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罗拔士

查尔斯·科林伍德·罗拔士（，），世称C·C·罗拔士（C. C. Roberts），英国远东企业家，1941年至1948年和1951年出任太古洋行香港司理，1948年至1951年担任国泰航空首任主席。
罗拔士毕业于牛津大学皇后学院，1921年加入伦敦的施怀雅父子有限公司，翌年10月调派往上海加入太古洋行，由此展开他长达29年的远东生涯。罗拔士在华工作期间曾先后派驻于中国大陆多个城市，也多次派驻香港。1935年，他长驻香港担任副理，其后于1940年升任助理司理，翌年再充任司理，因而晋身大班行列及成为太古在香港的最高代表。然而，香港在1941年12月沦陷后，开展为期三年八个月的香港日治时期，期间他被囚禁于赤柱拘留营，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和香港重光后，始获释放。
战后，罗拔士设法重整太古业务，并先后参与组成太古贸易有限公司、太古国光公司和太平洋飞机修理补给公司等企业。1948年，太古入主国泰航空后，他成为国泰首任主席，带领国泰航空与另一家由怡和洋行控制的香港航空争一日之长短。1950年，太古进一步把太平洋飞机修理补给公司和渣甸航空保养公司合并成香港飞机工程公司，为日后的业务扩展做好准备。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关系密切的他还于1940年至1941年和1946年至1951年担任汇丰董事，任内于1940年至1941年和1951年两度兼任董事局副主席。
在太古业的务以外，罗拔士也活跃于社会公职，尤其在战后于1946年至1947年担任行政立法两局临时非官守议员。1948年3月，他当选为香港总商会主席，同年5月再获推选代表总商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惟于同年7月因公务繁重辞任。他后来于1950年3月再度当选总商会主席，至翌年任满离职。罗拔士在1951年返英退休，但仍于1952年获邀出任施怀雅父子有限公司董事，直到1968年为止。
生平.
早年生涯.
罗拔士1900年7月6日生于英国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父亲在莱斯银行任职多年。罗拔士1914年至1918年入读拉格比公学，其后于1918年至1921年升读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主修现代历史。大学毕业后，他于1921年加入伦敦的施怀雅父子有限公司（John Swire and Sons Limited），翌年10月调派往上海加入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由此展开他长达29年的远东生涯。
远东发展.
罗拔士是其家族第一位加入太古的成员，太古当时在远东已经拥有广泛业务，涉及航运、船坞、保险和砂糖销售等多个范畴。罗拔士加入太古之初从低做起，在华期间，他先后派驻于中国大陆多个城市，也曾多次派驻香港，其中包括在1925年至1926年在上海主管砂糖运送、1926年至1928年在汉口负责太古轮船公司的在岸管理，以及在1932年至1934年派回上海主管华籍员工的人事事务。在沪期间，他也曾经是万国商团成员。1935年起，罗拔士长驻香港担任副理，其后于1940年升任助理司理，同年获委任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并担任1940年至1941年度汇丰董事局副主席。1941年，他进一步接替离港的W·H·陆克（W. H. Lock）充任太古洋行香港司理，因而晋身大班行列及成为太古在香港的最高代表。
在港期间，罗拔士除了在1937年获香港政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又于1940年起出任香港大学校董。此外，随著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东战云密布，他于1940年2月被港府征召到香港后备防卫军关键职务组候命，而且获委任不少与防务相关的公职，当中包括自1940年2月起出任义勇军咨询委员会委员、1941年9月起出任政府食米专卖局局绅、以及在1941年10月加入一个根据《殖民地防卫规例》第18条就限制和拘留人士而设立的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可是，太平洋战争和香港保卫战在1941年12月爆发后，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沦陷，开展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日治时期。香港沦陷后，原本居于山顶的罗拔士与其他外籍侨民被日军囚禁于赤柱拘留营，期间他加入营内被拘禁人士自发组成的英侨社区理事会（British Communal Council）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另外还在营内协助临时宿位分配的工作。他在营内生活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和香港重光后，才得以获释。
战后生涯.
香港重光后，罗拔士复任太古香港司理，旋即设法重整太古业务，当中包括重开位于北角受战火破坏的太古船坞和太古糖厂；另外又于1946年创立太古贸易有限公司，标志著太古重返最初起家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以及在1948年把太古旗下的永光油漆公司由上海迁到香港鲗鱼涌，与利铭泽家族的国光油漆厂合并成为太古国光公司。罗拔士也著手为太古守住中国大陆包括上海等地的业务，但随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政治形势骤变，经历多场政治运动后，太古认为前景暗淡，惟有在1954年全面撤出中国大陆。
太古洋行在战后初年的另一项重大尝试，是在1947年进军航空业，创立太平洋飞机修理补给公司。翌年，太古购入本地一家名叫国泰航空的航空公司45%股权，锐意与另一家由怡和洋行控制的香港航空争一日之长短。太古入主国泰航空后重组公司架构，由罗拔士出任国泰主席，而太古洋行香港司理一职则改由E·G·普赖士（E. G. Price）接替。在罗拔士主理下，原拥有六架DC-3型飞机和一架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的国泰机队继续扩充，其后太古还于1950年把太平洋飞机修理补给公司和渣甸航空保养公司合并成香港飞机工程公司，为业务扩展做好准备。当时港府制订了南北航线的政策，由香港往返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的北方航线交由香港航空营运，而香港往返东南亚和澳洲等地的南方航线则交由国泰营运。不过，鉴于中国大陆主权易帜，再加上韩战爆发，香港航空主要经营的多条大陆和韩国航线后来均被迫停办或暂停运作，业务一落千丈，终告于1958年售予影响较小的国泰，惟当时罗拔士已经离任。
在太古和国泰的工作以外，罗拔士也活跃于社会公职，其中包括在1947年分别获港府委任为港口委员会委员和租务法庭法官，以及于1950年至1951年出任公务员敍用委员会委员。此外，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的他在1946年至1951年再一次担任董事，其后于1951年担任董事局副主席。1946年10月，罗拔士获港府委任接替因事离港的怡和大班D·F·兰杜，临时担任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直到兰杜在1947年3月回任为止。1948年3月，罗拔士当选香港总商会主席，同年5月获一致推选接替R·D·基尔斯比代表总商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但在任仅两个月便于同年7月底因离港工干而决定辞任总商会主席和立法局议员。
在立法局任职期间，罗拔士甚少发言，并只曾在1948年6月在局内发言表态支持港府提交的《债务人及债权人（占领时期）条例草案》。当时港府计划立例，规定沦陷期间被日治政府不当收取银行债务的人士，要重新向银行偿还债务，其中又因为受影响的人士以华人占大多数，因此引起华商不满，香港中华总商会甚至致函罗拔士，要求他在局内代为说情。不过，罗拔士在局内辩论草案期间，指出草案虽然存在争议，但主要源于社会舆论对草案存在误解，而且草案只针对日占时期所占的个别特定债务（例如以军用手票偿还的债务），牵涉的人数有限。他又认为，相较于债权人，草案条文对债务人相当宽厚，实际上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妥协，也避免出现潜在的大量法律诉讼，因此决定对草案予以支持。最终，草案在周埈年和罗文锦爵士两名在席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投反对票下，获通过成为法例。
离开立法局一年多后，罗拔士于1950年3月再度当选总商会主席，但未有再获推选担任立法局议员。罗拔士第二度担任总商会主席期间正值韩战，美国对香港实施的禁运政策对香港经济构成沉重打击，当时他曾批评美国未经充分咨询香港的禁运决定，是对香港的「不友善行为」。在任总商会主席一年后，他于1951年因任期届满而离任。
晚年生涯.
本身是国泰主席的罗拔士在1951年因普赖士外调日本而一度兼任太古香港司理，同年他决定返回英国开展退休生活，结束在远东前后29年的工作，而太古香港司理和国泰主席的职务则由J·A·布力活（J. A. Blackwood）接替。罗拔士返英后定居于英格兰西萨塞克斯郡的必顿（Bepton），并由1952年至1968年担任施怀雅父子有限公司董事，与太古继续保持联系。1980年5月17日，他于西萨塞克斯郡逝世，终年79岁。他的一些私人函件在身后转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保存。
个人生活.
罗拔士在1932年10月1日于香港中环圣约翰座堂迎娶康斯坦斯·梅·米切尔（Constance May Mitchell）为妻，康斯坦斯的兄长与罗拔士同为太古雇员。罗拔士婚后与妻子育有三名子女，全部均生于香港。在香港生活期间，罗拔士与家人原居于山顶加列山道，战后迁居于黄泥涌峡道。他的兴趣包括园艺、高尔夫球和散步，来自英国约克郡的他还于1947年当选香港约克郡同乡会（Society of Yorkshiremen in Hong Kong）应届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