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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雅典民主政治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雅典民主政治的开创人是谁? 
雅典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雅典民主政治的开创人是谁?
回答：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1]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2]而雅典城邦的贫民(被保护民、“六一”汉)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汉们是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体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财产资格(以地产收入为基础)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是贫民。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3]，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但这不能让人信服。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国家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雅典国家一开始便卞同于东方文明古国的特点之一。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淮典国家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国时代还主要使用木犁、木器来耕作。到中王自时代在埃及才出现青铜工具。铁在新王国时期还因其稀少而被视为贵金属——此时距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已经历了大约1000年。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古雅典国家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 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三面环袍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对外来浪食的依赖和出口手工业产品和衣产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样，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在梭伦时代，“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象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口沟本身了。”[4]与之相反，古代东方文明国家普遍地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5]“这些田园风味峋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7]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8]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这些条件相互间紧密联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社会不同于古代东方文明国家的那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命题简单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萌芽中的国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议事会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是雅典国家极其重要的机关。为了防止议事会的独断专横，雅典人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剥夺了议事会原有的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最高权力，确立了陪审法庭最高司法审判和监察权，甚至于使陪审法庭拥有保护宪法的权力。亚里士多德记述：“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15]在议事会内部，也采取措施，防止权力集中。议事会实行十个部门(三分区)的50人团轮流担任主席团的制度，每个主席团任期约一年的1/10。主席团中每天由抽签选出一名总主席，负责保管国家金库、档案和庙宇的锁钥和国玺；并在民众大会、500人会议开会时任主席。但总主席任职只一日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此职。这些措施，有利于避免因长期任职形成事实上的权力集中以至专制独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与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国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没有人能处于法律之外，享受特权。 雅典人虽然极其珍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从来也没有沦入无法无天、“人人各行其愿”的地步。“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全。”[17]这是因为，在象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里，解决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和斗争时，基本上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律程序，于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的事很少见。 雅典人极重视法律的稳定和权威，虽然允许修改法律，但有着严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议案事先都要经过议事会的审查。公民个人虽然可以在民众大会上提出修改或废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议案，但若这种提议得不到通过的话，则将被起诉为不法行为，提议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视成文法，而且也重视习惯法。“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21] 结 语 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靳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园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向盟中的各邦进行控；ji啊口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同时，雅典夺取各盟邦的》军，向各盟邦推行军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装步兵身份移后同盟城邦领取份地，克里昂台这样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对属民统治的暴君统治；……你们峋帧号权依靠你们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们对你们的好感。”[22] 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诀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表明，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国家非但可以很好地履行对奴隶、非公民群众专政的职能，而且可以很好地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较长期地保证政治稳赳口经济繁荣。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的组织形式。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专政；另一方面是占人数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参预国政的权利。正由于这种本质上的不同，正由于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的专政，所以，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在保障人民内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而应采用的政权组织形式，使其不断完善，这对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