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湘军，或称湘勇，清帝國为镇压太平天国，由湖南（湘）长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曾国藩姻亲罗泽南家族、新宁江忠源家族等统领的乡勇合并而成的軍隊。
初创时募水勇五千人，分为十营，其中在湘潭募水军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州募六营，以成名标、褚殿元、{陳樹森}、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等为营官。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军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计员弁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后期名将包括李续宾、李续宾长子李光久、鲍超、吳大澂。曾国藩统领湘军与清廷湖南巡抚骆秉章是合作的关系。左宗棠原是骆秉章麾下，后自成一军「楚軍」，与曾国藩湘军、湖北胡林翼军队并列，被视为广义上的湘军。
湘军历经太平天国、捻军、甲午战争，1895年3月被日軍第一軍及第二軍於牛莊鎮、田庄台镇围歼，李光久只身逃出牛庄，湘军后逐渐解散。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瑶民雷再浩以青莲教名义在湖南新宁崀山起事，江忠源组织团练镇压叛乱。咸丰元年（1851年），江忠源奉命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旋回乡募勇500赴桂，号楚勇，为家乡子弟兵之始。1852年，太平军进湘，湘乡罗泽南别立湘勇，保家卫国，为湘军之雏形。
1853年初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湖南双峰人曾国藩丁忧在籍经郭嵩焘力劝，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勇，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朝廷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极度不信任，但碍于形危急，不得不倚重于湘勇。 1854年初編練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加上兵勇、伕役工匠等，共一萬七千人，人稱湘勇（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率湘勇攻克安庆后，朝廷才改称湘勇为湘军），兵隨將轉，兵為將有，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撰寫《湘军志》的王闓運曾評論湘軍：“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又說：“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据罗尔纲《湘军人物表》统计，可考的156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达130人，占83%。创建湘军的目的是保卫家园，与太平军的战斗是一场家园保卫战争，“用诸生讨训山农。号曰湘军”。事实上，太平军与湘军都有很多湖南人，太平军更以湖南湖北人为主，太平天国战争的双方太平军与湘军从某种程度讲是两湖人自己的战争。
隨著湘军兵勇不断损耗，随时需要补充兵源，咸丰七年以后，湘军各部大量招募老勇，甚至包括太平军降兵，咸丰九年太平軍降將韦俊向杨载福投降，胡林翼即指示将韦俊部“强壮者数千”编为义勇五，湘軍在長久發展中，士兵的素質起了變化，“新集之兵，莠民之贪惰者尔”。晚期的湘军与八旗、綠營已无区别，屠城暴行甚有過之。
湘勇首戰於靖港被太平軍擊敗，屢敗屢戰，在湘潭獲得大勝，由於戰功卓著，轉戰江南各省，1858年5月，攻佔九江，氣勢極盛，三河之役，李續賓部被殲滅，“湘鄉處處招魂，家家怨別”，銳氣頓減。胡林翼哀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是全军皆寒，此数万人，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攻破，欽差大臣和春戰死，湘勇成為清政府唯一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湘勇大力擴充，號令統一。咸丰十一年湘军中发生朱品隆、唐訓義不支援友軍的事情，曾國藩嘆此風一開，湘軍不復再用。1861年9月陷安慶。1864年7月，攻破天京，人數達到十二萬人，當時有「無湘不成軍」的說法，“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
曾國藩在攻下南京後，惟恐清廷疑忌，立即遣散湘軍，改建為長江水師，其支系仍在安徽鎮壓捻軍。曾国藩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1862年改用李鴻章編練的軍隊，以淮南地主團練為基礎，故稱淮軍。
清政府在团练的基础上发展地方军，形成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力量，不管是湘軍或淮軍皆以“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為方針，一改中國自北宋以來“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軍事準則，形成了地方武裝勢力。
从同治元年（1861年）至光绪21年（1895年），先后赴台戍台的湘军约2万余人，成为台湾抗击法军的主力。中法战争结束后，尚有1万3千多名湘军在刘铭传的统率下参加了台湾的开山抚番。中日甲午战争后，簽立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時，尚有近万湘军不愿内渡，与台湾人一起反抗日军取台。湘军在台湾历次抵抗外国侵略者和戍防中作战阵亡或身染瘴疠死亡的官兵达数千人之多。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在数次上书反对割台终未能阻挡清廷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后，便积极支持台湾人民抗日，但日本侦知中國的督抚中有人暗中支持台湾人民抗日后便照会清廷严厉制止。后清廷旨令禁止督抚大员援台，谓“免滋口实”……刘坤一乃被迫放弃援台行动，遂使台湾的抗日斗争陷入孤立状态。
湘军在平灭晚清的各地农民暴动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
歷史學家郭廷以言：「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间，两江总督几乎是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
主要湘军人物（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
曾國藩坐鎮之湘軍司令部於1853年起設立於安徽祁門，與太平軍悍將古隆賢、賴漢英在此形成膠著對峙局面，數次幾遭到古賴攻破，皆靠彭玉麟力救司令部方轉危為安；至1861年9月收復安慶，曾國藩乃將司令部遷搬至安慶，準備進攻南京。
湘军攻克南京之后，曾國藩大有問鼎中原之勢，據稱彭玉麟派人給曾國藩送來密信：“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此時清廷在軍事上開始防備曾國藩，並採取一系列軍事措施。例如以馮子材領兵駐鎮江，都興阿駐軍和州，富明阿兵陳揚州，官文據守武昌，僧格林沁奉命剿安徽境內的捻匪，實則防範湘軍。曾国藩经再三考虑，将大部湘军裁撤，仅左宗棠小部、李鸿章淮军部、和湘军水师留下。
对于湘军的历史定位，历来都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湘军是帮助了清政府，消灭了农民起义军，维护了专制皇权的统治。湘军所发展的淮军人物李鸿章作为众多不平等条约签订者，更是被部分人看做民族罪人。洋务运动也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湘軍與淮軍在清末開始變質，後來成為割據一方的北洋軍閥，譚延闓與程潛都是湘軍出身。章太炎甚至認為曾國藩刊刻《船山遺書》，表現他對助清廷屠殺漢人的愧疚之情。
湘军長期缺乏稳定的饷源，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只得纵容官兵掠夺财物，以维系军心，在攻破九江之後，“屍涌長江水不流”。湘軍軍紀最壞要屬曾國荃的吉字營與鮑超的霆軍。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施展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彭玉麟痛恨曾國荃的殘暴，兩次勸曾國藩殺弟以大義滅親，又指責湘軍紀律日壞、曾氏治軍無方。曾國藩回信說：“舍弟並無管、蔡叛逆之跡，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開罪閣下，憾之若是？”又說，“鄙人在軍十年，自問聾聵不至於此。”鲍超雖作戰勇猛，但軍紀敗壞，郭嵩焘说他“所过残灭如项羽”。陕西巡抚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庆幸“霆军”不入陕：“鲍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遂至如剃，则困苦尤所难堪。”抢掠与放纵卻严重的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更堅定了太平軍决战到底的決心，湘军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例如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又如南京城破後，李臣典“戮絕妖男，虜盡良女”，日夜宣淫，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可以說晚期的湘軍在腐敗已經超過了綠營，“大都帶勇專為牟利，其虛籍克餉，智計百出，視綠營又加厲焉”。湘軍將領中，“朱品隆、唐義訓、李榕諸將皆以持重不戰，全軍為上，及李續宜諸將成大吉、毛有銘等，專求自全。湘軍鋒銳始頓”。曾国藩深知湘军已是强弩之末，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