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什·科扎克
雅努什·科扎克（，1878年或1879年7月22日-1942年8月5日或6日，死于特雷布林卡德国纳粹集中营），真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也被人称为“老医生”或“医生先生”，是一位医生、作家、记者與社会活动家，且曾经是一位波兰军官。
科扎克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教育家，出版过多部关于教育的书籍。他为儿童权利和平等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曾在孤儿院内设立了一座儿童法院，让孩子们自己解决他们之间产生的各种问题。著名瑞士心理学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在探访科扎克创立的孤儿院后说道：“科扎克是一位伟大的人，他有足够的勇气相信儿童和青少年，把事关重大责任的艰巨任务放在他们手里。”
科扎克创办过一本杂志《小回顾》（The Little Review），刊登孩子们寄来的文章，读者也以儿童为主。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先锋。
科扎克曾宣称：自己一辈子既是波兰人，也是犹太人。
科扎克生于华沙的一家犹太家庭，父亲是身为律师的约瑟夫·哥德施密特(1844-1896)，母亲是Cecylia Gębicka(1853/4-1920)。科扎克的出生证明原件从未被发现，因此，他的出生日期一直无法确定。科扎克的父亲来自波兰卢布林地区，母亲来自波兹南地区；雅努什·科扎克的父亲和外祖父母的墓地位于华沙Okopowa大街犹太公墓。
最初，哥德施密特一家的经济状况十分不错。然而，父亲约瑟夫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19世纪90年代，约瑟夫被诊断为精神错乱，被送往精神病院。1896年4月26日，约瑟夫与世长辞。父亲死后，科扎克开始教书以扶持家庭。之后，科扎克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毕业时年龄为二十岁。
雅努什·科扎克在年少时期喜爱读书。多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陷入了读书的疯狂中，整个世界在我的眼前消失了，只有书籍留了下来。”
1898年，他考入华沙帝国大学医学部。1899年夏天，他来到了瑞士，了解到裴斯泰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他在学生时代亲身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物。他还是Le Droit Humain国际联盟的成员，该组织的目标是“联合一切因宗教而隔离的人们，追求真相，相其他人表示尊重。”
1905年3月23日，科扎克获得医学学位。同年6月，科扎克被征入沙皇军队（波兰当时正被占领），参加了俄日战争。他来到中国哈尔滨市服役，并学习中文。1906年3月底，科扎克回到波兰华沙。1905-1912年，科扎克在一所儿童医院担任儿科医生。科扎克对工作尽职尽责，对贫困人家只收取象征费用，但对富庶人家收取较高的费用。
1907-1910/11年，科扎克游历国外，到处讲学，做义工，访问慈善机构等。他在柏林逗留了近一年时间 (1907-1908年)，在巴黎呆了四个(1910年) ，在伦敦呆了一个月 (1910 或 1911年)。 在之后的文章中，他写道“正是在伦敦的那段时间，他决定了他不要建立家庭，而是为了儿童和儿童事业奋斗。”
1904年，1907年和1908年，他在犹太和波兰儿童夏令营中工作。1906年，科扎克出版了《画室中的儿童》，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从此，科扎克成为华沙知名度很高的儿科医生。1909年，他加入“孤儿救助”犹太协会。数年后，科扎克担任该机构的主任。
一战期间，科扎克再次被招入沙皇军队，在乌克兰一所战地医院担任医师。1917年，他来到基辅附近的避难营照顾儿童。在俄军服役结束后，他于1918年6月回到华沙。1918年11月11日，波兰宣布独立不久，科扎克回到军队。这次，他加入的是新成立的波兰军队。1919-1921年波苏战争期间，他在罗兹和华沙担任战地医院医生，并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少校。
科扎克在早期就关注与培养儿童相关的事务，并受到“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他强调与儿童对话的重要性。
他出版过与培养儿童教学有关的书籍，并在与儿童一起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一手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多所大学演讲。科扎克强调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权利。科扎克倡导应平等对待儿童与成年人，这个原则也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在科扎克的孤儿院里，儿童有自治的权力，管理自己的事务。
“孩子像成人一样有理解和推理的能力，只不过他们没有类似的经验而已。”
科扎克声称，孩子的空间应该是和他们的同龄人在一起，而不是呆在家里。他竭尽所能让孩子坚持自己的信念，让他们不断与人交往，为日后的成人生活做准备。他试图让孩子们的童年生活简单快乐——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责任。他相信，孩子们应该切身感受周围的环境，并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孩子不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也是人。” 科扎克曾写道。
科扎克把他接触到的每个孩子都视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随后的行为证实了他的这种态度。他不会将自己照顾的孩子分门别类加以特殊照顾。他不认为传统的家庭结构在社会纽带中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他也不认可家庭在保守的天主教和传统的犹太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科扎克教育理念中的关键原素是：
如今，雅努什·科扎克被认为是众多教育潮流的先锋。科扎克对儿童权利的理解已成为许多当代作家的参考 。科扎克相信：“改革世界就要改革教育。” 科扎克被认为是“道德教育”的先驱之一，他的教学理念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尽管他十分熟悉当时的教学潮流，但他在教学中却反对死板的教条主义 。科扎克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和教育派别。
尽管如此，科扎克被认为是多个潮流的前辈。科扎克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学校民主和对话理论上拥有相似的观点。科扎克培养孩子的方法对二战后儿童立法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兰为1959年发表的《儿童权利宣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起草了《儿童权利公约》文件框架，该公约于1989年被联合国大会所采纳。
科扎克和Stefania Wilczynska共同创立了“孤儿之家”—一所为华沙犹太儿童创办的孤儿院。1912年10月7日，该机构开始运营，科扎克担任主任职务。科扎克在该机构任职三十年。1940年10月末11月初，孤儿院迁到Chłodna大街的犹太人区。科扎克来到当地政府部门，抗议搬迁，遭到逮捕。纳粹分子将他关在Pawiak 监狱，数周后，科扎克被保释出狱。
自1919年起，科扎克和Maria Falska共同管理另一家波兰儿童照料机构——“我们的家”孤儿院。最初，孤儿院位于华沙Pruszków，1928年后，机构搬迁到华沙别拉尼（Bielany）区。在“我们的家”孤儿院，教师采用了富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这两家孤儿院的孩子年龄在7岁到14岁之间。孤儿院的管理理念是鼓励孩子们自己管理自己，这里有“议会”、“法院”、“报社”、“公证处”等机构。1925年11月11日（即波兰独立日），科扎克被授予“波兰重生十字勋章”。
1896年9月26日，科扎克在周刊《Kolce》中首度与读者见面。作为一名初中生，科扎克不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所以他借用了笔名"Hen."或后来的Hen-Ryk和“老医生”等。“科扎克”这个笔名于1898年开始使用，并越来越被人熟知，甚至超过了作者的真实姓名。1898-1901年，他出版了《每个人的阅览室》。自1900年起，科扎克开始用“科扎克”出版作品，并用这个名字和私人朋友通信。从1901年开始，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
科扎克一生中写了24本书和1400余篇文章。教学文章包括：《如何爱一个孩子》 (1920)、《教育时刻》 (1924)、《当我再次成为小孩》 (1925)等。在儿童读物中，《马特国王一世》和《孤岛上的马特国王》深受欢迎，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
1937年，科扎克被波兰文学研究院授予学术金奖，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二战期间，他保持写日记的习惯，记录下他所处的环境和战争经历。
在教育领域里，科扎克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方法。他创办了青少年报刊《小回顾》 (1926-1939)。该周刊是华沙报刊《我们的回顾》的补充。1926年10月9日，首刊与读者见面。从1930年开始，Jerzy Abramov开始担任报刊的编辑，他也是科扎克的秘书。
20世纪30年代，反犹太情绪严重，尽管如此，这份报刊依然坚持发行。1939年9月1日，报刊停止发行。
作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工作者，“老医生”在电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他有自己独特的和年轻听众谈话的方式，向他们传授重要的事情。1936年，由于日渐增长的反犹情绪和与之相关的外部压力，“老医生”的教育节目从电台上撤了下来。两年后，科扎克回到节目中，和波兰电台的听众们对话。
二战爆发后，作为波兰军官的科扎克志愿加入军队服役，但因年龄不符合要求被拒。他在华沙犹太人聚集区度过了有生之年的最后几个月。友人曾帮助他伪造证件，以便逃离犹太聚集区，但科扎克予以拒绝。在聚集区里，他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整整两年，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他把时间都投入到照顾孤儿院的孩子上。1958年，这本日记在华沙首度出版。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42年8月4日。
1942年8月5日（或6日），犹太人聚集区被德国纳粹分子包围。科扎克带领孩子们在从聚集区前往烏姆斯納(Umschlagplatz)车站，在那里，他们将被押往死亡集中营。队伍中包括了大约200名儿童和数十名教师。孩子们紧紧靠在一起，手里举着马特国王一世的旗帜。马特国王一世是他们的老师编写的小说中的英雄。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和图书。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男孩子们还拉着小提琴。在特雷布林卡，雅努什·科扎克和这群孩子在集中营里惨遭杀害。
1948年，科扎克在死后被授予波兰复兴骑士十字勋章。
雅努什·科扎克既是波兰人，也是犹太人。他努力将波兰人和犹太人联系得更加紧密。他的母语是波兰语，也是他写作的语言。20世纪30年代，科扎克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对犹太复国运动产生了兴趣，与犹太复国青年组织合作，参加论坛。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1934年和1936年两度前往巴勒斯坦化解了他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