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財團化
台灣媒體財團化又稱為台灣媒體產權集中化指的是臺灣個別媒體的股權被財團或主導財團的資本家大量收購並且獲得經營權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不是問題，引發疑慮的部分在於，財團或資本家取得媒體大部分股權背後的動機。研究發現，許多被台灣財團併為旗下子公司的台灣媒體，報導的新聞內容即開始出現置入性行銷等操縱媒體的現象，這不僅箝制了臺灣的新聞自由，還干預社會大眾的視聽內容，顯現財團有意藉由控制旗下媒體的播報內容來發揮其在社會的政治影響力、經濟影響力、意識形態建構，以謀求符合財團自身利益的執政者、市場經濟型態、政治經濟的意識形態。一旦達成前述項目，則財團將再進一步干預那些可能影響自身利益的政策立法與否、聯合推廣商品或透過媒體壟斷來確保自身集體利益、推動無線電視財團化、公共媒體「政治化」等項目。
《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書中提到，中共正以經濟作為手段，給予某一群跨海峽企業家或是政治人物特殊照顧，使他們成為中共在台的代理人，再讓這群代理人到台灣培植他們的協力者，來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的決策和輿論。藉此讓中共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系主任蔡宏政更以旺中集團為例子，指出台灣各利益媒體為了「不要讓中共不高興」而自我審查報導內容，一切以中共為主，衍生為侍從媒體模式。文獻指出，若台灣媒體頻繁出現尋租行為只為了獲取更大利益，那麼未來付出的成本就是台灣媒體第四權監督職責與國家利益，造就「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有鑑於新聞媒體成為當代台灣人連結與理解自己圈子外人事物的主要管道，因此社會大眾必須意識到隨著臺灣媒體持續的財團化，電視螢光幕、電台、網路新聞的幕後可能存在一隻手試圖控制社會大眾「知的權利」，決定每個人可以聽到或看到什麼。
而特定的團體透過國家資本主義在台灣"購買新聞"，要求在新聞中置入性行銷其偏好的候選人，意在左右台灣人民選舉中的投票意向，因此人民需要了解個人的投票意向是否僅出於媒體灌輸的印象，因為接受大量國家資本主義置入性行銷的媒體，其新聞報導內容往往呈現單一觀點以及不對稱的篇幅。據此，選民經由媒體獲取訊息時，應該查證後再做出理性判斷。
民主進步黨於在野時期提出黨政軍退出媒體及無線電視台公共化的主張。
學者指出，自從中央政府實施媒體解禁政策後，無線廣電媒體不再受到中國國民黨的黨政軍的政治勢力介入操控，民間資本為主的媒體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然而政治勢力對於媒體的控制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轉而循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以大量資金買進非官方媒體的公司股份，取得媒體的經營權，並且控制轄下媒體的播報方向。
全球媒體產業的經營日趨開放，私人經營（私有化及民營化）及市場自由化競爭是趨勢，這預示著，媒體產業未來走向將依賴市場經濟（編註：非國家資本主義）法則而定，以追求最大的利潤為原則。這個趨勢帶來的影響，小至個人消費媒體產品的權益，大到主導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走向。一個媒體產品往往伴隨著思想與文化意涵。人們在接收媒體的產品時，往往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看法，以及對於自己及世界的認知。因此媒體產業，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乃至文化教育領域都是相當重要的。
而隨著網路時代來臨，能刊登廣告的平台快速增加，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不再是廣告商選擇刊登廣告的少數幾個選項之一，因此快速稀釋媒體業高度仰賴的廣告收入，許多媒體急需金援來填補資金缺口。
「這個媒體的擁有者究竟是誰」，一直是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重點，因為學者們都認為媒體的擁有者"可能會想" 藉由經營策略影響媒體產品的內容與形式。 例如：媒體擁有者可以決定新聞編輯與節目製作的人事任用、提供預算支持特定的媒體內容、給予特定的政商人士一個媒體傳播平台。 -而觀察台灣媒體產業向市場開放以來媒體所有權的結構變化與節目內容的變化，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們的合理懷疑是正確的。台灣的新聞自由並沒有因為媒體產業的對外開放而有明顯進步。
在追求最大的利潤為原則下，一個媒體往往希望透過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來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以製作出更高水準的產品，因此收購同質性媒體的水平整合有利於增加廣告曝光度，贏得廣告商購買廣告時段的機率，而併購電視台、頻道供應商、頻道代理商、系統台等垂直整合則能節省成本，並且讓同一個媒體商品發揮出最大的，然而這也使得視聽大眾接收的產品內容的決定權以及商場甚至政治上的談判籌碼往財團集中，並且排擠其他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媒體產品的曝光度。
隨著財團完成了水平與垂直整合，意味著在市場上處於獨霸的地位，在缺乏競爭下，可以任意操控媒體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並且消極回應客戶的批評、漠視客戶的權益、剝削客戶。 政府必須避免這樣的壟斷情事發生。在缺乏競爭下，媒體產品的品質以及觀眾的選擇權都有可能受到影響。財團為了實現單一產品的最大經濟效益往往會持續併購小規模的媒體或將之驅逐出市場並且戮力於讓相同的內容透過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一部電影下檔後，出現原聲帶、道具、簽唱會、電視台放映、...等周邊商品），因此會排擠其他創意曝光的空間，使得觀眾接收到的內容逐漸單一化並且阻礙一國文化的多元發展，不符合公眾利益。媒體財團化乍看之下不過是政商名流間的交易，與平民百姓無關，然而若近看其所決定的是每天人們會接收到什麼樣的訊息，並且正安靜的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足以影響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和思想。
2012年-2013年間，許多傳播科系的教育工作者表達：「財團壟斷下的媒體內容，只由老闆好惡而定，將扼殺所有傳播工作者的專業。專業價值蕩然無存，則傳播教育都將失去意義。」的憂心，並且發起「反壟斷聯合課程1小時」、「反財團壟斷、要媒體改革」、「下課10分鐘，支持反媒體壟斷」等倡議。
2019年6月23日，「拒絕紅色媒體、守護臺灣民主」遊行在中華民國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這次活動由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館長」陳之漢、及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號召，並有上萬名民眾冒雨參與示威遊行。遊行的目的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拒絕親中媒體滲透、守護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同時聲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運動。遊行還要求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強力執法，立法院亦應盡速完成相關法案的修法。這場集會遊行亦引起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關注。1988年，台灣仍在威權體制下，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黨禁和報禁。 然而在宣布前夕，囊括台灣當時三分之二報業市場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提出"自由報業" 的解禁模式，要求政府應該尊重市場機制，報業的生存與否應該由市場決定；規模較小的報紙和部分學者則主張"有限解禁" 模式，他們認為聯合報系與中國時報的市占率已經高達近七成（原因詳見：侍從報業），政府應該加以規範，才能讓小報及新報生存。
在當時的情勢，"自由報業" 模式對於國民黨較有利，因為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個「侍從」會受益於該模式，鞏固獨佔的市場地位，況且兩報都已經進入國民黨決策核心，能協助國民黨繼續"影響" 社會大眾視聽。相形之下，"有限解禁" 模式，可能造成群雄並起，國民黨的非同路人將有可趁之機。於是主導著媒體開放政策走向的國民黨，決定選擇偏袒既得利益者的政策，即為"自由報業" 模式。
財力雄厚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完全不設限」的情況下，被學者形容為「猶如解除緊箍咒的孫悟空」，隨即準備好兩百億美金來購買機器與雇用媒體記者、紛紛發行新報（包含聯合晚報及中時晚報）、大幅擴增報紙的張數並且以低價促銷、...。隔年，《聯合晚報》席捲了將近六成的晚報市場，僅留下四成多的晚報市場給自立晚報、民族晚報和大華晚報分食。過不久，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聯合報+聯合晚報的市占率逼近八成。終於，其他的小報業及新報業不支倒地。
中時、聯合兩媒體則接收其他小規模報業倒閉後留下的市場，並且利用該新增的盈餘，揮軍發展影視和網路事業。連同各自原有的出版社、通訊社、雜誌，形成大型的媒體集團，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媒體市場中的兩大巨人（聯合報系、中時媒體集團）。
在現實生活中，與巨人賽跑是一件舉步維艱的事。而在媒體行業亦復如是。在聯合與中時兩大媒體集團的獨佔之下，成立媒體所需的入門資金至少兩、三百億新台幣（依照1999年的新台幣匯率計算）。 因此只能憑藉著財力雄厚的財團提供長期的資金支持，才能維繫新成立媒體的營運。
有人指出，中國大陸各機關，常於臺灣各報章，從事新聞置入性行銷，嚴重扭曲傳播倫理，阻礙國家進步，並侵害民眾對媒體的信賴與新聞應獨立自主的專業。 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日本讀賣新聞製作相關的一系列專題，內容提到「臺灣至少有十七家媒體疑似有中資介入，又以【中時媒體集團】與【聯合報系】最令人矚目」 。TVBS的幕後金主也受到台灣團結聯盟立法委員及讀賣新聞質疑。
根據《中資介入臺灣十七家媒體》一書指出，那些被收買的媒體橫跨港台兩地，特徵為：「官報轉型、歷史悠久的一家報社、兩家晚報（已停刊）、南台灣一家經營多年且具有色彩的日報、香港在臺發行的兩家週刊、一家科技出版社、一家偏向大中國色彩的財經週刊、兩家民營有線電視臺、科技相關的家庭集團及另一家知名度不高的日報，總計十二家；後來又發現一家大報（日報）、南台灣兩家民營日報及兩家有線電視臺（其中一家大肆擴充營業、一家財務顯著惡化）。」。
曾有研究比對時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的梅克保及陝西省代理省長趙正永來台前後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不只暗中置入湖南省與陝西省的「廣告」入新聞報紙的內容中，期間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內容中絕口不提任何可能帶給讀者負面的中國印象的新聞也幾乎被過濾殆盡。
台灣大學新聞系教授張錦華：「當這種有效率的不實宣傳全面塑造中國大陸美好的形象時，台灣人民就會覺得中國政府、中國大陸都是好的，卻不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嚴重的人權、環保問題。當有人指出中國的真實情況時，很多人會覺得有毛病，怎麼可能？慢慢地我們的警覺性越來越低，甚至很多人對中國政府產生了幻想。」
據中國著名流亡作家袁紅冰曾經揭露，胡錦濤曾在2003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與統戰部共同擬定的對台灣媒體統戰情況報告上批示：「不要滿足於已有成績。要讓有關部門的同志們樹立一個信念，通過對台灣社會思想輿論的引導，使兩岸統一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統一先行，用思想統一引導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有效實現對台灣媒體與出版的掌控。」
2008年6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計畫指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已經作出決定，台灣下次大選前，我們一定要做到輿論清場，以保證國民黨勝選，為簽訂《兩岸統一的政治協定》打好政治基礎。所以，對於我提到的那幾個媒體（《自由時報》集團、《蘋果日報》集團、三立電視和民視電視台）的控制工作，要由專人負責，要立下軍令狀，務必按時完成。即便暫時需要付出比較大的經濟代價，也在所不惜。」中共對台發動的輿論戰以「放棄強制手段和威嚇語言」作為其作戰的中心思想，對台的宣傳策略全面改採正面的詞彙，舉例來說：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和平發展等，潛移默化在台灣人心中塑造中國政府的正面形象。中共另一個對台的統戰策略為聯合其在台的代理人，謀求主導台灣輿論的議題走向，以塑造台灣社會中對中共有利的價值觀，且廣為在台灣社會中傳播「中國盛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觀念，達到「入島、入戶、入腦」的境界，讓台灣社會傾向中共。
不具名的情治單位高度懷疑台湾共有17家媒体，疑似接受中资资助，包括平面媒体8家、电子媒体4家、周刊3家、出版社一家及科技杂志社一家。
中共慣用手法包括直接下手新聞置入、銀彈攻勢收買媒體、以商逼媒斷絕金援。 2013年，《經濟學人》報導劍橋大學出版的《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披露：2011年中國大陸當局補貼旺中集團達到約新台幣14億元，佔該公司當年度的淨利超過一成。《經濟學人》報導指出，旺中集團旗下，有中視、中天、中國時報、時報周刊等諸多多媒體，這代表了有上百位可以決定新聞走向的記者、編輯及新聞主管。蔡衍明大方承認旺中集團收受中國大陸當局購買新聞資金並依照中國大陸當局的要求，在新聞中置入性行銷中國大陸當局提供的宣傳廣告。於是馬英九政府對旺中集團開出180萬新台幣的罰單。對此，蔡衍明說：“被罰就罰了嘛，但是我要講的是什麼，為什麼不讓我們賺光明正大的錢？ 為什麼要讓我們賺偷偷摸摸的錢？當然這是過去的一些陸委會規定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認為，應該讓我們去賺這個錢。”對此，投書認為，蔡衍明收中共的錢，替中共宣傳它支持的候選人，試圖干預臺灣的民主制度，把臺灣的民主自由推向深淵，重回獨裁體制。投書者認為蔡衍明沒有具備身為媒體老闆應具備的職業道德。
陝西省代理省長趙正永於9月來台時，该媒体配合在的西安、陝西的專題報導： 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對此現象深感痛心，發表《乘著噴射機，我離開》，辭職離開中國時報。
中華民國監察院2010年11月通過糾正行政院陸委會的調查報告，報告明白指出中國政府利用「專輯」方式，旺旺中時在中國的公司直接向中國共產黨招攬廣告業務，再分配一些廣告量給聯合報系等台灣的統派媒體。報告直指，中國大陸各地區的首長或副首長來臺訪問，臺灣部分媒體配合以「新聞」方式報導該省或該市現況，卻沒有標註是中國共產黨的廣告。監察院揭露：《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契約載明「付款方式，以匯款方式支付」。證明聯合報系與中國時報接受中國官方以金錢購買新聞。
配合湖南省委副書記梅克保率領的考察團來台採購，以「報導」形態呈現的置入性新聞。
台灣立法院的指出，某個中國國民黨籍同時在中國經商的立委，每每在国防委员会开完机密会议後就會動身会前往中国，而台灣的情治单位也指出，調查發現中華民國國防部只要發布機密文件，常出現機密早上分享給立委，中国下午就知道機密内容的情事。 而中國政府也接收許多台灣的親中政治人物，包括但不限於：前立委谢启大現在中国主持政论节目大幥緓湾並於上海置產經商、涉侵吞公款潜逃中国的前央广董事长朱婉清、前立委冯沪祥、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人。中央日報、自立報系、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的中央社當學生們向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充滿著他們對未來徬徨無措的疑問時，這些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沉痛，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們用心培育的孩子提出的問題。老師們不知道這些孩子未來如何能夠在健全且自由的媒體環境中，有尊嚴地工作？老師們也不知道這群孩子在未來如何貢獻於台灣這塊土地，為台灣社會和人民服務，並且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不受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壓迫。老師們感慨的說，當所有新聞專業的教育、所有對於媒體文化能批判社會、為弱勢發聲、呵護多元價值的期待，都在荒謬的財團蠶食併購媒體的現實發展中，變得遙不可及甚至可笑，這樣的教育根本跟現實脫節。
台灣媒體財團化已經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有文獻在1999年建議政府應該效法北歐國家，一方面限制大型媒體繼續擴張（例如：限制單一媒體的市場佔有率及報頭的數量），另一方面對小媒體、新媒體提供補助（例如：補助交通費、電信費用享優惠、協助資本設備取得等）。
可以想見大型媒體對於政府「解決媒體壟斷」會感到不滿，並且會以「不應限制言論自由」為理由。不過，當少數幾個媒體財團的老闆的言論自由已經限制了多數人的言論自由時，這幾個財團的老闆也就危害了民主生活中講求公平與多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