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是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总部之一，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总部。1954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1955年以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训练总监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高于总政治部，低于总参谋部。
历史.
训练总监部成立后，由刘伯承担任部长。由于刘伯承长期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故由叶剑英代理训练总监部部长。下设6个二级部，二机部部长都由训总副部长（1955年均授予开国上将军衔）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萧克任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张宗逊任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彭绍辉任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军外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此外，还有体育训练局、战斗训练物质保障局等部门。但少数人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1956年11月，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调研，“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工作组有的人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有的人甚至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段时间还传出“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说法。
1957年2月28日彭德怀带代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学院政治部、训练班和其他机关领导、干部座谈了3天。4月24日，彭德怀《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送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4月25日毛泽东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彭德怀对这篇讲话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代院长陈伯钧、代政委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7年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兵学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
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1957年11月，由于叶剑英筹建军事科学院，由萧克接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党委书记。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因而，军内没有把教条主义作为主题批判。成都会议决定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
1958年3月10日至5月，训练总监部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的“双反”决定，开展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萧克主持。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请示中央军委秘书长把已经调到总参谋部任专职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回来参加训总的该会议，批判其“经验主义”。张宗逊回忆：“于是我又奉命重回离别了三个月的训总听取批判，当时，我在组织上、行政上已同训总无任何关系，既无权参与会议的领导，也无法获得会外的任何信息，只能只身坐在被告席上挨批。发言者的帽子不断升级，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到‘反苏’、‘右派’等等。被点名批判的还有孙毅、彭施鲁（在我兼任院校部部长时他们曾任副部长和处长）等几个同志。”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讲话：“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了约两个星期后反“教条主义”成为主题。“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了会议安排，翌日发出扩大会议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由369人增加到1004人，列席438人。
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工作组到会，指出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XXX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中央”，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主题，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萧克和李达的身上。
6月7日下午，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的信的批语，号召与会者根据毛泽东主席“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和有关领导的意见，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想、敢说、敢于明辨是非，以反教条主义为纲，针对军委及总部各部的领导，通过小组会、大会、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把会开好。1958年6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范围扩大到师。6月20日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开全体会议。萧克回忆：“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6月21日、23日、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讲话。6月21日，毛泽东对全体与会者讲话，回顾了党和军队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后，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军委委员和军委扩大会议各组组长座谈，插话时说：“人民军队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一定要有选择地学”“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6月29日，毛泽东又在小组长座谈会上说：“战争中按照苏联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和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军队训练已经8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要与自己独创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要以我为主，总结自己的经验。争取苏联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主要还是自力更生。”萧克回忆，毛泽东在怀仁堂发表讲话：“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会议进一步升温，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随即撤销了萧克、李达在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一切职务。会后，总政治部专门组成了由一名总政副主任和组织部部长参加的工作组，来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并指定训总组成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萧克、李达等进行揭发批判。1958年12月11日，训练总监部撤销，所属各部被合编为三个部，划归总参谋部并由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分管，即总参军事训练部、总参院校管理部和总参军事出版部，分由李作鹏、郭天民、孙毅任部长。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除了萧克、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下发到军队团级及地方的地委级，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结束。
1980年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与新上任的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谈话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随即主持军委工作的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198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刘伯承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写《悼伯承》一文：“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文件：“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关于肖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中与党中央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肖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