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司馬光（），字君實，号迂叟，通称司馬相公，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縣）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世称涑水先生，身後稱司馬溫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运城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引發新舊黨爭。當時司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在皇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后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通鉴》。
司馬光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就立志编撰《通鉴》，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继续编撰《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用功刻苦、勤奋，以他的话法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 (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出生時，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签苏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于父母相继亡故而丁忧。降服后，签武成军判官（滑州），任职两年。后经连襟之父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司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代龐籍巡视边地，主张在麟州筑堡失败损兵折将，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职开封府推官。两年后改修起居注、判礼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鉴》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但司馬光坚辞不就。
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陝西永兴军擔任知軍一職，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亲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仅任过佐贰官与幕职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陝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兴军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雇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陝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陝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执政一年半，即與世长辞，享壽六十六歲。“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司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视作強硬的守旧派，他幾度上书反对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竭诚为国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为了切中時弊，但实际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风霸道专断。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編輯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資治通鑒》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鳴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熙宁四年（1071年），吕诲卒，司马光為他写墓誌铭。蔡天厚得其摹本献王安石。王安石将之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他小时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时，一个据说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进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坚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為人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