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正仪乡（现昆山市巴城镇）雅泾村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青天白日勋章获勋者。钱大钧为国民革命军创立时的核心人物之一，为孙中山组织军队时的参谋，同时也是蒋中正的核心幕僚之一。
生平.
钱大钧的父亲以经商维生，祖父钱伯熊是清朝贡生。钱大钧4岁时举家迁至苏州，6岁开始在私塾就学，9岁入苏州英华学校（现苏州市第十六中学）就读，后又转入新创立的初等小学。1903年考入苏州长洲高等小学堂。钱大钧的父亲在1906年过世后家道中落，他一度中断学业随次兄去上海经商。不久重新进入长洲高等小学堂复读。16岁时（1909年）得到保荐进入江苏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武昌起义爆发后，离校参加革命军作战，中华民国成立后复学，1912年完成3年军事教育，开始其军旅生涯。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时，钱大钧参加钮永建所组织的敢死队，兵败后逃回故乡避居。在1914年得到纽永健的举荐资助到日本东京留学，在日本时于殷汝骊创办的革命派军事学校「浩然庐（浩然学社）」学习，并在日本与孙中山见面，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民国三年年底返国，考入位在武昌的陆军第三预备学校（前陆军第三中学堂），后在学校因反袁世凯活动而被通缉逃至上海，在上海时期曾再度协助纽永健训练新军。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钱大钧的通缉被撤销，得以回到预备学校完成学业，并在同年底完成学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
钱大钧还未正式入学保定军校之前，即在民国五年11月得到纽永健保荐保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后先是在东京振武学校进行预备教育，并在日本陆军炮兵单位短暂实习。民国六年（1917年）6月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队第十二期炮兵科生，在该校完成2年学习后在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返国。回国后与同盟会元老欧阳耀如长女欧阳藻丽成婚。返国后，钱大钧进入保定军校就职，为军校第八期炮兵科第四队分队长，后又任第九期炮兵科炮兵队队长。
孙中山在民国十年（1921年）被流亡广东的旧国会议员推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钱大钧决定辞职南下广东投效孙中山，钱大钧抵达广东后加入粤军，为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司令部参谋，后转任粤军第二师（师长许崇智）中校参谋。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设黄埔军校，钱大钧为校务筹备的核心人物之一，后续任黄埔军校运作的重要干部，黄埔军校开办前，钱大钧为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5月黄埔军校开学后，转任第一期中校兵器教官，11月2日升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黄埔军校代理总教官（11月20日）、黄埔军校参谋处处长（12月9日）。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东征，钱大钧在第一次东征的淡水战斗后替换指挥能力不佳的王柏龄成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团长，后在击溃林虎的救粤军建有战功。第一次东征结束后，钱大钧返回黄埔军校筹组教导第三团，转任教导第三团团长，并投入歼灭广州国民政府的滇系与桂系军队之任务。在10月爆发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中教导第三团只作为侧翼支援部队，未投入战斗最为激烈的惠州城攻城战。第二次东征结束后，钱大钧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副师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在升任军长后将师长职务交付钱大钧，在2月即调职为第2师师长，3月又调为第一军第20师（前黄埔军校教导师）中将师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20师作为根据地的防御任务驻防广州，钱大钧因此兼任了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州戒严司令。
中国国民党清党期间，钱大钧负责广东省的清党指挥任务，并派军截堵南昌暴动失败后南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民国十六年（1927）9月26日，20师吸收投降的北洋军残部，与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合组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钱大钧任中将军长，三十二军在民国十七（1928）年1月北调，钱大钧转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4月）、江南剿匪司令（6月）。同年8月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编遣，三十二军缩编改变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3师，钱大钧仍续任中将师长一职。
民国十八年（1929）1月7日，钱大钧因「师内高级军官擅离职守」之罪名遭到撤职，第3师师长由陈继承接任，钱大钧转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参加了蒋桂战争中南京政府的用兵参谋职务。3月转任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任务是负责整编原先新桂系的第四集团军下辖随营军官学校。该教育单位后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钱大钧兼任该分校教育长，并将该分校学生比照中央军校第7期毕业资格编入部队服役。钱大钧随后继续以该校编制招收中央军校第8期生任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以武汉分校毕业生与部分学生为核心成立国民革命军教导第3师，钱大钧担任师长，投入中原大战，教导第3师在中原大战胜利后于1930年11月28日改制为国民革命军第14师。由于该师在鄂北广水、花园及湘北岳阳、云溪各地与红军作战时，被消灭了两个团，故蒋介石决定将该师交给第11师师长陈诚整顿。1931年1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14师与国民革命军第11师合编为第十八军，钱大钧调任汉口要塞司令部司令，由陈诚任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然而14师下属团营长在整编过程中不服陈诚指挥，使得陈诚最后撤换了14师的主要军官干部。
汉口要塞司令任内，钱大钧整编该要塞部队，汉口要塞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撤编，所属部队在1931年12月29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9师，钱大钧担任师长，下辖步兵265旅（旅长张雪中）、步兵267旅（旅长袁守谦）。1932年3月1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废校，所属教官转移至南京本校，尚就学的学生编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1932年6月，钱大钧兼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第89师与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4师合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钱大钧升任军长，89师师长由汤恩伯接任，并投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部队的战争。
民国二十二年（1933）1月，钱大钧卸任十三军军长，转任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兼军政部陆军编练处主任，旅长由汤恩伯接任，基本上此后钱大钧即脱离野战指挥体系，并未建立依附其晋升之中央军内部派系。1933年8月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曾参与长城战役期间与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任务。1933年12月，军政部陆军编练处组建军事委员会补充第一旅，旅长为黄埔三期王耀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1月，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参谋长，作为监视张学良与东北军残军的任务。
民国二十四年（1935）4月4日，正式叙阶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0月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协助蒋中正处理军机事务。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两广事件中，钱大钧作为蒋中正代理人拢络到余汉谋，促成陈济棠在广东势力的倒台。西安事变中，钱大钧在指挥卫队时背部遭到枪伤，民国二十六年2月伤愈归建，续任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后升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1938年2月，钱大钧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后转任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处长，执掌空军作战。钱大钧转任航空委员会是作为蒋中正核心参谋之因素，本身对空军为完全外行，因此在调职后与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团空军顾问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日加列夫处学习空军相关知识，并批准在同年5月之人道远征作战。11月，作为蒋中正的代理人身分调查文夕大火责任归属。1938年底，得到航空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宋子文同意为航委会高阶人员提拨过节津贴。此津贴因分配问题引发内部流言，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开始介入调查。
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8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贺耀组及副局长戴笠联名将此事报告蒋介石。5月24日，蒋中正以「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贪财如命，欺上舞弊，著即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依法惩罪。」下令将钱大钧撤职并由军事法庭审理，为「钱大钧领取特别费案」。军事法庭调阅相关档案后确定宋子文确实曾允诺核拨，因此至多是行政缺失，并不构成贪污，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该案的审判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实则钱所犯仅蒙蔽或是取巧一项”。不过蒋中正因此案将钱大钧冷冻了2年。
民国三十年（1941）7月，钱大钧得到何应钦保荐复出，出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不久改任秘书长，1942年6月跟随何应钦转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底，由于军政部部长由陈诚接任，蒋中正权衡不能让辈分较低的陈诚去指挥在军校期间即为炮兵队队长的钱大钧，因此又将钱大钧调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其市长任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离职。钱大钧贪财，当时上海的报纸故意把钱大钧接收上海排错成“钩大钱劫收上海”。1949年钱大钧先是迁居香港，在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2月转往台湾。
钱大钧到台湾后基本上已不涉入军事事务，在军方的职务仅有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最后与军职相关的事务是处理孙立人兵变案时担任军事法庭庭长。
台湾期间，钱大钧主要工作是推广足球与田径运动等项目，担任过台湾省体育总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等。民国四十九年（1960）担任远东旅行社董事长，民国五十二年（1963）6月担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后转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1968年）。
在国民党党务中，钱大钧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
除了运动推广，钱大钧的嗜好还有书法，擅长钟鼎篆体。曾为圆山大饭店提词，圆山饭店之匾额据信为其墨宝。此外其以钟鼎篆体抄写金刚经全文，目前搜藏于国立历史博物馆。
1982年7月21日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享年90岁。
家庭.
钱大钧娶欧阳藻丽、欧阳生丽两夫人，是亲姐妹，因此有“渔色”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