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余秋雨（），中國浙江余姚人，学者和作家。曾担任澳门科技大學人文艺术学院荣誉院长、院长、教授及博士學生導師。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臺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余秋雨於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县）。1957年搬到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上海“罗思鼎”写作组成员。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83年到1986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包括《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理论史稿》是戏剧思想理论著作，博士点教材；《戏剧审美心理学》是中国首部戏剧美学著作。
1985年，余秋雨在从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并以39岁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1986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 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散文，之后更加辞去正厅级的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以考察研究国内外各大文明和文化地。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歎》、《行者无疆》、《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七部散文集。在中国大陆公布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散文集，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联合报》读书人周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書店最有影响力书奖、《中国时报》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同时也使余秋雨成为中国当代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之一。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2005年，成为参加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2005年世界文明论坛”的唯一中国学者。2005年2月，應天下文化邀請巡回台湾各大城市演讲，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2005年12月，天下文化將他在台灣的演講、對談和受訪內容集結成書《倾听秋雨：余秋雨今年在台湾》。 後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為题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
据报道，2006年余秋雨版稅收入至少1,400萬人民幣，為中国作家之首。
2010年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至2016年。
余秋雨的前妻叫李红，1979年结婚，1992年离异，女儿由李红抚养。现任妻子叫马兰，比余秋雨小16岁，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曾获得美国纽约颁发的第二十七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著名評論家樓肇明認為，“余秋雨是中國20世紀最後一位散文大師。”隨著余在公众面前的大量曝光，面對的责备也随之排山倒海而來。關於這方面可依“文革餘孽”與“歷史常識錯誤”兩方面探討。
2009年6月，由于媒体大众以及名人的揭露，都江堰教育局首度开腔回应余秋雨捐款事件：他捐的是书不是钱。据称，余秋雨给三所小学每校一万册图书，实际价值超过20万元。因校舍尚在修建中，据透露，余秋雨援捐的3万册图书将在9月1日开学前运至都江堰。余秋雨的行为受到多人怀疑。
余秋雨的父亲余学文曾在文革时遭关押迫害达十年之久，叔叔余志士割脉自杀于安徽蚌埠。但有人认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曾是张春桥、姚文元麾下的“石一歌”寫作組的健筆，然而“石一歌”小组的几百次会议余秋雨一次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相当长的时间余秋雨不在上海。1999年4月27日，《文藝報》發表余开伟文章《余秋雨是否應該反思》，揭起余秋雨的文革內幕。1999年第10期《四川文學》發表张育仁文章《靈魂拷問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缺環》，文中指称余秋雨曾經是“紅衛兵”。余秋雨之后曾在《借我一生》一书中，详细回忆自己家庭当时被造反派打倒，全家老少八口人靠每月二十六元的救济求生的经历。
1999年底北大青年余-{杰}-發表《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文中質問余秋雨“假如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懺悔，那么中國的自由和正義只存在于‘過去’和‘將來’。假如我們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樣失去了對苦難的記憶、對罪惡的記憶、對責任的記憶，那么我們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遠沒有保障。”斥之為“文革餘孽”（后余-{杰}-在《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一文中表示使用“文革余孽”并不恰当，并在此文中向余秋雨就这一称呼表示歉意）。余秋雨寫了《答余-{杰}-先生》答辯，这也是余秋雨唯一一次发表文章指名回应任何批评意见。之后两人曾在成都会面。不久余-{杰}-又发表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認爲余秋雨在對許多具體事實的陳述中，「有大量避重就轻、自相矛盾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追问、质疑和反驳」。余秋雨对此没有再正面做出回应。但是有意见认为余-{杰}-凭借道听途说和孙光萱一个人的“家藏材料”，就说成是“清查资料”作为证据；也有人认为余-{杰}-应该感到庆幸余秋雨没有深究他的法律责任；还有人为余-{杰}-作为本身就有创作能力的作者，与孙光萱、金文明等完全靠批评余秋雨而出名之辈联合而感到惋惜。
2001年3月21日《文藝報》發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古遠清的文章：“余秋雨現在不能也不會‘懺悔’。要等大環境不再視‘文革’為一些人的政治包袱的時候，到了看客們的心態均趨于平和理性的時候；或干脆等余秋雨淡出文壇，或到了像周一良那樣步入老年，已看破紅塵之日。”2001年古遠清又在第2期《文學自由談》和2001年第2期《學術界》上發表《弄巧反拙欲蓋彌彰》、《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忏悔”》、《余秋雨与“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樣的傳記》和《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等五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在数年间全国媒体出现批评、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共有一千余篇，其中单数量来说以古远清为首，余开伟第二。2002年6月，余秋雨起訴古遠清侵犯名譽，索賠16萬元人民币。2003年8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余秋雨文革片斷》長文，据称披露了余秋雨鮮為人知的文革經歷。同年11月3日的《新周報》以三個整版的篇幅，刊登《幫余秋雨回憶“文革”》專欄。在这些文章中，古遠清一再表示，“我自己也在文革中寫過大批判文章，但我能夠承認這一點。很多知識份子都在文革中有過錯，他們都在反思，可余秋雨為什么要掩飾呢？”
作为回应，余秋雨的诉讼代理人上海恒信律师事务所鲍培伦律师在媒体上公布了上海一中院一年多前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全文：“
中共中组部退休干部王尚贤，曾长期负责干部考察工作，主要任务是考察八十年代提拔的干部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王尚贤关于这一事件发表文章，认为余秋雨参与的教材编写创作工作是在周恩来指示下，主要在周恩来、邓小平执政期间进行的，与文革前期“造反”“武斗”“夺权”和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有本质性的区别。王尚贤认为这个阶段的文化重建工作是极其艰难的，也是最最不应该批判的，却恰恰是古远清等比余秋雨还年长的几个人的批判重点，因为现在的很多年青人并不了解文革十年内的变化和政治风潮。王尚贤最后感叹：“首先是惊叹余秋雨先生当时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清白的政治操守，接下来是惊讶批判者们怎么敢于在朗朗乾坤之下彻底颠倒了是非！”
所谓“文史错误”，则直指余秋雨的学术素养和水平，之后更发展为所谓的“余秋雨剽窃事件”。2003年，该风潮的核心人物为《咬文嚼字》月刊的資深編委金文明。金文明所著的《石破天驚逗秋雨》（《月暗吳天秋雨冷》前身）一書舉出大量资料，指称余秋雨散文中有一百三十多處文史差錯。2003年10月19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恐非正解》，分析了金文明提出的所谓的“文史差错”，并批评金文明这种对作家的“无端攻击”。
2004年，金文明再度发文，指称经过他“逐字逐句”的校对，发现余秋雨在早年戏剧理论作品《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剽窃章培恒教授的著作《洪升年谱》中关于清代戏剧家洪升的介绍，直接质疑余秋雨的学术道德和人格。但是事情真相逐渐被中国的媒体和记者揭露，原来1985年出版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明确写出被质疑的300余字概引用自章培恒的《洪升年谱》，而且这300多字所用的字体不同于书内主体文章以示区别。在记者采访金文明，问他为何不提及原书明确的出处引说时，自称曾经“逐字逐句”校对过两本著作的金文明回答他是“想当然”。2005年8月，七十多岁的章培恒教授在病榻上写下《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文，分析认为金文明根本就不是“想当然”，而是捏造事实诬蔑陷害余秋雨。
与他的一些批判者不同，余秋雨本人很少就他被公开批评的任何事宜在任何途径表示过反驳。截至2007年6月底，余秋雨仍然继续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大媒体中频频出现，而各界主要批评的声音已经平息了近两年。
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日志《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認爲，汶川地震后一些家長在子女所在學校倒塌、子女被埋喪生后要求通過訴訟來懲處相關學校領導和承包商的舉動被“反華媒體”利用，這些媒體有四點“污衊性的説法”——“是天灾，更是人祸；官方宣布法院不受理这事；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全体中国人为罹难者默哀三分钟，並聲稱一位佛學大師告訴他，這些孩子“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他個人也認爲“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想不出有什麽機構會包庇相關責任人，但追究需要一個過程；“地震到了七點八級，理論上一切房屋都會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因而“再要論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煩得多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防疫和堰塞湖搶險，家長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被“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利用。
2008年，上海市教委为余秋雨在上海戏剧学院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关于“大师”的称谓，余秋雨在在工作室授牌仪式上表示：“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余秋雨之后将该讲话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此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 现代诗人公刘：“余氏带着属于自己却又想着众生的脑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出的来，回得去，进得去，出得来。体会这一点，即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
知名作家田崇雪：“我完全被他的大手笔大气势所折服，被余氏散文所体现的中华当代散文大灵魂、大气派、大内蕴、大境界所折服了。”
著名作家王安忆：“我想《文化苦旅》至少是有一种勇敢，它的勇敢在于，它不避嫌疑地让散文这种日见轻俏的文体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心灵情节。”
著名文学家、作家李敖评价余秋雨说：“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
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评价：“那时余秋雨表现还是好的，很有才气，文章写得很漂亮，所以他在写作组的时候，我很喜欢也很重用他”，“他刚得病时，我还去他家探望过。我待他不薄，写作组的许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作品中不说真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