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
吴语，又称吴越语、江浙话、江东话，是吳越民系使用的語言，屬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分布于中国江苏南部（除南京和镇江的部分地区）、苏中启东、海门、通州和靖江的部分地区、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和福建西北角；四川、重庆、贵州、新疆亦有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吴语方言岛；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江浙沪的移民仍有使用吴语的现象。
截止1997年，全球以吴语为母语的人数约为7717万人，以使用者人口排名位居世界第10名，在中國境內中僅次於以官话为母语的人数。2007年，吴语的母语使用者人数为7952万人，仍为世界100大语言之一。2013年，吴语的使用者人数约为8010萬2480人。2015年，吴语的使用者人数约为8070万人。目前，该语言存在严重传承危机，儿童普遍不能使用母语，而转用普通话。
在漢語族各語言中，吳語是唯一保留了中古漢語濁聲母的一種語言，所有陽聲調（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在吳語中聲母都是濁音，而其他各語言或僅保留聲調、聲母清化，或直接發生聲調歸併。
吴语在明清时代的口语通行苏白，一种近似于苏州话语音的综合性共通语；但是，在近代，通行语的地位逐渐被上海话所取代。吴语词汇和语法具有独特性。譬如用吴语写成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非吴语使用者无法深入理解其内涵。張愛玲女士翻譯后夾雜的官話，仍然不能完全使官話使用者很好理解其本意。海上漱石生（孙玉声）《退醒庐笔记》:“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胡适《亚东本〈海上花列传〉序》：“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也大量使用了吴语词汇，如“物事”、“醒转”等等。
吳語是一種連續變調語言。
吴语语音和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差异很大，两者難以通话，異者甚多。吴语内部包含若干种分支，主要可概分為北部吳語與南部吳語兩個大區塊，因彼此之間存在著差异，南北吴语之間正常通话亦有困難，此外還有西部吳語小區塊。根据语言特点及通话情况，可将其分为六個方言（亦稱「片」）：太湖片、台州片、金衢片、上丽片、瓯江片和宣州片。
上古吴地居民属于百越部落。华夏部落南迁，吴越之地的土著语言在古华语的不断冲击覆盖下逐渐形成古吴语。元末明初的《南村辍耕录》是一部较早以民间射字游戏记录吴语音系的文献。从明朝冯梦龙辑编的《山歌》可以看出，当时的吴语词汇、语法已经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轮廓。
在春秋時代，中国南方出現吴、越这两个国家。吴越虽为两国，但是语言风俗相通。春秋時期，吴越之地的语言与中原的语言不通，在当时被视为蛮夷的语言。由于《越人歌》需要翻译成楚語，可知上古楚語与古越语不同。现在所指的吴语跟古越语不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系，而吴语是汉语族的语言，两者性质不同，源流不同。
隨著楚國往長江下游擴張，楚語進入此地。 秦汉時期吴语稳步发展。秦汉置郡设官驻兵，移民主要聚居于郡治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秣陵（今南京）等重镇内，不含乡野，吴语就以這些地方为中心发展起來，故后来吴语还是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
六朝時期是吳語的定型時期。三国時，孫權建立了孫吳王朝，使用吳語的江東地区也成了政治中心。故江南人被称为吴人。“吳人”、“吳語”、“吳方言”的概念初步形成。此時建業（今南京）一帶還是純粹的吳語區，南朝樂府中的吳聲歌曲，就是用吳語傳唱的歌謠，其中保存著一個典型的吳語詞匯“儂”。吳聲歌曲不但在建康一帶廣為流傳，並且久已形成，西晉初就已傳入北方。西晉末的永嘉之亂（西元310年）後，“吳語”的概念進一步被强化。大批北人南遷，發現吳語跟他們的話差別很大。《世說新語·排調》說：“"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劉既出，人問見王公雲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晉書·樂志》也稱“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在4世紀永嘉之亂之前吳語人口遍布江淮，北抵淮河，歷經诸多战乱北方人大舉南遷，吳語圈大幅縮小。晋代永嘉南渡，普遍认为吴语受到中州音韻影响，不过大宗移民主要来自青徐，彼时吴语或可稱為今日吳語祖語。同时吴语也包围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成为士大夫必学的語言，六朝民歌及筆記小說裏可以見到其蹤跡。
同時，吳語在西元五至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對日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吳音（）是日本漢字音（音讀）的一種，一般認為這批漢字讀音在西元五至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從南朝直接或者經朝鮮半島（百濟）傳入日本，而南朝的大致統治區域便是如今中國的長江以南地區，國都和統治中心便在長三角地區，也就是吳地。由於吳音融入日語程度較深（常用於基本詞彙中），古代稱為「和音」。平安時代之後，由於推動漢音普及的一方對其的蔑稱態度。歸國的日本留學生以長安秦音為正統，称为「汉音」，因此稱其他地區特別是長江以南特別是江東地區的音為「吳音」。
吳音同現代吳語有很多相似性，如：日母在吳音與吳語白讀中皆為鼻音聲母n；吳音中匣母的脫落現象與吳語類似（如「和」，吳音ワ，上海音/ɦu/）。從日本吳音中可窥得南北朝時期古吳語音系之一斑。
隋代扬州经济文化崛起，隋炀帝也曾经在扬州学习吴语。当时吴语使用范围止于淮河，时人常以淮南代称吴越。唐朝韻書也有關於吳語的零星記載。如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有“髈，普浪反，髀，吳人云”，至今蘇州還把腿叫做“髈”（音“胖”上聲）。
唐时国家安定兴盛，使得吴语得到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吴闽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語专用字“囝”，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宋代吳語不但已鞏固並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狀況。甌江片永嘉話作者並已據自己母語寫入字書(如戴侗：《六書故》)，並由專業書會寫出影響全國的文學作品——各種永嘉戲文腳本，其中豐富地表現了本片特色（如《張協狀元》）。
靖康之亂，宋室南渡，大量華北移民至杭州，使杭州附近的語言發生變化帶有中州音韻的特點。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元丰六年，杭州9县居民已达二十余万多户，《宋史·地理志四》也记载着北宋崇宁年间临安府203574户，但北宋末年方腊起义造成杭州人口有一定损失，据方绍《泊斋篇》记载，“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建炎四年，金兵攻占杭州，血洗杭城，烧杀抢掠十四天，仅清波门一带就死亡万人（《泊斋篇》）。明代钱塘人郎瑛在《七修类稿》里说：“（杭州）城中语言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蒙元末明初的《南村輟耕錄》是一部較早以民間射字遊戲記錄吳語音系的文獻。
明清时期，苏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向上，并兴于明清而影响全国。吳語口語涌现于文獻記載，如冯梦龙（1574—1646）所编的《山歌》。此外，《山歌》大批收集了当时的吴地民歌，前9卷书以吴语。吴方言又见于其他文献中；如冯梦龙编的《三言》、梁辰鱼的《浣纱记》、冯梦龙编的《墨憨斋定本传奇》、李玉的《清忠谱》等。
明末，言吴语者总占中国20%，而白话小说《豆棚闲话》更实录了当时的吴语口语。清末民初（19-20世纪），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以《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为名，民歌集则有《吴歌甲集》之类。 古时以文言文为书面语言，而清末《海上花列传》首次并行文言文、吴语白话两者。
清末太平天国事發，嚴重影響了西吴（皖南）地區，吳地經濟、勞動遭受成灾，以致吳語者人口銳減，江淮官话使用者进入江南填补真空。
在民国时期，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上升，上海话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的代表性语言。有一些书籍采用吴语白话文，如《耶稣传》等。但是随着国语的推广，学校开始采用国语教学，吴语影响力减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当局将地方語言称作“人民群众的语言”，推广国语被视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暂时性的出现地方語言兴盛现象。较多地方語言制定相关的拉丁化方案和通行音，并做一定程度的推广。吴语以王钟布的《江南话_工人新文字课本》和华东人民出版社的《江南普通话注音符号挂图》为代表。江南普通话是以上海话为基础，参考部分周边发音形成的吴语通行语。但是，吴语拉丁化和普通音方案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销声匿迹。但是其他漢語變體，如广东话拼音方案却在1960年左右推行开来。
目前吴语的生存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今中國大陸，推普政策不断打压着吴语的生存空間，民間相當部分的人自己又不重視，導致話語權日益萎縮，使用範圍日益狹窄。吴语不似粤语、闽南语有统战价值而被网开一面，也不像北方官话由于和普通话接近而可以独善其身。20世紀90年代开始，吴语地区的广播、媒体以及社会服务用语等，开始逐渐降低吴语的频率。这是因为几乎没接受吴语教育的本地孩子和外来人员占了多数，使得使用吴语的节目和服务无法得到社会大众接受。推普政策不是简单地禁用吴语改用普通话，而是限制吴语使用在学校中的出现，以产生一个不了解吴语、甚至不知道当地有獨立漢語分支存在的年轻一代。这种方法也被人诟病为“安乐死”的策略。目前，在吴语地区，尤其在浙江北部、上海和苏南地区，早因萎縮而陷入瀕危，且人口之半-{只}-能說普通话。亦有调查表明，上述地区过半青少年甚至完全不会用吴语交流了。至於浙江南部吴语跟西部吴语也受到越来越强的打压。若再不重视，恐怕就会永远的进入国家语音档案库。吴语单字调类数量以八调类为基准互有增减，八调类由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各据声母清浊分为阴阳。在八调类具全的地点（如绍兴、常熟），古全浊上声不混于古浊去声，仍与古次浊上声同类合为阳上。而其他各汉语分支古浊上声一般分化为两类，且古全浊上声大都混于古全浊去声。
多地阴舒、阳舒诸声调之间或有合流，单字调类不足八个。上海阳上、阳平并入阳去，阴上并入阴去，只有五个单字调类（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今慈溪市区（旧余姚县浒山镇）单字调仅剩阴舒、阳舒、阴入、阳入四类。
苏州与嘉兴交界的部分地区，除了声母清浊影响古声调分化外，清声母的送气与否也构成分调条件，如阴平分化为全阴平（清不送气）与次阴平（清送气）。吴江市的各个乡镇分调格局各异，有十到十二个单字调，与壮侗语言的十五调机制及格局类似。
吴语的连调现象为东亚诸语族内最丰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时，构成一个连读单位，其中每一音节（字）的声调往往不同于该音节（字）单念时的声调。 形象地说，吴语在被讲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个短语，只有第一个字是保持了其原本的声调，后面的字，根据第一个字的声调（甚至在不少时候，首字也要发生声调变化），以及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改变了声调的高低和走向，称作变调。这种变调是广泛存在的，即变调可能超越了句子、短语或者词汇等语音单位 而存在，所以称为广式连续变调。同时，这种变调是有倾向性的，即将原先不平整的声调，变成平整的，而且同时以词、短语为单位，加强了词里面的字，或者短语 里面的字之间的联系关系，使得看上去像一个整体（想象一下英语中的单词，或者多个单词、词根形成的新单词），所以又被非正式地称为连读变调。
声母方面的“文白異讀”現象主要有以下幾點：吳語，特別是上海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由於頻繁同外來語接觸，因而吸收了大量外來詞彙，通過音譯、意譯或引申義等形式融入了上海話中。其中聯繫較多的語言有英語和粵語等。；“凡士林（vaseline）”、“肮三（on sale）”、 “水門汀（cement）”便出自英語。雖然這些外來詞彙中很多都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增加了許多上海話甚至普通話中的詞彙。很多詞彙一直沿用至今，如：蹩腳（bilge）、高爾夫球（golf）等，部份詞彙已經傳至其他方言區（包括官話區），成為漢語中被普遍認同的詞語，如：麥克風（microphone）、沙发（sofa）等。上古汉语有“主词在前、副词在后”的用法，或者说，表达意思时是“先说大范围、再说小范围”，比如“帝尧”，先圈定他是“帝”，再进一步圈定他是“尧”；又如“走先”，先确定是要“走”，然后再精确到是“先”。如今在普通话中，只有表述地名时才“从大到小”，其余时候都是“从小到大”，比如称“鸡公”为“公鸡”，呼“草芥”为“芥草”等。 具体来讲，以温州话为例，“从大到小”有下面几种用法。这些用法站在北京话的角度来看，则称之为“后置”。不过，下面的这种“动词后置”的用法就真的是“后置”用法了，因为古汉语中只有否定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宾语才能前置。如甬江小片中的舟山话：
同北方官話相比，吳語的量詞除了有同其相似的用法外，還有特殊用法。
吳語量詞可直接加在名詞之前作句子成份，量詞之前不需要指示代詞或數詞限定，起到類似於冠詞的語法作用，类似英语中的"the"或法语的"le"/"la"。以湖州話為例，如：
吳語习惯用量词替代指属助词如“的”、“之”等，但这样的量词在句子中起的作用仍然是指示物品所属的。
吳語語氣助詞在語句意味的表達上有非常重要的語法作用，語氣助詞豐富，使用複雜，形式眾多。語氣助詞在表達語氣和情貌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很多時候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海話為例，主要的語氣助詞有:
上海話的語氣助詞在發展過程中越來越簡化，很多語氣助詞，如「呢啥」、「啦哩」、「末哉」 在中新派群體中已經不用，但是在上海郊縣地區以及臨近城市（如蘇州、嘉興、湖州等地）仍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吳語使用者在正式場合裡普遍使用二十世紀初興起的現代漢語白話文書寫系統，其語法、詞彙與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或「國語」）相符，與吳語自身的語法、詞彙差別很大，存在「文」、「言」脫離現象。由於自小接受現代漢語白話文教育，人們基本上能包容這種「文」與「言」間的相互脫離現象，如同五四運動之前人們普遍習慣文言文一樣。當用吳語朗讀現代漢語白話文的時候，人們一般不會完全按照字面來讀。朗讀者習慣上會根據吳語語法、詞彙及用語調整字面文句，用吳語複述出來。這種「文不對言」的現象跟現代漢語白話文興起之前漢語北方話使用者或者朝鮮語、日本語使用者習慣於使用文言文所造成的「文」、「言」脫離現象相似。
吳語文學很早便已誕生萌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吳語文學包括吳歌、吳語小說和吳語戲曲等。
吳歌起源很早，顧頡剛《吳歌小史》認為不會遲於《詩經》。《詩經》裏雖然沒有吳歌，但陶鸿飞等学者認為“實可與詩三百並駕齊驅”。吳歌多數是戀歌，如《子夜歌》、《懊依歌》等，也有反映風情民俗、訴說疾苦或勸人為善的，如蘇州的《十二月風俗山歌》、《江南百姓苦愁愁》、《長工謠》等至今仍在流傳。 吳歌選集屬明人馮夢龍編錄的《桂枝兒》和《山歌》最富盛名，內容多數是“結識私情”之類。作品充分而又詳實地記錄了明代中期的吳語面貌，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吳語詞匯、語法已經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輪廓。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过：“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傳統的江南吳語戲曲中，對白及唱詞包含了不少的吳語口語的成分，如蘇州評彈便是採用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徒口講說表演的曲藝說書形式，表演中運用大量生活口語，并靈活穿插官話以達到烘托渲染的效果。其它採用大量吳語口語的劇種有各地灘簧、獨角戲、滑稽戲、滬劇等。
吳語小說起于宋元，盛於晚清，最有代表性的是張南莊化名過路人寫的《何典》。《何典》全書都用蘇南吳語和夾雜官話寫成，成語、俗諺、歇後語、慣用語充斥其間。晚清的吳語小說還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張春帆的《九尾龜》等。《海上花列傳》率先使用了文言文和吳語白話相結合的文體。《海上花列傳》作者韓邦慶為江蘇松江府（今屬上海市）人士。全書由文言和蘇白寫成，對話皆用蘇州方言是該書的鮮明特點。後世張愛玲將其譯成國語書寫，但韻味大失，可見吳語表達能力之強。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成為吳語創作的高峰期，很多文人皆樂于用吳語創作，而上海作為當時遠東最國際化的城市，有著極其發達的平面媒體，故上海成為吳語創作的中心。抗日戰爭時期，為宣傳抗日精神，瞿秋白等先進人士都曾用吳語書寫文學材料，以激發民眾鬥志，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官方“推廣普通話”的政策，阻礙了各种方言吴语刊物书籍，吳語創作迅速衰退，直到近期改革後才逐步復興，相關吳語正在推廣恢復原本的地位，但許多年輕人仍然不會使用。
吳語拉丁化方案是指將吳語用拉丁字母來表述的方案。其中較多人提出的是上海話拉丁化方案，其他如寧波話、蘇州話、無錫話、溫州話等都有拉丁化方案的提出。
歷史上出現過寧波話、上海話、台州話、溫州話等教會羅馬字方案和上海話、寧波話、蘇州話、無錫話、溫州話等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2000年之后，网络吴语社区又出现了新的拉丁化方案，如法式吴语拼音方案、钱乃荣拼音方案、吴语协会拼音方案、吴语学堂拼音方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