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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社會
臺灣現行的政府機關文書均採用民國紀年，通用曆法主要為國際慣用的公曆，民間亦通行農曆，並以民國紀年與西元紀年並行使用。民國元年即1912年（民國前一年為1911年）。
紀念日及節日依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並彈性實行「週休二日」。
臺灣人大多使用傳統的正體中文。由於義務教育的落實與戰後初期的強制推廣，中華民國國語是目前臺灣人之間最通行的主要語言，另外次要常見的語言為臺語、客家話、阿美語、排灣語、泰雅語與其他臺灣原住民族諸語，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與民間非常注重英語教育，且因日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統治臺灣的影響使部分年長者普遍能說日語，因此常見使用外國語言為英語和日語，本土語言與文字也大量吸收不少這些外來語，即使臺灣人使用與其他華人區域使用相同語言，但仍有相當不同差異。臺灣也保留了原始族群、原有省份的語言、方言與外來語言，如臺灣原住民族各族的語言、臺語、客家語以及戰後移民和新住民所帶來的各種漢語變體與其他語言，其中以臺語與客家話為大宗，而平埔族由於與漢人通婚，加上生存壓力，其語言大多已幾乎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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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所推行的國語（1909年被清政府稱為「官話」）是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1932年经中華民國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被採納为中華民國的官方语言，目前在華人世界均为通行语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广泛采用的共通口语或书面语。1945年以後，臺灣住民（閩、客、原）在接受國民政府國語教育的過程中，國語深受臺灣語言的影響，北京的捲舌音、地區語言和兒化韻在生活中逐漸消失，加上词语不同，因此臺灣的「國語」與大陸使用的「普通話」約有10%的讀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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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域的不同，臺灣的“国语”和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在语音与词汇上有差别，如臺灣国语受臺语音调影响，不过在官方的书写语法上仍多數相近。有部份中文辭彙與中國大陸有些不同，一些來自臺灣本土語言或外來語的新辭彙（主要是臺語、日語與英語），如「槓龜」（賭輸、沒有中）、「夯」（熱烘烘、流行）與日語「歐吉桑」（男性長輩，）、黑輪（關東煮，日文：）等皆融入臺灣的國語字彙而與中國大陸用法不同，有些則是因為兩岸分治後交流變少，造成了許多用詞習慣的差異，例如：中國大陸用詞多用「圓珠筆」、「軟」、「硬盤」、「數碼相機」、「印」、「智能手機」，臺灣用詞多用「原子筆」、「軟體」、「硬碟」、「數位相機」、「列印」、「智慧型手機」，於是有語言學家因此稱之為臺灣華語。但兩地交流頻繁與網路文化流行，也產生不少特殊字彙。
近半世紀以來，中國大陸與臺灣由於政治上的隔閡各自發展，逐漸演變成各自獨立的語言系統、語音系統。兩者最大的區別體現在語音方面。「普通話」與「國語」一些詞語的聲韻母相同但聲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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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最早可追溯到史前時代的浮腳樓式建築，主要為南島語族的建築。
到了荷西時期基於殖民與傳教活動各在臺灣南北構築要塞、教堂，明鄭時期視臺灣為反清復明基地，閩南式建築就此引進，而清代時期的建築主要走向為中西文化融合的特性，清末洋務運動對砲利的嚮往，砲台建築更加興盛，日治時期以閩南、日本、西洋的文化為主要建築構想；且引進鋼筋混泥土技術，由於殖民地時期過度西化的建築；戰後台灣出現中國古典風格的流行與引入國際主流的後現代設計風格。在現代，臺灣的建築走向多元化，各種風格的建築都可普遍的看見。
截至2016年5月，全國已公告846處古蹟，其中國定古蹟9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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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媒體產業發軔於日治時代，第一份報紙是創刊於1896年的《臺灣日日新報》（第一份中文報紙則是創刊於1923年的《臺灣民報》），第一家廣播電臺則是創立於1931年的臺灣放送協會，當時主要媒體均與官方有相當程度的關係。進入中華民國時期後，臺灣的主要報紙與電臺仍由官方掌握，1949年實施戒嚴後，官方實施報禁，出版品與電子媒體也受到相當程度的管制。1962年10月10日，臺灣電視公司（台視）成立，這是臺灣的第一家電視臺；不久1968年9月3日中國電視公司（中視）和1971年10月31日中華電視公司（華視）陸續開播，臺灣電視業進入老三臺時代。但當時三臺都由政府機構與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國防部掌控，在娛樂大眾的同時也扮演政府宣導的工具。1969年，中視播出《晶晶》，是為臺灣的第一部八點檔連續劇。1987年解除戒嚴後，報禁於1988年1月1日正式解除，至此臺灣的報業、雜誌、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順勢蓬勃發展，使得媒體自由化，民眾將媒體視為生活中的一部份，絕大部份的資訊更是由傳播工作者的傳達因而得知。同時歌仔戲與布袋戲也紛紛登上螢幕，傳統藝術不再只能以固有形式進行表演。1993年，政府開放成立民間成立有線電視臺，隨後在1998年又開放首家民間經營的無線電視臺民視。而為普及多元文化與尊重弱勢群體，又陸續開播公視、客家電視臺與原住民族電視台。在解嚴之前，臺灣影響最大的兩份報紙是《聯合報》與《中國時報》，1980年代後，《自由時報》興起，形成三大報。近年，《蘋果日報》快速發展，報業格局再演變為四大報。廣播事業亦有發展，除了傳統的中廣等之外，飛碟電臺、港都電台、KISS Radio等亦成為重要的廣播電臺。網路也快速興起，網路文化亦成為臺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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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主要宗教有：臺灣民間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一貫道、儒教與伊斯蘭教等。中華民國憲法保障全體國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人民可廣泛接納各類宗教信仰，政府為保行政中立，與宗教間實施政教分離並平等發展。就信仰人口而言，融合臺灣佛教、臺灣道教與民間宗教的臺灣民間信仰，是臺灣最大的信仰人口。若以宗教別劃分，佛教、道教則是臺灣的首兩大宗教。大部分臺灣人同時信仰佛教、道教與儒教與傳統民間信仰混合的臺灣民間信仰，約占臺灣人口的77.8%。而如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一貫道、儒教等皆有具規模之教徒人口。此外，新興宗教、氣功法門等廣義的宗教信仰，在臺灣也各有不少信眾，並常有相當活躍的傳教活動。此外，原住民族部落以信仰天主教者居多，基督新教次之。而儒教所規範的禮儀與哲學觀，則被臺灣人視為是人際倫理之基礎觀念，從古至今傳承下來。每年在各大孔子廟舉行完整的儒家釋奠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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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信仰普遍祭拜釋迦牟尼佛、玉皇上帝、三官大帝、孔子、觀音佛祖、媽祖、關公、王爺、文昌帝君、清水祖師、保生大帝、神農大帝、玄天上帝、中壇元帥、廣澤尊王、法主公、玄壇真君、月下老人、七星娘娘、三山國王、城隍爺、土地公、虎爺等神祇。如今，佛教、道教、儒教等宗教在臺灣的區分已經非常曖昧，三教合一相互影響融合，在寺廟中各種不同宗教的神靈被共同祭祀也是常見的事；如艋舺龍山寺主祀佛教觀音菩薩，也兼祀道教的媽祖、關聖帝君、文昌帝君、三官大帝、水仙王等。這種融合佛道的民間宗教對社會生活影響相當大，中臺灣流行媽祖信仰，南臺灣則以王爺信仰最熱門；其餘各地也有各自盛行的神明祭典，如三峽的清水祖師壽辰慶典、艋舺的青山王祭典等。
在臺灣，喪葬不只是一種儀式，也是民俗文化。隨著都市化的演進，臺灣各地的喪葬殯儀開始變得簡單而慎重。尤其近幾年來，臺灣的各大學開始出現生死學系、禮儀師證照學分學程、生命教育學分等。臺灣喪葬主要受三教佛教、道教及儒學影響之外，還有部分儀式或祭典是融和了平埔族的巫術文化。此外，臺灣各地區不同的喪葬習俗和禁忌如：撿骨、觀落陰、電子花車、五子哭墓、孝女白琴等等習俗是臺灣特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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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行學制實施12年國教。各級學制為國民小學6年制、國民中學3年制，高級中學3年制（含高級職業學校）、一般大學4年制，部份大學法律系所、建築系所、獸醫學系為5年制，牙醫系為6年制，醫學系為6年制。技職教育體制有五年制專科學校（五專）、二年制專科學校（二專）、二年制技術校院（二技）與四年制的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四技），大學可設置研究所，培育碩士及博士等研究人才。
臺灣的高等教育相當發達，已有172所大學院校，分別提供重理論的普通大學、與重實務的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臺灣每年有14萬名考生參加1月底或2月初的大學學測，有7萬名考生參加7月1日到7月3日的大學指考；九十九年大學指考分發結果，學生錄取率達94.87%。另有16萬名考生參加4月中的四技二專統測，九十九年四技二專日間部登記分發結果，學生錄取率為85.44％。臺灣有153所大學院校設有研究所，但是每年也有許多學生選擇出國留學，包括平均每年赴美國留學的1.3萬人。
在高級中等教育方面，可分為強調綜合理論與道德素養教育的高級中學與以技職教育、職場專業培養為方針的高級職業學校（皆為三年制）。
另在非正式教育機構還有2歲到6歲學前機構幼稚園，訓練學生加強某特定科目的補習班，家庭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環。社會教育方面，臺灣終身教育風氣盛行，各地都有專為成人教育設計的學院機構。技術教育方面，臺灣有隸屬行政院勞委會的職業訓練中心與民間各類語言或電腦等學習機構。由於網路發達，因此不少機構及坊間開辦網路教育，以建構網路學習環境，激發學習動機，進而帶動網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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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從出世、成年禮、婚禮、壽禮至喪禮與祭禮，伴隨一套嚴謹的生命禮俗、祭儀與禁忌。順應歲時節令，傳承了以舊曆、傳統宗教信仰作為基礎的正三大節：廿九暝、七月半與清明（亦或三月初三）；而端午、中秋與重陽則為節慶三大節。臺灣各地隨著不種的移民與風俗，匯聚著深具特色的民俗祭禮與慶典，如每年一度的迎媽祖北港三月十九、元宵節著名的地方民俗活動苗栗龍、鹽水蜂炮、王爺遶境儀式的東港迎王平安祭典、中元普渡時的頭城搶孤、三峽祖師廟神豬比賽等。臺灣廟宇香火鼎盛，廟宇文化臺灣發揚光大，臺灣的城隍，媽祖，關聖帝君等祭典活動成為臺灣特殊文化，神祇陣頭結合武學和藝術的八家將、宋江陣、舞龍舞獅民俗表演變成臺灣特殊技藝文化，著名有明華園、霹靂布袋戲、九天民俗技藝團等，其中有些表演團體已邁向國際舞臺。在神祇誕辰則常出酬神戲如歌仔戲、布袋戲、戶外電影等，但近期有被電子花車或康樂隊取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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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民眾頗盛行採信農民曆，農民曆又稱黃曆，並依所載吉辰良時作為房屋落成、新店開張，或婚喪喜慶等日常活動之準則，也會依其生肖沖卦作為婚姻參考。由於民間盛行安太歲習俗，不少民眾在新春期間會依農民曆所載衝犯太歲的生肖而到寺廟請求安太歲並安置光明燈，再由寺廟代為舉行祭祀活動，以趨吉避凶。
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懷鄉文學，著名反共文學作家有王藍（代表作《藍與黑》）、姜貴（代表作《旋風》）和司馬中原（代表作《狂風沙》）。同時，西方現代文學也是當時臺灣文壇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王文興為其代表，而現代主義文學代表作則有《臺北人》、《家變》等。1960中後期開始，一些本土作家以《臺灣文藝》、《笠詩刊》為陣地，重拾鄉土素材，關注農民與勞工等底層階級的命運，作品隱含批判精神，1977年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解嚴後，文學更加多元化。近幾年，伴隨網路興起，網路文學成為新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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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動文化發展，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化呈現反共、傳統、一元的特質。1987年，臺灣解嚴後，多元文化思想受國內外許多因素推波助瀾下逐漸興起。1996年，開始出現本土化或去中國化浪潮。
臺灣目前有三所著名之藝術大學，分別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舞蹈方面，除了充分表現臺灣文化意含的民俗舞蹈（如：八家將、新港舞步、陣頭），而臺灣在現代舞的成就相當非凡，尤其林懷民先生所創立的雲門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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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美術在日治時代主要以在「帝展」、「臺展」等官辦美展中活躍的畫家為主，日本文化和西洋畫風是當時的主流。1950年代，畫壇主流以大陸來臺的水墨畫家與日治時期的本土西畫家為主，繪畫技巧比較傳統。1960年代開始，新生代畫家引入西方的抽象畫等風格，美術風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鄉土意識抬頭後，繪畫題材再趨本土化。解嚴之後，美術界生態多元自由，風格也日益前衛。戲劇方面在戰前，歌仔戲、布袋戲等本土劇種極受臺灣百姓歡迎。日治中期以降，還有新劇等劇場表演出現。此外，也有日本傳統藝能傳入。二戰之後，由於早期政府的大力推廣下，京劇等大陸劇種在臺灣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歌仔戲、布袋戲等本土劇種則仍是庶民大眾的重要娛樂方式。隨著電視的出現，布袋戲、歌仔戲開始講求聲光效果，重新獲得人們的重視。而國劇與國語話劇則融入創新元素，經常以小劇場等形式表演，舞臺劇表演成為臺灣極具活力的藝術活動。日治時代，留聲機和唱片傳入臺灣，193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形成。戰後初期，臺語歌曲一度流行，音樂界也配合「反共抗俄」的政策，基於對於馬列主義的反談，創作了大量反共愛國歌曲。在民間，由香港傳入的國語流行歌曲和美國音樂風行一時。1970年代，知識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園民歌因此風行，此時知名的民歌手有胡德夫、楊弦、李建復、施孝榮、邰肇玫、黃大城、葉佳修、蘇來、包美聖、潘安邦等，之時唱紅了許多清新的民歌，比如：中華之愛、抓泥鰍、龍的傳人、鄉間的小路、如果、秋蟬、風中的早晨、讓我們看雲去、小草、風告訴我、再別康橋。而同一時期，臺語流行樂壇受到1970年代以後受日本演歌文化影響，那卡西和夜總會等秀場文化在臺灣也十分盛行，如江蕙、黃乙玲等知名臺語歌手即是出身秀場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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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講究「字正腔圓」的國語老歌風行一時，其代表人物是有亞洲歌后之稱的鄧麗君和金鐘獎歌王費玉清，費玉清至今仍在兩岸三地和全球華人地區，演唱會連連滿場深受青睞，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和費玉清的歌聲。受到西方搖滾樂的影響，民歌時期結束後，羅大佑等人將社會百態、政府等當時受到壓榨的百姓生活寫成歌曲，造成知識份子一時引起的共鳴。1990年代以來，臺語歌曲更為多元活潑，成為不分南北的主流，客家與原住民族歌手亦時有推廣母語之作。由於臺灣解嚴與社會風氣漸開，造就自由化的創作與發展環境，日本的歌手逐漸來臺發展。除了臺灣本土歌手，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其他華人地區的歌手大多來臺發展，使臺灣成為世界華語流行音樂的中心，也因如此成就了許多歌手，如臺灣出身的、張雨生、伍佰、張惠妹、周杰倫、蔡依林、蕭亞軒、王心凌、張韶涵、杨丞琳、罗志祥、萧敬腾以及還有出身臺灣的團體五月天、S.H.E外；也成就了來自香港的張學友、劉德華、郭富城、鄭秀文、李玟、Twins；中國大陸的王菲、丁噹；以及來自新馬的光良、梁靜茹、孫燕姿、蔡健雅、林俊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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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影起始於日治時期，二戰後隨著兩岸的分治，臺灣電影在官營製片廠的經營下，拍攝大量國語劇情片，其中不少都帶有反共色彩。同時，閩南語電影也悄然興起，題材以民間故事等為主。1960年代，健康寫實電影成為電影界的主流，代表作有《蚵女》、《養鴨人家》等。同時，香港電影也影響到臺灣本地的電影製作路線，愛情片、武俠片和功夫片成為一時的主流。1970年代，伴隨著外交困境，中影製作了大量的愛國政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條船》等。1970年代末期，以翻拍作家瓊瑤的小說為主的愛情片，在臺灣掀起一陣潮流，捧紅了雙生（秦漢、秦祥林）雙旦（林青霞、林鳳嬌），搭配電影的主題曲也大為流行，比如：雁兒在林梢、我是一片雲。1980年代起，《兒子的大玩偶》等影片開始了「新電影」風潮。解嚴之後，以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為代表作，之後新浪潮電影興起，李安與蔡明亮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導演。同時，伴隨著美國電影為主的洋片的大舉進入，加上臺製電影以小眾觀賞的藝術電影為大宗，國片的環境與市場日益萎縮低迷，雖偶有電影出現票房佳績，且每年均有臺製電影在國際的電影獎獲獎，但臺灣電影產業在整體上仍然呈現疲態。經過1990年代以來的低迷後，2008年上映的《海角七號》創下超過新臺幣5億元的票房成績，並帶動同期上映其他臺灣電影的票房上揚，為長期低迷的國片注入一劑強心針。自此，臺灣自製電影開始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一反以往藝術電影佔多數的狀況，市場較大的商業電影重新成為臺灣電影產業的主流，如2011年上映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和《賽德克·巴萊》，自該年8月中旬至10月上旬，連續8週躍居臺北週末票房冠軍，改寫美國電影獨占市場鰲頭的局面，被視為臺灣「國片復興浪潮」的一個重要象徵。2013年上映、以全高空拍攝畫面、講述臺灣環境現況的《看見臺灣》是臺灣電影史上耗資最高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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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新聞局2006年年初舉辦「尋找臺灣意象」系列活動，係作為定位臺灣「國家品牌」的一個起點，希望全民參與凝聚共識，發掘臺灣許多美好而獨特的風貌。民眾和網友以手機票選和網路票選出足以代表臺灣的「臺灣意象」24名，共有529,676票。再以五大意象為主題舉辦臺灣意象徵圖活動，依票選名次分別為布袋戲、玉山、臺北101、臺灣美食、櫻花鉤吻鮭、臺灣島嶼圖、阿里山、花蓮太魯閣、原住民族圖騰、雲門舞集、總統府、日月潭、客家桐花、歌仔戲、廟會、野百合、高雄市愛河、蝴蝶蘭、晶圓、圓山大飯店、鳳尾蝴蝶、臺灣獼猴、24小時的生活、元宵花燈。
民眾自行推薦的意象前五名則為KTV、小綠人、慈濟、「臺灣人的精神」以及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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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以來，臺灣各領域的人物陸續在國際上以各種的獎賞、戰績、事跡、發聲，進而引發全球目光對臺灣的關注，讓臺灣一躍成為國際間矚目的名字。臺灣之光一詞為近年才出現的，因臺灣長期參與國際社會阻撓與政治上的兩黨分眾；當陸續有臺灣人以實力站上國際矚目舞臺往往會引起激勵、團結國內社會；一般都是超越政治認同並引發臺灣認同。臺灣的媒體與公眾將許多臺灣之最、臺灣第一的人事物，陸續的冠以「臺灣之光」的頭銜，進而團結民心，產生民族正氣、驕傲。其中不乏傑出的運動員、藝術家、學術界、NGO組織、市井小民、感動人物等領域。
臺灣飲食從最早期的台灣原住民飲食、荷蘭及西班牙殖民者文化、到清治時期閩南、客家人的飲食，日治時期的日本料理與引進西方飲食、而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帶來中國大陸各省的飲食文化，發展出一套揉合大江南北與西餐的飲食文化。
臺菜比較重視「鮮、香、清、淡」，臻於食材鮮美、原味的風格。臺灣小吃的特色是就地取材。因為臺灣四面環海且漁產豐富，因此海鮮是街頭常見的料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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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崛起的泡沫紅茶文化是臺灣茶文化中較新的發展分支，帶動各種連鎖茶飲店及手搖飲店的成立，口味亦極為多變，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珍珠奶茶，已成為臺灣的代表性食物之一。
臺灣文化的原型由原住民文化與中國渡來漢人的閩南文化、客家文化融合。而荷蘭、西班牙、鄭氏、清帝國與日本先後統治臺灣，加上當代歐洲、美國與香港、東亞、東南亞文化對臺灣的深刻影響，臺灣文化也融合了其文化特色。
原住民各族各具特色的傳統歲時祭儀文化，如布農族文化為射耳祭（以箭射獸耳禱求獵穫豐收）與小米祭、皮衣製作技巧、多音部合唱；鄒族則是戰祭、收穫祭與揉皮技術；賽夏族每二年舉辦一次矮靈祭；達悟族的飛魚祭；排灣族人的五年祭；魯凱族的陶壺及琉璃珠製作、雕刻藝術；卑南族則為海祭、男性的猴祭及女性的鋤草祭；阿美族的無半音五聲音階等等。
客家族群強調的文化，是以刻苦耐勞、堅韌剛強、開拓創業、團結奮進的「硬頸」精神而著稱的。客家族群從中原遷徙往南發展並保持了強大凝聚力，在語言、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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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除了受到南島文化及中華文化影響之外，外來文化以日本文化對臺灣影響最大，從日治時期受到日本的溫泉、日本酒、雜燴、和室……等影響，到現今日式料理、卡拉OK、電視劇、漫畫、動畫片、電視遊戲、流行時尚等，目前臺灣有三個電視頻道專門播放日本節目和日本動畫，影響可謂深遠。許多年輕人喜歡日本偶像明星、蒐集日本流行資訊，這些喜歡日本文化的青年人稱為哈日族。根據2010年臺日交流協會實施的民調結果顯示，超過5成以上的臺灣民眾認為日本是最喜歡的國家，更有7成多的民眾表示，對日本感到親近。與韓國日漸仇日化相比，由於戰後對親日本省人長期大規模鎮壓，且臺灣在日本時代的蓬勃發展，臺灣歷史文化中日本時代思想持有者具有一定的勢力影響。再則，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由於政府官員貪汙腐敗、軍隊目無法紀無惡不作、民不聊生路有餓莩，政府接管一年多累積了龐大民怨能量，導致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人於是乎有了「國民黨為外來政權」的說法，因此懷念日治時期，而有親日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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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也對臺灣影響不少。早期有殖民和傳教，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新教等基督教宗派，在臺灣地方文化中扮演默默紮根角色，如改編母語詩歌，偏遠地區地方教堂的貢獻等。此外，歐美教育在臺灣教育界中往往被引為典範，近年來臺灣教育改革就是基於歐美教育的精神而制定的，臺灣的森林小學以及小留學生文化也是深受歐美影響。
而從1990年代起進入臺灣公眾視野的東南亞籍移工及外籍配偶，帶來的飲食和習俗也對臺灣社會有著浸透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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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囿於政治因素，多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名義參加國際體育競賽，其國家隊被稱為中華隊。目前臺灣實力較强的項目有棒球、籃球、壘球、跆拳道、撞球、乒乓球、羽球、網球、軟式網球、高爾夫球、巧固球、射箭、田徑和射擊運動以及排球等。2004年雅典奧運靠著跆拳道選手陳詩欣及朱木炎奪下奧運參賽史上的兩面金牌。2006年成棒隊在杜哈亞運拿下了第一面亞運金牌。而巧固球則至1980年代以來數十次地在世界巧固球錦標賽以及洲際賽事中得到世界冠軍。2009年於高雄市舉辦的世界運動會為臺灣首次主辦的國際性綜合運動會，以及成功申辦2009年第21屆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此賽事為第一次移師至亞洲舉行。2010年底，跆拳道因為黑襪事件備受臺灣輿論關注。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B組賽事，在臺灣舉行，中華隊打進前八強。之後臺北市爭取到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是臺灣歷年來獲得主辦層級最高的國際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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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是臺灣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被稱為「國球」，在日治時期由日本引進。199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棒球比賽獲得銀牌。1990年，中華職棒（CPBL）正式成立，使得臺灣成為繼日本和韓國之後，亞洲第三個擁有職業棒球聯盟的國家。之後一度因爆發簽賭假球事件及臺灣大聯盟的成立，導致觀眾人數銳減，但在2001年主辦世界盃棒球賽並奪得第三名後，再現棒球熱潮。不過隨著職棒票房在2006年球季呈現大幅衰退，2008年又再度爆發黑道介入簽賭案，導致多支球隊解散，或因經營困難而轉賣改名，至2010年代後期才逐漸好轉。目前中華職棒有中信兄弟、統一7-ELEVEn獅、富邦悍將、樂天桃猿、味全龍、台鋼雄鷹等6支一軍球隊。早在日治時期就已有多位臺灣棒球好手前往日本打球，綽號「人間機關車」的吳昌征能投善打，於1995年進入野球殿堂。近年來則有許多球員赴美打拚，目前已有陳金鋒、曹錦輝、王建民、郭泓志、胡金龍、倪福德、陳偉殷、林哲瑄、李振昌、羅嘉仁、王維中、胡智爲、林子偉、曾仁和、黃暐傑、張育成等人曾經登上大聯盟。2014年4月10日，爆米花夏季棒球聯盟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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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籃球在1994年到1999年間曾經有中華職業籃球聯盟（CBA），後來演變為半職業性質的超級籃球聯賽（SBL）；2020及2021年，又成立了P. LEAGUE+、T1聯盟等兩個職籃聯盟。
巧固球在臺灣雖不如棒球或籃球等運動知名，臺灣卻擁有世界第一的球技，此紀錄持續30多年至今。1977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教授方瑞民引進，經過幾年推廣後，1980年第一次參加世界性比賽，1982年在法國舉辦的第三屆國際巧固球錦標賽中奪得男子組冠軍，揭開臺灣巧固球輝煌歷史。2009年高雄世運，臺灣亦拿下巧固球男女兩組雙料金牌。
臺灣的花式撞球是少數曾奪得世界第一榮銜的運動項目之一。趙豐邦在1993年與1997年兩度成為世界總排名第一，也在1993年及2000年獲得世界花式撞球錦標賽冠軍。吳珈慶則於2005年獲得世界花式撞球錦標賽冠軍，成為賽史最年輕球王。郭柏成則在2005年與2010年獲得世界花式撞球錦標賽亞軍。楊清順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間多次獲得國際性重要花式撞球比賽的冠軍。女子選手方面，陳純甄在1999年排名高居世界第一。柳信美在1999年和2002年兩度奪得世界錦標賽冠軍，也是首位拿到世錦賽冠軍的亞洲女子選手，她在2003年排名世界第一，次年即拿下安麗盃冠軍。2008年林沅君亦拿下女子世錦賽冠軍。近幾年，男子選手張榮麟及張玉龍多次在大賽中獲得極佳的名次，張榮麟甚至在2012年亦得到世界第一的榮銜，成為繼趙豐邦以來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臺灣男子選手。2014年張玉龍在短短一個月內，勇奪中國公開賽男子組冠軍及世界男子九號球錦標賽季軍。而新生代選手柯秉逸及柯秉中兩兄弟亦在國際上各賽事得過許多佳績，柯秉中在2013年青少年世錦賽中奪得冠軍。女子選手周婕妤更是自安麗盃改制以來奪得最多次冠軍的女子選手，分別為2009、2012及2014年。2015年安麗盃改制回錦標賽模式，由林沅君兩度奪冠。
2012年由Riot Games所舉辦的英雄聯盟S2世界大賽中，台港澳代表台北暗殺星（TPA）擊敗AZF與M5等強隊，得到世界冠軍。為參與2013年亞洲室內武藝運動會，臺灣組成中華電子競技代表隊奪下13面銅牌。
臺灣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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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491》，出自脱脱《宋史》
鲁迅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后改字豫才，笔名鲁迅，浙江紹興人，中国近代作家、设计师、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鲁迅生前創作了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想和社会评论、学术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和木刻版画的研究，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极大影响。
鲁迅 生平
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於浙江省绍興府會稽縣府城内東昌坊口（周家西门口西轴线上，今屬绍興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鲁迅故居西次间楼下，鲁迅纪念馆西侧）的書香門第，覆盆桥周氏家族，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1838—1904年），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县知县，捐內閣中書。父亲周伯宜（1861—1896），秀才出身。
魯迅童年生活於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鲁迅的兩部小說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魯迅頗受演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說。
1892年（光绪18年），10歲就讀於家鄉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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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光绪19年），周福清因為向浙江鄉試主考官殷汝璋行賄，謀求其子周伯宜錄取，被殷汝璋舉報，而被革職下獄，鲁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科舉舞弊案判處了“斬監候”，周家為了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每年花費大筆資金疏通官府，直到八國聯軍事件之後，周福清才被赦免。但這八年的支出，周家家道衰落，同時期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鲁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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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鲁迅后来在自叙传略写道：“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1898年4月，鲁迅離開家鄉的三味書屋，進入金陵“无需学费的学校”：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因为远房的叔祖周庆蕃（号椒生）在这所学校教汉文，兼当管轮堂监督。并改名為周樹人。“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鲁迅后来这样回忆起当时离家的情景：“我要进学堂去了，彷彿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8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件事，终于到N进了K学堂了。”5月份入学，经过三个月的试读后补为正式生，分在管轮班。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段经历有相当多的描述：“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教师思想太陈旧太迷信，只会照本宣科，有位汉文老师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让鲁迅哭笑不得。海军学校学生按理应天天习水，学堂原有大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还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来镇邪。第一学期期末，学校新来一个派头十足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他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装成学者的架势。有次上课点名，他把学生“沈钊”的名字念成“沈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后来鲁迅和同学们都称这位教员叫“沈钧”。于是总办在两天之内宣布：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再犯一次小过，就得开除了。1898年10月，转考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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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于1899年2月开学。该学堂实际也就招生了一届（1898年10月至1902年1月共24人）。與陳衡恪结下友谊。学校的主要目的是采煤，所以学校的功课以矿务为主，鲁迅感到非常新鲜。鲁迅自学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和先前父亲生病时医生的议论和方药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该校三年学习，鲁迅掌握了德语，后来据此翻译了《死魂灵》；很刻苦的整本抄地质学的讲义，学了些科学知识；教员中有新党，喜欢看时务报，鲁迅也受到维新和革命的影响。
三年时间里鲁迅学了《矿学》、《地质学》、《测算学》和《测图学》等课程，考试成绩优秀。鲁迅散文《朝花夕拾》回忆：
到第三年我们下矿井去的时候，情况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有点漏水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鬼一般工作着。
1902年1月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鲁迅的毕业执照（毕业证）写着：
学生周树人，现年廿一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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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官费对日留学生。鲁迅后来回忆说：“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餘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均为留日派。1902年2月，二十歲的鲁迅赴日本，在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他说自己要入读成城学校——日本为留学生开设的一所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当时凡进成城学校的留学生，均由中国留学生陆军监督审批，所以鲁迅未能进入。只好先入东京弘文学院（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速成性质的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柔道创始人嘉納治五郎开办该校，普通科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入编江南班（班次以学生省籍编排）。鲁迅是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鲁迅在弘文书院除了学日语，也经常上嘉納治五郎亲自教的柔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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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浙江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会上决定出版百科全书式的月刊《浙江潮》，成为留日学界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从创刊时起，就订购保存并积极撰稿支持。所撰稿子除了从德文版翻译各种欧美小说，还有矿物地质论文等。1903年，鲁迅参加了鼓吹革命的“浙学会”。在《浙江潮》上，鲁迅以笔名「索子」于1903年发表近万字的《中国地质略论》，是中国首次使用「侏罗纪」、「白垩纪」等地质年代中文名称（从日文翻译），中文首次使用“猿人”、“化石”，明确提出地质学一词并下定义“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在前文基础上，1906年鲁迅与路矿学堂同学顾琅合著完成著作《中国矿产志》，此书被晚清、民国初期的教育部门指定推荐为「国民必读」和「中学堂参考书」。这两部作品是中国人写的最早地质专业论文之一（实际上在数月前已有地质文章发表）。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序言中的《说鈤》一文，刊发于《浙江潮》刊物上；这里的“鈤”是指化学元素“镭”，距瑪麗·居禮获诺贝尔奖只隔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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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获得“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文凭。按清政府给予的官费资格，鲁迅应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决意学医，理由是：
因看不惯一些留日学生的吃喝玩乐，所以选择远离东京、地处东北偏僻小城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该校校长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校。鲁迅成了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学制四年，学校不收鲁迅学费。在仙台給魯迅影響最大的是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
鲁迅对医专生活的印象，第一是死记硬背：“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第二是课时太多，无暇译述：“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1904年年底，鲁迅成为光复会第一批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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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鲁迅在医专课堂上观看老师播放的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里面有中国人给沙俄当坐探，被日军逮捕以间谍罪枪毙砍头，大量本地中国人围观。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决定弃医从文。1906年3月，医专作为大二生退学。告诉许寿裳：“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蹈海自尽，鲁迅参加了陈天华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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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鲁迅被母亲鲁瑞用“母病速归”的电报召回，在7月26日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幾未与朱安有行夫妻之實（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新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又和二弟周作人等东渡日本（相傳為魯迅住了三天就前往日本，但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住到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鲁迅非常不喜欢这位传统的妻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浙江绍兴老家，鲁迅都尽力防止与朱安见面，而朱安大部分时间就是照顾鲁迅的母亲。1906年6月，鲁迅再次东渡日本之后，从仙台来到东京，将自己的学籍从仙台医专列入东京独逸语学会（现独协大学）下属的德语学校。1907年夏，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尝试创办文艺杂志《新生》但终未出版。在此期间与周作人合译英国哈兰德、兰格合著小说《红星佚史》，并于同年年末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同时在《河南》杂志创刊号发表《人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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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章太炎流亡东京，鲁迅在章太炎家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等，成为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1月和6月，于《河南》杂志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1908年8月，于《河南》杂志发表译著匈牙利籁息的《裴彖飞诗论》，同时发表《文化偏至论》。1908年12月，受章太炎影响，鲁迅于《河南》杂志发表《破恶声论》。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优级生理学、初级化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学教员，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後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小說）。
1912年，鲁迅到中華民國教育部工作，1914年与其他章太炎弟子钱玄同、许寿裳促成教育部通过章太炎的记音方案，作为国语的标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袁世凱做大總統後，他隨政府搬到北京，歷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1科科長、教育部僉事。这时，他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后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1916年袁世凯病亡，国人“皆喜形于色”，鲁迅不畏流言，于6月15日随友前往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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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鲁迅曾受许寿裳邀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教授，但实际上许只在1923年7月聘鲁迅为兼任教员，也不曾在次年改聘鲁迅为教授。1925年8月12日，章士钊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之职，同月22日鲁迅赴平政院状告章士钊，次年3月23日鲁迅胜诉，在其互辩书和裁决书等官方文书中，均以女师大“兼任教员”（即“讲师”）身份出现。
1920年9月蔡元培签发《北京大学聘书》邀请鲁迅到北京大学后，其职务也是讲师。这是由于当时按照惯例一般只有专任教师才可聘为教授，兼课者为讲师。但鲁迅和女师大关系较深，女师大校务停办后曾任组校务维持会委员，也曾呼吁社会关注女师大。1926年2月1日，他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破格聘请为国文系教授。
1918年，36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史上第一篇用现代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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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魯迅與泰戈爾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魯迅共做了14年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公務員，主要的業績有：擔任國語統一會教育部代表，協調制定注音字母（與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共同提議並執筆文案「統一讀音，不過改良反切，故以合於雙聲疊韻的簡筆漢字最為適用」）；與錢稻孫、許壽裳2位科長合作中華民國國徽設計案，執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說明書全文詳見2005年版《魯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圖書情報（圖書資訊）業務：督導京師圖書館（后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直到1925年4月章士釗受北洋政府任命成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支持當時被任命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長的杨荫榆壓制反對其校務施政的學界浪潮，魯迅在當中是非常積極帶領學界與章多次交鋒抗爭，而被章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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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章強令關停北京女子師大，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并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發后，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了，不過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學院期间（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后，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4年鲁迅共领薪水14700圆大洋。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
1919年11月，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宅，合力购置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三进的四合院，全家居住于此。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写信与鲁迅绝交。据称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调戏弟媳羽太信子，而另外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对羽太信子持家奢侈不满。随后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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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對北洋政府失望，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1月16日，45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等人的陪伴下移入国立中山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
当时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请鲁迅到校，朱在中大欢迎会上尊称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16不久，朱家骅又聘顾颉刚来中大。鲁迅认为，顾颉刚自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因而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是谓四一二事件，几天后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事变。
1927年10月，鲁迅搬至上海。當時他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並开始批判国民政府。鲁迅在虹口先后有三处寓所：横浜路景云里、拉摩斯公寓以及施高塔路大陆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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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到1929年，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左派成员和鲁迅展开了论战，他们批评鲁迅“开倒车”，“不再呐喊”，是“青年的绊脚石”，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郭沫若甚至称他是法西斯分子，鲁迅则认为他们“把宣传当文艺”、“技巧拙劣”、“极左倾”、“不敢正视革命自身的暴力和黑暗”，是才子加流氓，鲁迅进一步提出人的性格、感情等带有阶级性，但并不只有阶级性。鲁迅的论战文章主要收录于《三闲集》。
鲁迅認為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政府不顾民众意愿肆意行事，1930年2月13日，鲁迅與其他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部分成員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萧红等，批评过当时笔名为“狄克”的张春桥。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是為中國創作版畫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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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1月30日，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躲进鲁迅的密友内山完造创办的内山书店的三楼避难。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仆人等十人又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避难。淞沪抗战和榆关抗战、热河抗战失败后，鲁迅嘲讽国军“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161继而讽刺当局：“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么？”:162尤其是榆关抗战失败后，鲁迅写诗冷嘲热讽：“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161但事实是国军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国民政府声称古物南运，是出于战略关系的考虑，“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162鲁迅痛骂这是拱手奉送领土主权，镇压爱国运动的借口而已。:162并说政府搬运古物，“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161并认为《淞沪停战协定》实质是出卖上海，与日本分赃。:162鲁迅赞同“正面文章反面看”的观点，认为国民政府高喊“长期抵抗”也即长期不抵抗，高喊“收回失地”也即不收回失地，国军将领“誓死杀敌，誓死抵抗”喊的其实是“男盗女娼”。: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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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替鲁迅租下大陆新村的住所（今上海鲁迅故居）。鲁迅自1933年4月11日至逝世前一直居住于此。
1935年，抗日形势更加迫切，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6月，胡风在鲁迅支持下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激发了中国文坛关于两个口号之争。鲁迅逝世以后，论争逐渐平息。
1936年9月5日，鲁迅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文章，后于9月20日发表在杂志上，立有遺囑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第5条交代幼兒周海嬰“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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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終年55岁。当天清早，李允生（即冯雪峰）得到消息后，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宋庆龄。二人一起赶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家中。宋庆龄表示由她牵头办葬礼，立即到沈钧儒的律师事务处，请沈出面帮助在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安葬鲁迅。青年画家司徒乔为鲁迅画了三张遗容速写；鲁迅的好友奥田杏花用特殊的技术，为其制作了一个石膏遗容；上海电影公司的摄影团队架好器材，将鲁迅最后的影像都一一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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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宋庆龄与蔡元培、沈钧儒等紧急磋商，立即成立“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下设“治丧办事处”，具体负责操办鲁迅后事，并及时向报界发布讣告。见报的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前后出现了几个版本：最早在10月19日上海《大晚报》上刊登的讣告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有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曹靖华、许季茀、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13人；接着日资《上海日日新闻》当天日文版和中文版刊载的“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为蔡元培、马相伯（当时97岁高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共9人。10月20日，上海各报刊登的“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中，都删除了毛泽东的名字。吕骥回忆：名单中原来有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名字，在登报时，上海的报纸不敢公布，才临时决定不公开见报的。“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立即研究决定：由吕骥、张庚、冼星海、任钧、任光、周钢鸣六位著名的年轻音乐家，突击创作三首挽歌，组织歌咏队教唱，悼念鲁迅；同时，还特别委托吕骥谱写一首准备在葬礼仪式上哀乐式的《安息歌》谱曲。在青年会，张庚作词、吕骥谱曲《鲁迅先生挽歌》，麦新抄写歌曲、刻写蜡纸、油印，分头送出去，让各个合唱队教唱。10月19日下午3时，鲁迅的遗体移入胶州路万国殡仪馆。10月19日晚，在殡仪馆为鲁迅守灵的是萧军、黄源、胡风、雨田、周文5位青年作家。萧军一直跪在灵前直至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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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周树人先生的病逝发出3份通电：一、致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的慰问唁电；二、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提出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等要求，遭国民政府拒绝。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而已；三、《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通电。
10月20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开始瞻仰鲁迅遗容。“治丧办事处”安排参加守灵的有胡风、黄源、田军（即萧军）等青年作家。这天到万国殡仪馆吊唁、瞻仰遗容的签名人就有4462人。还有上海46个团体集队前来。
10月21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仍为各界瞻仰鲁迅遗容的时间。这天自动前来的有各界人士包括文艺工作者、工人、店员、邮政人员、警察、士兵、学生、家庭妇女，还有苏联、日本、朝鲜、西欧各国的国际友人共2857人和68个团体。
10月21日下午3时入殓。万国殡仪馆灵堂上堆满了各界敬献的花圈、挽联。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挽联：“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10月21日下午16时，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沈钧儒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去办好”，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办好。姚士彦决定用大幅白绸幛，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于是，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店赶制。绸幛送到治丧委员会后，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
10月22日是为鲁迅出殡送葬的日子。上午至中午，又来了北平、天津、济南、香港等地特地远道赶来的46个学生团体2100多人前来瞻仰。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举行隆重的“启灵祭”。宋庆龄、蔡元培等人肃立棺木前，行完礼后，棺盖被工作人员彻底封严，众人绕灵一周。葬仪的行列准备出发，青年蜂拥而上，争取着灵堂的挽联、悼词的轴子，高高举起，加入送葬队列。最后，灵堂里单单留下了上海市长吴铁城送的挽联。下午二时整，青年作家十六人抬起灵柩，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扶灵。抬灵人员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李堯棠﹙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还有孟十还、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灵柩被移至灵车内后，送殡队伍正式出发。原定的送葬路线是从殡仪馆出发，经过繁华热闹的市区，兜一圈，最后进入万国公墓的。由于上海市政府反对，只好改走比较冷清偏僻的街道，从胶州路殡仪馆出发，沿着静安寺路———极司非尔路（梵皇渡路）———地丰路（迪化北路）———大西路（中正西路）———哥伦比亚路（番禺路）———虹桥路，向万国公墓走去。当时沪西一带，所经马路两边，十几万群众在路边送行。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欧阳山、蒋牧良等高举写着“鲁迅先生殡仪”六个大字的白布横幅。紧接着依次是长长的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遗像、灵车、鲁迅亲人家属车、执绋仪仗队，最后面跟随的是自发随行送葬的群众队伍两万多人。挽歌队走在队伍中间，一边行进，一边在总指挥、年轻音乐家麦新的指挥下，流着热泪高唱着张庚作词、吕骥谱曲的《鲁迅先生挽歌》。鲁迅灵柩上覆盖长202厘米、宽103厘米，由沈钧儒书写着“民族魂”白绫大旗。
10月22日下午4时30分，在万国公墓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现场人山人海，约两万人。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立在高台上。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内山完造、邹韬奋先后发表了安葬致辞。沈钧儒致辞：“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田军（即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仁和《译文》等四个杂志社同仁作了简短的致词。许广平携着幼子海婴，肃然伫立墓前。吕骥指挥在场全体人士齐唱为鲁迅创作的《安息歌》。歌声中，由巴金等14个青年作家，将灵柩缓缓葬入墓穴。墓碑上“鲁迅先生之墓”六个稚嫩的字，是鲁迅年仅七岁的儿子周海婴题写。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
鲁迅 著作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如《记念刘和珍君》、《祝福》、《少年闰土》、《阿长与山海经》等，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阿Q正传》。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
鲁迅后期小说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鲁迅 著作
魯迅小說主題多是反封建、反禮教、反傳統，反迷信，反映人性的陰暗面，善於諷刺，用筆深刻冷雋而富幽默感，善於創造典型人物，描寫人物的面貌言語、心理和行動，並善於描寫環境、場面及渲染氣氛。
魯迅深受日、俄文學作品影響，體裁新穎獨創，句法簡潔峭拔，故事多以故鄉為背景，且多屬有所本者。
鲁迅首创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杂文”，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說本於魯迅《南腔北調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機》），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魯迅雜文是匕首、是投鎗，「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題材廣泛，對社會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觀察深刻。形式靈活多變，有多樣風格和筆法，有的隱晦曲折，有的幽默詼諧，均能在使人會意的一笑中達到諷刺的效果。有的沉鬱嚴峻，在似乎從容的敘述中，蘊藏著對敵人的無限憤懣。
鲁迅 著作
共有《热风》1925、《坟》1927、《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华盖集续编的续编》、《而已集》1928、《三闲集》1932、《二心集》1932、《南腔北调集》1934、《伪自由书》1933、《准风月谈》1934、《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杂文集》1937、《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集外集》1935等16部杂文集。
鲁迅 著作
魯迅雜文多次批評中國人攀附滿蒙戰功。1929年7月中俄為東北鐵路戰鬥時，清癯《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一文稱，成吉思汗諸子陷莫斯科，有歐亞混一之勢，是「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魯迅回一篇雜文《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認為當時中俄兩國境遇正一樣，都是被蒙古人征服，反問為何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滿臉光彩地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倘照此論法，俄國人就也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包有中國的版圖。1934年9月魯迅所寫《中秋二愿》，譏諷「我們元朝是征服了歐洲的」之說法，「紙煙鋪子的選舉中國政界偉人投票，還是列成吉思汗為其中之一人」之做法，魯迅之中秋願望是「從此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同年《隨便翻翻》、《拿破侖與隋那》亦有蒙古西征非中國榮光之說法。
鲁迅 著作
魯迅雜文又指滿清入關實乃中國人被殲滅、做奴隸。1925年《忽然想到 (一至四).四》說：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1934年《算賬》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魯迅在空虛失望之餘以小品文吐露心聲，反映時代。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詩作傳世無多，主要以旧体的近體詩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鲁迅为纪念遇害的《左联五烈士》做的《无题》一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寫出亂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為之動容；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說，時人稱「三百年來無此作！」1922年創作《徬徨·題辭》：“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描述文學創作路上嘔心瀝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國共和解，和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如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是否會對台灣釋出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中引用這句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鲁迅诗歌收于《集外集》等诗文集中。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
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鲁迅 語文素養
魯迅的古文、吳語、日本語水平很高，德語也相當不錯，魯迅是吳越紹興人，母語是吳語，文章中有不少紹興話和上海話，在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就已開始學德語，到了日本以後，舊日本帝國的現代醫學流行用德語，德文是醫學專業必修的外國語文。魯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從來沒有放掉，時時有在看書。
魯迅生前曾多次公開宣稱「我不懂英文」。《〈阿Q正傳〉的成因》裡，魯迅說完「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又接著說「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党』，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党』了。」從這裡也就可以知道，魯迅還是能看點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較好的幾個語種相比。《魯迅日記》附載的《書帳》（圖書採買紀錄）裡面可以看到魯迅買的很多外國書名，有相當數量的英文書。
鲁迅 語文素養
周作人《魯迅與英文》一文說：「他是反對英文的。在光緒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進水師學堂，也曾學過英文，Question這字他當然是認識的，不久改進陸師附屬的礦路學堂，便不學了，到了日本進了仙台醫校之后改學德文，這才一直學習，利用了來譯出好些的書。他深惡那高尔基說過的黃糞的美國，對於英文也沒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倫、雪萊等詩人，覺得從英文譯書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個英文字的作風是為他所最反對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這似乎是一個問題。不過據他自己說，便只為那Q字有個小辮子，覺得好玩罷了。如有人不相信這個說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魯迅不贊成說話和文章夾雜英文，在文章中帶有英文時常有諷刺性。
鲁迅 寫作目的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制（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不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