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事顾问团

苏联军事顾问团（военного атташе в Китае）曾在中国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抗日战争前半段，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顾问、物资援助。
北伐战争时第一次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团.
北伐战争时期，苏联曾派遣军事顾问参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知名顾问包括：
1924年1月，苏联为黄埔军校派来以弗拉基米尔·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军事顾问小组成员有：切列潘诺夫、雅·格尔曼（又译作捷尔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鲍罗廷把苏联军事顾问小组成员介绍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承袭西方学制的传统军官学校（如保定军官学校），培养一名初阶军官一般需要三年。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则根据苏联红军建军经验，规划半年完成初阶军官军事训练的速成学制，还根据修业期限详细安排各项军事课目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具体进度，并针对各科的具体内容及特点，拟定实施办法练。根据苏联红军的新鲜经验和中国军队的特点，重新修订典（步兵操典）、范（射击教范）、令（各种条令条例）及4大教程（战术、筑城、兵器、地形）。
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发电报派遣教官。1924年5月，苏军军长帕威尔·安德耶维奇·巴甫洛夫（化名高和罗夫）到达广州，受聘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7月8日总军事顾问高和罗夫给苏联政府发电报，要求立即援助孙中山政府急需的武器装备。同时，高和罗夫还建议孙中山成立国防委员会，将广州地区分散的地方军阀部队改编为革命军队，以便集中指挥。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接纳高和罗夫的建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并聘请高和罗夫为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 1924年7月18日，高和罗夫偕同其他苏联军事顾问及航空局飞机师数人乘坐广九列车赴增城考察前线情况。当晚，在石龙河面电船上勘察时，高和罗夫失足落水溺亡。8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与宋庆龄由大本营乘江固舰又亲往参加，称他为“俄国为中国自由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并手书“急邻之难”条幅以志哀悼。
1924年10月8日，苏联军舰沃罗夫斯基号通信指挥舰抵达黄埔码头，运来急需的8000支莫辛纳甘步枪、400万发子弹，以及以继任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为首的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罗加觉夫、、吉列夫（炮兵顾问）、波洛（机枪顾问）、格米拉、泽涅克、齐利别尔特、马采伊利克等。 这些装备与专家立即投入镇压广州商团事变。
1925年5月，苏联政府再向黄埔军校派来200人的教官团。知名苏联顾问或教官有：
1925年从苏联运到广州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以及足够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武装军校教导团，军火价值达56.4万卢布。
1926年3月13日，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原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化名伊万诺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广州，对苏联顾问在华的军事、政治工作进行考察，正遇上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长、代校长方鼎英在《我在军校的经历》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团亦以与中山舰事件有嫌，同样兴问罪之师，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感到蒋之派兵监视顾问团住宅是极其严重之举，因而让蒋明白提出意见，蒋便将其不满的顾问列一名单，请其撤走，一次便有300余人被撤回国”。1926年苏联分4批将各种军械运到广州，第1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2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3批有机关枪40架，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4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架，大炮12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后，在华苏联顾问团全部撤走。
一般认为，黄埔军校开学时，初有苏联军事教官4人，后增至30人。1925年春军校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名苏联军官参加。1925年，除了由24位高级军事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派驻广州协助国民党政府之外，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文武官员总人数已经约多达1000人。1926年1月，广州地区约有140余名苏联军官。在东征、北伐期间，苏联顾问上自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下至各科的顾问及教官，都和学员一样随队出征、英勇战斗，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边学边用。攻打淡水时，顾问斯捷潘诺夫、别夏斯特诺夫、德拉特文和帕洛，带着机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占领高地。东征战役中，加伦将军亲率10余名苏联顾问，随同左路军出发作战。战斗中，苏联顾问“均背冲锋枪徒步行进，参与第一线行动”。在攻打淡水城的战斗中，因云梯不足而久攻不下。军校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亲自到城墙下给战士示范搭人梯的办法，使部队胜利地攻占淡水城。苏联政府先后6次运来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苏联还决定援助中国飞机10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时第二次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团.
经过.
1937年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黼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缔约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于彼此作任何侵略”。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附件，1937年11月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到达汉口。截止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先后来华的苏联航空志愿人员达2000名，其中约200名航空志愿人员在中国战场牺牲。
1938年3月1日，中苏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7月1日又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贷款15000万美元。至1940年，除预定贷款内的军事装备外，加超额订购的军用物资总计约450,00万美元“截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卖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其中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援华运输线路在1938年10月广州未失弃前一部分由苏联船舶运到广州黄埔港上岸，其余均由“西北国际大通道”，由苏联土西铁路的阿亚古兹转公路运输，在塔城入境，再经迪化、哈密、兰州、宝鸡至四川广元。由迪化至兰州的兰新公路须行车9天，沿途人烟稀少、供水困难，行程艰苦，最高峰用大卡车3000辆，每晚到食宿站，必先检修车辆，加水、加油，然后才准司机洗澡、进餐。晨5时30分起床，6时整发车起程。兰州以东经六盘山至西安为早年所修西兰公路。
1937年11月末，德拉特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华,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蒋介石请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设想，建立以苏联人为主的新的军事顾问体系。最早一批27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其后的一个月内抵达中国。仅在武汉抗战期间，就有超过300名苏联军事顾问、200名技术专家被派往中国。圉于苏日当时未处于军事冲突，这些苏联顾问均隐姓埋名不公开露面。
退据陪都时，苏联军事总顾问室设在重庆上清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负责友邦援华军事顾问（其中以苏联顾问为最多）的接待工作。在重庆期间，苏联总顾问福尔根与蒋介石、徐永昌、周恩来、张治中、贺耀组、冯玉祥等多次会见；其他所有军事顾问不会见任何军队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总顾问或代总顾问参加每星期二、五上午的最高军事汇报。该汇报由蒋介石或何应钦主持，参加人有何应钦（军政部长）、苏联总顾问或代总顾问、徐永昌（军令部长）、白崇禧（军训部长）、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何成濬（军法执行总监）、陈绍宽（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等，战情报人刘斐（军令部次长），记录人郑介民（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总顾问室的联络参谋每周二至三次与军令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蔡文治会见，了解敌我动态。作战、军队调动、军队编制、训练、武器分配、仓库储存量、兵役情况、兵工生产等详情均不对苏联顾问团保密。
1939年9月末10月初召开第一次南岳会议，参加人有蒋介石、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贺耀组、薛岳、陈诚、张发奎、余汉谋、顾祝同及师长以上人员。苏联总顾问福尔根、副总顾问波格柳包夫，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工兵首席顾问塔那索夫与会。福尔根提出以五、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助攻的冬季攻势作战得到采纳。实际上从绥远的傅作义部到广东广西的驻军全线都参与了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苏联代总顾问跋涉数千里赴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皖南青阳县长江最前线，视察了解部队、掌握地形、敌情，帮助第三战区制定攻击计划。
1940年底，崔可夫来华接任总顾问。苏联政府为防止日本击败重庆国民政府，又向蒋介石提供了12个甲种步兵师装备，以及战斗机150架，快速轰炸机100架，各种炮300门，汽车500辆。蒋介石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宴请崔可夫及全体苏军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上校以上全体出席。1941年秋，据大量情报，日军准备进攻晋南中条山区并有渡黄河、攻潼关、攻西安的态势。总顾问崔可夫建议第一战区和第八战区会同八路军集结兵力，做进攻部署，以阻止日军渡河。
1941年秋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召开第三次南岳会议。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炮兵顾问、工兵顾问、九战区顾问聂斯杰尔诺夫等出席。古巴列维赤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印发给与会全体军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英对日作战的盟友。总顾问崔可夫认为中国政府、军队、民众的抗战到底士气已经不需要担心，而且继续深度介入中国对日作战可能会增加苏日军事摩擦风险，使得对德战争十分不利的苏联被迫分心卷入两线作战。为此，崔可夫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汇报援华军事顾问使命应该结束。
1943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胜利，苏军转入全面反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通知蒋介石：苏联对华抗日军援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苏联国内自身战争的需要，极须调回在华的军事人员，须办理全国苏军撤退事宜。此时崔可夫中将早已返国，古巴列维赤代理总顾问，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里巴尔柯亦已返国。
1943年8月，在中国的苏军顾问撤退，各战区顾问相继到达驻兰州的军委会外办，分批予以薪金核算后乘军用飞机至迪化，再由苏方飞机运送返国。最后一批回国的是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与参谋长斯米尔诺夫。
苏联军事援华人员伤亡：空军方面飞行员死伤约200人。陆军人员只有第四战区首席顾问加当诺夫病死、驻重庆通讯兵首席顾问因烧炭取暖，夜睡窒息死亡。
军事总顾问.
且尔班诺夫为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参加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的天炉战法就是出自他的“进攻理论”。
崔可夫上任时，带来新的援助：15名军事顾问，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关的装备和备件。
各战区首席顾问.
担任过顾问的有：И.П．阿尔费罗夫、A.A．阿利亚布舍夫、、A.K．别列斯托夫、H.A.鲍勃罗夫、A.H.、A.B.瓦西里耶夫、C.П.康斯坦丁诺夫、P.И.帕宁、雷巴尔科等。 
顾问事务处.
1937年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华由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苏联处，处长周明）对口接待。武汉会战之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对口，张冲任处长，略通俄文。副处长先梁子骏，后屈武。内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三次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苏联派大量的军事顾问团和专家团援华。
1949年刘亚楼访苏，中苏达成协议由苏联将帮助解放军空军建立6所航校并出售434架战机。1949年11月，从校长顾问、教官、地勤保障人员等各类专家近900名陆续到达。
1949年10月苏军克罗挈克夫将军为领队的84人专家团抵达帮助建立大连海校。到1949年底，共来了600多名苏联海军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