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转型正义

台湾转型正义是中华民国政府针对「二二八事件」和「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威权统治之下大规模侵害人权的行为，所进行的转型正义弥补工程。
背景.
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中国战区代表前往接收日本殖民地的台澎地区，并由中华民国接管进行实际统治。
二二八事件.
战后的台湾被国民政府当作国共内战的后援基地，国府将大日本帝国在台资产全部收归国有、部分甚至被挪作中国国民党党产，并将大量物资运往内陆战事前线，造成岛内严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同时，国民政府不信任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重要官署职位全都由来自内陆省份的官员担任，台人盼望的自治理想落空，并激化了省籍冲突。1947年2月28日，天马茶房前的查缉私烟案件点燃了台人发起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线，虽有各地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试图缓冲并进行官民谈判，却遭行政长官陈仪秘密去电南京请求派兵镇压，导致国军登陆台湾进行「清乡」行动。
二二八事件期间，国军部队于3月6日从基隆港登陆后，开始在全台进行一连串的无差别屠杀，各地的处委会要角被当作报复目标，纷纷被逮捕并当众宣判行刑。此外亦发生八堵车站事件、金山事件和高雄镇压等冲突，许多无辜群众或抵抗者在未经法庭审判下遭枪毙，幸存的台籍菁英如林献堂等人纷纷走避国外，导致日治时期培育的台籍人才出现严重断层。事后，主事的陈仪虽遭到撤换，但二二八事件从此成为禁忌，在解严前的期间均被禁止提及，否则即有可能面临叛乱犯的重罪指控。
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后人人自危，中华民国政府因顾忌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学生运动撼动其政权，对台湾展开严厉的镇压。1949年颁布《台湾省戒严令》，随后国府迁台。在长达38年的戒严期间，大量的无辜人民被以「通匪」、「台独」等罪名遭到起诉，并以军法审判剥夺其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主张民主改革或维护人权的人士也被当局判刑；同时，中国国民党以「国库通党库」的方式，将接收的日产强征、侵占或贱卖移转至其名下。与同时期的独裁政权类似，国民党当局也透过党国体制监视民众，制造寒蝉效应来打压异议人士，并对外否认境内存在政治犯。
1980年代随著国际上民主运动的潮流兴起，台湾也终于在历经党外运动多年抗争后，于1987年迎来解严。不过，解严初期仍有人因主张台湾独立遭到当局逮捕，因此白色恐怖并未在解严之后立刻结束，一直要到1992年《惩治叛乱条例》废除和《刑法一百条》修正后，言论自由才真正落实。
沿革.
李登辉时期.
解严后，台湾社会逐渐挣脱了过往的言论禁忌与桎梏，党外人士开始公开谈论二二八事件，并要求政府道歉赔偿。1988年李登辉接任总统，其面对民主化的改革浪潮采取积极态度，于1995年正式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及家属致歉，在二二八纪念碑落成的同时也设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理赔偿事宜，至此官方开始正式面对转型正义问题；在白色恐怖方面，则同样透过《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设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进行相关赔偿。
然而，由于李登辉政府是体制内改革，推动转型正义的过程仍遭受到党内保守派的阻挠，因此该阶段仍是以赔偿受难者作为主要工作，并未涉及其他领域的推进。
陈水扁时期.
2000年台湾实现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在野的民主进步党首度取得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才开始著手处理不当党产和人权教育的问题。扁政府将白色恐怖期间关押政治犯的两处地点「景美看守所」和「绿岛监狱」进行保留修缮，作为人权教育展示基地；财政部也设立专案小组，试图追讨过去被中国国民党挪用的国有财产，不过执政党在立法院位居少数而无法抗衡对转型正义持抗拒态度的国亲联盟，许多重要法案无法通过，因此执行成效并不佳。此外，扁政府也推动一系列的去蒋化措施，试图清除过去被神格化的独裁者个人崇拜图腾，例如将中正纪念堂转型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介寿馆正名回总统府、中正国际机场更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等等。
马英九时期.
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回执政后，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面临停滞，除了在人权教育方面延续既有的规划并成立「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外，其余各方面如党产追讨、档案公开等领域则毫无进展。而在清除威权象征部分，由于执政党先前即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因此马政府上任后甚至将台湾民主纪念馆重新更名回「中正纪念堂」，并恢复慈湖陵寝的三军仪队。
蔡英文和赖清德时期.
2016年民主进步党首度取得多数执政，在总统蔡英文的政策宣示下，中华民国政府才首度开始系统性地进行转型正义工程。在党产追讨、受难者名誉回复、真相公开等方面，由行政院下设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和「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作为主管机关，进行档案征集工作并建置人权资料库，宣告撤销受难者的有罪判决、进一步强制要求情治机关公开相关政治档案等等。
2022年促转会解散后，行政院设置「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并推动「人权会报」，作为转型正义的专责机构。赖清德政府上任后，中华民国国防部则与中华民国文化部达成跨部会共识，再度将三军仪队移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纪念大厅。
方法.
权利回复暨财产赔偿.
针对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立法院曾于1990年代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和《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设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和「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具体措施为建立受难者清单，给予其和家属财产上赔偿或重新安置等。
2022年5月，立法院再通过《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条例》，明定行政院设立「财团法人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基金会」，处理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的回复、赔偿及财产返还等事项，明定因威权统治致被害者死亡或失踪，赔偿金为1200万元。
受难者名誉回复.
自2017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成立伊始至2022年其解散前，促转会陆续公告了十波「政治受难者有罪判决撤销」并举行悼念仪式，将包括美丽岛事件、武汉大旅社案等案件政治受难者的有罪判决予以撤销、涂销前科纪录；二二八受难者也颁发名誉回复证书。为表诚意，总统蔡英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参与平反仪式，并代表政府向受难者及家属致歉。
追征不当党产.
2004年，财政部成立「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党产处理小组」，著手调查中国国民党党营事业及附随组织的不动产流向，并针对「党职并公职」、「党营特许事业」等过去党国体制下的特权作为提出调查报告；执政党在立法院提出《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政党法》等草案试图建立追征不当党产的法律依据，惟遭到在野的国亲联盟反对杯葛，致使行政机关无法源可为行政处分，只能透过司法诉讼追讨，而面临法理不充足的败诉窘境。
2016年7月，立院正式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行政院设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针对国民党在1945年至1992年期间所取得的国有财产进行追征，除可明确认定其原属之所有权人或其继承人外，应移转为国家所有，其中也包含了如救国团、妇联会、中影公司及中投公司在内的「附随组织」。党产会并建立「政党不动产查询系统」和「党国治理记忆库」，公告不当党产使用及追缴情形。
真相调查、公开.
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透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法务部调查局等军、警、特情治机构对人民布建大规模的监视网络，培养许多为党国效力的线民，使得当时台湾社会人心惶惶。在推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过去的情治机关对于公开相关档案持抗拒态度，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持有相关档案的民间机构亦不愿配合，导致如陈文成事件、黄文雄刺蒋案等知名案件，竟在民主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无法解密。
2019年7月，立法院三读通过《政治档案条例》，明定各机关应将所存政治档案整理移交档案局，强制公开相关纪录；对于民间机构，《促转条例》亦规定有移交政治档案之义务。在档案公开后，促转会建立了「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供线上阅览，涉案当事人也能申请调阅自己的档案；不少人在查看档案后，才发现自己被情治单位监控多年，线民甚至可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清除威权图腾.
戒严时期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级学校、公务机关里设置蒋介石铜像，并将各县市主要道路命名为「中正路」，形成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象征。1994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率先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开启了清除威权象征的第一步；其后来担任总统期间，又陆续将总统府、中正纪念堂、中正机场更名，并废除了驻守慈湖陵寝的三军仪队编制，成为第一波去蒋化的高潮。
由于全国各地的蒋介石铜像每逢228纪念日期间屡屡遭到泼漆、破坏甚至断头等情事，因此自2015年起部分由民主进步党执政的地方首长率先启动拆除辖区内所属学校、机关的蒋介石铜像，将其全数送往慈湖的「两蒋纪念园区」安置。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内政部亦宣布补助地方政府拆除铜像费用；截至2022年5月，除慈湖塑像未列入外，已处置者及已同意处置之进度达33.2％。
其中，最受瞩目的中正纪念堂大厅民进党前两次执政时皆未予以拆除或转型，仅将常设展改为陈列白色恐怖时期的人权劣迹；直到赖清德政府上任后，三军仪队终于再度撤出堂体，但厅内铜像与园区转型方案皆仍未有定案。
反省纪念.
转型正义实施至今，政府透过许多纪念工程提醒人们莫忘过去的惨痛教训，让社会彻底的反省并防止威权重现，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困境.
转型主体抗拒不接受.
由于中国国民党为过去独裁统治下的主体，许多党内要角及相关附属组织无法理解、难以认同转型正义的理念，在心态上将之曲解为「民进党政府的清算报复」，因此在立法、行政上多半持不愿配合的态度，譬如阻挡相关法案通过、拒绝移交政治档案等等，造成转型正义工程推进困难。
缺乏社会共识.
台湾转型正义进度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民众未能充分理解转型正义的核心概念，容易误将之理解为政治报复，或是安于现状而无法认同匡正过去不正义的举措，认为转型正义是「拿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除此之外，在内部国族认同分歧之下，对于转型正义的必要性更难以凝聚认同，导致许多工程执政当局因顾虑民意反弹而不敢有所作为，或进行得不够彻底。显而易见的事例包括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问题、全国各地蒋介石铜像的拆除问题，以及「中正路」的更名问题等等，皆拖延至今难以解决。
不当党产陷入讼累.
在不当党产追讨方面，虽然党产会很快地针对多笔党产祭出行政处分，却由于中国国民党及被认定的附随组织几乎每一案皆提起抗衡，导致追征进度陷入延滞；期间更一度引发法源是否违宪的争议，虽然司法院大法官最终宣告党产会拥有调查权及强制处分权力并未违反权力分立，然而冗长的诉讼和释宪过程仍属旷日废时。截至目前为止，判决确定应收归国有的不当党产仅有价值8.6亿新台币的458笔土地，以及中投、欣裕台公司合计156亿的股权。
真相公开未真正落实.
虽然《政治档案条例》通过后法律赋予机关移交政治档案的义务，但许多情治单位仍以国家机密为由延长保密期间、或是将关键资讯遮蔽，导致许多重要档案至今仍无法完全公开，相关案件的当事人也迟迟无法等到真相到来。
批评.
政治报复.
泛蓝阵营人士经常批评民主进步党政府借转型正义之名行政治打击之实，以公权力进行政治斗争，沦为打压在野党的工具。亦有法界人士无法认同转型正义中溯及既往的特殊规定，认为《党产条例》有违法治国原则，只是执政党为防止国民党再次执政所做的政治报复。此外，中国国民党亦曾辩称转型正义除了过往的国民党威权时期，应该也需要包含日本统治时期（1895-1945），如台湾原住民族与慰安妇等，都需要政府还给公道，国民党对于民进党单一且针对性高的转型正义，相当不谅解。
进度缓慢.
由于中正纪念堂等多处转型正义工程进度缓慢，档案公开过程中亦遭遇重重阻力，导致促转会遭批评本末倒置、无心解决问题，使台湾错失了追求转型正义的黄金时机。台湾民间与真相和解促进会即批评民主进步党，在执政的头七年无意从事转型正义工作。
没有加害者.
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独独缺少了「加害者究责」一块，自90年代实施以来，从未有过当年的加害者受到司法审判，因此经常被批评是「只有被害者、没有加害者」，亦无法进行社会和解。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
2016年蔡英文政府首度设立「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并以国家元首的身分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致歉过去四百年间各个政权对其的压迫，并宣示重新检讨歧视原住民族的法律与政策。因此，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并非传统的转型正义要处理的侵害人权问题，而是历史正义的族群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