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中国著名古典编年史、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作者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花19年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这段错综复杂之历史写成年经事纬之巨著。《通鉴》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曹魏蜀汉东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割据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鉴》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写成同样体裁之编年史，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上曾起过巨大影响。
成书.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作者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为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寃，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资治通鉴》述庞勋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谠的《唐语林》。另一角度来看，大量引用野史则容易于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认为《通鉴》误信《孔丛子》，“则考之不精甚矣”。清人周中孚亦对通鉴引用《赵飞燕外传》之文有微词，“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
《资治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各人先修「长编」，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李焘《巽岩集》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清朝陈弘谋谓「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家省思，史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
助手.
虽然此书中司马光自己的意见皆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编集此书，朝廷许他「自辟属官」，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颇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此外，司马光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三书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体裁.
涵盖年代.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四成，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释例.
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曾据司马光的遗稿，将《资治通鉴》编修书法分类为36例。具体为：（1）用天子例。（2）书列国例。（3）书王制例。（4）书封爵禅位例。（5）书改元未禅位例。（6）书帝王将受禅例。（7）书庙号例。（8）书国号例。（9）书改元例；（10）书称号例。（11）书王公例。（12）书建列国太子例。（13）诸王书名例。（14）书立王例。（15）书徒王例。（16）书列国立太子例。（17）书列国纪事取年号例。（18）书官名例。（19）书兼职例。（20）书罢免例。（21）书聘使例。（22）不书例。（23）重书例。（24）豫言例。（25）追书例。（26）书日后先例。（27）书事同日例。（28）书事相涉例。（29）书斩获例。（30）书世系例。（31）从后-{}-姓例。（32）书字例。（33）书乡里例。（34）书改置州郡例。（35）书薨卒例。（36）书反乱例。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但过于主观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汉、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蜀汉建兴九年：“ （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史事评论.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其中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以篇数看来，〈汉纪〉所占篇幅最多、其次为〈唐纪〉。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原稿.
《资治通鉴》北宋残稿今存仅8-{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每段史事开端约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跋；元柳贯中、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任希夷跋。
手稿的最后一段是司马光用-{范纯仁}-写给司马旦的书札起草，原信用墨笔抹去，字迹依稀可辨：“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见，大概被割除，卷后有多人题跋；曾题跋的韩性说：“其以牍背起稿，可见其俭；字必端谨，可见其诚；事而书之，该以一二字，可见其博；纸尾谢状词，虽平常字，亦出于手书，可见其遇事之不苟也。”
另中华民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资治通鉴》〈南宋孟拱龙爪本〉共256卷，被登录为中华民国国宝。
版本.
元祐元年（1086年）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鉴》初稿完毕﹐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见。绍兴二年（1132年）有余姚重刻本﹐今多残缺。
中华书局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发行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分简体和繁体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
写作风格.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略依《左氏春秋传》体，重视战争之描写，是一本道地的「相斫书」，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汉、东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赤壁之战”写“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语言生动活泼，跃然纸上；又写曹操的机谋：“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淝水之战”写慕容垂劝苻坚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又写两军对峙时，秦军未战先惧：“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东晋取得胜利后，“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同时司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历代农民战争，例如对于黄巢起义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记载前后经过，严明纪律，及其成功与失败之处，远比两《唐书》（各3000字与7000字）完备。黄巢军进入长安，向百姓发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之语，只有《通鉴》保存了这条宝贵的材料。
司马光大量的从正史中节录史料，又能随时加以剪裁陶铸，文字风格如出一手。《通鉴》并没有太多僻字，以简洁明白为主。例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记载郑众：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八则改为：
《资治通鉴》加强了“帝由是贤之”一句，使得行文流畅，更明白易懂。《资治通鉴》强调防微杜渐，因此认为东汉的宦官为害之烈，实肇始于郑众受到重用，“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资治通鉴》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戾太子，实肇始于“尧母门”，而汉祚不亡则是武帝“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中唐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姑息，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通鉴》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杨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翰林学士李德裕和李绅说段文昌所言是实情。结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杨大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通鉴》又认为朱温篡唐乃宦官弄权所致。
又如司马光改为《后汉书》卷四十七的班梁列传：
东汉与羌族之间的战争维持百余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资治通鉴》卷49改“羌遂奔散”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实：
司马光引用《三国志·张飞传》之言，写定关羽与张飞两人的性格缺陷，并认为张飞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喜虐待士卒：
另外，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论修书事说：
《资治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姚崇的“十事要说”，悉阙而不录，但对吴起舟中议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约则取之。《通鉴》对于迷信、怪诞、符瑞、图谶亦不取，如刘邦入秦，有五星聚东井之；但对于破除迷信之事则取之，如刘裕伐南燕，或劝以「往亡不利」，刘裕以「我往彼亡」对之而最终大胜；又如吕才受命刊定〈阴阳杂书〉、范缜作〈神灭论〉等皆取之。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光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通鉴》即批评商鞅变法，说“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李悝变法更是只字未提，并且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司马光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资治通鉴》；尽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提写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资治通鉴》也差点为新旧党争所毁。
影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通鉴》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资治通鉴》，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清代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有书《玉海》，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伍耀光辑《通鉴论》，前有史事简介，季亮时辑《司马温公通鉴论》，宋晞《司马光史论》专辑「臣光曰」，最为简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金朝人亦好读《通鉴》，完颜璹与蔡珪、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
由于《资治通鉴》著重政治军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作谋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鉴热，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书作商战之用。
翻译.
白话翻译本如下：
部分其他语言译本如下：
缺失.
局限.
《资治通鉴》著重于政治与军事，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武德二年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似未涉及“庸”。在司马光看来，米价才是经济重点，《通鉴》对唐代各个时期米价的记载达十八次之多。
《通鉴》重视户口，记录了许多唐代的户口数，如开元十四年、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三载、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通鉴纪事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司马光尤重陆贽议论，采其奏疏三十九篇。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通鉴》称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王夫之则一反司马光的看法：“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钱锺书认为《通鉴》不可尽信：“余尝取《通鉴》与所据正史、野记相较，得百数十事，颇足示修词点铁、脱胎之法，至于昭信纪实是否出入，又当别论焉。”。
失误.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因时代所限，《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举例如下：
编年不当.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
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剪裁不当与故意歪曲事实.
《通鉴》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误。
「永览前戒」一语很明显是摘录了《后汉书·明帝纪》：“永览前戒，竦然兢惧。”，但何谓「前戒」，通鉴并无说明。查《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二原文为
“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即是「前戒」之语被司马光所误删。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并批评《通鉴》“怀挟私见，丧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场”。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辛德勇认为，司马光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资治通鉴》中采纳诸如《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不可靠来源以歪曲历史，来达到警醒当政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