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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歷史
第一個紀錄白血病的醫學文獻可以追溯到1827年由法國醫師Alfred-Armand-Louis-Marie Velpeau診治的一名63歲患者，該患者有發燒、虛弱、腎結石和明顯的肝脾腫大，Velpeau注意到這名患者的血液相當黏稠如膠水一般，並猜測是白血球（white corpuscles）造成的。1845年，爱丁堡的病理學家J.H. Bennett發現有一群人死於脾臟腫大，他們的血液都有「顏色和質地」的變化，他用「白血球過多（leucocythemia）」來描述該病理狀況。
白血病（leukemia）這個名詞是由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一位知名的德國病理學家——在1856年創造的。身為病理學界光学显微镜的先驅，菲爾紹首度發現和Velpeau與Bennett的紀錄有相同症狀的患者血液中的白血球異常增多。由於菲爾紹並不知道白血球增多的病因，因此使用了leukemia（希臘文的白血球）這個字來描述此狀況。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歷史
隨著新科技的進展，人們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了解迅速增加。1877年，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發展出了血液抹片染色技術，使他得以描述不正常白血球的型態。Wilhelm Ebstein在1889年使用了「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一詞，以區分進展迅速且致命的白血病和病程較緩和的慢性白血病。「骨髓性（myeloid）」這個詞彙則是由F·恩斯特·C·诺伊曼在1869年創造的，他也是第一個發現白血球是由骨髓而非脾臟產生的病理學家，而骨髓的古希臘語正是μυєλός（）。藉由骨髓檢查診斷白血病的方法則是由Mosler在1879提出。最後，Otto Naegeli在1900年時發現了骨髓母細胞（即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惡性細胞的來源），同時也將白血病區分為骨髓性和淋巴性兩個類型。
2008年，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成為第一種被完成全基因體定序的癌症，科學家將白血病細胞萃取豬的DNA拿來和正常的皮膚細胞比較，發現白血病細胞在一些先前從未被注意到的基因中也有突變。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懷孕
白血病很少在孕婦出現，孕婦的盛行率大約只有一萬分之一。孕婦的白血病該如何處理取決於白血病的類型，急性白血病通常需要迅速且積極的治療，儘管可能會有流產和胎兒畸形的風險，尤其在妊娠第一個三月期的發育特別敏感，進行化療將會有更高的風險。
滀臻
滀臻，法属时期又作“朔”，又译作“蓄臻”，可以指：
鼯鼠
鼯（）鼠族（Pteromyini，英語：）通稱鼯鼠、飛鼠、古時又稱鸓（）、𪆱（）𩿀（）、耳鼠、夷由、飞鸓、飞生、飞生虫、飞生鸟、飞虎、松猫兒，是松鼠科下的一個族。其飞膜可以帮助其在树中间快速的滑行，但由于無法產生足夠的升力，因此鼯鼠只能在树、陆中间滑翔。鼯鼠可以滑翔但不能真正的飞行。
目前鼯鼠分布于亚洲、欧洲和美洲的热带与温带雨林中，人类已发现多达43个不同种类的鼯鼠。由于近年来的大量猎杀，鼯鼠很有灭绝的可能。
飛鼠是夜行性動物。
鼯鼠 历史
最早记载鼯鼠并且给予定义的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词典《尔雅》。但由于科技等多种原因的不发达，对鼯鼠的定义比较含糊，并且由于鼯鼠可以滑行将其定义为鸟类的一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鼯鼠这一动物，並細分出多個屬。鼯鼠在古代人眼中有着多种本领，确也有多种不足:《荀子‧勸學篇》說：“鼯鼠五技而窮：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明代旅行家馬歡著的《瀛涯勝覽》內的啞魯國提到東南亞種鼯鼠：「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貓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一般，但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
鼯鼠 型態與生活方式
鼯鼠為松鼠科，后肢之间有皮肤薄膜相连，可以作松鼠般的长距离跳跃。幼年鼯鼠一般体长13厘米以上，成年鼯鼠则长50厘米以上。鼯鼠为夜行动物，居住于树中，以坚果、水果、植物嫩芽、昆虫和小型鸟类为食。鼯鼠一般长有二十二颗牙齿。普通鼯鼠可以生存12年之久。
由于鼯鼠可以滑翔，因此得名飞鼠。飞鼠还可以进行类似松鼠的长距离的跳跃。鼯鼠的滑行得利于其飞膜以及尾巴，其飞膜可以撑开以起到翅膀作為滑翔，而其尾巴可以控制方向。一只普通鼯鼠可以滑翔47米左右，有人曾经录得一飞膜滑行150米之远。由于鼯鼠的独特飞行生活，经常用于研究之用。
鼯鼠 保育狀況
几年来，因为多种原因，鼯鼠遭到了严重的捕猎。目前，部分鼯鼠于中国大陆为保护动物，如果恶意捕捉可以因此得到拘留十天以上。此外，猫常常以其为食。
鼯鼠 分類
鼯鼠类动物曾归属于一个独立的鼯鼠科（Pteromyidae），根据Wilson等（2005）的分类系统，将原鼯鼠科改为松鼠科松鼠亚科内的一个族，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基于形态、起源等因素仍视其为独立科。
鼯鼠族可分2個亞族、15個屬。細分如下：
鼯鼠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鼯鼠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順化
順化可以指：
順化市，越南的一个直辖市
順化皇城，越南阮朝皇城
順化京城，即順化古蹟建築群，越南世界遺產
承天順化省，越南历史上的一個省
順化府，中國明朝在交阯設置的府
順化路，越南古代行政區劃
順化承宣，越南古代行政區劃
顺化郡，越南顺化市下辖的一个郡
顺化郡 (中国)，中国古代的郡
顺化县，中国古代同名县
顺化军，中国古代行政区划
顺化乡，中国同名乡镇
順化 (心理學)，瑞士發展心理學家讓·皮亞杰所提出的認知發展四個核心概念之一
前江
前江（越南语：／、越南语：／）位于越南境内，是湄公河流域最北端的分支。而在越南境内，前江的支流又包括美湫江、巴莱江、含龍江和古羶江。
化学疗法
化学疗法（英語：），简称化疗（Chemo），是用化學合成的药物来治疗疾病，為目前治疗肿瘤及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透過干擾細胞中的 DNA、RNA 或蛋白質合成來影響癌細胞的生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不過在治疗中，普遍會為患者帶來明显的恶心及呕吐等副作用，為患者带来不适感。
化疗中应用的可杀灭肿瘤细胞的药物有时被称为细胞毒药物。许多化疗药物是天然的，比如植物，其他则是人工合成的。目前已有超过50种化疗药物，常用的有：表阿霉素、阿霉素、柔红霉素、丝裂霉素、5-氟尿嘧啶等。这些药物经常以不同的强度联合应用。
化学疗法 醫療機制
由于癌细胞的增殖比正常细胞快，抗癌药物的作用原理通常是阻断细胞分裂以抑制癌细胞生长，如一些药物可以抑制去氧核醣核酸的复制。
当然，化疗也用于非肿瘤治疗，比如用来杀灭病菌（抗菌化疗）。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將化疗剂应用於病菌的是保罗·埃利希，他于1909年用含砷化合物治疗梅毒。其他化疗方法还有用于治疗自體免疫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抑制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等。
化学疗法 治療策略
目前有許多化学疗法相關的治療策略。化学疗法的目的可能是治癒疾病，也可能是延長病患壽命或是和缓医疗。
所有化療方案的前提都是病患可以承受治療過程當中不適及副作用。一般會先評估病患的日常體能狀態，來確認病患是否可以進行化療，以及化療的劑量是否要降低。因為在每一次的療程中，腫瘤中只會有部份細胞死亡（fractional kill），因此需重覆進行數次療程，讓腫瘤可以繼續縮小。目前的化療方案是定期的藥物治療，而其頻率以及用藥持續的時間會受到藥物對病患的毒性所限制。
化学疗法 参考文献
Amjad, M. T., Chidharla, A., & Kasi, A. (2022). Cancer Chemotherapy. In StatPearls. StatPearls Publishing.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是1995年出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代到魏晋时期的蜀锦，为国家一级文物、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是汉锦的代表之一，是已出土汉锦中密度最高的织锦。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主体由面锦、内衬构成，为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圆角长方形，另有白绢系带。其面锦为五重平纹经锦，有蓝地白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另有云气纹、鸟兽纹等纹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时中国星占学占辞用语。与同时同地出土的“诛（讨）南羌”织锦可能为同一织锦经剪裁得到的不同物品，所载内容可能与赵充国讨伐西羌的史实有关，但仍有争议。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尼雅遗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出土于尼雅遗址的一座夫妻合葬墓中。尼雅遗址坐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150千米处，尼雅河尾闾地带，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遗址以佛塔为中心，沿古尼雅河道南北向分布包括墓地、果园、储水池等在内的百余处遗迹，遗址呈南北长30千米左右，宽5到7千米的带状分布。尼雅遗址为西汉时期精绝国故地，最后一次在《大唐西域记》中出现后，典籍便再无精绝国的记载。直至1901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重新发现该遗址并多次发掘该遗址。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李遇春等人在1959年曾对遗址西北的墓地进行发掘，此后一直到到20世纪90年代，都鲜有对尼雅遗址的系统探查。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出土与保护
1994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开启了对尼雅遗址考古发掘工作。1995年10月，考察队经过遗址北部的途中，偶遇部分裸露在外的木棺（95MNI号墓地）。木棺处在黄沙之间，周围分布枯木。考察队在木棺处发掘出8座棺墓，在其中的8号棺墓（M8）中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8号棺墓葬具为长2米有余，宽和高近1米的矩形箱式木棺，棺内葬有男女各一人，男西女东，二人均头北向，仰身直肢，盖被单。随葬品有弓、箭、弓袋、黄绢袍服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缠绕在男尸右侧的木叉枝上，因此“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可能是生前使用的物品，而非随葬品。“诛南羌”织锦也出土于此墓葬中。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出土与保护
在现场完成基本记录、测绘、摄影后，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代表的尼雅遗址纺织品被送抵乌鲁木齐市进行清理工作。此后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文字和纹饰解析、织作工艺、数字化信息采集、工艺复制等不同方向的研究先后进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在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等文物的出土，民丰尼雅遗址成为中国“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2001年被选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在2021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形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为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圆角长方形，外侧有白色绢缘，并缝缀有6条最长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绢系带。护膊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织锦部分有破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两块黄绢拼缝成护膊的衬里，黄绢经密66根/厘米，纬密30根/厘米。白色绢缘是同一绢条，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白绢系带，其中三条系带已断，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颜色以宝蓝、草绿、绛红、明黄、白色五组颜色经线为主，根据纹样的不同分别显花。蓝地上起白色铭文八个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用字体是流行于汉魏时期的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的缪篆体。汉字上下有两组红白圆形纹、云气纹、鸟兽纹等组成的纹饰，每组纹饰循环超过7厘米。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诛（讨）南羌”织锦
“诛（讨）南羌”锦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出土于同一墓葬，出土时放置在男墓主一侧的木叉上。“诛（讨）南羌”织锦左右对折形成物品所用面锦，内衬绢里，一侧被缝合，但线已脱开。另缝与宽3.4厘米，长67厘米对折的黄绢带缝在一起。“诛（讨）南羌”织锦展开后为小裤子状，长13.2厘米，宽7厘米。组织结构、题材图案和风格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近。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
“诛（讨）南羌”织锦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工艺、色彩、题材几近相同，可能是同一块织锦经剪裁的不同物品。最初织锦上篆体文字被主持此次发掘的考古学家于志勇等人解读为“讨南羌”，纺织学家赵丰则认为应为“诛南羌”，不过二者含义差别不大。然而“诛（讨）南羌”织锦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在具体的描绘手法与细节刻画上有所区别，如茱萸纹的刻画完全不同。故也有对二者为同一整体之说的质疑。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文字与纹饰
中国丝绸博物馆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与不同汉锦对比后，确定整块锦复原文字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从右到左分布在织锦上下两排，属中国占星术中之“五星占”，其文于《史记·天官书》最早出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此后史书《汉书》《晋书》等有类似的记载，《开元占经》、《乙巳占》、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等也都有五星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常与用兵有关。“五星”指辰星、荧惑、岁星、太白、镇星，对应水星、火星、木星、金星、土星五大行星。“东方”指天穹的特定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和中原地区，为“京中、城中”的含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占星学的意思是在东方的天空出现五星连珠的天文现象时，对于京畿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军国大事有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文字与纹饰
和“诛（讨）南羌”织锦相结合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则可能与《汉书·赵充国传》的“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内容吻合。唐代历史学家颜师古对《汉书》的注解中援引张晏也有类似说法和措辞：“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除此之外，“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的内容和另一块锦的“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的文字在内容、时代上相近，可相互佐证。所讲述的内容是汉宣帝于神爵元年（前61年）派后将军赵充国全权经略西羌军事，然而赵充国因复杂的情况进兵缓慢，于是汉宣帝下此内容的敕书，命赵充国把握战机。
纹饰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主要部分，包含云气纹、茱萸纹、鸟兽纹等多种纹饰。图案总体使用山状云为骨架，沿着纬线方向铺展，起到了分割区域的作用。茱萸纹位于云端处，将云气纹和茱萸纹结合在汉代织锦中有辟除恶气、长寿登高之意。使用红、黄、绿、白四色云气纹加蓝色底构成“五彩云锦”。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即月亮。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文字与纹饰
织锦上鸟兽纹有四种，两禽两兽。但对于四种鸟兽纹的形象解读不一。最右侧的鸟兽纹上方对应着文字“五”，形象为鸾，或为孔雀，或为孔雀与鹦鹉结合而成的神兽。该禽类纹饰站于白色镶边的绿色山状云上，红线勾出其头、翅膀、喙、脚之轮廓；翅膀为绿底，上有白线勾出的羽毛；头冠用黄线描绘；眼部则用绿线。该鸟兽纹左侧云端上站立有禽类，即右二鸟兽纹，形象为鸵鸟或仙鹤。该鸟兽纹长颈长足，向上拱起身体，为低头进食的状态。再往左为仰头独角兽，即右三鸟兽纹，形象可能是辟邪、麒麟、青龙、有翼神兽。独角兽吐有红舌，身上有三角形翅膀，身为白色，颈为绿色，两只后腿为黄色。最左侧的鸟兽纹，即右四鸟兽纹，形象为白虎，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中唯一确定的神兽形象，白虎高跷尾巴，身有间隔色彩代表花纹。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工艺技术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属于汉代蜀锦，工艺为“经丝彩色显花”，即“经锦”。经丝彩色显花仅使用一色纬线，经线则会使用三到五种颜色，经线颜色越多，密度便越大，织工艺难度随之增加。经锦工艺所织造的图案通过直线排列色彩，最终形成完整的图案，汉代织锦纹饰以云气动物纹锦为绝大多数。常见的二重平纹锦、三重平纹经锦、四重平纹经锦采用的是不同比例表里经丝比织就。经锦以五种颜色为主，通常使用分区换色的方法让一块锦上出现五种不同的颜色。
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一整块完整的独立织物，并未用不同分区更换不同颜色的方法，而是使用了工艺更为复杂的五重平纹经锦。五种颜色的经线延纬线顺序铺设，构成完整纹样。在图案7.4厘米的经向循环中，有84根纬线，远多于常见的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目前已知汉锦中，使用最为复杂的工艺、最多颜色的织锦之一，是汉锦织造工艺顶峰的代表作。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工艺技术
自出土以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以复制其图案的复制品较为常见，而利用汉锦工艺的复制品直至2018年才复制成功。2013年，四川省老官山汉墓出土了约为汉景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四台织机模型，四台织机模型都有用于选综的齿梁，通过齿梁的移动对准提升的综，并设置有专用踏板控制综的提升。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这些模型，复原了汉代一勾多综式提花机，汉代的织造工艺得以复活。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中国丝绸博物馆基于复原的提花机，花费超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穿综，又利用汉代织造技艺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提花机共用10470根经线、84片纹综、2片地综。复制成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于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田地区博物馆展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文物用途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出土时因与弓、箭、箭箙等武器放置在一起，最初被发掘考古团队认为是与武器成套的锦袋。后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认为该织锦是射褠，即拉弓射箭时的系在射手臂膊上的护臂（护膊）。护臂（护膊）之说也被解读为初为装饰品，后被改为系在手臂上用于让鹰停歇的配件。尼雅遗址另外一处墓葬也有形制相同的刺绣品系扎在男尸左腕处。不过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护臂（护膊），也有质疑之声。主要质疑因织锦面积过小、质地不如牛皮或其他材质结实而不适合保护手臂等原因而产生。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锦前推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实际为辟邪厌胜的护身符。该锦亦有可能是具有象征的锦旗。
之所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于精绝古国遗址中的墓地，可能是因为该织锦是精绝归附于汉朝所接受的赏赐，或是精绝国为汉征讨自己视为异族的南羌的纪念，亦或是墓主并不认识织锦上的汉字，仅因喜欢丝绸而保留。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主要展览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展》展厅展出。不过也会借展，如2022年故宫博物院开年首展——《“何以中国”特展》中展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等珍稀文物。2019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的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中，讲述包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在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三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在节目收官盛典中，被选为入驻故宫博物院《“九州幻方”特展》的9件国宝之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衍生文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创店推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系列文创产品，内容包括充电宝、笔记本、手提袋、鼠标垫、茶具等产品。一些艺术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如金顶奖设计师张义超在2021年的北京时装周“非遗匠心光耀东方”主题汉服创意大秀中，推出了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主题的汉服系列。另外也有文创平台推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纹样与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相结合的“五星”主题高足盘、与西湖绸伞相结合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艺术伞等产品。
2021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与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以汉代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题材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五星出东方》由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和田地区委员会宣传部共同制作。2022年9月，舞剧《五星出东方》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第十七届文华奖。2023年，根据《五星出东方》改编的舞蹈《锦绣》在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讲述男主角汉戍边将领“奉”对故土文明的回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影响
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字面上与五星红旗呼应，其文字可被解读为祈祝中国吉祥的谶语，一度引发参观热潮。
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通过签订条约和协议在中國天津老城东南方向海河两岸相继设立的租借地，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因先后有9個国家在天津划定租界，因此又称九国租界。
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相對的，天津也是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3年1月9日中方自日本收回租界，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亦分别与中華民國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自愿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廢除了自清朝以來各種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廢除後，中國司法權才完全獨立，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定1月11日為「司法節」。1945年，中华民国國民政府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后两个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而天津英租界是九国租界中存在时间最长的租界，租借期間长达85年。
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租界的建设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西洋文化的涌入和租界建筑的建设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城市风貌，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天津租界不仅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的交汇载体，也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为繁华的“徽辅首邑”，见证了天津的近代繁荣与辉煌。许多具有各国风格的租界建筑在中国接收后得以保存，使天津老城部分区域至今仍保留着百年前的独特风貌。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英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60年至1945年，是九国租界中存在时间最长、最为繁荣的租界。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正式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于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随后租界不断扩展：东临海河，北至宝土徒道（今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延伸至佟楼。
1897年3月31日，英租界向西扩展至墙子河，新增面积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租界的南扩充部分。1903年1月14日，英租界再次向墙子河以西扩展3,928亩，形成称为“推广界”的区域。
天津英租界在近代天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东部沿海河的维多利亚道形成著名的金融街，汇聚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及金城银行等中外主要银行，同时有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等洋行入驻。推广界的西部区域在20世纪初发展为天津最大的高级住宅区，现今被统称为“五大道”。民国初期，大批前清遗老及下野政客定居于英租界及其他租界，使天津租界成为政商名流的聚居地。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美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60年至1902年。1860年，美国在英租界南侧相邻区域设立租界。然而，美租界划定不久后，美国国内爆发了南北战争，导致租界未能获得政府批准，也未得到有效管理。
1880年，美国领事提出在日后有权恢复行政管理的前提下，将租界归还，并由津海关道代管。对此，津海关道郑藻如回复称，美国应就放弃租界后如何管理与津海关道进行磋商，以便日后重新接管租界时避免纠纷。此次磋商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美租界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德国人开始在此聚居。津海关道曾建议由德国接管美租界，但遭美国领事抗议而作罢。
1896年，美国再次声明放弃租界管理权。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美国再次声明放弃天津美租界，并希望成立公共租界。1902年，美租界私自将租界有条件转让给英租界，并与之合并。1902年10月23日，津海关道黄花农发布布告，正式承认美租界归入英租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也将此日期作为合并美租界的正式日子。由于美国对美租界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时间极为短暂，因此在合并前，这一租界几乎鲜为人知。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法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61年至1943年，實質交還則為1945年自新政府收回。1861年6月2日，法蘭西第二帝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位置位于英租界北侧，面积为439亩。开辟初期，天津法租界发展较为缓慢，租界内几乎没有法国机构，仅有一座供英美侨民使用的宗教建筑——合众会堂。法国在天津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三岔河口的望海楼天主堂，连驻天津的法国领事馆也设在临近的宫北大街。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侨民纷纷迁入租界，推动了天津英租界的开发与经营。由于法蘭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国力受挫，天津法租界在开辟早期的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缓慢。
进入1880年代，天津法租界开始进行系统的市政建设。到20世纪初，海河航道的疏浚挖出的泥沙用于填平租界西部新拓展区的沼泽地，北方传教的天主教各大修会账房以及英、法、比利时等国房地产公司陆续在租界内兴建房屋以出租，带动了租界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天津老城遭受兵变破坏，大量商户迁入租界，使法租界迅速繁荣，逐渐取代老城，成为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并在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交叉口先后建成天津劝业场等商业设施。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德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95年至1917年。1895年，德国驻华公使绅柯向清廷总理衙门呈递照会，以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迫日还辽”有功为由，向清政府请求设立租界，并要求享有与英、法等国同等的特殊待遇。清政府授意津海关道盛宣怀与驻津德国领事协商划定租界的具体事宜。同年10月30日，津海关道盛宣怀、天津道李岷琛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划定德租界范围：东临海河，北接原美租界，西至大沽路东，南界小刘庄，总面积为1,034亩。
由于德租界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租界内的大部分建筑已不复存在。
日本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98年至1943年，但由於中日戰爭，當時實際上是交還給汪精衛政權。1898年8月29日，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位于老天津老城东南，但最初并未立即开发。1903年，日租界正式成立并进行了扩展，总面积达到2,150亩。其范围东临海河，东南沿秋山道（今锦州道）与法租界相接，南抵墙子河（现南京路），西至南门外大街，北起东南角闸口沿旭街（今和平路）两侧至福岛街（现多伦道）折向西。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日租界所在地区原为天津城东南的一片沼泽地，位于华界与英、法租界之间，地理位置优越但开发难度较大。因此，在1860年代英法开辟租界时，这一区域并未被选择。1903年以后，日租界进行了大规模填筑工程。由于其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不久便发展成为天津的重要娱乐与商业区。此外，日租界当局对吸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使毒品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因此当时租界内烟馆和妓院较多，这一现象曾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俄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0年至1924年。1900年庚子事变后，天津河间道张莲芬、直隶后补道钱鑅与俄国驻津领事珀珮于同年12月30日签订了《天津租界条款》，正式划定俄租界。俄罗斯帝国划定租界时占据老龙头火车站，引起了英国的不满，后来英俄两国在俄国首都彼得堡谈判，在德美两国居间调停下达成共识，俄国老龙头车站及通往车站的大道归还中国，因此俄国租界分成东西两块地区。俄租界西区位于海河北岸，西南毗邻意租界，东至车站西侧，北至津山铁路；东区从海河转弯处向南，西临海河与英、法和德租界隔海河遥对，东至津山铁路，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经路）。东西两区共占地5,971亩，面积超过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居天津各国租界之首。天津俄租界在当时是南方各省所产茶砖的集散地和被其他外国人用于建货栈和储油罐的地点。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意大利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至1945年。1902年6月7日，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嗄里纳签订了《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了意国租界的范围。天津意租界南临海河，北到津山铁路紧邻老龙头火车站，介于奥租界与俄租界之间，与市中心的法租界和日租界隔河相望，面积771亩。天津意租界是意大利王國在境外兩處租界中的其中一處（另一個在上海公共租界內），亦是亚洲唯一一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大型建筑群。梁启超、曹禺等曾寓居于意租界内。1918年協約國干涉俄國內戰時作為協約一員的意大利軍隊是以天津意租界作總部。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個月前的1927年6月，原奧租界地區併入天津意租界。1937年平津戰役時有大量中國難民及有錢人逃入天津意租界避難，因為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日軍沒有佔天津意租界、對待意租界也比較友好。因為日軍佔領天津地區後因為大量難民擁入外國天津租界，包括意租界，再加上意大利是日本盟友的身份，比起英法兩國更加自由地運輸，所以在1939年天津意租界得到前所未有的繁榮。
天津租界 各国租界概况
奥匈帝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至1917年，是天津九国租界中和德國一樣，是存在时间最短的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德国军队占领了天津城东海河东浮桥对岸的一片市区，德国部队调防北京时，改由奥匈帝国军队驻守。当俄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陆续在天津开辟租界后，奥匈帝国也要求援例设立专管租界，得到清政府的允许。1902年，津海关道唐绍仪与与奥匈帝国驻天津署理领事贝瑙尔订立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集团。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正式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同日，中国军警进驻奥租界。9月1日，北洋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奥匈帝国在华租界。奧匈帝國在一戰戰败解體，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地利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其中第116条确认了中国收回奥租界的正当权益。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個月前的1927年6月，原奧租界地區併入天津意租界。
比利时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至1931年。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时，比利时并没有派兵参战，但是在11月17日，比利时驻天津领事梅禄德向天津领事团宣布，他奉比利时驻华公使之命，占领海河东岸俄国占领区以下长1公里的地段。1902年2月6日，清政府授意天津道台张莲芬与比利时驻天津代理领事嘎德斯签定《天津比国租界合同》，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与大直沽村之间，直到小孙庄，面积740亩，占据了大直沽村约一半的土地。同时，还规定，如果日后比租界商务兴旺，可以开辟由比租界到京山铁路的通道，作为比租界的预备租界不得卖与别国。虽然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大量兴办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但大多不愿意地前往比租界。而天津比租界当局曾先后于1915年、1916年和1921年借老西开事件、海河加宽等事由借机企图扩张区域，但均因中国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而作罢。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天津租界的划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法三国率先协迫清政府，划天津城南紫竹林一带为租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日两国也要求与其他国家同等待遇，在天津划地设立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之后，俄、、奥三国则以其占领之地区划为租界，比利时未出兵参战，但乘机占据了一块土地辟为租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期，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兵临北京城下。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开辟通商口岸等的续增条约。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在这一城下之盟中，天津被增列为通商口岸，该条约虽未规定设立租界，但成为日后英国在天津强划租界的依据。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1860年12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向恭亲王奕䜣递交照会，写道“意将津地一区，代国永租”，作为领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栈房之用。随后，他又照会直隶总督恒福，转饬天津地方官府，要求在天津划出英租界。12月17日，清政府允许了英国公使卜鲁斯设立英租界的要求，是西方国家在天津设立的第一个租界——天津英租界。
1861年春天，法国参赞哥士耆赶往天津实地勘察界定天津法租界的界址。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其订立《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天津法租界位于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带，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和北两面傍海河，面积为439亩。
清政府为了显示不歧视美国驻天津领事，在1862年或稍后，也有意让美国在天津建立一个专管租界，发给美国领事一份租契。然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极力反对租界制度，且当时来华美国商人屈指可数，因此美国在若干年后才对该地作了短暂的行政管理。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1895年，原先在中国尚未辟有租界的德国也开始动作。在辽东半岛尚未交还中国之时，德国驻华公使绅珂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在天津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务。同时，德国外交大臣也向中国驻德国公使许景澄提交“租界节略”，其中声称，“中国通商口岸之友英国租界，或间有法国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国之德商，因无本国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寓客，所以德国商务相涉诸人，日夕盼自有本国租界也”。因此，德国“应在相宜口岸商划租界”。清政府随即迅速同意了德国划分租界的要求。在天津，由直隶总督王文韶饬派的天津道任之骅和津海关道李岷琛与德国驻天津领事司艮德于同年10月30日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根据合同规定，天津德租界东临海河，北接原来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东，南接小刘庄，面积为1034亩。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1900年6月，大批俄军进入天津地区，在紫竹林租界内与义和团及清军激战。6月17日起，俄军、义和团与清军为争夺海河北岸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而的血战升级。7月下旬，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俄军就抢占包括老龙头火车站在内与紫竹林租界隔海河相望的大片土地。接着俄国军队曾在天津车站附近抵抗义和团及中国军队的攻击，保卫了外国的租界，并因而作出了牺牲。因此，俄国政府对海河对岸老龙头火车站以及向海河下游越两英里的一片土地保留绝对的主权。此事，赶到北京来与列强议和的李鸿章正在继续推行联络俄国的方针。在格尔思正式提出开辟天津俄租界的要求后，李鸿章就奏请朝廷允许俄国的要求：“臣查各国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独无，论理本觉偏枯。今既来就范围，以礼乞请，自应允许，使彼心向我益坚”。
1906年10月19日，总署大臣敬信等便与林董订立《公立文凭》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在中国添设的通商口岸中，“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第3款，日本允许中国酌量向机器制造的货物抽税，以换取中国允许日本在天津等处设立专管租界。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由于租界所在的地区日渐发展繁荣，对外租售租界土地或开发房产可获得财富，多个国家的租界寻求扩张租界面积。英租界因开辟早、发展繁荣，因此其扩张最为积极和成功。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扩充界”面积达有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1900年，天津法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使该租界面积扩展了4倍，达到2,360亩。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开扩张的行动引发天津市民的强烈抗议，发生了老西开事件。此后，法国希望由英国调停，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接受，中法双方也未达成任何协议，老西开地区则长期维持中法共管局面。1931年，日本人在天津发动便衣队暴动后，法租界基本上控制了老西开地区，但是并未正式并入法租界，而是属于法租界的界外侵占区 。1903年，天津日租界在正式开发时，进行了扩展，共有2,150亩。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天津比利时租界曾多次谋求扩张。1915年，天津比租界当局酬贿其占据一半土地的大直沽乡的乡长长，企图把大直沽村未被侵占的另一半土地也划入比租界，但遭到当地农民的制止。1916年，比利时领事乘老西开事件之机，借口维持该国租界的治安秩序，派巡捕在大直沽村全村各街口设岗，企图借机占领该村，遭到当地居民联合驱逐。比利时领事慑于群众声势，被迫撤岗。1921年，比国领事又以海河加宽为由，要求比租界的地域向外延伸33米，并擅自派工部局翻译靳云波到居民区撒白灰划线，作为占地拆房的标志，遭到居民暴力反制并驱离。故比租界三次企图扩张的举措均以失败告终。
天津租界 租界的空间演变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奥宣战，得以收回天津德奥两国租界。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并收回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3月16日，天津警察厅长和天津交涉员等也率领300名军警进入天津德租界，接受了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由于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采取中立立场，在中德绝交时德国委托荷兰驻华公使代为保护德国的在华利益，荷兰便向北洋政府提出由荷兰代管天津德租界的要求，遭到北洋政府的拒绝。3月28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管理津汉德国租界暂行章程》，规定接收后的天津德租界改为特别区，设立临时管理局以管理区内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天津德租界被收编为天津第一特别行政区。
1919年9月10日，中国代表签署协约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的《圣日耳曼条约》，其中115条和116条对于中国收回天津奥租界事宜作了与收回天津德租界相同的规定，奥租界被收编为天津第二特别行政区。
在1920至1930年代初，中国政府先后接收了天津俄租界和天津比租界。这两个租界位于海河以东，不甚发达，比租界还面临财政危机。1927年初，比利时表示愿意将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外交谈判，得以在1929年两国签订了交还天津比租界的约章，1931年正式举行交接天津比租界的典礼，改为天津第四特别行政区。
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中，天津还保留有英、法、日、四国租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英、法租界成为中立的“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将天津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权。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5月18日，汪精卫政权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委员夏奇峰等与法国代表团全权代表柏斯颂等订立《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其中规定将于6月5日移交汪精卫政府。
1943年8月，意大利王國于8月8日向同盟国正式投降，与日本的关系由盟国变为敌国。因此，驻扎天津的日军立即封锁了天津意租界，并于9月10日协助汪精卫政权天津政府强行接收管理意租界。
1945年，國民政府在对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全部收回。
天津租界 租界的治理
租界在管理上，一方面当地的部分行政、司法等主权主要由外国领事及选举的董事会、工部局或居留民团行使，妨害了清政府的主权。另一方面，各租界的建立令中国局部地区摆脱了在当时腐败不堪的皇权专制独裁与封建官僚制度，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市政建构和有效管理，为现代化社会奠定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天津各国租界设立之初，自治的行政管理体系尚未形成，行政管理一般由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直接管辖。待到租界里的侨民逐渐增多，遂将西方的城市自治制度改良移植引入租界，陆续宣布租界为“自治区域”，把租界里的行政管理权全部或部分移交给本国的侨民或租界内的居民，各国租界便先后建立起了各自的行政机构。1862年，天津英租界率先在租界里建立起董事会，也称纳税会，接着法、德、俄、、比、奥各租界亦分别设立了董事会，日租界则设立了居留民团。租界董事会大都是由本国驻津领事馆召集的选举人大会选举产生。对于选举人的资格，各租界也有具体的规定，一般需具有一定的资产和社会声望，如庄乐峰在被推选为英租界华人董事时已是有社会声望的实业家。
天津租界 租界的治理
董事会下设的执行机构，除法租界名为公议局，其他租界均名为工部局。但日租界体制较为封闭，执行机构名为租界局，后来又改名为居留民团事务所。工部局下设若干执行机构，分别掌管某一方面的市政管理，使工部局具有租界政府的职能。由于各租界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权限，大都是以本国政府或驻华公使批准的组织章程、条例为依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英租界的选举人大会年会，由英国领事召集并任大会主席，但领事很少干预租界的日常行政，使英租界的侨民具有了较大的自治权。而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法租界，行政权力由法国领事直接掌握，董事会的任何决议需经领事明令公布方能生效，领事还有权停止或解散董事会，但领事无权任命公议局局长，局长由法国外交部直接任命并由该局长直接指挥租界的警察。日租界的行政机构自成体系，德、俄、、比、奥各国租界的行政管理或接近于英租界的体制，或接近于法租界的体制。
天津租界 租界的治理
天津各国租界当局在租界内相继设立了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司法机构，一些租界自在划定之日便在章程明确规定，租界的稽查权由本国领事管理，租界内设立之巡捕房管理界内一切警察事宜。有的租界在章程虽无司法方面的明文规定，但援引不平等条约中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而拥有司法权和警察权。
天津各国租界的警政系统比较完备，其中英租界的警察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1926年时，隶属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察达300余人。天津法租界设有两个警察所，辖巡捕280人。日租界的警察直接受日本领事管辖，有警察和巡捕200余人。天津意租界虽然居民不多，但也设有警察局，警察最多时也有100多人。即便是尚未开发的比租界，也设有巡岗5处，巡长、副巡长、巡捕共18人。租界的警察部门一般兼理消防工作，并有配备在当时先进的消防设备专业或志愿的消防队伍，其中以英、法、日三国租界的消防人员最多，规制也较严密。
天津租界 租界的治理
天津各国租界在设立之初并无驻扎军队的权力。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时未能撤退净尽的英法军队，曾协助过清军防卫天津、阻止捻军进袭，但仍未能正式获得驻军之权。外国军队正式驻防天津租界始于义和团运动之后，1901年，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日、荷、俄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允许外国军队驻扎从北京到山海关的12个主要地区，成为日后各国租界驻扎军队的法理依据。1900年7月14日，英、俄、德、法、美、日、、奥八国军队攻破天津城，随即成立了由英、俄、日三方人员组成的临时政府——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即天津都统衙门。1902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同意将天津交还清政府，但“天津城二十华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致使天津周边仅有外国军队驻守。
德国军队在正式进驻天津德租界之前，曾侵占北洋大学初创时期的校址，致使北洋大学后来迁往西沽办学。多位知名军官曾在天津的租界驻军任职，如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均曾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任职。
天津租界 经济
天津曾是中国近代北方最大的商贸城市和金融中心，而洋行以及金融业的载体银行业与保险业的聚集地则位于租界内，主要集中于英法租界。
随着天津开埠和九国租界的相继设立，外国商人以天津为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市场的枢纽，在中国采购农副土特产品，由天津口岸销到国外；同时从国引进外机器、军火甚至鸦片，通过天津推销往中国市场，使得天津的对外贸易逐渐兴盛起来，所以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商行逐渐增多。虽然部分商行并非专门经营进出口业务，但在当时商行都被统称为洋行。天津开埠之初，租界的建设还没有展开，洋行多设于天津的传统商业区——天后宫一带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
天津租界 经济
天津设立最早的洋行多为英国商人经营，英商洋行经营范围广泛，从机器、军火到鸦片均在经营范围，甚至包括诱骗和贩卖华工，因此英商洋行的经济势力最强，特别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长时间处于主导地位。英商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实力最为雄厚，在天津租界的河坝设有专门的码头和仓库，垄断了天津的航运业，控制了中国东部沿海的运输线和多条远洋航线。而天津租界内的法商洋行虽然数量不及英商洋行，但多专营铁路器材和高档奢侈品，后期一度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奢侈品市场。截至1867年，天津已有洋行17家，其中英商9家，俄商4家，德商2家，美商1家，商1家。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从天津城厢迁入租界。
天津的租界是银行业的集中地。
1882年，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开业。随后，1895年英国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1896年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1897年德国德华银行天津分行，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天津分行及中法工商银行天津分行、美国花旗银行天津分行、意大利华义银行天津总行、比利时华比银行天津分行等外资银行在天津租界相继开业。
天津租界 经济
除外资银行，由于天津租界内相对稳定的商业环境，华资银行也在天津租界内聚集。1935年，天津共有中国资本银行29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四行：即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天津总行、1918年成立的大陆银行天津总行和1922年开业的中南银行天津分行，这四家银行中，除大陆银行外，其余三家银行的总行都设在天津，其中金城银行是“北四行”的重要支柱。在1921年2月7日天津创设了当时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1940年代，解放北路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和1家证券交易所，是当时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租界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但最初开办的企业大多是服务于各大洋行配套负包装业工厂以及服务各大传媒的印刷业工厂，另一些是为天津英租界居民服务的供水供电企业。1874年5月，英商集资成立了大沽驳船公司，是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甲午战争之后，各国援引《马关条约》有权在中国经营工艺制造后，外商开始大规模在天津租界兴办工业。
天津租界 经济
与外资工业相比，天津租界里的华资工业最早出现于1870年代末，多为洋务运动的官僚投资，涉及工业门类广泛，其中包括面粉、机器修配、织呢等工业。1920年代，地毯、毛纺等华资工业在租界的兴起，但与外资工业相比并不占据优势地位。
随着租界的陆续开辟和华界的时局动荡，商业中心逐渐从天津传统的商业区旧城北门外和东门外一带逐渐向租界转移。金银店、绸布店等逐渐迁入日租界。1939年8至10月，天津地区遭遇暴雨洪涝灾害，意租界因地势较高的有利条件，受影响较小。因此聚集了棉布投机商人并很快形成了天津棉布交易中心，1939年至1940年，从事棉布投机生意的货栈有36家。
随着租界商业的发展，反映商人意愿、动向的商会、公会逐渐出现。1887年，怡和洋行等在天津英租界内组建了代表外国商人的商会团体——天津商会，又称天津总商会。
天津租界的餐饮、服务业的繁荣程度在当时中国各大城市中是罕见的。天津租界的餐饮、服务业主要集中于海河南岸的英、法、日、德租界。早期的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早在1890年代，已有弥纳客店、施磨斯客店、兰士颠茶点店等西餐厅出现。到了1900年代后，法租界和日租界逐渐繁荣，餐饮、服务业也开始向法租界和日租界转移。1930年代，法租界已成为天津的餐饮服务业中心。梨栈大街和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一带，除了商场、商店、旅馆外，影剧院、饭馆、舞厅和浴池近60家，达到了饱和的程度。
1901年，起士林西餐厅由服兵役到天津租界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官庭面点师阿尔伯特·起士林创办，曾出现在其常客、作家张爱玲的笔下，至今仍是天津主营德式西餐的“老字号”。
天津租界 规划与建筑
1861年，天津英租界划定后，英国工兵上尉查理·乔治·戈登对英租界进行了初步的勘定和规划，规划采用方格路网划分地块，将道路和地块编号，按照规划组织建设并在海河沿岸规划设置货栈及码头，在主干道路两侧规划设置行政机构、金融机构及领事馆等。戈登的规划方案以有利于租界快速发展为导向，虽然较为粗糙，但侧重土地的租售。
1897年，海河工程管理委员会成立，由各租界工部局与天津当局共管，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专业疏浚河流航道和水利工程的机构，1902年更名为海河工程局。海河工程局以现代化水利治理技术治理海河并将海河疏浚的泥土吹填到租界深坑中，使租界内荒芜的沼泽地转化为可开发利用的土地，极大的促进了天津租界及华界加速城市规划建设的进程。
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是东亚规模最大和最完整集中、最早系统规划、最接近田园城市理念的现代花园郊区杰出案例。
天津租界 规划与建筑
与英租界等相对专业的规划相比，天津意租界在建立之初则显得不够重视。1902年，天津意租界建立时，从海军陆战队中选了一名无城市设计管理经验的中尉全权负责租界的开发，仅给予25,000元经费，但意租界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迅速发展成当时的高级居住区。由于当时意租界工部局规定租界内沿街建筑物的立面不许雷同，使得意租界内建筑式样极为丰富，有意大利古典式、罗曼式、托斯卡纳地区等多种风格，成为亚洲唯一一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大型建筑群。
由于九国租界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涌入，租界的开发与西式建筑的相继落成，冲击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城市风貌。租界内的天津工商学院及位于西沽的北洋大学在近代较早开展建筑及土木教育，使得外籍建筑师同时在此任教并担任建筑师在租界内执业，也使得天津较早培养了本土的建筑设计师。天津租界内的一些建筑在外立面材料的运用上借鉴了天津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因此西洋建筑风格中融入了天津传统元素。因而位于天津租界内的建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天津租界 规划与建筑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荆其敏教授认为，从时间发展与风格式样分析，天津的租界建筑大致可分为：中古复兴式时期风格、古典主义及折衷主义时期风格、摩登建筑时期的风格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0年至1919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中古复兴式时期的风格。早期阶段的建筑活动主要是教堂、领事馆、住宅等，如1916年在法租界建设的西开教堂具有罗曼式建筑风格，1907年在德租界建设的德国领事馆则具有日耳曼民居的建筑特征。
第二阶段，1919年至1930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时期的风格。1919年前后，北洋军阀、前清遗老和西方各国加强在天津的投资兴办实业和房产。大型银行、洋行、商场、旅馆及娱乐建筑、高级花园住宅随之相继出现。大部分银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采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如建于1924年景明工程司设计的英国麦加利银行，主入口立面是六根两层楼高的爱奥尼柱，形成开敞柱廊，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商业旅馆建筑集中在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如惠中饭店等，较多采用折衷主义手法，如劝业场是古典复兴式的檐口及装饰，但门窗式样却比较活泼。
天津租界 规划与建筑
第三阶段，1930年-1945年时期呈现出摩登（现代主义）建筑时期的风格，作为新建筑材料的钢筋混凝土在这一时期得到推广，建筑思潮上也趋向探新，建筑外形上趋向简洁、以资深为美、讲究建筑比例。1930年以后，由于受欧美摩登运动的影响，建筑师逐渐抛弃了古典式折衷的设计手法和多余的装饰，代之以简洁、自由、富有体积感与雕塑感的现代主义设计手法。这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有法商永和工程司穆乐和赫琴设计利华大楼、渤海大楼和乐利建筑工程公司设计的中国大戏院等。目前，关于天津租界建筑的研究已经引起建筑界广泛的关注。
天津租界 市政
各国在天津的租界陆续设立后，为了便于寓居天津的外籍侨民生活，各租界当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设施的建设，如供水、供电、邮政、交通以及租界花园等。由于天津租界的管理，使天津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城市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在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方面走在了前列，如市容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及建筑物环境卫生、饮食业、疫病防控和死亡呈报等方面的管理制度，都是西方先进管理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天津租界的市政建设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
天津租界 市政
天津租界自开辟之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租界不仅促进了天津老城的城市建设、道路改造，其独特的风格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并在改造后的城市形态上对于天津的城市发展影响至今。到了19世纪后期，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陆续设立了管理电务、水道、卫生等部门，曾与其他中国城市类似的天津，城市风貌开始出现了显著的改变。1888年11月3日的《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18年来过天津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曾在其小说中写道：“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
天津租界 市政
1901年，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批准了中外商人开办天津最早的自来水系统。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济安自来水公司举行供水典礼，最先给天津老城的4个城门地区及东北角、西北角供水后，逐渐供应城厢内外和海河沿岸租界区。经营年限到期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接收该公司，并扩大了规模和供水范围。据大公报1903年8月5日的报道，当年天津老城传染病发病率大为下降，因居民多半饮用自来水之故。但自来水难以供给全部用水，因此租界内也开凿了多处深井供水。
1905年，德租界发电所建立，开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装路灯，尤其是在威廉街一段，路中央树立装有2盏50瓦的白炽灯的铁制灯杆。德国工部局于1908年建立电灯公司，该公司能提供200千瓦的直流电。1917年，中国政府收回德租界的同时，也一并收回了该发电厂，由区公署水电股管理，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自营电业。
由于近代租界的设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设起步较早。1904年4月26日，比利时世昌洋行获准在天津投资经营的最早运营的公共交通公司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比利时，天津办事处设在当时的意租界内，该公司投资兴建了天津也是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公交线路。1914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费洛梯上尉与艾克森美孚合作，将天津意租界的伊曼纽尔三世路（今建国路）建成天津第一条柏油路。此后，各个租界进行吹泥垫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泽，从而使天津的道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公议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
天津租界 教育
在教会和租界内华人精英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近代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早期设立于租界的公立学校，多数为洋务运动期间由中国官府筹办的专门学堂，但由于时局变迁，许多学堂难以持续。教会及华人精英构成了天津租界内的两大教育主体，相较于洋务派开设的以军事、科技和医学为主的学堂，教会及华人自办的教育事业更具普及性与文化内涵。在此背景下，天津近代教育成果显著，袁世凯曾评价当时天津“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教会创办的女子学堂是天津最早开展的女子教育机构，教员多为能够使用汉语的洋人，而表现优异的中国女学员则有机会赴海外留学。1911年，北洋女师范学堂状元及毕业生汪芸在天津英租界创办天津第一所女子小学——天津私立竞存女子学校，该校为今和平区岳阳道小学的前身。
为使租界内普通华人能够真正接受教育而不受教会影响，在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先生的倡议下，提取英租界华人纳税款的18％创办了面向华人的天津公学，后以“光耀中华”为宗旨更名为耀华学校。在战乱时期，由于校址位于英租界而得以幸存，耀华学校时任校长赵天麟主动开设“特班”，接收南开中学及其他因战乱而失学的师生。
天津租界 教育
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设立由教会资助的学校。如美国基督教青年会设立成美学馆，美国公理会设立女童书房、中西书院；法国天主教会设立天津工商学院、圣功女校、圣路易学堂等；英国伦敦会设立新学书院等。
1902年，英国伦敦会利用中英庚子赔款资助建立的新学书院曾开办高等教育，但于1930年备案时降格为专办中学教育。1921年1月14日，罗马教廷正式批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天津办学，后天津工商学院选址于华界与英租界、德租界交汇的清鸣台教会土地，是教会在天津创办的高等院校之一，后升格并更名为津沽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工商学院凭借隶属于天主教会及法国政府的关系，没有随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平津高校内迁，得以继续办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少数在沦陷地区持续办学的高校之一。
租界内的工商企业亦为天津高等教育提供实验条件。例如，总部设在天津意租界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为南开大学提供电气实验设施，英法租界的各大银行则为天津工商学院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天津租界 社会
天津的九国租界为各国侨民的在中国聚居地。英国陆军少将、苏丹总督查理·乔治·戈登是划定天津英租界界限和道路规划的主要参与者，英租界工部局驻地大楼则因其贡献而命名为戈登堂。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曾因担任墨林公司驻华代表而长居于天津英租界的利顺德大饭店，并通过诈骗手段取得中国开滦煤矿的股权。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在1924年夏到1927年春末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任主任参谋并寓居于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曾在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任营长及参谋。1902年出生于天津英租界的埃里克·利德尔夺得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400米跑金牌，是第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奥运会金牌得主。天津租界在历史上还出现过三次犹太人移民潮，分别是1860年天津开埠伊始、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在天津租界内聚集形成了犹太人社区，还建立了犹太学校、犹太医院、犹太会堂等，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便是1920年定居天津的波兰裔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