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存在时间为1928年4月15日至1931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台湾青年于1928年上海法租界成立该政党。根据共产国际对于各国支部「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规定，台共是隶属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民族支部」。由于日共于1945年以前在日本属于非法，台共在台湾日治时期也被台湾总督府视为非法政党而加以取缔。台湾共产党是日治时期唯一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台湾革命主张的岛内政治组织，而且成功结合台湾农民组合及台湾文化协会，影响了192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1931年9月，台湾共产党党员遭大举逮捕入狱，台湾共产党运作转为秘密进行。
组党.
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在上海法国租界成立，当时台湾为日本殖民地，依据第三国际「一国一党」的规定，由日本共产党（日共）进行指导，但1928年三一五事件发生后，日共重要领导人都遭到逮捕，改由中国共产党（中共）代为指导。台共的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组党大会于4月15日召开，出席的人员有林木顺、林日高、翁泽生、潘钦信、林来旺、张茂良、谢氏阿女（谢雪红）及中共代表彭荣、朝鲜代表吕运亨。成立时颁布的党纲如下：
由上述党纲第2点及第3点可以发现，中共当时支持台湾独立以建设成一个新国家。这份党纲的第9点主张，台湾一直到1999年修订《劳动基准法》时才开始实施。
组党后于1928年4月18日于翁泽生住宅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出席者有林木顺、林日高、翁泽生与谢氏阿女，决定了如下的干部名单：
上海读书会事件.
1928年4月15日组党大会后，林日高由上海经内地（日本）返回台湾，在这旅途中上海却发生了读书会事件，4月25日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东升-{里}-389号（林木顺与谢雪红同居住所）被日警查获组党的秘密文件，谢氏阿女（谢雪红，台中）、张茂良（竹山）、杨金泉（台北）、林松水（南投）、刘守鸿（潮州）等五人被捕，林木顺侥幸逃走。这件事不只对甫组党的台共活动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还埋下了日后党争的种子。
林日高返回台湾后，5月15日于自宅会合庄春火、蔡孝干、洪（侯）朝宗，将上海组党的始末及各项纲领、方针文件等向其报告，之后讨论对于上海读书会事件的对策。5月19日相关人等再次于台北桥附近会合，交换有关读书会事件的情报，与会人员认为，在上海党的关系文件几乎全被扣押，搜索有扩大的形势，乃协议暂停一切党的活动，且状况紧迫时应各自采取适当行动自行逃避。后来虽然日警的搜查行动并未扩大，但是蔡孝干、洪朝宗深怕遭受检举，匆匆逃至中国。
谢雪红被捕后，因罪证不足，并未判刑，仅遣返台湾。此时原应留在台湾的党员蔡孝干、洪朝宗、潘钦信、谢氏玉叶都逃至中国，台共在台活动能量骤减。谢雪红为重整台共，透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联络上一些归台的党员，并著手实践当初台共建党时的决策。1928年11月，于台北御成町李国献宅举行第一次台共中央会议，出席者仅林日高与庄春火，会中达成如下决议：
被开除者谢玉叶是翁泽生之妻，这是翁泽生日后向谢雪红夺权的导火线之一。
日共瓦解对台共的影响.
根据第三国际的规定，一个国家成立一个共产党。台湾当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共为日共的一个支部，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共于上海组党后，原应负责与日共连络的谢雪红随即被捕并被遣返台湾，于是仅由林来旺返回日本东京与日共联络。
1928年4月23日，林来旺返东京，发现在三一五大检举后，日共领袖虽有部份躲过逮捕但都在逃亡，林来旺几经努力才终于与逃亡中的日共联系上，这段期间，林来旺也招收了两个留学生林兑、林添进为党员。8月，林木顺潜至东京，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台共与日共的联系。9月23日，林木顺、陈来旺、林兑、林添进四人会合，决议成立「东京特别支部」的组织，由陈来旺为负责人，与日本共产党及台湾共产党岛内机关相互连络。10月中旬，林木顺理应带著日共的指令到台湾，但林木顺认为回台太危险而前往上海，终其一生不曾再返台（林木顺于1931年日警在上海对台湾左翼人士大搜捕后下落不明）。
1928年10月6日，日共领袖渡边政之辅由上海经福州进入基隆港，欲带共产国际东方局提供的资金与指令给台共，于港务人员临检时被发现；渡边以手枪反击后，自忖无法逃脱，自杀身亡（日共认为渡边政之辅是被击毙）。1929年4月16日，日共党员间庭末吉遭警视厅检举时（史称四一六事件），身上查获党员名簿，由此追查出陈来旺、林兑、林添进三人；此三人及大部份的日共重要干部被移办后，台共的东京特别支部被肃清，日共也已是风雨飘摇、自顾不暇，台共与日共的联系遂又告中断。至此由谢雪红领导的台共无法取得日共及共产国际的支援，只能依自己的判断进行各项工作。
日共瓦解后，对台共发展的最大影响在于，中共透过掌握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管道，逐渐将势力伸入台共，虽然谢雪红基于台湾民族自决的思想极力的阻止，但最后台共仍被中共所吸收，谢雪红一派全被开除党籍，台共也由民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
主张与发展策略.
台共组党时的纲领是由林木顺在日共的指导下完成，这份纲领除了共产主义必有的阶级斗争主张外，也根据列宁主义学说，强调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在帝国主义时期的重要作用，强调「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提出台湾民族的概念及台湾独立的主张，并将民族革命置于阶级革命之前。这里节录其中三段：
在组党时，参与组党的成员有鉴于日警对共党成员的大伺搜捕，提出「以文化协会、农民组合为中心，将积极份子纠合于文化协会，经一定时期后将文化协会改组为大众党」的发展策略。谢雪红被遣送回台后所执行的，正是上述的主张与发展策略。所以，台共在谢雪红的领导下，以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为掩护吸收成员，并扩大于上述两个组织内的影响力，最后并成功夺取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
与农民组合结合.
1928年5月，谢雪红被遣送回台，一个养女竟可以自学识字，并远赴莫斯科大学深造，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又因为她被遣送回台时，《台湾日日新闻》刊登了一则新闻：「在对岸（中国）逮捕一个『摩登女郎』，被押解回台了。」，所以许多人知道谢雪红回来了。
当时农民组合正是最活跃的时候，会员数高达二万四千人，是当时最大的社会运动团体，农民组合成长过程得利于日本劳动农民党的帮忙，且在日本高压统治，严格取缔下，思想已左倾。6月，被释放后谢雪红回到台中，农民组合干部简吉、赵港、杨春松、杨克培等人相继去拜访她。日本警察沿革志叙述，早在台共成立前农组已经在高压取缔下，引发强烈反弹时就已左倾。谢雪红回台后，农组干部主动与她连系，此时日本劳动农民党也因三一五大检举后被解散，农组在没有外援下，希望得到台共的支援，以加强农组的思想建设，强化对日斗争策略，这也符合台共创党时所立定的发展策略。9月底左右，在台中农民组合本部，农民组合干部简吉、陈德兴、陈海、杨春松、杨克培等人讨论农组是否进一步与台共整合，并直接发表声明支援台共? 因农组当时已有分裂局势，且第二次全岛大会召开在即，简吉不希望横生枝节而作罢，即使如此，仍可看出短短几个月，农组与台共间的关系就已非常密切。1928年12月25日，谢雪红将林木顺交由林兑转送的「农民对策问题」转达给农民组合领导者简吉，指示他将农民组合发展为台共的外围组织，12月30日，农民组合召开第二次全岛大会，会议中公布的议案与对策，即是依照「农民对策问题」的纲领进行的。
1929年2月12日，农历年节庆期间，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局指挥全岛的警察对台共及农民组合成员进行大搜捕 (史称「二一二大检举」)，其真正目标其实是台共，因为台湾总督府深怕台共可能会透过农民组合在农村的深厚基础，将农村发展为革命的武装基地。此事件之后，农民组合主要成员多被捕监禁，农民组合也成了非法组织。成了非法组织后的农民组合，如总督府意料的吓退了许多温和的农民，会员人数大幅萎缩，但留下来成员立场更加激进。此时的农民组合干部已有许多台共党员，之前未加入的，也相继加入台共，至于少数没有加入的，则将他们排除在阵营外。终究接下来的活动是非法的，可以说是完全「潜行」于地下，要非常有决心和向心力才行。二一二大检举对农民组合来说，确实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却也使农组完全融入台共的体系里。
夺取新文协领导权.
台湾文化协会由林献堂、蒋渭水于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后成立，是当时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台湾人团体，在文协壮大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左、右两派的对立，1927年1月3日在台中公会堂举行的临时大会，左右两派人马正式对决，左派人马胜出，连温卿、王敏川成为新的领导人，右派人马则退出文协另组台湾民众党，文协第一次分裂。
新文协虽然都是由左派组成，但是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思想也有岐异。连温卿主张成立左翼工会「台湾总工会」以对抗民众党的右翼「工友总联盟」; 王敏川则主张联合左、右势力组成「台湾劳动团体统一联盟」。王敏川的思想符合林木顺的发展策略，谢雪红领导的台共便支持王敏川，于 1929/11 月举行的新文协第三次全岛代表大会将连温卿除名! 这次的夺权行动由远在上海的林木顺发动，夺权成功后确实壮大了台共的势力，对于「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为掩护来发展台共势力，并且要联合各阶级抗日力量达成台湾民族独立」的策略确实又更向前推进，但是，如果由整体抗日行动来审视则有待商榷。
苏新晚年撰文时认为：「文协本来就是台湾各阶层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不是政党，不应该用什么马克思主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来进行什么『理论斗争』来分裂文协，企图给文协穿上清一色的政治外衣。」或许这是相当中肯的检讨。
松山会议.
台共成员很少，但活动力很强，1930年，党内一些年轻党员在台共的外围组织已渐渐取得领导权，主要如下：
这些人冀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来领导，但是，这个一直无法联系上第三国际的党中央其实没什么资源，相关人事安排得不到第三国际的认可，权威性也是不足，这些实际从事运动且各据一方的要角对岛内党中央逐渐产生不满。于是谢雪红派遣林日高赴上海，与第三国际或中共连络，1930年4月16日林日高进入厦门，4月25日转赴上海，5月10日始会晤到翁泽生。林日高在上海期间，翁泽生对他相当冷淡，每日无所事事，虚度一段时间后，某日，有一中共党员告诉林日高：「近日将派人赴台，指令拟由其人传达，可先行返台湾。」林于是于7月底回台向谢雪红报告，之后，林因为原本即对党的活动日渐倦怠，加上在上海的遭遇让他更感失望，不久即以邮件寄送脱党声明给谢雪红，而庄春火随后也声明脱党。
两位中央委员的脱党让党内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于是谢雪红透过王万得借得张宽裕位于台北州七星郡松山庄塔悠社的住宅，于10月27日至10月29日召开党扩大中央委员会，史称「松山会议」，这是台共重建后首次召开较具规模的会议。谢雪红于会中举出党无法发展的原因为「官宪的弹压，党员的不活泼，中央机关的怠慢。」并于各外围组织领导人报告后，针对党未来的发展进行讨论，这个讨论的结果彰显了谢雪红与这些少壮派的发展路线的岐异，这岐异在松山会议后逐渐发酵，终至台共走向分裂。
双方的岐异主要如下：
上大派夺权.
台湾在日治时代的政治运动除了有左派、右派之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对立也隐然成形。台共内部也有这样不同的国族认同，以谢雪红为主的是台湾意识的代表人物，其影响可见于组党时的党纲及谢雪红被遣送回台后极力抗拒中共势力介入，努力寻求借由日共力量与第三国际联系的作为上。中国意识的代表人物首推翁泽生，当时台湾许多具强烈中国意识的人会将子女送往中国念书，翁泽生即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在其短暂的人生中，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在将台共与中共结合。 
向谢雪红夺权的是上大派，其主要成员是到中国上海大学留学，并被中共吸收成为党员的人为主，这些人许多是先加入中共后再加入台共，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翁泽生，原因在于他是中共当时领导人瞿秋白的得意门生，而且在台共与日共失去联系后，还掌握了台共与第三国际的连络管道，更是向谢雪红夺权的主导者。这次夺权的起源除了翁泽生本人的私怨外，也在于中共有计划介入台共运作。这里列出几个向谢雪红夺权的主要人物:
岛内台共的不和及日共的瓦解，提供了翁泽生绝佳的夺权契机，台共岛内势力是由谢雪红重建，即使有许多极左派的党员对她不满，但要斗垮她也没那么容易，翁利用他掌握了与第三国际沟通管道的职务之便，传递来自第三国际的指令影响台共决策、剥夺她领导的权威性。
林日高返台后，谢雪红又派陈德兴至上海向第三国际报告台湾的状况，这报告当然也是透过翁泽生，翁在报告后传述第三国际东方局的指示『最近东方局拟送指示至台湾，在这之前可先行返回台湾，将第三国际的意见传达于一般党员，使能进行积极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克服过去的谬误，将党导入布尔什维克的正道。东方局的指令到达后，应即行召开大会，依据第三国际的指示，确立政治方针，强化指导部。俟此等任务遂行一段落之后，将诸项调查资料以及更详细的状况加以汇整提出报告。』，陈德兴返台前，翁泽生又告诉他「先将意旨传达予谢氏阿女并怂恿党的改革，倘阿女不表同意或持反对意见时，则向王万得、赵港等报告，令他们准备党的改革。」
陈德兴返台后，是先与王万得连络还是先向谢雪红报告，已无从考查。1930年12月20日陈德兴将第三国际东方局的指令传达予谢氏阿女，谢雪红认为该指令系「对台湾情况无知者的妄论，令人无法肯定其为第三国际东方局的指令，恐系翁泽生等人分裂主义的阴谋。」而拒绝接受。王万得则以这指令为依据，开始约集对谢不满的党员集会，秘密筹组反岛内党中央的同盟。
1930年12月27日于台北宫前町王万得住宅召开协议会，与会的有苏新（矿山工会组织负责人）、萧来福（交通运输工会组织负责人）、陈德兴（农民组合），与会人员都同意改革，于是自1931年1月起又陆续召集赵港（农民组合）、庄守（南部地区负责人）、吴拱照、颜石吉共同商量。1931年1月27日在王万得住宅召开党改革运动讨论会，会中批判谢雪红为首的岛内党中央犯了「闭锁主义」、「不动主义」，并成立「改革联盟」，重新选举苏新、赵港、陈德兴、萧来福、王万得为中央委员，台共正式分裂。
1931年4月潘钦信返台携回翁泽生交付的第三国际指令，4月16日到台北会唔王万得，4月20日召开第二次临时会筹备委员会，决定由潘钦信依据第三国际东方局的意见拟定政治纲领草案，5月31日起召开第二次临时大会为期三天，会中除将纲领草案交付全体党员审议外，最重要的是同意接受中共指导及开除谢雪红、杨克培、杨克煌、林木顺等旧中央的党员（改革同盟称其为国际书局派），改革同盟夺得台共领导权，此时距离台共瓦解只剩几个月时间了。
瓦解.
在1929年台共重建时，日警就怀疑台湾岛内有共产党在活动，但因谢雪红采取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日警虽有怀疑却无法掌握具体事证。上大派及苏新等人在1929年经济大恐慌后高估革命的形势，认为应将台共的活动台面化，以扩大其影响力，准备迎接革命的到来。松山会议后，双方歧见表面化，反谢雪红一派即依自己的意志行事，活跃于各个组织中。在1931年5月31日第二次临时大会上批谢雪红的路线为闭锁主义、不动主义，即是指这种合法掩护非法，一般大众根本不知道有台共的存在。但是，公开化的活动使日警终于掌握了台共的活动。
1930年底陈德兴返台，日警即密切的关注其行动，1931年3月24日警于台北市陈春木住所逮捕陈春木并搜得一些台共文书，陈德兴于格斗后逃走，但旋即于4月9日在高雄被捕。加上3月15日于林式镕处所搜得的「致台湾共产主义者书」，日警对台共的活动有了大致的轮廓，开始展开大搜捕。6月26日逮捕谢雪红、杨克培，7月15日在高雄逮捕刘守鸿，7月17日逮捕王万得，7月底逮捕萧来福，9月1日逮捕潘钦信及其同居党员简氏娥，9月13日在罗东逮捕苏新，9月18日在嘉义逮捕庄守。至此，台共岛内干部多数被逮捕，台共活动仅能秘密运作。
在大搜捕中，日警共逮捕79名，被判刑的有49名，如下：
国民政府时代.
1931年6月，日本开始大举逮捕台湾共产党党员。在主要干部陆续被捕的情况下，台共被迫低调运作；而最后一位领导干部苏新于1931年9月遭逮捕后，台湾共产党就此完全转为秘密活动。
台湾共产党覆灭十几年后，日本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撤出台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陈仪为代表来台受降并在台北中山堂宣布国民政府正式接管台湾，象征性代表日治时期结束。
旧台共成员谢雪红出狱后重新参与政治活动（谢雪红没有加入省工委），于战后的1945年创立台湾人民协会，欲延续旧台共在日治时期的理念路线，并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组织二七部队在台湾中部与嘉义民兵联手对抗国军。
在二二八事件被镇压后，旧台共党员和二七部队成员相继被捕入狱和被剿灭，谢雪红与主要旧台共成员赴香港并于1947年11月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谢雪红在1948年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尾声时进入中国大陆。1949年，谢雪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历任中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等职，并也是中共建国初期对台政治的主要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