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化/艺术-文学
问题：七夕都有哪些美丽的传说呢? 
回答：1、流传最广的传说：　　很久以前，有一个跟着哥嫂过活的孤儿，既聪明又勤快，可嫂嫂仍嫌弃他，鳘不亮就赶他上山放牛，大家都叫他牛郎，向年后，哥嫂和牛郎分了家，狼心的嫂嫂只给他一间破划房，一头老牛。从此，牛郎白天放牛，砍柴，晚上就和老牛同睡在那间破划房内。        一天，牛郎赶牛走进了一片陌生的树林，这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牛郎见到九个仙女驾着祥云落在河的草地上，然后脱去五彩霓裳，跳进清澈见底的河水里，牛郎盯着一个最年轻是美丽的仙女。科看入了神，这时老牛突然说话了：“她是天上的织，只要拿走五彩霓裳，她就会做你的妻子。”牛郎悄悄地沿着树从，悄悄拿走了织女的五彩霓裳。天近午时，其它仙女纷纷穿起五彩霓裳，驾着祥云而去。唯独找不到五彩霓裳的织女留下了。这时，牛郎从树要后走出，请求织女做他的妻子织女见牛郎忠厚老实，勤劳健壮脉脉含羞的点点了头。        牛郎织女喜结良缘后，男耕女织，互敬互爱。两年后，织女生下一男一。然而天帝闻知织女下嫁人间，勃然大怒。七月初七，王母奉旨带着天兵天，捉了织女，悲痛欲绝的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萝筐挑着儿女追上天去。眼看追上了，王母拨下金簪一划，牛郎脚下立刻出现一条波涛汹涌的天河。        肝肠寸断的织女和挑儿女的牛郎，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遥望对泣哭声感动了喜鹊，霎时无数的喜鹊飞向天河，搭起一座鹊桥，牛郎织女终于可以在鹊桥上相会了，王母无奈，只好允许牛郎织女每年的七月初七在桥上相会一次。2、关于牵牛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岐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彼牵牛，不以报箱。 　　《大东》篇原是一首表现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诗。这一节大意是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当今的统治者也是如此，虽身居高位，却无恤民之行，不过徒有其名而已。这里，对织女、牵牛二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这时人们对二星的认识，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牵牛)和帝女之桑女神(织女)有关，但还仅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然而它又不是同传说绝无关系。因为无论如何，此时的牵牛、织女，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而并无其他涵义的称谓。此时，它们已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开始进入文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子”，为这个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到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塑像，面面相对。班固《西都赋》有句：“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都明确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右两侧分别塑有牵牛、织女像。他们已从天上来到人间被远远地隔离在湖的两边。台湾学者王孝廉也认为，《西都赋》中牵牛已有人格化的迹象(他认为牵牛的人格化是这个传说形成的“重要关键”，也是在中国传统思想追求“合理化”情形下的“必然要求”)并据此推断其形成当在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之间。这一观点正与笔者所见略同。当然。此时牵牛织女他们之间是不是恩爱夫妻，或是眷恋的情人，因无充分的材料，尚不好说。但如果认为，在表现二人的关系上，比《大东》篇中又进了一步，并且已经打开了人们把他们想象为夫妻、恋人的大门，可能是并不大谬的。这时，如果爱情的灵感有缘踏入这座“大门”，那么一定可以孕育幻化出优美的诗篇、动人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见明显。《古诗十九首》首先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吟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灌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 　　这里的牵牛、织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而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东汉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见《岁华纪丽》)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风俗之中了。发展到这一步显然是要经过相当长期并且是十分积极活跃的演进过程的。      　　这一点，还可以从汉代的一些画像中见出。据吴曾德著《汉代画像石》一书载：山东省历城县孝里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图。图中有牵牛星、织女星遥遥相对，在织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织机上操作，旁边还有一只飞鸟，很可能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以鹊为桥，七夕相会的反映。此外，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中也有一幅表现牛郎织女的画像。这幅画像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作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星，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这显然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一种艺术反映。 　　稍后的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唐代李善为《文选》魏文帝《燕歌行》作注时引了曹植《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们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到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决定《牛郎织女》传说生命特质的基本情节或者说传说的原型已经形成。这就是：①牛郎、织女爱情关系的确定；②天河相隔；③七夕相会。三者之中，①是关键，而促成这一关键情节产生的，是爱情主题(即群体主体的一种感情积蓄)的注入。有了爱情的注入，本来不相干的两颗星座，两位传说中的神，具有了人性，成为体现人间感情的夫妻，并由此生成一个独立的艺术生命系统。这个生命一经生成，便以其自身潜在的结构功能，规定和影响着未来的发展。受其制约，原来作为天体中一种自然现象的银河，一进入这一系统，便蜕去原质，形成新质，成为阻碍牵牛、织女团圆幸福的象征物。由爱情受阻，进而出现七夕相会，也便是自然合理的了。从《牛郎织女》传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前述三个基本情节，构成了它的生命系统的核心要素。如果把后来充分发展了的《牛郎织女》传说比做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的话，那么这三个情节就是它的树身和主要文干。以后的发展，比如它同“两兄弟型”故事，同“毛衣女型”故事，以及同“难婿型”故事相结合，进而增生出许多丰富多姿的情节网络，就都是由此而生发开去的。 　　第二，《牛郎织女》作为传说生成的大体时间，当在东汉之初，也可能在西汉时期。因为，上述可资引证的资料，尽管出在东汉，甚至稍后的三国时期，但它们都是经过文人加工、改造过的一种书面记载，而这样的记载，必须以传说在民间比较广泛的流传为前提。我们知道，一种传说要达到比较广泛的流传，即使在信息传媒发达的今天，也非易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古代，就更不可能短时间内实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它的实际形成要比记载的时期更早一些。 正像前面已经谈到，牛郎织女传说发展有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开始是两颗星辰间的故事，到老牛、儿女情节的出现显然是相对较后的事，在以后的传说中这条通人性、懂人语老牛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平时是牛郎的好伙伴，关键时刻是他的有力助手，如嫂嫂要毒害牛郎，是老牛让他不要吃嫂嫂做的馅饼；当织女下湖洗澡时，是老牛指点他偷得衣衫，从而得到美丽的妻子；当织女被抓回天宫时，又是老牛献身，让牛郎杀了自己，披着它的牛皮飞上天去追赶。有的传说对老牛的作用，更是强调尤加，比如说牛郎的哥嫂常背着牛郎自己做扁食、蒸包子、炸油糕等好吃的食物，由于老牛的帮助，每次都能让牛郎回家赶上；老牛设计让牛郎与哥嫂分家，分家后牛郎在集市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费用都记在它的账上；老牛还告诉牛郎在还织女衣服时要先吼三声“老牛”，由于牛郎忘了此事，织女得到衣服就飞回了天宫；但是后来牛郎还是乘牛皮追至天宫，并按老牛的教导，顺利闯过金狮、银狮和鬼把持的“三门关”，最后按照老牛所示的方法，找到了妻子。在传说中老牛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牛（普通的牛），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普通的人），它兼有牛性、人性和神性的特殊形象。故事中人和牛的亲密关系，既传递出人类早期与动物间的关系，也明显地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是与土地有关的各种牲畜，它们中有的甚至是某社会集团或族群的图腾，被赋予神性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卡塔·于育克（Catal Huyuk）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岩画中硕大的公牛形象，暗示出牛不仅是人们狩猎的对象，也是一种圣物。牛郎织女传说中老牛被赋予超现实的本领和品格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我国劳动人民对牛的崇拜，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农业经济社会里，牛是人的忠实帮手，同人的命运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可能与佛教的影响有关。在南亚信佛的国家，牛被视为圣洁的动物。印度、尼泊尔等国家都有崇牛风俗，牛被称为神牛，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保护，有禁止屠牛的教规。据佛教的记载，牛的脸、颈、背分别住着湿婆、比湿奴和大梵天，牛屎是圣河，牛奶是圣海，牛眼是日月神，牛尾是蛇王神。牛的全身都是圣物圣地。在我国的甘肃天水东南90华里的麦积山石窟中就有专门祭牛的“牛儿堂”，塑有牛的塑像，当地农民称它为“金蹄银角牛娃”祈求丰收时就来礼拜抚摩“神牛”。此外，我认为，老牛身上的人性，如忠诚、正直的品质是同牛郎的品质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是牛郎品质的一种延伸和升华。它生动地体现着世代劳动人民对牛郎这类勤劳善良而又受欺侮者的深深的同情和真诚的援助，是正义美好力量的化身。至于“一双儿女”，是农业社会中普通百姓理想家庭的模式。是中国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道德伦理的典型反映，至今还有“一儿一女一枝花”，“有儿有女老不怕 ”的谚语在民间流传。 　　“仙女下凡洗澡”情节至少传递出两个文化信息，1，人神共界2，湖即“水”在习俗中的重要作用。仙女因脱了衣服或羽毛下湖洗澡，成为人间的人；因为没有了衣服和羽毛不能在回到天上，表层上看衣服和羽毛是她们转化的重要媒介，但是深层隐含作用的却应该是“水”。 “水”是人转化为神或神变为人，甚至人变鬼的重要媒介。这从许多民族的习俗和仪式中可以发现。举一个小例，但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在我国南方，以前小孩受了惊吓，有叫魂仪式，一只盛些清水的碗上蒙一层薄纸，大人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用手指蘸着大盆里的清水，往薄纸上甩，当薄纸上出现了一个个小水圈时，被认为孩子的魂已经回来了，这碗带有“魂“的水让孩子喝下，孩子的惊吓病就好了。这里的大盆、小碗里的水以及纸上的小水圈都被认为是魂可寄住之处。此外，沐浴使人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如赞比亚女孩的成年礼有一项仪式就是“沐浴”，通过“净化仪式”她才转化为可以谈情说爱的“大人”了。 　　王母娘娘设障碍表层上是封建社会反对男女自由恋爱的反映，而深层次上则是成丁礼和服务婚的曲折反映。《牛郎织女》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异文中，有不少作品具有这样的情节：牛郎追赶织女到达天宫以后，织女的父母(天公、天母)不予接纳和承认，他们出了许多难题来刁难牛郎，企图以此破坏他同织女的婚姻。例如苗族《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牛郎上天后，天公大为不满，屡出难题，欲加害于他。先是带他去赶场，趁他不注意，自己悄悄溜回，想让他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回不了家；接着让他爬到树上去剥杉树皮，又乘机抽掉梯子，想把他摔死或饿死在树上；接着又让他去烧山栏，当他走到半坡，就从下面放起大火，想把他烧死；当牛郎在妻子帮助下一一战胜了上述困难和风险，最后天公便亲自用毒酒把他毒死。善良智慧的织女又请来动物，救活了丈夫。这时，天公只好同意他们结合。他们带着孩子重新回到了人间。上述“难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完成生产劳动任务；二是经受生死磨难的考验。这些内容，从表层看来，是岳父母对女婿(牛郎)生产技能、智慧才干以及勇敢、意志的检验；但是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人类早期“服务婚”和“成丁礼”的遗风。 服务婚在人类婚姻史上曾经是一种普遍盛行的婚俗，它是以男子赴女方家无偿劳役为条件的一种婚姻形式。其具体表现是：男子到女家，和女家一起生活，无偿地从事女家的一切生产劳动，待到一定年限(劳动所得相当于妻子的身价)后方可将妻子(子女)接回父亲家或自己另立门户。男方必须到女方“服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劳动抵偿妻子的身价；一是接受女家父母对自己是否有主持门户、养活妻儿的能力的考验。这种婚俗，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过渡时期的产物，它同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在对偶婚时期，由男子嫁到女家，参加女家的劳动，所生的子女属于女方。到了一夫一妻制时期，女子嫁到男家，并在男家劳动，所生子女属于男方。这样女方便由原来多一个劳动力变为少了一个劳动力，经济上受到双重的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有钱的人家就用财礼作为对女家的赎金；“家贫无有聘财”者，便只好“以身为质”，用辛勤的劳动来证实自己的能力并作为对女家的经济补偿，不然就得不到妻子。于是服务婚就出现了。 　　成丁礼，是未开化部落通过一系列艰难严酷的考验，接纳一个适龄青年男子入社，所举行的仪式。经历过这一仪式的青年男子，表示他已由“童子”进入了“成年”，从此他对社会(部落)负有一定的责任，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包括结婚成家的权利(有的部落对女孩也举行这项仪式)。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世界各民族中都曾普遍存在，并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其“仪式”的举行十分神秘，妇女和部落外的人严禁涉问。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知识教育，一是肉体精神的磨难。据民族学者调查发现，成丁礼仪式中所进行的教育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比如要掌握部落所信奉的诸神的名字，熟谙有关的神话以及祭祀的方法，熟悉本部落的各种禁忌、秘密，还要掌握农耕、狩猎、渔业等生产技术，包容了一个成年男子必须具备的一切社会生活知识。关于肉体、精神上的磨难更是千奇百怪，严酷残忍，有的孩子竟在这种仪式中丧生。具体做法，有的是让少男们脱离家庭和部落，放逐到森林或荒野中经历艰苦生活的磨难；有的是进行割礼、文身、拔牙、烧炙瘢痕；有的是将他们关在神秘的房子里，不许说话，不许笑，不许睡觉，只能吃一点点食物；有的是让他们隐居，全身涂白(表示童年的死亡)，接受仪式后再洗去白色(表示在成年社会中的再生)，或者让他们血流满身；有的则是要他们穿越火堆，或在狂风大雨中奔跑，或在冰水里游泳，或让虫子叮咬；还有的是给以各种突如其来的恐吓。 我粗翻了《故事类型索引》好像具体类型中没有“仙女下嫁穷汉”型，有的是“天鹅处女型”、“七夕型”、“难题型”等等，但是像这样内容的故事是相当多的，比如“七仙女”、“画中人”、“龙女”甚至“田螺姑娘”等等。这类故事的出现、数量之丰富以及流布的长久和广泛，我想主要不外乎三点：一是在现实中存在着数量不少无力讨得妻子的穷汉；二是男女婚姻受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不能自主，；三是无论男女都有着对于美好婚姻的强烈希求。最后一条是最为重要的。对于现实中不能获得的东西，人们便在日常的“唠嗑”、“摆龙门阵”讲故事、说唱等民间艺术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找，获得满足。所以不难理解女性故事家、听众也喜爱这类作品。当然它们所反映的不是乱婚、群婚社会阶段，而应该是对偶婚社会中的状况。“七夕相会”是传说的精美之笔，这一神奇诡谲的想象，看来近乎荒诞，实质正是在这种想象和荒诞之中，人们的勇气和力量得到尽情的表现，人们的愿望在心理感情上得到最大的满足。相会之日安排在被认为是极不寻常“七·七”佳期决非偶然，除了寄寓着人们美好的憧憬和期望，显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首先人们对“七”有一种神秘感情，这是与数字崇拜有关。它不仅中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不仅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常见，宗教仪式、经书中也多有出现。佛教有释迦牟尼面壁七天顿成正果的传说。基督教中说，上帝创造万物是在七天之内完成的，因而有一周七天之分。伊斯兰教把天堂依次分为纯银、纯金、珍珠、白金、红宝石和不可企及、无法言喻的圣光等七层。古代的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都认为天上存在着七颗神圣的星：太阳、月亮、木星、金星、水星、火星、土星。现在西方世界仍尊重所谓“七德”，回避所谓“七种会遭天罚的罪过”；阿拉伯人至今喜以“七”起誓；日本人常祈祷所谓“七福神”降福；我国谓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光有七谱：赤、橙、黄、绿、青、蓝、紫；音谱有“七声”：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商；瑰宝有“七珍”在；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此外，立体化学理论中有“七味”，人的记忆量常数为七；如此等等。可见对“七”的崇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个“七”尚不寻常，那么由两个“七”组成的“七·七”当然更具神秘色彩。据我国古书记载，“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麋为珍”（《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为良日”故把它作为庆贺秋收的吉庆日子，汉魏时把这一天作为集会游乐之日。那天还是天宫神仙们聚会的日子，《续齐谐记》载“七月七，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当然更多的是把这一天视为相爱之人会面的美好日子。《汉武故事》记叙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五次，每次都在七月七日。以后牛女的会期被“开创与情人相会的王母”亲自指定为“七夕”，实是人们对“七”，更是对“七·七”所包含一切美好意蕴的希祈。不能不说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的。我国民俗学专家汪玢玲先生认为，“七夕”就是中国的“情人节”。 是因为先有了“七夕”——情人相会的诸多传说，最后才把牛女相会放在这样的日子，至于和“七夕”相关的乞子、乞巧、乞一切幸福的习俗均是由此生发而来的。我很赞同她的见解。 我想至少有三种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自秦汉以来，我国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在这种经济状况下，纺织成为广大妇女的必修课，她们渴望在经济生产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为“乞巧”习俗的萌生、盛行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其次，传说中的织女是王母的孙女(也有的说是女儿)，她心灵手巧，尤其善织，能用一双灵巧的手织出五彩缤纷的云朵。想获得灵巧的姑娘们当然十分自然地把织女当成自己崇敬的榜样，向她乞巧。再者，人民津津乐道的《牛郎织女》传说所表现的牛郎与织女的真挚爱情，特别是男耕女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正充分反映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追求。这也可能作为一种心理因素，促成了节日与传说的结合。一个传说附会几种习俗，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附会于完全不同的几种风俗，如《牛郎织女》既与“七夕节”相连，又同“端午节”有关(某种异文)。二是附会于几个名称相同、内容互异的习俗。如《牛郎织女》附会的“七夕节”就是如此。黄河流域，“七夕节”称为“女儿节”。在陕西，相传这一天，出嫁的女儿都要被接回娘家，不然天母如果发现小夫妻常年同居是要将他们分开的。在广西等地，“七夕”又称“双七节”，那儿的习俗不是“乞巧”，而是贮水，据说用那日贮的水洗澡，可以免除疾病。在福建、浙江一带，同是七夕乞巧，又有各不相同的风俗。福建，把七夕乞巧的供食分给孩子们，说吃了可以增进友爱，不会吵架；浙江则是外婆给外孙送“巧食”，认为孩子吃了就能生巧。 　　上述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传说的变异性。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包括传说在内的任何有生命的民间文学作品，都要世世代代地在民众之间流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人民群众作为作品的接受主体，传承主体，实际上也是创造主体。这种主体，由于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成互不相同的需要和个性，也就是不同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对某一传说进行接受和传承的时候，必然要抓住其内在结构所提供的生长点，将自己的需求和个性注入进去。在主客体的交流结合中，传说的变异，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牛郎织女》的“七夕节”，在各地之所以会与不同的具体风俗相结合，正是不同群体主体的创造、变异所致。3、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