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學生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游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敦促政府不可簽約，要求懲處相關官員。事情的緣由是，中國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本期望“公理戰勝强權”，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參會各國決定把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民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積蓄的民族情緒爆發，學生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上街游行，並發展到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五四運動”這個概念一般還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國性游行示威、罷課、罷市、罷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參與的六三運動，導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罷免，最後中國代表團6月28日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關於“五四運動”跟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爲二者基本是一個運動的兩個階段，可以統稱爲廣義的“五四運動”，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另外一些意見認爲二者有聯係但應該區分開：自由主義者認爲一個是文化運動，一個是政治運動；或者一個是啓蒙，一個是救亡；蔣介石認爲一個是崇洋媚外，一個是愛國運動；毛澤東認爲一個是舊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的開始，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五四運動是一場學生和知識分子發動的政治運動，基本達成既定目標，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思想和政治熱情。五四運動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運動對學生思想和組織的預備，又反過來幫助新文化運動進一步推廣，但也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分化。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人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胡適等少數人繼續堅持非政治化的文化運動。非政治化的新文化運動廣度擴大了，深度卻停滯了，許多政治思想則被引入。五四激發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統治。青年人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助成了北伐，但國民黨掌權以後自身也被學生運動所困擾。在外來政治思潮的湧入中，馬克思主義開始進入中國，並迅速擴大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許多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成爲共產黨領袖。五四運動大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從1939年起，國共兩黨都各自規定五四為青年節，國民政府於1944年改爲文藝節。
對五四運動認識和評價衆説紛紜，周策縱大致區分了自由主義者、國民黨、共產黨三大類立場，每一類裏面還有不同看法和歷史變遷。大致而言，自由主義者肯定新文化運動，肯定五四運動本身，但否定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政治和革命浪潮，認爲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國民黨方面，孫中山、蔣介石都提倡傳統文化，否定新文化運動，孫中山肯定五四，蔣介石對五四運動態度很微妙，明-{zh-hans:着;zh-hant:著;}-還是褒獎，强調其民族情緒，不談其反傳統的一面，暗中盡量疏遠；共產黨對二者都肯定，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大大提高，毛澤東認爲五四運動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將文化革命推進到新階段，開啓了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結果激發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時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在1919年3月爆發三一運動，同年3月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在外來思想和影響交織影響下，本土傳統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隨之發生巨大改變。而五四之前很多國家都爆發了群衆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這些事件都為運動帶來催化劑作用。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到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和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後發展，新文化運動中各種組織紛紛建立，出現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工讀互助團等組織，打下社會政治動員的基礎。而同時間革命風潮導致政局一直極不穩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北洋政府就曾試圖恢復帝制，失敗後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各地軍閥相繼各自對峙，期間爆發三次革命。而社會在曲折進步的同時，社會民衆也日益不滿持續動盪的時局。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國會中段祺瑞操縱的「安福系」親日，梁啓超爲首的「研究系」親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後一直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此時南方另有一政府，源於1917年孙中山在廣州開展三次革命，又稱護法運動，誓師北伐，但1918年孫中山在内部矛盾中離職，廣州軍政府由桂系軍閥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經試圖和談，但并無結果。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五人中有一人為南方政府代表。孫中山寓居上海，那裏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并與在福建的陳炯明來往密切。而同時其他軍閥都有參與角力，除了控制國會的皖係段祺瑞以外，還有直系馮囯璋，奉係張作霖，山西閻錫山，桂系陸榮廷等等，雖非獨立，但都各自爲政，關係錯綜複雜。這些錯綜複雜的派系在五四前後都有很多的運作，為運動推波助瀾。周策縱認爲：“新式知識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夠成功，在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軍事和政治派系之間的實力均衡”。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骅、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國近代以來，排外與開放兩個思潮不斷鬥爭，甲午戰爭震動中國，一方面開始有更多的人重視思想的引進，另一方面也激發排外情緒，義和團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緒大爆發，但此後轉入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年代，新政、憲政、基督教、進化論、德先生、赛先生，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等等，各種外來思想紛紛進入中國。
在外來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重新審視，出現了白話運動，反儒家思潮、整理國故。
1915年以來，這些對内對外的思想運動到了一個新高度，稱爲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是這個運動的主要陣地，提倡民主與科學。
自從1895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就在中國不斷擴張勢力。通過1895年甲午戰爭占有了台灣等地，使中國藩屬國朝鮮獨立，此後不斷蠶食，于1910年吞并朝鮮。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國加入英法協約國陣營對德意志帝國宣戰，旨在奪取德國在東亞的殖民地，包括膠州灣。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佈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但除了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關係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國一直是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1868年簽訂蒲安臣條約，承諾尊重中國領土完整，1899年，美國發表門戶開放照會，呼籲各國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義和團運動是一個中外關係的大倒退，但此後美國帶頭，各國主動放棄部分庚子賠款，中外關係大大緩和。1907年到1917年間，中英合作最終禁止了鴉片進口，1912年12個國家簽訂了《國際鴉片公約》，基本解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協約國一方向同盟國陣營德國及奧匈帝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在跟英美法一同成了獲勝的協約國後，中國民衆歡呼“公理戰勝强權”，跟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和民間觀感可以说都是在一个空前友好的阶段。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在五四爆發前两个月，日据朝鮮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思想动力。三一运动被認為是加速了五四進程，成為五四的行为楷模。
1919年1月18日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美國總統在會前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包括廢除秘密條約、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國際聯盟等，受到各國廣泛歡迎，中國希望借此解決山東問題
2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正式提交請求《山東問題說貼》，經雙方多輪陳述，幾經曲折，最後美國支持中國，英法傾向於日本，日本以退出國聯相威脅，美國妥協。大會4月30日決定支持日本立場，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代表團向政府直接報告結果的同時，代表團顧問梁啓超則致電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和林長民：“對德國事, 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 因日使力爭, 結果英、法為所動, 吾若認此, 不啻加繩自縛, 請警告政府及國民, 嚴查各全權, 萬勿署名, 以示決心”。
5月1日北京《中國時報》刊登中國代表團所報告之失敗原因：“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由於1917年2月至3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由於1918年9月，我國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愛我者無從爲力”。
5月2日，外交委員會事務主任林長民在《晨報》上發表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
5月2日晚，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議論巴黎和會事，氣氛激昂，決定通知北大全體學生舉行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北大一千多人幾乎全體出席，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應邀有代表參加，北大校長蔡元培亦有知曉和私下支持。同學們爭相發言，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并要求嚴懲曹汝霖（交通總長，《二十一條》經手簽訂者）、章宗祥（駐日公使，簽訂膠濟鐵路協議）、陸宗輿（幣制局總裁，1915年駐日公使，向日借款經手人）。最後定出四條決議：一、定於次日即5月4日協同其他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二、通電巴黎專使不准簽字，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國恥日）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四、聯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勸阻未果。下午1點許，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門前廣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標語、口号。軍警前來意圖驅趕，見學生勢大，旋即撤退。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印刷了5萬份，廣泛散發：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巡捕房不准學生通過，學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館遞送說帖，至美國說帖中這樣説：“二十一條中日協約，乃日本乘大戰之際，以武力脅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國國民誓不承認之。青島及山東一切德國利益，乃德國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還者。吾人以對德宣戰故，斷不承認日本或其他國繼承之。...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故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因爲是星期天，并未見到各國公使本人。
東交民巷未能通行讓學生很懊惱，臨時決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趙家樓二號曹汝霖住宅，下午4點半左右到達，要求曹汝霖出來解釋與日本締結密約的原因。數十名軍警把守，試圖讓學生後退。學生非常激動，翻墻打開大門湧入。學生未尋見藏匿起來的曹汝霖，發現了章宗祥，毆打了他，並搗毀家具，火燒曹宅，史稱“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前來驅散，逮捕了32名學生。
北京政府方面態度嚴厲。5月6日，總統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復秩序，“倘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5月7日驅散社會團體的國恥日紀念活動。5月8日，訓誡教育部，要其整飭學校。5月10日，學生提訊。5月14日，下令將用軍力來鎮壓學生運動。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議，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動，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脅。5月23日取消多種學生及社會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學生3日内復課。
學生方面寸步不讓，各校校方在短暫調停之後也與政府對立。5月5日，北京各校開會，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長開會，著手爭取被捕學生的釋放，也勸告學生保持冷靜。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11日，教育總長傅增湘辭職，多所學校校長紛紛辭職。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學生向法庭提交言辭激烈之聲明。罷課開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學生聯合會決定全體罷課，上書總統，發表公開宣言，提出六點要求：不可簽字山東條約、懲辦曹章陸、挽回蔡傅、撤銷對學生壓力、抗議日本留學生被捕、重啓南北和談。5月21日，總理錢能訓回復，模棱兩可地表示會“鄭重進行”之意，隨後有更多高壓手段。學生進一步加强組織，設立義勇團、講演團、各校自治十人團。學生運動從大規模集會轉向多樣化小型街頭集會，發表演講，鼓勵抵制日貨。
五四運動得到全國各界支持，影響了22個以上省份的200多個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學生迅速響應，游行、示威、罷課、成立學生聯合會，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國性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的報紙、社會團體、工商團體紛紛表示支持學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學生，南方政府、孫中山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一些軍閥、康有爲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學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發上海罷市罷工浪潮，進而擴展到全國，運動進入一個更激烈更廣泛的階段，這既是五四運動的一部分，也可以單獨稱作六三運動。
6月1日，總統徐世昌下令北京戒嚴，2號逮捕7名學生，學生非常憤怒，出動更多的人上街，3號逮捕400餘人，4號逮捕700餘人，政府不得不徵用校舍作爲拘留所，學生出動更多的人在街頭演講，做好了被捕的準備。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請願，教師及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手，去監獄慰問，送去食物。6月11日陳獨秀在街頭散發他寫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後來9月16日方獲保釋出獄。
5月下旬，上海學生與商人、工人積極聯絡，使得運動的參與面擴大了，成爲運動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爲在5月7日因傷去世的北大學生郭欽光舉辦追悼會，有10萬名學生和市民參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開始之後，上海學生與工商界領袖開會，並一家一家地走訪商店，懇請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罷市開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統統關門。上海工人也開始罷工，參加人數估計6萬到10萬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國各界聯合會”，亦稱“工商學報聯合會”。此後罷工罷市浪潮擴散到全國。
在全國各界的壓力下，北京政府終於後退。6月5日，軍警從校園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辭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但沒有被接受，6月13日，總理錢能訓辭職，6月12號，各地的罷工罷市開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改變此前要簽約的指示，讓他們自行決定是否簽約。全國各界各方前後給代表團發了7000多封電報，强烈要求不可簽約，巴黎華僑也組織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簽約。對德《凡爾賽條約》中也包括廢除中德不平等條約的條款，這是中國想要的。代表團跟和會溝通，看是否能簽約但注明保留意見，不承認轉讓山東權益給日本相關條款，和會不允許，一直抗爭到最後無果。最後，6月28日簽約日，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中國沒有簽署對德《凡爾賽條約》，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佈終止與德國的戰爭狀態。後來與德國單獨談判，於1921年5月20日簽署《中德協約》，德國共和政府放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獲一切權益，包括膠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個一戰戰胜國在華盛頓舉行華盛頓會議。在美國的調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膠澳租借地交還中國，膠濟鐵路交還中國，所駐日軍撤離，等等。2月6日，九國簽訂《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又稱《九國公約》，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等。
這是中國的一個外交勝利，至此，山東問題算是比較圓滿地解決。
五四運動大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
新文化運動在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分化。五四運動剛結束，7月份，胡適和李大釗就因爲“問題和主義”而辯論起來，陳獨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爲是否談政治產生分歧，最後陳獨秀把《新青年》變成了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胡適等人另辦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識分子們關於非基督教運動又有一次爭論。此後各人愈行愈遠。大致上，一派是堅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者，堅持民主、自由，如胡適、傅斯年，這是少數派；另一派是參與政治的左傾人士，這裏面又大致分兩派，一派後來轉向共產黨，如陳獨秀、李大釗，另一派轉向國民黨，如吳稚暉。
五四運動大大增強了中國社會的反傳統思潮，杜威在1921年這麽評論說：“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學生如此一致和熱切地追求現代和新的思想觀念，特別是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很少見到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有些辯論本來可以用來維護既成秩序和現狀的，卻一點也不被重視，事實上，完全沒有用來做辯護”。但相對堅持傳統的思想仍然還是存在，比如蔣介石、梁啟超、梁漱溟。
五四以後，學潮成為中國的一大難題和主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之一，難以枚舉。一項調查表明，1922年中國發生125次教育界大騷亂。學生也成立了很多學生組織，活動更加多樣化、社會化、政治化。自由主義者表達希望學生回校學習，左傾主義者則積極鼓勵學生運動。
五四以後，現代工會開始發展起來，罷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發展為五卅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積極參與工人的運動。
五四以後，大城市中的商人們開始以各種方式組織起來。比如在上海，他們建立起馬路商界聯合會，成為上海最有影響的組織之一。
五四運動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勢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發直皖戰爭，皖系段祺瑞下臺，直系上臺。
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都積極吸納參加過五四的學生，毛澤東這麽評價五四與北伐：“很明顯，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五四運動的的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幹部。”
五四之前，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少，比如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四以後成為一股熱潮12月，社會主義研究會在北大成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都是成員，各地都有類似的組織。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時候最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無政府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漸漸被排擠、衰落。
五四運動引起了蘇聯的注意，認爲這爲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後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廣東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日，馬林來到中國，他發起並主持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參加過五四的青年學生成為共產黨成員的重要來源。
在五四之後日益濃重的政治氣氛中，出現了非基督教運動和反帝運動，蘇聯帶領中國共產黨策劃並發動了這兩項運動，許多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
反對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國一直就存在，義和團運動就是一次大爆發，但此後進入一個比較寬容發展的時期，孫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會、中國内地會等發展很快，國語的和合本聖經1919年翻譯出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於1922年4月4日在北京舉行。
五四之後共產國際帶領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有組織的非基督教運動，得到青年和知識分子的熱烈回應。時任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的俄國人利金，擬定了反對基督教運動之計劃。一些青年學生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的倡議和領導下，於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設立章程，規定同盟以反對基督教為宗旨，並於3月9日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第四期發表特刊，發布《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及其通電，號召全國學生，起來反對將於4月4日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会。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許多對宗教持溫和與學術性的批評態度，如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逐漸分成兩派，其中一派受蘇聯影響，積極參與非基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起嚴厲的批判，與幾年前的溫和批評相去甚遠。1922年3月21日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等77人發表《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4月4日，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12人發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則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此後雙方公開辯論若干回合。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廣義的反帝。反對帝國主義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後在蘇聯的推動下，國內左傾政治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不斷發展，推動了反帝運動的發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學同盟宣言》，反對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爲它幫助“資本主義”“掠奪我國經濟”，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商業聯合會等組織在北京成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此後成爲中國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少數自由主義學者如胡適并不認同將西方國家都歸爲掠奪中國的帝國主義。 北京
天津
山东省
上海
武昌北平
上海
天津
广州
湖南
四川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當時稱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華民國的新黨所提出的新五四運動，以發揚五四精神、捍衛民主與法治為號召，呼籲國人手持國旗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一同譴責近日來太陽花運動以及426凱道反核的行動。根據警政署的統計，截至當日下午2點20分左右，約有1萬餘人參與。張安樂、王炳忠以及正逢母喪的馬以南、馬冰如皆有參與。
2018年，台大自主行動聯盟發起新五四運動反對政府引發的校長遴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