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注

《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对于《文心雕龙》的注本，于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所印行。在1929年，作者又将更名为《文心雕龙注》，简称范《注》，于1929年由北平文化学社所印行。及后，《文心雕龙注》在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修订，1958年又由王利器作修订，成为最通行的版本。
此书在学界被高度重视，取代了《文心雕龙辑注》风行半世纪的位置，在出版之后成为了《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户田浩晓认为，「此书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有划时代的作品」。王更生认为，此书为是学人「投石问路的凭借」，问世「真如石破天惊，给我国学术界带来相当的震撼」。
学界对于当中《文心雕龙注》也有所不满意之处。在1952年，斯波六郎写作了《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文，当中以开明书店版对于范注中的典故引证、文本的校勘和语句解释有所补正。。在1967年，张立斋创作了《文心雕龙注订》一书，在书中他认为范文澜所作之注不便于近代学子，因此重新将释文有所发凡，而范文澜所作之处不足者加以补正。王更生在1979年所作之《文心雕龙范注驳正》中认为范注「瑜中有瑕」，「可资取法的地方很多」，还没有到检迹殆遍的地步。
创作动机.
他创作《文心雕龙注》的动机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其次是受了黄侃《札记》的启发。范文澜在1914年考入北大，在黄侃门下学习，1917年毕业，并在南开大学任教，其中之就包括了《文心雕龙》。按书中自序所言，他看到学生经常因为《文心雕龙》中的问题而前来请教，为了教学需要而写成讲疏。
此外，范文澜受学于黄侃的时候，虽然受其启发，但是也发现当中的义理并不全面，希望补足《文心雕龙札记》（《札记》）不足之处。黄侃在《札记》中都指出《文心雕龙训故》的记载并不全面，转载而不著名出处，而范注本也同样都指出了这个问题，可见他也受《札记》的影响。
据林甘泉回忆，作者出书是为了掩护地下党的运动。新懋印书局是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秘密印刷机构，由彭真所主持。当时书局需要公开出版一些书籍以掩护，于是便油印他的讲义。为了不被南开大学增加麻烦，只是以「华北大学编辑员」的名称出版。
流变.
此书在1925年以「文心雕龙讲疏」之名由天津市新懋印书局所梓行，及后作者对此又多次修改。在1929年他修改了讲疏的内容，并以《文心雕龙》注名称出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文心雕龙注》上册、中册，在1931年出版《文心雕龙注》下册。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再从文化学社版作修改出版。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王利器又一次订正。1960年，香港商务印书局重新校定之后又再出版。1970年，台北明伦出版社对于范注加以修订后出版。
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局版.
在1923年，他创作的《文心雕龙讲疏》（《讲疏》）已经完稿，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当时尚以《文心雕龙讲疏》一名发行。全书约500多页，约有近30万字左右，不计算《文心雕龙》原文则有20万字。书前有约一千字的自序，以及是梁启超的序。在自序中，他除了说明自己的创作背景之外，也说明了《文心雕龙》的一些要义。《讲疏》中注文分插在各篇的分段之下。
1929年：北平文化学社版.
1927年，范文澜回到了北京，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北京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为作者重新修订带来良好的条件。对比两个版本，作者新补了条目375条，修改了条目721条，删除了条目31条，当中只有223条的注解是没有修改。因此，范文澜对于《文心雕龙讲疏》可以说是回炉重造。
当时，作者和孙蜀丞、赵万里、陈准等人交流之下，得到了《文心雕龙》很多的善本和最新的校勘资料。作者在写作《讲疏》的时候，曾表示「以未见此本（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为恨」。通过陈准，作者看到孙诒让手录的顾黄合校本，并以此校雠文本。此外，孙蜀丞所校的唐写本、明抄本《太平御览》、《太平御览》三种版本也为他的校正带来了方便，而孙氏对于唐写本的研究也被录入了书内。赵万里当时在《清华学报》上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也被摘录进去。但是正文主要摘录的都是孙蜀丞的校语，赵万里的校语只是占少数。
另外，作者也试图消解初版中的讲疏体色彩。例如在《原道》之中，作奢引绿了大量刘师培《论文集记》和黄侃《札记》中的内容，而在《注》中，作者改为引用了孙蜀丞的说法、《周易音义》、《说苑·反质篇》和《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等引文。又例如是《诸子》一节，作者本来在其中说明《诸子》中的思想应该如何在现实中致用，但是在修订之中，作者删去了主观言辞，改为说明当中的出典。
针对于过于倚重《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辑注》的问题，范氏尽可能淡化当中的影响。在《辑注》方面，以《书记》篇为例，作者引用了《辑注》23条，在修订后只余下一条。而且修订当中，一些稍微变更者直接删去「黄注引」等字句，直接引录书籍原文以达到减化影响的作用。
1929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了《文心雕龙注》，两者的体例大致相同，但是字数由《讲疏》的20万字，增加至40万字。一共分为三册，上册为原文，下中册为注文。上中册于1929年出版，下册于1931年出版。和讲疏对比，范注中例言中只字没有提《讲疏》，也没有提及《札记》，只是在书中略为和陈汉章并列而提。而梁启超为范文澜所作的序都没有录入范注之中。王运熙表示，这种情况「似觉奇怪」。有学者认为，这个现象是范文澜不希望《讲疏》为人所知所致的。范文澜虽然自称自己是因为教学需要写成《讲疏》，但是范氏同门（刘赜、骆鸿凯）都和他同校，而他们所拟的教材以经史子书为主，没有包括《文心雕龙》。而骆鸿凯在1922年探望过黄侃，以致黄侃可能在《文心雕龙讲疏》发表前己经知道范文澜打算出书，但是黄侃要求学生沉潜用功而不急于出书，也要求自己不在50岁前出书。再者黄侃在对于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多有讥评，而假如《讲疏》注明自己是出于师教的话，就可能使黄侃难堪。
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作者将《文心雕龙注》重新修订之后，交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分作七册线装本。相比起文化学社版，开明书店版在凡例之后增补了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文心雕龙校勘记》的例言和校勘书目，并在正文中夹校大量采用了铃木的校语。此版本中注文又重新放回正文各篇下。开明书店又于1947年12月再版此本。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据王利器的回忆，最初范文澜并不同意再刊此作，认为是「少作」。他表示，「自己作为责任编辑，一定会尽力将工作做好」。在过程中，他订正补充了约五百条注文，范氏看到了之后，表示全部同意，并提议在著者上署上他的名字。王利器表示并不同意，认为这只是责任编辑应该做的。而即使在他自己所作的《文心雕龙校证》之中，他也没有使用自己为范文澜所订补的注文。王利器对于范注修订主要可以分为增补、订正、补充、厘正等四项。
1967年：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
在台湾，张立斋有见于历史《文心雕龙》注本的谬误甚多，希望「以正诸本之讹失，与补其所未备」，在范注的基础上作补正。他于是写作《文心雕龙注订》一书，由正中书局于1967年出版。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大多都以版本作为讲授的课本。
整篇的文字分段完全依照范注。在全书中，明指范注出错之处有至少有112处，并指他本至少8处错处。张立斋也可尽可能对于范注未注解的位置给予注解，例如在《原道》篇就补充了注解至少18条。在修订过程中，有些注解直接抄录在其《注订》，有些就位置则打乱以引用之。
评价与补正.
对《讲疏》的评价.
在《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之后，范文澜将他的书寄到了各大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都收到他的作品，鲁迅也有收到了他的著作。
在出版半个月之后，《南开月刊》出版了一篇带有广告性质的短文，作者署名寿昀。他指，「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是敢负责任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并书后以“虔诚的请你们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作结，大有广告意味。
署名章用的的《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提要》先肯定了范文澜「传习师训，广为讲疏」后，指出了范文澜虽然以「讲疏」为名，但是却「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指作者对于《文心雕龙》的划分方式有误，而且没有以章、句作单位了解释全文，并只是按着《札记》的方式创作，缺乏自己的创新。他又指，作者直接抄录一些常见文章，实无必要，如《辨骚》篇抄录了屈原《离骚》，《明诗》篇抄录了钟嵘《诗品》等等。
署名李笠的《读〈文心雕龙讲疏〉》对于他的体例作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主要需要增补的有八点：包括成书考证、刘勰年谱、刘勰遗文、旁证、引书出处、注释、校勘、补辑。而且，此书的正文和注疏之间的分别，以及是注疏本身也有整理的必要。
对于文化学社本的补正.
在开明书店版发表次年后，杨明照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一文，举出文化学社本中范注中有三十七条不当，而且有14条将黄叔琳的评语误当是纪昀的评语。当中，14条错误中有10条已经在开明本修订中被改正，其他至王利器修订的时候才被修正。
对开明本的补正.
杨明照在1938年又撰写了《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文，认为「黄注探囊揭箧， 几一一鹤声」，指范氏抄袭过多。但是杨明照本人也可能认为当中的批点有所不当，因此没有收入论文集《学不已斋杂著》中。
斯波六郎在1952年发表了《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当中以开明书店版对于范注中的典故引证、文本的校勘和语句解释有所补正。当中，「补」有359条，出典补遗有285条。「正」有84条。王利器在修订的时候也有参考斯波六郎的举正。但是，他的举正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他对于非常简单的字词也出典，如「吹毛取瑕」（《奏启》）、「文史彬彬」（《才略》）等，缺乏相应的出典价值。再者有一些指正是范文澜已经征引了的，但是斯波六郎对此再重复征引。
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范注驳正》.
台北华正书局在1979年出版了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范注驳正》。在书中，王更生按1970年台北明伦出版社的增订本，认为范文澜所作的注主要有「采辑未备」、「体例不当」、「立说乖谬」、「校勘欠精」、「注解错讹」、「出处不明」等六项问题。
「采辑未备」方面，王更生认为「知人必先论世」，指除了《梁书》、《南史》之外，尚有很多史料和《文心雕龙》本身可以作为考见他家庭大事、著书立说的体例，和同时代人物的关系，但是资料足够的情况下，却依然没有为刘勰编著年谱。他又指，范书末所引《梁书·刘勰传》中没有收录《序志》原文，认为魏征所见的《文心雕龙》和今日所见的《文心雕龙》版本有所不同，具有收录价值。在版本方面，范文澜没有在书前列出其考据所依版本，而这使读者没有办法理解《文心雕龙》各版本流变。而他又指出，范没有收录前人的序𫏆、评点、著录，而他们提供了《文心雕龙》内涵的不同角度。此外，他也批评没有收录刘勰的其他遗著，没有起到相互发明的作用。
「体例不当」方面，他指作者收录了日本学者铃本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的例言和校勘书目，但是铃本虎雄一书出版以1928年，在开明书店版的25年之后，难免让读者产生奇怪的感觉，收录日本作者的书目与当时国家的思想出现了偏差的倾向，不合著书的体例。他又指范氏有时候解释《文心雕龙》各篇篇旨，有时候又没有解释，没有明确规例，使读者没有办法理解当中的规例。校勘有时夹于正文，有时候于附注，有时候只校不注，有时候别目单行。称谓方面，有时候单纯以某某曰，某某-{云}-，而没有说明具体出处，有些就算有说明引用书目，但是没有说明卷次。
「立说乖谬」方面，他指作者的图表组识没有根据，指他自行创作，不依原文，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地步。而且《序志》已经说明《辨骚》是文原论，但是范氏分于文体论而非文原论划分结构。他又指作者虽然有对于创作论有自己的看法，并以图表说明了创作论的体系，但是他为了「剖情析采」的对称性，因此图表有所不妥。
王更生又详细指出范注中有多处误校、失校之处。他又指出范文澜没有弄明刘勰行文词例、字例以及造语之例，引致注释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某些地方出处不当，不明，或者征引不足。
李平认为王更生批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有着时代背景，他认为《文心雕龙范注驳正》是成书于1970年代，当时台海相隔，因此假如措辞、人名、引说不慎，「极有可能被掼上思想偏左，与敌同路的红帽子」，而他所指的「采辑不备、体例不当、立说乖谬」的问题只是著述特点的不同，习惯相异，观点不同，只是强人所难，而且他的赞词也未必合乎实情，例如他指范注「引文丰富」，但是范文澜对自己的《文心雕龙讲疏》或者是《文心雕龙注》从来也是自视不高。他在五十年代再版的时候也再三推辞，认为是「少作」，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认为是自己「以追踪乾嘉老辈」...「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时期的旧我之旧作」。而关于没有年表的问题，他认为刘勰的身世、本传、史料极为简缺的情况下，范文澜依然在当中推算了刘勰的大约生平大事，在身世上有研究之功，而王更生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认为：「范氏注《文心雕龙》，于《序志》篇曾根据刘氏（刘毓崧）书后，赓考产和一生行事，行文虽半出于臆测，而衡情度理，亦以意逆志之作。近人虽然大力搜讨，欲更新旧说，但限于材料，仍不越范注的范围。」，李平认为王更生两书所言「简直天坏之别，完全判为两人」。而且王更生自己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也没有在《梁书·刘勰传》中收录《序志》原文，李平认为这可见他是「具有违背学术良心的政治献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