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 或 ；中文又稱反面乌托邦、敌托邦、惡托邦、絕望鄉或废托邦）是烏托邦（utopia）的反義語，希臘語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not-good place），它是一種不得人心、令人恐懼的假想社群或社會，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终形态。反烏托邦常常表徵為、極權政府、生態災難或其他社會性的灾難性衰敗。這種社會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中，特別是設定在未來的故事。反烏托邦出現在許多虛構作品的背景与设定中，常用於提醒人們注意現實世界中的有關環境、政治、經濟、宗教、心理學、道德倫理、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被人忽略，有可能導致出現反烏托邦的狀况。
反烏托邦（dystopia）一詞來源自烏托邦（utopia）。它的希臘語前綴意指「坏的、不好的」。
1818年，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改革家杰里米·边沁，使用了cacotopia（最糟政府所在的假想之地）這個詞。
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記載，已知最早使用dystopia一詞，是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於1868年在英國下議院前的演講。密尔指責了政府的愛爾蘭土地政策：「稱它們爲烏托邦式的或許太過褒揚，它們更應被稱作反烏托邦式（dys-topians，或caco-topians）。通常稱之爲烏托邦式的是某些太過美好而難以實現事情，但它們則顯得更傾向於太過糟糕而不可行」。
主要特徵包括：
一些作品中的反乌托邦社会表面上充滿和平，但內在卻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刻画出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这一类小说通常是叙述人類科技的泛滥，在表面上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本质上掩饰着虚弱空洞的精神世界。可能的世界觀設定有：人類喪失自由、物质浪费蔓延、道德沦丧、民主受压迫（或以另類方法製造「民主」）、階級壁垒森严、自殺風氣橫行等等。故事表達的方法主要是透過一些變數，如人工智能背叛人类，「野人」被帶進文化世界等，令主角明白到人类文明已變得僵化或腐化，並帶領自己走向毁灭，而主角再從中作出自我的選擇。
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包括了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亦翻作《反烏托邦與自由》）等等。不过这类小说并不都是宣扬消极意义，阿西莫夫所著的《钢穴》则描写在人与人工智能矛盾的大环境下，人渴望人性自由并化解人机矛盾，建立人机合作的典范。
虛構的烏托邦社會，基本上是根植於空想主義的政治原則之上，成功地給民衆帶來積極有益的成果；虛構的反烏托邦社會，其基礎政治原則雖然通常基於烏托邦式的理想，但却因爲存在致命缺陷而給民衆帶來負面後果。 在《當沉睡者醒來》（When the Sleeper Wakes）一書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把統治階級描寫成享樂主義的和膚淺的。乔治·奥威尔把威尔斯筆下的世界和傑克·倫敦的《鐵踵》（The Iron Heel）做對比，認爲《鐵踵》中反烏托邦式統治者顯得暴虐、狂熱，這樣寫更合乎情理。 一些作品的反烏托邦社會中，統治階級推行草菅民衆、暴虐無度的鐵腕統治，而這些反烏托邦政府機關中又有一些人或者團體領導抵抗，意圖從內部改變他們的政府。如阿兰·摩尔的《V怪客》（V for Vendetta）。 描述反烏托邦政治生態的小說包括：《播種者的寓言》《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華氏451度》，此類電影則包括:《大都會》《妙想天开》《大逃杀》《經常問的問題》《超世纪谍杀案》《飢餓遊戲》《分歧者》《移動迷宮》 《未來都市NO.6》等。
和極權主義或死寂一片的虛假和平相對的，便是無政府狀態，这也是反烏托邦的另一種題材，而表現通常是暴力而不是恐怖，這種風格的作品是在二戰和核彈出現後才出現。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論所想像過，人類可能在史前時代的一種自然狀態，便是經常性地自相殘殺。雖然缺乏明確的證據證明，人類真大規模地有過這種事情，但也成為了假設政府機能的條件，便是保衛和平與治安。他還警告過不負責任的領袖，可能透過故意制造緊張的狀態使人民乞求其保護而維持其權力。
小說《一九八四》，架空的近未來背景三個超級大國間，故意以長期化的低烈度的常規戰爭來維持其高壓統治的藉口。而其前史正因為核戰引起的無法狀態，為了自保的人民只好成立新的恐怖統治國家。
美國《國定殺戮日系列電影》中，假設未來無政府主義得勢下，政府在每年定時短期內放棄了所有緊急服務機能，在短暫的無政府狀態中任由國民扮演臨時的罪犯，盡情發洩對社會的怨恨。
另外末日幻想，假設核冬天下的「無政府狀態」，如衝鋒飛車隊系列電影和漫畫《北斗之拳》等。
文學和媒體作品中的反烏托邦社會，其經濟結構存在很多變體，這是因爲作品中的經濟通常和被作家設定爲壓迫根源的因素直接相關。但這些社會大致會依循幾種原型。 常見的一種是國家計劃經濟，例如艾茵·兰德的《國歌》和亨利·庫特納的短篇《鐵標準》。還有則是社團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控制的計劃經濟，例如诺曼·杰威森的电影《滾球》。一些反烏托邦，例如《一九八四》中的那樣，有著交易危險而稀缺貨品的黑市，或者角色完全被國家控制的經濟所擺布。這類經濟體系通常缺乏效率，例如菲利普·何塞·法默的《紫色工資的騎士》，在臃腫的福利體系中，從社會責任中解脫的完全自由驅使下層階級從事各種排斥社會的行爲。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鋼琴演奏者》中，中央控制的經濟系統確實使得物質豐富，但却剝奪了人們勞動的人文意義，所有的工作都奴僕化、令人不滿，而且只有少之又少的受過教育的人才有資格讓精英和他們的工廠接納。塔尼特·李寫的《不要咬太陽》中，沒有友善，只有滿不在乎的消費和享樂，使得主角開始尋求生活的深層意義。 即使在那些經濟體系并非社會弊端根源的反烏托邦中，國家也常常控制著經濟，例如《美麗新世界》。其中一個角色，對於自己並非社會一員的暗示報以驚恐的反應，理由是每個人都爲其他所有人而工作。 其它一些作品描寫了龐大的私有化和社團主義，私人擁有的超大公司有效地取代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他們操縱、滲透、控制、賄賂、与政府結契或者扮演政府職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昏睡百年首創本題材，是以十九世紀歐洲沒有普選制的資產階級偽民主下，政府的紀律部隊只作為付得起重稅的富人的打手。後來可見於小說《珍妮佛政府》《羚羊与秧鸡》，電影《異形》《雲圖》《阿凡達》《機器戰警》《超世纪谍杀案》《瓦力》《夢想家》《專制》《THX 1138》《滚球》。在赛博朋克流中，公司統治很普遍，如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會夢見电子羊吗？》及其改編《银翼杀手》。
与科技烏托邦將技術視爲對人類有益的補充的主張相反，技術反烏托邦只關心並專注於新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
最常見是把醫學或心理學的技術，輕易地大量用到人類身上來滿足較狹隘的目標。如《發條橙》中假設政客洗腦囚犯的人體實驗對象當作政績工程，或者像《銀翼殺手》用生物工程制造短壽的複制人當奴隸喚使，或像別讓我走制造無法自然生育的複製人強逼器官移植用。
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人們在出生前就劃分為指定等級：「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γ）」、「德爾塔（δ）」、「愛普西隆（ε）」。社會等級越低，腦力程度越低。在赫伯特·弗蘭克寫的《尤西隆减号》中，也將人們劃分成許多按字母順序標識的群體。
一些虛構反烏托邦，諸如《美麗新世界》和《華氏451度》，消滅了家庭，并且不遺余力防止其作爲社會制度死灰復燃。《美麗新世界》中，嬰兒經由人工繁殖，「父親」和「母親」的概念被認爲是猥亵的。在一些小說中，國家對母親們采取敵視行爲，例如《一九八四》，孩子們組織起來監視他們的父母；而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孕婦（懷有非婚生子女）的逃亡被視爲對抗國家。
宗教團體扮演著被壓迫或者壓迫者的角色，其實類似歷史上的神權政治，沒有任何宗教自由。 《美麗新世界》中，國家的建立包括剪除所有十字架（象徵基督教）的頂端把它們變成T形（象徵福特T型车）。相反，瑪格麗特·愛特伍的小說《侍女傳說》的故事則發生在基督教神權政體統治下的美國。 在俄國作家埃琳娜·楚迪諾娃寫的《巴黎圣母院与清真寺》中，穆斯林移民變成歐盟主要的人口与政治勢力，使歐洲變成了欧拉伯。 在《我們》中假設未來僅有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宗教，而在《來自新世界》佛教是故事中唯一合法的宗教。
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為了社會安定而完全抹殺個體的個性、情感，社會成爲一體。 在扎米亚京的小說《我们》中，人們獲准每周兩次各一小時，在此短暫期間可以生活在公衆視野以外，並只可用數字指代而不是姓名。 一些作品，例如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哈里森·伯杰龍》中，强調了因爲屈從於冷酷的平等主義社會規範而感受到的壓迫感，這些規範壓制了以不平等的形式展現的技藝和才華。類似的，在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中，反烏托邦用特殊部隊鎮壓知識分子。
虛構的反烏托邦一般是都市，常常斷絕它們的成員与自然世界之間的一切接觸。
毀滅自然界的重度污染在很多反烏托邦題材電影中都很普遍，例如《駭客帝國》《阿凡達》《機器戰警》《艾莉塔：戰鬥天使》《Wall-E》和《超世纪谍杀案》。
比較例外的是來自新世界中人口稀少的未來，這是因為經常以殺戮兒童或少年，原因是沒有繼承超能力、能力無法控制、反抗規則等。做成人口無法回復現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