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木得一

素木得一（，），日本昆虫学学者，生于北海道函馆市。1906年札幌农学校（今 北海道大学）毕业后，素木得一随即投入昆虫学研究与标本制作。1907年，他前往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技士，不久因其卓越的学识与才能，升任为总督府昆虫部长。在这一阶段，他除研究对农业有利的天敌昆虫外，也引进家蚕的近缘种枫蚕（"Saturnia pyretorum"） 在1909-1911年间于台湾试育，尽管最终未能成功。
1938年，他正式投入台北帝国大学农学教学后，继续从事植物病虫害防治传承。二战后日治时期结束，国民政府礼遇他特准滞台。直至二二八事件爆发，于同年5月避难返日。1951年任联军总部天然资源局技术顾问，调查琉球群岛昆虫相。之后仍活跃于日本昆虫学界，并担任日本应用昆虫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此职务一直到1970年，他去世为止。
父亲为教育家素木岫云，妹妹是作家素木志津，儿子是窑业工学家素木洋一。
生平.
早年.
素木得一父亲为素木岫云，函馆师范学校校长；母亲素木雪子，会津若松人，在会津藩被消灭后随家人迁往函馆，在16岁时嫁给素木岫云，在1882年3月9日诞下家中长子即素木得一。得一于4岁时，每天至美籍传教士John Bachelor处，受其影响而有心向学，入读父亲所经营的幼儿园。素木幼时家中曾随父亲的工作多次搬迁，住过东京、熊本、札幌等地。八岁全家迁居东京，素木入读诚之小学校二年级，其父则在浅草开设店面，且是最早开始贩售留声机的商家; 二年后，其父应邀前往熊本任高等小学校的校长，因此举家迁居熊本，素木得一在这段时间获父亲亲授汉文、数学、日本地理，并在熊本居住时期习得游泳。1982年，因其父转任札幌创成小学校校长，而再次迁居札幌，1894年素木得一进入札幌中学校就读 。
1899年6月，素木得一于札幌中学校五年级时，其父素木岫云过世，留下得一，以及其下1弟4妹，但没有遗产。困顿的家计使素木得一打消赴东京习医的计划，改就读札幌农学校继续学业。1900年得一入读农学校预科，预科就读期间，素木先在一所专收铁道职员的夜间学校教数学，而后在一家制麻会社教导工人们数学，以贴补学费；之后则依靠优异成绩，获札幌农学校本科公费生资格，公费生不仅免缴学费，每月还可领七元的补助金。依当时的规定，学业总平均八十五分以上者，才可以当公费生，足见素木的成绩非常优秀。最初素木对化学感兴趣，并有意攻读食品化学，但经过与刚由法国留学回来的大岛金次郎教授讨论之后，因当时校内食品化学方面的研究设备还不是很完备，大岛金次郎教授不赞成，改向昆虫学权威松村松年师习昆虫学，著手直翅目昆虫的分类。1906年7月毕业后，素木得一先留校担任助教授，但因为讲授的课程矿物结晶学、森林动物学、农产制造学等皆与其昆虫学专长无关，加上其指导教授松村松年，对当时台湾总督府农事试验场昆虫部长堀健的美式作风不满，认为不符台湾民情，希望素木得一取代之，以及台湾总督府殖产局长宫尾舜治再三邀请，并许予出国考察的机会，因此让素木得一踏上台湾之旅。
台湾时期.
来台前，素木即预期将从事害虫相关研究，因此特地先拜访当时日本知名的应用昆虫学者小贯信太郎及中川久知教授。1907年9月2日，26岁的素木得一抵台履任，接下该年7月辞职离台的堀健的农事试验场昆虫部部长一职，工作地点位于台北富田町（位于现今台北市大安区），设备仅有临时搭建的木造屋、3个昆虫标本柜及1个书柜，以及5、6本美国出版的《昆虫研究手册》、《昆虫生活》、《昆虫研究指南》等 参考书目。同事亦仅有关嘉之助、新渡户稻雄两人；之后才有楚南仁博、稻村宗三、鸟羽源藏、牧茂市郎、大国督、高桥良一、三轮勇四郎等专家相继加入。1908年3月，素木在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教授佐佐木忠次郎赴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调查枫蚕（"Saturnia pyretorum"，又称四黑目天蚕）后，将枫蚕的茧自海南岛引入台湾试育，在南投厅大庄及台中厅军功寮庄设立枫蚕饲育场，不过枫蚕的试育「驯化」 的过程并不顺利，试育最后并没有成功。同年7月，升任农事试验场技师兼台湾总督府技师后，投入全台水稻三化螟（"Scirpophaga incertulas"）的调查及防治工作。
1909年5月，素木自夏威夷引入澳洲瓢虫（"Rodolia cardinalis"），经过三年的室内饲养及释放，以天敌法解决了影响柑橘产业甚钜的的吹绵介壳虫（"Icerya purchasi"）虫害问题。此一壮举不但是台湾、也是亚洲地区以天敌防治害虫而成功的首例。素木婉拒了台湾总督府对其个人颁赠勋章的表扬，希望改为购买昆虫学相关书籍，后因有报销问题，而改为农事试验场换得昆虫研究室兴建经费5万日圆，将工作场地依美国加州州立昆虫研究室的设计，改建成当时罕见的新式昆虫实验室。1913年至1916年间，素木利用赴欧美各国出差三年的机会，携出约2万只台湾产昆虫标本至大英博物馆进行种名鉴定。1917年12月，素木获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台湾稻作三化螟（"Scirpophaga incertulas"）的调查，因此成为台湾日治时期首位以台湾相关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者。
三化螟研究告一段落后，素木于1918年将昆虫部人员编为3-4人一组，分别前往恒春、新竹、阿里山、台东、雾社、花莲港等地采集昆虫标本，并积极搜集相关文献，大幅扩充了昆虫部的收藏。之后他又投入直翅目和虻类之研究。农事试验场改制中央研究所农业部后，素木先出任应用动物科长，1921年9月为防治日本国内柑橘果实蝇波及台湾，素木建议总督府在殖产局下附设植物检疫所，进行植物进出口的检疫工作，总督府遂令素木兼任检疫所第一任所长，其任此职至1926年4月，在他任内台湾开始实行进出口植物检疫暨害虫防治，成为日后植物检疫工作的基础。1923年7月，应总督府派遣，前往火烧岛(今绿岛)，以火烧防治的方式，防治了来自菲律宾的蝗虫侵害。
1935年，素木得一发表了《天然纪念物调查报告第三辑─台湾产之蝶类》调查报告，列出台湾的蝶类共327种，其中56种为台湾特有种。报告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宽尾凤蝶（"Papilio maraho"，Shiraki et Sonan）该蝶种为他及楚南仁博共同命名发表，并指出该蝶种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该报告也促使宽尾凤蝶成为日治时期首个被列为「天然纪念物」的蝶种。
素木得一于1920至1926年以及1932至1944年间，曾两度担任台湾博物学会会长。1942年3月31日以六十岁自台北帝大届龄退休，次日就任财团法人南洋协会常务理事与财团法人南方资料馆馆长，及台北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台湾博物学会会报在1943年，特别为时任会长的素木制作了《素木博士还历纪念号》（注：还历指六十岁）。当时，许多日籍学者撰文，介绍素木博士在植物防检疫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对台湾昆虫学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除了昆虫研究之外，素木同时在运动领域也颇有贡献，不但自己是射箭、网球选手，也曾长期担任田径赛联盟委员长一职。此外，围棋、摄影、油画、美食等领域他也颇有造诣，画作曾入选总督府美术展；照相功力则足以担纲摄影展评审及全关西写真联盟的指导老师，并在1923年，受田健治郎总督之推荐，在当时的摄政宫即后来的昭和天皇来台时，为摄政宫于草山宾馆拍照，展现多才多艺的一面。
战后与返日时期.
1945年8月，在台日人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影响，大多遭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决定遣返日本，但素木得一与其他少部分具学术、技术及特殊专长者，因清理业务、维持生产事业之运作等特殊需要获得留用。1945-1947年间，他担任台湾大学农业生物学系教授，并兼任台湾大学图书馆南方资料室主任、台湾省政府咨询委员，以及台湾省农业试验场技师等职。在此期间，素木曾向蒋介石建议延揽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来台研究，但未能实现。
1946年9月，素木转往新成立的台湾省编译馆台湾研究组，负责编纂热带、亚热带资源及昆虫相关文献目录，以及自然科学研究。1947年因为二二八事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台湾省编译馆亦遭撤废。同年5月，素木得一乘船返日至佐世保市。战后日本人返回日本的行李受到很严格的限制，只能带自己可拿在手上的东西，不准托运货物，并严禁携带标本、印刷品、资料、文献等。因此素木、一色两人只得把当时一些关于昆虫分类约有六千两百多页的原稿留在台湾大学研究室中(今台湾大学昆虫系馆201室)。返日后，1951年素木任职于联军总部天然资源局技术顾问，调查琉球群岛昆虫相。之后获聘为日本昆虫学会荣誉会员、日本卫生动物学会荣誉会员、国际昆虫学会议常任委员、日本应用昆虫学会评议员、会长及名誉会长等职，专事著述。
1970年12月22日，素木得一死于心脏衰竭，享年88岁。一生共发表150余篇论文，总页数超过15000页。
素木标本.
为了准备在之后对台湾全岛进行大规模昆虫采集和物种调查，素木得一在1913年曾经携带约30盒(约2万只)的台湾产昆虫标本前往大英博物馆从事分类鉴定工作。据推测，1916年返台时又顺手牵羊携带大量日本与热带产昆虫标本，并由于不知名缘故将所有标签更改采集地为台湾的地名，目前已知的代码包括恒春（Koshun）代表印度产、兰屿（Kotosho）代表婆罗洲产，此事造成后世学术研究上极大的混乱。这些从大英博物馆摸回来的昆虫标本被称为「素木标本」，至今仍保存在台大昆虫标本馆与农业试验所昆虫标本馆。
以目前的了解，除了一些分布在日本本土的昆虫标本外，「素木标本」的昆虫主要来自东南亚，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虽然这些昆虫体型较小且不显眼，而不是大型且引人注目的标本，但在讨论亚洲热带地区昆虫的系统分布时，它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此大规模的将昆虫标本重新更换标签背后的目的仍然是个谜， 但其动机应是为了隐瞒这些标本确实存在于台北的事实。 因目前已知的「素木标本」大多来自亚洲热带地区，这种行为可能是由素木得一的个人兴趣，或者可能受到有关当局的指令影响，在为日本之后的“南进政策”，与未来可能的热带地区农业经营做准备。 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和相关人员的去世，目前已经无法确定这种行为的确切原因。
新修改的标签与旧的原始标签之间的确切关系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 可能存在某种代码或参考表，类似于密码，记录了这些新旧标签之间的关系，当年可能存放在台北帝大昆虫养蚕学讲座研究室中。 然而，这种参考表的存在尚未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