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南非人

印度裔南非人，泛指拥有印度血统的南非人，他们多数聚居于德班或其周边地区，德班则是其中一个最多海外印度人聚居的城市。
历史.
印度人自1860年起来到南非，首342人乘座从金奈出发。他们是纳塔尔殖民地甘蔗园的契约劳工。往后的50年间，为数达20万的印度裔契约劳工被运到当地，除了甘蔗园外，他们亦会被送到煤矿工作或负责修建铁路。
印度人的移入.
18世纪以前
   早在荷兰人于1652年登入开普(the Cape) 之前，印度商人就已在南非的东海岸活跃的贸易。18世纪的印度人曾经被荷兰人视为奴隶利用。1654年，第一批印度奴隶被引入开普敦。
大英帝国时期
   自从大英帝国于19世纪殖民南非以后，印度人于1860到1911年期间陆续从他们的家乡移民至南非的纳塔尔(Natal)，并从事甘蔗的种植，铁路营建以及矿业等劳动工作。当时的纳塔尔全竟皆可看到印度裔的廉价劳工(cheap labour)在甘蔗田中工作，他们负责在田中耕作及收成作物等辛劳的苦力。在这个期间，印度人及阿拉伯人持续前来南非做生意并在当地创设贸易站，因此进一步扩张当印度人的聚落。
印度契约劳工.
契约劳工的引进背景
   1850年代的白人社群中出现了要求引进资本及劳力的声音。当时甘蔗在纳塔尔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因此白人蔗农们普遍希望有一个稳定且可信赖的劳力供给，以协助他们在蔗田上的工作。早在1852年农人便连署向殖民地行政单位提出诉求，希望从印度引进契约劳工。尽管当时的非洲原住民人口超过十万人，白人殖民者仍认为引进印度劳工是较为适切的决定。他们认为原住民的生活习惯无法立即适应白人主导的殖民式经济。正如同驻南非的英国官员Sir Theophilus Shepstone所说:「冀望著战士和猎人的国度马上成为可靠的劳工是不合理的。」
   苦力(Coolie)—契约劳工的引进与媒体宣传的关系密切。自1855起，Mercury报社开始推广拥抱引进印度契约劳工的法案。法案支持者趁著驻南非英国高官George Grey前来纳塔尔巡视之际，央求他做为法案支持者们的代表，向政府对契约劳工提出请愿。尽管George Grey表明了自己对于该法案的支持，他还是向公众交代了可能会遇上的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先见，指出契约劳工的合约结束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家庭定居下来。
   然而Grey的意见在当时并未被媒体所注重，社会大众更看重的反而是聘请契约劳公的价钱。人们将约聘一位印度劳工的价位与南美洲的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人比较，印度人的聘金往往多出后者四到六英镑。为此，纳塔尔在1863年通过法案补助蔗农聘约契约劳工，白人雇主从此得以从政府获得约四英镑的补助。另一个颇受当时社会看好的观点是契约劳工为非洲原住民做良好的示范。就州长John Scott所述，印度人殷勤地申请成为契约劳工之举，将有望说服原住民加入一同为白人农民服务。
劳工的契约内容
   1859年，为了因应纳塔尔境内对于印度劳工与日俱增的需求，政府通过引进《纳塔尔苦力法》。印度人主要从Madras(现在位於坦米尔那都邦内的金奈)及Calcutta(现在位于西孟加拉邦内的加尔各答)与英国殖民单位签订成为契约劳工。契约劳工的身分说出印度人照理来说具有自由意愿，然而根据他们所签订的契约，印度人出国工作的本质实质上是形同奴隶的卖身契。契约劳工通常以五年签下一期。契约截止之后，劳工可以依照契约赋予的权利选择回到他们的家乡，抑或是在南非当地居住下来，同时获得一块土地。大多数的印度契约劳工在契约结束后选择在当地展开一个新的生活，仅有少数人选择回到自己的母国。
白人对于印度劳工的看法.
印度人带来的经济利益
   契约劳工引进之初，许多白人仅将印度人视为劳力。为此，Mercury报社接班人John Robinson尝试宣导互信关系之建立的重要性。他认为雇主应该要在契约劳工创造出的经济利益与劳工福利的社会责任中取得平衡，并且声明苦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于殖民社会的改革，以此作为苦力引进之影响的警告。然而，Robinson 的意见在当时社会却不受到重视。白人雇主因为劳工的引进获利匪浅。甘蔗的收成在引进劳工的三间成长了超过一倍，出口额更是在短短数年内翻了数倍。
印度人居住权与自由权的争辩
   1863年，第一批于1859年被聘请成为契约劳工的印度移民得到了自由，他们获得了在南非居住的合法权利。于此同时，白人社会也正在讨论未来的印度裔居民将如何在在南非这个移民社会中扮演他们的角色。有人支持在白人社区之外另立一个印度社区，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如此他们所产出的蔬果将在场上成为白人的供给，白人因而可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些食材。另外有人认为印度劳工不应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且应该保持对白人雇主的经济上依赖，持续为农主提供服务。除此之外，社会当中尚有其他声音反对印度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居住地，他们认为这将会成为各种仇恨与冲突的来源。
从乐观转为担忧
殖民者对于印度移民人道的关心微乎其微。苦力的引进仅被视作为当时社会带来繁荣的关键之一。在这样的社会中，愿意为印度人发声的团体也屈指可数。苦力移民代理公司(Coolie Immigration Agent)曾经尝试为印度裔的定居者发声，立志于改变印度人身处的压迫环境。只是面对那些不敢得罪蔗糖农主的法官们，这些为印度居民争取权利的行动都徒劳无功，毕竟当时的白人蔗农已是富甲一方，在地方政治经济上握有权势。 一直到1865年，蔗糖的市场价格受到美国内战后的波动，纳塔尔依赖蔗糖出口的经济结构严重受到打击，白人看待契约劳工的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许多农主为了减少经济负担，纷纷与契约劳工解约。除此之外，自1866到1874年间，纳塔尔暂停从印度引进新的契约劳工。
印度社群的发展.
印度人口的成长
   印度裔南非人的人口成长迅速，除了专为经商之目的印度商人不断地来到纳塔尔的德班港口并进入内地，另一个导致印度居民人口成长的因素，即是数千位每年因为契约截止而获得自由的印度裔劳工。这些摆脱束缚的印度人发现他们可以借由自己在当地的创业，或是在矿场或铁路营建等地方工作，赚到比契约劳工劳工更多的收入。基于这个原因，大部分的契约劳工几乎不会在第一个五年契约截止之后续签第二期的契约。
解约后的劳工社群发展
   1870年代的印度裔南非人几乎都己经脱离了契约劳工的身分，仅有少数的人还在他们的任期内服务。结束契约任期的印度人大多从事渔业、纺织业、厨师、农艺、摊贩卖家、衣物清洁人员、贸易商人及维修人员等工作。他们的生活圈也超过了过去以沿海地区为主的范围，此时他们的足迹已遍布殖民地的各个角落。相对而言，白人在引进契约劳工之初，认为印度劳工不过是以廉价劳工的身分定居在南非，如今看来实属天真单纯。
印度「旅客」到南非的发展
    印度裔南非人的人口在1876到1886年间几乎成长了三倍，其中包含被称为「旅客」(passengers)的印度商人。这些印度人并非来到南非从事契约劳工的服务，他们乃是依照大英帝国赋予境内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自行支付旅程来到南非经商。这些商人大多来自印度东岸的古加拉特邦。由于他们善于贸易，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这些「旅客」的地位在白人的眼里较一般的印度人来的高，但他们的存在却也威胁到了欧裔商人的商机，日后更成为白人萌生出对印度裔移民的敌意的核心原因。
印度人经济商发展与贡献
   一直到1870年代末，白人大致上还是以正面的态度看待印度人。许多耕作于内陆的农主对于契约劳工的需求都正在成长。除此之外，自由的印度居民也在这个殖民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人甚至认为若是市场中没有印度人提供的作物，常常出现在食谱中的玉米将会跟饥荒时期的价格一样昂贵；许多蔬菜也将不会在餐桌上出现。当时纳塔尔的行政长官对于当前的经济结构给予评论，并表示若是没有印度人的贡献，纳塔尔目前的荣景将会衰颓，营收也将大幅减少。
白人的反制.
民间的抱怨
   关于印度人的自由权的讨论从契约劳工引进以来便一直存在。然而对于印度人在经济上的肯定，则是到1870年代末期才开始动摇。1870年代，开始有人认为印度商人夺取了从来都只属于白人的贸易行为。另有人厌恶印度人「习惯性的酗酒又脏乱无序」的形象，甚至还能听见白人店家诉苦自己无能与印度商人竞争的声音，种种现象逐渐酝酿出社会中的冲突。
 立法机构的回应
   终于在1884年的7月24日，纳塔尔的立法机构内部一致的同意授予对于规范印度移民之相关法律的重新检视，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完善的调查所有关于印度移民的情形以及抱怨，并更有效的控制印度居民的人口。
   1887年，立法机构底下的「印度问题」(Indian question)调查委员会Wragg commission给出了一份报告，此报告用以调查白人对于印度人的抱怨以及印度社群的生活样态。该份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停止资助契约劳工。尽管如此，这还是没有解决前来贸易的「旅客」的问题。调查委员会所做的就是找到「印度问题」的本质以及问题牵涉到的范畴，并给予政府建议。只是当时调查小组所给出的建议未被政府所采纳。
大时代的种族观念.
主流想法
   大英帝国以种族划分有色人种的观念潜渐地影响到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厌恶与隔阂。1850年由Robert Knox出版的"The Races of Men"中便主张种族决定了一切，个人和整个民族的人格都将承接自己所属之种族的天性。 另外，1868年由Charles Dilke撰写的"Greater Britain"中则提到英国裔官员协助指引东方的民族是个依循自然法则下的结果。欧洲人是有灵性、富有创造力且受教化守法的，非洲人则是懒散粗心且注定被殖民的。甚至在一偏于1870年由Mercury出刊的文章中主张南非的安格鲁萨克逊人已注定成为其他有色人种的管理者，并且有责任在不让渡自己最高地位的前提下，启迪还身处在文明世界以外的人们。
为印度人说话的声音
   就算如此，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兴盛的时代背景中，还是有像是 Harry Escombe这样为少数族群发声的人。Escombe积极的为印度商人的竞争辩护，在一场于1884年召开的国会中，他主张货品的价格可因著印度商人的竞争而降低。再者，印度社群也努力开垦从前荒瘠的土地，他们的社群应该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的说词在白人的小康家庭中并未遭到严重的质疑与反对，他们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印度商人的忠诚买家。在1885年，甚至有22户白人居民是印度方东的租户。
差别待遇.
   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已累积了相当多的人口。另外，契约劳工也陆续获得自由并融入当地的社会。印度人在南非的迅速增长让殖民当局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有些白人认为印度人的发展将压迫到自己的生活圈及工作机会，他们促使政府开始限制印度人的社群，其中包括迁徙和贸易自由、居住地和婚姻的选择以及教育权等基本权利。有些州(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甚至立法设立白人专属的生活圈，印度人不得居住在这些特定的地区。除此之外，印度人的投票权、土地取得权及从商的权力也连同被剥夺。
不平等的法律
   第一个针对印度人的歧视性立法在1885 年于德兰士瓦州通过。该法适用于所有亚裔种族，包括所谓的苦力、阿拉伯人、马来人和土耳其帝国的人民。   
   白人民意代表为了要进一步限制印度人的移入，于是研拟了更严格的法律规定。这些新规定的方向与当时用以统治非洲人的模式雷同。于是纳塔尔便在1888年通过《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在德班(Durban)和皮特马利兹堡(Pietermaritzburg)非契约劳工的印度人登记为「未受教化的种族」。   
   另一方面，立法部门重新检视规范印度居民的相关法律，并在修改合并以后成为1891年的第25条法。该法继承先前法律的精神，其中明订印度契约劳工在完成十年的服务之前都不得离开纳塔尔，且在聘期结束之后回归印度。想当然耳，印度政府反对这条法案。该方坚称在没有皇家同意的前提之下，该法案都没有正当性，因此第25条法最终还是被驳了回去。
   然而，南非内部还是出现不同程度的歧视性法律。1891年，奥兰治自由邦禁止印度人或任何其他亚洲人或有色人种在州内从商或务农。 1895年，透过颁布《印度移民法修正案》，纳塔尔政府得以向完成劳动后未重新签订契约或返回印度的劳工征收 3 英镑的「惩罚」税。1897年，《移民限制法》规定除了契约劳工以外的印度人在进到南非以前需经过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年龄以及前来途径等综合评估，同年第 3 号法案禁止德兰士瓦州境内白人与有色人种结婚。纳塔尔另外颁布了第 18 号《经销商许可证法》，该法案令发证官员有权颁发或拒绝颁发许可证给印度贸易商。1898 年第 15 号法案禁止任何有色人种持有任何执照，或以任何方式参与德兰士瓦州的采矿作业。
政治人物的偏见
   此后，不满印度居民的声音还是持续存在。德班的市长Benjamin Greenacre表示希望印度人隔离到自己的居住区域。皮特马利兹堡的市长Charles Barter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印度人如今还沉湎于家乡的恶臭与脏乱之中」，以此表示对于印度人居住环境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