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本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大陆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硕士，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汕头大学兼职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85年起，莫言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创作出了一批带有先锋色彩的独特作品，以大胆新奇的写作风格著称。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為其“以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刘晓波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并且是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莫言祖籍浙江龙泉后甸村，获本人认可，他并于2010年8月专程回自己的祖籍地寻根，考查族谱，并带走当地两块普通石头作纪念。远祖宋朝管师仁，熙宁六年（1073年）登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相），莫言是管师仁三十六世孙。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今属高密市夏庄镇） ，祖父管嵩峰，祖母戴氏，父亲管贻凡，大哥管谟贤，二哥管谟欣。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5年级时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10年，主要从事农业，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1976年，莫言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莫言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其后又陆续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1986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1988年恢復軍銜制，莫言被授予上尉軍銜，後晉升少校。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莫言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同年脱离军界，转至《检察日报》社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5年，莫言接受香港公开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时曾透露，自己年幼时曾经受到一位被划为右派回乡劳动的中文系大学生影响，憧憬有一天也能写出一部作品，过上“腐败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的生活”。他还说：“如果因为我敢于说实话而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那么我觉得自己当之无愧。”。“莫言”是他开始创作时所起的笔名，却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放炮”说真话，告诫要少说话。
2007年10月，莫言从《检察日报》社调到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其《检察日报》社记者证于2012年10月18日被注销。
2019年7月30日，莫言在秘鲁首都利马被秘鲁天主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1979年，莫言与同乡的女子杜勤兰结婚，1981年，女儿管笑笑出生。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其作品出版后常常引发广泛的争议。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爲莫言的小说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曾说自己的写作是“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莫言曾说：“80年代，我读到了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其中的一句话‘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温热的河水。’这让我想起了我家乡的一条大白狗，然后我写出了《白狗秋千架》，就是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从此，我就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
莫言在《唯一一个报信者》中写道：“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在写作，早期是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
莫言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语言风格汪洋恣肆，豪放不羁，兼用长句和短句，同时又有民间语言的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
莫言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天堂蒜薹之歌》，这是根据改革开放初期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当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去种植蒜薹，导致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却充耳不闻，酿成了当年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莫言阅读新闻后，放下当时在写作计划中的《红高粱家族》，用35天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以“为民请命”。 这部长篇小说体现了莫言作为作家的良知，反映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弱势和生存艰辛，
《十三步》被誉为“变貌记”，用“荒诞派”的艺术手法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食草家族》仍旧沿用了“荒诞派”艺术手法，同时加入了“魔幻现实主义”。
《红树林》是莫言唯一一部背景离开家乡高密县东北乡的长篇小说。
《丰乳肥臀》最能体现莫言写作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该书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既赞美了中国共产党艰辛摸索开天辟地夺取政权的艰辛，也赞美了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日功劳，同时没有回避敏感的斗争老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回避大饥荒饿死诸多人口的历史事实。
莫言已发表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5部散文集、1套三卷本散文全集。此外还创作过9部影视文学剧本及两部话剧作品。从1988年起，莫言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语等多种语言。
2012年10月11日13时，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中国作家莫言。彼得·恩隆德表示：“（莫言）以幻觉般的敏锐笔触融合了传奇、历史与当代。”（）。莫言由此成为劉曉波之後，第二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12月6日，莫言抵达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出席了领奖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获奖很高兴，并用“心如巨石，风吹不动”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认为“获奖是个人的事情”，但也希望自己获奖“对中国文学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把对他的热情“转移到对中国广大的作家身上去，也希望能从阅读莫言一个人的作品开始阅读更多人的作品”，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获奖之后仍然写出优秀的作品。对于外界的批评，他认为“很多人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另一个莫言，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围观对‘莫言’的批评和表扬”。
台灣作家黃春明認為「他得獎實至名歸」，「這不僅是莫言個人的榮耀，更大大鼓勵了使用華文的人。」台灣作家張大春指出，莫言的寫作形式與題材「不依附時潮」、其縱橫變化「超過時髦論述」，「見證文學內在真正強悍的政治態度」。
倫敦亞非學院中文教授賀麥曉（Michel HOCKX）認為「我不認為中國作家只有挑戰政府的時候才是好作家，好作家就是好作家。這並非是評判一切的好標準；難道好的英國作家只能是那些反戰的作家嗎？」「（對於諾貝爾獎委員會來說）選擇異見者得獎是個沒有風險的決定，但是以作品本身選擇一個文學聲譽好的作家獲獎是個勇敢的決定。」
莫言的朋友，英國帝國理工大學講師Nicky Harman认为莫言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评点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是很长的，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他还曾亲自对莫言说：“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莫言幽默地回答：“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
虽然汉学者林培瑞和孙笑冬都批评莫言，指责他以幽默的方式淡化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因此而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维珍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则不认同他们的看法，并发表一篇文章《莫言的批评者错在何处》为莫言辩护。他认为艺术和文学并不是纪录片，并不能用来准确地记录历史。他说莫言并不是想淡化历史或者为共产党洗白，相反，他写这段历史是正正因为这个年代充满悲剧；莫言赢得诺贝尔文学奖，靠的是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不是政治立场；莫言“带着人性和良知去描述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悲剧和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冲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迫于压力而投靠一个政治立场。”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莫言虽然在自己的小说中分析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他的批评始终没有跳出官方许可的意识形态的框架；换句话说，就是虽然莫言批评了共产党的政策，指出他们滥用权力，但他并没有批评这个制度本身。他虽然是一个小说家，但他并没有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中国的短处；“'莫言'是一个笔名，中文意思是'不说话'。”
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则批评莫言支持审查制度，并且说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一场“灾难”；她认为莫言不应该在参加“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活动，并且在该节目上抄写毛泽东的演讲；她也批评莫言没有公开呼吁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在和《縱覽中國》的一次采访中说道：“莫言胆子小，奉迎、讨好体制，哪怕是暴政的体制；莫他善于刺激感官，给普通人的感官欲望一个表达的空间。但他的思想概念都是老套的...没有超出一个受过多年共产党教育的读者的想象。能起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作用，但没有精神上的启发。”林培瑞也认为莫言算不上中国最好的作家，他比不上鲁迅，萧红和张爱玲。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语言有很多问题——“语言粗糙、写得太快、不小心、语病多、比喻先后不配合”。他说，虽然莫言的作品可能会风靡一时，但不太可能会“名流青史”。
孙笑冬（Anna Sun）就职于凯尼恩大学，是研究汉文化与亚洲文化的副教授。她认为，莫言的作品缺乏美感：粗糙、很老套，剧情很容易被猜中。不像狄更斯、威廉·福克纳和托马斯·哈代，莫言并不是用有美感，精致的语言去描述人类悲惨的遭遇，而是用了一种粗糙、丑陋、令人疑惑的语言。换句话说，莫言没有用光明照亮他创造的是混沌和悲惨的魔幻世界。孙女士认为，莫言之所以写不出有美感的作品，主要是因为他用的是一种“病态的”语言。她认为莫言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市井的方言，各种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而且莫言喜欢娇柔做作，卖弄文笔；孙女士认为，这种病态是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政权决定抛弃中国旧有的文化，并且要求文学界服务于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