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东麓，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代，迨及晚清(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重要观光点。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至今仍保存完好。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璿}-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璿}-等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理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湖湘学派”即发展于此。
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1314年（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王守仁住在寿星观，他写下了《长沙答周生》、《陟湘于迈岳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怀友生丽泽兴感伐木寄》、《游岳麓书事》、《次韵答赵太守王推官》和《吊屈原赋》。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御赐“敬一箴”（即程子四箴）。
明清之际，著名的爱国主要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书院之盛，振美一时”。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然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并未受到处罚。
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开始松弛，康熙、雍正年间进而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1668年（康熙七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４年的岳麓书院即兴即毁。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书院教育达到了鼎盛，培养出了一批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生徒。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在此创设湘水校经堂，首开湖南书院教学改革之风。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1868年（同治七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岳麓顺应历史潮流，设译学、算学等科，增置时务和西学图书，进行了教学改革。
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zh-hans:岳; zh-hant:嶽;}-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创立，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奉旨创办的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继续学习。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命迁入。民国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第2页）。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师的全部校产和一部分教师。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为国立湖南大学。
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改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复名为湖南大学。
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zh-hans:岳; zh-hant:嶽;}-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湖南大学先后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属学院（名即为-{zh-hans:岳; zh-hant:嶽;}-麓书院），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
1988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古代书院的学规，是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其内容包括书院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的准则、日常生活及为人处世的通则等。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颁《白鹿洞书院教条》于岳麓书院，这是岳麓书院最早的正式学规，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到了清代，原有学规已不合时宜，历任山长开始对学规加以扩充和修订，其中影响最大、最广为人知的是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
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历时两月，史称“朱张会讲”。这次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向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有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以陶澍、贺长龄、严如煜、魏源为主体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为主体的“中兴将相”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以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沈荩、黄遵宪为主体的维新变法派人才群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现的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体等。余秋雨对此评价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山长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也即现代意义上的“院长”。山长一词最早见于《荆湘近事》：“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号曰山长。”至宋相沿为习，亦称山主、洞主等。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共有55位。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此外还有赫曦台、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及曲廊水榭假山等园林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展示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在这些建筑中，像爱晚亭，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亭台中的经典建筑，莅列四大名亭之中。先后恢复重建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以功能区分，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类别。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牌坊，又名“黉门”，现存大门为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赐书，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为清嘉庆年间山长袁名曜与贡生张中阶合撰而成。门额与对联原物均在抗战期间被日军战机炸毁，现物为1984年根据老照片复制而来。 大门之后即为二门。宋元时此处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在书院左面扩建文庙，礼殿搬迁，此处始改建为二门，抗战时被毁，1984年重建。正上方悬“名山坛席”匾，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背面有“潇湘槐市”匾，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进行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的核心场所。自书院创建初始，即有“讲堂五间”。南宋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檐前悬有民国年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书“实事求是”匾。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为原物被毁后的复制物，二为乾隆皇帝御赐的“道南正脉”，为原物。讲堂墙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讲堂屏壁正面刻有今人周昭仪所书《岳麓书院记》，屏壁背面刻有摹自《南岳志》的麓山全图。
教学斋和半学斋位于讲堂两旁，为昔日师生居所。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北宋始建时就有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书院改制为学堂时所建。“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于岳麓书院船山祠创办湘水校经堂，并亲题门额。清光绪元年（1875年），湘水校经堂从岳麓书院迁到长沙城南天心阁附近，“湘水校经堂”门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中国古代书院历来有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湖南大学古籍图书馆供教研人员及学生使用。
文庙，原称孔庙，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前551-前479）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岳麓书院文庙，是历代山长宣扬儒教的重要场所，起着崇尚圣人、推崇学统、劝戒规砺、践履识礼的重要作用。文庙对岳麓书院教育有着直接影响，历代都有严格的礼规，要求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遵循圣人的言行行事。每月朔望山长要引领一一朝拜。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大的祭典活动，地方长官也得参加，场面极为壮观。文庙位于书院左侧，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是中国规模最大，建筑规格最高的一座书院文庙。岳麓书院初创时期即开始祭祀孔子，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南宋乾道元年（1167年）改为宣圣殿，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礼殿于书院左侧，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抗战时期毁于战火，后修复了部分建筑，1980年代修复了大成殿，1990年代修复大成门，2003-2004年设计重建已毁多年的崇圣祠、明伦堂，2005年改造大成殿内部装修，恢复原有旧制。专祀周敦颐，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始建，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专祀程颢、程颐。四箴是二程根据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而成的道德戒律，即视箴、听箴、言箴、动箴。据载书院在宋代时就建有四箴亭，嘉靖九年(1530年)颁御制“敬一箴”于岳麓书院，长沙知府潘镒建敬一亭于文庙大殿后，天启四年(1624年)，长沙推官林正亭重修，改名为“四箴亭”。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迁四箴亭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专祠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于今址，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专祀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建的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搬迁后，辟为船山祠。 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罗典受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上任伊始，因见书院四周空地荒芜杂乱，即进行整治，因地制宜，或修塘插柳，或筑圃栽桃，或依山布桐，或瓷池种荷，引泉出涧，凿沼养鳞等等。几年后，"瓦砾凌乱，草木秽杂"的荒芜之地成了"荷英烂漫、簇锦团花、绿荫夹道"的优雅之地。时人大为赞赏，"同人游息，多以八景标目"，题咏了大量诗词。这八景为: 柳塘烟晓、桃坞烘霞、风荷晚香、桐荫别径、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
岳麓书院的园林具有浓郁的士人气息。它既不同于官府园林的奢华繁复，也不同于私家园林的轻浮俏丽，而是取法于自然，讲求宁静、清幽、雅淡，以利澄心治学，发圣贤玄奥。所布局的景点多有命名，并富含诗境，反映出一种士文化的精神，具有典雅拙朴的格调。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讲堂、御书楼壁及复廊、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内竖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唐碑，也是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书法家李邕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历代许多大书法家都曾前来瞻仰临摹，宋代书法家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年)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原刻在麓山寺中，后移至岳麓书院右侧，明知府钱澍建亭护碑。清代嘉庆年间有达官遣吏前来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长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后，亲赴现场，和沙灰集其残片94字，另嵌碑亭内壁之上。
讲堂檐前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为岳麓书院在转制时期的校训，对当时寓居于书院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大厅中央的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一为乾隆皇帝御赐的“道南正脉”，前者为根据老照片复制的，后者为原物。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书。讲堂两边轩廊分立“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时欧阳厚均立。这两组大字碑刻皆为中国古代书法碑刻史所罕见。大厅四壁还嵌有历代山长的“书事齐严肃四字因示请生诸”碑、“岳麓书院学规”碑、“毕沅诗”碑等，均为清代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内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吴荣光江南述别诗碑”等。其中“朱熹诗碑”所刻的诗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后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此碑为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澂所刻，是岳麓书院历史的重要见证。“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系山长袁名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勒石嵌立，是岳麓书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岳麓书院教育经费、祭祀经费的来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轩园林碑廊建于1992年，刊历代遗碑13块及新制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27块。在历代所遗碑刻中，有明刻“岳麓感旧诗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为珍贵，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新刻的27 块碑分别为：善化县志载《岳麓书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王炎《论清岳麓书院堂长》、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元代吴澄《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明代杨茂元《后重修岳麓书院记》、李东阳《建岳麓书院记》、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清代易宗涒《岳麓书院记》、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记》、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王文清《四公德政纪略》、欧阳厚均《新建崇圣祠碑记》、罗典《岳麓书院课艺序》、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及 1993年杨慎初教授撰《岳麓书院重修记》。这些碑文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历史沿革，是研究岳麓书院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员，也有著名文学家和书院山长，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碑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楹联，也即对联或对子。它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岳麓书院是集教育、学术、藏书、祭祀于一体的人文胜地，自然与楹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院的教学推动着楹联的创作，楹联又装点着书院的建筑，宣扬书院的办学宗旨，倡导良好学风，赞美名山胜景。然而因岳麓书院历史上七毁七建，古已有之的楹联也就随着书院建筑的兴毁而沉浮，至今能钩沉的古联原件甚少。岳麓书院现挂的楹联，只有一部分是清代及以前文人的墨迹，其余大多为现代名流的手笔。这些楹联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