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縮寫為）簡稱工聯會，是目前香港最大的工會聯合組織，成立於1948年（該時稱「港九工會聯合會」），1986年改為現名。其旗下195個屬會和59個贊助會合共有超過41萬名屬會會員，同時在香港立法會和香港區議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佔有席位。其政治定位屬偏左翼，但持保守立場。
以往選舉時會以全力支持民建聯名義參選，但在2008年起開始政黨化，並正式與民建聯分家兼且獨自派成員參選。故此現時只有少數成員同時持有民建聯黨籍，而當中持有兩黨會藉的參選人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全數落選。
工聯會屬下有195個屬會和59個贊助會，涵蓋行業廣泛，主要分為汽車鐵路交通業、海員海港運輸業、航空業、政府機構、公共事業、文職及專業、旅遊飲食零售業、服務業、製造業、造船機械製造業、建造業等，會員人數41萬餘人，為全香港會員人數最多及最具規模的工會，也是香港最大的建制派組織。
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加價五仙由五仙加至一毫即加價一倍，引發九龍區出現天星小輪加價暴動事件，一位瘋狂的年輕人絕食示威，由此引發了九龍的騷亂。殖民地政府治下的香港社會，已經充斥著不安定的情緒。 1967年，香港左翼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和澳門一二·三事件等政治事件的影響而發生暴動。時任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的主任委員。開始時，只有一些年輕人自發示威，「這些年輕人使人聯想起兒童的打仗遊戲...隊伍歪七扭八，像舞獅隊...男孩們又是笑又是扮鬼臉，一個勁地炫耀。」 之後，嬉戲變成具破壞性的搶劫和縱火。「騷亂的根本原因當然不是輪渡費上漲，騷亂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相對貧困化和普遍的厭倦感。 香港社區設施嚴重不足，街頭巷尾成為社會交往的中心。青年人住在過分擁擠的廉價公寓小房間裏，很容易參與街頭騷亂。有犯罪傾向者更是不會放過這種機會。令人遺憾的是，享有特權、生活舒適的殖民地權威人士缺乏想像力，未能意識到這些因素的存在。也並非只有香港才如此失敗，與同一時期的美國都市騷亂相比，天星小輪騷動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問題在於，考慮到香港的環境傳統上平穩安定，卻始終深切意識到自身與可能發生革命的中國為鄰——平民的不滿將導致更大的麻煩。」當示威者阻止出貨並引發工廠打鬥時，香港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木彈驅散了他們，並拘捕127人。
1967年4月，九龍新蒲崗香港人造膠花廠工人，因不滿資方减少獎金和津貼，與資方交涉不果，隨後資方又以生意倒退為藉口，開除了92名工人。工人反對方無理除人，要求與資方對話，但警方介入，並於5月6日首次出動防暴隊橫加鎮壓，當場打傷及拘禁多人，製造了新蒲崗第一次血案。膠業工會主席由兩位工友陪同去黃大仙警署查詢情況也遭逮捕。對此，膠業工會和工聯會分别派出代表去警務處抗議警方干預勞資糾粉，並且對膠業工會主席遭逮捕之事提出質問5月11日，警方出動防暴隊攻擊位於新蒲崗的工友及慰問者，不僅打傷多人及拘捕100多人，還活活打死了年僅13歲的少年陳廣生，製造了新蒲崗第二次血案。
1967年5月12日下午，工聯會召開全體理事緊急會議，向港英提出停止鎮壓、釋放被捕同胞、懲兇賠禮道歉等4項要求。
1967年5月15日，中國外交部亦發表聲明，並召見英國代辦面交聲明，表達中國最緊急、最強烈地抗議港英的法西斯暴行，提出立即接受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要求。
1967年5月16日，各界同胞、各業工人、學生和社會人士，組成了「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當年工聯會理事長楊光被選為「鬥委會」主任會上提出了要求港英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審訊判罪毒打刑罰等法西斯的血腥鎮壓行動立即宣佈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同胞等4項要求。但港英不但不理會中國外交部和香港各界市民的正當要求，反而變本加厲地鎮壓。
1967年5月20日，香港戒嚴。
1967年5月22日，大批群眾前往港督府靜坐抗議，當局出動防暴隊橫蠻阻止及毆打群眾，造成200多人受傷，多人被捕，血洗花園道。港府隨即宣佈實施「緊急法令」。發怒的群眾以示威·張貼大字報和大標語以示抗議。
1967年5月23日，港九巴士電車中華煤氣九龍船塢、太古船塢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紅磡發電廠、郵務海事、牛奶公司等工廠企業工人陸續舉行罷工抗議6月後，港英繼續出動警察防暴隊和英軍，到處鎮壓罷工和示威群眾，但工人群眾毫不畏懼，罷工罷市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規模更大，參與工人更多，連港英機關及英資企業也有上萬名工人舉行聯合罷工港英採取停職、解僱和關廠等辦法對付罷工工人。
1967年7月，港英又頒佈了一連串鎮壓法令，大肆搜查封閉工會·學校社圑甚至私人住宅，毒打和拘捕無辜群眾膠業工會被逾百名防暴警察進攻，血戰7小時；工人俱樂部被逾千軍警包圍，破門入搜查60多間工會和單位被搜查，被拘捕人數達1,500人部分更在工會内被打死。港英甚至出動英國航空母艦，用直升機運載大批軍警，攜帶現代化武器，包圍僑冠大廈和華豐國貨公司衝突蔓延到邊界地區方在沙頭角與示威群眾發生武鬥，開槍鎮壓群眾。
1967年8月，文錦渡搬運工人與港英當局也發生了武裝衝突，局勢極為緊張。港英這次武力鎮壓，造成51人死亡，200多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入獄到1969年才陸續獲得釋放。自此之後，港英認定工聯會是左派工會的最高領導層，因此政治部對工聯會採取多種手段，以求達致嚴密監視和滲透的目的這些手段包括：竊聽、攝錄、監視、跟蹤，以及收買線人政治部先從工務局建築處取得圖則，再查探內部間格確定鑽探角度和方式後便竊錄會議內容，截聽目標人物在工會和家中的電話及任何通訊設備。政治部特工不時監視工會活動及攝錄出入會所的目標人物，配合竊聽、跟蹤等，逐漸辨明工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工人俱樂部對面的祥華樓、馬頭角道正門對面唐樓，以及工人俱樂部七樓橫巷對面唐樓，就成了他們對工聯會進行監視、錄音的地方。當時工會中人稱政治部的跟蹤隊人員為「馬騮」，他們常以集體行動形式進行跟蹤，多個崗位互為呼應，與目標人物保持安全距離，免令目標人物起疑·跟蹤車輛時，則伺機把微型訊號器以磁石固定在車身暗處，即使在交通頻繁的情況下一樣可以追蹤。此外，特工在工會鎖定目標，透過竊聽和跟蹤了解，攻其弱點，威迫利誘，羅致為線人。
任何一件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其當時的社會背景和誘因，評價歷或間諜史事件，不能離開這點，要分析「反英抗暴」，首先應該從當時的社會基礎去找原因。當時港英政府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又對香港市民和愛國工會採取高壓手段，造成了政府與市民的矛盾尖銳、社會缺乏公義，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的情況下，民間不滿情緒彌漫故此，即使1967年沒有發生這事件，但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也遲早會爆發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有壓迫哪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護權益的鬥爭。這場鬥爭，迫使港英認識到非變革圖存不可，為謀求延續其殖民統治而被迫推動改革，以懷柔做法取代高壓統治，並開始注意改善民生和勞資關係。
另一方面，這場鬥爭畢竟打上了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左傾思潮的烙印，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也使香港愛國團體和勞工群眾遭受了損失和犧牲·故此，「反英抗暴」在香港工運歷史上亦是值得人們反思的。
2001年，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特首，向楊光獲頒發大紫荊勳章。而工聯會於2013年推出《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有一章節講述「反英抗暴」鬥爭，主要談及工運受到鎮壓和工會的死傷人數。
1966年以前，香港有6間官立小學，而每學年的學費是30元；而私立學校甚至收費100元以上。這對於日薪僅1.5元的五金廠女工，是難以負擔的。1946年9月，工聯會前身的「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為「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教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勞校為基層市民提供教育機會。初時，勞教會缺乏獨立校舍，只能借用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會址上課。直至1948年工聯會正式成立後，勞工子弟學校已有12間。
1949年5月時處於冷戰時期，而英國亦為海外領土展開防範赤化的工作。香港左翼工人勢力的增長，迫令香港政府企圖解散勞校。結果令涉事工人、家長、「勞校」師生展開大規模反抗活動。由於其左翼背景，劳工子弟学校在英國殖民時期受歧視，畢業生難以入職公務員。
香港重光後，社會百廢待興，政府資源有限。1940年代後期的戰亂和共產主義問題，令大量人從中國走難到香港。1950年代，香港處於高出生率，和收留大量難民的情況。香港人口變化導至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大量居民只能居於在山區自制的木屋，這些寮屋區包圍了香港市區，而且這些寮屋都是沒有標淮，並不安全的。 香港1950年代失業問題嚴重，很多基層市民三餐不繼，更缺乏醫療及藥物。當時，工聯會創辦第一工人醫療所、九龍及香港兩間工人留產所、第二工人醫療所、荃灣工人醫療所、九龍及香港兩間中醫診所，為基層工人提供廉價醫療服務。
1958年8月，工聯會11屆二次會議議決籌建工人大會堂（「工人俱樂部」前身），9月成立了籌建工人大會堂委員會。1958年至1964年期間，工聯會為工人俱樂部四處籌款，引來眾多工人捐款響應。香港資深藝人周驄當時亦動員演藝界人士參與義演籌款。8月28日，工人俱樂部建成開幕，為當時工人提供了一個多樣化的活動場所。
工聯會是香港親中派的一員，另外亦對社會議題偏向保守。例如於香港LGBT權益議題上，郭偉強就曾經就自己襲擊陳志全一事，多次攻擊陳志全的性取向。 工聯會被批評曾經多次投下出賣工人的議案，包括有1997年在臨時立法會陳榮燦投票支持廢除香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由於原議案「並未建基於勞資雙方互相承認及尊重，資方在未清楚細節時定必反對集體談判權，因此應讓勞資雙方有協商才可行」，同時允許工會將資金用於境外社會運動。1998年，工聯會投票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2012年，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及王國興均曾以「要求立法推行男士有薪侍產假」作為政綱，但是立法會討論男士3日有薪侍產假的《2014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時，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議員提出臨時修正案，要求將假期增加至7日後，由於上述修正案並無於勞工顧問委員會獲得通過，因此工聯會全體議員皆沒有投票支持這項修訂。工聯會議員指：「不支持修訂是因為修訂等同推翻勞資談判結果，因為議員提出的修訂政府認為未取得勞顧會共識，政府強調3日侍產假的建議是經過勞顧會中勞資雙方反覆辯證而達成的共識並且平衡了勞方福利和資方承受力，政府稱如果議員提出之任何修訂獲通過，當局將無可奈何地撤回條例。最後工聯會迫於無奈只能投棄權票。」工聯會陳婉嫻事後說不投贊成票被斥責出賣工人「絕不好受」，亦介意有關指控。
2018年，工聯會和勞聯6位代表勞工階層的建制派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5日侍產假議案，但是反對由民主黨提出的7日侍產假臨時動議。當議案表決時，只是按下「出席」按鈕。他們指7日侍產假並未於勞顧會中取得共識，若於沒共識下通過，政府會收回法例，故他們要「務實」。而不支持修訂是因為修訂等同推翻勞資談判結果，破壞勞顧會共識，令資方有藉口拒絕談判，而該黨重視勞顧會談判結果，最後迫於無奈只能投棄權票，又稱希望立法會今次通過草案後，政府未來可繼續向7日的目標邁進。而7日侍產假提議最終相差5票被否決。
由30間工會組成，包括：
2020年至2023年，工聯會在5個區議會共有5個議席，議員包括：
2016年至2019年，工聯會在11個區議會共有30個議席，議員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