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
大清洗（），一譯「大整肅」、「大清掃」，是指在1930年代，蘇聯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執政下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谢尔盖·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它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監控、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作秀公審、關押和死刑，為蘇聯最黑暗的紅色恐怖時期。1938年，苏联秘密警察首脑、大清洗主要执行者叶若夫遭到政治清洗，一般被认为是大清洗的结束。在此期间，有681,692人被枪杀。共有1,372,382人因政治原因被捕。
大清洗在前苏联时代被称为肃反运动，然而今日的俄罗斯，有人称这段时期为“大恐怖”（）或“叶若夫时期”（）。
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以死刑。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其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审判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逾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动，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亨里希·雅戈达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理解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叶若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叛变罪行而受审、被判枪决。
起初，清洗这个名词在苏联政治用语中意为党内肅清，如1933年，约40万人被开除党籍。但是在1936年到1953年间，该名词的意义有所变化，因为在这段时间裡，开除党籍几乎意味着被捕、关押，乃至处决。
大清洗的背景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源泉。他们希望保证党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实际上在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个官方的理由是消灭任何战争时期可能会出现的“第五纵队”，但是不进行中立研究无法证明当时的确有这个危险。第五纵队的理论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权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亲手签署了多个枪决命令。此外共产党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过去的沙皇军官。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始终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镇压它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会监视，有时这些镇压比较不明显，有时则会达到一个顶峰，比如在红色恐怖期间，或者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的镇压等等。大清洗与这些镇压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首次对自己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共产党员和官员占被害者总数的小部分。党内清洗与对整个社会的清洗是同时进行的。总的来说整个大清洗过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大肃反结束后，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被肃清的还有：俄罗斯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钦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切尔维亚科夫、格鲁吉亚苏维埃主席穆迪瓦尼，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梅日拉乌克、副人民委员谢列布罗夫斯基，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和雅科夫列夫，贸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卫生部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全苏中央执委前后三任主席叶努启则、阿库洛夫、温什里希特，国家银行行长马里亚辛，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里亚瓦，内务部副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等。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被一个名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的失业者开枪打死。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列强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全苏联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还想谋杀总书记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一些出席公审的西方观察员说公审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责确凿。他们的这个判断基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在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药物影响的状态下，所做的供认。
比如一位英国律师写道：“这些虚心的社会主义者又一次被怀疑和愤怒围困”，但是“在战场的烟雾滚过之后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现在有证据显示被告人的认罪是在对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才获得的。通过前秘密警察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叙述，得知认罪的手段：反复殴打、拷打、让被告人连续数日站立、不准睡觉、威胁关押和杀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被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使用这样的手段数月后被告人陷入绝望和精力耗竭。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枪决。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局的保证，相反地他们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耶卓夫单独会晤。会上斯大林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饶恕被告，而且将他们大多数亲人逮捕甚至处以死刑。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得到部分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幸存。
1937年5月在美国，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考察在莫斯科审判中针对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员会”，一般被称为杜威委员会，来考察公审中被“证实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虽然这个委员会明显地要证明托洛斯基的无罪，但是它还是揭露了莫斯科审判中所“证实”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从托洛斯基“获得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员会证明没有这次飞行。另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一场谋杀，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员会在其422页厚的书《无罪》中发表了它的研究结果。它的结论是所有莫斯科审判中被判的人全部无罪。它总结说：“与外来迹象无关，委员会发现：
委员会总结说：“我们因此认为莫斯科审判是在做秀。”
当时一些相信莫斯科审判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认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实。比如这些打算挖苏联及其政府的墙脚的人承认可怀疑的事件来让人怀疑他们的审判的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员，他自己签署了死刑执行命令，因此他的解释本身就很可疑。
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愛德華·貝奈斯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蓋世太保首長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伪造的）引起的。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處以死刑。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羅薩作戰。
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斯大林獨霸，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当时对前党领导人的审判和处死只不过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秘密警察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一系列其它秘密警察针对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从1937年到1940年，出于对战争时期所谓的“最可能的敌人”以及周围的想要瓦解苏联国家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恐惧，秘密警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个别少数民族人的大规模行动。最早的是针对波兰人的行动。许多这些行动是按照一个数量来完成的，上级军官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少數民族幹部被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
命运最为悲惨的当属北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印古什、車臣热爱骑马的北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于是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清洗，大清洗期间，被蘇聯政權視為“问题民族”的车臣人再次遭到鎮壓，其结果直接导致后来德国入侵时车臣人几乎全体倒戈協助德軍。
1938年夏，斯大林和他的周围认识到大清洗过头了。叶若夫被解除秘密警察首领职务（一开始依然是水上运输委员长），并以自己被清洗掉而告终。斯大林的同乡和新任者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继任秘密警察首脑。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拷问的法令》，此后贝利亚领导的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这是这场大清洗的结束。
虽然如此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苏联依然发生大规模关押和流放的事件，而大清洗期间关押大批政治犯的古拉格系统直到1960年才被苏联内务部关闭。
虽然对前苏联领导人的审判原則上是公开的，但是事實上被关押和死刑不是公开的。只有在后来少数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幸存者逃到西方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西方记者不但没有能够报道这场大清洗，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尤其在法国，有人甚至企图置这些当事人的叙述于不可信。比如让-保罗·萨特认为应该忽视这些集中营的事实来使得法国无产阶级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还是证明这些当事人所报道的事件是真实的。
1968年前共产党员、英国间谍和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传）的撰稿人罗伯特·康奎斯特发表了他的书《大恐怖》。康奎斯特认为许多西方观察家没有能够洞察整个公审中的作弊。他还阐明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尊随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但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尤其是左翼的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是最持批评性观点的。
虽然西方对公审主要持悲观态度，虽然偶尔有对古拉格的报道，但是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依然持亲苏态度。直到1956年斯大林的罪行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公开后一些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产党，但依然坚持共产主义。随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始在西方共产党人被迫害，一些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脱离共产党。而且斯大林死后整个大清洗的现实和它的规模开始渐渐暴露。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全幅刊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文献得以被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研究。最后在始终比较亲苏的法国发表了《共产主义黑皮书》，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比。虽然如此至今为止一直有人试图减少大清洗所带来的浩劫。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并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但是赫鲁晓夫的平反之路非常艰难，赫鲁晓夫的下台很快使平反工作处于半停滞状态。大规模和全面平反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得以展开。
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發表）。赫鲁晓夫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力”，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
早在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已经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许多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那些用谎言毒害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俄罗斯时代，前苏联众多秘密文件和档案解密，大清洗运动中诸多不为人知和早先引起争议的细节得以澄清。
1991年发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档案：审问纪录、被害者的书信、照片。这些文件仔细地显示了这些作秀公审是如何产生的。
2008年适逢苏联大清洗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难受害者时说： 在准备苏共第20次党代会时一个特殊委员会下令内政部进行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有人认为在此后数十年中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但对这个数据继续有争议。克格勃的老纪录现在逐渐被新的俄罗斯政府发表。
斯大林死后苏联至少设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审判。第一个由有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其工作时间是1956年至1957年。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错误的，虽然它承认莫斯科审判中的“证据”是通过谎言、诬蔑和“人身影响措施”获得的，但是它没有平反莫斯科审判中的受害人。虽然对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显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期间的反苏维埃首领”，因此他们不能被平反。
第二个委员会是由尼古拉·施万尼克领导的，其工作期是从1961年到1963年，其结果综合在两份很厚的报告中。这两份报告详细地记录了在针对布哈林等人的公审中的作弊。它的结论主要基于对前秘密警察成员和受害者的询问和其它许多文件。委员会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达外所有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继续仔细审理，而雅戈达本人是一个在公审中假造证据的罪犯。委员会总结道：
但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解冻”时期结束，三次公审的大多数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完全平反。
一些自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作家坚持大清洗的范围被夸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大清洗是一个必要措施。他们称今天的主流观点主要是斯大林后的苏联政策与西方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所制造的。前者，尤其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于削弱苏联国内的政治敌人，而后者的目的则是削弱整个苏联。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严格的新的学术研究似乎说明过去的一些估计数字（死亡人数、古拉格的统计）可能的确夸张了。由于目前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对过去的苏联档案的接触提高限制，有许多文件依然无法被研究。
大清洗在苏联官方历史上被称为“肃反”，官方说法称肃反扩大化，肃反是对的，只是在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