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第三次北屬時期
越南第三次北屬時期（），該時期的越南受中國的隋、唐等王朝統治，是越南北屬時期的一部分。此一時期的起訖時間，越南史家陳重金（即陳仲金）定為603年至939年；另有定為602年－905年。是越南歷史上被中國隋朝及唐朝統治，並過渡至獨立建國的時期。602年，隋文帝派遣大將劉方平定了前李朝李佛子的勢力，將今越南北部直接置於隋朝的統治之下。621年，唐朝取代隋朝並繼續統治安南，並設置都護府（曾稱作交州總管府、交州都督府、安南都護府、鎮南都護府等）及節度使等軍政官署，管轄當地。在第三次北屬期間，該地曾爆發多起民變，並受環王國（位於現今越南中、南部）、闍婆（位於爪哇）、南詔國（位於中國西南）的侵擾。到唐末五代時期，曲承裕成為靜海節度使，其後，越南人士逐漸取得自主權力，標誌著第三次北屬時期結束。
公元6世紀中期，中國南朝梁轄下的交州地區（在今越南北部），爆發李賁的起事，並割據當地，越南史上稱作「前李朝」。到589年，隋朝（581年─618年）統一中國，越地則有李佛子勢力的盤踞。關於李佛子政權與隋室的關係，學者王承文根據出土碑銘《舍利塔銘》（601年刻成，2004年在北寧省順城縣出土）的內容，認為隋帝詔令亦得在交州執行，因此李氏應與隋廷處於隸屬關係。602年，李佛子起事，隋文帝派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率兵南下，行軍順利，並向李佛子勸降。李佛子「懼而降」，於是將之遣送隋朝國都大興城，越南地區遂受隋朝統治。
其後，隋朝對越地的統治有所加強，這在稍後的唐朝政府亦沿襲下去。據中國大陸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的論述，指出隋在當地，設置了一套比較完備的地方軍政機構，加強控制越地及防止林邑國（即占婆）的北犯，務求鞏固邊防。早在李佛子降後，身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的劉方便立刻在當地實行統治。604年，隋設立總管。隋煬帝時，605年，林邑國出兵北犯，劉方隨即受任為驩州道行軍總管，領兵擊敗林邑。此外，隋朝把以往的州、郡、縣地方三級制，改為郡、縣二級制，精簡了地方行政架構，以免疊床架屋。在越地，亦實行了此一模式，設置了六郡（包括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和平定林邑後，一度設置了比景郡、海陽郡及林邑郡）、三十六縣。
隋煬帝末年，中國全境陷入群雄割據之局，其中之一的蕭銑據有荊州越之地，並與交趾太守丘和（原為隋廷派任）發生衝突。丘和曾致力加以抵抗，後來得知煬帝被殺，便歸附蕭銑。及至唐政權於621年消滅蕭銑，丘和再歸附唐。唐朝遂展開對越地的統治。
621年，唐朝接管越地。次年（622年），唐在當地設「交州總管府」，管治越地軍政，任丘和為大總管。其後又改總管府為「都督府」，總管改為都督。628年，唐太宗對全國實行地區改制，把交州都督府劃歸嶺南道。到679年，唐高宗改交州都督府為安南都護府，命劉延祐任「安南都護」，兼任「經略招討使」。其後，安南都護府曾有更名。757年，安南都護府改為鎮南都護府。758年，升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768年，再改為安南都護府。791年，唐朝在安南都護府設置「柔遠軍」。
在唐朝晚期的唐宣宗、唐懿宗時，中國西南地區的南詔曾向安南都護府發動進攻，唐廷多次遣軍與南詔交鋒。到866年，安南都護經略招討使高駢成功擊退南詔軍隊，唐廷隨即在越地設立藩鎮靜海軍，由高駢任節度使。其後，又曾稱為「安南節度使」。一直到唐朝滅亡，靜海軍節度使仍在越地進行統治。
越南地區在第三次北屬時期，曾發生多起民變。民變的形成與唐政府官員的素質有關。從唐初開始，遇上此一問題，正如臺灣學者呂士朋指出，「交州終不能得良吏以治之，州政不舉，貪利侵侮之風如故」。這大大影響了唐地越南地區的民情，元代史家胡三省作這樣的歸納：「史言蠻非好亂，苦於貪帥而亂。」
武后當政時，唐廷任劉延祐為都護，兼任「本管經略招討使」。劉延祐到任後把原先嶺南「俚戶」的舊輸半租，改為輸全租，導致俚戶不滿，並由交州人李嗣仙領導謀反（《大越史記全書》作「李嗣先」，《舊唐書》、《新唐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均作「李嗣仙」），但被劉延祐所誅。其後，李嗣仙餘黨丁建、李思慎率眾起事，攻破安南都護的官府，擊殺劉延祐。唐廷遂派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入安南討伐，最終擒殺丁建、李思慎等起事者。事件發生在687年。
722年，安南人士梅叔鸞與林邑國、真臘國聯絡（《新唐書·宦官傳·楊思勗傳》又作「梅玄成」、《資治通鑑》作「梅叔焉」），攻佔安南都護府，自稱「黑帝」。唐廷遣內侍兼驃騎將軍楊思勗前往征討。楊思勗到當地，招募「群蠻子弟」，加入人數達十多萬，於是平定梅叔鸞勢力。
791年，安南都護高正平增加賦歛，遭到當地民眾反對。農曆四月，安南地區的「群蠻酋長」杜英翰起兵進攻都護府（一說領導人物為馮興），高正平憂憤而死。七月，唐廷任趙昌為安南都護，成功將起事者安撫下來。
803年，安南地區的長裴泰鏟去交州城中的溝地，引起民眾的不滿，州將王季元驅逐裴泰。唐廷任用熟悉安南事務的趙昌再任都護，到任後，當地民眾慶賀，亂事平息。關於王季元起事的始末，《資治通鑑》則有另一說法：「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唐憲宗時，出身「酋豪」的楊清，因不滿安南都護李象古行為「貪縱」，加上自身從驩州刺史遷任「牙門將」，於是鬱鬱不快。819年農曆十月，因有黃洞蠻作亂，李象古命楊清率兵三千前往鎮壓。楊清在途中倒戈相向，進攻安南都護府，殺李象古。唐廷便命桂仲武任都護，意圖安撫楊清，授任為瓊州刺史，但楊清不從，在安南境內肆行「刑戮憯虐」，導致當地「人無聊生」。桂仲武便聯絡安南各地酋豪，逐步壯大實力，數月後聚集起七千餘人。其後，唐軍收復楊清據地，並殺楊清。事件遂平。
828年，峯州刺史王昇朝反唐，旋即失敗伏誅。據《安南志略》，平定王昇朝的安南都護韓約，後來又被亂軍所逐。
843年，安南經略使武渾命將士修築城邑，但引來將士叛亂，燒城樓、劫府庫，武渾逃奔廣州。其後，監軍段士則成功撫平亂局。
唐宣宗大中年間，安南都護李琢「為政貪暴」，強令以鹽一斗，交易牛或馬一頭，又殺當地的「蠻酋」杜存誠，引來民眾怨怒，因而聯絡中國西南地區的南詔進攻安南都護府。中國史家司馬光就認為，安南民眾對唐朝官吏的不滿情緒，「導南詔侵盜邊境」，亦即是說與後來南詔長期進攻安南都護府，有一定的關連。※唐末以後情況，請參見以下「越人自主及建國」。
中國踏入唐末五代時，越南地區人士亦開始進行自主。交州人曲承裕自稱靜海軍節度使，控制越地。到曲顥繼任節度使時，與盤踞中國嶺南地區的劉隱（南漢政權）對峙，「志在相圖」，雙方因而發生衝突。到曲顥之子曲承美繼位後，於930年遭到南漢進攻，曲承美被擒。
南漢鏟除曲氏後，便委任愛州人楊廷藝（一作楊延藝）繼續管治越南地區，並派軍駐防，以備當地人士反抗。但在931年，楊廷藝發難，成功擊敗南漢駐軍，自稱節度使，統治越地。937年，楊廷藝被牙將矯公羨（一作皎公羨）所殺。楊廷藝的另一位牙將吳權征討公羨，公羨於是向南漢政權求援。南漢君主劉隱遂派皇子劉洪操（一作劉弘操）率軍入越。南漢與吳權軍隊在白藤江爆發戰事。結果，南漢戰敗，吳權在越地建立新政權，是為吳朝。
中國隋朝在602年，派將領劉方率兵南下，把越南北部地區併入版圖後，位於印支半島的占婆國（中國文獻裡又稱為林邑國），便成為隋朝南鄰。604年，劉方獲任命為驩州道行軍總管，與司馬李綱、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等，從越北地區出發，進攻占婆。605年，劉方率軍到靈江口，與占婆王范梵志交戰，隋軍得利。其後深入至闍黎江，劉方擊潰敵軍，渡江後又再攻破占婆象陣。此後劉方行軍甚為順利，最終攻進占婆國都，范梵志奔逃。隋廷便在占婆國境設置比景郡（初稱蕩州）、海陰郡（初稱農州）、林邑郡（初稱冲州）。不久隋軍撤退，占婆王范梵志返回故地，遣使到隋廷謝罪，其後朝貢不絕。
在唐代前期，與占婆國的邦交處於友好狀態，占婆曾多次遣使到唐入貢。但到唐朝中葉，占婆國踏入第五王朝（中國典籍又稱為環王國）後，雙方爆發軍事衝突，而唐朝治下的越南地區亦首當其衝。803年農曆一月，占婆王訶梨跋摩一世的軍隊侵入驩、愛二州。數年後，809年，占婆再度入侵安南都護府轄地，但被安南都護張舟所擊破。 824年農曆十一月，占婆聯同黃洞蠻入侵陸州（在今越南諒山省一帶），陸州刺史葛維在戰事中陣亡。到唐朝晚期，安南都護府因與南詔國發生戰事，未暇顧及占婆。而占婆國在第六王朝時的君主因陀羅跋摩二世，則曾於877年遣使到唐廷入貢。
在中國唐代時，爪哇地區的訶陵國（又稱闍婆），與中土之間有著通商和邦交的關係。到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一批來自爪哇的「崑崙闍婆」盜寇，入侵安南都護府地區，在767年更攻陷安南地區州城。唐廷調度軍隊，由安南經略使張伯儀與武定都尉高正平聯手，成功擊破崑崙闍婆。其後，張伯儀修築大羅城（又稱羅城，即現時越南河內），以作防衛。此後，安南未再受其侵擾。
南詔位於中國西南，與唐朝為鄰，與安南都護府所轄的越南地區亦亦互相接壤。自唐朝中葉起，南詔與唐多次在四川地區相攻，勢成水火。唐朝在安南的治理又時有失當，南詔便計劃攻取安南。唐宣宗大中年間，安南都護李涿（一作李琢）貪暴，強令以一斗鹽交易馬牛一頭，並殺害「蠻酋」杜存誠，惹起當地民眾不滿。李涿又把峯州戍兵裁撤，使原本為唐廷作防禦工作的七綰洞蠻孤立無緩。七綰洞蠻酋長李由獨在南詔的利誘之下，遂改投南詔，入寇安南。858年，南詔進攻安南交趾城（即大羅城，為現時河內），但因該地原有嚴密的防禦設施，「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南詔軍隊見無法進攻而撤去。
其後，唐廷任李鄠為安南都護。李鄠上任不久，就殺害「蠻酋」杜存誠之子杜守澄。到860年農曆十月，李鄠對南詔用兵，收復位於黔中道的播州，但杜守澄的宗黨卻聯合南詔，合共兵力三萬，攻陷安南交趾，李鄠逃到武州（位於現時中國廣西）。唐廷在861年正月，發邕州軍隊抗擊南詔。到該年六月，李鄠率武州兵擊退南詔軍隊，但唐廷追究他的「失守」及「殺守澄之罪」，而加以流放。事後，唐廷起用當地名門杜氏家族，「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
861年七月，唐、南詔雙方戰事不斷，在中國西南地區的邕州、巂州等地互有攻守。到862年二月，南詔再攻安南，安南經略使王寬向唐廷告急，唐廷派蔡襲代任經略使，在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各道調兵三萬準備反擊。南詔軍見唐軍勢盛而撤退。
蔡襲統率各道軍隊駐守安南，卻引來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忌恨。蔡京向唐廷奏稱「南蠻（指南詔）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要求撤回各道軍隊。蔡襲多次向朝廷上書，極言「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又作「十必死狀」，表示軍情危急，應挽留駐兵。但唐廷最終接納了蔡京的建議。862年十一月，南詔派軍五萬入侵安南，蔡襲（時任都護）告急，唐廷急忙從荊南、湖南、桂州等地調兵數千，但又有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請先守衞邕州，阻撓援救安南。唐廷令蔡襲退守海門鎮（位於中國廣西），蔡襲卻堅守交趾城（大羅），並繼續要求增援。南詔大軍包圍交趾城，到863年正月城陷，蔡襲戰死，唐軍潰敗，南詔遂據有安南，由將領楊思縉駐守，又設安南節度使，由段酋遷任職。同年金月，唐廷廢安南都護府，在海門鎮另設「行交州」，不久在行交州復置安南都護府，積極從事收復安南。
864年，唐廷任高駢為安南都護及經略招討使。865年，高駢揀選士卒五千人先行出擊，命監軍李維周稍遲出發。高駢在邕州（位於中國廣西）擊敗南詔的援軍「林邑兵」，又在龍州屯擊敗南詔軍，南詔軍燒毁物資及畜口，狼狽而逃。唐軍開進越地，在峯州擊破敵軍，安撫降眾，獲取物資充當軍用，然後向交趾城步步進迫。866年六月，唐軍包圍交趾城，戰況順利，但李維周在這時向唐廷進讒，稱高駢「玩敵不進」，唐廷聽信讒言，改派王晏權代替高駢。但王晏權未能勝任軍職，李維周又性格凶貪，軍中將領不服。到唐廷得知真相乃高駢破敵，便令高駢復職。高駢鼓舞士卒，到十月，攻破交趾城，殲滅南詔軍三萬餘人，斬其將段酋遷。南詔戰敗後，安南地區仍有兩個峒蠻依附南詔，唐軍將之擊破，恢復對安南的統治。戰後，唐廷設靜海軍於安南，任高駢為節度使。
※以上各項，參考魏徵《隋書·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版）及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版）製成。
唐代時期，越南地區歸入嶺南道管轄。該道在越地的州縣建置情況，列表如下。
※以上各項，參考呂士朋《北屬時期的越南》第四章《隋唐五代時期的安南》（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製成。
唐代在轄下的越南地區，還設有「羈縻州」的行政單位。有關唐朝地方制度中的羈縻州，據史家顧頡剛、史念海的說法，該制度設有州、縣的名稱，而刺史、縣令均以當地酋長、渠魁擔任其內部行政，唐朝中央政府甚少過問，後世的土司制度與之相似。
唐代在越地設置的各個羈縻州，列表如下。
※以上各項，主要依據歐陽修《新唐書·地理志七下》製成。
因受中國內地的影響，且有本地官府的帶動，佛教在越南地區漸成重要信仰。早在601年，即李佛子降隋的前一年，隋文帝下詔在全國奉安舍利，交州亦執行詔令（隋對交州的統治見上文)，現存碑銘記載隋廷「於交州龍編縣禪眾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以弘揚佛教。到隋末唐初，越地九真郡長官傾心佛教，並「聚道徒跡求道場」。到9世紀，即唐代中期，禪宗的毋言通派於傳入越南，其中心地區為現時河內城郊扶董一帶的建初寺。此外，毗尼多流支派（即「滅喜派禪宗」），早在6世紀後期傳入越南，到唐代發展迅速，在峰山（位於山西市社）、驩州（即乂安省）、長州（即寧平省）等地興建佛寺。與此同時，安南都護府也大力鼓勵佛教，在各地興建寺院。
此外，據越南出土的唐代文物青梅社鐘銘文所顯示，越地佛教在中唐時期，與中國一樣，傳統的「社」與「法社」漸相結合，形成一種融合式的「民間社」。此外，該鐘的銘文上記載的人物名字，既有佛教信眾，也有道士，他們均是鑄造社鐘時的捐施者，此一情況，與今日越南儒釋道三教融合，大概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在第三次北屬時期，隋、唐政府所鑄行的貨幣，亦在越南地區流通使用，有的甚至在後世出土。南北朝時，中原銅錢短缺，當地市場長期採取以物易物的貿易模式，隋朝時鑄的「開皇五銖」流入交州郡縣，當地遂使用金屬貨幣。隋代貨幣，在唐朝大曆年間（766年─779年）以前，仍在越地流通。
唐代時期，中原技術及文化的傳入，鐵製農具獲廣泛應用，唐人修建防洪堤和灌溉用的河渠，當地民眾種植雙季稻，並有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使經濟更為進步。唐朝鑄行的貨幣亦流入越南地區。唐朝政府於621年起鑄行「開元通寶」，後來曾改鑄錢面上的文字格式，而不同錢文的「開元通寶」都有在越南出土。758年鑄行的「乾元重寶」，亦流通越南。「會昌開元」在845年鑄行，流入越地的是在桂州鑄造，錢背上有一「桂」字。「會昌開元」製作不精，但流傳亦廣。
唐朝中葉以後推行兩稅法，越地亦有推行，人人要用錢納稅，因此出現貨幣供不應求的現象。有出土文物顯示，當地曾鑄造「開元通寶」，以解燃眉之急。
中國的唐代為文化發展蓬勃的時期，在文學上取得突出的成就。越南地區在第三次北屬時期，亦受到唐代文風的薰陶。在該時期，中國內地文人，因事被貶到越地，或受命到當地任官的有不少。被貶到當地的有王勃、杜審言、沈佺期等等，到當地任官而精通詩文的則有晚唐時的高駢，他們都留下關於在當地生活及工作的作品。與此同時，中國內地有不少人士，與越地朋友以詩文互贈，如楊巨源的《供奉定法師歸安南》、賈島的《送安南惟鑒法師》等等。由此可見中國內地和越地文人之間，有頻繁的文化交往，並從而帶動越地文風發展。
在越地亦有憑著文才，入仕唐廷的文人。較著名的是愛州人姜公輔。公輔在唐德宗時參加科舉，登進士第，因而入仕，曾官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為德宗一朝的重要歷史人物，並與朝中名臣陸贄友好。他的作品《白雲照春海賦》及《對直言極諫策》，在後世被收錄到《全唐文》，反映他為具有文才及見識的安南文士。
越南地區在此一時期當中，雖籠罩在中國文化之下，但該地仍有部分的部落民眾，較少接觸中國文化。這些民眾被稱為「生獠」。據晚唐時人崔致遠所提及，「生獠」在日常習俗、人際關係、衣著、嫁娶等方面，均與中原內地有所相當差異，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在他的《》裡記載：
可見，越南從第一次北屬到第三次北屬的約一千年間，仍與中國存有顯著的的文化差異。
越南古時使用的語言載體喃字，其最初的萌發，據中國學者羅長山認為應在8世紀至12世紀（即第三次北屬至李朝期間）。據《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等越南史籍記載，於791年「馮興起義」當中，出現「布蓋大王」的稱號，而「布蓋」的喃義為「父母」。羅長山分析認為，這是喃字早期出現的一種假借字形式。到13、14世紀，喃字便以形聲字與假借字的形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