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來庵事件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玉井事件、噍吧哖事件，是發生於臺灣日治時期大正四年（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主要為漢族閩南人與原住民族大武壠族）第一次以宗教力量大規模武力抗日的重要事件。
因為策劃起事的地點在西來庵五福王爺廟，故日方稱以「西來庵事件」，起事的首領是余清芳，故又稱「-{A|zh-cn:余;zh-tw:余;}-清芳事件」；又由余清芳等人與日軍在噍吧哖（今臺南市玉井區）交戰，故亦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
清代時，中台灣與南台灣有數千家「自營糖廍」，買甘蔗且自產自銷砂糖。也有許多小樟腦商，他們招募工人，帶著工具，就自行上山開採。但日本時代，甘蔗全被日本人的糖廠給脫拉斯收購，山林地區也都變成國有地，禁止私人開採樟腦。許多人對日本人開始不滿。加之1913與1914年期間，台灣爆發兩次嚴重的颱風災情，米、糖價格都飆漲。剽悍的噍吧哖農民，本來就常練習宋江陣、武術，民間時常械鬥，種下了舉事的因子。
余清芳，臺南廳後鄉庄（今高雄市路竹區）人，為一因詐欺罪而離職之警察，於「臺南西來庵」借齋教及王爺信仰名義來宣揚其抗日行動。之後其認識了他里霧人（今雲林縣斗南鎮）羅俊、竹頭崎人（今臺南市南化區）江定、大目降人（今臺南市新化區）蘇有志等，密謀組「大明慈悲國」，打算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當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全台鼠疫爆發，以台南、台北與鹿港最為嚴重，西來庵奉祀瘟神五福王爺，並主打「驅瘟」而香火鼎盛。尤其台南醫療資源稀缺，居然順利控制疫情，比台北恢復還快。因此西來庵信徒更加篤信神靈，認為王爺的靈符比現代醫學還有效，余清芳還在此時幾次預言旱災，輕鬆命中，成為信徒心中的偶像，心懷不軌的余清芳聯合廟宇的董事蘇有志，開始對信眾心理控制。 石萬壽認為，臺南流行「六月送瘟」的習俗，會在夏季清除街上垃圾，打掃衛生。因此老鼠的藏匿之處被破壞，終使台南鼠疫之消除早於台北。
余清芳自稱是明朝羅教羅思孚老祖的嫡系法脈，受到五福王爺的扶乩神示，擔任「征伐天下大元帥」，可除卻臺灣總督府，由他本人登基成為「臺灣人的皇帝」。余清芳用利誘來攏絡人心，只要捐獻銀錢者，就可得到靈符，將靈符佩掛於身，並且力行齋戒，一心頌念真言，就可以避免一切瘟疫、災害，還可以刀槍不入。余清芳與羅俊等人設置了老鼠會機制，凡信徒轉手兜售西來庵的靈符，可抽取每張靈符的三到五成價格，使得信徒樂於轉手，且順便宣傳其教義。余清芳有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允諾信徒，革命成功後，會採取土地改革政策，將把所有日本衙門土地沒收，並賜給參與革命之人良田萬甲。
余清芳也威嚇信徒，說自己得呂純陽祖師與劉伯溫先師密法，有一「山中寶劍」，深埋土內，出鞘後見血封喉，殺人無數，可飛劍殺日本人，亦可殺陽奉陰違的信徒。而且寶劍一出，天地震動，風雲變色，天公將派遣龍王降暴雨，風伯刮起颱風，此雨毒若砒霜，風如利刃，大多數日本官吏會被毒死、刺死，此寶劍又能感召中國燕京的袁世凱，袁將派遣無數北洋軍渡海，擊殺所有日本官吏與背叛漢人者。還有，德軍也會乘勢攻擊日軍。同時；還逼迫參與者在玄帝與玄女神像前發毒誓，背叛余清芳者，會遭到天譴而毀家滅族。
根據臺中地方法院檢察長土屋達太郎向總督安東貞美呈報「臺中地方法院管轄內革命陰謀事件」之內容，臺中廳警務課巡查藤澤繁造於大正四年（1915年）4月18日對上級提出收到「盛傳中國軍將要攻打臺灣」的情報，當局之後便對「僑居」臺灣的中國人及跟這些中國人有所往來的臺灣人暗中展開調查。不久後發現在燕霧下堡黃厝庄（今彰化縣大村鄉擺塘）的武秀才賴宜和保正賴格二人的住宅有數名中國人出入，且隱身在黃厝庄山中加油坑的一間廟裡，似乎有所陰謀並在招募黨員。臺中廳長得知此一消息後，下令員林支廳長再暗中調查，結果查出該年（1915年）1月時，擺塘庄的賴淵國跟賴宜曾有往來，且有姓名不詳的中國人和他們在一起。賴淵國此後成為警方關注對象，留意他的往來書信。
在此同時余清芳等人原本委託李鏡成到中國大陸將熟悉符法的紅髯姑、和尚等人接到臺灣，但卻遲遲等不到他返臺。於是余清芳等人決定派謝成、蘇東海、林元、陳生等四人前去中國大陸一探究竟，將「符法高手」接來臺灣。大正四年 （1915年）5月2日，蘇東海曾與張重三找賴淵國詢問資金募集情況。5月13日左右，羅俊、謝成、賴淵國三人到余清芳的工廠取600圓的資金，之後5月19日蘇東海北上與其他人碰面，準備一同搭船前往中國大陸。然而由於謝成在5月15日才向淡水支廳申請核發海外旅行券，無法與蘇東海等人同行。
5月21日，張重三與蘇東海從淡水謝成的家寄兩封信給賴淵國，但這兩封信被大庄派出所的渡邊巡查叫保正從郵差手上攔截（以代為轉交為藉口），之後交給員林支廳。警方認為這兩封信與某些陰謀有關，遂照會臺北方面進行調查。蘇東海、林元、陳生三人在5月21日時已搭乘自淡水前往廈門的輪船「大仁丸」，但在船隻停泊於基隆港時，被得到通知的警方攔截，押送到基隆支廳。未同行的謝成則在淡水被捕，押解到淡水支廳。
而在蘇東海被拘留期間，於5月26日以15圓為代價託正要出獄的詐欺犯坂本憲寄三封信，分別給其父蘇登科、謝成、賴淵國，通知他們自己被拘留在基隆的消息，且要做簡單的串供。然而寄給賴淵國的信被攔截查獲，警方以此信和以前獲得的種種情報為線索追查後發現是余清芳跟羅俊要起事，並派人前往中國糾集同志，於是對二人及相關人士展開緝捕行動。
6月1日，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與警察本署取得聯繫後，警察本署照會臺中臺南等廳長，展開拘捕行動。當日（6月1日）賴淵國、賴氷、賴阿川等人便被逮捕。有關當局也透過保甲會議，通令各地搜查相關人士，並訂出獎懲規定。
6月26日下午，蘇東海之父蘇登科於阿緱廳蕃薯藔支廳管轄的車輦山被捕。6月29日，羅俊走避不及，於嘉義竹崎遭到逮捕。-{余清芳}-於事洩後即潛入山中，和同謀者江定商討對策。
1915年7月6日，在遭公家通緝下，以「大明慈悲國奉旨平臺征伐天下大元帥余」名義發表了《》，該文章基本上為抄襲唐朝駱賓王的《》，發動起事。7月9日余清芳、江定突擊甲仙埔支廳（位於今高雄市甲仙區），7月14日江定之子江憐陣亡。
8月余清芳、江定奇襲多處警察廳，先是叫人假裝郵差送信，警員一開門，他們就立刻衝入警察廳，屠殺警員。但在南庄派出所遇到困境，該所警員警覺性高，並未被騙開門，余清芳就劫掠附近的民宅，取得煤油與各種燃料之後，焚燒南庄派出所，襲殺眾多日警甚至是其眷屬，逼近大目降（今臺南市新化區）。8月6日日軍臺南守備隊步兵、砲兵與憲兵傾巢而出，與其在噍吧哖（今臺南市玉井區）交戰，相較於日軍的砲火猛烈，余清芳的部眾只有兩門舊式大砲與幾把槍，大部分人的武器是鋤頭、斧頭、鐮刀等農具與宋江陣中的兵器，蓋因他們認為手上有靈符，五福王爺等神祇會保佑他們刀槍不入，但並不靈驗，因為當時立刻有數百人陣亡。余清芳只好退至附近的虎頭山建設堡壘，與日軍對峙，一時陣容有所擴張。
然而日軍一方面仔細搜山，另一方面張貼告示，勸告投降者，有機會免於處死，但又對投降者實施報復殺害。1915年8月22日，余清芳在王萊莊（今臺南市楠西區），鄉人設宴款待，卻在酒酣耳熱之際，將余清芳綁縛，送交日軍。江定则至隔年（1916年）4月始被臺灣總督府劝降，總督府派人向江定表示，只要他出降，絕不追究，加之糧食、武器匱乏，江定與部屬272人下山向總督府投降。5月18日，總督府在受降完毕後，深夜出动大批警察将江定等272位受降者全部逮捕。
臺南的臺灣話俚語曰：「余清芳，害死王爺公。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阿志。蘇阿志無仁義，害死鄭阿利。」（「害死王爺公」或作「趕走亭仔脚王爺公」）就是在講述此事。
事件結束後，西來庵即被臺灣總督府拆毀，多數神像火化，有一些神像、法器則被沒收，有的成為警校的教材、有的則被日本人捐獻給其他佛教或道教廟宇。
由於，參與事件者遍布全臺各地，據臺灣總督府統計，被捕的人數多達1,957人，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外，高達866人。之後，在日本國內與國際輿論壓力下，1915年11月10日安東貞美總督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特赦為無期徒刑。
此事件後，臺灣總督府才開始整飭臺灣民間信仰的問題，以避免類似起事事件再發生。安東貞美總督在會議時曾說：「義和團之亂已經是十幾年前清國的事情，為何今日臺灣還有此類的暴動？盲從暴動者至少也該知道，迷信是不能依賴的。這不只是我們統治的失敗，亦是教育的失敗。」認為迷信不可取，承認臺灣教育失敗，臺灣總督府也因此事件，展開更深入的宗教「慣習」調查。
西来庵事件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到由於軍事實力的懸殊，抗日起義舉動斷然不可行，民眾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與自治，從此由武裝暴力轉型為以社會運動與政治訴求的政治抗爭運動，所以西来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有紀錄以來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不過在國際社會上，這事件雖然規模較大，知名度仍舊不及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有學者認為，宗教因素並非孤立本質，其實是台灣人不滿當時臺灣總督府治臺政策的自發抗爭。
日軍後續追擊與清鄉，對起義的台灣人進行了有據可查的種族屠殺，按戶政資料與考證，8月3日起在楠西密枝庄殺害16人，竹圍莊屠莊，男女老少皆死，死亡人數251人。玉井沙仔田莊焚莊，死亡人數82人。玉井國小萬人堆旁斬首刑場，人數不詳，芒仔芒莊死亡36人，內莊仔莊及木公莊屠村死亡119人，另有抗日份子數十人遭斬首收埋於當地廟宇，南莊、菁埔寮莊各為死亡114人及109人，北寮莊斬首45人，竹頭崎莊死亡185人，崗仔林莊屠殺69人。牛埔滅村，甲仙埔四社寮地區為義軍遭追擊解散區域，四散許多遺骨，阿里關、檨仔坑坪頂等地皆有殺人埔，另新化四處殺人埔應為左鎮、南化、玉井兩百多居民遭殺戮地點。
根據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田野調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康豹的調查，與西來庵事件的屠殺相關地名如下：
1977年台南縣政府於南化鄉（今南化區）設立「噍吧哖起義抗日烈士紀念碑」與玉井虎頭山立「抗日烈士余清芳紀念碑」，以彰義士之忠烈，並於2012年完成修復落成，2010年代末，台南縣政府於玉井鄉（今玉井區）增建一座「噍吧哖紀念公園」。而當時起義的地點南化鄉、玉井等地皆設有「忠烈廟」、「懷恩堂」等忠烈祠，奉祀革命義士的神位。台南民間也私設有「西來庵噍吧哖紀念館」的宮廟，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將玉井舊糖廠的招待所等建物保留並修建為「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原本預計於2015年10月底到11月初前完工，最後在該年11月27日舉行揭幕儀式。
據說余清芳在籌備起事時，將「革命黨員名冊」藏在西來庵神像底下，以為會有神明庇祐。但後來因參與者日漸增加，名冊也隨之增厚，余清芳怕惹人注目，一度將名冊取走想另找他處藏起，但最後還是放回神像底下。然而神像忽高忽低的事被一名常到西來庵走動的日警注意到，他趁余清芳不在時去查看，結果發現了名冊，但他並未打草驚蛇直接取走名冊。在此之後，有一說是該名警察返回警局後帶人來搜查西來庵，將名冊取走，也令抗日行動敗露。另一說是該名日警是將名冊抄錄下來，等到時機成熟時才發起大規模的逮捕行動。
而余清芳在知道事跡敗露後，帶領剩下的人及募來的款項逃往江定的秘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