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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明代为什么开国禁海 
回答：明代为什么开国禁海？从直接原因分析，由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防止私商的过度崛起，实现封建政权对获利最丰的海上的控制和垄断；二是防止倭寇作乱，侵扰沿海。这两点确实都威胁到明代封建政权的安危。首先，从私商方面看，开海贸易的繁盛，使海上私商集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原来自唐开始的海上贸易，有“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两种方式。所谓“朝贡贸易”是外商以进贡的方式，由朝廷赏赐超过物值的礼品作为回报，在造成“四方来朝”的政治效应下实现外商与官方的直接交易。而“市舶贸易”则以民间的方式由外舶与私商进行交易，它培殖了一批财大势雄的海上私商。以福建为例，五代离乱后，江北士大夫和豪富巨贾多逃难南来，使福建出现最早一批海上私商。至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使泉州雄起东南。市舶司的设立，既吸引海外蕃商前来，更鼓励福建海商外出。民间海商的崛起，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丝、瓷、茶、糖等以供应海外需要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有很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传统观念。特别是福建、广东、浙江的沿海官僚权贵，在利益驱动下，抛弃重农轻商的思想，违禁以各种方式参与海上贸易，甚至与市舶司勾结进行走私。民间海商集团在与权力的结合中，日益做大。宋元时期，已感到问题的严重，而对民间海商在出海时间、贸易地区、经营范围给予一定限制，无奈其势力已成，难以扼制，只能以“归征其税”来调节政府与私商之间的矛盾。明朝开国伊始，问题日益尖锐，便采取断然措施，罢却“市舶贸易”，独擅“朝贡贸易”，企望以严禁私商下海，达到削弱民间海商力量，实现对海上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其次，从倭乱方面看，明代的倭乱主要是日本九州、濑户等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邀集同伙，转徙中国沿海，以贸易为名，伺机为寇，劫掠沿岸居民。如《明史》就载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日本）复寇山东，转斥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三年（１３７０年）又记倭寇掠温州；五年（１３７２年）再记“寇海盐、澉浦、又寇福建海上诸郡”。造成沿海不靖者，还有明朝建立初期的一部分沿海的异党势力如张士诚、方国珍等，在与明王朝抗争失利后，下海流窜，为患一方，构成对明王朝统治的威胁。从封建王朝海洋政策的“有限开放”、“陆主海从”和“守土防御”原则出发，明朝开国辅乃，为维护封建体制和国家安全，而采取严厉禁海政策，便在必然之中。其背后，潜隐的是大陆性的农业文明和海洋性的商业文明的冲突。 因此，明朝禁海政策的实施，对于民间私商的海上贸易，虽一度起了抑制作用，但最终并无成效，反倒激发了海上私商武装集团的出现。这是因为：一、自１５世纪末开始的西方地理大发现，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海上通道，冒险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开始构筑全球性的贸易环境；它也改变了自唐宋以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贸易结构。过去中国的海上贸易，无论官商还是私商，主要的对象是东南亚、印度和波斯。西方社会所需的丝、瓷、茶、糖、大黄等中国商品，主要由中东商人转手，给中东商人带来优厚的中间利润。欧洲商人的东来，既可为他们从美洲殖民所获得的大量白银在东方找到出路，也能使他们从与东方的直接贸易中赚取巨大利润。然而明朝的海禁政策，让他们如意的贸易理想落空，西方的冒险者便露出海盗的面目，转向与民间海商的走私相勾结，企图利用武力进一步强开国门。二、从中国社会经济的角度分析，宋元以来，南方的商品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丝、瓷、茶、糖等经济作物的生产，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限制，形成了外销的传统。禁海政策使商品生产因失去销售渠道而受到压制，引起社会的不满；而同时，由禁海政策而倍增的海上商业利润的刺激，使受到抑制的海上私商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因违禁下海，私通番市，而被官府视同“负海奸民”、“赤子无赖”，甚至称为“中国叛逆”、“通番巨寇”，屡遭官府的征剿追杀。为与官府对抗周旋，便发展武装，形成集团。在危机加剧时，更啸聚亡命，入海为盗，甚至勾引东倭西寇，转徙劫掠，成为沿海一害。有明一代亦商亦寇的海上私人商业武装集团，成份和作用都极复杂。他们既代表了应时而来的商业经济发展的力量，同时又是对商贸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一种破坏力量。他们在明代的日益壮大，体现的正是商贸经济发展的要求，并非一个禁海政策所能抑制和剿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