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化/艺术-文学
问题：有关醒心亭记（曾巩）的作者背景与译文 
回答：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后人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 金石录》。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醒心亭记》一文的内容和结构。    全文共分三个自然段。    第1段：简单叙述欧阳修修建“醒心亭”的原因及嘱托自己为它作记。先介绍醒心亭的地理位置，“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然后说明修建的时间，是欧阳修被贬官，在滁州任知州的第二年即1046年，先修建了“丰乐”亭，继而又在”丰乐”亭的东边几百步的地方修建了“醒心”亭。    第2段：介绍欧阳修来醒心亭游览的情景以及醒心亭命名的缘由。欧阳修和州里的宾客们到这里来游览，便一定要去丰乐亭饮酒。而后一定要登上醒心亭醒酒。作者以洗冻的语言，叙写到醒心亭醒酒，登高远眺“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令人耳目皆新。    第三段赞扬欧阳修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儒家仁政理想。这一段是全文的重点，作者着力称扬的是欧阳公的儒家关注社会民生的精神。“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公所以寄意于酿心亭者，乃是更远大宏阔的政治抱负：“吾君优游而无不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天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背得其宜”。在曾巩看来，这才是欧阳修的真乐所在，“醒心”所在。而这样的伟大人格，在曾巩看来，除韩愈能与之比肩，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醒心亭寄寓的是欧阳修忧国忧民的儒家仁政理想，加上欧阳修对曾巩有知遇之恩（正因为有他的举荐，才使曾巩的才能得到彰显，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曾巩借此热情昭示欧阳之贤德，以醒世人，并为自己能因受命作醒心事记而“托名于公文之次”，而感到“喜且幸”之甚。    四、了解《醒心亭记》一文的写作特点。1．托物言志寄情于景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曾巩的《醒心亭记》则借助记游醒心亭，抒发了儒家关心政治与积极的人世意识，写景记游不是作者真正的写作目的。醒心亭空亭翼然，吐纳云气的空灵之美；登高远眺，“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之美，也并不是欧阳修真乐之所在。欧阳修的真乐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描绘出的正是一幅“天下安康，人民幸福”的安乐图。欧阳修被贬滁州，仍然忧国忧民，他悠闲地游览醒心亭时心中却澎湃着激越的政治豪情，得意门生曾巩对恩师的内心世界了解得很清楚。2．对比映衬，突出重点以丰乐亭和醒心亭作对比。在丰乐亭饮酒，在醒心亭醒观景，当然观景不是目的。欧阳修的“真乐”在于对政治的关注，对统治者“无为而治”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作者重在对“醒心亭”的叙写。以景物衬托心境，是古代作家一贯的表现形式。“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的美景，与“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的政治“清明图”相映衬，“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欧阳修澎湃于胸中的宏大的政治抱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