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是1934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公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一再教導人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習慣等。最後因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內戰失利「暫停辦理」。新生活運動被認為是深受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影響的產物。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於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
他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齊集百花洲附近之樂群電影院，參加擴大之總理紀念週。剛從南京過完春節回到南昌行營，蔣在會上發表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講演，正式揭開新生活運動之序幕。「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如狂風掃蕩社會的落後狀況，並以柔風鼓吹社會的生活力與正當精神。」
其實，與新生活運動有關準備，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跡可尋。1932年4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重要思想，這是蔣介石對挽救中國危亡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一脈相承。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提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係恢復固有的道德。他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一併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由是，中國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權威。
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上，融合了中國傳統禮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以至基督教價值觀元素，這可見於蔣發起新生活運動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
有謂蔣介石在巡視時看見一個吸紙煙小孩，有感國民生活不堪，萌生發起新生活運動的意念。對蔣介石這件「軼事」的說法甚多，這事道出了新生活運動出發點——從國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到全面社會風氣革新。
蔣強調新生活運動之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即通過生活層面之革新再造，使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禮義廉恥之精神發揮出來，進而達到更高目標，找到「今日立國救民唯一之要道」。要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禮義廉恥”（四維）是新生活運動中心思想。新生活運動想要做到，不僅是表面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蔣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運動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生活運動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行動指引，在各篇演講中強調務必達到軍事化嚴格標準。規矩、清潔活動，“三化”原則（“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及勞動服務運動是蔣為新生活運動規定之要求，但是蔣發起此運動，目標並不僅止於此。此「三化」在〈新生活運動的意義與推行之方法〉一文中有簡單指示：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
蔣舉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臉」、「吃冷飯」的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故此要求中國人民達致同樣的標準。由此可見，提倡軍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於「安內攘外」，藉此提高國民政府動員人民之能力，一方面與中共抗衡，同時也為準備對付來自日本的威脅。
1936年，蔣介石又在演說〈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
總括而言，蔣介石的想法是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以達致「救國」、「復興民族」的目標。
新生活運動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生活運動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戰前曾說：「中國有三件不可輕視的大事，就是整理軍備、整理財政和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蔣自任會長，鄧文儀任主任幹事，蕭純錦任副主任幹事，李煥之任書記。次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召開首次幹事會議，研究制定新生活運動推向社會各項規劃、章程，會議決定以南昌為試驗區，逐步推行。3月1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公共體育場召開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南昌20餘萬市民中有10萬人被要求參加大會，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出席大會，蔣發表《力行新生活運動》演說。統領全國各地新生活運動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又組織市民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
1934年6月，蔣介石親自擬定《新生活運動綱要》，7月頒行全國。7月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成立，蔣仍任會長，熊式輝、鄧文儀分任主任幹事和副主任幹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
1935年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新生活運動已發展至全國，新生活運動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生活運動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
1936年2月，在新生活運動總會下增設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任指導長。3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任總幹事，負責實際工作。此後，新生活運動組織仍在擴大。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抗戰開始後，新生活運動即與抗戰前有明顯分別。
思想方面，抗戰前以「四維」規範人民日常生活，戰時則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時時刻刻不忘抗敵。蔣介石曾將「禮義廉恥」口號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1939年新生活運動五週年時，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
此外，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抗戰時遷到漢口，到後來遷至重慶，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轉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着抗戰需要，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生活運動模範區等，都成了新生活運動工作範圍。雖然新生活運動成效於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運動組織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服務提供方便，對抗戰作用正面。
抗戰勝利後，中國旋即內戰，國民政府無力兼顧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總會因此面臨經濟困難。1946年2月，新生活運動總會遷回南京。
1949年，蔣介石指令：目前暫時把新生活運動一切活動，停止辦理。蔣悄悄指示總幹事黃仁霖「暫停辦理」，後來更消聲匿跡，再沒有恢復，歷時15年新生活運動無疾而終，因此有人稱「這個運動已經走到盡頭了」。
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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