奧本海默就在這裡組織起當時最頂尖的物理學家，他把他們稱為「明燈」（luminaries，亦有傑出之人的意思）。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最初是一所軍事實驗室，奧本海默等研究員最終都要納入陸軍。奧本海默甚至訂了一套中校軍服，還參加了陸軍的體能測試，但未能通過。陸軍醫生認為他體重過輕，又把他的長期咳嗽診斷為肺結核，還十分關注他的腰骶部脊柱關節長期疼痛。由於羅伯特·巴徹和拉比的極力反對，所以科學家們最後並沒有加入陸軍。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格羅夫斯和奥本海默想到了一個折衷方案，在和美國戰爭部的協定下，讓實驗室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名下運作。實際上，奧本海默大大低估了計劃的規模：在洛斯阿拉莫斯參與的人數從1943年的幾百人升至1945年的六千多人。
奧本海默最初在大型團隊的管理問題上遇到了不少難題，但在常駐實驗室後便很快上手。他對計劃的每一個科學方面都了如指掌，同時還盡力化解科學家們和軍方之間在工作文化上不可避免產生的矛盾。維克托·魏斯科普夫描述道：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奧本海默是真真正正地領導著這些理論和實驗上的研究。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他能夠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理解任何課題的要點。在工作上的每一部分，他都能夠掌握最重要的細節。

他不是坐在領導辦公室中指手畫腳，而是在心身上都親臨每一個決定性環節。每當測量出新的現象，他都會出現在實驗室裡；每當構思出新的主意，他都會出現在研討室裡。倒不是他提出了多少主意和建議，而是他全始全終的參與，這使得我們每個人都親身感覺到直接的參與感，也使得整個實驗室都一直充斥著熱情和挑戰的獨特氣息。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1943年，研發精力主要集中在一種代號為「瘦子」的鈽槍式裂變武器上。團隊最初利用迴旋加速器所製成的鈽-239來研究鈽的性質，這樣的樣本純度極高，但產量極低。當實驗室在1944年4月第一次獲得來自X-10石墨反應爐的鈽樣本時，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反應爐生成的鈽含有更高比例的鈽-240，不能用於槍式武器。7月，奧本海默放棄了槍式設計，轉而研究內爆式設計。亞臨界的球形裂變物可以經化學爆炸透鏡擠進更小、密度更高的結構。鈽金屬只須要走很短的距離，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聚集到臨界質量。8月，奧本海默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做了一次徹底重組，把精力集中在內爆式設計上。他又分出一個小組來研究一種只需鈾-235的更簡單的槍式設計，最終在1945年2月研發出小男孩原子彈。研究團隊齊心協力，1945年2月28日在奧本海默的辦公室中落實了更複雜的內爆式設計，以奥本海默學生羅伯特·克里斯蒂的名字命名為「克里斯蒂裝置」（Christy Gadget）。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
1945年5月，臨時委員會成立，在有關戰時和戰後使用核能的政策上做顧問和報告的作用。該委員會又組成了一個科學顧問小組，成員包括阿瑟·康普頓、費米、勞倫斯和奧本海默。顧問小組在向委員會的報告當中不但闡釋了原子彈的物理效應，而且還在它對軍事和政治上的影響提出了他們的觀點，議題包括是否要在利用原子彈襲擊日本之前事先通知蘇聯。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萬眾一心，最終在1945年7月16日於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引發世界上首個人工核爆炸。奧本海默在1944年中期給核試驗場地取代名為「三位一體」（Trinity），後來他說這一名稱出自約翰·多恩的《聖十四行詩》。歷史學家格雷格·赫爾肯（Gregg Herken）認為如此命名是為了紀念幾個月前自殺身亡的瓊·塔特洛克，因為是塔特洛克在1930年代介紹了多恩的作品給奥本海默。之後奥本海默憶想到，他在親眼目睹核爆的時候想起了《薄伽梵歌》之中的一句（第十一章第十二節）：
多年後，他又說在當時也想到了另一句（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節）：
「」（轉寫：kālo'smi lokakṣayakṛtpravṛddho lokānsamāhartumiha pravṛttaḥ）。奥本海默自己的英文翻譯是：「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1965年，他在一場電視廣播時說：
我們知道世界自此就不再一樣了。有的人笑，有的人哭，但大部分人沉默無言。我想起了印度教經典《薄伽梵歌》，當中毗濕奴在勸說阿周那王子要做自己的本份，為了打動他，毗濕奴變為千手化身，說道：『我現已成死神，世界的毀滅者。』我想，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是這樣想的。
和奧本海默一起在控制掩體內的托馬斯·法雷爾中將回憶道：
奧本海默博士背負著沉重的負擔，在最後的幾秒鐘內愈來愈緊張。他屏息靜氣。他要扶著柱子穩住自己。他在最後幾秒雙眼注視著前方，當廣播員喊「現在！」的時候，突發強光，緊接著的是爆炸的低吼聲，這時他才露出如卸重任的表情。
伊西多·拉比注意到奧本海默超乎尋常的勝利感：「我忘不了他那步伐。我忘不了他下車時的動作......他走路時一副志氣高昂、高視闊步的樣子。他幹成了。」在1945年8月6日的一場集會上（正是向廣島投原子彈那一晚），奧本海默站在台上，像個得獎的拳手一樣緊握著雙手，此時台下歡呼一片。他對沒能趕上用原子彈對付德國感到遺憾。不過，他和不少計劃參與人都對轟炸長崎的決定感到不滿，認為從軍事角度來看並無必要落下第二顆原子彈。8月17日，他到華盛頓向戰爭部部長亨利·刘易斯·史汀生親手遞信，對此決定表示反感，並希望能對核武器的使用作出禁止。10月，奧本海默獲批准與時任總統哈里·S·杜魯門會面。然而，在奧本海默告訴杜魯門他感到「我們科學家的雙手沾了血」後，杜魯門忿然作色，會議不歡而散。杜魯門之後對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說：「我再也不想在這個辦公室見到那個狗娘養的！」
儘管如此，杜魯門在1946年還是為奧本海默擔任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主任時所作的貢獻向他頒發了當時的最高平民榮譽功績獎章。
罗伯特·奥本海默 戰後活動
曼哈顿计划隨著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轟炸而公諸於世，奧本海默也在全國成為了科學的代言人，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國家科技力量。他出現在《生活》和《時代》雜誌的封面上，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世界各國都意識到核武器在政治和戰略上的重要地位，核物理學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奧本海默和那一代的許多科學家一樣，相信只有通過像當時創立不久的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才能保證在原子彈存在下的世界安全，因為這樣的組織可以執行阻止核軍備競賽的計劃。
奧本海默在1945年11月離開洛斯阿拉莫斯，重回加州理工學院，但他很快便發現自己已無心教學。1947年，他應刘易斯·斯特劳斯的邀請到新澤西州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這意味著他在離開洛斯阿拉莫斯之後和朋友理查德·托勒曼的妻子露絲（Ruth）展開的婚外情要到此結束。院長的職位年薪為20,000美元（即今相当于2024年的$281,639美元），並可入住建於17世紀、有265英畝（107公頃）林地環繞的院長大宅，還有一位廚師和一位莊園管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戰後活動
奧本海默雲集了當時眾多學科中最頂尖的知識份子，包括弗里曼·戴森和日後因發現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他還設立了人文學科上的短期研究員職位，任職的有T·S·艾略特和佐治·凱南等，但一些數學教授對此感到不滿，他們希望研究院是一個只做純科學研究的場所。亞伯拉罕·派斯說，奥本海默覺得自己作為院長的一大失敗，就是沒能讓來自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者們和睦相處。
1947年至1949年間，美國物理學家在紐約舉行的一系列會議上從戰時工作轉移到戰後的理論工作。以奧本海默為首，物理學家解決了戰前最大的理論難題：在描述基本粒子的量子電動力學裡有似乎無法去除的無限大。朱利安·施溫格、理查德·費曼和朝永振一郎發展出各自的重整化方法，解決了正規化的問題。戴森證明這些方法所得出的結果相近。另外解決的還有介子吸收問題和湯川秀樹提出介子作為強交互作用傳遞粒子的理論。羅伯特·馬沙克受奧本海默提問的啟發，提出了雙介子假說，也就是其實存在兩種介子，π介子和μ子。在此基礎上，塞西爾·鮑威爾最終發現π介子，為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罗伯特·奥本海默 戰後活動
奧本海默是杜魯門所建立的原子能委員會顧問之一，對艾奇逊-李林塔尔报告有很大影響。委員會通過這份報告提倡建立一個國際原子發展局，所有可裂變物質及其生產方式，還有所有和平生產能源的核電廠，都要歸其所有。伯纳德·巴鲁克受委任根據此報告向聯合國提交方案，是為1946年的巴魯克計劃。計劃提出了許多執行上的規定，特別是要視察蘇聯的鈾資源。蘇聯將計劃視為美國企圖維護自己的核壟斷地位，因此駁回了此項提案。奧本海默意識到，由於美國和蘇聯雙雙猜忌，軍備競賽是一件必然之事。
罗伯特·奥本海默 戰後活動
1947年，管理核研究和核武器的民間機構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成立，奧本海默受任為其中的總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在項目經費、實驗室的興建、國際政策等方面都提出過建議，但他的建議並未全被採納。他以總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大力遊說國際社會對軍備實施管制，撥款鼓勵基礎科學，還利用他的影響力試圖避免軍備競賽。當政府在探討是否要研發以核聚變為原理的核武器（即氫彈）時，奧本海默首先表示反對，儘管他在曼哈頓計劃時是持支持態度的。反對原因之一是道德上的考量：這樣的強力武器從戰略上必定會用於攻擊平民目標，殃及上百萬人。另一原因，是當時還沒有一個可行的氫彈設計。奧本海默覺得把資源投入到裂變武器的強化工作上，更加恰當。包括他在內的一些人特別擔心核反應爐會從鈈的生產轉向氚的生產上。然而這些建議都被杜魯門一一否決。在1949年蘇聯引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杜魯門宣佈展開快速研發氫彈的計劃。奧本海默等反對此項目的顧問委員會成員，特別是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都覺得當局是在刻意對自己的意見置若罔聞，所以考慮退出委員會。最終他們還是留了下來，他們對氫彈的觀點也是眾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