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派

红军派（，，简称RAF，），别名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梅茵豪帮，是德国的一支左翼组织，主要由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霍斯特·马勒、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等人建立；他们自认为为一群共产主义者，并以南美洲的反帝国主义游击队（如乌拉圭的国家解放运动组织）为榜样。他们犯下34次谋杀案，大量银行抢劫案与爆炸袭击，主要活动时期自1970年至1998年。在其近30年的活动过程中，造成了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1977年，其猖獗的活动导致了联邦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联邦德国的政府及多数西方媒体和资料将红军派认定为组织。该组织与其他许多左翼恐怖主义组织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8年4月22日，该组织宣布解散。
背景.
联邦德国在60年代时有一强大的青年世代，他们批判自己父母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的态度；并对于资本主义、议会制与公民生活方式感到疑问，而当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及越战所造成部份社会的反美情绪，使疑问加深。在西欧的大学城中发生了大规模反美学运，在联邦德国中，形成了（APO）运动，这对（SDS，德文：Sozialistische Deutschen Stundentenbund）产生了影响；红军派为此反对党的前锋，以及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发起者。观察红军派的发展，得分成几各不同的世代，基本上，按组机架构与理论和行动的改变，来分成三个世代。
红军派的自我定义应为反美帝国主义，而只有其第一代符合这项社会少数人所认知的定义；而这些少部份人的态度表现在支援行动与半合法的援助后勤上，尤以共产党支援为主。
红军派为一相对较小的组织，所有三代，于70年代至90年代的直接行动者，也就是所谓的重要核心人物仅约60到80人，在这时期的援助者仅约300人。
历史.
红军派的背景与历史可上溯到1968年的德国六八学运，当1967年6月3日一名学生本诺·欧内索格被警察枪杀时，为一重要关键点：政府当局为封闭此消息，使当时紧张的情况激烈化。1970年三月，SDS自行解散，两个月后，联邦德国政府对因参与APO运动而遭逮捕的学生实行了大赦，同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彻底瓦解了主要由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参与的APO运动。APO运动的残余分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比较倾向无政府主义，组建了“”组织，而另一部分倾向于更严肃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并受到新左派哲学的影响，从这部分人中诞生了红军派。六二运动在其整个存在时期一直是红军派的盟友，它最终在八十年代与红军派合并。
学运后，接下来关于合法｢暴力反对事件｣的讨论中，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托瓦尔德·普罗尔（Thorwald Proll）与霍斯特·泽恩莱因（Horst Söhnlein）于1968年4月2日，于法兰克福的两间百货公司纵火，目的是抗议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越战），两场火灾共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纵火者于火灾发生两日后被逮捕，并被判三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服刑；这场审判在当时颇受争议，其处罚亦出乎意料地严重。
第一代.
此组织并无正式的组成，红军派的生日为安德烈亚斯·巴德尔的释放日（1970年5月14日）；同年的六月五日，于杂志以首次公开红军派计划式的解释。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霍斯特·马勒、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彼得·霍曼（Peter Homann）、布丽吉特·阿斯东克（Brigitte Asdonk）等约12人，于1970年6至8月间，到约旦接受军事教育。民主德国曾为第一代红军派提供允许过境的便利，但其中一位成员Hans-Jürgen Bäcker（1971年因被怀疑告密而主动离开了RAF，1974年在审判中作证反对RAF，之后并未遭到游击队打击报复）曾在第一次从约旦训练后返回过境时被民主德国拘留、审讯。并没有证据表明第一代红军派和民主德国之间存在更多的利益交换。
此团体成立初期吸引了国内的目光，他们首先从事许多银行抢劫与交通工具和文件的窃盗行为，这些行为只为了一个目标：生活基础的完全平等，因此于该年9月29日，同时在柏林有三间银行被抢，总损失超过20.9万马克。明镜周刊报导：仅两起抢案为红军派所为，于十月九日在柏林逮捕到牵涉抢案的五名犯人。
1971年5月左右，出现了两份据说是红军派制作的文件：《关于西欧武装斗争》（"Regarding the Armed Struggle in West Europe"）与《城市游击队概念》（"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前一个是由霍斯特·马勒一个人在监狱中写的，没有其他成员参与协商，并且很快被红军派否定了；第二个是红军派的正式理论文件，在1971年的“五一”游行中由红军派的支持者发放，上面印有一颗红星和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城市游击队概念》大量借鉴了APO运动中的经验与他们所见的新左派的弱点，试图回答人们关于红军派的一些问题，同时批评无政府主义圈子和西德大量的，作为一份行动纲领的同时，也是一份对武装斗争的号召。第一代红军派的第二份正式的理论文件是1972年4月发表的《为人民服务：城市游击队与阶级斗争》（"Serve the People: The Urban Guerilla and Class Struggle"）。红军派试图对上一年的事件进行分析，包括左派内部和整个西德内部的情况。他们花了很多笔墨分析1971年化工业工人不成功的斗争（彼时德国的化工业正因为利润率下降向落后国家转移资本，同时压低本国工人工资，导致国内爆发了化工业罢工），以及合法左派在联邦德国内部对阶级压迫的失败回应。在这两份以及一份不久后将发表的重要理论文件中，红军派一直尝试着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帝国主义核心大都市的学生、工人造反运动联系起来。
1972年红军派以炸弹攻击，来反对美国军队整置及及国家整置，此年内的五次炸弹攻击共有4人死亡及30人受伤；五月十一日突击队员佩特拉·舍尔姆（Petra Schelm）将炸弹放于Foyer des Terrace俱乐部中，美军中尉保罗·A·布卢姆奎斯特（Paul A. Bloomquist）被炸死、以及13人受伤；基本上于该年六月，第一代的核心人物皆被逮捕。为了瓦解西德激进分子的斗争意志，政府在监狱中对红军派的成员试验了多种酷刑，包括感官剥夺、彻底隔离、停止供给饮水，在囚犯绝食抗议时强制给食，不给囚犯提供必需医疗致其死亡等。这些刑罚试验成了很多现代酷刑的原型，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采取用来镇压异见分子。
1972年秋天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第一代红军派成员在监狱中起草了《慕尼黑“黑色九月”行动：关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The Black September Action in Munich: Regarding the Strategy for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此文件在西德政府对霍斯特·马勒的第二次红军派审判中得到公开。同年十一月，它作为红军派的第三份主要出版物，被外面的支持者以杂志的形式发行。在这份文件中，红军派重新审视了反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和第一世界革命的阶级基础，愤怒地批评了贬低武装斗争的西德合法左派，表达了对“黑色九月”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热烈声援。马勒曾对“黑色九月”在慕尼黑的行动评价过：“‘黑色九月’游击队唯一可以指责的错误是，他们没有把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作为人质。”
第一代的核心人物为：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霍尔格·迈因斯（Holger Meins）、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及扬-卡尔·拉斯佩（Jan-Carl Raspe）。
第二代.
自大多数的第一代成员被捕后，他们在监狱中造成广大的宣传影响，因而产生第二代红军派，许多第二代的成员来自于1970年二月十二日所成立的（SPK）或由第一代的律师西格弗里德·哈格（Siegfried Haag）与克劳斯·克鲁瓦桑（Klaus Croissant）所征召的青年，这两位律师所募集的团体，被媒体称为哈格-迈尔帮派（Haag-Mayer-Bande），安德烈亚斯·巴德尔的律师西格弗里德·哈格，于1976年十一月三十日被捕，以及所谓的哈格-迈尔文件被找到，而布丽吉特·蒙豪普特（Brigitte Mohnhaupt）则取而代之成为红军派第二代领导者。
1975年四月二十四日发生了斯德哥尔摩人质挟持事件，红军派“霍尔格·迈恩斯突击队”的六名成员占领了部份位于斯德哥尔摩西德大使馆，并要求释放被逮捕的红军派狱中成员，谋杀了两名联邦德国外交人员后，整起人质挟持事件以血腥悲剧收场，因为RAF突击队以炸弹袭击整栋建筑物做为要胁，但炸药意外被引爆。红军派成员乌尔里希·韦塞尔（Ulrich Wessel）与联邦德国机动特遣队（Mobiles Einsatz Kommando，MEK）对抗时手雷从手中滑落爆炸而当场死亡，重伤的西格弗里德·豪斯纳（Siegfried Hausner）将另一位突击队员贝恩特·罗斯纳（Bernd Rössner）救出了被警察包围的大楼，但幸存的所有突击队成员最终都被逮捕。严重烧伤住院未愈的豪斯纳被德国政府从瑞典强行转移到施塔姆海姆监狱，却在那里不久后死亡。
德勒斯登银行理事会发言人于尔根·蓬托（Jürgen Ponto），于1977年七月三十日遭到杀害，红军派成员苏珊·阿尔布雷希特（Susanne Albrecht）私下认识这名银行家，因此来到他的私人住宅，并与布丽吉特·蒙豪普特等其他团员一同出现在他的别墅，将他绑架并杀害。该年的九月至十月为德国地下左翼组织活动的最高峰——德意志之秋：九月五日，（BDA）会长汉斯·马丁·施莱尔（曾是SS下级突击队领袖，战后经三年关押被盟军释放；在1960年代对西德工人抗议采取强硬态度）在科隆遭到绑架，并有四名随扈人员被射杀，会长于四十三天后被杀害，而绑架者疑似受被监禁的第一代团员所鼓励；同年十月，联邦通讯限制法规定：尽可能地不要让受刑人与其辩护人有任何对话，而这是针对红军派犯人所制订的规定。
此团体的第二代享用了东德所提供的组织性与经济上的协助，并有十名团员在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的协助下消声匿迹于东德。
第三代.
所谓的红军派第三代与之前差异极大，参与者不再是来自学生运动，而是完美主义者，他们透过反对核能发电厂与北约而团结一起，并拥有军事背景且几乎无案底与犯罪纪录。
1985年一月，它在一周内制造3起爆炸事件；同年二月，暗杀德国大军火商MTU航空发动机公司总裁恩斯特·齐默尔曼（Ernst Zimmermann）；1985年八月八日，美国士兵艾德华·皮门塔尔（Edward Pimental）被布丽吉特·霍格费尔德（Brigit Hogefeld）或是埃娃·豪勒（Eva Haule），以一颗子弹正中前额身亡，目的是为了得到他的身份证件。隔天，以炸弹攻击莱茵-美因空军基地，此攻击中总计两名美国人身亡和十一人受伤。
1986年七月九日，西门子集团的经理：卡尔·海因茨·贝库尔茨（Karl Heinz Beckurts）和他的司机一同被红军派的炸弹攻击所杀害；1986年十月中旬联邦外交部第二政治司司长布劳恩米尔在波恩郊区遭枪杀。
1989年十一月，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上班路上，座车遭到预先埋在地下的电缆炸弹的袭击。赫尔豪森的被杀震惊了德国和西方社会。两年半后，“红军派“正式宣布放弃20年来以恐怖手段抗击现有社会体制的策略，因为这一策略被实践证明“已经失败”。
1990年十月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后，“红军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恐怖活动攻势，并将攻击范围扩展到原民主德国的区域内。其打击的重点虽然仍包括德国、美国等帝国主义目标，但增加了新的对象：一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如那些出卖原民主德国利益的“上层人物”；二是把打击对象扩展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政治人物、军队和警察首领、经济界的富翁和头面人物等。最后一次恐怖活动发生在1991年四月，德国托管局局长德特勒夫·卡斯滕·罗韦德尔（Detlev Karsten Rohwedder）在杜塞尔多夫家中被打死。但是，在德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其活动逐渐式微，有的领导人更宣布停止“红军派”的活动，到90年代中期它基本上已没有什么影响。
红军派的解散.
1998年8月20日，位于科隆的路透社写了八页红军派自行解散的公开报导：「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派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红军派形式上的城市游击队也只是历史。」这解释以纪念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为结束；因红军派所牺牲34人未被提到，并在结尾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