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和平解放
绥远和平解放，又称绥远起义、九一九起义，是1949年9月19日华北地区最后一块国民党统治区，在董其武率领绥远省党政军各界通电下宣布和平起义，脱离中華民國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起义模式被毛泽东称为“绥远方式”，与“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并称。
1949年1月2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共产党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此时，绥远省政府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率1个兵团部、1个军部、8个师、8个旅及保安部队等共6.5万人驻守归绥、包头、后套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蒙军区正面对峙。1月22日董其武乘专机飞北平面见傅作义。毛泽东为了尽快挥师南下，歼灭国军主力，决定对绥远的董其武部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1月23日，毛泽东草拟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斗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1949年1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绥蒙前线人民解放军停止向董其武部队的军事进攻，2月11日，又令第8纵队主力从旗下营驻地后撤60公里到卓资山，减轻对董其武部队的军事压力；停止政治攻势，对其军队称为“友军”。2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主持晋绥并兼任杨成武兵团政委的李井泉，称在解放兰州与宁夏全境进抵临河、五原后才可改编改造绥远部队及人民政权建政。2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画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等待他们起义嘛”“我们俘虏你们的人员，包括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斗中俘获的约1.2万人都给你放回去”“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让他们去参加绥远起义，以后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将功赎罪，人民是会宽大他们的，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嘛！”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确定用和平手段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毛泽东在会上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会后，毛泽东派李井泉立即回到绥东卓资山，召开绥蒙党政军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确定的“绥远方式”。
1949年3月23日华北人民政府代表李井泉、潘纪文（绥蒙区委城工部长）和傅作义及绥远当局派代表阎又文、周北峰在北平谈判，拟定了包括军队划界驻防、平绥铁路旗下营至归绥一段立即通车、恢复两地区商业贸易往来、通电通邮、文化交流、人民可自由往来、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员等。后贺龙、李井泉率军解放大西南，中央确定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局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负责绥远工作，华北局指派张友渔（华北局秘书长）、李哲仁和潘纪文参加谈判，傅作义增派王克俊为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傅、董方面代表希望中共帮助解决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财政补给造成的困难，以稳定军心，尽快做好起义准备；这引起中共谈判代表的不满，认为董其武是“假和谈、真备战”。4月8日，双方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4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听取关于谈判的详细汇报后，认为只要争取绥远和平起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多作让步。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命令中共代表全部同意傅方的条款。毛泽东指示：“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补给，董其武确有实际困难，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连续三次指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遂召见中共谈判代表和绥蒙省委负责人指出：现在是我们与蒋介石进行拔河比赛，在我们必胜的情况下，就不要在谈判桌上与董其武拔河了，不要让蒋介石把董其武拔到他一边去；目前我们让步越大，胜利就越快，而且整个兵团、整个省的起义，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可能造成更多国民党军将领效仿，可以减少成千上万战士的伤亡，不然打破坛坛罐罐，还要我们来建设；所以，我们要答应董方提出的所有条件，撤回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尽快签订协议，使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举行起义。傅作义派安春山、随从参谋刘庸笙携带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临时分界图赴归绥，征求董其武的意见。董其武只对个别条款提了意见，其余均同意。5月下旬，董其武派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赴北平，向傅作义专门传达对协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共产党方面对董其武提出的意见，全部予以采纳。其后，双方代表又三次开会，逐条研究，达成完全一致。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一协议。
军事分界线划定后，因绥蒙军区误判而两次武装进攻绥远：“三二八”武装冲突，毙伤董其武部300多名官兵，俘虏700余人；另一次袭击新兵营，摧毁营房，驱散2000余名新兵。这使董其武颇感困惑，孙兰峰极其愤恨。毛泽东指示绥蒙省委和绥蒙军区负责人：有了张家口、天津和北平的先例，董其武是不会发动攻势的；部队立即停止战斗，释放俘虏，撤回原驻地，今后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毛泽东向董其武转达了其本人和朱德总司令的歉意，称这次武装进攻，纯属误会，不会影响“绥远方式”。
对于释放张家口、新保安等战斗的1.2万名俘虏回绥远，派傅作义等人赴绥远协助董其武进行起义准备，针对部分领导干部“放虎归山”的顾虑，毛泽东指出“傅作义归山何必待此时”“应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绥远军政革新委员会在归绥市成立，董其武任主任委员。革新委员会首先改革人事制度，省级机关从20多个裁并为四厅两处；再将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改为绥远省革新学院，分批分期训练省县科级以上干部。
《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草案征得董其武同意后1949年6月8日在北平的华北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签字生效。《绥远协议》划定人民解放军与绥远方面部队的临时分界线，以陶卜齐与白塔之古立板乌素为中心，向南向北划定界线，以南归解放区管辖，以北归董占区管辖；恢复平绥铁路通车，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统一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人民币自由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双方互相贸易，均不征收出入口税；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与董方协商解决一切临时发生的具体问题；解放区书报在绥发行；董占区内停止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协议签署后，毛泽东接见傅作义、邓宝珊，说“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你们定的条款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不然别处也要求按照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绥远的过渡时期宜短不宜长”。6月14日，傅作义派遣王克俊、李杰忠、冯梓、张惠源、康保安、孙世荣(原孙兰峰的军需官)、肖如芝等20余人，离开北平，奔赴归绥。去绥远协助董其武执行协议。6月24日董其武召开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宣布和平解决绥远的各项协议，7月8日又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内容，进行说服工作。7月8日晚，第258师政工处长赵元德煽动20多名士兵打砸了宣传和平协议的《奋斗日报》社。
1949年6月，成立了由高克林为书记、苏谦益为副书记的绥远省委领导班子，绥蒙政府更名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任党组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如岗任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绥蒙公安局更名为绥远省公安厅，张如岗为首任厅长。
绥蒙方面抽调富有统战工作经验以及在金融、贸易、铁路等方面有专长的人员组成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联络处主任鲁志浩7月11日带先遣人员进驻归绥，协助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联络处处长潘纪文7月20日带其他人员也进驻归绥，内设铁路组（组长郎觉民）、银行工作组（组长张光），共计20余人。第258师段锦堂团连长李锡庆带人制造投掷手榴弹炸死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秘书王士鑫的“七二四”事件发生后，联络处处长潘纪文决定“抬尸游行”“撤销联络处”，7月26日率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回丰镇，鲁志浩等3人留守归绥。毛泽东当即指示“中共驻绥联络处继续留驻归绥，军统的破坏早在预料之中，这是他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不可上当。对于牺牲的烈士，只能开追悼会，不许抬尸游行，不得撤销联络处，这样对绥远和平解放不利。”
1949年7月国民政府派徐永昌飞赴绥远，7月25日蒋介石加委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并拨给黄金1900两，并发表孙为9兵团司令，令董将部队交由孙指挥西撤。孙兰峰回忆：“他们（按：徐永昌、王叔铭等）许给我一个第九兵团司令官的名义，并把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隶属于我这个司令部之下。另外，还答应再给我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费二百万元，必要时可以调我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董其武以欠饷等理由抵制交出部队仍继续掌握绥远部队。 1949年8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傅作义、邓宝珊携带20万银元及其他慰问品，亲赴绥远，说服了孙兰峰，统一了意见，并对全军发放了慰问金：军官5银元，士兵3银元。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绥远省军、政、党各界和各族代表在包头通电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绥远起义通电》发出后，9月20日毛泽东、朱德总司令联名复电：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毛泽东 朱德
9月20日，聂荣臻、薄一波联名复电：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接读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聂荣臻 薄一波九月二十日 傅作义随即带董、孙二人于9月22日抵达北平，董其武、孙兰峰参加政协会议，两人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9月25日，董其武发布《为绥远军民起义告全省人民书》。并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绥远省委和军队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及傅作义。毛泽东讲：“绥远问题谈了大半年，现在实现了第一步。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合作的必要性，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了人民求解放；和平解决，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教育、文化，正规军、地方军都包括在内。省政府与军区都归其领导，两条线一个头”
1949年12月2日，绥远省人民政府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合并，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委员22人。1949年12月27日，经中央批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成立，傅作义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有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委员16人。
1949年10月，第二十二军的2个师约1万余人被邓宝珊带到兰州接受改编；蒙旗各警备保安部队由解放军各军分区改编。10月29日，毛泽东对绥远工作的请示给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复信：
十月二十八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傅系主力的起义部队16个师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军和骑兵第四师、骑兵旅，共计近6万余人，隶属于绥远省军区，董方自行调配任命了所有军官，保持原有的旧体制与制度：
1950年2月，解放军的2000名政治干部开始陆续派驻起义部队：
1950年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23万亩，生产了700万斤粮食。1950年11月华北军区决定起义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三兵团并易地整训。1951年1月全部开拔到河北衡水地区的龙华镇。根据薄一波等领导指示：以九一九起义为分界线，不究既往。但对此后发生的反革命事件要一查到底。通过46天的民主运动，部队发生了本质变化。由于过往逃兵严重，把6个师旅缩编为4个步兵师，补充内地翻身农民新兵2万余人，4月13日完成整编： 随后，该兵团开展军事训练，为入朝参战大练兵。1951年9月3日第23兵团正式入朝，兵力3.6万人，奉命抢建3个机场。1951年底回国到河北省定县驻地。1952年3月30日，奉命撤销第23兵团、第三十六军、第三十七军，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 1952年12月，奉命把第106、第109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一、第二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辖第28师、第107师共2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