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惡臭
大惡臭（）是1858年7月至8月中倫敦發生的環境災難，当时大量排泄物和工業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泰晤士河，又逢夏季高温，細菌滋生致使伦敦臭氣熏天。始建於17世紀的泰晤士河兩岸污水渠設計还不完善，又經兩個世紀老化，污水直接入河。問題累积多年未有嚴重影響，但污水渠系統升级方案迟迟不得批准导致問題加劇。人们担心污水形成的瘴氣會散播传染病，亦认为事发前的三場霍亂與泰晤士河的狀況有著一定關係。
事後，國家和地方官員因懼怕臭味及後續影響而積極地採取行動。當局接受土木工程師約瑟·巴素夕的建議，在河流兩岸修建排污網絡及相關的截流管道，以把污水東移至都會區外的排污口排放。渠務工程於1859年初展開，1875年竣工。為了加強排污效能，巴素夕在系統內增設兩座泵站，以便將污水從低地管道抽升至高地管道。克羅斯內斯泵站和阿貝米爾斯泵站均出自巴素夕和另一位工程師查理斯·戴華亞之手，而它們後來均被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列為登錄建築。巴素夕其後再在泰晤士河以北一帶修築維多利亞堤岸、切爾西堤岸、阿爾伯特堤岸，以便在當區鋪設低地管道。
巴素夕的渠務系統除了確保污水不再被傾倒在泰晤士河岸邊，還令霍亂在倫敦徹底成為歷史。歷史學家約翰·多克薩特認為他可能比維多利亞時代的任何一位官員做得更好，挽救更多生命。渠務系統直至21世紀仍在運行，為這座人口超過850萬的城市提供服務。歷史學家彼得·阿克羅伊德認為巴素夕是拯救倫敦的英雄。
自17世紀開始，倫敦開始修建紅磚下水道，弗利特河和部分河段因而被覆蓋。僅僅一個世紀，倫敦便建造了逾百條下水道。1856年，倫敦大約建有20萬個污水池和360條下水道。可是，下水道的維修狀況參差不齐，部分污水池不時洩漏甲烷和其他氣體，甚至爆炸起火，導致人命傷亡。19世紀早期，倫敦的供水系統漸見改善。1858年，市內許多中世紀木製水管都被置換為鐵製品。供水系統的改善，加上抽水馬桶的引入流通和城市人口膨脹，導致更多生活污水流入下水道。另外，工廠、屠宰場和其他工業活動的排污為下水道系統帶來進一步的壓力，令情況雪上加霜。大部分污水要麼溢出倒灌至街道上，要麼直接傾注入泰晤士河內。
1855年7月，科學家麥可·法拉第致信《泰晤士報》，描述當時考察泰晤士河的情況。他表示河流狀況令人震驚，為了「測試河流混濁度」，他把數張白紙扔進河裡，結果下沉不到2.5厘米（1英寸）便不見蹤影。他在信中指出：「污物在橋樑附近捲成雲團形狀，我甚至能在水面輕易看到它們，可證其濃稠程度……河流氣味非常難聞，是整個水域的通病。它的氣味與從街上溝渠冒出來的簡直一模一樣。當時整條河猶如真正的下水道。」1857年，市政府無法忍受河流惡臭，於是把白堊石灰、漂白粉和石炭酸倒入河道，試圖消減臭味。
當時英國正處於維多利亞時代，醫療衛生從業員大多認為傳染病傳播是基於瘴氣理論，即大多數傳染病是由吸入受污染的空氣而引起。傳染源包括腐爛的屍體或污水的氣味，腐爛的植物，以及患者的飛沫等等。19世紀，霍亂開始在歐洲流行蔓延，染疫人數不斷上升。霍亂傳播速度快且死亡率高，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更認為瘴氣是其傳播載體。
1831年，倫敦爆發首次重大霍亂疫情，造成6,536人死亡。1848至1849年，倫敦爆發第二次霍亂疫情，造成14,137人死亡。1853至1854年，霍亂三度爆發，10,738人染疫死亡。第二次爆發期間，倫敦醫生約翰·斯諾留意到部分由蘭貝斯、南華克以及沃克斯豪爾三間公司供水的地區，霍亂患者的死亡率比其他地區為高。1849年，斯諾發表了題為《霍亂傳播模式研究》的論文，提出疾病通過水源傳播而非瘴氣的理論，但當時未受重視。在1854年寬街霍亂爆發事件後，斯諾發表第二版論文，添加了寬街事件的水污染調查內容。斯諾判斷寬街的公共水泵是污染源，並成功說服當局移走水泵手柄，從而阻止居民飲用受污染的水。事後，霍亂患者的死亡率下降，疫情得以遏止，並發現源頭是抽水井附近的一段下水道發生滲漏。
19世紀，負責監督倫敦下水道管理的市政基礎設施歷經數次改革。1848年，在社會改革家愛德溫·查德威克及皇家委員會的敦促下，正式成立。委員會取代了八個倫敦下水道管理機構的其中七個，是自亨利八世以來首次有單一機構完全控制首都的衛生設施。1844年的《建築法》規定所有新建築的排污系統必須連接下水道而非污水池，委員會於是著手把污水池連接至下水道，甚至把它們完全拆除。但是，委員會擔心下水道的瘴氣會傳播疾病，因此查德威克及其繼任者病理學家約翰·西蒙均保證會定期沖洗下水道，但此舉卻導致更多污水流進泰晤士河。 1849年8月，委員會任命為助理測量師。巴素夕一直在鐵路業擔任顧問工程師，後來因過度勞累導致健康狀況嚴重惡化，才不得不退下火線。擔任委員會成員是他重返職場後的首份工作。在總工程師弗蘭克·福斯特的領導下，巴素夕開始為城市下水道製定更有條理的規劃。然而，福斯特在期間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最終在1852年離世。巴素夕其後接替已歿的福斯特，出任總工程師，並繼續制定和完善下水道系統發展計劃。1855年的《》以取代原本的大都會下水道委員會，並接管後者的職能。
1856年6月，巴素夕完成下水道系統的最終方案。方案提議設立直徑0.9米（3英尺）的小型本地下水道，污水會經由這些管道流進一系列大型污水截流管道，再輸送至高3.4米（11英尺）的主排污管道。河流兩岸的污水則由和兩大系統管理。倫敦被劃分為高、中、低三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一條主要的截流管道，另計劃建造一系列泵站以清除城市東部的污水。巴素夕的方案建基於福斯特的遺產，但規模更大，容許的人口增長數量亦比福斯特為多（從3萬至450萬）。巴素夕其後把方案提交予，但豪爾對於下水道排污口仍處於首都範圍內的設計有所保留，故無法接受方案。討論期間，巴素夕按照豪爾的要求修改完善方案。1856年12月，豪爾把計劃上交至由三名顧問工程師組成的小組，成員包括英國皇家工兵部隊的上尉、在兩家自來水公司擔任土木工程師的、的總工程師湯馬士·布萊克伍德。1857年7月，小組向豪爾提交報告，建議更改排污口的位置。同年10月，豪爾把報告轉交大都會工程委員會。小組建議的排污口屬開放式下水道，而且比委員會提議的位置遠24公里（15英里），導致整個計劃的成本超過540萬英鎊，大幅超過巴素夕原來方案的240萬英鎊最高估值。在1858年2月的大選中，由巴麥尊勳爵領導的輝格黨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由士丹利勳爵籌組的，其中接替豪爾，而本傑明·迪斯雷利則出任下議院領袖和財政大臣。
多年以來污水一直傾入泰晤士河，但直到1858年中期當局仍未採取任何行動解決問題。作家查理斯·狄更斯在他的長篇小說《小杜麗》（連載於1855年至1857年）中，描述泰晤士河「本來十分清澈，但漸漸演變成一條致命的下水道」。狄更斯在致信友人時提及過河的經歷，指臭氣把他熏得頭昏腦漲，胃裡難受。社會科學家和記者則指泰晤士河潮間帶「部分沉積物深度超過1.8米（6英尺）」，而且「整片區域都充滿髒物」。1858年6月，倫敦在天晴時溫度一度升至48°C（118°F），而天陰時則下跌至平均34°C至36°C（93°F至97°F）。持續高溫加上長時間的乾旱，導致河流水位急劇下降，而經由下水道排出的未經處理污水則留在河岸上。維多利亞女皇和阿尔伯特亲王本來打算乘船遊覽泰晤士河，但最終不敵河上惡臭，短短幾分鐘便回到岸上。新聞界很快便把河流的臭味問題稱為「大惡臭」。其中，《城市新聞》的社論指臭味是「無法以文雅之辭形容，總之就是很臭，一旦吸入便刻骨銘心，若你歷經此事卻大難不死，實屬好運」。《標準報》的作家同意這一觀點。報章記者把河流形容為「傳播疾病和斑疹傷寒的元兇，令人憎惡」，而另一位則指「河流排出的有毒氣體與流入污水的增加成正比」。《倫敦新聞畫報》的社論亦批評政府：
河流惡臭問題在6月愈發嚴重，甚至影響坐落河畔的下議院。強烈的氣味干擾議員們的集中力，令他們無法議事。為此，大樓職員把窗簾浸透漂白劑再掛到窗邊，試圖阻擋臭味滲入。可惜的是，相關措施並未見效，議員們更一度討論是否應把行政機關轉移至牛津或聖奧爾本斯。根據《》的報導，下議院領袖迪斯雷利在進入會議室後不久便與其他委員會成員一同離開，氣味之濃烈更導致他「一手抱著一大堆文件，一手用口袋巾掩蓋口鼻」。惡臭中斷下議院的立法工作，部分議員因而提出質詢。按《》所記載，國會議員把議員因惡臭而無法使用會議室或圖書館一事告知曼納斯勳爵，並詢問他「有否採取任何措施來減輕惡臭及其衍生的滋擾」。曼納斯回答布雷迪時指泰晤士河並不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四日後，另一位議員質問曼納斯：「在有悖常理的創造力下，一條高貴的河流竟淪為污水池。故此，我想請問女王陛下政府會否打算採取任何措施來消弭災禍？」曼納斯則指女王陛下政府與泰晤士河的狀況沒有任何關係。諷刺類雜誌《笨趣》評論道：「上下兩院最引人入勝的話題……是毒藥陰謀。泰晤士老人證據確鑿，無從抵賴。」
臭味極其嚴重的時候，工人會在泰晤士河排污口附近撒下約203至254公噸（200至250英噸）的石灰，又在退潮時把石灰撒至河流潮間帶。這項工程所需費用為每週1,500英鎊。6月15日，迪斯雷利向國會提交《大都會地方管理修正案》，屬1855年《大都會管理法》的擬議修正案。在開場辯論中，他稱泰晤士河為「冥河」，並指它「散發著難以言喻和無法容忍的恐怖」。修正案把清理河流的責任歸於大都會工程委員會，並規定排污口應「盡可能」設於倫敦的邊界之外。另外，修正案允許委員會借款300萬英鎊，償還方法則是在接下來的40年間向所有倫敦家庭徵收3便士稅款。這些條款對巴素夕在1856年提出的原始方案極為有利，並解決了豪爾提出的反對意見。《泰晤士報》的社論指「議會幾乎被迫以立法來對抗遭惡臭滋擾的倫敦」。議會於7月下旬進行法案辯論，並於8月2日通過成為法律。
巴素夕的計劃聚焦於建造1,800公里（1,100英里）用作收集污水和雨水的額外下水道，並把它們接駁至長132公里（82英里）且相互連接的主要截流管道。計劃在1859年至1865年間進行招標。多達400名製圖師在建築過程的首個階段參與繪製詳細平面圖和剖面圖。過程出現不少挑戰，特別是倫敦部分地區（包括蘭貝斯和皮姆利科周邊地區）位於高水位線以下。為此，巴素夕在規劃低地區域時把位於區域最高點的低地截流管道抬升並接駁中高位管道，然後借-{}-助重力以每公里38厘米（每英里2英尺）的坡度把污水輸送至東部排污口。
巴素夕傾向在施工過程使用波特-{}-蘭水泥，因為它比常規水泥更堅固，但過熱時則會削弱其強度。為克服困難，他建立了品質管制系統來測試不同批次的水泥，並把結果反饋給製造商，製造商則改變生產流程以進一步改良產品。歷史學家斯蒂芬·哈利戴稱巴素夕此舉是「詳盡」和「嚴厲」。其中一間水泥製造商指委員會是首個使用這類品質測試的公共機構。巴素夕的工程進展備受媒體好評，《觀察家報》更在1861年的報導內把下水道網絡的進展描述為「現代最昂貴、最精彩的作品」。建築史學家保羅·多布拉什切克指媒體形容建築工人對下水道工程極為重要，並輔以插圖塑造出他們「正面甚至英勇光明」的形象。由於建築成本過高，委員會須在1863年7月再借款120萬英鎊來支付工程成本。
南部排污網絡橫跨人口較少的倫敦郊區，是整個方案中較小且較易修築的部分。三條污水截流管道分別始於帕特尼、旺茲沃思、南諾伍德，並於德普特福德連接起來。此時，泵站會把污水抽升6.4米（21英尺），使其流入主排污管道。污水經此流往設於的，並在漲潮時排入泰晤士河。新建的克羅斯內斯泵站由巴素夕和顧問工程師聯手設計，後者偏好以鑄鐵作為建築材料並以此聞名。泵站採用了羅馬式的建築風格，內有壯觀的鑄鐵製品，被英格蘭遺產委員會評為重要建築。泵站設有四台巨型來泵送大量污水，它們分別名為維多利亞、皇夫、阿爾伯特·愛德華、亞歷珊卓，均由詹姆斯瓦特公司製造。
1865年4月，在威爾斯親王愛德華（即後來的愛德華七世）的主持下，泵站正式啟用。其他皇室成員、國會議員、倫敦金融城市長、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約克大主教均有出席，典禮過後亦在內舉行了為數500人的晚宴。典禮標誌著南部排污網絡正式完工並開始運行。 隨著南部排污口的落成，一位名叫米勒的議員（他同時是委員會成員）提議以獎金獎勵巴素夕。委員會同意，並準備給予巴素夕6,000英鎊獎金（這是他年薪的三倍），而他的三名助手則能攤分4,000英鎊。不過這個想法備受批評，委員會只得作罷。哈利戴觀察到當時輿論認為「當節儉成為公共財政支出的主要特色時，這明確表示公眾對這項工程的利益和認可有著一定深度。」
泰晤士河以北的居住人數較多，佔倫敦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工程人員必須在擁擠的街道上施工，並需要克服運河、橋樑和鐵路線等城市障礙。工程於1859年1月31日展開，但承建商在施工期間遇上許多問題，包括1859年至1860年的工潮、酷寒和特大降雨等。1862年6月，倫敦出現特大降雨，以致工人在重建弗利特下水道時發生工業意外。當時克勒肯維爾正進行兩項工程，分別是北部排污網絡的深層挖掘，以及大都會鐵路（即現今的大都會線）的挖掘，期間高2.6米（8.5英尺）分隔兩邊的石牆突然倒塌，導致渠道破裂，污水湧至維多利亞街，破壞了煤氣管和食水管。
高地截流管道位於施工範圍的最北端，它始於漢普斯特德荒野，途經斯托克紐因頓和維多利亞公園等地，最終與中層管道的東端接駁。中層截流管道始於貝斯沃特以西，並沿著牛津街穿過克勒肯維爾和貝思納爾綠地，最終與高地管道交匯。合流後的污水截流管道會通往位於史特拉福的，並在該處與低地截流管道的東端接駁。泵站內的八台天平式動力機會把污水從低地管道抽升11米（36英尺），使其流進主排污管道。接著，主排污管道會沿著「綠道」，流往8公里（5英里）外設於貝克頓的排污口。 與克羅斯內斯泵站一樣，阿貝米爾斯泵站都是出自巴素夕和戴華亞之手。動力機房中央位置的上方是一個華麗的圓頂，建築史學家多布拉什切克認為這個設計令泵站「表面上看起來像拜占庭教堂」。另一位建築史學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納則在其著作《英格蘭建築》把泵站形容為「一種非正統的組合，略帶風格，但築有多層拜占庭式窗戶和中央八角形燈籠，反而增添了親切的俄羅斯風味」，但亦指這座建築物展示了何為「令人興奮的建築卻應用於最骯髒的目的」。
為了鋪設低地污水截流管道，巴素夕在1864年2月開始沿泰晤士河岸建造三個堤岸。他在北側修築了兩個堤岸，分別是由西敏至黑衣修士橋的維多利亞堤岸，以及從米爾班克至的，並在南側修建覆蓋西敏橋蘭貝斯一端至沃克斯霍爾的。鋪設時，他沿著河流潮間帶築起圍牆，把排污管道置於原本河岸和圍牆之間，再在其中塞入填充物料。三項工程合共佔用河流超過21公頃（52英畝）土地。維多利亞堤岸的修建同時緩解了西敏至倫敦金融城之間的交通擠塞。堤岸工程的成本估計為171萬英鎊，其中45萬英鎊用於購入必要的河濱物業，而它們大多屬輕工業用途。堤岸工程屬於國家重要項目，因此由女皇主持啟用禮。阿爾伯特堤岸和切爾西堤岸分別在1869年11月和1874年7月落成開放。維多利亞堤岸於1870年7月竣工，但女皇因病無法出席啟用禮，故改由威爾斯親王代為主持。
巴素夕形容堤岸項目是「一項較困難和複雜的工程……（大都會工程委員會）不得不做」。在切爾西堤岸啟用後不久，他便獲授勳為下級勳位爵士。1875年西部排污工程竣工，意味著北部排污網絡正式投入運行。整個渠務工程動用了3.18億塊磚頭，以及67萬立方米（88萬立方碼）的混凝土和砂漿；總成本約為650萬英鎊。
1866年，倫敦東區阿爾德門至堡區一帶爆發霍亂，5,596人染疫死亡。當時該區屬於倫敦的一部分，但未有與巴素夕的排污網絡連接，該區死於霍亂的患者人數佔整體93%。調查後發現，東倫敦水務公司將污水排放到水庫下游800米（0.5英里）處，但潮汐來臨時污水又會回到上游並流入水庫，最後污染飲用水水源。自此，人們才開始承認污水傳播霍亂一說。醫學期刊《-{zh-cn:柳叶刀; zh-tw:刺胳針; zh-hk:刺針;}-》刊登了流行病學家的調查細節，並稱其報告「將令他所得出有關供水對流行病影響的結論變得不可抗拒」。此後，霍亂徹底成為歷史，再也沒有在倫敦出現。
1878年，遊輪與百威爾城堡號運煤船在泰晤士河相撞，前者迅速下沉，大約650名乘客在事故中喪生。事故發生在排污口附近，當時有大量未經處理的污水正從該處噴湧而出，故不禁令媒體質疑有毒的污水會否是造成部分乘客死亡的原因。1880年代，人們擔憂排污口可能為他們帶來潛在健康問題，因此大都會工程委員會放棄行之多年傾倒未經處理污水至河中的做法，改為先在克羅斯內斯和貝克頓進行污水淨化，再透過六艘污泥船把污泥運往北海傾倒。1887年首艘污泥船巴素夕號投入運作，直到1998年12月政府才下令停止傾倒並改由焚化爐處理污泥。下水道先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擴建。現時，排污系統由管理，每日使用人數高達850萬人次，公司亦正致力「改善系統以滿足21世紀倫敦的需求」。
克羅斯內斯泵站持續運作至1950年代中期，其後退役。站內的動力機年久失修且過於巨型，因此工人未有拆除，只拆走其他更有價值的金屬物品。1970年6月，泵站被（後演變為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列為I級登錄建築。泵站和動力機其後交由克羅斯內斯動力機信托修復。約瑟·巴素夕的玄孫、電視公司董事長擔任信托總裁。另一方面，阿貝米爾斯泵站的部分設施時至今日仍然肩負著把污水輸送至貝克頓污水處理廠的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擔心泵站兩座大型煙囪會成為納粹德國空軍的導航地標，因此下令拆除。1974年11月，工務部把泵站列為II*級登錄建築。
歷史學家約翰·多克薩特指出，巴素夕為首都帶來綜合且功能齊全的下水道系統，又令相關的霍亂病例下降，故認為他「可能比維多利亞時代的任何一位官員做得更好，挽救更多生命」。巴素夕在委員會工作至1889年，期間他重建了三座橫跨泰晤士河的橋樑：普特尼橋、漢默史密斯橋、巴特西橋。這些橋樑分別在1886年、1887年、1890年重新開通。1884年，巴素夕獲任命為土木工程師學會主席。1891年3月，巴素夕辭世，《倫敦新聞畫報》在訃告上寫道：「他美化了倫敦，並排乾了倫敦，這是他的兩項偉大成就」。時任土木工程師學會主席爵士表示，巴素夕的作品「將永遠成為突顯他技能和專業能力的紀念碑」。《泰晤士報》的訃告則指「一千年後，當新西蘭人來到倫敦時……構成泰晤士堤岸的巨大花崗岩塊將仍然保持其極好堅固性和完美對稱性」，又認為「倫敦人腳下的大型下水道……使他們增壽約20年」。為了紀念巴素夕，雕塑家設計了一個由青銅肖像組成的紀念碑。1901年，聳立在維多利亞堤岸的正式揭幕。歷史學家一直研究史，他認為巴素夕憑藉著其作品（特別是維多利亞堤岸和亞厘畢堤岸），足以「與約翰·納西和克里斯多佛·雷恩一同進入倫敦英雄的萬神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