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流散
犹太人流散史，（，）或流亡（，，）是指以色列人、和随后的犹太人离开祖先的故土（以色列地），随后在世界各个角落定居。
根据希伯来文圣经，“流亡”一词是指公元前8世纪从以色列王国流亡出来的以色列人的命运，也指公元6世从猶大王國流放出来的犹太族人的命运。在流亡中，人们将犹太族人称为“犹太人”（יְהוּדִים，或Yehudim）——以斯帖記中的“犹太人末底改”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犹太人这个词语。
第一次大流散是，公元前733年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将犹太人从以色列王國(後期)驱逐出去，公元前722年（这是萨尔玛那萨尔五世在以色列王国进行了三年围困之后），当萨尔贡二世摧毁了以色列王国后，这次流亡结束了。
公元前597年，在巴比伦囚虏（巴比伦流亡）中，猶大王國的一部分犹太继续流亡出去。圣经的以斯拉記包括两个文本，据说是新巴比倫王國的征服者居鲁士二世的法令，这两个文本允许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在几十年后中返回祖国，并命令重建圣殿。这两个法令在内容和语调上存在差异，一个用希伯来语写成，一个用亞拉姆語写成，这让一些学者质疑它们的真实性。居魯士文書（又译居鲁士圆柱或居鲁士铭筒）是一个古代泥制圆筒，以居鲁士大帝的名义用古代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所写成，其中提到了重建圣殿，让流亡人民重新归国，人们经常认为这能够证明圣经中居鲁士法令的真实性，但是其他学者则指出，这个圆筒的文本针对的是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没有提到犹大王国或耶路撒冷。 Lester L Grabbe教授认为，关于犹大王国“所谓的居鲁士的法令”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是，确实存在“允许被驱逐出境者返回和重建敬拜地点的一般政策”。他还表示，考古学表明，流亡人的回归是几十年中“慢慢流入”，而不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在公元前63年耶路撒冷被占领后，哈斯蒙尼王朝成为罗马的附庸国，在公元6年，被列为犹太(罗马行省)。犹太人在公元66年期间反抗罗马征服者，历史称为犹太战争，它最终导致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摧毁。在侵占期间，罗马人摧毁了第二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区。这个事件标志着犹太人从罗马流亡的开始，也被称为以东流亡。犹太领袖和精英从土地上流亡出来、被杀、或被带到罗马做奴隶。
公元132年，剩下的犹太人在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反抗哈德良。公元135年，哈德良的军队击败了犹太军队，犹太人从此失去了独立。作为惩罚，哈德良流放了更多的犹太人，将他们作为奴隶出售，将耶路撒冷的名字改名为爱利亚加比多连，将其变成一个罗马的异教城市，并禁止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哈德良将犹地亚和撒馬利亞命名为Syria Palaestina，这是根据亚述人和非利士人而命名的，其目的是为了侮辱犹太人，以抹除这片土地的犹太特征。
希腊语διασπορά（流散/分散）首先出现在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它随后用于旧约的七十士譯本中：ἔσηδιασπορὰἐν πάσαιςβασιλείαιςτῆς γῆς（你将在万国中成为流散者（或分散））（申命记xxviii：25；申命记28:25）。在塔木德和塔木德后的拉比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galut（流亡），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术语，经常与geula（赎回）形成对照。美国犹太锡安主义学者Simon Rawidowicz 在20世纪30年代引进了现代希伯来概念Tefutzot（תפוצות，分散，流散），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人们应该接受犹太人存在于以色列国外是一种现代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在新约中，希腊词“流散”（διασπορά）也出现了三次，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分散，即，与南部犹大王国对抗的北部以色列十支派，尽管雅各书（1：1）提到了“流散在各地的十二个支派”。
在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在薩爾貢二世（萨尔玛那萨尔五世的继承者）的统治下征服以色列王国 (后期)，许多以色列人被驱逐到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推翻了猶大王國（见巴比伦囚虏），并且将相当一部分居民驱逐到美索不达米亚之后，犹太人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中心：巴比伦和以色列地。
虽然这个时期大多犹太人，特别是富裕的家庭，都在巴比伦，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國和萨珊王朝的连续统治者下，他们的存在是默默无闻的，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间，流亡者中最贫穷但最热切的人返回到犹大王国/以色列地。在那里，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作为他们的中心；他们组织成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充满了活力，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拥有非凡的宗教热情，对摩西五经有着执着的依靠，并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核心。随着各方人员的加入，这个团体的数量增加，它唤醒了人们的身份意识，让他们再次为争取国家独立、政治解放和主权而战。
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动荡：一方面是特别是由于塞琉古帝国内部的内部矛盾，而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前罗马帝国（前独裁的罗马共和国）带着利益的支持。经过这些动荡后，犹太人的独立事业胜利了。在哈斯蒙尼王朝王子（他们首先是大祭司，然后成为国王）的统治下，犹太国家显示出一定的光辉，并且吞并了几处领土。然而，不久之后，王室内的不和，加之虔诚者（国家的灵魂）对那些不再体谅臣民真正愿望的统治者不满，这样，犹太国家很容易成为这时越加独裁和专横的罗马人（他们是塞琉古王朝的后继人）的猎物。公元前63 年，格奈乌斯·庞培入侵耶路撒冷，犹太人失去了政治主权和独立，耶路撒冷被罗马将军格奈乌斯·庞培占领，设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保留犹太人国王，作为傀儡，罗马设置总督。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西比拉神谕第三本书的犹太人的作者提到了“被上帝选中的人（选民）”，他说：“每一块土地和每片海洋都充满了你。”诸如斯特拉波，斐洛，塞內卡，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西塞罗和弗拉維奧·約瑟夫斯等很多作者都见证了犹太人居住在地中海盆地（另见History of the Jews in India和中國猶太人的词条，他们提到了前罗马和后罗马的流散人口。） 希律亚基帕一世国王在给卡利古拉的一封信中，列举了几乎所有夹杂着犹太人流散省份间的希腊和非希腊化的东方国家。这个列举还不是很完整完整，因为意大利和昔兰尼都没有包括在内。每年的金石学记录的发现增大了已知的犹太社区的数量，但是由于缺乏确切的数量证据，因此人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发现。据古代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在以色列地和巴比伦之后的一个最密集的犹太人人口居住地是叙利亚，特别是在安提阿和大马士革，在大叛乱期间，有10,000到18 000犹太人被屠杀。古代犹太哲学家斐洛记载埃及的犹太居民数量是一百万，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亚历山大港是迄今为止埃及最重要的犹太社区。埃及流散的犹太人与托勒密王朝的其它流民族地位相当，他们与耶路撒冷有着密切的联系。像其他希腊的流散者一样，在埃及流亡是他们的自愿选择而不是某种强加。 根据对公元前115年全面大屠杀的记载，昔兰尼加，賽普勒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居民人数同样很多。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开始，罗马有7000多名犹太人（虽然，据说这只是护送来请求革免Archelaus的使者的人数；比较一下Bringmann: Klaus: Geschichte der Juden im Altertum, Stuttgart 2005, S. 202。Bringmann谈到约8,000个犹太人住在罗马）。许多信息来源认为，犹太人占罗马古城人口的十分之一（10％）。最后，如果行政官员Lucius Valerius Flaccus在公元前62/61年期间没收的金额总数是一年内每人1德拉克马银币的人头税，那么，这意味着安那托利亚的犹太成年男子数量为45,000名，总人口至少有18万人。
“对于西方众多犹太人定居点人们不可能有最终的数据或起源。人们可以确定某些犹太人定居点是从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被驱逐出的犹地亚犹太人所建立的（而且其数量肯定会极大地增加），这是发生在公元 66-70的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被称为犹太战争，或大起义）和132-135的第二次犹太-罗马战争（称为巴爾科赫巴起義）之后发生的。人们还知道在罗马帝国压迫之前，并且在犹太为故国的自由和独立起义之前（也在起义失败之前），已经生活在以色列地以外。人们有理由推测，诸如在公元前4年波佐利等的许多定居点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前）罗马共和国晚期或帝国早期，它起源于自愿移民，皆因贸易和商业的诱惑。”
罗马统治从公元前6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66-70年的起义（犹太战争），这是犹太人争取独立的起义，它最终在四年后被摧毁，最终导致耶路撒冷被占，圣殿被焚毁（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生活的中心。）
根据弗拉維奧·約瑟夫斯的说法，在圣殿破坏时，流散的犹太人在安息帝国（波斯），巴比伦（伊拉克）和阿拉伯，一些犹太人在幼发拉底河和阿迪亚波纳（庫爾德斯坦）一带。用約瑟夫斯的话来说，他已经告诉了“最遥远的阿拉伯人”这个灾难。
罗马什么时候开始反犹太教的是一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然而历史学家本·萨森（H.H. Ben-Sasson）提出，“卡利古拉统治下的危机”（37-41）是“罗马与犹太人之间的首次公开分裂”。
耶路撒冷被完全破坏，罗马人在犹大王国/犹地亚和以色列地（它被改名为Palestina，耶路撒冷也被改名为爱利亚加比多连）建立若干希腊和罗马殖民地，这些都表明罗马政府预防犹太国家的政治复兴，并且切断他们与故土的联系。然而，四十年后，犹太人努力想恢复他们以往的自由。随着以色列的可能性被耗光，他们力图在昔兰尼，賽普勒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文化的废墟上建立联邦。这些努力被图拉真（公元115-117年）压制了，而在哈德良皇帝的统治下，当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新的起义中（公元133-135年）企图重获独立时，同样的命运再次发生了。从这个时候起，尽管在Antoninus, 马可·奥勒留, and Severus的统治下出现了一些不重要的运动，但犹太人的数量在减少，他们生活贫穷，政治上被倾轧，在自己的祖国失去了优势。耶路撒冷已经改名为“爱利亚加比多连”，它成为了罗马殖民地和一个完全异教的城市。除了圣殿被毁日外，犹太人不能进入这个城市，违则处死。尽管有这样的法令，但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三千三百多年中一直存在着，在6世纪，以色列还有43个犹太社区：12个在海边、內蓋夫沙漠和约旦东部，31个在加利利的村庄（以色列地北部）和约旦河谷。在沿海平原的亞夫內（这个地方与Yochanan ben Zakai圣贤有关）是拉比犹太教的重要中心。
继1世纪的犹太战争和2世纪的巴爾科赫巴起義之后，猶太(羅馬行省)/犹地亚的摧毁对犹太人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对以色列人，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将宗教权威中心从圣殿的圣职人员转移到拉比上。
在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圣殿被摧毁后，大多犹太人进入了流散状态，变成奴隶。尽管在四世纪以前，关于流散犹太人社区的证据很少，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奴隶人口构成了后来欧洲犹太社区的基础。
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二殿毁灭之前就已经生活在流散的国家，例如亚历山大港也许有一百万人——罗马人没有区分在以色列地/猶太(羅馬行省)内外的犹太人。他们从以色列内外的犹太人中收集了年度的圣殿税。公元115-117年，对埃及、利比亚和克里特岛的流散团体的反抗与镇压对流散犹太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公元132-135年的巴爾科赫巴起義之后，罗马人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处决、驱逐和奴役，摧毁了大量猶太 (羅馬行省)的城镇，并禁止犹太人定居在耶路撒冷或其周围地区（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69.12-14）；因此，在犹地亚，再也没犹太政府或整体的法律制度。这样有效地将流散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永久流亡的民族，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家园。并且，各种限制（税收，歧视，社会排斥）进一步疏离和边缘化了留在內蓋夫(以色列)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罗马人更并赞成那些在文化上属于异教传统的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等种族。正是在这个时候，犹地亚被称为Syria Palestina。
犹太起义失败之后，以色列的大多数犹太人被卖为奴隶，被杀或被迫在巴勒斯坦境外寻求庇护。此外，哈德良还鼓励非犹太人在这篇土地上定居。虽然一些犹太人继续在Syria Palestina生活，但他们变成了被遗弃和驱逐的人。在中世纪的犹太话语中，犹太人流亡的记忆是常规叙事，而且它也进入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思想和话语中。
然而，一些学者则反对这样一个观念，即反对犹太人散居海外的行为完全是公元70年或135年将犹太人从犹地亚/Syria Palaestina大规模地驱逐出来的结果。巴图尔（Bartal）同样认为，在严肃的犹太历史讨论中，流亡的概念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他们认为流散是发生多个世纪的渐进过程，首先是以色列被亚述摧毁，然后是巴比伦对犹大王国的破坏，再到罗马对犹地亚的破坏，到随后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统治。在起义后，犹太宗教文化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巴比伦的犹太团体和学者中。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第二圣殿被摧毁的事件标志着一种关于犹太人的根本洞察：犹太人在大部分历史中都成为被剥夺了权利和受迫害的人。
Erich S. Gruen解释说，人们过于关注圣殿的摧毁，从而忽视了在此之前流散已经出现。强制性迁移只是大量流散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 根据Israel Yuval，巴比伦囚虏在犹太人的意识中创造了一个回归故土的应许，这种意识在第二圣殿摧毁后增强了犹太人对流亡的自我认知，尽管他们的分散是由于一系列非流亡的因素导致的。
在中世纪，由于地域上的分散和重新定居的越加频繁，犹太人分为不同的地区团体，今天一般由两个主要的地理分组来描述：北欧和东欧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以及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北非和中东的塞法迪犹太人。这两个团体具有平行的历史，分享着许多文化相似性，都经历过一系列屠杀、迫害和驱逐，例如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1290年被驱逐出英国，1948 - 1973年被驱逐出阿拉伯国家。虽然这两个分支都有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习俗，并与当地主体居民有着联系（例如，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与中欧人的联系；塞法迪犹太人与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联系），但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和祖先，以及他们不断的沟通和人口转移，已经从罗马时期一直到现在塑造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统一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感。
到1764年，在波蘭立陶宛有大约75万犹太人。全球犹太人口（包括中东和欧洲其他地区）估计有120万。
犹太人也被称犹太民族，他们是一个种族-宗教族群，人们将他们的根源主要追溯到黎凡特的古代以色列人以及其他人口中。撒马利亚人认为他们是以色列王国(后期)的留下的人口，他们在十支派流亡时没有被驱逐，并与到来的亚述人一起组成撒马利亚团体。一些圣经学者还认为，犹地亚人的一部分人口在犹太人流亡期间一直住在原处，后来加入了从巴比伦返回的以色列人，并形成了古典时期和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的犹太人。
波斯在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之后，犹太王国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希臘化時代，这时Yehud成为有争议托勒密王国的埃及和塞琉古帝国的叙利亚之间有争议的省份。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对塞琉古帝国的起义导致了在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 哈斯蒙尼王朝有意采取了一种模仿和重建大卫王国的刻意政策，将其作为将以色列地邻国强行地转化为犹太教的努力之一。这些转化的人包括納巴泰人（Zabadeans）和Itureans，前非利士城市的人、摩押人，亚扪人和以東人。在占领了撒马利亚之后，还试图转化撒马利亚人。然而，这种大规模的转化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大多数团体保留了他们的部族的独立性，大多数人都变为希腊人或基督徒。以东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在希律王朝和随后的犹太战争中融入犹太社会。虽然根据记载，在哈斯蒙尼王朝时期以色列维持了部落的独立性，但犹大支派（Judah）的统治地位以及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将哈斯蒙尼王朝的犹大王国的居民称为犹太人）实际上抹去了部落的区别，唯一例外的是利未支派和Kohen派的祭司秩序。
巴比伦犹太团体虽然与哈斯蒙尼王朝和后来的希律王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但却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犹太团体。在塔木德时期他们收集了了自己的习俗，即，巴比伦塔木德，它与耶路撒冷的塔木德略有不同。巴比伦犹太人被认为是大多数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前身。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犹太人的普遍类别，他们在中世纪移民到现在的德国和法国东北部，在现代之前，他们曾经遵守意第绪和阿什肯納茲的祷告风格。有证据表明，犹太人群体在罗马时代移民到了日耳曼尼亚；他们可能在罗马人征服他国期间跟随罗马军团的商人。在更大程度上，现代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犹太人的后代，他们在公元800-1000左右迁移到法国北部和德国南部，后来迁入东欧，他们也包括与犹太人混血的当地欧洲人。许多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也是从西班牙流亡出来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后裔，首先是在伊斯兰教迫害期间（11至12世纪），之后是在基督教再次征服期间（13至15世纪）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期间（15-16世纪）。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术语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指犹太宗教习俗意义上的一个派别，而不是严格的种族-地理划分，因为这些区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
2006年，以色列海法Technion and Ramban Medical Center 的Doron Behar和Karl Skorecki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中东的祖先。根据尼古拉斯·韦德斯（Nicholas Wades）2010年的常染色体研究，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与其他犹太人群体分享着共同的祖先，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有着30％的欧洲祖先血统，其余的血统是中东血统。据Hammer介绍，阿什肯納茲犹太人通过一系列瓶颈事件（这些事件使人口极大减少）扩大，它可能是在公元前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从中东迁移到意大利，在十世纪到达莱茵河谷。
杜克大学遗传学家和杜克人类基因组变异中心主任大卫·戈德斯坦（David Goldstein）表示，Technion and Ramba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只能证实遗传漂变在塑造阿什肯納茲犹太人的线粒体DNA（mtDNA）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线粒体DNA（mtDNA）是通过母系遗传下去的。戈德斯坦认为，Technion and Ramban的mtDNA研究未能在现代犹太人和历史悠久的中东人之间建立统计学上的显着联系。这与父系的情况不同，戈德斯认为，父系情况毫无疑问是中东起源的根据。
2010年6月，Behar等人指出，“大多数犹太人的样本与共同的基因起源有着非常紧密的亚群联系，它们覆盖了Druze和Cypriot的样本，但没有覆盖来自黎凡特或与其流散地相配的主要人口的样本。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贝塔以色列）和印度犹太人（以色列之子和柯枝猶太人）分别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西部相邻的本地居民的样板交错在一起，尽管在以色列之子和黎凡特之间有明显的父系联系。”“对这些观察结论的最简洁解释是：存在一个共同的基因起源，它与犹太人的历史描述相一致，即，犹太人是从古代黎凡特的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的后裔。” 作者认为，总之，基因研究的结果“与古老以色列人民在全世界中分散”的情况是一致的。对于他使用的样本，Behar指出：“我们倾向于赞同犹太人拥有共同血统而不是近代的混血人群，这得到一个事实的进一步的支持，即，我们的样本人群知道他们在这一代或两代中并不是混血的。”
2013年，Costa等人对的阿什肯納茲犹太人的线粒体DNA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四位主要的女性创始人和大多数次要女性创始人的祖先是在史前欧洲而不是近东或高加索地区。根据这个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了妇女皈依犹太教对于形成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分支具有重要作用。”
Haber等人（201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虽然以前对黎凡特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流散犹太人口）表明“犹太人在中东形成了独特的群体”，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说清楚“导致这一结构的因素是否还将涉及到黎凡特的其他群体”。研究者们发现一些有力的证据，表明现代黎凡特人口从主要两派祖先人口中衍生出来的。其中一派与现代欧洲人和中亚人分享着相同的基因特征，它在“黎巴嫩，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德鲁兹、犹太人，以及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高加索人”这些黎凡特人中是最为明显的。第二派传基因特征与中东其他地区的人口以及一些非洲人口分享与相同特征。在这一派中，黎凡特人包括“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叙利亚人，以及北非人，埃塞俄比亚人，沙特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关于祖先血统的第二个派别，作者指出，虽然它与“伊斯兰扩张的模式”有关，而且“伊斯兰教扩张前的黎凡特与欧洲人而不是中东人具有更多遗传相似性”，但是，“它在黎巴嫩基督徒、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塞浦路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中的存在可能表明，它之所以传给黎凡特可能是更早的事情。”作者还发现，在黎凡特的宗教与明显的祖先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所有的犹太人（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都集中在一个分支上；从黎巴嫩山来的德鲁兹派和从迦密山来的德鲁兹派在一个独立的分支上；黎巴嫩的基督人口与亚美尼亚和塞浦路斯基督人口形成一个独立大分支，这将黎巴嫩的穆斯林变成一个外部的群体。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人口，他们与其它穆斯林人口（这些人口有时像摩洛哥人和也门人一样血缘上的非常遥远的）形成不同的支派。”2013年，以色列的Rambam Health Care Campus的Doron M. Behar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经过不断的积累，我们的分析强烈地表明阿什肯納茲犹太人主要来自欧洲和中东人口，而不是来源于高加索或高加索附近的区域。各种方法的综合表明，在人口结构分析中，阿什肯納茲犹太人接近欧洲和中东人口，这个观察结果反映了阿什肯納茲犹太人与主要是欧洲和中东祖先成分的人群的实际基因接近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没有Khazar Khaganate地区的人口——特别是北部的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人口——基因渗透进阿什肯納茲犹太人社区中。” 塞法迪犹太人的祖先住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在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之前，约有三十万犹太人居住在西班牙，当时天主教双王从阿拉伯人那里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并命令犹太人转信天主教、离开国家或面临处决。在阿罕布拉法令之后，那些选择不转信的人（大约有在4万到10万之间）在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随后的塞法迪犹太人迁往北非（馬格里布），基督教的欧洲（荷兰，英国，法国和波兰），遍及奥斯曼帝国乃至新近发现的拉丁美洲。在奥斯曼帝国，塞法迪犹太人大多定居在帝国的欧洲部分，主要在伊斯坦布尔，塞萨洛尼基和布尔萨等主要城市。Selânik今天被称为现代希腊的塞萨洛尼基，它拥有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塞法迪犹太人社区，如同在马耳他的犹太人社区一样。
16世纪，少数称为“玛拉诺”的塞法迪犹太人穿过荷兰逃离出来，定居在德国的汉堡和阿尔托纳区，他们最终将阿什肯納茲的犹太仪式纳入他们的宗教实践中。来自塞法迪-阿什肯納茲（Sephardic Ashkenazic）人口的一位著名人物是Glückel of Hameln。他们有些人迁往美国，建立了国家首个有组织的犹太人社区，并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座犹太会堂。然而，大部分塞法迪犹太人仍然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中成为转信的人（Conversos），这也是那些迁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拉丁美洲的犹太人命运。塞法迪犹太人演变为大多北非现代犹太社区，也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大部分土耳其，叙利亚，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米兹拉希犹太人是中东、中亚和高加索的犹太社群的后裔，他们主要发源自古典时期的巴比伦犹太人。“米兹拉希”这个术语在以色列的政治、媒体和一些社会科学家的语言中用于指代来自阿拉伯世界和邻国（主要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犹太人。米兹拉希的定义包括现代的伊拉克犹太人，叙利亚犹太人，黎巴嫩犹太人，波斯犹太人，阿富汗犹太人，布哈拉犹太人，库尔德犹太人，高加索犹太人，格鲁吉亚犹太人。米兹拉希的定义还包括北非的塞法迪社群和也门犹太人，但这种定义是从政治概括的原因考虑而不是从祖传的原因考虑。
也门犹太人是指移民到奥斯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前住在也门的犹太人。他们在许多世纪中与其它犹太社区有着地理上和社会上的隔离，这让他们能够发展出与其他东方犹太人团体明显不同的礼仪和习俗；他们自己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群体，尽管这种区分是宗教律法和礼拜仪式的区分而不是种族上的区分。传统上，也门犹太社群的起源是在巴比伦流亡后出现的，尽管这个社群最有可能在罗马时期出现，在公元6世纪的Dhu Nuwas统治期间以及随后在七世纪穆斯林征服（它将阿拉伯犹太部落驱赶出阿拉伯中部），这个社群得到巩固。
犹太教卡拉派是中世纪主要生活在埃及，伊拉克和克里米亚的犹太人。他们因为自身遵守的独特犹太教教规而与其它犹太派区分开来。在数千年期间，各种拉比犹太人的社群都与与卡拉派社区有联系。因此，犹太教卡拉派并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而是犹太教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卡拉派犹太教承认塔納赫是犹太人唯一的宗教权威。当阐释塔納赫时，他们使用语言原则和语境解释来解释它的正确含义。 卡拉派犹太人努力在解释塔納赫时坚持对文本的明白直白的意思。相比之下，拉比犹太教认为，Oral Law（在“米書拿”和“塔木德”中有编撰和记录）对犹太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并得到上帝的授权。在拉比犹太教中，Oral Law构成了宗教、道德和犹太人生活的基础。犹太教卡拉派主要使用合理的推理和语言工具的应用来确定塔納赫的正确含义；而拉比犹太教依靠塔木德中编纂的Oral Law，从而为犹太社区提供对希伯来经文的准确理解。
犹太教卡拉派和拉比犹太教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拉比犹太教起源于第二圣殿时期的法利赛人。卡拉派犹太教可能起源于同时代的撒都该人。卡拉派犹太人把整个希伯来圣经作为宗教权威。因此，绝大多数卡拉派犹太人相信死人的复活。卡拉派犹太人被正统拉比认为是遵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同样，Moetzet Hakhamim认为如果拉比犹太人社群的成员是从父系上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犹太人。
以色列的犹太人包括越来越多大规模的阿利亞運動构成的混血的犹太社区，它们来自欧洲、北非和中东。虽然以色列犹太人的很大一部分仍然保留了他们的阿什肯納茲、塞法迪和米兹拉希来源的记忆，但在社区之间的犹太人混血婚姻是非常普遍的。这里还有数量较小的也门犹太人，印度犹太人和其他人仍然保持半独立的社区生活的犹太人。还有大约5万名卡拉派犹太教徒的信徒，其中大多数居住在以色列，但他们的确切数字仍是不清楚的，因为大多数卡拉派没有参加任何宗教人口普查。虽然有人认为贝塔以色列是古以色列人的后代，但他们在以色列被普遍承认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移民到美国的阿什肯納茲犹太社群，以及最近大量涌入的波斯和其他米兹拉希犹太移民。美国犹太人社群被认为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混血婚姻的百分比最高的，这同时让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被同化，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美国最普遍的犹太教是猶太教改革派，它不要求犹太人是犹太族或圣经上的以色列人的直系后裔，在改革派看来，遵守犹太信仰就可以是犹太人，这与以色列主流的猶太教正統派相反，它认为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种族-宗教群体，在归信上有非常严格的程序。
现代法国的犹太人约40万人，他们主要是北非社群的后裔，其中一些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塞法迪社群——其他人是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和柏柏爾猶太人，他们在犹太人离开伊比利亚半岛前住在北非洲。他们还有一小部分的阿什肯納茲犹太社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中生存下来。
高加索犹太人是来自高加索山脉东部和北部的犹太人，主要是阿塞拜疆、车臣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他们是来自伊朗的波斯犹太人的后裔。
布哈拉犹太人是来自中亚的一个民族，他们在历史上遵从犹太教，并说Bukhori语，一种Tajik-Persian方言。
开封犹太人是中国河南开封的一个小型犹太社群，他们保留了一些犹太传统习俗的同时融入了中国社会。
柯枝猶太人也叫Malabar犹太人，是印度犹太人中最古老的族群，据说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所羅門王的时代。柯枝猶太人定居在印度南部的柯枝（Cochin）王国中，现在是喀拉拉邦的一部分。早在十二世纪，人们就提到印度南部的黑人犹太人。犹太旅行者，Benjamin of Tudela提到了在Malabar海岸上的科奎隆（Quilon），他在《行程》中写道：“整个岛屿，包括其所有城镇，住了几千个以色列人。居民全是黑人，犹太人也是黑人。后者是善良而仁爱的。他们知道摩西律法和先知，知道小部分的塔木德和哈拉卡。”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Malabari犹太人。他们在十二，十三世纪在喀拉拉邦建立犹太会堂。众所周知，他们已经发展出Judeo-Malayalam语，一种马拉雅拉姆语方言。
Paradesi犹太人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的后代，他们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最初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到印度，在Alhambra Decree颁布后，他们为了逃离强迫的转信或迫害，从西班牙流亡出去。他们有时被称为白人犹太人，虽然这种用法通常被认为是贬义性或歧视性的，这个词语是用来指代最近的犹太移民（15世纪末以前），他们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
柯枝的Paradesi犹太人是一个塞法迪犹太人社群，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位于印度沿海南部喀拉拉邦的较大的柯枝犹太社区。
马德拉斯（金奈）的Paradesi犹太人交易钻石、宝石和珊瑚，他们与Golkonda的统治者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与欧洲保持贸易往来，他们的语言技能大有用途。虽然塞法迪犹太人说拉迪諾語（即西班牙语或犹太-西班牙语），但在印度，他们从Malabar犹太人那里学会了说泰米尔语和Judeo-Malayalam语。
在种族上和文化上，Georgian犹太人被认为与邻近的高加索犹太人不同。在传统上，他们也是与Georgia的阿什肯納茲犹太人没有什么来往。
Krymchaks是克里米亚的民族-宗教上的犹太社群，它源于说土耳其语的猶太教正統派。
在犹太人流散的历史中，那些居住在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经常受到当地的基督教人口的攻击，他们经常被迫转信基督教。很多被称为“Anusim”（“被强迫改信的人”）的人秘密地继续遵守犹太教，虽然在外表上好像普通基督徒一样生活。最著名的Anusim社群是西班牙的犹太人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尽管他们遍布整个欧洲。自伊斯兰教兴起几个世纪以来，居住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犹太人被迫转信伊斯兰教，如波斯的Mashhadi犹太人，他们继续秘密地遵守犹太教，并最终迁往以色列。许多Anusim的后裔在后来不断离开了犹太教。 2008年12月发布的对伊比利亚半岛人口基因研究“证明了由宗教不容忍的历史事件导致大量宗教转信（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这最终导致了Anusim后裔的融合。 在古典时代，撒馬利亞人组成一个较大的群体，他们现在有745人。今天，他们住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两个社区中，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以Ephraim支派（他们命名为Aphrime ）和Manasseh支派（他们命名为Manatch）的后裔。撒马利亚人坚持称撒马利亚五经的妥拉版本，它在某些方面与馬所拉文本有所不同，有时在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不同，而与七十士譯本则较为接近。
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Bnei Yisrael（“以色列的孩子”或“以色列人”），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Yehudim（犹太人）。他们将“犹太人”一词视为犹太教信徒，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与自己的宗教相关的宗教，但是被重新回到故土的流散以色列人修改过的宗教，因此这不是真正的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他们认为真正的宗教是撒馬利亞人的宗教。
Y染色體的研究往往能够确定在古代人口中少数创始人，这些创始人的成员经常分离，并遵循不同的迁移路径。在大多数犹太人口中，这些男性祖先似乎主要是中东地区。例如，阿什肯納茲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中东群体而不是居住在东欧、德国和法国莱茵河谷的非犹太人群体有着更多的共同父系。这与犹太传统一致，因为这个传统将大多数犹太父系的来源认定在中东地区。相反，通过观察犹太群体的线粒体DNA，人们发现他们的母系一般更为异质。哈里·奥斯特勒（Harry Ostrer）和拉斐尔·法尔（Raphael Falk）等学者认为，这表明许多犹太男性在逃离古代以色列后，在流散迁徙的地方（欧洲和其他社区）找到了新的伴侣。相比之下，Behar已经发现有40％的阿什肯納茲犹太人来自于只有四名中东地区的女创始人。塞法迪和米兹拉希犹太群体的人口“没有显示出受到狭窄的创始人影响的证据。”Feder等人进行的后续研究确证了在阿什肯納茲犹太人中有大量非本地母系来源。研究者在反思阿什肯納茲犹太人的母系来源发现时，总结道：“显然，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犹太社区内所观察到的差距，所以，当比较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时，犹太社区之间的差异可以被忽略。”
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常染色体DNA的研究（这种研究观察整个DNA mixture）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表明，犹太人口往往在独立社区中形成相对密切关联的群体，一个社区中的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对于流散的犹太群体来说，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和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基因组成显示了他们有着共同的中东祖先。Behar认为，对这个共同的中东祖先最简单的解释是，它符合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因为犹太人是黎凡特的古代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的后代”，而且“在古代，古以色列的人民分散在整个世界。”而基因中的北非、意大利和其他伊比利亚半岛起源显示了在母系的历史中常常与非犹太的主导人种群混合。在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特别是摩洛哥犹太人）的案例中（这两派是紧密相连的），非犹太人混血来源主要是南欧，而米兹拉希犹太人显示出与其他中东人口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混血的证据。 Behar等人提到了阿什肯納茲犹太人和现代意大利人特别密切的关系。人们发现犹太人与新月沃土北部的群体（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而不是阿拉伯人的血缘关系更亲近。
研究还显示，今天的伊比利亚（西班牙和葡萄牙）和伊比利亚美洲（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巴西）遍布着具有Sephardic Bnei Anusim（那些被迫转信天主教的anusim的后裔）血统的人，据估计，伊比利亚近现代人口的19.8％，和至少10％的伊比利亚美洲人口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有塞法迪犹太人血统。同时，印度的以色列之子以及埃塞俄比亚贝塔以色列，以及南部非洲的一部分伦Lemba人尽管与当地国家的人口更加相似，但他们也有一些偏远的古代犹太人血统。
根据Eliezer Schweid的观点，所有锡安主义潮流的中心观点是对流散生活的拒绝。这种态度的基础是，流散限制了犹太民族生活的全面发展。例如诗人Hayim Nahman Bialik写道： Schweid说，Bialik 的“种子”是指犹太人的潜力。这种子保存在流散中时只能带来畸形的结果；然而，一旦条件改变，种子仍然可以带来丰收。 在这个问题上，Sternhell区分了锡安主义的两派思想。一个是西奥多·赫茨尔和Max Nordau的自由派或实用主义派。特别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他们认为反犹主义永远不会消失，他们认为锡安主义是对犹太人的理性解决方案。
另一个是有机民族主义派。它在锡安主义olim中非常普遍，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是拯救犹太国家的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只能拯救犹太个体的计划。对他们而言，锡安主义是“国家的重生”。
与这种反对流散的观点相反，像Simon Rawidowicz（同样是锡安主义者）一样接受以色列以外的犹太社区的人士认为，犹太人是一种文化，它被演变成一个新的“世俗”实体，因为不需要寻求一定回归（无论是身体上的，情感的还是属灵的回归）到远处的土地上，他们相信犹太人在以色列仍旧是一个民族。
有人认为，犹太人被迫害、随后的无数次流亡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影响了流散的运动，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犹太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世界人对犹太人的新认识。
实际上，今天有许多锡安主义者并不将“对流散的否定”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信念，而且在一种健康的、自我尊重的犹太团体中的流散生活（如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犹太社区）和一个有活力的、进化的以色列社会/以色列国家之间并没有冲突，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有益的、世俗的、积极的共生的关系。
拉比 Tzvi Elimelech of Dinov（Bnei Yissaschar，Chodesh Kislev，2:25）解释说，每一次流亡都者不同的消极方面： 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的禁食日是纪念耶路撒冷第一和第二圣殿的破坏以及随后从以色列地的流亡。犹太传统认为，罗马流亡将是最后一次流亡，他们相信，当以色列人民返回家园之后，他们再也不会流亡。这是基于经文：“你为你的罪付出的代价已经高于锡安的女儿，他不会再让你流亡。”["תם עוונך בת ציון, לא יוסף להגלותך"].
根据Aharon Oppenheimer的说法，在第二圣殿被毁后开始的流亡概念是由早期基督教徒发展起来的，他们将圣殿的破坏视为对犹太人杀死了神的惩罚，广义上，他们将圣殿的破坏看作是上帝肯定了基督徒是“选民”，或“新的以色列”。实际上，在圣殿毁灭之后，犹太人有许多自由。以色列人民有宗教、经济和文化上的自主权，而巴爾科赫巴起義表现出当时以色列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根据Aharon Oppenheimer的说法，人们应该注意到，犹太人的流亡只是在巴爾科赫巴起義之后才开始的，这破坏了犹太人的犹地亚社区。和通常的看法不同，虽然大多犹太人在流亡，但犹太人仍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继续存在着。在这次起义几百年之后，耶路撒冷的塔木德是在第四世纪签署的。此外，在几个世纪以后许多犹太人仍然留在以色列，包括在拜占庭时期（人们发现了许多这个时期的犹太会堂遗留物）。 犹太人在流亡之后的一千年来一直是耶路撒冷主要族群或多元族群之一，除了少数的例外（包括十字军发动的耶路撒冷围城战 (1099年)之后，和约旦占领东耶路撒冷18年的时期，在这些期间，耶路撒冷居住了很久的犹太人被驱逐）。
截至2010年，最多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5,703,700），美国（5,275,000），法国（483,500），加拿大（375,000），英国（292,000），俄罗斯（205,000），阿根廷（182,300），德国119,000）和巴西（107,329）。这些数字反映了“核心”的犹太人口，它的定义是“不包括犹太家庭中的非犹太人成员、具有犹太人血统却信仰别的一神论宗教的信仰者、其他具有犹太祖先的非犹太人，和对犹太问题感兴趣的非犹太人。” 在以色列以外的中东和北非国家，尤其是伊朗，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仍旧有大量犹太人口存在。一般来说，这些人口由于低增长率和高移民率（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而一直在萎缩。
犹太自治州继续是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州。比罗比詹的首席拉比莫迪凯·舍勒（Mordechai Scheiner）说，首都有4000名犹太人。 政府官员Nikolay Mikhailovich Volkov表示，他打算“支持我们当地犹太人组织中维持的所有有价值的举措”。Birobidzhan会堂成立于2004年，在该地区成立（1934年）70周年纪念时开放。据估计，有75,000名犹太人生活在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
以下列出了犹太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地区，尽管 jewishtemples.org的消息来源指出：“人们难以说出一个国家人口的确切数字，更不用说世界城市的人口数目。俄罗斯和其他獨立國家聯合體数据是根据资料的猜测。” 这里引用到的2010年“世界犹太人口调查”（2010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 ）指出：“与我们对个别国家犹太人口的估计不同，这里报道的城市犹太人口数据并没有完全修正因为多处住宅导致的重复计算。美国的城市差距非常大，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中，其差异幅度数以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