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结局
杨秀坤（红八十九师副师长兼二六八团团长）、刘庆南（二六八团政委）、饶子健（二六八团参谋长）先期到达星星峡。1937年4月29日，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历了49个日夜的艰苦征程，抵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受到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等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在星星峡期间，西路军余部配合盛世才消灭了哈密的姚尔博斯部。西路军余部437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冯铉等五人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抵星星峡，受到正在参加庆祝“五一”大会的左支队人员的热烈欢迎。陈云代表党中央和向经历了千辛万险，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左支队指战员表示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就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陈云讲完话后，便命令将随车带来的给养物资分发给大家，每人一套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大批哈密瓜。陈云对西路军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一再表示慰问和鼓励，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陈云向李先念等人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要求大家树立信心，带好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5月4日，陈云率领全体人员来到九十里外的苦水。休息时，他又向大家讲话，他说：“同志们，不要为暂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价。不要难过，不怪同志们，西路军是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定将属于我们！”他要求大家一要吃好、二要睡好，到达驻地时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好好学习。5月7日到达迪化，进驻西大桥附近的卑民纱厂，在这里检查身体，治疗伤痛，伙每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5月8日，陈云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指出，突围出来的左支队到迪化，是通过苏联斡旋建立的统战关系的结果。盛世才同意左支队进迪化是有条件的。为了适应形势，左支队在迪化不能穿红军服装，需换穿盛世才部队的服装来掩护身份。后陈云在写给王明并转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又专门提到此事，其中讲到，“虽然我们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徽章，但是我一眼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先借住在西大桥一家纺纱厂的宿舍，接着又搬到东门外一处营房。西路军余部的驻地，是4个相连的院落，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盛世才的“新兵营”。西路军总支队下辖4个队。每个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辖3个班，每班10个人左右。另有60多名连、营、团职干部，被编为干部队，由中央代表陈云直接领导。“新兵营”中，红三十军的指战员占多数。为了搞好同四方面军总部、红五军、红九军同志的团结，身为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特别要求“红三十军的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珍视和兄弟部队的团结，绝不能搞山头主义，搞小圈子”。根据学员的不同程度，总支队部将学员编为甲乙丙三个班级，甲班学习初中课程，乙班学习小学课程，丙班以识字和扫盲为主。教员主要从“新兵营”中挑选。总支队拟定培训技术人才的方案后，首先得到盛世才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随后与盛世才交流协商。在苏联总顾问的促进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亲善的盛世才对此表示同意。1937年12月，盛世才当着“新兵营”饶子健营长的面指示负责装甲车教学的李国卿“教好教通，不能含糊。”1938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新兵营，其中有6名女同志和天宝等3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学习文化，19人去学飞机。另外，中共方面设法从苏军驻哈密的红八团调来几名苏联教官加强教学。新兵营营区在迪化东门外现五星路一带，北面即为装甲车部队驻地，作为指挥机关的工委会和总队部住在路南即装甲车驻地对面。1938年1月，文化基础课学习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学习和训练。一、二队学习汽车；三、四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干部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军医、兽医和无线电；从中选出25名同志学习飞机。警卫排编为一大队的四排。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二百多人学驾驶汽车，第四队一百多人学炮为特科大队。开学时，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作动员报告。新兵营：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结局
第1队，编有4个排，总共67人在新疆汽车局和修配厂学习驾驶和修理技术。第4排（原左路军总队部警卫排）在学习汽车技术的基础上，到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装甲车驾驶和实弹射击，称为装甲排。该排有三五十人，由赵敏喜、傅得昌任正、副排长，内容主要有机械原理、驾驶、枪炮射击（包括两三次实弹）、战术等，直接在盛世才部装备的16辆苏制轮式装甲车上实习，有“发依拉/发依坎”（二轴四轮的FAI）轻型装甲侦察车、“布瓦25/26”（二轴六轮的BA-27）轻型装甲车和“布瓦26/27”（三轴十轮的BA-6）重型装甲车。1938年2月1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关于新兵营学习情况等给张闻天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学钢甲车的，理论快上完，现开始学开车，车上武器已开始学。学习常努力。不过前十天曾翻了一个车，未伤人，其余未发生什么问题。”把曾在苏联学习过驾驶坦克的吉合等调来当教员，提高了学员积极性和学习质量。1939年6月，这些学员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但一直没等到。7月6日起，由支队首长组织到城西5-10公里处，野营训练连、营攻防战术，和行军、宿营等科目操练，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赴苏联途经新疆迪化时，专程到野营地看望学员，为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1939年9月这些学员以参观的名义，在装甲车部队中参加盛世才部为期三天的联合兵种演习，不断按苏联顾问提出的情况进行判断和行动，见到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和无线电通讯的实际应用。9月下旬结束野营返回迪化后，也一直没学到新式坦克，只进行文化学习。12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干部大队329人乘坐30辆毡篷卡车从迪化启程返回延安。为预防国民党制造摩擦和阻碍，中央以华侨名义为干部大队办理了通行护照，并决定其与苏联车队同行。1940年1月1日出发时，陈潭秋将学装甲车的40多名同志组成武装护卫排，配备盛世才赠送给朱德总司令的4挺苏制DT坦克机枪和4000发子弹，和向盛世才要来的30支三八式步枪，并再三叮嘱将这些武器带到延安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警卫队。这一苏联车队有约30辆带篷卡车运载T-26坦克零部件等援助物资到兰州给国民政府，每辆车篷都盖得严严实实，苏联方面每天都派飞机联络，到兰州后与干部大队分别。干部大队于1月5日回到延安，1月8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出席并讲话。1940年1月18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为新兵营回延安及安排人员留迪化学坦克等致邓发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到，“陈福海、赵丙琐及其他会开汽车的共六人，拟与仁兄交涉留此学坦克，因仁兄处有坦克十一部。”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结局
1937年12月中旬，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等高级干部奉命乘飞机返回延安，部队交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为营级干部，后经毛泽东安排到新四军开辟鄂豫边根据地。1940年2月，新兵营大部人员返回延安。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结局
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杀，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于兵力损失惨重，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张国焘遭到面对面的批判，张国焘被免除红军总政委一职，改任边区副主席，后投靠国民政府；二号人物陈昌浩被闲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评价和争议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评价和争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91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004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
1984年2月29日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民[1984]优9号)第一条规定“凡经当地政府确认为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在没有发现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应当给予承认，并统一称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第二条规定：“凡确认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都发给定期补助。其标准应略低于退伍红军老战士的定期补助”。
斡道冲
斡道冲（？—1183年），字宗圣。祖先灵武（今宁夏灵武）人，后随西夏主迁至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夏仁宗李仁孝的重臣。他的家族世代修撰夏国史。八岁时就因为熟读《尚书》而中童子举。成人后精通五经，翻译《论语注》，有著作《论语小义》二十卷，以及《周易卜筮断》，均用西夏文写成。天盛三年（1151年）官为蕃汉教授。乾祐二年（1171年）专权的外戚任得敬被诛杀后，升为中书令。
西夏乾佑十四年（1183年），斡道冲因劳累而死。他任西夏国相十余年间，廉洁施政，生活俭朴，史载“家无私蓄，仅有书籍数床而已”。他死后，仁宗令人为之画像，祀于孔庙。
元代翰林学士虞伯生撰有《西夏相斡公画像赞》云：“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生。国废时远，人鲜克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存贤子孙。载国丹青，取征良史。”
玉林
玉林可以指：
玉林市，中国廣西壯族自治區下轄地級市。
玉林通琇，中国清朝佛教僧侣。
玉林 (進士)，中国清朝政治人物，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十年繙譯科進士。
右江
右江，是中國南部的一條河流，為郁江正源，屬於珠江水系。
右江河源段称达良河，发源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那省上寨（原属那伦乡），北流至坝美镇坡们（原属八达乡）右纳阿科河后称驮娘江，北流进入广西百色市西林县。驮娘江在西林县八达镇那汪屯左纳泥洞河后转东流，至田林县八渡瑶族乡福达村（原福达瑶族乡）附近左纳八中河后转东南流，进入云南文山州富宁县境，称剥隘河。剥隘河在富宁县剥隘镇北右纳那马河后转东流，进入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境内，东流至百色市区以东，左纳澄碧河后干流又改称右江。
右江转东南流，干流流经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市、隆安县后进入南宁市辖区，在南宁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北右纳左江后，干流始称“郁江”。
右江本流河段的主要支流為龍須河、達臘河、淥水江、武鳴河等。
凌云
凌云或雲可以指：
地名及車站名
人名
組織
产品
建築物
吴玠
吴玠（1093年—1139年7月18日），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后迁居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父親吳扆為軍校，母親劉氏，生二子吳玠、吳璘。
吴玠 生平
少時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参与平定方腊之乱和河北群盗，累功權涇原第十將。宋钦宗靖康年初，与西夏军作战中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
吴玠 生平
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入陕，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后贼人史斌寇汉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阶官，遙郡刺史，从五品）。张浚受命管制川陕，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提拔吴玠为统制，璘掌帳前親兵。建炎四年（1130年），吴玠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受任永兴军经略使。同年，富平一战失败后，他和其弟吴璘退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與曲端不合，便與張浚合謀使曲端慘死。绍兴元年（1131年），金将没立、乌鲁、拆合来攻，败之。完颜宗弼集重兵再度入侵，吴玠率领劲弓弩兵大破之，遂拜镇西军节度使。三年（1133年），金将完颜杲攻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入侵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吴玠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阻挡了金军入蜀之路。四年（1134年），金军攻仙人关，吴玠破之。自此金军再不敢进窥蜀地。吴玠则升川陕宣抚副使，进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二镇节度使。
紹興九年（1139年），六月二十一日於仙人關咯血而死，卒年四十七。死后，谥号武安，淳熙年间追谥涪王。
吴玠 家族
長子吳拱，曾任右武郎、涇原路兵馬都監、右護軍後部軍官、樞密院副都承旨、利州西路駐札御前中軍都統制、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副都總管兼成州知州、襄陽府知府、任鄂州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湖北、京西制置使、安遠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興元府知府、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等職。子吴扶、吴撝、吴扩、吴摠。
一说吴拱实为吴扆与婢女的私生子，吴扆害怕妻子刘氏，于是让吴玠抚养吴拱为子。
吴玠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宋史/卷366》，出自脱脱《宋史》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
台灣總督府總督官房是位在台灣總督府官署內部的內部部局，作為輔佐台灣總督的官房。該機構轄下設有多課，也有政策面的制定與研擬。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 沿革
1895年，台灣總督府始政，即設陸軍、海軍、民政及總督官房四部門。因為台灣總督擁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權，該幕僚擁有立法及頒布總督府令的絕對權力，這些權力後來由六三法予以補充法源；之後，在三一法後，稍加被節制與制衡。
總督官房並不設主官，其直屬長官即為總督。另外，其轄下機關總數與名稱隨總督更換，迭有變更，不過綜其言約設有秘書課、人事課、審議課、調查課、情報課、營繕課、外務課等等。
吉爾福德伯爵
吉爾福德伯爵（Earl of Guilford）屬於大不列顛貴族爵位，創立於1752年。
此伯爵爵位額外附有薩里郡吉爾福德的吉爾福德男爵（Baron Guilford, of Guilford in the County of Surrey），此男爵爵位設於1683年，屬於英格蘭貴族爵位。只有吉爾福德伯爵爵位的繼承人可使用此男爵的頭銜，而禮貌上的頭銜是諾斯勳爵。
然而，後世一般所指的諾斯勳爵，是第二代僑福伯爵羅富，即後來的第二代吉爾福德伯爵。他曾自1770年至1782年出任首相一職。
吉爾福德伯爵現今的家族宅第位於肯特郡多佛尔附近（Waldershare House）。至於頭銜所指，位於薩里的吉爾福德，現今的英文串法是Guildford，與舊時略有不同。
吉爾福德伯爵 吉爾福德伯爵 （1752年）
伯爵爵位之法定繼承人為腓特烈·諾斯，諾斯勳爵 （2002年6月24日—）
罗城
罗城，城墙外另修的环墙，城外的大城。
《北史·列女传·魏任城国太妃孟氏》：「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袭陷罗城。」《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元胡三省注：「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谓之牙城。」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2年着手设计、1993年准备并颁布、1994年实施的一项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 ，标志着中国的财政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分税制改革主要目的是缓解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在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等问题，催生了严重的土地财政进而推高了土地、住房价格。因此，分税制改革被认为是解开“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的关键。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将省级和省级以下税务机构合并，分税制改革成为历史，而国税地税合并后的效应还有待观察。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历史沿革
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并经历了明显的管理权下放过程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诸多财政管理权力。与之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相比，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预算制定权并享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比如地方政府可以不受干扰地决定预算支出和中央政府分享预算收入等。 在1994年财政改革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采用 “包干制”，其中政府财政收入被分为三类：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造成中国1980年代末通货膨胀的诱因，同时，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的现象，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情况。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迅速下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1982年，为了支持能源交通领域大型项目建设，国务院决定依据税收强制性和无偿性的原则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2月，中央政府又决定开始征收“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以缓解中央财政的危机。在征收“两金”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依旧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使得中央事权下的国防建设、国家的基础性投入等面临资金匮乏的情况。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夕，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全部的22%，地方政府为78%；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为全部的28.3%，地方为71.7%；中央的财政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历史沿革
1993年，经济学者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行，该书说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正在急剧下降，如不扭转此趋势恐重蹈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之覆辙，此书对分税制的实行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历史沿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正式推行，首次正式实施改革措施的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实现了203.5%的空前增长。2000年，伴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对于国家与企业和居民之间的问题产生分歧。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仍然主张继续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而时任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则主张不再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而是对税制做有增有减的调整。2010年前后，随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一路增长，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改革的方向出现争论。到2015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财政收入50%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支出仅为财政支出的15%，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事权的错配，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和执行都出现困难。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实施内容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1994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
《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而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根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中央财政支出具体包括：国防费，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由中央财政安排的支农支出，由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以及中央本级负担的公检法支出和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实施内容
地方财政具体包括：地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部分武警经费，民兵事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财政取得得更多税源。《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中央固定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收入（含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上交利润等。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实施内容
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按照中央75％，地方25％分享，资源税（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大部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按照中央50%，地方50%分享，证券交易税最初按照中央50%和地方50％分享，而2016年1月1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则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实施内容
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推出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建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取消产品税、规范消费税，取消对国有企业等征收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改革要求合理调节地区之间财力分配，为了保护各省市的利益，特别是要兼顾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设计了一套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同时，改革措施还明确提出将促使地方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约束。为了配合分税制改革的进行，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国债市场业务，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进入国债市场，允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国债向中央银行贴现融资。国债发行经常化，国债利率市场化，国债二级市场由有关部门协调管理。
1994年分税制改革 改革成效
1994年税制改革，标志着中國的财政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此次税制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财税包干制带来的相关问题，使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首次正式实施改革措施的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实现了203.5%的空前增长。1993年至2012年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由4,349.00亿元增加到56,175.23亿元，增长了26.96倍，年均增长19.02%，中國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993年的12.30%提高到2012年的22.58%。
在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还实现了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快速上升，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到改观，从制度层面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目标的实现。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得到保障，进而为1998年起严禁军队、武警、政法机构和党政机关经商奠定了基础。
1994年分税制改革 改革成效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财税改革的积极性，促成了地方政府间为了财税收入而展开经济竞赛。同时，分税制改革削弱了政治周期对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
在推行分税制改革的同时，建立了转移支付制度来试图缓解地区间财力悬殊的问题。分税制改革为内资企业统一了税制，使得内资企业之间获得了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导致的问题
1994年的税制改革大幅提升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水平，但是财政赤字的问题并未改善，并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失调，扭曲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行分税制和国税部门垂直管理，中央政府掌握了近60%的财权，但大量的事权下放给地方，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影响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有效运转。学术界发现分税制改革后，特别是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國城镇住房价格持续上涨，较高的房价水平与较大规模的土地财政相联系，而土地财政的形成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分税制改革后，由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各地方政府纷纷加快土地有偿出让制度的推进，1995年山东省土地局上报的《1995年山东省土地管理工作概况》文件中直接指出“土地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生财、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业安教授指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不得不实施土地财政行为。学术界普遍认为，分税制之后，中國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土地开发和城市扩张，促使地方政府开始土地财政之路，造成土地、住房价格暴涨，蜗居蚁族相继出现，地方政府暴力拆迁事件屡屡发生。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宫汝凯教授等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确认：1994年分税制财政集权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是导致房价持续过快上涨的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导致的问题
2006年，重庆大学陈刚教授等学者发现由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地方政府进加强了对经济活动干预和对金融系统的汲取，使金融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也降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010年，南京师范大学蒋伏心、林江等学者认为，分税制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的自主权受到抑制，进而改变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自主权，从而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出现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特征。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集中、社会保障责任等支出则向下级政府转移，结果导致承担社会保障职能的基层单位的财政普遍紧张，造成社会保障职能弱化，此外，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呈现非合理结构，加剧了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情况。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导致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体系存在多种不公平，如省际间的不公平，如增值税属于中央税种，消费税地方留存仅25%，导致了工业发达的省份和正在发展第三产业的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受到制约。另外，最显著的表现在，内外资企业的税负水平严重不公平，外资企业在税收上获得了超国民待遇，不仅整体税负水平偏低且税前扣除标准也较内资企业更为宽松。此外，也造成国内一些企业负税加重，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使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困难。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存在着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等诸多问题，使普通民众税负较高，多年来改革的呼声一直较高，但其改革又受制于1994年税制改革的所订立“简化税制”的方针。不合理的所得税等税制，促使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级群体萎缩或移民，进而使M型社会加速产生。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文指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相匹配的财权事权结构和缺乏有效治理架构导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轮回出现。
此外，经济学者吴敬琏认为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政府只分财权不分事权，把财政分权的方法变成了财政集权的手段。
1994年分税制改革 政策的修正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推行22年后，中央政府开始对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正。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表示要研究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8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对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做出调整，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同时，《指导意见》明确了由财政部、中央编办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工作。
此外，《指导意见》对改革给出了时间表。2016年，将在国防、外交等领域率先启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2017至2018年，力争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进展。2019至2020年，主要领域改革基本完成，并对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梳理，适时由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和提交全国人大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此外，国务院还将研究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推动形成保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
1994年分税制改革 政策的修正
然而，对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的改革进展依旧缓慢。2017年12月，曾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在专题报告中指出，事权划分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各级政府职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上级政府惯于通过行政命令方式管控下级政府，约束下级政府按上级偏好履行事权，导致各级政府没有根据事权属性直接承担相关事权，从而导致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边界模糊，共同事务泛滥，行政效率偏低。
2019年10月9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旨在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运行困难，方案称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专家统治
專家統治（英語：），又稱技術官僚主義。在決策系統中，決策者是根據其在給定責任領域（尤其是在科學或技術知識方面）的專業知識來選拔的。該制度與民選代表應成為政府的主要決策者這一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這不一定意味著要消除民意代表。決策者的領導才能是根據專業知識和表現來選擇的，而不是根據政治背景或議會的技巧來選擇的。
技術官僚主義一詞最初用於提倡將科學方法應用於解決社會問題。技術官僚可以關注資源基礎內的可持續性，而不是貨幣的獲利能力，以確保所有社會工業職能的持續運作。技術官僚主義最極端的意義大多是假設性的，意指把政府的運作全部都當成技術或工程問題。在更實際的例子中，技術官僚主義是技術官僚所管理的官僚機構的任何部分。由民選官員任命專家和專業人員來管理政府的個別職能並建議立法的政府可以被認為是技術專家製。該詞的某些用法指的是一種精英管理形式，由最技術專家負責，表面上不受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有批評者認為，“技術官僚主義的鴻溝”挑戰了更具參與性的民主模式，將這些鴻溝描述為“在採用技術官僚主義原則的理事機構與旨在為政府決策做出貢獻的公眾之間仍然存在的功效差距”。
专家统治
繼塞繆爾·哈伯（Samuel Haber）之後，唐纳德·斯塔比尔（Donald Stabile）認為，在19世紀末期美國的新公司資本主義企業中，工程師面臨著物理效率和成本效益之間的衝突。 工程師工作所在的公司的注重利潤的非技術經理，由於他們對市場需求的看法，經常會限制工程師希望從事的項目。
所有投入的價格隨市場力量而變化，從而擾亂了工程師的仔細計算。 結果，工程師失去了對項目的控制，必須不斷修改計劃。 為了保持對項目的控制，工程師必須嘗試對這些外部變量進行控制，並將其轉換為恆定因素。
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是中華民國政府在1950年代時在實施三七五減租之後所推動的一項對農業進行再改革的政策，當時的廣告文宣稱其為「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 簡介
在民生主義的提示要點中，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目標是減低田租，保障有實際耕種的農民（或稱自耕農）的收入，切實扶植自耕農，使農民有自己的田地。
根據「耕者有其田」政策，政府實行土地徵收和重新分配的措施。大規模的農地從地主手中徵收，並分配給農民耕種。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縮小土地所有權的不平均，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從而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條件。該政策還包括了農地所有權的確認和登記，確保農民合法擁有他們耕作的土地。
「耕者有其田」政策在當時的台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解決了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同時，這項政策也為台灣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發展奠定了基礎，對後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耕者有其田 歷史背景
1947年3月2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從字第一〇〇五〇號訓令」規定，佃農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1000分之375計算，是為「三七五減租」，但當時各級政府推行不力。
在國共內戰後，1953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地區實施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政策的目的是限制富人資本、解決土地不公和農民貧困的問題，並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透過政策的調整，扶植台酒、台鹽、台糖、台苯、台火等臺灣省營企業。
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1949年4月14日臺灣省政府發布行政命令「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更陸續訂定「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施行細則」、「臺灣省辦理私有耕地租約登記注意事項」、「臺灣省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臺灣省各縣市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等行政命令，以貫徹三七五減租政策。後為確保推行三七五減租已獲得之初步成果。
1951年實行公地放領，同年6月7日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作為法律依據。於1953年實行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 歷史背景
同時1951年至1976年間分九期實施先辦理公地放領，連同1948年試辦部份，共計放領138,957公頃，承領農戶286,287戶。政府收得放領公地地價稻穀367,366,416公斤、甘藷1,254,768,525公斤，全數由台灣土地銀行經收後撥作扶植自耕農基金。
1952年11月，行政院會議在陳誠院長指示下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72。1953年1月26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以總統令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72。「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餘由政府用徵收補償方法交佃農承租耕種。:184地主免征耕地，政府強制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於1953年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放領的地價是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攤還。徵收方面，補償地主70%為政府發行的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均等償付，並加給年息4%；30%為公營事業股票（一次給付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台灣農林的股票）。實物土地債券分稻穀與甘薯二類，稻穀債券以稻穀償付，甘藷債券依據當年甘藷時價以現金償付。
耕者有其田 法律問題
關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違憲爭議，司法院大法官陸續作出了司法院釋字第78號、124號、125號、128號、347號、422號、561號、579號、580號、581號等解釋。大法官並在司法院釋字第580號解釋中宣告，1983年12月23日增訂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而收回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違憲，並應於2006年7月9日失效。
耕者有其田 影響
每公頃水稻產量的絕對數字依據四種的估計數而有所不同，而無需過於認真看待，但以估計數字的共同特點來說，從1949年到1960年，台灣每公頃水稻的產量提高了約50%，農民的淨利提高三倍，但並不是所有農民皆種植水稻，在旱地耕作的收入就比較少。土地改革使台灣80%以上的農民成為自耕農。
耕者有其田所釋放出來的四大公司股票，因中小地主經濟狀況不佳，又普遍不信任與接受股票與債權之價值，對國營企業也沒有信心，紛紛出售政府給予補償之國營企業股票；台灣五大家族則趁機以低價購入，晉身為工業資本家。由於土地改革使台灣許多地主喪失依附於土地之政經權力，此一資本集中現象對工業化產生一定的助力。部分地主則是把所獲得的政府補償投資於工業生產，成為台灣日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原來的大地主也搖身一變為財團，例如鹿港辜家掌有台泥，後發展成和信集團（1991年以前稱為中信集團），便是顯例。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則從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三項特點，分析了它對後來「台灣經濟奇蹟」的先驅影響：
經濟學家比較台灣、南韓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認為土地改革減小貧富差距與刺激經濟發展，是台韓經濟發展後來居上的因素之一。
耕者有其田 廢止
因應台灣社會發展情勢演變及農業環境條件變遷，1991年5月17日郝柏村內閣函請立法院審議廢止《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屆立法院於1993年7月9日通過，於7月30日明令廢止。
象州 (古代)
象州，隋朝时设置的州。
开皇十一年（591年）置，治所在桂林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东南上古城）。因界内象山得名。大业二年（606年）废。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复置。治所在武德县（今象州县西北），下辖武德县、西宁县（今广西象州石龙镇）、武化县（今广西象州县运江镇大村）、长风县（今广西象州县罗秀镇）、阳寿县（今广西象州县）、武仙县（今广西武宣县二塘镇）、桂林县。贞观十二年（638年）移治武化县（今象州县东北）。大历十一年（776年）移治阳寿县（今象州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象山郡，乾元元年（758年）复名象州。辖有今象州、武宣两县地。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又移治来宾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东南旧来宾）。辖境又增今来宾市东部地。
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为象州路，大德后仍降为象州，治所复移还阳寿县（今象州县）。1912年降为象县。
象州刺史
大新
大新可以指：
大新县，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下辖的一个县。
大新街道，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下辖的一个街道。
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香港一家銀行。
上海大新公司，中国上海市民国时期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
大新 (臺灣)，臺灣彰化縣田中鎮的一個地名。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台灣台中市南屯區的一所市立小學校。
敦刻尔克撤退
敦克爾克撤退（英語：），代号“发电机行动”（英语：Operation Dynamo），是指在二戰中的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期間，从法国北部敦刻尔克的海滩和港口撤离超过33.8万名盟军士兵的行动。该行动是在大量比利时、英国和法国部队在为期六周的法国战役中被德军包围后启动的。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国宣战并实施经济封锁。英国远征军被派往法国协助防御。经过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的“静坐战争”后，德国于1940年5月10日入侵比利时、荷兰和法国。三个装甲军团通过阿登森林进攻，并向西北方向推进至英吉利海峡。到5月21日，德军已将英国远征军、比利时残余部队以及三个法国军团困在法国北部沿海地区。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立即认为撤退到敦刻尔克是最好的行动，并开始计划撤退到最近的良港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撤退
5月23日晚，A集团军的指挥官伦德施泰特上将发布了暂停进攻的命令。阿道夫·希特勒次日批准了该命令，并要求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向前线发出确认。这使得德军在5月26日撤销命令之前，将对被困的英国远征军、法国和比利时军队的攻击留给了空军。这给了盟军时间构筑防御工事并撤回大量部队参加敦刻尔克战役。5月28日至31日，在里尔围城战中，法国第一军的剩余4万名士兵对抗德军七个师（包括三个装甲师），进行了拖延战。
在行动的首日，仅有7,669名盟军士兵成功撤离，但到第八天结束时，通过一支紧急组建的800多艘船只的舰队，338,226人被成功救出。许多士兵通过港口的防波堤登上了39艘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4艘加拿大皇家海军驱逐舰、至少3艘法国海军驱逐舰以及多种民用商船。其他士兵则不得不从海滩涉水，肩浸水中等待数小时。一些士兵被“敦刻尔克小船”——从英国召集的数百艘商船、渔船、游船、游艇和救生艇——运送到更大的船只上。英国远征军在法国战役中损失惨重，失去了68,000名士兵，并不得不遗弃几乎所有的坦克、车辆和装备。1940年6月4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的演讲中将此次事件称为“巨大的军事灾难”，并指出“英国陆军的整个根基和核心”被困敦刻尔克，似乎将要消亡或被俘。但他也将此救援誉为“解救的奇迹”， 同时警醒全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将这次解救视作胜利的象征。战争并非通过撤退赢得。”
敦刻尔克撤退 背景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英国派遣了英国远征军（BEF）协助防卫法国，部队在瑟堡、南特和圣纳泽尔登陆。到1940年5月，这支部队集结了十个师组成三个军团，由戈特勋爵指挥。 与英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还有比利时军队以及法国第一、第七軍團 (法國)和第九军。
在1930年代，法国修建了马奇诺防线，这是一系列沿法德边境的防御工事。该防线旨在阻止德军穿越法德边界进攻，并将其攻击引导至比利时，然后由法国最精锐的部队迎战，从而避免战争在法国领土上进行，避免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马奇诺防线北部的阿登地区密林覆盖， 法国将军菲利普·贝当认为这片地区“只要采取特别措施，就是不可穿越的”。他相信任何从森林中出现的敌军都将容易在钳形攻势中被歼灭。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也认为这一地区威胁有限，认为该地“不适合大规模作战”。因此，该地区防守较为薄弱。
敦刻尔克撤退 背景
德国入侵法国的初步计划是绕过马奇诺防线，通过荷兰和比利时进行包围攻击。时任德军A集团军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曼施泰因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计划，并由他的上司伦德施泰特提交给了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 曼施泰因建议装甲师通过阿登进攻，在默兹河建立桥头堡，然后迅速推进到英吉利海峡。这样，德军就能切断在比利时的盟军。这部分计划后来被称为镰刀收割计划。阿道夫·希特勒在2月17日会见曼施泰因后，批准了修改后的计划，今天称为“曼施泰因计划”​。
敦刻尔克撤退 背景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比利时和荷兰。 由费多尔·冯·博克上将指挥的B集团军攻击比利时，而由伦德施泰特指挥的A集团军的三个装甲军团则向南转向海峡。 英国远征军从比利时边境推进到比利时境内的迪尔河沿岸，从5月10日起与B集团军交战。由于比利时和法国两侧的防线未能守住，他们在5月14日被命令撤退至斯海尔德河。 5月17日，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访问巴黎时惊讶地得知甘末林已将所有部队投入战斗，没有战略预备队。 5月19日，戈特勋爵与法国将军加斯顿·比洛特会面，比洛特透露法军在德军与海之间没有任何部队。戈特勋爵立即决定跨海撤退为最佳行动方案，并开始计划撤退至最近的良港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四周沼泽环绕，拥有古老的防御工事和欧洲最长的沙滩，是大规模集结的理想地点。 5月20日，在丘吉尔的建议下，海军部开始准备所有可用的小型船只前往法国。经过持续交战，以及5月21日阿拉斯的突围战役以失败告终后， 英国远征军与比利时残余部队和三个法国集团军一起​被困在法国和比利时北部沿海地区。
敦刻尔克撤退 序幕
在没有通知法国的情况下，英国于5月20日开始计划发电机行动（Operation Dynamo），即撤离英国远征军（BEF）。这一计划由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负责，他在多佛城堡下的海军指挥部进行了筹划，并在行动进行期间向丘吉尔汇报。撤离船只开始在多佛集结。5月20日，英国远征军派遣杰拉尔德·怀特菲尔德准将前往敦刻尔克，开始撤离不必要的人员。面对着他后来描述为“大量军官和士兵向敦刻尔克行进”的情况，加上食物和水的短缺，怀特菲尔德只得在未彻底检查证件的情况下匆忙放行许多人撤离，甚至那些被命令留下协助撤离的军官也偷偷上了船。
5月22日，丘吉尔命令英国远征军与乔治·布朗查德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军协同作战，向南进攻以重新与其余法军会合。该计划被称为“魏刚计划”，以5月18日接替甘末林成为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命名。然而，5月25日，戈特勋爵不得不放弃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并自行决定与布朗查德的部队一起撤退至里斯运河后方，这是一条到达格拉沃利讷海岸的运河的一部分。运河的水闸已经打开，水淹没了运河，由此形成了一道防御德军推进的屏障（运河防线）。
敦刻尔克撤退 序幕
到5月24日，德军已经占领了布洛涅港并包围了加来。鲁道夫·费尔少将指挥的第2装甲师工兵在运河防线建立了五座桥梁，而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上只有一个英国营在阻挡。5月23日，应第四集团军司令君特·冯·克鲁格元帅的建议，因为担心其侧翼的脆弱性和前线部队的补给问题，伦德施泰特命令装甲部队停止进攻。他还担心敦刻尔克周围的沼泽地不适合坦克作战，希望保留坦克用于后续行动（一些部队的坦克损失高达30-50%）。希特勒也对此表示担忧，并在5月24日访问A集团军总部时，支持了这一命令。
敦刻尔克撤退 序幕
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敦促希特勒让空军（在B集团军的协助下）完成对英军的歼灭，这让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感到惊愕，他在日记中写道：“空军战斗依赖于天气情况，而且经过两周的战斗，飞行员已经疲惫不堪。”伦德施泰特发出了一条命令，然而这条命令是未加密的，并被皇家空军情报网络在12:42截获：“根据元首的命令……阿拉斯西北的攻击需限制在朗斯–贝蒂讷–艾尔–圣奥梅尔–格拉沃林一线。运河不得跨越。”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发布了第13号指令，要求空军击败被困的盟军并阻止其逃脱。5月26日15:30，希特勒命令装甲部队继续进攻，但大多数部队花了16个小时才开始攻击。有些报道引用希特勒的话称，他故意让英国人逃脱。这一延误给了盟军时间准备防御工事，这对撤退至关重要，并防止了德军阻拦盟军从里尔撤退。
“停止前进”的命令成为历史学家们广泛讨论的话题。古德里安认为未能及时攻打敦刻尔克是德军在西线的重大错误之一。伦德施泰特称其为“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曼施泰因则将其描述为“希特勒最严重的错误之一”。B·H·李德哈特在战后采访了许多将军，并拼凑出希特勒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思考。希特勒相信，一旦英国军队得以离开欧洲大陆，他们将永远不会返回。
敦刻尔克撤退 撤离过程
撤退是在混乱的情况下进行的。道路被到处遗弃的车辆堵塞，难民潮流向相反的方向涌去。由于战时审查制度和保持英国士气的需要，正在发生在敦刻尔克的灾难的全部规模没有在一开始就被公布。5月26日，乔治六世国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持了一场特别的祈祷仪式，这一天被宣布为全国祈祷日。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戈登·朗带领祷告，“为我们在法国身处险境的士兵们祈祷”。同一天，英国各地的犹太教堂和教堂也举行了类似的祈祷，向公众确认了士兵们正处于绝境。5月26日19:00前不久，丘吉尔下令发电机行动开始，那时已经有28,000人撤离。最初的计划是在两天内从英国远征军中撤出45,000人，而德军预计会在此时阻止进一步的撤离。在这段时间内，只有25,000人逃脱，其中包括第一天的7,669人。
5月27日，在撤离的第一天，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其他26艘船只参与行动。海军部官员在附近的船厂寻找小船以及可以从码头装载的大船，用于将人员从海滩运送到港口的较大船只上并自港口撤离。为了请求更多的帮助，政府发布了一条紧急消息。到5月31日，共有近400艘小船自愿并热情地参与了这一行动。
敦刻尔克撤退 撤离过程
同一天，德军空军对敦刻尔克进行了猛烈轰炸，炸毁了城镇和港口设施。由于供水系统被摧毁，火灾无法扑灭。据估计有1000名平民被炸死，占该镇剩余人口的三分之一。皇家空军中队被命令在撤离期间为皇家海军提供制空权。他们的任务转向掩护敦刻尔克和英吉利海峡，保护撤离中的舰队。德军空军遭遇了皇家空军的16个中队，5月27日皇家空军宣称击落了38架飞机，但也损失了14架。许多皇家空军战斗机受损后被报废。德军方面，第二轰炸机联队和第三轰炸机联队损失最为惨重，共损失了23架Do 17轰炸机。第一轰炸机联队和第四轰炸机联队轰炸了海滩和港口，54号轰炸机联队击沉了8000吨的蒸汽船亚丁号。Ju 87俯冲轰炸机击沉了运输船蔚蓝海岸号。德军空军出动了300架轰炸机，由550架战斗机护航，进行了12次袭击，投下了15,000枚高爆炸弹和30,000枚燃烧弹，摧毁了油罐并破坏了港口。皇家空军第11集团当天出动22次，共287架次飞机，以最多20架次的编队进行巡逻。
敦刻尔克撤退 撤离过程
整个发电机行动中，皇家空军总共出动了超过3500次，并在整个星期内对德军轰炸机造成了重大损失。在等待运输时被轰炸和扫射的士兵大多不知道皇家空军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保护他们，因为大多数空战发生在远离海滩的地方。结果，许多英国士兵痛苦地指责空军无所作为，据报道，这导致一些陆军士兵在回到英国后对空军人员进行责骂和侮辱。
5月25日和26日，德军空军集中攻击坚守在加来、里尔和亚眠的困守盟军，没有攻击敦刻尔克。英国远征军守卫的加来在26日投降。里尔围城战中，法国第一军的残余部队对抗了七个德军师，其中包括几个装甲师，直到5月31日，这剩下的35,000名士兵在弹尽粮绝后被迫投降。德军为里尔的守军授予了战争荣誉，以表彰他们的勇敢。
敦刻尔克撤退 撤离过程
5月28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敦刻尔克以东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几支英军部队迅速赶到，填补了这个防线上的空隙。 同一天，德军空军转移了攻击重点，对比利时的奥斯滕德和纽波特进行了空袭，而敦刻尔克的空袭次数减少。由于天气不利于俯冲或低空轰炸，英军皇家空军（RAF）在敦刻尔克上空执行了11次巡逻，共出动了321架次，声称击落了23架敌机，损失了13架飞机。 5月28日，共有17,804名士兵抵达英国港口。
敦刻尔克撤退 撤离过程
5月29日，英军成功撤离了47,310名士兵，但德军Ju 87俯冲轰炸机对船只造成了重大损失。英国驱逐舰HMS Grenade号被击沉，法国驱逐舰Mistral号受重创，数艘装载了500名士兵的姊妹舰也在近距离爆炸中受损。英国驱逐舰Jaguar号和Verity号虽然严重受损，但成功逃离了港口。两艘拖网渔船在袭击中被摧毁。稍后，客轮SS Fenella在码头沉没，当时船上有600人，但大部分人成功逃生。明轮蒸汽船HMS Crested Eagle直接被击中，随后着火并沉没，造成了重大伤亡。德军还摧毁了两艘铁道船，SS Lorina和SS Normannia。在五次主要的德军攻击中，仅有两次受到了皇家空军战斗机的反击；英军在九次巡逻中损失了16架战斗机。而德军方面，共11架Ju 87俯冲轰炸机被损坏或摧毁。
5月30日，丘吉尔收到消息称，所有英军师团现在都在防御线后方，超过半数的法国第一集团军也在防线内。此时的防线沿着离海岸约7英里（11公里）的一系列运河延伸，这片沼泽地区不适合坦克行动。由于港口的码头设施已遭德军空袭破坏，海军上尉（后来的海军上将）威廉·坦纳特命令士兵从海滩撤离。当发现这种方式太慢后，他改为将撤离人员引导至东防波堤和西防波堤以及海滩。虽然防波堤并非设计用于停靠船只，但多数被救援的士兵还是通过这种方式撤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近20万士兵通过东防波堤登船。詹姆斯·坎贝尔·克劳斯顿担任东防波堤的码头主管，负责组织和调控士兵沿防波堤进入等候的船只。再次出现的低云使德军空军的活动减少。皇家空军进行了九次巡逻，没有遇到德军编队。第二天，德军空军以损失17架飞机为代价击沉了一艘运输船，损坏了12艘其他船只；英军声称击落38架敌机，但这一说法有争议。英军皇家空军和舰队航空兵共损失了28架飞机。
次日，另有53,823名士兵登船撤离，其中包括首批法国士兵。戈特勋爵与68,014人一道于5月31日撤离，后卫指挥权交给少将哈罗德·亚历山大。 6月1日，进一步有64,429名盟军士兵撤离，随后由于空袭加剧，白天撤离被迫停止。英军的4000名殿后部队于6月2日至3日夜间撤离。 又有75,000名法国士兵在6月2日至4日夜间撤离，最终行动结束。剩下的40,000名法国殿后部队于6月4日投降。
在总计338,226名被撤离的士兵中，有几百名是来自印度皇家陆军服务队的印度骡夫和塞浦路斯骡夫。他们属于K-6运输部队的六个部队中的四个，其中三支部队成功撤离，一支被俘。在敦刻尔克，还出现了一小部分法国塞内加尔士兵和摩洛哥士兵的身影。
敦刻尔克撤退 海军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共有三条航线被用来撤离。最短的航线是 Z 航线，全长39海里（72），但它需要沿着法国海岸行进，因此使用这条航线的船只在白天容易受到岸上炮台的轰击。X 航线虽然是最安全的，但它经过了英吉利海峡中雷区最密集的部分。撤退船只需要沿这条航线从敦刻尔克向北航行55海里（102），通过吕伊廷根航道（Ruytingen Pass），到达北古德温灯船（North Goodwin Lightship），再向南绕过古德温沙洲（英語：）到达多佛。虽然这条航线在白天最为安全，但由于附近遍布的雷区和沙洲，使得其在夜间无法使用。最长的航线是 Y 航线，全长87海里（161公里），使用这条航线会花费四小时撤离，是 Z 航线所需时间的两倍。Y 航线沿法国海岸行进至布赖迪讷，然后转向东北，直到到达奎恩特浮标（Kwinte Buoy）。在此处大约135度转弯后，船只向西行驶到北古德温灯船，再向南绕过古德温沙洲到达多佛。使用 Y 航线的船只最有可能遭到德国水面舰艇、潜艇和空军的攻击。
敦刻尔克撤退 海军
你知道这就是你回家的机会，你一直在祈祷：“上帝，让我们走吧，让我们脱身，把我们从这混乱中带回英格兰。”看到那艘来接我和我哥哥的船，真是最奇妙的景象。我们看到空中正在狗斗的战斗机，祈祷一切平安，可怕的景象时有发生。然后有人说，“那是多佛。” 我们看到了白色悬崖，那时的气氛是难以形容的。从地狱到天堂，这种感觉就像奇迹发生了一样。——哈里·加勒特，英国陆军，肯特在线的采访
黃竹坑道
黃竹坑道（英語：）是一條位於香港島南區黃竹坑的主要幹道，大部份路段為香港1號幹線的一部份。幹線部份西接香港仔海旁道，東接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及南風道的交匯處，為三線雙程分隔道路。至於交匯處以東，黃竹坑道在壽山村道交界接駁香島道前往淺水灣及赤柱區。
黃竹坑道設有一條跨過南朗山道交界的行車天橋，稱為黃竹坑道天橋。天橋全長550米，雙程雙線分隔行車，耗資3億580萬港元興建，1998年10月動工，2001年12月通車。
黃竹坑道 歷史
黃竹坑道歷史上屬於群帶路的其中一段，早於香港開埠前便已存在。1848年香港政府根據群帶路的基礎，修建連接香港仔至赤柱的道路，黃竹坑道即為道路的其中之一部份，屬於舊香島道的一部份。
1964年8月初，黃竹坑道進行擴闊工程。1966年10月，黃竹坑道近舊香港仔警署一段進行重建。
1973年南風道通車後，香港仔一帶的車輛可經黃竹坑道、南風道及黃泥涌峽道來住港島其他地區，成為繼薄扶林道後香港仔一帶第二條往港島其他地區的通道。隨著1950年代至70年代黃竹坑發展成工業區、鴨脷洲大橋來回方向天橋分別在1980年和1994年建設完成以及香港仔隧道在1982年落成通車，黃竹坑道更見繁忙。直至2001年黃竹坑道天橋落成通車，讓車輛行經天橋而毋須途經地面的交通燈位，全線繁忙程度才略為舒緩。天橋早期只有東行有巴士行駛，2018年開始西行亦有巴士行駛。
黃竹坑道 事件
2010年2月8日早上9時許，黃竹坑道一條地底淡水管突然爆裂，大量食水夾雜泥沙湧出，香港仔隧道來回線一度全線封閉，交通大擠塞，車龍長達2公里，水管經搶修後路面下午重開。由於該段水管使用只有16年，水管爆裂原因有待水務署進一步調查。
爆裂的是一條直徑60公分的鋼喉水管，在1994年鋪設，主要將淡水由銅鑼灣掃桿埔送往黃竹坑配水庫，全長600米，由於並非食水管，故未有住戶受影響。現場為黃竹坑道向香港仔隧道方向的休憩公園，公園內一截地底水管爆裂，大量淡水湧出，將依山坡而建的梯級沖毀，大量黃泥水流入黃竹坑道。
由於該段路面為低窪點，瞬間已水深1米，路面頓成澤國，來往香港仔隧道的車輛未能駛過，紛紛停下。警員到場封路，通知水務署派員前來關水掣及進行清理。受事件影響，區內交通嚴重擠塞，駛往香港仔隧道行車線大排長龍，超過20條巴士線及10條小巴線改道。經水務署職員搶修，在下午4時暫時重開慢線。
黃竹坑道 事件
2023年8月7日清晨5時許，黃竹坑道東行水管爆裂，期間有大量黃泥水湧出和路面被破壞。事件導致黃竹坑路東行往香港仔隧道方向全線封閉，香港仔隧道開往市區的巴士及小巴均須改道薄扶林道離開香港仔，造成區內交通癱瘓，大批居民需要搭船到鴨脷洲轉乘港鐵。
同日下午4時，慢線重開；隨後中線及快線重開。
2023年9月7日晚上11時05分，全港地區嚴重水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