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
國族（），亦称國民，是國家認同的共同體。
Nation原指的是「非羅馬帝國」世界的野蠻部落，後來擴大使用到包括「己群」的任何民族之上，並具有包括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在內的多種意義。但它常與具有國家政治體系的民族型態相聯繫，成為民族國家的限定修飾語。由單一民族組成國家的政治理念，稱為民族國家。
國族是英語「Nation」的漢語譯詞，這個單字最早起源自拉丁文「nation」（nātĭō），字面意思為「他出生的地方」。這個拉丁單字先演變為古法語的 nacion，之後進入英文。它最早與族群（ethnic group）有類似的意義，都可以被用來指某一群人（folk），類似於種族（race），人民（people）。在十六世紀後，隨民族國家興起，這兩個名詞意義開始分化。
葛林費爾德曾經對「nation」這個英文詞在語義學上的演變情形，提供了一個明晰而完整的說明。她將「nation」這個字在意義上的演變分成以下五個階段：
如果就「nation」這個字在現代英文中的意義而言，「nation」不僅指涉中文的「國家」（即英文的同義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義字people、tribe、nationality），而當一個「國族」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政治目標時，「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國族」或「民族國家」（即nation-state或national state）。
漢語中，在中世紀時出現民族這個名詞，但用法與今日有差異。近代日本譯者翻譯歐洲著作（主要是德人著作），以民族（みんぞく）一詞對應 「國族」（Nation） 或「族群」（Ethnic group），之後傳入中國。這使漢語的「民族」一詞具有多重指涉，「民族」的概念又開始分化，與「種族」、「國族」、「族群」等人們共同體相區別。在現代日語中，民族（みんぞく）一詞專指族群，國族則以国民（こくみん）一詞替代。 如果將「國族」視為一個爭取政治自主性之特殊社群，就要提到十八世紀的德國學者赫德（Johan Gottfried Herder，1744年–1803年）。
赫德將國族視為一種「具有特殊性的語言和文化團體」。在十九世紀初，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年–1814年）將這個想法繼續往前推進，而主張每一個獨特的語言團體都是一個獨立國族，要有自己的生活，也應該要控制自己的生活（Fichte 1922）。除了語言以外，本世紀的其他學者又替國族體（nationhood）的構成標準添加了很多新的客觀標準，比如說共同地域、血緣、族群、宗教、或共同信仰等等（e.g., Geertz 1963; Smith過這樣的定義：
有些學者則否認這些客觀特質可以被用來當作定義國族的充分條件，甚至是必要條件（e.g., Canovan 1996; Gellner 1983; Hobsbawm 1992; Renan 1994）。霍布斯邦就曾經指出，如果要對國族下一個定義的話，這些所謂的客觀條件都不是恰當的標準。以語言為例，霍布斯邦就用經驗資料告訴我們，當義大利在 1860 年全國統一的時候，只有 2.5% 的義大利人會講義大利語。此外，在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只有 50% 的法國人會講法語（Hobsbawm 1992, 60 - 61）。也就是說，所謂的國族語言（national language），基本上應當被視為國族主義實行以後的結果，而不能被視為是國族或國族主義的原因。霍布斯邦這樣表示，「國族語言因此幾乎都是半人工的建構物（semi-artificial constructs），在某些例子中，比如說現代的希伯來語（modern Hebrew），它根本就是完全被發明出來的」。因此，「它們這些國族語言剛好和國族主義迷思所宣稱的相反，它們並不是國族文化的原生基礎，也不是國族心靈的產物」。此外，這些用語言、族群、或者是其他的東西等來定義國族的所謂「客觀」判準，自己本身也都會改變，故缺乏明確定義的。我們可以看葛納對於這一個觀察的論點：
對某些學者而言，國族的本質是主觀上的意識（subjective consciousness），而不是任何客觀上共享的特質，不論這些特質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或者是生物上的。賽頓-瓦特森這樣表示，「當一個社群裡面佔相當部分的人認為他們是一個國族的時候（consider themselves to form a nation），或者是表現得像他們已經是一個國族的時候（behave as if they formed one），一個國族就存在了」（Seton-Watson 1977, 5）。霍布斯邦也採取類似的立場，而將國族定義為「一群人當中，有相當比例的人認為他們是一個『國族』的成員（regard themselves as members of a “nation”）」（Hobsbawm 1992, 8）。正是在這種意義下，葛納才會一方面宣稱，是先有鬥爭，然後國族才可能隨之而來；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一個國族必須是由一群彼此認為同屬於一個國族的人所組成的（Gellner 1983, 48-9）。他這樣表示，
事實上，遠在上述這些當代的研究者指出國族的主觀建構性以前，這種觀點早就出現在一些古典社會科學研究的著作裡。比如說，社會學大師韋伯就強調國族體（nationhood）的互為主體面向（inter-subjective aspect），而發現到社群的所謂客觀特質，並無法用來定義國族，因為國族這個概念是屬於「價值的領域（sphere of values）」。基本上，國族這個概念在本質上就已經預設了「某些團體在別的團體之前[所擁有]的一種特別的連帶感情（a specific sentiment of solidarity）」（Weber 1958, 172）。
雷南也早在1882年就指出，共同的地理或地域、語言、種族或宗教等這些條件，都不是國族存在的充分或必要條件。相反地，國族有兩個彼此相關的元素，一個是共同擁有對過去之記憶的豐富遺產（a common possession of a rich heritage of memories in the past），另一個則是要生活在一起以便傳承這些遺產的決心（a desire to live together and pass on the heritage）。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對國族的本質有進一步認識的話，我們就必須對這些由特殊歷史意識所維繫出來的連帶感（solidarity）進行探索，國族應當要被理解成一種道德的形式（a form of morality）（Renan 1994）。
主觀元素似乎在國族形成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如果只用主觀元素來定義國族，顯然不夠充分。集體連帶感可以存在於許多不同的社會團體中，比如說家庭、志願團體、或者是商業組織，也都有這種連帶感，並不只是限於國族。那麼，到底國族和其他的社會團體有什麼具體的差別呢？如果將一個擁有集體連帶感的人群稱為國族，除了集體連帶感以外，還可以在這群人當中找到什麼樣的其他特質呢？ 關鍵在於承認這些主觀要素經常是以某些客觀要素作為基礎的。在現實生活當中，某個國的成員，通常並不會將他們自己視為是靠集體連帶感所維繫起來的一個團體。相反地，他們會列舉一些其他的東西 --- 比如說一個共同的文化、一個共同的祖先、一個共同的歷史、共享的政治制度、或者是對於某個特定地域的從屬感，以此來將他們這些人連結在一起。
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個概念，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對安德森而言，國是一種人造體（artifact），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是一種虛假的（fabricated）的東西，我們應該採用的策略，是用想像的風格（style），以及讓這種想像成為可能的制度（institutions），以這兩點來理解國族的特殊性。關於後者，安德森所舉的例子就是「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以及隨之而來的將國族描摹成一個社會學上共同體的新的文學文類（genre），報紙和小說（Anderson 1991）。他說，
除了風格以外，我們當然也還可以找到區別共同體的其他標準，比如說它們的大小、行政組織的科層化程度、內在的平等程度等等。對研究國族和國族主義的學者而言，我們的首要任務當然是要找出和國族相關之「想像」集體連帶感的特殊形式。卡弘所提供的下面這個清單，似乎多多少少可以視為一個共同體之所以會被想像成國族的一些可能基礎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卡弘正確地提醒我們，這些特徵只是一種國族的「修辭（rhetoric）」，是一種通常用來描述國族特徵的宣稱（claims）。事實上，我們並無法真正藉由經驗上的測量標準（empirical measures），比如說是不是能夠達成主權、是不是能夠抵擋內部的可能分裂而維持其完整性、或者是強制執行清楚的界線來定義國族。相反地，國族通常大都是由這些宣稱所組成的，而這些宣稱不只是描述性的，同時也是規範性的。這些特徵有可能可以對國族體的感情（a sense of nationhood）提供充分的基礎，但是，沒有一個特徵是絕對需要的。對不同的人群而言，他們對自己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國族的宣稱，其實是建立在不同種類的事實上的。我們必須仔細地檢視所有的這些宣稱，並將這些宣稱視為是將這群人連結起來的一種信仰。因此，依循凱拉斯的建議，國族可以定義為：
在過去的兩百年當中，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在形塑世界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遠比比如說自由或者民主等其他的思想要強大的多。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的公眾人物諾曼·安吉爾就曾經戲劇性地論道，「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歐洲人而言，政治國族主義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不但比人道精神、禮節、慷慨、同情更重要，甚至於比自己的生命本身都還重要」。
然而，關於國族和國族主義的定義到底是什麼，相關內容應該是什麼，在歷史上又曾經有過什麼變化，卻一直是相關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多數的學者都同意，國族主義是一種自決的政治主張（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人類集團可以被授與這種自決的權利，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可以宣稱這種自決的權利，卻一直是一個爭辯中的問題。當試著要替國族主義下一個定義的時候，德國學者亞特就無奈地表示，「在當今的政治分析的詞彙當中，國族主義是最混淆的一個概念之一」。凱克門諾必克也這樣宣稱，「不論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或者是心理學家，沒有兩位學者用同樣的方式來定義國族主義」。
相關學者之所以會有這種無法對國族和國族主義的基本定義產生共識的局面，幾個可能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這些語彙充滿了高度的政治意涵。Gellner就曾經表示，「理論上研究國族主義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我們必須在視國族主義為『國族的（national）』和『自然的（natural）』的虛假解釋 --- 通常它們都只是虛構出來正當化國族主義的 --- 以及視國族主義為受到時間和脈絡制約的真正解釋之間，做一個清楚的劃分」。
儘管葛納強調區辨「國族主義宣傳」和「國族主義研究」，但是國族主義的研究卻在本質上和知識的實踐脫離不了關係。正如詹姆士指出：
研究國族主義的第二個難題在於它所涉及之經驗現象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多重性（multiformity）。事實上，我們常常將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裡面所發生的不同形式之經驗現象，一律統稱為「國族主義」。比如說，不論是不列坦尼的分離運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甚至是宣稱要為中國的未來奮鬥不懈的1989年中國學生示威活動，通通被同一個標籤“國族主義”所概括，雖然這三者不但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也發生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結構當中。因此，Alter就曾經指出：
事實已經清楚地擺在眼前，國族主義作為一種涵蓋多種情形的標籤以及正當性來源，本身就隱藏了極度的矛盾。它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解放，但同時卻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壓迫。就此而言，國族主義是一個同時存放著危險和機會的地方。如果我們要宣稱這個詞彙真正代表什麼、或者應該指涉什麼的話，我們一定要將具體的歷史脈絡指陳出來。或許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初步結論，國族主義並不是只有一種"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國族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複數，而不是單數，來描摹這個詞彙。
國族主義研究的第三個難題在於它的"跨學科本質（interdisciplinarity）"。最早研究這個領域的是歷史學者，但是，由於和國族相關之經驗現象的多重性和變異性，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國際關係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領域的學者，也都陸續加入了國族主義研究的行列。
英國社會學者安東尼·D·史密斯就曾經表示，和國族主義研究相關的題目至少包括以下這些子題等：
某一個學術領域的學者通常只能探觸到這些現象的某一部分而已。如果要對國族主義這個經驗現象有比較完整的掌握的話，一個跨學科取向的研究設計可能會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
當把像國族或國族主義這樣的概念放在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的因果關係模型中的時候，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很多方法論上的困難。比如說，在分析國族主義的起源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在很多時候，國族主義同時扮演著原因和結果的角色。寇克力（Coakley）就曾經這樣表示：「國族主義微妙的地方，就在於其因果關係十分地難以決定。國族主義自己本來就是難以捉摸的（amorphous），而它不但對其他的社會現象有影響力，而且自己又[同時也]是這些社會現象的結果」。
國族是某一類型的團體（group），這一點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