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四书

《占星四书》（英文："Tetrabiblos"；希腊文"grc|Τετράβιβλος"，原文意义就是「四书」，译为「占星四书」以免和儒家之「四书」混淆），在古希腊文中又名为Apotelesmatiká（"grc|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ά"，英文字型写作"Apotelesmatic"），原文的意义为“论影响”，但是在中文语境里其个中含意可理解为“星辰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力”或“天体运行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力”；除此之外拉丁文另称之为Quadripartitum，原文的意义为“四卷”，《占星四书》内容主要是讲述关于自然哲学以及占星术的学问，是一部有关占星术哲理与应用的极重要典籍，乃是亚历山卓学者托勒密（西元90年～西元168年）在二世纪所成书，是托勒密四本重要著作之一，由于该书与古老占星术颇有渊源，后代许多占星术上的法则亦承袭自该书，导致《占星四书》直到今日仍被学习古典占星术的人士研读及广泛引用。
托勒密的著作中被视为与《占星四书》同为姊妹篇的《至大论》──此书曾经对天文学的影响超过一千四百多年，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同样地，《占星四书》则这部作品在占星术层面的影响与《至大论》在天文学情况一样也是相当广泛，它是研究天体运行对世俗事件造成的作用。然而《至大论》今天已被哥白尼所提出以「受太阳引力约束在一起的恒星系统」学说──日心说（或称为日心模型〔Heliocentric model〕）给取代，而《占星四书》则不同，仍然在占星学界里是一部重要理论与实务的典籍，在今日依然对占星学界留下重要的论据，就致力于占星学研究的专家或者是学习态度严谨的占星术学员来说，托勒密这部著作可说是「必修」教材，被占星学界喻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它之所以如此备受推崇，可能原因出在该书内容本质上是占星技艺的阐释与占星知识的纲要，而非一本使用指南。
书中除了提纲挈领地概述占星术的实务技巧外，托勒密更是以自然界题材为占星术作出哲学性的论辩（换句话说就是为占星术这项技艺做出正当解释与护航），也因如此反而有利于占星术在西欧中世纪期间能够被基督教神学所接纳，并且可以在修道院内研习，令此一技艺得以深植西方文化而不中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托勒密所传授的占星学则被列入大学博雅教育之中，是三文四艺的学科之一，同时也对医学研究和文学作品产生莫大的影响。
十七世纪初，虽然托勒密的占星学仍在欧洲大学的课堂上被讲授著，但是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却经历一场科学革命，在这场变革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包括人体解剖学）与化学等学科皆出现突破性的进步，这些知识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眼界及心态。随著时间推移至十七世纪末，托勒密著作与他所总结的占星原则相比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成果而言，便呈现出无法适应时代思潮的窘态，因此被当时人们以「存在陈旧过时观点」以及「基于迷信」之理由而遭受批判，也连带《占星四书》这部著作在知识份子心目中崇高地位即告崩溃。但是客观而言，托勒密总结古人占星智慧之大成，在他的年代不若近现代科学知识突飞猛进，而人们却常以自身时代背景来看待古人的见解，反而不能真正体会古人所处时空于客观条件上的拘限，如仔细考察那些批判，倒不难发现多为识见浅短之辈的言论，若非学养丰富之士实难以对此做评论。而若从其他角度来看，世人也常常怀疑此书是否乃托勒密所著？主要因素是人们不希望将这位古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及科学家和“迷信”的形象联想在一起。虽然这种观点也曾占上风，但是在古代科学家与占星术士、炼金术士这样身分重叠是很正常的。因此可以合理认定此书的确出自托勒密手笔。
《占星四书》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相当古老且为人所知的文献，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皆有相关评论发行。此书已被多位人士给抄录、评论、转述、节录，以及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最新的希腊文版是德国学者所著，在1998年托伊布内尔文库（简称托氏文库）出版。该书在中世纪亦流播至中土，
有日本学者推测，西域唐居人李弥-{干}-（李弼-{干}-）所传入的《都利聿斯经》（或翻译为《都赖聿斯经》）或许就是《占星四书》，都利聿斯或为唐代对“托勒密”的译名。明朝时根据回回文版本重译，题为《回回天文书》；清代则由薛凤祚偕同耶稣会传教士穆尼阁合译，时名《天步真原》。另外现代首部汉译本的《占星四书》是由中华民国占星协会创始会长林乐卿先生（笔名：星宿老师）所翻译（2017年），日文版为小椋素翻译（2022年）；这部古典巨著被中国学者江晓原教授赞誉是「星占之王」；日本人中山茂在他著作《西洋占星术史：是科学还是魔法？最有趣的古今天文观测与世纪争论》（『西洋占星术史：科学と魔术のあいだ』）对《占星四书》也有客观评论。
概述与影响力.
请注意：为了防止在翻译过程中原意流失，本条目有关原文引用部分将会采取保留原文以提供作为译文的对照，期能保障如实且完整的了解其主旨。
《占星四书》为知名的学者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具有地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学家多重身份）在埃及所编辑的四本书目，其书名"Tetrabiblos"在原稿的意义是称作「"四部数学论"（希腊文：Μαθηματικὴ τετράβιβλος σύνταξις；英译：Mathematical treatise in four books）」，另外此书又被称为「写给（Syrus）的预言（希腊文：Τὰ πρὸς Σύρον ἀποτελεσματικά；英译：The prognostics addressed to Syrus）」。托勒密在书中论及天体运行冥冥之中会对世间生命以及物理现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占星术理论及实务皆具备哲学与科学性质，因为他将数学置于所有哲学──包含理论和实务──的基础，让数学生活方式作为人类走向完美的真正道路。
《占星四书》许多内容是汇总托勒密所处年代以前的占星资料，并且这本著作直到今日也仍是占星学界必备经典教材，托勒密在书中所述诸多占星法则至今依然被奉为圭臬，其占星研究一直是西洋占星学的基石。蒲洛克勒斯也曾对这本著作写过注释。本书主要特点是以自然现象作为主题来讲述，他并没有采用神秘学或是希腊神话诠释占星术，托勒密也在第一章公开反对「江湖骗子」，书中亦描述此辈多以武断口吻预测事件。
托勒密被后人称为“最著名希腊占星学家”以及“极具影响力专业占星权威”。他的《占星四书》因为是西洋命理界一部重要参考典籍，因此被人形容为“在一千年或更长岁月中的占星作家间，几乎享有如同《圣经》般权威的地位”，并且莱利（Riley）在他书中写道这是一部「实质上的占星术《圣经》」。该书是托勒密于西元二世纪中叶在亚历山卓编纂，这部著作从首次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搜集了相关的评论。它在西元九世纪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且被描述为“迄今为止中世纪伊斯兰占星学最有影响力的经典”。1138年，（Plato of Tivoli，又名柏拉图·提布提努斯〔Plato Tiburtinus〕）在西班牙逗留期间，首度将这部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
随著《占星四书》在十二世纪中被翻译成拉丁文，“托勒密占星学”被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大阿尔伯特）与圣托马斯·阿奎那整合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范畴内；阿奎那师从大阿尔伯特，师徒二人立场是拥护占星术，而相关内容可从阿奎那著作《神学大全》一书找到他对此所做的论证。由于神学上的认可与包容，故而促进了托勒密占星学能在大学讲堂教导，但通常是与医学研究结合有关。得力于宗教支持与大学传授的优势下，出乎意料是对文学作品也带来偌大影响，像是但丁的作品就是一个显著例子，这些作品有助于西欧中世纪期间关乎道德、宗教以及宇宙论范式的塑造。《占星四书》也为文艺复兴时代占星术学理奠定了基本准则规范，并且在文艺复兴时代与近代早期欧洲中的一些顶尖大学课堂上是一本必修教材。
欧洲大学教授托勒密占星学的课程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但是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占星术教学已经无法再被推崇为博雅教育的学科之一了，相对的该时代知识分子却是费尽心思要努力维持其学问的地位于不坠。因为关于是否仍然该把占星学作为博雅教育一项学科的争论开始兴起了，在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当道，《占星四书》内容开始招致世人质疑且备受科学的挑战。此书被十七世纪评论家安东尼奥·梅伦达（Antonio Merenda）污名成“恶魔占卜术（a diabolical art of divination）”，并就其主题写道：“没有一种迷信方技会比托勒密占星术更适合实现魔鬼的目标（no superstitious art is more fitted to forward the aims of the devil than the astrology of Ptolemy）”；可以见得当时世人对托勒密的批判相当苛刻，甚至到严重诋毁及丑化地步，值得一提的是梅伦达并非天文学家，乃义大利帕维亚大学民法教授。依宏观历史视角看待，占星术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发展以来，中间历经多人努力完善其内容，而到了托勒密时代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褪去原有宗教色彩而趋向理性科学的态度；《占星四书》更是作者总集古人占星研究结晶之大成，是不折不扣的科学著作，加上托勒密本身是古代希腊化世界学识渊博的通儒，其智慧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纵使地心说已被日心说取代，但是哥白尼还是站在托勒密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实质上并没有多大超越。此外，古代观察星象因为不似近现代的科学家能运用精密观测仪器，那个时代是以肉眼来观天象，此作法能够看到最远的天体仅止于土星而已。
十七世纪末占星学的知识地位迅速崩溃也同时让从事占星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或学者遭受波及，他们被贴上「迷信」、「落后」标签，然而《占星四书》在世界文化上的历史影响则依然持续令专攻古典哲学与的学者关注。它还是保持作为现代西方占星术从业者眼中一部举足轻重的经典教材地位，并且这部古代典籍英译本是由十八、十九以及二十世纪占星学家所发行出版。据二十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兼占星学家（Dane Rudhyar）报导称，他那个时代占星学“几乎完全来源于亚历山卓占星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作品（originated almost entirely in the work of the Alexandrian astrologer, Claudius Ptolemy）”。是故，占星学的理论与实务早已在此书臻于完备，足以供后人继承，即便是二十一世纪占星教材也将《占星四书》评价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位认真的占星学员而言是不可或缺（without a doubt, indispensable for any serious student of astrology）”。克里斯．布里南（Chris Brennan）于2017年出版的《希腊占星学：命定与吉凶的研究》（"Hellenistic Astrology: The Study of Fate and Fortune"）一书亦有稍微论及托勒密占星学与《占星四书》，该作者致力挖掘与发扬濒临失传的古代占星预测技巧。
《占星四书》这部巨著能够维持长久的重要性可以归结以下几项因素：托勒密同时具备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科学家两种声誉，从占星领域上来看，这份文献重要性在于它是最古老且完整的一份手稿，以及托勒密对占星解读之次序与特点是前所未见的，故而不失其历史价值和指导作用。
“托勒密占星学的显著特征”是被描述为“受到他那个时代哲学与科学精神的启发”，可以说最能反映古典时代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托勒密著述那个时代的“物理学”是被定义为自然哲学，他对恒星效应描述是采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种气质（认为世界上万物本原乃是冷、热、干、湿这四种原始性质，而四元素则由这些原始性质依不同比例组合而形成）来表达，这与“万物一体”和“宇宙和谐”的哲学概念相对立。他的目的是以自然哲学词语来阐释占星学基本原理，是故这部著作也因其对缺乏直接天文基础的占星预测提出驳斥而值得关注：
托勒密由此界定江湖骗子和占星术士的分野，即是否依循科学验证之学理，掌握这一关键足以辨伪。
这本书首先解释占星学的哲学框架，旨在回答批评家质疑该主题有效性的论点。关于这点，（Lynn Thorndike），在他的《魔法和实验科学史》（"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一书中，即如此写道：“只有占星学的反对者似乎仍然对《占星四书》一无所知，他们继续对这门方术提出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并不适用于托勒密对占星学的介绍，又或者人家早已具体回答过这类批评了。（Only the opponents of astrology appear to have remained ignorant of the "Tetrabiblos", continuing to make criticisms of the art which do not apply to Ptolemy's presentation of it or which had been specifically answered by him）”。（Nicholas Campion）认为，正是托勒密赋予占星学因果关系或自然主义原理的解释，使其延续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为止，都能够作为一门受人尊崇的科学。
《占星四书》大部分内容很可能从早期的纪录收集而来，且托勒密并非负责发明在书中所提出的占星技巧。他的贡献是系统地整理资料，以证明占星学是基于逻辑、层次原则。占星学上所谓“行星影响力”通常是指体液变化的气象效应，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天体循环带来了大气加热、冷却、湿润和干燥效应的相关变化。体液学说也催生出医疗占星术，人们可从自己星盘来计算其体液分配。
《占星四书》在历史上重要性和影响已被多种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出版关于它的评论，以及许多旨在以通俗易懂方式重现其内容的翻译和改述版本所证明。此书希腊文本业已转译成阿拉伯文、拉丁文与许多现代语文。第一份英译本直到十八世纪才问世，具体出版年份是1701年，但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占星家卢克·布劳顿（Luke Broughton）在其著作《占星学要素》（"Elements of Astrology"）中报告说，他至少拥有六种不同的英译本。东亚地区方面，现代中文版《占星四书》是由台湾「中华民国占星学会」创始会长林乐卿先生（笔名：星宿老师）首度翻译。日文版则是由小椋素翻译，并以汉字『占星四书』题名，2022年10月3日发表于日文维基文库；至此，将“占星四书”作为“Tetrabiblos”的译名不再局限中文人口使用。
托勒密占星学说.
根据托勒密的观点：星辰只会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但对于精神世界层面而言却毫无作用。他同时也认为占星术虽不精准，但仍称得上是一门正当科学，因为这项学科描述了天体运行对地上生命的物理性影响；并且他将自己所订定的占星法则与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相结合，同时继承其古希腊天文学地心说与古典元素理论。他在《占星四书》中尝试以自然界物理原因取代更早占星家以神话诠释占星的传统，重新采取理性视角对占星进行解读，鄙弃缺乏科学实证的手法。
托勒密是以通用希腊语写作，并且可以证明他引用了。
古典占星学.
托特密时代因为当时是以肉眼来观察天象，因此古典占星学系统只考虑到七曜（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必须等到日后望远镜问世才能观察到现代三王星：1781年威廉·赫歇耳发现天王星；1846年于尔班·勒威耶和约翰·戈特弗里德·加勒发现海王星；1930年克莱德·汤博发现冥王星；而这三王星则被纳入现代占星学体系。即便不去考虑后者，古典占星流派却依然发展出自己完善的学理与实务技巧。
而古典占星术又可划分成两个部分：
与托勒密关系最直接的占星流派当属希腊占星术，尽管托勒密的研究对后来的占星传承产生重要影响，但《占星四书》似乎并不能完全代表主流的希腊占星术传统。托勒密计划将占星术重新表述为一门自然科学（依当时观点应称为自然哲学），主要遵循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逍遥学派）的路线，从而使其更加合理而受人认可。
体液学说.
体液学说（又称“体液主义”、“体液论”）是古希腊和罗马医师采纳的医疗理论体系，尽管这是由古希腊哲人和思想家将之系统化，但「体液」概念很可能源自古埃及医学，或美索不达米亚医学。
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前490年-前430年）提出世界万物皆由四种最基本元素组成，即土（地）、水、火、风，日后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前460年-前370年）继承其说并转用于人体医疗理论上，因而形成了体液学说。这个医疗学说在希腊化时代传播至整个地中海地区。
而中世纪医学基本原则就是遵循体液理论。这个派生自古老文明的医学思想，虽然主导整个西方医学直到十九世纪，但在十七世纪已渐趋失势；到1980年代，随著疾病细菌说的诞生，体液论彻底被推翻，近现代医学理论成为医疗系统的主流。尽管当前的科学已经远离了这四种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论，但体内基本生化物质和结构成分的存在仍然与希波克拉底信念有著令人信服共同点。
体液论认为在每一个人身上有四种体液，也可以称为主要液体－黑胆汁、黄胆汁、黏液，以及血液，这些都是由身体各个器官所产生，而且它们为了维持一个人健康而不得不让彼此间平衡著。过多的痰（黏液）在体内，例如，会引起肺部的问题；并且身体会试图咳出痰来恢复平衡。体液在人体内的平衡可以通过饮食、医药，以及通过放血疗法、使用水蛭来达到。四体液也与四季有关，黑胆汁－秋季，黄胆汁－夏季，黏液－冬季以及血液－春季。
体液学说拥有诸多特性，它们成为有益于解释日常生活中许多方面的重要依据，并且可以与占星术、面相学甚至音乐做连结。因而占星术上黄道带的十二星座也被认为是与某些体液有关。即使是现在，有些人仍然使用“易怒”、“乐观”、“冷静（漠）”和“忧郁”这些文字来形容个性。
托勒密相位.
占星学上传统的主要相位（Major Aspect）共五种，有时被名为"托勒密相位（Ptolemaic Aspects）"，它们之所以如此称呼乃因为西元二世纪由托勒密于《占星四书》中定义与认可这些相位。此五种主要相位分别是合相（conjunction，约为0-10°，☌）、六分相或六合（sextile，60°，⚹）、四分相或刑（square，90°，□）、三分相或三合或拱（trine，120°，△），以及对分相或冲（opposition，180°，☍）。主要相位是那些可以被10整除并且相对于360°均分的相位（唯一例外相位是十二分相或半六合，英文为semi-sextile）。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计算及使用占星相位时，不同占星师与个别独立占星体系或传承是使用不同的"容许度"（在正确值之间之偏移度），完全取决于解读星盘在细节需求和个人喜好，容许度也可能会有所变化。尽管如此，与其他相位相比，几乎所有占星师都使用更大的容许度来计算合相。
托勒密相位通常与所谓的非托勒密相位（non-Ptolemaic aspects）形成鲜明对比，非托勒密相位就是托勒密所使用五种相位之外的其他相位（包含开普勒相位〔Kepler's Aspects〕），也被称为次要相位（Minor Aspects）。
著作的书名与年代追溯.
众所周知的希腊文与拉丁文书名（分别为："Tetrabiblos"以及"Quadripartitum"），字面上意思为‘四书’、‘四卷’，是某些希腊手稿中题名为grc|"Μαθηματικὴ τετράβιβλος σύνταξις"，英译为‘Mathematical treatise in four books’；汉译为‘四部数学论’的传统略称。1940年洛布古典丛书（简称洛氏丛书）出版的《占星四书》英译本总编辑──法兰克·埃格尔斯顿·罗宾斯（Frank Eggleston Robbins）认为grc|"Μαθηματικὴ τετράβιβλος σύνταξις"（"四部数学论"）很可能是托勒密本人使用的书名，尽管罗宾斯承认许多其他希腊手稿使用grc|"Τὰ πρὸς Σύρον ἀποτελεσματικά"，英译为‘The prognostics addressed to Syrus’；汉译为‘写给赛芮斯的预言’这一个书名。有一篇关于该作品的古代暱名评论指出，某些人认为"Tetrabiblos"一词是虚构的名称。附带一提，Tetrabiblos（Τετράβιβλος）是由Tetra（Τετρά，四）和Biblos（βίβλος，书）两个希腊字汇组成，这是后来被广泛称呼的书名。
1998年托氏文库出版托勒密这部占星著作的希腊文本时，总编辑休伯纳则采用了"Apotelesmatiká" ("biblía")（英译为‘(books on) effects’；汉译为‘论影响’或‘星辰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力（之书）’）这个书名，最近的学者们也纷纷效仿。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物《透视托勒密》（"Ptolemy in Perspective"，2010年）的总编辑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 Jones）认为托勒密本人采用的书名仍然是不得而知，但他同意"Apotelesmatika"一词是“一个可信的猜测”。这词语有多种翻译含意，如英译的‘influences’、汉译的‘影响力’，英译的‘effects’、汉译的‘效应’或者是英译的‘prognostics’、汉译的‘预兆’；都能反映出这部作品的主题，即预先了解可预测的天文周期所带来之影响（个中含意就是星宿占卜）。
这是一本有系统性占星学论文，但应该记住一点，托勒密著述时代ἀστρολογία（占星学）和ἀστρονομία（天文学）两个词的意思大致相同，皆表示“天文学”，并且他将今人所谓“占星术”称为-{τὸ δι’ ἀστρονομίας προγνωστικόν}-，意思就是“通过天文学进行预测”，而在托勒密看来也确实如此。
在汉语范畴里，目前关于"Tetrabiblos"其他汉译名称还有：「四门经」、「四经」、「托勒密四书」、「天文集」、「四部书」、「星象四书」、「星理四书」、「箴言四书」等等不同的汉译名称，早先以「托勒密四书」的称呼所占比例居多，之后则多采用「占星四书」。另一方面，华人占星师丹尼尔与鲁道夫二位先生在其占星学著作中则直接称为“四书”。而日本人羽仁-{礼}-著，陈惠莉译的《图解西洋占星术》中对于"Tetrabiblos"书名是直接音译为“迪特拉比勃洛斯”，并且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四书”。旅日香港学者麦文彪曾在2014年11月7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梵学与佛学研讨会演讲主题「《占星四书》、《夜嚩那本生》与《聿斯经》—— 印度希腊天文学东渐考」，当中采用「占星四书」译名；日本维基文库编辑者小椋素也是使用「占星四书」作为"Tetrabiblos"汉字表意符号；韩语维基百科条目中亦有一段文字为：점성사서(占星四书)，依然采用汉字「占星四书」当作表意符号，而且日韩皆采用正体汉字表示，于此「占星四书」四字俨然成为中日韩对"Tetrabiblos"共通的汉字翻译名词。最后，这里一律将"Tetrabiblos"书名汉译为“占星四书”。
《占星四书》的编纂并没有确定日期，但托勒密在他的“绪言”里透露，他在完成天文学论文《至大论》后才写下了他的占星学论文。由《至大论》中的证据显示，天文学著作不可能在西元145年左右之前完成，这表明托勒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了《占星四书》，也就是在完成《至大论》和他的逝世（根据一般报导是在西元168年左右）之间的某段岁月。事实上，托勒密态度上是将占星术隶属于天文研究的第二部分，其真正探讨主题还是在天文学。
洛氏丛书版各卷章节目录.
此处所罗列的是洛氏丛书版本《占星四书》各卷章节目录所探讨的主题，采中英文对照，以对应本条目下列卷壹到卷肆各节论述来做参证。
卷壹：原理与技巧.
卷壹一共分为二十四章（洛氏丛书版本）。托勒密在卷壹里便开宗明义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论证占星术潜在价值和效用，然后在当代自然哲学背景下阐述了行星、恒星、星座和格局（Configuration，或译：组态、结构）的特殊性质，可由他的文章脉络中明显看出相关哲学痕迹；托勒密还给出在书中使用回归黄道的理由并对其做出详细讲解。他同样试图通过“熟悉”概念的延伸，对入庙（Domicile，或称庙）、跃升（Exaltation，或称旺）、三分之一对座（Trigon/Triplicity，或称三分性）、界（Bound/Term）这四种主宰星（Rulership，或称本垣）的尊贵（Dignification）模式做出科学阐释，托勒密在卷壹最后部分根据行星性质和能量列出了行星改变的因素，同时做出说明并总结其纲要。
第一章.
本篇文章的一开始就附带著托勒密-{致}-予“赛芮斯”的献辞，这是一位身份不明的人物托勒密所有著作都是奉献于祂的。在这边托勒密于天文研究两种类型之间便做出了区分：第一项研究（天文学，正式的研究方向）这是在发觉、了解天体循环与运动；第二项研究（占星术）这是负责探讨这些运动所带来的相关变化。他表示每一项都拥有它自己的科学并且前者（天文学）是凭自身权限功能获得令人想要／满意的（研究结果）“即使它没有达到了由它与第二项（占星术）结合所给出的结果（even though it does not attain the result given by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second）”。这乃是采取表明出托勒密的天文学与占星术是互补的研究之观点，如此看来虽然占星术是同时尟少有独立性和基于事实的根据，它的采用导致了天文学的实践作法更为有用。虽说在英文中"astronomia"（天文）以及"astrologia"（占星）这两个术语是在古代典籍中互相替换著使用，此处也证明了这乃是由托勒密在两部个别作品之中的篇幅讨论著两项不同学科之早期定义。
托勒密在其自己的专著中表述已处理好（两个科目上）前者之学科（天文学），他说“现在应在一个适当的哲学方向中对第二项（占星学科）以及尟少独立性的方法做个交待，因此这项交待其宗旨是实话绝不可能与第一项（天文学科）的确切性一起比较其观念（shall now give an account of the second and less self-sufficient method in a properly philosophical way, so that one whose aim is the truth might never compare its perceptions with the sureness of the first）”。于此，并进一步做个开场白，他透露出他认为占星术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容易造成误差，然而要达到令人满意的预测这目的则须拥有必要的熟练技巧和经验，并且太多效益可以不予理睬因为它可能有时候是被误解的。
托勒密的哲学论据.
第二章与第三章的重点是给予出对于托勒密他学科的哲学性之答辩。（Franz Boll）注意到了其论证是在古老（哲学）来源之中与之相似，尤其是斯多葛学派的哲人波希多尼（西元前135年～西元前51年）的那些学说。同样地，托勒密的叙述被后来的哲学家还有天文学家所借鉴著，像是约翰尼斯·克卜勒它使用了类似的例证与相同种类的论据去解释一些占星术主张的物理学依据。此由一个如此地形容“从科学上说，完全值得称道”，声讨这些章节的地方为托勒密之“知识、理解力以及修辞技巧（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rhetorical skill）”是最为“滥用（misused）”的。然而平心而论托勒密对于占星术的客观与科学性的评述，依此足以看出他的治学严谨之处，《占星四书》学术价值是依然如故的。
在第一章之中托勒密主张研究的合理性以及确认两个主要的论据把它们一同做个比较：
托勒密接著在以下两个章节回答了各个批评。
对于占星术的可靠性程度之论据.
在第二张之中托勒密主张借由天文学的方法可以实现知识的获得并且他根据著“亚里士多德－斯多葛”的逻辑试图来定义它的范畴。他指出太阳是如何在地球的季节和每日的循环周期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自然界中大多数事物都是经由月亮而同时一致发生的：
他将与行星扩张了对于搅动气候以及引导地上动物的生物模式这样的能力，因为如此以至于一切的事物其经历了演化周期，或者行为模式，在某些方面是反应著天上的循环周期。这些带来有关自然力本质的变化（炙热、刮风、下雪或是潮湿的状态，"等等"）：由太阳引导、由月亮触发并且由行星辅助格局配置加上恒星的天文现象。这普遍的气象的特质随后来考虑决定这气质（四种气质）——在特定地点的时间之那一刻的性质——这是被推定为具印痕的，作为一种时间上的印记之分类，在该时间的刹那于任何事物的根源上进入了萌发或者是显现状态。托勒密也承认了这种气质成功的分析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借由有能力的某人来决定于他会把这资料看作是“既合乎科学地并且接近成功的推测（both scientifically and by successful conjecture）”。他质问著为什么，假如一个人能够从这天上循环周期的知识在农业的播种与动物上可靠地预知了普遍的气候模式以及他们的影响：
虽然意味著这样的论据是足以证明占星术的有效性，托勒密承认许多谬误是在它的实作中造成的——部份地因为“不证自明的无赖（evident rascals）”其佯称实践著它（占星术）是没有适当的知识以及假装地来卜问事情这不能被理所当然的得知（有时于实际操作上采用著‘占星术’这术语其乃为非属实地从事纯正的占星术研究），并且因为正当的从业者在有限的生命期间中必须取得广大的知识与经验。他的总结是这项研究通常只能够给予可靠地概括性知识；那占星术上的忠告应该是会受到欢迎但是非预期般地完美到没有错误的；并且那占星家不应该受到批评然而支持于一部判断的汇编中去整合非天体周期资讯（比如得知一个人的民族背景、国籍以及父母亲的影响为何）。
对于占星术是否是自然与有用的论据.
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坚决主张占星术的预测是既自然而且有益的。于十二世纪里这些概念即翻译成了拉丁文被描述为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之中对于占星术的适宜态度之采纳是“至关重要的”。
托勒密首先提出它对于导致了可能要发生什么的预测并非是“无用的”，即便这项预测并不提供方法来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这是众所周知的经典评论之一其在西塞罗的文献《》（"De Divinatione"）之中已被带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这项论据中其来自于对迫在眉睫灾难的无济于事之警告正当是他们没有提供趋吉避凶的方法的时候。托勒密在他的占星术作为一门学科的评价中给予了占卜一项更加积极的见解“由此我们获得了人性和神性事物的全貌（by which we gain full view of things human and divine）”，当中，他主张，提供著“对于每一项性格什么是恰当和有利（what is fitting and expedient for the capabilities of each temperament）”的更好之看法。他认为占星术作为一项促进增进自我认识的学科，被评价为愉快与顺遂的来源；因为即便占星术在财富与声誉上的获得之中不能有所帮助；同样地可以说所有的哲学，这本身就涉及了“更大的裨益”。因此，在不幸事件的情况之中这将是必然会发生的，托勒密断言这占星术的预测依然会带来好处，因为“藉著悠远事件的预知仿佛他们正在当下般令灵魂习惯与冷静，并且无论何事的到来准备连同著镇定和坚定态度一起迎接它（foreknowledge accustoms and calms the soul by experience of distant events as though they were present, and prepares it to greet with calm and steadiness whatever comes）”。
托勒密的下一个论据是要避免当实际的预测被看作是暗示著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这样批评之发生。这一点对于后来神学的接纳是至关重要的，自从中世纪宗教的教义规定指示个人的灵魂必须具备自由意志，为了要对顺从他们其自身的选择和后果负责。费尔特雷的杰拉德（Gerard of Feltre）之十三世纪的文献《星宿知识大全》（"Summa on the Stars"）为神学上的论据说明占星术决定论所造成的问题：“假使星宿造成一个人为凶手或小偷，那么祂则更加是第一因，上帝，祂做了这个，这乃是可耻的建议（If the stars make a man a murderer or a thief, then all the more it is the first cause, God, who does this, which it is shameful to suggest）”。托勒密借由提出了随后的说明来应答这样的批评当天体循环周期是完全可靠并且“按照神圣的亘古履行，不能改变的命运（eternally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divine, unchangeable destiny）”的同时，世间的一切事物也受到了如此的支配即“一个自然与易变的命运，加上在于牵引它的乃是源自在其之上被机会和自然顺序所决定第一因（a natural and mutable fate, and in drawing its first causes from above it is governed by chance and natural sequence）”。他因此声称没有什么命运注定的事是不可以撤销的，并且我们不这么设想“仿佛人类参与的事件作为是天上原因导致的结果…注定必然要发生的没有任何其他原因无论怎样的干涉之可能性存在著（events attend manki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eavenly cause as if … destined to take place by necessity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y other cause whatever interfering）”。
在这个议论之中托勒密表明一种看法这是由许多后来的占星术作家所呼吁的，认为“较小的原因总是屈从于更强大的（the lesser cause always yields to the stronger）”。他看到一个人因为无法抗拒其发生在广泛社会共同体上更大循环周期的变化，所以说即使一个人其命盘标明指出发达却可能在他的社会共同体是被自然灾害或瘟疫袭击这一段时间毁灭消亡。然而，托勒密还主张灾难性事件将只遵循一个自然的进程如果没有采取应对行动以避免问题的话，当如同“未来发生之事对人而言是不可知的，亦或假如他们是知道的以及其补救措施是不适用的（future happenings to men are not known, or if they are known and the remedies are not applied）”。他对有把握的事物以书面形式在宿命对自由意志的论点上采取了一个均衡的立场，因为其有效之缘由是众多的，成为必然，而其他人可借由占星术预测之行径能够避免掉。占星师的立场是被比拟于医生的，他必须能够预先地辨认出哪些疾病始终是致命的，并且容许有协助的可能。
因而其乃是合理的，在托勒密的评估里，于稳健温和的行动与察觉出生时具有的先天性格的普遍性占优势之处以及性格未来的勃发兴盛（荣、庙旺）或损毁伤害（枯、落陷）是如何，或者选出一个从占星术角度来看适宜采取各项活动的时间（时辰）去行动 ─ 就如同这么样合理地去使用星宿的知识以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使用月亮循环周期的知识以确保成功地育种与播种，或者让我们自己针对在酷寒的极端条件下去预防，以便于让我们能减少寒害、冻伤。
托勒密对这个学科贤明的结论，这有助于稳固它的（占星术）知识地位并庇荫著从事占星术的知识份子一直到十八世纪，（他的结论）是这样的：“即便它并非万无一失，至少它以呈现出高度重视价值的可能性（even if it be not entirely infallible, at least its possibilities have appeared worthy of the highest regard）”。他（托勒密）拥有有正当的理由凭借他的智慧参与在这项研究之中，乃根据著他得意的哲学原理，托勒密接著将注意力转向占星术的理论实践上，并且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则安排是有条理的。
原则介绍.
《占星四书》独一无二的特征之一，其中包括该时代的占星术文献，其第一本书（卷壹）不仅是有程度地介绍基础的占星术原则，而在这推论的综合和解释说明其背后所联系的（哲学思想）据传闻是与亚里斯多德哲学一致的。第四章，举例来说，阐释“行星的力量”即通过他们（亚里斯多德哲学）的联结伴随著创新的温暖或潮湿的体液特质，亦或寒冷和干燥的缩减特质。因此火星被形容为一种破坏性的行星因为祂在体液上的联结是过度干燥，同时木星被定义为温和的与丰饶的因为祂是联结著适度的温暖与湿润。这些联结是基于有关太阳这颗行星（在今日天文学定义上祂是恒星）的安排方式，乃因这是作为源自地心观点的认知，祂们如果是以地球为中心在环绕的话，这是凭借著祂们的轨道来做测量的。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第五、六、七章）安排行星正反相对性质的成双配组，借由采用著季蒂昂的芝诺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问）统合这些亚里斯多德的原则与盛行的希腊哲学在一起。祂们可能是（适度温暖或湿润）或者是（过度寒冷或干燥）；阳性（干燥）或者是阴性（湿润）；积极活跃和（Diurnal，也译为日生盘。适合于昼间的特质并且与太阳的性质一致）或者是消极被动和（Nocturnal，也译为夜生盘。适合于夜间的特质并且与月亮的性质一致）。由于这些体液的联结是随同太阳配置结构一起派生而来的，第八章根据著每一颗行星与太阳一起会合周期的定相来描述他们是如何巧妙的修正。
第九章论述了“恒星的力量”。在这里，托勒密描述祂们的“温度”作为是像他早已下定义的行星一样，而不是直接的给以体液联结。因此毕宿五（“称为圣火”；或是译为火炬）被描述为具有“一种像是火星般的温度（a temperature like that of Mars）”，同时在毕宿星团中的其他恒星是“像土星和适度的像水星（like that of Saturn and moderately like that of Mercury）”。在本章的最后托勒密澄清这些都不是他的意见，而是从历史来源上得出的，由于“星宿本身影响力的观测资料是经由我们的前辈创造完成的（the observ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the stars themselves as made by our predecessors）”。
第十章更明确返回到体液的主题，阐明黄道带于四季分际上是对齐一致，并因此强调通过潮湿、温暖、干燥以及寒冷（随著由春季、夏季、秋季，以及冬季所带来的）转换的表现。同样地，呈现一项体液鲜明要点是通过与四个主导风向影响之联系那（四个风向）是从他们的排列方向吹拂得。卷壹的其余部分（一直到最后两个章节这是有涉及到〔planetary phases〕和行星相位的运用），提出了主宰星（rulerships）、区间（divisions），以及黄道十二宫的配置结构，其中大部分都讲述与天文学有关的定义、季节的影响、物理学以及。几何学原理是用于定义占星相位的有利（吉相位）或不利（-{凶}-相位）之性质，是基于行星以及十二星座与黄道度数的角度关系。
在托勒密的时代中黄道十二宫的范围是接近于那些看的见的星群这称呼（十二星座）即为祂们（看的见的星群）所具有著，然而托勒密于描述作为固定黄道带的起点之中指明了两个参考系统之间其理论上的区别，（固定起点）不是由星宿（位置所决定），而是由数学计算出的春分点（vernal equinox）决定。这就决定了季节周期性是建立在以回归黄道（tropical zodiac）为基础的而有关它的取名是来自于希腊字汇τροπικός，希腊文拉丁转写"tropikos"，英译为：‘of the turning’，汉译为：‘旋转’，因为它是经由四季的转动顺序来设置，并且受制于岁差（Axial precession or precession），通过可见的星群（十二星座）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渐进的演变。为了同样的理由，其标记著太阳的夏季和冬季的至点（巨蟹座与摩羯座）的星座即被形容为‘至点星座（Tropical / Solstitial Sign）’，因为这些是太阳在黄纬（celestial latitude）上‘转动’祂方向的位置，（从而定义地球的纬线〔circles of latitude，也翻译为纬度圈、黄纬圈、纬线圈〕被称为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然而其他古代占星作家给与它们强调这样占星定义上的诠释（譬如，在形容著至点星座迅速变化的情况是如何表示），托勒密的焦点显然地有所不同；是给予其背后天文学与哲学因素上的定义而不是在实际应用上它们的占星含义。托勒密解释说黄道带上的定义不是他个人自己的，而是提出“黄道十二星座的自然性质，随著祂们已经借由传统而流传下来了（the natural characters of the zodiacal signs, as they have been handed down by tradition）”。他的方法在他所示范纲要严谨的、有章法安排的逻辑（比如背后的哲学原则）那儿是找出文雅的措辞，然而要注意到客观传达关于占星术的原理那可不是这么显然的似是而非般。这是可以在托勒密避免进入对于占星术的内容方面其乃是依靠著神话的，或者是象征的联结之方式看出来，并且他是多么愿意概要地说出在占星术的建议上背后矛盾冲突的推理在超过一个又一个方案上没有流露任何个人的偏爱、喜好。
一些评论家已经看待托勒密对于占星术的争论点比较冷静的方式作为理由来假设他最感兴趣的是在于理论原则而不是占星术的实务操作。另一方面，客观的语气、笔调这可是标志著他的行文风格；他断言这项学科是很自然的（由此他没有做出需要为了保密的誓言，因而未随同著从它〔占星术〕的一些同时代研究者如此地采取保密誓言的作法）；并且他表现出恭敬的参考不同观点没有去诋毁、丑化作者而从他自己的实作上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所有一切皆有助于其文献在历史声誉上的稳固是作为一种在理智上优秀的特征。古典学学者马克·莱利（Mark Riley）在他的评价中就托勒密靠拢占星术与之完全相同的理论倾向在一起的学科那方面他应用到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对于他所撰写的其他科学而提出了这些要点。这种独特方式的作风引导著莱利下论断：“托勒密的著作显示出这方面是所有后来占星术家所应有的，不是它对（占星术）从业者有用处，而是他的占星术和科学有权威性的综合（The respect shown to Ptolemy’s work by all later astrologers was due, not to its usefulness to the practitioner, but to his magisterial synthesis of astrology and science）”。
卷贰：世俗占星术.
卷贰一共分为十三章（洛氏丛书版本）。卷贰介绍了托勒密在世俗占星术（mundane astrology，中文字义上也可以翻译成世界占星术、俗世占星术）的论述。这是提供一项（ethnic stereotypes）、蚀相（泛指日月蚀）、彗星的意义以及季节性的月亮周期（lunations，中文字义上也可以翻译成阴历月、朔望月）之综合且全面性审查，因为是使用在国家经济、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和气候模式的预测之中。没有其他留存下来的古代文献提供一份这个主题的可比较之记录，这是按照由托勒密所提供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而言。虽然没有给予示范的例证，他在他这项学科的分支中的撰写是具有权威性的，这意味著对于他（托勒密）而言它（世俗占星术）是特别感兴趣的。现代评论家评论说托勒密是“有意识地采取了不同的途径（consciously taking a different approach）”来与“伴随著‘古老’一起，无穷复杂的办法（with the 'old', infinitely complicated methods）”形成对照。
托勒密一开始即声明他已简要回顾了重要的原则并且现在将要在适当的程序中发展占星术的内容、细节。他的观点是任何‘特定性’个人占星评估必须依赖著他们民族类型的‘普遍性’气质之先验知识为基础；而且个人生活的情况是被归入其中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涵盖在他们的社会共同体的命运之内。
第二章给予一个在各种（基于纬度上的划分）的居民之间遗传发展是怎么样的差异的广阔性归纳。生活在赤道附近的社会共同体，举例来说，被形容为具有黑皮肤、小个子，浓密的羊毛状（蓬乱）头发，作为对该地方强烈的燥热、热度之保护性反应。相形之下，已定居在高纬度的北方地区之中的社会同体是以他们寒冷的生活环境与其地区更大部分的湿度参与其中而被定义。他们的身体形态是苍白、高大、伴随著细发，并且在他们的特征中他们是被形容为“在本质上有些冷漠（somewhat cold in nature）”。这两种类型被描述为缺乏文明乃是因为他们极端的生活环境所致，然而生活在温带地区的社会共同体是中庸的外貌、中等身材以及享有一个平静的生活方式。根据著在这种类分析内出现的混杂型态在一些地区也是有类似的定义。托勒密解释说这样的考虑只是循概略的程序处理，对于接下来的所描述的作为一项背景考量。他还明确指出这样的特质被发现是“普遍性的存在，而不是在每个个体之中。（generally present, but not in every individual）”。
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结合他在占星学和地理学的兴趣，来勾勒出这占星术上“我们居住的世界”之联想。地图是以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为基础显示出托勒密对有人居住世界的定义为（大致地）从赤道延伸到北纬66度，涵盖介于大西洋和东中国海之间绝大多数的陆地面积。托勒密扩展了在古代巴比伦文献之中特定的逻辑其中已知世界的四个地区都被划归于黄道带的四组（triplicity）之安排。这划归是基于行星所主宰的四组三分主星和方位还有风向这些与行星有关系之间的联结。举例而言，这‘牡羊座三分主星’（其中包括牡羊座、狮子座和射手座）多半是由木星主宰和火星的协助。木星掌管北风和火星掌管西风；因而这三分主星主宰托勒密所述“有人居住的世界”之西北地区：这区域被称为欧洲。
再者，这些区分是普遍性的，加上每个国族特定的主宰星是经由位置和观察到的文化差异来进行修改。举例而言，在欧洲之中，只有那些极度位于西北区域一带的才是完全划归于木星和火星，因为那些地区（西北一带）是处在关于有人居住地区的中央（地中海地区）倾斜朝向相对区域的影响力（伊比利半岛、英伦三岛一带）。通过这种方式，在这“有人居住的地区（inhabited region）”在其地区之内经历著一种对应占星术的游离、飘散而不是激烈急骤的分开的发展，并且独立的国族连同附属著每一组各种不同的三分主星星座和主宰他们的行星一起。托勒密列举不列颠（Britain，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名为不列颠尼亚）和西班牙（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当时西班牙的古名是为伊斯帕尼亚） 作为两个国家、民族被适当地安置在西北地区来采纳著（占星术定义上）木星与火星的主宰星。这样的国族被形容为“独立自主、爱好自由、嗜爱兵器、勤奋（independent, liberty-loving, fond of arms, industrious）”，立基于这些行星所归属的特征上。因为主要地被阳性行星所管辖他们也是“没有关于女性强烈的感情以及蔑视爱的愉快（without passion for women and look down upon the pleasures of love）”。观测到的特性影响了他将不列颠的归类为具有一种接近同牡羊座和火星的密切关系（由此“其地的大部分居民都剽悍刚烈，更加顽固和野蛮〔for the most part its inhabitants are fiercer, more headstrong and bestial〕”），同时西班牙据悉是更受到射手座和木星的影响，（由此表明“他们的独立自主、简朴以及纯洁的爱〔their independence, simplicity and love of cleanliness〕”）。
虽说托勒密形容他的分析为一项“简要的阐述”，本章（第三章）是将在行星、黄道十二星座（宫）以及73个国族的国族特征、特色之间建构成一个广泛的联结。它的结论连同三个另外附带的主张充当著世俗占星术的核心原则：
蚀相（日月蚀）的运用.
本书（卷贰）的其余部分将显示出这些知识是如何地被运用在世俗事件的预测之中。焦点是考虑到蚀相（日月蚀），作为“第一个并且是最有力的（first and most potent）”变化原因，辅以外侧行星的‘位置（stations）’之察看来做补充：土星、木星以及火星。尽管蚀相被视为和隶属在黄道十二星座之下的任何国家在他们那国度中所发生的相应，托勒密的审查是专供在他们可见区域那里之用，在此他主张将会体现最明显地效果。掩星的（obscuration，汉文中的天文学术语也翻译作食）期间决定了其影响效应的持久性，连同著按每小时成比例对于日蚀以一小时作为年份的和对于月蚀以一小时作为月份（来做观察研究）。随后蚀相与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被用于判断是否在这期间的开端、中间或结束的影响是最广泛地，连同通过行星往来接触对于此期间内发生的蚀相之程度鉴定出激烈化的时间。
第七章开始将体现出什么类型事件的审查。这是由来判断其乃是较于蚀相在星图的设置中对于正受到审查的位置和行星（们）其通过主宰星以及强大有力相位连接所支配的这个角度（地平线的角度）优先。是否这预测效果是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则要取决于这些行星的状态了，同时显示的类型是通过黄道十二星座（宫）、恒星以及牵连的恒星组合（constellations，中文字义上这个字汇也可以翻译成星座，但是这是用在天文学上的；此外也可以翻译成星群）来做判断。由此产生的预测对国家族是相关的，但是托勒密指出某些个体是对于这影响效果比其他个体更响亮；换句话说那些拥有太阳或月亮在他们的占星命盘里进入相同程度的蚀相，或者是直接相对于它的程度之个体（对此最具共鸣作用）。
在他的《至大论》里边托勒密解释说他曾获得自纳巴那沙（Nabonassar）君王即位伊始（西元前747年）以降保存对于900年以来的蚀相记录。在《占星四书》（卷贰）的第九章之中他表明巴比伦传授的知识那伴随这些记录里边其所详述列举之征兆是以基于看得见的现象为根据的。蚀相（日月蚀）的颜色与“邻近祂们所发生的形成结构，比如光杖、晕轮，等等……（the formations that occur near them, such as rods, halos, and the like）”被认为是连同著在占星术中彗星的重要意义是一起的，在祂们是否采取“‘光束状’、‘喇叭状’、‘罐状’，等等……（'beams', 'trumpets', 'jars', and the like）”的形式。意思是来自祂们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并且“祂们头端在黄道带的部分中的显现以及祂们尾端的形状在经过的方向中之指向（the parts of the zodiac in which their heads appear and through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shapes of their tails point）”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托勒密使用著他在卷壹之中所提出的灵巧、整齐俐落的理论逻辑之外的原则，只有从他的古老原始资料所继承的神话和传统预兆（惯例）方面是可说明的。他还辩护著分析所涉及的主观性，声称这将是不可能提及所有这项调查研究的正确结果，这就要求从占星师立下判断的进取心和智慧了。
卷贰的其余章节是从事于气象事项的课题。第十章指定了新月或满月先于太阳的初切（ingress）之前进入牡羊座可以用来作为对于调查年度天气模式的一个起点。月亮周期其先于太阳的初切之前进入任何其他二分点（春分、秋分）和二至点（夏至、冬至）的星座（巨蟹座、天秤座以及摩羯座）也可以用在关于季节性的关注，并且在这些“月度调查（monthly investigations）”内带来基于月亮周期与行星会合之更加具体的内容细节。恒星进入黄道带星座中之天气影响的记录是被系统地论述著，最后结尾附随著一般观测天空现象的关联譬如像流星、云的形成和彩虹。这些最后需要考虑的事项被预期对当地蚀相周期的初始勘探详细内容做补充。托勒密在这本书（卷贰）自始至终的主题乃是这种性质的星图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判断，除了要到它们所属的循环周期模式内被理解之外，加上在那里所涉及的度点（the degree points）之间有很强烈的联系；因为：
随著占星术家预其拥有世界周期的了解和认识其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个人命盘的背景原则的概要，托勒密这本书（卷贰）的结束伴随著一项许诺那是接下来将会提供“正当程序（with due order）”之步骤其乃为允许以根据著个人命盘作预测。
卷参：个人命盘（遗传的影响和禀性）.
卷参一共分为十四章（洛氏丛书版本）。卷参和卷肆探索托勒密所表示“星命学技艺（the genethlialogical art）”的项目是什么：设定对于个人的出生的那一刻命盘之解答。他解释说生命有几个周期来研究然而对于所有调查的起始点则是受孕或诞生的时间。这前者“子孙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seed）”听凭先于诞生、分娩事件的知识、见识；而后者“人类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man）”则是“在潜力中更加完善（more perfect in potentiality）”因为当孩子离开子宫并且具备有“往外进入于苍穹恰如其份形成下的光明世界（forth into the light under the appropriate conformation of the heavens）”的气质，身体的性格和物理形态被设置完成。这两个时刻（受孕、诞生）被形容为有链接以一个“非常相似成为原因的动力（very similar causative power）”，从而使受孕的精子在占星术上地一个适宜的时刻采取独立形式，由此冲动的生育发生于“从这一开始治理孩子的构成内容中相似类型的格局配置（configuration of similar type to that which governed the child's formation in detail in the first place）”之下。第二章继续这个主题在讨论出生时刻上升点的精确度计算的重要性，恰恰就是这个足以确立当地时间记录的困难度，以即可得到合宜的校正方法（"换句话说"，确保星图是正确的）。
第三章描述星图的如何分析被划分的预测类型属于：
托勒密阐释这程序由此每一个主题变成了有关联的，并在卷参与卷肆的其余章节中于他的专题介绍之安排里边遵循著这项（有关联的程序）。
首先他处理著出生以前的事项，在第四章里涵盖著占星术上父母的征象星（significators），并且在第五章论及兄弟姐妹。然后他则处理“直接涉及分娩（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birth）”的事项，解释如何判断如孩子是否会是男性或女性这样的问题（第六章）；分娩是否会产生双胞胎或多子女（第七章）；以及是否会涉及生理缺陷或怪异的形态；如果是这样，这些是否偕同心智不足的人、显要人物或者是被引以为光荣的人（第八章）。
关系到出生后的探索于第九章开始连同当发生了孩子未受到抚养的占星术上因素的审查。这个研究死胎和婴儿似乎呈现“半死不活（half-dead）”的迹象，或者那些已遭受遗弃在外的状态（包括他们是否仍有继续哺育和存活的可能性）。第十章详细介绍对于在正常情况下确立生命长度的方法。这是一篇具重要性与章节冗长的主题，其中的技巧需要精确的天文细节和复杂累进技巧的高深学问。吉姆·泰斯特（Jim Tester）已评论关于托勒密是如何进入一个不寻常细节的层级是在一个他（托勒密）所负责的事物之中那个被（Bouché-Leclercq）描述为“占星术的首要任务，由从业者进行判断最为困难、最危险以及被它的仇敌憎恨（the chief task of astrology, the operation judged most difficult by practitioners, most dangerous and damnable by its enemies）”。这样的一个预测涉及到司法技能以及连带著数学的专门知识因为有几个‘破坏性的’期间可能会确定但是由其他因素抵销了，防护著星象影响，造成在危险或是疾病的期间其不会导致与死亡。接续著这个之后，在第十一章里，藉著占星原则从其判断出身体的外貌和气质。行星的意义按照他们的体液连结的逻辑，所以木星（与温暖和潮湿有关联，一种体液组合有助于促进成长）在身体上给予宽大的外貌。由于这些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对身体的痛苦倾向，对于第十二章里边有自然流动的内容，其焦点在关于占星术上的征象星论述到伤害和疾病。行星的详细内容与身体的器官和功能的连结被叙述著，例如土星管辖脾脏以及木星管辖肺脏。吉姆·泰斯特以指出了这种类型有“在详细内容上更多或更少相符合（more or less agreeing in detail）”的若干名单。
卷参总结连同一项议论于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被描述为什么是托勒密“很大程度上俯瞰（largely overlooked）”方面的学说：“心理学（psychological）”之一，它涉及著灵魂（或是“心理〔psyche〕”）的素质。历史学家（Nicholas Campion）已经讨论了天体和心理境界连系观念的根源，这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六世纪，并且在托勒密的情况下呈现出 亚里斯多德学派以及 斯多葛主义的哲学的混合，以靠在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即“灵魂来自于天上（the soul comes from the heavens）”这也解释了“人类的性格是如何的形成由天来决定（how human character come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heavens）”。
有关灵魂，对于托勒密而言，包括有意识推理的才能，这是理性的并且是归因于水星的状态，还有心灵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元素（此即“感知和非理性的部分〔sensory and irrational part〕”），这是灵敏的而且是归因于月亮的状态。这两个章节做出本能的冲动和道德倾向的分析，描述于第十一章是关切著心理动机和行为表现的状态而不是物理的气质。灵魂的疾病被定义为“感染这是全然不相称的并且因为它是病态的（affections which are utterly disproportionate and as it were pathological）”包括精神错乱、无法行使节制或约束的行为、情绪不稳定、堕落的性欲、病态性反常行为，以及心灵的智力和消极部分之强烈痛苦。占星术上的解释主要地涉及破坏行星的扩大影响这也是在与水星以及太阳或是月亮一起的严峻格局的配置上，或者行星连结著有关心理的冲动（举例来说，金星在性欲的问题）。坎皮恩已指出了这些行星连结有关心理的素质不是托勒密所原创的，是存在于《赫耳墨斯文集》之中托勒密在编纂他的文献当时这部经典（《赫耳墨斯文集》）正好是在亚历山卓流通著。
在这本书（卷参）里面托勒密已调查所有这主题所涉及的内在特质、遗传模式、易患病的体质（predispositions）以及从出生所呈现的自然趋势。他的个人命盘之探索延续到卷肆，内容的唯一的区别在于随后的主题涉及到重大事件和生活经历：托勒密所提到的什么是作为“外界的偶发事件（external accidentals）”。
卷肆：个人命盘（外界的偶发事件）.
卷肆一共分为十章（洛氏丛书版本）。卷肆提交一个简要的介绍重申对于如前所述的内容之安排。它就此开始探讨富贵的主题。托勒密曰：“如同物质财富是与身体的所有权相关联的，所以荣誉也是属于这些灵魂的（as material fortun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erties of the body, so honour belongs to those of the soul）”。第二章，关于物质财富，采用了“所谓的‘（Lot of Fortune）’”尽管托勒密在陈述关于它（幸运点）的计算上之教导与许多他同时代的占星术家有所抵触“我们测量由天宫图上从太阳到月亮的距离，于日生盘和夜生盘两者（we measure from the horoscope the distance from the sun to the moon, in both diurnal and nocturnal nativities）”。托勒密的声誉确保了这个计算的方法被许多后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占星术家所采用著（关于幸运点以及如何地运用祂，或者借由白天或者是借由夜晚），尽管现在了解到大多数希腊占星术家对于（nocturnal births）的计算公式是相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讨论的“有关身分的运势（Of the fortune of Dignity）”，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没有提及到（Lot of Spirit或者是"灵点〔Daimon〕"），对于物质财富与心灵幸福有关联的幸运点这通常被用来作为精神点的相似点。这被看作是一项他普遍反感的示范（在卷参第三章之中声明）因为“其中的点和数字没有合理的解释可以给出（lots and numbers of which no reasonable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随后的章节，它的标题是由罗宾斯译为〈有关行为的性质〉（'Of the Quality of Action'），关注职业的倾向和职业提升（或是衰退）的征象星。这之后是在第五章之中婚姻的处理，其主要提到了月亮在一位男人的星图之中，用来形容他的妻子，以及太阳在一位女人的星图中用来形容她的丈夫。在这里托勒密展现了职业占星术上被称为（synastry）的技巧，其中两个独立天宫图的行星位置对于彼此关系的和谐或怨恨的迹象被互相地作个比较。
接下来的四个章节完成了出生时具有的议题之调查，涉及孩子主题的处理（第六章）；朋友和敌人（第七章）；国外行程的危险性（第八章）以及死亡的性质（或类型）的探讨（第九章 ─ 而不是在卷参第十章中的死亡时间的考虑）。
这本著作（卷肆）的最后一章被描述为“异常的一篇章节（a curious one）”因为在书的结尾引入了独立的主题。这是提及七个‘人类的世代’，其中在卷参第一章里托勒密简要地谈论这个课题那是根据著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时间而星象配置格局的重点则有所不同：“我们预测会发生在特定的时间与在程度上不等的事件，以下所谓的生命的世代（we predict events that will come about at specific times and vary in degree, following the so called ages of life）”。
他的理由是，正如一名占星术家必须考虑到文化差异“为了不使他借由指定适当的习俗和礼仪上弄错，举例而言，与一位女性好友结婚她是义大利人对于习俗和礼仪是通过赛跑，改为对于埃及人则依照著他应该做的习俗和礼仪（lest he mistake the appropriate customs and manners by assigning, for example, marriage with a sister to one who is Italian by race, instead of to the Egyptian as he should）”，有必要考虑在生命的世代中其重要地占星术上的事件之发生。这是为了确保该预测将会“调和那些细节这是设想在时间方面对于在各种年龄阶层的人而言与那个（占星术上的事件）是合适的和可能的（harmonise those details which are contemplated in temporal terms with that which is suitable and possible for persons in the various age-classes）”并且避免超出预测范围内比如即将结婚的年轻的孩子，或是“对一位极其年长的人而言其子女或任何其他适合（适婚）的年轻人将为人父母之终生大事（to an extremely old man the begetting of children or anything else that fits younger men）”。这导致成一项七个生命世代的行星主题之讨论，此即：
在这段落中的资讯可以概括如下：
这本书（卷肆）结束附随著一项在定时事件的预测中使用的天文和符号周期的简要讨论，其中包括提及（主要）指导说明、年度预测、初切（ingresses）、月亮周期以及凌日（transits）。
洛氏丛书1940年英译本的翻译者，F. E. 罗宾斯，报告一项有关于这本书（卷肆）的最后段落之“令人费解的问题”。手稿的一组要么不是留下未完成的作品要么就是提供与其相称的一份文献为《匿名释义》（"Anonymous Paraphrase"）的著作（推测归功于蒲洛克勒斯）；其他介绍的文献这在大致内容上相同的，但是更冗长，那是根据著通过阿拉伯翻译所传递的手稿。罗宾斯认为肯定的是在这（卷肆）结尾与它同时出现的《蒲氏释义》（"Paraphrase"，或译《释义》）文献是假的。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后来（Project Hindsight）版本的英文翻译者同意他（罗宾斯）的抉择，指出这后来的文献“使人觉得是更加广泛的托勒密（sounds more generally Ptolemaic）”。
罗宾斯解释说当古籍被编纂在手抄本（codex）而不是书卷的形式下通常会发生缺乏一个结尾的情况。由于《占星四书》的《蒲氏释义》版本旨在表达作品的意义没有托勒密自己文献结构复杂的风格，罗宾斯说他“不能想像任何人如何（也许除了托勒密之外）可以扭转这曲折的过程和演变，较后来艰涩难解的希腊文出自于过去原来比较简单的语言（cannot conceive how anyone (except perhaps Ptolemy) could have reversed the process and evolved the tortuous, crabbed Greek of the latter from the comparatively simple language of the former）”。他因此提供了结尾的两个版本同时提供他支持对于那项说法是在这文献的阿拉伯文版本中发现的。这本书（卷肆）附随著托勒密的申明作出结论“由于诞生的主题已被概要地审查了，它将是很好地促使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合适的完结（since the topic of nativities has been summarily reviewed, it would be well to bring this procedure also to a fitting close）”。
版本与流传.
这份文献的原始手稿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内容是从翻译、文句片段、释义的副本、评论以及后来的希腊手稿得知的。占星研究学者德博拉·霍丁（Deborah Houlding），在一项如何具体的分析中指出在不同版本之间的一致或更改，表明著相互矛盾及冲突的细节方面都受到了三个主要流传趋势的影响：手稿业已通过阿拉伯文的翻译而传递著；那些根据释义的版本，以及那些比阿拉伯文译本晚了四百年且注有日期的的手稿，然而那是未透过（访求、查阅）希腊文（原稿）之下的翻译。
阿拉伯文译本.
现存最古老的手稿是由九世纪为伊沙克·本·侯赛因（Ishaq ben Husein）所汇编的一部阿拉伯译本。这一本最初被翻译成拉丁文的版本，是位于巴塞隆纳中，由于1138年翻译并且成为了于中世纪欧洲第一部完整介绍托勒密占星著作的最具影响力之版本。它至少留存九种手稿与五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本。
其他根据阿拉伯文译本为来源的拉丁文译本之成书还包括一本于1206年汇编的匿名（未出版）著作以及十三世纪由埃及迪奥·泰巴尔迪（Egidio Tebaldi或者称为Aegidius de Thebaldis）所编辑的另一本著作。通常的情况下，这源自阿拉伯文版文本之拉丁文译本的成书还与一本在十一世纪由阿里·伊本·里德万所编辑的评注一起流通著。
埃及迪奥·泰巴尔迪的译本是由在1484年首次出版一并随同哈理的评注以及一本“伪（托）托勒密（pseudo-Ptolemaic or Pseudo-Ptolemy）”之名被称为《》（"Centiloquium"）的格言录一起发行。这些书刊已被描述为“十五世纪晚期义大利印刷出版品”。
《蒲氏释义》根据的版本.
一部匿名的希腊文释义被推测地认为是五世纪的哲学家蒲洛克勒斯所著。它通常被称为《蒲洛克勒斯释义》（"Proclus' Paraphrase"，不过这本书在英文通常被简称为"Paraphrase"，翻译为中文为《释义》，但是为了能够精确的指称此书，因而可以称为《占星四书释义》或者直接的简称《蒲氏释义》）虽然其真实性是受到质疑的，被史蒂芬·海伦（Stephan Heilen）教授形容为“非常可疑的（very doubtful）”。这部《蒲氏释义》的内容是接近于《占星四书》的手稿，然而它使用著简单的行文与提供海伦教授所说的“一部更容易理解艰涩原创著作的版本（a mo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version of the difficult original work）”之宗旨。
在那儿方面并没有这份文献的现代评论版本。现存最古老的手稿是被追溯至十世纪并且封存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Vatican Library, Ms. "Vaticanus gr.1453, S. X.", ff.1–219）里边。有些《蒲氏释义》的文本被翻译成拉丁文并同时出版发行加上由菲利普·梅兰希通在巴塞尔所著的绪论，该时间是于1554年，但是这文本不是广为流传的。一份完全重现与附随著拉丁文翻译文本是由梵蒂冈学者“为了他个人的满足”大约在1630年编译出来并且这文本是由爱思唯尔家族在莱登付梓及发行，该时间是于1635年，显然地是在奥拉提乌斯不知情或没有同意下出版的。
奥拉提乌斯的拉丁文译本在1940年的罗宾斯版本之前被用来作为所有《占星四书》的英文译本之依据。这些包含由约翰·惠利（John Whalley）的翻译作品（1701年）；由（Ebenezer Sibly）和他的弟弟一起编译惠利“修正版”译作（1786年）；J.M. 阿什兰的译作（J.M. Ashmand，1822年）；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译作（1828年）；以及其他十九世纪私下流传的手稿如约翰·沃斯代尔（John Worsdale）的那份文本。
希腊手稿.
虽然没有托勒密原始手稿副本的留存，但是还有其他的古代著作，像是（Hephaistio）之《星辰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力第一册》（"Apotelesmatics I"），其中有描述到或重现了它（托勒密原稿）的一些段落。这些都被用来帮助考证内容有争议的地方。
关于这份文本最古老且相当完整的希腊手稿（而非释义版的作品）被追溯至十三世纪。其他年代第二或第三古老的文本是追溯至十四世纪但是大多数（文本）是追溯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在他（法兰克·埃格尔斯顿·罗宾斯）的1940年译作之‘引言’中，据法兰克·埃格尔斯顿·罗宾斯的报告在欧洲的图书馆之中至少有35份的手稿存在包含著《占星四书》的全部或很大一部分内容。
首部发行的版本是于1535年出书连同附随一本由日耳曼地区古典学者的拉丁文翻译。此书于1553年再版并且是（这样子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提供首部拉丁文翻译的是根据著希腊文的（文本）而非阿拉伯文（译本）的来源”。罗宾斯注意到于希腊文本中的1553年版本之页码将其对著他的英文译本，申明“我针对著卡梅拉留斯的第二版本之校勘整理已经完成了，因为迄今为止这一直是标准的文本加上它是最合宜的（My collations have been made against Camerarius' second edition, because thus far this has been the standard text and it was most convenient）”。
同样地也是在1940年里，一本希腊文评论版是由托氏文库出版发行，其地点是在德国，这是根据著未出版发行的作品其（成书工作）乃是由他的学生爱蜜丽·布尔（Emilie Boer）所完成的。罗宾斯在他的英文翻译的准备中对于不能够参考到这部作品表示遗憾。
在1994年里这部‘波尔─布尔（Boll-Boer）’版本成为了由罗伯特·施密特的英文译作连载刊登的依据，由“”所出版发行。这‘译者序论’是罗宾斯理解的一些“概念上涉及的问题”之评论并且主张为了新的英文翻译的需要其认可“由波尔与布尔在1940年编辑的文本是托氏文库可能的优势（probable superiority of the Teubner text edited by Boll and Boer in 1940）”。
希腊文本的最新评论版是由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休伯纳所著作，并且由托氏文库于1998年出版发行。以33份完整的与14份不完整的手稿为根据，休伯纳也纳入了布尔未发表过的笔记还有在罗宾斯与波尔─布尔中所给出的论证。这部目前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一位评论家在《古典书籍评论》（"Classical Review"）的评注中宣称它为“比在以前版本中的进步几乎在每一页上是明显可见的（Progress over previous editions is evident on virtually every page）”。
相关著作.
《占星四书评注》.
除了由阿里·伊本·里德万（哈里）在十一世纪里对于《占星四书》所著作的阿拉伯文评注之外，亟需要关注到一本匿名的希腊文《占星四书评注》（"Commentary"，这一本著作的书名直接翻译是《评注》或《评论》的意思，但是这里为了更精确的指称这本著作，此即翻译为《占星四书评注》）这部著作，它有著年代久远、晦涩的源起。它是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著述的，若不是在古典时代晚期就是在拜占廷时期。这书也是被归功于蒲洛克勒斯所撰述的，与他身为《蒲氏释义》的假设性作者情况一样，虽然海伦教授已论及过这样的一项原因归属“看起来像是猜测（looks like guesswork）”。霍丁亦同样地指出了把《蒲氏释义》和《占星四书评注》里面讯息制成表格而呈现出差异“是一个争议性的说法那两者不可能是相同一位作者的著作（is a telling argument that both cannot be the work of the same author）”。
这本希腊文的《占星四书评注》是在1559年首次出版发行连带著附随一部由赫罗尼姆斯·沃尔夫所译的拉丁文译本。这部声称是根据著一份严重损坏的手稿此（书的问世）乃需要借由沃尔夫的一位饱学的朋友进行无数推测（之工作而完成），其人宁可情愿采取维持匿名的方式而不愿为了面对“在涉足这类文学”而遭受斥责。沃尔夫的版本是连同一本《占星四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Tetrabiblos"）装订在一起的，其书被归功（推测地）于波菲利所著作，加上戴谟披罗斯（Demophilus）的。
这部《占星四书评注》的宗旨、意向是在提供由托勒密所描述的占星原理、原则之插图示范说明和更完整的解释。遵循著沃尔夫的版本之下，大量的文章段落已被纳入了拉丁文的占星著作中那些拉丁著作是精选广泛汇集的占星命盘例证、范例。两个显著的例子是杰罗姆·卡丹的《托勒密之星象决断》（"Ptolemaei De Astrorvm Ivdiciis"，巴塞尔，1578年）以及弗朗西斯科·姜缇讷斯（Francisco Junctinus）的《真实反映占星术》（"Speculum Astrologiae"，里昂〔Lugduni〕，1583年）。现代译者们在他们的说明注解之中仍继续参考著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占星四书评注》。
《金言百则》.
这一本《》（"Centiloquium"，英译是‘one hundred (sayings)’；汉译是‘一百则〔谚语〕’）是常见的一本100则重要的占星格言汇集之拉丁文书名。在拉丁文里它也被名为"Liber Fructus"（阿拉伯文："Kitab al-Tamara"；希伯来文："Sefer ha-Peri"）英译是‘Book of the Fruit’；汉译是‘果验之书’。这后者（指称书名）所反映出的信念是此乃提供著一份托勒密的占星原则关键诀窍（窍门）之总和，并且因此呈现出了“他的四书之果验”这样的含意的书名。它的开头，如同托勒密的著作之做法般，附随著一篇致予“赛芮斯”的献辞，这有助于支持这部作品是为托勒密（所撰写）的确实性之前提假设。
早期的手稿在其使用上通常会伴随一本由（Ahmad ibn Yusuf al-Misri，835年～912年）所撰写的评注。这著作转变成了拉丁文翻译之与此同时《占星四书》的阿拉伯文版本译作同样地正在成书。最早的译本是由（Johannes Hispanensis）在1136年以及在1138年完成的。
阿里·伊本·里德万创作出了对于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评注，注意到了那讯问性占星术（即卜卦占星术）的格言之突出原则，并且想知道为什么托勒密没有收录涵盖有关这些主题在他的《占星四书》里面。杰罗姆·卡丹是第一位宣称这著作是份伪造品乃是根据著这样的差异地，谈及在他对于《占星四书》的评注里盖伦的一项论据：“曩昔，君主们其试图建立伟大的图书馆以非常高昂的价格购入著名人士的书籍。经由这么样的做法他们造成了士人会将自己的作品假托给（归功于）古人（In the old days, kings who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great libraries bought the books of famous men at very high prices. By doing so they caused men to ascribe their own works to the ancients）”。
这份文献（即《金言百则》）的作者身份之根源如今是被归论于“伪（托）托勒密”。认为艾哈迈德·伊本·优素福才是它的真正作者。还有人认为这《金言百则》，其虽然不是托勒密撰述的，可能从保存了一些真实资料的校勘整理。毕竟得，这历史性地假设《金言百则》是托勒密占星术遗产的一部分给予了它在中世纪时期广泛普及的影响力，借由这样的契机它才被确立其作为了占星术传统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占星四书》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占星重要经典.
西洋星学在明末清初以前已有踪迹，如黄道十二宫在隋唐时借由佛经和印度天文学传至中国。
另有薮内清等日本学者认为“都利聿斯”即“托勒密”的译音，《都利聿斯经》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占星四书》，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其中有传到印度的文字，经过改造后被李弥干带入中国。不过《都利聿斯经》早已佚失，难以对照确认。
明朝时代.
原波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年～1029年）所著，大明朝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吴伯宗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海达儿、阿答儿等进行翻译，翌年译成。书前载有吴伯宗和马沙亦黑的两篇译序。
本书共分四类：
一、总说题目，分二十三门；
二、断说世事吉凶，分十二门；
三、说人命运并流年，分二十门；
四、说一切选择，分三门。
清朝时代.
西洋波兰耶稣会传教士穆尼阁（1611年～1656年，时任顺治年间钦天监正）法也；中国清代薛凤祚（1600年～1680年）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