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
两弹一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两弹一星工程的主要负责人。 1960-197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成功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1964年）、试射了第一枚装载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1966年）、试爆了第一枚氢弹（196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70年）。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期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而其研发过程中科研人员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为之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0年代-1950年代，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留学海外的科研工作者陆续回到中国大陆。1956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颁发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开展两弹一星的研究，早期苏联方面也提供了重要协助，但由于同年毛泽东等人发起“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及中苏交恶后苏联方面也撤走了所有资助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分歧。最终，中共中央于1962年11月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专门负责国防尖端事业的决策和管理，周恩来担任委员会主任，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继续进行、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
1964年10月16日，596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6-1970年间，中国的核导弹、氢弹、人造卫星相继问世，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但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些项目的研制以及中国后续的科研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内，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遭到广泛地批判和迫害。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拥有英美俄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第二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邓小平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并恢复名誉。1986年，四位两弹一星元勋致信邓小平，促成了中国的“863计划”。
关于两弹一星的内涵，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中提到：“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召集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终于1956年12月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个大的。”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而苏联方面从1955年起也提供了重要协助。
1957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动了“反右运动”，至少数十万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中“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被划为极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也因此失去了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机会。1958年起，毛泽东等人又发动了“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造成了1959-1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据估计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此期间，钱学森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杂志上发文迎合大跃进，尝试科学论证此次运动“高指标”、“浮夸风”目标的可行性，对大跃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与此同时，1958年7月31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他认为中国无需发展核武器，同时反对中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遂与毛泽东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交恶；1960年7月前，苏联方面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相关资助。
1961年起，一系列不利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争论和分歧，其中聂荣臻等人主张推进两弹一星工程。1962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人同意，批准了原子弹计划的继续进行。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得以继续、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67年6月17日第六次核試驗中引爆了自行研發的類似美国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多級熱核炸彈，與第一次引爆裂變彈相距僅32個月，是從裂變（原子弹）到聚變核彈（氢弹）發展最快的國家。引爆的核彈當量331萬噸。有一些中文資料中的片言隻語顯示，中國當時採用了同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略有區別的于敏設計方案（设计全重为一吨左右，爆炸当量百万吨以上），這個方案的要點在於使用X射線透鏡而非X射線反射鏡來實現從初級到次級的能量傳送，即「球柱球結構」。
1966-1976年间，江青、林彪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两弹一星以及中国科研的后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部分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众多科研工作者受到政治迫害，许多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截止1971年9月13日，中国位于青海省的核基地内，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批判和贬低，甚至被称为“臭老九”。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家人、 “氢弹之父”于敏及其家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下放到了陕西的五七干校。
另一方面，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受到了周恩来的庇护，周恩来于1966年8月特别列出了一份名单交由毛泽东批准，其中被点名保护的人物因该名单而免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直接批斗与人身攻击。对于其中被保护的科研人员，周恩来强调：“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期间，钱学森对文化大革命表示维护，并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发表大字报批判上司张爱萍、导致后者心脏病突发住院。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取代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并恢复名誉。
改革开放时期，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曾向邓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个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议，该提议获得了邓的认可并很快得到落实，全国的教授（其中有许多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员）从那时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额外补贴。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两弹一星元勋”致信邓小平，促成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
1999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此23位科学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其具体信息参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者信息）。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直径80毫米，为99.9%黃金所製，重约515克。奖章主体图案以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组成。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回顾两弹一星成就时认为，当时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相对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科研工作者们报效国家、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强大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其战略部署等，都是两弹一星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
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认为，新中国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的有三件事：一是抗美援朝，二是发展两弹一星，三是改革开放。三大决策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并荫泽万世。而李旭阁这代人的命运，都与这三个历史性事件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