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
人權（也稱基本人權、自然權利及人類基本權利）指“個人或群體因作為人類，而應享有的權利”。人權的許多價值以強化人的能動性並以普世（或曰普適）原則要求所有人應享有此天赋權利。一個人不是只有活著才有人權，死人也有人權，盡管死人人權的具體內容不同於活人人權。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之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權要求“把人當人”，是人的哲學。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之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之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之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之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人人有權不受歧視享受這些權利。人權是最核心之自然權利，没有人權，就没有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和博爱。鉴於人類中資源有限的個體實力不足以防止自身的平等權受到侵犯，甚至被迫放弃这一权利，故而与人权相关联的集体有代为捍卫该集体之外的个体之平等权利的义务。任何集体也享有代为捍卫该集体之内的个体之平等权利的集体权利，但是集体权利不属于人权，更不被允许作为用于限制人权的手段。國際人權法規定各國政府之義務，規定政府採取行動之特定方式或應避免之特定行為，以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個人或團體之基本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是否維護和保障人權成為憲法、國際法及國際社會評判的重要規範性價值標准；此外，比例原則等一些法律原則，也被認為是為了確保基本人權不受政府各種手段過度干預而生的；不過在保護人權的法律實踐上，憲法及國際法的界定存在政治及學術爭議。學者張文貞認為，中華民國在施行兩大人權公約後乃人權國際法與國內憲法的匯流。
人權的概念被認為和公平正義息息相關，捍衛弱勢人權更被認為是公平正義的伸張；然而一些看似保障人權的做法，如廢除死刑等，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妨礙公平正義；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因此死人也有人權，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
在古代社會，普世人權的概念還沒有成熟，一個人只會因為他身為團體中的一份子而擁有權利。公元前6世紀的居魯士文書，當中居魯士大帝宣佈釋放所有巴比倫之囚中被擄的猶太人，使其可以重歸家園，此革命性之舉動是為人類史上的第一部人權宣言。有關個人權利的思想，很快便傳播到美索不達米亞鄰近的印度、希臘和羅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兩個《任擇議定書》（針對投訴程式和死刑）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共同構成《國際人權法案》。1945年後通過之一系列國際人權條約和其他文書擴大了國際人權法之構成，包括《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8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5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年）、《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和《殘疾人權利公約》（2006年）。
《世界人權宣言》是人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由來自世界各地區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通過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的第217A(III)號決議宣佈，作為衡量所有國家和人民取得成就之共同標準。《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規定人之基本權利應得到普遍保護，自1948年通過以來，已經被翻譯成501種語言，是世界上被翻譯最多之資料，是許多新獨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之憲法之思想源泉。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日为“國際人權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20周年即1968年，也被联合国定为“国际人权年”。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权、人身权、不受奴役和酷刑权、人格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无罪推定权、财产所有权、婚姻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参政权和选举权等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同工同酬权、休息和定期带薪休假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和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参加文化生活权等等。《世界人权宣言》同时规定，“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个人在享受权利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虽然存在着对《世界人权宣言》的代表性和时代局限性的质疑，但其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次人权共同宣言，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人权事业的总章程，以下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它的两个重要补充和细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公约将《世界人权宣言》法律化，并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标志着全人类的人权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该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該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明确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同等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第一項任擇議定書》於1976年正式生效，其《第二項任擇議定書》於1989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干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对天然财富和资源的自由处置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明确了部分权利的有条件性或者绝对性。比如，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正式宣布社会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原本应承担的义务，但减少的程度必须是客观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而生命权，人格权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限制。第二十八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约的实施。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憲政體制中，憲法一般都將人權明細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并不是憲法賦予的，憲法的作用僅僅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一種手段。
雅克·馬里頓説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範，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準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準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
西塞羅曾説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人權的普世性在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實質性權利。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賦人權，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人权正是通过憲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價值。
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於人權概念的主要批評是，主張人權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尤其人權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源自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這種概念在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國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評者質疑那些提倡人權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洛克、密爾都是來自西方國家，同時這些西方國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國主義行徑。這種論點還舉出宗教來證明文化的霸權主義。然而，一些人也對文化霸權的批評論點提出反對。如：人權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於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權在實踐上也會與帝國主義的行徑產生衝突，例如人權也能被轉換作為民族自決的理論。
另一種批評則認為人權所主張的權利是具有階層性的，因為各種不同權利之間的關係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要保障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不能不先確立一定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例如適當的教育。而後者是否應該被包括作為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則仍是爭論的議題所在。
還有一種則批評人權概念是根基於自行訂立的道德觀上。如果這種道德觀只是個人依據自己喜好而表達的要求，那麼人權就不是客觀的道德原則。美國哲學家Richard Rorty便認為人權只是根基於人類感情的表達上，而非一種理性的實現（不過，根基於利益理論的基礎，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權）。Alasdair MacIntyre：人權其實與古代人類對於「獨角獸和女巫的信仰相同」。這種批評與道德相對主義相近，它宣稱道德是個人喜好、沒有客觀標準可衡量道德基準。
馬克思主義則反對西方人權觀中“絶對的”“先驗的”等唯心觀點，認為人權不是從來就是“天賦”，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權”是帶有階級烙印的“特權”。“只要階級還没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剥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麽説，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的“人權”，因為只有消滅了生産資料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人之間真正平等，以及“人的解放”。北京日报于1979年3月22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公开批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这篇文章否定了人权是无产阶级应当争取的东西，其实扭曲了马克思主义。
對於人權的最後一種批評則聚焦於「誰才有責任監督人權」的問題上。人權的概念起源於避免公民遭到國家侵害，也因此可能代表所有人都有責任介入並保護受到侵害的其他人。因此在民族和國籍的區隔上，由於那強調了人們的不同點而不是相同點，可能被人權運動視為是對人權不良的影響，因為那否認了人們天賦的相同權利。中国則主張國家主權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是國家最先立下了人權的條約保證。在對於國家干預和使用暴力與某些的爭論議題上，爭論者的主張通常也都與他們對於人權的看法差異有關，例如將人權看作是法律權利抑或是天賦權利、以及他們是屬於世界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立場都有關聯。
國際社會對人權的内容和分類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各種理論之間不僅有衝突也有重叠之處。所以本章節將人權的各種元素從錯綜複雜的理論中提取出來分列如下。一些人認為人權的評判標準由西方國家界定，關於這點可見下面評判標准一節的說明。
儘管對人權的具體認識與實踐互不相同，但是對于一些人權的最基本的内容還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識。2006年3月15日，由聯合國大會建立並直接負責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成立60年之久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為聯合國政府間負責人權之主要機構；理事會由47個會員國代表組成，肩負著在世界各地加強促進和保護人權之任務，應對人權突發事件等侵犯人權之狀況並就提出建議。人权的基本内容仅仅一种最低限的保障，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又出现了很多对人权的扩充。人权的进阶内容一般都是基本内容的融合、扩展、深化。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明的多样性，对于以下的人权内容和具体的实现方式还存在这不同程度的分歧。被多數國家認同的人權立法内容包含如下：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像中華民國民法第六條就說「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像例如法律保障人死後的人格權，因此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反應該認為，死人也有人權，只是不同於活人而已。
以下是一些和人權相關的國際法律和文書的列表：儘管對于人權的具體内容和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存在很大的争議，但終歸需要一個可以具體實在的判斷標准來促進全人類的福祉。
在人類追尋一個統一的人權標准的道路上，没有人能够回避一個無奈的現實。由于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有的國家能花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去呵護寵物和家畜，但有的國家却為給兒童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醫藥和教育而挣扎。不僅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天壤之別，在文化傳統方面也往往是千差万别。這些客觀的事實嚴重的阻礙了人類關于人權在現實層面的共識，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强制移栽的人權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症狀。
為了解决這個難題，當代英國思想家米爾恩提出了“作為最低限度標准的人權”。核心内容主要有兩點，第一，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道德規範的多様性，得到某種共同體認可的權利，没有足够的理由被認為也同様適用于其他共同體。第二，無論社會發展和道德規範存在多麽大的差异，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權必須得到所有共同體的一致擁護。總結起來，人權標准是最低的，所以才能成為普遍的；因為是普遍的，所以也只能是最低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怎様通過建設性的對話來溝通和擴大人權方面的國際共識已成為了當今國際社會主要議題之一。不僅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思考人權，而且在與西方文明并駕齊驅的其它文明框架内省察人權，已形成一種“文明相容的人權觀”，是緩和并逐步化解矛盾衝突的一條必由之路。
儘管以《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為代表的一系列人權宣言都肯定了人權的特殊性，指出實施人權原則必須考慮國家的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是社會普遍認同人權仍應有最低限度標準，“貧窮不能做為國家恐怖和酷刑的藉口。”
鑒于一系列複雜的原因，人權的評判標准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着分歧。但人類在促進人權的偉大事業中不斷溝通，不斷理解，不斷磨合的過程，其本身也是一種人權的促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方在人权观上有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主流意见认为人权原则是普世性的，而中国更强调人权价值观有文化相对性； 第二，西方人权观以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核心，而中国更强调集体权力，以及公民义务与权利的统一； 第三，西方人权观注重政治权利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公民权利，而中国的人权观则强调发展中国家中生存权才是首要人权，应优先予以发展。人们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谈到其他人权；以及强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等内容比较含糊的权利。在这些分歧中，比较有影响且常被用来对抗西方人权观点的，是建立于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上的“亚洲价值论”。此论的主要阐述者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许是主要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价值并不相容，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亚洲价值论”的观点，而是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性”和文化差异决定的相对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越来越频密的国际人权讨论中，中国政府表面上逐渐接受人权普世性的看法，但仍然强调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条件。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用来对抗西方的观点有二：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解决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温饱问题；二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帝国主义强权持续对中国侵略、控制、干涉的历史事实的认知，中国政府认为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集体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干涉主义，是“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中国政府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和西方社会制度弊端的暴露，民众逐渐认识到西方人权观念的消极面，同时随着中国和西方对抗加剧，这两大观点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国际人權組織 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