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学

陶学是指研究陶渊明以及是其诗文阅读、鉴赏、评估的学问。对于陶渊明的研究最早可以由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算起，至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余年的历史。
历史.
在古代，对于陶渊明的赞赏、注释、评论陶渊明的学者众多。在南北朝的时候，钟嵘的《诗品》、萧统所编的《陶渊明集》、阳休之重编的《陶渊明集》为学者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隋唐五代拓展深入，初唐、中唐时期，陶渊明的诗史地位尚没有大量提升，但文人开始推许他的气韵、艺术等，地位开始增加。在宋代达到第一个高潮，学者开始对陶渊明制作年谱，当时诗话、笔记论及陶渊明的达70多种。在元朝，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沈寂，文学批评理论大多沿袭宋人，较少新见。于明代有所复苏后，于清代研究达到第二个高峰。在清代，学者关于陶渊明的著作达百种以上，涉及生平、思想、时代、艺术、作品等问题，较前人深入。
对于陶渊明的研究由19世纪末开始现代化。在1898年至1928年，大量西方的文学理论引进了中国，对于陶学的研究有所影响，学者如王国维、粱启超等开始以西方的美学思想以观察陶诗，鲁迅、胡适等都对于陶渊明有所研究。在1928年至1949年，近代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使对于陶渊明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在这时期，朱自清对于陶渊明的年谱进行了辨证和总结、陈寅恪提出了陶氏的思想是「新自然说」。在五、六十年代，陶学界产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争论，包括是对于张芝（李长之）《陶渊明传论》的争议，以及是陶氏究竟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争论。后者的争议得到了广大的研究者争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一共收到论文251篇，约124万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此期以研究观点和表现方式多样化为主要特征，也是陶渊明研究最昌盛的时期。在1978年至1999年间，一共有论文约1150篇，著作及注本21种。但在此时期，陶学重复研究的问题严重，「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现象较为普遍。
名号.
名称出典.
学界对于他的名号来自何人有所不同。一说指陶渊明的名称和诸葛亮有所关系。「元亮」取自于诸葛亮的「亮」，即「始于亮」之意，「渊明」指的是「渊源于孔明」，表达了到诸葛亮的向往。明代朱同认为：「士有当世不相知异世而相慕者...陶渊明慕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渊明，所谓异世相慕者也。」。而「潜」则暗含「潜龙」的意思，取自于诸葛亮「卧龙」一号。一说指他的名称出自于《诗经·小雅·正月》：「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在伏矣，亦孔之昭。」，《毛诗郑笺》解释指：「池鱼之所，而非能乐其潜伏于渊又不足以逃。甚昭昭易见也。以喻时贤在朝廷，道不行，无所乐退而穷处，又无所止施也认为。」，在郑玄所作《毛诗郑笺》中明确有提及「潜」和「渊明」的字句。第三说认为他的名字出典于《周易》「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姓名争议.
学者对于他的本名为何，又或者是中年有所更改，见解有所不同。陶渊明的名号在他身后不久已经有不同的说法。在《陶渊明集》中，《孟府君传》、《祭程氏妹文》皆自名的「渊明」，而颜延之《陶征士诔》也是称之为「渊明」。至沈约写作宋书的时候，开治出现两说并录的说法，即「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同时代的萧统说法和之相反，即「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元亮」，说法有所不一。最早认为陶渊明有所更名的是黄庭坚，在他的《宿旧彭泽怀陶令》中认为「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认为是因为仰慕诸葛亮、耻屈身异代的缘故 。除了梁启超、古直、袁行需外，多数学者都认为陶潜有改名，但对于改什么名字有所分歧。叶梦得主张陶渊明由「潜改渊明」，并以字行（即「渊明」）依从黄庭坚之说诗。王鸣盛、杨希阂、朱自清都依从此说。
关于更名的时间，一说认为因为晋恭帝让国玺书引用了 《周易》「或跃在渊」 的说话，对于换朝心怀悲愤，因此放弃了「渊明」，而在入宋的时候改名作陶潜。一说认为按《辛丑》 诗末两句「养真衡茅下，始以善自名」，应是隆安五年（401年）前后更名，原因是因为晋宋间的改名习俗，以及是面对于桓玄的迫仕，对于晋室灭亡的自责和自愧，因而更名。
生平.
对于陶渊明的生平，除了是陶渊明自身的作品之外，最早相关的文章则只有四篇，包括是南朝宋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 梁沈约在陶渊明逝世后60年所作的《宋书·隐逸传》、梁萧统在陶渊明逝世后约一百年所作的《陶渊明传》、佚名所作的《莲社高贤传》。后代有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历史记载，除了按陶渊明自身作品考证之外，都不出这四文的范围。再加上当时的战争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晋宋著重门第和出身的背景，虽然他的生平并不复杂，在上述的原因下，他的资料并不多。在卒年方面，以上三篇资料都称卒于元嘉四年（427年），没有争议。但在以上的三篇资料中，部份的资料是有所冲突的。生年方面，《宋书》、萧统都作63岁，按卒年倒推，即生于兴宁三年（365年）。此说的支持者是最多的，宋代王质、吴仁杰，清代的陶澍，当代朱自清、王孟白、李华、唐梅先等等，都支持此说。李文初指在解放以来，几乎所有关于陶渊明的的正式出版物都依沈约63岁说。但颜延之《陶征士诔》有两个版本，一说指「春秋若干」，一说是「春秋六十有三」，出现了不确定的因素。若然是颜延之作为他的朋友也不清楚他的岁数，时代更加后的描述可信也是成疑的。因此，针对于生年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并为他作不同的年谱。
最早作陶渊明年谱的是李焘，他作有《陶潜新传》和《诗谱》三卷，但今已不存。目前最早可见的是王质所作的《栗里谱》，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作。之后在依然有不少学者为陶渊明作谱，包括吴仁杰所作《陶靖节先生年谱》、张縯作《吴谱辨证》、清代顾易有《柳村陶谱》、丁晏有《晋陶靖节年谱》、陶澍有《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杨希闵有《晋陶征士年谱》。在民国年间，梁启超、古直、傅东华、逯钦立都在为陶渊明作谱，在解放后也有不少学者为他作谱，包括有李辰东、潘重规、杨勇、吴云等等。在日本，村上嘉实，一海知义、大矢根文次郎、都留春雄、冈村繁、南史一等等学者都有为他作谱。
以生年的主张分类，第一派主张陶渊明76岁卒，有张縯、袁行霈支持。张縯认为陶渊明在《游斜川》序中指：「辛丑正月五日」，此诗是辛丑年（341年）的作品，而诗中又指「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由此可以推算生年应该是永和八年（352年）。但此说因为《游斜川》有「开岁倏五日」的另一个版本，未可足实。第二派认为陶渊明52岁卒。最早提出的是清代的吴汝纶，他在《古诗钞》中认定陶渊明生于太元元年（376年）。当代古直在《陶靖节年谱》引用大量陶渊明诗文支持了此说。逯钦立最初在《陶渊明年谱稿》也支持这种观点，但后来也改为支持传统63岁说。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56岁卒，在他所作的《陶渊明论略》中提出论据八条，以支持此说。李文初指，此说「在今天殊受冷落」。龚斌指，此说是除了六十三岁之说以外，影响最大的一说。朱自清指，除了当中所提出的第三证成理之外，其他理由都不能支持56岁说。第四说认为陶渊明59岁卒，于太和四年（369年）生，支持者有邓安生、龚斌。各家所主张之生平详见下表：
思想.
哲学思想.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是儒家、道家，又或者是佛家，在宋朝开始成为了学者讨论的问题。大致来说，在清末之前，认为陶渊明是属于儒家的占大多数。在宋代，南宋儒学家陆九渊指：「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属于儒家。真德秀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是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附和了陆九渊说法。罗大经认为陶氏对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也有学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属于道家，如朱熹认为「靖节见趣，多是老子」，「渊明所悦者老、庄，然辞却简古」。汪藻认为，「《归去来》托然超然，《庄》、《骚》不能过矣」。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归于佛家的文人也有，如施德操、葛立方等，但总的而言，认为陶潜是佛家和道家的人数较少。
在元代，学者依然探讨他的哲学思想。宋九嘉认为陶潜终是佛门保持距离，不入佛门之中，「壮哉抵柱颓波里，唯有渊明挽不来」。张雨赞许了他虽然有应慧远之招，但终归不入佛门的决定。吴师道指出以陶氏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一句，认为当中的「空」并非先人所指的《庄子》中的「空」，而是儒家中「空匮」的「空」，同意了真德秀的说法，认为是儒家思想。胡长儒他所作的《题李待诏虎溪三笑图》中认为「元亮缵孔业」，认可陶渊明抱有儒家思想。
在明代同样是主张倾向为儒家的为多数，主张他是属于儒家的有安磐、归有光、蔡道宪等。安磐依据陶诗中的「先师遗训」、「朝与仁义生」等句，主张「汉、魏以来，知遵孔子而有志圣贤之学者，渊明也」，认为陶潜熟知孔子的圣贤之学。归有光认为陶氏「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信乎古之善处穷者」，认为他的品德和颜回相同。宋濂认为，陶潜「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认为他发扬了先秦儒家《诗经》中的文学观。都穆认为他创作上「盖真得于道也，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认为他创作上合于儒家之道。但也有文人认为他不是属于儒家，郎瑛则结合了《饮酒·第五》分析，认为陶氏的学问「自性理中来」，认为他的学问是属于理学。赵台鼎从《归去来辞》以分析，认为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句中，从「悟」、「知」、「识」、「觉」的一些字眼中可见，他是属于佛家思想。屠隆以佛教以论述他在中国诗史中的地位，认为《诗经》是如来袓师、《古诗十九首》是大乘菩萨，而陶渊明则是深山野衲。
在清代，多数学者都认为他的思想是属于儒家，沈德潜指，他和广泛征引《老子》、《庄子》的晋代诗人不同，专好引用《论语》，指汉代之后，宋朝之前，正宗的孔门弟子只有陶氏一人。刘熙载指，「阮步兵出于《庄 》，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指他的作品「则亦孔子贤、齐之志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潘德舆指，陶潜的道德思想、观察事物的方法，都依从的儒家《六经》。厉志明确指陶氏思想和道家无关：「陶公学问和老、庄不同，老、庄废礼，废仁义、废读书；陶公言礼服，言『朝与仁义生』，言『游好在《六经》』，『上赖古人书』，『诗书敦宿好』，确是圣贤之学。」。也有学者认为陶氏思想和道教有关 ，方东树认为陶氏和主张「文以载道」的学者不同，行为过于放肆，「其失在纵浪大化，有放肆意」，和儒家思想不同。也有文人主张陶渊明的思想是佛家。查初白认为，渊明的思想和佛门相通，指他「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方熊评价《形影神》诗的时候也指：「公于禅理似达」（陶渊明似乎通达于禅理）。
政治思想.
在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文人大多都认为陶渊明是忠于晋室，没有异议。 颜延之《陶征士诔》中以「有晋征士陶渊明」以描述陶氏，表明他是晋朝遗民、不认可刘宋。沈约认为陶氏「耻复屈身后代」，李延寿《南史》延续了这个说法。李善在《文选注》、刘良在《五臣文选注》看法也相同。颜真卿更是对其《咏陶渊明诗》中对于他忠于晋室的思想大力鼓吹，可谓是唐人的普遍看法。 
在治平年间（1064年至1067年），虎丘僧思悦是第一个提出异议的人，他指出陶氏所作的诗中，只有九首以甲子纪年，而都是在晋安帝时的作品，对于他是否忠于晋室有所疑问。他的疑问得到了曾季狸、晁补之的同意，都认为陶渊明不存在忠于晋室的说法。对于此说法，谢枋得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以甲子纪年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估计桓玄篡位之后，即使晋朝依然是持续，但是天下权势依然归于刘裕，认为窃国是迟早的事，「盖之末流必至于此，忠之至，义之尽也」，认为思悦和曾季狸的说法不对。宋代的苏轼、秦观、惠洪、韩驹、黄庭坚、吴仁杰、葛立方等都不同意思悦的说法，认为陶氏是忠于晋室的。吴仁杰指出，陶氏虽然只以甲子称晋代时的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使用南朝宋的年号，可见他是忠于晋室。黄庭坚在他的作品中将陶氏和诸葛亮相比，指他有和诸葛亮一样复国的抱负。葛立方认为，陶渊明不出仕，只是单纯因为耻事二姓的缘故。
在金元时期，对于前人讨论以甲子纪年的问题，大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阿鲁威「信甲子题诗五柳，算庚寅合赋三秋」，邓文原「诗中甲子春秋邦，篱下黄花两露枝」等等。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大多文人都认为他是晋于晋室，如陈绎曾认为「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刘因「庙堂衮衮宋完勋，争信东篱有忠臣」等等。姚燧认为「陶渊明既仕矣，则其心为不忘君，知其不可...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遗意」，认为他无论出仕与否，都和晋室有所关系。吴澄更加认为他是实践儒家纲常的典范，「充其志节，异时讵肯忍于二姓哉？...先生一身而三纲举无愧焉」。
在明代，张燧为他忠于晋室提出新的理由，认为他在《责子篇》中刻意描写自己的子女粗于文墨，是为了不让他的儿子出仕宋室。黄之焕一反钟嵘所指陶渊明是「隐逸之宗」的说法，认为单纯以「隐逸」以描述陶潜是过于片面的作法，认为他「忧时念乱，思扶晋衰」，认可他反对宋室、积极用世的品德。许学夷则和黄之涣一说相反，认为陶氏除了在《拟古》和《述酒》的两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作品只是描述了日常生活，认为讨论陶渊明的时候应该从诗人和实际作品出发，不应该讨论他政治思想。
在清代，学者依然对于陶潜诗中以「年号」和「甲子」纪年有所争论。何焯不同意《文选六臣注》中所言「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的说法，指这和实际不符。黄丕烈针对于何焯的评论，指他正误参半，单以文章来说，《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等确是以甲子记年，合六臣注的说法。但以诗来论，则是晋时以甲子纪年，入宋则不以甲子纪年，指「自来辨此者，都未明晰」。钱大昕则对于何焯持而不取，指《隋志》记《陶渊明集》有九卷，但至当时已经所余不多，而何焯所参照的诗赋数量和晋、唐代人所见的数量有异，因此自然应该相信《宋书》的说法（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陶澍认为《文选》的说法是因为《陶渊明集》在当时可能有目录，沈约《宋书》指陶公诗文都有纪年的说法也可能来自于目录中的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