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陪都时期
重庆陪都时期是指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期間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間遷都重庆的时期。此段時間內重庆的地位和头衔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中华民国陪都”、“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驻地”等。
1937年，國民革命軍在对日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同时首都南京告急。由于当时与日本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差距懸殊，因而自战端开启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竭尽全力，三军效命，但还是大都失利，致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会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将南京首都政府机构进行迁离。先撤至湖北漢口（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10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遷都重慶。12月，軍事委員會遷武漢辦公。
关于迁都重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
但是中国政府并未再做任何退让和妥协，对日政策始终保持强硬，民众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最后，日军进攻中国西南的战略计划流产。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确定了蒋中正在战时的权利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纲领强调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应以军事为中心，并确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该纲领对于反对党共产党仍采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导致国共合作出现一些激烈矛盾。
国民参政会由中華民國政府、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籍人士的代表组成，是中国战时的最高民意及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方能生效执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發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另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今重庆直辖市所辖之沙坪坝区、南岸、江津、璧山、万县、北碚。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沙磁文化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文化界繁荣的集中体现。 内迁重庆的主要剧团剧社有：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中国胜利剧社、复旦剧社、五月剧社、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中电剧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等。
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老舍、曹禺、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欧阳予倩、袁牧之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张骏祥、郑君里、王为一、黄宗江、余上沅、沈西苓、沈浮、阎哲吾、孙坚白等。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吴茵、秦怡、金山、蓝马、陶金、项堃、顾而已、魏鹤龄、王苹、蒋天流。
抗战开始以后迁入重庆的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主流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制和中电还云集了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电影精英。
中电是只属于“中宣委”的（电影股）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简称，与1931年成立，黄英、张冲、张北海、罗学谦分别担任过场长，起初曾经主要拍摄新闻片，设备极其简陋，经过多年发展后，硬件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并初具规模。抗战爆发以后，中电撤离南京，经过芜湖和武汉，最终到达重庆，租用重庆上清寺“范庄”内的网球场作为临时摄影基地，后到重庆南岸建立摄影场。在撤退前和撤退中，孙瑜、程步高、沈浮、贺孟斧、汤晓丹、陈鲤庭、潘孑农、许苏灵、金焰、高占非、赵丹、顾而已、魏鹤龄、施超、谢添、郑敏、白杨等都纷纷加入中电。
中国电影制片厂其前身是原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于1933年成立，起初规模极小，职员8人，每月经费不超过3,000元，1935年在汉口杨森花园建立汉口摄影场。武汉成为政治中心后，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武汉行营为大本营，行营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下设四厅，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政训处远电影股扩充为大本营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直属政治部，受第三厅指导）郑用之为厂长，罗静予为副厂长。1938年迁抵重庆后，在观音岩建厂。武汉和重庆建厂的过程当中，上海西撤的电影人和由戏剧电影演剧队的成员被吸纳进中制，从1938年的200多人增值1940年的466人。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国电影界，戏剧界的精英。有田汉、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洪深、郑君里、应云卫、司徒慧敏、马彦祥、宋之的，葛一虹、王为一、孙师毅、黎莉莉、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吴茵、陶金、罗军、戴爱莲、丁聪、贺绿汀、罗及之、吴蔚云、王士珍等等，实力超群，基本上所有部门都有当时中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全厂分为业务、技术、剧务、总务四课。1940年又设新闻影片部，教育影片部和卡通影片室。业务涵盖了故事片、教育片、宣传片，纪录片等等。中制是大后方时期电影的“航空母舰”不仅仅在职人员数量最多，影片的出产率也是最高，是大后方电影的中流砥柱。
同时抗战时期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在重庆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影片，宣传了抗战，鼓励了人民。
这些影片有《保家乡》（1939，何非光导），《好丈夫》（1939，史东山导），《东亚之光》（1940，何非光导）《火的洗礼》（1940，孙瑜导），《胜利进行曲》（1940，史东山导）《青年中国》（1940，苏怡导）《塞上风云》（1940，应云卫导）和《日本间谍》（1943，袁丛美导），《气壮山河》（1944，何非光导）《血溅樱花》（1944，何非光导）《还我故乡》（1945，史东山导）《警魂歌》（1945，汤晓丹导）《孤城喋血》（1939，许苏灵导）《中华儿女》（1939，沈西苓导）和《长空万里》（1940，孙瑜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