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方针

七二一方针，又称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是中华民国政府宣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对其所辖部队的作战指示。2015年9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便提及此主张，借此批评中共在纪念抗战时抹杀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的贡献，并重申国民政府是对日抗战领导中国的“唯一政府”，国军主导抗战是历史事实。但也有学者反对此说法，认为该说法来源系国民党捏造，“发展”、“应对”、“抗日”无法明确区分 实为同一件事，国民政府不给共产党「抗日自由」，不允许他们在地方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舆论中，认为该说法有诋毁游击战的作用，亦存在相信中共消极抗战的舆论观点，他们将中共在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游击战通俗的概括为“游而不击”。
来源.
七二一方针，最早可见于抗战时国民政府的宣传：“毛泽东向其部队训话，指出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之绝好良机，其策略：七分发展实力，二分应付政府，一分抗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中正曾在日记中写到“[...]中国共产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止之」”。
《共产党在中国》.
1943年7月，署名编著者为青白出版社，交华严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在中国》一书中，提到了七二一方针。
本书中，有提到了七二一方针三阶段的详细步骤，其目标最终为『喧宾夺主』，后『代替国民党的领导权』、以对日军『进行夹攻』。而七二一方针之计划，朱毛还特别要求干部们『保守绝对秘密』，李君想来『到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们』
而在徐恩曾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当年曾破获新华社地下谍报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训练特工人员时，还意外抄获了毛泽东所撰的教材文件，内容没提及七二一方针，或者类似的字句，但和李君所说大致相符。徐文中述及，当他把文件交给高层后，蒋戒心大起。故从此文可推知，蒋之后急电中共说明，朱德与毛泽东再电复蒋介石绝无此事，又可从电文中看出当时七二一方针的类似传闻是存在的。不过，徐的回忆录当中也没提及七二一方针，或者类似的字句，仅有提到毛泽东借由假装被收编，实际则趁抗战时扩大实力的三阶段夺权计划。
另外，在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也提到了李法卿之说，在该书中称摘自总统府机要档案，故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也提及此事，应属于同一来源。陈布雷等亦称中国共产党密令干部，利用抗战机会，图谋发展，强调七分扩张势力，二分对付中国国民党，一分抗日。
但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中共统战的范力沛教授在其著作《Enemies and Friends》中认为该说法来源不可信。
魏德迈报告.
1947年9月19日，魏德迈率团访华考察归美后，在华盛顿向国务卿马歇尔呈交了《魏德迈报告》，内称：
《魏德迈报告》注明来源是1947年出版的"Last Chance in China"，该书注明来源是1941年对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问题档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4年在重庆出版。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蒋介石在1965年10月10日的《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也提到了此方针。
按照蒋介石对全台湾军民的说法，在日本全面进攻后不久，中共即以『公然扬言』(可能是广播或者报纸)的方式发表了七二一方针的类似宣言；而《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亦持此说。
《中共史论》郭华伦著.
在郭华伦所著的长篇中共史研究作品《中共史论》第四册中，提到了苏联汉学家克林诺夫曾于1970年5月间写了一篇评论，当中也记及此事：
而在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 -1980）》也提到，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
《中共党的策略路线》手册.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党的策略路线》的手册在汉口流传，据说是张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的纪录。其中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与中共官方说法非常不同：统一战线的动机是中共的弱小与濒临失败；以三民主义作掩护，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把日本当作头号敌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终目标是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周恩来指出不存在该讲话，但也承认张浩的演讲系列中有类似内容。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中共统战的范力沛教授认为，此书反应了中共内部认为统一战线是短期战术，直接目标还是孤立与摧毁国民党。
杨奎松著作中，引用了张闻天、毛泽东与张浩的说法。1937年5月，张闻天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表示，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明天反对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中共妥协让步，并不改变革命的目标和政权的性质，而且决不放弃将来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的目标。张浩说：中共现在让步，就是要给革命以休养的时间，中共「要争取全民性的同情和拥护」，要渗透到从国民党到青、红帮到保甲及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中去，争取民众。因此现在只能以抗日为主，土地革命次之；但抗日是在明处，土地革命仍可在暗处进行。一旦「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那时中共就可以将土地革命和阶级革命又放在明处，放到前面来，并再行阶级革命的手段了。杨奎松认为，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对国民党既要“联合”又要“孤立”的双重方针。
国民党内部报告.
根据现今解密之国府情报档案报告，国民党认为中共确有按七二一方针行动：
但并未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说过此言论。而共产党认为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独立自主的原则，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与七二一方针等同。
相关旁证.
毛泽东言论.
张国焘回忆录.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于1937年8月20日洛川会议内容有如下记载：
庐山会议谈话.
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曾经发动百团大战，李锐有如下谈话记录：
主席：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主席：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总：黄绍雄很早意识到了。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主席：三个师只三万两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总：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8月1日，毛泽东在继续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全集》第51卷记载了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谈到抗战时希望日军进攻重庆：
《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
1941年5月18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之电报)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1944年5月6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称：“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以及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
雷震远回忆录.
雷震远神父在回忆录《内在的敌人》中称，共军将领吕正操曾威胁逮捕自己，理由是救护受伤的老百姓属于“叛国罪”。吕正操直言：“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励人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雷震远抗议道：“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接着，雷震远与吕正操展开如下对话：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拼命作战而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