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又称“三光”作战，日军稱之為“烬灭作战”（）。日軍在華北地區對中國軍隊控制地區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控制之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作戰，即燒光所有房屋、殺光所有人、搶光所有財物，徹底摧毁抗日軍民之生存條件。这一最早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駿提出的策略，由其继任冈村宁次推向顶峰。中国抗日战争時期，由於部分日本占领區内的抗日根据地採用了全民皆兵的游擊戰，導致日軍士兵不斷陣亡且不能有效佔領，未得从当地获得战争资源，却消耗资源且伤亡不断，于是日本軍事機關曾命令其部隊，既不能占有则毁灭这些地区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口，對中國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毁；所有糧秣，其不能運輸的，亦一律燒毀」。侵华日军、特別是华北方面军（），自1939年秋开始，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中国共产党的党政通告和传播媒介，将日军这种以毁灭抗日地区人力物力、摧残抗日军民抵抗意志、灭绝种族为目的的军事策略，简要概括为“烧光、杀光、抢光”。這種殺光、燒光、搶光之行為，被稱為“三光政策”。
中文文献中“三光”一词作为形容日军战术行为，最早见于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的全国通电。“三光政策”一词最早见于1941年刊行的《解放日报》，是中国对日军的毁灭性屠杀以及破坏的概括。日本方面在战时则称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掃蕩作戰」、「剔抉掃蕩作戰」、「治安肅正作戰」、「治安強化作戰」等等。直到1957年，中国歸還者連絡会在日本宣传开这个叫法。2004年7月，日本防衛廳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史料中，大日本帝國陸軍步兵第二二四聯隊《冬季山西肅正作戰戰鬥詳報》（）在山西省展開的燼滅作戰及撒毒指示為真確。
最早实施“三光作战”策略的日军司令官是1939年9月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駿。此後，1941年7月继多田駿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将此策略发展并扩大，达到高峰。“三光作战”的重点区域在晋东北、冀中、晋东南、鲁西以及山东的沂蒙山区，以及冀东。森山康平在《证言记录三光作战》中认为，“三光作战”始于1940年秋季在晋中的作战。中國抗日根據地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堅壁清野，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日本侵略者之「三光政策」。
1937年7月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区以平民为依靠，发展游击战争，对日军造成严重骚扰和损失。1940年4月，日本北支那方面军提出了在讨伐八路军时应“彻底扫荡并消灭其游击根据地”的作战方案（见于《在华北的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1940年8月起，八路军在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白晋路、北宁路、沧石路、津浦路、胶济路发动的以交通破袭战为主的百团大战，予以日军很大损失。日军为报复起见加大了其“扫荡”的力度。运用“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战术对八路军根据地村落进行了有组织有系统地彻底破坏性进攻。据现有史料显示，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
据江口圭一在《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一书中记载，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在《昭和15年9月1日～9月18日：第一期晋中作战复行实施要领》中规定：具有敌意的15岁至60岁男子全部要杀死；当地的武器、弹药、粮秣一律抢走；认为有敌对性的村庄（部落），需要烧毁破坏。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曾经指示：“应彻底地对敌根据地烬灭扫荡，使敌不能于将来生存。”命令传到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在 所颁发的《讨伐队之注意事项》中称“此次作战为对敌根据地彻底地烬灭扫荡，使敌将来无法生存，至为紧要。”《第一期晋中作战复行实施要领》中具体写明了《烬灭目标及方法》： 这些作战模式被中共八路军以及中国民众、传播媒介归纳为“杀光、烧光、抢光”。《昭和15年10月19日～11月4日：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中说明：“烧毁有敌军事设施之村落应特别彻底”，“前进时不应徒然延长时间，而应尽量将前进路上两侧的广大范围予以彻底烧毁。”
这种作战策略在实际上体现为对平民及非武装人员以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为原则。如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士兵菊池义郎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表示：
原日军12军独立混成第10旅的士兵松尾富男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他们经常讲的“扫荡”要求是“烧、杀、抢”。第10旅的旅团长河田健太郎发布的命令是： 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日军多个部队都执行了“烬灭作战”。例如在1940年9月起至年底，日军在山西的作战包括： 又例如1940年10月13日起，日军大规模地讨伐北岳区的冀西和晋东北，自南拒马河上游到阜平附近，先自北向南，然后再由东向西，平行前进。在易县毁房2200多间，在该县常峪沟一带屠杀民众800多人。在五台县则摧毁大小村庄98个，毁房20067间，杀死民众数百人。在河北的作战包括： 同一时间日军的战报中也反映出“烬灭作战”的执行情况。如河北省的例子： 日军的“战斗后彼我形势之概要”称： 进入1941年後，日军继续执行了“三光作战”。1月12日至1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召开兵团长会议时通过了《肃正建设计划》，规定对八路军所在的根据地要“彻底地执行”“覆灭战”。华北日军在此指导下从1941年3月到4月开展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发起了“歼灭战”，例如在山西，日军的作战包括： 又如在河北，日军的作战包括： 7月7日，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7月9日，《晋察冀边区整饬作战计划》出台。其主要内容是：“摧毁晋察冀边区之敌共产军，摧毁其根据地之同时，与封锁相配合，破坏其自给自足以求生存之能力，使该地区之敌共产势力消耗枯竭”。“如果击溃敌之集体战斗能力，则在敌地区内之重要地点实施暂时之驻兵，以该地为根据，急袭与抓获隐藏于山中或流动之敌匪，或追踪击溃之，或将敌之设施材料等销毁、搬走，使其势力削减枯竭”。“努力取得当地之物资，收集与运回遗弃物品及缴获之物品，并利用之”。这个计划内容仍旧是“三光作战”。
8月，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冈村宁次亲自带领下展开。8月13日至9月6日为第一阶段，日军集结搜索围剿八路军主力。9月份后转为第二阶段，日军分为小股部队，对各地区进行分块扫荡清剿，同时进行“三光作战”。有组织、有计划地抢夺粮食、物资，破坏房屋，掳掠牲畜，屠杀与抓捕壮丁等。日军作战行动包括：
9月底，战斗转入第三阶段，至10月中旬结束。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所到之处的平民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仅在平西区和北岳区（晋东北和冀西）的伤亡就达到4500余人。青壮年被掳走做劳工者超过两万人。摧毁房屋15万余间，破坏秋收田禾5万余亩，平民粮食损失4500余万斤，牲畜损失过3万头，家禽损失超过5万只，农具损坏超过23万7千件。冈村宁次曾经在训令中提到“灭共爱民”和“不杀、不烧、不犯”的口号，但是，“在冈村军司令官之下，三光作战完全没有停止”。 冈村宁次为了隔断八路军之间的联系，阻断八路军游走的空间，缩小八路军游击战的范围，开始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将一定区域划为无人区后，区内平民会被驱离或被杀死，区内所有建筑设施房屋等一律烧毁，所有粮食牲畜物资等全部被掠走或烧毁。以日军在晋、 冀两省交界处强行制造的“无人区”为例，开始建立自1941年9月上旬，其目的是要遮断冀西和晋东北的山岳区余冀中的平原区的联系。其范围包括从平定二区娘子关直到繁峙、灵邱南山，总长250余公里，宽15-20公里的地区。在此过程中，日军烧毁13个村庄，杀光了村中170余人，烧毁房屋4400余间，掠走粮食190万余斤。此外日军也在平北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及热河的长城内外区制造范围更广大的无人区。又如五台县境内的“无人区”，南至牛道岭，北到长城岭，东自晋冀交界处，西到清水河，长五十多公里，宽15至20公里。境内148个村庄中的一万八千多村民中，被杀的达9200多人，被抓捕而去的280多人，破坏耕地3万亩，烧毁房屋9800多间，抢掠粮食9600多石。其中孤峪沟长15公里，原有5个行政村，人口上万， 基本被日军杀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美日随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境内日占区特别是华北成为了日本支援太平洋战区的兵站基地。华北日军为了加强对区域的控制，加紧了“扫荡”和剿灭八路军的军事行动。日军的“三光作战”也逐渐来到高潮。日军的作战行动包括：
八路军对日军在冀中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准备不足。主力部队未有及时转移，情报部门也被打乱，损失严重。主力部队由14852人减少到10980人，地方团队由158802人减少至8747人，地方干部损失三分之二。超过2万名平民被杀，5万余人被日军抓捕後带到东北地区或日本做劳工。冀中由八路军控制的地区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冀南、冀西。
进入1943年後，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耗费巨大，尽快将中国占领区变成稳固的殖民地，解决物资供给问题成为了在华日军的首要考虑。为了消灭农村的抵抗力量，日军不断派出大规模的兵力对已经分割成区片的地域进行“分区辗转扫荡”，并要求“彻底的扫荡肃清”。三光作战力度强于1942年。每次每地区投放兵力在1至6万间，并配有专门掠夺收缴物资的特别工作队。比如4月19日起，冈村宁次亲自率领2万余日军扫荡冀南、冀北共区，另有日军和伪军共1万5千余进攻太行山八路军。日军对所经地区村庄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烧毁房屋和农具。
又如9月至12月，冈村宁次出动日军和伪军共4万余人破坏冀西秋收，声言进行“毁灭性扫荡”、以破除八路军所依赖的一切人力物力为目标。八路军针对性地实施了坚壁空室的策略，秘密埋藏粮食物资以躲避日军搜掠。以游击战、夜战、地雷战等方式应对。为此，日军开始在偏僻的山沟山洞中搜掠物资，同时对帮助八路军或不合作的平民给予更暴虐的惩罚，在成规模屠杀之前施以酷刑或以残忍手段虐杀，如强迫村民裸体在冰雪中站立至死，或要求男性村民跪下观看全部妇女被奸杀等等。日军总共屠杀人数为6674人，烧毁房屋近55000间，掠夺粮食2900余万斤，掠走牲畜近2万头，抢毁农具17万余件。当年12月23日，日军在海南岛的和合村进行烧杀抢掠，将10名年轻妇女集中在村边轮奸，其中一14岁女孩被轮奸后刀捅下阴而死，一15岁女孩两个乳房被割下，另有孕妇被剖腹取出胎儿，十名妇女只幸存一人，日军共杀害村民353名，只有18人生还。
然而，由于日军在太平洋站场和印缅战场上遭受了盟军巨大压力，不断在支那方面军中抽调部队，所以1943年初开始，华北华中的日军部队质量下降。兵团建制缩小，新兵增多，平均年龄降低。1943年下半年以後，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同时，八路军在应对上较1942年更为灵活，在转移民众和粮食物资方面更加有经验，同时将主力部队渗入了日军背后进行作战。八路军以连为单位对日军据点的袭扰战屡有成效。比如日军秋季对冀西大扫荡时，八路军很快就恢复了对1074个村庄的控制力，甚至往冀中回扑，反击消灭了六百余个日军据点，夺回对3500余个冀中村镇的控制，一度攻入了保定、望都、唐县等13座城镇。
1944年後，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兵力紧张，不断从后方抽调兵力进入太平洋战场。中國派遣军的素质日益低下，人数也逐渐减少，对占领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而八路军在此情况下也逐步反攻，渐渐夺回了不少在1942年後失去的根据地。如1944年2月至4月，冀中八路军展开“摧碉战役”，使冀中日伪军的碉堡据点数量从1082处减少至519处，恢复至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水平。1944年後，日军的三光作战主要目的为补充物资，规模较小，成效也没有前两年明显。
有关日军在中国进行“三光作战”的问题，战时出版的中文、日文、英文报刊、杂志以及当时经历者的回忆资料中都有广泛记载。二战结束后，中、日和英文发表的资料、档案对此均有翔实记载。中日以及西方学者对此均有大量研究论著。由於日軍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初，曾經大規模有系統地销毁大量军事文件的关系，目前尚未发现日軍對「三光作戰」的最早、官階最高的原始命令文件，但在已经发现的资料中，包括了散落的军阶较低（师团、旅团级）的日军军事命令，表明了日军内部有明确的指令，将1937年後日軍中国境内對抗日地区普遍的不同規模的屠殺、焚燒與破壞，固化转变為有系統、有組織的較大規模的焚燒與破壞，以达到徹底摧毀中國軍民抗日的戰鬥意志與其物資基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