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法

援越抗法是指1949年至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支援越盟抗法獨立戰爭的行為。歷史.1949年3月29日，鑑於中共在國共內戰即將獲勝，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向杜魯門提交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必須轉變不直接介入越法戰爭的立場，促使英法荷調整其在亞洲的殖民政策，配合美國建立“反共的亞洲人屏障”，以民族主義戰勝“紅色帝國主義”，“解決印支僵局的建設性方案，取決於法國是否願意把主權讓給當地政府”，把被法國帝國主義問題壓抑住的越南人強烈的反華情緒釋放出來，成為對抗赤色中國影響的一股力量。4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照會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如果能夠建立一條從阿富汗到印度支那的共同戰線……將逐漸影響中國的局勢，而且有可能扭轉那裡的局面。”法國政府勉強接受了美國的建議。1949年6月，法國決定靠成立傀儡政權越南國，挑選了當時流亡在香港的保大來擔任國家元首。1950年1月18日，中國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訪問北京，劉少奇與之會談表示願意幫助越南的抗法鬥爭，並安排胡志明赴莫斯科會見在蘇聯訪問的毛、周。1950年2月1日，鑑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抵中越國境，美國國務院東南亞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提交的向印支提供軍援的報告認為：東南亞處於“共產黨人統治的危險中”，法國殖民軍處於抵禦“來自赤色中國的共產主義向南擴張”的第一線，“法國需要反共國家的援助”，美國對越南承擔義務是“不可避免的”。2月，法國正式向美國提出了大規模經濟和軍事援助的要求。2月17日，毛、周與胡志明乘同一專列從莫斯科回北京，在會談中毛同意對越提供軍事援助，派遣軍事顧問。3月4日回到北京後，中共領導層研究後正式決定援越。此前羅貴波作為中共駐越聯絡代表於3月份抵越，致電中共中央，認為應在中越邊界打一仗，解決援越抗法物資運輸問題，並轉告越方要求儘快派出軍事顧問。1950年3月，中國組建援越軍事顧問團，中共中央代表陳賡，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參謀長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鄧逸凡。195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二野、三野、四野各抽調一個師的顧問班子參加赴越軍事顧問團；由三野調集幹部組成顧問團團部；由四野抽調一個軍事學校的班子組成越軍軍事學校的顧問。4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華東、中南軍區和軍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調營以上幹部13名，參加軍事顧問團，準備擔任越軍高階指揮機關和部隊的顧問或助理顧問。華東軍區決定，南京的華東軍政大學第三總隊組成軍事顧問團團部，總隊隊長梅嘉生曾任三野第二十三軍副軍長兼參謀長。鄧逸凡曾任三野第二十一軍政治部主任，長期與韋國清搭班子。軍事顧問團辦公室主任張英。炮兵顧問竇金波。越軍當時的編制是：大團。第304大團的顧問班子由二野派遣；第308大團的顧問班子由三野派遣；第312大團的顧問班子由四野派遣。軍事顧問團共計營以上軍事顧問59人，其中營職33人，團職17人，師職6人，軍職2人，兵團職1人，連同其他工組人員共281人。1950年4月24日，杜魯門批准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24號檔案《美國對於印支的立場》，指出採取一切措施阻止共產黨在東南亞的擴張，對於美國的安全利益是至關重要的。1950年4月和8月，柬埔寨抗戰政府和寮國抗戰政府先後成立，積極開展抗法武裝鬥爭。1950年5月7日開始，越盟的王承武第308大團開始分批渡過清水河，進入中國麻栗坡縣，由解放軍第十三軍接待換裝、休整。1950年6月27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了援越軍事顧問團師級以上幹部。6月29日，已經回中國工作的原越盟第四聯區司令員洪水向顧問團介紹了越南的風土人情。1950年7月下旬，除了二野派出的顧問人員隨陳賡從雲南入越，其餘在南寧正式組建軍事顧問團，對外稱“華南工作團”。軍事顧問團黨委書記韋國清，副書記鄧逸凡，黨委委員梅嘉生、馬西夫、李文一、鄧清河。8月9日，在越南駐華大使黃文歡陪同下，軍事顧問團越境進入高平省廣淵地區越軍邊界戰役前線指揮部。8月14日陳賡也抵達廣淵前指。1950年9月16日，越南人民軍發動邊界戰役，攻佔東溪、七溪等邊境城鎮，至10月23日時共殲敵4,800人，收復了高平、諒山、太原、老街、和平等市鎮，鞏固並擴大了越北根據地，打通了中越邊境交通線，掌握了北部戰場主動權。中國開始抗美援朝後，1950年12月，法國和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協定》，法國獲得了美國提供的大批武器裝備。1950年至1954年，美國向法國軍援超過26億美元。1951年7月，朝鮮戰爭轉入陣地對峙階段。法國政府擔心中國有可能把力量轉移運用到越南，要求與美英展開直接軍事合作。1951年秋，雲南軍區在蒙自縣碧色寨以24門105毫米美式榴彈炮裝備、組建、訓練越軍第34炮兵團，派出杜友方任該團軍事顧問。該團隸屬駐雲南的越軍“特科學校”。1952年1月，美英法在華盛頓舉行軍事會談，達成協議：一旦中國入侵印支，意味著三國同中國的戰爭，報復行動“不一定侷限於遭侵略的地區”。1953年1月就職的艾森豪威爾，以“多米諾骨牌”形容印支對自由世界的戰略重要性，斷言“失去印支的可能後果對自由世界是無法估量的”。1953年1月26日起，越軍第34炮兵團由中方配齊各型車輛、通訊器材、武器，1667人於從蒙自出發經雲南河口入境越南，秘密集結於安沛。1953年1月越南勞動黨四中全會通過了準備在越南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經中共中央批准，4月8日中國軍事顧問團負責人羅貴波向越方提出《關於政治整軍的初步建議》，建議參照解放軍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在越南部隊中進行一次以土地政策教育和純潔組織為中心的政治整軍。1953年5月上寮戰役結束，越南黨中央和總軍委採納了政治整軍的建議，決定用兩個月的時間，先在“四聯區”以北的各主力師和各個地方部隊，以及總部機關進行政治整軍。鄧逸凡組織力量協助起草了政治整軍的具體實施方案和教育材料。1953年7月、8月，越軍開展政治整軍。1953年春，廣西軍區奉命在賓陽縣為越軍設立高射炮訓練基地，由軍委炮兵司令部高炮部部長賈建國負責，計劃至1953年秋後為越軍組建2個高射炮兵團共6個37毫米高射炮兵營。華北防空司令部某高炮團團長原野任越軍高炮顧問。瀋陽高射炮兵學校開始培訓由黎文知帶領的越軍100多名營、連、排級軍官。1953年6月底，韋國清、梅嘉生分別回國休假，中國軍事顧問團由羅貴波總負責，教材編寫和訓練越軍幹部的緊張工作，由茹夫一主持。廣西省委副書記喬曉光奉命入越，擔任中國政治顧問團副團長。1953年夏，越南陸軍學校奉命入越，擔任越軍第351工炮師顧問。1953年秋瀋陽高射炮學校訓練部副部長兼戰術系主任盧康民作為越軍高射炮兵顧問，隨該部入越。1953年7月17日至20日，法軍實施“燕子行動”，由越北空降兵司令吉爾斯准將指揮，3個傘兵營2001人在諒山實施傘降，僅遇到輕微抵抗，迅速佔領了設在諒山的越軍後方補給基地，炸燬了囤積的5000餘噸彈藥和軍用物資。法軍作戰陣亡1人，失蹤1人，而後的撤退行軍中亡3人，傷21人。1953年9月，鑑於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新一代領導班子內部的不穩定，赫魯曉夫推行“和平共處”外交政策，希望緩和兩大陣營的衝突，提出召開日內瓦會議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隨後經歷了平原戰役、西北戰役。1954年2月，莫洛托夫在柏林召開的美英法蘇四大國外長會議提議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大國和會，專門解決亞洲問題。美國對此表示斷然反對，無意與赤色中國發生外交接觸。但英法傾向於透過和會解決遠東問題。柏林四國外長會議結束時，最終達成4月26日在日內瓦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大國和會討論朝鮮和印支問題。杜勒斯公開聲稱，如果不能在戰場上打敗共軍，日內瓦會議就不會有可接受的結果。1954年3月，奠邊府戰役開始。當時在前線的中國軍事顧問有：越軍總參作戰局軍事顧問茹夫一、312師軍事顧問組長董仁，316師軍事顧問組長徐成功。3月底，美國邀請法國總參謀長伊利訪問華盛頓，討論美軍直接干涉奠邊府戰役的方案。3月29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紐約新聞俱樂部公開發表《赤色亞洲的威脅》的演說，提出美英法澳新菲泰“聯合行動”向法國殖民軍提供海空軍支援。緊跟美國的澳、新、菲、泰做出了積極回應，但英國不肯點頭，生怕捲入另一場朝鮮戰爭；法國“心理上嚴重處於防禦狀態”，4月3日法國駐美大使明確告訴杜勒斯，法國政府把希望寄託於在日內瓦會議和談上。4月11日杜勒斯與艾登會談，杜勒斯稱奠邊府戰役已到了關鍵階段，美國三軍參謀長提議美軍介入印支戰爭；艾登表示歡迎在東南亞建立集體安全組織，但不相信純軍事行動可以挽救印支局勢。4月22日美英法三國外長在巴黎討論“聯合行動”問題，法國外長皮杜爾提出動用美國在馬尼拉準備好的60架B-29重轟炸機幫助法國實施“禿鷲行動計劃”，杜勒斯表示贊同，艾登認為即使空中打擊也無濟於事，如果出現朝鮮戰爭那種規模的干涉，局勢將不可收拾。“聯合行動”因英國的反對而落空。在日內瓦會議進入討論印支問題的分治線，在1956年7月前進行普選，根據普選結果合併南北越。越南軍事幹部學校.越南軍事幹部學校、政治部、校務部和幹部部。有軍教300多人，翻譯100多人，後勤100多人，培訓規模2500人。1950年8月開學。學制六個月。下設五個教學大隊：軍校辦了四期，培訓了萬餘人。1953年10月，該校轉移到廣西桂林。雲南原址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預備步兵學校，校長張興華。1953年11月25日，上級決定將廣西師範學院將軍橋校舍與坐落於王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特科學校校舍對調。1956年4月，根據形勢變化，“特科學校”停辦，雙方人員撤離。校址後為桂林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