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
方言（dialect）指的是一個某種語言的變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所謂的「語言」和「方言」進行定義時，無論是採用社會語言學者「相互理解性」的判別標準，或者是歷史語言學者「歷史發展關係」的判別標準，我們都無可避免會碰到準則上相當程度的任意和困難。因此，多數人同意，實際上，判別語言和方言的標準往往是政治性的，如果某種語言完成标准化（特別是指書面標準化）的程序，我們通常將其稱之為「語言」；如果某種語言沒有完成這個程序，則我們通常將其稱為「方言」（本質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非標準化方言」）。方言的語音則為「方音」。通常情况下，方言来自传授者的学习偏差，且带去某地造成。
據金受申《北京话语汇》，「土語就是知識分子根本不懂，或懂一點也不肯說、說不出口的社會流行語言」。
許多語言學者認為，所謂「方言」和「語言」的區別基本上是任意的，雖然一些語言學者曾經提出種種不同的判斷標準，但是，這些不同的判準卻常常會產生不一致的結論。而在實際操作中，個別語言之所以稱為「方言」，通常是由於以下的原因：以下對語言學者幾種比較常用的「方言與語言比較」的判別方式進行討論，並進一步指出這些判準在實際應用上的困難。
在一些情況之下，對於語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僅是語言學層面上的問題了。例如汉语更类似于罗曼语族，中国官话之间基本属于不同的方言，大致上能互相理解，官话以外的则不能互相理解。然而在中国大陆，以及国民党戒严时期的台湾、1980年代的新加坡，都有为了推广标准汉语而将这些其他语言一律称为“汉语方言”的做法。
對語言人類學的學者而言，方言是指「某個口語社群所使用之某種特定形式的語言」。也就是說，相對於「方言」而言，「語言」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口頭上所使用的都是某種「方言」，而不是「語言」。
事實上，在現代某些社會中，人們會人為地制定所謂的「民族共同語」或「官方语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民族共同語」或「官方語言」也是以某一種方言為基礎而產生的，在本質上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方言。以中國所使用的「普通话」為例，中國的語言學者周振鶴和游汝杰就這樣表示：「且不管大多數人所說的普通話都是帶有方言特徵的，就是標準的普通話也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北京话和北方話當然也是方言」。
多數的語言學者會試著依尋社會語言學的定義，將「相互理解性」視為是判斷「方言」或「語言」時最重要的一個判準。簡單來講，如果一個人會使用甲語言，在不用另外教導的情況下，他也可以了解乙語言的話，那麼，這個乙語言就可以被視為是甲語言的方言，或者甲語言可以被視為是乙語言的方言。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甲語言和乙語言都被視為是另一個丙語言的方言，而丙語言則被稱之為「語言」。相反地，如果使用甲語言的人無法了解乙語言的話，那麼，甲語言和乙語言就是不同的「語言」，而不是「方言」。
「相互理解性」概念的第一個難題在於「語言差異的連續性」。比如說，甲語言的使用者了解乙語言，乙語言的使用者了解丙語言，丙語言的使用者了解丁語言。然而，甲語言的使用者卻不了解丙語言，而乙語言的使用者也不了解丁語言。也就是說，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性基本上是一個連續體，並不存在一條明晰而可以一刀兩斷的界線。
此外，如果是甲語言的使用者了解乙語言，而乙語言的使用者卻不了解甲語言的話，则很难界定這兩個語言的關係視為是「方言和語言」，或是不同的「語言」。
「相互理解性」不是十分容易定義的一個概念。只能理解书面语或口语的「半溝通」，不一定被认为是理解。
以使用芬兰语的人來講，由於瑞典語是芬蘭公立學校所教導的一個科目，所有的芬蘭人基本上都懂瑞典語，因此他們也可以讀懂一些丹麥語。然而，他們卻在口頭上完全無法理解丹麥語。所以，以芬蘭人的標準來看，我們難道應該宣稱丹麥口語和瑞典口語是不一樣的「語言」，但是丹麥書面語卻是瑞典書面語的「方言」？
此外，使用同一個語言的不同個體，其實也擁有不儘然相同的「理解能力」。一個人如果具備多語能力，和只具備單一語言能力的人相比，她/他可能在理解沒正式學過的語言上，就擁有更好的機會可以理解其他語言。以一個沒正式學過荷蘭語、但卻懂其他六種印欧语系語言（丹麦语、英语、德语、拉丁语、挪威语、瑞典語）的學者為例，由於精通多種語言的關係，這個學者雖然完全沒有學過荷蘭語，卻多少可以理解些許荷蘭語。但是，對於只懂瑞典語的人而言，荷蘭語是另外的一種「語言」。
有很多歷史語言學者，則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著手，將「從某個歷史上比較久遠之溝通媒介發展出來的口語形式」稱之為「方言」。比如說，以這種觀點而言，屬於羅曼語族的語言就被視為是「拉丁语」的方言，而現代希腊语則被視為是「古希臘語」的方言。
第一個難題是基本觀念的混淆。從這種觀點來看，假設甲語言衍生自乙語言，而乙語言又是衍生自丙語言的話，那麼，以乙語言為例，雖然它對甲語言而言是一種「語言」，而甲語言則是一種「方言」；但是，乙語言卻也同時是丙語言的「方言」，而丙語言則是一種「語言」。這種操作方式顯然會讓整個概念系統變得複雜而混淆不清。
再者，以「歷史發展關係」當作標準所界定出來的「語言」和「方言」，其彼此之間卻不一定具備社會語言學者所強調的「相互理解性」。也就是說，在將「承傳關係」視為是判別語言或方言之主軸的時候，作為「子語言」的「方言」，和作為「母語言」的「語言」之間，卻不一定具有「相互理解性」。
一個「語言」有可能會同時產生一個以上的「方言」，而這些「方言」又各自有不同的變化速度。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很可能出現的情形是，某兩個歷史發展關係上比較不親近的「方言」（根據歷史語言學者的定義），他們兩者之間的「相互理解性」，竟然比他們和其他歷史發展關係上比較親近之「方言」的「相互理解性」還要高。以同屬於罗曼语族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為例。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之間的相似性，就比他們和法語之間的相似性高得多，雖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義大利語和法語之間的關係，或者是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關係，都比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之間的關係要密切的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正是法語在歷史上變化的速度比較快，而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的變化速度比較慢，所以他們兩者之間反而擁有更多共享的語彙。
如果說，無論是「相互理解性」或者是「歷史發展關係」，都無法清楚地劃出「方言」和「語言」之界線的話，那麼，根據多數語言學者的共識，造成這條界線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在語言「本身」，而是語言以外的其他政治和社會因素。在區別「方言」和「語言」時，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該語言的「標準化」程度。如果某種方言曾經被書面化（這通常是標準化的前提）、而且已經達成一定程度之標準化的話，我們就將其稱之為「語言」。
就曾經這樣宣稱，對他而言，「語言」就是「一種獨立的、標準化的變體 ……，而且有她們自己的生命」。以這種標準來看，這個世界上多數的既存語言，可能都無法被稱之為是一種語言。事實上，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其實都存在著很多可能變成「語言」的方言。然而，如果論及歷史發展的現實，我們卻發現到多數的語言都沒有完成這個標準化的程序，而被人稱之為「方言」。相反地，只有某些特定的語言被某些人刻意選取出來，而成為所謂的「語言」。之所以某些語言最後變成「語言」而某些語言最後變成「方言」呢，是因为那些菁英、國家機器的建構者以及教會代表的選擇，決定了一個語言是被稱之為「語言」或者是「方言」。
因此，所謂「方言」或「語言」的分類，其實反映的不是語言本身的優劣，而是語言使用者的相對政治權力。一個語言之所以被稱之為「語言」，那是因為使用這個語言的人掌握了政治決策的權力。相反地，一個語言之所以被稱之為「方言」，那是因為使用這個語言的人被剝奪了標準化其語言的權力。就像魏因賴希所宣稱的「語言就是擁有陸軍和海軍的方言」一樣，也用類似的方式對「語言」下定義：「語言就是擁有國界的方言」、「語言就是菁英所推銷的方言」。
（按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只收入專書，不收入書籍篇章及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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