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
破四旧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群眾受中共發佈“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席卷了中国兴起大规模运动。与“破四旧”相对应的是“立四新”，意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8月底损毁了大量文物古迹以及古书、古董、字画等。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破四旧”运动逐渐升级，翌年才被叫停。
「四旧」意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此后1966年8月8日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簡稱十六条》所肯定，而林彪于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旧、立四新”。
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风俗习惯，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8月8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 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短短兩三天之內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 “红八月”期间，他们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爆发所谓的“改名潮”。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鬥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1.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破旧立新的要求，其中很多属于这类对生活方式的禁令，如：
“禁止戴手蚀（似应为首饰——引用者注）、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
“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
“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
“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
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 红卫兵文化习俗方面破旧立新的某几项要求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但是红卫兵使用了完全错误的强制推行的手段，如《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的最后一条，“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以及禁止赌博、“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非亲生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等
2.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 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3.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4.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 红卫兵提出： “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 红卫兵勒令：资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 不许资产阶级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私有房产主要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决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一律不准资产阶级雇佣保姆 5.红卫兵提出了一些社会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当时青少年的主流概念。 当时政府为解决城市就业等问题，安置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而有些青年不愿下乡。红卫兵说，“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 6.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是有一条不能不提，那就是勒令民主党派解散。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 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 林彪和周恩来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国家权力机关保护文物。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普遍是廟宇等文物。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
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此外，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谭厚兰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但文革結束後1978年才以“反革命罪”入獄。高皋，嚴家祺：《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