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
李一氓（），原名国治，后改民治，笔名一氓、德谟等，四川彭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学者、外交官。
李一氓是四川省彭县东大街人。在上海大同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学习期间，曾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在广州加入郭沫若等人成立的创造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宣传科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党后，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秘书主任，后来转到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及中共中央特科任职，参与翻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1928年3月，和阳翰笙编辑《流沙》。1929年秋，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参加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且是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负责人之一。同时，他还负责编辑《巴尔底山》杂志。其间，他翻译出版有《马克思论文选译》、《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以及马克思写的《哲学之贫困》等书。
1932年，李一氓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抵达陕北后，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中共陕甘宁省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一氓调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兼新四军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皖南三年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7天，也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李一氓在包围圈里的几个山沟里辗转隐蔽了数天，后遇到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个下级干部，这5个人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团队在泾县山区埋伏到1月下旬，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晚上给他们提供饭食。国民党撤走军队后，5人分散潜赴屯溪，李一氓花钱买了棉袍、手提箱，1月28日乘长途汽车赴金华，换乘火车于2月6日抵桂林。此时因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骤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于1月20日奉命撤回重庆，夏衍和范长江也转移到了香港。李一氓与新华社驻桂林记者孟秋江取得联系，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职员的假身份住进高档的环湖旅馆。孟秋江去找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帮忙联系赴重庆的交通。李济深认为重庆形势险恶，去那儿恐有危险，而刘少奇、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布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建议李一氓不如到苏北新军部为好，并答应设法将他从广东送到香港，再转赴苏北。经李济深联系，由孟秋江出面介绍李一氓和同盟会元老李章达见面，由李章达亲自陪同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再转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在韶关又等了一个多星期。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内宣布将中央1月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律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为止”。李章达于2月24日设法让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秘密会见，张文彬将中央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向李一氓作了传达。李一氓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交由广东省委从韶关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延安。这就是“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电文不长，向中央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对中央《决定》表态“完全接受拥护”，简要汇报个人突围沿途经过及见闻。李一氓从韶关以北的乐昌机场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后，即在机场打电话找到老朋友夏衍，被安排住进半山饭店。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并要求他将事变经过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用香港党组织的地下电台发延安。李一氓仔细回顾了从1月4日部队出发到1月6日双方打响，再到1月14日战斗结束的亲身经历，由于情节多、文字长，他将有关内容相对集中，以在韶关发的电报算第一号，花了一个月左右，总共发到第七号报告。3月6日的第二号报告，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决定作战布置系六日上午讨论决定，下午传达，是晚即发出，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估计这次失败并非机密泄漏或有内奸的问题。”3月18日第三号报告，汇报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走”。3月20日第四号报告，主要汇报新四军移动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第四号报告和第五号报告写于3月21日，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3月22日第六号报告，写石井坑保卫战经过。4月1日第七份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并称“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4月10日左右随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半个多月后安然抵达苏北盐城，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审查。李一氓按规定又将皖南事变经过以及本人突围的逐日情况，向组织作了详细的汇报。华中局经研究报告中央，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过程中于1月8日一度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延安复电表示同意。1941年秋，华中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由李一氓检讨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与会的华中局委员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给予党内口头警告的批示。李一氓对大家的批评和组织处分表示诚恳接受。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前，1942年2月15日至3月5日在苏北阜宁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着数十位各地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李一氓又被安排在会上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错误的公开检讨。此后，李一氓历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一氓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主席。1947年调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行政公署第一副主席、兼大连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初，由于认为可能很快进联合国，遂成立一个大约50人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为张闻天，副团长为从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专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但因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代表团驻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待命一年半，直到1951年解散。
此后，李一氓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1958年4月至1963年9月，任驻缅甸大使。1962年后，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的牵连，又翻出皖南事变突围的历史，李一氓在国务院外事办任上被“专政”，关进秦城监狱5年。在此期间，被要求个人详细历史写成自传。1973年10月获释以后落实政策，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先后写成6篇《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提出国际环境将长期和平、否定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建议同各国共产党恢复关系。这些意见很快被中央采纳，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一氓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1982年离休，时为副部级。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在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补选为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因对中国古籍颇有研究，1982年受陈云推荐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任内为中国古籍整理开创了新局面。李一氓还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郭沫若研究会会长。
1990年12月4日，李一氓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