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程2010
《議程2010》（）是德國改革與勞動市場改革的一大計畫，2003至2005年間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綠黨共組的聯合政府大力推動。其最重要的內容，甚至十年之後（2013）仍最熱門、影響德國社會安全與福利制度最深遠的的改革議題，是所謂的「哈茨一到四方案」，尤其是「哈茨四」裡面關於失業保險和基本安定津貼（）的部分。
《議程2010》這名稱直指歐盟的另一計畫。歐盟各國領袖2000年時於葡萄牙舉行了一場特別高峰會，決議依據所謂的《》要打造歐盟到2010年成為「全世界最具競爭力、最有動能的知識經濟領域」。
時序跨過2000年之後，剛上路的歐元區經濟表現停滯，德國的GDP成長率連續3年在零上徘徊，2003年預測將負成長，失業人數突破400萬（超越7%）。景氣不佳使政府稅收大減，加上大量失業使得社會安全體系（失業保險、貧困救助）負擔沉重瀕臨崩盤，老年化社會的隱憂終於在戰後嬰兒潮紛紛退休，生育率世界第一低的夾擊之下，使得退休金支付爆增、收入銳減。其他還有東西德合併後，必須長年投注大筆資金拉抬前東德各邦的生活水準；德國歷史悠久，向來被稱羨的優沃勞工保障和社會保險反而成為企業在不景氣時投資的顧慮……等等。當時的德國竟然被視為「歐洲病夫」（）。時任德國總理的施洛德認為「不能再這樣下去」。
施洛德政府在2002年初委託由企業家領銜的「哈茨小組」研議改造勞動市場、促進就業、減少社福支出的方案，該小組在2002年8月完成研究，發表了「哈茨方案」。2002年底國會大選後，施洛德連任為第15屆總理，德國素負盛名的經濟智庫「」發表了《給新政府頭100天的經濟政策建言》，這份國是建言並刊登在德國極具公信力的經濟學期刊《Capital》上，許多建議被新政府採納。「哈茨方案」加上這份一百天建言，再加上施洛德在第14屆總理任期時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共同發表的，便成為《議程2010》的核心內涵。
2003年3月14日，施洛德以總理身分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正式宣佈《議程2010》：「這計畫將在2010把國家帶到福祉和就業的巔峰！」關於《議程2010》的目標，施洛德特別強調「改善基礎條件，帶來更多的經濟成長，創造更多的就業」，以及「社會國的轉型與更新」。不過他這番宣言裡也高聲疾呼：「我們要削減國家支出，敦促個人自己負責生活，每個人都要為自己付出更多！」「降低失業給付以刺激求職之努力！」「之前有賺，社會福利才能給！」。不過各面向的相關措施都帶來嚴重的爭議，就連自家社民黨裡都有反對者。
社民黨裡堅守左派立場的多位國會議員和黨員於4月發起異議連署「給SPD高層：我們才是黨！」。施洛德對此迅速反應，召開6月1日的黨代表特別大會，宣示若黨不支持《議程2010》他就辭去德國總理，社民黨聯邦層級理事會以《議程2010》為內涵所提出的黨綱修正案因此獲得80%支持通過；然後綠黨在6月14、15日的黨代表大會上也以90%高票通過支持《議程2010》。上述社民黨內部的異議連署，在施洛德的強勢之下沒能獲得認同，部分幹部因此退黨自立門戶，兩年間社民黨流失數萬黨員。
此計畫的大部分內容受到在野黨的支持，包括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和自由民主黨（）也積極參與發展。在施洛德卸任後，繼任聯邦總理安格拉·梅克爾2005年11月3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裡提到：「我個人要對前任總理施洛德表示感謝，他用《議程2010》勇敢、果決地撞開了改革的大門，並排除萬難貫徹了。」
《議程2010》落實了幾項對資方特別友善的優惠政策理念：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國家不可能下道指令就創造出職缺，也不應該透過公共支出來穩固既有職位或創造新職缺，只能透過經濟優惠措施，給私人投資者誘因去加強投資，從中創造新的職缺。
從2004年開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將進行調降，最低稅級稅率從2003年的19.9%，逐年到2009年調降為14%；最高稅級稅率則自2003年的48.5%，逐年到2005年調降為42%；而2007年在原本的最高級（應稅所得52,152歐元起）上面再加一級（應稅所得25萬1歐元起），稅率為45%。
此外，所得稅也從2002年的7,235歐元，2004年調高到7,664歐元，2009年調高到7,834歐元，2010年調高到8,004歐元，2013年調高到8,130歐元，2014年預定調高為8,354歐元。預計以低收入者受惠最多。
最重要的指導精神是：「扶助並要求」（Fördern und Fordern），「叫每個能工作的人都去找工作」，反過來說，「不努力的人，社福給付就會被縮減」。增加就業，便能增加自己負責生活的人，增加稅收，增加社會保險的收入，減少社福領取者；在良好的想像中，一切社會問題和財政問題都能因就業而減輕、解決。德國的小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的表現多年敬陪末座，引起全國一片檢討教育體制的聲音。除了小學教育以外，高等教育漸漸失去優勢。人力資源既為國家重要資產，投資與改革教育體制勢在必行：
立法通過並推行《法定健康保險之現代化法案》（），主要目的在健全收入來源、減少不必要的給付，以免健保破產，並能永續經營。法定健康保險，留德的中文使用人士慣稱「公保」，但其實是任何私人保險公司，只要符合法定規格的都用此名稱。
法定退休保險（），任何受薪階級皆有義務加保。此外，只要被德國法看作勞動力（未因傷病退出勞動市場，或者持有工作許可的外國人），即使當前未具備加保義務，也可以自願加保。
改革目標與健保相同：健全收入來源、減少不必要的給付，以免退休基金破產，並能永續經營。對《議程2010》的第一道批評发生在2003年5月23日：400位學者連署呼籲「要改革福利國家，不要解組福利国家－－要對抗失業，不要處罰失業！」 之後並不斷有學者加入連署。
2003年還有另一些反對的聲音，他們指責《議程2010》是在「破壞既有的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並要求「所有的全職工作都短一點」。也有質疑「Hartz IV－讓勞動市場更能迎向未來的改革？還是向大量失業投降？請給所有人一個新的工作條件」。
2003年10月，萊比錫大學經濟學教授Spiridon Paraskewopoulos就公開質疑：《議程2010》是否真能推動「經濟體系改造」？他指出德國經濟狀況：「近來的數據顯示德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國，這表示德國擁有強勁的競爭力，在世界貿易中佔有優勢。然而這些幫助德國成功迄今的經濟秩序架構，在一些所謂專家的眼中，在聯邦政府的眼中，在在野黨和媒體的眼中，卻已不適於處理今日的問題。 [...] 他們還說，德國的國民經濟不再能維持目前看來是德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系和社會安全體系。」
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反對聲浪則匯聚成主筆的《改革謊言》（）一書。
「失業金一」（）縮短為（原則上）上限12個月，一年之後若仍失業，就只能領取跟流浪漢一樣名義的「基本安定津貼」（俗稱「哈茨四」，分為四類：有工作意願的失業者領取的叫「失業金二」（），流浪漢領取的是「社會救助」（），但給付水準相同）。這逼著有尊嚴的失業者，若不想被國家看作跟流浪漢同等級，就得退出職業生涯回歸家庭（尤其女性），或者只好去接受低薪工作。年紀越大受影響越深，因為年紀越大轉職難度越高，而原先工作領域的景氣往往不是一年之內就能回復。此外，制度設計之目標：透過良好的政府就業輔導而提高仲介成功率，必須以市場上的職缺皆有適當薪資為前提；而這前提一如以往地不存在。隨著勞動市場改革方案，政府對失業者的每日生活監控越來越深（例如：離開戶籍地時必須報備，每週必須投遞規定份數的履歷）；一方面，失業者因此感覺被政府鄙視；另一方面，政府就業輔導部門官僚作業的緩慢也日增。有鑑於此，反對者要求引進基本工資的呼聲也就愈烈。
而《議程2010》裡將「失業」一詞重新定義，也造成失業率似乎下降的假象。依據德國《社會法第3部》第16條，失業是指「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願，且現在無業者」；而有工作意願的證明是，「在聯邦勞動局登記為失業」（以便開始接受政府的就業輔導），這也是官方失業率數字的來源。然而，許多失業者沒有向政府登記為失業，也因此根本沒領取「失業金一」。之所以不登記，考慮的點主要在於： 所以在《議程2010》的新定義之下，失業率的下降並非都是找到了工作。有人出於隱私或尊嚴的考量不申報失業，有人乾脆退出職場、退回家庭。
雖然「哈茨四」的規定中對於不努力找工作的人有懲罰：每個月都必須去一定份數工作應徵，以及接受JobCenter安排的職訓。若有雇主願意提供工作卻不去，或是若拒絕職訓，第一次拒絕者扣每個月津貼30%，第二次扣每個月60%，第三次拒絕就沒錢領了，只剩下必要的租屋和暖氣補貼。然而就算如此以懲罰相逼，根據聯邦勞動局（）的統計，自2005年此法案實施以來，每年都有400-500萬人領取「哈茨四」，其中有108萬人從那時到現在都還在領取每月兩三百歐元的生活費，也就是長期失業難以就業。
一個經常被提出的批評是：降低的失業率數字，是用許多行業裡在職者的風險提高所換來的。因為《議程2010》大幅擴張了勞動派遣的合法範圍。 尤其是刪除了派遣契約的時間限制，使得派遣工作這種高風險的勞僱關係變成長期的理所當然。勞動派遣可以大幅節省雇主的人事費用，因此「喜愛日廣」。 派遣勞工從2003年的32萬人，急速上升到2011年的90萬人（見德文維基：）。人們批評社會民主黨：這已不再是社會民主的政策。
近來因為派遣制度的擴大適用，而陸續爆發和Amazon.de醜聞。總部在德國、分店遍及全歐的連鎖藥妝店Schlecker，在2008-2011年間將大部分基層正職員工開除（約4300人），設立派遣子公司，用派遣的方式雇回同一批人，藉此降低薪資、減少社會保險和健保的雇主負擔；醜聞爆發後Schlecker於2012年倒閉。網路商店Amazon.de於2013年2月被證實，在物流中心裡除管理階層外，幾乎只僱用低薪的派遣工，經常性的超時工作，以及不人道的、納粹集中營方式的保全管理；新聞爆發後Amazon.de迅速更換了保全公司，但一個月後表示仍要繼續使用派遣工。
工會和許多社會團體指責《議程2010》的架構是嚴重侵蝕「」（）這個德國的立國原則。
2007年12月，位於柏林的在一份針對「第二類失業金」（）的研究中得出：「將失業扶助與社會救助一起放在基本安定津貼制度中，意味著對於半數以上人的收入削減。大概只有1/3的人因為這次改革而改善個人的經濟狀況。[…] 領取津貼者落入貧窮線的比例，在改革前大約一半，改革後變成了2/3。」亦即：把長期（一年以上）失業者與需要社會救助者等同處理，導致貧窮人數的擴大。
許多批評者認為，《議程2010》所規劃的措施只能短期解決退休基金和健保基金入不敷出的問題，真正能長期解決問題的是更多的工作位置，以提高的繳費人數。而要提高職缺，應該降低。
在健保改革的方面，經常被講的關鍵字是「次等醫療」，某些疾病甚至病患得自己付錢才能取得最重要的醫療。反之，支持《議程2010》的政府和在野黨說：醫療的基本照護一如往常地獲得確保。
左派人士提出的指責是，《議程2010》的勞動市場政策助長了歐元區不穩定。單面向地提高出口競爭力，而沒有配合提高工資（例：擴大派遣工的合法範圍），導致在歐元區內不公平的競爭，也讓投資人對歐元區其它國家減弱信心，儘管它們並未推出使社會解組的政策。助長「」，是哈茨方案反對者最常用來責備政府的理由之一。甚至政府、國會自己都帶頭示範，雇用派遣工當文書人員，給予（OECD定義：低於該國薪資中位數的2/3以下），這些人甚至必須倚賴「哈茨四」的補貼，才能把收入「墊高」（）到370歐元/月（2013年起為382歐元），才勉強可度日。
批評者主張，《議程2010》運作至今，也給消費市場帶來不良後果。例如德國金融時報的經濟首席記者在他主筆的專欄中主張：《議程2010》對經濟力道只有「相當有限的」提升，但同時帶來更多的「附加傷害」，例如消費者害怕成為「Hartz-IV」（基本安定津貼）的領取者，而對消費轉趨保守；這使得經濟成長力道再次弱化。
雖然是否持平而論《議程2010》所帶來的才是一個（即使經濟強勁如德國的）社會負擔得起的社會安全體系，這類長期效果仍待評估，但因為上述的勞工處境劣化、社會保險給付削減等等，都是在《議程2010》實施後短期看得到的影響，使得《議程2010》被許多社會主義傾向的人、尤其被社會民主黨的基層視為偏離社會民主路線。 雖然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失去政權，但法國卻急著向施洛德、向《議程2010》學習。法國第23任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在競選連任時，特地邀請施洛德到總統官邸作客，請教振興經濟的良藥。不過薩科齊後來敗選，未能連任成功。
社會民主黨內部，由於「不社會民主」的批評以及眾叛親離的下場，長年羞於擁抱《議程2010》的成果，敢公開主張這是社民黨功勞的黨領導階層寥寥可數。反而是2005年時打敗他們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以及其黨主席即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因為德國經濟表現亮眼而在歐洲政壇呼風喚雨。直到2013年，《議程2010》屆滿10週年時，才敢公開大肆慶祝。
《議程2010》五週年時，2008年的幾份政策評估報告指出，《議程2010》對於促進就業有持續的正面效果。
例如2008年3月，《議程2010》5週年時，位於柏林的（DIW）提出一份評估報告，作者Brenke和指出：「雖然今日的經濟成長力道不若以前強勁...但就業狀況相比工作量來說已有改善...失業率也下降了」。他們也說：「特別明顯的是，長期失業的情況明顯減少－－與以往的經濟循環相較，這是個新現象。」「這幾年德國強勁的經濟動能，創造出來的主要是有社會保險義務的全職或半職工作，而迷你工作（）幾乎沒有增加。」「以往最成問題的年齡層，亦即勞動市場上的年輕人和較老的人，失業率也超出平均水準地降低。」「這些改變不能歸因於景氣循環，也不能說是政府短期擴大就業方案或就學進修方案（全職學生不計入勞動力）而使就業數字暫時美化，因為實際上這些措施是大幅減少的。」「如果這些都不是原因，失業率的全面下降，就是《議程2010》的功勞了」。
2011年12月，一份來自台灣的研究指出，《議程2010》實施後GDP短降長升，失業率短升長降，二者在歐洲傲視群倫，可視為《議程2010》的成功之處。但這是用受薪階級平均薪資降低（工會妥協，降薪以換取不解僱），迷你工作（，月薪400歐元以下（2013起調為450歐元以下）的零工）的人數大增以及貧富差距擴大，尤其性別差距（迷你工作者2/3為女性）和族群差距（外籍移民從事迷你工作的比例高）換來的。簡言之，「社會福利向經濟發展妥協讓出優先順位」，「用犧牲弱勢團體補助和加重中低階層的負擔做為實質減少政府負擔的手段」，德國的政治傳統，「社會福利國的體制與願景，再一次於市場經濟和現實的合力打擊下碎落一地」。
2012年11月，德國聯邦家庭部委託的研究也在就業和受薪的性別差距方面得出負面結論：「迷你工作（Minijob）不是如同當初設想的，成為通往全職工作的橋樑，而是將500萬人綁在終身的低收入、經濟上無能為力。」「只有14%後來找到全職工作，26%找到半職（每週20小時以上）工作。剩下超過50%的人，只能一輩子從事迷你工作。」「迷你工作的從業者2/3是婦女，而對婦女來說，這使她們只能更加依賴配偶，失去許多自由...不敢離婚的老年退休金也比有全職工作的丈夫低很多。」
2013年3月，《議程2010》實施滿10年，政府、政黨、研究機構、媒體紛紛提出回顧與討論。
3月13日，啟動《議程2010》的德國前總理施洛德（2005年卸任後已退出政壇）受邀訪問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時，在主議題之外也談論到十週年得失：
同日，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政治學教授Karl-Rudolf Korte接受德國廣播電台專訪時表示：「從經濟上來看，的確可以說《議程2010》改善了德國的經濟體質，提升並確保了全民福祉」。「由一個正好是左派政黨的社會民主黨、一位正好是社會民主黨人出任之聯邦總理，來削減社會福利體制，並非偶然。從世界歷史上的大事件看來反而是很合理的，因為他們才看得到自己政黨的路線若極端貫徹下去會帶來什麼不良後果，也只有他們才有地位去推動政黨轉型。」「如果當時什麼都沒做，德國的社會福利體制也撐不到今日。」
3月12日，在施洛德拜訪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的同一天，一部分成員分裂自社會民主黨的左黨一貫地抨擊《議程2010》是錯誤的政策，「帶來了在德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社會國之瓦解」，「社民黨現在的選舉政見都是為這後果縫縫補補擦屁股」。
同日，傾左立場的taz報紙批評：「《議程2010》和執政聯盟的稅改，只是減輕企業主和頂級收入族群的負擔，同時縮減了給中產階級失業時的補助。」
3月14日，一些當年向社會民主黨提出異議請願書的黨員或前黨員，接受南德日報（）訪問時表示：他們認為《議程2010》經過十年的表現和修補，證明仍是錯的。現今仍為社民黨國會議員的Klaus Barthel評價說：「好的部分是：能源結構轉型，全天制幼稚園，育兒補助，教育補助」；「但勞動市場改革儘管一再推出修補，仍是讓情況變糟 」；「所謂的勞動市場彈性化，結果加速、加深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受薪階級的不安定，與貧窮化」；「在稅制、退休金、健保體系方面的社會傾斜倒是越來越完善了」。
《南德日報》2013年3月9日細數《議程2010》十年來的成敗：
《明鏡online》諷刺道：「誰能想到，Hartz IV真的能創造工作！至少在社會法院，因為每18分鐘，柏林就有一個就業中心（JobCenter）被告，郵差和收發室人員忙進忙出，工作好多。」
前面提到，《議程2010》十年來，有108萬人從2005至2013都在領「Hartz IV」，找不到工作。德國左派黨批評：問題不在於他們不認真找工作或懶惰不工作，而是就業市場的工作量就是不夠多；以Sachsen-Anhalt邦為例，依據該邦政府的統計資料，從2000年到2011年，總工時甚至還下降了11%；沒有更多的工作位置，怎麼養更多人？
關於就業市場的總工作量，宏觀經濟與景氣研究所（）2013年3月號的期刊論文指出：跟1994年相比，德國的總工作量（以總工時衡量）沒有增加，但就業總人口增加了，這是透過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用降低平均每人工時的方式，達到了明顯的就業增加。就具體現象而言，全職的崗位變少，半職、零工、自由業的崗位變多。
對於這個分析，法蘭克福大眾報（）反駁道：不應該跟1994的數字比較，而是應該看實施《議程2010》的2003年以來改變多少－－總工時增加了4%。但法蘭克福大眾報的評論員也承認：儘管《議程2010》實施以來德國就業市場的工作量增加了（理論上可以餵養更多職位），但增加的就業類型卻是半職、兼職、零工等較多，而且這些部門多是女性；此外，高薪的職位每人平均工時下降較多，低薪職位下降較少，這意味著長時間工作的不平等現象加強了（上閒下苦）。但法蘭克福大眾報的立場是看好這樣的「不平等」：「工時的不平等，正顯示出就業市場的個人化，工時能被量身訂做。」「部分工時的職位，讓人們可以選擇家庭和工作之間的平衡。」「婦女就業增加了，打破以往家庭以男性就業為常態的現象，難道不好嗎？」「工會不也是一直要求縮短每週工時嗎？」「不管怎麼說，事實都是《議程2010》增加了就業人數，也增加了就業市場總工作量。」
然而若更深入閱讀宏觀經濟與景氣研究所的該篇論文，便能得知法蘭克福大眾報的（不正確）批評是基於對經濟分析理論的不熟稔：
附帶一提的是：德國這些「在企業內部逆著景氣操作」的措施，歷史悠久，乃建立在政府、勞方、資方的三方政治傳統上。例如德國早在20多年前就有工時帳戶制，短工制度的歷史更是超過半世紀，因此都不能算是《議程2010》和《哈茨方案》的貢獻，甚至是與它們在精神上背道而馳的措施（就業安定 vs. 僱用彈性）。
上述宏觀經濟與景氣研究所的論文也指出了，德國經濟和勞動市場現在雖然有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經濟成長的果實比較多被資方收割，勞方甚至有平均薪資下降的趨勢。不過該文反而為政策做了一些辯駁：這並不是一般人以為的「《議程2010》和《哈茨方案》害的」，因為這趨勢早在兩個景氣循環之前就開始了，那大概是1996年之前。
一份比較另類的十週年批判，來自德國的「茉莉花革命」網站（茉莉花革命的原本概念），它敘述了一個陰謀論的故事：
《議程2010》的幕後最大推手不是施洛德、不是哈茨，而是智庫「貝塔斯曼基金會」。它的正確名稱應該叫做「孟恩家族財團基金會」，因為基金會由億萬富豪孟恩家族（Family Mohn）把持，是德國最有錢的基金會，同時也是德國最大的媒體財團、最有力的國會說客、政治公關組織、柏林政壇的影武者；它旗下有好幾間德國閱聽率最高的電視（RTL、n-tv）、報紙（Spiegel）、新聞雜誌（Spiegel、Stern）。基金會偽裝成中立的智庫，長年利用旗下媒體散佈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潛移默化，等著耳根子軟的政客、政黨、民眾上勾。從1990年代，這基金會就不動聲色地接近傳統左傾的社會民主黨、綠黨、工會，資助以及安排酬庸；據說他們的計畫是：「讓不知不覺已變成新自由主義信徒的社會民主黨總理來攻擊德國傳統的社會國願景和高昂工資，絕對比右派總理容易得多。」所以自施洛德1998挑戰總理位置開始，RTL、n-tv、Stern、Spiegel就不著聲色地吹捧他的才能。
在哈茨方案研議前，2000年世紀之交前後，貝特曼基金會就以智庫角色提出數篇研究報告，直指社會救助和失業救助必須劃一處理。「哈茨一到四方案」都有貝特曼基金會的參與，雖然有另一個智庫McKinsey的參與，但它其實也是孟恩媒體集團的御用顧問。親資方的媒體內容，經過數年的宣傳，讓德國原本強調濟弱扶傾、社會團結的就業市場理念慢慢瓦解，就連百年來站在勞工立場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反環境剝削、反勞動剝削的綠黨，都開始認為勞動市場的改革是必要的，聯手推動起《議程2010》和《哈茨方案》。
時至今日，德國勞工領取OECD組織定義的者（該國全職工作者薪資中位數的2/3以下，是一個兼有衡量貧富差距功能的指標。以德國2010水準來說，毛薪資每月1800歐元以下者為低工資），已佔了勞動力的22%。表現亮眼的德國低失業率，其實有一百萬人（根據德文維基條目Niedriglohn的數字，精確來說是138萬人）是在國家削減津貼的威脅下只好去接受低工資的工作，Minijob或勞動派遣，他們的收入可憐到還必須靠「哈茨四」的補貼來「墊高」（）到370歐元/月（2013年調為382歐元），才能度日；然後這些業者還可以因為「拯救失業」而領取政府的補助金，在剝削勞工之外多賺一筆。肥得流油的富豪們，財產、遺產和所得稅都扶搖直上，梅克爾總理甚至還想再提高他們的數字，再降低社福支出。而真正在工作產出的勞動大眾，薪資被一壓再壓，讓他們養家活口的工作位置被一砍再砍，當他們失業時，陪伴他們撐過去的社福經費降低了40%；同時奢侈品產業的股票越漲越高，昂貴的私人醫院大發利市，卻有越來越多百姓接受不到足夠的醫療。
該文結語：德國今日的社會現實，本身就是違反人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