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914年始用筆名独秀，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1915年，他創辦了《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開創人和領袖之一。1920年起，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創始人之一及初期領袖，但於1927年因中国国民党清党，中共遭到重大打击，被共产国际认为负领导责任而被迫辭職，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並以托洛茨基主义立場批評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後成爲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早期领袖之一，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193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判處“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提前出獄，後脱离托派组织，并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缺陷，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极权主义，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
陳獨秀一生經歷複雜，對他的評價也複雜，而且隨時間變化。關於新文化運動，他自稱“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關於政治，1945年中國共產黨評價他“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1927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以至於...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近年來有學者認爲陳獨秀不應爲中共所謂“機會主義”的問題負責。1932年國民黨政府判處他犯了“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40年代，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陈独秀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己，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名只眼，号实庵，其他別名、筆名有40幾個。
清光緒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家谱名庆同。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乾}-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試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沒考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東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組織抗議清廷與沙俄准備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集會，发表拒俄演说抨击时政。王國楨、潘縉華、潘旋華、葛光廷等人也在會演說，抗議沙俄侵占東北。時有安徽高等學堂、武備學堂等300余人出席大會，會上決定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兩校學生被迫令退學，清廷並下令通緝。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佈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愛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將安徽旅湘公學遷到蕪湖，改名安徽公學。8月，結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辦學工作。夏，走訪各縣串連革命黨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年4月，創辦徽州初級示範學堂。
1907年春，因兩江總督端方發出通緝令，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9年9、10月間，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副題法文"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一般統稱為《新青年》。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青年雜誌》創刊號並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後來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隨即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陳獨秀和《新青年》雜志在這裏如魚得水。《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進一步擴大到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青年》雜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陳獨秀一直對政治非常關注，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政治性更强的《每周評論》雜誌。
新文化運動包括很多方面，陳獨秀特別積極參與的包括：提倡白話、反對孔教、提倡新型家庭倫理、介紹西方社會和政治理念、評論時事等。
新文化運動得到很多支持，也帶來很多批評，北大内部的保守派成立“國故”社，外面的批評者包括林紓、學衡派、研究係等，政府也施加壓力。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開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設想構思了半年以上的一個改革。一個目的是“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促進學科交流。另一個目的是將學長任命制改爲教務長選舉制，由各系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推動“合議制”民主治校，這更是蔡元培進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標。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將卸任學長，僅擔任教授一職，除非被推選為教務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正常發展，得到兩位學長及教授會的共同支持，但後來卻捲入很多無關的爭議與流言之中。
陳獨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評和爭議。他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提倡白話，一直受到很多批評，有壓力排擠他和胡適等人，包括來自政府的壓力。對於陳獨秀個人，還有一個谣言是關於他嫖娼的事。嫖娼在當時社會屢見不鮮，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北大有“探艷團”之惡名，蔡元培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提倡戒賭戒嫖等。
儘管有這些壓力，蔡元培一直頂住這些壓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書，批評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話，《公言報》也發社論支持，點名批評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蔡元培於21日回信，為思想自由辯護。雖然批評文章沒有提到私德問題，蔡元培也用了幾句話對此進行解釋，他說：“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除了批評以外，還流傳出陳獨秀等人被驅逐的謠言，蔡元培等人堅決闢謠。林紓的學生張厚載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報》散布消息，稱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四人因思想激進受政府幹涉，被驅逐出校，陳獨秀已經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相繼公開登報闢謠。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報》上澄清：“陳獨秀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場），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陳學長贊成不設學長之議，純粹為校務進行起見”。3月11日張厚載登報道歉，3月31日，張厚載被開除出北大。
但在做了這麼多澄清與抵制以後，蔡元培又確實部分地向壓力低頭了。3月26日，蔡元培與沈尹默、湯爾和等人開會。此時有流言說陳獨秀嫖妓鬧出風波，因爲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沈、湯二人是當年推薦陳獨秀之人，但此時都“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同意提前實施改制。4月8日，北大召開“教授會”主任會議，決議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馬寅初被選為教務長，文理學長陳獨秀、夏元瑮繼續聘為教授。多年以後，胡適在給湯爾和的信中批評他和蔡元培輕信“小報所記，道路所傳，無稽之談”，“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此後，夏元瑮得到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在五四期間於6月12日散發傳單被捕，被捕后辭去教授職位，出獄後不久離開北京去上海。這些是後來的發展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欄目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時被捕。他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與幫助，9月16日保釋出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但陈独秀没有写文章。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陈独秀出狱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先后写了《》、《》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专号，探讨劳工问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带领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助手来华。先找到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认识陈独秀。陈独秀全面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列宁版本的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迅速接受了马列主义，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共产主义组织。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陈独秀发动、联络各地的建党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泽东来访，此后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党。陈独秀充分发挥他办刊物的特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的办刊宗旨上发生分歧，陈独秀掌管了编辑权，9月在《新青年》发表《》，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列主义，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此后《新青年》成为广为流传的共产党理论宣传刊物。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陈独秀在广州重建广州共产党，排挤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后来，广东的教育工作困难太多，党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职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銀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中國國民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愿意两党合作，但反对加入国民党。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马林召集西湖会议，施压之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同意加入国民党。但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从孙中山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中央部分党员先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國民黨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中共与蒋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没有退出国民党，指望与国民党内左派及汪精卫武汉政府合作。其实陈独秀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他几年来多次提议退出，但都被共产国际否决，一直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陈独秀于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非常突出，大会基本被共产国际掌控。7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陈独秀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提出辞职。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仍然坚持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分共，共产党被动地与国民党最终分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当时没有辩解，两年以后在《》中称机会主义问题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证了陈独秀的说法。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中国。1929年9月，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自从两年前辞职以后陈独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他打破了沉默，这激化了他与中共的矛盾，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
7月28日，他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应，称他的提议是“跟著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陈独秀进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对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此后双方互不让步，矛盾继续扩大。10月，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只有认错，“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陈独秀被开除以后发表《》和《》，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1930年3月1日，《無產者》月刊創刊，陳獨秀主編。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联共產黨清洗托派的情勢下，陈独秀於1938年中期被中國共產黨抹黑攻擊，指控其為「汉奸」 ，由王明、康生為首，採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類近者打擊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資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终于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陳獨秀從早年辦《安徽俗話報》和“岳王會”開始，就與文化和革命結緣。他一生的政治思想變化很大，也與中國社會的思想變遷息息相關。特別是在民主的問題上，他從歐美的民主觀，發展到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到後期又部分地回歸。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陳獨秀很早就開始推廣白話，他於1904年創辦白話文的《安徽俗話報》，“俗話”就是現在所講的“白話”。辦報的旨意之一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點見識”。
《新青年》雜志將“推廣白話”擴展為一個更大規模的運動。1916年，陳獨秀與胡適認識，胡適寫信談了他對文學改良的想法，陳獨秀非常認同，發表在《新青年》的裏，並邀請胡適進一步闡釋。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引起熱烈反響，夏志清認爲：“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積極響應，在下一期發表了《》。胡適稱爲“改良”，陳獨秀稱爲“革命”，二人的分別在此可見一斑。陳獨秀是先談革命，再談文學：“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適）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此後陳獨秀一直是白話運動的堅定倡導者，他向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白話運動的支持者積極約稿，魯迅前後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等五部小説，奠定了他的文壇巨匠的地位。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基本上完全是白話文。胡適評價陳獨秀對文學革命的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胡適還説，“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胡適）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註意”。
陳獨秀也積極參與國語推廣、漢字拉丁化等運動。1928年著有《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1937年他在監獄裏還積極從事文字和拼音問題的研究，去世多年以後，2001年中華書局有出版《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陳獨秀先生遺稿》。
陳獨秀從小受傳統教育但内心十分叛逆。他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他17歲便考取秀才，但心裏卻“鄙薄科举”，1897年18嵗去參加鄉試沒有中舉人，卻接觸到了康梁新學，“吾輩后生小子，憤不能平，恆於廣座為康先生辨護，鄉裡瞀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陳獨秀的個人生活也很叛逆。1897年他18嵗便由父母包辦婚姻娶了妻，但與舊式妻子感情不和，1909年，陳獨秀與在北京師大讀書的小姨高君曼公開同居、結婚，“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陳獨秀後來對高君曼移情別戀，於1925年分居，後來又有兩任妻子。當時新派人物在主張解放婚姻的同時是主張廢除娼妓的，認爲都是婦女解放的一部分，但陳獨秀在這一點上卻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間因爲嫖妓鬧得滿城風雨。
1904年，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文章《婚姻》，批評中國傳統婚姻倫理:“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麽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男人死了，（如果女人）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中就批評孔教：“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1916年10月，發表《駁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稱“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
此後，《新青年》發表了易白沙、吳虞等等的反對孔教的文章，魯迅的《狂人日記》等小説劍鋒直指孔教，還有各種反對傳統婚姻和家庭的文章。這些思想受到很多批評，但最終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
陳獨秀的哲學與政治思想變化比較大，需要分成不同時期來説明。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要“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這二者成爲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他後來對這二者的理解有一個巨大的變化過程。 据陈独秀自己在《实庵自传》中所讲述，他在1896年（当时他17岁）时参加怀宁县院试，当时的考的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种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逝世后，由于经济拮据，家属无力将其归葬安庆，只能由当地士绅、生前友好资助，临时厝于西门外鼎山邓燮康园地。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欧阳竟无写的“独秀先生之墓”6个字。1947年2月，陈独秀三子陈松年根据父亲遗言，将其归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陈公乾生之墓”（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陈松年得到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4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碑文为传统行文“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庆市人民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石碑的背面仅有生卒年月，无其他字样。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各级有关部门编列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现墓园占地总面积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纪念馆在安庆建成并对游客开放，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唯一系统展示陈独秀一生的纪念性展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