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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智化寺初建时的用途是什么？ 
回答：智化寺兴建于明代（西元1443年），初建时是明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家庙，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於正统八年(1443年)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初为家庙，後赐名“报恩智化寺”。“土木之变”王振诛族。英宗复辟後，於天顺元年(1457年)在寺内为王振立“旌忠祠”，塑像祭祀。 智化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明代古刹，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具有独特的明代特色。其庄重典雅、用料独特的黑硫璃瓦顶，素雅清新的装饰彩绘，精美古朴的佛教，有“中国古音乐活化石”美誉的“智化寺京音乐”，都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不像一些古刹名寺具有恢宏的历史或悠久的渊源，现在智化寺虽然是一处不起眼的寺院，但是在繁盛时曾占地约两万平方米。目前东西两路已荡然无存，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共四进院落，总长278.8米，宽44.5米，方圆12683.78平方米，是北京现存的唯一仍保持著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 智化寺有很多的精彩，可智化寺也拆射了历史的悲哀。 明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就是这个王振鼓捣那个昏庸的明英宗率40万大军御驾亲征，这种变态征战的必然结果是明军大败于瓦刺军，王振被杀，英宗被俘，丢人的历史。后瓦刺携英宗杀奔北京，名为送其还都。幸亏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之弟为景帝，进行了有名北京保卫战，大败瓦刺军。要不然明朝的历史就等不到努尔哈赤来改写了。    要说瓦刺也有高人，武力不行，又送还英宗，引起明朝内哄，这英宗外战不行，内哄有能耐，天顺元年（１４５７），英宗复辟，把弟弟景帝赶下台，又杀了忠臣于谦。而在智化寺内为奸佞王振立“旌忠祠”，塑像祭祀，真是黑白颠到。说到此，不得不叹，明朝不灭，誓无天理。后一直到乾隆年间，御史沈廷芳奏请毁王振塑像，铲了有王振名字的碑刻。关于王振的历史： 直接导致土木之变的责任人王振在成祖朱棣一朝便登上了政治舞台，之后更成为二十四衙门“第一署”司礼监权力膨胀的最大受益者，因而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权力最重的宦官。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王振年轻的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懒之下，他到某县任教官教书，但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清查继佐《宦寺列传·王振》）。愤懑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因犯罪而被充军。刚好这时候明成祖朱棣想招一批有学问的老师教授宫内妇女识字，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这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就此能接近朝廷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么？可以说，从一开始入宫，王振就抱有极大的野心。 王振在永乐一朝的行为，已经不可考，但是很显然，在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王振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尽管因为他的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完全可以相像，在深宫中与世隔绝的日子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后悔当初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宣宗朱瞻基时才逐渐显露。宣宗朱瞻基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他以前本来就是个书生，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宣宗朱瞻基很喜欢王振的文人气质，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博学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后来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显露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宦官中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王振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甚至有些害怕，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而王振与朱祁镇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师生那么简单。朱祁镇越来越离不开王振，也不是因为王振手段如果高明。人与人之间，常常有所谓的缘分。从后来朱祁镇对王振无以伦比的恩宠来看，更多的应该用投缘来解释。 王振在朱祁镇心目中地位愈来愈高。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登基为明英宗。八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这个职位是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高的，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名额。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这种制度给宦官弄权造成了极方便的条件。 至此，王振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 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是利用到英宗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的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英宗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所把握，“持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可以说，明朝的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庭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公然讨王振的好，称呼他为“翁父”。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了。四朝元老英国公张辅因看不惯王振的所作所为，也被王振罗织罪名，受廷杖之刑。 此时，内阁由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执政。王振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深得太皇太后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旁边，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英宗朱祁镇说：“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使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 三杨被王振蒙蔽，在深宫颐养天年的太皇太后却对王振的干预朝政有所闻。她听说英国公张辅被廷杖，急忙派人去阻止，却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英宗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都跪下了，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太皇太后这才说：“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的制度使然，王振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由于有太皇太后在，不敢为非作歹而已。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的心思又开始动了。他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三杨中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说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这样，内阁七名大臣，三杨立即势单力孤。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说：“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喔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的一般风气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作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益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正统六年（1441年），朝廷为庆贺奉天殿和乾清宫落成，举行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说：“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太监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无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但却只是敢怒不敢言。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服于王振的权势。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本意是想提拔他的同乡为京卿。三杨当时受制于王振，但明白王振的用意，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断然拒绝。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 。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知道真相的老仆人也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王振见众怒难犯，彩免去薛瑄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详细记载了这件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的经过：“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指薛瑄）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直到王振死后，薛瑄才重新被起复。 为了排除异己，王振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则实行残酷打击。正统八年（1443年），炸雷击坏奉天殿鸱吻，英宗因遭此天灾，按惯例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侍讲刘球应诏上言陈得失，写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语刺王振。王振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逢编修官董磷因要求任太常卿而被王振关进狱中，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严刑拷打董磷，逼迫他承认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董磷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至此，当年的失意文人终于完全实现了他对权势的梦想。只是，权势到了他的手中，已经不是当年儒生的理想，不是治天下，而成了乱天下。 附图为被铲了王振名字的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