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社会民生-军事
问题：请问红军一至五次反围剿总指挥分别是谁?红军迎战的主力有哪些?指挥? 
回答：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之后，立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的4万人，在毛泽东“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等地，准备迎敌。11月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外，主力于11月26日全部退到东固、龙冈地区。12月1 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12月中旬，国民党军由吉安、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继续进攻。30日，红军主力分路向龙网之敌突然发起猛攻，将其全部歼灭，俘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全歼敌军9000人。随即乘胜向东追击，又在东韶地区将敌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撤退。这次战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半师，缴枪1．3万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　　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4月，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敌人，主力从根据地边缘区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从各方面进行反“围剿”准备，然后按预定计划于4月下旬隐蔽集结于东固、龙冈地区，待机歼敌。5月13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由富田向东固前进。16日，红军首先向这两个师发起猛攻，歼敌大部，取得反攻首战的胜利。接着向东扩大战果。19日在白沙歼敌四十三师之大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22日，在中村歼灭敌二十七师一个旅。27日，在广昌城，歼灭守敌第五师一部。30日袭占建宁城，歼灭守敌第五十六师三个多团。15天中，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底，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分中、左、右三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中路军12个师由陈诚率领，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广昌进攻。当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领导人所排挤。1933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以一部兵力将敌主力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待机。2月26日，敌第一纵队3个师分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个师进至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敌军遭此打击后，即改变部署，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军放过敌人先头4个师，于21日晨向进至草台岗、东陂地区的敌军殿后的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中路军余敌仓惶撤退。在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攻期间，左、右两路军仅在各驻区进行了“清剿”。红军两战共歼敌3个师，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临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左”倾领导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指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