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1905年的著作。該書分成五個章節，由兩篇文章所組成：上篇〈問題〉，下篇〈禁欲主義新教諸分支的實踐倫理觀〉。
此書主要討論的兩個重要概念便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要回答的研究問題正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
韋伯在第二章先針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討論。引述美國人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文字，資本主義精神指的是一種帶有功利主義色彩，以增加資本本身為目的，累積個人資本的責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資本主義精神同時帶有資產階級文化的色彩，描述個人只要能夠在經濟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賺錢，就是擅長於某種天職的表現。韋伯認為，所謂「天職」（，）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倫理，來自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天職」描述人們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義方式來追求上帝的應許，反而應該在俗世中，完成個人在其所處職業位置上的工作責任和義務。韋伯描述的資本主義精神具有理性計算的特徵，以嚴格、小心謹慎且有遠見的計算為基礎，進以謀求經濟上的成功。這種資本主義的特徵和韋伯自己描述的傳統主義經濟特徵不同，不是僅追求餬口的農民謀生舉動，也不是如同業公會（，行會）師傅或冒險家般，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活動來獲利。
韋伯談的「新教倫理」，其實是一種新教經濟倫理，他以從喀爾文教派發端的英國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職業觀為代表，他選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證道詞和著述做為證據，一方面強調消費的節制，二方面則強調自願勞動的重要性，鼓勵人們不可以虛度光陰，否則會浪費掉上帝賜與人們的寶貴時間。而衡量一份職業是否有用，依據的判斷標準有兩種，其一是能榮耀上帝的道德標準，其二則是個人獲利的程度。
正是因為節制消費，以及強調勞動的觀念，使得資產階級的資本逐漸積累，由此，漸漸發展成一種屬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資產階級累積自己的財富，在合理的範圍自由使用金錢，這些行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這些資產階級也不需要擔心世俗中的財富分配不平均問題，因為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來自於天意的安排。
那麼，「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是什麼呢？引述韋伯的一段話：
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這就是本文力圖論證的觀點。（頁176）
從上述這段話來看，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對韋伯來說，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有其宗教根源，從新教中的禁欲主義、職業勞動觀念，逐漸發展成資本主義中理性經濟勞動的特徵。不過，隨著資本主義逐漸發展，資本主義已漸漸不需要宗教觀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倫理上的意涵。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收錄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附錄中（頁310-347）。此文可視為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補充，透過對於教派的討論，探討「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是如何經由「新教教派」產生連結，在教派成員中被彰顯和保存下來。韋伯認為「教派」是由一群宗教和道德合格者所自願組成的聯合體，存在著志同道合的倫理觀，具備有正直和禁欲主義等的倫理觀念。因而，成為教派成員，就證明了個人在道德上，特別是商業道德上的合格性。教派是一種聯合體，提供了教派成員進入資產階級的媒介，有助於擴散和保持資產階級中的資本主義精神。教派成員是透過證明成員身份和品行的「證書」制度，經由「投票」而加入該教派。加入教派不只能證明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一員；同時也能被所屬教派成員所認可，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當教派成員在經濟表現上取得成功時，既證明了個人的價值和獲得來自上帝的恩寵，同時也能夠彰顯所屬教派的成功，提高該教派的聲望。
在探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選擇性的親近」 是一個會被提及的概念。因為有些人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不能只被簡單詮釋為因果關係，而應該是「選擇性的親近」（，，亦可中譯為「選擇性親和性」）的關係。「選擇性的親近」原是化學術語，指的是「在置換、分解、化合等化學反應過程中，元素間彼此的結合程度」。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1809年的一本小說《親和力》（）也以此術語為名，描述男女之間分分合合，在某段時間分離、但在另一段時間中又可能相互吸引的關係。社會學者翟本瑞認為韋伯是根據其方法學上的訴求，有意地使用「選擇性的親近」這個概念，同時保有客觀性因果關係和主觀性意義詮釋的雙重可能，一方面指出了客觀的因果關係，二方面又保留了因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基於某種價值或意義所進行詮釋的可能性。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一著作，曾經引起幾波論戰。
根據Chalcraft和Harrington的整理，在1907年至1910年間，有兩位學者─Karl Fischer和以寫作文章的方式，針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容，與韋伯進行論戰。這兩名學者均來自歷史學領域，Karl Fischer是德國歷史學者，Felix Rachfahl則是荷蘭和德國史學者。他們兩位的認識論立場和韋伯不同，因此提出了一些事實上和認識論上的批評，Karl Fischer、Felix Rachfahl和韋伯三人的論戰可簡單表示成下表：
Ethan Crowell亦指出，除了上述三位學者之外，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史學者維爾納·松巴特亦在其1913年的作品"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對韋伯的觀點提出批評。松巴特做為一個探討宗教和經濟之間關係的學者，他不認為新教禁欲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擁有如韋伯宣稱般的強烈連結。
根據Ethan Crowell的整理，上述這幾位學者針對韋伯的批評主要可歸為兩點。第一點是方法學的問題，批評韋伯僅呈現支持其理論的證據。第二點是批評韋伯的論理範圍過於狹窄，喀爾文教派的經濟倫理不全然等同於所有新教教派的經濟倫理，因此，雖然韋伯的論點有其可信之處，但仍存在著一些缺陷。在此可舉三個例子來說明。首先是「理念型」（）的定義問題，如「天職」一詞為路德在德文中找尋一個常用字彙來翻譯來自拉丁文的名詞，此名詞的含意不見得有韋伯設想的豐富神聖意涵。其次是針對喀爾文教派的片面詮釋，也就是韋伯將喀爾文教派視為是禁欲主義的唯一來源，過度放大了喀爾文教派的重要性。第三則是韋伯舉證存在著模糊性和不科學性，因為他僅援引Baxter和Franklin的證道詞或著作做為此書的研究材料，舉證較單面。
針對上述的批評，韋伯撰文加以回應，重申其論點，並補充原先不足之處。韋伯不認為上述的批評有攻擊到他的核心論理，但他承認在書籍原版中內容的確有些模糊、代釐清之處，於是韋伯在此書1920年改版的版本中，針對內容進行補充和修訂。
根據Larry Ray的整理，在韋伯逝世之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依舊引起研究資本主義領域學者的關注。當時就有幾位歷史學界的學者，相繼在其著作中，針對韋伯的這個作品進行評論。舉例來說，R. Robertson持有和韋伯不同的論點，他在其1933年的著作"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中，為喀爾文主義所辯護，他不認為喀爾文教派與資本主義思想有關。商人階級是由其自身崛起，不受到宗教力量的影響，商人階級的精神是屬於世俗根源的，並不是有其神聖根源。
Larry Ray亦指出，英國史學家陶尼的想法和R. Robertson不同，他認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有關，但其方向性和韋伯不同。陶尼也在其1963年的著作《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提出一些歷史證據，批評韋伯的論點。和韋伯相反，陶尼認為新教經濟倫理很可能是受到資本主義精神影響之後的產物。再者，又因為資本主義早在15世紀時就發跡於義大利威尼斯和佛羅倫斯等地，在天主教仍盛行的15世紀時期，資本主義精神可能不是受到如韋伯所稱的新教倫理影響所致。同時，陶尼也認為在探討影響資本主義精神之因素時，必須納入如政治思潮等的相關因素。
但並非所有後續的評論皆是批評，也有正面的支持和回應。如韋伯在海德堡大學的同事恩斯特·特勒爾奇就支持贊同的觀點，並提供相關的歷史資料來支持韋伯的論點，這些資料有被韋伯本人所採用。
目前漢語世界主要通行的譯本有二。台灣重要的經濟學家張漢裕，根據塔爾科特·帕森斯的英譯本以及梶山力、大塚久雄的日譯本，於1960年翻譯出版《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晚近，中國學者-{于}-曉等人根據帕森斯的英譯本進行翻譯，並由台灣的左岸出版社出版。雖然張漢裕的譯本年代較為久遠，且僅翻譯正文而未及註釋，然而該譯本仍然受到高度重視。
東海大學社會系的高承恕教授及其眾多門生，曾經於1980年代引領起台灣學術界的韋伯研究風潮。僅高承恕一位教授，就曾經指導過九篇以韋伯作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內容涵蓋方法論、政治、城市史、資本主義、宗教、音樂等各面向。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出身的張維安、陳介玄、翟本瑞，並出版專書《韋伯論西方社會的合理化》、《社會的實體與方法：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而與韋伯相關的期刊論文更是不可勝數。
社會學者林錚以台灣學術界繼受韋伯的現象作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從韋伯繼受到韋伯自己的解讀：以台灣為例(1980-2005)以及《儒教與道教》中經濟－宗教關係的問題》。該論文探討，「為何是韋伯──而不是其他思想人傑──自八〇年代開端起在社會學界裡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呢？」林錚認為，台灣1980年代的「韋伯熱」與迅速成長的中國民族主義有關。然後以韋伯為名的中國民族主義，卻又有助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成為台灣學界廣為閱讀的重要經典著作。社會學者顧忠華所著《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簡要地概述韋伯的論點，大致體現了台灣學界對這本經典的基本理解：
“……資本主義的興起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現象，其所呈現的特徵反而處處和某一種宗教上的倫理態度相互呼應，也共同構成現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譬如說以「職業」為生活的重心、講求理性計算、注重個人的成就表現等。……這一套西方花了幾百年時間醞釀出來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綜合體而已，它還有特殊的精神風格和文化異議，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揭開了隱藏在制度背後的精神力量……”
“從理念／利益相互辯證的角度來解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們可以發現韋伯至少分成三個層次討論西方的歷史發展過程。第一個層次是探討理念和理念之間的關係，……加爾文教派為了徹底地「首尾一貫」，發展出「預選說」的教義，也使信徒的「世界圖像」脫離了被動服從傳統權威的羈絆，……韋伯在第二個層次觀察加爾文教派信徒，如何以「入世制欲主義」來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追求成功的動力使得他們必須精打細算，不放費任何時間和精力，並講求目的和手段間的理性連結，進而推動了西方「全方位」的理性化。……除了這兩層關係外，韋伯還考慮到理念或利益和社會組織形態之間的親近性，所謂的「資本主義」，韋伯便是把它理解成橫貫現代經濟、政治、法律、科學等各領域的總體性制度安排，在這種現代制度形成過程中，前面的兩層關係受到了權衡和考量，理念的制度化和利益的制度化互相配合，讓西方的現代國家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組織力量。”
雖然韋伯熱業已過去，但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至今依舊為各社會-{系}-指定必讀經典，也持續作為研究的重要課題。以近幾年的作品為例，張旺山以〈真相就是真理：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百年〉一文，力求釐清對於韋伯論點的誤解之處。而顧忠華的〈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韋伯學說的當代意義〉，則主張韋伯強調「經濟倫理」與「精神」作為資本主義構成要素的論點，能夠幫助我們思考中國經濟是否真正全面建立了資本主義的運作體系，並釐清所謂「中國崛起」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