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士光
關士光，MBE（，），银行家，有「恒指之父」之稱，香港恆生指數及恒生消費物價指數创製人。
關士光，原籍廣東南海九江，1925年出生於香港一個傳統的華人金融世家，其祖輩在香港開設銀號。伯父關淮州早期在香港上環設立兩間銀號：永大銀號及永德銀號，而關士光父親關濟東則協助大哥關淮州處理銀號業務。當年這類傳統銀號乃香港華人社會經濟活動中重要之一環，所以關氏家族憑藉銀號事業，在香港算是中上層階級。在關士光誕生的1925年，中國及香港發生兩件大事，對關氏家族銀號帶來極大的衝擊。第一件是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上中國示威群眾被英國巡捕開槍射殺，造成13人死亡，引發全國性的反英運動，史稱「五卅運動」。香港在五卅運動一開始便首當其衝，六月十九日香港各業工人發起大罷工，六月廿三日，廣州沙面英軍向反英示威群眾開槍，打死五十二人，傷一百一十七人，此為「沙基慘案」。香港工人罷工工潮進一步擴大，有廿五萬人離開香港上廣州，史稱「省港大罷工」，這埸歷時一年零四個月的大罷工是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省港大罷工將香港變成死港，各種商業活動停擺，關家的永大及永德兩銀行受到重創，生意大不如前。在省港大罷工結束三年後，一場更加大的災難降臨，使關家銀號遭到滅頂之禍，這個便是爆發於一九二九年嘅世界經濟大蕭條。由於關淮州平日作風強悍，銀號在金銀買賣投機方面非常冒險進取，省港大罷工已經令銀號損失慘重，加上經濟大蕭條，就令永大及永德兩銀號最终關門結業。
關士光之父關濟東在大佬關淮州銀號打工，在銀號並冇實權，銀號結業，關濟東就即刻失業，要靠親朋接濟，並且要自己去搵工，可見其時關家之經濟財政是非常困難。困難歸困難，關濟東對四個兒子的教育卻非常重視，關士光祖父在清末曾參與科舉，關家算是書香世代。一九三一年，關士光被送到西環小學就讀。西環小學除按照規定在香港政府註冊外，還同時向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即是所謂的「僑校」，當時在香港的中文學校絕大部分是僑校。西環小學既然係僑校，學校所用課本及教育方式與南京國民政府規定差不多。每週一早上，西環小學亦如同中國大陸全部學校一樣有週會，週會上全體師生唱《三民主義》，向孫中山遺像行三鞠躬禮，並且要背念「總理遺囑」。關士光的啟蒙教育就是在這種充滿民族思想教育氣氛環境下進行，即使去到今日，不少課本還會尊孫中山為國父，可見國民政府教育體系影響之深遠，這種教育亦令到關士光自小就具有關心中國的情懷。英國人當時對於香港華人社會教育狀況不多理會，在簽訂割讓香港時，條約上列明英國人不得干預香港本土華人的風俗文化教育思想，所以香港政府會容許華人接受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教育。當年香港政府財政薄弱，對於教育投資很少，只能採取精英教育，由政府出資辦若干官校及津貼補助少數與國民政府毫無瓜葛的英校，為殖民地培訓少數管治人才，後來這些英校很多成為了香港人熟悉的「名校」，而其他大部份華人子弟教育就放任自由，對於僑校就一於由其自生自滅。
雖然關濟東希望四個兒子接受完整的華文教育，奈何其時關家經濟環境不佳，私立僑校因為無香港政府任何資助，全靠學費維持，所以收費極高，每位每月二十大元，關父根本就無能力負擔。大仔關文光已經安排去讀培正中學，收費甚高，其他三個仔關士光，關子光及關元光就不可能再繼續讀私立學校。一九三七年，關士光入讀英皇書院，英皇書院因是英國政府出資，校內設備師資方面均是相當優良，關士光覺得在英皇書院受教育是他畢生最愉快的時光，唯一遺憾就是校內課程再無任何民族主義教育而已。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國民政府奮起抵抗日本侵略，雖然香港暫時未受戰火波及，但以華人為主的香港社會亦投入抗日。香港學生成立「全港學生救國賑災會」，當時有很多學生都加入了這個組織，英皇書院歷任校長如摩利士、 祈惠霖及华灵顿均具開放心態辦學，對於學生實施自由主義政策，不干涉學生反日愛國運動，對於中國抗日表示同情，祈惠霖甚至親自捐款幫助中國抗戰，當時英皇書院內民族主義氣氛高漲，經常籌辦各種捐款活動，抗日流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及《松花江上》等響遍全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在偷襲珍珠港後幾個鐘頭，日軍軍機飛臨香港上空施行轟炸，日本陸軍由深圳入侵新界九龍，聖誕節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開始三年零八個月。這個時候，香港開始疏散人口，關家兄弟亦要作出抉擇，大佬關文光要照顧家庭，關士光在英皇書院因戰爭學業未能完成，就在一九四二年他夏拜別父母兄長，與其他香港難民先乘船去廣州灣，然後間道去自由區廣西柳州，因為柳州有關家親戚在此經營汽車配件，關士光到此投靠他們。這個是關士光首次離開富裕的香港來到落後的國民政府統治區，他為區內人民生活貧窮落後而感到吃驚，不單止這様，經過四年幾抗日戰爭，大後方經濟瀕臨崩潰狀態，官方法幣日夜貶值，再加上軍政領導人員很多貪污腐化，可謂民不聊生。雖然是這樣，大後方堅持抗日這個大前提沒有變。
關士光在柳州親戚處打工，雖能勉強糊口，但是生活很不安定，因為抗日已經變成二次大戰一條重要戰線，美國大量物資人員來華幫助抗戰。當時中國大後方被日軍重重包圍，已無任何對外海上通道，陸上唯一通道就是滇緬公路。中國當時組織遠征軍，一九四三年底由衛立煌任司令，派軍進入緬甸對日作戰，美國對這批中國部隊給予各種援助，將其變為美式現代化部隊，為此美軍派出大批軍事顧問進行指導，需要大量翻譯人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就成立翻譯員訓練班，在柳州等地進行招考，對象是中國國內大學三四年級學生及海外香港華僑，關士光就去報考，考試由國內大學外語系教授及美軍軍官主持，考生除了要過口試一關外，尚要完成中譯英及英譯中各一篇考卷，關士光及其他香港英校生輕易就獲得錄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關士光與其他獲錄取學員前往桂林與當地另一批學員會合，然後乘美軍C-47運輸機去昆明，因為這裏是翻譯員訓練班所在地，全體學員為一百五十人，其中來自香港有卅人。訓練班為期六週，學習軍事常識及各種武器性能，學習完畢，學員就獲得國軍上尉軍銜。
翻譯員除部分被派去印緬前線為中國遠征軍當翻譯外，其餘多是分配在後方不同兵種為美軍訓練中國部隊當翻譯。一九四三年底，緬甸戰役開始，為打通滇緬公路，美國援助大批車輛需要國軍駕駛員，關士光就被派去在雲南曲靖的軍隊汽車學校，幫美軍顧問訓練國軍駕駛員，該校開始時條件極差，但到滇緬公路打通後，情況就有所改善。關士光多次隨美軍顧問視察滇緬公路。滇緬戰役結束，中日戰場轉移至湖南，第廿四集團軍在王耀武率領下成立野炮訓練中心，關士光又被調去幫助美軍顧問訓練十八師官兵使用美式榴彈炮，但是尚未投入使用，日本人就宣布投降。
戰後初時關士光尚陪同美軍顧問隨國軍部隊去北方葫蘆島，準備進軍東北，但是他對於國共內戰不感興趣，而且感到厭倦，就決定離開部隊返回香港。大戰期間，四兄弟各分東西，大佬關文光一直留在日本佔領之香港，關士光在大後方加入國軍當翻譯，兩個細佬就隨母親去廣西躲避戰難，現在四兄弟總算團聚香港。關士光先在港府任職普通文員，後轉入專門代理歐美汽車的洋行(Dodwell & Company Ltd)，因為他戰時有接觸汽車的工作經歷。但是由於國共內戰越演越烈，香港華人社會亦未能置身度外，香港成為中共重要的統一戰線中心，大批左傾文化人來港，佢地多是因躲避國民政府追捕而流亡香港，因此親共報刊如雨後春筍，而且有成立各種學院社團，因此香港就成為左傾文化宣傳的重鎮。關家兩個弟弟如同香港其他不少青年亦受到香港這股左傾思潮影響，一九四九年初，關子光在香港加入「中華音樂學院」，他想學習音樂理論及創作，但是此學院實際是中共地下統戰組織，學院內設有所謂「讀書班」，關子光是讀書班活躍分子，並被舉為學生會主席，關子光雖然只有中學三年級學歷，但是由於他閱讀大批書籍，又具有強烈的分析能力及演講才華，所以在學院內成為了領導人物，不久，關子光在港正式加入中共組織。
不久，最細細佬關元光亦受大佬關子光影響，他已在喇沙書院就讀，並開始加入左派團體「虹虹歌詠團」。中共當年在香港的宣傳活動是以歌舞打頭陣，吸引好動青年參加，特別是秧歌舞，更加是一個重要活動，所以後來右派報章嘲笑老八是「秧歌王朝」，就是這個原因。關士光親友當中有唔少大哥大姐都非常熱衷於舉辦呢類歌舞活動，因為關家地方大，他們就經常借來唱歌跳舞，所以關士光小時候亦恭逢其盛，但是關士光還是比較喜歡美國荷理活歌舞明星如金·凱利、冰·哥羅士比、佛雷·亞斯坦及桃樂絲·黛。
四九年四月共產黨軍隊渡過長江，進軍神速，九月初，關子光不理會家庭反對，宣布上大陸參加共黨革命，由馬料水乘艇仔前往惠州並潛入廣州，十月中共四野部隊進入廣州時，他是接收委員會成員。關元光亦有樣學樣，他通過「虹虹歌詠團」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兄長及母親力勸無效下，年僅十七歲的關元光堅持要北上，共軍進入廣州時，關元光所屬「華南文工團」以歌舞迎接共軍。在當時香港，好多家庭就是在這個革命洪流下發生分離，產生不少家庭悲劇。關士光大舅母唯一獨子即是關士光表哥，中學畢業後在我老豆公司幫手學做生意，但是他非常渴望能有機會讀醫學院，按照他家庭財力是不可能供他去入讀香港大學，於是他就在某日突然留書出走，說大陸有免費醫學院給華僑子弟入讀，就此上了大陸。
一九五五年夏，關子光突然由廣州來香港，找關士光，説他奉廣東文化局命令來香港說服馬師曾返回大陸參與粵劇改革，但是馬師曾猶豫不決，幾週後，關子光再次來港找馬師曾，馬師曾説要等紅線女由新加坡演出回港後始能作最後決定。後來由周恩來親自出馬邀請馬師曾及紅線女在當年十一國慶到北京觀禮，馬師曾夫婦最後終於返回大陸，關子光在深圳羅湖橋迎接。馬師曾及紅線女一齊舉家返回大陸，在當年是一件轟動全港的大事，報章頭版刊載這段消息，紛紛作出猜測，各種講法都有。
一九五五年，關士光見大陸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好像三水佬睇走馬燈，陸續有來，就有意移民，他接受朋友勸告，申請進入美國駐港領事館打工。美國駐港領事館當時是美國世界上最大駐外機構，關士光先是負責篩查香港居民移民申請，後轉入領事館內美空軍聯絡處，翻譯大陸各類報刊文章。六年後他改變主意不想移民，亦厭倦這工作，想起戰前其父曾嘗試在他讀書時的暑假期間介紹去親戚銀號學習往事，決定走上父親舊路，轉入金融業。
一九六二年二月，關士光進入恆生銀行，由他領導其時規模尚甚細的研究部。恆生是創辦於一九三三年，原本是一傳統銀號，以買賣黃金起家。在抗戰期間，恆生代國民政府兌換外幣，後來國共戰爭期間，國統區幣制崩潰，金銀搶手，恆生亦借此賺不少。五十年代初舊式銀號沒落，恆生於一九五二年成為正式銀行，邁入現代化行列，除接受中下層市民存款外，主力是向中小工商界借貸，其中不少後來成為香港巨富。關士光在恆生最先主要工作是為恆生卅週年紀念出版特刊，後又負責出版恆生通訊，派發給海外華人，向他們提供香港投資機會及情報。他亦見證一九六五年恆生大擠提，最緊張時刻，他要落大堂幫手維持，擠提越演越烈，人龍由中環恆生總行排到天星碼頭，恆生面臨清盤倒閉大危機，到四月十二日恆生與匯豐談判，結果由匯豐入股百分之五十一，恆生變成匯豐屬下銀行，始告解除危機。
六五年明德銀號結業，廣東信托銀行被擠提而破產，恆生差些少亦步其後塵，這個其實是香港大動盪前夕的預兆，六六年天星渡輪加價引發騷動及六七年工潮引發左派六七暴動，就是證明。一九六八年香港復甦，股票市場興旺，何善衡決定推出「恆生指數」，務求令指數成為香港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但是遭到大部分人反對，認為這應該由洋人銀行去辨，並非華人銀行所能負的責任，何善衡力排眾議，表明恆生指數推出後，報刊、電台及電視會不停提及恆生兩個字，即是等於幫恆生免費做廣告也。
於是怎樣創造恆生指數這個責任就落在研究部主管關士光身上，他為選擇成分股極感頭赤，恆生畢竟是華人企業，皇親國戚一大堆，有相識企業想走後門，希望能夠列入恆生指數成分股，關士光為保持「恆生指數」的客觀及中立，嚴拒這類企圖由後門混入的企業，為此得罪不少人，幸好何善衡對他這個行為極力支持。當年他接受任務後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向大學統計系教授求教，又向其他銀行及香港統計署求助，最後根據三十三隻成分股（即藍籌股）市值計算出來，該等成分股涵蓋了香港股市市值七成以上。由於其涵蓋範圍大，該等成分股的升跌就對其餘股票走勢亦有極大影響，故此市場慣以恆生指數去預測整體大市的走勢。最後就定了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為恒指的基數（即一百點）。當恒指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正式推出時，恒指是158點。當時一些恒生銀行的内部人士質疑創建指數的這一計劃，因爲當時的恒生銀行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香港的銀行。但事實證明，這個系統運行得很好，關士光在他的書中寫道，1984年關士光退休之際，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名單已經超過250家，雖然成分股的數量仍保持在了33個，但這些公司仍占了大約75%的總市場價值（基於最後12個月的平均數）和超過70%的總市場營業額（基於最後24個月的累積）。因為「恆生指數」的成功，港府聘請關士光與統計署合作，在一九七四年推出「恆生物價指數」，這個是關士光為公眾服務之始。
七十年代初，中美和解，尼克遜首次訪華，大陸有所鬆動，關士光想回大陸，他在英皇書院的同學譚廷光是大陸駐港企業主管，譚廷光介紹他認識一位叫做「老黃」的共產黨幹部，安排他全家回大陸，因為恆生如同當年香港其他公私營大企業，有個不成文規定，不多中意職工上大陸，所以他們取道澳門入拱北秘密上廣州。闊別神州廿十幾年，關士光覺得廣州市容沒有大改變，人民生活貧窮落後，他兩個細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苦頭吃足，關子光是文化局幹部，又是由香港上來，就成為批鬥對象，七三年兩夫妻剛剛由五七幹校勞改完畢回廣州。
最細細佬關元光曾被政府送去北京大學讀書，成為關家四兄弟唯一的大學生，但是畢業後上頭不准他回廣州，而是分配他去廣西南寧，文化大革命時期當然亦屬批判對象，關士光上大陸時，他尚在被審查階段，「老黃」寫信給他單位，關元光才能夠獲批准來廣州見關士光。見到兩個細佬當初一腔熱情上大陸，誰不知搞成這樣，關士光非常不開心。
關子光經過多次政治運動，對於中共政策開始持批判及懷疑態度。但是關元光就仍然保持「革命熱情」，佢認為上頭政策沒有錯，就是執行政策的幹部水平差，乃致發生誤差，最後都會改正這樣説。離開不愉快的廣州，關士光來到北京及東北，北方情況與廣州有好大差別，特別是在東北，見到大型工礦業生產繁忙，製造出四九年前中國不能自製的產品。四九年後，老八將有限財力物力及人力，投入重型工業，以此來製造用於國防的軍事武器設備，對於直接關乎民生的輕工業較少關注，這種不正常的發展，亦造成民生普遍困苦現象。在離開北京前夕，國務院華僑辦公室一位顏姓(Yan)同志接見關士光問他前往中國大陸參觀後意見，關士光提出目前大陸人民生活仍然困苦，應該改善。顏對此沒有表示，但是他説周恩來總理已經提出四個現代化計劃，要完成這項計劃，需要大陸以外很多類似關士光這樣的人才到中國幫助，似乎有意慫恿關士光回國，但是關士光見他兩個細佬的經歷，表面上不置可否，實際上是頗存顧忌。周恩來及鄧小平在七三年可能有意招募海外人才參與四個現代化建設，但是其時文革尚未結束，時機不成熟，這種計劃無法實施，要等到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海外人才資金開始陸續投入大陸。
一九八四年關士光由恆生退休，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發現自己健康有問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主權移交大陸已成定局，他覺得應該是時候作出抉擇，於是就放棄香港前往加拿大，逐漸淡出香港金融圈子。2008年在加拿大寫了兩本有關金融歷史的著作：《七十年來家國》及《The Dragon and The Crown(龍與皇冠──香港回憶錄)》。《龍與皇冠：香港回憶錄》（The Dragon and the Crown: Hong Kong Memoirs）的前言中，亞洲皇家學會香港分會的主席羅伯特·尼爾德將恒生指數譽爲香港“資本主義的終極衡量標准”。2011年12月31日，关士光于加拿大士嘉堡慈恩医院(Scarborough Grace Hospital)逝世。死因是心脏衰竭，享年86歲。
派傑亞洲證券有限公司香港分部的首席銷售安德魯·沙利文說:「他創造出的指標已經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它很好地衡量了港股市場大體上的表現，雖然在這些年來也有了很多變化，但依然行之有效。」，曾與關士光共事7年的前任恒生銀行副首席執行官羅格·盧克說:「斯坦利願意接受意見，他善於整合不同的想法和觀點。他從不把建立恒指歸功於自己，他很少誇耀他的成就。」正如羅格所說，關士光退休後移民加拿大，對於他爲香港金融業作出的貢獻，他表現得低調而謙虛。2010年，關士光在接受加拿大媒體采訪時曾說:「如果我是在今時今日走進恒生銀行的辦公室，沒有人會認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