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余光中（），中華民國詩人、作家，福建永春縣洋上村人，生於南京，曾於香港與台灣多所大學任教。在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中曾發表頗具爭議的文章，例如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狼來了》。
祖父余東有，為閩南永春縣當地的大地主，鼓勵安排父親余超英到南洋發展。並曾在馬來亞檳榔嶼、麻六甲、吉隆坡等地舉辦漢文學校，以閩南語教學，返華後，任永春縣教育局長。在1933年閩變時為左派名人，故得中華共和國十九路軍司令蔣光鼐任命為安溪縣縣長，当余超英赴任安溪縣長時，十九路軍正遭中國國民黨中央軍的猛攻，所以当時的報紙對其雖有報導，但卻十分簡略，由於隨即被國民黨攻破，所以可以推測余超英擔任安溪縣長的時間只有十多天，1948年余超英任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設計科科長，但1949年之後，余超英沒有跟隨國民黨到台灣，反而由廈門逃到英屬香港，1950年才在國民黨的號召之下東渡台灣。余超英對家鄉永春有著深厚的感情，曾創辦台北永春同鄉會，并連任四屆理事長，1992年去世，葬在新店碧潭永春公墓。余光中稱其父親雖然長壽，卻苦於風濕、失明、行動不便，到97歲才與世長辭。
母親孫秀君為江蘇常州武進人，師範學校畢業，到永春縣任教，結識了當時的教育局長余超英，隨即與這位直屬上司相戀，並成為其續絃夫人，據余光中回憶，其父只會閩南語，普通話不太流利，「普通話還說不清，更不懂從江蘇派來的師範畢業生，也就是母親，那一口江南腔的常州話」，但言語不通的兩人，還是順利結婚，余光中稱自己「戀母仇父」：「抗戰初期，母親帶我出入於淪陷區，備歷驚險，母子同命，片刻不離。所以母子之間的親切，遠勝於父子之間，亦即佛洛伊德所謂的『戀母仇父情結』。」孫秀君五十三歲即過世，此後，余超英不再娶妻，由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操持家務。
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是余光中的表妹，江蘇常州人。余光中以「江南人」自命，很少提到閩南，他說：「常州是我的『母鄉』，也是我的『妻鄉』；母鄉加妻鄉，那份鄉情也不下於『父鄉』了。」余光中說，「常州就是我的故鄉。」
余超英曾與先前的妻子育有一个男孩，即余光中的異母兄-{余}-光亞。-{余}-光亞十八歲時病逝。
1928年，戊辰龍年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出生於中華民國南京，自稱「茱萸的孩子」。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流亡汪精衛政權地區。次年隨母親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後經由船隻經過香港抵達安南，又經過昆明、貴陽，抵達重慶與父親相聚。
1940年，余光中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曾一度徙至重慶。
1938年至1945年，余光中在重慶悅來街道度過七年青少年求學時期，即余光中《鄉愁》描述的故鄉。
1947年畢業於南京青年會中學（已遷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學和金陵大學。余光中表示金陵大學是透過關係入學的，他自承：「金陵大學裡我們有一個親戚在職員部工作，父母曾向其拜託。」因而錄取。但他說，北京大學是他憑實力考取的，雖數學欠佳，只考了十幾分，但國文與英文都遙領他人。因北方動盪，選擇金陵大學外文系。1949年，轉入廈門大學外文系，7月隨父母遷居香港。
1950年5月，移居臺灣，父親勸他轉學國立臺灣大學，余光中卻稱臺大師資差而拒絕，後還是順從父親，報考也順利錄取。資格審查時，因余光中取得的廈門大學肄業証書，日期是「1949年」，而非民國紀元。當時臺大法學院長薩孟武不允許這種使用中共式的西元紀元「偽證件」入學，還叫余光中收起，「不要招搖」。但是文學院長沈剛伯卻說「這是非常時期，不妨通融」。終於得使余光中插班外文系三年級。畢業後，考選為預官，進入聯勤陸海空軍編譯人員訓練班，任國防部少尉編譯官。兩年後，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4年，與覃子豪、鍾鼎文、夏菁、鄧禹平創立藍星詩社。
1956年，與表妹范我存結婚。范我存為常州人，生於江寧。
1958年，母親亡故，10月赴美國進修，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回國任教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講師，參加現代詩論戰。
1961年，長詩《天狼星》刊於《現代文學》引發與莫洛夫的論戰，發表《再見，虛無！》作品風格漸漸回歸中國古典之傳統。與林以亮等人合譯《美國詩選》在香港出版，與國語派作家展開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
1963年9月，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繆思》出版。次年，第一本評論集《掌上雨》，第五本詩集《蓮的聯想》出版。舉辦紀念莎士比亞誕生四百週年現代詩朗誦會於耕莘文教院，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至美國講學一年。
1965年，任西密西根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次年回台，任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兼課，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1968年7月，出版散文集《望鄉的牧神》。
1969年11月，出版詩集《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等，主編《現代文學》月刊，應美國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任科羅拉多州教育廳外國課程顧問和寺鐘學院客座教授。
1971年，英譯《滿田的鐵絲網》和德譯《蓮的聯想》分別在台灣和西德出版，回國任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1972年，獲澳洲政府文化獎金，訪問澳洲，11月應世界中文報業協會邀請，至香港演說，任政治大學西洋語文系主任。
1974年，出版詩集《白玉苦瓜》、散文集《聽聽那冷雨》，主持復興文藝營。
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度過十一年，出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期間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形容香港中大「是寫詩的理想地方」，在中大寫了《沙田山居》、《吐露港上》等。其時，余氏居於教職員宿舍第六苑（即今國際生堂二座）2樓B室。
1977年，於聯合報副刊提出《狼來了》一文。
1985年，移居高雄市河堤社區，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1986年，為高雄市木棉花文藝季寫詩《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出版詩集《紫荊賦》，其後陸續出版《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憑一張地圖》，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1990年1月，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6月出版詩集《夢與地理》。
199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龔氏訪問學人，翌年出任聯合書院的傑出訪問學人。他為首屆（1999-2000年度）及第二屆（2002至2003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主辦的「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決審評判。
1994年2月，出版評論集《從徐霞客到梵谷》。
2006年，余光中公開批評中華民國教育部長杜正勝的「刪減文言文」政策。
2010年，於聯合報副刊發表《某夫人畫像》推崇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招致文壇各種諷刺，譏為「御用文人」。
2012年，對《經濟學人》以“bumbler（做事毫無頭緒，因能力不足，而時常犯錯）”形容總統馬英九，余光中稱此為「大巧若拙」，與馬英九會面時解釋「拙表示踏實負責任，不輕舉妄動，中國人講的拙是一個很好的字」。數日後，馬英九在臉書發文謝謝余光中老師，「用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帶給華人文學永恆的典範。
2015年4月9日，受香港城市大學之邀請，在「城大傑出講座」以「從古典文學到現代詩」為題演說。
2015年獲總統馬英九頒贈二等景星勳章。
2017年8月，余光中反對蔡英文政府刪減高中國文課程中的文言文。他表示「要推廣閩南語，更要念文言文」，從小父親就教他以閩南語念文言文。余光中說，相較國語或京片子，有8音的閩南語、9音的客家話，不管文字或聲調，更貼近文言文，用閩南語（泉州話、漳州話）、潮州話朗誦，反而更貼近文言文的原味，想推廣閩南語，更應鼓勵孩子念古詩詞及文言文，彰顯閩南語的典雅與優美。
2017年11月27日，余光中病危，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急診，因急性腦中風、心肺惡化轉神經內科加護病房，家屬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12月14日，上午10時04分，因肺炎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逝世，享壽九十歲。
2017年12月29日，在高雄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告別式。式後遺體火化，安葬在高雄內門區龍巖生命園區。
2018年3月，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質詢，作家李敖、莫洛夫相繼去世，文化部部長鄭麗君都即刻表示會呈請蔡英文總統頒發褒揚令，何以余光中未獲褒揚。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表示「尊重文化部」，並反諷余光中：「李敖至少沒有幫助國家打壓鄉土文學」。對此鄭麗君強調歷來未啟動褒揚令都不會特別說明，希望外界不要過度解讀。
在現代詩論戰中，因唐文標批評台灣的現代詩風格，其中也包括余光中的作品。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余光中發表了《詩人何罪》，批評唐文標以人民為標準、其思想左傾，並和中共的文革作連結。之後《現代文學》不再刊登唐文標的文章；唐文標在1984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序言中引述沈登恩說法，認為當年余光中曾威脅《現代文學》編輯發行者白先勇及姚一葦兩教授不准《現代文學》再發表任何唐文標的文章。
1977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期，在聯合副刊發表《狼來了》一文，指有人在台灣公然提倡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藝」，雖然未指名道姓，但當時正值戒嚴時期，此文被認為是給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王拓等人「扣帽子」。
《狼來了》一文提及「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來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問題不在於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1989年，陳芳明發表文章，記錄余光中曾寄一封長信給他，將陳映真文章中的段落摘取出來，對照英文原文，考證陳映真引述新馬克思主義作品之處。陳映真在2000年於《聯合文學》雜誌，再次提到此事。陳映真認為，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曾將此信匯整寄給王昇，密告陳映真思想傾共。王昇收到此信後，曾向鄭學稼查證相關內容，鄭學稼在私人場合向陳映真透露過相關歷史。余光中自辯，自己從未告密、誣賴，只是與友人書信中提及陳之事，他並稱那篇中英對照考據陳映真引述馬克思的文章是「一位雙方都認識的友人寫的」，而余光中並未提出友人究竟是何人，因為要「保護那位朋友」。
2004年9月11日，余光中在羊城晚報上曾辯解《狼來了》一文只出於愛國心，絕不想扣陳映真帽子，余光中自認《狼來了》一文也未「點名批評」台灣文壇相關人士，否認曾寄密告信給王昇，也否認受到中國國民黨指使。文中表示「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余光中稱，他受到與他交好的齊邦媛、張曉風、陳芳明、南京的評論名家陳遼等批評，自認：「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
徐復觀與余光中曾爭論〈登鸛雀樓〉一詩中的地形問題。徐復觀稱，余光中因此將他告上警總，王昇下令，強制將徐復觀的書從書局下架。
1975年，蔣中正過世，由其愛子蔣經國繼任國民黨黨魁，胡蘭成上書蔣經國，主張進行政治改革。同年，胡蘭成出版《山河歲月》，余光中在《書評與書目》雜誌發表《山河歲月話漁樵》評論此書，攻擊胡蘭成曾在汪精衛政權服務的歷史。隨後趙滋蕃、胡秋原與徐復觀等人跟進批評。警備總部查禁了《山河歲月》，胡蘭成喪失在文化大學的教職，隔年回日本。余光中最初曾推崇過胡蘭成的文章，而後卻因為胡蘭成推動改革的立場，而加諸迫害。
余光中在2004年應邀到北京參加百花文藝出版社《余光中集》出版新聞發布會時，對於所屬的地緣，曾自評：「要論寫作的地區，在台灣時期創作最多，……所以我當然是台灣詩人。不過詩之於文化傳統，正如旗之於風。我的詩之旗雖然在台灣飄起，但使它飄揚不斷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長風。風若不勁，旗怎能飄，我當然也是最廣義、最高義的中國詩人。 」1970年代以降，中華民國政府經歷被逐出聯合國、與美斷交，國際地位日漸低落。余光中新感受反映在1974年出版的詩集《白玉苦瓜》。同年，民歌歌手楊弦將余光中《鄉愁四韻》譜曲，於胡德夫個人演唱會發表。這種對故土思念的情懷，融合西方的新式音樂元素，大獲好評。翌年，楊弦續譜《江湖上》、《民歌手》等詩，在「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發表，余光中登台朗誦詩作。對余光中來說，是現代詩突破羈咎的新方法；在楊弦看來，則是中國傳統民謠另一條出路。兩個不同的領域，同樣在摸索有別舊往的發展方式，文學界與音樂界，在楊弦和余光中的合作下，開啟此後的民歌運動。
楊弦與余光中的「以詩入歌」，是民歌運動初期慣用的模式。學院派的音樂創作者，認為-{余}-楊等人提出的「中國現代民歌」，定義與作法不夠精緻嚴謹，既不「中國」也非「民歌」；而非學院派，如陶曉清，則認為過於高格調的範圍限定，無法將有別傳統的民歌概念通俗化，更會扼殺新式創作的發展。雙方多次交鋒，對各自論述所謂民歌的「正當性」，每每展開論戰。與同是197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一樣，余光中皆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余光中創作文類包括詩歌、散文、論述等。 以詩歌創作為主，復以散文及評論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