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齐卡·维托夫

狄齐卡·维托夫（Дзига Вертов，原名大卫·阿贝列维奇·考夫曼， Дави́д А́белевич Ка́уфман，）是苏联纪录片和新闻片的先驱导演及电影理论家。他的拍摄方法和理论影响了纪实电影的风格，并启发了1968年至1972年间活跃的激进电影制作合作社——。他是理论运动的成员，与太太和弟弟}共同工作。
早年生活.
维托夫出生于波兰比亚韦斯托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当时该地属于俄罗斯帝国。在1915年德国军队入侵时，他的家庭逃往莫斯科。他开始在圣彼得堡的心理神经科学研究所学习医学，同时在业余时间进行声音拼贴的实验。1918年，他将自己的犹太名字「大卫·阿贝列维奇」俄罗斯化为「丹尼斯·阿尔卡季耶维奇」。「维托夫」这个名字来自乌克兰语，意为「陀螺」。
早期作品.
维托夫早期的许多作品主要集中在个体与摄影机镜头的感知本质之间的关系。他大部分早期的作品未出版，且在二战后很少有手稿保存下来。不过，一些资料在他和他的兄弟及创作的后来影片和纪录片中得以呈现。
十月革命后.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22岁的维托夫开始为《电影周刊》（Кино-Неделя）编辑影片。这是俄罗斯第一个新闻片系列。期间，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电影导演和剪辑师。她最初是他的剪辑师，后来成为助理和联合导演，合作制作了《持摄影机的人》和《列宁的三首歌》。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世界的六分之一》，这部影片被解雇的原因是它偏向于宣传苏联作为一个先进社会。1931年，他的《颂歌：顿巴斯交响曲》因其声音实验在国外受到好评。1934年的《列宁的三首歌》则利用了农民的视角来描绘革命。随著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维托夫的艺术创作受到限制，最终主要成为新闻片剪辑师。
《电影真理报》.
1922年，《北方的南奴克》上映的那一年，维托夫开始了《电影真理报》系列。 这个系列的标题取自官方政府报纸《真理报》。Кино-Неделя（字面翻译为「电影真理」）延续了维托夫的宣传倾向。维托夫解释说，「《电影真理报》小组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地下室开始工作。」他称这里潮湿而黑暗，地板是泥土，四处都是坑洞。维托夫说：「这种潮湿使我们精心剪辑的影片卷轴无法正确粘合，还使我们的剪刀和接片机生锈。」
维托夫在他多产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核心理念，即捕捉所谓的「电影真理」：将实际生活的片段组织在一起，形成肉眼无法看到的更深层次的真理。在《电影真理报》系列中，维托夫专注于日常经历，避开了资产阶级的关注点，转而拍摄市场、酒吧和学校，有时甚至使用隐藏的摄像机，进行未经许可的拍摄。《电影真理》的每一集通常都不包括重演或舞台表演。（唯一的例外是关于的片段：街头卖报纸的场景和人们在电车上读报纸的场景都是为摄像机准备的。）摄影风格简单、实用、不加修饰——这或许反映了维托夫对「美」和「虚构的宏大」缺乏兴趣。在三年内，共制作了二十三期，每期约二十分钟，通常涵盖三个主题。这些故事通常是描述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包括小插曲和揭露，例如电车系统的翻修、农民组织成公社，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受审；其中一个故事展示了新生共产主义国家的饥荒。尽管电影里也有政治宣传的成分，但却显得低调，例如关于机场建设的一集中：一个镜头显示了沙皇的坦克帮助准备地基，字幕写著“劳动前线上的坦克”。
《持摄影机的人》.
随著列宁于1921年通过新经济政策承认有限的私人企业，俄罗斯开始接收来自远方的小说电影，这一现象引起了维托夫的极大怀疑，他称戏剧对无产阶级的感官是一种「腐蚀性影响」（《关于〈电影真理〉》，1924年）。此时，维托夫已经利用他的新闻片系列多年间批判戏剧性小说；即使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波坦金战舰》（1925年）受到热烈欢迎后，他仍继续批评。《波坦金战舰》是一部高度虚构的电影，讲述了一场因水手受虐待而引发的战舰叛变故事；该片是一部明显但技巧娴熟的宣传片，颂扬无产阶级。1927年1月，维托夫可能因批评一部有效宣扬苏联共产党政策的电影而在失去了工作。他因制作《世界的六分之一：苏联宇宙的广告》而被解雇，这部为国家贸易组织制作的宣传片将苏联描绘成在NEP下的先进社会，而非展示其如何融入世界经济。
1929年，乌克兰国家电影制片厂雇用了维托夫来创作《持摄影机的人》。这个维托夫经典作品，展现了他对戏剧性叙事的反感，并强调纪实风格。维托夫在他的文章《持摄影机的人》中说，他正在为「彻底清理电影语言，将其完全与戏剧和文学语言分离」而奋斗。
电影眼.
「电影眼」是一种蒙太奇方法，由狄齐卡·维托夫开发，并于1919年在他在电影杂志《》的论文《我们：宣言的变体》中首次提出。维托夫相信他的「Kino-Glaz」概念，即中文翻译的「电影眼」，可以帮助当代「人类」从一个有缺陷的生物进化成为一种更高级、更精确的形式。他不利地将人类与机器进行比较：「在机器面前，我们为人类无法自控而感到羞愧，但如果我们发现电力的无误方式比人类的无序匆忙更令人兴奋，我们该怎么办[...]」 正如他在1923年的文章中所说：「我是电影眼。我是机械之眼。我──机器──只能以我的方式向你展示世界。我从此解放自己，永远摆脱人类的不动性。我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我的道路引向创造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样，我可以解读你所不知晓的世界。」
电影眼是维托夫捕捉他认为「人眼无法触及」的事物的手段； 也就是说，电影眼影片不会试图模仿人眼看到的东西。相反，通过组合电影片段并以蒙太奇的形式进行剪辑，电影眼希望通过创造「新的电影，即媒体塑造的现实和信息或信息的幻觉——一个语义场」来激发新的感知方式。 与叙事娱乐电影形式或其他「表演」性质的电影不同，电影眼试图捕捉「无意识的生活」，并将其剪辑在一起，以编织成一种新的、前所未见的真理。
晚期职业生涯.
维托夫的成功职业生涯延续到了1930年代。《颂歌：顿巴斯交响曲》（1931年）探讨了苏联矿工的生活，被称为「音响电影」，其声音在现场录制，这些机械声音编织在一起，产生了交响乐般的效果。许多苏联评论家对这部电影反应不佳，但国外评论家对其声音实验大加赞赏。
三年后，《列宁的三首歌》（1934年）通过俄国农民的眼睛来审视革命。当时，维托夫被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聘用去制作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于1934年1月完成，作为纪念列宁的影片，直到同年11月才在苏联公开上映。从1934年7月起，它透过私人放映向多位苏联高级官员以及包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威廉·布利特等著名外国人展示，并于1934年8月在第二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 1938年，该片发行了新版本，当中加入了一个更长的片段，以反映斯大林的成就，并删除了当时「敌人」的镜头。现存有一个由伊莉莎维塔·斯维洛娃于1970年重建的版本。随著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加上官方的大力支持，维托夫被迫大幅削减他的个人艺术创作，最终仅成为苏联新闻片的剪辑师。《摇篮曲》或许是维托夫能够保持其艺术视野的最后一部电影，于1937年发布。
狄齐卡·维托夫于1954年在莫斯科因癌症去世。
家庭.
维托夫的弟弟是一位摄影师，与尚·维果合作拍摄了《亚特兰大号》；后来在美国为导演伊利亚·卡赞工作，因《码头风云》获得奥斯卡奖。他的另一位弟弟则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1923年，维托夫与长期合作者结婚。
影响和遗产.
维托夫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他的理念在1960年代的真实电影运动中得到了呼应，该运动以维托夫的《电影真理报》命名。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国际上对维托夫的兴趣再度兴起。
维托夫独立且探索性的风格影响并启发了许多电影制作人和导演，如情境主义国际的居伊·德波以及夏威夷的独立公司维托夫工业（英语：Vertov Industries）。借用了他的名字。1960年，尚·胡许在制作《夏日纪事》时使用了维托夫的拍摄理论。他的合作者埃德加·莫兰在描述这一风格时使用了「真实电影」这个术语，直接翻译了维托夫的《电影真理报》。
1950年代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北美的直接电影运动以及1950年代加拿大的《坦率之眼》系列，都在本质上受到了维托夫的影响。
这场对维托夫遗产的复兴包括在苏联对他声誉的修复，回顾展、传记作品和著作纷纷出炉。1962年，第一部苏联关于维托夫的专著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另一部合集《狄齐卡·维托夫：文章、日记、项目》。1984年，为纪念维托夫逝世30周年，纽约的三个文化组织举办了首次美国回顾展，展示了维托夫的作品。
新媒体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在他的文章《数据库作为象征形式》中提出，维托夫是数据库电影类型的早期先驱之一。
维托夫的作品启发了著名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威廉·肯特里奇
失存的影片.
维托夫的一些早期影片多年来一直遗失。1918年他的《革命纪念日》仅存12分钟；2018年，俄罗斯电影历史学家尼古拉·伊兹沃洛夫在俄罗斯国家纪录片与照片档案馆发现了失存的影片并进行了修复。 2022年，他使用档案材料重建了另一部失存的影片，即1921年的《内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