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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沃伦 加州州长
沃伦早期虽然是共和黨人，在政治上卻標榜摒棄黨派成見。1942年州長選舉，沃伦同時參加共和黨和民主党的两个黨內初選、赢得了共和党的初选，他甚至差点击败時任州長卡尔伯·特奥尔森也赢得民主党的初选。1942年11月，沃伦在最终选举中顺利击败特奥尔森、当选新一任加州州长。
1946年州長選舉，沃伦谋求连任，他同時贏得了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并成功连任加州州长。1951年他再度成功連任，成為加州史上第一位连续擔任三屆的州長（截止2019年，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
沃伦在担任加州州长期间，“州长”及“州政府”的行政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变革，着重强调效率和计划。由於加州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以及沃伦的改革計畫及行政效率，在沃伦州长任內，加州的收入、預算及建設節節增加，为二战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的近20年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他任内，加州失业保险金逐渐提高、消费税下降、退休金上涨，而加州的医疗及监狱系统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40-1950年的十年间，加州的人口增长超过50%，而沃伦的改革也为新到来的人口提供了各种便利服务。
厄尔·沃伦 加州州长
此外，沃伦协助瓦解了加州对墨西哥裔、华裔的种族隔离以及反异族通婚法，还为加州建设了以加州大学为核心的声望卓著的公立大学系统，为几代加州人提供了质高价廉的高等教育。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沃伦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俗称“旧金山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也见证了《联合国宪章》在加州旧金山的顺利签署。
虽然沃伦从第二任州长任期起曾多次提出全面實施醫療保險法案，但均遭州議會否決。 他曾试图建立一个研究“就业歧视”的委员会，但也被共和党多数的州议会给否决。
沃伦在政治光譜上被視為共和黨的溫和派。由於沃伦在加州的政績及全國的知名度，1948年他曾參加共和黨的美国總統候選人的黨內初選，但因得票不盡理想而退出。後來在贏得初選的紐約州州長托马斯·杜威极力邀請下，沃伦同意搭档、成为美国副總統候選人，但在該次大選中，杜威最终以些微之差败给了后来的美国總統哈利·杜鲁门。 这次竞选也成为沃伦一生中唯一一次失败的竞选。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1952年，沃伦又被視為共和黨的熱門總統候選人之一，但因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將的參選而退出。作為退選的交換條件，艾森豪威尔向沃伦保证，未来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出现空缺，就提名沃伦接任。沃伦起初同意加入第34任美国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内阁，并担任美國訟務次長。但巧合的是，1953年9月，时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突发心脏病逝世，而艾森豪威尔也在深思熟虑后决定信守承诺、提名厄尔·沃伦继任首席大法官。 艾森豪威尔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道：“沃伦拥有17年的公法从业经验，而且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一直是一个保守派内的自由主义者，我相信他身上融合了最高法院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维。”
1953年10月，沃伦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休会任命、出任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而1954年3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也正式批准了该提名。 截止2019年，沃伦大法官是最后一位曾经在美国政府内担任过要职的首席大法官。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出乎眾人意料，原本屬於溫和保守派（共和黨）的沃伦上任後，在其盟友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等人的协助下，带领最高法院頻頻作出傾向自由派（民主党）的判決，以至于曾有评论称，属于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後來評論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the biggest damn-fool mistake I ever made）”。
厄尔·沃伦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期间（1953年-1969年），在自由派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休戈·布莱克、威廉·道格拉斯等人的协助下，美国最高法院（常称为沃伦法院）成为了美国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堡垒。沃伦法院曾作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主要包括：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新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任命厄尔·沃伦担任刺杀案的调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又称沃伦委员会。1963年12月-1964年10月， 沃伦同时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及沃伦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员共同组成。然而这段经历对沃伦来说并不愉快，因为作为法官他必须坚持公平和正义，但作为政治家他也明白有些事情必须保密、不能公开。最终，沃伦为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能达成一致、在最后的报告上签名，他在几个问题上做了妥协。该委员会得出最终结论是：行刺纯属个人所为（即是由槍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負全責）。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虽然《沃伦报告》公布后的初期受到了好评，但它逐渐变为了一份充满争议的文件。当时，美国国内、国外的许多人都怀疑对肯尼迪的刺杀事件是由古巴或者美国右翼团体策划的，1967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唯一刺客。沃伦委员会也因为没有向民众公开某些政府的核心机密而受到质疑，沃伦报告所缺乏的真诚度更是激起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进而在民间诞生了许多阴谋论。许多阴谋论者一直质疑沃伦报告中的许多关键证据缺失或被曲解，并且有许多逻辑矛盾。 沃伦自身相信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未受到指使，他曾写到：“暗杀事件的真相本身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让许多人宁愿相信它的实际情况应当非常复杂并且充满了阴谋。”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到了1968年，沃伦已经准备好从最高法院退休，因为他想和太太去环游世界，而且他担心自己年事已高，最终会像休戈·布莱克、威廉·道格拉斯两位大法官一样精神衰退。与此同时，他也担心理查德·尼克松会赢得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而如果他退休，尼克松就可能会任命一个保守主义者接替他担任首席大法官。最终，1968年6月，沃伦还是向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递交辞呈，但辞呈只有在下一任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在国会通过后才会生效。当时，大约有一半的共和党参议员反对总统选举前任命最高法院的新成员。
期间，林登·约翰逊曾提名沃伦法院内的大法官亚伯拉罕·亚伯·方特斯接任沃伦。但是该提名遭到了共和党议员和南部各州民主党议员的联合反对。最终，约翰逊撤回了该提名。1969年初，沃伦发现方特斯私下里和华尔街的一个投资人签订了每年2万美金的合同、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沃伦立刻要求方特斯从最高法院辞职，而方斯特在深思熟虑后同意了。
1968年底，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当选第37任美国总统。沃伦虽然不情愿将被尼克松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接替，但他还是拒绝收回先前的首席大法官辞呈，因为他不想让他的辞职显得富有政治色彩。1969年6月23日，厄尔·沃伦正式从美国最高法院退休，由尼克松提名的联邦上诉法院保守派法官沃伦·厄尔·伯格接任首席大法官，而尼克松的这个提名人选并未提前征询过厄尔·沃伦的意见。沃伦后来在谈到从最高法院退休时说：“我希望沃伦法院被铭记为一个人民的法院（I would like the Court to be remembered as the people's court）。”
退休后，沃伦曾表态反对越南战争、支持消除贫困。 他虽然在公开场合没有批评继任的伯格法院，但私下里还是对该法院的许多保守派立场感到忧虑。 而沃伦对尼克松的评价一直很低，1972年的水门事件丑闻爆发后，沃伦甚至私下里称尼克松“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可鄙的总统。”沃伦后来对从最高法院退休感到懊悔，他反思到：“如果我早知道之后这个国家和这个法院会发生什么，我是绝对不会退休的。最后应该是他们拿着棺材板把我抬出去。”
厄尔·沃伦 个人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厄尔·沃伦返回加州奥克兰，与其姐姐和姐夫一起居住。1921年，30岁的沃伦和他未来的太太尼娜·伊丽莎白·梅耶斯（Nina Elisabeth Meyers）在奥克兰相识。当时28岁的尼娜是一个寡妇，是一家商店的经理，还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她出生于瑞典，在婴儿时期就随家里移民美国。
1925年10月4日，沃伦和尼娜结婚，而沃伦也成为尼娜与她前夫所生孩子的继父。沃伦夫妇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1928年出生，此后他们又生了4个子女，一生总共养育了6个子女。沃伦夫妇关系亲密，他们的一个女儿曾经评价道：“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婚姻关系。”1935年，沃伦的父亲被谋杀，但调查人员始终无法找到真凶。
1943年，沃伦当选加州州长后，全家搬到了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1953年，沃伦被任命为美国首席大法官后，全家又搬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1974年7月2日起，厄尔·沃伦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以及冠状动脉病变住进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医院。1974年7月9日晚8点10分，沃伦因心搏停止于乔治城大学医院逝世，享年83岁。
厄尔·沃伦 个人生活
在逝世前的几个小时，沃伦在美国最高法院的盟友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曾前往医院探望他，直到下午5点30分。当时，沃伦还忍不住向他们询问，最高法院是否会判决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必须向水门事件调查组提交64份相关录音带（美国诉尼克松案）。当得知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尼克松总统必须提交录音带时，沃伦深感欣慰、确信他深爱着的最高法院将会给世间带来一场正义的审判。
沃伦去世时，他的太太和一个女儿陪伴在其身边。逝世后，沃伦的遗体被安放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堂（Great Hall）内供人瞻仰。他的葬礼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座堂举行，遺體之后被安葬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
厄尔·沃伦 人物影响
厄尔·沃伦被广泛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首席大法官和政治领袖之一。他主政下的美国最高法院（沃伦法院）主导了美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自由主义宪政革命，彰显出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深刻信仰。1974年7月，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对沃伦的悼文中称他“与约翰·马歇尔、罗杰·B·托尼并列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2006年12月，美国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将沃伦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第29名，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有影响力的首席大法官、仅次于约翰·马歇尔。2018年9月，英国知名周报《经济学人》评价沃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国法学家”以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派法学家之一。”
厄尔·沃伦 人物影响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他对沃伦的颂词中写到：“作为首席大法官的沃伦，必将因其对宪法终极含义的解读而载入史册。他感应到了时代的使命召唤，并挺身而出。” 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写到：“在我看来，沃伦在美国历史的长河中与约翰·马歇尔、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齐名。”传记作家埃德·克雷（Ed Cray）提到：“在大多数公正的法律学生和法学批评家眼里，沃伦的伟大程度仅次于约翰·马歇尔。”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路易斯认为沃伦是：“美国最接近柏拉图式的守护者（Platonic Guardian）。”1958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将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迈向自由》赠予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他在书的扉页上写着：
厄尔·沃伦 人物影响
致：厄尔·沃伦大法官。感谢您真诚的善念，您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和您对我们美国民主崇高信条的全心奉献。祝好，马丁·路德·金 （To: Justice Earl Warren. In appreciation for your genuine good-will, your great humanitarian concern, and your unswerving devotion to the sublime principles of our American democracy. With warm Regards, Martin L. King Jr.）
此书一直由沃伦家族保管，直至2015年被拍卖，最终成交价高达49,335美金。
厄尔·沃伦 人物影响
另一方面，许多保守派人士则批评沃伦法院逾越了它的权力范围，法学家拉乌尔·伯格认为沃伦法院过度解读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与修正案制定者的本意相悖，并利用过度的解读来影响公共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罗伯特·伯克法官曾批评到：“沃伦法院充当了立法者...制定了本不应该由他们制定的政策。”尽管如此，沃伦法院所做的大多数判决并没有被后来的继任者们所推翻，即使是非常保守的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也几乎没有在其任内推翻沃伦法院所做的重大裁决。相反，伦奎斯特法院甚至几次进一步推广了沃伦法院的裁决，比如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伦奎斯特法院就将1960年代沃伦法院对于公民投票权利的裁决作为判例依据，否决了佛罗里达州大选的重新计票。
1981年，厄尔·沃伦获得（遗赠）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2年3月9日，为纪念厄尔·沃伦，美国邮政发行了印有沃伦头像的29美分邮票。2007年底，沃伦入选美国加州名人堂。
在沃伦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有以他命名的“厄尔·沃伦堂（Earl Warren Hall）”，伯克利法学院还专门设立有“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种族、民族与多元化研究所（The Chief Justice Earl Warren Institute on Race, Ethnicity and Diversity）”、简称“沃伦研究所（Warren Institute）”，而法学院的大楼内还设有“沃伦纪念室（Warren Room）”。
与此同时，有许多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也都以沃伦大法官的名字来命名，主要包括：
以下影片中都有对厄尔·沃伦的刻画：
实验服
白袍，是指用於在进行实验时保護身體和裡面衣服的工作服。一般都是長袖、及膝，顏色一般为白色，故亦稱白大褂。由於醫生在應診時也常會穿著，故又稱醫生袍、醫師袍。
一般多以棉或麻作為製作材料，以便於可以用高溫的水來洗濯。
托马斯·杜威
托马斯·愛德蒙·杜威（英語：，1902年3月24日—1971年3月16日）是一名美国律師、檢察官和政治人物，1943年到1954年期间担任第47任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期间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但都败选。
作為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的紐約市檢察官和地方檢察官，杜威一直在努力遏制美國黑手黨和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勢力。他最著名是在1936年用強逼賣淫罪名成功起訴黑手黨老大查理·「幸運」·盧西安諾。盧西安諾被判處30年徒刑。他還用逃稅罪名起訴和判決另一個重要的紐約市黑幫、私酒販瓦克西·戈登有罪。杜威曾經幾乎成功逮捕猶太黑幫杜奇·舒爾茲，然而舒爾茲在1935年被黑手黨委員會搶先滅口。
托马斯·杜威 生平
1948年大選前的民意調查表明杜威幾乎必獲大勝。1948年《紐約郵報》寫道：“民主黨應該立即承認敗給了杜威，並省下進行選戰活動的資金。”《生活》雜誌刊登了杜威照片，照片下面寫著“下屆美國總統”。同時蒋介石为获取美国援助，決定支持杜威，向杜威競選團隊支付巨额捐款。
選舉前一天，蓋洛普民意測驗預測，杜威會贏得49.5％的選票。美國《芝加哥論壇報》提前用「杜威擊敗杜魯門」做為頭版的標題新聞，但在稍後公布的總統選舉結果中，卻是杜魯門擊敗杜威，杜魯門拿下28個州，獲得303張選舉人票。這張照片成了美國歷史上的著名政治照片。他是第一个出生在20世纪的总统候选人。
法律形式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Legal Formalism）属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法理学和法哲学。边沁的实证主义可以被看作针对的是立法机关，而法律形式主义则针对的是法官，即法律形式主义并不像实证主义那样认为法律的实质公正是无关的，而是认为，在民主社会中，那是一个立法者——而非法官——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官和其他公共官员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应当限于其直白的意思，如果法官有权造法，而非局限于释法，那就将违反三权分立。在法律形式主义看来，法律是一系列独立于其他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规则和原则。
法律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密切相关。实证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律产生之后，而对法律如何制定、立法者向何处努力都并不关注。如果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在解释“法律是什么”，那么形式主义就可以说是从实证的角度来解释法和法律体系如何运作。
与法律形式主义之相对的是法律工具主义，即一种和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相关的理论。工具主义认为，为了实现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利益，可以在对法律的文本解释中进行创新，尽管法律工具论也会认为法律的目的是推动公正或保障人权。法律工具主义反对法官有权出于其对好政策的个人看法而改变法律，认为那样将破坏法治。
和好聖事
和好圣事（英語：、Confession），又称告解圣事、忏悔圣事、修和圣事，為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聖公宗、信義宗部分派別當中的七件圣事之一。即信徒怀着痛悔之心，向合規的司鐸告明自己（领洗後）所犯的罪過，司鐸代表天主赦免其罪，使之与天主及教会重修旧好。
天主教會十分强调和好圣事的保密性。根据教理， 为保障圣事的神圣性，聆听告解的司鐸，对听到的罪行有绝对的保密义务，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也不允许作为外在行为领域的任何决策的参考。泄露告解秘密的司鐸，会自动被绝罚。
和好聖事 歷史
《新約聖經》中的若望福音（約翰福音）20:22–23節中，耶穌在復活後對門徒們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按照天主教會的觀點，這是和好聖事的原由。
隨早期基督教會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一種看法，即已領受洗禮者如果犯下重罪必須要進行懺悔。最開始，是犯下重罪者在教友面前公開坦白自己的罪過，不過後來公開坦白這種形式被摒棄，逐漸形成了今日的秘密告解制度。
中世紀以前，天主教會對於和好聖事態度非常謹慎，一般只會在臨終前教友才會領受和好聖事。在教友告明罪過後，經過長時間的補贖，主教重新接納這名教友進入教會。不過，到中世紀後，教會的態度改變，逐漸形成沿用至今的和好聖事，此後教友可多次領受和好聖事。
新教除聖公宗、信義宗部分派別以外，因否認天主教會主張的司鐸赦罪權柄，而完全不承認和好聖事的效力。新教普遍認為，只有上帝（天主）有權赦免世人所犯的罪過，因此信友應直接向上帝懺悔，而非經由司鐸悔罪。
建筑风格
建筑风格（英語：），或稱建築样式，一般认为是一种区域性的或者国际性的建筑物的风格，是对某一建筑师、建筑学校或者历史时期建筑特色的描述。
常见的最重要的建筑风格划分方法是根据地區及时代划分，并且与当时艺术风格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
田文鏡
田文鏡（1662年—1733年），字抑光，漢軍正藍旗人，恩監出身，後抬入漢軍正黃旗。清朝康熙、雍正時期大臣，歷任河南巡抚、河南山東總督、北河总督。一生為官清廉、嚴酷，河南水灾時，田文镜為媚君而匿事不报。雍正十年（1733年）病卒，享年72歲，谥端肃。
田文鏡 生平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監生任福建長樂縣縣丞，康熙三十一年遷為山西鄉寧縣知縣。康熙四十四年，升任為直隸易州知州。四十五年內遷吏部員外郎，四十八年遷刑部郎中，五十一年改授監察御史，五十五年曾巡視長蘆鹽政。康熙末年擢為內閣侍讀學士。
雍正元年（1723年），命祭華嶽山神。是歲山西災，年羹堯入覲，請賑。胤禛諮詢內閣學士署山西巡撫事德音，德音言無災。及文鏡還，入對，備言山西荒歉狀。上嘉其直言無隱，令往山西賑平定等諸州縣，即命署理山西布政使，因他清理積壓的案牘，使吏治為之一新，雍正遂評他「忠誠體國，公正廉明」。
雍正二年出任河南藩司，同年署理河南巡撫。
雍正四年發生直隸總督李紱指責田蹂躪讀書人，包庇知縣張球事件，文鏡引咎論劾。
雍正五年，田文鏡疏請以河南丁銀均入地糧，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但黃河盛漲，險工迭出，丁銀已收又加派河工徭役，七月晉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
田文鏡 生平
雍正六年十月爲魯豫總督，管兩省之行政；政事幹練，以刁鑽刻薄聞名，結合清官與酷吏於一身。治理地方期間，治盜極嚴，轄境幾乎無盜賊，同時督責諸州縣清理賦收，開辟荒田，限期極嚴。各州縣稍有怠慢，會立刻遭到懲罰，一般官員见田文镜时，没有人眼睛敢东张西望。
雍正七年兼北河總督。是歲河南山東水災，雍正命蠲免錢糧。田文鏡為討好雍正，假稱收成雖不等，實未成災，請朝廷仍照定額完全徵收。雍正九年，諭曰：「上年山東有水患，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田文鏡自能料理，未別遣員治賑。近聞祥符、封丘等州縣民有鬻（賣）子女者。文鏡年老多病，為屬吏欺誑，不能撫綏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絕其生路也。豈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令刑部侍郎王國棟至河南治賑。田文鏡以病乞休，雍正命解任還京師。雍正称之为“模範疆吏”。雍正帝對田文鏡死後的加諡、立碑、祭奠、入開封賢良祠等等措施，可謂備極哀榮。然而，田文鏡晚年受雍正禮遇事蹟，在乾隆以後的官書中多被刪除。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病卒於河南，家无餘财。谥端肃。令河南省立专祠祭祀。乾隆時，尚书史貽直奏言王士俊督開墾，開捐輸，累民滋甚。乾隆曰：「河南自田文鏡為督撫，苛刻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災不報，百姓流離，蒙皇考嚴飭，遣官賑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
田文鏡 墓地
據《易縣志》載田文鏡墓因佔用乾隆帝西陵掃墓御路三尺，被乾隆帝夷為平地。
田文鏡 評價
田文镜死后雍正评价他说:“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雍正最欣賞李衛、鄂爾泰、田文鏡三人，曾語兩江總督尹繼善，謂當學此三人。尹繼善回答說：「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
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等奏称“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等，曰：「鄂爾泰、 田文鏡、李衞皆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文鏡不及衞，衞又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雅爾圖見朕以衞祀賢良，借文鏡之應撤，明衞之不應入。當日王士俊奏請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寢雅爾圖奏不行。
田文鏡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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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294》，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施塔恩贝格湖
施塔恩贝格湖（德語：，發音：[ˈʃtaʁnbɛʁɡɐ ˌzeː] ⓘ），旧称维尔姆湖（德語：，發音：[ˈvʏʁmˌzeː]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的西南方25千米处，是继博登湖、米里茨湖、基姆湖和什未林湖后德国第五大湖。由于其平均深度之深，是为德国蓄水量第二大的湖泊。它位于施塔恩贝格县境内，不属于任何镇，是巴伐利亚州的资产。靠近其西岸，有一座湖中小岛，名曰“罗森岛”（Roseninsel）。
1886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施塔恩贝格湖淹死。今天在事故发生的地方有一个木十字架作为纪念。
从1976年开始施塔恩贝格湖属于受湿地公约保护的地区。
施塔恩贝格湖 位置
以下市镇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
在湖的西部有一个小岛罗森岛。
施塔恩贝格湖 名称
施塔恩贝格湖原名维尔姆湖（），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818年的一份文献中，当时的写法为。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1314年至1347年）时它的写法已经改为。这个名字来自唯一留出该湖的那条河。19世纪时这两个水体的名字改为。从19世纪末开始施塔恩贝格湖这个名字开始越来越常用，直到1962年它才成为官方的名称。这个名字来自从慕尼黑中央车站去往施塔恩贝格的铁路，通过19世纪修建的这条铁路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的人到这里来郊游。
施塔恩贝格湖 地貌学
施塔恩贝格湖的湖底是在冰川期由冰川挖出来的。在最后一次冰川期冰川从南部一直延伸到施塔恩贝格湖的北端，今天的湖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冰川回退的时候水主要沿另外两条河流出，因此今天的湖没有被沉积填满。只有在湖的北端有沉积，形成了今天那里的沼泽地。在冰川的两侧和端部形成了冰碛。
施塔恩贝格湖 水文学
由于施塔恩贝格湖的水量很大，它很慢冷下去，也很慢热起来，因此它各层的水每年只在春季混合一次。它没有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河流注入，鉴于它的地理位置这很少见，它只有众多小的地面河流和一些地下河流注入。它的水源流域共占314平方千米。许多这些小河没有名称。
同时流出的也只有两条小河。由于施塔恩贝格湖的流入和流出都很小，因此一共需要21年湖水才会完全更新一次。由于它的流源面积很小，因此它的湖面起伏波动也很小。比如附近的阿默湖和基姆湖由于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水量波动湖面波动达三米以上，施塔恩贝格湖只有最高1.3米的波动。至今为止测量到的最高水面是2010年8月在大量降雨后达到海拔585.03米。此前这样高的水位是在1999年春经过少见的连日大量降雨后水位在36个小时内升高了40厘米，达到海拔584.96米。在这36小时内湖里的储水量增高了1400万立方米。施塔恩贝格湖有储存大量水的能力，因此可以保护下游的地区遭受大水。由于施塔恩贝格湖的换水率很低，而且各个水层的交换很少，因此它对污染非常敏感。
施塔恩贝格湖 水文学
从1960年代开始周边的废水不再排入施塔恩贝格湖，因此湖内的营养降低，水质明显提高。今天它是巴伐利亚最干净的五个湖之一，透明度非常高，水藻密度很低。
施塔恩贝格湖 渔业
施塔恩贝格湖渔业的历史与它居住的历史一样长。在罗森岛上一个比较早的居民点里考古发掘出一根青铜的鱼钩。1989年同样在罗森岛上发掘出一条定年为公元前8或9世纪的独木舟。至今为止在施塔恩贝格湖上有钓鱼和使用渔网打鱼的人，作为休闲或者作为职业。大多数当地的渔人拥有漫长的家庭传统。他们大多住在和岸边上的房子里，在一些房子上面还标有行会的标记和被纳入行会的年。
最早人们可以随意在湖上打鱼，约公元1000年开始巴伐利亚公爵下令农奴只有在交钱后才允许打鱼。后来巴伐利亚公爵把收款的权利下放给当地的地主或者修道院。巴伐利亚湖里的鱼在贵族家庭里是继野味之后第二上佳的食品。在整个系统里渔人是最不幸的，他们往往自己都吃不饱。
白鲑、褐鳟和红点鲑属于上等鱼，欧鳊、狗鱼、鲤鱼、江鱈和歐鯰属于下等鱼。白鲑和狗鱼因为它们很多，因此是重要的食物，长期被看作“湖里的面包”。18世纪里的一场鱼病使得狗鱼的数量大量减少，至今为止其数量没有能够恢复。红点鲑被看作是特别好吃的鱼，因此今天在捕捉到它们后要记录。
施塔恩贝格湖 休闲和体育
施塔恩贝格湖主要是慕尼黑的休闲地，从慕尼黑有高速公路和捷运通到这里。
行人和自行车可以使用一条环绕湖的46.2千米长的路。除少数段落外这条路和公路不靠在一起。但是只有少数地方这条路靠湖岸，因为许多湖岸地区是私有地。
在珀金格附近有一个“天堂浴场”，那里有草坪、沙滩、野营地和一个供冲浪的人使用的沙滩。这个浴场主要供来自慕尼黑的游人使用。在其它一些沿湖地区还有其它的浴场以及出租船的地方。
巴伐利亚船舶公司提供班轮、游轮和特殊航行的服务。
虽然施塔恩贝格湖上的风比较弱，偶尔雷雨会很快来临，帆船运动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体育。虽然理论上驾驶帆船不需要执照，但是一般所有租船的地方都要求提供执照证明。
施塔恩贝格湖 休闲和体育
没有引擎和短于9.20米的帆船也不需要允许就可以在湖面上使用，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要遵守当地的规则（比如保留与湖岸的距离、不进入生态保护地区、遵守行船规则等等）。在沿湖的许多地方有给船下水的设施。
摩托艇、电动船以及长于9.20米的帆船（不论是否有引擎）以及素有有居住、烹饪或者厕所设施的船只全部需要官方允许以及牌照，并与巴伐利亚政府签署合同。浮筒和栈桥也需要官方允许、牌照和合同。
在施塔恩贝格湖私人摩托艇的允许一共有255份，排队目前等待的时间需要约13年。
在一定时间里在规定的区域内可以滑水。
按照施塔恩贝格政府规则可以在湖内潜水。
李紱
李紱（1673年—1750年），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縣城南上橋寺石芝園人，清朝理學家。
李紱 生平
李紱早年喪父，家貧，自幼聪颖，有神童之譽。科場頗為困頓，二十四歲錄生員，四次鄉試不售。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中式戊子科江西鄉試第一名舉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聯捷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康熙六十年（1721年），担任会试副考官。有落榜举子聚众闹事，遭御史舒库弹劾，以“隐匿不奏”罪免官，贬至永定河做河工。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李紱被召還原職並署理吏部侍郎，半年後遷任兵部。其間又被派往山東、天津處理漕運事宜。一生為官正直，體恤百姓。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任广西巡抚。雍正四年（1726年）授任直隶总督。不久因劾河南總督田文鏡橫行鄉里，但田文鏡反告李紱与谢济世、蔡珽結黨營私。是年，九阿哥允禟被囚禁在保定，李绂將允禟关押在高墙内，严加看管。不久允禟病死，有谣言说李绂受雍正之命杀害了允禟。李紱曖昧其事，上奏允禟腹瀉，幾天後遽死。李紱被免除直隸總督，改任工部右侍郎。新任直隸總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聖、知縣王遊虧空錢糧，此兩人都是李紱所推薦。廣西巡撫奏天河縣發生劫獄案，是李紱在廣西任內未完之案；又有土司羅文剛纠众抗官，也是李紱怠忽所造成。雍正五年（1727年）以營私議罪二十一條判斬監候，身繫獄中，在獄中整日讀書，後縛至刑場，面無懼色；最終為雍正所赦。出獄後奉敕主修《八旗通志》、《廣西通志》、《畿輔通志》等。乾隆年間以内阁学士致仕。
李紱 生平
李紱學宗陸象山，著《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諸書，力圖調和朱陸“尊德性”與“道問學”之說。李紱一生勤於治學，尤通史學，對王安石變法有所辨正，學者蔡上翔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多引其說。另著有《春秋一是》、《穆堂類稿、續稿、別稿》。另外他曾經寫過《書辨姦論後》一文，認為北宋時期作者標明蘇洵的《辨姦論》一文，是邵伯溫偽託蘇洵之名而寫的。
李紱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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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293》，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唐納
唐納（1914年5月7日—1988年8月23日），原名馬繼宗，後改名馬季良等，唐納為其常用筆名。江蘇蘇州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影評人、劇作家、演員、記者等多方面文藝工作者。抗戰時期曾擔任外事工作及地下工作。江青的前夫，陳潤瓊丈夫。
唐納 生平
唐納，原名馬繼宗，乳名仁倌，出生於吳縣平江路胡廂使巷的書禮之家馬家墻門。唐納曾祖馬時霖（資含公）為議敘九品職，逝世後留下二十八歲曾祖母談氏青年守寡。祖父馬良之（名鍾麟）為咸豐十年（1860年）元和庠生，因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攜家在外避難，多年後返鄉在家中經營私塾為業，授業學生包括元和縣知縣李超瓊子侄、潘昌煦從兄潘家㽦（後改名潘廷燮，字南畇、藝五，號稼夫、介孚，1865-1934）、吳郁生從孫吳興讓（字再伯，號祝齡，1872-1933）及陸鴻儀等。馬良之善書法，熱心公益，曾與平湖沈翊清（號逋梅，1855-1943）、長洲沙馥、吳縣姚孟起、吳縣葉昌熾等文人名士同為蘇州聚星社社員，一同參與光緒九年（1883年）的減潤賑災活動。本生父馬培甫（名祖元，字培甫，1881-1916）於清朝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就讀於東吳大學堂，學成後進入津浦鐵路擔任洋務譯員與財務工作。後轉入表親陸鴻儀任職的北京大理院擔任文職。本生母費文英（約1880年代-1961）來自蘇州書香之家，其父（即唐納本生外祖父）亦為塾師。唐納排行老四，上有一姊馬德範和一對雙胞胎兄長，可惜皆早殤。1916年9月，弟馬繼善出生。1916年11月，父親馬培甫不幸在北京因病驟逝。母親費文英獨自辛苦養育子女，於是將兩歲的唐納過繼給住在墻門西路的大伯父馬含蓀之遺孀，即大伯母蔣太夫人為嗣子（名義上為大伯父嗣子）。
唐納 生平
唐納嗣母蔣太夫人（約1870-約1945）來自於蘇州望族婁關蔣氏。九世祖蔣燦為崇禎元年（1628年）戊辰科進士。六世祖蔣文瀾為康熙十六年（1677年）丁巳科舉人，任中書科掌印中書，雍正六年（1728年）江南修水利有功，授光祿寺少卿，贈中憲大夫。高祖父蔣耀宗（1726-1794）曾歷任廣東、湖南等省知縣、知州等職，贈奉政大夫。先後迎娶來自蘇州名門長洲宋氏的清初尚書宋德宜兩位曾孫女為妻。曾祖父蔣萬寧為嘉慶六年（1801年）辛酉恩科進士。本生父蔣祖芬（字韞孫，號誦清，1837-1878）為咸豐九年（1859年）吳縣庠生，五品銜藍翎，例封奉直大夫。修有三冊十七編《婁關蔣氏本支錄》。蔣太夫人胞兄蔣楙瀚（1867-？）與胞弟蔣楙熙（字玉椿，號煥庭，1872-1925）皆為舉人。其中蔣楙熙與莊蘊寬、曾樸及從侄蔣東培等人同為光緒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江南鄉試舉人（金保泰任主考官，李盛鐸任副考官）。後來進入仕途，曾隨員出使日本，歸國後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分派河南，歷任禹州知州等職。獲河南巡撫吳重憙賞識，出任河南巡警道。宣統二年（1910年）因被當時河南巡撫寶棻察覺思想進步而被免職，回到蘇州。辛亥革命時期，蔣楙熙曾由江蘇都督程德全任命為巡警道，負責維持蘇州地方秩序安全，並著文呼籲蘇州各團體保持克制團結。民國成立後，蔣楙熙曾歷任江蘇、浙江、河南等省財政廳廳長等職。1914年任江蘇國稅廳職期間，曾與曾樸、張壽齡等人處理所謂“江蘇十大黑幕”之一的“八厘公債案”。蔣楙熙長子蔣緯英首婚娶建築師董大酉之妹為妻。次子蔣育英曾擔任蘇州博習醫院院長。來自詩禮世家的蔣太夫人對唐納視如己出，疼惜愛護，悉心栽培。而天資聰穎的唐納從小就展現出對文藝與體育的熱愛，經常組織家中小朋友在西廳排演話劇小品給長輩鄰居看，獲得一片掌聲。
唐納 生平
唐納早年就讀蘇州私立樹德學校初中部，1929年考入江蘇省立蘇州中學高中部，在校期間積極參加各類文體活動。他曾與錢偉長、吳愙元（隊長，後改名吳恪元，為台灣農業專家）等同學組成蘇高中童子隊參加1930年秋全蘇足球比賽。從1930年起，他還在《吳縣日報》等本地報刊上以“瞿覺”、“鉅鈺”等筆名發表散文、詩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唐納（馬繼宗）與蘇中高中部同學佘增濤、吳大琨、項志逖等人參加反日救國會演講股，到街頭演講抗議日本侵略行徑，喚醒民衆覺知；他還與黃貽鈞等同學參加為馬占山將軍募捐活動。此外，唐納也與羅瓊（徐壽娟）、葉籟士（包叔元）等人參加由蔣鐵如、包之靜等人發起的共青团（“C•Y”）外圍組織蘇州“社會科學研究會”。這些進步青年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組織流動圖書館，創辦《潮流》會刊，並上街演出進步話劇等。
唐納 生平
1932年初，蘇州中學因戰事紛擾停課，直至四月下旬才正式復課。期間，中共吳縣縣委及共青團組織於1932年3月遭重大破壞，參加外圍組織的唐納被迫離開家鄉和學校前往上海。來到上海之後，他曾由表叔陸鴻吉（字尹甫，陸鴻儀弟，夫人為吳郁生侄女）介紹到上海大陸銀行當練習生。同年暑假，他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入學時他先改名“馬繼良”，後用“馬驥良”和“馬季良”之名。其名改用“良”字或為紀念祖父馬良之。
在聖約翰讀書期間，愛好文藝的唐納開始接觸上海電影界，與金焰、聶耳等結為好友。1933年5月起，唐納受蘇州同鄉，上海《晨報》“每日電影”副刊主編姚蘇鳳之邀，開始撰寫影評及翻譯介紹外國電影發展情勢等，成為“每日電影”固定撰稿人之一。他亦為夏衍等人組織的“影評人小組”成員。
唐納 生平
唐納同時使用多個筆名發表影劇評論，包括最頻繁使用的唐納和羅平，以及胡越、陳沱等。其影劇批評及譯作等文章刊載於上海《晨報》之“每日電影”、《申报》之“電影專刊”、《民報》之“影譚”、《中華日報》之“戲周刊”、“電影藝術”與“銀座”、《大晚報》之“剪影”與“火炬”、《京報》之“影光”等影劇副刊。1934年，他參與所謂“軟性vs.硬性影片”及“大衆語、方言與電影聲片”等電影論爭，為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發展作出貢獻。
約1934年前後，唐納因弟弟在劉鴻生創辦的中國企業銀行工作緣故結識夏其言。1935年春夏之交，唐納詢問夏其言是否願意收留剛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佘增濤。夏其言聽説佘增濤是位進步青年，欣然應允。幾位有志青年常常在上海“亭子間”討論時事，寫作發表。1935年4月至7月間，唐納曾用筆名史枚在《民報》“影譚”副刊發表多篇影評，包括4月10日至15日關於電影《新女性》與宋之的及周楞伽等人的影評論爭。其同學友人佘增濤則從同年5月起使用同一筆名“史枚”，發表關於漢字拉丁化的討論。後來該筆名成爲佘增濤專屬筆名，而其文著也以社會科學及國際時政論文為主。
唐納 生平
1934年秋，唐納從大學肄業，進入聖約翰同學嚴幼祥父親嚴春堂創辦的藝華影片公司擔任編劇。1934年10月至11月間，他隨電影《逃亡》（陽翰笙編劇，岳楓導演）劇組北上張家口等地拍攝外景。唐納擔任該片副導演，並與摯友聶耳合作為該片創作主題曲《逃亡曲》與插曲《塞外村女》。1935年4月擔任電影《凱歌》（田漢編劇，卜萬蒼導演）副導演。同年受袁牧之邀請加入電通影片公司出演《都市風光》，並出任電通編劇，又參與《電通半月畫報》編輯工作。
1935年6月底，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次聯合公演，首演劇目為易卜生名劇《娜拉》。來上海不久尚未打開名聲的藍蘋以主演“娜拉”引起上海劇界關注與熱議，一舉成名。唐納亦於《娜拉》公演時初識藍蘋。後來藍蘋轉戰大銀幕。唐納、藍蘋在共同出演袁牧之編導，電通出品的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電影《都市風光》時，兩人感情升溫，繼而同居。
1936年4月25日，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及唐納和藍蘋三對藝人情侶一起前往杭州旅行结婚。4月26日，三對新人在錢塘江畔六和塔前請名律師沈钧儒證婚，鄭君里和李清為介紹人。5月5日，三對藝人夫婦又在上海八仙橋基督青年會補辦婚宴招待親友。
唐納 生平
唐納、藍蘋二人因性格與生活理念不合，婚後時有爭吵。不久後藍蘋前往濟南探望母親，聲稱6月10日左右回來，但逾期仍未歸，唐納在焦急等待中於6月23日在鄭君里處收到藍蘋留信，6月25日乘坐火車往濟南。抵達濟南後，唐納遍尋藍蘋不獲，後聽聞其人已往別處，一時憤懣之下，6月27日晚在濟南賓館自殺未遂。兩人互留給對方的“訣別信”也在報章上公開。7月初，唐納、藍蘋共同回上海，風波漸平息。當時陶行知曾作詩規勸，希望唐納能為國事好好活下去。
唐納 生平
感情風波過後，兩人將重心放在事業上。1936年8月起，唐納受丁君匋(1909-1984)等人邀請擔任上海版《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副刊主編。後來又擔任《大公報星期影畫》及《大公俱樂部》副刊主編。除了副刊工作，由丁君匋擔任理事會主席，唐納擔任幹事的“大公戲劇電影讀者會”於1937年5月成立，唐納的影劇界好友同人鄭君里、趙丹、陳波兒等均有加入成為理事；藍蘋亦為理事，負責總務。該團體面向業餘文藝愛好者舉辦多場影劇文化演講活動，還於1937年7月底抗戰爆發前夕在上海蓬萊大戲院舉辦持續三日、集合上海三十餘部話劇及歌舞文藝團體的賑濟1936年至1937年四川旱災聯合公演。1937年7月24日，唐納與馬彥祥和尤兢三人承中國劇作者協會與上海劇團聯誼社推定組織“戰時移動演劇隊”。
1936年下半年，唐納還加入改組後的明星電影公司，與歐陽予倩、姚克及盧敦同為編劇委員會成員。在此期間他為電影《生死同心》撰寫分場分景劇本，並作電影宣傳。藍蘋則進入聯華影業公司，期間陸續出演費穆導演《狼山喋血記》、《聯華交響曲》（《兩毛錢》篇）及主演蔡楚生導演《王老五》。
唐納 生平
1936年秋，因發生與王瑩爭奪話劇賽金花主演一事，上海演劇界又發生一段風波。當時唐納與藍蘋攜手共進退，並為平息爭議、團結藝人，與鄭君里等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同人組織戲劇聯誼社，舉辦巧克力茶會和影劇講座等活動。但兩人情感終究不穩定，時好時壞，所以暫時分居。1937年初，藍蘋與導演章泯在排演“業餘劇人”第三次公演期間相戀同居，鬧出“桃色風波”。6月，藍蘋登報宣布與唐納分手。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原本擔任上海《大公報》影劇版主編的唐納轉任該報戰地記者，奔走於東部戰場。藍蘋則奔赴延安。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後，唐納以上海《大公報》戰地特派記者身份，追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與副總司令黃琪翔部隊在東戰場奔走，以筆名羅平發表多篇東戰場報道，其中《乍浦到浦東》與《嘉興六日》兩篇前綫報道收錄於由范長江主編、生活書店1938年5月出版的《瞻回東戰場》文集中。
唐納 生平
唐納於1937年底撤退到漢口。在漢口期間，唐納繼續擔任漢口版《大公報》記者，負責戰事及外事報道。其戰事報道包括采訪從滕縣保衛戰中負傷撤離的陳離師長，1938年4月底的四二九空戰，1938年5月由中國空軍將領徐煥昇等指揮，遠征日本上空投放反戰宣傳單的人道遠征等；其外事報道包括采訪來華瞭解東方戰事並撰寫《戰地行紀》的英國作家威斯坦·休·奥登和克里斯多福·伊舍伍，以及同情支持中國抗戰的世界學生代表團訪問等。
演藝工作方面，唐納參與“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的籌建，成為第一届常務理事會會員及宣傳部正主任，并擔任相關刊物《抗戰電影》的主編工作。
1938年5月，在《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先生提議下，唐納成立“大公劇團”，與演藝界同人一起通過演劇方式為救助傷兵募捐活動出力。1938年6月16日-6月19日，大公劇團在漢口阜昌街維多利亞紀念堂上演由唐納編劇，石凌鶴及應雲衛導演，舒綉文與唐寶心主演的大型三幕國防話劇《中國萬歲》，獲得熱烈響應。該話劇之後在全國各地及海外持續上演，具有抗戰動員影響力。1940年4月，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怒潮劇社”改名“中國萬歲劇團”。
唐納 生平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唐納從武漢繞道香港返滬。他由《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先生推薦應聘進入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工作，不久後又成為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爵士的中文教師及助理，隨同卡爾大使多次往返於上海與重慶、香港等地。在擔任外事工作期間唐納（馬季良）曾用名馬耀華。他協助上海《文匯報》挫敗了被日偽方面收購的企圖，並為其聖約翰大學校友孔令侃領導的愛國組織“南尖社”輸送情報。“南尖社”於1939年秋被港府查處，唐納曾短暫出任由盛升頤主持的華盛企業公司貿易主任。
情感生活方面，唐納結識藝名為“紅葉”的女演員陳璐，二人同居。回滬后兩人曾同居在法租界海格路、憶定盤路口。
唐納 生平
1939年底唐納回到孤島上海。他用筆名蔣旂（以“蔣”姓致意嗣母蔣太夫人）發表五幕歷史劇《陳圓圓》（1940年1月由上海劇藝社首演，夏霞主演陳圓圓，嚴俊主演吳三桂），及表現孤島上海嚴酷現狀的四幕話劇《生路》等劇作，並從事文學翻譯及話劇評論等工作。此外，他於1941年9月協助蘇聯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在“孤島”上海租界開設多語種“蘇聯呼聲”廣播電臺（呼號XRVN）。該電臺在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而上海全面淪陷後，成為滬上僅存的極少數允許公開播報同盟國方戰況訊息的“合法”電臺，並有豐富的中外文化節目每日播送。同時，唐納還用筆名安尼在姜椿芳等人主持的《時代》雜誌翻譯及撰稿。
唐納 生平
居滬期間，唐納通過友人華克之結識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駐滬代表，前清尚書張百熙次子張子羽（1898-1970，原名振鋆，後改名羽，又名允明，字次潛、子羽、叔平、穉潛、忍安等，晚號蜷庵。華克之書中化名任庵）。三人志趣相投，遂結拜為兄弟，互相照應。1942年初，友人演員英茵在滬飲恨自殺，唐納與費穆、陸潔等人負責組織英茵治喪委員會，並為其在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辦莊重的追悼儀式。1943年1月英茵去世一周年祭，唐納曾以筆名梁采在《雜志》發文紀念友人，1944年1月又在重慶《掃蕩報》發表《悼英茵》紀念友人去世兩周年。
唐納 生平
1943年夏，唐納從上海經安徽屯溪輾轉撤離到大後方重慶，並在撤離途中創作以“抗戰建國”為題材獨幕劇《重逢》，發表於安徽《中央日報》之《從奮鬥到勝利》特刊上。抵渝後，唐納在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工作，並擔任盛升頤秘書。話劇工作方面，唐納於1944年夏與賀耀組夫人倪斐君及姚蘇鳳、馮亦代等人組織成立中國業餘劇社。該劇團曾在抗建堂上演石華父編劇、吳祖光導演之四幕輕喜劇《有鳳來儀》（又名《職業婦女》）；以及師陀與于伶編劇、陳鯉庭導演，改編自俄國劇作家安特萊夫1915年作品《挨耳光的人》（“He Who Gets Slapped”）的四幕悲劇《大馬戲團》。影劇評論方面，唐納為姚蘇鳳主辦，夏衍、冒舒諲等人參與的《新民報晚刊》之“電影與戲劇”副刊，及重慶版《掃蕩報》影劇副刊等報刊雜誌撰文，並主編《重慶商務日報》之“每周影劇”副刊。情感生活方面，唐納在重慶曾與演員康健同居，不久分手。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重慶談判拉開序幕。唐納曾受張治中將軍邀請參加在其府上舉辦的歡迎毛澤東到臨的酒會。張治中介紹唐納與毛澤東相見，說“這位就是當年的唐納！”毛澤東一面顯得驚訝，一面握著唐納的手，說道："和為貴。”
唐納 生平
1945年底，原本已辦妥去英國深造手續的唐納，接受孔令侃邀請，進入上海《時事新報》擔任主筆兼縂編輯，取消出國之行。1945年12月17日，上海金城銀行六樓舉行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成立大會，大會由鄭振鐸主持，唐納與許廣平、趙景深、楊絳等幾十位上海文藝作者參加，成爲會員。
在“時事新報”期間，唐纳在一次記者會議上結識上海英文《自由論壇報》女记者，原北京政府時期駐法公使陳籙三女兒陳潤瓊（又名陳安娜Anna Tcheng）。經同事女記者麥少楣（安娜在聖約翰的同學，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犧牲者李肇基夫人）介紹后，唐納展开追求。彼時安娜对唐納複雜的情感過往有些疑慮，但還是接受了追求。1946年夏，因辦報理念及言論偏左，引發當局憤怒，唐納及其團隊退出《時事新報》 ，並應上海《文匯報》總經理嚴寶禮（字問聃，號保厘，1900-1960）和縂主筆徐鑄成之邀进入《文匯報》担任總編輯。 據《文匯報》同事回憶，唐納常在編輯工作完成后寫情書給安娜，交由工友代送鮮花與情書到安娜府上 。兩人周末也常去上海虹橋俱樂部約會。
1948年春，安娜调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1948年9月，唐納短暫出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於年底以文匯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名義飛往紐約，與安娜會合。在美國期間，他在東、西兩岸的華文报社工作 ，還在联合国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並在紐約發表並上演獨幕劇《回國之前》。
1951年秋，安娜回台灣處理母親過世事宜，唐納則赴法國巴黎參加聯合國會議，兩人相約之後在巴黎相聚。1952年底，經過多年“愛情長跑”，兩人終於在浪漫花都喜結連理。彼時安娜還在聯合國日内瓦辦事處工作。夫婦倆在巴黎或合股或自營开设“明明飯店”、“玉泉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女士自1966年留法讀書期間曾在“玉泉樓”打工） 、“京華飯店”、“天橋飯店”等餐馆。在法國，唐納用名馬紹章。夫婦育有一女馬憶華(Ariane)。 1970年代，一个台灣作家在報紙透露在巴黎與唐纳相遇，這消息引來眾多記者的興趣，大量的採訪要求導致他深居簡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底唐納秘密回國，由中共中央调查部接待，12月在北京受到葉劍英的接见。1979年回國時他與夏其言、趙丹黃宗英夫婦、鄭君里夫人黄晨等親友见面。据多方材料推測，唐納可能為中共黨員（或左翼外圍成員），且與“特殊戰綫”相關。 
1985年9月，唐纳與妻女由国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国探親，並最後一次游覽蘇州祖宅。据吳祖光與新鳳霞之子吳歡在其“吳歡天天樂”2024年2月27日視頻節目中介紹，唐納此次回國時，曾與父親吳祖光等北京會面，受托照顧之後去法國學習訪問的其長兄吳鋼。晚年，唐納自稱打算寫回憶錄，並拜托任嘉堯、葉露茜等友人幫他尋找历史资料。 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終年74歲。 親友原定於1988年下旬在上海為唐納舉辦追思會，但因冬季天氣冷，陳潤瓊身體欠佳，希望推遲舉行。上海市文聯與上海老新聞工作者協會商定，尊重唐納夫人意願，將追思會延期至1989年下半年。1989年8月23日, 唐納（馬季良) 先生去世一周年追思會在上海文藝會堂舉行,衆多生前親人好友參加, 並由秦怡擔任司儀 。1991年起，陳潤瓊為整理出版唐納文集之事往返巴黎與上海。1993年，經多位親友協助，陳潤瓊整理出版了《馬季良（唐納）文集》。2008年2月27日至28日，上海廣播電視臺紀實頻道《往事》節目播放《唐納與我》（上下二集），采訪包括陳潤瓊、唐納弟弟馬繼善（字振翼，乳名龍倌，後改名馬驥善、馬翼，1916-2016，中國銀行職員，曾在項克方等領導下，與江春澤、楊善同等於1938年10月成立上海中行第一個中共地下黨支部）、王爲一及鄭君里子鄭大里等人。2013年夏，陳潤瓊逝世，與唐納合葬于巴黎。
唐納 部分唐納作品
因唐納早期影劇類文章及後期時評和藝評文章篇數衆多，此處僅列舉其創作的部分劇本、歌曲及譯作。
1.《趙登禹之死》：以盧溝橋事變后英勇犧牲的趙登禹將軍事跡為題材，上海“大公戲劇電影讀者會”集體創作之三幕國防劇，唐納為執筆者之一。上海《大公報》"大公俱樂部"版 1937.08.08- 1937.08.13連載至第二幕（一），因淞滬戰事起而中斷。
唐納 部分唐納作品
2.《中國萬歲》：唐納以趙侗等率領的國民抗日軍華北抗戰事跡為題材。1938年初版為三幕國防劇，1938年6月由“大公劇團”在漢口首演;1939年5月大公報社發行第3版修改為四幕劇。。唐納在第三版自序中提及該劇本創作部分靈感來自於匈牙利劇作家馬洛伊·山多爾 (Márai Sándor, 1900-1989)1930年劇本《反叛者》(The Rebels（1930）), 愛爾蘭劇作家肖恩·奧凱西 (Seán O'Casey，1880-1964）“都柏林三部曲”之《犁與星》（1926, The Plough and the Stars）及巴金先生翻譯奧地利-波蘭劇作家廖·抗夫(Leopold Kampf,1882-1912)的三幕劇本《夜未央》(1906,On the Eve)。
3.《陳圓圓》: 唐納於1937年初開始構思創作，直至1940年以蔣旂筆名發表的五幕歷史劇，上海國民書店發行之歷史叢刊之一。劇作以陳圓圓經歷引出對吳三桂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際的作爲之分析與反思。該劇於1940年1月由上海劇藝社首演。
唐納 部分唐納作品
4.《上海小景》獨幕劇集：1940年5月由上海國民書店發行之獨幕劇叢刊之一，以“孤島”上海現實為題材，其中收錄了蔣旂（即唐納）創作4篇獨幕劇：1)《窮途陌路》：改編自菊池寬劇作《父歸》(參考方光燾先生翻譯版);  2)《良辰吉日》：以中國地下抗戰工作者為題材，原載於《獨幕劇創作月刊》1940年1月第1期; 3)《玲玲之死》; 以上海舞女及地下抗戰工作者為題材; 4)《上海小景》：改編自唐納《中國萬歲》第一幕，場景由華北抗戰轉移至描述上海游擊隊抗戰故事。在扉頁，唐納致謝卡爾大使：“To Dear Sir A.C.K. Your Kindness I Should Remember Forever.”序言中,唐納還致謝沈從文先生在其兩次過昆明時給予的勉勵。
5.《生路》：蔣旂（即唐納）創作，“孤島”上海抗戰現實題材四幕劇，上海光明書局1940年9月發行。
6.《聖誕節前後》：蔣旂（即唐納）創作的抗戰地下工作者題材獨幕劇，連載於上海《小劇場半月叢刊》1940年12月第4期及1941年1月第5期。
唐納 部分唐納作品
7.《重逢》：1943年6月唐納創作於江西上饒的抗戰建國題材獨幕劇，發表於安徽《中央日報》1943年7月發行創刊六周年紀念刊《從奮鬥到勝利》。
8.《回國之前》：唐納1950年創作於美國紐約的獨幕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進行的“知識分子改造”為題材。收錄於1993年陳潤瓊編《馬季良(唐納）文集》。
唐納為2部電影作5首電影歌曲，以及為電影公司作了1首主題曲，共計發表6首音樂作品：
1.電影《逃亡》（1934)：唐納作詞，聶耳作曲之電影主題曲《逃亡曲》（又名《自衛歌》），及插曲《塞外村女》。
2.《明星之歌》（1936）：唐納作詞，賀綠汀作詞，為1936年革新改組的明星電影公司創作的主題歌，收錄於《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7卷第1期。
3. 香港電影《時代先鋒》（1937，李芝清導演）：唐納作詞，嚴折西作曲之三首電影插曲：1)《千里吻伊人》（歌唱家蔡紹序原唱); 2)《音樂的權威》（蔡紹序原唱); 3)《團結起來》（蔡紹序與上海業餘合唱團原唱)。
1.《諷頌集》（又名《愛與刺》）：作家林語堂1940年英文原作"With Love and Irony", 蔣旂（即唐納）翻譯，上海國華編譯社1941年2月初版。
2.《永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賽珍珠 (Pearl S.Buck) 1941年原作"Today and Forever:Stories of China"，蔣旂（即唐納）翻譯，上海國華編譯社1941年4月初版。
社会进步
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是社会的改良。社会进步的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
这一思想形成后一度被认为非常激进，因为在此之前的时代，一般观念中社会秩序是不变的，或者说是天定的。换句话说，至高无上的神创造了人们生活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永恒不变，如四季更替一般循环，社会在本质上没有变化，侧重的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一面；对社会的看法非常保守，认为即使有变化发生，也仅仅是表层的。
社会进步 启蒙时期
欧洲的启蒙时代，思想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认识到人们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和生活方式。社会并非一切是由神来构造，有相当大的余地是人们自身可以改变的。既然人可以在实践上构造社会，就一定能够完全理解社会。于是产生了新的科学学科，去探究社会的真实面目，及如何让社会得到改良。1750年，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劳恩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首次提出了“进步”的完整概念。
因此，相对于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思想开始兴起。保守主义者对进步主义持怀疑、批评或嘲讽态度，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注定会失败，因为人就是那副样子，除了言语的花样有所改变，其他都一成不变；无论你想尝试什么，就是改变不了人类的状况，看上去变化越大，实质上越没有什么改变。唯一能够取得进步的就是，人类如果明白人性是永恒不变的，就不会跟现实过不去了。
与此相反，进步主义者认为变化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并且产生选择的概念。人生不是宿命的；人可以作出选择，而取得不同结果。从伦理上说，这会让人自己对人生境遇负责，而不是仅仅看作是神的旨意。
社会进步 自由观念
进步主义的思想表达了一种新的人类自由观念：人用自己的理智判断来独立塑造自己。最初，这个观念看起来似是而非；于是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789年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许多新的哲学思想，并且产生了大突破。在德国思想家黑格尔的思想中，人类社会呈螺旋上升式持续发展，趋向于取得更大自由，拓展自由的极限。这一哲学富于宗教和神秘意味，然而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之内，历史的极限是世界与神合一，但与此同时，黑格尔也将这个过程归结于道和神学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并且完全认可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变革在历史中发生。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哲学，是看见历史中有真正进步的理性思维。
人类的进步是可查验的，同样人也可以回归到早期形态。在黑格尔看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事物丧失了存在性，那就是因为它失去了合理性。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虽然表达得诲涩，那就是：历史没有机缘侥幸，而最起码符合理性原则。
社会进步 马克思主义
进步思想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资本主义时期在历史中，在此被激进地理解为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不断增长的市场溶解了人类生活中一切不变的成分。保守主义关于人类生活一成不变的信念被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
社会进步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断言，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等手段，能够创立、改进和改造自己的社会形态。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激励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被发挥到了极限，认为大字不识的农民被科学技术武装起来之后，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进步 后现代主义
自198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扩散，认为现代化的宏伟前景被腐蚀了，社会进步的概念再次受到质疑、相对化和叛逆。
后现代主义认为：工业崛起提供了日用消费品，而农民受到压榨，社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要入狱受死，而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却很匮乏，这是一种什么进步？人们因为恐惧受迫害而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什么进步？这样的所谓“革命”如何配得上是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斗争？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时尚文化不同程度地对人类进步和社会进步进行了多种方式的从新评估。最尖锐的一种方式，对社会进步的思想持完全否定看法：拥有了所有的现代化消费品，而人们生活得不快乐、毫无希望，那么能说人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吗？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生活的意义，如何能说我们比几百年前的人生活得更好？除了自己的生活，我们能真正改变什么？社会真的改变了，我们又如何知道是变得更好?
贡比涅停战协定
贡比涅停战协定（法語：；德語：），又譯康边停战协定、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康白尼停戰協定，是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协定，由协约国代表，法蘭西第三共和国元帅福煦和德意志帝国看守政府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于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巴黎北面瓦兹省贡比涅（旧译“康边”）附近森林里一节火车车厢（东方快车第2419号车厢）中簽定。
贡比涅停战协定 谈判过程
停战协定于11月11日早上5时达成协议，定于巴黎时间早上11时正式生效，所以也被称为“第11个月的第11天的第11个小时”协定。
当时在德意志帝国發生十一月革命後，首都柏林和慕尼黑等地亦即将发生革命，德皇被逼退位。德军统帅兴登堡急于求和，11月7日，他发电报要求和福煦元帅会见。
德国代表团乘坐5辆汽车穿越战线，用了10个小时才通过了战争造成的荒芜人烟的法国北部地带，到达康边附近，福煦元帅火车所在的秘密地点。
贡比涅停战协定 谈判过程
经过三天的谈判，福煦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接见他们，第二次是最后签字。谈判过程中德国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纠正几个条款，例如销毁潜艇的数量，德国根本没有那麽多的潜艇等。10日，他们从巴黎报纸上得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已经退位。埃茨贝格尔原来还想拖延时间，经过和兴登堡电报往来，在德国主要大城市即将发生起义的情况下，于11日达成协议。签字仪式只用了5:12到5:20之间的8分钟。德国代表只是形式上对如此严酷的条款表示了抗议。福煦则用前德国首相俾斯麥的“战争就是战争”，回敬了德国代表。该语是1871年法国代表向德国抗议法兰克福条约条款太严酷时，当时俾斯麦作为普法戰爭的胜利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