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
雷锋（），原名雷正興，是一位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今望城区雷锋街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士及共产主义战士。他于1954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復於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並於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1岁。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雷锋一直被中國共產黨塑造成黨員革命象徵與模范，幾十年來不斷在媒體上宣傳「學雷鋒活動」，將雷锋作為在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包括“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等宣傳歌曲，政治思想上緊跟隨中國共產黨，工作努力、日常生活中主動幫助他人、勤儉節約，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被中國共產黨宣傳為「雷鋒精神」。
雷锋原名“雷正兴”，乳名叫“庚伢子”（长沙话），直到他到鞍山钢铁厂（鞍钢）工作前才改名为“雷锋”。1949年参加了儿童团，担任儿童团团长。1954年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1956年初期，雷锋在该乡政府当任通信员，后被转移到望城县委作公务员，也是雷锋第一次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参加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建设，当拖拉机手，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
1958年秋天，鞍钢在湖南省长沙招工，雷锋被推荐，来到鞍钢矿山公司弓长岭铁矿当推土机手。《鞍山日报》、《矿报》上多次发表了雷锋模范事迹的通讯文章。
1959年11月初，雷锋在弓长岭铁矿人武部报名参加当年的征兵。该矿青年工人多，报名应征的人大大超过应征数额，因此，在目测时，雷锋因个子较矮第一批被淘汰。1959年11月8日上午，雷锋找到时任辽阳市兵役局政委、市征兵办公室主任的余新元中校，要求当兵。余新元问雷锋：“你想当兵，家里人愿意吗？”刚问完，雷锋就哭了：“我没有家人了。”雷锋给余新元讲述了自己家人在民国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事情。余新元从这次深谈后不再说让雷锋回去的话，而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让他走进军营。余新元认为，雷锋品质很好，3次找到辽阳市兵役局第一政委、辽阳市市委书记曹奇，详细介绍了雷锋的情况，希望破格送雷锋入伍。曹奇书记被雷锋的经历和志向打动，认为“政治上的合格比身体上的合格更宝贵，可以考虑破格送他去当兵”。
雷锋当时身高1米54，体重不足55千克。余新元找到征兵体检的医院院长说：“雷锋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政治过得硬，本身又是个孤儿，身体也不是什么大毛病，缺斤少两都是旧社会给造成的。像他这种情况，送到部队这所大学校锻炼锻炼有什么不好?” 余新元又积极向接兵单位推荐。新兵营营长荆悟先表示身体不合格绝对不行，新兵营教导员李恒基表示，「这样的好青年可以考虑」。余新元建议把雷锋列入8%的预备兵额中，先作为新兵营营部不穿军装的临时通讯员考察了解。1960年1月2日，雷锋来到辽阳南林子工农干校的新兵营临时驻地帮忙工作。当了六七天的便衣通讯员，表现突出，工作有成绩。这时卡住雷锋参军入伍的已经不是身体问题，而是所在工作单位弓长岭铁矿保卫部门以1958年雷锋进厂时没有原始档案为由不出具政审表；真实原因是雷锋工作表现出色，单位党委书记不想让他走。1960年1月7日傍晚，新兵营军务参谋戴明章通过军用长途电话接通营口团部，向团长吴海山直接报告了有关雷锋的情况，建议让雷锋参军入伍。团长吴海山同意。1960年1月8日，雷锋作为新兵机动数（预备兵额）随新兵营在辽阳火车站登车，当天抵达团部。
1960年1月8日，雷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10团。按照当年的惯例，雷锋已经在湖南望城县团山湖农场和鞍山钢铁公司化工总厂、弓长岭铁矿当过拖拉机手和推土机手，应该分配给工程兵团技术营的技术一连。技术一连装备的都是推土机、刮运机、挖壕犁等工程机械，雷锋这样已熟练掌握推土机操作技术的新兵，可以不经专门培训就是一名熟练的机械操作手，能直接在老技术军人的岗位参与工作。但团军务参谋戴明章征得团长、团政委同意，建议把雷锋培养为团部唯一的小车──一辆老掉牙的嘎斯67吉普车的下一任驾驶员，所以把雷锋由新兵营分配入团直属运输连第四班当汽车兵。雷锋于1960年11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選為抚顺市人大代表。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的沈阳军区工程兵十团驻地营区内，在路面指挥战友乔安山向前开车时，因汽车不慎压倒晾衣杆，遭柞木杆在铁丝的反弹作用下击中头部而倒地，不省人事，后送至当时的抚顺西部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治，雷锋因头部右侧太阳穴被木杆重击，造成颅骨骨折，脑内大量出血致死，年仅22岁。在军队两年又八个月裡，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多次受部队嘉奖。
1962年8月17日下午14时30分，抚顺市望花区委礼堂内举行了“公祭雷锋同志大会”。15时20分，在哀乐声中雷锋的灵柩送往位于抚顺市新抚区的戈布烈士公墓。雷锋的棺椁安放在地下一米多深的砖筑椁室里，地上为直径2.5米的葵花状拱顶圆形混凝土墓体。后来受望花区人民的委托，区人大代表于1963年6月，向抚顺市政府提出了搬迁雷锋墓的请求。望花区政府决定，用全区惟一的一座公园望花公园（后改名雷锋公园）的60%的面积来修建雷锋墓及纪念馆。抚顺市政府、辽宁省政府及沈阳军区领导人很快批准了这个决定，并于1964年4月3日举行迁葬仪式。1959年庐山会议後，毛泽东启用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号召全军干部战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借《毛选》四卷發行之际，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同年7月19日总政治部批转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年，沈阳军区开展了“两忆三查”阶级教育。忆苦报告是解放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属于“两忆三查”（「解放战争」中形成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活动。
1960年，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的王良太将军叫连队的基层干部注意培养雷锋。雷锋入伍所在团的政委韩万金认为，雷锋忠于党的事业，多次同雷锋谈话，亲自审定、批阅有关雷锋的材料，亲自撰写文章，发动全团开展“学雷锋、赶雷锋、做雷锋式好战士”活动。同年10月，入伍只有10个月的雷锋被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选拔在军内外作忆苦报告。雷锋开始是沈阳军区在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教育活动中，作为忆苦典型而推出，并引起各级领导注意的。陈锡联和赖传珠、副政治委员杜平等军区领导对培养、宣传雷锋活动非常重视。
为扭转当时在三年大饥荒面前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郭干事带着雷锋到各部队做巡回忆苦报告。同年11月雷锋被树为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他认为“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定要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在我的一切实际行动中开花结果。”1961年4月29日日记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1961年、1963年毛泽东两次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号召。
1961年，《解放军画报》第2期第22至第23页以两个版面刊载了《苦孩子 好战士》千余字和四幅照片，介绍了雷锋。文章采访了湖南家乡的婶母雷玫爰、原安庆乡农会主席彭德茂、安庆乡荷叶坝小学教导主任钟霞生，湘潭地委第二书记张兴玉4位雷锋事迹见证者。
各地结合学习雷锋，推动了群众学毛著活动。雷锋于是成为林彪治军树立的榜样。林彪把学习雷锋和学习毛选的目的归结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同年11月26日《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套红宣传雷锋事迹，刊出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还刊登了4张雷锋照片。新华社发稿《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解放军报》12月13日刊在二版，题为《茁壮的新苗》，《中国青年报》的题目是《苦孩子──好战士》，《辽宁日报》的标题是《红色的战士》。1961年起，林彪在解放军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称赞“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马列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毛著”，“学毛著只要学老三篇”，还开展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一系列活动。林彪在学雷锋运动中题词“学习雷锋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雷锋模范事迹展览》。1961年2月20日，雷鋒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人”廖初江所在部队作报吿时，住在一个寝室里，互相交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互相勉励进步。廖初江和雷鋒曾先后見过五次面，在一起生活过将近一个月，此外还互相通了几次信。雷鋒的專題報道再一次出現在1962年6月號的《解放軍畫報》上，總共用了十八個大版，图文並茂。
根据官方描述，在雷锋死后，他的日记被發现。随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于1963年1月7日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
1963年2月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了雷锋的事迹，同时摘发了雷锋的部分日记。《解放军报》还连续发了题为《像雷锋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三篇社论。《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雷锋》杂志总编辑陶克少将表示，中国共产党宣传雷锋事迹之初，就已严格核实过其事迹的真实性。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大篇幅刊登雷锋事迹当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表示雷锋的事迹可能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要求核准事实。此后，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沈阳军区和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联合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雷锋的部队、家乡等地，对登过报纸的事实和细节进行核对。当时中央关于雷锋的宣传纪律中还有“宣传雷锋谁造假，开除谁的党籍”的严规。毛泽东读了这些报道后，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锋学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雷锋。1963年2月9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活动。1963年2月15日，团中央做出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国青年》杂志决定出一期学雷锋专辑，提出了请毛泽东和周恩来题词的设想，毛泽东让其秘书林克先拟几句话作为题词参考。但毛泽东最终没有用林克拟写的话，而是开门见山题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毛泽东对林克解释为何如此选择题词时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首先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雷锋题词。从此开始了党内外、全国各族人民学习雷锋的热潮，雷锋的故乡湖南长沙和雷锋的牺牲地抚顺于1960年代中后期分别建起了雷锋纪念馆以茲纪念。
1963年5月6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会议，即“杭州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上重点谈调查研究问题，同时谈到了哲学问题，说：“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哲学并不难，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哲学是可以学到的。我看过雷锋一部分日记，这个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排演的话剧《雷锋》基础上，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创作了电影《雷锋》，1965年3月5日在全国公映。
学雷锋是中共大力推行的政治教育活动，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党的知识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部分，目的为加強護其核心權威力量，培养军队、少先队、共青团、中共党员、干部，乃至全国人民，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情操，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三热爱”）紧密相关。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軍總政治部都曾发红头文件要求学习雷锋，实现社会安定。解放军总政治部多次通知要求全军以雷锋为榜样，牢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 的总要求。
雷锋去世后，被追认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辽宁发起了学习雷锋的全省活动，抚顺团市委10月23日发出《关于组织全市青少年参观雷锋展览室，开展好阶级教育的通知》。辽宁团省委编印了《毛主席好战士》40万册，加印刊有雷锋事迹的连环画7万张，同辽宁图片社洗印了供基层搞小型展览用的照片800套，推动全省学雷锋。该活动受到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被立为高尚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榜样，胡要求应该把这项活动作为目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求全国各地团组织都应在1963年2月15日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雷锋同志的光辉一生，为我国青年树立了一个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榜样，团中央认为各地团组织都应该参照辽宁的经验，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请毛泽东题词。自此1963年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情操教育融入“三好”活动之中。
全国性学雷锋活动始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毛泽东的题词，第二版则刊登了罗瑞卿的文章“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3月5日成为全国学习雷锋纪念日。1963年3月15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全省青少年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要求“必须好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1964年，罗瑞卿说“凡是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工作就做得好。大庆油田是这样，好八连和雷锋、郭兴福也是这样”。1964年21期《中国青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由于林彪把学习雷锋和学习毛著的目的归结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因此革命的标准从忠于事业、忠于人民，中间经过忠于党，而最后变成忠于最高领袖个人，走向文化大革命。
1965年起，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按照林彪“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指示，人人写学习笔记。涌现各种学雷锋小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以及学雷锋做无名英雄的事迹。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政治教材诬蔑为“封、资、修黑货”，，对爱学习、守纪律的学生，视为“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苗子。
现在的学雷锋运动，主要是通过学校发动学生以及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的一种活动，主要是打扫、慰问之类，目的是为了学习“雷锋精神”。活动的时间一般为雷锋的生日、纪念日、学雷锋日（3月5日）或某些特殊日子，活动一般只有一日（雷锋日），有时称“学雷锋”做“一日雷锋”。
2010年，郭明義被宣传为“新時期的雷鋒傳人”。
2012年，继大跃进、文革、六四以后的第四次学雷锋高潮来临，史无前例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学雷锋。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指出通过学雷锋切实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领导，确保部队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指挥。
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学习雷锋专辑中刊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题词，董必武、郭沫若、罗瑞卿、谢觉哉等写的诗和文章。1989年之后掌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在1990年一起为雷锋题词。党媒《新华网》专文《1959年雷锋买手表和皮夹克，遭老领导写信批评》称雷锋“穿着皮夹克、带着瑞士手表，穿着呢子裤”，2013年，秦火火在新浪微博评论雷锋生活奢侈等问题被认为是造谣而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东方早报》刊文《中将谈雷锋买瑞士手表：他是孤儿工资又高买得起》证实此事。《新华网》引述《新京报》专文称雷锋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曾炫耀军功章，不按时归营，私自在厨房拿吃的等。
1960年11月，雷锋被沈阳军区树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标兵，196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沈阳军区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10团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由于照片不足，他们决定摆拍（用“补拍”一词，实际还是造假）一部分照片，沈阳军区工程兵领导人为补拍雷锋照片做出真实性的规定：拍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
參與《雷鋒的故事》創作的軍隊攝影記者張峻曾表示，從1960年11月26日在瀋陽軍區《前進報》上發表「毛主席的好戰士」文章後開始的。张峻回忆说，瀋陽軍區为了塑造雷锋这个形象，专门为他成立了拍摄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瀋陽軍區工程兵黨委還籌辦過《雷鋒同志先進事跡巡迴展覽》，並於1962年2月初組成了籌辦展覽的班子，擬出具體內容，並指定由張峻「補拍」部份照片，這些「補拍」照片是根據報導雷鋒的一些文章和所謂的文學作品如：《雷鋒日記》、《毛主席的好戰士》文章、雷鋒事跡等等的內容進行想像而產生的。两年多时间裡，拍摄照片223张，平均每三天一张。
之所以有些雷锋照片給人「造假」的感覺，例如有一張雷鋒白天打手電筒看《毛澤東選集》的照片等，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民眾直到近年網路的出現，造假的內情才被公开，舆论一片哗然。
一个署名“穆正新”的旅美人士近年在互聯網上发表多篇文章，提出多個疑點，如聲稱雷锋日记涉嫌伪造，而伪造者就是雷锋和沈阳军区工兵十团。西方作者尼古拉斯·約翰认为雷锋日记的伪造者是林彪，目的是在大跃进后改善毛泽东的形象。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謠言曾在中國大陸流傳，這個謠言起源於新華社記者李竹潤將外媒在1981年愚人節的惡作劇當成新聞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