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像柱

女像柱（Καρυάτις，复数形态：Καρυάτιδες；亦称为女人像柱、少女柱）是西洋建筑艺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以女性形象雕塑作为神庙支撑结构，用来取代圆柱或是顶梁柱的功能，乘载支撑柱顶作用。女像柱在拉迪诺语中被称为：Las Incantadas；讲希腊语的基督徒称为：Enchanted，即神奇之意。而在厄瑞克忒翁神庙当地基督徒称它为：偶像拱廊（The Arcade of the Idols）。鄂图曼土耳其人则称它为：天使像（the angel figures）。
古希腊建筑师是历史上率先运用这种艺术工法在建筑结构上。西元前六世纪的女像柱通常被运用在宝库的建筑设计中，例如：德尔斐地区的锡夫诺斯宝库（Θησαυρός των Σιφνίων；Siphnian Treasury）。附带一提，德尔斐重要宝库是出自席夫诺斯人（Siphnians，约西元前525年）所造，这时期的女像柱最大特色是头上有个短柱鼓（或柱头），以便于连接柱顶；但是后来作品也有出现以双臂支撑柱顶的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神庙的三种类型中，多立克式神庙从未使用过女像柱，而爱奥尼柱式神庙则鲜少使用。
希腊文的建筑术语中"karyatides"，字面上英译为：“maidens of Karyai”；中译为：“少女（卡里埃即今日卡耶〔Karyes〕）”，是一座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古镇。卡里埃拥有一座专门供奉阿耳忒弥斯女神化身──阿耳忒弥斯·卡律阿提斯（Artemis Karyatis or Artemis Caryatis）的神庙，神话学家卡尔．凯伦伊（Károly Kerényi）对此做出了解释：“ 作为，她在卡里埃核桃村的舞蹈中欢庆，那些欣喜若狂跳著圆舞的卡里埃少女们，头上顶著盛装芦苇篮子，就好比舞动的植物一般。”
中世纪很少有建筑使用女像柱，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女像柱再次出现。到了十六世纪，女像柱成为北方矫饰主义（Northern Mannerism）一部分，它成为北欧装饰艺术必要设置；十七世纪初，女像柱开始出现在英国「詹姆斯风格」（Jacobean）建筑的室内设计中。十九世纪的美国建筑师也在博物馆增添女像柱的设计，此举是向此博物馆的古典文化根源──希腊罗马献上致敬之意。十九世纪80年代，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为「地狱之门」（"The Gates of Hell"）作品创造出一尊「肩负石头堕落的女像柱」（"Fallen Caryatid Carrying her Stone"），这件作品是把传统女像柱造型做很大幅度的变化。建于1882年的伦敦圣潘克拉斯新教堂（St Pancras New Church）门廊亦有设置四尊赤陶制女像柱。
此外也有以男性造型作为柱身来支撑柱顶的男像柱，英文专有名词为atlas或telamon。
词源.
"女像柱"希腊文写作"Καρυάτις"，原始意涵尚不清楚。这希腊字汇首先由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以拉丁语"caryatides"所转写的；后转变成英文字汇"Caryatid"。维特鲁威于西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建筑十书》（第一卷·第一章·第五节）中陈述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女像柱是表示女性的惩罚，这是位在拉科尼亚靠近斯巴达的小镇，这些女孩会遭受到惩罚是因波希战争期间，这座小镇背叛雅典与波斯站在同一阵线，战后他们被判为奴隶。然而，维特鲁威的解释却启人疑窦；因为在波希战争更早前，女性形象雕刻被用于柱身的艺术表现已经出现在希腊与古代近东地区。无论起源的原因为何，女像柱与奴隶制的联想依然很普遍存在，而这种艺术建筑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常出现。
据称古代的卡里埃（意思为“核桃树”）是最初肇建斯巴达六座城镇之一，这里是墨涅拉俄斯王后特洛伊海伦的故乡。来自卡里埃的女孩当时被认为是特别的漂亮、身材高窕、健壮，并且能够为其丈夫孕育强壮的后代。
顶戴篮子造型的女像柱被称之为""或"canephoroi"（“负篮者”），她们象征盛装雅典娜与阿耳忒弥斯盛宴上使用圣物的贞女。在一座献给古老雅典国王圣陵的厄瑞克忒翁神庙之女像柱，她们可能象征卡里埃阿耳忒弥斯女祭司。卡里埃这个地方是以“核桃树姊妹（nut-tree sisterhood）”命名──很显然是迈锡尼时代，以女性复数形态取地名的方式，譬如或者雅典都是同样的命名习惯。
后来的女像柱也衍生出（英文写法为"telamon"，复数型态是"telamones"）的建筑艺术工法，男像柱另称阿特拉斯柱壁（英文写法为"atlas"，复数型态是"atlantes"）──典故出自擎天神阿特拉斯的传说，因为祂将天球扛在自己的肩上。男像柱也是大规模被运用在神庙建筑上，特别是在古代西西里岛上阿格里真托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即可见到男像柱艺术工法。
古代艺术表现形式.
最早以女像柱做装饰的范例可以在德尔斐当地的宝库建筑中发现，以锡夫诺斯宝库做为代表，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六世纪。然而，以女性形象作为支撑物的艺术手法则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从宗教用的仪式盆、腓尼基出土的象牙镜柄，到希腊古风时代身著披风的人物雕像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关艺术表现方式。
今日令世人所知的作品就是座落在雅典卫城上厄瑞克忒翁神庙（建于西元前421年至西元前406年）南边的六尊女像柱，这些女像柱原本都有漆上鲜艳色彩，但经年累月无人修缮后而逐渐剥落。原来六尊有一尊在十九世纪初被时任英国驻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大使额尔金伯爵锯断且强行挪走，后被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文化窃盗问题要求英国与大英博物馆将女像柱归还希腊，不过已遭大英博物馆断然拒绝，并且英国在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ICPRCP）上也发表了一份声明，概述了他的立场。
今日雅典卫城博物馆则保有其他五尊女像柱，从1979年起神庙现址则由仿制品来替代。在雅典的五尊女像柱原物现今被移到新卫城博物馆展出，它是在一个特殊的楼厅（balcony）上，允许游客从四面八方参观这五尊女像柱。而被搬移到伦敦的女像柱其底下基座依然保持空缺状态。从2011年到2015年，馆方采用特制的激光光束清洁女像柱，之所以采用这种清洁方式的用意是：以不伤害大理石前提下，清除经年积累的-{烟}-灰与尘垢。在清洁每尊女像柱的同时，当地电视台还有进行实况转播让博物馆的游客陪同观看。
虽然六尊女像柱高度和体型是相同，穿著和头饰也相似，但这她们还是存在细微差异：她们的脸孔、姿态、垂褶，以及头发是分别雕刻为不同样貌；位在左侧的三尊是右脚站立，位在右侧的三尊是左脚站立；可惜的是这些女像柱的手部都佚失了。因为女像柱的颈部是结构上最脆弱部分，所以在设计上她们会带有庞大、错综复杂的发型，目的是要强化颈部以提供稳固支称柱顶的作用。
后代的罗马人曾仿制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女像柱，而且还显示这些女像柱右手拿著祭盘（phialai）、左手略为拂起长袍的姿态，这些仿制品被用在罗马和万神庙的建筑上，还有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也有这样的设置。此外在亚壁古道也有发现罗马仿制女像柱，就是目前放在英国的。
文艺复兴后的艺术表现形式.
近代早期，将女像柱融入建筑设计的做法得以恢复，并且也运用在室内设计中壁炉的装饰，然而壁炉采用类似于女像柱造型的设计，并非古代建筑中的手法，而且也没有先例可资对照。近代早期这种室内设计的范例是在威尼斯总督宫约尔大厅（Sala della Jole）内巨大壁炉侧柱上雕有赫拉克勒斯和伊俄勒（Iole）的人物像，建造年代大约是在1450年。接下来的世纪中雅各布·桑索维诺（兼雕塑家和建筑师两种身份），在帕多瓦附近加尔佐尼庄园（Villa Garzoni）雕刻一对女性人物支撑著大理石壁炉架的装饰。直到1615年，帕拉弟奥的弟子开始在他的《通用建筑的理念》（"Idea della archittura universale"）一书加入了专门论述壁炉架设计的章节。他认为这些在王子和重要人物的官邸，是能够设置有女像柱装饰的壁炉架，这点可以从他的壁炉架设计图稿以及他在总督府候客厅（Sala dell'Anticollegio）配置的类似的壁炉架造型看出端倪。
十六世纪时，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在他建筑学专著显示出，女像柱成为了由枫丹白露画派与安特卫普雕刻师所形成的必要装饰。十七世纪初，英格兰詹姆斯风格（Jacobean）建筑开始出现女像柱被运用在室内设计的装饰上；而苏格兰在大堂仍然保存著他们原有的样式。十八世纪女像柱依然是日耳曼地区（今日德国）巴洛克艺术的重要部分（"实际的建筑范例，请参考本章节左上侧无忧宫图片，可以得知女像柱的配置仍然属于巴洛克建筑必要设计"），并且女像柱也被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以更严谨的“希腊风”手法重新塑造，可以从伦敦圣潘克拉斯新教堂（1822年竣工）门廊所设置的四尊赤陶女像柱看见端倪。
1893年多尊女像柱被陈列在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艺术宫门前。在女像柱的设计艺术中，采用烛台或是桌架形式支撑篮造型的柱头是新古典主义常见主题。萨拉索塔的在其东边有以女像柱作为主题的雕塑。
1905年美国雕塑家为纽约水牛城制作一个女像柱门廊，八尊女像柱中的四尊分别代表不同的艺术形式，像是：建筑、绘画、雕塑，以及音乐（另外的四尊仅有手持花环而已）。
奥古斯特·罗丹在1881年的雕塑「肩负石头的堕落女像柱」（"Fallen Caryatid Carrying her Stone"，是他不朽作品──「」其中一个部分）呈现出一尊跌坐的女像柱。罗伯特·海莱因在他的科幻小说《异乡异客》有描述道：“现在我们有另一个情感的象征…近三千年或更长时间，建筑师设计的柱子形如女性…经过了这几个世纪后却被罗丹认为这项工作对女孩而言太沉重了…此处这尊可怜的小女像柱她尝试过肩负石头——然而失败了，在不堪重负下跌倒...她没有放弃，班；在压倒她之后依然努力著要抬起那块石头…”。
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他1953年创作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第二幕中，爱斯特拉冈（Estragon）当他和弗拉季米尔（Vladimir）厌恶最近失明并“兜兜转转”的波卓（Pozzo）时说了：“我们不是女像柱！（We are not caryatids!）”台词。
法国摄影师及导演安妮·华达（Agnès Varda）曾制作过两部记录巴黎周围女像柱的短片，分别为：1984 Les Dites Cariatides与2005 Les Dites Cariatides Bis。
（Son Volt）在1997年推出的专辑中有一首歌曲“Caryatid Easy”，歌词中以诗意般隐喻的唤起女像柱所承受的负担，歌手（Jay Farrar）用一句“you play the caryatid easy”歌词来责备一位未知名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