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所设清史馆纂修的清史未定稿，体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纪、志、表、传」四部分。
民国三年（1914年），清史馆设立，此后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自知未曾定稿，遂决定仿照王鸿绪《明史稿》之例，将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由于编写时民国政局动荡导致时间紧逼，以及资金来源起落不稳、时裕时缺，致使《清史稿》体例不一、繁简失当，最终仍未能脱离非正式的稿件格式；加上编修者多为前清遗老，导致书中多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中立性严重不足。国民政府北伐后，将《清史稿》定为禁书，禁止刊印及发售；后来解禁。
尽管《清史稿》是未定稿，但它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有的出版社将《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中华民国迁台后，在国防研究院的主持下由官方出资，以张其昀等人为首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于1960年代初期以关内本《清史稿》为蓝本编纂并正式刊行《清史》，共计8册。
编撰过程.
民国三年（1914年），经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宗教志〉后未被采用）。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江西一卷。袁嘉谷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袁金铠本人热衷政治，不常居清史馆，乃约金梁为《清史稿》进行校刻。溥仪出宫后，金梁闲居在家，接到袁金铠的邀请，金梁欣然应允。金梁到馆后，对编修工作颇为投入，“排日付印，如编新闻者，主笔督催，手民侍立，无复有片刻之暇……随引随发，前后不遑兼顾”。
1927年秋，赵尔巽病故，时任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续聘柯劭忞代理馆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北伐，奉军连遭败绩，张作霖退守关外。时局动荡，金梁雇佣车马，将书稿“携归私寓，日夕赶办，撰校兼行，一月之间，竟补至百卷。”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自行加入张勋、康有为和张彪三人的传记。然金梁的校订亦有合理之处，如删去《八线对数表》这类非关文史的数学内容。1928年，金梁将书稿送交刊印，共印书1100部，其中400部被运往关外发行，这批书称为“关外本”，是《清史稿》首次发行。
封禁与修订.
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请求行政院禁售该书。1930年2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据第63次国务会议决议训令行政院，发布《清史稿》禁售令，说《清史稿》“纰缪百出”，因此“除派员前赴北平将故宫博物院现存之该项史稿，悉数运京永禁流传外，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仰该院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
虽然大部分省市相应了这一禁令，但辽宁省不予回应。袁金铠等人也未遭到政府批评针对，并在东北担任要职。袁带到辽宁的数百部史稿“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预订者，亦大都据理争到”，国内预购该书的读者反而“化冤钱而呼告无门”。汪兆镛曾多次请张元济帮他购买此书，最后总共花去320多大洋。
当时傅振伦认为其封禁原因在于“不奉民国正朔”、“复有反民国之嫌”，孟森则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清史稿》作为史料有极大的价值，希望能够解除封禁。容庚也认同孟森的观点，并认为封禁导致书价飙升，“每部索价五六百元”，“政府之禁令，徒为奸人牟利之具”。
1934年9月容庚在《大公报》发文批判封禁之后，引起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注意。同年11月23日，行政院向国民政府呈文称，《清史稿》“现在市肆既间有私售，馆库亦容参阅...不特难餍学术界之望，亦恐国外莠徒，私自翻印，贻笑传讹，影响更大”，希望解除封禁，并令行政院专员“检讨纰漏各点，并签注改正意见”。
11月24日，行政院呈请在第13次会议上通过。汪精卫联系吴宗慈，请求对方主持检阅。吴发现有十九种错误，并修改了八种：“计已改正者，曰反革命、曰藐视先烈、曰不奉民国正朔、曰例书伪谥、曰反对汉族、曰一人两传、曰目录与书不合、曰人名错误，计为八项”。
1935年9月17日，汪精卫在第230次行政院会议上报告了书稿检校情况，会议决定“交教育部于两个月内提出意见。”然而汪在11月1日遇刺，难以再支持吴宗慈等人，后教育部长王世杰向行政院提议先发行未修改的《清史稿》，“惟须责令附印吴氏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支持这种做法。但国民政府并未回应这些意见。
1936年1月8日，《清史稿》修订工作交到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手中，由其主任委员邵元冲负责。他对之前的修订并不满意，说“何其草率至此，拟函正之。”他先后联系柳诒征、吴宗慈，想要建立专门的清史修订机关。
1936年2月17日，邵元冲向中政会内政、教育联组会议报告，会议同意继续编订，但“原有之《清史稿》，不能解禁”；“中央应设国史馆，负责整理编辑国史，并以编订清史事隶属之”。
1936年12月，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丧命，修订工作就此中断。但由于禁令已经松弛，1937年1月17日，北平文奎堂书店在《大公报》发布广告，公开发售《清史稿》下半部，“全部二百元，开春即增价，有藏旧半部者速函文奎堂再议配补，十日为限”。但政府旋即要求行政院重申禁令，后者转令北平、天津和上海政府查明情况并予以禁止。
1939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史馆筹备处，林森要求继续修订《清史稿》，提议虽然通过，但由于战乱频仍，实际修订并未进行，并在2006年4月5日再次重修。
卷次.
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1911年）共296年的历史。
版本.
《清史稿》成书之后，海内外先后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关外本、关内本、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广岛本、南京本、上海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等，其中以关外本、关内本流传最早，影响很大。
影响及评价.
《清史稿》刊印后，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河渠志》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最大河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1928年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随后组织人员对《清史稿》初步检阅审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称《清史稿》多有错谬，“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有九项”，认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南京国民政府遂将《清史稿》定为禁书，不准刻印及发售。然而禁令非但没有禁锢《清史稿》的流通，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清史稿》的行为。甚至该书的“关外本”还大量流入日本。
编纂者及后人评价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