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札记

《文心雕龙札记》，简称《札记》，是黄侃对于文心雕龙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所作的笔记，后于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后又多次再印。《札记》被视为是现代文心雕龙学的奠基之作，在学界被高度重视。
成书.
黄侃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早已经聆听其师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在1914年9月，黄侃应章太炎的介绍，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其中教授的内容就包括了《文心雕龙》，因他在北大教授《文心雕龙》的名称是「文章作法」，故此主要教授的是创作论的20篇。而《札记》本身是黄侃1914至1919年在北大任教时的讲义。它的实际完稿时间不详，按钟歆《词言通释》之说，是在1916年完成，但是按徐复观所说，他在1917年才完成《隐秀》篇补文。在正式出版之前，他曾经将此书的一些章节登于《新中国》、《华国月刊》之上。在1925年前的文章标题尚未有《札记》字样，但是在此之后的文章都有《札记》的字样。
他的创作动机大约有四个。首先，他在该书的题辞和略例中希望以此书指正《文心雕龙辑注》的错误。此外，有学者主张《札记》是「旧文学行将结束」的作品，认为《札记》产生在桐城派、文选派、朴学派三家的角力中，认为黄侃的目的就是为了批评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削弱桐城派的影响。他在书中指「世人忽远而祟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而桐城派的姚鼎正正提出了「阳刚阴柔」之说，而「起承转合之谈」是「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斗的八股风气的表现。章太炎也提及，当时黄侃正和桐城派所竞争。当时，桐城派学者姚永朴将自己的课程内容写成了《文学研究法》。《文学研究法》的体例和《文心雕龙》相同，在当中阐述了文学的起源、流变、本质、功能、风格等等，使桐城派在北京大学的地位更加坚固。而《文心雕龙札记》的出现正正是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观点，以改变桐城派在北大的地位。而黄侃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例如文章的「道」是自然之「道」，文章的「气」是自由之气，这些在《札记》出现的观点使黄侃在桐城派和新派的斗争之间取得胜利。
另一派认为黄侃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回应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回应，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诋斥文言，倡导白话文学。当时钱玄同对于黄侃作出了批评“顾同时与之（新文学）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者，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认为他是属于旧文学的一派。以文法问题为例，当时新文化运动批评当时的写作文章和诗词的文不追求文法结构，认为骈文、律诗都应该追求文法。但是黄侃在《札记·章句》回应认为，只要「一字之义」是可以理解的话，其所组成的「数字之义」必然也是可以令人理解的，故此中国没有讲述文法的书籍。并引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文法书虽工言排列组织之法，而于旧文有所不能施用」，认为文法并不适用于文言文，注解中暗含新文学运动作为对手的意图。
也有学者认为，黄侃急于结集成书，打破自己五十岁前不出版书籍的原则是因为当时听到弟子范文澜打算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的缘故。据统计，范文澜对于《札记》的承袭高达70%。张海明观察当时登于刊物上的文章，发现1925年前的文字较为整饬，但是在此之后的文章估计都是之前写就的文稿，且是连载，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正是出版于同年。张海明推测，骆鸿凯可能在1925年时告知黄侃出版的消息，接着便登于各学刊，并于1927年出版，而目的正是恐他人不知《札记》是先于《文心雕龙讲疏》形成。
理论.
《札记》同时吸收了章太炎和阮元的思想，但也同时了折衷两者的思想。例如章太炎反对阮元的《文言说》「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认为只有韵文才是「文」的说法，而认为「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而黄侃认为「彦和谓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真能悉文章之原者。纪氏乃欲删其繁文，是则有意狭小文辞之封域，乌足与知舍人之妙谊哉！」认为纪昀删减「文」的范围是不当的。但同时他也吸收了一些《文言说》的观点，例如他在《原道》篇中也引录了一些阮元的观点作己用，认为虽然不是带有用韵的才可以算作「文」，但是他认可「韵语」、「偶词」的文学特色，反对过于质朴的无华之作。
黄侃在书中提出了「文本自然」、「酌中循实」、「文宜研术」三个主要论点。刘勰在《原道》中提出来的「道」并不是后世所指出来的「文以载道」，而是道家所言的「自然之道」，且认为是来自于《韩非子·解老》中发展而来的，两者所指的「道」都有事物发展规律的性质。此外，他主张以「折衷为法」，例如他在《札记》中主张拯救当时南朝的时弊的方法是酌中循实。另外，黄侃是首次以「为文之术」的观点在观察《文心雕龙》，认为写作者都应该先训练「文术」的技巧。他在《札记》中写作了《隐秀》篇的补文，认为隐秀对于《文心雕龙》整体而言的意义重大，缺失甚为可惜，所以补作。他大致也按着刘勰的写作方法，先以一系列对偶的方法解释「隐」、「秀」的关系，再解释隐秀和「自然」以及「神思」的关系，再在两方面举例说明解释，最后再归至创作论。在书中他也对于《文心雕龙》进行了校勘、注释。校勘一共24校，大多为理校。注释大多有220条，引用了孙诒让《札迻》5条、李祥《文心雕龙补注》18条。
针对于「文本自然」的理论，黄侃指明刘勰的「道」和「文以载道」不同，是自然之道。纪昀虽然也有指出自然是《原道》的理论之一，在批评点时有提及「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但是他所指的「自然」也只是相对于「文藻」、「雕华」的文风理念，依然将「原道」的「道」理解为古文家的「道」，在《原道》篇即谓：「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黄侃是首次真正点明刘勰的「道」是「自然之道」的学者，他在《原道》中认为刘勰的道和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认为假如刘勰的「道」理解为「文以载道」中的「道」的话，就当于将万物的本原都承载在文章中，认为「文以载道」将文章强行加上一层道理上去，会使「胶滞而罕通」，使文章无味。此外当时的文论家又将刘勰的「复古」和古文八大家的「复古」视为其一，他在书中表明了刘勰的「复古」思想是包括了「衔华佩实」，包括了一些华丽的藻饰，但是古文家主张的「宗经」就只著重了「实」而认为「朴陋」之文为佳，两者有所不同。
「酌中循实」语出于《札记·风骨》，黄侃认为：「大抵舍人论文，皆以循实反本，酌中合古为贵，全书用意，必与此符」。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是批评当时的文风主张以华丽为主，而黄侃当时所处的桐城派以尊祟古文为主，两者所批评的文学倾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两者都是主张以「中道」为主。刘勰在《通变》中主张「斯斟酌于质文之间，而櫽括于雅俗之际，斯可言通变矣。」要求在「质文」和「雅俗」之中找寻合适的「中道」。而黄侃在《札记·丽辞》中主张：「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其别。或鉴于对偶之未流，遂谓骈文为下格：或惩于流俗之恣肆，遂谓非骈体不得名文，斯皆拘滞于一隅，非闳通之论也。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同样认为在「文质」和「奇偶」之间应该以不偏不倚的适中态度写作。
在语言方面，黄侃在《札记》中主要关注修辞和文法。在修辞方面，张少康指出当时的文论家大多将刘勰「文绣鞶视，离本弥甚」的文坛现状视为是《文心雕龙》的全部要义，而无视了刘勰祟采贵文的思想，《札记》折衷了两者，肯定了「文章本贵修饰」的论点，又肯定了「去甚去泰」的主张，提出刘勰虽然批评当时过于藻饰的文坛现状，但是不否定藻饰文采本身，认为藻饰只要合适即可。他认为黄侃这样理解更合《文心雕龙》的主旨，妙眼独到。
在文法方面，黄侃强调「文有定法」，认为语言运用虽然各有所异，可以变化，但语言结构是不能变化的，「虽历千载，而粲如新」。此外，他认为训诂不只是训字义，「今谓研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而是应该从章句开始，重视分析章节句子的重要性，认为创作的时候应该分析章节和句子，没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他在书中对于《马氏文通》给了好的评价，认为「凡致思于章句者」，都应该阅读它，认为它虽然「小有罅隙，亦未足为疵，盖创始之难也」，认可他作为创始书籍的困难之处。即使有人认为《文通》并不师古，他维护了《文通》认为这就像是七音和三十六字母一样在西方而来，而学者也认可了它们。讨论文法的书在古代也没有，可见其出现是合理的。
回响.
黄侃在书中所提出的「自然之道」的解释在民国时期起了相当大的回响，其解释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在1921年，杨鸿烈引用了《原道》，指刘勰“首先就标出一个文学的自然主义出来，就是要先有自然的情感和思想，然后自然的描写」，以自然解释「道」的概念。李冰若又总结认为《文心雕龙》「尚自然，重情致」。钱基博虽然指《文心》“实开八家之先声”，依然将刘勰与唐宋古文家联系起来，但是他在《文心雕龙校读记·原道》说：“所谓道者，盖自然耳」，同意道就是「自然」的概念。
他的弟子李曰刚在《文心雕龙斟诠》中认为，此书是「民国鼎革以前，清念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别不外于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法。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此话本出于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中，但是再加上「彦和之功臣」、「文学批评之前驱」两者，点明了他自己的看法。牟世金认为「《文心雕龙札记》的意义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产物，更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巨大变革」。戚良德认为，《文心雕龙札记》的意义不只是「彦和之功臣」，而是有浓厚的「六经注我」的色彩，另创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
版本.
说明：括号内为篇数，20篇即指《神思》第二十六至《总术》第四十四；11篇即指于《原道》第一至《颂赞》第九，再加上《议对》、《书记》两篇；31篇即指上者两者的整合。
在1927年，文化学社黄侃对由《神思》第二十六至《总术》第四十四，再加上《序志》一篇以及由他的弟子骆鸿凯补作的《物色》篇札记的注解结集出版，即是《札记》，但当时他在《新中国》、《华国月刊》时所发表的一些和《文心雕龙》有关的文章，例如《原道》、《颂赞》等的札记并没有收入文化学社的首版之内，其实际原因不详。封面有大字「文心雕龙札记」，下有小字「丁卯六月柳庶堪」。内芯每页11行，每行25字，共250页。之后文化学社又再于1935年再版。黄侃在离开北大之后，也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地方讲述《文心雕龙》，而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讲学时油印了自己的讲义，即是武昌本。1935年，黄侃在南京逝世，中央大学所辨的《文艺丛刊》出版了纪念专号，将武昌油印出来的讲义录出对于《原道》第一至《颂赞》第九，再加上《议对》、《书记》两篇，即是文艺丛刊本。1947年，按祖保泉的回忆，四川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提议集资翻印《文心雕龙札记》，之后佘雪曼到校，借出其藏本翻印。本次是首次将《文心雕龙札记》31篇合为一体出版，但是印数极少。川大本封面墨绿色，共88页，由华英书局发行，封面有佘雪曼瘦金体「文心雕龙札记」题字。
《札记》在大陆和港台流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1962年，经黄侃儿子黄念田授权，中华书局将北京文化学社本和文艺丛刊本经校勘为一集，是大陆最通行的版本。在台湾，学人月刊杂志社（1971年）以及新文丰出版社（1979年）都按文化学社本出版，和原版相同只有20篇。1962年，潘重规按武昌本和文化学社本合编并加上自己的校语，将《序志》移到《原道》篇之前。并加上骆鸿凯补作的《物色》篇札记出版。之后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亦按此版在1973年再版，是台湾最流行的版本。大陆各出版社版本又基于中华书局的版本出现了数个版本（书名作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