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氏高昌

氏高昌，501年在高昌建立的王国。建立者是曲嘉。640年，唐朝灭曲氏高昌，设置西州和安西都护府。
政治.
曲氏高昌基本上沿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王以下，有相当于宰相的令尹；下面设立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许多行政部门。高昌境内共设4个郡和18个县。各城也仿照中原城市的坊里建筑模式，工商业集中经营，防火、防盗设施齐备，城门由禁卫军把守，各郡、县也分别由司马领兵守卫。
隋炀帝即位之初，便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武威主管与西域的互市贸易，并调查了解西域区情。裴矩后来将其获得的有关信息撰成《西域图记》呈上供隋炀帝参阅。公元608年，隋军进驻伊吾，建筑城郭。之后又设鄯善、且末、伊吾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并于高昌国置西戎校尉府统管西域事务，大业八年（612年）冬,隋炀帝将华容公主嫁给了来朝的高昌王。大业五年（609年）遣使朝贡，并出兵协助隋朝攻打高句丽。
曲氏王国以高昌（新疆吐鲁番县东南60里阿斯达拉）为王都，以长子为继承人，称“世子”。国王之下，置交河、田地二公，由王子担任，分别镇守交河、田地二城。。王廷内，置中郎，传宣王令。置令尹—人，“比中夏相国”，很可能兼理高昌郡事，相当于丞们兼京兆尹。令尹之下，文官系统在曲氏王朝末期，分为八部，即：吏、祠、库、仓、主客、礼、民、兵部。每部置长史一人为正长官，司马一人为副长官。八部下，置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等官吏，“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此外，还置“省事”，专门负责“导引”。高昌是个高度君主集权的王国。军国大事，几乎全部由国王专断（甚至民间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也由国主决定）；在国王周围也有一个很小范围的决策机构，“由世子（很可能即兼令尹）及（交河、田地）二公”组成，日常事务，由他们“随状断决”。王廷诸官，属于行政官员，“虽有列位，并无曹府”，每天清晨诸官上朝，“集于牙门评议众事”。官虽多而衙门少，事务性质的工作，办起来到也集中、迅速。
高昌国和中原一样，也实行郡县制。据黄文弼考证，其大城有五，即高昌、田地、交河、蒲昌和天山城；并且倾向于五城即五郡。由于解放后大量吐鲁番文书的出土，经研究，高昌曲氏王朝后期，有都城一高昌城；郡城三：交河、田地和南平城；县城十四：横截、永昌、无半、始昌、安乐、安昌、永安、洿林、高宁、宁戎、威神、临川、酒泉、龙泉城；镇戍四：东镇城、笃进、盐城和柳婆城。总计二十二城。《周书·高昌传》说：“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由国王派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
《北史》和《周书》都提到其刑法“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根据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都官文书，王国中央有都官部负责刑律，其长官是都官长史曲顺。为了翟忠义其人有一个奴隶逃亡，国王曲坚亲自下令，要都官部行文郡县，进行追捕，都官部的文书是直接下达给交河郡以及柳婆、无半、盐城、始昌4县“司马主者”的。说明其司法系统是都官、郡司马、县司马。
《北史》提到“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从出土的文书研究，其赋税制度较复杂，有租、有调、有徭役，还有诸如“丁正钱”、“远行马价钱”、“逋绢钱”等杂税。王国中央负责财政的机构可能是民部或仓部；徭役的征发，特别是有关军事性徭役的征发，可能由兵部负责。在地方郡县，负责机构可能是“户曹”。
军事.
最高级的武官是左、右卫将军，很可能即由交河、田地二公兼任。其次，是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五将军。近百年来，由于考古发掘。大量碑志、文书出土，将军称号除上述五名外，另知有冠军、奋威等号。沙漠城邦国的高昌，骑兵是主要兵种，其“兵器有弓、箭、刀盾、甲、靳”；兵部对马匹和马料控制甚严，出土的曲氏高昌兵部文书中，不少是有关马匹和马料征调和管理的。兵部只负责军队的行政管理，军队的指挥和统率权则属于国王和左、右卫将军，即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由于马匹数量不多，高昌国的胜兵数量大概在万人左右。
宗教.
据文献记载，高昌流行佛教。从国王到百姓笃信佛法，曾有“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的记载，可见高昌国的佛门香火之盛。
依《出三藏记集》卷八所载道安〈摩诃波罗蜜经抄序〉言，前秦建元十八年（382）高昌国师鸠摩罗跋提就曾向苻坚献梵本《大品经》一部。弘始二年（400）法显西行途经高昌时，也得到供给旅资，顺利地直进西南。当时也有高昌沙门道晋、法盛等游历西域。并有沙门法众、沮渠京声等从事译经。由此可见这时高昌佛事已经非常兴盛。及北凉沮渠蒙逊领有此地后，高僧辈出，译经风气大盛。
曲氏高昌王朝成立后，佛教受历代诸王保护，佛法隆盛。当地君王也极为崇佛，如高昌王曲伯雅听沙门慧乘讲《金光明经》，竟用自己的头发铺在地上，请慧乘踩在上面讲经。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西游时，国王曲文泰率全城欢迎，热情款待，并请求永留其国，玄奘绝食数日，才获准允其西去。但是，还坚留玄奘三藏讲经一月，并度四沙弥以充侍者，又赠送袈裟、黄金、绫绢等物，派遣二十五人、马三十匹，为之送行。又写信给龟兹等二十四国，恳请护卫玄奘法师。从这些方面，可以知道当地崇信佛法不遗余力。但史籍中记述寺院情况不详，《名僧传》记载︰约当太和年间（477～499），高昌有仙窟寺、尼寺都郎中寺。《西州志》残卷记载︰柳中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之丁谷窟，有一寺一禅院；又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之宁戎谷有窟寺一所。回鹘时也盛行佛教，宋·干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曾遣使僧法渊，到京城献佛牙、琉璃、琥珀盏。雍熙元年（984）王延德自高昌还，在《行记》中谈到高昌尚有佛寺五十余所，都是唐赐敕额，寺中备有《大藏经》。又有摩尼寺，寺中皆有波斯僧徒。一直到元、明之际，高昌一带仍奉佛有僧寺。及回鹘侵入后，除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祆教、景教等。考古出土无数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汉文、回鹘语经典。此中，以回鹘语写成之经典，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方广神通游戏大庄严经》、《弥勒下生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多为译自汉译藏经之转译本。此外，此地另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伯孜克里克石窟等著名佛教遗迹。
世系图.
九世十王.
以下据王素《高昌史稿》传九世十王之说排列：
六世十王.
陈晓伟《胡广<记高昌碑>与高昌曲氏、唐李元忠事迹丛考》以《魏书·高昌传》记载曲孝亮为曲嘉哥哥的儿子，《右卫将军领宿卫事曲叡芝追远寺铭》记载曲孝真之父为曲冲，曲孝真之兄为曲孝亮，曲孝真之子曲叡芝与高昌王曲-{干}-固为从兄弟关系，依世系排列曲-{干}-固当是曲嘉的孙辈，与曲玄喜同一辈份；曲-{干}-固之父曲宝茂当是曲嘉的子辈，与曲光、曲坚同一辈份。曲冲与曲嘉则为兄弟关系。
又王素认为高昌国一王一年号，「永平」之后的年号「和平」为阙名的高昌王所用，但曲嘉曾用承平、义熙二个年号，曲伯雅亦用延和、重光二个年号，而视和平年号为阙名的高昌王年号，曲氏高昌则传位十王，与新旧《唐书》所述「曲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世」之说不合。疑曲嘉至和平王凡四世，后又以曲茂为一世至曲智盛凡五世，合计正是九世。
曲宝茂世系，王素认为曲宝茂为曲嘉第四世孙，但曲宝茂即位前曾封为「田地公」，当是旁系继位。李淑、孟宪实 《曲氏高昌国史新探——以明人胡广「记高昌碑」为中心》确认曲宝茂的身份为曲嘉之子。
曲宝茂时期的文物建昌元年《曲斌芝造寺碑》有「愿昭武王以下五王之灵」，则曲宝茂为高昌第六任君主。曲干固时期的文物延昌三十三年《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残卷上，跋云「又愿七世先灵考妣往识经」，但曲干固为高昌第七任君主。此七世大概是曲嘉等高昌六王及田地宣穆公曲冲。
薛宗正《曲伯雅生平析疑——曲氏高昌与突厥木杆、室点密两大汗系及隋朝的关系》认为所谓的义和政变、重光复辟及高昌义和王并非事实，实际当是曲伯雅改元义和，命其世子曲文泰为质于西突厥，后来曲文泰借助西突厥率兵返国政变，以东宫世子的身份秉其国政，并改元重光，是为「重光政变」。
以下据陈晓伟、李淑、薛宗正等人之说排列王室及宗室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