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
四川话（四川话拼音：；国际音标：），是流行于中国四川省、重庆市（巴蜀地区）及周邊省份臨近地區的主要汉语言，包括汉语西南官话中的成渝片及灌赤片。四川话目前约有1亿2千万的使用者，数量次于日语，多于德语。现今四川话形成于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时期，是由明之前流行于四川地区的巴蜀语和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各地移民方言逐渐演变融合而形成的。四川话内部互通度较高，各方言区交流并无障碍。
语言学家认为，四川话并不等同于“四川方言”，因为除四川话外，四川省境内较为常见的汉语言还有土广东话（属客家话）和老湖广话（属湘语）等，其都以方言岛的形式分布于四川各地。同时，四川省境内还拥有大量藏语、彝语、羌语的使用者。但由于四川话在四川、重庆具有强势地位，是事实上的通用语，一般而言，土广东话与老湖广话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四川话的使用者，而部分藏族、彝族、羌族地区，特别是西昌、康定、雅江、昭觉、马尔康、松潘、丹巴等州府、县府所在地，也通用口音接近成渝片的四川话。
四川话，学术上为与土广东话、老湖广话等其它四川方言区别，也称作“四川官话”。在四川民间各地旧因“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件，而通称其为“湖广话”，但现已不常用。民间亦简称四川话为“川语”、“川话”。四川的客家人由于四川话的通用语地位和其处于被四川话包围的土广东话方言岛的缘故，而称四川话为“街腔”（威远、隆昌）、“四外话”（西昌）、“四邻话”或“四里话”（仪陇）。四川的老湖广话使用者则称四川话为“贵州腔”（乐至）、“四平话”、“平话”或“四平腔”（达县）。而四川的羌族称四川话为“汉话”。除此之外四川各地方志中还曾以“蜀语”、“蜀方言”、“普通话”等来称呼四川话。而学术界往往称明之前流行于四川地区的语言为“蜀语”或“巴蜀语”，以区别于明清后由巴蜀语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而形成的四川话。
四川话的使用人口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一带，覆盖了除部分非汉族聚居区外的整个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及陕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与川渝毗邻的部分县市，使用人口约1.2亿，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分支之一。四川话内部互通度较高，词汇、语法、声韵等方面都较为一致，一般根据古入声的今读情况分为如下图所示的4个方言区：入声归阳平的川黔片成渝小片、入声保留的西蜀片岷赤小片、入声归去声的西蜀片江貢小片和入声归阴平的西蜀片雅甘小片。 从保持中古时期巴蜀语特点的多少来看，川北、川东的成渝小片由于地理区位等原因，是明清以来湖广等地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受外来语言影响较大，保持古音较少，是语言的发展区，为新派四川话；而川西、川南的西蜀片由于四川土著居民存留较多、接受外来移民相对较少，保持古音较多，是语言的稳定区，为老派四川话。西蜀片大部分区域保留了入声，同时从古代巴蜀地区“入声似去”的特点来看，古入声归去声仍可视为保留本地区中古音的一个表现；西蜀片同时还保留了较多的中古时期的巴蜀语词汇。
四川盆地最早可考的语言是上古时期非汉族语言古蜀语和古巴语，迄今四川话的原始层中仍然保留了“坝”（平地）、“姐”（母亲）、“养”（您）等来自上古时期古蜀语和古巴语的词汇。之后四川当地语言便随巴蜀地区的历史进程和移民更替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先是秦灭巴蜀后，巴蜀地区逐步形成属于汉语族但独具特色的巴蜀语。其后在明清时期，由于大量来自湖广等地的移民进入四川，各地移民方言演变融合而最终形成了现今的四川话。
上古时期，四川盆地中存在蜀族与巴族两个非华夏族的民族以及蜀国与巴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其不仅拥有各自独立的语言：古蜀语和古巴语，还拥有被概称为“巴蜀图语”的独立的文字系统。古巴蜀语与当时的华夏语截然不同，与现今羌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和土家语等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前316年，秦国相继灭掉巴蜀两国，逐步将中原华夏族的制度、政令推行到巴蜀地区，并开始大量的向巴蜀地区移民，巴蜀地区出现了古巴蜀语和华夏语并存并用、相互渗透的局面。之后随着秦汉时期大量的中原汉人迁徙入川，与四川地区原有的蜀族、巴族融合形成了具有巴蜀特色的汉族族群，并且在西汉末年形成了具有较为统一特色的巴蜀语。《文选》卷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中记载：“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同时根据扬雄《方言》中的记载，当时梁益地区（即巴蜀地区）的方言与秦晋方言已经较为接近，表明此时的巴蜀语已经属于汉语的一个分支。
西汉末形成的巴蜀语作为上古时期汉语族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声调与词汇两方面。在声调方面，陆法言《切韵序》有“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的记载。同时黄鉴《杨文公谈苑》中称：“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旨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这说明此时巴蜀语声调具有自身特色。而词汇方面，此时巴蜀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吸收了来自非汉语的古巴蜀语的词汇。扬雄《方言》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大量四川地区的特殊词汇，来自古巴蜀语的词汇包括“坝”（平地）、“姐”（母亲）、“不律”（笔）、“养”（您）、“曲鲙”（蚯蚓）、“阿婸”（我）等，其中“坝”、“姐”、“养”、“曲鲙”至今仍保存于四川话之中。 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区，巴蜀语继续得到发展，此时的巴蜀语独立性很强，与四川地区以外的语言较难沟通。宋范成大旅居蜀地时在《石湖诗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注中有如下记载：“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輒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从中可以看出巴蜀与中原语音完全两异。以宋代巴蜀语为例，首先巴蜀语韵部与宋代通语比较，韵部的分野或归字不同，如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人真文部、药铎部的“祈”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等。其次，巴蜀语介音有合口化倾向，在一些字音上三个阳声韵尾相混。同时，巴蜀语声纽保留了诸如“古无舌上”、“照二归精”等的古音遗迹。此外，声调方面，巴蜀语在平声字与上去声字归派与通语也有较大不同，如通语音归平声的“青雍句”在巴蜀语中“青”归入上声，“雍句”归去声。
中古时期，巴蜀语也拥有大量特有词汇，如“波”（老人）、“偏涷雨”（夏日暴雨）、“百丈”（牵船绳）、“溉”（江边道路）、“块”（坟墓）、“秃”（砍）等，其中部分仍然存留于今天的四川话中（如下表所示）。将文献中记录的上古、中古时期巴蜀语特有词在现今四川话中的存留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右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上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约有一成保留于今四川话中，同时中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有较为可观的三成得到保留。这表明虽然在近古时期四川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剧变，但现今四川话仍然与上古及中古时期的巴蜀语有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中上古巴蜀语是现今四川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宋元战争使自唐以来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巴蜀地区遭受重创，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地区有259万户（约1200万人，占南宋全国的23.2%）；而到元政权占领四川之后的至元十九年（1281年）便只余12万户（约60万人，占元全国的0.7%），减少了约95%。元末明初，在这种低人口背景下，“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移民大多在湖北麻城集結。中古巴蜀语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现今四川话由此开始逐步形成。明代四川土著居民人数较移民仍占优势，四川话也仍以宋元巴蜀语为基础继续发展，但已经与现今川西、川南一带的老派四川话（西蜀片）较为接近。
根据明末清初成书的《蜀语》以及其它文献的记载，明代四川话音韵上的主要特征包括：一、入声仍然保留，独立成调，但川东、川北地区的入声尾（喉塞音）已经式微。二、平声未分阴阳，因而明代四川话中仅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三、[-m]韵尾已经消失，并入[-n]韵尾。这三个特点与此时的官话迥异，首先，依据《中原音韵》记载，北方官话早在元代就已经入声消失，平分阴阳；同时北方官话中[-m]韵尾并未消失，因此四川话与北方官话并没有同步发展。另外从词汇上来看，明代四川话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表现出与南方诸汉语相类似的特点，这表明四川话在形成期更多的受到了南方汉语而非北方官话的影响。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人口锐减，之后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使四川人口构成发生剧变。就全川而言，移民运动之后四川土著居民仅占四川总人口的约30%。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中，四川各地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差很大，川东、川北地区受战乱影响严重，而川南地区却受影响十分轻微。当时还有大量川东、川北的四川土著居民，前往川南地区以及与川南毗邻的滇黔北部地区躲避战乱。因而，川南地区的存留的四川土著居民人数可能较移民仍占优势，其中又以峨眉、乐山、犍为一带为最，从而使以宋元巴蜀语为基础的明代四川话在川南地区仍然得到存留。与此同时，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移民进入川东、川北地区，从而使四川话内部产生了新派（川东、川北）与老派（川西、川南）的分化，奠定了现今四川话内部新老两派并存的格局。
四川话的调类总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部分地区四川话中入声已经消失，但入声字全部整齐地归入某一个调类（如成都话入派阳平、自贡话入派去声、雅安话入派阴平），与入声杂乱派入四个调类的北方官话截然不同。依据《四川方言音系》统计，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拥有5个调类（即入声保留的）的有48点，约占方言点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拥有4个调类的有102点，约占方言点总数的三分之二。
而就调值来看，四川话内部各地方言高度一致，与其它西南官话相比却具有显著差异。 !方言点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