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
東亞病夫（Sick man of Asia / East Asia）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词语之一。最初出自英国人之手，乃是化用英语中的常见表达，用于批评中國的腐败与无能。后在清末民初的救亡运动之中，經梁啓超等人的曲解與宣傳，加入“进化论”与民族主义的因素，并往往虚构出于外国人之口，用于指代中国人身体素质低下，以鼓舞同胞，成为激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典型用詞。
「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为“东方病夫”，出自当时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896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批評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晚清政府。西方人用“Sick Man of ××××”批評很多政府，如19世紀中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波斯，就連強國德國也曾經被批評是歐洲病夫，可能因爲德國才剛剛在歐洲列強中崛起。晚清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也有嘲讽中国人因吸食鸦片导致的“面黄肌瘦”有关。。
另一篇同樣刊于1896年的《萬國公報》上的文章〈探本窮源論〉，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將中國比喻成病人，作者則自居爲醫師，替中國開了不少藥方──文章分別以“論弊病之情形”、“論弊病之源流”、“論除弊病之外感”、“論除弊病之根”等爲主題，系統講述作者對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財政、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意見。
實際上，歐洲人認爲中國人衛生習慣不好，批評中國髒亂與醫學落後，他們卻很少說中國人體質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國醫師認爲，中國人在如此惡劣環境還能生活，表現出強大的免疫力，身體勇健。
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扩展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一次用“病夫”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說：“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新民说》一发表，用“病夫”来形容中国精神落后、麻木不仁，也成为舆论界的时髦。1903年，陈天华写作《》，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
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曾朴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此書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事实上，曾朴本人使用“东亚病夫”来自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体不好。此後，中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与国民体质问题纠缠到一起，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中国人自己扣自己的帽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亚病夫”从来就是外国人对中华儿女的蔑称。许多中國人对“东亚病夫”一词的理解是清末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瘦弱，所以遭外国人轻视，也近似于人们所说的“鸦片烟鬼”；現代也有中國人也將嚴重二手菸害、空氣污染及黑心食品視為東亞病夫再現。
曾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但新华网认为，此故事也有若干可疑之处。第一，至今尚未有人找到1936年中国人在新加坡看见的那幅漫画，所以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第二，漫画上画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但外国人并不会像华人一样用“鸭蛋”来形容“零”字。且除了1896年一篇英国人的文章以及1936年一幅据说是外国人画的漫画以外，没有看到其他外国人用“东方病夫”或“东亚病夫”来侮辱中国人的资料。
日後“东方病夫”成了中國人常用的詞彙。1918年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1920年代中国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說：“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提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郭沫若亦有《全运会闭幕》诗云：“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
此詞也用在中國反日情緒上。在李小龙电影《精武门》和亞洲電視的《大俠霍元甲》、《精武门》等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谬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虹口道场的日本人派人来公祭霍元甲，送上「东亚病夫」牌匾。而当时陈真不甘國民被侮辱，瞒着众师兄弟，独自将横额送回虹口道场，以一敌多，以迷踪拳及双节棍打败日本人；并且在公园内凌空踢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告示牌。但情节却是虚构杜撰。
當在國際運動賽事獲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媒體有時也會出現「抛弃了东亚病夫」、「把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甩到太平洋里去了！」等字眼，作爲對運動員的讚美與愛國心的表現。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瑞松在《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提出幾點解釋。首先，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引介到中國，宣稱適者生存的鬥爭不只存在於個體之間、也存在民族之間，於是個人身體強弱和民族興衰直接關聯上。此外，傳教士與改革人士倡議禁絕鴉片與廢除纏足，於是中國人的身體問題就和「病夫」一詞直接連上。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東亞病夫」其實是中國人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所做的自我汙名化。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西方对中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中國人的内心深处。
21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国家利益》稱為“亚洲病夫”。
2020年2月3日，COVID-19疫情爆发之后，《华尔街日报》编辑在替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所起的标题中使用“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来形容中国。借此对中国大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上表达不满。文章刊发后，中国官方媒体与中国海内外的网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对《华尔街日报》表达不满和愤怒的情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对这篇文章以「贬低了我们抗击疫情的努力」、「具有种族歧视性和耸人听闻」、「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等批评态度，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
2月8日，本文章的内容作者发表推文对标题表示反对，表示“争论文章内容找作者，争论文章标题找编辑。”
2月19日，中国宣布以此为由吊销《华尔街日报》三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并驱逐出境。《华尔街日报》称"Sick Man of xx"是英语中惯用词组，该词不含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味，属新闻自由，并曾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道琼斯首席执行官兼《华尔街日报》出版商威廉刘易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中国的决定“深感失望”，强调《华尔街日报》的新闻与社评的编辑是分开独立的，被驱逐的三名记者并未参与其中，促请中方恢复三名记者的签证。威廉刘易斯也表示，《华尔街日报》的社评页面会定期发布不同人物同意或不同意的文章，但无意用文章的标题冒犯他人。然而，这显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安和担忧，对此感到遗憾。《华尔街日报》报导原因表示，中国官员们开始将一些记者的签证期限缩短到六个月或更短，显然是为了报复个人或其新闻机构的报道，因为近几个月来，北京试图控制对香港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亲民主派立场的媒体，而中国还严厉打击了有关冠状病毒爆发的报道。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评论，这是中国当局恐吓外国新闻机构的极端而明显的企图。同时还有媒体认为，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实际上是对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一事做出的报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后发表声明称“对中方驱逐《华尔街日报》3名记者表示谴责，中方不应限制言论自由”。
2月20日，《华尔街日报》的53名记者和编辑向高层发出联名信，要求考虑修改标题并道歉。新闻主编马特·默里(Matt Murray)似乎认同该联名信的内容，但表示由于《华尔街日报》在关联新闻板块和观点板块的严格区分，他做不了什么。《华尔街日报》发言人史蒂夫·塞弗林豪斯（Steve Severinghaus）发表声名强调，《华尔街日报》的立场没有改变，表示理解员工及其家人在中国处理新冠病毒和同事被驱逐的极端挑战，将就这些担忧进行公开对话，并继续推动撤销针对记者的不公平行为，并恢复他们的签证。
3月18日，针对美方将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宣布驱逐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等5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的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