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士光

关士光，MBE（，），银行家，有「恒指之父」之称，香港恒生指数及恒生消费物价指数创制人。
生平.
早年生活.
关士光，原籍广东南海九江，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香港一个传统的华人金融世家，其祖辈在香港开设银号。伯父关淮州早期在香港上环设立两间银号：永大银号及永德银号，而关士光父亲关济东则协助大哥关淮州处理银号业务。当年这类传统银号乃香港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重要之一环，所以关氏家族凭借银号事业，在香港算是中上层阶级。在关士光诞生的一九二五年，中国及香港发生两件大事，对关氏家族银号带来极大的冲击。第一件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上中国示威群众被英国巡捕开枪射杀，造成13人死亡，引发全国性的反英运动，史称「五卅运动」。香港在五卅运动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六月十九日香港各业工人发起大罢工，六月廿三日，广州沙面英军向反英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五十二人，伤一百一十七人，此为「沙基惨案」。香港工人罢工工潮进一步扩大，有廿五万人离开香港上广州，史称「省港大罢工」，这埸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大罢工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将香港变成死港，各种商业活动停摆，关家的永大及永德两银行受到重创，生意大不如前。在省港大罢工结束三年后，一场更加大的灾难降临，使关家银号遭到灭顶之祸，这个便是爆发于一九二九年嘅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关淮州平日作风强悍，银号在金银买卖投机方面非常冒险进取，省港大罢工已经令银号损失惨重，加上经济大萧条，就令永大及永德两银号最终关门结业。
教育.
关士光之父关济东在兄长关淮州的银号打工，在银号并没有实权，银号结业，关济东就立刻失业，要靠亲朋接济，并且要自己寻找工作，可见其时关家之经济财政是非常困难。虽然生活困难，关济东对四个儿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关济东父亲在清末曾参与科举，关家算是书香世代。
一九三一年，关士光被父亲送到西环小学就读。西环小学除按照规定在香港政府注册外，还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即是所谓的「侨校」，当时在香港的中文学校绝大部分是侨校。作为侨校，西环小学所用的课本及教育方式与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差不多。每周一早上，西环小学亦如同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学校一样有周会，周会上全体师生唱《三民主义》，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并且要背念「总理遗嘱」。关士光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种充满民族思想教育气氛环境下进行，这种教育亦令到关士光自小就具有关心中国的情怀。
虽然关济东希望四个儿子接受完整的华文教育，奈何其时关家经济环境不佳，而私立侨校因为无香港政府任何资助，所以收费极高，每位每月二十大元，加上长子关文光已经安排去读培正中学，收费甚高，其他三个儿子关士光，关子光及关元光就不可能再继续读私立学校。一九三七年，关士光入读英皇书院，英皇书院因是英国政府出资，校内设备师资方面均是相当优良，关士光觉得在英皇书院受教育是他毕生最愉快的时光，但校内课程再无任何民族主义教育而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日进攻香港，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沦陷时期，香港开始疏散人口，关家兄弟亦要作出抉择，关士光长兄关文光要照顾家庭，关士光在英皇书院因战争学业未能完成，就在一九四二年夏拜别父母兄长，与其他香港难民先乘船去广州湾，然后间道去自由区广西柳州，因为柳州有关家亲戚在此经营汽车配件，关士光到此投靠他们。这个是关士光首次离开富裕的香港来到落后的国民政府统治区，他为区内人民生活贫穷落后而感到吃惊，他同时目睹经过四年多抗日战争后，大后方经济濒临崩溃状态，官方法币日夜贬值，再加上军政领导人员很多贪污腐化，可谓民不聊生。
任美军翻译.
关士光在柳州亲戚处打工，虽能勉强糊口，但是生活很不安定。一九四二年缅甸被日本攻占，中国对外陆上唯一通道就是滇缅公路被日本封锁。中国当时组织远征军，一九四三年底由卫立煌任司令，派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美国对这批中国部队给予各种援助，为此美军派出大批军事顾问进行指导，需要大量翻译人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就成立翻译员训练班，在柳州等地进行招考，曾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关士光前往报考，结果关士光及其他香港英校生轻易就获得录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关士光与其他获录取学员前往桂林与当地另一批学员会合，然后乘美军C-47运输机去昆明，进行六星期的训练，学习军事常识及各种武器性能，学习完毕，关士光等学员就获得国军上尉军衔。
翻译员除部分被派去印缅前线为中国远征军当翻译外，其余多是分配在后方不同兵种为美军训练中国部队当翻译。一九四三年底，缅甸战役持续，为打通滇缅公路，美国援助大批车辆需要国军驾驶员，关士光就被派去在云南曲靖的军队汽车学校，帮美军顾问训练国军驾驶员，该校开始时条件极差，但到滇缅公路打通后，情况就有所改善。关士光多次随美军顾问视察滇缅公路。滇缅战役结束，中日战场转移至湖南，第廿四集团军在王耀武率领下成立野炮训练中心，关士光又被调去帮助美军顾问训练十八师官兵使用美式榴弹炮，但是尚未投入使用，日本人就宣布投降。
战后.
战后初时关士光尚陪同美军顾问随国军部队前往北方辽宁葫芦岛，准备进军东北，但是他对于国共内战不感兴趣，而且感到厌倦，就决定离开部队返回香港。大战期间，关家四兄弟各分东西，长兄关文光一直留在日本占领之香港，关士光在大后方加入国军当翻译，两名弟弟关子光和关元光则随母亲往广西躲避战难，战后四兄弟总算在香港团聚。关士光先在港府任职普通文员，后转入专门代理欧美汽车的洋行(Dodwell & Company Ltd)，因为他战时有接触汽车的工作经历。但是由于国共内战越演越烈，香港华人社会亦未能置身度外，香港成为中共重要的统一战线中心，亲共报刊如雨后春笋，而且不少亲共人士在香港成立各种学院社团，因此香港就成为左倾文化宣传的重镇。关士光两名弟弟关子光和关元光亦先后加入左派的学院社团，之后更被中共吸纳，在一九四九年相继前往中国大陆参与共产党革命。但关士光与长兄关文光仍然留在香港。
一九五五年，关士光见中国大陆不断出现政治运动，不少香港人感到会影响香港的政治，有意移民外国，关士光亦曾考虑移民。最后他接受朋友劝告，申请进入美国驻港领事馆打工。美国驻港领事馆当时是美国世界上最大驻外机构，关士光先是负责筛查香港居民移民申请，后转入领事馆内美空军联络处，翻译大陆各类报刊文章。六年后关士光改变主意不想移民，亦厌倦这工作，想起战前其父曾尝试在他读书时的暑假期间介绍去亲戚银号学习往事，决定走上父亲旧路，转入金融业。
金融生涯.
一九六二年二月，关士光进入恒生银行，由他领导其时规模尚甚细的研究部。恒生是创办于一九三三年，原本是一传统银号，以买卖黄金起家。在抗战期间，恒生代国民政府兑换外币，后来国共内战期间，国统区币制崩溃，人们渴求金银，令恒生亦借此获厚利。随著旧式银号没落，恒生于一九五二年成为正式银行，迈入现代化行列，除接受中下层市民存款外，主力是向中小工商界借贷，其中不少后来成为香港巨富。关士光在恒生最先主要工作是为恒生卅周年纪念出版特刊，后又负责出版恒生通讯，派发给海外华人，向他们提供香港投资机会及情报。他亦见证一九六五年恒生大挤提，当年恒生面临清盘倒闭大危机，到四月十二日恒生与汇丰谈判，结果由汇丰入股百分之五十一，恒生变成汇丰属下银行，始告解除危机。
创制恒生指数.
六七暴动后，香港经济复苏，股票市场兴旺，恒生银行掌舵人何善衡决定推出「恒生指数」，务求令指数成为香港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但是遭到大部分人反对，认为这应该由洋人银行去辨，华人银行未有能力承担此责任。何善衡力排众议，表明恒生指数推出后，报刊、电台及电视会不停提及恒生两个字，即是等于替恒生银行作免费宣传。
于是怎样创造恒生指数这个责任就落在研究部主管关士光身上，关士光接受任务后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向大学统计系教授求教，又向其他银行及香港统计署求助，最后根据三十三只成分股（即蓝筹股）市值计算出来，该等成分股涵盖了香港股市市值七成以上。由于其涵盖范围大，该等成分股的升跌就对其余股票走势亦有极大影响，故此市场惯以恒生指数去预测整体大市的走势。最后就定了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为恒指的基数（即一百点）。当恒指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正式推出时，恒指是158点。当时一些恒生银行的内部人士质疑创建指数的这一计划，因为当时的恒生银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香港的银行。但事实证明，这个系统运行得很好，关士光在他的书中写道：「一九八四年他退休之际，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名单已经超过250家，虽然成分股的数量仍保持在了33个，但这些公司仍占了大约75%的总市场价值（基于最后12个月的平均数）和超过70%的总市场营业额（基于最后24个月的累积）。」因为「恒生指数」的成功，港府聘请关士光与政府统计处合作，在一九七四年推出「恒生消费物价指数」，这个是关士光为公众服务之始。
退休.
一九八四年关士光由恒生退休，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健康有问题，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主权移交已成定局，他觉得应该是时候作出抉择。基于关士光对中共的不信任，他于是就放弃香港前往加拿大，逐渐淡出香港金融圈子。二零零八年关士光在加拿大写了两本有关金融历史的著作：《七十年来家国》及《龙与皇冠──香港回忆录》。《龙与皇冠：香港回忆录》（"The Dragon and the Crown: Hong Kong Memoirs"）的前言中，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的主席廖乐柏（Robert Nield）将恒生指数誉为香港“资本主义的终极衡量标准”。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士光于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慈恩医院(Scarborough Grace Hospital)逝世。死因是心脏衰竭，享年86岁。
后世观感.
派杰亚洲证券有限公司香港分部的首席销售安德鲁·沙利文说:「他创造出的指标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很好地衡量了港股市场大体上的表现，虽然在这些年来也有了很多变化，但依然行之有效。」，曾与关士光共事7年的前任恒生银行副首席执行官罗格·卢克说:「斯坦利愿意接受意见，他善于整合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他从不把建立恒指归功于自己，他很少夸耀他的成就。」正如罗格所说，关士光退休后移民加拿大，对于他为香港金融业作出的贡献，他表现得低调而谦虚。二零一零年，关士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我是在今时今日走进恒生银行的办公室，没有人会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