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教育/科学-人文学科-哲学
问题：寻求支点任何逻辑必然需要一个前提，真实的逻辑就需要一个正确的前提 
任何必然需要一个前提，真实的逻辑就需要一个正确的前提。正如笛卡尔所说："Some years ago I was struck by the large number of falehoods that I had accepted as true in my childhood,and by the highly doubt-ful nature of the whole edifice that Ihad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m."那么我怎样从一切可疑中准确的找到正确的支点，从而撬动地球呢？
回答：其实你的前提“任何逻辑必然需要一个前提，真实的逻辑就需要一个正确的前提”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“任何逻辑必然需要一个前提，真实的逻辑就需要一个正确的前提”这是典型的认识基础主义观点，而楼主用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的话作证，但笛卡尔本身就是一个基础主义者，他用感官怀疑、梦境怀疑、恶魔论证来推翻一切看似可靠的基础，但最终仍回归到“我思”这一新的逻辑基础，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础主义者的他始终无法跳出基础论的窠臼。如果楼主了解一下西方哲学认识论就可以知道，逻辑并非必然需要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并非需要一个所谓的支点。其中可知论就有基础主义、融贯主义、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四大流派；而不可知论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学园派和皮浪主义。对了，最近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另又提出了基础融贯论学说，我觉得这一理论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看来大家对西方知识论近几十年的发展并不了解，对逻辑究竟是否需要一个起点存在很大质疑，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论述，也想告诉大家：哲学流派纷呈，尤其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创立后，更是已经由物理模态层面上升到对命题的逻辑模态分析层面，大家不要以为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古典哲学那么简单，也不要动不动就已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问题。以下这部分节选自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专业论文，节选的这部分对近几十年基础主义与非基础主义的攻守做了梳理。对于楼主也可参照这部分文字阅读我发给你的那篇导论，相信会更容易理解。另外，由于以下部分所属的论文我已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版权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拷贝，谢谢合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古典基础主义一直遭受着相当的抨击。我们已经探讨了Sellars针对在经验中有一种“所予”元素这一观点提出的很有影响力的反驳。对于基本主义者而言，去发现一种不需推论即可知晓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经判断或在判断中不牵涉概念的运用就无法确定真值。而概念的应用就是对类别成员作出判断（界定），或对总是涉及需要对类别中的其他范例作出判断的事物的这一类类别成员作出判断。这些有关相似性的判断至少涉及关于过去的信念，因此是适合推论的（假设我们对过去的事实没有“直接”的进入门径）。对这一反驳的回答与我们主题无太大相关性，但由此足够觉察到这一反驳是依赖于大量有关判断的本质的颇具争议的主张，而这些主张中的大多数又是古典基础主义者所应抵制的。直接亲知理论预示着可认为这个世界是拥有着一种独立于可受思想影响的任何结构之外的“结构”。如果没有独立于思想且能表达它们的判断之外的非语言事实，一个人就不能弄清这个人和一件事实之间的亲知关系，一种基于非推理性辩护的关系。对基础主义者更激进的同时代的反对可能涉及关于基础主义者对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真理符合观毫不迟疑的虔诚的不满。自从康德起，就有一股强烈的反现实主义潜流贯穿着哲学。这喻示着思想将结构强加给了实在（现实），而一个人可能会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直觉，以至于怀疑是否有意义去询问：在世界上能证明其独立于颜色的概念所提供的结构的颜色的数量。但是尽管极端反现实主义在同一时期得到了普及，然而设想思想能够将结构完全强加于无结构的世界在原则上具有可能性，这无疑是荒谬的。在图书馆，给书分类排序有难以确定的多种方法，有些只是因为它们与其他方法同样有用，但是不可能完全无差别的对书进行分类排序，如果反对基础主义依赖于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极型，那么这会给反基础主义者本身造成更大麻烦。正如一些反基础主义者反对以真理概念作为古典基础主义者非推理性辩护学说的基础，其他人也声称对一些用来定义非推理性辩护的基本概念感到迷惑。亲知理论常常对关于分析什么是直接亲知很少有话可讲。一个人可以让另一个人通过对比在因有趣的谈话而引起暂时分心时对疼痛的感觉，来吸引人去推测尽管短时间内疼痛仍然存在，但这个人却不会意识到疼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亲知理论将论到到，这种意识是明显高于疼痛存在的简单信念之上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相信人可以处在某种精神状态（潜意识状态）而不需要意识到那种状态。然而，像大多数理论那样，基础主义最终依赖于其无需进一步分析的特有概念的可理解性。基础主义者论证到，正如人们需要用基础的辩护来结束认识性回归，人们也需要用无需进一步定义的概念来结束概念性回归。Laurence Bonjour对所有形式的古典基础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反驳（这一反驳是他在成为基础主义者之前提出的）。这一反驳预先假设了一种我们能够称作门径内在主义的坚固形式。门径内在主义者肤浅地论证认为，能够为一种信念作非推理性辩护的信念或认识状态的特征，就是我们实际上有可能得到其进入门径的特征。此外，我们必须进入到这种特征是与我们相信的真理有联系这一事实中。因此，设想一些基础主义者根据如果一个信念有某些特性X，则其为非推理性有辩护的信念，而提出了非推理性辩护学说。由此，Bonjour论述说信念中有特性X这一事实不能（即使在理论上）为信念持有者坚持这一信念提供辩护。信念持有者也需要获得进入考虑中的信念有特性X且此类信念可能为真的门径。至少这些命题中的一个可通过推理得知，而且，如此，这种公认的非推理性辩护就被毁掉了。Bonjour在发展经验辩护融贯理论过程中提出了这一反驳。最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对基础主义的反驳太有力了。通过这种论证的结构可以明显发现，融贯理论（和其他理论）对于这种论证都太脆弱了。只需用一些互相衔接的信念的复杂描述代替X。对古典基础主义者来说，这暗示着要避开这种强门径内在主义的观点。推理性辩护原则，因产生过基础主义回归论证，而使其自身具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该原则的一个子句其自身会产生反对存在基础的哲学家所宣称的恶性认识性和概念性回归。正是这两个联结的子句引起反基础主义者提出了无穷多的恶性回归。许多哲学家论证说可推理性辩护原则（PIJ）的第二个从句混淆了认识性问题的等级。去要求一个人有辩护地相信在已知证据和基于此证据可得到的结论间的可能存在的联系，是十分强硬而不合理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对于相信人拥有可推理有辩护的信念，这一第二等级的辩护来说至多只能算作似乎有理。要回答关于一个人可推理且有辩护的基于E相信P，而其自己有辩护地宣称E使P很有可能的质询，那么从质询的语境来看，这只是因为这个人正试图善意地宣称人拥有有辩护的信念。关于该原则的第一个子句，也可以作出类似主张，尽管要从直觉上去证明它是更困难的。无论如何，细心的基础主义者都不会混淆等级差别。支持PIJ的基础主义者宣称对于可推理有辩护的基于E相信P的人来说，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人必须同时有辩护地相信E、且有辩护地相信E使P很有可能的命题。仅仅是E为真、或E使P很有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最初用来支持PIJ的例子，看起来也支持这个结论。假使在手掌线和生命长度之间有什么不寻常的联系，那么相信这一联系的存在能够为结论作辩护的人会得出生命长度是基于人类解剖学结构的特点。Huemer 反对运用诸如生命线之类的推论去论证PIJ的第二个子句。当大多数人有一种直觉，认为我们需要额外信息以便于推断人的生命长度源自手掌线的真理，这显示出我们都不会首先考虑推理的正当性。甚至看手相的人也认为他们不能依据或仅依据手掌线的信息来预测一个人的生命。但是这并不表明，当我们有一个前提支持结论的论证时，我们还需要弄清这种联系，来有辩护地基于前提相信结论。但当Huemer的观点看似有理，且基础主义者试图去论证PIJ第二个子句应注意遵循Huemer 的警告、举例应更小心时，对于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看似有理的——前提使结论很有可能或蕴含结论、而这一作为结果的信念是没有辩护的——能从前提推至结论的例子，它是不清楚的，因为得出结论的人没有意识到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有关联系。所有我们要做的就是设想一个人能从蕴含着P的E有逻辑地推理出P，但是这种蕴含对这个人而言太复杂以至于他不一定能察觉或理解。的确，如果得出结论的这个人不能察觉已知证据是怎样蕴含着结论的，那么信念P就是没有辩护的。面对反基础主义者对恶性回归的攻击，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回答。融贯论者反对基础主义者关于辩护是单向的这一预先假设。凭借与一个人相信的其他部分的衔接，每一个信念都是有辩护的，而通过坚持一个人不需要首先有辩护的相信其个人信念系统中的其他命题就可避免出现恶性循环。当然，融贯论者对基础主义论证的回答只是和辩护融贯论一样似乎有理。Peter Kleln可能是其称为无限主义观点的唯一支持者。无限主义者满足了一种能够提供非循环有辩护地相信我们做的事情的需要，但论证了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和接受及有辩护地相信无限数量命题的能力，而我们面对的相关回归并无恶性。没有任何理由推测我们不能运用我们有辩护地相信的其他命题去为我们相信的任何命题辩护。无限主义是一种应认真考虑的观点，尤其是一旦一个人意识到他不仅能而且有无限有辩护的信念时（例如，2比1大，则3比1大，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无限主义者能妥善应对基础主义认识性回归论证，他仍须对先前讨论过的概念性回归论证作出回答。而Klein论证说，通过调用非推理性辩护概念的一个基本子句，就不需要界定可推理性回归辩护。确切的说，一个人可以运用已经调用了对辩护未分析的共有理解的基本子句。尽管反基础主义者不愿承认，但我怀疑他们对古典基础主义的主要不满，是由于这一观点在避免激进怀疑论方面存在困难。不可错的信念，不可错的辩护或基础辩护的亲知理论等方面，根本就没有包括在知识的基础中。大多数古典主义者反对一个人对过去有非推理性有辩护的信念，而现在也消失在眨眼之间。如果人的认识性基础是如此贫竭，他又怎能希望自己像在接触哲学前预想的那样，回到知识巨大的躯体中呢？如果PIJ的第二个子句被接受，那么问题会更严重。一个人可能会坚信他自己能非推理性的知道演绎推理原则，但是演绎在知识基础和有辩护的信念之外就不是那么有用。正如Mill论证的，有一种关于一个人不能很大地促进其知识的真实感知，这种感知运用了一种推理形式，而这种推理形式只能由一个人作出暗含其前提的连接词的结论。要超越基础，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非演绎推理，而且根据PIJ，要实现超越基础这一目的，这最终就要求我们有能描述证据和结论间可能联系的命题的非推理性知识。从字面意义上看，推理一个人能拥有或然联系的非推理性知识并不荒谬，但也许去猜测这种观点尚未普及只是一种保守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