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社会民生-军事
问题：请问中印战争是怎么回事?能详细介绍并评论吗? 
能详细介绍并评论吗?
回答：以下来自新闻网 军事搜索客讯 编者按：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向入侵我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作战，击退了入侵的印军，保卫了我国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主权的尊严。叶运均同志是当时分管自卫作战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的秘书，他为本报特撰《化干戈为玉帛的绚丽史诗：记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文。洋洋洒洒数万言，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我边防军民高度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记住那段珍贵的历史，本报特刊此文（有较大删节），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一、尼赫鲁政府坚持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　　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国境毗连，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边界未正式划定，但中印之间没有发生过边界争执。　　两国人民在和睦相处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长约2000千米的传统习惯线。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这条传统习惯分界线，分为西段、中段和东段。东段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大体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而行，东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西段北起新疆喀喇昆仑山口，南至西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克达和印度喜马偕尔邦三地交界处。从该交界处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中段。　　1914年，统治印度的英帝国主义，背着中国政府，在东段传统习惯分界线以北，画出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企图把相当于浙江省大的约9万平方千米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所有。　　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英国、印度任何一份划有这条线的地图文本上，都没有中国政府的签字。在1936年前，连英国政府也不敢把这条臭名昭著的“线”公开标示在他们本国和印度的地图上。　　1936年英帝国主义者公开标出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处在危亡关头，英帝国主义者想趁火打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帝国主义者借口对日作战，派兵越过中印传统习惯交界线，占据了我国的德让宗、瓦弄、噶拉唐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军仍长期驻扎而不撤走。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继承了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遗产，接管了英国侵占我国西藏的一些地区。后来，印度又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不断蚕食中国领土。　　1951年2月，已经同中国建交的印度政府，趁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无力顾及中印边界问题时，乘机派兵越过中印边境东段的西山口、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在那里行使管辖权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撤出。此间，印军还侵占了门隅的马果等地。同年10月，印军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区，在梅楚卡等地建起了兵营。就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逐步推进，侵占了该线以南约9万平方千米中国领土。　　当印军向中印传统习惯交界线以北继续进犯时，当地居民奋起抵抗。1953年，阿萨姆邦印军一个来复枪连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全部射杀。这一年，印军又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地。　　1954年，在尼赫鲁答应放弃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遗产时，印度政府公然在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建立起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印度出版的新地图上，悍然把未定的中印边界改标为己定边界，妄图使其侵略行为合法化。　　1955年4月6日，侵占下察隅的印度行政官员宣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马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印度政府这份绝密文件，后来被我们缴获。这份文件暴露出尼赫鲁当局的良苦用心。　　从1952年起，印军在中段侵占了近2000平方千米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西段，印军除侵占我国爱尼山口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领土外，又于1955年侵占了我国的巴里加斯地区。我国政府一直在向印度政府交涉，力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事情。在我国边境已被侵占、蚕食的情况下，我边防部队遵循党和政府的睦邻友好方针，尽力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使得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了平静和安宁。　　然而，在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被我军平息的当天，尼赫鲁致函我国总理周恩来，向中国提出了全面的领土要求。　　尼赫鲁不仅要求在东段将其非法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我国约9万平方千米土地和中段约2000平方千米领土，以及西段我国巴里加斯地区划归其所有，还要求将西段我国的阿克赛钦约3．3万平方千米领土也划归印度。与此同时，印军不断单方面地改变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流血事件。　　这完全出乎我国政府和人民的预料之外，使我们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锤击！　　人们过去对尼赫鲁曾经有过的尊敬和爱戴，逐渐变为义愤和憎恶！过去提到尼赫鲁时，周总理就说过他“英国化太深了！”尼赫鲁在其《自传》中也不打自招地说：“就我的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　　从尼赫鲁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来看，他和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要说一下阿克赛钦地区：我国新疆西南地区与印度之间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两国之间有一条传统的习惯交界线。这条传统习惯交界线以东约3．3万平方千米地区，包括喀拉喀什河源头、阿克赛钦等地，历来属中国新疆的和阗管辖。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活动的，是我国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人民。1950年，我军通过这一地区，进入西藏阿里。1956年到1957年，我国在这个地区修筑了新藏公路。　　许多事实以及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的言论都证明，印度政府从来没有管辖过阿克赛钦地区，在这个地区行使主权的，历来是中国政府。后来，印度政府仅从我国出版的一本画报上，看到我国在这里修筑了公路，便硬说中国人是1957年才进入这个地区的，真是欺人之谈。　　在中印关系开始恶化之际，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中，严正指出了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是不符合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诚恳希望中印两国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继而，我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向印度外交部提交了一份书面谈话，开诚布公地表明了我国对印度的根本态度，并指明：印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过去一千多年是如此，相信今后一千年乃至一万年也将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面，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面树敌于美国，西面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那些原则立场和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　　尼赫鲁对我国坚持中印友好的书面谈话一方面作出了积极反应，如：重申他愿意同中国作朋友，互相合作，不干涉中国内政；在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西藏问题决议时，印度没有参加投票；同意周总理提出的两国总理进行会晤。但同时，尼赫鲁又把这份“书面谈话”中讲的我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面而不在印度，视为软弱可欺，向我国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使边界争端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见加深。　　1959年8月25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又一次挑起武装冲突，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　　没过两个月，印军又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两次挑起武装冲突。我边防部队还被迫还击，将其击退。　　印度情报局长莫立克回忆时承认：“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挑起的。”　　东段、西段武装冲突虽然没有继续扩大，但印军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却没有间断，表明印度政府执意要用武力破坏中印边界现状，把它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　　1960年4月，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第四次赴新德里同尼赫鲁商谈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时提出，为了防止武装冲突再起，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各后撤20千米。　　尼赫鲁顽固坚持它提出割让中国领土12．5万平方千米的要求，坚持在边界东段印军不后撤，在西段印军既不后撤，也不停止巡逻，并表示，除了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外，没有任何谈判余地，致使中印边界谈判毫无进展。　　二、“退避三舍　　不打第一枪”　　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后，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边防部队单方面主动后撤了一步，以避免再次发生武装冲突。　　没有想到，1960年苏联边防军竟在我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了边境冲突。他们在我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我国边民的正常劳动和通行，殴打、绑架我国边民，阻挠我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　　这是苏联当局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企图侵害我国主权事件碰壁后不甘心罢手的一个严重步骤。对印度向我国新疆、西藏边境入侵和蚕食活动，具有呼应和支持的作用。　　面对外敌联手反华的战略包围，毛主席、周总理一再表明：“美、苏和印度都朝我们压过来，要我们屈服，不行！他们就是一齐动手，陆、海、空一起来，也休想侵占我们一寸领土。我们就是要保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枪，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62年5月，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整军备战’，在不扩充一兵一卒的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以应付突发事件。”这个方针，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西藏、新疆军民，按照统一部署，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除战略后方的运输、补给由总部负责解决外，战役、战场的各种需要，全依靠自身的兵力、物力和财力解决。7月，面对印军的蚕食和进攻，我西段边防部队提出在加勒万河谷实施反进，打掉印军在我哨卡背后修建的几个据点，保障我哨卡同后方补给线的畅通和安全。作战方案上报毛主席后，毛主席当即指示：“停止实施这个方案，派人到边防部队进行解释，说明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犬牙交错，武装共处。’”东段的边防部队也有选点反击的想法，毛主席也明确指示：“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枪。”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继续坚持“隔离政策”。　　这个政策，是1959年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提出来的。那时，毛主席鉴于中印边界一再发生流血事件，提出要想个办法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他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懂得子弹会打死人，现在枪对枪，怎么避免冲突？避免不了嘛。”　　后来，毛主席就确定发表声明，建议“中印双方武装各后撤20公里，边界争议通过谈判来解决”。可是，尼赫鲁不接受。我们出于诚意，单方面后撤了。我军后撤后，印军变本加厉地入侵蚕食我国领土，我们仍坚持不打第一枪。　　后来考虑“退避三舍”不能永远地退，便决定不再后撤，而在自己的防线上克制和忍让，这就造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共处”的形势。　　这个决策的重大意义和积极作用，很快在国内外显现出来。一是尼赫鲁拒绝谈判，一心要动用武力的蛮横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他在亚洲和东欧各国失掉了同情，人们看得很清楚，道义在中国一边；二是我边防部队的斗志更加高昂，执行中央政策更加自觉、主动。特别是总参的一些同志，针对指战员们强烈要求反击的情况，亲自到边防哨卡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使他们由想不通到胸怀大局听指挥。指战员们忍受住被屈辱和伤害的情感，想出许多办法，以保证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落实。他们做到在实际控制线20千米内不巡逻，30千米内不开枪、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在避免发生流血冲突的同时，指战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宣扬我国维护中印友好的正义立场和具体政策，使印军官兵的士气和态度都程度不同地起了变化。　　毛主席洞察国际风云，早就预见到这场冲突不可避免，但仍指示我们要保持克制和忍让。这是毛主席后发制人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尼赫鲁政府调兵遣将　　中印边界谈判的大门被尼赫鲁政府堵塞后，印度加紧扩军备战，制定了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作战计划”。尼赫鲁在新德里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这个计划，对战斗的规模、前进和后退等，都作出了规定。”这时有关印军动向、部署变化及其他异常情况的情报，日见增多。　　有一次，一位好心的外国朋友对周总理说：“印度政府准备对中国开战，他们的军队将按计划向中国推进，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和莫斯科的支持。”　　周总理也对那位朋友说：“我们已知道印军制定了对我国扩大侵略的计划，我们也有对付侵略的计划。尼赫鲁政府如改弦易辙，放弃他们的行动计划，还为时不晚。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战争。”　　不出所料，1961年11月，尼赫鲁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了武装入侵我国边境的严重步骤，责令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前进巡逻”。印军连续出动，侵入我国境内，蚕食我国领土，在我国境内设立哨所、据点。我边防哨卡天天报出印军向我挑衅的情况。　　1962年4月，在新疆加勒万河谷地带，印军绕到我边防哨卡背后建立据点，切断了我哨卡的通路，印军飞机也不断侵入我领空进行骚扰。7月21日，一支印军部队向我发起进攻。此间，印军在西段我国境内设立的据点已达40多个。7月27日，印度《闪电报》就印军侵占我国约4000平方千米领土一事，大肆宣扬说，这是他们的国防部长文加利尔·克里希南·克里希纳·梅农所制定的“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很显然，这是为印军侵略扩张唱赞歌，是给其国防部长奉献神奇花环，是为了继续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作动员。这充分暴露出尼赫鲁政府执意用武力实现其扩张的野心。　　果然，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得手后，紧接着便把入侵活动扩大到中印边境东段。从1962年6月起，印军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我国扯冬地区，并不断扩大侵占范围。9月，印军第七旅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连续进攻驻守择绕桥的我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指战员47名。　　我国政府曾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在中印边境地区继续集结兵力。　　在这样难以克制和忍让的严峻形势下，我边防部队义愤填膺，纷纷上书要求自卫还击，严惩入侵印军。　　当这些情况一次次报告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却说：“不忙，通知部队‘退避三舍’。”后来又说：“告诉他们再退，暂不还击。”毛主席还叮嘱总参：“要通知部队，什么时候打响自卫反击的第一枪，一定要等军委的命令。”　　我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了“暂不还击”的指示。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一方面声明，决不允许印军侵占中国领土，要求印军撤出；一方面仍在努力争取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印度政府竟蛮不讲理，坚持要我国让出中印边境西段领土，还要中国部队撤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扯冬地区，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并在中印边境全线集结了43％的陆军作战部队。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其“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任命陆军司令部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这个军团的司令官。12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要求得到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宣告，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随后他乘飞机赶到中印边境东段的提斯普尔城，进行军事部署。16日，尼赫鲁召开印军高级军官会议，部署全线作战行动。17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对我边防部队实施猛烈的炮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已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20日，印军向我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企图进一步侵占我国领土。　　尼赫鲁政府就这样在中印边境全线挑起了震惊世界的武装冲突。　　我边防部队对印军得寸进尺的入侵、蚕食和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根据周总理关于“敌人正在加紧扩军备战，我们不要扩军，但要‘整军备战’”的指标，军委把解决机关庞大、装备笨重、落后的问题作为重点提到了议事日程，强调军事工作要贯彻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原则，要提高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　　为了便于指挥，在中印边境西段和中段，我军建立了“康西瓦指挥部”，简称“康指”。阿里地区，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其纵深地区，由新疆军区负责指挥。　　在正面约600千米的宽大地段上，由于是次要方向，我边防部队尽量节约兵力，一开始仅用少量兵力，对付印军数千人，后来印军增加到一万多人，我方兵力才相应有所增强。　　在中印边境东段，入侵印军越过朗久河，进占克节朗地区之后，我军先后成立了“东指”和“丁指”。“东指”即“东线指挥部”又称“前指”，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负责；“丁指”即“东段东部指挥部”，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负责。“前指”指挥所部攻歼东段西部之敌，即印军入侵的主要方向。“丁指”指挥由总部调拨的部队攻歼瓦弄之敌。　　在东段自卫反击的主要方向上，我方集结的兵力接近于敌人的两倍。　　四、“力争好，准备坏”　　毛主席在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形势下，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求有“力争好，准备坏”的两手准备，即往最好的方面去争取，从最坏的情况来准备。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对于中印边界争端，如果只有一手准备，没有两手准备，或者违背我国的和平外交方针和睦邻友好政策，使边境局面变坏，或者在对方武装进攻面前束手无策，那么要后发制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就难以实现。特别在西藏、新疆那样高寒、山岳地带，各种条件极端困难，情况非常复杂，如果没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要实施自卫反击，粉碎印军的大举进攻，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印关系紧张之前，尼赫鲁作为亚非会议的发起者之一，被人们看成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苏联也都在争取印度，美国称它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苏联称赞它正“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当时它和我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全盛时期。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尼赫鲁却挑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了叛乱活动。　　接着，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侵占我朗义，在西段侵入我空喀山口以南、西隆格巴尔马河以东的地区。我边防部队本着自卫原则，使入侵印军碰了个头破血流。　　这本来是主权国家的正当防卫，可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竟混淆是非，偏袒印度，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　　印度得到苏联的怂恿和支持，武装入侵、蚕食我国领土的事件便愈演愈烈。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指示：“在我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和睦邻友好方针的同时，也要注意突发事件的出现，部队要提高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边防，做好防范工作。”为了提高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我边防工作领导体制由公安军和部队两家负责，改为总参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在军委常委领导下设立了军委办公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其成员有：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及随后增补的张爱萍。在军委领导下各位元帅也作了大致分工：贺龙元帅抓常规武器生产；聂荣臻元帅抓尖端武器研制和生产；刘伯承元帅分管战略研究；徐向前元帅负责民兵和后备役部队建设；叶剑英元帅分管军事院校、军事学术研究和教育训练；罗荣桓元帅分管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陈毅元帅分管外事。　　总参还成立了防敌突然袭击办公室。叶帅提出部队军事训练，要按“以我为主”的方针改革，做到“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　　这些都为应付突发事件做了重要准备。　　关于作战原则，毛主席在1958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7月，毛主席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明确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事实证明，毛主席关于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思想，力争好、准备坏，力争和、准备打的思想，是我们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的思想根基。在印度连续向我发起武装挑衅的严峻形势下，我军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思想，对应付突发事件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把工作基点放在对付最坏的可能上面。所以，在印度入侵时，我国在军事上节节取得胜利，在政治和外交上始终取得主动地位。　　事后，日本和西方的一些军事评论，也对我们边防部队的行动和准备出色的工作表示了赞赏，说我边防部队应付突发事件的“主导精神是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评论文章写道，中印边境都是“险峻的山岳地带，峰岭相连，军事运输困难到不堪想象的程度，又兼冬季气候酷寒，堕指裂肤，经常在零下20℃以下，无法伸展拳脚”，“他们的军队依赖狭小的山间小路保持联系、供应和增援”，“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还有的军事评论文章说，“中国极为缺少的石油、燃料、粮食、弹药等供应，是由几千辆卡车通过2000英里长的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地区运输的”，“在这样的一个地区，供应这么一支部队，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五、深入动员，认真备战　　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常年在“世界屋脊”上生活，参加过平叛和剿匪，积累了在西藏特殊地形条件下作战的经验。而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在西段，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与东段略有不同，但也参加过平叛和剿匪，也有自己的作战经验。但两个地区的边防部队都缺乏在山岳丛林地带大兵团作战的锻炼，也没有同印度正规部队作战的经验。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总参要各部队遵照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结合具体任务和情况，加强临战训练，并对部队加强战备形势教育。对部队进行有组织的、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从1962年9月末开始的。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就抗议印军入侵我扯冬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官兵的罪行，发出了进行战前动员的文件。文件揭露了印军侵入我国领土并开始全线向我边防部队进攻的态势，赞扬了我边防部队守卫择绕桥阵地的吴元明等指战员临危不惧、寸土不让，坚决执行我国的对外政策，不给印方以挑衅口实的英勇事迹，并指出：“我边防部队忍让、克制，是为了尊重中印人民的友谊，如果把我军的正义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对我边防部队一犯再犯，我军迫于自卫，只得进行反击。经过动员，我边防指战员对入侵者更加愤怒，要求反击的呼声更加高涨。西藏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择绕桥为牺牲的战友举行了追悼大会，再次纷纷上书，要求进行自卫反击。　　当印军越过我克节朗河之后，新华社连续公布我国政府声明，强烈抗议印军扩大侵略范围，在阿里地区进行新的入侵活动，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并派飞机侵入我西藏内地上空等侵略行径。10月中旬，我国政府警告印方，如一味地制造流血事件，“中国方面必将坚决自卫，其后果由印度政府全部承担”。　　印度政府对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和警告却置若罔闻，令其军队全线展开向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观察家文章：《拒绝谈判的是尼赫鲁，下令要打的也是尼赫鲁》。　　结合战备形势教育，总参又对边防部队怎样保证作战胜利，如何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和开展群众工作，以及对印军的瓦解工作和俘虏政策等，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总参各有关部、局，在完成前一段战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军委的意图，拟定了作战方案，转入了保障作战指挥的工作。　　当时，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印军的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共约2．2万人。在西段，印军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计5600多人，分散配置在新疆阿克赛钦西部的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其中1300多人分布在侵入我国境内的43个据点里，企图伺机全部侵占历来属于我国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务求初战必胜”的指示，我军的作战计划是：战斗一旦打响，我在东段的西藏边防部队，以一部分兵力，首先粉碎印军对克节朗地区的进攻，然后歼灭入侵之敌……详见 另见：对印自卫反击经典战例:克节朗雪火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