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或稱萬曆帝，為明朝第14任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實際上的長子），生母李貴妃。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九岁的朱翊钧登基，是为明神宗。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谥号為「範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在首輔兼帝師张居正的領導下明朝一度呈現中興景象，史稱萬曆中興，而在位中期亦主持万历三大征，保護藩屬，巩固疆土。在張居正死後始親政，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機器運轉近乎停滞，徵礦稅亦被評為一病。萬曆年間走向活潑和開放，利瑪竇覲見明神宗，開始西學東漸，但同時朝廷內東林黨爭開始萌芽、塞外又有後金勢力虎視眈眈，在其晚年佔領了明朝東北大部分地區，使明朝退守山海關，終在氣候變遷下，明朝連荒自亂走向滅亡的局面。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出生时，父亲尚为裕王，母親李氏为王府宮女出身。父亲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鈴、朱翊釴均早夭。他实际上成为裕王的长子。另，嫡母继妃陈氏无子。
在其父继位后的隆慶二年（1568年），他被立為皇太子，明穆宗對其很有期望，改名钧，意思是「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幼時朱翊钧就十分聰惠，明穆宗在宮中騎馬時，年幼的朱翊钧就大叫道「父皇為天下之主，獨騎疾騁，萬一馬驚，卻如何是好？」穆宗聽後歡喜萬分，馬上下馬過來摟朱翊鈞在懷裡褒賞一番。其母李贵妃教子非常嚴格，每次經筵結束以後，便督促考問他今天所學的內容。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贵妃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
隆慶六年，父親明穆宗駕崩，朱翊鈞即位，改元萬曆，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而他每天读书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读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以後隨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另外他的書法也十分出色，筆劃遒勁，經常親自賜墨寶給大臣，連張居正仔細端詳作品，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書法是「揮瀚灑墨，初若並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卻是奇秀天成」，但張居正終究認為他應該成為一位聖君而非書法家，便劈頭蓋臉奏訓一頓，自此直到張居正死後朱翊鈞才重新接觸書法。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處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即位之初內閣紛爭傾軋，閣臣之間關係惡劣，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鈞極為不滿，最後在張居正與馮保添油加醋下罷免了高拱。太后將一切內務大事交由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軍政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独握大权。
在小皇帝朱翊钧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張居正大刀阔斧地實行了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清丈田畝，改革赋税，整飭軍備，考察官吏，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僅僅是太僕寺的銀兩儲蓄便多達四百餘萬，而太倉庫更是有超過千萬兩的積蓄，國家繁荣昌盛，扭轉明中業以來的頹勢，是為「萬曆中興」。後人在論及此段發展情況時，多歸功於張居正的鞠躬盡瘁，而對朱翊鈞的傾心委任卻往往忽視，實際上，隨朱翊鈞年紀長大，他也不再是名義上的擺設，張居正可以勸導、利用他幹什麼，卻不能強迫他做出違心之事，因此張居正也有無可奈何之時。
神宗幼年，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倡導的皇帝典範。萬曆八年，神宗因和太監孫海、容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道「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並拿出以霍光罷黜昌邑王之事威脅神宗，帝師張居正又乘機捉刀，寫下罪己詔，言詞犀利，以警惕皇帝。雖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認為顏面盡失。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大臣無不大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江陵(張居正)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威權赫奕，連神宗都有所忌憚，曾經有丘岳由亞卿左遷藩參，曾以黃金製對聯饋張居正「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張居正奉旨歸喪時，地方大員行長跪禮，撫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絕後。而奪情以後，張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惡異，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時人益惡之，神宗亦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為後期清算張居正埋下伏筆。張居正死後，二十歲的神宗始親政。
文獻記載，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如僅在萬曆十一年間，蠲免並災傷織造議留就已達銀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兩。北京乾旱，神宗關心民瘓，親自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的犯人。另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皇上齋戒，親躬步行將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車輦出，且絲毫沒有因驕陽酷日而為難的樣子，其舉止從容不迫，表現的肅穆得體，百姓能一睹天顏，紛紛舉首加額高呼「聖德爾」，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乾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朝鮮使者於《朝天記》、《朝天日記》中記載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評價「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足以稱道，儼然如一代賢君」。
明神宗的老师、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過世後第二年，明神宗斥逐馮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並查抄張家，平反劉臺冤案，起用因反對張居正而遭懲處的官員。万历十七年起（1588年），明神宗開始怠慢朝政（一說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明神宗荒于酒色：“因曲蘖而驩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明史鈔略》記載萬曆二十一年皇太后萬壽時，神宗在暖閣召見王錫爵：……上曰：“朕知道了。”錫爵又奏：“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養聖躬，以遂群臣願見之望。”而明神宗也開始奢侈靡费，斂財揮霍，又屢屢從國庫提銀，史稱「傳索帑金」，并任用張鯨等奸倖。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与内阁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萬曆三十四年，禮科左給事中孫善繼也極陳時弊說：「惟願皇上修萬曆十五年以前之勵精，複萬曆十五年以前之政體，收萬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但明神宗不承認，并表示他已經沒有傳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見，福王出入禁門，隨從這麼多，人所共見，必然耳目難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而明緬戰爭也因為明朝方面忽視而先勝後敗，被緬甸東吁王朝蠶食孟養在內國土。
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審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臨江知府錢若賡被神宗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萬曆帝才以「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將其釋放。首輔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後不辭而去。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上二十餘疏請辭不得，最後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因數請去職還鄉不得，於是稱疾不出，逾月才終於請辭成功。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樊樹志的《萬曆傳》考究裏，中允地解釋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於健康狀況惡化非子虛烏有，追溯萬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後，皇帝因病免朝，言「頭昏眼黑，力乏不興」。學者曹國慶认为萬曆帝患有齲齒、牙周病和氟牙症等多種牙科疾病，頜骨發育不良，面部凹陷而左右兩側不對稱。對祭享太廟活動也只能權讓勛貴代理，并無奈地說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後來又遣內使對內閣傳諭「聖體連日動火，時作眩暈」，「聖體偶因動火，服涼藥過多，下注於足，搔破貼藥，朝講暫免。」與定陵发掘後查證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證。且當萬曆十五年三月初六，聖體初安以後，神宗旋即上朝聽政，隨后又與三輔臣見面，并打招呼說「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憂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參與文華殿經筵，并興致勃勃地與閣臣討論《貞觀政要》，唐太宗與魏徵。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時，收到雒于仁奏疏的神宗召見首輔申時行入見，當申時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攝，也當一月之間至少數次視朝，神宗并沒有惱怒，只是解釋道「朕病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後神宗與閣臣談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說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來，因痰火之疾，不時舉發，朝政久缺，心神煩亂」。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鍚爵輔政期間仍是「面目發腫，行步艱難」，以致連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病逝，一向孝順聞名的神宗也因病動彈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評擊責難，有苦難言，此後神宗病情反復，在萬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遺旨，向沈一貫託孤。可見神宗在位期間的「動履不便」「身體虛弱」以致在位期間怠政，實不是推諉託辭。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宫阙下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中年後弊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大多用于国家救灾，餉軍救急等。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主持發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內部统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后世有说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如僅朝鮮一役消耗國庫便高達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万两之巨，远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朝鮮一國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險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败了，明朝都有亡国之危。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而面對萨尔浒之战的大败，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國，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但在明清鼎革後，朝鮮對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個新的巔峰，朝鮮君王設大報壇，萬東廟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思宗。朝鮮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鮮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禎年號幾近三百年，鄙視清朝，并以宋時烈等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義」，稱自己是「皇明遺民」，那怕隱居山中，一生不出仕為大明守節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鮮高宗稱帝時，大明滅亡已超過二百餘年，其即位時諸臣勸進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 則義雖君臣, 恩實父子...嗚乎! 天命靡常, 皇社旣屋, 帝統墜地, 獨大報一壇, 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聖德大業，宜承大明之統緒」，一切礼节皆取自《大明会典》。
神宗在位期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利玛窦还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觐见了神宗，向神宗进呈《万国图志》、自鸣钟、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获得了神宗的信任。
利玛窦还与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交情最好。除利玛窦来华外，来中国的传教士还有意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把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还有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时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
萬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請安時，一時衝動，臨幸一名宮女，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後來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為朱常洛是宮女所生，神宗不喜歡他，且有意立愛妃鄭氏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萬曆十四年群臣上奏請神宗即立常洛為太子，萬曆以常洛尚年幼體虛未定，拖延不決。
萬曆二十一年，明神宗變本加厲，下手詔要將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為藩王，以後再選擇其中適合人選為太子。朝臣聽聞一片譁然，紛紛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飛來的痛批奏摺，使神宗倍感壓力，迫於眾議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年滿二十歲，立儲一事已不可拖延，神宗才立其為皇太子。
而長久以來的國本之爭引發出了兩次妖書案，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內鬨的縮影，可說是東林黨爭。
此时东北女真族興起，成为日後明朝的隐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自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殺死遼東總兵官張承胤，朝野震惊。為了應付女真，把努爾哈赤「务期歼灭，以奠封疆」，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後三次下令除了畿內八府及貴州以外，加派全國田賦九厘，合共增賦五百二十萬，時稱遼餉，明末三饷之始，而神宗有鑑於地方官員在遼餉外可能會額外徵收火耗剝削百姓，特別下旨嚴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領尚方劍，調兵遣將，并以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四將分兵進攻後金，結果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
戰爭中，明神宗多有佈置方略，但一直吝惜內庫帑銀，不願撥內帑充餉，直至朝臣再三請求而後才勉強發了帑銀十萬，但其中多黑如漆或脆如土，致使師老餉匱。待四路殞將覆師後，神宗才又警愦振聋，發了近四十萬兩內帑銀解赴辽東，并任用熊廷弼守辽东，並給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筑城，振飭軍備，才稍稍将東北局勢扭轉。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失陷，神宗鬱鬱寡歡，焦勞國事。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皇后王喜姐病逝，明神宗在众大臣的催促下，已无心思为皇后操办葬礼。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神宗皇帝駕崩於紫禁城弘德殿內，享年五十八歲。臨終前遺詔指出大臣應勉以用心辦事，以及廢礦稅，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員，并要求册封郑皇贵妃为皇后等。
朝鮮一國為此舉哀。皇太子朱常洛立即发内帑（皇帝私房钱）百万犒赏边关将士。停止所有矿税，召回以言得罪的诸臣。不久，再发内帑百万犒边。八月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後，內閣先是為神宗擬上廟號顯宗、諡號恭皇帝，後來，朝臣認為諡號的「恭」是晉恭帝，隋恭帝兩位末代皇帝的諡號，先帝聖謨不可殫述，而帝堯運乃神之德，於是後改成為其上廟號神宗，諡號顯皇帝。九月，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因光宗即位不到一個月即告駕崩，孫子熹宗朱由校即位後，於十月丙午（10月27日）葬神宗於定陵。
彌留之際： 臨終遺言： 万历帝的定陵1958年被发掘，万历帝尸骨復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左腳略右腳短。文革時期的1966年8月24日，遗骨被紅衛兵付之一炬。因此，萬曆皇帝之所以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有一說是認為自己身形不正，感到自卑，所以不敢見人。
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转给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并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后认为条件不成熟，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点头后，周恩来批下“原则同意”四字。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夏鼐负责发掘的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赵其昌（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做前期调研。赵其昌带探工在长陵未找到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吴晗等人汇报后，经商讨决定先试掘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后来吴晗和夏鼐认为试掘献陵对长陵的发掘参考价值不大，吴晗提议试掘永陵，遭夏鼐强烈反对，认为这与发掘长陵无异；试掘思陵，吴晗认为太小，是妃子墓改建。此后吴晗和夏鼐才想到定陵。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定陵的開挖始末，《風雪定陵》一書有詳細的介紹。
1956年5月开始试掘，历时一年试掘成功，1957年打开玄宫。其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左配室、右配室组成，石条起券，前室前面有隧道券，总面积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出土的大批文物无法保存，发掘出土的丝织品变硬腐化。郑振铎、夏鼐为此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自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定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定陵遭到嚴重破壞，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萬曆帝、-{后}-的屍骨被紅衛兵以「打倒地主階級的頭子萬曆」的口號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萬曆帝、-{后}-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馆重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并焚毁。
萬曆元年十月八日，是日講的日子，朱翊鈞在文華殿聽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說》。當張居正講到宋仁宗不喜珠飾，值得效法時，朱翊鈞立即表示同感：“賢臣才是寶，珠玉又有何益！”張居正接著說：“聖明的君主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可以養人，而金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書經》稱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道理也就在這裡。”“是啊！宮裡的人喜歡裝飾，我在年賜時每每節省，宮人們都有意見，我說國庫的積蓄又有多少呢？”朱翊鈞又回答說。張居正便誇獎道“皇上能這樣說，真是社稷生靈的福氣啊！”當時朱翊鈞才不過十歲。
萬曆二年，朝鮮使臣許篈、趙憲前來朝貢。許篈在其前往中國記錄見聞的《朝天記》對年幼的萬曆天子的形象進行了描寫，記載其「聲甚清朗」「天威甚邇，龍顏壯大，語聲鏗然，(我)不勝歡欣之極」同行的另一位使臣趙憲則更生動地記錄地在《朝天日記》道「上(萬曆皇帝)年僅十二歲，而注視別人時十分老成，端坐在龍椅上也不曾搖動，並不會叫太監內臣傳達他的旨意，反而是親自對臣工下聖諭，而聲音玉質淵秀，金聲清暢。(我)一聽到年幼天子的聲音，就感動起來，對以後天下太平萬歲的希望，也更加愈切了。」，而趙憲甚至把年幼的萬曆天子與其父明穆宗作比較，卻指出其父上朝時精神不集中、時常東張西望，而且聲音微弱，需要宦官再去大聲宣旨，儀態形像不佳。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終於能擺脫出翰林學士的羈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李太后也不再管他的生活。但是，皇帝自幼聰惠，在這個時候確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打鬧，而是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諸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內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
萬曆十四年三月，一次君臣召對中，因京師陰霾蔽空，皇帝決定減免一些稅賦，並認為或許最近開水田太過擾民，而致上天警示，應當停止，閣臣申時行委婉地說道：「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棄可惜，相應開墾。」皇帝復說道：「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鹼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能做得？」於是申時行頓時認為聖裁允當，拜首執行。
明朝遺民李長祥在“天問閣集”的“劉宮人傳”中也對萬曆皇帝有過高度評價，甚至認為萬曆皇帝比起東漢光武帝，唐太宗來，品德更在其上。
明末流離出宮的一個老宮女劉氏曾在萬曆年間任職。他與李長祥講述當年的事情「一天內官（太監）持朱筆寫的傳票給萬曆皇帝看，皇帝看完不說話，太監說：「連皇帝內侍的左右內官都容不下，還敢來捉拿。」皇帝沉默了一回，便回答說：「用朱票捉拿人是巡城御史的職責，怎麼能奪他權柄，阻礙他執法，況且你們一定是幹了些什麼壞事。這事朕不管，人就隨他捉拿吧。」這時候皇帝還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後來李長祥覽神宗遺事，原來是當年有一人告內官於御史，御史不知道他已經進宮了，即出朱票拿人。手持朱票去捉人的也不是有經驗的人，直接走到午門去索問。一眾內官馬上就大怒並把票奪走，走到皇帝面前奏上此事，皇帝說的話就跟老宮女劉氏一模一樣，居然兩事能互相對證。
李長祥也不禁大加讚許：「嗚呼聖人哉，聖人哉...考當日所為，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明神宗屍骨被發掘後，發現其駝背後左右腳短，但學者認為神宗生前並不適用。一說神宗生前從未走出過紫禁城，也不符史實，《明神宗實錄》均載，祭先皇陵、祭天、祈雨、祭孔、祭先農等重大儀式均由皇帝主持，且亦有參與騎馬、步行，均不見有載其殘頹之說，屍體上發現的殘缺應該是年老時造成的，而非先天疾病，且三十年不上朝的神宗，其實都有在內廷批奏摺、發令等，並非完全不事朝政。
英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给当时中国在位的神宗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英中两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及在其他领域交流的愿望。同时还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出使明朝，将这封亲笔信递交给神宗。然而使者在途中遇难，但是这封亲笔信却没有丢失，伊丽莎白一世感到相當無奈，表示這件不幸的事情是她的终身遗憾。现在这封亲笔信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邀請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訪華，伊莉莎白二世決定將那封時隔390年的信作為贈禮送給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伊莉莎白二世女王深情地說：“390年前那封信未能到達你們這個偉大而美麗的國度，今天終於由我本人平安地送到了，我為此感到由衷地自豪。” 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萬歷帝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被歪曲的明朝，被丑化的万历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