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
避讳是中国歷史上，必須回避君主、尊長、前輩的「名諱」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於君主、尊長及前輩之本名。字號的避讳则较少见。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長、前輩的名諱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換，或是刻意將該字缺筆；取名时，不能取他们的名諱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則，可能觸犯大不敬之罪。陆容《菽园杂记》稱，“民间俗讳各处有之，吴中为甚。”這種要求也曾經適用於漢字文化圈内中国的臨近國家，例如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琉球。
避讳始於周朝，《左传》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曲礼》载：“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明文规定取名之避。后来，《左传》又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这一条款，遂产生“六避”。但当时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回避。名諱兩字中，只有一个字相同，也不用回避。陳垣《史諱舉例》曰：「避諱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到了宋朝，避諱之風日趨嚴格，又出現「拆字」這一種避諱方法。
改字法：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使用其他別字代替。例如：
空字法：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不填寫。如唐朝將領李世勣被改成李勣，以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但最著名的例子是“觀世音菩薩”亦因避唐太宗諱，略作“觀音”，但這個說法仍待商榷。
陳垣認為避諱缺筆，始於唐朝，貞觀十八年蓋的文達碑，有「世子」二字，時唐太宗稱李世民，可見仍未有避諱缺筆。乾封元年《賜泰師孔宣公碑》中，「愚智齊泯」中的「泯」作「汦」，因此他認為唐高宗是避諱缺筆之始。到了高宗顯慶五年正月詔曰：「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說明了當時已經有缺筆避諱。
一般缺筆是缺寫尾一筆。如「愚智泯」的「泯」字，因諱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汦」。《于志宁碑》中「世武」把唐太宗的名字李世民中的「世」少寫一劃，作「卅武」。舊唐書穆宗紀：「恒王房子孫改為汦王房。」汦王應為愍王，因避諱，改民為氏而誤。《續漢郡國志》中載敦煌郡有拼泉，拼泉即淵泉，因唐太祖李淵缺筆的淵字缺尾的一筆，後訛為拼。
宋人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朗」改為「郎」。劉焉，字君朗改為君郎、《新唐書·后妃則天皇傳》：「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郎為唐之奇所殺。」
《康熙字典》將康熙帝玄燁諱各缺一筆。
日本明治時代，對於仁孝天皇（惠仁）、孝明天皇（統仁）、明治天皇（睦仁）的名諱「惠」、「統」、「睦」缺一筆。 Unicode中收录了因避讳产生的缺笔字數個。
拆字法：當遇到要避諱的字時，將該字拆開，以描述其字的構造。
周朝時避諱情況較為寬鬆，只有完全相同的字才要避諱，同音或近音字大致上不用。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无以复加，儒学在上层建筑中逐渐占统治优势，这种要求遂变得非常严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當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郑玄《毛诗笺注》“天下邦国，至于困穷”言及汉高祖（刘邦）名讳而并未受到查处，可见汉朝时对避讳的规制不如清代时严格。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搤腕”言及其父（司马谈）名讳，但這亦有可能是司馬遷抄錄其父司馬談留下的資料，司馬談自然不需要避諱自己了。
漢景帝時，二十四節氣之中，「啓蟄」由於避諱而改名為「驚蟄」，並且和「雨水」調換，「穀雨」與「清明」的順次也被置換。（後來，日本以貞享曆取代宣明曆，將「驚蟄」改回「啓蟄」。）
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年），侍中孔安国上表，因黄门郎王愉名犯其父孔愉名讳，不能共同签名，求解。有司认为：此前，尚书、安众男某某曾上表中兵曹郎王祐犯其父私讳。同意调换部门，这是朝廷制度之外的恩典。但此例一开，官员效仿，不知何时结束。于是断绝了此类请求。但避讳却是日渐严格。避各类私讳，亦是后世官员注重的事项。
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甚至是同音，也必须回避了。当时著名诗人李贺就是因为其父名“晋肃”中，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致使终身不得志；韓愈為此事非常生氣，为之作《》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唐朝法律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然而杜牧《阿房宫赋》“一旦不能有”、柳宗元《捕蛇者说》“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皆言及唐睿宗（李旦）名讳，元稹《连昌宫词》“舞榭欹倾基尚在”又言及唐玄宗（李隆基）名讳而并未受到查处，可见唐朝时对避讳的规制亦不如清代时严格。
五代十國時，馮道的門客為其講解《老子》，見文章裡面「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字，衝犯了馮道的名諱，門客為了避諱，把「道」這個字給改成「不敢說」，於是便將「道可道，非常道」讀作「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除了文字避諱，生活上亦有其他形式的名諱。例如唐朝避諱李姓，禁食鯉魚，抓到鯉魚必須放掉，販賣鯉魚責打60杖。明朝正德年間也曾一度禁止百姓蓄養豬隻。
宋代，讳法大兴，一个帝王的避讳字数量急剧增多，《容齋三筆·十一》云：「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
元代是蒙古人入主中原，蒙古人本无避讳之事，因此元代不太在意避諱。忽必烈行汉法之后，曾下令避讳，但终元一代讳法不严，一部《元史》，惟《程鉅夫列傳》言：「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餘無所見，程钜夫生于宋，故习惯避讳，而考察《元史·武宗纪》，武宗朝名中有“海”者多达七人，武宗朝奏章地名有“海”字者众多，并不避讳，故程钜夫避讳一事属于此人特例。蒙古人中君臣同名者甚多。
明代因之，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时不避讳，音近而有称名之嫌，亦不需避諱；所謂「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故親王可與皇帝共用字輩。
满人早期亦不避讳，后来汉化加深，从玄烨开始，才跟着汉人那样有了避讳之事。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退休的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譜《大彭統記》刊登河南生員段昌緒家存吳三桂文告時，乾隆帝之名諱弘曆不缺筆，成為彭家屏賜自盡及段昌緒斬首罪名之一。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書生王錫侯在他刪康熙字典寫的字典《字貫》凡例寫入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之名諱（玄燁、胤禛、弘曆），沒有缺筆避諱，也有批評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的内容，被認為非常不敬，而被依大逆律定罪處斬。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位時，“儀”曾經是避諱字。
清朝滅亡後，中國不再避國諱和圣人讳。现时一般中国人仍避家讳，但仅限于起名，日常使用是不避的，亦有连起名也不避讳的。
日本避諱的相關記錄始見於奈良時代。延曆年間，桓武天皇為避其父光仁天皇（諱白壁王）的諱，將常陸國的「白壁郡」改名為「真壁郡」。淳和天皇即位的時候，由於天皇名叫「大伴」，氏族「大伴氏」便被改名為「伴氏」。
進入幕府時期以後，日本武士對主君的名字也要避諱。當時日本人名分為「通字」和「偏諱」兩個部份。例如在「德川家康」的名字中，「家」字為通字，由家族時代相傳；「康」字為偏諱。通字無需避諱，但偏諱要避。在大坂之役中，豐臣秀賴沒有避德川家康的偏諱，為德川家康出兵大坂提供了口實。不過有時候，日本武士也會將偏諱賜給屬下，以示恩寵。
日本比中國更晚，直到二戰結束之前仍須避諱，否則可被視為對皇室不敬。例如，為避仁孝天皇（惠仁）、孝明天皇（統仁）、明治天皇（睦仁）的諱，將「惠」、「統」、「睦」三字都缺一筆。此外，對皇后也要避諱。例如，大正天皇的皇后名叫九條節子（），秩父宮雍仁親王的妃子叫（）；九條節子成為皇后之後，松平節子為了避諱，將名字改為同音的「勢津子」（）。
1947年（昭和22年）10月26日，日本國憲法廢除了對皇室不敬的罪名，不再將避諱列入法律條文之內。
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琉球王府也要求避國王的諱。其避諱的方式主要為改字。例如，為避尚哲王諱，「哲」字改為「明」；避尚溫王諱，「溫」字改為「和」；避尚泰王諱，「泰」字改為「春」。此外，琉球人也要避中國皇帝的諱。
琉球人要避國王的諱，但不必避國王使用的名乘。例如，尚溫王的名乘為「朝克」，但後世仍有一名三司官名叫「馬克承」；馬克承的名乘為「小祿親方良泰」，尚泰王繼位後，為避諱，改為「良忠」。
1609年慶長琉球之役之後，琉球成為日本薩摩藩的附庸國，薩摩藩在琉球設置在番奉行所以監督內政。1755年，島津重豪就任薩摩藩藩主之後，薩摩藩曾一度要求琉球王府下令避江戶幕府將軍的諱。例如，毛宣猷為避德川家宣的諱，改名為毛廷柱；向宣謨的名乘原為「今歸仁朝忠」，為避德川秀忠諱，改為「今歸仁朝義」。薩摩藩又禁止琉球人使用「德」、「千代」、「雄」、「敦」、「信」、「明」、「重」等字作為名字。不過在島津重豪死後，琉球便廢除了這個命令。為避諱而更改名乘頭的家族，多獲准恢復使用原先的名乘頭；但仍有家族的名乘頭未被改回。
朝鮮半島的避諱可能始於統一新羅時代。在《文武王陵碑》的碑文里，「丙午」被寫作「景午」。唐高祖之父名叫李昞，「昞」字和同音的「丙」字都是需避諱的字，故而干支紀年中將丙字改作「景」。但是，新羅當時剛剛從中國引進干支紀年，沒有證據顯示新羅是否也從中國引入了避諱制度。
不過在高麗王朝時期的法律明確規定需要避高麗國王的諱。高麗時代的避諱方法主要為缺筆，故而在《高麗大藏經》中可以看見不少缺畫字。此外也有改字的方法，例如高麗惠宗名叫王武，便將「文武兩班」改稱「文虎兩班」，後又改稱「龍虎兩班」。又如，《三國遺事》中，為避高麗定宗王堯諱，將「堯」字改為「高」。
1750年，為了避免在文廟祭祀中衝犯孔子的諱，朝鮮英祖下令將「大丘郡」改名為「大邱郡」。
興宣大院君重建景福宮時，為避清高宗弘曆諱，將「弘禮門」改名為「興禮門」。
越南的避諱，除了改字、空字、缺筆、拆字之外，變音是其一大特色。
越南的避諱，最早見於陳朝時期。1232年（建中八年），陳太宗下達避諱的命令。為了避陳朝皇帝祖先陳李的諱，陳太宗下令將全國的李氏全部改為阮氏。
在越南，中國的避諱方法改字、空字、缺筆、拆字都有。例如，在成泰年間刊行的《大南實錄》的「大南正編列傳初集」之中，為避嗣德帝阮福時諱，改「時」字為「辰」字；為避成泰帝阮福昭諱，便將「昭」字缺筆寫作「召」。在《大南實錄》的「前編」中，歷代阮主的名諱皆空字。在《國朝正編撮要》中，為避嘉隆帝阮福-{暎}-諱，寫作「左從日右從英」。
還有一種被稱為變音的避諱方法，即將皇帝名諱的讀音改變，與需避諱字的同音字也隨之變音。變音這種避諱方法為越南特色，始見於後黎朝時代。黎太祖諱黎利，「利」字在越南語中本讀作「lì」，為避諱，改為讀「lợi」。阮朝時代，為避歷代皇帝的垫名「福」之諱，將「福」字的發音從「phúc」改為「phước」，所有讀作「phúc」的字也統統改為讀「phước」。
此外，也存在口頭和書面上不同的避諱方法。例如嗣德帝名「阮福時」，在書面上若遇上「時」字，應將「時」字改寫作「辰」字；而在口頭上，「時」字本應讀作「thì」，為避諱改讀「thời」。
在鄭阮紛爭時期，廣南阮主轄境內的居民必須避阮主之諱。例如，為避阮潢諱，將「hoàng」讀作「huỳnh」。時至今日，越南南部的黃姓居民仍將自己的姓氏讀作「huỳnh」，但北部居民仍讀作「hoàng」。
阮朝明命帝時代，將眾多的阮主支系子孫删去姓氏，冠以「宗室」（）二字，标榜其地位。後來紹治帝繼位，為避紹治帝阮福綿宗之諱，又將「宗室」改姓為近音的「尊室」（），這便是今日越南尊室姓的由來。
以下是阮朝的變音避諱用字表。其中，被避諱之字以粗體標出。 现在虽然已经不讲究这些避讳習俗了，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在取名时尽量不取同父辈或祖辈同名或同音的字作为名字。由于避讳的影响，现在的東亞人还是认为直呼长辈的名字为不敬，所以會特別-{注}-意親屬稱謂。
雖然不取與父輩或祖輩名字相同的用字或同音字是傳統避諱方式之一，但亦有例外。例如東晉時王羲之的七個兒子王玄之、王凝之、王渙之、王肅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獻之都有「之」字，据陈寅恪考证“之”字是天师教信徒的标志；而汪婕指出，这仅仅是“二名不偏讳”，与天师教信仰无关。
避讳徒增文章的理解难度，若不了解相应的避讳情况，可能无法正确认出原词，导致文章难以理解。
另外，避讳本身提供了一种文献断代方法，如果某书中避某字讳，则可以断定该书是相对应的某位皇帝继位后著述的。
现代，避讳被认为是强化君主专制的手段而遭到批判。
由於《希伯来聖經》中的《十誡》有「不可妄稱YHWH你神的名」的誡命，犹太教文獻中的四字神名（）不标母音，或标上"adonai"的母音作为提醒，而只写4個子音字母，一般稱為“4字神名”——英語的YHWH、法語和德語的JHWH、拉丁語的IHVH。中世紀時猶太学者為希伯來語的4字神名標上母音時，使用「adonai」（意為「我的主」）的母音符号，（希伯來語单詞的輔音写在中央而元音（母音）写在輔音的上面或下面，以不同组合的点和短线表示，所以可以在「YHWH」下写「adonai」的元音符号），提醒猶太裔讀者要念成「adonai」，不可以直呼神的名。而早期聖經譯者翻譯時，便直接地把輔音和元音拼在一起，而成了「YaHoWaH」（翻譯就是「耶和華」）。
在玻里尼西亞的許多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名字被認為是神聖的（至今有時依舊如此，詳情可見玻里尼西亞文化中的禁忌），並因此對之需有一些適當的敬重（mana）。為了避免冒犯，任何類似一個名字的字眼都不可使用，並直到該人死去為止，都需以一個含義相似的詞來代替被禁止使用的字眼。然若一個領袖碰巧活得非常長命的話，這暫時性的替代用法，可能會變成永久性的，進而對語言產生影響。
一個例子是在大溪地語當中，一些單詞因為避諱的緣故，而被其他的單字給取代。在玻里尼西亞的其他地區，tū 或其他同源的字之意為「站立」，但在大溪地語中，該字被以 tiʻa 取代，因為原本的詞根變成了波马雷一世這位國王的名字中 Tū-nui-ʻēʻa-i-te-atua 的部份；相似地，fetū 這個意指「星星」的字眼，在大溪地語中為 fetiʻa 所取代；而 aratū 這個意指「柱子」的字眼，也為 aratiʻa 所取代。
儘管 nui（意即「大的」）依舊出現於像 Tahiti-nui 等合成詞中，一般用以指稱「大」的字眼為 rahi（此詞在玻里尼西亞語言中是個指稱「大」的常見字眼）；此外，ʻēʻa 這個詞也不再使用，並為 purūmu 或 porōmu 取而代之，在現今，ʻēʻa 之意為「路徑」，而 purūmu 之意則為「道路」。
Tū 也有個暱稱，叫做 Pō-mare（字面含意為「夜咳」），波馬雷一世的王朝也因此而得名，也因此 "pō"（意即「夜晚」）這個字曾一度為 "ruʻi" 所取代（然而今日 ruʻi 只用於聖經中，pō 這個字根今日又重新變成了日常用語的單詞）；而 "mare"（字面之意為「咳嗽」）則已不可逆地為 "hota" 所取代。
其他範例如下：
一些舊式的單詞依舊用於背風群島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