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
文言或古文，漢文化圈外通稱古典漢文（），當今受“白話文”一词影響而常被贅稱爲“文言文”；此外，日韓朝越常稱爲漢文，以區別於「胡語」、「夷語」、「番語」、「外語」等稱呼。
文言是汉语的一種書面形式，起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經潤飾的汉语口语（相較於西周以前被認為晦澀難懂、詰屈聱牙的文獻，如尚書、易經等）。据胡适考证，至中国汉代，文言已经脱离了日常口语，而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已经开始向复古和口语化两个方向发展。至中國唐宋時期，漢語的口語与先秦时期口语差异更加明显，这時，有三种书面语。一种书面语是模仿上古汉文书面文献的书面语，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即古文運動的作品；另一种是在兩漢至魏晉南北朝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如西漢《史記》、東漢佛經翻譯、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第三種則是各語言白話的源頭，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到了元、明、清的近代时期，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模仿上古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亦有今日所謂的文言（如明史、清史稿），又有所謂的近代白话，比如《水滸傳》、《西遊記》等（甚至有《荔鏡記》、《海上花列傳》等方言作品）。由於文言並不是一時一地的一種語言，因此不同時代或地區的文獻，在語法和詞彙上會有差異。
20世紀之前，漢字文化圈的士大夫均能通曉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故文言使用於幾乎所有正式的文書上，并且漢字文化圈中語言或口音不通者能以筆談的方式交流，如19世紀時操朝鮮語的朝鮮王朝雲峴君與清朝大臣吳長慶筆談、20世紀操閩南語的林獻堂與操粵語、官話的梁啟超於日本長崎筆談。
近代因民族主義興起，文言的地位逐漸被各地官方語言（日語、韓語、越南語）代替，而在中國則隨着新文化運動發展被基於北方官話的白話取代。
“文言文”這個術語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三個不同的含義：古代的漢語、上古漢語和文言。“古代的漢語”泛指鴉片戰爭以前漢族人所使用的語言。現存的古汉语材料是由文字記錄下來的書面語言材料。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書面語言材料是甲骨文，從甲骨文算起，古代漢語大約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三千多年來，漢語有了很大的變化。根據漢語語法、詞彙和語音變化的情形，學者將古代漢語分為三個發展時期：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西元3世紀以前，即歷史上商、周、秦和兩漢時期；中古期是指西元4世紀到西元12世紀，即歷史上的六朝、唐和宋時期；近代期是指西元13世紀到19世紀，即歷史上的元、明、清時期。
西方早期来华的教会将文言文分為“深文理（）”及“淺文理（）”，故圣经有两种文言版本的翻译：深文理是指较为纯粹的文言文，比较晦涩难懂；浅文理则是代指当时通行的书面用语，属于简单的文言文。
許慎《說文解字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言文即是以文字本身原有意義所言之文章，此為象形文字體系才有的文體，拼音文字體系無法擁有。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離、行文簡練、時語方言少，易於永續流傳。
文言的特點，相對官話白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而言，主要表現在語法與詞彙兩方面（以下所述各項特點皆為舉例而未完備。）：
文言文的語法特點主要表現在詞類及詞序兩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話更多的詞類活用現象。
文言文與白話文在詞彙上有很大差異。這個差異通常必須以詞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條列，才能完整表達。不過，有個特點可以概括地觀察：文言文的詞彙較為簡潔，例如：相較於白話文的詞以雙音節詞為主，文言文中的詞以單音節詞為主，單字有獨立意思。
中國歷代學者對於文體都有不同的分類法。
魏晉南北朝，是文體分類研究的開始，相關著作有曹丕的《典論·論文》、李充的《翰林論》、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劉勰的《文心雕龍》、昭明太子主導的《昭明文選》等。其中《典論·論文》將文體分為4類：
而《昭明文選》是一本分類很繁雜的選集，將所選的文章分成37類之多。
明朝的吳訥著《文章辨體》、徐師曾著《文體明辨》，清朝姚鼐編《古文辭類纂》，都是討論文體的重要著作。其中《古文辭類纂》將文體分為13類：
由郭錫良等人編著的《古代漢語》修訂本中分析，文體分類有三種標準：依語言形式分、依內容分、依應用範圍分。依語言形式，《古代漢語》先將古代文體分為3大類： 在此分類之下，古典散文又可以分為4類：
对于说现代汉语的人来说，文言文的缺點在於難懂、不易普及，須經過適當的訓練才能夠理解文言文的含意，而寫作文言文的難度更高。
晚明開始就存在兒童過早準備科舉狀態的現象，八股文更嚴重影響了中國教育的風氣。甲午戰爭前後，何啟、胡禮垣等人便指出文言文的一個弊端：
「新文化運動」後，中國文壇提倡的「我手寫我口」、「能識字便能讀」的「白話文」漸漸取代了文言文。
然而也有人認為，所謂文言文「難懂、不易普及」、文言文須「經過適當的訓練」才能夠了解其中的含意、寫作文言文「難度更高」等等論點，其實是因為人們從小就一直接受現代白話文教育造就的；如果從一開始就兼學文言文則不會有如此感覺，尤其對於非北方官話使用者來說，現在白話文並不比文言文易學。
現代華人社會以白話文寫作為主，但文言文作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受到华人相當的重視，文言文對白話文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現在仍有許多人喜愛在寫作白話文時引用文言「典故」、「詩詞」，以及華人社會普遍使用的「對聯」等等，中文里的许多成语和俗语亦都来自文言文。而對於有志學習中國文學的人，文言文的訓練更是不可缺少的。
在台湾、中國大陸以及香港等大中华地区的教育中，文言文都是必修内容。學生在小學階段的五、六年級開始接觸文言文，往後逐漸增多，到高中階段，文言文逐渐成为語文課（國文科、中文科）的重要部分。香港中國語文科課程中，初中生須學習文言文，高中生會更進一步研習文言文。
中国大陆的中考和高考都有文言文的相关考题，各地不時會出現文言文的高考高分作文。不過自2012年起，《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發布，中國大陸高考作文限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即网络语言、文言文和繁体字均不能再用於高考作文，引起了部分人的批評。不過有指該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並未嚴格執行，專家會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香港教育界通行的廣東話（粵語）保存了不少文言文的字詞。
粵港文壇曾流行三言混合（白話文+文言+廣東話）與「文白夾雜」（白話文+文言）。 香港近代由粵劇、粵曲、粵語流行曲至金庸武俠小說等多用「文白夾雜」型式寫就。因此，文言文的詞句得以在香港70後、80後、90後中得以傳承。
中国国民党在其公文中长期使用文言文；中华民国国际重要文件的中文本，如《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都是用文言书写；文言文常被用在中華民國政府公文之中，例如立法院聘請前任立法委員黃淑英任職顧問的公文，便使用文言文書寫，由於用詞艱深，有「綆短汲深」等較少見詞彙，使得接到聘書的黃淑英看不懂；立委張曉風則認為書信往來要讓對方看得懂比較有誠意。
在中華數千年歷史中，語言的口語變化非常大，語法各自不同的方言種類眾多，惟独文言文始終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讓操不同方言者筆談，是一種具有固定格式、卻不會非常困難的溝通方法。但是，文言文在漢語白話文普及，以及英文成為全球準通用語後，其地位與實用性已經大不如前。
文言文复兴，是当代中華文化复兴运动的热点之一。它的产生与中華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生，一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隨著大中華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人們逐漸重視與肯定自身傳統的中華文化，因此文言文也更加得到重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彭富春就建议應該加强古代汉语教学，並且提出加大文言文在語文課中的比重，文言文应超过白话文的内容、以及设立国家级的古代汉语语言考试等建議。
文言文复兴从表面看来，是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否定，实质上则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引伸。白话文的推行，极大地增加了广义文化的受众，但却使中華传统文化的直接受众越来越少，因而就使中華文化的传承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正是基于完整、准确地传承中華文化的需要，文言文复兴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文言文复兴不能否定白话文的存在和价值。
中国大陸的文言文复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萌芽。文言文复兴的概念由青年学者刘周在“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倡议书）”中明确提出。2007年推出的《光明日报》“百城赋” ，更表明了国家对待文言文复兴的态度。文言文复兴的倡议书是由一位青年学者提出，說明文言文复兴的发展后劲非常有力。
在网络上，文言文得到了热心网民的推崇和发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維基大典（文言文维基百科）等。文言文维基百科于2006年7月31日建立，截至2020年7月已有超过10000条目。
在日本這種書面語被稱為「」（，Kanbun）。
日本自從中國唐代文化交流，到片假名平假名普及後很多年，文書、碑文、經文等多採用漢字文言文。
圖中所見日本石川縣金澤市兼六園內之《石川縣戰死士盡忠碑》石碑，碑文紀念陣亡將士：「人誰無一死？死而得其所，死亦榮矣…」事件是明治十年（1877年）。石碑立於明治十一年（1878年）。
日本高中也教授漢文文言文。
在朝鮮半島，這種書面語被稱為「」（，Hanmun）。不过随着朝鲜和南韓的废除汉字改用纯谚文书写，以及南韓在1948年推行的国语纯化运动，现今在朝鲜和南韓的年轻人很少接受这类教育，几乎已经看不懂。
在越南這種書面語被稱為“文言”（）或“古文”（），現已幾乎不用。
新加坡在二零一九年實行新的中學華文課程時，因古典文學部分異常薄弱而將文言文完全刪除。取而代之的是本國文學作品。
在馬來西亞，國中（若有選考華文）和獨中的華裔生須開始閱讀文言文。華文課本會根據年段，慢慢加入文言文的篇數。此外，文言文和古詩（各一篇）也是華文考試的必考項目之一。
中國古代學者很早就注意對語法現象的觀察和思考，在這方面給後人留下了不少寶貴的見解。但是語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則是近代的事了，建立古漢語語法學的是清末的馬建忠，他於西元1898年寫成的《馬氏文通》首先創建了一個語法體系。
當我們把鴉片戰爭以前漢族人所使用的語言統稱為古代漢語時，這是個有幾千年漫長歷史的語言。對這個過程中的漢語語料，可以取幾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把“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都考慮在內的話，那麼對古代漢語語料的研究可以歸結為六種：“專書、斷代、泛時”等三種的共時研究；“比較、貫通、漢語史”等三種的歷時研究。
用科學方法去建立上古漢語語法體系，將可大大節省數以億人的時間和精力，尤其是青少年以及其他想學習古漢語者。若有一套語法體系，能完善且充分反映上古漢語的語法特點，那將會是完成漢語史的奠基石。理論上，這個體系有助於充實、豐富世界的語言學理論。古漢語的研究一方面要借鑒現代漢語以及各地方言之研究思想和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宜用現代語法的框架來套住古代語法。因此，要從古代漢語的語法特點入手，建立古漢語的語法系統。既要注意古今的迥異，也要注意古今的微殊，即大同中的小異。當我們用現代漢語的框架研究古漢語時，往往易於抹殺大同中的小異，易於“以同代異、以今律古”。同樣是古代，也存在分期的不同，這裡同樣有既要借鑒而又不要比附的關係。另外，還要借鑒漢藏語系裡的其他語言之研究成果。要建立文言語法體系，研究者還有許多許多基礎工作要做，需吸收訓詁學、文字學、音韻學等多方的成果，以求建立一套“泛時”的“古漢語語法體系”。中國從上古到清代，大量的典籍是用文言寫成的，因此極需要研究文言語法以及文言的發展。有了一部反映從上古直至清代語法全貌的“新《文通》”後，馬建忠所期望的「循是而學文焉」，將會更上一層樓。文言研究也有助發揚和恢復中華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