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社会民生-军事
问题：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何在？除去西安事变，近现代中采取“兵谏”的例子 
除去事变，近现代中采取“兵谏”的例子还有哪些？
回答：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1)如果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将会继续剿共，但共产党并不会象哈蒋派认为的那样轻易被国军剿灭，因为共产党既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又有成熟高明的领导人，还有境外共产国际的支持（长征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尽管当时的处境有些困难，但被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有人曾拿抗联的结局举例，但并不贴切。关内不是东北，中共不是抗联，国民党也不是关东军。如果这样，双方的战争就会长期持续下去，把国家打烂。内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日本人渔翁得利。 (2)有位国民党将领西安事变前曾说过：前些年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抗战势态，没有举国一致的同仇敌忾，蒋介石七七后也不敢对日宣布抗战。（有些哈蒋派为蒋介石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但这些唯武器论者只看到当时中国的物质力量落后，却没看到更重要的是蒋本人根本就缺乏抗日的精神信心，之所以缺乏这种信心，原因很多，而国内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抗战，国民党才一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比较光彩的一页。看看蒋介石抗战胜利之初受到民众拥护的程度和西安事变前受到民众指责的程度，对比还不够鲜明吗？ (3)蒋介石通过抗战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还得到了许多实际的收获：各地各派的军阀消灭的消灭、削弱的削弱，连新疆都回归了中央，杂牌军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军的比例大大上升，蒋介石的统治力大大增强。(4) 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至于最后国民党蒋介石被人民抛弃，完全是咎由自取，谁叫蒋抗战胜利后不是搞和平建国，而是重开内战，试图走吴佩孚的老路搞武力统一呢！八年抗战，人民饱经苦难，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你非要把战祸重新降临到人民头上，人民怎么能不反对你呢。当时的共产党也并不想打内战，因为没有那个实力冒险，派重兵抢占东北实质上正是一种防守的姿态。国共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发展经济、和平竞争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近现代中采取“兵谏”的例子：一.“兵谏”阿拉法特2004年７月１６日，阿克萨烈士旅（以下简称“烈士旅”）武装人员在加沙劫持了巴勒斯坦警察总局局长加齐·贾巴里少将，要求阿拉法特在７２小时内调查贾巴里的“腐败”问题并将其撤职查办。１７日，阿拉法特对巴安全机构做出重大调整，免去贾巴里的局长职务，任命堂弟穆萨·阿拉法特担任新成立的安全总局局长。消息传出后，加沙数千人抗议阿拉法特对其堂弟的任命，指责穆萨也是一个“腐败分子”。１８日晚，加沙局势进一步动荡，烈士旅武装人员与忠于穆萨的部队在拉法哈爆发武装冲突，造成１８人受伤。１９日，烈士旅放火焚烧了穆萨在加沙办公的情报大楼。阿拉法特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被迫任命阿卜杜·拉齐格·穆贾耶德中将为新的安全总局局长，加沙局势随后稍微平静下来。此次事件以后，被称为“不死鸟”的阿拉法特的权力被逐渐削弱。二.邓演达庐山兵谏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国人皆知，其实，在“西安事变”十年前的庐山，就发生过一次针对蒋介石的“兵谏”，逼迫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发动这场“兵谏”的，主要是邓演达，还有唐生智。 　　1926年12月中旬的一天，邓演达上了庐山，下榻于长冲河桥南端的一栋别墅。他请北伐军第一路总指挥唐生智前来密议大事。原来，这年7月12日，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北伐。第一路军很快攻占武昌，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南昌，本应继续挥师北上，谁知跟随第二路军行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按兵不动，甚至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眼看北伐大业有被断送危险的邓演达十分焦虑，马上写信给唐生智，把蒋的企图告诉他。唐生智把信给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汪精卫看，汪极为震怒，建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消他的总司令职务。但此时要剥夺蒋的兵权已非易事，汪精卫和众人商议，决定先把江西地盘夺过来，孤立蒋介石。于是，汪精卫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命李宗仁率七个军从湖北阳新向江西逼近。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应对，同时任命李烈钧为赣府主席。江西同时出现两个“省府主席”，蒋、汪之间的斗争表面化了。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赶忙出面调解蒋、汪之间的矛盾，请两人上庐山当面商谈，统一认识。鲍罗廷约定双方只能带几名高级助手和少量警卫。于是邓演达、唐生智都上了庐山。 　　深知蒋介石秉性的邓演达知道蒋决不会向汪精卫妥协，也不会再听从鲍罗廷的意见，只有另想办法或许还能使蒋改变主意。邓演达思虑再三，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继续北伐。邓演达特意请唐生智前来密商，唐开始还有些犹豫，但在邓反复劝说之下，终于答应和邓一起发动“兵谏”。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邓演达和唐生智来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敲响了大门。几名门卫见是两名高级将领要面见蒋介石商量要事，便把门打开。潜伏在大门两旁的官兵一拥而上，缴了守卫的械，簇拥着邓演达、唐生智直奔蒋介石卧室，把蒋介石从床上赶了起来。 　　蒋介石一见面前的北伐军将士个个面带怒容，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故作镇静，将官兵让进客厅，叫大家有话慢慢说。官兵们纷纷要求蒋继续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这是大事，需要多加商量。 　　不一会儿，鲍罗廷，汪精卫匆匆赶来。鲍罗廷邀请蒋、汪上山面谈，本想平息国民党和北伐军的内讧，没想到事态变得如此严重，处理不好，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和分裂。鲍罗廷当即请蒋介石、汪精卫令所带警卫兵力全部离开仙岩旅馆，各后撤一里，中间为安全带，谁也不能擅自越界。当蒋、汪警卫人员都撤离后，鲍罗廷和蒋、汪商定了几条意见：一、立即恢复蒋介石自由；二、蒋介石此后不得追究此次行动所有人员的责任；天亮后蒋、汪人员分别由庐山山南、山北下山，然后在武汉集结，召开国民党大会，共商北伐大事。邓演达、唐生智见事已至此，也表示同意。 　　但蒋介石下山后，并未遵守诺言去武汉，几个月后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他对发动兵谏的邓演达恨之入骨，邓因此被迫流亡国外，1930年回国后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1年8月被蒋介石逮捕，不久遇害，年仅36岁。  兵谏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