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華人
印度尼西亚华人（）是指居住於或出生於印度尼西亞的华人，源自於過去數百年來自中國南方的移民，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组成部分。华裔印尼人擁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時間，分布於印尼不同的地區。根據研究，华裔印尼人大多來自於中國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廣東。印尼被認為是數量上具有最多海外華人的國家，華人在印尼人口中佔約3%。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三次向东南亚的移民潮。第一次可以追溯到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前后，第三次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前两次进入印度尼西亚的移民通过联姻或逐渐被同化后变成了creolised或huan-na（閩南話：番仔），被称作峇峇娘惹。而最後一次的移民因為還保留着中華文化，被称作新客（Cina Totok）。
大多数的移民是劳工或从事贸易的商人。在荷兰的殖民政策下这些中国移民很难获得土地，加里曼丹（旧为婆罗洲）西部是唯一一个有相对大量中国农民的地区。华裔印尼人大多分布於城市如雅加達、泗水、棉蘭、北干巴魯、三寶瓏、坤甸（龐提納克）、錫江（馬卡薩）、巨港、萬隆及邦加檳港等。
印尼語稱中國為"Tiongkok"、"Tionghoa"，即源自閩南語「中國」（白話字：Tiong-kok）、「中華」（白話字：Tiong-hôa）發音。而不同于马来西亚的马来语称呼“Cina”。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早在漢代（前202年-220年）便已有商貿接觸。較早的官方記錄，是西漢元始中（公元2-4年），漢平帝派遣黃門譯使前往印度，途中經過蘇門答臘。東漢永建六年(131年)，來自葉調（Yavadvipa）的進貢。東晉義熙八年（412年），僧人法顯從獅子國循海路返回廣州途中，曾在耶婆提國登陸。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年（433年）、元嘉十一年（434年）、元嘉十四年（437年）、元嘉二十六年（449年）爪哇的呵羅單（Karitan）及元嘉十二年（435年）闍婆婆達皆曾有多次遣使進貢的官方記錄；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天監十七年（518年） ，南朝陳武帝永定四年（560年）、天嘉四年（563年），位於蘇門答臘的干陁利（Kantoli）亦曾多次遣使進貢。早期階段的往來，主要是官方相互遣使和印尼人前往中國的朝貢貿易。中國的唐代（618年-907年）和宋代（960年-1279年）是南海海上貿易的開放時期；同時，印度尼西亞也處於室利佛逝（Srivijaya）朝代（650年-1377年）、又稱為三佛齊（Samboja）朝代的統一時期。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中國商船沿著「廣州通海夷道」 往來於廣州和蘇門答臘、爪哇等地。這些中國人均自稱為 "唐人"，來自 "唐山"、"唐土"，由於貿易的需要，有一部分留在了當地，成為早期的海外華人，而"唐人"這一稱謂則一直沿續至今。南宋末年，蒙古大元軍入侵南宋，南宋皇室沿海路南逃福建、廣東，被元軍消滅於廣東崖山，部分臣民及勤王將士自福建、廣東流亡海外。1293年，元軍調派五百艘戰船，兩萬軍士進攻爪哇麻喏巴歇，無功而還。
在15世纪前，中国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很少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亚人手里，由西洋文中中国商船的标准名称「junk」来源于爪哇语「jong」中可看出端倪。「jong」在爪哇语中用来描述那些从中国南部长途跋涉到东南亚的商船。中国的史料中有僧人义淨在5世纪经过这一地区去印度的记载，唐朝时也一度与印度尼西亚王国有频繁的联系。
中国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兰传教士，而现在的大多数印尼华人却不是穆斯林。有一种說法认为，在15世纪的时候，是郑和等中国商船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尼。另外一种說法认为是印度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发生在荷兰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数都是寻找商机的商贩。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关系直到今天都还是问题重重。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当时荷兰人的殖民政策偏爱华人，因此华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荷兰人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华人很难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因为华人和阿拉伯人是社会的第二等级，土著是社会的最底层，而欧洲人位于社会的最高等级。荷兰人是选择性的优待某个少数民族或宗教而达到其破坏原有社会体制策略的发明者。华人成为他们殖民统治的道具，成为缓冲其余原住民矛盾的缓冲器。法国人和英国人后来采用了同样的策略ㄧ他们利用当地的基督宗教信徒和犹太人来统治阿拉伯世界。
由于华人被荷兰人认为聪明，勤奋，有能力管理大农场而受优待，许多华人成了殖民统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在荷兰殖民早期，华人积极支持荷兰人在这片地区建立其统治地位。例如，17世纪时万丹省的蘇鳴崗在他管理雅加达的时期大量组织华人移民到印尼，极大的动摇了此一地区的经济，使得荷兰人更容易征服伊斯兰万丹王国。作为奖励，在1619年蘇鳴崗成为第一个甲必丹（Kapitein der Chinezen）。殖民政府还奖励给他的继承人封地，授予世袭的「Sia」称号。这些贵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岛上从原住民贵族手中没收来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这种手法，他们统治了雅加达的峇峇娘惹和华人。这种体系后来延伸到了爪哇在内的其他的岛屿上。而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原住民贵族，由于缺乏建立领地的经济基础。于是寻求用武力方式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
荷兰人和华人都参与了抓捕上千爪哇奴隶的贸易活动。爪哇人被认为容易出问题，因此他们被集體运送到了在苏门答腊的华人农场。
華人作為歐洲以外的另一個統治者是相當成功的，出于怕华人坐大，荷兰人常常并不友好的看待华人，但他們競爭不過華人是事實。其實在18世纪早期，华人从雅加达建成伊始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方式上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大量华工建造雅加达城，并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国商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造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对华人的依赖越来越大。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大多数来自于在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并不运回荷兰，雅加达的华人很自然的成了联系中国的最好方式。荷兰人和华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理论上应该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华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与荷兰人平等，而经济上又是对手。这一因素造成荷兰人对于华人与日俱增的憎恨與恐懼。
引起这些憎恨最终爆发的不仅是华人的商帮，还有华人在爪哇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富有的华人从中国引入穷人当苦力来开展农业生产。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甘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导致快到1740年的时候，华人人口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地区一半，白人對反客為主的華人產生強烈的疑慮。1690年殖民当局严令禁止再从中国引入苦力。但这没能阻止从中国引入苦力的浪潮，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
1720年，欧洲市场逐渐饱和，蔗糖市场面临越来越深的危机。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殖民当局没有采取措施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最后，殖民当局宣布将加里曼丹的苦力运到荷兰在锡兰南部加勒的种植园。无法知道是不是荷兰人的真正意图，谣言开始流传说荷兰人想把这些苦力运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叛乱者不仅在农村地区抢劫，甚至要攻击雅加达。
虽然没有证据，雅加达的荷兰人怀疑城内的5000名华人计划加入叛乱的苦力，於是打算除之而後快。1740年10月9日，荷兰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但實際上是荷蘭官兵有計畫性的進行種族屠殺。这最终演变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杀——所有的华人都被屠杀在自己家里，先前抓获的也在监狱和医院里立即处死。一个传教士煽风点火说杀华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据说按人头悬赏。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人数估计有5,000人至10,000人。紅溪（Kali Angke）这个名字据说来源于那次屠杀造成的“血流成河”。在这之后，殖民政府宣布“恢复秩序”。在雅加达等其他荷兰统治的城市里华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区域。雅加达华人被指定住在区，现在还有许多华人生活在那里。
這場大屠杀的暴行消息傳至歐洲后引發各國震驚，荷兰总督被荷蘭政府逮捕，并要求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會「Heeren XVII」（十七紳士）说明。他被判罪，死在监狱里，但是对他的指控宣布“免于死刑”。这件事在后来还常常被提起，特别是在形势紧张的时候。
后一波的移民仍然维持与中国的联系，这些联系主要是通过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推翻满清政府的方式。虽然这些支持主要是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但一些印尼华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孙中山时代。新客是他们当中最活跃的。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并未得到印尼华人的支持，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的起，共产党的抗日斗争获得了许多新客甚至是土生华人的支持。与国共内战同步，印尼华人在对中国的支持上分为两阵营，一派支持国民党，一派支持共产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峇峇娘惹加速融入印尼文化。而新客的下一代仍然维持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荷兰政府给予印尼华人特殊地位，但他们越来越加紧歧视压迫所有的印尼华人。因此三个华人族群越来越一致的的倾向印尼民族运动，特别是提供资金支持。但越来越多的档案显示了华人对荷兰的准军事支持，试图粉碎印尼独立运动，因此遭来印尼原住民长期的敌视。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参与印尼的政治。新客建立了一个联合印尼和中国为目标的政党，并且建立了报纸。峇峇娘惹通常加入民族主义政党。他们有些成为荷兰军官，后来又成为日本军官，但是不利用他们的职位帮助印尼民族运动。他们也是印尼报纸的先锋，利用他们刚刚建立的报社，他们与其他印尼作家一起发表他们的政治理念。1928年11月，中文周刊《新报》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印尼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的报纸。有时，牵涉到这样的活动有入狱甚至生命的危险，因为荷兰殖民当局禁止民族主义刊物和活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占领时期，印尼华人积极参与独立运动，当时除了華僑中會以外的其他印尼华人政党都被禁止。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支持独立运动的人物，比如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和林群贤（Liem Koen Hian），遗憾的是萧玉灿作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去世，而叶全明（Yap Tjwan Bing）等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Panitia Persiapan Kemerdekaan Indonesia）成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了美国公民。
最初由日本人支持建立的“BPUPKI”（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团），在日本统治结束后的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尼独立声明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表明重回荷兰殖民统治是不可接受的。印尼独立运动期间，许多印尼华人支持印尼独立运动。起草1945年印尼宪法的BPUPKI成员有六个是印尼华人。类似美国二战中组建的纯日本裔部队，组建纯印尼华人部队也被提出来，但这个建议最终被拒绝。华人被要求加入当地支持独立的团体。由于缺少像这样能够明确区分族群的部队，在印尼民族革命中华人参与革命的精确数字和华人参加革命的比例现在仍然有争议。这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在那场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度尼西亚战后华人的地位问题。
1946年，中华民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蔣家棟（Chiang Chia Tung）在棉兰表示，中华民国支持印尼独立。在1945至1950年，为了从荷兰独立的民族革命中，一些印尼华人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军。那时经济滑坡赋税加重，所有的物资都很缺乏。而且大多数被荷兰或日本没收给他们自己的军队了。印尼华人为走私这些货物作出贡献。然而，随着荷兰渐渐的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统治，走私变得越来越难，武装冲突也在所难免，荷兰百年的地位最終因革命而沒落。
独立后，日本和荷兰的公司都荒废了。新政府将他们以很便宜的价格卖出。印尼华人很快吸收消化了这些公司。然而，许多原住民勢力试图限制这一现象，他们指控华人在战争中不爱印尼（因为他们很少参与武装冲突）。新生的印尼政府强制要求他们放弃已经获得的财产。这可能是印尼华人个人权利被限制的开始。于是华人的政治活动被迫大大地减少了，但是没有完全消失。随着印尼经济进一步被印尼华人控制，这些歧视越来越严重。原住民谴责政府不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反而加剧他们的困境。这使得印尼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关系进一步惡化，尤其是與印尼的主導民族-爪哇族的關係不佳。因为許多印尼原住民认为华人是殖民政府的代理。而华人向唐人街聚集（与原住民分隔）的倾向加剧了这一状况。
1959年总统苏加諾批准了「PP 10/1959」这一文件命令，主要是强迫华人关闭在农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这一命令的实施很野蛮。1960年代，像「PP 10/1959」这样的很多政府法令，限制印尼全境华人在农村地区活动，把他们強制搬迁到大城市，但是隨後的都市化進程卻讓勤奮和善於經商的華人發了大財。
因為印尼华人在除了经济和产业外的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这使得他们专注于这些方面，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这给政府和军方带来从中国商人那里索取贿赂的机会，一些華人也以此取得便利，有人便質控華人導致印尼政府的贿赂和腐败。这加大了他们与原住民的贫富差距。一些印尼原住民指控印尼华人与政府勾结，污染了整个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华人则认为对待他们不公，政府偏向原住民。由于歧视，大多数印尼华人虽然经济上富有但無法参与政治活动，也無法向立法机构游说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印尼的这种情形不同于在臨近的马来西亚，华人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经济上都很活跃，虽然他们在那里也是少数民族，馬來西亞也是穆斯林国家。虽然印尼的法律和民意全都歧视印尼华人，他们在除了经济领域以外的很多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功，最著名的就是羽毛球。羽毛球是印度尼西亚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印尼运动员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统治了这项运动。许多受人欢迎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是印尼华人，比如：梁海量（Joe Hok、Rudy Hartono）、紀明發（Christian Hadinata）、梁春生（Tjun Tjun）、 洪耀龍（Johan Wahjudi）、張鑫源（Ade Chandra）、林水镜（Liem Swie King）、 李英華（Ivana Lie、Verawaty）、王莲香（Susi Susanti）、魏仁芳（Alan Budikusuma）、阿迪（Ardy Wiranata）和阿爾比（Heryanto Arbi）。
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4.2萬华人被指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大量印尼华人回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為此中国大陆發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活动。中国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公开宣布准备从印尼接侨60万。到1967年10月30日中国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为止，共接侨9万多人。从1960年到1967年，先后撤回20万人，使用了游轮飞机等手段，在东南沿海各地开设了大量的华侨农场，其中很多印尼华侨是中国羽毛球的杰出运动员教练员，比如王文教、侯加昌、汤仙虎。
由于苏哈托不加区别的对待，峇峇娘惹和新客的界限被刻意模糊了。许多政策禁止教、说和发行中文。他们被全部强迫改为印尼姓。这项法令被印尼华人认为是至今为止最耻辱的一个，他们强迫丧失了自己的姓。1965至1975年期间，军队和警察猖狂的虐待印尼华人，比如公开抢劫和强奸。在这期间，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说中文（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粤语等）的人，在这一艰苦时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贿。另外，被认为在印尼独立期间是英雄的那些华人，像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和林群贤（Liem Koen Hian）等，不是被野蛮的处死就是被流放或者关押，而抗议的人便被秘密杀害。他们全部都不被认为是民族英雄。这使得印尼华人在这一时期不再为印尼献身了。排华情绪在原住民中越来越严重，针对华人的屠杀时有发生。印尼华人的身份证上标记“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公民）而不是像原住民的身份证上只写“印度尼西亚人”，这作为印尼华人的一种婉转的标记。这让官员更容易向他们索要贿赂，类似希特勒要犹太人佩戴犹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了很多代的华人也必须持声明他们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这些高度歧视的法律被华人认为是政府在努力的进行文化灭绝。一些印尼华人无法忍受逃走了，新客回到中国大陆，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卻遭遇打压，一些峇峇娘惹去了荷兰。
苏哈托总统鼓吹将华人強制同化而不是融合。作为1967年“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其他措施的一部分，中文报纸只保留一个、所有华人的宗教活动被限制在屋内、中文学校逐渐被淘汰、汉语（闽南话、客家话等）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鼓励使用印尼姓名等。大多数这一类的法律在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废除。苏哈托的下台令这些留在印尼的华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新总统能够恢复他们以前的地位，结束这长达数世纪的敌意。在改革早期，政府关注于稳定经济和安全，歧视仍然很猖獗。然而印尼华人获得了用有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勇气，这在苏哈托的强硬策略时期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仍然有许多忠于苏哈托的官员实施歧视的法律。但这次不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好处。为了逃離歧視和迫害，许多印尼华人回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但是发现他们在那裡也有一些不適應。他們不僅對印尼無法認同，也對自己原本中國人的身份有所疑慮。一些人於是搬到了其他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或者是西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压力限制了印尼华人在政治、学术和军事领域的角色。结果，由于这些限制，他们成为贸易、制造和银行等领域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的七十年代，印尼华人被指控帮助共产主义，因此对华人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大多数印尼华人都不是穆斯林，这加重了当地穆斯林对他们的敌意。有历史理论认为第一个将穆斯林信仰带到印度尼西亚的人其實是中国商人，特别是这些随郑和来到三宝垄的商人。郑和不是汉人，他是来自中国的回回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來自印尼政府的歧视和敌意积累起来，印尼华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單獨的族群，並且對印度尼西亚的國家認同感大幅降低。尽管印尼華人的年轻一代并不像老一代那样遵循中国传统，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与其他印尼人不同。在这一时期，印尼華人的年轻一代更加接受西方文化，而且他们越来越倾向對西方国家的欣賞，比如美国和英国。很多父母都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西化在印尼華人中变得很流行。
1998年的雅加达暴乱，许多印尼华人又成为暴徒的目标。这次骚乱受到中國和新加坡的谴责。苏哈托被指控为暴乱的幕後策划者。許多经受了洗劫和屠殺后的印尼华人又一次逃离印尼，去到西方國家。他们发现在西方國家比較容易生存，而不是他们出生長大的印尼。在暴乱平息后，他们很多人仍然心有餘悸，不願意回去印尼，於是很多人在西方國家定居下來。
1998年，在苏哈托当了32年总统下台前，发生大规模针对印尼华人的暴乱和一系列的屠杀，雖然有種族衝突的因子，但就其原因多屬於貧富不均所導致的。由於財富，华人家庭被抢劫并烧毁，许多华人被强奸或杀害。1998年的事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与以前针对华人的屠杀有了很大不同。这次事件在互联网上实时的传播，唤起了全球华人的关注和情绪，导致大量华人在许多国家向印尼政府抗议。在这次悲剧后，大量的印尼华人逃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荷兰等国家，並因而取得居留權。印尼華人移民到歐美後進行經濟活動又取得一定成功了，在發達國家置業置產的亞裔在此時大量增加，許多移民在歐美發財後也有再回到印尼投資，這使得印尼官方才開始重視華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1965至1994年期间，汉语被禁止出现在电视上，但是数年之后才真正的出现在电视上。2000年11月，Metro电视台成为第一个向当地电视台广播普通话新闻的电视台。在几乎同一时期，雅加达的Cakrawala电台增加了普通话音乐和新闻节目。这个电台在这之前已经播放过用印尼语改写歌词的华语流行歌曲。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为了缓和种族关系，他很快废除了一些歧视性的法律。2000年瓦希德颁布6号总统令，废除1967年14号总统令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条款，允许华人宗教和传统自由进行而不需要获得批准。两年后，梅加瓦蒂总统宣布，春节从2003年起为国家假日。哈比比在1998年颁布总统令重新允许教授中文，而且取消华人在入学登记和申请公职时要出示国籍证明的要求。2001年，取消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限制。由于学中文的越来越多，为了满足需求，中国向一些省份和大学派人指导中文教学。虽然印尼政府在排华事件期间强制性打压，禁止印尼华人使用自己的中文母语----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粤语等，但在印尼华人的坚持下，这些中国方言还是存留了下来：印尼棉兰、廖内以及蒲甘境内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华人都會闽南话，山口洋則是一座客家话通行的城市，而亚齐一带的华人多数都會客家话，坤城（Pontianak）的华人也都使用潮州话和客家话。印尼华人被同化的情况在印尼各地有所不同，因为现今許多印尼华人仍保留了他们的中文母语、传统文化甚至是汉名汉姓，而华人被嚴重同化的区域以爪哇島為主，比如雅加达（当地华人多数使用爪哇語的Betawi方言）、万隆（当地多数华人使用巽他语）和泗水市（当地华人主要使用爪哇语）。
而後，印尼华人重新开始进入政治舞台。经济学家郭建义（Kwik Kian Gie）分别在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经济与金融部长和国家发展计划部长。2004年苏西洛政府任命冯慧兰（Mari Pangestu）为贸易部长。她是第一个进入内阁的华人女性。尽管像印度尼西亚中华改革党（Partai Reformasi Tionghoa Indonesia）和印度尼西亚多元统一党（Partai Bhinneka Tunggal Ika Indonesia）这样的党派没有在1999和2004年获得很大支持，现在仍有很多印尼华裔成为政府官员候选人。在1999到2004期间，候选人人数从不足50人增长到近150人，最近的一些候选人甚至赢得地区职位的选举。在2009年国会选举雅加达地区代表的58个华裔候选人中，有两位赢得人民代表委员席位。
根据2006年国籍法，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被废除了，只保留了印度尼西亚族与外来族的区别。在2007年春节，苏西洛重申对印尼的老華人用“中華人”取代“支那人”，对印尼的新客華人用“中國人”取代“支那人”，以杜絕“支那”的负面涵义。这个改变在Suara Pembaruan报的文章上面反映出来。
印度尼西亞華人大多來自中國南方的福建和廣東， 為海外華人社群最多的一群，印度尼西亞華人父系輩都來自早期中國的移民或近年來從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人數占最多的閩南移民在19世紀中期大量移民印尼，閩南裔華人主要分佈在印度尼西亞東部，爪哇中部和東部以及蘇門答臘西部海岸。潮州籍華人主要分佈在蘇門答臘的東部海岸、廖內群島和婆羅州西部，潮州籍華人主要在蘇門答臘的農場做工。客家裔華人來自廣東山區， 由於早期粵東山區貧困，客家華人從1850年至1930年間好幾次移民印尼，印尼客家裔華人為華人移民民系中最貧窮的一群。客家裔華人最初移民至印尼的西婆羅洲和邦加島的採礦中心，之後又移居至巴達維亞和西爪哇省在19世紀末期。 廣東人和客家人一樣，他們於19世紀移民至印尼邦加島的礦坑。由於西方人把機械工業知識帶進廣東和香港，廣東人傳統上為技術熟練的工匠。他們也與客家人一樣遷移到爪哇。由於不同的原因，大部分廣東籍華人在印度尼西亞大多是工匠、機器工人、以及小企業的業主。廣東籍華人平均分散在整個印尼群島，但數量遠遠少於泉漳閩南人或客家人。
印度尼西亚20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有2,411,503名公民为华人，占总人口的1.20％。 另有93,717（0.05％）华人非印尼公民，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人，他们可能是无法支付相关费用而不能成为印尼公民。 该结果可能低估了华人的数量。人口普查采用了自我认同的方法，因此拒绝认定自己是华人的将被记录为非华人。一些人还可能因为受1998年印尼反华暴乱影响而不敢承认华人的身份。而根据一些人口普查指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670万人。
过去对印尼华人人数的估计依赖于1930年的荷属东印度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收集了有关种族的直接信息，报告显示，华人有约123万，占总人口的2.03％。这被认为是华人的准确数据。在2000年之前，没有人口普查收集民族信息，因此中间年份的数据只能从其他数据（如语言和宗教信仰）推断出来。早期调查中，1961年人类学家威廉·斯金纳估计，有230万（2.4％）至260万（2.7％）华人。1973年，前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发表的报告中指出有500万华人。随后许多媒体和学术界人士估计，华人约总人口的4％至5％。在2000年代，估计数字已经达到了600万到700万，2006年，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估计华人高达767万。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22.3％的印尼华人居住在爪哇岛首府雅加达。连同万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和东爪哇等省份，爪哇岛居住了约一半（51.8％）的华人。 印尼的各个省份中，西加里曼丹约有8.15％的人口是华人，其次是邦加-勿里洞（8.14％），廖内群岛（7.66％），雅加达（6.58％），北苏门答腊（5.75％），廖内省（1.84％），在其余各省，印尼华人占比少于1％。北苏门答腊的华人集中居住在省会棉兰，与巴塔克人和爪哇人构成城市中的主要民族，但华人在整个北苏门答腊省所占的比例不大。华人在Binjai，Tanjungbalai和Pematangsiantar等城市也大量定居。
1920年至1930年期间，华人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3％，然后由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许多地区经历了净移民。另外，195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人数大幅减少，所以印尼华人增长率下降。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相对较大，全国14岁以下人口比例最低，65岁以上人口比例居第二位。人口金字塔底部狭窄，直到15-19岁年龄组迅速增加，表明总生育率迅速下降。 1980年以来出生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雅加达和西爪哇，人口高峰在20-24岁年龄组，这表明生育率的下降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随着人口年龄的增加，金字塔呈现平稳下降趋势。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尼华人的人口为2,832,510，比2000年增长17.5％。
約五分之一的印尼華人居住在首都雅加達，位於爪哇島。當島上的其他省份如萬丹，西爪哇省，中部爪哇，日惹，和東爪哇，印尼華人人口佔近一半（45.92％） 爪哇島外，在各省的西加里曼丹省北蘇門答臘島廖內省，邦加-勿裡洞島，南蘇門答臘佔45.16％的人口。邦加島-勿裡洞群島有地方最高成份的華人（佔全省人口的11.75％），其次是西加里曼丹省（9.62％），耶加達（5.83％），廖內群島省（4.11％），和北蘇門答臘（3.07％） 。在其餘省份，印尼華人佔全省人口的1％或更少的印尼華人亦會住在北蘇門答臘省會棉蘭，但他們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
20世紀下半葉，印度尼西亞華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開始移民到較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雖然這些移居國外的華人在擁有祖先留的資產，但他們往往沒繼承；這一趨勢一直延續至今。澳大利亞的政治家James Jupp AM於澳大利亞人口百科全書估計，1990年代後期生活在澳大利亞的30,000多名印度尼西亞移民中有一半是印度尼西亞華人，且已經融入其他華人社群。在紐西蘭，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移民居住在奧克蘭郊區，有些為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後來此尋求庇護，其中三分之二有居留權。，澳大利亞學者Charles Coppel相信印度尼西亞華人為構成居住在香港的海外歸僑的一大群體。 2000年生活在美國的57,000名印度尼西亞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估計為印度尼西亞華人。在南加州，居住在該地區的印度尼西亞裔美國人中有60％有華人血統。移民美國的印度尼西亞華人通常在印尼生活了幾代，並與印尼當地民族（pribumi）通婚。在加拿大，只有少數印度尼西亞華人移民說閩南泉漳話、客家話、潮州話等。雖然有華人家庭恢復傳統文化，但華人移民在加拿大出生的後代往往不願意學習印尼語或漢語。
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母语都不是現代標準漢語，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中国南方汉人，而他们主要使用的是这三大漢語變體：閩台片閩南語（福建話）、客家話、粵語。除此之外潮州籍印尼華人的闽南语子方言潮州話與閩台片閩南語能有一定程度上的互通理解。在1982年時，針對2百萬個印度尼西亞華人的语言的使用調查：700,000人使用閩南語方言（泉漳話和潮州話）；140,000人使用客家語；18萬人使用粵語；使用閩東語（包含福州話）有20,000人。此外，有估計有20,000華人使用印尼語的不同方言，但是在2016年语言使用调查时，仅剩450,000人使用闽南语，80,700使用客家话，10,000使用粤语。由於新指令禁止印度尼西亞華人使用汉语（閩台片閩南話、客家话、潮州话等），許多居住在首都雅加達和爪哇島其他省分的華人汉语能力普遍不佳，但居住在非爪哇島城市的華人，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華人，可以流利的使用漢語（閩台片閩南話、客家话、潮州话等）。
蘇門答臘的東北部地區（北蘇門答臘省、廖內省、廖內群島省和佔碑省）的華人主要使用兩種閩台片閩南語的域外變體棉蘭福建話（近似漳州話腔調）和南馬福建話（近似泉州話音韻），在爪哇島，蘇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婆羅洲）也有使用閩台片閩南語的華人。
使用潮州話的潮州籍華人主要分佈在西加里曼丹省南部地區，特別是和坤甸，在廖內群島群島也有潮州籍華人分佈。
客家裔華人主要分佈在亞齊、邦加-勿里洞省和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北部，在爪哇也有客家裔華人使用客家話。 使用粵語的廣府人主要分佈在大城市如雅加達、棉蘭、巴淡島、泗水和坤甸。
東爪哇省的泗水有使用閩東語福州話的福州籍華人。福建人最多156890人
80%的印度尼西亞華人信仰佛教或基督宗教（新教和天主教）， 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印度尼西亞華人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傾向於信仰基督宗教。在1920年代，中國傳統信仰在印尼被打壓和迫害，使得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轉而信奉基督信仰，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華裔基督徒在這一時期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在1970年代蘇哈托政府取消承認孔教在印尼的法定宗教地位後並有系統禁止孔教活動後，使得印度尼西亞華人第二波轉信奉基督教。雅加達為印度尼西亞華人基督徒最多的地區，棉蘭則有最大的印度尼西亞華人佛教徒聚居地。印尼90%人口為穆斯林，但華人穆斯林只佔少數，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3.6%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是穆斯林。印尼中华伊斯兰教联合会（Persatuan Islam Tionghoa Indonesia，PITI）等組織協會於已經在19世紀末期已經存在。印度尼西亞華人穆斯林協會（PITI）在1963年重新成立為一個現代化的組織，但有一段時間的沒運作。印尼孔教總會 （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 MATAKIN）估計95%的孔教信徒是少數印度尼西亞華人，剩下5%孔教信徒為爪哇族。雖然孔教在印尼又重新恢復法定宗教的地位，但印尼許多地方政府拒絕華人將孔教列為宗教信仰， 然而印尼地方政府還沒意識到法律已經允許印尼公民將宗教信仰登記在身分證上面。
印度尼西亞各地存在各種形式的中國建築，城鄉之間和不同島嶼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東南亞的中國建築發展與中國並不相同。透過混合了印尼文化和西方歐洲（荷蘭）文化的樣式，出現了許多融合風格的建築。印度尼西亞的中國建築有三種形式：寺廟、書院和民居。荷蘭殖民時期的城市劃分為三個種族區：歐洲西方人、亞洲種族（阿拉伯人，華人和其他亞洲人）和本地印尼人。在某些情況下，河流，牆壁或道路除外，區域之間通常沒有清楚界限。這種合法的劃分促進了每個區域內城市密度的高增長，特別是在華人區，常常導致環境惡化。早期移民者在建房時並沒有遵循中國傳統的建築樣式，而是以較適應印度尼西亞地區的樣式。早期移民房屋的樣式類似於蘇門答臘，婆羅洲和爪哇的土著房屋。 荷蘭殖民者的分離政策禁止非歐洲西方人使用歐洲建築風格。華人、印尼本地人和其他外來種族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當中。爪哇北部的中國式建築重新翻修，包括建築上的中國風格的裝飾。 隨著20世紀初種族隔離政策的緩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印度尼西亞華人開始西化，從房屋建築中移除中國式裝飾品。政府實施的禁止公開展示中國文化的政策也加快了對當地和西方建築的轉型。
印尼菜有明顯一部分透過了漢語（閩南語、客家話和粵語）的外來語用於各種的印尼菜中。bak表示肉，例如bakpau表示“肉包” ；字的結尾cai （菜）表示蔬菜，如pecai表示“白菜”。 mi 和 mie 表示麵食如 mi goreng表示“炒麵”。 大多數這些菜餚及其配料的外來語來自閩南語，並於印尼語和的印尼語言中被使用。由於這些外來語已經成為印尼當地語言的一部分，許多印尼人和印尼華人不承認菜餚是福建起源的。一些受歡迎的印度尼西亞料理，如nasi goreng，lumpia和bakpia，為到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一些菜餚是印尼本地人和印尼華人的日常飲食的一部分，來作為主食的配菜。在華人家庭中，包含峇峇娘惹和托托克人，食用的肉類通常為豬肉；這與傳統的印度尼西亞料理形成對比，傳統的印尼菜絕大部分是不使用豬肉的穆斯林清真式料理。由於認知到豬肉會引起高膽固醇血症和心臟病等健康危害，近年來豬肉食用量已大幅減少。在1997年由雅加達郵報出版的餐廳列表中，大部分適用於外籍人士和中產階級印尼人，至少有80個城市被認為的中國餐廳可列出10頁。此外，主要飯店酒店通常有一家或兩家中國餐館，而在大型購物中心也可以找到許多中國餐館。在雅加達的高檔中國餐館，提供諸如魚翅湯和燕窩湯等料理。被認為具有治療性質的食物，包括有中藥材成分的料理需求量很大。
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中華民國（臺灣）的公民由兩所國際學校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