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化/艺术-文学
问题：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的内容及历史背景是什么 
毛主席的《七律 长征》的内容及背景是什么
回答：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 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余里。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是首传诵之作，我们在学校课本里便念过它。它把五十六字来概述长征这五千年历史里仅有的壮举。虽说长征实际是逃亡，可是，我们不必眼皮子太浅，看事物的时候，时时把势利、功利遮在眼前，像近视眼摘不掉眼镜似的。我们也无妨放纵一下自己，拿审美的眼光——那等于一副望远镜，因为审美总包含着距离——来照一照本来伧俗无光华的世事。所以这虽是一场逃亡，我们只要不是瞎子，也看得到它逃得那样悲壮卓绝，富于精神之美。我听说有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先在黑板上画两条曲线，一条大家落目即辨，那是咱们中国的国境线；另一条大家便傻眼儿了。那位学者讲，这便是长征的路线；他以为长征这件事里，最能显出中国的气格。我只庆幸自己不在当场，我也闹不清长征的路线，怕会愧死。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耳朵里，国人讲话不过放屁，没人听的；洋人放屁超过讲话，大家赶着去闻。我虽然讲不出那位学者尊姓大名，可是提到他是洋人，大家总该对我的话洗耳恭听了。毛自己便极能把审美之眼来看待实际之物，他一边逃，一边还忍不住拿诗境来摄照事境；那样艰苦的情形下，他竟觉得岷山在笑——我们当然不能做聋子，也该听到毛自己躲在岷山后边的窃笑。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毛讲话尤其一言九鼎，我们做了许多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更无妨再做一次，学点儿他的审美上的派头。 这首诗题材重大。不过，题材的重大，不能保证的伟大，虽说它有可能辅佐出伟大的艺术。重大题材只是伟大艺术的“助产士”，而非“生产者”——那位做产妇的母亲。伟大的艺术需要母亲艰辛的孕育、痛苦的分娩，这是助产士不曾付出的；作为母亲的光荣、欣慰，助产士也就无权分享。在这地方，我们更不能势利眼，因为产科医生的权位，便奉承婴儿漂亮；不用讲，同样不必因为母亲的名位而谄谀婴儿。 这诗有个打眼的毛病，中间两联把四个地名齐头并列，军训时集合整队似的；耳朵灵光的人当听得见那四个地名报数时喊的“一、二、三、四”——这种摆法便太呆木了。骆宾王爱用数目字作对，给讥讽为“算博士”；毛也可当“地理教师”，因为他写得来像“方舆图”。古人对诗里用地名有许多讨论，譬如地名可不可以虚用，因为好些诗用起地名来跟实际的地理完全违背，不能拿方舆图来查对的；似乎明清人学唐诗的时候，有一派专爱把易于入诗的漂亮地名嵌得满版，作为诗诀，不过我没有详细考察，不知道他们是否用“我注六经”的态度在诗里注山经水经。前人讲究地名中的一条，便是要求把地名用得使人不觉堆垛。毛四句四地，加上“岷山”，一首诗里逛了五处山川。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便用了五个地名，可是参差错落，叫人注意不到他在念旅游册子，所以古来很受赞赏。这首诗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仍然引出来，跟毛做个对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聪明地把几个地名嵌镶在某些关系中；“峨眉山”上的月，影子会落入江中，所以“平羌”勾连上了；他乘舟从“清溪”出发，去的地点是“三峡”，两者又亲近得不勉强；“三峡”峰高天窄，月亮看不见，他不免思念，便在这思念里顺流跑向“渝州。”他顺路而下，有事理、情理的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地名露面都有必然性，不像“半路杀出的”的程咬金那样显得突兀。地名并非路遇的、陌生不相熟的路人，而你呼我应、左牵右引，好像一伙儿朋友出门小游似的。这便破除了刻板。画家画多个人时，也让他们互相交谈、互相协作，处在某个情景中；这画才灵动自然，不像阅兵式的机械排列；这个道理跟诗歌写作是相通的。把毛跟李白相照，我们便不免觉得毛的写法堆垛得太齐整了。 毛写《长征》时，完全没有留意古人这方面的经验，他只向仓库里堆码箱子，而不曾试图向客厅里布置家具。他那四个地名像是按行军顺序讲下来的，可是文字里没有指明这个关系，也没有像李白那样，把这个关系来处理、影响地名。李白诗里地名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较为复杂。我们找得到与毛几乎如出一辙的地名关系，出在杜甫那里。杜甫名作《闻官军官收得河南河北》结句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同样的四个地名，同样的顺路程次序，而且更密集，只挤在两句中。看来，杜甫给自己提的要求特别苛刻，他不但要松动本来会有的僵硬，而且偏要用最僵硬的排列来创造流动、迅捷的效果，好恰合他胜利的畅快、回乡的迫切心情。他的办法简单之极，便是拿“从、穿、下、向”几个字眼指出顺承关系。他故意选用同带“峡、阳”字的地名，把刻板的那一面愈发加强些；只要有能力使刻板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愈刻板便愈把流动衬托得突出，刻板的能量掉个头全加到流动上面来了。好比打仗，只要能赢，对手愈强大，你的斩获便愈丰厚，对手所有的粮草、枪械，全给你虏掠过来。 毛诗四个地名完全平行，句与句、地与地之间不相闻问，也造成一个后果：诗意不曾推进、转换，只在原地兜圈子，好像走夜路的碰见了鬼打墙。类似的印象，读毛的其它作品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得到，它使人觉得毛的写作过于平面化，缺少纵深感。单讲《长征》，那样地兜圈子，愈会加重刻板的能量。而且，他把四个地名偏挤在中间两联里，尤其要算失察。律诗那两联非得对仗，这种格律形式本来便僵硬，毛没有想办法避免格律的弱点，反而雪上加霜。毛那两联的句意都密得碰鼻子挤眼睛，不用虚字调剂，不但雪上加霜，霜雪更凝固为冰，越影响变化生动之感。黄庭坚写律诗的时候，常常一联疏一联密、一联虚一联实、或者一联写景一联抒怀发议论，使诗更为流利不死滞。他认识到律诗那两联对仗会带来先天胎里病，因而力图后天补救。毛看不起宋人，也许便看不到宋人的苦心、好处。 毛把中间两联写得那样浓得化不开、密得拆不散、板得挖不动，相衬之下，首尾两联便越觉疏薄。首联两句词意密度很小，因为下句只重复了上句。末联也稀疏，阅读时，我们先受了中间两联那样密重的压力，到末联时压力猛的卸掉，我们心里上会闪个趔趄，越觉末联轻飘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讲，咱们在末联忽的飘起来，正中毛的下怀，他所求的恰是这个效果，好拍合他行军完成的轻松之感。人各有见，我不争辩，只指出一点，这个看法见木不见林，无以开脱中间两联笨拙的板滞。统起来看，中间两联使得通篇不很均衡。古来传统里做七律的常法，总是倾力于中间两联，因此易于把首尾两联写得弱些。我记得现代一个人——他是画家或是书家，也能做旧诗的，可惜名字忘掉了——他自述旧诗的写作经验，讲他做律诗时先把中间两联做好，再补上首尾两联；这个例子表明作者轻视首尾两联，从它看得到写作传统带来的过于极端的影响，同时也揭露出这个传统可能蕴含的短处；事物总是在极端情形下才显出它真正的底蕴。而这个传统的形成有律诗格律上天然的根由，它中间两联太难做了，逼得大家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中间两联上；它中间两联一旦做得好，效果便太突出了，勾引得大家只想在那里卖劲儿。这个传统也会影响阅读心理，使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时，对首尾两联稍弱的情况不敏感，大半视为正常。所以，在这个写作、阅读的传统下，如果毛不排头用地名，中间不显得那样地压迫首尾，均衡问题也便无妨忽略；只可惜毛那两联太过度了，你想闭眼不见，它都还要来打眼、打开你的眼的。讲文章的常语有所谓“凤头、猪腹、豹尾，”毛诗的中间确像吃饱撑鼓的猪腹；至于头，也许不必借书病所谓“蚓头鼠尾”来指为“蚓头”，可是，我们终觉它的尾有点儿像“虎头蛇尾”里那条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