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纪年
生肖纪年法，分成三种类型生肖法 、纳音生肖法和阴阳五行生肖法。生肖法指以十二生肖作为12周期循环的纪年法，因其简单易用，在生肖纪年法中最被广泛运用，而五行（纳音）生肖法和阴阳五行生肖法为西北地区独特的60周期循环纪年法。生肖纪年法主要流行于广阔西北地区，游牧民族何时开始使用生肖纪年法无从得知，据现存资料至少自6世纪起，就为突厥人所使用，其后开始扩散至欧亚大陆，并向周边突厥语民族传播，与此同时青藏高原的吐蕃也开始使用生肖纪年法。生肖纪年法对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历法影响深远，其中还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西北地区，分布范围甚广，其影响远至中亚，乃至早期中世纪的东欧地区。
中国十二生肖在古代也称十二兽、十二禽、十二神、十二物、十二虫，民间称之为十二属相、十二生肖。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都有十二宫应用于历法的记载，古希腊人称之为"zōdiakos kuklos"，意为「动物圈」。一般认为，西方的十二生肖上承古巴比伦，前4世纪时传入古希腊，而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古埃及十二生肖明显的由巴比伦人所传入，最完整的埃及十二生肖，始见于前2世纪托勒密八世时期的库努姆神庙天花板上，至前1世纪才由希腊人传入古印度。
由于西方体系的十二生肖皆由七兽和五种人体所组成，西方学者普遍断定巴比伦、埃及、希腊和印度十二生肖与中国十二生肖无论在十二兽组成、排列顺序和运用方面都截然不同。此外，学者Walters (2009) 也指出中国十二生肖皆由兽类组成，更符合古希腊十二宫「动物圈」之意。西方十二生肖依据成群的恒星组划分为不同的星座，而中国十二生肖则依据木星的公转周期。
中国十二生肖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如《诗经》、《左传》等，当时已有马、牛、龙、蛇与午、丑、辰、巳四支相配应的记载。但由于十二生肖仅为民间所用，不受先秦上层文人重视，而没有将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完整地记载下来。传世文献中对十二生肖最完整的记载，首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
《日书》一名缘起1975年至1976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迄今世界范围所知最早有关十二生肖的完整记录为甘肃天水放马滩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甲、乙两种《日书》。睡虎地《日书》于1975年至1976年在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发掘的秦墓12基之中，从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下葬年代在前217年，墓主是历任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和鄢县（今湖北宜城）令，治狱的喜（前262年—前217年）。放马滩《日书》于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发掘的秦汉墓14基之中，从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下葬年代在前239年冬前238年初，墓主姓名不详，身份为军人，可能是邽县（今甘肃天水）的一个基层官吏。睡虎地甲、乙两种《日书》抄本的写成年代为前250年至前246年，其内容形成年代在前278年左右；放马滩《日书》年代与睡虎地《日书》相去不远，其甲本的内容比睡虎地《日书》晚出，但前者的抄写年代则未必晚于后者，两本秦隶系统《日书》的内容和编写年代都不早于前3世纪。
除睡虎地和放马滩《日书》的十二生肖的记录外，1998年至2000年在湖北随州市发掘的秦汉墓16基之中，也从孔家坡8号墓出土了《日书》十二生肖的记录，下葬年代在前142年，墓主名辟，是西汉桃侯国（今湖北随州）的库啬夫。三部《日书》中的《盗者》篇，皆以十二支配十二兽占卜盗者，内容包括盗者的相貌、性别、藏身之处及性格、特长、身份等。盗者被认为与十二生肖有着某种联系，人们可以通过相关生肖来预判盗者的相貌以及藏身之处。此外，睡虎地《日书》中有类似的《十二支死咎》篇，以十二地支与不同词配合进行占卜。西南少数民族何时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由于缺乏文献难以考证，有学者从语言学入手分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对历史资料较少的地区或民族的研究尤其有用。孔庆典在前人聂鸿音和黄振华 (1999) 与何新(2007) 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楚帛书《月忌》和《尔雅·释天》中所载的岁阴和月阳（十二月名）的名义与藏缅语系（以举例数依次排名为彝语支、羌语支、缅语支和藏语支），乃至蒙古语和日语等20世纪现代语进行类比，从语音角度上断定上述所载名义为十二生肖原型。楚帛书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分为甲（知岁）、乙（顺时）和丙（月忌）篇，不久经蔡季襄转让给John H.Cox流入美国，一度寄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楚帛书年代据Cook和李零 (2004) 为前300年，即可知年代虽略早于秦简《日书》，但相去不远，两者出土文献年代都不早于前3世纪，不同仅在秦简《日书》所载的十二兽为今天所熟悉的十二生肖，而楚帛书的十二月名则是孔庆典所指的藏缅语版十二兽。
孔庆典认为中国与印度的十二生肖与古巴比伦和古埃体系完全不同，若将十二生肖的起源定于两国中间地带的某支藏缅语系民族，有利于和缓中印之争的“发明权”：
不过，印度学者Sivapriyananda (1992) 指出古印度十二生肖或Rāśi属巴比伦体系由希腊人所传入，印度十二生肖皆依照希腊十二生肖翻译命名，以希腊四元素作为基础分类，与中国十二生肖无涉。学者Gleadow (1968)，Noonan (2005)，Plofker (2008)，Lochtefeld (2001)，Kelley (2011)，Grafton (2010)，Martin (2008)，Ettington (2008)，Kanas (2007)，Gaur (2004)，Doshi (1987)则赞同后者的观点。以下为印度学者Sivapriyananda列出的印度十二生肖。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人小川承澄（1205年—1282年）于13世纪所撰的《阿娑縛抄》中对应十二神将的坐骑兽，也仅在汉传佛教地区中的日本盛行，其中有十兽与中国相同。最早出现于平安时代晚期或12世纪的一些佛画与雕塑中的饰头巾装饰上，其十二兽也与印度天文无涉，而且在组成方面更接近中国十二生肖。此十二兽出现于汉传佛教地区具有其特定的行用地域或人群，即在中国和日本的僧侣。十二神将为汉传佛教地区所流行的佛教神灵，其中一些如因陀罗、頞儞罗、波夷罗、摩虎罗、为早期印度文献《梨俱吠陀》所载的诸神，不过有大部分皆非印度神。
十二兽与十二地支的相配最早见于《日书》，战国末年秦人以十二兽用来纪日、纪月还是纪年仅从秦墓竹简《日书》上还难以断明，单凭同时出土的干支纪日推测，十二兽用于纪月、纪年更宜。到了东汉时期，十二兽配十二地支体系才成熟并广泛应用。此时，十二兽不仅用来纪年、纪月，并用于纪时，但十二地支与十天干相配组成60甲子历法体系仍然是主流。从理论上讲，用十二兽纪日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早有关十二生肖纪年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周书》的《宇文护传》，其中在一封宇文护（515年—572年）家信里提到生年属相，由此可知当时北周中原境内民间已有十二生肖纪年。有关突厥与中原纪年法在传世文献中最早的记录则见于《隋书》，其中提到沙缽略可汗在584年致书中所用的」「辰年」，「辰年」是以地支来表示年代的方式，但并不通用于汉文中，明显仅是中原传统的干支纪年的同义词。同书亦记载在了586年隋朝向突厥颁行历法，不过突厥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采纳中原的干支纪年，而出土资料也显示，直到10世纪末左右，干支纪年才首次出现在西州（吐鲁番）回鹘人的突厥文文献之中，在此期间，突厥人所使用的几乎都是生肖纪年法。
突厥十二生肖纪年记载最早出自《布谷特碑》（Bugut Inscription），其中提到了「兔年」，年份为571年。《布谷特碑》是一块属于早期蒙古高原突厥王子的石碑，由粟特文和梵文两个译本撰成，年代属突厥尚未分裂之前，是迄今已知最早的突厥碑铭。有学者因此而断定8世纪的古突厥文是由粟特文发展而来，不过也有学者如Ishjatms (1996) 认为古突厥文是汉字的衍生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下游的1世纪匈奴墓葬曾出土了类似陶文的匈奴字符。由于突厥纪年法的史料残缺，有关6世纪至10世纪之间的生肖纪年记录分布很不均匀，一些能见到纪年的碑铭包括8世纪葛勒可汗所立的《磨延啜碑》、《铁尔浑碑》和牟羽可汗所立的《台斯碑》。
除了十二生肖纪年法，10世纪初突厥人还出现了五行生肖法，其特征是将生肖分类与五行之一的辅助分类词组合在一起，这种五行＋生肖的组合可以方便地转化为相应的干支纪年。如此便跳出了生肖纪年原有的12年周期，理论上达到了60个纪年周期，相较而言对少数民族，五行＋生肖组合要比天干＋五行＋生肖组合更简洁和易懂。其中主要见于10世纪至11世纪初的高昌回鹘文献。 纳音与干支的相配最早见于战国末年时期的睡虎地《日书》和西汉时期的《银雀山汉简》，从出土资料年代来看，其起源可能在前2世纪左右。其后五行替代了角、微、宫、商、羽五音并被细化，尽管历史颇久，五行纳音的具体内容却始终变化不大，在五行纳音中无论如何演变，其对60甲子的五行属性的划分始终一样。从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历日可知，纳音自7世纪中叶起便已在唐朝西州地区进入历书，840年回鹘汗国灭亡，而部分回鹘人西迁至该地以后，才开始进一步将生肖法改造为60循环周期的纳音生肖法。14世纪高昌回鹘人的历书中还出现了「五行为山岳之土」与「五行为矿中之金」的五行纳音用语。以下为法国学者Bazin (1991) 提出的五行（纳音）生肖对应方案列表。
吐蕃的史前历法，即7世纪以前，已难以考证，但根据文献记载，最初吐蕃只有十二生肖纪年，随后将十二生肖和五行相结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十天干，以十二生肖代十二地支，构成60年循环周期。有文献记载黄历历书《暮人金算》、《达那穷瓦多》、《市算八十卷》、《珠古地方的冬、夏至图表》（珠古地方指今青海）、《李地方的属年》（李地方指今新疆和阗）、《穷算六十》（穷部为吐蕃姓氏）等典籍于704年至吐蕃，一般认为典籍是从突厥或中原这两个地区传入，《穷算六十》所记载的五行＋生肖组合与突厥历法相似。
阴阳五行生肖法最早见于位于今西藏拉萨的821年《唐蕃会盟碑》上所载的日期，此碑用吐蕃文和汉文记载了长安会盟的内容。 长安会盟日期所指为三种纪年方式，彝泰七年、长庆元年分别代表双方官方年号，其中彝泰为吐蕃唯一的年号，与中原建立邦交时临时所用，意图强调地位平等，「阴铁（金）牛年冬十月十日」是双方接受的共同纪年方式。821年是辛丑年，即牛年，汉蕃牛年指同一年。「阳水虎年」与「阴水兔年」分别指壬寅年与癸卯年。此外，西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有吐蕃文题记的日期「阳水鼠年」（832年）与「阳木虎年」（834年），内容为365号洞窟寺的落成和祭祀开光，美国学者W. South Coblin最早将其对外翻译成英文。其中汉蕃的文字提到一位9世纪中叶的沙州汉人僧侣洪辩，应为题记的作者。
与突厥人的五行（纳音）生肖法不同的是，吐蕃的阴阳五行生肖法中的五行只同天干有关，而与地支无涉，前者的五行却与一个完整的天干与地支相联，两种方法不能互代。不过吐蕃这套纪年方法，并不是很流行，在很长的时间内仍使用易懂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敦煌古吐蕃文历史文书大事编年》所记650年至763年110余年间的大事，只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仅就从出土的民间购买契约文书而言，也可断定在9世纪时的吐蕃，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采用生肖纪年法。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藏品32号另有一副观音画像的题记，吐蕃文日期为「龙年」，即汉文的「丙辰年九月十五日月盈日」，吐蕃文日期使用的是具有西北风格的十二生肖纪年法。
自前1千年以来巴比伦十二生肖体系便开始遍及埃及、希腊、罗马和印度等西方古文明国，此时与中国十二生肖形成两个独立体系。十二生肖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秦简，其后生肖便用于纪年、纪月和纪时。生肖纪年法对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历法影响深远，在西北地区，分布范围甚广。自突厥兴起以来，开始遍及欧亚东陆大半，其中包括了西北地区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及西伯利亚南部，乃至部分东欧大草原的突厥语部落。
这套简洁易懂的12周期循环历法，与同时期的唐朝内地、东北平原的渤海、新罗和日本所使用的60周期循环干支纪年法形成对比，不过都属于中国历法体系。据记载，生活在叶尼塞河下游的黠戛斯也曾使用过与回鹘相同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对后世的突厥、蒙古和哈萨克族历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据匈牙利学者Rona-Tas (1999) 指出匈牙利语中的「龙」也是匈牙利人在早期中世纪时使用突厥十二生肖纪年法时所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