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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回答：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其实“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后来唐代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 实即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道”，究竟是什么？其实从荀子的“文以明道”到现在的“文以载道”，“道”的内涵与外延都因时或人而改变的。在本文中“道”的释意，不是道路，也不是老子《道德经》里的“道可道，非常道”那种玄而又玄的“道”，而是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意思。换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人类良心，社会责任感。古代文人士大夫，向来是讲“文以载道”的.。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原道》篇）。但古文人虽一致推崇“文以载道”思想，内涵却也是存在诸多分歧的。如唐代的韩愈、柳完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对“文以载道”的理解，都各具观点。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从上述可以得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基本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但总的来说，韩、柳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无非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到了宋代欧阳修，对“道”的理解显然又更进一大步了。欧阳修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他提倡从身边出发，从社会出发，从国家出发，少谈脱离实际的“高言”。欧阳修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已接近本文中的“文以载道”之意。然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终不能套用于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古之“文士”，不同之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属“泊来品”，源出于当年“老大哥”俄国。据书载，这一俄词实乃源于19世纪末，意指对沙皇制度持批叛、对现状否定而独立思考的俄国“文人”层。欧美之英词系指有才智者，也含有独立思考者之意。而我国古之“文人士大夫”读书学知识，说白了就是为了仕进（当官）为官作宰，“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最高理想。所以“知识分子”与只为效命君主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是实不可混于一谈的。黄宗羲云：“文之美恶，视道合离”，古人能达此思想，诚也属难得。不过，古人的“文以载道”，终难以逃脱在统治者立言，为帝王做稳江山献策，效“犬马之劳”的范畴。与本文所倡议以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以载道”——知识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本文的阐释“文以载道”意义在于，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被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位。具独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针砭时弊，能为民请命。以“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士子风骨作文以载道，而无愧于“知识分子”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