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从汉末三国时期到隋朝建立之前的文学一般被统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一时期的诗歌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建安七子，谢朓，谢灵运，陶渊明等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后来的唐代诗歌有很大影响。骈文是这一时期兴盛的文体。文学评论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出现了《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重量级作品。
诗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建安年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中国大致上分裂成魏蜀吴三个国家，正式进入三国时代。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的重心仍然集中在曹魏的中原。曹操用人唯才，一时人才济济。在文坛上，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分别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及刘桢。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本身也长于写诗，他们与建安七子携手创作了不少拥有真实情感及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风格慷概悲凉，世称“建安风骨”。
建安诗人的作品继承了汉朝五言诗及乐府的主题及精神，文学的形式也从民歌蜕变，表现技巧也大大地提升。他们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沿袭汉朝故事式的乐府作品及一些指明特定对象，也包括自己在内的私人的赠答诗。这些赠答诗中，与之前的五言古诗表达普通的情感不同，这时期的诗歌个性比较鲜明，情感丰富，当中又以曹植为代表。
曹植在与曹丕争夺帝位失败后，后半生一直郁郁不得志，而他的五言诗就许多时也反映出他那种不遇的悲愤。他的作品丰富，如一些赠答诗《赠白马王彪》是其代表作。此外也写有一些歌行体，及赋，如《洛神赋》等。曹植的五言诗大大地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
至魏晋交替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把五言诗的题材带进到一个新领域。三国时代末期，魏国统治者的大权逐渐落到司马氏父子之手，而司马氏父子也用尽不同的阴谋企图篡夺帝位，杀害忠良。在这个政治黑暗之世，阮籍写下《咏怀诗》八十二首，表达出他那复杂屈折的情感及从多角度暗暗地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透过一系列作品的中心思想，反映诗人厌恶受欲望驱使的人，红颜少年始终也会衰老，随著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终会走进灭亡的绝望感等等，充满厌世的思想感情。这系列作品环绕著这一种厌世思想，在这之上加入一些形而上的思辨，带有说理性质，与《古诗十九首》只是排遣因无常感而产生的苦闷不同。
踏入西晋，社会上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定型，诗歌也偏向于反映贵族的生活，此时期的代表诗人有潘岳及陆机。
他们的作品讲究美的意识及修辞技巧，除了一些贵族的酬唱诗歌外，也有一些发自内在思想感情的出色诗歌。从五言诗的流变看来，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有重要的地位。善写哀悼诗文的潘岳，因妻子的离世而写下的《悼亡诗》充满著高度的修辞技巧，建构出一个悲伤的格调。五言诗的悲歌类型的作品直到潘岳的《悼亡诗》表现手法达至成熟。同时代的陆机重视修辞，讲究对仗、用典，从而建立出独特的诗的格调。陆机是多类型的作家，除了五言诗外，也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中他的《文赋》就探讨了许多文学创作中会遇到的问题。西晋时期的诗人相比于诗的题材，他们更重视诗的表达技巧。
自《古诗十九首》以来，五言诗一直以悲歌格调为主，踏入东晋，风格逐渐转变。但因为外族侵逼，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那时候许多贵族沉迷于佛老思想，崇尚清谈，而富道教神仙色彩的“玄言诗”盛行于一时，代表作有郭璞《游仙诗》十四首。这类型作品主题主要是反映出诗人离开俗世，向往山中的神仙世界，当中加入一些自然景物。随著“玄言诗”的盛行，诗歌开始偏离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转而以美丽山川自然为对象。到南朝，诗歌的题材也开始从老庄思想转变至山水景物，当中以刘宋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为代表。
在东晋末，陶潜以归隐田园生活为主题创作了许多诗歌。相比谢灵运那种讲究修辞技巧及描写山水景物的山水诗，陶潜用一些比较淡雅的文字来歌颂自己对田园隐遁生活的热爱，对官场及俗世感到厌恶，这类型的主题与五言诗以悲歌为主调的潮流完全不同。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还没有受到注意，一直到宋朝才正式被肯定。南朝此后的齐梁陈朝，均是短命的王朝，诗歌也重新转向描写贵族生活。当中有对特定对象进行描述的“咏物诗”及描写女性的“艳情诗”，带有强烈的颓废倾向。
随著这种倾向的发展，南朝诗人越来越讲求表达技巧，也开始重视诗歌的音律。梁朝沈约顺应这个潮流，开始对音律进行研究，并把语言的声调归纳为平、上、去、入四声，提出作诗的时候也要跟音律取得平衡。五言诗的发展在这时期踏入最后的阶段，其后逐渐催化成唐朝的近体诗形式。但是，由于南朝诗人讲究诗歌表现技巧及音律，忽视了诗歌的思想内容，是诗歌陷入内容空泛，无病呻吟的毛病。沈约慨叹二百年来没有诗人能够在诗歌上取得思想内容及音律的平衡，除了谢脁。谢脁诗风纤细，在描绘自然景物同时也带有个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种清新的诗风在后世唐朝的诗人如李白等受到推崇。
小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短篇小说也开始盛行。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人民生逢战乱，许多人对现世失去兴趣，转而重视奇怪的事物，而当中的“志怪小说”正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这一类型的小说虽然是记载一些奇怪的事物，但不像后世的小说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代表作有东晋历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另外，由于当时佛道盛行，也有一些以道教游仙思想为主题的作品，如葛洪的《神仙传》，虽与志怪小说不同，但与集中叙述异界，仙界的主题一致。在这个时期，另外一种的题材是收录历史上名士逸话的“志人小说”，代表作有刘宋时期刘义庆编修的《世说新语》。其内容叙述东汉末到东晋末的名士言行，共1030个故事，分成36个纲目。其思想环绕当时崇尚清谈的风气，也描画出贵族的独特生活，与志怪小说一样，也可以看成没有正视动荡的政治社会的作品。虽然小说内容简单及篇幅短少，结构也不一定完整，但却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的题材。
文学评论.
在魏晋之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文学评论的专书，但在一些文献也透露出一些人对一些文学作品的意见。比如在《左传》《论语》，许多时候会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只是一些片言只字的牵强附会，但也是反映出读者对该作品的观感及意见。至战国时代，一些人开始对这种牵强附会去解释经典提出异议，如《孟子》就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他认为，如果只著重一字一句去理解，就不能够掌握作者整片作品的意思，换言之，了解作者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意思。至两汉，《毛诗序》及班固的《离骚序》《离骚赞序》就分别对《诗经》及《离骚》从儒家思想进行分析及批评。比如前者把《诗经》一些爱情诗说成是歌颂后妃之德的教化诗，后者著重作者屈原生平而非作品进行批判。至稍后的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尝试推翻班固的意见，从价值判断中抽离，直接对作品进行评论。
典论·论文.
此后，一直到三国时代，文学的地位逐渐从其他的学术分类中独立出来，文学开始在文学的观点中重新被认识。在这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专门论述文学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的“文章”，并不是局限于诗赋的狭义文学，也包括今天的公文，哲学文章等等。在这篇文章，曹丕不单止对古代以来的文学，还对当时建安文学的成员及其作品进行评论。比如：
建安七子的王粲徐干虽然擅长辞赋，但其他的文学类别就要比张衡，蔡邕逊色。这是由于每一个作者有其个性，故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文学类型。在不同的文学类型（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有不同的作法，“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会写文章的人也各有偏好，只有通才的人才能兼擅各种文体。，道出要完全擅长所有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困难。在文体的掌握上，他又提出先天的“气”的概念：“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学创作的根本取决于“才气”，这是作者先天上被赋予的资质，并不是后天勉强努力就能达到。这种天资，就算是亲生的孩子也不可能继承。
文赋.
《典论·论文》发表后不足一百年，西晋陆机也写成了《文赋》一篇，也是魏晋时期文学评论中的代表作之一。该文以赋体写成，内容叙述较为抽象的文学理论及评论，并不是对特定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论。该文以创作原理为开始，从过去与当时的文学作品及自己作品的看法为基础而建立出来的文学理论。正如序中所言：“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文赋》开首就写道：
就是说，站在宇宙中心去环视四周，在古代典籍中吸收养分，在掌握到空间上及时间上的全部东西的基础之后，作者自然会被季节的转变（时间）及天下间的自然万物（空间）所刺激，写作的旨趣自会油然而生。
此外，陆机在众多文学体裁论述上，提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正是“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此文先后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进行分析。跟《典论·论文》相比，《文赋》所提出的文体跟前者有重复也有增加，论述也比较详细，但最大的分野是前者把官方性质的散文“奏”“议”放在诗赋之前，后者把这类型的文体放在七种韵文之后，这正暗示能够直接表达个人感情的文体逐渐成为文学的中心，也跟现在文学的概念接近。此文之所以能对众多的文学体裁提出论述，除了陆机自身是擅长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家外，也跟当时文坛的多样化有关。
《文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作家心理的分析。虽然该文并没有对特定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论，但陆机在阅览众多古来的文学作品之后概括出一些文学的理论，再配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展示出作家在创作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及其创作过程。比如文中：
这就谈论到作家自身欠缺独创性及跟前人的作品相类同的问题。如果自己所创作的是之前已经出现就要割爱，这正栩栩如生地描画出前人作品与自己的创作互相格斗的情景。
另外，在作品完成后的遗憾（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及创作的时候不能够随心所欲（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等等，也是只有作家才有的苦恼，陆机对这类问题也提出客观的分析。这一种富高度思辨性的文学评论的风格，到《文心雕龙》出现后，达到开花结果的程度。
文心雕龙.
踏入5世纪，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也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著述，而江淹及谢灵运更在他们的“模拟诗”中把自己对以前文学作品的看法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上，文学评论在南北朝越来越变得繁荣。如果要数最高潮，就不可不提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
《文心雕龙》共50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具系统性的严格文学评论巨著，作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学体裁及问题。全书50篇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25篇的首5篇是叙述文学原理，之后的20篇，就把文学体裁划分为33种类别进行详细的分析，辅以该类作品的例子，把该类文学体裁的起源，特质及应有的面貌展示出来。后半25篇，不计最后一篇作为该书的序《序志》篇，主要涉及文学及作家的种种问题，如修辞，声律，比喻，个性等等。虽然作者有深厚的儒家典籍的根基，但他也认为纬书及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在文学创作上有可借鉴的地方，遂把之纳入考察对象，这一点也是《文心雕龙》的总合性当中的一个特征。
有关刘勰对前人文学作品的看法，在《文心雕龙》一书随处可见。比如以探讨楚辞为主题的《辨骚》篇，他对历代评论家跳离作品内容随意发表议论提出异议（“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认为应该按著作品的字句内容进行考察（“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沿著这个思路，刘勰归纳出楚辞的特征：“同于风雅”四点（“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及“异乎经典”四点（“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后者虽有不足的地方，但整体来看也有高度的文学性及艺术性，应该冷静及总合性地进行分析。
根据刘勰自己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进行分析的切身经验，他也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难处，这也可以看成刘勰的文学评论中的方法论。读者之所以不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原因是因为“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及“信伪迷真”。就是说，凡是古代的作品都认为是好的作品，轻视当今的作品；对自己的标准较低但对别人的标准较高；自己本身没有识见却胡乱地相信一些荒谬的论述。此外，他也提出“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 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就是说，文学作品种类繁多，读者之间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大家的兴趣不同而对作品好坏的理解也不同，故此评论不能够中肯。
那么，怎样可以正确地理解文学作品呢？首先，读者必须大量地阅读不同文学作品，这样才可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关于具体的文学分析及评论方法，刘勰提出从以下六个角度进行观察：“位体”（文学体裁），“置辞”（措辞），“通变”（传统的继承及创造），“奇正”（正统及异端的调和），“事义”（典故的运用），“宫商”（韵律）。但在这当中，只有“通变”，“奇正”及“事义”是稍稍涉及作品内容，其他的也只是触及文学作品的基本的表达技巧。但刘勰所认为的对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并不是单单的从表达技巧的角度去探求，他也写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由于文学作品是透过表达技巧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在文字上，读者必须反过来从表达技巧中考察才可以确实的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除了以上六个角度，刘勰也有其他的篇章，比如《丽辞》、《夸饰》、《事类》、《声律》等等对不同的文学问题进行论述。《文心雕龙》一书既探讨了基本的文学理论，也谈及作家在文学创作时候遇到的问题，甚至在读者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学作品的问题上也有很详细的分析。
诗品.
相比同时期《文心雕龙》网罗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进行探讨，钟嵘的《诗品》集中以诗，尤其是五言诗为对象进行品评。该书把从汉朝到梁朝123位诗人划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共九个等级，并加以论述，其等级制与当时朝廷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相类，同时期其他的艺术范畴如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及梁武帝《围棋品》也运用等级制进行评述，也可以看到《诗品》一定程度上是受这个风气影响的。
《诗品》的一大特征，就是把众多的诗人按诗风划分成系谱，源流主要分成“诗经”及“楚辞”两大阵营，前者有关人物如曹植，刘桢，沅籍，左思，陆机，谢灵运等，后者包括曹丕，王粲，潘岳，张协等人。诗经系的诗人主要是西晋前的，楚辞系的则是西晋以后。根据钟嵘的看法，他较肯定诗经系的诗人的成就，这也跟钟嵘发觉到在当时诗坛出现的流弊有关。
在众多诗人中，钟嵘给予曹植很高的评价：“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推崇曹植的原因就是作品内在的强韧的思想感情及外在的华美的词彩，这两方面也可以看成钟嵘品评诗歌的标准。用同样的角度，他认为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王粲则“文秀而质羸...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刘桢长于“骨气”但欠缺“词彩”，王粲有“词彩”但欠缺“骨气”，故此其地位次于曹植。纵观钟嵘的看法，他对诗经系的诗人给予“骨”，“气”等等的评语，认为作品中有强而有力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