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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被冲击的底线是什么？就我国而言，社会秩序的调整一 
就我国而言，社会秩序的调整一是靠，二是靠道德?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繁荣，法律正不断完善，但西方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渗透进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观念难免会受到冲击。不知今后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会被洗刷成什么样？底线又是怎么样？
回答：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被冲击的底线是：保持传统的主流特征。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２１世纪的学校德育    《中华读书报》曾以“世纪之交是否需要四书五经”为题刊发了一篇有关“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评估报告。（注：《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5日第9版。 ）其编者按语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和成熟，使年轻一代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常感失落和迷茫。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滋养，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这些重要的精神资源，是否会成为新一代中国人重建人生信念的范本？    诚然，如果说新一代中国人需要重建人生信念，这或许有些言重，如果说重建依托的“范本”就是四书五经、古诗文经典、某些具体的“精神资源”，这也委实有些局限。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繁荣尤其是物质文化繁荣的同时，年轻一代的确出现了信念危机、价值偏失、道德淡漠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着客观的、外部情境方面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也的确十分尖锐地在证明着学校德育的失误，其中也包括对传统精神资源的忽视。    中华民族是素以崇尚道德著称的诗礼之邦，中国传统道德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也是中国道德教育深刻蕴含的精髓。它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内在精神、民族的道德环境，是以其勃勃生机与现时代融为一体的。因此，本文主张：中国21世纪的学校德育发展，依然应以积极态度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一、价值判断：重提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在中国古代伦理、哲学、教育的研究文献中已被广泛论析。钱逊先生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阐释为重视道德、提倡自觉、重视社会风气、重视礼仪等几项。（注：钱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重提，基于如下考虑。        （一）现实道德及德育问题呼唤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必须承认，越来越发达的科技文明正以其强大的工具理性精神、无所不在的数量化、物质化冲击着人的生存空间，它在改变并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它创造了发达的物质也鼓励了人对物欲的追逐，这同时也在淡化着人文精神，也冷漠着人的精神世界和人对道德精神的维护。这种情况导致了人对人性复归的呼唤，如西方人本主义觉醒，如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忧虑。但呼唤又何曾有效地遏制住人的超越社会可提供性的病态物欲？在当前我国繁荣的经济形势下，这一切似乎正在复演。对年轻一代而言，物质环境的改变，独生子女家庭的娇宠，唯升学以求的生活目标的畸型，更显示出一种人格发展的困境。环境与家庭正在扶持一种特殊人格：以依赖为前提的虚假主体性，它潜移默化地在苛求环境、苛求他人的过程中任性地扩张，发展为自私狭隘、惧怕艰苦、心理脆弱的自我中心式人格。    学校德育虽然不断地完善着理论、追求着实效，但似乎触及不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由于物欲与道德不再对立，所以德育的形式主义只获得了些虚浮的形式，而并存的庸俗现实的“道德”和“德育”却几乎已经在堂而皇之地贬抑着“形式”。一个半世纪以前，落后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还是以中国道德精神创造了“即使被战胜，绝不能被征服”的奇迹，而时下有许多物欲的年轻人虽有不被战胜的保障，却坦率表达着已被征服的道德心！而德育对此却麻木不仁。众所周知，我国正在发生第二次人才断代，而贫困的德育对此似乎也未曾觉察，还不惊心吗？    那些比我们率先发达的国家的哲人们，在呼唤人性复归的时候，曾惊异地赞叹过东方道德精神。不是一宗血脉，自然会对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东西也不可思议，而我们竭诚引介西方道德与德育理论的同时，是否也该重温自己的优良传统呢？道德与德育问题，呼唤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二）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必须体现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梁启超先生曾清楚地认识到“形质的文明易，精神的文明难”，这是不以形质为完全性文明的观点。但崇尚科技贬抑人文的倾向却至今还在迫使着人们建立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偏见，由此偏见所至，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认识、理解、价值判断的确不容乐观。已不仅仅是“倒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问题，而是“以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反传统”的问题。这里的事实有两点：其一是中国人无法超脱于中国传统精神之上，就像人不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其二是确有人试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近来有一大堆泊来自西方新潮的超现实的新名词、新观念、新思想颇为活跃，它们似乎要表明一种判断：在世纪之交的转瞬之间，西方化就会代替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东方特色。这仿佛是世纪初全盘西化论的再现，充溢着“精神大跃进”式的梦呓。诚然，言必称孔孟是迂腐国粹派的奴隶主义，但改换了言必称西方圣哲就不是“洋粹”派的奴才主义吗？又有年轻人在流露中国未曾经历百年殖民地的遗憾，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某位美国文化学者的忠告：当前中国人最大的危险是自卑和崇洋媚外心理，这种危险会导致中国人不是中国人。    21世纪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物质文明落差还将必然存在，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中的道德精神却是完全可以自豪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诚然，在越来越小的地球村里，日本人已经敏感地把教育目标确立为培养世界中的日本人，中国的新一代当然也应成长为世界中的中国人。21世纪中国的学校德育虽然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德育精华，却绝不能舍弃中国特色，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应成为学校德育的执着目标。        （三）文化中国和华人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含蕴    现代科技文明的确以其巨大的张力把世界变小了，中国文化通过多种媒介濡化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及个体，也以其强大的涵化功能渗透到异质文化群体及个体，一个博大开阔的文化中国不仅局限于世界华人而且影响至世界各民族和地区。因此，华人教育必将成为世界教育中的优秀一族。对此，许多理智的外国人也十分清楚。但令人不安的是，外国人编写给年轻人读的世界名人录里总不会忘掉中国孔夫子，而中国的有些人却宁可更尊重那些虔诚尊孔的外国人，反而以自贱的心态说孔子；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津津乐道罗杰斯、马斯洛的人本主义，而罗杰斯著述中却多次引用《道德经》中的精辟观点，认为老子总结了许多更为深刻的观念，“道出了我们西方社会迄今尚未完全领悟的真理。”（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如此以自卑心理去崇洋，已经近乎幼稚， 仿佛惟独大陆的中国人不承认文化中国和华人教育之博大和影响深远。    笔者并非要渲染大华夏中心论的民族主义，但确信，任何民族如果生成一种自卑自贱的心态，都将十分危险。客观存在着的文化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华人教育之优良传统，其渊源深厚的中国道德精神，作为人类教育之宝贵财富，无疑应当在中国这片文化沃土上得以弘扬、传承，并率先创造出新世纪的辉煌。当然，对待中国道德精神，不能像前些年亚洲大学生辩论“儒家思想能不能抵制西方歪风”一样，仅限于实用主义式的“工具论”或口舌之争。因为我们主张弘扬中国道德精神，并非把它当作一种实用的工具，可操作的武器，而是主张培养年轻一代具有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人格。            二、现代诠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理解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是中国博大的道德文化的集中体现，就其广泛依托而论，不仅有雅俗文化之兼顾、动静文化之并存，而且有诸家文化之异同。在此，仅以主流文化及其对德育发展路向的积极启示为参照，择要阐释。        （一）重德精神和入世忘我精神    人们常把中国传统文化称道德核心文化，足见重道、尚德的程度。蔡元培先生倡导美育，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中国人其实是素有以伦理道德代宗教之优良传统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人素有宗教般重视道德的传统。中国的重德还有其典型特色，一为重大德，以国家社稷为重；二为淡漠功利，甚至以道德与物欲相对立。因此有入世忘我的道德精神。    孔子思想以追慕效仿文王、周公之礼制文德为渊源，而西周盛世重伦常道德自乡学到国学一以贯之，如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注：《周礼·师氏》。）即全部为伦理道德。至孔子设六艺课程以教弟子，六艺只是被视为途径，道、德、仁才是其目的。中国重德的传统沿延下来，直到近代史之最后记载，也还是把道德看作富国强民的本中之本的“大纲”、“大要”，即使是深受“西艺”影响，崇尚利力的洋务、维新改革派也依然坚持教化、德育为核心。从重德的特色来分析，第一个特色所表明的重大德并以国家社稷利益为大德，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这个体系以致知、修德、为政建构起来，它既是道德教化与修养的历程，也表明一种道德层次区分。极有典型性的证明就是《大学》所列“八目”：格物、致知为第一层次，是思想品德基础，也体现为方法论；诚意、正心、修身为第二层次，是道德修养，也即培养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念和信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第三层次，是政治化的大德，即关怀国家社稷与贡献层次。第二个特色所表明的淡漠功利，以道德与物欲相对立，这在孔子语录中可谓俯拾皆是，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述而》。）“君子度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注：《论语·卫灵公》。）“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注：《论语·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注：《论语·里仁》。）孔子后儒们也基本上传承着这种超功利的道德观念，如“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注：《说苑·贵德》。）“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注：《新语·本行》。）。这样的道德精神，究其根源，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在天人关系中重人、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在人际关系中重社会群体价值，把个人主体的价值依托于社会价值。中国文化具有典型的人本特征，这种人本是与自然相比较体现出来的，它不把宇宙、自然与人对立起来，而是以人知天，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注：《孟子·尽心》。）到董仲舒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对类合之，天人一也”，（注：《春秋繁露·阴阳义》。）再到宋代二程的天地人同物，人与物同体的观点，可以见出中国文化重人、重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论精神从朦胧到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达到的结果即天人合德，这种天人合德的道德精神深沉地积淀下来，至今中国人论道德之得失也还习惯以“天”为表征，并且还习惯将它纳入阴阳轮回的循环系统之中，像天理、天良、阴功、阴德等。在中国人的体验中，“文化中之道德生活亦为自然生命的自然表现，道德本身之具备美感并能充实生命也就是由于道德离不开宇宙本体。”（注：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显然，中国之重德精神以及重德轻功利的精神正与此种价值判断相关。天人同德而且道德以美的体验充实生命，当然会激活道德追求。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当撇开自然，只论人际的时候，中国文化又特别重视社会价值和他人价值，而较少顾及个人主体价值或“我”价值，或者就把个人主体价值或“我”价值放在社会关系中考察，是从社会价值出发判断个人价值而不是从个人价值出发建构社会价值，这就形成了中国的道德人本主义，并据此确立起忘我入世的道德人生、道义人生的价值目标。    如此之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其现代意义十分明晰。由蓬勃发展的经济、日益丰富的物质所可能滋生的不正之风，几乎都反映着重功利而轻道德的价值观，而且又总与重个人价值而忽视社会责任相关照，因此，重德、重国家社稷之大德、能动地超越功利追逐以弘扬道德和道义人生，正成为当前道德教育之急需。其一，社会可提供性与人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唯有在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与道德文明相一致时才会获得平衡，否则就永远不能克服超越性的物欲病态。现实中存在的道德淡漠、道德平庸恰恰成为物欲病态的温床，这反过来也会遏制物质文明增长。宗教般重视道德、重视大道德、重视社会与他人价值、忘我入世以兴国利民，这不仅可以淡化社会可提供性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而且教人以勤劳质朴善良的品性克已尽责于社会，教人以严律已、宽待人的敦厚品性奋发向上，人如果都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注：《论语·卫灵公》。）而且也因此会悟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孟子·告子下》。）其二，中国传统的自然之德、审美化的道德体验，可以认为是与当前生态道德、宇宙道德、环境道德一脉相通，它可以直接成为解脱地球危机、人类困境的道德精神。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可以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精神具有重要的未来意义，天人相谐的道德应具有自然之生命精神以及人的审美愉悦精神，这对于克服形式主义或理想主义德育的弊端，克服庸俗现实主义或消极德育的弊端，都具有重要意义。东方道义人生不避生命之艰苦，却能虽苦犹乐，获得精神生命之幸福体验，这应当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生价值观。其三，我国独生子女所呈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心态，固然有家庭结构、生活环境改变等众多外部情境原因，但毕竟不可否认教育的失误，这种失误的关键在于家庭只娇宠“自我”却没能真正全面地去培养“主体”。其实质在于家庭无意中步入西方“自我→社会”的成人模式，却忽视了西方“自我”的众多特征，由此助长了自私、自我中心、任性。而中国传统的“社会→自我”的成人模式，（注：杨启亮：《评古典儒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 期。）却极适合东方家庭教育，因此重德精神，重社会价值以至以社会价值来判断主体价值的传统，依然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二）自德精神和自我磨炼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虽重规范约束却更求自觉自德。钱逊先生曾举例讨论中国的提倡自觉的道德精神，概括出两个典型特点：一为“自讨”精神，别人完全没有责备，自己首先进行自责；二为把道德看得非常重，为了求得道德上的心安，甚至可以牺牲生命。（注：钱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与此相关，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虽有温文柔静的特色，却又重视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可以视为东方文化的奋发刚健的另一面。    自讨、自责、自觉，都是道德的内在修养层面，是以心安为安，安仁为仁，是内部道德环境形成的水平。并且是心安求仁，而不是“利仁”，即不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去求仁，这种道德精神不仅是以超功利之心重德，而且是重德由他律转为自律、由规范转为自觉，展示了道德的深化、主体化发展轨迹。那么，这样的自德如何发生，如何修养？虽然，“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注：《孟子·尽心上》。）但重要的却是立志持志、自我磨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象传·乾卦》。）正是要在天人合德基础上确立刚健的自强精神，而自强精神则要有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匹夫不可夺的“志”与浩然之“气”。还要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耐劳耐苦精神。    “志，气之帅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注：《孟子·公孙丑上》。）这表明与道义相和谐的志气使人奋发向上毫不畏缩，它充实着刚健自强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由前述价值所制约，这种精神必然重视社会整体群体或他人价值目标，所以必然是为国家社稷之“大我”而克制个人之“小我”的，是足以凝聚成一个民族的刚健自强整体精神之大志大气与大德的。对个人主体而言，他可据此修养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人人都修养到这样的境界，就是民族气节与骨气了。鸦片战争中虽被战胜却未被征服的中国人，正体现了这样的气节与骨气。从主体修养的途径来看，中国传统德育不取西方“避苦求乐”的自然道德观，而重视培养人为道德精神的目标，自觉承受物质贫困和身体劳苦，它教育人为道德精神之乐而不避物质功利之欠缺、生理肢体之劳苦，或者为他人的乐不避自己的苦，这是以避乐吃苦为乐的精神境界，如“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都属这种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磨炼”就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传统的中国精神，几近自然地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人之成才的必要的“磨炼”，因此就有能经受挫折的健康心理。    显然，这样的传统道德精神也充溢着时代道德的鲜活张力。现时的青少年儿童中滋生的依赖性“主体”意志，重视自利自我却唯独缺乏自责、自讨，缺乏为他人的自觉；而自我中心的功利主义则极容易导致为利而忘义，为一己之小利而失大道义；不耐艰苦、不耐挫折、心理脆弱、笃信避苦求乐的自然观，这也几乎成了独生子女在不加积极调控的现代家庭结构中的必然表现。可以说，时代在呼唤着我们重振中国道德精神。其一，在繁琐空泛的政治思想道德的规范教育、重在灌输道德认知却不能有效触动道德情感的约束性教育成效甚微的情况下，“利仁”之心必然发生，“安仁”之心则不免被疏远。德育因此急需实现由外向内、由他律向自律的目标转换，这其实也是当前素质教育在德育方面的体现。可以认为刚健自强的精神，如果围绕自尊自重的基础发展起来，成为“自德”的优良品质，就是一种现代道德素质。其二，义与利的关系可谓在矫枉的过程中因“过正”而失衡，走向了另一极端。“羞言利名”在现时代尽管也可以认为太迂腐，忘我、无我的境界也可以认为有些超然的理想状态，但倘若不能为国家社稷之大德而克制一己之“小我”，坦然丢掉民族之精神风骨，这也的确十分危险。因此，现时代还需要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道德精神，在中国已发达到具有“战胜不易”的坚实基础的时候，万万不可对“是否会有人被征服”掉以轻心。其三，自我磨炼的精神可以认为是优秀的传统精神，不仅是物质性的挫折、艰苦需要有健康的心理来承受，精神性的受挫、艰苦更需以健康心理、自觉的行为去调整，因此，当代青少年儿童需要受些磨炼，许多新产生的问题和不良走向，正是与缺乏磨炼相关。当然，磨炼应是自觉与自德的，如时兴的“挫折教育”、“磨炼教育”之类活动，则不能划进自我磨炼的范畴。        （三）群德精神与自然陶冶精神    如果说源于自强不息的自德与自我磨炼是奋发刚健的，那必须说，中国道德精神中还有自然影响、潜移默化的一脉温文阴柔的传统。诚然，提及阴柔很难不以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道德为典型，其重柔弱、尚谦退、信自然、倡无为的道德精神也的确是具有跨世纪超越性特色的。但本文宗旨是研究中国主流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故提群德、陶冶还以儒家传统为参照。这应视为儒文化之刚柔相济的分析与诠释。    群德相对自德而言，不是主体自我之德，而是社会德风之德。自然陶冶相对规范教育立志持志而言，不是外显的德育，而是以乐与美的形式陶冶情感，是潜移默化的内隐的德育。钱逊先生明确地把提倡个人自觉与加强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作为道德精神中互相作用的两个方面，并对社会道德风气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注：钱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笔者把道德风气视为群德， 而群德无论体现为政风或民风又都是一种潜隐的群育。群德与群育说到底就是社会道德环境及其德育功能。“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注：《荀子·劝学》。），说的就是这种功能。钱逊先生解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本义的时候认为，这不是指在民族危机中号召人们去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而是提倡世人把社会风气的转变和道德教化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其中“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极为中肯。因为顾炎武的原语义是视民风民俗为天下之大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显然这里蕴含的群德精神，与时下所提倡的公民道德素质、优良社会风气不无相通。    如果把自然陶冶精神纳入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范畴来看，主要应为方法和功能，所以群德与群育就常常显示出自然陶冶、潜移默化的特征。当然，中国传统德育之重视寓教于乐，重视策动情感，更具有自然陶冶的典型性。解读孔子的人生论、教育目的论，不难发现其以致知求真为始，以诗乐求美的途径，以体行道德仁求善为终的清晰路向，他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八俏》。）的感慨，就是其对乐与德关系理解的极好证明。再如荀子在《乐论》中说先王“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思”，这也不仅是因为乐是“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而主要是因为乐“足以感到人之善心，使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显然是因为善德的目的。中国道德精神中的重乐、重自然陶冶，与德行教化、治民合德之所以能和谐共存，是基于把握了其中的精要：不仅循乐情相通的规律可以自然而然地培养人的善德之心，所谓“致乐以治心，则易直谅子之心，油然生矣”，（注：《乐记·乐化》。）而且此种善德之心会具有道德情感的真诚，所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注：《乐记·乐言》。）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之群德及群育，深刻透视出社会德风的德育功能，在现时代社会不正之风深刻影响学校德育的严峻形势下，它启示人们正视必然，也觉醒匹夫之责。而自然陶冶的传统精神对于环境教育、学校潜课程也有重要的诠释意义。繁荣的现代美育如果不能端正善德的目标，由于乐风与德风的必然关系，那么不可以为伪的“乐”会导致如何的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群德、陶冶，至少启迪我们重新思考以下问题：其一，青少年的道德现状，从某种关系角度来看，也是社会德风的一面镜子，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是对这种关系的真理性概括。而“亡天下”如果源于“士君子”之失责，那么其普遍发生的问题就包括了普天下的“匹夫”之失责，所以，为了孩子也该呼唤社会公民之群德。其二，道德的养成应重视陶冶，陶冶的功能属自然而然，德育就该如润物细无声的入夜好雨，因此德育必力戒形式主义，并且要洞悉各种形式的潜课程、潜教育。而“乐”既为传统德育的有效途径，古人以善德为准则，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淫乐”，就很发人深省。这已不仅仅是德育问题，而是美育如何发挥德育功能的问题，如果不以善德的准则来选择“乐”，“乐”能否育善德？能否育美？这都会成为在善良愿望下产生不良结果的原因。            三、德育策略：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从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发展路向的角度，把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作为策略来考虑，必须有以下限定性解释：其一，德育策略，不是惟一的，而是某一方面的，本文特指弘扬中国道德精神。其二，中国道德精神指道德文化传统，传统是种内在精神，所以中国道德精神是从中国道德文化中抽象出来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而且必然与时代道德融为一体的那种精神，不可将其误解为具体的古代道德、古代文化。而炒做旧文化、复兴旧道德只能是迂腐的倒退，不可能与现时代接壤。其三，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借鉴外国、异域的道德文化精华不矛盾，更与道德建设之时代感和创新追求不矛盾，它只与一味西方化、守旧复古化格格不入，而对中国特色、中华民族之精神风骨是要积极继承、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