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語白話文
台文，或稱為台語白話文、台灣話文、台語文，是一種符合並融合臺語語法、本身詞彙以及外來詞的書寫系統，主要流行於臺灣、福建、廣東一帶、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傳統的臺文型式是由漢字行文所組成的；隨著傳教士來到東亞，為了傳教需要另外發展出一套以羅馬字為書寫文字的白話字。兩者皆為今日台文書寫上的優勢系統，甚至以兩者一同行文而產生了漢羅混寫的書寫模式。由於母語文教育的缺乏，使用臺語的臺灣人有九成以上是臺文文盲或半文盲且不自知；因此，臺灣人於報章、媒體以及網路上經常以華文音義相近的字詞來書寫母語，導致許多錯別字的產生。
相對於傳統的狹義台文，廣義上的台文，指的則是臺灣文學，也就是臺灣所有語言之書寫系統，包括目前在台灣所使用之全部語言的書寫系統，因此除了臺語以外，也包括了、臺灣客家話、臺灣南島語、臺灣手語、臺灣盲文等，或則還在臺灣使用的其他語言之書寫系統。下文將專述狹義的台文概況。
目前並不清楚古漢語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走向「口語」和「書面語」的逐漸分離，然而，從商朝後期開始慢慢發展出來的漢字，一方面算是進入一個比較穩定而統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卻也開始走向「口語」和「書面語」分離的情況。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漢朝末年這段時間所產生的《詩經》、《論語》、《孟子》、《左傳》、《史記》等，形成了古漢語的「書面體」古典文體，中間再加上從隋唐開始科舉制度的施行，一般文人更是只採用標準書面語來研習經史、吟詩作文，因此，一直到20世紀初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軔為止，「文言文」支配了中國歷史快2000年。
然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卻也一直存在另一個白話文學的傳統。在唐朝時期，當時「佛經」的翻譯，就十分接近「白話文」的形式。明清以後，《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等通俗口語小說的出現，也為20世紀初期中國新文學運動所倡導的「我手寫我口」理念，埋下了一個成功的基礎。
閩南語文學也是在通俗小說的這個傳統下開始發展的。從現存最早的閩南語書面語文獻資料 --- 明嘉靖重刊的《荔鏡記》戲文（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出版）算起， 閩南語文字化歷史應該至少有430年以上的歷史了。以下就鶴佬（河洛）語及閩南語的文字化歷史，依年代大致分為「傳統民間口語文學時期」和「現代台語書面化運動時期」兩大階段。
民間文學乃是以一般大眾做為訴求對象的，因此，它往往能夠直接地呈現當時歷史文化的真貌。又因為它常訴諸口語，所以也保存了當時語言的實際狀況。此時期大致可以再分為三個部份：
南管是一種流行於閩南地區的民間音樂，其形成歷史相當悠久。隨著閩南地區人民的外移，南管也隨之外傳。南管傳入台灣是在台灣成為鄭氏王朝之統轄範圍的時候，與閩南移民同時傳入的。廣義的南管包括南管戲劇和音樂，南管戲的演出用泉腔，以泉州府城語音為準則。。南管文字可以說是閩南語最早的文字，其文字力求典雅，之中亦有不少的白話音，用字多有所依據。一般來講，在南管語言中可以找到方言字、擬音字、以及訓讀字。
所謂的「歌仔冊」最早出現於清乾隆時期，一直延續到今日為止，是一種表現濃厚地方語言色彩的庶民文學。其作品大多是七字一句的韻文形式，但押韻不太整齊。其用字則有「擬音」、「擬意」與「造字」等三種方式。由於唱本售價低廉，用語用字通俗易懂，使其影響層面迅速擴大至中低階層的廣大群眾。「歌仔冊」的用字最能代表閩南語的通俗文字(侯俊榮 nd；王順隆 2002)。
有《識丁歌》、《千金譜》等書。
白話字(或稱教會羅馬字)是在明朝萬歷年間由西洋傳教士利馬竇所傳入中國。白話字屬拼音字，基本上是西洋傳教士為了傳教上的方便而設計發明的，用來學習各地語言，使使用各種不同漢語的人，能夠透過羅馬字譯文來讀解基督教義。雖然其本意是為了傳教而設計的，然而其對各地方言語音的記錄，卻給後代研究不同漢語的學者提供了不少的幫助。
早在1600年左右，在菲律賓印行的《基督教義》中，就已經可以看到閩南語羅馬字的早期形態。1832年，第一本用白話字編寫的閩南語字典 --- 麥都思(Medhurst)牧師所編的《福建方言字典》(見Medhurst 1832) --- 問世，這是一本讀音、白話音兼收的福建語字典。英法聯軍之役後，敗戰的清廷與戰勝國簽訂天津條約，條約中台灣有四個港口（雞籠、淡水、安平及打狗）開港通商，英國的長老教會也因此開始進入台灣，並以白話字傳教。從1860年至今，白話字在台灣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了。
從20世紀以來，來自台灣文學界本身的台語文書面化運動有兩次：第一次是發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話文論戰；另一次則是萌芽於1970年代、成長於1990年代的台語文學運動。
這次的文學運動，乃是前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的延續。在「言文一致」理念影響及愧於自己無法書寫母語，促使文學界自覺而欲將台灣人民的生活語付諸書面語，因而產生建構台灣話文的主張。
台灣文化協會於1922年（大正十一年）6月8日發行的第四號會報《台灣之文化》中即發表了普及羅馬字的做法，並鼓勵幹部之間以白話字通信；1923年（大正十二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移本部於台南，緊接著在1923年10月17日於台南市醉仙閣召開的「台灣文化協會第三回定期總會」中，即將「普及羅馬字」和「編纂及發行羅馬字之圖書」列為議決事項，其紀錄也刊載於《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四號的「台灣文化協會會報」。
1924年，連溫卿發表〈言語之社會的性質〉一文；1929年，《台灣民報》先後刊載連雅堂〈台語整理之頭緒〉、〈台語教理之責任〉二篇文章，他們兩個人的論點都已經論及了台灣本土語言的重要性。1930年，黃石輝發表〈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強調「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隔年，郭秋生亦為文發表。黃、郭兩人主張於日本文學和白話文學之外，運用台灣人最親近的台灣語另創台灣話文學的文章，引起了全島的注目，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因而展開了繼「新舊文學論爭」之後的另一場「鄉土文學論爭」大論戰(侯俊榮 nd)。
1937年7月侵華戰爭爆發前，中日間敵對狀態已使局勢非常緊繃。日本治台殖民政權雖未明確地全面禁止漢文，但在戰爭爆發的數月之前，在「使用日本語」等同「日本化」的政策思考下，迫使主要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主動」聲明撤廢「漢文欄」，使用日本語以外的文學創作即失去大半的公開場域。爾後隨著所謂皇民化運動的推行，才剛做為一種理論基礎而出現的台灣話文運動當然只有噤聲匿跡一途。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二八事件爆發，緊接著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在中国国民党当局高壓統治的戒嚴體制下，關懷台灣的本土文學倍受壓抑。
有關政府對羅馬字的禁止，引起了當時省議員的關注，1955年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上，梁許春菊351、王宋瓊英兩位議員曾提出「建議政府解禁羅馬字母拼音文字制令，俾符實際需要。」經議決送政府研究後，省政府復以「羅馬字使用範圍，業經教育部規定辦法在案，建議應依教育部規定辦理。」顯示有關當局並未有解除羅馬字禁令的意願。即便如此，1955年9月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大會上，梁許春菊議員再次提案「建議政府准許基督教會繼續使用台語羅馬字，俾利教義宣導」，表達「請政府解除台語羅馬字禁令，仍准用以傳教」的訴求。梁許春菊議員提出理由為，台語羅馬字流行於本省的教會，因其學習容易，鄉間文盲經數日學習即能通曉，稍受教育者僅需數小時，即可領會了解，有助於道德培養。
此外，國語推行委員會亦曾承認「由台語學習國語，為台胞學習國語最便捷之途徑」，是以使用台語羅馬字，不但不會影響國語推行，而且有相輔相成之效。而國語推行委員會所訂的「台灣方音符號」，形似國語注音符號，但因字數過多，學習不便，尤以印刷困難，推行甚多困難。台語羅馬字書成之書本內容若有違國策及政令者，可依據一般圖書審查辦法，予以審查限制，但無須禁止。352但省政府的回復依舊以「羅馬字使用範圍應依照教育部規定，以及省政府42年7月6日的規定（亦即羅馬字聖經比照日文聖經處理的方式）」辦理。至此，1955年間兩次由民意代表提案請政府解除羅馬字的禁令終究未得到當局友善的回應。到了1957年，政府對羅馬字的取締更加高壓，直接以羅馬字「有礙國語推行政策」為由採取禁止使用。首先，教育部於台(56)社字第20533號函中規定：「國民通訊，採用未經政府審定之任何拼音方式拼寫語言通訊，應做密語密碼通訊處理，請由警總依法辦理。」此後，警備總部對羅馬字拼音方言書籍刊物，依「查禁品違法出版品辦法」查禁。接著，教育部並針對羅馬字制定出禁止規範。
1970年代以降，台灣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鄉土文學躍登歷史舞台，影響深遠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也隨之爆發，台語文學遂在這種環境裡萌芽而逐漸成長。
戰後最早主張用母語寫詩的是林宗源，接著向陽也於1976年開始以台語寫詩。進入1980年代初期則有宋澤萊、林央敏、黃勁連、陳明仁、胡民祥等人的加入。1987年解嚴，隨著政治符咒解除，社會內部隱藏的文化動能開始爆發，台語文學作品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文類也由初期的詩開始往小說、散文、戲劇開拓，文學技巧也更見提升，主題也更趨多元。1980年代後期之後陸續有更多作家投入台語文創作的行列，比如說陳雷、李勤岸、林沈默、莊柏林、路寒袖、方耀乾、陳金順、陳正雄 、周定邦、胡長松、施俊州等。
1990年以前臺語用字仍屬嘗試期，用字極不統一，有人創造新字，也有語文專家考証本字，再加上原有的傳統用字、汉语用字，可謂百花齊放。進入1990年代以後，由於台語文作家互相觀摩學習的結果，用字漸趨統一，奇怪的新創字、古字逐漸銷聲匿跡。新的台語文字，一方面有所傳承，也有所創新，但總不離「通俗性」、「語源可靠性」、「音義系統性」三大原則。其次是漢字和拼音不再自成系統，而有合流現象，即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用拼音字表示，嘗試以拼音字做為文字的一部分，台語文學的用字，逐漸朝向統一的道路邁進(侯俊榮 nd；楊允言 1993)。另外以北京官話為主的白話文運動隨著時代演進，生活口語跟正式書面語已各自有一定程度上的區別，台語文獲得使用後，是否要貫徹我手寫我口，則為另一問題。
由於長期缺乏母語教育，多數閩南裔台灣人於書寫母語時並無一致做法，導致民間的台語文用字十分混亂。其中在地名尤其明顯，例如「站立」的「徛」（khiā），寫作「豎」，例如九份豎崎路。或是「回去」的「轉」（tńg），寫作「返」，例如水返腳。在推行國語政策後，不少人丟失了漢字與臺語的原來聯繫，以為漢字只有官话讀音，導致以官話中的近音字「音譯」臺語，或者注音符號來代替書寫，引起語文混亂。
西元2009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佈700個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並架設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供大眾學習參考使用。雖然這批推薦用字的準確性時有爭議，但它卻為台語文的標準化提供了重大的突破，在媒體（公視台語台）、流行音樂等領域都可以看到實際運用，也逐步落實在本土語言必修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