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彰辉

黄彰辉（；Shoki Coe；），台湾彰化人，毕业自英国西敏斯特学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曾任台南神学院院长、以及总部位於伦敦的普世教会协会世界神学教育基金会总干事。1972年与黄武东牧师等人于美国发起「台湾人民自决运动」。
生平.
黄彰辉的一生随著台湾政局变动，用过许多英文名字。第一个是「黄彰辉」三个字的台湾话白话字「N̂g Chiong-hui」，而在同学、教授同僚与学生、教会内的同工与会友之间，称呼他为「N̂g bo̍k-su」（「黄牧师」台语发音）。在黄彰辉出生的日本统治时代，由于政界与教育界通用日语，所以同样「黄彰辉」三个字，变成日语发音「Shoki Ko」。因此自从他入公学校到完成大学，甚至到英国留学，整个受教育的期间，他都被称呼为「Ko Shoki」。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官用语改为北京话，他的姓名改官话发音作Chang-Huei Hwang（常简写为C.H. Hwang）。1965年，离开台南神学院，定居于英国，后来归化英国，取日语发音「Shoki Coe」为法定的名字与称呼。如此，在他的一生中，他就有了由四个语言，发音而来的名字。他也使用过三个国家，用三种不同名字的护照。黄牧师常感叹说：「名字那么多，且领过那么多国所发给的护照，不是彰显台湾人荣光的历史，是指著故乡经历了数世代受压迫的悲哀。」
成长及求学.
黄彰辉于1914年（大正三年）8月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彰化，因出生地取名「彰辉」，父亲黄俟命及祖父黄志诚（旧乳名黄能杰）都是牧师。随著父亲黄俟命的工作在盐水港和台南成长，1922年4月，进入台南师范学校附属公学校就读小学。1927年受洗于台南东门教会，该年4月公学校未毕业即进入「长老教会中学」（长中）就读，由于在殖民地政策下，黄彰辉无法报考高等学校。于是在1930年（昭和五年）到日本青山学院中等学部就读。在日本见证了基督徒不畏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谴责日本入侵满洲，培养了身为基督徒的自由主义。
1931年（昭和六年）黄彰辉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报考文哲科。1934年毕业，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就读，并确立了往神学发展。1937年毕业，然而在返台的船上却因与弟弟黄明辉用台湾话交谈而使弟弟受到日籍教官处罚，虽然在黄彰辉道歉下平息，但也加深黄彰辉对自己台湾人意识受辱而「不甘愿」，感到「在自己国度内也做次等国民」。同年前往英国。1938年8月，黄彰辉获得满雄才牧师（Rev. W.E. Montgomery，曾任台南神学院校长）推荐，获得宣教会400英镑补助赴英留学，在剑桥大学的研读神学三年，期间曾住在兰大卫医生家中。
传教生涯.
1941年6月黄彰辉自西敏斯特学院毕业，9月获南伦敦中会任命教师。然而随著同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国宣战后，拿日本护照的黄彰辉因此陷入失去行动自由，1941年12月10日，黄彰辉获信函告知他成为「敌国的外国人」 ，最后在英格兰长老教会协助之下，于1942年2月获得通行许可证，解除其敌国人民行动限制。之后黄在英格兰长老教会海宣会工作。在7月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国官话，并且自1943年起开始在SOAS教授日本语与福建话。也在此时认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 Winifred Sounder(苏慰尔)。
战后.
1945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黄彰辉也开始申请返台，却因为英国仍处于复原期而无法成行。1946年，黄彰辉写信给驻伦敦中华民国领事馆申请中华民国护照。于1947年返台。1948年出任台南神学院院长，成为首任台湾人院长，并与黄武东牧师参与东海大学的筹设。
195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选出黄彰辉为议长，黄武东为总干事。自1950年代末期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就开始以怀疑的眼光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台湾人意识和情感」的重镇，在这敏感的时刻，长老教会所归属的普世教协主张应该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确信只有当带有强烈不可确定性的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时，国际社会才有可能加以规范这个霸权国家，因此，长老教会遭受到国民党政权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它在1970年退出普世教协。
离台推动台湾人民自决运动.
1965年黄彰辉辞去了台南神学院院长，并离开台湾到英格兰，担任总部位於伦敦的「世界神学教育基金会」总干事。1971年担任普世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基金主任，同时是台湾任职普世教会机构的第一人，遇到南非出身的神学家牧师屠图，当时南非仍受黑白隔离的种族歧视，由于屠图是黑人，深受南非政府的打压。黄彰辉聘请了屠图牧师当副主任。直到1975年屠图因出任非洲人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第一位主教大会主任，搬回约翰尼斯堡。
1972年3月19日，他和黄武东牧师、宋泉盛牧师、林宗义博士等人以共同发起人名义，邀请欧美各地代表21名，于美国发起台湾人民自决运动（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唤起台湾人的自觉意识，并声援长老教会在台湾所发表的三个信仰声明，获得海外台湾人组织的支持，也因此进入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
国民党政府曾派出驻美大使沈剑虹劝诱黄彰辉返台。同样参加台湾人民自决运动的黄武东更遇到国府派员劝诱回台，但两人不为所动。
1980年，黄彰辉与彭明敏等海外知名人士组织、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为台湾拓展国际关系。直到1987年7月解严后才返台。
据说1950年代黄彰辉担任台南神学院院长时，与李登辉常有往来，彼此熟悉。据前新闻局驻日代表处处长张超英回忆，1985年他第一次退休时，在纽约经营影像制作公司，听说黄彰辉受肺癌之苦，想替他做纪录片。当时黄彰辉来到纽约做最后一次巡访，当他引用启示录一节「新的天、新的地」，提到李登辉。黄彰辉说：「我们寄望他，给他时间，带领台湾人创造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后来当张超英入总统府获李登辉接见时，要离开前张超英将录影带送给李总统，李显得很惊喜，叫张坐下来再谈。
1988年10月，黄彰辉病逝于英国伦敦。
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回忆与反思》（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里，他谈到心境：「我深深地涉入在政治当中，因为我是台湾人，因为在我内心底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拒绝被归类在台湾人以外的任何范畴，让我拒绝接受别人所给予我们的待遇。我有一股深刻的『呣愿』（m̄-goān）、『呣甘愿』（m̄-kam-goān）的感受。」他提到了「参与政治」的原因：「因为我是台湾人，也因为我是基督徒…前者关系到我的实况（context）；…后者则指向我的文本（text）；…这正是另一个『实况化』（contextualization）的实例。」直到有一天，当作为上帝依其形象所创造之子民的台湾人民的自我认同和尊严被每一个人所尊重为止，而那一天正是岛内和海外的台湾人所习惯通称的『』（。只有当那一天到来时，我的政治『呣甘愿』才能真正除去。」
婚姻与家庭.
1944年8月12日，黄彰辉甫与修适士郡省Seaford市出身的Winifred Sounder(苏慰尔)结婚，因为当时台湾处于的二次大战中，台湾的亲族，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婚事，主婚人是老兰大卫医生夫妇，伴郎是同班同学 George Hood（胡德），伴娘是兰医生的女儿Jean Landsborough，直到1946年战争结束后，黄彰辉的父亲与家族才知道他结婚。1947年8月，黄彰辉夫妇带著在英国出生的大儿子 David 返回台湾。黄彰辉和Winifred育有三男一女，除了大儿子 David ，其余二男一女均在台湾出生。
身为父亲的黄彰辉非常的忙碌，有7年的光阴没与妻子小孩住在一起，无法亲自教育、分享台湾家系历史，以至于 Winifred 母子对台湾的认识不足。1959年，Winifred 独自携带四个儿女回英国，她们一回去英国，就没再回来台湾了，此后 Winifred 几乎独手栽培他们成人，长子获得科学博士，其余三男一女都养成有为的医师。长子David曾就读台南胜利国校，会讲台湾话，不过在他的记忆里，从父亲所得有关台湾的印象，只是南神的外壳与宣教师会的点滴而已，而对于台湾的环境与历史，都没有收藏在脑子里。
黄彰辉具有台湾人意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攻击及抹黑。由于苏慰尔仍保有英国籍，在户口登记上竟登记黄彰辉为「未婚」，并要求其归化才能登记，此后每年黄彰辉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时，国民党政府都在结婚的记事栏故意盖上「未婚」，黄彰辉每次向政府抗议都无效，直到1959年苏慰尔返英。甚至到1966年总会通常会议里，还有反共护教的牧师要谴责其「与一个女士同居，生了四个私生子」。
理论与主张.
处境神学的背景.
在十九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因著海洋活动的发展，西方文明就此扩展至全世界，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也开始出现，基督教也因此开启了另一个全新的海外宣教，福音也因著西方国家的殖民运动传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等第三世界国家。但随著国际局势的改变，尤其是在二次世界战争结束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纷纷争取独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督教会在这时候也有机会反思他们的信仰经验如何融入在本土的文化中。「处境化神学」也就是以第三世界的教会为主要的潮流，主要是把基督教信仰融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民的实况处境中加以运用，使那些从事在基督教信仰活动的人，能对自己的身分有所认同，同时能透过自己的独有的经验来建构神学。
在《处境中之事奉：神学教育基金会的第三委任执行计划（1970-1977）》中，黄彰辉主张以实况化神学将基督教教义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并且就自我认同，以「我关心政治，因为我是一个台湾人，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从自身的文化脉络与生命文本出发，对本土现实的政治关怀，也催生出八零年代的「故事神学」和「乡土神学」。
处境化神学的推动.
黄彰辉在 1940年代，就感受到现代化、工业的发展、理性主义的兴起等对神学的挑战与冲击，更深刻体会教会必须在新的处境里以积极、负责任，且丰富性的行动来回应宣教的使命。黄彰辉首先提出并使用「处境化」概念。他主张本土教会应该先将西方教会及其神学「去处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然后按著自己本土文化的处境中将信仰和神学「再处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黄彰辉曾说：「福音必须实况化于文化中，然而它也必须将文化处境『福音化』。
黄彰辉的信仰与政治.
出生于日治时代的黄彰辉，经历台湾殖民、外省与本土文化冲击的处境中，他认为在那个年代，身为一个生长在台湾的人不能以台湾母语称呼自己的名字，是一个身分失落的悲哀，所以黄彰辉个人的本土意识，对身分认同也特别鲜明。他认为，政治的参与乃是在于「我」存在的意义–「为身为台湾人的意义而角力，与为身为基督徒的意义而角力。」黄彰辉在1970年代提出「脉络中的神学」，这是一个以在地的文化脉络中，深入于政治、世俗、经济、科技、文化及人权等议题来回应信仰。这也是黄彰辉在台湾推动「实况（处境）化神学」的目的，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外交开始孤立。黄彰辉及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提出「国是声明」，在这声明中强调「人权」既是上帝所赐予，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台湾人民自决运动.
1973年，黄彰辉邀请林宗义医师、宋泉盛牧师及黄武东牧师等发起「台湾人民自决运动」，以「台湾一千五百万人民决不容许再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如已往。我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基本人权是上帝所赋与的，也是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来宣示台湾就普世人权、自主自决、自由民主的立国精神。
著作列表.
学位论文.
1937（正确篇名不详）。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学士学位毕业论文。
著书.
1993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The Rev. Dr. Shoki Coe’s Memorial Fund.
篇章论文.
1928〈惜时〉，《辅仁》，号5，页87（台南：长老教中学，1928年7月）。
1929〈通商〉，《辅仁》，号5，页101（台南：长老教中学，1928年7月）。
1935〈不安の伦理性〉，《东大YMCA会报》第17号（12月10日），页22-23 [上半部译文刊在《台湾人的先觉—黄彰辉》，页140]。
其他.
2011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context of Asian nation build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Educational Media.
2011 Human rights in Taiwan today. New Jerse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Educational Media.
2011 Missio Dei. New Jerse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Educational Media.
2011 Text and context in miss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Educational Media.
2012 Christian mission and the test of discipleship :  the Princeton lectures, 1970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纪念.
在台南神学院内设有黄彰辉纪念图书馆，于2019年9月28日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