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主义
新民族主义（英文：'或'）是一种发端于传统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成熟于1980年代晚期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之时，以其面对全球化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变化的保守态度著称。极端情形下，新民族主义可能与不同地区风行的政治立场相联系，如右翼民粹主义、反全球化、 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反移民主义、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只限西方國家或非伊斯蘭國家）、反共和欧洲怀疑主义等。据一位学者，“全球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阻力竟然是在西方政治中最有影响力的”。 2010年代中期以来，新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和北美崛起，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发展。2016年公投导致的英国脱欧，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获胜成为美国第45届总统，这些都被视为新民族主义思潮集中表达的结果。
Michael Hirsh 在其刊载于《Politico》的文章中写道，新民族主义是“ 民粹主义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精英对国际体系作用的现状的激烈拒绝；低收入的选民坚决认为——这可以理解——（这一现状）是不公平的。” 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在《The Week》的文章写道：新民族主义是对冷战后政治的“广泛、本土的反抗”，这种冷战后政治长期以来“表现为维护自由贸易的正统性，同时发展出服务业经济、新自由主义贸易安排和自由的移民政策”。
《经济学人》在2016年11月中这样论述，“新民族主义者气势高涨；他们承诺关闭边界，使社会恢复过去的同质性。”在《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写道：“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新的部落民族主义已在欧洲政治中酝酿起来，在美国的程度尚较低”。瑞恩·库珀在《The Week》的文章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都将21世纪的右翼民粹主义与经济大衰退联系在一起。哈佛的政治理论家Yascha Mounk认为，“中低阶层白人经济的停滞（已经）成为全球民族主义崛起的主要动力。” 根据宗教学者Mark L. Movesian的说法，新民族主义“将民族国家置于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类超国家的自由政体的反面，也将本土的习俗和传统（包括宗教传统）置于异域、外来事物大潮的反面。”
David Brog和Yoram Hazony在《国家评论》中写道，一些保守派认为与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相关的新民族主义是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同时他们将其视为“回归”。根据保守派评论员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的说法，与特朗普有关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般白人身份政治的品牌名称”。
Damon Linker 在为《The Week》所写的文章中将新民族主义称作种族主义的“胡说八道”，并继续说“进步人士将其描述为'种族主义，仇视伊斯兰恐惧症和仇外心理'的倾向 - 是非法化的愿望任何特殊的依恋或团结形式，无论是民族，语言，宗教，领土还是种族。“
关于新民族主义，《经济学人》描述道：“特朗普需要意识到他政策执行的背景是其他国家的嫉妒的民族主义，”，并称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易于操纵”的“靠不住的理念”。他们还反复对比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并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例，暗示新民族主义可能变得“愤怒”而难以控制。
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
Yascha Mounk和Jordan Kyle在1990年至2018年间在33个国家执政的46名民粹主义领导人或政党的研究发现：该研究中的许多国家最近都从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不一定适用于具有悠久民主政府历史的美国等国家。
巴西总统、社会自由党人雅伊爾·博索納羅，别称“热带特朗普”，被视为一位新民族主义的带头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后提出的“中国梦”概念被描述为新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反对儒家学说的建国领导人毛泽东相反，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强调中国悠久的文明与历史，拥抱孔子等古代先贤的教导。其将大批新疆穆斯林关入“再教育营”的做法受到中国网民好评。
由香港地方主义运动演变而来的香港民族主义强调其独特的、与北京政府宣传的中国民族认同相异的香港自我认同，同时反对北京对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自治不断加强的侵犯。其地方主义修辞往往与民族自决权以及针对大陆移民和游客的反移民立场相结合，并体现与西方新民族主义相类的地方特征和文化。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于2014年上任，他被描述为新民族主义者。
匈牙利总理、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党首欧尔班·维克托被描述为新民族主义者。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2014年上任）和他的印度人民党（BJP）被称为新的民族主义者。莫迪是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成员，这是一个与BJP结盟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也被认为提倡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Yogi Adityanath（2017年上任）也被视为新民族主义者。舆论认为他是该国未来总理的有力竞争者。
意大利总理、民粹主义政治联盟“变革政府（意大利语："governo del cambiamento"）”的领袖朱塞佩·康特（2018年上任），以及前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北方联盟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均被描述为新民族主义者。在任期间，萨尔维尼被一些媒体称为该国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是“事实上的总理”。
Giorgia Meloni 是意大利兄弟党的领袖，也被描述为一个新民族主义者。其政党采取个案式地支持政府的立场。
第63届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2012年任职）是右翼组织“日本会议”的成员，他提倡新民族主义思想，他领导的日本自民党也是如此。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2018年上任）被称为新民族主义者，经常被媒体称为“墨西哥特朗普”。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被描述为新民族主义者。
波兰第六任现任总统安杰伊·杜达（2015年8月上任）经常被认为是波兰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外由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全国大选中宣扬民族主义观点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绝对多数。尽管没有担任政府职务，但卡钦斯基被描述为对波兰所有重大政治问题进行“最后决定”的人物。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年至2008年担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2012年担任俄罗斯第四任总统）被称为新民族主义者。Michael Hirsh将普京描述为“这种新的、全球性的民族主义的预兆”。2008年至2013年，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查尔斯·克罗弗（Charles Clover）在2016年写了一本名为《黑风，白雪：俄罗斯新民族主义的崛起》的书。
俄罗斯被指控支持欧洲和美国的新民族主义运动。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017年上任）被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克里斯汀·迪万视作“强势的新民族主义者”。“新沙特民族主义”被用来加强对王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支持，并代表了一种从王国早先对宗教的合法性依赖的转变。该国2017年以来的许多外交政策行动，例如对卡塔尔的封锁以及与加拿大的外交争端，都被这种民族主义所激发。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政府的政策深受其顾问沙特·卡塔尼（Saud al-Qahtani）的影响，后者被描述为“民族主义理论家”，其角色常被与史蒂夫·班农相比较。
2014年，正义与发展党（AKP）推动了一个新的“土耳其新生主义品牌”，该党的领导人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2014年上任）。土耳其“新民族主义”用“自信的穆斯林”身份取代传统形式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世俗性。
民族主义运动党（MHP）的领导人DevletBahçeli被描述为在2018年与埃尔多安的AKP组成人民联盟，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阵线”。MHP隶属于灰狼的准军事组织，埃尔多安也表示支持。
在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2004年上任）的领导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描述为宣传“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取代旧的左派形式。更加保守的形式，通过其对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各自新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崛起的强烈支持，作为对抗伊朗和土耳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的手段。
在2016年6月23日的公民投票在英国脱欧（“Brexit”）已经被描述为新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里程碑。欧文马修斯注意到支持英国退欧运动和特朗普的动机相似之处。他在“新闻周刊”上写道，两者的支持者都受到“渴望控制移民，扭转全球化，通过脱离广阔的威胁世界而恢复国家伟大”的动机。
马特奥布莱恩写道，英国脱欧是“席卷西方世界的新民族主义最令人震惊的成功”。所述Brexit运动的领袖，如奈杰尔·法拉奇，该欧洲怀疑论者的领导者英国独立党 ; 前伦敦市长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投票离开共同召集人Michael Gove；前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和欧洲的研究小组主席雅各布·里斯-莫格，被称为“新国家主义”。
唐纳德·特朗普崛起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被广泛描述为美国新民族主义日益增长的标志。芝加哥太阳报在编辑称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称他为“我们的新民族主义的总统”。作为白宫前首席战略家，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官史蒂夫·班农的任命被一位分析师描述为“新世界秩序”的唤醒在爱国主义和强烈要求照顾自己的冲动的推动下，这种新民族主义无休止地玷污了穆斯林，并努力扭转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步伐，这个世界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外交和妥协“。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呼吁采取“新民族主义”来反对“以金融市场盲目信仰取代对工作尊严的承诺的经济精英主义”，并将美国视为经济体而非一个国家。
以下政客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为新的民族主义者：以下各方都以某种方式被描述为新的民族主义政党：
一个国家，在澳大利亚参议院拥有权力平衡（自2016年起）[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