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改革

凯末尔改革（Atatürk Devrimleri）是在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施行的一系列改革，试图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改造成世俗民族国家。在这样的世俗国家里，原受宗教影响的各方面生活习惯，都被限制或改变。改革带来了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和经济政策变化，并在凯末尔死后依据凯末尔主义继续实行。
改革肇始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包括立新的，以及根据新共和国需要采取欧式法律与司法体系。接下来，行政系统被彻底世俗化和现代化了，特别是教育。政府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并且成立国企和国有银行来振兴产业。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土耳其社会必须在文化上与政治上西化，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政治改革.
一直到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的那一刻，鄂图曼帝国的宗教权威与朝代权威遗产仍然存在。安卡拉政府废除了鄂图曼王朝，但是它的传统和文化象征性仍存于人民心中（虽然精英较少受其影响）。凯末尔的政治改革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变化，终结了鄂图曼传统；精心设计的新系统替代了帝国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错综复杂的老系统，以实现政治变化。
不仅土耳其社会的所有机构都被重组，国家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也被取代。 这个新的世俗国家意识形态将被称为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民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础。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视自己为凯末尔主义的卫士，并为此几度干涉土耳其政治，有时甚至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这也许看上去于民主理想相悖，但是军事当局和世俗主义者认为这样做的必要性基于三点：1）土耳其历史背景，2）维持世俗政府的不断努力，3）以及改革是在军队占据全国16.9%专业岗位的时候进行的（现在军队只占据3%专业岗位）。
成立共和国（代议制民主）.
最根本的改革使得土耳其民族通过代议民主制得以实行人民主权。这包括解散两个声称凌驾于国民主权之上的职位：鄂图曼王朝于1922年9月1日，以及哈里发1924年3月3日。废除哈里发之后，苏丹及皇室被宣布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
这些古老的机构被土耳其共和国（"Türkiye Cumhuriyeti"）取代，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23年10月29日立法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采用一部宪法。鄂图曼两院制议会 — 包括由一个苏丹指定、由“维齐尔”们组成的上院，以及一个由两阶选举产生、由“代表”们组成的下院— 宣告解散。（帝国议会早在1920年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就已经终止运作，大国民议会于同年宣告成立）。侧重国家独立于人民主权的新制度设立总统总理二职，司法权归于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议会由直接选举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
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代表改革的结束，凯末尔以及他的“革命党人”们继续在大国民议会上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
行政权立法过程中这样的参与也许与宪法精神或者宪法条文相悖，（权力分立的概念也该是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但是选民对政府的持续支持合法化了政府的这一安排。通过这种过渡，民主在司法领域渐渐发展，一直到1946年真正的多党制选举发生为止。
宪政共和国（1921＆1924年）.
在土耳其宪政共和国，政府依《宪法》建立和并受宪法制约。
在1921年到1924年的短时间内，1921年1月土耳其国民议会批准的《土耳其宪法》是该国的基本法律。该宪法仅包含23条简短的条款。该宪法的主权来自土耳其国而不是鄂图曼帝国的绝对君主苏丹。1923年10月，宪法修改并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
1924年4月，该宪法被全新的《1924年土耳其宪法》所取代。
多党体系.
鄂图曼议会的两院制由上议院——苏丹参议院，下议院——通过两级选举选出的众议院组成。后来两院制已经解散，并在1920年联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后被废除。
土耳其国民议会在鄂图曼下议院解散后成立。新制度将人民主权置于首位，建立了总理和总统职位，同时将立法权置于一院制的国民议会内。大会以比例代表制直接选举产生。它基于政党制度，对政党进行了调整。1924年，人民党（Halk Fırkası）改名为「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Fırkası），1935年又改名为「Cumhuriyet Halk Partisi」。
事实上的单党制，与单党制不同，它允许民主多党选举。进步共和党（Terakkiperver Cumhuriyet Fırkası）于1924年至1925年在议会成立，由领导。有效的多党制时期始于1945年。第二年，共和党人民赢得了第一次多党选举。在195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获胜，成为第一个赢得选举的反对党。
世俗主义.
人民主权的建立涉及到与传统发生冲突。改革本身的进展是以进步与保守的不断斗争为特征的：一面是凯末尔和他心向改革的政治精英，另一面是没受过教育的保守大众。
这些变化意味著划分宗教/民族社群的米利特制度彻底完结了。每一个米利特的人民传统上享有一定自治权，有自己的领导层，族群内各自收税，并根据自己的宗教/文化法律制度生活。 在凯末尔改革下，官方收回对鄂图曼帝国米利特的承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民世俗当局。一些家庭因此失去社群医院和社群学校这样的机构支持，经济条件恶化；许多宗教社群无法适应这种新制度，向外移民和贫穷更加剧他们的困境。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并非是是反宗教或者反回教的。实际上，凯末尔主义下，国家对伊斯兰的支持体现在宗教事务管理局（Diyanet İşleri Başkanlığı）的建立上。该局"处理关于伊斯兰信仰、礼拜和伦理的工作，在宗教事务上启蒙大众，管理神圣的礼拜场所。"其他宗教也如是管理。当局坚决地反对反宗教行为。政府维护所有土耳其公民在自己私人空间的的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政府保护宗教自由，自己却超然任何一种宗教影响之外。凯末尔主义反对政治伊斯兰，因其威胁到政府的独立性，以及它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对待的能力。
这种变化不仅概念上激进，而且文化上重要。1924年3月3日，宗教教育系统为国民教育系统所取代，1517年以来就一直由鄂图曼帝国皇帝兼任的哈里发职位于同日被废除。伊斯兰法庭和伊斯兰教法被基于的世俗法律结构所取代。
社会改革.
凯末尔主义改革在国立教育和女性选举权方面带来了有效的社会变化。可是，尝试改革鄂图曼帝国封建(Ağalık)系统的行为收到的反响并不怎么好。一部分社会机构有宗教背景，并对公共生活产生了绝大影响。
宗教标志以及医学.
鄂图曼帝国拥有一套建立在宗教从属关系上的社会体系，所以宗教标志的佩戴延伸至社会功能的每个各方面。在帝国全国，人民经常穿著表示各自宗教团体的衣物，配以区分“职衔”和“专业”的头饰。头巾、菲斯帽、和标志封爵的头饰标记者一个人的性别、职衔和军民专业。这些服饰式样在苏莱曼一世统治初期便有严格规定。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参照俄国彼得大帝成例，试图现代化他的帝国，并公布1826年服装法令。在大众眼中该法令有（象征）区分封建阶级的意味。在凯末尔主义看来，改革，像是彼得一世或马哈茂德二世统治之下的改革，都是通过由敕令采用进步性的服饰、禁绝传统服饰来完成的。他们对社会变化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要保证世俗主义永存，（由宗教标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就必须消失，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公众在文化上接受以后更进一步的改革。总之，“服装法令”使得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继续存在得以终止。
凯末尔主义者将不文明的人（不科学的人、不具实证主义精神的人）定义为在迷信的界限内运作的人。伊斯兰学者并非是科学组织，他们行动是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传统。他们被称作""Gerici""（反动者）。1925年2月25日国会通过法案，宣称宗教不可在政治中被用作工具。问题是在一个学界被伊斯兰学者宰制的国家中，法案如何会起作用。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向迷信开战，禁止伊斯兰学者的业务继续进行，并且和新生的律师、教师、医生阶层一起，鼓吹西化文明之道。对伊斯兰学者社会性存在的禁止体现在“服装法令”中。法令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从社会舞台上移除伊斯兰学者阶级来遏制他们对政治的重大影响。然而，这种措施的危险性在于他会被看作反宗教行为。凯末尔主义者辩称“伊斯兰将任何种类的迷信视为非宗教的”。伊斯兰学者的权力基于“世俗的机构全都的附属于宗教”这一观念，建立于鄂图曼时期。伊斯兰学者是宗教虔诚的象征，行使宗教权利，并凌驾于政权之上。 凯末尔主义者宣称：“国家将会被实证主义统治，而不是被迷信统治。”一个例子是医术的实行。凯末尔主义者试图去除草药、药水和精神病宗教疗法的迷信成份（这些都是伊斯兰学者医术的一部分），驳斥那些用草药、药水、和药膏来行医的人，并且处罚那些自认为对健康和医学有研究的人。1925年9月1日，第一届土耳其医学大会召开，这仅是凯末尔在8月30日关于医学问题发表卡斯塔莫努演讲的一日之后。
官方逐步采取措施消除穿戴宗教服饰（以及其他表示宗教从属标志）。自1923年起，一套法令逐渐增加对特定传统服饰的限制。凯末尔首先规定公务员必须戴礼帽，（在国有公共场所）学生和政府雇员的穿著准则也在凯莫尔生前得以实行。在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公务员戴上了礼帽之后，凯末尔又更进一步地实行了，规定任命使用西式礼帽，而不是菲斯帽。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妇女穿面纱或者头巾，而是聚焦于禁止男性菲斯帽和包头。 
1934年，另一项限制服装的法律获得通过，关于穿著“禁止服装”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基于宗教的服饰，譬如面纱和包头，并同时积极推动西式服装的普及。
女修道院和苦行僧道堂.
社会变化也包括历经数百年、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的的宗教社会结构。有些寺院是鄂图曼帝国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哈里发职位的废除消灭了政府中最高等的宗教社会身份，但没有消灭兄弟会性质的穆斯林会社（这种会社因为各种不同目而设立、作为信徒之间的一种协会）。这些会社已在女修道院和德尔维希道堂组织之下制度化了，在没有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作为寺院政治权利的一种延伸。1925年，通过《关于女修道院和德尔维希道堂的法律》，这样的组织被宣布为完全非法。
女权.
土耳其民法典的改革，包括关于女性选举权的改革，"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突破，也是西方世界的突破"。
随著一系列制度与规定的改变，两性平等的法律权利在1926到1934之间落实。女性第一次得到了许多权利，包括投票权。
土耳其女权运动者与他国的女权运动者不同，她们认识到自己最好的机会在于维护与宣扬鼓吹世俗价值和男女平权的凯末尔主义改革，而不需要直接去争取基本权利和平等。
在共和国初年的一次会议中，凯末尔宣称：
司法改革.
鄂图曼帝国是一个宗教帝国，各个宗教社群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参见米利特）。每一个米利特内部的统治都是基于宗教法，如伊斯兰教法，天主教法典，或者犹太教哈拉卡。
凯末尔最先著手的司法改革包括一部世俗的土耳其宪法(基于法国式的世俗主义世俗性)，达成了完全的政教分离，用基于《瑞士民法典》的世俗民法和基于义大利刑法的刑法典来代替伊斯兰法庭和伊斯兰教法。改革也建立了并且于1934年12月5日实现了两性法律平等完全政治权利，
伊斯兰教法一直不包含管理人们在政治机构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条款。鄂图曼帝国之所以解体不只是因为他的制度过时，而且是因为他的传统无法适用于当时的要求。例如，伊斯兰教法影响下关于"刑事案例"的规则无法充分防止犯罪。 到了十九世纪初，鄂图曼伊斯兰法典在处理概念更宽的社会系统时，法律条文总体上没有实用性。非穆斯林米利特受启蒙时代现代化的基督教法律影响。伊斯兰教法与基督教法尽管鄂图曼法典盘根错节，一夫多妻在凯末尔改革之后就不能合法实行了。 因为法条的不实用性，有成千上万的条款实际上废弃不用。
凯末尔的司法改革可以看成是鄂图曼帝国失败的现代化史的最后一步。 在1839年，通过“”，帝国推行改革，试图将法典现代化。通过将司法平等扩展至全民，改革试图结束司法系统的混乱局面。1841年，一部新的刑法编写完成。但是一直到帝国解体，家庭与婚姻关系还无法可依。关于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立法是全新的，这应该要归功于凯末尔。
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和全国新开的结合起来，通过凯末尔本人数度亲自下乡教授的新字母。
支持识字改革的还有：通过新的"著作权法"以及讨论著作权、公共教育以及科学出版的新会社，来增进私营出版业界。
教育统一.
教育统一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民主化、二是教育领域活跃的世俗主义。统一与《国民教育统一法》相伴而来，该法有三项规定： 其一，所有伊斯兰学校以及其他由私人基金会或管辖下的学校都归国民教育部管辖。其二，拨给的预算经费现在转拨给教育经费。其三，教育部需新开一间宗教学院来在高等教育体系内训练高等宗教专业人才，并另设学校以训练“伊玛目”与“呼图白讲师”。
教育统一与旧式大学关闭之后，政府开始了把科学从欧洲转移到土耳其的庞大计划。教育机构基石之一的伊斯坦布尔大学接受了许多纳粹党政权因为种族和政治原因驱逐的德国与奥地利裔科学家。土耳其接受这种安排，并成为土耳其现代科学制度的核心。这种改革试图打破自鄂图曼帝国时期起依赖外国专家来接收科技知识的惯例。
语言改革.
1928年9月1日，新的土耳其语字母由凯末尔提议成立的语言委员会推行，替代了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拉丁字母的采用和外文借词的肃清是凯末尔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 
废除阿拉伯语字母的原因是该字母不适合于表现土耳其语音韵学，因此需要新的一套文字来正确表现它。鄂图曼帝国采用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是辅音音素文字，此种文字对土耳其语来说就太过含糊，因为土耳其语中元音字母更为重要。阿拉伯语字母的不足充分表现在这样一个例子上：محمد پاشا اولدو这一词既可以表示“Mehmet Paşa oldu”（穆罕默德成了一名帕夏），也可以表示“Mehmet Paşa öldü”（穆罕默德帕夏死了）。鄂图曼帝国作家需要加入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来源的赘词才能避免这些错误。
因为阿拉伯语字母只有少数伊斯兰学者才能读懂，废除它断绝了与鄂图曼伊斯兰文献的联系，表现了共和国的世俗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拉丁字母更使得学习读写更容易，最终提升识字率。
现代化的另一步是技术词汇的采用，这也被彻底实行了。土耳其语中与技术无关的部分被口语化与简化，这样土耳其人民就可以理解人民的语言。举一个例子：土耳其语词“Bilgisayar”（“bilgi”=“资讯”，“sayar”=“柜台”），合起来之后就组成“电脑”一词。 
凯末尔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包含了他对土耳其历史与语言的重视。因为这种重视，1931年到1932年间凯末尔提议成立了土耳其语言协会和来研究土耳其语言和土耳其历史。
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包括建立众多国有工厂，包括农业工厂、机器制造厂、和纺织业工厂。
许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成功的企业，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被私有化。
凯末尔认为发展一个全国铁路网络是通向工业化的重要步骤。1927年，他成立了土耳其国铁,并在短时间内发展了一套较全面的铁路系统。
批评.
改革的指导思想.
改革为教育进步和科学进步所指引，以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启蒙的原则为基础。共和人民党的成员，大都是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成立的“现代学校”的毕业生，将他们的西式现代化在政府各领域实行。
改革的有效性.
有人认为凯末尔改革的步伐太快。在他建立现代化土耳其的尝试中，它实际上废除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不过，广大人民自愿地接受了这些改革。尽管有些措施被看作是城市菁英观点的体现，损害了大体是文盲的农村地方。在农村，宗教情绪和习俗常态更强一点。
也许改革最具争议的地方就是宗教。国家坚持世俗主义（“活跃中立”）的政策受到很大阻力，而且直到今天此政策还会造成可观的社会政治紧张状态。不过，任何试图利用宗教情绪、损害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的政治运动都会面对军方的反对，因为军方一直自视为世俗主义最主要最坚定的守护者。
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被军方于1960年推翻的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的历史教训。曼德列斯和麾下两个部长被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这三人的罪状并不是反世俗主义。尽管曼德列斯放松了某些针对宗教的约束，他也查禁了公然坚持伊斯兰主义的“米利特党”。此外，但是，军事法庭给这三人的罪状并不是反世俗主义，所以结论是曼德列斯还是亲世俗的。
改革亦或革命.
凯末尔改革的土耳其语名称意思是“土耳其国父的革命”，因为严格来讲这些变化是在太过深远，无法用“改革”来形容。革命一词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信念：一党制时期实行的改变更多是符合国内进步菁英的态度，而不是习惯于几百年来鄂图曼帝国稳定的广大群众。所以，受多党制制约下的任何政府，都很难有勇气说服人民接受这样深远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