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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

《释名》是东汉刘熙（或又作刘熹）撰写的一部训诂专著，以探求词源为主要目的，以声训为主要手段，是汉语中第一部解释事物命名缘由的专书。全书共8卷27篇。
明朝郎奎金在将《释名》和《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编在一起统名之《五雅》时，为名称的谐调一致而改称《释名》为《逸雅》。
作者及其时代.
《释名》作者是刘熙还是更知名的刘珍(？~126)存在争议。最早提到《释名》的是3世纪晚期韦昭(204-273)的《三国志·吴书》。后来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隋书·经籍志》等，都记载《释名》作者为刘熙</ref>。《后汉书》后第二次出现《释名》是5世纪中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上》载：“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而不载刘熙事迹。官修史书简单地列举了《释名》的卷数和篇数，而没有提及其章数。明朝学者郑明选质疑了章之间的差异，怀疑此书的真实性。清朝学者毕沅(1730–1797)曾于1789年作《释名疏证》，相信《释名》的编篡由刘珍开始，刘熙接手并完成，还在前面加上了序。另一位明朝学者钱大昕(1728–1804)基于他学生对传记的研究，赞同刘熙是作者。基于内部证据，Bodman总结道“刘珍并非不可能确实编写了这样一部大作，刘熙可能在他的书中用到了部分材料，但这可能性非常小。”
《释名》成书的年代与其作者一般有争议。不过，刘熙很确凿地生活在东汉末年，在184年黄巾之乱到220年汉亡之间逃亡至交州。
现在一般认为今本《释名》二十七篇的作者是刘熙无疑，刘珍《释名》三十篇是现已佚失的另一部书。
体例.
《释名》共8卷、27篇。目录如下：
《释名》的撰写受到了《尔雅》启发与影响。虽然《释名》是理论证实型的纂集，而《尔雅》是集合贮存型的纂集，但在分类编排上，《释名》和《尔雅》相当相似，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而《释名》比《尔雅》更加细致。大致对应关系如下表：
所释名物典礼共计一千五百二事情；又说共1379条，释词1710个。释词时，一般有被释词、释词、具体阐释三部分，如：“日，实也，光明盛实也。”就是说，“日”的得名来自于“实”，因为太阳是“光明盛实”的。有时还有解释词义的前释词，如：“山顶曰冢。冢，肿也，言肿起也。”就是说，“冢”的词义是“山顶”，“冢”的得名来自于“肿”，因为山顶像“肿起”。
理论和方法.
中国古代很早就对名与实的问题做过探究。《荀子·正名》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而《释名·叙》则提出：“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两种观点虽然看起来相互抵触，但都符合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具有绝对任意性，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任意的，荀子“名无固宜”的观点与之类似；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一个词引申继而分化、演变为几个词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理据性，多个词素构成词的过程也是有理据的，刘熙的观点与之类似。《释名》作为一本纂集类专书，很少有明确的理论观点，但其借助声训考察单纯词的源词和合成词的造词理据的大量实践，都体现了“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的观点。
《释名》所依靠的主要方法是声训，即用音同音近的词来解释被训释词语。声训约占全书训释的四分之三。声训的方法古已有之，如《论语》中的“政者正也”、“仁者人也”，到汉代大为兴盛，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名号、典章、天干、地支等有神秘色彩的事物作出解释，内容也多是宣扬儒家思想 ，属于义理声训而非语言声训。而《释名》则从语言学、语源学角度出发来使用声训，并扩展到百姓日常的领域中，不只限于名物制度等。
局限.
《释名·叙》中说：“至于事类，未能究备，凡所不载，亦欲智者以类求之。”而事实上词源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求得的，直到今天，要准确推寻出汉语中每个词的语源也是非常困难的。《释名》企图对每一个词的语源都做出解释，就难免穿凿附会。王力批评其为“唯心主义”。王宁则认为其“明显错误近十之五、六”。
有学者对《释名》做了逐条分析检验，可以认可的同源词有455条，占全书1298条声训的35.1%；这三成多之中，又只有五分之一是真正的推源，而剩下的都是系源。“推源”指释词是被释词的根词或源词，如：“冬，终也，物终成也。”今人的研究认为“冬”确实是从“终”派生。“系源”指将同源词类聚在一起，如：“销，削也，能有所穿削也。”今人的研究认为，“销”和“削”是同源词，但两者的关系不是《释名》说的“销”从“削”派生；“销”、“削”和“消”、“霄”、“艄”等同源，都有“渐小”或“使小”的义素，都派生自同一个源词。
《释名》声训的随意性还表现在对联绵词的误训和“一词二源”上。《释名》对大部分连绵词都拆分解释，而不将其视作一个语素。《释名》还对一些词的来源作出多种解释，而“一词二源”的现象是不符合语言发展和语词孳生的基本原理。
影响.
《释名》的语源学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中国后世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右文说”和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因声求义”学说。
其他价值.
王力批评《释名》声训的随意性的同时，也总结了《释名》在训诂和语源探究方面之外的意义：《释名》中的大量训诂材料可以和《尔雅》《说文解字》互相参照；去古未远，从许多内容中可以推求古人制度、风俗；反映了一些词的较古的意义或新兴的意义；以声训为主，中间双声、叠韵字尤多，可以据以考见古音。
在上述文化史、词汇学、音韵学的意义之外，《释名》本身就包含大量可研究的语料。
鼓浪屿三一堂

三一堂是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安海路71号的一座著名的基督教堂。
历史.
三一堂在1927年，由美国归正会的新街堂、竹树堂以及英国长老会的厦港堂3个礼拜堂住在鼓浪屿的信徒联合筹建，此名称表明是三个堂会合一的产物，也符合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一堂动工于1934年，由于设计变动、建筑工艺和战争原因，直至 1945 年战争结束，其主体始得完工；而其部分配套建筑，如大门和牧师楼，之建筑工程，延续至二十世纪末。为避免和鼓浪屿福音堂相混淆，没有采用鼓浪屿堂会的名称。其建筑本由留德工程师林荣廷设计，由于需求更动，由交由荷兰人重新设计部分结构；许春草负责施工；三一堂部分结构由香港制造。
三一堂占地八百余平方米，整体采砖石结构。平面布局为正十字形，四个方向的立面基本一致。在教堂的中心，正十字相交的屋脊之上设计了一个采光穹顶。
历史.
1935年5月19日，寻源中学校长卢铸英获选为牧师，并于6月29日受按立。1935年7月6日，三一堂首次进行礼拜。
1936年7月，宋尚节博士在三一堂，带领进行全国基督教第二届查经大会。
1949年后，三一堂加入三自教会，并于1958年开始与福音堂、讲道堂合并。文革期间，其被迫停止宗教活动，并被政府强征，直至1979年末始得复会。
2016 年，三一堂开始进行修缮工作，分二期进行。
驻外武官

驻外武官（Military attaché/Defence attaché），即外交代表机构（大使馆、领事馆）的武职，多由陆海空三军种少校以上的校官到少将以下的将官中选派，处理跨国之间的军事性业务，为外交使馆中专司国防事务的馆员，肩负有军事外交的任务，也是一国的军队或该国国防部在派驻国的代表。
驻外武官职务可包括办理两国军队之间交流相关事务、与他国驻外武官之间来往、办理两国军事合作或援助事项、担任驻该国大使的军事助手等。
中华民国国军的驻外武官，包含派驻邦交国大使馆武官处之武官及非邦交国代表处之军事协调组（军协组）组长，编阶为上校、搭配两名驻外副武官中校，并隶属于军事情报体系，由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室国际事务处管辖。而广义的驻外武官则隶属于计划体系，编阶少校，由各军种司令部计划处参谋轮流派任，并与国防部战略规划司保持共同业务往来，且并非是派驻于外交部所辖各代表处，而是直接派驻于该国军队营区。由驻外武官出身的将领包含：王叔铭、钟汉波、查显琳、陈家儒、郭德权、彭传梁、汪希苓、郭宗清、温哈熊、唐飞、高仲源、罗文山、张金藻、吴东明、李珽、刘志远、李伯伟、冯世宽、彭胜竹、陈永康、张惠荣、邱国正、蒲泽春、陈敬忠、淡志隆、罗贤哲、徐伟光、陈文凡、郭力升、刘得金、杨大伟、李廷盛、黎贤圣、倪邦臣、杨静瑟、章元勋、曹进平、景耀宗、柳惠千、徐绶章、谭芳荣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外武官编制一般为大校或上校。特别地，驻美、英、法、德、俄、日、朝、印、巴西九国副部级大使馆的武官高配为少将军衔，驻韩国、巴基斯坦、泰国、埃及、坦桑尼亚的武官，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事参谋团团长、驻欧盟使团军事代表、驻非盟使团军事代表也高配少将军衔。驻外武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派出，受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管理。
护城河

护城河，亦作城壕或城濠，是古时由人工挖凿，环绕整座城、宫城、寺院等主要建筑的河，具有防御作用，可防止敌人或动物入侵。
世界各国在古代已有开凿护城河。在中国大陆北京的紫禁城、台湾新竹古城、左营旧城、亿载金城、日本的古城如松本城、江户（今东京）的皇居、以至欧洲各国的城堡及皇宫等等地方都建有护城河。欧洲不少城堡在护城河上建有可升起的木桥，以方便出入，亦可防止敌人进入。特别情况下，会选择湖泊作为城濠。如明初修建南京城墙时，放弃金川河，选择玄武湖。
护城河治理.
中国大陆不少城市都拥有护城河。对护城河进行治理，通常需要地方政府花费大量金钱及时间。
恐惧症

恐惧症（phobia）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此症的特征为发病者对某些事物或情境，会产生持续性的恐惧与害怕。恐惧症的典型症状是快速发作的惧怕现象，并持续超过六个月以上 -->。患者将竭尽全力避免惧怕情境发生，而患者的避免行为，往往大于实际遇到惧怕情境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惧怕之情境无可避免，患者将感受到强烈 -->。对于血液或受伤有恐惧症的患者，昏厥是可能发生的。广场恐惧症与恐慌发作经常有所关联。恐惧症患者通常对多种事物或情境都会产生惧怕。
恐惧症可大致分为特殊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及广场恐惧症。特殊恐惧症的惧怕类型包含：动物类、自然环境类、血液或受伤类及特定情境类，最常见的惧怕类型如：蜘蛛恐惧症、和惧高症等，某些案例中，患者罹病是由惧怕事物的负面经验所触发 -->。社交恐惧症则常见于患者惧怕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 -->。广场恐惧症常见于患者惧怕有许多人的公共场合，担心无法逃避或躲藏。
特殊恐惧症可由暴露疗法进行治疗，且须治疗至恐惧解除 -->；对于此类恐惧症，药物疗效不彰。社交恐惧症及广场恐惧症则经常透过心理治疗与药物联合治疗。药物的使用包括抗忧郁药、苯二氮䓬类药物或β受体阻断药。
特殊恐惧症每年约影响西方国家 6~8%的人口，在亚洲、非洲跟拉丁美洲则每年约有2~4% 罹患特殊恐惧症，社交恐惧症约影响 7% 美国人及世界其他地区人口中的 0.5~2.5% -->，广场恐惧症约影响 1.7% 的人。女性患者约为男性的两倍 -->，典型发病年龄大约为 10~17 岁 -->，随著年龄增长，患者比例下降，恐惧症患者有较高的自杀风险。
成因.
面对生活或精神上的压力，或在少年时期有不愉快的经历，以致对某些场合或事物非常恐慌，便有机会患上恐惧症。
一项对老鼠的实验则发现，恐惧记忆会使DNA发生化学改变并遗传给后代，使后代对某种事物产生天生的恐惧感 。
治疗.
治疗有两方面：
专卖

专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利用自身拥有的行政特权，为了介入人民的生活，达到控制社会的效果，又能对征加政府的税收、资金来源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对于人民生活所必需之物品或是为了维护政府统治的安全性来说，垄断资源，例如食盐、铁、酒、茶叶等，由政府独占经营，不许私人参与。
各地专卖制度.
台湾.
台湾日治初期陆续实施鸦片、盐、樟脑专卖，并在1901年设立台湾总督专卖局，并陆续实施香烟（1905年）、酒类（1922年）、啤酒（1933年）、无水酒精（1939年）、度量衡器（1942年）、火柴（1942年）、石油（1942年）、盐卤汁（1944年）等专卖。二战后，台湾的专卖事务改由台湾省烟酒公卖局负责，只剩烟草、酒、樟脑专卖（1968年结束），烟酒专卖则在台湾于2002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烟酒公卖局在同年改制为「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而废止。
日本.
日本的幕府江户时代中期实施米、金银箔、石灰、铜等专卖，各藩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则有规定其他的专卖品，例如纸、炭、棉花、丝绸、茶、香烟等。明治维新之后，在1898年设置，并实施烟草专卖，1903年实施粗制樟脑及樟脑油专卖，1905年实施盐专卖，1937年实施酒精专卖，1943年实施石油专卖。
二战后，专卖局在1949年改为日本专卖公社，负责烟、盐、樟脑专卖。樟脑专卖在1962年废止，香烟专卖则随日本专卖公社在1985年民营化改制为「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而废止，盐专卖则是在1996年废止，而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的盐务部门独立为「」；酒类专卖则在2001年才废止。
韩国.
朝鲜半岛在13世纪末的高丽忠宣王统治时期开始实施权盐法，开始盐专卖。1908年，大韩帝国实施《红参专卖法》，并直到1996年才废除人参专卖。在朝鲜日治时期，设有，实施烟草、鸦片、麻药专卖。
中国大陆.
专卖是行之有年之政策，春秋时代管仲有“官山海”政策。汉武帝为增加国家收入，命桑弘羊推行盐铁专卖制度，是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安史之乱后，唐朝国盛日衰，第五琦为盐铁使，实行专卖食盐。专卖对国家财政帮助很大，但对一些有识之士而言并非好事。汉武帝雄才大略，“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借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 西汉元气大伤，昭帝继位后引发盐铁论的廷议。宋仁宗时，王曾指出：“榷酒盖出于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经费至广，未能省去，若又榷醋，则甚矣。”马端临将盐铁酒茶专卖归类于“衰世”之法。
中国大陆在1979年取消酒类专卖制度，盐业专卖则在2014年废止，而烟草专卖则持续至今，设有国家烟草专卖局以负责烟草专卖及生产供销。
西方国家.
在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冰岛和丹麦属地法罗群岛，以及加拿大各省、地区，由于受到禁酒运动影响，一直对酒类实施政府专卖；唯加拿大艾伯塔省于1993年将卖酒民营化，而丹麦本土则从未实施酒类专卖。
马英林

马英林（圣名：若瑟，）是昆明总教区总主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生平.
马英林生于1965年4月22日，在中国河北省南宫市一个天主教家庭。1984年考入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并于1988年毕业后，被送上海佘山修院进修。
晋铎.
于1989年8月6日，在献县教区由刘定汉主教晋铎。晋铎后，出任河北神哲学院教师。1991年，返回邢台教区任担牧民工作。1994年5月任邢台教区代理主教。
1998年1月，马英林当选为中国主教团秘书长。于1999年10月和2003年1月，分别出任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副院长和河北省神哲学院院长。2004年7月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2004年，到云南省“两会”和昆明教区工作。2005年1月，在云南省天主教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云南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晋牧.
2006年1月12日，经云南省昆明总教区全体司铎、修女和教友代表的推荐和选举后，马英林当选成为昆明总教区主教。同年4月30日，马英林在未有获得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认可，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自选自圣晋牧。马英林的晋牧庆典，在昆明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举行。2007年4月20日，由于中国主教团团长傅铁山主教去世，马英林以主教团秘书长身份担任代理团长之职务。
出任主教团团长.
2010年12月9日，马英林在中国天主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获选为中国主教团团长。
2011年，升任为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2018年1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8年9月22日，中梵签署临时协议，他在协议下获得赦免。
曹恩道夫战役

曹恩道夫战役（德语：Schlacht von Zorndorf），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俄罗斯帝国在1758年8月25日的战役。这场战斗在正面战场没有胜负，两支军队都坚守阵地并宣称胜利。
战前形势.
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虽然胜利，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普鲁士大战略上的孤立形势。1758年在西线，斐迪南指挥10万人军团独自抵挡法军，但是大多数是德意志几个盟邦（主要是汉诺威和布伦斯威克）和英国的人马，仅仅占用极少量的普鲁士军队。年初2、3月间，斐迪南把法军向西赶过威悉河（Weser），法军总司令黎塞留公爵元帅被解职，由克莱蒙特元帅（Clermont）接替。斐迪南亲王在这次作战之后被授予普鲁士元帅军衔。
在西南，腓特烈的三弟普鲁士亨利亲王也独当一面，镇守萨克森，与腓特烈主力遥相呼应。但是在东方，形势越来越危急：俄军总司令换成Fermore，拥兵43,500人，腓特烈派多纳中将（Dohna，后成为元帅）接替列瓦尔德元帅的职务，但是以26,000人的兵力根本无法完成挡住俄军的任务。因此今年腓特烈的战略重点，就转向东线的俄军。出乎意料的是，腓特烈当面的奥地利军主力虽然刚刚经过洛伊滕大败，又一次极快地恢复战斗力。腓特烈年初本想趁奥军新败，再给它一个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它，然后再北上对付俄军。奥地利宫廷召回卡尔亲王，由道恩元帅全权指挥奥军。机动高手道恩不但没有让腓特烈逮住，反而抓住一次机会，伏击了普军的一个辎重运输队。因为奥军主力仍然有战斗力，而且不是一两个星期可以解决的，而北面东线形势越来越险恶，腓特烈不得不在没有彻底解决奥军的前提下，留下主力，仅带11,000普军星夜北上去面对俄军。他明白，留给他解除东方威胁的时间，最多仅有4周，而且只许胜不许败。
两军交锋.
1758年8月11日，腓特烈带11,000普军脱离南方前线兼程北上，20日与东线的多纳中将会合，普鲁士野战军总数36,000人，插在俄军Fermore主力和俄将鲁缅采夫12,000人的一个军之间，切断两者联系。俄军部45,000人已经 开始围攻奥得河上的屈斯特林的要塞，闻听腓特烈到来，即解围退回奥得河东岸列阵等待会战。8月25日，曹恩道夫战役开始。
曹恩道夫战役伊始，俄军阵地面向东南方，右翼突前。腓特烈在东方，隔著一片森林面对俄军左翼。普军开始穿越森林绕过俄军左翼南下，运动到俄军正南，集中（Manteuffel）和卡尼茨（Kanitz）中将的两个师，由塞德利茨的骑兵支援，左翼突前，以斜线式战术攻击俄军突出的右翼。普军其余右翼兵力由多纳指挥。早上9点，左翼担任进攻的步兵师出发，普军大炮开始轰鸣。在行进途中，普鲁士左翼与中央联系出现空档，被俄军哥萨克骑兵攻击。等领先的曼陀菲尔师击退哥萨克的骚扰，投入总攻的时候，预定跟随在后，加强进攻力量的卡尼茨师走错了路线，移动到曼陀菲尔师右侧发起攻击，这样，集中的西路突破演变成宽正面进攻。俄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战局向不利于腓特烈的方向发展。
腓特烈催促塞德利茨骑兵投入战斗支援总攻。塞德利茨立马于一片高地上，令自己的36个骑兵中队隐蔽在高地后面按兵不动。他认为战机不到，急忙投入战斗也仅仅是加强正面实力而已，没有什么意义。腓特烈连下严令要塞德利茨出击，塞德利茨镇静地对传令官说：「战后我的脑袋是属于国王的，但是现在，还请国王陛下允许我用它来为国王效力。」
普军反击.
终于，普军步兵进攻失败撤退下来，俄军发动反攻。塞德利茨认为时机已到，他的三个团纵马跃上高坡，齐头并进，打击在胜利挺进中的俄军背后，一举扭转战局。俄军右翼败退。但是顽强的俄国士兵仍然在全线拼命抵抗，很多地点双方进入白刃格斗。晚8点半天色薄暮，双方各自退出战斗。在对峙几天之后，Fermore承认失败，于9月1日有秩序地后撤。曹恩道夫战役普军损失12,797人，俄军损 失16,000人。腓特烈虽然以少胜多赢得了一次战术胜利，但是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并没有瘫痪俄军的有生力量，俄军只是暂时后撤而已。对于腓特烈来说，他没有乘胜追击的时间，因为南方战场又一次告急，他不得不满足于暂时击退俄军，马上回兵南线对付道恩元帅的奥军。
加济安泰普省

加济安泰普省（Gaziantep ili）是位于土耳其中南部的一个省，首府加济安泰普。加济安泰普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土耳其主要的制造业聚集区之一。它的农业以开心果为主。面积7,194平方公里。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南部发生规模7.8的强烈地震，由于震央正好位于该省，造成严重伤亡。
科教图书馆

科教图书馆 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北京市第一家私营图书馆。2003年8月19日落成使用。
概况.
北京科教图书馆由来自山东的济宁科教图书馆投资兴办，是北京首家民营股份制图书馆。因为该民营图书馆管理先进、服务优质，在石景山区，科教图书馆比公立图书馆更受市民欢迎。现在开设了电子阅览、光碟租借、书籍阅览、自习室等服务。营业时间长，全年无休。
公益.
科教图书馆每逢周末，常有公益讲坛。讲坛内容不拘泥，其中包括外国英文教员的义务讲授等等。
背景.
科教图书馆由来自山东的济宁科教图书馆投资兴办，馆长潘跃勇。济宁科教图书馆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私营图书馆。
国防大学 (中华民国)

国防大学是中华民国国军专责综合培育军事人才的大学，成立于2000年，由国际与国防事务学院、战争学院（原三军大学）、陆军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理工学院、管理学院、政治作战学院等8所军事院校及学院整合而成。校本部位于台湾桃园市八德区。
历史.
国防大学各学院沿革.
战争学院.
战争学院院长，由国防大学中将副校长兼任。
陆军指挥参谋学院.
现任院长为陆军少将王修治。
海军指挥参谋学院.
现任院长海军少将张世行。
空军指挥参谋学院.
现任院长为空军少将黄盈捷。
理工学院.
现任院长为海军少将崔怡枫。中正理工学院测绘工程系82年班，军事工程硕士，台师大地球科学博士。
国防大学管理学院.
现任院长为陆军少将林振裕，中正理工学院化学系81年班、应用化学硕士93年班、化学博士100年班。
政治作战学院.
现任院长为陆军少将谢勇维。政战39期外文系／82年班
象征.
校徽.
资料来源：国防大学《学员生手册》
校歌.
国防大学校歌 　　作者 杨涛
国际合作姊妹校与机构.
国防医学院为亚太大学交流计划的成员，另外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护理学系和顶尖的美国及英国的大学有长久的合作关系。
管理学院则规划和美国国防管理相关院校展开研究和发展的合作。
霍克齐战役

霍克齐战役（Battle of Hochkirch），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奥地利在1758年10月14日的战役。以奥军胜利作结。
在曹恩道夫战役后，俄军暂时后撤。南方战场又一次告急，腓特烈大帝马上回兵南线对付道恩元帅的奥军。腓特烈率领15,000普军赶回南线战场，与弟弟亨利亲王在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会师，仅以3万人面对道恩元帅的8万奥军。一开始谨慎的道恩拒绝接受会战，仅仅有限后退，与普军保持接触。10月初腓特烈的3万普军在霍克齐扎下营盘，而老谋深算的道恩元帅在10月14日乘夜以8万大军成4路纵队偷袭普军营地，打响霍克齐战役。当时腓特烈还在睡觉，根本未加防范，普军措手不及。道恩以劳顿将军（Loudon）率四个师抢攻，普军Krockow少将率骑兵反攻阵亡。凯斯元帅闻报，急忙带亲兵赶往战场组织抵抗，为普军主力展开争取时间，结果凯斯身中两枪当场阵亡。另一位普鲁士元帅，莫里茨亲王也身受重伤，被抬下战场。因为凯斯和莫里茨的抵抗，普军争取到时间，好不容易组织起后卫线，收拢残兵，交替掩护著撤出战场。这是普鲁士的一场大败，损失9,000人以上，包括两位元帅。凯斯阵亡之后连尸体都没能抢回，还是奥地利代为埋葬的。莫里茨亲王重伤再也没有康复，他在战后被护送回柏林的途中，遇到奥军拦截被俘，不久才被腓特烈赎回。
霍克齐战役之后，道恩仍然谨慎，并不积极进攻腓特烈，但是道恩却是机动高手，腓特烈想绕过道恩，从萨克森东进西里西亚，后来又改变路线突然回军萨克森，调动道恩，但是每次都被道恩抢先堵在前面。年底道恩回营地过冬，腓特烈也回到西里西亚，结束了1758年战局。这一年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有赖俄奥作战不够积极，腓特烈仍然保住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两个省份。
共尉

共尉（或作共驩），中国秦末汉初人，父为项羽所封的临江王共敖，父死后继位为临江王。
生平.
楚汉战争之末，楚国渐衰，昔日听命于项羽的衡山王吴芮及九江王英布先后归附刘邦，唯共尉仍不听命。
汉高帝五年冬（前202年），项羽自刎于乌江，楚亡。
十二月，汉以刘贾及卢绾攻击江陵（今湖北荆州），不能攻克。刘邦再以靳歙为别将，御驾亲征；不久江陵城破，共尉被擒，解往洛阳后被杀。
公园前站

公园前站是广州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车站，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起义路口和广州人民公园的地底。车站以位于广州人民公园前得名，于1999年2月16日随一号线全线通车而正式启用。
本站是广州地铁系统中第一个启用的换乘车站。
车站结构.
车站楼层.
公园前站共设有三层。地面为车站各出入口，周边为中山五路、起义路、西湖路，人民公园、广州地铁公园前控制中心和附近商业建筑；地下一层为1号线与2号线共用站厅；地下二层为1号线月台和2号线北站厅；地下三层为2号线月台。
本站虽然为两线统一设计的车站，但由于两线并非-{}-同步启用，车站部分区域的装修风格亦有所不同：率先启用的地下一层站厅和1号线站台墙面采用石板、柱面采用白色陶瓷板装修；2002年启用的2号线地下二层站厅及站台的柱面和墙面全部采用白色搪瓷板装修，天花灯光装饰和地板亦与地下一层站厅及1号线站台不同。
站厅.
公园前站的大堂分别位于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其中地下一层为1号线、2号线南站厅共用的站厅层，地下二层为2号线北站厅部分。两个站厅均设有售票机、自动售卡/充值机、客务中心等设施。
站厅的收费区位于地下一层的东、西和南侧，和地下二层的南北两侧。为了方便乘客进出，地下一层站厅三边的付费区会被非付费区通道分隔为互不相连的付费区。站厅收费区内设有多组扶手电梯和楼梯可供乘客前往各自线路的月台。同时本站共设有五台专用电梯，一台为贯通共用站厅与两线岛式月台，四台则分别连接地下一层站厅和各线的两个侧式站台。由于部分专用电梯位于地下一层站厅层的电梯门位于非付费区，因此除两个连接1号线侧式月台与地下一层站厅的专用电梯外，使用其它专用电梯的乘客需要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以便协助使用。
此外，公园前站内提供面包糕饼店以及鸭脖店等商店，车站范围内更设有四家7-11便利店。商店主要设于共用站厅的非收费区范围的南侧以及西侧，共用站厅中央此前亦设有商店，唯现时改为大型LED屏幕以投放广告。地下一层站厅靠J出口侧还有羊城通客户服务中心。此外本站亦设有自动售卖机、自动照相机等自助服务设施。
本站的母婴室设于站厅非付费区J出入口旁。
月台以及换乘.
1号线月台于1999年启用，位于中山五路地底；2号线月台于2002年随2号线首通段（三元里─晓港）开通而启用，位于广州起义路地底。1号线月台位于上层，2号线月台位于下层；两线月台都设有一个岛式月台及两个侧式月台，两个侧式月台分别建于岛式月台两旁，并以路轨分隔，这种设计在欧洲被称作西班牙式月台布局。
两线的列车会在本站以先后顺序开双侧车门。乘客需在侧式月台（即右边车门）下车，依照月台上的指示牌进行换乘或出站；岛式月台（即左边车门）仅供乘客上车。换乘时，从原乘线路的侧式月台步行至月台中部可换乘至另一条线路的岛式月台。
本站在1号线站台采用小型浮雕的华文行楷字体的站名，而2号线站台则采用时任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秋明书写的书法字。
另外，本站1号线的月台东边设有一条单渡线，当1号线发生故障时，列车将会通过该条渡线折返，以本站为临时总站。而2号线月台北边则设有一条存车线，当2号线的纪念堂站发生故障时，往嘉禾望岗列车将会通过该条存车线折返，以本站为临时总站，现时该条存车线有时会摆放一列备用车，在晚-{}-高峰向南开出疏导客流。
1号线和2号线的联络线亦设于本站东北象限处，供车务调动使用。
出入口.
公园前站目前共设有12个出入口供乘客进出，方便乘客前往北京路步行街、中山五路等地。
由于动漫星城位于车站北部并分布于地下一层至地下三层，因此在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车站站厅，以及2号线两个侧式月台北端均设有独立出入口供乘客前往动漫星城，不过仅连通地下一层的共用站厅的通道获出入口编号。此外，亦有部分出入口连接于各商场，其中A出入口连接中旅商业城，E出入口的通道则另设有出入口分别连通捷登都会及五月花商业广场。
接驳交通.
公园前站东北侧的广卫路有多条公交线路在此设总站，另外在车站周边的中山五/六路、解放中路、吉祥路均设有多个公交车中途站，方便乘客转乘公交前往广州市区各地。
利用状况.
公园前站处于广州市正中的北京路商业中心区，新旧楼宇林立，购物中心和潮流文化非常集中。公园前站附近不仅有北京路步行街，还有动漫星城、、广百百货、新大新百货等购物中心，亦邻近广州市政府，使得本站全天人流如织，节假日时更一直保持著较高的客流水平，是广州地铁最繁忙车站之一。为缓解客运压力，本站每逢工作日早高峰8点至9点会实施客流控制措施，维持运营秩序。
在每年农历新年期间，越秀区亦会在本站附近的西湖路和教育路举办一年一度的西湖路花市，届时本站客流量将会进一步上升，拥堵情况严重时甚至需要在车站实施部分出入口单向通行等客流控制措施。
历史.
车站建设.
公园前站最早出现在1988年的地下铁道路网规划的初步方案中，是「十字线网」唯一的换乘站。1993年12月28日，1号线正式开工兴建。本站作为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站统一设计，分期实施。1号线车站施工时预留换乘节点，以便2号线动工时能进一步扩建，形成整个十字型车站。1999年2月16日，公园前站随一号线全线通车而启用。当时1号线车站仅启用中间的岛式月台，两边的侧式月台待2号线通车时再启用。
而2号线首期工程则于1999年10月10日正式动工。2002年12月29日，本站2号线车站和1号线两个侧式月台随2号线首通段（三元里至晓港）通车而启用，本站当日亦正式启用换乘功能。2010年9月22日至24日，本站2号线月台随旧2号线一同停运，进行线路拆解；9月25日清晨，本站2号线月台随新2号线开通重启服务。
加装屏蔽门.
2004年，地铁公司因考虑月台乘客安全和节省能源，决定为营运中的1号线全线加装月台幕门、半高式安全门，并展开月台风道及管线改造工程。在屏蔽门投入使用前，本站曾发生有多起乘客自杀，或欲捡拾掉落物品而跳下轨道的事件。2007年2月11日，本站一号线屏蔽门系统开始启用。
2020年6月12日上午，本站1号线2号站台的第17、18号屏蔽门之间的固定玻璃出现自然破裂，期间未造成人员伤亡，亦未影响正常行车。相关的玻璃已于当天运营结束后完成更换。
美国贸易代表处

美国贸易代表处（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英文简称USTR）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部分，负责在双边和多边的层面上推行美国的贸易政策。
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首长称为「美国贸易代表」，是一个和内阁同级的职位。
1986年，美国贸易代表处开始每年公布各国贸易障碍报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特别301报告.
自1980年代起，美国贸易代表处就在世界推广知识产权法，和监察别国政府在相关领域的行为上，担当重要的角色。为此，代表处每年发表特别301报告（Special 301 Report），用以「详细考察各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力度和效果」。在报告中，各个国家被归类为优先对外国家、第306节监察国家，或列入监察名单、优先监察名单。
特别301报告

《特别301报告》（Special 301 Report）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年度报告，内容关于世界各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主要针对的是盗版软件、盗版光盘等问题。有意见认为，凌驾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301条款为以贸易制裁为手段，干涉以对美出口为主要对象国家的法律制度或政府行为。
历史.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182条（即目前19 U.S.C. §2242 ）之规定，在301条款规范下，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贸易救济程序（这就是《特别301报告》名字的由来），从1980年代开始对各个国家是否对于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以及是否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业部门或商人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场进入机会进行审查。每年年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都会根据年度审议结果发行一份关于各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状况的年报，以让美国政府参照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
「特别301条款」国家又分为优先指定国家（Priority Foreign Country）、优先观察名单（Priority Watch List）与一般观察名单（Watch List），其中美国会在公告后六个月内对优先指定国家展开调查并进行协商，若不能达成协议再决定贸易报复措施；「优先观察名单」与「一般观察名单」国家则不会面临立即报复措施或要求协商，除非美国察觉有更严重的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另若美国认为当年度某一国家有审查需要，则会再将该国增列为「不定期审查」（out-of-cycle review）对象。因此，除了「优先指定国家」名单外，基本上被列入「特别 301条款」国家，对美贸易不致于产生即时性的冲击。
美国「306条款监督」制度是广义的「301条款」的一个组成部分。1997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创设。该制度建立在《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6条的基础上，授权美国政府在监督贸易伙伴国家执行知识产权协议时，若发现其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协议中的条款，则可将其列入「306条款监督国家」。相比较于「301条款」，被列为「306条款监督国家」则可视为美国将对其实施贸易报复的「最后通牒」。根据美国贸易法规定，只要美国判定未遵守双边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即可被列为「306条款监督国家」，一旦被列为该等级，美国即可不经过调查和谈判自行发动包括贸易制裁在内的贸易报复措施。因此，列入「306条款监督国家」名单的严厉性和威胁性甚至超过了「优先指定国家」名单。
优先观察名单.
2001年至2004年，台湾因智慧财产权问题而被列入301条款的优先观察名单；2009年台湾获除名。1989年4月，滚石唱片发行台湾歌手陈升唱片专辑《放肆的情人》，收录陈升作词作曲的歌〈呜哩哇啦〉讽刺301条款：「亚美利肯最爱提301，台湾人用钱证明自己的存在。」
惠州七女湖起义

惠州七女湖起义发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
经过.
1906年，孙中山派同盟会员邓子瑜由新加坡回国，策动惠州起义，以与潮州黄冈起义相呼应。邓回惠州后，即联络三合会，进行军事布置，计划于归善、博罗、龙门等地同时起事。
1907年5月，黄冈革命军猝起，惠州方面军事布置尚未就绪。邓子瑜闻讯，立派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部分会党，于1907年6月2日在惠州府归善县七女湖（今汝湖）仓促举义，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6月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清军闻风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三连、杨村等地。6月7日，起义军攻占柏塘，将清军枪械全部缴获。旋分攻公庄、八子爷等地。“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震”。归善、博罗、龙门各地纷起向应，队伍增至200余人。
时清军聚集在潮州黄冈一带，惠州兵力空虚，起义军二百余人得以转战水口、横沥、三径、蔗浦等地，所向克捷。6月12日，林旺率义军五十人，在八子爷伏击清军管带洪兆麟部，击毙洪兆麟以下大部官兵。两广总督周馥电饬水师提督李准部由黄冈从海路驰援惠州；又令新会右营守备钟子才率所部巡防营从陆路进援惠州。李部由汕头至澳头登陆。起义军声东击西，坚持战斗十余日，使清军疲于奔命。
后因黄冈起义军已经失败，惠州孤立无援，只得在梁化墟附近掩埋枪械，宣布解散，大部分人退入罗浮山山区。
其后，邓子瑜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陈纯逃亡香港，再转赴南洋，孙隐则于1909年被清政府广东当局杀害。
纪念.
惠州市政府，在七女湖起义旧址，今惠城区汝湖镇政府附近的上庙，树立「七女湖起义旧址」纪念碑，背面刻有七女湖起义经过。
库勒斯道夫战役

库勒斯道夫战役（Battle of Kunersdorf），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奥地利俄国联军在1759年8月12日的战役。以奥俄联军胜利作结。
战前形势.
1759年战局开始，普鲁士在各个战场上有13万军队，而联军总兵力接近40万。年初，亨利亲王出奇兵成功地烧毁了奥地利军队粮草囤积地，道恩按兵不动。7月份的整个战略形势是这样的：西线能力超群的斐迪南亲王元帅面对法军，在明登战役中又获得一次胜利。南线腓特烈大帝当面，道恩的奥军75,000人仍然按兵不动。东线俄军总司令换了萨尔特科夫（Saltykov）上将，主力有6万人。腓特烈自己领兵挡在道恩和萨尔特科夫之间，阻止俄军南下或者奥军北上会师。但是在俄军当面，多纳将军节节败退，腓特烈焦躁起来，派威德尔（Wedel）将军接替，强逼著威德尔以28,000普军进攻萨尔特科夫的6万人。7月23日，威德尔在凯伊之战（Battle of Kay）（又称帕尔齐希之战Battle of Paltzig）中失败，损兵8,300人，东线危急。 
腓特烈留亨利亲王镇守原地，警戒道恩元帅，自己带兵北上，渡奥得河迎击俄军。同时，道恩本人虽然不动声色，但是他分出24,000奥军交给劳顿将军指挥，让他北上与萨尔特科夫的俄军主力会合。8月12日，普鲁士和俄奥联军之间爆发库勒斯道夫战役。
普军大败.
库勒斯道夫战役俄奥军的防线是东北-西南走向。腓特烈以芬克将军的一个军在北方俄军左翼顶端列阵佯攻，同时集中主力于正东和南方进攻。但是这次腓特烈的攻势过于鲁莽，战前侦察不力，他不知道，他所选择的进攻点，实际上是联军防御最强的部分，而且防线正面有一片池塘，地面松软，不利于作战。上午11点半，普鲁士主力发动炮击，60门重炮分成3个炮兵群，猛轰联军战线，俄军40门大炮被炸毁。普鲁士步兵在炮火掩护下，最初一小时进展顺利，粉碎联军5个超大编制的团，拿下Muhl-Berge突出部。但是腓特烈不知道，这个突出部后面有一条山谷形成天然障碍，普军继续进攻必须越过这条山谷，俄军就在山谷周围站稳脚跟，凭险据守。普军正面攻不上去，投入骑兵预备队再攻，骑兵将军塞德利茨受伤被抬出战场，第二任骑兵指挥官符滕堡亲王又受伤撤出战斗，第三任骑兵总指挥Platen中将变换攻击点，将主力越过干涸的池塘进攻，结果陷于松软的地面，俄奥骑兵乘势在炮火掩护下反攻，普军阵形大乱，腓特烈的两匹坐骑倒毙，一发子弹击中腓特烈胸部，正好打在他的金质鼻烟盒上，腓特烈死里逃生。
库勒斯道夫战役，腓特烈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以劣势兵力鲁莽发动进攻，结果成为他生涯最惨的一次失败。普军死伤逃亡损失惨重，在撤退之后，马上能集中起来军队的少于3,000人，几天之后，也不过才收拢了18,000人。此战腓特烈共损失19,000人，包括6,000阵亡。萨尔特科夫不久晋升俄国元帅。腓特烈失败的原因，除了低估对手，战前侦察不力之外，军队素质也很关键：经过连番大战，战争开始时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士兵，差不多全都损失掉了，为了弥补普鲁士人力不足，腓特烈不得不把各次战役中俘虏的德意志各邦（包括奥地利）的士兵补充进军队。普军素质严重下降，这就是普鲁士军队依靠棍棒和体罚维持纪律的深层原因，当时也是维持军队不得已而为之。
战后影响.
库勒斯道夫战役是一场腓特烈输不起的战役，因为这次失败之后，萨尔特科夫的俄军主力、道恩的奥军主力、奥军劳顿和哈迪克（Haddik）的独立军团，成环形云集在普鲁士本土周围，给腓特烈套上了绞索。腓特烈本人以为一切已经结束，甚至准备在柏林坚守并战死。但是盟国之间的分歧解救了他：萨尔特科夫和道恩之间严重不和，俄奥两军主力未能在柏林城外会合。同时，亨利亲王的4万普军在道恩背后出击，破坏道恩的交通线，道恩元帅不得不回师应付。而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像奥地利那样有切身的利益，奥军一撤，摄于腓特烈往日威名，俄军也觉得犯不著为了奥地利的政治目标火中取栗，于是也撤回奥得河以东，回营地过冬去了。
腓特烈尾随道恩向南，与德累斯顿境内的亨利亲王会师，总兵力又恢复到6万，与道恩的奥军主力对峙。时值隆冬，双方的补给都困难，腓特烈派出芬克（Finck）将军率一个军15,000人穿插至敌后，破坏道恩的交通线，同时搜集补给。老谋深算的道恩元帅，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派出32,000奥军离开大营，分三路悄悄包围了芬克的部队，在马克森之战（Battle of Maxen）中于雪地里发动奇袭，11月20日下午，芬克全军投降，奥地利仅损失934人。两星期以后，奥军又消灭了另一支腓特烈派出来破坏交通线的支队，歼灭Diericke少将的3个营。这样的零散损失，都是普军所承受不起的。
皇居

皇居是指日本天皇的皇宫，即天皇的办公所在与府邸。现在的皇居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即原江户幕府历代将军所居住的江户城，但范围较原始的江户城为小。
概要.
传统上，日本没有定都的概念，习惯以在位天皇的所在地为国都（古代称为「京」），并以在位天皇居住之宫殿为皇居（古代称为「宫」）。
日本从古坟时代以来，开始有为皇室建立宫殿的概念，但早期宫殿迁移的次数相当频繁，直到794年桓武天皇始定都于京都（时称平安京，今京都市），除了1180年因为外戚平清盛挟持天皇专政而曾经短暂迁都至平氏政权的中心福原京（位于今神户市）之外，天皇有超过千年的时间以京都为驻地，但宫殿的所在地以京都为范围有所变动。南北朝时代后，天皇固定以今日的京都御所做为宫殿。
明治天皇登基后，于1868年下诏将昔日江户幕府的驻地江户易名为「东京」，并首次，原本德川将军家的居所江户城成为天皇在东京的居所，并更名为东京城。1869年，明治天皇第二次行幸东京，并将皇室与中央政府自京都迁移至江户，再将东京城更名为皇城，之后的历代天皇皆以原江户城做为宫殿。
天皇迁居原江户城之时，以原江户城的西之丸御殿做为宫殿，但在1873年毁于火灾；1879年，决定在西之丸御殿原址兴建新宫殿，即日后所称的，在1888年落成。明治宫殿落成同年，皇城再更名为宫城，至1948年更名为皇居至今。1945年，明治宫殿因二战美军对东京的轰炸行动波及而烧毁，至1964年动工重建，在1968年竣工，即今所见的新宫殿。
皇居除皇室起居部分不对公众开放外，其他部分可经由宫内厅进行预约参观，东面的皇居东御苑（原江户城本丸所在地）则在固定时间开放自由参观。皇居内部每年开放两次，分别在天皇诞生日及新年的次日（1月2日）。皇居的土地为国有财产，皇居的管理则连同皇室的事务由宫内厅全权负责。虽然皇居的位置邻近东京交通枢纽之一的东京站，而东京又有极为绵密的地下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系统，但并没有任何一条铁道或穿过皇居的地底下，全由周边绕开。
利格尼茨战役 (1760年)

李格尼茨战役（Battle of Liegnitz），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联军在1760年8月15日的战役。以普鲁士军胜利作结。
1760年战局仍然是以普鲁士的挫败为开始。这一年，普鲁士在各个战场的兵力，总和只有11万，还不如南战场道恩元帅的奥地利军队多。道恩分出两支部队，分别由劳顿和莱西将军指挥，与主力配合作战。6月，普鲁士留守西里西亚的部队12,000人（由中将率领）被劳顿消灭，福开被俘。同时，腓特烈大帝想甩开当面道恩主力，捕捉莱西将军4万人的军团歼灭之，虽然成功地夺取了莱西的辎重，却被莱西溜掉了。8月，莱西、劳顿、道恩三军大会师，115,000大军以4倍的数量优势铁壁合围，普鲁士仅有3万人。这一次，道恩必欲置腓特烈于死地而后快。在道恩看来，腓特烈在1比4的劣势下，应该不敢孤注一掷地接受会战。为了不让腓特烈溜掉，奥军又分出劳顿将军25,000人，绕道腓特烈背后。正面则由道恩和莱西9万大军逼近。
8月14日夜，腓特烈悄悄地转移营地，让道恩主力的打击扑了个空。乘奥军主力和劳顿还差几英里没有会合的空隙，让齐腾掩护后方，全军悄悄向南，迎击劳顿的25,000人军团。8月15日凌晨3点，也在连夜行军的劳顿没有料到会遭遇普鲁士全军， 急忙以左翼骑兵发动一次冲锋，争取时间，主力占领阵地，呈向西的弧形，中央内凹。普军很快击退了奥地利骑兵进攻，进一步以炮火轰击奥军右翼，发展初期胜利。普军中央步兵14,000人向东进攻奥军防线中段，本来地形不利，必须仰攻，但是奥军事先对打这一仗也没有准备，清晨6点，劳顿将军开始有秩序地向后撤过（Katzbach），道恩元帅的奥军主力赶到的时候，战役已经结束，奥军损失3,000人，受到一个意外的挫折，但是并没有伤及元气。李格尼茨战役之后，齐腾晋升骑兵上将。
广州起义 (1927年)

广-{}-州起-{}-义，或称广-{}-州暴-{}-动，是1927年中国国民党实行武力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在广州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次暴动之一，而前两次分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背景.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张太雷、蔡和森等人。
共产国际.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虽然8月的南昌暴动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动都归于失败。共产国际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南昌暴动部队向南撤退时，共产国际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暴动部队占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暴动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苏兆征、罗亦农、罗乃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同制定广州暴动计划，并在广州成立秘密行动总部。
张发奎.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动；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
预备.
11月18日，即“张黄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点纲领（中央通告十六号），要求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筹备广州兵变和政治总罢工，夺取政权。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员会（在广州3人），张太雷任主席，另外两人是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工会领袖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和杨殷直到暴动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和格哈特·爱斯拉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同日，教导团开始召集组长联席会议，12月4日，教导团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激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调查各连的反动分子”。
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离开广州，对付桂系，负责广州市内防务的只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无枪枝），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工人赤卫队有2000人，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
暴动原定在13日举行，但是在12月9日由于发生爆炸事件，暴动被提前到11日举行。这也使得原定前来增援的农会无法到达。
进程.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梁道夫（杨达夫），趁广州周边发生战事，张发奎、黄琪翔派兵迎战，城防空虚时，来到叶剑英教导团，进行部署，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动分子”。
黄锦辉和杨殷率领敢死队到北校场第四军教导团的驻地，配合教导团在凌晨3时30分，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了暴动，打败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大部分广州城已经被攻占，但是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于是放火焚烧，造成大批平民死伤。控制全城后，共军随即大举捕杀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员。
不过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均于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军）驻地。张发奎请托一位商人谭礼庭出面，得以进入沙面英租界拍发无线电报，调动外围部队回援广州敉平暴动。
暴动的领导人包括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公开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红旗穿过街市。
12月12日上午，两军在广州北郊激战，当地的绅商纷纷组织民团对抗共军。越秀山一度被张军夺去，又被共军夺回。下午，于广州丰宁路（人民路）西瓜园广场上主持「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陆军委员，并公布另外9名苏维埃政府要员名单：
巷战.
12日，张发奎调各地军队反攻，上午已进占观音山（越秀山）。民团与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进城，冲锋到厚祥街。经过激战，共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经中大北门附近遇民团（广东机器工会工人纠察队）狙击，张及司机死在车中，纽曼逃脱。
后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至当日夜，共军支撑不住，决定弃城。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军队残部1000余人逃出广州，经花县至海、陆丰地区，工人赤卫队留下殿后。13日下午，张军粉碎赤卫队的抵抗，完全控制广州。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
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
后果.
武力镇压.
广州暴动的过程中，先是暴动工人为报复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士，因而展开捕杀，并焚烧房屋造成死伤。暴动失败后，广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动人员，许多工人受害。双方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
死亡的暴动人员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对广东和全国政治舞台的影响.
广州暴动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介石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对苏联政局的影响.
广州暴动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义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对中共的影响.
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广州暴动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
托尔高战役

托尔高战役（Battle of Torgau），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奥地利在1760年11月3日的战役。以普军胜利作结。
战前形势.
李格尼茨战役后，腓特烈大帝率军指向西里西亚，道恩尽管仍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还是谨慎地撤出西里西亚，采取守势。整个8月份，道恩的8万人和腓特烈、亨利亲王兄弟会合后集结的5万普军对峙。但是整个战略形势对普鲁士仍然严峻。10月，东线俄军分出Totleben少将和切尔尼谢夫（Chernyshev）中将两个军共17,600人，突击柏林，一开始被守军击退。但是10月7日，莱西将军率从道恩主力分出的18,000奥军，与俄国远征分队会合，再次进攻。10月9日，柏林投降。腓特烈急忙率军来救柏林，俄奥联军遂放弃柏林，俄军回到奥得河上的主力营地，奥军莱西部南下，与道恩主力会师于萨克森境内，共53,000人，屯兵于奥得河以西，托尔高城下，面向南方摆开阵势。11月3日，托尔高战役开始。
两军交锋.
腓特烈的兵力有48,000人，246门大炮，其中包括181门重炮。这次战役，腓特烈的计划有新的特点：他命令齐腾率18,000人（11,000步兵和7,000骑兵）在南方正面牵制奥军主力，腓特烈本人率领主力3万人，分3个纵队行军，悄悄从奥军右翼外侧绕到北面，奥军的背后发起攻击。普军主力清晨6点半出发，中午时分腓特烈自己所在的第一纵队绕到奥军阵地背后，但是第二第三纵队还有大部分重炮没有跟上来。奥地利军中的克罗地亚轻步兵侦察到这个动向，向道恩报告，道恩立即从南方正面分兵向北抵挡，形成一个空心大方阵。下午两点，腓特烈为了抓紧时间，不顾迂回部队还没有到齐，命令发动攻击，由于奥军开始有了准备，炮火猛烈，普鲁士第一梯队10个营掷弹兵，死伤2/3，退下来，紧接著，第二波攻击也告失败。一直到下午4点半，普军北方战线逐次投入兵力，始终未能突破奥军防线 。腓特烈国王本人被一枪击中，子弹穿透几重棉衣，却没有透入身体。
在南方正面，奥军莱西面对著普军的齐腾。齐腾本来担任的是佯攻任务，但是他充分发挥主动性，以一次接一次的冲锋，缓慢地把莱西推向东北方向易北河边。这样，莱西和背后及右翼的道恩主力间拉开一段距离。下午4点，齐腾突然兵锋一转，向西北方向冲进这个缺口，以本身4个骑兵旅，加上萨尔登（Saldern）将军的近卫骑兵旅，猛攻道恩主力。北方许森（Hulsen）将军率领第二和第三纵队最后赶到的兵力，也发动最后的突击，正好与齐腾形成前后夹击。奥军总司令道恩元帅受伤，代司令奥唐纳（O' Donnell，爱尔兰人）看到阵地已不可守，下令总退却。
战后影响.
这一战普鲁士取得了胜利，但是代价高昂：奥地利损失15,000人，普鲁士方面的损失，各种资料估计从16,600人到24,700人不等，大约总在2万以上。后世的评价，拿破仑认为腓特烈在这次战役中犯了分散兵力的大忌，理应遭受惨重的失败才对。而克劳塞维茨则认为，腓特烈是在实验现代战争中把部队分为几个部分，协同作战的新方法，只不过这次不太成功而已，因为下一次战役腓特烈就成功运用了这种手段。
别费尔德-布朗效应

别费尔德-布朗效应（Biefeld-Brown effect）是指，当一对有特定几何结构的电极相对放置，浸入绝缘介质后，再加上合适的电压，一种试图移动装置的力就会产生的现象。
现有的实验采用的电极，一个是丝状极（金属丝），一个是箔状极（金属箔），合适的电压是指万伏以上的高压直流电，产生的力是从箔状极指向丝状极。更奇妙的把丝状极和箔状极的电级反接，不会改变力的方向，但会改变力的大小。
有多种理论试图解释该效应，但都无法得到公认，该效应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因此别费尔德-布朗效应还只是一个现象的名称。
历史.
20世纪2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汤森·布朗（Thomas Townsend Brown）在实验中发现一种效应。1921年他借助X射线形成的“库里吉氐管”（热阴极射线管）做了一些实验。他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像：在使用“库里吉氐管”时，它都有一些轻微的震动。不久之后，布朗找到了引起这种轻微震动的原因。接通这个管的强电流之时，会产生某种具有反引力作用的压力。借助“引力仪”——一种由布朗研制出来的实验设备——得到证实：在接通100千伏的强电流时，被测试物体的重量损失了1%，布朗确信他发现了一条新的电学原理：电对于引力有影响。起初没有科学家关注，后来瑞士物理学家保罗·阿佛雷德·比费尔德（Paul Alfred Biefeld）（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同学），他对布朗的发现很感兴趣，并且相信布朗的发现，最后成为布朗的导师。在共同完成的实验中，他们证实悬挂在一根细线上的电容器在高压下会自己向它的正极方向运动，这就是“比费尔德—布朗效应”。
流言终结者.
在《流言终结者》的第68期中，曾实验过以此效应为基础的装置，结果证明这种效应实际上是“空气被高压金属丝电离，然后被铝箔吸引下降”所产生的空气推力，而并非改变引力数值。
这种装置在真空中无法产生抵消引力的作用力，因为没有空气作为动力媒介。
应用.
飘升机(lifter)是一种离子推进的飞行器，也是电流体动力学（electrohydrodynamics）的设计模型。
参考.
江兴流、易立志等 电晕放电飘升机研究 航空学报 199期682页 文章编号:1000-6893(2005)06-0628-04
《时间旅行》－约翰内斯·冯·布特拉尔　著 (ISBN 7-5357-3118-X)
流言终结者-反重力装置： http://www.56.com/u61/v_MjcxOTI0MD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