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共產主義
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一种支持废除国家、资本主义、僱傭勞動、等级制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无政府共产主义尊重在下的个人财产），同时拥护生产资料公有制及由工人委員會所构成的横向网络所统领下依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进行直接民主制的政治哲学及。其中的一些流派，比如受利己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影响颇深，并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好社会组织形式。大多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视无政府共产主义为一种调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方式。
无政府共产主义发展自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潮流，但直到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分部成立后才成型。俄国思想家克魯泡特金在無政府共產主義中影响力十分巨大，并影响到了其后的内部分化。迄今为止，最知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群例包含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地区及在1918年至1921年俄国内战中由乌克兰革命者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所统领的乌克兰自由地区。乌克兰自由地区受克鲁泡特金著作中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及集體無政府主義影响极大，且一度击退白军和红军，统治乌克兰的大多数地区，但最终被布尔什维克所占领。
1929年，韩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联合会在崇尚无政府主义和独立行动主义的將軍金佐鎮的支持下一度建立了一个，但最终随着大日本帝国暗杀了金佐鎮并自南方入侵该地区，同时中國國民黨从北部入侵该地区，该地区很快便丧失了自治权，最终被并入大日本帝国的附庸满洲国。在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中，经过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努力和影响，一度在阿拉贡的多数地区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并且将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至了雷凡特、安达卢西亚及加泰罗尼亚，但最终被佛朗哥所统领的國民軍所击败。
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雛形最早可追溯到17世紀的英國內戰和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屬於英國激進運動挖掘派一員的傑拉德·溫斯坦利在他1649年的小冊子《新正义法典》中寫道：「不應有買賣、不應有集市或市場，但整個地球應該是每個人共有的寶藏」、「不應有統治他人的統治者，但每個人應是自己的統治者。」
挖掘派抵制统治阶级和国王的暴政，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工作，管理供应并提高社会生产力。由于挖掘派建立的公社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济交换（所有物品、货物和服务都由集体所有），他们的公社可以被称为早期的共产主义社区，这些公社分布在英格兰的农村地区。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整个欧洲大陆盛行土地和财产共同所有的风气，但挖掘派因其反对君主统治的斗争而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在查理一世倒台后又因提倡工人自治而再次兴起。
1703年，在其小说《》一书中概述了北美大陆的原住民社区是如何合作和组织的。拉洪坦发现殖民前北美的农业社会和社群无论是经济结构角度还是从没有任何国家角度都与欧洲君主制、不平等的国家都完全不同。他写道，土著人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中，这是这个词第一次被用来表示混乱以外的东西。他具体写道，殖民前的北美没有牧师、法院、法律、警察、国家部长，也没有财产的区分，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都在一起繁荣，没有办法区分贫富。
法國大革命期間，在《平等者宣言》中，要求「共同享有地球的產物」並期待「貧富、大小、主僕、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噁心差別」的消失。马雷夏尔不仅对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持批评态度，而且对宗教如何经常被用来为福音派的不道德行为辩护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宗教和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同一枚腐朽硬币的两面。他曾说：“不要害怕你的上帝——要害怕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麻烦和欢乐的创造者。天堂和地狱都在你自己的灵魂里”。
席尔凡·马雷夏尔同时参与了，尝试推翻法国君主制并建立一个无国家、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但最终失败。他与格拉古·巴贝夫合作，一同描写一个无政府主义社区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建立这个社区。尽管两人并不总是在所有事上意见一致，特别是马雷夏尔认为平等比艺术更重要这一点上，他们两人仍是朋友。
约瑟夫·迪亚契是早期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也是第一位稱自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人。他提出與普魯東不同的看法：「工人無權於他或她勞動所得的產物，但有權滿足他或她的需求，無論其性質為何」。无政府主义史学家称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880年11月法国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大会上，该大会采用了这个词来更清楚地描述其理论。随后法国无政府主义记者、四卷本《无政府主义百科全书》的建立者、主编于1895年创办了《自由意志主义》周报。
迪亚契反对进行“伟大的人民建筑师的信徒”和“人民、庸俗的大众”划分的布朗基主义，并反对社会共和主义的所有变种，反对一人独裁，反对“无产阶级先进人士的独裁”。对于最后一种“一小群无产阶级先进人士的独裁”，他具体写道：“由工人组成的独裁委员会无疑是最自负、最无能，因而也是最反革命的东西[……]（由可疑的敌人掌权总比由可疑的朋友掌权要来的好）”。他认为“无政府倡议”、“理性意愿”和“每个人的自主性”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条件，其第一个表现就是1848年6月的街垒（见1848年革命）。在迪亚契看来，由叛乱产生的政府仍然是对无产阶级自由倡议的反动束缚。或者说，这种自由的主动性只有通过群众摆脱“威权偏见”才能产生和发展，而国家正是通过这种偏见在其代表和委托的主要职能中进行自我复制。迪亚契写道：“我所理解的政府是指所有的代表，即人民以外的所有权力”，必须在超越政治的过程中用“直接拥有他们主权的人民”或“有组织的公社”来取代它。对迪亚契来说，共产无政府主义乌托邦除了弥补无产者对“社会科学”的无知外，还将实现促使每个无产者探索自己的人类潜能。
集體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勞動的報酬，但給予了轉變為依據需求作分配的共產制度的後革命過渡時期的可能性。受到巴枯寧的影響，在論文《Ideas on Social Organization》中提到：「當……生產超越了消費……每個人將從社會豐富的物品儲備中得到所需，不用擔憂耗盡；而且道德情操將在自由與平等間高度發展，工人將會阻止，或大量減少濫用與浪費。」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废除货币、价格和僱傭勞動。财富的分配以自决的需求为基础，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认为最充实的活动，不必再从事无法体现他们气质和才能的工作。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衡量一个人对经济贡献的价值，因为所有的财富都是所有人及过去所有人共同劳作的结果。例如，如果不考虑交通、食物、水、住所、休息、机器效率、情绪等等对生产的贡献，就无法衡量一个工厂工人的日常生产价值。要真正赋予任何东西以定量的经济价值，就需要考虑到大量的外部因素和贡献因素——特别是当前或过去的劳动对未来劳动效率提升这一点。克鲁泡特金称：“要把这些人各个间的工作划出一个区别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们工作的结果来估量他们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们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劳动的钟点来算分数，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应该承认一切参加生产做工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其次应该承认他们的安乐的权利”。 共产无政府主义与集體無政府主義有许多相似点，但两者并不相同。集体无政府主义认同集体所有制，而共产无政府主义则直接否定了所有制概念本身，转而支持使用制的概念。而且，“地主”和“佃户”之间的抽象关系也将不复存在，因为这种所有权被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是在有条件的法律胁迫下发生的，并不是占据建筑物或空间的绝对必要条件（知识产权也将消失，因为它们也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形式）。除了认为租金和其他费用是剥削性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还认为这些是迫使人们去执行无关事务的压力。例如，他们质疑为什么一个人每天必须工作“X小时”才能仅仅居住在某个地方。因此，他们认为，与其为了赚取工资而有条件地工作，不如直接为眼前的目标工作。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反对“雇佣劳动是必要的，因为人的‘人性’是懒惰和自私的”的观点。他们经常指出，即使是所谓的“游手好闲的富人”有时也能找到有用的事情做，尽管他们的所有需求其实都由他人的劳动满足。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一般不同意预先设定“人性”的信念，认为人类文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化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包括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在内的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人类的进化趋势是，而不是作为孤独的竞争者存在，克鲁泡特金曾在著作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