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文
-{zh-cn:约翰·加尔文; zh-tw:約翰·加爾文; zh-hk:約翰·加爾文;}-（；），又譯-{zh-cn:喀尔文; zh-tw:喀爾文; zh-hk:喀爾文;}-、克爾文、卡爾文等，法国與瑞士著名的律師、牧師、宗教改革時代神學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稱歸正宗、加爾文派）的創始人。
1509年7月10日，約翰·加爾文生于法国巴黎北部不远的瓦兹省努瓦永。祖父是水手，父親傑拉德·加爾文（Gerard Calvin）由於刻苦努力，得到本城教會主教的書記之職，母親吉恩（Jeannele Franc）篤信天主教，是才貌兼具，且信仰虔誠的婦女，加爾文小時候，她經常帶他在鄉間漫步、祈禱，但不幸早逝。加爾文的父親不但自己勤勉，更對其三個兒子深具厚望，要他們受相當的教育，而對女兒們只要求她們好好做個家庭主婦。
約翰·加爾文的父親既在教會中任職，又為貴族人士所尊重，與本城的上流社會人物都有密切來往，這對約翰·加爾文來說，是一個特別機遇，從小得以與貴族子弟同受小學教育，後來他成為韓階斯（Hangest）與孟特摩（Montmo）之子的密友，日後他將所寫的第一本書獻給孟特摩說：「我自幼在你家裏長大與你學一樣的書，我所領受的第一教誨就是從你尊貴之家的生活與修養得來的。」這種出身給了加爾文高尚的禮節與平靜的社交技巧，不似德意志宗教改革大師馬丁·路德的草根階層粗獷作風，路德出身礦業的小企業主家庭，比加爾文大了26歲。
早年加爾文篤信天主教，他生性怕羞，好學不倦，節制飲食、極少消遣，準備將來作神父。1523年，由於加爾文家鄉努瓦永流行傳染性的瘟疫，他隨同孟特摩家前往巴黎，加爾文進入，專攻拉丁文文學，深獲教授器重，在他的指導之下學習寫作。獲得文學士學位之後，加爾文轉往，專攻哲學與倫理學，這些學習幫助他有敏銳的心思，對於後來的辯論助益匪淺。
1526年，加爾文的父親希望他捨棄神學專攻法律，認為律師一職能致富，加爾文不敢違抗父命，進入奥尔良大学專攻法律，他在一位訟務律師門下受教，不久即成績卓絕，甚至教授缺席時，也由加爾文代課。
1531年，加爾文轉入法學院，受教於知名的人文主義法學家阿爾恰托，同年，加爾文的父親過世。加爾文在布爾日大學學習了一年半，同時間他也學到希臘文，這對他日後研究《新約聖經》有莫大的幫助，古典文學一直是加爾文的最愛，而法律的研究則培養了加爾文的組織能力。
1532年，加爾文出版第一本注釋書《塞内卡仁慈論義疏》，为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全集中的《》做注釋，書中引証55位拉丁文著者和22位希臘文著者，這本書使「加爾文」的大名為學者所重，但是當時此書並未立即獲得社會的好評，有些學者認為此書是為了宗教抗議者向當局的請願。無論如何，此書呈現加爾文後來注釋《聖經》的方法，即發掘著者的原意，然後述說自己的回應。
加爾文早年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當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說，尚未傳播到家鄉努瓦永，但1523年來到巴黎後，他開始讀到一些偷渡至法國的路德作品，植入一些宗教改革的新觀念，加爾文或許曾目擊法國第一位殉道者包文（Pauvanne）被焚在火刑柱上，或者看見法國貴族因翻譯路德作品而犧牲生命，宗教改革成為大學時期談話與討論的題旨。
加爾文讀大學時，他的拉丁文教授曾公開批評當時的天主教（後來柯第爾加入宗教改革運動又在日內瓦學院執教）。加爾文的表兄歐利夫坦（Robert Olivetan）將《聖經》譯成法文，因此，他對直接研究《聖經》感到興味十足，他們多次共同討論，歐利夫坦主張，宗教上只有「自力派」與「他力派」：自力派就是人靠自己功德得救的；一個是他力派，由上帝決定誰可以得救。此外，加爾文在巴黎的一些密友如克智弟兄等，都是極端批評現世並接納路德觀念的人。在奧爾良大學時，他住在一位路德派商人福爾治（Etiennedela Forgre）家中，他的家是宗教改革同志們的聚會處，這位商人樂善好施，每逢布施食物給窮人時，也順便發路德的小張傳單。在布爾日大學時，加爾文跟隨瓦爾瑪（Wolmar）學習希臘文並一同研讀《新約聖經》，聽到瓦爾瑪口中對腐敗教會的侮辱與非難，目睹了的當時羅馬教廷與新約時代教會的教義與生活相去甚遠。 1533年，加爾文放棄天主教，1534年赴瑞士巴塞尔，1536年定居日内瓦并发表《基督教要义》。1538年由于嚴厲批判，和市政当局冲突，被迫出走斯特拉斯堡。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1541年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建立日内瓦歸正宗教会，日内瓦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组成教会的领导机构。加尔文从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市级牧师团的主席。从1541年到1555年进行一系列的神学争论。1559年聖誕節，市議會通過接納加爾文為正式公民身分。
當時的日內瓦的宗教改革並非在加爾文加入才開始，在加爾文之前是由法惹勒等人發起的，並在1536年市民大會投票決定建立基督教城市。加爾文本人並非日內瓦的獨裁者，他為當時日內瓦議會與教會制定規章制度，堅定而柔和地要確切執行，他個人也要守法與依法辦事，這一切要成為後人有法可依的傳統。加爾文本人不是主動把一套法規強套在日內瓦，他是應邀以其法律與神學知識，協助當地市議會制定教會法（不再受羅馬教廷轄制）。當加爾文於1541年重返日內瓦，他完成《日內瓦教會憲章》。由於加爾文早年師承當時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輩，所以他能夠整理出一套合乎信仰價值又能實踐的教會典章。當時的政治現實，根本不容許加爾文「隻手遮天」獨斷專行，他要不斷作出某程度的妥協。
麥格夫於《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這樣評價加爾文：「加爾文不是以鐵棒管轄百姓的日內瓦獨裁者，加爾文甚至大部分時間不是日內瓦的公民，因此不能擁有政治的權柄……最終來說，加爾文對日內瓦的影響力，不是基於其正式的法律地位 （這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本於其作為傳道人與牧師個人頗大的權威。」（157-58頁）
神学家兼科學家米格爾·塞爾維特的最新著作就像一记耳光，掌摑在《基督教要义》的作者加尔文的脸上，加尔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书稿给对方作为答复。而塞爾維特的报复很快，他用攻击性的言论给全文做了注解。加尔文对塞爾維特渐深的厭惡，源于塞爾維特反對三位一體的观点，以及那种糅合了优越感以及人身攻击的语气。
後來，加尔文向羅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信舉報塞爾維特，宗教裁判所裁定塞爾維特異端罪成立，對他處以火刑，由於塞爾維特逃離，所以焚毀其雕像替身。塞爾維特逃到日內瓦，微服參加了加爾文在日內瓦的一次布道，卻因而被認出而逮捕，被日內瓦理事會定罪並判處火刑。加爾文認為應該處死塞爾維特，但火刑太殘忍，應該用人道的方式处决，主张改為用劍斬殺。然而此種殺害反對分子的事件，仍在日後使神學家卡斯特留對加爾文產生激烈批判。
加尔文向其他国家传播新教教义，他的觀念深深影響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他还从事政治活动，邀請一些法国王室成员和贵族加入法国的結盟宗（俗稱胡格諾派）。之後法国发生宗教战争，他延揽大批欧洲新教难民到日内瓦，使日内瓦成为归正宗的国际中心，号称「新教的罗马」，加爾文是「新教的教皇」。加尔文对新教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在理论與實踐上奠定了歸正宗的基础。他的神學名著是《基督教要义》。
1564年，加爾文罹患重感冒，出現高燒以及咳血，以致其健康急速惡化，最終於5月27日病逝于日内瓦共和國。
預選說，即救贖預定論，是加爾文最知名的主張，雖然救贖預定論是他倡導的神學遺產，但主要架構非他原創，主要來自奧古斯丁的思想。就「救贖預定論」可分「救贖」及「預定」兩點來說。對於預定，加爾文認為，一個人得不得救，在於神的揀選，人的選擇在這件事上是毫無主權的。意即：神預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會滅亡。故神將救恩賜與會得永生的人，至於滅亡的人則任其滅亡。神的恩慈是為了要見證祂的救贖，跟做功德無關，也跟個人無關。至於人們疑惑為什麼有人不被揀選，他引用了《申命記》29:29：「隱密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惟有顯明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一切的話。」他說人不會也不能質問神為甚麼施恩予人，那就不能問為何神會棄絕某些人。神的心意，人無法明白，但對於拒絕救恩，人類依然需負責任。
至於救贖他發展了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稱義之論述。這個論點起初由奧古斯丁所提出，直到馬丁·路德時發展出「法庭式的稱義」。兩人不同在奧古斯丁認為「義」是內在的，當神賜給人恩典時，「義」便成為人的一部分。對馬丁·路德及加爾文而言，這「義」是屬外在的，是「算作」、「當作」、「歸給」，人依然是罪人，只是在人們因著信神就算我們「為義」。而加爾文更提出「雙重恩典」說，在神的眼中算為義是恩典之一。第二個恩典則是：當人接受與耶穌基督聯合之時，信徒便可進入「更新」的過程，使其內在生命更像基督。
《基督教要義》中沒有為「聖靈論」單獨寫一個章節，必須從整本書的論述歸納他的觀點。加爾文認為，上帝的靈與上帝的工作同時進行，而促成人的「相信」，當聖靈在人心中運行光照人心，使人在讀了上帝的話而產生信心。所以人非用理性接受信仰，亦非用理性確認聖經的權威，而是聖靈那奧秘的力量所做的工作。
加爾文的教會論涵蓋非常廣，包括了基督徒的自由、教會的權柄、真教會的基本特質等，其中他所認為真教會的特質應該包括了：「傳揚神的道」及「遵行聖禮」。所以傳福音、聆聽上帝的話及遵行聖禮都是十分重要的。聖禮的定義加爾文對聖禮的定義是：「神賜恩給我們的證據，是一種外在的印誌，和我們對祂的敬虔之互相印證，加以確認。」
其中必要聖禮特別是指「洗禮」與「聖餐」。「洗禮」：加爾文認為洗禮是基督徒的第一個聖禮，其意涵是加入教會的表記，好叫人們跟基督共融，列為神的兒女。加爾文非常反對私人洗禮。因為他認為洗禮與聖餐是教會的公共聖職，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且受洗者必須要先充分明白真理，才可施洗。
加爾文強調通過聖餐，使得信徒得以與基督連結。他並不重視餅跟杯，他主張「在聖靈裡耶穌基督身體真實的臨在」。也就是說，人在聖靈裡改變而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臨在，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身體與血。但是在領受聖餐時，必須傳揚神的道。所以對於當時羅馬公教保留餅和杯，給生病無法前來的信徒或是王公貴族舉行私人彌撒，這些作法加爾文並不贊成。因為他認為不在崇拜及充分宣揚上帝的話之場合領受聖餐，是沒有意義的。
加爾文同意聖奧古斯丁對聖禮的看法，認為那是代表不可見之恩典的一個可見的記號。在《基督教要義》第四卷中，加爾文解說聖禮為「外部的標記，基督藉以說明並保證祂對我們的善意，為了支持我們信心的軟弱，同時試驗我們對祂的虔誠。」聖禮是以印記來保證其中所有的內容，是信仰的公開認定。他相信只有聖餐和洗禮具有聖經的權柄。關於聖餐，他不贊成變質說，也不認為只有以某種形式舉行的聖餐禮才有效；同時，他也不贊成某些人的看法，以為餅與酒只是一種象徵，用來代表祂的身體，目的是刺激人的記憶、敬虔或信心。加爾文認為聖禮賜下的，就是它們所代表的；主不僅要求我們看，而且要吃與飲，這樣的行動就表明了在祂與我們之間，有一種生命的聯繫。這個聯繫在道被宣講出來以及人以信心來回應時，就已經創造出來；當人以信心來領受聖餐禮，生命的聯繫就得以加強而更加密切。加爾文反對路德對聖餐功效的解釋，他認為基督的身體一直是在天上，我們是被聖靈的大能提升到天上，來領受祂的身體。他強調，領聖禮的人若不是以信心來領受，聖禮就與他們無益。關於洗禮，加爾文認為「洗禮是准許我們進入教會的起碼標記，為了與基督聯合，我們可以被列在神的子民之中...是一種工具，藉此神保證我們所有的罪都被塗抹，永遠在祂面前消失。」藉著洗禮，表明我們的罪被洗淨，也是重生的標記。加爾文認為洗禮的方式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潔淨。
日內瓦議會同意加爾文的主張，訂定「規範基督教信仰」的法規，通過小議會、兩百人議會、大議會，於十一月二十日教會法規（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成立。教會法規是為整體的教會生活，以服事功能為規劃，教會生活，必須受牧師、教師、長老與執事，四種職分各有嚴謹不同的職責，都是在日內瓦教會的組織裡。雖然有嚴格的紀律，但是紀律不過是信仰的建設一部份，並不單獨存在，是為了傳福音和施行聖禮，要具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