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投票

策略性投票，或称战略投票、战术投票、世故投票、非真诚投票、弃保效应等，发生在投票系统中，当选民投票给另一个候选人或政党而不是他们真正的偏好对象时，以防止出现更不利的结果。 例如，在简单多数选举中，选民可能会通过投票给不太喜欢但更普遍受欢迎的候选人来获得较佳结果。行使策略性投票的选民，也往往并非对所投的对象支持，只是以配票策略，反对不喜欢之其他选项。
Gibbard 定理（英语：Gibbard's theorem）表明，所有单一当选者投票方法都鼓励战略投票，除非只有两个选项或存在可以强加结果的突出中介者。
对于复数当选者选举，不存在战略投票的一般定理。 由于非比例性、选举门槛和配额，即使在比例代表制下，也存在战略投票。 但是在使用排序投票的系统中，不需要策略投票，而在可转移单票制下进行策略投票是不切实际的。
类型.
妥协（有时是“有用的投票”）.
选民非发自内心地投票给备选方案排名更高者，希望让该候选人当选。 例如，在得票最多的选举中，选民可能会投票给他们认为获胜机会更大的选项而不是他们喜欢的选项（例如，投票给一个没有争议的温和派候选人而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极端主义候选人，帮助击败反对党的热门候选人）。 杜瓦杰定律显示，由于这个原因，多数情况下，相对多数选举方法会导致两党制。 在那些包含一个政党必须达到的最低选票百分比才能获得任何席位的比例代表制方法中，人们可能会在战术上投票给一个小政党，以防止它低于该百分比（这将使属于更大阵营之该党之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失去效用），或者支持小党派观点的人可以投票给与小党派观点最接近的大党派。
弃保效应.
源自中国象棋术语「弃车保帅」，即放弃次要的棋子以保主要棋子的安全。这与配票相似，避免立场或性质相近的候选人瓜分选票，以致两败俱伤，因此要求支持者投票给有机会胜出的候选人。例如有甲党的候选人激进派的张三、温和派的李四两位出马与乙党的王五参选，如果甲党支持者平均把票投给张三、李四，选票被瓜分，将导致张三、李四两人都落选，反而使对手阵营乙党的王五当选。而张三民调支持度较高，所以，一位甲党温和派选民，可能会投票给具优势的激进派张三，放弃与自己立场最相近的温和派李四，只为了避免乙党的王五当选。
掩盖.
选民策略性地把替选方案排在较低的位置，希望能击败它。 例如，在波达计数法或孔多塞投票法中，选民可能会将感知到的强大替代方案排在最后，以帮助他们更喜欢的替代方案获胜。
推倒.
选民将他们认为较弱的候选人排在他们首选的候选人之上，以便实际选出首选候选人而不是较弱的候选人。 对于某些选举系统，选民实际上可以通过投票给弱势候选人来选出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这主要发生在两轮选举制中，当时选民已经相信他们最喜欢的候选人将进入下一轮。 然后选民将一个不受欢迎但容易击败的候选人排名更高，以便他们喜欢的候选人可以稍后获胜。 例如，在美国，一个政党的选民有时会在另一党的初选中投票，提名一个他们最喜欢的人很容易击败的候选人，尤其是在那个最喜欢的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政党自己的提名之后。
子弹投票.
选民只能选择一名候选人，尽管由于投票方法（例如同意投票制、复数连记投票（英语：Plurality block voting）和孔多塞投票法）可以选择投票给多个候选人。 选民通过不向潜在竞争对手提供选票来帮助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子弹投票是一种真诚投票（英语：Sincere voting）。 这种策略在有限投票制和累积选举制之中受鼓励并被视为有益。 对子弹投票没有战术优势的选举方法满足Later-no-harm标准，包括排序复选制和可转移单票制。
案例.
加拿大.
在加拿大观察到的杜瓦杰定律的效果比在其他国家/地区弱。 在1999年的安大略省选举中，Mike Harris领导的安大略进步保守党政府的反对者鼓励进行战略性投票。 这未能让Harris下台，但成功地使Ontario New Democratic Party的得票数大幅降低。
在 2004 年的联邦选举中，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 2006 年的选举中，战略投票是新民主党关注的问题。 在 2006 年的选举中，自由党尝试了同样的策略，总理保罗·马丁要求新民主党和绿党支持者投票给自由党，以防保守党获胜。 新民主党领袖杰克·林顿回应称，要求选民将选票“借”给自己的政党，暗示自由党无论采取何种策略性投票，都必将输掉选举。
在2015年联邦大选期间，战略性投票主要针对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该政府在2011年大选中受益于中间派和左倾政党之间的选票分裂。 在贾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哈珀的保守党之后，观察人士指出，以牺牲新民主党和绿党为代价来增加对自由党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对自由党候选人的战略投票。
法国.
法国的两轮选举制是在第一轮进行战略性投票，选民考虑使哪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
德国.
由于对党派名单和地方单一当选者选区候选人的分别投票，联立制允许估计战略选民在领先者当选中的份额。 如果政党投票份额明显高于5%的选举门槛，则对政党名单的投票被认为是真诚的。 在德国，战略选民的比例约为 30%，如果只有非结盟党派候选人是选区获胜者的竞争者，则该比例会降至 9%。 在有争议的选举年，战略选民的比例增加到 45% 左右。
由于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选举门槛，一个政党在几次选举中要求其选民投票给另一个联盟政党，以帮助该党跨过选举门槛。
香港.
在香港，由于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采用最大余数法和黑尔数额，因此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的选民经常组织不同的选票，避免选票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候选人。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策略性投票的做法被戴耀廷的ThunderGo计划拓展。 反建制阵营获得29席。
匈牙利.
在2018年匈牙利议会选举期间，taktikaiszavazas.hu（意为“战略投票”）等多个网站宣传了投票给最有可能赢得特定席位的反对派候选人的想法。 大约四分之一的反对党选民采取了这种行为，导致反对党总共获得了498,000张额外选票。 共有14个额外的单一席位被多个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拿下。
立陶宛.
在立陶宛，国会和地区层级的投票制度采并立制，大多战略性投票发生在单一成员选区（或市长选举中的选区）。 这些选区实行两轮制，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中赢得超过 50% 的选票。 国会层级战略投票的一个显著例子是2016年立陶宛议会选举中的第 10 个 Naujoji 维尔尼亚选区。 为了阻止独立候选人 Algirdas Paleckis 获胜，自由运动、立陶宛农民和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支持他们的支持者投票给国土联盟的候选人 Monika Navickienė（排名第二）。 Monika Navickienė 最终以大约 900 票的优势赢得了选区。 在地区层级，一个例子可以是 Kėdainiai 区在 2015 年市政选举中的市长选举。 第一轮，工党赢得区议会26席中的13席，仅差一席成为绝对多数。 Nijolė Naujokienė（来自工党的区市长席位候选人）在市长选举中以 0.68% 的差距落败。 对手 Saulius Grinkevičius 有 22% 的差距需要克服。 在第二轮中，Saulius Grinkevičius 以大约 8%（和 1,600 票）的优势获胜。
新西兰.
自1996年新西兰实行联立制以来，选举系统在多次选举中经常出现策略性投票，包括一个政党明示或暗示鼓励选民投票给与自己不同的候选人。 这首先发生在1996年的Wellington Central选区，然后是1999年在Coromandel选区。 从 2002 年到 2017 年，它是 Ohariu-Belmont 选区的常态性特征，从 2005 年开始是Epsom选区的特征。
斯洛文尼亚.
在2011年斯洛文尼亚议会选举中，30%的选民选择了战术投票。 民意调查预测斯洛维尼亚民主党候选人 Janez Janša 将轻松获胜； 然而，他的对手，积极的斯洛维尼亚的候选人佐兰·扬科维奇获胜。 斯洛文尼亚著名的舆论研究人员发现，以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记录到如此比例的战略投票。
西班牙.
在2016年西班牙大选中，随著 Podemos 和 Ciudadanos 的崛起以及经济危机和 2015 年的选举，战术投票的动机比平时大得多。战略选民成功地影响了选举结果，尽管 66.5%的投票率创历史新低。
台湾.
在1995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新党等在野党实行策略性投票。 由于议员是在多议员选区选出的，因此各政党敦促其支持者根据选民国民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或选民的出生月份等标准投票给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这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反对派的席位，导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失去了 10 个席位，获得了当时历史上最低的席位份额。
成功案例.
台北市长选举中，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寻求连任，中国国民党提名前法务部长马英九，而新党则推出前财政部长王建煊参选。最后同属泛蓝阵营的中国国民党和新党在选前操作弃保(弃王保马)并成功。
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国国民党派出民调最高的立法委员郝龙斌，民主进步党则征召前行政院长谢长廷，时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宣布以无党籍参选。
虽然选前一周，马英九密访宋楚瑜，使宋阵营及谢阵营营造「弃郝保宋」的气氛，但经过马英九否认以后，郝龙斌的选情相对稳定，最后在台北市民「弃宋保郝」下胜出。宋楚瑜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台北市得票第一，此次选举却仅排名第三，共得五万多票，得票率4.14%。
现任市长柯文哲虽在网路及年轻族群中拥有高人气，但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本身较利于蓝营，加上民进党提名姚文智分食泛绿票源，且民进党选前操作弃柯保姚，使的本届选情格外紧绷。但在投开票之日由于台北市选委会的不作为导致开始开票后仍然有民众持续投票，使得还没投票的泛绿选民在看到姚文智大幅落后后转投柯文哲以阻止丁守中当选。最终柯文哲以三千多票差距险胜国民党的丁守中。此次选举为自历届台北市长选举中，前两名差距最小的一次，国民党继2014年之后再次在未公开分裂的情况下，输掉台北市长选战，得票率再次创下仅次于1994年的次低纪录。姚文智则仅拿到24万多票，得票率17%，创下民进党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最低票纪录，但分裂投票情况明显，市议员国民两党得票数都高于市长票。不过，柯文哲亦打破纪录，继陈水扁于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1998年连任失利，第二位挑战连任，最终成为首位在台北市得以连任的非国民党籍市长。
失败案例.
此次的台北市长选举中，中国国民党提名时任官派市长的黄大洲。民主进步党方面，立法委员陈水扁得到提名。新党则派出立法委员赵少康参选。由于选前泛蓝阵营难以整合，最终导致弃保(弃黄保赵)失败。
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坚持指定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连战为总统参选人，前台湾省长的宋楚瑜表示不满，最终退党参选。民主进步党则派出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另外还有前桃园县长许信良和知名名嘴李敖，但是遭到边缘化。
尽管一开始宋楚瑜的民调领先，但遭到爆料弊案(兴票案)，且选前国民党放出连战胜过宋楚瑜民调(最后证明是宋楚瑜赢连战)，最后由于泛蓝选民对于弃保举棋不定，最终让陈水扁当选。
此次大高雄市长选举中，民主进步党的初选分别有高雄市长陈菊以及高雄县长杨秋兴，最终由陈菊胜出。杨秋兴由于受到各方劝进，最终脱党参选。中国国民党则是提名立法委员黄昭顺。由于黄昭顺的选情不被看好，民调敬陪末座，因此部分泛蓝选民为避免陈菊当选，改而支持杨秋兴(弃黄保杨)，然而因为国民党中央始终支持黄昭顺，导致泛蓝选民票源分散，最终陈菊当选大高雄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