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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否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改? 
在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否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
回答：不是。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它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继承、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否定，也不意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应当肯定，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一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3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从而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100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具备了实现它的基本条件。    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上升到56％。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不但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这首先和主要的是依靠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另一方面要建设新的工业，这也主要是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国营工业，包括对原有国营工业的改建和扩建。因为在中国，私人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矿企业的。因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实际上是工场手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既有对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也有对国计民生不利的消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责任通过正确的政策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发挥资本主义工业对生产发展和新工业建设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同国家、国营经济乃至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工商业调整之后，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这种矛盾，这导致了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部分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耕地一般户均10亩左右，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户均占有耕畜仅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户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523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实行分工制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难以做到。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四，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决定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一股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部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45、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应当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充分证明。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810亿元，1978年为5 634亿元，1953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1952年为349亿元，1978年为4 237亿元，1953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461亿元，1978年为1 397亿元，1953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27%。1957年和1978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参见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第333、335、47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略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高了。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