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拉特瑙

瓦尔特·拉特瑙（；），犹太裔德国人，是一位德国实业家、政治家、作家，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拉巴洛条约签定后两个月于1922年6月24日遭到暗杀身亡。鼓吹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曾为德国最大财团之一的通用电力公司总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组德国军事工业。拉特瑙在1921年担任重建部部长，1922年2月出任外交部长，力图与战胜国就赔款达成协议，然而于同年6月24日被极右派人士暗杀。拉特瑙遇刺后，德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大规模示威行动，柏林示威人数甚至多达40万人。
生平.
早年生活.
身份冲突.
拉特瑙出生于柏林，父亲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商人，也是著名的德国通用电力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 (AEG)）的创始人。
1890年10月至1891年9月，拉特瑙在普鲁士近卫胸甲骑兵团担任了一年的志愿者。但是他成为一名专属军团的预备役军官的愿望失败了，因为该军团的军官几乎全部由贵族组成。和其他预备役军官候选人一样，几个月后他被晋升为副中士。然而由于他是犹太人，他没有被录取参加预备役军官考试。他拒绝用皈依基督教来换取晋升军官的机会。 
由于反犹太主义盛行，拉特瑙未能参加军官增选的军官考试。在1885 年至 1914 年的普鲁士，没有一个犹太候选人被晋升为预备役军官。直到德意志帝国末期，大多数未受洗的犹太人都被禁止从事高级公务员、司法部门或高等教育的职业。 
拉特瑙因此遭受了与他的许多犹太同代人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拒绝晋升为预备役中尉，例如两年前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后来在硝石和弹药生产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拉特瑙的赞扬。哈伯为了融入德国社会，稍后皈依了新教。
回顾过去，拉特瑙这样描述自己的青春：
属于精英阶层和同时受到歧视之间的创伤性差距伴随著他，并决定了他一生的行为和思想。舒拉米特·沃尔科夫这样评价他：
修习工学.
随后他前往柏林和斯特拉斯堡学习物理、化学和哲学，师从奥古斯特·昆特，并于1889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德国反犹太主义日益普遍的时期，他的德国犹太血统和积累的财富都是他在德国政治中建立深刻分裂声誉的因素。
他总结了自己在德国长大的犹太人的想法，表示他的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忠诚与任何德国同胞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宗教或种族如何：
他曾在瑞士一家铝厂担任技术工程师，然后在比特费尔德的一家小型电化学公司担任经理，在那里进行电解实验。1899年，他返回柏林并加入AEG董事会，成为德意志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早期的领先实业家。1903年，他更具创业精神的弟弟埃里希·拉特瑙去世。伤心欲绝的他的父亲不得不对瓦尔特的帮助感到满意。瓦尔特·拉特瑙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仅用了十年时间，他就在曼彻斯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库建立了发电站。AEG收购了马德里一家有轨电车公司的所有权；在东非，他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他总共参与了全球84家公司的工作。AEG因其垂直整合方法和对供应链管理的高度重视而受到特别赞扬。拉特瑙在业务重组、扭转公司局面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高度的组织能力使他的公司非常富有，并制定了新化学品开发的标准，例如曼彻斯特的丙酮。他从广泛的工业规模的商业贷款中获得了大量利润，并将这些利润再投资于资本和资产。
世界大战.
足食足兵.
拉特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他在柏林日报发表文章，指责自己的国家操纵维也纳的政治。随著两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变化，该报描述了毛奇参与的战争部门正在实施的秘密阴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观点变得强硬。他在普鲁士战争部原材料司担任高级职务，并在1915年他父亲去世后成为AEG主席。拉特瑙在说服陆军部成立战争原材料部（Kriegsrohstoffabteilung, KRA）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于1914年8月至1915年3月期间负责该部门，并制定了基本政策和程序。他的高级职员是从工业界借调的。KRA重点关注受到英国封锁威胁的原材料，以及来自被占领的比利时和法国的供应。它制定价格并规范重要军工行业的分配。它开始开发替代原材料，发展供应链以实现德国境内的和平和政权更迭。由于商业、工业和政府本身的复杂性，KRA遭受了许多低效率的困扰。
战后岁月.
拉特瑙在政治上是温和自由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德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但随著战后混乱的到来，他转向了左翼。他热衷于社会平等权利，拒绝工业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主张工人更多地参与公司的管理。他的思想对战后政府产生了影响。他被推举为社会党第一任总统候选人；但当他站在德国国会大厦时，却在“一阵阵笑声和尖叫声”中被解散，这显然让这名男子感到不安。左派选举艾伯特未能弥合整个魏玛时期德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和社会分裂。拉特瑙表示，德国中部的一个小镇不适合作为首都和政府所在地。但他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共产主义激发的斯巴达克起义的几个月内，极右翼组织立即兴起，“这是一个国家的产物，在这个国家中，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不是军事封建主义的成员或皈依者就可以统治…”他告诉德国国会，立即对1917年祖国党的成立表示遗憾。1918年，他建立了ZAG，以他的德国集体经济共同体理念为生。
拉特瑙鼓励自由贸易，并相信“准备和定向效率”的功效：他的同事维查德·冯·莫伦多夫被任命为帝国经济办公室副部长；1919年7月，他们曾一度与共和党人鲁道夫·威塞尔为魏玛密切合作。但兴登堡的技术官僚理性经济计划是藉用的；而持民主态度的拉特瑙则警告人们不要追求短期主义。柏林的游行是财政部和经济部内部斗争的结果。1919年2月20日，他提议成立工人委员会。社会主义国际联盟的计划被公开嘲笑为“巴黎联盟”——第二共产国际的倒退——他们公开挑战民主思想。但与苏联的和解是受到拉特瑙的启发。它试图阻止“大德意志”的扩张。
拉特瑙被任命为重建部长，并于1921年5月与劳埃德·乔治和赔款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他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者称赞“一个强大、健康、繁荣的德国”。国家政策时代充满了高度的、无私的自信。他对战前的黑格尔情结有著同样的迷恋，因为德国企业界因对至高无上的崇敬而受到惩罚。他对同盟的颓废、自满、对扩展到神秘主义的天真浪漫主义的腐蚀保持警惕。他的想法被质疑为“客观上不可能”；魏玛缺乏清晰度和领导力，而拉特瑙则具有确定性，并且对细节很坚定。全民征税将成为贯穿他的人性哲学的功利主义的一部分。这种关于“瓦解的”凡尔赛宫的对比与实现和重建的作用不相容。尽管埃尔兹贝格被暗杀，拉特瑙仍勇敢地坚持反对瓜分波兰。当他加入约瑟夫·沃斯政府时，极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受到了威胁，这让人们担心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1922年出任外交部长。在热那亚会议之前写道，对他个人安全的担忧预示著他自己的死亡。坚持德国应履行《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义务，但努力修改其条款，激怒了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他还通过与苏联谈判1922年4月16日签署的《拉帕洛条约》激怒了这些极端分子，尽管该条约隐含承认1921年开始的德苏秘密合作，规定德国重新武装，包括德国拥有的飞机在俄罗斯境内制造。仍然默默无闻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领导人错误地声称他是“犹太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尽管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德国民族主义者，支持该国最近的战争努力。英国政治家罗伯特·布思比这样评价他：“他是只有德国犹太人才能同时成为的人物：先知、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作家、政治家、最高和最伟大的工业巨头以及先驱者。”所谓的「工业合理化」。”尽管拉特瑙渴望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他仍然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苏联人的方法：
战争赔款问题困扰拉特瑙：《凡尔赛条约》第231条规定德国需要数十年才能偿还战争赔款。消除战争罪责，将其转化为财政和经济责任对于与四大的关系至关重要。然而拉特瑙无法让德国人相信其适用性。他以“世界末日般的方式谈论社会、政治和责任问题。”他很有说服力；他敦促说，协约国将承认德国必须“有能力履行其义务”。
意象哲学.
社会观点.
拉特瑙在需要团结一致维护和平的时期写下了个人和社会对社区的责任。他的特点是勇气、远见、想像力、坚韧和创造力；但他坚持认为技术可以帮助体力劳动者。因此，工作的乐趣之一就是“从利润中获得乐趣”，以提升社会水平。
他所遭受的一项严厉批评是，他暗示犹太人永远不能把德国放在第一位。正如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雷奇克所写，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这一观念导致了1880年代反犹太政党的激增。帝国军官团中的成员既公然又潜在地反犹太主义，最终支持纳粹的反犹太政策。 
凡尔赛和会之后，他成立了“工业联盟”，这是国际主义的一个分支，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工业准备不足。他希望为通过与豪斯上校的熟人所表达的德国战争罪责开脱。
社会主义.
尽管拉特瑙从未结婚，但他确实爱上了伊丽莎白·“莉莉”·弗兰齐斯卡·多伊奇（娘家姓卡恩），她是一位社交名媛，也是他父亲商业伙伴菲利克斯·多伊奇的妻子。她是曼海姆的伯恩哈德和艾玛·卡恩（娘家姓埃伯施塔特）的女儿，也是作曲家罗伯特·卡恩和华尔街金融家奥托·赫尔曼·卡恩等人的妹妹。他在一本名为“Brevarium Mysticum”的笔记本中讲述了在翱翔的雄鹰中发现的爱情，以及在哈尔茨山脉逗留期间的深情奉献。瓦尔特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智慧，写了几本具有深刻哲学色彩的书。拉特瑙越来越接近拒绝宗教，拥抱科学的力量。他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冯·科门登·丁根（Von Kommenden Dingen）的未来主义浪漫运动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公开挑战生活。机械论拒绝接受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推动人类进步的思想的核心特征。他关注的是技术的重要性，而不是对标准化、专业化和抽象的积极认可。拉特瑙信息收集的必然结果是数据呈指数级爆炸性增长，这将丰富全球化。拉特瑙通过将人分为几类来阐述他的论点：穆特曼申和弗希特曼申概述了整个欧洲的大规模移民问题，这些问题与过去产生了共鸣。 
机械化理论认为，竞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它会在爱情中消亡。在对德国商业未来的伟大愿景之前，人们发表了一些声明。他不能直接对装甲车运动的机械化负责，因为他的社会理想主义植根于卢梭的伟大启蒙道路。纯粹的机械化必然会导致心理变异，冒著悲剧、坠入深渊的风险。拉特瑙被对圣方济各·阿西西的热爱所同化，这种为社区服务的信息限制了他的野心。作为一种经过修改或应用的神秘主义，拉特瑙的思想总是将工作表达为“一种快乐”，并且像叔本华一样，他拒绝唯物主义并认识到其陷阱，利用对技术的深入了解同时警告其危险。这种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工作方法的区别在寻求重新武装的德国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作为原材料和科学功效的负责人，他汇集了管理和控制的想法。 
遇刺身亡.
1922年6月24日，即《拉帕洛条约》（放弃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土要求）签署两个月后，拉特瑙被暗杀。这个星期六早上，拉特瑙亲自乘坐专车从位于柏林格鲁内瓦尔德的家前往位于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旅途中，他的NAG敞篷车被一辆梅赛德斯汽车超车，这辆旅行车由恩斯特·泰乔（Ernst Werner Techow）驾驶，艾尔温·科恩（Erwin Kern）和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坐在后座。科恩用MP18冲锋枪近距离开火，几乎立即杀死了拉特瑙，而菲舍尔则向车内扔了一枚手榴弹，然后迅速将逃走。参与阴谋的还有泰乔的弟弟汉斯·格德·泰乔、未来的作家恩斯特·冯·所罗门和威利·冈瑟。所有阴谋者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领事（O.C.）的成员。 
拉特瑙的暗杀只是组织领事发起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中的一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1年8月前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兹伯格被暗杀。当费舍尔和科恩准备他们的阴谋时，前总理菲利普·谢德曼于1922年6月4日遭到组织领事刺杀，险些丧命。历史学家马丁·萨布罗指出，组织领事无可争议的领袖赫尔曼·埃尔哈特是下令谋杀的人。埃尔哈特和他的部下相信，拉特瑙的死将导致政府垮台，并促使左翼对魏玛共和国采取行动，从而引发内战，而国防军将向组织领事求助。在取得预期的胜利后，埃尔哈特希望建立一个独裁政权或军事独裁政权。为了不因拉特瑙的谋杀而完全失去合法性，埃尔哈特小心翼翼地确保他和刺客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尽管费舍尔和科恩与组织领事柏林分会有联系，利用其资源，但他们主要是自行策划和实施暗杀。
后续影响.
然而恐怖分子的目标没有实现，内战也没有到来。相反，数百万德国人聚集在街头表达悲痛并示威反对反革命恐怖主义。当拉特瑙去世的消息在国会大厦传出后，会议陷入混乱。DNVP政治家卡尔·赫尔弗里希尤其成为蔑视的目标，因为他最近刚刚对拉特瑙进行了尖刻的攻击。在第二天的官方纪念仪式上，中间党总理约瑟夫·沃尔特发表了一篇很快就广为人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著议会大厅的右侧，引用了菲利普·谢德曼的著名公式：“敌人就在那里——毫无疑问：这个敌人在右边！”
犯罪本身很快就被澄清了。威利·冈瑟曾在公开场合吹嘘过他的参与。6月26日被捕后，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汉斯·格德·泰乔于第二天被捕，三天后，恩斯特·沃纳·泰乔正在探望他的叔叔。然而，菲舍尔和科恩仍然逍遥法外。经过一次让德国陷入悬念两个多星期的大胆逃亡后，他们终于在图林根州的萨莱克城堡被发现，城堡的主人本人就是组织领事的秘密成员。7月17日，他们遇到了两名警探。在对峙期间等待援军时，一名侦探向窗户开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科恩头部中弹身亡。费舍尔随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22年10月，当这起案件被提交法庭时，恩斯特·沃纳·泰乔是唯一被指控谋杀的被告。另有十二名被告因各种罪名被提审，其中包括刺探拉特瑙习惯并与组织领事保持联系的汉斯·格德·特乔和恩斯特·冯·萨洛蒙，以及组织领事西德指挥官卡尔·蒂勒森，刺杀埃尔兹贝格的海因里希·蒂勒森和他的副官哈特穆特·普拉斯的兄弟。检方撇开该阴谋的政治影响，而将重点放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在被暗杀之前，拉特瑙确实经常成为恶意反犹太主义攻击的目标，而暗杀者也是暴力反犹太主义的德国人民保护联盟的成员。根据恩斯特·沃纳·泰乔的说法，科恩认为拉特瑙必须被谋杀，因为他与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关系密切，因此他甚至他把他的妹妹嫁给了共产党人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这完全是捏造的——拉特瑙本人也承认自己是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伪造品《锡安长老议定书》中所描述的三百名“锡安长老”之一。但被告极力否认他们杀害拉特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检方也未能完全揭露组织领事参与这一阴谋。因此蒂勒森和普拉斯仅因未通报犯罪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所罗门因共谋谋杀罪被判五年监禁。恩斯特·沃纳·泰乔险些逃脱了死刑，因为他在最后一刻的认罪中成功地让法庭相信，他只是在科恩的死亡威胁下才这么做的。相反，他因谋杀同谋而被判处十五年监禁。
最初对拉特瑙遇刺的反应增强了魏玛共和国的实力。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是《共和国保卫法》的颁布，该法于1922年7月22日生效。只要魏玛共和国存在，6月24日就一直是公众纪念活动。在公众记忆中，拉特瑙之死越来越像是为民主而做出的烈士般的牺牲。
随著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情况发生了变化。纳粹有计划地取消了对拉特瑙的公众纪念活动，摧毁了拉特瑙的纪念碑，关闭了拉特瑙故居内的瓦尔特-拉特瑙博物馆，并重新命名了纪念他的街道和学校。相反，克恩和费舍尔的纪念牌于1933年7月在萨勒克城堡隆重揭幕，并于1933年10月在刺客坟墓上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1946年10月23日，德国自由民主党在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国王大道上重新树立起了一块纪念碑，纪念拉特瑙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