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战争罪犯名单
内戰戰爭罪犯名單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間中国共产党方面声称应“由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名单。全部名单一直未拟就，仅由新华社两次发表了战争罪犯提名。
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别以“陕北某权威人士”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名义提出了一些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拟定的重要的战争罪犯，主要为当时南京方面的党政军特要员及其重要支持者。这些战争罪犯为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公布，并认为是“国人皆曰可杀”。
在国共内战期间直至1949年后，除被俘、投诚、起义及自海外回归中国大陆者外，由中国共产党方面认定的战争罪犯的概念，除在1949年1月至北平和谈中受到中华民国政府方面的承认外，其后未再被中国国民党中央、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及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的领导人及亲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导人和文化人士胡适、于斌等所接受。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全體上述战争罪犯的正式称呼并非“国民党战犯”，况且他们并非都为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例如其中张君劢、王云五、曾琦等均为其他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些所谓“战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词十分讲究。 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时，使用的措辞是“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而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双十节宣言时，称他们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其中首要者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新华社陕北1948年12月25日电称之为“战争罪犯”，首要者为“头等战争罪犯”；新华社陕北1949年1月26日电又补充了一批“重要战犯”。在195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及其后历次对这些“战犯”的特赦中，被特赦的国共内战中所谓的“战争罪犯”的正式名称皆作“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与其相提并论的是“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原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战争罪犯”、“日本戰爭罪犯”。 自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蒋介石集团”是该批“战犯”的归属，也突出体现了其“非法”的性质。从1959年至1970年代的历次特赦的用词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第二次国共内战起长期坚持的立场。
国共内战中战犯的称谓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中。该文告提到「……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厅审判……」。同年10月10日，当时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双十节宣言），宣布了解放军的政策，其中提到「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这个宣言已经初步的确定了头等战犯的名单。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提出了战犯的构成条件。
在中共的正式文告中出现战犯称呼之后的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在报道中可见在人名前冠以战犯的用法，例如194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标题为「战犯傅作义作恶益甚　在平津杀人又放火决心大破坏」。
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　蒋介石等应列为头等战犯 全国身受战祸的人民均可酌情提名”的专栏文章，全文如下：
此次被提名者共有43人（并不包括黄维），即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这四十三人不仅限于中国国民党人士，其中的张君劢、曾琦、王云五等人均非国民党员。1948年12月30日，毛為新華社寫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稱：「中國人民決不憐惜此蛇一樣的惡人」。1949年1月5日，毛在為新華社寫之評論〈評戰犯求和〉一文中稱：「國民黨匪幫將告滅亡，一切大中小戰爭罪犯將捉拿治罪」。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他也是这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中被俘获的第一人。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向南京政府提出八項和平條件，首條乃是：懲辦戰爭罪犯。1月25日，中共發言人針對南京政府公佈之北上和談代表名單發表談話稱：「彭昭賢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CC派的重要幹部之一，人們認為是一個戰爭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這樣的代表。」1月27日，《華商報》以頭版頭條刊出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以「陝北觀察家」之名義指責南京政府「希望取得三個月喘息時間，整編和新編幾十個師，以備再戰，此項密令已由戰犯顧祝同發出……中國第二名戰爭罪犯美國傀儡李宗仁和南京其他偽裝主和的人們……正在散佈對於八項條件的荒謬曲解，他們說：『蔣介石既已去職，政府刻正等待共方表明對於載在他們的戰犯名單上的其他四十二名戰犯的意圖』……如果想要依靠玩弄花樣來取信於人民，那是徒然的，只有他們實實在在的執行了八項條件的第一條的第一步，即將戰爭罪犯們加以扣留交給人民政府審判，他們才有因將功折罪而獲得人民寬恕的可能」。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的《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电文中，强调了对战争罪犯以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的追捕：
194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欢迎毛主席声明　纷纷讨论战犯名单 认为尚有许多重要战犯被遗漏”为题，转发新华社电。这次公布的提名从形式上贯彻了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电指出的“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的精神，通过人民提议的方式增加了一批战争罪犯。
这次增加提出的战犯，重要战犯共计24名：军事方面6名，政治方面6名，党特方面9名，反动小党派方面3名；重要的战争鼓动者3名；地方人士提出战犯10名：北平战犯2名，上海战犯2名，广东战犯2名，四川战犯4名。合计37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中不仅包括了军政党特人物，还包括了个别如胡适、-{于}-斌这样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这份名单是随着国共内战的不断发展和国内各方人士的政治表态及政治抉择而提出的。
1949年1月28日，毛親撰《中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日本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要求李宗仁「立即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權威人士聲明中所提四十三個戰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灣等處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蔣介石、宋子文、陳誠、何應欽、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王世杰、吳國楨、戴傳賢、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等人。特別重要的是蔣介石，該犯現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國托庇於美國或英國帝國主義，因此你們務必迅即逮捕該犯，毋令逃逸。此事你們要負完全責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縱匪論處，決不姑寬，勿謂言之不預」。2月2日，《華商報》稱：谷正綱、關吉玉、彭昭賢、張群為戰犯。2月5日，毛親撰《中共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稱：「這些戰犯總是要逮捕的，任憑他們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2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宣部發給各黨報之特別宣傳指示稱：「毛澤東一月十四日聲明所提八點為亡國條件……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謂戰犯名單，將政府負責人士盡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蠻橫無理顯而易見。中共如不改變此種作風，則和平商談之途徑勢難尋覓。」2月14日，《華商報》借南開大學、北洋大學教授張國凡、劉之祥等人之口，力主嚴懲戰犯，稱「胡適是殺人不見血的傢伙，陳雪屏曾逮捕和屠殺不少愛國青年，絕不能輕易放過。陳長捷也應列入戰犯名單。」
1949年1月1日，鉴于内政外交均一败涂地的局面，蒋介石发表《》，声明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为谈判设置了五项中共无法接受的前提条件。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评战犯求和》，嬉笑怒骂，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把戏。
1949年1月14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月15日，該聲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為題发表在《人民日報》上。该声明回顾了两年半以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该声明称，
1949年1月2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宣布下野，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同日傅作义在北平发表文告宣布从即日起停战，军队开出北平城外接受改编。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同日李宗仁在声明中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
1949年1月25日中共发言人談話經新華社發表。1月26日該談話以《关于南京伪行政院重新决定 派代表向中共进行谈判问题 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　人民应有清醒头脑不为伪善的空谈所迷惑》為題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該談話回应了1月22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该谈话指出了八项和平条件的重要性，并对战争罪犯名单进行了说明，指出四十三个战争罪犯只是全部战争罪犯的一部分，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尚未发表。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1月28日，毛泽东撰寫的中共发言人谈话由新华社正式發表。1月29日该谈话以《就南京伪政府“和谈”阴谋及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 中共发言人表示严正意见》为题刊于《人民日报》。該談話要求南京政府“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即最主要者为四十三个战犯中的中国国民党高层人士。谈话称，
1949年1月31日，南京政府发言人针对中共发言人的上述谈话提出异议。2月5日，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声明由新华社发表，2月7日该声明以《对国民党卖国“政府”又犯严重卖国罪　中共发言人发表声明 惩办战犯一项必须加上惩办日本战犯》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该声明主要针对和平谈判中的日本战犯问题进行了说明，修改了八项和平条件中的第一项，并强调了逮捕国内战犯的重要性。声明称，
1949年2月26日，毛為新華社寫評論《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說，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都是不贊成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權威人士所提的那個名單。他們認為那個名單所列戰犯只有四十三個，為數太少；他們認為要負發動反革命戰爭屠殺數百萬人民的責任決不止四十三個，而是應該一百幾十個。」同日美洲《華僑日報》發表社論（轉載於三月三日香港華商報），提議戰犯名單增加五名在美的戰犯：林語堂、朱世民、陳之邁、賴璉、蔣廷黻，稱他們是「在美國積極活動授蔣內戰之禍國殃民罪犯」。2月20日，《華商報》頭版頭條刊出陝北電台廣播，稱第二批戰犯共一百二十八名，預期周內可正式發表，其中軍事方面40人、政治方面43人、黨務與特工38人、小黨派5人、其他2人。2月22日，《華商報》刊出陝北電台2月21日廣播曰：「豫北一百萬人民要求把四十軍正副軍長李振清、李晨熙列入戰犯予以懲辦」；同日又刊出陝北電台2月20日廣播曰：「隴東人民要求把馬繼援列入戰犯名單」。3月17日《華商報》稱：「各地戰犯蝟集南京。洪蘭友及內政部警總署長唐縱十二日到漢口，即可返南京，民社黨副主席徐傅霖十七日到南京」；同日該報又稱第四十軍軍長李振清「把新鄉車站內外的電桿枕木道軌等全部破壞」應補列戰犯名單。3月20日《華商報》稱，旅日華僑於2月27日在東京紀念二·二八大會上通過致「毛主席」電，呈請將屠夫陳儀列入戰犯名單，電文指陳儀「野獸般殘忍狠毒」，要求中共「加以嚴懲」。3月31日，《華商報》稱「以潘公展、方治等戰犯為首的主戰派大舉作反和平的叫囂」。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北平和谈在北平开始。由于中共不承认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宪法的合法性，故南京方面仍采1946年之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之称谓，其代表团称“国民政府代表团”。中共八项条件的头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成为谈判的争议焦点之一，双方就此进行了反复磋商，中共方面也做了一定让步。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在复李宗仁电中称， 1949年4月10日，《華商報》稱北平七家大學教授要求懲辦戰犯張耀明。4月15日双方代表团商定《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其序言及第一条中有关战争罪犯问题的内容如下：
由于《国内和平协定》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惩办战争罪犯一事在南京方面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太原善後處理工作致電徐向前、周士第、羅瑞卿、彭德懷，指出中央軍委同意宣佈梁化之、孫楚、王靖國、戴炳南4人為戰犯，緝拿治罪；其中梁化之已於4月24日城陷時自焚身亡，宣佈為戰犯有助於中共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迅速沒收其家產。8月9日，《華商報》稱：「另一戰犯朱暉日於昨下午由廣州來港。」
在战犯名单宣布后，陆续有名单上的人员被中共方面俘虏。这些战犯后被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功德林等地收押。
1955年底，公安部提出一個戰犯標準，即在國共內戰中「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國民黨軍隊將、校級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局）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黨部書記長和委員，以及特務系統的處、站長以上人員，可列為戰犯。但是，也有符合這個標準而地方已判刑的，未算戰犯，而作為一般反革命份子處理」。
自1950年代起，包括名单中所列战犯在内，部分战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至1975年，在押战犯均获得特赦。
1988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称，“对去台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的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
1989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