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教育/科学-人文学科-历史学
问题：曹刿论战上，他为何能见到齐宣王，他是平民，平民可直接见王？唐太宗? 
曹刿论战上，他为何能见到齐宣王，他是平民，平民可直接见王？唐太宗年间，曾放死囚犯回家乡拜别，再回来受死，结果无一人逃跑。这历史我怀疑。既然是死囚，如蛇的本性，不能改其恶，道德风气最好，这也不可能的事。
回答：当时的鲁国，在诸侯之中，并不强大，应该属于小国，而鲁国的近邻－－齐国，却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齐鲁之间，关系并不亲密，常常战事不断。当时，鲁国为自身的安危计，国君比较开明，常常倾听民意，这一点，我们从《曹刿论战》一文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例证在没有外界约束前题下主动接受国家刑罚审判的行为本身，说明诚信在死囚价值观念中比生存安全更重要，问题在于是死囚何以诚信如斯，置宝贵的生命于不顾，前来就死？原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得古今之中平，尽去前朝酷刑，套用今天的话说，《唐律》属于良法之治。治理国家没有不行，但国家的立法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也就是管仲说的"民欲立则立之，民欲否则去之"。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达到一种"令须民心"的效果。《唐律》在制定时就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务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基于"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理念（《刑法》）。他还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凡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贞观政要·赦令》），切忌草率从事。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二是在死刑适用上遵守严格的程序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呼！""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者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活者甚么，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5]。唐太宗认为，死刑至重，事关人命，须格外重视，所以对死刑犯要实行三覆奏，向皇帝报告三次，目的是对死刑的实行与否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是否实行死刑，因为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对人犯实行死刑并不是统治者的胜利，而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德化社会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然而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不能体悟圣意，其间必有冤枉者。实行三覆奏，把死刑核准权收归皇上一人，能有效地减少死刑，枉绝冤枉。死刑只能适用那些依法非杀不可，并且没有可矜情节的囚犯。同时唐太宗规定实行死刑之日，尚食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缅于情感这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后来，唐太宗觉得三覆奏还不够，特别是在错杀张蕴古之后，规定了五复奏并且前三次和后两次复奏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不能在须臾之间完成。这样经过三复奏和五覆奏程序杀掉的囚犯基本上都是该杀的，所以囚犯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觉得自己也是罪无可赦，并且在程序上受到公正的对待，诉讼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所以他们能够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第二年秋天来京受刑。　　三是唐太宗对囚犯进行了终极的人文关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既使是应死之人，其悲苦状也是令人同情的。死囚或许有白发父母在堂，或许有娇妻幼儿令他牵挂，那么在其临死之前，让其回家告慰一下父母，抚慰一番妻子，对父母尽一年孝道，对妻对子尽一年夫道父道，亦是上合天道，下合人情的。一年之内，死囚们已做了他们该做的，说了他们该说的话，在临死之前能享受一番亲情，让他们去死，他们会觉得尘世已无令他们牵挂之事，之人、之情，他们去死也是含笑而死。如果说他们还欠了什么，那么欠的只是对皇帝天大人情，所以皇帝令他们第二年秋天来受死。尽管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亡匿者。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他们如期而归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