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914年始用笔名独秀，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1915年，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开创人和领袖之一。1920年起，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及初期领袖，但于1927年因中国国民党清党，中共遭到重大打击，被共产国际认为负领导责任而被迫辞职，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批评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早期领袖之一，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193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判处“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提前出狱，后脱离托派组织，并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缺陷，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极权主义，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
陈独秀一生经历复杂，对他的评价也复杂，而且随时间变化。关于新文化运动，他自称“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关于政治，1945年中国共产党虽说评价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1927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不应为中共所谓“机会主义”的问题负责。1932年国民党政府判处他犯了“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1940年代，胡适称他为“终身的反对派”，“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名字.
陈独秀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科举名干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己，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名只眼，号实庵，其他别名、笔名有40几个。
生平.
少年生活.
清光绪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当年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家谱名庆同。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干}-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后，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没考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东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办报、拒俄、反清、倒袁.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组织抗议清廷与沙俄准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发表拒俄演说抨击时政。王国桢、潘缙华、潘旋华、葛光廷等人也在会演说，抗议沙俄侵占东北。时有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等300余人出席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创办《爱国新报》。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两校学生被迫令退学，清廷并下令通缉。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将安徽旅湘公学迁到芜湖，改名安徽公学。8月，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办学工作。夏，走访各县串连革命党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年4月，创办徽州初级示范学堂。
1907年春，因两江总督端方发出通缉令，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9年9、10月间，陈独秀从早稻田大学肄业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凯“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副题法文"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一般统称为《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青年杂志》创刊号并无发刊词，但在“通信”栏目中，回答读者来信中讲：“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常常被当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宣扬六种青年该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后来进一步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经由汤尔和介绍，即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这里如鱼得水。《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进一步扩大到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杂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陈独秀一直对政治非常关注，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政治性更强的《每周评论》杂志。
新文化运动包括很多方面，陈独秀特别积极参与的包括：提倡白话、反对孔教、提倡新型家庭伦理、介绍西方社会和政治理念、评论时事等。
新文化运动得到很多支持，也带来很多批评，北大内部的保守派成立“国故”社，外面的批评者包括林纾、学衡派、研究系等，政府也施加压力。
卸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开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以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这是蔡元培已经设想构思了半年以上的一个改革。一个目的是“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促进学科交流。另一个目的是将学长任命制改为教务长选举制，由各系的“教授会”主任选举产生，推动“合议制”民主治校，这更是蔡元培进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标。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将卸任学长，仅担任教授一职，除非被推选为教务长。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正常发展，得到两位学长及教授会的共同支持，但后来却卷入很多无关的争议与流言之中。
陈独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评和争议。他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提倡白话，一直受到很多批评，有压力排挤他和胡适等人，包括来自政府的压力。对于陈独秀个人，还有一个谣言是关于他嫖娼的事。嫖娼在当时社会屡见不鲜，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大有“探艳团”之恶名，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提倡戒赌戒嫖等。
尽管有这些压力，蔡元培一直顶住这些压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书，批评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话，《公言报》也发社论支持，点名批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蔡元培于21日回信，为思想自由辩护。虽然批评文章没有提到私德问题，蔡元培也用了几句话对此进行解释，他说：“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茍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除了批评以外，还流传出陈独秀等人被驱逐的谣言，蔡元培等人坚决辟谣。林纾的学生张厚载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报》散布消息，称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进受政府干涉，被驱逐出校，陈独秀已经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相继公开登报辟谣。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报》上澄清：“陈独秀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场），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3月11日张厚载登报道歉，3月31日，张厚载被开除出北大。
但在做了这么多澄清与抵制以后，蔡元培又确实部分地向压力低头了。3月26日，蔡元培与沈尹默、汤尔和等人开会。此时有流言说陈独秀嫖妓闹出风波，因为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沈、汤二人是当年推荐陈独秀之人，但此时都“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蔡元培同意提前实施改制。4月8日，北大召开“教授会”主任会议，决议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马寅初被选为教务长，文理学长陈独秀、夏元瑮继续聘为教授。多年以后，胡适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批评他和蔡元培轻信“小报所记，道路所传，无稽之谈”，“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此后，夏元瑮得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在五四期间于6月12日散发传单被捕，被捕后辞去教授职位，出狱后不久离开北京去上海。这些是后来的发展了。
五四运动与被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时被捕。他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帮助，9月16日保释出狱。
创立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但陈独秀没有写文章。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陈独秀出狱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先后写了《》、《》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专号，探讨劳工问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带领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助手来华。先找到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认识陈独秀。陈独秀全面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列宁版本的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迅速接受了马列主义，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共产主义组织。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陈独秀发动、联络各地的建党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泽东来访，此后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党。陈独秀充分发挥他办刊物的特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的办刊宗旨上发生分歧，陈独秀掌管了编辑权，9月在《新青年》发表《》，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列主义，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此后《新青年》成为广为流传的共产党理论宣传刊物。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1921年春，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建立了广州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后来，广东的教育工作困难太多，党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职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银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中国国民党，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愿意两党合作，但反对加入国民党。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马林召集西湖会议，施压之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同意加入国民党。但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从孙中山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中央部分党员先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国民党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中共与蒋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没有退出国民党，指望与国民党内左派及汪精卫武汉政府合作。其实陈独秀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他几年来多次提议退出，但都被共产国际否决，一直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陈独秀于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非常突出，大会基本被共产国际掌控。7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陈独秀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提出辞职。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仍然坚持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分共，共产党被动地与国民党最终分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当时没有辩解，两年以后在《》中称机会主义问题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证了陈独秀的说法。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开除出党、转向托派.
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中国。1929年9月，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自从两年前辞职以后陈独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他打破了沉默，这激化了他与中共的矛盾，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
7月28日，他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应，称他的提议是“跟著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陈独秀进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对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此后双方互不让步，矛盾继续扩大。10月，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只有认错，“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陈独秀被开除以后发表《》和《》，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月刊创刊，陈独秀主编。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总书记。
受审与入狱.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晚年.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联共产党清洗托派的情势下，陈独秀于1938年中期被中国共产党抹黑攻击，指控其为「汉奸」
，由王明、康生为首，采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类近者打击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汉、重庆。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终于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现在位于重庆）逝世，享年63岁。
思想.
陈独秀从早年办《安徽俗话报》和“岳王会”开始，就与文化和革命结缘。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变化很大，也与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从欧美的民主观，发展到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到后期又部分地回归。胡适称他为“终身的反对派”，“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白话运动/文学革命.
陈独秀很早就开始推广白话，他于1904年创办白话文的《安徽俗话报》，“俗话”就是现在所讲的“白话”。办报的旨意之一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新青年》杂志将“推广白话”扩展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运动。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认识，胡适写信谈了他对文学改良的想法，陈独秀非常认同，发表在《新青年》的，并邀请胡适进一步阐释。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引起热烈反响，夏志清认为：“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积极响应，在下一期发表了《》。胡适称为“改良”，陈独秀称为“革命”，二人的分别在此可见一斑。陈独秀是先谈革命，再谈文学：“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此后陈独秀一直是白话运动的坚定倡导者，他向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白话运动的支持者积极约稿，鲁迅前后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五部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坛巨匠的地位。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基本上完全是白话文。胡适评价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胡适还说，“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胡适）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陈独秀也积极参与国语推广、汉字拉丁化等运动。1928年著有《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1937年他在监狱里还积极从事文字和拼音问题的研究，去世多年以后，2001年中华书局有出版《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陈独秀先生遗稿》。
反孔非儒.
陈独秀从小受传统教育但内心十分叛逆。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17岁便考取秀才，但心里却“鄙薄科举”，1897年18岁去参加乡试没有中举人，却接触到了康梁新学，“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辨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陈独秀的个人生活也很叛逆。1897年他18岁便由父母包办婚姻娶了妻，但与旧式妻子感情不和，1909年，陈独秀与在北京师大读书的小姨高君曼公开同居、结婚，“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陈独秀后来对高君曼移情别恋，于1925年分居，后来又有两任妻子。当时新派人物在主张解放婚姻的同时是主张废除娼妓的，认为都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但陈独秀在这一点上却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间因为嫖妓闹得满城风雨。
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文章《婚姻》，批评中国传统婚姻伦理:“我们中国人，于夫妇一事不甚讲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现在世界万国结婚的规矩，要算西洋各国顶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男人死了，（如果女人）自己本来愿意改嫁，若是拘了守节、体面、请贞表、树节孝坊种种迂腐的话，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在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中就批评孔教：“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1916年10月，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此后，《新青年》发表了易白沙、吴虞等等的反对孔教的文章，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剑锋直指孔教，还有各种反对传统婚姻和家庭的文章。这些思想受到很多批评，但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
哲学与政治思想.
陈独秀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变化比较大，需要分成不同时期来说明。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0）.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要“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这二者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他后来对这二者的理解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
轶事.
据陈独秀自己在《实庵自传》中所讲述，他在1896年（当时他17岁）时参加怀宁县院试，当时的考的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种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纪念.
陈独秀逝世后，由于经济拮据，家属无力将其归葬安庆，只能由当地士绅、生前好友资助，临时厝于江津城西门外鼎山邓燮康园地。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欧阳竟无写的“独秀先生之墓”6个字（一说为台静农所书“独秀陈先生之墓”）。1947年2月，陈独秀三子陈松年根据父亲遗言，将其归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陈公干生之墓”（陈干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陈松年得到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4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碑文为传统行文“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庆市人民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石碑的背面仅有生卒年月，无其他字样。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各级有关部门编列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现墓园占地总面积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纪念馆在安庆建成并对游客开放，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唯一系统展示陈独秀一生的纪念性展馆。
陈独秀去世后，朱蕴山作诗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