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

三民主义力行社，又称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简称力行社，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核心组织，以其别称「蓝衣社」闻名一时。最早由一些黄埔军校学生组成，强调拥护蒋中正以建立其「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以蒋中正的“力行哲学”为基础，仿效法西斯主义。自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8年因「发展到过于庞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及对日抗战的开始，该社于该年解散
芦沟桥事变后，复兴社与中央俱乐部被纳入停战协定中，日本要求撤除所列举的反日团体。
《世界法西斯百科全书》将中华复兴社描述为具有「法西斯风格的」（fascistic）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并写道其并非「法西斯的」（fascist）团体。
历史.
简称「力行社」的「三民主义力行社」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组织，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去拥护蒋中正的个人崇拜，并建立蒋中正嫡系军官，进而建立蒋中正「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
1931年蒋中正把胡汉民、李济深、居正、方振武等异端监禁在汤山监狱，激起党内元老愤怒；4月底，中国国民党粤方四位监察院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以蒋非法扣留胡汉民为由，通电提出弹劾案，并例举蒋种种独裁事实。汪精卫、孙科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入夏长江中下游与淮河发生特大洪水。九一八事变东北开始沦陷，各地大学生入京抗议示威不抵抗政策，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困蒋中正，逼迫其立即抗日。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第三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以失败告终。1931年12月15日，蒋中正被迫下野。蒋中正深感这个国民党指挥不动了，迫切需要一个可堪信任、听话而有力的组织作为工具，来帮他控制国民党、控制军队和国家。1931年夏季，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的萧赞育、滕杰拟定了一套计划，建议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地以黄埔系为骨干，建立一个坚强的组织。中央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曾扩情看过这份计划后，大为赞赏，约了十几位精心挑选的黄埔生聚餐商讨，相约每人发展一个黄埔同学。到第三次聚餐，已增至40多人，全是黄埔前六期同学。1932年1月获得蒋中正同意，在南京筹组“力行社”，强调拥护蒋中正以建立其“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1932年2月蒋中正复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2月25日开始在陵园连续三个晚上召集会议，蒋中正听取每个人的发言。2月28日早8时在南京市黄浦路励志社的一个客厅里开会，投票选举力行社主要干部，蒋中正向与会者出了两道题《论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论述合作社之意义》，要求回去后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文章，次日交卷。3月1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继续开会，蒋中正根据票选结果、会议发言内容、所写文章以及平日表现，宣布周复、贺衷寒、酆悌、滕杰、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共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三人为中央监事，干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田载龙为常务监事。社长为蒋中正，滕杰任书记。另有五人为监察委员会成员，周复为监察委员会书记。
通常说的力行社（复兴社）“十三太保”：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邓文仪、潘佑强、胡宗南、酆悌、曾扩情、杜心如等十三人（另说应去掉曾扩情、酆悌、戴笠，增加葛武綮、梁干乔、刘健群，以及周复），其中有八名是黄埔军校一期。十三太保中有八名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近一半人是湖南人。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在蒋中正倡导下，中国国民党党员成立的复兴社、CC系（Central Club，即中央俱乐部）、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学会，打著民族主义的旗帜大量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并以出版及学会活动，对德国、意大利的制度介绍，以做为拯救国家、完成统一、扺御外侮的参考。法西斯主义宣传利用人们昐望统一的心态在中间阶层及青年学生中，产生影响。这些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蒋中正派系亦为南京国民政府特务体系的筹建者。
组织架构.
力行社的外围组织有以黄埔军校学员为主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以及以其他学校学员为主的“革命青年同志会”，此二者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次外围组织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阶层，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譬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和“忠义救国会”等。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
力行社总社干事会下辖：
力行社在省级设分社、县级设支社、区级设小组。复兴社普通成员不知道有同志会。同志会普通成员不知有力行社。最多有成员50余万人。
力行社办了拔提书店、《中国日报》、《扫荡报》、《北方日报》、《南方日报》、《前途》月刊、《中国革命》等杂志，
蓝衣社名称来历.
1931年间，刘健群为迎合蒋，写了一本《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义大利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1932年3月，蒋令贺衷寒、康泽等在南京成立力行社，刘的建议是起了促成作用的。非黄埔学生之被指定为核心干部者，只刘健群一人。接著，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主持全国军队政工，并且受命在南京创办一个“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1,000人左右受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的纲领，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刘健群自作主张把自己那本主张成立“蓝衣社”的小册子在班上印发。此前，蒋中正和复兴社领导层看过他的小册子后，都不置可否。复兴社总社听说刘健群擅自散发小册子后，立即下令收回。但是，小册子的影响却在社会上扩散开来。
由于其曾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秘书，又为蒋中正赏识，而且又有充分的思想和人事的准备，1932年，蒋中正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任命刘健群为总队长，宣传队配属到各军师，宣传蒋中正的主义。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小册子。华北方面本来就风闻南京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后，纷传秘密组织就是蓝衣社，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刘健群也乐得以此自我宣传，不作解释。南京复兴社总社知道后，再次下令收回小册子。但是，社会上的流言却收不回去了。华北的日本驻军风闻此事，认为蓝衣社是个反日组织，正式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日本通讯社也大加渲染，使得蓝衣社名声更大，传遍各地。后来有投靠日伪的军统特务写书以《蓝衣社内幕》为名，只不过附会传说，为了取悦读者的标题党行为罢了。
解散.
蒋从西安事变脱险后，鉴于力行社在非常时擅自调动军队，似乎立刻想到要解散力行社，首先下令停刊该社主要机关报《中国日报》。接著很多位充任要职之力行社社员陆续被调职、监禁或派送出国。甚至下令研究如何终止力行社社务。该社终于在次年解散。
芦沟桥事变后，蓝衣社与中央俱乐部被纳入停战协定中，日方要求撤除所列举的反日团体。1938年3月29日，力行社、复兴社、青白社、陈诚的干诚社宣布结束，合组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社员总数大约三百人左右。1938年6月初，复兴社在武昌开会宣布正式结束。
1940年，江苏省政府设在淮阴，主席韩德勤，兼任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下辖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该军训处主任李岐呜，与秘书邬玉田皆为昔日之复兴社社员。
历史学术诠译争议.
1972年，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易劳逸撰写〈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发表于《中国季刊》春季号；力行社创始人之一邓文仪及-{干}-国勋读完「非常生气」，认为易劳逸「侮辱」国民革命运动，将力行社描述成法西斯组织是「莫须有的误谬」。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时任教于美国纽约马里斯特学院）经邓文仪劝说，撰写有关力行社著作，采访了五十六位力行社、复兴社成员及知情者口述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档案资料，于1970年代台湾政治气氛下取得蒋中正默认才能顺利进行。1984年，邓元忠从美国回台任教授、出版《三民主义力行社史》；2000年，出版582页的修订版《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
邓元忠主张，力行社在民国史上的意义有三：
易劳逸专门撰文介绍邓元忠的研究及出版为「台湾现已出版的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史学研究最客观的研究成果之一」，实为「30年代中国政治的非凡透视」；而台湾学界也认为该书为「五十年来有系统、据事实而撰写的唯一的一本《力行社史》」。
林语堂也曾替国民政府做过辩护，他认为政府对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所实施的新闻检查，并不比美国政府对外国记者所实施的新闻检查来得严重。因为现在是在战争当中，因恐这种批评美国的报导被敌国拦截而当作宣传之用，有些事情是没办法的。林语堂还指出，国民政府是家长式的，而非法西斯主义的。国民政府急切于引导人民的思想与行动，但并没有到对思想严格管制的程度，也不曾进行武力及恐怖统治。家长式政权统治底下人民的反应，是恼怒或者会心一笑；而极权统治下人民的反应，是耳语、暗自恐惧、惊吓屈从，以及全民对政府歌功颂德。家长制政体还有救，极权政体则无药可医。想见真正的极权主义，则必须去延安。林语堂说，抗战中若无强而有力的国民政府，而是如法国般较民主的松散政府，中国的作战能力可能早已因国内分裂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