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贵惇

黎贵惇（，），字允厚，号桂堂，幼名黎名芳。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其学识渊博、涉猎甚广，包括诗文、史学、地理、哲学、医学、天文、农学等多个领域。生平著述丰富，其大部分著作均收入《黎贵惇全集》中，其在越南哲学史和越南思想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被称许为越南集大成学者。
生平.
黎贵惇生于后黎朝裕宗保泰七年（公元1726年），卒于1784年。山南下镇先兴府延河县（今太平省兴河县）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亲黎仲庶（黎富庶）为进士，任职刑部尚书，受封侯爵。黎贵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岁能作赋策，十一岁读完宋元史，日赋十篇，有「神童」之名。至十四岁已习读四书五经、史籍传记，旁及诸子百家，以至「无书不读、人以宿儒称之。」。十八岁乡试中解元，二十七岁登进士第，取为榜眼。「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
1753年，黎贵惇被授翰林院侍书，后任侍讲。虽他颇受黎显宗器重，但却未得到掌握实权的郑主郑楹的青睐。黎贵惇也曾因协赞军务攻剿黄公质义军有功和谙晓兵番（管理军事的机构）典例，得到过郑楹嘉奖，但其多任闲职，或入翰林院、秘书阁、国史馆，或监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
1754年，因建议改革，建立法制，被谗言中伤，辞官。
1765年，黎贵惇辞官归乡，杜门著书，讲学授徒。
黎贵惇颇受靖都王郑森赏识，1775年前其官职屡有升迁，曾出任陪讼（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他先被起复为侍书，后因讨平黎维义军有功，迁副都御史。1769年由颖城伯晋封为侯。1770年，黎贵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户口，查补军项，返京后进呈清化民所送赂银百余镒，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贵惇与宦官范辉锭过往甚密，1773年，郑森以范辉锭署府事，黎贵惇人侍陪讼，并以黄五福等掌督兵政，范辉锭掌督财政，黎贵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贵惇之子黎贵杰科场舞弊事发，此后又因其他事而遭弹劾、攻击。1776年他出任新设顺化镇抚司协镇抚。1778年，自请改入武班，被授为右校点权府事，改爵义派侯。1779年被解职，1781年起复，任国史馆总裁。
端南王郑棕执政后，于1784年3月，升黎贵惇为工部尚书。同年4月，黎贵惇去世，享年53岁。郑棕闻讯后，命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其为颖郡公。
著书.
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传统的士大夫将「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立言」这方面，黎贵惇则可以被视为越南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越南封建时期，没有任何人如黎贵惇那样著述丰富，著书立说犹如他的人生目的。黎贵惇在他30岁之前，已经撰写了《群书考辨》、《圣谟贤范》等书籍，晚年著成《抚边杂录》。其著作一共约有50部，现代越南学者考证确定的著作有14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
在可确定的黎贵惇的14部著作中，有7部与哲学有关。另外的一些哲学著作如：《金刚经注解》、《道德经演说》、《存心录》、《太乙卦运》等极有可能也是他的著作。由于黎贵惇在著作大多以抄本流传，关于其著作的成书年代、卷次内容、抄录传藏等方面不少需要考定的地方。黎贵惇的一些著作中的不少内容为编辑校订、抄录转述、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也是黎贵惇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他的哲学和史学著作多为先贤语录、经典所载内容和其他资料的分类抄录编辑，正如其自云：「据纸上文字，采诸传记说话事迹，标指眼目，略加概括，即可成帙」。
下面将列出的是黎贵惇的部分著作：
黎贵惇著述丰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其自云：
其次，黎贵惇多次供职于史馆，又曾于郑王府任要职，得以接触和利用很多文史资料。有人认为他为了写作《群书考辨》，曾「读遍十八世纪所能见到的各种汉文典籍」。
再次，黎贵惇治学严谨、勤于阅读、抄录，平时读书所得，均随笔记之，并分类收藏。其仕途坎坷，失意之余则闭门谢客著书立说，几次仕途起落也使他有了收集材料著书的时间。
特点.
黎贵惇所作的《桂堂诗汇选全集》、《全越诗录》、《桂堂诗集》等都有一些突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题材和内容。如，《妈妈我想嫁》一诗，大胆暴露和辛辣讽刺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禁锢。
讲学.
根据史料，黎贵惇有三次短暂的讲学经历。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间，他辞官在家，讲学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顺化的六个月中，曾经视察学宫，并与「诸生讲学论文」，鼓励上进，「诸生就学数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协镇抚期间，因为政事不多，当地人常来问学，「乃广开 学社，学者数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复回朝任职。除此以外，黎贵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随的生徒。《皇越诗选》的编著者人侍行参从继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镐译伯陈公烁、人侍陪从行兵番机密事物阮廷简等黎郑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贵惇门下。
出使中国.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在中国期间，除修贡外，黎贵敦在京城参观了文庙，历览山川，询访治体，「观上国政治如何、人物如何。」，其亦与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使节团交往颇多，唱酬应答，诗书相赠，一些较有名的诗文如下：
在中国的两年间，黎贵惇将其所著《群书考辩》、《圣谟贤范》赠与清朝伴官秦朝釪，广西提督学政朱佩莲评阅，并就有关哲学、史地等问题与他们交流探讨，还在京城与朝鲜使臣鸿启禧进行了交流。回国之前，黎贵惇采集了一批书籍准备带回越南。有些书籍因违禁令，在返回途中被广西的官员查缴，购书的花费由中国地方官员支付。黎贵惇一行被查收的书籍包括：《渊鉴类涵》（后发还）、《智囊》、《千古奇文》、《神相全书》、《古今治平略》、《紫微斗数》、《封神演义》、《梅花易数》、《说铃》、《击壤集》、《贪欢报》、《山海经》、《大清律》等数十种。黎贵惇对《渊鉴类涵》一书非常重视，专门呈文请求发还。他认为「此书内纂时类诗文、人伦臣道」，可以「广同文之化」。
哲学思想.
宇宙观.
黎贵惇认为：「太极者一也、混元一气也。一生二、二生四、以成万物、是太极有一也。」。传统的观念认为，天属阳、主动；地属阴、主静。黎贵惇认为此为「分配之言耳」，「天不静则四维何以安固、七政何以附丽？地不动则只快然一物，而生意几宁息矣」，他得出结论：「天形动面气静，地形静而气动」，提出了「天静地动」的看法。
黎贵惇还以「风气」之说来解释天地之间的运动变化，认为天地皆「风气」。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由此产生「风气」而周旋于天地之间，引起事物变化。他认为，「风气」存于天地间，「无时不有，非动时有静时无也」。
他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推崇「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之说，认为人与自然是可以相通的，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可以齐一。黎贵惇提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道」，「象数之妙、散于形气、自无出有、自有人无、杳微彰著之间、莫非道也」，「道在事物、事物有道、远而际天蟠地、近而人伦日用、莫不有其理焉，有其义焉、君子固不容以不知也」。人能知「道」，合「道」的方法就是要「正心」、「虚静」，此即「天人合一」之理。
理气观.
黎贵惇的「理」、「气」观，受到中国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也据此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他认为：「盈天地之间皆气也。理者言其实有而非无耳。理无形迹、因气而见、理即在气之中」。「理寓于气、数由于理、生于心、作于事、气之验也」。
现代越南学者认为，黎贵惇「已经走入宋儒唯心之门，又从唯物的道路走出」，因为黎贵惇一反理为本的思想，认为理因气而生，理存在于气之中，有气后有理，理为气之属性，无气则理无所依。
对释、老、鬼神的看法.
越南黎朝「崇儒重道」，独尊儒学，而对释、老之说多所轻视，而黎贵惇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思想。他认为，佛教、道教清虚超寂，高谈道德，纵论形神，自有其高明之处，「吾儒执彼此之见，每每辩驳，其可乎」。释、老之教，地位尽管多有变迁，但「玄风妙法，实与天地相为不朽」。黎贵惇以「气」、「道」之论来说明仙、释的合理性，认为「形神皆资气以立、气聚则道成、散则道不成矣」。
儒家先贤著述讲学的目的之一便是明天地、正人心，因此对神灵、怪异等少有论及。但《左传》一书多载神怪之事，黎贵惇据此而认为：「大抵天地之间不出阴阳二气而已。气即理也，知此理此气之未尝无，则知鬼神之非无矣」。
善恶观.
黎贵惇大体上接受并发扬了宋儒朱熹的思想。他在《阴骘文注》中写道，阴骘文「使人慕于为善而不敢为恶、其有关于世教大矣」。他认为：
黎贵惇认为，善恶必有报应，而且对于家庭和国家都关系重大。「行善则近报在自己、远报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此即所谓「积善有余庆」、「积善降百祥」之意。由此，家「可以膺吉康、成福禄」，国「可以厚风俗、跻太平、其道甚大」。
黎贵惇在扬善抑恶的目的看法上，与朱熹较为类似，都是要追求圣人君子的境界，圣人具有「道心」，能专一于「天理」，即「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他编著《阴骘文注》的目的，即为「普劝人士、共期克己复礼、据德怀仁，以趋于君子之域」。
社会改革相关.
黎贵惇生活在越南后黎朝的郑阮纷争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分裂之中。黎贵惇认为礼乐法度，应该「应辰（时）立教，通变宜民」、实行改革。1764年郑主政权的郑楹执政时，他曾上疏请「立法度、定经制」，建议权时之变，厘定法制。他认为「法制者、亦惟设官职、经文伟武、谨虑审令、劝学立教」，整顿社会秩序，以达到「威令禀然」、「分义秩然」、「礼文灿然」，「消内外臣民凌戾乖争之气」，正人心，维风俗。但其主张当时并未被采纳。1767年，靖王郑森执政后，黎贵惇又屡有上疏谏言，颇受重视，1771年，黎贵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权力、某些官职的选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数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表陈四事，郑森「皆以为然、即令行之」。
另外，黎贵惇还主张减轻刑罚、蠲免钱粮，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顺化协镇抚后，提出治理顺化的首要任务在于「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显示出其「民本」的意识。
对越南国内外文化的态度.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十八世纪前后，越南上流社会对西方文化普遍表现出抵制、防卫甚至蔑视的态度，不愿过多接触西方文化。黎贵惇对待近代西方文化和科学持较为开明的态度，他愿意了解和接受中国、越南等东方国家以外的世界。黎贵惇出使清朝期间，阅读了一些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著作，他曾评价欧罗巴人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等：
他曾征引《坤舆图说》中关于大气浮力的学说，以证明其认为天地间有气充盈之观点的正确。黎贵惇广泛研读《坤舆图说》、《地理志》、《四裔列传》、《佛国记》、《使高丽录》、《元征西域记》、《真腊风土记》、《郑和下西洋记》等著作，相信赤县九州之外还有「大瀛海环其外」的九州，并认为宇宙乾坤是无限的，「广轮际蟠、寥廓绵邈、无穷无极」。
黎贵惇在顺化期间，阮主政权的一位工匠阮文诱曾留学荷兰，对西方科技知识比较熟悉，于是将其事迹载入其著作中，而当时的其他学者对于这种身份低微的匠人却很少关注。另外，他亦在其著作中详细记载了西方的两种自鸣钟及其运行原理，并非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摒弃。
华夷思想相关.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广为越南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另外，一些古代越南文化阶层也自认为是神农之后，以「华」、「汉」自称的情况在越南封建时代经常存在。而在强调越南自身也为「华」、「汉」的同时也尽量突出本民族特征，并强调自身文化的优秀以及同中国的差异（可参考小中华思想）。
这种文化形态在包括黎贵惇在内的越南传统知识阶层都有所体现。黎贵惇认为：「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中国」。他曾对比汉代交趾郡与南海郡（今属广东）、苍梧、合浦、郁林（今属广西）的户口、地域数量、范围等，认为交趾发达于南海等郡，并以交趾刺史兼统两广而治于龙编（今河内）为据，认为「以本国都城为正中之地、四方之所凑会」。此以国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极为相似。黎贵惇在出使中国期间，他对清朝官员在文书中使用「夷官夷目」来指称安南使臣非常不满，并向广西布政使叶存仁提出交涉。
对本民族文字、文学的态度.
越南后黎朝时代，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化名人增多，著述载籍逐渐丰富，民族意识也同时凸显出来。黎贵惇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意识的学者，他对越南本民族文字、文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应举时，黎贵惇使用喃字作散文，冲击越南科举必须完全使用汉字的成规；入仕后，突破朝廷必须行汉文（文言文）的规定，用汉喃文作奏折。他的著作中，也有很多使用本民族的喃字著成的。
黎贵惇以「融会」和「创造」的精神来整理、审视并反思越南文化，他在其著述中经常赞颂越南历史上的名人，如参与营建北京紫禁城的阮安、发明神铳的胡元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