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是一部于1989年上映，由侯孝贤执导的台湾历史电影，该电影是第一部涉及到台湾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争议的电影，讲述了1940年代末，一个台湾家庭卷入从国民政府对台湾人民施加的「白色恐怖」事件，挑战当时尚未台湾民主化的政府禁忌话题，引发起各界人士瞩目，除了有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外，也有很多研究的论文题目，更有一些批评及剖析的专书。多数影评将其视为侯孝贤的杰作，影片曾先行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斩获金狮奖最佳影片奖，成为首部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斩获首奖的台湾电影，据信这也是影片未遭台湾禁演或删剪的理由。该影片还入围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但未获提名。2023年2月24日，台湾重新上映本片之4K数位版。
《悲情城市》被认为是吴念真三部曲的第二部（包括《恋恋风尘》及《多桑》），也是侯孝贤关于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其后接续《戏梦人生》（1993）及《好男好女》(1995)。这些作品被学界和影评人统称为「台湾三部曲」。另外，该片带动起拍摄场景台北县瑞芳镇（今新北市瑞芳区）金瓜石及九份的第二次繁荣，让金瓜石地区成为台湾民众，乃至国外旅行团的游览胜地之一。
剧情简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五十一年。”
基隆郡九份的「林阿禄」在日本时代就是地方闻人，开设戏院、酒家等，并被列为流氓，其实他代表著汉族民族主义，常常跟日本人周旋抵抗。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林家在九份经营的「小上海」酒家也重新开门营业。林阿禄年事已高、半退休，由其长子「林文雄」当家。文雄为人刚烈，处事强势，其与元配妻子收养一女「阿雪」；文雄并另有一外妇，于战争结束这年与其产下一子，取名「光明」。林家老二「林文龙」原为基隆郡的开业医师，受日本人征召到吕宋岛担任军医，在战场上行方不明。老三「林文良」曾被日本人征召到上海担任翻译官，并因此了解上海话，返台后精神异常，入院疗养。老四「林文清」自小失聪，经营相馆维生，与友人「吴宽荣」及其胞妹「吴宽美」感情深厚。
病愈出院的林文良遇见旧识「红猴」，其受红猴利诱，卷入「制造伪钞」和「走私毒品」不法活动中，但被林文雄及时出面制止。
红猴幕后藏镜人「上海帮」因林文良的退出而恼羞成怒，由于「上海帮」是与国民党高官勾结的贩毒集团，于是其透过政府的力量，以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的名义指控林文良，称文良曾在上海担任日军翻译属「汉奸」之行为，让林文良遭宪兵、警察逮捕，在狱中饱受折磨，最后林文雄给付了一大笔钱给上海帮，才释放了文良，但文良受到酷刑拷打，出狱后又疯了。
这时，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下令实行戒严，并搜捕异议人士。宽荣友人「林老师」担任事件处理委员，遭当局清算，宽荣及文清也受到波及。宽荣离家避难，进入山区，投身反对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左翼地下组织。
文清被捕入狱，历经狱友间的生离死别，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出狱后，文清前往山区探望宽荣及若干狱友的亲人，表达参与左翼地下组织的意愿；宽荣则劝文清返家，与宽美结婚。
某日，林文雄与舅子阿嘉前往一处天九赌场娱乐，阿嘉如厕时遇上了上海帮，由于阿嘉为林文良的遭遇感到不平，遂向上海人出言挑衅，对方因而持刀偷袭阿嘉，致阿嘉被砍成重伤；林文雄亦出手相助，遭上海帮开枪打死。从此，林家兄弟只剩下聋哑的文清撑起整个家族。
文雄的告别式结束之后，林文清与吴宽美在家中举行婚礼，生下一名男婴「阿谦」。文清与宽美时常资助吴宽荣所属的左派团体。不久，该团体山区的聚会处被宪警联合围剿，相关人士都被杀害，幸运逃出的同志送信给文清通知消息，嘱咐他们尽快逃走。文清与宽美一开始逃到乡下，后来又决定回到九份面对命运。
三天后，林文清也遭到宪警逮捕，生死不明。宽美前往台北寻找他，却一直没有文清的消息。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
制作.
《悲情城市》的取景地位于台北县瑞芳镇（今新北市瑞芳区）九份以及紧邻的金瓜石，该两者聚落于台湾日治时期因开采金矿业而繁华一时，因而与台湾矿业发展息息相关，亦随著1960年代矿产枯竭而迅速没落。该聚落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外界隔绝，仅有崎岖不平的小道和平时通勤的铁路与其他地区通行，令聚落在城镇开发上较为缓慢。由于九份所座落的山坡地社区是在现代分区法实施之前建造的，因此该地区拥有著昔日纯朴小镇气息的情调和氛围，象征著「悲情城市」中呈现的历史阶段。
担任电影导演的侯孝贤对九份的记忆犹新，年少时曾因游客的目光来到九份。在电影中，角色搭乘宜兰线火车前往九份的场景，也曾勾起他在高中时与校友去九份旅行的回忆。侯孝贤曾表示：「火车在台湾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他经常坐火车。他很难忘记他和火车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剧中，火车轨道曾多次出现。
时间轴.
《悲情城市》电影的时间点被定于1945年至1949年之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总督府将台湾的控制权交给了国民党政府领导的中华民国，因此台湾的社会人民面临著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调整。然而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文化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其中，台湾精英与以省长陈仪为首的省政府之间的政治不信任也在加剧。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40年代后期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内战。随著中国经济急速恶化以及日本二战后期的掠夺，台湾战后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电影中所呈现的，则是贴近当时社会民众所经历的真实生活。
电影制作背景.
1980年代，由台湾新生代电影工作者及电影导演所发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透过改革电影，使得台湾电影正朝著不仅为台湾人民创作电影，而且为更广泛的国际观众创作电影的方向发展。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也因而表示，他们想效仿同时期以高品质、以人气巨星主打的香港电影的成功而展现强劲的曝光度。在《悲情城市》中，侯孝贤主要依靠外国投资，尤其是来自日本。在电影后期制作大量使用日本的技术、技巧和设施，因此令电影展现的结果，被影评人兼制片人詹宏志描述为可以吸引国际观众的「高品质」。
《悲情城市》这个计划的另一个方向是明星效应，这一点体现在电影其中一个主要角色：林文清，文清由当时正在崛起的香港电影明星梁朝伟饰演。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增加香港和海外华人的收视率。这部电影还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语言，主要是台语、粤语、日语和上海话，以此向全球观众宣传台湾的文化多样性，这与许多早期的台湾电影在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推广国语作为中华民国国语的制定下，使仅有官话为语言的主流电影产生鲜明的对比。
概念.
出于一些原因，侯孝贤有兴趣创作一部讲述家庭故事的电影，特别是以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背景作为主题。他曾列举了1988年蒋经国去世和前一年《台湾省戒严令》解除的社会事件，探讨透过何项媒介使人关注、解决关于二二八事件的适当时机，侯孝贤认为由于当时的台湾并未有以该事件为主题的书籍，因而认为事件已被政府掩盖。便此，他想通过一个平凡家庭的视角，提供关于带出事件的有利位置。在参考角色背景时，侯孝贤透过当时蓬勃兴起社会运动的文学杂志《人间》所提及的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受难者，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其妻蒋碧玉（蒋渭水之女）的生平，以构思一个虚构的家族故事，并融入田调的访谈素材，包括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蓝博洲所撰写的报导文学《幌马车之歌》。（上述史料后延续至《好男好女》的电影主轴）。《悲情城市》的剧本则由侯孝贤与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场结构，再由吴念真负责撰写对白。
侯孝贤曾写道：每个人都知道二二八事件。没有人会说什么，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但在私下里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尤其是在党外运动中，尽管二二八事件已经为人所知，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拍摄转型时期、拍摄政权更替时家庭的变化。这是我想捕捉的主要内容...由于政治干预太多。我们应该回到历史本身进行全面反思，但政治家喜欢把这场悲剧当作提款机，想提款就取款，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角度，因此不管怎样，我都是站在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角度去拍的……电影只能反映拍摄者自认为看到的，它当然受限于拍摄者的眼界和态度，我不过在电影中呈现一部分当时的气氛。
根据编剧朱天文的书籍表示，侯孝贤透过朱天文向詹宏志咨询故事架构，并提出六项方案，其中一个版本是为因应香港嘉禾公司投资，由周润发和杨丽花主演的版本，该故事发生在1949年，一名来自上海的前帮派份子的（周润发饰），来台湾追讨一笔被黑吃黑的货物，而和一名在基隆酒家的大姊头阿雪（杨丽花饰）相遇的故事，为了建立阿雪的角色身世，故事也溯到阿雪的父母亲至执辈的家族树谱，以此产生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期间的故事，然而随著当下另一部作品《尼罗河女儿》（1987）的制作及后续的讨论，他们最后放弃原先的故事，转而专注于后来《悲情城市》呈现的影片内容。
拍摄与应用技术.
1988年，在年代电影创办人邱复生的资助下，詹宏志、陈国富、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电影」，《悲情城市》便是第一个进行的电影企划，侯孝贤最初曾思考以舞台化的形式拍摄《悲情城市》，透过将背景布置使用光影取代，采夸张的舞台打光，使演员透过戏剧性的手法来驭控电影非写实的风格，后在前置期间看到西德犯罪迷你剧《》后产生了在拍摄风格的契机。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正式在于瑞芳镇金瓜石五号路的「八角亭」（原日治时期的专属理发室，后因2001年纳莉台风袭台坍塌，整栋建筑仅剩基座残存，现则作为社区休憩空间使用。））前开镜。
《悲情城市》电影主要的拍摄地点位于九份、金瓜石区域，其中八角亭内部则稍作更改，作为剧中文清的照相馆使用。知识份子谈议国事的「黄金酒家」与邻近的宴会设施「朝鲜楼」位于现竖崎路，金瓜石矿工医院在剧中作为颇具规模的综合医院使用，该建筑后来于1994年拆除夷平、仅留下残余墙基，部分山区路径选址于山尖路、六坑景观台拍摄，也有不少场景选择于平溪区、台北市北投区、苗栗县大湖乡等地拍摄，包括大华车站、白米瓮砲台、大湖电信局（后拆除）、关西豫章堂罗屋书房等地区，电影的拍摄期共为65天。部分九份居民也曾于该电影担任临演演员。
在拍摄中，每一幕的平均镜头长度（ASL）为43秒。因此在影片中没有一个聚焦于演员的特写镜头。侯孝贤通常选用全景长镜头来刻画人物和场景的视觉关系。并非使用特写、切镜等技巧。
电影中，每个角色都说著包括闽南语、粤语、上海话等多种中国方言，使得这部电影对不同的人群而言通俗易懂。台湾媒体学者对此解释道：「通过间接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政治现实，既对过去有所涉及，但又不受过去的限制，呈现了一种客观和真实的感觉。」运用方言和史实，使得观众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共鸣，以此维持影片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此外，电影还具有一种抵抗的形式作用，使得权力较小的人们，能够减少受到其他阶级主张的影响。
选角方面，陈松勇在剧中饰演林家长子「林文雄」，由于侯孝贤有著自己属意的人选柯俊雄，但制作人杨登魁坚持要用陈松勇，侯孝贤才勉强答应。戏中原本是梁朝伟饰演的「林文清」为男主角，「林文雄」原本是男配角，由于陈松勇精湛的演技，最终则形成双男主角的叙事剧情。
文清的聋哑设定，一最初是为了掩饰梁朝伟不会说台语（或日语）的权宜之计，但最终成为诠释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政府残酷麻木不仁的意义。文清通过其他方式（照片、笔和纸）与其他角色进行交流时，也因而扮演著形似观察者的角色。文清无法说话的设定，也间接反映当时的台湾被压迫者沉默的暗示。此外，关于文清在八岁时从树上摔下来，导致聋哑的缘由，其原型则为参考台湾画家陈庭诗的经历。
「声音」在电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为开场场景是在黑暗中拍摄的，唯一的声音是无线电广播发表《终战诏书》中的裕仁天皇。在整部电影中，日语的使用是一种文化，因为它代表了台湾人过去在经历日治时期的经历和文化认同。然而大多数中国人角色都无法理解很多日语，这就是为什么土生土长的人物说台湾话时，会夹杂一些日语单词的原因。
宣传.
1989年发行《悲情城市》电影的年代公司彩色照片并未有保存下来，仅有陈少维留下当初拍摄的黑白剧照与工作照，成为后来《悲情城市》相关书籍或展览的重要影像来源。在2023年重新上映的4K数位版本中，于此次配合该片重新上映所使用的彩色剧照与宣传材料，有部分是当年褚明仁前往威尼斯影展采访时保留至今，重新修复的彩色照片则是将陈少维拍摄的黑白照片转为彩色，或是从电影胶卷数位扫描后截图使用。
音乐.
《悲情城市》的音乐是由来自日本的电子音乐团体神思者（S.E.N.S.）制作。该团体在此次以写实的环境音效铺垫整部电影，更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人物对白所呈现的多语情境和刻意穿插的有源音乐，以表征时代背景下的真实态样，无形中替观者埋设听觉的历史注解，此外，电影中也出现由演员传唱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日本童谣〈红蜻蜓〉、德国民谣〈萝蕾莱之歌〉、日本歌谣〈幌马车之歌〉、台湾歌谣〈春花望露〉、蔡秋凤〈悲情的运命〉等日文歌、台语歌等曲目。此外电影在部分桥段则使用了布袋戏音乐、八音结婚进行曲、子弟戏、京剧等不同音乐，使电影营造环境隐示动荡时代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涉及社会、地缘政治、文化、历史与电影的核心主旨。
神思者在《悲情城市》制作了七首配乐：主题曲〈A City of Sadness〉就制作三首版本，包括序曲及两首变奏曲，第二变奏曲用胡琴演奏。女主角宽美主题曲共有两首，一首长笛短曲及一首完整主题曲，男主角文清主题曲（Theme Of Bunsei）是则是钢琴曲，最后一首致敬侯孝贤歌曲（凛 ~Dedicated to Hou Hsiao-hsien~）。
其中，文清主题曲（Theme Of Bunsei）的灵感为影射1952年的鹿窟基地案。 由于题材敏感，《悲情城市》与鹿窟事件有关的片段，也曾遭到电影审查部门的删减。
上映.
《悲情城市》于1989年9月12日于第46届威尼斯影展首映，并于同年10月21日于台湾上映，其中台北最终总获票房约6600万新台币。换算出的观影人次约为60万人次。
2023年2月24日，《悲情城市》的4K修复版首度于台湾全面上映，并在先前的2月14日于远百信义举办首映会，包括出品人邱复生、演员梁朝伟、高捷、陈淑芳、吴义芳、编剧朱天文、剪接师廖庆松、录音师杜笃之、摄影师陈怀恩、客串演出的詹宏志、张大春、唐绮阳及朱延平也出席此次首映会。
香港方面原版于1989年12月21日公映。4K数位修复版于2023年4月2日在第4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后，于4月27日香港院线公映，由高先电影发行。
评价和影响.
批判性评价.
《悲情城市》在台湾公开讨论政治禁忌的手法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虽然获得媒体、观众力挺，但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的态度大多为矛盾的。这部电影作为解严后首部描述二二八历史的电影，却对于这段史实处理得太迂回，在电影中从未明确描述该事件，甚至部分桥段还混淆了时代与历史。因此《悲情城市》曾被批评为政治上模棱两可，而且过于难以理解。也批评它没有很好地直观二二八事件，而是以微妙和省略的方式呈现。然而在当代，《悲情城市》被台湾影坛广泛认为是一部杰作，并被描述为「可能是台湾电影中最重要的电影」。
《纽约客》的认为：「侯孝贤的超凡控制和精心构造的长镜头，为电影融合了启示和不透明；他最喜欢的比喻是从门孔拍摄，仿佛在不可逾越的时间跨度上竭力捕捉著当时人们的动作。」，在《Time Out》中，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写道：「该片充满细节，结构呈椭圆形，让观众自行建立联系...侯孝贤的作品是一部小动作和巨大共鸣的杰作；一旦你陶醉在它的魔力中，那些困难就会消失。」
乔纳森·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对此称赞：「侯孝贤是「长镜头和复杂构图的大师」，具有热情、隐晦和疏远及讲述故事的天赋。」 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戴夫·科尔 ( Dave Kehr)宣称：「《悲情城市》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只要有人关心电影艺术，它就会一直被观赏。」。
根据美国电影和电视评论线上聚合网站烂番茄报告对于《悲情城市》称，基于11条评论，共有100%的影评人对影片给予正面评价，平均评分为9.33/10。在英国电影协会2012年的视听投票中，14位影评人和两位导演将《悲情城市》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部电影之一，在影评人的投票中排名第117位，在影评人的投票中排名第322位。
侯孝贤在接受《日报》专访时，曾表示：「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街头，你都会发现忧郁的情绪无处不在。不知不觉在台湾长大，骨子里就是那种悲伤的底色。」
历史、创伤与和解.
评论家注意到这部电影（以及构成台湾三部曲的其他二部电影），如何引发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记忆的广泛讨论。西尔·维娅林评论说，「关于过去的文学、学术、历史、个人和电影的叙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台湾人民感到迫切需要记住、重建和在构筑他们所失去的那部分历史。」叶蓁指出，台湾三部曲标志著一种「自传式的冲动」，以恢复现在随著戒严令的解除而可以接受的那些历史。另一位评论家让·马（Jean Ma）也指出，侯孝贤展示创伤的方法让人感觉「真实」，并且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其他事件如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阿根廷的绝望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与世界各地的全球观众建立联系。这些记忆承担著被否认的历史的伦理负担。 
台语复兴及流行文化的影响.
《悲情城市》被吹捧为少数几部将台湾话推向全球观众的台湾电影之一。电影中使用台语的情况，已被指出与当时规定实施的国语推行政策直接冲突。在当时的台湾因推广国语政策，使得用其他少数民族方言和语言制作的电影只占剧本总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悲情城市》主要使用的语言几乎为台语。这是因为侯孝贤在电影获当时的行政院新闻局批准（负责政府审查/媒体的办公室）后，将粗剪的副本发送到日本进行后期制作，直接发送给威尼斯电影节，使得电影无需经过行政院新闻局审查员的认证便进行上映，故也以未遭禁演或删剪。 
当《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和金马奖后，也标志著华语电影首次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荣获首奖的成就，但这也在台湾也引起了争议，原因是《悲情城市》违反当时关于电影中不使用国语的规定。然而，这部电影的成功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台湾语的兴趣，并成为日后推广台语运动的一部分，使台湾本土语言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近年，越来越多台湾电影、影视作品也并开始使用客家语、台湾原住民语言等少数民族语言，以此达成本土语言推广的复兴。
电影上映后，《悲情城市》掀起一股本土文艺复兴的「悲情城市美学」复古风潮，带动台湾音乐、戏剧、服饰、餐饮等流行文化的发展，台语偶像歌手洪荣宏在1990年发行台语经典老歌专辑《放浪人生》时，曾特地向剧组借用《悲情城市》的服装道具来拍摄MV，然而在几年后，剧组的道具间被庙宇施放的烟火不慎波及而被烧毁，服装道具全部付之一炬。
当代参考.
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曾被学者用「悲情城市」一词来形容。学者蒂娜·罗谢尔 (Tina L. Rochelle) 将这个词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期间，香港的轨迹如何反映台湾的轨迹联系起来。当1997年香港回归后，人们对香港公民受到的待遇产生了不满，从而推动了雨伞运动。公民愤怒的原因是城市自由和权利的恶化、警务意识的增强以及外国势力对新整合地区的主权强加，这是罗谢尔强调的台湾和香港相似的特征，也是香港成为「现代悲情城市」的原因。
轶事.
由于《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当时舆论一致看好《悲情城市》进军金马奖的成绩。其结果却是大失所望，使得侯孝贤在颁奖典礼后大骂「金马奖一向就是分配的嘛，很烂」，并将他和金马奖的关系直接比喻为「它恨我，我恨它」。该年度曾举行国际竞赛，邀请国际各影展负责人参与，他们及关锦鹏等人皆对《悲情城市》未获最佳影片一事感到失望与不解。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批评，该届金马奖评审具有中国国民党背景是该片不获欣赏的原因之一。然而，侯孝贤自2009年起仍担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在他任内，金马奖产生极大的公信力。
2009年7月16日，曾任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副发言人的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庄严说：「想起电影《悲情城市》『可怜的台湾人，生作就是乎千人骑、万人干』及『对统治者而言，台湾就是一间公司』的两段对白，唏嘘之余，我真的很难体会：侯孝贤、朱天文这些被归类为『泛蓝统派』的文化创意人，为何能如此精准地诠释台湾人的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