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卡巴拉

基督教卡巴拉（Christian Kabbalah）是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神秘学科，源自当时基督教学者开始对犹太秘教卡巴拉（Kabbalah，קַבָּלָה|links=no，字面意思是「传承」、「接收」或「接受」）产生兴趣，并且他们还根据基督教神学对其进行了解释、予以结合而出现的修行法门。英文语境中，通常音译为Cabbala（亦称之Cabala、Cabbalah），用以区别Kabbalah（犹太派别的卡巴拉）或Qabalah（赫密斯卡巴拉）。换言之，"Cabbala"是指基督教卡巴拉；"Kabbalah"是指犹太卡巴拉；"Qabalah"就是赫密斯卡巴拉。因为英文语境中，基督教为：Christianity，第一个字母是C，所以拼写为：Cabbala，以作为这是基督教卡巴拉法脉。
基督教神秘主义与卡巴拉.
正宗犹太教卡巴拉.
卡巴拉原本出自犹太秘教的修持法门，主要是用来解释造物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正宗犹太教卡巴拉是一门口耳相传的秘密教授，不带魔法、巫术、冥想、塔罗牌、占星术……这些色彩，可以说正宗犹太卡巴拉内容与道家天人合一观类似。
历史背景.
基督教卡巴拉的兴起是受到一种比当今基督教神秘主义更神秘地解释基督教层面欲望的影响，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学者们寻找深奥与古老智慧来印证基督教的真理，于是援引了犹太秘教卡巴拉。在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希腊新柏拉图主义从君士坦丁堡传入欧洲。之后新柏拉图主义便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地区开始盛行，并自十三世纪始在西班牙被翻译成希腊文本与希伯来文本后，随即纳入了经院哲学体系中。然而，文艺复兴时代这趋势无非是个相对短暂现象，到1750年便宣告结束。
基督教学者从“一个明确基督教角度，将耶稣基督、祂的救赎，以及祂的复活与十个质点联系起来（a distinctly Christian perspective, linking Jesus Christ, His atonement, and His resurrection to the Ten Sefirot）”以解释卡巴拉思想－上面三个质点对应三位一体的位格，而其他七个质点是“对应下层或人世（to the lower or earthly world）”。又或者，他们“会将视为创造者（或）、视为圣父，然后－视为圣母－马利亚（would make Kether the Creator (or the Spirit), Hokhmah the Father, and Binahthe supernal motherMary）”，这让她／祂“和上帝同在神圣层级，这是东正教会一直拒绝做的事（on a divine level with God, something the orthodox churches have always refused to do）”。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力求将卡巴拉转变为“一种教条式武器，以反抗犹太人逼迫他们改宗－由拉蒙·柳利首开先例（a dogmatic weapon to turn back against the Jews to compel their conversionstarting with Ramon Llull）”，尽管柳利本人不是卡巴拉主义者，也不精通卡巴拉，但哈维·J·哈姆斯（Harvey J. Hames）还是称他“第一位承认并欣赏"卡巴拉"作为皈依工具的基督徒（the first Christian to acknowledge and appreciate "kabbalah" as a tool of conversion）”。后来基督教卡巴拉体系主要奠基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约翰内斯·罗伊希林和保罗·里奇奥（Paolo Riccio）三人。
十八世纪后，卡巴拉与欧洲神秘主义融合，其中一些体系还具有宗教基础；但那时专精基督教卡巴拉流派已灭绝。近几十年来，有人尝试去复兴这派别，特别是将《约翰福音》前两章的新柏拉图主义部分作为其依据，但却还没有获得主流基督教接纳。
中世纪先驱.
雷蒙·吕尔.
方济各会修士拉蒙·柳利（约1232年～1316年，法语中的异体译作雷蒙·吕尔〔Raymond Lulle〕）是“第一位承认并欣赏卡巴拉作为皈依工具的基督徒（the first Christian to acknowledge and appreciate "kabbalah" as a tool of conversion）”，尽管他本身“不是卡巴拉主义者，也不精通任何特定的卡巴拉修法（not a Kabbalist, nor was he versed in any particular Kabbalistic approach）”。他阅读关于重新诠释的卡巴拉纯粹是为了于宣教上和犹太教士进行神学辩论，对于文艺复兴后期开始，学术方面受犹太教影响与他相关的可能性不大。
西班牙籍改宗犹太人.
最早讲述基督教卡巴拉的人是出自十三世纪后期到1492年的西班牙籍（conversos，从犹太教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当中一些人士。其中包括（Abner of Burgos）和巴勃罗·德·埃雷迪亚（Pablo de Heredia）。埃雷迪亚的《奥秘书信》（"Epistle of Secrets"）是“被公认为基督教卡巴拉第一部著作（the first recognizable work of Christian Kabbalah）”，并被（Pietro Galatino）所引用，而亚撒纳修斯·基彻（或译为阿塔纳斯·珂雪）也受彼得罗·加拉蒂诺影响。然而，埃雷迪亚的卡巴拉引用包含来自虚假不实的卡巴拉主义著作，还有即使出自真实卡巴拉主义文献，当中却引用到已被扭曲或间有捏造成分的内容。
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最早将卡巴拉秘传知识推广到犹太人圈子外的人是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或称为：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是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学生。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是综摄世界观的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其务求将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亚里斯多德主义、赫耳墨斯主义，以及卡巴拉共冶一炉。
米兰多拉有关卡巴拉的著作被亚撒纳修斯·基彻给做了进一步发挥，此人身兼耶稣会神父、赫耳墨斯主义者和博学家三重身分；1652年，基彻在《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一书中就为这主题写了一篇文章。
约翰内斯·罗伊希林.
约翰内斯·罗伊希林（1455年～1522年）乃天主教人文主义者，是“皮科重要的追随者（Pico's most important follower）”。他研修卡巴拉典籍主要来源是（Menahem Recanati，《律法书评论》〔"Commentary on the Torah"〕、《每日祈祷评论》〔"Commentary on the Daily Prayers"〕）和（Joseph Gikatilla，《光之门》〔"Sha'are Orah"〕、《坚果园》〔"Ginnat 'Egoz"〕）二人著作。罗伊希林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自然时期，上帝将自己彰显为全能者（Shaddai，שדי），再来是律法／妥拉时期上帝则“通过四字神名（יהוה，Tetragrammaton）向摩西昭示自己（revealed Himself to Moses through the four-lettered name of the Tetragrammaton）”，最后是被基督教称为“救赎（the redemption）”的基督教精神统治世界时期。有人认为，与这时期有关的五字神名是四字神名额外增加一个字母shin（ש）的修改版。
五字神名就是Yahshuah（יהשוה意为‘耶稣〔Jesus〕’），英文语境也称之为Pentagrammaton。这乃是基督教神学家将基督教圣子名号转读成如犹太教上帝不发音名号一样的尝试。这可从罗伊希林论及卡巴拉两本书中的第一本──《论奥妙的言语》（"De verbo mirifico"，另译：《施行神迹之道》、《美妙词汇》、《创造奇迹的词》）：“谈到了〔…〕耶稣名号源自四字神名（speaks of the […] name of Jesus derived from the tetragrammaton）”，当中找到论据。至于他第二本著作《论卡巴拉艺术》（"De arte cabalistica"），则是“对各种卡巴拉问题有更加广泛和明智的探索（a broader, more informed excursion into various kabbalistic concerns）”。
弗朗切斯科·乔吉.
（Francesco Giorgi，1467年～1540年），为威尼斯方济各会修士并“被他同时代的人与现代学者认为是十六世纪基督教卡巴拉中心人物（has been considered a central figure in sixteenth-century Christian Kabbalah both by his contemporaries and by modern scholars）”。根据朱利奥·布西（Giulio Busi）说法，他是仅次于奠基人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后，另一位极重要的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乔吉著作《论世界和谐》（"De harmonia mundi"），是一本“大部头与奇妙的书籍，皆为赫耳墨斯主义、柏拉图主义、卡巴拉主义，以及关于苹丘的（Pinchian）内容（a massive and curious book, all Hermetic, Platonic, Cabalistic, and Pinchian）”。
保罗·里奇奥.
保罗·里奇奥（Paolo Riccio，1506年～1541年）主要贡献在“将零散基督教卡巴拉教义统一为前后一贯的中心体系（unified the scattered dogmas of the Christian Cabala into an internally consistent system）”，里奇奥是建立在皮科和罗伊希林的学术成就基础上再添加其“透过卡巴拉主义和基督教典据的原创综论（to them through an original synthesis of kabbalistic and Christian sources）”。
巴尔塔萨尔·沃尔瑟.
（Balthasar Walther，1558年～在1630年前），为西里西亚医生。1598年～1599年，沃尔瑟前往圣地朝圣时，向采法特和其他地方教团（当中也包括〔Isaac Luria〕的追随者）学习卡巴拉与犹太教神秘主义深奥难懂的教理。然而，他并未遵循犹太教正宗教义，而是另辟蹊径运用其学识对基督教神学深入钻研。尽管他声称在这趟旅程度过六年，但他似乎只进行几次短期旅行而已。沃尔瑟本人尚无撰写任何重要的基督教卡巴拉著作，但却藏有丰富的魔法与卡巴拉主义作品手稿集。他对基督教卡巴拉历史意义在于：其思想和学说对德意志雅各·波墨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波墨的《论灵魂四十答疑》（"Vierzig Fragen von der Seelen Urstand"；英译："Forty Questions on the Soul"，约1621年）一书足见一斑。
亚撒纳修斯·基彻.
亚撒纳修斯·基彻，十七世纪出身德意志的耶稣会神父、学者和博学家。他于1652年就卡巴拉这主题进行大量写作，并在其著作《埃及的俄狄甫斯》又融入如俄耳甫斯教和埃及神话等等更多不同宗教元素。由基彻改编的"生命树"可证明他综摄世界观的理念。而基彻版的"生命树"也一直被西方卡巴拉主义者所沿用。
托马斯·布朗爵士.
托马斯·布朗爵士为医生兼哲学家，被公认是十七世纪英国卡巴拉学者之一。布朗谙希伯来语，藏有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卡巴拉著作──《论世界和谐》（"De harmonia mundi totius"，1525年）副本，并在其论文《》（"The Garden of Cyrus"）和百科全书式的著作《》（"Pseudodoxia Epidemica"）中谈到卡巴拉；而《世俗谬论》此书还被希伯来学者兼卡巴拉推广人──（Christian Knorr von Rosenroth）翻译成德文。
克里斯蒂安·克诺尔·冯·罗森罗斯.
克里斯蒂安·克诺尔·冯·罗森罗斯（1636年～1689年），作为卡巴拉主义文献译者、注解者和编者而闻名西方；其所出版两卷《揭露卡巴拉》（"Kabbala denudata"，英译："Kabbalah Unveiled"，1677年～78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此书几乎完全代表基督教欧洲的正宗（犹太教）"卡巴拉"（which virtually alone represented authentic (Jewish) "kabbalah" to Christian Europe until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教义。《揭露卡巴拉》还包含《光辉之书》（"Zohar"）部分章节的拉丁翻译、（Moses Cordovero）的《石榴园》（"Pardes Rimmonim"）、（Abraham Cohen de Herrera）的《天堂之门》（"-{Sha’ar ha-Shamayim}-"）和《主的殿堂》（"Beit Elohim"），以及《轮回之书》（"Sefer ha-Gilgulim"，或译：《转世之书》，被认定是卢里亚学派卡巴拉拉比〔Hayyim Vital〕所著）这些著作，并且附带有克诺尔·冯·罗森罗斯与亨利·摩尔对这些典籍的相关评论；一些后来《揭露卡巴拉》版本还收录了F·M·范·海尔蒙特（F. M. van Helmont）的《基督教卡巴拉总结》（"Adumbratio Kabbalæ Christianæ"）一书。
约翰·肯珀.
约翰·肯珀（Johan Kemper，1670年～1716年），于1697年到1716年在乌普萨拉大学担任希伯来语教师。他很可能是伊曼纽·史威登堡的希伯来语导师。
肯珀原名克拉科夫的摩西·本·亚伦（Moses ben Aaron of Cracow），是从犹太教改宗基督新教信义宗的犹太人。他在乌普萨拉期间，一共写了三卷探讨《光辉之书》的著作，其名为《摩西法杖》（"Matteh Mosche"，英译："The Staff of Moses"）。此书中，他试图阐明《光辉之书》包含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教义。
这信念也促使他将《马太福音》直译成希伯来文，并对其撰写了卡巴拉主义观点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