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刺在背传说
刀刺在背传说（又译为匕首传说或背后一刀传说；德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流传的传言，具有政治宣传的作用。該傳言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會戰敗，是因為德軍在前線作戰，而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卻在國內煽動革命和輿論，使政府不得不向敵國投降。由于德国战败，不少德国民族主义者怀恨在心，就用这个传说谴责外国人与非民族主义者出卖德国。
大多数德国人曾支持或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因此而受害。在德国或较中立的角度来说，一般认为俄罗斯借助巴尔干问题扩张。很多德国人都视战争为对抗“东方侵略者”的永久抗争。考虑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国之扩张之餘，法国因普法战争之败而生的复仇主义也是开战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德国人而言，英国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由于德国的崛起破坏了英国在贸易上的垄断，故此英国也被视为企图借助支持比利时的中立（德军的施里芬计划），肢解德意志帝国的势力。
战争的开始，在最初的确消除了德国社会的分化。新教路德派教徒、天主教教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右翼势力与自由主义分子都因战争而团结。不过，随着战争的变化，原本的分化再度出现。天主教徒、社民党人与犹太人对战争之热情减退，令其对国家的忠诚受到质疑。借助发战争财的人士与参加罢工的工人也遭到批评。克虏伯就因为替交战双方提供军备，而遭到别人的谴责。个人利益往往被其他行业牵引着。德国政府设立最高价格管制以干预经济，而商人则以转移生产目标作回应，造成物资短缺。以上情况令社会紧张，经济秩序受到破坏。在1917年，单单在德国就有五百次罢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社会之不安，往往是经济因素居多，而非人民是否爱国的问题。虽然德国的生产力在1917年到1918年时大幅下跌，但其实当时德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最高峰，无法再增加产量。根据后来的统计，德国根本无能力与英国、法国和美国打消耗战而取胜。德国的确是欧陆大国，但她的工业产量与人口完全比不上整个协约国集团。虽然她打败了俄国，但同年美国之参战，已注定德国后来的失败。美国仅仅在战争最后一年才加入战场，而其国力又远胜德国。
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指出，霍亨索伦家族在战时未能察觉到协约国的宣传，以致失败。因此，纳粹党在德国当政期间，一直尝试掌握当时协约国如此成功的宣传策略。虽然德国被视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但她的停战建议就几乎全被否决。在战争第二年，双方都认为，签订没有割地赔款或领土得益的条约就等于政治自杀。因此，德国当时的建议是要求保留她占据的比利时之领土。
鲁登道夫断言，协约国要求之和议将与德拉古式条约无异。然而，德国人民并不相信他的理论，却深信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德国社民党在战前早已是德国的著名民主派，协约国承诺和议与在其后恢复德国主权，更赢得以上党派的一致赞同，大力支持停战。战争持续下去，德国的盟国也开始质疑打仗的理由。
1918年11月11日，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而鲁登道夫的预言就几乎马上实现。虽然战争完结了，但英国继续封锁欧陆长达一年，令德国物资短缺，民不聊生。魏玛共和国政府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更被认为是极度苛刻，完全不是德国人民在最初所期待的。
然而，凡尔赛条约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德国必须割让约一成的领土、让莱茵兰非军事化、让法国占领萨尔区和付出大量赔款（分70年还债，直到1988年）。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罪责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对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
然而，在战后几年内，协约国愿意减少赔款，让德国能对抗苏联的扩张，德国最后只付出了赔款的八分之一（详见洛桑会议）。
德国投降后，协约国从没有占领德国领土，而当时西线的德军仍在法国北部。而且，当时列宁与德军议和，在3月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国夺得大量俄国在东欧之领土与赔款。这代表德国打败了俄罗斯，也表示当时德国仍有胜利之机。于是，很多德国人都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没可能会战败。换句话说，只要政府代表没有“卖国求荣”，而国家又没有因革命而崩溃，德军一定会取胜。对一些德国人而言，即使必须求和，他们也相信协约国会根据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
条约之所以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最主要还是它被认为严重损害德国主权与民族尊严。
于是，德国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与前军事领导人就藉此諉过于人。最著名的代罪羔羊就是威玛共和国的领导层、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国际犹太人”，亦即被认为“为富不仁”的犹太人。以上人士统统被称为“十一月罪犯”，被指为出卖民族的罪人，包括批评德国民族主义、煽动叛乱、煽动军事工业之罢工与牟取暴利。最重要的是，“十一月罪犯”被指叛国，与所谓民族大义相违背。
以上的论调很大程度上源於停戰時德國仍保有若干軍事優勢的假象：德国投降之时军隊仍然留在法国与比利时，尚未有波及德国领土。在1918年初，鲁登道夫发动的皇帝攻势更几乎兵臨巴黎，德國國民(甚至前線官兵)對於1918年下半年起的軍事失利所知不多，結果在一種樂觀的、自認可以取勝的氣氛下意外地得知戰敗。部分不满现状的德国人，就指责军事工业的工人在战事的紧急之際发动罢工，引致德军军备不足，令其失败。他们声称罢工乃叛国行为，而犹太人则要负上最大责任。
这忽略了德国在战争上的位置，也忽视了个人的力量如何在前线被边缘化。随着战争经济的发展和总体战之出现，其实可能是全新的战争模式令德国战败。
无论如何，刀刺在背传说在战后广泛流传，后来并令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纳粹党能借之获得公众的支持。1919年，德国革命仍然持续。共产党人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最后被右派的自由军团镇压并推翻。由于此苏维埃的领导成员大多是犹太人，故此反犹太主义者在进行宣传时，便为犹太人扣上“卖国的共产党人”的名號。
在战争后期，德国实际上被一个军事独裁统治，亦即当时的最高陆军指挥。冯·法尔根汉因凡尔登战役而辞职，由兴登堡接任参谋总长。兴登堡则任命鲁登道夫为首席参谋长。二人負責协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关战役之安排，掌管大权，亦即“第三最高陆军指挥”。德国在西线的最后攻势失败后，最高指挥决定改革政府。鲁登道夫表示：“我已经向陛下请教过，现在就要让他们（文官）重新掌权。实在很感谢他们的贡献。所以，只要我们让他们当部长，他们就可以去（跟协约国）议和了。”
1918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威玛共和国派出文官代表，与协约国签署停火令，正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政府承认了凡尔赛条约，并因此要割地赔款。
由于当时十一月革命爆发，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而军方又放弃了行政力量（鲁登道夫自己就在9月逃到瑞典），作为唯一仍然能运作的德国政府，威玛政府被认为是“被迫”求和。面对协约国的军事压力，新政府只好答应签署凡尔赛条约。上述的军方高层在表面上鄙视条约，但其实是在找藉口推卸责任。战争结束后，协约国没有占领德国，也没有进行任何战争罪行的审判。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人就被推崇为“未被打败的战争英雄”。这些战时将领更可以悄悄准备推翻共和国——那个在他们努力下成立的共和国。
后来，鲁登道夫更在1923年11月8日协助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发动啤酒馆政变。国防军更在纳粹党成立初期提供资助；1933年1月30日，当时已届八十五高龄的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传说在1919年中开始流传。当时鲁登道夫与一名英国将军尼尔·马尔科姆（Neil Malcolm）吃午餐。马尔科姆就问他对德国战败的看法。鲁登道夫用数个理由解释，例如国内生产问题拖累了德军。马氏就问：“那么，你们就好像被人从后插了一刀似的，对吗？”马氏的比喻，对正中鲁登道夫的下怀。鲁登道夫就把这个名词介绍给参谋部成员，指出“刀刺在背”就是传言的“正式”名字，并让传言在德国散播。极右派政治势力就利用这传说攻击共和政府，指出政府要为德国的失败负责。而且，极右派还用上“十一月罪人”之名词，意指为负责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政府官员，也指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等。他们也指出，那些“不够爱国”或不支持军国主义的德国人也是罪犯。另外，参与德国革命、推翻帝国政府和建立威玛共和国的一干人士，也是罪犯。
极右派对此理论的依据，大多是关于如库尔特·艾斯纳一般的人。根据艾斯纳所言，他是一个在柏林出生的犹太人，在慕尼黑生活。由1916年开始，艾斯纳就撰写文章，谴责战争为不义之战。他又积極参與於慕尼黑的革命，更在1918年11月9日代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宣称巴伐利亚为自由邦，废除了统治该州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艾斯纳于2月21日被一名极右翼学生刺杀身亡。
而且，威玛政府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借助国防军与自由军团大力镇压工人起义。局势稳定后，威玛政府依然容忍极右派势力，并未加以镇压。也许基于它的容忍，极右派势力反而更张狂，每每针对政府，甚至刺杀如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和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等人。在商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手下的极右翼传媒就大肆将共和政府之官员和犹太人打成“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