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 (政治人物)
周扬（），原名周運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週莧等，男，湖南益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曾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文艺界的官方领导地位，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曾遭监禁和批判；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纪委常委等职。晚年思想有巨大变化，曾向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被其批评或攻击的人士道歉，提出人性论和异化论。
生于丁未年（1907年）農曆十月初二（陽曆1907年11月7日）。1923年2月，与同岁的吴淑媛成婚。婚后，周扬携妻子到长沙读书。次年长女出生，四岁时夭折。1927年，周扬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失掉组织联系。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周扬在上海结识苏灵扬。次年，两人结婚。周扬再娶并未告之怀孕的元配妻子吴淑媛，此后周扬将怀孕的吴淑媛和两子送回益阳。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也与胡风有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随同妻子苏灵扬和年幼的女儿抵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具體領導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種文藝運動和思想鬥爭，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藝講話。在其担任文宣领导期间，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胡风、丁玲反党集团案。
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两次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周扬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进行激烈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扬被打倒，被称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入秦城监狱。1975年，周扬出狱。
1977年5月，周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78年6月12日任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兼中国作协副主席。
后兼任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晚年他的思想有巨大转变，对早期种种批判运动都有反思。陆续对胡风等被其批判过的人士道歉。
1985年5月，顾骧开始了文选的筹备工作。为了能赶在周扬生前尽快出书，他决定只收入文革后周扬新发表的文章。为此，他找到了。
1980年7月，经批准成立《周扬文集》编写组筹备组。周扬决定先出第五卷(即文革后卷)。1981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从全国文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抽调人员，正式成立了“《周扬文集》编写组”。责任编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文艺理论组组长罗君策。
1980年9月，周扬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约，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198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学术会议，周扬在开幕式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主题学术报告。报告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王若水、实际承担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秘书工作的顧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王元化提前一个月住进天津迎宾馆，全封闭写作。报告结构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四个部分。期间，王若水因家事临时赶回北京，写发言稿的任务就落在了顾骧和王元化身上。顾骧负责一、四部分，王元化负责二、三部分。其中，第四部分“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重点，很快引起党内争议——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就休会两天。3月10日，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讨论这篇报告。据在场的王若水回忆，胡乔木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说讲话在有些问题上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但周扬没有修改，经总书记胡耀邦圈阅后3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全文刊发。事态就此急转直下。3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顾骧回忆处理意见有三个要点：第一，《人民日报》也应该刊发对于人道主义的其他不同观点，不应只发表周扬的讲稿；第二，将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第三，周扬不听胡乔木的意见，不对文章进行修改，在重大问题上“不负责、不严肃”，应“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从1983年4月开始，对于周扬报告的不同意见从集中在“人道主义”方面逐渐转向“异化论”焦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由胡乔木起草的报告中猛烈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说法。十二届二中全会根据中共十二大的部署，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后来又加上了“不搞精神污染”的决定。在二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上，周扬做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從此退居二线，任中宣部顾问兼全国文联主席。1983年10月开始持续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1983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专访《周扬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 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今天在他的住处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衷心拥护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他们的讲话语重心长，为全面开展的整党工作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 他说，在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一方面着重强调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必须认真查处“三种人”的问题和其他反对党的路线、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党员的问题，另一方面把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批评了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的种种严重现象。我听了深受感动，精神为之一振。胡耀邦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以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对我既有严正批评又有热情帮助，使我受到极大的教益。现在，我想就会议中提及的有关问题谈谈我的认识。 周扬同志说，自从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经过两年徘徊，四年拨乱反正，在经济文化建设上已经走上了正轨，出现了安定团结，繁荣兴盛的景象。这种空前大好的形势是应当充分肯定，无可置疑的。但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长达十年的破坏，我们各方面工作中当然还有许多并非尽如人意的地方，理论界和文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不少。我们应当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逐步解决。作为思想理论战线的战士，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宣传各条战线的新气象，研究和回答实践中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可是，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我发表的长篇文章中却提出了“异化”这个概念来探讨。“异化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完整地、准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肃清资产阶级观点的不良影响。但是，我在当时那种郑重场合，以那种潦草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就不够虚心谨慎了。特别是在一些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之后，还固执己见，这就更加不妥。现在冷静地看，文章本身确有缺点。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性质不同的阴暗面笼统地用“异化”来概括、解释，这样就只是把“异化”这个概念任意扩大化，无助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的“异化”观点划清界线，以致有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的人们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这样，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提法，就造成了某些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这本来是我应该加以重视和注意的问题，而我当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这是我首先应当自我批评的。考虑到我在文艺界理论界的影响，我深感有负党和人民的委托。 他说，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是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观点来考虑“异化”问题的。“异化”本身是个概念，探讨理论问题当然首先要弄清楚概念，否则就无从谈起。但是，决不可仅限于从概念出发，在概念里绕圈子。正确的思想方法应当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经过对于客观材料的调查研究，反复论证，才能引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真正达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思想要从全局性的实际出发，还要由实践来检验。我在谈“异化”的时候，本意也想联系当前的改革来谈。由于我对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对于我所看到或听到的许多现象也缺乏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所以只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革也还是茫然，既提不出中肯的意见，更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所以单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如果缺少调查研究，还是无济于事的。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一定要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如果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应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一方面要作自我批评，一方面欢迎同志们批评，并且在工作中加以纠正。 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同志说：我赞成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定要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社会还要进行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状况、可能和需要，否则就难免抽象化，甚至引起误解和曲解。对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人道主义者，我们要做具体分析，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和思想家的作用有所不同。至于资产阶级政客所讲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当然，从思想体系看，各派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缺陷，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这是唯心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 在谈话中，周扬说，根本问题在于他对近年来的形势估计不正确。从党的发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深感“左”的倾向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而没有多考虑对外开放以后的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不够全面。脑子里只注重反“左”，忽视了反对右的倾向。对理论界、文艺界大量精神污染现象，既缺乏了解，又缺乏研究，对精神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估计不足。所以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周扬同志很有感慨地指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很不容易，要终身努力，终身奋斗。 在结束谈话的时候，周扬同志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我相信，通过整党，通过对精神污染现象的批评和斗争，会给党风和社会风气带来新的气象。同时，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也一定会在更加健康的道路上出现更加繁荣昌盛的局面。
后因胡耀邦出面，将批判风波平息。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未结束。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报告，开篇说：“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百篇，专门的讨论会也开过好多次。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广泛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和解决争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来共同进行的一项巨大工程。”报告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1984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此文。之后还发行了单行本，供党员学习。
1984年周扬前往南方访问，留在广东修养。1984年8月底，周扬忽然失语。1984年9月5日，周扬被送回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脑软化。1984年国庆过后，病情再次加重，1985年1月，第一次病危。1985年6月病情发展得很快进入了植物人状态。
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批评人士抨击周扬是“迫害胡风等数千人的打手，搞宗派的文艺界的蛀虫”。以学者顧骧为代表的人士认为晚年周扬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于他彻底的反思精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为“文艺沙皇”。第一任妻子吴淑媛，长女早夭，长子周艾若，次子周迈，三子周岳。第二任妻子苏灵扬，次女周密。外甥胡有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