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
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而举行的系列活动。此次纪念活动的筹备始于1965年，纪念活动的举行时间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数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生活及外交中具有重要影响。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特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1965年10月31日，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该委员会于1966年11月10日举行了在北京的筹备委员的会议：
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是1966年11月1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也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这次纪念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举行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和外交中具有重要影响。
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于1966年11月10日举行了在北京的筹备委员的会议：
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场上悬挂着的巨幅标语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该画像两旁竖立十面红旗，以及金色字标：“1866——1966”。
出席大会的有： 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谭震林、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徐冰、高崇民、蔡廷锴、邓子恢、李四光、谢觉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杨秀峰、张鼎丞、邓颖超、廖承志、穆欣、解学恭、许广平、李宗仁、熊克武、邵力子、章士钊等。
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北京的部分人大代表和部分政协委员，以及民革部分成员。”
“在北京的许多外国朋友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参加了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外国朋友有：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伊斯梅尔·杜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日本人士西泽隆二，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日本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访华代表团顾问、团长牧野内武人，希腊中国友协副主席基特基斯夫人，比利时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胡斯曼夫人，外国专家桑佩尔、史密斯、利本。”
“来北京参加纪念活动的华侨代表和港澳人士利怡怡、陈凌、郑铁如、费彝民、何贤等”也参加了纪念大会。
“孙中山生前的副官和卫士马坤、马湘，也参加了纪念大会。”
以下为出席会议的部分重要领导人的详细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加注排序序号。
大会开始前，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陈毅、何香凝接见了参加大会的部分外国朋友、华侨代表和港澳人士。
大会开始前，参加大会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和机关干部齐声朗读毛泽东1956年所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中的语录： 下午3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董必武副主席首先致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讲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在大会上讲话。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大会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乐队高奏《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的开幕词简要回顾了孙中山在一百年来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功绩，即一是“作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手”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二是在晚年“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合作，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开幕词最后称，
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名义发表的讲话首先引述了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对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所作的崇高评价。”文章开篇首先谈到了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民主派的路线同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派的路线之间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此后文章回顾了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树立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功绩。
文章接下来先后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今天为“美帝国主义”）及苏联修正主义在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中的重要意义。而后又先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及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其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称， 文章最后说： 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也是宋庆龄晚年政治生涯中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该讲话以宋庆龄个人名义发表。
1966年10月底，宋庆龄用英文写就了其讲话稿，并让警卫秘书隋学芳将此稿送周恩来审阅，同时送一兜新鲜螃蟹给周恩来、邓颖超夫妇。11月6日，宋庆龄收到了周恩来亲笔回信，内容如下:
讲话开篇十分简单，毫无铺排： 宋庆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帝国主义虽已不似孙中山在世时那样不可一世，但是我们仍有必要纪念孙中山先生： 宋庆龄先后从性格、经历等方面回顾了孙中山曲折的革命生涯。
从性格上看，“ 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的人。因此，他的一生是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他一开始就不相信封建王朝，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对人民则产生越来越大的信心。”因此他反对君主立宪制，主张共和制，“坚信中国人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日本，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宋庆龄称，“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列宁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这对孙中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孙中山很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对封建制度下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明确的看法。”他对军阀割据地方鱼肉百姓深恶痛绝。他要求改变地权制度，使农民解脱沉重的田租负担。
孙中山个人生活俭朴，毕生好学。他“很早就明确地看到亚洲各国的革命问题是一个整体。”宋庆龄引用菲律宾作家马利亚诺·庞塞的话说明了孙中山对亚洲革命的这一远见卓识。
从经历上看，孙中山出生于贫农家庭。“以后的发展证明，这些童年的经历对于他决心终生献身革命起了决定的影响。”在离开檀香山回中国时，他便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清朝帝制。”他在广州博济医学校、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医学，毕业后在澳门开业，主要仍从事革命工作。从1896年到1899年，孙中山“访问了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一切欧洲中心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柏林。”他在这些地方宣传民族主义并获得华侨捐款，而他也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且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的影响。此后他和他的组织接连举行了十次起义，但都因为“完全忽视了革命的政治方面。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败。”
武昌起义的成功及各省响应而形成的辛亥革命使“两千年封建专制政体至此告终。”但宋庆龄指出，
此后孙中山继续革命直至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逝世。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总头目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了他的遗训。这些叛徒从此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们继续压迫人民并发动内战，使中国人民的解放推迟了二十多年，并且引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家财富受到无可计量的损失，千千万万祖国的儿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使美帝国主义至今仍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
“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这是他在致力于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孙中山有两点至今仍值得学习。一是他“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而且“他对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特别注意。”比如1900年后“他同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志士保持密切的联系。”又如他和包括让·饶勒斯等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保持联系。二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寻找引向革命胜利、中国获得解放以及使中国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中国人民得到自由的道路。”
对于革命的政治纲领即三民主义的发展，宋庆龄称，
宋庆龄认为，“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指出孙中山的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不同之处的同时，毛主席说明，两者在民主革命的任务上，是基本上相同的。这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可能，这种合作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并且实现了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接着，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了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却负起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担。”
在讲话最后，宋庆龄说了如下意味深长的结束语：
宋庆龄的讲话围绕着“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由来进行了详细论述。她称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家，这不同于周恩来讲话中“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家的称呼。她强调孙中山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逐渐看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骗局，从而走向“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提出了三大政策。讲话通篇没有提到苏联修正主义。她反复强调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立场，更在文章中多处点明美帝国主义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使得她的文章在1960年代既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又强调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氛围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突出强调防止中共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氛围中显得不同寻常。另一方面，她的讲话也呼应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武装斗争、世界革命、土地改革等理论及实践，以及毛泽东继续革命蕴含的斗争精神，并点名批判了蒋介石等人。
宋庆龄的讲话只在最后一段提到了刚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其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种表述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认识是相一致的。但这段文字排在发展生产及“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的后面，其下又着重论述在反帝斗争中全世界革命形势大好，而并未涉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何香凝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热情，其重点是保持革命晚节。她给孙中山的定位一是“辛亥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二是”在他的晚年，他更前进了一步，他把民族独立、民主主义、平均地权的旧三民主义，进一步发展为联合列宁时代的苏联，联合中国共产党，联合工人农民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越来越明确地主张，依靠武装斗争，结合工人农民的群众运动，作为达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标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
她认为，孙中山有两大历史功绩。其一，“孙先生是中国近百年史中，第一个提出‘革命’的人。他开始使用‘革命’这两个字，是在七十多年前了。”“孙先生坚决反对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他主张用革命军事手段推翻皇帝，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孙先生领导之下，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二，“……他逐步明确了要适应中国革命的新形势，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著名的“联俄反帝、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就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何香凝的讲话也强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以及勇于反对帝国主义。她称，“孙先生虽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敢于革命，敢于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老修正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不断进步，坚持革命，越到晚年越坚决。孙先生的晚节是万人共仰的。”和宋庆龄一样，她也谴责蒋介石反动派“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遗志”，“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二十多年”。
和宋庆龄讲话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何香凝既突出谴责了苏联修正主义，又使用了极大一部分篇幅表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她说，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的讲话主要围绕实现日中友好、亚洲各民族团结以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展开。讲话开篇便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指出日本人民对孙中山是“非常爱戴的”。
接着他回顾了其父宫崎民藏及伯父宫崎寅藏同孙中山的交往，以及孙中山1913年访问日本对自己的触动。随后他指出，
宫崎世民接着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正面论述，称， 宫崎世民认为，“孙文先生所一直提倡的亚洲各民族的独立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团结运动，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正以暴风骤雨之势，压倒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他特别强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对全世界的严重威胁。他指出，只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中日友好，才能打倒包括中日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讲话以强调日中友好、亚洲各民族团结的四句口号结束：
新华社1966年11月14日报道了中国内地四地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的情况。报道称：
196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广州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加建了辅助纪念馆。
1966年11月11日，《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时，新编的《孙中山选集》也曾在北京出版，共2卷，宋庆龄题写书名。此次出版的《孙中山选集》是1956年《孙中山选集》的重印。《宋庆龄选集》是新编选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从1966年11月12日起开始发行有孙中山先生像的纪念邮票。
1966年11月14日的新华社报道《贼喊捉贼　颠倒黑白　招摇撞骗 苏修假借纪念孙中山诞辰大肆反华》，斥责苏联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肆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