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生于天津，历史学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主攻中國思想史研究，，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以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儘管「一生禍盡文字出」，他仍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
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余英時原籍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1930年生於中華民國天津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危急，父亲把七岁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跟著二伯父余立中，在此度过八年的美好时光。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的高敬亭部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十四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這幾年時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斷斷續續的學習。1946年，隨父親到瀋陽入讀東北中正大學補習。1947和1948兩年在北京閒居。
1949年6月插班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曾申請加入中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後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就在報刊發表文章，1952年畢業，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在香港的小學教書兩年；後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受西方學術訓練並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1959年在哈佛認識張灝。1980年代，經常在台灣發表許多政論文章為黨外運動發聲，頗獲當局重視。
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中學校董會成員、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2021年8月5日，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发布讣告称余英时于8月1日早晨在普林斯顿大学寓所去世，享耆寿91岁，更以「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概括其對學術和社會的奉獻。随后香港中文大学亦发表通稿表示悼念。
余英時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論文400餘篇，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他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 將中國軸心世紀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余英時最著名的書《歷史與思想》從1976年出版（台北 ：聯經出版），已經第34刷，是史學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 儘管其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北京當局思想相牴觸，但他的著作2004年後曾在中國大陸大量出版。不过，2014年，《蘋果日報》報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达通知，要求将余英时的著作全部下架，並稱有关部门把出余英时作品的多家出版社领导召到北京“训话”。10月15日，《环球时报》报道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 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共十冊 2014年再版，增加了兩卷：
由三聯書店出版，共六冊 余英時抽菸斗，而且給人深刻印象，他因為生病而成功戒菸，已經六年沒抽，菸斗跟香菸都已經戒掉。他表示：「不過頭半年都不能寫東西，一個字寫不出，因為我抽菸習慣跟思想習慣連在一起，沒有菸想不起來，怎麼寫都不知道，很奇怪，總算克服了，到現在沒問題，後來還可以寫幾本大書。」
余英時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政治、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不過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十分強烈，時常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 他認為民主思想從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發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嚴，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完全被抹滅，從1920年代開始就極力破壞，僅以暴力統治國家，人活著失去尊嚴；領導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敗，變成「最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黨的資本主義」，看不見改變的希望，共產黨政府一定「很快會垮台！」
六四天安门事件發生後，當時出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他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對於六四天安门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包括劉賓雁、蘇曉康、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和白夢等人來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余英時夫婦的催生功不可沒。余英時在專訪中透露，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余英時表妹的兒子在長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學旁邊遇難，年僅19歲。余英時2014年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宇宙，习近平时代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中共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
2002年，余英時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
2012年，余英時把親筆信函〈覆黃國昌先生函〉傳真給澄社社長黃國昌，公開支持台北青年學生「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反旺中的拒絕中時運動，批評中共透過蔡衍明收購臺灣媒體控制台灣輿論，呼籲台灣民眾以香港為鑑，要盡一切力量維護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
2013年，余英時接受專訪時表示：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自己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則，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台灣數十年來最大的變化便是走上民主自由的架構，能每人投一票來選舉誰當總統，很了不得，這些對人權的關注，都是大陸沒有的。「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產黨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2013年7月1日，余英時談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表示中共對付香港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大運動，而這確實打中了香港官方和親共人士的政治軟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爭取特首普選，關繫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與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3年，中國流亡維權人士陳光誠訪台，總統馬英九、龍應台未會面，余英時接受聯合報系專訪時批評「畏共、沒出息到極點、很丟臉」。
2014年，“拿一些西方的架构问问题，问完问题得结论，在我讲都没有说服力。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 2014年，台港媒體轉載余英時對太陽花學運反「服務貿易協議」看法，指大陸以經濟促進統一的障眼法已被識破。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中共極權政府極端不信任。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他認為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如果國民黨走太遠，恐怕要換一個政黨。」2014年6月20日，他提醒國民黨政府珍惜台灣民主成績，檢討對大陸的政策，「不能給共產黨什麼都好商量的印象，最後恐造成把台灣送給共產黨。」他並非認為一定要政黨輪替，但任何人執政，都不能給共產黨彼此可以統一的印象。「政策決定的機構該有明顯態度，生意是生意，主權不能放棄。」台灣沒有大陸經濟交換，仍可活得好。
2014年10月10日，多个媒体报道余英時作品在中國各地遭官方全面封殺下架。不过，10月15日，《环球时报》报道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
2019年11月，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曾赴美拜會余英時。余英時認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令他首次看見美國政界對中國出現大幅度的態度轉向，並指出「香港的抗爭讓人看清中國極權的不公義」，並讚揚年輕人如「英雄」的付出。他認為與共產黨正面對抗較難獲勝，但他能夠明白這些年輕人的想法。
余英时在其《史学与传统》一书于2021年1月重刊时所写的内容简介：“本書重刊，距當時撰寫已在四、五十年之後了。在這半個世紀中，中國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舉其最顯著者而言，台灣已成功地建立起現代的民主秩序，大陸則從內到外都面臨著深刻的新危機。”
2014年，獲頒唐獎之前，接受天下文化專訪，余英時說：「我同意胡適說的，台灣是中國唯一自由的地方，在我認識的中國。當然現在有台獨運動我也知道，那不相干。我想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在包括香港自由慢慢受到約束，一國兩制都可以變成一國一制了。台灣到現在為止，也有危險，但還沒直接輪到你們，也許是下一個。」
余英時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報訪問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