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 (中国)

九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地理区划概念，传说为汉族先民夏后氏首领大禹所划分，故又称为禹迹。《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及《容成氏》等先秦典籍中均有“九州”区划的记载，但相互之间存有差异。九州概念的产生时间虽有争议，但产生于先秦时期己成为学界的共识。
至汉武帝时，依据《禹贡》九州和《职方》九州，将京畿地区之外的疆域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但魏晋以后随着行政州份增多以致行政区划与九州完全脱钩，《禹贡》九州成为中国古代的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地理座标之一。
“九州”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范围，又称为赤县神州或十二州，“赤县神州”一词最早出自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十二州”源自舜将九州改为十二州的传说。九州的范围东至东海，含辽东地区在内，北以戈壁大漠及燕山山脉作为汉民族地区与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分界线。西以河西走廊、巴蜀与藏地相接，向南囊括岭南地区。古代九州的地理范围与古代汉族传统聚居地区重叠，称为“华夏九州”或“汉地九州”。
“九州”起源.
儒家系统的“九州”.
“九州”说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地理观念之一，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具有很多的影响，尤其是《尚书·禹贡》中所述的“九州”框架与内容成为后世理解华夏世界的地理基础，故后世提到“九州”时，通常指的是《禹贡》九州。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均具有崇高的地位，《禹贡》曾被奉为“万世不易之书”、“古今地理志之祖”。历代学者对其研究多以训诂和考证为主，局限在解经与释地两个方面。
除《禹贡》外，《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先秦典籍也都有九州区划的论述，各州名称、范围虽大致相同，但各有差异。《禹贡》成书时间存在著多种不同的意见，目前多认为最终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也有其他成书时间的观点，如西周说、春秋说等。
另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得知：颛顼髙阳氏（西元前2514-2437年）创制九州（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而大禹治水8年（西元前2286-2278），始冀州，次兖、青、徐、扬、荆、豫、梁与雍，由海拔低处往高处疏通。毕竟，先秦文献《尚书·禹贡》是指「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讲得是「辨别九州之土」，并非「制九州」，大禹仅是循前制而为。
先秦其他“九州”说.
除了儒家系统中的九州区划之外，还有其他的九州划分方式，如楚简《容成氏》和《淮南子·墬形训》。
楚简《容成氏》记载：“禹亲执耒耜，以陂明都之泽， 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也。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氵易，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雍州始可处也。”易德生指出夹州即冀州、徐州即兖州、竞州即青州、莒州即徐州、蓏州即幽州。
西汉初年成书的《淮南子·墬形训》中有“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的记载，虽然《淮南子》为西汉所著，但吴修安等认为其九州说可能反映出先秦时期东方的一种观点。杨树达指出《淮南子·墬形训》所说的“东南神州”即赤县神州，推断《淮南子》九州源自邹衍的「大九州」说，后来学者多持其说；但也有看法认为《淮南子》九州比《禹贡》九州还要古老，主要是以海岱为地域范围。
“十二州”说.
《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三本儒家典籍中的九州由于相互之间稍有不同，出现的州名合计共有十二个。《尚书·舜典》中载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但并未指出十二州的具体名称。《晋书》亦说虞舜时“冀北创并部之名，燕齐起幽营之号”。
东汉经学家马融和郑玄两人均认同十二州中除《禹贡》九州之外，多出的营州、幽州、并州三州是舜在九州的基础上析置，在地理范围上，十二州与九州一致；并州和幽州均出自冀州，而对于营州，马融认为同样出自冀州，而郑玄认为出自青州。
也有认为十二州的划分是受洪水因素影响的，如谷永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奏对时提到“尧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三国时期经学家孟康注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为十二州”。
与汉代政治区划的关系.
一般认为九州是先秦时期的地理区划概念，汉代以前并没有作为行政区划施行过，但它对后世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主体的“州”既是肇始于此。最早将九州概念运用到实际区划之中的是西汉的刺史部，其被认为是州制的最初形态。
西汉区划.
汉武帝时期划分的监察区“刺史部”是在先秦九州说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汉书·地理志》中更明确说明其主要依据了《禹贡》九州和《周礼》九州的：“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将京畿地区之外的九州地域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
刺史部的名称虽然与九州之说存在关联，但其实际区划与《禹贡》和《职方》的九州州域存在若干不同。主要原因有：一、两种九州说原本就在州名和范围上存在不同；二、郡县制实施已久，刺史的监察对象是郡国守相，其辖区也必要需要以郡国为单位，而各郡国的辖区多因袭战国旧制而来，与九州州域并不关联；三、京畿地区设司隶校尉部由中央直辖，并不在十三刺史部范围内，司隶所辖七郡原分属“九州”中的冀、雍、豫三州，必然影响黄河下游各刺史部的划分。
《禹贡》和《职方》在描述九州时，提到很多山川、河流、湖泊等地理特征，而这些地理特征中，据统计有73个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对其位于哪个郡县有记载，因此也就可知其所在刺史部。冀州刺史部的“九州”地理特征多为《禹贡》冀州所有；《禹贡》九州并无并州，并州刺史部有载的“九州”地理特征主要在《职方》的并州，其次是冀州；兖州刺史部的为《禹贡》徐州与《职方》兖州，其区划已超过《禹贡》兖州，而以《职方》兖州为依据；徐州刺史部的情况复杂，但来自《职方》青州较多；荆州刺史部的为《禹贡》与《职方》的荆州；扬州刺史部的为《职方》扬州为主；凉州刺史部的以《禹贡》雍州为主，其次是《禹贡》梁州与《职方》雍州；益州刺史部的多属于《禹贡》梁州。
王莽改制的区划.
西汉末年，刺史的职权不断扩张，开始介入地方行政，从而多次出现将刺史改为州牧的现象。但刺史向州牧的转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曾多次出现反复。无论是刺史变州牧，还是州牧变刺史，均不涉及辖区变化，也就是说监察区“刺史部”和行政区“州”是直接转换的，反映了两者在当时看来已经没有根本性差别。
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主持进行了一次州制改革，提到当时十二个州的州名和辖区有很多不符合经典的地方，但考虑到汉朝的疆域远大于“二帝三王”时期的，因此九州的划分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应按照《尧典》的记载，使用十二州。此处的“十二州”之所以比十三刺史部少了一个，是因为朔方刺史部在元始元年到二年间已被省并入并州。此次改革虽未被明确记载，但一般认为扬雄的《十二州箴》反映王莽改革后的十二州，其于十三刺史部的差异主要在于京畿七郡分别被划入雍、豫、冀三州，而并州辖下太原、上党二郡被划入冀州。
王莽纂汉建立新朝之后，在很多领域均进行托古改制，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时曾下诏将全国按照《禹贡》划分为九州，但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具体改革措施不详。
东汉区划.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将全国区划恢复为王莽掌权前的十三州制，而后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将裁撤朔方牧，并入并州，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更将州牧改为刺史，各州重新成为刺史部。虽朔方刺史部被撤，但由于东汉的司隶校尉部已与地方刺史部差异不大，且常与各刺史部并列，因此全国仍为十三刺史部。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东汉政府在曹操的主导下再次以《禹贡》九州为基础调整全国各个郡国所属州域，将当时的十四州归并为九州，但益州并未恢复梁州旧名。此次改制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扩大冀州刺史部的辖区，来增强身兼冀州牧的曹操的实力，由于当时的南方并不在曹操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对交州的拆分不过是文字上的操作。
州与星野.
“星野”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整合天文学、地理学和占卜学理论创造的，通过将天文的二十八星宿和地理的九州诸国相联系，以日月星辰的变动来辨别各地吉凶的一种占卜方式。《史记》的《天官书》《封禅书》和《汉书》的《地理志》《天文志》《五行志》中均有记载，对其发扬起了重要作用。星野之说从汉代兴盛开始，直到清代末年才开始没落。下表罗列了《汉书·地理志》《汉书·天文志》和唐代《史记正义》所引《星经》的各分野与州名、国名对应关系：
《汉书》和《星经》均将益州分野对应“魏地”，但巴蜀地区所属的益州（梁州）天文分野也可以被视为益州分野，而《华阳国志·巴志》则将巴蜀地区并入雍州的分野“舆鬼、东井”。
与行政州制脱钩.
到魏晋时期，「九州」逐渐与行政区划的州制脱钩，对实际政区的影响力迅速降低。脱离经典设置州份，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兴平元年新置的“雍州”，该州州名虽旧，但设置的原因与行政区划却与「九州」无关，而是受制于当时陇西地区的政治现实。据史料记载，最后一次依据“九州”说调整区划发生在公元319年，当时正值东晋与五胡十六国时期，汉赵权臣石勒与刘姓匈奴皇族决裂，称王建国，并领冀州牧，打算效法曹操以《禹贡》冀州作为冀州牧的辖区，后由于其势力迅速扩张，此事不了了之。
州份数量的不断增加是州制最终背离经典的主要因素。汉末以来，州牧的权利过大且各州幅员辽阔不仅易形成割据局面，对行政管理也造成极大挑战，因此从汉末开始，不断有新设州府，其设立和下辖区划均为按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或者行政管理需要而确定，不再依循经典。特别是永嘉之乱后，中国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政治考量成为设立州份的主要考虑因素。至公元440年，南北共有州份38个，为西晋两倍，到公元580年，南北所设州份已达275个。
随着州份的数量不断增多，已渐不能与九州中的「州」相提并论。州的数量愈多，幅员也就愈小，不再适合用州份来认识或描述天下与大地域，而《禹贡》九州作为上古最初地理区划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于是逐渐成为替代的地域概念。如北朝士人们开始以《禹贡》荆、扬二州来指代江左政权及其治下的南方地域，如「平荆扬之乱」、「南有荆扬未宾」等。在《魏书·僭晋司马叡传》中，更清楚将行政州份与禹贡州域区分开来：“叡割有扬、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数州及诸郡县。”《隋书》也曾以「荆扬」来描述陈朝及其治下的地域。此外，《禹贡》九州也常作为描述各政权疆域大小的地理参照，如《晋书》评论苻坚时称其“居九州之七”。
九州的地理范围与历代行政区划.
晋代.
《晋书·地理志》是以当代政区为纲目，在最高政治区划“州”的介绍中述其所属「九州」之州域，《晋书》是最早采用此一体例的地理文献。其所载的十九州区划符合西晋武帝设立秦、宁、平三州之后，晋惠帝设置江州之前的西晋行政区划。除西域长史府外，西晋各州均被列入《禹贡》九州域内。
隋代.
《隋书·地理志》以《禹贡》九州为纲，将天下州郡分归其下，《隋书》是最早采用此一体例的地理文献。隋朝各郡所属的九州州域如下表：
明代.
明太祖将以下地区视为「中国之旧疆」、「中国封疆」、「统一」的组成部分：闽粤(明代福建广东广西)、江东、湖湘襄阳(明代湖广)、赣城(明代江西)、长淮(南直棣北部)、齐鲁、河洛(明代河南)、幽赵晋冀(明代北直棣山西)、秦陇(明代陕西)、辽海(明代辽东都司)、巴蜀(明代四川)，中国旧疆的范围与九州地域重叠。同时云南也是九州的一部分。
根据成书于1461年的《大明一统志》，明朝国内属于九州内部各州域的省府如下：
清代.
台湾于1683年至1895年间属于清朝版图。1685年，台湾府知府蒋毓英等人纂修《台湾府志》，其认为“八闽界在瓯粤之间，原非古扬州境，而地尽东南，遂附隶扬州”，而“台湾，远隔大海，不入职方，分野之辨，未有定指”，但“按考台湾地势，极于南而迤于东，计其道里，当在女虚之交，为南纪之极，亦当附于扬州之境，以彰一统之盛焉。”1694年，高拱干补纂《台湾府志》，认为“台自破荒以来，不载版图、不登太史”，但“台系于闽，星野宜从闽。即以闽稽之，福建《禹贡》扬州之域”，故将台湾随福建列入扬州州域。其后修撰《台湾府志》时均沿用了相似的观点，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台湾府知府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开篇第一句既是“台湾，禹贡扬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星纪之次”。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曾设清史馆纂修清史，1928年《清史稿》出版。其《地理志》在各省的介绍中列出其所属《禹贡》九州的州域，而各省下辖的府、厅、州、县则不再提及所属九州州域。《清史稿·地理志》中提及州域的省份如下表：
1912年以后.
1984年，中国历史学家谭其骧指出《禹贡》九州是地理区划而非行政区划已为学界共识，故认为新修的方志中不须提及当地所属九州州域。
代称.
历史上，禹曾长期被视为古代中国疆域基本范围的缔造者，而“九州”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领土，因此“九州”在后世常被用作“中国”的代名词，此外也被用于代指“天下”、“全国”、“华夏”、“汉地”、“大地”等概念。
大九州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有战国齐国人阴阳家邹衍的大九州的说法：“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禹贡》九州只是小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称为“赤县神州”；而九个赤县神州这样的州构成了裨海（小海）环绕的中九州； 而这样的中九州也有九个，共同组成了大九州，其外为大瀛海所环绕，中国只居天下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