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体制
习李体制指习近平与李克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五代政治体制。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与李克强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一、第二），习近平接替胡锦涛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外界认为“习李体制”形成。习李两人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以“全票”当选十九届中央委员，并于隨後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继续维持在党内首两位。习李体制的其他主要人物还包括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人。
2010年10月习近平沿袭胡锦涛的接班方式，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克强则任国务院党组副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并负责政府多项重要工作；加上两位领导人外访的规格均达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因此「习李体制」接替「胡温体制」 基本无悬念。另外，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人数精简为七名，除了连任的习李两人外，其他五位按序排列分别是：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
2013年3月1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克强接替温家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在香港方面，习李政府依舊強調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然而，在此期間，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须符合“爱国爱港”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要求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引发占领中环运动。其后劉雲山对占中保持严厉的舆论镇压，其掌控的中宣部屬下的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攻击运动的动机和参与人员，各个新闻报道的网络评论也保持严格的审核，并只展出事先准备好的网评员评论。10月，中国政府逮捕对占中做出报道的德国《时代》周报记者。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对于“经济建设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表八一九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2012年3月16日，習近平在中央党刊《求是》撰文，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保持党的纯洁性”，表示：“有些干部在市场经济中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走向腐败堕落，教训极其深刻，坚决要把已经丧失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習近平又强调“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群言堂，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官媒认为習近平对党员腐败问题传递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舆论揣测周永康、李鹏的党羽贪腐大老虎已列入中纪委的打虎目标。
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黨和國家各領域改革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擔任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擔任副組長。2014年1月22日舉行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时表示：“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让作风飘浮、哗众取宠的干部无以表功、受到贬责。”官媒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警示，指出提拔什么样的人，就是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和导向，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气。如果人品和作风有问题的干部不受贬责、反带病提拔，那就只会产生负面效应。
2014年6月至7月，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先后落马，被看作是习近平班子“打老虎”反腐行动的一个高峰。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的调研考察活动上提出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协调推进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亦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相異於前任胡錦濤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選擇國共戰爭最後階段「指揮所」河北省西柏坡為首個出巡地點，習近平上任總書記後第一站選擇改革開放重地廣東省深圳市等地，而非習曾待過6年的中共革命重地延安，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更倾向于改革开放的猜测。習南下巡視廣東等地五天，在行程中多次釋放強調「力推改革堅持開放」、「要有新开拓」，並形容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習近平南巡行經路線，和20年前的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路線大致相同，由改革派主角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陪同，並親訪鄧南巡時期的地方老幹部，也被媒體稱為「新南巡」。《紐約時報》認為“新南巡”是「習可能支持更開放政策的一個最強烈信號」。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习八条），加强党风建设，通过良好的党风政风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习李政府上台后实施了广泛且严厉的反腐运动，其中包括实施了邓小平后第一次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第一次以违纪对前政治局常委的追责。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八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表示：“我们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
2014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出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主张“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
2014年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司法行政行为等都置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统摄之下。”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习近平、李克强有意推动包含司法独立等原则的司法改革。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强调依法治国方针，提出以“依宪治国”为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提議将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入宪法序言、将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的每届任期改为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即刪除连任一次的限制），并添加与监察委员会相关的内容。
新政府致力于实施去杠杆化，经济再平衡，简政放权的李克强经济学。同时软化过去“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态度，提出“新常态”，对GDP等经济数据容忍度变高。新政初期，李克强总理试图实践“释放改革红利”的概念，推进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及政策松绑，但是在接近成立1周年时，自贸区负责人戴海波被免，政策改革同时也延后，部分评论认为习李政府在改革上遇到了挫折，变得更加谨慎。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创新投资与融资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电、核电、网络接入、民用空间设施、铁路、航运、机场、供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农业、水利、环境监测、等教育、医疗、养老、体育健身和文化设施等项目的投资，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中国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垄断调查，针对奔驰、微软、高通等公司开出了多项大额罚单。
2015年，在人民日报等官媒积极唱多的背景下，A股快速升温，最后在6月崩盘，全盘连续跌停。
2014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6月13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研究中國能源安全戰略。習近平就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提出五點要求：第一，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第二，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第三，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第四，推動能源體制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第五，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其中共中央总书记就职讲话上表示：“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同月29日，習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國夢”的概念，並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013年1月4日，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之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兩個一百年主张做了论述。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要求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警惕七大危险。《党建》、《红旗文稿》等官方媒体陆续发表文章驳斥宪政思想。《红旗文稿》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批驳；《党建》杂志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称宪政是资产阶级性质，是要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合。
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发表八一九讲话，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会后，31个宣传部长呼吁“亮剑”，薛蛮子、许志永等活动人士被逮捕拘留；9月3日，北京日报刊出标题文章，表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能丢”，2013年9月8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将公诉入诽谤罪标准大幅降低司法解释，将网络诽谤、网络谣言的入罪门槛定为500次转发。
继薛蛮子后，中国官方又相继安排陈永洲、涉及吸毒和容留他人吸毒李代沫、涉嫌开设赌场罪的郭美美、涉及嫖娼的黄海波、涉及传播淫秽物品的快播创始人王欣等在国有电视频道上判决前的悔过认错。
2016年6月，广电总局再发限娱令，打击压制综艺节目。
2012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光明日报、央视也同时播出呼吁加强管制的节目。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
2013年1月4日，《炎黄春秋》官方网站被关闭，1月23日又可以打开访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及“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亲任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并在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的提出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世界多家知名媒体亦多次对其严打网络言论的做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报道。
2014年6月开始，广电总局开始收紧对互联网电视服务的控制，指责各种互联网电视机顶盒违反政策，要求“立即关闭所有互联网电视app的下载通道”，互联网电视盒子停止提供电视节目时移和回看功能，要求服务商在提供服务前先申请，获取广电总局的牌照；9月，广电总局约谈各大视频网站 要求下架TV版应用。6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整顿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媒体机构同意私自发布批评报道；8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zh-hant;zh-hans|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对微信实行实名制，规定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违者会受到服务商的警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被保存记录及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2013年1月，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发布献词，原名《中国梦，宪政梦》，但随后有部分《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声称，在发布时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压力下删改，至发布时出现多个常识性错误，引发《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抗议，进而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8月鲁炜推出鲁七条，发动整网行动。2014年3月发动净网2014运动；6·4前夕（5月29日），谷歌（Google）服务在中国大陆被全面封锁，8月Line等通信服务被封；伴随香港占领中环运动，Instagram继7月被中国各个app商店下架后，于9月29日被封锁。
2014年4月开始，扫黄打非办参与发起包括“净网2014”等多个行动，大量涉黄网站受到整肃，新浪文学，快播，百度影音等频道，服务被终止。
2015年1月，中国开始屏蔽国外VPN服务。
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李政府倾向于使用比自改革开放以来更为积极、高调与强硬的外交政策，被部分人士認為是拋棄了鄧小平定下的韜光養晦政策。儘管频繁使用正式的军队做出动作，但是对公民自发游行示威，宣示主权不予鼓励。在防空识别区和海上钻井平台部署等强硬行为后，习政府转为尝试较柔性的丝路基金、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策，并在亚投行上取得了国际支持。
随后，在海域问题上，习李政府开始填海造岛，建设机场，雷达，灯塔等设施，强硬的针对南海周围国家宣示主权。2016年7月根据菲律宾的请求，常设仲裁法院作出裁决，支持菲律宾的意见，对中方提出的历史权利等全部声明予以否決。
習近平于2009年2月，在墨西哥出席当地华人联谊会时的演讲中，提及： 演讲结束后，被香港媒体以及网民於海外视频网站公布，立即引来中国互联网对習近平的评议。新闻在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在刊登此消息几小时后撤除。在中国民间论坛则迅速地传开此消息，对習近平的讲话是否符合民意形成争议。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中繼續倡导中共建政以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设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两个奖项。
2013年習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时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即沿著陸上絲綢之路，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係，計劃加強沿路的基礎建設，也計劃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
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政府突然调转方向，将原本亲密的中韩关系迅速降温，对韩国采取以经济为主要手段的报复行动，针对韩国娱乐业和萨德用地相关的乐天集团，开动宣传机器，实施了广泛的抵制。 随后韩国表示向WTO提交调查请求，随后美国议员尝试提交动议，呼吁中国停止恐吓韩国，回到朝核问题本身。
2012年2月14日，習近平于华盛顿特區出席举欢迎午宴演讲时谈到人权问题时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权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眾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在进一步改善民生和人权状况方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将继续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13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習近平取代胡錦濤，西方的“無國界記者”将他列入“新聞自由公敵榜”其中。無國界記者组织发表聲明，“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中國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並沒有因為此而有所變化”。
習近平強調要牢記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必須按照打仗的標準搞建設抓準備，確保解放军始終能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并将军队改革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2014年3月，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范长龙出任副组长，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军改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2015年1月，军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对拟定的改革方案作出了部署。同年7月，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建议》。此后，习近平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审议军改总体方案。
在2015年9月3日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人。同年11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为主导原则，包括了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措施，还提出组建新的中央军纪委和全军政法委、组建军委审计署等。
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成立陆军领导机构，同时组建战略支援部队，并将第二炮兵改组为火箭军。2016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将原先的四总部体制改组为15个职能部门。2016年2月1日，原七大军区撤销，改为建立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五大战区。2016年9月13日，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武汉联勤保障基地，作为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的最高机关，领导无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5个联勤保障中心。
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會議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兼任國安委辦公室主任，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2014年2月27日成立的一个建设和发展网络的领导小组，旨在提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战略使拥有6亿网民的中國從网络大国加速成為网络强国。习近平作为组长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比作“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还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2014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李克強、張德江出席會議。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治黨治國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我們黨要鞏固執政地位，要團結帶領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201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了新的《國家安全法》。黃安偉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認爲此舉是習近平想要加強中共統治的表現。此外，他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準備通過一部限制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和一部《反恐法》。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提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正是亚信精神的集中概括。以亚洲方式实现亚洲安全梦，实现亚洲的自立、自强，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亚洲安全问题绝不限于亚洲，解决的思路也不局限于亚洲。
有观点认为，习李体制没有实际存在性。不同于之前的“江李朱体制”和“胡温体制”集体领导下，政府总理掌握有经济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实际权力。经过上任初期的过渡，习近平主政时期高层的各类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党总书记手中，总理拥有的只是一部分行政权限。随着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的进行，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人的权力的不断增加。2014年习近平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正式成为“领导核心”，一些专家认为习李体制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习核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