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理上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54年9月20日，首部宪法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又经历了两次修改。现行的八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日公布施行。八二宪法其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正，形成了宪法现行文本。
现行宪法全文共4章、143条，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彰显了民主集中制的理念，明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明示了中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并明列其基本国策。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取代正在行宪状态、但不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承认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规定了政权机关的组成和新政府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外交政策。
早在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和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之时，斯大林就已建议中共筹备制宪。1952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第三次督促正在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尽快制定宪法以解决合法性问题和“组织一党的政府”。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宪法。学者张鸣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极力建议中共制宪，除解决新政府自身合法性问题外，还有对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彻底断掉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才是斯大林在中共明显表示不情愿的情况下，坚持要中国制宪的背后原因。”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起草宪法；政协通过了这一提议。195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把制定宪法列为1953年的三项任务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三十余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形式上制宪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于1953年3月初在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因此，这部宪法实质上具有了一定的过渡性质。宪法序言即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初稿领导小组，毛泽东带领核心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亲自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这四人均非宪法学出身，只得搜集1936年苏联宪法、1952年罗马尼亚宪法等宪法，边学边写。其中也不乏独创，例如苏联等国宪法均没有的长篇大论式的宪法序言。
初稿小组于1954年2月提出初稿，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审议。195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伯达等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对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作最后的修改，提交中央讨论；同时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由李维汉为秘书长。总的程序是：宪法先是由毛泽东的起草小组起草，然后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党的宪法小组具体负责润色、并得到政治局确认。即实际制宪机关为中共中央。
随后的整个过程，基本按照毛泽东在给刘少奇信中规定的进度进行：
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参与了首部宪法的讨论，提出的意见有138万多条。另有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596万多名代表也发表了意见。毛泽东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甚么又要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甚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根据征求所得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作了修改后，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宪法送审稿。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共投票1197张，同意票为1197张，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规定公民拥有迁徙自由、居留权等，还纳入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行文上颇具建设性。此时，由于民主党派尚能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且捍卫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仍然是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有力的宣传武器，因此1954年宪法仍未远离8年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精神和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主原则，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等等。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的诸多条款，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公民自由迁徙权，均达到了1949年以来各部宪法无法超越的高度。
事实上，这部宪法很快就被虚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加上1957年发生反右运动与民主党派完全退出监督，原宪法的众多条文与形势愈加不合，也导致了包括宪法制定者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该宪法已经过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宪法所设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处于囚禁状态，不能正常工作。1968年刘少奇被罢免后，国家主席长期空置，原有宪法体制已无法继续，修宪迫在眉睫。1970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废除国家主席职务，遭到中共众多领导反对，爆发广泛争议，修宪陷入僵局。1971年，林彪逃往苏联失败后，废除国家主席已成定局，修宪工作终于有所进展。故于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第二部宪法正式通过，宪法中不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这部宪法的合法性后来受到了质疑。因为通过该法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非依照《五四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民主协商”方式产生，即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选、指定或特邀的，其本身即违背了程序正义。同时，七五宪法没有由一个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也没有提交全民讨论，修宪的过程也并未公开透明，甚至直到该部宪法被通过四天后才由《人民日报》受权公布。
这部宪法首次在正文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七五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导致了“党国不分”的现象。同时，宪法正文还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使得这部宪法实质上更接近于一部党章。
同时，这部宪法还废除了选举制度，改变由人民直接选举和下级人大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民主协商选举”的形式。
有人认为，七五宪法是起草者们对宪法基本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宪法完全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对“文革”在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
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家政治形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重新修宪又提上日程。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该委员会完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同时，其名单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而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宪法修改委员会在事实上也并未投入运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指定的宪法修改小组直接承担了宪法草案的修改工作，使得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几乎相当于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详细记录讨论的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宪法草案完成后，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征求党内外群众对修改宪法的意见”。这次征求群体主要以党内人士为主，也包括一小部分的非党群众和党外人士。不过，这次征求意见的实际价值却受到了广泛质疑，在“两个凡是”的倾向下，宪法讨论显得死气沉沉。
新宪法于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新宪法修正了1975年宪法的一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但仍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说法。。此外，该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部分公民权利条款，不过并未恢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
这部宪法正文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条款，仍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七八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同时，宪法正文继续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使得这部宪法实质上只是对七五宪法的小修小改，是《五四宪法》和《七五宪法》之间的折中妥协。同时，这部宪法恢复了选举制度，取消“民主协商选举”的形式，规定人大代表“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但加注了“应经过民主协商”的限制条件。
其后，七八宪法经过两次修正。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宪法条文，同意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0年代初，随着中共“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完全推翻，修改原宪法、使之适应形势再度成为迫切需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1）宪法应当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2）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要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4）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1980年，经全国人大决定，正式成立了由叶剑英、宋庆龄和彭真主持，包含民主党派、社团团体主要负责人和法学家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委叶剑英强调，“经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充分实现，在宪法修改中作出适当规定。” 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运作，这次修宪酝酿讨论的广泛程度均超越前两次修宪。
在修宪讨论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曾提出将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削减至1,000人，于全国人大下设立两个院，各500人，使全国人大成为常设机构，以改变人大“橡皮图章”的印象；另有委员提出，仿效苏联最高苏维埃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制度，“按地区产生的代表组成一院，按行业界别产生的代表组成另一院”。 而以邓小平和叶剑英为首的反对者们认为，“如果两家意见不一致，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运作很困难”。最终双方达成折衷，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之成为常设立法机关，有权制定绝大部分法律和审议应当由全国人大批准的法律。此外，在修宪过程中，许多法学学者的专业意见也得到了采纳。如经济学者孙冶方就曾给宪法修改委员会写信，建议取消“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思想”条款，得到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的肯定。同时，这部宪法也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委彭真在有关会议上曾说明修改宪法的四个原则：经历2年多的修订，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的宪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简称“八二宪法”）。该宪法建立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构成了现今宪法的主体部分，其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历部宪法中最为民主的，被评价为建国后“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观点和思想。但也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也有其局限性，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领袖、个人意志的权重显然是更大的。
1988年，因應改革開放潮流，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允许私营经济出现，并准许土地使用权转让。
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为准许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第八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总纲大部分条款和序言部分，以及地方人大代表选举部分。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序言。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宪法部分条文再度修改，修改后的宪法进一步提高了私有经济地位，并废止“反革命罪行”的条款。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再度修改了宪法。原条文中的戒严状态更改为紧急状态并授权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宣布紧急状态，另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说法也写入宪法，《义勇军进行曲》亦被明定为国歌。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再一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赋予设区的地级市地方立法权、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从宪法层面上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分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五部分组成。序言部分简介建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国策，以及国家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形式，和宪法的效力。总纲则明确国体，基本国策等。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则阐述各项人权和公民应尽义务。国家机构部分则规定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同时作为立法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全国人大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不负责政府工作，但可提名作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交由全国人大通过。军事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独立于行政部门，对全国人大负责。最高国家司法机关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分别对全国人大负责，对行政部门独立。最后一部分则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标志，即国旗、国歌、国徽等。
司法部认为，五四宪法是“维护和实现百姓权益最根本的保护神”，是代表了工人阶级意志的宪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2年表示，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法律保障。美国普度大学及美国学者埃斯特斯等人则批评，该宪法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根本法”，但是历史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曾违反过该宪法的众多条款并对要求严格遵守宪法的呼吁进行了压制。《大英百科全书》及李侃如认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适用性受限，无法准确反映实际政治体制的运行。
根据2004年修正后的最新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程序；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和第四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但宪法中并未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一职权。
《》第二章第四节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国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现有的宪法解释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呼吁违宪审查，但国务院立即主动废除了收容制度，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没有发生。2007年，69名学者和公民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废除违反宪法的劳教制度。此事至2007年12月20日止没有-{回}-音。2013年，在未觸發違憲審查的情況下，勞教制度被廢除。英国学者马蒂厄批评，中国法院不允许当事人主张其宪法权利遭受侵犯。负责违宪审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未宣布任何法律法规违宪。
2019年12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4次委员长会议通过《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自202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违宪审查工作。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宪法不能用来给罪犯定罪量刑。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另一个司法解释认为宪法不能适用于普通民事关系。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依据宪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意见判决齐玉苓胜诉。
2001年8月，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专门就齐玉苓案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指出中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 “睡眠” 或 “半睡眠” 状态，最高法院针对此案的批复首次打破了“沉默”，“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废止了包括《》在内的27项司法解释。
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中要求，“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按照卡尔·罗文斯坦依照宪法在国家实际权力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实质意义进行的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属于典型的字义型宪法（Semantic Constitution），即宪法不能全然发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之作用，宪法完全缺乏规范力，成为装饰品。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声称该宪法是“维护和实现百姓权益最根本的保护神”，事实上此法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均未能发挥其正文中所规定的：“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条文之效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未能保障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人身权利。直至2021年，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公民因言论被治罪，却得不到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保护。有人士指，这部由执政党起草的，代表该党意志的宪法，自颁布以来，除“党的领导”条款之外的所有条款从未被该执政党认真遵守过。也有观点认为，遵守宪法是党章规定，党应当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反对者则认为在中国大陆，宪法本身即是党的意志，故应当与党的意志符合才能发生效力。故宪法的施行应符合执政党的情况和国情，而不能一味与国外宪政理论相模仿。
宪法适用性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政治宣言式的宪法序言，序言部分自1954年宪法首创，历次修改后变得越来越长。而序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甚至宪法序言与正文是否互相矛盾，更是争议极大。
比较宪法学界有观点认为，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政治体制的构想，即五权宪法，即指政权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治权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权五权。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总结世界各国政体，尤其是在总结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法后的结论。监察亦称弹劾权，来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希斯洛的《自由》一书，在该书中，他曾提出四权分立模式，即在三权之上又加上了弹劾权。监察与考试分别对应中国古代的御史和科举。
资本主义学者认为，相比于资本主义的中华民国宪法，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存在如下问题 对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解释是，人民是指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敌视工农阶级，违反阶级意志的群体不属于人民。 对此，统治阶级先锋队的解释是，阶级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先锋队在道路上犯下严重政治错误，现在已修正，以人民至上为国家原则。 对此，工人阶级先锋队表示，专政力量忠于专政的工农阶级。社会主义宪政尚处于完善中，必须限制敌对阶级分子的新闻自由。社会主义政法机构目标是对敌对阶级专政，不受敌对阶级干涉。况且，中华民国宪法所践行的五权分立的复杂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在资本利益复杂的台湾被破坏的已经失去制衡效果。|- align=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