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採反猶騷亂

凱爾採反猶騷亂是1946年7月4日在波蘭凱爾採爆發的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波蘭軍人、警官和平民對猶太人社群中心集聚的難民採取了暴力行動；42名猶太人在事件中遇難，超過40人受傷。隨後有九名襲擊者因與罪行有關而被波蘭法院判處死刑。一些訊息稱，大屠殺是由蘇聯支援的共產黨安全部隊煽動的。煽動出於宣傳目的，企圖詆譭波蘭的反共立場，並維持對該國的極權主義控制。由於案件相關的絕密檔案已被摧毀，關於蘇聯控制的“波蘭人”當局與內務人民委員部是否存在秘密協作，仍在進行學術調查。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最致命的反猶騷亂，這一事件是波蘭猶太人戰後歷史的重要節點。騷亂髮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人大屠殺結束僅一年之後，震驚了波蘭猶太人、波蘭人和國際社會。這一事件被認為催化了猶太人逃離波蘭的程序，促使大多數在大屠殺中倖存的波蘭猶太人逃亡。背景.在期間，凱爾採戰前的猶太社群被納粹徹底清洗。到1946年夏天，大約200名猶太人從納粹集中營、蘇聯和其他避難所返回凱爾採居住，其中大多原本就是凱爾採的居民。約有150-160人被安置在普蘭蒂街上的一棟“猶太人屋”內。該建築位於凱爾採鎮中心，由凱爾採省猶太委員會管理。1946年7月1日，波蘭男子瓦倫蒂·布瓦什奇克派出一支由十幾名男子組成的徒步民兵巡邏隊，搜查普蘭蒂街7號的房屋，尋找亨利克據稱被關押的地方。雖然綁架的聲稱被迅速撤回，亨裡克·布瓦什奇克在公眾場合始終對此事保持沉默。直到1998年，亨裡克才在接受波蘭記者採訪時承認，自己從來沒有遭到綁架；但他說自己確實與附近村莊的“未知的家庭”住在一起，那家人待他很好。他認為他的失蹤是在他父親的知情下發生的，且得到了共產主義當局公安部門的協調。回到家後，亨裡克的父親明確命令他不要討論發生的任何事情，並且如果有人問過，只重申“猶太人綁架”的故事。1946年之後他被威脅要對此事保持沉默，他出於恐懼照做了，直到波蘭共產黨統治結束為止。民兵宣傳了綁架的謠言，並進一步宣佈，他們計劃搜尋在血祭儀式上被殺害並仍留在屋中的波蘭兒童屍體。民兵的宣傳導致平民觀眾聚集民兵部隊和官員之間發生了對峙，因為人們懷疑這起事件是猶太人引發騷亂的“挑釁”。#重定向當天上午，該案件引起了其他的地方國家機關和軍事機構的注意，其中包括波蘭人民軍。上午10點左右，約有100名士兵和5名軍官被派往該地點。士兵們不熟悉情況，但很快就聽到了街上人們的流言。街上的人們此時已經開始向建築物投擲石塊。事態爆發.民兵和士兵隨即強行闖入大樓，發現其中沒有任何據稱被綁架的兒童。房子的居民有適當的許可證，獲准攜帶自衛武器；此時被命令交出武器並放棄貴重物品。此時有人開槍射擊；民兵和內部安全部隊開火，在大樓內造成了一定死傷。作為回應，猶太人方面開槍射殺了兩三個波蘭人，包括一名民兵軍官。當地猶太委員會負責人Seweryn Kahane博士在向公安部凱爾採辦公室打電話時被官員打傷，最終不治。一些當地的牧師試圖進入大樓，但被民兵官員阻止；民兵軍官發誓會控制局勢。在大樓內最初的殺戮之後，許多猶太人被士兵驅趕到室外，然後被擠滿周圍街道的平民用石頭和棍棒襲擊。到了中午，波蘭工人黨的積極分子領導一大批工人來到現場，估計約有600到1000人。工人的到來開啟了騷亂的下一階段。大約有20名猶太人被帶有鐵棍和大棒的工人毒打致死。一些工人是 、公安部的負責人、還是當地的民間領袖，當時都沒有試圖阻止暴行。同樣抵達現場的民兵部隊沒有干預，但其中一些成員加入了在建築物內外持續的搶劫和暴力行為。遇害的猶太人中，九人被槍殺、兩人被刺刀刺死、其餘人被毆打致死或被石頭砸死。死者中包括婦女和兒童。暴民還殺害了一名猶太護士埃斯特拉·普羅紹夫斯卡、她的3周大的孩子、以及一名男性友人。菲什一行被搶劫並被趕出城市。據稱，雷吉娜和她的孩子在城外試圖逃跑的時候被槍殺，而她的朋友成功逃脫了。死者中有三名非猶太波蘭人。兩名穿制服的國家軍人在槍戰交火中喪生，很可能是猶太人自衛時擊斃的。第三名男子的死因仍然無法解釋。暴行終止.騷亂在大約下午3點結束。在Stanisław Kupsza上校的推進下，新的安全部隊已從附近的公安學院趕來；華沙增派的部隊也已抵達。在警告射擊後，按照Kazimierz Konieczny少校的命令，新的部隊迅速恢復秩序，安排警衛，並從住宅及其附近移走所有幸存者和屍體。然而暴行並沒有立即停止。被送往當地醫院的負傷猶太人遭到士兵的毆打和搶劫，還在醫院遭到其他病人的襲擊。一群平民走近其中一家醫院，要求交出受傷的猶太人，但醫院工作人員拒絕了。經過凱爾採的主要火車站的火車被平民和嚴格搜查，以找出車上的猶太人；至少兩名乘客被殺害。可能有30多人以這種方式遇害：據報道，火車謀殺在騷亂之後又持續了幾個月。凱爾採的大規模混亂最終在騷亂開始後約9個小時結束。波蘭出生的法國抵抗運動著名攝影記者拍攝了騷亂結束不久的後果。事後.嫁禍波蘭民族主義者的企圖.波蘭共產黨政府的一個直接反應是試圖將騷亂歸咎於波蘭民族主義者，聲稱支援波蘭流亡政府的正規成員慫恿暴徒。在猶太受害者的葬禮上，公安部長表示，反猶騷亂是“西方波蘭政府與安德斯將軍的代理在家鄉軍士兵批准下實施的行為”。這一時期其他的官方早期宣告也遵循了這一說法。對反猶騷亂的進一步調查遭到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反對，直到團結工會時代才有所改觀。1981年12月，《》上刊登了一篇有關反猶騷亂的文章。然而，高壓政權的迴歸意味著直到1989年共產主義垮臺之後人們才能獲取研究所需的檔案，而此時許多目擊者已經過世。研究者們隨後發現，許多與騷亂有關的檔案據稱已被燒燬，或已被軍事當局故意摧毀。由於這些原因，關於凱爾採反猶騷亂的起源的爭論仍然在繼續。一些人聲稱騷亂時共產黨人故意挑釁反對派的行為；一些人聲稱這是一個自發的反猶太主義事件，後來被政府利用；還有人指責波蘭的羅馬天主教會在騷亂及其後續事件中的無所作為。一些猶太人在波蘭共產黨和安全部門擔任重要職務，這影響了民眾的情緒。據不足嚴重限制了歷史研究。審判.1946年7月9日至11日，12名平民被公安部官員作為騷亂肇事者逮捕。被告在最高的聯合公審中受審。根據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博萊斯瓦夫·貝魯特的命令，9人被判死刑，並在第二天被行刑隊處決。其餘三人的入獄期限從七年至終身不等。#重定向除了凱爾採省民兵指揮官維克多·庫日尼基少校和他計程車兵沒有任何不法行為。在《冷戰史》第二卷中描述了官方對反猶騷亂的反應：反猶騷亂的九名參與者被判處死刑；其他三人被判處長期徒刑。民兵、軍人和公安部工作人員被分開審判；然後出乎意料地，全都沒有因為“未採取行動阻止人群犯罪”而獲刑。唯一的例外是的指揮官維克多·庫日尼基，他被判處一年徒刑。顯然，在第一次調查開始和審判期間，當局最有可能出於政治動機做出了決定，不採取規章行動。儘管在審前面談期間發現了非常令人不安的證據，但法庭仍然做出了這樣的審判結果。法庭完全有可能由於證據的政治敏感性而得到指示，從而使公民民兵和公安部免於處罰。軍事檢察官聽到的證據揭示了這兩個安全部門內部組織和意識形態的重要缺陷。比亞韋斯托克的一家人最早向亨利克提議，讓他宣稱自己被猶太人綁架。這家人的鄰居後來受審，結果無罪釋放。對波蘭猶太人移民的影響.許多猶太人原以為納粹德國佔領結束後他們能夠在波蘭重新定居，但無情的謀殺結束他們的期望，並促使波蘭猶太人大規模外流。弗羅茨瓦夫大學歷史學家波熱納·沙伊諾克估計，從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間，大約有5萬猶太人非法越過波蘭邊境。1946年7月，將近兩萬人決定在國外開始新的生活。出於政治和人道主義原因，國防部部長馬裡安·斯彼哈爾斯基簽署了一項法令，允許猶太人在沒有簽證或出境許可的情況下正式離開，波蘭的猶太移民隨之大幅增加。1946年8月，移民人數增加到3萬人。1946年9月，1.2萬名猶太人離開了波蘭。伯恩哈德代表波蘭難民進行遊說，堅持要求他們在以色列享受優惠待遇。天主教會的反應.凱爾採反猶騷亂前六個月的光明節慶祝活動中，一枚手榴彈被扔進了當地猶太社群的總部。猶太社群委員會與凱爾採主教切斯瓦夫·卡其馬雷克接洽，要求他勸告波蘭人民不要攻擊猶太人。主教回絕稱“只要猶太人專注於他們的私事，波蘭對就他們感興趣；但在猶太人開始干涉波蘭政治和公共生活時，他們就已侮辱了波蘭人的‘民族感情’”。盧布林主教斯特凡·維遜斯基在猶太代表團接觸時發表了類似的評論。他表示，對猶太人的廣泛敵意是因猶太人支援共產主義引起的，這也是“德國人謀殺猶太民族”的原因。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支援蘇聯在波蘭設立的共產黨政府，即所謂“”學說。主教還對部分相信了血祭誹謗的傳聞，評論說猶太人是否使用基督徒血液的問題從未得到充分澄清。波蘭天主教會反猶太暴力採取的爭議立場遭到美國、英國和義大利駐波蘭大使的批評。關於凱爾採反猶騷亂的報道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導致美國駐波蘭大使堅持要求紅衣主教召開新聞釋出會以解釋教會的立場。1946年7月11日舉行的會議上，赫隆德譴責了暴力行為，但並未將暴行歸咎於種族原因，而是歸罪於猶太人殺害波蘭兒童的謠言。關於波蘭與猶太人關係的惡化，赫隆德認為猶太人與蘇聯支援的共產主義佔領者合作，從而“在國家生活中佔據波蘭的領導地位”。這一立場得到了波蘭農村神職人員的響應；據報道稱，紅衣主教認為猶太人是自作自受。蘇聯介入的證據.一些訊息稱，大屠殺是由蘇聯支援的共產黨安全部隊出於宣傳目的煽動的，企圖詆譭波蘭的反共立場，並維持共產黨對該國的極權主義控制。隨著案件相關的絕密檔案被摧毀，關於莫斯科共產黨控制的“波蘭人”當局與內務人民委員部之間是否存在秘密協調，仍在進行學術調查。關於外部煽動是否存在仍有相當大的爭議。一些觀點提出了騷亂事件是由蘇聯情報機構秘密的想法，並提出了一些類似的情景。儘管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確實出現在騷亂中，但波蘭共產黨下臺後的官方調查尚未證實“外部煽動說”，因為騷亂相關的檔案記錄已被共產黨控制的情報人員銷燬。2001年至2004年，國家記憶研究院調查騷亂事件後結案，指出1946年7月4日事件是由於誤解造成的。IPN兩年後發表的另一份公報僅僅證實了銷燬了相關檔案：事件發生四十年後，切斯瓦夫·基什恰克手下的安全警察仍在摧毀剩餘的檔案記錄。、、揚·施列齊安諾夫斯基。騷亂髮生時凱爾採有許多安全部隊在場，卻一反常態地沒有阻止“暴徒”聚集——當時即使只有五人的集會都會被認為可疑，並且立即受到控制。1968年波蘭政治危機後，前波蘭軍事反情報官邁克爾·切欽斯基負責實施屠殺。1946年7月19日，前首席軍事檢察官亨利克·霍爾德在給波蘭人民軍副總司令馬裡安·斯彼哈爾斯基將軍的信中寫道：“我們知道，騷亂不僅是守衛凱爾採城內城外人民的警察和軍隊的過錯，但也是參與其中的官方政府的成員的過錯。”一條暗示外部煽動的論據是，1946年波蘭人民公投顯示，幾乎沒人支援共產黨；共產黨人只有操縱投票才能在精心控制的民意調查中贏得多數席位。因此，據稱波蘭公安部組織了反猶騷亂，從而分散了西方媒體對公投造假的關注。該事件被用作分散注意力的另一個論點是，騷亂髮生時紐倫堡審判即將對卡廷大屠殺做出裁決；共產黨人試圖轉移國際關注，反過來將波蘭人置於不利的聚光燈下。7月4日騷亂髮生時，蘇聯檢察官在紐倫堡誣告稱卡廷大屠殺實際是納粹實施的。在他的著作《》一書中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更細微的解釋。格羅斯同意該罪行不是由一群暴徒發起的，而是由共產黨警察發起的；暴行涉及各行各業的人，僅有該市最高級別的政府官員是例外。然而，格羅斯也寫道，大多數波蘭人對猶太人大屠殺持冷漠態度；這種冷漠加上猶太人要求歸還戰爭期間被沒收的猶太財產，造成了對猶太人的暴力氣氛。近期事件.紀念碑.紐約藝術家傑克·薩爾創作了一座題為《White / Wash II》的紀念碑，以紀念騷亂的遇難者。紀念碑揭幕儀式於2006年7月4日在凱爾採舉行，以紀念騷亂60週年。在儀式上，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發表宣告，譴責騷亂事件是“波蘭人的罪行和極大的恥辱，以及波蘭猶太人的悲劇”。總統宣告斷言，在今天的民主波蘭“沒有反猶主義的餘地”，並且去除了任何把波蘭民族概括為反猶主義的形象，稱這種形象為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