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
焦裕禄（），山东省博山县人，中国共产党官员，1964年病逝于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任上，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焦裕禄生在博山县北崮山村。焦裕禄的祖辈曾经发达，焦家在北崮山村的老宅留存至今，是独门小院，带有七级高台阶，南北房各三间，占地面积约4分。但到焦裕禄父亲一辈，因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因为不识字，曾遭财主欺骗。在祖父焦念礼的力主之下，全家节约开支供焦裕禄上学读书，焦裕禄这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日军占领博山县城，经常到北崮山村一带扫荡。这时，当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组织了一支红枪会，抗日自卫。16岁的焦裕禄那时已从高小辍学回家数年，也加入了这支红枪会。1938年6月，日军前来扫荡，红枪会组织数千人准备抵抗，但最前面一支队伍刚交火便被日军打死打伤二十多人，红枪会部队四散，从此这支红枪会解体。焦裕禄到山里住了两天才敢回家。
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与叔父分家，焦裕禄家有其父亲、母亲、哥嫂侄子六口人。除了种地，焦裕禄的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当学徒，焦裕禄担扁担、推小车挣钱。1940年，焦裕禄的家乡收成不好，而日伪捐税又很重，焦裕禄便和父亲一起卖油、卖菜、打锅饼卖，冬季到黑山后煤窑做工。1941年，因家庭贫困且欠下外债，焦裕禄的父亲上吊自杀。
1942年6月24日，焦裕禄被汉奸抓住，叫他带路去抓另一个人，但没抓着。随后，焦裕禄被押上拉满被抓中国百姓的汽车，拉到博山县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本宪兵队，遭到宪兵队用脚踢、用棍打、灌凉水，被打得无法行走。焦裕禄在严刑逼供下承认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但其实他根本没接触过中国共产党，连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何关系都没弄明白。十多天后，焦裕禄等被抓中国百姓能走路了，日本宪兵队又将他们集中到李家家庙。他们抵达时，李家家庙已关押有数千男女中国百姓。他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两个煎饼、半碗凉水。谁要水喝就会被日本人拉出，强迫跪在院内，被逼一口气喝完一大瓷盆水，喝不完便会被日本人殴打，喝完了便会被日本人推倒后用脚踩肚子，把水吐出后再喝。说话打盹的人会被毒打甚至被打死。关押在李家家庙的数千人，每天都被日本人使用各种方法毒打、用刺刀刺杀、逼令男女裸体跳舞等，每夜都有死尸向外抬。
1942年12月初，焦裕禄等人被捆上汽车，拉到胶济铁路张店车站宪兵队，关押一个多月后，又辗转被押至济南。焦裕禄等人在济南的训练所被训练七天。在轮流接受身体检查后，伪军把焦裕禄等人交给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一套破棉衣，押上火车运往满洲国，1943年2月被押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当苦工。抚顺煤矿当时被称为“千金寨”，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控制的最大煤矿。日军在华北等地抓捕的类似焦裕禄的“特殊工人”有4万余人，每天在煤窑里干15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只剩七、八千人，大部分被折磨死亡。和焦裕禄住在一个工棚的23个人，在两三个月里，就有17人被折磨死去。1943年6月，焦裕禄从煤矿跑出，逃到抚顺消防队一位姓郑的老乡处。1943年8月，焦裕禄通过郑老乡坐汽车到沈阳买火车票回到家中。
焦裕禄回到家乡不久，邻村夏庄成立了一支队伍，名义上是汉奸队，实际上是以此作为掩护打日军。焦裕禄与叔家弟弟焦裕祯一同参加了该队伍，分到第四连当兵。这支队伍仅有二十多人，三四支破枪，每顿饭每人只能分得一个谷糠窝头。三、四天后，焦裕禄在夜里趁小便之机当了逃兵，躲进西山。
1943年，焦裕禄夫妇带着孩子逃荒来到江苏省宿迁县城东十五里的双茶棚村，在早已逃荒来此的博山县黄台村几户同乡家住下。焦裕禄给开饭铺的张家担水为生。半个月后，张家介绍焦裕禄到宿迁县城东二里的园上村（2010年代为宿迁市宿豫区顺河镇雨露社区13组）地主胡家当雇工。此后焦裕禄在胡家当了两年雇工，起初只是担水、劈柴，后来成为胡家主人、商会副会长胡杰生的贴身佣人。据说因为家里没有男丁，胡杰生还准备把焦裕禄认作干儿子，所以后来胡家不但让焦裕禄认字，还教焦裕禄做生意。焦裕禄还经常随信佛的胡杰生到前大庵进香，常主动为前大庵打扫卫生。
1945年7月间，新四军解放宿迁县，成立人民政权，工作人员接连开会，焦裕禄由此得知家乡也解放了，于是焦裕禄等逃荒来的几位同乡便推着小车一起回到家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焦裕禄也自宿迁县回到家乡。当时，博山县城仍在日伪军占领下尚未解放，北崮山村成立了民兵连，支援解放博山县城。民兵连的民兵队长焦方开动员焦裕禄当了民兵。那时北崮山村有27个民兵，28支枪，100余发子弹。民兵连抓汉奸，到敌占区侦察，碰到抢百姓粮食的地主还乡团也打。焦裕禄很快担任村里的民兵班长，随民兵连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经焦方开介绍，焦裕禄在北崮山村焦念祯家的一间老屋里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到博山县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焦裕禄就根据上级指示，利用煤矿爆破经验，带领民兵积极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摸黑到敌据点旁边埋地雷，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出动，被地雷炸死炸伤。焦裕禄打仗聪明，多次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1947年7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大军经略中原，开辟、巩固新解放区，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山东解放区抽掉干部随军南下，崮山区武装部选送了焦裕禄。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每当停下休息时，焦裕禄都会教战友识字，或者表演山东快书、拉二胡。他还被中队领导选中，参与排演反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大型歌剧《血泪仇》，扮演剧中主人公——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因其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南下工作队边行军边演出《血泪仇》10多场。南下途中，他经常替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4个人的背包。
1948年1月，焦裕禄随渤海区南下工作队进入河南省境内，抵达豫皖苏解放区，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今为鄢陵县彭店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剿匪、分地、治沙，焦裕禄任区队指导员，把自己的联系点选在了刘庚申家，就喊比他大一岁的刘庚申为“哥哥”，对刘庚申的老母亲说：“以后您有两个儿子啦!”当地人印象中，焦裕禄高个儿，黑瘦，两只大眼，群众都喊他“小焦”。多次率部剿灭土匪。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焦裕禄做政治宣传，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开展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浮财，分了地主土地。1948年3月，鄢陵县保安团长洪启龙率部400多人袭击彭店区，当时区里的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支长枪。焦裕禄把干部、民兵混编为3个组，当鄢陵县保安团逼近离彭店村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齐射，埋伏的群众蜂涌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保安团以为遇到解放大军主力部队，当即撤退。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委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夏初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接到情报：整编第75师准备扫荡豫皖苏第五分区抢粮。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整75师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撤退。1948年9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彭店区副区长兼区武装部部长，抓镇压土匪和土地改革工作。焦裕禄在发动群众时，擅长自编或激昂或诙谐的打油诗，在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县委宣传部只有3名干事，尉氏县委书记兼县长张申的妻子续凯也是老革命，时任尉氏县委宣传部长。张申一次到县委宣传部，遇上焦裕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焦裕禄，小伙子看上去很年轻，20多岁，很精神。”“后来又经过几次接触，我感到小伙子很能干，我想给他更重的担子。于是，我就私下里对焦裕禄进行考察，经考察发现，焦裕禄出身贫苦，苦大仇深，根红苗正，阶级觉悟很高、工作有思路，我就把他派到大营当副区长。”1948年8月焦裕禄任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部长。当时，该地是号称“大营九岗十八洼，洼洼里头有响马”的土匪窝。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按上级指示，张申负责组织尉氏、长葛和扶沟三县的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成支前的运输队和担架队，共组织了600副担架，4个人抬一副担架，民工队伍以党团员为骨干，包括很多积极分子，开往前线。张申回忆：“走到太康一带，谣传说前面有蒋介石的飞机在轰炸，一些民工就吓得脱离队伍逃跑了。”“焦裕禄听说后非常生气，领着一些精干党员追赶，很快就把这些逃跑的民工抓了回来，狠狠地训了一顿。”焦裕禄因为此事受到了张申的批评：“民工都是自愿的，不想干就可以回去，不能强制。”等他们的民工队赶到蒙城时，战场已经前移，担架队抬着许多伤兵送往后方医院。焦裕禄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他后来到兰考主持工作时，专门制定了《干部十不准》，其中一条就是“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三大决战胜利后，根据上级指示，尉氏县动员群众报名参军。县委书记张申回忆：
当时刚解放，老百姓的觉悟还不是很高，如何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支援战争，我思前想后，当时战乱与饥荒不断，农民饿死的不计其数，很多人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倒毙于沟壑，惨不忍睹。我率领干部群众，将这些无人收拾的尸体统一安葬，并准备召开一场隆重的公祭大会。怎样让公祭大会变成动员会、把群众革命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就想通过祭文来激起人民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让他们明白不推翻蒋家王朝，是永远过不上好日子的。谁来写祭文，只能找一个苦大仇深又有文化的人来写，这个人，非焦裕禄莫属。于是，我就让焦裕禄来撰写祭文。”
焦裕禄只用了一夜工夫，就写出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风打头，雨打脸，干了一年又一年……”
第二天，在尉氏县城北一座大庙前面的广场上，全县万人公祭大会正式举行，方圆几十里赶来的群众烧纸烧香，放鞭炮，超度亡魂。在公祭大会的高潮，张申让焦裕禄朗诵祭文。这篇祭文在焦裕禄的声泪俱下的朗诵下，参加公祭大会的所有群众都为之感动落泪，现场哭成一片。借此机会，党员干部积极激发群众“挖苦根”，发动穷人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为富不仁的地主阶层的仇恨化悲痛为力量。接着，我和焦裕禄发动义愤填膺的群众参加革命，一起推倒蒋介石政权、解放全中国，号召青年农民当兵入伍。结果公祭大会变成了招兵动员大会，小伙子们纷纷报名，非常踊跃。
“不想，这一纸祭文起这么大的作用，当我们宣布报名参军时，大家非常踊跃。我和焦裕禄请他们跟家人商量好，三天以后再来，结果很多人第二天就来了，很快就招了一二百人，交给部队直接带往前线，尉氏县顺利地完成了征召新兵的工作。” 1949年8月，时任尉氏县委书记赵仲三提议下，焦裕禄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大营区区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焦裕禄与尉氏县团县委干部徐俊雅相识、相爱、结婚、生子。1952年春，陈留地委宣传部长张申推荐，焦裕禄调任青年团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7月陈留专区改称郑州专区，焦裕禄任青年团郑州地委宣传部部长、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特别是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大批干部被调入工业战线。1953年6月，焦裕禄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处工作。最初他担任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领导修建了一条自洛阳老城区通向工地的公路。期间他与其他党员、团员让出工棚给群众住；他领导大家连夜修浮桥，兴建了涧西大桥。
1954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决定选派焦裕禄和其他4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小学只读了4年，其他4人的情况也类似。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先为他们安排了速成课程，以使他们先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再编入本科班学习。焦裕禄等人发愤学习，终于补考通过。但在即将编入本科班学习时，洛阳矿山机器厂调整了培训计划，紧急将他们召回厂里。
1955年春，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安排下，焦裕禄率领上过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的4人以及另外其他12名职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焦裕禄任第二金工车间实习主任。在一年实习期内，焦裕禄努力学习并掌握了管理业务，提出了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议，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厂报上发表文章，并曾在厂里用二胡表演节目。大连起重机器厂党委决定派两位工程师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以换取将焦裕禄留在大连起重机器厂，但焦裕禄婉拒了这一决定。
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后，焦裕禄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1958年，第一金工车间设备仍没完全安装到位，便接受了制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的任务。研制期间，焦裕禄天天在车间睡长条板凳。“焦裕禄为什么不在床上睡？他怕睡的时间长，耽误了进度。”这条长板凳只能侧躺。一翻身，人就滚到地上醒过来，醒过来就起身接着干活儿。不迷信苏联专家，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机制造中的许多问题，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调任厂调度科科长。在调度科科长任内，他经常深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还帮助工人解决思想问题和家庭困难。
因工作过度劳累和饮食不规律，焦裕禄患上肝病，厂党委多次动员他住院治疗，但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工作岗位。
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为吴芝圃）的领导下，河南省在1958年“大跃进”中连放卫星、大刮浮夸风，随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成为困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大批群众饿死。大批饥饿的农民逃荒，农村形势不稳，农业生产低落。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1962年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河南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汇报了精简下放和生产救灾情况后，专门列出了25个重灾县，提出：由于当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加之一系列政治运动后，领导力量元气大伤，格外缺乏干部，请示从城市机关和重点企业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加强贫困县的领导工作。经李富春、陶铸批准同意， （省委）“决定从洛阳大工厂调出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加强重灾县的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加强农业”，1962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调焦裕禄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排名在书记之后，县长之前，也就是县里的二把手。。
1962年10月秋收时节，兰考县因当年春季风沙毁了21万亩麦子，入秋洪水淹了23万亩庄稼，10万亩盐碱地颗粒无收，沙荒、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全县粮食亩产量只有43斤，总产量6825万斤，耕地89万亩，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是灾民，兰考县各生产大队都开具证明，准许灾民外出谋生，实际是讨饭活口，中原各个城市一群群衣不遮体的逃荒人把破碗一伸，口音都是“俺是兰考的，成分贫农!”远走他乡的要饭大军形成了滚滚洪流。开封地委意识到大灾当前，必须彻底重组兰考县委班子，特别是县委第一书记。地委征求了几名够格当县委第一书记的干部的意见，但他们都有畏难情绪，表示不愿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回忆：“我在检查开封各县工作中，发现时任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王某因工作能力问题，县委工作失误很多，影响很大；并且，他本人生活作风也有问题。”“我提议把他换下来。但在人选上却费了一番周折。当时，物色了几个人选，面对兰考的困难，他们都不愿去，或者婉言拒绝，或者直截了当拒绝，其中一个县委书记，我给他谈罢话，没有当面拒绝，立即跑到厕所里哭鼻子，后来有人劝他直接找我说，他才找到我说这说那，我就放弃了。”最终，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作为解放战争年代尉氏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老领导，地委书记处书记赵仲三作为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办公室主任也了解焦裕禄，两人向地委提议启用焦裕禄主政兰考县。1962年11月3日开封地委开会研究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问题，在听取赵仲三的调查汇报之后，地委决定向向河南省委请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任开封专署林业局长，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焦裕禄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62年11月6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干部在审阅开封地委上报的任免请示时，认为焦裕禄在工业战线时间较长，回县工作时间太短，在任免干部审批表上写：“该同志据说已离开农村十年了，刚又回到农村才两三个月，马上任第一书记，需考虑。”当天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开会研究开封地委的请示报告，对焦裕禄到兰考任职，形成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先任第二书记，待熟悉一段后再任第一书记为好”的意见。11月7日，省委组织部办公会研究开封地委的请示报告，不同意本部干部处的意见，“部办公研究，与地委联系，×是否需马上调离，再研究焦的任职。”接到省委组织部的反馈，开封地委分析兰考现状，决定再向省委反映，坚持换将及调焦裕禄去兰考主政。11月29日，开封地委组织部干部科贺廷瑞副科长给省委组织部打电话，转达“地委意见，焦裕禄任县委第一书记还能担负起来，还是批第一书记。”但此意见未得到省委组织部认同。
1962年12月2日，开封地委认为兰考的危急形势不等人，明确焦裕禄“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作，即日赴任。。在县委第一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一直担任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从1951年任团地委副书记起就是副县职干部，11年后平调河南省的著名艰苦地区的兰考县，焦裕禄向代表地委与他做上任前的组织谈话的赵仲三表示：“现在正是兰考困难的时候，地委党组织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相信，那里有党的领导，有36万要求革命的人民，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赵仲三知道焦裕禄在洛矿患过肝病，问他身体咋样。焦裕禄说：“病这个东西也是欺软怕硬，没什么了不起，我能顶得住！”地委书记张申提醒焦裕禄：“兰考是个重灾区，最苦、最难也最穷。到兰考要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兰考36万人，有20多万在外逃荒。”焦裕禄表示：“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后来撰文回忆，焦裕禄赴兰考前一天，一进家门就对她说：“咱们还得走哇！”“上哪？”“去兰考。”“我还以为是啥好地方呢，看你高兴得那个样儿！”尉氏人徐俊雅虽没去过兰考，但知道那是个遍地沙丘盐碱、因讨饭的多而出名的穷地方，说：“在尉氏工作不是好好的吗？还挪啥来！”焦裕禄说“党叫我去兰考，就是兰考需要我。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嘛！”尉氏县委书记夏凤鸣对焦裕禄说：“老焦，你家庭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现在已是深冬了，可你还没穿上棉衣，大家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县委决定给你做一套新棉衣，请一定不要拒绝。”焦裕禄表示同志们的心意领了，但仍然没要。尉氏县委只好请示开封地委，得到支持，棉衣做好后送到了兰考。离开尉氏县前，焦裕禄给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写信：“我已接到地委通知调我去兰考县委了……到那里人地两生，水平又低，没做过主要领导工作，担心搞不好。但地委说那里需要，组织已经决定，那就坚决服从，有困难和大家共同克服，不懂的向原有同志好好学习。我从洛阳走时，你告诉我，到县里要搞好团结，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两条我经常注意了。”
在焦裕禄上任前，河南省和兰考县政界内斗已极其严重。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兰考县委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揭发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利用职权霸占一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自己妻子离婚，在那位军人复员回乡后，孙跃堂捏造罪名将他关进监狱。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200余名兰考县干部。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等人是一派，在反右运动中，赵文甫到兰考县把200余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划成右派。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反对赵文甫这种做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而孙跃堂却升任中共东明县委副书记。在吴芝圃的领导下，河南省右派数量全国最多。在“大跃进”中，吴芝圃、戴苏理、路宪文（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等人大刮浮夸风，打击迫害河南省内反对浮夸的干部，并在三年困难时期隐瞒群众大批饿死的情况。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险到北京上访，使周恩来了解了河南省的严重情况。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职务，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为一批遭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如潘复生（河南省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人平反，但没有撤销吴芝圃派系干部的职务。
焦裕禄之前的中共兰考县委是王金壁，是紧跟吴芝圃的干部。据反对王金壁的兰考县干部称，王金壁与其保姆通奸；到农村视察时要带着藤椅以求舒适；到剧院看戏时不但不出戏票钱，而且全家必须坐在剧院第三排中间位置，被群众讽刺为“三排排长”，每次王金壁还没来就不得开戏；王金壁还命村干部为他划出自留地，产的粮食、鸡鸭送到他家。
1962年12月6日傍晚，焦裕禄悄然来到兰考县委大院报到。
王金壁在任末期，正逢中央根据信阳事件的教训，在全国推行“民主补课”，以纠正“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但王金壁借机排斥异己，命令2000余名基层干部参加“民主补课”学习班。焦裕禄一到兰考县便发现了已获平反但仍受王金壁排挤的张钦礼。在张钦礼建议下，焦裕禄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这2000余名兰考县干部平反。在焦裕禄领导下，张钦礼又奉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
焦裕禄带头反对干部特殊化。儿子焦建国去电影院看电影，说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没有收钱。当时兰考县有“老三排”的说法，把礼堂里最好的第三排座位留给领导及家属，不收门票。焦裕禄知道后让儿子还了钱，并且以儿子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几次做检讨。之后他又提出《干部十不准》：
（1）不准用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3）不准赌博。 （4）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 （5）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 （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浪费。 （7）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衣、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 （8）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 （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 （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此后他建议中共兰考县委起草通知，禁止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及其子弟看“白戏”。焦裕禄到兰考县后，建议城关镇将城内的大水坑改为鱼场，半年后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将10多条活鱼送到他家，被焦裕禄悉数退回。1963年春节，兰考县肉类和副食供应仍很紧张，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给焦裕禄家送来几斤肉。在得知这肉仅送给县委几位领导后，焦裕禄拒绝接受，并嘱咐以后不要单独照顾领导。1964年2月7日，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人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决定照顾他3斤棉花，让他换件新棉袄。怕焦裕禄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又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对救灾办公室的人说：“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衣破点，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焦裕禄的妻子想给他换件新的，焦裕禄说：“现在兰考遭灾，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得就不错了，比我要饭时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又破了，让妻子缝补，妻子认为实在是破得不能补了，焦裕禄又请岳母给缝补，岳母也说太破不能补了。最后焦裕禄就自己动手缝补，说：“补丁多了，穿着结实暖和。”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回忆：“焦裕禄平时很少照相，他在兰考留下的3张照片，两张都是趁他不防时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有留下。开追悼会时，还是用的1949年的照片。”焦守云回忆：“父亲每个月的收入一百多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但由于他要养活我们姐弟六个，要供养奶奶、姥姥，还随时帮助困难群众，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甚至要赊账过日子。但不管生活多艰难，他从没有搞过特殊。”妻子徐俊雅想要给孩子们买新衣，焦裕禄说“你看看贫下中农穿的什么，盖的什么。”徐俊雅买点什么吃的，焦裕禄说浪费：“你看下边，人家连面都吃不上，光吃红薯干……”
焦裕禄任代理县委第二书记后，县里有秘书、通讯干事，但焦裕禄尽量自己写工作总结、讲话、调查报告等。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治理“三害”的文件，并亲自写出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临终前在病床上他还在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文。他写的文章文风朴实，注重事实，善于发掘，常被报纸、电台采用。
不久，又从荥阳县调去程世平当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主持县政府工作。这样，张钦礼便不再兼县长，专任县委副书记。
焦裕禄主政兰考后，省里并不清楚这一情况。1962年12月30日，省委组织部办公会确定：“焦裕禄的任职，迟一迟再批。”会后填写的任免干部审批表，留下了“焦裕禄在尉氏是否为第二书记”的疑问。1963年2月14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经过遴选，向组织部建议：“可调张汉儒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焦裕禄任第二书记。”张汉儒1939年在冀晋豫参加革命，任过温县、沁阳两县县委（第一）书记，时任省委农工部办公室副主任。1963年2月1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会议审批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配备方案，斟酌再三，最后决定：“部办公研究暂不批。”这样张汉儒没有来兰考。
1963年2月，兰考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把消极阻止灾民外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改为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担任办公室主任，对全县的风沙、盐碱和内涝的灾况进行统计调查。
1963年3月，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毗邻兰考的开封、杞县、民权、东明4县县委书记到兰考调研，据称准备把“对省、地拖累很大”的兰考一分为四划给周边四县。焦裕禄等县里领导向省委立下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表示兑现不了诺言，就辞职回家种地，不劳省委分配工作。何伟下乡察看灾情慰问群众，考察治沙成果，跑下来后对兰考改变现状有了信心，提出要帮助兰考解决实际困难。焦裕禄说封闭沙丘、挖河排涝和安排群众生活，目前需要40万元经费。何伟表态马上帮忙解决，如果省里解决不了，他就是当裤子、卖鞋，也给兰考凑齐。临别时，何伟拉着焦裕禄的手说：“救灾如救火，人命关天哪！有你这样的干部，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困难省委、省政府会帮你们解决。”1963年3月29日，开封地委再次报请河南省委组织部，提出焦裕禄已在兰考县委负责，有能力胜任该职，建议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4月2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通知开封地委，省委批准焦裕禄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从代理到实任，一直都是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的任职，在兰考的历任领导中也算创造了记录。
焦裕禄上任的这个冬季，正是兰考县困难最严重之时，该县火车站每天挤满外出逃荒乞讨的灾民。当时兰考县正在遭受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粮食产量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1963年4月，兰考灾民外流最严重时刻，县委没有很快扭转局面。主持开封地委工作的延新文对焦裕禄的工作很不满意，在县委书记会上批评焦裕禄。地委第一书记张申当时因1960年下放劳改，身体搞得很不好，平反不久去住院治病。张申在医院听说此事，便在医院里给延新文写了一封信：焦裕禄刚去兰考不久，不能期望他立即扭转困难局面，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不宜过多批评。焦裕禄带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们一同去火车站看灾民的情景，时任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后来回忆：“那是麦子将熟的时候，兰考灾民外流很严重，地委开会也批评我们，要我们想法制止。焦裕禄压力很大，他主持县委常委扩大会，各公社书记都参加了。焦请大家讨论如何改变兰考面貌，他建议大家都去看看灾民我们的阶级弟兄们。他问办公室主任张清洁：从西边过来的慢车，什么时候到？张说：十一点到。焦裕禄便领大家一同去兰考车站了。”
1963年5月18日深夜，焦裕禄正在看文件，忽然狂风呼啸，大雨倾盆，他披上雨衣就出去了。爱人和孩子在火车站找到了他，问：“你一个人出来，怎么不吱一声？”焦裕禄说：“我出来看一下县城里的水能不能排出去，城关镇有些群众的住房不牢固，我去转了一圈看看。”5月19日早上，焦裕禄召开县委常委会，安排全县干部群众排水。会后，焦裕禄脱去鞋袜，卷起裤腿，带领3位同志赶往水灾最严重的社、队。
1963年下半年起，为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焦裕禄抽调20名干部、老农、技术员组成了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兰考县展开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焦裕禄带领风沙勘察队跋涉五千里，查清了全县风口84个，逐一编号并绘图，普查县情。一年里焦裕禄跑遍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963年7月，兰考县委出台《关于切实制止人员外流的意见》，确定以思想教育树立信心，实行统销包工结合，落实包工责任制与凭证购粮挂钩，成为非常年月稳心安民的灵丹妙药。7月15日，省地工作组在兰考火车站清理三趟西行客货车，共清理下来外流人员3800人，属于兰考的只有34人。
时隔4个月，省委第二书记何伟于1963年7月中旬再次到兰考，看了兰考县委全面治理沙、涝、碱的规划模型，又亲自到仪封、三义寨、张君墓、固阳、南彰等公社实地考察。当看到了三义寨搞的作物“三蓬楼”（即上面栽树，中间压条子，下边种花生）以及仪封园艺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看到了南彰公社坑坑有藕、荷花满塘，何伟高兴地说：“兰考的面貌真的变了！”他在县委会上赞扬道：“你们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外流人口也大大减少了，干部思想稳定了，生产有了起色，兰考人民是有志气的，照这样干下去，不出三五年，兰考会大变样，那时，火车来来往往就不会拉你们外逃的人了，而是向外拉你们的木材、花生、大枣了。” 何伟回到郑州后，在省委常委会上详细介绍了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所取得的惊人成绩，认为焦裕禄是位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又能埋头苦干的好干部、好“班长”。
1963年8月2日始，“白帐子雨”连下7天7夜，兰考一片汪洋。焦裕禄带领县委领导，日夜组织抢排积水，赈灾安民。
1963年秋，兰考县连下13天雨，全县11万亩秋粮歉收、22亩秋粮受灾，焦裕禄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救灾，还率干部进村查访，为受灾群众将政府的救济粮款送上门。
1963年秋，焦裕禄为了治盐碱，在城关公社金营大队搞了两亩沟洫台田做试验，种的小麦出齐了苗，焦裕禄非常高兴，便指示城关公社大搞台田种麦，根治盐碱，推广金营经验。
焦裕禄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倾听、观察，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感受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与“三害”作斗争的精神，从群众中学到了许多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群众的智慧，坚定了焦裕禄战胜三害的信心。1963年9月，焦裕禄调查总结了群众的抗灾救灾经验，在兰考县推广“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村的道路”。焦裕禄通过调查，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像在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焦裕禄专门召开了县委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军3次攻克兰封县城，两次解放堌阳，800多名烈士牺牲，包括一任县委书记和一位游击队司令。考城县四区，1个月内牺牲数任区长，第5任区长马福重受命之日就向组织交了党费和个人物品，上任几天就壮烈牺牲，被敌人破腹拉出肠子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在兰考县推广种植抗盐碱、抗风沙的泡桐，是焦裕禄向群众调查研究得来的结论：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号召全县人民从1963年起每人要种活一棵树，社队都要建育苗圃，推广截根育苗。县委讨论形成了大力发展泡桐的决定。在张庄调研时，看到魏铎彬母亲的坟头是沙丘中唯一的一片绿洲，就组织全县学习魏铎彬“扎针”的方法，用胶泥、淤泥固住沙地表面，种上树木保持水土。在秦寨调研时，学习当地深翻淤土掩埋盐碱地表的做法，称为“贴膏药”。
1963年11月19日至30日，焦裕禄组织“除三害”办公室、农业局、科委和各公社农机站等有关部门64人，对全县碱地面积、分布情况、地下水位进行全面丈量、调查。在普查期间，焦裕禄经常带着行李，拿着干粮，挎着水壶，和盐碱普查队的同志一块下去。为了弄清一块盐碱地情况，他们反复丈量，挖掘地下水，焦裕禄经常用嘴品尝是否含盐碱成分。焦裕禄说：“用舌头一舔，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辣、又苦的是马尿碱。”经过10多天的艰苦工作，焦裕禄与普查队一起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焦裕禄让大家把盐碱地按牛皮碱、马尿碱、瓦碱、卤碱、白不卤、其他碱分为6类，绘制出全县盐碱分布、分类图。通过对全县35万亩积水地进行详细调查，进而分析得出结论：内涝是形成盐碱地的根本原因。
1963年底，兰考大规模造林植树、打防风带、堵风口、改造盐碱地、开挖疏浚河道，科学治理“三害”，共造林21014亩，四旁植树146万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百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涵养了弭灾丰产的生态。成绩喜人。1963年，全县夏粮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多，夏粮征购增长10倍多，全年粮食增长37%。1963年冬，地委认为兰考工作走上了正轨，地委书记张申在地委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深入调查研究和县委吃透情况、善抓关键、领导包点的工作方法，号召各县学习“兰考新道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副省长王维群等省领导相继到兰考视察，充分肯定了县里的工作。兰考开始引人注目。《河南日报》刊发反映兰考面貌变化的综合消息和韩村精神的长篇通讯，总编辑刘问世亲自撰写了论述“兰考新道路”的社论。兰考的工作由后进变先进，干部群众备受鼓舞。1963年11月24日，开封地委报请河南省委提任焦裕禄为兰考县委书记，免去其兰考县委第二书记职务。任免理由是：“兰考县委缺书记，该同志去兰考这一段工作搞的尚好，可以胜任书记职务。”1964年1月27日，开封地委接省委组织部通知，经省委批准，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此时，县委已经不再设第一书记，县委书记就是此前的第一书记。焦裕禄从1962年12月2日受命主持兰考县委工作，到名正言顺成为县委书记，一共经历了1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此时离焦裕禄病逝也只有3个月另17天。
焦裕禄夫妇因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母亲）并养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困难群众，所以家里经济很紧张。1964年春节前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焦裕禄找到兰考县县长程世平借路费，以便全家回家乡看望母亲。那天焦裕禄仅穿了一件棉袄，连秋衣也没穿，程世平问起才得知焦裕禄家没布票，手头也紧，但他从未要求县委照顾。焦裕禄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在山东家乡务农，多次写信请焦裕禄帮助找工作，都被焦裕禄拒绝。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焦裕禄不让女儿靠自己权力获得工作，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还专门找到厂长要求把她安排到工作辛苦的酱菜组，不要特殊照顾。
1964年春节后，焦裕禄把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叫到办公室说：“《人民日报》正在讨论县委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问题，我看咱县委决心领导群众除掉‘三害’，就是思想革命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你到河南日报社汇报汇报，看看，能不能突出地报道一下，鼓鼓群众的劲儿。”刘俊生找到河南日报社总编辑刘问世，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兰考除“三害”的情况和焦裕禄的建议，刘问世听后当即表示：“我们商量一下，再向省委请示，再答复你们。”10多天后，河南日报社把刘俊生召到郑州，刘问世说：“省委领导同志认为你们县的除‘三害’搞得很好，同意发兰考县一个专版。你回去，转告县委负责同志赶快组织人员撰写文章，20天内把稿件送来。围绕除‘三害’斗争方面的，请县委书记写一篇文章，你们再写一篇通讯、几条消息，可以配发些照片、诗歌……把版面搞得活些……”回到兰考后刘俊生向焦裕禄汇报了河南日报社的版面策划。焦裕禄听后说：“这是省委对我们的关怀，报社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组织写作力量，尽快地把材料整理好！”这时，刘俊生提出几个骨干通讯员名单请他审定，焦裕禄看后随即表示：“可以！现在就通知他们到县委办公室来开会。”焦裕禄主持召开骨干通讯员会议，让刘俊生传达了河南日报社发兰考专版的具体意见，骨干通讯员各自认领写作任务。焦裕禄说：“县委的文章，由我来写。我想写的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64年春，焦裕禄的肝病病情恶化，中共开封地委领导劝焦裕禄住院治疗，但焦裕禄坚持工作不去住院。医院开出药方，但他嫌药贵而没买。1964年春，省委第二书记何伟第3次到兰考，看到泡桐树郁郁葱葱，沙地栽上了紫穗槐，盐碱地里挖了排碱沟，防治“三害”已初见成效，可焦裕禄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何伟让焦裕禄一起回郑州治病，还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治好他的病。3月1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焦裕禄要常委们“四摆”——摆成绩、摆变化、摆进步、摆好人好事；“两找”——找差距、找原因；“一树”———树各种标兵；“两订”———订规划、订措施。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比1963年各项指标完成情况，比勤俭办队，比爱国，比奋发图强，比自力更生，比收入，比巩固集体主义，比共产主义风格，比实事求是；学先进思想，学生产管理，学技术革新，学‘三老’作风；赶的目的就是比；帮，自愿结合，一个先进带一个后进。”3月17日焦裕禄出席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县直机关全体党员会议，讲了3个问题：一、坚决纠正工作一般化现象。二、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三、切实改进领导作风。3月18日，焦裕禄召开县委扩大会，主要研究生产救灾、春耕生产、种植经济作物等安排问题，最后研究了如何抓好典型问题，列举了大量的典型事例、典型单位和个人。大会开了一整天，焦裕禄十分激动、亢奋。3月19日上午，县委扩大继续进行，研究了群众生活安排和改进领导方法等问题，开封地委副书记延新文参加了会议并讲话：“到兰考后，下去看了4天，把你们县的大部分地区都看了。总的印象是，兰考正在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干劲大，信心足，不但有规划，而且有行动。变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县委领导思想比较明确，摸透了县里的情况，下了决心，方法与措施都对头，都具体。如压沙，原来听到了消息，总考虑：行不行？压了的沙会不会再被风刮起来？下大雨会不会冲走水土？顾虑重重。这次看了，确实不错，这条路走对了！”“兰考县委的同志很好，去年虽然困难很大，但在困难的情况下办了很多事情。别的地方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效果很好。从去年看，你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没有被困难吓倒，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兰考过去要饭的多，闻名全国，现在转变过来了，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地委很注意你们的做法，并且大力推广你们的经验。”3月20日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公社、县直机关的干部调整问题。3月21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骑自行车去三义寨公社检查有关工作的落实情况。这是他最后一次骑车下乡。在一个上坡的地方，焦裕禄蹬自行车实在上不去了，便下车蹲在了地上，以手抚肝。张思义建议：“你的身体的确不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推着自行车上坡坚持到了三义寨公社，听取公社书记汇报。焦裕禄气喘吁吁地记笔录，字写得歪歪扭扭，笔在手中掉下了几次。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齐声相劝。焦裕禄却站起来，执意要到下边去看看。刚刚走出门，强烈的疼痛袭来几乎使他昏倒，不得不回县城治疗。3月22日，县委决定于当日12点钟，派人护送焦裕禄去开封治病，焦裕禄一整天详细地部署了县委的工作。当夜，焦裕禄在总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写在稿纸上，列下了4个小标题或提要：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去，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离开了兰考，住进了开封医院。病情有了大致的诊断结果，地委领导决定，送他到郑州的医院再行诊治。在郑州入院治疗前，被安排住进省委第一招待所。一天晚饭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二人步行穿过3个小区和3条马路，前去探望了焦裕禄，刘建勋代表省委叮嘱焦裕禄务必要树立信心、安心治疗。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转院到首都的北京医院，确诊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最多还有20多天的生命期。但交给焦裕禄看的是诊断书上写“慢性肝炎，注意休息。”焦裕禄又被送回到郑州的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5月4日，女儿焦守凤到郑州探望病焦裕禄，室外暴雨如注，焦裕禄见到焦守凤就问：“小梅，咱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焦守凤说没有，焦裕禄不信，让妻子徐俊雅回兰考一趟，看看庄稼到底淹了没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刘俊生到《河南日报》社送稿，来到焦裕禄的病房看望，焦裕禄问“咱县除‘三害’斗争那组稿子……报社发不发？”刘俊生回答“这次，我到报社送稿，专门问了这件事。总编室的同志告诉我：‘兰考的专版，暂时不发了’”焦裕禄听后：“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好。发不发，这是省委的事，报社的事。发了，对我们是个鼓舞；不发，对我们是个鞭策。”焦裕禄又问“前几天，一连刮了几场大风，又下了一场大雨，兰考沙区的麦子打毁了没有？洼地的秋苗淹了没有？”刘俊生告诉他：“咱县封的沙丘，挖的河道，真正起作用了，连沙丘旁的麦子都没有打死，长得很好。洼地的秋苗也没有淹。”焦裕禄问：“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刘俊生高兴地说“林场里育的桐苗，全都栽上了，都发出了嫩绿的新芽，看样子都成活了。”焦裕禄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咋样？”刘俊生说：“我刚从那里采访回来，群众看到深翻压碱后种的小麦，都高兴透了，形容说：今年的小麦长得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弹，钻进一只老鼠都跑不出来。”由于问话太多，焦裕禄昏了过去。等他醒来，一把拉住身边的刘俊生的手，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兰考的小麦丰收了。你这次回去，一定请人捎一把秦寨碱地上的麦穗来，叫我看一看。”刘俊生点头称是。
1964年5月10日，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发出焦裕禄病危通知书。省委组织部长张建民、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与兰考县委领导到医院看望。昏迷中苏醒后，焦裕禄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对医护人员说：“不要给我使用那么贵重的药了，应该留给比我更需要的、更有希望的同志。”临终前几天，焦裕禄把自己用了多年的手表给女儿焦守凤：“小梅，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用过的，送给你作个纪念。你要好好工作……按时上下班。”焦裕禄嘱咐妻子不要向上级伸手。焦裕禄对焦守凤说：“小梅，你们姊妹几个，数你大，是大姐姐，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她带好弟弟妹妹。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也作为送你的礼物，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焦裕禄对来看望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长说：““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临终前嘱咐子女：“你们长大了要做一个好人，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
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而在郑州市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42岁。
焦裕禄病逝后，河南省委决定：按好的县委书记待遇，把焦裕禄安葬在郑州革命公墓。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追悼会暨安葬仪式在郑州革命公墓举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健民，开封地委、洛阳矿山机械厂和兰考县委领导代表，开封地区除兰考外各县县委书记，焦裕禄遗孀和长子、长女，焦裕禄母亲和长子长孙等在场。追悼会由曾任过兰考县委书记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程约俊主持，曾在尉氏县委、洛矿和开封地委任过焦裕禄领导的赵仲三致悼词。此前，焦裕禄临终提出死后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事，曾被提起过。据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回忆和馆存治丧资料证实，焦裕禄病逝后，灵柩暂存医院，限于当时的条件，购置了人造冰降温。如果回兰考安葬，从勘址、审批到造墓、运输，时间和条件都不允许。加之民政主管部门认为，葬于郑州革命公墓属于褒奖和荣誉，故后事按殁于斯、葬于斯原则办理，焦裕禄故后未能实现归葬兰考的遗愿。省委领导知道焦裕禄的遗愿，1964年8月7日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在省三级干部会上讲话：“原县委第一书记焦裕禄同志，共产主义风格高，有英雄气概。他临死的时候告诉县委的同志说，沙碱没治好，死不瞑目，死后要把他埋在沙丘上。这是多么好的同志！”
1964年5月16日，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赶到民权县参加河南省豫东沙区造林工作现场会议。5月17日，张钦礼作为四个沙区造林先进县的领导之一，在大会上作第二个典型发言，介绍兰考县造林防沙﹑翻淤压沙的具体情况和经验外，重点讲述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以及焦裕禄与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会议原规定发言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当张钦礼介绍到焦裕禄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时，张钦礼已是泣不成声。许多与会者流下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也被深深感染，站起来说：“讲！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张钦礼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哭成一团。中午休会前，副省长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下午全体讨论焦裕禄的事迹。”采访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记录了张钦礼的发言，随后在会场采访了张钦礼。会后鲁保国回到郑州，向新华社河南分社领导汇报了焦裕禄的事迹。
1964年5月22日，兰考县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为焦裕禄举行了追悼大会。 焦裕禄逝世后，他在兰考县的工作事迹因为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潮流不合拍，所以在报道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后来还成为河南省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
焦裕禄逝世一个多月后，中共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写了《兰考人民满怀信心迎丰收》一文。但《河南日报》社“党的生活”专栏编辑劝他改为写篇关于“党的好干部”的文章，以迎接7月1日党的生日。分管通讯报道的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听完刘俊生汇报后，随即想到写焦裕禄，刘俊生很快写成《一个党的好干部》一文，后由欣赏此文的“党的生活”专栏编辑交给《河南日报》副总编辑翁少锋。翁少锋看后对刘俊生说：“因为你写的是县委书记，要通过省委，不过你没必要在这等，就放心吧！”但到了1964年7月1日乃至后来，该文一直未刊发。
1964年8月29日，张钦礼向中共河南省委递交了《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读完后，在“四清”工作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号召河南省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会后有关部门编印的《四清简报》编录了赵文甫的讲话。张钦礼的报告引起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重视。很快，省委就作出决定，同时向全省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新华社河南分社得知赵文甫的讲话后，征得新华社总社同意，认定焦裕禄是正面典型，计划深入采访并突出报道。1964年10月（一说9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到兰考县，在刘俊生陪同下采访半个多月，写成两篇稿件。
1964年11月19日晚，新华社发出张应先等写的通稿，刊登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肩题为《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为《焦裕禄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副题为《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同时新华社发表了张应先等写的更为详细的地方稿。这是焦裕禄逝世后媒体首次关于他的报道。1964年11月22日，按照省委决定，《河南日报》第一版全文刊发了此文，配发了《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社论。《河南日报》社当天还打电话给中共兰考县委，要刘俊生来报社。刘俊生在报社受到《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接见，刘问世表示《河南日报》准备辟一个“学习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专栏，请刘俊生为该专栏撰稿。此后该专栏每周一期连续刊发了14期，其中有刘俊生写的4篇关于焦裕禄的文章。1965年1月，《河南日报》农林部副主任黎路、《河南日报》驻开封记者站记者薛庆安到兰考县采访，经20余天写成通讯《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您！》，发表在1965年1月27日《河南日报》第二版，作为专栏的结束语。
1965年秋，新华社总社准备在西安举行分社会议，讨论报道计划。负责国内工作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决定与同行的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冯健绕道河南寻找报道计划的突破口。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为朱波），穆青让分社记者周原发言。周原讲了他在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采访7个月了解的情况，周原专挑最贫困的地方去，就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连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周原讲完，穆青很激动，说：“在河南当农村记者，不到灾区采访就不是个好记者！”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重灾区物色采访线索、找出一个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如何脱贫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周原随即到豫东穆青的家乡杞县，接待的人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周原决定不在这里停留。翌日周原到汽车站后随便坐了辆汽车，上车后才得知是开往兰考县的。到兰考县后，周原找到中共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随后听新闻干事刘俊生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按照当时记者的采访程序，刘俊生首先要向县里一把手、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汇报，周化民同时也是兰考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周原回忆周化民的答复：他刚来兰考不久，情况不熟悉，‘你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吧，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找我’。周原与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从下午一直谈到后半夜一口气谈了18个小时，张钦礼详细介绍了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积极改善兰考贫困面貌的事迹。随后张钦礼又把周原带到了张庄，这里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弯，也是当年兰考最大的风沙口。焦裕禄到兰考之后提出“贴膏药、加扎针”治理风沙的方案。所谓“贴膏药”是指翻淤泥、压沙丘，而“扎针”就是大规模栽种梧桐树。这个方案正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炮”。“张庄有一个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禄提出的封沙丘办法在这里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张庄也是张钦礼蹲点的地方，在点上最能看出他的为人、做派和群众关系，能进一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端上来一只鸡，周原当时就不高兴了，认为张钦礼搞特殊，一下子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张钦礼自己也很惊讶，连忙要求把鸡端下去。那个拿鸡来的村民说：“我们困难的时候，张县长带领我们治沙丘，跟我们一起吃讨来的‘百家饭’，当时我们就发过誓，什么时候沙丘封上了，要给张县长煮只老母鸡补补身子。”周原在兰考县采访了五、六天。但焦裕禄的事迹，早就有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写的一篇1700字关于焦裕禄的通讯，发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左下角，《河南日报》一版也有刊载。但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周原也没有印象，还是听了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的介绍才知道。离开兰考后，周原又去了民权、柘城、虞县等地，对“豫东”灾区做了个整体调查。回到郑州，时逢穆青一行刚从西安回来住在河南省委南院，周原向穆青汇报了焦裕禄的情况。穆青决定去开封采访，一路上周原继续向穆青汇报情况。从开封去各县之前，穆青对同行的所有人说，“这一次到豫东采访，时间是半个月，由周原提问，你们只管笔记，周原说去哪个县就去哪个县，周原说停留几天就停留几天，他就是这个采访组的秘书长。”1965年12月17日上午十点，穆青来到兰考县，周原、冯健、杨居人等记者随行。在县委会议室，穆青听了张钦礼、刘俊生、李忠修（焦裕禄的秘书）等人对焦裕禄的介绍，看了焦裕禄的遗物后，感动得流泪。时年44岁的穆青说：“我参加工作28年，很少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了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虽然之前有过报道，但分量远远不够，要重新组织报道！”穆青当晚对周原说：“写！现在就写！一定要写出来！”“写焦裕禄的材料已经够了，立即动手，就是把素材堆在一起，也是篇感人的通讯！”周原问：“怎么写？”“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写，群众这么热爱、怀念的县委书记是很少见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写不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第二天穆青一行先后到东坝头、韩庄、张庄等村采访，很多群众对穆青说：“你能不能给上面说说，把焦书记的坟给我们搬回来吧，离我们近一点，我们早早晚晚可以去看看，也好去烧烧纸啊！”。穆青等新华社一行人在兰考县吃不下、睡不着，开口就想哭，去哪儿都流泪，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第三天早饭后他们就离开兰考，入住开封交际处（国际旅行社）。当晚，穆青拍板决定要写兰考县的“灾荒”（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的不成文规矩是，除非获得上级指示，否则一般不报道灾荒等灾难，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并决定不写兰考县的“阶级斗争”（当时不写阶级斗争会冒很大政治风险，而焦裕禄带领群众改造环境的事迹又和阶级斗争无关），穆青要求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以这个高度来表现焦裕禄的思想风貌，不能把焦裕禄简单地写成一部“好人好事录”。随后穆青分配了写作任务。周原写焦裕禄通讯初稿，冯建写一路跑下来的豫东抗灾全景通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周原回忆：“晚上，大家各自在屋里写稿，穆青在不同房间当中巡视，走来走去。当我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穆青拍着桌子说：这样的句子多来几句！”周原一夜10个小时写成1万2千字的初稿。穆青、冯健带该初稿回北京。穆青返京前在郑州向刘建勋汇报了焦裕禄事迹和兰考人民的呼声，建议尽快迁坟。河南省委对此很重视，打算办三件事：一、授予焦裕禄同志革命烈士称号；二、尽快将焦裕禄迁葬兰考，按他的遗愿埋在沙丘上；三、在兰考举办焦裕禄事迹展览，或办一个展览馆。回京后，穆青先向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汇报，那天吴冷西很忙，穆青坚持说“只要半个小时”。听完汇报后，吴冷西说“写！发！”并完全同意了穆青提出的要写自然灾害、不写阶级斗争的意见。在吴冷西建议下，穆青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了场报告，听众哭成一片。穆青把周原的草稿整理打印几十份，发给新华社国内部有关同志集体提意见，由冯健编辑、修改。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出给吴冷西看。吴冷西通过。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校对核实：“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穆青亲自反复修改一直到第9稿。穆青提炼出了整个报道的灵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周原起草稿中的一句话，也是穆青最为欣赏的一句话。
其间，刘俊生接到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朱波及周原的电话说“中央决定要把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典型”，让刘俊生“给县委、地委汇报一下”，并“把焦裕禄的有关遗物和照片迅速送到分社来”。焦裕禄病逝后接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听取刘俊生的汇报后说，兰考县“三害”的改变“是县委领导的，还是焦裕禄自己改变的？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个人，其他同志的成绩就没有了。”开封地委宣传部部长秦一飞听取刘俊生的汇报后说：“这么大的事，中央也决定宣传了，我一个地委宣传部长还得通过你一个县的干事来‘传达’么？搞什么名堂！”此后刘俊生找到开封地委副书记延新文汇报，延新文听完很高兴，并让刘俊生到地委常委扩大会议汇报，会上地委书记张申表态支持宣传焦裕禄。会后刘俊生将焦裕禄的遗物和照片送到新华社河南分社。
周原等带修改稿再到兰考县时，正逢县委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县长张钦礼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刚一念就流泪不止，念不下去了。县委办副主任卓兴隆接过来念，哭得更厉害。只好周原自己念稿，中间几次哽咽。就这样，一篇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的兰考县2000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但县委书记周化民说：“写得不行。怎么允许对现实生活这样污蔑呢？”穆青接到周原的汇报后告诉周原：“你就拿着这文稿，请兰考县委逐段逐句地研究！”为此，在兰考县四清工作团驻地，秦一飞（兰考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兰考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同张钦礼展开激辩。周化民提不出具体修改意见。穆青决定刊发。为稳妥起见，吴冷西带穆青找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汇报，彭真拍板同意发表。
2002年穆青回忆发表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始末时说：
我们写焦裕禄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已经被搞得有点紧张了。
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这篇文章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改了7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了。
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同志，他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这个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发表，对于上述的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看了后，拍板了。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发了。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民政厅批复了兰考县委、县人委1月30日上送的请示报告，同意授予焦裕禄同志革命烈士称号。2月2日，河南省委研究决定，将焦裕禄墓迁回兰考。。
1966年2月6日，署名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由新华社发表，介绍了焦裕禄如何对待群众、对待贫困、对待严酷的自然条件,“忘我”、“完全”、“彻底”为兰考人民服务的事迹。全文共一万多字,分八个部分：1、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2、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4、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5、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6、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7、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8、他没有死,他还活着。1966年2月7日上午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录播了长达70分钟的这篇通讯，当天21点撤销原来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重播此篇通讯，2月8日和9日又重播。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文，其上为通栏大字“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其右是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播发当天，胡乔木在上海读到报纸，当晚让秘书给穆青打电话表示祝贺，称赞这篇通讯写得好，非常感人，建议新华社要做后续报道。随后，《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7篇社论：《要有更多这样的好干部》、《最可贵的阶级感情》、《在用字上很下功夫》、《用整风精神学习》、《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最有力的领导》、《思想改造永无止境》。至此,学习焦裕禄活动在全国掀起。2月7日各地党报也在头版头条刊发此篇通讯。中央各部委，全国各大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地市、县都纷纷发文件，要求党员和干部向焦裕禄学习。大批记者、作家、画家，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学生，奔向了兰考参观。新华社河南分社暂迁兰考办公2个月，围绕焦裕禄又发表了大小一百三十多篇稿子；铁道部门决定，陇海线的列车一律在兰考站短时停靠。
1966年2月9日，董必武作《学焦裕禄同志》一诗“……长抱肝癌痛，劳累损其躯。不避风雨恶，不作饥寒呼。关心人民事，忘身直若无……”，刊发于1966年2月11日《人民日报》。
随着长篇通讯的发表，焦裕禄的名字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但河南有人指责文章“不讲阶级斗争，只讲生产斗争”，攻击主创人员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应该把他赶出兰考！”穆青和周原很快就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省委随即召集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的领导赶到郑州汇报。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在省委会议室里放了第一炮：“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他改造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一个头，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务大着哩，我可没本事给他填这个坑。”说完，他再次重复了兰考“灾、难、病、苦、死、逃……”的三句话、六个字，把向省委索要物资的报告递给了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后，刘建勋讲话：
“目前，学习焦裕禄精神有三种情形：一是悲痛万分，认真学习，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二是黄河里尿泡尿随大流；三是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制造流言蜚语，说焦裕禄的坏话，干扰新华社的工作，制造麻烦添乱子。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你们倒好，一张口就是500台机器、100万元钱、50万公斤粮食，省委没这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一开头就不得了！按你们说的，马克思也算不了什么，他支持的巴黎公社只有几十天时间就被反动派打垮了。可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却永放光芒。如果焦裕禄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享福睡大觉？……”
刘建勋代表省委的即席讲话，明确支持了新华社的报道文章，使焦裕禄的事迹得以继续在中州大地传播。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公开发表9天后的1966年的2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的报告，向全省的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南的号召：
“同志们！我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南局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雄心，立大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根本改变河南面貌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河南省民政厅征求地、县意见，和兰考县民政局于2月18日形成焦裕禄迁葬方案，初步确定2月21日上午10时在郑州革命公墓举行迁墓仪式，22日中午在兰考新墓地举行安葬仪式。迁葬兰考前，刘建勋派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赵启平赴兰考选址。兰考有1600个沙丘，赵启平组织地、县两级领导研究时，先考虑了当年焦裕禄找到翻淤压沙良策的张庄，接着又考虑长眠为解放兰考牺牲的800多名革命烈士的高场北地沙丘（现为高场北地烈士陵园）。但实地考察发现，两地距县城均有十多里远，交通不利于今后组织纪念活动，因而放弃。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提出，有一次老焦领他到县城北的明代黄河故堤“土牛”察看风沙，焦裕禄登高四顾，高兴地说，这个地方真好，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清楚地看到风从哪里起，沙从哪里落，将来我死了，要是能埋在这里多好！众人前往察看“土牛”，异口同声说好，认为葬在这里既符合焦裕禄心愿，又便于日后瞻仰管理，遂将此处定为焦裕禄墓地。县委抽调财委主任赵甫坤负责领队平整墓地，机关干部和群众在10天削去“土牛”顶部五米，向南推土8200立方米，平整面积1100平方米，在墓区北侧按郑州革命公墓焦裕禄墓的规格开掘基坑，用砖砌成2.7米长、1.1米宽、1.3米深的墓坑，墓区边长10米，内地基抬高30厘米，周围用青砖砌起1.2米高的花墙。县委领导指示到郑州起灵的县民政局干事刘国华：焦书记1964年下葬时用的棺材不太好，这次换口好点儿的棺材。1966年2月26日，遵照焦裕禄的生前遗愿，他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率出席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县负责同志，郑州市和兰考县各界代表，焦裕禄妻子徐俊雅、长女焦守凤、长子焦国庆、焦裕禄的生母李星英等亲属参加启灵送行仪式。当天中午，郑州铁路局向兰考发出挂有四节车厢的专列，一节载有省、地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一节载有焦裕禄灵柩和护灵的亲属，一节载有郑州国棉三厂的乐队，一节载有花圈和工作人员。车头前挂着饰有黑纱的焦裕禄遗像，车厢两旁贴着“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标语。当天下午焦裕禄魂归兰考之际，县城万人空巷，火车站人山人海，街道两边挂满了挽联，成千上万兰考百姓自发披麻戴孝在从火车站到墓地的3里长的街道两旁送灵。在兰考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安葬。根据刘建勋的提议，河南省委派纪登奎等领导全程参加了迁坟仪式。多年后穆青回忆：“以后把焦裕禄的坟，由郑州迁往兰考，也是省委决定的。当时出面的是纪登奎和赵文甫。但实际拍板的却是建勋同志。为此，我曾向登奎同志表示过对建勋同志的感谢，但始终无缘见面。”
1966年3月15日，郭沫若作词《水调歌头·赞焦裕禄》，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1966年第四期。在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郭沫若又对该词进行了较大改动。而当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内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无一为焦裕禄题词。
76岁高龄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读了焦裕禄事迹的长篇通讯后深受感动，于1966年6月间用黎农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经验》，高度赞扬焦裕禄，号召越南干部学习焦裕禄。胡志明在文中总结了焦裕禄的四种精神：一是他身体不好，但为了完成任务一直忘我工作，在制定用三至五年消灭“三害”规划的同时，对全县党员干部以及人民进行教育，使党员干部有决心，人民有信心。二是为了调查灾害根源，他迎着沙尘，冒着大雨，去查风口，察看洪水的流势。三是走到哪里都要访贫问苦，同社员实行“三同”。四是他肝病日益加剧，但他不愿离开兰考的干部和人民，不肯放下工作住院治疗，直到上级发出指示强制他去治病。 胡志明在文章中写道，焦裕禄逝世时才42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而倾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1964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1966年3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不久，曾批准报道焦裕禄的彭真、吴冷西相继倒台。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8月下旬全国大、中学校学生开始“串联”，此后河南省不少中学传达中央文件，要求按10:1的比例推选学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开封地区赴京代表团中，有焦裕禄的两个女儿焦守凤、焦守云。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经周恩来同意，13岁的焦守云被领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握手、讲话并合影；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大厅，周恩来、邓小平与焦守云握手，并问她：“妈妈身体好不好？兰考现在怎么样？”次日，焦守云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报》。1966年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
文革初期，北京市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曾殴打过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一顿，因为别人问她是什么出身，她说是“革命干部”。多为高干子弟的北京市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对焦守凤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
文革初期，秦一飞成为兰考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为副组长，兰考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为兰考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把张钦礼定为黑帮、游街批斗。周化民手下的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字报，并派“揪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捕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随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7人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群众说了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就被造反派在街上乱棍打死。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县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说：“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秦一飞、周化民随即将刘永松关进监狱。
兰考县“树焦”（树立焦裕禄）与“不树焦”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文革爆发后，周化民将“树焦”当作张钦礼是“政治扒手”的证据，向全国散发大字报，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见到这张大字报后，让中共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省委命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派人调查，调查组向国务院办公厅写出报告称：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周化民一直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应予以批评。这时，1967年1月29日，周化民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将当年随焦裕禄工作过和在焦裕禄死后宣传过焦裕禄事迹的兰考县干部群众共计1200多人抓进监狱。向国务院办公厅写出报告的开封师范学院调查组负责人杨捍东（周化民造谣称其为国民党中校）也被开封军分区逮捕关押。
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周原的夫人陈健（也是新华社驻河南分社的资深记者）回忆：“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 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吗！’新华社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
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潮水般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兰考县秦寨大队贫农李占荣还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痛哭，为张钦礼鸣冤。周恩来派记者到兰考县暗访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周恩来乃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任命张钦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249师（空降师）政委。经总理联络员安排，张钦礼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报告。
回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中共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中共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回兰考后，张钦礼首先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关进监狱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对周化民派系的干部不加任何处分，团结他们一起工作。自此至1970年8月，在近3年内，张钦礼领导建设引黄灌淤工程，改造26万亩沙碱荒地。周化民在学习班学习三个月后，调任中共安阳钢铁厂党委书记。
1970年8月，林彪派系的王新在河南掌权，过去的吴芝圃派系和王新联合整张钦礼，调张钦礼任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把张钦礼软禁起来。张钦礼被调离兰考县后，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余人（即1967年被抓进监狱的干部，也是参加引黄灌淤工程建设的主要干部）又遭到关押。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王新也失势，但是吴芝圃派系仍在河南掌权。1972年，周恩来派康克清到兰考县调查，解放了遭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类学习班，并了解到张钦礼遭难的情况。1972年11月，周恩来派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度受到周恩来接见，王新则在同期被捕。张钦礼请求周恩来帮助调离政治斗争复杂激烈的河南省。周恩来答应帮忙，让他在兰考县安心工作。张钦礼恢复了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中共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为遭到批判和关押的干部平反，并使引黄灌淤工程复工。1973年到1977年，在张钦礼任内，兰考县“三害”获得解决。1973年秋，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考察兰考县，称赞了焦裕禄、张钦礼。
文革结束后，1977年在“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派系的戴苏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中共商丘地委书记，兰考县被从开封地区划归商丘地区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县“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程工地遭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逮捕，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与此同时，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被捕并被判刑。张钦礼一案是由周化民出面，由赵文甫直接定案，背后是戴苏理。因在“揭批查”中有功，戴苏理由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升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揭批查”涉及人数，开除党籍人数，被判刑干部人数，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
1980年代，对焦裕禄的事迹报道很少。“焦裕禄事迹展览馆”自1978年至1990年被关闭12年。张钦礼等焦裕禄当年在兰考县的老部下、老同事都成了敏感人物禁止出现在媒体中。某出版社1970年代出版的有关焦裕禄的图书，后来再版时把提及张钦礼的文字全都删除或虚化。直到1990年代，张钦礼的名字才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但张钦礼直到去世也未能获得平反。2004年张钦礼去世时，十多万兰考县群众跪地哭祭。
1990年，中国共产党从八十年代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严重冲击后果教训中，迫切感受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重新提出了要发扬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199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1990年春夏之交，穆青、冯健、周原再访兰考县，同基层干部群众交谈，采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报道，发表在1990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反映了干部群众怀念焦裕禄、怀念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报道，填写《念奴娇》词发表在1990年7月16日《福州晚报》。
1990年6月15日，邓小平为纪实文学《焦裕禄》（华夏出版社出版）题写书名。该书还收录了陈云、宋任穷为纪念焦裕禄逝世26周年的题词以及董必武、郭沫若为焦裕禄所作诗词。
1991年2月9日，江泽民来到兰考县向焦裕禄陵墓献花圈，并会见了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及其子女，题词：“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94年5月、2003年12月，胡锦涛先后两次视察兰考县。1994年5月，胡锦涛到郑州参加焦裕禄同志逝世30周年大会，并且为“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落成剪彩暨焦裕禄铜像揭幕，还在兰考县接见了焦裕禄后人。
200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兰考县调研，参观焦裕禄纪念园。他在兰考县的焦家小院和焦守云等焦裕禄的女儿座谈。在兰考县干部群众座谈会上，习近平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习近平回忆说：“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正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张老师在念这篇通讯时多次泣不成声。特别是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
2009年9月14日，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1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3月18日在讲话中要求党员、幹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幹部。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习近平还接见了焦守云等焦裕禄的5个子女：
“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5年前我到兰考参观了焦裕禄同志事迹展，今天来再次深受感动，引起心灵的共鸣。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事迹永远为人们传颂，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2015年1月，习近平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明确提出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但在河南省干部当中，对于焦裕禄的不屑甚至敌视依然存在，过去河南省内激烈政治斗争的影响也一直残存至今，有的干部甚至视焦裕禄为眼中钉。1999年9月4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编辑室委托，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到兰考县采制国庆特别节目《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时，中共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在该县一家宾馆里对该记者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有好多事都没办好，我的任务很重啊。”“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9月9日，记者在兰考县采访遇阻的新闻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1999年10月初，河南省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随后中共开封市委免去了宗家邦的中共兰考县委书记职务。2013年1月4日，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袁厉害收养的多名孤儿死亡，有记者问兰考县宣传干事如何看待“部分兰考官员愧对焦裕禄”的评论，宣传干事回答“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这一言论引发社会舆论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