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
毛岸青（），初名永寿，譜名遠義，字岸青，以字行。湖南湘潭人，生於長沙市，毛澤東與其第二位妻子楊開慧的次子，患有精神疾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毛岸青之兄毛岸英1950年11月下旬參與朝鲜战争陣亡後，毛岸青是毛澤東唯一在世的兒子，直至其於2007年去世。
毛岸青生於長沙市开福区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一說他和兄長毛岸英生於長沙清水塘的毛澤東故居出生的。 1927年湖南清鄉公署會辦何鍵在湖南開始清黨，楊開慧帶著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與毛岸龍）到板倉鄉下躲避。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被何鍵處決後，毛岸英兄弟被保釋出獄。由外祖母抚养。1931年春节前夕，毛泽民给杨开慧遗属写信，要求把三个孩子送至上海。由杨开智的妻子、孩子的舅妈李崇德操办、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走前从亲友中筹集路费；改换了孩子们的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商定让孩子们叫沿路护送的舅妈李崇德为妈妈，外祖母为奶奶；还找人弄清了去上海的路线等等。1931年春节启程。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送到粤汉铁路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由汉口改乘船去上海。
到上海進入中共地下黨所辦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園。大同幼稚园，是中共秘密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主办，创办于1930年3月，当时设在戈登路和武定路拐角处（现在江宁路441号）肖智吉医生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内。1931年3、4月间，幼稚园迁往南昌路324号一幢三开间的楼房（现在是雁荡路小学校址）。幼稚园负责人是董健吾牧师。所需经费，由党组织供给。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保育员管荷英外出办事时失踪。特科负责大同幼稚园的欧阳新决定解散该幼稚园。毛岸英、毛岸青暂时寄养于董健吾与妻子郑兰芳家中——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二人，在古玩号住了约半年左右。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怨言。1932年的8、9月份，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家中生活。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怕毛岸英兄弟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就很少让他俩出去。在黄慧光带着6个孩子三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安全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1934年8月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三多里看望毛岸英、毛岸青。1935年7月前后，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
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转移去江西瑞金苏区，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严重破坏；此时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无固定经济来源，已无力照管黄慧光的生活。因此，组织上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每月生活供给。黄慧光是一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长子董载元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黄慧光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当时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据毛岸青回忆，在黄慧光家这段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叙述： 1934年、1935年这两年，中共上海特科因为中统的“细胞渗透”办法而被完全破获；中共上海局连续3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黄文容及其机关被破获逮捕，使上海地下党的机构人员损失殆尽。随后成立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邱吉夫及组织、宣传等负责人及所有地下联络点均被破获。1935年7月，董健吾因其上线领导浦化人被捕而被迫隐藏起来。黄慧光完全失去了外界的支持。10岁上下的两兄弟是难以理解当时的危险形势。不允许出门，必然会产生对立情绪。跑出去玩，时间长了忘了回家，也是可以理解的。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们很难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们讲实情，情急之下，打两巴掌很难避免。
2002年1月19日，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在武汉理工大学演讲中称，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此话可能是出自毛岸英，虽然在上海前几年有人照顾，但经常挨打，所以毛岸英自我认为与“流浪”无异。）。为此，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其诉讼主要证据，是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以李芳文为组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三，（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难，但无流浪、虐待事实……”
毛岸英兄弟二人大约于1935年秋离（黄慧光）家出走，在上海流浪。当时，特科留在上海的秘密办事处的情报人员徐强、李云奉命参与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孩子的身份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李云回忆说：得知孩子出走，“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李云本人亲自掌握上海地下党唯一一部秘密电台的报务兼译电，也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徐强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李云回忆：“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已经出国），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
1936年1月中旬，宋庆龄安排董健吾离开上海前往西安，把国民党权力核心层与蒋介石的口信转告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到达西安后，董健吾（化名周继吾，社会身份是宋庆龄的家庭牧师“王牧师”）拜见了张学良，把国共谈判这一事告知了张学良。在张学良安排下，董健吾于2月27日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的博古报告了这一国民党高层的口信。1936年3月6日董健吾离开陕北，于3月中旬回到上海向宋庆龄报告了毛泽东领衔的中共中央回复信息。董健吾这时获悉上海地下党已经找到了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兄弟，于是董健吾抵沪第5天即与张学良派来接刘鼎的人等同行，再次北上赴西安，3月20日一行抵达西安。宋庆龄安排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去张学良处工作，刘鼎表示要亲赴中共中央请示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才能担负此任务。当时由西安去陕北红区的交通必须得到张学良批准，地下交通线尚未建立。董健吾无法进入陕北，就留在了西安，委托打算去陕北瓦窑堡的刘鼎向中央与毛泽东汇报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的情况及安置计划。1936年4月9日，刘鼎随张学良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会谈。会后周恩来与刘鼎去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中央由此获悉了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董健吾前妻家中，董健吾本人正在西安等待中央指示。1936年4月中旬，中央派遣冯雪峰去上海重建地下电台、联络抗日救亡运动、恢复整顿地下党行组织。1936年4月20日左右，冯雪峰由瓦窑堡抵达西安，见到了董健吾，向董健吾传达了中央指示：把毛岸英兄弟二人送苏联的国际保育院。董健吾向张学良辞行时提出“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张学良答应下来。1936年4月25日，董健吾与冯雪峰抵达上海。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到上海时（岸英、岸青）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我到上海后曾给过（董健吾）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张学良安排奉軍将领李杜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东北抗日义勇军旧部，李杜联系到在上海的董健吾，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派遣杨承芳负责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董健吾的儿子）随李杜经法国赴苏联。“三个孩子在李杜家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李杜领到了出国护照”。“1977年，由上海作家徐啸在上海档案馆查得李杜及岸英、岸青、董寿琪的护照，以及法国领事馆的法文调查报告。”李杜、3个孩子、及李杜的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代表刘志清、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一行九人乘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带前往法国马赛。一行九人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前往蘇聯莫斯科，進入國際第二兒童院（莫尼諾兒童院）。也在當時定表字為岸青、俄名亚历山大。由于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的五年多一直没有能入校读书，不掌握中文读写。后来给毛泽东用俄语写信，毛只能让师哲翻译。1947年返回中國，在大連養病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军上前线，毛岸青积极参加挖战壕、运伤员等支前活动。在苏联留学期间，曾用名杨永寿。
1947年，毛岸青回国，在大连养病。后来由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到1948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进行土改工作。
1949年7月抵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加入人民解放軍，掛階中校，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編譯工作，專業為馬列主義思想研究。在中宣部馬列著作編譯室任俄文翻譯。他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但是，脑袋在上海受到的伤害无法根除。但也正因为如此，毛岸青基本没有卷入新中国的政治中。
1960年1月，毛岸青在大連療養期間，毛澤東與張文秋以親家形式撮合毛岸青與張文秋次女北京大學學生作家邵華，並於4月下旬在大連結婚，至1962年春天回北京，1970年1月17日誕下一子毛新宇。1967年毛岸青的後母江青到北京大學萬人大會演說，聲淚俱下控訴邵華“主動送上門”勾引毛岸青，當時邵華就在台下。 毛岸青和夫人邵华先后共同主编了纪念文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大型纪实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参与策划摄制了《杨开慧》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纪念文章。
晚年的毛岸青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祖国统一，拥护改革开放，热心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多次和夫人邵华、儿子毛新宇重走长征路，到革命老区、到工厂、到农村调研，并以多种形式帮助失学儿童，支持创办了多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7年3月23日凌晨4：18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4岁（准确说为83岁4个月）。
岸青晚年居於北戴河總參療養院以寫作與靜態活動為主，因十分低調，基本沒有關於他的新聞；晚年的所属工作单位为总参谋部管理部。其後行動不便，1998年9月9日在悼念毛澤東逝世22周年紀念活動時，中新社記者拍得的照片顯示他出席時需輪椅代步，並因此引致其他併發症如心臟病；於2007年3月23日凌晨4時18分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靈堂設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西山服務處（毛家大宅）400号大院，只供黨政領導吊唁，告別式於3月3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舉行並安葬其內。
2008年12月21日骨灰遷葬於湖南楊開慧烈士陵園内，濒临其母亲杨开慧烈士的墓。2008年位于克山县的毛岸青纪念馆开馆。2009年毛新宇向中国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加强毛岸青纪念馆的爱国主义基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