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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研究史
在瑞典战俘和西伯利亚探险家菲利普·约翰·冯·史托兰伯1730年出版的《对欧洲及亚洲北部和东部的历史地理学描述》中，将芬-乌戈尔、突厥、萨摩耶德、蒙古、通古斯和高加索民族描述为共享语言和文化特征的民族。20世纪的学者们曾通过错误地假设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批评他，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说明这6个民族群体间语言的具体关系。:139–160
丹麦语文学家拉斯穆斯·拉斯克于1834年提出所谓“斯基泰语系”，其中包含芬-乌戈尔语、突厥语、萨摩耶德语、爱斯基摩语、高加索语、巴斯克语等语言。
乌拉尔-阿尔泰假说的详细阐释最早可追溯到1836年威廉·硕特以及1838年费迪南德·J·魏德曼的研究。
“阿尔泰语系”假说，如芬兰语言学家、探险家马蒂亚斯·卡斯特伦在1844年提出的那样，包含芬-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统称为“楚德语族”，突厥语系、蒙古语系和通古斯语系则统称为“鞑靼语族”。后来在19世纪后半叶，突厥语系、蒙古语系和通古斯语系逐渐被认为属于同一个阿尔泰语系，而芬-乌戈尔语支和萨莫耶德语族则组成乌拉尔语系。这两支语言间的相似性使人们认为它们又组成一个更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研究史
1855年，德国东方学家、语文学家马克斯·缪勒对非雅利安、非闪米特的亚洲语言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法。在他的《东方战争中心的语言》中，他将这些语言统称为“图兰语系”。缪勒将这一分类分为南北两支。他关于语言结构发展的进化论归根结底是将精细的语法和社会经济发展强行联系起来，统共有“冰期后”“氏族”“游牧”“政治”几个发展阶段，事实证明是不可靠的，不过他那分类的北支可分析为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1850年代到70年代，弗里德里克·勒里希做出了许多试图将将一些印第安人语言囊括进“图兰”或“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工作，到1890年代，其中又加入了关于巴斯克语的猜测。:212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研究史
在匈牙利，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概念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几乎被无条件接受，尽管其中的泛民族主义原因胜过语言学证据，也没有多少详细的研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该假说很快变得“不可置信”，芬兰阿尔泰学家马尔蒂·莱塞宁是该假说的少数支持者之一。:707–708匈牙利语言学界的观念和清晰证据的缺乏产生的矛盾，最终使得奥雷利安·索瓦若和丹尼斯·塞诺等学者对阿尔泰语系展开审慎的研究，他们并未得出广为接受的结果。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鲍培在他的文章《苏联语言学光辉下的乌拉尔-阿尔泰理论》(1940)也试图批驳卡斯特伦的观点，指出黏着化的特征非常普遍。今日，匈牙利语被认为属于乌拉尔语系，不过受突厥语系强烈影响。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研究史
在1960年代初，阿尔泰语系假说变得越发具有争议性。今日，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有关系的假说已经基本没有坚定支持者了。斯塔罗斯金在与Oleg A. Mudrak和Anna V. Dybo合著的《阿尔泰语系语源词典》中，评价乌拉尔–阿尔泰假说为“现在被完全抛弃的想法”。现在有几种假设更大的超语系的假说，其中包含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其他语系。但是没有一种假说目前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斯塔罗斯金对北方大语系的概述中，他认为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是约9千年前分化出来的，与达罗毗荼语系和古西伯利亚语言，包括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也从同一个祖语分化而来。他假定，这种祖语与印欧语系和南高加索语系在约1.2万年前共同构成“欧亚语系”的祖语，而它又经由诺斯特拉语系隶属于北方大语系。
在198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N.D.安德列耶夫提出了北方大语系假说，将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他稍后的论文里还包括朝鲜语系）相联系。安德列耶夫还为他假设的北方大语系给出了203个词根。在1997年安德列耶夫去世后，北方大语系假说又被索林·帕里加 (2003, 2007)大幅推进。
Angela Marcantonio (2002)认为没有能明确地联系“芬-彼尔姆语支”（由芬-乌戈尔语族中乌戈尔语支以外的语言组成）和乌戈尔语支的证据，认为它们间的距离并不比与突厥语系更近，得出了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说非常相似的结果，几乎就是卡斯特伦最初的阿尔泰假设。这一命题被主流的乌拉尔语学者所批评。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形态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下的语言中，存在一些语言类型学相似性：:711–714
这样的相似性实际上并未组成足够的发生学关系的证据，其他解释也是可能的。尤哈·杨胡宁认为，尽管乌拉尔–阿尔泰语作为发生学分类完全不可靠，它仍不失为一个语言联盟，是4个核心语系(乌拉尔语系、蒙古语系、突厥语系和通古斯语系)经历历史互动和语言趋同形成的，它们的特征影响到了靠海的朝鲜语系和日本语系。:71–83
其他研究者关于形态的情况有着迥异的观点。Michael Fortescue将乌拉尔语系划入乌拉尔-西伯利亚形态地域(包含乌拉尔语系、尤卡吉尔语系、楚科奇-堪察加语系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与一个更狭义的阿尔泰形态地域不同；Anderson提出了一个专有的西伯利亚语言联盟，包括乌拉尔语系的鄂毕-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耶德语族、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和西伯利亚突厥语、布里亚特语(蒙古)，以及尤卡吉尔语、楚科奇-堪察加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尼夫赫语和叶尼塞语系。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间的关系
阿尔泰语系自19世纪末到1960年代都被语言学界广泛接受，但在那之后逐渐被证伪。出于简洁性的考虑，下面的讨论假定阿尔泰语系成立。
在假定卵耳语系和阿尔泰语系间有关系时，应解决两个问题：
换句话说，存在发生学关系并不足以建立一个语系，比如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定语系外的语言是否至少不像后者之间那样，与该语系中的语言密切相关，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一区分常被忽略，但对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来说是很基本的。有些语言学家坚持认为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是通过规模更大的超语系发生联系的，如欧亚语系或诺斯特拉语系，其中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间的距离并不比与其他成员更近。:17
找到能追溯回共同的祖语的同源词是证明语系存在的有力方法。仅有共享的词汇也不能说明亲缘关系，因为词汇是可以被借用的。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存在共享的词汇的，如突厥语系和乌戈尔语支间，或通古斯语系和萨莫耶德语族间，但这可以用借用解释。要找到整个语系都存在的乌拉尔–阿尔泰词汇是很困难的，它还要遵循一定的音变规则，从原始乌拉尔–阿尔泰语到给定的原始乌拉尔语和原始阿尔泰语词汇对于建立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是有利的。单数，所有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同源词大都只存在于阿尔泰语系3个语族之一。:736作为对比，已知约有200个广泛存在于各个语族、语支的原始乌拉尔语词根，而对于阿尔泰语系3个语族之一或乌拉尔语系下的语族来说，能找到1000–2000个同源词。
有些语言学家指出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人称代词有强烈相似性。
基础的数词在阿尔泰语系的3个语族和乌拉尔语系间相当不同，乌拉尔语系内部的一致性也不高。:710–711
乌拉尔-阿尔泰间的相似性的关键在于匈牙利语(három)和蒙古语(ɣurban)的数词“3”。据Róna-Tas (1983)，:235–251将这个相似性抬高到同源假说的高度，仍需要几个辅助的假说：
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下列辅音对应来自Poppe (1983)：:189–199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注释
According to Manaster Ramer & Sidwell, this misconception first dates back to a 1901 article by Otto Donner, later most prominently repeated by Nicholas Poppe, Merritt Ruhlen and G. D. Sanzheev.
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战役（：／、英語：），是朝鲜战争后期僵持阶段的一次主要战役，為聯合國軍「摊牌行动」（）的一部份。1952年夏季，美第9軍計劃動用美國陸軍第7師，大韓民國陸軍第2師及第9師，奪取五聖山南麓的上甘岭及其邻近的狙擊嶺，進而威脅五聖山，這次行動稱之為“攤牌行動”。
攤牌行動的直接目标三角高地是位於江原道鐵原郡金化郡以北2公里（1.2英里）的一个森林山脊，中文稱上甘嶺。上甘嶺被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5军的精銳部隊106團占领。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美軍和韓國國軍反復發動攻勢，試圖占领上甘嶺和附近的狙擊手嶺。聯合國軍尽管擁有明顯的火炮與空中優勢，但不断增加的伤亡导致行動在经过42天的战斗后停止，聯合國軍僅攻佔狙擊嶺南峰，而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队最終依舊佔領上甘嶺。
上甘岭战役 背景及准备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阵地相持阶段，即静态战争阶段。5月，克拉克接替李奇微担任总司令；6月，板门店谈判因战俘遣返问题陷入僵局，克拉克推翻了原来李奇威的立场，下令对朝鲜发电设施进行轰炸以便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在国内也面临重大挑战，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政府害怕公众压力会迫使美国在谈判桌前处於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同意儘早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朝鲜战争，而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更是把儘早结束朝鲜战争作为其未来新政府的第一项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倾向於通过军事冒险，即是以军事上的主动或给对方以更多杀伤，争取在谈判桌前取得有利地位。10月8日，在聯軍谈判条件遭到朝鲜和中方拒绝后，远东司令部按计畫无限期退出谈判，并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的授权，着手向对手施加无情的军事压力。同日，克拉克批准了第8军团司令范佛里特（Van Fleet）提交的作战计畫，即「攤牌行動」。有意思的是，此战几乎在美国公佈总统竞选结果的同时结束。
上甘岭战役 背景及准备
该计畫由第9军提出，10月5日，范佛里特向克拉克提交了「攤牌行動」作战方案，根据该方案，第8军团准备用2个营的兵力，1个营来自第9军第7步兵师，1个营来自韩国第2师，在16个砲兵营280门火砲和2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以5天伤亡200人的代价，佔领三角高地（即上甘岭）及狙击手岭。同日，韩軍第2师一名作战参谋被志愿军俘虏，审讯得知韩第2师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准备协助美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进攻，但志愿军对此情报未予重视。
10日-13日，聯軍開始砲擊與空襲，并采取欺敵行动，隐蔽向出发阵地运送兵力弹药。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仍旧按原计畫将上甘岭地区砲兵调向注字洞南山方向，准备於10月18日发起进攻。
13日晚，美第7步兵师第31步兵团团长摩西上校（Lloyd R. Moses）认为火力准备不足，临时决定将对三角高地（597.9高地）的进攻兵力增加至2个营。
上甘岭战役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1952年10月14日到20日。
晨4:00，美國第7師31团第1和第3营攻擊志愿军45师135团9连（加强连，280人）防守的上甘嶺（597.9高地），韩国第2师32团第2和第3营攻击志愿军135团1连（加强连，280人）防守的狙击手岭（537.7高地）。志愿军因通讯中断，整天炮兵无法支援。韩军借助美空军燃烧弹的攻击，于下午3:20占领狙击手岭棱线，志愿军1连转入反斜面坑道防守。美军则在战斗开始不久的手榴弹对攻战中损失了几乎全部军士长，至黄昏仍无重大进展。14日晚7:00，志愿军45师4个连反击，经过白刃格斗，将韩军击退，夺回狙击手岭。美军据称弹药不足，受攻击后，即退回出发阵地。
第一天战斗，联军伤亡600人以上（美军31团伤亡433人，韩军第3营伤亡141人，第2营伤亡不详），参战4个营中3个营被迫撤下休整。志愿军伤亡500人以上，表面阵地全部被摧毁，储存弹药基本用尽。这一天的战斗中，美军首次为参战部队配发M-1951式防弹背心。
上甘岭战役 第一階段
天亮以后，美軍第31團第2營和32团第1营投入战斗，因志愿军弹药用尽退守坑道，攻佔上甘嶺部分表面阵地。韩军换上17团第2营接替32团第2营，占领狙击手岭表面阵地。入夜，志愿军45师在炮火支援下进行反击，很快夺回全部阵地。
联合国军临阵换将，由32团团长罗斯上校取代31团摩西上校，同时第7师投入32团全部，以及17团第1和第2营。至此，美7师基本全部参战。志愿军方面初期误判联军行动为佯攻，至17日方确认为联军秋季攻势重点，并提出“敌人成团成营的向我阵地进攻，是用兵上的错误，要利用敌人的错误，造成美军大量人员伤亡”，遂向上甘岭方向增调重型炮兵。
16-19日双方反复争夺，白天联军利用优势炮火夺取表面阵地后，志愿军在晚间利用坑道和后方兵力夺回。在19日凌晨的反击中，中国人民志愿军135团2营通讯员黄继光在爆破美军火力点的过程中，“在多处负伤，爆破器材用尽后”，用身体挡住了美军的射击孔。黄继光阵亡后，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的称号，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東線美軍第7师首次於19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內的大部份表面陣地，而韓軍第2师在白天发动反击，将19日晚失去的狙击手岭北山表面阵地奪回。至此，联军占领全部表面阵地。志愿军虽仍在反斜面坑道中保存一定不成建制兵力，但已经失去反击力量。
上甘岭战役 第二階段
21日起至10月30日，志願軍上甘嶺地區表面陣地全部丢失，剩余人员进入坑道防御作战。双方都在调整战略和兵力部署，整个战场相对平静，却酝酿着接下去的更大战斗。
志愿军的坑道入口在反斜面，虽有后方火力掩护，但在联军地空火力封锁下，人员物资补给严重困难。只能不惜代价，在夜间抢运少量兵力弹药和给养。著名的20余名军人在断水情况下，仍互相谦让“一个苹果”的故事就发生在某坑道驻守分队中。志愿军后勤人员冒着敌炮火，付出巨大伤亡，基本保证了坑道驻守分队进行坚守战斗。较大的战斗发生在23日和25日，都没有获得战果。
联军占领表面阵地后，用大炮轟擊坑道口，用火焰噴射器射火焰進坑道，或用推土機推土封閉坑道口，并严密封锁运送给养的通道。10月26日，韩军炸塌志愿军2个坑道各一段，造成志愿军人员不断伤亡。同时，联军重新建立了火力点战壕等防御体系。
上甘岭战役 第二階段
10月25日，志愿军第3兵团经过讨论，决定加大力量夺回597.9高地和537.7高地，并尽可能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根据决定，志愿军命令15军29师87团，第12军31师91/92/93团，和34师106团共5个团增援上甘岭，同时增援了140门大口径火炮，24辆汽车多管火箭炮，和67门高射炮。
詹姆斯·范佛里特决定在10月25日由韩国第2师接手整个防线，美7师撤出战斗。
上甘岭战役 第三階段
10月30日至11月28日，志愿军展开反击，收复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10月30日，志愿军准备多日的反攻拉开序幕。晚10:30，100余门大口径火炮反复覆盖由韩军第2师31团的防御阵地。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开战以来进行的最大炮战。炮火准备之后，志愿军31师91团7个连，经激战夺取了597.9高地。其后5天，双方再次陷入拉锯战，并在猛烈炮火下，均付出重大伤亡。
从10月31日到11月5日，美军第9军出动韩9师30团来夺回597.9高地。这一次，志愿军91团成功地在白天守住了阵地。鉴于连日苦战，伤亡不断增大，当晚，美第9军下令停止对597.9高地的争夺。
597.9高地争夺战以志愿军的获胜告终。
夺取597.9高地后，志愿军投入31师92团将重点转向537.7高地北山。由于韩第2师32团已经据守约20天，形成稳固防御体系，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斗至11日，志願军92团击败韩32团占领537.7高地北山。
上甘岭战役 第三階段
12日，韩军增援17团投入战斗，双方在537.7高地北山重演597.9高地的残酷拉锯战。战至14日，志愿军92团伤亡严重由93团接替。93团投入作战仅4天便难以支撑，18日由志愿军34师106团接替。但由于韩军的顽强抵抗，537.7高地南山未能被占领。
志愿军106团团长武效贤改变了以人海对火海以及反击总是在傍晚炮火准备后进行的战术，讲求在用兵的数量和时间上灵活掌握，出敌不意，最大限度发扬火力，同时重新扩大了反斜面藏兵坑道。至11月25日，志愿军稳固占领537.7高地北山后，韩9师接手在537.7高地南山的防御，韩2师撤出，战场趋于平静。
11月28日，美第8集团军命令韩2师停止争夺537.7高地北山，美军结束“摊牌行动”。
12月1日到1953年初，志愿军第34师向537.7高地，即韩军称之为A高地，发起40余次进攻，遭驻守A高地的韩军第9师28团顽强抵抗，第34师被迫放弃夺取A高地的企图。
12月15日，志愿军34师106团将537.7高地北山交接给志愿军第15军45师。上甘嶺戰役結束。战后，志愿军第15军45师全體嘉獎為上甘岭英雄师。
上甘岭战役 结果及影响
上甘岭战役是1952年规模最大最血腥的对抗，而且在中國戰史中成為極具重要性的戰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阵亡4,838人，伤6,691人。
按照《抗美援朝战史》记载，上甘岭战役于10月14日凌晨4时开始，参战部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3个团，15军29师87团，12军31师91/92/93团，和12军34师106团，使用67门高射炮掩护2个炮兵师共110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以及2个营共24辆卡秋莎多管火箭炮参战，43天共发射炮弹40万发（含小口径火炮）。参战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回国后和解放军空军空降师合编为空降兵军，作为战略快速机动部队，驻扎在湖北孝感市。
上甘岭战役 结果及影响
联合国军参战部队有：美第九军步兵第七师2个团（第31、第32团）又（第17团）2个营，空降第187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韩二师3个团（第17、31、32团）及配属的第37团，韩九师第30团，以及美军第92炮兵营、第955炮兵营、第424炮兵营、第140坦克营、第15高射炮营、第86探照灯营、第7卫生营、第2观测营、第7信号连、第388化学兵连、美第五航空队、韩炮兵第93营、等。动用105毫米以上火炮288门，飞机278余架。韩国国防部官方历史共统计韩军阵亡1,096人，伤3496人，失踪96人。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伤亡不详。
据美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美第七步兵师在12天时间内以死亡365人的代价仍没有占领志愿军阵地。《Korean Battle Chronology》列出了美第七步兵师在此战役中阵亡329人，战伤1,298人，战俘遣返回2人，失踪认定死亡63人，总计1,692人。《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给出此战役联合国军伤亡9,000人，其中美第七步兵师9个营有8个营参加此战，死伤达2,000人；并给出了中国伤亡19,000名士兵。
马克·克拉克在回忆录上指出，鉴于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伤亡过重，联军远东指挥部不得不停止了任何兵力多于一个营的战斗计划，由此，这场战役实际迫使联军停止了任何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克拉克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其后也承认此次战役严重挫伤了联合国军的士气。尽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上甘岭战役却是西方媒体中关于朝鲜战争中最鲜为人知的战役之一。
10月15日
10月15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288天（闰年第289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77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英語：，缩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于1992年9月21日启动，又名“921工程”，初步工程的目标可用“三步走” 来描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参与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协调面最广的国家重大工程，工程的成功实施使中国自2003年起成为继前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并逐步进化至舱外活动、空间交会对接和空间站建造与运营。自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至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完成35次重大飞行任务，全部取得成功，并保持着航天员零伤亡的记录。
目前，中国现役的所有第一、二批共16名航天员皆已全部进入过太空，作为“三步走”收官之作的天宫空间站已于2022年底完成三舱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并于2023年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国际合作项目载荷也将陆续进入空间站开展实验。与此同时，处在训练状态中的第三批航天员從2023年开始执行空间站任务，第四批航天员也已开始训练。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背景
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一号，加加林成为第一名进入太空的人类，消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事业产生了刺激。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正式对载人航天飞行开始理论研究。
1964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从广德火箭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八只大白鼠送上80千米的高空。1966年7月15日，T-7A又将一只名为“小豹”的小公狗作为首位大型动物乘客送入离地面近百千米的高空。此系列活动为中国首批进行的高空生物学和医学的科学试验，为航天医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67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拟定了“载人宇宙航行规划”中的医学生物部分，目标是在1973至1975年间发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把载人航天列入航天发射的规划之中。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1968年4月1日，代号“507研究所”的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院宣告成立，此机构负责航天员的生命保障、医学监督保障及航天员的选拔训练，是后来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前身，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实质性起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背景
1970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圈阅了钱学森呈交的发展载人航天的报告，同意进行中国首艘载人飞船“曙光一号”的研发，该项工程即被命名为“714工程”。曙光一号的设计外观类似美国双子座飞船，为两舱式，产出了设计草图和全尺寸模型。与此同时，19名空军飞行员被秘密选拔出来成为待训航天员的候选人。但很快，由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家综合国力过于薄弱，714工程于1971年被下令暂停并最终取消。
714工程的下马证明了载人航天的复杂性与高难度，为了达成载人航天的目标，中国必须先从返回式卫星开始积累相关的技术经验。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首颗返回式卫星，卫星在轨运行3天，绕地球47圈后，于11月29日按预定计划成功回收。中国成为第一个首次发射返回式卫星就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回收卫星的国家，也成为了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已攻克了卫星变轨、再入大气层、放热和回收等关键技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背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星球大战”等一系列高科技发展计划的提出，世界面临着新的高科技竞争。为了顺应这一潮流，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了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制定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经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根据提出的时间将其命名为863计划。863计划包含了七大领域，其中航天技术位列第二，获国家拨款50亿元，主题项目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1987年2月，863计划航天专家委员会成立，围绕载人航天的发展方向展开了讨论，争论焦点在于应该发展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不足以支持航天飞机的研发，载人飞船方案得到了钱学森和王希季等专家的支持，并最终成为了未来载人航天运输工具的获选方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背景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1991年3月15日，任新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根据这次汇报，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报批件，上报中央领导。5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批示后的报批件，上面留下了刘华清、李鹏的先后批示以及江泽民的圈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甚至批示的到：“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幹！”。中央批示之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1992年1月8日，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5次会议，专门研究中国载人航天问题。同时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开始正式组织对载人航天工程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背景
1992年4月11日，国家科委在介绍《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时提到“8年以后，我国要把自己的宇航员送到太空”。第二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此消息，主题是《8年后，我国宇航员遨游太空》，副题是《2020年前建成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及空间站》，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个新闻报道。
1992年8月，中央专委审议了航天专家王永志为载人航天项目支持起草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听取了工程各大系统的基本研制方案和后续的发展规划，并原则上同意了工程的实施。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同意了专委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代号“921工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组织架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按照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组织开展研制、建设工作，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简称“两总”）联席会议制度，两者的职责分别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重大决策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行专项管理机制，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行使管理职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是统一管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机构和组织指挥部门，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时由工程总体和七大系统组成，各大系统分别设有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如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宿双宁、着陆场系统总设计师赵军、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发射场系统的总设计师周建平、测控通信系统总设计师于志坚、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
随着工程的进行，新的系统不断加入，当前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共由14个大系统组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1992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195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根据规划，工程将按“三步走”发展战略实施：
该阶段为1992-2005年，中国通过先后发射无人和有人飞船实现了独立载人航天。
1992年9月，中国首枚载人火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开始方案论证。
1994年4月，集中了九十年代科学技术精华的中国第二代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三号下水。
1994年5月，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进入研制阶段。
1994年7月3日，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奠基，这是中国首个采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的“三垂”模式的现代化航天发射场。
1994年12月，载人航天火箭发动机的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
1995年6月，载人飞船从设计阶段进入到工程实施的初样研制阶段。
1995年12月，作为中国航天测控网核心的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挂牌成立，各分系统开始建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1996年，有关部门从空军飞行员中按照预备航天员的标准，挑选了两人赴俄罗斯加加林航天中心进行培训，两人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要四年时间完成的全部课程。1997年4月，在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来自全国各大医院的著名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和挑选，建议录取20名候选者中的12人为预备航天员。1998年1月5日，由之前录取的12人连同两名从俄罗斯培训归来的飞行员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在北京航天城成立。
1998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竣工。
1998年10月19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联合进行了首次零高度逃逸救生飞行试验，逃逸飞行器在逃逸指令发出后带着返回舱从发射阵地起飞，随后返回舱与逃逸飞行器分离并安全着陆，整个过程中各部件工作正常，试验获得成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重要突破。
1998年11月，中国首个现代化飞行控制中心——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开始试运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时，工程指挥部的目标是争取在1998年、确保在1999年进行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的首飞，即“争八保九”。由于到了1998年神舟飞船的许多产品还处在初样地面试验阶段，未能研制出可以上天的正样产品，为了兑现“争八保九”的承诺，工程总指挥部决定用地面试验的电性能船完成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飞行试验。
北京时间1999年11月20日06时30分，搭载了神舟一号试验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起飞。飞行约10分钟后，飞船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飞船按预定程序在轨运行14圈后，北京时间11月21日凌晨3时，地面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随后，飞船建立返回姿态，制动发动机点火，飞船开始执行返回程序。返回舱于11月21日凌晨03时41分顺利降落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主着陆场，神舟一号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飞行在太空中共飞行21小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01年1月10日1时0分，作为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的神舟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10分钟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在轨道环绕地球108圈，在太空飞行近7天后于1月16日19时22分在内蒙古中部返回，但返回过程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2002年3月25日22时15分，第二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三号发射成功，与第二次飞行试验相比，主要是增加了逃逸和应急救生功能。神舟三号于4月1日16时51分在预定地点着陆，共飞行6天18小时，绕地球108圈。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状态完全一致，全过程正常。
作为第三艘正样无人飞船以及载人飞行任务前的最后一次试验，神舟四号于2002年12月30日00时40分成功发射，于2003年1月5日19时16分着陆，共飞行6天18小时，绕地球108圈。这是历次无人飞行试验中技术要求最高、参试系统最全、难度最大的一次，且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低温发射的新纪录（-30℃），任务的成功为按计划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2003年10月10日，新华社宣布中国将于10月15至17日间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10月14日16时，工程指挥部在会议上决定杨利伟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候补航天员。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15日09时00分，长征二号F遥五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将搭载着航天员杨利伟的神舟五号发射升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射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亲自为杨利伟送行并在现场观看了飞船的发射。9时10分左右，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中国人。在飞船飞行过程中，杨利伟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并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说：“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除此之外，杨利伟还与时任国防部部长曹刚川以及妻儿先后进行了天地通话。16日5时35分，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成功向正在太空运行的神舟五号发送返回指令，飞船开始返回。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杨利伟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出舱，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前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3年10月15日和16日先后两次发表声明，祝贺神舟五号飞行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03年11月7日，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向杨利伟授予“航天英雄”称号并颁发了“航天功勋奖章”。
尽管神舟五号完成了“单人单天”的载人飞行，但神舟飞船的性能尚需进一步的验证。2005年10月12日9时整，神舟六号搭载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发射升空，飞船在轨运行5天后于10月17日4时33分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主着陆场安全着陆。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多人多天”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载人天地往返技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胜利完成。
2005-2017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通过多次任务取得了多项重大技术突破，为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的顺利完成，2005年2月，中央决策实施“第二步”的第一阶段任务，以实现载人航天三大关键技术中除天地往返外的另外两项：出舱活动和空间交会对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08年9月25日至28日间，神舟七号任务成功执行，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 和景海鹏进入太空并安全返回。其中在9月27日下午16时34分至17时00分间，翟志刚身着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与身着俄罗斯“海鹰”舱外航天服的刘伯明互相配合，成功实施了中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2008年11月7日，庆祝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予翟志刚“航天英雄”，刘伯明、景海鹏“英雄航天员”称号，并向三人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继第一批航天员之后，中国于2009年启动了第二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第二批航天员于2010年5月7日正式产生，共7人，包括5名男性与2名女性。
在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后，空间交会对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下一个待突破的目标关键技术。2011年9月29日，长征二号F/T1运载火箭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至预定轨道以验证中国的空间交会对接技术。11月1日，长征二号F遥八火箭将神舟八号无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11月3日凌晨，神舟八号与此前发射升空入轨的天宫一号以自动模式成功实现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飞船搭载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和刘洋发射升空，刘洋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性航天员与首位执行任务的第二批航天员成员。6月18日，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在成功进行自动交会对接后进入天宫一号，中国航天员首次访问在轨飞行器获得圆满成功。6月24日，航天员刘旺操控分离后的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中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自动和手控交会对接的先后完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完全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与天宫一号对接，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进入空间站。在15天的飞行任务中，三名航天员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第二次手控交会对接和首次绕飞交会试验。
2013年6月26日，时任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随着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飞船任务的顺利完成，预定任务目标全部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任务完美收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随着上一阶段的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进入空间站工程实施。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10年9月25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所批准的《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中，载人空间站工程的任务目标是在2016年前后，研制并发射8吨级空间实验室，突破和掌握航天员中期驻留、再生式生命保障以及货运飞船补加等空间站关键技术，开展一定规模的空间应用；在2020年前后，研制并发射基本模块为20吨级舱段组合的空间站，突破和掌握近地空间站组合体的建造和运营技术、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先进的空间技术平台。
2016年6月25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拉开第二步第二阶段序幕。
9月15日，长征二号F/T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这是中国首个正式的空间实验室平台和面向中期驻留的大型航天器，具备太空补加功能，可开展大规模科学实验，配套设备数量和安装复杂度均创造了历次载人航天器任务之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10月17日至11月18日间，航天员景海鹏、陈冬执行神舟十一号任务并进驻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两人从进驻到撤离共在轨驻留30天，进行了30多项在轨实验操作，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记录。
作为空间实验室阶段的收官之战，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于2017年4月20日搭乘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升空并与天宫二号完成自动交会对接。4月27日，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完成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标志着中国突破和掌握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为空间站的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扫清了能源供给上的障碍，也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完成。
从2020年开始，中国实行了多次无人与载人飞行任务以完成天宫空间站的建造。
空间站建造任务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共规划12次飞行任务，于2022年底完成。两个阶段任务的主要目的分别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20年5月5日18时00分，为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升空并将载荷组合体送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突破了大推力直接入轨、20.5米整流罩分离、大直径舱箭连接分离等关键技术，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将天宫空间站舱段发射入轨的运载工具。试验发射任务的成功全面验证了火箭设计方案的正确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随之开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21年4月29日11时23分，搭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约494秒后，天和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2时36分，太阳能帆板两翼顺利展开且工作正常，发射任务取得成功，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天和核心舱全长16.6米，最大直径4.2米，重22.5吨，是当时中国所制造和发射的最大最重的航天器。核心舱是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负责空间站组合体的统一管理和控制，为空间站提供指导、导航和方向控制，还为空间站提供动力、推进和生命支持系统。生活方面，核心舱密封舱内部具有3倍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航天员活动空间，配备3个独立的卧室和1个卫生间，保证航天员日常生活起居，并配置了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可实现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
5月29日20时55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该任务是中国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次应用性飞行任务，其运送的物资包括160多件包裹，两件分别重达100多公斤的航天员舱外服，还有3吨推进剂，为核心舱迎接首批航天员进驻提供了充分物资保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6月17日9时22分，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后者于约6.5小时后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7月4日8时11分至14点57分之间，神舟十二号乘组中的刘伯明、汤洪波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航天员的首次出舱活动，总时长6小时46分钟，大幅刷新了2008年神舟七号约20分钟的出舱活动记录。
2021年9月16日，神舟十二号乘组撤离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进入载人飞船。飞船于当日8时56分与核心舱分离，随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径向交会试验，成功验证了径向交会技术。9月17日13时34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安全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2021年9月20日15时10分，中国成功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并与天和核心舱完成对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21年10月16日0时23分，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并顺利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开始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最后一次任务。在飞船与核心舱进行径向对接后，三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于同日9时58分进驻天和核心舱，开始中国的首次长期空间站驻留，时长约为六个月。
11月7日18时51分至11月8日1时16分之间，神舟十三号乘组中的翟志刚和王亚平成功进行了该乘组的首次舱外活动，完成了机械臂悬挂装置与转接件安装、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任务，其中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完成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2022年1月6日6时59分，天和核心舱机械臂捕获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并成功完成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1月8日7时55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手控遥操作天舟二号完成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试验。3月27日15时59分，天舟二号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2022年3月31日18时40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受控再入大气层。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在再入过程中被烧毁，少量残骸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22年4月16日09时56分，神舟十三号乘组安全返回地球，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十三号总任务时长达到182天9小时，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间的最长纪录，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顺利结束。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的计划，空间站建造阶段规划了6次任务，全部在2022年完成。其中5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6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10月发射梦天实验舱，随后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2022年5月10日01时56分，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空间站完成自主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正式开始。
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搭乘神舟十四号经由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展开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根据计划，神舟十四号任务持续时长约为六个月，乘组在任务期间将迎接并进驻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共计划实施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2次转位、2至3次出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历程
2022年7月24日14时22分，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成功将中国空间站的首个科学实验舱、重23吨的问天实验舱送入预定轨道。次日3时13分，问天实验舱在经历了约13小时的交会对接过程后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实现中国首次20吨级航天器的在轨交会对接。10时03分，神舟十四号乘组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9月2日，神舟十四号乘组成员陈冬、刘洋成功完成问天实验舱气闸舱的首次出舱活动。9月30日12时44分，经过约1小时的天地协同，问天实验舱利用转位机构成功完成转位并移动至天和核心舱的第四象限方位，这是中国首次完成在轨大体量舱段转位操作，也是世界首次以平面式转位方案完成航天器的转位动作。
在问天实验舱完成转位的一个月后，中国空间站的第三个舱段及第二个科学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于2022年10月31日由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梦天实验舱在发射的后约13小时与天和核心舱完成对接，之后于11月3日完成转位并实现航天员进驻。至此，中国空间站三舱“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
2022年11月12日10时03分，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搭乘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于12时10分完成与空间站组合体的对接。此次交会对接从发射到完成仅用时2小时07分，创造了航天器与在轨运行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最短时间世界记录。
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次任务神舟十五号于2022年11月29日23时08分执行，由费俊龙担任指令长，带领仅剩的两名之前尚未执行过任务的现役航天员邓清明与张陆前往中国空间站，其中邓清明此时距离加入航天员队伍已有24年。11月30日7时33分，在完成了神舟十五号与中国空间站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十五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等待的神舟十四号乘组完成了中国的首次“太空会师”，中国空间站首次达到最大承载人数6人。12月2日晚，神舟十四、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这是中国航天员完成首次在轨交接，随后神舟十四号乘组于12月4日安全返回地球，神舟十五号乘组继续在轨工作，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随着2022年底的中国空间站的建成与“三步走”目标的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进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随着神舟十六号的成功发射顺利开启。在这次任务中首次出现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与载荷专家的全新航天员类型，其中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为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员，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载荷专家桂海潮则成为了中国首位非军人出身的平民航天员。
2024年12月17日，神舟十九号乘组的蔡旭哲与宋令东在该任务的首次出舱活动中以9小时06分的时长刷新了人类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的世界纪录。
2025年11月5日，原定在当日返回地球的神舟二十号乘组由于发现飞船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而推迟返回。经过分析，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舷窗玻璃出现细微裂纹，最大可能是受空间碎片外部冲击导致，不满足载人安全返回的放行条件。神舟二十号乘组最后于2025年11月14日11时14分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从空间站分离，并于16时40分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乘组状态良好，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25年11月25日，用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无人发射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未来发展
2023年5月29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在近期启动实施，总的目标是：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前期关键技术攻关及方案论证的基础上，已全面启动部署研制建设工作，包括研制长征十号、梦舟载人飞船、揽月着陆器、望宇登月服、探索载人月球车等飞行产品，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等。
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于2016年6月25日20时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于6月26日15时41分在东风着陆场西南戈壁区安全着陆，在轨飞行时间约20小时。
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高约2.3米，最大外径2.6米，总质量约2600千克，主要用于获取返回舱飞行气动力和气动热数据，验证可拆卸防热结构设计、新型轻量化金属材料制造等关键技术，并开展黑障通信技术试验，表明新一代载人飞船前期研发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未来发展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于2020年5月5日18时00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于5月8日13时49分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梦舟载人飞船的目标是成为同时满足中国近地空间站运营、载人月球探测等任务的新一代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和神舟飞船相比，梦舟载人飞船的主要提升有：
长征十号（又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而全新研制的一型高可靠、高安全的载人运载火箭，其近地轨道运力达70吨，奔月轨道运力达25吨。
长征十号载人运载火箭未来将取代现有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以将中国航天员送入近地轨道，其额外的设计运力将用于完成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任务。
根据2025年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在联合国外空司会议的演讲，中国预计在2040年代开展载人火星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国际合作
2016年3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签订了围绕中国空间站应用开展合作的《框架协议》和《出资协议》，通过向外空司提供资金和中国空间站设施资源，为各成员国的专家团队提供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的机会。
2018年5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向联合国各成员国正式发布了联合起草的《邀请在中国空间站上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第一轮合作机会公告》等合作文件，广泛征集合作项目，以进一步培育和促进载人航天国际合作，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应用实验的机会并从中受益。2019年6月12日，第一批项目入选结果公布，共有来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功入选。
2014年12月10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欧洲空间局签署了《关于载人航天飞行活动的合作协定》，合作范围包括科学实验与研究、航天员选拔、训练、医学保障、飞行以及空间基础设施合作，中欧双方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合作进入实质阶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国际合作
2015年5月，中欧双方签署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欧洲空间局关于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的长远目标和实施步骤》，明确了2015年至2017年为技术交流阶段，中欧双方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
2016年7月，中国航天员叶光富与来自另外四个国家的五名航天员一起参加了欧洲空间局组织进行的长达六天六夜的洞穴训练，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与他国航天员共同开展训练。
2017年4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欧洲空间局开始联合征集首批中欧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合作项目。
2017年8月，中国航天员中心在山东省烟台市附近海域组织实施了为期17天的中欧航天员海上救生训练，共有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参加，是首次有外国航天员参与中国组织的大型训练任务。
2023年1月，欧洲空间局宣布，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该机构将不会向中国空间站派遣宇航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国际合作
2017年2月22日，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见证下，时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与意大利航天局局长罗伯特•巴蒂斯通签署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意大利航天局围绕中国空间站开展载人航天活动合作的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后续将在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空间在轨设施、空间站支持与运营、实验载荷联合研制等方面推动开展载人航天交流与合作。
2019年4月27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空间与上层大气研究委员会签署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空间与上层大气研究委员会关于载人航天飞行活动的合作协定》，作为中巴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的顶层框架基础。根据《合作协定》，双方的潜在合作领域包括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航天员选拔训练及飞行、载人航天科学应用与成果转化等三个方面。
2025年2月28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雙方繼續签署《关于选拔、训练巴基斯坦航天员并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合作协议》，標誌著疫情後恢復的國際太空交流正式得以開始，從今後預計約1年間培育第一批外國種子隊員，並確認了未來首位巴籍航天員到訪天宮的短期飞行任务設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国际合作
2025年10月30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了双方合作的更多细节。包括巴基斯坦航天员选拔工作与中国航天员选拔一样分为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其中，初选工作当下正在巴基斯坦实施，复选和定选工作将在中国实施。中方正在准备复选阶段工作。通过定选后的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一起接受训练。后续根据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中期规划和合作进展，择机（不早于2026年10月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安排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以载荷专家的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飞行期间他除了完成乘组的日常工作外，还将承担巴方科学实验等工作。
年号
年號，漢字文化圈君主時代帝王紀年所立的名號，緣起於中國前140年西漢武帝時期，后来朝鮮新羅在536年法興王時期、日本在645年飛鳥時代孝德天皇時期、越南在970年丁朝丁部領時期，都因为中国的影响开始使用，蒙古历史上的柔然和四卫拉特等汗國也曾使用。
20世紀，漢字文化圈各國除日本外，均陸續變更國體為共和制，同時廢除君主年號紀年制度，現時全球僅日本一國仍實行君主年號紀年。
年号 中國
中國自古代以來一直是採用干支紀年，或是以帝王在位時間紀年，稱「某某王（帝）X年」。到了前140年，漢朝武帝創制年號紀元制度，第一個年號是「建元」。隨後中國歷朝歷代帝王大都採一個或數個年號以紀其在位之年，一直沿襲到清末，歷時兩千多年。從漢武帝的「建元」到清遜帝的「宣統」，共計約八百多個年號。
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廢除帝王制度和年號紀年，改用民國紀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用公元紀年。
年號的字數，大多是兩個字組成，如「太初」、「景平」、「開元」、「永樂」、「宣統」等等。也有三字年號，如王莽的「始建國」，梁武帝的「中大通」。四字年號也有，如漢光武帝的「建武中元」，唐武則天的「天冊萬歲」，宋太宗的「太平興國」等等。最長的是六字年號，如南詔的「貞明承智大同」1及西夏的「天授禮法延祚」、「天賜禮盛國慶」。
年号 中國
年號的變換，根據辛德勇《建元與改元》的考證，最初較有規律，如漢武帝前期每隔6年改元一次，後期每隔4年改元一次，漢昭帝每隔6年改元一次，漢宣帝每隔4年改元一次，漢元帝每隔5年改元一次，漢成帝每隔4年改元一次。之後的變換便漸無規律，隨時可以更改。改換年號最多的武則天，包含臨朝稱制，在位21年共使用20個年號。
到了明、清兩朝，年號的變換不大，一般是一個皇帝只使用一個年號，稱之為「一世一元」，因此年號的使用時間普遍較長，如明世宗的嘉靖年號使用了45年，明神宗的萬曆年號使用了48年，清聖祖的康熙年號使用了61年，清高宗的乾隆年號使用了60年。
1662年，臺灣由明鄭王朝延平王統治，雖然南明永历帝已死，但仍繼續使用永历帝年號“永曆”，是為臺灣首個年號。
1683年，明鄭滅亡，清朝接管臺灣，改用清朝皇帝年號。而在一些民變事件中，部份起事領袖（例如朱一貴、林爽文等）曾經自立年號。
年号 中國
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戰敗，日本接管臺湾，反对日本接管的臺灣原住民，一度成立臺灣民主國，雖為共和政體，但保留年號制，使用“永清”年號。但僅148天後，便隨著臺灣民主國滅亡而停用。之後臺灣改用日本年號（依序是明治、大正、昭和）。
1945年，中華民國接管臺灣，改用民國紀年，一直至今。民間也常用西元紀年，但政府較少用之。
466年，柔然可汗郁久閭予成設年號“永康”，為蒙古高原首個可考年號。至520年“建昌”年號后，蒙古高原年号不可考。
1260年，蒙古帝国分裂后，忽必烈在华北即位，建元“中统”，随后建立了统治全中国的元朝。
1388年，元朝殘存政權北元瓦解，“天元”年號停用，仅知1453年至1454年，瓦剌也先称汗后，改元“添元”。
1911年，大蒙古國使用“共戴”年号，是為蒙古最後的年号。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廢除年号紀年。
年号 朝鮮
536年，朝鮮新羅君主法興王設年號“建元”，為朝鮮半島歷史上首個年號，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一樣（西漢武帝的“建元”）。但相比日本和越南，朝鮮自立的年號較少，主要是因為朝鮮自新羅真德女王四年（650年）至大韓帝國成立（1897年）之間的一千二百餘年內，都是中國的藩屬國，除高麗太祖、光宗曾自立年號外，其餘時期，都是採用中國年號，奉中國為正朔。
1908年，李坧即位大韓帝國皇帝朝鮮純宗，年號“隆熙”，是為朝鮮最後的自立年號。1910年日韓合併，改用日本年號，先後依序使用“明治”、“大正”、“昭和”。“昭和”亦成為朝鮮最后使用的年號。
1945年，日本撤出朝鮮，後繼的政治實體大韓民國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皆不使用年號紀年。前者先後用大韓民國紀年（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年1919年為元年）、檀君紀元（以東國通鑑記載的檀君建立古朝鮮之年公元前2333年為元年）、公元紀年。後者使用公元紀年及主體紀元，主體紀元以金日成的誕辰年份1912年爲元年，於1997年至2024年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境內使用，期間共歷經27年，終止紀元的2024年對應主體113年。
年号 日本
孝德天皇接觸唐朝之後，開始效仿中國，於646年設年號“大化”，然而之後的天皇停用年號制。701年，文武天皇設年號“大寶”，開始正式使用年號，一直至今，亦成為現時全球唯一實行君主年號紀年的國家。二戰後，民間也常用公元紀年，但政府及較重要的場合（如開學、畢業典禮）較少用之。
另外日本年號特色之一，是部分單一年號可跨越前後兩名在位天皇。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跟中國元朝及以前一樣，一位天皇可有多個年號，而在明治維新後就確立一世一元，跟中國明清一樣，一位天皇一個年號。
日本的年号多为当年改元。現在，日本的年號是“令和”，於2019年5月1日啟用。
年号 越南
936年以前，越南為中國郡縣，一直使用中國年號。541年十二月，李賁集合交州數州人士起兵，544年正月，李賁自稱「南越帝」，設年號“天德”，此為越南史上首個年號。
968年，丁部領建立丁朝，970年設年號“太平”，此後越南於國內使用自立年號。
阮朝之前，跟中國元朝及以前一樣，一位君主可有多個年號，阮朝確立一世一元，跟中國明清一樣，一位皇帝一個年號，因此也可用年號來稱呼阮朝皇帝。
1926年，阮福永瑞即位阮朝皇帝，年號“保大”，是為越南最後的年號。1945年，阮朝滅亡，改用公元紀年。
杨利伟
杨利伟（1965年6月21日—），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绥中县，飞行员、航天员。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太空。他是第一位参加中国航天计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太空的航天员，也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杨利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员大队特级员，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正军职，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11年9月，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杨利伟 生平
1965年6月21日，文革前夕，出生在辽宁省绥中县绥中镇，父亲为他取名杨立伟。父亲杨德元、母亲魏桂兰是绥中县第三初级中学的教师，父亲杨德元后调县土产公司改行任业务股股长。姐姐杨利君比他大四岁，是绥中县文化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弟弟杨俊伟从部队复员后在当地水利局工作。
曾就读于绥中第一幼儿园，上小学后他为自己改名杨利伟。1978年考入绥中县第一初中，1981年7月进入绥中县第二高中就读。在学校里，杨利伟的成绩一般，但是理科成绩优秀；爱好游泳、滑冰以及田径项目。
杨利伟的妻子张玉梅是绥中县小庄子乡孤家子村人，1983年从绥中县第一高中毕业考入锦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庄子乡中学当老师。1989年元旦杨利伟从青岛疗养后回家探亲，经母亲的一位同事介绍二人相识，1990年12月成婚。婚后杨利伟妻子作为空勤家属按照政策参军提干，调到西安工作。1998年随杨利伟调到总装备部载人航天部队。两人有一个儿子杨宁康，1995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