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綠北藍
南綠北藍是中華民國的媒體約於2000年總統大選前後提出的新名詞。意指台灣西部縣市以濁水溪為界，以南的縣市泛綠選舉支持率（又稱「基本盤」）較高，以北則泛藍基本盤較大，該情形並非解嚴後即有，而是2000年後才定型的。後來發展出「（北）藍天（南）綠地」一類意思相近的說法。另外，從南綠北藍一詞衍伸出來的「跨越濁水溪」已經成為民主化政治時代兩大政治陣營獲得選民支持的象徵指標（參見臺灣選舉地理）。惟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和2020年總統大選後，中國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皆前後分別取得壓倒性勝利，且北、中、南都會區均出現大量的中間選民，故有關現象效應已減少。
傳統上比較支持國民黨的臺灣人外省和客家族群多居住在臺灣桃竹苗和大台北，另部分觀點認為國民黨政府時期重北輕南的政策是造成北藍南綠的情況。
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戒嚴時期的“黨外”和以前的民進黨，數十年以來都習慣只用台灣閩南語來動員群眾吸引選民，這自然會造成不是閩南裔台灣人的“外省裔台灣人”、“客家裔臺灣人”與“臺灣原住民”的選民，長期以來就自然會排斥“閩南黨”、“福佬黨”，又泛綠數十年來往往只強調“台灣主體性”、“台獨”，自然就會把金門選票與馬祖選票排斥在外。
所以“泛綠選票”長期以來就只能侷限在較通行台灣閩南語的南部平原地區與宜蘭縣的平原鄉鎮地區，而在外省眷村村里、與台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鄉鎮，與全國的原住民鄉、山地原住民區，與大台北都會區、以及各族群都相對均衡，台灣閩南人並不佔優勢的“花東地區”，這些較通行國語的地方選票，自然也往往偏泛藍，這是“黨外”到早期民進黨自己造成的歷史包袱，直到蔡英文當黨主席後，逐漸改變民進黨的選舉語言策略，不再那麼排斥國語，情況也才略有好轉。
「南綠北藍」的說法常被認為缺乏準確性。學界認為南綠北藍現象屬於可調整地區單元問題（MAUP）的陷阱。意即，若一樣的數據細劃為鄉鎮、甚至村-{里}-層級呈現，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
以近年幾次大選為例：以縣(市)級來看，舉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舊稱臺北縣）、宜蘭縣、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與苗栗縣等北部地區被認為是泛藍優勢的地區為典例，如其中的蘆竹、大園、觀音、新屋等桃園濱海區；宜蘭縣則以蘭陽溪以南之平地鄉鎮綠化程度較為顯著。基隆市仁愛區略為偏綠，綠大於藍約3至5個百分點左右，臺北市的士林、大同、萬華及新北大漢溪以西的三重、蘆洲、板橋、新莊、五股、樹林、鶯歌等區是泛綠佔優勢之處，使得一個縣市因鄉鎮市內族群的不同，產生兩極的政治色彩，新竹市早期為泛藍優勢之處，但自從新竹科學園區落成後，吸引大量南部縣市民眾定居，故明顯淡化了傳統上藍大於綠的結構；新竹縣竹北市因高鐵站落成及周邊商圈開發之故影響效應亦然，當今新竹市與新竹縣竹北市藍綠結構大致均等，苗栗的綠營支持者主要分布於海線，如：竹南、後龍、通霄及苑裡等閩南人居多之處。論述南部之版圖結構，高雄的左營、楠梓與鼓山、台南市東區、新營、嘉義市東區、雲林縣斗六市及屏東市及原住民公法人，由於外省人或原住民偏多，不少選舉中該地是泛藍勝出。
由此可見，「南綠北藍」一詞通常在形容採選舉模式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District System，Plurality-SMD）時較具參考價值，但對於不分區立法委員、原住民立法委員、任務型國大代表、縣市議員選舉和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等地方型選舉而言，則幾無參考價值。
「南綠北藍」的說法被視為非常不精確的劃分，事實上有更多更精確的政治版圖分析法。
「南綠北藍」有很大一部分起源於台灣「南部閩南；北部少數族群」的人口分布。因為包括外省、客家和原住民在內的少數族群主要分布在北部。無論南北，以外省人為主體的眷村和原住民部落投票傾向皆壓倒性的偏向泛藍，而且北部的客家族裔也較偏藍：另外閩南族群則較偏向泛綠，且閩南族群在南部縣市佔的人口比例較高。一般所謂的台灣四大族群分別為：就往年經驗論之，層級越低的選舉，支持泛藍的比例越高，例如村里長選舉、鄉鎮市長選舉及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泛藍仍具多半優勢，而縣市議員等級以上的選舉，選民通常較注重候選人特質、經歷及操守。在立法委員、縣市長選舉之中，藍綠比大致呈現五五波；在總統層級的選舉，2000年及2004年泛綠皆勝過泛藍。最可能的原因是愈接近基層的選舉，地方人際網絡的影響越大（尤其是在人情味較濃厚的鄉區），而泛藍在此佔據優勢；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泛綠支持者中，有較多的年輕人，年輕人往往離鄉工作，不常返鄉，他們通常只願意在較高層級的選舉中返鄉投票。
從整體統計數據來看，都會化、教育程度中高者較偏藍，不過教育程度極高與低者多為偏綠。
但這也是假象，由於戒嚴時代部分政策和政府資源分配長期重北輕南的歷史因素，外省和客家族群普遍都市化程度較高，並連帶地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實際上，外省族群和原住民無論在都市、鄉村，外省族群無論學歷，都是壓倒性深藍，可見都市化和教育程度更多是作於族群因素的代理。
也有看法認為，如果將各族群獨立看待，則每個族群內部的情況幾乎剛好相反（最多說教育程度中間者偏藍，較高及較低略綠；如醫師、律師、勞工、農民偏綠；軍公教與中產階級偏藍）。這是因為明顯偏藍的外省族群都會化程度非常高，相較其他族群受高等教育機會也高很多，把台灣人高社經地位者的泛綠及台獨傾向給掩蓋掉。
臺北市與彰化縣是很好的例子，臺北市的閩南人族群以支持泛綠居多，相對的，彰化縣的閩南人族群則是支持泛藍居多；而臺北市的都會化程度及平均教育程度較高、彰化縣則相反，彰化縣的群眾支持影響因素以地方派系的意向較深。而事實上，臺北市除了外省人之外，各族群都比其他地方綠很多。
醫師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由於過去臺灣社會醫生地位極高，因此無論男女貧富，只要能考取醫學系，家中通常會盡全力支援，幾乎不會因為家境或性別而放棄學業（通常能輕易找得到資助管道）；也造成臺灣醫師族群比例最接近臺灣實際族群比例，同時臺灣醫師界也明顯偏綠。
在2008年立委選舉時，同時舉辦反貪腐公投，由於民進黨支持者視反貪腐公投為立院擴權公投，因此很可能投下反對票，而後統計數據顯示都會區選民在此公投案投反對票的比例較高；因此可以證明民進黨是以都會區本省選民為支持主力。
一般來說，支持台獨者明顯傾向泛綠，支持統一者明顯傾向泛藍。前者以閩南人居多，後者以外省人居多，但投票傾向、意識形態、族群三者間並非絕對相關，縱使前兩者亦無100%的相關係數，這點必須留意。各政黨努力爭取的選民是以立場較為客觀及對事不對人（黨）的中間選民（游離選民）為主；他們被定義為中間選民的明顯例子是2004年總統大選：陳水扁能拿到（民進黨）史上最高票的原因在於這些選民在這一次的支持。
2008年立委選舉及總統大選中，國民黨在北臺灣大勝，雲林北港溪以北民進黨均只以未過半之選票得到兩席立法委員（三蘆地區的余天及林淑芬），嘉義地區也僅由張花冠以不到兩萬票之差奪下山線一席。國民黨在綠營傳統票倉的南部縣市亦有斬獲，例如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原臺南市及原高雄市分別奪下約51%的選票。然而由於馬政府上任後發生莫拉克風災、美牛、ECFA協定與花博等一系列施政缺失，使得翌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失去具指標性的宜蘭縣。2010年在數次區域立委補選爆冷落敗外，同年直轄市長選舉得票又大幅流失，使得媒體認為「南綠北藍」的界線又開始北移。
2012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中，泛綠陣營席次與上屆相較略有斬獲，南部選情方面，除擴大在台南五個選區的領先幅度外，在高雄市亦從泛藍陣營手中奪回高一區（旗美）、高二區（岡山)、高六區（東三民）、高七區（苓雅）及高八區（鳳山）等五區，然失掉的高九區（鎮港）則被公認為泛綠分裂（現任市議員陳致中與現任立委郭玟成爭食票源）所致。屏東、嘉縣、雲林則維持原席次分布，但得票率顯著拉近與泛藍陣營的差距；民進黨於本屆雖奪回嘉市的一席區域立委席次，但2008年立委席次丟失本因該區泛綠發生分裂所導致。濁水溪以北僅彰四區（員林）、中一區（清水）、中六區（中西東南）、北二區（大同）及宜蘭發生翻盤，其餘選區僅是拉近票數差距。
2014年縣市長選舉中，因馬英九政府施政不得民心，加上服貿協定的推出引發國人反彈，進一步引發驚動全球的太陽花學運，導致國民黨於此役慘敗，時力黨在此時誕生，民進黨縣市版圖一舉縱橫天下，贏得基隆市、桃園市和新竹市，偏綠的台大醫師柯文哲亦順利奪下首都臺北市，傳統的北藍南綠現象瞬間遭到顛覆。
2016年立委選舉中，國民黨版圖大幅萎縮，僅固守中永和及新店、竹苗地區、中壢平鎮、台中屯區、山線及大烏龍區、彰一區、南投縣以及山區。同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國民黨僅守住花東及金馬等傳統深藍票倉。
2018年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除了收復2014年縣市長選舉失去的中部和東部縣市，國民黨的韓國瑜擊敗民進黨的陳其邁，拿下自近二十年來都是民進黨執政的南臺灣第一大城高雄市，及成功將台南市的得票率差距壓縮在負百分之五以內，突破了南綠北藍現象。
2020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中，大致回歸2016年綠大於藍的版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在台灣西部僅以低空守住藍化程度較高的新竹縣、苗栗縣及南投縣，另收復新竹市及彰三區。東部則以不到一萬票之差距奪回長期優勢的花蓮縣。立委席次雖小幅成長，但多個國民黨勢力長期盤據的選區均告落敗（如：北四區、中二區、中五區、彰一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