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四書
《占星四書》（英文："Tetrabiblos"；希臘文，原文意義就是「四書」，然而中華文化的因儒家經典早已有「四書五經」的專有名稱，正是如此緣故，所以為防止在中文語境之中在意義上的混淆，因而此處將Tetrabiblos意譯為「占星四書」以示區別），在古希臘文中又名為Apotelesmatiká（""，英文字型寫作"Apotelesmatic"），原文的意義為“影響”，但是在中文語境裡也可以翻譯成“星辰對人類命運的影響力”；除此之外拉丁文另稱之為Quadripartitum，原文的意義為“四卷”，《占星四書》內容主要是講述關於自然哲學以及占星術的學問，是一部有關占星學哲理與應用的極重要典籍，乃是亞歷山卓學者托勒密（西元90年～西元168年）在二世紀所成書，是托勒密四本重要著作之一，由于该书与占星术颇有渊源，许多占星术上的概念来自于该书，使得《占星四書》直到今日仍被學習古典占星術的人们广泛地傳誦阅读。
托勒密的著作中與《占星四書》同為姊妹篇的《至大論》──此書曾經對天文學的影響超過一千四百多年，是一部權威性著作；同樣地，《占星四書》則這部作品在占星學的影響層面與《至大論》在天文學情況一樣也是相當廣大，它是研究天體運行對世俗事件造成的作用。然而《至大論》今日被哥白尼提出的太陽中心模型的日心說所取代，而《占星四書》則不同，仍然在占星學界裡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與運用典籍，它今日依然對占星學留下重要的論據，托勒密此著作可說是對一位嚴謹治學且致力於占星學研究的專家學者而言是「必修」的教材，它可是被喻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除了提綱挈領地概述占星實踐技巧之外，托勒密是以自然為主題作哲學性的答辯，這在西歐中世紀期間有利於穩固地幫助占星學可以被神學接納。這使得托勒密所傳授的占星學在文藝復興時期被列入大學博雅教育三文四藝之中，這帶來了對醫學研究和文學作品相關的影響。十七世纪初，托勒密的占星學仍然在欧洲大学的课堂上被讲授著；而在十七世紀末《占星四書》這部著作在知識份子心中的地位則是即告崩潰了，當托勒密的著作與其占星原則呈現出一個被人以存在著陳舊過時的觀點以及基於迷信而遭識見不明的人士駁議。但是客觀而言，托勒密總結古人占星智慧之大成，若非學養豐富之士實難以做評議。
《占星四書》的歷史價值在於它是相當古老且為人所知的文獻，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皆有相關評論發行。此書已被多位人士給抄錄、評論、轉述、節錄，以及翻譯成不同的語言。最新的希臘文版是德國學者（Wolfgang Hübner）所著，在1998年由（The Bibliotheca Teubneriana或者是Teubner，以下直接簡稱托氏文庫）出版；這部鉅著在中國唐代的時候已經傳到中國，即由西域唐居人李彌-{乾}-（李弼-{乾}-）所傳入的《都利聿斯经》（或翻譯為《都赖聿斯经》），都利聿斯即唐代對“托勒密”的译名。另外現代首部漢譯本的《占星四書》是由台灣地區中華民國占星協會的創始會長林樂卿先生（筆名：星宿老師）所翻譯的；這部古典鉅著被中國學者江曉原教授讚譽是「星占之王」。
請注意：為了防止在翻譯過程中原意流失，本條目有關原文引用部分將會採取保留原文以提供作為譯文的對照，期能保障如實且完整的了解其主旨。
《占星四書》為知名的學者托勒密（具有地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占星學家身份）在埃及所編輯的四本書目，其書名"Tetrabiblos"在原稿的意義是稱作「於四書中的數學運算論述」，另外亦被名為「向（Syrus）言說的預兆」。托勒密在書中論及天體運行冥冥之中對俗世的生命以及物理現象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占星四書》許多內容是總集托勒密之前的占星資料，並且這本著作直到今日也仍是占星學界的經典教材，托勒密在書中所述的諸多原則依然被奉為圭臬，其占星研究一直是西洋占星學的基礎。蒲洛克勒斯也註釋過這本著作。
托勒密被人稱之為“最有名的希臘占星學家”以及“最高等級的一位專業占星權威”。他的《占星四書》作為一個參考依據被描述為具有“於占星作家之間享有几乎如同一部《聖經》般的權威達一千年以上之久”並且萊利（Riley）的書中寫道這是一部「實質上的占星術《聖經》」。於西元二世紀在亞歷山卓所編纂，這部著作從首次出版的時候已經收集有關它的評論了。它在西元九世紀被翻譯成阿拉伯文，並且被描述為“迄今為止中世紀伊斯蘭占星學最有影響力的依據”。
隨著《占星四書》在十二世紀中被翻譯成拉丁文，“托勒密占星學”成為了由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與托馬斯·阿奎那整合到中世紀的基督教教義之中。由這神學上的接受贊同、承認而促進了托勒密占星學在大學之中的教授，通常是與醫學研究結合有關。就是这样的情勢發展之下，依次地，在文學作品中所帶來的關注，像是但丁的作品，這有助於西歐中世紀期間的道德、宗教以及宇宙论的模範之塑造。《占星四書》也是為文藝復興時代占星學奠定了基本的准则规范，並且在文藝復興時代與中的一些優秀大學裡是一本必要教科書。
歐洲大學教授托勒密占星學的課程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但是從十七世紀中葉起當時的人卻是考慮且费心思地維持著它被推崇為博雅教育之一的地位。因為关于是否把占星学仍然作为博雅教育的一項學科的争论开始兴起了，在這個時期，《占星四書》的內容開始招致污衊為“一項邪惡的占卜術數”。一則由十七世紀的評論家撰寫著關於它的標題：“反对迷信的術數與其合适的說是朝向惡魔的目標毋寧說是托勒密的占星學（no superstitious art is more fitted to forward the aims of the devil than the astrology of Ptolemy）”。客觀來看待，對於占星術的博大精深從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開始發展以來，其智慧深奧可是後輩學子所難以望其項背；而《占星四書》更是總集古人占星結晶之大成，且托勒密是古代學識淵博的通儒，因而隨意汙衊實屬非明智之舉，唯有真正實地深入研究方能一窺堂奧進而尊重古人的成就及貢獻。
十七世紀末占星學的知識地位迅速崩潰也連帶的從事占星術的知識分子或者是學者皆受到影響，然而《占星四書》在世界文化上對於歷史性的影響則繼續的受到了從事於古典哲學以及之學者們的關注。它也維持著其作為現代西方占星術從業者一部有影響力的教科書之地位，並且這部教材的英譯本是由十八、十九以及二十世紀的占星學家所出版得。據二十世紀早期人文主義者的占星學家（Dane Rudhyar）的報導聲稱他的時代之占星學“來源幾乎完全是在亞歷山卓的占星學家的著作之中，此即克勞狄烏斯·托勒密（originated almost entirely in the work of the Alexandrian astrologer, Claudius Ptolemy）”。即使是所描述的《占星四書》乃為“毫無疑問地，對於任何一位認真的占星學學生是不可或缺的（without a doubt, indispensable for any serious student of astrology）”。
這部鉅著能夠保持長久的重要性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因素：托勒密同时有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與科學家之一的聲譽，這份文獻的重要性於占星學的學科主題上是最古老且完整的手稿之一，並且托勒密的占星詮釋、說明的次第與特質是前所未有的。
“托勒密的占星學之傑出印記”被描述為“能夠獲知他的時代之哲學與科學精神”。托勒密同時寫道當“物理學”被定義為哲學，並且他的恆星影響的敘述及說明是依據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四種性質（熱、冷、濕，以及乾）觀點同普遍統一性（或曰宇宙統一性）以及宇宙和諧的哲學概念做比較而表達出來的。他的要旨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闡釋占星學的基本原理，所以這樣的工作也是受人瞩目到的是對於其缺乏了直接的天文基礎在占星實證上而言它是不予考慮得：
這本書的開篇伴隨著一項占星學的哲學框架之說明其宗旨是回答批評家其對於這項主題學科的有效性或正確性的議論。關於這點，（Lynn Thorndike），在他的《巫術和實驗科學史》（"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一書中，如此寫道：“占星學的唯一對手似乎仍然是《占星四書》含有的蒙昧，繼續地對這項術數製造批評對於托勒密的它之陳述或者其已經藉由他專門的回答而言是自不量力的。（Only the opponents of astrology appear to have remained ignorant of the "Tetrabiblos", continuing to make criticisms of the art which do not apply to Ptolemy's presentation of it or which had been specifically answered by him）”。
托勒密在他的《占星四書》中有提出他是不负责創立占星技巧的。他的貢獻是資料系統性的整理，為了論證占星學是基於邏輯、分層原則得。星象的影響是時常對照著體液變化的氣象影響，這是假設著從天體週期於氣候之中所帶來的的发热、冷卻、濕潤，以及乾燥作用的相关變化之效果。
《占星四書》的歷史重要性和影響是被許多古代、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代出版了關於它的評論所證實，還有許多翻譯和轉述的版本旨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重現其內容。這希臘文本業已轉譯成阿拉伯文、拉丁文與許多現代語文。一直到十八世紀的時候第一份英譯本還尚未問世，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一位美國占星學家盧克·布勞頓（Luke Broughton）聲稱在他身邊至少擁有六本不同的英譯本。在中華文化圈中，很值得慶幸的是由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占星學會創始會長林樂卿先生（筆名：星宿老師）首度翻譯現代中文版《占星四書》。
中世紀醫學的基本原則是體液的理論。這是派生自古代的醫學著作，以及主導整個西方醫學一直到十九世紀，才由近代的醫學理論接手。該理論指出在每一個人身上有四個體液 （humours），或者名為主要液體－黑膽汁、黃膽汁、黏液，以及血液，這些都是由身體各個器官所產生的，而且他們為了維持一個人的健康而不得不讓彼此間平衡著。過多的痰（黏液）在體內，例如，會引起肺部的問題；並且身體會試圖咳出痰來恢復平衡。體液在人體內的平衡可以通過飲食、醫藥，以及通過放血療法、使用水蛭來達到。四體液也與四季有關，黑膽汁－秋季，黃膽汁－夏季，黏液－冬季以及血液－春季。
體液學說擁有諸多特性，祂們成為有益於解釋日常生活中許多方面的重要依據，並且可以與占星術、面相學甚至音樂做連結。因而占星術上黃道帶的十二星座也被認為是與某些體液有關。即使是現在，有些人仍然使用“易怒”、“樂觀”、“冷靜（漠）”和“憂鬱”這些文字來形容個性。
占星學上傳統的主要相位有時稱之為"托勒密相位（Ptolemaic aspects）"因為祂們是源自西元一世紀由托勒密所定義與使用的。這些主要相位分別是合相（conjunction，約為0-10°，☌）、六分相或六合（sextile，60°，⚹）、四分相或刑（square，90°，□）、三分相或三合或拱（trine，120°，△），以及對分相或衝（opposition，180°，☍）。雖然與其他相位相比合相幾乎都是採用較大的容許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當計算及使用占星相位的時候，不同的占星師與獨立的占星傳承是採用不同的"容許度"（在正確值之間的偏移度），關於這一點是非常重要得。主要相位是那些可以用來分割為均勻的360數值以及是可以被10的數值整除（唯一的例外是十二分相或半六合，英文為semi-sextile）的相位。
這通稱的希臘文與拉丁文書名（分別為："Tetrabiblos"以及"Quadripartitum"），意思是‘四書’，是傳統的暱稱因為這在一些希臘手稿中是題為的書名，英譯為‘Mathematical treatise in four books’；漢譯為‘於四書中的數學運算論述’之一部著作。法蘭克·埃格爾斯頓·羅賓斯（Frank Eggleston Robbins），出版於1940年洛布古典叢書（簡稱洛氏叢書）英譯本的總編輯，認為這或許是由托勒密本人所採用了這書名，儘管他確認許多其他希臘手稿是採用著，英譯為‘The prognostics addressed to Syrus’；漢譯為‘向賽芮斯言說的預兆’這個書名。一份古代的暱名評論在其文中陳述有些人認為"Tetrabiblos"這個詞是一個虛構的名字。
休伯納，1998年托氏文庫希臘文版本的總編輯，採用了"Apotelesmatiká" ("biblía")，英譯為‘(books on) effects’；漢譯為‘星辰對人類命運的影響力（之書）’這個書名，這已然成為由最近的學者所沿用遵循的。亞歷山大·瓊斯（Alexander Jones）、施普林格（Springer）發行出版《透視托勒密》（"Ptolemy in Perspective"，2010年）的總編輯認為托勒密自認的書名仍然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同意"Apotelesmatika"這詞彙是“一項可信的揣測”。這個詞可翻譯成各種的意思如英譯的‘influences’、漢譯的‘影响力’，英譯的‘effects’、漢譯的‘效应’或者是英譯的‘prognostics’、漢譯的‘預兆’；反映了這部作品的主題，這是涉及著關於天體循環規律其影響效用的預知之取得（即星宿占卜的意思）。
在漢語範疇裡，目前關於"Tetrabiblos"其他漢譯名稱還有：「四門經」、「四經」、「托勒密四書」、「天文集」、「四部書」、「星象四書」、「星理四書」、「箴言四書」等等不同的漢譯名稱，但其中以「托勒密四書」的稱呼所佔的比例較多。另一方面，華人占星師丹尼爾與魯道夫二位先生在其占星學著作中則直接稱為“四書”。由日本人羽仁-{礼}-著，陳惠莉譯的《圖解西洋占星術》中對於"Tetrabiblos"書名是直接音譯為“迪特拉比勃洛斯”，並且後面加上括號註明“四書”。這裡一律將"Tetrabiblos"書名的中文翻譯為“占星四書”。
對於《占星四書》的彙編並沒有斷然公認的年代日期然而托勒密在他的‘引言致詞’中透露出他撰寫他的占星論述專著是在完成了他的天文鉅著之後：此即《至大論》。在《至大論》中的佐证透露出這天文著作不可能在約西元145年以前即已成書，這顯示出托勒密撰寫《占星四書》是面對著他行將到來的人生盡頭，在完成《至大論》和他的逝世之間的某一段歲月，通常根據傳聞是在西元168左右。
此處所羅列的是洛氏叢書版本《占星四書》各卷章節目錄所探討的主題，採中英文對照，以對應本條目下列卷壹到卷肆各節論述來做參證。
卷壹一共分為二十四章（洛氏叢書版本）。托勒密在卷壹開宗明義地在論證占星預測的效驗，在他的文章脈絡中還闡述行星所引起的特殊自然現象、恆星、十二星座與自然哲學等相關課題；托勒密還對於回歸黃道的使用做出詳細講解；他同時也為入廟、躍升、三分之一對座、界這四個占星學概念進行科學性的闡釋，卷壹部分托勒密還對各個行星屬性及其作用力做出說明併總結其綱要。
本篇文章的一開始就附帶著托勒密-{致}-予“賽芮斯”的獻辭，這是一位身份不明的人物托勒密所有著作都是奉獻於祂的。在這邊托勒密於天文研究兩種類型之間便做出了區分：第一項研究（天文學，正式的研究方向）這是在发觉、了解天體循環與運動；第二項研究（占星術）這是負責探討這些運動所帶來的相關變化。他表示每一項都擁有它自己的科學並且前者（天文學）是凭自身權限功能获得令人想要／滿意的（研究結果）“即使它沒有達到了由它与第二項（占星術）结合所給出的結果（even though it does not attain the result given by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second）”。這乃是採取表明出托勒密的天文學與占星術是互補的研究之觀點，如此看來虽然占星術是同時尟少有獨立性和基於事實的根據，它的採用導致了天文學的實踐作法更為有用。雖說在英文中"astronomia"（天文）以及"astrologia"（占星）這兩個術語是在古代典籍中互相替換著使用，此處也證明了這乃是由托勒密在兩部個別作品之中的篇幅讨论著兩項不同學科之早期定義。
托勒密在其自己的專著中表述已處理好（兩個科目上）前者之學科（天文學），他說“現在應在一個適當的哲學方向中對第二項（占星學科）以及尟少獨立性的方法做個交待，因此這項交待其宗旨是實話絕不可能與第一項（天文學科）的确切性一起比較其觀念（shall now give an account of the second and less self-sufficient method in a properly philosophical way, so that one whose aim is the truth might never compare its perceptions with the sureness of the first）”。於此，並進一步做個開場白，他透露出他認為占星術的預測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容易造成誤差，然而要達到令人滿意的預測這目的則須擁有必要的熟練技巧和經驗，並且太多效益可以不予理睬因為它可能有時候是被誤解的。
第二章與第三章的重點是给予出對於托勒密他學科的哲學性之答辯。（Franz Boll）注意到了其論證是在古老（哲學）來源之中與之相似，尤其是斯多葛學派的哲人波希多尼（西元前135年～西元前51年）的那些學說。同樣地，托勒密的敘述被後來的哲學家還有天文學家所借鉴著，像是約翰尼斯·克卜勒它使用了類似的例證與相同種類的論據去解釋一些占星術主張的物理學依據。此由一個如此地形容“从科學上說，完全值得稱道”，聲討這些章節的地方為托勒密之“知識、理解力以及修辭技巧（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rhetorical skill）”是最為“濫用（misused）”的。然而平心而論托勒密對於占星術的客觀與科學性的評述，依此足以看出他的治學嚴謹之處，《占星四書》學術價值是依然如故的。
在第一章之中托勒密主张研究的合理性以及確認兩個主要的論據把它們一同做個比较： 托勒密接著在以下兩個章節回答了各個批評。
在第二張之中托勒密主張藉由天文學的方法可以實現知識的獲得並且他根據著“亞里士多德－斯多葛”的邏輯試圖來定义它的範圍。他指出太陽是如何在地球的季節和每日的循環週期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且自然界中大多數事物都是經由月亮而同時一致發生的：
他將與行星擴張了對於搅动氣候以及引導地上动物的生物模式這樣的能力，因为如此以至于一切的事物其經歷了演化週期，或者行為模式，在某些方面是反應著天上的循環週期。這些帶來有關自然力本質的變化（炙熱、颳風、下雪或是潮濕的狀態，"等等"）：由太陽引导、由月亮觸發並且由行星輔助格局配置加上恆星的天文現象。這普遍的气象的特質隨後來考慮決定這氣質（四種氣質）——在特定地點的時間之那一刻的性質——這是被推定為具印痕的，作為一種時間上的印記之分類，在該時間的剎那於任何事物的根源上進入了萌發或者是显现狀態。托勒密也承認了這種氣質成功的分析是不容易實現的，然而藉由有能力的某人來决定於他會把這資料看作是“既合乎科學地並且接近成功的推測（both scientifically and by successful conjecture）”。他質問著為什麼，假如一個人能夠從這天上循環週期的知識在農業的播種與動物上可靠地預知了普遍的氣候模式以及他們的影響：
雖然意味著這樣的論據是足以證明占星術的有效性，托勒密承認許多謬誤是在它的實作中造成的——部份地因為“不證自明的無賴（evident rascals）”其佯稱實踐著它（占星術）是沒有適當的知識以及假裝地來卜問事情這不能被理所當然的得知（有時於實際操作上採用著‘占星術’這術語其乃為非屬實地從事純正的占星術研究），並且因為正當的从业者在有限的生命期間中必須取得廣大的知識與經驗。他的總結是這項研究通常只能夠給予可靠地概括性知識；那占星術上的忠告應該是會受到歡迎但是非預期般地完美到沒有錯誤的；並且那占星家不應該受到批評然而支持於一部判斷的彙編中去整合非天體週期資訊（比如得知一個人的民族背景、國籍以及父母亲的影響為何）。
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堅決主張占星術的預測是既自然而且有益的。於十二世紀裡這些概念即翻譯成了拉丁文被描述為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之中對於占星術的適宜態度之採納是“至關重要的”。 托勒密首先提出它對於導致了可能要發生什麼的預測並非是“無用的”，即便這項預測並不提供方法來避免即將發生的災難。這是眾所周知的經典评论之一其在西塞羅的文獻《》（"De Divinatione"）之中已被帶到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在這項論據中其來自於對迫在眉睫災難的无济於事之警告正當是他們沒有提供趨吉避凶的方法的時候。托勒密在他的占星術作為一門學科的評價中給予了占卜一項更加積極的見解“由此我們獲得了人性和神性事物的全貌（by which we gain full view of things human and divine）”，當中，他主張，提供著“對於每一項性格什麼是恰當和有利（what is fitting and expedient for the capabilities of each temperament）”的更好之看法。他認為占星術作為一項促進增進自我認識的學科，被評價為愉快與順遂的來源；因為即便占星術在財富與聲譽上的獲得之中不能有所幫助；同樣地可以說所有的哲學，這本身就涉及了“更大的裨益”。因此，在不幸事件的情況之中這將是必然會发生的，托勒密斷言這占星術的預測依然會帶來好處，因為“藉著悠遠事件的預知彷彿他們正在當下般令靈魂習慣與冷靜，並且無論何事的到來準備連同著鎮定和堅定態度一起迎接它（foreknowledge accustoms and calms the soul by experience of distant events as though they were present, and prepares it to greet with calm and steadiness whatever comes）”。
托勒密的下一個論據是要避免當實際的預測被看作是暗示著命中注定的必然性這樣批評之發生。這一點對於後來神學的接納是至關重要的，自從中世紀宗教的教義規定指示個人的靈魂必須具備自由意志，为了要對順從他們其自身的選擇和後果負責。費爾特雷的杰拉德（Gerard of Feltre）之十三世紀的文獻《星宿知識大全》（"Summa on the Stars"）為神學上的論據說明占星術決定論所造成的問題：“假使星宿造成一個人為兇手或小偷，那麼祂則更加是第一因，上帝，祂做了這個，這乃是可恥的建議（If the stars make a man a murderer or a thief, then all the more it is the first cause, God, who does this, which it is shameful to suggest）”。托勒密藉由提出了隨後的說明來應答這樣的批評當天體循環週期是完全可靠並且“按照神聖的亙古履行，不能改變的命運（eternally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divine, unchangeable destiny）”的同時，世間的一切事物也受到了如此的支配即“一個自然與易變的命運，加上在於牽引它的乃是源自在其之上被機會和自然順序所決定第一因（a natural and mutable fate, and in drawing its first causes from above it is governed by chance and natural sequence）”。他因此聲稱沒有什麼命運注定的事是不可以撤銷的，並且我們不這麼設想“彷彿人類參與的事件作為是天上原因導致的結果…注定必然要發生的沒有任何其他原因無論怎樣的干涉之可能性存在著（events attend manki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eavenly cause as if … destined to take place by necessity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y other cause whatever interfering）”。
在這個議論之中托勒密表明一種看法這是由許多後來的占星術作家所呼籲的，認為“較小的原因總是屈從於更強大的（the lesser cause always yields to the stronger）”。他看到一個人因為無法抗拒其發生在廣泛社會共同體上更大循環週期的變化，所以說即使一個人其命盤標明指出發達卻可能在他的社會共同體是被自然災害或瘟疫襲擊這一段時間毀滅消亡。然而，托勒密還主張災難性事件將只遵循一個自然的進程如果沒有採取應對行動以避免問題的話，當如同“未來發生之事對人而言是不可知的，亦或假如他們是知道的以及其補救措施是不適用的（future happenings to men are not known, or if they are known and the remedies are not applied）”。他對有把握的事物以書面形式在宿命對自由意志的論點上採取了一個均衡的立場，因為其有效之緣由是眾多的，成為必然，而其他人可藉由占星術預測之行徑能夠避免掉。占星師的立場是被比擬於醫生的，他必須能夠預先地辨認出哪些疾病始終是致命的，並且容许有協助的可能。
因而其乃是合理的，在托勒密的評估裡，於穩健溫和的行動與察覺出生時具有的先天性格的普遍性占优势之處以及性格未來的勃發興盛（榮、廟旺）或損毀傷害（枯、落陷）是如何，或者選出一個从占星术角度來看適宜採取各项活动的時間（時辰）去行動 ─ 就如同這麼樣合理地去使用星宿的知識以確保海上航行安全；使用月亮循環週期的知識以確保成功地育種與播種，或者讓我們自己針對在酷寒的極端條件下去預防，以便於讓我們能減少寒害、凍傷。
托勒密對這個學科賢明的結論，這有助於穩固它的（占星術）知識地位並庇荫著從事占星術的知識份子一直到十八世紀，（他的結論）是這樣的：“即便它並非萬無一失，至少它以呈現出高度重視價值的可能性（even if it be not entirely infallible, at least its possibilities have appeared worthy of the highest regard）”。他（托勒密）擁有有正當的理由憑藉他的智慧參與在這項研究之中，乃根據著他得意的哲學原理，托勒密接著將注意力轉向占星術的理論實踐上，並且隱藏在其背後的原則安排是有條理的。
《占星四書》獨一無二的特徵之一，其中包括該時代的占星術文獻，其第一本書（卷壹）不僅是有程度地介紹基礎的占星術原則，而在這推論的综合和解釋說明其背後所聯繫的（哲學思想）據傳聞是與亞里斯多德哲學一致的。第四章，舉例來說，闡釋“行星的力量”即通過他們（亞里斯多德哲學）的聯結伴隨著創新的溫暖或潮濕的体液特質，亦或寒冷和乾燥的缩减特質。因此火星被形容為一種破壞性的行星因為祂在體液上的聯結是過度乾燥，同时木星被定義為温和的與豐饒的因為祂是聯結著適度的溫暖與濕潤。這些聯結是基於有關太陽這顆行星（在今日天文學定義上祂是恆星）的安排方式，乃因這是作為源自地心觀點的認知，祂們如果是以地球為中心在環繞的話，這是憑藉著祂們的軌道來做测量的。
接下來的三個章節（第五、六、七章）安排行星正反相對性質的成双配組，藉由採用著季蒂昂的芝諾以及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問）統合這些亞里斯多德的原則與盛行的希臘哲學在一起。祂們可能是（適度溫暖或濕潤）或者是（過度寒冷或乾燥）；陽性（乾燥）或者是陰性（濕潤）；積極活躍和（Diurnal，也譯為日生盤。適合於晝間的特質並且與太陽的性質一致）或者是消極被動和（Nocturnal，也譯為夜生盤。適合於夜間的特質並且與月亮的性質一致）。由於這些體液的聯結是隨同太陽配置結構一起派生而來的，第八章根據著每一顆行星與太陽一起会合週期的定相來描述他們是如何巧妙的修正。
第九章論述了“恆星的力量”。在這裡，托勒密描述祂們的“溫度”作為是像他早已下定義的行星一樣，而不是直接的給以體液聯結。因此畢宿五（“稱為圣火”；或是譯為火炬）被描述為具有“一種像是火星般的溫度（a temperature like that of Mars）”，同时在畢宿星團中的其他恆星是“像土星和適度的像水星（like that of Saturn and moderately like that of Mercury）”。在本章的最後托勒密澄清這些都不是他的意見，而是從歷史來源上得出的，由於“星宿本身影響力的觀測資料是經由我們的前輩創造完成的（the observ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the stars themselves as made by our predecessors）”。
第十章更明確返回到體液的主題，闡明黃道帶於四季分際上是對齊一致，並因此强调通過潮濕、溫暖、乾燥以及寒冷（隨著由春季、夏季、秋季，以及冬季所帶來的）轉換的表現。同樣地，呈現一項體液鮮明要點是通過与四個主导风向影響之联系那（四個風向）是從他們的排列方向吹拂得。卷壹的其餘部分（一直到最後兩個章節這是有涉及到〔planetary phases〕和行星相位的運用），提出了主宰星（rulerships）、区间（divisions），以及黃道十二宮的配置結構，其中大部分都講述与天文學有关的定義、季节的影響、物理學以及。幾何學原理是用於定義占星相位的有利（吉相位）或不利（-{凶}-相位）之性質，是基於行星以及十二星座與黃道度數的角度關係。
在托勒密的時代中黃道十二宮的範圍是接近於那些看的見的星群這稱呼（十二星座）即為祂們（看的見的星群）所具有著，然而托勒密於描述作為固定黃道帶的起點之中指明了兩個參考系統之間其理論上的區別，（固定起點）不是由星宿（位置所決定），而是由數學計算出的春分点（vernal equinox）決定。這就決定了季節週期性是建立在以回归黄道（tropical zodiac）為基礎的而有關它的取名是來自於希臘字彙τροπικός，希臘文拉丁轉寫"tropikos"，英譯為：‘of the turning’，漢譯為：‘旋转’，因為它是經由四季的轉動順序來設置，並且受制於歲差（Axial precession or precession），通過可見的星群（十二星座）經歷了一個緩慢而漸進的演變。为了同样的理由，其標記著太陽的夏季和冬季的至點（巨蟹座與摩羯座）的星座即被形容為‘至點星座（Tropical / Solstitial Sign）’，因為這些是太陽在黄纬（celestial latitude）上‘轉動’祂方向的位置，（從而定義地球的緯線〔circles of latitude，也翻譯為纬度圈、黄纬圈、緯線圈〕被稱為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
然而其他古代占星作家給與它們強調這樣占星定義上的詮釋（譬如，在形容著至點星座迅速變化的情況是如何表示），托勒密的焦點显然地有所不同；是給予其背後天文學與哲學因素上的定義而不是在實際應用上它們的占星含義。托勒密解釋說黃道帶上的定義不是他個人自己的，而是提出“黃道十二星座的自然性質，隨著祂們已經藉由傳統而流傳下來了（the natural characters of the zodiacal signs, as they have been handed down by tradition）”。他的方法在他所示范綱要嚴謹的、有章法安排的邏輯（比如背後的哲學原則）那兒是找出文雅的措辭，然而要注意到客觀傳達關於占星術的原理那可不是這麼显然的似是而非般。這是可以在托勒密避免進入對於占星術的內容方面其乃是依靠著神話的，或者是象征的聯結之方式看出來，並且他是多麼願意概要地說出在占星術的建議上背後矛盾衝突的推理在超過一個又一個方案上沒有流露任何個人的偏愛、喜好。
一些評論家已經看待托勒密對於占星術的爭論點比較冷靜的方式作為理由來假設他最感興趣的是在於理论原則而不是占星術的实务操作。另一方面，客觀的語氣、筆調這可是標誌著他的行文風格；他斷言這項學科是很自然的（由此他沒有做出需要為了保密的誓言，因而未隨同著從它〔占星術〕的一些同时代研究者如此地採取保密誓言的作法）；並且他表現出恭敬的參考不同觀點沒有去詆毀、醜化作者而從他自己的實作上其可能會採取不同的方式，這所有一切皆有助於其文獻在歷史聲譽上的穩固是作為一種在理智上優秀的特徵。古典學學者馬克·萊利（Mark Riley）在他的评价中就托勒密靠攏占星術與之完全相同的理論傾向在一起的學科那方面他應用到天文學、地理學以及對於他所撰寫的其他科學而提出了這些要點。這種獨特方式的作風引导著萊利下論斷：“托勒密的著作顯示出這方面是所有後來占星術家所應有的，不是它對（占星術）從業者有用處，而是他的占星術和科學有權威性的综合（The respect shown to Ptolemy’s work by all later astrologers was due, not to its usefulness to the practitioner, but to his magisterial synthesis of astrology and science）”。
卷貳一共分為十三章（洛氏叢書版本）。卷貳介紹了托勒密在世俗占星術（mundane astrology，中文字義上也可以翻譯成世界占星術、俗世占星術）的論述。這是提供一項（ethnic stereotypes）、蝕相（泛指日月蝕）、彗星的意義以及季節性的月亮週期（lunations，中文字義上也可以翻譯成阴历月、朔望月）之综合且全面性审查，因為是使用在國家經濟、戰爭、瘟疫、自然災害和氣候模式的預測之中。沒有其他留存下來的古代文獻提供一份這個主題的可比较之記錄，這是按照由托勒密所提供內容的廣度和深度方面而言。雖然沒有給予示範的例證，他在他這項學科的分支中的撰寫是具有權威性的，這意味著對於他（托勒密）而言它（世俗占星術）是特別感興趣的。現代評論家評論說托勒密是“有意識地採取了不同的途径（consciously taking a different approach）”來與“伴隨著‘古老’一起，無窮複雜的辦法（with the 'old', infinitely complicated methods）”形成對照。
托勒密一開始即聲明他已簡要回顧了重要的原則並且現在將要在適當的程序中發展占星術的內容、细节。他的觀點是任何‘特定性’個人占星評估必須依赖著他們民族類型的‘普遍性’氣質之先验知识為基礎；而且個人生活的情況是被歸入其中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涵蓋在他們的社會共同體的命運之內。
第二章給予一個在各種（基於緯度上的劃分）的居民之間遺傳發展是怎麼樣的差異的廣闊性歸納。生活在赤道附近的社會共同體，舉例來說，被形容為具有黑皮膚、小個子，濃密的羊毛状（蓬亂）頭髮，作為對該地方強烈的燥熱、熱度之保護性反應。相形之下，已定居在高纬度的北方地区之中的社會同體是以他們寒冷的生活環境與其地區更大部分的濕度參與其中而被定義。他們的身體形態是蒼白、高大、伴隨著細髮，並且在他們的特徵中他們是被形容為“在本質上有些冷漠（somewhat cold in nature）”。這兩種類型被描述為缺乏文明乃是因為他們極端的生活環境所致，然而生活在溫帶地區的社會共同體是中庸的外貌、中等身材以及享有一個平靜的生活方式。根據著在這種類分析內出現的混雜型態在一些地區也是有类似的定義。托勒密解釋說這樣的考慮只是循概略的程序处理，對於接下來的所描述的作為一項背景考量。他還明確指出這樣的特质被發現是“普遍性的存在，而不是在每個個體之中。（generally present, but not in every individual）”。
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結合他在占星學和地理學的興趣，來勾勒出這占星術上“我們居住的世界”之聯想。地圖是以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ica"）為基礎顯示出托勒密對有人居住世界的定義為（大致地）從赤道延伸到北纬66度，涵蓋介於大西洋和東中國海之間絕大多數的陸地面積。托勒密擴展了在古代巴比倫文獻之中特定的邏輯其中已知世界的四個地區都被劃归于黃道帶的四組（triplicity）之安排。這劃歸是基於行星所主宰的四組三分主星和方位還有風向這些与行星有关系之間的聯結。舉例而言，這‘牡羊座三分主星’（其中包括牡羊座、獅子座和射手座）多半是由木星主宰和火星的協助。木星掌管北風和火星掌管西風；因而這三分主星主宰托勒密所述“有人居住的世界”之西北地區：這區域被稱為歐洲。
再者，這些区分是普遍性的，加上每個國族特定的主宰星是經由位置和觀察到的文化差異來進行修改。舉例而言，在歐洲之中，只有那些極度位於西北區域一帶的才是完全劃歸於木星和火星，因為那些地區（西北一帶）是處在關於有人居住地區的中央（地中海地區）傾斜朝向相對區域的影響力（伊比利半島、英倫三島一帶）。通過這種方式，在這“有人居住的地區（inhabited region）”在其地區之內經歷著一種对应占星術的游離、飄散而不是激烈急驟的分開的發展，並且獨立的國族連同附属著每一組各种不同的三分主星星座和主宰他們的行星一起。托勒密列舉不列颠（Britain，罗马帝国统治的時代名為不列颠尼亚）和西班牙（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時代，當時西班牙的古名是為伊斯帕尼亚） 作為兩個國家、民族被适当地安置在西北地區來采納著（占星術定義上）木星與火星的主宰星。這樣的國族被形容為“独立自主、愛好自由、嗜愛兵器、勤奮（independent, liberty-loving, fond of arms, industrious）”，立基於這些行星所歸屬的特徵上。因為主要地被陽性行星所管轄他們也是“沒有關於女性強烈的感情以及蔑視愛的愉快（without passion for women and look down upon the pleasures of love）”。觀測到的特性影響了他將不列顛的歸類為具有一種接近同牡羊座和火星的密切关系（由此“其地的大部分居民都剽悍剛烈，更加頑固和野蠻〔for the most part its inhabitants are fiercer, more headstrong and bestial〕”），同時西班牙據悉是更受到射手座和木星的影響，（由此表明“他們的獨立自主、簡樸以及纯洁的愛〔their independence, simplicity and love of cleanliness〕”）。
雖說托勒密形容他的分析為一項“簡要的闡述”，本章（第三章）是將在行星、黃道十二星座（宮）以及73個國族的國族特徵、特色之間建構成一個廣泛的聯結。它的結論連同三個另外附帶的主張充当著世俗占星術的核心原則：
本書（卷貳）的其餘部分將顯示出這些知識是如何地被運用在世俗事件的預測之中。焦點是考慮到蚀相（日月蝕），作為“第一個並且是最有力的（first and most potent）”變化原因，輔以外側行星的‘位置（stations）’之察看來做補充：土星、木星以及火星。儘管蝕相被視為和隸屬在黃道十二星座之下的任何國家在他們那國度中所發生的相應，托勒密的審查是專供在他們可見區域那裡之用，在此他主張將會體現最明顯地效果。掩星的（obscuration，漢文中的天文學術語也翻譯作食）期間決定了其影響效應的持久性，連同著按每小時成比例對於日蝕以一小時作為年份的和對於月蝕以一小時作為月份（來做觀察研究）。隨後蝕相與相對於地平線的位置被用於判斷是否在這期間的開端、中間或結束的影響是最廣泛地，連同通過行星往來接觸對於此期間內發生的蝕相之程度鑒定出激烈化的時間。
第七章開始將體現出什麼類型事件的審查。這是由來判斷其乃是較於蝕相在星圖的设置中對於正受到審查的位置和行星（們）其通過主宰星以及強大有力相位連接所支配的這個角度（地平線的角度）優先。是否這預測效果是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則要取決於這些行星的狀態了，同时显示的類型是通過黃道十二星座（宮）、恆星以及牵连的恒星组合（constellations，中文字義上這個字彙也可以翻譯成星座，但是這是用在天文學上的；此外也可以翻譯成星群）來做判斷。由此產生的預測對國家族是相關的，但是托勒密指出某些個體是對於這影響效果比其他個體更响亮；換句話說那些擁有太陽或月亮在他們的占星命盤裡進入相同程度的蝕相，或者是直接相對於它的程度之個體（對此最具共鸣作用）。
在他的《至大論》裡邊托勒密解釋說他曾獲得自纳巴那沙（Nabonassar）君王即位伊始（西元前747年）以降保存對於900年以來的蝕相記錄。在《占星四書》（卷貳）的第九章之中他表明巴比倫傳授的知識那伴隨這些記錄裡邊其所詳述列舉之徵兆是以基於看得見的現象为根据的。蝕相（日月蝕）的顏色與“鄰近祂們所發生的形成結構，比如光杖、暈輪，等等……（the formations that occur near them, such as rods, halos, and the like）”被認為是連同著在占星術中彗星的重要意義是一起的，在祂們是否採取“‘光束狀’、‘喇叭狀’、‘罐狀’，等等……（'beams', 'trumpets', 'jars', and the like）”的形式。意思是來自祂們相對於太陽的位置並且“祂們頭端在黃道帶的部分中的顯現以及祂們尾端的形狀在經過的方向中之指向（the parts of the zodiac in which their heads appear and through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shapes of their tails point）”的評估。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托勒密使用著他在卷壹之中所提出的靈巧、整齊俐落的理論邏輯之外的原則，只有從他的古老原始資料所繼承的神話和傳統預兆（慣例）方面是可说明的。他還辯護著分析所涉及的主觀性，聲稱這將是不可能提及所有這項調查研究的正確結果，這就要求從占星師立下判斷的進取心和智慧了。
卷貳的其餘章節是從事于氣象事項的課題。第十章指定了新月或滿月先於太陽的初切（ingress）之前進入牡羊座可以用來作為對於調查年度天氣模式的一個起點。月亮週期其先於太陽的初切之前進入任何其他二分點（春分、秋分）和二至點（夏至、冬至）的星座（巨蟹座、天秤座以及摩羯座）也可以用在關於季節性的關注，並且在這些“月度調查（monthly investigations）”內帶來基於月亮週期與行星會合之更加具體的內容細節。恆星進入黃道帶星座中之天氣影響的記錄是被系統地論述著，最後結尾附隨著一般觀測天空現象的關聯譬如像流星、雲的形成和彩虹。這些最後需要考虑的事项被預期對當地蝕相週期的初始勘探詳細內容做補充。托勒密在這本書（卷貳）自始至終的主題乃是這種性質的星圖是不能孤立地進行判斷，除了要到它們所屬的循環週期模式內被理解之外，加上在那裡所涉及的度點（the degree points）之間有很強烈的聯繫；因為：
隨著占星術家預其擁有世界週期的了解和認識其提綱挈領地勾勒出個人命盤的背景原則的概要，托勒密這本書（卷貳）的結束伴隨著一項许诺那是接下來將會提供“正當程序（with due order）”之步驟其乃為允許以根據著個人命盤作預測。
卷參一共分為十四章（洛氏叢書版本）。卷參和卷肆探索托勒密所表示“星命学技藝（the genethlialogical art）”的項目是什麼：設定對於個人的出生的那一刻命盤之解答。他解釋說生命有幾個週期來研究然而對於所有調查的起始點則是受孕或誕生的時間。這前者“子孫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seed）”聽憑先於誕生、分娩事件的知識、見識；而後者“人類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man）”則是“在潛力中更加完善（more perfect in potentiality）”因為當孩子離開子宮並且具備有“往外進入於蒼穹恰如其份形成下的光明世界（forth into the light under the appropriate conformation of the heavens）”的氣質，身體的性格和物理形態被設置完成。這兩個時刻（受孕、誕生）被形容為有鏈接以一個“非常相似成为原因的動力（very similar causative power）”，從而使受孕的精子在占星術上地一個適宜的時刻採取獨立形式，由此衝動的生育發生於“從這一開始治理孩子的構成內容中相似類型的格局配置（configuration of similar type to that which governed the child's formation in detail in the first place）”之下。第二章繼續這個主題在討論出生時刻上升點的精確度計算的重要性，恰恰就是這個足以確立當地時間記錄的困難度，以即可得到合宜的校正方法（"換句話說"，確保星圖是正確的）。
第三章描述星圖的如何分析被劃分的預測類型屬於：
托勒密闡釋這程序由此每一個主題變成了有关联的，並在卷參與卷肆的其餘章節中於他的專題介紹之安排裡邊遵循著這項（有关联的程序）。
首先他處理著出生以前的事項，在第四章裡涵蓋著占星術上父母的徵象星（significators），並且在第五章論及兄弟姐妹。然后他則處理“直接涉及分娩（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birth）”的事項，解釋如何判斷如孩子是否會是男性或女性這樣的問題（第六章）；分娩是否會產生雙胞胎或多子女（第七章）；以及是否會涉及生理缺陷或怪異的形態；如果是這樣，這些是否偕同心智不足的人、显要人物或者是被引以為光榮的人（第八章）。
关系到出生後的探索於第九章開始連同當發生了孩子未受到撫養的占星術上因素的審查。這個研究死胎和嬰兒似乎呈現“半死不活（half-dead）”的跡象，或者那些已遭受遺棄在外的狀態（包括他們是否仍有繼續哺育和存活的可能性）。第十章詳細介紹對於在正常情況下確立生命長度的方法。這是一篇具重要性與章節冗長的主題，其中的技巧需要精確的天文細節和複雜累進技巧的高深學問。吉姆·泰斯特（Jim Tester）已評論關於托勒密是如何進入一個不尋常细节的層級是在一個他（托勒密）所負責的事物之中那個被（Bouché-Leclercq）描述為“占星術的首要任务，由從業者進行判斷最為困難、最危險以及被它的仇敵憎恨（the chief task of astrology, the operation judged most difficult by practitioners, most dangerous and damnable by its enemies）”。這樣的一個預測涉及到司法技能以及連帶著數學的專門知識因為有幾個‘破壞性的’期間可能會確定但是由其他因素抵銷了，防護著星象影響，造成在危險或是疾病的期間其不會導致與死亡。接續著這個之後，在第十一章裡，藉著占星原則從其判斷出身體的外貌和氣質。行星的意義按照他們的體液連結的邏輯，所以木星（與溫暖和潮濕有關聯，一種體液組合有助於促進成長）在身體上給予寬大的外貌。由於這些定義，在某種程度上，對身體的痛苦傾向，對於第十二章裡邊有自然流動的內容，其焦點在關於占星術上的徵象星論述到傷害和疾病。行星的詳細內容與身體的器官和功能的連結被敘述著，例如土星管轄脾臟以及木星管轄肺臟。吉姆·泰斯特以指出了這種類型有“在詳細內容上更多或更少相符合（more or less agreeing in detail）”的若干名單。
卷參總結連同一項議論於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被描述為什麼是托勒密“很大程度上俯瞰（largely overlooked）”方面的學說：“心理學（psychological）”之一，它涉及著靈魂（或是“心理〔psyche〕”）的素質。歷史學家（Nicholas Campion）已經討論了天體和心理境界連繫觀念的根源，這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六世紀，並且在托勒密的情況下呈現出 亞里斯多德學派以及 斯多葛主義的哲學的混合，以靠在柏拉圖主義的觀點即“靈魂來自於天上（the soul comes from the heavens）”這也解釋了“人類的性格是如何的形成由天來決定（how human character come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heavens）”。
有關靈魂，對於托勒密而言，包括有意識推理的才能，這是理性的並且是歸因於水星的狀態，還有心靈的潛意識和無意識的元素（此即“感知和非理性的部分〔sensory and irrational part〕”），這是靈敏的而且是歸因於月亮的狀態。這兩個章節做出本能的衝動和道德傾向的分析，描述於第十一章是關切著心理動機和行為表現的狀態而不是物理的氣質。靈魂的疾病被定義為“感染這是全然不相稱的並且因為它是病態的（affections which are utterly disproportionate and as it were pathological）”包括精神錯亂、無法行使節制或約束的行為、情緒不穩定、墮落的性慾、病態性反常行為，以及心靈的智力和消極部分之強烈痛苦。占星術上的解釋主要地涉及破壞行星的擴大影響這也是在與水星以及太陽或是月亮一起的嚴峻格局的配置上，或者行星連結著有關心理的衝動（舉例來說，金星在性慾的問題）。坎皮恩已指出了這些行星連結有關心理的素質不是托勒密所原創的，是存在於《赫耳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之中托勒密在編纂他的文獻當時這部經典（《赫耳墨斯文集》）正好是在亞歷山卓流通著。
在這本書（卷參）裡面托勒密已調查所有這主題所涉及的內在特質、遺傳模式、易患病的体质（predispositions）以及從出生所呈現的自然趋势。他的個人命盤之探索延續到卷肆，內容的唯一的區別在於隨後的主題涉及到重大事件和生活經歷：托勒密所提到的什麼是作為“外界的偶發事件（external accidentals）”。
卷肆一共分為十章（洛氏叢書版本）。卷肆提交一個簡要的介紹重申對於如前所述的內容之安排。它就此開始探討富贵的主題。托勒密曰：“如同物質財富是與身體的所有權相關聯的，所以榮譽也是屬於這些靈魂的（as material fortun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erties of the body, so honour belongs to those of the soul）”。第二章，關於物質財富，採用了“所謂的‘（Lot of Fortune）’”儘管托勒密在陳述關於它（幸運點）的計算上之教导與許多他同時代的占星術家有所抵觸“我們測量由天宮圖上從太陽到月亮的距離，於日生盘和夜生盘兩者（we measure from the horoscope the distance from the sun to the moon, in both diurnal and nocturnal nativities）”。托勒密的聲譽確保了這個計算的方法被許多後來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占星術家所採用著（關於幸運點以及如何地運用祂，或者藉由白天或者是藉由夜晚），儘管現在了解到大多數希臘占星術家對於（nocturnal births）的計算公式是相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討論的“有關身分的運勢（Of the fortune of Dignity）”，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沒有提及到（Lot of Spirit或者是"灵点〔Daimon〕"），對於物質財富與心靈幸福有關聯的幸運點這通常被用來作為精神點的相似點。這被看作是一項他普遍反感的示範（在卷參第三章之中聲明）因為“其中的點和數字沒有合理的解釋可以給出（lots and numbers of which no reasonable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隨後的章節，它的標題是由羅賓斯譯為〈有關行為的性質〉（'Of the Quality of Action'），關注職業的傾向和职业提升（或是衰退）的徵象星。這之後是在第五章之中婚姻的處理，其主要提到了月亮在一位男人的星圖之中，用來形容他的妻子，以及太陽在一位女人的星圖中用來形容她的丈夫。在這裡托勒密展現了職業占星術上被稱為（synastry）的技巧，其中兩個獨立天宮圖的行星位置對於彼此關係的和諧或怨恨的跡象被互相地作個比較。
接下來的四個章節完成了出生時具有的議題之調查，涉及孩子主題的處理（第六章）；朋友和敵人（第七章）；國外行程的危險性（第八章）以及死亡的性質（或類型）的探討（第九章 ─ 而不是在卷參第十章中的死亡時間的考虑）。
這本著作（卷肆）的最後一章被描述為“異常的一篇章節（a curious one）”因為在書的結尾引入了獨立的主題。這是提及七個‘人類的世代’，其中在卷參第一章裡托勒密簡要地談論這個課題那是根據著他們生命中所發生的時間而星象配置格局的重點則有所不同：“我們預測會發生在特定的時間與在程度上不等的事件，以下所謂的生命的世代（we predict events that will come about at specific times and vary in degree, following the so called ages of life）”。 他的理由是，正如一名占星術家必須考慮到文化差異“為了不使他藉由指定適當的習俗和禮儀上弄錯，舉例而言，與一位女性好友結婚她是義大利人對於習俗和禮儀是通過賽跑，改为對於埃及人則依照著他應該做的習俗和禮儀（lest he mistake the appropriate customs and manners by assigning, for example, marriage with a sister to one who is Italian by race, instead of to the Egyptian as he should）”，有必要考慮在生命的世代中其重要地占星術上的事件之發生。這是為了確保該預測將會“調和那些細節這是設想在時間方面對於在各種年齡階層的人而言與那个（占星術上的事件）是合適的和可能的（harmonise those details which are contemplated in temporal terms with that which is suitable and possible for persons in the various age-classes）”並且避免超出預測範圍內比如即將結婚的年輕的孩子，或是“對一位極其年長的人而言其子女或任何其他適合（適婚）的年輕人將為人父母之終生大事（to an extremely old man the begetting of children or anything else that fits younger men）”。這導致成一項七個生命世代的行星主題之讨论，此即：
在這段落中的資訊可以概括如下：
這本書（卷肆）結束附隨著一項在定时事件的預測中使用的天文和符號週期的簡要讨论，其中包括提及（主要）指导说明、年度預測、初切（ingresses）、月亮週期以及凌日（transits）。
洛氏叢書1940年英譯本的翻譯者，F. E. 羅賓斯，報告一項有關於這本書（卷肆）的最後段落之“令人費解的問題（puzzling problem）”。手稿的一組要麼不是留下未完成的作品要麼就是提供與其相稱的一份文獻為《匿名釋義》（"Anonymous Paraphrase"）的著作（推測歸功於蒲洛克勒斯）；其他介紹的文獻這在大致內容上相同的，但是更冗長，那是根據著通過阿拉伯翻譯所傳遞的手稿。羅賓斯認為肯定的是在這（卷肆）結尾與它同時出現的《蒲氏釋義》（"Paraphrase"，或譯《釋義》）文獻是假的。羅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後來（Project Hindsight）版本的英文翻譯者同意他（羅賓斯）的抉擇，指出這後來的文獻“使人覺得是更加廣泛的托勒密（sounds more generally Ptolemaic）”。
羅賓斯解釋說當古籍被編纂在（codex）而不是书卷的形式下通常會發生缺乏一個結尾的情況。由於《占星四書》的《蒲氏釋義》版本旨在表達作品的意義沒有托勒密自己文獻結構複雜的風格，羅賓斯說他“不能想像任何人如何（也許除了托勒密之外）可以扭轉這曲折的過程和演變，較後來艱澀難解的希臘文出自於過去原來比較簡單的語言（cannot conceive how anyone (except perhaps Ptolemy) could have reversed the process and evolved the tortuous, crabbed Greek of the latter from the comparatively simple language of the former）”。他因此提供了結尾的兩個版本同時提供他支持對於那項說法是在這文獻的阿拉伯文版本中發現的。這本書（卷肆）附隨著托勒密的申明作出结论“由於誕生的主題已被概要地審查了，它將是很好地促使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合適的完結（since the topic of nativities has been summarily reviewed, it would be well to bring this procedure also to a fitting close）”。
這份文獻的原始手稿已經不復存在了；其內容是從翻譯、文句片段、釋義的副本、評論以及後來的希臘手稿得知的。占星研究學者德博拉·霍丁（Deborah Houlding），在一項如何具體的分析中指出在不同版本之間的一致或更改，表明著相互矛盾及衝突的細節方面都受到了三個主要流傳趨勢的影響：手稿業已通過阿拉伯文的翻譯而傳遞著；那些根據釋義的版本，以及那些比阿拉伯文譯本晚了四百年且注有日期的的手稿，然而那是未透過（訪求、查閱）希臘文（原稿）之下的翻譯。
現存最古老的手稿是由九世紀為伊沙克·本·侯賽因（Ishaq ben Husein）所彙編的一部阿拉伯譯本。這一本最初被翻譯成拉丁文的版本，是位於巴塞隆納中，由於1138年翻譯並且成為了於中世紀歐洲第一部完整介紹托勒密占星著作的最具影響力之版本。它至少留存九種手稿與五種文藝復興時期的印刷本。
其他根據阿拉伯文譯本為來源的拉丁文譯本之成書還包括一本於1206年彙編的匿名（未出版）著作以及十三世紀由埃及迪奧·泰巴爾迪（Egidio Tebaldi或者稱為Aegidius de Thebaldis）所編輯的另一本著作。通常的情況下，這源自阿拉伯文版文本之拉丁文譯本的成書還與一本在十一世紀由（Ali ibn Ridwan或者稱為Haly〔哈里〕）所編輯的評注一起流通著。
埃及迪奧·泰巴爾迪的譯本是由在1484年首次出版一併隨同哈理的評注以及一本“偽（托）托勒密（pseudo-Ptolemaic or Pseudo-Ptolemy）”之名被稱為《》（"Centiloquium"）的格言錄一起發行。這些書刊已被描述為“十五世紀晚期義大利印刷出版品”。
一部匿名的希臘文釋義被推測地認為是五世紀的哲學家蒲洛克勒斯所著。它通常被稱為《蒲洛克勒斯釋義》（"Proclus' Paraphrase"，不過這本書在英文通常被簡稱為"Paraphrase"，翻譯為中文為《釋義》，但是為了能夠精確的指稱此書，因而可以稱為《占星四書釋義》或者直接的簡稱《蒲氏釋義》）雖然其真實性是受到質疑的，被史蒂芬·海倫（Stephan Heilen）教授形容為“非常可疑的（very doubtful）”。這部《蒲氏釋義》的內容是接近於《占星四書》的手稿，然而它使用著簡單的行文與提供海倫教授所說的“一部更容易理解艱澀原創著作的版本（a mo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version of the difficult original work）”之宗旨。
在那兒方面並沒有這份文獻的現代評論版本。現存最古老的手稿是被追溯至十世紀並且封存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Vatican Library, Ms. "Vaticanus gr.1453, S. X.", ff.1–219）裡邊。有些《蒲氏釋義》的文本被翻譯成拉丁文並同時出版發行加上由菲利普·梅兰希通在巴塞爾所著的緒論，該時間是於1554年，但是這文本不是廣為流傳的。一份完全重現與附隨著拉丁文翻譯文本是由梵蒂岡學者（Leo Allatius）“為了他個人的滿足”大約在1630年編譯出來並且這文本是由（Elzevir）在萊登（Leiden）付梓及發行，該時間是於1635年，顯然地是在奧拉提烏斯不知情或沒有同意下出版的。
奧拉提烏斯的拉丁文譯本在1940年的羅賓斯版本之前被用來作為所有《占星四書》的英文譯本之依據。這些包含由約翰·惠利（John Whalley）的翻譯作品（1701年）；由（Ebenezer Sibly）和他的弟弟一起編譯惠利“修正版”譯作（1786年）；J.M. 阿什兰的譯作（J.M. Ashmand，1822年）；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的譯作（1828年）；以及其他十九世紀私下流傳的手稿如約翰·沃斯代爾（John Worsdale）的那份文本。
雖然沒有托勒密原始手稿副本的留存，但是還有其他的古代著作，像是（Hephaistio）之《星辰對人類命運的影響力第一冊》（"Apotelesmatics I"），其中有描述到或重現了它（托勒密原稿）的一些段落。這些都被用來幫助考證內容有爭議的地方。
關於這份文本最古老且相當完整的希臘手稿（而非釋義版的作品）被追溯至十三世紀。其他年代第二或第三古老的文本是追溯至十四世紀但是大多數（文本）是追溯至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在他（法蘭克·埃格爾斯頓·羅賓斯）的1940年譯作之‘引言’中，据法蘭克·埃格爾斯頓·羅賓斯的報告在歐洲的圖書館之中至少有35份的手稿存在包含著《占星四書》的全部或很大一部分內容。
首部發行的版本是於1535年出書連同附隨一本由日耳曼地區古典學者的拉丁文翻譯。此書於1553年再版並且是（這樣子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提供首部拉丁文翻譯的是根據著希臘文的（文本）而非阿拉伯文（譯本）的來源”。羅賓斯注意到於希臘文本中的1553年版本之頁碼將其對著他的英文譯本，申明“我針對著卡梅拉留斯的第二版本之校勘整理已經完成了，因為迄今為止這一直是標準的文本加上它是最合宜的（My collations have been made against Camerarius' second edition, because thus far this has been the standard text and it was most convenient）”。
同樣地也是在1940年裡，一本希臘文評論版是由出版發行，其地點是在德國，這是根據著未出版發行的作品其（成書工作）乃是由他的學生愛蜜麗·布爾（Emilie Boer）所完成的。羅賓斯在他的英文翻譯的準備中對於不能夠參考到這部作品表示遺憾。
在1994年裡這部‘波爾─布爾（Boll-Boer）’版本成為了由羅伯特·施密特的英文譯作連載刊登的依據，由“”所出版發行。這‘譯者序論’是羅賓斯理解的一些“概念上涉及的問題”之評論並且主張為了新的英文翻譯的需要其認可“由波爾與布爾在1940年編輯的文本是托氏文庫可能的優勢（probable superiority of the Teubner text edited by Boll and Boer in 1940）”。
希臘文本的最新評論版是由德國學者沃爾夫岡·休伯納所著作，並且由托氏文庫於1998年出版發行。以33份完整的與14份不完整的手稿為根據，休伯納也納入了布爾未發表過的筆記還有在羅賓斯與波爾─布爾中所給出的論證。這部目前被認為是最具權威性的版本。一位评论家在《古典书籍评论》（"Classical Review"）的评注中宣稱它為“比在以前版本中的進步幾乎在每一頁上是明顯可見的（Progress over previous editions is evident on virtually every page）”。
除了由（哈里）在十一世紀裡對於《占星四書》所著作的阿拉伯文評注之外，亟需要關注到一本匿名的希臘文《占星四書評注》（"Commentary"，這一本著作的書名直接翻譯是《評注》或《評論》的意思，但是這裡為了更精確的指稱這本著作，此即翻譯為《占星四書評注》）這部著作，它有著年代久遠、晦澀的源起。它是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著述的，若不是在古典時代晚期就是在拜占廷時期。這書也是被歸功於蒲洛克勒斯所撰述的，與他身為《蒲氏釋義》的假設性作者情況一樣，雖然海倫教授已論及過這樣的一項原因归屬“看起來像是猜測（looks like guesswork）”。霍丁亦同樣地指出了把《蒲氏釋義》和《占星四書評注》裡面訊息製成表格而呈現出差異“是一個争议性的說法那兩者不可能是相同一位作者的著作（is a telling argument that both cannot be the work of the same author）”。
這本希臘文的《占星四書評注》是在1559年首次出版發行連帶著附隨一部由赫罗尼姆斯·沃尔夫所譯的拉丁文譯本。這部聲称是根據著一份嚴重損壞的手稿此（書的問世）乃需要藉由沃爾夫的一位饱学的朋友進行無數推測（之工作而完成），其人寧可情願採取維持匿名的方式而不願為了面對“在涉足這類文學”而遭受斥責。沃爾夫的版本是連同一本《占星四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Tetrabiblos"）裝訂在一起的，其書被歸功（推測地）於波菲利所著作，加上戴谟披罗斯（Demophilus）的。
這部《占星四書評注》的宗旨、意向是在提供由托勒密所描述的占星原理、原則之插圖示范说明和更完整的解釋。遵循著沃爾夫的版本之下，大量的文章段落已被納入了拉丁文的占星著作中那些拉丁著作是精選廣泛彙集的占星命盤例證、範例。兩個顯著的例子是杰罗姆·卡丹的《托勒密之星象決斷》（"Ptolemaei De Astrorvm Ivdiciis"，巴塞爾，1578年）以及弗朗西斯科·姜緹訥斯（Francisco Junctinus）的《真實反映占星術》（"Speculum Astrologiae"，里昂〔Lugduni〕，1583年）。現代译者們在他們的说明注解之中仍繼續參考著赫羅尼姆斯·沃爾夫《占星四書評注》。
這一本《》（"Centiloquium"，英譯是‘one hundred (sayings)’；漢譯是‘一百則〔諺語〕’）是常見的一本100則重要的占星格言彙集之拉丁文書名。在拉丁文裡它也被名為"Liber Fructus"（阿拉伯文："Kitab al-Tamara"；希伯來文："Sefer ha-Peri"）英譯是‘Book of the Fruit’；漢譯是‘果驗之書’。這後者（指稱書名）所反映出的信念是此乃提供著一份托勒密的占星原則關鍵訣竅（竅門）之總和，並且因此呈現出了“他的四書之果驗”這樣的含意的書名。它的開頭，如同托勒密的著作之做法般，附隨著一篇致予“賽芮斯”的獻辭，這有助於支持這部作品是為托勒密（所撰寫）的确实性之前提假設。
早期的手稿在其使用上通常會伴隨一本由（Ahmad ibn Yusuf al-Misri，835年～912年）所撰寫的評注。這著作轉變成了拉丁文翻譯之與此同時《占星四書》的阿拉伯文版本譯作同樣地正在成書。最早的譯本是由（Johannes Hispanensis）在1136年以及在1138年完成的。
（哈里），此人創作出了對於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評注，注意到了那訊問性占星術（即卜卦占星術）的格言之突出原則，並且想知道為什麼托勒密沒有收錄涵蓋有關這些主題在他的《占星四書》裡面。傑羅姆·卡丹是第一位宣稱這著作是份偽造品乃是根據著這樣的差異地，谈及在他對於《占星四書》的評注裡蓋倫的一項論據：“曩昔，君主們其試圖建立偉大的圖書館以非常高昂的價格購入著名人士的書籍。經由這麼樣的做法他們造成了士人會將自己的作品假托給（歸功於）古人（In the old days, kings who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great libraries bought the books of famous men at very high prices. By doing so they caused men to ascribe their own works to the ancients）”。
這份文獻（即《金言百則》）的作者身份之根源如今是被歸論於“偽（托）托勒密”。認為艾哈迈德·伊本·优素福才是它的真正作者。還有人認為這《金言百則》，其雖然不是托勒密撰述的，可能從保存了一些真實資料的校勘整理。畢竟得，這歷史性地假設《金言百則》是托勒密占星術遺產的一部分給予了它在中世紀時期廣泛普及的影響力，藉由這樣的契机它才被確立其作為了占星術傳統之中的一份重要文獻。中西星學自有唐迨明清之際已有交匯，是故華夏中土亦蒙受其教言，誠有典籍據實羅列於斯。 原波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年～1029年）所著，大明朝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吴伯宗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海达儿、阿答儿等进行翻译，翌年译成。书前载有吴伯宗和马沙亦黑的两篇译序。
本書共分四类：
一、总说题目，分二十三門；
二、断说世事吉凶，分十二門；
三、说人命运并流年，分二十門；
四、说一切选择，分三門。
西洋波兰耶稣会传教士穆尼阁（Nikolaus Smogulecki，字如德，1611年～1656年，時任順治年間欽天監正）法也；中國清代薛凤祚（1600年～1680年）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