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全

罗福全，台湾嘉义人。台湾经济学者、联合国官员及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他曾担任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亚东关系协会会长以及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
经历.
早年生涯.
罗福全的父系祖先据其祖谱载约在1395年由中国广东大埔搬到福建漳州，1736年从漳州搬到台湾诸罗县的湖仔内。罗福全的祖父罗豫典及五叔公在清国时代都是秀才。其亲生父亲罗雅为三兄弟排行第二，育有四子两女。罗福全出生时亲生父亲罗雅（1887-1951）已四十八岁，当时三兄弟之末罗程（族谱名罗章程）已四十四岁，但膝下无子。罗程之妻遂在罗福全生母朱莲怀孕时央求将罗福全出养给罗程。昭和十年（1935年）5月8日，罗福全出生于嘉义市荣町。昭和十一年（1936年）1月，过继给罗程。罗程曾在梅仔坑公学校（今梅山国小）当过教员，1920年嘉南大圳开工，其行政办公室和宿舍设在嘉义，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嘉义市。罗程和林抱合作买卖不动产，购入土地。于1920年代参与「期米」，赚了七万圆。随后罗程与林抱合资成立「嘉义自动车会社」，由于罗程不愿跟日本官方往来，嘉义自动车会社的社长由林抱出任，仅选车卖车才归罗程管理。
罗福全回忆小时候曾吃过王永庆送来的米。王永庆于1930年代曾南下嘉义当米店学徒及开米店，店家「文益米店」位于西门町七丁目三十一番地，就在罗家隔壁附近地区，罗妈妈经常采购王家米，两家十分熟识。罗福全考上台大后，与母亲到台北注册，还曾在南京西路圆环遇到王永庆。昭和十二年（1937年），父亲罗章程过世，由于罗福全小时常闹肚子痛，医生建议其母亲给他吃寒带食物，加上表姊许秀銮当时在东京念医科。昭和十六年（1941年）5月，母亲在他六岁时将他带去日本内地受教育，住在田园调布，同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昭和十七年（1942年）4月，入小学一年级。昭和十九年（1944年），罗福全三年级时，日本转趋劣势，开始将小学生疏开到乡下，罗福全也疏开到静冈县。1945年3月东京大空袭后，罗福全转学到琦玉县念小学四年级。同年日本投降，罗福全于1946年2月举家重返台湾。并学习台语。
国小五年级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罗福全的家在仁爱路，3月其生父的好友潘木枝医师被绑在卡车上路过他家时，还对其生父说「快来看我的最后！」。当时生父用哀伤的口吻告诉罗福全：「那是木枝仙仔。」当时国民党在嘉义的公开游街、处决、曝尸共有三次，第一次处决陈复志时罗福全并未目睹枪决，只看到他在火车站前的尸体；第三次处决四位嘉义市参议员时，包括潘木枝及画家陈澄波。后来2012年台北举办潘医师纪念会，罗福全与萧万长都前往。1948年，罗福全自嘉义市垂杨国小毕业，进入嘉义中学初中部。
1951年，罗福全毕业于嘉义中学初中部，进入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在高一时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蔡同荣，同届学生包括陈隆志、张灿鍙。1954年，罗福全自南一中毕业。因为听说经济能为国家图谋富强，遂进入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在台大时，罗福全曾上过农业经济教授李登辉的课。大四时，罗福全曾借住在中山北路二条通的毛昭江家中。
1958年，罗福全自台大毕业。服了一年半义务役，在左营担任海军预官。1960年4月退伍。当时罗福全因对台湾选举不满，曾以「南山卢外客」的笔名向《自由中国》投稿，批评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为违宪。同年6月19日蔡同荣组织关子岭会议，罗福全出席参与结拜。
1959年至1960年之间，罗福全与其他知识份子参与了多场议论当局统治措施的活动。由于考虑将可能遭当局限制出境，他在1960年8月4日离境前往日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研究所。当时台大经济系主任张汉裕刚好来东京，强力鼓励罗福全就读东京大学，并为他写推荐信给东大经济系的大石泰彦，罗福全遂跟随大石泰彦。罗福全在东大期间见大家都读英文原著，决定与其在东大读原文书，不如直接到美国去念。罗福全向大石询问：「今后十年，经济学哪个科目最具前瞻性、最有远景？」大石表示「两个部门，一个是计量经济学，另一个是新发展的Regional Science（区域科学）」，当时罗福全透过美国新闻处的资料搜寻，得知计量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重镇在宾州大学，决定前往宾州大学。
1962年，毛昭江结束考察经过东京时，得知罗福全有赴美打算。要求罗福全与毛清芬完成婚礼，两人于早大大隈会馆完成婚礼。
1963年，罗福全取得早稻田大学经济硕士学位，8月前往美国就读宾州大学。罗福全在宾大时选了克莱恩教授的课，后来成为他研究室的助理。当时克莱恩正在做一个美国的经济模型，罗福全负责计算。当时使用IBM7094的电脑，能处理43K的内容。
投身台湾独立运动.
罗福全在大学时期开始有不公平的选举，他也曾经抓过贿选。第一次知道台湾独立运动则是国民党政府派蔡培火游说林献堂回台后，蔡培火在报纸上说林献堂不支持台独运动，他才知道台独运动。大学时蔡同荣积极以非国民党员的身分竞选台大代联会主席，当时国民党派出来和蔡同荣竞选代联会主席的是张旭成，后来也当过代联会主席。蔡同荣当选后，曾安排给他一个职务，当时蔡同荣最得力的助手是侯荣邦。后来大学毕业后蔡同荣觉得代联会的人就此解散很可惜，遂与黄昆虎、蔡顺利等人组织关子岭会议。当罗福全到日本留学回台时，曾受到蔡顺利忠告不要再找任何人。自此罗福全赴美留学，一去三十年未回台湾。
在抵达宾州大学所在地费城之后，结识了台湾独立联盟()当地分部主席陈以德。他被选为费城台湾同乡会会长，当时同乡会不想和台独运动有所牵连，所以不选陈以德的弟弟陈以文，而选罗福全当会长。没想到罗福全更加活跃，当选之后即联络各地同乡会，并出任美东台湾同乡会会长。
罗福全到费城时，台独运动的组织已由3F转为UFI。当时表现最大的为1961年陈诚访美时，陈以德发动的游行示威。罗福全到费城后，陈以德即找上他问日本的情况。1964年2月28日，位在费城的台独联盟在中华民国驻华府大使馆前发起向蒋中正政权抗议的示威活动，罗福全和其妻毛清芬与陈东璧、苏金春等人一同加入抗议行列，正式投入台湾独立运动。罗福全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拍照。
1966年6月，罗福全和陈以德、蔡同荣等人在费城催生「全美台湾独立联盟」()，选出陈以德为第一任主席。罗福全出任中央委员；此外，他也曾担任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机关报《台湾公论报》(Taiwan Tribune)发行人。
1983年，台北市议员陈水扁访问美国，罗福全引介他去见民主党的众议员索拉兹。11月，罗福全代表海外台湾人组织赴美国国会出席作证。11月1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13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案〉，明确记载「台湾前途必须经由免于强制、且为台湾居民所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5日后参议员议员全体表决，以63票多数通过此案。
职业生涯.
1968年，罗福全以「两个区域的成长模型」取得宾州大学区域科学博士，并决定任职于CONSAD公司担任研究员。
1973年，罗福全带著母亲前往日本与其大姊会合，并在位处名古屋的联合国地域开发中心（UNCRD）任职，当时罗福全因参加华府的二二八游行，被国民党政府「点名作记号」，知道自己去大使馆申请护照延期时，一定会被没收。干脆不去大使馆办延期，使护照失效，成为没国籍的人。罗福全进联合国工作后，便拿到美国公民权，联合国再发给他联合国专有护照。
1975年、1978年，罗福全两度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聘任，分别赴印度、伊朗担任经济顾问；此外，他也在1974年至1977年之间前往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泰国等地，四度开办区域开发培训班，并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
在名古屋的区域发展中心时期，罗福全曾认识一位中国来的学员。透过这层关系认识其上司中国经建会副主任张彦宁，1980年罗福全离开区域发展中心前，张彦宁安排他访问中国。当时铁幕内的中国人民公社的组织尚未打破，罗福全买了北京的地图，上面竟然没有画出机场。到了北京西苑饭店，服务生开口就问他：「你有没有粮票？」1986年，罗福全再到北京时，当时仍没有商家卖卫生纸，入住旅馆时官方接待的人还央求送他旅馆的卫生纸。此次罗福全出席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际会议，赵紫阳及朱镕基皆出席。学者方面则有陈坤耀及林聪标出席，当时罗福全邀请出身台湾的林聪标出席，在蒋经国三不政策的年代，林聪标为避免国民党找麻烦，在全体人员大合照时刻意把眼镜摘下。
1982年，罗福全出席在东京举办的OB高峰会，认识时任荷兰总理范艾格。范艾格卸任后，罗福全曾多次邀访他访问台湾。
1992年，黑名单解除，罗福全与毛清芬返回台湾。
2000年总统大选，陈水扁当选总统。同年罗福全自联合国退休，获陈水扁属意出任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罗福全出任驻日代表时，日本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仍习惯与国民党往来，对民进党政府还很陌生。当罗福全拜访「日华恳谈会」会长山中贞则时，山中贞则还不知道怎么念陈水扁的名字，并嘀咕「我不认识陈水扁，我的儿子都比他大！」在沟通下，山中才提出问题「谁派你来的？是李登辉总统，还是陈水扁总统？」罗福全解释都一样，陈水扁和李登辉都是强调民主的台湾总统，山中贞则脸孔才变柔和。之后安排罗福全与「日华恳谈会」议员见面，包括副会长平沼赳夫、麻生太郎和扇千景。
罗福全在任内促成前总统李登辉在2001年至日本就医的计划。据罗福全回忆，当时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及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都觉得李登辉访日时机不到。当罗氏私下参与一个密室会议时，台湾方由罗福全、彭荣次出席，日本有说客参议员椎名素夫及福田康夫。当时福田康夫称他不反对李登辉访日，只是主张缓一缓。椎名见福田如此软弱，语带威胁说他能对外爆料，让大家看清福田，说服福田改变立场。后在时任首相森喜朗拍板下，促成李登辉访日。
学术生涯.
罗福全曾任联合国大学首席学术审议官；在他自该机构之高等学术审议官暨高等研究所副所长一职退休后，他被任命为荣誉教授。他的英文学术著作有《Growth Pole Strate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 Asian Experience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New York：Pergamon Press 1978；与Kamal Salih合编)、《Rural-urban Rela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Singapore：Maruzen Asia 1981)、《The Challenge of Asia-Pacific Co-operation》(Kuala Lumpur：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87；与Kamal Salih合编)、以及《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of Large Cities》(New York：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8；与Yue-man Yeung合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