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至1935年間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主要从事特务工作，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至國民黨，并且对中共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逃亡党员。
中共在建党之初并没有建立其自身的武装，因此也没有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暗杀破坏的机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沪抵汉，于5月2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活动，并不掌握军队，与日后的中央军委不可同日而语。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后成立的“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顾顺章。下设4个股，保卫股负责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情报股专搞情报；特务股也叫“打狗队”，镇压叛徒为主；匪运股负责收编江湖武装。汪精卫政变后，特务股由武汉迁往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
1927年秋，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行动科又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负责营救同志和清除叛徒；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情报科人才济济，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而电讯科更使得红军在战场上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1928年11月14日，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大改组，原来人马撤往苏区。新特科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负责，其中陈云负总责，兼总务科长。康生为副手，兼行动科长。潘汉年为情报科长。
1927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因要去河南工作，其常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周恩来成为军事部长后，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特务工作处”（也有称“特务工作科”）。这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安全情报机构，“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务工作处下设特务、保卫、情报、匪运四个股，负责人是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据李强在1981年10月回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人发动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再次被迫转移至上海租界内。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特务工作处改组为特别行动科，加强安全保卫工作。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主要骨干人员为曾经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的陈赓、顾顺章等人。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负责人武胡景“改任中央执行局保卫部长，主持原中央特科工作系统，参与领导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同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上海‘上海临时中央局’，担任代理书记，任监管特科”。1934年底，武胡景、欧阳新去莫斯科，刘仲华主持特科的工作并兼情报科工作，易光负责一部分工作。当时特科代号为“新新公司”。孔原回忆：“据我所知，1935年上海特科机关只有刘仲华”。
1935年7月9日至2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白区党组织联络委员会的交通员全体被捕，特科负责人刘仲华不得不离开上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瘫痪。这次大破坏，苏区交通局、全总、特科（新新）无事，但由于内部叛徒无法查清，因此个人之间不再发生联系，所有关系由新新逐步恢复。至8月中旬临时上海局所余部分与新新恢复了联系。8月26日，刘仲华等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从莫斯科发来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指示信，遂决定不再恢复上海临时中央局，临时中央局的活动将分散到各中心城市。这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由新新选出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将现有苏区交通局、团机关、沪东区委、武装自卫会全都清理一遍，分别派走，一切旧关系切断；彻底改造新新，凡叛徒认识的干部与工作人员一律无条件离开上海，特科总部迁往天津，在上海仅设立“军委留沪联络站”，由邱吉夫负责，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在武汉、西南设中心区。完成清理后，刘仲华、贺昌炽去了苏联。8月底王世英带领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并入北方局军委，也称北方特科。1937年初改为华北联络局，由彭雪枫任主任驻太原与阎锡山联络，王世英任副主任驻天津。七七事变后，王世英率大部分人到太原与彭雪枫汇合。
特科分为特一科（总务科）、特二科（情报科）、特三科（行动科）、特四科（交通科）四个部分，具体职能和负责人如下：总务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以合法身份在上海市区内活动，包括担保中共党员，租房作为中共党员的活动地点，或者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或者通过贿赂等方法，影响租界当局或国民政府的司法机构，使中共党员得以无罪释放或者轻判。中央特科曾经成功的保释过，或者通过律师辩护等手段使不少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获得轻判，其中包括两次使任弼时无罪释放。总务科的一个重要职能还包括经营中共的党产，也就是以合法和非法工商业为中共获取活动经费。总务科也负责中共党员的家属安置，和抚恤死伤中共党员的家属。
情报科的主要工作方法是打入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获取情报。其中包括直接渗透以及收买控制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人员两种手法。其中，钱壮飞，胡底都得以直接渗透入国民政府内部。情报科收买控制的人员，有国民政府的杨度（国民党特工，并非民国初期的政治人物杨度）等人，为情报科的活动获取便利。
行动科的工作方法主要包括武力行动，其中包括武装劫囚，劫狱，劫法场，采用暗杀的手段惩处背叛中共的前中共党员。著名的事件有企图劫法场来营救中共高层罗亦农，以劫囚车的方式企图营救中共高层彭湃等，均因种种因素未能成功。但是惩处背叛中共的前中共党员却获得很大成功，例如暗杀白鑫。
交通科主要工作方法是与共产国际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其经常派员护送中央要员进入各地苏区，和接出各地苏区人员出入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其工作方法为派交通员陪同，由各地情报点，交通站站站护送，直至将目标人物送入苏区，或者送入大城市为止。后转为专职负责与各苏区以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交通站等徒步通讯被逐渐废除，但交通站在护送人员时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中央特科作为中共的第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机构，在中共党史上有特殊地位及影响。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尽管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上海这个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和外国势力有极强影响之地区，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效的指挥全国的共产党活动。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特科取消后，在中央苏区成了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随后在抗战时期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机构。中共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在公安部下属成立政治保卫局，在1980年代又成立国家安全部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也可视为中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的最初模型。
1931年6月由陈赓在北平设立。1934年秋冬，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党、政、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平特科等20余人。北平特科历史至此结束。 1930年10月，中央特科派人在奉天设立满洲特科。搜集东北军政当局的情报。“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特科的活动基本结束。 1932年由王学文派遣，任务是获取湖南省地方实力派军阀的战略情报。至1949年长沙起义，未发生被破获、破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