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

山县 有朋（、），是日本的武士（长州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军阶是元帅陆军大将。勋位公爵。历任内务大臣（第一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第三、九代）、元老、司法大臣（第七代）、农商务大臣（代理）、枢密院决议长（第五、九、十一代）、陆军第一军司令官、贵族院的决议员、陆军参谋总长（第五代）等。山县有朋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长州藩领地内，作为蔵元仲间山县三郎有稔（中村喜左卫门的孩子）的长子出生。幼名辰之助、通称小助、后来是小辅、狂介、狂助、狂辅、还曾改名为萩原鹿之助。明治维新后称了有朋的名讳，自号素狂、无邻庵主、含雪。在高杉晋作创设的奇兵队时显露头角，到后来作为副官的奇兵队的军监。
在明治政府，山县作为军事统治者，建立了日本军队的基础，被称为日本的「国军之父」。同时倾注精力确立官僚制度，及创设了文官考试制度，使文官官吏的录用不依靠门阀人事关系，养成未来的人才。山县在军事和政界筑起的广泛的人际关系被称为「山县系」「山县阀」。
在晚年，他不仅在军队，而且还在政官界作为大御所、「元老中的元老」，保持秘密的强势影响力，并有了「日本军阀之祖」的绰号。 然而，即使在深入参与政府事务之后，他也常自言，「我是一介武者」。与伊藤博文一起，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山县曾经以久迩宫家有色弱遗传为由，干涉皇太子裕仁之婚事，时称宫中某重大事件。
山县在军中得到的最高阶级是陆军大将，然而由于他被列入元帅府而得到元帅称号，被称为元帅陆军大将。即使在国外，山县也被授予许多勲章，例如大英帝国的功绩勋章。
生涯.
幕末.
天保9年（1838年），在萩城下近郊的阿武郡川岛村（现在的山口县萩市川岛）出生。他是长州藩的“藏元组仲间”山县三郎有稔的长子，他的祖父是中村喜左卫门。藏元组仲间是战时搬运武器，平时在奉行所做下级官吏，尽管具备的权利，仅是足轻身分，低于一般武士。他五岁丧母，由管教严格的祖母抚养。其父山县有稔尽管是下级官吏，却通国学，能歌咏。他幼时接受父亲的教育。山县有朋15岁元服，在藏元两人所、明伦馆做下级官吏。其后在代管所做下级官吏，走访领内的村庄，了解实务。此后又担当御徒目付的家臣的辅佐。这一时期他勤于剑术、枪术，23岁时以宝藏院流枪术闻名于藩内。山县的朋友杉山松助建议他进入松下村塾，但据说他以「吾不会成为文学之士」的理由拒绝了。
长州防卫战.
元治元年（1864年）在长州藩，率领军队上洛的呼声高涨。山县认为应该与冈山藩、广岛藩合作，但最终未能被藩内接受。6月，池田屋事件发生在京都，老朋友杉山不幸身亡。长州藩舆论激昂，久阪玄瑞和入江九一等潜入京都。山县也请求入京，但因需警卫下关海峡而被藩主驳回。7月19日发生了禁门之变，久阪和入江等同门好友们丧生。
山县在下关战争中战败，之后出现了试图恭顺幕府的椋梨藤太等俗论派。对此，高杉晋作等正义派举兵反对，山县最终支持正义派并带领他们取得胜利，但之后病情恶化。另外，山县的奶奶身穿他赠送的布匹衣服入水自杀，山县后来对此感到遗憾。
后来山县在第二次长州征讨中掌握了奇兵队的实权，与高杉海军合作占领了小仓，并在小仓口战胜了最激战地。山县被命令在京都和摄津之间进行情况探索，但被高杉挽留，5月2日上洛。他在京都与萨摩藩的倒幕派建立了交流，试探了萨长的合作计划，但未能得到迅速的答复，于6月归藩。上洛前4月与庄屋的女儿友子结婚，在归藩的7月举行了仪式。
山县因疲劳和心劳而生病，7月暂时免去了军监职务，萨摩藩一直到11月都没有倒幕的动向。11月17日，萨摩藩主岛津茂久抵达长州三田尾港，11月25日萨长联军启航前往京都，但是山县等奇兵队本队留在长州吉田本营，未参加次年1月的鸟羽伏见之战。
戊辰战争.
鸟羽伏见之战后，奇兵队本队也下达了出征命令，山县随参谋福田侠平于3月出发，前往大阪，接着下到江户，与重逢的西乡意气相投地停留在江户，闰4月返回大阪与木户进行了交谈，赢得了双方的信赖。另外，由于被命令出征北陆地方、越后方面，山县加入了戊辰战争。
建设日本陆军.
明治2年3月，得到木户和西乡的海外留学许可，6月28日与西乡的弟弟西乡从道一同前往欧洲，巡游了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俄罗斯、荷兰。次年明治3年（1870年）经由美国于8月2日抵达横滨港。
山县回国后被劝到兵部省任职，但因生病拒绝，兵部省当时因内部制度问题而停滞不前，只有护卫兵力少的皇宫才能完成任务，山县与兵部少丞山田显义的关系淡薄，但在兵部大辅前原一诚的推荐下，山县最终被任命为兵部少辅，并制定了从畿内5个国家征兵的计划，但未能实现。
从军队权力斗争到派系形成.
由于战争导致财政枯竭和经费缩减，陆军内部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另外，山县作为功勋调查委员，担任恩赏评选负责人也招致批评。
第二年明治11年（1878年）8月23日，近卫步兵大队的暴动（竹桥事件）因士兵待遇不好或不给下级士兵发恩惠而被镇压。但是，随着对山县的不满情绪高涨，受到压力的山县患上「精神失常症」，从9月中旬到11月7日进行转地疗养。
山县认为竹桥事件的背景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于10月12日将西周起草的《军人训诫》（军人敕谕的原型）分发给了陆军，试图整顿军纪。伊藤、岩仓等人为了不伤害山县而试图收拾残局，着手制定内阁改组方案，但井上馨认为内阁改组会暴露出政府的弱点，因此，在西乡从道的提议下，参谋局独立成立了参谋本部。12月7日编制了以大山岩为参谋次长的参谋本部，12月24日辞去陆军卿职务的山县在参议后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最近，在参谋局任职的桂太郎是山县的心腹。第二年10月，山县将近卫都督的位置让给了参谋局长鸟尾小弥太，后来他成为了山县等人的批评者。
在充实参谋本部的同时，山县从1879年开始到第二年，派遣10多名军官和桂太郎作为驻外武官和语言研究生前往清朝，调查兵役改革问题。接到报告后，山县于1880年（明治13年）11月30日向天皇上奏《进邻邦兵备略表》。
明治13年（1880年）随着与山县关系密切的大山岩成为陆军卿，被评价为山县全权掌握着陆军。军队整备工作也从镇台进行到师团变更讨论等。
明治十四年政变支持伊藤博文，要求停止黑田清隆推进的官有物支付。
明治15年（1882年）1月重新制定了禁止军人参与政治的军人敕谕。虽然伊藤博文等人要求他当别的省长，但他拒绝，继续担任参谋本部长。
明治15年（1882年）3月，伊藤博文为调查宪法出国，辞去参赞院议长职务后，山县辞去了参谋本部长职务，并接任参赞院议长职务。直到第二年8月伊藤博文回国为止，他一直任职。虽然辞去了参谋本部长的职务，但作为参谋本部的御用车，他在参谋本部留下了强大的影响力。伊藤博文回国后被调任为内务卿。
明治17年（1884年）制定华族令时，他加入华族，被排除在伯爵之外，计划与大山、桂、川上调六等进行陆军改造和扩充，同年2月大山陆军卿前往欧洲视察后，他兼任内务卿，担任参谋本部长。虽然大山回国后仍未解除兼任，但这对于考虑陆军和参谋本部自立的山县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第二年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根据山县的愿望，参谋本部长的兼任被解除。当天，随着内阁制度的创建，内务卿的名称被更换，内务大臣伊藤博文成为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的内务大臣。三浦梧楼等四将军派陆军内少壮派星期一反对山县主导扩军。另外，由于预算上的问题，伊藤博文和井上曾要求重新考虑扩军计划，而且因害怕内部分裂，曾提议笼络四将军派，因此山县等人的扩军计划推迟到明治26年（1893年）等，一直没有进展。
明治19年（1886年）7月10日，桂太郎陆军总务局长向国务会议提交了以废除监军部和遏制参谋本部势力为目的的检查条例和陆军晋级条例修改案。在该条例中，不仅是四将军派的曾我参谋次长，明治天皇也不予批准。另外，三浦等人也公然批评了大山陆相，受到批评的大山说「如果意见不统一就辞职」，支持大山的萨摩军人们也纷纷提交了辞呈。4月24日经伊藤博文说服，明治天皇修改保留一个监军后，批准了该条例。公然批评陆军首脑的曾我（音）和三浦（音）被降职为闲职，主动提出辞呈。在一连串的矛盾中，山县虽然没有表露行动，但始终支持大山，为排除四将军派做出了贡献。
随着反对派消失，陆军改革也由桂太郎等人稳步推进，陆军形成了以山县为中心的派系。
山县积极起用人才，将桂、儿玉源太郎、冈泽精等同乡人和中村雄次郎、木越安纲等他藩出身人士也拉入军部，不断扩大派系。
军队扩张和组织体制已经形成，明治21年进行了师团的变更和参谋本部的改编，参谋本部在第二年明治22年改编为以参谋总长为长的军事组织，之后还组建了海军军令部，陆海军双方的参谋本部也完成了。
但是，平时军政相关事项，特别是预算关系，按照陆军大臣与内阁协商的惯例，军队的中心在陆军省，参谋本部不能完全独立于陆军省。
致力于地方自治的发展.
山县有朋曾在戊辰战争中立下战功，建立了掌管日本军令权的参谋本部，并担任首任参谋本部长，于1890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再于1898年晋升为元帅。在山县有朋的筹建下，日本建立了近代新式陆军，被称是日本陆军之父。
1894年6月，甲午战争爆发，战后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从此变为日本傀儡；清政府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赔款两亿两白银。1895年4月，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份旨在扩大日本军备力量的意见书，日本国防战略思想从「维护主权线」彻底转向「扩张利益线」，使日本后来更主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当时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三国干涉还辽」等远东「新方针」对日本的满蒙政策产生巨大威胁，「朝满问题」这一概念由此出现在日俄两国对外扩张政策当中，加剧了双方矛盾，最终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
第一次内阁和外国远征.
1882年8月，山县有朋在一份意见书中认为，目前不存在欧洲各国入侵日本的可能性。就在这一时期，沙俄将其对外政策的重心从西方移到远东，准备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企图控制太平洋上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这当然引起了日本的警觉。1889年12月山县有朋组阁，他出任首相不久，向内阁提出了《外交政略论》和他在1888年写成的《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以明治政权海外扩张的基本国策为基础，明确地提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理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域。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域，利益线系与主权线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凡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成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防卫利益线。」山县有朋这一主张，已公然将当时视清帝国为其宗主国的朝鲜、以及满洲划入其利益线之内，防止俄国染指这些地区。为此，山县有朋大肆扩充日本海陆军；还出台了《出师储备物资管理委员会条例》、〈战时大本营条例〉和〈海军军令部条例〉，日本已经抢先于沙俄，争夺其利益线———朝鲜半岛和满洲。
山县派系的扩大和结集.
山县派的崛起是源自于1881年以鸟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将军为首的反山县势力被从要职上排挤下来，从此陆军中形成了山县派这样一个大派阀。山县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界、官界和学术界，形成除军部外亦囊括枢密院、贵族院、司法省在内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阀。
政治评论家入江贯一认为，山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么庞大的派阀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他在用人时先派给他们各种任务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如何，之后适才适用，根据能力委以相应工作，磨炼其才能后再委以重用。他对部下从不弃之不顾，而是想办法帮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县的部下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论功行赏，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山县宣誓效忠，结成派阀，逐渐壮大。山县派阀中有陆军的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政界中有白根专一、平田东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内正毅、清浦奎吾、田中义一日后都成为了首相。山县虽自称“一介武夫”，实际上心怀深谋远虑。
评价.
同时代政党政治家和新闻界的评价.
山县被提倡政党政治家民主主义的新闻界视为妨碍民主主义的大墙、反面人物。活跃在大正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鸦崎鹭城认为山县是「狡猾」的、「为了自己的势力扩张系统」、「阴险执著」等极为批判。原敬也在《原敬日记》中做出了类似的评价，而德富苏峰则将山县评价为「稳健的帝国主义者」。
对军队内部的影响.
作为明治的元勋，为陆军打下了基础，因此对军部的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山县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掌权者，是因为山县作为坚守原理原则，并允许妥协的自己的现实主义者，以及发掘和培养人才的妙处。
明治40年（1907年）2月1日公布了以伊藤博文为总裁的帝室制度调查局立案的正式令，得知其内容是根据首相权限的强化对各大臣的控制后，担心这会影响到军部的山县与伊藤博文进行了会谈，通过双方的妥协，于9月12日公布了军令。因此，首相的军队控制失效，后来因军队的统帅权独立而暴走，但伊藤博文和山县知道滥用军令的危险性，伊藤博文在会谈结束后警告山县使用军令，山县也警告部下滥用军令。
晩年的评价.
山县作为政党政治否定、藩阀政治推进、社会运动镇压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对其的评价一直是负面的。1961年著有《山县有朋》的藤村道生将山县北清事变描述为「侵略的绝好机会」，将山县和太平洋战争直接联系到了一起，「成功建立了与日本无与伦比的军国主义体制」、「（山县的官僚军阀）继续统治日本，最终拖入黑暗的太平洋战争」。有马学分析了从明治到平成中期提出的山县论，认为山县在远离个人个性和政治姿态及其实际形象的地方，作为近代日本的暗部「和」应该被否定的存在被「象征化」「符号化」所描述。另外，有马还指出，从明治末期到山县死亡前后一直被视为「否定对象」的山县，从大正11年去世到昭和战前期，在「被遗忘为否定对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国主义批评中，一直受到批判，「军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反动」、「法西斯主义者」、「巨魁山县有朋」等明显的负面评价。
另外，很多人认为维持巨大的山县阀是因为「山县自身的权力欲」，自琵琶崎鹭城的言论以来，藤村道生、冈义武等的研究者也继承了这一观点。伊藤之雄在山县的主观上评价说，他是一个根据信念维持权力，不受到周围毁誉褒贬的「愚直」的人。
近年来，乔治·阿基塔（George Akita）、伊藤隆等人尝试了从其他角度接近山县实像的分析。伊藤隆对山县评价说，经过下关战争和三国干涉的惨痛经历，一直对列强保持警惕，是担心欧美人和亚洲人之间「人种战争」的「中日合作论者」，也是主张不应该与美国对立的「外交上极其慎重的态度」的政治家，是与以往军国主义形象不同的人物。伊藤之雄指出，山县在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出兵、北清事变上表现出确认列强意向的慎重举动，并重视陆军整体的控制，并指出太平洋战争之路是由忘记山县理想和精神的后继军人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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