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
汤寿潜（），字蛰先（一作蛰仙），人称汤蛰老，浙江省山阴縣天乐乡（今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祖籍福建闽县。汤寿潜是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年投身维新变法和立憲運動，晚年在保路运动中领导浙江铁路公司成功反抗清政府出卖利权，并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一度领导浙江革命，担任首任浙江都督，张謇称其“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
清咸丰六年（1856年）7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汤家祖宅。初名登瀛，小名丙僧，字孝起，一字翼仙，后来改字蛰先、蛰仙，学名汤震，乡举后改名寿潜。汤寿潜的父亲汤沛恩，曾经到陕西盩厔、武功等地充当师爷，后来回到家乡做起私塾先生。汤寿潜6岁时进入乡塾，师从汤仰山先生，学习四书五经。18岁到省城杭州游学，并于次年娶妻叶氏，婚后一年长子出生。光绪五年乡试落榜，名列副榜第四。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任山东巡抚张曜幕僚，当时正值黄河水灾，汤寿潜因此潜心调查研究黄河水利，每到一处都和河工、老人商谈，为张曜献策治理黄河。光绪十四年，乡试中举，名列正榜第六，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并结识毕生好友张謇。
光绪十六年（1890年）4月，汤寿潜发表《危言》。在《危言》中汤寿潜主张迁都长安、设立议会、废除八旗、兴办铁路，社会回响强烈，多次再版，“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翁同龢还将这本书推荐给光绪帝。同年，他离开山东张曜门下，北上参加科举会试，落榜后到上海带领一群考生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3年后期满，初授山西乡宁县知县，因请求方便回乡照顾双亲改派到邻省安徽青阳县、。赴任之前的3月18日，翁同龢召见汤寿潜，两人促膝长谈，翁同龢在日记中称汤寿潜“必为好官”。4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派开始在全国开展。汤寿潜做了3个月县令就因为父母病重辞官回老家，接着到金华丽正书院（今金华第一中学）担任山长，推动教育“讲求实用之学”，门下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汤寿潜会同张謇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中，汤寿潜当时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府中充当幕僚，光绪帝于5月、7月两次谕令廖寿丰传召汤寿潜，汤寿潜都以母亲病重为由请求暂缓，9月慈禧发动政变推翻变法，此事不了了之。
维新失败后，汤寿潜大多事件都在讲学、写书，先后出任湖州浔溪书院、上海龙门书院（今上海中学）山长，辑成《婺学治事文编》《三通考辑要》等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京津，汤寿潜和好友张謇一同在东南各省督抚间首倡“东南互保”。5月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汤寿潜就已经到南京游说互保，6月18日又和张謇一起到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后来清廷为其东南互保功绩和《危言》名声授予两淮盐运使职务，汤寿潜再度以母病推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苏报案爆发，当时蔡元培与《苏报》关系密切，汤寿潜为蔡元培同乡好友，因此在案发前力劝蔡元培到欧洲躲避风头，蔡元培因此幸免于案。
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掠夺中国的铁路、矿产，各地民众纷纷要求收回利权。1898年，清政府将苏杭甬铁路委质英国，双方结成草约，但一直没有正式合约。1905年，美商倍次慑于粤汉铁路保路浪潮，改求浙赣铁路。当时，汤寿潜正在上海与张謇、许鼎霖合作创办大达轮步公司。3月29日，美商倍次到上海邀请浙江商绅茶会，会上汤寿潜听闻美国人觊觎浙赣铁路怒不可遏，当场拒绝同美国人合作，后来又与夏曾佑、张元济号召沪上浙人联合建立铁路公司。7月，浙路公司成立，汤寿潜出任公司总理，后经清政府商部批准，清廷谕令盛宣怀收回已经出卖的苏杭甬路权，然而盛宣怀对此阳奉阴违。8月，汤寿潜又与张謇、夏曾佑、张元济等人发动上海商会号召抵制美货。1906年，浙路公司开始修筑苏杭甬铁路，正在铁路修建之际，清政府迫于英国压力，再度出卖路权，借口从英国贷款给浙路公司，实际企图将浙江自筹的铁路转质英国，汤寿潜及浙路全员皆不能接受，组织“浙江国民拒款会”反对清政府插手浙路。1907年，外务部汪大燮提出分借款和造路为两事，提出维持浙路修路，浙路由自筹改为英国借款筹集，浙路公司决议组织拒款会抵抗，革命党也参与其中组织敢死队，江浙形势形同暴动。随着沪杭铁路通车指日可待，汤寿潜与陈三立筹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呼吁东南各省联合共办铁路，并到汕头、广州宣讲。1908年，清政府任命出卖路权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盛宣怀下令取缔拒款会，暗中调集军队企图镇压浙路风潮，迫使浙路和苏路接受借款，同时设置沪杭甬铁路局企图架空浙路和苏路。对于朝廷屡次强迫借款，汤寿潜以浙路名义通电表达反对，并直斥汪大燮、盛宣怀以及其背后的袁世凯，反对清廷任用他们，清政府将其视作眼中钉，任命汤寿潜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企图将其调离浙路，汤寿潜坚持拒绝。
1910年8月23日，因汤寿潜公开反对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尚书，清政府斥责“狂悖已极”，下令革除浙路公司总理职务，不准其干预路事，要求江浙沪地方禁止为其集会。汤寿潜适南京至浔阳道中，闻令返杭。清政府干预民营企业经营的行为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联合起来请求留汤办路，浙路公司也以总理系股东决定为由反对清政府命令，汤寿潜则举荐其子孝佶继任浙路总理。1911年2月，浙路和苏路一致取消沪杭甬铁路局，辞退英国总工程师，盛宣怀和英国大使朱尔典商议后决议终止借款合约，浙路风潮终于平息。虽然革职案后汤寿潜和清政府关系已然破裂，但朝野官员和地方舆论都对其评价极高，其声誉也与日俱增。随着保路运动在全国蔓延，越来越多官员同汤寿潜一样抵制清政府出卖利权的行径，上海《民呼日报》乃言“中国之汤蛰仙日多”，汤寿潜俨然已是全国保路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汤寿潜在《危言》一书中就已经表明支持立宪的立场。1900年东南互保时，汤寿潜再度和张謇一起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张立宪，并在次年编成《宪法古义》，声称宪法古已有之，宣扬立宪思想。1906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支持下，张謇在上海发起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亲信郑孝胥为会长，张謇和好友汤寿潜为副会长，此后三人两次发起国会请愿运动，督促清政府尽快召开国会。1908年，清政府迫于各地压力，允诺9年之内完成预备立宪，然而立宪派并不满足，汤寿潜多次上诉要求提早召开国会以图存亡大计。1909年，全国各省召开咨议局，汤寿潜作为浙江咨议局公推的议长，以浙路公司重任为由拒绝接受咨议局议席，并到广东宣讲成立国会的演说，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再度发动国会请愿运动。1911年，皇族内阁出台，汤寿潜会同张謇等人致电摄政载沣，要求改组内阁加入汉人官员，遭到载沣拒绝，汤寿潜也因此对清政府心灰意冷。6月27日，汤寿潜在汉口遇到郑孝胥，因主张共和与郑孝胥生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汤寿潜即到达武昌，目睹各地群起响应，因此13日启程返回上海，22日与革命党联系筹备组织临时政府。10月29日，清政府为了稳定浙江局势，邀请汤寿潜总办浙江团练，汤寿潜随即同马叙伦等在杭革命党人商议成立团练总局，策应武昌起义，后因浙江巡抚增韫截获通讯而告终。11月2日，杭州的革命党为了唤起全国范围内更大的响应，到上海邀请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11月5日杭州光复，当日一早沈钧儒、陈黻宸、马叙伦三人通电汤寿潜尽快回杭，下午3时多汤寿潜抵达杭州的浙江咨议局会场，当场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当时，起义军正在和杭州旗下的清军谈判，担任谈判代表的杭州八旗协领贵林是汤寿潜在浙路风潮中的盟友，因此汤寿潜一到场双方就达成协议罢兵，然而次日革命党就假借都督府名义枪决了贵林，汤寿潜因此对这些居功自傲、肆意妄为的革命党人表达不满，提出辞职，但在众人挽留下留任。
汤寿潜担心“大国新造，来日大难，东西强邻，虎视眈眈”，害怕帝国主义趁虚而入瓜分中国，因此极力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共和政府，为此多次致电起义各省领袖。11月11日，汤寿潜邀请江苏都督程德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共同通电全国，提议召开各省代表会议。11月9日黎元洪通电要求全国代表到湖北组织政府，汤寿潜即于11月16日开会提议亲自到武昌商定国是，后来会议决议改派张元济。20日，上海的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议承认武昌政府为中央政府，黎元洪也在当日通电全国推举政府部长，汤寿潜则推荐程德全为内务部长、章太炎为教育部长、张謇为财政部长、詹天佑为交通部长、黄兴为军务部长、汪精卫为司法部长。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次日，汤寿潜抵达上海，与先行到达的江苏、上海、福建代表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提出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同日武昌方面迫于汉口已为袁世凯占领，也决议定都南京。12月4日，上海的各省代表决议选举大元帅，上海和江苏代表极力主张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汤寿潜不满上海方面在已经决定承认武昌为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背着黎元洪另行选举，因此托辞离席。12月17日，上海和武昌代表齐聚南京，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汤寿潜在辛亥革命中坚持北伐，强烈反对南北和谈。杭州光复仅仅7天，浙江即组织军队北上进攻张勋驻守的南京。汤寿潜一面致函袁世凯以大局为重支持共和政府，切莫拥兵自重；一面又和陈其美合议借用浙路公司资产支持北伐。12月11日议和刚刚开始，汤寿潜就建议黎元洪如果袁世凯施压不能示弱，不妨放弃和谈直接开战，此后还劝告伍廷芳、陈其美等人不可相信袁世凯，要求革命党人即刻进行北伐。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汤寿潜在次日致电南北和谈代表伍廷芳，极力反对对袁世凯妥协，主张北伐全面清除袁世凯势力。他此时还坚信孙中山也会支持北伐，因此大规模征兵，并派遣间谍调查北伐路线。12月31日，袁世凯撤回和谈代表唐绍仪，汤寿潜通电要求立即北伐。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3日，任命汤寿潜为交通总长，汤寿潜回电拒绝就任。14日，南北代表达成协议，停战再度延长14日。15日，汤寿潜卸任浙江都督，卸任前还致电孙中山，历数袁世凯议和期间背信弃义之举，强烈呼吁立即北伐。卸任后，汤寿潜到上海，出任章太炎、张謇等人组织的统一党参事。2月9日，孙中山委任其到南洋筹集公债，汤寿潜在南洋为南京临时政府和浙赣铁路筹集资金。5月，汤寿潜回国，孙中山已经移交政权于袁世凯。此后，汤寿潜退出政界。 1912年6月，汤寿潜回任浙路公司总理职务，北洋政府旋恢复清末铁路国有政策，汤寿潜的浙路与张謇的苏路公司联合抵制，双方因此僵持——直至1914年苏路国有，汤寿潜在熊希龄、张謇劝导下最终妥协。袁世凯在事后奖励汤寿潜20万元，汤寿潜全部捐出用以建设浙江图书馆。1913年，汤寿潜老家天乐乡在其建议下，将麻溪坝改坝为桥，解决了天乐乡自明宣德年间以来持续4世纪的水利纠纷，乡民为纪念其功绩，在1936年5月建立汤蛰先纪念碑。1915年，汤寿潜隐居绍兴县临浦镇，同年袁世凯称帝，汤寿潜通电反对。1916年汤寿潜60岁，此时他已卧病在床，农历六月下旬唤来女婿马一浮口述《诫子书》，交代自己死后丧事从简，告诫子女自己死后不要从政，务农、经商偿还浙路贷款，希望儿子能够代为完成兴办教育的愿望。1917年1月，浙江各界对北洋政府派遣军阀杨善德入浙主政发起公民大会，大会组织者冒用汤寿潜姓名作为发起人之一，汤寿潜发文赞叹乡人的爱乡之情，但坚决要求大会划去自己的名字以表自己退出政界的决心。6月6日，病逝于绍兴临浦，留下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死后，北洋政府拨款2000元治丧，葬于浙江桐庐质素乡阳山坂之原（今天浙江桐庐横村镇阳山畈村）。
长期以来，历史学者认为汤寿潜对秋瑾遇害一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11年杭州光复之后，革命党人王金发就曾以汤寿潜参与秋瑾案一事反对公推汤寿潜为浙江都督。早在1908年陶成章就在《浙案纪略》中提及汤寿潜，称绍兴知府贵福在得知秋瑾即将发起起义后就到杭州搬救兵，到了杭州以后首先见到巨绅汤某，汤某一向仇恨秋瑾，因此劝他尽快杀掉秋瑾，浙江巡抚张曾扬也来过问，汤某就说这种人此时不杀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然而后来出版的《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档案以及革命党之间的书信中并没有提及汤寿潜，汤寿潜参与秋瑾案更多来自于报纸流言，当时社会对于汤寿潜作为秋瑾同乡的巨绅不出面为秋瑾说话表达不满，例如上海的《越恨》乃有戏言模仿汤寿潜自述支持杀害秋瑾，以此讽刺汤寿潜的不作为。汤寿潜在得知媒体指责后，专门登报回应，称自己亲母初丧，同时忙于浙路公司公务，向来不在绍兴老家居住，也和绍兴官员没有来往，参与杀害秋瑾的传言系子虚乌有。
汤寿潜是维新运动的早期思想家，也是清末维新运动中最早提出迁都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危言》中力陈俄罗斯、日本在边疆、海疆的威胁，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改编守旧官僚主导的政治格局，为进一步改革提供环境。他在《危言》中还抨击以招商局为代表的洋务派企业效率低下，提出在经济领域以民营企业取代官督商办，主张学习西方国债、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汤寿潜认为铁路是商业的命脉，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不应该交由外人建设，中国应该尽快建设全国铁路网，并在浙路风潮中付诸实践。汤寿潜还认为教育是变法之本，批评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能经世致用，没有一技之长，因此需要改革教育体系，培养专业性人才，建立近代教育体系。
汤寿潜在清末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之外，于史学领域也有极深研究。从青年时代开始，汤寿潜花费20年时间研究《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及《清朝文献通考》三通考（总计898卷，约1294万字）。由于家乡没有这些书籍，汤寿潜需要到杭州租借并抄录这些书籍，通过研究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制度变化来作为当时变法的借鑑，编辑出版了《三通考辑要》，俞樾、刘锦藻等都对此书大为赞赏，时人将汤寿潜与史学家夏曾佑并列为“浙江双壁”。1901年，汤寿潜发表《宪法新义》，通过其史学素养发掘史料，宣扬“ 宪法为中国所固有 ”“ 不得谓中国古代曾无一人知宪法 , 亦无一言及宪法者也”，借此为方兴未艾的立宪运动造势。汤寿潜在晚年还委托女婿马一浮整理朱舜水作品，一同编纂并出版《舜水遗书》（今改名《朱舜水全集》）。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