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漢武帝刘彻（），西汉第七位皇帝，是中國歷史上著名和傑出的皇帝、政治家和軍事家，常被後世爭相效法明君的典範之一。於7岁时被冊立为储君，16岁登基，在位達53年345天。其正式諡號為「孝武皇帝」，後世省略「孝」字稱「漢武帝」，是清圣祖以前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在位第三長的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最長的漢人皇帝，更是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武帝即位初期，適逢國家休生養息了70年，商業貿易達臻鼎盛，接著因擴張戰略，疆域大幅增加，但導致民生凋零、經濟衰敗，深遠影響兩漢的國勢。
對內政策上，開創了察舉制并兴太学，培養出許多的名臣良將；頒布《推恩令》，削弱地方诸侯的勢力；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專賣；另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学从此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另有開闢丝绸之路、使用年号、设立刺史、加强內官权力等劃時代的措施。
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高祖刘邦在位時自白登之围之後使朝廷開始奉行的和親傳統，轉而以武力對付匈奴，發動第二次漢匈戰爭，先後攻取了多處以前秦朝的領土；不过终其一世未能解除戰國以來匈奴於河西走廊以至中原的威脅。
漢武帝又以武力先後攻破东瓯国、南越國、閩越國、衛滿朝鮮等，並且置郡縣治理，册封夜郎國、滇國；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丝绸之路、远征大宛，使汉帝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播中亚，為漢朝武功的極盛時期。
然而長年累月的穷兵黩武，對人民造成了浩大的負擔，中年以後的漢武帝性情也變得迷信多疑，最後致使巫蛊之祸發生，動搖了朝廷的根基。他也对臣下擅用权力，司马迁和李陵家族都在他的盛怒下遭难。駕崩前兩年，漢武帝下《轮台诏》，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方使後來的昭、宣二帝能繼續漢朝的統治。
据《史记》、《汉书》的武帝本纪以及《漢武故事》，汉武帝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年）；母王氏，汉景帝中子，具体排序不详。其母王氏在怀孕时，汉景帝尚为太子。王氏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告诉景帝后，景帝说：“此贵徵也。”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就逝世了。汉景帝即位后，刘彻出生，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儿子。一說劉徹的乳名為劉彘，根據漢武故事記載劉徹被立太子時方才改名，但此說與史書說法有出入。
前元四年（前153年），刘彻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同年，景帝的长子、他的异母长兄刘荣获封为太子。前元六年（前151年）秋九月，无子无宠的薄皇后被废。第二年（前150年）春正月，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为皇后，丁巳，刘彻被立为太子。他成为太子与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有很大关系。刘嫖许诺将她的女儿陈氏嫁给当时四岁（古代按虚岁计算）的胶东王刘彻。刘彻后娶陈氏为妃，两人成婚的时间无考。
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前141年3月9日），景帝逝世，太子刘彻即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太子妃陈氏后获封为皇后（具体时间不详）。
漢武帝建立了内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内朝”又称“中朝”，由一些亲信、侍从如尚书、常侍等任職“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组成宫中的决策中樞；相對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則为“外朝””。中、外是相对皇帝居住的宫禁而言，中朝（内朝）官员享有较大的出入宫禁的自由，可随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宫中办公，外朝官员则无此特权。借由此来培植一批立足于宫中、与以丞相为首的原有朝臣有所分別的内廷官员。重要政事，在“中朝”宫室之内就先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的秘書，掌管文书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只参与朝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汉武帝在地方設十三州部，即冀、兖、豫、青、徐、幽、并、凉、荆、扬、益、朔方、交趾共13州，置刺史，京師七郡則設立司隸校尉；每年8月巡行所部，用以加強治理地方、打擊地方豪強。岁终至京师向御史中丞禀报。此时的刺史为监察官，秩六百石，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为低。
西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任何的削藩，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察举制為中國古代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極大。主要用于选拔官吏。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此后成为汉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徵辟制是汉武帝时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就是徵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徵聘和府、州郡辟請两方面，皇帝徵召称“徵”，官府徵召称“辟”。用以作为察举制的补充。
在中国歷史上，年号由汉武帝發明及首先使用，首個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據滿清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的，年號為「元狩」，并追認元狩前的年號建元、元光和元朔。《漢書》上記載說，前122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那年（前122年）為元狩元年。可是，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只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汉武盛世是西汉的全盛时期。
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受到严重影响。武帝即位之后，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漢朝初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对匈奴作战。经过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反击后，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暂时解除。中原北边农耕经济从匈奴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中得以恢复。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并有七年时间即从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无王庭，不过其后匈奴又南下与羌人组织联盟攻击汉朝。而西汉军队占领从朔方至张掖、居延和廷间的大片土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四郡，并且命令关东地区人民移民这一地区，此举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部地区的得到开发，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汉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开扩领土，在西南，漢朝消灭夜郎及南越國，先后建立七個郡，使到今日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第二次归納中國版图。而海南岛在历史上，也首次纳入中国的版图。在東方，他於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灭卫氏朝鲜，並且將衛氏朝鮮的國土分為四郡──樂浪郡、真番郡、臨屯郡及玄菟郡。
汉武帝派遣了張騫出使西域，张骞的两次出使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即丝绸之路，极大促进了中國同西方经济及文化的交流。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罷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儒学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路，亦使到儒学成为了中國社会的基礎思想。对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亦有人认为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風，同时采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谓儒表法骨或儒表法裏。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受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樂府一名本指管理音樂的官府。漢武帝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創立樂府官署，掌管俗樂，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後人把樂府機關配樂演唱的詩歌，也稱樂府。
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历法，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而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天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由邓平、唐都、落下闳及司馬遷等根据对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纪录所制订。《太初历》的制订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历法大改革。《太初历》的科学成就，首先在于历法计算上的精密准确。中国汉初以前，主要采用“古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中的《颛顼历》。这个古历，计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于这种古历计算不够精密，常出现月初是无月光的朔日，但实际天空中却有圆满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满之日，夜晚却并没有月亮。为了改变这种不对照的现象，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时，重新进行了反复地周密地运算和实践验证。还在于第一次计算了日月蚀发生的周期和精确计算了行星会合的周期。
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發生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六次改革后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巨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盈餘。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針對「諸官各自市（購買），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的情況，在全國推行均輸法，下令各郡設均輸鹽鐵官，將上貢物品運往缺乏該類貨物的地區出售，然後在適當地區購入京師需求的物資。此法既能解決運費高昂的問題，又可調節物價。更重要的是均輸法舒緩漢武帝晚年的財政危機，桑弘羊對此曾有所讚揚：「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然而，均輸法卻被批評未能解決物價問題，「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在經濟方面，漢武帝爲推動農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在全國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例如：龍首渠，六輔渠等等，以便農田灌溉。再加上新式耕種技術的提倡，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發展。
汉武帝到处巡行、封禅。如元封元年（前110年），他亲率十八万骑兵，旌旗千里，封泰山，东巡海上，再至碣石山。用帛百余万匹，钱几万万。汉武帝对汉初建造的长乐宫、未央宫，犹感不足，而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造首山宫、明光宫、建章宫等宮殿。太初元年（前104年）建造建章宫，規模超过了未央宫。它的正门高25丈。玉堂殿有12门。建章宫的神明台上有高达70余米的仙人承露台。宫内的奇华殿，专门陈列外国贡献的奇珍异物。宫内凿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菜、方丈、瀛洲等神山。长安城内外和远郊的离宫内中，有宫人、女子七八千人。武帝每次出巡，和他同辇的女子有16人。漢武帝又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大量钱财被方士骗去。
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关东大雨雪；夏天又发大水。当地百姓有几千人饿死。元鼎三年（前114年）四月，许多地方发生大雹灾，关东十几个郡发生大灾荒，田间颗粒无收，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武帝下诏令，叫饥民到江淮一带自己谋生，又调集有限的巴蜀粟米救济灾民。元封四年（前107年）夏天，又发生大旱灾，土地龟裂，河水枯竭，百姓大批渴死。元封六年（前105年）秋，再次發生大旱灾和蝗災，庄稼被蝗蟲吃盡。而當年春天，漢武帝還下诏兴建首山宫。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出现200万流民，其中没有户籍可查的农民达40万。太初、天汉年间，漢武帝又征用全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李广利远征大宛和匈奴。
天汉二年（前99年），泰山、瑯琊一带的徐勃發動民變。他们占山结寨，攻打城邑，抢武器，释囚犯，活捉郡守、都尉，杀掠二千石一级大官。此外南阳的梅免、百政，楚的段中、杜少，燕、赵的坚卢、范主等人也紛紛發動民變。汉武帝先派小股部队镇压，再派大军追剿，前後殺死了几万人。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蠱之禍興起。丞相公孫賀之妻使用巫術詛咒及在馳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告發，公孫賀一家被斬殺，同時還牽連到陽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女兒諸邑公主。其後漢武帝又發動了三輔騎士在皇家園林進行搜查，並且在長安城中到處尋找，過了11日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與太子劉據結怨的武帝寵臣江充指使胡巫，說宫中有蠱氣。武帝命令江充與按道侯韓說等入宫追查，江充誣告太子宫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書，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後非常恐懼，聽從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詐稱武帝使者捕殺江充等人。漢武帝命令丞相劉屈氂派兵擊潰太子，太子舉兵對抗。激戰五日，太子兵敗逃亡，被漢武帝所廢，被圍捕，乃自殺，滅族，唯其曾孫劉病已得親信保全。征和三年，此謀反案的根源巫蛊案真相漸明，大臣上书直言进谏，武帝感悟，下令族滅貳師將軍李廣利、丞相劉屈氂、太監蘇文、江充家族。
漢武帝將鹽鐵酒國營專賣，實行平準均輸政策，防止商人從中漁利，從而增加政府收入，達到了調節物價及防止市場壟斷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商人遂將注意力轉移至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併嚴重。雖然漢武帝武功極盛，但是到處征伐也造成了國庫空虛，大量人民被徵召從軍，死傷甚重，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於民生困苦、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及民怨沸騰，天漢二年（前99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征和四年（前89年）漢武帝頒下了《輪台詔》，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不是罪己诏，关于汉武帝罪己是资治通鉴的虚构，汉武帝死后并未改变西汉对外战争的基本国策。而田余庆认为汉武帝晚期改弦易辙。
汉武帝晚年得子刘弗陵，甚爱之。刘据於巫蛊之乱死後，漢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钩弋夫人被處死，避免未來再有太后涉政的現象。前88年，汉武帝命令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予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刘弗陵作為未來皇帝。對此，中国史学家吕思勉对《汉书·霍光传》的此记载颇有异议，认为汉武帝於临终前杀掉刘弗陵生母是为了避免母后干政、托孤说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画周公辅政图完全属于捏造。
前87年3月29日（二月丁卯），汉武帝驾崩於五柞宮，享年70岁。4月15日（三月甲申），葬于茂陵，谥号为孝武皇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为曾祖父汉武帝上庙号為世宗。
漢武帝愛好文學，為提倡辭賦的詩人。他個人的文學造詣甚高，在南北朝以前的皇帝中屬於文采一流的人物，顏之推把他歸類為曹操、曹丕一級文才的君主。明朝王世貞以為，其成就在“長卿下、子雲上”（《藝苑卮鹽》）其他存留的詩作，《瓠子歌》、《天馬歌》、《悼李夫人賦》都“壯麗鴻奇”（徐禎卿《談藝錄》），為詩詞評論家所推崇。 漢帝自劉邦以降，皇帝擇夫人，多由美色而定，如高祖擇薄姬、武帝幸衛子夫等；迥異於先秦之際，周代天子、諸侯間后妃婚配，女子多來自異姓諸侯間宗室，皆受過良好的教育，是故較無「外戚亂政」之問題。西漢開國後，漢高祖曾立誓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於是漢代天子既無諸侯王女婚配，立后妃標準但憑帝王喜惡，外戚格局自西漢產生質變，其中以漢武帝立寒門出身的衛子夫為皇后為誌，在此之前，西漢諸帝固然寵愛寒門，卻不致封后。 據《史記·外戚傳》，漢武帝即位後數年沒有生育：“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漢武帝的有生育的后妃皆出身低微：“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可見《史記》這裡寫的“生子”“無子”，是生兒生女都算上。（由于历史记载不详，汉武帝之女未有明确排序，而且很可能部分女儿未曾在史书留名。）
根據《史記》和《漢書》的描述，漢武帝為雙性戀。记载于史书上的佞幸（有公职或者贵族身份的男性情人）有韩嫣、李延年和韩说。《佞幸列傳》紀錄李延年“與上臥起，甚貴幸。”大臣金日磾之子亦曾經為弄儿（孌童）。
汉武帝巡游汾河，在船上和群臣飲宴，汉武帝突然对群臣说：“汉朝有六七之厄，六七四十二，汉朝传到第42代皇帝，会有当涂高取代汉朝。”群臣说：“汉朝应天受命，王朝长过商周，永世不绝，陛下为何说这种亡国之言？”汉武帝表示「只是醉言，但是自古以来没有一姓可以一直拥有天下，不过即使汉朝灭亡，不要灭亡在我父子手上就行。」
当涂高的意思是路上有很高的东西，后来的公孙述、袁术和曹丕等都用「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谶言为自己称帝造势。
汉武帝建元年间，汉武帝和随从微服外出打猎，麻烦事不断。一天夜晚汉武帝和随从投宿旅社，旅社主人觉得一行人来者不善，对汉武帝等人非常傲慢。旅社主人准备和门客一同杀死汉武帝等人，但是主人妻子觉得汉武帝等人气势非凡，不像强盗，于是将她丈夫灌醉，偷偷放走汉武帝等人。后来又不慎踩伤农民庄稼，引发纠纷，农民叫来县令。汉武帝自称平阳侯，县令本想拜谒，汉武帝随从却想鞭打县令。县令大怒，扣押汉武帝随从，拒绝他们离开。汉武帝不得已，向县令展示皇家身份，县令才予以放行。后来汉武帝微服外出的举动被众人得知，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行宫招待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微服外出会扰民，干脆建立上林苑，专供皇家打猎。
汉武帝曾經以彘为名的说法出自於志怪小说《汉武故事》。《史记》和《汉书》則明确紀錄刘彻於被封为胶东王前，名字為彻，無彘字。即使是后世由司马光编纂的《資治通鑒》，亦無采信《汉武故事》的说法。
《史记》王太后传云“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而索隐《汉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兰殿”，《汉书》王太后传云“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史记》与《汉书》皆以武帝生于景帝即位后而孕于文帝去世前，汉文帝崩于后七年六月己亥（前157年7月6日）时武帝在孕期内，六月丁未（前157年7月14日）景帝即位。若据《汉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兰殿”，则武帝生于景帝元年乙酉年七月七日（前156年7月31日），与《史记》、《汉书》所记“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相差一年，且孕期超过十三个月（前157年7月6日文帝去世之前怀孕至前156年7月31日武帝出生）非一般正常孕期。《史记》汉武帝本纪云“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汉书》汉武帝纪云“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以《史记》和《汉书》所记武帝当生于景帝元年（前156年）而为周岁，至孝景四年四岁立为胶东王，至孝景七年七岁立为皇太子，孝景十六年十六岁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武帝当生于汉景帝元年（前156年）而当在三月份或三月前应不出十个月的孕期，《汉武故事》所记日期“乙酉年七月七日”当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