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俗稱「客家人」，在西方人類學上簡稱「」（），是漢族的一個分支，也是漢族影響深遠的民系之一，為漢族唯一不以地域命名之漢族民系。
該民系約5000萬人分布在廣東、江西、福建、廣西、四川、海南等19個省區的180多個市縣，此外約600萬人分布在台灣、香港、澳門，約1500萬人分布在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美國、秘魯、毛里求斯等80餘個國家和地區。
客家這一稱謂，源於東晉南北朝時期的「給客制度」及唐宋時期的「客戶」制度。
客戶制度原本並非現今大眾認知的客家人專屬，如於明清時期移入西南地區使用西南官話的漢族移民在當地亦被稱為客家。
客家之稱源於清朝初年，當時廣東四邑地區以地主自居的四邑族群冠予客家，是一個他稱。之初仍無客家之稱，而只有土籍、客籍的區別。客家這個他稱名詞後來由於羅香林的客家學說而廣為人所知，逐漸成為族群名稱，不少人開始欣然受之，自稱客家人。
而清代康熙年《永安縣次志》是最早出現真正意義上客家的文獻，該志由清初嶺南著名學者廣東番禺人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風俗》「琴江好虛禮，頗事文學。散佚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誦讀，勤會文。」而在屈大均《入永安縣記》一文中，另有如下記載「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
關於客家源流的主要看法有：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提出「客家人是漢族裡頭一個系統分明的富有忠義思想和民族意識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侵擾影響，逐漸從中原輾轉遷移到中國的南方。」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認為客家人是南遷的中原人與閩、粵、贛三角的古越人遺民混化，其主體是本地古越人，惟1994年時房學嘉未有遺傳學的佐證。
復旦大學李辉等人在2003年發表針對福建長汀客家人遺傳分析，顯示當地人群父系染色體祖源北方漢族約80.2%、南方畬族約13%、南方侗族約6.8%。而天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郑连斌等人對廣東和江西共1354例客家人男女的體質報告，顯示接近中國北亞類型族群，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漢人。
《晉書·地理志》「永嘉之際，豫州淪於石氏。元帝渡江，於春谷縣僑立襄陽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以當陽縣流人渡江，僑立為縣，並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東晉時期的衣冠南渡，士族僑居的僑郡設立在淮河流域的安徽省、江蘇省。
《南齊書．州郡志》「南兗州，鎮廣陵。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民上有司，為給客制度。」永嘉以後，晉元帝在位時設置了部分僑郡僑縣安置流民。第一次大幅設置僑州郡縣，要到王敦之亂平定以後。設置地點在今江蘇省中部的江淮間，集中於江北廣陵附近。約於此時，原為流民帥的郗鑒，因平定王敦之亂，逐步在廣陵、京口一帶站穩腳根，並常領徐、兗二州刺史。東晉第一波設置僑郡僑縣，就在廣陵、京口一帶，以及江州潯陽。第二波僑置政區的設置，是在蘇峻之亂平定以後，在今安徽省一帶僑置原本的豫州諸郡。第三波是東晉中期以後，晉孝武帝成立僑置雍州。這三波僑置政區的流民來源不同，目的地也不同。而這三個區域，日後成為東晉三個重要的軍事重鎮。僑置政區的設立，部分原因固然是為了讓南下的流民有回歸故土的希望，另一重要理由是收編流民，使其成為國家的武力來源。對東晉政權而言，由於中央武力薄弱，無力徵發當時大量依附於當地豪強之下的人力，因此南下的流民便成為國家首要的徵發對象。太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因此欲整理並著籍，使之為給客制度，作為擴充兵力的來源。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其後便僑置頓邱、濟岷二郡，使那些無法檢實的戶口歸入僑郡，並以此為據以行徵發。僑政區的成立，並不盡然只是為了安置流民之用，而是在無法檢劾流民之籍的情況下，使其落籍，同時讓國家掌握更多的人力資源。
客家民系是在客家先民的遷徙運動中形成，客家人在歷史上曾經歷五次遷徙，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內外播散期，客家人遷徙的原因，有皇權變更、農民起義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等。東晉時期衣冠土族由中原經河南南陽，進入襄樊，沿漢水入長江遷向湖北、安徽、江蘇的江淮地區，朝東則由九江到鄱陽湖，或順贛江進入贛南，其前鋒已抵達今之梅州大埔，並於東晉義熙九年以「流民營」為基礎在大埔設置了義招縣。數百年之後的唐朝自安史之亂國勢由盛而衰，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爆發了由黃巢領導的起義，起義軍弛騁中原，輾轉大江南北十數省，《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九》「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兵火之餘，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其後的五代十國戰亂所及的江淮地區正是東晉設立的僑郡地域，《九國志·安仁義傳》「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剌史...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客家先民的大部分於此時期由江淮地區湧入距離江淮最近相對安寧的江西贛南及周邊的閩西、廣東東北，《九國志·譚全播傳》「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礎。而在後來的靖康之難宋高宗建炎南渡，於臨安稱帝建立南宋，女真人、蒙古人入侵中原，處於黃河流域的百姓為躲避戰亂又一次渡江南遷，隨後由於元兵南下，贛閩粵交界處成為宋元雙方攻守的戰場，早先遷入此地的客家先民為尋求安寧的環境，進入粵東的梅州、惠州一帶，《瀲水志林》「嶺嶠四衝，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買田則立戶，立戶則充役。僑寓流移，襁負擔簦，春來秋去，著之以名籍，惴惴乎？」因這時戶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編入客籍，而客籍人遂稱為客家人。《入永安縣記》「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至於向海外遷徙的開始源於清兵進至福建和廣東時，節義之士，起而號召舉旗反清，失敗後被迫散居各地，有的隨鄭成功到台灣，適逢清政府於康熙年間發起「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於是大量客家人遷至四川。清末時期不少客家人亦下南洋至東南亞各國發展，二十世紀中葉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國向歐美等國乃至世界各地再行遷移。
洛陽讀書音是客家人千年傳承不變的語言，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共同使用的語言，又稱唐音、客方言、客話或客家話。古漢語研究學者認為是從魏晉時流傳下來，經過南北朝的發展，最終在唐朝定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客家人對於自己的語言有著獨特的情感，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是客家人穿越千年在精神上與故鄉、先祖聯繫的文化密碼。漢魏洛陽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譽所長徐金星以「根在河洛，夢回銅駝，慎終追遠，繼往開來。」為主題以全球視野，圍繞洛陽客家祖源地、客家文化根在河洛等進行深入交流，進一步挖掘、傳承、弘揚客家文化。
1994年，中國廣東梅州市举行「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通过多渠道，包括国内外函调、采访、采摘报刊材料等方面汇总统计，客家人在国内外分布人数共6562.429万人，其中在中國大陸6107.8万人，海外454.629万人。
因江西是人口遷徙的主要路線，是渡過長江後的首站，歷史上多次南遷都跟江西有關。客家先民到達江西，到達贛州之後，再進入粵北、閩西等與江西交界地區。
根據清朝末年徐旭曾在其所撰著的《豐湖雜記》提到：「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江西贛州因是客家人南遷最早的集中地，而被稱為「客家搖籃」，而福建長汀縣在漫長的客家人遷徙的歷史上汀州作為第一個府治行政機關而存在，被稱為「客家首府」。所以汀州寧化縣石壁村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石壁」被稱爲「客家祖地」。廣東梅州則因其是客家人最主要聚居區之一而被宣傳爲「世界客都」，廣東河源則被稱爲千年「客家古邑」。由於海外客家華僑祖籍地最多的是原惠州府，所以惠州又被稱為「客家僑都」。惠州、梅州、贛州、汀州又稱為客家四州。
在中国大陆，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福建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的二百多个县市。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东部、中部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大本营。除此之外，也有较少部分客家人分布在陕西省、浙江省等地。
香港歷史上原屬廣東省的寶安縣，是客家人的傳統聚居地之一。17世紀末，客家人就開始向香港遷移，香港仍未開埠前客家人是香港原居民最早之一，該地區因而被人叫做「客家村」。在英國殖民香港以前，香港336個村落中（例如赤柱村），客家人的村落多達128個。2010年時，香港的客家人約有200萬人，當中包括「原居」和「非原居」的客家人。在新界大埔、北區、沙田、西貢、荃灣、屯門、九龍及香港島的村落皆可見客家人的足跡。客家人在港數量並不少，但由於遭標準粵語（即廣府話或稱廣州話）取代的影響，現時客家語在香港已不佔優，不少客家新一代都不會講客家話，或者只懂聽不懂講。（詳見香港語言條目）
澳門的客家人約有10萬人，可分為三個部分來源：一是澳門原居民，居住在路環九澳村和黑沙村，主要是在清朝咸豐年間自廣東鶴山、開平、恩平、高要一帶遷徙到澳門；二是1960至70年代，從東南亞（柬埔寨、緬甸、越南、印尼等地）歸國的華人；三是改革開放以後，由內地遷往澳門的居民。 臺灣客家人口比例較高地區為桃竹苗（俗稱北客）、臺中東勢、雲林崙背、高屏（俗稱南客或六堆）、花東縱谷。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還有部分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國，毛里求斯。孟加拉國客家裔华人分布最多的民族地区是在达卡（參見华裔孟加拉人），此外在美洲也有少量分布，如加拿大第三大城溫哥華有大量來自香港的華人移民，該處華裔民系中，客家人比例亦隨之增長。
人數達150多萬，主要分佈於：
主要分佈於：
以客家話為商業媒介語的海外華人城市，全球不超過30座。
如留尼旺島有部分華裔客家人。
客家人使用的母語「客話」（）俗稱客語、客家話或土广东話，在广东西部和广西地区也叫作「涯話」、「嘛介話」（）或「艾話」。
中華民國過去推動的國語運動打壓包含客家話的台灣本土語言，年輕一輩的臺灣客家裔民眾能聽說客家話的人數大幅降低。
在臺灣省和旁邊的六個直轄市，教育部將之命名為「臺灣客家語」。客家話在客家族群認同上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客家人素有「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祖訓。
1970年代，臺灣省府訂定「台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劃」，規定交通機構包括火車及公民營汽車一律使用國語、人民團體開會均應使用國語；各級官員列席民意代表會議必須使用國語、 嚴加勸導商店及流動小販，不得使用外文商標、招牌；禁止電影院對外播放方言、外語，嚴加勸導街頭宣傳勿用方言；各級運動會嚴禁使用方言報告。
2000年通過的《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規定公車、捷運等交通工具，需播報閩南語、客家語。
香港原屬廣東省寶安縣，是客家人傳統聚居地之一。香港仍未開埠至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前，客家人已在今天的香港立足多年，屬香港原居民之一。在新界631個原住民村落裏（例如荃灣三棟屋），以客家人為主的村落有341個，佔54%。根據2012年的《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客家語被歸類為粵台片梅惠小片。
2010年假如包括客家原居民和非原居的客家人，则香港的客家人約有200萬人。雖然客家人（包括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客家人）在港數量不少，但他們當中現時多數只有中、老年人仍使用客家語，不少香港客家新一代都不會講客家話，或者只懂聽不懂講。這是由於1970年代初，來自中國內地移民帶來了不同的漢語變體（比如廣州話、四邑話、客家話、潮州話、泉漳話、福州話、上海話、山東話等），港英政府遂選擇了粵語作爲香港華人的統一中文口語。根據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客家話為母語的僅有62,340人，佔香港人口的0.9%；報稱通曉客家話的香港人，亦只有259,738人，佔香港人口的4.7%。以上數據都顯示以客家語為母語的香港人口比例正逐年下降。
客家人在中國歷史舞台時常擔當重要角色，從南宋末年，文天祥勤皇抗元「兵勢至梅州而大振，男執干戈，女貫甲裳，舉族赴義」。直到近代亦是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主力「清季花縣洪天王清半壁，建國太平，百戰天亡，亙十七年，則民族革命之初祖也」。以及「以迄民國之成，紅花黃花之烈士、南征北伐之虎將、文昭武烈之輔相」均為客家人。客家人與近代中國革命之關係，從客家人在宋末不惜犧牲生命勤皇抗元，到明末清初不肯事清廷，退隱山林或參與反清復明。到清末太平天國起義、台灣和廣東的抗日運動、中法戰爭的抗敵，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海外客僑的貢獻。羅香林認為是民族意識，認為客家人最初因北方異族侵擾而被迫向南遷徙，故而骨子裡存在著仇恨外族的情緒，民族意識特別強，而這份意識在面對元代的蒙古人，清代的滿州人時皆已出現。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這曾是洪秀全對自己的勸勉。並率眾謁明太祖陵舉行祀典，《祭明太祖陵寢文》「上慰吾皇在天之靈，下解百姓倒懸之急」。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滿清政府為了支付戰爭賠款加緊橫徵暴斂，內部矛盾空前激化，1851年洪秀全發動了金田起義，並建立太平天國政權。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為平均分配土地的具體方案。而《資政新篇》尊重科學技術，提倡興辦企業，主張工商謀利，發展資本主義，鼓勵私人資本，為一套向西方尋求先進技術的完整綱領。1856年太平天國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後因集團內訌所引發的天京事變令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最終於1864年覆亡。「經略蘇浙間，而立統軍，力撐危難，起連營笳鼓撼百城，無枉半生忠烈。」、「馳騁江淮地，弱冠臨陣，勇對刀兵，挾迴轉飚風橫千里，堪當一世英名。」在太平天國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時，雖經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等後期名將的努力，經過天京事變、石達開出走的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稍有起色，但終究缺乏回天之力。太平天國失敗原因有很多，比如滿清政府和西方烈強互相勾結起來，鎮壓太平天國等。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並不能因此否定對近代中國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太平天國阻止了中國殖民化的進程，受到了太平天國的影響和鼓舞，數十年後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而太平天國主張對外開放、發展本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等，客觀上對中國近代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
「客商」指客家商人，客商一詞出現於明清之際，是當時廣東的四大商幫，以廣東省、江西省、福建省三地的客籍商人為主，背後是遍布全球的客家人，這種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幫，以文化為紐帶，崇尚詩禮傳家，守望互助。客商是近現代民主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支持者，是現代儒商文化的踐行者。
明清時期廣東四大商幫為客家商幫、廣府商幫、潮州商幫、海南商幫，因為商業社團組織以及海外網絡的延伸，在近現代社會劇烈變革中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不斷演變壯大。目前客家商幫簡稱客商，已經超越傳統商幫的內涵，演變為全世界客籍實業家的組織，是華商網絡的成員和組織者之一。客商成員在近現代史上有著重要影響，又被稱為儒商。客商在明清時期跨越省內各縣、全國各地到世界多國進行經商貿易，1840年以後，客商足跡遍布全球。近代客商張弼士是客籍商人的傑出代表，張弼士下南洋、辦實業、搞航運、開鐵路，創立「張裕葡萄酒」品牌，樹立了客商的文化精神。在客商中近現代出現了多位代表人物，從羅芳伯、葉亞來到姚德勝，從丘燮亭、謝樞泗到丘元榮，從田家炳、曾憲梓到今天活躍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客籍企業家。張弼士的商業經營策略「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徵貴販賤，操奇致贏。力行則勤，擇人任時，能發能收，亦如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終不足以學斯術。」而近代客商最早有所成就的是羅芳伯，羅芳伯是廣東省梅縣人。1772年羅芳伯與百餘名親戚朋友漂洋過海，來到印尼婆羅洲，成立華僑與當地民眾相結合的軍隊，打敗了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武裝入侵，受當地人和華僑的擁戴。為了更好地發展，羅芳伯組建了蘭芳公司，並設立「蘭芳大總制」。這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工農商政一體的組織，有高度的自治權和經營權，時人稱他為「大唐總長」。客家人在印尼這片荒島上開墾土地，發展種植業，經營茶葉、橡膠等產業，並進行開採礦產，對城市的開發和建設上有重大影響。蘭芳公司不僅在經營上，而且在體制上都有其創造性，延續了108年。
客家文化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在廣徵客家人士意見後，宣布將把具客家獨特性的「天穿日」（農曆正月二十），訂為中華民國「全國客家日」。
客家文化歷史淵遠流長，近年來在時空交織的社會中，逐漸呈現其資產性，引起各界高度重視，亦因觀光休閒或媒體宣傳之故，而能見度與喜好度倍增，有識者乃適時將其與生活文化、生產文化相結合，則為文化產業，允值開發倡導。其若從客家地方再度區分，則包括歷史、鄉土、民俗、文化、自然景觀、地方特產等皆在其中，由於其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故皆樂見其展現文化生機與活力，而社區總體營造，正適時提供可行之途徑，將是客家文化產業活化之道。產業發展唯社區總體營造可以是一套策略構想，不外乎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以傳統文化產業為基點。建立生態、環保與文化並重。結合客家地方文化特色與產業型態，推動傳統產業振興。鼓勵民間積極參與，建立民眾、專家、企業、政府四合一任務團隊。善用民間資源，如此方可藉由社區自主、自發、自治、自力、自願的總體力量，營造出客家文化產業最佳成果。
近年來台灣客家透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策略、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發展組織的配合，透過創意的發揮，將客家文化融入於視覺藝術、數位網路與精緻生活產業中成為一種高附加價值的、跨越族群邊界的、生機蓬勃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台灣客家最著名的桐花祭可說是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代表。客家委員會從2002年起舉辦客家桐花祭，希望透過文化紮根及精緻的文化活動，展現客家風華，同時加強景點的打造及文化藝術的裝置，妝點客家莊。在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莊上，創造了卓越成績。相較於傳統客家的文化認同，當代資訊科技與行銷管理手法，將客家文化從保護與維繫轉變成為一種能夠產生附加價值的文化產業。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後，則出現了更多創新的技巧與特殊的表達形式，當代客家文化確實逐漸轉型為精緻生活文化的重要內涵。
在相關客家文化事務機構大力推廣客家文化產業以及相關商品開發，讓客家文化產業蓬勃發展並具有特色。其中和文化創意相關的活動，包括客家桐花祭、客家音樂MV創作大賽、客語家庭標章LOGO、客家創意商品設計競賽、客語家庭LOGO徵選以及客動義民電腦動畫設計競賽等。目前客家文化相關的設計與創意活動豐富，從這些成功經驗可以發現藉由創意設計突顯客家文化的獨特風格及品味，對於文化傳承、創新並發揚具有顯著的效果。
客家圍屋是漢晉塢堡的活化石，有方形、圓形、八角形和橢圓形等形狀的圍屋共有8000餘座，規模大，造型美，科學實用而有特色。而客家土樓的夯土版築技術，是中国自古以来建城造牆積累下來的結晶。客家人具有兩個基本特徵，其社會特徵是宗族共同體聚居，其建築特徵是圍堡式大屋。前者淵源於漢晉時期宗族共同體聚居制度和塢堡宗族聚居方式，後者淵源於漢晉時朝的塢堡建築。這兩種居住制度，因南遷後的生存、發展需要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住宅和居住方式。
《史記．貨殖列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豫州處於南北交界地帶的特殊位置，進入東晉南北朝後，南北戰爭常在此地展開，東晉劉毅任豫州刺史時就曾上表提到豫州接近北方胡族政權，這地方的人多以打仗為能事「忝任此州，地不為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強獷，民不識義，惟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由於戰亂的影響，許多人南渡到江淮間，流亡的人據險自保「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聚保於山澤險阻形成塢堡，或叫壘壁、堡壁、屯塢、壁塢等等。地理位置的影響，豫州地區的塢堡出現時間很早，永嘉年間就發生匈奴劉聰遣人攻擊塢堡的事件「粲及其徵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豫州地區塢堡分布數量眾多，加上胡族政權也必須出動上萬人的軍隊來對付，可見塢堡的武裝力量也不弱。在江淮間聚保的移民來源，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曾分析晉永嘉亂後民族遷徙的情形，接受移民的地區分為幾個區域，「安徽省及河南之淮以南，湖北省之東部，江西省之北邊。」當時江淮間多被塢堡勢力所佔據，「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又有董瞻、於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百」這些塢主以自己的部曲為基礎，以各種手段組織流人成為士兵。選擇險阻而內有水泉及耕地之處，修築塢堡，平時在塢外農牧，故多築於山頂之平原或山澗處。所以塢堡不僅有軍事的功能，其實也是經濟自給自足的莊園。塢堡的組織有濃厚的家族性和地域性，其首領往往由一家所世襲，自訂法律以維持堡內的秩序。塢堡是基於共同利益而成，善於利用地理的險要來對抗外來入侵者。江淮間的塢堡勢力都沒有大到足以影響南北兩地政局。而這些勢力也並不完全聽命於東晉朝廷，他們在政治上有相當大的獨立性。能夠在兩大政權的夾擊下生存，甚至還能進一步發展成可以影響流移之地的地方勢力，大多是擁有強大宗族勢力的集團。贛州古名虔州，是中國當今保存完好的宋代城池，有宋城博物館之稱，客家文化源遠流長。章江、貢江在龜角尾合二為一成贛江，客家先民南遷溯贛江而至就在龜角尾登陸，贛州的宋代古城牆為中國五大古城牆之一，宋城牆沿江而築，垛牆、炮城、馬面、城門保存依舊。
贛州是客家先民南遷到達的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發祥地和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全市客家人口占95%以上，世稱客家搖籃。 位於章江、貢江匯合成贛江之處，是被譽為千里贛江第一城的歷史文化名城。始建於北宋嘉祐年間的八境台和全中國唯一保存完整的宋代古城牆構成了贛州古城的一道特有的風景線。陳寅恪有一論斷「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贛州恰好得名於宋代，沿用至今已近千年。在宋代由於贛州居於中原通往嶺南之要衝，借長江、鄱陽湖、贛江、章江水利交通之便，成就了商賈如雲，貨物如雨的景況，至今保存了宋代的城牆、樓台、石窟、窯址、碼頭、浮橋、佛塔等眾多古蹟。其中開中國八景文化先河的八境台，以名句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的鬱孤台，中國唯一仍在發揮作用、福澤千年的宋代城市地下排水系統的福壽溝，藏有宋代珍貴文物的慈雲塔，開鑿於唐代、興盛於宋代的通天岩石窟，中國唯一保存完整的宋代磚砌城牆，宋代江西四大窯場之一的七里窯，周敦頤、曾幾、蘇東坡、辛棄疾、岳飛、文天祥、洪邁等宋代名人在贛州吟詠留下的詩詞歌賦皆書寫著贛州這座宋城的獨特魅力。名人雅士曾在此流連，王陽明曾在此講學，辛棄疾的“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吟誦的也正是這裡的景色，王安石等宋代名人都曾駐足贛南，寄情山水，留下了許多墨跡華章。南宋詞人辛棄疾留下千古絕唱《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在這裡寫下了著名的《愛蓮說》，王陽明在這裡潛心研究心學，湯顯祖在這裡創作了《牡丹亭》，風水祖師楊救貧在這裡創立了形勢派風水理論，是宋明理學的奠基地、客家文化的孕育地和傳播地。
在古代由於客家地區存在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的社會傳統，形成學術積澱，普遍存在三代進士、一腹三翰林等現象。當有宗族子弟蟾宮折桂取得功名中進士、舉人者，會於祠堂外圍竪立石旗桿以表彰族中取得功名的子弟。
客家人通過讀書中舉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躋身於統治階級行列，反過來又為國家推行禮樂教化，實現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在定居地創辦塾學，教育子弟，傳播文明，由家族開基祖或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先祖制訂家規、家訓，其中一些家族把家訓以楹聯的形式鐫刻、張貼在居所的門框及廳堂牆上，教育族中子弟奮發。「振綱立紀，成德達材」、「能不為息患挫志，自不為安樂肆志」。這些傳家楹聯，其主要內容包含立業、報國、修養、處世、氣節等方面。楹聯的字裡行間傳達著忠孝仁義禮智信的哲理，為其裔孫確立了為人處世的規範，樹立了自我修養的標桿。客家人的家訓，各個姓氏雖有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之處，教育子孫後代遵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代代沿襲的家訓，成為理想追求和原生動力，體現著人生的價值所在。子孫受家訓熏陶，恢弘先緒，崇文重教，睦鄰相助，振奮家聲。家無綱紀則廢，國無綱紀則亂，客家先祖把「禮義廉恥」奉為圭臬，在家訓中多有體現。而孝悌觀念深入人心，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延伸。「忠信」是客家家訓中又一貫穿始終的顯著特徵，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對「家」「國」懷著深厚的感情，客家先祖把這種「興家報國」的家國情懷用家訓的方式向後人生動詮釋、諄諄教導。「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孝悌是「仁」的根本，具體地說，在家庭裡要做到「孝悌」，正確處理家庭內的人際關係，然後把家庭的人際關係推而廣之，從而正確處理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興家旺業、社會和諧的基礎，客家家訓訓誡後人要注重道德修養，把「孝悌仁愛」視為立身處世之要。
敬字惜紙，是客家人的傳統禮俗，敬字文化與客家人對於惜敬字紙的崇拜，祖先認為文字能傳遞人們的感情，文字也具有靈，文字和紙張發明後，知識足以累積、傳承，此敬字風俗所展現的一個族群文化現象與生存哲學，敬字亭除了當成焚化字紙的場所，實際上也因為民間信仰的多樣性及實用價值而產生許多不同的功能。文字和紙張的發明，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最重要的里程碑。有了文字和紙張後，人類的知識不但得以累積，也更容易傳播，透過知識的傳播，不但讓整個人類文明大幅進步，生產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任意撕裂、塗抹書本，以及丟棄字紙等行為，更是對文字的不敬。
文字的起源，依史籍考證，在上古時代，先以結繩記事為文字的起始，而後發展為圖畫刻於貝殼、龜殼、木片之上。至軒轅黃帝時代，由史官倉頡把已有的文字加以整理，成為有系統的文字，直至周朝才有六書之體，六書為文字的構造原則，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古時文人學子以倉頡造字、蔡倫造紙的艱難，故對文章、字紙都非常的敬重，不敢有絲毫的污穢或侮辱，文字的創造，使歷史得以延續，文化得以傳承，使人類趨向文明，先民敬惜字紙，建造敬字亭，焚燒字紙用以祭祀倉頡，並傳承敬惜字紙文化。焚燒字紙的另一用意是期使字紙能上達天聽，保佑後代子孫能高中科舉，光宗耀祖。故敬字亭又稱聖蹟亭、敬聖亭、惜字亭、字紙亭，為讓家族的子弟受教育讀書識字，科舉考試也就成為重要途徑之一，晴耕雨讀之風於是形成，世代相傳。敬重文明的觀念由此而生，因此客家人對於文人或文明之神特別尊敬，如文昌帝君、韓昌黎、孔夫子、製字先師倉頡等，並養成敬惜字紙的風俗習慣，代表文化遺跡的敬字亭就在此時誕生。客家祖訓有文字的紙張不能隨便丟棄，也不能墊坐在屁股之下，古代人對於文字紙張愛惜的程度，是現代人無法了解的，古代每個讀書人一定會在書桌旁擺一個字紙簍，將不要的字紙丟入字紙簍裝滿之後，再拿去敬字亭焚燒。隨著時光的流逝，將字紙放入敬字亭焚燒，這項傳承已漸漸的被人們所淡忘，今日科技的發達，教育的普及，都是因為有文字紙張的創造發明，故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客家人對知識崇拜之深，從晴耕雨讀，祠堂的棟對、燈對上的文字，街頭巷尾的敬字亭，可見重視教育的程度。
客家人重視血緣關係，每個宗族都建立祠堂廟宇祀奉先祖，祭祀時男丁需全部參加，按世輩和年齡排列，沒有富貴貧賤之分，每個姓氏都把祖宗的事跡和族人的世系加以記錄於族譜留傳。虽历经千年沧桑巨变，客家人依然保留着许多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用黄遵宪的话说“礼俗犹留三代前”，依然恪守着儒家伦理道德。其中，敬祖崇礼、尊师重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核心价值理念已经融入客家人的文化血脉，成为客家文化的精神品质。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客家宗祠为文化空间，包括宗族谱牒以及祭祖仪式活动等在内的客家宗祠文化集中表达了客家人的价值理念。
《禮記·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立廟祭祀最初是貴族身份的象徵，「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庶人祭於寢」。直到北宋實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士大夫提倡恢復宗法，以強調家國一體。打破禮不下庶人的原則，放寬宗族祭祖禮制，允許民間創設祭祀場所。與漢唐墓祠家廟不同，受北宋復興先秦儒學影響，祠堂乃西周宗廟的恢復。後因元明之際皇權專制強化，在利用和打擊宗族之間不斷調整，當皇權足夠強大不需要依賴地方宗族時，祠堂便消失殆盡。明中葉以前就只允許貴族或有品階的官員設立祠堂，民間庶民建祠並不合法。明中葉以後皇權不得不依賴於宗族對地方進行控制，於是才正式允許庶民建祠以祭先祖。祠堂一般有堂號、堂聯和祠規，堂號即名號，目的讓子孫知曉本族來源，追憶祖先功德，勸善懲惡，教育族人。而堂聯亦稱祠聯，主要訓勉後人珍惜家族聲望，向上進取，內容多為儒家倫理。客家人會在祠堂門額上設置門匾，門匾上鐫刻四字橫批，或標明姓氏來源，或彰顯家教理念，「清白傳家」、「潁川流芳」、「相國遺風」。門匾起源於漢魏時期門閥制度的「門第閥閱」，本是士族用來標榜門戶的功狀，東晉時期客家先民由中原遷至江淮，唐末因江淮混戰湧入贛汀地區，兩宋進入兩廣地區，門匾已演變為一種崇尚祖訓、銘記歷史、注重家教、愛惜名節的文化，歷經千百年。匾框選取與自家姓氏相關的成語、典故或體現宗族理念的四字詞語鐫刻其上，有的還配上吉祥圖案，融書法、繪畫於一體。大多數門匾是各姓氏世代傳承下來，為各姓專用，有些也可通用，鐫刻了客家人的姓氏、祖居地、郡望和遷徙路徑等標記，突出體現了客家人不忘先祖、牢記歷史的文化特徵。門匾曾經是客家人扎根、立業、興家的精神旗幟，因此客家人非常重視門匾的書寫和繪制儀式。書寫門匾的先生要為同姓，書寫時間也要選擇吉日。到了那天長輩和書寫門匾的先生到場，擺放好三牲、三果、茶酒等祭祀品，率領宗族男丁，先叩天地、再敬祖宗，然後才請先生書寫門匾，門匾寫好後，還有揭匾、鳴炮等儀式。客家人通過宗祠牌匾、祭祖穆宗、上燈敬老等文化載體傳承家風，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日漸衰落，而客家傳統家風的傳承與弘揚，離不開民間團體發起的宗族文化復興活動，更離不開民眾日常生活對家風的堅持和守護。
義民廟對於臺灣客家文化有很重大的意義，不僅代表了臺灣客家人的精神、文化，也是臺灣客家人的信仰，可以說義民廟是臺灣客家人的廟，而義民廟在臺灣分布多處，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桃園平鎮、新埔枋寮、苗栗社寮崗三處。有認為義民廟所奉祀的義民爺，是被朝廷表揚的為保鄉衛國而犧牲生命之客家人，是助官平亂的英靈。
義民並非臺灣開發史上所獨有的歷史現象，歷史上中國各地亦不乏義民的組設，《尚書‧多方》云「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對國家而言，義民之「義」通常與「忠」字連用。宋以後，所謂的「義民」是「忠義民兵」的簡稱，明代「義民」除軍事功能外，開始有賑濟的社會功能及授官的政治功能意涵，清代各地也出現過不少義民，其中臺灣「義民」主要表現為助平民變的政治及軍事功能以及穩定社會秩序的社會功能，而從取得開墾的合法性等在經濟層面獲享可觀利益來看，義民角色背後也表現濃厚的經濟功能色彩。大體上「義民」的名稱，往往由統治者的角度而訂名，清代也不例外。所不同者，清代義民是先自稱，然後因戰功再由朝廷敕封。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朱案之時建「大清義民旗」，成為官軍平亂股肱。義民及義民信仰與客家族群認同的關係，時至今日義民爺信仰已成為客家人在臺灣的在地化特徵，也是臺灣的客家人和臺灣以外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在文化上最顯著的差異。此外，義民爺信仰的背後似乎也涉及集體的歷史記憶是否是選擇性的形塑的問題。從義民「忠義」的正面形象論述在客家族群不斷被重新建構乃至強化突顯這點來觀察，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也某種程度呼應創發的傳統。一方面傳統依賴創造而再生，另方面創造卻又需要傳統的啟發。傳統與創造之間呈現互動的涵攝關係，這是「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呈現辯證關係的明證。歷史記憶可以重新再建構，集體記憶即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不同的群體往往存在著不同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維繫著族群的認同，研究集體記憶有助歷史研究過去的本質。然而臺灣客家族群從清代以來不斷透過乾隆「褒忠」御旨及褒忠亭內外的楹聯、匾額、碑文、古文書等文字意象正面論述，重構及強化義民的「忠義」形象，並凝塑成為義民精神，背後似突顯集體的歷史記憶乃是選擇性的形塑或再建構。
民俗文物是客家文化的具體反映，也是生活的軌跡和祖先的智慧結晶。在昔日漫長的歷史長河裡，曾經隨著先民走過艱辛坎坷的歲月，一品一物均是先民利用大自然資源所創造的器物，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演進而成為各種不同的民俗。因此文物的保存彌足彰顯精神的內涵，代表生活的意義與價值。隨著居住環境、風俗習慣等的不同，所流傳的民俗文物也就各異其趣。
客家民俗藝術伴隨著客家人的生活延續至今，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客家民俗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的形象載體，客家民俗集中反映了客家人的精神生活和民俗觀念，是客家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實物見證。在古代所言的禮俗，為社會生活的規範，人類自群居開始之後，便會有一種共同遵守的民俗儀式。後來賢哲之士將這種民俗儀式系統化之後，便成為禮。一般來說人在某一社會團體中，應當有一定的行為標準，用以表現人的價值。這種行為標準即是一種社會的規範，由國家制訂條文，強制行使，稱之為法律。反之如果是由人民自行遵守，由習慣變為本能，則稱為禮俗。禮俗起源甚早，從遠古伏羲時代，就定嫁娶之禮，以儷皮為聘。繼以儷皮為聘禮後，還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又出現了親迎於庭的儀節。周代是禮儀集大成的時代，逐漸形成一套完整儀節的婚姻禮儀，整套儀式合為六禮。漢朝集結編撰於《周禮》《儀禮》與《禮記》中。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儒家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在客家文化意識中的主要內涵及其表現是把孔孟之道尊為聖賢之道，視三綱五常為處世為人的是非道德標準。在客家人的意識中最重忠、孝、節、義，把不忠、不孝、不仁和失節視為大逆不道，同時也極注重仁、信、禮、智，把不仁、不信、非禮、非智視為最大不敬和缺德。客家人經歷了長期的遷徙過程，故能夠更為廣泛地接觸外界的文化。不單將傳統民俗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繼承下來，也將周邊各種文化意識中有價值的東西吸收過來。在進入近代以後，客家文化意識形成了既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以富於求實精神的特徵，形成了重名節、薄功利、重孝悌、薄強權、重文教、薄無知、重信義、薄小人等為人處世的道德價值觀念。
客家音樂中，八音是由鼓吹、弦索形式組合而成的器樂音樂，以嗩吶與打擊樂器為主的合奏音樂。長期以來客家八音受到採茶戲、亂彈戲、四平戲、京劇、歌仔戲，乃至於廣東音樂及當時所謂的流行音樂影響，所以曲目和樂器都隨著時間有許多的改變。客家八音可說是客家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傳承著儒家思想中「禮樂文化」的表現，所以才會在重要的生命禮俗、歲時節慶、神明誕辰等慶典活動中，扮演典禮過程的一部分。客家八音最重要的樂器為嗩吶，其擔任主奏，所以在技巧方面可以在八音中發揮的淋漓盡致；其他樂器會依照編制的大小而有所改變，八音團可由四人、五人、六人、七人與八人等所組成。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社會發展以宗族體系為核心，以神權崇拜為權力基礎的階級制社會，展現核心價值與天人秩序的祭祀禮儀。儀式是社會性質的行動，人民藉由儀式和天、祖先產生連結。八音在儀式思維中被賦予多重的象徵意涵，「樂」是一種儀式表演，祭儀中各種演出相互交融，於儀式中顯示具有意義、塑造天人感應的形式。在傳統禮樂制度裡，「禮」與「樂」兩個概念是不分割的。 「樂」是展演「禮」的表演形式，透過八音「樂」的聲音，外顯形式的實踐手段與具體形式，是儀式中傳遞文化內在意義的重要介面。過去多用於國家祭祀行為的「樂」，現普遍於常民社會祭祀行為中出現。《樂記》「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者相親，異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傳統儀「禮」中的「樂」是不能忽視的一環，「樂」為儀禮帶來莊嚴肅穆的現場，亦是作為與神靈溝通的一部分。雖然八音電子音「樂」的播放競爭到現場八音團的場，但在祭儀中播放八音仍舊是必要的，也許型態不同，但藉由「聲」的播放，讓人們可感受到「禮」的進行，也可透過「音」的傳達，讓禮生或福首可傳達人民的期許，也讓「禮」的氛圍更為莊敬，帶領人們通過儀式。
客家流行音樂的相關稱呼有許多種，像是客家創作歌曲、客家新音樂、客家創新音樂、客家流行歌曲，雖然都不盡相同，但其解釋都有共同之處，使用客語演唱、不可是舊的旋律放上新創歌詞的翻唱、曲風有當代流行的元素。
臺灣客家人的現代音樂，因受日本及西洋音樂的影響，加上電視錄影帶大量的進入家家戶戶，早已挑戰了傳統音樂，目前以兒歌童謠及現代客家流行音樂最為風行。客家流行音樂在臺灣發展的時間雖然並不長，但在近年來有許多音樂工作者加入客家流行音樂創作，這其中的影響不外乎有族群意識的日漸遽增，以及在2000年後公家機關與民間機構的成立如雨後春筍，像是客家委員會的成立、客家電視台的開播，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播與傳承都有許多的幫助。在音樂方面像是金曲獎中增設的「客語專輯獎」和「最佳客語歌手獎」，或是各縣市舉辦的客家創作歌謠比賽等，則都有助於客家流行音樂的發展和推廣。如今在當代客家文化發展已逐漸蓬勃，包括戲曲、音樂、傳統文化的保存，都有更大的舞台可以發展，而客家流行音樂也使用現代音樂的風格和形式，讓客家流行音樂與其他流行音樂無異，差別只在語言的使用不同。創作者使用客語來與現代流行音樂風格結合，不論是爵士、搖滾、嘻哈，還是民謠、Bossa Nova，這些現代流行音樂的風格都能從各類作品中看到，但客家流行音樂創作者不只是追求以現代的流行音樂風格來創作，更試圖讓客家傳統文化以新的樣貌重新展現，一些唱片公司亦致力於客語歌曲專輯的發行與推廣。
漢劇是地方戲曲劇種之一，舊名楚調、漢調。原以秦腔經襄陽南下演變出來的西皮為主要腔調，後又吸收了安徽傳來的二黃。同徽劇相互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荊河、襄河、府河、漢河四支流派。對湘劇、川劇、贛劇等劇種都有影響。漢劇在客家地區流傳，使用客家方言演唱，已有數百年歷史，被譽為南國牡丹，與湖北漢劇、閩西漢劇等同宗同源，在廣東地區的被命名為廣東漢劇，是廣東三大劇種之一。漢劇臉譜有百多種，以黑、紅、白三色為主，黑色象徵剛勇，紅色象徵忠賢，白色和青色象徵陰險、奸詐。其角色行當分公腳、老生、小生、老旦、正旦、花旦、紅淨、烏淨、醜腳等九大行。傳統廣東漢劇劇目約有八百多個。較為著名的有《百里奚認妻》《齊王求將》。
廣東漢劇起源於梅州大埔，據大埔縣誌和有關資料記載明末清初已有漢劇活動，以後活動頻繁，組建社團戲社，源流至今，活躍在粵東、閩西一帶。楊懋建在道光年間《夢華瑣簿》「廣州樂部分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而光緒年間梅州人李寧圃《程江竹枝詞》「江上蕭蕭暮雨時，家家篷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絕妙詞。」錢熱儲在民國二十二年出版的《漢劇提綱》「唯在贛之南、嶺之東，及閩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標其名曰外江。」廣東漢劇以西皮、二黃作為主要聲腔，以中州音韻為唱語的劇種，原稱「外江戲」的廣東漢劇直到1933年在廣東大埔人錢熱儲著《漢劇提綱》一書，將外江戲稱為廣東漢劇，從此約定俗成，沿稱至今。廣東漢劇唱腔質樸醇厚、悠揚典雅，兼有大板、昆腔、佛曲和民間小調等，唱腔結構屬板腔體，主要特色樂器為頭弦、大鑼、吊喇子。廣東漢劇因其藝術風格與湖北漢劇已有所不同，為顯示區別，1956年正式定名為「廣東漢劇」，1959年成立廣東漢劇院，院址設在廣東省東北部的梅州市，這一別具特色的地方戲曲劇種是客家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及南方戲曲藝術的研究中具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著名的客家菜有梅菜扣肉、酿豆腐。传统的客家招牌菜是盐焗鸡、客家酿豆腐、猪肚鸡、酿苦瓜、梅菜扣肉、三杯鸭、白斩河田鸡、兜汤、汀州泡猪腰、仙人冻、麒麟脱胎、腐卷、客家盆菜、四星望月、芋子包、芋子饺等与潮州菜比较，客家菜的口感偏重“肥、咸、熟”，在粤菜或闽菜系中独树一帜。
《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美食顧問、河南開封飲食文化博物館館長孫潤田指出客家飲食保留了中州古味，是古代飲食文化的活化石。而廣東東江多山川地貌、氣候物產與中原最相近，東江一帶的客家人飲食習俗得以最大程度保留中原風貌。客家菜用料以家畜、家禽的肉類為主，所重皆為陸生肉類。菜餚風格講求主料突出、造型古樸，以鹽定味，以湯提鮮，力求酥爛香濃。和以海鮮為主的廣州菜、潮州菜不同，客家菜和豫菜一樣，烹調方式以北方常見的煮、燉、熬、釀、燜等技法見長，頗有中原遺風。另外孫潤田表示除了日常飲食習慣上，客家人的民俗習俗也與中原地區一脈相承。
粄是客家人用糯米製作的各式糕點通稱，例如早期農業社會生兒育女會製作新丁粄敬拜神明，祈求小孩平安；清明時節會製作艾粄來祭祀祖先；發粄則有發財的象徵，至於糍粑，也是粄的一種。粄食在客家飲食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粄食製成的料理具有飽足感且持久，隨著時間的發展，粄食不再只是飯桌上拿來果腹的正餐，更發展了出許多不同的料理，從主食、點心到儀式供品，都能看到粄食的身影。客家人在不同季節時令來製作各類粄食製品，如蘿蔔粄、紅豆粄及艾草粄等。除了婚喪喜慶、迎神賽會及年節祭祖外，有時也會製作具吉祥祝福之涵義的粄來宴請親友。
當今屬於客家大本營的城市是指廣東省梅州市、惠州市、河源市、深圳市、韶關市，江西省贛州市和福建省的龍巖市，以上合共七個城市。
在廣東省、江西省、福建省、廣西省、四川省、湖南省、浙江省、海南省等省份的城市都有一些分布，而最為集中的地區是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廣東省東北部等與江西省交界地區，被稱為客家大本營。與客家大本營接壤，曾被提議歸入客家大本營的城市主要是指廣東省清遠市、福建省三明市。其它與客家大本營接壤，並且客家文化在當地形成較大影響力的城市有廣東省東莞市、廣州市、汕尾市、揭陽市，福建省漳州市，江西省吉安市。其中梅州市是台灣客家的主要原籍原鄉，東莞市是拉丁美洲客家的主要原籍原鄉。遠離客家大本營，而客家文化佔有重要影響力的城市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玉林市、防城港市、北海市，海南省儋州市，廣東省茂名市、雲浮市、湛江市，以及台灣的高雄市、屏東縣、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而馬來西亞的沙巴州的華人是以客家為主要民系的。
臺灣客家的原籍主要是汀州府的永定、上杭、武平、連城、長汀、寧化，漳州府的南靖、平和、詔安、雲霄、龍溪、漳浦，潮州府的海陽、朝陽、揭陽、普寧、惠來、大埔，梅州的鎮平、興寧、長樂、平遠、梅縣，惠州府的海豐、陸豐、河源。而目前臺灣客家人在臺灣分佈的情況核心區包括北部的桃園、新竹、苗栗；中部的臺中東勢、石岡、新社與南投國姓；南部的高雄美濃、屏東縣等六堆區；東部宜蘭縣的壯圍、冬山、三星；花蓮縣的鳳林、富里、瑞穗、吉安、壽豐、玉里；臺東縣的關山、池上等。其中桃園縣的客家人口數約為66.7萬人，新竹縣為28.8萬人，新竹市約為9.1萬人，苗栗縣約為36.3萬人，合計140.9萬人，約佔臺灣地區客家人口的40.5%，幾乎佔了四成，是客家核心地區中的核心，通稱為「北客」。至於「南客」則以高屏六堆地區為主，除內埔、萬巒、竹田、麟洛、長治五鄉毗鄰成為客家莊中心地區外，佳冬、新埤兩地另於南方連成一地，北有高樹，隔一河鄰接美濃、杉林，六龜則遠在北部另成一區。
崇正總會是客家人的世界性組織，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如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等都有崇正總會的組織。崇正源出儒家思想和倫理道德的推崇，以「崇正」為天下客家的大旗，成為客家精神最精辟最集中也最有號召力的體現。考崇正《晉書·顧和列傳》「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
香港崇正總會原名旅港崇正工商總會，成立於1921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賴際熙教授等的倡議下，成立了一個永久性的社團組織，即崇正工商總會。這個組織最初雖未冠以客家的名稱，但一開始就高舉「崇正黜邪」、「崇尚正義」的客家精神的旗幟，以廣泛聯繫海內外客家人為己任，得到海內外客家人的普遍認同。在1971年9月迎來了香港崇正總會誕生五十週年的日子。這時該團體通過編印客家系譜、創建崇正會館、推進教育事業、致力救災募債、廣聯友會等一系列舉措。1971年9月28日，為慶祝崇正大廈落成，在舉行香港崇正總會成立五十週年的金禧慶典大會上，經美國紐約崇正會的建議，應全球客家社團的要求，舉行了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來自全世界各國家、地區的上千名代表匯聚香港。在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黃石華博士被公推為大會主席團主席。在大會致詞中黃石華博士說，在今天金禧之期舉行世界客屬懇親代表大會，建立世界客屬崇正組織，共謀同僑福利與事業發展，復興中華文化，發揚客家人之崇正精神。從此，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這一組織形式終於得到全球客家人的廣泛認同，成為海內外客家人團結的象徵。自此之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每隔兩年召開一次，一屆接一屆地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隆重舉行。參與人數也由最初的幾百人迅速擴增到數千人，內容也由原來側重於聯誼懇親而拓展為包含文化、經貿和學術等全方位的交流，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已不單純是海內外客屬鄉親的聚會，而是堪稱為全球華人無論在文化、經濟、學術乃至政治等議題上所普遍被關注之最具代表性且富傳統歷史意義的活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