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逃港，即逃亡至英屬香港，中国大陆称“大逃港”，在香港又稱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國大陸民眾嘗試偷渡至英屬香港之現象。三年大饑荒後之1962年為一高峰。逃港潮促使並強化了英屬香港的反共意識形態。
逃港者以廣東人為壓倒性多數，其次來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慶），後者比較多用合法途徑。而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前後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東、河南和天津為主。
由廣東省偷渡來港者超過二百萬，不少經香港移居東南亞或偷渡到歐美國家，按地區而言，最多是惠陽地區(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東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區以及廣州，其次亦有數十萬北方人以及華中人經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份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內蒙古經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鵬飛亦從上海偷渡到香港，其餘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數萬人經廣州偷渡到香港，總和亦有數十萬，而南方人大多經廣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經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現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較多，但亦有女性。逃港者多為農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原因有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輕人為主，大多因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認為香港遍地黃金（如電影《打蛇》的鑽石山的謠傳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拋妻別子偷渡去香港尋金覓財的康伯」）、嚮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齡層的人，因為被批鬥、饑荒、希望賺取金錢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輕人則因為生活經驗較淺，大多不是親屬被批鬥而是希望賺取更多的金錢而到港。
大量人在偷渡過程中被鯊魚咬死、游泳氣力不足淹死、跳火車時摔死、在偷渡過程中與中共軍隊以及英國啹喀兵、華人兵糾纏中互有死傷、根據電影《打蛇》的資料搜集，不少人還遭香港黑社會強姦、斬殺，最後大約200萬至250萬成功越過邊防線偷渡至香港市區，祇計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軍南下」，短短一個月便南逃十五萬人，著名事件包括華山救親。
1962年5月14日，由於逃港人數太多，香港政府決定放棄「安置難民」，開始「即捕即遣」湧入之難民。約三萬逃港者集結在香港上水華山，疲憊飢餓，在山中喘息，等候從市區聞訊趕來之親人接下山。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報》發表了首篇社評：「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報報館一度成為救援物資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島日報》刊登了《百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宗教團體、鄉親組織、新聞媒體發起了「援助有困難的人民」行動，前後共有十幾萬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華山。市民用各種方法保護華山上之親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區。
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下，警察將一批批越境者強行拖上卡車，送到石湖墟收容營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營後，免費給予兩餐豐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車由羅湖橋送返大陸。當夜有市民守在營外，據報載：「滯留（在營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眾。」「他們當晚就在露天臥睡。」市內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熄燈閉門，以示同情。
翌日，上萬市民手持餅乾、麵包、糧袋，當卡車長龍駛出營門，公路兩旁糧袋齊飛、淚雨傾盆。突然，成百人衝出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車隊，許多越境者紛紛跳車逃跑。
據事後估計，前後共有約過半華山越境者，在市民幫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後得以進入市區。
在19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取得大陸的控制權後，中華民國政府相關的軍政人員，以及資本家、地主、農民等為了逃避新政權，南下逃到英國殖民地香港。根據大陸官方檔案顯示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四次大規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數就達56萬人。。由於人數眾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開始限制大陸人來港，並暫置國軍家眷於調景嶺；而中共因應抗美援朝，為了清除國民黨餘黨的需要，並沒有封鎖邊境，任由他們離開中國大陆，直到1953年韓戰結束後邊境開始收緊。而同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發動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運動，仍然留在大陸的資本家、地主、富農、以至於與國民黨抗日有關的人都被清算並受到批鬥迫害，導致一些人在邊境封鎖後通過各種方式逃離大陸，揭開了逃港序幕。
1950年代初期，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不久，政局未穩、經濟活動疲弱、民生凋敝；再加上政治運動四起，中共高層進行大躍進運動導致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田地顆粒無收，四五月份又青黃不接，中共治下的大陸居民苦不堪言，日思夜想盼望逃出飢餓和高壓的生活。
1957年，中共發起反右運動，結果大量知識份子、異見者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發第一次大規模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陸公民第一次大規模通過寶安縣（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歷時3個月遭到鎮壓而平息。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引發了大饑荒，許多廣東農民為了生存，紛紛外逃，廣東地方政府對此默許，伊塔事件後政策收緊。此後的逃港活動基本是非法經濟移民以及家庭團聚。
1962年4月26日，在寶安縣，大陸從惠陽、東莞、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來的公民結成長隊伍，扶老攜幼，牽兒帶女，大量湧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達到4000人，參與逃亡人數8000人，但是，51395個來自12個省、62個縣市的中國大陸公民被迫遣返。1962年4月29日，寶安縣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眾，混入逃亡人群，進行研究和考察，得知發起逃亡運動的主要是19歲到40歲的青壯年，尤其是大學生。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來勢洶洶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驚，於是將抓捕的逃亡者全部遣送回寶安。
周恩來得知逃亡運動後，作出指示：「為了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中共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1962年5月22日，廣東省的一萬余官兵開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1962年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
1979年，深圳剛剛建市，香港即將在1980年實施即捕即解，再發生了大規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數共計十萬餘人，逃亡成功人數4萬餘人。根據中國官方資料，只計1979年廣州的逃港失敗而被捕入獄者已達5萬，全省（尤以珠三角為主）達30萬。
逃港分為陸路和水路兩種途徑。
陸路按路線分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
水路則是由廣東沿海地區乘漁船進入香港水域登陸。著名音樂家，曾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就是1967年乘船由水路逃往香港。珠三角西部的難民多先以澳門作中轉，再利用快艇或漁船進入香港。
當時寶安縣全部屬於邊境禁區，沒有特別證明文件將受拘捕送交樟木頭看守所遣送回鄉。即使有合法文件，陌生人仍要被搜身，一旦搜出浮具如游泳圈，塑膠吹氣枕頭，單車輪胎內膽或乾糧等，立刻用麻繩捆綁送收容所。
逃港者離開惠州或東莞進入寶安縣，就要晝伏夜出，避開民兵村民檢查，徒步潛入深圳。從惠州步行到深圳需時十夜，行途非常艱苦，大部分人未抵深圳已被民兵抓捕。到達深圳後接近邊防軍駐守的邊境區更不容易。
更有資料顯示，逃港者冒著極大生命安全風險，如水路（大鵬灣一帶）常有鯊魚出沒、或會受到邊防士兵開槍射殺。
大陸逃亡失敗或者被遣返之公民，回家之後被中國共產黨視為「階級敵人」，在批鬥會上進行批判和毆打，並會被送到「勞改」（監禁和勞動刑罰）。
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戰的一部份，國際社會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圍牆，是共产主义地區人民逃往資本主義地區「投奔自由」的世界史中之一部份。
偷渡潮還影響了香港政策之執行，根據香港大學教授周永新所言，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區人口上樓（即入住公屋）的政策，但香港1981年仍然有70萬人口居住在木屋區，當中絕大多數都是1976年以後來港的逃港者，因為逃港者太多，香港土地漸趨短缺，需要通過市區填海以及港九以外興建香港新市鎮（今日的荃灣、屯門、元朗，以及1997年前興建的天水圍及將軍澳）政府通過十年建屋計劃所建設的房屋沒法應付需求。香港偷渡潮對香港經濟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勞動力以及冒險追求財富的精神亦為香港經濟帶來一定貢獻，部份更成為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如黑社會、犯罪、大量公屋、社區建設以及綜援支出等，許多逃港者最終成為了危害香港社會的罪犯，例如張子強等。
因為珠三角在中共建政前時已成為其中一個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當年佔領廣州的山東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廣東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現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來自廣東（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這些人口又大多來自親屬移民，佔總親屬移民的84%，香港的貧窮新移民人口幾乎全為逃港者大陸親屬，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為主。因為逃港者經歷過中國共產黨批鬥、饑荒的日子，他們比沒有經歷過中共統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討厭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大陸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厭共甚至仇共的心態，對中共及香港本地親共勢力充滿戒心和厭惡。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權移交，以及主張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離，很多都反對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產在六四事件後到九七主權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國，當時因為香港樓價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國的人口主要為投資移民，他們不少已經在1997年前售出樓宇，以投資移民外國。
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萬以每十年100萬的速度增長，為香港在1970年代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約500萬。成功逃港者，在香港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歧視，但1997年前之逃港者大部分均已融入香港社會。逃亡成功的大陸公民獲得了香港身份證，他們都成為了香港的廉價勞動力，對於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作出了巨大貢獻。1980年以後不少已取得香港身份證的逃港者將家人申請到香港，而香港人口以每十年55萬增長，逃港潮人口以及其後代成為香港現今人口的重要來源，是香港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例如「獅子山下」精神。雖然逃港人口來自廣東各民系，香港政府推動廣州話作為香港的通用語，使原居民、此前來自中國各省的香港人大部份亦改以粵語廣州話溝通，因文化相近及種族單一，族群衝突如土客械鬥減少。逃港者亦有來自廣東的各個方言區，廣東的語言情況複雜，有多個民系多種語言，但來港以後亦改以廣州話溝通。而世界各地居於香港的非華裔多以英語作為第一語言。
廣東省因為與香港相距較近，許多公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廣東省人口銳減，工廠停辦，城鎮居民減少。1977年11月11日，鄧小平在廣州市視察時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及1980年建立深圳經濟特區，是廣東省非常重要之歷史。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習仲勳形容「人民用腳投票」，將偷渡潮定性為經濟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共不想偷渡潮持續而令其體面受損，為了阻止廣東人民大量偷渡，決定讓廣東先富起來，優先開放深圳、廣州以及珠三角，廣州及深圳成為中國富有地區，人民生活質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實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風險偷渡來港。偷渡人潮大量減少同時，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廣東，深圳最低工資亦是全大陆第一，達每月1600元，引來各省居民爭相到深圳工作。
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推動「中港融合」政策，大量香港新移民移居香港。廣東省公安廳每日有150名親屬移民配額，予新移民移居香港生活。但與1997年前的移民不同，這些香港新移民不會說廣州話，不少並不願意融入香港社會，並保留使用簡體字、自己的母語或普通話；與此同時，把持香港政府和部分商界勢力的建制派也擴大普通話和簡體字使用範圍，遂引致陸港矛盾加劇。
廣東大量民眾偷渡外逃，引起當時中共廣東省委乃至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極大關注。其中中共廣東省委於1979年4月中旬，就召開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緊急會議，着重研究部署具體的應對措施。國務院、中央軍委後於同年6月14日發出《關於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而在6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堅決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聲明出境人士都必須經當局批准、憑證在指定口岸離境或進入邊境地區。而偷渡外逃者就要接受收容、教育或遣送等。而為迅速遏制民眾外逃，廣東更在深圳、珠海邊境沿線組織民兵與邊防部隊，開展堵截。在臨近港澳和偷渡嚴重的惠陽、惠東、東莞、海丰、中山、斗門、順德、番禺、台山等縣，增設臨時民兵哨所，以加強巡邏堵截。在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則集中船艇加強海上巡邏，嚴格檢查來往船只。
當時，中国共产党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由於香港在1997前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中國大陸的政策如大躍進、上山下鄉及文化大革命影響不到香港，香港又處於經濟騰飛時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實上比中國大陸高出了許多。
當年的逃港者現今已成為長者，不少都支持建造一座逃港遇難者紀念碑及開發當年逃港者上岸之流浮山為景點，以免後世忘記當年中共施政失敗以致大量人命傷亡的歷史。
當年逃港潮中不少廣東人偷渡到香港其實以香港為中轉站偷渡到美國，如美國舊金山著名的原電視台主持人汪倫先生以及關惠群。汪倫組織了現居舊金山、夏威夷等地的華人，現正計劃籌辦一個逃港者網站，以及給提供《大逃港》作者一些美國華人逃港者的資料，以寫大逃港的劇本。当时的饥荒导致云南边境居民偷渡到缅甸加入军阀部队谋生，在延边朝鲜族边民偷渡到北韓。1962年发生伊塔事件，大量新疆人偷渡苏联。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以司徒華為首的香港人士發起黃雀行動，秘密將民運人士營救至香港。北韓人通過各種方法偷渡和移居南韓（或其他地方），他們又被稱為「脫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