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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古典悲剧《汉宫秋》的作者是谁？ 
回答：作者:马致远 很多研究者认为，《汉宫秋》是一部爱情悲剧。其实，这个剧本既写出了封建帝王汉元帝与明妃王昭君的爱情悲剧，也包含着有关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些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内容。《汉宫秋》取材于王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昭君出塞的故事，从西汉到元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３３年），元帝以宫人王嫱赐呼韩耶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耶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阏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元帝主动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自汉以来，笔记和文人诗篇，都经常提及昭君的故事。其中，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一作西汉刘歆撰）记载昭君故事时，增加了画工图形及毛延寿、陈敞、刘白等画工多人，因受贿作弊而同日弃市等情节。但是，比《西京杂记》稍后的《后汉书》并未采用这一传说；而此后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却不仅采用这一传说，而且还把受贿作弊的画工，集中到毛延寿一个人的身上。唐代敦煌的《王昭君变文》是昭君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重大发展。《变文》一反正史的记载，把元帝时代的民族矛盾的形势描绘为匈奴强大、汉朝虚弱；把昭君出塞看作是朝廷屈辱求和的表现。其中，叙述了画工图形，单于按图求索，以及昭君到匈奴后，因思念乡国，愁肠百结，终不可解，直至愁病身亡等情节。马致远的《汉宫秋》显然不是取材于正史，而是在《王昭君变文》的基础上，汲取历代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就，然后确定自己的创作意图，构思剧本的情节和人物的。《汉宫秋》特别渲染了强凌弱的气氛。匈奴的使臣，竟然敢于当面勒逼汉元帝：“（单于）特遣臣来，单索昭君为阏氏，以息两国刀兵；陛下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以决胜负。”强敌压境，尚书竟只能规劝“陛下割恩断爱，以社稷为念，早早发送娘娘去罢！”元帝更是束手无策。于是，王昭君只落得“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没奈何，将妾身出塞和番。”把王昭君放在匈奴强大、“专事攻伐”，汉朝虚弱、“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样写，一方面有利于揭示出产生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暴露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激发当时生活在金、元之际的汉人，使之回顾南宋灭亡前后的痛苦经历，便于借他人杯中酒，浇自己胸中愁。《汉宫秋》中所描写的上述形势，与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形势相比，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例如：金宣宗时，成吉思汗兵围中都，金王朝曾被迫以歧国公主和亲；元世祖时，伯颜丞相兵围临安，曾向南宋王朝强索大批宫女；灭南宋时，更是掳掠了大批后妃宫女北上。《汉宫秋》还别出心裁地把汉元帝作为全剧的主人公，并把发生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也归结到他的身上来。这一点，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对于启发人们深入思考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历史性变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汉元帝一出场，就自夸“联继位以来，四海宴然，八方宁静”，心中只为“后宫寂寞”而发愁。“百般巧诈，一味阿谀”的中大夫毛延寿投其所好，劝他“遣官遍行天下，选择室女”，正中他下怀。待毛延寿已叛国投敌，单于使者带着美人图，强索王昭君之时，元帝还在做他的太平天子、风流皇帝的美梦。只知标榜自己：“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根本无心理政：“我虽是见宰相，似文王施礼；一头地离明妃，早宋玉悲秋”。到兵临城下之时，他又火烧眉毛干着急：骂宰相、斥武将，说什么“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但是，朝中文臣武将都不买他的账，尚书居然假借“外国”人之口，说出了“陛下宠昵王嫱，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客观事实。因此，尽管元帝斥文臣、骂武将，尖锐刻薄，毕竟还是无济于事！他仍然是被迫“割恩断爱”，做了一个“别虞姬楚霸王”。《汉宫秋》还特别创造了王昭君在番汉交界处舍身殉难的情节。由于王昭君的慷慨殉难，既保全了民族气节和对元帝的忠贞，又达到了匈奴与汉朝和好，并使毛延寿被送回汉朝处死的目的。因此，王昭君以身殉难的悲壮之举，与那“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屈辱求和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剧用明妃一女人的正气，充分地反衬出那些以“女色败国论”来文过饰非者的怯懦与无耻。昭君既有对元帝的眷恋之情，又能为“国家大计”而毅然地“出塞和番”，并不惜以身殉国难，这就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和高度赞扬；而对于以元帝为首的封建王朝来说，则只是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在《汉宫秋》中，毛延寿不再是一般的索贿作弊的画工，而是平时“一味谄谀”取宠、当阴谋败露时又不惜叛国投敌的中大夫。因为他，单于才能够于“遣使进贡，欲请公主”之际，按图指名，强行“求索王昭君”。因此，昭君是否出塞，不仅是元帝与朝廷文臣武将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而且还是匈奴与汉朝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所以，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悲剧已由个人的悲剧而深深染上了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悲剧的色彩。真挚的爱情因朝廷无力抗御外侮毁于一旦，而“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昏君，“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庸臣，却正是导致这出爱情悲剧的元凶、祸首。昭君“为国家大计”而出塞和番，又为保全民族气节和爱情忠贞而殉难的壮举，便成了对这帮元凶、祸首的深刻揭露与辛辣嘲讽。这一方面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另一方面又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全集》第一卷２９７页），于是在悲剧之中又渗进了喜剧的意味，使人感到以汉元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狼狈相极为可笑。这两方面相互映衬，不仅使剧本的情节更生动、丰富，而且使其思想内容也更真实、深刻。作者在第三折、第四折，还浓墨细笔地描写了元帝与昭君的生离死别，是怎样地使元帝悲怆凄恻，愁思郁结，无可排解。作者尽力刻画了风流皇帝温柔多情的一面，让他尽情倾吐了由生离死别而郁结于胸的哀痛。风流皇帝的温柔多情，不仅仅以其真挚深沉的感情引起观众对他的同情和怜悯，而且，还能激励读者认真思索：为何堂堂天子，大汉皇帝，连自己的爱妃都无力保全？我们还应该注意，《汉宫秋》对于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描写，是比较深刻准确的。《长生殿》的作者洪升曾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因为帝王之家，钟情总是意味着玩弄女性。就《汉宫秋》来说，元帝对昭君的倾心相爱，首先是为昭君的琵琶声所吸引，接着便是为昭君的姿色所倾倒。技艺和姿色，是元帝爱昭君的基本原因和主要内容；对于王昭君舍身赴国难的精神，元帝却毫无感动之情，更无特别器重之意。霸桥饯别之后，他之所以“委实怕宫车再过青苔巷”，也仅仅是因为“猛到椒房，那一幅菱花镜里妆 ，风流相 ，兜 的又横心上”。可见，作者并没有过分美化元帝对昭君的爱情，而是如实地写出了元帝爱昭君的具体内容及其局限性。这样，元帝对昭君的温柔多情与他对于治理国家社稷的昏庸无能，便构成了复杂而又和谐的整体，自然而又逼真地刻画出元帝爱昭君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显然，汉元帝这样的艺术形象，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风流皇帝，如陈后主、宋徽宗之流，无疑是具有深刻而普遍的认识意义的。元帝一类的昏君庸帝，作为国家社稷的代表，必然会导致“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落得国土难保全，民族失尊严，而他们对后妃的倾心相爱，也只能落得个蒙羞受辱，毁于一旦。因为，作为风流皇帝欲保全真挚爱情的愿望与作为昏君庸帝所造成的“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严酷现实，这二者已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汉宫秋》所写的爱情悲剧的实质，也是产生汉元帝这样的艺术形象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