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府

开放政府，是种治理学说，主张公民有权取得政府文件、参与行政程序，以进行有效的公共监督。 广义上，反对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共享文件及广泛滥用国家机密。开放政府的主张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时代，当时哲学家们辩论了如何洽当地打造初生的民主社会。开放政府也渐成为民主改革理念一环。 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SDG16），提倡公众获取信息，以此作为标准，建立有效、当责且包容的制度。 
要件.
开放政府的概念范围很广，但通常与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有关。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释出的一种定义将政府开放性限制在政府释出的资讯上，或者限制公民可以请求和接收尚未释出的资讯的程度。  Harlan Yu和David G. Robinson在他们的论文“开放政府的新歧义”中指定了开放资料和开放政府之间的区别。他们根据服务提供和公共问责制来定义开放的政府。他们认为，可以使用技术来促进资讯公开，但是使用开放资料技术并不一定等同于问责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以下类别来处理开放政府：整个政府协调，公民参与和信息获取，预算透明，廉正和反腐败，技术使用和地方发展。 
历史.
“开放政府”一词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华莱士·帕克斯（Wallace Parks）曾任职于美国国会设立的政府信息小组委员会，他在1957年的文章“开放的政府原则：根据宪法适用知情权”中引入了该术语。此后以及1966年《信息自由法》 （FOIA）通过之后，联邦法院开始使用该术语作为政府透明度的代名词。 
尽管这是首次引入“开放政府”的概念，但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古希腊，那里的不同法律机构都对官员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并为公民表达意见提供了一条途径。他们对他们的不满。一个这样的机构，即euthyna，使官员们达到了“直率”的标准，并强迫他们在公民大会面前就他们当年所做的一切作出交代。 
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政府应接受公众审查并易于受到舆论欢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当时许多"哲学家"都在抨击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密主义。 正式立法机关的通过也可以追溯到瑞典（当时包括芬兰作为瑞典管辖的领土），当时自由新闻立法是其宪法的一部分（《新闻自由法》，1766年）。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美国（1776年）和法国（1789年）的革命在宪法条款中规定了公共预算会计和新闻自由的规定和要求。在19世纪，梅特涅式的政治家企图退回这些措施遭到了许多知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和作家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杰里米·边沁（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阿克顿男爵。
公开政府被公认为是当代民主实践的关键标志，通常与资讯自由立法的通过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声称通过了第一条资讯自由立法，其现代条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芬兰在1917年获得独立后继续以开放为前提，并于1951年通过了《官方档案公开法》（由1999年的新立法）。
紧急发展还涉及软体和机制的日益整合，使公民能够更直接地参与治理，特别是在立法领域。  有人称这种现象为电子参与，已被描述为“利用资讯和通讯技术通过使公民能够相互联络并与其当选代表建立联络，扩大和加深政治参与”。 
现行政策.
摩洛哥2011年的新宪法概述了政府希望实现的一些目标，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为了通过透明度和问责制发展政策贷款（DPL）实施这些改革，世界一直在向政府提供支持。这笔贷款是欧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之间更大联合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为试图实施改革的政府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截至2010年，肯亚《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获得政府资讯的权利。该条规定：“ 35。（1）每个公民都有权访问-（a）国家持有的资讯；以及（b）另一人持有的，为行使或保护任何权利或基本自由所必需的资讯。 ..（3）国家应释出和公布影响国家的任何重要资讯。”现在，重要的政府资料可通过“肯亚开放资料倡议”免费获得。 
亚洲.
菲律宾于201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令》，概述了实践政府透明度和全面公开披露的准则。 菲律宾政府根据2012年《一般拨款法》，要求政府机构在其网站上显示“透明印章”，其中应包含有关机构职能，年度报告，官员，预算和项目的信息。 
印度的知情权运动于2005年制定了RTI法，当时环境运动要求发布有关由于工业化而导致的环境恶化的信息。 东南亚RTI法和其他类似法律的另一催化剂可能是由于多边机构提供援助和贷款以换取更高的透明度或“民主”政策。 
台湾.
1998年开始，台湾实施其电子化政府计划，颁布一系列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实施开放政府政策。2005年，《政府资讯公开法》规定，详细列出数项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资讯，包括预算书、施政计划、合议制机关之会议纪录及补助等。2011年，推动「政府开放资料」，并于2012年底公布政府开放资料平台 。2015年2月10日，仿效美国 "We The People" 平台，建置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 ，提供人民对政策发表意见或是提案的场域。2014年，太阳花运动代表台湾公民愈发重视政府的开放和透明。2020年，国家发展委员会发布白皮书，提出政策目标，探讨如何提高公民参与度，并使用开放数据以提高政府透明度。 
为推动开放政府及争取加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2020年8月，行政院核定设置「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推动小组」。小组置委员20至26人，政务委员唐凤获院长指派兼任召集人。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明鑫及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总经理彭启明（由民间委员互推）担任共同召集人。任务为研商及确认行动方案，与追踪评估方案执行情形。立法院也有设立类似的「开放国会委员会」。
2020年底，台湾政府分别通过行政院《台湾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与立法院《台湾开放国会行动方案》，为最高层级的开放政府行动方案。
行政院《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一开始由政府先行拟定五大范畴，透过公私协力最后扩充为19项「承诺事项」，分别为：
1. 推动资料开放与资讯公开
2. 扩大公共参与机制
3. 增加性别及族群包容性对话
4. 落实清廉施政
5. 执行洗钱防制
欧洲.
在荷兰，巨大的社会动荡和1960年代电视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促使政府更加开放。信息公开立法于1980年通过，自那时以来，重点一直放在衡量政府机构的绩效上。 特别是，荷兰政府采取行动开放政府（"开放overheid在actie）"计划2016- 2017年，其中概述9个具体承诺，经合组织设置政务公开标准。 
自2018年以来，作为威尔士文凭的一部分，威尔士政府在威尔士州资助了中学Wikipedia技能的培训，并对所有已发布的视频和其他内容使用了开放许可。
北美.
2009年，奥巴马总统发布了有关透明度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并启动了“开放政府倡议” 。在他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他的政府通过透明，参与性和协作性政府加强民主的目标。 该倡议的目标是建立透明和合作的政府，以结束华盛顿的秘密，同时通过加强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来提高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美国近代历史开始了提高政府透明度的运动，这是因为由于战争期间对全球敌对行动以及对冷战间谍的担心，联邦各部门和机构已开始限制信息的可获得性。机构有权拒绝“出于正当理由”或“出于公共利益”获取信息。这些政策使国会委员会难以访问记录和文件，从而导致探索可能的立法解决方案。 
南美洲.
自2000年代初以来，透明度一直是智利《反腐败和廉政议程》和《国家现代化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智利通过了《透明度法》，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的公开改革。 智利发布了2016-18年度开放政府行动计划，作为其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GP）成员的一部分。 
支持和反对的论点.
支持开放.
政府的透明通常被认为可以产生政府的责任感，支持者认为这导致了政府腐败，贿赂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减少。 一些评论员认为，开放，透明的政府可以传播信息，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产生更多的知识和社会进步。 支持透明度政策的组织（例如，经合组织和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声称，开放政府的改革也可以增加对政府的信任， 尽管有多种证据支持这些主张，但透明度的提高有时会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政府。 
当人们可以看到某项政策的结果时，公众舆论也可以转移。美国政府有时禁止记者发表士兵棺材的照片， 显然是试图管理情绪反应，这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批评；但是，许多人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图像可能是有价值的信息。同样，一些反对死刑的反对者认为，应该对死刑进行电视转播，以使公众能够“看到以他们的名义和他们的税金正在做的事情”。 
政府的透明度有利于有效的民主，因为信息可以帮助公民就即将颁布的立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并在下次选举中投票支持他们。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说法，公民更多地参与政府与政府透明度有关。 
开放政府的拥护者经常认为，民间社会而不是政府立法是提供更透明管理的最佳途径。他们指出了举报人从政府官僚机构内部举报的作用（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或Paul van Buitenen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与立法制衡相比，印刷或电子形式的独立，询问媒体通常更能保证透明度。 
当代的开放政府学说在非政府组织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他们热衷于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固有的倾向，即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保密。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最著名的机构是透明国际或开放社会研究所。他们认为，开放标准对民主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反对开放.
一些批评家认为，政府的优柔寡断，业绩不佳和僵局是政府透明度的风险。 政治评论员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在2014年写道：“然而，这些改革（透明度改革）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责任感，而是产生了更多的游说，更多的支出，更多的拖延和更多的犹豫不决。” 杰森·格鲁梅特（Jason Grumet）认为，政府官员在监视他们所做的一切时，无法适当地考虑，合作和妥协。 对463名越南国民议会代表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立法程序（例如辩论和查询笔录）的透明度提高，减少了代表们在查询会议中的活动，避免参加可能使越南领导人感到尴尬的活动。政权。 
隐私是另一个问题。公民可能会因政府提供的信息而产生“不良后果，报应或负面影响” 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Teresa Scassa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三个主要的隐私挑战。首先是难以平衡政府的进一步透明度，同时还要保护个人信息或政府掌握的有关可识别个人的信息的隐私。第二是处理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参与者之间的数据保护法规之间的区别，因为政府可能会访问不受严格法律控制的私有公司收集的信息。第三是“大数据”的发布，它可能显得匿名，可以使用复杂的算法将其重新连接到特定的个人。 
通常必须秘密进行情报收集，尤其是识别暴力威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弗鲁姆（Frum）在2014年写道：“驱使各国收集信息的同样紧迫的要求也要求它们否认这样做。即使不相信这些否认，也很重要。” 
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倡导透明性的，但是许多学者质疑我们是否有可能拥有这种观念。他们还强调了透明度如何可以支持某些新自由主义的命令。 
技术与开放政府.
政府和组织正在使用新技术作为增加透明度的工具。例子包括使用开放数据平台在线发布信息以及开放源代码治理理论。
开放政府数据（OGD），一个专门指政府数据集的公开发布的术语， 通常可通过data.gov.uk或www.data.gov等在线平台获得。 OGD的支持者认为，与政府机构有关的易于访问的数据可以使公民进一步参与政治机构。 OGD原则要求数据是完整的，主要的，及时的，可访问的，可机器处理的，非歧视性的，非专有的且无许可证的。 
公共和私营部门平台为公民提供了参与的渠道，同时提供了人们期望获得的透明信息的访问权限。许多组织已经在努力整合资源，以使公民能够获得政府（地方，州和联邦）的预算支出，刺激性支出，游说者支出，立法跟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