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礼宾

祁礼宾爵士，JP（Sir Vandeleur Molyneux Grayburn，），英国及香港银行家，1930年至1943年间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司理，1941年7月获港府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
在1900年加入汇丰的祁礼宾曾先后在汇丰多个远东分行任职，至1930年起出任总司理，任内参与检讨香港币制和税制，以及在1931年至1935年间负责统筹重建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的工程。在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虽然汇丰总行早已安然迁到伦敦，但身在香港的祁礼宾落在日军手上，并且被强迫清算汇丰在远东余下的资产。此外，在没有保证金的情况下，他被要胁签发大批汇丰纸币，前后总值1.198亿港元。
在1943年，祁礼宾被日方指控从事谍报，以及将金钱偷运入赤柱拘留营，结果于同年6月被判入赤柱监狱劳役三个月。祁礼宾在狱中受尽折磨，而且被关进笼子内，同年8月21日因营养不良病死于赤柱监狱内，不过亦有传言指祁礼宾是被日军虐待致死。
生平.
早年生涯.
祁礼宾在1881年7月28日生于英国英格兰，他的祖父是威廉·格雷伯恩牧师（Rev. William Grayburn），在爱尔兰都柏林任职，而父母分别名威廉·埃克林·格雷伯恩（William Echlin Grayburn）和玛嘉烈·埃伦·马克汉姆·格雷伯恩（Margaret Ellen Markham Grayburn），家中另有一兄两姊。祁礼宾早年就读于斯塔福德郡的丁斯顿书院（Denstone College），毕业后旋即投身银行界，最先在西约克郡的利特汉姆与陶氏公司（Leatham and Tew Company）工作，该行后来被巴克莱银行收购。
汇丰生涯.
加入汇丰.
在1900年，祁礼宾加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伦敦分行，任职助理，1904年12月获派往远东，于上海分行工作。他在1912年首次调往香港总行，但随后于1913年再调到其他地区，包括在星加坡、马来亚和印度等地的分行任职，至1920年调返香港总行，并出任首席会计师一职，后来先后获擢升为助理襄理和襄理，擅长于外汇和白银方面的交易。
在任襄理期间，他在1927年5月27日获港府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1927年10月和翌年10月，港府根据1927年通过的《工务贷款条例》（Public Works Loan Ordinanace），分别发行300万港元和200万港元的债券，用以支持香港各项工务建设。在两次发债中，祁礼宾均获委任到发债委员会任职委员，参与审批申请和批核。祁礼宾其他的公职还包括在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获港府委任为香港义勇防卫军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30年4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董。
总司理生涯.
港元币值.
祁礼宾在1930年3月以署理总司理的身份，接替荣休的A·C·海恩斯（A. C. Hynes），并在同年7月获董事局正式任命为汇丰总司理。祁礼宾上任总司理之时，正值香港经济的动荡时期，由于当时港元仍然奉行银本位，因此港元汇率直接受到白银价格的波动影响。而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紧接其后的大萧条，就直接导致银价的大幅下滑，以及港元的大幅贬值。鉴于港元汇价剧烈波动，港府曾在1930年委任祁礼宾等商界和银行代表到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港元贬值问题；另方面，英政府亦委派一个货币委员会（Currency Commission）到香港研究币制问题，该委员会在1931年5月发表报告，认为只要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一日奉行银本位，香港都应跟从。
虽然港元的贬值意外地短暂带动香港的贸易增长，但随著香港的主要海外贸易伙伴英国、日本和美国相继在1930年代初放弃金本位，引致了英镑、日元与美元大幅贬值、以及港元汇价的攀升，而美国政府于1934年决定从世界各地大举买入白银，更进一步推高港元汇率，严重打击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港府放弃银本位的压力亦愈来愈大。在1934年7月，祁礼宾等再应港督贝璐爵士邀请加入到港府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供职，就当前的经济问题作出分析。委员会随后在1935年2月发表报告，当中除了重申货币委员会在1931年5月发表的观点外，亦认为港府不宜在此时放弃银本位。
可是，此后局势逆转，国民政府因银根短缺问题恶化，在1935年11月宣布放弃银本位，港府担心港元进一步受冲击升值，遂在同年11月9日召开的立法局特别会议上，通过《货币条例》，让港元放弃银本位制度。同时间，为稳定港元币值，港府宣布设立外汇基金，宣布除了由港府发行的纸币和硬币外，以汇丰为首的三家英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也首次取得法定货币地位，而汇丰等银行要将手上原本用以支持港元的白银注入外汇基金，再由外汇基金将白银投资到英镑资产，以支持这些纸币的价值，港府亦会向汇丰等发钞银行发出负债证明书，以作确认。
《货币条例》通过后，港元维持在每1英镑兑16港元的水平，从而将港元汇价稳定下来，而市面上流通的各类银圆则逐步回收，改由港府以镍铸造的辅币取代。在1935年12月，港府复宣布委任祁礼宾为外汇基金顾问委员会（Exchange Fund Advisory Committee）委员，继续就货币事宜提供意见。另为嘉许他在稳定香港币制上作出的贡献，祁礼宾在1937年5月的英皇乔治六世加冕授勋名单中，获封下级勋位爵士，是继昃臣爵士后，另一位获封爵士的在任汇丰总司理。
重建总行.
祁礼宾在总司理任内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负责参与统筹和规划汇丰总行新厦。尽管汇丰总行位于中环皇后像广场的重要地段，但他在1930年上任之时，总行大楼已落成近45年，随著汇丰的急速发展，楼高仅数层的总行大楼渐见不敷应用，有重建的需要。祁礼宾上任总司理后不久，便于1931年决定重建总行，而且著手筹备重建的事宜。
在1933年10月10日，汇丰正式撤出大楼，随即展开拆卸工程。新总行在1934年10月17日举行奠基典礼，邀得港督贝璐爵士主持，这座大楼除了由祁礼宾主持统筹和规划外，总行的首席会计师摩士亦负责督建和物料采购方面的工作，而香港巴马丹拿公司（Palmer and Turner，又译公和洋行）旗下的建筑师G·L·威尔逊（G. L. Wilson）则负责设计和营建的工作。总括而言，新总行面积比旧总行大，亦占用了部份前香港大会堂原址，整座总行楼高70米，共13层，属当时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大楼立面的花岗石外墙也是香港当时的崭新设计。
汇丰总行由著手拆卸到重建，前后耗时约两年后，于1935年10月10日落成启用，由护督史美主持大楼启钥仪式。这座新总行除了是汇丰创立以来的第三代总行，落成之时是远东规模最大的商业大厦，也是香港首座安装冷气系统的建筑物，以便外籍员工即使身处属于副热带的香港，也能享受清凉的工作空间。新总行落成46年后，复于1981年拆卸重建。
汇丰总行的落成标志著当时汇丰的强盛，而事实上，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汇丰在整个1930年代都有相当可观的业务发展。虽然中国大陆的局势日益动荡，但大量的资金流入上海、香港等租界和殖民地，寻求资金避难所，反而助长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连带汇丰也受惠不少。这种局面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未有止息，相反，香港和外国势力的租界成为中国大陆余下的通商口岸后，更使香港经济在战前的兴盛局面得以维持。根据统计，汇丰在1937年录得的纯利多达约1,543万港元，而即使战霾密布，在往后的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汇丰的纯利仍分别维持在大约1,529万、1,335万和1,400万。
沦陷前夕.
虽然汇丰建成新总行，但香港和远东的局势却不容乐观，尤其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皇军由中国大陆南侵，渐对香港构成威胁。为支持英国的军费以及整顿香港防务，港府积极研究透过开征新的税项，以填补巨额开支。其中，祁礼宾等作为商界代表，分别在1938年12月和1939年10月获港督罗富国爵士委任为税务委员会（Taxation Committee）委员和战时收益委员会（War Revenue Committee）委员，就开征新税提供意见。
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以「自由港」自居，因此有关提议引来商界及中产人士的强烈反对。即使港府和委员会后来达成共识，同意开征薪俸税和利得税是较公平和可取的措施，但战时收益委员会多名委员仍对建议持保留态度，该委员会在1940年2月发表的报告书中，更要求大战一旦完结，就应即时废除两税。几经商界和港府的讨价还价，开征两税的建议才得以在1940年4月获立法局通过。大战过后，港府的确立即废除薪俸税和利得税，但旋于1947年重新开征。
另一方面，随著香港战霾密布，祁礼宾仍热心于社会事务，当中包括在1934年支持创立水兵会（China Fleet Club），并以汇丰银行名义捐出25,000港元兴建新会址。在1939年，他又协助皇家香港游艇会由北角旧址迁往奇力岛新址。祁礼宾也身兼山顶明德医院董事局主席之职，他在日军入侵香港前夕为明德医院和毗邻的战争纪念医院（War Memorial Hospital）成立一个总值500,000港元的捐赠基金，使两院有足够的资金营运。在1941年7月，祁礼宾复获港府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但上任仅五个月后，太平洋战争和香港保卫战相继爆发，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即告失守沦陷。
香港的沦陷没有令汇丰的业务停顿，相反，早在沦陷前的1940年，祁礼宾已任命总行襄理摩士调返伦敦分行，在英国政府支持下，设法将总行资产逐步由香港转移到当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后，资产被日方掠夺；再加上汇丰有大批美元储备在美国国内，一旦总行被日方操控，也可防止银行在美国的资产被美国政府冻结。此外，在香港沦陷前夕，港督杨慕琦爵士率先于1941年12月12日宣布汇丰银行总部由香港迁往伦敦，而较早时候，英政府亦下令汇丰各地分行与香港总行均需听从伦敦指示，在12月16日，身在伦敦的摩士复按英政府要求，出任主席兼署理总司理，以便银行继续正常运作。
正因为祁礼宾及早作出人事和资产的调动，使得汇丰不至于在香港沦陷后崩溃。在1941年年尾，伦敦方面仍能够发表完整的银行财务报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东派发每股2镑10仙令股息。至1943年，伦敦方面发表汇丰截至1942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行仍保留相当财力。
沦陷时期.
香港沦陷后，汇丰主席百德新（J. J. Paterson）、祁礼宾与他的候任接班人艾文逊（D. C. Edmondston）、跟其他身在香港的英国人，一概落入日军手中。但祁礼宾与他的夫人和其他银行要员，却没有跟随其他英人被遣送入赤柱拘留营，而是获安排入住德辅道中的新华酒店，以协助接管汇丰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清算汇丰在远东遗下的资产。因此，祁礼宾在沦陷后，仍可在市区作有限的活动。
与此同时，日军征用了香港汇丰总行大厦为日治政府总部，并从汇丰库房夺取大批没有加签的未发行纸币。在没有任何保证金的情况下，日方威迫祁礼宾等在所有纸币上签名，用以向中国大陆和邻近地区大手购入物资。在「迫签纸币」事件中，虽然伦敦方面曾委托国民政府透过电台公开宣布不承认这批纸币的效力，并向大众公开这批纸币的序号，而祁礼宾亦在这批纸币加上暗号识别，但纸币仍然在香港与邻近地区广泛流通。在香港沦陷期间，由日治政府操控下发出的汇丰纸币，总额更达1.198亿港元。香港重光后，祁礼宾在日治时期签署的纸币一度不获汇丰承认，但后来为保声誉和挽回港元信用，汇丰于1946年4月2日与英国临时军政府达成协议，宣布全力支持这批纸币的效力。文治政府在1946年5月重新成立后，这一点于同年8月16日由立法局通过的《银行纸币与负债证明书条例》（Bank Notes and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Ordinance）得到再次确认，使祁礼宾的「迫签纸币」不至于像日本军票般，在战后变成废纸。
另一方面，尽管香港沦陷，但不少英人仍在暗地里支持或从事抗日活动。当中在1942年初，原本在香港大学任职生理学教授、以及在沦陷前出任香港义勇防卫军战地救伤车队指挥的赖廉士中校（Lt. Colonel Lindsay Ride）成功逃出香港，并在同年7月于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一带）成立英军服务团，服务团较有名的成员包括祈德尊、何礼文和徐家祥等人。新成立的英军服务团负责搜集军事情报，专门在华南地区营救被日军关押于集中营的盟军战俘，而祁礼宾两名手下T·J·J·芬域（T. J. J. Fenwick）和J·A·D·莫理逊（J. A. D. Morrison），即于1942年10月中旬获服务团安排成功逃离香港。英军服务团原本亦计划营救祁礼宾，但他为免夫人受累而决定留港，并且以志愿者身份暗中帮助英军服务团，透过秘密书信的方式联络惠州的祈德尊等人，提供情报，让服务团掌握香港的情况。
魂断香港.
由于祁礼宾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所以他可借机会透过在市区的联系，取得相当数量的金钱，并设法将金钱偷运入赤柱拘留营，接济被困于营内的英国人。在1943年3月初，一位被囚于赤柱拘留营的拖拔医生（Dr. Harry Talbot）因病获准前往铜锣湾法国医院照X光片和接受手术，但4月27日返回拘留营途中，在黄泥涌峡道的检查站被宪兵截查。宪兵对行动不便的拖拔进行搜身，结果发现他在身上包扎的绷带下，收藏著4,000日元，以当时计是相当大的数目。
事件发生后，多名身处市区的英国人广受牵连，其中祁礼宾的副手艾文逊、史去非（Edward Streatfield）和负责为日方从事医疗工作的前医务卫生署署长司徒永觉医生（Dr. Selwyn Selwyn-Clarke）等人，被指违反军法和从事谍报而遭扣查。而事实上，拖拔是受祁礼宾所托，将钱带入拘留营，用以接济一些年老的银行大班，不过，祁礼宾在事发后却自告奋勇，当面与日治政府的外交事务总管交涉，声称从拖拔身上搜出的4,000日元是由他筹得，用以平分贿赂拘留营内的护士。
起初，日方先后判处拖拔、艾文逊、史去非、司徒永觉等人监禁于毗连赤柱拘留营的赤柱监狱，但未对祁礼宾采取任何行动；而另一边厢，祁礼宾亦多番到前身是汇丰总行大厦的日治政府总部，设法就事件向日方解释，但不得要领。未几，日方再控告祁礼宾从事谍报和非法将金钱带入赤柱拘留营，判处他入赤柱监狱当苦工三个月。他被短暂拘留于跑马地的宪兵队后，复于1943年6月被送入赤柱监狱，至于祁礼宾夫人和司徒永觉夫人则被送入赤柱拘留营。
祁礼宾入狱初时的身体状况尚可，但监狱内的环境相当恶劣，而他更受到甚不人道的对待，他除了被关在笼子内，囚室灯光异常昏暗，而且到处都是虱子，再加上缺乏食水和食物供应，祁礼宾入狱后没多久就发烧、生毒疮和患上痢疾，后来更出红斑，并因为高烧导致神智不清。祁礼宾在狱中染病时，曾入住赤柱监狱医院约一周，但从没有医生为他诊症。返回监狱后，祁礼宾因没有起色，有一名印度裔狱卒出于好心，要求赤柱监狱医院医官斋藤佐一医生为祁礼宾诊治，但遭四度拒绝；该名狱卒后来建议由同在狱中服刑的拖拔医生为祁礼宾诊治，但同被拒绝。尽管如此，拖拔医生在狱卒的秘密安排下，仍两度为祁礼宾诊治。拖拔发现祁礼宾延迟接受治疗，又因为缺乏敷药，用手抓破身上毒疮，使到病情进一步恶化。
拖拔医生虽为祁礼宾处方磺胺，但印度裔狱卒从外取得药物时，祁礼宾已药石无灵，回天乏术，终在1943年8月21日病死于赤柱监狱内，终年62岁。祁礼宾死时仅距刑满出狱数天，再加上狱方没有即时将死讯告知身在赤柱拘留营的祁礼宾夫人，使外界对他的死因产生不少揣测。根据赤柱拘留营的验尸报告，祁礼宾是死于营养不良，而曾为他诊治的拖拔医生，亦估计他死于败血症，这点与验尸报告不谋而合。然而，外界有舆论质疑，祁礼宾入狱后，她的夫人获准定时向他送入大批粮食，但他依然死于营养不良，而且他死后不久，便被安葬于附近的赤柱坟场，令人怀疑祁礼宾是受日军施行的灌水酷刑折磨致死。
除了祁礼宾外，他的候任继任人艾文逊亦在1944年8月死于赤柱监狱内，但史去非、拖拔医生和司徒永觉医生等人则成功挨过日治时期。香港重光后，曾负责主管赤柱监狱医院的陆军中尉斋藤佐一医生，被控疏忽职守，导致病人在狱中缺乏妥善照料而死亡。案件在1947年4月于铜锣湾召开的第七战罪法庭开审，法庭经过一连串审讯后，在同年5月5日裁定被指鲜有在监狱医院露面的斋藤罪成，判监八年。
虽然祁礼宾死时，汇丰银行全球43所分行有36所落入敌国手上，但由于汇丰在大战前夕已迁到伦敦继续运作，他的逝世没有为汇丰构成特别打击。复至1943年1月13日，枢密院发出一道枢密令，正式任命摩士接替祁礼宾为汇丰总司理，而汇丰总行亦在战后的1946年5月迁回香港。对于祁礼宾的去世，认识他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形容，「全远东最有权势的金融家、规模最大的银行总司理，最终却落得饿死的下场」（The most powerful financier in the Far East, chief of the biggest bank, had died of starvation.）。
个人生活.
祁礼宾爵士曾有三段婚姻，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在1917年4月12日，于星加坡圣安德烈座堂迎娶露芙·丹佛斯·希坚斯（Ruth Danvers Higgs）。希坚斯卒故后，祁礼宾再婚，娶米妮·多丽丝·罗布森（Minnie Doris Robson）为妻，夫妇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
不过，这段婚姻最后在1939年以离婚收场，而米妮则在1984年10月19日卒于英格兰汉普郡。祁礼宾第三段婚姻是迎娶妙丽·玛丽·梅勒（Muriel Mary Mellor），她的父亲名C·B·梅勒（C. B. Mellor），来自切斯特。在香港日治时期，祁礼宾与夫人均落入日军手中，但他的子女和兄妹都在英格兰安然无恙。
祁礼宾爵士生前爱好体育运动，参与的运动包括高尔夫球、网球、赛马和榄球等。他年青时是榄球手，于1907年派驻上海工作期间，他曾参与对天津的联港赛，司职外侧中卫（Centre Three-quarter），他在1912年及1913年亦曾参与香港的联会赛事。
此外，祁礼宾的言行曾被指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在任汇丰总司理时，他在一封1937年写的书信中明确评论汇丰的英国员工不应与非英国妇女结婚，而且「外国人、本地人和混血儿更肯定在禁止之列」（Foreign, native, half-caste are definitely taboo）。至于在明德医院董事局主席任内，亦有指祁礼宾尝言明德医院专为白人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