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是指在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同为毛泽东所支持的中央文革派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斗争的实质是中共的老干部派集体希望抵制文革对他们权力、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全的侵害。周恩来虽然主持了这两次会议，但政治经验老道的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在任何一边。并且在毛泽东表态支持中央文革派后，周立即紧跟毛，放弃了实质上和自己主张更为接近的老干部派，甚至对中央文革说出“今后我为你们办事”这种谦卑服软的话。另外，这次“大闹怀仁堂”的老干部派并非毛泽东在“9.13事件”后宣称的是针对林彪的。谭震林甚至在会后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希望得到林的支持。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大批党内元老感到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同时亦自发地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而此时受毛泽东信任的江青，并不能被这些元老认可。刚刚被毛泽东推向权力斗争中心的林彪，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和党内失势元老站在了对立的一面。
1967年1月19日至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对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军中揪鬥老干部（如萧华、邱会作等）的一次激烈抵制运动。林彪支持了这一斗争，并在事后联合周恩来、迫使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军委全面禁止造反派在军队中夺权的“八条命令”。毛在军队开展文革问题上暂时的退让态度使得老干部们产生错觉，从而开始酝酿对中央文革更进一步的反击。而随着上海“一月风暴”的爆发，陈丕显等华东地区老干部被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打倒。这一事件最终促发了军队老帅和政府系统内老干部联手反击中央文革的“大闹怀仁堂”。
1967年1月中旬，毛泽东指使陈伯达教唆红卫兵开始批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之后周恩来出面辟谣。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内部是否展开文革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执起来。此时叶群突然拿出发言稿批判萧华，当晚红卫兵抄了萧华的家。次日上午，京西宾馆继续开会，萧华讲述被抄家经过，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萧华。徐向前与叶剑英气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亦因此拍伤手骨。该事情被四人帮诬陷为“京西宾馆事件”，为“二月逆流案”之始。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红卫兵开始批斗杨勇，中央军委工作开始陷入混乱。情急之下，徐向前于1月24日晚，独闯林彪住处毛家湾，并开门见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并要求制定规则。随后林彪表示同意，并请叶剑英、聂荣臻赶到毛家湾，共同商议出七条意见。之后叶、聂、徐三位元帅赶赴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七条意见。后经各军区领导讨论，改成八条意见。1月28日，林彪与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泽东审批该八条命令。此后该命令得到贯彻，各大军区秩序得以恢复。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徐向前同陈伯达就刘志坚问题发生严重争执。2月11日，叶剑英和徐向前等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就军队稳定问题发生争执。
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会议快结束时，谭震林边收拾文件边生气的说：“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参加革命，不参加共产党，我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毛主席四十一年。”（江青并没有参加会议，没有所谓江青给毛打电话的事情。会议记录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当天晚上才给毛看的）。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余秋里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中共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表态，文革小组开始制造“二月逆流案”。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泽东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啰。
1968年底，周恩来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