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hpotch/wikipedia-multilingual-ir-pairs huggingface dataset: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理論
斯蒂格利茨提出「自由貿易三原則」：
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自由貿易協定不能符合這三個原則，就不應該簽署否則就會妨害國家社會的利益。斯蒂格利茨認為，自由貿易協定只對有錢人好，對其他人則根本只有壞處。批評者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的條文、簽署國的經濟體規模、經濟法規的自由度對等幾乎是不可能的，斯蒂格利茨等於間接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因為斯蒂格利茨不敢以經濟學家的身分公開反對自由貿易協定。
斯蒂格利茨同時是新自由主義的堅定反對者，2020年4月撰文特稿「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在很多國家的不受限蔓延帶有一種政治深層原因，因為有些領導人無法擺脫選舉金主對於經濟利益的優先視角而下達遵從科學的政策。其文中前所未有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福山，並反諷其當年的書名歷史終結認為新自由主義發展已走上畸形道路給世界帶來真正「文明終結」後果：
文章結論斯蒂格利茨基本還是相信自由民主科學，但必須是一種大幅改良的版本，一種監管與公平下的自由，一種兼顧多數人利益的民主，和重拾科學與理性的社會氣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批評
約瑟夫·斯蒂格利因其所持有的粗淺的觀點（例如把新自由主義等同於市場原教旨主義）、偏激的態度、高估了干預主義的作用及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抨擊等等而受到不少批評。
1995年, 耶魯大學教授約翰·羅默（John E. Roemer）博士撰文表達了他對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所寫的一本抨擊市場社會主義的書藉《社會主義向何處去？》（Whither Socialism?）的一些負面看法。奧地利派經濟學家彼得·約瑟夫·博特克（Peter Joseph Boettke）博士於1996年亦撰文抨擊該書。奧地利派經濟學家大衛·普里奇科特（David L. Prychitko）博士同樣於1996年撰文表示他認為該書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有着未經證實的預設立場、把新古典派和奧地利派各自所提出的一些理論混為一談和沒有解答不少與國家有關的政治學問題及由著名經濟學家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博士等人所提出的一些與憲法有關的法學問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批評
2002年,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博士在〈關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的書評〉一文中抨擊了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些看法及其表達方式，例如錯誤地指責美利堅合眾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二十世紀末強迫發展中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而忽略了後者本身已經有着強烈的推動經濟自由化進程的意願以致於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抨擊的事實、主張以擴張性財政政策來解決阿根廷所面臨的經濟危機、過份主張在各方面依賴國家及提出過於簡單化的觀點和方案。
乔治·阿克洛夫
乔治·亚瑟·阿克洛夫（英語：，1940年6月17日—），生於美国康乃迪克州紐黑文市，经济学家，乔治城大学教授。他与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起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为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珍妮特·耶倫。
乔治·阿克洛夫 生平
1962年，在耶魯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1966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至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教授。
乔治·阿克洛夫 家庭
1978年，與現任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倫結婚。兩人育有一子。
乔治·阿克洛夫 不對稱資訊理論
喬治·阿克羅夫教授在1970年時發表了論文《檸檬市場：質化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這是一篇以二手車市場為範例，推理不對稱資訊理論對市場運作的影響。在文中阿克羅夫用不同的水果代替不同特性的二手車，以香甜的櫻桃與水蜜桃來譬喻車況優良的二手車，而用酸澀的檸檬來譬喻狀況不佳的二手車商品。
迈克尔·斯彭斯
安德鲁·迈克尔·斯彭斯（英語：，1943年11月7日—），美国经济学家。他与乔治·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起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彭斯是1968年的羅德獎學金得主之一。
状态转移表
在自动机理论和时序逻辑中，状态转移表是展示有限半自动机或有限状态自动机基于当前状态和其他输入，要移动到什么状态（或在非确定有限状态自动机情况下那些状态）的表格。“状态表”本质上是其中某些输入是当前状态，而输出包含与其他输出在一起的下一个状态的真值表。
状态表是指定“状态机”的多种方式之一，其他方式包括状态图，和“特征等式”。
状态转移表 常见形式
也叫做特征表，一维状态表比二维版本更像真值表。输入通常放置在左侧，分隔于在右侧的输出。输出将表示这个机器的下一个状态。下面是有两个状态和两个组合输入的状态机的简单例子：
S1和S2最可能表示单一位0和1，因为单一位只有两个状态。
状态转移图典型的是二维表。有两种安排它们的常用形式。
（S:状态, E:事件, A:动作, -:违法转移）
（S:状态, E:事件, A:动作, -:不可能转移）
状态转移表 例子
下面给出机器M的状态转移表和状态图。
表格各列枚举所有可能的给机器的输入。表格各行枚举所有可能的状态。从上面给出的状态转移表，可以轻易的看出如果机器处在S1（第一行），并且下一个输入是字符1，则机器将停留在S1。如果字符0到达了，机器将转移到可在第二列见到的S2。在图中这指示为从S1到S2的标记了0的箭头。
对于非确定有限自动机（NFA），一个新输入可以导致机器进入多于一个状态，因此是非确定性的。这在状态转移表中指示为一对花括号包围的所有目标状态的集合。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这里的非确定机器处在状态S1读入一个输入0将导致它同时处在两种状态，即状态S2和S3。最后的列定义特殊字符ε的合法转移。这个特殊字符允许NFA在没有输入的时候移动到不同状态。在状态S3，NFA可以移动到S1而不消耗任何输入字符。上述两种情况使描述的有限自动机是非确定性的。
项山甑
项山甑位于江西省寻乌县项山乡与广东省平远县仁居镇交界处，海拔1529.8米。属武夷山脉。顶峰与赣粤闽三省边境的直线距离约5千米，在顶峰可将三省风光尽收眼底。
马克·布朗特
马克·D·布朗特（英語：，1975年11月30日—），生于纽约州揚克斯，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司职中锋。
布朗特大学期间在匹兹堡大学打球，1997年NBA选秀中第54顺位被西雅图超音速队选中。作为7尺0寸(2.13 m)，250磅(113 kg)的中锋，但是直到2000年8月1日才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了他的第一支NBA球队波士顿凯尔特人，赛季中布朗特送出了76个盖帽，是球队自1980-81赛季凯文·麦克海尔以来赛季盖帽最多的新秀。
在2003-04赛季，布朗特成为球队值得信赖的中锋，每场上阵29.3分钟取得了场均10.3分、7.2个篮板和1.29个盖帽的不错数据。2004年3月1日对阵奥兰多魔术队的比赛中，布朗特得到了28分和21个篮板的大号两双。赛季结束后表现不错的布朗特得到了一份十分有利的合约，但是他的表现却有所下降。他糟糕的防守和篮板，连同过分粘球的打法使得他得到了一些打球不上心的批评。
马克·布朗特
2006年1月26日，布朗特同里基·戴维斯、马库斯·班克斯、贾斯汀·里德和第二轮的选秀权以交换沃利·斯泽比亚克、迈克尔·奥洛沃坎迪、德韦恩·琼斯以及一个有条件的首轮选秀名额交换去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2007年10月24日，布朗特连同里奇·戴维斯和迈阿密热火队的安东尼·沃克、替补中锋迈克尔·多列亚克、前锋韦恩·西米昂以及下一年的一个首轮选秀权进行了大交换
劉國軒
劉國軒（1629年—1693年），字觀光，福建汀州府長汀縣人，另一說為武平縣人，為鄭氏王朝重要的軍事領袖，活躍於對抗清朝的戰爭。劉國軒與鄭聰、馮錫範發動東寧之變，絞死監國世子鄭克𡒉於北園別館（今臺南開元寺）。劉國軒善於利用間諜，掌握敵軍的詳細動向，因此經常戰勝，才有「劉怪子」這綽號的產生。在澎湖海戰擔任統帥，卻被施琅擊敗。戰後不但反對出兵攻佔呂宋延續東寧國祚，甚至力主舉國投降於滿清，幼主鄭克塽最終從之，鄭氏王朝從此滅亡。後來，台灣日治時期的連橫撰寫《台灣通史》時，將其立於《列傳一》中。
劉國軒 生平
劉國軒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年），7歲父親過世，11歲時發生饑荒，走百里負米供母，劉國軒號召家鄉青年人結寨自保防流寇，15歲時匪幫路過家鄉並奪牛畜，劉國軒埋伏於隘口截擊，奪還被擄之牛畜。福建於1646年成為清國領土，16歲的劉國軒加入清軍行列。
劉國軒後來做到清朝漳州的把總，永曆八年（1654年）底，劉國軒打算改投鄭成功，接應明鄭軍收復漳州，事後鄭成功任命劉國軒管護衛後鎮。後來劉國軒也參與1659年圍攻南京、1661年進攻台灣等戰役。
永曆十八年（1664年）鄭經退守台灣，為了獲得充足的糧食，派劉國軒前往半線屯田。但是鄭氏王朝擴張領土的行動，威脅到統治台中一帶的大肚王國，雙方的衝突已無法避免。永曆二十四年（1670年）大肚社、沙轆社、斗尾龍岸番舉兵反抗，這次事件規模不小，就連鄭經自己也親征。鄭經與劉國軒先於八月擊敗斗尾龍岸番、同年十月再擊敗沙轆社、大肚社，將沙轆社的平埔族從數百人屠殺只剩6人，逼迫大肚社遷往埔里，水里社（原位今龍井區）逃往水。
劉國軒 生平
永曆二十八年（1674年）鄭經響應三藩之亂，卻因為領土糾紛和耿精忠決裂，耿精忠派20,000人進攻泉州，鄭經派劉國軒迎戰。兩軍在塗嶺相遇，劉國軒派兵繞到耿軍後方將其擊敗。
永曆二十九年（1675年）鄭經與耿精忠和解，改派劉國軒增援潮州總兵劉進忠，對抗尚之信。五月經過長久僵持，鄭軍糧食不足，劉國軒退往鱟母山，並把剩餘的糧食擺在車上，設法穩定軍心。尚之信繞小路來進攻，鄭軍因無法撤退而冒死突進，劉國軒再追擊敗退的尚軍，總共斬殺約20,000人、俘虜7,000人。這場戰鬥鄭軍以數千人擊敗清軍數萬人，劉國軒的勇名因此威震粵東。
永曆三十年（1676年）尚可喜病情惡化，加上吳三桂攻陷肇慶、韶州等地，廣東清軍人心開始動搖，尚之信只得加入反清陣營，並割讓惠州給劉國軒。可是鄭軍於十月在烏龍江被清軍擊敗，其餘領地相繼被攻陷，局勢開始對鄭氏王朝不利。永曆三十一年（1677年）劉進忠、尚之信都已投靠清朝，劉國軒以惠州難以防守，退回廈門和鄭經會合。
劉國軒 生平
永曆三十二年（1678年）鄭經企圖恢復之前的聲勢，以劉國軒為統帥進攻海澄。劉國軒先於二月十日（3月10日）燒毀江東橋，切斷漳州、泉州之間的聯繫。不過清軍陸續趕來增援，劉國軒便在漳州、海澄一帶進行游擊，使得清軍無法判斷他的意圖，只能在各地來回奔波。劉國軒先後擊敗水頭、祖山兩地的清軍，並於閏三月十八日（5月8日）開始包圍海澄。
劉國軒為了孤立海澄，在城外挖水道，引河水來包圍城池，水道外再挖壕溝，並在壕邊安置大炮。五月清軍奇襲在祖山的劉國軒，並試圖填平城外的壕溝，卻遭到劉國軒炮擊，清軍死傷慘重，再也沒有能力解救海澄。經過長久的包圍，海澄嚴重缺糧，清軍甚至吃馬骨頭充飢，劉國軒終於在六月初十（7月28日）攻陷海澄，並以此項功績受封征北將軍、武平伯。
接著劉國軒佔領泉州全部的屬縣，只剩泉州府繼續堅守，經過二個月的包圍仍無法攻陷。這時防守定海的蕭琛被清軍擊潰，謊報清軍大舉出動，鄭經因此召回劉國軒，清軍趁勢奪回失去的領地。後來鄭經發現真相，將蕭琛處死，再派劉國軒進攻漳州。九月十九日（11月3日）劉國軒率領20000人，和清軍在龍虎山（或叫蜈蚣山）交戰，劉國軒連續擊退胡圖、姚啟聖兩隊，卻遭耿精忠擊敗。
劉國軒 生平
永曆三十三年（1679年）劉國軒佔領果堂寨，和固守江東橋的姚啟聖對峙。劉國軒打算強化果堂寨的防禦，率領2000人在果堂寨後方的坂尾築寨，工程還沒完成，就遭數萬清軍的攻擊。劉國軒靠大炮壓制清軍攻勢，再以火銃追擊敗退的清軍，坂尾寨得以順利完成。
永曆三十四年（1680年）鄭軍因長久缺糧，軍心開始動搖，海澄向清軍投降。劉國軒只得返回廈門，卻發生軍隊暴動，劉國軒認為廈門已無法固守，便和鄭經一起退守臺灣。鄭經約八個月後去世，劉國軒加入了馮錫範領導的東寧之變，殺監國世子鄭克𡒉，改立馮錫範的女婿鄭克塽繼位延平王，劉國軒受封武平侯，前往澎湖修築砲台防範清軍。
永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1683年7月10日）施琅進攻澎湖（詳見澎湖海戰），劉國軒靠著炮船擊退清軍。到了二十二日（16日），風向突然從西北風轉成南風，施琅順著風勢擊敗劉國軒。戰後，宰輔馮錫範召開文武會議，與黃良驥、洪邦柱以及中書舍人鄭得瀟共同奏請幼王鄭克塽攻佔呂宋島（菲律賓），以延續東寧國的國祚。施琅此時派遣曾蜚前來招撫，並以總兵之職欲誘降劉國軒，劉國軒因而拉攏馮錫範以及眾多將領，主張舉國投降滿清。七月十五日（9月5日）由鄭克塽率領劉國軒、馮錫範等人一起向施琅投降。
劉國軒降清後，清廷封其為伯爵，授職直隸天津鎮總兵，並將劉國軒一家遷往京師，隸鑲黃旗漢軍。劉國軒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逝世，享壽六十五歲，清廷同年追贈太子少保。
雍正九年（1731年）劉國軒與鄭克塽後裔合併改隸正紅旗漢軍第五參領第一佐領。
劉國軒 民間信仰
相傳劉國軒率軍屯墾於右衝鎮（今高雄右昌地區）時，曾應將士之請而卜地建造元帥爺廟、三山國王廟、一甲福德寺及三甲福德祠等廟宇，作為當地軍民之精神寄託及信仰中心，後人為感念劉國軒之恩德，便尊其為「劉府大元帥」，奉為元帥爺府之主神。
五府山
五府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五府山镇与铅山县及福建省武夷山市交界处，又称五府岗、五虎岗，属武夷山脉，与其主峰黄岗山隔分水关相望。因在顶峰可看到江西广信府、饶州府、浙江衢州府、福建建阳府、南平府等五府的风景而得名。
主峰五府尖海拔1910.2米，8座海拔1800米以上高峰相依形成五府岗。
已设立五府山国家森林公园，由玉女溪、五指峰、五府岗、天龙谷、圣塘庙五大景区构成。
五府山 参考文献
27°59′57″N 117°59′31″E﻿ / ﻿27.99917°N 117.99194°E﻿ / 27.99917; 117.99194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爵士，OM，AK，KBE（英語：，1899年9月3日—1985年8月31日），通常称作麦克法伦或麦克·伯内特，是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主要以免疫学方面的工作知名。他因为预言获得性免疫耐受性而获得诺贝尔奖，而其最知名的贡献则是无性选择学说。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伯内特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特拉拉尔贡；他的父亲弗兰克·伯内特是苏格兰移民，当时是殖民地银行特拉拉尔贡支行经理。母亲哈达萨·伯内特（娘家姓麦凯）出身于一个苏格兰中产阶级移民家庭，弗兰克在科罗伊特镇工作时与她相识。弗兰克当时36岁，比哈达萨大14岁，二人于1893年成婚。这个家庭信封保守的英国新教。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小时候被唤作“麦克”。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长女多丽丝有精神残疾，耗去了哈达萨大部分时间，全家都把这当成不可告人的耻辱，因此其他的孩子都不敢邀朋友来家里玩，免得多丽丝發病被人撞见。麦克在童年时代就喜欢探索周遭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特拉拉尔贡湾。他一开始在一个只有一名老师的私立小学学习了一段时间，7岁时进入公立小学就读。麦克自小就与父亲很疏远，后者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钓鱼和高尔夫上。他爱好书本，不喜欢体育，才8岁就能分析他父亲的性格；对他来说父亲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十分正直、赞同传统伦理，可同时又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商人。哈达萨一心照顾多丽丝，所以麦克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1909年，伯内特一家迁往特朗，弗兰克前往那儿的一家银行任经理，他刚拒绝了一份伦敦的职位。伯内特对附近特朗湖的野生生物颇感兴趣；1910年他参加了童军，享受了各种户外活动的乐趣。在特朗居住时，他开始搜集甲虫并研习生物学。他阅读了《钱伯斯百科全书》上的生物学文章，得知了查尔斯·达尔文的事迹。刚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到费尔里港度假，在那儿小伯内特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和记录野生生物的行为。他在特朗州立学校念书，还参加了当地教会办的礼拜日学校，那儿的牧师鼓励他继续学术研究，由于他颇有创见，获得了一本介绍蚂蚁的书作为奖励。牧师建议弗兰克在麦克的教育上多花些精力，后来他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就读于吉郎学院，该学院当时是维多利亚州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伯内特1913年入学时，是吉郎唯一拿全奖的寄宿生。他在那里与那些上层阶级的子弟处得并不好，那些同学多半很傲慢且热衷体育，而伯内特却显得有些书卷气，认为那些同学自大而粗鲁。这一时期他仍然经常搜集甲虫，但没有将这个习惯告诉同学，强迫自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不过，他的学术才能还是为他赢得了特权，1916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且在历史、英语、化学和物理这几门学科上均为最优。像他这样社会背景的人通常在大学里都选择神学、法学或医学为就业方向。可是此时，他对于宗教和医学都感到幻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当兵是一种可选的门路，他觉得医学的背景可以增加自己谋求后方职位的机会。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1917年，伯内特入墨尔本大学就读，凭借住宿补贴住在奥蒙德学院。在那儿他阅读了更多达尔文的著作，并受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科学观和社会观的影响。他享受大学时光，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阅读生物学书记，以满足自己对科学知识的渴求。他还善于划船运动，有一小段时期在奥蒙德的前八赛艇队占有一个位置。他私下里仍继续研究甲虫，这个习惯后来被同学们发现，他们给予他积极的评价。虽然仍旧很内向，伯内特与大学的师生都处得不错。他经常不去听课，还是去图书馆以更高的效率自己学习新的知识，在头一年就在物理和化学两门课上并列第一的成绩。第二年的时候，他更加的沉浸于实验室的工作，但也被同学们参军的潮流所困扰，这时他已不再看重这条出路。不过，战争不久结束了，免除了他的忧虑。1919年，他成为12个被选择进行额外教育的优良学生之一，在第三年的生理学课程上获并列第一的成绩。同年他开始临床工作，但并不喜欢，因为他虽然爱好诊断病人，却不善于对他们表示同情。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在大学期间，他成为了一个不可知论者，对宗教的信仰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是“相信常识的努力不能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他还认为是宗教信徒的行为是虚伪的。他在本科学习中，对宗教的厌恶越来越深。他曾短暂的试图参与共产主义运动，但最终投身于科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学医所需的时间长度已经减到五年，以更快地训练医生，因此伯内特在1922年得以毕业，获内科学及外科学学士学位，在最终的考核中排名第二，尽管他的父亲于几个星期前去世。他的同学伊恩·沃克、凯特·坎贝尔、让·麦克纳马拉、鲁珀特·威利斯和罗伊·卡梅隆后来也凭借看各自的能力成为杰出的科学家。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之后他在墨尔本医院实习了10个月，然后成为正式的医师。他在外科病房实习了4个月，内科病房待了4个月，剩下的2个月待在临时病室。他曾在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戈登和艾伦·牛顿手下工作。他非常喜欢这段实习期，在必须进入内科实习时有些失望，他做他的内科住院医师。不过，他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神经学家理查德·斯托尔给了他很好的开导，伯内特很崇拜他。他成决心以临床神经学为职业，他写了一篇关于检验末梢神经损伤所造成的感觉退化的论文，但他提交给《墨尔本医院临床报告》时遭到拒绝。伯内特申请成为体检登记员，以开始临床生涯，但墨尔本医院负责该等委任的医学监管员任为伯内特的性格更适合做实验室研究，要求他撤回其申请，并任命其过一段时间后为驻院病理学家，因为那个职位几个月后便有空缺。伯内特答应了。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在过渡时期，他为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工作，同时准备1923年年末的医学士考试。1923年，他成为墨尔本医院的常驻病理学家， 他的实验室是霍尔研究所的一部分。之后他领导了对伤寒症凝集反应的研究，发表了首篇科研论文。他决定全心研究伤寒的抗体反应，虽然医院的要求本来是让他研究病理学。伯内特在博士考试中遥遥领先，他的分数在分级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以免其他学生落得太远。
1924年，伯内特从墨尔本大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1928年取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墨尔本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前沿研究的领导者，1944年至1965年任该研究所主任。1965年起在墨尔本大学任职，直到1978年退休。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伯内特在澳大利亚医学科学国家政策的发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在1965至1969年担任院长。
伯内特在微生物学上的主要贡献包括发现Q热和鹦鹉热的病原体，发展流感病毒的分离、培养和发现的试验方法，描述流感毒株的再结合，论证多发粘液瘤病病毒在人类中不致病。现在生产流感疫苗的方法仍然是基于伯内特对在鸡蛋中繁育病毒的改进。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在所有曾于澳大利亚工作的科学家中，伯内特获得的勋章和荣誉是最多的。由于对澳大利亚科学的贡献，他成为1960年澳大利亚年度人物第一名，1978年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他获得了国际的认可：除了诺贝尔奖，他还获得了拉斯克奖、皇家学会颁发的皇家奖章和科普利奖章、荣誉博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和日本颁发的各种荣誉。
那时霍尔研究所正经历早期的快速扩张。研究所的新任主席查尔斯·凯拉韦希望增进该机构的活动，不仅支持医院的运转，还能够在生理学、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领域有独立的研究小组。他还希望提升研究所的级别，使其与欧美的世界级机构接轨。凯拉韦颇为看重伯内特，将他视为所里最好的青年才俊，认为他能够将研究所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不过，他认为伯内特需要到英国的实验室吸取一些工作经验，然后才能在澳大利亚领导自己的微生物学研究小组。1925年伯内特离开澳大利亚前往英国，以为客船做外科医生来抵偿旅费。到达之后，他成为伦敦利斯特研究所国家模式培养手机中心管理者的副手并领取一定工资。伯内特每天早上为其他研究员准备细菌培养液，在下午便能做自己的实验。1926年下半年，他做了一个实验以弄清鼠伤寒沙门氏菌是否会被噬菌体侵染。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生平
1926年，他获得了利斯特研究所贝特纪念奖，这笔奖金使他能够放弃管理者职位，将全部时间都用来研究噬菌体。他讲噬菌体注射到老鼠体内，观察它们的免疫反应，得出噬菌体是病毒的结论。1928年他在J·D·莱丁汉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还被邀请编写医学研究委员会所编《细菌学体系》中的噬菌体一章。1927年，他还被皇家医学会邀请撰写关于O-凝集素和噬菌体联系的文章。伯内特开始与费边社来往，和几个共产主义者成为朋友，但回避参与公开的左翼活动。闲暇的时候他欣赏戏剧，从事业余的考古活动，并时常去欧洲大陆骑车旅行。
在伦敦，伯内特与来自澳大利亚的伊迪丝·琳达·马斯顿·德鲁斯订婚。她是中学老师，其父为大律师做办事员，1923年两人就认识了，见了几次面但之后没有保持联系。德鲁斯在伦敦度假时认出了伯内特，二人很快同意结婚，虽然她必须回澳大利亚。1928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澳大利亚后二人结婚， 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那时伦敦大学细菌学教授职位有空缺，莱丁汉游说同僚把这个职位给伯内特，但伯内特还是回到了澳大利亚，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德鲁斯。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伯内特回到澳大利亚后，重回霍尔研究所，成为凯拉韦的副手。一开始派他调查“邦达堡灾难”——12个孩子因为使用受污染的白喉疫苗而死去。凯拉韦当时负责皇家委员会调查此事，他让伯内特负责实验室研究。他从注射给孩子们的抗毒素混合液中识别出葡萄球菌，这些细菌是从其中一个孩子的皮肤上沾上的，后来传给了其他的孩子。不过，导致孩子们死亡的却不是葡萄球菌，这个研究引发了他对免疫学的兴趣。这段时间他继续研究噬菌体，从1924年到1937年他一共发表了32篇关于噬菌体的论文。1929年，伯内特和他的副手玛戈特·麦基撰写了一篇论文，认为噬菌体可以以一种稳定的无感染性的形式存在，随细菌宿主的增殖而增殖。他们对于溶原现象的开创性描述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接受，但对马克斯·德尔布吕克、艾尔弗雷德·赫希与萨尔瓦多·卢里亚发现病毒的遗传及复制机理起了重要作用，此三人因为这项工作分享了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1932年至1933年，伯内特从研究所休假，担任伦敦国家医学研究会研究员。大萧条使伯内特的薪水由1000镑降至750镑，但医学研究会从洛克菲勒中心得到补助，因此能以每年1000镑雇佣伯内特。研究会的主席亨利·霍利特·达尔爵士得到了凯拉韦的允许，借用伯内特两年，凯拉韦许诺伯内特回国后仍会保留他的职位，且认为这段经历会让伯内特得到更好的训练。达尔还出钱让伯内特的妹妹到英格兰照顾她哥哥的孩子。
伯内特在伦敦期间，病毒学取得了好些重大进展，例如流感病毒被成功分离，其传播被第一次描述。他自己的研究是关于金丝雀痘病毒， 他将其用于繁育鸡胚胎的试样，以分离和量化动物病毒。达尔为伯内特提供了一份永久职位，但他拒绝了，回到了霍尔研究所。由于在伦敦的出色工作，洛克菲勒中心同意专门为他在墨尔本新建一座实验室。他从国家研究所带回了一套病毒样本，在墨尔本开始了基础研究。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伯内特回到澳大利亚后，继续了病毒学研究，包括单纯疱疹的流行病学。他还参与了两个无关病毒的项目——描述鹦鹉热和Q热的病原体。在发现被感染的鹦鹉会传播鹦鹉热后，他试图游说政府下达是人类免于感染的禁令，但被拒绝了，后来他认同了政府的立场，也即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危险。同时他还与澳大利亚科学家E·H·德里克一同合作研究Q热，并成为得到该病病原体的第一人，这种病原体伯氏考克斯氏体就是以他命名的。他对疱疹和Q热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对于传染病生态学的敏感，这成为他科学方法的标志。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内特转而研究流行性感冒和恙虫病。战争爆发后他的责任变重了，成为研究所的代理主任，必须要监督该所迁往新的大楼，此时的凯拉韦已于1939年被军队征调。 由于凯拉韦的缘故，许多困扰军队的传染病问题都被交到研究所处理。由于害怕一战中的全球流感大流行重演，伯内特领导研究所全力进行疫苗研制。1942年二月感染率突然增高后，他首先将疫苗在医学院学生身上测试，得到许可后又在107名军人志愿者身上测试，两个月后甲型流感爆发之后，所有新兵都被要求注射这种疫苗。这次试验中20000人注射了疫苗，没有取得成功，该项计划也被废弃。1942年日本征服马来亚后，一批研究员流亡至澳大利亚，促进了恙虫病研究的迅猛发展。然而此事最后悲剧收场，他的合作者朵拉·拉什死于一次偶然的感染。不管怎么说，他在免疫学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传染病的生物学特点》。该书获得了广泛的影响，被翻译成数种语言。1942年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 1944年他曾到哈佛大学发表哈姆敦讲演。哈佛愿意给他一个席位，但他拒绝了并回到了澳大利亚。这部分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倾向，部分是由于对霍尔研究所的忠诚。这次旅行中他还参观了美国在布拉格堡的军事设施，在那儿他与美国的科学家探讨了自己对流感的研究。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1944年，他被任命为研究所主任，而凯拉韦被任命为欢迎基金会主席。虽然凯拉韦本来就准备将伯内特训练为顶梁柱式的人物，他还是有些犹豫，拿不准伯内特到底能不能最大效力的发挥战略领导作用。凯拉韦觉得伯内特可能不适合那个职位，暂且还是做纯科研更好。伯内特也有疑虑，尤其是考虑到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但还是申请担任了这个职位。虽然他的社会技巧不怎么样，但他的科研水平以及将理念建议传达给下属的能力让他能够胜任这个位置。凯拉韦重视各领域的研究活动，而伯内特觉得研究所照这样是无法造成国际影响的，他的政策是在一段时间将所有精力集中于专一领域的研究。他总是意志坚强而特立独行，越来越固执，不能忍受对自己工作的批评，喜欢尊卑分明和无条件服从。根据传记作家塞克斯顿的描述，他“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事物显示出一种划界式的保护”。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1944年，墨尔本大学决定任命伯内特做教授，作为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这样该大学的学生就能在研究所接受实验训练，而所里的研究员则可以参与教学。这个计划并不成功，还造成了紧张，因为伯内特公开说大学教学和研究应该分开，结果导致一些大学教授发表公开信对他的态度进行谴责。伯内特对大学拨款的政策也没兴趣，而他对行政事务的回避也造成了不满。另一方面，伯内特长于从政府机关为霍尔研究所争取资金，常常宣称要依据国外以赢得雄厚的资金支持。不过他也被批评为过度节俭，吝于投资切削刃设备，这与霍尔研究所在科研界的崇高地位不符。同僚们认为他怀疑现代技术，观点常常受到局限。
1946年，他创立了临床研究单位，使得与墨尔本医院临床实践的合作合作更加紧密。虽然他经常嘲笑临床科学是劣等的，但他还是热心支持这些实践。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在伯内特的指导下，所里的研究员在传染病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被称为“病毒学的黄金时代”。包括艾利克·愛薩克斯（Alick Isaacs）、高登·愛達（Gordon Ada）、約翰·卡恩斯（John Cairns）、Stephen Fazekas de St. Groth和弗蘭克·芬納（Frank Fenner）在内的病毒学家对墨累谷脑炎、多发性粘液瘤、脊髓灰质炎、痘病毒、疱疹和流感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伯内特对流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发明了培养和研究流感病毒的技术，包括红细胞凝聚化验。他参与了一种流感活疫苗的研发，但二战中实验这种疫苗时未获成功。他对流感受体的兴趣使他发现了神经氨酸酶，这种酶由霍乱弧菌分泌，这个发现为Alfred Gottschalk 关于糖蛋白和神经氨酸酶的底物、唾液酸的重要工作打下了基础。1951至1956年，伯内特继续了流感病毒的遗传学研究。他考察了毒力的遗传控制，证明了病毒会以很高的频率重组；这个发现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几年以后隔离的流感病毒基因组才得以揭示。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1957年，伯内特决定所里的研究将以免疫学为方向。他一个人做了决定，很多同僚觉得失望，认为这个举动是傲慢的，而伯内特却觉得这个决定很合适、很有效率。许多病毒学家离开了研究所，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约翰·柯廷医学研究院。1957年以后所里的全体职员和学生投入了免疫问题的研究， 伯内特则从事自體免疫病和移植物抗宿主反应的研究，对免疫学、免疫检测和癌症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
在那时，免疫学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精密了。伯内特对免疫学前进的方向以及对高技术和复杂实验的日益依赖抱怀疑态度，同事们认为他这种保守的态度是让他决定让全所集中精力研究免疫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0年代伯内特就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免疫学。1941年他写了一本专著《抗体的产生》，1949年出版了修订版，弗兰克·芬纳列为合著者。这本书是免疫学领域的关键著作，标志着免疫学研究从化学方向的尝试向生物学方向转变。书中他引入了自体免疫和异体免疫的概念。自己和非己免疫的区别是伯内特生物学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活组织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的活性和相互作用。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使用“自己”的概念，伯内特通过扩展免疫耐受的概念引入一个假说，阐述了身体不能成功产生对抗自身组织的抗体的情况。他提出：如果在胚胎生命中来自遗传独立的物种的可消耗的细胞被移植并成功融入，不会发生对抗外来细胞抗原的抗体反应，当该动物独立存在的时候。
然而伯内特无法以实验证明这个假设。是彼得·梅达沃、鲁珀特·E·比林厄姆和莱斯利·布伦特找到了该理论的实验支持，1953年，他们发现，小鼠尚在子宫内或刚刚出生时通过静脉滴注可以让脾细胞成功融合，这些小鼠成熟后，他们可以接受供体的皮肤和其他组织，但却无法接受任何其他小鼠品系的组织。伯内特和梅达沃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为它提供了诱导免疫耐受的实验基础，从而让实体器官的移植成为可能。伯内特和梅达沃尽管性格相当不同，相距也很遥远，却能有效地协调双方的工作；伯内特是沉默寡言的，而梅达沃是一个年轻而彬彬有礼的英国人，但他们非常尊重彼此。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在接受者免疫系统发育之前就移植的细胞或组织，可能被视为外来物并引发排斥反应，胚胎移植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不符合伯内特对自我耐受的解释。与伯内特假说中特殊耐受诱导期由动物年龄决定不同，乔舒亚·莱德伯格在1959年提出，是淋巴细胞的年龄决定了遇到的抗原是否会诱导耐受，未成熟的淋巴细胞对耐受性敏感。莱德伯格的概念现在被称为中枢耐受，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承认。这就是为何一些在生命早期进行的移植可以成功，但在另一些条件下却无法诱导耐受的原因。伯内特指出，他对免疫耐受的贡献完全是理论上的：
我在发现获得性免疫耐受中的作用很小——仅仅是构思了一个假说，以待实验的检验。
伯内特对身体如何产生抗体以响应抗原感兴趣。 1940年代文献中的主流思想是抗体以抗原为模板产生，这被称为“指导”假说。伯内特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在《抗体的产生》第二版中，他和芬纳提出了一种非直接模板理论，提出每个抗原都可以影响基因组，从而影响抗体的产生。1956 年，他对尼尔斯·杰尼的自然选择假说产生了兴趣，该假说描述了一种基于保罗·埃尔利希早期理论的免疫反应机制。杰尼认为抗原偶然与抗体结合，之后会产生更多针对该抗原的抗体。伯内特提出了一个模型，他将其命名为克隆选择，该模型发展改进了 杰尼的假设。伯内特提出，每个淋巴细胞的表面都有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反映了抗体的特异性，一旦细胞被抗原激活，就会合成抗体。抗原作为选择性刺激物，导致具有该抗原受体的克隆优先增殖和分化。
1958 年古斯塔夫·诺萨尔和莱德伯格发现一个B细胞总是只产生一个抗体，这是克隆选择理论的第一个证据。伯内特在他1959年的著作《获得性免疫的克隆选择理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他的理论预测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免疫系统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包括自身免疫疾病、免疫耐受和作为抗体产生机制的体细胞超突变。克隆选择理论成为免疫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伯内特将他对免疫系统理论理解的贡献视为他对科学的最大贡献，他认为正是为这项工作为他和杰尼赢得诺贝尔奖。
伯内特在1960年至1962年间隆内·西蒙森合作进行了移植物抗宿主研究。西蒙森在1957 年表明，当向鸡胚胎注射成年家禽血液时，会发生移植物抗宿主反应；这被称为西蒙森现象。他们的这项工作后来有助于解释移植中的过客白细胞。他在研究所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助理玛格丽特·霍姆斯在新西兰黑鼠模型中进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在这种黑鼠中自发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发生率很高。他们研究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遗传，他们使用免疫抑制药物环磷酰胺治疗该病，这种方法对使用免疫抑制药物治疗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颇有启发。
1960年，伯内特减少了实验室工作，每周休息一天，以专注写作。1963年，他与伊恩·麦凯合著的《自身免疫疾病：发病机制、化学和治疗》出版。他还监督了霍尔研究所的扩建，从纳菲尔德基金会和州政府那里寻得资金，在大楼内加盖两层楼，并接管皇家墨尔本医院病理科所占用的部分区域。尽管如此，伯内特认为世界级的研究机构还是小点儿好，以便让一个人来有效领导，在此期间实现严格的控制。他自己制定政策，并亲自挑选了所有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只依靠一小部分人员来执行自己的计划。
1965年退休以前，他继续活跃在实验室。他的实验时间越来越少，并日益专注于免疫学。但伯内特的免疫学贡献主要是理论性的。古斯塔夫·诺萨尔成为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的下一任主任。在伯内特的领导下，该研究所发展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免疫学研究中心。”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日益复杂及其对更复杂技术的依赖，伯内特的单干作风日益落后于时代，新的研究环境需要更多写作。在他掌舵的最后几年，伯内特允许进行更多的技术现代化，以向诺萨尔交班。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公共卫生和政策
1937年开始，伯内特参与了各种科学和公共政策机构，最初他是在政府小儿麻痹症咨询委员会中任职。1944年成为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所长后，他成为了公众人物，并克服羞涩成为一名优秀的公众演说家。他认识到与媒体合作的重要性，以让公众了解科学和科学家。他的写作和演讲对澳大利亚关于各种生物学主题的公众态度和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尽管他多次出现在广播和电视上，他却从不接受采访，而且由于邀请众多，他不得不有选择性的对外接触，并且倾向于接见那些有潜力推广研究所的人。他的行动主义与日俱增，因为随着声望日增，他对能够左右公众态度变得日益自信，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从研究所所长退休后，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 尽管伯内特生性内向，但他认为公开发言并向更广泛的社区传授智慧和远见是科学领袖和学者的社会责任。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公共卫生和政策
伯内特曾是澳大利亚和海外多个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或主席。1947年至1953年，他是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专门提供如何自助澳大利亚医学研究的建议。在同一时期（1947-52 年），他还是英联邦政府国防研究与发展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解密文件显示，伯内特建议澳大利亚发展化学和生物武器，以瞄准邻国的粮食储备和传播传染病。他的报告标题为《生物学视角下的战争》。1955年至1959年，他担任澳大利亚辐射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对澳大利亚人所受的不必要的医疗和工业辐射表示关切。
在海外，伯内特于1962年至1969年担任巴布亚新几内亚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主席。当时，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领土，伯内特第一次去那是因为他的儿子被派往那里。他在委员会中的角色使他能够探索人类生物学。他对库鲁病特别感兴趣，并游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类生物学研究所。伯内特后来帮助指导该研究所参与英裔澳洲人参与国际生物学计划，并对人类适应性领域贡献。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公共卫生和政策
伯内特还曾担任英联邦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1966-69 年），该组织旨在促进各成员国精英之间的互动。他还活跃于世界卫生组织，1952年至1969年在病毒疾病问题和免疫学的专家咨询小组任职，1969年至1973年在世卫组织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任职。
1964年，他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州第三所大学拉筹伯大学理事会的临时委员，直到该机构于1966年成立。他主张减少教授和学生之间的等级关系，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从澳大利亚盛行的英国传统转向美国模式。他还呼吁降低对文科的重视。他的想法对他的同僚来说太激进了，这些建议都没有产生影响，结果他于1970年辞去了这个职位。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公共卫生和政策
出于对核扩散的担忧，伯内特反对在澳大利亚建设核电。他后来收回了对在澳大利亚开采铀矿的反对，认为在开发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同时，核电是必要的。在1960年代末和1970 年代，他还在反烟草运动中发声；他是澳大利亚最早向公众宣传烟草危害的知名人物之一，并现身电视广告批评烟草广告不道德，反对广播公司播出此类内容。他和其他活动人士感到惊讶的是，烟草广告在他们的节目之前被允许短暂播放，这进一步引起了反烟运动对此的关注。伯内特以前也吸烟，但在1950年代几个朋友去世后戒掉了这个习惯。伯内特也是越南战争的批评者，他呼吁建立国际警察部队。
1971年，他在莫纳什大学发表了首届奥斯卡·门德尔松演讲，在人口控制、预防战争、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的长期计划、土著土地权利、社会主义、回收利用、禁止对社会有害的产品的广告，以及更多的环境监管等方面对澳大利亚提出了建议。他愤怒地谴责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尽管过去几十年一直投票支持执政的自由党联盟，现在他却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1972年上台的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然而，他很快就因惠特拉姆对烟草广告和法国核试验缺乏行动而表示反对。伯内特经常发现自己对政治家拒绝将政策建立在长期目标（例如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感到沮丧。
1971-72年，他写了四本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基因、梦想和现实》，由于对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提出尖锐批评。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还声称癌症和其他各种疾病无法治愈，尝试治愈它们毫无意义。他还预言科学进步很快就会结束。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晚年
在从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辞职后，墨尔本大学微生物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个办公室。伯内特在墨尔本大学撰写了13本书，内容涉及免疫学、衰老和癌症以及人类生物学等各种主题。他还写了一本自传，题为《改变模式：非典型自传》，1968年出版。从霍尔研究所退休后，他总共又写了16本书。他以快速写作的能力而闻名，通常不打最终草稿，并且能够向各类读者传达信息。但他怀疑自己的意见是否能有很大影响。1969年，他发表了《细胞免疫学》，概书被认为是他关于免疫的代表作，阐述了克隆选择理论如何预测各种现象。第二年，他写了《免疫监测》，阐述了他的既定观点，即哺乳动物可以通过检测体内外来模式的能力进行免疫。他继续保持紧张而专注的工作时间表，经常避开其他人以保持高强度写作。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晚年
他于1965年成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在该学院于1954年成立时一直是一名基础研究员。他曾在1958 年被任命为院长，以接替首任院长马克·奥利芬特爵士，但他拒绝了，尽管他1961-63年在理事会任职并担任副主席。作为院长，他被政府和公众视作澳大利亚的科学家领袖。他作为科学家的地位使他有能力终结政策争端，并使学院及其倡导在政府和行业眼中更具可信度。因此，他的任期非常成功。奥利芬特说，伯内特的个人声望对AAS赢得尊重越来越重要，并且他“使生物科学在澳大利亚更容易被接受”。
他帮助建立了学院的科学与工业论坛，该论坛是在他出任院长的第二年成立，目的是改善研究人员和企业家间的对话。它讨论了是否应该制定国家科学政策的问题，并最终导致澳大利亚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他还为澳大利亚生物资源研究奠定了基础。1969年他的院长任期结束时，学院设立了麦克法兰伯内特奖章和讲座，这是学院的生物科学最高奖项。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晚年
正如他之前的许多追求一样，伯内特为自己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议程，但遇到了困难。他认为学院是科学界的最高游说团体，也是他们与政府和工业界的主要联络人。他试图提升它的形象，并利用它说服政治和工业领导层对科学进行更多投资。他还想利用学院来增加澳大利亚杰出科学家对培训和激励下一代的参与，但由于缺乏具体方法，这些举措没有成功。最具争议的是，他试图改变学院的会员标准。他想阻止皇家学会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并接受新的澳大利亚会员。他觉得，如果皇家学会能够与它竞争，澳大利亚科学院就不会强大，他认为如果允许澳大利亚科学家同时拥有这两个机构的会员资格，更成熟的皇家学会将使澳大利亚科学院看起来比较差。可是现有的双重会员——例如伯内特——却有可能借此维持高位，因此一些人把这个提案视为虚伪，所以它没能成功。
1966 年，伯内特接受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提名，成为英联邦基金会的首任主席，该机构旨在增加英联邦各国之间的专业交流。伯内特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三年，助其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尽管他无法将其用作个人用来支持人类生物学。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晚年
伯内特晚年发表的论文和书籍引起了科学界的争论，令他的同龄人懊恼的是伯内特经常对科学的未来发表悲观的宣言。1966 年，伯内特为《柳叶刀》撰写了一篇题为“人还是分子？”的评论文章。他在其中质疑分子生物学的效用，认为它没有也不会为医学做出任何贡献，并且在细菌中证明基因组操作对人类弊大于利。古斯塔夫·诺萨尔随后将伯内特描述为“一位对生物化学爱恨交加的生物学家，这导致了对分子生物学价值的简单但具有破坏性的否定。”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晚年
伯内特退休后就人类生物学的话题发表了广泛的讲话和写作，旨在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他频繁接触媒体和科学界人士，经常导致对他直言不讳的观点的耸人听闻或科学上不严谨的报道。这常常激怒同事，他们认为他滥用自己的地位故意引起轰动。1966 年，伯内特发表了博耶讲座，重点是人类生物学。他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21年后，布伦特兰委员会提供的定义几乎相同。1970 年，他修订了较早的一本书，该书出版为《占主导地位的哺乳动物：人类命运的生物学》；随后是《生命的持久》，于1978年出版。这些书讨论了人类生物学的各个方面。在《支配哺乳动物》中，他认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根源都可以在动物的行为中找到；在《耐力》一书中，他谈到了衰老、生命、死亡和人类未来的问题。这些书在科学界引起了两极分化的反响，一位评论家将他的社会生物学思想描述为“极端”，其对人性的理解“令人沮丧、没有吸引力”。在《生命的持久》中，他还呼吁社会接受对患病老年人及重复犯案的罪犯实行安乐死，最有争议是他支持残疾儿童的堕胎，以及对残疾新生儿的杀婴。他知道这样的政策会遭到强烈反对，因此在新书发行时出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系列讲座。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他受到报纸信件的强烈攻击，一些记者将他对杀婴的立场与阿道夫·希特勒的立场进行了比较。同时，他也改变了对核电的立场，提倡使用核电，并将收入再投资于太阳能研究。他的改弦易辙激怒了环保运动人士。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晚年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迪丝·琳达·德鲁斯1969年患上淋巴白血病，四年后因该病逝世。在她最后几生命中，伯内特拒绝了所有海外讲座的邀请，以花更多时间照顾妻子。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变得非常慵懒和遁世，因妻子的死而麻木。然后他搬进奥蒙德学院，并继续收集甲虫，但在她去世后的一年里，伯内特试图通过每周给她写一封信来减轻悲痛。渐渐地，他恢复了热情，重新开始写作。1975年，他前往加利福尼亚进行一系列讲座。1976年，他与哈泽尔·詹金斯结婚，她是一位70多岁的寡妇、前歌手，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曾在微生物系担任图书管理员。随后伯内特搬出奥蒙德学院。
1978年伯内特决定正式退休；退休后，他写了两本书。在此期间，他不再从事实验室，仅仅进行社交活动和理论研究中。1982年，伯内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的三位撰稿人之一，撰写有关遗传问题及其对国家影响的影响的文章。由于这本书的成功，1983年初，伯内特被任命为由70人组成的澳大利亚资深顾问委员会成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但在几名成员变得病弱或死亡后，该组织解体了。
伯内特继续旅行和演讲，但在1980年代初期，他和妻子越来越受到疾病的困扰。在1984年11月，他接受了结直肠癌手术。他计划恢复科学会议，但随后再次患病，胸部和腿部剧烈疼痛。继发性病变于1985年6月被发现，医生宣布已是晚期，无法手术。作为安乐死的支持者，伯内特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并不担心，他在两个月的重病后于8月31日在他儿子位于菲利港的家中去世。澳大利亚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他在霍尔研究所的许多杰出同事，如诺萨尔和芬纳，为他扶灵。在仙女港附近的科洛伊特塔山公墓进行私人丧葬服务后，他被埋葬在他的祖父母附近。在他去世后，他受到了众议院的表彰。鲍勃·霍克总理前往吊唁，这是一项通常留给议员的荣誉。哈泽尔·伯内特夫人于1990年去世。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参考资料
现在是不是好多国家在做让病毒突变以易于感染人类？==外部链接==
公立大學
公立大學（英語：）多是指由政府成立，以公費營運的大學。值得一提的是，有部份的公立大學是由被政府接收的私立大學重組而成；亦有公立大學雖由政府成立，但其營運收入主要來自私營部門，籌資模式亦已改為市場主導。
公立大學 各地的公立大學
中国大陸的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由国家财政负担其费用支出。公立大学（除军校外）的主管单位一般是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一些学校的主管单位为国家部委或者主管某事务的委员会，譬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主管单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由部委主管的大学一般为重点建设高校。
一些目前属于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管理的大学过去曾经由部委管理，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中被划归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主管，例如西南政法大学与燕山大学。这些大学中一部分属于省部共建高校，即由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主管，某一部委参与管理。
历史上，民国时期许多优秀私立大学在中共建政后被改造为公立大学，例如原燕京大学在1949年被接管后，分拆合并给了多个公立院校。基于同样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目前依然以公立大学为主，中国大陆的私立大学普遍收费昂贵，且教学质量较低、社会认可度不高。过去曾出现过挂名公立大学的民办独立学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规定，剩余独立学院都需要转型为普通的私立大学。
公立大學 各地的公立大學
香港最早成立的公立大學是香港大學。在二戰後的高速發展時期，多所本地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相繼成立（首先為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然後為1991至1997年間成立及升格的多間院校）。
臺灣在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擁有國立、省立、直轄市立等3種公立大學，隸屬機關的行政級別，代表該校的主要資金來源。臺灣省原來有數所包括省立大學（興大、成大）在內的省立高等院校，但後來均改為國立。現今臺灣非屬國立的公立大學僅有臺北市立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等2所直轄市立大學。
澳洲的高等教育體系是以公立大學為主。澳洲有一所國立大學，是由澳洲聯邦政府立法成立的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其餘三十多所公立大學皆由各地州政府立法設立；少數一至兩所為私立大學。然而，臺灣媒體經常分辨不清國立大學與公立大學的區隔，導致錯誤翻譯情況發生，例如誤將公立的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錯翻為「國立」雪梨大學。
公立大學 各地的公立大學
在日本所謂公立大學是地方公共團體（都道府縣，市區町村）直接設置的大學和公立大學法人設置的大學。公立大學法人是1個或複數的地方公共團體設立的團體。《學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地方政府必須負擔公立學校的辦學經費。但是，各地區經濟發展參差不齊，經濟發展水準上的差異，必然導致各地公立學校規模和質量上的差別，從而產生教育機會和教育條件的不平等。為了縮小這種差別和不平等，日本政府制定了國家經費補助制度，對補助的對象、數額都作了具體規定。除對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經費，國家一般負擔1/2之外，還規定對包括公立高中等公立學校，在修復因異常災害而損毀的建築物、土地、設備等所需經費的2/3，由國庫負擔。對振興產業教育所需的經費，文部科學省也專門訂有國庫補助的對象和補助的標準。同時在地方交付稅金制度上，有關法律也作了明確規定，必須確保縣市的所得稅、企業稅、酒稅的32%作為「地方撥付稅」，由地方支配，其中的相當部分，則用於作為公立學校的辦學經費。
方波
方波是一種非正弦曲線的波形，通常會於電子和訊號處理時出現。理想方波只有「高」和「低」這兩個值。
方波 起源與應用
在現實世界，方波只有有限的頻寬。由於一般電子零件只有高（1）和低（0）兩個值，方波就自然產生，並於數位開關電路中廣泛應用。因為方波可以快速從一個值轉至另一個（即0→1或1→0），所以方波就用作時鐘訊號來準確地觸發同步電路。但是如果用頻率定義域來表示方波，就會出現一連串的谐波。這可能會產生電磁波和電流脈波，影響周圍的電路，產生雜訊和錯誤，對一些精密儀器如類比數位資料轉換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影響十分明顯，所以設計會使用正弦波作時鐘訊號來代替方波。
在音樂上，方波被視為空洞的聲音，因此會以減法合成過濾方波作管樂的基礎。另外，電吉他的失真效果（distortion）把波形的外層削去，令波形趨向成為方波。失真越大會令波形越像方波。
一個「簡單二能級萊德馬契函數」（simple two-level Rademacher function）就是一個方波。
方波 驗証方波
方波和鋸齒波不同。鋸齒波包含所有整數諧波成分（integer harmonics），方波只有奇數諧波成分。
我們可以傅立葉級數表達一個理想方波，這個傅立葉級數有無限個項，如下式：
以傅立葉級數來表達方波會出現吉布斯现象（Gibbs phenomenon）。非理想方波中的振铃被证明与此现象有关。吉布斯现象可使用σ近似（σ-approximation）来阻止，而σ近似使用Lanczos σ因子来使序列更理想地收敛。
方波的高（1）和低（0）兩個值之間的轉換時，時間應盡量縮短，所以理想方波值的轉變是即時的。當然，這在現實世界中永不可能發生，因為它的轉變率要無限，並且要無限大的頻寬。
在現實世界，方波只有有限的頻寬，因此會出現嚴重的吉布斯現象并常常表现出像吉布斯现象一样的振铃效应（ringing effect），或者是像σ近似一样的波动效应（ripple effect）。
方波 驗証方波
在現實世界，數碼電子的頻寬有限，方波只能以有限的頻寬來表達，意味著我們只能取一個近此方波的波型。要得出這個合理的波型，最少要有基波（fundamental harmonic）和第三次谐波（third harmonic）。當然，谐波的數量越多，波型就越像一個方波。
工作週期（duty cycle）是方波值「1」佔一個週期的時間比例。真實方波的工作週期是50%──即高值和低值占的時間一樣。方波的平均值是由工作週期决定的，因此通過改變ON和OFF週期然後求平均数，有可能代表两个限制电平（limiting level）間的任意值。这是脈波寬度調變（pulse-width modulation）的基础。
方波 非理想方波的特性
正如已经提到的，理想方波在高和低两个值之间是瞬时变化的。实际上，由于波形产生系统的物理局限性，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信号从低值上升到高值然后再下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称为脈衝上升時間（rise time）和脉冲衰减时间（fall time）。
如果系统出现过阻尼，那么波就永远不会达到理论上的高和低两个值，如果系统出现欠阻尼，波在稳定下来之前就会在高和低两个值附近振荡。在这两种情况下，脉冲上升和衰减时间就会在两个特定的中间值之间被测量，例如5%和95%之间，或10%和90%之间。公式存在的能决定系统的近似頻寬，决定了波的脉冲上升和衰减时间。
方波 其他定義法
方波有很多定義法，除了在不连续点外它们都是等效的。
当正弦值为正时上式等于1，当正弦值为负时上式等于−1，且0在不连续点上。
占空比为50%时，T是2.也可以用分段的方式表示：
当下列式子成立时，上述式子成立
熱帶風暴菲特 (2001年)
熱帶風暴菲特（英語：，國際編號：0114，聯合颱風警報中心：18W）為2001年太平洋颱風季第十四個被命名的風暴。「菲特」一名由密克羅尼西亞提供，是一種美麗芬芳的花朵。
熱帶風暴菲特 (2001年) 發展過程
8月28日上午8時，一熱帶低氣壓在南海上生成。該熱帶低氣壓向西移動，後轉以西北移動，並在8月29日下午5時於海南省文昌市昌灑鎮附近掠過。該熱帶低氣壓再轉向西北。8月31日上午2時，該熱帶低氣壓在北部灣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菲特。8月31日中午，菲特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港口區企沙鎮附近登陸。菲特登陸後迅速減弱。下午2時，菲特減弱為熱帶低氣壓。9月1日下午5時，完全消散。但中國中央氣象台卻認為菲特沒有完全消散，後在雷州半島東部出海，並再次在9月10日早上5時登陸海南省三亞市，並在9月12日早上2時登陸越南後消散，影響海南省的時間達16天，為1949年以來影響海南省時間最長的熱帶氣旋，前後兩次在海南島登陸，在陸地上逗留時間超過72小時，也是1949年以來登陸海南島時間最長的熱帶氣旋。
熱帶風暴菲特 (2001年) 影響
當地最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一號戒備信號
一號戒備信號在八月二十八日晚上10時15分懸掛。在菲特及大陸反氣旋的共同影響下，本港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八月二十九日，菲特的外圍雨帶為本港帶來大雨，沙田及石崗一帶在該日錄得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菲特在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最接近本港，當時位於香港西南偏南約320公里。在菲特的影響下，香港天文台於八月二十九日上午5時18分錄得998.8百帕斯卡的最低瞬時海平面氣壓。
隨著菲特逐漸遠離香港，本地風勢減弱，一號戒備信號在八月三十日上午4時45分除下。然而，菲特的外圍雨帶仍為本港間中帶來大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在該日下午12時55分發出，有效至下午5時20分。
在香港，8月28日，消防隊目趙順安在西貢大浪灣拯救一名遇溺的15歲少年時不幸喪生。
熱帶風暴菲特 (2001年) 影響
當菲特消散過後，其殘餘在華南沿岸建立一道活躍低壓槽，九月一日晚上至九月二日清晨更出現暴雨及強烈雷暴。香港天文台於九月一日晚上10時45分一度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直至凌晨4時30分才取消。本港廣泛地區雨量達至100毫米，其中荃灣、葵涌、沙田等地雨量更達至200亳米。在暴雨下，本港有逾19宗淹水及11宗山泥傾瀉。其中一宗山泥傾瀉發生在大圍，村內一共有11名村民需要緊急疏散。西貢一幅斜坡在暴雨中塌下，導致一間石屋嚴重損毀。地下鐵路觀塘綫一條架空電纜遭受雷電擊中引致電力一度中斷，其中一班列車由鰂魚涌站至藍田站之間的服務一度受租，其中約400名乘客須經路軌步行500米到地鐵站。
該低壓槽在華南沿岸徘徊，不穩定天氣持續數天。九月三日及九月七日更一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直到九月八日隨著低壓槽遠離，本港天氣才有所好轉。
當地最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三號風球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在八月二十八日晚上10時30分懸掛一號風球，隨著菲特逐步逼近澳門，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在翌日下午1時30分改掛三號風球。菲特在八月二十八日於晚上十時至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最接近澳門，當時位於澳門西南偏南約300公里。隨著菲特逐漸遠離澳門，澳門風勢減弱，三號風球在八月三十日上午6時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