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又称“律令体系”，是過去以儒家、周礼、法家、唐律为基礎发展起来的东亚法律体系，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儒家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基本特征，重视家族关系、君臣关系的法律调整，也就是說根據家族的親疏關係與傳統禮教的理解，可能會使得判決有相應的變化，重视道德觀念入法，來受理民间纠纷的调处解决。中华法系包括古代的中国法、朝鲜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暹罗法等。
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如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在歷史上都受到中國法律的影響，曾屬於中華法系的一部分。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唐律的内容，并以其为基础，制定本国的法律。在朝鲜，当时的《高丽律》、《经国大典》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又比如日本的《大宝律令》、《养老律》、《服忌令》等，越南的《刑书》、《国朝通制》、《洪德刑律》，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华法系随着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汉文化圈而趋于解体，日本率先移植德国法作為現代法治的基礎，中国以日本为模范制定了《六法全书》，跟隨著現代法治的發展而取代，所以現行主要中华法系的延續，部分被現代法典已明文形式標註，部份存在於東亞國家的習俗中，沒有強制力。中华法系是与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并列的法系之一，雖然西方法律的強勢下較少被討論，但隨著對不同制度的研究逐漸深入，逐漸成為法學發展史的題材。
中华法系起源自尧舜禹时期的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子产“铸刑书于鼎”是首次公布的成文法。最早的成文法典是《周礼》。汉代学者多以《周礼》与汉律并称，如《说文》第十五卷下所载许冲上书云：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法律的儒家化。熹平四年，汉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共刻《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鲁诗》、《仪礼》七经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三礼》在唐以后成为王朝治国的不可侵犯的煌煌法典。在中国古代，礼和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定。《周礼》一书又名为《周官》，许多关于国家政治与法律方面的规定，都见于礼的内容。章太炎曾指出：「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或者说儒学观念的进一步可操作化努力，在汉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都得到了体现。立法上，汉儒确立了儒家法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统治地位。汉代在立法上实现了儒家的一贯主张即德主刑辅的思想。
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礼法结合最终完成了，代表作是唐律。在礼法结合的同时，《论语》对法律的影响也逐渐深入，唐律总其大成。《论语》对唐律的影响与唐代重视儒学有关。如「十恶」、「不孝」以罪人律在《北齐律》中已有体现。至唐代，波澜壮阔的法律儒化运动走向高峰，这个高峰的代表作《唐律》便彻头彻尾地以「儒法典」的身份展示在人们面前。以至前人有称《唐律》为「一准乎礼」。考究《唐律》的法条来源，几乎绝大部分出自儒家经典。唐代礼法结合已臻于成熟和定型，在唐律中体现了一整套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与法的完善结合。在唐律中，不但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而且大量礼典、礼文直接入律。在司法实践上也是「于礼以为出入」，一切以礼为准。《唐律》及其《唐律疏议》是标准的伦理化的法典，由它所确定的原则、制度、篇目以至具体的律文、术语和概念，都为宋、明、清诸律所继承。清代学者纪昀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明朝建立之初，丞相李善长等就认为刑律「至唐代则集其大成」，在制订明朝法律时竟建议「今制宜遵唐旧」，结果「太祖从其言」。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对唐律读得很认真，《明史·刑法志》记载：「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就司法程序来说，中国的传统，判决是当庭作出，当事人可以知道判决是基于哪些理由，如果有何异议，也可以当庭申辩。西方的传统（欧洲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都一样）是休庭后做出判决，判决书再迟迟寄来。如有异议，大多-{只}-有上訴一条路。中國傳統司法程序頗為冗長，若不服初審判決，上訴時包括證人都可能被收押送往上訴地點參與審判。
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中华法系有浓重的伦理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三纲六纪”，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宗法人伦为核心，中华法系有家族本位的原则，「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十恶」大罪由此而定。
“十恶”是中华法系中规定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屬於嚴重違犯《禮經》，喪失以忠君和孝親為核心的道德，破壞以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的倫常行為。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而其中又有八种渊源于秦，只有「不睦」、「不义」两恶尚未找到与《秦律》的联系。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十恶不赦”的渊源。 八议制度源自《周礼》「以八辟丽邦法」。贵族触犯刑法并不是可以道遥法外，而是由专门的「八议」来定罪。如果属于八议范围的人犯死罪，除十恶者外，都必须奏請皇帝批准議刑，再將所議之結果，報請皇帝裁定。 中华法系的刑罚包括：笞刑、杖刑（打板子）、徒刑、流刑、死刑。每等又分五等，由轻而重至最高刑。制五刑之目的，在于“以刑制刑，以辩制杀”“明威、肃杀”，“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死刑重罪至少須送至中央六部的刑部處理，地方官通常不能判人死刑，每年可執行死刑的日期約四十多天，不在此日期內不得執行死刑。
1884年，日本学者穗積陳重提出“法族”概念，并提出了「中华法族」一词。現時的法律體系大多屬於欧陆法系（比如法国、德国、与现在的日本、中國大陸、台灣、拉丁美洲等）或英美法系（比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因此中华法系是否存在受到質疑。韦森認為「受国内一些法文化学者的影响，大多数人以前一直以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个人治社会，法制并不发达，且缺少民法」。
过去中华法系是存在的，例如《大清律例》基本上與明朝法律相同，而且審判時對判例極為重視，甚至形成清代基層公務員胥吏的重要性大增，因為他們比科舉出身的大臣官員更熟悉過去的法律判例，而大臣也須遵守法律判例。《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員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嘆：「六部之胥，無疑宰相之柄。」嘉慶皇帝曾在一次諭旨中說到：「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諾成風，而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出一言則惟命是從，一任書吏顛倒是非，變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爭之情節。」在20世纪之前，20世纪前的中国的法律的渊源大多数都来自国内，包括儒家和法家思想。至少在清代和更早的朝代，中国法律受到的外来的成分不多。在当前，有些人说中华法系是过去存在，现在已经解体了。
香港由義律之「義律公告」表示將繼續以「中國法律和習俗管治香港，但中國的酷刑則一一廢除」，允許華人案件按中國傳統審判，所以直到清朝滅亡後，香港法庭仍然沿用《大清律例》處理原居民（华人）糾紛。但隨著香港政府逐漸立法管制市民生活的不同方面，《大清律例》適用的範圍亦越來越少。1971年，香港政府立法禁止重婚，三書六禮的結婚儀式亦停止適用。禁止原居民女子參與村代表選舉的傳統，亦在2000年被法庭裁定違法。不过一直到现在，香港法律承认「中國法律和習俗」，仍然沿用「中國法律和習俗」处理继承和其他分类的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
中华民国的法律体系分为宪法、法律和命令三个层级，以宪法为基础，所有规范皆不可违背在其上位阶的规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体系均属欧陆法系，而非中华法系，但对其有所接纳和吸收。不同于二者，香港的法律属英美法系（受英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