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出現於約距今5300年前至4000年前，發展於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共發現500多處遺址，以良渚遺址附近的莫角山為中心區。良渚文化最主要特徵是玉器的使用和隨葬，包括大件的玉琮、玉璧、玉鉞。玉琮是工藝最精、最具權威性的玉器，往往刻有精緻的獸面紋，是神靈的圖象，玉鉞則是軍權、王權的象徵。良渚文化的政治體為酋邦，亦有學者認為已出現國家雛形，能動員大量勞動力，各酋邦間結成聯盟，神權色彩濃厚，建造大型祭祀場所、城牆及防洪土牆，社會成員地位分化，形成貴族和普通平民階層。
良渚先民善用石犁耕作，稻米開始成為主要糧食來源，並有原始文字。良渚文化被視為中國史前文明的重要搖籃，良渚玉器標示文明時代已經到來，與北方龍山文化交流密切。良渚文化結束於酋邦或國家解體，農業衰落，玉器失傳，繼後的馬橋文化倒退回自給自足、狩獵與採摘的經濟狀態，回復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
良渚文化發展於新石器時代中期末至後期，其年代學者意見不一，邵望平認為良渚文化存在於距今5300年至4000年或稍早，歷時1200多年，許倬雲認為存在於距今5300至4700年，延綿600年左右，林巳奈夫認為繁盛於距今6000至5000年。良渚文化中心分佈區為環太湖地區，即長江三角洲江南部份，以環太湖地區為中心區，南臨杭州灣及錢塘江北岸，影響及於寧紹平原，東瀕於海，向西止於鎮江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向北越過長江，極盛時抵達江蘇淮北。遺址位置多在餘杭良渚一帶、上海福泉山一帶、蘇州東部地區及無錫南部。良渚附近的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等處有大型人工土築高台，遺址分佈密集，這地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區，而莫角山遺址群是其核心。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遺址群處於最具優勢的地位，而到了後期，權力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區的寺墩遺址一帶。良渚文化區整面積約36500平方公里，平原面積約佔整面積六份五，零星分佈高數十米至百餘米的孤丘，平均河道密度達每平方公里3至4公里。平坦的地理環境，有利於區域內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沼澤環境和肥沃的土壤，提供豐富的野生食物資源；灌溉便利，有利於農業和水稻種植，成為良渚文化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良渚文化的遺物在1930年代發現，特徵是一種磨光黑陶，曾被稱為「龍山文化的杭州灣區」、“浙江龙山文化”等。1936年，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在餘杭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發現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同年開始在良渚鎮附近發掘，發現更多的黑陶和石器。施昕更認為這些文物與龍山文化屬相同文化系統。1959年學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區的命名，但直至1970年代中期，考古學界對良渚文化所知仍不多。1970年代江蘇武進寺墩等出土大量玉器，掘出完整的良渚文化大墓，隨葬品多達124件，以玉器為主，其中有33件玉琮、24件玉璧，這些收穫，使學者對良渚文化社會的認識發生巨變。其後在江蘇吳縣草鞋山、張陵山、昆山趙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餘杭反山、瑤山等地連續發掘殉玉大墓，特別是1993年公佈餘杭莫角山大型基址的發現，使學者確認良渚文化的特徵。
良渚文化出現了以琮、璧和鉞為主體的大件玉質禮器。琮是良渚玉器中體積最大，工藝最精，最富特色，最具權威性的玉器，是敬天的禮器，通神的法器或貴族首領身份的象徵。反山12號墓出土一件玉琮，重達3500克，刻有精緻的獸面紋，被視為「琮王」。玉琮是呈方筒形，內側為圓柱形的中空玉器，用於祭祀，中空部份，被認為是連通天神與地神的通道。玉琮表面雕刻精細，製作精美，刻有各種各樣獸面紋，很多大型玉琮四面都刻有獸面，高身玉器上的獸面可以分好幾層。獸面有貓頭鷹卵形的眼睛，內外眼角下垂；頭上覆蓋著舒展開的羽冠，頭呈倒梯形，底部較窄。小部份獸面紋則是人面與獸面組合而成的，表現出「人獸合一」。獸面紋周圍裝飾有「の」字形渦紋，表示神像充滿「氣」。
玉璧呈圓盤形，中有圓孔，形狀精緻，亦用於祭祀及驅邪，也是財富的象徵。玉鉞按武器石鉞而製成，顯示軍事權力。反山第12號墓出土的一件玉鉞，製作精良，被視為「鉞王」，有70-80厘米長鑲嵌玉粒的木柄，木柄頭尾兩端安有玉件，玉鉞橫嵌入柄中，是軍權、王權的象徵。除獸面紋外，有的玉器刻有鳥紋，或莊重而複雜類似族徽的圖案。有一種錐形的玉器，是用作插頭的笄，方形尖頂，長約20厘米，另一端厚度減小，上面有釘孔，好像用榫頭連接著笄的底部。良渚文化玉材出自江蘇溧陽天目山餘脈小梅嶺的透閃石礦。玉器不是統一生產的，在良渚遺址群的塘山背遺址及江蘇句容丁沙地等遺址，都發現玉器加工作坊。餘杭塘山遺址有玉器作坊，出土了400多件石質製玉工具，包括礪石、切磋石和雕刻用石；玉質殘料100多件，大部份留有製作加工的痕跡，此外發現了三處石塊砌築的作坊遺址。
石器方面，良渚文化出現扁平的長方形穿孔石斧和有段石錛，都是伐木、析材、構建木架的工具，合乎高腳木屋和木架平台之用。耕具方面有石犂、耘田器和石鐮等，翻土工具石犂不但數量多，種類全，而且器型頗大。禮器亦有石製，福泉山遺址用玉數量較少，大件琮、璧也有石質的。良渚文化陶器以灰黑陶為主，輔以夾砂紅陶，陶器盛行圈足和平底，陶壺多用貫耳，製作陶器使用了快輪技術，福泉山等大墓隨葬的陶鼎、陶壺遍施精美的刺紋，並有彩繪的陶器。但陶器的社會地位不能與玉器相提並論。反山、瑤山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有嵌玉的漆器。良渚文化的另一成果是絲帛的問世，在錢山漾發現了裝在竹篚中的絲帶和絲帛。
良渚文化共發現500多處遺址，呈聚落群分佈，形成幾個大的聚落中心，每個聚落群有遺址數十甚至百多處，規模龐大，密度較高。聚落群之間形成等級上的差異，從墓葬、祭壇、紀念性建築的規模來看，良渚遺址群無疑處於第一等級，而其餘遺址群處於第二或第三等級。聚落群內也有明顯等級差異。遺址間的規模進一步分化，有像昆山綽墎這樣數十萬平方米的，也有餘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樣僅數百平方米的。遺址群以某一個大型遺址為中心，次一級的遺址圍繞中心遺址分佈，離中心遺址愈遠，遺址的等級越低。
良渚遺址群大致由三個聚落群組成，聚落大小規模可分三級。其中一級聚落1處，為莫角山遺址，面積30萬平方米；二級聚落9處，面積3至9萬平方米；三級聚落30處以上，面積在2萬平方米以下，其中三份一不足5千平方米。聚落形態既有像廟前一樣的小型居址，也有像莫角山、盧村之類的大型宮殿型建築。莫角山遺址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面積達30餘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8米，遺址中部偏北有三個土丘，夯築面積不少於3萬平方米，西北方者為小莫角山，有成排的柱洞，和大量紅燒土塊，整個良渚遺址群以其為中心，圍繞它而分佈，可說是政治權力中心。莫角山、反山和周圍的一些小遺址，被夯土城牆所環繞，總面積290萬平方米。城牆北面一條長牆與天目山平行，長5公里，寬20-50米，部份用夯土建築，部份用砂子和卵石堆築，一些考古學家認為該牆用作防洪。
各個遺址間有明顯的功能區分，出現專門的墓地、居住區和作坊區。江蘇吳江梅堰龍南發現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遺址，在兩萬平方米的範圍內，有12座房屋及18座墓葬，有河水流經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則有護牆。良渚文化有不少古井，井壁有蘆葦竹木等物加固，這是因為太湖池塘仍多鹽，只有汲取井水始得淡水。良渚筍山廟前的遺址出土木構井字排列的窖藏，而良渚茅庵裏的遺址，則有打入淤泥的兩排木樁，用葦編夾住，中間以泥土填實，這都是善用木結構的例證。堆土填高和木結構，是為了應付低濕地形、避免水患的對策。
良渚墓地已不見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那種大量墓葬密集分佈，墓地較為小型，墓葬之間往往兩兩相對而有關。大、中型墓地的營造，普遍採用土墩埋葬，土墩規模遠遠超過崧澤文化，大型土墩可達幾萬立方米，如福泉山土墎達5萬立方米。土墎並非為個人而建，而是群體墓。土墎墓是由圓丘狀的單個墳墓集中建於一處，最終形成巨大的土墎。大型墓地並出現專門的祭祀場所和祭壇。祭壇規模宏大，結構複雜，需要動用大量勞力建造。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現另一種土墎墓，是由祭壇的土丘轉作墓葬的，土墎內，有用於祭火的燒土台，四周有壕溝。浙江杭州餘杭區反山遺址、瑤山遺址、匯觀山遺址均屬此例。瑤山墓地原是一處20米見方，2米高的祭壇，祭壇廢棄後成為了貴族墓地，從壇面上清理出12座殉玉墓。有些土墎墓墓葬呈列狀，如瑤山土墎有南北兩列，兩者隨葬品顯著不同。南列的隨葬品有玉琮、玉鉞和三叉形冠飾，北列則有玉璜、紡車。兩列的差異，應是男女性的差異。
約公元前3000年出現了一種貴族專用的高台墓地，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築。上海福泉山墓地就是高台平頂墓地，其上已發現良渚文化晚期大墓27座，各有墓壙，有彩繪葬具，陪葬品豐富，多在百件左右。安葬時可能舉行過火燒儀式。小部份墓地發現人殉。又如餘杭反山貴族墓地，亦為一人工堆築修整過的高台墓地，東西約100米，南北約30米，各墓均有墓壙，有的有獨木棺和外椁，隨葬品以玉器為主，總計有千件。這類高台墓地上沒有就地掩埋的小墓，反映這種高台墓地為社會上層貴族所專有。陪葬品有明顯分化，玉器的使用成為墓葬等級高低的重要標誌。大型墓葬大量使用玉器和石器，陶器則較少，主要有玉鉞、玉琮、玉璧、玉錐形器，往往多達數十至數百件，製作精美，有繁縟和精細的圖案。反山土墎墓的20號墓有大量玉器隨葬品，總計達547件，該墓應為最高首領的墓葬。中型墓葬也有玉器、石器和若干陶器，種類與大型墓葬相似。小型墓葬主要以陶器陪葬，有少量石器和小件玉器，日常器物較多。
良渚文化的政治體是酋邦，也有學者認為是國家雛形，聚落大小規模可分三級，這種聚落形態體現了酋邦社會結構的格局。聚落中心都營建有規格不等的土墎。具有祭祀或殯葬功能。莫角山規格最高的宗教祭壇，附近的反山和瑤山兩座殯葬祭壇，是酋邦所能動用勞力的最好標志，其具有可觀的組織和管理能力，足以動員大量勞動力，建造高台和墓葬。以莫角山平台的工程而言，廣30萬平方米的平台，估計須用50萬立方米的土方，至少要動員60萬人日工。若以100日完成計，即須動員6000人連續工作，加上組織和給養人員，共須使用約一萬人。具有如此組織能力的良渚文化，應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體系。地域首領通過向下層區域首領分配玉器，形成同盟關係。玉琮作為政治威信物，在區域首領間締結同盟時，被切割分配給各方，故玉琮上曾有被切割的痕跡。良渚遺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許倬雲認為，良渚文化的複雜社會體系，是因應集體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產生，不是出諸武力的征服。良渚文化的人群，因為要治水平土，須有超越單一村落小區的合作，從而組織為相當複雜的體系。
一些考古學家則認為良渚文化已出現早期國家。嚴文明指出，莫角山遺址可能是一國之首都，而反山和瑤山的貴族墓地則可能是王陵。邵望平指出，莫角山遺址是一處經由人工修築的台形基址，面積達30萬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圍地面數米，其上發現超過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及柱洞，說明這一大型台址上有過夯築台基、土坯砌牆、木構框架的建築，其中有的面積極大，絕非一般民居，而是宗廟、宮室或宗教中心建築。整個莫角山台址，就是一座城，周圍34平方公里範圍內，密集出現各類大小遺址至少50餘處。墓地遺址連同大小不等的聚落遺址，構成一個依託於莫角山台址、有內在聯繫的特大遺址群，在更遠的四野還有稀疏聚落，展示出一個方圓數十里早期國家的輪廓。在良渚文化分佈範圍內的大型遺址群，不只一個，如浙江嘉興雀幕橋遺址群、上海福泉山遺址群、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群，雖大小不一，文明卻有一致性，應是一些文化傳統一致，政治上有聯繫，星羅棋佈的早期國家。這些分散的邦國中已崛起像莫角山那樣「盟主」式的大國，成為獨霸一方的「方國」。餘杭反山第12號墓除出土「琮王」、「鉞王」，還有不少石鉞，有學者推測這些石鉞是死者生前親兵武士的奉獻，成為國家權力的組成部份武士階層已經形成。
良渚社會成員地位分化，形成以酋長為中心的貴族階層和普通平民階層。社會成員財富分化加劇，奢侈品生產為貴族階層所控制。玉質禮器並非一般社會成員所能擁有，其中的精品只能屬於政治、軍事、宗教首領或最高層貴族。根據對玉器的分析，酋長權力已形成。琮、璧和鉞開始超越個人飾件的範疇，成為宗教與世俗權力象徵。主要為男性擁有，男性地位居女性之上，而璜則是女性象徵，反映領導權掌握在父系手中。真假玉的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等級。良渚酋邦中心的反山和瑤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真玉，福泉山真玉居多而雜有假玉，荷葉地用玉基本上真假摻半。玉器製作繁複困難，從玉料的開採、解玉、設計、琢玉造型與飾紋，涉及一系列高難度工藝，特別是那極為繁縟的獸面紋，有的在一毫米的間隔中需通過三道陰線，這種玉器絕非出自家庭副業，必定由脫離農業勞動生產的專職，甚至是世襲的工匠來生產。必需在強權控制和組織下才能進行。
良渚墓葬存在著明顯的階級區分，社會已有分層的結構，由包括葬制在內的社會制度加以確立和維護。墓葬安置不再是家族墓葬，並非以氏族或部落為單位，而是根據等級地位劃分不同區域分別埋葬。貴族成員的墓葬，大多位於土墎祭壇上，貴族和平民陪葬品也有不同。反山、瑤山的墓主是上層貴族，海寧縣荷葉地發現的16座墓葬則屬次一等的貴族，其陪葬的玉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較反山、瑤山的遜色。平民的墓群則散見於聚落周圍，找不到墓壙。良渚文化發現的武器非常少，隨葬的玉鉞和石鉞使用痕跡不明顯，應只是象徵權力的器物，而非實際使用的武器。墓葬中也沒有戰爭暴力死亡的跡象。但由於當時的武器可能因是木製而沒有考古發現，難以斷定良渚文化是比較和平的社會。
良渚文化因社會複雜化，加強發展稻作農業，稻米開始取代野生資源，成為主要糧食來源。稻作生產成為社會經濟支柱，發展集約式稻作農業。在良渚早期，稻米顆粒開始增大，形態趨於穩定，說明人們更善於選種、馴化和栽培稻米。農具種類和數量大幅增加，有石犁、耘田器、石鐮等，石鐮是切割稻穀根部的工具。新農具包括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耜耕，增加了耕作效率，並能耕耘大面積的土地。考古發現一種名為「千篰」的工具，用來往水田放水和泥，平整田泥。當時應有田埂包圍的灌溉水田，排手、散水、護牆及堤岸，是為了開墾沼澤，馴化為稻田。良渚文化亦出現家豬等家畜。
良渚文化屬神權體制，宗教色彩極濃。聚落中心都營建有規格不等的土墎。大部份土墎都兼具祭祀和殯葬功能，如莫角山規格最高的宗教祭壇、反山和瑤山兩座殯葬祭壇。莫角山遺址土台間發現一處大型版築建築物基壇，可能用於祭祀、聚會或立誓團結。社會群體的團結，通過祭祀活動而實現，形成宗教祭祀國家的雛形。琮象徵宗教權力的合法性，本身有精粗大小之別，其代表的權力也有等差。林巳奈夫指出，琮上獸面代表日神或火神，周圍刻有幻日圖像（幻日指出現在太陽外側的小光點發出的光芒而形成的暈）。崇拜日神，是因為在稻作地區，稻米的成長和豐收離不開太陽的光和熱。獸面頭上戴著羽冠，羽冠代表鳥的翅膀，也象徵太陽光線。玉琮孔中插入代表陽光的羽毛或茅草後，具有神的威力，琮孔是神靈降臨停留的地方，用來祭祀日神或火神，並用火祭祀天神，福泉山遺址的祭壇長有數米，上面有火燒的痕跡。李學勤則認為獸面是龍 。
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或原始文字，刻在玉器和陶器上的符文，圖形幾近規範化，必定有其確定含意，李學勤曾釋出「鳥」、「炅」、「封」、「燕」、「山」等14字，有些符號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是相似的，可能和後來商周的文字有淵源關係。許倬雲則認為良渚文化有近於文字的圖象符號，也許是族徽而不是文字。其中有刻在陶罐上的符號，連串排列，可能有約定俗成的意思。劉莉亦認為，陶器上的符號可能用於交流，可當作原始文字，但不能視作文字系統。
2007年上海復旦大學的DNA研究發現許多單倍群O1，顯示良渚文化可能由南島民族和傣族的祖先建立，少量的單倍群O3d則可能和苗族、瑤族和畲族有關。復旦大學敎授李輝認爲，良渚文化結束，分化出侗傣語系的壯侗語族，包括壯族、侗族、傣族、老撾人、泰國人等。
根據良渚文化出土的鳥圖騰文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杜金鵬認為《禹貢》記載的鳥夷即是創造良渚文化的民族。饒宗頤主張良渚文化由百越建立。
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和高規格墓葬，被視為中國史前文明的重要搖籃，東方文明之光與五千年中華文化第一證。良渚玉器是物質文明的結晶，具有政治、宗教、禮制等方面的意義，標示文明時代已經到來。林巳奈夫認為良渚文化與龍山文化交流密切，猶如兄弟，兩者所用圖案一脈相承。良渚玉器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有很多共同特點，李學勤認為雖不是直接承襲，卻有密切的聯繫，以山東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化為中介。林巳奈夫認為殷周時代的饕餮紋源自良渚文化的獸面紋，矗立在頭上的長毛束，亂蓬蓬的頭髮，頭上的介字形，兔唇、髻，都由良渚文化流傳至商代。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與典型的龍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性質相近，在文字形成史上，大致與大汶口文化陶尊刻文處於同等位置。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良渚文化大約在距今4千年時消失，之後的馬橋文化無論是是農業經濟、玉器、聚落形態都無法和良渚文化相比，有顯著的倒退。學者提出多種理論解釋良渚文化的消亡，有洪水說、農業惡化說、瘟疫說及社會資源耗盡說。有關良渚文化的去向，主要有兩種觀點，一說認為在本地發展為馬橋文化，一說認為良渚文化已消亡，主體向外遷移。
第一種觀點指出馬橋文化的生產工具，仍有良渚文化常見的石鐮和有段石錛，其陶器也和良渚黑陶有相似之處。根據DNA遺傳學研究結果，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遺傳結構有明顯的繼承性和一致性，表明當地只有政治結構的解體，而不是民族的消亡，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差異，可以理解為文化性質的突變。由於以肩頭弄為代表的文化湧入，形成一種全新文化融合和取代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投入過多勞力於浩大工程，建築宮殿、陵墓和祭祀中心，社會上層領導功能消失。良渚社會等級分化十分明顯，人造土墎和精美玉器都消耗大量勞力，再加上新石器時代尚無商業，亦難以與其他地區交流，資源來源十分有限，祭祀活動太多更是耗盡了資源，統治階層好大喜功，上下不能相契，無法維持統治階層的神聖地位和權力基礎，社會體系因而瓦解。人們可能回復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各自為政和自給自足，由於自然資源比較充足，毋須努力農耕，馬橋先民返回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的經濟形態。酋邦社會解體，琮、璧和鉞消失，社會結構退回到等級關係比較簡單的狀態。許倬雲認為，良渚文化的複雜社會體系，是因應集體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產生。如果良渚文化晚期，自然環境良好，生活不難，不需依仗大地區的協調合作而與水爭地，原有組織不再有存在意義。
第二種觀點認為馬橋文化跟良渚文化差異太大，幾乎沒有玉器，卻有小件銅器，而良渚文化是沒有銅器的。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得十分精細光潔，而馬橋文化的石器卻十分粗糙，兩者的陶器形制也完全不同，兩種文化的差異遠遠超出同一文化序列的範圍，因此馬橋文化不是承襲良渚文化。不少學者認為，由於環太湖地區地勢低窪，而且良渚文化地層上有一層淤泥，反映良渚文化晚期氣候突變，當地降水增多，水患嚴重，許多聚落被淹，良渚先民大規模遷徙，導致良渚文化消失。有學者認為，約在4200年前，他們一支南下粵北，融入了石峽文化，主體則渡江北上，融入華夏文化。有學者認為良渚文化農業惡化，約4000年前，良渚文化因海侵和水災，許多聚落和農田因水淹而放棄，稻田變成湖泊，農業經濟大受打擊，良渚複雜的社會文明解體。洪水帶來饑荒和瘟疫，導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不過水患是江南水鄉的常態，當地人不會一籌莫展，洪水說難以成立。也有學者指出，良渚文化中期以後，天氣變得溫涼乾燥，不利稻作生產，導致失收和蟲害，無法維持貴族階層的奢華消費，社會因而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