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教育/科学-人文学科
问题：如何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用现实的经济事件说明 
用现实的事件说明
回答：一、        外国经济学说的新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做了题为《近20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大会主题发言，认为这主要体现：（1）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这一“革命” 改变了原来把经济波动仅仅看作是由需求方冲击引起的观点，而认为它主要来自实际供给方的冲击。（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其价格和工资的粘性及其缓慢调整理论，使凯恩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失衡常态假说更具有说服力，并使宏观经济模型具有逻辑一贯的微观基础。（3）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恢复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重视研究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20世纪下半期以来社会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法来研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经济政策制定过程。（4）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新增长理论一方面把人口、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气候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另一方面重视组织、制度、政治和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拓宽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视野，从而形成了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他认为，近2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基本上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要有其微观基础；经济短期波动由总需求冲击引起，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因素决定；经济政策需要考虑经济当事人预期及其反应，政策效果要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方式和力度；经济稳定不是一个控制论问题，而是一个博弈论问题，同时经济稳定应考虑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关于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趋势。他预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9·11事件”的影响，世界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凯恩斯主义将会重新受到重视。同时，目前西方经济学出现的一些合流趋势，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局部综合，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被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吸收，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综合。此外，新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经验研究将继续是研究热点。    发展经济学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个热点。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认为，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如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将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经济思想与当代发展经济学混为一谈，不能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同样，把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发展经济学视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战后在不同的发展背景下所建立的发展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多种甚至互不相容的理论。此外，目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或“死亡”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影响下不断深化发展，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政策主张上更趋成熟和更具可操作性。武汉大学邹薇教授指出，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了“新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阶段”，全面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同时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等研究，开始形成新发展经济学，并在人类贫困、社会福利、人口增长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从广义上讲是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问，当前这些研究对象不是逐步消失，反而不断凸现。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在研究内容上，从一般研究转向依据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绩效的类型研究，重新强调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在研究视角上，注重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同时，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浙江大学汪斌教授对立足于单一国家视角的传统产业结构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视角已不能反映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深化的现实，应在产业结构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新的突破，建立全新的产业结构理论。新的理论框架至少在5个方面应有所突破：国际区域的产业结构定义、特征；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南京大学刘厚俊教授介绍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行为经济学的进展情况：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提出了挑战。行为经济学采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市场上人们行为的有限理性和复杂多样性特征，注重分析精神心理在人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其主要理论有：提出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和有限自利的“三个有限性”观点，储蓄行为中的“夸张贴现”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以及新的期望效用理论等。行为经济学丰富了正统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式，增加了行为分析变量，使得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更趋科学化和现实化。上海大学管毅平教授还对人的经济行为动机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利他行为是利他主义者在约束条件下满足自己的利他动机（偏好）的最大化行为，因此得出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都源于利己动机的结论。这种一元化的理性人动机假设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激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刘凤良教授还在罗默（1986）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可耗竭资源因素进行扩展分析，发现知识积累的溢出可以抵消资本边际产量递减和可耗竭资源的折耗，资源耗竭并未出现象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和罗马俱乐部担心的那种灾难，技术进步是抵消资源耗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项研究还表明，如果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理论，完全依赖市场调节，以知识生产溢出效应为基础的增长达不到最优，政府计划调节下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分散经济条件下的增长率，因此，借助政府推进知识积累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下的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和所得出的结论，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二、        深化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讨    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教授做了题为《“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的演进及其理论困难》的大会主题发言。他认为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的原始形式是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它只是一个假说，还不能形成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的现代形式是克拉克提出并经后人发展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它在理论上存在3个困难：资本的测度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存在性问题；成本函数的成立性问题；“没有剩余”假定前提的一般性与最大利润二阶条件存在性问题。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意味着新古典价值理论及其原型“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企图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提出一种“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这种理论认为不能把整个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都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并强调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以及生产性企业中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余文烈研究员提出“社会必要剥削”概念，认为这有助于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雇工等现象，可以使学术界争论多年的理论难题得到科学的解释，从而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山西财经大学赵旭红教授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价值理论，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把关于商品价值决定理论当作完整的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广义的价值理论。广义的理论强调劳动两重性的统一：一方面具体劳动创造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抽象劳动推动劳动时间的节约，将二者统一起来，也就是用最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即恩格斯说的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关系。南开大学刘骏民教授比较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关系，认为前者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其价值决定过程是一个寻找社会关系调节中心的社会过程；后者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其价值决定过程实际是对物的有用性的评价，从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如果认为物质财富是经济过程的目的，那么在物质财富创造上，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一致，财富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物共同创造的。如果认为经济的目的不是物质的，而是价值的，那么迄今为止所有的价值理论都要重新考虑。围绕这两种理论的争论大多来自其错用：一方面，把效用价值论用于解释交换和分配关系，势必抹杀工资、利润和价值等范畴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性，沦落为庸俗价值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无意用其价值概念去研究使用价值和生产力，把其严格限制在分析生产关系的限度内，因此劳动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来不出错。一旦经济学家把劳动价值概念“放之四海”，去分析生产关系以外的各种经济问题，其真理形象便受到损害，使它陷入与实践相矛盾的境地。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系统地研讨了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论战史，认为一共发生了4次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正是因此得以发展和完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19世纪20—30年代，主要是围绕拥护或反对李嘉图学说展开的，其结果一方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产生，另一方面则是古典经济学由盛转衰，庸俗经济学独立化，它通过约翰·穆勒对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和马歇尔的第二次大综合，把价值语汇完全逐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次大论战的作俑者是庞巴维克，后演变为伯恩施坦与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激烈争论，这次争论的主战场是在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后来争论演变成为具有国际性和政治性的论战，它促成了第二国际的解体和列宁主义及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产生。第三次大论战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始于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的“第一次复兴”，其历史背景是大危机笼罩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上的阴影，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欧美、日本和中国的传播。这次论战的高潮是30—50年代英国“老左派”多布、米克针对米尔达尔否定任何价值理论，倡导价格理论，以及琼·罗宾逊力求沟通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但又否认劳动价值论观点展开的。第四次大论战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其历史背景是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的“第二次复兴”、西方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失势，以及马克思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出版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这次大论战是由萨缪尔森挑起的，其同盟者有斯蒂德曼、霍吉森等人，劳动价值论的捍卫者主要有德赛、赛克等经济学家。这次论战既是以往关于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继续，又出现与以往争论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新（后）斯拉法主义者企图用斯拉法理论来构建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如斯威齐，则试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改造劳动价值论。一些学者还就如何理解要素参与分配问题发表了见解。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认为，劳动价值论与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后者的依据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需要。劳动价值论仅回答什么样的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它不能构成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清华大学黎诣远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要求按照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进行生产和分配的核算。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都是劳动的重要形式，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收益以及风险的回报等已经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会计科目。同时结合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必要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对于社会价值的创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它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有的学者还在讨论会上介绍和评述了国外经济学者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新动态和新进展，如胡代光教授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新著《劳动价值论的新近发展》（1997）进行了评述。 三、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浙江大学赵伟教授在题为《世界经济局部衰退与收缩中的经济学解释》的大会主题发言中，对近1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判断：在199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经济总体持续增长中，不时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生收缩，最初是日本经济步入长期衰退之中，此后东亚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自2000年4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开始进入衰退之中，世界经济已经由局部的收缩开始演变成大面积收缩、衰退。目前，世界经济的三个“火车头”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有两个“熄了火”，另一个也问题重重。世界经济会不会因为局部衰退的不平衡增长转入全面的衰退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在新经济问题上，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指出，它至少在5个方面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一是新经济中信息和知识成为主导生产要素，对传统的三要素理论提出了挑战；二是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对边际报酬递减理论的挑战；三是对传统均衡价格理论的挑战，信息稀缺性假设不再成立，规模经济趋向无穷大，供求曲线交叉的均衡点由此消失；四是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五是新经济中出现的低失业与低通胀同时并存现象，这与“滞胀”现象类似，使菲利普斯曲线进一步失灵。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新经济中出现的低失业与低通胀现象，说明了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状态。同时，这也不能证明经济增长周期会随之消失，相反，一旦股市下滑造成财富的负效应还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并引起经济衰退。    与会学者还就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上海大学石士钧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重点应放在“避害趋利”的对策上，而不是一味强调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上，研究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争取最大利益。在保护民族工业问题上，什么是民族工业以及如何保护，大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真正应该保护的应该是那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又迫切需要转换发展的产业。华东师范大学潘英丽教授指出，中国加入WTO有利于市场化运作的进一步完善，而进一步削弱政府的计划力量，因此如果入世有“输家”的话，最大的“输家”是政府。入世后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立法制度这三个基本制度的市场化问题，入世将导致更加全面和更彻底的改革。从短期来看，入世可能会对我国造成一定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基础性制度的完善肯定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则认为，中国加入WTO，溶入经济全球化之中的利与弊要全面分析，但研究中困难很多，如相关的真实数据很难收集，中国官方和国外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别很大，相关条款的让步程度不明，例如，关于失业和就业问题，依据不同的资料得出的估计差别非常之大。这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浙江大学赵伟教授认为，中国加入WTO的突出影响是改善了中国国际运行环境，有助于改善中国与美欧日等大经济体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改善海峡两岸关系。在国内的区域发展问题上，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地理条件之外，主要是政策制度差别造成的，加入WTO会推动中国消除政策差别，从而进入区际开放时期。一些学者还就中外公司治理结构展开了讨论。复旦大学尹伯成教授认为，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的成因与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股权集中有利于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但在我国股权集中反而强化了内部人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股权集中反倒成为内部人控制滋生和泛滥的温床。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比较了英美与德国公司治理的差异，认为目前我国企业制度改革中英美化趋势值得反思。我国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欠缺与德国情况近似，如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不发达，用脚投票的外部制衡机制作用有限等。我国应更多地借鉴德国及欧洲大陆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主要依靠公司内部制衡机制来强化监督约束。因为与英美公司治理相比，德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内部制衡机制更有效的特点：一方面，德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公司中的监事会和执委会分权的“双极领导体制”比英美公司董事会集权的“单极领导体制”更易于形成内部制衡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德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公司实行的共同决策制使雇员进入公司高层领导组织，形成了内部人监控内部人的机制，由于监控人具有“内部信息”优势，可强化内部监督效率。因此借鉴德国公司治理模式来指导我国企业改制不失为一条有益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李?教授介绍了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新进展。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在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下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促进了经济学家对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及其效应的研究。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发生原因、触发机制及其控制短期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和实证检验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对国际短期资本的控制至少还存在三个难题，一是难以明确区分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动；二是短期资本经常混杂在国际贸易和长期资本之中一起流动，限制措施容易被逃避；三是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需要花费高昂的规制成本。这些问题需要在经济开放实践中引起理论界注意。江西财经大学王秋石教授探讨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认为在3大宏观经济模型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均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在AE—NI模型中存在“私人投资挤出效应”，在IS—LM模型中存在“利率挤出效应”，在AD—AS模型中存在“价格挤出效应”，并由此得出政府支出不应过多进入向社会提供私人产品的竞争性行业，而应更多进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行业的结论。因为这种政策能刺激大量民间资本进入产业生产过程，起到“一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这一分析为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