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历史
重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大中央直辖市之一，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定名于南宋，自南宋升为重庆府后逐渐发展成为地区政治与经济中心城市，并在近代因地理位置的优越又率先接触资本主义从而发展成为全国中心城市之一。
在重庆市巫山县发现了原始人类的颌骨和牙齿，这一被定名为巫山人的发现表明在200多万年前重庆地区即有人猿的生存（巫山人属人还是猿仍有争论）。到新石器时代，位于今重庆市巫山县的大溪遗址（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属于长江中游文化。而在今重庆市忠县发现的哨棚嘴遗址和文化则是重庆地区土著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与山东的龙山文化，长三角的良渚文化属于同一时期。在重庆市巴南区发现的熊家湾遗址是重庆主城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文化属性上熊家湾遗址属于哨棚嘴文化，明确了重庆主城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渝东新石器文化系统。 《华阳国志》记载：巴族“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春秋战国时期迁入今重庆境内定都于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的是姬姓巴国，起源于汉江上游地区，其国境东至鱼复（今奉节县），西至焚遭（今宜宾市），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覆盖了今重庆市、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和四川东部的广阔土地，堪比其他七国。
殷商时期，姬姓巴国与殷王朝相互之间战事频发。商王武丁时与巴方发生过多次战争，均未能获胜，最后一次，武丁亲自统率商朝中期著名的女将妇好、名将沚震出征，还在国内征发村社众人参战，最后几乎是倾其全部兵力，才把巴国打败，但也因此，巴国与殷王朝结怨。商末周武王伐纣时，巴国也出兵参加伐纣联军，成为灭商的主力之一。《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实得”二字，把巴国军队在灭商战争中的突出作用讲得非常清楚。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自此重庆地区便由中原诸王朝所控制。秦灭巴国后，于前314年于其故地建巴郡，为三十六郡之一，治所在江州城（今重庆市渝中区）。 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取得巴蜀之地后，仍依秦制设巴郡。东汉时又增设涪陵、巴东两郡。并于今江北嘴一带新建一城，称北府城。巴郡太守一度于此办公。
重庆地区三国时期的遗产众多，包括白帝城和张飞庙等。三国演义里面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现重庆地区。
曹魏灭蜀汉之后，四川地区分置益州和梁州，重庆属梁州。此后重庆地区先后隶属于西晋、北秦、南朝宋、南朝梁和北周。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大乱，人口流动频繁，使中原文化对四川的影响达到了空前水平，而重庆地区则是首当其冲。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以渝水（嘉陵江古称）绕城，改楚州为渝州。这就是重庆简称渝的来历。
唐代延续渝州之称，属山南西道管辖。
宋代时，重庆主城属夔州路管辖。宋代重庆地区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迅速膨胀，加上逐渐发展成四川与中原和江南交流的交通要道，手工业发展迅速。也是在宋代，“重庆”得名，一直延续到今天。公元1102年，宋徽宗改渝州为恭州。公元1189年，南宋孝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封在恭州为恭王的赵惇，因为孝宗让位给他而当上皇帝，他就是宋光宗。按照皇家制度规定，凡是皇帝继位前受封并居住的地方，都要由州升为府，光宗认为：他受封恭王是一喜庆，由恭王继承皇位又是一喜庆，一共是两重喜庆，所以他下令改恭州为重庆府。重庆得名至今已有八百余年了。
■ 农业的发展  宋代重庆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梯田的大量修建，这是川东丘陵地区农民战胜自然，对土地开发利用的杰出成就。人们随山坡的倾斜，把坡土改成阶梯形，层层而上，地边筑埂，积水灌溉，便可种稻，这样就因地制宜地改造了山区，变坡土为稻田了。例如，合州地区的人们将坡土改造成梯田，等到打雷下雨，积水插秧，因此当地俗称梯田为雷鸣田。重庆地区处于长江沿岸，气温高，地暖早熟，许多地方已种植早稻和中稻了；不宜种稻的地方，则种小麦和大麦等旱地粮食作物。边远的南平军一带（今綦江、万盛、南川等地），也因大量汉人的迁入开垦，使这些地方的农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各种蔬菜，如豆、葱、韭菜、冬瓜、茄子、苋菜等，在渝州市场上到处都可以买到。此外，合州还是荔枝的重要产地。由于农业的发展，重庆地区的人口增加迅速。宋太宗时（976年～997年），重庆西部地区仅4个军州（渝州、合州、昌州、南平军），只有6万户；到1080年已是11.2万户；到1102年已是13万户，30万人。今整个重庆市境内当时共有１２个府、州、监（军），1102年达71万余人，到公元1162年的南宋时，已猛增到110余万人了。
■ 手工业的进步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较前代有了发展。就纺织业而论，向朝廷进贡布匹的地区，在唐代只有渝州，宋代增加了昌州（中心在大足）；上贡丝织品地方也由唐代的昌州一州增加到昌州、渝州、南平军三个军州。茶叶的生产点，唐代时四川虽有八个，但川东一个也没有。到了宋代，仅重庆地区就有合州、南平军两个军州。合州的"水南茶"与久负盛名的雅安蒙顶茶一样驰名了。南平军因生产茶，还成了宋朝与南方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地点。制瓷业在重庆地区更独具特色。这里生产的一种黑釉瓷器，釉面纹饰丰富，有兔毫纹、玳瑁纹、油滴纹、鹧鸪斑纹，以及最珍贵的曜变花纹（在阳光照射重庆涂山窑宋代黑釉罐下，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呈现出红、天蓝、紫等艳丽的色彩）。坐落在今南岸区黄桷桠一带的宋涂山窑，前后绵延上十里，是当时重庆生产这种黑釉瓷的最重要产区。合州是造船中心，南宋时，四川打造的运送马匹的马船，大部分都是合州制造的，仅1167年一年，四川宣抚司就拨钱7.5万缗①给合州，让造马船200艘，以运马匹到荆南地区。
■商业贸易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增多，商业交换迅速发展的繁荣起来。当时渝州城边，长江、嘉陵江里，商船舟楫往来交错，十分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农村集镇涌现出来，其规模比例已超过经济最发达的成都府路。当时成都府路有14州58县，有集镇158个；而重庆地区仅西部的渝、昌、合３州11县，就有镇106个。商品经济的发达从税收上也反映出来。以1年为例，渝州每年收税3.9万多贯②，居夔州路之首；合州收税3.7万多贯，亦居梓州路之第三。  宋时重庆地区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从四川运往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和江南的物资多走水路，渝州便是一个中继站；四川中部的物产要首先经过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运出，合州是第一个集中地，然后再运往渝州集结，等到其他地方的物资汇集后再一道装船出川。在陆上交通方面，从荆襄入蜀到成都的人，多先乘船到万州（今万州区）上岸，经梁平、垫江，过邻水而达合州，再北上遂州（今遂宁市）、飞鸟（在今中江县境）、资阳，直到成都，这是当时一条省时省费的捷径，而合州则是中转站。南平军则是四川向贵州的出发点和由贵州进入四川的入口，也是商业要道。
不仅是农业和工商业，宋代重庆地区的文化和理学也达到了巅峰状态。重庆地区现今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就雕刻完成于宋代，而涪陵则是宋代理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了对朱熹等中国后世理学家有重要影响的涪陵学派，现涪陵区北山坪仍保留着点易园。
宋朝期间重庆地区和四川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抗击蒙古入侵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队首次入川，于次年再攻四川，陷成都，全川震动。时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遂加固重庆城，并派部将于合州钓鱼城筑寨。淳祐三年(1243年)宋廷命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淳佑四年正月，以余玠华、文阁待制，依旧四川安抚制置使兼四川总领财赋、夔路转运使、知重庆府，四川军事、政治、财政等主要机构都集中到了重庆。此后直到南宋灭亡共36年(1243年-1279年)，宋廷在成都府均未设制置使。
余玠在钓鱼山筑城，屯兵积粮，抗击南侵的蒙古大军，并作为保卫重庆的屏障。同时根据川南、川东的地形特点，攻防得失，于各地兴建城寨20座，构造了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对支撑南宋半壁江山起到重要作用。。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其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80万军队出征，在亲自督战攻打合州钓鱼城时被守军重炮击伤，于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死于重庆缙云山下的北温泉。
蒙哥死后，在湖北前线的忽必烈匆忙和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重庆治丧，蒙古贵族集团即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争夺汗位，而金帐汗国与伊儿汗国也于不久后开战。
钓鱼城抗蒙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世界局势，在蒙古西征已经到达叙利亚的时刻被迫回师，成功中断了蒙古第三次西征，避免了北非文化可能被蒙古军队彻底摧毁的灭顶之灾。
此后，一直到南宋灭亡，守将王立在元朝接受其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的条件下，有尊严的带领合川居民开城降元，并将合川县保留至今，结束了钓鱼城36年抵抗历史。
明清两代，重庆府之称延续。
元末时农民起义军将领明玉珍领兵入川，平定巴蜀。于1362年称帝，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年号天统，史称明夏。今江北区江北嘴附近仍存明玉珍之睿陵。
1371年明夏被已取得元大都的明朝所灭。明代，重庆府领3州、17县。明攻重庆后，因久经战乱，城墙破损，守城指挥使戴鼎乃重修重庆城，新城共辟有城门十七座，甚至比明京应天（今南京）多出四道（南京内城原有城门十三道），但有八道门徒具形式，无法开关，俗称“九开八闭”。而戴鼎所建新城，之后无多大更改，奠定了明清600多年重庆城的规模。
至清代，设川东道于重庆府，辖3府(重庆、夔州、绥定)、2个直隶州(忠、酉阳)和1个直隶厅(石柱)，完全成为四川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朝前期四川总督曾短暂驻于重庆。
清光绪2年（公元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为重庆的正式开埠埋下了伏笔。1890年3月，中英再签《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款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开关收税，标志重庆正式开埠。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爭中被日本打敗，根据當年4月签訂的马关条约中規定清朝须把重庆(連同苏州、杭州、沙市)开放为通商口岸，重庆开始面向世界。
1898年2月，英商立德乐经长期准备后，驾驶“利川”号轮船抵达重庆，第一次有汽船抵达重庆。
早在1897年，改良主义思想家、四川的宋育仁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纸《渝报》，宣传维新思想，《渝报》于1898年4月停刊。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则出生于重庆，今解放碑的一条路还被命名为邹容路。
1903年，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公强会在重庆成立。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奉孙中山命令返回重庆建立重庆同盟会支部，为同盟会9个支部之一。
1911年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同盟会重庆支部亦发起起义，与四川夏之时所率的起义新军联合，于11月22日进入重庆，宣布重庆独立。23日，成立蜀军政府，推重庆同盟会负责人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重庆遂进入民国时代。
1911年，由于修建成渝铁路案搁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后，1913年，四川军政府废府设道，以道统县。废重庆府，置川东道，以川东道领导巴县、江津县、长寿县、綦江县、南川县、永川县、荣昌县、铜梁县、大足县、壁山县、武胜县、合川县、江北县、奉节县、巫溪县、巫山县、云阳县、万县、开县、达县、宣汉县、开江县、渠县、大竹县、万源县、忠县、酆都县、垫江县、梁山县、酉阳县、秀山县、黔江县、彭水县、石砫县、城口县、涪陵县等36县。今重庆主城区，隶属巴县。今重庆辖区内除潼南县以外，悉隶属川东道。
1921年，刘湘在重庆设置商埠督办处，任命杨森为督办，筹办市政。其时重庆市区范围未定，权以巴县城关即今渝中半岛部分及原江北县城附近一带居民区为辖区。1922年，将商埠督办处改为市政公所。1926年，又改为商埠督办公署，拓展城区，开始进行城市建设。1927年，又将商埠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潘文华任市长，划定重庆两江上下游南北两岸30华里为市区。但无明确边界。
1929年重庆从巴县分离，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首任市长潘文华。
民國五年（1916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升為院轄市之前，先後7次在重慶設立四川省長行署、四川省長公署、四川督軍公署、四川省政府。是當時四川省實際上的政治中心。
1936年改设四川省代为管理的一等院辖市（即地区代管的直辖市），并管理贵州省桐梓、遵义地区。
1939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轄市（即直辖市），重庆亦是既南京、上海、天津、青岛、北平后第六个中央院辖市，辖区范围大致为今重庆主城区，即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以及江北区、南岸区，而北碚市（今北碚区）为中央行政院和临时政府所在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前线每况愈下，1937年7月淞沪会战打响后不久，国军便陷入被动，为防止首都被攻陷后陷入混乱，中华民国政府于1937年11月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连夜登船，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并于12月1日正式办公，仅仅13天后日军便攻破南京。
在1937年到1944年间，重庆作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来自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苏、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万移民迁往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群体被重庆本地居民称作“下江人”。同时，数以万计的企业、学校，近8万吨黄金都搬迁至重庆，因此重庆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另外，国民革命军空军的作战飞机，美国志愿飞行团“飞虎队”都曾经驻扎在重庆。 在抗战中，重庆共组织川军62万人，占川军总数的一半还要多，是川军的绝对主力。出川作战的57个师中，有一半以上的部队均是重庆籍士兵。
重庆是中国战场最激烈，双方损失最严重的空战战场之一。据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国民革命军空军出动3117架次，击落日机191架，击伤400余架，击毙日军飞行员375人，中国军队损失飞机277架，有224名空军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重庆是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空战战场。
后蒋中正在渝中区邹容路与五四路口设立“精神堡垒”昭示国民政府与重庆人民抗战到底，愿战败而亡不愿投降而亡的决心。在渝中区人民公园有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在临江门都市广场附近亦有重庆大轰炸纪念遗址。
1941年6月5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公共防空大隧道中，躲避日军地毯式战略轰炸的7764名市民窒息死亡，酿成“大隧道惨案”，是重庆作为首都3年来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据1980年代不完全统计，重庆的陪都遗迹有近400处，随着重庆数十年大规模建设，有些遗址已不复存在。现存有代表性的遗迹主要有两类，一是蒋介石、宋美龄等要人的官邸、旧居；二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在渝留下的纪念地，如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的旧址。位于重庆南山上的黄山国民政府遗址与总统官邸和位于渝中区的红岩村遗址（原属沙坪坝区）是重庆抗战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保存最完整和相对集中的一处文物大遗址。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隔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