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主義
反共主义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意识形态。馬克思認為共產思想在遠古就已存在，有一些原始部落就採取財產共有的做法，馬克思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另外在歐洲的現代早期，也出現了支持共產主義思想的各種團體。但是這些共產主義的先驅者並沒有共通的學說，所以反共人士也沒有相應的組織起來。有組織的反共主義是在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學說之後才發生的，1864成立的第一國際，1889成立的第二國際，都有主張共產革命的論點，組織內部就有共產革命和反共的無政府主義路線鬥爭。組織之外，馬克思的共產革命思想引發各國既有政權的疑懼，並對共產人士進行鎮壓。到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後，各國對共產主義疑慮更高，反共主義更興盛，並且在冷戰期間達到了全球範圍，當時美國和蘇聯進行了激烈的競爭。反共主義是許多不同政治立場的運動的組成部分，例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麥卡錫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包括社會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左翼。
在美國，反共主義導致了1919年至1920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1920年代和1930年代，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反對歐洲的共產主義。 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者與反共主義者之間發生了許多軍事衝突，包括中國國共內戰、韓戰、馬來亞緊急狀態、越戰、蘇聯阿富汗戰爭等。反共軍事聯盟北約成立於1949年。隨著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上大多數共產國家政權結束統治，促使冷戰結束。儘管如此，反共主義仍在許多當代政治運動中存在。
早期共產黨希望能在世界各國發動暴力革命，推翻世界各國的政權，成立全球性的蘇維埃。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世界革命可以導致世界共產主義（World communism）及之後的無國籍共產主義（stateless communism）。
由於早期的共產黨不與宗教、君主、議會憲政、民族妥協，傾向進行無神論、無產階級專政、無國籍主義的武裝暴力奪權，因此當時許多國家普遍反對共產主義。
至於經濟狀態是否以資本主義為主，並不是各國反共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後來有些國家的共產黨人，願意放棄武裝鬥爭，而在議會進行議會鬥爭，也能爭取到一定的國會議席，反共的問題就比較緩和。像是日本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都在該國國會擁有過議席，但從未成為執政黨，亦有如法國共產黨曾加入左派社會黨主導的執政聯盟。
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共產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方針的國家僅存有中国、朝鲜、越南、寮國、和古巴五国。
在当今民众有普选权的民主国家，有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是被允许在国内建党，但如日本共产党、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等政党在其所在国家均未能得到选民的普遍支持，其议会席位数量远落后于占有上百席位的其他的主张政党。而在希腊、西班牙，比共产党偏右的反紧缩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席位增长迅速。
而蘇聯解體後的國家，其中一些對共產黨已經深惡痛絕，紛紛推動去共產主義化。像烏克蘭立法禁止共產黨宣傳、波蘭2016年5月實施《去共產主義法》，禁止宣傳共產主義、捷克制定《反共產主義運動法》、波羅的海三國禁止共產黨活動等。
即使是同一個反共人士，也有可能有至少一個反共理由。主要有幾種狀況：
歐洲委員會議會於2006年1月25日冬季會議上發布的第1481/2006號決議歐洲委員會第1481號決議“強烈譴責極權共產政權的罪行”。
歐洲議會提議將8月23日定為紀念20世紀納粹和共產主義罪行的全歐洲紀念日。
在冷戰初期，試圖將英美反共反對派聯合起來。在“自由阿爾巴尼亞”全國委員會正式成立於26 1949年8月在巴黎舉行。Frashëri是其總裁，以及其他的指導委員會成員：NuçiKotta，Albaz Kupi，Said Kryeziu和Zef Pali。它得到了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並被任命為歐洲自由國家委員會的成員。
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新成立由民主選舉選出的阿爾巴尼亞跨黨派政府頒布了《滅絕種族罪法》，以加快對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前共產主義政府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起訴。該法律在英語中也被稱為“種族滅絕法” 和“共產主義種族滅絕法”。
1921年2月，左翼民族主義者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在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解體和蘇維埃解體僅三個月後，對亞美尼亞的布爾什維克當局發動了起義。民族主義者暫時掌權。隨後，由著名民族主義領袖領導的反共叛亂分子撤退到休尼克山區，建立了亞美尼亞山區共和國，該共和國一直持續到1921年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現了一些反共組織，例如貝爾格聯盟和政治學，經濟及社會學協會（SEPES）。
在1990年6月的選舉之前，四月份在瓦茨拉夫廣場上的示威者聚集在一張海報下，在該海報上紅色的星星和KSČ的縮寫上都畫了一個sw字，而所繪的徽章來自於1953年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之前在比爾森由捷克工人的反共產主義起義。
在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黨政府。它被視為1989年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89年11月17日，防暴警察鎮壓了布拉格的一個和平學生示威活動。從11月19日到12月下旬，該事件引發了一系列流行的示威活動。到11月20日，在布拉格集會的和平抗議者人數從前一天的200,000人膨脹至估計的50萬人。11月27日舉行了為時兩小時的大罷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公民。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舉行了自1946年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共產黨被推翻。
在芬蘭，民族主義的反共產主義在冷戰之前以拉普阿運動和愛國人民運動的形式存在，之後被取締。在冷戰期間，立憲權利黨反對共產主義。
國際反共主義在1920年代的法德蘇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和反共的思想家在貿易，安全，選舉政治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危險方面相互對抗。
法國共產黨在戰時抵抗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遭到主要領導人戴高樂的不信任。到1947年，雷蒙德·阿隆成為挑戰知識分子的主要知識分子，極左派分子滲透了法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社區。他迅速成為一名好鬥的冷戰戰士，挑戰任何親共人士，包括擁護共產主義並捍衛斯大林的讓·保羅·薩特。雷蒙德·阿隆讚揚美國的資本主義，支持北約，並譴責馬列主義是反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極權運動。
在納粹德國，納粹黨禁止共產黨，並以共產黨為敵人。在經過國會縱火案，4000名德國共產黨被逮捕。納粹黨還為其政治對手（例如共產主義者）建立了集中營。
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是暴動反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斯大林主義政策的政府，從1956年10月23日一直持續到11月10日，起義開始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示威，它遊行通過布達佩斯的議會大廈。一個試圖進入廣播大樓以廣播其訴求的學生代表團被拘留。當外面的示威者要求釋放代表團時，他們遭到國家安全警察開火。這一消息迅速傳播開來，整個首都爆發了動亂和暴力。叛亂在匈牙利迅速蔓延，政府垮台。在宣布願意就撤軍問題進行談判​​之後，蘇共中央政治局改變了主意，開始鎮壓革命。 1939年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第一次波蘭起義是對蘇維埃的。該Czortków起義期間1940年1月在蘇聯佔領發生波多利亞。當地高中的少年襲擊了當地的紅軍營房和監獄，以釋放被囚禁在那裡的波蘭士兵。
在戰爭的後幾年，波蘭和蘇聯游擊隊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多，一些團體在戰後很久仍反對蘇維埃。在1944年至1946年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波蘭被稱為“ 被詛咒士兵”的反共武裝團體的士兵立即對共產監獄進行了一系列襲擊。最後一個被詛咒的士兵，是波蘭的激進反共抵抗力量成員，，他在1963年被ZOMO用手槍殺死。
1956年的波茲南抗議活動是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大規模反共抗議活動。抗議者被政權壓制。
1970年由於食品和其他用品價格突然上漲，在波蘭發生的抗議罷工活動（波蘭：Grudzień1970年），是發生在波蘭北部的反共示威。由於波蘭人民軍和公民民兵的殘酷鎮壓造成至少42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
團結工聯是華約國家內的反共工會。在1980年代，它構成了廣泛的反共運動。政府在1980年代初期戒嚴和數年鎮壓期間試圖摧毀工會，但最終政府不得不開始與工會進行談判。在圓桌會談後舉辦的半自由選舉，於1989年由團結工聯領導的聯盟全面擊敗共黨獲勝，1990年12月，團結工聯的華勒沙當選為波蘭總統。
在羅馬尼亞的反共產主義抵抗運動1948年和60年代初之間持續。武裝抵抗是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第一種也是最結構化的抵抗形式。直到1989年底推翻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為止，有關所謂“反共武裝抵抗”的細節才公開。直到那時，公眾才知道在喀爾巴阡山脈避難的眾多“ haiducs ” 小團體，其中一些人抵抗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部隊長達十年之久。最後的“ haiduc”在巴納特山被殺1962年。羅馬尼亞的抵抗運動是前蘇聯集團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武裝運動之一。
1989年的羅馬尼亞革命是持續了一周的一系列暴力衝突，1989年12月下旬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推翻了齊奧塞斯庫政府。在一次展示審判之後，切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埃琳娜被處決。羅馬尼亞是唯一的一個以暴力方式推翻其政府或處決其領導人的東方集團國家。
在2009年4月摩爾多瓦共和國共產黨人黨涉嫌操縱選舉之後，出現了摩爾多瓦的反共產主義社會運動。歐洲聯盟的旗幟是摩爾多瓦反共主義者在2009年的象徵。反共者使用在線社交網絡服務 Twitter（Twitter）來組織自己，因此被媒體稱為Twitter Revolution或Grape Revolution。
藍色分部的西班牙反共志願軍於1942年在聖塞巴斯蒂安行動組織Anticomunista [ ES ]在1932年舉辦在西班牙內戰是從1936年轉戰到1939年的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國民軍為首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親共共和黨派為首曼努埃爾阿薩尼亞。它以佔領馬德里和在1939年獲得國民黨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1970年代，南美的右翼軍政府實施了兀鹰行动，這是一場政治鎮壓運動，涉及成千上萬的政治暗殺，非法拘留和對共產主義同情者的酷刑。該運動旨在消除據稱在各自國家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控制反對政府的反對派，導致大量人員死亡。參與政府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拉圭、巴西、智利和烏拉圭，但美國的支持有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的崛起之後，美國的許多反共主義者擔心共產主義會在整個世界上取得勝利，並最終成為對美國的直接威脅。即使蘇聯解體使到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反共主義者仍然對蘇聯的正式繼承者俄羅斯聯邦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存有戒心。
中華民國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国國民黨和国民政府多次打压中國共產黨并发生两次国共内战。第一次为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件中清洗了共產黨，最初，國民黨和国民政府取得了成功，直到西安事变后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再次进行合作。抗日战争結束後，兩黨因为美苏博弈等原因再次进入內戰。國民黨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後並撤進台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鬆散組織的反共產主義運動。該運動始於1979年中美建交后，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多数运动在初期即被平息，有些则转而逃亡至国外继续开展。
《零八憲章》是由303名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家簽署的宣言，他們致力於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它要求更大的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它於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通過60週年）出版。自發布以來，該憲章已被中國境內外的8100多人簽署。
有部分来自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的评论认为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其实是反共主义。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國國民黨鎮壓了在台灣反抗政府的叛亂份子，此事開始了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戒嚴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是反共主義国家，1954年12月配合美国实施《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並試圖從中國共產黨軍隊手中奪回大陸地區，以及積極支持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反共勢力。1975年蔣中正去世後，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宣传光復大陸，亦轉向和平政策应对中共，但台灣的反共意識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香港的反共意識在1920年代的省港大罷工過後開始萌芽，當時港英政府制定各種措施，壓制不利港英政府的言行，並防止中共勢力滲透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有一批逃避中共政權的內地人到香港紮根，包括國民黨員，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港英政府鎮壓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後，進一步加強香港的本土化，助長香港人的反共意識。
在香港回歸之前，大多數反共主義者都是中國國民黨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他們反對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和的統治及其一黨專政。香港回歸後香港親台團體逐漸式微，反共主義者大多為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在香港泛民主派政黨的支持下，香港發生了許多反共抗議活動。每年在香港舉行1989年天安門事件紀念活動，2003年至今每年的七月一日都舉行七一遊行。
自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魚蛋衝突和2019年反送中運動起，香港反共運動越加激進，愈來愈多泛民主派支持者、本土派及城邦派等派別對共產黨反感及厭惡，尤其在2019年下旬所爆發的反送中運動所冒起的「赤納粹」一詞可見一斑。
相對於香港，澳門因為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勢力得以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親共華商權貴及社團抬頭，導致現時澳門社會普遍傾向親共，但仍然有部分澳門人於香港或台灣接受教育後回流，並於澳門宣揚反共意識。
马来西亚曾多次与马来亚共产党进行激烈对抗，是为马共叛乱（1968年-1989年），最终马共瓦解，而马来西亚获得胜利。马来亚共产党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于1930年4月30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的乡村成立。由于意识形态冲突，马共与马来亚当局的和平谈判破裂，马共转而由武力方式对抗马来亚政府。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共开始接受中共援助并加大力度对抗马来西亚政府。但由于马共中央的肃反决定造成党内分裂，以及中共在1980年停止革命输出并切断对外国共产党包括马共的援助后，马共开始走向衰败并开始和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展开和谈，三方最终于1989年签订和平条约，之后马共放下武器并宣布解散，部分马共成员留在泰国南部定居，另一部分则选择回到马来西亚。
1963年2月2日，新加坡警方展开冷藏行动并逮捕多名共产主义分子，其中包括支持共产主义的在野党社會主義陣線的成员。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人林清祥，也在冷藏行动中以從事顛覆活動的罪名被逮捕以及入獄。 在1987年的馬克思主義者陰謀,又称光譜行動，新加坡展开行动逮捕了多名共产主义分子。
印度國家參與了反對長期存在的納薩爾派－毛派叛亂的法律和秩序行動。隨之而來的還有許多國家贊助的反毛派民兵。
從1965年10月到1966年初，據估計有500,000–3,000,000人被印尼軍方和同盟民兵以反共清洗行動殺害，這些行動針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員和所謂的共黨同情者。2016年底，國際法庭宣布此次大屠殺為危害人類罪，並指定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為這些罪行的幫兇。
1933年，日本參加了反對第三國際國際協約第九次會議，並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研究協會（日語：國際思想研究會）。
1935之後，日本為與中國的關係定義了反共產主義的《 HIROTA三項原則》，日本也與德國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公約》。之後，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成立於1937年，並組織召開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國家紀念儀式[ JA ]於1938年。
1938年11月，首相近衛文麿宣布反共產主義的東亞新秩序。
在1948年至1951年的美國占領期間，日本發生了“紅色清洗”，其中有20,000多名被指控是共產黨員的人被從其工作地點清除。尔后美日安保条约实施下更强化日本政府反共思潮。
崔智龍是韓國一位直言不諱的反共漫畫家，他的政治漫畫常批評對朝鮮採取陽光政策的前韓國總統金大中和盧武鉉。
主张社会主义的西方左派政党及人士（如工党、社会党等）也不再是对反共主义者的严重威胁，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时间内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都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变。
而在西方国家，由于非常多的资金被用来从事反共主义的学术类研究、社会活动和宣传，加上主张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转型並參与反共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演变成为了反对一切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潮，反对经济与市场被政客与寡头垄断，也指責共產黨將資本主義的缺點發揚光大這種弔詭現象（例如，一部分中国资本家、富人很支持及擁护中國共產黨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已不再反共），此外贪污、腐败现象亦是支持反共主张的主要理由，这体现在例如美国对待古巴、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上。美国多次批評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指责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的政府独裁与不给民众普选权，也批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
而在古巴问题上，由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中，从古巴逃脱菲德爾·卡斯特罗统治的流亡者族群仍對美国政治有影響力，雖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古关系缓和，但美国仍然未全面解除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制裁。
当今的反共主义并非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主义的呼声也日益增长。比如在中国大陆，虽然今天依然有许多中国大陆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实际上，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这其中，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则是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共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亦为常见。知名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如：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任志强事件、新冠疫情期间湖北大学教授梁艳萍和武汉大学副教授周玄毅等。香港《白粉报》指出，中共党内更多是隐形两面人，中共现有八千多万党员，究竟有多少两面人，“恐怕只有‘神知道’”。如果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标准，每年查处数万名贪官，就等于每年揭发数万名“两面人”。 而在朝鲜，则经常发生通过各种方式逃离朝鲜到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脱北”事件。而外界将这些人称之为“脱北者”。在“脱北者”其中也不乏一部分朝鲜高官。如曾经创立了朝鲜“主体思想”的创始人黄长烨。 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僅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所谓的“神”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进程和发展都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矛盾推动。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与他们的有神论是相反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转换期（除了最后一个）都会推翻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並最终由共产主义代替。
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反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或至少不承认资本主义之后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些反共主义者质疑“为什么可以”與及“如何做到”和平地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很多批评者也主张共产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关键错误：它预言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富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反共主义者把西方工业化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预测矛盾的证据：穷人和富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但有人認為，整體的富裕是生產力提升的後果，這跟馬克思的理論沒有矛盾，以香港為例子，香港人均GDP達50000美元，但基尼系數就達到0.588。也有人認為這論點的支持者普遍都忽略了资本主义跨国垄断和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得出这个结论，也有人认为因为所谓的“跨国巨头”沃尔玛90%的营销额都是在美国本土，而非是在美国国外，所以资本主义的富裕与“跨国垄断”无联系。
反共主义的根据有时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明显矛盾、以及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当权者的行为一样是令人讨厌的。一些反共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並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称为极权主义。
很多反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保护人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并认为共产主义中人民被剥夺选举权、扼杀言论自由,社会缺乏法治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然而，在现实中，也有少许的共产主义政党对保障人权和民主的承诺，并在通过普选上台后均得到落实，例如圣马力诺共产党、圭亚那人民进步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等。
在美国国内，很多反共主义者担心共产主义会在全球取得胜利，并最终对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观点导致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任何国家实行共产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有人担心一些强大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中國会使用它们的实力以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强迫其他国家实施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历史上，苏联确实推翻了周围很多欧洲国家的政权，並为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这些行动使得一些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家转而接受一些实用的反共主义策略：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限制“苏联帝国”膨胀的手段。
反共主义者也反对标榜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政府的很多实际政策和行动，因其行动和施政与共产主义理论所承诺的有极大差異。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只在'理论上'理想可行，但是在实践中却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一个功能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其中每一公民都成为一个平等的贡献者，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分享所有东西，但是無社会回报，这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而其他必有的人类特質，如贪婪、懒惰或愚蠢，对于建立一个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障碍。既然共产主义社会存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則共产主义政府几乎只能使用高压和威胁来使每个人“遵循这个体制”。
奪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政党（有时是由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党）倾向于镇压政治上與其有不同见解者，如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喬巴山、胡志明、金日成、霍查、狄托、齊奧塞斯庫、門格斯圖等人或其累代接班人所領導下的政權如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进入到“共产主义”经济阶段。相反地，共产主义政府被认为是建立了新的特权统治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可能比先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更加贪婪与腐败。右派学者辛灏年便认为共产党夺权后的统治是一种“专制复辟”。
德国政治学教授曾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过时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乌托邦式的想法，认为什么都能实现，但却不指出这种理想的状态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能够正常运转。现实证明，如果没有市场和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的突出地位，复杂的经济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会发展到一个消除了不平等、没有剥削和没有人统治人的最好的社会，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这种信仰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