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战争
中印边境战争（， "Bhārat-Chīn Yuddh"）是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之间的一场边境战争。在中国也被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与印度的边界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这场战争在西段和东段同时进行，又以东段由藏南地区（印度称为“东北边境特区”）为主战场。由于战场处于高海拔地区，環境惡劣，雙方都有后勤補給困难的問題。中國在取得胜利目標後即撤回。最终，中国占领了中印西线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印度则重新佔領絕大部分中印东线爭議的藏南地區（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兩國皆宣布勝利。同時这场战争对兩國的國内局势与国际地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阻碍着中印关系的深入发展，并且对中苏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拉達克王國原本向西藏進貢。1834年，錫克帝國派左拉瓦爾·辛格征服拉达克。1846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赢得第一次英国锡克战争，建立了查漠-克什米尔土邦，占领拉达克地区。1865年印度测量局官员绘制了一条“约翰逊线”，将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近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英属印度，使阿克赛钦变成英印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但英国政府并未知会当时的清政府。据荣赫鹏爵士描述，1880年代末的赛图拉镇无人定居，只有一座可能是由克什米尔人废弃的城堡。1892年，清政府派官员李源钢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界碑。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引发驻藏清军哗变。西藏噶廈政府驅逐清朝驻藏大臣和所有驻藏清军，宣佈獨立。1913至1914年間，英属印度與西藏噶廈及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西姆拉進行了三方會談。然而袁世凯政府因無法接受談判協定，於1914年7月退出談判。同日，西藏政府與英國驻印度殖民政府簽訂了西姆拉條約，划定“麦克马洪线”，将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但历届中华民国政府都拒绝承认条约的合法性。
1947年印度獨立后，印度主張有权继承原來的英屬印度领土。同时认为经由英印当局和西藏当局认可的麦克马洪线已成为法定边界，无论中国承认與否。印度政府内较激進的观点認為麦克马洪线的原意是中印边界位于喜玛拉雅山山脉最高脊。凡是既定的麦克马洪线在喜玛拉雅山脉最高脊以南处，原意上的麦克马洪线应被视为通过实际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喜玛拉雅山脉最高脊处。
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政府率领印度发动第一次印巴战争，并和邻近的尼泊尔、不丹以及锡金缔结军事保护条约，全力争取英国撤离南亚次大陆带来的权力真空，扩大印度在南亚的战略优势。由于西藏对于印度的战略价值极高，印度政府亦主张继承殖民时期的政策，在西藏建立缓冲地带，并通过派遣军队间接控制西藏，以巩固喜马拉雅山防线的安全。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军事行动和谈判，入驻西藏。印度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之际，派兵占领了西藏噶廈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
1959年藏区骚乱后，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独立。5月16日，北京官方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1959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见苏联等11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指出：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1959年12月底的一次报告中谈道，他认为尼赫鲁有三个目的：第一，削弱中国的政治影响，第二，打击国内印共的势力；第三，为了获取美援。
196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会谈，提出谈判解决边境问题，未得印度方面的接受。1960年后，中蘇开始交惡，而中美关系因朝鲜战争的原因也处于僵局。而印度與正在进行冷战的蘇聯和美国关系都不错。
1962年8月古巴飛彈危機爆發，造成美蘇關係緊張，無暇干預中印衝突。10月28日蘇聯同意從古巴撤除飛彈，危機結束，中印边境战争第一階段於同日結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线边境始于1950年，当时隶属于南疆军区。解放军进驻南疆之后，于1950年派遣西北军区第2军的第4师、第5师以及第3军的第13师（归属第2军指挥）接管中印边界，其中第5师的第15团一个加强连进入争议区域，以赛图拉为指挥基地建立了黑黑孜江干、三十里营房、康西瓦据点，第4师的十一团1个连也进驻了争议区域的麻扎达拉。1951年，在解放军控制神仙湾、天文点据点，并开始在阿克赛钦、甜水海、空喀山口一带巡逻，收编了原来驻守边境的国民党边防部队（3个大队），第4师骑兵侦察连则进一步接管了中国主张线上的红其拉甫山口。1952年3月，第2军教导团边卡营奉命接替所有驻守部队驻守边境，边卡营则建立了以以蒲犁、赛图拉为中心的据点。1955年，中国继续增兵西线，组建南疆军区公安边防第四十九团；1961年改组为步兵第2团；1962年1月11日分组为步兵第2、3团，第2团负责新疆段边境，第2团负责塔什库尔干防区。
西藏西段争议边境也是由新疆军区接管。1950年7月新疆军区第2军独立骑兵师派遣第1团第1连（135人）率先进入阿里地区进行群众宣传工作，和阿里噶本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尔后于5月派遣先遣支队（1个加强连和师侦察队约400人）进驻西藏阿里地区，6月解放军正式接管阿里地区。1951年阿里地区部队统编为阿里骑兵支队，并向定哈里普山口、达马山口、科甲、新张等边境哨卡派驻5-10人的小分队，控制了中印边界西段，接着在1952-1956年间建立了普兰、强拉山口、乌热、什布奇、扎西岗、新张、地拉、 那卡、斯潘古尔据点。1956年开始，新疆军区调动军民3000多人（后续有增加）建设新藏公路，1958年公路完工后中国一侧的后勤条件大为改善。
随着1958年纵贯阿克塞钦的新藏公路完工，西线争议地区中国一侧的交通后勤环境大大改善，中国军队逐渐增多并取得军事优势，这也引起印度军方的警惕。印度方面也相应加强了交通后勤，修建了斯利那加通往拉达克的公路以及通往列城的骡马道，但楚舒勒等偏远地区仍然只能通过空运维持。1959年藏区叛乱后，8月26日中国军队占领朗久，9月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则解释中国此举是为了防止西藏叛乱分子外逃。10月，解放军在西线印度建立的温泉哨所一带与印度军队发生摩擦。自此解放军已经接管全部中印边境，印度方面命令陆军接替武警执行边境防务，并开始制定与中国对峙的计划。印度军队最初都部署在除典角外的中国主张线以西。印军研判解放军将在正面部署一个团，计划在穆尔古-错格斯察鲁（Tsogstsalu）--楚舒勒-典角一线建立防御以巩固列城，部署有两个查谟与克什米尔国民军（J & K Millitia）加强营和第114步兵旅（因为后勤不能全部部署到前线），并且和解放军据点保持较大距离。1960年印度方面认为解放军在边界几乎增加两倍以上兵力（解放军战史没有提及），因此增派第8廓尔喀步枪兵团第1营至温泉到楚舒勒一线中段，然而这些部队都难以获得有效的后勤支援。
印度主要官员都研判此时中国必然优先在西藏内部维持稳定，因此不会对印度方面做出反应，出于宣示主权目的制定了，旨在占领中印军队之间的空白地带，在尽可能接近前线的地方逐步建立据点以压制、反击中国军队。在西、中段边境，印度陆军总部在1961年12月5日下达命令明确要求印度军队在西线中国控制区域建立据点，计划从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北岸、楚舒勒、巴里加斯四个方向建立前进据点。作为回应，中国方面则利用后勤优势建立更多哨所，双方哨所都处于互相射程内，中国在加勒万河谷河谷实际上包围了印度哨所。1962年7月，中国军队切断了印度加勒万河谷哨所的陆路补给线，并在塞利穷哨所、斗拉特别奥里地区域和印度军队交火，战争此时已经一触即发。前线陆军推测解放军在斗拉特别奥里地、温泉、楚舒勒分别部署团级作战单位，向陆军参谋本部申请支援，然而参谋本部还是坚持前进政策，并不相信中国会开战。同时，印度当时外汇捉襟见肘，因此不愿意扩大运输机规模以支持前线的后勤补给，前线增兵的计划也不具备后勤可行性。
东线的中国军队多数在1959年西藏叛乱之后进驻。1959年4月4日，解放军以4个团2个营兵力进攻西藏噶厦政权控制下的山南地区，至21日扫平山南大部，噶厦军向中印边境麦克马洪线和不丹边境方向退却，4月23日解放军追至中不边境的勒（今勒门巴族乡），此后陆续接管拉康、龙东、三安曲林、加玉等中不边境据点，控制绕让、楮许等中印未定界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隘口，切断了噶厦政权溃逃的道路，但仍有8000人左右逃入印度境内。至此中国全面接管了东段中不边境和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印边境。
1959年8月朗久事件后，中国驱逐了印度在朗久建立的据点，印度陆军开始接管东段边境。虽然此时印度在东段建立了东北边境特区，但实际尚未部署印度军队，边境归属警察部队管理。9月1日，面对中国军队全面接管东线的印藏边界，印度陆军在西隆召回军事会议，决定加强对麦克马洪线己方一侧的控制，在边境的每一处哨所部署一个排的兵力作为军事存在的象征，但实际军事行动时这些哨所兵力应该退回争议区域内达旺------—Lohitpur—一线设置的纵深防御线。后续印度军队军事演习检验发现现有军力不足以支持其计划，但受制于局势，印度军力紧张，已经部署的大部分兵力被用于支持前哨，后续又有一个旅派往那加兰邦镇压叛乱，这一战略构想始终难以贯彻。
新德里方面无视兵源匮乏的窘境，也要求东段边境的印度军队执行前进政策。1961年12月5日，印度东部军区也接收到执行前进政策的命令。由于印度在此地占据后勤优势，新德里对于东段部署信心满满，在命令中要求前线部队竭尽所能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争议区域全线“前进”并建立有效控制。新德里的命令出乎东段印军指挥机构的意料，他们认为中央应该给予更多资源以执行这一计划，因此立即向上级请求增援，但前线请求很大程度上为决策机构忽视。1961年，印军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了43个据点。
1959年以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到了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一百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尼赫鲁甚至宣称要将中国人从边境地区赶出去。这也使得中国不得不放弃“忍让”，准备军事对抗，理由是“自卫反击”。1962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警告印度尼赫鲁政府，立即从边境撤军，否则中方将使用武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负责西段，西藏军区负责东段。中国在东段的参战总兵力为3万余人，包括：
印军参与作战的主要是陆军第四师，属于“王牌部队”。印军步兵师编制原则上是三四三编制，即师下辖3个旅，旅下辖3个营，营下辖4个连，连下辖3个排，排下辖3个班。印军在东段和西段的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约22000人。步兵主要装备李-恩菲尔德步枪、斯登衝鋒槍、布伦轻机枪。
东段，印军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一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炮兵第四旅的两个步兵营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第七旅的4个营部署在东段克节朗地区。
在西段，印军第15军19师所属第114旅（旅长为赖纳Raina准将）的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有1300余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旅部及一个营位于列城。楚舒勒村（Chushul），位于中印边界以西开阔的通达河河谷平原内，海拔4337米，是印军在西线推进“前进政策”的核心基地。印军114旅前线指挥部、以及该旅的廓尔喀第8联队第1营营部和库马盎联队第13营营部均部署在此。楚舒勒村东南方8公里的通达河河谷平原修建有丁如泽野战机场。机场跑道以东不到2公里处，即为中印国境线。一条宽达2公里、长约6公里的平坦宽阔山谷——莫尔多通道（又称斯潘古尔湖/曼冬错山口），将斯潘古尔湖（曼冬错）西岸中方驻守的班公洛阵地与丁如泽机场连接起来。各营从北到南：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解放我们的领土”的命令。次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标题为《尼赫鲁向中国宣战》的赞许性社论。1962年10月14日，西藏军区在错那县麻麻成立新的“西藏军区前進指揮部”，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前指司令员。与此同时，新疆边防部队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副司令员何家产为首的中印边境西段的作战指挥部。战争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进行，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历时1个月，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自10月20日至28日，第二阶段自11月16日至11月21日。
10月20日凌晨7点半两枚信号弹升空，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发动攻击。在东段，藏字419部队在第11师第32团（欠第一营，配属31团第一营）在11师副师长王晓一和11师政治部副主任魏光中率领下参战。第一阶段的克节朗地区作战，在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陆军第7旅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阵亡832人，被俘第4师（“红鹰师”，二战时曾编入英国第8集团军参加由蒙哥马利领导的对抗由隆美尔领导的德军精锐）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1065人。藏字419部队伤亡388人。中国西藏的边防軍向前推进，占领了藏南和达旺地区（10月25日）。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軍驅除了37处据点的印軍。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提议双方从战前边境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表示無法接受，宣布印北地區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東線的藏南及達旺地區大力增援士兵。
11月3日，美国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装备的紧急军事援助抵达印度。肯尼迪给尼赫鲁的亲笔信说到：美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并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11月4日，美国运输机降落在加尔各答机场，美国陆军准将福尔曼亲自打开舱门，里面是美国的重型武器。
10月20日以后，中国军队用22天的时间，开凿了一条从错那到达旺前线的战备公路。
11月14日是尼赫鲁生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侧的瓦弄發動反攻。 西藏边防部队根据印军前重后轻、侧后兵力配备较弱的布势特点，决定以一部兵力攻击印军，打其头部，以一部兵力从两翼夹击，击其腹部；以另一部兵力实施大迂回，断其退路。即“击头，破腹，截尾”战法。作战目标是吃掉西山口和德让宗地区之敌，相机攻战邦迪拉；并把主要突击方向选在敌人左侧后。第11师的2个团5000余人担任深远迂回断敌退路的“截尾”作战，张国华中将要求第11师要“设想仗打大一点、硬一点、恶一点、歼灭敌人多一点”（即“四点”）。
11月16日开始，中国西藏边防軍东、西段對印军施以反击，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解放军迂回部队第11师的2个团于11月16日下午16时30分经过六天四夜艰苦敌后行军抵达丛林地带东日则，师长命令前卫33团准备继续南进攻占邦迪拉山形成对内对外阻击正面。该师于11月17日晚23时05分歼灭登班印度守军1个营，抢占拉洪桥，切断了德让宗至邦迪拉的公路，提前55分钟完成了七天五夜长途奔袭敌侧后250公里断敌退路的任务。第32团留一个营作预备队，两个营紧随第33团插上公路后，立即向德让宗方向发起进攻，不让敌人向邦迪拉靠拢。前卫33团闯过拉洪桥后，23时10分沿公路冲上邦迪拉山腰，山顶敌人不断向山下打炮，师长指示该团迅速向邦迪拉山上发起进攻。并占领邦迪拉。11月18日清晨，33团3营在运动中向防守邦迪拉山主峰阵地左翼的印军锡克轻步兵第一营发起进攻后，经过3个半小时的战斗，攻占了该营阵地。主峰阵地右翼守敌不战而逃，迪拉山主峰遂为33团完全控制，很快夺取邦迪拉古镇，并向南追击扩大战果，途中击溃大批印军增援部队。11月19日8时许，33团追击印军至都康帕尼时，发现公路顺着坦加帕尼河谷向东拐弯，由此向南有一条通往比里山口的小路，团长命令二营沿此小路直奔比里山口，取捷径切断公路，抗击米萨马里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并配合33团主力堵歼沿公路南逃印军。二营夜战查库，歼印度第67旅第8廓尔喀联队第6营约221人，击毁坦克1辆，缴获1辆坦克，缴获汽车76辆，枪炮子弹36000余发，创造了一个夜间战斗的典型战例。33团3营在追歼敌人至登嘎威利山谷时，突然迂到奉考尔总司令官之命前来增援的印军王牌部队67旅另一部，猛打猛冲消灭印军300多人。33团2营一直追击至距中印传统边界线伏特山仅20公里，创造自卫反击战最远纪录。
11月18日晨，西山口一线印军发觉后路被切断，开始全线後撤。18日8时30分，西藏边防部队发起总攻，西山口-邦迪拉战役正式開始。藏字419部队担任沿中国-不丹国界的右路迂回穿插作战任务。破晓时分，印度守军一个旅全部溃逃。419部队沿公路直扑德让宗。德让宗的印军第65旅在战斗打响后，竟撤出阵地，掉头向方向撤退。19日，解放军奪取邦迪拉镇。至11月21日，中国西藏边防軍佔領了印军的16处据点，并且一直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
在东段中部，西藏山南边防部队以一个营的兵力，在11月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同时，林芝部队以三个营的兵力，在11月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先后攻克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
在西段，印军越界占据斯潘古尔湖以西班公洛附近的第16、第5、6、7、8、9等据点，成为楚舒勒、丁如泽机场和通东堤公路东侧的山岭前沿屏障。在班公洛到楚舒勒的跨境的莫尔多通道北、南两侧高地上，北山（印方称Gurung山）印军设据点两个（“阿印5号、16号”），南山（印方称Magar山）设据点4个（“阿印6、7、8、9号”）。其中北山5号和南山6号分别设在山脚下，形成扼守莫尔多通道的北、南两犄角，两点间的平地上有大面积反坦克反步兵混合雷场、铁丝网封锁了通道。6、5、16号据点由廓尔喀第8联队第1营防守，7、8、9号据点由库马盎联队第13营防守。通道北侧的16号据点，南侧（热钦山口西北）的8、9号据点均设于山顶突出部海拔5000米以上，可通视班公湖南岸与斯潘古尔湖纵深达20多公里。此外，楚舒勒地区的印军还集结有1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随时可增援前线守点作战。印军在莫尔多通道两侧的山凹处有第13野战炮兵团第38连的英制25磅野战榴弹炮（口径87.63毫米）阵地4处。10月底，印度陆军第20枪骑兵联队B中队的一个坦克连（6辆法制AMX-13轻型坦克）从昌迪加尔空军基地用安-12运输机分两批空运到丁如泽机场，紧急部署到莫尔多通道设防，作为“决战兵器”。1962年11月14日中央军委电示新疆军区与康前指：
11月18日9时15分（当地日出时刻），第四师副师长王洪杰、第11团团长高焕昌靠前指挥，第四师第十一团第三营营指分南、北两个指挥部，南指在第七连侧后，北指在第九连侧后，协同指挥两个方拔除热钦山（“阿印8、9号”）战斗： 攻击阿印8、9号据点战斗历时1小时40分钟，全歼速决，共歼印军第114旅库马盎联队第13营第3连141人，其中击毙少校连长夏坦·辛格以下136人，俘虏5人。印方资料称该连兵力一共123人，死109人，5人重伤被俘，9人逃回，缴获全部武器弹药装备。中方参战部队第十师第十一团第三营、第十团第九连98人受伤，21人死亡。印方战史称这次战斗为“热赞山口之战”。夏坦少校被追授国家最高荣誉勋章（PVC，迄今为止只有21名印度军人获得），因其“率部抗击5000中国军人的进攻，击毙其中1300人”的“辉煌战绩”，被印度国内认为“中印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宝莱坞以其为原型，在1964年摄制了战争电影《Haqeeqat》。
“阿印16号”为印军第114旅廓尔喀第8联队第1营第3连的两个排约50余人据守，主要武器有81迫击炮、51迫击炮各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冲锋枪30余支。阿前指（阿里支队副支队长张昌奎、政治处主任贺登云）把主攻方向选在阿印16号北部国境线山脊，采取炮火掩护、工兵强行扫清雷场开辟通路、正面强攻。阿支守卡分队第四连3个班，第五连2个班，8号卡2个班、9号卡1个班，共8个班组成突击连，配属连用重机枪1挺、57无坐力炮1门、1个喷火排（副排长芦荣湖）喷火器8具、第十团工兵连第一排（排长王其芳，副排长周世仁，18人）为第一梯队，由阿里支队第四连连长曹福荣指挥。骑兵第三团第一连为第二梯队，视情况投入战斗或执行警戒和抢救伤员等任务。11月18日凌晨，拔除“阿印16号”战斗开始： 拔除“阿印16号”战斗历时2小时40分钟，毙印军29人，缴获81迫击炮、51迫击炮各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35支及弹药物资一部。解放军46人死亡，35人受伤，消耗各种弹药2万余发。这是中印战场上唯一一次解放军阵亡人数高于印军的战斗。11月18日下午，解放军炮兵群逐次轰击印军的丁如泽机场设施及莫尔多隘口两侧越境设立的阿印5、6、7号据点，机场的印空军地勤车辆和各类器材物资均被击毁，坦克连也被迫从莫尔多通道开阔谷底撤往楚舒勒村。总参谋部于11月19日电示：“你们已顺利地歼灭了8、9、16号据点之敌，甚慰，同意你们乘胜拔除5、6、7号印军据点。”19日，中印继续炮战。20日凌晨，印军发布了从这几个阵地撤出兵力、收缩防线的命令。20日下午，5号（廓3连余部）、6号（廓1连）、7号（库2连）据点的印军放弃了阵地，在己方炮火掩护下，退至通达河西南方印控区山麓设防。 至此，班公洛西岸地区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西线作战部队于11月26日下山归建。第二阶段作战历时3天，全部肃清斯潘古尔湖以西地区印军入侵据点，攻歼据点3个，扫除收复3个，共击毙印军165人，俘虏5人，缴获各种火炮11门、各种枪支109支（挺），弹药6万余发，汽车2辆，以及其它作战、生活物资等。拔点部队伤131人，亡67人。日土县自组织了全体医务工作者和机关所有女职工参加伤员后送看护工作。
经过两个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击毙第62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毙、伤、俘达尔维旅长以下官兵8700余人。由於印度軍隊在東線藏南、西線新疆失敗，印度朝野提議要求美國介入。
11月19日，肯尼迪决定派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印，同时派遣C-130中型运输机，帮助印度抢运增援部队与物资。11月21日凌晨三点，尼赫鲁向肯尼迪求援。尼赫鲁两次致信肯尼迪，吁请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讯设备；并请求美国提供两个中队的B-47长程轰炸机，以对中国境内基地和机场进行轰炸。肯尼迪下令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紧急驶往孟加拉湾。
1962年11月21日总参谋部电示：“现在敌人内部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撤，包括传统习惯线外的提斯浦尔、卓哈特、特祖，还有西线的丁如泽、楚舒勒都有跑的准备。”11月21日，中國邊防軍在到达主张的界线后停止前进。11月21日，中国政府为促成10月24日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实现，发表声明，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并立即付诸行动，“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从11月22日起单方面停火。并在一个月后主动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北20公里之外，与印军脱离接触。此後兩國即以麥克馬洪線為实际控制线，但双方爭議並未就此平息。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自11月22日北京时间零时起中国军队单方面全线停火；开始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北20公里之外，脱离双方军事接触；“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另外还单方面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
中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可能有给养困难、美苏的压力等多方面原因。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本身是為了嚇阻印度，並以戰爭手段并维护西段边境稳定，同時穩住中國對西藏的控制。青藏高原地型不利中國軍隊後勤補給，當時中國军隊的后勤补给来自四川和青海，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到西藏，然后靠人力畜力搬運物資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藏南地區。而藏南地区入冬后大雪封山，后勤線的保障非常脆弱。中国政府當時實施大跃进的激进經濟政策，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國无力維持长期戰爭。并且当时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并不巩固，在战前的前几年刚发过骚乱，长久战争西藏极大可能会再次发生大规模骚乱。更重要的是，由于尼赫鲁一直在国际上宣称中国侵占了印度北部地区，中方通过此举告诉全世界中国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
国际上，避免交战两国战争扩大化和全面战争的开启。印度受到美英蘇等強權不同程度的支持，因此中国需要控制战争规模，且須防止其他国家等拥有介入战争的理由，例如美國當時曾警告若中國再不停火則會派遣軍隊支援印度。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3个旅，生擒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主要收获自西山口之战），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伤亡2400余人，其中700多人死亡。此次战争没有中国军人被印度俘虏。
在西线，印度军队被驱逐出中国主张领土。在东线，中国将军队主动撤离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继续实际控制藏南地区。
1962年10月23日晚，印度通知中国方面：“印度已经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关于在中国人手中的军事和非军事俘虏的情况”，“印度没有（中国的）俘虏”，“早日运送御寒的衣服、毛毯和药品”给印俘。中国红十字会分五批将所有印俘名单、通信处和健康状况通知印度政府和印度红十字会，并协助印俘同家人建立通讯联系，传递印方送给他们的包裹。1962年12月初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印度红十字会并联系印度驻华使馆，中国将于1962年12月5日、12日、13日分别于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分批释放608名伤病印俘，要求印度红十字会按时到指定地点进行交接。1963年4月、5月间，中国红十字会受托分批将所有印俘遣送完毕。中国红十字会受政府委托安排准将旅长达尔维为首的27名印度军官战俘到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无锡、北京参观，全程不拍照、不报道、不派记者采访，最后于1963年5月4日在云南昆明遣返回印度。
战后，根据印俘提供的信息，在打陇宗普冬村附近掩埋的印军尸体中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的尸体，并发现了随身的贴有照片的身份证、2个准将衔级臂章、2个领章、帽徽。解放军把准将尸体用毛毯裹好埋葬在坦加帕尼河普冬桥北约20米处，墓前竖立了写有死者姓名和职位的标志。中国红十字会电复印度红十字会，说明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在清扫战场时，发现印军步兵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的尸体和掩埋的经过，并驳斥印度报业托拉斯12月14日所说辛格准将是在向中国边防部队投降时被枪杀的消息完全是无耻的造谣和诬蔑，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制造仇恨，煽动反华。 解放军总参谋部于1962年11月30日，向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在中印边境设立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方案，在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控线中国一侧20公里范围内派驻28个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每个民警检查站的人数可配备一个排到一个连，在部队撤出20公里地区后，即正式设立。实际根据具体情况设立了26个，即东段16个、中段3个、西段7个。
1962年12月10日，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民警检查站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民警检查站的具体任务。各民政检查站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的派出侦察巡逻小分队，对山口、要道、居民点等进行巡逻、观察和做群众工作。
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
1963年3月14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将且坎、河尾滩、5909（原“天14号”）改为20公里以外的民政检查站。工作人员着民警服、佩带武器不受民政检查站的限制。1963年9月，总参谋部还批准了各民政检查站的警戒范围。
1963年5月26日前在昆明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释放和遣返印度战俘。
1970年2月24日，各民政检查站划归西藏、新疆军区的独立团。1974年4月各民政检查站改编为军区各独立团的边防步兵连。
1979年2月，鄧小平接見印度外長時指出：“中印兩國應該求同存異，世界問題可以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一攬子解決。”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之南建立“阿魯納恰爾邦”。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在2006年11月13日晚上播出的接受印度CNN-IBN电视台专访节目中指出：“中国的立场是，你们所说的阿魯納恰爾邦全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全部拥有主权，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但印度外交部也公開反擊「阿邦屬於印度的事實不容置疑」。2007年5月26日，印度公務員代表團原定訪問中國進行考察，但其中一名印度官員來自阿魯納恰爾邦，北京當局認為一旦發給該員簽證，無異於承認阿魯納恰爾邦屬於印度。在北京的反對聲音下，新德里當局取消代表團訪問的計划。
王琪是中印边境战争的老兵，1963年元旦在边境迷路闯入印度境内，向印度红十字会救护车求救，被印度方面以“非法进入印度领土，威胁印度国家安全”的名义逮捕，关押达七年，直至1969年法院下令释放。此后一直不断向印度政府部门申请回国，印度方面大多不予理会。2012年，王琪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寻求身份证明的帮助，要求申请中国护照。2013年5月当大使馆为王琪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但印度依旧没有提供出境许可。直到在2017年2月11日才回到故乡。
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2年11月24日在一篇对外讲话中介绍说：“从亚非范围、西欧范围（美、澳也是西方国家范围）来说，有三十三个国家是支持中国或者同情中国或者守中立的，公开支持印度的有五十个国家。三十三对五十，包含西方世界。所以并不孤立！”美蘇兩大強權在当时意外地同時支持印度，並向印度提供武器、物資援助及國際輿論的支援，並一同譴責中國入侵印度的戰爭行為，指出中國事先發起戰爭攻擊印度。 1962年11月2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胡志明在11月24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最近为了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和正在实施的措施是最合理的。越南人民以及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期待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努力以恢复两国边界的和平。”
1962年11月23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中印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对中印两国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朝鲜政府希望印度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
由于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也存在边界争议，巴基斯坦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曾向印度建议，印、巴两国采取共同防御措施，应对“北方”的敌人（即中国），被印度拒绝。1962年10月13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展开边境谈判，并进展迅速，于当年12月即达成协议。因此，巴基斯坦总统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是印度的行为导致了冲突。
埃及、伊拉克、锡兰、尼泊尔、蒙古、阿富汗、柬埔寨等国虽然表态不支持任何一方，但在进行调和时会偏袒印度。例如：
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周恩来于10月8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指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中国前方战士有影响。”10月13日奉调回国的驻苏联大使刘晓辞行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卖米格飞机给印度一事解释称：“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印度的影响增加了”，“我们卖给印度几架飞机是不会使中印力量对比就变得有利于印度了”，并称“我们不认为，现在我们两国应当组成一个共同反对印度的战线。这会使它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而这恰合印度反动派的心意”。在次日为刘晓举行的饯别午宴上，赫鲁晓夫还对刘晓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一致立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同中国站在一起。过去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布过这一点，如果你们意愿的话，我们明天还可以重申这一声明。”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仅仅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声明”，因为“不能把印度推到美国那一边去”。
1962年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并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但是中方对赫鲁晓夫并不信任，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也并未做出任何反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1962年11月7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指责苏方在中印边境争议中的态度是“表面中立，实质上是支持印度”。他指出，苏联在1960年5月到1962年5月间，供给印度飞机94架（其中安12１２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还给印度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
随着中苏分歧重新加剧，赫鲁晓夫在和印度驻苏联大使的第二次会面中，毫不讳言对中国的批评态度，而向印度提供军援显然有教训中国的意思在里面。到1962年底，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中苏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公开谴责中国。铁托声称，“中印两国的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中国却企图用武力修改与印度的边界，这是对印度的侵略”。
一些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及大多数非洲国家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认为印度是中国侵略的受害者。
根据中国官方军事史，由于中国始终控制住阿克赛钦地区，因此她在这场战争中实现了主要目标——巩固西部的边境。战后印度放弃了“前进政策”，而两国的国界稳定在了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上。
60年代中国刚刚平息西藏骚乱，西藏当时局势敏感且脆弱，中国国内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加上国际上存在美苏的介入的可能性，中国实际并不具备长期作战的条件，故中国在取得战争初步胜利以及达成“维护地区稳定”的意图后单方面停火和撤军，以避免冲突升级和失控以及西藏骚乱再次发生，中国的主要战争目标就是稳住西藏边境局势，守住新疆阿克赛钦地区，打断印度向北扩张，意图在西藏建立缓冲国的计划，战后中国达成了全部的战略意图，同时保持对印度的威慑，让印度北部多年以来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军费负担。
美国海军中尉指挥官开尔文称虽然中国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国际形象。然而，中国在1964年10月的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加上其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似乎证实了美国对中共的国际目标的揣测，这其中包括了获得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根据对中国军事出版物的研究，虽然打败仗令印度人相互指责，热烈争论，最后才投入军事现代化，但中国的军事分析家反而以陈述事实的态度评价中印战争，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远不及印度人那么大。
西方記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寫道，「當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單方面無條件撤軍，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戰爭史上還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勝利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單方面無條件撤軍，實際上也就是讓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
战败的结果令印军展开全面改革，以面对将来的类似的战争。印度总理尼赫鲁被视为未能预见中国的攻击而因此面临压力。印度民间的爱国情绪高涨；印度百姓为战死士兵立起了很多做纪念碑。印度在这场战争中吸收的最重要的教训可能是她必须强大自身的防御能力，以及必须调整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摒弃尼赫鲁宣称的“兄弟关系”这种概念。由于印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尼赫鲁为了他对中国实施基于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而饱受政府官僚的批评。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称尼赫鲁政府天真幼稚并疏于备战，而尼赫鲁也相应的承认了错误。。印度时报前编辑和印度快报评论者Inder Malhotra称印度政治家在罢免克里什那·梅农上投入的精力远比打仗多。梅农任人唯亲令印军战力下降，而全国士气也随着下滑。。按着美方的建议（提出者本人是約翰·加爾布雷斯——在美国大多数人都被卷入古巴导弹危机之际，他是针对中印战争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印度并没有按照其最优选项出动印度空军击退中国的攻势。中情局事后透露中国人并没有航空燃油，也没有足够长的跑道来出动他们在西藏的空军力量。总而言之，印度人养成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重疑心。很多印度人将战争视为中国对印度在缔结长远中印和平这方面上的努力的背叛，并开始质疑“Hindi-Chini bhai-bhai“（中印兄弟情）这一说法。这场战争粉碎了尼赫鲁先前对中印结盟制衡冷战两超级大国的期望。
印军应战的仓猝被怪罪到印度国防部长克里什那·梅农的头上。他引咎辞职以空出职位让能够带领印军现代化的人上任。印度的自给自足，以本土原材料和工业生产武器的政策获得了巩固。巴基斯坦察觉印军战斗力下降，遂开始加剧挑衅印度，实施直布罗陀行动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进行渗透，最终在1965年引发了第二次印巴战争和第三次印巴战争。巴方在1965年的攻势被印度挫败，双方在国际调停下停火。印度在1971年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并使孟加拉国独立（前东巴基斯坦）。
战争之后，印度政府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发表了对战争起因和战败原因的绝密报告。印度官兵在高海拔作战中糟糕的表现促使印军在战术，训练，组织和装备方面展开全面改革。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称中印战争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大为减小了，而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也受到打击。数十年来，印度政府一直企图将调查报告保密，但其一部分已经被马克斯韦尔曝光了，而其中则暴露了印军始终未被弥补上的弱点。美国海军分析师开尔文称印度在中印战争中获益良多。战争团结了印度人民，印度保留了32000平方英里的争议地带：東北邊境特區。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并没有倒向任何国际阵营，反而因为他积极向多方求援，表现出了愿意接受任何一方军事援助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印度洞悉了自身军队的致命弱点，他在接下来两年内扩军超过两倍，并投入巨大力量改善军队的训练和补给能力，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陆军。印度虽然积极进行军事改革，改善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备战能力，但由于本土军工业发展迟缓而无法制造具竞争力的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例如性能不及T-90的阿琼主战坦克，因此不得不斥资购入外国军备，使印军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