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是指在中国大陆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人为纠正文革错误、改变当时国内混乱局面、使国内局势趋于稳定而进行的一系列平反和社会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场变革发生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涉及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科教文化等方方面面，为改革开放奠基。邓小平于1977年9月首次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他也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核心人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78年间，华国锋等人奉行“两个凡是”原则，持续了毛泽东时代的路线。1978年5月起，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动了一场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12月13日邓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反对“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次讲话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取代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强调“四个现代化”。
拨乱反正时期起，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大量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后的数年内全国平反的案件达三百多万件，并特别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80年代初，邓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大于1982年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和思想。而在科教领域，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之后主导了对文革期间受迫害并被批斗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平反，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其中，中共中央特别为姚桐斌、赵九章两位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為國捐軀的“烈士”。
但另一方面，拨乱反正也存在局限性和诸多争议，例如“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八二宪法》，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部分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未获平反，并且文革中许多屠杀事件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并未受到法律审判或量刑过轻。此外，天安门城楼上依然保留毛泽东像、天安门广场上兴建毛主席纪念堂也受到争议。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并将文革的大部分责任推给四人帮和林彪。而自拨乱反正时期起，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就一直存在巨大争议。
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歸於正道。此成語出自《春秋》的《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意思則是：孔子寫《春秋》，是為了扭轉亂世，使社會政治回歸於正道，因此來看，沒有什麼比《春秋》更合情理了。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首次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强调：“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在1980年10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对拨乱反正作了定义性阐述：即“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胡耀邦曾评价拨乱反正时期是：“拨乱反正，扭转乾坤”。
1966-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治，造成了体制性重创和空前的社会浩劫，国家主席刘少奇被非法罢免、迫害致死，数千万人受到迫害，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到两千万不等。
1974-7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情恶化，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了“1975年整顿”，扭转了文革期间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的部分混乱局面，但部分举措遭到了“四人帮”的反对和批判。1975年11月，毛泽东担心文革之后被翻案，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了邓的拒绝，随后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推动下，全国开启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春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终结了文化大革命。10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其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提出“两个凡是”來延續毛澤東時代的路線。
1976年10月，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但此后他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提出“两个凡是”來延續毛澤東時代的路線，并且：1977年7月，在叶剑英、陈云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获得平反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上第三次复出政坛。同年9月，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实事求是”。1978年5月起，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动了一场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次讲话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变更的一个拐点。此后，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取代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78年前后，邓小平等人逐渐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此后还强调“四个现代化”。 1980-81年间，华国锋先后辞去了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成员等10名被告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判决， 其中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1981年3月3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作了相关报告，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发生的特别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有共谋的犯罪行为，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他们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长达十年之久，案情特别重大，牵涉面很广，因而审判这起案件的任务十分繁重。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份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邓小平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并提出“集体领导”的模式。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提出要系统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者响应。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的决定。
根据198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的文章《撥亂反正立豐碑》，1978年后的数年内，共平反全國達三百多萬件案件。平反的案件不仅限于文革时期，也包括一些其它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譬如“反右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右派均被平反，但依然有百余人未获平反。 此外，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对一些重大政治案件的平反，为诸多文革时期受到迫害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其中包括：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道：“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持重新修订了宪法，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并在正文内纳入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等内容，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职位，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与宪政主义背道而驰。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8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人在“两个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部宪法《七八宪法》，该版本虽然删除了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五四宪法》部分公民权利条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文革用语，并且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宪政内容。这部宪法的正文保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条款，仍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依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文革色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1）宪法应当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2）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要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4）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经历2年多的修订，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思想和观点。《八二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其部分内容包括： 1966-19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科研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内，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
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国范围内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因受迫害身亡。
1978年起，邓小平主导了对学术界、思想界的拨乱反正，中共中央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此后邓还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并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中国的高考停止，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上千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统称“知识青年”或“知青”）开展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社会和教育界造成了混乱。1977年，第三次复出政治舞台的邓小平决定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重建了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拐点，改变了众多人的命运。在此期间，中国文坛还诞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相关文学流派。
1978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批驳了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的说法。拨乱反正期间，“实施义务教育”的口号被提出；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推动下，1982年“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写入新编宪法《八二宪法》，恢复了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
此后，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11月，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成立了“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1985年，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提议下，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定每年“9月10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师节。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国大陆开始正式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此外，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还曾向邓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个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议，该提议获得了邓小平的认可并很快得到落实，全国的教授从那时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额外补贴。
有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等人主导的拨乱反正也存在着局限性和争议，例如“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了《八二宪法》，拒绝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外，1976-77年，华国锋等人主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兴建了毛主席纪念堂，此举备受争议。而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天安门城楼上依然保留毛泽东像亦备受争议。
还有学者认为，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也体现出其个人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对毛泽东、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等等的反思和评价上，尤其是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依然突出毛泽东思想、坚持认为毛“功大于过”（七三开），而将文革的大部分责任推给四人帮和林彪。在世界范围内，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曾发起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以争取民主和自由，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北京对邓小平进行了专访，期间邓小平在回应关于是否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时，说道：“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而对于同样有争议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邓小平对法拉奇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在提出“思想解放”的同时，于1980年也提出了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而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又提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的观点。而“反右运动”中的被批斗者依然有百余人未获平反。此后，198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又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两次运动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人的干预下才逐渐结束。
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继文革之后再次发生的左倾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而拨乱反正中的“思想解放”也是有限的思想解放。此外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也未能进行深度反思，随后中共中央只组织清理了三种人，甚至下达了“不准反思、不要讨论”的禁令；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还有学者认为，虽然邓小平等人进行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犯了很多错、有亏欠人民，但他们的许多行为和言论还是在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
文革期间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而这些事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教训，防止其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巴金等人也在1980年代中共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中受到批判。
1996年，广东汕头地方政府曾启动兴建地方的文革博物馆，即汕头文革博物馆，该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地方文革博物馆，于2005年对外开放，但在2016年被查封、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