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
安内莉斯·瑪麗·「安妮」·法蘭克 （；德语音標：；），生於德国的荷兰犹太人的日記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納粹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歲。隨著《安妮日記》的發行，當中記錄了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間，安妮·法蘭克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佔領荷蘭的生活，此書於她去世後出版，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犹太人的著名見證，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書之一，此書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
安妮·法蘭克生於德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其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生活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或附近地區，當纳粹主义控制了德國時，年僅四歲半的她隨家人一起搬到了那裡。原為德國國民的她，於1941年失去其公民身份，因而無國籍。1940年5月，安妮·法蘭克一家由於德國佔領荷蘭的關係而被困於阿姆斯特丹。1942年7月，隨著受迫害的犹太人口增加，安妮·法蘭克一家躲藏於安妮·法蘭克的父親奧托·弗蘭克工作的大樓書櫃後方的一些隱蔽的房間之中。從那時起，直到1944年8月盖世太保把安妮·法蘭克一家逮捕，安妮·法蘭克以作為其13歲生日禮物的日記本作記事，並定期記事在其中。隨著眾人被捕後，安妮·法蘭克一家被送往納粹集中營。1944年10月／11月，安妮·法蘭克和她的姐姐從奥斯威辛集中营轉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們倆在幾個月後在那裡過世(可能是因斑疹傷寒過世)。最初由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估計安妮·法蘭克姊妹於1945年3月過世，而荷蘭當局把她們的正式死亡日期定為當年的3月31日，然而安妮·弗兰克之家於2015年的研究表明，她們更有可能在2月過世。
安妮·法蘭克一家的唯一倖存者—奧托·法蘭克，他於戰爭結束後返回阿姆斯特丹，發現其女兒的日記被他的秘書梅普·吉斯保存下來，他努力讓它得以在1947年出版。它從原始的荷蘭語版本翻譯而成為英語版本的《安妮日記》，於1952年首次出版，此後該日記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於多國推出，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
1999年，《時代雜誌》把她列入「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響力100人」；一颗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為「小行星5535」；2004年她在《最伟大的荷兰人》的票選當中排名第八位，次於排名第七的偉大荷蘭民族英雄兼海軍名將—米希尔·德·鲁伊特。
安妮·法蘭克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的，其父母是奧托·弗蘭克（1889-1980）與（）。安妮的家庭成員還包括其年長三歲的姊姊（1926-1945），而安妮是家中的幼女。安妮出生時名為安内莉斯·瑪麗（或），但其親友都以暱稱「安妮（）」來稱呼她，有時其父也會來稱呼她為「小安妮（）」。
法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分支 — 猶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他們生活於一個猶太人與各種宗教的非猶太人群居的同化社區中，而安妮的父親奧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德國政府，並因此曾獲授勳。他熱衷於追求學術知識，並擁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而安妮的母親埃迪特是個比其父母更虔誠的猶太教教徒，安妮的父母都鼓勵小孩多閱讀。在安妮出生的時候，這個家庭住在法蘭克福307號的一所房子裡，他們在那裡租了兩層樓。1931年，他們全家搬到岡霍費爾街（Ganghoferstraße）24號被稱為“多恩布施時尚自由區”的詩人區（Dichterviertel）。兩所房子也存在至今。 1933年3月13日，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當阿道夫·希特拉領導的納粹黨於1933年3月德國國會選舉勝出後，反猶太主義此後迅速興起，法蘭克一家開始擔心如繼續留在德國恐怕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威脅。同年接近年尾時，埃迪特帶著孩子們走避到居於亞琛的外婆的家中暫居，而奧托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但當他收到在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業務的邀請後，他決定搬到了那裡組織業務，並為家人安排新住所。奧托的公司名為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煉出來的果膠。他並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找到了一套公寓。1934年2月，埃迪特帶著孩子來到阿姆斯特丹跟他團聚。法蘭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期間離開德國的30萬名猶太人之一。
遷到阿姆斯特丹後，法蘭克夫婦也重新為兩個女孩安排了學校—姐姐瑪戈入讀了一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蒙特梭利教育學校。姊妹倆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戈精於算術，而安妮則於閱讀和寫作的能力比較優異。安妮的朋友憶述，從童年的開始，安妮經常寫作，雖然她經常會用手蓋著內容，並拒絕討論其寫作內容，然而這些作業後來並沒有保留下來。同時，瑪戈和安妮在個性上也有著鮮明的差別，瑪戈舉止彬彬有禮、保守和勤奮好學，而安妮則敢言、有活力和外向。
1938年，奧托開設第二間公司，名為Pectacon，是草藥、醃漬鹽、混合香料，用於生產香腸的香料批發商。由德國奥斯纳布吕克舉家搬來的受聘為公司的香料顧問，他原是一名猶太人屠夫，與他的家人逃出奥斯纳布吕克，奧托跟他合夥成立了Pectacon公司。1939年，埃迪特的母親，瑪戈和安妮的外婆來到與法蘭克一家生活，並跟他們一家同住直至1942年1月去世。
1940年5月，德軍入侵並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納粹政府開始通過實施嚴格限制性和歧視性法律來迫害猶太人，荷蘭的新統治者阿圖爾·賽斯-英夸特也在荷蘭執行反猶法律，隨後政府便實行了強制登記和種族隔離。奧托試圖安排全家移民到美國—他認為唯一可行的目的地—然而，法蘭克的簽證申請從未得到處理，原因包括美國駐鹿特丹領事館的關閉，以及那裡的所有文書工作都丟失了，包括簽證的申請。即使簽證申請獲處理，當時的美國政府也擔心仍然在德國的近親有可能因被勒索而成為納粹間諜。
1941年4月，奧托·法蘭克採取了行動防止Pectacon作為猶太人企業被政府沒收，他將股份轉移給，並辭去董事職務。該公司被清盤，所有資產轉移到領導的公司。同年12月，奧托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來拯救母公司。業務在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下繼續經營，奧托賺取最低收入以讓公司得以生存，但足以讓他們一家生活。1941年夏天，儘管法蘭克姊妹在學校裡表現優秀且得到很多朋友，但基於猶太兒童只可到猶太學校上學的新規定下，她們不得不轉到猶太學校就讀。安妮在此期間開始寫日記。她們倆在猶太學校認識到，並結為好友。同年7月22日，安妮探出住家陽台的身影被偶然記錄在鄰居結婚時拍攝的影片中，這段約5秒的畫面也是安妮唯一已知的影音紀錄。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前幾天曾向父親展示過的在商店櫥窗中的記事本作為生日禮物。那是一本四邊是紅白格子布封面的記事本，封面前附有一個小鎖。奧托希望女兒以它作為日記使用，她興奮得幾乎立即開始寫作。開始時，她在日記中記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雖然她於早期日記中所記錄的是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還討論了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事情的變化，其中有些變化是表面上難以察覺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記錄中，她列出了許多對荷蘭猶太人在生活上的限制，以及記錄了年初她對外祖母離世的悲傷。
1942年7月，納粹黨不斷迫害猶太人家庭，法蘭克夫婦計劃於1942年7月16日跟孩子們一起躲藏起來，但安妮的姐姐於7月5日收到了一份由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他們一家被迫將躲藏計劃推前十天。在躲藏之前不久，安妮把一本書、一套茶具、一罐寶石和他們家的一隻貓交給她的鄰居兼朋友陶子·庫柏斯（Toosje Kupers）保管。正如美聯社報導：「我擔心我的寶石，因為我害怕他們可能落入壞人之手」庫柏斯說這是安妮告訴她的。「你能幫我保管一段時間嗎？」
1942年7月6日星期一的早上，法蘭克一家搬到藏身處暫避，他們離家前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亂，以營造他們突然離開的景象。奧托還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但由於他們的行蹤需要保密，迫使他們留下安妮飼養的貓莫爾切（Moortje）留下。由於猶太人不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於是他們從家門走了幾公里，每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別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法蘭克一家的藏身處是位於的奧佩克塔公司辦公室上方的一個平台進入的三層樓高的空間，主建築在西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無異。那三層樓高的空間是大樓秘密增建的部分，可以從地面進入。那個被稱為「後宅」的地方，大門被一個書櫃作掩飾，以避開耳目並讓別人不容易發現。
梅普·吉斯、、、是為數不多得知這裡有人隱藏的員工。梅普的丈夫、貝普的父親都是在他們躲藏期間協助他們的人。他們６人是隱居生活的眾人與外界的唯一聯繫，經常通報他們有關戰爭新聞和政治事態發展。他們同時與范·佩爾斯一家及牙醫一起匿藏，後來那裡一起匿藏的多達８人。 安妮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演員，因為她很愛看電影，但荷蘭猶太人從1941年8月1日以後是被禁止進入電影院的。
1942年11月，范·佩爾斯一家的朋友，牙醫也加入躲藏進來。安妮寫下很高興跟新朋友交談。但被迫生活在後宅這麼狹小局限的居住環境中，很快便引起衝突。在跟牙醫共用房間後，安妮發現對他的加入無法忍受；她又跟起衝突，因她認為對方愚蠢；她又指與牙醫為人自私，特別在食物消耗方面。
助手們照顧他們的所需，確保了他們的安全，並為他們提供了食物。隨著時間的推進，這項任務變得日益艱難。安妮寫下了助手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如何努力奉獻並鼓舞眾人的士氣。所有人也知道，一旦被抓住，他們可能會因為庇護猶太人而面臨死刑的下場。
一段時間後，在第一次打發害羞和尷尬的彼得·范·佩爾斯後，安妮認定與他有一種很投契的親密關係，過了一段日子後，二人墜入了愛河。她從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對彼得的迷戀開始減弱，她疑惑著自己對彼得的感覺是否真實，或只是由於他們一同被困著才產生感覺。
安妮與後宅中每個幫忙的人形成一個緊密的聯繫，奧托後來回憶說，她預料到他們每天的探訪會帶來不耐煩的熱情。他認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那年輕的打字員...她們倆經常站在角落裡竊竊私語”。
在安妮的作品中，她檢視著自己與家人的關係，與他們在性格上強烈的差異。她認為跟她情緒最相近的是她的父親，奧托後來表示：「我跟安妮的關係較瑪戈的好，因為瑪戈很多時都黏著她的媽媽。原因可能是瑪戈很少表達自己的感受，而且她沒有像安妮那般受到情緒波動的影響，因此不需要那麼多的支持。」安妮兩姊妹在匿藏之前已建立了更親厚的關係，雖然安妮有時會向瑪戈表示妒忌，尤其是當有家庭成員指安妮缺乏瑪戈那般溫柔和寧靜性格的時候。隨著安妮漸趨成熟，姊妹倆變得彼此信任。安妮於1944年1月12日的日記寫道：「瑪戈比以前好多了...這幾天她幾乎沒有那麼惡毒，並且正在成為真正的朋友了。她不再認為我是個不算數的小寶寶。」
在早期日記中可以看出安妮對父母感情的差異，安妮經常於日記中寫道跟母親的關係難於維繫，以及她對她的矛盾心理。1942年11月7日，她描述了自己對母親的「蔑視」與她無法「面對她的淡漠、她的諷刺與硬心腸」。得出結論前，她表示「對於我來說，她不是我的母親。」後來，她修改自己的日記，她為自己的惡劣態度而感到羞愧，寫道：「安妮，你提及的人真的是你討厭的嗎？噢，安妮，你怎能夠這樣？」她開始明白到他們之間的分歧是源於她對母親的誤解，這是她的錯，並看到自己為母親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她意識到這一點，安妮開始對其母親有一定程度的容忍與尊重。 安妮姊妹二人都希望儘快重返校園，並於躲藏期間繼續學習。瑪戈以朋友之名義修讀速記的函授課程，並獲得高分。安妮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閱讀和學習上，以及經常撰寫和編輯她的日記，她除了敘述事件的發生，她還寫了她的感受、信念和抱負，還有那些不能跟任何人討論的事。隨著安妮的年紀日漸趨向成熟，她的寫作信心也逐漸增強，其寫作的主題更抽象，例如是對上帝的信仰，以及她是如何對人性作出定義等。
安妮立志成為一位新聞工作者，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記中寫道： 她一直定期地寫作，截至日期為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黨衛隊保安處領導的親衛隊黨衛隊上級小隊領袖從告密者得到線報，帝國保安部黨衛隊的帶領下，最少三名秩序警察攻進「後宅」，後宅中所有匿藏的人，包括法蘭克一家、范·佩爾斯一家、普費弗都被貨車送到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總部通宵問話。
翌日，他們被轉移到拘留所，那是一個人滿為患且極度擠擁的監獄。8月7日，他們被轉移到荷蘭的威斯特伯克中转营，當時那裡主要來自是荷蘭和德國的猶太人。由於法蘭克眾人因匿藏被捕，他們被視為罪犯，被送往懲罰性軍營進行艱苦的勞役。
與在荷蘭阿默斯福特被捕並監禁於囚禁刑事政權犯人的營地 — 。克萊曼於７個星期後獲釋，但庫格勒被關押在不同的做苦工直至戰爭結束。而安妮姊妹最後被轉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至於告密者的身分至今不詳。
梅普·吉斯和貝普·福斯庫爾到警察的質疑和威脅，但沒有被帶走及拘留。她們二人隨後返回「後宅」，並發現了安妮的日記頁被散落一地，於是她們將它拾回，連同一些家庭相簿一同保存，吉斯打算於戰後把它們歸還到安妮手上。1944年8月7日，吉斯試圖向提供金錢以促成釋放眾人的協議，但遭到了拒絕。
雖然一直有指眾人遭線人背叛，然而從未發現導致當局突襲「後宅」的消息來源。1944年4月，夜更看守人馬丁·斯萊格斯（Martin Sleegers）還有一個身份不明的警員調查該處的室內盜竊案期間，經過並碰到了書櫃從而發現隱藏秘密後宅的門。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NSB）的成員托尼·阿勒斯（Tonny Ahlers），被懷疑是作為奧托·弗蘭克的傳記作者的線人。另一名嫌疑人是倉庫經理威廉·範·馬倫（Willem van Maaren）。大樓的其他居住者並不信任他，因為他似乎對人們在下班後的時間進入倉庫感到好奇。莉娜·哈托格（Lena Hartog）被安妮·法蘭克的傳記作者懷疑是她就是該線人。其中一些嫌疑人是互相認識的，並且可能在互相協作過。雖然幾乎所有與背叛者有關的人都在戰後被審訊，但是沒有人被明確確定為線人。
2015年，佛萊明語的記者耶龍·迪·布勒因（Jeroen de Bruyn）和福斯克伊爾的幼子約普·范韋克（Joop van Wijk）寫了一本傳記，名為《貝普·福斯庫爾：沉默已經結束—秘密後宅中最年輕的助手傳記》，當中聲稱是貝普妹妹的萊莉（1923-2001）可能背叛了法蘭克一家。根據書中所述，貝普的姐姐迪莉（Dinny）跟當時的未婚夫貝爾特斯·許爾斯曼（Bertus Hulsman）回憶起1944年8月4日的早上，她妹妹內莉（Nelly）打電話給蓋世太保。萊莉一直批評貝普與她們的父親約翰內斯·福斯庫爾（Johannes Voskuijl）幫助猶太人，而其父親就是建造書櫃以遮掩後宅出入口的那個人。萊莉成為了19至23歲的納粹合作者。據記載，接聽電話並進行逮捕的卡爾·西爾貝鮑爾指出，告密者擁有「年輕女子的聲音」。
2016年，安妮·法蘭克之家（Anne Frank Huis）發布了一項新的研究，指出調查並非對背叛的行為，而是針對配給卡詐騙，是個對法蘭克家被捕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解釋。該報告指出，該建築物中的其他活動可能導致當局對那裡作出調查，包括法蘭克公司的活動；然而，它並不排除是背叛的行為。
2022年1月，由包括前FBI探員以及歷史學家組成的團隊，辨識出1950年逝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