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俄国革命
俄國革命（），亦被称为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起义，是指于1905年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內，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至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成立國家杜馬与实行多党制。這場革命沒有組織、沒有目標、也沒有單一原因，主要歸咎於幾十年的國家動亂和對羅曼諾夫王朝的不滿，俄國國內改革不利以及少數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揮不力，導致俄軍在日俄戰爭中慘敗，是最直接的導火線。戰後一直有連續不斷的軍人革命以及革命團體活動。雖然各地方的革命最後妥協或被鎮壓，俄國國內也加快改革的步調，但仍不夠阻擋1917年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的革命。布爾什維克黨員常常把這場革命當作1917年革命的先驅。
亞歷山大二世是一位開明的沙皇，他於1861年著手實施多項改革政策，開始了大改革時代，改革涵蓋法律、地方政府與軍事等，廢除了農奴制度，讓廣大的農奴獲得解放，卻不幸於1881年3月1日遭反對勢力民意党員炸死；其繼承者亞歷山大三世相對保守，他反對政治改革，施行俄羅斯化，並以鐵腕治國，國會與東正教會都服膺在他的獨裁統治下，1894年因病去世，由其長子尼古拉二世繼承皇位，正值列強爭戰的動盪時代。
自彼得一世建立工業制度以來，到亞歷山大二世施行改革後，俄羅斯緊追西歐展開快速的工業化腳步，但社會的變遷卻與西歐截然不同，俄羅斯的中產階級，沒有發展出具足夠影響力的規模，而是向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兩個極端發展，遂形成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形勢。另一方面，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土擴張，俄羅斯帝國橫跨了歐、亞、北美3洲，國境內包括了許多民族，各民族除了與俄羅斯文化有差異外，而且各民族之間也存在著歷史、地沿或文化的各種衝突。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俄羅斯的反對勢力，可區分為右翼自由派與左翼社會主義派。 1904年秋天，自由派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以慶祝自由派國會規章訂定40週年，並藉此時機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與立憲。1904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要求成立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與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與地方自治會，也陸續通過類似的決議或呼籲案。
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許多措施以滿足各方要求，包括任命自由派的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為內政部長，以接替被暗殺身亡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1904年12月12日，沙皇發表一份詔書，包括同意擴大地方自治會與市議會的權力、為工業勞工建立保險制度、解放異族階級、以及廢止審查制度，意圖向反對勢力妥協，但關鍵的全國代議立法權仍未被納入。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加入意圖瓜分清帝國的列強行列，俄羅斯在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等地與日本屢起爭端，1904年日本因與俄羅斯對東北與朝鮮半島的利益談判未獲回應，同年2月6日日本驅逐俄羅斯的外交官員，2月8日日本對俄羅斯開戰，俄軍雖有較大的軍力，卻一直處於劣勢，因此引起俄國軍政的震撼與自信心受創，民間亦對沙皇的領導產生疑慮及不滿。
1904年12月，位於聖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發生罷工，聖彼得堡各界認同罷工的民眾不斷增加，罷工人數攀昇至八萬人。清早，俄羅斯東正教大司祭格奥尔基·加邦神父帶領一個為數約三萬人的工人組織到冬宮外廣場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遞交請願書，以表達勞工階層與社會底層人民的困苦，與遭受到的欺壓，請求沙皇進行社會改革與終止日俄戰爭，並期望不要有超時的工作與獲得合理的待遇。
尼古拉二世從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當天不在冬宮，當時負責守護宮庭的武裝士兵，列陣與示威群眾對峙，而聚集的民眾已漸漸增加到二十萬人，大家手拿著聖像、沙皇圖像，唱著聖詩與愛國歌曲，士兵後來對空鳴槍示警，不久之後便向群眾射擊，民眾在驚慌中逃亡而爭相推擠，蓋龐神父則在混亂逃出，換下神職服裝隱匿起來，後來更宣布革除沙皇的教籍並號召工人起身反抗政府。官方宣稱傷亡人數為96人死333人受傷，反對勢力宣稱死亡人數超過4,000人，保守估計約1,000人傷亡。此一血腥鎮壓事件，引起公眾的憤怒，俄國人民不再寄望沙皇，一連串大規模的罷工在各地發生。
高加索地區是俄羅斯從19世紀加入的新領土，有多個民族定居在此，其中亞美尼亞族與亞塞拜然族（當時稱為韃靼人）雖然比鄰而居，卻因宗教與文化差異而時有衝突。1905年2月，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後不久，傳出一名穆斯林遭到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黨員殺害，引發兩族的對立，於是在巴庫發生大規模的族裔攻擊事件，接著5月在納希契凡、8月在舒沙、11月在占賈。
以沙皇為共主的波蘭會議王國，深受日俄戰爭帶來的不景氣所苦，1904年下半年，超過10萬波蘭工人失業。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後不久，在波蘭的工業重鎮羅茲，工人以「打倒獨裁！打倒戰爭！」為口號，進行大罷工，同一時間，在華沙與其他工業中心，陸續發生罷工、示威或遊行。同年的1月28日，在波蘭社會黨與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策動下，呼籲大規模罷工，波蘭全境超過40萬工人加入，持續了4個星期。當時示威民眾同時要求改善工人環境，以及給波蘭人更多的自治，2月開始波蘭的大學生加入示威，後來甚至有中學與小學的學生加入，學生抗議俄羅斯化並要求學習波蘭語的權利。
沙俄政府向波蘭的民族主義運動作出了讓步，但部份示威民眾尤其是工人仍然不滿，沙俄政府已失去耐性，5月1日在華沙的一場遊行中，沙俄警察開槍鎮壓，有30名工人被槍擊。到6月中旬在羅茲，沙俄警察在其中一場示威遊行中開槍殺死了約10名工人，6月20日至21日，死者出殯時演變成為大規模的抗議遊行，21日當天，遊行群眾與沙俄的哥薩克騎兵相遇，遊行群眾向騎兵投擲石塊，哥薩克騎兵開槍還擊，造成至少25人死亡，當天晚上憤怒的群眾開始攻襲警察和巡兵，並殺死不願投降者，遂演變成暴動，波蘭歷史稱之為羅茲暴動事件。6月23日，沙皇簽署了戒嚴令，俄羅斯步兵軍團進入發生動亂的城市，逮捕了部份滋事民眾，當時的民族運動團體認為不敵軍隊而-{自制}-，動亂終在6月25日平復。
面對國內的動盪，沙俄政府回應迅速，1905年1月18日，沙皇解去內政部長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職務，委任亚历山大·布雷金接替。另一方面又任命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令其調查聖彼得堡與鄰近地區工人們不滿原因；該委員會是由國會議員辛德洛夫斯基帶領，成員有政府部門人員、國營工廠廠長、以及民營工廠老闆，並邀請工人代表加入，但在社會主義人士抵制下，工人沒有選出代表，社會主義人士更試圖轉移工人進行武裝鬥爭，到2月20日調查委員會在從來沒有開始運作情況而瓦解。
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馬車通過克里姆林宮時，遭社會革命黨分支黨員近距離投擲硝酸甘油炸彈於車廂內，謝爾蓋大公當場被炸死。2月17日當天，尼古拉二世決定同意作出新的讓步，3月3日頒布《布雷金詔書》（），准許成立諮政團體、包容各種宗教、開放語言自由、以及減少農民贖回農地的費用。
1905年5月24日至25日，約300名來自各地地方自治會與市議會代表，齊聚在莫斯科召開了3場會議，會後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要求成立一個國家層級的議會；6月6日，尼古拉二世接見一名郡縣議會代表，會後由謝爾蓋·特魯別茨可伊王子與費奧多羅夫代表沙皇回應，表示允許召集成立人民代表會議。
1905年10月，聖彼得堡蘇維埃成立，訴求大規模的罷工、抗稅與提領銀行存款。
1905年8月19日，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國家杜馬（即俄羅斯國會），惟因限制選舉方式，並僅授予輕微的權力，當消息透露，動亂加劇，引發10月的大規模罷工。
10月份，由財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等人所撰寫的十月詔書，呈給尼古拉二世批閱，內容大致沿自9月份地方自治會所提要求，允許多項基本公民權利，還包括組織政黨、延申普選權、賦與國家杜馬作有中央立法權，尼古拉二世與大臣爭論並考慮了3天，一來基於避免再度發生殺戮，二來是沒有優勢軍力足以掌控全局，尼古拉二世最終在10月30日簽署了此一詔書。
當詔書公告，各主要城市輿論隨即表示支持，聖彼得堡以及其他地區的動亂，要不宣告結束，又或迅速地瓦解，政府在同時間特赦政治犯，讓步接踵發生。社會上雖仍有反對變革的保守份子，但整體政局的發展已不可復返。
正當俄羅斯自由派人士滿意10月詔書的結果，與準備國家杜馬選舉，激進的社會主義人士與革命人士則譴責選舉，並呼籲武裝起義以終結沙皇統治。
1905年11月在塞瓦斯托波爾，黑海艦隊海軍少校彼得·施密特公開演說，要求當局釋放政治犯，民眾響應他的號召，在監獄前示威但受到機關槍開火驅散，隨後幾天，施密特到議會與墓園演說，最後在墓園被逮捕，並令其退伍。11月26日，巡洋艦奧恰科夫號（）兵變，艦隊其他船隻陸續加入，施密特受邀出任叛軍指揮官，叛軍人數最後達8200人。
11月28日，施密特登上奧恰科夫號，並發送電報給尼古拉二世要求召開憲法會議；沙俄軍隊約10000人，向叛軍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投降，3小時後仍未獲回應，沙俄軍隊遂向叛軍的軍艦與軍營開火攻擊，約90分鐘的時間，叛軍中隊便被沙俄軍隊擊敗，施密特、他的兒子與其他生還者被捕。1906年2月，施密特與其他叛軍首領判決死刑，同年3月19日伏刑。
在塞瓦斯托波爾起義發生的同一時間，剛完工的被抗議的群眾，以及因日俄戰爭結束而解甲的士兵們所控制，沙皇派效忠的特遣步隊沿西伯利亞鐵路清剿收復。
最後的起義事件發生在莫斯科，1905年12月18日至20日間，由布爾什維克黨員發動工人階級進行大規模罷工，12月20日政府派軍隊入城，以掃街方式驅散示威民眾，演變成街頭暴力鬥毆，一個星期之後，沙俄護衛隊（）派駐佈署，並使用大炮來驅散示威民眾與砲轟工人守區，到12月31日估計已有1,000名民眾死亡，部份的城市變成廢墟，布爾什維克宣告投降。
1905年12月，沙俄政府頒佈了選舉辦法，第一屆國家杜馬訂於1906年3月進行選舉，限25歲以上男性國民為合格選民，並對不同的社會階層選票，給以不同的權重，例如地主就比農民與工人有較高的選票權重。
有多個參選的政黨因應選舉而組成或合法化，主要有自由派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憲政民主黨、農民代表的勞動團體（，拉丁化簡稱）、另一少數自由派聯盟10月17日聯盟（又稱十月黨）、以及由地主組成的保守聯盟等；最後當選共566人，主要有179名憲政民主黨員、136名勞動團體黨員、121名非俄羅斯民族代表、18名社會民主勞動黨員、17名十月黨員。其他左翼社會主義人士、社會革命黨與布爾什維克則主張抵制杜馬選舉。
1906年4月23日，在國家杜馬開始運作的前一天，沙俄政府頒佈了俄羅斯帝國基本法，定義了政府架構，沙皇為絕對的領袖，完整控制行政、外交政策、教堂事務以及軍事武力，限定了國家杜馬的政治位階，國家杜馬議員一半由選舉產生，另一半由大臣會議指派，法律制定必須經由國家杜馬與大臣會議核准，惟最終必須由沙皇核准才能生效，若國家杜馬在休會期間，允許立法程序可由大臣會議轉給沙皇核准，無需待國家杜馬開議。
1906年4月，大臣會議主席谢尔盖·维特被指派負責籌措近 9億盧布的借款，用以重建俄羅斯財政，大臣會議主席一職由伊万·戈列梅金接任，同年5月6日，再改由彼得·斯托雷平出任。
當時倡導革命的激進份子，發動多起的刺殺行動，多名警務人員與官員被殺，為能可以壓制恐怖主義，斯托雷平導入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允許迅速逮捕和審判，1906至09年間，超過3,000名嫌疑犯被判有罪而遭絞刑。時人皆諷刺絞刑架為「斯托雷平的領帶」（俄語：столыпинский галстук）。
斯托雷平主導新的土地改革政策，讓農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新農階級，發揮保守安定的力量，從1906年10月開始，至1917年沙皇被推翻其間，俄羅斯農村的面貌不斷改變，農地持續私有化，農民可以世襲農地，原本零星的土地變成大面的農地，也因此大量提升了農業產出。
1904至07年間，除了頻繁的社會運動外，也是恐怖暗殺的高峰期，社會革命黨格鬥組織、波蘭社會主義黨格鬥組織與布爾什維克格鬥組，策動了多起針對大臣、公務員與警務人員的刺殺或搶劫案件。
遭刺殺身亡者中較著名的有：
190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間，在沙俄附屬國芬蘭大公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了大規模罷工，由約翰·科克（）領導的第一代芬蘭赤衛隊（）成立，罷工期間在坦佩雷發表紅色宣言，要求解散參議院，實行普選、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審查制度。
憲法專家們的領導人物，芬蘭裔的利奧·梅徹林參與撰寫了十月詔書，因此終止了芬蘭大公國從1809年開始運作，由各國民等級代表組成的波爾渥國會，於1906年籌辦芬蘭議會，1907年舉行了人類史上第一次不分男女的普選，選出了第一屆議會議員。
愛沙尼亞為沙俄在大北方戰爭取勝後，1721年從瑞典取得的土地之一，後成立了愛沙尼亞省，19世紀因抗衡俄羅斯化政策，愛沙尼亞民族意識萌發。1905年1月，在血腥星期日發生後，愛沙尼亞人要求出版自由、集會自由、普選以及國家主權，10月16日，沙俄軍隊在塔林的街上市場向集會開火，造成94死200傷。
十月詔書發佈後，愛沙尼亞人表示支持，愛沙尼亞旗幟首次公開，亞安·托尼森藉機擴大愛沙尼亞人的權利，成立愛沙尼亞民族進步黨，為第一個愛沙尼亞的政黨；另一個更激進的政治組織，愛沙尼亞社會民主工人聯盟在差不多的時間成立。
11月27日，民族進步黨在塔林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800名代表分成溫和派與激進派，溫和派支持托尼森，而激進派則支持亞安·梯孟特，最後投票決議通過向沙俄要求實施政治自治、限制波羅的海德國人以及終止俄羅斯化。
1905年12月，社會主義社團領導人物康斯坦丁·帕茨，在戒嚴中的塔林召集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引發工人在郊區搶劫或焚燒莊園房屋，共有160處莊園被洗劫一空，沙俄軍隊奉命前往鎮壓，328名愛沙尼亞人被當場槍斃或被捕後絞死。帕茨與梯孟特分別逃往國外，兩人後來都因被控反叛罪而判處死刑。在第一屆和後來的第二屆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愛沙尼亞民各選出5名代表派往議會。
對於這次革命，當時與後世名人學者的評論，多持正面評價，認為因有這一次革命事件，而讓主張推翻沙皇帝國統治的社會主義人士，發現工人革命的可行性，奠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向，更創立了蘇維埃組織，培養了許多的革命家，總體來說這是1917年俄國革命能夠成功的關鍵事件。
眾多評論中，最著名的是列寧，他稱這一次革命為「總演習」，留下名言： 當時清末文人梁啟超，曾於血腥星期日發生後不久，發表《自由乎？死乎？》評論專文，文中引述「路透電」、「柏林電報」、「倫敦電」以及「連日各地電報」，詳實說明事件發生與各地反應，文中評論： 又綜合引述各地電報，說明了當時歐洲各國的輿論情形： 文中最後稱之為「俄國革命」，且說明當時他與他的同儕，無不關注此一事件的發展。
後來的蘇聯共產黨領袖，當時布爾什維克重要人物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國外期間，於1939年所發表的《三種俄國革命觀（1939年）》，文中一開始便說明： 文中他稱是次革命為「第一次革命」，並引述了列寧、斯大林、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言行，以及他的想法，以闡明1905年的革命事件，如何影響社會主義領袖們的革命論述，認為因此產生了「不斷革命」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