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

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也称合宪性审查，是指基于权力制衡原则，由释宪机关判断命令、法律或者规章制度是否符合宪法。对于个人行为的司法审查属于传统司法权，而违宪审查则起源于美国（在该国被称为“司法审查”）。
在20世纪后，违宪审查普遍发展为维护宪法机制的司法权力，是司法独立的象征。
概要.
对于有硬性成文宪法的国家，宪法是一个国家位阶最高的根本法律，任何位阶在其下的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或基本法。司法权藉著违宪审查制度，可以将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所立的法案宣告其基于违反宪法而无效（大陆法系）或者迳行决定在个案中不适用该违宪法案（英美法系），而这也代表违宪审查是现代国家为了实现权力分立及宪政原则，而须使司法权具备的典型功能之一。在不同国家的各种不同制度安排之下，有不同的违宪审查程序。违宪审查乃确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的必要程序，缺少违宪审查便等同无法判定宪法是否已经落实。
一些国家设有专属的会议或法庭处理违宪审查，统称为宪法法院。有些司法案件情节敏感，例如解散政党，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讼，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争讼，需要参考一些权威法学学者的见解。因此，有些宪法法院的权力包括处理这些争议，而在委任宪法法院的成员时，有部分是来自大学或研究院中的法学讲师或教授，而不是全数由其他法院晋升。
常见违宪理由.
违宪（不合宪）一般是因为以下原因：
各国（地区）制度.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虽然美国宪法中未有明确提到违宪审查，但美国最高法院于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法院这项权力。基于宪法的最高性，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因此为分散审查制。
英国.
英国的违宪审查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英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但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法阶，法院仍然有一定审查权。由于议会主权原则，英国法院无权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只能对下级立法机构如地方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另外，因为英国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立法将失效，这方面的审查程序以司法覆核方式进行。相同地，在英国是欧盟成员国的期间（1973年～2020年），抵触欧盟法律的英国法律亦会被以相同方式宣布无效。
英国设有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过去处理苏格兰议会与英格兰议会的纷争，英格兰议会在其他属地的纷争，与及担当其他属地及曾经担当新加坡的终审法院。枢密院在功能上是宪法法院，但其倚仗的权力是一些宪制性文件（例如）而不是成文宪法。在2005年，英国设立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枢密院的本土司法权由最高法院接管。
英国脱欧公投后，-{zh-cn:梅内阁;zh-hk:文翠珊内阁;zh-tw:梅伊内阁;}-以直接运用「皇家特权」处理外交事务及国际条约方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脱欧程序，遭吉娜·米勒（Gina Miller）为首的反脱欧团体「人民挑战」（People's Challenge）向高等法院状告内阁进行司法覆核。2016年11月3日，高等法院裁定因脱欧影响相关国内法律，依国会主权原则须由英国国会决定。-{zh-cn:梅内阁;zh-hk:文翠珊内阁;zh-tw:梅伊内阁;}-不服上诉，2017年1月24日最高法院驳回，并解释内阁行使权力分际：
而退出条约等涉及英国宪法重大事项，显然属于第二种权力。2017年3月13日，国会两院通过《欧洲联盟（通知退出）法案》（European Union (Notification of Withdrawal) Bill）授权内阁启动脱欧程序，且谈判协议须经国会同意；接著16日御准施行。
韩国.
大韩民国宪法在1987年修宪后加入违宪审查，最终最定权在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之权限由「韩国宪法法院法」规定。与中华民国的司法院大法官相同，宪法法院受理由下级法院有关的法律违宪声请。
1996年12月16日，汉城（今首尔）高等法院裁定全斗焕、卢泰愚在双十二事件（政变事件）为叛乱罪，在光州事变（屠杀光州民众）为内乱罪，他们的政权虽在宪法下合法，但始终其行为不合乎自然法，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意味有关叛乱行为与内乱行为的合法性。高等法院在作出此判决时虽然解释到比宪法更高的自然法，但技术上不属于宪法法院的职能，所以无需向宪法法院作法律违宪之声请。
日本.
日本的违宪审查由法院进行，地方法院或以上皆可宣告违宪的法律无效。日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在1973年4月4日作出首次的法律违宪宣告，确定基于儒家精神订立的杀害尊亲属罪的量刑原则（即量刑必须高于一般杀人罪之规定）违宪。惟实务上最高裁判所主要采「单纯宣告违宪」（宣告违宪、不撤销法律效力），交由国会废止或修法。
假使国会不愿配合，目前最高裁判所莫可奈何。例如日本参众两院选举，数次因选区未调整导致「票票不等值」被宣告违宪或「违宪状态」（违宪状态）。据《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其他行为之全部或一部违宪者无效，最高裁判所不积极作为、引用，也不课国会修法义务，造成「违宪」又「合法」的国会持续运作至下届改选，甚至沿用旧有未调整选区继续选举。
《日本国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裁判所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或处分是否合宪，并无明订宪法解释机关，仅能推定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的国会；倘若国会解释宪法后又据此通过法律，却被最高裁判所审判案件裁定违宪，这时则会变成判例推翻国权最高机关释宪的矛盾情形。目前国会尚未解释过宪法，另有内阁法制局负责行政府内宪法解释统一，结果竟然发生内阁解释宪法超出行政体系范围以外的状况，例如安保法案的成立；况且其法制局释宪并非法定职权，依《内阁法制局设置法》第3条第3项为负责法律问题，行政机关解释命令位阶不该扩及法律甚至宪法，显然逾越行政权分际。相较同样采普通法院违宪审查的美国，三权分立下不分哪个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行政及立法机关只会尝试错误或斟酌是否有违宪之虞，而不会擅自解释宪法。
从国会选区调整到政府推动安保法案，在在暴露出日本现行违宪审查机制弊端与不足之处。其症结在于引进普通法院负责违宪审查制度时，未考量日本是大陆法系，附随案件审查判例只是个案而不具广泛适用效力，日后仍需经司法审判程序再确认，造成即使这次判定违宪，下次若无具体案件基于不告不理也就没有合宪性问题，无法成为直接拘束行政、立法机关遵循的准绳。因此在最高裁判所与国会对宪法解释态度消极下，大权就旁落到内阁法制局手上了。
中华民国.
依《中华民国宪法》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规则》原始设计，应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大法官会议，以做为违宪审查机关。近年来，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其中也包含对于大法官审理案件的制度修正。2022年，立法院通过决议，废止《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规则》，并同时通过《宪法诉讼法》，授权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行使执行违宪审查之职权，并且采用集中审查制度，也就是大法官垄断了进行违宪审查而宣告法律无效的权力，下级法院法官并不能自行直接将法律宣告为违宪而无效，但可依法向宪法法庭提出违宪审查的声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框架内，针对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机关备案审查制度、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制度、行政诉讼附带审查制度四种方式进行合宪性审查。备案（附带）审查制度对规范性文件中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部分，可依法处理、纠正或撤销。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
沿革.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第八十八条规定，“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改变或者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的权限。2003年3月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呼吁违宪审查，但国务院在6月20日主动废除了收容制度，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没有发生。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2013年12月28日，劳教制度被废除，违宪审查亦未发生。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9年12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4次委员长会议通过《》。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中国人大网开通“审查建议在线提交”平台。开通后的四年里，公民、组织通过该平台提出的审查建议超过12300件。自202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包括违宪审查工作在内的备案审查工作。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第十三条中，允许申请人在对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针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申请。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该决定被称为“小备案审查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在该会议上对该《决定》作出说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注重审查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的内容，认真研究涉宪性问题，及时督促纠正与宪法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
合宪性审查案例列表.
以下列表列出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起历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列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案例：
司法审查制度.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复〔1986〕31号）规定，“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各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当事人双方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也可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凡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可在办案时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
2001年，齐玉苓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上诉人的受教育权等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法释〔2001〕25号），指出：“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该批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的终审判决中直接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该判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民事判决直接引用宪法。
2008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玉苓案所涉的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2009年10月26日，《》（法释〔2009〕14号）规定，“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2013年1月14日，法（研）复〔1986〕31号文件因“已被法释〔2009〕14号司法解释取代”而失效。
201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设立了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其中对裁判文书正文“裁判依据”部分作明确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法释〔2018〕1号），单列一章“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第11章），对审查的提出时间、管辖法院、审查程序、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及审查结果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审查行政行为的法院，享有附带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管辖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应在一审开庭前或法庭调查期间提出。
香港基本法合宪性审查.
香港殖民地时期宪制文件《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并无实质的法律条文，加上英国本土并无成文宪法，因此一直没有所谓违宪审查。具有违宪审查性质的行为始于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因人权法具「凌驾性地位」，抵触人权法的法律自动失效。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不是宪法，香港不采用「违宪审查」而采用「合宪性审查」的字眼，但其原理仍然是基于香港政府行为与立法行为需遵守《香港基本法》一样，违反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无效。香港各级法院皆有权力解释《香港基本法》，故所有法院皆可进行合宪性审查。香港主权移交后已有数条法例被裁定为违反《香港基本法》，而要修改或另外立法取代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法院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可被前者推翻。
另外，香港法院所行使的合宪性审查权，与香港的司法覆核，虽然两者在英语都可称为「Judicial Review」，但前者是法院对合宪性的审查，而后者是法院对行政违法的审查，并不包括法律违宪之事宜，所以两者观念不同。后者的司法覆核是英国法的司法覆核（可参考），或套用罗马法系的用词，称为行政覆核。
审查界限.
宪法学者认为违宪审查之界限判定，多基于审查机关是否为完全独立之机关；若非完全独立，则该机关会因为权力倾轧而导致其审查之事实有所偏颇，甚至导致判决不公；但若完全独立，则是否也有其审查的界限，众说纷纭；不过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审查效果.
依据被违宪审查的主体不同，随之判决的法律效果也有所不同，以下以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的违宪审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