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学运

野百合学运，又称1990年3月学运、三月学运，是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之间，于中华民国所发生的学生运动，主要核心诉求为推动台湾民主化。运动以台湾百合为名，并于3月19日提出。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并对中华民国政治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与质变。
野百合学运起初十余人，随后增长为人数近6,000名的大型运动。他们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今自由广场）上静坐抗议，并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出面与学生承诺这些诉求、并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随后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走入民主化阶段。
事件背景.
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民主化就历经剧烈变动。台湾经过解严、解除报禁和党禁后，民间活力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著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世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重要场域。
虽然在1987年时任总统蒋经国结束台湾戒严，尽管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政治改革却似乎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即使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后，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支持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对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政府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全面改选过的国民大会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烦，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主进步党主席及国大代表赴总统府请愿遭抬离殴辱，而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
事件经过.
3月16日.
1990年3月16日，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周克任、何宗宪、杨弘任召集十余名台湾大学与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学生前往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野百合学运揭开序幕。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风中一直撑到第二天早上，广场的指挥中心成立，野百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夜晚。
3月17日.
由于媒体的报导，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国民党政争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广场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3月18日.
，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学运份子串连活动，参与静坐示威的大学生已达数千人。当天下午，甫成立的民进党发起造势大会，动员数万群众在广场大门旁边进行演说，主轴在于声讨国大。广场之学生自治领域，表现出超龄的政治运作，以和平理性态度扩大静坐的参与，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并进行自我教育与组织的工作。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广场决策委员会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时，野百合学运已用自主的逻辑宣示了学运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力之一。
也是在这一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
这四条要求，反应当时台湾民间社会一部分人士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总统李登辉与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将道德张力推向高峰。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本次学运之精神象征，因此此次学运称为「野百合学运」。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
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学运，包含了对台湾主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
3月20日.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发言。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野百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陈燊龄上将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联合劝告学生尽快复学。
3月21日.
3月21日，甫当选第八任总统的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
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影带后，进行分校讨论，以决定是否要结束这次抗争。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
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
学运组织架构.
1990年3月19日，针对集结的学生及学校增多，学运调整内部组织，并在《广场通讯2》文宣广为宣告：
后续决策小组增加至11人，其中，郑文灿担任决策小组发言人，范云担任总指挥。
影响.
李登辉承诺召开国是会议之后，行政作业迅速展开，4月3日公布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履行先前对学生的承诺。6月28日，李登辉于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国是会议，计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就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而言，政治上实际的推动者实际是立法院与大法官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对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不愿退职及国大代表扩权不满的增额立法委员，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余政宪、彭百显为首，结合国民党籍的赵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声请释宪。而在国是会议召开、朝野未达成具体共识之际，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才使得退职条例的功能得以彰显，也正式宣告了「万年国会」终结的最后期限。 
野百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台湾政治发展而言，虽然野百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更民主化」。
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经过十数年后，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菁英，其实都和野百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前文化部部长史哲、嘉义县县长翁章梁、台南市市长黄伟哲、高雄市市长陈其迈、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民进党立法委员李昆泽、民进党立法委员林宜瑾、民进党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国民党前立法委员郑丽文、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第二任召集人陈尚志、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助理教授顾玉玲、《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和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此外，亦有不少人深耕学界，如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詹镇荣 。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