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邦迪前地

柯邦迪前地（又称司口，Praça de Ponte e Horta）是澳门内港的一个休憩广场，位于澳门半岛西边、风顺堂区北部，全长约105米，阔约40米。前地的最东端接聚宝街与群兴新街交界，东北侧接有蓬莱新街，最北端接火船头街，最西端则接河边新街与比厘喇马忌士街交界，最南端则有隧道通往安仿西巷。街道名称是以1866年至1868年时任澳门总督邦迪·柯打命名，而又称则可能源自「印花税」或「财政」的外文音译。
在清朝康熙至同治年间，这里是专门用作进口鸦片的埠头，也是澳门乃至中国史上第一个鸦片专用码头和课烟税区，甚至是鸦片战争的肇始地。19世纪末埠头遭到填塞，变成大片旷地；时至澳门禁止鸦片后，旷地上曾有茶座和卖艺表演，入夜后旷地上颇为热闹。1992年时这里被列入澳门文物名录内，之后旷地上又建立过菜市场，后来菜市场被取消并建为现在的休憩广场。
历史沿革.
鸦片贸易在澳门的发展之初.
澳门的鸦片进口活动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当时如要进口鸦片到澳门，须向朝廷报缴税项（即「大烟税」）。在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的澳门税关表中就记有「鸦片二斤值价银条二个」，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进口澳门的记录。在清康熙至同治年间，澳葡政府扮演着鸦片存贮和中转的重要角色，也包揽了中国海关原在澳门征收的大烟税。在可查阅的记录中，康熙元年（1662年）时已是「年课厘税五百両白银」，康熙六年时则是一万両，康熙十年时已飙升至十万両。而在康熙年间海禁一度开放，进口澳门的鸦片量亦逐年增加，至康熙三十一年时年进口量已超过一千箱。
司打口的源起.
不过从康熙三十一年起，鸦片生意的主导地位已由原来的葡萄牙商人变成英国商人，因为英国人销售鸦片的方法比较高明。澳葡方面有见及此，便开始向鸦片商开征更多的烟税，以防鸦片市场被英国人垄断。而这些所谓的「额外烟税」，官方称这是「向中国海关包洋药税」，自己衹是「代中国海关向外商征收洋药税而已」；但实际上，这些税项只有小部份交给清廷，大部份则是由澳葡政府占去。
由于当时澳门对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湾（即内港）为主要港口，故在这一带就有多个埠头，不过这些大都是属私家用途。其中位于今司打口位置的埠头，当时其对出还属水域，埠头为「凹」字形，中间的河道约在今聚宝街和蓬莱新街街口之间，可予船只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尽头为石阶，以便船只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货品。在与火船头街的位置还架有一道木桥连接埠头两岸，但只可行人。
司打口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澳葡收归的，澳葡在埠头两岸兴建货仓存栈（称「公栈」或「官栈」），并于石阶上修建一座大屋。而澳葡则利用司打口进口美名为「洋药」的鸦片，并在此埠头驻有汛兵和税吏，而石阶上的大屋原来就是用作收税的办公楼。自此，司打口便成为了当时澳门唯一一个鸦片进口码头。
「司打口」名称由来.
对于运送鸦片的商船，从外地到达中国南海后，经十字门驶向南湾，停在烧灰炉村以北远处的埠头，把鸦片拆装，然后转由多艘小艇分批继续运送。小艇队再绕过西湾和妈阁，便到达司打口。把鸦片卸下后，鸦片拥有者则到大屋把鸦片登记，然后鸦片便会先被暂存到公栈内，待拥有人缴税。拥有人完税后，澳葡当局就会在对应的鸦片装箱上黏贴印花，并向拥有人发出完税收据。此后，拥有人便可凭此收据随时从货仓领回自己的货品，再把鸦片转售。
「司打口」名称中的「司打」，其源由历来存在着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洋人称呼这些贴在箱上的完税印花为 ，把该字取其粤语音译即为「司打」；另一说是指因为收税属于财政范畴，故「司打」一词应是来自葡文 （意即「财政」）的粤语音译，而昔人也有把国课署（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财政部门）叫为「司打署」，称其印发的禀纸为「司打纸」等。
最后的「口」字，则是源自当时的澳门人称埠头为「水口」；故把两者并合即为「司打口」。而司打口的原有名字，也随着「司打口」的产生而渐被遗忘，至今亦无从稽考。
（注意「柯邦迪前地」并不是这里的原名，见下文）
沧桑.
自司打口被收归后，所建的公栈也是全澳门唯一的官方鸦片储存仓，正门位于红窗门街，后门则开在河边的石级上。当鸦片运送到司打口后，便经由后门存入公栈，待鸦片拥有人完税后，就经正门运出公栈。若要把鸦片销往中国内地，则再由苦力用人力车沿红窗门街和三巴仔横街等地把鸦片运回南湾，在南湾下船转运至广州，再经广州分散至中国各地。
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满清政府宣布禁止输入鸦片后，澳葡政府的洋药税收和代理生意陷于停顿，司打口顿时变得冷清。澳葡当局不甘损失如此庞大的税收利益，于是与鸦片商人勾结，陈情贿赂清朝官员，把鸦片走私到澳门。结果司打口的萧条仅过了大约一年便又开始兴旺起来，禁烟令实行了三年后，司打口已经回复禁烟前的景况。
由于鸦片在中国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润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私下与澳葡当局合伙，瓜分洋药税，并把澳门的鸦片进口市场垄断。此举损害了外国鸦片商的利益，引致这些鸦片商自乾隆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内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无视清廷的禁烟令，颁布特权予葡萄牙人以进口鸦片，变相将鸦片进口合法化；而事实上这个「特权」也允许其他外国商人进口，只是运载的船只在驶进澳门的时候要挂起葡萄牙的旗帜而已。因此，即使至道光年（1821年－1850年）时这类走私活动已非常猖獗，这对司打口作为鸦片码头的地位几乎丝毫无损。加上期间中国爆发鸦片战争，大清虽然战败，但也使这类走私活动有所减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独沽一味，部份鸦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东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荣态势。至清同治年时（1862年），澳门的鸦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垄断。
填塞——「柯邦迪前地」之产生.
后来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加，司打口和公栈已不敷应用，而且衞生环境差劣。1866年10月26日，邦迪·柯打（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就任澳门总督，上任后不久就决定扩充司打口。在整治工程前提交给总督的报告中，就有一份对司打口及其一带区域作出这样的描述：
终于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司打口被完全填塞，埠头也自此消失，此时柯打总督也已于之前的一年卸任。澳葡当局在填地上，建立新的烟税码头（即现在的比厘喇马忌士街大丰仓处，南舢舨码头侧）；而中间的空地，因为整治工程由柯打总督策划，于同年7月26日当局刊登宪报将之命名为「柯邦迪前地（Praça de Ponte e Horta）」，「柯邦迪」是柯打的葡文全名最后三个字以澳葡官方的译法并配以中国人姓名的文法组合而成（「柯」取译自「Horta」，而「邦迪」则取译自「Ponte」），以纪念柯打有此政绩。
尔后几十年间公栈不断扩充，主要集中在火船头街、群兴新街和夜呣街之间，其中还设有「烟膏配制场」和「大烟专卖局」，在光绪年时国课署总部更迁入公栈内。鸦片贸易之日益红火，至1920年代时公栈仍在扩充；1925年时在今群兴新街与安仿西巷之间又曾出现过一条街道，名为「公栈巷（Travessa do Ópio）」（但后来也被取消）。
1933年时澳葡当局更公然在当年的《澳门年鉴》中刊出《鸦片专卖章程》，以便商家承投。不过在1935年后，澳葡终于察觉到鸦片对澳门市民的危害，开始收紧鸦片进口和研究治疗烟瘾的方法，最终在1946年，澳门全面禁止进口和吸食鸦片。
后期发展及景况.
鸦片在澳门被禁止后，公栈也变作其他用途，曾经用作一般货物的仓库、熔金场、学校等。而中间的空地也改为公众用地，后来在旷地上更有卖武表演，又有说书看相和茶座开设，每逢入夜，热闹场面不乏。直至1980年代，大部份公栈被拆，改建为住宅大厦，而「公栈巷」也被取消。1989年，澳葡当局又将前地重整，并在其修整道路，空地顿时被马路断成两截，呈「日」字形。1992年时澳门文化司署将柯邦迪前地列入澳门文物名录中的「已评定之地点」类别。
后来因在远处的营地街市重建，1994年时司打口旷地上被改建为临时街市，至1998年营地街市重建完成后，原临时街市被改为临时文化活动中心。直至2003年，有关当局为配合十六浦发展计划，把司打口还原为空地，并改建为休憩广场，在广场中建有喷泉和儿童游乐场等。不过此后休憩广场却被指是不实用，因当时广场中的喷泉水池占地过大，广场又无可作遮荫的树木，以及缺乏坐椅，起不到休憩用途。终逼使当局在2004年时再度把司打口广场重修，收窄水池和种植更多树木，加设坐椅，改建为现在的司打口休憩广场。
沿途地点.
英京酒店.
楼高五层的英京酒店（London Hotel）地处司打口的东端，建于1980年代，为一家两星级酒店，内有46间客房。2008年时酒店进行过重修，门面和内部均装潢为南欧葡式风格。
新新酒店.
在前地与蓬莱新街交界处的新新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Sun Sun），原为一座五层高的旧式木楼，建于1920年代。1994年美国将其重建成现在的新新酒店。酒店为两星级，楼高15层，提供178间客房，内有4家餐厅。
鸦片屋（同善堂第二诊所）.
该处位于火船头街与柯邦迪前地交界，原为鸦片公栈的一部份，建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1946年澳门禁鸦片后，「鸦片屋」曾被先后租出作为货仓和熔金场。后来为一所学校租用，该校名为粤海大学，不过因为校方欠租过多，原址被法院收回，之后被改为第二警区署，后来被荒废。1992年时澳门文化司署将鸦片屋列入澳门文物名录中的「评定为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名单」类别，四年后有关当局更耗资67万澳门元把公栈重新修葺。2001年，同善堂第二诊所由原清平直街旧址迁入该公栈，为市民提供中医针灸及各种西医诊疗服务。
其他同名街道.
此街的葡文名称亦是以邦迪·柯打来命名。它的西北端在柯邦迪前地与聚宝街交界，向东南伸展横跨夜呣巷和三巴仔横街，至红窗门街止；全长约115米，阔约9米。这条街道最早见于1964年2月14日澳门市政厅的市政会议文件中。三巴仔横街至红窗门街的一段群兴新街曾经是红窗门街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