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实官至司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镇南军节度使，封荆国公。身后追赠为太傅，谥曰文。世人称之为“王荆公”、“王文公”。
王安石文思敏捷，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文学造诣外，王安石对传统经学也有研究，创立了在当时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学派——荆公新学，他的思想对宋明之季的经学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多关注。虽然王安石主要修习儒家学说，但是他秉持实务主义，从周礼、荀子、韩非子和商君书（商子）等其他经籍、论著中吸取经验，后世学界多因此结合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而认为王安石传承于法家。除此之外，王安石对道教、佛教也有了解，并留有多篇著述。欧阳修曾作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称赞王安石。现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文集存世。
王安石在政治一途颇有所建树，对宋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庆历二年考中进士，先后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为官，这二十年中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直至熙宁年间担任宰相后发动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根植于不盲从一定的权威、不信奉一成不变的教条，进行改革时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以及正确的技术与计算。希望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熙宁变法引起了朝廷内部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史称“新旧党争”，最终在各种原因的阻隔下，王安石所实施的变法基本失败。此次变法在历史上多被评价为立意良善，但王安石本人能力不足而失败，宋史学家漆侠提出变法成功和失败的地方都值得垂鉴后世。
王安石的父亲为王益，官至都官员外郎。宋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三日，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在临江府任职时王安石降生。王安石小时候经常跟随长辈在临川附近的山丘、溪水游玩，后来前往外地为官后也在其文章中表明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他亦喜好读书，看文章时过目不忘，写文章时动笔如飞，看起来写得漫不经心，但是写完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写的文章非常精妙，于是曾巩带着王安石的文章入京展示给欧阳修，欧阳修看过后也向周围传播了王安石的才华。当王安石十三岁时，王益的父亲去世，王安石不得不跟随父亲继续留在临川三年。在此期间，王安石因自己的诗文造诣而极为自负，因而“乘闲弄笔戏春色”，对于当时的生计问题不放在心上，不以孔孟为标准来行事。
景祐四年（1037年），王益调为建康府通判，王安石也随他而去。在四月份抵达后，王安石突然自悟，有了“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的感慨，是故继续专注于读书，谢绝了各种活动。宝元二年（1039年），王益于任上去世，王安石十分悲痛，在守丧的三年中持续厌食。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时年二十二的王安石进士及第，登杨宝榜进士甲科。在评卷时，本来王安石被评为第一，但是由于他文中所写的“孺子其朋”犯仁宗忌讳降为第四，原本第四的杨寘则升为第一。宋代学者王铚认为王安石尽管知道他本为状元，在后生中却不张扬，这是气量高大的体现。后王安石在四月二十三日以第四名的成绩被赐为校书郎，出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在出发前王安石还特地致书好友王令，想要在扬州会面。此时曾巩正向欧阳修描述他所认为的当世之急，于书信最后提起王安石，说他对朝廷的用处很大，推荐给了欧阳修。
庆历五年（1045年），资政殿学士韩琦知扬州，成为王安石的上司。由于王安石当时经常通宵读书，早晨前往官衙的时候十分疲倦，并蓬头垢面、不加梳洗，这使得韩琦误以为他夜夜笙歌。而后有一天韩琦遇到王安石后，劝诫王安石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于是王安石在离开官衙和人讨论时说：“韩公非知我者。”
当时规定任职期满后可以进献文章以换取馆阁职位，然而时为殿中丞的王安石在经历多个任期后依旧没有陈上任何文章，朝廷令他前去试职，也被他以家贫亲老的理由辞官拒绝，遂于庆历七年在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下被调任为鄞县知县。
鄞县在明州治下，属于现代浙江省宁波地区。在鄞县任职期间，王安石依旧喜好读书，并每三天都会过览县事，也在当地小范围试验他的新政。他先观察了当地的具体情况，他发现尽管鄞县临海，没有洪涝的忧患，但是也有干旱的忧虑。早在吴越国统治时期，因鄞县跨负江海，当地设置了营田卒吏，负责修建疏浚水利设施并蓄藏山谷来水。后来营田官吏相继被废除，本来建造好的水利工程在此后的六七十年中渐渐壅塞，来自山川的水无法储存，全部流入海中，若是遇到少雨的季节就会大旱。于是王安石于庆历七年（1047年）十月份上书两浙转运使杜杞，向他阐述了对鄞县的水利工程进行改进的想法，并在最后得到了杜杞的同意。十一月时王安石便再次视察了全县的水利工程，实地观察百姓的劳作。途中察看禊工采石造闸，乃因地制宜，令百姓修筑长塘。王安石在确认了全县的情况后回到了县城并写就《鄞县经游记》一篇记载他的所见所闻。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王安石陆续完善了这些水利工程，还修建了多处堤堰并挖掘了很多陂塘。在这些工程中，位于鄞县东乡的东钱湖受到了王安石的重视，在他的指导下，百姓沿着东钱湖周围开垦了荒田，使得东钱湖可以用于灌溉庄稼。根据记载，东钱湖可以多满足五十亩田的灌溉任务，并保证了庄稼在旱年的生存率。
王安石为了应付青黄不接的季节，向百姓贷出了存在官仓的谷粮，等到秋天田地收获后再加上利息偿还，这样不但使得官仓内的陈粮可以换成新粮，当地的人也觉得十分便利；后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都被王安石在鄞县得到了实施，也为他后来将新法推行天下打下了基础。
除去在经济、农桑、水利上的各种新政策，王安石对当地的教育也付出了极大的关注，后在《慈溪县学记》中王安石详细描述了他当时的治学理念。
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即将离任，这时浙东转运司下令要求每个县多缴纳不少钱，名为“购人捕盐”，希望用这些钱悬赏、鼓励百姓揭发那些违法私自贩盐的行为。王安石在接到命令后回书浙东转运使，他在书中认为这种举动十分不妥，他说就算现在用重利诱惑民众抓人，当地的艚户等人都会收到很大的影响；鄞县的大户最多也就百亩田地，他们要出钱必然会有卖了田地的人，这些钱给了无赖不是正确的做法；这样一来会形成恶性循环，大家只为利而奔波，小民越加困苦，这不是处理政事的正途。
经过三年的任期后，王安石回到临川。尽管在此前的十年中王安石从未试图投文章于贵人门下以求速进，皇祐三年（1051年）三月，再次拜相的文彦博举荐了他，以他淡泊名利为由请朝廷越级提拔，用以遏制当时为名利所奔走的官场风气。同一时间，王安石的同年陈襄也上书举荐，于是朝廷召王安石试任馆职。王安石在试后拒绝就职，并言明他拒绝是有原因的，但是淡泊名利并不是他的本意。数年后，欧阳修想举荐王安石为谏官，朝中大多异口同声也都对王安石赞誉有加，却被王安石以祖母岁数已高而拒绝。后《宋史》记载王安石来自楚地，在朝中本就不知名，他为借助韩、吕两家的权势与韩维、吕公著形成很好的关系，三人一同被称扬，王安石这才声望更盛。清代学者蔡上翔认为宋史所采纳的这一说法是源自当时诋毁者的，并举证说文彦博在皇祐三年一同举荐王安石、韩维两人；陈襄当时也是因为王安石在文学、政事方面的声名已经流传在外才举荐的；他随后总结说自皇祐到熙宁二十年间，王安石本就名满天下，连范仲淹、富弼都为其所称道，韩维、吕公著应依靠他才能扬名。 皇祐三年（1051年）末，王安石再被召去试就馆职，中书下状免试，让王安石直接前去舒州。皇祐四年（1052年），王安石抵达舒州并就任通判，得知范仲淹去世后为范仲淹写了一篇祭文，在其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在舒州任上，王安石曾作诗描述了他在任上的所见所闻。他认为舒州相比而言相当于“荒郡”，当地百姓连丰收的年份都无法吃饱饭，还指出了当时赋税对于百姓而言负担过重，同时也因自认为百姓的父母而惭愧。在后来的三年内，王安石走访了舒州各地，他发现最后市集上依旧会有人抛弃婴儿，不同地方的人家没有足够的储粮，甚至连乡间豪绅都没有余粮。
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推荐下为群牧判官，他依旧坚持拒绝试馆职，被朝廷留在京师为差遣。时任馆阁校勘的沈康非常不满，他面见陈执中，说王安石资历浅薄，本人又不肯就任，他（沈康）愿意替代王安石为群牧判官。陈执中听后回答说朝廷优待王安石给了他差遣官，馆阁官本就是为有才能的人所准备的，你（沈康）如此斤斤计较颜，何厚也。沈康听后知道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沮丧的离去了。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上札子推荐了王安石和吕公著，说王安石品行端正，多次不去试职馆阁，文才也很好，还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中书省下诏特授王安石为集贤校理，却被他拒绝了。
至和三年（1056年）二月，王安石在开封和之前对他多有提拔的欧阳修相见，两人分作《赠介甫》、《奉酬永叔见赠》二诗。欧阳修在见到王安石的回诗之后，以为王安石不过徒有虚名，韩愈何曾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便说，欧阳修读书未博也。这一次会面在时人及后世学者的眼中，多认为王安石的回诗是在对欧阳修表达不满之情。回家后，王安石又致书给欧阳修，在内表达了他这次会面还有很多话要讲，并解释了他多次拒绝就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家庭有婚嫁葬送需要操办，而万一被选上，法理上一年内不得离开京师。紧接着在七月份，欧阳修便再次举荐王安石，更是将他和吕公著、包拯、张瓌并为“四贤”。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王安石再次被调任，成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他当时写上执政书，特地要求前往外地为官。在书内，他解释说了当时他家庭还有婚礼、送葬等事需要解决，而他也并非为了剥削地方百姓来供养家族；另一方面，他还说了他一边读书一边还要处理政务使他时常昏聩做事，提及他在生病的情况下更是无力担任这样一个职位；最后他希望在“东南宽闲之区”当一名地方官，这样一来也能施行他学的经世术学。
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王安石被任为常州（今江蘇省常州市）知州。他在出行前拜访了欧阳修，尽管欧阳修当时府上有客人，依旧接待了王安石。而王安石在走后特地再修书于欧阳修，指出当时因为有客人不能畅所欲言，并在书中详细的解释了他不想要通过馆阁试职留在行在的原因。王安石從五月份出发，当六月到达楚州的时候，因他的七弟王安礼生病而不得不停留一个多月，后又于扬州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夭折，直到七月四日才抵达常州任职。他抵达后发现当地领导官员更换频繁，而且还有旱灾，政事纷冗。他将这些情况致书与欧阳修知道，后欧阳修也曾寄书王安石表示其思念之意。而作为常州的知州，王安石也需要对地方长官如转运使等报告治下所闻，另一方面也致书启一封至中书。他在书启中提到了他先前已对欧阳修所说的所见所闻，还特意提出他希望延长在任时间，以便看到自己所做所为能起到成效。
王安石在其任期内曾有一次水利工程，他上书浙西转运使，想要使用他在鄞县的做法开凿运河，认为这条运河会对当地农业有很大的好处。然而转运使并不支持此项工程，王安石本来准备下令从周边县治调集民夫，由于转运使的态度，他所调动的民夫数额比计划中的少。尽管王安石依旧试图开掘运河，工程的进度被放慢。时任宜兴县知县的司马旦知道后劝诫他说这次工程太大，民夫不一定有能力一次性解决，希望王安石下令让诸县每年修一些，虽然会缓慢一些，最后总会完成，王安石却没有听劝。当时秋天的时候一直在下雨，导致很多民夫工作劳苦生病，最后还死了很多人，导致挖掘运河的工程不得不停止。事后，刘敞曾写信以此事戲笑王安石，并劝告他不要一直有意于改革地方。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了他此次停止挖掘运河的具体缘由，指出这事先是劳人费财，而又无法为以后带来利益，这让他非常愧疚悔恨。
因为这件事情，王安石出任常州不久就被调任，官职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王安石就此任命上书曾公亮，试图辞去这一任命。他解释说他母亲年事已高，需要子嗣在旁照顾，而提刑江东一职正需要他本人在辖区内奔走，自认不能胜任这样的职务。最后中央没有撤回任命，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抵达饶州，替代沈康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沈康则易为常州知州。王安石还写诗相赠。
十月下旬，王安石被召回京师述职，他向仁宗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述职，在其中详细分析了他在江南东路所见所闻，提出了他对当时政治的看法。他在疏中说现在天下越来越穷困，世风日下，是因为现在的人不了解法规制度，不效法先王时政；而为了让大家效法先王，是要效法其精神；效法其精神之后，他的改革就不会惊扰天下人；依靠天下的人力生产天下的财富，又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自古以来的忧患根本是不懂得理财之道；因此希望陛下（仁宗）明察，改革朝廷。因此王安石被升为三司度支判官。吕祖谦认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是按照这份万言书为大纲而推行的。 嘉祐四年（1059年），吕公著被任命为天章阁侍讲，被他以病为由辞去，推荐了司马光和王安石来顶替，最终没有报上。三月二十二日，中书省升王安石为集贤校理，王安石没隔几日就上疏拒绝，在内说他资历不够，这次他被升官也是因为有人推荐而不是于馆阁供职一年再通过考试才有的；四月五日，中书再下牒让王安石立刻就职，不可辞免，王安石便再上第二疏拒绝，在疏内他继续解释说朝廷优待他，让他免试就可以入职，这样会使得很多人“立小异以近名，托虚名以邀利”，就算改进法律也无法阻止如此恶习。；仅仅四天后，中书第三次下通牒，王安石再次上疏，坚持说他不能因此就破坏考试的制度，更是用“匹夫不可夺志”为由拒绝；等到四月二十四日，中书继续下札子给王安石，于是王安石第四次上疏拒绝，提出尽管不能因为礼数就不断的推让，他依旧要遵守自己的义，希望中书把授官追还。直到五月份，中书、门下以王安石多次拒绝试职为由，第五次下诏让他供职于集贤院。当时很多士大夫都以为他无意仕途，恨不能认识他，而朝廷多次委任也是怕他不就任。王安石这次终于不再继续拒绝，接受了这个职位。
嘉祐五年（1060年）初，辽国贺正旦使回程辽国，王安石被安排为送伴使陪送至边境的拒马河。在此期间，辽使曾为王安石置宴，途中王安石也著有很多有关北方的诗作。王安石在回程后便于四月被命一同修撰起居注，当门吏送敕命到他府上的时候，被他拒绝了。于是门吏向他下拜，请求他收下，不想他又躲到了厕所，等到门吏离去，将敕命留在桌上后，却被他追上去将敕命交还给门吏。次日他就上疏，说他去年才入馆，时间尚短，才能又没有异于常人，想要辞去这个职务。第二天一早，他又上疏补充了他的观点，说他的确是不要这个官，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私义，更是因为要遵守朝廷的用人法度。紧接着同一天他再次上疏，强调了他的资历短浅，又说了他这段时间所谓勤勉的工作其实都是写虚文，不能接受新的职位。后又连上三疏，仔细解释了他不能违反道德观念、不能当一个为了私利而放弃大义的人，坚决拒绝中书的命令。次日王安石还是收到了中书的敕书，他便再上疏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哀臣恳迫”，把任命收回。然而中书省依旧没有放弃，王安石不得不继续上疏，又连续写了五本本章，最后无法拒绝，只能被朝廷任为同修起居注。
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王安石升为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他在任期间，开封府受理了一个案件：有一个少年拥有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朋友找他要这只鹌鹑却被拒绝，朋友则仗着两个人平时关系亲密强行拿走了鹌鹑，最后反被少年追上去杀死了他。开封府的官员判决给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反驳他们说这个少年的朋友在他不给的情况下拿走鹌鹑是盗窃的行为，少年杀死他则是缉捕盗贼，尽管杀死了人，却也不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接着王安石就上疏弹劾了开封府官员，说他们将不该判刑的人判了刑。开封府官员不服他的论断，使得这个案件被皇帝下放给大理寺和审刑院继续审判。然而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同意了开封府的判决，皇帝下诏免去王安石的罪过，被王安石以“我无罪”反驳并不肯去答谢。多位御史因此事弹劾王安石，皇帝也没有继续追究，对那些奏疏置之不理。
这时有诏令规定说舍人院不能申请删除、修改诏令的文字，王安石上疏争辩。他说如果如同诏令所说的来，那么舍人就无法履行到他们所应该有的指责，尽管不是大臣故意要侵夺舍人的权利，立法也不能这样；软弱的大臣不敢帮助陛下遵守法纪，强横的却可以假陛下的旨意下令，言官都没有敢忤逆的，这样的事情让他感到害怕。这段言论都在针对当时的执政党，使得王安石和他们更加的抵触。在魏泰《东轩杂记》中记载此事其实是由于萧注之事所导致的，王安石和韩琦本来就不合，后更是因此疏遠和韩琦的关系。 嘉祐七年（10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王安石被升任为同勾当三班院。不久之后仁宗便驾崩了，王安石因此辞官为仁宗服丧。直到治平二年（1065年），王安石才被单方面恢复工部郎中、知制诰等职。
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去世，他退出朝政为母亲服丧。在王安石母亲的丧礼上，诸多士大夫都來吊丧，唯独苏洵没有参加，并写了一篇《辨奸》叙述王安石的为人，认为他最后必将为祸天下。 早在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被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王安石亲自题写了制词，他在内对苏轼的才能多有夸赞。而当欧阳修劝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时，苏洵拒绝了，他说王安石不近人情，很难不会祸害天下。他在后来写的这篇《辨奸论》中断定王安石为人阴险贼恶，更用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人为例，说天下将被其祸。由于辨奸论文章本身来源不够清晰，学界对辨奸论的真实性做过多次研究。《辨奸论》本被收入《邵氏闻见前录》、通行本《嘉祐集》（宋本《嘉祐集》无此文）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清代政治家、史学家李绂在他的《穆堂初稿》所收录的评论《书张方平所作苏洵墓表及苏轼谢张方平撰墓表书被怀疑是以《辨奸论》为目的而写出来的。在清代学者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同意了李绂，认为辨奸论等都是伪作。现代的学术界对辨奸论依旧留存着极大的争议，早在1979年，周本淳先生發表论文说《辨奸论》并非伪作。在文中，周本淳认为苏洵《辨奸论》被收入张方平《乐全集》苏洵墓表, 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均提及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李绂的考证被指不堪一驳。刘乃昌借周本淳论文反驳说苏洵写《辨奸论》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苏洵与王安石接触都不多，不会一见面即咬定王安石的本性。在他的《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一文中，他提出王安石推行新法, 是苏洵去世数年以后的事，无论依照《邵氏闻见前录》定在嘉祐初, 或据《乐全集》定在嘉祐末, 距离王安石当政依旧有十数年。其他学者在此问题上也多做过评论，在学界内一直没有统一定论。
由于母亲去世的缘故，王安石住在了江宁府（今南京）。直到三年后的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王安石除丧，复为工部郎中知制诰，请赴阙的时候却以疾病为由拒绝。英宗对此略有微词，询问辅臣他是否是真的病了，在旁的曾公亮回答说王安石才能很高，也有品德，肯定是病了；时任枢密副使的吴奎却用王安石在开封处理刑狱的事开始反驳，并认为王安石会紊乱朝纲。后英宗多次召王安石入朝为官，然而都被王安石拒绝了。
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之前，王安石都居住在江宁，没有任何官职。因此在这期间，他开始于当地讲学，对当地学坛有一定影响。李定、龚原、陆佃、蔡卞等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所收的学生，他们在后来也多为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陆佃曾在致书他人时提到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所讲的学说，他概括其为“有体有用，体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滞一体”，他认为王安石的学说继承了孔子的余绪，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心性方面作了比荀子、扬雄更好的诠释。
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王安石被任为江宁府知府，大家本都以为他会再次拒绝诏令，然而他在收到诏书后立刻就前往江宁府视察，便逐渐有传闻传出说曾公亮如此着力推荐王安石就是为了抑制韩琦。最后王安石于九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吴奎也同意了他的文学造诣高出常人，肯定了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的资格，随后王安石上表谢恩。
吕公著、韩维在朝中经常称赞王安石的才情，韩维时任颖王记室，为颖王讲解观点时多次说这都是他的朋友王安石的言论，因此使得神宗后来登基后决定召见王安石。学界对王安石为何直到治平四年才回朝任为翰林学士是因为韩琦当时是执政，王安石在扬州时与韩琦的矛盾加之韩琦在此后对王安石多篇奏疏的反对造就了这个情况。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一日，王安石因任翰林学士被神宗召入对，他阐述了他对唐太宗的看法，认为神宗理应以尧、舜为法；在他的想法中，尧、舜所行的法度其实都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后世的士子却认为他们高不可及，反而不知道尧、舜立法是经世务实的。
八月十一日，神宗于迩英殿询问对河北灾变的应对情况。司马光首先提出了要节省开支，王安石则反驳说现在最着急并非国用不足，而是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后王安石便提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尽管后司马光即刻用了桑弘羊旧事说明这个想法的不妥之处，王安石依旧以此为此后变法的核心主旨。
神宗一开始打算重用王安石，曾公亮也大力推荐，时任御史中丞的唐介却认为王安石很难担当大任。神宗反驳时说文学、经术或者政事都不能任用歪门邪道的人，唐介评论说王安石好学但是又拘泥古时，如果成为执政者，肯定有很多变更。他退朝后也对曾公亮警告说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当困扰。神宗后垂问侍读孙固想知道王安石是否可以为相，孙固在回答时尽管认可了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才能，但是认为王安石气量太小，吕公著、司马光等人才是贤相人选。神宗听后不以为然，在熙宁二年二月拜王安石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并为安慰王安石告诉他说很多人都不了解他，误解他只会经学而不会处理政务。王安石听后解释说其实经学就是用来处理政务的，只不过大多数儒者都是庸人，导致了世俗认为经学无用。在神宗问他的变法计划时，以现在“变风俗，立法度”为当今要务的说法得到了神宗的赞同。
在就任参知政事之初，神宗便就宋当时地方财政召王安石一同商议，他针对陕西钱币贬值问题问王安石时，王安石提出从前就以有成例，以桑弘羊等人的施政实例指出朝廷需要统一管理现有货币体系，在此思想的基础上，神宗设立了三司条例司，用于管理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权。
据宋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所总结，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有二。宋代赋税收入相比唐代更多，却因为冗官问题而导致了财政的积贫，因此王安石想要富国强兵；另一方面，他也想要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其中以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为重点。后王曾瑜指出王安石倾向于富国但是又过度聚敛民众的财富，因此对王安石的动机所造成的结果持否认态度；另一位学者漆侠和王曾瑜的老师邓广铭则在他们的文章中着重说明了王安石在此动机下，成功抑制了兼并风气，因此值得肯定。现代学界也多围绕这两个主题对王安石的动机及后果多有争议。
神宗在与王安石奏对后便设立了三司条例司，以王安石为首，和陈升之一同负责此机构。紧接着王安石便提举了大量官员在全国范围推行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诗词歌赋；改革官制，加强尚书省实权，裁冗官；改军制，进行火器开发，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练兵。
在准备推行新法的时候，大多数士大夫都认为王安石是正确的人选，而接替唐介成为御史中丞的吕诲认为王安石不通时事，不适宜大用。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四个月后，哪怕司马光等人纷纷劝阻，吕诲坚持上《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共两篇，大骂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呈于神宗。神宗见到两篇奏疏后将吕诲贬为邓州知府，吕公著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升任为御史中丞。四个月后，时任侍御史的刘琦联合钱顗、刘述等人上书延续吕诲的言论，认为王安石不利于国朝，却也都被神宗贬官。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百官上门祝贺之时，王安石借口还没有向神宗谢恩为由闭门不见宾客，和其友魏泰共坐时题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在窗上。后人认为王安石此诗表明了他即使升任为宰相也想要归隐的心态。却不想韩琦于二月便上奏反对青苗法的实施，他认为此法可以适用的对象包含了本就是富人的上三户等，这样是没有办法按王安石所说抑制兼并之风或接济贫困户口的。神宗在阅览后想法有所转变，他把这份奏疏给王安石读后说了他对韩琦说法的赞同之意。王安石十分愤怒，他逐条辩驳了韩琦所说的问题，曾公亮和陈升之这时也认为那些富户不应该得钱，却和王安石辩论过久而不得不放弃劝说。韩绛后又劝说神宗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在入朝谢恩时再次为他自己申辩。他告诉神宗说现在的朝廷诸臣互相勾结，他们就是试图阻止神宗新法的“流俗”之人，于是神宗被说服，让王安石继续执掌政事。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随着青苗法的实施，河北、京东及淮南三路地方在经历灾年时在恤粮问题上依旧有缺口，王安石提议售卖全国范围的广惠仓田，以此来填补当地常平仓，而后续的接济则循例发放广惠、常平仓存粮。曾公亮用那些佃户失业为由反对这个提议，王安石反驳说他们可以重新购回，而官方则因新的青苗法案也可以保证在灾年依旧由可以赈济的食粮。后王安石补充说广惠仓其实新增补的田土出产粮食不够赈济的，因此可以卖掉。曾公亮对此提议始终持不同意见，最后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提议，下诏施行。
不久后京东、河北两路有不同寻常的飓风，神宗下诏令当地的募夫，王安石在接到诏书后将其扣住不发。后来开封府内有百姓为不服保甲法而自残，这些案例被开封府知府韩维报于朝廷。于是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王安石回答说他对此不清楚，他认为现在士大夫对新法都“纷然惊异”，二十万户百姓里有几个这样被煽动的人也不足为奇。神宗听后对此也赞成了王安石的想法，他指出听取百姓的各种意见可以通向成功，但是也不能不畏惧他们的意见。
二十世纪末期以前，学界公认王安石曾在变法时期提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学者顾吉辰于1986年发表论文题称王安石并非提出此言论者，他在内总结出四种记载王安石此说的史料并指出最早的记载源于《神宗实录》。天变不足畏，即人间不关天，带唯物主义色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王安石能得到神宗的顾眷，其实内因不外乎其曾外任二十余载，所至咸以干练闻。林天尉《考“三不足说”之伪》、黄复山《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辩》、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等也认为王安石本人并未提出过“三不足”之说。
早在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三策，他认为可以以收复河湟之地为先决条件，达到最后消灭西夏的目的。于是他在十二月便被升为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而王安石在得知王韶的计划后也非常支持此提议。王韶于熙宁二年七月被神宗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后，在王安石的帮助下受命提举秦州西路缘边蕃部。开边初期，为了保住王韶的位置并继续执行计划，王安石设法贬黜了反对王韶的两任经略使-李师中和窦舜卿。
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王安石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西夏戰爭轉守為攻。变法一开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强烈抵制，在政府机构改革推行难度大，又急于求成，地方官员带抵触地执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旧党首领司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元末人倉促修《宋史》，遂謂：“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阵脚不稳。终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熙宁七年（1074年），由于旱灾不断，有很多饥民流离失所，神宗在上朝时对此有所感叹，建议要废除所有不利的法令。王安石奏对时认为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人为之事，神宗回复说有很多人都因此多有哀叹。接着多位大臣上疏请求罢免王安石，尽管神宗将郑侠流放至岭南，他在两位太后的哭诉下免除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但依旧以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升任为吏部尚书。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复相，被复官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另又兼任译经润文使、加食邑一千户并实封四百户。一开始的时候王安石多次推荐吕惠卿和韩绛为相，吕惠卿在得势以后害怕王安石再上位，便试图阻止，又多次和韩绛闹矛盾，却不想韩绛趁机自行向神宗请求恢复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本先照例拒绝他的任命状，后刘有方前往江宁府发下诏令，他没有继续辞免，即刻便上路赴阙了。
不久之后，王安石根据自己的学说所撰《三经新义》完成，因此加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自此新学开始逐渐成为官学。他的儿子王雱同时被荫为龙图阁直学士，尽管王雱本人先是辞谢此官，吕惠卿却劝说神宗答应王雱，导致王安石和吕惠卿的间隙更为明显。
王安石在任相期间多次因病请求去职，时值他的儿子王雱也去世，让他更加悲痛，多次上疏请求解除他的宰相职务。而神宗最后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的官职改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加集禧观使一职位，爵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尽管王安石以前多次想要退还相印，他被重新拜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散特进并以舒国公改封荆国公。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挤）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推動元祐更化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從此新舊黨爭不斷。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的行动对他打击很大，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
尽管王安石已经不再掌控朝政，哲宗后特加王安石为司空。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在江宁府秦淮河畔的半山园内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当时司马光致书吕公著，认为王安石因为不晓世事，使得忠直的臣子被疏远，谗佞的人多败坏其制度，现在那些墙头草必然会对王安石多加诋毁，因此他想请求吕公著说服哲宗可以“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最终宋哲宗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给了七人的恩荫名额，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清江县为纪念王安石在那里出生，取《诗经》“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将王安石出生的屋子改名为“维崧”堂。王安石的弟弟在半山园（后改称半山寺）的后院选取了一块墓地并将他下葬。由于当时司马光正在清洗曾推行新法的官员，王安石的很多故旧不敢登门，张舜民在《哀王荆公》一诗里描述了当时门可罗雀的场景。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多被人统称为“荆公新学”。王安石将他的思想录述在多种书籍及文章中，其代表性作品有《周官新义》及《字说》，这些著作也成为了后来新学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根据现代学者姜国柱和容肇祖先生的研究，王安石究其根本是儒家，并非法家。他的变法也是基于他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吸取其他学说而形成的。王安石在十六岁时随父亲到达了南京，便开始学习各类儒家典籍。王安石认为，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感应是不对的，他在熙宁变法中反对“天人感应”的主张被总结为“三不足”之说中的“天变不足畏”。而后王安石总结现在（宋代）读书人，需要抛开汉儒的引导，通过自己发现经典的本意。在他的想法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想要了解、通晓儒家典籍的意义，需要阅读其他流派的文章以及其他学科的书籍，如《素问》、"《本草纲目》"等书 (宋人何以研读明朝的书？)。而他本人也根据这个理论进行了诸多学习，漆侠先生提出王安石自早年起就以“通经求理”为主旨读书，并在其学术思想中体现了这一类的独创性。王安石除鼓励阅读其他学说的书籍外，对那些旧有的因循守旧的“俗儒”也进行了批判，在他的观念中，儒家也是要根据时代而演变，从而达到他在《万言书》中所说的“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在有人反对佛教思想时更是提出了“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的言论。容肇祖先生通过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一文看出他治学的严密，收纳了多家学说的思想，但是都有所取舍，抛弃了他眼中会使人走入歧途的“异学”。容肇祖先生又辩驳了现代以王安石尊崇法家“能令政必行”一说来判断王安石是法家的断言，他以王安石用礼义廉耻总结商鞅的失败说明了王安石本质是儒家的结论。王安石的这种思想被苏轼所称赞，他描述王安石单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当时，王安石作《淮南杂说》，人皆以为是见到了《孟子》，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受到了孟子的很大影响。在学术渊源上，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并且肯定王安石的思想源于传统的经学。他认为，王安石在经学上的成就可以和董仲舒和刘歆媲美。同时，梁启超还指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实践是一致的。王安石的整体思想是务求实际，而避免虚无的，在对于商鞅的评价中，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现在的人不能非议商鞅，商鞅能让命令必定行使。这种思想也使得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时候，没有仔细辨别是不是真心为了新法，导致变法失败。
中古以降孟子的地位持续被抬高，周予同先生通过是时政治及文化的需求提出了这一现象的变迁，学界后也多有研究。王安石曾作诗《孟子》，明确指出他对孟子的向往并阐明了孟子的榜样作用，同时也利用自己的经历塑造了他对孟子历史形象的理解。除他本人及社会对孟子更为尊崇的同时，王安石也成为了“尊杨思潮”的一位重要人物。刘成国先生分析了王安石在内的部分士大夫群体，指出了他们将孔子、孟子、杨雄等人纳入同一谱系，后期在文道关系上则产生了分歧。罗根泽先生将王安石定义为文道并重，认为这是在古文运动背景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术思想。由于王安石在政坛及文坛的地位提高，当余英时为宋学发展划分阶段时，认定王安石的改革是继欧阳修古文运动之后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尊杨思潮其中一分支的引领者，最终使杨雄得以入祀孔庙。
另一方面，王安石也景仰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政策。在其诗《商鞅》中，王安石将商鞅变法的主旨总结为诚信，用一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阐述了他个人的经世理念，部分反映了他自鄞县开始的变法思想。
王安石除在政治实践上的各种概念，他对所在世界的认知被记载在他的多本著作中。如同他在政治上采纳其他学说的要点，他对物质的解释和传统的儒家典籍多有出入。根据李宗桂先生的研究，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描述的五行起源是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这和尚书及董仲舒所说的五行起源有着极大的分歧。王安石再针对董仲舒“天人感应”一说中的“天道”写出他自己不同的理解，他在《洪范传》内形容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漆侠先生利用这一段描述，结合王安石在前文所说“人道”的理解，说明了王安石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为根本而坚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非董仲舒等人所崇尚的天与人的直接关系。
王安石在区分了“天”与“人”后，进一步以人为中心，提出了人所创造出来的“四术”，即礼、乐、刑、政。王安石利用《伤仲永》指出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他以此进一步在《礼乐论》内提出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山川丘陵，都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可以认识到的存在，所谓“星历之数，天地之法，人物之所”也不过是前人所创立的，他认为他们是在这些方面学习的比旁人更多、更精，圣人就是因为精通万物中所存在的理才成为圣人的。
另一方面，王安石在老子的影响下，根据漆侠先生的说法，他的辩证法与素朴唯物主义有着很紧密的结合。他继而提出“太古之人, 不与禽兽朋也几何？”，认为历史进程上社会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而法律也会跟着朝代的变更而改变，根据当世国情而有的改变则都是有益的，他的变法也是以此为核心宗旨，而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再有不同的制度。
王安石除对经籍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外，他也在品评历史的文章中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并藉此对前人治史得失提出了多种评议。在其咏史诗《贾生》中，王安石通过描述汉文帝施行了贾谊的政策来说明君王的重要性，并进一步从侧面反映了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政治主张。
而评议历史外，王安石对前代史官也提出过多种见解及批评。他指出上三代的史官以身死职，所以传下来的史书文献都可考据，现在则受限于拥有尊爵高位的人，又会因政治原因篡改文字。他进一步说明了有些人一时而贵，执笔书史，会“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这样一来后人就更难辨别黑白。他在诗《读史》中也提到了此类现象。
尽管现代学界基本同意王安石思想派系属于儒家，他对诸子百家的文献皆有涉略，并在对佛、道等宗教的了解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哲学思想。王安石的这一思想在后世通称为“荆公新学”，对北宋后期哲学思想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时人指出新学引领了当时六十年的思想潮流。
荆公新学的主要基础就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所著述的三经新义及字说，里面提倡了用更为新颖的义理学替代较为传统的章句学。三经新义指代王安石对《尚书》、《诗经》和《周礼》三种典籍所作新义的统称，于熙宁八年编撰完成，成为新一种官学范本。
熙宁四年，王安石试图改革科举法，他利用《春秋》为例，指出春秋经为“大典”，然而历经秦汉之后所流传下来的春秋传是“断烂朝报”，从而试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纳入宋官方科举制度。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发表过见解，在集合这些学者的出发点及论据后，侯步云女史认为王安石此说部分继承了庆历年间的疑古风气，也是因为从他个人研究儒、道、佛等多种哲学思想后试图采用新角度理解《春秋》。
王安石早年，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就以《赠王介甫》一诗勉励王安石在文学上继续努力。王安石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他更倾向于传播道义，他惟恐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而获得那些虚名。他的文学主张不脱实用，务求有补于世。其本质上是作为政治的附庸，为政治而服务，直到晚年，退居江宁，方才有所转变。王安石的诗文皆有很高的成就，词作现存不多，但仍然有名篇传世。
王安石的诗在宋朝别为一体，被称为王荆公体。据胡应麟《诗薮》：“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始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蘇軾、黃庭堅继起，古法荡然。”王安石的诗在北宋诗坛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欧阳修、梅尧臣并奠定了宋诗的基调，使得他好议论，好用典，好矜奇的特质，成为宋诗的特质。另外，王安石更大力提倡集句诗，并且自己以及引领同时代及之后的诗人都进行了相关的创作。尽管，西清诗话认为是石曼卿第一个创作的集句诗，但也无可否认王安石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作品《胡笳十八拍》历来也是集句诗的典范。
王安石的诗以五十六岁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咏史也写得非常出色。王安石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杜甫的传统，和晚唐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起来比较干硬，但一些咏史诗却有些故意别出己见。王安石在罢相退隐之后所作的诗句是他所写诗的顶峰，受到了后世极高的评价，他的诗甚至自成一体，为“荆公体”。多数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退出了政坛，其诗去除了政治因素而导致的。王安石早年的诗浑厚雄大，在退隐后则主要以含蓄深沉，意境空灵，清新脱俗的绝句为主。。例如《泊船瓜洲》一詩从诗艺与诗境两方面看，王安石的“半山体”工巧而有味的审美旨趣，是因姚合等人为代表的“晚唐体”所影响并形成的。其中杨万里认为的五七绝句非常少，又非常难写，而晚唐诸公与王荆公却最精于此，侧面说明了王安石的极高造诣。晚年王安石的文学观相比早年更包容并济，针对典故的运用更为精妙圆融，例如《书湖阴先生壁》一詩 一詩中尽管利用了汉书的典故，对典故不熟悉的读者依旧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王安石开启了宋诗风气，宋诗风气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便是议论，王安石诗尤擅长议论。他的咏史诗现存一百多首，继承了班固“质木无文”和左思，杜甫通过咏史抒怀的传统，质木无文，即说诗空有内容，而无文采。王安石秉承“务求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在咏史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王安石的咏史诗，现实意义上远远高于班固。他的诗或言己，或讽今，或者利用诗的文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得当时有人将他写的《商鞅》以为是他自己言行了。
王安石的咏史诗可分为三种类型：史传型，咏怀型，史论型。史传型即班固《咏史》一类单纯叙事，咏怀则注重抒发个人情怀，史论型则最足以体现宋代“以议论为诗”的特点。王安石作为宋调形成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咏史诗中，史论型诗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在史论中，王安石大多独僻创见，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力给前人翻案。例如其《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与前人大多同情昭君不同，此诗则指出人生失意的普遍性，使得能够在历代书写王昭君的诗歌中不落俗套。 王安石没有个人的诗话作品传世，但他选了不少诗歌选集。王安石在历代的诗话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杜甫的赞誉，认为他是“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由于对杜甫十分看重并认为天下的好言语都被他说尽了，王安石早年的诗学追求与杜甫的文学追求相一致，致力于让其诗文有补于世。罢相后，王安石的诗学观更加包容，他评价张籍奇崛艰辛，他亦如此，好炼字，偏重晚唐诗人，也承袭了晚唐诗人的精思。
王安石在文学上主张载道和实用，因此写的词数量相比于他的诗非常少，全宋词共收录其所作词仅二十九首。王安石的词在体制上继承了五代宋初的风气，以小令为主，也包含了桂枝香，雨霖铃，千秋岁引等中长调。其中《桂枝香》一词历来为人所称道，据杨湜《古今词话》评价：“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 此老乃野狐精也。”另外，王安石大量制作集句体词，虽当时为苏东坡，黄山谷批评，但二者亦有效颦之作，对词体的变革有一定的影响。
文章上，与韩、柳、三苏、欧阳、曾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的文偏重于说理，而且言简意赅，能够直指要点。例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仅仅只有八十八个字，却能独辟蹊径，自有主张。
王安石的文学最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如其所言“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所以他的作品大多针砭时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长于说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王安石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喜欢模拟别人的风格。后来欧阳修告诫他要有自己的风格，他的文章才臻至大成。王安石的文字驾驭能力很强，《上仁宗言事书》等都是很长的文章，但是却没有什么废话。整体来说，王安石的文章言简意赅，结构严谨，主意超卓，说理透彻，在唐宋八大家中别树一帜。曾巩曾经说王安石的文章学识不在扬雄之下，只是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倘若能改正，也许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会更高。
同朝的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罢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的资格。南宋理宗时期盖棺论定王安石为“万世罪人”。编于南宗的话本小说《拗相公》称“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宋朝之后官方定论。
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清康熙也认定王安石为亡国之臣、千古罪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称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充分肯定了其私德，把变法失败归于用人不当、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杨慎对王安石的偏狭评价为“古今第一小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黨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南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其中有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传统；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专门写了《王安石传》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因此对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评价趋向正面。
史学家黃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认为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然而因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完成转变。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轼和王安石有不少過節，王安石喜好“語不驚人死不休”，苏轼於其生時每逢佳時必定作文譏諷，奉司馬光之命寫的祭文倒全是溢美之辭，頗有水之皮相非骨相。劉貢父要王安石掘一八百里大坑把梁山泊顛過來。民间也有不少两人鬥智的故事，如馮夢龍《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一篇，里面的王安石多次难倒苏轼，展现了王安石的博学，也展现了苏轼的小聪明。
王安石認為吃飯是非常浪費時間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吃。某次他的妻子煮了一道菜給他吃，他馬上就吃完了，妻吳氏（妻妹以王安石夫婦的主張嫁給苦吟詩人王令）以為他喜歡這道菜所以天天煮，王安石也天天吃從無怨言，某天王妻忍不住詢問王安石天天吃同一道菜不膩嗎，王安石竟回答「我只想趕快吃完飯去辦正事，從沒注意吃了什麼下肚。」可見王安石既不注重生活情趣也不注重儀表又喜出狂言，對他而言普天之下除了讀書跟辦公之外沒有重要的事情。
有记载王安石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饮宴会客的时候也会陷入沉思，不露笑容。他在常州任内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宴会，他在伶人表演时突然发笑，众人以为是伶人引得王安石发笑是故赏赐了他很多钱。直到后来有人问王安石当时为何发笑，他解答说是他在思索《咸》、《恒》两幅卦，适时有了领悟，不自觉就发笑了。
王氏家族本源于太原地区，后徙至临川，在王安石出生时即为当地望族。临川王氏以科举发家，据蔡上翔所考，他们自王安石的祖父王观之以来六十九年中共有八位族人登为进士。王观之是自王氏在临川以来第一位进士，此后王氏族人多有成就，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也于祥符八年成为进士。后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三兄弟因文学成就被合称“临川三王”。
王明：曾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