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全称《欽定四庫全書》，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共收書3461種，79337卷（據文溯閣本79897卷），36304册，近230萬頁，约8億字。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也收入和存目了西洋傳教士參與撰述的著作，包括從西洋傳入中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這些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符合收錄條件的「著錄」共3461種。存目書者共6793种，称四库存目，是「著錄」的2倍。禁书共2855种，称四库禁书，甚至還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而被後世學者所批判，另一方面，對於古文獻的重新編輯工作，亦尋回和修復了不少早已失傳的中國古籍，也不能否認清廷在文化上的保存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所謂「四庫」，乃指經、史、子、集四部，分44類，包括《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尚書》、《春秋》、《爾雅》、《説文解字》、《史記》、《資治通鑑》、《孫子兵法》、《國語》、《水經注》、《戰國策》、《本草綱目》、《茶經》、《永樂大典》等經典著作，還有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歐洲人的一些著作，為後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較完善的文獻資料。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負責，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開始編纂這套卷帙浩繁的叢書。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學者也參與了編纂。曾參與編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徵收的流通圖書、清内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徵收準則以闡明性學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為優先，族譜、尺牘、屏障、壽言、唱酬詩文等等則不在考慮之列。據統計，光是徵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當時乾隆還規定，凡從坊肆來的，應該付給一定的費用；若是家藏圖書，則裝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則抄本存留。
這些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符合收錄條件的「著錄」，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後，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後，還要與原本反覆校勘，最後收錄的圖書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而存目書有著錄書的兩倍的數量也是因為乾隆想實現觀成的願望才棄多取少。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于識別，采用分色裝幀，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顔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7部。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淵閣，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瀋陽）文溯閣，第三部存于京郊圓明園文源閣，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内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只准大臣官員、翰林等閱覽」。後又以江浙地區為人文淵藪，文風鼎盛，就再鈔的正本三部，分別存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宫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為便於士子入院鈔閱」。副本存于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編纂《四庫全書》時，清廷為維護統治，大量查禁明清兩朝有所谓違礙字句的古籍（見四庫禁書）。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犖犖大者文字之獄共有三十四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庫全書》時發現一些書有詆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檢《四庫全書》，并最終删除《諸史同異錄》等11部。但這11部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銷毁，這11部書中的9部還流傳到今天。
嘉慶八年（1803年）由紀昀主持《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進一步完善《四庫全書》。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大量销毁了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书籍。先征后缴，边禁边缴，边缴边修，边修边毁，将征缴、禁毁、纂修同时推进。禁毁对象主要是属于史部、集部的历史著述和明人及明末遗民诗文集。起初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并未明确要求禁毁书籍。但由皇帝下达的诏谕中昭示了他甄别处理图书的意志。最早被禁毁的是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等一批书籍，按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士舒赫德的上奏：“查从前奉旨，谕令各省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等书，解京销毁”云云。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上谕称：“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要求各省督抚严加查办所有“违碍”书籍。弘历特别提到江浙两省此类书籍最多“岂可不细加查核？”并称自己“办事光明正大”。
这份上谕下达后，各地督抚便不敢怠慢。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最先查出所谓“违碍”书籍。他们将屈大均《广东新语》《翁山诗外》《翁山文外》进呈，弘历对此感到满意，并进一步催促其他地区责任官员上缴“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再次下旨催缴禁书，要求“务须实力查办，不可稍有疏漏”。浙江巡抚三宝将稽查的责任下放到地方官以及教官一侧，将他们查出的禁书数量与未来补官顺次挂钩，这一举措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图书销毁的具体执行机关是军机处。由于军机大臣常常兼任四库馆总裁，他们得以审定应予禁毁之书。各地上缴的书板会被送到军机处，军机处则会将禁书情况通知四库馆的编纂人员。地方官员负有征集“违碍”之书的责任。如江西巡抚海成采取逐户宣谕的方法，不遗余力地搜集禁书，缴呈应毁禁书，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而弘历又凭借褒扬这类典型，催促其他官员做出绩效来。
清朝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尋回和修復了不少早已失傳的中國古籍，梁啟超對此評論道：「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
《四庫全書》對西方科學書籍作出較高的評價：「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遷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同時將西方宗教與西方科學作了區分，強調“節取其技能”，因為《四庫》的作者們明白傳教士的來華目的是為了傳播天主教，當時的學者已經發現西方存在傳播宗教與價值觀的傾向，介紹西學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因此《四庫全書》的作者們在讚揚西學的同時指出「蓋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為詭譎」。
《四庫全書》收錄了27種西方傳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錄的書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資》、《坤輿圖說》、《乾坤體義》等。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同樣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毁。因此《四庫全書》至今仅存4套：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將之縮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別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出版發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書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內聯網版和網上版。200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按照典藏之文淵閣本原書原寸，以仿古樣式影印出版，即內文、開本、紙質、布面、裝幀方式等皆與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历时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渊阁，该影印版制作时间长达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包装上也恢复了传统的装订工艺，书封采用耿绢。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渊阁128个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