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帕尔·豪泽尔

卡斯帕·豪泽尔（德语：Kaspar Hauser，）。德国著名的人物、野孩子。
出身不详的豪泽尔，在1828年5月26日突然出现在德国纽伦堡，样貌看来约16岁，智力低下而且寡言。他后来解释说，他所能记起来的就是一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以水和面包度日，这件事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轰动。因为当时流传其真正身份，是德国巴登大公国的世子，有人把他另一个生命垂危的婴儿调换过来并将他藏匿起来，目的是要巴登大公室的旁系继承君位，但此推测与后来有关公子亡故的官方消息，以及目击证人的私人记载互有冲突，虽有不少分析理论，但至今未能有明确地解释。
1829年10月17日，有人发现豪泽尔身上有道不造成危险的割伤，另外1833年12月14日他亦带着致命的捅伤回家。因这两起案例下，他声称有刺客要杀他，他的支持者也认为这是一起政治犯罪案件。但后来舆论则认为这是自我伤害的结果，原因可能是出于公众对他的兴趣日减而产生的失望。
生平.
1828年5月26日，鞋匠威克曼（Weickmann）在纽伦堡的翁施里特广场（Unschlittplatz）碰到一位约16岁的少年，这个少年先是叫着「呵卜」（He Bue），等离近了说道：「新门街」（Neue Torstraße）。 之后威克曼回忆道，他们只有简短的对话，这个少年提到他来自雷根斯堡，并带著一封致纽伦堡第六轻骑团第四营长官的信件（当时营长为弗里德里希·冯·威瑟尼希（Friedrich von Wessenig））。路人告诉他去冯·威瑟尼希住所的方向后，他则说到：「我希望像爸爸一样，当个骑手。」（Ein solcher Reiter möchte ich werden, wie mein Vater gewesen ist.）之后，冯·威瑟尼希让他在寓所呆了一会儿，最后决定送他去警署。他在警署写下的名字为卡斯帕·豪泽尔，他认识金子，会祈祷，并且有一点有限的阅读能力。因为他的词汇量非常小，所以仅能回答几个问题。
另外，当时要给冯·威瑟尼希的信件标题为：“来自巴伐利亚边界，地名不详，1828”（Von der Bäierischen Gränz daß Orte ist unbenant 1828）。 匿名作者描述自己是一为贫穷的临时工，也提到这个小孩是1812年10月由别人寄放在他那里的。他把这个婴儿养大，并教他读书和写字。自1812年起这个小孩从未离开过家门。现在这个少年想成为骑手。信的附件，声称是源于其母亲的，将婴儿命名为卡斯帕，并注明出生日期为1812年4月30日。小孩的爸爸已经死了，他曾是第六轻骑团的骑兵。从笔迹来看，有人认为两封信出自一人之手， 那附件明显的有伪装的笔迹。
卡斯帕尔·豪泽尔来到位于纽伦堡城堡的监狱，由看守安德烈·希尔特尔（Andreas Hiltel）照料他。起初他只吃面包和喝水。而他的精神状态激起了法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他收到了无数的考察和语言课程。但是即使身处弗兰肯地区，豪泽尔还是保持了旧巴伐利亚口音。很快他成了公众人物，来探望豪泽尔的人络绎不绝。当时身为游客的法学家安塞姆·冯·费尔巴哈（Anselm von Feuerbach）有声有色地描述道：“任何想去见他的人都能见到他。事实上，从早到晚，卡斯帕尔的受欢迎程度也不亚于范·阿肯先生著名动物园中的袋鼠和驯养的鬣狗。”根据描述，豪泽尔感官过分敏感，肌肉发育滞后。 
在市法医卡尔·普洛伊博士（Dr. Karl Preu）1828年6月3日的专家意见中，推测豪泽尔就像一个半野人一样在林中被养大。 经与豪泽尔多次谈话后，市长雅克布·宾德（Jakob Binder）作了一次公告，公告中说，以前有关豪泽尔来历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此放弃。豪泽尔本人也作了补充说明。按照这个令人将信将疑的逸闻，豪泽尔只记得自己被独自半坐半卧地关在一个没有亮光的屋子里。 睡眠期间有人送给他面包和水，给他清洗，穿上干净衣服，为他剪指甲和头发 – 有人解释深睡状态是因为有人给他服了鸦片。他大小便在地面凹处的一个容器里，夜间容器会被清理干净。在他被释放前夕，来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教他写字，并陪同他到纽伦堡的附近，在行军路上豪泽尔才第一次学会了站立和走路。那句话，他想像父亲一样成为骑手，是他从那个陌生人那里不断的重复而学会的，但他不解其意。
1828年7月18日，豪泽尔被安顿在因病休假的高中教授及后来的宗教哲学家格奥尔格·道默尔（Georg Daumer）处，以对其进行护理教养，道默尔给豪泽尔讲授很多课程。其间豪泽尔显示了显著的手工才能和制图才华。
1829年10月17日中午时间在道默尔寓所的地下室里，有人找到了带着割伤和血印的豪泽尔。他报告说，有个戴面具的人袭击他，并用利器伤了他，并警告说: “你一定得死，从纽伦堡来之前就该死。”豪泽尔说，他识别出了面具人的声音——就是那个带他到纽伦堡附近的人。豪泽尔首先逃跑到一楼，因为他的房间在一楼，没有进一步往楼上跑，因为他知道其他人住在楼上，所以穿过吊门往地下室跑，血迹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警署进行了侦察并悬赏捉拿凶犯，然而却不能给一个合适的解释。出于安全起见，事件后豪泽尔寄宿在市政府委员彼泊巴赫（Biberbach）的住处，有两个警察昼夜监视。那起所谓的刺杀引起了公众对豪泽尔的兴趣，为揣测豪泽尔为贵族出身的传闻又增添了新的养料。但是也有指摘豪泽尔的行为充满了欺骗性。
1830年4月3日，彼泊巴赫的官邸内发出枪响。豪泽尔的两个护卫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知觉，头部鲜血淋漓地躺在地板上。豪泽尔后来报告说，他登上一张凳子，想够一本书。他摔倒的时候，想抓住挂在墙上的一把手枪，但不巧却叩响了扳机。头的右边伤势并不严重，因此伤势是不是因为枪击而致十分可疑。这件事促使当局对豪泽尔重新处理。因为豪泽尔此时在彼泊巴赫住所的表现很差，所以之后把他带到了监护人戈特利布·冯·图赫尔（Gottlieb von Tucher）的寓所。那里严加管理，尤其是限制前来参观人的数量。尽管如此长期在外旅行的英国人飞利浦·斯坦霍普（Philip Stanhope）还是有成就的，他开出许多花销与豪兹尔建立联系。这个与豪泽尔建立了良好感情的伯爵以其对豪泽尔的照料而出名，1831年12月后勋爵将豪泽尔送至约翰·迈尔（Johann Meyer）老师的住所。从此他按照法院院长安塞姆·冯·费尔巴哈的建议，从斯坦后泊接管对豪兹尔身心的照料，宪兵队中尉约瑟夫·希克尔（Josef Hickel）也被特邀关照此事。斯坦霍普支出大笔款项试图查明豪泽尔的身世。他资助了两次匈牙利之旅，因为匈牙利语看起来引起了他的回忆。斯坦霍普与豪泽尔的匈牙利之旅最终徒手而归，令斯坦霍普对他整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1832年1月斯坦霍普离开并且再也没有在安斯巴赫出现过。他继续支付豪兹尔生活费，虽然曾许诺带豪泽尔到英格兰，但从来没有成行。豪兹尔死后斯坦霍普出版了有关豪兹尔的图书材料，他把所有材料综合到一起来攻击豪兹尔，因为他认为他的职责是: “坦白事实真相。”特别监护希克尔对伯爵的出版物作出证明: “他从来都是热爱真相，憎恶谎言的。” 
卡斯帕·豪兹尔穿梭于安斯巴赫上流社会。他气质超群并且是令人喜爱的舞者，但他从没和任何一位女士有过亲密交往。有趣的是豪兹尔对老师迈尔的行为。迈尔不仅谨小慎微而且还很严厉，豪泽尔却在临终前表示“非常感谢”。迈尔表示豪泽尔并不适合那些高要求的职业。1832年末冯·费尔巴哈将他以书记员和抄写员的身份安顿在法庭。神父弗尔曼（Fuhrmann）为他布道，并于1833年3月20日为他行坚振礼。不久后的1833年5月29日冯·费尔巴哈亡故，这对豪泽尔来讲是个痛苦的损失。
1833年12月14日豪泽尔受到致命捅伤。他说，一陌生人以宫廷花匠的名义邀请他观赏安斯巴赫宫的自流喷泉。但在应邀地点他却谁也没见道。于是他向约翰·乌茨（Johann Uz）纪念碑走，一个满脸胡须的人跟他讲了几句，并递给他一个袋子，当豪泽尔伸手接的时候，那人捅了他。这个淡紫色的袋子里面有张纸条，以镜像书写写成:
这致命一伤使卡斯帕·豪泽尔于1833年12月17日22点整一命呜呼。至于豪泽尔的伤情是否通过自伤还是外界伤害，对此法医鉴定也意见不一。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悬重赏10,000盾追缉凶手，然而却一无所获。之后警署顾问默克尔（Merker）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属自伤而非刺杀未遂。” 豪泽尔临终前对神父弗尔曼坦白: “我为什么要对人们感到愤怒、憎恨或冤屈，人们对我什么也没做。”（Warum sollte ich Zorn oder Hass oder Groll auf die Menschen haben, man hat mir ja nichts getan）。
纪念.
卡斯帕·豪兹尔于1833年12月20日在民众的强烈同情下被安葬在安斯巴赫市的公墓。其碑文为拉丁文: 
不久又竖了一座纪念碑， 同样是拉丁文: 
1981年在普拉滕大街一个小地方又树立了一块由弗里德里希·施勒（Friedrich Schelle）制成的纪念碑。2007年5月在豪泽尔住过和逝世的寓所前，竖起了一座由西班牙艺术家霍梅·普伦萨（Jaume Plensa）制作的雕像。这座豪泽尔的青铜雕像展示了，豪泽尔坐在一堆石头上，胳膊和腿环抱着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