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日本江户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1716年至1745年在任。
出自御三家中的紀伊德川家，初代將軍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賴宣的孫子，纪伊藩藩主的第四子。
德川吉宗是紀州藩藩主德川光貞的第四子，幼名源六，十歲改名新之助。任越前国（福井县）丹生3万石藩主時曾主持過藩政改革，累積不少财政经验，广受好评。三位长兄接連去世后，回归本家纪伊藩继承藩主。
1716年，德川宗家绝嗣，以贤侯身份獲继任将军职。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实行享保改革。
在位期间奖励武艺与俭约风尚，开发新田，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有关的外国書籍。其最大的功绩在于稳定了原先爆漲的米价，進而使社会呈现稳定的局面。因此百姓赠给他“米将军”（又稱「八十八將軍」）的雅号，堪称江戶幕府中興之主。
御三家是德川家康時制定的德川家獨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張、紀伊和水戶這三個地方的分支。
他們的祖先分別是：家康第九子德川義直（尾張）、第十子德川賴宣（紀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賴房（水戶）。這三支被認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這一支最親近的。地位上尾張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紀伊與水戶。
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684年11月27日），幼名源六的吉宗出生於和歌山城若山吹上館。他是和歌山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貞的第四子，母親是巨勢利清之女淨圓院（紋之方）。因為光貞的第二子早夭，所以也有稱源六為老三的說法。
有關吉宗母親淨圓院的文獻很少，只知道出身於巨勢村的農家，生性聰明賢慧。除吉宗外，她還生有光姬、榮姫和育姬等三女。至於出身貧寒的她如何認識地位如此之高的德川光貞又生下吉宗和其他幾個孩子，並沒有統一可信的記載（吉宗出生時光貞已邁入老年）。
因為母親的身份低微，吉宗自幼被迫和母親分離。而淨圓院活到了吉宗成為將軍以後，在那個時代已算是十分長壽。
相較於謎樣的幼年，吉宗在五、六歲之後的記載比較一致。吉宗生活在比較開放的環境之中，時常到野外、鄉村遊玩，也體驗過鄉間生活，因而對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較為瞭解。這樣與眾不同的身世和經歷造就了吉宗活潑好動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後獨特的作風和獨到的眼光。
十歲時，幼名源六的吉宗改名新之助。1696年（元祿九年）12歲的新之助跟隨父親光貞與次兄賴職上江戶朝見將軍。當時的將軍是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聰明活潑的新之助十分受到綱吉公的喜愛。
同年12月11日，新之助在江戶赤阪的紀州公館中元服，因為不是長子，不能冠以德川之姓，因此起名松平賴方。德川綱吉封他為從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次年又賜他越前丹生3萬石。
光貞一行在江戶住了一年多。元祿十一年（1698年）回到紀伊後，父親光貞公隱居，長子綱教繼任家督和藩主職位。
18世紀初的紀伊德川家族在很短的時間內，幾個大人物接連去世。先是在寶永元年（1704年）賴方的長嫂，將軍的女兒鶴姬離世。隔年，寶永二年（1705年）五月，鶴姬之夫，長兄綱教也隨之而去。次兄賴職接任和歌山第四代藩主。
同年八月，賴方的父親德川光貞逝世，享壽八十歲。一個月後，才就任家督不久的賴職也因不明原因死亡。
綱教和賴職都沒有子嗣，藩主的繼承人就落到本來無論排行和出身都輪不到的賴方身上。
寶永二年十月初六日（1705年11月12日），21歲的松平賴方成為紀伊德川家督，並得到將軍綱吉賜偏諱，改名德川吉宗。
次年（1706年）1月（寶永二年十二月），吉宗正式成為領有五十五萬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吉宗迎娶伏見宮貞致親王的女兒真宮理子女王。
成年的吉宗皮膚黝黑，強壯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餘（江户时期旧制一尺＝28.89厘米）。健康的體魄是他的特徵，也是他的資本。吉宗總是勤於政事，卻也總是精力充沛的樣子，好似從不疲倦。
但他絕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氣的莽夫。和祖父賴宣、父親光貞和兄長一樣，他也愛好詩歌、圍棋和藝術。
紀伊藩早在賴宣時就向國庫借的債仍沒還清，歷代招待將軍和京都的公卿們所花費的公款，再加上一場嚴重火災後的重建費用，紀伊藩已負債累累。而在寶永四年(1707年)南部海岸又連續發生海嘯，淹沒了大批農莊，損失慘重。接踵而來的天災人禍都考驗著年輕的吉宗。
但是在以民風強悍著稱的紀州，災害沒有並引發太巨大的動盪，讓吉宗處理起來較為容易。
首先，他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民眾的關心。因為母親出自農家的緣故，他時常下到町間村頭探訪百姓，有時甚至故意甩開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無論是帶著家臣還是自己一個人下去視察，他都穿得和平民無異。在紀伊流傳著不少像這樣的故事：即使是夫妻吵架，或農民挑糞施肥時，吉宗都可能突然地從旁邊冒出來，高興時還斷一斷別人的家務事。
為了節省開銷，他帶頭過著儉樸的生活。平日裏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兩頓飯，以糙米和青菜為主，並堅持每餐三菜一湯。這個用餐習慣一直到他當將軍了還是如此。
除了縮減開支，他還積極修水利改善農田。吉宗當藩主時紀伊有兩項有名的水利工程，一個是在1707年（寶永四年）大畑才藏修築的小井田堰，另一個是1710年（寶永七年）井澤彌惣兵衛建造的水庫龜池。這些水利設施直到現代都仍在使用。
吉宗和前代的藩主們相同，在領地內大肆鼓勵研究學問。1713年（正德三年），和歌山城下的湊寄合橋設置了講釋所，知名的儒者們被邀請來講學。吉宗自己也積極地學習農業和天候方面的知識，以針對各類氣候變化來調整政策。
長此以往，吉宗漸漸地贏得了紀伊百姓們的信任，藩內財政狀況也有了明顯的好轉，他因此揚名日本各藩。
吉宗掌管紀伊後四年，寶永六年正月初十日（1709年2月19日），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病逝，享壽六十三歲。
綱吉一生功過參半。前半生他積極普及教育，鼓勵研究學問，也還能發現並善用人材；但他雖然知道把錢花在內政上，卻也好享樂，揮霍無度，又把錢大把大把地捐給寺院，還靠濫發錢幣、改變幣值來解決物價問題，結果國庫被搞得赤字滿帳。晚年，他還頒下生類憐憫令，嚴令禁止殺生，尤其是對狗；無論大名或草民，違者最高被判處死刑。結果國內產業不平衡，據說江戶街頭還惡狗當道。寶永四年，沈默已久的富士山噴發，人們暗地裡謠傳是綱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神怨。綱吉無嗣，收侄子甲府藩主家宣為義子，並立為繼承人。臨死前，他還叮囑繼任的六代將軍德川家宣一定要把生類憐憫令堅持到底。不過德川家宣一上臺就聽取他的顧問、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議，把生類憐憫令廢除了，並開始革除其他的弊政。
就任第三年，家宣突然染病過世，由4歲的獨子德川家繼接任，是為七代將軍。但是家繼也是身體病弱，8歲那年四月的一個晚上突然發病，沒過多久就過世了。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脈完全斷絕，征夷大將軍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來承傳。
在德川家繼奄奄一息的時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員和幕府重臣們召開會議討論將軍的繼承問題。德川家內部分成了兩派，以德川家繼的生母、德川家宣的側室月光院為首的一派主張按照宗法，由御三家之首、尾張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繼友擔任將軍；以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為首的一派則推舉他們認為最有才幹的吉宗出任將軍。
天英院本名近衛熙子，是關白近衛基熙的女兒，擁有皇室血統。因為有著所謂的高貴出身，在很多文人筆下她都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本來她生有一子，但是不幸早夭。德川家宣去世後，家宣的後代就只剩下月光院的兒子。
月光院本名勝田輝子，出身於沒落藩士家庭（一說為醫生），相對於天英院而言自然出身卑微。但她貌美而有文才，因此甚得家宣寵愛。在德川家繼還是將軍的時候，有一天，當時的大奧御年寄（總管事）屬月光院派的繪島外出辦事，回來時守門的侍衛們卻不讓通行。原本，按繪島的身份，這些侍衛是不能怠慢的。但是侍衛們竟反常地將繪島及其隨行眾女官逮捕。官員以擅自出城、與外人（歌舞伎藝人生島新五郎）通姦的罪名處置繪島，並有多人受牽連。史稱「繪島生島事件」。
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天英院一手策劃的。因為月光院作為將軍之母統領眾女中，天英院無法明著對月光院下手，便從繪島開始削弱月光院的影響。繪島原本其罪當誅，但是在月光院的努力下改為流放信州高遠。家繼病死後，兩貴婦為下一任將軍又開始了新的爭鬥。
後世有史學家認為天英院並非純粹是個忌妒心強的女人，天英院是個虔誠的日蓮宗佛教徒，也頗有才能。當年家宣繼位後，天英院勸說家宣廢除了不少綱吉留下的惡政，因此天英院在德川家甚至是幕府中是有著不低威望的。家繼病死時天英院已經年過五十，而月光院只有三十多歲（與吉宗年齡相仿），無論是勢力還是經驗，前者都應更有優勢。也可以說正因為天英院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更大；另外，也是由於吉宗被認為輩分和血緣更接近家康，最終支持吉宗者占了上風。尾張派和紀伊派，抑或說是月光院派和天英院派的爭奪戰，由吉宗被推舉為下任將軍而告一段落。
家繼於正德六年四月三十日過世。但是吉宗曾經三次拒絕擔任將軍，直到八月十三日，他才正式就任，同年改元享保。政爭失敗的月光院從此隱居，餘生都在寺廟中渡過，於吉宗逝世後一年左右歿。
繪島事件所涉人員後來都被吉宗大赦。雖然繪島本人沒有改變被流放的命運，不過吉宗也給予了生活上的關照。吉宗離開紀州後，紀伊藩主由紀伊德川家的旁支、原伊予西條藩主松平賴致（後改名德川宗直）接任。
享保元年七月十八日（1716年9月3日）德川吉宗正式繼任為八代將軍。上任伊始便表現出不同於先代的風範。正式入主江戶城那天，在幕臣們的迎接儀式上，他穿得很樸素，與大多衣著華麗的官員們形成強烈對比。
因為是以旁支身份繼任的將軍，幕府的旗本們大多為前朝遺臣，吉宗擔心大權旁落，便開始清除前朝勢力。他罷免了側用人間部詮房，並不再設側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擔任老中，同時罷免新井白石的顧問職務，用跟白石同門但忠於吉宗的室鳩巢取代。此外還啟用了大岡忠相。
新井白石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老臣，他是一位儒學家、歷史學家，在德川家宣時代被啟用。他雖然沒有成為地位最高的幕臣，卻有不少提議被家宣採納，因而很有威望。和吉宗一樣，他也清楚幕府面臨的問題很嚴峻，一直致力於革除弊政。
但是吉宗認為白石是一個前朝的重臣，而且他很懷疑儒者們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加上吉宗本人很討厭繁文縟節，白石卻一切從禮教出發，這些因素都使得吉宗下決心把白石撤換，並廢除了大多數白石向家宣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不過吉宗贊同白石的經濟政策，保留了下來。
這個人事變動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尤其在老臣們當中。包括關白近衛基熙，也因為女兒天英院在寫給他的信中對吉宗此舉頗有微詞，使得關白傾向於同情白石，認為吉宗過於草率。
享保時代，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名人，就是大岡榮五郎忠相。他是伴隨著吉宗新政留名青史的一代賢臣，忠相正直清廉，而且辦事認真公道，留下了很多斷案傳奇。因其官位是從五位下越前守，人們慣稱大岡越前。他原本是伊勢、志摩的山田奉行，負責伊勢、志摩的司法和治安，還有伊勢神宮的管理。
在吉宗還是藩主的時候，有一次伊勢與紀伊的居民因為地界問題發生了糾紛，因為紀州是親藩，而且還是御三家之一，使的多數官員並不敢得罪紀州人。然而忠相秉公執法，判定伊勢人勝訴。同樣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為紀州藩主的吉宗並沒有記恨這個不討好紀州人的忠相，相反，他很欣賞忠相的為人。這件事在後世被人們傳為佳話。
吉宗當上將軍後便任命忠相為普請奉行，後來又升為江戶町奉行。這是一個集江戶的行政、治安和司法於一身的職務。忠相成為了吉宗的左膀右臂，為貫徹執行吉宗的改革政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吉宗時代也正因為像忠相這樣的賢臣得到重用而在歷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筆。
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簡機構。為了削減旗本的數量，他廢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祿的世襲制。同時他也裁減了不少御家人。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也有利加強速恢復將軍的集權。為此他提拔了一批在紀伊時就跟隨他的家臣，但是他並沒有給他們太多的特殊照顧。有一次，一個很有能力的幕僚沒有事先報告他便下達命令，結果事後被他在評定上當眾臭駡一通。公務上的事他儘量自己來做，卻又很放得開手讓家臣們去辦。對於當年飽受側用人壓制的幕臣們而言，吉宗的辦事作風很受他們歡迎。
吉宗一直認為，曾祖父家康公時的幕府是最自律、最高效的。勇猛頑強的三河武士們在戰場上鍛煉出了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現在這些靠祖輩的功績得以腰插兩把刀到處炫耀的官僚們是不能與之相比的。現在的國家，從江戶到各藩，武備鬆懈，機構臃腫膨脹，官紳勾結。
針對這種狀況，吉宗恢復了德川綱吉時代禁止的鷹狩，並加強了幕府軍隊訓練的強度，在關東平原和富士山區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以軍事訓練為目的的狩獵。此外，他還增加了日本沿海地區的守備以強化鎖國。
他不喜歡前任幾個將軍的那種凡事都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的意識，他認為，幕府本來就應該像個武人的政權，切合實際，辦事果斷迅速，一如當年的家康。於是，「」成了其施政方針，意為「諸事（任何事）以如同權現（德川家康）所定的方法處理」。
吉宗本人並非不信奉儒教，他結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試圖從過去幾代由側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權的統治方式恢復到江戶初期將軍本人獨攬大權的體制。另外在民政方面，吉宗對當年江戶的大火災仍然記憶猶新，於是1720年（享保五年）他建立了47人的江戶町火消組，由江戶町奉行大岡忠相指揮，是日本最早的直屬於政府的專業消防隊。
在吉宗以前，百姓和下級武士直接向將軍、大老或老中等幕府高官提出請求均是重罪。特別是攔轎喊冤這類，可能會被以犯上罪論處。這個制度的制訂本是為了防止有人行賄高官，且當時的統治者甚至認為政策本來就不是基於公眾而制定的。然而，即使在這種極端的制度下，也會有不堪忍受苛政、無處申冤的老百姓冒死告狀請願。
享保三年（1718年）的新年，吉宗從上野的神社祭祖歸來，路上有一個町民衝破侍衛的阻攔，要向吉宗遞交訴狀。這個人當然被當場拿下，但在此人即將被押走法辦時，吉宗制止了侍衛們，並說以後遇到這類事情不要逮捕請願人，還要把他們的狀紙轉給管事的官員。這件事情雖然看似平凡，卻表明吉宗領導下的幕府改變了原有的治世理念。之後，幕府在1719年（享保四年）宣佈，所有來自下層的提議和請求都會被考慮和調查；即使是證據不足的指控，投訴者也不會受懲罰。後來，為了廣泛聽取民意，讓人們揭發貪官污吏，1721年（享保六年）吉宗在江戶評定所前放置目安箱專供百姓投書。吉宗會親自拆閱這些信函，並讓大岡忠相去調查人們反映的事情。到了1727年，在京都和大阪也放置了目安箱。
1721年，小石川養生所建立，就是江戶醫生小川笙船通過目安箱所提出的建議。小川笙船認為政府應該建立一個院所，專門協助年老無助，亦不富裕的病人。吉宗收到了笙船投在目安箱裏的信函後，雖然當時國庫的餘錢不多，仍吩咐大岡忠相與笙船面談，並調查可行性。後來在忠相的操辦下，養生所在小石川藥園成立（今東京大學理學院附屬植物園）。小石川藥園原先是綱吉所建的一個花園，吉宗把它改成了藥用植物園，用於試種高麗參、甘蔗等進口作物，不少受到後人的尊敬的名醫都曾在養生所中服務過。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的作品《紅鬍子》講的就是一個在小石川養生所奉獻了畢生精力的醫生的故事。
1721和22年間，連年災害導致作物嚴重歉收，不但國庫的收入降到了最低點，甚至連旗本的俸祿都發不出來。為此，幕府發布了「上貢稻米制（上げ米の制）」，規定各藩上交的年貢為每一萬石中交给幕府一百石；同時大名們参勤交代的時間縮短一半，以减少大名們在江户的開銷。此外，吉宗廢除了老中輪值制度，改設立勘定方專門負責財政，由水野忠之領導。改制後，幕府一年總共收到175萬石米，首先解決了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祿問題。但是這個制度大大加重了賦稅，在財政狀況好轉後，於1730年被廢止。同時幕府發佈的還有要求幕臣們節省各類開支的儉約令。後來，儉約令的範圍擴大到各大名，甚至對個人的生活消費，甚至如婚禮上用幾頂轎子這種事都進行了要求。不過，儉約令在遠離江戶的地區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吉宗在位期間曾多次重申。
在古代的東方，米才是硬通貨，官員的俸祿和領主的地盤都是以米來衡量，貨幣的價值也是以米為參照。致力於解決全國經濟問題的吉宗，在提高貢賦、節省開支的同時也著進行新田開發。但是新田開發的效果不是馬上就能看到的。為此，幕府開始尋求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稅收。1727年，天領內農業的稅收從四成提高到五成，這個數字即使在封建時代都算是很高的（也成為後來關西一揆暴動的誘因之一）。商業方面，幕府部分放寬了當時唯一的對外貿易港——長崎的對華貿易限制。當年家宣為了加強鎖國，曾經根據新井白石的建議削減了對荷蘭和中國的貿易量。享保時期，日本向中國輸出的商品有銅、鯊魚翅和漆器等，其中銅是利潤最大的出口貨。1728年，幕府有了12萬兩金幣的財政盈餘，為此吉宗將供奉著德川家康的日光東照宮大修了一番。在財政狀況徹底改善之後，吉宗把上米制也取消了。
1730年和1731年間，市場上原本很緊缺的米因為連年的豐收，價格由十年前的最高點每石70至80貫白銀，滑落至最低點每石22貫白銀。米價太高和太低都不是好事，因為官員們俸祿是靠發米來算的，如果米價太低，他們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下降。靠賣米為生的農民們當然也會不滿。
1732年夏，關西地區因為大面積蟲災導致嚴重歉收，兩百萬人受影響，一萬多人因饑荒而死，即江戶時代四大饑荒之一的享保大饑荒。幾年前還相對過剩的米又變得緊缺，後又導致關西發生一揆暴亂。就連江戶，也在1733年初由於米商囤積居奇的行為引發町民騷動。直到1733年秋天，收成恢復正常，米價才恢復到40貫一石。可是這個價格對於官僚階層而言還是過低。
米價問題的關鍵不僅是氣候，商人們投機倒把的行為也造成米價波動。在大阪，投機商們仍然不打算買進米，他們想等價格進一步滑落後再大筆吃進。1735年11月幕府出面干預，硬性規定米價，命令江戶商人們不得以低於一兩金幣1.4石的價格收購米，而在大阪則不能低於40貫銀幣一石。如果收購價低於官價，便以每石罰10貫懲罰收購者。官價根據米的種類和質量有所變化。不過，這個法令在執行上卻難度很大，米價依然不穩定。吉宗在任期間花很大精力來處理米生產和售價的問題，因而得個米將軍的綽號。吉宗還嘗試過以改鑄新幣來解決物價問題，但是並沒有太大的效果。
對於某些人而言，吉宗實行的可能不是仁政。幕府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說過：“農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吉宗本人或許總是表現出關心下層百姓的樣子，但農民實際負擔是很沉重的。因此作為彌補，吉宗也總是嚴厲懲罰貪官污吏以平民憤。1744年，年稅收從132萬石上升到180萬石；幕府直屬領地的石高達到460萬，這是德川時代的最高峰。
吉宗時代的經濟問題總是接連不斷，但事實上，社會生產力總體而言是向前發展的。在全國各地，資本主義萌芽有發展。農村地區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自由雇工。從現存文獻中的地主帳本來看，很多農忙時節的幫工其實與地主甚至佃農是短期雇用關係，而非人身依附關係。而且這些雇工並非僅限於做農活，也給鎮上的手工作坊打工。商業和貨幣經濟日益發達，加之農業產出相對豐富使得米價下跌，很多農民反倒覺得種地不來錢，將土地秘密出售（當時買賣土地是非法的）。吉宗後來注意到這個變化，部分緩和土地買賣的禁令。但吉宗幕府沒有改變封建時代的觀念，依然將土地視為唯一的資本，仍以土地石高來計算產出的價值，故而農民的賦稅逐漸加重，投機倒把、高利貸和兼併土地的行為卻日盛（相關史料《世事見聞錄》、《經濟要錄》）。
吉宗的興趣非常廣泛，自然科學也是他的愛好。他這個愛好，使得日本科學技術在他時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動。
從家康和秀忠開始，為防止基督教在日本傳播，幕府實行著鎖國和禁書的政策。任何帶有基督教內容的書，哪怕僅是隻言片語，都要被處理掉，並嚴懲閱讀和傳播者。並非所有的洋文書都被燒毀，因為全日本能看懂洋文的幾個人都吃著幕府的俸祿。
幕府最擔心的反而是明朝以後的中國書。同時期中國對基督教的態度比日本溫和，雖然也不公開支持傳教，但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白晉和張誠等人都受到清朝皇帝的禮遇，成為天文官或皇帝的老師。因此在中國流傳著這些人的事蹟和他們翻譯的各類外國書籍。這類書在日本也被算在跟基督教有關的書之列。不過，吉宗卻在1720年放寬已實行一個世紀的禁書令。
促使這一改變的，是吉宗的改曆計畫。和中國皇帝一樣，古代日本的統治者認為天象預示並影響著國運和人運。為能夠預測天體運行，如日食和月食發生的時間，首先曆法要算得準。隨著16、17世紀航海技術的發達，地圓說、地動說等新宇宙觀和望遠鏡、經緯儀等新儀器從歐洲向世界各地傳播，人類對天體運行能夠進行更精確的計算。因而修正曆法也變得迫切。
在享保大饑荒期間，吉宗為普及能夠代替米的糧食，讓蘭學家青木昆陽在小石川藥園試種甘薯。青木昆陽先前奉幕府之命學習荷蘭語，編纂蘭和詞典，因此懂得不少關於歐洲農業和外國植物的知識。他不負眾望，研究出大規模種植甘薯的方法，並於1735年（享保二十年）寫出《番薯考》一書。昆陽的成果無疑是意義重大的，大饑荒得以緩解，人們因此將昆陽稱為甘薯先生。
1717年（享保二年）大岡忠相就曾上書說有必要制定一部成文法度作為町奉行的判案依據。後來室鳩巢等人亦多次提出相同建議。1720年，吉宗同意制定一部法度。
1742年（寬保二年），《公事方御定書》推出。此法分兩卷，上卷81條，明確了司法和員警機構的關係；下卷103條，又稱御定書百個條，內容為刑罰和判例。其中的判例很多是以大岡忠相過去的判決為基礎。這部法律對各種刑事案件包括兇殺、盜竊和賄賂等罪進行詳細地歸類，明確了刑罰，並且從法律上減少了酷刑。《公事方御定書》傳到後來分成了幾個版本，而記載在《德川禁令考》裡的版本被認為是最可信的。
除此之外，享保年間還有1719年發佈的相對濟令作為解決金錢借貸糾紛的法令。
1745年（延享二年），吉宗辭去征夷大將軍職，由長子德川家重繼任。沒有人認為家重是個好的繼承者。家重和強壯機智的父親完全不同，病多體弱，而且說話口齒不清，綽號尿床將軍。沒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麼想的，也許是僅僅是遵守祖制傳位於長子；也許是因為他很喜歡家重的長子德川家治，未來的第十代將軍。家治四肢發達，仿佛是當年小源六的樣子。但是家治後來也沒有顯示出像吉宗一樣的才幹。
寶曆元年六月二十日（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為腦疾病逝，享壽六十七歲。安葬於上野寬永寺第二靈廟，法名「有德院贈正一位大相國尊儀」，並受朝廷追封為正一位太政大臣。而鞠躬盡瘁推動改革的大岡越前，也追隨吉宗的腳步，在幾個月後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