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
黄现璠（），原名甘锦英，男，壮族，广西新宁州（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早年因家贫，求学之路颇为艰辛。在北京师范大学从预科、本科到研究生就读九年。主攻历史、民族和教育学。其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主攻东洋史。回国后，先后在不同大学任教，是壮族历史上首位大学教授。他生前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涉及颇广，范围涵盖：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民族学、语言学和壮学研究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许多作品因其具有重要价值和开拓意义，而被多次再版。其著《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的发表，由此产生广泛影响形成的“无奴学派”，使其成为该派创始人。他较早及多次领导开展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完成的《壮族简史》等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壮学开山祖师。也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
由于他长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活和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办学和教书育人。桃李不言蹊自成，众多的门人、弟子和学生受其影响，热衷少数民族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因此称他为该派的领袖。
其人为人处世：“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挺起脊梁敢作敢言堪作群里喉舌”。毕生敢于对抗强权。因此政治仕途坎坷，屡遭磨难。先后被国共两党打成左派或右派。特别是1957年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使其受迫害二十年。在他的两次人生转折期间，曾任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顾问，第一、二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
去世后，鉴于黄现璠生前对国家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盒安置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第一室。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会后广西师大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一册。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和桂林中学分别设立有“黄现璠少数民族奖学金”和“黄现璠奖学金”。桂林的重点中学“桂林中学”设有“黄现璠奖学金”。
黄现璠生于广西省新宁州六都渠思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毕业后免试进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深造，师从陈垣（援庵）治考据学、钱玄同（中季）治音韵学、李建勋治教育学，以陈援庵、钱中季兩导师指导为多。1935年11月，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同年11月，以商务印书馆预支稿费（《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书）赴日（1936年1月获得广西省留学官费），进入东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师从日本东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国史。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7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1958年2月1日，與费孝通、欧百川等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扣以“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毆打等遭遇。1979年，右派案件得以平反后，黄现璠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夏，黄现璠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支持下，在桂林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担任校长。1982年1月18日下午4点37分因脑溢血病医治无效，病逝于桂林市医专附属医院。
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从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
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同年夏，到扶绥陇罗（今扶绥东罗）、崇左、德保、靖西一带从事田野调查，收集土司遗存文物史料、吴凌云父子反清起义史料和侬智高起义史料。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
1954年3月，到贵县一带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贵县的分布以及收集黄鼎凤相关史料和太平天国史料。
1956年4月，赴武鸣、上林、宾阳、贵县、来宾和桂平等县深入乡村和山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这些县的分布情况和收集太平天国和黄鼎凤、李锦贵等人反清起义的革命史料。同年4月（19日），全国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员长于3月31日的会议指示，制定了《》，拟定筹建云南、四川、西北、贵州、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黄现璠、莫矜负责）、西藏、内蒙和东北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计划以4～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同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带队深入到桂西壮族自治州所辖5专区、2市、52县、1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和收集史科，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8年7月，组织田野考察队赴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收集史料以及对宁明花山崖壁画的实地考察。
1979年11月，组织田野考察队赴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调查和收集史料。1981年3月赴四川出席第一届“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以及进行学术调查和收集史料。
针对20世纪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黄现璠一贯持批评态度，认为“以往出版的《中国通史》，绝大多数都不写少数民族，似乎《中国通史》成了《汉族通史》的代名词，换言之，中国成了汉族的代名词，这是不对的，违反客观历史事实。他认为应该全面改写《中国通史》，以消除大民族主义的傳統史观同时倡导：“学术主张，理应百家争鸣，不能随便戴上违反马列主义或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帽。看过马克思著作的，首先应该认同这一点，始好讨论问题。”；从而公开反对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和“规律至上化”。
1979年，黄现璠提出“中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这是他于1957年倡导“奴隶社会跨越论”的继续，反对中国古史分期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黄现璠倡导“奴隶社会跨越论”，得到史学界众多学者的响应，从而他被視为“无奴派”导师。
黄现璠反对“大民族中心主义”，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根源于民族不平等。历史上的民族不平等是制造民族矛盾和影响民族团结的直接原因；主张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民族学研究的“文明精神”和“科学态度”。在他长期对少数民族和壮族的田野调查、思考以及研究过程中，逐步创立了壮学，从而他被视为“壮学宗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民族学研究中的“黄派”和中华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八桂学派，为此他被民族学界尊奉为八桂学派创始人。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塚田誠之教授：“黄氏认为壮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系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初期封建社会，转折起点始于唐宋时代，从而掀起了围绕古代壮族社会性质的论争。他主张原始氏族部落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1932年，黄现璠兼任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期间，便开始了对教育的研究。他认为教育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人格的塑造，而知行合一为高尚人格形成的基础。1981年他在桂林创办了漓江业余大学，任校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办高等教育的先驱。
黄现璠学术研究的鲜明风格，主要表现为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他在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出独具一格的“黄氏三重证据法”，即将考古史料（实物和文字）、历史文献、民族学史料（遗存实物、口述史料）三重证据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和考证中华民族古史及其文化的一种新治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