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委員
政治委員，簡稱政委，在部分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国家，由於以「黨指揮槍」為治軍綱領，通常在營、團、旅、師、獨立支隊及相當機關設立政治委員，政治委員主要負責處理執政黨（通常是共產黨）的主要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職位，目的是確保軍隊接受執政黨的領導。
政治委員與同級的司令員或指揮員同為同級首長，實行的是雙首長制（如同中國一級行政區的首長與黨委書記）。所以，政治委員與军事指揮員或司令員擁有相同的權力，政治委員與指揮員等互相制衡。政治委員是執政黨在軍隊的代表。
歷史上，政委（Commissaire Politique）首先出現在法國大革命，以幫助它對抗反革命思想和行為，確保共和黨（Republicans）對抗保皇黨的勝利。
除了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政委，政委常常與蘇聯軍隊相聯繫，當時俄國臨時政府（1917年）在軍隊中引進政委制度以確保政府對其的政治控制。在十月革命後，政委在蘇聯紅軍中一直保留到1942年。
在蘇聯武裝部隊中，政委僅在以下時期存在：1918－1924年、1937－1940年、以及1941－1942年。政委與所在部隊的軍事主官擁有同樣的職務等級，共同指揮部隊，對部隊負全責，軍事指揮命令必須有政委的附簽。但是，政委往往是從地方黨政部門調入部隊應急配齊領導班子，且由於俄國軍隊長期傳統，政委的軍銜一般低於該職務等級的基礎軍銜。例如，苏德战争初期，集團軍司令員的軍銜是上將、中將、少將，而集團軍政委的軍銜往往是“師級政委”、“旅級政委”、“團級政委”（1943年之前蘇聯軍隊的軍、政軍銜體系的名稱不同）。另外，在危急情況下，政委也可以命令並指揮所在軍隊。在蘇聯軍隊不設政委的其它時段，蘇聯軍隊實行一長制，各級部隊設立政治工作副職。
中國人民解放軍現行的政治委員制度，是沿袭國民革命軍北伐时期的党代表制在中国工农红军连级以上部队设立党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采用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制度”。但1929年9月初陈毅在上海给中央写的报告指出红四军仍实行党代表制。1929年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在各级实行政治委员制。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决定“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此后，中共领导的军队不再实行“党委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实行“军政委员会制”，如长征时期的红六军团、新四军等。直至1947年才正式在各级部队恢复井冈山时期的党委制。
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各建制部队、分队均设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内部，从事执法勤务工作的副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协助行政主官领导管理本单位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队伍建设。均属于人民警察范畴。
省级、地级、县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设置政治委员职务，与该机关的行政级别相匹配。公安机关的部分内设机构、公安分局、派出所、看守所、事业单位以及海关缉私、铁路公安、森林公安、民航系统公安等行业性公安部门也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设置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
省级、地级、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直属的强制隔离戒毒所等机构设置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有省级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设立政治委员职务，省级监狱管理局各直属监狱设立政治委员职务。
国有企业所属的远洋轮船、近海大中型船舶及轮渡船、长江航运大中型船舶（正处级）均设有政委，负责协助船长做好本船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生产安全工作及船上的后勤工作，是把党支部建在船上的体现，是船舶工作的服务者与协调者。
民航系统各民航公司的飞行总队、飞行大队亦设有政治委员职务。
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监管、规划监督执法、水政监察支队、安全生产监督执法队伍也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
1924年中國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之後，首傚蘇聯制度，由黨控制軍隊，仿自蘇聯紅軍之政工制度，按照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军”理念，首先在黄埔军校实施党代表制度，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校长及党代表对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负责，“以示本校是党的学校，学校官生都是党的领袖的信徒”；下设政治、教练、教授、管理、军医、军需等部，均设有党代表；黄埔军校教导团采取党代表制，各级党代表由廖仲恺“遴选教官、学生中之富于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受其节制，以示党化”。教导一、二团党代表分别为王登云（后为缪斌）、张静愚，另有营党代表章琰、茅延桢、蔡光举、胡公冕、季方、郑洞国、唐震等7人。“党代表按部组织各级分部，以为将来各军之模范”，以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等兼为政治讲师，“在政治上由政治部规划，灌输本党之主义，涵养其革命精神，并使其明了世界之大势及本国社会之现状，以应环境而奋斗，此种训练实为斯校之特点”。在黄埔军校中实行的党代表制，采用党代表垂直隶属体系，即连—营—团间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其职能为“立于监督指导之地位，必要时得直接指挥军队，其效力不特便利于党务指导及政治训练，即于军权军令之统一，亦甚有关系”，具体包括：
中国国民党一届三次全会决议：“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该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中国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关于军事决议案》中“明定党代表职权”，此后各军陆续任命党代表，各独立师、军事机关也相继配备了党代表，各级党代表总数超过1000余人。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二届中执会通过《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作为对军中党代表权利与义务的规范。《条例》规定：“为贯彻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以展三民主义之教育，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党代表在军中是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关于军队中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负完全责任，关于党的指导及高级军事机关之训令，相助其实行，辅助该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党代表的任务是“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军队中一切普通组织之工作，如俱乐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体育会等均受其指导，并指导其所辖各级党代表及政治部”。在权限上，“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但规定“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若“认为指挥官之命令有危害国民革命时，应即报告上级党代表，但于发现指挥官分明变节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同时应报告上级党代表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军队驻地，党代表还肩负着与当地党的机关及民众团体进行联系的责任，但其工作“应以党部为中心，指导党部施行一切巩固军队之工作”。在党代表与军队党部意见分歧时，“有停止该党部议决之权，但同时应将理由速行报告于上级党部及政治部”。在各連以上單位設「國民黨代表」。
1927年3月陆续开始“清党”后，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内党部人员与党代表被捕清除，军队党代表制事实上即告撤消。一些军队甚至遣散了全部的政工人员。宁汉合流后，中共的影响已从军队中彻底清除。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鉴于国共分裂的形势及“根本肃清”中共影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议改组中央党部，同时决议“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由中央派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代行各执行委员会之职责，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不恢复党代表制，党代表制正式废除。
二次北伐後，連、營之黨代表改為「政治工作指導員」，簡稱「政工指導員」、「指導員」。至1969年，改稱「政治工作」為「政戰工作」，並改「指導員」為「政戰輔導長」，簡稱「輔導長」。
常備役的軍官皆需先至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接受養成教育，畢業後授少尉軍階及學士學位，多數先至基層連隊接受軍事系統歴練（多擔任政戰排長，少數留校擔任區隊長），爾後接任連輔導長。基層歷練完畢後，升任各級部隊政戰官、心輔官、保防官或政戰主管（營輔導長、群處長及旅、軍團、司令部之政戰主任）。
而義務役及志願役預備軍官經過國防部政治作戰教育訓練中心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訓後，授少尉軍階，並至各部隊擔任連輔導長、政戰官、心輔官、保防官等。李登輝擔任總統後，將國軍導入軍隊國家化的時代，國軍演變成為超黨派地位的軍隊；雖然軍中仍有政治作戰局與復興崗政戰學校等組織，而部隊中亦有「輔導長」一職，但已著重於心理輔導、監察官兵福利、申訴等，與當年軍中實施政戰制度的本質有極大的轉變。
納粹德國自1943年12月起在國防軍內部建立了類似蘇聯政委的政戰系統，該體系內的軍官稱作「國社主義督導官」（，簡稱NSFO），由納粹黨黨務要員馬丁·鮑曼選拔，透過課程和教育來確立部隊內部的意識形態政治正確。 1944年結束前，國防軍中共有47,000名兼職和1,100名全職的督導軍官，領導人為陸軍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