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
百團大戰，又稱晉南遊擊戰、正太战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一次大型戰役，是由國民政府所辖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以下皆以八路軍稱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间自行發動、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襲作戰。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與22個團。戰爭期間日軍發動反擊戰，使得周邊一帶的八路军根據地受到一定打击，受損的平漢鐵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陘煤礦區迅速恢復運作。然而，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对日军交通線的騷擾，使得其不得不重视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将大部分兵力用于对敌后根据地的多次扫荡。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正太铁道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毛泽东审阅了此命令。命令中要求参战的部队最初预定22个团。8月20日晚20时，战役打响。随后众多未被命令参战的团陆续加入，其中不少团是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和华北根据地当地扩编的，军饷与军火不在国民政府供给名册内，实际自备粮服军火，尤其是枪支、军服五花八门，训练和组织程度也不齐，更大量是没有军服拿起枪是兵放下枪即是民的民兵。其对日军袭扰压抑已久，开战后未等八路军总部命令即加入战斗。导致战役规模迅速扩大，彭德怀和左权也始料未及，更不用说身处延安的毛泽东，最终形成105个团的规模，因而更名为“百团大战”。
日本出於戰略要求从1938年秋開始政治诱降，希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議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國」為號召，意圖拉攏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时国共摩擦不断，双方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的进展，对于形势过于严重估计。加上认为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在通报中央军委而尚未有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
1939年，国民政府成立晋察冀敌后战区，鹿鐘麟任戰區總司令。1940年春季，華北八路军在山西省策反收編國民革命軍九七軍，將戰區總司令鹿鐘麟逐出省外。同时1939年，山西爆發晋西事变，和八路军摩擦不断，1940年初双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間，日軍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師團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進行春季晉南戰（國民革命軍約8萬）、鄉寧作戰（國民革命軍約3萬）、晉南反擊戰（國民革命軍約4萬），而上述作戰一共造成日軍作戰傷亡多達約數千人。日军发现中日戰爭期間中共積極破壞國民政府在各地的行政組織，成功促使國民黨某種程度上放棄在華北的生存，而中共竟在其地下活動、反政府破壞中所獲得地盤並力求維持之，于当地自行徵稅、夺取抗戰資源，引起日軍內部的關注與探討，寄望有效利用國共衝突。
在抗日根據地，由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日本侵華的戰略要地華北的發展日漸壯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餘万日军、偽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一时期，日军每大隊約700人。日軍華北方面兵力密度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師團兵力平均分散在約200處。百團大戰後日軍正式實施對八路軍的剿滅戰。戰爭期間日軍發動反擊。
日軍組成如下：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八路軍原定動員兵力為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目标为正太铁路，其次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段和白晋铁路。为了攻击的突然性，未經中国共产党军委批准展開了战斗。战斗开始后，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当时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对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的主要分布区，同时井陉煤矿也在这条铁路上。因而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日本方面将9个独立混编师投入战场。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並破壞北寧鐵路、平綏鐵路、平漢鐵路、津浦鐵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並佔領娘子關的部分地區。
9月1日至18日，日军派出獨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區與獨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順地區相互策應前進，至松塔鎮附近。该部署旨在摧毀敵人後方設施，並掃蕩周圍潛伏之敵軍。根據日方戰時機密資料，第九與第四這兩個混成旅團於9月1日至11日總共死傷483人。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3日至11月2日，日军发动晉察冀邊區肅清作戰，派遣臨時第101混成旅團（駐蒙軍、第1軍、第110師團、獨立第十五混成旅團）参与战斗。
由於八路軍隨後遭到日軍反擊戰的強大打擊，作戰轉趨消極，日軍第36師團成功掃蕩並消滅了遼縣、涉縣、潞城等地共軍根據地，結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擊戰。11月19日，日軍第37師團發動第二期第二次反擊戰，由沁縣、南關鎮一帶出發；獨立第16旅團由平遙、霍縣出發；第41師團一個大隊由洪洞東方向沁源前進，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順利消滅沁河一帶共軍根據地。日軍110师团駐石家莊正與國軍冀察戰區、第一戰區、第二戰區接觸中。日軍第一混成旅團駐邯鄲，與國軍冀察戰區、第一戰區交戰中。中国共产党宣傳：「日獨立混成第四旅團，幾已消滅殆盡，獨立混成第二、三旅團消滅過半，獨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團各消滅一大隊，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師團均有嚴重傷亡。」
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华北日军于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在晋中（第二期晉中作戰），駐蒙軍于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晉察冀邊區发起反击作战。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騷擾游擊战术）进行反击。到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戰因日軍展開大掃蕩而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15天，中国共产党宣稱：整个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及热南大部，配合作战的地区，战线延及至鲁、皖东、豫东、苏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日军参战的有110师团和25师团全部，26、36、41师团各两个联队，35、3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6、第1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还有大量伪军，约二、三十万人。
日軍情勢判斷表示：有观点认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后，没有等候批准就决定發動，違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張最低限度的游擊戰打法，擅自打百團大戰。对这一指责，彭德怀表示並非如此。
在战役打响后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与支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事后国民政府也发来贺电、覆電
国民政府在当时亦表示祝贺支持，但国防部长何应钦以八路军1937年在册编制为15个团4.5万人，现“擅自扩编”且攻下了日军地盘“无需中央补给”为由，于当年底即1940年12月停发了对八路的军饷特别是弹药补给。促使八路军自建兵工厂，土法制造粗陋的武器，并迫使发展出每人5发子弹，打完冲上去与日军拼刺刀的战术。
同时这场战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區（即日统区）的部隊暴露在日军的视线内。日軍原本于1940年初在華北平原以部分日军兵力为主由偽政府協同推行治安肅正作戰，百团大战促使日军又把“治安肅正”擴大為“治安強化運動”，並於1941年2月制定了《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計畫》，调回約二十萬的部队於1941年至1943年进行“扫荡”，更進一步推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掃蕩的結果八路軍主力幾乎全面撤出山西，而在当地扩编的民兵团则化整為零，調整回最低限度的游擊戰。1942年八路军前方军部被日军偷袭，前总参谋长左权殉国；此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仍然把集团军部设置在山西前线。日军在发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同时，于1941年將目標轉向在太行山區（晉南）的國軍，以國民革命軍第一戰區衛立煌部與第三戰區顧祝同部為主要目標，並以此為基礎發動了中条山战役。
在国民政府与日军两方面的影响下八路军开始遭受物质困乏以及兵源减少陷入艰难，在1943年之前未能再组织起大规模战役，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批评，而以游击战于当地坚持至日本投降，另外也因就近而先行对日军受降而获得大量日军物资。
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裡去了。”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进程而先后出现过一定的出入。百团大战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後，彭德怀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较多了采用攻坚战，造成了八路军自身伤亡较大，这种战术引起了批评。
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聂荣臻也对攻坚战的打法提出批判，但同时认为虽然损失大，但也锻炼了队伍。
彭德怀后来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当时有些蛮干的指挥。彭德怀在自述中还说，当时是误以为日军要切断延安和西南联系，没发现日本并未以延安为主要方向，说如果等半年华北日军再少一些战果会更大。
聶榮臻认为：“毛澤東批評說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
1943年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華北工作座談會，會中黨內一致對於百團大戰持否定態度。彭德怀做了检讨：“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這很明顯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澤東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1959年廬山會議後，共產黨將彭德懷定位為：「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物」。
1967年2月24日清華红卫兵组织井岡山兵團出版的大字报《兵团战报》第六期《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一文声称：“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後調動了一百零五個團，共四十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红卫兵声称："百團大戰是朱德、彭德懷違反黨的組織紀律，不請示毛澤東，擅自搞百團大戰，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並把日軍的兵力吸引過來，導致重大損失。"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认为百團大戰是蔣介石決定發動皖南事變的決定性因素，紅衛兵依照這個理由對彭德懷進行批鬥。
1981年，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完全平反後，對百團大戰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