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

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是明朝成化年间出产瓷器，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北京首都博物馆。
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以下简称葡萄纹杯），在葡萄纹饰的呈现上，具粒粒分明，成串地从枝梢垂悬而下，几乎触及地面的视觉感受，这是成化斗彩葡萄杯装饰的布局特征。同时，透过此一纹样所呈现出来的「葡萄紫」釉色，被视为是成化官窑的一大创意。除此器形外，斗彩葡萄纹也出现于晚明文人鉴赏家津津乐道之「五彩葡萄撇口扁肚把杯」──即今日所称高足杯上。
明代青花的演进.
青花瓷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珍艺，更是中国风得以在世界蔚为风尚的推手。回顾青花瓷700余年来的发展，明代青花瓷（以下简称明青花）在青花瓷鉴赏方面皆广为称颂。其主因在于明青花除继承元代青花瓷的工艺外，在青花瓷的釉料、构图、器型甚至烧制上，皆极力追求创新与改变。这也使明青花对后世青花瓷工艺影响深远。
历经276年的明朝，历代皇帝皆有烧造青花瓷，而从明宣宗开始，皆在御用瓷器底部，记录其烧制年份，称为「纪年款」，如明宣宗时期会写「大明宣德年制」、明宪宗时期则是「大明成化年制」以此类推。由于明青花标示清楚且容易断代，国立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谭旦冏先生，曾提出以年号作为分期，并列出4个明青花的发展高峰，分别是宣德青花（1425〜1435）、成化青花（1465〜1487）、嘉靖青花（1522〜1566）与万历青花（1572〜1620）。
在这4个时期中，成化青花是明中叶青花瓷的先行者。虽然成化青花无论是在器型、纹饰呈现上，可能都不如宣德青花具典雅持重、威武雄健之感，但成化青花在青花色泽上，却有不一样的气质。因此，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刘良佑教授提出，「宣德青花与成化青花两者，可谓各具风韵」。造成两个时期不同风格的主因，在于青料来源有别，宣德青花的钴料是苏麻离青，该原料是从波斯进口而来，由于其成分为高铁低锰，因此会发出浓艳凝重的青色。但成化青花的钴料是平等青，出产于江西省乐平县，由于含铁量较低，所发出的青花色泽较淡雅清新。因此，成化青花所具备柔和内敛的气质，成为我们诠释成化瓷的重要特色，而传统瓷学也盛传「明看成化，清看雍正」的评价，足以显示后世对成化青花重视程度。
绚丽的成化斗彩.
「成化」为明宪宗的年号，而在谈成化斗彩前，需了解明宪宗的性格与出身。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为明英宗嫡长子，早年受到土木堡之变与宫廷斗争之影响，曾失去东宫之位，更长年受到叔父明代宗的虎视眈眈，使他个性上即显柔弱且缺乏安全感。直到1475年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才重返皇太子之位。由于幼年生活的处境，导致明宪宗在即位后，这种柔弱性格，影响了他对各项事务的鉴赏与判断，而对艺术文化相当有兴趣的他，即展现出偏好柔美精巧器物的一面，这也是传统瓷学界提出「成化无大器」的评价主因。
而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刘良佑教授也曾提出：「成化斗彩瓷其实是明宪宗为讨好万贵妃所制作的成品，目的是为了取宠。」此说法也不无可能，因为明宪宗自2岁时，即被万氏抚养长大，换言之万氏原先是明宪宗的保姆，但明宪宗长年对万氏的依赖，使明宪宗即位后，将万氏封为贵妃，史称万贵妃。而成化斗彩大多是小巧多彩的成品，同时在构图题材上（婴戏、花鸟、葡萄）的这些元素皆受女性所喜，说是万贵妃欢心亦不无道理，因此有史学家认为，无论是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下简称鸡缸杯）或葡萄纹杯，最先应是明宪宗赏赐给万贵妃的礼物，而这些历史诠释也替成化斗彩增添不少传奇色彩。
在了解明宪宗对于斗彩的爱好后，就能来谈「斗彩」工艺的发展，斗彩工艺在明宣德年间即初露萌发，当时称为青花五彩，但并未风行，因此传世不多。直到明成化年间工序成熟，成品斑斓绚丽，才逐渐被推崇并盛行，并作为成化瓷的代表瓷器。斗彩工艺程序极其复杂，首先需用青花钴料，在陶土粗胎上勾勒图案轮廓，并进行1200°C以上高温烧制，即成为青花瓷。之后在青花瓷成品上，填入青花图样内的彩料后，再用800°C以下的低温烧制而成，此技法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多彩融合，在构图时对工笔技法颇为重视，使青花与各色之间，产生争奇斗艳的视觉效果，因而得名「斗彩」。
成化斗彩在色泽呈现是千姿百媚，如鲜红、橘红、红褐色、深褐色、鹅黄、亮黄、浅黄、姜黄、叶绿、墨绿、黄绿、深绿、深紫、葡萄紫、姹紫等，其中鲜红与亮黄两色，为成化斗彩最常见的颜色。此外，使成化斗彩传世稀少的因素，除了成化斗彩烧制工序繁琐，不易成功外。另一方面该瓷器大多是御用瓷器，因此能送到紫禁城中的成品，皆通过千挑万选的程序，而未通过评选的瓷器，就会被御窑场打碎并深埋瓷片坑中，避免流通至民间，此举使斗彩成品具物以稀为贵的特性，这是成化斗彩得以名重于世的主因。
成化斗彩在明神宗时，就已经是寥若晨星之物，在传统瓷学界素有「宁存成窑，不苟富贵」之美誉，使成化斗彩不胫而走。以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来说，它曾在2014年6月8日新加坡杜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春季拍卖会上，拍出2.1850亿港元（约新台币8亿）的天价，足以验证成化斗彩具「千金难买」的价值。
葡萄纹杯的时代意义.
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目前台北故宫有收藏3只，据国立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副院长查阅《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后发现，在台北故宫的葡萄纹杯，是乾隆15年（1750年）的清宫旧藏，该文物被收藏在黑漆描金箱中，并被放置于第三层的位置。而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那一对葡萄纹杯，则是在1962年时，于清朝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墓地所出土的陪葬品。
葡萄纹杯在灯光直射时，杯底会呈现粉色，而杯壁会呈现象牙黄，其胎质薄如蝉翼，杯型娇小玲珑，这些皆是成化斗彩瓷的一大特色。若从构图上来看，杯壁上画有葡萄、藤蔓、桑葚、竹子等纹饰，绿中带黄的藤蔓，将其生命力的展现跃然杯壁上。另外，3串葡萄浆果结实累累，粒粒分明且正圆，更透过红与紫的色泽，欲呈现葡萄熟成的差异性。在凸显葡萄主体之时，又有竹林与桑葚与之辉映，整体布局具生意盎然之景象。前国立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蔡和璧先生曾表示：「成化窑葡萄杯用色浅淡、颇有画意，且青料轮廓较淡，图饰线条渲染柔和，整体清晰亮丽。」再者，若从图纹意涵分析，古代时葡萄嫁接技术尚未成熟，加上产地大多在西域地区，让葡萄被认为是高贵水果之一，而桑葚长年以来，即是宫廷内御用补品，因此运用葡萄、桑葚作为该杯的主题，可能是想彰显皇室地位的一种方式。
此外，就斗彩技法而言，该器物带有青花、红褐色、青花、姜黄、墨绿、深紫、葡萄紫、姹紫等色，令人眩惑不已。但放眼成化斗彩瓷，带有姹紫的成品是屈指可数，而该釉色也仅于成化斗彩瓷出现。所谓姹紫，在过去又有成化铁红之称，是种无光暗红的釉上彩。随著科技进步，在化学仪器检验后，发现姹紫成因是「矿物颜料的精炼过程不足，导致铁质渗出，又因入窑烧制，导致原有颜色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姹紫其实是斗彩工艺的瑕疵色，但这个颜色正好能做为葡萄色泽，因而成为斗彩颜色的一环。有关姹紫的文句陈述，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耿宝昌认为「姹紫色如赤铁，表面干涩无光」而故宫博物院前顾问孙瀛洲则认为：「姹紫浓厚却无光」，可见「姹紫」已是成化瓷别具一格的重要标志。
葡萄纹饰在文物中的蜕变.
「葡萄」约在西汉时传入中国，是张骞出使西域后所带回的水果，尔后，葡萄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素材，如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说明葡萄是西域盛产之物，所酿之美酒亦为边疆战士排忧解闷的寄托。同时，将葡萄纹饰设计于器物上，也是在隋唐两代才发生的事，且绝大多数都是在铜镜上出现，如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素月瑞兽葡萄纹镜、海兽葡萄纹镜皆为此例，当时的葡萄纹饰形似覆盆子，可能与当时的品种有关。
但唐代之后，葡萄纹样就甚少出现于器物上，原因可能与西域在唐代后脱离中原管辖后，葡萄不再容易获得有关。进入明代后，葡萄纹样再度在器物设计出现，如明永乐青花折枝葡萄纹盘等盘型器皿，利用青花浓淡，呈现葡萄果实的光影变化。另一方面，明代也开始盛行景泰蓝工艺，因此如掐丝珐瑯葡萄纹壶，上面也有葡萄纹样的设计，这时候所绘制的葡萄纹样，已接近现代葡萄的型态。在成化斗彩瓷上，葡萄纹样被大量运用于杯、碟等器皿上，并进一步出现熟成色泽的差异性，而到清代时，葡萄纹样除用于青花瓷、掐丝珐瑯外，也被运用于鼻烟壶上，如深黄套绿玻璃松鼠葡萄鼻烟壶，其纹饰型态与过去相差不多。因此可推测明代的葡萄纹样，奠定了后世设计该纹样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文人高濂《遵生八笺》一书中，曾说到：「……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葡萄，敞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余意青花成窑不及宣窑，五彩宣庙不如宪庙，……」的叙述，表示明成化斗彩葡萄纹高足杯（以下简称葡萄纹高足杯）的价值，曾是高过鸡缸杯的。若我们将葡萄纹高足杯与葡萄纹杯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文物在呈现葡萄色泽的差异时，在工笔上略有不同。葡萄纹杯仅用红褐色与姹紫来区分熟成差异，但葡萄纹高足杯，则巧妙了运用多层次的釉色变化，也就是将每一颗果实，底色先上红褐色，之后将葡萄紫叠上红褐色，最后将藤蔓的浅黄色沾染在果实上，使画面产生立体感。这种釉色交织的方式，相当费时费工，因此就工艺技术上而言，葡萄纹高足杯是比葡萄纹杯更为出色的作品，能获得成窑上品的封号，亦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