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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 个人作风
1978年初，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各种议论蜂起，中宣部希望华国锋出面谈一下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国锋回应道：“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讲早了不好，应当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若是自己讲早了，人们就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而不好说话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依然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
华国锋 个人作风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即「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谭启龙进行谈话，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被反对者批评是在“砍旗”，华国锋对此表示反感：“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不仅包容了这场讨论，同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
华国锋 个人作风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便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问题提出批评，直指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时也间接触及华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对此并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态度，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如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对康生和谢富治进行审查。而对于与会者意见较多的中央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而对于争议最大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华国锋 个人作风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北京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1979年新年后，“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政治抨击愈发激进，且有利用上访闹事事件的趋势，各地政府纷纷告急，中央领导层的担忧越来越大。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谈话长达5个小时。此时华国锋虽然关注当前的思想动向，但也担心“翻烧饼”。华国锋表示：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谈话内容。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华国锋极力反对“反右”：
华国锋 个人作风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举行了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2日）。会里会外透漏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开放的新气象。会议之前，一直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连续三天举行民主协商会，由华国锋通报即将召开的五届三次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介绍人事变动的考虑，征询党外人士的意见，凸显民主协商的色彩；大会副秘书长曾涛举行会前记者会，各项议程都公开。驻京的外国记者和二百多名各国外交官以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开的政协和人大开幕式，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并列悬挂的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领袖像被换成了国徽；中央领导不再在代表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例如与会者对1977年特别是1978年的“洋冒进”政策的进行了抨击。此外与会者对宝钢的集中质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北京代表团当面接受质询并作出说明，唐克承认宝钢建设有教训。这场质询会引起很大反响，后续又在代表要求下召开了多场质询会。代表们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而人民日报将各场质询会的细节披露，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这些改变甚至得到了外国记者的纷纷肯定。
对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现，当年的与会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胡耀邦当时的感想：
“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人民日报主编胡绩伟晚年在自述中称：
华国锋 著作
五〇年代
七〇年代
全党工作
政府工作
网友编写的文集
华国锋 个人生活
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原为山西省交城县隆盛裕皮坊的学徒，成为东家王酋的二女婿后，升为二掌柜。苏庆惠和王二女共育有四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三子和四子:109。
华国锋的夫人为韩芝俊（1930年2月21日—），两人于1949年1月结婚。育有四名子女。韩芝俊1975年出任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1980年离休。
华国锋为人谦虚谨慎、廉洁亲民。无论是担任县委书记，还是中共中央主席，他总是保持与生俱来的“平民情节”，普通百姓对他往往持好感。据中央警卫部队退役士兵回忆，他在担任主席时，仍经常自己洗衣服、并带领战士进行大扫除。对下属不乱发脾气、保持和蔼可亲；对工作人员签字合影总是有求必应:134。唐山大地震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率先亲临救灾现场:133。
华国锋 个人生活
1977年9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红星养鸡场和实验猪场视察。1978年11月间，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织第二期50多名学员前往该厂参观机械化养猪。在该厂的会议室内，华国锋在前段时间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陈列在一个特别的玻璃橱柜中让人参观。回校后，中央党校学员、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王立本经过反复考虑，于12月29日致信华国锋，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华国锋在收到信后立马让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处理此事。养猪场的有些同志一开始并不同意撤去，但经过学习后都同意了撤去陈列品。随后华国锋亲笔给王立本回信：“……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结业会上向大家宣读了此事的经过和两封信的内容，告诫所有人应当纠正这种过去封建的做法。1979年9月28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此风大可长”为标题刊登了此事。晚年的他闭口不谈政治，非常低调。
华国锋酷爱书法，写得一手过硬的颜体。毛主席纪念堂匾名、交城城内小学校名均为华题写。晚年隐居的他，潛心研究锻炼笔墨，并与书法家李铁梁、姚俊卿为友。华国锋在赋闲以后，還喜爱看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
华国锋 评价
对于华国锋的评价，常常因时局和评论者立场不同而有所变化。就“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努力上，主流媒体和舆论认为他的功劳甚大，特别是在怀仁堂事变中的领导作用，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获得极高的政治声誉。然而，在认定文化大革命本质问题、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问题（比如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许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他受到当时反对派的质疑和攻击；以及在党内中央高层资历上，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元老相匹，最终选择下野并低调度过晚年。
由于从未有过「指导思想」，华国锋被称为「过渡期领导人」。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谈及华国锋时，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1980年3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与副院长邓力群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华国锋 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 评价
官方的这一历史评价是在邓小平促使华国锋下台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两个凡是”并非华所推行，1977年4月以后华的任何发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华在粉碎“四人帮”当月即在会上要求请邓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绩伟等老干部，也都是由华亲自请他们出来工作的；著名的“内人党事件”以及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皆为华国锋亲自批示平反翻案的；华从未压制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而一定程度上对讨论保持包容开放，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经济上的“洋冒进”政策是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并非华国锋一人之过。决议的起草者邓力群晚年在自述里对华国锋表示了某种歉意：
2008年华国锋逝世，中共中央在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给予了华国锋很高评价，并未再提到两个凡是：
中共中央所发布的《生平》一文，实际上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华国锋的评价作出了修正，在《决议》基础上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纠正了《决议》中一些较为片面的评价。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王沪宁在讲话中同样高度评价了华国锋。
华国锋 纪念
按照华国锋“魂归故里、不占耕地”的遗愿，在山西省交城县风景区卦山南麓建立其墓地。始建于2009年4月，2011年11月落成，属于交城生态公园的一部分。华国锋陵墓原来由华国锋陵园、华国锋纪念广场、华国锋纪念馆三部分组成。但因媒体称华陵铺张浪费，引起了政府重视。华国锋纪念广场改为吕梁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华国锋纪念馆也改成了晋绥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华国锋陵墓设计参仿为孙中山建设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365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最顶墓碑为花岗大石鼎，正看如H，取“华”字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既喻华国锋，也有中华之意；鼎高5.5米，寓意华国锋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在建筑陵墓时，当地政府承认承担巨大压力，一方面建造奢侈有悖华国锋一贯俭朴作风；另一方面也希望陵墓能够为交城带动旅游、提高城市品牌和地位。吕梁革命纪念广场上有华国锋巨型塑像。。
华国锋 纪念
随着对华国锋的纪念逐渐公开化，2014年8月8日开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国影视作品中首次出现了华国锋的形象。剧中曾红生飾演华国锋。
2011年2月16日，华国锋诞辰90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纪念文章。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邓小平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先圣:19，学名希贤:8，1927年正式改名为小平，曾用名邓斌，男，四川广安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正国级领导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于1981年至1989年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至1990年任国家军委主席，也曾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实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中国官方评价其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順慶府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祖籍江西吉水。其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落三起”。1933年曾因支持毛泽东而在中共内部遭到批判，遵义会议后重新出任要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曾参与高岗饶漱石事件，1957年还参与了反右运动并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69年被下放江西；林彪死后，邓于1973年第二次复出政坛，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但因主导1975年整顿而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不满，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保留党籍；毛泽东逝世后于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第三次复出政坛，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邓小平
1978年12月，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领导核心的地位，取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实际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主导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领导中越战争、推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倡导计划生育、推行义务教育，提出一国两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2年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八二宪法》。1985年，主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裁军。1986年，启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并曾有意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在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对此避而不提，邓也于同年11月辞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重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大陆新兴的资本市场。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享年92岁，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其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大陆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中国共产党将邓的主要政治理念归结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他推动的改革还促使中国南方大城深圳的崛起。邓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但他也因未能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争议，后者被部分人士认为是其晚年的污点。
邓小平 生平
鄧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廣東省嘉應直隸州。 四川是客家人的重要祖籍地，他們已經在四川定居了好幾代。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鄧小平的祖籍可能是客家人，但不能確定。鄧氏家族最初起源於四川，明朝時期，家族中有人被聘為廣東官員，其中八世祖邓士廉在南明任吏部尚书。1671年清朝為了增加人口，他們遷回四川。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17。「鄧家老院子」在廣安縣城北面約7公里處，是坐東朝西三合院，木穿斗結構:19。
1904年8月22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出生在中国四川省順慶府广安州望溪鄉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小地主家庭:19，是長子:9。
邓小平 生平
1909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邓被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當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23。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18。私塾先生鄧紹明對同輩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24。邓毛筆字作業常被先生畫大紅圈圈，常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24。邓在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把邓送到在協興場開辦之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約2公里，由當地曾留學日本之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等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24-25。邓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裡經常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時常背誦詩文給姐姐弟妹聽:26。1915年下半年，邓考入縣立高等小學:28。
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11。1918年夏，邓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之廣安縣立中學:29。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神聖」演說，很快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主張亦工亦學、亦工亦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差別，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不少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34。
邓小平 生平
1919年五四運動後，鄧小平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2。6月以後，由於學校已罷課，加之暑假即將來到，邓決定離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課；邓回到家裡不久，鄧紹昌從重慶捎回口信，使邓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31。9月，邓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35。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16,22，往重庆留法勤工儉学预备学校:37，邓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14。學校共招收學生110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均為一年:37。邓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在重慶已算是最高學校，不容易考進去:37。
邓小平 生平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准赴法，其中37人為自費生，邓是其中一位:38-39。1994年5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39。8月27日，邓等83名学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月28日啟航沿长江東下，9月6日到达上海暫住「名利」大旅社:39-41。9月10日，邓等80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月11日起錨:42-43。10月19日:20，抵達法國馬賽:2。
1964年2月16、17日，邓同泰國前總理乃比里談話：「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著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33-34邓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34。
邓小平 生平
1920年10月19日，邓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12。邓和同学们乘汽车前往巴黎:44。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小城巴约（又译“巴耶”）的巴约男子中学就读:12。10月21日晚，邓等24名学生來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约，進入巴约中学学习，邓的学号是1421:45。巴约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20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商务系学习，单独开班:46。
到1921年3月，邓身上剩錢少，学费成疑，做工也不易:46。一战后法国大失業，法郎大貶值:46-47。狀況嚴重影響中國勤工俭学生学习和生活，而华法教育会「虧竭已極。萬難為繼。惟有竭誠通告。……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47。2月28日，400多名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暫時給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6法郎生活維持費:48。3月13日，邓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约中学:20。他們欠下學費由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48，邓結束法國「儉學」生活:48。
邓小平 生平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到勒克勒佐（又译“克鲁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49。邓与叔父到处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只有16歲，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10法郎，生活拮据，连飯都吃不饱:12。刚進厂邓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热轧的钢材:50。工人的食物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杂费开支不小:52。邓在工厂做20多天苦工，倒赔100多法郎:52。4月23日，邓辞去施奈德工厂工作，辞职理由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52。日后他多次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吃不饱饭:52。在施耐德钢铁厂做工期间，邓尝到艰辛劳动和生活，结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52。
邓小平 生平
辞职后，邓暂居巴黎华侨协社，自4月26日起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6法郎生活维持费:52-53。生活維持費不能维持生活，邓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53。10月22日，邓等11人被法中救济委员会介绍到巴黎第十区一家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做扎花工，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邓等105名中国学生即被解雇:53-54。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同學會）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54。邓等四川籍同学每人领到400法郎，勉強熬过1921年冬天:54。
邓小平 生平
1922年2月13日，邓从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又译“蒙达尔纪”），到小城沙莱特（又译“夏莱特”）:54，次日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工作:77-78。他被分配到制鞋车间，每天工作10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由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12。据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郑超麟回忆，邓每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餘200多法郎:55。在巴黎时，邓不得已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寄些钱来:55。父母收到信后卖掉些谷子凑钱寄给邓小平，1922年秋冬邓收到这笔钱:55。父母接济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积蓄，邓又萌生求学念头:55。10月17日，邓辞去哈金森橡胶厂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纳省的沙蒂永（又译“夏狄戎”），想进入沙蒂永中学上学，最终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求学之梦彻底破灭:55。1923年2月1日，邓又回到了沙莱特，再次進入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56。一个多月后，3月7日邓离开工厂，工卡上注明离开原因“拒绝工作。”:56或许厂方不满邓突然离厂，邓工卡上写明“永不录用”:56。
邓小平 生平
1922年6月3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3）成立:56。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3。赵世炎經常到哈金森橡胶厂，王若飞也到工厂做工常與邓接觸，邓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關於社会主义的书報」:57。
邓小平 生平
1923年6月11日，邓离开沙莱特来到巴黎，在工厂做工，又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59。1923年底，鄧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主要是参与编辑出版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每月一期:59。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是針對留法中國學生:22。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3。《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59-60。《赤光》更着重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動发展国民革命運動:60。由周恩來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並负责刻蜡板和油印:14，所以获得綽號「油印博士」:5。鄧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60。鄧寫不少文章，攻击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60-62。鄧和周經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編輯部小房間裡打地鋪；鄧很敬重周，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60。鄧實際上變成青年領袖周的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5。邓往家裡寄七八期《赤光》；期间给家裡写信讲退婚，邓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說通唐家女兒，由鄧家置辦嫁妝，把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62-63。鄧通過和中國革命大戰略家交往，培養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從「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落實理論、用理論影響社會:5。
邓小平 生平
1924年，周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月，邓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63。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回国工作:63。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周唯真、余增生、李俊傑、徐樹屏5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63。7月16日，在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邓、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63。按照中共的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22。9月、10月间，邓染上伤寒，病倒；在医院和疗养院住兩个月:65。期间邓还在《赤光》上撰文，攻击「国家主义派」和帝国主义:65-66。12月，邓參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邓被选入执委会（支部）監察处和工会运动委员会；会后又被委任为6位宣传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运动事宜: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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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天，鄧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4。邓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4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鄧同時在里昂做工:66。五卅运动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声援反對帝國主義；6月21日，几百名旅欧华人到達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66-67。随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继被捕；邓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67。6月30日，邓与傅鍾、毛遇顺三人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67。8月16日，邓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此间邓还与傅钟、邓绍圣等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68。次日，旅欧中国共產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決定邓、傅钟、施去病3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68。邓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在布洛涅-比扬古住，并侦察到邓领导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活动:68。9月15日，邓参与组织召开1,000多旅法华人参加的反帝大会:69。11月6日，为掩护身份，邓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工号82409A；邓在雷诺学到一些钳工技术:69。「文化大革命」中，鄧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重操鉗工:69。11月15日，邓主持召开会议，纪念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69。法國政府監視會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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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3日，邓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张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法国警方掌握邓等人活动详情: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长发出命令搜查邓等人住处，并将邓等3人驱逐出境:71。法国警方在邓住处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传共产主义小册子、中文报纸及印刷设备:71。邓等已於前一天晚上离开法国去前往莫斯科:71。早於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前往莫斯科，選送他们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参加大革命:72。邓结束5年零3个月的旅法生活:72。邓旅法5年，喜歡、、牛角面包，嗜飲葡萄酒和咖啡，同時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13。
邓一行在德国柏林停留一週，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热情接待，还参加德共组织召开群众会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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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7日，邓等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73。邓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25），學員證號碼為233:76。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兩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13。邓曾和蒋经国分在一個團小組:81，不過蔣經國与邓不同班:13。邓開始被分在第9班，後來編入第1、2、11和7班:78。学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資本論》為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学（辯證唯物主義與历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學習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军事課、俄语課:76。邓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5。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邓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114。3月，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月抵達莫斯科:83。在馮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邓等20多人:8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陪同访问苏联的冯返回中国:28。1926年底，邓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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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五年和在蘇聯一年，使邓比毛泽东更瞭解世界發展之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邓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之工商業，並得以觀察蘇聯如何應對現代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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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邓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5。在庫倫待一個月後，邓等人登程西安，是馮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86。1月12日，邓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那裡:25。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2637。2月底，邓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3月底到達西安:87。3月:5，邓被分配到剛成立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創辦，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89。回国后，邓奉命同冯到内蒙古，并在冯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343-345。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被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邓一般在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等兼任過教官:91-92。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25。6月底，邓離開西安經鄭州去武漢:93。7月初，邓到達武汉，見到周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邓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秘書；邓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等，在中央重要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94。邓隨黨中央機關，為適應秘密工作，由「希賢」改名為「小平」；當時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不多:95。8月7日，為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95-96。邓擔任會議記錄工作:98。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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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周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邓協助周等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104。邓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7。為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不斷變換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鄧單線聯繫；為適應秘密工作，並有效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秘密機關群眾化、黨之「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以某種職業為掩護；邓開過雜貨舖作為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又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之聯絡點:106。5月18日，邓等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47號通告，規定對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又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則:110。6月底，邓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82-92。由于邓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29。8月29日，邓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新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114。9月，在上海，邓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的機要交通:7。11月13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劃，特別討論中央秘書長人選；周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不一定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114。邓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對決定事項檢查作實: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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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和張錫媛跟周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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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在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邓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去四川巡視一次，為期三個月: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工作，後因故作罷: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由楊殷、鄧等5人組成，8月24日楊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118。邓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10。在百色，鄧親自組織發展工會，先後建立各行業工會19個，在12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衛營:135。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26。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分別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26-27。12月上旬，邓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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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邓担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书记:15，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和安遠縣之工作: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邓代表贛東特委在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之職務並予以拘捕:197-198。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34:50-83。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34。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在会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也稱會尋安中心縣委，由鄧担任书记:201。邓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290。邓對毛泽东產生極大崇敬:28。冬，邓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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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邓第一次被打倒:206。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把邓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207-208。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邓、毛澤覃、謝唯俊、古柏:16-17。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之廣大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反對「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211。邓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14。邓儘管承受著極大壓力，被迫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211。李维汉等極左势力抨击罗明、邓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34:154。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12。邓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14。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67。邓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邓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28。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20。批判鬥爭結束後，邓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派到樂安縣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员:215。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12。邓回寧都後，到七里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向王稼祥推薦鄧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邓於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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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29。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邓隨軍轉移: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邓參加長征:18。长征初期，邓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18-20。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邓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向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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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19，中央秘書長邓参加遵义会议，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232。邓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29。5月12日，邓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235。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的紅一軍（7月21日，根據中革軍委決定，一軍團改為第一軍:237）被編為第一縱隊:239。10月19日，邓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240。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患上严重疟疾:97，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360。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邓的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邓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泽东交談:29。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邓隨紅一軍團（由陝甘支隊編成:241）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了解戰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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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最重要工作:242。1936年2月5日，邓隨紅一方面軍東征:20。5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撤回黃以西的陝北地區: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邓接替羅榮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245。5月19日，邓隨紅一軍團從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245。邓曾亲自编写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14。7月9日至7月19日，邓受中革軍委委託，到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248。這年冬天，邓染上傷寒，長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給紅一軍團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邓靠吃煉乳支撐才恢復:252-253。12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邓接替朱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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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255。7月7日，蘆溝橋事變发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20。7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8月15日完成改編，8月20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指揮，彭德懷為副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為副主任:260。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邓赴南京參加蔣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20。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搞统一战线工作: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為副主任:262。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22）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22，國軍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彭雪楓為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等參加領導工作:269。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师政训处主任，張浩因患嚴重腦病回延安療養: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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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為第129師政训处主任:286。邓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400:6。1月初，邓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284。邓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30。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24。實際上，邓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31。2月2日至2月3日，鄧主持召開129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向平漢路東發展，首先進擊昔陽之敵，爾後乘勝東進，在平漢路兩側建立新游擊區:294-295。邓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31。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250，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242。5月以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129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312。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909月29日至11月6日，邓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邓、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27。11月23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334。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陈毅、聶榮臻、邓、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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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3年，邓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70。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邓更慎重:30。比起毛泽东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邓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31。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邓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99，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42。
1939年4月29日，邓抵達延安:349。7月，邓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30。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曾說過邓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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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395。8月20日，按刘伯承、邓部署，在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399。8月22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团大战」一詞:400。邓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91。8月至2月，邓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34。胜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402蒋也致电嘉奖朱德、彭德怀:402。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58-56。
1942年末，邓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75-76: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8。1942年，邓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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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溫村會議」，由鄧主持: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等，決定在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由邓任北方局代理書記:102。10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的工作；同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129師與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129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129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師師部、太行軍區的後勤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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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邓為政治委員:7793。8月20日，129師太行、太岳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邓任政治委員:143；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5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字投降:143。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邓任政治委员:54。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国军: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44-45。
邓小平 生平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59。劉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之大別山，毛泽东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32。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94，在此期间邓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与刘伯承矛盾严重。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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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邓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陈毅、粟裕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74。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邓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邓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立即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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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月1日電告陳毅、邓、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272。淮海戰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還動員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70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泽东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解放軍納入邓總書記的統一領導:3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任总前委书记:149:6，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08,124。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更多戰壕以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邓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邓，認為其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也沒有挖築更多防禦工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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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邓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84。4月21日，解放军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长江:33，攻下南京市:37。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邓、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邓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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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90，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6，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邓、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90。随后，邓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46。1949年12月2日，鄧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92。1949年底，邓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423: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161-165，实施土地改革等:389-392: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93。邓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2472。1951年，邓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西藏並建立秩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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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北京任職前，邓參加成渝鐵路竣工儀式:35。1952年7月，邓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102。毛泽东下達書面命令：凡提交黨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邓過目:35-36。7月，周恩来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邓為政務院副總理:7。8月，邓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2472。8月10日，周恩来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8。8月13日，邓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的命赴蘇聯期間，由邓代理總理職務:8。邓和毛泽东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之「社會主義改造」方案:36。10月22日，邓給毛泽东、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泽东、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16。通過和毛泽东、周一起參加會議，邓得以學習兩位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邓也瞭解作出重大決定之理由，思考根本變革之大框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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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3年到1954年，邓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稍後又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秘書長:30。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邓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103。3月3日，毛泽东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10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明確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明確鐵道、交通、郵電由邓領導: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邓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38。邓主導著與各省協商，以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稅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36。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52:193-197。邓必須作出重大判斷，向毛泽东和周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稅收之能力: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104，邓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48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邓出席在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周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05:148。9月29日，毛泽东任命邓為國務院副總理:35。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邓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11。12月28日，邓又根據他主持召開之會議討論意見，向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66。毛泽东對邓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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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陳雲、邓將高崗的活動情況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的警覺:61。年底邓和陳雲向毛泽东密報：高崗有分裂黨的危險；毛泽东聽取警告:36。1954年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夺权:51。按毛泽东之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邓同刘少奇、周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點出他的問題；2月3日，邓同刘少奇、周、朱德、陳雲一起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的問題:62。四中全會之後，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邓、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2月23日，邓和陳毅發言，邓希望饒漱石抱著拋棄錯誤的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63。邓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314-315，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335-338。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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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參加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37。1956年2月11日，邓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刘少奇曉會合:72；邓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71，邓、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4192。邓不大贊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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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泽东提出：八大要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作風切實反一下:101。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71:212-256。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21。在開幕式上，邓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88。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100。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邓當選中央委員:109。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邓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09，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98。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领导之下。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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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雙百」運動中曾對地方幹部說，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38。5月，邓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邓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的報告:121。6月5日，邓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邓分別在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在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所作，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邓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對當時思想政治領域的形勢和反右鬥爭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