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姓或譯赫德；），德國哲學家、路德派神學家、詩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德语："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成为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基础。
1744年赫爾德出生於普魯士王國莫倫根（今波蘭莫龍格），1803年死於薩克森-魏瑪。赫爾德成長於貧困家庭，從他父親的聖經及歌本中自學。 在1762年以17歲的內斂青年進入當地的柯尼斯堡大學，成為康德的學生，同時成為的門生。
他是天才型思想家，涉獵廣泛，著述豐富，主要貢獻於文獻學、文化人類學。康德、哈曼兩位思想巨匠，均對赫爾德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康德的影響一是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懷疑，二是倫理學的反認知主義；而哈曼的影響則為藝術氣質和宗教情懷，尤其關於人格和靈魂整全的思想。
赫爾德強烈反對體系化的哲學，追求生動活潑的自然文風。反對傳統上排斥的和壓制經驗的形而上學，提倡經驗主義的理性化，也即是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力求論證的合理性和清晰化，是追求思想的自然融洽和完整。他認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而是歷史中的人，說著歷史的語言，受著歷史的影響。赫爾德的哲學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他的歷史哲學和精神哲學對黑格爾辯證哲學产生的影响，美學對歌德、士來馬赫和尼采产生的影響。政治哲學對穆勒，人文學科思想對狄爾泰产生的影響等。他是解釋學、語言學、宗教人類學和《聖經》研究的開創者。
沒有普遍的不變標準，可以用來衡量和評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不同的個人氣質，和在不同的創作素材產生的作品。
認為〈莎士比亞〉一書中所描述的希臘式悲劇法則，其藝術品質不是建基於藝術本身，而是建基於自然，因為情節的統一乃是故事的統一。是希臘人時時面對的，因著他們依時間上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和道德上的處境，這故事必須是統一的。 在所有線索最終將匯聚為一之前，一切都開展的如此緩慢艱難。然而一旦匯聚完成，所有場景是進行得何等的迅速。言語變得簡短精粹，認知、情緒和行動前進如梭!場景之間的連續變得如此有力，每個角色所說的話都簡潔有力，字字珠璣。
語言是思維的承載體，詩歌是語言藝術的最高形式，語言讓一個民族的詩歌表達這個民族的獨特精神。
《論語言的起源》一書中說，語言是知性的自然器官，是人心靈的感官。人的心靈這一全新的、自我造就的感官，在它發生之初就成就了人們交往聯繫的手段。人若不是與自己的心靈對話，或是試圖與其他人心靈對話，就不能設想最初的人的思想，也無法構想最初的反思與論證。
《致提奧芬書》中說，神之言在批判者之手中像被榨乾的檸檬。詩永遠是自然的最高形式，是最深沉的情感，總會用最崇高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古老的聖經註釋書，是當年的人還會努力尋找神之言的真義。而不是僅僅糾纏於音符和文字型態，窮其枝節細徵、錙銖必較。
人類最古老的文獻《創世記》第一章描述天將破曉之段落解釋，顯然是用人類最初的語言寫成的，也就是激情和直覺的形象和語言。
在1771年赫爾德接受了布克堡地方的宮廷牧師職務。他的早期思想理性主義色彩浓厚，而晚期思想则反对法国理性主义，偏向自由主義与经验主义。他的“反理性”，主要就集中在布克堡時期的著述中。其事業的困頓、生活的迷茫、環境的閉塞，使得赫爾德越發向內心深處，尋找宗教信仰的根源，而對當時的理性主義神學和自由主義的《聖經》研究極為不滿。
基督教的第一個任務，乃是要所有人一條心，而不是爭執不下，生命中充滿怨恨。《聖經》經文用盼望為萬物作結，而我們今天講道，也是要以盼望維繫。我們個人為維護一家之言不惜犧牲生命，卻都是聲稱是本於《聖經》這本歧異而含混的書，就好像神的聲音只在他們自己的耳朵裡迴響。---它怎麼可能是神的言語、神聖的思想?
我們學會憑藉著言語思考，從童年時起，我們就學會了反思，只能是模仿別人說的話。我們無法脫開言詞去思考普遍的真理、抽象的理念、理性的思想。當我們思想時就是自言自語，我們說話時就是自己跟自己說明道理。而神全是思想，不需要藉助語詞蹣跚前行。我們不能更深入地窺見自己的靈魂，我們也不知道人的語言，何以能夠穿透人心深處的情感都無法穿透的地方。神與人之間是毫無共通之處，實際情形是，他們要理解對方，根本沒有共同的東西。因此神要向人解釋自己，得完全用人的方式，完全依著人的本性，用人的語言，遷就人的弱點，局限在人的理念所及範圍之內。神不能用神的方式，而必須得用全然是人的方式講話。人心的本性就是思想，不再為自己思想的人心也就失了它的理性、自由意志和本性。我們要調動全部的思想和潛能，接受每一束穿透靈魂的光芒，接納每一份真實的確信。因為每個人都依著自己的思想和閱讀的方式，在《聖經》中找到教化和提升自我心靈得種子。讀《聖經》最好的方法應該是一次讀完整卷書，就能夠進入作者的思維線索和語調，進入他們的“思想之鍊”。你會受到他們靈的鼓舞，你的閱讀與他們的書寫乃是同步。但人們已經習慣了用無為來混淆忠貞，用懶散來混淆虔誠。
神學的基礎是《聖經》，而新約的基礎是舊約。不理解舊約，就不能正確理解新約。我們研究某種語言的精髓，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研究他的詩，尤其是古詩，這才能有最大的真理、深度和廣泛性。沒有舊約，根本無法正確地理解新約。很原始的民族，他們的語言可能是比詩好的語言呢。事實上，這些語言真的比現代一些發展得過於精巧的語言要好。近東民族的語言是內心感情和外在形象之間結合的典範，在希伯來的發音和動詞辭根中表現出來。在希伯來人那裏，歷史即是詩，也就是故事的代代相傳，彷彿永遠發生在當下，時態的不定和變化，直接有助於當下的見證，把描述的、講說的或聲音的事物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在這種詩中看到人心最初的直覺，最簡樸的思維方式，規範它和引導他的最基本的要素。這種詩展現了感官最初的邏輯，概念最基本的分析，道德最本原的原則，簡而言之，就是人之思想和靈魂最古老的歷史。貫穿於舊約和新約之中的是一條十分精細的線索，尤其是那些形象和事蹟、歷史和詩歌相互融合的段落。詩歌和歷史本是用這線索交織在整體之中的，也必支離破碎。詩歌的表達方式，是適合於某個民族的時代、道德和思維方式。切勿用自己時代的標準，判斷古代民族通常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習俗，因為這些民族並非生活在我們的時代，而生活方式和道德都是時間關係最精妙的花朵和果實。
研究《詩篇》要拋棄一切現代模仿者和評論家，即便他們最得人欣賞，在其當時也是最優秀的。他們是帶著自己的目的，為自己的時代來解讀詩篇的。他們把他們的語言、安慰和教導，應用於自己的時代。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必須首先了解這些詩人談論的主題和場景。我們研究大衛王及其詩篇歌者的獨特語言，方法應該是把不同的詩篇相互比較，並比較於那個時代的歷史。在詩篇中得到如此強烈表達的情感，我們既不該視為大敵，也不應盲目辯護。這些情感表達的是，個人的獨特氣質，就應該如是解釋，而不能誤認為是神聖情感的普遍模式。考察藝術品的同時，我們不應該把別民族和語言的例子，拿來作為評判的標準。若要評判詩的構成，必須是參照他所原初的情感、情緒和語言的特質。我們更不該依著自己的抒情法則評判大衛的詩篇，而是要展現希伯來抒情詩自身的本性和美感。具體的主題是甚麼?人們為何感興趣?歌唱的方式如何?主導的情感是甚麼?情感循甚麼線索發展?展開為怎樣的情緒?如何開始?如何演進?如何結束?
歷史學家屬於他自己的民族、時代和語言，而傳記學家則屬於他們的傳記主角。因為他們整個思想和寫作方式和精神的不同。希伯來人寫歷史的風格，正如希伯來詩歌的風格一般，屬於並且表達了人們的童年。家族譜系、祖先傳奇、先知和帝王，構成了它的歷史。他們都是用最簡單的敘述講出來的，其中對世界的觀點就像我們童年時所拥有的，也是當時的人們不可或缺的。他們包括了神蹟奇事、詩意表達、預言比喻，諸如此類。  福音書作者為他們的年代和人民寫書，並不是簡單地把同樣的一些想法“考慮在內”。毋寧是這些想法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根本，若沒有這樣的“彌賽亞正統”，就根本不會有任何一本福音書寫成。使徒在任何地方都是求諸於這“先知確定之言”。若沒有它、沒有從它而來的正統，作為福音的基礎，我們就根本無法解釋福音書各處的結構。而有了它，一切都清晰起來。口傳福音的內容是預言-歷史的。因此關於他的任何講說都是解釋-歷史的，也就是要指明古時的預言如何在耶穌身上得圓滿，就是說耶穌是基督。創建教會的眾使徒也都有自己的福音，即便他們並非福音書的作者。他們關於信仰耶穌即是基督的教導，就被稱作他們的福音。使徒的教導是以歷史為據，福音書作者傳講的也就是這歷史。沒有另一部福音書能像《馬可福音》這樣，文學雕琢得痕跡如此之少，口頭講述的故事、活的聲音如此之多。這是巴勒斯坦地方講述故事的人最流行的語調。這就是為什麼不時有些地方，用耶穌所行的奇蹟或是祂所施的治療，作為講話之間的過渡和轉承。反過來，在講述具體某件奇蹟時，不厭其煩地描述細節，也是講故事的人自然的作法。馬太和路加用的是同樣的故事，卻把細節大大壓縮了。這是因為他們不是講，而是寫。筆書于版，改變了講話的語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