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圭夏

崔圭夏（，），字瑞玉（서옥），号玄石（현석），大韩民国外交官及政治人物，曾任韩国总统、韩国国务总理。
崔圭夏早年担任外交官，于1967年升任外交部长，1971年改任总统秘书室外交官，1975年升任国务总理，1979年10月因时任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而担任代理总统，同年12月当选为第10任总统。崔圭夏在任总统期间，韩国遭遇维新体制结束后的政治剧变，任内发生双十二政变、首尔之春、5·17紧急戒严、光州民主化运动等事件，同时新军部在其任内全面掌握政局。1980年8月，崔圭夏宣布下野，结束仅十个月的总统任期。全斗焕接任总统后，韩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
早年生活.
崔圭夏爷爷崔在民（최재민）为大韩帝国末年的儒生及汉学家，1892年任成均馆博士；其父崔养吾（최양오，1897年－1973年）为江原道江陵崔氏人，为江原道的地方官员，曾在原州、洪川、旌善等地担任从九品官训导，后来在平昌、麟蹄等地担任了郡属，晚年任原州市长。1919年6月19日，崔圭夏出生于江原道原州郡原州面河东里，为父母供佛十年后才出生的长子。崔圭夏幼年在爷爷崔氏的薰陶下接受儒生教育，并于8岁（1926年）进入了原州公立普通学校2年级就读，在同学之间展露出温和正直的性格，并保持获得全级第一的位置。
1932年，崔圭夏以首席资格毕业，特别是写作能力非常出色，受到日本籍班主任的赞扬。同年，他在远房表哥的协助下，进入只有全国优秀人才才能入学的首尔（现京畿高中）。在学期间，其英语成绩出众，193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其后，他前往英文系留学，1941年从该校毕业后，他在大邱庆培大邱中学担任一年英语教师，于1942年前往满洲国就读大同学院，毕业后任职于满州国军警系统。
外交官生涯.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统治后，崔圭夏回国，并获京城师范学校（现首尔大学师范学院）任用为英文系助理教授。1946年4月，他被提拔为美军政厅中央粮食行政处企划科长，加入公务员行列。从美军政时期开始，其出众的英语实力成为他获任用的跳板，1948年，他在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被外务部长卞荣泰看中，荣升为外务部通商局长。
1952年，崔圭夏被任命为驻日代表部总领事，1959年升任驻日代表部公使及外务部次官，1963年被任为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外交顾问，翌年获时任外务部长李东元提名出任驻马来西亚大使。1960年代，崔圭夏与另外两名外交官金溶植（历任外务部、国土统一院长官、驻美大使）、（历任驻日大使、驻美大使）共称为「外务部三巨头」，由于两人皆有建立亲近的势力（「师团」，사단），但崔圭夏因无意建立势力，而不太受后辈外交官的欢迎。然则，在军事政府时期有官员向朴正熙推荐崔圭夏，但朴正熙得悉崔氏曾在自由党执政末期担任外交部次官时，指出「革命政府怎么可能用自由党时期的人」，否定了崔圭夏的升迁。
1966年，时任总统朴正熙巡访东南亚时访问马来西亚。由于朴正熙对连日的官方午餐及晚餐感到疲惫不堪，因此表示「想用韩国方式喝一杯」，并前往驻马来西亚大使官邸。翌日，他向外务部长李东元表示崔圭夏是「爱国者」，指出官邸的米酒和下酒菜都是韩国国产，而崔圭夏穿著胶鞋跑来跑去招待他的勤快样貌，让朴正熙留下深刻印象。
外交部长生涯.
1967年，崔圭夏被起用为外交部长。1968年，韩美同盟关系在青瓦台事件及普韦布洛号危机后出现动摇，崔圭夏因此代表政府请求美国派遣特使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及后，他与美国特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展开协商，经过冗长的对话后取得了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成果。此外，崔圭夏在任期间代表韩国参与三十多场国际会议，包括担任第22届联合国大会韩国首席代表（1967年）、科伦坡计划咨询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1968年），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并推进成员国间的援助和开发计划的具体事业。
1968年，他在加入《核武禁扩条约》问题上，与美国代表举行会谈亦取得外交胜利。波特在会谈起初表示，现有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已经足够，希望韩方不要拖延时间，「加入不愉快的集团」。但崔圭夏随即驳斥他，指出波特「作为美国政府代表，连盟国都不能说服的话，怎么能说对韩外交做得好呢？」，最终令波特带著更新的条约与韩方签订，促成韩美安保协议会议（SCM）年度会议的定制化。
1970年4月8日，访问台湾。
总统秘书室及国务总理生涯.
1971年，崔圭夏就任总统秘书室外交事务特别辅佐官，并于1972年11月和1973年3月两度以委员的身份访问平壤，处理《南北共同声明》发表后，改善和解决南北间各种问题的事宜。
1973年，崔圭夏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访问沙特阿拉伯，透过与沙特国王的谈判，在对话中力陈韩国工人不分昼夜，为沙特建造「火炬道路工程」，同时援引韩国需要石油以对抗共产主义的观点，令讨厌共产主义的沙特国王产生共鸣，确保了韩国在危机中的原油供应。由于崔圭夏取得外交成功，他在回国后直接从金浦机场赴青瓦台，与一直等待他到深夜的朴正熙会面，朴正熙亦反复称赞他为「一等功臣」。
1975年12月，崔圭夏在时任总理金钟泌等国务委员集体辞呈后，获朴正熙委任为署理国务总理，领导改组内阁。由于朴正熙对崔圭夏沉默寡言、缺乏政治手腕的特质十分欣赏，因而选择了崔圭夏任总理。1976年3月，他在国会同意程序完成后，真除为国务总理。在任国务总理期间，他负责为朴正熙主理外交事务。当中，他曾在1977年7月第10次韩美安保协议会议（SCM）举行期间，带领国防部长、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卢载铉参加两国政府的高层外交及国防会议。1979年6月，朴正熙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青瓦台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崔圭夏当时作为韩方阁僚之一陪同出席。
总统任期.
意外继任与总统选举.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在首尔钟路区宫井洞的宴会厅遇刺身亡，崔圭夏按宪法规定暂代总统职务。崔圭夏在变故后，曾向亲信表示「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尽我所能面对时局收拾残局。」在接任总统职务两周内，由于崔圭夏为人谨慎，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同年11月10日，他才发表旨在整顿时局的特别谈话，并公布国民期待的政治改革日程。在谈话中，他重申自己会为民生、经济及社会稳定尽最大努力。就政治改革，他表示会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根据国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总统选举，并将政府移交给新当选的总统。11月22日，时任新民党总裁金泳三访问三清洞总理公馆，向崔圭夏提出由国会主导修宪、解除紧急措施、释放政治犯、解除软禁金大中等人，及推进民主化日程等要求，崔圭夏则回应指应由即将当选的总统作出决断，不应由代理总统决定。
1979年12月6日，崔圭夏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中获选为第10任总统。当选翌日，崔圭夏按国会早前通过的建议，废除在维新时期所订立的《9号紧急措施》，该法令规定任何人若参与「否定、反对、歪曲宪法或主张、煽动修改或废除宪法的行为」，可在没有法官令状的情况下被逮捕、拘禁、扣押及搜查。因违反该措施被拘留的所有人，在废除法令后全部被释放。
双十二政变.
1979年12月12日，时任国军保安司令全斗焕，以涉嫌朴正熙遇刺案为由发动政变，将陆军参谋总长暨戒严司令郑升和逮捕。由于逮捕行为未经崔圭夏同意，因此全斗焕在当日傍晚七时到崔圭夏总理公馆，要求批准逮捕郑升和时，被崔圭夏拒绝，崔圭夏要求先获得国防部长卢载铉批准后才签字作实。其后，全斗焕在回到叛乱派系将军聚集的景福宫30警备团后，再度于晚上九时半，与俞学圣、黄永时、卢泰愚等六名将校，前往总理公馆，再次集体要求总统批准逮捕，但再度遭到崔圭夏拒绝。因此，叛乱军决定压制陆军正式指挥系统，出动兵力占领国防部和陆军本部，指示将卢载铉带到保安司。
12月13日凌晨二时，叛乱军闯入国防部大楼，并于约四时左右在地下状况室入口处发现卢载铉。凌晨五时，卢载铉在国务总理申铉碻、总统秘书室室长崔侊洙的陪同下，向总统建议「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最好进行裁决」，崔圭夏亦只能在逮捕同意书上签字确认，但加上了「凌晨五时十分」的时间标记，表明是事后批准的情况。时任总理申铉碻在1995年接受检察官访谈时，指出事后从「总统那里听过很多次，崔总统当时认为未经事先批准就带走郑升和总长是违法的，（但）为了防止12月13日凌晨发生更大的混乱和牺牲（只能批准逮捕）。」
其后，崔圭夏在当日早上11时与美国驻韩大使来天惠（William H. Gleysteen）会面。根据《来天惠回忆录》，崔圭夏表示「尽管发生了昨晚的事态，但（我）仍然强调需要持续顺利的政治发展，从这一点来看，（我）有必要继续留任总统一职。」来天惠指出，在双十二政变前数星期开始，他与参赞克拉克为了转达美国的抗议而经常会见他时，他们就会发现崔圭夏作为总统的权威正在逐渐被侵蚀。在政变后的对话，虽然两人为了强调美国的立场，而使用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但崔圭夏也没有因此而失去品位。来天惠认为，崔圭夏在对话中暗示自己也知道美国对他的期待并不大，并认为只要掌握权力的人遵循合理的程序和形式，崔圭夏似乎对被他们操纵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因此并不是一个有胆量反抗的人。
推进改宪失败.
崔圭夏政府以修改宪法，然后按照新宪法选举新任总统后离任为目标。因此，崔圭夏在代理总统后，随即宣布即将会进行改宪工作。然则，政府与朝野两党（民主共和党，由金钟泌领导、新民党，由金泳三领导）就改宪日程及形式出现对立，导致改宪最终在七个月的讨论后流产。
1979年12月21日，崔圭夏在就任典礼上，就改宪问题表示需要1年左右制定出大多数国民都同意的新宪法。当时，多数党共和党尊重国民舆论，同意总统直选制，因此朝野两党之间在修宪问题上没有对立，两者在国会已组成宪法审议特别委员会（宪法特委），只要国会提前通过修宪案，政治日程就会随之提前。由于改宪政治日程由原预计三个月延长至一年，因此引发朝野政党的批判。
其后，改宪问题在两个议题上令政府与政党双方产生争议。第一，为改宪主导权问题。崔圭夏政府构思由政府提出改宪案，而政界则认同由国会通过改宪案，改宪案经由总统提议交由国民投票通过。1980年1月，崔圭夏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政府主导修宪的方针，令共和、新民两党随即提出异议。
第二，当时国会与政府在新宪法采用总统或半总统制产生对立。当时，崔圭夏政府构思因考虑总统制有可能造成独裁、内阁制则被政党分合所牵动，因而提出折衷的二元执政制（半总统制），即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负责外交、国防；总理作为实权政府首脑，负责内政，并由国会选出，除外交、国防外的各部部长亦由总理所挑选。然则，两党并不青睐二元执政制。新民党的国会议员指出数点，即民众期望新宪法为直选的总统中心制、二元执政权责不清、韩国国情与参考的芬兰并不相同，以及总统仍有机会鼓吹对北恐惧而长期执政。1980年2月，崔圭夏政府派出宪法研究班，派遣研究员到6个国家考察，当中四个国家选择二元执政制。 当时，时任法制处长表示，二元执政制是「崔圭夏的意思」。
1980年3月，崔圭夏政府成立政府主导的修宪审议委员会，崔圭夏表示反对朝野政党原则上协商后，立案的总统制修宪案，并主张政府提出的二元执政制修宪案。同时，总理申铉碻曾发表言论，指出全面否定维新体制的急速民主化会带来社会混乱，亦须加强对保安和经济的注意。此举令新民党认为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是推迟政治日程，并令维新势力继续执政的伎俩。因此，新民党出席召开民主化促进崛起大会，谴责政府的态度，要求共和党立即召开国会。
1980年4月下旬，总理申铉碻没有总理出席委员会的先例为由，拒绝参与国会宪法特委。这加深了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政界连同早前的首尔大学示威、任命全斗焕为代理中央情报部长、申铉碻《纽约时报》记者会等事态，批评崔圭夏政府主导的政局不透明。
首尔之春.
自朴正熙逝世后，韩国民众期望政局民主化，加上崔圭夏在12月废除《9号紧急措施》后，社会更积极讨论修宪问题，期待崔圭夏能废除维新宪法及进行民主选举，因此自朴正熙逝世至1980年5月17日的半年间，该时期被称为「首尔之春」。此时期之间，「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的动向亦成为民众的关注点。
1980年2月29日，崔圭夏恢复包括前总统尹潽善、前新民党总统候选人金大中、独立运动家、主教等因违反《9号紧急措施》687人的权利。1980年3月，国务总理申铉碻提议新任中央情报部长应由民间人士担任，但新军部打算完全垄断情报，掌握所有权力，因此主张由全斗焕兼任中情部长。最终，崔圭夏于1980年4月委任全斗焕为代理中情部长，令申铉碻与崔圭夏在任命当天发生激烈争吵。
当时社会情况方面，在「首尔之春」时期的大学每天都举行校内示威，请愿要求协助维新体制的「御用教授」下台。1980年5月开始，学生示威不仅局限于校内问题，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全斗焕下台、解除戒严等政治悬案。1980年5月14日，首尔地区27所大学的总学生会表示和平校内示威即时结束，鼓励学生涌向街头示威，并出现了「废除戒严令」、「撤回二元执政制改宪阴谋」、「全斗焕下台」等政治口号。由于学生开始出现彻夜静坐示威、袭击派出所等激烈行为，甚至扩散到了地方，因此对禁止示威和集会的新军部非常戒严体制产生冲击。
在首尔之春时期，新军部先后6次接到日本方面提供的情报，表示北韩受苏联的唆使，有意计划南侵。1980年5月10日，时任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韩半岛事务的班长惠比寿建一（에비스 겐이치），向韩方情报机关表示北韩认为韩国处于政治混乱的局面之中，决定于5月15日至20日期间南侵，情报指当时正在访问南斯拉夫的金日成会见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并讨论了南侵计划。因此，全斗焕指示保安司情报处制定《时局整顿方案》，权正达于5月12日报告了「将非常戒严扩大到全国」、「解散国会」、「设立国家保卫非常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方案。在5月14日、15日两日的大规模示威后，时任内务部长向总理申铉碻表示仅靠警察是无法镇压示威，建议应投入军队处理事态。当时，申铉碻认为若军人加入镇压，将有机会造成流血事件，因此他与崔圭夏反对使用军队处理示威。
5·17紧急戒严.
因应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导致的经济恶化问题，崔圭夏于1980年5月10日出访中东，是首个正式访问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韩国元首。出访期间，韩国国内发生《时局整顿方案》制定及学生示威扩大的事态。同月16日，崔圭夏提早一日返回韩国。
1980年5月17日傍晚，时任国防部长、戒严司令官李熺性赴总理公馆向申铉碻报告，提出在当日日间召开的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中，决议请求政府将紧急戒严扩大到全国、设立国家保卫紧急机构，及解散国会，并展示全军指挥官的联署文件予申铉碻阅览。由于申铉碻认为三项要求无疑令新军部掌握行政部、国会等主要宪法机关，即表示新军部将会篡夺政权，因此拒绝了两人的请求，并在稍后联同周永福、李熺性及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前往青瓦台向崔圭夏报告。申铉碻向崔圭夏表示，设立国家保卫非常机构已经足够，无必要扩大戒严，而解散国会属违宪。
此外，全斗焕亦将中情部对共处、情报处学院小组及警察整理的「国纪紊乱者」（涉及煽动学生示威的在野人物）及「权力型非法敛财者」（涉及非法敛财的政界高职位人物）名单，展示予崔圭夏观看。崔圭夏除在名单中剔除了特定人士之外，批准了合同搜查本部（军、检、警联合机构）处理搜查有关人物的要求。由于戒严法令赋予合同搜查本部超然的调查权力，因此崔圭夏尊重本部长全斗焕的权限，没有进行干涉。在数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崔圭夏指示申铉碻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并只提交紧急戒严扩大至全国之议案进行表决。就解散国会的建议，崔圭夏认为在当时的时局下，6个月内很难进行再选举，所以指示暂时搁置国会解散案，并批准了禁止政治活动的措施。
1980年5月17日晚上，根据1995年检察机关调查记录、美国国防部情报要员向国防情报局报告秘密文件显示，新军部派遣步枪军官、324名士兵、4辆装甲车包围中央厅厅舍，并在通往国务会议室的走廊上，每隔一两米部署一名持枪军官或士兵，亦切断所有中央厅对外电话线。当晚九时，紧急国务会议在恐怖的气氛下召开，总理申铉碻等19名国务委员，在没有任何讨论程序或反对意见下，在短短八分钟便通过紧急全国戒严令。崔圭夏在翌日发表特别声明，宣布自5月17日凌晨由地区戒严提升为全国戒严。同时，申铉碻指出在扩大戒严后，戒严司令官直接接受总统的指挥和监督，实际上内阁在新军部全面行使所有权力的局面下，已被排除在外。因此，他在18日起向崔圭夏请辞，并获崔圭夏数次挽留。最终，崔圭夏于20日批准申铉碻内阁全体总辞。
设立国保委.
在全国戒严令实施后，全斗焕向崔圭夏建议设立（国保委），在宪法上作为总统的咨询及辅佐机构，负责指挥监督戒严业务，以及审议保卫国家的国策事项。该会由国务总理、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内务、外务、法务、国防、文教、文化宣传各部部长，以及中央情报部长、总统秘书室长，戒严司令官，联合参谋会议议长，各军参谋总长及国军保安司令，与总统任命的10人以内的委员组成。该机构由总统主持及担任议长，但实际行政事务由常任委员长全斗焕主理，崔圭夏仅为有名无实的议长。1980年5月30日，国保委正式成立。
实际上，该机构在运作期间为代行内阁职权的实权机关。自1980年6月起，国保委在不到2个月间，就以「权力型不正之风」为由解雇了行政、立法、司法部内约五千五百名的高层公务员。此外，国保委亦在同年8月推行了《扫除社会恶分子特别措施》，在短短11日内，于全国逮捕3万578名被指涉及暴力、流氓、诈骗等扰乱社会纪纲的罪犯。
被逼下台.
1980年8月5日，国务会议表决通过全斗焕由陆军中将晋升为大将，崔圭夏于翌日授予全斗焕大将军衔。8月11日，崔圭夏前往金浦国际机场新航厦开幕典礼，并试乘了飞机。8月15日，崔圭夏主持光复节35周年庆祝仪式，为其在任总统最后出席的公开活动。
1980年8月16日，崔圭夏在青瓦台迎宾馆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指出辞职决定是为了「体现我国责任政治，消除不信任风潮，在不幸的我国宪政史上留下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
就崔圭夏下野一事，由于崔圭夏本人在死前亦一直保持沉默，因此外界并不知悉其真正辞职的原因，即辞职为其本人的意愿，或被新军部所压逼下台。目前，根据1995年检察机关透过盘问与政变相关人物的调查结果，以及申铉碻留下的录音证言，外界对其下台的说法为被新军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宣布下野。
在政治形势方面，1995年调查指出，新军部在崔氏下台前夕，已营造全斗焕准备上台执政的既定气氛。1980年8月5日，全斗焕晋升为大将；6日，参加基督教领导人主办的早餐祈祷会时，表示正在为新时代奋力前进，10日，时任中情部长俞学圣向内务部长金钟焕表示，全斗焕执政已成既定事实，并要求召开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在新军部的政治压力下，崔圭夏于10日向当时的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官兼发言人传达了下台的意向，并指示他构思声明。在劝退说服方面，新军部方面接触与崔圭夏有交情的人物，劝说他们出面劝退崔圭夏。根据申铉碻及其亲信的证言，新军部首先派遣卢泰愚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劝退崔圭夏，但申铉碻向卢泰愚指出，他已经在5月17日劝喻崔圭夏与他一同辞职无果，因此无能为力，叫他们另托他人。其后，申铉碻及检察机关调查皆指出，新军部其后找到前国防部长金贞烈，金贞烈与申铉碻为自李承晚时期开始最紧密的伙伴，因此申铉碻亦得悉金贞烈两度出面劝退崔圭夏一事。1980年7月30日，金贞烈在青瓦台与崔圭夏会谈近五小时进行劝说，此事被认为是令崔圭夏改变立场愿意下台的事件。
卸任后.
1981年4月，崔圭夏担任的议长，该会为宪定机关，由30名总统委任的国家元老组成，每月召开会议向总统提供意见。1985年6月，江原大学授予崔圭夏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嘉奖其一生为韩国外交作出的贡献。
1988年至1989年间，当时国会就光州事件设立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传召证人调查事件。国会曾多次召唤崔圭夏及全斗焕等重要人物，希望他们能作证，但崔圭夏全数拒绝特委的传召要求。1990年1月，国会以光州特委委员长的名义，向大检察厅提交起诉状，指控崔圭夏六次不出席作证的行为，有违反《国会证言鉴定法》中的不出席罪及侮辱国会罪之嫌。同年3月，检方认定崔圭夏有违反一条不出席罪的嫌疑，但最后以缓期起诉作结。
1995年至1996年间，检察机关就双十二政变及5·17紧急戒严两事件开展调查。检察机关曾三度访问崔圭夏，希望他能就当时的情况作证。然则，崔圭夏依然拒绝作证。1996年11月，崔圭夏被法院强制传唤出庭。他在法庭宣读声明，指出前任总统对在任期间执行的国政行为，一一进行解释或证言的话，可能会对总统执政产生不利。因此，他为免开先例而拒绝作证。
晚年与逝世.
崔圭夏晚年继续恒常地参与邀请前任总统出席的场合，包括时任总统的就任典礼、青瓦台餐叙等。2004年起，崔圭夏因健康恶化而频繁住院，因此不再参与所有对外活动。2004年8月，时任大国家党新任代表朴槿惠拜访了在首尔大学医院住院的崔圭夏，成为崔圭夏最后一次在媒体前露面。
2006年10月22日上午6时，崔圭夏本人被发现昏迷于其在首尔市麻浦区西桥洞的家中，后被送至首尔大学医院，延至7时37分逝世，终年87岁，死因是心脏衰竭。崔圭夏的葬礼以规格举行，遗体葬于国立大田显忠院。
个人生活.
崔圭夏的爷爷与其夫人洪基的爷爷洪炳淳相识，两人经媒于1935年结婚，婚后育有2子1女。
评价.
外交方面.
崔圭夏在担任外交官时期，以其卓越的外语能力及外交手腕获称赞。崔圭夏曾两度就石油危机出访中东，凭借谈判能力及与当地元首的交情，成功确保韩国在石油短缺下的原油供应。此外，其论述能力亦获注目。曾与崔圭夏一起参加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的前财政部长宋仁相（송인상），曾在1960年代末的节目中表示「过去20年里，出现了3名出众的官员，其中之一就是崔圭夏」。1967年，他与美国特使万斯的对谈中，尽管经历不断更换咖啡及香烟的冗长拉锯，但最终他展现的耐力与爱国心令万斯折服，令韩国获得破天荒的一亿美元资助。
1970年，他在印尼雅加达出席国际会议时，突然接到演讲邀请。他走上讲台演说后，在掌声中走下来，这时崔圭夏手上拿著一张白纸。对此，他表示「有必要给人一种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的印象，所以看著白纸演讲」，成为他在任外交部长期间非常有名的轶事。
个人性格方面.
崔圭夏以其一生清廉的事迹为人熟知。崔氏夫妇的生活方式皆相当简朴，他们在首尔西桥洞故居生活了40年，期间没有进行任何修理。此外，故居亦陈列了用过时的日历剪成的便条、21英寸电视、使用50年的电风扇、二手沙发等生活用品，反映了两人简朴的生活。
他曾劝告秘书官将记事本上的日历剪下来使用，而且吃饭也以无盐饮食为主，亦因曾承诺为了铭记矿工的辛劳，一生都要烧煤，因此至2004年仍然使用过时的煤炭锅炉。崔圭夏秘书室室长崔兴顺指出，崔圭夏习惯在生活中节约开支。检察机关曾在1995年对其银行帐户进行扣押搜查，结果发现其户口没有任何不正当的财政来源。
拒绝作证争议.
崔圭夏一生拒绝为在任总统期间遭遇的政治变局及事件留下证言，以致国会及检察机关无法完全揭露双十二政变、5·17紧急戒严、光州民主化运动等事件的真相，成为其受社会所批判的主要原因。
其拒绝作证的行为，首先对法院造成无法彻底查明新军部篡夺政权过程的影响。金泳三政府在1996年制定特别法，拘留全斗焕、卢泰愚并进行审判后，崔圭夏曾被强制传唤，但他在唯一在法庭的时刻依然拒绝宣誓或作证。
其次，由于他在世时从未公开提及过在任时的政治决定，因此在其去世时，舆论皆认为上述事件的真相随其去世而被掩埋。历史学家、首尔大学教授朴泰均在接受《韩民族日报》访问时表示，崔圭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令人失望，指出总统等国家负责人有义务留下历史证词及记录。此外，曾任转型正义机关委员长的天主教大学名誉教授安炳旭亦指，若崔圭夏留下证言和记录，将令找寻双十二政变及5·17戒严真相的历史产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