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逃港，即逃亡至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称“大逃港”，在香港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大陆民众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年开始，至三年大饥荒后1962年；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大量人口逃港的原因，是为了摆脱贫穷和饥饿。逃港潮也促使并强化了英属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简介.
人口来源.
逃港者以最临近香港的广东人为压倒性多数，其次来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庆），后者比较多用合法途径。而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前后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东、河南和天津为主。
由广东省偷渡来港者超过二百万，不少经香港移居东南亚或偷渡到欧美国家，按地区而言，最多是惠阳地区(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东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区，江门五邑地区以及广州，其次亦有数十万北方人以及华中人经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份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内蒙古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鹏飞亦从上海偷渡到香港，其余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数万人经广州偷渡到香港，总和亦有数十万，而南方人大多经广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经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现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较多，但亦有女性。逃港者多为农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
原因.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但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认为香港遍地黄金（如电影《打蛇》的钻石山的谣传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抛妻别子偷渡去香港寻金觅财的康伯」）、向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龄层的人，因为被批斗、饥荒、希望赚取金钱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轻人则因为生活经验较浅，大多不是亲属被批斗而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到港。
过程凶险.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被称为「打蛇人」的香港黑社会掳掠后强奸、斩杀，最后大约200万至250万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祇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军南下」，短短一个月便南逃十五万人，著名事件包括华山救亲。
华山救亲.
1962年5月14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报报馆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市民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
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下，警察将一批批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石湖墟收容营地。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营后，免费给予两餐丰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当夜有市民守在营外，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熄灯闭门，以示同情。
翌日，上万市民手持饼干、面包、粮袋，当卡车长龙驶出营门，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突然，成百人冲出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车队，许多越境者纷纷跳车逃跑。
据事后估计，前后共有约过半华山越境者，在市民帮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
背景及历史.
在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逐步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后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相关的军政人员，以及资本家、地主、富农等为了逃避新政权，南下逃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根据大陆官方档案显示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56万人。。由于人数众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开始限制大陆人来港，并暂置国军家眷于调景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应抗美援朝，及为了清除国民党余党的需要，并没有封锁边境，任由他们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53年韩战结束后才开始收紧边境。而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发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大量仍留在大陆的资本家、地主、富农、以至于国民党中抗日人士被清算并受到批斗迫害，导致一些人在边境封锁后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大陆，揭开了逃港序幕。
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政局未稳、经济活动疲弱、民生凋敝；再加上政治运动四起，大跃进运动导致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颗粒无收，四五月份又青黄不接，大陆居民苦不堪言，迫切盼望逃出饥饿和高压的生活。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大量知识份子、异见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份子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陆公民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宝安县（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3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许多广东农民为了生存，纷纷外逃，广东地方政府起初对此默许，直至伊塔事件发生后政策才收紧。此后的逃港活动基本是非法经济移民以及家庭团聚。
1962年4月26日，在宝安县，大陆从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来的公民结成长队伍，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大量涌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达到4,000人，参与逃亡人数8,000人，但是，51,395个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中国大陆公民被迫遣返。1962年4月29日，宝安县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众，混入逃亡人群，进行研究和考察，得知发起逃亡运动的主要是19岁到40岁的青壮年，尤其是大学生。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来势汹汹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惊，于是将抓捕的逃亡者全部遣送回宝安。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作出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1962年5月22日，广东省的一万余官兵开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1962年6月1日，发生大规模逃港的广州东站事件。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
1979年，深圳刚刚建市，香港即将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因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了大规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数共计十万余人，逃亡成功人数4万余人。根据中国大陆官方资料，只计1979年广州的逃港失败而被捕入狱者已达5万，全省（尤以珠三角为主）达30万。
逃港路径.
逃港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
陆路按路线分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水路则是由广东沿海地区乘渔船进入香港水域登陆。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1967年乘船由水路逃往香港。珠三角西部的难民多先以澳门作中转，再利用快艇或渔船进入香港。
当时宝安县全部属于边境禁区，没有特别证明文件将受拘捕并送交樟木头看守所遣送回乡。即使有合法文件，陌生人仍要被搜身，一旦搜出浮具如游泳圈，塑胶吹气枕头，单车轮胎内胆或干粮等，立刻遣送收容所。
逃港者离开惠州或东莞进入宝安县，就要昼伏夜出，避开民兵村民检查，徒步潜入深圳。从惠州步行到深圳需时十夜，行途非常艰苦，大部分人未抵深圳已被民兵抓捕。到达深圳后接近边防军驻守的边境区更不容易。
更有资料显示，逃港者冒著极大生命安全风险，如水路（大鹏湾一带）常有鲨鱼出没、或会受到边防士兵开枪射杀。
而逃亡失败或者被遣返之中国内地居民，在被遣送回乡之后则会被视为「阶级敌人」，在批斗会上进行批判和殴打，并会被「劳改」（监禁和劳动刑罚）。
影响.
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份，国际上有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是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投奔自由」的世界史中之一部份的评价。
对香港.
偷渡潮还影响了香港政策之执行，根据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所言，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区人口上楼（即入住公屋）的政策，但香港1981年仍然有70万人口居住在木屋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1976年以后来港的逃港者，因为逃港者太多，香港土地渐趋短缺，需要通过市区填海以及港九以外兴建香港新市镇（今日的荃湾、屯门、元朗，以及1997年前兴建的天水围及将军澳）政府通过十年建屋计划所建设的房屋设法应付需求。香港偷渡潮对香港经济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冒险追求财富的精神亦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贡献，部份更成为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黑社会、犯罪、大量公屋、社区建设以及综援支出等，许多逃港者最终成为了危害香港社会的罪犯，例如张子强等。
因为珠三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当年占领广州的山东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广东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现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来自广东（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这些人口又大多来自亲属移民，占总亲属移民的84%，香港的贫穷新移民人口几乎全为逃港者大陆亲属，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因为逃港者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批斗、饥荒的日子，他们比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讨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厌共甚至仇共的心态，对中共及香港本地亲共势力充满戒心和厌恶。故而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张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并且很多都反对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产在六四事件后到九七主权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国，当时因为香港楼价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国的人口主要为投资移民，他们不少已经在1997年前售出楼宇，以投资移民外国。
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万以每十年100万的速度增长，为香港在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约500万。成功逃港者，在香港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歧视，但1997年前之逃港者大部分均已融入香港社会。逃亡成功的大陆公民获得了香港身份证，他们都成为了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以后不少已取得香港身份证的逃港者将家人申请到香港，而香港人口以每十年55万增长，逃港潮人口以及其后代成为香港现今人口的重要来源，是香港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例如「狮子山下」精神。虽然逃港人口来自广东各民系，香港政府推动广州话作为香港的通用语，使原居民、此前来自中国各省的香港人大部份亦改以粤语广州话沟通，因文化相近及种族单一，族群冲突如土客械斗减少。逃港者亦有来自广东的各个方言区，广东的语言情况复杂，有多个民系多种语言，但来港以后亦改以广州话沟通。而世界各地居于香港的非华裔多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
对广东省.
广东省因为与香港相距较近，许多试图逃港的居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广东省人口锐减，工厂停办，城镇居民减少。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亦形容此事是「人民用脚投票」，将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国内地政府亦不想让偷渡潮持续而令其体面受损，为了阻止广东人民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最终，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优先开放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广州及深圳从此成为中国大陆富有地区，人民生活质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同时，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深圳最低工资亦是全大陆第一（2013年时达每月1600元），引来各省居民争相到深圳工作。
主权移交后.
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特区政府推动「中港融合」政策，大量香港新移民移居香港。广东省公安厅每日有150名亲属移民配额，予新移民移居香港生活。不少人保留使用简体字、自己的母语或普通话；与此同时，把持香港政府和部分商界势力的建制派也扩大普通话和简体字使用范围，遂引致陆港矛盾加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外逃的举措.
政策.
广东大量民众偷渡外逃，引起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其中中共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中旬，就召开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紧急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具体的应对措施。国务院、中央军委后于同年6月14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而在6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声明出境人士都必须经当局批准、凭证在指定口岸离境或进入边境地区。而偷渡外逃者就要接受收容、教育或遣送等。而为迅速遏制民众外逃，广东更在深圳、珠海边境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开展堵截。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增设临时民兵哨所，以加强巡逻堵截。在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则集中船艇加强海上巡逻，严格检查来往船只。
宣传.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曾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由于香港在1997年前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如大跃进、上山下乡及文化大革命影响不到香港，香港又处于经济腾飞时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了许多。
纪念.
当年的逃港者现今已成为长者，不少都支持建造一座逃港遇难者纪念碑及开发当年逃港者上岸之流浮山为景点，以免后世忘记当年历史。
当年逃港潮中不少广东人偷渡到香港，其实目的在于以香港为中转站偷渡到美国，如美国旧金山著名的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以及关惠群。汪伦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现正计划筹办一个逃港者网站，以及给提供《大逃港》作者一些美国华人逃港者的资料，以写大逃港的剧本。一些居住在新泽西州的逃港知识青年则在拉法叶镇恒福墓陵园树立了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以纪念176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逃港途中罹难的知识青年。
类似事件.
当时的饥荒导致云南边境居民偷渡到缅甸加入军阀部队谋生，在延边朝鲜族边民偷渡到北韩。1962年发生伊塔事件，大量新疆人偷渡苏联。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以司徒华为首的香港人士发起黄雀行动，秘密将民运人士营救至香港。北韩人通过各种方法偷渡和移居南韩（或其他地方），他们又被称为「脱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