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情感

诉诸情感（appeal to emotion，Argumentum ad passiones）是一种非形式谬误，是指借由通过人们的情感，而非有效的逻辑，以求赢得争论的论证方式。这种谬误在缺乏事实证据支持的状况下更为显著。作为谬误，诉诸情感是一种红鲱鱼，且包含诉诸恐惧、诉诸后果、诉诸谄媚、诉诸怜悯、诉诸荒谬、诉诸仇恨和一厢情愿等多种谬误。
诉诸情感所诉诸的对象，是诸如恐惧、同情、快乐等听众所拥有的内在情绪，而其目标则是使听众因而认为存在此种谬误的论证是正确或错误的。
诉诸情感的谬误性.
有些看法认为，不是所有的诉诸情感都是一种谬误。情感在论证中是可以有一定的地位的，诉诸情感是否是谬误，比一般想的更难于捉摸。可以认为，在议题本质上和个人情感无关时，诉诸情感是一种谬误。像例如说「你不是很讨厌某网红，你怎么还和他一样支持死刑？」这说法，就是一种谬误，因为一个人喜欢或讨厌某人，和他支持或反对的事情并无关系；类似地，「如果爱我，你就照我的意思做」也是诉诸情感的谬误，因为一个人是否爱另一个人，不代表对方的要求一定是合理的；不过另一方面，如果议题本质上和个人情感有关，或者确实必须运用将心比心的换位同理心思考，那诉诸情感未必是一种谬误。像例如「如果你最亲爱的家人被杀，你还会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说法，就未必是一种谬误，因为死刑存废属于公共政策的议题，而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一个人在面对所有这类的议题，都应当要展现同理心，甚至也有说法认为同理心对司法正义相当重要，同理心和道德与正义彼此息息相关，所以这问题未必犯下诉诸情感的谬误；类似地，「你敢不敢给自己小孩吃自己卖的料理？想想孩子吧！」的说法，也未必是一种谬误，因为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对道德理解常常都非常重要，所以这未必是谬误。要确认一个做法是诉诸情感的谬误，情感在相关道德理解方面的角色就得受检视；然而，很多时候指控他人犯下诉诸情感谬误的说法，很难不在「允许情感在道德理解方面扮演一定角色」的道德认知理论方面，犯下乞题的谬误。
古典时代.
在古代，人类就已认识到情感对于判断和政治态度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一书中，将激起他人情感给视为说服他人的关键，对此他写道：「在听众受到演讲者演讲当中的情绪影响时，演讲者借由他的听众说服他们；当我们受到开心、悲伤、爱、恨等情绪影响时，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亚里士多德警告说，情绪可能会让本来不存在的信念出现，或改变既有的信念，因而增强或减弱支持某信念的强度。类似地，塞内卡也曾警告说：「控制权力所需的理性，只有在和激情保持距离时，才能做主。」""
数世纪后，法国科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也写到说：「人…不以证明支持其信念，而以吸引他们他们的事物支持其信念」；巴鲁赫·斯宾诺莎认为情感具有「使得心灵想某种事物而非其他事物」的力量。
另外和塞内卡「情感毁灭理性」的看法不同的是，在十八世纪时，苏格兰哲学家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认为情感实际上是理性的盟友，且帮助人汲取知识；然而，乔治·坎贝尔在情感的可塑性及在教唆他人方面伴随的风险方面提出警告：
利用他所属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宣传理论家爱德华·伯内斯曾自信地宣称「在一些状况下，我们可以借由特定的心理机制，以一定程度的精确性来影响民意，这就好比开车的人可以借由操纵瓦斯流来控制车速一般。」伯内斯认为，若要改变民众的态度，宣传家应当要以的「冲动、习惯和情感」等作为目标且应当要善用「情绪流」好达成目标。
事实上，一些现代的作家也认为说诸如纳粹主义和伊斯兰圣战主义等现代历史上一些最具毁灭性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受欢迎，和这些政治力量的领袖煽惑（而非说服）公众以及将「宗教热情如天堂般的狂喜」和「赤裸裸的个人利益」及冷冰冰且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起来的能力有关。
相似地，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的教授德鲁·韦斯汀（Drew Westen）也利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以彰显情绪在影响政治认知和偏好方面的力量，他并写道说：「当理性和情感相碰时，情感总会获胜。」作为美国民主党政治竞选的顾问，韦斯汀相信说演化已使得人借由情绪处理讯息，而比起理性论证，人对情感线索有更多的反映，因此韦斯汀相信说情感在有效说服中扮演核心地位，且诉诸情感的作法总能胜过诉诸理性的做法。他曾说：
当代理论.
一个当代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态度有三个面向，分别是情感、认知和行为，认知面向指的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想法、感知或点子」；情感面向指的则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事物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而这就是态度的情感面向。现代的理论家尝试修改了这个理论，并声称说态度「并非由这些元素组成的，而是以这些元素作为基础所得出的资讯的一种一般的评估性总结。」
乔治·马库斯（George E. Marcus）在和罗素·纽曼（Russell Neuman）与麦克·马肯（Michael Macku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理性和情感会透过两个系统交互作用以管理和处理政治讯息：
第一个系统，也就是意向系统，为人提供了「对于行动的一个已在他们的习惯清单上，基于情感回报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第一个系统透过习惯以控制对政治讯息的任意处理过程，我们的讯息处理多数都借此进行。
第二个系统，也就是监视系统，会「发挥作用以扫视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新事物以及突然侵入的威胁」，换句话说，这第二个系统监视环境以观察任何威胁的征象，如果发现威胁，那这个系统就会从习惯且任意的处理过程中接管一个人的认知，并使人对新讯息保持警戒和感受：
马库斯还提到说「比起那些没有情感介入的人，情感的介入，会驱使人在政治上，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其他的思想家则声称「当情感被激起并为人所体验时，它可让多种心理过程介入，而这些心理过程可以用促进并维持影响力和顺从行为的平台。」
不论如何，一个会影响一个人情绪状态的的事物和政治讯息一起作用时，一个人的态度受到影响这点，是合乎情理的。
在现代哲学中，诉诸情感有两个核心诉求，其中一个是诉诸武力，另一个是诉诸同情，也就是诉诸怜悯，这些诉求仅在信念系统中被认为是有谬误的。
研究.
有研究指出，「在碰到和情感相关的议题时，说服一个人改变既有的态度，是基本无望的作为」；但另一方面，操弄情感可能是塑造态度的关键：
尽管依旧是一个尚待探索的领域，许多学者已指出操纵和一个说服性的讯息相关的情绪可以影响这些讯息的有效性，像例如研究显示，人倾向于调整自己信念，以让信念合乎情感，而这是因为人会将感觉视为证据，而当感觉和信念相符时，这人就会将之视为信念为真的证据；其他的研究则指出，「情感刺激会在判断者未察觉、未看见会感觉到任何东西的状况下影响判断」（对此可见Bargh, 1997以及Murphy & Zajonc, 1993）
事实上，「近期的研究已确认说情感在改变态度上扮演角色，而这可是因说服性的沟通或认知失调的过程等所致。」（Petty et al., 2001）
心理学者佩帝和卡乔波（Petty & Cacioppo）发现说有两种处理说服性讯息的方法：一是聚焦于讯息的内容和质量，这是所谓的中央处理程序（central processing）；二是聚焦于外部的线索（像例如讯息来源）并忽略其内容，这是所谓的边缘处理程序（central processing）。他们说：「当参与者使用中央/系统性的路径来回应讯息内容时，他们倾向被较强的论证说服，而较不会被较弱的论证说服；然而，在使用边缘处理路径时，论证本身的强度会变得较不重要，在这种状况下，其他『边缘的』因素，像是讯息来源的可信度或沟通者的意图，会在说服性的讯息中变得重要。」佩帝和卡乔波并指出说负面情感会让人更倾向使用中央处理程序，而正面情感会让人更倾向使用边缘处理程序，也就是说，「在快乐时，不论论证的强弱，一个论证都能有效地说服人；但在悲伤时，人只会被较强的论证说服，而会拒绝较弱的论证。」换句话说，正面情绪会增加对正面信念的信赖；而负面情绪则会促使一个人在面对新且重要的资讯时改变信念。
政治学者汤姆·布拉德尔（Tom Brader）引述马库斯的研究说：「借由诉诸特定的情感，沟通者可改变公众对政治讯息回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