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麟趾

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曾任，1964年4月15日至1971年10月19日任第24任香港总督，任内香港工业长足发展，但期间因为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也发起六七暴动，严重冲击香港的经济及社会安全，戴麟趾最终稳住了香港一度混乱的局势，其后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包括为儿童提供六年的小学义务教育，又发展重要的基建项目，如红磡海底隧道、葵涌货柜码头及万宜水库，都是在戴麟趾任内规划及动工兴建。
生平.
早年生涯.
戴麟趾在1915年6月2日出生于英属印度奎达（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会），父母亲分别名叫威廉·朗斯洛特·克罗斯比·特伦特，CIE（William Launcelot Crosbie Trench，1881年7月22日—1949年6月2日）和玛格丽特·施芬妮·赫德尔斯顿（Margaret Zephanie Huddleston，c.1886年—1934年10月30日），夫妇两人在1910年3月19日结婚。
戴麟趾在1925年入读位于肯特郡汤布里奇的汤布里奇公学（Tonbridge School），后来入读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并在那里取得文学硕士资格。
殖民地生涯.
大学毕业不久以后，戴麟趾在1938年加入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的殖民地政府，出任见习官。未几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戴麟趾遂应募入伍。在1941年的时候，他曾被指派担任的副手，到翌年，日军正式入侵群岛，戴麟趾亦转而加入英属所罗门群岛防卫军（British Solomon Islands Defense Force），期间曾经参与不少防卫战事，更曾大胆的前往敌方防线的后防，结果在1944年分别获英国和美国颁授军功十字勋章和军功勋章（Legion of Merit）加以表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同年戴麟趾仍取得了陆军中校军阶。战后戴麟趾一直留在英属所罗门群岛防卫军，至1946年才退役。
在1947年，戴麟趾重新回到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政府任职秘书，到1949年获送到位于白金汉郡的英国联合参谋学院（Joint Services Staff College）深造一年，此后在1950年派往香港政府，在布政司署内担任副防卫司助理秘书，至1956年获擢升为副财政司。在1957年，戴麟趾改任劳工及矿务专员（Commissioner of Labour and Mines），到翌年再次被派回英国深造，而这次则是帝国国防学院。
自1959年至1960年，戴麟趾获委任为香港的副辅政司，后来自1961年至1964年更获擢升为。到1964年4月15日，戴麟趾正式宣誓，接替柏立基爵士，就任第24任香港总督兼驻港三军总司令。由于戴麟趾曾长期在香港政府供职，因此对香港事务并不陌生。
香港总督.
供水工程.
香港在整个1960年代都受到供水不足所困扰，除了天气因素，更大原因是二战后持续有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剧增，供水系统难以追上人口增加的需求。香港在1963年遇上一次严重的大旱，需要实施严格的制水。在戴麟趾的任内，因为在1967年年初水塘储水量渐见不足，港府在2月开始首阶段制水，可是当年春季一直缺乏降雨，到夏季依然天气干旱，在5月起加强制水，戴麟趾同时向广东省政府提出购买淡水的请求，但其时中国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香港左派又于同月发起六七暴动，在中国政府支持香港左派暴动下，港府的购水要求得不到中方回应，港府面对水源短缺，决定在7月中实行「每四天供水四小时」的政策，对市民的生活无可避免带来不少影响，直至8月中接连有两个台风吹袭香港，同时为香港带来连日大雨，部分水塘满溢，香港在当年紧张的水情才得到缓解，得以恢复全日供水。
为了解决供水不足的问题，前任总督柏立基爵士早已在1960年动工兴建船湾淡水湖，以增加香港的储水，应付越来越多的需要。而戴麟趾上任后不久，政府便正式与中国大陆当局于1964年4月22日达成协议，确认自1965年3月起，中国大陆的供港水量将由1960年的每年50亿加仑，增加至每年不少于150亿加仑，-{折}-合即每天供水约6,200万加仑，而售价则为每1,000加仑1.06港元。后来在1967年，港府又在狮子山凿洞，引水自船湾淡水湖至市区以防范旱灾，而到1968年，船湾淡水湖落成，香港的水荒才得以暂时舒缓。
1970年时，戴麟趾又斥资2,800万，加高船湾淡水湖的堤坝高度，以及扩建沙田滤水厂，使沙田滤水厂的滤水量由每日的8,000万加仑增至1.75亿加仑。这两项工程在戴麟趾离任后，到1973年方才完成，使香港的淡水供应量进一步得到保证。香港在1963年在荔枝角焚化炉测试海水化淡，以期增加水源供应，惟当时受海水化淡技术所限，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淡水的成本很高，港府对于修建正式的海水化淡厂一度犹豫不决，直至1967年香港遭逢天气干旱又发生六七暴动，中国又陷入文革风潮，港府无法购得淡水舒缓旱情，1967年的祸不单行及中国的文革在1970年代初尚未落幕，促使戴麟趾下定决心在香港境内增加水源的供应，除了在1971年动工建造储水量比船湾淡水湖更大的万宜水库，同时落实规划兴建海水化淡厂，1971年10月接任港督的麦理浩继续推进戴麟趾的两大供水工程项目，并且在1972兴建乐安排海水化淡厂，提升香港的供水稳定性，海水化淡厂于1975年启用，万宜水库于1978年完工。
人口急升.
由于中国局势在二战后持续不稳，在1966年又发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1940年代后期起有大量原中国居民涌入香港境内，再加上战后婴儿潮的影响，香港人口由1945年仅剩下60万人，但在15年后的1960年，香港人口已增至300万，到1971年，上涨至400万，这20余年也是香港人口增长率最快的时期，而且这段时期的人口多为儿童及青壮年人，在充沛的劳动力及欧美国家在战后20余年的经济荣景下，香港的人口红利配合西方国家对消费品的需求，制造业有长足的发展，当中以纺织、塑胶制品、人造花、假发和玩具的产品制造最为蓬勃，使香港成为当时亚洲的加工业中心。不过人口急升，也为香港的公共资源及基本民生带来重大挑战，住房、医疗设施及学校都供不应求。在戴麟趾任内，他继承了前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的「廉租屋计划」，持续兴建廉租屋。在1964年至1971年间，一共兴建了12个廉租屋村，总计有101座廉租屋，但因为人口持续上升，在山坡林立的寮屋及在唐楼中的板间房，并未得到解决。当时很多小学都没有独立校舍，仍然依靠天台小学为学童提供基础教育。
贪污成风.
中国内战爆发后大批原中国大陆居民涌入英国统治的香港避难，香港人口自1940年代后期起剧增，带动劳动人口急速上升，有利于当时劳动密集型的香港工业发展，然而公共资源的分配远远追不上人口急增的需求，在申请住屋、入学及求诊的公共服务时，渐渐形成需要用钱疏通才获得服务的不成文规定，获赋予行政权力的公务员收受贿赂也变得司空见惯，早在戴麟趾上任之前，贪污已成为香港的严重问题。在1960年代，公务员苛索金钱的理由一大堆，由资源不足到风水迷信都有，如救护员送病人入医院前谎称需求繁忙要求给予「茶钱」，消防员灭火前以驳喉取水为由收取「开喉费」，在公立医院内的服务员也以人手不足或利用迷信向病人或家属要求「打赏钱」，各种公职人员都有其收取私利的借口，以至不行贿就得不到应有的服务。负责治安的香港警察更是各政府部门之中最贪腐的，在警队内，下至警员、上至警司，都充斥著贪污受贿的人员，不但市民获取应有的服务处处受阻，更有巡逻警员向街上摆卖的小贩及小商户收取保护费，部分掌握调查或发牌权力的警察通过包庇犯罪活动来收受大笔不法利益，警队中的刑事侦缉处更是以权谋私的代表，由收取大笔贿款、昂贵礼品，获取免费服务，如免费嫖妓皆有，不但与提供利益的三合会勾结，甚至主动去威胁拒绝提供贿赂的人士。虽然警队内并非没有不贪污的人员，但因为太多同僚，甚至上司也有受贿，顶证同僚贪污恐会自招麻烦，即使接获有警察贪污的投诉往往也会不了了之。由于收受利益的风气盛行，除了政府部门，就连私营企业也将中饱私囊的行为视为例行公事，一些由单一企业提供的服务，如申请供电、安装电话线、接驳煤气炉等，都要给予职员利是，甚至有工头主动索取茶钱，以确保可选择特定的时间及顺利完成工作。
面对积习难除的的贪污问题，戴麟趾采纳由罗弼时领导的「反贪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改革反贪污法律，引入「收入和官职不相称」的概念，戴麟趾甚至一度与英联邦及外交事务部发生争论，原因是被告需要为未能解释个人财产的来源负上刑责，与英联邦奉行的普通法由控方负责举证的做法有矛盾，不过在戴麟趾支持修法下，立法局在1971年5月通过《防止贿赂条例》取代原有的《防止贪污条例》，加重针对贪污的罚则、扩大惩治范围，并且在条例第10条订立财产来源不明罪，把政府现任雇员及已离职雇员未能合理交代来历不明的财产列为刑事罪行，该项新法对于强化反贪法律的力度可谓迈出一大步。不过，当时贪污问题的最大症结是负责调查贪污的反贪污部，仍是警务处内的属下部门，但贪污早已成为警队的顽疾，警务人员互助包庇贪污受贿，因此空有反贪法例而无法有效施行。由于未能对社会上下严重的贪污风气作有效打击，戴麟趾只能通过增加基建、加强社区设施和提供普及教育等方面舒解民怨。戴麟趾卸任后，新任港督麦理浩爵士矢志打击贪污，并在1974年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CAC）取代由警队把持的反贪污部，能够不受政府部门干预独立调查贪污案件，贪污风气才有所收敛。廉政公署成立后，先后揭发了前新界总华探长韩森于1971年携款415万多元移居加拿大（韩氏在警界任职31年，历年总收入不过19万多元），和前九龙总华探长吕乐收受贿款达800多万元，由此可见戴麟趾任内的贪污问题有多严重。
社会动荡.
戴麟趾任内的最大考验莫过于1966及67年的两场暴动。1966年4月，因为天星小轮头等舱（天星小轮的上层）获准加价港币五仙，引起游行示威，其后于4月6日晚上演变为在九龙连续两晚的暴动，戴麟趾曾经批准在九龙部分地区实施宵禁以压制骚乱，至4月8日晚上市面恢复平静，宵禁在4月10日解除。戴麟趾早在爆发暴动的翌日已决定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暴动的成因，其后于5月4日宣布成立「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并且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律师黄秉干为调查委员会成员，探讨暴动的成因及检讨青少年政策，可是调整政策的成效未见，在一年后香港便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六七暴动，这场左派动乱从1967年5月持续至同年12月，严重冲击香港的社会安全和金融经济。
1966年中国共产党发起「文化大革命」，文革风潮席卷香港和澳门，1967年1月澳门左派在一二·三事件成功夺权，香港工委及在香港的左派份子也蠢蠢欲动，而香港落后的劳工保障制度亦使左派有机可乘。六七暴动始于1967年4月尾在新蒲岗大有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分厂发生的一宗劳资纠纷，资方在雇员守则中加入严苛的工作及休假条款，引发工人不满及发起怠工，资方随后解雇近100名工人，左派工会介入，发动工人示威及阻止工厂交收货物，引发人造花厂工潮，左派报章将工潮政治化为殖民地政府与在港国民党人员联手迫害工人，继而由左派工会利用劳资纠纷发起以「反英抗暴」为口号的暴动，矛头直指以戴麟趾为首的香港政府。由于先前在1967年3月和4月数宗由左派发起的工潮，在资方退让及警方冷处理下未有进一步发酵，所以戴麟趾并不愿意由政府介入事件，即使5月6日新蒲岗的工潮发生肢体冲突后，仍然采取克制的手法避免事件激化及扩大，直到5月11日工人冲击工厂区的厂厦，工潮演变为暴动，才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到新蒲岗平乱，港府在九龙部分地区实施宵禁。
5月16日，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为首的左派工会骨干成员组成的斗委会宣告成立，左派团体带领左派罢工工人到中环花园道一带示威，左派示威者除了挥舞毛语录，高呼支持文化大革命及打倒香港政府的口号，更在港督府门外聚集，在大闸及外墙张贴大批大字报，当中除了宣传文革和针对警方的标语外，也有写上「警告戴麟趾」和「杀死戴麟趾」为题的大字报。在中环的左派示威在5月21日和22日演变成中区暴动，在连串暴力事件中，警察拘捕了167人，但左派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在入黑后仍然持续，港府在香港岛部分地区实施宵禁。
随著局势恶化，左派罢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5月23日，香港的巴士公司、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天星小轮和油蔴地小轮等公共交通公司，都有亲左派的雇员响应左派工会发起的罢工，左派在6月24日和6月27日更发动全港罢工及罢市，中国政府不但拒绝供水到香港，还大幅减少出口食品到香港，配合香港左派对戴麟趾领导的港府展开内外夹攻。不过戴麟趾没有作出退缩，不但表明会解雇参与左派罢工的公务员，还呼吁在香港的企业开除拒绝复工的雇员，1967年香港市政局选举在暴动期间继续举行。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供水，港府需要加强制水减慢淡水消耗，7月中起更一度实施每四天供水四小时，直至8月中旬先后有两个台风为香港带来丰裕降雨，才得以恢复全日供水。由于中国大幅削减向香港出口食品，副食品的售价一度急升，为免民心被动摇，港府派员到亚洲的非共产国家寻求增加食品供应，进口商则从东南亚及台湾增加食品货源，新界农民亦加大蔬菜及肉品的产量，配合港府平抑食品的价格。左派的大罢工及大罢市始终缺乏左派工人以外的群体响应，虽对市民造成颇多不便，但未有达到迫使港府让步的效果，斗委会在7月初改变策略，不再发起全港罢工及罢市，局势陷入僵持状态。
左派发起的大罢工因缺乏普罗市民的响应而于7月初告终，港府在左派发起的斗争中挽回一城，但在7月8日有中国军队越境袭击香港警岗引发沙头角枪战，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受到鼓舞，斗委会把斗争行动升级，左派的斗争手段变得极端化。自1967年7月起，左派团体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又打劫建筑地盘的危险品仓库盗取硝酸甘油炸药。左派极端份子发起炸弹浪潮后，不但警局和政府合署遇袭，就连平常的街道、社区设施及公共交通工具也屡次发现真假炸弹，到8月更演变成炸弹袭击平民的恐怖活动。为了压制左派的炸弹浪潮，港府除了由警方搜查左派的据点外，8月4日港府得到英国皇家海军协助，由当时访港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派出三架直升机将防暴警察空降到北角侨冠大厦的天台，与从陆路进攻的警察夹击左派的巢穴。左派的炸弹袭击浪潮持续至同年12月，期间在香港各区放置的真假炸弹至少8,074个，当中有1,167枚是真炸弹。左派的土制炸弹除了导致警务人员死伤，也有数百名市民被炸伤，甚至有年幼儿童及乘电车回家的学生被炸死。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因在广播节目抨击左派动乱亦被人纵火烧死。
左派经营的《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自6月起连续发表多篇煽动性文字、鼓吹炸弹袭击及发布假新闻意图制造恐慌，港府在8月17日获法庭批准关闭这三家左派报馆。中国政府在20日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戴麟趾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间左派报馆的出版禁令及释放被捕的左派人员，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外则有数万个红卫兵举行反英大集会，在戴麟趾坚持下英国政府拒绝答应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在22日有大批红卫兵冲入英国代办处打人纵火。
戴麟趾在6月尾以个人健康问题为由带同妻子和女儿离开香港返回英国休假，期间由辅政司祈济时署理港督职务，并主持立法局会议。当时曾经有人批评戴麟趾不主持大局，更有传闻指英国即将撤出香港，不过戴麟趾在英国期间一直与祈济时保持密切联系，因为英国外交部有部分官员认为要避免中英关系因港府处理左派暴动的方式而陷入决裂，所以对戴麟趾止暴制乱的强硬立场采取暧昧态度，戴麟趾因此在英国述职时要求外交部不要向中国政府妥协。由于答应中国政府最后通牒的限期届满后，除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激进的红卫兵纵火焚毁外，中方没有采取其他施压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为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表达歉意，英国政府由此确认中国政府并不会为香港的左派暴动提供更多支援，戴麟趾的强硬立场因而得到英国内阁的认可及支持。戴麟趾在10月返回香港后立即加强打击左派的力度，又举办「香港周」凝聚民心，把戴麟趾将会被撤换等谣传粉碎。
虽然左派在10月发动频繁的炸弹袭击，但左派的极端主义暴力活动已遭到大众市民所唾弃，港府的主导权也越加稳固。戴麟趾宣布关闭连接中国和香港两地的文锦渡关卡，大举搜捕潜伏香港的左派头目。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在「四人帮」主政下的局势比香港更为混乱，文革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日趋激烈，中国大陆居民前仆后继地偷渡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香港西北面海岸更出现企图偷渡的难民尸体。由于香港工委及香港左派发起的暴动已造成很大的反效果，不但使中共潜伏在香港的统战组织曝光，左派的暴恐活动连带使中共的形象在香港严重受损，同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香港左派停止对抗殖民地政府的活动，香港左派陷入孤立，六七暴动渐告平息。
改善施政.
戴麟趾任职港督之时适逢英国工党哈罗德·韦尔逊出任英国首相，受到工党较注重劳工权益及全民福利的影响，戴麟趾在到任不久便开始探讨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增加教育及医疗的开支，并且增加劳工的保障，不过在提供有薪产假、年假及缩短工时方面，遭到从事工业制品生产及出口的工厂东主的大力反对，尤以本地港资厂商的反对最为激烈，认为会减少利润及影响竞争力，增加劳工保障的提议在工商界的既得利益者反对下可谓寸步难行。在六七暴动期间的1967年10月，联邦事务部次官石宝德勋爵访港与戴麟趾面谈时，便建议戴麟趾尽快立法增加劳工保障。港府平息六七暴动后了解到劳资关系紧张，容易成为左派发起政治斗争的土壤，如不改善劳工保障，难免再有另一次动乱，而过去最反对增加劳工福利的工商界，在接连两次暴动中，利益也受到损害，正好为戴麟趾改革劳工法例扫除障碍。戴麟趾推出多项劳工政策的变革，包括在1971年通过每天8小时，一周48小时的工作制，准许女性职工享有产假，又订立有薪假期，以及调高工伤赔偿额。面对经常发生的劳资纠纷，戴麟趾决定成立劳资审裁处，作为处理劳资纠纷的仲裁机构。
由于过往推行政策只求上行下效，市民的意见容易被忽略，官、民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容易积累民怨，产生的不满情绪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在1968年5月，戴麟趾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将港、九划成10区，每区设立民政处及民政主任，以期收集民意，接受投诉，并向市民提供咨询服务，从而改善官民关系。在1969年12月，港府举办了规模庞大的「香港节」，以增加港人的归属感。当中除举行了一系列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主题的文娱活动外，又有各式各样的邮票、古董、书画和花卉等展览，以及嘉年华会、舞会、时装表演、歌唱比赛和选美比赛等节目，场面可谓十分盛大。后来在1971年，戴麟趾曾第二次举办香港节，不过规模要比1969年的要小。
戴麟趾在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骚乱结束后，便委任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律师黄秉干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成因及预防措施，委员会撰写的《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提到青年人缺乏适当途径发泄精力和情绪，建议增加康乐活动及康体设施，戴麟趾在1967年3月成立「郊区的运用和保存临时委员会」研究将郊野与康乐政策互相配合，不过未及制定政策落实措施，香港已经发生六七暴动，而在六七暴动中参与纵火以至炸弹袭击的被捕者不乏是被斗委会或左派学校煽惑的学生及青少年。戴麟趾在平息六七暴动后，加紧推动青少年政策，除了在社区设置球场和游泳池，也尝试利用郊野设置郊游及康体设施，并于1971年由以其命名的「戴麟趾爵士康乐基金」拨款，由渔农处（今渔农自然护理署）试行在城门水塘设立公共烧烤场及露营地点，结果受到市民欢迎，并由接任的麦理浩正式设立郊野公园。
在香港教育方面，戴麟趾于任内为基础教育投入大量资源，由政府直接资助办学团体实施小学普及教育，在1970年10月宣读的《施政报告》中，戴麟趾宣布在1971年起为适龄儿童提供六年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随后更立法惩罚不送适龄子女上学的家长，首次在香港实现强迫教育。建基于戴麟趾的小学义务教育，接任港督的麦理浩在1978年推行「九年强迫免费教育」，使香港教育进一步普及化。戴麟趾对香港专上教育亦有著墨，先后在1964年和1966年设立专上教育特别委员会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加强对大学的支援。为培训工业人才，戴麟趾在1969年设立摩理臣山工业学院，即后来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前身。
由于香港人口在过去20年间激增，除了提供免费小学教育解决基础教育供不应求的问题，香港的住屋问题也十分尖锐，戴麟趾继续兴建廉租屋，发展荃湾新市镇，逐渐将人口由极为拥挤的港九市区迁入新界区，同时筹建玛嘉烈医院。香港工商业在1960年代发展速度加快，税收增加，港府得以增加基建的投入，戴麟趾加强交通网络的建设，在1966年开通的九龙山脉公路龙翔道和呈祥道，又在1967年开通狮子山隧道，更于1969年动工兴建香港首条行车海底隧道，彻底改变过往只能乘船来往香港岛的交通方式。为促使香港连通国际，戴麟趾在任内继续扩建启德机场及在1970年落实建造葵涌货柜码头，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
三度延长任期.
戴麟趾的五年港督任期原定于1969年4月届满，英国政府在1968年8月宣布延长戴麟趾的港督任期至1970年4月，香港各界代表包括83个宗亲同乡社团对戴麟趾延任发表祝贺。1969年10月再获连任半年至1970年10月。1970年5月29日戴麟趾返英述职期间，英国外相表示戴麟趾同意再延续任期一年至1971年10月，这是他第三次延长港督任期。
戴麟趾在1971年10月19日任满返英，结束其7年半的港督生涯，总督一职由麦理浩爵士接任。
晚年.
戴麟趾卸任后返回英国，而且仍热心于地方事务。自1973年至1981年，戴麟趾是多塞特郡市议会的议员;自1973年至1982年出任多塞特地区医院管理局主席；自1972年至1979年则在衞生及社会福利部的卓越奖项顾问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另外在1972年起，至临终之前他一直出任多塞特郡圣约翰救伤队会长，后在1977年，戴麟趾更获委任为多塞特郡副郡尉（Deputy Lieutenant）。
戴麟趾与妻子晚年退居于多塞特郡先令史东（Shillingstone），曾在1984年重临香港访问，最后于1988年12月4日卒于家中，享年73岁。戴麟趾逝世后，全体香港立法局议员曾在1988年12月7日的会议上默哀一分钟，以示悼念，而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对戴麟趾有以下的评价：
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麟趾认识了被美军派到所罗门群岛，任职护士的美籍女子玛嘉烈·古尔德（Margaret Gould），两人后来更于1944年8月18日在斐济的苏瓦结婚。戴麟趾夫妇俩育有一名女儿，名叫嘉芙莲·伊莉莎伯·特伦特（1956年12月28日－2017年3月23日）。戴麟趾爵士夫人晚年居于先令史东，1993年去世，女儿则定居伦敦。
此外，戴麟趾是爱尔兰的阿什敦男爵（Baron Ashtown）家族的一支远系分支，他的一位远亲，尼格尔·克罗斯比·特伦特爵士（Sir Nigel Clive Cosby Trench，1916年10月27日—2010年3月6日）也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曾任英国驻大韩民国大使以及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后来于1990年袭取阿什敦男爵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