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俸禄制度史

中国历史悠久，俸禄制度行之久远，历史皆有所不同，大致上秦朝以后皆行俸禄制，基本上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度。官员的俸禄由俸钱和禄米构成，二者通常各占一半的比例。中国还有“恩荫”制，等于是变相的世袭制。汉代官员退休有“归养之禄”，类似今日的退休金制度。
先秦.
相传黄帝时即有封爵的记载，《通典·职官·封爵》载：“黄帝：方制万里，为万国，各百里。”《汉书·地理志》也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划燮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颜师古注解说：“方制，-{制}-为方域也。画，谓为之界也。燮，古野字。”另外在《左传·昭公》里记载黄帝创立官制：“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尧帝、舜帝以及夏朝的贵族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周禄分为六等，君一等，卿一等，大夫一等，上、中、下士各一等。《孟子·万章下》有“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说法。
周朝爵禄之制：
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男一等，共五等，这是国君的级别。
君一等，卿一等，大夫一等，上士一等，中士一等，下士一等，共六等，这是官爵的级别。
按照礼记规定的理想情况，大国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俸禄，前者各为后者的一倍。下士的俸禄与庶民在官者同禄，标准为耕田百亩的“上农夫”所能养活的人数（一般是可以养活九人）。
次国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小国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二倍。
周朝的俸禄并不是直接发给钱或粮谷，而是拨给一定的采邑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户。总的原则是下士俸禄可以养活九人，中士俸禄可养活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大夫七十二人……小国君的俸禄可养活一千四百四十人，次国君俸禄可养活二千一百六十人，大国君的俸禄可养活二千八百八十人。
此外诸侯、卿、大夫、士还各自有“命”，大致类似于后世的正从九品制。命服的多寡决定爵位的高下。公为九命，侯伯为七命，子男为五命。周王室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八命，如封为国君，其等级升为九命。诸侯国的国君最高是九命，其卿大夫的命服数自然不会超过国君。比如诸侯国君为九命（公爵）者，其卿为三命，大夫二命，士一命。侯国和伯国亦同。子国和男国的卿是二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同一命服的卿大夫之间也有高下之别。卿有上卿、正卿、命卿、次卿等不同等级，大夫、士也有上中下三等。周代军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将领皆由卿来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由中大夫担任；五百人为一旅，旅帅由下大夫担任；百人为一卒，卒长由上士担任。
西周采取的是贵族世官世禄制度，卿和大夫的身份（官爵）也是世代相传的。只要贵族的身份能够维持，不失爵丧官，采邑就可以世袭拥有。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职责是为国君和卿大夫等上层贵族服务，他们“禄足代耕”，但没有世代任官的特权。
东周春秋时期实行爵禄制，《左传》中载“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同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国语》中载“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孔子为鲁司寇，有“奉粟六万”，到卫国作官，亦有俸粟六万。
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古老的氏族血缘组织的崩溃，周天子和诸侯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以及卿与大夫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者兵戎相见，这一世官世禄制度也崩坏瓦解。各国为了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都不得不任用有能力有才干的人，采取“以劳定赏”、“量功分禄”的原则，只有勇于战、力于农者才能担任官职、接受爵禄。魏国、楚国、秦国都实施了类似的改革。此时士的身份下降，大量的士已经平民化，而其身份的降低又促成了春秋末期教育的平民化。比如孔子就是“贫且贱”、“志于道”的士。
秦汉之后，卿、大夫成为官阶名，如“九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大夫”、“中奉大夫”等。日本明治维新时讨论华族爵位制度，曾有提议恢复卿、大夫的名称，将爵位分为公、卿、大夫、士四等，再细分为上公、公、亚公、上卿、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级别。但明治十一年最终决定采用周朝《礼记》中的五等爵位，将华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
战国时代有秩石制，即发给粮食，秦国以“石”为量器，同时表示官秩的等级。
商鞅定二十等军功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汉朝.
颜师古《汉书·百官公卿表》题注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石（读shi）是重量单位，以一百颗黍子的重量为一铢，约合0.65克。一两=24铢，一斤=16两=384铢，约重250克【即1汉斤≈今0.5市斤】。一钧=30斤，一石=4钧=120斤=46080铢=460.8万黍。
斛是容积单位，以一百颗黍子的体积为一铢，一龠yuè=12铢，一合=2龠=24铢，一升=10合，一斗=10升，一斛=10斗=24000铢=240万黍。
一石（重量）粟和一斛（容积）粟的比例大致是100:52.08。
汉承秦制，沿用秦二十等爵，另增设王爵，并以“石”为量器，同时表示官秩的等级。《汉书·律历志》记载，汉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汉武帝时，改“彻侯”为“列侯”，列侯封地称国。又因屡兴边事，为筹措军费，卖关内侯以下的爵位，导致爵位为人所轻视。
从汉武帝时起，官员俸禄不再发放粟米，而是改为月俸钱
至于百石以下的小吏，月俸只有100钱
《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时粟米十五钱一斗。东方朔提到自己薪水是“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
汉朝已经开始强调高薪养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等高级官职的俸钱月六万。汉武帝时公孙弘生活俭朴，汲黯认为：“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汉宣帝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汉哀帝即位，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后汉书·百官志》载后汉受俸例：“大将军，三公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两汉另有节日赏赐，赏赐便有定期赏赐、庆典赏赐、功勋赏赐三大类别，成为常俸外的加薪，有时赏钱，更甚是赏缯帛、酒肉、车马，甚至连奴婢、房子都赏赐。如《汉官仪》中记载有“腊赐”一项，“大将军三公钱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八千，以为祀门户值”。另有赏赐肉、酒、粮食，“赐吏酒食，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七”。张汤自杀后，其「家产不过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赐，无它赢」。
张禹俸禄赏赐数千万，“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尽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有时赏赐过重，致使政府财政拮据。东汉和帝时，何敞上书：“赏赐过度，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宜有节制”。
汉朝已经有退休金的观念，年俸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养老。《后汉书·刘恺传》记载：刘恺“称病上书致仕，有诏优许焉，加赐钱三十万，以千石禄归养。”
东汉时俸禄实际额的减少，加上外戚宦官的干政，吏治日见腐败。
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俸禄的形式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西晋时官俸以日计算，按春秋两季发放，支付方式有米、绢、绵、钱、菜田、杂役等。
东晋陶渊明任彭泽县县令，俸禄是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一日是五斗米。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
北魏创建之初，因游牧民族鲜卑人未及封建化，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备，官员无俸禄，因此吏治腐败，官吏四处搜刮抢掠，“初来单鞭执马，返时从车百两”，史书有“饥鹰饿虎”之称。至孝文帝时改行俸禄制，每户征调帛3匹、谷2石9斗作为百官俸禄。均田制颁布后，又对地方官员按职分别授予公田作为俸禄。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6顷。公田于离职时交递下任官吏，北周和北齐沿用。
唐朝.
隋代官俸恢复了两汉时期以粟米计算俸禄的方式。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五》：“武德元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
唐代官员的俸禄是依照品级发放，依正、从、上、下分九品三十级职级，分十八级发放。唐代官员又有散官与职官之分。散官没有实际职掌，仅代表身份之用。俸禄包括禄米、俸钱和职分田等。
《通典》卷三五《职官十七》记，高宗初“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并防合、庶仆及杂钱等，总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贯。员外官不在此数”。唐玄宗时，月俸增加杂用、防阁和庶-{zh-hans:仆; zh-hant:仆;}-等，防阁是警卫，五品以上的官员有配防阁。庶-{zh-hans:仆; zh-hant:仆;}-是指佣人，六品以下的官员有配给。
贞元年间，白居易为校书郎，“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
唐朝官员工资分为禄米、俸钱、职田、禄力诸项。而唐代前期与中晚期的俸禄制度又有差异。
禄米
唐朝前期官员禄米，最初因袭隋制。京官年禄如下：
隋朝官员禄米是春秋两季支付，唐朝改为一年一给。而且武德年间只有京官给禄，外官无禄（贞观二年改为外官有上考者给禄），而是发给职田，以田租收入代替禄米。其原因是唐初草创，情势所迫。贞观年间户口稍殷，廪仓已实，于是外官也发给禄米，而且正八品至从九品岁禄分别增至67石、62石、57石、52石，春秋两季发给。唐初岁禄是给粟（禄粟），后改为给米（禄米，去壳的糙米）。即使是给粟，也是按照米来折合计算（1石粟=6斗米）。
唐玄宗前期，修改禄制，正四品岁禄增至330石，从四品至从七品不变，正八品至从九品分别为60石、55石、55石、50石（敦煌《唐天宝令式表残卷》，正九品与从八品岁禄相同，疑有抄写讹误）。
唐朝官禄的支给，按照品级而不是职事，京官俸禄优于外官。致仕官员发给半禄。高宗时吏部侍郎刘祥道曾上疏提到，每年致仕退休的官员，约占官员总数的1/30。
俸钱
除了禄米之外，唐朝官员还发给俸料钱，大体包括月俸、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月俸钱用于官员购买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食料钱用于工作餐和个人生活，杂用钱用于自备必需的工作用品。课钱（防阁）则相当于给官员服力役者的代役钱。
唐初草创，国库空虚，因此各官衙纷纷以本衙公款放贷，以利息给官员发工资。高宗干封年间，以各地的租庸脚直钱和税钱给官员发俸。其标准如下：
开元年间，京官月俸如下：
职田
唐朝因袭隋制，给京官、外官职田。而且唐初外官无禄米，只给职田，以所收麦粟充当禄米。其标准（京外官一致）是：
这一标准比隋朝的职田高得多，相当于两倍至两倍半。多为租佃经营，收入为粟、麦、米（南方）、草（马料）之类。官定租价“（每亩）无过六斗”，但实际收租标准比这高得多，连高昌县这种土地贫瘠干旱的地区，都有亩纳麦粟八斗乃至一石一斗五升的。此外还要“丝课加征，田树兼收”。
除了给官员的职田之外，官府还有公廨田，其收入有公用、私用两部分。公用收入用于官厨粮料之外的杂食及相关开支，私用部分则用作官员收入的补充。此外唐朝的勋官、散官、职事官还有永业田、勋田、赐田，作为收入的补充。
禄力
唐朝京官按照等级高低，分给人数不等的防阁、庶仆（五品以上为防阁，六品以下为庶仆）；地方州县官有白直、执衣等官给力役。这些力役都是由丁男服役充当，比如白直，每年要为官员服役四个月。如果要避免征发力役，则需纳钱雇人代役。开元年间，京官防阁员数及纳钱额如下：
此外唐朝三师、三公、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国带二品以上职事官等三品以上官，有亲事、帐内，是由品官子弟担任的仪卫陪从，也是其出仕入官的途径之一。但如果不愿意去，也可以纳钱代役，不必亲上。
开元末年，京官岁禄15万石左右，外官97万石左右，合计约122万石；京官俸料钱约20万贯，外官俸料钱约80万贯，总计约100万贯。按照当时的财政规模，是可以承受的水平。但到中晚唐时期，由于政局混乱，国家财政困难，冗官太滥，钱物价格波动，以及藩镇割据等原因，官员俸禄不再有唐前期那样整齐划一的定制。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外官一万六千余员。而唐宪宗元和六年，外官竟达二十六万零二十三员。财赋支出，“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到唐德宗建中年间，每岁天下共敛赋税3000余万贯，其中2050万贯以供外费，950余万贯供京师。而且由于许多藩镇割据的州县不向中央纳税，导致外官的俸禄比京官优厚很多。这一现象实际上也有唐肃宗年间，宰相元载因“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而削减京官俸禄的原因在内。元载改动的内容包括：京官不再给岁禄米，外官给半禄；京官不再给俸料钱，外官给半俸（半钱半帛）；京官给手力课，外官给白直、品子课。
总的来说，唐前期的岁禄+月俸制，到中晚唐基本演变为月俸制，包括官给力役也折资变现，纳入月俸之中，而禄米、职田在俸禄中的比重大量下降。
宋朝.
王咏《燕翼诒谋录》卷2载：宋朝初年“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细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宋初官员薪水水平只有唐代俸禄标准的一半。
北宋中期，物价飞涨，多次调整俸禄，祥符五年开始给官员加薪水。编著成《嘉祐禄令》。
宋朝对待士大夫最优渥，范仲淹认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官员退休后的俸禄也有半禄可拿。其子弟亦可恩荫。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廿五，“宋恩荫之滥”条作为体味：“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以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
宋代官员俸禄，主体部分是分成正俸、加俸、职田三类，此外还有一些变相俸禄。需要注意的是宋朝官制多变，宋初与元丰改制后、南宋与北宋的俸禄制度也相差甚多，只能举其大概
正俸
包括俸钱，禄粟，衣赐。北宋宰相、枢密使每月俸钱300千（每年3600千），禄粟100石（每年1200石），每年给绫40匹、绢60匹、罗1匹、绵100两。
北宋初年《嘉祐禄令》定俸制四十一等，每月俸料钱，上自使相40万文（400千），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每月禄粟，上自使相200石，下至殿头内侍、入内高班1石；每年衣赐，上自使相、宰执、枢密使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下至郢、唐、复州内品绢4匹、布半匹。
元丰年间新定禄制，“以阶易官”，改变了支俸的依据，按照寄禄官（散阶官）来给俸，比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原禄制中的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原禄制中的礼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原禄制中的五曹尚书）等等。宋徽宗崇宁、政和年间，又两次改定禄制，主要是针对低级文官的俸禄，以及武官的阶、禄。
加俸
宋初主要给带大学士等职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员，元丰改制后普遍加给在京职事官，每月60贯到16贯不等。分行、守、试三者。比如某人的寄禄官职为五品，给的职事是六品职，叫“行某某某”；给的职事是四品职，叫“守某某某”，给的职事若高于寄禄官职两品以上，比如给了两品的一个职事，叫“试某某某”。如果寄禄官与职事同品，则俸禄按照“行”的标准给。
元丰改制后，开封府尹、左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等职，行、守、试的职钱分别是每月100千、90千、80千。少府、将作、军器监，行、守、试的职钱分别是每月32千、30千、28千。
宋朝官员还有两项加俸叫“元随傔人衣粮”和“餐钱”。元随傔人衣粮类似于按人头发给的补贴，宰相、枢密使给70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等给50人。以下至中书录事令使、寄班小底等，各给一人。餐钱类似于伙食补助，宰相、枢密使等每月给50千，参知政事给35千，以下至九等内侍，每月给餐钱2千。
自学士以上，每日给酒5升至1升。宫观副使、文明殿学士等并给茶。节度使、副使以下各给厨料米6斗、面1石2斗。宰相、枢密使每月给柴薪1200束，每岁给炭1600秤，给盐7石，给马刍粟20匹，给纸……
添支，是给官员的额外加俸，有时给钱，有时给米、面、绢、绫、绵、羊、马料等。其发给时间、数目、发放范围没有统一规定。观文殿大学士是给钱30贯、米3石、麦5石。保和殿学士是给钱15贯，米3石，春冬小绫各5匹，绢各17匹，春罗1匹，冬绵50两。此外在添支之外还有“支破”，即“破例支给”。
宋朝封爵，给食邑，皆为虚封。南宋理宗之前有少量俸给，每食一户，随月给俸钱25问。至于勋位则只是虚衔，无实禄。
职田
田粟收入用作官员的在职补贴，多分给外官（京官也有）。宋初东西两京、大藩镇主官给职田40顷（四千亩），防御、团练州给30顷，中上刺史州给20顷，下州及军、监给15顷，上中下县县官各给15顷、8顷、7顷。北宋熙宁年间在成都府路进行试点，按照职田收入的石数折算成钱数发给官员，比如成都府知府是1000石，转运使600石，通判450石，巡检150石等等。
除了以上收入外，宋朝官员还享有给券、公使钱、免役等多种变相俸禄。
公使钱属于官署公费，主要用于公务接待。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正赐公使钱，一是公使库钱。正赐公使钱由国家按岁、按季或按月发给，节度使兼使相有给2万贯的。公使库钱则来自官府的多种经营、回易、放贷，以及官吏非法掊克的收入，其数额远远高于正赐公使钱。
宋朝初年藩镇公使钱“例得以自奉”，后来变为招待费，官员用其迎来送往，宴请，馈赠等等。官员们以公使钱互相馈赠，叫“公使苞苴”。扬州一郡，每岁公使钱12万贯，给官员送酒就多达每年五六次，每次送数千瓶。
除了官员本人可以使用公使钱外，凡文武群臣外出公干，所带的宾客幕僚、随身军将牙官，乃至马驼骡驴等等，都有招待费，称为“给券”。在川陕叫“驿券”，福建广南叫“仓券”，扈从中书、枢密、三司使者叫“馆券”等等。
宋朝郊祀大礼、辛劳褒奖，以及皇帝生日、正旦、冬至、寒食等节，也发给群臣赏赐，此外还有别赐。比如学士为皇帝草诏，“例赐牌子金百两，立后、升储（草诏者）倍之”。直学士院王纶给刘婉仪进封贵妃撰写制书，高宗赐其钱万缗，并赐珍贵名砚。给官员赐田的规模也很大，动辄数十亩、上百亩，甚至多达上千亩。宋代官户还有优免赋役的特权，政和年间一品官可免差课100顷。
除了现任官员之外，宋朝的闲官、致仕官也给俸禄。闲官包括待次、待阙、添差官、祠禄官等等。祠禄官是“玉清昭应宫使”“景灵宫使”一类的闲官，用来“佚老优贤”，宗室、外戚、老臣等不宜担任职事者，多任命为宫观祠禄官，“以示优礼”。北宋时，玉清昭应宫使、景灵宫使、会灵观使每月俸钱多达3万，此外还有按月支给的公使钱，玉清昭应宫是100千，景灵宫70千，会灵观60千……另外还要给傔人衣粮钱、柴、炭、盐、纸等钱。南宋时，由于流亡官员太多，职位不够，多设宫观祠禄官以处之，宫观寄禄官员不下上千。孝宗时规定在外宫观以400人为限，岳庙以300人为限，宗室宫观岳庙以1400人为限。尽管如此，祠禄官俸禄支出仍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宋朝官员七十致仕（武官可延至八十岁），发给半禄（禄米），不给俸钱。经皇帝特命致仕者可发给半俸或全俸。除了退休金外，在节日时还有赏赐，例如仁宗时命令东西合门使以上致仕者，每年寒食节赐羊2头、米1石、麦1石、酒1瓶。
宋朝还有蕃官和摄官，也发给俸禄。此外宋代实行“重禄法”之后，吏员的俸禄也是历代最丰厚的，比如中书省堂后官，每月有俸钱25千，每岁给绢20匹，绵50两。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管卒，郊礼沾赐赉”。而且宋代吏员数额众多。真宗时期减省天下冗吏，一次就裁撤了19万5802人。
宋代总的思路是“高薪养廉”，但总的来说效果不是太好。其中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还有一个是高级官员俸禄太过丰厚，而低级官员俸禄过低，相差达几百倍。元丰增禄后，户部“月出三十六万（贯）”，其中京官官俸占1/10，京城吏禄占2/10。到宣和年间，月出达120万贯。高宗渡江之初，月出80万，“百官有司之费，十去五六”。到淳熙年间，户部月出又恢复到北宋末年的120万贯水平。
军俸
宋代军俸制度相当复杂，北宋禁军俸禄，军官月俸自三十贯到十五贯不等，士兵俸钱自一千文至三百文共五等。俸钱以外，官兵还有月粮、春冬衣。厢军俸禄，河北河东等地是每月酱菜钱一百文，粮二石，春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南宋时屯驻大军军官月俸两百贯至三十贯七等，士兵月俸按照《请受格》规定是五千文至三千文不等，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文至七百二十文，食米六石多至一石多，春冬衣绢十匹至四匹不等（实际上执行情况与规定有异）。
除了俸禄之外，招募的新兵刺字之后要发给衣鞋、缗钱，叫“招刺利物”；每三年的郊祀大礼要给各军将士发放几十贯到几百文不等的赏赐；屯戍、调发时往往发放“特支钱”；冬天发给军队“雪寒柴炭钱”，南宋后期叫“岁暮凝寒钱”；边戍士兵按月发给“银鞋钱”；每两月或四月发给陕西士兵“薪水钱”，也叫“柴草钱”、“薪刍钱”；军士投换要发给“转军钱”；军士立功或有劳时要发放各种军赏；军士出戍时还要给其家属发放“口券”，或是钱币，或折支口粮。此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的、地方性的补助，不可胜载。
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两宋财政支出最大的负担之一（官员冗滥导致的官俸开支庞大是另一原因）。苏辙曾计算过朝廷一年的收支情况：黄金4300两，支出2700两；白银57000两，支出117000两；钱4848万缗 ，支出5030万缗；绢151万匹，支出168万匹；谷2445万石，支出2370万石；草799万束，支出1609万束。
明朝.
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一般认为明代官俸历代最薄，最低从九品官员的俸禄为五石米，“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亦有《明官俸最薄》之条。
洪武四年（1371年）命中书省、户部定百官岁禄：
省、部、府、县、卫、所、台宪诸司官验数月支。 
洪武十三年，命户部重定内外文武官岁给禄米、禄钞之制：
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之数。公、侯、省、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四千六百八十八顷九十三亩，岁入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石”。
洪武二十年，再次更改百官岁禄，取消俸钞：
洪武时，钞一贯，抵米一石。洪武年间，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醒贪简要录》，详细记载官吏工资标准。朱元璋认为官员的俸禄不薄，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合计一年1044石。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需要873亩田。朱元璋称，“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明初，朝廷多分封子弟为诸王，使诸王就藩，日后藩王分封遍及全国。洪武九年规定：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宗室俸禄：
诸王岁禄丰厚，又有赐田，以致“民间地土搜括殆尽”，还有岁禄、庄田等，“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明朝初年，诸王公主人数不多，“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国家财政尚能支付。中叶以后，宗室人口繁衍迅速，嘉靖时“河南初封周王一府，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贵族“见存者不下八万”，已经是“国初支庶不繁，定-{制}-因略；金麟趾蠡斯其丽不亿，视昔时数百倍矣。”成为明代社会的一大病征。
永乐年间任双流知县的孔友谅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首之资，以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萎莫诉。” 
明朝又实行俸钞折色，洪武九年始定，至洪武十八年定每钞二百五十文，代米一石。永乐元年，在京文武官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钞、三四品，米钞中半兼支、五六品，六分米，四分钞、七八品，八分米，两分钞票、每新钞两锭，五贯为一锭，折米一石。明朝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成化二年（1466年），支给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1481年），以“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直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仅直二三十钱，而布直仅二三百钱，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则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成化七年，户部尚书杨鼎请“以甲字库所积之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值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而布值仅二三百钱，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则米一石仅值十四五钱”。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后粗阔布亦抵三十石”。
正统年间御史陈泰称：“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林俊申请致仕。嘉靖批准，“特允所请，还加太子太保，写敕（玺书），著驰驿还乡，有司月给食米三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岁时以礼存问。”
中国官员工资过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娶妾制度。即使是明朝大清官海瑞身边亦有两位小妾。海瑞死时，在都察院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存俸银十余两”。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庞大，多至数百人。康熙四十一年，御史刘子章上奏，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
清朝.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是依据明代万历《大明会典》制定的低薪制，《大清会典》卷十八“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知县“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幕友师爷、门房仆役，都需官员自己出钱聘雇，一般的县要二三百人，大县达千余人至数千人。李慈铭在曰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峻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赴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战时分赃制的满人至上分肥制度，除了本薪支俸外的东西全部遭大量取消或没收尤其是汉人官员，导致很多官员在雍正朝以前根本食不裹腹，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顺治年间一度实行柴薪银、心红纸张银、蔬菜烛炭银、案衣什物银等，后因财政紧张取消。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官员贪污。
清朝官员薪俸偏低，而设立名目巧取火耗银钱，雍正帝在本俸之外，设置了养廉银的制度。雍正实施火耗归公，出现养廉银，至乾隆是时又有补充调整，实际成为一种附加的俸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十倍，甚至百倍。据《大清会典》载：总督养廉银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
清廷吸取了明朝封爵太滥，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因此对宗室封爵控制严格。至清末，大量的八旗子弟为生活所苦。
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太守县令，皆聘有幕宾与胥吏。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说，乾隆十七年一个幕宾的“岁修”为二百六十两白银，办理钱谷的为二百二十白银。
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务会议决议：总统年俸36万元，公费年支150万元，交际费年支54万元。副总统年俸12万元，交际费年支24万元，不另支公费。袁世凯批：大总统月支八成，公费月支四千元，交际费月支四万元。
国会议员岁俸，每年5000元（民国第一届国会有议员862人）。国会议长每年另有5000元交际费，副议长3000元交际费。
支付逊清皇室岁费每年400万元。
中华民国四年财政部预算：
简任、荐任、委任各官已进至最高级月俸满五年以上并确有功绩的，还可予以以下最高额内的年功加俸：
除了薪俸外，高级官员的官署公费也归其支配开销，公费包括电报、调查杂费，纸墨、交际、雇员费和役食费等。比如各省的民政长（都督之下的民政长官）月俸800元，此外民政长官署还有每月9400元的公费（每年112800元）可由其支配。
官员退官、休职、死亡时，仍给当月全俸。休职者在休职期间给三分之一薪俸。一年内因病不能办公超过九十日，或因事不能办公超过三十日的，年俸减去四分之一。但因公致病或服丧的不在此例。官员兼职者不得兼俸。若兼任官俸高于本职官俸的，兼任期间按兼任官俸支给。
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制定的军官月俸（分为现役俸+职务俸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