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咸
文咸爵士，Bt，KCB（，），又譯般咸、般含、文翰、蒙咸或濮亨，英國東印度公司及殖民地官員，1836年至1843年出任第四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後於1848年至1854年出任第三任香港總督，並兼任駐華全權公使及駐華商務總監等職。
不同前兩任港督，文咸在任時聲望良好，亦平息了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不滿。文咸在任港督期間為定例局首次引入非官守議員的議席，又成功緊縮開支，以及爭取使香港地契由75年延長至999年。另一方面，文咸任內亦曾多番與清廷兩廣總督徐廣縉交涉，要求准許英商踐約進入廣州城，但最後沒有下文。文咸曾於1853年訪問南京與太平天國領袖展開會談，會談的不快促使英國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的態度。
文咸在1803年9月7日出生於英國根德郡法弗舍姆，是父親喬治·般咸上校（Captain George Bonham）與第二任妻子依莎貝拉·拜恩斯·伍德蓋特（Isabella Baines Woodgate，？－1852年6月18日）所生的長子，夫婦兩人在1802年10月28日結婚。在此以前，喬治·般咸上校曾在1797年3月18日與寶麗娜·勒欣頓（Paulina Lushington）結婚，但二人不久在1802年6月離婚。
文咸有一同父異母的兄長，名叫喬治·威廉·般咸少校（Major George William Bonham），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另外，文咸另有胞妹叫依莎貝拉·夏洛特·般咸（Isabella Charlotte Bonham，1808年4月16日－1872年2月5日），她在1825年2月19日嫁給比利時的約瑟夫·費迪南·都儲蒙伯爵（Comte Joseph Ferdinand d'Oultremont，1797年2月27日－1869年4月11日）。
文咸一家乃英格蘭雅息士歷史悠久的地方望族，祖上塞繆爾·般咸上校（Captain Samuel Bonham，1677年－1745年2月28日）靠奴隸貿易發跡，1740年在雅息士建成家族宅第奧實府（Orsett House）。至於文-{咸}-的父親也同樣從事出海貿易，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可是他在1810年於南中國海指揮東印度公司船隻「真英國人號」時遇上颱風，船隻遇險，而他的父親因失蹤而被判定遇險身亡，當時文咸只有7歲。
儘管文咸年幼喪父，但這沒有影響他跟從亡父與及同父異母的兄長，選擇加入東印度公司工作。文咸早年參加過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法律課程，學成後即於1818年獲公司指派工作。
文咸最先在1818年被派往英國位於印尼蘇門答臘的殖民地，明古連（今明古魯省）馬爾博羅堡擔任抄寫員，至1823年獲擢升調到星加坡（今新加坡）出任參政司（Resident）助理。至1833年12月，文咸獲委任為星加坡參政司，任內曾在1834年至1835年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為期數月。
在1836年11月，文咸進一步獲委任為海峽殖民地總督，當時年僅33歲。在任三洲府總督期間，他同時主管了馬六甲及星加坡地區，1837年至1843年時還兼任威爾士太子島（今檳城檳榔嶼）總督。在任內，為了削減開支，他致力於精簡當地的司法架構，除了限制執業律師的人數外，更親自負責審理案件，以提升法庭的審案效率。此外，文咸任內選擇以星加坡為辦公地點，自他以後，歷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都在當地辦公。文咸後於1843年1月卸任總督，返回英國。
過了一段日子後，文咸再被起用，於1848年被委為第三任香港總督。在此以前，文-{咸}-的前任戴維斯爵士曾因為大肆徵稅以致大失民心，相反，文咸在任海峽殖民地總督期間，當地政通人和，頗受愛戴，再加上文咸向以為人務實敦厚著稱，又具管治華人的經驗，因此在得到時任外相巴麥尊勳爵的力薦下，英廷選擇以文咸為港督，試圖挽回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信心。
在上任之前，英廷特別向文咸授予CB勳銜，他未幾在1848年3月21日抵港履新，除了港督職務外，他還同時兼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和香港島海軍中將，全面主理對華的外交及貿易事務，在同年4月8日，文咸復以威妥瑪出任港督私人秘書。文咸曾於其他殖民地任職，富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經驗，這亦使他成為首位在殖民地政府出身的港督。
文咸上任港督以後，立即著手於挽回民心。一方面，他宣佈取消前任總督設立的不合理稅收，使華人不再罷市離埠；另一方面，為了討好不滿的英商，在得到時任陸軍及殖民地大臣格雷勳爵的准許下，文咸在1849年11月邀請十五名非官守太平紳士，表示打算委任其中兩人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十五名太平紳士隨後在同年12月推舉出渣甸洋行大班大衛·渣甸及威廉·渣甸的外甥約瑟·艾德格出任議員，其中又以大衛·渣甸出任首任首席非官守議員，兩人其後於1850年6月正式履新。自此以後，歷年定例局內皆置有非官守議席，而渣甸洋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定例局（後稱立法局）更必定佔有席位。
雖然文咸曾認為「學習中文會使人頭腦糊塗」，他本人亦對於在政府晉升懂中文的人士顯得十分抗拒，但文咸其實也十分關注華人社區的利益。在任內，他准許華人領袖負責解決發生於華人社區的民事糾紛，而對於法院出現對華人不公的審訊，他亦會運用總督特權加以介入；此外，文咸又引入不少措施，防範對英國法律欠缺認識的華人遭人蒙騙。
文咸在香港的政策成功地挽回民心，使政府重拾英商、英籍與華籍居民的支持，這使得其功績深受英廷肯定，並決定在1850年向他授予KCB勳銜，成為爵士。
儘管撤銷了前任港督立下的種種苛稅，但政府的財政問題卻更形嚴重。為了解決港府的財政問題，文咸曾經一度不支取薪金，而且還擱置不少已計劃好的大型工程，當中擬建的香港動植物公園更被無限期押後，到1864年方才建成。此外，文咸任內又削減警隊規模，合併政府職位，甚至將部份政府工作外判，以求大幅削減政府開支。
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土地買賣，以及增加土地拍賣的收入，文咸仿傚星加坡，在1849年3月3日刊憲宣佈香港地契有效期將由原先的75年大幅延長至999年，意味土地擁有權之穩定性將獲得大幅度的保障；同時間，政府又撤銷拍賣土地所收取的拍賣稅，但改為向拍賣商收取牌照費。文-{咸}-的賣地政策除了得到商人歡迎，也大大助長了香港的土地買賣，為政府庫房帶來可觀的收益。
文-{咸}-的開源節流政策使港府財政狀況得以大大改善，港府開支由1846年的49,000英鎊減至1847年的36,900英鎊，到1851年更進一步減至15,500英鎊。英國殖民地原本計劃每年向香港撥款不多於25,000鎊，但至1850年時，香港提出的撥款要求已自行減至少於20,000鎊，到1854年時更減至少於9,000鎊。大抵上，文-{咸}-卸任以後，撇除軍費開支，港府基本上已做到財政自給。
雖說文咸任內減少基建工程，但他仍在1851年動用14,940鎊，命令總測量官急庇利興建港督府。港督府在1855年正式竣工，其時文咸已經卸任，因此他沒有機會搬進港督府。終文咸一任，他一直租借渣甸洋行位於灣仔面海的樓房，作為辦公和起居的地方。而除了港督府外，1847年奠建興建的聖約翰教堂亦在1849年3月11日落成啟用，教堂前後共銀8,736鎊，後於1852年獲晉升為座堂，至於香港聖公會的首任會督施美夫則獲文咸委為教育委員會主席，主管教育事務。
此外，在1851年12月28日，上環（今蘇杭街一帶）發生大火，燒毀房屋四百多座，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並留下大堆瓦礫。很多人對本來對瓦礫的處理甚感苦惱，但文咸想到把瓦礫推到附近岸頭，填海造地，既可增加土地供應，又可輕易處理瓦礫，一舉兩得。文咸填海計劃在1852年展開，是為香港第一個正式的填海工程，計劃使維多利亞港上環及中環西部一帶開闢不少土地，自此以後，港府接續對維港進行大小的填海。
文咸任內亦於1848年11月建成了香港第一所的公立醫院，但大抵而言，當時香港的醫療設備及衛生環境仍十分落後，而且疫病更經常在香港肆虐。僅就1850年而言，在流行性疾病橫行下，香港一年有百分之十的外籍居民染病死亡，其中軍隊更佔上外籍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二十。
在文咸任內，香港的海盜活動非常猖獗，屢有沿海居民及商船遇劫，當中以徐亞保及赤柱黃麻角人士「十五仔」的兩股海盜最為活躍。在1849年，文咸下令派海軍聯同清廷水師剿盜，使徐亞保一方重創敗逃；英軍同年又擊潰「十五仔」的勢力，最後向清廷投誠。翌年，英軍所發現徐亞保蹤跡，並在大鵬灣再度重創徐亞保及其餘部，徐亞保後於前赴清廷投誠途中被部眾出賣，最後被英軍所拘捕，並於獄中自縊身亡。
除了中國海盜以外，文咸任內的香港水域也有外籍海盜出沒。在1851年6月，英籍海盜芬頓登上葡萄牙船隻劫掠，並殺害兩名葡籍軍官。芬頓後於同年12月再度作案時被捕，翌年1月被法庭宣告無罪，結果引起了澳門的葡國殖民地政府大為不滿。文咸本身與澳葡政府保持了良好關係，在文-{咸}-的介入下，芬頓被改判三年有期徒刑，事件才得以平息。
終文咸一任，最初香港雖然海盜為患，但經他加以大舉掃蕩以後，香港水域的海盜問題在他任內終於得以大幅度改善。
自從《南京條約》在1842年簽訂後，英方一直要求履行進入廣州城的條款，幾經爭論，前任港督戴維斯爵士才於1847年與時任兩廣總督耆英達成協議，答應兩年後讓外國人入城。
文咸對清廷能否履約十分關注，在上任後不久，文咸在1848年4月29日登上停泊於虎門的英艦，會見新任兩廣總督徐廣縉，商討有關踐約入城的事宜。雖然徐廣縉特意登上英艦以示坦白，但兩人在有關議題上卻毫無進展。未幾，文咸在同年6月7日致函徐廣縉，正式表示應就明年4月開城前的細節準備展開磋商，惟徐廣縉此時以入城激起民怨，做成困擾為由而加以拒絕。此後，雙方多次進行書信來往，仍未能將問題解決。 當時的英國外相巴麥尊勳爵曾建議英方作出讓步，將入城的權利縮減至僅限於文咸及英國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兩人，但巴麥尊勳爵隨後改變立場，認為硬要進入一個充滿敵對態度的城市，實屬無謂，故此打消了讓步的念頭。在同年12月，巴麥尊勳爵復致函文咸，表示可將有關議題暫擱。
在1849年1月，中、英雙方再就入城議題展開討論，文咸與徐廣縉二人復於2月17日至2月18日在虎門舉行兩日會談，惟雙方始終沒有進展，徐廣縉指入城將致「民情憤激，眾怒難犯，非官所能禁止」，而文咸則堅持踐約，並表示福州、上海都可以入城，如果廣州繼續拒絕入城要求，將會率艦到天津「伸冤」。徐廣縉隨後向文咸表示，入城決定須進一步上請京師，故未能立即答覆，而文咸為了儘早得到回覆，曾表示願意提供快船代為傳遞信息，但被徐廣縉婉拒。
未幾，京師在同年3月下詔，表示為了踐約，容許英國人入城一次，但下不為例，惟而有關建議仍為徐廣縉所反對。徐廣縉認為，英國人一旦入城，將會導致人心瓦解，內外交訌，不可一試。同時間，文咸為了展示英方實力，特地將三艘軍艦調到香港，並以小艇測水探路，以示恫嚇，但這樣卻進一步激起廣州民情。在得到徐廣縉支持下，廣州十三行在3月開始停止通商，而民間更組織團練十萬，防範英國人入城，形勢十分危急。貿易中斷後，各國外商損失慘重，為了重開貿易，英商士紳遂向文咸發聯署信，要求擱置入城要求。
受到各方壓力下，文咸終在1849年4月9日致函徐廣縉，信中表示「所爭論的問題沒有進展，只得暫時擱置」，根據文咸與及英方的信中原意，入城議題只因為沒有進展而暫時擱置，但有關信件被英方的德籍翻譯郭士立翻譯後，卻變成「所議之款，今如前未定，必須存候也」，結果根據徐廣縉的解讀，就以為英方已經永遠放棄進入廣州城的要求，並且向道光帝加以稟報。
有關入城踐約之爭後隨著貿易重開而被擱置下來，但數個月以後，文咸復提出入城之議，惟徐廣縉以貿易已經恢復而加以拒絕。在1850年，文咸曾遣人到上海及天津向大學士穆彰阿及耆英遞信陳情，但都沒有下文，此後入城踐約一事就慢慢被擱置下來。終文咸一任，外國人始終不能進入廣州城，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廣州門禁才得以打破。
在1851年1月，拜上帝會創辦人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聚眾建立太平天國，實行揭竿起義，試圖推翻積弱的清廷。太平天國的起義很快席捲整個江南地區，及至1853年，太平軍人數已暴增至五十萬人，大軍更在同年3月攻陷南京，並將之定為「天京」，一時之間，聲勢十分浩大。
當時外國對於清廷及太平天國誰勝誰負，沒有把握，因此初時多表示保持中立。由於太平天國主張信奉上帝和基督，而領袖洪秀全更自命「天王」，與基督以「天兄」相稱，因此引起不少外國人的興趣。其中，為了清楚了解太平天國的對外態度，文咸在1853年4月27日乘坐「HMS赫爾梅斯號」（"HMS Hermes"），親自抵達「天京」訪問洪秀全。 文咸抵達不久，就因宮廷儀規而未能直接與洪秀全見面，但他的翻譯密迪樂就成功拜會「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然而，在與太平天國交涉期間，文咸對之大感失望，儘管他得知洪秀全承諾讓外國人在太平天國內自由通商，但他卻拒絕承認清廷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文咸曾言如果太平天國拒絕承認外國在華通商權益，將使英國協助清廷一方，但太平天國一方卻不為所動。另一方面，文咸發現太平天國的人生活十分腐敗糜爛，窮奢極侈，而且對外國人不表歡迎，與想像中的基督徒社會有很大出入，這使文咸對洪秀全及太平天國留下不佳印象。
文咸返港後對英國提交報告，報告內對太平天國的描述，促使英方決定繼續保持對兩方中立的態度。與此同時，內地的大規模起義使局勢十分動盪，更因此觸發了自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的大規模難民潮。為了逃避戰火，大批難民自太平天國起義後紛紛湧入香港，在1848年，香港島人口僅21,514人，但及至1853年，人口已增至39,107人。有關的人口增長持續至後來起義軍實力減弱而相應回落。有鑑於有太平天國成員紛紛隨難民入境活動，影響香港治安，文咸又在1854年立例遞解太平天國及天地會成員出境，至同年12月21日，被遞解的人數多達一百多人。
文咸在任港督期間，由於身兼全權公使及商務總監，因此經常不在香港。文咸不在香港期間，香港事務皆由香港副總督所負責。文咸任內共有兩位副督，第一位是士他花利少將，他在1851年2月25日卸任後，副督一職由乍畏少將接任。
在1852年3月，文咸因為健康理由而返英休養，至1853年2月才返港繼續職務，期間港督一職皆由乍畏少將署理。此外，文咸返英休假期間，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在1852年4月14日起暫代商務總監職務，期間於港督官邸辦公，至1853年2月16日為止。在英國期間，為表嘉許其對大英帝國的服務，文咸在1852年11月27日獲維多利亞女皇晉封為從男爵，封號為“威爾特郡馬姆斯伯里的文咸從男爵”）。
文咸在1854年4月12日卸任港督職務，並由寶靈博士接任，他從此退出了殖民地服務，1857年3月獲委任為北孟加拉鐵路公司（Northern Bengal Railway Company）主席。文咸後於1863年10月8日在英國倫敦帕丁頓病逝，終年60歲。死後與亡妻一同安葬於倫敦肯薩爾園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
文咸在1846年6月16日在倫敦漢諾威廣場的聖喬治教堂舉行婚禮，迎娶埃倫·埃米拉·巴納德（Ellen Emelia Barnard）為妻。埃倫的父親為托馬斯·巴納德（Thomas Bernard），曾任職於東印度公司，於孟買當公務員。埃倫與丈夫同以善於交際著稱，她後於1859年4月3日逝世，夫婦兩人育有一獨子：文咸在歷史上獲得了良好的評價。文咸為人以公正、敦厚、大方隨和以及富有活力著稱，這使得他深受殖民地的英籍居民愛戴；而他往往有考慮英商的利益，亦使他不像香港首任總督砵甸乍爵士和次任港督戴維斯爵士那樣，遭到英商杯葛和向倫敦告狀。在他的治下，不論是海峽殖民地還是香港，局勢都相對平靜，殖民地各方面平穩發展，而時任外相巴麥尊勳爵亦曾讚揚，指文咸擁有「實事求事的常識」（practical common sense）去將殖民地治理好。
著名香港史專家安德葛（G. B. Endacott）曾評價認為文咸具「親和力、思想細密，以及明白有甚麼事最好不要理會」，本身亦沒有「刻意顯露自我或表現自己的領導才能」，他的種種處事作風，使安德葛同意文咸是香港開埠以來的「首位模範港督」（the first model governor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