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圓券
金圓券自1948年8月19日由中華民國政府開始發行，是中國在1948年8月至1949年間的法定貨幣，流通範圍為除臺灣省外的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區域。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一種紙幣。1948年8月19日開始發行。该纸币由於發行準備不足以及未嚴格實行發行限額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而聞名。在發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外幣兌換金圆券。規定每金圓的含金量為0.22217克，但不能兌現。以金圓券1圓折合法幣300萬元的比率收兌急劇貶值的法幣，並用以強制收兌民間金銀外幣。此举给民间带来巨大經濟损失，城市的中產階級尤巨，令中華民國政府大失民心，亦是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金圓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陸續用人民幣作價收回。
金圆券发行失败后，中华民国政府发行银圆券，但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解放軍當局在1949年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發行金圓券的目的是取代原本惡性通貨膨脹的法幣。法幣在1935年起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發行。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於財政支出增加，法幣大量發行。到了戰後，國民政府為支付與中國共產黨作戰的巨額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是變本加厲，由抗戰勝利時的5569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間增加超過一千倍。
就通貨發行額而論，戰前只不過14億元。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5兆，至7月增至10兆以上。在政府庫存黃金、外幣都沒有實質性增加的情況下，如此巨大的發行量導致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當初更有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資源回收，作為造紙的原料獲利。宋子文為行政院長時，試圖以金融政策穩定法幣，拋售庫存黃金購回法幣。但因為法幣發行量仍在增加而沒有成果。
1948年5月行憲選舉後，由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被任為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同时，蒋中正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局面，若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于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中正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民间外汇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1948年7月29日，蒋中正在莫干山松月庐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中正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948年8月1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翁文灝、王雲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翁文灏于当天下午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币制改革方案。根据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以福國利民。並公佈「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
同時蒋中正派出經濟督導員到各大城市監督金圓券的發行。當中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樞由蔣經國為副督導（8月23日就职，11月6日去职），正督导员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實際掌握上海的經濟情況。
金圓券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中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1948年11月16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锭）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根据《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登记管理办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社团）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均应在12月1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它指定银行申报登记。上海银行公会商定按照各行实力凑足1000万美元。蒋中正在1948年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斥责上海这些商业银行领头人物不遵守法令将全部外汇资产（估计有3亿美元）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想凑集1000万美元以敷衍了事，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视法令，罔知大义，限他们本周三之前将所有外汇向中央银行登记，并派蒋经国去上海督办。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刊登報導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服装价格上涨652万倍，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而資本家在政府的壓力下，雖然不願，亦被迫將部分資產兌成金圓券。在上海，蔣經國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以作殺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亦因囤積罪入獄。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
隨著內戰失利，金圓券以極快速度崩潰，事件變化幾乎以「日」為單位。到了末期，市場上物價甚至有一日漲價數次現象，貨幣幾乎成廢紙，反而以物易物才能換取物資。
當1948年底開始准許以金圓券兌換黃金、白銀、外幣時，全國各地立即出現數以十萬計之搶兌人潮。至1949年6月發行增至130兆元；比十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二十四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現面值一百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價格要4億多金圓券。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由於貶值太快，早上的物價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變。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鈔券（金圓券），交易後或發薪後所取得的金圓券，皆儘快將其換成外幣或實物，或乾脆拒收金圓券。
金圓券並無現金准備，發行又毫無限制，結果使其全然失敗。金圆券的失败实际上在最初就是注定的。因为法币退出流通时发行总额为663兆元，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法币总发行量仅为2.21亿元金圆券。而金圆券一开始就定为发行20亿元，这相当于一下子制造了相当于最末期法币9倍多的通货膨胀。
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情勢逆轉。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共產黨自6月起宣佈停止金圓券流通。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廣州後曾繼續發行金圓券，新疆等地區亦繼續發行，但其價值皆已接近廢紙，例如新疆銀行就曾發行過單張六十億元的高額紙鈔 。
在1946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就尝试性的委托英国托馬斯德納羅印鈔公司印制了1角（10 cents）、2角2种小面额金圆券, 1948年8月发行了5角、10元、20元、50元和100元5种钞券。其中5角币券与10元券由中华民国中央印制厂印制，而20元至100元券则由中央印制厂和中华书局属下的印钞处授命发行每种面额钞券各2种制版，另外中华民国政府曾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过几种金圆券，不过发行数量极少，流通范围也只限在上海。1949年元月发行了100元中央印制厂版本的红色制版钞券以及500元券，2月逐渐开始印制和发行1000元券，1949年3月先发行5000元券，后又发行1万元券，4月发行5万元券和10万元券，5月再发行50万元券和100万元券。5月底印制了500万元券，但随即上海被解放军占领，没有来得及发行。
金圓券的快速貶值及造成的惡性通脹，源自政府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中华民国政府無視於財力的限制，繼續維持戰事。政府赤字以印鈔票支付造成急劇通脹。政府不能自控通貨發行，僅僅試圖以違反市場規律的行政命令去維持物價和幣值，最終引致金融混亂，市場崩潰。
受金圓券風暴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內小中產階級。他們沒有大資本家的財力和資源去保護自己僅有的財產，亦不如鄉間農民或無產階級的無產可貶。在金圓券發行初期或被迫、或出於信任政府，將累積所得的財產換成金圓券，在惡性通脹中所承受的損失最大，部分人因而變成一無所有。中华民国政府雖然通過金圓券發行，搜得民間積聚之數億美元、金、銀、外匯，卻失去了國內原本最應傾向他們的中、小階層及城市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1948年國民政府在軍事上已節節失利。金圓券風暴令中华民国政府在半壁江山內僅餘的民心、士氣亦喪失殆盡。濫發貨幣是造成整個國民政府政權迅速在大陸崩潰的原因之一。
當時臺灣省政府奉命依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將臺糖總資產1億2千萬美元，劃撥4,300萬元，將臺灣造紙總資產2,500萬美元，劃撥800萬元，使臺灣進一步被捲入中國大陸惡化的經濟情勢中。而當時金圓券一元兌換臺幣1,835元亦明顯高估，中國大陸流入臺灣套匯的活動，使臺灣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壓力，經濟情況更趨惡化。1949年6月，台灣改革幣制，發行新台幣（壹新台幣=四萬舊台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