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又称“律令制”，是一种源自于中国的特殊法律体系，影响了大部份东亚国家，和小部份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制度。
过去以儒家、周礼、法家、唐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东亚法律体系，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儒家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基本特征，重视家族关系、君臣关系的法律调整，也就是说根据家族的亲疏关系与传统礼教的理解，可能会使得判决有相应的变化，重视道德观念入法，来受理民间纠纷的调处解决。中华法系包括古代的中国法、朝-{}-鲜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暹罗法等。
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在历史上都受到中国法律的影响，曾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部分。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唐律的内容，并以其为基础，制定本国的法律。在朝-{}-鲜，当时的《高丽律》、《经国大典》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又比如日本的《大宝令》、《养老律令》、《服忌令》等，越南的《刑书》、《国朝通制》、《洪德刑律》，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华法系随着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汉文化圈而趋于解体，日本率先移植德国法作为现代法治的基础，中国以日本为模范制定了《六法全书》，跟随著现代法治的发展而取代，所以现行主要中华法系的延续，部分被现代法典已明文形式标注，部份存在于东亚国家的习俗中，没有强制力。中华法系虽然由于西方法律的优势已被时代淘汰，在法理学中较少被讨论，但随著对不同制度的研究逐渐深入，逐渐成为法学发展史的题材。
历史.
中华法系起源自尧舜禹时期的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子产“铸刑书于鼎”是首次公布的成文法。最早的成文法典是《周礼》。汉代学者多以《周礼》与汉律并称，如《说文》第十五卷下所载许冲上书云：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法律的儒家化。熹平四年，汉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共刻《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鲁诗》、《仪礼》七经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三礼》在唐以后成为王朝治国的不可侵犯的煌煌法典。在中国古代，礼和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定。《周礼》一书又名为《周官》，许多关于国家政治与法律方面的规定，都见于礼的内容。章太炎曾指出：「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或者说儒学观念的进一步可操作化努力，在汉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都得到了体现。立法上，汉儒确立了儒家法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统治地位。汉代在立法上实现了儒家的一贯主张即德主刑辅的思想。
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礼法结合最终完成了，代表作是唐律。在礼法结合的同时，《论语》对法律的影响也逐渐深入，唐律总其大成。《论语》对唐律的影响与唐代重视儒学有关。如「十恶」、「不孝」以罪人律在《北齐律》中已有体现。至唐代，波澜壮阔的法律儒化运动走向高峰，这个高峰的代表作《唐律》便彻头彻尾地以「儒法典」的身份展示在人们面前。以至前人有称《唐律》为「一准乎礼」。考究《唐律》的法条来源，几乎绝大部分出自儒家经典。唐代礼法结合已臻于成熟和定型，在唐律中体现了一整套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与法的完善结合。在唐律中，不但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而且大量礼典、礼文直接入律。在司法实践上也是「于礼以为出入」，一切以礼为准。《唐律》及其《唐律疏议》是标准的伦理化的法典，由它所确定的原则、制度、篇目以至具体的律文、术语和概念，都为宋、明、清诸律所继承。清代学者纪昀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明朝建立之初，丞相李善长等就认为刑律「至唐代则集其大成」，在制订明朝法律时竟建议「今制宜遵唐旧」，结果「太祖从其言」。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对唐律读得很认真，《明史·刑法志》记载：「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
诉讼程序.
就司法程序来说，中国的传统，判决是当庭作出，当事人可以知道判决是基于哪些理由，如果有何异议，也可以当庭申辩。西方的传统（欧洲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都一样）是休庭后做出判决，判决书再迟迟寄来。如有异议，大多-{只}-有上诉一条路。中国传统司法程序颇为冗长，若不服初审判决，上诉时包括证人都可能被收押送往上诉地点参与审判。
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中华法系有浓重的伦理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三纲六纪”，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宗法人伦为核心，中华法系有家族本位的原则，「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十恶」大罪由此而定。
十恶.
“十恶”是中华法系中规定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属于严重违犯《礼经》，丧失以忠君和孝亲为核心的道德，破坏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的伦常行为。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而其中又有八种渊源于秦，只有「不睦」、「不义」两恶尚未找到与《秦律》的联系。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十恶不赦”的渊源。
八议.
八议制度源自《周礼》「以八辟丽邦法」。贵族触犯刑法并不是可以道遥法外，而是由专门的「八议」来定罪。如果属于八议范围的人犯死罪，除十恶者外，都必须奏请皇帝批准议刑，再将所议之结果，报请皇帝裁定。
五刑.
中华法系的刑罚包括：笞刑、杖刑（打板子）、徒刑、流刑、死刑。每等又分五等，由轻而重至最高刑。制五刑之目的，在于“以刑制刑，以辩制杀”“明威、肃杀”，“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死刑重罪至少须送至中央六部的刑部处理，地方官通常不能判人死刑，每年可执行死刑的日期约四十多天，不在此日期内不得执行死刑。
相关研究.
1884年，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提出“法族”概念，并提出了「中华法族」一词。现时的法律体系大多属于欧陆法系（比如法国、德国、与现在的日本、台湾、中国大陆、澳门、拉丁美洲等）或英美法系（比如英国、美国、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因此中华法系是否存在受到质疑。韦森认为「受国内一些法文化学者的影响，大多数人以前一直以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个人治社会，法制并不发达，且缺少民法」。
过去中华法系是存在的，例如《大清律例》基本上与明朝法律相同，而且审判时对判例极为重视，甚至形成清代基层公务员胥吏的重要性大增，因为他们比科举出身的大臣官员更熟悉过去的法律判例，而大臣也须遵守法律判例。《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员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叹：「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嘉庆皇帝曾在一次谕旨中说到：「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在20世纪之前，20世纪前的中国的法律的渊源大多数都来自国内，包括儒家和法家思想。至少在清代和更早的朝代，中国法律受到的外来的成分不多。在当前，有些人说中华法系是过去存在，现在已经解体了。
英属香港由义律之「义律公告」表示将继续以「中国法律和习俗管治香港，但中国的酷刑则一一废除」，允许华人案件按中国传统审判，所以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后，香港法庭仍然沿用《大清律例》处理原居民（华人）纠纷。但随著英属香港政府逐渐立法管制市民生活的不同方面，《大清律例》适用的范围亦越来越少。1971年，香港政府立法禁止重婚，三书六礼的结婚仪式亦停止适用。禁止原居民女子参与村代表选举的传统，亦在2000年被法庭裁定违法。不过一直到现在，香港法律承认「中国法律和习俗」，仍然沿用「中国法律和习俗」处理继承和其他分类的案件。
大中华地区现行的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
中华民国的法律体系分为宪法、法律和命令三个层级，以宪法为基础，所有规范皆不可违背在其上位阶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现行法律体系均属欧陆法系，而非中华法系，但对其有所接纳和吸收。澳门亦属于欧陆法系，但受葡萄牙影响。至于香港的法律由于受英国影响，故属英美法系，不同于以上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