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指的是周朝至漢朝时期的汉语，繼承自原始漢語，依照演進又可細分先秦音系與漢代音系。因為上古汉语的构拟不建立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础上，因漢字非拼音文字，故不能從據於不同時代的「拼法」來推斷古讀音。此一原则和印欧语不同。
上古音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中古汉语（《切韵》音系）倒推上古音。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可以用《诗经》的韵部和谐声系列（形聲字）来推测古代的发音，还可以用汉语方言的存古特征和一些外部证据（汉藏语系、壮侗语系、苗瑶语系等语言中的汉语同源词和借词）。
中古汉语和其南边相邻的壮侗语系、苗瑶语系、南亚语系越语支有着相似的声调系统、音节结构、语法特征，但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区域特征的表现，而非亲缘关系的证据。 最广为人接受的假说是，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下还有缅甸语、藏语和其他许多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东南亚地块的语言。证据有几百对同源词，摘录部分基础词如下：
汉藏语系一说提出于19世纪初，目前也广为接受，但汉藏语系的构拟与内部比较远逊于印欧语系或南岛语系。上古汉语是到目前为止汉藏语系内书面形式历史最深远的语言，但汉字不直接表音。另一处困难在于汉藏语系内部极大的多样性，词形变化的缺乏，以及剧烈的语言接触。 另外，许多濒危语言分布在人迹罕至的山区，记录非常稀少。
声母的调音部位和调音方法基本可以对应，但浊音和送气不怎么规则，前缀的组分跨语言也大都互不相同。有人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反映失落的次要音节。白保罗和詹姆斯·马提索夫构拟的原始藏缅语缺乏塞（擦）音声母的送气对立。上古送气音常对应藏语和缅彝语群的声母前辅音，应是汉语对前缀的创新。原始汉藏语与最近的上古汉语拟音一样是六元音系统，藏缅语族的中央元音与合流。其他元音两边都保留了，与、与间存在交替。 古人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了求和谐，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協音）。明末学者陈第在《毛诗古音考》第一个明确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普通話讀音-{zh-hans:guā; zh-hant:guā; zh-tw:ㄍㄨㄚ}-显然不与-{zh-hans:hú; zh-hant:hú; zh-tw:ㄏㄨˊ}-、-{zh-hans:jū; zh-hant:jū; zh-tw:ㄐㄩ}-、-{zh-hans:shū; zh-hant:shū; zh-tw:ㄕㄨ}-、-{zh-hans:fū; zh-hant:fū; zh-tw:ㄈㄨ}-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韵部。
上古聲母嬗變的學說，不同學者有不同見解，對於聲母數量、具體音值、複輔音問題等都有很多不同看法。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上古没有“非敷奉微”這組四個輕唇聲母，其對應現今語言學界所說的唇齒音。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五《答問第十二》：「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 ，皆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意思是上古時沒有「非敷奉微」（音位依時期或為 pf、pfh、bv、f、v、mv 等）等輕唇音，這些輕唇音的字都讀成重唇音。輕唇音大致上到中古後期，大約宋朝時候才出現。
例：
上古没有“知澈澄娘”這組四個知組聲母，或可對應現今語言學界所說的卷舌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五《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知徹澄娘」等舌上音在中古前期出現，慢慢過渡，所以，今日某些以「知徹澄娘」等舌上音為聲母的字，在隋唐時可能仍以「端透定泥」（t/th/d/n）等舌頭音為聲母。
例：
曾運乾《喻母古讀考》：「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為于母）本非影母濁聲：于母古隸牙聲匣母，喻母古隸舌聲定母。」意思是上古沒有喻三（j）這聲母，它在古時可歸為匣母（gh）。
以上三點，可以得到多方印证，尤其是，现代的闽南语等多种汉语族语言当中仍然保留这些特点。因此學者之間较無異議。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五《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為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為然也。」中古前期有兩組正齒音，莊系與章系，兩組共10個聲母，到中古後期音位合流為一組（因該時韻母互不對立），古代等韻學一般分別稱為「照二」及「照三」，以其莊系在等韻圖中章列在第二等，章系則列在第三等。
例：
曾運乾《喻母古讀考》：「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為於母）本非影母濁聲：于母古隸牙聲匣母，喻母古隸舌聲定母。」意思是上古沒有喻4(j)這聲母，它可歸為定母。
例：
注：「呂叔湘先生《中國文法要略》中說：『但、特、惟等字，也都是「只是」的意思。』這是甚麼道理呢？『但』『特』的古聲母都是 d，『惟』的古聲母是j即『喻』紐四等字，曾運乾《喻母古讀考》提出『「喻」母四等字古隸舌聲「定」母』，這是對古音學，訓詁學的一大貢獻。『惟』『只』的古聲母都是 t音系，因此『但』『特』『惟』都是『只是』的意思。」（黃岳洲《文言難句例解》）
章太炎《國故論衡》中的《上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古音有舌頭泥紐，其後別支，則舌上有娘紐，半舌半齒有日紐。於古皆泥紐也。」意思是聲母「娘」(nr)和「日」(gn/nj)古時屬「泥」(n)聲母，兩紐由「泥」母發展而成。
林偉業指出錢大昕「古無舌上音」己指出中古前期始出現的「知徹澄」上古為「端透定」，但他沒有論及「娘」與「泥」的關係，這不是由於他掛一漏萬，而是本著以事論事精神，當時還未有證明「娘」古亦當為「泥」的證據，因此，明知極可能如此，也只好實話實說。後來章太炎找出證據，證明「娘」古亦當為「泥」，以進一步補充錢大昕的學說。
例：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中的《聲韻略說》：「由精而變者，曰莊；由清而變者，曰初；由從而變者，曰床；由心而變者，曰邪，曰疏。」楊柳橋《漢語音韻學講義》認為，清人夏燮己於《述韻》初步提出「照二歸精」的看法，到黃侃提出更完整的說法。所謂「照二歸精」，即莊、初、崇、生四聲母，上古歸於，精、清、從、心四聲母。
以上四點則大致受學者支持，根据闽南语和朝鲜语、日本语和越南语的借词读音也可以隐约推测，但并不成系统，因此亦存反對者，可能須加以修正。
以上兩點，最為章太炎、黃侃學派的後學支持，亦有不少學者對此兩點抱有懷疑。
如果以上九點成立，可推論得出中古聲母37紐，歸併為19紐。
英国牧师艾约瑟创古有复辅音声母说，高本汉、林语堂、董同龢、陆志韦、潘悟云、郑张尚芳等继之。
認為上古漢語有複輔音聲母主要基於以下三點：反對上古漢語有複輔音聲母的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即使是支持者，目前對於上古有多少個複輔音聲母，如何構擬這些聲母，哪些字屬於複輔音聲母，它們如何分化為不同單輔音這些問題，目前仍然無法提出確切的說法。
例如：「各」，現時普通話的讀法將之讀作/kö/，閩南語、粵語讀作/kok/，但它的上古音可能是/klak/，以致：
又例如：「監」，現時閩南語、粵語讀作/kam/，普通話讀作/t͡ɕian/（拼音jiān），但它的上古音可能是/klam/：
其他的可能例子還有：龍/龐 (*pl-)；兼/-{zh-hant:簾; zh-hans:帘（簾）}- (*kl-)；-{zh-hant:湯; zh-hans:汤（湯）}-/-{zh-hant:陽; zh-hans:阳（陽）}- (*ty-) ; -{尔}-/妳 (*j/n) 等。
有些疊韻字也可以作為上古有複輔音或次要音節的證明。例如「角落」或作「旮旯」，就可能是上古「角」字的分拆。「命令」也有可能是上古「命」的分拆。
有些聯綿詞也可以作為上古有複輔音的證明。比如“窟窿”可能印證“孔”的上古音。“撲棱”可能印證“蹦”的上古音。
下面是李方桂和白一平构拟的上古汉语声母，白一平音(大部分未定)以圆括号给出：
汉语发音从《诗经》到南北朝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南北朝人读先秦文献的时候，发现有许多押韵不和谐的地方了。当时人对《诗经》的注解反映他们遇到的困难：当《诗经》的韵脚不押韵时，他们牵强的改其中一个字的音使其押韵，认为这样读起来更加和谐。例如：
在這首詩中的“音”和“南”两个字押韵。北梁人-{沈}-重在《毛诗音》中指出：“南：-{zh-hans:协句;zh-hant:叶句}-，宜乃林反”。他用反切的方法标注他认为正确的读音。这个方法叫做“协韵”。隋朝人陆德明认为不应该使用协韵法，因为他认为古代人押韵不严谨，没有必要改正《诗经》的读音。他指出：“沈-{云}--{zh-hans:协句;zh-hant:叶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
在宋朝，朱熹等人继承了南北朝的协韵法（亦稱「-{叶音}-」），并使用这个系统的方法来改正《诗经》和《楚辞》裡所谓“不和谐”的韵脚字的读音。他们认为，古人对韵脚字可以临时改读，他们还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发音原则，他们以为先秦时代的古人的发音和宋朝人一样。但是，在这个时代，吴棫在《毛诗叶韵补音》等著作中发现《诗经》的押韵现象是有规则的，他通过对韵脚字系统的考察，歸納中古韵类成九个韵部。虽然吴棫缺乏明确的历史概念（他把唐宋和先秦的韵脚字混为一谈）他的研究迈出了進入正确的路线的第一步，为后代的学者开辟了研究古音的新途径。除了他以外，郑庠、项安世、程迥等人进行了古音的研究。
最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上古音的学者是顾炎武。他继承了陈第的想法，认为“古诗无-{叶音}-”，并旨在恢复古代汉语的发音（“复古”）。他发明了“离析唐韵”的研究方法：整理《诗经》的韵脚，分析这些字的押韵行为。在《诗经》押韵的字通常属于《广韵》的不同韵类，这是因为这些字的韵母在上古音相近或者相同，后来到中古音变得不一样。但是，上古音的押韵行为有理可寻，可以按照这些押韵行为分配中古韵类成几个组，这些组叫做“韵部”，同一个韵部的中古韵类可以在《诗经》押韵，但是有些中古韵类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韵部。顾炎武歸納韵类成十个韵部。虽然他对韵部的划分不够严谨，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对立，但是他建立了上古音研究的奠基，一直到现在，他的“离析唐韵”是上古音构拟的原则之一。
清朝学者构拟古音的方法与现代语言学家不同。他们当时认为，属于同一个韵部的中古韵类在上古时代有相同的发音，后来其中一个韵类（“古本韵”）保留了原始的发音，其他的韵类发生了变化（“变韵”）。这个构拟方法有严重的缺陷。在擬構的上古漢語中一些入聲韻的字對應到擬構的原始藏緬語裡卻是陰聲韻的字，如：
這就是陰入韻對轉的例子。另外也有陰陽對轉、陽入對轉的現象。
1980年代以来的构拟一般都是6元音系统： 以前普遍认为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但是近几年，中国学者潘悟云和法国学者沙加尔不谋而合达到了一致的结论：上古汉语不仅有複辅音，也有次要音节，汉朝以前，一个汉字可以代表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第一个音节是弱化音节，其主元音为ə，没有韵尾。这个结论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卻可以很簡易的解釋為何有一些漢字，在不同的字裡擔任聲符，卻有不同的讀音，例如監在「藍、籃、濫」讀成l-，但在「鑑、尷、艦」又完全不同。
關於上古汉语的聲調，語言學各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陳第的“古无四声”说、顧炎武的“四聲一貫”說、孔廣森的“古无入声”说、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陆志韦的“长去短去”说、王力的“长入短入说”，但现在一般都认同江有诰、王念孙、周祖谟等人的“古有四声”说：先秦存在声调，同样也分为平、上、去、入，一个字的上古声调可能不同于其中古声调，但也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有時一些學者會把上古漢語和原始漢語混為一談。原始漢語很有可能是無聲調語言。1954年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通过历史比较法的考察，发现越南语的声调是已经脱落了的韵尾的痕迹，这些韵尾在比较原始的亲属语言中（如克木语）仍然存在。他发现，越南语的上声来自喉塞音-ʔ，去声来自-s。由于越南语和汉语的声调系统很相似，因此他提出汉语的声调有同样的来源，原始汉语没有声调。但許多學者認為上古漢語至少在《詩經》時代應該已經產生了聲調。
上古音的研究可以解釋部分歷史記載。例如《呂氏春秋·重言》一書提到東郭牙看到齊桓公「呿（qù）而不唫（jìn）」（開口而不閉口），便知齊桓公在暗示「莒」字。透過古音的知識可知「莒」屬魚部，當時為/a/韻母，故發音時不閉口，與現代漢語的撮口音不同。
由於汉字系统不能直接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变化，因此为了瞭解这些变化，必须使用隋唐時的反切裡出现的破音（多音字）现象。例如：“解”，有几个读音：中古「古隘切」（見母开口佳韵上声）和中古「胡買切」（匣母开口佳韵上声，讀如「蟹」）；第一个有清声母（见母，中古k-）是及物动词（他動詞），第二个有浊声母（匣母，/ɦ/）是不及物動詞（自動詞）（“松懈”）：声母的清浊和动词的自/他性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专家认为是某种前缀导致动词声母的浊化。
有时候，不同汉字可以代表同一个词的几个形态，例如：“见”（中古"古電切"見母开口霰韵去声）是他動詞（及物動詞），“现”（中古"胡甸"匣母开口霰韵去声）是自動詞（不及物動詞），这对动词类似于上述“解”字的两个读音，但与之相异的是，这里使用两个符号来区分自、他動詞的读音（注意在古籍中「見」字兼現代的「見」「現」兩義）。
声调可能有词形变化功能。
判斷句裡，主語與謂語之間不加繫詞。另外，判斷句裡，常在謂語後加「也」。判斷句的形式： 被動句的形式： 人们对上古汉语音系的进一步了解促进了汉语词源的研究（注意不是字源）。许多核心词可以追溯回汉藏语系祖语，也有些是在很早的时候从周边语言中借来的。 传统观点认为，上古汉语是分析语，缺乏词形变化和派生变化。不过人们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词可以通过加缀、复合、变形等手段产生。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单音节词根，但白一平和沙加尔假设了第一个音节后来失落的双音节词根，这与现代高棉语很像。
上古时代，中华文明从黄河中游、渭河下游一带，向东穿过华北平原扩张至山东，向南进入长江谷地。华夏族到来前这些地区的语言已没有任何记载，不过上古汉语可能向它们借过一些词汇。汉语中一些来源至今不明的词汇可能就来自它们。
罗杰瑞和梅祖麟识别出一些南亚语系借词，可能来自长江下游的百越。例如对长江的称呼“江”可能与越南语(来自*krong)和孟语kruŋ“河”同源。
奥德里库尔和Strecker认为下列词汇可能借自苗瑶语系，主要是稻作相关的词，这与水稻种植始自长江中下游的考古事实相印证： 其他从华南未知语言借来的词：
先秦时代，塔里木盆地中生活着吐火罗语族，“蜜”来自原始吐火罗语*ḿət(ə)(此处*ḿ为颚化音；参龟兹语mit)，与英语mead同源。 汉语北部邻接的语言贡献了“犢”等–比较蒙古语tuɣul和满语tuqšan。
人们自古以来就注意到，许多意思相近的字有着相近的读音，有时甚至用同一个字书写。亨利·马伯乐将其中一些交替归因于派生前缀弱化后产生的复辅音。后继工作识别出了这些前缀，其中有些在其他汉藏语中也同源。
一个常见情况是“破读”，有去声读法的多音字往往也有词类的交替。如果奥德里库尔的去声起源理论正确，这些情况就可解释为派生后缀。藏语有个相似的后缀。 例子如： 另一组交替则牵涉清声母及物动词和浊声母被动或状态动词： 有人认为清声母及物动词是基础词，浊声母反映去及物化鼻音前缀。也有人认为及物动词来自状态动词+使动前缀，使得后面的浊声母清化。两种前缀都在其他汉藏语中有平行形式，有些至今仍有能产性。也有其他形式的词缀构拟。
上古汉语词素本都是单音节，西周时期出现了许多双音节词。例如，《孟子》中超过30%的词都是多音节的，有9%是专有名词。不过单音节词出现得更频繁，占全书篇幅80–90%。许多双音节单语素词，特别是昆虫名、鸟名、植物名、情态形容词和副词，通过交替重叠形成聯緜詞：
其他双音节语素还有“胡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