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思想家)
王韬（），初名王利賓，字蘭瀛；十八歲縣考第一，改名為王瀚，字懶今、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外號「長毛狀元」，江苏苏州人，中国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
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王韬的少年在甫里渡过：“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韬五岁，由母亲教识字。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王韬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经学基础。王韬少年闲时常到甫里镇上唐代诗人陆龟蒙留下的斗鸭池赏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别墅探梅，最爱在夕阳将落时分，到保圣禅院听松，“有如千军万马声，又如千山落叶，万豁泉流”，毕生难忘。四十多年之后，王韬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返家乡，必游保圣禅院，并对随行的朋友们讲述少年时保圣禅院听松的往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韬到昆山应县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七（1846年）到金陵应考，不第。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得麦都思和其长女玛丽、次女娅兰以葡萄酒和音乐款待，并带领王韜参观“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的印刷厂房。 王韬对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齐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几千本书的活字版印刷机很感兴趣，心中有了日後自己办书馆的想法。王韬在墨海书馆结识了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
1848年，王韬父亲病故。王韬此时家有娇妻幼女，必须找工作维持生计；得传教士麦都思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墨海书馆的工资比他在家乡教书所得高得多，王韜有了穩定收入。王韬和家眷就住在墨海书馆宿舍，室内挂一副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廣，纸阁芦窗对孟光”。王韬在墨海书馆任麦都思的助手，重新翻译《圣经》。
在1843年香港举办的英国伦敦傳道会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认为早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包含太多俚语，遂决定由伦敦传道会上海分会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初步翻译工作由伦敦会教友完成。1847年6月开始，以麦都思、米怜为首的五人代表小组，在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译员（王韬是麦都思的翻译），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新约在1850年翻译完毕，旧约則在1853年翻译完毕。这部《新约》被称为《圣经》“代表译本”。代表译本文句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已经印行十一版，成为在中国最流行的圣经译本。王韬功不可没。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还先后和偉烈亞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
1850年十月，王韬的年轻妻子病故。
根据伦敦会1855年61届大会报告，王韜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
王韬曾多次给江苏巡抚徐君青等上书，主张与英法修好，并学习西方。虽有部分得以采用，但“然用其言而乃弃其人”
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一支太平军陷苏州、常州、进迫上海。在这期间王韬回苏州老家探望老母时，结识太平天国地方长官刘肇均（刘绍庆），受其器重。王韬于1862年2月4日化名黄畹上条陈，从战略上为太平军献策，言上海洋人志在通商，对太平天国没有威胁，应集中兵力对付西线的湘军，并希望刘肇均转交李秀成。但李秀成并未采纳。1862年3月7月清军攻破李秀成王家寺七堡垒的军营，王韬陈条落入清军之手，江苏巡抚薛焕见此大惊，火速呈报朝廷，同治帝阅后，四月二十五日下旨：“……惟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实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拨党与赴洋泾浜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长毛状元”外号由此而来）。
当时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之子麦华陀爵士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王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四个多月。1862年10月，在英国领事馆人员护送下搭乘一艘怡和洋行的邮轮亡命香港。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汉学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韬住在香港伦敦教会的宿舍，并聘请王韬协助翻译《十三经》。理雅各在王韬协助下翻译出《尚書》和《竹书纪年》。理雅各在空暇时常邀请王韬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韬初到香港，无亲无故，多仗理雅各资助才能渡过难关。
在此期间，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
王韬旅居香港，-{zh-hans:工余;zh-hant:工餘}-之暇，勤涉书史。当时罕有关于香港的史料，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王韬有关香港的文章，是有关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1867年理雅各离开香港回苏格兰家乡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理雅各来信邀请王韬到欧洲游历并前来苏格兰继续帮助翻译中国经典。十一月二十日王韬乘轮船启行。取道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亞丁、开罗出地中海经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由香港到马赛全程四十多日。每经过一个停泊港口，王韬必定游览一番，并写下游记。王韬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法京巴黎。王韬在巴黎游览卢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王韬在巴黎小住十几天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改乘火车到英京伦敦。当时理雅各正在伦敦，便陪同王韬游览大英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等英京名胜。
牛津大学校长特邀王韬到大学以华语演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讲话。王韬谈到中英通商的历史，維多利亞女王遣人到广东，开始了英国的东方贸易，后来英国官员斯当东始学汉语，随后来华的英国人才通中国语言文字。王韬希望两国继续和睦共处。“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当时在牛津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多经国家选拔后，授予官职，派往印度和中国当翻译。王韬还谈到孔子之道与西方天道，孔子之道为人道，西方之道虽是天道，但传西道的还是系于人。“此心同此理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王韬离开伦敦后，在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居住。假日理雅各和他的三女玛丽常陪王韬游览邻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里扣特-{里}-镇、阿罗威、斯特靈城堡，也游览了爱丁堡，参观爱丁堡大学，游览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一如往日，王韬每游一地都写下纪录，后来在上海编入《漫游随录图记》。1870年春理雅各和王韬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王韬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纪录，著有《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餘，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1872年东华医院在香港创立，王韬被选入东华医院第一届董事会。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餘篇政论，宣傳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每篇千字左右，短小精悍，切中时弊。他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始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极可能是受王韬影响。王韬无疑是中国变法维新運動的先驅。
王韬的《普法战纪》一书和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变法维新政论，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在此期间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遊記》。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在东京谒见清廷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黃遵憲。变法自强。王韬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他写道“中国何尝不变”。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具体办法有四：
君民共主论。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君主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
主张改革军事。王韬主张革新兵器，废除弓箭、大刀、长矛，换成新式火器；将帆船换为轮船，“师其所能，夺其所持。”王韬认为单按西法制造枪炮、轮船、建筑铁路，只不过是抄袭皮毛，更重要的是要变革军队的制度和训练方法。
实业强国。王韬认为富强为强国之本，必须大力兴利：
王韬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