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湾大屠杀

滑铁卢湾大屠杀（亦称埃利斯顿大屠杀）发生于1849年5月下旬，地点位于滑铁卢湾的悬崖。这场冲突发生在欧洲殖民者与澳洲原住民之间，是澳大利亚边境战争的一部分。近年研究显示，这场战争可能导致数十至数百名原住民丧生。事件的起因包括三名欧洲人遭杀害、一名原住民身亡，以及五名原住民被毒杀。根据记录，冲突中至少有三名原住民被杀或伤重不治，另有五人遭到逮捕。自1880年以来，当地一直流传有多达260名原住民遭推下悬崖致死的说法。
南澳西海岸的原住民世代流传著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口述历史。然而，1920至1930年代，几位历史学者查阅官方档案后，认为并无确切证据显示曾发生大规模屠杀，推测相关传闻可能经过夸大。近年来，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这些说法确有其事，并指出滑铁卢湾的悬崖上曾发生针对原住民的惩罚性行动，但这些事件后来被渲染成一种神话。
1970年代，曾有人试图为大屠杀中的原住民建造纪念碑，但未能成功，因为埃利斯顿地区议会要求提供确切证据，才允许立碑。相比之下，当年在冲突前遇害的欧洲移民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纪念。直到2017年，埃利斯顿地区议会才正式设立纪念碑，以承认这段历史。学者指出，无论这场屠杀的规模是否如部分记载所述，这段历史已成为欧洲移民书面记录与原住民口述传承之间的「叙事战场」。2018年5月，埃利斯顿地区议会因在纪念此事件方面的努力，获得一项全国性奖项。
背景.
1839年3月，欧洲移民从南澳殖民地首府阿得雷德前去艾尔半岛东岸建立林肯港。随著移民向外扩展，在城镇周围开辟牧场，他们与当地原住民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些冲突是澳洲边境战争的一部分。1842年，殖民政府从阿得雷德派遣士兵前往林肯港，以保护移民。然而，由于该地区距离阿得雷德遥远，加上当地政府驻扎官职权模糊、警力资源有限，使得法治在当地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这种情况对原住民尤为不利，尽管他们在法律上应与移民享有同样的英国臣民身份，但实际上却难以获得平等待遇。
与南澳其他地区及整个澳洲相似，前线移民为了应对原住民对土地被强占的抵抗，采取了各种手段。最初，他们主要以暴力威胁来驱离原住民，但很快便升级为恐吓行动，以阻止原住民干涉牲畜与财产，这些手段时常引发激烈冲突。移民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往往未向当局通报，而在1847年，一名移民因谋杀原住民男子被判绞刑，这是南澳殖民历史上唯一的此类判决。此后，这类暴力行为变得更加隐秘。历史学者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形容这场边境暴力为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一场未宣告但持续进行的隐蔽战争。
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间，埃利斯顿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移民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冲突。该地位于林肯港西北方169公里，主要由纳乌族、科卡莎族和维朗古族原住民居住。第一起事件发生于1848年6月23日，史东尼岬羊站的守屋人约翰·汉普被原住民以长矛刺伤并击打致死。第二起事件发生于8月，该羊站的监工因一名原住民偷窃衬衫而开枪射杀至少一人。1849年5月，五名原住民因食用被窃的毒面粉而丧生，其中包括两名成人、两名男孩和一名婴儿。这袋面粉是由一名原住民男子从耶拉纳附近的威廉·兰森·莫特洛克牧场偷来的。该名原住民随后被逮捕并以谋杀罪起诉，但在被当局释放后不久便乘船前往美国。根据警察局长的说法，这起投毒事件可能导致当月稍后发生的两起原住民对移民的复仇杀害。5月3日，詹姆斯·里格比·比弗在其居所内被长矛刺死，四天后，安妮·伊斯顿在相邻的租地上遭长矛杀害，她的婴儿则毫发无伤地被发现躺在遗体旁。
有纪录的事件.
根据官方记录，1849年5月27日，托马斯·库珀·霍恩的牧场发生盗窃事件，原住民从一间小屋内带走物资，并威胁了屋内的守屋人和牧羊人，随后带著物品离开。牧场主人霍恩与数名工人随即展开追捕，当他们追上这群逃离的原住民时，双方爆发冲突，移民开枪，原住民则投掷长矛。这群原住民随后分成两支，霍恩及其手下选择追赶其中一支，直至对方抵达滑铁卢湾的悬崖边。原住民试图沿著悬崖爬下逃跑，但霍恩一行人开火，导致两名原住民当场死亡，一人重伤濒死，另有数人遭到俘虏。
林肯港的政府驻扎官与警察督察皆撰写了详细的报告，但均未提及大量伤亡，其中一份报告仅记录有两名原住民被杀。同年9月，一群原住民男子被押送至阿得雷德受审。其中两人被判定谋杀比弗罪名成立，随后被带回埃利斯顿地区，并在比弗生前的小屋外被处决。另有三人因涉嫌杀害伊斯顿而受审，但由于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其他人则因参与霍恩牧场的小屋冲突而被起诉。不久之后，两名原住民男子在林肯港被警方逮捕，并被控谋杀汉普。他们最初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但由于警方找到的原住民证人证词存疑，最终获释。 1852年2月，另一名原住民男子因涉嫌参与谋杀汉普而被捕，但在被押送至阿得雷德后，由于证据不足，他最终获释。他试图步行返回自己的部落，却因被视为擅闯他族领地而遭四名原住民男子杀害。
后续的记载.
1880年8月14日，冒险家、记者兼传教士在周报《阿得雷德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林肯港的回忆〉的文章，描述1840年代晚期艾尔半岛的事件。历史学者罗伯特·福斯特、瑞克·霍斯金与阿曼达·内特尔贝克认为，这篇文章对当时事件的描述充满想像，且有时严重失真。 这篇文章将四起谋杀案件归咎于一名原住民男子，声称伊斯顿的婴儿也遭到杀害，并描述大量原住民被枪杀，幸存者则被赶下悬崖。此外，文章还混淆了多项已记录的细节。 一名读者来信指出该文章存在多处错误，编辑部随后要求康格里夫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从未打算让这篇文章具有「历史文献的分量」，而只是为了「描绘早期移民所面临的考验与危险」。福斯特及其合著者认为，康格里夫的叙述「并非历史，而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而创作的小说」，并且「夸大且扭曲了当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下一个关于1848至1849年间埃利斯顿地区事件的记载来自作家艾伦·李斯顿撰写的短篇小说《医生》，这篇小说于1882年6月17日发表在《阿得雷德观察家报》，大致以安妮·伊斯顿的谋杀案为蓝本。不过，在故事中，女主角是一名孕妇，虽然没有被杀害，但在袭击中失去了腹中的孩子。在李斯顿的叙述中，事发后，周围牧场的工人发起了一场「对原住民的讨伐」。 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指出，1849年5月16日，政府驻扎官的文书曾报告称，已有三组志愿者队伍出发搜寻负责比弗与伊斯顿谋杀案的原住民。 李斯顿的小说在1936年南澳建州百年时被重新刊载两次。第一次刊载时，删除了三个段落，分别涉及「麻烦的原住民」、女主角对「广阔而可怕的寂静」的感受，以及牧场工人对原住民发动「讨伐行动」。第二次刊载则完全保留了原文，未作任何删改。
到了19世纪末，关于「埃利斯顿事件」的叙述已经演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地方传说」，正如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所形容的那样，在当地广为流传。1906年，E.W. 帕里什出版了一本旅游指南《真正的西海岸：一个因谣言受损的国度》。在书中，帕里什提到他在当地旅行时听到了关于一场大屠杀的「悲剧传说」，不同版本之间有所出入。这则传说的核心内容包括：汉普的头颅被斩下，并由他12岁的儿子约翰·奇普·汉普在小屋的烤箱内发现；犯下谋杀案的原住民被一群骑兵围捕并驱赶至悬崖；这场冲突造成大量原住民伤亡。 1915年，一名前警员在《》上发表了他对该地区往事的回忆，尽管他在当地任职时，相关事件早已过去。他的叙述包含了传说中已广为流传的要素，例如汉普的头颅被发现在小屋的烤箱内。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即汉普的儿子曾被原住民囚禁三个月，直到最终获救。 在最高法院对汉普谋杀案的审理过程中，并无任何证据支持他被斩首的说法，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儿子在发现遗体时在场，或是曾被原住民绑架。
1926年，《登记报》一封询问滑铁卢湾名称由来的读者来信，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该报记者、西海岸当地居民阿奇·贝维斯以及其他人士均参与其中。据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所述，贝维斯的说法主要依据当地流传的传闻，而他现在被认为是「最血腥版本传说」的关键来源之一。贝维斯声称，他从多名人士口中听说了这场屠杀，其中包括汉普的儿子以及曾参与调查谋杀案的警官詹姆斯·盖哈蒂。根据贝维斯的说法，汉普的儿子当时是16岁的牧羊人，在父亲遇害后发现了他的头颅，该头颅据称是被人用横锯切下，放在小屋的烤箱内。此外，贝维斯还表示，在伊斯顿遇害后，盖哈蒂曾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获得批准后，组织了一支160人的队伍，将约260名原住民驱赶至悬崖并推下。最后，他声称盖哈蒂以这场屠杀为由，将该地命名为滑铁卢湾。福斯特等学者指出，贝维斯的说法存在多处矛盾。首先，滑铁卢湾并非由盖哈蒂命名。其次，贝维斯声称伊斯顿的丈夫曾参与围捕原住民，但事实上，詹姆斯·伊斯顿在妻子遇害后便前往阿得雷德，并未返回当地。此外，并无证据显示政府曾批准组建这支武装队伍。最后，若真有160人参与这场行动，学者质疑为何没有留下任何第一手的目击记录。
尽管贝维斯的叙述存在许多错误，但它对后续故事的转述影响深远。多年来，约翰·奇普·汉普与盖哈蒂在这段屠杀故事中成了关键人物。据多方说法，汉普的儿子也参与了这段故事的传播，包括头颅在烤箱中的情节，并且据说是他发现了父亲的尸体。 盖哈蒂在多个版本的叙述中亦被提及，但同样存在严重的准确性问题，令人质疑其说法的可信度。1932年，《广告人报》刊登了一个版本的叙述，内容提到一支由200名丛林居民组成的队伍将一群原住民驱赶至悬崖，但最终可能只有一人丧生。作者声称，这个说法是盖哈蒂告诉他的。自1926年起，大多数关于这场屠杀的叙述开始参考档案与报纸记录，并指出没有证据支持康格里夫、贝维斯或约翰·奇普·汉普所声称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1936年，历史学家詹姆斯·杜加尔·萨默维尔在《林肯港时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艾尔半岛早期移民生活的文章。他在结论中表示：「可以确定，H.J.C.（康格里夫）、A. 贝维斯等人所描述的滑铁卢湾『大屠杀』并未发生，原住民也没有将汉普的头颅割下并放入烤箱。」
1937年，阿得雷德报纸《纪事报》提出，官方公告中埃利斯顿所在海湾的名称「滑铁卢湾」，可能是指19世纪40年代在该地「遭遇滑铁卢」的原住民。由于该地附近的官方地名，如威尔斯利岬和威灵顿岬，均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有关，而且这些名称直到屠杀事件13年后才被采用，因此这种将「滑铁卢湾」与原住民遭遇屠杀联系起来的解释存在疑问。
1969年，当地作家尼尔·汤普森出版了一本书《埃利斯顿事件》， 该书收录了头颅被放入烤箱的故事，并称盖哈蒂（书中拼作「Gehirty」）曾参与围捕原住民，并将他们驱赶至埃利斯顿以南的悬崖，导致20人丧生。多年来，南澳西海岸的原住民一直将埃利斯顿大屠杀的故事作为口述历史的一部分代代相传。
纪念.
1970年，（SAAPA）宣布计划在滑铁卢湾的悬崖上建立纪念碑，以「纪念1846年白人移民屠杀250名原住民的事件」。这座纪念碑原本是全国性原住民哀悼运动的一部分，并计划与1770年库克船长在新南威尔士州植物湾登陆两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步进行。SAAPA副主席约翰·莫里亚蒂表示：「埃利斯顿大屠杀是西海岸原住民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涉事白人后代极力试图抹煞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埃利斯顿地区议会主席J.B. 卡梅伦表示，若能证明屠杀确实发生，议会将同意建立纪念碑。他还提到，可能会设立一座纪念碑，以悼念早期开发该地区时丧生的原住民。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指出，这项提议可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纪念碑不得提及滑铁卢湾屠杀的说法。该事件被《广告人报》报导后，引发了一连串读者来信，表达对这起屠杀故事的不同观点。其中包括一些声称西海岸原住民的口述历史确实记录了这场屠杀的存在。
1971年12月，一座小型花岗岩纪念碑在汉普生前小屋的遗址竖立。1970年代初，P.J. 贝利（P.J. Baillie）标记了与屠杀事件相关的多个地点，包括比弗与伊斯顿小屋的遗址、比弗的凶手被绞刑的树木，以及伊斯顿在汉密尔顿湖的墓地。直到2017年，仍未有任何纪念碑设立以悼念在这场冲突前后丧生的原住民。
2017年5月，埃利斯顿地方议会在滑铁卢湾设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 在纪念碑设立前，当地社区曾就应将此事件称为「屠杀」还是「事件」展开讨论， 最终，议会同意在纪念碑铭牌上使用「屠杀」（massacre）一词。 揭幕仪式上，来自奥古斯塔港的原住民舞团 "Dusty Feet Mob" 进行了表演，并有工党参议员帕特·多德森出席。这一时刻被视为和解与疗愈的重要象征。自屠杀发生以来，原住民一直将埃利斯顿视为禁忌之地，避免踏足，但在纪念碑设立后，他们终于能够自由前往并通行此地。
埃利斯顿议会因透过纪念碑承认这场屠杀的历史，在2018年全国地方政府奖中获得「促进原住民认可」类别的表彰。主持纪念碑设立过程的市长基姆·卡拉汉（Kym Callaghan）后来表示，他对屠杀事件能够正式获得承认感到十分自豪，并形容「就像一大片阴霾从这座城镇上空被驱散」。然而，他认为自己在2018年11月市长选举中落败，与因参与该计划而引发的反弹有关。 卡拉汉在2021年澳洲国庆日荣誉名单中获颁澳洲勋章奖章，以表彰他对地方政府及埃利斯顿社区的贡献。他表示，协助设立纪念碑是他「最自豪的成就」之一。
真实性与解释.
根据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的研究，对这起屠杀指控进行过最严谨调查的历史学者，包括四位专业或业余历史学家：A.T. 桑德斯、萨默维尔、贝利与格雷格·查特。桑德斯是1926年与贝维斯在《登记报》上展开讨论的记者，他主要依据政府驻扎官与警察督察的官方记录，这些记录并不支持屠杀的说法。萨默维尔则查阅了南澳州档案馆内的有限记录，并在1936年得出结论，认为没有正式证据证明发生过屠杀，而霍恩牧场小屋的冲突事件则成为这一「传说」的起点。 贝利与萨默维尔合作，并同意他的结论。他进一步指出，霍恩牧场小屋事件的事实被「一些好胜的讲述者利用，强行套上屠杀的说法，将有限的事实夸大成无拘无束的幻想」。1989年，查特重新检视了档案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关于埃利斯顿大屠杀的传闻似乎有一定事实根据，并且在滑铁卢湾的悬崖上确实发生过某种惩罚性行动，只是后来被夸大为神话」。
1993年，西海岸的原住民仍在传述关于大屠杀的口述历史。负责记录这些访谈的派特·萨默林指出：「由于原住民的口述传统对其文化至关重要，且这些传统世代相传，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他们令人不安的指控。」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曾多次访问西海岸的原住民，讨论这起事件，并发现多个关键细节在说法上大致一致。其中包括事发地点位于埃利斯顿附近，约250名原住民被驱赶至悬崖边并被迫坠落。此外，受访者普遍认为，并非所有原住民都丧生，大多数人在悬崖下方躲藏，直到移民离开才幸存下来。2000年，作家艾莉丝·伯戈因撰文记录了关于这场屠杀的口述历史： 
在埃利斯顿议会为设立纪念碑所进行的调查中，该议会聘请了人类学家提姆·海恩斯对这起事件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滑铁卢湾悬崖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指出，虽然数百名原住民遭屠杀的说法可能不太可信，但很可能有数十人丧生。
福斯特、霍斯金与内特尔贝克总结道，无论流血冲突的规模是否如某些版本所描述的那样严重，这起事件至今仍被反复传述，反映出南澳社会对边境历史的「集体记忆存在深刻的不安」。他们引用历史学家J.J. 希利的观点，指出这类事件已成为「叙事战场」，并强调这些相互竞争的叙事主要分为两派：一方同情原住民在边境地区所遭受的苦难，另一方则试图赞扬早期移民「大胆、坚定且足智多谋」地应对原住民对殖民拓展构成的威胁。 一种保守估计认为，在南澳的边境战争中，有80名移民丧生。而一种较具推测性的估计则认为，原住民的死亡人数介于400至800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