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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心理认识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甲午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心理认识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回答：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逼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现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五方面进行粗浅分析。（一）政治方面：1895年，日本与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台湾等地的割让，中国国土进一步沦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大大加深。随后爆发的义和团反的爱国运动就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有着很大关系。（二）经济方面：《马关条约》第三款规定，中国赔偿军费2亿两。加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11款，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举借外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允许列强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使得小农经济遭到很大打击，甲午战争后也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三）外交方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河澎湖列岛等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外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阶段。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数百万同胞被迫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四) 军事方面：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也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开始变革军事制度，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开始进入实质阶段。(五) 文化方面：在甲午战争以后，留日热潮出现。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量日语词汇融合进中国语言，使现代汉语的表达更为细致详密，特别是便于吸收近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有利于中国进现代化的发展，也体现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对两国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从思想感情方面来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知识界和各阶层民众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救亡图存的斗争，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但消极方面，普遍都在感情方面上留下了烙印“泱泱大中华输给一个小小的小日本”，从此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自卑的阴影。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的斗争。表现有三：一是促使了维新运动的兴起。《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的举人1300多名联合进行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把改良主义思潮推到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运动阶段。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一部分封建贵族的支持下，掀起了变法运动。二是各地民众进行反抗斗争，表现为对侵略的愤慨和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自卫本能。如甲午战争中及战后山东就遭受列强侵略特别严重，首先在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台湾人民从台湾被割以后就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反割台斗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从制度上进行变革，仿照美国样式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摆脱民族危机，振兴中华。四、从1901年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也推行“新政”来维护统治。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随着“定远”号305毫米重炮的一声怒吼，一场惨烈海战来开帷幕。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北洋水师5艘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将士殉国。这场海战，不仅预示着北洋水师走下了亚洲第一的神坛，更预示着中日两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走势。　　1895年，当战争结束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中国也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场耻辱的失败，却让日本受益匪浅。　　日本，仅从战争中就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