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銘傳
劉銘傳（），字省三，室號盤亭、大潛山房，諡號壯肅，是一位出身安徽合肥的淮軍將領和臺湾巡撫。
他是淮軍的領導者之一，並在中法戰爭中於臺灣率軍擊退法軍，又在隨後被任命為臺灣建省後首任巡撫，復積極於當地推行各種現代化建設（電報到福州、電燈、西學堂、郵局。）
1836年9月7日，劉銘傳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南分路乡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因排行第六、脸上有麻点，人称刘六麻子。刘铭传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父親是鹽梟，他在15歲時也投入販運私鹽的行列。
1859年，劉銘傳（24歲）募集地方壯丁組成「名軍」對抗太平天國。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李鴻章受曾國藩指派，前往家鄉合肥招募淮軍。劉銘傳同張樹珊、潘鼎新、吳長慶等各領本部團練投奔。曾國藩對這批新募淮勇極為重視，所有器械糧餉的供應悉仿湘軍，手訂營制，親到校場檢閱，命劉銘傳充任「銘字營」營官。他因無如湘軍對儒家傳統的束縛，加上鹽梟的冒險、開拓性格，所以能以積極接受西方的新觀念。「銘字營」中多為劉家子弟，劉銘傳在營中職務最高，輩份也最高，其骨幹將領皆為劉家子弟和劉銘傳辦團練中結納的「同里敢戰之士」，他們絕對服從劉銘傳的指揮，成了劉銘傳起家的重要幫手。
四月，劉銘傳率領「銘字營」和張樹聲的“樹字營”等淮軍一起，從安慶乘坐外國商船馳往上海駐防。五月二十日劉銘傳率部與太平軍初次接戰，先後佔領杭頭和新場兩地，直迫南匯城下。此時，南匯太平軍守將吳建瀛和劉玉林發生動搖，通過當地團練頭目前來乞和。
因吳建瀛還有所猶豫，劉銘傳一面派部將前往劉玉林處聯絡勸降，一面與潘鼎新率部進逼城下，劉玉林乘機挾持吳建瀛出城投降。吳建瀛是安徽人，部下士卒也多是皖北籍，劉銘傳以鄉情、高官厚祿相引誘，將吳部駐南匯太平軍1萬多人中老弱裁剪淘汰，收編為8營，大大擴充了自己的實力。
五月三十一日，劉又率部擊退從川沙方向來攻的太平軍，於第二天乘勝攻佔川沙。劉銘傳因此升遊擊，並獲賞頂戴花翎。
淮軍在上海站穩腳跟後，隨即奉命進兵蘇南。劉銘傳與潘鼎新、張樹珊等率3000淮軍，由水路直撲福山。登岸後，驕兵輕進，在同觀山與太平軍遭遇激戰，被打潰。後來，在清朝雇傭軍組成的洋槍隊援助下奪下福山。劉銘傳升「以總兵補用」，不久擔任江蘇狼山鎮守使。隨後，劉率部同其他淮軍一起，連占太倉、昆山，攻下江陰縣城。劉銘傳又被升為記名提督。十二月，劉銘傳乘機向無錫太平軍發起進攻，經過一天巷戰，俘守將黃子隆、黃德懋父子以下 2 萬多人，被清廷“加恩賞頭品頂戴”。
1862年（同治二年）十二月，劉銘傳奉命率部參加合圍常州的戰役，由於城內太平軍「頑強抵抗，寸土必爭」，劉銘傳等部淮軍數次進攻均被打退，傷亡慘重，經過4個多月激戰，才攻下常州這座孤城。淮軍入城後，瘋狂屠殺了護王陳坤書以下太平軍將士近萬人，劉因功被賞穿黃馬褂。攻下常州、蘇州以後，淮軍實力大為擴展，劉銘傳部已獨立成軍。轄有左、中、右3軍，每軍6營，共18營，另有炮營1營，加上親兵營及幕僚人員，銘部擁有9000多人，洋槍4000多支，成為淮軍中的勁旅。
1863年（同治三年）七月十九日攻陷天京（今江蘇南京），清軍統帥曾國荃縱兵屠城、姦淫擄掠，三日夜火光不息，殺十餘萬；忠王李秀成率眾突圍不成，自殿後被俘遇害，尊王劉慶漢死戰護幼主洪天貴福至安徽廣德投奔干王洪仁玕，後又被堵王黃文金迎往浙江湖州，不久復回廣德。劉銘傳奉令跟蹤追擊，連陷湖州、廣德，堵王黃文金重傷而死。洪仁玕、黃文英與洪天貴福輾轉逃至江西石城被捕，先後被巡撫沈葆楨當眾凌遲逾千刀殉難。當年14歳的幼天王更成為人類史上凌遲死刑紀錄中最年幼者，劉銘傳亦因此戰功被清廷補授直隶提督。年僅28歲的劉銘傳，一步步登上清朝軍隊的最高軍階，成為當時淮軍將領中任軍職最高的人。
1864年（同治四年），曾國藩督師剿捻軍，劉銘傳奉令率軍由廣德北上。時清將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正率精銳騎兵尾隨捻軍左奔右突，疲於奔命。銘軍秉承曾國藩、李鴻章旨意，保存實力，駐六安、霍山一帶按兵不動。。劉銘傳淮軍與僧格林沁軍隊互相輕視，互相彼此不支援。僧格林沁部 1.1萬多人馬在高樓寨之戰被捻軍全殲，僧格林沁斃命。
僧格林沁戰歿半個月內，時任直隸提督的劉銘傳率其親兵銘軍攻下捻軍高樓寨，即僧格林沁戰死之地。僧格林沁舊部總兵陳國瑞在參與高樓寨之戰後倖存，誓言要為僧報仇，然先率僧殘兵解嘉祥之圍，沒料到劉銘傳先率銘軍占領該地，因而大為不悅，雙方互相衝突廝殺，死傷甚重，甚至劉銘傳還軟禁陳國瑞。後山東巡撫丁寶楨出面調停。曾國藩事後調查發現雙方均有過失。因此支開兩軍，調劉銘傳進軍安徽北部，調陳國瑞進軍河南。 清廷聞訊震怒，嚴旨申飭曾國藩，給劉銘傳以革職留任的處分。
十一月，劉銘傳尾追捻軍，沖過周家口，強渡沙河，在宏濟橋與捻軍賴文光、任化邦、牛洛紅等遭遇，銘軍憑藉洋炮隊火力，殺傷捻軍甚眾，於次年三月攻下黃陂縣城，劉銘傳因此官復原職。九月，捻軍賴文光部與張宗禹部衝破曾國藩的沙河防線，進軍河南中牟，分為東、西捻軍。曾國藩河防戰略失敗，引咎辭職，清廷令李鴻章接任。李鴻章趁機擴充淮軍，由4萬人擴展到7萬人，銘軍馬營增加尤為迅速，在淮軍28個馬營7000多匹戰馬中，約有13營3500多匹隸屬銘軍。銘軍負責追剿東捻軍，歷時三載，最後在楊州瓦窯鋪將東捻軍戰敗。清廷授予劉銘傳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賞給白玉柄小刀等物品。劉銘傳以封賞太少，告積勞成疾不能坐騎為由，請假回鄉養病。在東捻軍垂危之際，西捻軍聞訊馳援，直逼天津。清廷驚恐，嚴旨不停催促劉銘傳率軍護衛。劉銘傳向李鴻章獻計，將西捻軍引到黃河、運河、徒駭河之間的狹長地帶，銘軍在西捻軍被圍後與之決戰，致西捻軍全軍覆沒。劉銘傳以收平西捻軍的全功而晉爵一等男。
隨後赴陝甘，配合左宗棠鎮壓回民叛亂。至陝甘後，劉銘傳頭傷後遺症復發，加之李鴻章保薦出任陝西巡撫未成，以「腦痛欲裂」為由，奏准獲假 3 個月回原籍（安徽合肥）休養。此時銘軍已有 2 萬人馬，劉銘傳推薦甘肅提督曹克忠統領。劉回家不久，銘軍武毅右營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管理而發生嘩變。因此，劉銘傳以薦舉非人而受革職處分。劉銘傳心灰意冷，退志更堅，即在家鄉大興土木，修建莊園，修成合肥西鄉的劉老圩和六安麻埠的劉新圩。
1883年12月（光緒九年十一月）法國軍隊進攻駐紮在越南紅河三角洲東京（越南稱「北圻」）的清軍並佔領了該地，中法戰爭爆发。初期清軍戰敗，於1884年（光緒十年）5月間由直隸總督李鴻章代表清廷與法國議和，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款》，清朝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並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6月23日，法軍要求清軍撤離未果，發生軍事衝突。7月下旬，兩江總督曾國荃代表清廷與法國談判失敗，雙方重啟戰端。
清廷早先已探知法軍有意佔領基隆煤礦，故已加強台灣防務。8月16日（六月廿六日），清廷重新啟用劉銘傳，命令其以「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9月9日（七月廿日），劉銘傳抵達臺北府就任。10月29日（九月十日），補授「福建巡撫」。
劉銘傳抵臺後積極整備岸防，主張亂世用重典，並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漸使當地軍民心悅誠服，萬眾一心，並得仕紳林維源、秀才丘逢甲協助。
1884年8月4日，法軍遠東艦隊司令孤拔逼近雞籠（今基隆市），並派一副官登岸談判，要求守軍於翌日上午八時以前將所有炮臺交出，但守軍置之不理。翌日，法軍船艦在副司令利比士指揮下齊向當地砲台猛烈開火，並摧毀守軍數處炮壘及營房，基隆沒有腹地可以防守，將防守重點轉移到北部山區與滬尾，法軍遂登陸佔領雞籠港，將港內各種設施和砲台進行破壞。6 日下午，法軍陸戰隊向基隆市街搜索前進，並攻擊獅球嶺（今中山高速公路起點大業隧道與中興隧道之上）。守軍在劉銘傳親自統率下奮勇從各個方向進行反擊，逐漸縮小包圍圈。經過幾小時的激戰，法軍傷亡 100 餘人，狼狽逃回軍艦。
法軍侵犯基隆首戰失敗，於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議條件，清廷再次拒絕。此時，法艦已有預謀地集中于福州馬江，乘清軍將吏相信「和談大有進步」、絲毫不作準備之際，於 23 日下午發動突然襲擊，把福建水師所有戰艦全部擊沉，然後砲轟馬尾造船廠和馬江沿岸各砲台。從此，法軍就牢牢地掌握了臺灣海峽的制海權，得以隨心所欲地全力侵臺。
於是，孤拔艦隊得以再犯基隆，守軍奮勇抵抗約兩小時，傷亡百餘人，最後被迫後撤。法軍乘勢登陸進攻，基隆港灣及周圍陣地盡失，基隆市區終於淪陷。但法軍佔領了基隆後，因不習於陸戰，進攻獅球嶺時，一進叢林，便失去了統一指揮，只得各自為戰，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卻始終無法攻越獅球嶺，一名法軍軍官在他的日記中說：「獅球嶺拖住了我們四千兵力，目前除了基隆，所有的資源都在清國一方，如果遇到任何一名台灣原住民，也必定是清軍的游擊隊。」
這時，法軍在海軍將領利士比的指揮下，也正在進攻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劉銘傳在得到大批法軍猛攻滬尾，滬尾不斷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後，考慮到臺北府城是統帥部所在地，軍資餉械集中於此，不可稍有疏虞。為保臺北，地理形勢上滬尾門戶防禦性非常低，法軍幾乎可從淡水河河口直驅大稻埕（當時臺北最繁華的物資集散地，今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帶），而基隆有獅球嶺天然屏障，法軍難以越過，劉銘傳認為滬尾重於基隆，於是決定撤軍棄守基隆，移師滬尾。因戰況緊急，等不及告知朝廷軍機處裁決，先斬後奏棄守基隆，在班師之前，劉銘傳惟恐基隆煤礦落入法軍之手，下令破壞全部採掘煤礦機具，同時炸毀礦井（今八斗子清國井），並燒掉所有開採出來儲存的燃煤，作為必要防範措施。
利士比以戰艦七艘轟擊滬尾市街和各處據點，然後登陸，分幾路前進。湘軍孫開華等部的用兵之下，預先埋伏在各處的清軍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奮起截殺，銳不可當。在短兵相戰中，守軍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展開近戰，而法軍卻潰不成軍，傷亡累累。到最後，法軍彈藥已罄，全線崩潰，只得奔向海灘，逃回艦上。在這場戰鬥中，法方自認死27名，傷49名；劉銘傳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我軍陣亡哨官三員，死傷兵勇百余人，法軍被斬首二十五級，槍殺三百餘人。此外又俘獲法兵十四名，梟首示眾。」通過這次戰役，法國人不得不承認：「淡水的敗戰突然發生，它一方面使我們看出中國兵力的強大，一方面使我們明白局勢的危險。這次敗戰是難以補救的。」自此以後，法國艦隊撤往澎湖，加之基隆疫病流行，終使法軍放棄台灣，只能輪流在淡水河口對這個海港實施封鎖，法軍侵臺的計畫就此宣告破滅。
中法戰爭落幕後，清廷於1885年決定在臺灣建省，劉銘傳便成為其首任巡撫；擔任巡撫的劉銘傳表示建設臺灣的重要性：
然而在改制的過渡期間，巡撫劉銘傳與原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臺灣道），即臺灣的實際統治者劉璈（湘軍出身）之間權責歸屬不明，加之保臺戰功之爭深化兩人間的派系矛盾，終於演變成二劉間的政爭。撫道之爭雖以劉璈獲罪被流放告終，但過程中涉及冒功、誣告。
劉銘傳對臺灣建設的規劃，原以軍事為先，除希望在島上建立戰時可以自給的軍工產業外，同時對清廷亟陳在臺灣建立海軍力量的迫切性；但受限於財政條件，只能先從興利的近代化實業及增加稅收兩處著手。除建設多處砲台、兵工廠等現代化军备外，他延續了沈葆禎的治臺理念，展開大規模的近代化措施，包括推動撫墾、開辦新式學堂、擴充行政區劃、設最初的臺灣鐵路、福州和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間的海底電纜，辦理電報、煤務、郵務……等，
劉銘傳為確實推動山地行政及管理臺灣原住民，成立臺灣撫墾局，並設立「撫墾總局」於大嵙崁，其下再設八個地區撫墾局。此外，亦於台北設番學堂，贈與衣食、教算術、漢文、官話、臺語及儒家起居禮儀，行土蕃漢化教育。但在「撫番」期間，劉銘傳也同時對敵對的番人部落進行武力征討，造成部分土番部落被殲滅，或是被迫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劉銘傳並將漢人移往番人撤離的區域居住，導致漢番關係的緊張不斷。知名文學家胡適之父，曾任臺東直隸州知州的胡傳，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留下如此嚴厲的評語：
1885年（光緒十一年），劉銘傳推動於臺北大稻埕六館街設立「西學堂」，是臺灣第一個新式學堂，學習科目包含英文、法文、史地、理化、算數與測繪等。另外為培養實業人才，也於1886年（光緒十二年）在大稻埕建昌街設立「電報學堂」。
1887年10月3日（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七日），劉銘傳與兼署福建巡撫的閩浙總督楊昌濬會奏〈臺灣郡縣添改撤裁〉摺，重新規劃臺灣的行政區劃。其中關於省城之事，則參照之前的福建巡撫岑毓英之提議，於原彰化縣橋孜圖（橋仔頭）一地興建省城。10月24日（九月初八）奉准，於是臺灣的行政區劃正式改為三府、三廳、十一縣、一直隸州。
1887年（光緒十三年），劉銘傳奏請興建臺灣鐵路 (清朝)，清廷准許自籌工款後即前往南洋招商，同年4月於台北大稻埕開工，臺北車站亦座落於大稻埕。1887年5月20日成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開工初期最先興建的是由基隆港口經台北到新竹。同年大稻埕跨越淡水河之木橋竣工，是今台北大橋之前身。7月18日，台北（大稻埕）至錫口（松山）通車。1891年（光緒十七年）10月基隆到台北通車，然通車前劉銘傳即已去職。
此外，他還先後添購輪船八艘，遠航南洋；鼓勵農民種茶、棉、桑等經濟作物、養蠶並拓展水利灌溉設施；清丈全省田賦；設官銀局，造銀幣每年數十萬兩；引進發電機與電燈等。然而在推行上述新政的過程中，臺省財政負擔大增，規劃或經營不善、官員貪污等問題一一浮現，甚而引發了民間的反抗，其中以1888年彰化縣就因清賦問題而爆發以有力鄉紳施九緞的叛亂最具代表性，結果只有少數新政項目得以持續推展。
1890年（光緒十六年）10月5日，軍機處以劉銘傳在煤礦招商過程中的缺失，提交吏部要求革職處分，但獲裁示革職留任。1891年（光緒十七年）1月7日，劉銘傳呈請辭官。5月30日正式收到諭令。6月4日（四月廿八日）交接去職。
1891年劉銘傳告老還鄉，臺撫一職先由布政使沈應奎署理，再由原湖南巡撫邵友濂接任。總結劉銘傳駐臺六年，始終未能建立游弋臺海的海軍艦隊，而他為開拓財源而興辦的近代化實業，其深度、廣度也有限，未竟全功；但仍開啟了臺灣官辦近代化建設的先聲，是清治二百十餘年間治理最為積極的一段時期。
1896年初，劉銘傳在家病逝，身前著述有《刘壮肃公奏议》及《大潜山房诗稿》刊行問世。
劉銘傳的骨灰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安葬，而是被放置在其后人的家中。2008年10月23日，刘铭传墓园的建设项目在安徽省肥西县正式動土。2011年4月12日，刘铭传遗骨於大潜山安葬。
刘氏出身的安徽肥西南分路乡于2006年2月更名铭传乡。合肥市第八中学在该乡设有铭传高中校区，整合既有肥西翡翠湖初中、官亭中学、防虎学校、丰乐中学的教育资源。 為了紀念劉銘傳在臺灣的建設，以其名命名的事物包括：以劉銘傳其人其事為本的藝文創作，出現在若干通俗電視劇中，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