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

《高老头》（Le Père Goriot）是法国小说家、编剧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于1835年所著的小说，收录于「人间喜剧」系列小说中的「私人生活场景」章节。故事背景设于1819年的巴黎。
这本书是巴尔札克对拜金主义最深刻的描述及抨击，亦为「人间喜剧」系列的代表作之一。
《高老头》最初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时间在1834年冬至1835年，被广泛认为是巴尔扎克最重要的作品。巴尔扎克使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段，即将另一部小说中的角色用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小说也因它现实主义的风格而著名，使用微小的细节来进行人物或潜台词的描述。小说的背景是波旁王朝复辟，复辟对法国社会影响深远；个人在社会上取得更高的地位是小说的主题。巴黎城也有自己的特色 – 特别是年轻的拉斯蒂涅, 他来自法国南部省份。巴尔扎克用高老头和其他人来对家庭和婚姻进行了分析，并对此表现出了悲观的态度。小说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评论家对作者刻画人物和细节做出了褒奖；另一些作家则对腐败和贪婪的描述反唇相讥。不管怎样，巴尔扎克的小说被大众接受，常常被改编为戏剧或电影。它创造出了一个法语词“Rastignac”（拉斯蒂涅），即巴结权贵、不择手段地攀高枝的家伙。
背景.
历史背景.
《高老头》的开篇是1819年6月，时值拿破仑惨败滑铁卢，波旁王朝重回王位。伴随路易十八归来的贵族和工业革命所生育的资产阶级之间矛盾重重。在这一期间，法国社会紧绷，底层阶级贫穷困苦。有的估算数据现实，大约3/4的巴黎人一年挣不到500–600法郎，无法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于此同时，这种巨变导致社会流动性成为可能，这在上世纪旧制度内是不可想象的。适应新社会统治的个人有时会从平凡的地位升入社会高层，这令老牌权贵十分不满。
文学背景.
1834年，当巴尔扎克开始写《高老头》时，他已经写了一些书，包括使用化名的粗糙作品。1829年，他出版了《舒昂党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自己的真名；之后是《刘易丝·兰勃特》(1832)、《夏倍上校》(1832)、《驴皮记》(1831)。在此期间，巴尔扎克开始写了一系列小说，并最后编订为《人间喜剧》，描述了十九世纪早期法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一个吸引巴尔扎克的是犯罪。在1828-29年冬，法国改邪归正的尤金·弗朗西斯·维多克出版了回忆录，记叙了罪犯的种种经过。巴尔扎克在1834年与他见面，并使用他作为伏脱冷的原型。
写作与出版.
1834年夏，巴尔扎克开始著手写有关父亲被女儿抛弃的故事。他的手稿记录著一些故事线索：“高老头的事情 – 老好人 – 中产阶级，租房子住 – 收入是600法郎 – 女儿们收入是50,000法郎，将父亲剥削干净 – 像一条狗一样死去。”他的第一份《高老头》手稿在秋季的四十天内完成；十二月到二月间以连载的形式在《巴黎评论》出版。1835年，故事以小说的形式由威德特(Werdet)出版社出版，并在五月份推出第二版。几经修改的第三版则在1839年出版，出版社是卡彭特(Charpentier)。巴尔扎克习惯性地保存了大量手稿和修正，小说之后的版本常常与先前的大不相同。就《高老头》而言，每次修改时他都替换了许多人物，并加入了新的段落。
人物拉斯蒂涅在巴尔扎克先前的哲学幻想小说《驴皮记》中以一位老人的形式出现。在写《高老头》的第一份手稿时，巴尔扎克将人物命名为马西亚克("Massiac")，但他后来决定使用《驴皮记》中的人物。其它人物名称也随之效法。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人物再现的写作手法，成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
1843年，巴尔扎克将《高老头》列在了《人间喜剧》当中，署名为“巴黎私人生活场景”。很快，他对此作出重组 – 由于它对人物个人生活的高度关注 – 作为“巴黎私人生活场景”之一。他的这些举动旨在创作可以“描述社会的方方面面，刻画它巨大的混乱。”虽然就《人间喜剧》来说，巴尔扎克只准备了一点点，名为《风俗研究》，但在此时，他已经仔细地掂量了项目中各个作品的地位，并时常对此做出调整。
内容梗概.
被藤蔓围裹的伏盖公寓是寡妇伏盖夫人经营的平民单元楼，小说的开篇对这个坐落在巴黎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的公寓楼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公寓的住户包括法律学生尤金·德·拉斯蒂涅，神秘的伏脱冷，退休的面条商人让-乔基姆·高立欧，即高老头。老人常常被他人捉弄取笑，人们随后得知老人牺牲自己的所有来供养嫁入豪门的两个女儿。
拉斯蒂涅从法国南方来到巴黎，被上流社会所深深地吸引。对此，他感到难以适从，但远亲包塞昂夫人向他揭露了圈子里的秘密。拉斯蒂涅从贫寒的家人那里要了钱后，才得以亲近高老头的一个女儿戴尔芬。与此同时，伏脱冷试图教唆拉斯蒂涅去追求一个单身女子维多琳，后者的家族财富碍于他哥哥而拿不到手。伏脱冷想安排决斗，解决这位兄长。
拉斯蒂涅对于谋财害命的事情犹豫不决，没有走下去，但他对伏脱冷的诡计上了心。从中，他看到了上流社会背后的残酷现实。公寓的其它租户则从警方那里得知伏脱冷是个被通缉的大恶人，诨名鬼上当("Trompe-la-Mort")。伏脱冷安排他人去谋害维多琳的哥哥，但自己却被警察逮了个正著。
高老头支持拉斯蒂涅对自己女儿的追求，姑爷对女儿暴君般的掌控令他十分愤怒，却又对此无能为力。贵族夫人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当另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谢告诉他自己卖掉家人的首饰来为情人抵债时，老人悲伤过度，中风倒下。
弥留之际的老人一贫如洗，两个女儿不闻不问，拉斯蒂涅卖了自己的表才得以安排入殓。葬礼上只有拉斯蒂涅、克里斯多夫和两个送葬人。高老头的女儿没有到场，不过是派了辆带有爵徽的空车。在简短的仪式后，拉斯蒂涅转头面向巴黎，此时夜幕降临，城市灯红酒绿。在目睹这一切，“埋葬了他的最后一滴眼泪”后，拉斯蒂涅径直走向德·钮沁根家赴宴，气急败坏地喊出：“好，现在咱们来较量较量吧！”("À nous deux, maintenant!")
风格.
美国作家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和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对巴尔扎克创作《高老头》影响深远。在库珀所描写的美国土著人中，巴尔扎克看到了人类的野蛮性在不同文明面前挣扎求存的一面。在1835年第二版序言中，巴尔扎克论到标题人物高老头 – 他在大饥荒年代靠买面条发家 – 是“伊利诺伊面粉交易”和“怀安多特粮食市场”。伏脱冷称巴黎是个“新世界丛林，有二十多个野蛮部落彼此纷争” – 这是库珀对他影响的写照。
司各特对巴尔扎克的风格影响深远，特别是使用真实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虽然在《高老头》中，历史不占据中心地位，但后拿破仑时代成为故事的重要背景，而巴尔扎克细致入微的描述映衬了司各特对他的影响。在1842版《人间喜剧》的引文中，巴尔扎克盛赞司各特是位“当代游吟诗人”，将“过去的精神用鲜活的文学讲述出来”。与此同时，巴尔扎克批评这位苏格兰作家将历史浪漫化，并试图区分自己的作品、给人性以一种平衡的观点。
虽然，小说常常被称为“一个谜”，但它不是侦探小说。然而，中心议题是不幸的来源和反常的动机。人物的出现支离破碎，对身份的线索知之甚少。例如，伏脱冷溜进小说 – 对拉斯蒂涅给予建议，嘲讽高老头，贿赂家仆 – 然后前科被揭露。这些来来去去的人映衬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描述风格。
《高老头》也被认为是一部教育小说，即天真的年轻人学习认识世界。拉斯蒂涅被伏脱冷、高老头、鲍赛昂夫人教唆，告知巴黎社会的真相，以及达到成功所需要经过的残忍、冷酷现实。作为普通人，他最开始对此表示恶心，但随后同流合污。拉斯蒂涅将最初学习法律的目标抛之脑后，开始追逐名利、女人，以便为攀爬做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映衬了巴尔扎克自己的教育，他学了三年法律，并不怎么喜欢。
人物再现.
《高老头》，特别是在修订版中体现了高老头人物再现的特色：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在后续作品里再次出现，通常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巴尔扎克对拉斯蒂涅的归来颇为高兴，将《高老头》第一版中的23名人物在之后的作品中请出了场；修订版中人物数量增加到了48名。虽然，巴尔扎克曾经使用过这一手法，但人物总是以配角的形式出现，千篇一律。拉斯蒂涅的出现是巴尔扎克作品中第一个以大篇幅描述的人物，占据了主角的地位。
巴尔扎克在他耗时三十年之久的《人间喜剧》中反复使用了这一写作手法。这使得特性描述突破了简单的叙述或是对话。评论家山姆·罗杰斯(S. Rogers)称“当人物再现时，他们不是空穴来潮；而是从自己的私生活中走了出来，经过了一段我们所不允许看见的时光。”虽然人物的复杂性必然地导致巴尔扎克在时间和连续性上出错，但是和大体全局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读者常常因为巴尔扎克世界人物之多而晕头转向，感到对人物背景知之甚少。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称他从来不去读巴尔扎克的书，因为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开头。”
《高老头》人物再利用体现在了剧情上。德·钮沁根男爵在1837年的《》中再次登场，揭露了夫人与拉斯蒂涅的出轨是男爵在背后左右的。这些新线索为《高老头》中三个人物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之后的故事做出了补充与铺垫。
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对伏盖公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包括其中的住户和周围的世界；这种手法使得巴尔扎克被誉为现实主义之父。细节描述主要关注了伏盖公寓的贫穷景象。对于富有的住户的描写就不多了；作者对鲍赛昂夫人的居所只用了了几笔，对钮沁根家的环境干脆一笔带过。
在小说的开始，巴尔扎克(用英语)写到：“这都是真的”。虽然人物和背景是虚构的，但使用的细节 – 和它们所反映的巴黎当下现实 – 以及伏盖公寓所处的世界是信实。圣热内维埃弗新街(公寓坐落之处)的“房子死气沈沈，墙壁散发出牢狱的气息”。屋子内部也被大幅度描述，从破陋的起居室到围墙 – 是对以食物为特色的房子进行讽刺。巴尔扎克在这点上深受友人风信子·德·郎淘切(Hyacinthe de Latouche)的影响，郎淘切在糊墙纸上颇有一手。公寓甚至以其臭味著名，在平民公寓中独树一格。
主题.
社会阶层.
《高老头》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探究并理解社会阶层。1814年法案准许路易十八建立由权贵垄断的司法体系，只允许国家最富有的少数人进行投票。因此，拉斯蒂涅削尖了脑袋往上钻不单单是为了个人野心，也是期望能参与到国家运作当中。正如斯科特的人物那样，拉斯蒂涅用自己的言行微缩了他所在社会的时代精神。
通过笔下人物和叙述，巴尔扎克勾勒了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次摊牌中，鲍赛昂夫人告诉拉斯蒂涅：
这种态度在伏脱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体现：“无明显的原因而发大财，其秘密一定是被人忽略的罪案，只不过是干得干净利落而已。”这句话被时常引用 – 不过有时不太精确 – 成为：“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著罪恶。”
巴黎的影响.
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阶层是巴黎的特色，在当时巴黎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走过不到几个街区 – 正如拉斯蒂涅所一直做的 – 将读者带到极为不同的世界，建筑物则反映出居民所处的阶级。后拿破仑时期的巴黎被分化成不同的社区。在《高老头》中著重描述了其中的三个：圣日耳曼大道的贵族区，安顿大马路的新兴区，以及东部破败的蒙塔涅圣热内维埃弗街。
这些城市的街区是拉斯蒂涅试图掌控的微观世界；伏脱冷则在秘密行动，穿梭往来，不被察觉。拉斯蒂涅是个从乡村来的天真青年，试图在此找到新家。巴黎给予了他一个机会，抛开遥远的故居，在城市的无情中重塑形象。他的城市经历和当时移居法国首都的大众一样，在1800-1830年间将此地的人口翻了倍。小说的结构不免于此相连；评论家彼得·布洛克斯(P.Brooks)称，“是巴黎隐约的出现给予了小说独特的语气。”
堕落.
拉斯蒂涅、伏脱冷和高立欧代表了被自己欲望所腐蚀的人们。就渴求进步而言，拉斯蒂涅与浮士德做了比较，伏脱冷则与梅菲斯托费勒斯做了比较。评论家皮埃尔·巴伯里(Pierre Barbéris)称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教唆是“《人间喜剧》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在所有的世界文学中也毫无疑问。”法国的社会动乱为伏脱冷提供了游乐场，将意识形态孤立地建立在个人提升的基础上；他鼓励拉斯蒂涅也如此效法。
不过，是更广义的社会结构最终淹没了拉斯蒂涅的灵魂 – 伏脱冷只不过是解释了方法论和缘由。虽然拉斯蒂涅拒绝了伏脱冷的谋杀计划，但他屈服于残暴的法则，这是高层社会建立的基础。在小说的末尾，他告诉毕安训道：“我已经身在地狱，而且非留在地狱不可了。”
当拉斯蒂涅渴望财富和身份地位时，高立欧则单单渴望女儿们的孝顺：这一渴望已经到了盲目崇拜的边缘。由于他代表了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的资产阶级 – 不是贵族式的原始资本积累 – 女儿们乐意从他那里拿钱，但只能私下与他会面。虽然在弥留之际他身无分文，但在小说末尾，高立欧卖掉了最后的家当来支持女儿，以便她们在舞会上能好看一些。
家庭关系.
小说中的家庭关系有两种形式：婚姻的基础建立在服务金融的权术关系上，而长辈对晚辈的责任是牺牲和被剥削。德·钮沁根男爵是个财迷的银行家，戴尔芬与他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男爵注意到夫人的婚外恋，却对此加以利用，以便从中牟利。阿纳斯塔谢嫁给了德·雷斯多伯爵，他对私生子们并不在意，在意的是她卖掉首饰以支付情人的钱 – 拉斯蒂涅听说这种卑鄙的手段在巴黎颇为流行。利用婚姻谋取名利折射出残酷的显示，以及当时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与此同时，父母对儿女有求必应；高立欧为女儿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巴尔扎克在小说中称他是“基督式父爱”，为自己的孩子深受折磨。她们抛弃了他，在追逐社会地位中迷失，加重了他的苦难。在小说的末尾，高立欧临终的卧床与鲍赛昂夫人的舞会做了对比 – 只有女儿和拉斯蒂涅到场 – 揭露了社会与家庭本质的分裂。
高立欧女儿的背叛常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物做出比较；在小说出版之初，巴尔扎克甚至被指著抄袭。就相似性而言，评论家乔治·圣兹博里(G.Saintsbury)称高立欧的女儿“和李尔王的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一样谋害了她们的父亲”。赫伯特·J·亨特指出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高立欧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更加悲惨，因为“他有个里根和高纳里尔，但没有寇蒂莉亚。”
叙述高立欧与孩子间痛苦的关系常常被解释为是对路易十六衰败的比喻。在巴尔扎克小说关于孝顺问题的一个关键时刻，伏脱冷插话，唱起“哦理查德，哦我的国王”——保皇党人在1789年10月的赞歌，但路易十六最终倒台——这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尔扎克读者来说是个有力的联系。这种对正统父性松垮的信念跟著高立欧和路易十六进了坟墓。
拉斯蒂涅背后的家庭同样也为他牺牲甚多。拉斯蒂涅认为没有足够的钱财就无法获得一定的地位，便给家人写信，让他们寄来钱：“亲爱的妈妈，卖几件您的旧首饰吧，我很快便会买些新的还给您。”他们的确按照要求寄给他钱 – 虽然在小说中没有写明 – 他们忍受了许多困难。拉斯蒂恩的家人在他旅居巴黎时，与他日渐疏远。虽然高立欧和伏脱冷对于他来说成为类似父亲的角色，但在小说末尾他们都离他而去，拉斯蒂涅成为了孤家寡人。
遗产与反响.
《高老头》被广泛认为是巴尔扎克最重要的小说。它对法国文学影响深远，作家费利西安·马尔索(Félicien Marceau)称：“我们都是《高老头》的孩子。”布鲁克称它“就经济手段和目的而言，形式完美。”马丁·凯恩(M.Kanes)在他的著作《高老头：动荡世界的解刨学》中称它是“《人间喜剧》的楔石”。它是安东尼·皮尤长篇研究《巴尔扎克再现人物》中的中心文献，并整篇地写道伏盖公寓的细节描述。由于《高老头》是研究法国文学的重要著作，它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因此，巴尔扎克传记作家格兰汉·罗伯(Graham Robb)称在《人间喜剧》中，《高老头》是可以放心地在英语中阅读而不失味道。
对小说的最初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家指责巴尔扎克抄袭，或是过多或过少地描述巴黎上流社会，令读者晕头转向。其它人质疑人物的道德性，暗示在将他们的意见合法化上，巴尔扎克应当负责。他进而被指责没有在书中安插更多道德高尚的人物。对此，巴尔扎克回复轻蔑；在1835年第二版序言中，巴尔扎克就高立欧写道：“可怜的人啊！由于丧失财富，他的女儿们拒绝认他；现在，评论家们借口道德低劣，也抛弃了他。”
当时，许多的评论家给出了积极的评论：《妇女杂志》中的一篇评论称巴尔扎克的眼睛“看破了一切，像一条狡猾的蛇一样，探究女性最隐蔽的秘密。”《戏剧杂志》的另一篇评论赞美他“令人羡慕的细节描述手法。”许多褒贬都是小说畅销与成功的证据。有的出版社批评巴尔扎克是个“闺房作家”，预言他“事业短暂，虽然辉煌，但是必然。”
巴尔扎克对作品十分自豪，在出版前就宣称：“《高老头》将会大获全胜；我最凶猛的敌人不得不屈膝。我将胜过一切，从朋友到嫉妒的人。”他习惯性地在版本之间做出修订；对比其它小说，《高老头》相对修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