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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求曾枣庄先生的文章《文章学须以文体学为基础》请问亲们，谁知道曾枣 
请问亲们，谁知道曾枣庄先生的文章《文章学须以文体学为》在哪里发表了，谁能传一下全文呢。谢谢
回答：全文太长，先节录两节吧！在曾先生的博客里就能看到全文。见下面的这个链接。 文章学须以文体学为基础 曾枣庄 （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 一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讲，包括诗文各体；就狭义讲，指不包括诗的古文。与诗对举的文或古文，也有狭义、广义之分。唐宋古文都以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相标榜，因此，狭义的古文应单指散体古文。文章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宋谢枋得《文章轨范》所收皆为文，显然是狭义上的文章。明吴讷《文章辨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虽以文章名书，但所收所辨皆含诗文，显然是广义上的文章。文体与文、文章不同，一般都是在广义上用的，包括所有诗文各体。大多数的文或文章总集，都兼收散文、骈文和诗词。即使今人编着的古代散文选和古代散文史也往往兼收、兼论骈文，可见是在广义上用的。文体既指广义的诗文体裁、体制，又指其体貌、风格。文体学，国外常称为风格学。中国古代文体也多指风格。严羽《沧浪诗话》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这是讲的诗歌体裁的演变。但其下“以时而论”所列的建安体、黄初体等，“以人而论”所列的苏李体、曹刘体等，按总集所列的选体、玉台体、西昆体等都是指诗歌风格。而风格实为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文章学与文体学是密不可分的。 二 既然文或文章有广义、狭义之分，那么文章学也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章学是研究所有诗、文、词、曲技法的学问。狭义的文章学不包括诗、词、曲，而是研究散文、骈文、辞赋以及诗词以外的韵文如箴、铭、赞、颂、哀祭文等的技法的学问。具体说，文章学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篇章结构。一篇诗文如何组字成句、组句成章、组章成篇，都需十分讲究。明陈懋仁注梁任?P《文章缘起》云：“篇者积句成章，出情布事，明而遍也。”或以两相对比，如丁谓的《书异》[1]。淳化元年(990)，许州夏旱，当地官吏却说这是神龙经过，不报告灾情。丁谓说，古代国君以灾异为天戒，认真地反省政事，改正错误。相反，现在的官吏有善事就大吹大擂，这是我的功劳(“吾之力及之”)；有不祥之事就“忌人言而耻言于人”，以免“示吾不治”，暴露自己治理无方。至于苍生何恃，民命何倚，他们是根本不考虑的，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如何骗取上司的信任、提拔。吕祖谦《皇朝文鉴》收了这篇《书异》，收得很有价值，可使历代报喜不报忧的官员脸热。从文学角度看，此文也值得肯定。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全文围绕一个“异”字，从正反两面写古今对不祥之事的两种态度，对比十分鲜明。王禹?牎都龆∥接胙μＪ椤罚ň硪话耍┏贫∥健捌湮睦嗪⒘涫喽鸥Α保⒎切槊馈?或以两相衬托，如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光）祠堂记》（卷七），行文多排比而出，两两对照，题为《严先生祠堂记》，本当以写严为主，却通篇都以汉光武刘秀对举映衬，首句“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即并举二人；以“不事王侯”颂严光，以“能以贵下贱”颂光武，以“相尚以道”贯穿全文，兼赅二人，主旨鲜明。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以言事贬，朝臣多论救，谏官高若讷却以为当黜，于是欧阳修撰《与高司谏书》(卷六七)，斥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全文结构谨严，朱宗洛称其“前有总冒，后有总束，中有过脉，是其纪律森严处。前借九卿、宰相作陪，中借洛之士大夫作反跌，后借阳城立论，将‘有待’二字连作翻驳，故一线联络中自具千回百折之势。[2]”《古文析义》卷一四林云铭评云：“上半写谏官责任极重，下半写建言不可待时，然其中步步衔接。”曾巩的《送江任序》(卷一四)由平行的两扇组成。宋王朝任用官吏，多不让在本地作官，并实行三岁一迁的制度，以防止官吏腐败。曾巩对此大不以为然，前段论用于异乡之难为治，后段论用于本土之易为治。最后以交代本事作结，江任为临川人，任丰城知县，而临川、丰城，均为江西属县，故易以为治。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二评此序云：“古来未有此调，出子固所自为机轴。”苏洵的《上欧阳内翰(欧阳修)第一书》(卷一一)在苏洵的书信中堪称压卷之作。首写其十年思见之心，极尽行文曲折变化之能事；次写他对欧阳修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末段是自我简介，表明求见之意。全文结构谨严，以精炼的文笔，归纳了孟子、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的文章特色，强调“自为一家之文”。苏轼的《石钟山记》(卷一一)是一篇带有考辨性质的游记，是一篇具有某些论说文(特别是驳论文)特点的游记。通篇围绕石钟山山名的由来，先写郦道元和李渤对山名由来的看法，摆出要证明的观点和要反驳的靶子；接着用亲访石钟山的所见所闻，证实并补充郦道元的观点，反驳李渤的观点，使形象的景物描写为证明和反驳服务；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不行的这一中心论点，交代了写作意图。全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说理透辟，文笔流畅。二是音韵声律。音韵学是研究文字的声、韵、调的发音和类别及其古今流变的学问。诗、词、曲都讲求押韵换韵，平仄相间，箴、铭、赞、颂、哀祭等文体也多押韵。梁人沈约《谢灵运传论》[3]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书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这就是沈约的声律说，是他著名的四声八病说的基础，是律诗创作的理论基础。唐人封演云：“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4]”三是语言辞采。修辞学是研究加强言辞或文句艺术效果的手法，使读者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意思，以加深别人的印象。修辞一语最早见于《周易·干传》九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据孔颕逹疏，是指兴修文教，内涵比今之涵义广得多：“此释九三爻辞。……辞谓文??，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据司马光所解，则与今之修辞涵义相近：“君子外修言辞，内推至诚，内外相应，令无不行，事业所以日新也同。[5]”苏轼《石钟山记》就调用了各种修辞手法来描写夜游石钟山，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四是行文技法。吕祖谦《古文关键》实为“论文而作”，其评注批点，对古文的体格、源流、命意、结构、句法、字法，多有阐释。卷首《总论》前为“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后为“论作文法”，先也是总论：“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也。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继是分论作文的具体要求：“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度，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有用文字，议论文字。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辞源浩渺，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再提出一些对立因素的适度：“上下、离合、聚散、前后、迟速、左右、远近、彼我、一二、次第、本末。”又论及文有不同风格：“明白、整齐、紧切、的当、流转、丰润、精妙、端洁、清新、简肃、清快、雅健、立意、简短、闳大、雄壮、清劲、华丽、缜密、典严。”最后以“论文字病”作结：“深、晦、怪、冗、弱、涩、虚、直、疏、碎、缓、暗、尘俗、熟烂、轻易、排事、说不透、意未尽、泛而不切。”除书前总论外，每位作家的作品他都有分论，如论欧阳修的《朋党论》云：“议论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处须出意外。”以上纯粹是论文章技法。文章学与相邻学科如版本学、文献学、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虽有一定的关系，但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版本学、文献学、目录学是以图书为研究对象，与以研究诗文写法为对象的文章学是不同的。版本学以图书为研究对象，研究书籍形式特征，研究同一书籍在书写、印刷过程中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样式，包括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版心、纸墨、装帧、内容增删等。文献学以图书、文物为研究对象，研究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文物资料。目录学是研究书目，研究图书分类的学问，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都是以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与以研究诗文写法为对象的文章学也是不同的。文字学是研究文字起源和发展，文字的形、音、义，正字与错别字的演变等的学问。音韵学或称声韵学，是研究文字的声、韵、调的发音和类别及其古今流变的学问。训诂学是研究古书字义的学问，晋郭璞《尔雅序》云：“诂，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训，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这是训诂学的内容。校勘学是比较文字异同，是用不同版本或其它典籍校勘同一书籍文字异同及其规律的学问。版本、文献、目录、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都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没有这些基本功，就不可能正确地欣赏诗文的结构美、语言美、韵律美，而这些都是文章学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