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朝寶璽
阮朝寶璽是越南阮朝（1802-1945）的御璽（/），或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印章（、或）。
在其存在的143年間，阮朝政府共製造了100多枚寶璽。這些寶璽由玉、青銅、銀、金、象牙和隕石製成。寶璽通常使用小篆書寫的銘文，但到了阮朝後期，一些文字同時使用了繁體漢字和拉丁文。
据历史学家、顺化市古迹保护中心潘青海（Phan Thanh Hải）博士所说，阮朝末期顺化皇城共有93枚金玉玺，其中2枚是广南国时阮福淍(1691–1725)1709年制，12枚是阮福映制，15枚是明命帝制，10枚是绍治帝制，15枚是嗣德帝制，1枚是建福帝制，1枚是咸宜帝制，5枚是同庆帝制，10枚是成泰帝制，12枚是启定帝制，8枚是保大帝制。潘青海说，截至2016年，阮朝旧都顺化市已经没有御玺了，它们大都在1945年保大帝退位后移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现大都藏于河内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潘博士说，育德帝、协和帝、维新帝在位期间没有制过御玺。
阮朝印章种类丰富，有严格的规则和法律来规范其操作、管理和使用。阮朝内阁于明命十三年（1822年）编篡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中明确记载了印章的一般用法，即如何使用印章，如何放置印章，以及何种文件需要什么印章。
阮朝印章由印司-直處一对机构监管，六部每个部都设有一对，负责追踪本部印章、文件等。这对机构也负责收发政府机构的文件和记录，通常有几十名官员，接收当部文件。部名通常直接刻在印章上，如“吏印司吏直處”。
获得贵族头衔后，也会得到印章。例如，Léon Louis Sogny在保大十四年（1939年）获得“安平男爵”称号，他也得到了一枚金印和上有篆书“安平男之印”字样的金牌。
阮朝各种印章依职能不同有各种名称，如寶、璽、印、章、印章、金寶璽、關防、圖記、鈐記、信記、印記、長記、記等。
阮朝印章形制相当统一，印章各个部分也有统一名称：已知最早一枚广南国印见于“安南國天下統兵都元帥瑞國公”签署文件上的“鎮守將軍之印”。此印制于阮福源时期，用于与日本德川幕府交流的文件，也是阮朝少数失传了的印章之一（与“皇帝敕宝”并列），其存在的少量证据是在东京江户城日本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文件上发现的，其上有外路皇帝黎裕宗时期印章文样。
1709年，广南国主阮福淍下令制一枚金印，尺寸108×108×63mm，铭文为“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此印将阮福淍归为二等武官。虽然此时阮主名义上已经统治了广南国一个多世纪，但1709年之前还没有制过国玺。+
印章左侧有“計八十金，六忽四两四錢三分”（即6,443两，約等於2,364g）字样，右侧有“永盛五年十二月初六日造”（1709年）字样。统治内路的广南名义上是外路黎中兴朝（后黎朝）的附庸，所以阮福淍采用黎裕宗的年号。印章底座背缘还有9个字：“吏部徒知戈慧書監造”。
作为臣服的另一个标志，印章的印纽是一只巨大的金色卫狮，是常见的佛教标识，而不是象征皇权的龙。卫狮眼睛突出，半张嘴露出两颗尖锐的獠牙，鬃毛卷曲，尾巴茂盛。雄狮爪子上的球被认为包含了它的生命精华。在一些人看来，这个球代表了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对禅宗来说，它代表着不可超越的或完全的完美，完美的真理，对达摩佛法的充分了解。还有人认为这是“八宝”之一的“许愿珠”，象征纯洁。
阮福淍请求清朝康熙帝承认广南国的独立，但被拒绝了，因此一直在文件上使用黎朝赠的“总镇将官之印”，并采用黎朝年号。阮福淍时期，国君仍自称“主”，这一时期的广南国也被称为“阮主”，同时期郑主已自称为“王”。
1744年阮福濶称王，开始使用“國王之印”。
“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不断遗失并被找回。它被视为珍贵的传家宝，阮主家族被西山朝罢黜之后还保留着，直到1840年代都是阮朝的御玺。
1780年阮福映在西贡称王与西山朝作战时，用“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后黎朝年号景兴以显示对黎朝的忠诚。
阮福映在百多禄葬礼上所读悼词用了“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此文件现存于巴黎。
1802年阮朝立国后，阮福映决定继续使用“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它被小心地保存在一个不会被人看见的盒子里。与其他御玺不同的是，它被保存在顺化皇城君主私人住所--中和宫里。御玺在新君登基前都不会上朝。
据历史学家黎文兰所说，阮朝皇帝与越南早期的君主类似，都把自己的印章作为自己和整个国家最高政府权力的象征。除用于政府管理的御玺外，还有刻有象征头衔的特殊印章，通常与“金册”配套，还有用于祭祖仪式的特殊印章，和评诗题画用的特殊印章。
因为阮朝皇帝大都重视政事，他们制作了大量印章，每一枚的功能都很具体，且大部分可以传给继任者。这些印章有时只代表皇帝个人，有时也代表整个朝廷。从皇帝们私下使用的印章内容可以看出，阮朝众多印章是用在不同场合下的。
嘉隆十五年（1816年）三月，嘉隆帝指示朝廷为自己和太子制作特殊的衣服、帽子和印章。五爪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皇帝的象征，四爪龙象征王者。为表示皇帝的崇高地位、彰显帝国的合法性，嘉隆帝要求所有衣服、帽子、印章上都要有五爪龙装饰，并下令制造以五爪龙为印纽的新国玺。嘉隆年间所制御玺铭文有：制誥之寶、國家信寶、命德之寶、封贈之寶、敕正萬民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治曆明時之寶、御前之寶等。
明命帝以不同材料新制许多印章，每枚都有不同用途。
新御玺偶尔也会用前朝的铭文。例如，“敕命之寶”御玺最早是蒙越战争期间陈朝陈煚制造的，战争初期在诏书或政令文件上盖章以示许可。陈朝“敕命之寶”御玺为木质，后来的“敕命之寶”御玺主要为银、金质。后黎朝、莫朝、黎中兴朝、西山朝期间，都制作了贵金属质“敕命之寶”御玺。明命帝时制阮朝“敕命之寶”御玺直到1945年都一直用于给政令文件盖章。此外，“取信天下文武權行”等其他阮主时期的印章也一直用到明命九年（1828年）。
直到明命三年（1822年），才出台了官方文件如何、何时、何地使用印章的规定。现代学者基于《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明命政要》等书，发现盖在文件上的第一枚章一般是“取信天下文武權行”“國家信寶”“文理密察”“御前之寶”。这些御玺都是金银质，都是国宝。金印常印在年号上，以表示皇权的至高和文件的官方性质。“文理密察”印用于不同版本、章节和书籍中，用来封存重要的文字、修正和修订。这种预防措施的作用是及时修正、补充信息，并避免非法杜撰。对于何时应用红或黑墨水盖章，也有不同的规定。
绍治四年（1844年）发现了两块大玉石，皇帝委托用这两块玉石制作两枚御玺，即“宸翰之璽”与“大南皇帝之璽”。
1846年，绍治帝停用之前的“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改用“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 御玺1846年开始制作，一年内完成。
据史料记载，绍治六年（1846年），一些人在广南省化甸县玉山寻找黄金时，挖出了一块非常大的玉，非常耀眼而光彩夺目。之后他们便把这玉献给了皇帝。绍治帝收到这块硕大而稀有的玉觉得是吉兆，于是下令用它来雕刻新的御玺，这就是“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经过长达一年的努力，篆刻家终于完成了雕刻，并将其献给绍治帝。
收到传国玺之后，绍治帝立刻举行了大型的“大祀”，授予他天命，并祈求在位期间长治久安。仪式结束后，新的传国玉玺被存放在顺化皇城勤政殿建筑群中的中和宫，与“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一起存放。
它有一个滚龙形状的印纽，高14.5cm，宽13x12.7，厚4.25cm。上刻有“紹治七年三月十五日”字样，左侧刻有“得尚吉禮成奉旨恭鐫”，印章顶部龙头上刻有“南郊大禮邸告”。这枚玺据说是阮朝玉玺中最大、最珍贵的一枚。“大南受天永命傳國璽”用于发布外交法令，被阮朝视作极为重要珍贵的宝物。
嗣德帝在位期间，阮朝在对法-西联军的交趾支那远征中战败，被迫支付赔偿。由于国库没有足够的金条支付，不得不用宫中陈列的一些金银财宝支付给法国和西班牙。1869年，嗣德帝命令太子、公主归还朝廷以前给他们的印章和针。之后，嗣德帝重发了铜印、铜针。从此之后，只有皇帝和直系后代能用金印，一些皇室成员可使用银印，而从朝廷到区级的各级官吏使用铜印。乡级官员使用木印。
嗣德年间，制圆形象牙玺，上游铭文12字：“歡奉五大同堂一統紹治之寶”，分为4列。其印纽形似一条拿着许愿珠的龙。这枚印章用于记录皇帝和皇室的欢乐和喜悦的文件上。
咸宜帝退位后，金质八角印“御前之寶”才被造出来，上面通常有“钦此”两个字以表示文中有语法或其他类型的错误。此印之前“御前之寶”印一直是椭圆形的。
1886年，同庆帝开始颁发大南龙星勋章，其特点是采用蓝色珐琅，图案为篆书“同慶皇帝”。
同庆帝意外去世后，法国人和大臣扶持阮福宝嶙登上皇位，是为成泰帝。天监司说二月初一是登基的大吉之日。1889年1月31日，按照仪式规定，小皇子先在勤政殿向祖先行了礼，然后接受阮朝礼节。然而同一天，成泰帝没收到玉质皇室传家印“玉碑”，它在咸宜帝逃离国都时从皇宫里带走，遗失在广平省的山区了。
維新帝时期，为与反法的越南独立运动有关的文件制作了刻有“載纘武功”的秘密木印。順化安全局局长Léon Sogny在一封信中写到，这枚印章是启定帝发现的。此外，Sogny还指出，该印章的一些文字字符与嘉隆帝为“阮朝中兴”而与西山朝作战时制作的印章相似。
直到启定帝登基，大部分金、银、玉玺、金银册都保存在勤政殿，都是严格的机密。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允许打开甚至触摸这些封印。每年新年前，皇帝都会命令吏员举行“拂拭”仪式，打开所有的匣子，然后在勤政殿内清点宝物。打开盒子后，官员们会用香水清洗每个印章，然后用腰布擦干，再放回原处。
阮朝最后一枚御玺是金质“皇太子寶”，是在保大帝治下的1939年制的。重63两。
1942年左右，时任法属印度支那档案馆、图书馆馆长的档案学家和自学者Paul Boudet获得保大帝允许进入皇城内阮朝所有宫殿和图书馆，允许他研究、记录存放在勤政殿的所有宝物。他将珍贵的物品搬出柜子和箱子，逐一阅读、记录、拍照。据Paul Boudet，勤政殿里存放着46枚属于皇帝和皇后的金、玉玺，以及26枚金册。Paul Boudet在《安南帝王档案与安南历史》(河内, IDEO, 1942)中发表了他的研究与发现。据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巴黎(BBC Paris)范高丰所撰新闻文章，Paul Boudet记录的46枚御玺有金、银、镀金铜、镀金银质的，其中有44枚御玺现藏于河内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铜印也称章、印章（截至1832年）、印、關防等，是为政府雇员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制作的印章。铜印通常是一对，比较小的那个叫做“鈐”。“鈐”的铭文与大铜印的铭文是相同的。中低级官员的印章叫做“記、鈐記或được，主要为铜质或木质。
阮朝所有铜印都是武库所制。
政府机关的铜印严禁用于官方文件之外，而群体、私人印章则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如果有人在私人场合使用政府印章，视同刑事犯罪。新年第一天是例外，可以在一张空的平安纸上盖上印章，但之后必须烧掉。另一项法规规定，如果法院没收印章或发现丢失的印章，则应立即销毁。
签署文件时，部门负责人须亲自在文件上盖上办公室印章，任何下属都不得使用该印章。
關防印盛行于嘉隆-明命时期。通常盖在签署方的名字上，或盖在文件日期的“月”部分。这种印章主要用于政府各部门的内部事务，例如，专门用于内部事务的法院。
關防印铭文的末尾通常有“關防”两字。嘉隆帝向一些高级官员颁发了關防印。直到明命十三年（1832年），随着官僚结构的改变、省的建立和新官员的任命，如總督、巡撫、領兵等，阮朝机构许多级别中，“章”印才逐渐取代關防印。
明命十三年（1832年）规定，關防印也可由武库、内务府、艚奔管理、艚政、帝政、京城提督、各省领兵、京匠、侍卫处、国子监、学政、鎮宁办撫邦、太医院、充辦內閣事務、水师统制、文书房、左右参知、六部、副臣册、五军、商权管理、六部、嘉定城和北城艚政各艚、各營鎮学政、四翼水軍正管機、顺成管理、雄倨五击、侍匠各卫、勇盛雄匠、知心匠機、安定健兵忠匠、京城提督、各尼官濒（变滝、变渡待打税行化）、省轄、茹庫、副領兵、安撫使、提督、侍卫處等政府机构使用。關防印有不同大小和重量，并附有较小的象牙或铜质印章，刻有相同的铭文。这些關防印主要用黑色墨水盖在文件上。
阮朝政府为其官僚机构授予更多關防印，其级别比同时代清朝还高。
据历史记载，圖記印只能盖在档案、私人文件、书籍、工资、报告上。阮朝圖記印常用于少数民族的文件，常用的是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
圖記印一般盖在文件日期的“月”部分。
明命十三年（1832年）规定，圖記印授予府级官员、区级官员、教师、教员、警卫队长、司负责人和海军指挥官。
只有警卫和军队的圖記印可以用红色墨水，其他的只能用黑色墨水。
鈐記印是由负责河口、边关、小船队、通行证等的低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使用的。一般盖在文件日期的“月”部分。许多印章的铭文不是用篆书，而是用繁体字书写的。
明命十三年（1832年）规定，鈐記印授予各訊、守、淎、所、午門守護、擧代宮守護、南圻六省所巡司、鎮西城。
只有警卫和军队的鈐記印可以用红色墨水，其他的只能用黑色墨水。
長記印通常由各县和乡镇的首领使用，是最低级地方官员的标志。长记印通常盖在文本末尾全体官员名称的旁边或下面，以确认参与官员的真实性和责任。阮朝末期长记印通常是长方形的，中间是繁体字，外面是越南语字母。
信記指任何等级的官吏所作的一般印章。从嘉隆朝开始，所有官员都可以依自己喜好制作印章。阮朝信記印可作为宗教、个人信仰、文化和商业领域的个人印章自由使用。它被用来在签署方的名字上盖章，类似于签名的作用。
到明命七年（1826年），出台了信記印的使用和制作的具体规定。根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官员可以用象牙或木头制作定制的方形印章，上面须刻有官员名字。新的标准尺寸也在这个时期被引入。总的来说，这些新规定并不是为了改变信記印的使用方式，不过它确实规定必须在每份文件的日期下面用与文件上的文字相同的墨水盖上。
此外，信記印通常盖在用来表示人的头衔或姓名的文字下面或旁边。信記印通常由地方官员用于地方性文件，并用于向其他（低级）地方官员确认签署该文件。
嘉隆帝为阮朝军队（五军）铸造了5枚铜印，分别是中軍之印、前軍之印、左軍之印、右軍之印、后軍之印。印纽为越南狮。
下面是阮朝下列政府机关所用的印纽形状：
! 印纽（） !! 政府机构 !! 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