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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公主 (阿盖尔公爵夫人)

路易丝公主，阿盖尔公爵夫人（The Princess Louise, Duchess of Argyll，），全名路易丝·卡罗琳·阿尔伯塔，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第六个孩子及第四个女儿。她于1871年嫁给第九代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无子女，她以美丽闻名。
生平.
出生.
路易斯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四女，是五姐妹中最具姿色和才艺的一个，也是最为刁钻和让母亲头疼的一个。阿尔伯特亲王为纪念自己的母亲路易斯公爵夫人而为她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路易斯出生时的样子让他回忆起他美丽但不幸的母亲。
教育.
最初由家庭女教师负责她的基础教育，但是这些基础教育无法满足路易丝对于美术的向往，于是女王聘请了各一位绘画和雕塑名师为她进行个人指导。两位老师对公主的表现大为赞赏，甚至认为她可成为美术界的一份子。于是她大胆的征求女王的批准到美术学院报名。一开始女王觉得公主和平民百姓一起上学太荒唐了，不肯答应，但是经不起她的苦苦哀求最终被她说服而批准了。1868年她如愿的成为国家艺术培训学校的新生，破天荒的成为了首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公主。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的画家和雕塑家。
物色驸马.
1866年，当三姐海伦娜公主结婚后，女王私人助理的任务就轮到路易丝担任了。由于两姐妹性格和作风有天壤之别，让女王特别想念海伦娜的老实守成和心思细腻。她认为路易丝浮躁轻佻，不只让她招架不住，更不利于她嫁入任何欧陆王室。但是路易丝曾经表明愿意嫁人，所以女王还是为她在众欧陆王室，现今领主和仅保留头衔的前领主中展开第一轮的选婿行动。
于是王室成员们纷纷向女王推荐各自心目中理想的人选，最终获得相亲资格的候选人分别是丹麦王太子弗雷德里克，普鲁士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跟荷兰的威廉王子。女王首先就将丹麦王太子淘汰了，原因是不愿让英普关系再次触礁(第一次是娶丹麦公主为太子妃)。荷兰王子由于在巴黎生活靡烂而不被考虑。路易丝于是就出发到柏林和普鲁士王子相亲，见面时两人对彼此之间的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再加上王子不愿到英国定居，所以最终白忙了一场。事后路易丝更向女王挑明绝对不嫁不喜欢的人。
在此期间，百姓对于当今王室不断的同欧陆各大小邦国进行通婚普遍存在着不满，担心国家主权受到外国左右。因为在过去王室成员的嫁娶对象主要是当地贵族或功臣，尤其是像路易丝公主这样的非主要成员。采取门当户对的跨国王室婚姻只限于重要成员如国王和部分子女，具较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自从欧陆的汉诺威家族入主英伦三岛后，却仍旧采用故土那种森严而僵硬的对等婚姻政策，只要是王室成员不论远近一概严禁下娶下嫁。
由于缺乏出身王室的人选，女王此时才提出一项一举数得的建议，那就是将公主下嫁本土贵族。首先可安抚民心，其二可将公主留在身边(最重要的)，其三公主可继续从事她的雕塑事业。接下来，她不顾众王室成员们的反对，在英伦三岛的青年才俊中展开了第二轮的选婿行动。不久就找到一名年仅25岁的下议院青年议员罗恩侯爵，约翰·道格拉斯·萨瑟兰·坎贝尔，乃是第八代阿盖尔公爵夫妇的长子。公爵和已故阿尔伯特亲王颇为熟络，而公爵夫人乃是女王的衣饰女官兼心腹。加上坎贝尔家族乃苏格兰高原里的首席望族，而且十分富有，让女王十分放心。
首次见面，路易丝在女王和侯爵及其父母面前显得犹豫不决，让在场的人非常尴尬。原因是即使公主不同侯爵结婚，侯爵也必须等公主确定结婚对象后才可恢复本身的婚姻自由。女王不忍心耽搁他的终身大事，就加速寻亲的步伐，尽快找出第二个人选。当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知道此次相亲的结果后，为了让两人有机会在轻松的环境下见面，便分别邀请路易丝和侯爵到首相府用早餐。路易丝单独到达首相府再次见到罗恩时却被他英俊高雅的外表深深吸引，觉得自己已爱上了他了。用完早餐闲谈时他趁机向公主求婚，公主高兴的接受了。
两人于是在1871年3月21日结婚，婚后路易丝继续保有公主殿下的称号。
女性教育.
为了让更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能够获得经济独立，路易丝公主赞助和组织多项为女性而设的技术课程，让她们在掌握一技之长后得以谋生。课程包括刺绣、针织、裁剪甚至是修复艺术品等。接着，为了使平民百姓的女儿们能接受教育，她又赞助了一个叫Girls' Public School Day Company的助学机构，为家长们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的女儿们能以低廉的学费上学。
不孕.
路易丝公主一直无法怀孕，于是在1873年的夏天她去奥地利北部的Bad Ischl进行温泉治疗以加强受孕机会，却始终没效果。在19世纪，这唯一的方法若是无效的话就得认命了。侯爵嘴上虽没说什么，但两人却开始产生隔阂，一直到1880年才呈现表面化。
驸马婉拒晋封.
在婚后的头几年，女王为了想让女婿拥有王室身份和殿下称号，以便减少夫妻间身份的尴尬，打算晋封侯爵为持有采邑的王室公爵并让他成为王室的一份子。但他婉言谢绝了。第一他不想离开下议院，第二尽管可能要等上很多年，将来的阿盖尔公爵头衔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加拿大总督夫人.
在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推荐下，驸马和公主在1878至1883年期间担任加拿大总督和夫人。
虽然女王舍不得公主，但是她知道女婿代表自己在加拿大行使王权，首先能向所有人证明他的才能，接下来两夫妻可以平起平坐。加上女王不能参预此事，所以不会落人口舌说他靠岳母提拔，此乃一举多得的方法。
侯爵一方面渴望走马上任，又担心公主反对，可是她竟出乎意料的支持自己。其实作为一名下嫁公主，她比任何妻子更渴望丈夫受到世人的肯定，尤其是对强烈反对自己婚事王太子夫妇。所以她忍痛暂别英国的一切，准备起程加拿大。
他们乘坐的Samaritan号从利物浦出发，驶近温哥华时遇上风暴，三根船梶断了两根。由于码头没派出船只来领航，所以船长决定冒险驶进码头，所幸成功入港。在同时战舰黑太子号上的二哥爱丁堡公爵在码头正感到忧心如焚，按捺不住便亲自出海寻找，却碰不上Samaritan号，只好无奈折返。回港后竟看到四妹夫妇平安抵达，两兄妹喜极而泣。但公主已筋疲力尽以至无法出席部分欢迎仪式。
就在一系列的欢迎仪式尚未结束，公主却接到二姐爱丽丝因白喉逝世的消息，她病亡那天竟是父亲阿尔伯特亲王的忌日12月14日。总督夫妇开始巡视整个加拿大，并爱上这里幅员辽阔的土地和壮丽的湖光山色。他们每到一处便设法提升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筹办艺术展来展示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后来在诗人作家王尔德的提点下，他们协助设立了皇家协会、国立美术馆和美术学院。
由于她的法语流利，所以即使到了法语区也一样受到民众们的欢迎。
翻覆意外.
1880年2月14日路易丝公主从总督府到议会大厦的途中所乘坐的雪撬于大街上翻覆，令她身受重伤几乎丧命。虽然侥幸保住性命，却留下头痛的终生后遗症。
总督提前卸任.
1883年10月，侯爵提前献上辞呈，两人依依不舍永远的离开加拿大，一个两人都真心喜爱的国家。
1884年，为纪念她，加拿大的“翡翠湖”（Emerald Lake）改称为路易丝湖（Lake Louise）并一直沿用至今。阿尔伯塔省（Alberta）名字也是取自于这位公主。
1900年成为第九代阿盖尔公爵和夫人。1914年5月2日公爵逝世，享年69岁。1939年路易丝公主因年老体弱而逝世，享年91岁。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南越报章和西方习称为“越共”（Việt Cộng），是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劳动党在南越成立的反抗南越政权的统一战线组织。
历史.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1960年12月20日在西宁省周城县成立，并发布十点纲领，纲领号召成立的一支人民军队，目标是“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越南南方的反动统治，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南方实现独立民主、改善民生、和平中立，进而和平统一祖国”。由越南南方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社会和宗教团体的爱国力量组成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越南人民革命党，越南民主党，等二十多个政党和人民团体。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设立了各级委员会和人民自治委员会。虽与北越的越南人民军同由越南共产党领导，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名义上是独立的。该组织幕后的直接领导机构是越南劳动党南方局。
1961年2月15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越南共和国境内各地的人民武装统一组成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事游击战。1961年10月30日律师阮友寿从富安省绥和市越狱成功，11月抵达西宁省北部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地就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针对美国直接出兵扩大越南战争发表解决越南问题的严正声明。
1967年8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举行非常大会，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纲领：民族解放阵线决心“进一步扩大民族大团结，动员和鼓舞全民冲向前去，决战决胜美国强盗，建设独立、民主、和平、中立和繁荣的南方。”
1969年5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关于帮助恢复越南和平的全面解决越南南方问题的原则和主要内容》的十点建议。
1969年6月6日到8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两个代表团在南方解放区召开越南南方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成立“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随后一年内，有二十多个国家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5年4月30日推翻越南共和国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为越南南方的唯一代表。1976年，越南南北统一。1977年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同“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并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越南祖国阵线”。
武器.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现代武器大部份都是由苏联、华沙条约国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当中不少是二战后的剩余物资。另外也有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遗留下来，和缴获自美军的武器装备。
地道.
位于西贡（现胡志明市）西北方40公里的一个地道系统，位于古芝县。此地道原为越南抵抗法国统治时，由当时农兵徒手挖了20多年的一个地下战道，地道内部密集，且地道中设有有医院、会议场、睡眠房间、作战房间、粮库及军事陷阱等设备，为越共能在战场中战胜的主要关键，为此越共被戏称为「会说话的草丛」而闻名。
联立制

联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MMP, MMPR）又称补偿制（top-up system, compensatory system）、德国制，是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制度的一种，更接近于比例代表制，以第二张圈选政党的票，决定每个政党最终总席次。德国为采用此制度的主要代表。
席次分配.
各政党在全国议会的代表席次，是将全国总应选名额依照各政党的得票比例分配。在有些联立制国家，例如丹麦，每个选民只有一张议会代表选票，各政党提名之候选人的票数加总，就是该政党的得票数。另一些联立制国家例如德国，政党的选票和选举区代表的选票是分开的，选民可以一票选择政党，一票选择各选区代表；按照各政党的政党票得票数，可计算出该政党在全国议会的总席次，将总席次扣除该政党在各选区已当选的席次后，即为各政党比例代表的席次。
以两票式联立制为例。假设某次选举，预计总共应产生100席次，其中60名为分区席次，另外将有40名为比例代表席次。其投票结果和席次计算方式为：
总之，计算「联立制」席次的顺序如下：
政党B在政党票获百分之五，它在国会的席次就是100席中的百分之五，就是5席，但政党B在全国分区议员选举中却获得6席。因为已经超过数额，故B党将不再获得任何政党代表。所以最后，B党获得6席。这多出的一席称为「超额席次」（overhang seats）。
政党ABCD在本次选举中总共有101席，超过原先预定的100席，所以采用此制度的议席数多半是不固定的。因此联立制比较并立制，更加偏向比例代表制。
计算制度.
超额席次.
前述的政党B在政党票获百分之五，它在国会的席次就是100席中的百分之五，就是5席，但政党B在全国分区议员选举中却获得6席。因为已经超过数额，故B党将不再获得任何政党代表。
变体.
联立制亦可像并立制度存在变体：例如只有一张选票，席次固定。
采用国家.
除了德国之外，还有玻利维亚、莱索托以及纽西兰等议会选举采用此种制度。
奥尔巴尼公爵利奥波德王子

奥尔巴尼公爵利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 of the United Kingdom, Duke of Albany），全名利奥波德·乔治·邓肯·阿尔伯特（Leopold George Duncan Albert，），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的第八个孩子和幼子。他是奥尔巴尼公爵、克拉伦斯伯爵（Earl of Clarence）和阿克洛男爵（Baron Arklow）。他有一女艾丽丝，与一子查尔斯。他因患血友病，动辄出血不止，加上患有轻度癫痫，导致仅仅30岁便去世。
1872年，利奥波德王子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他在那里学习各种科目。1876年带着民法名誉博士学位（DCL）离开大学。1880年利奥波德王子和他的姐姐路易斯公主出游欧洲，他参观了加拿大和美国，因为他的病不能搞军事，利奥波德王子反而成为一个艺术和文学领域的赞助人，并担任他的母亲非官方秘书。后来他追求任命加拿大和澳洲总督，但被拒绝，部分原因是他的健康问题。
1881年5月24日利奥波德获封奥尔巴尼公爵、克拉伦斯伯爵和阿克洛男爵头衔。1882年4月27日和瓦尔德克和皮尔蒙特的海伦在圣·乔治教堂结婚，有两个孩子，卡尔·爱德华是他的遗腹子。
头衔、称号及纹章.
纹章.
比亚特丽斯作为君主之子得以使用皇家徽章，并以三分银的标签加以区别。一和三点装饰着爱心，中心点装饰着十字，中间为萨克森家族盾徽。并由英格兰的狮子和苏格兰的独角兽扶着盾牌。盾徽上的皇冠为君主之子的冠冕。
并立制

并立制又称混合名额多数制、补充制（supplementary member system, SUP, SM），是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制度的一种，更接近于单一选区制。从选区选出的席位与政党按得票比例得到的席位分开计算。这种制度有利于大党，不利小党和无党籍人士；如果主要政党长期以来实力相差不大，可以强化责任政治。
席次分配.
单一选区选出的部分，以在各选区得最高票的候选人当选，对大党有利。比例代表部分，各政党依得票比率分配议席。日本采用此选举方法，
不同德国联立制，是将每个单一选区的选举结果和第二张票投政党的结果分开计算。
假设某一次选举会产生100名议员，其中60名为单一选区，另40名为比例代表席次。两制结果会不同：
并立制下，政党B以5%的政党选票获得8%的席次。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亚瑟王子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阿瑟亲王（The Prince Arthur, Duke of Connaught and Strathearn）全名阿瑟·威廉·帕特里克·阿尔伯特（Arthur William Patrick Albert，），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第七个孩子及第三个儿子，曾经担任多种军事职务及加拿大总督（1911年至1916年）。于1874年被授于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和苏萨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1942年，91岁的阿瑟去世；继承人是孙子阿莱斯泰尔。
上海康定路曾经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定名为康脑脱路，就是以其命名。香港香港岛西环和中环的-{干}-诺道中、-{干}-诺道西和康乐广场、新加坡的亦是以其命名。印度新德里的康诺特广场也以他命名。他是乔治五世国王的叔叔。
早年.
阿瑟于1850年5月1日出生于白金汉宫，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亲王的第三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七。他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贝尔德·萨姆纳在白金汉宫的小礼堂施洗。他的教父是威廉一世。他和他的哥哥们一起接受私人导师的教导，据说他曾是维多利亚最喜爱的孩子。
家庭.
婚姻与子女.
1879年3月13日他和普鲁士的路易丝·玛格丽塔结婚。她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侄孙女，威廉二世的第二代堂妹，也是阿瑟亲王的表侄女。
深港学生跨境上学问题

深港学生跨境上学问题，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
「深港学生」或「跨境学童」是指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平日在港校读书，但在深圳居住和生活、需要往返通关的学生群体。
这个问题，牵涉到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教育配套。早期，一些香港学童在深圳定居亦能在当地就读，以减少舟车劳顿。另外一些香港学童，则选择每日从深港的各个口岸到香港上课，然后傍晚再回到深圳的居所。
时代背景.
文化差异.
由于两地文化背景的差异，香港学生在内地就学有适应上的问题，比如学生要适应教师用普通话上课。
移居深圳的港人增多.
随著移居深圳的适龄香港学童增加，学生跨境上学的问题已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为加深社会人士对跨境学童及家庭需要的理解，基督教励行会与香港教育学院、北区小学校长会、北区中学校长会进行了一个名为「关注跨境学童及家庭需要研讨会」的活动，透过追访这些学生的生活，让社会更了解他们的需要。这个活动，得到了传媒的关注。中国中央电视台亦制作有特辑，报导这些学生的生活实况。
从2006年开始，由于深圳房地产市场不断升温，香港与深圳的物业价格相差无几，加上金融海啸的冲击，使不少本来在深圳设厂的香港企业倒闭，令不少本来在深圳定居的香港人选择回流香港定居。这现象暂时舒缓了粤港跨境通道的紧张，亦令香港北区的物业租赁市场轻微复兴。
深圳于2005年-2017年期间限制香港籍学生.
由于教育资源日趋紧张，深圳当局曾于2005年开始对香港籍学童就读公办中小学设置了苛刻的条件。但后来深圳市于2017年4月出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港澳藉儿童在深接受义务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双非学童.
随著双非学童数量的逐渐增长，不少居住在深圳的双非儿童选择在香港上学，这也造成了跨境学童的总量增长。此外，深港学生跨境上学的现象，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
教学及学习的适应.
跨境学生回到香港上学的后在教学和学习适应上遇到的问题：
跨境学童与特殊教育需要.
现时，香港在北区的特殊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上水。对于在沙头角及深圳市生活的学生来说，由于路程遥远及交通接送不便，学生家长宁愿让学童留在主流学校而不愿意让其子女入读特殊学校。这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很可能不能得到最合切的学习环境。但另一方面，由于在内地的学校未有就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进行调适，迫使这些学生无可选择而必须到香港就学，而不能选择留在深圳的港人子弟班。
交通及接送的适应.
由于深圳与香港新界北区各个新市镇还有一段距离，早期有不少家长不放心子女独自过境，所以把子女都留在深圳上课。不过，现时有不少幼稚园及小学派老师或保姆车司机前往深港西部通道，福田口岸，皇岗及罗湖接送学生，亦有家长愿意担当义工，把学生从深圳过境带到香港，使家长得以安心让学生过境上学。
为方便过香港读书的学童，深圳边检总站于2005年12月21日起在罗湖口岸出入境大厅专门开通「深港走读学童专用通道」，并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引导，使学童无需要与一般旅行混在一起过关，以使他们能够在旅游高峰期仍然能准时上课。另一方面，专门通道亦让家长及老师进入大厅接送学生，使双方在接送方面更加放心。但有家长对于深圳方面的办证有所微言，原因是所有八岁以下的学童都不能自行过关，而需要出示通行证。但深圳方面却不承认在香港学生普遍用来申请证件的学生手册，而要校方写信证明学生的身份，这使学生家长及学校方面颇感麻烦。
以前，深圳学童前往香港就读，主要集中在元朗区的学校，亦包括部份北区的学校。但随著2007年九广东铁落马洲支线的启用及深港西部通道通车，屯门区的学校及更多北区的学校会加入这个市场，而往返两地的学童亦将会愈来愈多。2009年，有学生家长向传媒投诉，指香港的跨境学位不足，有学生被派往大埔区远离铁路的小学。
有部份经常来往深港两地的市民并不赞同学生跨境上学，认为他们为边境制造不必要的交通麻烦，使交通挤塞。因此，现时在沙头角居住的香港学生不能使用文锦渡通道，而必须坐半小时车到罗湖过关。这间接使香港沙头角一带的村校结业，因为本来当地的学额足以应付从深圳沙头角的香港学童，但因为交通缘故，这些学童都改在粉岭及上水上学。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跨境学童未能复课.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2020年5月27日起香港学校分阶段复课，但由于内地来港强制检疫隔离措施不断向后延续，除非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研发成功，否则跨境学童在香港学校复学后将无法复课，跨境学童或须转往内地学校暂时就读或通过互联网线上学习，直至疫苗研发成功为止。2021年6月23日，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已委托承办机构于5月至7月期间在深圳罗湖、福田及南山区开办「心理社交支援课程」及「学习支援课程」，供居于深圳的中、小学跨境学生参加。同时就跨境学生复课的安排与内地有关当局保持沟通。此外，一些跨境学童亦因此影响，无法赴港参加考试。深圳市相关部门与香港有关部门经沟通，在线上教学告一段落后，由深圳方面提供考场，让深圳的跨境学童就近考试。
2023年1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将争取于2月1日恢复跨境学童面授课堂。2月3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召开记者会介绍，跨境学童分两阶段来港上课，2月8日起先期安排中学生返校，2月22日起扩展至小学及特殊学校。
推广及宣传.
现时，香港北区及元朗区都有不少小学及幼稚园定期派遣教师团队北上，到深圳各个香港人聚居的大型屋苑招生。例如在2006年，就有12家来自北区及元朗区的香港小学参与在皇岗中学举办的香港升学博览会。另外，有不少屋苑搞小型展览会，联同多家香港的学校协作，为屋村举办游戏活动之余，亦有为居民讲解到香港就学的各种问题。
海关问题.
香港发生过多宗失踪儿童穿校服过关的的事件，入境处职员以为他们是跨境上学的学童。这也暴露了现时粤港边境通道管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海关对跨境学童的抽查不如其他对过境人士的严格，跨境学童也曾经被走私犯罪分子利用，成为大陆方面监管上的难题。深圳皇岗海关曾于2014年4月14日在两个小时内连续查获8宗深港跨境学童利用书包藏带电子产品入中国大陆境内的案件。
败局命定论

败局命定（Lost Cause），美国文学运动。此运动企图使美国南方的传统社会接受美利坚联盟国于美国内战之败。献身于此运动者趋向于描写美利坚联盟国之伟业，以其领袖人物为老派骑士，因寡不敌众——而非将才不及——而见负。
历史.
美国南方各州于1865年在经济上与精神上都因战败而破败荒芜。许多南方人士为寻求慰藉，将败战的理由归因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及战争英雄令出不行之上。败局命定 （Lost Cause）一词首见于史学家爱德华·艾尔伯特·波拉德（Edward Albert Pollard）于1866年出版的关于联盟国的著作《败局命定：联盟国战事之南方新史》（"The Lost Cause: A New Southern History of the War of the Confederates"）。具伯·尔利中将于1870年代为南方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所写的多篇文章，使败局命定论成为一个持久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尔利的观点，可能是受罗伯特·李将军启发。李将军在对北维吉尼亚军团的告别军令上曾写道，联盟国所面对的敌人「在后勤与军力上皆具压倒性优势」。在致尔利的信中，他曾索求关于所部军团自1864年五月至1865年四月所面对之敌军兵力资讯，李将军麾下的北维吉尼亚军团在那段时间所面对的敌军为尤里西斯·格兰特中将所部（参见陆路之战（Overland Campaign）与彼得堡之围（Siege of Petersburg））。李将军写道：「我唯一的目的是─若有可能─让事实流传后世，并对我英勇将士作出公正评价。」在另外一封信中，李将军要求「联邦军所摧毁的民居数量之相关统计数字。」他打算展示两军团实力之对比，并认为「让世界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敌军之数量比，会极为困难。」对于媒体苛责其战损，李将军写道：「对我言行之不实陈述，我还没有仔细去想过，去注意，或进行更正。我们必须捺住性子，至少要忍耐一阵子。⋯⋯目前之公意还没准备好接受事实。」这些全是尔利与败局命定论者们其后数十年间附和之资。
败局命定论由联盟国退伍军人联合（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与联盟国之女联合（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等纪念性组织所吸收，帮助南方人度过战后在社会、政治、与经济上之剧变，包含战后重建在内。
宗旨.
下述为败局命定运动之若干宗旨：
败局命定论最鲜明、最有力的象征为李将军与皮克特冲锋。大卫·犹尔伯区（David Ulbrich）写道：“由于对战争之敬畏，罗伯特·李于南方的文化中养成但凭直觉之天性。人们念念不忘，其麾下将士无论面对多么绝望的情况，皆以忠贞不二之心追随作战。李将军自此成为败局命定论之象征，以及战前南方绅士之典范─一个高贵而虔诚的男人，为维吉尼亚与联盟国无私地献身。李将军之雄才伟略于第二次牛奔之役与钱瑟勒斯维尔之役中成为传奇，而尽管他对盖茨堡之败承担全责，对于南方人来说，李将军仍是算无遗策。直到最近之前，他始终免于史家之责难。”
在具伯·尔利将军眼中，李将军的部属中最关键的反派角色是詹姆斯·隆史崔特中将。尔利的著作将盖茨堡之败归罪于隆史崔特，指责他未能遵照于李将军的命令，及早于1863年7月2日早晨发起攻击。其实，李将军未曾对其“老战马”在第二天才采取行动表示过不满。隆史崔特因在战后与格兰特总统合作并加入共和党，而在南方的退役军人中普遍受到轻视。讽刺的是，格兰特因为接受败局命定论而名望提高；而主要也因为格兰特的接受败局命定论，使得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愿辩论战争的成因。
进一步被采纳.
败局命定论于心理上的论证见诸道格拉斯·佛瑞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于1934年所限量发行的四部李将军传。在传记中，佛瑞曼因“南方史学会的论文”“较其他非官方的资料来源具有更多相关于州际之战的高价值、未经面世的资料”而向尔利与学会致谢高勒荷（Gallagher）论断，佛瑞曼“纠结于信函中李将军非常接近尔利十足英雄偶像的解释”在佛瑞曼的著作中，李将军之部属应为造成败战之失算负责。责难之目标通常是隆史崔特，但也没放过其他的部属。理查·尤尔、詹姆斯·尤尔·布朗·史都华、安伯洛斯·希尔、乔治·皮克特、及其他众多将领常遭南方人抨击，以转移对李将军之责难。而实际上，李将军一如前述，承担一切败战责任，且并未归罪给任何属下。
败局命定式的内战观点另见诸于玛格丽特·密契尔于1936年出版的小说《飘》及1939年所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英文名称未变）中，书中的南方人为居住于保守浪漫的社会环境中，高贵且具英雄气概，却悲剧性地屈服于压倒性的武力之下。类似的处理手法见于1915年由D·W·格里菲斯所执导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
现代的用法.
时至今日，败局命定论即使在南方也已不再是内战史中的主题。其宗旨不仅受到挑战，且多不足采信。但是，修正主义式的败局命定论，特别是在南方，在大众心中因袭成为对内战牢不可破的显著想法。盖瑞·高勒荷写道：“近代简明的学术性观点、大众文学、虚构小说、文件、电影、与方兴未艾的内战艺术市场几乎可以确定会让尔利微笑以对。”败局命定论在二十世纪晚期的新联盟国（neo-Confederate）运动中得到支持，特别是在南方爱国者（Southern Partisan）杂志上。在对可否公开展示联盟国旗帜的辩论上，败局命定论的宗旨也被经常提出。
德文郡公爵

德文郡公爵（Dukes of Devonshire），又译德文希尔公爵，是英格兰贵族卡文迪许家族所持有的爵位。1605年，威廉·卡文迪许被封为哈德威克的卡文迪许男爵（Baron Cavendish of Hardwicke），1618年他又被封为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他的曾孙在1694年又被封为德文郡公爵。
这个头衔来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Ealdorman of Devon）。
头衔持有人.
下一代继承人是，1969年出生，现为摄影师。
第一代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许

第一代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许，KG，PC（William Cavendish, 1st Duke of Devonshire，），英国军人和政治家。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时代的辉格党人，英国议会运动领袖。
早年周游欧洲，1661年回国，任议员，不久即以坚决而大胆地反对查理二世的政策出名。他支持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即位。革命后，他领导辉格党并任威廉的宫内大臣，1694年受德文郡公爵和哈廷顿侯爵爵位。
1662年，卡文迪许和奥蒙德公爵的女儿玛丽·巴特勒（Mary Butler）结婚，两人共有3子1女：
伯纳德·鲍桑葵

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 、英国唯心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逻辑学、美学、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方面都有建树。除从事专业研究外，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关注成人教育。鲍桑葵一生编著超过20本书，发表约150篇论文，著作包括专业论文和通俗作品。
生平.
鲍桑葵1848年出生在英国诺森伯兰郡，一户拥有庄园和农场的富裕家庭。他的父母共生育有五个男孩，鲍桑是家中最小的。这个五个孩子中除了鲍桑葵的四哥乔治（George）在24岁的时不幸去世之外，其他都其事业。鲍桑葵的长兄查尔斯（Charles）是慈善组织协会（the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的创始人，也是这个协会第一任书记。另一个兄弟戴伊（Day）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上将，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担任南澳大利亚的总督。还有一个兄弟赫尔福特（Holford）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律师和音乐家，也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和英国王家学会会员。
鲍桑葵先后就学于哈罗公学（1862年至1867年）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867年至1870年）。鲍桑葵在贝利奥尔学院就读期间，正是由边沁、密尔主导的功利主义开始受到挑战的时代。本杰明·乔维特（Benjamin Jowett）、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与托马斯·希尔·格林都是贝列尔学院的知名人物，影响了鲍桑葵的思想。托马斯·希尔·格林于1866年到1871年间在贝列尔学院任教，并开始发表带有新黑格尔主义思想的文论。这也正是鲍桑葵在牛津求学时，从鲍桑葵的著作中我们可轻易发现他对于托马斯·希尔·格林的尊敬及所受的影响。鲍桑葵在牛津求学期间成绩优异，毕业不久就入选了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研究员，他在那里讲授逻辑史、希腊历史，稍后又讲授伦理学。很可能也是受到格林的影响，在大学授课期间他计划写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因为格林曾以伦理学为主题作过数年的讲演。鲍桑葵在这时期还翻译出版了舒曼（G.F. Schoemann）的雅典宪政史（Atheni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据说格林也曾认为鲍桑葵是这一代人中的最具天赋者 。
1880年鲍桑葵的父亲去世，他因此得到一笔遗产能够赖以为生。所以第二年他就辞去教职离开牛津前往伦敦。到伦敦不久后鲍桑葵便积极投身社会工作，在大学成人进修班授课和讲演，并且据说他“拥有异乎寻常的能力，能把深奥的理论阐释给大众听”。不过有听众曾对人说鲍桑葵所讲的东西他有一半都听不明白，可是他仍然能够坚持一听就是数个小时，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鲍桑葵演讲的魅力。鲍桑葵许多主要作品，例如《逻辑的本质》（The Essentials of Logic），《献给英国读者的柏拉图理想国阅读指南》（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for English Readers），《道德自我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Moral Self）及《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都是根据这时期的讲演而后编著出版的。此外他还参加一些协会，如伦敦伦理学会（the London Ethical Society ）、慈善组织协会以及亚里士多德学会（Aristotelian Society）。在此期间，鲍桑葵除了参与社会工作，他还研究古希腊哲学和黑格尔的著作，他认为黑格尔是希腊思想最忠实的阐释者。他还经常在《卫报》和《蓓尔美街报》（The Pall Mall Gazett）上发表哲学书评，时间一长人们很自然地就把他认作了当时牛津唯心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1895年，鲍桑葵与海伦·丹迪（Helen Dendy）女士成婚。海伦·丹迪是王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关于济贫法调查（1905年-1909年）的领导人物，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工作者，与鲍桑葵算是志同道合。由于鲍桑葵决定花更多时间从事哲学研究工作，所以1897年他们夫妇二人便离开伦敦，起先在凯特罕（Caterham）居住了两年，而后又于1899年搬到奥克肖特（Oxshott）住。1903年，他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任伦理学教授。鲍桑葵的“个性和风度立即就让学生们感到在他们面前的是在一位不寻常的智者” ，他的声望、影响力和耐心细致、热情认真的工作精神，自然深深吸引住了来上课的学生。这时期由于大学管理与教学任务缠身，他的写作成果相对较少。
1908年，鲍桑葵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变差，他觉得如果继续在大学执教，就会失去许多写作时间，所以他决定退休了。不过在退休的1908年到1922年间，鲍桑葵繁忙依旧。他接受了伯明罕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而在此之前格拉斯哥大学和杜伦大学已经授予过了他类似的荣誉。1907年他还成为了第一批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 的卓越学者之一。1911年和1912年鲍桑葵在爱丁堡大学任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r）的讲座教授。为此准备的《个性与价值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和《个体的价值和命运》（The Value and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两份讲稿被认为是他的形上学思想的最深刻也是最系统的阐述。1915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国际哲学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的主席。
1922年夏，鲍桑葵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与妻子决定搬回伦敦居住。回到伦敦不久，1923年2月8日鲍桑葵就与世长辞，享年75岁。《泰晤士报》在其去世后第二天登载的文章中，将他称为“过去十年中英国哲学界的中心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所在时代英国哲学家的最好代表人”。
过世与纪念.
1922年夏天，鲍桑葵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与妻子决定搬回伦敦居住。回到伦敦不久后，在1923年2月8日鲍桑葵就与世长辞了，享年75岁。泰晤士报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一篇文章中称他为“过去十年中英国哲学界的中心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所在时代英国哲学家最好的代表人物。”
政治分肥

（英语：Pork barrel），或称为猪肉桶政治、肉桶政治、政治酬庸，是议员在法案上附加对自己的支持者或亲信有利的附加条款，从而使他们受益（自肥）的手段。
「猪肉桶」一词由美国产生，据说是源自印地安人在族人中分享腌制猪肉的传统。1829年3月，民主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就职后，撤换大量民主共和党的联邦政府官员，代之以自己的支持者与友人，被称为「分赃制度」（英语：spoils system）；这个词于1832年由美国参议员威廉·L·马西提出，引自其名句“胜利者拥有战利品”（英语：“to the victor belong the spoils”）。安德鲁·杰克逊认为，奖赏所属派系并鼓励其他人加入，有助民主；这是杰克逊民主的由来，也是现代最早期民粹主义的雏形。分赃制度在美国重建时期成为美国政治最腐败的时期，直到1883年才被《彭德尔顿法案》终结。
政治分肥大部分采取直接对某地区或某企业拨款方法，在舆论监督较严的情况下也有使用更间接的办法。「猪肉桶条款」一般都是在法案最后要通过时，采取紧急附加条款的方法加入；法案的支持者为了获得这些议员的支持和法案的及时通过，只能放任这些政客加入自肥的附加条款。卡尔·施米特对议会制不抱任何幻想，他说：「议会制度造成了使人们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状况：公众事务变成了党派及其追随者分赃和妥协的对象；政治完全不是精英的事业，倒成了一个可疑的阶层从事的可耻勾当。」
政务官

政务官（political appointee）源自于英国的政党政治，系为避免因政党轮替而影响施政而产生的制度。政务官是经由政治任命，对政策负责或随执政党同进退的官职，相对于文官公务员系统中的事务官。政务官是受民选首长（例如总统）指派任命，任期并不固定。常见的政务官包括多数民主国家的内阁部长、政府秘书长或幕僚长等。
各国情况.
在美国，政务官包括总统直接指派任命的白宫幕僚长和白宫新闻秘书（白宫发言人），以及其他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高级首长，例如国务卿、副国务卿、国务次卿、国务院各局助理国务卿（助卿）、内阁正副部长、次长、助理部长、国家情报总监、国家安全顾问以及美国驻外大使和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驻联合国大使）等等。
一般而言，新总统就任后所有政务官的任命程序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包括举行听证会、委员会及全院表决等程序；通常国务卿是最优先处理的人事案，从正式提名到确认同意任命约一周左右。
学理上之政务官，即「随政党进退、政策变更而定去留之人员」（如各部会首长等），目前中华民国法律上称政务人员，目前仅有《》专为政务人员退抚事项详作规定。相对于政务官的称作事务官或常务官，学理上政务官与事务官加起来合称「行政官」。
目前所指称的广义政务官职包括总统府正副秘书长、发言人、国家安全会议正副秘书长、咨询委员、行政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政务副秘书长、发言人、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各部会首长与政务副首长，以及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三院秘书长和考选部部长、铨叙部部长等，另外还有少部分的驻外大使。
在台湾，绝大部分政务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或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立法院（国会）并无人事同意权；少数政务官（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考试院院长、副院长、考试委员、监察院院长、副院长、监察委员及审计长）由总统依《宪法》规定提请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权。依法律规定立法院对检察总长、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之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任命享有同意权。另，地方民选首长依《地方制度法》任命之直辖市副市长、副县（市）长、一级机关单位首长亦属政务官。 
1997年第四次修宪后，由于立法院不再拥有阁揆之人事同意权，内阁负责的对象实质上已经由国会转为总统，因此依1996年总统直选之后的宪政惯例，总统任期届满时，所有府会政务官需一并同其进退，行政院院长也会率领全体阁员于新总统就职前提出内阁总辞，由将卸任的总统批准；另外，如果阁揆因各种因素辞职时，内阁通常也会跟著总辞，内阁政务官如未获慰留则将随阁揆同去。至于国会改选后内阁应否总辞，则因现今体制为双首长制而有所争议；不过若国会改选结果执政党失利，阁揆几乎都会提出总辞以示负责。
日本的政务官包括内阁副总理大臣、官房长官、各部会大臣、副大臣及无任所大臣等高级首长，随著首相的轮替或内阁改组而有异动。
在韩国，政务官包括总统直接指派任命的总统秘书室长、首席秘书官及其他各秘书官、发言人和内阁部会首长等等，以及总统提名、需经国会同意任命的国务总理。在惯例上，各部会长官在任命前会先由国会举行人事听证程序，经国会同意后再由总统正式任命；不过此一听证仅有咨询的效力，实际上如果国会不同意首长人选，总统仍然可以直接任命之。
捷克的政治体制偏向内阁制，总统虽然自2013年起改为直接选举而似有权力扩张的迹象，不过至今仍未能对内阁人事进行实质上的干预，仅有象征性的任命权力。通常国会改选之后，总理会先自国会选出并由总统任命，其余内阁阁员等政务官再由总理与执政联盟的各党派协商，经总统象征性的咨询后，最后正式任命组阁。
其他国家.
在世界各地的公务员特定的非军人领域上都有政务官。
事务官

事务官为文官公务员系统成员。相对于政治系统中的政务官，事务官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任期不由选举和党派转换所影响。
另一种定义的事务官不是以产生方式、而是以权责区分，指在政府中负责实际执行事务的官员；相对而言，政务官是指领导并作出决策的官员。
较具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文官在两种意义上都是“事务官”，而选举产生的议会、内阁官员，以及此类官员任命的幕僚等，则不是事务官，而是政务官。皇家任命的内务官员职位和世袭的官职也不是事务官职。
而各国的事务官在国家或地方层级都有不同的分配。。但 2016 年起，中国大陆开始尝试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使职级与待遇挂钩，并在 2018 年公务员法修改中得以确认
台湾事务官.
以中华民国（台湾）为例
事务官通常指永业性公务员或称常任文官，依《》任用之公务人员均属之，人事制度采简荐委制，简任、荐任、委任，职等最高为第十四职等，最基层为第一职等。
其中第一至第五职等为委任官、第六至第九职等为荐任官、第十至第十四职等为简任官。 
职务与官职等举例：
常任公务员—须经国家考试及格
不具备事务官.
一些国家不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队伍囊括所有公职人员，不论如何产生或是否担当政治或重要决策职务。
直接选举

直接选举（Direct election），简称直选，即政府首脑或立法机关的议员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可以直接以“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的方式，投票予他们喜欢的参选人。至于决定当选者则要依据不同的选举方式。一般而言以得到较多数选票者胜或以两局制先行淘汰部份参选者。相对概念为间接选举。现时直接选举主要出现在总统制国家，议会制国家多为间接选举。
中国内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权力。在中国内地的实践中，直接选举一般为县级行政区以下之地方组织的选举制度，而其上的选举均以间接选举方式进行。直接选举之规范包含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当中。
早期.
20世纪初，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中期的大正民主风潮中进行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虽然未得到日本帝国政府的同意，但是之后于1935年11月22日举行了第一回市会及街庄协议会员选举的直接选举，选出了市会与街-{庄}-协议会之半数议员。此为台湾历史上之首此选举，但在1939年举行第二回选举后因即为大东亚战争爆发不再举行。直接选举仅及于最基层之民意机关。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接受台湾，并成立台湾省。随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布《台湾省各级民意机关成立方案》（1945年12月）与《台湾省各县市村里长选举办法》（1946年2月）。成立方案中直接选举也仅及于最基层之民意机关如乡、镇、县辖市、区民代表会等，往上之县、市参议会与省参议会则由下级议会间接选举选出。而行政区之首长方面村里长为直接选举，乡、镇、县辖市、区长由各乡镇市区民代表会间接选举，往上之县、市长则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指派，台湾省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行政院）指派。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实施后，依照宪法举行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第一届立法委员的直接选举。该二选举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次的国会直接选举。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
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之不利形势，宣布将政府迁往其甫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盟军自日本占领领土台湾的首府台北市。进入1950年代后战事渐歇，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的格局型成。有鉴于第二次国共内战之结果以及先前二二八事件的经验，中华民国政府于1950年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扩大直接选举之举行，将直接选举的范围向上延伸至县市层级，以反应民意。台湾随后并举办了第一届县市议员选举、第一届县市长选举、以及第一届乡镇市区长选举。1954年，台湾省临时省议会议员由县市议会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1959年，省辖市之区长由直接选举改为由市长指派。直接选举之举行使得吴三连与高玉树等台湾本省非中国国民党的党外运动人士亦可多次当选为具实权之首都台北市市长。
而在中央政府方面，中国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政府以维护「法统」为理由，无限延续随政府来台的国会议员之任期，型成「万年国会」。政府迁台20年后，于1969年起，在台湾举办了有限度的增选补选与增加名额选举，但大多数中央民意代表维持不改选。
至1980年代末期台湾民主化前夕，在台湾举行的直接选举仅及于县、市以下之地方首长，省、直辖市以下之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少数增额国民大会代表与增额立法委员。而省主席与直辖市长则由中央政府（行政院）指派，中央之国会大多为无须改选之「万年国会」，做为国家元首的总统由万年国会选举。
台湾民主化.
1980年代末期，台湾民主化在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于开放组党结社、组织参加集会游行、从事政治活动、自由办报或出版刊物后有了更全面的进展。1991年5月宪法第一次增修后确立了国会在台湾全面改选，落实于1991年12月的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与1992年12月的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二者均直接选举。1992年5月宪法第二次增修，做为最高层级行政区的省与直辖市之首长由中央政府（行政院）指派改为民选，随后在1994年12月举行了首次省市长选举。1994年8月宪法第三次增修，确立了做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及副总统由台湾公民直接选举并于1996年3月举行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
至此，中华民国中央至地方各层级之行政首长与议会议员完全由台湾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直接选举广泛的举行不但让中华民国政府拥有更强的合法性，也让中华民国在台湾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在政治层面落实台湾本土化运动。直接民选的总统与国会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独立自主、政治自由民主、社会开放进步、政府依法行政、全民监督政府施政与公仆表现的重要象征与方式。
此外，中华民国于2003年底成为东亚第一个立法保障公民投票权的国家，依《公民投票法》进行的公民投票亦属广义选举与直接民权之一环。2005年宪法第七次增修，该次修宪去除国民大会所有职权，停止运作，此让立法院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国会，成为一院制。
桶后越岭古道

桶后越岭古道又称作桶后古道，是台湾新北市乌来区至宜兰县礁溪乡的一条越岭古道，是乌来山区的四大古道之一（此外有哈盆古道、福巴古道、西坑古道）。
历史.
桶后越岭古道，是早期泰雅族大嵙崁族群由雪山山脉地区北上打猎迁移而走出的路径，在清光绪年间，乌来设制防蕃屯所，该路线重要性增加，到日本时代，为了伐木以及便于统治原住民，进一步将小的山径开拓成越岭道路。现今成为爬山健行的热门路线。
路线简介.
桶后越岭古道西起于乌来乡孝义村，其中孝义至桶后段为桶后林道，为产业道路，经过桶后村后，为桶后越岭道，向东溯桶后溪两岸而上，经林务局乌来招待所及桶后吊桥后进入小径，多次涉越桶后溪后，于小礁溪山和烘炉地山之间的鞍部（海拔730公尺）穿越雪山山脉，到宜兰县，沿礁溪乡小礁溪而下，终点为匏仑村。全长约30公里，步行约需一整天至一天半的时间。
纹章学

纹章学（法文：héraldique；德文：heraldik；英文：heraldry）是西方一门研究纹章的设计与应用的学问。纹章学一词源自「传令官」（古法语：heraut, hiraut），据说在中世纪的马上比武大会上，骑士全身披挂，全靠盾牌上的纹章才搞得清谁是谁，大会上的传令官就凭纹章而向观众报告骑士的比武情况（有点像今日的体育解说员），渐渐「传令官」成了「纹章专家」的代名词，纹章学一词也就由此衍生。纹章的构图、用色都有严格的规定，其研究除了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还有助于历史考证，例如用于断定宗谱及鉴定艺术品、文物的年分。
纹章的起源.
早期历史.
早在上古时代，不同的部落就试图用具象的方式展现他们的特色：服装和头饰上分别拥有不同的颜色及符号，尤其是动物符号及相应的各类早期神祇。此种外在差别使得在战场上分辨不同部落的战士成为可能。
此种风俗承传到早期文明出现之后，战士们——尤其是古巴比伦、波斯及中国的将军们偏好于为他们的军队制作具有同一图示或者文字符号的盾牌和旗帜。在古希腊战士的盾牌上也能找到不同种类的动物：如狮子、战马，猎狗，野猪或者猛禽。古罗马军团也使用他们独有的象征物。
在这一时期，盾牌上的图形元素仅有装饰的作用。在战斗中，对区分敌我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军团旗帜，战斗小组所持三角旗及战士服装颜色的差别。虽然此些粗糙的，仅仅颜色上的差别使得在较远的距离也可分辨敌我，不过，这些颜色却会在每次战役，甚至每次战斗开始之前被指挥官们重新选择——就像是足球俱乐部在每个赛季和每场比赛开始之前会选择不同的球衣颜色一样（为了同对手的颜色区分开来）。
在此基础之上，慢慢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战旗样式（时至今日，也有一些战团在国家规定的旗帜之外，选择使用代表本团精神的特色旗帜，颜色和标志。），这些相对简单的颜色和标志也被统一制作到战士们的盾牌上，并逐渐演变出了盾牌纹章。
中世纪.
封建时代到来之后，领主们也开始选择属于他们自己的象征符号。在封建时代的大战役中，成百上千的战团参与其中。战士们的装备差异，因为兵装制造者们更频繁的技术交流，以及战团中普遍采用的、缴获后即收归己用的制度，也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在这样的大趋势下，盾牌上使用的颜色和符号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也更倾向于使用更多的颜色和几何形状的组合。
直到十二世纪中叶，纹章的颜色及符号仍只和战士本人相关。使用者自己决定使用哪一个符号，以及在他作为战士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需要改变这些符号。比如十一世纪的“贝叶挂毯”就织有某些盎格鲁萨克逊和诺曼战士的盾牌和战旗图样，这些战士参加了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
在这个属于征服者威廉的时代君主们也穿上了轻盔甲，并且这盔甲的重量在稍后数百年间变得越来越重，开放式的头盔被全包的骑士盔所取代，这也同时遮住了身穿盔甲者的脸。十字军东征中，每次战役都有为数众多的领主加入，这大大地促进了纹章学的发展。
纹章的另一个存在理由归功于中世纪和平时期骑士之间（在后期甚至是骑士团之间）的、以武技竞赛和表演为目的的各类竞赛。战斗本身高度程式化，在单挑中落败的骑士通常会输掉他的马和盔甲，而那些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十二世纪的骑士们，在全身铠甲的包裹之下，人们几乎认不出他们来。因此，参赛者们通常将他们的、或者他们主人的纹章装饰在盾牌上。十三世纪初，就连低等骑士们也被允许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纹章了。
在纹章学的萌芽时期（12世纪），这些纹章基本上遵循实用主义的教条。纹章上标示的绘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这些标示，竞赛的主持者才便于在比赛开始之前呼唤相应的骑士。通过无休止的战斗，某些纹章逐渐累积了相当的声望，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家族房屋上使用这些纹章以表明自己的身份。自然而然的，纹章上所使用的色彩及组成元素也开始展示家族亲属之间的关系，有些纹章甚至如此地被人们所知，以至于它们还附带上了简短的标记名称（通常以绶带文字的方式，就像现代国徽绶带上的文字）
教堂纹章.
参见教宗牧徽
纹章的设计.
最简单的纹章，就是什么图案也没有的单色纹章，但这种纹章很少见，大部分纹章由多于一种颜色组成，并附有图案。
外框.
纹章外框的形状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多为盾牌形，女性用的纹章则多为菱形。
用色.
纹章学最严格的规则在于用色。颜色分为两类，一类为金属色，包括金、银两色，一类为普通色，包括蓝、红、紫、黑、绿。纹章学的颜色只是概念性的，肉眼看来的深浅不同无关重要，譬如金、黄可以通用，银、白也可以；血红色和桃红色均属于红色，没有区别。用色的原则是：属同类颜色的，不可以毗邻。譬如金色不可跟银色毗邻，红色不可跟紫色毗邻。这条规则的原意显然是为了形成深浅对比，使纹章看起来鲜明易辨。现代的国旗也大多遵从这条规则。
方向.
在纹章学中，方向是以纹章本身的相对方位为准，而不是观察者。
图象.
纹章上的图象本身有著不同的意义，但暗语纹章则是一种利用图象式双关语暗示持有者名字的纹章，即图象所代表事物的发音与纹章持有者的名字相同。
威尔斯足球代表队

威尔士足球代表队（Tîm pêl-droed cenedlaethol Cymru，Wales national football team）是代表威尔斯的国家足球队，由威尔斯足球总会负责管理，威尔斯的球衣赞助商是Adidas。
历史.
威尔斯队早在1876年3月25日成立，首战出征格拉斯哥对苏格兰，以0-4落败，早年的国际赛只限于英伦三岛四队代表队之间的比赛，包括本土四角锦标赛，合共夺得12届冠军（其中5届为并列冠军）。
威尔斯自1950年开始参加世界杯，在1958年首次晋身决赛周比赛，亦是首次英伦四支代表队一同晋身决赛周。威尔斯在外围赛中只能获得第二名，但当年的亚洲及非洲区外围赛以色列的对赛球队因政治原因而弃权，使以色列不用作赛便获得晋身决赛周的资格。但国际足联（FIFA）裁定没有球队可以不用比赛而晋身决赛周，故此安排以色列与欧洲区外围赛其中一队分组亚军，进行主客两回合的附加赛以决定晋身决赛周的资格，威尔斯幸运地被抽中代表欧洲区，在1958年初的主客两回合分别以2-0取胜，取得瑞典决赛周最后一张入场券。决赛周被编入主办国瑞典、匈牙利及墨西哥的C组比赛，打和所有三场分组赛力压衰退的劲旅匈牙利而与瑞典携手出线。半准决赛对最终的冠军巴西，被年青的比利（Pelé）射入唯一入球，0-1落败出局。
威尔斯在1976年欧洲国家杯外围赛排在第2组，以5胜1负的成绩压倒匈牙利及奥地利出线，半准决赛对南斯拉夫，作客第一分钟即先失球，以0-2见负，回到主场有球员被罚出场，少打一人下只能迫和1-1，累计1-3出局。近年最接近的成绩是2004年，分组赛排在义大利之后的第二名，取得附加赛的资格对俄罗斯，首回合作客逼成0-0平手，但赛后俄罗斯球员被发现服食禁药而遭判罚停赛，威尔斯要求取消俄罗斯的参赛资格不被接纳，次回合在主场反以0-1落败，失却晋身大赛决赛周的大好机会。
2016年，威尔斯首次参加欧洲国家杯决赛周，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压倒英格兰以小组首名晋级16强赛，之后淘汰同属英伦的北爱尔兰，再在半准决赛击败其中一支夺标热门比利时，历史性到晋级至准决赛，才败给该届的冠军葡萄牙，最终排名第3名，优于另外两支英伦球队英格兰与北爱尔兰，也是队史在国际赛最佳的成绩。
由于2016年欧洲国家杯的好成绩，加上在2018年世界杯外围赛的抽签上队史也首次名列为第一档次，球迷对于威尔斯能够再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有著一定的期待，却没想到外围赛开始后就陷入苦战，拉不开和同组的塞尔维亚及爱尔兰之间的差距，在最后一轮开始前，积分上更是只有1分的差距（塞尔维亚18分、威尔斯17分、爱尔兰16分），由于威尔斯最后一轮是和爱尔兰对决，因此只要踢和便至少取得第二轮附加赛的资格；但主力前锋加雷斯·贝尔赛前因伤缺阵，而导致球队实力大打折扣，最后在主场竟以0-1败阵，掉落小组第三，无缘晋级。
2018年世界杯外围赛结束后，基斯·高文也结束6年国家队主教练的生涯，由前传奇球星瑞恩·吉格斯接任，刚上任时还未完成磨合，导致败多胜少，2020年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前3场仅1胜2败，但在最后5场资格赛获得3胜2和不败成绩，并在最后一轮赛事在主场以2-0击败匈牙利，积分以1分之差力压斯洛伐克取得小组第2出线，也是国家队史首次在该项国际赛A级赛事中连续两次出席决赛周（2016年欧洲国家杯、2020年欧洲国家杯）。
2020年欧洲国家杯，威尔斯以A组次名晋级16强淘汰赛。在16强遇上B组次名的丹麦，但最终并不如上届般再进一步，以0-4被丹麦大数，于16强止步。
2022年世界杯外围赛，威尔斯在外围赛第一圈分组赛以一分压倒捷克，取得小组第二名晋级附加赛，然后在附加赛先后淘汰奥地利及乌克兰，相隔64年后再度进入世界杯决赛周。可惜威尔斯在2022年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只能在首场比赛以1-1迫和美国，之后连败给伊朗和英格兰，取得一和两负的成绩，小组末席出局。
主场球场.
威尔斯采用位于加的夫的卡迪夫城运动场作为主场。
赛事成绩.
历届世界杯成绩.
(*) 只包括法定时间90分钟的比数。
历届欧洲国家杯成绩.
(*) 只包括法定时间90分钟的比数。
欧足联国家联赛成绩.
（*）包括淘汰赛阶段要以延长赛或十二码决胜之和局（90分钟）。
球员纪录.
上阵最多纪录.
粗体名字为现役球员
入球最多纪录.
粗体名字为现役球员
历任领队.
1954年以前由轮选委员会联同球队队长共同挑选代表队成员。
第九代德文郡公爵维克多·卡文迪许

第九代德文郡公爵维克多·克里斯蒂安·威廉·卡文迪许（Victor Christian William Cavendish, 9th Duke of Devonshire ，），英国政治人物。
曾任西德比郡自由统一党国会议员（1891年－1908年）、加拿大总督（1916年－1921年）、理藩大臣（1922年－1924年）。
家庭.
他在1892年7月30日娶第五任加拿大总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五代兰斯敦侯爵的长女伊芙林·埃米莉·玛丽·菲茨莫里斯（Lady Evelyn Emily Mary Fitzmaurice，1870年－1960年）为妻，育有二子五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