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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

《道藏》（拼音：Dàozàng；注音：ㄉㄠˋㄗㄤˋ）是一部汇集大量道教经典及相关书籍的大丛书，它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道教经典（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编排起来，当代习惯以《道藏》为明英宗正统十年出版的《正统道藏》和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出版的《万历续道藏》的合印本的简称。
《道藏》所收典籍广泛，既有道教经典论著、科仪方术、仙传道史，也有医药养生、天文史地、诸子百家书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是研究道教历史的经典依据，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现存最早的《道藏》是明朝的《正统道藏》版本，一部原来收藏在北京的白云观，现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另一部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青岛图书馆，和法国图书馆也保存了一部完整的道藏。
历史.
道藏的起源.
南北朝时陆修静于公元471年编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藏的雏形，共著录经书1228卷。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著录道书2040卷。
早期的道藏.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时令史崇玄等四十余人撰《一切道经音义》。在此基础上，又发使四处搜访道经，加上原来所藏，纂修成《道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五千七百卷，一说七千三百卷），称《开元道藏》。《开元道藏》的编纂体例采取三洞分类法，分三洞三十六部，即洞真、洞玄、洞神各十二部。天宝七年（748）诏令传写，以广流布。至唐末、五代，毁于兵火。
宋朝时，宋真宗笃信道教，他派人用了六年时间编成《宝文统录》4359卷。后来他又派著作佐郎及道士张君房增编道藏4565卷，并且采用千字文编号，大中祥符九年（1016），枢密使王钦若删详，九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天禧三年（1019年）编成7部，称《大宋天宫宝藏》。宋徽宗崇宁年间增至5387卷，称为《崇宁重校道藏》。政和年间又增补至5481卷，并雕版印刷，称《政和万寿道藏》，此为道藏的木刻本的开始。
金朝时，金世宗诏刊补宋《政和万寿道藏》，复遣道士访遗经于天下，募工补刻，编成《大金玄都宝藏》。道藏增加到6455卷。
元朝时道藏增加到7800卷，称《玄都宝藏》。元刊《玄都宝藏》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了一千数百卷道书。主要增加全真道道士新撰之著作。然而在元朝中叶，道教在与佛教之间的关于《老子化胡经》的论战中因道教没有证据证明老子化胡说是正确的，而佛教证明了悉达多太子比老聃早生早亡，而且老聃是在秦国终亡的，在《史记》上都有相关记载，道教的势力受到了打击，按照约定，道藏被烧毁。论辩会场上的十名全真道道士剃度为僧，全真道受到冷落，正一道兴起，原因是正一道没参加这场辩论。
正统道藏（1447-2004）.
明朝时又重印道藏。由明成祖永乐四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明英宗正统九年又诏邵以正校正增补，邵以正带领着他的徒弟喻道纯等人，在北京西城区朝天宫增补了更多的内容。最终于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刊板事竣，印行《正统道藏》，共5305卷，正统十二年（1447年）颁行天下。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607年）又刻印《万历续道藏》，增加了180卷。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分装成512函，经板12万多块，约6000万字，分量超过约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道藏》中的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方法编排。
清朝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统道藏》经板悉遭焚毁。各地宫观收藏的《正统道藏》印本也因战乱灾祸而存者寥寥。中国现存惟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印本，是北京白云观收藏的一部明代《正统道藏》。1926年，上海涵芬楼书馆影印这部《正统道藏》。近年又有一些《正统道藏》影印本，如1977年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出版的精装本（60册）和1988年中国大陆三家出版社联合影印的精装本（36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也保存有一部完整的《正统道藏》。
清朝无道藏之大结集。道书纂修最重要的有清初彭定求所编之《道藏辑要》，除选收《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书外，又增收明末清初著作一百一十种。《道藏辑要》后书板被焚。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成都二仙庵住持阎永和首倡重刊《道藏辑要》，至光绪三十二年刊成《重刊道藏辑要》，板存成都二仙庵。近年巴蜀书社重印发行。
中华道藏（2004-）.
当代编有《藏外道书》、《敦煌道藏》、《中华道藏》等。
1997年，中国道教协会对道教经书进行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后在2004年透过中国华夏出版社出版《中华道藏》，以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重新点校、分类编目。增补了旧藏遗漏的重要材料，并选择部分近代发现的古道经，如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孑遗等，补入经书约百余种。《中华道藏》分为四十九册，每册约150万字。共收入各类道书一千五百多种。
《中华道藏》（线装版）在精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重要文献，重新进行了核校。全书分为60函，共计5600多卷。线装版共印行220套，将悉数在全球范围内颁赠。颁赠对象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及各国著名宫观、图书馆、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
道藏的分类.
道藏中的各种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编排：
道藏的内容.
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等。
对道藏的研究.
由于道藏的内容太多，对一个人来说，通读一遍都很难做到，因此至今这部书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对道藏的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首先是从科技史学家开始的，更有许多研究者从音乐、艺术、化学、气功、文化等角度去研究道藏中的文献。
与佛教之间的关系.
道藏的书典仿照佛教的「三藏十二部」被分门别类，因而有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及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国家外交纲领性政策，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3年底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并于1954年成为指导中印关系，以及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后来在措词上有过修改，与最初版本略有不同。该原则的现行完整表述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见与中国存在着领土纠纷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具体内容为：
基本思想.
1954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因看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很高的国际威望而对中国感到“担心”。据官方说法，对此，周恩来“有针对性地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
历史.
产生过程.
1953年底，中国政府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2月31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又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并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声明中说：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印缅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又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序言。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入正式的国际文件。同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又称《》），声明指出：
宣传推广.
印度尼西亚于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了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万隆会议，会上发表了《》，其中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195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74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1988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修改.
五项原则后来在措辞上作了修改，“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影响.
在三国政府的宣传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中国宣称在处理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中，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许多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由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和东江及其支流潭江、绥江、增江带来的泥沙堆积而成，是中国南部最大的冲积平原，海拔多在50米以下，地势平缓，有零星小山丘分布。狭义的珠江三角洲由西江、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两部分组成，北至西江、北江汇合点的佛山三水河口，东至东江下游的东莞石龙，南至江门新会崖门，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广义的珠江三角洲范围则包括珠江干流及其所有支流，西起（西江）肇庆羚羊峡东口及（潭江）新会司前，北起（北江）三水黄塘及宝月、（流溪河）广州及东莞石碣、（绥江）肇庆黄岗，东起（东江）惠州园洲、（增江）广州增城沙塘 ，面积为8,601平方公里。现代珠江三角洲在中国四大河流三角洲中，其流域面积排名第2，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在亚洲大河三角洲中排名第6，在世界排名第15。
地貌形成.
1915年，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总工程师、瑞典水利专家柯威廉（G.W.Oliveroa）一行在考察珠江下游时，发现西江羚羊峡口广利围出土埋藏的牡蛎壳与澳门附近浅海的生牡蛎相似，指出海水曾浸至羚羊峡口附近，今已推至澳门，并假设肇庆羚羊峡口、三水芦苞和广州以下至澳门在史前曾是一个海湾，大小山地、丘陵为昔日海湾中的岛屿，三江泥沙在海湾里合力堆积成“广州三角洲”。1929年，美国地质地理学家、欧柏林学院教授哈伯德（Hubbard.G.D）在岭南大学访问期间，考察了香港至广州的河口湾和水道，在论文中将珠江河口处称为“珠江三角洲”。
珠江河口处有近五分之一面积为散落分布的低山丘陵和台地，是否将其划分三角洲，曾在学术界存在争议。1929至1930年间，瑞士地质学家、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哈安姆 (Helm A)等考察了广州附近的地质后，称“珠江口无三角洲存在”，所见的堆积平原为第三纪准平原沉降后由西江等冲积而成。1934年，中山大学地质系的陈国达认为，区内有三分之一基岩、山丘，所谓珠江三角洲只是冲积平原与山岳的组合，实非一个三角洲，由于珠江口海底沉降过快，沉积物不能出露水面。1937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地理学家吴尚时发现了广州七星岗古海蚀遗迹，有力地支持了“海水曾深入珠江口内并堆积珠江三角洲”的观点。1947年，吴尚时与曾昭璇联名发表《珠江三角洲》一文，提出“珠江三角洲溺谷生成学说”，认为珠江三角洲拥有特殊的成陆模式，是一个复合型三角洲。而三角洲上星罗棋布的台地与山丘曾是浅海中大大小小的基岩岛屿，珠江水系携带来的泥沙正是以这些基岩岛屿为沉积核心逐渐淤积扩展，连接成陆。
演变过程.
珠江三角洲是在海侵、海退的多次旋回中发育起来的。“三江汇合、八口分流”是珠江三角洲地貌特征，其1/5面积为星罗棋布的丘陵、台地、残丘。自晚更新世以来，由西江、北江和东江带来的泥沙在海湾内堆积复合成为平原，主要水道沿断裂带发育为8个口门出海，逐渐形成了山丘罗列、水道如网的三角洲。人类活动的参与加速了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系的形成，也加速了泥沙在河床和河口的沉积，加速了三角洲的外伸。
历史上随著中原地区的水利和农业技术引进发展，珠江三角洲在地的渔猎文化逐步被取代、同时加速在地围海造田进程，沿海地区滨海泽国的地貌形态随之被彻底改变。珠江的入海口在秦汉之前是深入到现代的佛山一带，而现代广州市区到黄埔港一带在当时则是东西向的溺谷湾，深入珠三角内部的海湾是东宽西窄。到宋代时广州城下还称之为「小海」，到黄埔一带就称之为「大海」。依据现代考察曾于沿海咸水生活过的蚝壳层分布情况，大致可勾勒出旧日珠三角的海岸线——由新会的礼乐、古镇、海州、潮莲，至广州黄埔，东莞石门，番禺榄核、鱼窝头、东涌、黄阁一带。随着唐宋以后几次大规模人口南迁，特别是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海岸线每年向南推进十几米，明末，海岸线已抵达今中山市一带，清末则推向今珠海斗门一带。广州的海岸线亦从番禺沙湾附近推至今南沙一带。
水文.
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三江汇合，八口分流”成为三角洲水系的重要特色。其中东部的虎门水道、蕉门水道、洪奇门水道、横门水道构成伶仃洋河口，南部的磨刀门水道、鸡啼门水道构成磨刀门河口，大广海湾经济区的虎跳门水道和崖门水道构成崖门河口。珠江三角洲河网区承泄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河川年平均流量3004亿立方米，在三角洲内及其诸河产流256亿立方米，使八大口门出海河川总径流量为3260亿立方米。在三角洲接纳珠江水系的来水中，西江占珠江总径流量的43.5%，北江、东江各占13.5%、7.3%。来沙亦以西江最多，次为东江，北江较少。
气候.
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暖湿多雨，气候宜人；年均降水量1600～2300毫米，汛期4－9月降水量占全年的81%～85%。冬季盛行北风、东南风，年平均风速2.0～2.6米每秒，台风一般发生在每年7－9月，每年平均1.6次。水面蒸发量1200～1400毫米，陆地蒸发量80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日照天数240天左右。
万隆

万隆市（Kota Bandung），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古称，巽他方言意为“神仙之境”。为印尼第四大城市，也是西爪哇省的首府。该城市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会址所在地，因为第一次排除欧美国家，仅由亚洲及非洲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而载入史册。
万隆海拔约700米，四周有2000米以上高山环绕，因此景色秀丽，清静幽雅，四季如春，被誉为印尼最美丽的城市，素有「爪哇的巴黎」之称。著名景点有覆舟火山和万隆温泉。对外航空交通则有万隆国际机场。虽然万隆遇到了诸多问题（废物处理，洪水到复杂的交通系统等），但万隆仍然吸引不同的游客，移民和周末旅客。
施光南

施光南，浙江金华人，生于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曲家。参与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祝酒歌》等流传甚广的歌曲的谱曲工作。
生平.
施光南的父亲为施复亮（施存统），为中共早期活动家，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母亲钟复光为施复亮的学生。妻子是洪如丁，为原中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之女。
施光南祖籍浙江金华县源东乡叶村，于1940年8月22日在重庆市南岸区出生，1945年，年仅5岁的他就写下了第一首音乐作品——《春天到了》。
施光南于1948年回源东叶村老家上小学，1949年在金华城内小学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父母移居北京，在父亲影响下开始学习作曲，1957年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1959年转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后再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64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任创作员。1978年7月，调入中央乐团。
1984年，施光南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87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0年10月，1987年10月和1989年10月，施光南分别在天津、武汉和广州举行了《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后，其艺术生涯到达了高峰。
1990年5月2日，施光南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去世后经文化部追认为「人民音乐家」。为了纪念施光南，重庆南山公园内建有施光南广场以示纪念，此外，其家乡浙江金华建有「施光南音乐广场」。
作品.
施光南参与了许多歌曲的谱曲工作，很多歌曲在面世后红极一时并被广为传唱。包括了代表作品有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祝酒歌》、《假如你要认识我》、《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会歌）、《打起手鼓唱起歌》、《周总理，您在哪里》、《月光下的凤尾竹》，《洁白的羽毛寄深情》。除了创作歌曲外，他还创作了多部歌剧、芭蕾舞剧、京剧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如大型歌剧《伤逝》、《屈原》，芭蕾舞剧《白蛇传》等。
获奖：《祝酒歌》获庆祝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一等创作奖及1980年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第一名，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亚洲文化中心选为在亚洲青少年中推荐的歌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在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中获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1980年文化部及中国音协主办的优秀群众歌曲评选中获奖；《立功喜报寄回家》在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中获优秀创作奖。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Third World）通常指亚洲、非洲、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其所指涉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绝对明确的界定，但一般指一些在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大众文化中，因对三种世界定义缺乏认识，而任意泛用第三世界一词，去指称世界上发展落后、甚至是慌乱状态（如传染病肆虐、巫觋与私刑泛滥）的地区，带有强烈的贬意。
传统观点是将世界诸国区分为第一世界：西方集团的国家、第二世界：东方集团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
不同观点下的第三世界定义.
冷战下的意识形态区别.
「第三世界」的说法最先由经济学家Alfred Sauvy于1952年8月14日的法国杂志《新观察家》中提出；原本是指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第三阶级」；后被引申来描述冷战时期，一些在国际政治上倾向中立，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这种说法，系从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型态区别著眼。「三个世界」的概念逐渐流行之后，一般即以「第一世界」指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包括英国、西德、加拿大、法国及日本等国；而以「第二世界」指称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欧），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此外，几乎所有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都自认属于「第三世界」──即使这些国家多数带有社会主义倾向，或对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怀有疑虑；相反的，一些不结盟的已开发国家也属于「第三世界」，例如爱尔兰。
此外，若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因这类国家数量占世界多数，故有称其为「主体世界（The Majority World）」的说法。
现代的国家发展综合性指标.
今日流行的「第三世界」概念，大致上即为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世界体系理论」当中，被归类为属于「半边陲地带（the semi-periphery）」或「边陲地带（the periphery）」的那些国家。这类国家在地理上大多处于「工业化国家」的南边，因此常被以「南方国家（The Southern Nations）」加以泛称。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类国家包括被称为「开发中国家」及「最低度开发国家」的那些经济体──这是相对于「已开发国家」而言。
冷战后，「第三世界」主要指那些以综合发展程度评价的较落后的国家──例如依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名次较后的国家──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意识型态或具有何等的战略重要性。
在一份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各区域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毛额占『第一世界』同项数字的百分比」的统计报告中，所指涉的「第三世界」包括「除了南非以外的次撒哈拉非洲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及北非」、「南亚」、「中国及日本以外的东亚」等区域；该报告对于俄罗斯进行了特别的划分。
此外，印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南非、泰国、马来西亚，以及若干波斯湾产油国等，由于其较大的经济规模，或者较突出的出口成绩，在第三世界的发展竞赛中显得格外抢眼。
发展中国家

，指经济、社会方面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基础较不发达，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然而，这一定义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对于哪些国家适合这一类别也没有明确共识。 开发中国家与「中低所得国家」一词经常互换使用，但仅指国家经济方面。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所得将世界经济分为4组：高所得国家、中高所得国家、中低所得国家及低所得国家。最低度开发国家、内陆开发中国家与小岛屿开发中国家为开发中国家之亚组。与之相对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已开发国家或高所得国家。
“发展中国家”一词的使用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过时概念。2015年，世界银行宣布将逐渐停止使用“发展中/发达国家分类”，更多呈现地区和收入群体的数据汇总。“全球南方”一词被一些人用作发展中国家的替代词。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具有高气候脆弱性或低气候复原力。
定义.
以下列出将国家划分为大致发展水平的依据。
人均国民收入组别.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经济体分为四组，每年7月1日更新：
此分类基于使用Atlas方法计算的现价美元人均收入。例如在2022财年，低收入国家被定义为以当前美元计算的人均GNI低于1,045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46至4,095美元之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096至12,695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6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
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了解人类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福祉的工具，比较了不同国家和时间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用以衡量一个国家开发程度。发展中国家是指工业基础不发达、人类发展指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低的国家 
自我声称.
世贸组织一般接受任何国家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说法。曾经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某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坚持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这使他们有权在世贸组织享受优惠待遇，例如文莱、香港（特别行政区）、 科威特、澳门（特别行政区）、卡塔尔、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因这种自我宣称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受到引用和批评。
列表.
下面所列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发展中经济体。
在IMF2017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193个经济体（其中香港、台湾、澳门、波多黎各不是IMF会员）的数据共同组成了《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它们被IMF分类为39个发达经济体和154个发展中经济体。目前有5个联合国会员国（安道尔、古巴、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朝鲜）并非IMF会员国，其中的古巴和朝鲜也被普遍视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下面共列有156个发展中国家。
其他发展中国家.
非IMF成员
已经脱离的经济体.
下列经济体过去被认为属于开发中或者没有数据，但是后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机构认定为已开发经济体（括号内是该经济体被认定为发达的时间）。这些经济体包含了亚洲四小龙和数个新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及地区。
屈伯川

屈伯川，原名屈伯传，男，四川泸州人，中国学者、教育家，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始人之一，大连理工大学主要创始人。曾两度担任大连工学院院长（1949年2月－1966年8月）、（1979年3月－1981年9月）。
生平.
求学生涯.
1928年春考入金陵大学预科，同年暑期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被迫离校后先后在四川泸县中学、广州桂林第三高级中学任教。1934年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延安工作.
1937年7月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加速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学位后毅然回国，寻找报国机会。此时面对上海战事的失利，11月20日，国民党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重庆的宣言。屈伯川首先回到当时的中国政府首都重庆，成为重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负责人之一。因为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历史，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不被任用。1939年10月，经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介绍，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的身份，跟随林伯渠、吴玉章到达延安，是延安革命根据地第一位在国外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近年称这种人才为海归，从某种意义上说，屈伯川博士可以说是共产党中国的海归第一人），先后在中央财政经济部、新华化学工业合作社任职。1940年1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任驻会干事负责人，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会的筹备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请毛泽东做演讲。后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育处长。1940年1月任延安新华化学工业合作社主任（即新华化学厂厂长）。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初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任副局长。1945年9月任晋察冀军事工业部工业试验所所长。1947年1月到大连担任“关东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48年11月屈伯川带领20多名毕业生接管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经过初步整顿、充实，很快就在丙酮与丁醇等10多个研究项目上作出了成果，为日后成立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奠定了基础。1949年3月屈伯川担任工学院院长兼任化学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所长。
大连理工.
1948年9月参加大连大学的筹建工作，任工学院院长兼科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7月工学院独立为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任院长兼党组书记。早在建校之初，屈伯川就提出“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关系我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展科学研究不仅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也是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根本大计。”正是在他的积极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大连理工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就以成功设计了中国“三大港口”而闻名全国。陆续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现代化军港、第一个现代化渔港、第一个现代化油港的设计任务，并为国家引进大型化肥生产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首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建校11年时就使大工成为中国首批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1957年５月，在“反右”前夕，他总结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左”的教训后，在动员干部教师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动情地说：“不要再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了。”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在反右运动中，他被视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和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再次冲击。1979年才得到彻底改正。
1979年3月再度出任大连工学院院长。1979年学校建校30周年时，屈伯川在总结办学经验时说，“我们的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培养的人，不但要有较高的科学水平，还要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健康的身体。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人才的特点，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这一点，如果有所忽视，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面向全国.
根据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与美国总统卡特达成的协议，1980年，中美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准备在中国创办一个科技管理培训中心，国家经委、科委和教育部的有关负责人正在为找不到合适的地点而为难，屈伯川得知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连夜赶往北京，力争把这个中心办到大连去。1980年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 在大连理工大学正式开学，是中国第一个与国外合办的国家级管理人才培训基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思想、理论和经验的第一个窗口。1981年9月起任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并帮助大连市筹建大连大学。 发表了《高校要加快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1983年5月，联合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建议国家拿出50个亿，重点资助50所高校，使这些学校到90年代，在仪器设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建议受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逐渐形成共识, 1989年，获国家教委“老有所为精英奖”。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1998年，中央又提出了“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985工程”。 
屈伯川等四位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的上述建议，在高教界被尊称为 “835建言”。它同王大珩等四位共和国老一辈科学家提出的，得到邓小平支持的“863计划”一样，被传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形成高层决策的佳话。
历史影响和评价.
屈伯川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为大连理工大学这所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准确把握教育规律，锐意改革创新，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切合中国实际、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1997年1月，《屈伯川教育文集》由他在延安时代的学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题写书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屈伯川博士在1997年2月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内脏器官捐给大连医科大学（原大连大学医学院，大连医学院）“供教学科研使用”，骨灰“送给大连理工大学，同绿化用肥料混合，撒在学校绿化园地”（今屈老铜像身后的水杉林里）。
1999年，大工建校50周年，大工新图书馆——一座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多功能图书馆落成。为了缅怀屈伯川博士，在大连理工大学全校师生和校友的要求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新馆命名为“伯川图书馆”。图书馆大门的南面，屹立着香港校友捐款筹建的屈伯川博士的半身铜像。
2006年， 在由中央电视台、亚太MBA联合会联合国内二十家主流媒体及亚太地区百所知名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国际MBA群英会暨2006中国MBA人物评选活动”中，获“推动中国MBA教育特别贡献奖”,为第二高奖项，与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主管1980年中美管理项目，现任美国工程院院长的JORDAN J.BARUCH(巴鲁奇)并列，仅次于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代表中央直接负责此项目的经济学家袁宝华。详见外部链接：“2006中国MBA人物评选”。
满-通古斯语系

满-通古斯语系（Manchu-Tungus languages），又称通古斯语系（Tungusic languages），是一个分布在东亚及北亚的语系，现存十二种语言。「通古斯」一词源自雅库特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
介绍.
通古斯语系的语言有长元音，满语支的语言复元音多；辅音的组合一般不超过两个音素，而且不出现在词首，也很少出现在词中。
元音和谐律适用，但严整程度在各个语言中不一样；共同点是在一个词出现的元音，要在舌位的高低和唇状的圆展方面相互一致，附加成分中的元音也要求相互协调。语族的一些语言附加成分中的元音，按词干元音的不同可以有四种语音形式。
语族语法方面属于使用后加成分的粘着语，基本语序为SOV，也就是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满语支语言一般有五至七个格，通古斯语支语言的格多至十六个左右，其中表示方位意义的格就有很多。
词汇方面，各种语言都有丰富的构词附加成分和利用合成法构成的各种类型的复合词，也有利用元音或辅音的交替构成在意义上和词形上相对称的词。此外，不少语言都有一些早期借自蒙古语、雅库特语和汉语等语言的词汇，该组语言中现代语来自俄语、汉语和英语的词汇比较多，用于表达新事物和新概念的词。
原始通古斯语.
一些语言学家估计通古斯语的分化开始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的中国东北某处。（Janhunen 2012, Pevnov 2012）其他理论则推断其故地在贝加尔湖旁。（Menges 1968, Khelimskii 1985）截至2012年，学者们仍在试图通过同源词进行构拟。
通古斯语间的对音存在规则对应。例如，Norman（1977）认为原始通古斯语同一词根中*t后继*j时>满语s，例外来自借词。一些语言学家相信原始通古斯语的元音和谐律和一些临近的非通古斯语类似现象有联系。例如，有原始朝鲜语、原始蒙古语和原始通古斯语的元音和谐间区域性或同源的对应来自祖语的舌根后移的假说。这是几种假说之一，另一些原始通古斯语构拟方案没有这种和谐。
有些材料将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满洲的东胡语言描述为原始通古斯语。其他材料指出这可能是随机相似性，尖锐地批评了“东胡”和“通古斯”有联系的观点。
百济和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记录记载了与靺鞨的战争。学者认为这些靺鞨人和后来的女真人关系密切。
亚历山大·沃文（2015）注意到北通古斯语有南通古斯语没有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借词，这说明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在西伯利亚东部曾广泛使用。他估计北通古斯语中出现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借词不会在公元前借来，因为那时通古斯语正从其故地黑龙江中游向北扩张。
Wang和马丁·罗比茨（2020）认为原始通古斯语故地在兴凯湖地区。
女真-满语.
整个语系最早的文字材料记录的是女真语，是金朝统治者的语言。女真人基于契丹大字创建了女真文，其中现存最重要的女真文文本是大金得胜陀颂碑背面的碑刻，它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85年）立。这显然是碑正面汉语文本的缩译。已知最晚的女真文文本写于1526年。
属于该语系的文本在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1616-1626年的统治期间再次出现。在他的时代，开始以蒙古文为基础新制定了一套满文(老满文)，西元1636年其后继者皇太极以“满洲”（满族）为名自立，又将原有文字陆续改进而成为新满文。一般将女真语和满语视作同一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
目前满语正处于濒危，母语者只剩齐齐哈尔的几十名老人。关系密切的锡伯语一直都被视为女真-满语的一支，有约3万使用者。作为通古斯语系中唯一一种有长期文字记录的语言，女真-满语对于构拟原始通古斯语来说非常重要。
使用人口.
通古斯语系各语言使用的人口较少，约7.5万人，均为小语种，其中锡伯语使用人数最多。
元音和谐律

元音和谐律（Vowel harmony），又称元音调和，音韵学术语，是指一个词语的词头或词尾的元音必须跟该词的词干或词根的元音在某程度上达成一致的现象。常见于黏着语。
特点.
元音和谐的过程是长距离的，被同化元音前面必定被一些音段（通常是辅音）阻隔。换句话说，被同化元音和前面那个同化它的元音并非连在一起的。
如上图所见，Va （元音类型A）导致后面的 Vb （元音类型B）被同化成相同类型的元音，因此变得「和谐」。
语言.
有元音和谐律的语言相当多，在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美洲的各大语系或孤立语言中都能找到，包括：
突厥语系.
突厥语系词汇自从突厥文时期就可按元辅音和谐可分两类，用今天的语言说：今阴性和谐（；）的配前元音及牙辅音，今阳性和谐（；）的配后元音及小舌辅音。
例子.
尼日-刚果语系.
契维语.
契维语有两套元音和谐存在，分别如下：
乌拉尔语系.
芬兰-乌戈尔语族中的两种主要语言，芬兰语和匈牙利语的元音和谐是根据元音的发音部位的前后来进行的。换句话说，词缀中的元音一定要与词根中的起支配作用的元音在发音部位上保持一致。下面具体看一下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中的情况。
马扎尔语.
元音种类.
和芬兰语一样，马扎尔语的元音也有分前、中、后，只是比较复杂。基本原则是：有后元音的词语接后元音词尾（例如karba，臂中），没有后元音的话则接前元音词尾（例如kézbe，手中）。若只有一个中性元音i、í、é的话则不定，但e必须接前元音词尾。
中性元音的表现.
非圆唇元音可以跟后元音（例如répa，萝卜；kocsi，车）或圆唇前元音（例如tető，屋顶；tündér仙子）放在一起，但圆唇前元音和后元音只有在外来语才可以放在一起（例如sofőr = chauffeur，法语的司机）。基本原则是：词语有最少一个后元音的话接后元音词尾，（例如répá-ban，萝卜中；kocsi-ban，车里），没后元音的话一般都是接前元音词尾，除非词语中只有元音i或í，则没一般规则（例如liszt-et，面粉；hid-at，桥）。
还有其他规则值得留意：
不同形式的词尾.
马扎尔语的词尾共分为四型：
突厥语系.
土耳其语.
土耳其语没有中性元音，前元音和后元音一般不可以出现在同一个词中，在添加派生或屈折词尾的时候需要采用相应的和谐元音词尾。词尾和谐有二分（-e/-a）与四分（-i/-ı/-ü/-u）两种。然而，此和谐律不为一些借词和某些固有词所遵守，有些固有的词尾也是不变形的。
在土耳其语中，前元音和后元音分别被称为「小元音（ince ünlü）」和「大元音（kalın ünlü）」。
前后元音.
土耳其语的元音分前后两种，但两者不能共存，因此大部份词尾都是跟著前面的元音，例如Türkiye-de（在土耳其）词干和词尾都是前元音，但像Almanya-da（在德国）则是后元音。
楚科奇-堪察加语系.
楚科奇语.
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一个中性元音/ə/，即可和任何母音共存中；另外该注意的是，虽然/e/同时出现在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处，但/e/并非中性元音，因为它是会随著不同的状况而改变的。
韩语.
韩语的元音可以分为阳性、阴性及中性三类。在15世纪以前的韩语（例如：训民正音）是严格遵守元音和谐律的。到了朝鲜后期，아래아（ㆍ）就变成了以ㅡ为首的各种元音，元音和谐就此破坏掉了。
在现代韩语里，除了拟声词、强调词及谓语的语干还遵守元音和谐定律以外，在其他情况已没有那么严格遵从。另外，在复元音的构成方面，过往的元音和谐法则依然遵守。
由于过往韩语曾出现严格的元音和谐现象，有学者因此而主张韩语是「阿尔泰语系」一员，然而元音和谐全世界都有，而且其他被归类为「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皆无元音o, u对立现象，即使如满语此类元音和谐萎缩的语言皆无此现象，故此说之立足点非常不足。
史卓菲自治市

史卓菲（Strathfield）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自治市，总面积14·1平方公-{里}-，有七个市辖区，总人口45,293人（2021年人口普查）。地理上，史卓菲市属于雪梨的“内西区”西端。
1885年6月2日史卓菲议会建立，由相邻的三个市镇组成：莱德麦（Redmire）、康寳树（Homebush）和朱伊镇（Druitt Town），新议会的名称来自当地一个较大的庄园的名字。1886年莱德麦区和莱德麦火车站都改称史卓菲。1892年，西侧的菲明顿（Flemington）镇亦并入史卓菲辖区。20世纪，史卓菲议会北扩至巴拉马打路（Parramatta Road）以北的北康寳树和北菲明顿、南扩至原恩菲尔（Enfield）自治市的西半部。
史卓菲议会现在主要是居民区，辖区东部有重要铁路客运枢纽站史卓菲站，有许多公立和私立名校在辖区内，因此是内西区的教育中心区。
市辖区.
史卓菲议会下辖：
历史.
史卓菲市所在地原为澳大利亚土著旺格（Wangal）部落居住地，此部落的领地称为“旺（Wanne）”，“格”（-gal）即部落。1793年起，有自由身份（非流放犯）的欧洲人获-{准}-于包括此区的协和平原（Concord Plains）开辟农场，因此受美称为“自由平原”（Liberty Plains）。
1855年雪梨至巴拉马打铁路东段竣工，在康寳树（Homebush）的跑马场附近设立车站，此地开始开发住宅区。由于地处平原，草木茂盛而交通便捷，康寳树和相邻的莱德麦（Redmyre）迅速成为殖民地精英建造郊外别墅的理想位置。1885年6月2日设市，合并当时的三个镇：东北部的莱德麦（Redmire）、西北部的康寳树（Homebush）和南部的朱伊镇（Druitt Town），由于康寳树和朱伊镇居民担心被较大的莱德麦笼罩，因此选了新市名“史卓菲”。此名称来自当地一座庄园“Strathfield Saye”，而庄园则由威灵顿公爵的同名庄园得名。次年，莱德麦区和莱德麦火车站改名“史卓菲”。1892年，相邻的菲明顿（Flemington）区划入史卓菲辖区。此后，史卓菲议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北面以大西公路巴拉马打路（Parramatta Road）为界，南边以休姆公路利物浦路（Liverpool Road）为界，两条公路之间的地区一般都笼统的称为“史卓菲”区。1947年，巴拉马打路以北的康宝树自治市撤销，所辖的北康宝树地区并入史卓菲议会。1949年，利物浦路以南的恩菲尔自治市撤销，其辖区的西半部（今称南史卓菲）也并入史卓菲议会。
史卓菲地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时雪梨最热门的住宅区之一。史卓菲火车站发展为重要的市内、市际及跨州铁路的中转站，有直达雪梨中央站、墨尔本和坎京的车次，并靠近公路和水路运输，因此雪梨的工商业巨头都在此修建别墅，例如阿诺兹（Arnott's）饼干家族、大卫·琼斯（David Jones）百货家族都在区内各处建造物业并保留至今。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后，数位总理选择在此居住。例如厄尔·佩奇（Earl Page）当选总理后就在史卓菲置业，因为他可以在史卓菲火车站搭乘直达当时首都墨尔本，也可以快速的到达他在新州北部的选区办公室。这一时期建造的一些庄园别墅后来被私立学校购得开办学校，而区内聚集的私立和公立学校更使史卓菲地区的住宅在以后的百年内一直保持热门度。
1919年新州立法下放部分规划权，1920年史卓菲议会迅速行使新得权力宣布辖区为住宅区，不可建造工业区，并对辖区内的房屋结构进行限制，例如房屋必须使用砖或石质结构，不可使用木板。史卓菲因此长久保持雪梨最热门的住宅区之一的身份。例如，1977年时，史卓菲区是雪梨大都会区住宅中位价格最高的区。直到2021年，史卓菲邮政编码区（2135）仍然是澳洲全国住宅价格最贵的20个地区之一，并且是这些20个区内唯一一个位于雪梨市中心以西的区域。
20世纪末，史卓菲开始经历较大规模的发展，其中包括1981年建成的区内第一座“现代”购物中心史卓菲广场（Strathfield Plaza），以及相邻的第一座高层住宅楼。
1992年，由于附近康宝树湾（Homebush Bay）南岸的2000年奥运会主场馆的建设需要，史卓菲议会西北部位于A3公路以及边界溪（Boundary Creek）之间的一小块地域划给管辖奥运场馆的欧本议会（Auburn Council），而换得南面原福特汽车厰址地区作为补偿。
2015年，新州政府提议将内西区六个议会一同合并，后来改为东三个合并为一个地方政府（即今内西区议会），西三个（史卓菲、寳活、加拿大湾）合并为另一个地方政府，史卓菲议会反对合并并诉诸法院，后来法院裁定政府的程序有瑕疵，推翻合并决议。此后新州政府放弃合并西三个议会。
人口.
史卓菲市的大庄园大多在20世纪被分割改建为独栋郊区别墅，在20世纪末除了英裔家庭外，也有较多的韩裔、华裔以及黎巴嫩裔马龙尼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居住。由于州政府强制要求提高人口密度，史卓菲市在21世纪初经历了人口快速膨胀。虽然史卓菲、南康寳树等地区大致保留独幢别墅为主的格局，但在史卓菲车站周围、北康寳树地区出现了大量高层住宅建筑，并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家庭迁入。
根据2021年的人口统计，区内人口是45,593人，较2001年的27,777人有大幅增长。居民中63.8%在海外出生。区内最大的族群是：华裔21.4%，印度裔11.0%，英国裔8.9%，澳大利亚裔8.2%，以及尼泊尔裔6.9%。区内的中位每周户收入是2,105澳元，比全国中位收入高20.6%。
张江树

张江树，又名雪帆，男，江苏常熟人，中国物理化学家，教育家，政治人物，中国物理化学的先驱。华东理工大学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始人。曾担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一至五届委员。
生平.
1910年，张江树就读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1914年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理化部，1918年毕业留校任化学助教。1923年赴美国留学，先在美国加州大学学化学，1924年又入哈佛大学。
1926年回国，先后在光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1932年起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撰写中国第一本物理化学教材《理论化学实验》。1949年（一说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担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后，任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教务长。1952年，以南京大学工学院为基础创建南京工学院，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担任中国第一所高等化工院校华东化工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1956年，张江树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江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迫害。1978年复任上海化工学院院长。1981年自华东化工学院退休，担任名誉院长。1989年10月在上海逝世。
社会兼职.
曾长期担任全国高等工科院校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和《辞海》化学分科主编。
差异自转

差异自转（differential rotation），又名差动自转。是指一个天体在自转时不同部位的角速度互不相同的现象。差异自转在大多数非固体的天体中存在，比如星系、恒星、巨型气体行星等等；太阳系内则在太阳、木星和土星的表面出现。
历史.
据历史记载，伽利略·伽利莱在观测太阳黑子时首度察觉到此一现象，成为第一位观察到差异自转者。而后，克里斯托夫·赛因那(Christoph Scheiner)于1630年左右指出太阳在极区与赤道区的自转周期差异，与现今观测结论并无太多差别。
成因.
星体的自转来自于其在前恒星(prestellar)的吸积阶段(accretion phase)，以及对角动量的守恒而来。而差异自转的成因主要来自于星体自身结构内部的对流；由于恒星内部有温度梯度等影响，对流会使得内部及外部的物质进行类似置换的动作，而小区块物质本身带有恒星的部份角动量，不同区域的对流造成了恒星内部角速度分布的重新配置，而形成了差异自转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有时恒星风也是恒星损失角动量的来源。
银河系的差异自转.
盘状星系不像固体一样旋转，但会发生差异自转。星系旋转速度随半径的变化关系称为旋转曲线，它通常被看作是对星系质量轮廓的一种测量：
其中
谢立惠

谢立惠，曾用名谢柳民、谢伯坚，男，安徽无为人，中国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先驱，西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电子科技大学的重要奠基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生平.
祖母是小学校长。其父谢家鸿，字季翔，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和弟弟谢家鹄是安徽最早的留日学生。两人也是安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前曾多次策动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参加革命军驱逐清朝大员朱家宝，完成了光复安徽的使命。此后弃武从文，出面筹组江淮大学，后因不支持曹锟贿选，躲进了上海法租界，结果染上伤寒，病死异乡。
谢立惠是谢家鸿的长子。其母是民国第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女儿。谢家鸿和谢家鹄兄弟有五个儿子，二弟谢立彰，三弟谢立明，四弟谢立和。
7岁入私塾，13岁插班考入芜湖南岸小学高年级。1921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7年9月考入中央大学数学系，二年级转入物理系。1928年在校加入“中华自然科学社”，开始从事科普活动，担任第二届社长及多届理事。1928年与爱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反对日本制造的济南“五三惨案”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大地社”。三年级开始在附近的私立五卅中学兼数学课，半工半读解决学费和生活费。1931年7月毕业后任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数理化教员。积极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2年1月被迫离开南京到合肥第六女子中学任教，1932年秋经顾衡（中央大学同班同学，1935年牺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负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同时组织进步女中学生成立“朝曦读书会”，在学生中发展地下党员（如李静一等），宣传抗日爱国民主思想。“朝曦读书会”大部分成员后来赴延安参加革命。1934年7月在梧州的广西大学物理系任讲师。1935年10月在合肥庐州女中任教。
1937年2月任重庆大学数理系任讲师，1939年任教授，1946年任物理系主任。并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兵工学校大学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兼课。讲授了：微积分、微分方程、高等微积分，普通物理、电磁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光学、无线电原理等十几门课程。经他亲自授课的学生近3000人。1939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及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指导下，为团结科技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参与发起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非公开的进步组织），每两周开会一次，从1939年到1946年春，很少间断；开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和讨论《新华日报》上的重要社论与文件，研究有关工作，经常应邀到化龙桥红岩村《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及报告会等，听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报告。1940年春开始，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五位教授（包括谢立惠）负责编辑了《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普及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谢立惠还为《新华日报》修理收音机与收发报机，并将收音机改装成收音与收报两用机，为当时南方局与延安中央的通讯联系做出了贡献。1943年12月，作为“自然科学座谈会”七位代表之一应邀参加了周恩来为梁希教授60寿辰举行的宴会。1944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决定并入“民主科学座谈会”，不久该组织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参与“民主科学社”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1945年7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成立时，第一届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总干事涂长望，谢立惠是组织干事，负责联络会员及组织会议等工作。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接见了“民主科学社”包括谢立惠的部分成员。不久，董必武与王若飞又接见了包括谢立惠在内的“民主科学社”部分成员及其他10余人，着重讲明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重大意义。1949年5月，“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倡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团长身份率西南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出席了会议。1950年8月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当选为全国科联委员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1958年，“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今中国科协），谢立惠当选为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是四川省科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56年以团长身份率四川省代表团出席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
参与发起并于1946年5月4日成立的九三学社。1946年10月，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谢立惠被推选为15位理事之一，以重庆分社负责人的身份与其他民主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或宣言反对“国大”召开，反对美军暴行，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等。1950年九三学社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谢立惠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15位理事之一，负责重庆分社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任重庆分社副主任委员。
1944年至1946年，经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同意，兼任国民政府军令部军事技术室无线电组研究员，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雷达“雷达1”，负责总体设计，提出了电离层面积大，不怕电波绕射，可用短波，而飞机较小，要用米波以下的电波，才能从飞机表面反射回来，脉冲宽度要窄，发射功率要大，接收机灵敏度要高的方案。根据当时条件先试制三米波雏型雷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46年该室迁南京，他以不参加国民党等三项条件为前提，未获同意而不去南京，且由于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雷达工作试制没有完成。《谢立惠传略》：“根据当时条件，先决定试制三米波的雏型雷达。在研制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元器件与研制设备，该技术室又于1946年春迁往南京”。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复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1951年5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从重庆大学调谢立惠任西南师范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缺主任委员）主持全院工作。1952年11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1954年任副院长。1956年定为二级教授。195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电子信息学科高等学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院长，主管教学工作，深入各系、所进行调查研究，强调加强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狠抓基础课和实验课的教学质量，鼓励教师实行启发式教学，积极组织和推动教学改革，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1978年任副院长，1983年任院长顾问，定为一级教授。
社会职务有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四川分社副主委，九三学社成都分社主委；中国科协常委、1980年当选四川省科协主席，1986年当选为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四川省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等。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颁发在物理教学及科研方面辛勤工作50年荣誉证书；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科技工作50年荣誉证书。
1987年4月谢立惠从教56周年暨80寿辰时，四川省科协送给他对联题词：
九三学社成都分社送横幅题诗：
1988年国防科工委因其从事国防科技工业30年，授予“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1990年国务院为表彰其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首批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俄里翁级战舰

猎户座级战列舰是英国建造的第一级超无畏舰，也是世界上第一艘超无畏舰。
战舰概貌.
1909年英国为应付与德国之间海军造舰竞赛的压力，通过开工8艘主力舰的庞大追加预算，回应德国海军的挑战。英国皇家海军全新设计的四艘猎户座级战列舰于1909年11月29日-1910年4月开工，重点提升了火力，与以往英国建造的战列舰完全不同，在英国被称为“超级无畏级”战列舰，并成为后续英国超级无畏舰乔治五世国王级战列舰、铁公爵级战列舰的设计蓝本（也被称为1909型战列舰）。为保持英国海军在火力方面的优势地位，安装10门新的13.5英寸口径主炮取代原先的12英寸口径，并用更重的炮弹。之前的12英寸/50倍口径长身管的主炮存在散布大以及相当大的烧蚀的问题。首次在英国皇家海军无畏舰上采用主炮塔全部沿舰体纵向中轴线布置的形式，5座双联装主炮主炮塔，炮塔舰体艏艉呈背负式各布置两座，舯部一座，便于全部主炮发扬同舷侧射火力。猎户座级进一步加强了要害区域的防御装甲。为控制重量，猎户座级取消了以往英国战列舰标志性的后部主桅杆，相比后续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前部主桅截然不同的置于前烟囱之后。
1912年英国皇家海军在雷神号战列舰上首次安装了中央火力控制系统，由皇家海军军官珀西·斯科特爵士发明的射击指挥仪安装在主桅杆的平台上。在主炮齐射时可以集中观测校正弹着点、统一解算射击诸元，火炮根据指令调整方向对准目标变得相对容易，命中率成倍提高。
服役历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猎户座级战列舰被编入第二战列舰队第二分队参加了日德兰海战，战争结束后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的规定而报废。其中君主号担任了炮击和轰炸的目标靶舰，雷神号曾作为训练舰从1922年至1926年报废。
赵宗燠

赵宗燠，男，四川荣昌人，中国化学工程学家。
生平.
192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和助教。1932年后在四川工业训验所任主任工程师，同时在重庆大学兼课。1935年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40年起任重庆北碚合成汽油厂厂长，兼同济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地区接收尚未建成的几座煤炼油装置。1947年任沈阳化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48年任天津化学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49年至1954年任东北工业部化工局总工程师。
1955年至1964年任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总工程师。1965年起任国家石油工业部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术贡献.
一生倾注于中国能源和环保事业。1940年代初在人造石油方面研究成功多种合成液体燃料方法。
50年代完成了第迪炉气化、合成气深度净化、合成石油铁催化剂制备等一系列项目。其后，在组织水煤气中压流态化合成试验、煤的气化和低温干馏、油页岩沸腾床燃料新工艺试验等方面均有建树，为能源转换及其生产建设作出了贡献。
70年代后致力于解决“三废”和环境污染问题，研究改革城市燃料结构。为中国节能事业的倡导者。
盛彤笙

盛彤笙，江西永新人，中国农学家、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在水牛脑脊髓炎、马鼻疽病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倡导“大畜牧业”思想，为中国现代畜牧兽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生平.
192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提前一年学完本系必修课程。1931年转入位于上海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3年独立为上海医学院），提前两年毕业。1934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36年获柏林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38年获柏林大学兽医学院兽医学博士学位。
1938年回国，任国立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畜牧兽医系主任。1941年转往成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兼任齐鲁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1946年筹建中国第一所兽医学院西北兽医学院（1985年组建为甘肃农业大学），出任首任院长。1956年参与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的筹建工作。
盛彤笙曾祖父盛一朝为同治元年进士。岳父邹钟琳为中国农业昆虫学家。
社会兼职.
曾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畜牧兽医小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