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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历史
阿都拉萨为了强化政府优势而开始拉拢一些在野党加入“联盟”阵营。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伊斯兰党和东马一些在野党在这时期加入了联盟，并改名为“国民阵线”。国阵在1974年正式注册成为组织，同年也进行了大选。
国阵内部在选举期间出现了一些矛盾。1973年，林敬益和一些亲华支持者从马华跳槽至民政党，这导致马华不再是国阵里唯一代表华人权益的政党。
马来西亚大学学生组织开始对巫统领导的政府有所不满，学生运动受到海外方面的无政府主义者影响而发起。不过，政府对大学生和学院发出严厉警告禁止参与政治。还有，农村的农民指控由于政府的政策导致他们挨饿，促使1974年12月爆发大学生示威。不过这些指控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农民的家属因饥饿而死。大部分示威者是马来人。1975年，国会通过了大学及大专生法令，禁止学生在未经过大学副校长的书面同意下对任何政党或工会表态支持及担任任何职位。该法令也禁止在大学校园内进行政治集会。1976年尽管玛拉工艺学院内有抗议大专法令的大集会，政府威胁要撤回学生受到政府资助升学的奖学金。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历史
国阵也在1974年大选后也在砂拉越参选。由黄金明领导的砂拉越国民党跟民主行动党成为国会里最重要的在野党，两党各掌九席。砂国民党挑战国阵委任的砂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的亲马来人政策，指他们边缘化砂拉越的郊区原住民，特别是依班人。砂国民党曾经在1965年被逐出“联盟”，原因是主张增加砂拉越的自主权，即提升那些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所签订的协议中所指定的权利，但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当选举结果公布后，阿都拉曼下令以煽动法令逮捕黄金明。砂国民党随后选出新领袖——廖·莫吉，他保释了黄金明以及1976年让砂国民党再次加入国阵。
在沙巴州，“联盟”及之后的国阵由注重亲马来人和亲伊斯兰政策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简称沙统）掌控州政府。1973年，伊斯兰教被列为沙巴州的官方宗教，原官方宗教为基督教，在合并协议前已签署认同此条款。还有原住民语言如卡达山人的语言使用被马来语取代。沙统的首席部长慕斯塔法哈伦生活奢侈，奉行恩庇政治来批准珍贵木材合约，使用沙巴公帑供飞机运送自己飞至价值一百万澳元，位于昆士兰的住家。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历史
1974年大选，社会正义党参选获得了近40%的选票，但无法赢取任何国会议席及州议席，沙统持续执政沙巴州。
1981年6月巫统党选后，马哈迪·莫哈末接任首相兼巫统主席职务，并创下掌权22年的最长在位首相记录。
马哈迪·莫哈末任首相之后，慕沙希淡接任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马哈迪上任后实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1982年初，他宣布「向东学习」政策，即向日本和韩国学习。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工程成了马来西亚的楷模。这也是马哈迪为了不想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而另觅的新路。在他领导下，马来西亚经济稳健发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0年里，马来西亚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表上跃居第21位，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4000美元，国民富裕程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历史
1981年至2003年，在马哈迪担任首相期间，马来西亚经历快速的经济成长，由原先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型态，转变为以制造业和工业为主，特别在电脑与消费性电器产品领域。在这段期间，马来西亚的城市景观也因多项大型计画而改变，其中包括国家石油公司的双峰塔、吉隆坡国际机场、南北大道、雪邦国际赛道、多媒体超级走廊、砂拉越巴贡水坝以及新的联邦行政首都布城直辖区等建设。
1987年，马哈迪受到前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的挑战。媒体把支持马哈迪的阵营称为A队，东姑拉沙里为B队。最终，马哈迪以43票（761对718）的微差成功连任。B队的署理主席候选人慕沙希淡被A队的嘉法巴巴打败，三位副主席中有两位是A队，最高理事会有16位A队及9位B队成员。同年6月25日，12位巫统中央代表对这次党选做出上诉但被驳回了，其中一位代表胡先马纳撤回上诉，剩下的11位坚持上诉的代表们被称为“巫统11人”，虽然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未参与其中，但广泛相信东姑拉沙里资助这个上诉。
经过超过七个月的一系列非正审聆讯及搜查资料，1988年2月4日法官哈伦哈欣位于吉隆坡高庭对此事做出了宣判。法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原因是有一些未注册的支部参与党选，违反1966年社团法令，因此技术上大会本身也是非法。马哈迪把国阵主席职位交给身为国阵第二大成员党马华公会的总会长林良实，林良实便受命成为非官方代理首相，直到同年2月16日。巫统被判为非法政党后，东姑拉沙里创党，名叫“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以爭取继承旧有的巫统。马来西亚巫统虽然主要受到巫统B队的支持，但也招揽马哈迪加入领导层，可是该新党随着社团注册局以缺乏解释为由拒绝注册而瓦解。
马哈迪在“马来西亚巫统”注册被拒绝后一星期，注册名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新）”（Pertubuhan Kebangsaan Melayu Bersatu (Baru) ）或简称“巫统（新）”（UMNO (New)），其后去除了“新”字，使旧巫统的所有资产由新巫统继承。东姑拉沙里另行创立四六精神党，在1990年及1995年大选与新巫统对抗，最后四六精神党在1996年解散，东姑拉沙里回归巫统。
1993年党选，安华·依布拉欣在署理主席职位击败嘉化·峇峇，并接任副首相职。
2001年1月1日，马哈迪表示，巫统在该年的决议是团结马来人和各级党员。
在2002年6月22日的巫统大会中，马哈迪宣布他将会辞去首相职，许多支持者涌往台上泪流满面地试图挽留他。之后他定于2003年10月退位，给予他有时间以确保他选定的继任者阿都拉有序及没有争议的权力交接，10月31日正式把首相职务移交给阿都拉·巴达威。在职首相达22年，马哈迪在退位时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被选举国家领导人，他也是马来西亚在任最久的首相。
在馬哈迪領導下馬來西亞進入經濟繁榮的時代，擔任了長達22年的黨主席及首相後，於2003年10月31日退休，由其指定的接班人阿都拉·巴达威繼任，纳吉·阿都拉萨则接任署理主席。2004年的第11届大选，国阵在阿都拉的领导下取得压倒性胜利。
自2005年时任巫青团长希山慕丁·胡先挥舞马来短剑以来，许多华社开始转而支持在野党。巫统随后转向右翼路线，种族言论也随之增加。阿都拉立场上支持希山慕丁高举马来剑，并在2007年8月17日于马六甲的独立庆典上，也曾两度高举与亲吻马来剑。2008年的第12届大选，该联盟首次失去三分之二国会议席优势，巫统的大臣在雪兰莪，霹雳和吉打失去职位。之后阿都拉宣布来届党选不蝉联主席职及首相职位，在2009年4月3日党选后由纳吉继承。
在2013年第13届大选中，尽管国阵总体失去7席，但巫统增加了9席。
纳吉·阿都拉萨任内曾发生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丑闻（1MDB），事件被揭发后激起马来西亚人民的批评声浪。2016年2月29日，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宣布退出巫统。同年6月24日，纳吉宣布，巫统最高理事会一致决定开除前副首相慕尤丁和前吉打州务大臣慕克里·马哈迪的党籍，因两人与反对党同台，批评巫统和党领袖，在党纪犯下大罪，该决定引起部分巫统党员不满。
2018年5月9日第14届大选，国阵惨败，巫统首次失去执政党的地位。5月12日，纳吉宣布辭去巫統以及國陣主席職位，並由前副首相阿末扎希暫代位置。同年7月3日，纳吉因一马公司贪污丑闻在家中遭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2020年7月28日，吉隆坡高等法庭宣判，纳吉涉及一马弊案的SRC洗钱案7项指控全部成立，判处监禁12年和罚款2亿1000万令吉，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首相。
第14届大选后，国阵阵营多个政党引发成员脱离政党危机，巫统也是其中之一。巫统成为反对党后，和伊斯兰党的关系也越加密切，两党多次参与国内各个关系到穆斯林的课题，例如反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反对《罗马规约》等活动。
2019年9月14日，巫统和伊斯兰党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穆斯林团结集会」，正式签暑合作宪章，以维持及争取更多选票和抗衡希望联盟。这是双方自1980年代终止合作后再次联盟。巫统与伊斯兰党也提出以「全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为合作模式，采取一对一方式与希盟竞争选票。在2020年7月4日的2020年珍尼补选中，国阵以1万2650多数票狂胜对手，证实该合作模式取得成功。
2021年8月21日巫统副主席依斯迈沙比里成为马来西亚第九任首相是巫统在第14届大选后首次执政，也是首次非巫统主席的巫统党员担任首相。
2022年8月23日最高法院正式裁定纳吉罪名成立并正式入狱。
第十五届大选后巫统从创党以来的首次大败，也使巫统基层上逼宫阿末扎希下辞去巫统主席一职，马华的总会长魏家祥与马华总秘书长张盛闻也表示阿末扎希应该下台但阿末扎希表示不会辞职下台，2022年11月24日阿末扎希正式表示支持安华就任马来西亚首相，随后阿末扎希二次担任马来西亚副首相。
2022年底，巫統正式與希望聯盟合作並組成多元民族的馬來西亞團結政府。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思想
巫统公开代表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也开放任何土著（马来西亚原住民，即非马来人或非穆斯林如东马的卡达山人，依班人，达雅人等）入党。该党宣扬马来人主权，一种马来人身为国土早期的居民应当享受特别地位的概念，如今受到马来西亚宪法153条文所保护。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当选代表
巫统目前在马来西亚上议院占有8席。
巫统目前在马来西亚下议院占有26席。
巫统目前在全国9个州议会拥有100名州议员。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政黨象征
巫统党旗的官方名字是Sang Saka Bangsa。
巫統的黨歌為團結、忠誠、服務（Bersatu, Bersetia, Berkhidmat），歌詞如下：
Bersatu kita bersatu
Dengan setia berganding bahu
Jiwa teguh berpadu
Kita rumpun Melayu
Bersama kita bersama
Mendukung hasrat semua
Berjasa pada bangsa
Agama dan negara
Lambang kita yang gagah
Dipandang mulia dan indah
Bersatu, bersetia, berkhidmat
Cogan katanya
UMNO terus mara
Untuk rakyat Malaysia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争议
巫统几十年来作为马来西亚国会最大执政党，但在执政时期有不少为马来人争取福利而欺负少数民族的情形：
1988年3月3日在马来西亚国会提呈的一份白皮书"朝向保护国家安全", 内容记录着1987年10月17日一项以当时为巫青团团长纳吉·阿都拉萨出席的巫青团集会上，在场展示的布条字眼包括"以华人的鲜血染红它（马来短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同一些巫青集会上，巫青团员也悬挂着一些横条写着以下的词语:“谁反对马来统治者就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和“5月13日已开始”（指在1969年5月13日种族骚乱事件）。
2018年6月29日，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丑闻（1MDB）特别调查队证实冻结了涉嫌1MDB舞弊滥权案的个人及数个机构，包括巫统的银行户头。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争议
2020年9月15日，前首相纳吉·阿都拉萨的一马公司案在吉隆坡高庭续审。一马公司前执行长哈金（Mohd Hazem Abdul Rahman）供称，一马公司2013年发行30亿美元债券后，部分筹得资金遭巫统用以在槟城买地。哈金声称，相关土地位于槟城亚依淡，而它们后来成为巫统为同年第13届大选造势的筹码：“（前首相）纳吉当时在槟城演讲造势时提到，这些土地将由一马公司在亚依淡兴建可负担房屋。”
2021年2月15日，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莫哈末哈占透露，涉及主导1MDB丑闻的刘特佐曾亲口告诉他，1MDB的成立是为了服务巫统。
2023年10月12日，在纳吉涉25项滥权贪腐罪的庭审上，来自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的符威明（Foo Wei Min）证实，巫统接收了1MDB逾2000万令吉款项。他说，他在调查1MDB为开发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特发行30亿美元债券的资金流向时，发现这些资金除了流入了纳吉户口，也流入纳吉的演讲撰稿人，及社交媒体管理员，包括巫统也从1MDB受益超过2000万令吉。符威明指出，2013年8月2日至14日，纳吉向巫统开出5张支票，总额2000万令吉，包括巫统峇都加湾区部获得10万令吉，而巫统峇都加湾区部主席莫哈末诺阿曼告知警方，他收到了10万令吉，并用于选区的政治活动。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领导层
以下为巫统最高理事会领导名单（2022年-2025年）：
严修
嚴修（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字範孫，號夢扶，別號偍屚生，天津府天津縣（今天津市）人。严修是中国清末民初时期创办新学的教育思想家、改革家和实践家，他主张教育救国，致力于教育变革。严修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实践，他循序渐进办教育，对外国教育进行了广泛考察，取法西方、立足本土办教育的理念。
1882年，严修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1894年，严修任贵州学政，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任内曾捐资办学。1897年，严修上奏朝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戊戌变法失败后，严修弃政从教回到天津与張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先后共同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開系列學校，被尊称为“南開校父”。
同时，严修也是书法家，在近代与華世奎、孟廣慧、趙元禮并称天津书法四大家。
严修 生平
严氏先祖世居浙江省慈溪县。清顺治年间，七世祖严应翘因经营盐业迁居天津，此后成为天津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严家暂时离津，避居于直隶省三河县的严家盐店所在地。同年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4月2日），严修出生于三河县，出身于天津盐商世家，初名严慎修，后更名严修。
严修出生后，其父严克宽为治家计，放弃科举，并将功名寄托于儿子。严修自幼饱读诗书，3岁随家人返回天津，6岁入私塾，师从查贴青，启蒙教材为《龙文鞭影》。9岁时开始习作试律，14岁应院试入府学，15岁参加岁试，列一等第七。1876年至1881年间，他师从举人张绅，研读《诗经》《书经》《礼记》《左传》《朱子汇参》，并在辅仁书院、问津书院应试各课，成绩多居前列。
1878年，严修18岁时再次参加院试，补为廪膳生。其在科举之路上进展顺利，阅读范围也日益扩展。至1881年（21岁）时，他已通读《国语》《法言》《文选》《绛史》《经义述闻》等，并常温习《易》《诗》等经籍。1883年，23岁的严修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因其经艺卷获正考官徐桐称赞。回津后，严修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接见。
严修 生平
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科進士，殿試位列二甲第十一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二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光绪十年（1894年）八月三十一日，时年三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奉光绪帝上谕：“今特命尔前往贵州提督各府州县学政……贵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锐新，多方鼓舞，以称朝廷培植人才至意。”同年十月十四日，严修离京赴任贵州学政。
在任贵州学政期间，严修曾多方筹资办学，倡导教育革新。戊戌变法时期，他上奏要求改革科举制度，设立“经济特科”。然而，因守旧大臣反对拖延，迟迟未能施行。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才拟定章程并公布施行。但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即发生，经济特科随即被慈禧太后下令废止。
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而触怒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清末守旧派官僚。1898年任满返京后，他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
严修 生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经济特科被废止。严修仍坚信中国必须实行变法维新，因此辞官返乡，在天津弃政从教，尝试兴办新式教育。最初，他在家中设立严氏家塾“严馆”，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任教，开设英文、数学及理化课程，并提倡体育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跳高，这在当时实属罕见。
1900年6月17日，义和团进攻天津租界，随后于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严修在此次事件中幸免于难，据称得益于张伯苓用英文沟通保护其宅院。此次经历对严修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救国理念上，他常与林墨青、王春瀛及张伯苓等人讨论国事，逐渐形成并坚定了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振兴的信念。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严修深感忧患，他先遣长子严智崇、次子严智怡随日本人大野赴日短期学习日语，并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同年，他与张伯苓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次年扩建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
严修 生平
1902年，严修又亲自送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留学。1903年，严修考察归国后，袁世凯亲自登门邀请他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任职期间，他积极推行新政，要求各府县必须设立学堂和师范学校，并亲自主持创办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校。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再赴日本考察教育。8月返国途中，他提出“于津城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同年10月17日，他创办“私立中学堂”。年底，在其意见下，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义。此后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为“南开中学校”。南开创办伊始，严修即提出“尚公”“尚能”的办学宗旨，张伯苓亦在多次演讲中加以阐发，并在教育实践中坚持贯彻。
1905年，学部设立，严修被任命为侍郎。同年，他主持将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
1908年，严修辞职返津，继续兴办教育。1909年，他仍主持顺直教育事务。但随着袁世凯被罢免，清廷也将其禠职。
严修 生平
1913年7月，严修率袁世凯三子赴欧考察，并安排他们在英国学习。1914年2月，他在英国接到电召，被授任教育总长，但婉辞不就。1915年5月，严修赴江苏南通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家张謇兴办的教育、实业及慈善事业，用时四日。
1918年10月，严修与张伯苓赴美考察教育，途经日本时，正值留学的周恩来陪同参观游历。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增设大学部。
1920年，周恩来因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失学。严修出资7000元设立“严范孙奖学金”，经南开大学校董会决定，资助周恩来及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欧勤工俭学。其后，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均得到严修资助。严修甚至在自己的账户下为周恩来开设专门户头，首年款项直接交付本人，其余费用则由他人定期转寄。1922年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赴天津致谢。
1921年，严修发起成立城南诗社，主持期间，常邀社员至八里台南开大学及青龙潭（今天津水上公园内）聚会，讲授并观摩诗文创作。
1923年5月，南开大学部迁至八里台新址；同年9月，增设女中部（前身为严氏女塾，后更名严氏女学、严氏女中，1923年改为南開女子中學）。
严修 生平
1927年，严修倡议成立崇化学会，以提倡国学教育。
1928年，南开学校再度扩展，增设小学部。
1928年12月底，严修应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之邀，带病出席天津至杨村公路竣工典礼。不幸因受寒回家后即卧病在床。至1929年3月2日，病情略有好转，他特地邀集好友华世奎、赵元礼、林墨青、陈宝泉等相聚，并作诗自挽：“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诗中透出达观之情，亦流露对生死的坦然与惜别。
同年3月14日23时，严修因病逝世，享年69岁。《大公报》随即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此后，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先后举行追悼会。会上，张伯苓致悼词称：“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严修 教育思想与实践
严修自1894年12月29日接印上任贵州学政，开始其社会革新的实践，至1898年1月7日任满离黔。在三年有余的时间里，他倡导“敦品励学，讲求实用”的学风，主张在选科取士上注重实用之学。1897年10月，他提出设立“经济特科”的主张，意在适当打破传统的科举取士常规，选拔具有真才实学之人。
戊戌变法期间，严修上奏《奏为时政维新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事》一折，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开设经济特科。其奏折进京后，光绪帝即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但因守旧大臣阻挠拖延，迟迟未能施行。礼部侍郎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复上书催请，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才勉强拟定章程并公布施行。然而，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即告发生。
同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而触怒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清末守旧派官僚，遂于1898年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
严修 教育思想与实践
尽管如此，严修上奏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的举措，对推动传统教育的革新影响深远，被梁启超誉为“新政最初之起点”。
1898年，严修在自己的宅院建立严氏塾馆，聘请张伯苓教授子侄英文、算学、理化等西方新式教育的课程。1904年，严修、张伯苓等人在塾馆私学的基础上缔造了私立南开中学，很快在天津的中等教育中显示出新式教育的蓬勃朝气和先进性，受到社会的好评。
1905年，在严修的主持下，把设在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
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主持全省教育时，依然大力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
严修素以倡导男女平等著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他自费率二子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其间，严修专程调研女子教育的现状，访问了日本女子教育家大野铃子及教育家伊泽修二，并参观考察了杜边小学校、华族女学校、爱珠幼稚园、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和庆应义塾等学府。
严修 教育思想与实践
当年冬天回国后，严修即在自宅创办“严氏女塾”，主要招收其家族及亲友之女。女塾的师资由其子与日本教师共同担任：次子严智怡任主任兼国文教师，三子严智钟授英文；聘请日本教员川本教授日文和唱歌，山口教授手工，野崎教授织布。严修本人亦时常亲授作文。女塾所用教材与教具多为其自日本携回。民国以后，女塾逐步扩展，先后增设高小班和中学班。
1904年，严修在主管直隶学务期间，进一步推动女子教育，倡议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后发展为北洋女师范学堂，其办学传统延续至今，成为天津美术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的源头。1923年，严修又协助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体系中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其办学脉络亦延续至今，成为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
严修与张伯苓认为，中等教育仅为国民教育的初步，只有大学才能够应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颉颃。因此，在年迈之年，严修致力于创办一所大学。
严修 教育思想与实践
1917年，在尝试创建的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一年便失败后，严修派张伯苓先期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经营之道。同年，严修也亲赴美国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著名私立大学的运作进行考察。1918年底回国之后，严修和张伯苓开始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奔走。两人先行前往北京，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及多位知名学者，讨论大学成立事宜，又找到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范源濂等人，募集大学创建的资金。之后两人又亲自或派人前往多处，争取各地军阀支持。严修、张伯苓曾拜会曾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恳请帮助筹款。1920年10月，李纯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严修 教育思想与实践
1914年，严修应徐世昌函托，与华世奎、赵元礼等学者商议筹建天津修志局，由高凌雯和王守恂担任总纂，严修负责鉴定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天津县新志》和《天津政俗沿革记》得以编纂并出版，为研究天津历史与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严修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他在1923年联合华世奎等人发起文庙敬事会，对天津文庙进行修缮，并呼吁社会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尽管他曾尝试重修水西庄未能如愿，严修仍多次以诗文表达对文化遗产流失的惋惜与关切。
严修积极倡导社会转型、移风易俗，倡导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中华民国成立后，严修拒绝以清朝遗老自居，率先剪掉辫子，废除跪拜礼，避而不见退位后到天津寓居的溥仪。
同时，严修反对嫖娼、征妓、纳妾、赌博、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社会陋俗，对有赌博癖好者如梁启超、林墨青等名士时常规谏，每逢寿日他就外出避寿，家中婚丧一律从简。
严修反对女子缠足等歧视女性的封建传统。1910年，清廷资政院会议，严修通过天津代表胡玉孙递交《不缠足说帖》，希望清朝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女子缠足。他还与天津教育家林墨青合作筹组“放足会”，并组织亲自作《放足歌》，在严氏女塾及女学内传唱。
严修 文学
严修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出版。
严修主持城南诗社时期的诗歌与域外纪游诗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所在。严修的诗歌创作高峰出现在晚年。1921年，严修有感于存社诗文唱和兴盛，在天津发起成立了城南诗社，讲授并观摩旧诗文创作。此时，严修的诗歌反映了北洋乱世时期文人的特殊心态。严修作为曾经的清廷官员，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创作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的忧虑，而非同其他清朝遗老一样多表达遗民之思。严修的欧美纪游诗多关注欧美国家当时的进步文明，反思当时中国的落后，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罕见的革新思想。
趙元禮曾严修的诗“天怀淡定，纯任自然，读之如对古德，如聆古乐，使人矜平躁释，盖非寻常雕章琢句者之可几也”。时人王守恂、曹聚仁对他的诗也有很高的评价。
严修 评价
严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曾被袁世凯聘为直隶学务长，在一年的任期中，要求每个府县必须设立一座学堂，同时设立一座师范学校，主持建立了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校。弃政从教后，严修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及崇化学会等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思想。严修曾任贵州学政并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严修近代的教育思想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2019年，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
张伯苓和早期南开校友对严修十分崇敬，将其尊为校父。张伯苓称赞说，严修“指给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须为国为公”“南开之精神，即是严先生的精神”。
1897年，严修奏开经济特科之举，被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
蔡元培说评价严修“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周恩来则评价“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一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清而有味，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足为后世学习的楷模”:4。
严修 评价
1948年，胡适在《另一个中国》中撰文称“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
严修逝世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园内均兴建了以严修的字“范孙”命名的“范孙楼”，以纪念严修创办南开学校。
2019年，严修逝世90周年及其创办的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之际，肇始于严修次子严智怡创办的天津博物馆为了纪念严修在天津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策划了《智启津沽：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常设展览以资纪念。
2022年4月，严修诞辰162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和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天津市张伯苓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之《严修纪念文集》。
严修 家庭
严修是清末巨商严信厚的堂侄，是费市严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严修长子严智崇，1918年在日本去世。严智崇之子严仁荫，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严修二子严智怡，中国近代博物院事业创建人之一。曾任直隶商品陈列馆馆长，1916年筹组天津博物院，1922年后先后任天津博物院院长、天津广智馆董事长、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等职。
五子嚴智鍾，医学教育家，曾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
七子严智开，美术教育家，曾任北平艺专校长、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主任教授、教务长之职，创办了天津美术馆，并担任馆长。严智开女儿严仁英，曾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中国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
长女严智蠲，曾任天津私立蒙养园园长，与严修学生卞俶成结婚。
臺北市政府
25°02′15″N 121°33′50″E﻿ / ﻿25.037525°N 121.563782°E﻿ / 25.037525; 121.563782
臺北市政府（簡稱：北市府）是中華民國臺北市的行政機關，在中華民國政府架構中為直轄市自治的行政機關，並同時負責執行中央機關委辦事項，臺北市的自治監督機關為行政院。
作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臺北市政府的歷史沿革，最早可追溯至1876年1月16日大清帝國於清治臺灣設置的府級行政區域臺北府。1920年，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施行臺灣市制時所成立的「臺北市役所」。1967年7月1日，直轄市臺北市成立，並新設直轄市行政機關「臺北市政府」。1968年7月1日，原屬臺北縣的內湖鄉、南港鎮、木柵鄉、景美鎮和原屬陽明山管理局的北投鎮、士林鎮併入臺北市（直轄市），確立今日的臺北市轄域。
臺北市政府 辦公廳舍
1920年臺北設市初期，先以城北小學校部分校舍作為臺北市役所的辦公廳舍。1940年，遷入興建完成的新廈（今行政院大廈）。1945年台灣光復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由於原臺北市役所廳舍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充作辦公廳舍，甫成立的臺北市（省轄市）政府改以舊建成國民學校校舍作為辦公場地。1980年，信義計畫區開始進行開發，臺北市政府選擇於此興建臺北市政大樓。
臺北市市政大樓為信義計畫區的地標之一，整棟建築呈「雙十」型狀，座落於仁愛路尾端。樓高12層、地下2層，是開放式辦公場所，樓地板總面積計有19萬5千多平方公尺，約相當6萬坪，30餘個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進駐，在此辦公的臺北市政府人員共約有6千人。
臺北市政府 辦公廳舍
2005年10月，臺北市政府新聞處舉辦市民票選「臺北市十大建築」活動，臺北101、美麗華摩天輪、中正紀念堂、圓山大飯店、總統府、國父紀念館、西門紅樓、新光人壽大樓、中油大樓與臺北之家等十座建築獲選代表臺北市的特色建物，監察院廳舍與臺北市市政大樓則分別名列第11、12位。
合署大樓
臺北市政府轄下各局處首長於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巷25號的「御成町」建案中配給有職務宿舍，據相關規範自副秘書長以上之首長皆具申請資格，以雙北市無自宅者優先入住。
臺北市政府 組織
臺北市政府的組織基準法為《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臺北市政府設有32個所屬一級機關、112個所屬二級機關、12個區公所、236所各級學校、14所幼兒園，此外臺北市政府還經營3個事業機構。
臺北市政府 交通資訊
市政大樓－公車路線可搭乘 20、28、46、261、263（仁愛幹線）、266（承德幹線）、270、270（區間車）、281、282（副線）、284、311、611、612、621、647、650（基隆路幹線）、651、669、912、915、935、939、950、棕6、棕7、棕18、棕21、綠1、藍5、藍10、市民小巴7、1211
市政大樓－捷運路線可搭乘板南線至捷運市政府站下車，或搭乘淡水信義線至捷運台北101/世貿站下車。
黃曉敏
黃曉敏（1970年—），韩国籍华人，前中國國家隊游泳運動員，1987年亞洲十佳運動員。曾担任韓國國家隊教練，現爲法輪功學員。
黃曉敏 運動員生涯
1982年中國國家隊教練穆祥雄將黃曉敏帶入中國國家集訓隊。
1983年第五屆全運會上，年僅13歲的黃曉敏，獲得200米蛙泳第三名。
1985年黃曉敏接連打破了梁偉芬5年前創造的100米和200米蛙泳全國紀錄，使這兩項成績均進入了世界前25名。
1986年參加第十屆亞運會，黃曉敏以0.01秒之差贏了日本的長崎宏子。
1987年2月，黃曉敏參加阿雷納國際短池游泳邀請賽，奪得50米、100米、200米蛙泳三塊金牌，成為這次比賽獲得金牌最多的外國運動員。被評為全國十佳運動員，同年獲得「亞洲十佳運動員」稱號。
1988年9月在韓國漢城（今首爾）舉行的第二十四屆夏季奧運會中，在女子二百米蛙泳項目中獲得一枚銀牌，成績為2分27秒49，實現了中國隊在奧運游泳項目中獎牌零的突破。应该组织要求，成为预备党员。1989年六四事件后，成为正式党员。
在她的運動員生涯中，又獲得過三枚亞運會金牌、十一枚世界盃游泳系列賽金牌。1990年再獲北京亞運會蛙泳金牌。
1994年黃曉敏稱因長期強化訓練出現風濕、心律不齊等病症，並面臨癱瘓的危險，結果迫於在23歲便退役。
黃曉敏 韓國教練生涯
1995年赴韓國留學，入讀明知大學。1998年在明知大學社會體育系畢業。
2001年，黃曉敏在韓國擔任浦川大學講師和仁川大學巡回教練等職，指導韓國青少年游泳運動員。
《中国体育报》2002年4月报道，黃曉敏尚未成婚，她表示，自己的終身伴侶還是要找中國人。她說“這幾年自己學習和工作都排得滿滿的，對這個問題看得比較淡，總之一切隨緣，順其自然。”
2002年，黃曉敏擔任韓日世界杯的志願人員。
2004年12月12日，黄晓敏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以实名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瑠公圳
24°57′31″N 121°32′12″E﻿ / ﻿24.958740°N 121.536655°E﻿ / 24.958740; 121.536655
瑠公圳是位於臺灣臺北的灌溉水圳系統，為清朝乾隆年間由墾戶郭錫瑠（瑠公）興建，用於灌溉今臺北市東側松山地區的農田。今日幾乎已經全部予以填平或荒廢，只在臺北市東側、新北市新店區內仍殘留幾小段水道。
由於20世紀以來臺北市區地景的快速變遷，一般大眾常對於瑠公圳的切確路線有錯誤認知。新店區的「大坪林圳」、臺北市區的「霧裡薛圳」常被誤列入瑠公圳範圍，實際上此三圳原先使用不同的水源、擁有不同的管理者、流經不同的灌溉區域，只是後期管理組織合併而導致誤解。更多人將今臺北市新生南路、新生北路高架橋下、於1930年代興建的「堀川」（特一號排水溝）誤以為是瑠公圳，但前者只是在部份路段與「霧裡薛圳」的渠道相鄰，兩者用途更大相逕庭。
瑠公圳 簡介
瑠公圳為郭錫瑠（後人尊稱為瑠公」）所規劃創建。瑠公原利用陂塘開墾興雅庄一帶土地，但因陂塘只能仰賴天候積蓄雨水，加上土石淤積，於是水源漸漸不足。
雖然臺北盆地內河流水源充沛，可是水面與地面間有不小落差而無法直接取用，且河運船隻來往頻繁、河面寬廣，也無法築堰提高水面。瑠公溯新店溪往上探勘後，發現上游水源可供利用；於是他變賣家產，於1739年 (乾隆4年) 創「金順興」號，集眾在新店溪上游青潭溪口附近開鑿水圳，打算引水十數公里至自己的墾地。工程最大困難為必須人力鑿穿岩壁做導水隧道 (石硿)，但因鄰近為泰雅族原住民活動範圍，在施工過程中常遭到攻擊，因此花費十數年仍無法完成。
瑠公圳 簡介
1753年他與大坪林五庄締約，改由五庄墾首蕭妙興等人另合股組成「金合興」號接手施工。1760年 (乾隆25年)，終於鑿通石硿圳路，共歷時22年完工。當時稱為「青潭大圳」或「上埤大圳」，由金合興號與瑠公共用水源：前者修築渠道、給水路，灌溉新店大坪林地區，稱為「大坪林圳」；後者則另修渠道幹線通過新店地區，並築木梘導水跨景美溪，經過今景美、公館、大安區、信義區、松山等地，稱「瑠公圳」。
隨後瑠公擔憂水源不足，故將取水口改往跨過青潭溪的更上游，今青潭堰北側。
瑠公圳 破壞與整修
跨景美溪的渡槽最初使用平底木梘，但被兩岸往來民眾當橋樑使用，頻繁踩踏而損壞。瑠公便大量購買水缸、去底後相接通埋在河床下做暗渠，改採倒虹吸方式。但1765年8月（乾隆30年），臺北受到颱風侵襲，大雨造成山洪暴發，瑠公圳暗渠全毀，瑠公因此抑鬱成疾，於年底病逝，享壽61歲。
之後，其子郭元芬繼承父志，將該渠重建整修完成。仍用木梘跨過景美溪，但換為尖底使人無法通行。又於1773年 (乾隆38年) 將取水口改至今碧潭現址 (溪對岸是永豐圳取水口)，再另築導水渠道通往景美溪梘，此水道稱「下埤大圳」。整修過後的瑠公圳，成為灌溉台北市東側的重要水源。
瑠公圳 轉讓與合併
水圳傳至郭家第三代時，即將大加蚋堡部份權益以4,030兩銀賣給板橋林家的「林安邦」號 (林平侯)。傳到第四代郭章璣時，更因災損嚴重無力修復，於1828年以7,400銀元將一半權利賣給板橋林家「林本源」號。隔年又再連續豪雨破壞水圳，只好再以4200銀元賣出剩下權利。瑠公費半生心血的水圳，在通水五、六十年後即全被他人掌控。此後部份水圳權益交易頻仍，但一直由板橋林家掌握絕大多數。
臺灣總督府於 1901 年頒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瑠公圳也就因此與霧裡薛圳、大坪林圳一起被公告為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埤圳」，受官方監督。到了1907年，更與上埤一起併入受「瑠公水利組合」 (今「瑠公農田水利會」) 管理。到 1910 年，又加入柴頭埤、雙連埤、大竹圍埤、三板橋埤、下埤、上土地公埤、下土地公埤、鴨寮埔埤、牛車埔埤、蝴蝶埤、永春埤、中埤。並修改整理水路，統一水源、填平不須使用的陂塘、廢止多餘的水道。
最後於1917年(大正6年)，官方以5,525圓收購板橋林家名下所有瑠公圳產權，移轉給瑠公水利組合。
瑠公圳 路線
在今國道3號碧潭橋下取新店溪水，流過新店大坪林，跨景美溪後經景美街區 (清朝時期經景美街，合併後改走景文街)、羅斯福路，在萬盛街處與原霧裡薛圳立體交叉，到公館止為幹線。
之後分成東西兩條幹線：東邊的第一幹線過蟾蜍山北側，沿線經過頂內埔、下內埔、六張犁、興雅庄，到達錫口、上下塔悠庄；西邊的第二幹線（霧裡薛圳）則經公館與今新生南路西側，在溫州街附近分為三條支流，流往中崙、復興北路、古亭。
興福支線
在景美街分出，沿景美山山腳往北，至靜心中學南邊（興福）。
自公館開始，後沿著蟾蜍山西側、芳蘭路、辛亥路三段157巷、臥龍街151巷、和平東路三段228巷、信安街向東北行，經六張犁，沿基隆路、延吉街、寧安街，到民生東路四段與光復北路口附近的「司公汴」。此路線部份為日治時期整併興建並非原本清代的瑠公圳。
大安支線
在今民族國中旁分出，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校園，流經台大校園內的農場、生態池、舟山路、小椰林道及醉月湖，流經和平東路二段96、175巷最後至大安國中北側大安路二段3巷附近。
本支線常常與板橋林本興一族所興建「大安圳」搞混，實際上兩條水圳無直接關係之外距離也差得很遠。
瑠公圳 路線
五分埔支線
基隆路二段「車層汴」處分出，沿信義路南邊在象山公園（原中強公園）接上信義路五段、六段，經福德街抵中坡附近。中有分支延虎林街往北（五分埔）。
靠近山邊有蝴蝶陂、永春陂、中陂等埤塘。
興雅派線
在延吉街與市民大道路口附近的「頂店仔汴」分出，大致沿著市民大道 (原鐵路縱貫線) 南側向東至台鐵台北機廠（興雅）。
中崙派線
「頂店仔汴」分出，沿著市民大道 (原鐵路縱貫線) 南側向西至復興南路一段路口附近（中崙）。
舊里族支線
在八德路三段「蕃仔汴」處分出，至截彎取直前的基隆河河曲（舊里族）。
西支線
民生東路四段與光復北路口附近的「司公汴」分出，經松山機場西南側至民族東路（下埤頭）。
東支線
「司公汴」分出，穿過松山機場至上塔悠、下塔悠，有三條分線。
原為霧裡薛圳後段。霧裡薛圳是台北盆地內最早有興建紀錄的水圳，建於清雍正年間，乾隆年間周永清籌措資金重修，灌溉台北市西側；因當時水源來自霧裡薛溪（今景美溪），於是稱為霧裡薛圳。後段併入瑠公水利組合後，前段改為排水溝渠，導入新店溪內，現今仍有多段跡循可探查。
瑠公圳 荒廢
1940年代起，隨著台北市產業結構改變與人口移入，農田大量改為建地，而不再需要用水灌溉，圳道便遭棄置，填平改為道路、改建為溝渠，甚至直接被排入污水。到了2000年後，瑠公圳幹線僅剩新店區約五公里渠道。
瑠公圳 重建與重現
在瑠公圳停灌之後，位於台大校園內的大安支線和第一霧里薛圳支線，因校地整建，圳道被填平或加蓋。2001年台大校務會議通過「瑠公圳台大段親水空間復育計畫」，計畫的路線以舊圳道為主，南端為農學院實驗農場，經舟山路、振興草坪、小椰林東緣、思亮館前、轉數學館前，達醉月湖，全長1.8公里。
2005年，台北市政府興起重現瑠公圳計劃，不過以「綠之網」 為代稱的該計劃，其路線規模尚未確定。
臺北縣政府（五都改制後改為新北市政府）則希望藉由重新規劃新店溪段及民眾參與，針對瑠公圳二側整體景觀風貌改善，還給在地居民一個公共空間，並賦予瑠公圳重現風華的機會，促進觀光、使休閒發展及碧潭風景區之腹地擴大。
瑠公圳 評論
馮忠鵬：「如果拿漢人開鑿的瑠公圳與日人建構的嘉南屏東大圳相較，前者採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生命與汗水去為自己漢人的農田建築灌溉渠道，生產的稻米供給北部漢人自己生活所需；後者使用較為先進的工法，為殖民地農民建築完整的灌溉渠道，增加的稻米收成供給糧食緊缺的母國。」「最近有學者專家倡議要比照韓國漢城的清溪川，讓瑠公圳從台北盆地的地底下重見陽光。如果能夠實現，不但讓雙北有條恢復生態的親水河渠，更可以讓後人緬懷先人的智慧、勇氣與遺愛，對漢人祖先曾經對台灣這塊土地所流過的血與汗，永誌不忘。」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古语：，转写：Mongɣol un öbertegen ǰasaqu qolboɣatu ǰasaɣ un ordon），是大日本帝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戰间在当时中華民國的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等日軍佔領區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汪精卫政权）的自治区。範圍囊括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河北省、山西省一部分。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名稱
根據朝鮮京城帝國大學的考察團地理學家多田文男，蒙疆的「疆」字有多種說法，一說為萬里長城內外長城線之間為「疆」，二說是廣漠的邊疆為「疆」，三說為仿照新疆省之造詞。按照德王的说法，意思是“收復蒙古固有疆土”。
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均不承認日本扶植的蒙疆政府的獨立地位，視其為日本侵佔察哈爾、綏遠地區建立的傀儡政權，故以「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偽蒙」稱之。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背景
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维持封建王公的统治体制。1914年7月，北洋政府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1928年9月，随着二次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宣布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等“新六省”，其目的是让边疆地区与内地“保持一致”。1928年7月，察哈尔部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蒙旗联合自治。1928年11月，“蒙古代表团”赴南京反对改省。1930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讨论通过了有关蒙古地区政治制度、经济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确定了蒙古盟旗制度的合法地位，而且在行政体制上与省县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蒙古自治方案最终未得实现。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背景
根據日本陸軍少將松井太久郎，蒙疆成立的原因在於「反蔣防共」。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軍关东军的指令進犯熱河鄰近的察哈爾地區。次日，佔領察哈爾重鎮多倫。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倫。1933年8月李守信部再度攻占多伦后，以多倫為中心，于9月22日建立了察東特别自治區，李守信的兴安游击师改称“察东警备军”，李守信任察东特别自治区为行政长官、“察东警备军”司令官，军事和行政方面均受日军多伦陆军特务机关长指挥。察東特别自治區准照满洲国的县政施政，使用满洲国“康德”年号，在多伦还相继设立了大蒙公司机关、日本医院、满洲中央银行、邮电局、电话公司、满洲日日新闻社等分支机关等。1935年4月，从满洲国军政部派来大量日本军官、顾问组成察東特别自治區顾问部，负责察东特别自治区指导，原设立的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只负责政治、情报、宣传工作。又由关东军的退伍兵组成特设装甲汽车队配属李守信部。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背景
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李守信的“察东警备军”、何應欽指挥的华北中央军战争的大背景下，1933年7月，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集合了西蒙各旗王公在达尔罕旗百灵庙召开了蒙古自治会议，向南京国民政府通电要求许可内蒙古自治、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1933年8月再次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请驻在五台山的蒙旗宣化使·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迅速入蒙宣慰，阻止各旗王公出席在百灵庙召开的第二次“自治会议”。1933年10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了自治运动的基本主张：“1，内蒙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2，内蒙自治政府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3，内蒙自治政府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依据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为防止德王投靠日本，国民党中央立即拟定《改革蒙政方案》三条，1933年10月17日由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参谋本部等举行联合会议通过；其中第三条：“中央或地方行政，应尽量容纳蒙古人，并就适宜地点设置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培养蒙古民族的各项人材，尽量任用”；并决定派内政部长黃紹竑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赴百灵庙商谈自治问题。绥远、察哈尔两省当局也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内蒙古自治运动。1933年11月，黄绍竑等到达百灵庙，与聚集在那里的内蒙古西部盟旗王公和军政人员以及知识青年等进行商谈，达成了在内蒙古成立若干自治区政府的方案。1934年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蒙政会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建议成立统一的蒙古自治委员会，并和晋京请愿蒙古代表研究拟具了一个自治方案。汪精卫接受此案，另拟具“蒙古自治八项原则”，送请南昌行营征询蒋介石意见。蒋同意，仅在蒙古之下自治之上，加上“地方”二字。此后，按蒋介石的“恩威并用”之策，1934年2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蒙古自治办法原则”8项（其中有设立察哈尔盟内容）。1934年3月7日，通过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成立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蒙政会）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何应钦兼任“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蒙政会成立后，首先着手解决察哈尔部12旗要求改盟问题，并要求将已划分至绥远省的察哈尔右翼4旗划回察哈尔盟。察哈尔右翼四旗与绥远省的凉城、集宁、陶林、丰镇、兴和五县同处一地，是典型的“旗县并存”地区。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成立的蒙政会由蒙古王公组成，是统一的蒙古地方自治机关。由于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乌兰察布盟盟长）年老多病，副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索诺木喇布坦未到任，德王作为秘书长，由于其年轻肯干，颇有影响力，蒙政会的大权从一开始就落入德王手中。由于蒙政会与绥远、察哈尔两省之间在管辖权限和区域划分等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省县与盟旗在同一区域内并存的局面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蒙政会与绥察两省政府发生尖锐的对立。尤其在征收鸦片过境税和西公旗札萨克承袭问题上，蒙政会与绥远省政府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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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和1935年4月，察哈尔部左、右翼八旗、四牧群总管两次召开会议，作出部改盟决议，并要求将右翼4旗也划回察境，请求蒙政会和蒙藏委员会批准。时值“張北事件”发生，国民政府失去对察哈尔部的控制。
1934年10月，日本制造第一次张北事件，国民政府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省旅行自由，中方不检查其携带物品，国军退至外长城线以内。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东北四省镇压各地的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基本成功，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大连主持召开幕僚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对华北及西部内蒙的工作。其中“内蒙工作”主要有“加强对内蒙古的工作，考虑以德王取代以前的工作对象索王；从接近满洲国的国境附近，逐渐驱逐察哈尔宋哲元军，始终确保在多伦依靠李守信的察哈尔特别行政区”。
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第一次察东事件，日方称“第一次热西事件”，达成《大滩口约》，按照日方主张重新划定了华北的察哈尔省与日本控制的满洲国热河省的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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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5日日本制造第二次张北事件，6月11日日满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罢免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由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代理。6月27日，秦德纯与日本军方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张北、宝昌、宝康、商都、沽源、兴和等六县中国驻军撤出，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事实上察哈尔省外长城以外成了非军事区。
1935年10月，蒙政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中有关察哈尔部改盟的规定为依据，决定将察哈尔部改为察哈尔盟，成立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察哈尔部明安牧群总管、国民党中央委员尼冠洲同吳鶴齡以未经国民政府批准为由反对新设察哈尔盟公署。
1935年11月末，德王访问满洲国，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与德王具体商谈，“决定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五十万元和五千支枪，子弹200万发，作为扩编军队之用。”这是德王与日本关东军首次正式接触。归途经多伦，按照关东军的安排与李守信见面，实现了关东军所提出的德王与李守信联合的计划。在获得了关东军的有力支持后，德王决定另起炉灶，建立蒙古政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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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7日，日本关东军指使李守信的察东警备军出动，制造了第三次察东事件。当时中国媒体称之为“察北事件”，日方舆论称“察东事件”。12月9日察东警备军第二师不战而占宝昌县城，当天察东警备军第一师进攻沽源县城不利，日机轰炸了沽源县城南门、东门。李守信率领第一师也赶来围攻，12月11日使用炮兵轰击城墙，战斗中察东警备军参谋长陈宝泉阵亡，松井忠雄大尉代理其职。12月1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名单公布，日方感到满意，就不希望察东事态扩大使华北局势破裂。12月12日上午，一架日机给沽源城外的满洲國军投下通信筒：“李守信军暂停对沽源的进攻，兵力向北方集结，确保多伦的安全，尽量用谋略占领沽源。”当天11时，日机由北向南对城内三次轰炸。武居清太郎与松井忠雄坚持继续进攻。下午14时开始炮击城墙，发射30发炮弹把城墙炸开一个30米的斜坡豁口，并炸塌了望楼，守军突围向城东山区逃走。12月29日，李守信部察东警备军以蒙古保安队名义，由宝昌、沽源一线出发，占领了张北、康保、尚义、崇礼、商都、化德等长城以北六县，并控制了正蓝、镶白、正白、镶黄、正红、太仆寺、明安旗、商都旗等八旗，驱逐了当地汉人保安队。在张北县建立了李守信的蒙古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1936年1月，日军多伦特务机关降格为连络所，在张北新设了日军特务机关，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把日系指导官经由北平、张家口派往张北，任命各县县长和旗总管，均派日系顾问并掌握实权。张北设察哈尔盟保安队，配置日本指导官。“当时，总数20余人的日系顾问加紧筹建察哈尔盟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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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隨即同李守信合作，1936年1月22日在张北县舉行察哈爾盟公署成立典禮，参加典礼的有：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外蒙古流亡活佛迪鲁瓦（又称迪魯瓦呼圖克圖)、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吴鹤龄、尼冠洲、白雲梯（蒙藏委员会委员、蒙政会委员），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蒙古工作参谋田中隆吉、日军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以及盟公署、旗县公署日系顾问等。典礼上田中玖以关东军代表身份讲话。卓特巴扎布出任盟长。为了保证察哈尔盟执行亲日政策，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当天下午关东军特务机关枪杀了反对与日本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蒙古族政治家、拒不接受察哈尔盟公署总务厅长任命的尼冠洲乘汽车返回张家口，路经张北城南10多里处的猴儿山时被冒充第二十九军的人枪杀，吴鹤龄受到德王的庇护免遭暗杀。察哈爾部中东部的蒙古人8旗遂為德王控制。将宝昌县和沽源县合并为宝源县，将尚义、崇礼、化德3个设治局均改为县，将察哈尔牛羊群改为明安旗（明安牧群）、商都牧群改为商都旗、太仆寺左翼牧群改为太仆寺左旗、太仆寺右翼牧群改为太仆寺右旗。察哈尔盟公署下辖正蓝、正白、镶白、镶黄、明安、商都、太仆寺左、太仆寺右等8旗和多伦、宝源、商都、张北、康保、化德、尚义、崇礼等8县。有人口汉族40万至50万，蒙古族约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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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西蒙全境被德王交给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乃于1936年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分为两部分，分别组织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绥境蒙政会”）和德王管辖的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22日在归绥成立绥境蒙政会，国民政府任命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委员长。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官兵也举行军事暴动，反对德王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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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旗的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并作为成吉思汗30世子孙在成吉思汗像前宣誓：“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飞机前来参加典礼，并宣读祝词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蒙古军总司令部”明确宣布了这是一个独立政权，其标志是更改年号，确定1936年为成吉思汗纪年731年，实行成吉思汗纪年；制定了蓝地右上角红、黄、白3条竖道的蒙古旗。德王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按“蒙古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总司令部下分设军务部、政务部、秘书处。政务部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军务部设三科：第一科管军政、军令、军法，第二科管军械、军需，第三科管参谋、作战事宜。秘书处设机要秘书、秘书，及人文、人事、会计、经理四科。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部担任内部指导，顾问部设主任，下分军事顾问、财政顾问、文教顾问，加上翻译、书记等顾问部有20多人。初具政权规模。但由于“蒙古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苏尼特右旗处于荒凉偏僻的牧区，交通和通讯不便，无法全面“展开工作”，对其他蒙古盟旗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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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日朱敏痴由张北调任商都县公署县长。为强化治安、奴役人民，将公安局改为第一警察署（驻商都县城），将原二、三分局改为二、三区警察署（分驻屯垦队、十八顷）。第一警察署有署长（警佐）、巡官、警长、警士约50人，后增至200多人。下设东、西、南、北门和中央街5个派出所。4月蒙古保安队300多人进入商都县城驻防，汉人保安队解散，保安队指导官为宫木时雄，负责督饬训练。全县实行保甲制，县城划分为8个保，每保下设10个甲，每甲管10户居民。设保长、甲长，多是一些富商、地痞充当，为日本帝國效劳，欺压贫民百姓。
1936年4月24日1936年4月24日蒙政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德王召集各地的盟旗代表在西乌珠穆沁举行第一届蒙古大会，向各蒙古盟旗介绍与关东军合作以及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筹备情况，共同商讨“建立蒙古国”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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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軍参謀部第2課（情報課）兵要地誌班長（蒙古工作担当）田中隆吉（后兼任德化特务机关长）出席了会议，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以及“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等数个议案。通过的《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蒙古为筹备建国，设立蒙古军政府，至蒙古国成立时，改组为蒙古国政府”。会议决定以蒙古军政府作为蒙古的中央政府，将来把察哈尔、绥远、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均置于该政府统治之下。大会最后选云王为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
1936年5月日军委任王英为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军长。王英在察北一带收纳亡命匪众，强迫民团编成步兵、骑兵各2个旅，并有手枪队、特务团、宪兵队等，在商都集结共计6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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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由原化德縣改名而成，即嘉卜寺）把“蒙古军总司令部”改为蒙古軍政府，改元易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年（当年为731年），挂黄、蓝、白、赤4色7条旗为该政府的旗帜。德王在成立仪式上说：“（蒙古军政府）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致贺辞。满洲国政府代表玉春宣读了溥仪的贺电。德王为总裁，下设办公厅、参议部、参谋部和军事、财政、内务、交通、实业、教育、司法、外交等八个署，另设日本顾问部，由关东军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指挥军政府以村谷彦治郎为主任的日本顾问部。 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蒙古语为额尔德木索岳勒图浩特)，任命李守信为市长。蒙古军政府下辖锡林郭勒盟10旗和察哈尔盟8旗、8县，同时组织了蒙古军的2个军。关东军和“满洲国”每月补助约30万元，“蒙古军”用近四个月的时间便扩充至一万三千人。西苏尼特旗德王府东营盘成立了蒙古军官学校，德王兼校长。1936年5月20日满洲国制定《指导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针》：“对于国外的蒙古民族的指导，唯有依存日本，与满洲国保持亲善关系。支持现蒙古军政府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使其成为国外蒙古民族的经略基石，逐渐向新疆方面扩大。但不允许国内蒙古民族的离满解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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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德王率团飞抵满洲国新京，先后访问板垣征四郎、张景惠、满洲国外交大臣張燕卿等人，磋商满洲国与蒙古军政府之间缔结协定事项，最终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蒙古工作参谋田中隆吉的直接操纵下双方“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滿洲中央銀行”在德化设立办事处，发行“满洲国币”。蒙古军政府管辖区内的邮政、电信、交通及航空运输等方面的业务，分别由“满洲国”相应的部、局和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德王还以叩拜礼觐见了溥仪。溥仪封德王为“武德亲王”。
在田中隆吉的建议下，德王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访问。与主席殷汝耕签订“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的《蒙冀协定》外，“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出资100万元，充作蒙古军政府经费。
1936年7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消原蒙政会。7月27日，国民政府成立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察境蒙政会”），仍命德王为委员长，同时废止了1934年公布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