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
熙豐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由於變法於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推行，故稱「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並由宋神宗推行的新政，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對，造成新舊黨爭。新法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滅亡。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續膨胀：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導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而「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强地主妥協，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土地兼併令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北宋初年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軍隊人數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很明顯是入不敷出；使得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神宗，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司馬光：「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司馬光與王安石完全決裂，司馬光辭官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細項如下： 增加科舉入學名額等
王安石的變法對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急於求成，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韓琦在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神宗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问世事，之後繼續由神宗執行變法。
元豐八年（1085年），支持變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死。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宣仁太后死後，哲宗親政，隨即廢除舊法，恢復神宗的新法，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五方面論之：明代楊慎的《丹鉛总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
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后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云。」，「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則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
下表中碧綠色為新黨（變法派）得勢時期，紅色為旧党（守舊派）主政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