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又称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词语之一。
历史.
由来.
「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为“东方病夫”，出自当时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896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批评官僚腐败、风气恶劣的晚清政府。西方人用“病夫”批评很多政府，如19世纪中的鄂图曼帝国、波斯，而当时德国因为基于在19世纪末内政及外政问题不断也曾经被批评是欧洲病夫。
另一篇同样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则自诩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文章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等为主题，系统讲述作者对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意见。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卫生习惯不好，批评中国脏乱与医学落后，他们却很少说中国人体质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国医师认为，中国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还能生活，恰是表现出强大的免疫力，身体勇健。
演变.
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一次用“病夫”这个本身西方只用来批评官僚腐败、风气恶劣的政府的名词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新民说》一发表，用“病夫”来形容中国精神落后、麻木不仁，也成为舆论界的时髦。1903年，陈天华写作《》，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
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作者曾朴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此书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事实上，曾朴本人使用“东亚病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体不好）。此后，中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与国民体质问题联系到一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亚病夫”从来就是外国人对中华儿女的蔑称。许多中国人对“东亚病夫”一词的理解是清末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瘦弱，所以遭外国人轻视，也近似于人们所说的“鸦片烟鬼”；现代也有中国人也将严重二手烟害、空气污染及黑心食品视为东亚病夫再现。
曾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但新华网认为，此故事也有若干可疑之处。第一，至今尚未有人找到1936年中国人在新加坡看见的那幅漫画，所以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第二，漫画上画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但外国人并不会像华人一样用“鸭蛋”来形容“零”字。
普及.
日后“东方病夫”成了中国人常用的词汇。1918年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1920年代中国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说：“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提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郭沫若亦有《全运会闭幕》诗云：“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
此词也用在中国反日情绪上。在李小龙电影《精武门》和亚洲电视的《大侠霍元甲》、《精武门》等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谬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虹口道场的日本人派人来公祭霍元甲，送上「东亚病夫」牌匾。而当时陈真不甘国民被侮辱，瞒着众师兄弟，独自将横额送回虹口道场，以一敌多，以迷踪拳及双节棍打败日本人；并且在公园内凌空踢碎「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告示牌。但情节却是虚构杜撰。
当在国际运动赛事获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有时也会出现「抛弃了东亚病夫」、「把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甩到太平洋里去了！」等字眼，作为对运动员的赞美与爱国心的表现。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瑞松在《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提出几点解释。首先，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引介到中国，宣称适者生存的斗争不只存在于个体之间、也存在民族之间，于是个人身体强弱和民族兴衰直接关联上。此外，传教士与改革人士倡议禁绝鸦片与废除缠足，于是中国人的身体问题就和「病夫」一词直接连上。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东亚病夫」其实是中国人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所做的自我污名化。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西方对中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其他地区.
21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国家利益》称为“亚洲病夫”。
2020年《华尔街日报》事件.
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由替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所撰写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文章评论了COVID-19疫情暴发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状况。该文刊发后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批评，大多数批评声音出现在中国国内网站上。2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点名批评文章作者，指他「应为自己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当日的发言人耿爽再次批评此事，指文章「贬低了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为该文章加上「具有种族歧视性和耸人听闻标题」，是「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
2月8日，本文章的内容作者米德发表推文对标题表示反对，表示「争论文章内容找作者，争论文章标题找编辑。」，拒绝就该文章置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种族研究教授凯瑟琳·蔡说︰「主流媒体发表这种观点会引发更多的恐惧和焦虑，以及增加对全世界对华人和其他亚洲人的敌意」。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社会学家兼副教授奥坎波也批评标题以非人性化的方式描述了此次疫情，对在美的400万华裔美国人有情感上的影响。
2月19日，中国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并限定他们5天内离境。BBC认为这是中国不满华尔街日报回应的反制措施，同时指出这类驱逐情况已多年没有出现过，现今情况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抗争的最新表现。
《华尔街日报》称“病夫”是英语中惯用词组，该词不含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味，属新闻自由，并曾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道琼斯首席执行官兼《华尔街日报》出版商刘易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中国的决定「深感失望」，强调《华尔街日报》的新闻与社评的编辑是分开独立的，被驱逐的三名记者并未参与其中，促请中方恢复三名记者的签证。刘易斯也表示，《华尔街日报》的社评页面会定期发布不同人物同意或不同意的文章，但无意用文章的标题冒犯他人。然而，这显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安和担忧，对此感到遗憾。《华尔街日报》报导原因表示，中国官员们开始将一些记者的签证期限缩短到六个月或更短，显然是为了报复个人或其新闻机构的报道，因为近几个月来，北京试图控制对香港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亲民主派立场的媒体，而中国还严厉打击了有关COVID-19暴发的报道。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评论，这是中国当局恐吓外国新闻机构的极端而明显的企图。同时还有媒体认为，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实际上是对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一事做出的报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后发表声明称「对中方驱逐《华尔街日报》3名记者表示谴责，中方不应限制言论自由」。
2月20日，《华尔街日报》的53名记者和编辑向高层发出联名信，要求考虑修改标题并道歉。新闻主编默里似乎认同该联名信的内容，但表示由于《华尔街日报》在关联新闻板块和观点板块的严格区分，他做不了什么。《华尔街日报》发言人塞弗林豪斯发表声名强调，《华尔街日报》的立场没有改变，表示理解员工及其家人在中国处理冠状病毒和同事被驱逐的极端挑战，将就这些担忧进行公开对话，并继续推动撤销针对记者的不公平行为，并恢复他们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