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事顾问团
苏联军事顾问团（）曾在中国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抗日战争前半段，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顾问、物资援助。
北伐战争时期，苏联曾派遣军事顾问参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知名顾问包括：
1924年1月，苏联为黄埔军校派来以弗·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军事顾问小组成员有：切列潘诺夫、雅·格尔曼（又译作捷尔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鲍罗廷把苏联军事顾问小组成员介绍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承襲西方學制的傳統軍官學校（如保定军官学校），培養一名初階軍官一般需要三年。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則根据苏联红军建军经验，規劃半年完成初階軍官軍事訓練的速成學制，还根据修业期限详细安排各项军事课目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具体进度，并针对各科的具体内容及特点，拟定实施办法練。根据苏联红军的新鲜经验和中国军队的特点，重新修订典（步兵操典）、範（射击教範）、令（各种条令条例）及4大教程（战术、筑城、兵器、地形）。
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发电报派遣教官。1924年5月，苏军军长帕威尔·安德耶维奇·巴甫洛夫（化名高和罗夫）到达广州，受聘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7月8日总军事顾问高和罗夫给苏联政府发电报，要求立即援助孙中山政府急需的武器装备。同时，高和罗夫还建议孙中山成立国防委员会，将广州地区分散的地方军阀部队改编为革命军队，以便集中指挥。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接纳高和罗夫的建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并聘请高和罗夫为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 1924年7月18日，高和罗夫偕同其他苏联军事顾问及航空局飞机师数人乘坐广九列车赴增城考察前线情况。当晚，在石龙河面电船上勘察时，高和罗夫失足落水溺亡。8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与宋庆龄由大本营乘江固舰又亲往参加，称他为“俄国为中国自由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并手书“急邻之难”条幅以志哀悼。
1924年10月8日，苏联军舰沃罗夫斯基号通信指挥舰抵达黄埔码头，运来急需的8000支莫辛纳甘步枪、400万发子弹，以及以继任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为首的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罗加觉夫（Victor Rogachev，又译为罗嘉觉夫、罗克觉夫，第二次东征军事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别夏斯特诺夫、吉列夫（炮兵顾问）、波洛（机枪顾问）、格米拉、泽涅克、齐利别尔特、马米伊利克等。 这些装备与专家立即投入镇压廣州商團事變。
1925年5月，苏联政府再向黄埔军校派来200人的教官团。知名苏联顾问或教官有：
1925年从苏联运到广州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以及足够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武装军校教导团，军火价值达56.4万卢布。
1926年3月13日，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原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化名伊万诺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广州，对苏联顾问在华的军事、政治工作进行考察，正遇上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长、代校长方鼎英在《我在军校的经历》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团亦以与中山舰事件有嫌，同样兴问罪之师，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感到蒋之派兵监视顾问团住宅是极其严重之举，因而让蒋明白提出意见，蒋便将其不满的顾问列一名单，请其撤走，一次便有300余人被撤回国”。1926年苏联分4批将各种军械运到广州，第1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2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3批有机关枪40架，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4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架，大炮12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后，在华苏联顾问团全部撤走。
一般认为，黄埔军校开学时，初有苏联军事教官4人，后增至30人。1925年春军校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名苏联军官参加。1925年，除了由24位高级军事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派驻广州协助国民党政府之外，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文武官员总人数已经约多达1000人。1926年1月，广州地区约有140余名苏联军官。在东征、北伐期间，苏联顾问上自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下至各科的顾问及教官，都和学员一样随队出征、英勇战斗，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边学边用。攻打淡水时，顾问斯捷潘诺夫、别夏斯特诺夫、德拉特文和帕洛，带着机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占领高地。东征战役中，加伦将军亲率10余名苏联顾问，随同左路军出发作战。战斗中，苏联顾问“均背冲锋枪徒步行进，参与第一线行动”。在攻打淡水城的战斗中，因云梯不足而久攻不下。军校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亲自到城墙下给战士示范搭人梯的办法，使部队胜利地攻占淡水城。苏联政府先后6次运来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苏联还决定援助中国飞机10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
1937年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黼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
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基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件，1937年11月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到达汉口。截止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先后来华的苏联航空志愿人员达2000名，其中约200名航空志愿人员在中国战场牺牲。
1938年3月1日，中苏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7月1日又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贷款15000万美元。“截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卖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其中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
1937年11月末，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华,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蒋介石请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设想，建立以苏联人为主的新的军事顾问体系。
退据陪都时，苏联军事总顾问室设在重庆上清寺。 且尔班诺夫为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参加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的天炉战法就是出自他的“进攻理论”。
崔可夫上任时，带来新的援助：15名军事顾问，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关的装备和备件。担任过顾问的有：И.П．阿尔费罗夫、A.A．阿利亚布舍夫、、A.K．别列斯托夫、H.A.鲍勃罗夫、A.H.、A.B.瓦西里耶夫、C.П.康斯坦丁诺夫、P.И.帕宁、雷巴尔科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英对日作战的盟友。总顾问崔可夫认为中国政府、军队、民众的抗战到底士气已经不需要担心，而且继续深度介入中国对日作战可能会增加苏日军事摩擦风险，使得对德战争十分不利的苏联被迫分心卷入两线作战。为此，崔可夫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汇报援华军事顾问使命应该结束。
1943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胜利，苏军转入全面反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通知蒋介石：苏联对华抗日军援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苏联国内自身战争的需要，极须调回在华的军事人员，须办理全国苏军撤退事宜。  苏联军事顾问团与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苏联处），处长周明。后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对口，张冲任处长，略通俄文。副处长先梁子骏，后屈武。内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