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班机空难

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Germanwings-Flug 9525，航班编号：4U9525），2015年3月24日由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途经法国南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上空时失事，于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海拔地区坠毁。飞机上载有150人，包括144名乘客和6名机组成员皆当场罹难。失事客机隶属德国之翼航空（又称为「日耳曼之翼航空」），为汉莎航空全资子公司。
事件及调查经过.
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于欧洲中部时间2015年3月24日上午10时01分（09:01 UTC）在巴塞罗那机场起飞，原定于上午11时39分（10:39 UTC）抵达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确定发生事故后，马赛市检察院受委派进行调查。当天事故发生后几个小时后，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表示机上的1个黑盒子已经寻获。经过对驾驶舱通话记录器的分析，调查人员发现在飞机坠毁之前十分钟，一名飞行员离开了驾驶舱，之后被锁在驾驶舱外，驾驶舱内仅有一名飞行员在执飞，且其始终没有打开舱门。直至坠毁，并没有这名正在驾驶的飞行员设法求救的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他遇到了心脏病等突发的健康问题。根据残骸分析，飞机是高速撞山被毁，然而即将坠毁时，正在驾驶的飞行员并未发出求救讯号，也未回应试图连系的地面控制人员。3月26日，马赛市共和国检察官布里斯·罗班（Brice Robin）在记者会上说，意外发生时只有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比茨（Andreas Lubitz）在驾驶舱内。副驾驶主动操纵飞机下降，并且在机长要求开门时拒绝打开舱门。检察官说：「副驾驶启动了这个（飞机下降）按钮，原因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但可以分析为有摧毁这架飞机的意图。」
航安报告.
2016年3月中，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BEA）提出的最终报告认为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班机副机师蓄意坠机。
失事飞机.
失事飞机是一架空中巴士A320-211型客机，注册编号为D-AIPX，使用CFM56-5A1发动机。飞机于1990年11月29日首航，1991年2月加入汉莎航空机队。2003年转入德国之翼航空，2004年又回到汉莎航空机队。2014年1月重组后的德国之翼航空接收了这架飞机。飞机机龄长达24年，累计飞行时数约58,300小时。
机上人员.
客机上载有144名乘客及6名机组人员，大部份乘客为德国籍，其次为西班牙籍乘客，另有土耳其、法国等国家。其中包括2名婴儿。一支瑞典足球队完成了西班牙季前集训，准备回程，但队中成员认为在杜塞尔多夫转机等候时间过长，决定退票，转乘同一航空公司的三个航经转机返回瑞典 。
安德烈亚斯·卢比茨.
卢比茨于1987年12月18日出生于联邦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蒙塔鲍尔，家中生活富裕，父亲是商界高管，母亲是钢琴老师。他于14岁时开始学习驾驶滑翔机，并参加飞行俱乐部。其个人梦想是要立志成为飞行员，在他房间里有许多汉莎航空的标志，同时持有滑翔机飞行执照。高中毕业后，他开始接受汉莎航空飞行培训，并于2008年开始在德国不来梅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固特异参加训练。在完成11个月的训练后，卢比茨开始担任乘务员。
他于2013年9月进入汉莎航空下属子公司德国之翼担任飞行员。在飞机失事之前，他总共飞行了630个小时。卢比茨还曾经是汉堡王的临时工，经理人评价他是一个“可靠并不起眼”的人。他还曾经于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参加法兰克福半程马拉松。
卢比茨曾有一个女朋友，她说“卢比茨是一个精神饱受折磨、性格古怪的人，善于隐藏内心阴暗的想法的人”。另外，卢比茨还梦想驾驶更大的长途客机，如波音747或空中客车A380。
卢比茨长期患有严重的忧郁症。2009年，卢比茨曾因“严重忧郁症”中断了飞行训练，并接受了18个月的心理观察，美国方面也曾将他列入不适宜飞行的名单。2015年2月，卢比茨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接受医疗诊断，但并未透露具体病情，院方表示该症状不是忧郁症。根据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发出的声明，卢比茨曾于2015年3月10日接受抑郁症治疗。声明显示，卢比茨的情况不适合在当天工作。3月27日，德国检察官查明，卢比茨在空难发生当天曾撕毁病假条，并向航空公司隐瞒患病事实。
空难发生后的3月26日，德国警方对卢比茨的住所展开搜查。随后，法国、德国检察官和汉莎航空高管认为卢比茨有摧毁这架飞机的意图。3月28日，德国警方再次搜查卢比茨的住所，后发现并查扣了若干“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
各方反应.
航空公司.
在飞机失事不久后，德国之翼将网站和社交媒体标识改为灰色，以悼念罹难乘客，汉莎航空、瑞士国际航空和奥地利航空也都采用同样的方式。
飞行员工会出于对逝世同事的哀悼，德国之翼在3月24日至25日取消多架航班。 3月25日，德国之翼停用了4U9525班号，从巴塞罗那飞往的杜塞尔多夫航班号改为4U9441；从杜塞尔多夫飞往巴塞罗那的航班号，则由4U9524改为4U9440。
汉莎航空的总裁克里斯托弗·弗朗茨在3月25日前往飞机坠毁现场，并表示“这是汉莎航空60年来最黑暗的一天。”
影响.
加拿大、新西兰、德国的民航当局迅即实施新规定，要求客机在航行时任何时候必需有两名获授权人员留在驾驶舱内，若其中一名飞行员因如厕或其他原因需暂时离开驾驶舱时，要召唤空服员或非当班飞行员等一位获授权人员进入驾驶舱待命，不得只有一名飞行员单独在驾驶舱内。欧洲航空安全局亦建议类似措施。多间航空公司也宣布更改守则落实上述措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自2002年已有「必需有两个人在驾驶舱内」的类似规定。而中国民用航空局于此事件后，也加强对航班飞行中的驾驶舱机组成员保持数量不少于2人的规定。中华民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于事件后的3月30日发出飞安公告，要求民航运输业依规定装置驾驶舱安全门之航空器，于飞航中驾驶舱内至少应有两名组员，其中至少一名须为飞航驾驶员。
赔偿诉讼.
德国之翼航空的母公司汉莎航空向罹难者家属提供了高达5万欧元的初步援助金，这不包括法律规定的灾难赔偿金。《莱茵邮报》引述柏林工业大学航空法教授埃尔马·吉穆拉的话称，预计航空公司将支付总计1,000万至3,000万欧元的赔偿金。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如果航空公司承担责任，每位受害者的赔偿上限为143,000欧元，除非能够证明疏忽。保险专家表示，尽管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比茨向雇主隐瞒重病并故意撞毁客机，这些事实不会影响赔偿问题，也不适用于汉莎航空保单中的排除条款。汉莎航空的保险公司拨出3亿美元（2.8亿欧元）作为受害者家属的经济赔偿和飞机的费用。截至2017年，汉莎航空已向每位罹难者家属支付了75,000欧元，并向每位罹难者近亲支付了10,000欧元的痛苦和痛苦赔偿。 
受害者家属起诉位于埃森的汉莎航空训练中心，要求更高的赔偿，但该案于2017年3月被发回德国法院。受害者家属于败诉，2020年7月，埃森的一家法院做出了数名受害者家属败诉的裁决，认为汉莎航空和汉莎航空的飞行医生并未因疏忽而授权卢比茨飞行，这些飞行医生代表德国政府飞行当局工作。2021年9月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11月，对两名英国受害者的死亡调查得出非法杀人罪的判决。
纪念.
坠机事件发生后不久，勒韦尔内坠机地点附近竖立了一块纪念罹难者的纪念碑。随后的一个月，约1,400名罹难者亲属、高级政治家、救援人员和航空公司员工参加了在科隆大教堂举行的追悼会。安德烈亚斯·卢比茨的父母被邀请参加葬礼，但没有出席。
事故发生两个月后，16名学生中的15名以及他们的两名老师的遗体抵达家乡哈尔滕下葬。当灵车经过孩子们的学校时，居民们手举白玫瑰，学校种植了18棵树（每位罹难者一棵）作为纪念。同一天，72名德国罹难者中的44名遗体抵达杜塞尔多夫下葬，由于受害者死亡证明上出现错误，导致葬礼发生了延误。
2017年9月，坠机现场安装了一座名为「太阳球」（Sonnenkugel）的雕塑。该雕塑由149块金色铝板组成，围绕著水晶柱形成一个球体。柱子上有149个木球，里面装有罹难者家属提供的个人纪念品。
两周年纪念日.
坠机事件两年后，卢比兹家族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了记者会。卢比兹的父亲表示，家人不接受官方调查结果，即安德烈亚斯·卢比茨故意造成了坠机事故，也不接受他当时情绪低落的说法。航空记者蒂姆·范·贝弗伦发表了一份报告，声称卢比茨可能已经失去知觉，驾驶舱门锁在之前的飞行中发生了故障，并且坠机当天该地区报告了潜在危险的湍流。范·贝弗伦受家族委托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卢比兹的父亲在坠机周年纪念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机遭到遇难者家属的批评，他们在当天举行了自己的悼念活动。
事前预言.
阿联酋航空荷兰籍机长Jan Cocheret于事发前两个月在航空专业杂志《Piloot en Vliegtuig》上撰文，表达强化驾驶舱门的危险。他写道：「因为有高防护的装甲驾驶舱门，飞机师现在很容易阻止同事进入驾驶舱。只需要等到同事出去解决生理需要时，让舱门锁住打不开。……我常常问自己驾驶舱内坐在我身旁的人是谁，我要如何信任他？说不定他刚经历人生中无法克服的可怕事件。我希望在小便回来后，永远不会遇到上锁驾驶舱门情况。」事发后该机长在脸书上说：「看来这恐怖事情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