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路德維希·海因里希·埃德勒·馮·米塞斯（, ），奥地利裔美国人，知名的經濟學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現代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古典自由主義第一把交椅。他還被譽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他的理論也影響了之後的經濟學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穆瑞·羅斯巴德等人。对20世纪中期自由意志主义思潮有重大影响。
1982年，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自由意志主义的机构。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生於奥匈帝国的蘭堡（即今乌克兰利沃夫）的富裕犹太家庭。他的父親Arthur Edler von Mises在當地擔任建築工程師，并憑修建與经营铁路而在19世纪晋升为贵族。路德維希的母亲Adele (née Landau)是奥地利国会自由党人Dr. Joachim Landau的侄女。12岁時，路德維希已经熟練掌握使用意第绪语、德语、波兰语和法语，阅读拉丁语并能听懂乌克兰语。 物理學家理查德·冯·米泽斯是路德維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則死於嬰兒時期。當路德維希和理查德還小的時候，全家搬回了他們原先的祖居地維也納。
在1900年他就讀了维也纳大学，在那裡他受到了卡爾·門格爾的大量影響。米塞斯的父親死於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學位。
在1904年至1914年間，米塞斯參加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歐根·博姆-巴維克的授課。这一时期，他不仅与门格尔和博姆-巴維克两人建立了友谊，并且结识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米塞斯在1913年至1934年之間於維也納大學以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身份授課，同時他还另有正职，于1909年至1934年间他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秘书。通过这些工作，米塞斯成为时任奥地利总理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最倚重的经济顾问之一，这位总理是一位持坚定的反纳粹立场的“austrofascist”（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其后又获得奥地利大公奥托·冯·哈布斯堡的信任，这位大公是个基督教民主主义政治家。米塞斯在欧洲的朋友和学生还包括 Wilhelm Röpke 和 Alfred Müller-Armack (能够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施加影响的顾问之一)，Jacques Rueff (夏尔·戴高乐的财政顾问) 。
经济学、政治理论学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最初是作为下属走近米塞斯的，其时米塞斯正在奥地利政府供职，处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战争负债的问题。哈耶克写道，“在那里，我认识的米塞斯是一个极富效率的主管，就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的那种，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一整天的工作，总是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和闲暇来谈论任何事情。我发现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教养和学识的人……”。哈耶克发展了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工作，这为他赢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共享）的荣誉。
為了躲避纳粹對奧地利的威脅，米塞斯在1934年逃往瑞士的日內瓦，並在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擔任國際研究學院的教授直到1940年。他在1940年與其他猶太人難民一道移居美國的紐約市。他從1945年開始一直擔任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為止，不過他始終沒有從大學領取薪資，他的生計是由一些賞識他的商人，例如Lawrence Fertig，所資助的。在此期間，米塞斯參與到由奧地利流亡者，时任紐約大學教員的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領導的国际泛欧联盟，并著手解決當中的貨幣問題。1947年，米塞斯與同道者一起創辦了朝圣山学社。雖則逃離了歐洲，米塞斯依然通過與路德維希·艾哈德、夏爾·戴高樂和路易吉·伊諾第的職業關係而在戰後歐洲重建過程中發揮了巨大影響力而為人們稱道。
在美國，首先受到米塞斯工作影響的經濟學家有Benjamin Anderson、倫納德·里德、亨利·赫茲利特，但是像马克斯·伊斯特曼這樣的前激進派作者，法律學者Sylvester J. Petro，小說作者艾茵·蘭德都成為了米塞斯的朋友和崇拜者。在那裡，許多人成為米塞斯的學生，像伊斯雷爾·柯茲納、Hans Sennholz、Ralph Raico、Leonard Liggio、喬治·瑞斯曼和穆瑞·羅斯巴德。不久，米塞斯就獲得了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的名譽博士學位。
儘管米塞斯的名望日漸增長，但他仍直接將自家通訊地址列於電話簿上，並且歡迎所有學生前來拜訪。他擔任教職直到87歲高齡，成為當時美國年齡最大的在職教授。米塞斯在1973年於紐約市聖文森特醫院(St. Vincent's hospital)去世，享年92歲。他的遺體在紐約市哈特斯德尔（Hartsdale）社区的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火化。
米塞斯以古典自由主義者自居，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也進行了許多的授課，他也被視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導人之一。米塞斯在其經濟學著作《人類行為》一書中，引入人類行為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更加一般的基礎，同時證明經濟學原理的求得，只能採用主觀主義的方法論，必須堅決拒斥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他在經濟學領域撰寫了很多有關以下兩種問題的著作：
1. 貨幣經濟和通貨膨脹
2. 政府控制的經濟體制和自由貿易之間的差異 米塞斯主張對於貨幣的需求純粹是出自於它能用以購買其他貨物的功能而產生的，而非為了貨幣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沒有黃金支撐下對於货币供给的擴張都會導致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他另一項突出的理論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社會主義的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
米塞斯预言，离开了外在的市场经济体，社会主义将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体系（price system），而有效的价格体系是对资本财进行最优配置的根本。资本财恰恰是因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而出现的租用和交换的内容，否则就没有交换比率或货币价格这回事。市场价格可用来对生产成本和可能的收益进行比较，离开了这种一般化的价格指标，就无法将各种各样的资本财合理的配置到各种不同的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中去，要知道，没有一种消费品的生产是不要消耗一定量稀缺的资本财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的分配不是依据更有效率同时带来更多收益的资本市场结构，而是交给一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计划者，对给予的资本在没有货币价格信号对收益状况进行比较的情况下进行分配。
根据米塞斯的说法，社会主义必定失败，因为离开价格无法了解需求。因此，社会主义者浪费资本财的毛病就如对产量的盲目追求一样根深蒂固，资本财的累计速度很低，同时资本财被强制性地垄断在机能不良的政府手中，这些政府仅仅依赖从国内产量得出的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数据来支配资本。这些数据根本不足以用来进行经济核算，因此也不足以用来高效地使用和配置资本。在自由市场中，资本的配置由价格决定，而价格是由拥有生产手段的个人所有者决定的，那些将生产活动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人能保有他们的资本，而那些生产活动失败破产的人则不得不将他们的资本转移给其他人。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像资本财的流动，生产手段的流失或者保有，都是不存在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伴随劳动分工，生产活动呈现极端多样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依照对关键性生产活动中资本的损耗或者节省，决定谁失去生产手段，谁保有生产手段。
这些观点被后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他的学生们（如Hans Sennholz）详尽阐发。
在《Interventionism, 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書裡米塞斯寫道：
苏联垮台以后，Robert Heilbroner，这位终生倡导社会主义的人说道：“事情清楚了，当然，米塞斯说对了”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预言。“资本主义的成功是铁板钉钉了，就像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样。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一直坚持资本主义终将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将会无可救药。”
米塞斯发展了自由市场中“消费者主权”的理论；照他的看法，是消费者最终决定了市场当中的一切。这个观点出现在《人类行为》当中：
离开上下文，此段摘抄并不能说明米塞斯试图否定消费者社会。正相反，他只是按照心目中对消费社会的理解来来描述它的本来面目。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米塞斯的思想是守旧顽固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经济学确立，米塞斯遭受着严重的排斥：比如说在1957年针对他的书《反资本主义的心态》（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的书评中，《经济学人》杂志这样评论冯·米塞斯：“冯·米塞斯教授有长于分析的头脑和对于自由令人钦佩的热情；但是他身上的人性简直比没有还糟糕，他的辩论才干处于海德公园演说者之角的水平。”保守派评论员惠特克·钱伯斯在National Review发表的一篇类似的负面评论中指责米塞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根植于妒忌心理”是“无知保守主义”（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无知的”（know-nothingest）。
在1978年得采访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样说到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最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的观点夸张得太过吓人甚至语气上火气太大。你看，那时他伤害了人心中所有最深刻的感情，但是逐渐地，他还是赢得了我们，当然这花了很长的时间。那时我不得不承认他在她的结论上是对的，但是要在心里接受他的观点仍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的批判与米塞斯的如下基本观点无法调和：价格要想作为指示稀缺的信号只可能在承担责任的所有者之间的金融交易中才能产生，这个观点是如下普适经济学原理的一个特例：价值的判断完全依赖所有权的制约。）
在米塞斯死后，他的妻子引用了米塞斯写到Benjamin Anderson的一段话，认为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个性：“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他宁折不弯的诚实，他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经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他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没妥协过。” 许多米塞斯的批评者，包括经济学家J. Bradford DeLong和社会学家Richard Seymour，都曾批评过米塞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肯定过法西斯主义：
米塞斯的传记作者和支持者Jörg Guido Hülsmann表示那些批评米塞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言论是荒唐的，指出引文剩下的部分把法西斯主义称作是危险的，并且指出对法西斯的期待超出“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权宜之计”的范围是致命的错误。
以下列表出版時間均爲原著（德文或英文）初版年份。英文書名後跟中文書名表示已有中文譯本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