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文化协会是1921年在台湾日治时期成立的一个文化团体，由林献堂与蒋渭水等人发起，集结台湾各地知识份子，旨在传递进步的理念与价值观，同时也是诉求台湾集体意识与思想的政治团体，推动近代知识文化普及，在日本殖民教育下寻求台湾人生活的空间。参与者包括医师、律师、教师、资本家等，标举文化启蒙运动。
在《台湾文化协会趣意书》（即成立宣言）当中，即明白表示：「组织台湾文化协会，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另以《台湾民报》作为机关报，办理演讲会、读报社、演剧和影片拨放等。1927年改组为中央委员制，主张工农运动，协会因此分裂，走向农工运动者是为新文协如连温卿、王敏川等人，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另成立台湾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历经分裂，不同路线筹组不同团体，新文协于1931年瓦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则到1937年解散。
时代背景.
底下列出1896年－1915年，台湾人民抗日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这并不含战死或被屠杀的无辜民众。
注：西来庵事件为当时日治时期最大的武装抗日行为。
日本治台的教育政策配合殖民政策，在1922年新台湾教育令颁布前，采隔离教育，台湾最高学府为总督府医学校， 创始之初专收台湾子弟。另外台湾家境较为富裕或小康者，多将弟子送至日本留学，这些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在接受新式教育后，视野相当宽阔，并不把台湾的殖民统治视为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而是将它放在世界殖民历史来看待，并将台湾的殖民统治与抗日视为世界殖民地反抗运动的一环，经由这些留日学生带回的新思想，开启了台湾一波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
此一时期，国内外的主要情势有:
前两个因素影响了留日学生、旅日台人的思想，促成他们开始采取具体行动的是三一事件。
成立过程.
1920年11月，台湾第一个飞行家谢文达返台进行访乡飞行，蒋渭水等人以欢迎会名义，成功汇集了全台各校学生于总督府台北医学校(今台大医学院)，使各校学生产生思想交流与联结。1921年4月，毕业于医学校的李应章、吴海水、何礼栋等人于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林献堂、林熊征劝募资金时，认识了蒋渭水，蒋渭水认为「不作便罢，若要做，必须做一个范围较大的团体才好」，于是决定全台串联筹组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之初，是一个资产阶级与知识份子为主组成的民族主义文化启蒙团体，该会章程规定「以助长台湾文化为目的」。1921年（大正十年）10月17日下午一点，于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校（今静修高中）举行成立大会，由蒋渭水报告创立经过：「有关本会组织，曾访川崎警务局长，依主旨书说明本会的主旨。他询问：『虽然说只计划提高文化，但多数会员中，是否有跟政治运动有关连的人呢？』于是回答说『绝对不涉及如此行为』之后，才求得该局长的谅解。」出席成立大会的人有1,031名，以医师、地主、公学校毕业生、留学回国的学生为主，另外也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士绅等人参与。随后通过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并选出理事41名、评议员44名。会议于下午三点十分结束。
成立时选出之干部如下：
文化活动.
以《台湾民报》做为协会宣传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员林、台南等地设立十余处读报社。并四处举办演讲，并成立文化书局、文化剧团，也举办各种有关历史、法律、卫生等短期或长期的讲习会，进行文化演讲会、文化剧运动。除了邀请《台湾通史》作者连横主讲台湾历史和汉文、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林茂生也曾主讲西洋历史外、身为医生的蒋渭水也下场主讲公共卫生。更有担任律师或学有所长的会员主讲法律和经济学（如远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陈炘）等。据统计，在1925年、1926年中的听众即达23万人之多。本来文化协会还打算设文化义塾，以帮助家境贫困的小孩上学，不过申请时被驳了回来。另外自1924年起文化协会也趁暑假时举办名为「夏季学校」的夏令营。由身为总理的林献堂热心提供自家大宅院做为教室和宿舍。当时文协的专务理事蔡培火基于重视电影对大众的教育功能，遂于1925年从东京购买社会教育影片十数卷，成立「活动写真队」之机构，训练青年志士专管机器、说明影片，并全台巡回放映电影。卢丙丁、林秋梧即是当中著名辩士。
在文化协会的活动中，最受重视的是演讲会，其原因在于当时台湾文盲仍多，以文书宣传效果不佳。1923年5月，会员黄呈聪、王敏川等以《台湾民报》社员名义自日返台，为推售台湾民报，在全岛各地举行巡回演讲，其讲述的民族主义与对总督府施政的批判，引起台湾民众很大的回响，自此，文化协会开始频繁于各地举办演讲会。除此之外，文化协会内部也有人提倡以文化剧 (台湾新剧)作为文化运动的一个工作项目，1925年7月，台中州首次组成剧团组织，紧接著台中州南投郡草屯庄的炎峰青年会也组织一团，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协会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剧团。这些演剧的脚本多半以讽刺性的方式谴责社会制度、鼓吹民族意识，这种宣传方式也得到不错的效果。
治警事件.
台湾文化协会虽然不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但自成立之初即成为岛内外各社会运动的母体，文化协会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或指导各类组织与事件。1920年底开始进行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因为是在日本帝国宪法内所规范的合法政治活动，且有内地（日本本土）众议员的支持，被蒋渭水谕为台湾人唯一的活路，自请愿开始，即由文化协会成员于背后运作，这项请愿运动对台湾总督府的权力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因此也成为总督府的眼中钉。
总督府除了动员辜显荣等御用士绅抨击请愿运动外，也实施各项取缔措施紧缩言论，对于林献堂等在台有庞大产业的人紧缩银根、收回公卖品的贩卖权，迫使其不得不退出该活动。而后又导演了「八骏事件」以分化文化协会成员的团结，但碍于此一运动系采行合法的方式，即使一再压制也未能根除，1923年总督府终于发动一次全面的反击，这就是著名的「治警事件」。
治警事件为「台湾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简称，蒋渭水等人于1923/1/30组成「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以推动请愿运动，三天后 (2/2) 即被台湾总督府禁止，蒋等人又于同年2/16于东京重新成立，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局却以「主脑者与法域虽不同，其会员大部分为旧结社员，会名又同一，而同在台湾活动」为理由，于同年12/16在台湾全岛大举搜查，当天被拘留者有41人，被搜查且被传讯的有11人，只被搜查的有12人，仅被传讯的有35人，共计99人。事发后，台湾一切对外通讯都被当局所控制，街头巷尾及公共场所皆有特务站岗，未被检肃的请愿运动成员也受到特务跟踪，一时全岛风声鹤唳、民心惶惶。一个月间，台湾三家日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闻）对这个事件保持缄默，只字不提，更增肃杀气氛。大搜补后，文化协会多名重要成员入狱，第四次、第五次的请愿运动在领导人系狱，且消息被封锁，民众在情势不明的惶恐氛围中，连署人数大幅减少。
但因为这些受到检肃的人士，除了台湾杂志社成员外，大多数为律师、医生、地主，是台湾社会的中坚份子，且多是成长于日本教育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起被检肃，震撼了日本的舆论界。日本舆论界无法如西来庵事件之前的武装抗日一样将他们视为土匪，他们必须深入探讨造成这个事件的症结所在。许多当时日本法界相当有名的律师跨海来台提供法律协助，最后审判结果如下:
但随著此事件进行公开审判，事态逐渐明朗，民众开始表现出对于他们的关心与支持，第六次的请愿签署人数大增为七百多名，文化协会演讲的次数、听讲人数也急骤增加，台湾民报的销路也遽增，这都是治警事件的影响。而且因为经过法院的辩论与判决，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青年运动.
留日学生在东京结社支持岛内的文化协会，并将在东京接受的各项思想运动注入文化协会，受到这些思想影响最大者为台湾青年，留学日本、中国的学生大量增加，并提升了对于民族、社会问题的关心。加上文化协会成立之初因为蒋渭水、蔡培火的影响，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北师范学校的学生大量加入，更增加了文化协会对青年的影响。对于各地的青年运动，文化协会更提出指导，不但时常与岛外留学生连络合作，并且在岛内也对青年团体的成立给予援助，下列为几个重要的青年团体:
在文化协会的影响下，发生了许多学生运动，以下为最重要的三次:
在事件后被退学的学生多半选择留学日本或中国，许多人在海外仍继续参与思想运动。
农民运动.
台湾的农民运动一开始是带著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对抗地主压榨及官宪压制上，除了农民原本生活即清苦，又遭无理剥削，对于反抗即蠢蠢欲动，但在当时总督府的高压统治，多半还是敢怒不敢言。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透过演讲会由都会逐渐普及于农村，加上由留学生带回的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了农民反抗的斗志。
二林事件是这波农民运动的开端，具文协会员身分的医师李应章全力支援这次事件，林献堂也曾于1925年4月到二林演讲，1925/6/28二林农民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农民组合 - 「二林蔗农组合」，虽然抗争的结果失败，但这星星之火确实点燃了燎原的烈火，各地的农民组合纷纷成立，加上职业革命家简吉的适时出现，串连了这些分散各地、性质各异的团体组成了「台湾农民组合」。底下列举了几个文协支援的农运之事件与结果:
左右分裂.
文协成立以来，是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统一战线，随著留学日本、中国的学生大量增加，这些留学生在海外接受当时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潮流并带回台湾，对文协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文协在民族主义之外，又添增了社会主义的色彩。当时台湾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受下列四股势力的影响:
文协中重要干部连温卿属山川均主义、王敏川属福本主义、蒋渭水受三民主义的影响最大，另有上大派相关干部翁泽生、蔡孝干等则是中共党员。左派势力一直希望文协能对社会运动提供更直接的支援，甚至成立政党争取权益，但是，林献堂、蔡培火等右派仍希望维持文协创会会旨所提倡的以文化活动为主以启蒙台湾人思想。双方的冲突到了1926年已势同水火，双方分别在台湾各地的辩论大会或演说会中提出各项运动路线的论述，将双方的冲突推向分裂。
1927年1月3日在台中公会堂举行的临时大会，左右两派人马正式对决，左派人马胜出，连温卿、王敏川成为新的领导人，蒋渭水此时思想已左倾，但因为与连温卿仍有一些意见上的分岐，遂与右派人马一起退出文协，另组台湾民众党，文协第一次分裂。分裂后的文协（又称新文协）为了确保自己的正当性，更积极的在各地办理演讲会，其激烈的言论使听讲的群众参与规模超越旧文协，也因为言论激烈，屡遭日警制止。除此之外，新文协以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为目标，更积极介入政治社会运动，支援台湾农民组合的抗争，并发展工人运动。1927年3月，连温卿协助成立「台北机械工会」，开启了一波台湾工人运动。
台湾左派势力的消长，深受国际共产主义路线之争的影响，，埋下了连温卿下台的种子。因为新文协积极介入农民与劳工的抗争，引起总督府强力打压，许多干部入狱，蔡孝干、翁泽生、蔡火旺、王万得等中共党员则远避中国，再加上台湾民众党的竞争，新文协会员大量流失。组织发展不顺及山川均思想的失势，终于导致新文协于1929/11月举办的第三次全岛大会中在上大派主导下开除连温卿会籍，改由王敏川领导，此后文协成了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官宪压制.
台湾总督府治台方针，在治警事件之前采取的都是武力威胁的手段，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来，虽然标榜从事的是文化启蒙，但是，由台湾总督府深知，文化协会乃当代台湾各项政治、社会运动的母体，所以，驱使御用士绅成立公益会打击文化协会，又导演八骏事件进行分化，最后以治警事件企图将文化协会成员一网打尽。只是没想到，原本被台湾总督府认知为「怕死」的台湾人，却在治警事件后产生了政治自觉而更加凝聚。此后，台湾总督府改采两手策略，对于反抗运动中的温和派予以安抚，对于激进派则极力打压，如此的策略可使反抗运动成员彼此猜忌，终至分裂。在反抗运动分裂后，更集中力量打击激进派，使其走向极端，而后将其一网打尽。殆激进派被瓦解后，再禁止温和派的活动，如此即可完全瓦解反抗势力。对于当代从事反抗运动的当事者而言，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倒底要采取体制内的温和策略，徐图渐进屈折迂回的达成目标，或是直接与当权者对抗，原本就不易有正确的判断，台湾总督府对于温和派的活动给予宽松的处理，对于激进派的活动则严加取缔，确实可以有效的分化运动组织内成员的团结，在反抗运动中，通常激进派才会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激进派被消灭后，温和派很容易就在高压下自然瓦解了。
关于台湾总督府的两手策略，可由总督府警察局（当时之局长是本山文平）于1927年1月4日向当时总督上山满之进提出的「文化协会对策」可以窥见。所谓：
"就破坏文化协会之手段而言，如采取由外施压之法，反将从其内部固团结，宁可使其会内酿成内讧，而使自然归于溃裂，乃为良策。依此逐步讲求策略之结果，幸得见其酿成机运，即总会上关于会则变更以至两者完全分离，极端反目，是故将来应以如左之对策临之，总督府各州厅共同戮力于文化协会之破坏。"
1929年2月12日，台湾农民组合被大规模取缔，逮捕59人（8人被释放），农民组合成了非法组织，激进成员只能潜行于地下进行活动，有效瓦解了台湾农民组合。1931年2月18日，台湾民众党被禁止，同年亦对台湾共产党展开大搜捕，该年9月于罗东逮捕台共最后一位领导者苏新后，台共瓦解，文化协会重要干部此时也多被逮捕，组织瓦解。
评价.
日治时期.
日本殖民政府批判该会是「追慕中国之念甚高，与中国人日益亲和，期待国权回复。」
矢内原忠雄在其名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对「台湾文化协会」如此评价：「是自助的启蒙的文化运动，目的在谋台湾人的社会解放与文化提高，平时的工作，则在各地召开讲演会。文化协会很久成为唯一而且全部台湾人民族运动的团体。」
战后.
叶荣钟在其〈台湾民族运动史〉一文，对于「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青年》」的角色与作用，他说：「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青年》杂志是台湾非武力抗日民族运动的三大主力。若用战争的形式来譬喻，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外交攻势，《台湾青年》杂志(包含以后的《台湾》杂志，《台湾民报》以至于月刊《台湾新民报》是宣传战，而文化协会则是短兵相接的阵地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