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
中華民族，是一個在近代的晚清由梁啟超發明的政治概念，其思想是按照中国民族主义建立國族，統合中國境內所有民族並樂見其一體化，梁啟超以“承認中國境內各歷史－文化群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和多元現象”為前提構建本詞彙的定義。
晚清時期，面對列強的威脅，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其中一部分人將中國的危機歸咎於中國內部「異族」的統治，不滿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政策。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漢民族主義 ，形成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而維新派則警告革命派的「排滿」種族革命主張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和列強干預的危險。另外，清末留日滿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員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影響了中華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民族矛盾，由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紛紛參與革命，日益威脅著清廷統治權。為了度過自身低潮的統治時期，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君主專制轉化為君主立憲的共識，「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並且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與維新派相對立的是頑固派，兩者的實質都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辛亥革命後，主張種族革命的革命派放棄種族復仇主義的主張，接受新成立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立國理論基礎——「中華民族」觀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中華民國建國後，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的口號廣為流傳，更隨著諸多學者的提倡而廣為人知。當今中華民國學術界主張中華民族是以漢、滿、蒙、回、藏、西南邊疆民族、臺灣原住民及其他民族為組成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憲法定義中國現今有56個民族，包括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
在歷史淵源上，中華民族可追源到漢族的神話炎黄起源，而在現代則包含在中國境內非漢族的少數族群，在某些情況下延伸包括中國境外的華人或未必有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故中華民族並不是單純的民族、種族、公民的人群分類概念，而是政治詞彙，其定義可因歷史、政治及國族立場不同，在族群內涵及地理範圍上或有差異。
關於中華民族的概念變遷，歷史學及人類學理論有費孝通的「多元一體」論及許倬雲的我者與他者的轉化及混合。
清末立憲運動期間，留學日本的滿蒙旗人和滿洲官員對梁啟超、楊度等人的主張作出正面回應。1907年，恒鈞、烏澤聲等留日滿蒙旗人在東京創辦《大同報》，後來又在北京創辦《北京大同日報》，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結合民族與立憲政治議題，認定滿漢問題之所以出現，歸根結底是君主專制獨裁造成的惡果，因此必須改革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政體，開設國會。在這樣的認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場合更多次逕稱「我漢、滿、蒙、回、藏四萬萬同胞」。 留日滿蒙人士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深刻影響了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王朝轉化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共識。立憲運動的「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 到了20世紀初，清廷開始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清朝君主在遜位詔書中表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新清史學派學者、哈佛大學漢學家及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表示，清朝在疆域方面將地理上屬於內陸亞洲的許多地區，都編入帝國的版圖，而為1912年以後的中國政權所繼承；滿洲人更將漢人傳統以長城劃分的內、外統為一體，使「中國」的概念得以重新定義。在多民族性方面，滿洲統治者標榜的「滿漢一體」或「五族一體」說，也為後來的中國政權所採用；在清朝的統治下，促使由各個不同民族所組成的「中華民族」一詞，可以與「曾經過去是清朝疆域內的人們」同義。
“中華”一詞出現甚早，源自於中國古代華夏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一帶，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發達；歷史悠久，因此稱該地為中華，此區後來被稱為中原。 在《資治通鑑》記載的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民族一詞具有十分豐富而複雜的內涵，可以表達多種近似而不同的概念。詞彙本身歧義較多，概念和用法受到政治的較大影響，這些義項之間容易相互混淆。在不同的學科中，對於民族的範疇與用法也有許多歧異。
「中華民族」一詞由近代的梁啟超首先提出，同時期後續有楊度和章太炎等諸多學者的闡釋與政府認可。梁啟超所提出意指華夏族、漢民族、炎黃遺族等。1902年梁啟超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指出：「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七次（簡稱為「華族」），並表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它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一般中文語境下，中華民族一詞的使用常泛指大中華地區境內的公民及海外華人。
在行政及法律上，中華民族的族群內涵至今無明確的現代公民、血緣種族的統一識別標準，而中華民族、大中華地區等概念包含的內容之差異，可以從此詞的當代官方界定到和歷史演變(自晚清到現代) 來說明。 华人學者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換言之，中華民族並非傳統中國裡的民族，而是中國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後，經由「民族自覺」所出现的國族團體。他還認為，在過去的三千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史式认为中華民族是用來指代由古至今主體曾經在中國，在現代可理解為大中華地區，長期居留且有較深層次的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同化的一批族群的統稱。
若以公民身份國族定義中华民族，則該詞包含由中華民國憲法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所有國境內的各民族，為中國人的國族。亦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國家的稱謂，乃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族、與國家三種認同的合為一體。例如芮逸夫曾詮釋孫中山之說，將中華國族、中華民族和中華國家三個稱謂，說是「三位一體」。
中華民國強調其中華文化的正統性，并包含了自行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多元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總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則是一個例子，由蔣中正發起以對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權遷移至台灣，台灣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原有的中華文化，保護中華文化免於受文革破壞，於1966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文革運動分庭抗禮，主要以倫理道德與儒家思想之精華來宏揚中華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開始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其民族政策將中華文化定義為境內56民族文化總匯，主張該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該國治下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中國境內至少有30種以上民族文字，包含漢字與民族文字滿文、藏文等，皆並為中華文化的遺產寶庫。
中國史學家黃興濤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人整體的身份認同標誌，在中華民族觀念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雖存有分歧，但在「九一八事變」與「抗戰爆發」之後，當時社會皆廣泛使用和認同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性稱謂，爭戰雙方又完全一致在這凝聚符號一點上有共通性。他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命運和目標，以便與共同的民族敵人戰鬥到底。尤其是國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動全國、激動人心的政治文件中有關中華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民族整體性的強調，對於現代中華民族觀念認同所產生重大影響。亦可看出在抗日之前的內戰，正是在「中華民族」這面旗幟下停止內戰而再度合作了起來，並被視為國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種象徵，亦促進了現實的民族融合。《中共中央為國共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描述：「中外人士皆認此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主要根據；此不僅為兩黨同志之光榮，抑且顯示中華民族之偉大。因此，凡關心中華民族命運者，無不企盼國共兩黨之鞏固的與長期的合作。」
由於海外華人常擁有中國之外的國籍，因不同的國籍法則有不同的國籍及僑務政策，而為維護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有人主張採取允許雙重國籍的政策，如中華民國政府的作法。1956年東南亞華人的雙重國籍問題，使周恩來明確採取單一國籍的政策，以避免東南亞諸國對對華僑華人政治忠誠度的疑慮。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委會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專有名詞，指「認同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人」，僑委會號召對中華民族與文化的認同，並期望華僑教育能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優良傳統。
中國未清楚以法律明定“中華民族”包括或排除的民族列表，行政上的「中國民族列表」是否等同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學劃分和族裔政治認同是富含政治及文化分岐的議題。
梁啟超為晚清君主立憲的改革派人士代表，反對鼓吹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黨政治主張，主張將清朝疆域境內各民族視為一個整體來拯救的「國族主義」。
梁啟超將革命黨政治主張描述成對立的「小民族主義」，認為「小民族主義」鼓吹漢族獨立建國，從清朝的統治中獨立復興單一民族。
同為晚清著名立憲派代表的楊度，主張「漢」只是「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應採「中華」為「文化之族名」以反對「漢族」血統說。因此楊度也成為了中華民族一詞的早期使用者，但其強調以中國自古以來以「文化較高、人數較多」的歷史文化定義和梁啟超的政治文化定義有所不同。楊度提倡中華民族為中華文化之族名，將中國全體人民盡成為中華民族。
晚清著名保守派代表的章太炎則以其特殊的宗教和民族主義來定義「中華民國」的新漢族道德價值，俾「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章太炎以中國之歷史文化與種族之特殊環境所界定之「中國性」（Chineseness）上，並非狹隘地建立在生物學之種族群體之概念，以佛教思想來詮釋斯賓塞之理論來進行種族革命（民族光復）。而在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提倡「五族共和說」：「今日中華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之後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正式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後，雖曾主張重提民族主義並揚棄五族的說法將中國境內所有民族融化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融合」的說法孫中山全集第1卷" />，並修改五族共和說法為要求藏蒙回滿等族人民盡皆一起漢化，與漢人一起自決為大民族國家1924年，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表示，藏回蒙滿等外來民族人口乃是少數，而就大多數來說，中國人皆為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孫中山於中提到的「結成了國族團體」。
中華民族被孫中山使用在其政治主張中，其概念隨著時間的演變不斷擴大，並最終稱演變成了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國族團體。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即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先有了中國民族主義，然後才有中華民族概念之形成。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主流上是以文化認同居於首位，但主權中國建立後，國家已是一個亟需建構的政治概念，也使得國家認同不得不被提升到所有認同之首位，因此，孫中山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凝聚國家認同基礎，就是將血統種族認同包融於文化認同之中，在中國境內藉由文化認同先凝結成一中華民族，並以中華民族做為國家認同的基礎。
辛亥革命後，五族共和的思想擴大中華民族的涵義，進而前朝大清帝國境內的其它民族，而漢族則為中華民族的基幹和主體，中華民國國旗也從十八星旗改為五色旗。五族共和的思想孫中山於三民主義中提倡將漢、滿、蒙、回、藏五族歸成一個中華民族，其根本意蘊是要以漢族爲主體融合同化中國境內其它少數民族，形成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
孫中山之中華民族思想的三民主義最終於1946年，被「制憲國民大會」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範了中華民國的憲政基礎，且中華民國憲法之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與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更是彰顯了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思想 。
中華民國各民族與族群、國民及少數民族的認定反映了時代變化，中華民國解嚴前以漢、滿、蒙、回、藏、西南邊疆民族的中華民族，到解嚴後以國家認同為主的方式來取代民族認同。
中華民族目前在台灣為政治用語，如馬英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於民族掃墓節舉辦遙祭黃帝陵典禮儀式，內政部新聞稿以「中華民族遠祖黃帝」一詞來以形容黃帝「為我中華民族樹立民族觀念與國家形式，也為我國創造深厚文化，可說是我中華民族之始祖。」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吳秉叡事後對行政院提出「應否廢止中樞祭黃帝陵典」的質詢。
關於民族界定方面，中華民國政府的原住民與蒙藏相關內閣部會多位官員都曾公開表態該民族不是「中國人」或「炎黃子孫」，但並未直接提及與「中華民族」的關係。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介紹台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系民族的關係時即表明「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在人種上屬台灣南島語族人，台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孫大川於2012年在立法院直言自己不是所謂的「炎黃子孫」，蒙藏委員會蒙事處長海中雄也表示他和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都不是「中國人」或「炎黃子孫」，而是「蒙古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主要社會主義詞彙為「中國人民」和「各民族」，而自從毛澤東於1976過世後，「中華民族」一詞才漸漸地取代「中國人民」和「各民族」的說法。這從較中性的居住在中國的「人民」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轉換成較具種族性的「民族」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動的文化認同政治。
在法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與民族政策目前仍主張中國民族為56個民族，並進行民族識別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定中華民族有56個民族。
注：各省区市分布人数按，人口100万以上的民族只列出10万以上的地区，人口10万以上的民族只列出1万以上的地区，人口10万以下的民族只列出500人以上的地区。
然而在「單一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相關民族政策上，關於相關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是一個學術理論熱點」。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的中央級綜合性報紙《中國民族報》及相關的民族理論與政策的學術及文化討論，在2000年以來有要求在法律及政策上確立中華民族的「國族」地位。
學者胡鞍钢、胡联合与马戎推的所謂用“第二代民族政策”取代“第一代民族政策”的訴求, 旨在「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號稱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要求「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强制推行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於1949年至1954年進行第一階段民族識別工作，首先認定38個少數民族。後來在1954年至1964年進行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第二階段工作，並新確定了15個少數民族；同時，將普查中自報的74個族體分別歸併到53個少數民族中。在第三階段工作則在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中進行，1965年認定了西藏珞瑜地區的珞巴族，後來在1979年認定了雲南基諾山的基諾族。直到最近使中華民族的成員增加到56個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自1982年以來，中國民族成份恢復的人數在1200萬人以上。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黃興、劉揆等革命黨成員於1912年3月19日創立了“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此會重要發起人亦包含了少數民族成員（如：滿族恆鈞等）。因為清朝末年的立憲運動的恆鈞等人從事「大同報」社活動。辛亥革命後，百廢待興，當時的孫中山於同年4月初批准該會立案，除了贊同之外，在民國初年政府財政極為拮据情況下還提撥經費支援。同時一些地方官員也發佈《化除種族見解之文告》與政策以配合政府實行大同主義。某些革命黨人士甚至主張禁止鼓吹排滿、有違五族共和宗旨的書籍可見當時促進各民族間平等共處的社會需求，當時諸多社會組織大為提倡以「五族共和」為目標，並以民族平等融和為宗旨。眾多組織中較為特別的是於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由袁世凱下令組成的「五族國民合進會」，不僅是因為由最高首長授意，其成員也是真正由五大民族重要人士所組成，而且該會在《申報》上分析了血統、宗教和地域以論說來證實五族共同起源、共同祖先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