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又称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以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的非暴力抗议活动。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大批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同時用非暴力形式表達对四人幫的不满的情绪。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為纪念活动背后有人操纵，定性为“反革命”性质，当晚开始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并对坚持悼念的群众进行抓捕。5日，在广场的群众发起大规模抗议，与清场的民兵、工人、公安发生冲突。当晚，北京出动1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驱散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事后，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民众呼吁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四五运动获得平反。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去世。1月9日至1月14日，根据姚文元命令，不准报导首都北京市民对周恩来悼念活动。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準備舉行追悼会。从中午起，警察和軍队禁止市民进入天安门广场。市民们汇集到广场上吊唁。灵车沿长安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时，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数十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表达哀思（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各地也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周去世后，遗体遵其遗嘱火化。周恩来骨灰于1月15日由一架安-2運輸機机载着其夫人邓颖超分三次分别撒在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及黄河入海口（山东滨州）。3月，北京市民悼念周恩来活动大规模开始。3月19日，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最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许多群众仿效，几天内天安门广场放满了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人们写挽联、祭文、大字报等表达哀悼，文体以诗歌居多，一時情緒激憤。
与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形成对比，“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刻意压低对周恩来逝世纪念活动的报道规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报道从1月9日至14日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红旗》杂志不刊登周恩来遗像，不刊登讣告和悼词。这些做法引来全国范围的不满。3月5日，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转发新华社纪念雷锋的报道，但遗漏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题词，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而为。3月25日，《文汇报》头版显著位置发文不点名批判邓小平（代以“那个走资派”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中“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邓小平和周荣鑫，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声讨《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影射周恩来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恩来巨幅遗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园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掀起了全国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29日，南京大學和其他學校數百名學生在街道張貼“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大標語，30日在南京火车站工人帮助下，将標語刷在列車上，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呼声传向全国。
南京三·二九事件后，警察开始少量逮捕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者。4月2日，警察累计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小字报《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作者）。政府设立由北京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座三层小楼的联合指挥部掌控局势。
4月4日（清明节）～4月5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诗歌悼念周恩来。据后来政府人员估计，最多时约有200万人。
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用许多卡车运走花圈，联合指挥部派人清场封锁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被烧毁，民警双方冲突升级，并互相都有受伤。晚上7时30分，吴德通过广播声称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分被驱散，38人被捕。
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当天《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因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性质变化。当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中山公园停止开放。
時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的朱亦農（事件的複檢小組負責人）警官，在事後兩年的1978年11月3日、11日上午，會見記者介紹案情，表示涉案共拘捕過近400人（羈押超過三日為準）。其中當時事件開頭的4月2日至4日，由便衣警員在廣場跟踪抓捕了26人；4月5日圍捕時當場共有二百多人被捕，經審查而最後羈押的有98人。在4月7日中央發佈兩項決議後，公安再追查而抓捕了264人。而經過兩年來的審查，沒有一個被捕人士是「反革命分子」。在打倒四人幫前，有224人被釋放送回原單位進入學習班。
4月8日，《人民日报》工農兵通訊員姚文元发表文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文章署名：「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本报记者」，没有「姚文元」]，“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搞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姚文元亦因此被民眾稱為“戈培爾編輯”。
4月18日，《人民日报》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瞭什麼?》，将參加该運動的群眾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党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 5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1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东北小组讨论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因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所以陈云的发言得以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全体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因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表现积极，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所以东北组勇于支持陈云的发言。陈云的提议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因此，依据党内多数的意见，华国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四五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受迫害及被捕入狱者獲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四五事件被写入中学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北京市民“十里长街送总理”也被写入小学语文教科书。
当时毛泽东可能采取措施控制局面，因此事态得以草草收場解决。事件发生后，四人帮主导的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被逮捕之后，此事件得到平反，并被定性为“革命事件”，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一次民众自发反对运动。
政府在平反此次活动后，将天安门广场以及各地流传的诗歌编辑出版，名《天安门诗抄》。山西太原坞城路铁三局机电队青年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成为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