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与后天
先天与后天（nature versus nurture）是心理学上，争论个人的天生品质（先天）与个人经验（后天）在决定个人心理和行为特性中的重要性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以前，当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主要是考虑自主行为（主观意愿）与非自主行为（大自然、神等）之间的界限。这种说法是：以自身为中心的，而顺从个人意愿的说法；即宗教或神学。随着科学的发展，舊说法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观察此问题。
盡管茱蒂·哈里斯出版的《教養的迷思》一書認為，父母教養對子女發展沒有太大的影響，但一般學界的共識認為，先天與後天的因素，都對心理發展有影響，且在後天因素中，父母教養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子女的將來，無庸置疑地有重要的影響，研究支持教養會對子女的未來，造成強烈的影響，尤其負面的經驗更會對子女的發展造成影響。研究一般認為，不論其他先天與後天的因素，教養本身對子女將來的成就有20%至50%的影響，不論是親生父母或領養父母都一樣。養父母對養子女的教養，也一樣會對養子女的將來和福祉造成影響，雖然不同狀況的養子女，會因其先天因素之故，而出現不同的侵略性和心理健康狀況，但養父母對養子女展現愛與關懷，會減少養子女的未來和福祉出現負面結果的可能。，像例如在收養研究中，養母的教育水平對養子女的教育水平有些微的影響，研究也顯示家庭少於兩個支持性的家長，會增加子女出現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此外有證據顯示，家長的介入會減少有品行障礙子女在未來一到三年因為不良行為被逮捕的機會；另外，所有的家長都有自己的教養方式，根據金貝立·科普科（Kimberly Kopko）的定義，教養方式可以「由兩個層面來定義：控制與溫暖。控制指的是家長對子女行為的管理程度；而溫暖指的是家長對子女行為的接受和回應程度。」
先天与后天这一表述最早由弗朗西斯·加尔顿在提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凯列班（Caliban）时使用。“一个魔鬼，天生的魔鬼，教养也改不过他的天性来”（自《暴风雨》）。
中文當中有很多論及先天和後天的內容，如俗諺有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說法；此外漢人傳統上有許多支持教養影響的說法，如「孟母三遷」的故事；此外，傳統的幼學啟蒙教材《三字經》中也有「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的說法；而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亦有論及教養的內容。
虽然“后天”在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家长对和孩子的照顾，但是任何环境的（非遗传）因素也应被算入其中，包括：儿时的玩伴、电视节目、与在母亲肚子中经历。事实上，切实存在的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可以从出生前就开始。另外，孩童时期，尤其是早期，会影响整个孩童以后的发展，更泛一些，所有的"生活"经历都是后天。
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的記載，陳勝在陳勝吳廣起義時，曾說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涉及先天與後天因素的話；在西方，約翰·洛克於1690年所寫的《人類理解論》一書，常常被認為是白板論，也就是「人出生時是一張白紙」這看法的起源，在這本書中，洛克批判笛卡爾關於「人類對上帝的認識是出於本能」的看法。洛克的看法，在其所處的時代，遭受嚴厲的批判，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東尼·阿什利-柯柏認為，藉由拒絕人出生時有任何本能概念的作法，洛克「將世間一切的美德與秩序都給丟棄」，而這會導致完全的道德相對論。在十九世紀，社會主流的看法與洛克相悖，並傾向於關注「本能」的影響，勒達·科斯米德斯和約翰·托比指出，威廉·詹姆士曾論證說人類比起動物有「更多」而非「更少」的本能，而人類更大的自由是因為人類有「更多」而非「更少」的心理本能所致。
對於道德哲學的討論而言，「本能觀念」或「本能」的問題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十八世紀的哲學認為，作為「本能觀念」的事物，是普世美德的基礎，也是客觀道德的先決條件。在二十世紀，人們的看法有些倒轉，諸如約翰·萊斯利·麥基等一些哲學家認為人類行為的演化起源，說明了世上沒有足以作為道德基礎的事物；而諸如湯瑪斯·內格爾等其他的一些哲學家則認為道德在認知上是能獨立於演化上的考量而依舊有效的論述。
由於達爾文演化論的成就之故，純粹的遺傳對人的影響成為焦點，因使在二十世紀前期，作為此種狀況回應，人們開始關注環境對人的潛在影響。在這段期間，作為一門研究在生物因素以外文化對人的影響的學問，社會開學開始發展，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在1911年的書《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引致了一個在接下了十五年主宰美國人類學的計畫。在此研究中，他發現說在任何給定的族群中，生物因子、語言、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非物質文化（symbolic culture）等各項因素都是彼此獨立的，這裡面的每一項都是人性的重要向度，而這些向度中，沒有任何一項可以化約為其他的向度。
約翰·布羅德斯·華生在1920和30年代建立了純粹行為主義學派，而這學派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成為主宰學界的學派。人們常認為，華生認為說任何遺傳都可能有影響的事物，在實際上都為後天因素所主導，而這是因為他常被斷章取義、最後一句通常被省略的名言所致：給我一打健全的嬰兒，把他們帶到我獨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證，在其中隨機選出一個，訓練成為我所選定的任何類型的人物 – 醫生、律師、藝術家、巨商人，或者乞丐、竊賊，不用考慮他的天賦、傾向、能力，祖先的職業與種族。我承認這超出了事實，但是持相反主張的人已經誇張了數千年。(1930)在1940到60年代，阿什利·蒙塔古是一個純粹行為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他認為遺傳對人的行為毫無影響，他曾說： 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其無本能之故，而這是因為構成一個人之一切，及其所成為之一切，都是由其所屬的文化學習和獲取所致……除了嬰兒對突然消失的支持和突如其來的噪音等類本能反應外，人完全沒有本能。而在1951年，卡爾文·S·霍爾（Calvin S. Hall）指出，將先天與後天二分對立的作法，最終將是徒勞的。
在其於1961年出版的《生於非洲》（African Genesis）和1966年出版的《領域法則》（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這兩本書中，羅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主張人類確實有本能，尤其是領域性方面的本能；而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裸猿》一書中，也提及類似的看法。在1970年代，學界開始出現組織性反對蒙塔古純粹白板論的聲浪，其中最著名的反對者為艾德華·威爾森，而這可見於他於1979年所出版的《論人性》一書當中。
在近代，學界發展出雙生子研究，藉此以排除對人的影響中，一切可能的遺傳因素。學界常利用這類的研究，將一個族群中出現的某項特質的影響因素，給分為遺傳（先天）和環境（後天）因素，而雙子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很多狀況下，遺傳對於一項特質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這類研究也指出，對於可遺傳的特質，遺傳的影響也並非壓倒性的，而遺傳對一項特質的影響，一般在40%到50%左右，也就是說，先天與後天的爭論，不應當視為「純粹行為主義」和「純粹遺傳論」之間的爭論，而應當將之視為純粹行為主義逐漸被當代主流的「先天與後天因素都對一項特質有重大影響」的說法逐漸取代的過程。唐納德·赫布主張說，面對「先天與後天，哪個對人格特質比較重要？」的問題時，可以藉由反問「長度還是寬度，哪個對三角形比較重要？」來回應。
在1980年代，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從數百份源自世界各地的人類學研究中，摘錄出了普世文化通則，他發現了大約150條這樣的通則，並因而得到結論說「普世人性」確實存在，並認為說這些通則指出了普世人性為何。
在1970至80年代先天與後天的爭論達到最高峰時，這類的爭論往往變成意識形態間的爭論。在1984年出版的《不在我們的基因中：生物、意識形態及人性》（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一書中，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史蒂文·羅斯（Steven Peter Russell Rose）和里昂·卡明（Leon J. Kamin）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指稱「科學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最終背書者……如果遺傳決定論是階級鬥爭的武器，納大學就是武器工廠，而其教師和研究員就是這些武器的工程師、設計者和產品生產工人。」他們藉此將爭論的焦點，給從「可遺傳特質是否存在」這點，給轉移到「在政治與道德上是否該承認這類特質存在」之上，這些作者拒絕這種承認，並要求說不論這類的特質是否存在，在政治和道德的討論上，演化的傾向應該被丟開。
由於基因科學在1990年代的發展，因此對可遺傳性的研究變得容易，也因此有更多這類的研究出現。在1990年代晚期，隨著壓倒性證據的累積，華生和蒙塔古那種完全否認先天影響的極端白板論，已被否定。
這種修正可見於1990年代晚期面向大眾的暢銷書當中。朱迪斯·里奇·哈里斯在1998年出版的《教養的迷思》一書被史蒂芬·平克認為是一本「將被視為是心理學歷史轉捩點」的書；然而，學界批判說哈里斯將「父母教養影響沒之前想的那麼重要」的說法，給誇大成「父母教養不重要」，換句話說，學界對父母教養的共識是教養依舊很重要，只是沒有過去想的那麼重要。
在2002年，史蒂芬·平克在其所著作的《白板論：當代對人類天性的否認》（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書中，總結了二十世紀晚期時的狀況，這本書成了一本暢銷書，並讓大眾認知到學界典範在過去數十年中，已從1940到70年代的「人在出生時是一張白紙」的純粹白板論中逐漸改變的事實。
平克指出，對純粹白板論如意識形態教條般的信奉，與20世紀時期另外兩條對人性的教條相關聯，這兩條教條如下：平克指出盡管有證據反對，但這三條教條依舊為人們所抱持了一段相當的時間，這是因為這些教條符合人們的期望，而這些教條之所以符合人們的期望，是因為假若任何人類的特質都完全是由文化決定的，那麼任何不想要的特質（如犯罪和侵略性等）都可藉由純粹的政治文化手段來改造。平克並聚焦於學界對於反對證據過份地壓制的原因，這其中的原因包括了人們對這些證據可能的（不論是想像的或投射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後果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