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题目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原本叫《诗》，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遂也称之谓《诗经》，而正式使用《诗经》一名，应该起于南宋初年。由于春秋战国的分裂割据，诗经版本众多，秦始皇焚书后已经很难找到诗经，汉武帝开始大力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幸存的诗经，“《诗》始萌牙。”其中最为著名也是流传至今的，是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王刘德、毛苌版本《诗经》，因此该版本又称为《毛诗》。目前安徽大学藏战国早期楚国版本的诗经是最早的诗经原始版本。《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書》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
古人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共計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献诗说”三種说法： 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齐、鲁、韩三家，分别出自鲁人申培、齐人辕固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经（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
三家诗认为《诗经》中涉及情爱的诗不雅，常加以各种附会解释，将其解为歌颂或讽刺政治之作；毛诗则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据史书《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经》的篇章。然而，学者王先谦在整理对比四家诗说时，发现毛诗的牵强附会现象也非常严重。且毛诗对诗经篇目进行了修改，如将邶鄘卫风分为邶风、鄘风和卫风，然而这三个地区是殷商畿内，殷亡后设立三监，实为同一地区。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
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释。《毛诗序》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样具有穿凿附会的痕迹，因而在后世儒家研究《诗经》的著作中被反复推翻、论证。
现存的鲁诗、齐诗和韩诗由王先谦集合前人从文献中挑出的三家诗说的残片，着重参考陈乔枞编集的鲁齐韩三家诗，编成《诗三家义集疏》。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豳风”、“陈风”和“曹风”，共160篇，又被称为“十五国风”。《国风》被普遍视为《诗经》中的文学精华部分，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并称为“风骚”。从风格上讲，《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讲，《国风》大多数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个别贵族外，大多是民间歌手。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统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也可以专指宗庙祭祀用诗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來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余培林先生《詩經正詁》：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体喻形体（象树一样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红），光泽喻光泽（如玉润），声音喻声音（似鸟叫），气味喻气味（同尿臊），动作喻动作（如兔快），感觉喻感觉（似狼残），景况喻景况（时尚如潮水）。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觉喻感觉；
兴，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注：鹿鸣之什的《南陔》、《白华》、《华黍》及南有嘉鱼之什的《由庚》、《崇丘》、《由仪》今佚，仅餘篇名。本部分另有其他分法：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注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注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注疏是《》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并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注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本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于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于搜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胡适強調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例如：“黄鸟-{于}-飞”之句，“-{于}-”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儿飞”。胡适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诗是描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李敖認為《诗经》中《蹇裳》一文中最后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的意思，「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为“你这小子神气個什么鳥啊！”
王得臣《麈史》稱：“《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
部份古琴曲以《詩經》篇章為題材創作，例如：〈鶴鳴九皋〉、〈大雅〉、〈關雎〉。
今文學派緯書認為，《詩經》中蘊含著天道，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便可從中窺見歷史運行的規律。 其中歷史的節點表現在「四始」「五際」： 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政。
以上皆為歷史、政治發生重要變革的時機。這幾首詩則暗示了發生的事件。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许多载有诗经文字的竹简、木牍、帛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诗经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
以下為歷代善本及研究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