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

「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是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间，先后于中华民国台北市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举办的。展览由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馆长和艺术家共同策划。其中以群集式的方式解构，模糊个展与联展的定位，并邀请其他参与展览的重要环节者、及其他艺术家共同展出。展览名称「三个场域」是指先后在台北市三个意义、体制与功能相异的艺术场域展出，三种版本分别有著各自的独特脉络和相应重点。
这次展览的概念延续杨俊先前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个人回顾展「总观视角」（Jun Yang: The Overview Perspective），及在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艺术家，作品，展览」（Der Künstler, das Werk und die Ausstellung）。其进一步思索加诸在艺术家及其作品上的期待，并让展览本身变成一个论题。杨俊还试图讨论场域彼此之间的共生与合作关系。在这次展览中，杨俊展出的许多作品大量使用观念艺术的创作方式作为表现手法。
这次展览引起许多艺术文化界人士的关注与讨论，但也得到当事人占尽资源、举办方式不当等批评。2021年7月30日，针对展览筹备过程一度遭到取消，杨俊在社群媒体平台发表长篇文章，公开批评现任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骆丽真「不适任」。隔日，台北当代艺术馆发表声明表示相关事件为行政疏失，并对相关人员做出行政处分。其后台北当代艺术馆前任馆长潘小雪、现任馆长骆丽真均发表声明回应，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和台湾视觉艺术协会亦提出呼吁。
筹备规划.
2019年5月7日，旅居台湾的奥地利艺术家向台北当代艺术馆提案，计划在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三地举办。5月30日，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潘小雪主持馆内咨询委员会议，该展览并未被推荐列入2020年及2021年的展出安排。6月7日，杨俊与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潘小雪、关渡美术馆馆长黄建宏召开会议，为了确保展览时间能够重叠以完整传达概念，三方共同协议档期。10月7日，在得知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人事变动后，杨俊向馆员询问是否会影响展览。
其后馆员回复尽管尚未确认下任馆长人选，不过展览已经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排程上，无须担忧有所变动。11月1日，在经台北市文化基金会遴选会议通过后，台北当代艺术馆新任馆长骆丽真到任。在与潘小雪交接所有活动与资料时，骆丽真被交付的台北当代艺术馆规划并未包含杨俊的展览。由于潘小雪已经规画2020年的活动，骆丽真启动台北当代艺术馆空间提升计划，并按照时程进行20周年相关规划。不过当骆丽真要推动新年度的展览安排时，展览组回报已经与杨俊经由电子邮件讨论至执行阶段，且应允高出平常的展出经费。
到了12月11日，在与潘小雪讨论后，骆丽真决定由展览组通知杨俊取消展览，并请其另外寻找场地。杨俊认为原本正在洽谈筹备的展览，是因为骆丽真上任才被告知取消。12月13日，双方首次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会面，其后杨俊决定诉诸法律途径。12月31日，台北当代艺术馆收到杨俊的律师函，认为其拥有展出权利并要求履约。台北当代艺术馆则认为该展览未获咨询委员推荐、未经前馆长潘小雪充分授权、亦未签署契约，双方属于磋商阶段。2020年2月15日，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黄文彦介入，与杨俊、骆丽真等共同召开协商会议。
最后提出的妥协方案是确认杨俊的展览将会举办，展出日期缩减一半。原先杨俊要求300万元的展览经费，经协调是由台北当代艺术馆承担250万元。不过杨俊认为台北当代艺术馆与骆丽真仍屡次以行政优势抵制、拖延计划。而在骆丽真首次参加展览筹备的时，杨俊反对其在列。其后骆丽真将行政统筹交付副馆长张玉汉处理，持续执行杨俊的展览、教育推广活动、及各项行销等项目。台北当代艺术馆也调整20周年空间及展览活动的工作时间与档期。由于认为此次事件是馆员处理展览时的行政疏失产生纠纷，台北当代艺术馆在经行政调查后，对相关人员做出行政处分。
展览内容.
展览主题.
「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的展览概念开始于杨俊在2018年时，于韩国首尔举办的个人回顾展「总观视角」（Jun Yang: The Overview Perspective）。该次展览是一次作品的总梳理，并用回溯和内省的角度关注「」对于艺术家的意义。延续这样的思想轴线，发展出在2019年于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的展览「艺术家，作品，展览」（Der Künstler, das Werk und die Ausstellung），将主体的内省从个人转移到体制机构范畴。其中除了希望探究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意义，还进一步思考加诸在艺术家及其作品上的期待，并让展览本身变成一个论题。
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在台北市进行的展览「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则是其第三个，过去这些思想均有进一步扩充。相较于过去两个个人艺术展，杨俊在这次展览中首度尝试将概念与作品，分散至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三个意义、体制与功能相异的场馆，期望借此刺激大众思考不同展示场所对于艺术家、艺术品及阅听人产生的不同影响。杨俊还希望分析与探索「个人艺术展形式」的可能性，并挑战场域所在的艺术机构在展示艺术家作品与执行展览的惯有方式。
其中「杨俊」二字在展场中频繁地出现，阅听人将不断地从作品标题及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与「杨俊」接触，并建立出「杨俊」是一位拥有跨越国界经验、及深厚人脉的艺术家形象。在展览的想像中，当阅读展场中的这些艺术品时，阅听人会在思绪里形成不同画面、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使「杨俊」由抽象发散的概念转换成具体饱满的形象，进而让杨俊「存在」于世界上。杨俊也有意透过作品的陈列安排强调展览中的专案、记忆与合作关系。其中这些横越国界的多元文化经验、及在各个社群之间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样被赋予所谓「存在」的意义。
在商业场域TKG+ Projects则展出杨俊有版次、可复制的作品或部分物体，完整的作品则出现在另外两座美术馆的展览。对于画廊作为限量奢侈品商店，杨俊刻意放大与模糊艺术品与一般商品在交易上的不同及稀缺性。他还刻意不在作品上签名抗衡画廊商业操作的机制及其本身的意义，反思该动作加诸于艺术品的，成为拒绝被明星化、被品牌化操作的实践。对于许多艺术机构呈现展览、介绍艺术家时总会附上「」报导篇章、及加入许多学术研究增加复杂性，也成为杨俊希望讨论的议题。其中他为了展览制作出厚度、形状、形式有如艺术杂志的书籍，内容多达4万余字。
展出作品.
在「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中，杨俊在现场透过许多作品组建出整体的意义。而这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其大量地使用观念艺术的创作方式作为表现手法。当中透过物体、表白、图像等展演，导致「杨俊」变成一种符号。在其刻意安排之下，展览中出现的书信、报纸、记录思想过程的摄录、及影片中出现的表白等，这些物质、文字与声音媒介同时是作品与创作过程，并作为其「存在」的证明。而在艺术品展现自我与关怀社会的角度部分，杨俊则认为商业是无法离开的话题。
关渡美术馆和台北当代艺术馆均将《Jun Yang会见Jun Yang》（2015年）列为展览首件作品，这是杨俊与多位名字标音相同者的合照。影像艺术作品《俊杨和军杨（树）》（2002年）探讨汉名在发音和意义上的变体，阐释与思考人的名字如何影响著个人身份的建构发展。邀请不同平面设计师的系列作品《Jun Yang在找Jun Yang》（2006年），讨论海报沟通传达的功能性。而《成为欧洲人或吃维也纳牛排长大的我》（2015年）、《给xxx的信》（2005年）、《哪位是艺术家？》（2019年至2020年）等，亦围绕杨俊的身世、经历以及对自我的辩证上。
在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和台北当代艺术馆建筑物外设立的《杨俊，Jun Yang, -{杨俊}-（红字）》（2019年至2020年），三种字型赋予作品多义的联想。而影像艺术作品《幽灵岛》（2009年）、《罪恶与宽恕的年代》（2016年）、《首尔虚构故事》（2010年）则是对亚洲各种社会变迁的纪录。《首尔虚构故事》探讨城市崛起转变间接造成不同世代困境，《幽灵岛》探讨国民政府转往台湾造成的矛盾与认同议题，并反应著无解的现实状态。《罪恶与宽恕的年代》则以亚伦·雷奈在1959年的《广岛之恋》为基础，阐述20世纪日本历史影响跨世代集体与个人背负的「罪」的议题。
《ra’mien》（2002年）是杨俊及其兄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开设的面馆设计，延续「以红灯笼作为异文化刻板印象」的作品脉络。《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一则短篇》（2007年）记录男子在台湾城市游荡，提到对于家庭、记忆以及城市的剖析，《革命》（2011年）则以三种情境讨论群众与政治的关系。在关渡美术馆和台北当代艺术馆两处的作品《无偿图书馆》（2014年、2020年），关注艺术社群的沟通对话与关系连结，而《世界所有的颜色》则回应的独创性议题。《皇帝的冰》和《在地底下埋了一千公斤冰块的艺术家》（2020年）基于中国古代关于「冰」的传说，并和西村佑贵合作制作儿童绘本与装置模型。
参与人士.
杨俊与格拉茨美术馆馆长共同策划「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其中杨俊以群集式个人艺术展解构定义，使得这场展览同时是个展与联展。早在2019年，杨俊与芭芭拉两人共同在格拉茨美术馆策划同样具回顾性质的「艺术家，作品，展览」个人艺术展时，已经引入许多认识杨俊的国际艺术家、并与其对话。在这次三个场域举行的「个人艺术展」，除了有杨俊个人作品之外，还纳入每一位参与展览重要环节的人士，包括策展人、设计师、展览标题字体设计者等。同时还展出曾经启发他、或者对其有意义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这些「其他艺术家」的作品部分来自杨俊的，部分则是他曾参与过的计划，亦有部份是其他艺术家因为杨俊而衍生出的作品。经由这样的展示与串联，杨俊试图表达在所在场域除了艺术家之外的更多身份，包括策展人、启发者与沟通者等。这样的行动也展现出其重视与其他创作者一起「同工」的关系，从对旧有的展览展示、及其中的身份权力关系作出批判。另外在《自我肖像》（2020年）这件作品中，便如同联展一般将每一位展览受邀参与者的名字、及其提供的一件自我肖像呈现在墙面上，呈现个人诠释自我描绘的各种样貌。
在「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的展览中，杨俊的历年作品回顾、及先前在格拉茨美术馆合作过的艺术家都安排在关渡美术馆展出。而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展览中，总共邀请11组艺术家共同参与这项群集式个人艺术展，包括：克里斯多福·亚当斯（Christopher Adams）和蒋慧仙、艾文·鲍尔和buero bauer、奥利佛·克利佩尔、松根充和、西村祐贵、Topotek 1、千鸟艺术，以及杨俊（与杨俊的英文「Jun Yang」同名、现居美国旧金山的韩裔美国人艺术家）。
展览呈现.
「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名称中提及的「三个场域」，是指杨俊接连在台北市三个不同的艺术场域展开：台北市内湖科技园区内的TKG+ Projects（展期：2020年12月5日至2021年1月30日）、设立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内的关渡美术馆（展期：2020年12月11日至2021年2月21日）、以及台北市政府管辖下的公共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展期：2021年2月6日至3月31日）。这三个场域皆有各自的历史发展、功能性以及政治目的，而展览的三种版本分别有著不同的独特脉络和相应重点，并以不同样貌呈现。
在这三个先后举办的展览中，由TKG+ Projects首先开幕的部分分成两个展区，并以「作品／艺术即产品」（Art as a product）的概念延伸。其中在第二展区中呈现的是作品被以「商品」或者「高级设计家具」的展示逻辑，被放在量贩店货架或展架上陈列，而画廊的墙壁则未放置任何作品。杨俊借此刻意影射产品展架及产品身份，以「商店」的氛围打破艺术品买卖给人的神秘感与神圣性，从而讽刺艺术的商品性在画廊空间中被有意识地淡化；反之则是强调其中的美学性，诱导人们因作品的精神性而购买。
关渡美术馆则以两年一度的关渡双年展的档期和规模来举办杨俊的展览，也是唯一和TKG+ Projects、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展期皆有交叠的场馆，被视为是计划的核心展示场域。关渡美术馆和格拉茨美术馆的主要差异在于展出先前格拉茨美术馆展览的侧写纪录，及强调杨俊在台北艺术社群的两项计划：在2008年台北双年展促成「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实体空间经营与法人计划的《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台北（提案）》和《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及在2018年文化部规划空军总司令部旧址转型为文化场域「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时，委托制作环境标志的作品《我们说著代码语：红、蓝、白》。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中，一楼展场集结杨俊所有讨论「杨俊」的作品，并围绕其身世、经历及对自我的辩证上。位于二楼的作品则展现杨俊其他方面的思考，讨论主题由个人延伸至政治与国家的层面。整个展览以杨俊过去的计划、或曾执行的专案作为结尾，且这些展示的作品具有商业气息。由于教育性和公共性为台北当代艺术馆的重要构成元素，因此在展览期间还举办诸如儿童和成人、教育推广和艺术家导览、及相关讲座与讨论等活动，以强调其公众任务及公共空间的面向。
造成影响.
展览评论.
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期间，「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在台北市艺廊TKG+ Project、关渡美术馆及台北当代艺术馆两个美术馆，先后举办三个个人艺术展呈现，这样的事情引发当代艺术圈许多人的关注与热烈讨论。其中杨俊试图要去讨论场域彼此之间的共生与合作关系，并模糊个展与联展的展览定性，使人看到艺术家身份、展览生成、作品展示的复杂性。不过在三个地方举办个人艺术展、扩展展览与艺术品定义等争议，也引起不少艺术界人士的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占尽资源的行为。
庄伟慈在《艺术家》中提到，这一系列展览的相关话语及文字，已经揭示整体策略与创作目的，熟悉观念艺术操作的阅听人并不一定需要到现场观看作品。艺术评论人吴牧青在专栏文章中同样提到这次展览可以理解为「观念形式走在展呈之前即已完成」的计划，但是批评「是一场为了膨胀场域声势的平行灌水展」，并将其比喻为「三尊足以成为负面文本的超级英雄纪念碑」。同时吴牧青还批评杨俊和不同机构在这次展览计划中的授权情况，认为显示出机构策划权的让渡、及馆长在机构里的权力。
同时这次展览里几件具有商业性质的作品、举办与办理方式、以及部分作品的内容等，也都存在著许多议论空间。其中杨俊认为美术馆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作品脉络及概念，而画廊、展览会、或私人收藏人士家中等场域则会因为空间的限制，只能展出最具艺术和商业价值的面向。不过杨俊刻意在具传播知识使命的空间、及在艺术世界里凸显商业这个话题，明显引起一部分的反弹。而当台北当代艺术馆提供场地展出作品时，依照杨俊在展览论述中提到的内容，把自身对于民众的教育使命与专业性、及对艺术品的诠释权让渡给艺术家，同样成为讨论的对象。
后续争论.
2021年7月30日，杨俊在社群媒体平台发表汉语与英语对照的长篇文章，表示自己无故被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骆丽真下令停展、及后者曾经发文人身攻击，是「不适任的馆长」；同时他还指控台北当代艺术馆在事件发生后，将共同策展人与相关馆员解职与降职。其后台北当代艺术馆副馆长张玉汉在社群媒体平台发表个人声明，提出其在事件中的观点。隔日，台北当代艺术馆发出即时新闻稿，表示尊重杨俊的言论自由，但认为其对于展览执行过程的理解与实际情况有所落差，并就相关内容进行说明。
尽管杨俊认为其拥有展出权利，台北当代艺术馆强调整体事件为馆员处理展览时的行政疏失，未经前馆长潘小雪充分授权，亦没有没有签订契约或合作。8月24日，台北当代艺术馆前馆长潘小雪发布公开声明回应该展览经过口头核可，而馆员依照其任内的展览兴办程序与杨俊接洽、而非「自作主张」，并指出骆丽真与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应就此案对大众说明。其后骆丽真表示在见到潘小雪的贴文声明与事实存在出入后决定发表声明，回应该展览未在馆长交接时被提及、及馆方未与艺术家签订合约与合作意向书，并提出对话过程证明其行事是基于尊重前任的指引。
由于这次事件涉及到展览机会与权益等争议，引起台湾艺术文化界大量讨论。8月26日，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针对此案发布声明，指出被指涉的基层艺术管理人员名誉及工作权益有严重影响，并可能在业界中引起黑名单效应。同时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发布两点呼吁，包括台北当代艺术馆应还原事件发生经过，及希望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重新审视展览与进行检讨，以保障艺术管理人员权益。8月30日，台湾视觉艺术协会针对展务运作机制的检讨与改革发表声明，并呼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尽速出面回应。
同时期，关渡美术馆馆长黄建宏、格拉茨美术馆馆长芭芭拉·史坦纳、TKG+ Projects策展人许峰瑞亦有所回应。随著现任馆长骆丽真主观认为她有权拒绝这项展览的执行，而前任馆长潘小雪认为展览是经过其任内口头认可兴办的展览，接任馆长虽可自行裁决是否举办，但否决提案应该「诚心对谈」，台北当代艺术馆展览档期核可的流程持续在艺术圈衍生出各种舆论争议。到了10月4日，胡永芬在Facebook的专文中批评「咨询委员球员兼裁判」。其后台北市议会议员秦慧珠在议会质询时，因将「展览制作费视为策展人所得的利益输送」引发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