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盘查

温室气体盘查（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指的是出于各种理由而制作的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列表。科学家在开发大气模型时把自然和人为造成的各种排放作为其中的变数。政策制定者利用盘查列表来制定减排策略和政策，并追踪其成效。
机构和企业也依赖这类盘查列表来建立排放合规记录，而企业、公众和其他利益团体会利用列表来深入了解排放的源头以及趋势。
温室气体盘查与其他一些气体排放盘查不同，它不仅包括不同源头的排放量，还包括碳汇的清除数量，这类二氧化碳移除行动通常被称为碳截存。
列表中通常使用全球暖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值将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合并为一种单一的加权排放值。
盘查所包含的一些关键范例有：
ISO 14064.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于2006年和2007年初发布，并于2018年更新）是ISO 14000系列环境管理国际标准的最新补充内容。 ISO 14064标准为政府、企业、地区和其他组织提供一套整合工具，用于测量、量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这些标准让各种组织共同使用全球认可的标准以参与碳交易计划。
地方政府运作协议.
地方政府运作协议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Protocol ，LGOP) 是供地方政府用于核算和报告运作期间排放温室气体的工具。这项协议由(ARB)于2008年9月采用，供该州地方政府制定和报告具有一致性的温室气体盘查列表，用以履行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此项协议是加州空气资源局与（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地方政府间国际组织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ICLEI） 和数十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而成。
还创建地方政府运作协议工具包，将协议手册的内容化繁为简，并提供协议中逐个区域有关盘查的摘要。
IPCC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格式.
执行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时使用IPCC提供的资料登载格式（通用报告格式（Common Reporting Format，简称CRF），内含能源（Energy）/工业制程与产品使用（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 use）/农业（Agriculture）/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改变与林业(LULUCF)/废弃物（Waste）/船用燃油（Bunker fuels）/其他（Other），共七个部门产生的排放），成员国与UNFCCC及京都议定书秘书处的联系均采用相同的盘查格式。
碳核算.
碳核算（也称温室气体核算（Greenhouse gas accounting））是衡量一个国体（通常是国家的，但有时是地区，或是城市的）在给定时间内排放的温室气体 (GHG) 数量。此类措施于气候学和制定气候政策中使用 。
测量温室气体排放有两种主要，且相互矛盾的方法：根据生产核算法（也称为根据领域核算法）和根据消费核算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根据生产的排放定义为"在国家领土和国家管辖的近海地区"发生的排放。根据消费的排放把贸易的影响，包括国内最终消费的排放以及进口产品生产是造成的排放都列入考虑。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根据消费的排放核算与根据生产的排放核算采不同的做法，后者包括出口部分的排放但不包括进口的（表 1）。
所采用的核算（会计）法会对政策制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每种方法都可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因此具有不同数值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列表（Nation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ventory，NEI）可能会导致一个国家选择其认为最佳的缓解活动，但源自错误讯息而进行的错误选择有可能造成损害。目前根据生产的排放核算，因其更容易测量，而受到青睐，虽然有些科学文献赞成根据消费的核算，根据生产核算法在文献中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是因为它无法将国际贸易/运输中的排放量以及碳泄漏的可能性作分配。
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协定要求它们定期向UNFCCC提供根据生产法的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列表，以追踪实现内所列承诺的，和国家气候政策以及区域气候政策（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以及世界在限制全球暖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根据较早的UNFCCC，即使土耳其不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将继续透过排放盘查列表提供。
分类比较.
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燃烧化石燃料和农业活动导致的直接排放）正加速此类气体在大气中增长，而造成气候变化。排放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成长速度不断加快，从1990年代的每年增加1.0%成长到2000年至2008年间的每年增加3.4%。这些成长不仅是由世界人口和人均GDP成长所所推动，也由全球GDP（每单位GDP成长所耗用的能源）和（也称碳强度，每单位能源的排放量）的成长所推动。这些驱动因素在开发中国家（《京都议定书》非附件B所列国家）中最为明显，但比较不明显的是这些国家的增长，其中很大部分是为满足已开发国家（《京都议定书》附件B所列国家）中消费者的需求。附件B所列的国家减少国内生产，而增加从非附件B所列国家进口产品（这些国家排放政策不太严格），此情况被称为"碳泄漏"。变得无论生产发生在何处，消费者都不可避免受到会污染全球的温室气体影响。虽然从2007年起，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排放量有所放缓，但排放量增加的长期趋势将会恢复。
国际社会于今日投入大量心力来缓解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由此导致的气候变化。为国际和区域政策设定基准和排放目标，并监测和评估其进展，能准确衡量各国的NEI的做法势在必行。
测量温室气体排放.
测量温室气体排放有两种主要且相互矛盾的方法：根据生产核算法（也称为根据领域核算法）和根据消费核算法。
根据生产的核算.
由于目前根据生产的排放核算在政策方面受到青睐，其制作已很成熟。根据IPCC于2006年发布的制作温室气体报告指南，排放量是间接（而非直接）根据化石燃料使用和其他相关过程（例如工业和农业）计算。这项指南涵盖多种方法，依复杂程度分类（表 2中的第1-3层）。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人类活动的程度与把这类活动排放予以量化的系数（称为"排放因子"）结合。例如为估算能源部门的排放量（在已开发国家，通常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0%以上，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5%以上），耗用的燃料数量与排放因子结合，由于排放因子准确度与复杂性增加，整体复杂程度也会增加。下表将英国实施这些准则来估算一些排放活动作概述。
根据消费的核算.
根据消费的排放核算具有同样成熟的。而"显示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让研究者得以追踪经济体中的生产和消费"，此法最初是为国民经济所创建。但随著生产日益国际化以及国家间进出口市场的蓬勃发展，而开发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RIO）。MRIO的独特性质是可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周期，"将代表不同国家中不同经济部门对产品价值的贡献予以量化。因此它能提供全球供应链产品消费的描述"。据此，假定可获得区域和行业在每单位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则可计算出产品的排放总量，而确定最终消费者应承担的排放量。
而后两种排放核算法开始展现出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根据生产的核算很明显的与GDP一致，而根据消费的核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与国民消费和贸易一致。但最重要的区别是后者涵盖全球排放量 - 包括那些在根据生产的核算中所忽略的"隐含"排放量 - 并提供一种针对全球的缓解方案。国际贸易相关的排放归属是问题中的关键。
嵌入国际贸易中的排放.
表 3显示从1990年至2008年期间，生产、消费和贸易过程发生的变化。全球排放量增加39%，而在同一时期，已开发国家似乎已将其国内排放量稳定住，而开发中国家的国内排放量则增加一倍。如果考虑到开发中国家与已开发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增加，这种"稳定"可能会造成误导。温室气体排放已从0.4吉吨（Gt，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加到1.6吉吨，平均每年增长17%，表示在1990年至2008年间有16吉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从已开发中国家移转到开发中国家。假设开发中国家增加的生产有部分是为满足已开发国家的消费需求，那么碳泄漏这件事就变得明显。因此纳入国际贸易（即采根据消费的核算法）后会扭转已开发国家排放量明显下降的趋势，将此段时间内2%的减少（根据生产的核算法计算）变成7%的增加（根据消费的核算法计算）。当以较小的整体规模研究这类趋势时，更会将此点进一步强化。
一般来说，根据生产的核算显示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已开发国家）排放量较低，和世界其他国家（rest of the world，即开发中国家）排放量较高。然而，根据消费的核算提出相反的观点，金砖四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排放量较低，而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的排放量较高。这导致研究人员B. Boitier将欧盟和经合组织称为"二氧化碳消费者"，将金砖四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称为"二氧化碳生产者"。
这巨大的差异经进一步的分析获得证实。 于1994年，欧盟27国使用根据消费的核算法计算的排放量比使用根据生产的核算法所得的排放量高出11%，两者间差异在2008年已上升至24%。同样的，经合组织国家于2006年达到16%的峰值差异，于2008年下降至14%。相比之下，虽然世界其他地区在1994年与2008年两年中的数值相对没差异，但在其间几年中，它们显然是二氧化碳生产者。金砖四国根据消费的核算平均比根据生产的核算高出18.5%。
研究人员Peters和Hertwich完成一项MRIO研究，采用2001年全球贸易分析计划 (GTAP，为一全球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网络) 的数据计算国际贸易中嵌入的排放量。经过调整过的数字，虽然比研究人员B. Boitier提出的稍微保守一些（欧盟14%、经合组织3%、金砖四国16%及世界其他国家6%），但有明显相同的趋势 - 已开发国家是二氧化碳消费者，开发中国家是二氧化碳生产者。这一趋势在整个文献中随处可见，并支持在做决策时采用根据消费的排放核算。
根据消费的核算之优缺点.
优点.
这种排放核算可被认为优越，因为其包含目前被UNFCCC首选，根据生产的核算中受忽略的隐含排放。其他重要优点包括：扩大缓解选项、涵盖更多全球排放来源与原本就包含于联合国推动的碳抵销（参见碳抵销与碳信用）清洁发展机制 (CDM)内的排放 。
扩大缓解选项.
一个国家在以生产为基础的体系下，会因拥有污染密集型资源而受到惩罚。如果这个国家有污染密集型出口（例如挪威），其69%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出口产品所产生，为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一个简单做法就是减少其出口。虽然如此做对环境有利，但对经济和政治却有害，因为出口是一个国家GDP的重要成分。然而透过建立适当的机制，例如全球统一碳税、边境税收调整（border tax adjustment）或是配额，根据消费的核算体系将环境因素融入决策之中会具有比较优势。最受到讨论的税收是根据化石燃料的碳含量来制定，碳含量越高，征收的税率就越高。如有一国不自愿参与，就可对他们征收边境税。此系统具有将环境负荷成本嵌入产品价格的效果，因此市场力量会将生产活动转移到经济和环境上更有利的地方，而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增进参与.
根据消费的核算法除能直接减少排放之外，还可透过双重方式缓解竞争性的问题：首先是国内外生产商面临相同的碳税，其次是如果多个国家争夺同一出口市场，它们可将环境绩效作为一种行销工具。非附件B国家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而导致缺乏竞争力，这是两个排放大国 - 美国和澳大利亚最初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1997年）》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亚后来于2007年批准）。更多国家于此类担忧遭去除后，可能会参与未来的气候政策，而会导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政策出台，将全球更高比例的排放量涵盖。此外，由于已开发国家的排放量越多，它们受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政策的覆盖范围就越大。目前的预计是已开发国家比开发中国家的减排量会更多。 研究人员Peters认为，此预测表示无论参与程度如何，采用根据消费的核算都将有利于导致更大的减排数量。
包含清洁发展机制（CDM）等政策.
清洁发展机制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灵活机制，目标是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等贸易计划中创造碳信用，但受到严厉批评（参见研究人员Evans研究报告，p134-135，以及研究人员Burniaux等人研究报告，p58-65）机制的理论认为由于非附件B国家环境减排的边际成本较低，实施此类计划会促进技术转让（从附件B国家到非附件B国家），而实现更便宜的减排。由于在根据消费的排放核算下，一个国家应对其进口造成的排放负责，因此进口国会鼓励良好的环境行为并推广出口国采用的最清洁生产技术就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根据消费的排放核算所具有的分配排放方式，本质上可促进国外的清洁能源发展。仍然存在的一个漏洞是所谓的碳殖民主义（carbon colonialism），即已开发国家不将根本问题缓解，继续增加消费，而透过滥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潜力来掩盖此一问题。
缺点及施行.
尽管根据消费的排放核算有其优点，但并非无缺点，主要是：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大的复杂性，需要更多（但不总是可取得）的数据，以及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
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三个原因：生产核算法更接近统计来源及GDP，更有把握。根据消费的核算背后的方法需要比根据生产的核算采取额外的步骤，而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疑虑，以及根据消费的核算包括来自特定国家所有贸易伙伴的数据，这些数据会包含不同程度的准确性。根据消费的核算需要大量数据，成为此法的第二个陷阱，因为某些国家会缺乏数据，表示其无法进行此类核算。然而于此必须指出的是随著越来越多及更好的技术的开发，以及科学界产生更多数据集，其水平和准确性将会提高 - 例如最近推出的全球数据库：雪梨大学的EORA数据库、欧洲财团的EXIOPOL和WIOD数据库，和亚洲的IDE-JETRO数据库。在短期内，将不确定性水准更为准确量化是重要的工作。
加强国际合作.
第三个问题是根据消费的核算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才能达到有效结果。政府仅有权对其直接产生的排放实施缓解措施。根据消费的核算法，可把来自不同地缘政治地区的排放量分配给进口国。而进口国可透过改变其进口习惯或征收边境税来间接规避，唯有透过更密切的国际合作，透过UNFCCC等国际对话，才能实施直接且有意义的减排。
分担排放责任.
迄今为止，似乎暗示的是必然在根据生产的核算或者是根据消费的核算间作选择。但有人认为答案却位于中间，即排放量应由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分担。建议采用此法的人认为虽然最终发起生产的是最终消费者，但创造产品和相关污染的活动也对生产国的GDP产生贡献。探讨此主题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主要是透过研究人员Rodrigues等人，Lenzen等人，Marques等人，以及Andrew和Forgie等人的实证研究工作。关键性的论点著重在供应链的每个阶段，排放量由所涉及的不同参与者之间，依据一些预先定义的标准而共同分担。
虽然这种分担排放责任的方法似乎有利，但对于所谓预先定义的标准的制定却引起争议。目前的两组意见领先者是1. Lenzen等人，他们说"分配给每个代理人的责任占比应该与其增加的价值成正比"，和2. Rodrigues等人，他们说应该基于"代理人根据消费的责任和根据收入的责任之间的平均值"（引用Marques等人的研究报告）。由于标准集尚未充分制定，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产生完整的概念。
未来.
能精确衡量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于制定气候政策非常重要。显然的是目前流行采用的根据生产的排放核算，由于其排除国际贸易中的排放量而大幅低估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实施根据消费的核算，会凸显已开发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有更大的占比，因此开发中国家的低水平排放承诺就不显得那么重要。根据消费的核算不仅会涵盖全球排放，还可促进良好的环境行为，并透过降低不同群体间的竞争来增加参与度。
纵然根据消费的核算有这些优势，从根据生产的核算转向根据消费的核算可算是从一极端转变到另一极端。而第三种选择 - 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分担责任则代表两个制度之间的妥协。但此第三种理论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论，需进一步研究才有应用于决策的机会。
在今日，鉴于根据生产的核算法的不确定性较低、有确立的方法和报告、政治和环境边界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实施的广泛性，尚难看到任何偏离这种核算法的趋势。然而此法主要的缺点是忽略国际贸易中所嵌入的排放，根据消费的核算法显然可提供宝贵的信息，至少应该作为前者的"影子（非正式代表）"。随著根据消费的核算法和分担排放责任法的更进一步研究，相信两者都可在未来的气候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