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战争罪犯名单

内战战争罪犯名单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方面声称应“由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名单。全部名单一直未拟就，仅由新华社两次发表了战争罪犯提名。
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别以“陕北某权威人士”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名义提出了一些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拟定的重要的战争罪犯，主要为当时南京方面的党政军特要员及其重要支持者。这些战争罪犯为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公布，并认为是“国人皆曰可杀”。 
在国共内战期间直至1949年后，除被俘、投诚、起义及自海外回归中国大陆者外，由中国共产党方面认定的战争罪犯的概念，除在1949年1月至北平和谈中受到中华民国政府方面的承认外，其后未再被中国国民党中央、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及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的领导人及亲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导人和文化人士胡适、于斌等所接受。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全体上述战争罪犯的正式称呼并非“国民党战犯”，况且他们并非都为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例如其中张君劢、王云五、曾琦等均为其他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些所谓“战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词十分讲究。 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时，使用的措辞是“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而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双十节宣言时，称他们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其中首要者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新华社陕北1948年12月25日电称之为“战争罪犯”，首要者为“头等战争罪犯”；新华社陕北1949年1月26日电又补充了一批“重要战犯”。在195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及其后历次对这些“战犯”的特赦中，被特赦的国共内战中所谓的“战争罪犯”的正式名称皆作“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与其相提并论的是“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原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战争罪犯”、“日本战争罪犯”。自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蒋介石集团”是该批“战犯”的归属，也突出体现了其“非法”的性质。从1959年至1970年代的历次特赦的用词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第二次国共内战起长期坚持的立场。
背景.
国共内战中战犯的称谓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中。该文告提到「……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厅审判……」。同年10月10日，当时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双十节宣言），宣布了解放军的政策，其中提到「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这个宣言已经初步的确定了头等战犯的名单。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提出了战犯的构成条件。
在中共的正式文告中出现战犯称呼之后的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在报道中可见在人名前冠以战犯的用法，例如194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标题为「战犯傅作义作恶益甚　在平津杀人又放火决心大破坏」。
第一次提名.
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　蒋介石等应列为头等战犯 全国身受战祸的人民均可酌情提名”的专栏文章，全文如下：
此次被提名者共有43人（并不包括黄维），即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这四十三人不仅限于中国国民党人士，其中的张君劢、曾琦、王云五等人均非国民党员。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称：「中国人民决不怜惜此蛇一样的恶人」。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之评论〈评战犯求和〉一文中称：「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捉拿治罪」。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他也是这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中被俘获的第一人。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南京政府提出八项和平条件，首条乃是：惩办战争罪犯。1月25日，中共发言人针对南京政府公布之北上和谈代表名单发表谈话称：「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重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1月27日，《华商报》以头版头条刊出新华社陕北廿六日电，以「陕北观察家」之名义指责南京政府「希望取得三个月喘息时间，整编和新编几十个师，以备再战，此项密令已由战犯顾祝同发出……中国第二名战争罪犯美国傀儡李宗仁和南京其他伪装主和的人们……正在散布对于八项条件的荒谬曲解，他们说：『蒋介石既已去职，政府刻正等待共方表明对于载在他们的战犯名单上的其他四十二名战犯的意图』……如果想要依靠玩弄花样来取信于人民，那是徒然的，只有他们实实在在的执行了八项条件的第一条的第一步，即将战争罪犯们加以扣留交给人民政府审判，他们才有因将功折罪而获得人民宽恕的可能」。
第二次提名.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的《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电文中，强调了对战争罪犯以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的追捕：
194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欢迎毛主席声明　纷纷讨论战犯名单 认为尚有许多重要战犯被遗漏”为题，转发新华社电。这次公布的提名从形式上贯彻了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电指出的“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的精神，通过人民提议的方式增加了一批战争罪犯。
这次增加提出的战犯，重要战犯共计24名：军事方面6名，政治方面6名，党特方面9名，反动小党派方面3名；重要的战争鼓动者3名；地方人士提出战犯10名：北平战犯2名，上海战犯2名，广东战犯2名，四川战犯4名。合计37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中不仅包括了军政党特人物，还包括了个别如胡适、-{于}-斌这样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这份名单是随着国共内战的不断发展和国内各方人士的政治表态及政治抉择而提出的。
1949年1月28日，毛亲撰《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要求李宗仁「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2月2日，《华商报》称：谷正纲、关吉玉、彭昭贤、张群为战犯。2月5日，毛亲撰《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称：「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宣部发给各党报之特别宣传指示称：「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2月14日，《华商报》借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教授张国凡、刘之祥等人之口，力主严惩战犯，称「胡适是杀人不见血的家伙，陈雪屏曾逮捕和屠杀不少爱国青年，绝不能轻易放过。陈长捷也应列入战犯名单。」
北平和谈中的战争罪犯问题.
1949年1月1日，鉴于内政外交均一败涂地的局面，蒋介石发表《》，声明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为谈判设置了五项中共无法接受的前提条件。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评战犯求和》，嬉笑怒骂，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把戏。
1949年1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月15日，该声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该声明回顾了两年半以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该声明称，
1949年1月2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宣布下野，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同日傅作义在北平发表文告宣布从即日起停战，军队开出北平城外接受改编。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同日李宗仁在声明中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
1949年1月25日中共发言人谈话经新华社发表。1月26日该谈话以《关于南京伪行政院重新决定 派代表向中共进行谈判问题 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　人民应有清醒头脑不为伪善的空谈所迷惑》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该谈话回应了1月22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该谈话指出了八项和平条件的重要性，并对战争罪犯名单进行了说明，指出四十三个战争罪犯只是全部战争罪犯的一部分，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尚未发表。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1月28日，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谈话由新华社正式发表。1月29日该谈话以《就南京伪政府“和谈”阴谋及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 中共发言人表示严正意见》为题刊于《人民日报》。该谈话要求南京政府“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即最主要者为四十三个战犯中的中国国民党高层人士。谈话称，
1949年1月31日，南京政府发言人针对中共发言人的上述谈话提出异议。2月5日，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声明由新华社发表，2月7日该声明以《对国民党卖国“政府”又犯严重卖国罪　中共发言人发表声明 惩办战犯一项必须加上惩办日本战犯》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该声明主要针对和平谈判中的日本战犯问题进行了说明，修改了八项和平条件中的第一项，并强调了逮捕国内战犯的重要性。声明称，
1949年2月26日，毛为新华社写评论《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说，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决不止四十三个，而是应该一百几十个。」同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社论（转载于三月三日香港华商报），提议战犯名单增加五名在美的战犯：林语堂、朱世民、陈之迈、赖琏、蒋廷黻，称他们是「在美国积极活动授蒋内战之祸国殃民罪犯」。2月20日，《华商报》头版头条刊出陕北电台广播，称第二批战犯共一百二十八名，预期周内可正式发表，其中军事方面40人、政治方面43人、党务与特工38人、小党派5人、其他2人。2月22日，《华商报》刊出陕北电台2月21日广播曰：「豫北一百万人民要求把四十军正副军长李振清、李晨熙列入战犯予以惩办」；同日又刊出陕北电台2月20日广播曰：「陇东人民要求把马继援列入战犯名单」。3月17日《华商报》称：「各地战犯猬集南京。洪兰友及内政部警总署长唐纵十二日到汉口，即可返南京，民社党副主席徐傅霖十七日到南京」；同日该报又称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把新乡车站内外的电杆枕木道轨等全部破坏」应补列战犯名单。3月20日《华商报》称，旅日华侨于2月27日在东京纪念二·二八大会上通过致「毛主席」电，呈请将屠夫陈仪列入战犯名单，电文指陈仪「野兽般残忍狠毒」，要求中共「加以严惩」。3月31日，《华商报》称「以潘公展、方治等战犯为首的主战派大举作反和平的叫嚣」。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北平和谈在北平开始。由于中共不承认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宪法的合法性，故南京方面仍采1946年之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之称谓，其代表团称“国民政府代表团”。中共八项条件的头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成为谈判的争议焦点之一，双方就此进行了反复磋商，中共方面也做了一定让步。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在复李宗仁电中称，
1949年4月10日，《华商报》称北平七家大学教授要求惩办战犯张耀明。4月15日双方代表团商定《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其序言及第一条中有关战争罪犯问题的内容如下：
由于《国内和平协定》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惩办战争罪犯一事在南京方面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太原善后处理工作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彭德怀，指出中央军委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人为战犯，缉拿治罪；其中梁化之已于4月24日城陷时自焚身亡，宣布为战犯有助于中共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没收其家产。8月9日，《华商报》称：「另一战犯朱晖日于昨下午由广州来港。」
被俘战犯与特赦.
在战犯名单宣布后，陆续有名单上的人员被中共方面俘虏。这些战犯后被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北京战犯管理所等地收押。
1955年底，公安部提出一个战犯标准，即在国共内战中「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但是，也有符合这个标准而地方已判刑的，未算战犯，而作为一般反革命份子处理」。
自1950年代起，包括名单中所列战犯在内，部分战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至1975年，在押战犯均获得特赦。
战犯问题的法律解决.
1988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称，“对去台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的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
1989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