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煮食器，材质以青铜或陶为主。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使用陶鼎，到金石并用时代，青铜鼎开始出现，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青铜鼎的使用在周代达到鼎盛。青铜鼎是中国青铜器最重要的器形之一。除了作为食器，也有鼎是被用作承放食物或佐料的盛器，祭祀神明和祖先的礼器，陪葬的明器，甚至还有的被用作刑具。周代之后，随着铁器和灶台的普及，鼎逐渐被其他器形所取代。宋朝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又有一些鼎作为装饰品出现，除仿古的铜鼎，还有一些是金银器、玉器或者瓷器。
作为西周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列鼎制度规定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九个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鼎成为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相传为夏代铸造的九鼎也成为周天子王权的象征。虽然有些鼎仅有十几厘米高，几千克重，但作为礼器的铜鼎却往往非常巨大，已发现最大的后母戊鼎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
鼎由足、腹、耳、盖等部分组成。一般圆鼎为三足，方鼎为四足，但也存在四足的圆鼎。鼎一般无耳或有两耳，根据耳的位置立于腹壁上方，还是附于腹壁侧面，又可分为立耳和附耳。部分鼎还带有鼎盖，鼎盖上一般带有盖钮。鼎腹部一般带有精美的纹饰，足部、耳部和鼎盖也有饰有纹饰的。鼎上常见纹饰有兽面纹、乳钉纹、云雷纹等。
“鼎”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出现，呈三足两耳硕腹的形象，为象形字。青铜鼎铭文中自我提及时使用的名称，根据考证，可达一百三十多种，主要可分为单纯自名，标明鼎实、功效、用途或形状，以及方言异称等类别。
早在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随着陶器的出现，陶鼎作为一种重要的器形就随之出现了。关于陶鼎的起源，一说源于陶釜，是釜和支脚的活动组合固定化的结果；一说是由三足锅、三足釜演变而来。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都曾有陶鼎的出土。早期陶鼎的材质有红陶、夹砂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夹砂灰陶等。陶鼎流行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是沿袭时间最长、器形变化最多的器物之一。作为一种集烹煮和盛放食物为一体的重要食器，陶鼎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影响了中国先民饮食文化的形成。根据考古发现，陶鼎最早大量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北辛遗址，北辛文化年代为公元前5300年至前4400年，出土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主，陶器中鼎的数量最多。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有陶鼎发行的遗址基本上遍布山东全境和江苏北部地区，种类有罐形鼎、釜形鼎、壶形鼎、钵形鼎等，个别遗址甚至出现了方鼎。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陶鼎向西逐步涉及到仰韶文化分布区。到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陶鼎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开始向上游地区扩展。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常见专门用作冥器的陶鼎。陶鼎在中国南方的两湖地区也有很多分布，其出现和发展大致呈现出从北向南逐渐演进的地域趋势。随着青铜器的出现与发展，在贵族阶层，陶鼎逐渐被青铜鼎取代，而在平民阶层，陶鼎直至东汉时期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东汉以后，陶鼎从生活中消失，但作为明器，仍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期后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相传，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青铜鼎的存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治下。”但《史记》成书于西汉，有关三皇五帝的论述多是传说，不足采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被许顺湛、黄怀信和韩建业等学者认为相当于黄帝文化，虽然庙底沟类型已确有陶鼎，且具有热锻铜器的能力，但应该并不具备铸鼎所需技术水平。又相传，大禹用各地上贡的青铜铸造九鼎，《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但考古上，铜鼎被认为最早铸造于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相距庙底沟类型已有1000多年的间隔。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网格纹鼎，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铜鼎。
在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仅铜鼎就已有大方鼎、圆鼎和扁足鼎等不同类型。该时期鼎的腹腔多圆而深，鼎耳则多为立于口沿上面的小型立耳。三足两耳中的一足和一耳在同一条垂线上，且除扁足鼎外其他类别的鼎都采用中空的圆锥形款足。为了防止食物漏入锥足的足孔中，制作时会保留足内的内范，这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不成熟的一面。商代早期铜鼎都饰有纹饰，与夏代铜鼎少有纹饰形成了鲜明对比。纹饰多为兽面纹，也是旧称的饕餮纹。商代中期，由于缺乏该时期铜鼎的大量或系统的发现，其发展仍难以全面分析。与之相比，已出土的商朝晚期铜鼎就丰富的多。殷墟作为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极具代表性。在殷墟中期，铜鼎出土数量渐多，仅妇好墓中就曾出土了一批形制较大的圆鼎和方鼎，而著名的后母戊鼎也是该时期的大型铜鼎之一。商人极为重视对鬼神和祖先的祭祀，这些大型铜鼎就是用于祭祀的礼器。殷墟晚期，铜鼎种类有所增多，鬲鼎盛行。总的来说，殷商时期，方鼎大增，鼎腹变浅，两耳增大；由于浇筑方法的改进，柱足逐渐取代锥足，并有从短变长的发展趋势。 西周早期，青铜鼎在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远不及商代，可能仅被用作食器和财富象征，形制上完全承袭殷代。到周穆王前后，青铜鼎在形态上的出现与商代铜鼎的明显差异，怪兽纹减少，风格逐渐转向“以素为贵”，表明青铜鼎此时已逐渐确定其在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地位。鼎的形制随社会风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方鼎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减少，腹部由鼓腹变为半球形，鼎足则先是两端膨起，而后演化为兽蹄形，纹饰也少用兽面纹，抽象的窃曲纹、重环纹和弦文更为流行。与周代礼乐制度相适应，贵族依等级的不同在用鼎制度上有严格的区别，鼎的地位不断提高，有的作器者在鼎上用数百字的铭文来记载其受周王室重赐的种种殊荣。东周的青铜鼎造型富于变化，注重实用，出现了鼎盖和环，铭文位置也从之前的鼎腹内壁变到鼎的外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西周的用鼎制度却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春秋中期以后，鼎的样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用于烹煮牲类的镬鼎，形体很大，深腹、附耳、有盖，便于实用；另一种是用于祭祀礼仪活动的升鼎，以奇数组合，大小相次，设计华美。鼎作为祭器和礼乐制度物化形态的意义逐渐淡化，而贵族社会越来越流行奢华排场，到战国后期，鼎的制造也就愈来愈回归到它本初升火烹煮牲肉的实用功能。东周时期，各地铜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区别，以秦国为例，主要分春秋型和战国型两大类，春秋型流星于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相比周鼎变化的趋势有：腹部变浅，外壁变直，圜底变平，三足从腹底变到外侧，足底部逐渐内收，蹄足变瘦高等；战国型流行于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际，为三钮、附耳、鼓腹、圜底矮蹄足的扁球形，与中原铜鼎趋同。
截至汉代，簠、簋、敦等在周代非常流行的青铜食器均消失了，而鼎、壶、钫等主要器物仍在使用。鼎在汉代时是最常见的由青铜器衍生的陶器器型之一。 宋朝时，金石学研究兴起，古代青铜鼎等铜器、碑刻上的铭文受到了众多文人的关注，最初更多注重的是书法艺术，后来发展成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到北宋末年的徽宗朝，古器物的收藏、研究和仿制都极为发达。权臣蔡京曾向徽宗推荐蜀人魏汉津重铸九鼎。宋室南渡之后，金石学渐趋衰歇，但青铜鼎等古器物仍被视为难得的艺术品。宋朝开始，仿古铜器制作开始兴起，文人不仅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情趣，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好古的传统到明清时期更是盛极一时，经过明代晚期的第二个高峰期后，到清朝前期摩古工艺达到鼎盛，清宫不仅收藏有大量的商周礼器，而且制作了大量工艺精湛的仿古器。
鼎作为礼器在先秦礼乐制度中有着重要意义，用以“明贵贱，辨等列”的列鼎制度随着国家制度的变迁与社会等级结构的变革而产生、发展直至最终消亡。根据周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青铜鼎分析，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列鼎制度的萌芽阶段，同级贵族列鼎多寡不一，尚未形成定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正式形成与规范阶段，部分墓葬列鼎数和文献上所记载的“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的情况相吻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为列鼎制度的普遍僭越阶段，出现了遵守与僭越列鼎制度并存的现象。
“列鼎”最早由考古学家郭宝钧命名，指“形状、花纹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的一组铜鼎，但实际上，学界所用的“列鼎”概念关键在于形制相若，是否大小相次并不用绝对限制。
根据腹部形制的不同，鼎可以区分为盆鼎、罐鼎、鬲鼎、盘鼎、束腰平底鼎、方鼎等类型。按照鼎足部的不同，可分为锥足鼎、柱足鼎、扁足鼎等。鼎耳分为无耳、立耳和附耳等形式。
鼎的常见器形为三足两耳或四足两耳，而鬲也有三足两耳或四足两耳的，因此两者需求从其他方面进行区分。旧说鼎是实足的，但实际上鼎也有不少空足或半空足的，因此通过是否空足并不能判断一器物属于鼎还是鬲。在青铜器的分类中，一般将腹身与足明显分为两部分的称为鼎，将腹部与足部区分不明显的称为鬲。
鼎曾被用作酷刑烹刑的刑具，据文献记载，因烹刑而死的有商末的伯邑考，西周的齊哀公，战国齐威王时期的一个阿城大夫，齐湣王时的名医文挚，楚汉争霸时的郦食其、周苛等。
閩語区多將包括鍋、炒鍋在內的所有鍋具都稱為「鼎」，例如在閩南語中稱為「tiann」，閩東語中稱為「diāng」。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则将一种呈圆锥形的生铁材质炊具称为“鼎罐”。
香炉在中国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其中有一类的形状与先秦的铜鼎或铜鬲十分相像，如1999年5月在安徽省淮北市柳孜运河遗址出土了一件唐三彩三足炉，1970年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出土一件元代钧窑天青釉鼎式香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