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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没有关于我国历史民族交往融合的资料？ 
回答：第三章 古代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茶马互市中最基本的商品是茶叶和马匹。茶叶是游牧少数民族消食解渴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自唐代开始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稳步上升。但是，这只能是在人们充分认识了茶叶的功能并进行人工培植茶树及采集茶叶以后，在之前茶叶是不会作为流通商品的；同时，茶叶只有被游牧民族认识其功能并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时，才会成为民族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茶马互市便在唐宋时期的西北地区应运而生。我国采摘茶叶的历史悠久，野生茶叶被作为药用或食用，有的学者将其上溯到神农时期。[1]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通茶字。当然，《神农本草经》的这段关于茶的记载属于传说，即使如此，成书于战国至汉代的这部书中的说法，也绝非无稽之谈，它至少说明我国认识茶叶的历史相当久远。我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由于自然的、民族的和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因素，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不同经济区域生产的产品品种、类别、质量等有比较大的差异，互通有无不但显得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区域的不同，文化和传统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归属不同的政权以及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能力的强弱不同，出现特殊的民族贸易合乎买卖双方的利益，这就是历史上出现的所谓的“互市”或“边境互市”、“和市”、“合市”、“通市”、“榷场”、“榷场贸易”等贸易形式。我国历史上由官方组织的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和亲”、“贡赐”和“互市”等3种类型，其中互市的经济色彩比较明确，而和亲与贡赐的政治色彩相对更浓厚，但是透过政治色彩，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其经济方面的内涵；同时，当时的互市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也有鲜明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中原农耕民族用于民族互市的商品，主要是中原盛产而周边游牧民族比较匮乏的丝织品、铁器、茶叶及其精细手工业品，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少数民族用来交换的主要是自己盛产的马匹及其畜产品等。马匹在古代具有特殊的用途，除了是重要的交通与运输工具外，还是军队作战的必要装备，是进行战争和维护边防的必不可少的战备物资。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在官方主持下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和沟通形式。第一节 隋唐以前西部地区的民族贸易互市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但是国家并没有设置专门的互市管理机构，所谓当时“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2] 就指此。这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互市有所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互市还不太成熟。实际上，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贸易就在西北地区普遍存在，并且在有的时期还表现得比较活跃，只是不同时期的互市的内容有所差异而已，但无论何时，中央政府对于西北少数民族马匹的需求是自始至终的。最早见于记载的互市，是我国的西汉，如人人皆知的例子是西汉与南越的互市，与匈奴的和亲、通贡等，也是实际意义上的真正互市的开始。据汉代人桓宽《盐铁论·力耕篇》记载：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騨、騱……马尽为我畜。……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西汉时期民族贸易的基本内容是少数民族所生产的马匹等畜产品与内地所生产的纺织品等手工业品。汉武帝时期是我国主动扩大视野、发展民族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的重要时期：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3] 在诸如汉代贡赐贸易的情况下：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4] 这种情况在当时比较普遍，甚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通例。东汉末年中央政府与乌桓、鲜卑等族的互市，以及与分布于今东北和内蒙一带的鲜卑与分布于今西北地区的柔然之间的民族互市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割据政权的出现，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民族间互市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正如著名史学家李剑农先生所言：商业活动的区域，遂亦长期在割据之中，商品之交换，因之大受限制；有时或不可能；有时或迫于需要之故，容许互市，而互市之场所，亦不能不大受限制。昔日之所谓互市场，大都皆在国境之边缘；国土割裂，国境内之水、陆要冲，多化为割据势力之边境，昔日对外受限制之互市场制，亦随移入国境以内，开放禁闭，至不一定。[5] 早在曹魏明帝时，凉州刺史徐邈曾经“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也就是说是用河西地区所产的食盐来换取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的粮食，互惠互利。史称徐邈 “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即利用官府所存货币从少数民族市场上购买朝廷需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在徐邈的苦心经营下，“西域流通，荒戎入贡”， 丝绸之路在西北地区畅通，民族贸易得到恢复并进一步趋于活跃。在论述曹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贸易时，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仓慈。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外籍商人及其少数民族商人前来内地从事商业活动，作为魏明帝时的敦煌太守，仓慈实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是为其发放通行证，并且由当地吏民护送外籍商人进出。众所周知，西汉末年以来，河西地区饱受战争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中外正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使当地的民族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曹魏初尽管仍不时有西域商人前来敦煌地区从事商贸活动，但是由于20余年不曾在这里设置太守，地方政府难能有效地保护外商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当地豪右或阻挠西域商人的各种经营活动，或对西域商人进行欺诈，进行不公平的交易，使外籍和少数民族商人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威胁，尤其引起了西域商人的强烈不满，前来从事经营活动的西域商人锐减。针对这一痼疾，仓慈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西域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如“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 这就是说，如果西域等外地商人要在内地经商的话，敦煌地方政府便给他们发放通行证――过所；如果他们愿意在敦煌本地进行交易时，敦煌政府则动用郡库所藏物品，与其进行公平合理的交易。为了保证西域商人的人身安全，只要他们一进入敦煌境内，就能得到由当地政府委派吏民护送和招待的待遇。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外籍商人不管在河西地区还是在内地的经营活动，都成为一种安全有保障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这对于活跃中西经济往来，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8]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政权林立，经济萧条，战争频繁，但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民族交流频繁、思想活跃的非常年代。正由于此，魏晋南北朝并非历史长河中的黑暗时期，而是呈政治多元化，民族在冲突中交往活跃，经济上在萧条中有所回升，国家在战乱中趋于统一。如果说两汉和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高峰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这两个高峰中的低谷。高峰往往令人注目，使人激赏，而低谷往往令人遗忘，被人贬抑。实际上，低谷是另一次高峰的起点，在低谷中孕育着一种向上的趋势。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蓄、准备与上升趋势，隋唐时期盛世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地处祖国边陲的西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的300余年间，既有与全国形势发展相一致的地方，但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又有与中原及其他地区不相同的特点。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割据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战争频繁，农业和畜牧业是当地社会经济的两大支柱。西北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气候特点及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这里不适合搞单一型经济，经过各族劳动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认识到宜农宜牧是这里经济发展的出路。西北地区宜农宜牧的经济格局，基本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这种经济格局一旦形成，对其后的历史影响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两个方面，以及由此而发展的农耕民族与畜牧业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讨论民族贸易，我们不得不对北魏尤其太武帝（424～452年）和孝文帝（471～499年）时期开发河西畜牧业和进行民族贸易给予特别的注意，因为它代表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生产和交易的类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鉴于完成统一北方的需要以及对战马的需求，对历史上以畜牧业兴盛著称的河西走廊的经营十分重视。众所周知，河西地处西北边陲，古代这里水足草茂，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宜农宜牧是这里最明智的选择和出路。这里有悠久的畜牧业和民族交往史，即使今天我们还能在河西地区见到数百处岩石刻画，其内容包括马、牛、羊、象、骆驼、牦牛、野牛、大角羊等10余种动物，以及生动活泼的放牧和狩猎场面，将幅幅古代畜牧业生产的写生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实际上早在西汉时，就有河西地区“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9] 的说法。汉代在西北地区所设置的官营牧场中，仅是官奴婢就达30，000人，由他们放牧着300，000匹马。[10] 北魏在前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这里发展畜牧业的优势。但是，北魏太武帝在制定河西发展畜牧业和开展民族贸易的决策时，却举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北魏还没有统一北方时，河西地区属于北凉政权的统辖范围。具有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就已经对河西地区产生了浓厚兴趣，早在攻占统万（址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时，太武帝就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拟定好了攻凉计划，但是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尚有北燕，北魏只好暂缓西征。即是如此，北魏太武帝对于攻占河西的准备一天也没有放松。为了做好攻打河西的充分准备，太武帝曾经派遣当朝重臣李顺“凡使凉（即甘肃河西走廊）十有二返”。[11] 北魏延和元年（432年），北魏灭北燕，这样淮河秦岭以北的广袤地区，除了河西地区的北凉外，均已划入了北魏的版图，北魏太武帝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已经接近尾声。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统一北方，太武帝决意出兵西征。这一决策，立即引起北魏最高决策层内部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对河西的自然条件的认识而展开的。弘农王奚斤等30余位贵族一致认为，河西“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向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河西地区出兵，必然会遇到军事给养困难的棘手问题，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无功而返。由此，他们认为与其对北凉发兵，不如对其进行消极但稳妥的“羁縻”政策。[12] 就连多次出使河西的李顺也附和说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恶化到了“乏水草”的地步，因此“不宜远征”。这样，不对河西地区发兵的意见在北魏上层决策者中占了绝对优势。只要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朝中惟有崔浩对奚斤等人的观点进行反驳。知识渊博的崔浩首先从历史的角度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他强调：据《汉书·地理志》载，凉州地区的畜牧业是举世闻名的，如果在北魏时这里已经草稀水少，那么汉代人是如何在河西畜牧且取得辉煌成效的呢？其次，汉代有一个传统，一般不在无水草的地区建城郭、设郡县，而河西早在汉代就已设置郡县，其自然条件绝对不是很差的；再次，河西积雪丰富，春夏季节雪水消融时，可以灌溉数百万顷的农田，这怎么能说成是土地贫瘠呢？对于崔浩的有力反驳，李顺则采取不予理睬的办法，他顽固坚持己见：“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辩”？言下之意是举朝惟有他一人才有发言权，至于崔浩的见解，不过纸上谈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崔浩不得不当面揭穿李顺曾经接收北凉贿赂的事实。辩论双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面对如此僵局，太武帝力排众议，毅然接受了崔浩的建议，并于太延五年（439年）亲自率领大军出师河西。当北魏军队到达河西时，所见到的情况是“多饶水草，如（崔）浩所言”。[13] 事实无情地戳穿了奚斤、李顺的讹言妄语。太武帝亲眼目睹了河西走廊牧草肥美，可供10万大军数年之用；姑臧城周围涌泉潺潺，自城西蜿蜒流至城北，水状如河，众多沟渠伸向沙漠。仅姑臧一城当时所收编的户口就达20万，河西走廊的繁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可见，崔浩与弘农王奚斤、李顺等人的这场争论，不仅关系到北魏是否直接出兵河西，而且也关系到对河西开发决策的制定，因而在河西乃至西北开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魏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使臣到各地了解州县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和判断，这是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北魏太武帝之所以力排众议毅然采纳崔浩的建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建议顺应了北魏完成统一广大北方地区的大趋势，二是建议符合将河西地区开辟成北魏畜牧业基地的决策。北魏用武力将北凉纳入自己的版图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开发河西，尤其是发展这里的畜牧业。这样，北魏将出兵河西前的庙堂之争，变成了开发河西畜牧业经济的决策。在将开发河西畜牧业提到议事日程后，太武帝还多次亲自到河西巡视，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14] 我们知道，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政权林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各族人民频遭兵燹之祸，生产惨遭破坏。正如多次巡视后的太武帝所言，河西地区“频年屡争，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于是北魏政府决定对河西地区采取轻徭薄赋的优惠政策。[15] 这对于尽快恢复河西的战争创伤，发展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北魏太武帝为了发挥“河西水草美”的自然优势，以及当地百姓“勤于稼穑，多畜牧”[16] 的历史传统，决定将河西地区开辟成北魏的“牧地”――畜牧业基地。为了将这一决策付诸实践，北魏还将北凉的部分战俘及畜牧民族征发为“牧户”、“牧子”等，就地安置，让他们专门从事放牧，以解决河西地区发展畜牧业人手严重短缺的棘手问题。由于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再加上太武帝多次亲自视察，促进了当地民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因而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史称北魏将河西开辟成畜牧业基地后，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出现了“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17] 的盛况。北魏时河西畜牧业基地的马匹存栏数达200余万匹、骆驼存栏数有100万峰，至于牛、羊则无法进行统计。这样的畜牧业经济效益在河西地区开发史上乃至在我国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河西地区畜牧业基地的迅猛发展，为北魏的统一战争提供了足够的战马及必要的畜产品，同时也为北方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要素支持。随着河西畜牧业基地的发展，需要对其加强管理并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这样北魏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驾部，其职能是“知牛、马、驴、骡”，[18] 驾部尚书主要负责官营牧场的事务。这样，北魏政府将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生产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筹之中。北魏孝文帝（471～499年）拓跋宏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太武帝的基础上不但大力发展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而且以河西的官营牧地为基地，逐步向并州（治所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发展畜牧业。正如史书所记载的：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19] 这种由河西逐渐向东南延伸畜牧业的措施，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较科学的，一方面使徙于并州的牲畜逐渐适应当地的水草和气候等环境，另一方面也为河西地区的高度发展的官营牧场的产品拓展了出路。河西地区遂成为北方战马及皮毛、肉类、优良牲畜品种的重要生产基地，不仅仅对于北魏的军事实力、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的改善有着深远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对北魏以后的历史产生了直接影响。不仅如此，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还为各族进行民族贸易进一步提供了充足的商品。在讨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贸易时，不得不提及对西北地区影响颇大的吐谷浑民族。《晋书·祖逖传》略云：石勒与祖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20 民族贸易对于贸易双方均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吐谷浑与北朝往来比较频繁，据《魏书》本纪不完全统计，仅431～520年的190年间，二者之间的往来多达64次之多，居边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朝贡北魏次数之首。[21] 不仅如此，吐谷浑还对其它中原地方政权也常常遣使通商。史称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夸吕：……又通使于齐氏，（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22] 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下，民族互市仍保持一定可观的规模。当时吐谷浑所贡物主要有牦牛、马匹和畜牧加工品，而交换获得的主要有丝绢布帛等。《梁书》卷54《诸夷传·西北诸戎》记载，天监十五年（516年），吐谷浑遣使向梁朝进贡“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至于当时民间所从事的互市，其数量就更加庞大。吐谷浑“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各民族之间的交易频繁。如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年），西域商贾就来到河西地区进行贸易。当时西凉州刺史韩褒提倡和保护与西域的民族贸易，将其作为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每西域货至，先尽贫民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23] 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史书记载，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24] 就颇能说明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贸易如此活跃，为隋唐时期这里的民族贸易乃至国际贸易奠定了基础。张掖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都市，其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至少从北朝时就已经开其端了。[25] 注释[1] ·商岘：《一千年的茶法与茶政》（上），载《平准学刊》第3辑下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2] ·《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注文。[3]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4]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5]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8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6] ·《三国志·魏书》卷27《徐邈传》。可参见《晋书》卷26《食货志》。[7] ·《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8] ·《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记载，在仓慈主政敦煌期间实行了保护外籍和少数民族商人的一系列措施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 [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10] ·《汉书》卷5《景帝本纪》注如淳引《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11] ·《魏书》卷36《李顺传》。[12] ·《魏书》卷35《崔浩传》。[13] ·《魏书》卷35《崔浩传》。[14] ·《魏书》卷4《武帝纪》。[15] ·《魏书》卷4《武帝纪》。[16] ·《隋书》卷29《地理志》上。[17] ·《魏书》卷110《食货志》。[18] 《魏书》卷110《食货志》；《魏书》卷113《官氏志》。[19] ·《魏书》卷110《食货志》；《南齐书》卷57《魏虏传》。[20] ·《晋书》卷62《祖逖传》。[21]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6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2] ·《周书》卷50《异域传下·吐谷浑》。另参阅《魏书》卷101《吐谷浑传》。[23] 《甘肃府志》卷1《世纪上》。[24] ·《隋书》卷24《食货志》。 [25] ·参见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2～10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