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
種族滅絕（）或群體滅絕，是指意圖全部或部分消滅一个族群、國族、種族或宗教团体的行爲。但法律學者對于種族滅絕中局部性的程度，仍存在爭議。该词最早由波兰籍犹太法律学者拉斐爾·萊姆金在1944年提出。其中“genos”来源于希腊语“génos”，意思为部落或家庭；后缀“-cide”来源于拉丁语“cidium”或法语“cide”，意思为杀害。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A號決議《防止及懲治灭绝種族罪公約》，简称CPPCG條約。该条约于1951年1月12日生效，其中第二条对种族灭绝行为定义如下： 「政治不穩定任務力量」組織估計，在1956年至2016年間，全世界共發生43起種族滅絕事件，造成約5000萬人死亡。聯合國難民署估計，截至2008年還有5000萬人因這類暴力事件而流離失所。普遍認為「種族滅絕」是人類惡的縮影之一，因而這個詞也表示一種價值判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通过种族清洗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除此之外纳粹德国也系统地对欧洲近500萬的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苏联战俘、左翼份子（包括共產黨員）、耶和华见证人、政见不同人士进行屠杀。
希臘種族滅絕是青年土耳其黨人對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希臘人所進行的種族滅絕，時間由1914年起，至1923年兩國簽訂協議希臘土耳其人口互換為止。據估計有近九十萬希臘人遇害。屠殺的原因是青年土耳其黨人欲對鄂圖曼帝國進行更全面的突厥化，也為了防止希臘人破壞帝國的團結。屠殺手段包括被迫死亡行軍，驅逐，任意處決希臘人。協約國譴責鄂圖曼帝國資助的大屠殺為危害人類罪。國際種族滅絕學者協會在2007年通過了一項決議申明這是一場反人類種族滅絕。
1915年至1917年，青年土耳其黨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进行驱逐、屠杀、抢劫、强奸，受害者达150万之众。联合国、欧洲议会、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称这宗屠杀为“违反人性的罪行”，联合国于1978年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青年土耳其黨人對鄂圖曼帝國境內亞述人實施種族大屠殺。在1914年至1920年間，上美索不達米亞的亞述人被鄂圖曼帝國青年土耳其黨人的軍隊強行徙置與屠殺，當地阿拉伯民兵和部落武裝，包括庫爾德人，車臣人和切爾克斯人也攻擊的亞述平民，估計造成150,000–300,000人死亡。但不同於對待亞美尼亞人，鄂圖曼帝國政府沒下令攻擊亞述人，沒採用標準化的種族滅絕手法，在一些城市，所有的亞述人被殺害，其他人被迫逃離。這些屠殺是經常由當地的庫爾德人攻擊而進行，亞述人逃亡的過程中疾病和飢餓增加了死亡人數。在2007年，種族滅絕學者國際協會（IAGS）達成共識，即「1914年至1923年之間鄂圖曼帝國對國內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和本都希臘人和安納托利亞希臘人進行種族滅絕。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发生在位于卢安达，是胡图人对图西人进行的卢安达种族灭绝，强奸，抢劫。
1995年7月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拉特科·姆拉迪奇领导下的塞族共和国军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进行大屠杀，造成大约8000名当地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死亡。2004年4月，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国际法庭也确认此事件为种族灭绝。
在16-19世紀發生在美洲大陸的一場殘暴的屠殺。整个美洲大陆同期印第安人约为4000万。歐洲人往美洲殖民時歐洲人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白人屠殺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最後印地安人大量消失，是屬於美洲的種族滅絕史。 土地被剥夺、生命遭摧残、文化被灭绝，印第安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一直被边缘化。
乔治·华盛顿认为印第安人同狼进行比较，说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形状不同而已。他实施种族灭绝政策，教导军士们从印第安人死尸上剥皮:“先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长的长筒靴来。”印第安人称其为“ 城镇摧毁者”（Town Destroyer）。华盛顿只用5年时间，他便将总共30个印第安城镇中的28个摧毁即“屠城”。在华盛顿眼里，所有印第安人都是“垃圾”。他认为，如果将“垃圾”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整个国家将不仅仅是泛滥成灾，而是被摧毁。
1814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骨，美国政府将奖励50美元至100美元。当时的美国统治者，对印第安人无差别屠杀。美国政府从1820年起，对印第安人部落发起了连绵128年的进攻与屠杀，共打了114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制造了8600多次军事冲突。
1862年，时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颁布《宅地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获得不超过160英亩（约合64.75公顷）的土地。在土地和赏金的诱惑下，白人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区域展开种族灭绝式屠杀。同年12月26日，在林肯的命令下，明尼苏达州曼卡托地区的30多名印第安部落神职人员和政治领袖被绞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死刑。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名将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留下一句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1863年，为了抢占纳瓦霍人的土地，美国军队对总人口为193.6万人的纳瓦霍部落执行了“焦土政策”。 美国历史学家德伍德鲍尔：“烧掉他们的房屋、烧掉他们的庄稼、杀掉他们的家畜、毁掉他们的财产，让他们无法维持生活。” 1864年，大约9000名纳瓦霍人被士兵从亚利桑那州游行至 新墨西哥 在450英里的跋涉期间，约有200人死亡。1868年，纳瓦霍人被允许返回家园。
19世纪30年代，在萨克森人为首的美国政府武力威胁下，居住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被强迫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饥寒交迫或疾病死在路上。 接近17000名乔克托人被强制迁往新的印第安人领地（现在的俄克拉何马州），约2500–6000名乔克托人死于途中。约5000-6000名乔克托人留居密西西比河东岸，他们受到法律纠纷、骚扰和恐吓的威胁，乔克托人的"住宅被烧，栅栏被破，庄稼被毁，人被拷打、虐待，部族中的壮年男子几近灭绝"。这条上演无数惨剧的迁徙之路，被后人称为“眼泪之路”。
19世纪50年代起，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印第安保留地”制度，把印第安人安置在指定的居住地，这些保留地主要位于贫瘠的中西部地区，最大的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最小的仅0.5平方公里。通过这种方式，白人继续不断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1887年至1933年间，全美印第安人被夺走大约9000万英亩（约合36.42万平方千米）土地，占1887年印第安人拥有土地总量的65％。与此同时，为了同化印第安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教育，设立针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寄宿学校、“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劳务培训学校等
1924年，美国颁布《印第安人公民法案》，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据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介绍，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活在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从4500万骤减到25万。
仅加拿大政府19世纪70年代就将同化原住民列入官方议程，公开宣扬“扼杀印第安血统从他们的孩子开始”，通过设立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政策。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发布了最终报告：寄宿学校系统被定性为种族灭绝的案例；这与历史学家约翰·S·米洛伊（John S. Milloy）观点一致。理由为“破坏了允许该团体作为一个团体继续进行的那些结构和做法”。该报告指出，寄宿学校“是消除土著人民成为不同民族并违背他们意愿将其纳入加拿大主流的一致政策的一部分。”并记录了加拿大至少15万名在校学生的经历（通常是悲惨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还认为“六十年代铲除（）”（一种在加拿大大规模迁移20,000多名土著儿童的活动）是种族文化灭绝的一种形式。该报告指出，关闭寄宿学校导致“儿童福利机构照顾的儿童人数大大增加。”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土著儿童被迫从其出生地中撤离。1985年埃德温·基米尔曼法官（Edwin Kimelman）关于土著人民和儿童福利政策的报告“无寂静的地方（No Quiet Place）”也指出“种族文化灭绝行为是有系统地，常规地进行的。”艾伯塔省 （1928–72）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33–73）的绝育立法试图限制“不健康”者的繁殖，并越来越多地针对土著妇女。在法律内外以及在联邦政府运营的印第安医院内，都对土著妇女进行了强迫绝育。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1世纪。大约有100名土著妇女声称，她们在1970年代至2018年之间经常处于处于虚弱的怀孕或分娩状态时被迫同意绝育。 据1980年人口统计,美国的印第安人有136.1万人，只占美国人口的0.6%。卡伦·斯托特（Karen Stote）教授认为，通过这些方式，对土著妇女的强迫绝育可以被视为试图破坏一个群体的生存能力。 学者凯尔·梅斯认为，“美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种族主义是这个国家难以磨灭的一部分。”
19世纪初以来，随着欧洲移民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殖民定居与经济开发，为夺取土棕色人种人世代栖居的狩猎地，欧洲殖民者對原著居民在1803年-1876年間對塔斯马尼亚土著黑人進行了驱逐、屠殺。1869年 3月，最后一个纯血统的土著男子威廉·兰奈死于霍乱性腹泻，1876年5月， 最后一个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特鲁卡尼尼死于霍巴特，整个种族从此灭绝，世界近代史上惨遭灭绝的唯一种族。。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的几乎被屠灭被包括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詹姆斯·博伊斯（James Boyce），林德尔·瑞安（Lyndall Ryan）和汤姆·劳森（Tom Lawson）在内的历史学家描述为种族灭绝行为。 种族灭绝概念的作者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认为塔斯马尼亚岛是世界上明显的种族灭绝案件之一 ，休斯将原住民塔斯马尼亚人的损失描述为“英国殖民史上唯一真正的种族灭绝”。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建设新疆再教育营。人权观察人士及专家指控新疆再教育營中存在語言及文化清洗，报道称再教育营破坏了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强迫他们唱红歌、吃猪肉、喝酒，拒绝照做的人会被罚禁食、坐老虎凳以及不让睡觉等。据报道，再教育营内还发生了強制分離孩童父母等行爲，一些妇女表示曾被迫接受绝育手术、否则就会被送到集中营，有学者形容其为“人口灭绝”或“种族灭绝”。
2020年8月，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据报考虑指控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同一时间，美国民主党拜登竞选团队将新疆现状定义为“种族灭绝”。
2020年7月和8月，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有關中国官员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指控。2021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邁克·蓬佩奧公开称中国政府對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与反人类罪”，蓬佩奥的繼任者安東尼·布林肯同意蓬佩奥的说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所谓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犯反人类罪彻头彻尾就是以蓬佩奥为代表的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制的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和恶意荒唐闹剧，只存在于蓬佩奥之流的丑恶政治阴谋中，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大地上。”
作为对“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指控的回应，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8年新疆总人口、少数民族人口、维吾尔族人口均稳步持续增长，新疆汉族人口略有增长。2010-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2181.58万人上升至2486.76万人，增加305.18万人，增长13.9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从1298.59万人上升至1586.08万人，增加287.49万人，增长22.14%；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汉族人口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增长2.0%。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的增幅。”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的出生率由每千人出生人口21.84暴跌60%以上至每千人出生人口8.17。同一时期，全国的出生率从每千人出生人口12.07下降到每千人出生人口10.9，下降了9.69%。中国当局承认2018年新疆的出生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但否认了有关强迫绝育和种族灭绝的报道。2019年，新疆的出生率继续大幅下降，降了近24%，而同一时期全国只降了4.2%。
目前，兩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布林肯、加拿大下議院、荷蘭下議院都認同新疆出現種族滅絕。
2021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例行记者会上称：“个别西方国家绝非真正关心中国新疆民众的福祉，而是企图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干扰破坏中国新疆乃至中国的发展进程。这种图谋绝不可能得逞。这些国家不要忘记他们屠杀原住民的历史，也不要无视他们国内仍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侵害原住民权益等问题。‘种族灭绝’的帽子还是留着他们自己戴吧。”
2021年3月9日，致力于根据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地缘政治及其价值体系的深刻理解来加强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國「新線戰略和政策研究所」發布了一份分析報告，內容有關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地區的種族滅絕行為。報告指出新疆再教育營至少監禁了100萬人維吾爾族，被監禁的維吾爾人受到強暴、性虐待、剝削、公開羞辱等凌虐及殘忍對待，違反所有防止種族滅絕公約條款。
在一国无法或不愿对灭绝种族罪提起诉讼时，依照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法庭将对国际性灭绝种族罪提起诉讼，惩治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规约要求其缔约国能在立法方面给予支持，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并在必要情况下对国内刑事法进行调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使国际人道法能够更好的被各方遵守，避免有罪不罚的状况发生，并对犯罪者产生威慑力。
比利時於1993年通過全球審判法，容許在國內起訴任何在世界上犯了種族滅絕罪的人。這項決定使得即使行兇者與比利時無直接關係、或受害者非比利時公民或住民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在比利時進行法律訴訟，此舉深得眾多人權組織的歡迎。2003年，在一次因發出逮捕令而被告上國際法庭的事件發生後，比利时廢除了全球審判法，但在廢止前已受理的案件審訊仍在進行，包括盧旺達種族滅絕，以及前乍得總統Hissène Habré的案件。
根據加拿大的戰爭罪及反人類罪法案，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種族滅絕屬違法行為。在下列任何一種或以上的情況下，执行種族滅絕的人士可依加拿大法律檢控。
1995年，芬兰政府把種族滅絕列為单独的刑事罪行，刑期為4年到終身监禁不等，而策劃或試圖干犯種族滅絕的有關人等也有機會被檢控。與其他國際性罪行一樣，種族滅絕被納入芬蘭的全球審判法內，但根據該國刑法典第1章第12條，除非獲總檢察官下令批准，否則芬蘭當局決不會調查國外的種族滅絕案件。
荷蘭法律限制當局對涉嫌干犯種族滅絕的國民作出檢控，2005年12月23日，荷蘭一法院曾處理一宗有關案件，被告Frans van Anraat涉嫌向伊拉克提供化學品，認為是「與庫爾德人屠殺有關」。由於化學品是於哈萊卜傑毒氣襲擊前，即1988年3月16日以前運往伊拉克，因此只裁定被告戰爭罪成立，種族滅絕罪不成立。
根據西班牙法律，法庭可對懷疑於西班牙國外干犯種族滅絕罪的任何外國人士作審判。在2003年6月，法官Baltasar Garzón把從墨西哥引渡西班牙受審的阿根廷前海軍軍官Ricardo Miguel Cavallo監禁，他涉嫌在阿根廷仍實施軍事獨裁期間，犯下種族滅絕及恐怖主義罪行。
瑞典於1964年把種族滅絕列入刑事罪行，根據當地法律，任何向國家、種族、宗教團體等作出的部分或完全的滅絕行為，皆屬違法，一經定罪，將被監禁四年至終身不等。
英國把國際刑事法庭法案納入國內法，但可追溯的事件限於2001年5月之後發生的種族滅絕案件，而被告人也僅限於英國國民或居英人士，方可入罪。根據御用大律師、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席彼德·卡特（Peter Carter）指出，「任何人士如果為金錢利益而援助犯有戰爭罪的政權，可被檢控」。
中華民國政府於1951年與法國簽署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53年5月22日頒佈《殘害人群治罪條例》，明确定义意圖全部或一部消滅某一民族、種族或宗教之團體，為殘害人群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9A條中，任何人干犯《危害種族罪公約》第二條中定義為「危害種族」的罪行，如涉嫌殺人，可被判處終身監禁，其他情況則可判監14年。
澳門《刑法典》規定了第229條的“煽動戰爭”罪及第231條的“煽動滅絕種族”罪。在“煽動滅絕種族”罪的構成要素中，除了要求行為人“公開”地作出煽動行為外，還要求他所作出的煽動行為是“直接”的。“直接煽動”是指行為人直言不諱地表達對某特定群體的仇恨，鼓動他人實施種族滅絕行為。對於煽動滅絕種族罪的行為人，可判處兩年至八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