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

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简称“黄金运台”或“黄金迁台”，主要指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下令将包括黄金在内的中华民国国库资金运往台湾与厦门的行动，先后搬到台湾及厦门的黄金近400万两。迁台后余下黄金存放在中央银行文园金库。
背景.
1948年，随着中华民国国军在辽沈战役的战败和淮海战役的失利，蒋中正总统对中华民国前景感到担忧。蒋中正1948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提到此外，运台的还包括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上海中国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以及南京中央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等。有观点认为，这些黄金对于日后稳定台湾新台币价值发挥重要作用，使台湾社会安定，也避免其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然而，根据长期担任蒋中正侍从官的周宏涛所撰写的回忆录，这些运到台湾的黄金，其消耗速度非常快，经过一年多就因为军饷开支而消耗了80%，而各界长期以为这些黄金的数量庞大到花用不尽、为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并非如此。
蒋中正为支付军费、及为日后反攻大陆做准备，将本应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上海中国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以及本应作为银圆券准备金中国银行的国库储藏白银，和南京中央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等转移至台湾；在发行金圆券及银圆券时，严令民间必须交出黄金白银外币兑换，私下以黄金白银交易或私藏一旦被发现即予没收，后改为将金圆券及银圆券存于中央银行者1年后可返兑黄金白银外币，但最终这些货币均在1年不到内破产，强兑来的黄金、白银最终拒绝履行对金圆券及银圆券的准备金职能，导致两者严重通货膨胀，波及同一体系下的地方货币如东北的东北券、新疆的银圆票和台湾的旧台币；
日后，在中华民国政府于台湾发行新台币时，运台黄金转而成为了新台币的准备金，并以1元新台币兑4万元台币收回旧台币，而拒绝兑换其它所有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避免了新台币如在大陆发行货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台湾社会安定，也避免其落入中共手中，反而是中共解放区人民政府华北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兑付了部分中华民国政府于大陆超发的货币。当年对大陆国库的转移不只是转移了黄金，还转移了银元、美元等资产以及相关档案。不同来源对于运送到台湾的黄金数量估计不同，大约是3－500万两（112－187公吨），连同白银和外币折合黄金超过1,000万两。
作为比较，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从包括东北掠夺的金银和外币折合黄金超过1亿6,000万两（6,000公吨）。
历程.
第一批黄金运送.
策划.
1948年11月底，蒋中正开始秘密计划运送第一批黄金，指派蒋经国、宋子文、俞鸿钧为负责人，并组成策划小组进行谋划和执行。其中，蒋经国负责军队沟通，宋子文负责海关调度，俞鸿钧负责公文协调。宋子文认为，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消息比较不容易走漏。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航标船由于其载货量大，被宋子文选中运送首批黄金。此外，蒋还通过秘密电报要求俞鸿钧务必在一星期内将大陆国库中的约一半的黄金运到台湾。
行动.
1948年11月30日（淮海战役爆发第25天、平津战役爆发第2天）夜，上海外滩开始戒严，此时只有海关航标船“海星号”转向了中国银行的码头。
在中国银行方面，中国银行专属的挑夫（即搬运工）开始将一担担的木箱从金库里向外搬出。从中国银行里面搬出来的东西很重，是774个木箱，那是200万4,459市两黄金。1948年12月1日将近凌晨1时，从中国银行里面搬出来的东西已全部放到了“海星号”，之后船长下令开船，“海星号”则开始在海上秘密航行。随行护航。“海星号”所载运的首批黄金，于1948年12月3号抵达基隆港后，在夜间十一时由火车装运到台北，从台北火车站，再用宪兵卡车将其安全送往台湾银行总部的地下金库。而当首批的大陆国库黄金的运送工作全部完成时，已经是1948年12月4号上午十时了。这是据国家档案馆中央银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档案，同一史料，在该年12月里，台北铁路局，宪兵队，台湾银行， 海星号及美朋号登陆艇都得到中央银行的现金奖励。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典藏文件，此首次运出上海国库黄金约为总量之半数，共200万两，其中105万两（324箱）来自美国，是抗日战争末为稳定中国法币援华黄金628万两的一部分。相对于此美国援华的黄金量，1948-49年金圆券发行所兑入老百姓的黄金仅101万两（兑入184万两减去兑出83万两），不到美援黄金量的六分之一。
消息泄漏.
1948年11月30日夜晚，《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紧临中国银行的和平饭店5楼，透过窗户无意中看到运金行动，他连夜赶稿发出报导：“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着包装的金条！”英国路透社也发布了﹕“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中央银行偷运金钞”的新闻，运送黄金行动的消息因此泄漏。12月24日，中国银行发生黄金挤兑事件，挤死挤伤多人，打击了8月才开始发行的金圆券信用。
后续运送.
1949年1月1日，共有60万两黄金从上海分别通过海星号、运出，其中海星号装载50万两黄金运抵台湾，另有10万两黄金由美朋号转至厦门鼓浪屿。1月10日，蒋中正派蒋经国赴上海拜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希望其将中央银行以库存准备金之美金与黄金徙置台湾，以策安全。1月20日至1月21日，从上海通过海平号和美朋号共同运出90万两黄金转至鼓浪屿。
关于运往厦门的黄金，另据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计装黄金151箱，计重纯金572,899市两，职局派员随海星巡舰押运赴厦”；此外合众国际社香港2月15日电讯：“属于中国政府160吨以上的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分两船运来，中国海关巡逻舰载十吨 （约33万市两），海关巡逻舰所载均系金条﹐其价值得1,200万美元。”，两次运送正好是90万市两。这两次由沪穗运厦黄金转账吴嵩庆为军费，与中央银行档案资料符合。
1949年2月6日，通过中华民国空军运输大队的共9架飞机同时从上海和南京运出了总共55.4万两黄金迁抵台湾，其中南京金库的被全部运空。2月28日至3月20日，在上海将部分黄金通过中华民国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运出，但“重庆号”却向北行至葫芦岛某港口外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投诚，被蒋中正察觉后下令将其击沉。据3月6日蒋中正日记，重庆舰上仅有银元30万块，并无黄金。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表示，1951年解放军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黄金十余万两。
1949年5月19日至5月27日，从上海用轮船招商局的和共同运出19.2万市两黄金迁抵台湾。但据存于中华民国台北国史馆的中央银行史料，上海黄金是以登陆艇运送，于6月5日抵台。10月，通过中基舰将之前从上海转到鼓浪屿后仅剩的12.5万两黄金迁抵台湾。依照管理军费的吴嵩庆的日记，鼓浪屿上的军费黄金在8月16日已奉蒋中正命令，开始空运台湾，因此日解放军攻陷福州，9月21日解放军进攻厦门，近在600公尺的鼓浪屿上应已无黄金。此外，在内战中，从无以民营船运国库黄金的档案记录，许多民船上乘客都把装载银元的密封箱，误以为运金。
《黄金草约》.
1949年1月，官邸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主张和中共展开和平谈判的时任副总统李宗仁，认为主战派的蒋中正是和平谈判的绊脚石，要求蒋中正立即下野。可是蒋中正的心里相当清楚，在丧失总统职权后是绝不可能有掌控金库的支配权的，故而蒋中正开始制订一纸合法运走黄金的通行条，以及一个可以代收黄金的部门。他们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以及负责军费调拨的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
下野倒数11天，蒋中正让吴嵩庆负责起草国军撤出黄金的相关法令。吴嵩庆用军费这一个办法，就是预支军费，通过《黄金草约》将其予以“合法化”，并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根据，那么中央银行就可以将厦门金库黄金转帐到吴嵩庆的财务署。
从国史馆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蒋中正在完成黄金草约后，有了名目，则名正言顺将厦门中央银行的黄金拨到吴嵩庆个人名下，吴嵩庆就此成为蒋中正迁运国库黄金的代理者。这个表面上是吴嵩庆的个人黄金帐户，其实就是蒋中正的战时金库，而这些黄金主要是用在蒋中正不想公开的秘密军费。不过这份可以证明蒋中正还是遵循特殊程序搬运黄金的草约至今无影无踪，但在吴嵩庆的日记里仍有记录。
从国史馆的相关档案中还了解到，厦门金库黄金在拨到吴嵩庆名下时是分成八批完成的，共78万市两。在中央银行的档案中列出1948年12月到1950年2月运台黄金的收付及存余数量，1950年1月拨付国防部约14万市两黄金当军费。据吴嵩庆日记的记录，主要用于1949年5月至8月的国军军费，因为此时金圆券已巨贬，采购军粮补给只有靠黄金银元（一市两黄金约兑80枚银元），以国军部队人数250万计（包括台湾），每月军费在2,500万银元（或30万两黄金），财务署除另有军费银元3,000万外，其他以黄金支付。最后8月中解放军逼近厦门，剩余黄金27万两空运台北，继续存财务署作为军费（吴嵩庆呈蒋中正报告，1949年12月5日，台北国史馆数字档案）。此报告中含有“奖恤金”9万两黄金为中央银行帐上所无，也由财务署保管，是内战中另一个未解之黄金谜。
通过国家档案局资料发现，1949年1月27号，中央银行交付1317箱的档案，送上了太平轮，太平轮在航向台湾的航程中遇难。上千箱的中央银行的档案，都随着太平轮沉入舟山群岛外海海底，而《黄金草约》极有可能跟着上了太平轮。
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49年5月以后，整个上海地区最后只剩6,180两黄金。
运台黄金的支出和保管.
1950年6月3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中正报告黄金收付情形，报告中表示：
合计约375万5,000多市两；
合计约321万2,000多市两。
在台湾支付的242万市两中用途有：
至1950年5月31日中央银行实存黄金54万2,000多市两。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美国此后一年援助中华民国政府约1亿美元，政府支出不再依靠国库黄金。
国库黄金在运台后，俞鸿钧和周宏涛曾向蒋中正建议，认为运台黄金不是中国国民党的私产，应尽快将其入库。韩战爆发后不久，美援来到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才不再消耗国库黄金。后蒋中正采纳了俞鸿钧和周宏涛的建议，下令将剩余的国库黄金统一存放于台湾银行在新店文园营区的金库。
中央银行在1961年复业后，原拨给台湾银行的黄金转回中央银行108万英两。
1981至1989年间，中央银行购入1,254万两黄金，与剩余的迁台黄金一并保存于文园金库，1990年后央行未再增购黄金。
外汇资产.
当时中华民国至少有等值于650万两黄金的外汇，主要存放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英国的伦敦，英属香港，日本的东京，菲律宾的马尼拉，缅甸的仰光，印度的德里等至少7个国家中的9个城市。
国共争夺.
1948年11月，宋美龄到美国白宫争取美方援助，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只是礼貌性接见，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宋美龄意外掌握了美国各银行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最新态度。
1949年4月，人在溪口的蒋中正接到宋美龄从美国打回来的电报，告知蒋中正要立即处置中华民国政府在海外的外汇。可见，在上海战役前夕，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即已经开始布署中国银行海内外银行的去处。上海易手后，当时已经夺取大半江山的中共向美国方面主张先冻结中华民国的外汇，而此刻人在美国的宋美龄则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9年6月，国共之间的“抢汇大战”逐渐进入巅峰，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拥有着领取外汇的密码，故而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在这波抢汇大战中逐渐占有优势。根据中央银行的档案显示，中共最后只拿到了其中的5%，而其他95%仍由中华民国政府掌控。根据1949年6月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在辞职前夕所留下的外汇纪录以及俞鸿钧整理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银行的统计显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外汇总共有3.84亿美元，换算成黄金共640万两，远远超过从中国大陆迁至台湾的黄金总数。同月，政府在广东发行银元券时，银元券的准备金和主要流通的银元也是动用了715万美金的外汇来发行。另据大溪档案记载，在1949年8月底有约值20万两黄金的两批外汇从美国经香港运抵台湾。但是其余绝大多数的外汇，国府都没有领回。蒋经国日记曾说明，早年因害怕中共以继承中国的名义强行接收中华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所以当时有不少财产转入私人帐户，以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但是中共接收的锋头过后，有人没有归还这些财产，国民党方面表示：「蒋经国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深感痛心，却无法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