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
何振梁，男，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无锡，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官员，体育外交家。他是国际奥委会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委员，曾先后三次当选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逝世前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他是1993年和2001年北京申奥代表团陈述人之一，被视为北京申奥成功的功臣、中国奥林匹克之父。
何振梁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何振梁于1929年12月出生于无锡，1938年由于战乱随全家搬到了上海法租界，进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法学堂（解放后改名上海市光明中学）学习。在中法学堂求学期间，何振梁学习认真刻苦，7年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尤其是一口流利的法语（国际奥委会第一工作语言）成为其日后开展体育外交工作的“招牌武器”，并曾多次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翻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法语翻译，大多由何振梁担任。他还多次担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翻译，并随其出访。
1950年毕业于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该校所有课程均以法语授课）。何振梁本来是当工程师的料，但由于建国初期外语人才奇缺，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52年7月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随团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经历，也成了何振梁体育工作生涯的开端。1952年11月，作为技术专家的何振梁感到做翻译不是自己的本行，向组织提出愿意从事自己的专业，便被分配到二机部四局，从事电机研究工作。1953年底与其在团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时认识的梁丽娟结婚。1954年底，何振梁被团中央借调，参加由吴学谦带队的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国际农村体育大会。回程途中转到莫斯科时，在火车上遇到国家体育代表团，团长是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张联华。国家体委当时成立不久，需要大量外语人才，而张联华这位老革命出身的官员发现何振梁正是精通外语的人才，希望他能到体委国际司工作。但二机部不同意放人，最后还是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笔写信给他的老下级、二机部部长赵尔陆，才使何振梁于1955年顺利调到国家体委，负责国际联络工作。1964年起历任中国体操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处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何振梁被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把他弄去烧锅炉，当木工；后又被下放山西屯留劳动，直到1971年才调回北京。1979年起历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司长，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副主席等职。1980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985年6月14日升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分管国际事务。根据前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记者，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房学峰的回忆，1995年春何振梁曾在洛桑对他说起：1988年底，何氏本是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热门人选，并且已经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通过了，但是未获得全国人大的通过。1989年4月15日当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94年从国家体委退休，同年卸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改任名誉主席。1999年9月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顾问。2001年12月任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顾问。
北京时间2015年1月4日下午15时50分，何振梁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86岁。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哀悼何振梁逝世的讲话中称赞何振梁是“具有很高的文化与艺术修养，是一位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价值的真正倡导者。我向他多年来在中国履行其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责而付出的热情与投入致敬。他也帮助奥林匹克运动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人民和其灿烂的文化。奥林匹克运动失去了她最热忱的大使之一。对我个人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生涯伊始给了我宝贵的建议，我会永远铭记并感激他。”2015年1月4日，国际奥委会宣布，自1月5日起在瑞士洛桑总部降半旗三天对何振梁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致敬。
国际媒体和国际体育界纷纷对何振梁的逝世表示哀悼，对何氏为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接轨的突出贡献作出高度评价。《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赞扬何振梁是中国的奥林匹克先行者(China's Olympic Crusader)，文中引用《何振梁申奥日记》英文版的译者、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Susan Brownell对何氏的评价，称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尤其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桥梁；我不知道还有谁具有这么多年来扮演这种桥梁作用所必须的国际视野和政治决心。” 《金融时报》也发表了纪念何振梁的文章，文中引述英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迈克尔·潘恩(Michael Payne)对何振梁的评价，称赞其在北京申奥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他说第一次申奥失败后，何振梁坚持不懈地在国际奥委会的各种场合游说众多委员，他谨慎而谦虚的行为方式逐渐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国际奥委会类似于一个私人俱乐部，十年前情况更是如此。说到底各个委员最后都把选票投给自己的朋友。委员们都喜欢他（何振梁），他是那种能创造信赖的氛围，建立信任的关系的人。”
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ANOC)专门发表悼文纪念何振梁，称赞他“在功勋卓著的职业生涯中为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国体育学会(The 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出版的《体育文摘》("The Sports Digest")发表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撰写的纪念文章《怀念一位充满尊严和智慧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称赞何振梁是“奥林匹克圈子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位知识分子历经文革岁月的磨难，进而带领中国体育迎来21世纪的辉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位能讲多门外语的工程师以他的文化涵养和气质举止在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但仍处于半神秘状态的国家和当时正全面走向职业化体制的奥林匹克体育之间架起了一座可靠的桥梁。”
何振梁多年的同事，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国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魏纪中说：“何老官做得很大，但是没有官架子，事业心和责任心极强，对下属的要求也很严格。我们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都是因为他严格要求的结果。”“他是一位好党员、爱国者，是一位事业心、责任心很强的人。”“我们最应该缅怀的，是何老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一旦认定一件事，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底。”
中国的主流媒体，包括中央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方媒体都沉痛哀悼，并对何振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在1月5日晚《天下足球》节目后播出了一个与何振梁有关的专题片；《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记者汪大昭也专门撰文《何老离去没有遗憾珍贵奥运精神永存》高度评价何振梁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事业的卓越贡献。
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中国体育报》对何振梁逝世只字不提。而国家体育总局也惜字如金，仅在官网上登了条123字的讣告。
2015年1月10日上午，何振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上千名群众自发前来送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送来花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亲临现场，他送上的花圈与前局长袁伟民赠送的花圈并排摆放。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的夫人克劳迪娅，以私人身份代表巴赫一家送别何振梁，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代表国际奥委会致悼词。何振梁生前好友、中华台北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也参加了告别仪式。
1981年10月2日，在前联邦德国巴登巴登召开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84次全会上，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也是第一位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何振梁还曾担任各国体育总会国际大会主席团副主席。1985年6月5日，在前民主德国东柏林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90次全会上，何振梁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核心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后又分别在1994年9月5日巴黎第103次全会和1999年10月20日汉城第109次全会上两次全票当选(1985-1989，1994-1998，1999-2003)。1989年9月1日在波多黎各圣胡安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5次全体会议上，何振梁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89-1993)。在国际奥委会的历史上，在担任委员的四年内被选为执委，又在担任执委四年内被选为副主席的只有萨马兰奇、前苏联奥委会主席（苏联解体后改为俄罗斯奥委会）维塔利·斯米尔诺夫(Vitali Smirnov)和何振梁三人，其中惟有何振梁是全票当选的。由于他公正不阿，从1986年起，他与另两位有资历、有威信的委员成了国际奥委会内部各种选举的监票人，一些委员还给他取了个“圣人振梁”的雅号。
在国际奥委会任职期间，何振梁曾担任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委员(1981-1987)，大众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85-1987)，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委员 (1985-1999)，种族隔离和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委员(1989-1992)，奥林匹克勋章委员会委员(1989-1993)，第十二届奥林匹克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1990-1993)，百年奥林匹克大会——团结大会研究委员会委员(1994-1996)，文化委员会荣誉委员(1995-1999)、主席(2000-2009)，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荣誉委员(2009-2015)等职。2009年10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21次全会上光荣退休，转任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曾被评价为罕见的、没有敌人的委员，并与萨马兰奇、雅克·罗格、托马斯·巴赫三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均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其中萨马兰奇更是对何氏欣赏有加，将他视作工作上的左臂右膀和生活中的知心朋友。
1993年和2000年，何振梁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并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在两次申奥过程中，何振梁利用其在国际奥委会任职的身份，广泛游说各国委员，做了大量实际而富有成果的工作。北京第一次申奥过程中，何振梁在三年时间里遍访世界各国拜访国际奥委会委员，总行程大约64万公里，能够绕地球16圈；有一次出访阿尔及利亚，该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何振梁夫妇订了一家条件比较好的酒店，但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通知他们，这家酒店刚得到了有爆炸物的警报，因此使馆建议更换酒店。但是何振梁考虑到这家酒店是这位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帮他订的，为了体现对这位委员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决定宁可有危险也不换酒店。北京第二次申奥的冲刺阶段，为了一张张宝贵的支持票，已过古稀之年的何振梁夫妇奔波在世界各地，拜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从2001年2月起，五个月里他们有四个月在国外和旅途上度过，出访11次，走了20多个国家。当时何振梁已经被肾病困扰，那时他给儿子留了一封家书，说如果发生不测，家人可将其打开；如果平安归来，则原封不动。
据第一次申奥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借调到北京奥申委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魏玲回忆，“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电脑制作的能力。何老亲自请了瑞士的专家，请来美国申奥成功时的摄影记者。我亲自去空军申请了直升机拍摄，我们就在北京上空拍宣传片的素材。那架直升机，曾经是总理的专机。他说过，国内的技术达不到，就到国际上去找。总之，必须达到国际标准。国际奥委会来北京时，需要准备大量的文件资料。何老会亲自检查文件的准备情况，甚至连包装纸的材料，都要求到市场上找到最好的。即使这样，我们可能还是达不到世界标准的要求，但是，何老的要求是尽量做到。开会时桌上摆放的矿泉水、铅笔、甚至纸张的摆放，都要严格遵循国际标准。说实话，我在军队工作，也没见过这种(严格)。而且，他的每一项要求，都会亲自检查。”每一封写给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信件，何振梁都要亲自检查拼写、语法、所用纸张的质量。
1993年9月23日晚（北京时间24日凌晨2时27分40秒），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圣路易二世体育馆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上，北京在前三轮得票数领先的情况下，在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投票中以43票对45票的微弱劣势输给悉尼，没能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据申办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回忆，“何主任（何振梁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昨天哭了很长时间。”也有细心的记者发现，在他的眼镜后面，不仅眼球上布满血丝，而且，眼皮也有些肿。根据时任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的魏纪中后来的回忆，当时何振梁极为悲伤和内疚，觉得自己要对申奥失败负主要责任。何本人2007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主持人王志采访时回忆了申奥失败当晚的心情：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时间13日晚22时10分），在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6票对22票的压倒性优势击败多伦多，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终获成功。在代表北京申奥代表团做最后的总结性陈述时，何振梁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毕生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热切期盼：
为了赢得最广泛的支持以确保北京申奥能够成功，何振梁两次放弃了竞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机会，将竞选机会让给澳大利亚籍委员(Kevan Gosper)和塞内加尔籍委员(Kéba Mbaye)，并帮助他们拉票。
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后，前国家体委某位实权人物就因为对何振梁极度不满，甚至拒绝在公开场合与他握手。
2000年，已经就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于再清在悉尼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1次全会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后在总局的全力支持下，学日语出身的他在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英语强化训练，并且被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形容为“国际奥委会的莎士比亚”。总局的意图，是以年纪较轻的于氏取代已年过七旬的何振梁，日后进入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层。但正如雅克·罗格事先预料到的那样，200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5次全会上，于再清竞选执委失利。在何振梁看来，此次竞选失利是总局的失算，还不如当初由自己去竞选。他为此给最高层写了一封信，申明了自己的观点。200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6次全会上，于再清终于竞选执委成功，这被形容为“中国在雅典奥运会赢得的第一块金牌”。对于“体制”而言，这意味着“去何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2007年8月29日，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在《中国体育报》发表署名文章《申奥六鳞》。李氏在文章中将矛头直指何振梁，称“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有报道称，记者出身的李志坚之所以写这篇被称为“圈外人没有完全看懂”的文章，是因为在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连载了何振梁的《莫斯科日记》，这组文章同时引起了北京市领导和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震怒，认为何氏未经统一部署便擅自发文披露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容，是居功自傲、突出个人、无视组织。而李氏的文章在指桑骂槐的文字背后，矛头所指正是何振梁和《莫斯科日记》中的表述。
2009年，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出版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书中披露了不少中国体坛内幕。袁氏在《申奥：深层的故事》一章中，不点名地批评国际奥委会中国籍委员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在200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中支持金云龙而不是雅克·罗格，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并称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存在“不合作、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行为。袁氏还在书中透露正是由于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才导致其在2003年竞选失败，2004年第二次时竞选才成功当选。袁伟民在新书首发仪式上表示，出书是为了还原真相，他并不怕引发争议。袁伟民的指责很快受到何振梁的反击。2009年10月，何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说：何振梁对于袁伟民对他的腐败指控尤其愤怒，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历来以“不可收买的人”(incorruptable)著称。希腊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兰比斯·尼古拉乌(Lambis Nikolaou)也曾在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曝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廉洁饱受质疑之时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何先生访问希腊，我们要为他报销几千美金的飞机票，他明确表示是顺路来的，机票已经由国际奥委会支付了，把钱退给了我们。”
针对袁伟民在书中指责其在200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中行为失当，何振梁于2009年11月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作出了详细说明：
在采访中，何振梁特地强调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及时跟国家体育总局高层作了汇报：
在采访中，何振梁毫不避讳地批评袁伟民在其书中把北京申奥跟投票支持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联系起来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在采访中，何振梁还对袁伟民指责其不支持于再清竞争国际奥委会执委作出了反击：
据媒体报道，对于国家体育总局高层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外事工作许多时候需要当场做决断，什么事都层层汇报，怎么可能？”何振梁则不满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他曾经在采访中说：
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国内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在工作作风上也会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急需改正。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中体产业的部门经理王奇回忆了一个细节：某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携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走上前来，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长的神色显带尴尬。王奇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与人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而采访国家体育总局的其他高官，则难比登天。
据媒体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对何振梁严加控制，俨然将其当做组织的棋子。何氏曾一度踌躇满志准备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但总局为了赢取阿拉伯国家好感，勒令何振梁“大局为重、放弃出头”；萨马兰奇也曾希望何振梁接班自己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何振梁谢绝道：“我是中国人，是共产党员，欧美委员选我会有顾虑。”后来他又与国内朋友谈到真实想法：“事事处处，我到哪里去都要经过总局报批，我连私人护照都没有，我怎么去竞选？”
何振梁与体育总局的矛盾，除了何氏在国际体育界德高望重、一呼百应，却因功高盖主，饱受体育总局的疏远、排斥、羡慕嫉妒恨，成了中国官场学的牺牲品而饱受排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体育所凝结的精神与文化，以及奥林匹克最本质内涵的理解的根本性冲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评论认为：通俗的说，何振梁和总局官员的矛盾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矛盾，“有内涵”和“无内涵”的矛盾。何振梁酷爱打网球。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游泳、乒乓球、足球、篮球、高尔夫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