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的起因

香港在2019年爆发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而其发起的背后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纪委倡议推动《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然而也包含了其他因素，如中港矛盾、对民主改革的诉求、铜锣湾书店事件或者对失去自由民主的担忧等。警方随后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其后的立法推行企图则直接触发了整个城市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原因.
中港矛盾.
2012年梁振英上任香港行政长官后，推行港深两地融合的政策，使香港成为深圳最大贸易伙伴，并在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加深合作。其政策不顾香港承载力地引入过多观光客及大量新移民，所引发的种种弊处亦进一步激化矛盾。同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当局大力打压社会的反对声音，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观感日益变差，遂形成中港矛盾。
民主改革.
抗议爆发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于民众认为当前的民主改革步调过于缓慢。
在抗议活动期间，香港立法会中约有一半的立法者为由地方直选直接当选，另有大一部分则为功能界别选举而出，仅有极其少量的人选是广泛民主投票产生的。这种情况和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香港民众所要求的普遍选举需求相背驰。而且事实上《香港基本法》的第45条则明确规定了实现普选的最终目标，宪法相关原文指出：
在过去2016年及2017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提案被否决直接导致了可以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的政府机关——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数量直接从700万人减少到了1200人左右。
在第六届立法会议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立法者则在行政长官当选之后直接被取消成员资格，受到波及的人有：游蕙祯、梁颂恒、刘小丽、姚松炎、罗冠聪、梁国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被取消成为候选资格的人，例如被法院裁定剥夺资格的周庭。
《经济学人》表示，香港人在2014年雨伞革命以及2016年政治制度改革后开始认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履行承诺给予他们更多民主」的现实情况是「这个承诺只会意味著只有投票给该党认为是正统统治者的机会」，并对现实情况表示感到十分失望。英国《金融时报》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时期（2019年6月12日）表示：「然而，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不相信林女士是在没有得到北京背后支持的情况下带来了这场危机（即引渡法案）」。
忧虑失去高度自治.
早在中共中央推动2019年香港引渡法案拟议之前，有部分香港人怀疑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在特别行政区内施行《基本法》所禁止的司法引渡。
2015年底，中国由于香港铜锣湾书店出售在大陆属于违法行为的政治敏感刊物，中央政府派出国安人员秘密逮捕了该书店的拥有者林荣基和在此工作的几名工作人员，其中林荣基遭到了五个月的单独监禁。据林荣基本人表示，他在此期间内被限制无法拨打电话来联络外界，而且除了合作阅读认可一份有罪忏悔声明书以外别无选择。同时，当事人的法律代理权也遭到剥夺，其他相关人士也被迫牵连到了图书销售犯罪的指控当中，并且相关的匿名作者和客户资讯也被强制要求交出。在林荣基到香港被释放后，他与媒体公开讲述他的遭遇。其本人批评中国警察称「他们想把你锁起来，直到你发疯」。而且认为他在中国大陆没有家属所以不用担心他们受到牵涉。他表示「在我决定告诉你所发生的事情之前，我已经考虑了两个晚上，尽可能原始和完全地...我也想告诉整个世界。这不是关于我，这不单是关于书店事情，这是关乎每个人的。」
2017年许，居住于香港的中国大陆富豪萧建华也遭到了逮捕并失踪。
对这些事件的担忧被认为是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批评者指出，中央政府正在削弱香港法院和新闻媒体的独立性。还有人担心当局将利用该法案派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家和其他在香港的人士（包括外国游客）在由党控制的大陆法院接受审判。
2019年香港引渡法案立法.
政府对立法香港引渡法案的固执态度也被认为是点燃整个抗议活动的火花。引渡法案在提出后随即就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反对，但是政府持续不愿让步。
具体而言，例如有当地的许多一般而言总是会支持政府的商会对该法案的推行表示反对。其中一个具体的人物是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其公开敦促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当年5月撤回该法案，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处理潘晓颖命案的方案，同时他也表示他本人的建议得到了商界的支持。然而政府并没有停止法案的继续推行。
除此以外，律师界在6月6日也发起了一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无声游行以抗议该法案的提出。
据报导在6月9日立法会即将恢复二读进程时，有100多万公民举行示威。在亲政府（以及建制派）议员在立法会占多数开始意味著该法案最终将会通过之后，示威活动彻底爆发。提议恢复二读引发了6月12日的抗议，该次抗议活动在最后甚至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剧烈警民冲突。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立法程序已无限期暂停。然而，从6月15日到9月4日以来林郑月娥一直拒绝撤回该法案，这并没有达到抗议者的要求。
警方过份武力处理示威.
6月9日之后的抗议活动的参与者、许多泛民主派立法者、学者以及批评者则认为警察对抗议活动是阻碍抗议活动的一个因素，他们对警察所承担的责任程度进行了各种评估。
此外，在7月份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宣布中立的立法者陈沛然也参加了随后的医生护士大会，并于8月发出对过度使用警察部队的谴责。抗议者和其他人强调了警察部队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
例如，在6月12日，警方在示威者举行的已经合法的、警方也发出了不反对通知书的中信大厦抗议活动中依然使用了催泪瓦斯来驱逐抗议人群。随后，香港监警会的议员表示，对于催泪瓦斯的是否使用问题上，警方的表现「不理想」。对于警方的行为，至少导致了随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主办方声称在6月16日的抗议活动中大约有200万人参加了游行抗议，不过其他数据统计来源的结果则少于主办方的宣称数量。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的统计报告表明这可能是有纪录以来创立最大活动数量纪录的一次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中，由于对警方与恐怖袭击者有相互勾结的嫌疑，整个抗议活动延展到了新界的卫星城元朗。根据公安条例，抗议活动需要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方可举办。然而，警方实际上已经在几天之前已经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即便如此，活动当天依然有许多抗议者在原定集会地点聚集。这些人以去元朗购物为理由在元朗聚集并借机表示对警方的行为的不满。7月27日抗议活动后，泛民主党派立法者再一次签署了一份抗议警察暴力行为的请愿书，并批评警察的做法「近乎报复」。他们还表示，继续发出反对通知书只会造成更多人参与抗议活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抗议活动一直没有终止，越来越多的催泪瓦斯、布袋弹以及橡胶子弹被投入使用。不仅是在香港岛，警察使用武力的范围随著抗议活动一起蔓延，警方在该市的许多卫星城市都使用了催泪瓦斯。在8月5日抗议活动中，警方使用了大约800枚催泪弹。许多组织对这种滥用行为表示了谴责。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也对警方的行为表示批评。例如，在8月11日抗议活动之后的8月12日，抗议活动已经延续长达两个多月之时（以6月9日起开始计算，若从4月算起则超过两个月），该分会宣布：「香港警方再次使用催泪弹以及橡胶子弹的方式已经无法符合国际标准。他们在几乎没有充足撤退时间的狭窄区域内朝向示威者的射击行为已经违背了驱散人群的实际目的。」
2019年在遮打花园举行的示威则谴责了警察对被捕抗议者所发生的性暴力侵害事件。
官方说法.
香港政府未有明确地对运动起因作出官方的解释，但在一些发言中可见到政府的一些理解。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7月29日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及香港出现一些经济民生方面问题，他称「香港当前确实存在深层次问题，比如土地房屋、青年的向上流动性等等」又称这些问题「既有复杂因素和社会根源，也有国际背景」。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9月4日发言，表示这场社会运动反映了香港的多种社会问题。她称「经过两个多月因修例工作引起的冲突，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眼前的矛盾是反映了长期积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房屋和土地供应、贫富悬殊、社会公义、青年人的机遇，以至公众参与决策等」。
对国外势力干涉的指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抗议活动受到了国外势力的干涉进行了指责，行政会议成员暨前立法会议员叶国谦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但香港警务处的一名高级官员在8月份向一群记者进行背景介绍会期间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没有收集到有外国政府资助或者鼓动抗议活动的证据」。而一名高级警官亦在香港警察总部的简介会上私下对BBC及其他国际媒体表示「香港本地人才是罪魁祸首」。
影响.
在6月的示威游行之后，示威者提出了五个对关键性要求并称之为「五大诉求」。其中一个通行的版本要求「落实真双普选」。另外在6月早些的一些被报导版本中的这条则改为「林郑月娥下台」或者是没有该项目的「四大诉求」。
除此条以外的四个主要要求还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收回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并撤销对其指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