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燈招牌
城市属于一种特殊的大型氖灯。管內氣體的實際成份為99.5%氖氣及0.5%氬氣，比純氖氣有較低的運作電壓。是一種內含氣體的燈，通常用於廣告或招牌等用途。 “霓虹灯”是半英语音译：“霓虹”发音近似于英语的“neon”（氖）并在汉语裏有彩虹的含义。 文字勾線通常有兩種方法：「單勾」的霓虹光管按照文字筆劃，而「雙勾」以線條勾勒字的外框。
在香港，店舖多以雙勾用於名稱，再用單勾寫上服務內容或英文譯名，中文使用最多的字體分別有隸書、行書和楷書。 框內除了文字外，空白位置或會加上幾何排列圖案，更可以隨着不同光管的閃動頻率造成動畫。
在香港，橫向書寫的中文字在招牌兩面通常在同一方向開始，即一面「香港茶樓」，另一面則寫作「樓茶港香」，情況類似鏡像。 招牌的邊界通常設外框，形狀各異，而且顏色有別於內框文字以作對比。外框亦未必單純用上直線，像押舖般就有複雜的線條。
在香港，招牌的角落或許會加有相關的圖案，如東南亞餐廳選用椰樹圖案為例。如果店舖名稱與動物有關，也會納入設計當中。 招牌會因應城市的樓宇設計和街道佈局，選擇出能夠與行人和城市環境之間互動的展示方式。
在香港，在樓宇有三種常見安裝的位置，分別是在建築物上伸延、在建築物外牆以及在店面三大類。 霓虹灯在20世纪的广泛应用，也成为了一些城市的特色标志。
1910年12月，發明家在巴黎車展首次展示了霓虹燈。
1913年，世上第一個霓虹燈招牌由一位巴黎髮型師在蒙馬特大道擁有，上面寫有 "Palais Coiffeur" 的光管。
1926年，日比谷公園裏安裝了日本第一個霓虹燈招牌。
1964東京奧運後，國內對戶外霓虹燈招牌的需求大增。除了1973年石油危機，往後的霓虹燈生產隨經濟發展而倍增，到1990年代達到頂峰之後明顯減少。
1926年，上海成為中國內出現首個霓虹燈招牌的地方。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上海的商業活動頻繁，同時租界使該地接觸西方技術，令煤氣燈及電燈得以較早普及，譬如1930年代的南京路已經佈滿霓虹燈的招牌廣告。
後來，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和1940年代國共內戰的情況下，不少上海的霓虹燈師傅基於社會動盪南下香港，攜帶技術、資金等繼續發展。
霓虹燈原本為西方的產物，但香港昔日殖民地的身份使到大眾接觸到這種外來傳入的技術，並將其加入本地的元素。
同時香港的地理形勢造就了稠密的市區，高密度的樓宇加上狹窄的街道，唐樓和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下舖上居」建築結構，讓一個一個的霓虹燈招牌從牆身伸延至馬路，組成有層次的景觀，相比起其他城市較獨特的街道面貌。
霓虹燈招牌的街道景觀源於各個商舖不同的招牌設計，而當時政府沒有刻意規管亦無規劃，使商戶可以大小、形狀、高度等任意發揮，跟競爭者爭艷鬥麗。
這景觀不但代表香港，尤其經濟起飛年代時被冠以「東方之珠」的稱號，後來更引申到數碼龐克的科幻題材，作為一個未來反烏托邦城市的視覺元素。這種蘊含亂中有序的理念亦出現於香港另一個曾經存在過的地方：九龍寨城，兩者均啟發不少科幻故事的背景。
霓虹灯繁荣映衬了香港1960至1980年代的发展，在许多摄影师，如 Nick DeWolf、Greg Girard 的记录中出现。
香港在二戰後經濟發展迅速，加上霓虹燈為當時較前衛的科技，不論大小公司都以此作為宣傳方式，數量於1980至1990年代達到高峰，不過相反近年有減無增，可歸納以下原因：
自2010年起，每年約有3,000個被屋宇署評為危險的招牌被要求拆去，至今已有逾九成的霓虹燈招牌在香港的鬧市中消失。單計油尖旺區 ，由2015年至2018年11月四年間，總共有803個招牌擁有人承諾會遵從屋宇署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或已經完成拆除工程。
以前適逢香港製造業蓬勃，加上霓虹燈招牌大行其道，相關行業亦得以受惠。現在已退休，曾經在創辦於1953年的「南華霓虹燈電器廠有限公司」擔當霓虹燈師傅的劉穩指出，香港1970至1980年代的霓虹燈訂單幾乎做不完，當時每一個霓虹燈都是訂製，比起今時大量生產的招牌，對家庭生意和小本經營的店舖更有意義。當大部份工廠北移，本地生產成本相對昂貴，更甚是霓虹燈的式微，使寫字師傅、霓虹玻璃光管師傅、招牌安裝師傅等在香港都成為夕陽行業。
加勒比海岛国古巴，首都哈瓦那在20世纪中期也经历过霓虹灯繁荣，但在1959年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后，许多营业性场所关闭，使得霓虹灯招牌数量下降；之后美国贸易禁令也使得整体景气不再。伴随社会结构转变，哈瓦那也开始了霓虹灯的复苏迹象。
健力士世界紀錄曾記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霓虹招牌，以下為歷年打破紀錄的例子：
位於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Neon Museum），成立於1996年，旨在收集、保留、研究和展示標誌性的拉斯維加斯霓虹燈招牌。展館內收藏數個從賭城大道和賭城市中心獲得並完成修復的招牌，令它們得以繼續運作；另外設有一個名為「霓虹墓地」（Neon Boneyard）的戶外展覽空間，入面收集超過150個退役的霓虹燈招牌。
西九文化區與 Google 虛擬博物館合辦「NEONSIGNS.HK探索霓虹」網上體驗項目，推出了「霓虹香港－電照不夜城 」及「香港霓虹招牌今昔 」數碼展覽，是次為 Google 首次拍攝夜間霓虹燈街景圖。此外，M+視覺文化博物館表示會把少量清拆後的街頭霓虹招牌收為館藏，目前就分別有兩塊來自深水埗「信興酒樓」和西環「森美餐廳」。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獲香港賽馬會資助，透過社區文化遺產保育計劃出版籌備近兩年的《城市字海 – 香港城市景觀研究 》，並舉辦導賞團及展出多位工匠的字體工藝作品。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出版《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一書，過程中走訪了香港15條主要馬路和40多條街道，記錄了超過500多個霓虹燈招牌。
北角油街實現舉行小型懷舊霓虹燈展覽「城街．招牌」，由建築師馮達煒及麥憬淮組成的招牌保育組織「街招 streetsignhk」籌備，其中有一間放滿霓虹字體的200呎鏡房。
法籍攝影師 Romain Jacquet-Lagrèze 推出名為「城市詩意」的個人企劃，把所拍攝下的霓虹招牌相片印到瓷磚上，於灣仔及尖沙咀 K11 Musea 旗艦店旗艦店發售。
非牟利機構「霓虹交滙 」年中成立，以觀察記錄霓虹燈招牌的製作和保育為目的，同時舉辦各類展覽及工作坊。其首個大型項目為拆除並保留佐敦白加士街的翠華餐廳巨型招牌，總經理陳倩雯當時負責聯絡各方（包括招牌下方的小巴站負責人）協調溝通，最後工程順利完成。
2016年經歷尼伯特風災後，為了鼓勵招牌受損的店家，台東縣政府推動「小招牌大景觀」計劃重建街道景觀。建築管理科會取締並限期改善不符合建築法規的招牌，縣府亦有預算補助部分有意重製符合規範的招牌的店家。
早於1970年代，美國建築師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 和 Steven Izenour 的著作《》（Learning from Las Vegas），嘗試從空間的文字（textual）與視覺溝通（visual communication）元素探討當地本土建築，而非時人着重現代主義提倡的建築物本身。他們認為，相比無個性的盒子樓宇，以及人類活動移師到室內，招牌需要變得更大更誇張以吸引人注目，尤其當時拉斯維加斯是個以。所以書中提出，建築就是符號（sign），而這樣以溝通主導的建築概念被視為「反空間」（antispatial）。
近年，兩位對香港霓虹光管招牌感興趣的學者 Brian Kwok（郭斯恆）及 Anneke Coppoolse，認為霓虹光管招牌是香港獨有文化特色，決定透過 Designing the Spectacle 計畫，收集招牌，進行修復外，亦探究它們字款設計和製作過程，對其起源、 工藝及演變進行深入研究。
他們的研究發現香港霓虹燈比起其他地方不只限於娛樂場所，反而較多元化，並歸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