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山多尔 生平
律师兼国民军上尉焦洛考伊·拉约什，是最后见到他的几人之一。（裴多菲是与他同乘一辆马车从毛罗什瓦沙尔海伊前往谢盖堡的，在战斗中也一直站在将领身边。）但当那支被优势敌军包围的小部队（总共2800人）被击溃时，裴多菲转向白教堂方向逃去，而焦洛考伊则成功脱身。战斗中，匈牙利军被击退，其中一部分在下午五六点左右遭到包围。五点时，人们还在萨尔河上的桥头看见了这位诗人，那里两百名塞凯伊人士兵正与八百名哥萨克作战。哥萨克人获胜后，开始追击撤退的匈牙利人。伦杰尔·约瑟夫骑在马上，还曾对他高喊要他快跑，他见将军本姆和指挥部也在逃命，便开始徒步逃跑——因为他已无坐骑。伦杰尔对此事的记述如下：“很快整个战线崩溃。我指了指左翼，那边将军也在逃跑。裴多菲望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便转身开始奔跑。我也迅速回到原位，牵起马缰，骑上马，飞驰而去。”:283
根据焦洛考伊的回忆：“在那场身不由己的逃命赛跑中，我大概只跑出了一小段距离，就看见裴多菲光着头，手里拿着帽子，从我前方几步远处横穿马路奔跑。我朝他喊了一声，他用一副阴沉的目光看着我，默默地停下了脚步。——‘跟我走，’我一边说着一边抓住他的手，‘我把马车停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乘车逃走。徒步的话，要么被拦截，要么被抓住。’——他回答：‘你以为，还有哪个傻子敢在这个地狱里坚守原地？你的车夫早就像其他人一样逃跑了。你看——’他指着向我们逼近的一队骑兵，‘这里逃不出去的，别再想着你的马车了，走小路那边，也许还有活路。’看到我犹豫，他又说道：‘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我走了，上帝保佑！’说罢，他挣脱了我的手，从半米高的路堤上一跃而下，奔跑而去。”这个半米高的路堤位于萨尔保陶克桥的对面，沿驿道南侧延伸。裴多菲则继续沿驿道向东，奔向白教堂。:285
当时年仅23岁的帕普·拉约什中校在战斗末尾担任左翼指挥官，他在战场上看见诗人时，曾想把他拉上马背，但就在下一刻，一队持矛骑兵从他们之间冲了过去。裴多菲的死并无人亲眼目睹。
贝姆的另一位助手洛林茨被找到了。他说在混乱的时刻，看见身穿布衣的桑多尔徒步穿过公路，朝玉米地方向奔去。也许他确实成功逃脱了，目前很可能在托尔达，与家人团聚。毕竟每天都有那些被认为失踪的人出现。——埃格赖希·加博尔，《土耳其日记》，1849年8月10日，萨斯塞贝什
贝姆的侦察官弗朗茨·菲德勒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了裴多菲的命运。据记载，两名哥萨克骑兵追上了徒步逃亡的裴多菲，对他造成了重伤。菲德勒通过望远镜目睹了这一切，随后派遣两个乔装成罗马尼亚农民的手下，将失去意识且缺失三根手指的裴多菲护送到安全地带。他们为他包扎伤口，并趁着席卷乡村的暴风雨和黑暗，将他带到了谢盖堡。在一户匈牙利人家中暂时安置并护理他，后来这家人讲述说，穿便服的伤员后来被俄国人带走了。这个故事成为后来怀疑一个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匈牙利人（于1856年5月在巴尔古津村去世，其遗骸于1989年7月17日被发掘）可能就是裴多菲·山多尔的依据。
逃向被炮火轰炸的村庄和山丘上方开始的森林，或者向旁边通往白教堂的路，这些地方本可给逃亡带来一丝希望，但无论是这条路还是那条路，都只能供骑兵通行；哥萨克人的包围圈迅速收紧。随后爆发了一场疯狂的屠杀……诗人在马蹄已近脚跟时，转身面对追兵。他是从前方中弹负伤的。——伊雷什·久洛，《裴多菲·山多尔》
然而，根据《Pallas大百科全书》的记载，裴多菲留在了被俄军包围的匈牙利军队中，并在那里阵亡。现有的目击者对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其中最被认为可靠的是伦杰尔·约瑟夫的说法，他提到：“留在包围圈内的人，除了大约60到70名受伤者，几乎全部阵亡。我的马帮助我逃出了包围圈。裴多菲是徒步的，因此留在了包围圈里。当我到达一座山丘（布尼坡道，驿道弯道处）时，我回头望去，觉得认出了裴多菲。”:288
应教会之请求，为免我方面承担任何不实之责，我在此声明：经我最为细致的调查与确凿证据，我已完全确信裴多菲·山多尔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战斗中阵亡。我亲自走访过各处战场，并综合来自国外的多种报告，由此形成此一确信；若有必要，我可本着良知对此宣誓。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还可由若干目击者的证词予以佐证，若需，我随时愿请他们出面作证。其中一位，便是住在乌德沃尔海伊塞克的药剂师——虽然我并不知其姓名，但在必要时我愿亲自请其出面作证——此人在战事期间曾在特兰西瓦尼亚主力部队中服役。根据我向他所做的询问，他答复说：他最后一次看到裴多菲·山多尔，正是在他被哥萨克人包围、与溃逃的军队分离之际。此后便再未有人见过他，种种迹象皆表明他极可能当场殒命；这一点，又得到乌德沃尔海伊塞克军事指挥官 B·海特的证词进一步印证：他在战斗结束后前往战场，曾在尸体中发现一具遗体，根据其衣着与体貌特征，他可以确信这就是我的丈夫裴多菲·山多尔的遗体。佩斯，1850年7月21日森德赖伊·尤利娅[红色蜡封，印有“P.J.”字样]霍瓦特·久洛[红色蜡印]——森德赖伊·尤利娅关于裴多菲·山多尔之死的声明
据迪耶奈什·安德拉什所述，哈勒尔·费伦茨及其弟哈勒尔·约瑟夫的观点颇具意义。哈勒尔·费伦茨是白教堂的庄园主、州级长官，曾任谢盖堡地区军事指挥官，他通过合法律师拉扎尔·阿达姆与副州长阿帕蒂·彼得将其证词立入笔录，称裴多菲是在他自己的庄园上阵亡的。为此，“裴多菲纪念碑协会”常设委员会在修道院园林以东处立起了一座纪念碑，那里埋葬着的约四百名匈牙利国防军士兵。然而，历史学者达维德·久洛与米科·伊姆雷认为，裴多菲并不在其中。哈勒尔·约瑟夫则声称，裴多菲是在布尼桥上被骑枪刺死，随后尸体被投进屈屈勒河，之后又被埋葬于“乔恩塔花园”。他在该地立了一座四米高的木十字架，并配以两座炮模型以作标示，但其兄费伦茨命人将标记推倒，并将之运回了白教堂的市政厅。:273
森德赖伊·尤利娅起初曾设法寻找裴多菲，但在未满一年丧期的1850年7月便嫁给了历史学家霍瓦特·阿尔帕德，此举在公众舆论中引发了强烈的反感。即便是一向忠诚的奥洛尼·亚诺什也对她表示谴责，并在其叙事诗《国防军遗孀》中表达了批评。森德赖伊·尤利娅于1868年去世，安葬于布达佩斯克雷佩希公墓。
裴多菲在其诗作《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中的给出的一些预感最终应验了：
为什么我必须死在床榻上？这样的念头在烦恼着我。……假如我必得死亡的话，我就在战场上阵亡，我的血从我的心中流出，……一匹匹战马在火线上奔跑，从我的尸体上面驰过，战士们带来了胜利的捷报。——裴多菲·山多尔，《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
裴多菲失踪的经过在19世纪末出版的多部传记中已有详尽记载。到了那时，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流传于当时的、来自其同时代人的种种浪漫主义传说——例如诗人成功逃脱、被俄军俘虏并被押往西伯利亚等情节——皆无法以确凿史实加以佐证。尽管贝姆将军与尤利娅曾不懈努力，试图寻找诗人的遗体，但始终无果。人们推测，裴多菲应安葬于白教堂英烈的集体墓中，作为这场自由战争最著名的殉难者之一倒在战场上。奥地利方面的战报也印证了这一推测。
根据1856年出版的费伦齐所编的《匈牙利作家传记集》的记载，裴多菲是“无影无踪地失踪了”，书中还补充道：“许多人认为他已经死了；也有人坚称他逃亡到了美洲。”
研究很难推进到超出以下已知事实的程度：在战斗的最后时刻以及撤退时，焦洛考伊和伦杰尔医生在白教堂西侧、萨尔保陶克桥附近看到过这位诗人；他当时正沿着驿道穿过村庄逃亡。后来，在白教堂与海尧什福尔沃之间，追击的乌兰骑兵在伊什潘库特一带将他刺杀。而傍晚时分，海特看见的正是他的尸体。——科瓦奇·拉斯洛，《论西伯利亚的假裴多菲和白教堂的真裴多菲》
维也纳皇家秘密档案馆中保存着关于战斗结束后确切军事行动的记载，其描述如下：“起义军的残部在7月31日谢盖堡附近的战斗中遭遇骑兵冲锋后开始向海尧什福尔沃撤退，哥萨克骑兵部队便立即越过了白教堂及其上方的屈屈勒河，从而切断了大量逃兵的退路；这些人随即就被残忍屠杀。”
关于裴多菲之死，奥地利少校（后晋升为上校）海特作了证词。他当时是俄军利杰尔斯将军的奥地利联络官。根据他所述，被俘的匈牙利军官们凭借对外貌的描述，将那位“身材矮小、体型瘦弱、肤色发黄、有胡须”的、胸口被刺穿的起义军士兵确认是裴多菲。此外，在这具尸体旁还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那是凯梅尼·福尔考什致贝姆将军的一份关于部队部署状况的报告。
根据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裴多菲在谢盖堡战役中阵亡。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他当时是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在那里要么被处决，要么死于自然原因。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还认为，很可能他在那里结了婚，成了家，并用俄语创作了大量诗歌。
在塞凯伊凯赖斯图尔的墓地里，有一块箭头形状的指示牌，指向传说中的“裴多菲之墓”，上面写着：“裴多菲 1849年7月31日—1902年10月25日”。前者是这位诗人失踪的日期，后者是“被埋葬”的日子。这一传说是在世纪之交时由拉扎尔·马顿讲述的，他是哈勒尔家族以前的厨师，后来开了一家小客栈。传说中，在谢什堡战役的那个夜晚，两名骠骑兵和一名受伤的自由军军官在他的马厩里寻求庇护，而他的盲仆人坚称，那位军官正是裴多菲·山多尔。两名骠骑兵继续上路，而那名军官在天亮前去世。拉扎尔·马顿在仆人的帮助下，把“裴多菲”埋在了马厩后面。拉扎尔在世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邮政局长格默里·费伦茨听，后者在客栈老板去世后，将这段传说刊登在塞格德的报纸上。不久后，当地的木匠兼殡葬业者巴林特·达尼埃尔带人挖掘了那个坟墓，陪同的老人希波什·山多尔（年轻时曾从诺瓦克商店护送裴多菲前往毛茨卡什庄园）认定，墓中骸骨只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之后，这些遗骸在蒂姆福尔沃墓地以隆重仪式安葬。尽管来自布达佩斯的法医专家认定，从拉扎尔园中挖掘出的头骨属于一位老年人，与另一具在鲍拉日村保存的“裴多菲头骨”一样，但人们还是年复一年地在万灵节那天到墓前点燃蜡烛悼念。:298-299
巴尔古津之墓的传说起源于一篇发表于1936年的文章，作者是艾希格拉本的作家H·F·伯尼施。后来，这一传说又被俄国少校伊万诺维奇·斯克里杰尔斯基的说法进一步强化。他声称自己曾在雅库特服役，期间翻阅了1875年流放者的官方名单时，注意到其中有一名囚犯名叫“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维奇”()，于1857年5月18日死于伊卡托沃村。他由此推断，这个名字其实是“裴多菲·山多尔”的斯拉夫化版本。
……有一段时间，人们在布里亚特寻找裴多菲的墓地。导致这一切发生的人是我自己。布里亚特位于蒙古和苏联的边界，我在那里的一家科研机构工作了一年。期间，一位民俗学教授来找我，说他收集了一大批传说，讲述了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裴多菲的匈牙利诗人，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教授还提到了三个墓地，说根据传说裴多菲的墓就在其中之一。半年后我回国时，向科学院负责民族学研究的副主席奥尔图泰·久拉提起了这个关于裴多菲的传说。后来，这件事登上了报纸，接下来的报道直接说我带回了“裴多菲墓地被找到”的消息。之后无论我走到哪里辩解都没有用。于是组织了一次考察队，最终他们声称在一个叫巴尔古津的地方找到了裴多菲的坟墓，而其中一个传说正好就说他葬在那里……——《我们经常去乌兰巴托郊外打猎》——摘自对作家洛林茨·L·拉约什的采访，来源：origo.hu
1989年夏天，在企业家莫尔瓦伊·费伦茨的倡议下，由“Megamorv裴多菲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前往西伯利亚的匈牙利考察行动，目的是寻找裴多菲的墓地。此次发掘工作的学术负责人是人类学家基塞伊·伊什特万。1989年7月16日，莫尔瓦伊宣布，由他资助的考察队在布里亚特巴尔古津村的公墓发现了裴多菲的遗骸。基塞伊表示，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专家在骸骨上确认了25个裴多菲体貌特征（例如女性化骨盆、突出犬齿、膝盖骨问题）。考古学家沃尔戈·贝洛根据法医鉴定中认定的五项特征吻合，宣布确认身份。
1990年，经过学术界的鉴定，人类学教授福尔考什·久洛、医学教授伦杰尔·伊姆雷、人类学教授瓦列里·帕夫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以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格罗莫夫和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格罗莫夫两位法医学教授共同认定，该具骸骨属于一名女性。该委员会的报告被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以第25/1990号决议正式通过，至今仍被视为官方权威结论。
……进行鉴定的研究人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裴多菲·山多尔的安葬地点应在西伯利亚的巴尔古津。同时，依据历史资料、计量-形态学分析、考古学论证、绝对年代测定以及基因分析，确认巴尔古津的那具骸骨是女性的遗骸。——匈牙利科学院总结报告（节选）
1994年，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匈牙利科学院所藏骨骼样本进行了DNA检测，结果同样确认该骨骼属于一名女性。
然而，“Megamorv裴多菲委员会”并未接受匈牙利科学院的官方立场，他们提议开棺检验裴多菲父母在阜姆路墓地的坟墓，在取样后进行DNA检测。2001年，他们确实获得了掘墓许可，但时任内政部长平特·山多尔以“出于对逝者的敬重”为由撤销了许可。随后，这些骨骼遗骸被藏入行李箱，先被秘密运往美国克利夫兰的一家诊所，之后又被转移至西欧某国的一座修道院，因为他们担心当局会查封并销毁这些遗骸。
根据2015年3月公布的结果，中国专家所做的DNA检测显示，埋葬在巴尔古津村的是裴多菲·山多尔。他们依据来自诗人现存亲属的血样与巴尔古津7号骸骨提取的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宣称两者DNA相似度达99.2%至99.9%。然而，匈牙利科学院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古基因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指出，中国方面得出的结论存在明显缺陷：样本采集是在不受监管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使用的方法无法证明亲属关系成立，只能用于排除亲属关系。而且，从巴尔古津村骸骨中提取的DNA模式与一个包含数万条数据的德国数据库相比，出现了上千例相似匹配，说明中国检测中所依据的遗传特征在欧洲人群中相当普遍。
国家纪念与悼念事务委员会（NEKB）于2015年多次就此议题进行讨论，并此前已一致决定坚持其既有立场和第29/2015号决议，继续采信匈牙利科学院的专业意见，因此不承认Megamorv裴多菲委员会协会的主张，也不支持其相关倡议。——布达佩斯，2015年7月15日（官方公报）——国家遗产研究院（NÖRI）就Megamorv裴多菲委员会协会“裴多菲纪念日”相关事宜发布公告。
莫尔瓦伊·费伦茨宣布，裴多菲·山多尔的遗骸将于2015年7月17日在布达佩斯的阜姆路公墓安葬。
Megamorv裴多菲委员会在这一天举行了“裴多菲纪念日”活动，在公墓内的安葬石棺上安放了一块纪念碑，碑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