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
武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常发生于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或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于不同派系的红卫兵之间。1966年12月，上海康平路事件、重庆一二·四事件成为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毛泽东表态支持，引发各地群众展开大规模夺权运动，并导致权力斗争；1967年夏，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武斗迅速升级并导致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1968年夏，在中共中央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全国各地的武斗逐渐结束。
武斗形式从最开始的使用棍棒、砖头，逐渐演变到使用自制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迫击炮、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据学者估计，1967-1968年间，据估计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记载，武斗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截止1969年，被抢夺用于武斗的各类武器装备包括约187.7万把枪支（一说是1877万）、14828门火炮、271.9万枚手榴弹等等。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重庆大武斗、四川泸州武斗、江苏徐州武斗等。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4日，重庆爆发“一二·四事件”，12月底上海爆发“康平路事件”，成为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一月风暴”爆发，毛泽东表态支持，大规模的群众造反夺权开始。此后，各地造反派受影响也纷纷展开夺权运动，在此期间造反派内部因权力斗争而产生分裂，各派系之间开始发生武力冲突、形成武斗。1967年夏天，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武斗升级、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
譬如，当时部分官员尚属清廉，于是有群众愿意保护他们，群众遂分裂为保皇派（保守派）、造反派。由于毛泽东严格禁止官员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派群众，并要求军队支左，官员便暗中武装保皇派镇压造反派，造反派被迫反击，遂成武斗。
早期的武斗形式主要以打群架、扔砖头为主，并未使用重武器。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六·六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之风。
但此后，“武汉720事件”爆发，武斗冲击了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湖北省军区下属指战员组织武汉“百万雄师”进行介入（保守派“百万雄师”、造反派各有死伤）。因此，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认为军队出现了支持保皇派的企图，主张武装左派、文攻武卫。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次日，“文攻武卫”刊登于《文汇报》上。武斗于是进入了重武器的阶段，全国进入内战状态。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支持不同造反派的军队向造反组织发放了枪支，造反派还利用各种方式从军火库抢夺甚至自制枪支，总计达上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
1968年夏，部分地区武斗逐渐失控，中共中央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进行制止，要求造反派上缴抢夺的武器军火、解散武斗组织，武斗逐渐结束。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要求停止武斗。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各级教育、文化单位，维持秩序。
1966年12月，上海发生“康平路事件”，常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武斗的开端。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引发各地群众展开大规模夺权运动。
1967年1月，新疆爆发“石河子一·二六事件”，被认为是文革期间最早的武斗之一。
1967年5月起，湖北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7月20日，武汉爆发“七·二〇事件”，发生武斗，是文革期间的重要事件。随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武斗迅速升级，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
1967年7月6日，四川泸州开始发生武斗事件，18日起爆发大规模武斗，冲突持续近四年（1967-1970年），造成至少二千人余人死亡、上万人受伤，属全国单次武斗中伤亡之冠。
此外，四川绵阳地区的武斗最先发生于绵阳、江油、广元、德阳等县。据1967年4月30日统计，全区19个县，有11个县发生过大、小武斗。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下半年之间，绵阳及省内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和“武斗队”数次冲击驻绵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导致武器弹药流散于社会，其中最典型的是“四二○事件”：1968年4月20日、5月8日，广元国防军备仓库399库武器装备被抢，有6个专区(市)的55个县数千人先后55次抢夺过该库的武器装备。1968年4月25日至5月15日，在中江县广福区太阳山一带，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此次武斗是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搞的所谓围剿“保守派”据点，激战21天，参加武斗的不仅是中江的两大派，而且有来自全川20个县3个市的武斗队，达数千人之多，不仅使用轻重武器，还使用了毒气弹，围攻对方，摧毁阵地，双方伤亡数百人。
重庆大武斗是中国大陆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是1967年6月至1968年10月间在重庆地区发生一系列的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据何蜀估计冲突最激烈时期武斗死亡约1700人，此外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期间荣昌县武斗、重庆八八海战、杨家坪武斗死伤惨重。今九龙坡区的杨家坪、谢家湾地区作為杨家坪武斗的主戰場，大受破壞。后经林彪、周恩来直接干预才停止。
重庆武斗中甚至使用了军舰，涪陵地区武斗因为当地驻军介入炮舰轰击城区，完全是正规战争的打法。几万毛派红卫兵退入川东名寨栗子寨，对抗正规军的打击，最后全部宣布缴械撤走。
重庆市沙坪坝区现有全国已知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卫兵墓群——重庆文革墓群。
文革期间，龙岩地区为福建省武斗最激烈的地区，据初步统计，仅龙岩一县（今新罗区），两派群众死于武斗或被对立派折磨而死的约800多人。1967年，龙岩地区出现了“新字派”和“红字派”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7月，龙岩正式实行军事管制，“新字派”反对军管，而“红字派”支持军管，双方于14日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8月7日，“新字派”仿效外地造反派，开始抢夺枪支，并按军事建制，组建了20多个武装连、排，武装人员约有5000多人。8月8日，“新字派”五六千人围困龙岩风动厂（当地一军工厂）的“红字派”人员，并导致该厂断水断电近一个月时间。10月30日，“红字派”试图反攻夺取龙岩城，双方在水泵厂等地激战，“新字派”甚至动用无后座力炮，“红字派”战败、死亡7人。12月14日，“红字派”再度攻打龙岩城，双方数千人开战，死伤上百人，最终“新字派”撤出龙岩城。1968年1月6日，“新字派”在龙门伏击“红字派”车队，打死回家过年的“红字派”和军分区护送警卫22人。2月起，大规模武斗逐渐结束，但零星冲突依然持续，直至1968年底。
1967年1月下旬，广东省委、广东省公安厅、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市公安局、广州日报社等党政机构被夺权，陷入瘫痪，社会大乱。1月25日，群众组织间发生冲突，人数达上万人。1967年3月15日，毛泽东决定在广东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此后，广东省的造反派群众联盟（“红旗派”）与支持军管的群众组织（“东风派”）之间相互对立；7月23日，双方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爆发大规模武斗，人数逾2万，事后双方宣称死伤数百人。8月16日起，广州市“广东省总工会武斗”爆发，双方使用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炸药包等武器。此后又发生了所谓“820血案”。大规模武斗一直延续至1968年夏。1968年7月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当地军队利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对“红旗派”实行镇压，7-10月间，广东集体屠杀达到高峰。
196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个阵营（简称“联指”）无条件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国清出面领导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阵营（简称“4·22”）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并要求要韦作检查后再定。1967年下半年起，在桂林地区，两派多次抢枪武斗：其中，“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而“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1968年夏，两派持续大规模武斗，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针对广西地区的武斗，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七·三布告》，制止武斗。
拨乱反正时期，经中央调查组调查，广西全省因两派武斗总共死亡3700人，但在广西文革死亡案例中，屠杀死的多（广西大屠杀），武斗死的少。比如在武斗比较激烈的桂林地区，在1967、1968年两年因文革死亡的11027人中，只有458人死于武斗。
1967年，陕西西安地区的造反派首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组织，即“东派”（以西安交通大学的造反组织和“工总司”为首）和“西派”（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造反组织和“工联”为首）。8月30日凌晨1时，自湖南来串联的五名红卫兵和“东派”工人乘西安交大汽车，携带武器前去西安秦川机械厂抢枪，至韩森寨地区时被对方发现并引发冲突，车上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打死二人、伤九人，成为西安地区第一次开枪武斗。9月初，“西派”头目张培信等人经过策划，调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武斗人员实行包围；9月1日、2日，“东派”和“西派”成员先后在西安胡家庙地区、未央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步枪、机枪等作战武器和电台。这场武斗导致56人死亡（一说110多人）、290余人受伤，并造成这一地区交通中断，机关厂矿停工停产。9月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达指示，武斗逐渐平息。
在此同时，类似的武斗在陕西全省相继发生，包括宝鸡、安康县等地的大武斗。据宝鸡官方记载，1967年8月17日，宝鸡市两派群众组织在市机砖厂大规模武斗，约有4500余人参加，调用汽车15辆，打伤40多人。8月25日至28日，宝鸡陇县发生了持续3天的大规模武斗，1500余人参加，动用200多辆汽车、2部电台2及各类武器，造成死亡16人，伤残数百人，成为文革中宝鸡地区最大的一次人为灾难。11月21日，宝鸡县虢镇地区发生武斗，2000余人参加，动用汽车9辆，土坦克、摩托车各1辆，各种枪械173支，长矛220多把，其它器械130多件，打死7人，伤残220多人。1967年8月31日至1968年5月，安康县两大造反派的连续大规模武斗，造成了“734人死亡，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防洪堤8357立方米，安康市内水塔被毁，档案大楼被焚，53所机关、学校成为废墟，38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针对陕西地区的武斗，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
1967年4月，江苏徐州的造反派内部分裂出“踢派”和“支派”，前者而主张踢开军方主导的“三·一八”革委会，而后者则主张继续支持军方和“三·一八革委会”。5月中旬起，两派之间不断爆发武斗，军队暗中支持“支派”；31日，“踢派”主力被打出徐州，这次武斗造成1200余人受伤，6人死亡。此后，中央指派济南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兼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出面处理徐州问题，军队内部态度出现转向支持“踢派”，引发“支派”不满。8月31日至9月4日，江苏徐州的“踢派”和“支派”之间的爆发大规模武斗，其中“踢派”获得军方“支左指挥部”的支持，获得1000多把各类枪支及弹药。山东省济南、薛城、枣庄等地的8000余名（一说数万人）与“踢派”持相同观点的造反派亦前往徐州支援。这次武斗造成双方23人死亡，400余人受伤，“支派”5000余人流亡上海、南京等地。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之间所发生“百日大武斗”，成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武斗事件。此次武斗造成18人死亡，上千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