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中自卫队

高雄中学自卫队，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在高雄组成的武装学生自治团体，成员以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雄中）的学生李荣河和陈仁悲等人为首，除雄中学生之外，成员还包括高雄工业职业学校（雄工）、高雄商业职业学校（雄商）和高雄女子中学（雄女）等校学生。这群学生组成的自卫团体，巡视学校周边，以保持秩序，同时保护了许多受威胁的外省人。
在二二八事件结束后，这群学生被认为受到日本教育毒害而反对政府，这段历史因此在白色恐怖时期的气氛下而被掩盖。在解严之后，经台湾史学者许雪姬、方惠芳、吴荣发和林秀玲等人的研究，此段历史依据口述历史逐渐还原，开始受到各界重视。
概论.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以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今雄中）为首的学生李荣河、陈仁悲等人曾与少数高雄工业学校（雄工）、高雄商业学校（雄商）和高雄女中（雄女）的学生集结，于1947年3月4日成立自卫队维持学校附近治安，以雄中为临时收容所，介入并保护生命遭暴民威胁的外省人。自卫队曾于3月5日攻击当时遭到宪兵把持的高雄火车站以恢复粮食运输，经交涉与宪兵达成停火协议，并于3月6日国军镇压前接获消息而自行解散返家。3月7日清晨由于当夜的大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无法确定高雄中学是否仍有学生火力，遂下令对校舍以迫击砲和要塞砲开火，使雄中成为全台湾唯一遭受军队攻击的学校。事后官方对于参与学生宽大处理，不过却宣称握有自卫队叛乱的证据、认定自卫队拘禁外省人甚至捆绑之作为沙包。。因为参与者害怕被追溯往事而定罪而无以公开自白，直到解严后，经由许雪姬、方惠芳访问当时参与者、吴荣发和林秀玲的访问与研究、以及2010年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在雄中举办「二二八事件与雄中自卫队」座谈会等追忆活动，才逐渐还原雄中自卫队历史。
事件背景.
由1945年8月15日日本签署《终战诏书》投降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5年10月5日抵达设立前进指挥所之间，台湾曾经历一个多月的短暂无政府时期。高雄中学（雄中）同年9月中旬已开始上课，除极少数日籍教师继续留用之外，从校长到各教师几乎都换成台湾人，民主风气大开。战后高中部第一届的柯旗化回忆「不只台籍老师，连日籍老师也开始讲究民主作风，尊重学生的人格……言论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我们初次尝到没有约束的自由生活，觉得很幸福。四年级的学生大都留头发以象征自由…… 」。学校曾经要求学生剪掉头发，但被学生认为「新的自由时代已经来临，却不能留头发，我觉得好像又回到军国主义时代，令人悲哀。」于是当时作风开明、担任战后第一届雄中校长的林景元与教务主任顺应学生的要求，答应高二生可以留长发。
二战结束前，高雄的中等教育学校如雄中、高雄工业学校（雄工）和高雄商业学校（雄商）等校平时即有互动密切且结构严谨的学生联盟。战后初期那一批历经日治时期／国民政府政权交替的台湾学生，大多对于来行政长官公署抱持不信任、对于中华民国军在台部队的形象感到失望，也对外省人引进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结构的调整，包括教师素质良莠不齐以及行政人员态度不佳等萌生不满。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雄工和高雄女中（雄女）就曾罢课，雄中、雄工和雄商等各校也曾因为火车站人员态度恶劣而联合抗争。
自卫队的成立与运作.
二二八事件消息传开，隔天高雄地区即出现普遍的混乱。雄中、雄工、雄商等校的学生联盟素有紧密的联系，当时偏远地区就学的学生大多住在学校里，由于雄中濒临火车站为南部地区交通要枢，学生联盟遂聚集于雄中商讨应对之策。当时担任高雄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方振渊，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集合，报告台北爆发228的讯息，并领全体同学向被害同胞致哀。因情势紧张，决议成立学生自卫队，雄中高年级棒球队员的学生李荣河、陈仁悲等人因时常担任各种学生团体的领袖，于同年3月4日主导成立自卫队，被众人推举为队长及副队长。当时男性学生在先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下，普遍接受过军训，少数甚至曾被日军征召至战场而有实战经验。李荣河和陈仁悲等人延续日治时期学长学弟制高年级带领低年级生的风格，基于保护学校以及维持地区为由，抱著「在大时代变动中学生们可以做些什么」的念头，带领雄中、雄商和雄工的学生主动出面维护附近治安。雄女的学生则是因为雄中学生潘牧民的妹妹号召而加入，共十余位，担任后勤支援和制作饭团的工作。
学校因二二八事件停课后，大部分师生皆没有到校。自卫队成立后，当时训导主任张木火基于管理学生的职责短暂留在校园，因学生缺乏粮食，曾指挥学生至华南银行搬米，由雄女学生做饭团给大家吃。国语教师李硕楷、高雄工校电工科教师潘作宏等，怕学生走上歧路也曾留在校园行监督之责。不过雄中高二生领导的自卫队的自主性非常强，当时校园内人士有些杂乱，不少学生也对他校教师不熟，所以师长们大多只能在旁陪同、关心 ，无法介入太多。
自卫队拥有枪械。武器来自雄中军械库日治时期的军训用枪、毕业学长从冈山带来的十余支三八式步枪、夜晚从警察局拿来三八式步枪和卡宾枪，还有从陆军仓库拿走的子弹、手榴弹和催泪弹。这些枪枝多半无法使用，经由台南工学院（今国立成功大学）的学长整理后杀伤力仍然有限。自卫队拒绝其他欲推翻政府的势力——如涂光明等人的加入或介入，除了维护校园安全，自卫队也同情收容被殴打的无辜外省人。例如由雄工学生开车、雄中学生押车，把在铁工厂、炼铝工厂等公家机关高阶的外省人，陆续载进校园安置于保护所。也曾有一位母亲带著一个看起来像公务员的儿子，手提一大袋的台币钞票要求保护。留守的陈仁悲当众请伙伴们将他们带往保护室，并将钞票立即烧毁。相较于校外的混乱，雄中内被庇护的外省人相当安全，学生吃什么他们也就跟著吃什么。当时建国路上的商家还主动提供食物和日用品给学生。
与国府军的冲突.
3月4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下令派出巡逻队，见聚会民众便开枪射杀。3月5日，高雄要塞军队开始以八门汉十式七五山炮对市区展开砲击，并向鼓山一路一带进行扫射、封锁。
因高雄火车站被国府宪兵占领，原依赖铁路运输的粮食无法供应，将严重影响高雄地区粮食供应，自卫队3月5日决定组织「决死队」（敢死队）计划驱逐驻扎车站的宪兵队 。涂光明等人获悉后，再度表示希望联合军事行动，不过同样遭到拒绝。当日早上10点自卫队穿著制服、学生帽 ，配戴日本刀和手榴弹（少数学生则携带步枪），兵分三路进攻高雄火车站。因自卫队武器不如装备美援武器的宪兵，战术和施用武器的熟练度也不足，队伍组成如乌合之众的情形下，最后由与宪兵队长交好的高雄一中父兄会会长陈启清出面和宪兵达成停火协议，不过一名学生颜再策仍在交战过程中中弹，送回学校医务室已不幸身亡。
3月6日，彭孟缉逮捕凃光明等七名谈判代表，决定发动镇压行动，高雄中学被列为其中的重点区域。陈国儒部队攻进市政府，向市政府内丢掷手榴弹，各界代表与市民当场有四、五十人丧命。同时以手榴弹及步枪，对爱河及市府地下室内躲藏的民众开枪。何军章部队进攻高雄火车站与高雄中学，军队包围火车站地下道两端出入口，对躲藏在地下道的民众开枪，接著进入高雄中学。自卫队接获凤山的军队即将进攻雄中的消息后，深知敌众我寡，手上亦没有足够且堪用的武器，开始解散。傍晚时分，自卫队员仅剩十余人，趁著当晚的大雨掩护，高二生带领高一生到三块厝附近，解散后各自返家。军方无法确定高雄中学内的武力情况，于是以六零砲砲击校园，但当晚校园中已没有任何学生的武装力量， 仅剩下两千多名避难的外省人。
3月7日，再调来两门支援，四门迫击砲由高雄火车站屋顶向雄中射击，同时也以要塞砲攻击雄中。最后派出两营步兵攻坚，将躲藏在高雄中学的民众完全扫除。其结果就是现在雄中红楼东侧的红砖约50公分的坑洞，高雄中学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当中唯一遭受国府军攻击的学校。
事后政府与学校处置.
二二八事件后，中华民国政权未严厉追究参与自卫队的学生，却将自卫队的出现归结为「受了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透过报章媒体加以挞伐谴责。事后每班的学生都要到市府前面的运动广场听训，由彭孟缉或其参谋讲话；参与的学生则被要求写自白日记。为首的李荣河、陈仁悲、林芳仁等人于解严后接受访问时，回忆校方并没有对他们加以严厉追究。
当时有些参与的学生如林芳仁等因深怕被处决不敢回校报到，直到事件平息一个多月后才陆续返校复学，为此战后第一届雄中校长林景元因「领导无方」被逮捕，5月1日才被释放然后被迫离职。其子林有义（当时同样被逮捕）回忆父亲被释放后的心境是「郁郁寡欢」，不复过去之热衷关心国事。林景元日后将全部心力投入编纂、著作与教学，辗转经历台南工学院讲师、台北市立女子初级中学（今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台湾省教育厅督学，并曾任台湾书店编审等各职。事后官方将此次事件定调为学生有计划地推翻政府，并宣称握有「学生军组织表」、「告亲爱的同胞书」、「高雄学生联合军本部关防」等煽动的证据、认定学生们拘禁一千多名外省人并捆绑部份作为沙包。
解严后.
随著解严之后，当时参与的学生不再因为害怕公开透露实情而被追溯定罪，透过学者们的研究才加以逐渐向大众还原历史真相。经由许雪姬、方惠芳的访问，当时的进攻雄中的步兵连长王作金，回忆到「我们步兵班进入高雄第一中学校园捜索后，未发现有人伤亡，也没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绑在窗口，以后便退回火车站。」而当时的自卫队参与者受访时也回忆根本未见过任何学生军组织编制表、关防、标语、口号等，显见上述彭孟缉等人的说法及证物若非张冠李戴即为伪造出来，意在夸大学生的数量并声称自卫队有组织地策划推翻政府。随后吴荣发、林秀玲的访问，以及林秀玲的研究也支持此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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