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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代中国青年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历史由人创造。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绝不可 
由人创造。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绝不可以忘记历史，同时不应该象个怨妇只知道痛陈往事，而对今天和未来的行动毫无思路。如何对待中日关系，当代的中国青年人能否提出一句行动纲领，清晰、准确、行之有效？犹如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回答：    日本民族面对他们以前和当下的作为时，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良心不安的迹象。唯有一种其论证结构彻底背谬的，才会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这样疯狂。这样的哲学对当年的德国人来说，尽管其形式更极端，但更象是突发性的精神癫狂，事后德国民族进行了深刻的反醒，我们发现这样的精神病灶在德国人那里已做了相当程度的驱除。但是对日本来说，此种哲学似乎深深根植于其民族性和文化传统当中，在世界一切民族中，日本文化相当独特，其文化是一种带有审美浪漫特征的虚无主义，有人以暧昧两字精当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这一特性。正义感或对于超越于一时一地的正义的信奉是日本人最缺乏的，这使得他们在有机会表现其集体自私时，能够肆无忌惮而又心安理得。正是这个因素而不仅仅是利益的考量使得中国人们具有这种看起来似乎是非理性的反日情绪――从朴素的到论证精致的。这种情感其实不只是今日中国人才有，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我国传统的士大夫们也具有同样的感情，而并不更反对甚至有所认同以前从未接触过的 “西夷”。中国人对日的情绪主要是一种义愤，而不仅是对商业竞争对手的妒嫉，是我们不认同日本的哲学，我们主流的道德传统同日本的哲学不能相容。侥天之幸，我们的传统虽然在近代屡遭打击，但其仍植根于中国人意识的深处。中日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策略性质的，而是真理和正义探究性质的，其中涉及到是不可交易的原则，正如一座金山也换不来1＋1＝3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同日本的争论，不是为了谋求自身好处而对其使用的策略手段，而具有超越于中日两国具体利益之上，让人回归为人的本来属性的意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争论正是“君子爱人以德”的表现。如果把这种争论当作策略手段加以利用，并且认为我们可以方便地抛弃这种义愤的情感，这样使我们面临着超越任何人类底限的危险，人无信不立，丧失伦理感觉的民族更不可能指望在现实世界上谋取一份现实利益。道德是政治的基础，也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任何外交政策都有不可超越的伦理界限。我国先贤曾文正公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行乎蛮夷之邦可也。美国先贤乔治•华盛顿说：诚实是最好的外交策略。这些话现在和在当时一样不曾过时，反而是我们需要铭记的金玉良言。我们追求的是有原则的外交战略，无原则的外交战略究其根本，根本不成战略，只是疯狂和愚蠢。在抛弃了任何道义立场而在外交上实行彻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疯狂的而非明智的举动，并不能因此获得真实的利益，从来不曾有那个国家因此真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