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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金文明是谁?他与余秋雨争什么? 
回答：现年68岁的金文明籍贯上海，父母皆文盲，早年丧父，自幼家境困难，免费就读教会小学，1948年小学毕业，考入灵粮中学（即今沪西中学），无力支付学费，要求减免学费未果，遂失学在家四年，大量阅读旧体、志怪笔记，因学过绘画，故解放初在里弄工作，后凭借“人民奖学金”考入育英中学，毕业后进入第一师范（中专），得遇著名学者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主编），时为金文明语文任课老师，自兹影响金文明一生。　　后胡云翼调至上海师范学院，为追随胡先生，中专毕业已经工作四年的金文明又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受其亲炙，相处三年余，每逢周末常至胡宅受教。　　1965年，胡云翼因家中遇窃而引发胃出血，进而肠套叠而不治去世。　　大学毕业分配在少儿出版社工作，去干校3年后，转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后长期在出版界，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沪上资深编辑金文明与当红散文大家余秋雨之间的论战似乎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余秋雨以不屑于再谈此类话题的姿态，使这场刚刚开始的论战成为一场没有对手的城下叫喊。 　　争论的缘起十分简单，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又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的金文明，从一个余秋雨散文爱好者的角度，发现了余秋雨散文中很多文史差错。写成多篇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希望余秋雨能够在以后的版本中改正。但是，金文明后来发现，余秋雨对批评的态度是公开拒绝，而这些错误并非一般的细节问题，有的是余秋雨整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将近几年来阅读余秋雨散文记录下来的文史差错进行了整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辨，写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这本22万字的书共引用了170种古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　　但是，余秋雨不以为然，他认为金文明太夸张了。在余秋雨眼里，金文明所谓的大量错误，有的是他不理解死文字与活文字的关系；有的是他不清楚学术文化界的现状，把历史学家新的研究成果当作了“错误”；有的是金文明读书太少，把自己没有接触到的材料说成是毫无根据；余秋雨认为，像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纠缠真伪难辨的文史细节，对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一片茫然，心中没有大文化，对年轻人创造性思维损害太大。　　本来这些话题也还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文章的末尾，余秋雨话锋一转，借沪上已故著名出版家、杂文家罗竹风之口对金文明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被余秋雨称为“我的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做法十分不屑。认为偏离了学术探讨，是一种旁门左道，很不可取。郝铭鉴认为金文明对余秋雨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有震撼力的，金文明的文史功底远在余秋雨之上，由于工作经历以及本身的刻苦努力，金文明是个稀有人才。当年筹办《咬文嚼字》是罗竹风同意请金文明做编委，并多次对郝铭鉴说金文明很有学问。余秋雨的反驳文章郝铭鉴连看了三遍，他认为文章本身很失分，余秋雨对自己的差错完全不认账，他的反驳气势汹汹，强词夺理，玩弄论战技巧，缺少文化人应有的虚怀若谷的气度。郝铭鉴说，余秋雨过去对《咬文嚼字》一直说好话，但2000年选咬12位作家后，那么多作家被咬，态度都很好，惟有余秋雨没有表态。在这篇反驳文章中，更是流露出了对咬嚼派的一种情绪。郝铭鉴说任何文化的消费过程都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咬嚼是文化生态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咬嚼，文化也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郜元宝在谈到金、余之争时说：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但有的作者并不服气，他们自认为有比历史更真实更重要的思想要表达，而表达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牺牲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些重要思想为什么非得和历史绑在一起不可呢？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赵志伟说：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无补文化”的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是金文明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从金文明那拿到《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后认真研读了全书。他说金文明指出了100多处的“文史差错”，都是有根有据，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曲折有致。书中指出的许多问题，比如“洛西”不等于“洛水之西”，“华阳亭”不能漏了一个“亭”字，《巷议》的作者是吴孝宗而不是李师中，吕洞宾是唐朝著名道士，不是道家始祖，化名“王敬轩”的是钱玄同而不是刘半农，《荔子碑》不是柳宗元的手迹，等等，都是提得对的。不过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比较简单，比如将李师中写成吴孝宗，显然是因为在宋魏泰的《东轩笔录》中有一条记李师中和吴孝宗两个人阿谀王安石的事，余先生将吴的事记在李身上了。李伟国说，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作太多的“考辨”，对方也不会“申辩”。　　但李伟国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毕竟不同于文史学术论文，在某些问题上，似乎可以探讨、补充，而不足深罪。比如关于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的问题，既然前人有两种说法，余秋雨先生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不是主流，将来在学术界甚至可能被彻底否定，现在余先生使用它，也不能说是大错。又比如说关于嵇康《广陵散》的传承问题，余秋雨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通常的说法，这种说法富有传奇色彩，自然经不起古今学者的学术推敲(在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但作为文人的余先生借助这段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感受，似无可厚非。范仲淹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却没有到过岳阳楼，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来看，他实在没有欲为此事做学术翻案文章的意思，而相反，说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也没有铁证。　　还有如叶昌炽误作“叶炽昌”之类，则是明显的编校差错。李伟国说，金文明的这本新作既然是对别人所出的差错的考辨，肯定会特别注意自己不要发生差错，但差错毕竟是难免的，除了金先生自己已经发现的“知识盲点”“任匡卫理斯”以外，李伟国也看到了几处编校的疏忽，如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以及排字形近而误之类。　　李伟国认为，余秋雨和金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人士和社会角色。金先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还出版过古籍整理著作，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且他又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劲，于是就有了“石破天惊”的“逗”和“咬”。余先生则是一位带有学者色彩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优美大气，拥有数百万读者，享有较高声誉，他赞同一位先哲的说法，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没有对错，余秋雨并不想歪曲事实甚至篡改历史，但当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他也会忽略一些他认为并不重要的细节乃至发生差错。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现在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对于读书界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参与讨论，从中获益。不过讨论要有良好的气氛，金先生和余先生素昧平生，但好像已经有了过节，从金先生的书和见诸报端的各种谈话来看，其间有不少话也是多余的。　　据了解，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最近已被台湾一家出版社买去了中文繁体字版权，金文明为这本繁体字本除增加了几篇文章外，将原先4000多字的序改换成一万多字。金文明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一文(一万多字)也被转至台湾。这场争论是否会转移战场，不得而知，但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爱好文史知识的年轻人，希望的是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散文大师，在为青少年普及文史知识的之前，首先为年轻人树立好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