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语言联盟
巴尔干语言联盟是一群有相似区域特征的语言—相似性体现在语法、句法、词汇和音系上，尽管并非所有特征都适用于每一种语言。巴尔干语言联盟是语言联盟的一个突出例子。
斯拉夫语族、希腊语族、罗曼语族、阿尔巴尼亚语和印度-雅利安语支都属于印欧语系，土耳其语不属于印欧语系。尽管属于不同的语言系属分类，巴尔干语言联盟的语言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部分语言的标准语也存在这些特征（即那些使用范围几乎完全在该地区内的语言），而外来的定居者（即在它之外有更大的社区）可能也会接受这些特征。
其中一些语言可能共享很少的词汇，但它们的语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 这些相似之处产生的原因在学界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系属相关性、语言接触和地缘政治学历史因素似乎都相关，但许多人对这些因素的具体情况和程度存在分歧。
最早注意到属于不同语系的巴尔干语言间相似性的学者是1829年的斯洛文尼亚学者耶尔奈伊·科皮达尔（Jernej Kopitar）。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50）更明确地提出了与发生学关系相对的区域语言学的概念，弗朗茨·密克罗西赫Franz Miklosich）（1861）更广泛地研究了巴尔干斯拉夫语和罗曼语。
尼古莱·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1923）、克里斯蒂安·斯坦费德-詹森（Kristian Sandfeld-Jensen）（1926）和古斯塔夫·魏干德（Gustav Weigand）（1925, 1928）在1920年代到30年代确立了这个理论。
1930年代，罗马尼亚语言学家亚历山德鲁·格劳尔（Alexandru Graur）批评了“巴尔干语言学”的概念，称可以谈论“基于借用和影响的关系，但不能谈论巴尔干语言学”。
“巴尔干语言联盟”由罗马尼亚语言学家亚历山德鲁·罗塞蒂（Alexandru Rosetti） 于1958年首次提出，他发现巴尔干语言间有一种特殊的相似性。西奥多·卡皮丹（Theodor Capidan）更进一步，声称巴尔干语言的结构可以简化为一种标准语言。
具有这些相似性的语言属于印欧语言的五个不同分支：
芬兰语言学家朱科·林斯泰特（Jouko Lindstedt）在2000年计算出一个“巴尔干化指数”，它为每种巴尔干语言提供了一个与巴尔干语言联盟共享特征数量成正比的分数。结果是：
另一种可能受巴尔干语言联盟影响的语言是犹太西班牙语的巴尔干赛法迪犹太人变体。共享的语法特征（尤其是时态系统）很可能是从希腊语借来的。
这些特征的来源及方向长期以来争议不断，有各种理论。
由于这些特征中的大部分在其他斯拉夫或罗曼语中找不到，早期的研究人员，包括Kopitar，认为它们一定是从古巴尔干诸语言（如伊利里亚语、色雷斯语和达契亚语）继承，形成现代巴尔干语言的底层。但由于我们目前对古巴尔干语言知之甚少，因此尚无法确定这些特征是否存在。共享古巴尔干特征的最强候选是后置冠词。
克里斯蒂安·桑德菲尔德（Kristian Sandfeld）于1930年提出的另一个理论是，这些特征完全是受希腊影响，假设由于希腊始终有“与邻国相比优越的文明”，因此希腊语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借用其语言特征。然而，古希腊方言中没有巴尔干方言，因此与其他地区语言共有的特征似乎是后古典的创新。此外，希腊语似乎只是巴尔干语言联盟的外围，缺乏部分重要特征，例如后置冠词。尽管如此，希腊语确实与其他语言共有一些特征（失去与格、用虚拟结构代替不定式、附词宾语、通过助动词“想要”形成将来时）可能起源于中古希腊语，并传播到其他语言受拜占庭影响的语言。
罗马帝国统治着所有巴尔干地区，拉丁语的地方变体可能在那里的所有语言上都留下了印记，这些语言后来成为斯拉夫新移民的基础。此说由乔治·索尔塔（Georg Solta）提出。这个理论的弱点是其他罗曼语几乎都没有这些特征，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巴尔干罗曼人被隔离了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它们。阿罗马尼亚语到马其顿语可能存在结构借用或“语言仿译”但这仍然不能解释这些创新在阿罗曼语中的起源。带有助动词“有”（一些巴尔干语言与西欧语言共享）的分析是唯一可以相当安全地追溯到拉丁语的特征。
由波兰学者兹比格涅夫·戈翁布（Zbigniew Gołąb）提出的最普遍接受的理论是，巴尔干语言共享的创新来自不同的来源，是语言相互影响的结果：一些特征可以追溯到拉丁语、斯拉夫语或希腊语，而另一些只有罗马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马其顿语和保加利亚语共享的特征，才能用罗马化（罗马尼亚语）或斯拉夫化（保加利亚语）后保留的底层来解释。阿尔巴尼亚语受拉丁语和斯拉夫语的影响，但保留了许多原始特征。
有几个论点支持这一理论。首先，在动荡的巴尔干半岛历史中，许多人会搬到另一个住着别的种族的地方。这些小团体通常很快被同化，有时会在他们掌握的新语言中留下痕迹。其次，在现代之前，巴尔干地区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很常见，语言漂变很快就会传播到其他语言。第三，拥有最多“巴尔干语”的方言是那些人们与许多其他语言的人接触过的地区的方言。
格数量减少了，有几种格被介词取代，唯一的例外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中，这种发展则实际上导致了除呼格之外的所有格的丢失。
巴尔干语言一般具有的格系统是：巴尔干语言中属格和与格（或对应的前置结构）经历语形融合。
例如： 注意：在罗马尼亚语中这是一个例外，它仅适用于指代个别国家，例如、等。规则是“进”修饰目的地时译作“”，如、、、等，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使用相同的介词来表示方向和位置。
将来时通过意为“将要、想要”的助词或助动词以分析语的方式产生，这一过程又称为“去能愿”，类似于汉语中将来时的产生方式。此特征在每种语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脱范畴化（decategoralization）在古书面罗马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不明显，两种语言中将来时标记仍是屈折助词。现代希腊语、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阿罗马尼亚语和罗马尼亚语口语中，脱范畴化和侵蚀产生了不屈折的时态形式，动词的固定的第三人称单数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助词，后跟主要动词会因人称屈折（比较罗马尼亚语第一人称单数、第二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不变的>现代的）。某些托尔拉库方言也有一个固定的将来时标记，其形式是动词“想要”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我会看”，（）“你会看”，" （）“他/她/它会看”。
必然完成时通过动词“有”和常有的过去被动分词形成，类似于日耳曼语和其他罗曼语语言中的结构：罗马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我已经答应了”。一个不太典型的例子是希腊语，其中动词“有”后跟所谓（“不变形式”，历史上曾称“不定过去完成时”）：。保加利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结构，它们从普通斯拉夫语中继承了一个由动词“在”和过去主动分词组成的必然完成式：，（保）/，（塞-克）-“我已经答应了”（字面上“我正有-答应了”）。马其顿语是第三种斯拉夫语，与罗马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相似，有非常典型的巴尔干结构，由动词'“有”和过去被动分词（，=“我已经答应了”）组成。马其顿语也有用“在”的完成时，这一点和保加利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一样。
所谓“再述语气”（Renarrative mood）是包括土耳其语在内的巴尔干语言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它用于不是基于直接观察或常识的陈述，而是重复其他人所说的内容。例如，马其顿语Патот бил затворен意为“道路已经关闭（只是我听说）”。使用陈述语气并声明“Патот беше затворен”的说话者则暗示他们亲眼目睹了道路的封闭。 在早期希腊创新之后，不定式的使用（在与一些巴尔干语言相关的其他语言中很常见，例如罗曼语和斯拉夫语）通常被虚拟结构所取代。例如，几种巴尔干语言中的“我想写”：
但这里有一个保存在保加利亚语中的例子： 仅包含虚拟式结构的句子可用于表达愿望、温和的命令、意图或建议。
除了希腊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罗姆语外，联盟中的所有语言的定冠词都加在名词末尾。除了俄语北部方言外没有任何相关语言（如其他罗曼语言或斯拉夫语言）具有此特征，它被认为是在巴尔干地区创造和传播的创新。东南斯拉夫亚语支的后置冠词可能是东罗曼语支语言在中世纪影响的结果。然而，每种语言的冠词都是其内部自己产生的，所以罗马尼亚语冠词与意大利语、法语等的冠词（和指示代词）有关，而保加利亚语冠词则和其他斯拉夫语的指示代词有关。
斯拉夫式的10到20间的数字构成方式也被称为“抑压式”，很普遍，如“1+上+10”表示11。希腊语不遵循这一规律。
直接和间接宾语在动词短语中被一个附着语素（弱）代词交叉指代或倍增，在性、数、格或格功能上与宾语一致。这可以在罗马尼亚语、希腊语、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中找到。在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中，此特征显示出完全语法化的结构，并且对间接宾语和在一定程度上确定的直接宾语来说是强制性的；然而，在保加利亚语中，它是可选的，具体使用基于语境。在希腊语中，该结构与无附词结构形成对比，并将交叉引用的对象标记为主题。马其顿西南部似乎是此创新的发源地。 注意：正常语序（SVO）中的通格没有附词：“Гледам Георги”。然而，带有附加附着代词的形式也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用于强调：“Гледам го Георги”。在主题化宾语（OVS语序）的情况下，附词是强制性的，它也用作被动结构的常用口语等价物。“Георги го гледам”。
通过前置标记用分析性形容词替换合成形容词比较形式是常见的。这些标记是：
马其顿语和现代希腊语保留了一些较早的合成形式。在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中，这些本身已成为普通形容词，无法[进一步]进行比较。这在马其顿语中更为明显：виш=“更高、上级”，ниж= “更低、下级”。与保加利亚语中的类似结构比较：висш（-（ия（т））/а（та）/о（то）/и（те））=“更高（的）、上级”（по-висш（-（ия（т））/а（та）/о（то）/и（те））=“[更]高、[更]上级”；най-висш（-（ия（т））/о（то）/а（та）/и（те））=“（[最]）高”；нисш（有时也可拼成низш）=“低、更低”，它也可以像上面的 'висш' 那样具有进一步的比较级或最高级。
与其他印欧语言不同，这些语言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形容词“好”和“坏”缺乏补充比较级。
此外，还可以找到一些常见的后缀，例如斯拉夫语的指小后缀（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 "-ovo" "-ica"可以在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罗马尼亚语中找到。
约有数百个单词在巴尔干语言联盟中常见；它们中的大多数的起源是希腊语、保加利亚语或土耳其语，因为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稍晚的奥斯曼帝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上都直接控制着这片领土，对其文化和经济产生了强烈影响。
阿尔巴尼亚语、阿罗曼语、保加利亚语、希腊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马其顿语也有大量不同来源的词：
除了直接借用外，还有许多从一种巴尔干语传递到另一种巴尔干语的仿译，其中大部分在阿尔巴尼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希腊语、阿罗曼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
例如，（水果）“成熟”这个词在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和（很少）在希腊语（piqem、a （se） coace、ψήνομαι），来自土耳其语pişmek，派生自“烤”（pjek、a coace、ψήνω）。
注意：在古教会斯拉夫语和古东南斯拉夫方言中，сполай（j） ти （spolaj ti）通常用于表示感谢，源自拜占庭希腊语εἰς πολλὰ ἔτη（is polla eti）。
“做不做”的惯用表达形式和汉语一样是“-不-”。
这也存在于其他斯拉夫语言中，如波兰语chcąc nie chcąc。这个特征也出现在希腊语中，但在其他一些巴尔干语言中没有；中央元音存在于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一些方言中，但在希腊语或标准马其顿语中没有。
不太普遍的特征主要限于罗马尼亚语或阿尔巴尼亚语，或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