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其研究領域有女性主義現象學、酷兒理論、政治哲學以及倫理學。1993年開始任教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與比较文学系，並且1998年開始擔任比較文學和批判理論學程的Maxine Elliot教授。他（them）也是歐洲高等學院的漢娜鄂蘭教席。
巴特勒在1984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她的哲学博士学位，后开始从事后结构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巴特勒知名於《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認同顛覆（1990）》和《身體之重：論性的論述界限（1993）》，其中挑戰傳統性別觀並發展其性別述行（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她被认为是“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和今天“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
巴特勒是一名蕾絲邊，法定非二元，使用「她」或「他們」的代名詞，但2020年他稱偏好「他」，表示他從不待在「出生指派為女性」的家中。和伴侶Wendy Brown與孩子Isaac居住在柏克萊。巴特勒支持LGBT運動，並討論許多當代政治議題。包括以色列政治批判。
她是犹太人，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犹太哲学，探索国家暴力的前后和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在政治上，她是“犹太和平之声”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和“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支持者。她认同“犹太教与國家恐怖主義是无关的”，并强调，以色列并不代表所有的犹太人。她曾於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公開演講。
《欲望主體：二十世紀法國的黑格爾主義反思（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是巴特勒博士論文，主要探討法國哲學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繼受，其中一一討論諸如苦惱意識、主奴辯證、精神體現等概念。並批評了黑格爾男人化、成長小說式的辯證旅程，認為要超越黑格爾浪漫的辯證法，需要透過戲仿式的手法，例如德希達在〈深坑與金字塔〉透過「延異」對黑格爾意義理論進行批判，或傅柯〈尼采、系譜學、歷史〉中，將權力視為生成性而非禁制性的。巴特勒在結尾中，藉由引述傅柯和克里斯蒂娃，指出黑格爾的欲望論述，必須讓位給關於身體的具體歷史討論。這本著作提出的觀點對後來的《性別惑亂》和《身體之重》中獲得發展。
在〈述行與性別建制：現象學與女性主義的一篇論文（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一文中，巴特勒提出「性別即述行（gender is performative）」，因為性別認同通過行動確立，有通過差異行動建構差異性別的可能性。
《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認同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跨國銷量超過十萬冊。其中一一討論了佛洛伊德、西蒙波娃、克里斯蒂娃、拉岡、伊瑞葛來、維蒂格、德希達與傅柯的著作。其中巴特勒批判女性主義所使用的性／別概念，即企圖將「女人」製造為一個具有共同特徵之離散、去歷史化團體，這種取徑強化了性別關係的二元論。巴特勒認為女性主義不應試圖爭辯「女人」的定義，而應該「專注於說明權力的效應，及其如何形塑我們的女人觀，不只在鉅觀社會中，也必須在女性主義運動中。」最後，巴特勒試圖破壞性／性別中間的斜槓，使性別和欲望能夠「靈活流動，而非取決於其他穩固因素」。認同作為流動自由的概念，性別作為述行而非本質，一直是酷兒理論的立基。
〈擬態與性別不服從（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收錄在《暗櫃裡／外：蕾絲邊與同志理論（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這是一本同志理論家的著作合集。巴特勒認為蕾絲邊和同志這些詞彙並未提供淺白的啟示，但這有政治必要性。巴特勒指出使用「遊戲／述行、扮裝與擬態來形塑性別與性特質的形，其作為持續創造的主體性，總是具有因為無述行而解體的風險」。
《身體之重：論性的論述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旨在釐清文本，並糾正將述行論說成性／別形構是一種日常選擇的誤讀。巴特勒引用德希達的重述性（iterability）理論，強調重複在述形理論中的角色是一種援引形式：不能在重述、一個律法化與受約束的過程之外理解述行。而該重複不是主體所進行的展演；這種重複使主體成為可能，並構成對主體的時間條件。該重述性意味「展演」不是一個簡單「行為」或事件，而是一種在約束下並通過約束、在禁制與禁忌之下並通過禁制與禁忌，透過放逐（ostracism）的威脅、死亡的控制、並強制產物的形體，從而重複的儀式、一種儀式生產。但我堅持它並非全然被事前決定。
在《煽動言論：一種述行政治學（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中，巴特勒調查仇恨言論與言論審查的議題。他認為審查制度難以評價，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有用甚至必要，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比寬容更糟糕。
巴特勒認為仇恨言論唯有在國家權威宣布如此之後，才能回顧性（retrospectively）的實存。藉此國家為自身保有定義仇恨言論的權力，同時對反的限制了可允許論述。在此之上，巴特勒批評法學家麥金儂反色情的論證，因為他毫無疑問地接受了國家的審查權力。
巴特勒運用傅柯《性意識史：求知意志》的論調，認為嘗試任何一種審查制，無論是法律或其他種，都必然煽動它試圖禁絕的語言；例如傅柯試圖論證十九世紀西歐嚴厲的性規範，只會擴散他們試圖控制的性特質論述。巴特勒利用德希達與拉岡擴展這一論證，宣稱審查制是語言的初始，而語義的「我」至原初審查制的效應。如此，巴特勒質疑任何單純對立之論述的可能性：「若言論依賴於審查制，則人們需要尋求反對的原則，即是反對言論的形構原則。」
《消解性別（Undoing Gender）》收錄巴特勒對性別、姓、性特質、精神分析與間性人醫療的反思，相較於他許多其他著作，它的讀者群更為廣泛。巴特勒重新審視並優化其述行的概念，並聚焦於消解「性生活與性別生活的禁制規範概念」的問題。
巴特勒討論性別如何在理所當然、無意識的狀態被展演，但他說這並不意味述行是「自律或機械的」。他認為，我們的慾望並非源於人格，而源於社會規範。還討論了「人性」和「低於人性」的概念，以及這些文化強制概念如何讓我們阻礙「可得生活」，就像一個人最大的顧慮，通常是個人意志能否與常規不同。巴特勒說道，一個人可能會覺得為了生活必須獲得承認，但同時被承認的條件使人「無以成活」。他建議對這些條件進行置疑，以使反抗者獲致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在巴特勒關於間性人及其議題的討論中，巴特勒談到大衛雷默（David Reimer）的案例，他在八個月大時進行了一次惡劣的包皮切除術，而後被醫生「做（made）」為女性，在醫學上將其性別從男性「重新指派」為女性。後來卻又被指認為「真實」男性，結婚並成為他妻子三個小孩的繼父，並被他與約翰柯拉比（John Colapinto）多書寫在《天作男人：作為女孩撫養的男孩（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中。雷默在2004年自殺。
在《對拼裝述行論的註釋（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中，巴特勒討論集結政治的權力，考慮其有何意義與如何運作。他使用此框架來分析保衛的權力和可能性，例如2014麥克爾布朗和艾瑞克迦納之死相關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裏爆發了香港中文大學衝突，香港警察攻進了香港的知名學府中文大學，朱迪斯·巴特勒參與了香港監察發起的學術界聯署，讉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並促請香港政府捍衛學術自由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它參與的知名學者包括-{zh-hans:诺姆·乔姆斯基; zh-hant:諾姆·杭士基;}-、齊澤克、扬尼斯·瓦鲁法基斯、-{zh-hk:羅拔·彼得·佐治;zh-hans:罗伯特·彼得·乔治;zh-tw:勞勃·彼德·喬治;}-和史迪芬·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