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
《戊戌政变记》是梁启超撰写的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共五篇，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书中详细记载了戊戌变法的发起、过程与终结，从亲历者角度分析了戊戌变法的前因后果，是研究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著述。
梁启超，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清末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
1898年11月，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弟冯紫珊资助下创办《清议报》，在报上刊载《戊戌政变记》。 中日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给平静、苟安的中国社会沉重一击。诚如 梁启超在此篇开头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甲午战败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人民大众、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在朝官员、封疆大吏都卷入为国家、为民族而忧虑、而愤慨、而抗争的热潮之中。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都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表达爱国的热忱。然而，既不能再战、和又受屈辱的形势已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十分愤慨，痛定思痛，把谴责的目标集中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受到维新改革的必要。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发动了 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
1895年3月， 康有为、 梁启超以举人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试。4月，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舆论沸腾，立即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热潮。由 梁启超等发起，联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共推 康有为起草万言书，集合了一千多名举人签名。5月2日，举人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向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张迁都与日本再战，而更重要的是“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清朝本来有严禁读书人干预朝政的制度， 公车上书冲破了朝廷的禁令，向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勇敢地提出社会制度的改革方案，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色彩。
“ 公车上书”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两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另一方面是上书皇帝，即“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 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的活动方式是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在兴 民权、开民智的思想指导下，冲破封建朝廷的禁令，争取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主要内容。 维新派在大力开展立学会、办报纸的群众活动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上书皇帝。他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把变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以为只要皇帝赞成变法，下一纸诏书，全国实行起来，事情就可以解决。为些， 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屡次受到封建 顽固派的阻挠，第六次上书终于上达，这份上书对光绪帝痛下决心颁布“明定国是”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百日维新的新政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的历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改革。1898年，维新改革的新政时期开始。
正当 维新运动进入高峰， 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也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 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和外，还有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 皇太后前谢恩。这道上谕暴露了 慈禧太后企图再度“临朝 训政”的野心。按成例，凡已归政的 太上皇、 皇太后有赏于大臣，应由皇帝代奏谢恩，表示尊崇。现在 慈禧太后突然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显然是她企图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皇帝任命 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枢密权力中心。其二，任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 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 荣禄本是朝廷京官，时任 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在军机大臣翁同和被罢免之后，西太后有意将军机大臣的职位授与 荣禄。 荣禄却自求 北洋大臣职，“意在揽握兵权”。 慈禧太后通过 荣禄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政时期， 慈禧太后和 守旧派积极策划废光绪皇帝。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等率属僚数十人一起跪在 慈禧太后面前，控告光绪。 守旧派又运动手握重兵的 荣禄策划政变。 荣禄本人也以密谋政变为己任，曾扬言：“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在他离京上任时，曾亲自再三恳请 慈禧太后 训政，与 慈禧太后多次密商，政变的阴谋在 守旧派的最上层集团中有所酝酿。待慈禧太后为 守旧派抓住军政实权后，他们便认为稳操胜券，“西后与 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
荣禄这时对守旧诸人求助的答复是：“如俟其乱闹数日，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手？”此外，满洲权贵、内务府诸臣率先奔赴颐和园，跪清 慈禧太后临朝“ 训政”。御史杨崇伊拟请太后 训政的奏折得到 荣禄、庆亲王奕?诸权贵的赞同。 训政虽未立即实现，但政变的酝酿已接近成熟。9月21日凌晨，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天宣布 训政，由她重新掌握政权。关于这次“ 训政”， 梁启超认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在书中， 梁启超说：“或问曰：‘今次之政变，不过垂帘 训政而已，废立之说，虽道路纷传，然未见诸实事。今子乃指之为废立，得无失实乎？’答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何在乎？为其有君天下之权耳。既篡君权，岂得复谓之有君？夫历代史传载母后乱政之事，垂以为诫者，既不一而足矣。然历代母后垂帘，皆因嗣君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多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率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慈禧“ 训政”之后，维新变法遂告失败。
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指，直接朝向封建 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因此，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官僚必然进行抵制和攻击。 维新派的革新进取精神和惊世骇俗的举动也为因循守旧的世俗所不容而遭致非议。 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更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便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表示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吏部侍郎 汪鸣銮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受到光绪几次召见，为 慈禧太后所猜忌，被革职。 户部侍郎长麟反对撤帘归政的 慈禧太后操纵政权，掣肘光绪，也被革职。珍妃的亲兄、时任 礼部侍郎志锐在 甲午战争中支持光绪主战，弹劾李鸿章妥协避战、因循玩误、被 慈禧太后贬往新疆乌里雅苏台。
翁同龢的门生、受到光绪皇帝厚遇的翰林院 侍读学士文廷式，由于力主变法，与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常集合开明官员、维新人士议论时政，被 慈禧太后逼光绪下令将他革职，驱逐回籍。翁门弟子 张謇慑于 慈禧太后的淫威，引退回籍，转而经营工商业。百日维新伊始， 翁同龢为光绪皇帝起草“ 明定国是”上谕，为 慈禧太后所忌恨，终于于“明定国是”后的第四天被“开除回籍”。至此，光绪的亲信大臣基本上被革斥殆尽， 慈禧太后逐步地将光绪的羽翼全部剪除。
1898年八、九月间， 守旧派企图政变的迹象逐渐显露，维新派不能不筹划对策。康有为想争取袁世凯。以借用其武力保卫新政。 袁世凯为人阴险狡诈。他投机加入强学会，表示拥护维新变法，但他又是 荣禄的亲信将领之一。在 荣禄的北洋三军里，他统率的乃是清军中的劲旅。凭靠这支军队， 袁世凯成为军队的实力派。 维新派被 袁世凯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想依靠他来保护新政。 康有为向光绪推荐 袁世凯，还写了一道密折交谭嗣同递上，请求光绪“结袁以备不测”，意思是要联络袁世凯，依靠其武力。以防备事变，指出这是解救当前危局的唯一办法。
光绪采纳 康有为的建议，连续两天召见 袁世凯，授予侍郎侯补，专办练兵事宜，并嘱袁世凯：“此后可与 荣禄各办各事”，意为不受荣禄节制。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时局紧迫之际，光绪皇帝特地密诏给杨锐，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尔等与林旭、 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 封奏。” 维新派又听说 顽固派策划趁十月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让 谭嗣同说服 袁世凯，叫袁世凯举兵勤王，杀 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他们把皇上的命运，他们自己的命运、连同整个新政的命运全都寄托在 袁世凯身上。但 袁世凯阴谋骗过 维新派诸人，于9月20日向光绪请训回到天津后，便向荣禄告密。然而， 荣禄尚未来得及报告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已在北京发动了政变。这就是 戊戌政变。
政变后，大部分新政被推翻、废止，重行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合结社；新政所裁减的闲散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复，又废农工商总局；恢复马步箭弓刀石的武试和八股取士的文试制度，罢经济特科，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大权被 慈禧太后所掌握，皇帝徒有虚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
维新派惨遭迫害，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 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就义。御史杨深秀临危不惧，在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追捕 维新派的恐怖气氛里，他抗疏直言，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后来被捕入狱。与 谭嗣同一起被杀害。此外，还有 刘光第、 林旭、 杨锐、康广仁同时遇难，史称 戊戌六君子。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失败了。 梁启超在此书第三篇《政变前记》中分析了政变的原因。他认为，“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太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太后与皇上长期格格不入，矛盾甚多，这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改革受到了 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新政的改革由于冲击到一部分守旧人物的既得利益，因此 守旧派拼死反对，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力。反对新政最力的是枢臣大吏和 督抚大员，他们本来是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旧制度使他们有权有势，旧的统治秩序、旧的政策法令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变革就会使他们失去一切。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新政。
百日维新的新政诏书连篇颁发，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只有李端棻一人讲新政，地方 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法比较得力。除此以外，各部堂官和各省 督抚都观望、延宕、抵制，公开反对，拒不奉诏，形成“明诏但言其始，则彼必不竞其终”的局面。 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打击、抑制守旧官僚的嚣张气焰，扶持推行新政的 督抚。然而，守旧大臣既然有握有实权的慈禧作后盾，那么，严惩、严斥的诏令又哪能吓退这些人呢？新旧势力的斗争在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就进入了决战阶段， 戊戌政变便是它的最后结局。
改革遇到的另一种阻力是 守旧派的敷衍因循。晚清的封建 守旧派是一个没落的政治集团，他们推行因循守旧的政策。这种人对于改革、对于新事物必然反对，处处掣肘新政。在改革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新政的一大障碍。
梁启超在《政变前记》中指出，“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但除旧必有损于一部分官僚的利益，如裁减闲散衙门、裁减冗员的改革，使一批守旧官僚面临失去权势的可能，因此引起的震动也非同小可。这项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官僚见诏书颁发，与 维新派更是势不两立。他们采用种种手法破坏这项改革，或者造谣惑众，或者上书恫吓。极力阻挠新政。
改革还受到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受旧的习惯势力约束的人们，他们往往容易受 顽固派的驱使和煽动，成为被顽固派所利用的、人数庞大的力量。由此可见，反对维新改革的人群庞杂，势力相当强大，“而改革党人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之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血刃也得乎？” 维新派势单力孤，他们没有军政实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只有一个傀儡皇帝，而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地位也朝夕难保。这就决定了在新旧势力的交战中维新派必然失败。
维新变法在 戊戌政变后宣告失败。 慈禧太后重新垂帘“ 训政”。清政府到处搜捕 维新派。有不少官员被革职发配， 康广仁、 杨深秀、 杨锐、 林旭、 刘光第、 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史称“ 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在此篇中对以上六人表示沉痛的惋惜，对于 清政府这种残害志士的暴行进行了指责：“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者更无论也。”后来这一篇单独成书，又名《戊戌六君子传》。
戊戌政变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康有为、 梁启超，查封《时务报》，禁毁康梁的所有著作，传阅者治罪。这是乾隆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书禁，也是封建时代最后一次书禁。在这种情况下，此书也未能幸免。
就单行本而言，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九卷本，最早为1899年横滨清议报社印九卷本，随后有新民丛报社印九卷本等，1957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第16版九卷本。另一为八卷本，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最早的八卷本出现在1907年之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是这个版本，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戊变法》同样收录了八卷本，1954年中华书局又根据《饮冰室合集》本印行了单行本。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清议报》连载本和横滨清议报社铅印九卷本，但是为了方便查对，引用的文字一般标出其在中华书局重印本中的位置。关于九卷本和八卷本的差异情况，本文依从刘凤翰的研究成果，请参阅刘凤翰《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