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化/艺术-文学
问题：能否说说《浮生六记》很想知道这本书的来历，以及作者的背景。谢谢！ 
很想知道这本的来历，以及作者的背景。谢谢 ！
回答：浮生六记》是清代作家沈复的自传体，作者以纯朴的文笔，记叙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真切动人。书中描述了他和妻子陈芸志趣投合，伉俪情深，情愿过一种布衣蔬食而同时艺术的生活，但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在书中，作者以深情直率的笔调记叙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复《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陈寅恪语）《浮生六记》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笔法上作者一路放笔写去，绵绵密密，细腻入微，晶莹纯净，朴素自然尤其是感情真挚动人。文章以作者与妻陈芸二人镂心刻骨的爱恋贯串始终。从婚前陈芸藏粥待君的燕婉，到夫妇俩在沧浪亭、萧爽楼中的逸兴，直至陈芸病榻弥留，一灯如豆，一对爱侣作最后的诀别，都写得感人至深，毫无无病呻吟的酸气。”然而婚姻最终却演变成了悲剧，应该说，这是封建旧道德的束缚、生活的困苦、经济的窘迫和沈陈二人的性格与卑下社会地位的合力所共同造成的。    封建道德的束缚使然    沈复、陈芸二人生存的时代，是乾嘉时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此时的清帝国达到鼎盛之时，正处在“盛世”的神话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相对繁荣、文化教育相对昌盛。随着人类社会在不同形态中的演进，逐渐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婚姻规范、模式和道德伦理，由此也界定了社会成员特定的婚姻关系范畴。超越了规范、模式和道德伦理的制约，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而不同时代婚姻规范、模式和道德伦理形成的背景及其对民众的约束程度，也从反面衬托出了当时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对婚姻的底色。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从配偶的选择，婚姻的确定、延续乃至破裂，既与个人，更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婚姻质量的高低和男女成婚比例的大小等，又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中国传统社会里，指导婚姻行为的重点，不是男女个人的爱情和幸福，而是对上孝事父母尊敬长辈，再就是繁衍、教养子女。这是传统礼法的要求，也符合当时人们对婚姻的基本期盼和要求。清代作为封建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朝，旧有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经过长期积累、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要求女性必须严格恪守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道德标准，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国历史上自宋以降，历朝政府对贞节妇女的表彰就一代盛于一代，及至清朝，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族旌表贞节，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妇女终身不二的婚姻伦理观，要求妻子永远忠诚于丈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在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不但受旌人数急剧上升，迄清末，已累计达百万之众，超过明朝很多很多倍。甚至比以往所有朝代的旌表总和还多；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下层百姓而言，他们可能也会想到用青春作为代价来换取家门贞节的荣耀，并以此作为社会的表率；但事实是他们生活本来就贫困，尤其是一般人家的女子，一旦失去丈夫，往往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靠山。她们夫家不足倚，娘家不得归，只要不想殉死，选择再嫁就成为苟延生活的重要出路，也是下层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常态。如陈芸“四龄失怙”，母亲一直守寡，却不能再依靠别人，严守“在家为贤女，嫁人为贤妻，生子为贤母”的古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陈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生活困苦，致使陈芸自小体瘦，弱不禁风，让沈复一眼就看到“福泽不深、夭寿之机早已伏”。女性如此，却并不能求得夫妻关系在事实上的完全平等与对等。不管女性的存殁，丈夫可以明正言顺地纳妾，只要他有足够的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借着种种名义“出妻”，而妻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消极忍受，而且还要为丈夫守贞持节，甚至不得不以身相殉，以表示从一不二。如沈复父纳妾的理由是“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觅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儿辈果能仰体亲意，当于家乡觅一人来，庶语音相合。”乍听之下，何其入情入理；稍一分析，何其荒谬绝伦！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此之谓也。    生活的经济窘迫使然    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渐为发达，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商品经济虽然在总体上仍依着于传统经济，但从本质而言已与传统经济有了区别，因而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到婚姻关系，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嫁娶论财之风的蔓延。嫁娶论财，亦即买卖婚姻，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尤其表现在纳妾一事上，《浮生六记》中两件未成的婚姻的买卖，一为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听说陈芸要将憨园收买为自己做妾，沈复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哉？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此处“有力者”必为今日所谓“财大气粗者”也。第二个未成的婚姻的买卖，是扬帮邵寡妇的雏妓名喜儿者，因日见迷恋，后鸨儿欲索沈复五百金强其纳喜儿，“余患其扰，遂图归计”，也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纯粹的市场化。  更多时候，沈复、陈芸二人的表现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这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更是当时社会所造成的悲剧。传统观念里，早婚早育早立业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因婚嫁需要可观的开销，富贵人家有能力做到，对下层贫民却是件大难事，陈芸十三岁时订婚，十八岁结婚，这在很大程度上亦出于早嫁可省去一口吃食的观念，与其家庭贫穷有关。相应的，沈复家怕也不会过于宽裕，同时由于沈复在弟兄中的不得宠而不得不自行寻求生计，就更只会雪上加霜。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虽然有众多的文朋诗友和同声相求者，但这都不会对他们生活的改善起到直接的作用。所以即使两人友爱，并且也都始终努力着，却终究逃不过生活严酷的手。    沈复的社会地位使然    沈复弃文经商，可以说一方面是由于自己不愿意入官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计———即使不为了纳妾囤积，也需要抓点银子来维持生活、伺候病人。时人虽然仍“重农轻商”，却已经不再把经商看成末技；同时手工作坊主和包买商与封建统治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钱交易也是普遍之极，人们对有钱人的态度也逐渐地变缓和，这由沈复狎妓时的遭遇也可看出———当他有钱时“一夕之欢，番银四圆”，此时所受的待遇是“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来招，喜或自放小艇，亲至河干迎接”，并且邻妓“有空闲无客者，知余在寮，必来相访。合帮之妓无一不识，每上其艇，呼余声不绝，余亦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致者。余四月在彼处，共费百余金，得尝荔枝鲜果，亦生平快事。”而沈复所做的不过是小本买卖，将陈芸所做的女红等物出售所得的款项全部花天酒地了，这是他不能致富的一个原因，是他在处世、性格上的原因；另外一个他通过经商仍不能致富的原因是，由于旧的封建经济基础非常顽固，尤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农村根深蒂固，产品的流通多限制在纺织（织布、做女红、棉花制成品等）、制瓷、盐等方面，而纯粹的机器大生产的制成品极少，从而使商品生产形成难以突破的瓶颈障碍。严格的封建行会制度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而投资人（地主、商人）所得钱财，多购置田产，从而影响了扩大再生产；加之旧封建经济在其自然属性上的顽固性、封闭性，造成国内产品的市场狭窄。传统观念习俗和闭关自守的影响，也使自然科学和技术无法转化为生产力。再加上沈复个人性格中的弱点，这些都使其经商只能维持生计而无法达到家业隆盛的地步。  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封建社会里不愿入仕，却从事末技的沈复而言，其至多算是个中下层的劳动者，更多时候，他是作为贫寒的一家之长出现的。应该说，沈复在其行文中的“记乐”、“趣事”是经过认真选择、精心修饰的，文中总有丝丝缕缕的伤感气氛。在每一则这样的故事中，在每一个这样的幻象里，沈复都在隐隐约约地向读者表达一种低沉的情绪。即作者本身认知到一种危险的存在，是一种巨大的、无形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摧毁着他们的爱情，破坏着作者的家庭。作者感知到在这微型的世界之外，有危险的、足以破坏它的东西在虎视眈眈着。无论是沈复在回忆那些闺房的快乐，还是追想童年的那些趣事时，总不知不觉地传达了一种焦虑、惶恐、不安的心绪：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永远是短暂的，它随时可能被外来侵入的东西所破坏———欢乐总是太短，而寂寞又总是太长。那些闺房的快乐和童年的回忆是美好的，引人发笑，但是当历经坎坷、觉得“浮生若梦”的沈复重新书写这个故事时，他的笑必是“含泪的微笑”，必然是洞彻心腑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