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社会民生-军事
问题：抗日战争时国军为什么要在皖南围歼新四军？ 
回答：【转载】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事变的教训的总结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皖南新四军全部约一万二千人，原驻云岭(泾县)、黄浒(繁昌)及繁昌西南窄狭地区横竖不到一百公里，北靠长江、东临强敌，西南两方面约有友军十二万人，免据黄山、天目山山地，筑垒包围监视。在过去国共磨擦紧张时，不仅不易发展，且时时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远在两年前党中央即向该军指示向敌后、向江北发展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迄未被该军的主要领导着项英同志所接受。特别在去年一月到四月全国反共高潮时，党中央与军委曾不断催促项英同志执行上述方针，这些指令中罪重要的有：一月十九日重申向苏南、苏北发展方针的命令叁月五日关于蒋令我江北四、五支队及管、叶部南开，我应相反要求江南部队北调的指示，四月十日又有目前投降危机加重，皖南部队行动的指示。但项英同志的回答是“皖南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并要求依照将原驻江北的四、五支队，管、叶部队南调，完全放弃江北阵地。项英同志在皖南的工作只顾与国民党的联合，而一切服从其限制。信赖国民党不会消灭他，不愿或不敢到敌后去发展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政治工作不敢明白提出共产党的领导，一切迁就国民党的规定，以国民党领袖的谈话训词为全军教材，丧失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中央曾为此于五月四日给江南新四军以关于抗战及统战策略的指示，清楚的说明一切敌后方，我均可以发展，应该去发展，对敌后发展问题不应强调特殊性，而应强调同一性。对统一战线中的磨擦、限制，不应强调联合，而应强调斗争。达一指示，曾推动陈毅同志于六月渡江，发生积极的效果。自去年十月十九日何白发出《皓电》，限令江南、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北开，并以重兵向我这些地区周围逼近压迫，党中央及军委从全国团结抗战着想，从皖南新四军的前途发展着想，又再次切催促项英同志率皖南部队北移。叶挺、饶漱石同志(东南局副书记)都坚决拥护中央指示。项英同志不得已，乃表面赞同北渡方针，但又寻出一大推理由，说：北渡路线只有两条，一条经铜陵、繁昌渡江到皖北，只有一两个渡口，毫无保证，且对江无为一带有顽军，恐一到江边又过不去；一条经??武路转苏南敌后过江，又须通过五道封锁线，一条运河一条铁路大队通过不易。项的结论是准备叶挺率一部过江，彼仍“决心坚持皖南阵地”。直待党中央及军委于十一月、十二月不断指令催促，并指出不北移有被消灭的危险才派雨营人由铜、繁过江保护交通，防阻挂军进攻。并将后方资财一千叁百担及后方人员千余人，于十一月叁日先后开赴苏南。此两批人员，都顺利的到达目的地，足证项之所谓不易通达全系托词。十二月以后，皖南情况日愈险恶，项给中央电说蒋已令顽军在泾县、太平间严密布防，作一网打尽之计，皖北桐城、芦江、无为方面，桂军亦有增加，请党中央指示方针，并向国民党中央抗议，要求让路通过。党中央一面向蒋抗议，交涉让路。一面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再严厉斥责项之迟疑犹豫，说：“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项在党中央这样严厉斥责之下，才决定经苏南北移，但项关于军事行动的布置与指挥非常错误：(一)据刘少奇报告他们到苏南应从青弋江、宣城、朗溪东进，才安全。而项却采取了向南走茂林的路线。(二)茂林是个绝地，正位于青弋江上流两河之间，东北叁面是水，河涨不能徒涉，南面靠山，直径不过八十里有顽军叁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河之两侧尚有顽军四个师分左右翼严密控制。(叁)项南进本意即今如他所说；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但一、茂林是个绝地，近在军部咫尺(离军部只五十里)，应该知道；二、若只吸引顽方注意，便只能是使用一小部分兵力，而不是全部兵力都开到茂林。(四)军队开动是一月四日晚间，五日早晨即到达茂林就该停下来，六日才与顽军发生小接触，十一日顽军聚歼计划布（部）署才完毕，十二日开始向我总攻，十叁日我军伤亡七千余人，十四日才全被消灭。从以上日期可以看出，若我到了茂林不停留下来，不倚望顽军自动让路，立即冲出是绝对可能的。(五)最可耻的是项于八日晚即偕袁国平口口口口口口四人离开部队潜逃，因未走出包围圈，于十日晨又回部队，在项、袁私逃中使整个部队涣散，顿时陷于非常混乱状态，幸赖叶挺、饶漱石同志，极力坚持挽救，才不致马上溃散、并集中─部拼命向北突围，只冲出了傅秋同志所率两团人(约二千人)到宣城、宁国山地间，但仍未脱顽军大包围，此两团人最后是否也被消灭尚未证实。此次皖南新四军之被消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之阴谋，一方面也由于项英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机会主义的领导所造成。正如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同志所论“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渡江完全可能。只是项之犹豫迟疑所阻，此次军事行动部署缺点极大，尤其在紧急关头项、袁口口口四人不告而走造成极不良影响，叶挺虽极力支持，但把握有限，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之一，但项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完全不要我参加，一直到不告而走实令人寒心，我为革命牺牲，固无所畏，但此次万一不幸真死不瞑目，愧不能负中央所予重任。”(此系一月十一日报告，后此即无联系，恐已殉难或被俘)。此次皖南事变给我们的教训是：由于项英同志抗战以来一贯反对中央及军委对抗战及统战策略的正确指示，一贯固执自己对江南敌后的特殊见解，对统一战线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贯在军事行动上的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当然要引导院南部队走向失败。至于这次军事行动中许多难以索解之处，如：何以不早走，何以向南开入绝地，何以到了绝地又停下来，何以当紧急时临阵私逃，是否受内奸影咱，且待以后再去证明。 摘自中央档案馆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82年1月第1版[转载]　新四军的实际操纵者项英，按照后来给他上纲上线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他在江苏和安徽南部一再坚持强调“华中敌后斗争的特殊性”，迁就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刁难，结果就使得新四军的势力迟迟难以扩张，这样一来，难免与毛泽东等人的战略主张发生冲突，项英又生性僻傲，在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给新四军来电暗示其领导人犯了错误时，这位老王明分子大怒，立即以回电让中央撤销他的职务这种要求来表示抗议——事实上，如果当时中共真的采纳了这种要求的话，结局可能要好一些，不过也许毛泽东自己也拿不准撤换项英是否顶用，因为新四军中许多骨干份子都是项英的心腹。　　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姑息，项英在华中益发飞扬跋扈，连军长叶挺也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独裁——可是，如果独裁者自己并不具备专制天才的话，那么独裁本身就是一个灾难。　　回顾一下从1937年改编到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新四军的作为，那么就很难说这支人马到底有多大成就，事实上，除了陈毅等人在苏北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大动刀兵有所扩展外，新四军主力一直被置于江南地区无所事事：这里是唯一能够直接与日军对抗并且“革命基础”较为牢固的地带，因此项英就死抱江南不放，从而使得长江以北地区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出击之前横亘于无人区和新四军之间的地盘大多为江苏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被动的发展，就难免要捅漏子——这些都给蒋中正送去了整肃军纪的刀柄。　　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众口一辞指责蒋中正策动皖南事变是为向日本人投降铺石垫路，但是如果本着历史的精神去探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这并不公道：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日本人似乎已经黔驴技穷，而国民政府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获得了民主国家的广泛支援，他又何必甘为牛后呢？他之所以横下心来要剿灭新四军，与其说是向敌人献媚，不如说是出于他的反共信仰， 他的部下之所以支持他这样蛮干， 除了信仰问题以外，也有李守维和翁达（均在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丧生）的阴魂问题。　　何应钦与白崇禧在1940年底致共产党两大部队的电报中再次申斥说：　　“……其实凡在中央命令系统下设置之地方组织，何一非抗日政权？该军特为标揭，显存彼此之心，别报扬抑之见。况若干敌后地方，原无敌人盘踞，该军开至其地，放弃原来任务，已违作战本旨，即该地系为该军所收复，如果服从命令，亦应将其行政组织交由中央设置之省政机关负责建立，不容别立系统，辄自把持……”　　已经将矛头直指敌后根据地，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对红军改编后的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即国民党方面所要求的是军队自由行动，行政完全服从，而共产党的看法则是听调不听宣，许多矛盾都由此而产生。　　由于何白（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联电的发出，蒋中正似乎认为已经完成了道义上的准备。鉴于十八集团军太过难啃，所以他就先拿新四军开刀。　　1940年底，国共两党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共产党答应作出让步，命令江南的新四军北渡，作为这一让步的回报，蒋中正承认十八集团军在华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但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参谋部又规定共产党军队必须缩编为十个师左右；为了这个问题，两党继续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一时悬而未决。项英迷恋江南，正好趁此机会拖延北渡。　　不过这一次，毛泽东不再牵就项英，而是对他大发雷霆——因为毛泽东确实不想在华北情形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再跟蒋中正闹翻，12月26日，他给项英拍去一个口气相当严厉的电报，首先提到他在一年前就给予新四军的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 而后痛斥项英“毫无定见”，责令他们“全部北移”。 在这之前，12月9日，蒋中正亲自发来一道手谕，命令江南新四军必须“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这般双管齐下，项英也没了主张，便找到刚与顾祝同商议北移路线回来的叶挺，拟定北移路线，即由茂林——三溪——旌德，行经天目山附近，到溧阳一线渡江。共产党则利用自己的舆论势力大张旗鼓地发动攻势，想以此来含蓄地警告“蒋系军”，向外界暗示蒋中正的不轨企图。　　就在此时，不顾共产党的舆论攻势，第三战区已在新四军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七个整编师的重重伏兵，而北移的新四军总部及其直属战队总共只有九千余人，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　　尽管顾祝同以“政治人格”向叶挺担保新四军在北移途中不会遭到友军袭击，但叶挺却并非等闲之辈，所以他就与项英商议，决定兵分三路，以大多数史书所说的“突然动作”，于一月四日夜里离开驻地云岭，向预定路线进发。但是，临行之前他们却大肆张扬地向当地群众告别，结果动作既不突然也不麻利，在被当晚一场大雨浇得人困马乏之后，第二天行抵茂林时就不得不停下歇息——动作就更不突然了。　　六日，这支小小部队继续向旌德行进，不久，前面的斥堠部队就在丕岭遭到第40师的伏击，下午，作为回敬，新四军击溃了前来挑衅的144 师的一个排。项英依然不知所云，因为他不相信他那样牵就的友军居然会袭击自己，但连续出现的对战显然已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误会了——在这种要命的关头，项英一手遮天，否决了叶挺改变路线的建议，命令继续按原定路线出击。鉴于第40师和第144师仍横拦去路，而顾祝同又回电称“误会”，因此项英命令所部向星潭进攻，直捣第40师师部，他显然过于高估了手下的战斗力，因为这时已传来消息说，对方的第40、52、63、108、144、新第21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一个忠义救国军的人马正自向这边云集，他却不顾一切要以卵击石。军长叶挺，早已名存实亡了。　　危急关头，项英竟坐下来开了七个小时的长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到后来会开不动了，他又否决了叶挺孤注一掷直下星潭的的方案，而命令改道西南方向——这本是叶挺在六日提出的计划，但战场形势早已改变，采用这一招已为时太晚。叶挺斗不过这位党代表，只好听之任之。到了半夜，这个军的一个团本已攻入星潭，也扔下大好战机，既没有继续进攻也没有建立狙击阵地，掉过头便跟着项英走。　　八日，这支人马以后队改作前锋，准备向左近的高岭发动进攻，由于向导带错了路，又退回原地，再次耽误了几个小时——真是所谓祸不单行——等他们找到正路时，高岭正面已被第79师占领。于是项英又改变初衷，下令向西北茂林地区突围。　　当天晚上，144师追到附近的高坦，混战之下，被新四军死命抵住。第二天，叶挺亲自带队增援，一个反击便将144师冲了回去。可是这时，项英和他的几个亲信却失踪了，因为有消息说，敌人将在次日清晨发动总攻。这种举动对军心的动摇程度可想而知。　　那天下午，由于四面受敌，叶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得下令部队向高岭集结，几乎所有的消息都让人沮丧，可能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就是第一纵队的两个团已经突出重围，奔往苏南。这时追踪而至的敌人已占据了四周的制高点，将叶挺的部队团团围住。　　不久，毛泽东给这支被围人马拍来最后一封为时已晚的电报，让叶挺全权指挥所有部队！叶挺二话不说，带着部队冲过一座小山向北突围，由于星夜赶路，糊里糊涂撞到一个名叫石井坑的盆地中，再次遭到伏击，厮杀了整整一夜，死伤枕藉，叶挺只得退到盆地中略事休整——重重罗网之下，这位老铁军团长也束手无策了。剩下的五千军马都近乎弹尽粮绝，只是凭着求生的本能与强大的对手作战。　　第二天，四周的敌军包围上来，将残余的新四军部队封闭在石井坑中，陷于绝地的这些人马正好成为对方大炮俯击的靶子。这时，没头苍蝇般瞎闯了两天的项英一帮人又哭丧着脸回来了，大概他尝试了好几种方法，都没能溜出重围，想想还是大部队保险，所以又摸了回来。这一天，上官云相的各路人马都打得十分顺手，尽管新四军拼死抵抗，但正如第52师战报所说，新四军“以搜自民间窳旧之武器与我军作战，实无彼火力发挥之余地”，被打得大败亏输，又丢了二三十个战术点，军参谋长赵凌波被俘。如此血战到12日下午向晚，眼见得大势已去，项英又换上便衣，领着几个亲信不辞而别，自寻出路去了。　　那天晚上，叶挺把剩下来的一千多人分为两路，决心来一次破釜沉舟。子夜时分，被求生欲望支持着的这些人马，纷纷跳出阵地，向外猛冲突围，其中的两个团把突击矛头直指第144师，由于杀红了眼，人人有万夫莫敌之勇，144师当不得，尚未巩固的阵地便被撕开缺口，不久，这群拼命三郎冲进了144师师部，搅了个七零八落——最后好歹有几百人撞出重围，逃到无为一带。　　至于叶挺亲自带队的另一路人马，在13日被 108师抵在大康王一线，混战之下，项英的支持者之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对方击毙，鏖战到14日，共产党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以党的名义命令叶挺去跟对方谈判，结果是自入虎口，接下来这支人马便被全歼。前后共有七千余人被国民党部队毙伤或俘虏。　　项英这一次倒是突出去了，在一个山洞里藏匿到三月份，后来与副参谋长周子昆一起被副官刘厚总杀死。　　皖南之战，使中共丧失了一个师左右的人员和包括叶挺在内的一批优秀战术家，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有案可查的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单单日本人是不可能如此重创他们的。中共痛定思痛之后，就引导全国的舆论矛盾统统指向蒋中正，弄得他无法下台，到头来只好发表一通讲话，表示这次事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纯为“整饬军纪”。对于接下来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的行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从他自己的花名册中勾去了新四军的番号，这样一来，新四军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直系部队，再也不用听从蒋中正的调遣了。　　1月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和张云逸为新四军代理正副军长，28日，新的军部便在江苏盐城重建起来，长江以北的皖中、苏北等根据地内所有新四军九万多人重行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别担任各师师长。由于长江以南中共的势力已丧失殆尽，所以今后他们只能依靠这几员猛将继续在江北发展。　　对皖南之战感到欣喜的只有汪兆铭和他的日本主子。但是，国共磨擦的确还没到让“南京和东京”高兴得“在马路上跳起舞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