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
人祭（）是一种古代宗教仪式（祭祀），即用人作为祭品来祭祀神灵，与它相似的仪式有。在整个人類歷史上，几乎所有文明均出現过以活人作為牲禮的现象，出草獵首是與之密切相關的現象。而在米诺斯、阿兹特克、莫切文化、纳斯卡文化等少部分文明中亦会在人祭过程中食人，虽然这在人类大部分文明中并非常态。
人祭本身属于原始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常与族群冲突相关，不能视作奴隶社会的证据。而在鐵器時代，隨著宗教的發展（也就是所謂的「軸心世紀」）在舊世界活人獻祭逐漸減少。到了古典時代，人們已經視活人獻祭為野蠻的風俗；然而在新世界（當時的美洲），在歐洲人到達前，活人獻祭的習俗依舊廣泛地存在。
一項對過去一萬年間在全球範圍內曾經存在的四百多個社會的研究指出，當社會總人口超過大約十萬人時，人祭會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項因素。而在社會總人口超過大約一百萬人時，這種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效應會變得特別強烈，這種習俗便因為文明發展而隨之消失。另外，在人祭被廢除後，人們開始以動物獻祭或使用人偶獻祭來代替活人獻祭，像是漢人社會在秦漢以後以俑代替活人殉葬等。到了現代社會，即便是動物祭，也已經從許多宗教當中消失，活人獻祭更是除了邪教外極端少見的行為。多數的宗教譴責此習俗，且現代世俗法律將活人獻祭視同謀殺，在譴責活人獻祭的社會中，人們可能會使用「儀式殺人」一詞來描述此種行為。
在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就出土有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这些有可能是人祭的开始。人祭所屠殺的用于祭祀神灵的活人供品，叫“人牲”。人牲通常是战俘、罪犯等。人祭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中后期，盛行于商朝和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逐渐衰落，但即使在秦汉以后也有少量残余。
殷墟王陵遗址中出土的人牲祭祀坑有数百座，杀祭人数的实物总共为两千多，这些人牲实物基本上均为异族战俘；但根据甲骨文统计，商代后期所杀人牲总数为一万四千多。武丁时期战争较集中而难以吸纳战俘，其所杀人牲总数至少为九千多；当时人祭最多的祭祀坑在小屯乙组第7号宫殿址，这里总共用五百八十五人，甲骨文所记载的一次最多使用的人牲亦为五百多。《甲骨續存》下七四四片则有火焚女战俘以祭天祈雨的卜辭。另外，人祭和人殉是有区别的，人祭大多发生在祭祀坑中，人殉则大多发生在坟墓中。商代的人殉中有一部分是自愿的，是死者的亲属和亲兵自杀而为其殉葬；也有一部分人殉是强制性的，会使用战俘或家奴；殷人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会成为鬼神，在天上可能需要陪伴者，便让死者的亲属、亲兵、家奴等的灵魂去陪伴死者，但商代人祭通常而言仍属于杀敌族战俘告祭祖先的性质。从殷墟的祭祀坑和甲骨文资料来看，商朝后期晚段的文丁、帝乙时期尤其是帝辛时期，人祭和人殉都非常少见了，人祭一般最多仅限于敌族首领并且往往只简单采用焚烧尸体的方式；殷末的战争仍然很多，战俘来源是很丰富的，人祭和人殉的减少可能与当时鬼神观念的淡化有关。
周武王、姜太公、周公仍然实行人牲祭祀制度，并指责商纣王“昏弃厥肆祀，弗答”、“不恭上帝”、“不肯事上帝鬼神”，最终联合殷人守旧派贵族攻灭了帝辛。西周统治者对外征伐频繁，尤其是攻打汉水流域和东部地区时，他们在周朝的陪都洛邑多次举行杀俘献祭仪式。西周前期的洛邑林校祭祀遗址中有几十例人牲牺牲，该祭祀遗址等级地位较高，可能为吸收了殷遗民文化因素的周室小宗所主持进行。西周时期的小盂鼎记载了周康王（一说周昭王）在宗庙里杀祭人牲，人牲来自从鬼方获得的战俘。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周宣王时期的杀俘献祭。西周金文中的献俘礼仪式与甲骨文所见商代献俘礼没有本质不同，战俘如果不被赦免就会被用于祭祀。《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西周祭祀仪式极其详细，除“以血祭祭社翟五祀五岳”明确用人血外，其中的槱燎(求雨)、貍沉(祭河)可能也要用到人牲。
诸如西周春秋时期的晋国、燕国、吴国等地也都流行着人祭习俗。比如北赵晋侯墓地M62之北有两座祭祀坑各有1具人牲、M93南墓道东侧的M97和M98亦为人祭遗存等等，总的来说，北赵晋侯墓地的M8、M64和M93三组墓葬的祭祀坑中都发现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这些墓葬和祭祀坑的年代大约在西周中期到晚期。而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M1（春秋早期的晋文侯墓）中发现10具人牲（当地祭祀坑非常多，当时涉及到可能为曲沃代翼时期的激战和破坏，大多数人牲也未必能保存下来），此外北赵晋侯墓地M135也发现有若干人牲，年代同为春秋早期。而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清华简《系年》第七章均记载晋文公“献楚俘馘”（既进献战俘也进献战场被杀死的敌人的耳朵）。这些实例说明晋国统治者从西周到春秋中期一直都保持着使用人牲祭祀的习俗。琉璃河燕侯墓地M202（西周的一位燕侯墓，已被严重盗扰）亦发现有人牲，吴王陵虽未被系统挖掘但已在背山顶墓等地发现人祭实例。虽然“墓祭”在商周并非常态而仅在重大盟誓等场合中采用，但西周时期周人在重大盟誓仪式和“墓祭”中会使用到人牲也证明了《周礼》和西周金文中记载周人在一些祭祀仪式中会用人是属实的。而三晋地区盟誓中使用人牲祭祀的行为一直到战国早期仍然存在，例如侯马牛村古城晋国祭祀遗址中就发现有人牲。周人先祖是否有人牲习俗尚有待考证，但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会吸收和学习商人和夷人的杀俘献祭习俗，《逸周书·世俘》和《小盂鼎》铭文中所记载的人祭仪式就直接搬用商礼，由于殷末已经人牲较少故而西周春秋时期的人祭规模通常不是很大，而类似的杀俘祭祀宗庙的行为即使在秦汉以后也存在。西周也有人殉的风俗，由于周王陵至今尚未被发现，而对西周诸侯国已发掘的墓葬样本量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仍然要少很多而已发现的西周高等级墓葬大多被严重盗掘，目前所挖掘出的西周墓葬中还只发现数百名殉葬者。
春秋戰國时期，人祭和人殉都受到了诸子百家的严厉抨击。西门豹严惩进行人祭的巫师，秦獻公下令禁止人殉。西汉以来多位皇帝包括漢高祖劉邦、漢宣帝劉詢等都禁止人殉。但是，人祭和人殉之事仍史不絕書。《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平子“用人于亳社”而季康子则“以邾子益来，献于毫社”、晋文公“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中亦挖掘出166具殉人和20个人牲。
《史记·陈涉世家》：「为坛而盟，祭以尉首。」可见秦朝末年仍然有人祭。《北史》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賣以供祭焉。”从秦汉到明清时期的内地也偶有人祭现象发生，例如1983年在陕西凤翔发掘了314座隋唐墓, 其中49座墓的墓坑填土中发现有人牲遗骸，共发现112具。其中每墓至少1人, 最多12人。这批人牲或被肢解，或被砍头，或被削足，或被断手；有的还带镣铐，有的尸体扭成一团，显系活埋，他们被分层置于墓坑填土中。这些人牲大约是唐朝中期的战乱中杀俘祭祀亡灵以泄愤。秦汉以后人祭的主要形式包括杀俘祭祀宗庙、战场出征之前杀人祭旗、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下用敌人首级告慰祖先等，但总体上比较罕见，儘管有些時期出現反複，但隨著社會進步，人祭和人殉都逐漸被摒棄。
印度教性力派的少數派別有以人體、人血或人頭为祭品，奉獻给时母、難近母等女神的習俗。 卡利卡往世書（Kalika Purana）的第67~78章單獨成為《Rudhiradhyaya》一書，內容提到信徒可以為了取悦女神进行活人獻祭，但必须在战争或緊急危難的情況下，且在進行前必須得到王子的同意。除了人祭以外，《Rudhiradhyaya》還探討了峇厘島的動物祭和左道性力派的儀式。
現代印度仍然有少數人祭案件發生，雖然這在英国殖民统治期就已經被政府禁止。印度的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直到2014年才开始收集關於人祭的資料，根據他們的資料庫，2014年至2016年间共發生51起人祭案件，遍布14个邦。
在東南亞古代到近代，南島民族的獵首廣泛存在，包含臺灣原住民的出草都有祭祖的意味，這些地區要到二戰之後人祭才逐漸消失。
緬甸古代興建大型建築物時，會以生人活埋在地基之下，作為守護神，這種風俗緬人稱為「苗賽」（Myosade），即打生樁。
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地區都出现了人祭。古代闪米特人有人牲祭神的习惯，例如燒死孩子祭祀摩洛（Moloch）。《創世記》中有考验亚伯拉罕是否愿意杀独生子献祭耶和华（Jehovah）的故事。
在欧洲古代，人祭在至少5000年前的农业社会已经存在。古希腊、古罗马杀人祭神，到罗马帝国时期在一些宗教信仰中是重要内容，例如用活人祭祀希腊植物神阿多尼斯（Adonis）、罗马冥后神普罗塞耳皮娜（Proserpina）等等曾十分盛行，死亡和复活成为这些信仰的重要特征，近代各個歐洲國家的人祭行為全部消失，最遲立法禁止人祭行為的歐洲國家是黑山，於公元1870年代被黑山親王尼古拉一世立令禁止人祭。
罗马帝國時期的羅馬执政官克拉苏 (Publi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于西元前97年禁止人殉。羅馬帝國時代社會上有傳迦太基宗教信徒、德鲁伊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用婴儿祭祀，使得教徒受到歧視與迫害。
玛雅人、印加人也都有过这种习俗。阿兹特克人的人祭习俗间接地继承自玛雅，但是其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例如，1486年，特诺奇蒂特兰大金字塔落成时，阿兹特克统治者下令把两万多名俘虏抬到祭坛上，挖出心脏祭祀太阳神，接着把心脏丢入一尊石头神像所持容器中，再把尸体抛下寺庙的台阶。
在西非，人祭在19世紀前仍十分普遍，國王或王后去世后，奴隸，囚犯和俘虜經常會被獻祭。最有名的是達荷美王國的年度祭，成百上千的囚犯將被殺害(也影響了海地的巫毒教活人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