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在香港政治和社會中根深蒂固。作為一種政治趨勢，往往體現在但不限於目前香港兩大政治勢力之一的建制派，反對支援自由主義的民主派。保守主義也成為香港修憲派和部份本土派的政治觀點。香港的保守主義源於中國的家庭主義和儒家傳統，並在1920年代隨著激進主義和布林什維克主義的興起而被總督塞西爾克萊門蒂納入殖民政府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中國共產黨席捲中國大陸，一波又一波的中國難民逃往殖民地，反共情緒仍在繼續。香港保守派也採取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稱贊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在過渡時期，商界精英與親共的傳統左翼分子一起抵制民主化，以確保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同時與北京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保守主義擴大了民意支援，成為當今建制派的中堅力量，成為間接選舉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的主要支援力量。殖民早期.自由放任主義.作為英國的香港自由港，並利用作為通往廣闊中國市場的門戶的優勢，香港商人，即當地的中國精英所謂的買辦，透過充當歐洲和歐洲之間的中間人，在投資和貿易機會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和香港的土著人口，遵循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原則，此後主導了香港經濟哲學的話語。 因此，香港在過去18年裡一直被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這是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授予的稱號，並受到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的高度讚賞。傳統保守主義.香港作為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華人社會，在儒家教義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文化保守主義。在早期中國精英與英國殖民者合作的殖民政權中，中國精英的保守主義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得到進一步保護。為了促進對殖民地的治理，殖民政府幫助鞏固士紳的權力，以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運動之後保持保守的文化價值觀。隨著馬克思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在1920年代在中國的加強，香港的華人精英們在中國傳統價值觀和教義中尋求庇護，英國殖民政府開始為“中國傳統主義”辯護。在1925-26年由廣州國民黨政府指揮的粵港罷工期間，包括立法會非官方議員羅旭龢和周壽臣在內的中國精英積極建議並幫助協調反罷工努力。羅旭龢還向香港總督克萊門蒂談到了歐洲對母語學校的監督，並強調殖民地政府需要仔細監督母語教育，因為這些學校已經成為“煽動叛亂的溫床”。 克萊門蒂直接干預中文課程，強調中國傳統教義並支援“儒家倫理，在中國，這可能是對付布林什維克主義有害學說的最好解毒劑，當然也是最有力的教義……”。1927年，香港大學成立了中文系，幫助形成了香港學校使用的中文課程。 保守的中文課程在 1950 年代得到重申，當時殖民政府採用中國傳統主義來對抗共產主義的影響。二戰後.功利家庭主義.戰後香港見證了逃離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難民湧入。由此產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促使香港成為先進的高收入經濟體，並保持持續的增長率。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工業化發展迅速，當時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為了解釋“經濟奇蹟”，社會學家劉兆佳借用了“功利家庭主義”的概念，總結了戰後華人移民的普遍態度取向，他們的物質主義使他們成為理想的經濟人。對他們來說，功利主義的衝動源於對中國傳統家庭價值觀的依戀。 戰後殖民地的先決條件是“最低限度整合的社會政治制度”，政治與社會被視為相互隔離，據稱香港人對家庭比對政治更感興趣，總是轉向他們的家庭 尋求親戚的幫助，而不是向政府提出要求。積極不干預主義.財政保守主義被認為對香港20世紀的經濟成功做出了貢獻。1971年，財政司司長郭伯偉創造了“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支援低水平的政府幹預和稅收，同時提供旨在促進基於市場的決策的監管和物質基礎設施。 該政策由後來的財政大臣延續，包括菲利普·哈登-凱夫爵士，他說“積極的不干預主義意味著認為這通常是徒勞的，並且會損害經濟體的增長率，特別是開放經濟體，因為政府試圖規劃私營部門可用資源的分配，並阻撓市場力量的運作，”儘管他表示，將香港描述為自由放任的社會“經常但不充分”。米爾頓·弗裡德曼於1990年寫道，香港經濟或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最佳典範。2006年他去世前不久，《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他的“香港錯誤——考珀斯韋特會怎麼說？” 批評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放棄了“積極不干預主義”，將“小政府”定義為不到GDP的20%。財政保守主義在其歷史上一直是香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哲學，享有不同的標籤，包括“共識資本主義”。2007年至2017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遵循財政穩健主義的基本原則。反共主義.在香港的大陸難民中，還包括相當數量的右翼國民黨軍人和支持者，其中大部分人具有強烈的反共情緒。1950年代和60年代，香港社會分為親共左翼和親國粹右翼的對立。 1956年，香港本土國民黨支持者在香港攻擊共產黨，成為1956年香港雙十暴動，59人被殺，740人被捕，主要是騷亂和搶劫。保守的農村領袖、商界精英、邵氏、國泰影業等電影製作公司，以及包括中文報紙《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宮上日報》和英文報紙《南華早報》在內的媒體，也受到英國殖民政府和臺灣國民黨政府支援。 他們聯手譴責香港1967年親共分子煽動的香港左派騷亂。1949年由錢穆、唐君毅等一批大陸反共學者創辦的新亞書院，也試圖弘揚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價值觀。新亞書院於1963年併入香港中文大學。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也是冷戰大局的一部分。美國除了資助新亞書院、雅禮協會等保守的中國文化機構外，還鼓勵和利用國民黨的反共活動。 在1950年代，第三力量由中央情報局創立，作為華人的反共運動，這給英國當局帶來了問題，英國當局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保持一致，以保持香港非共產主義，但已正式 1950年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不希望挑釁北京。殖民末期.1980年代：保守派的崛起.隨著1997年後的中英香港主權談判在80年代初開始，商界精英紛紛尋求維持香港現狀的辦法。他們最初支援英國保守黨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堅持1842年《南京條約》有效性的努力。然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1997年堅持在香港恢復主權，但保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後來寫入香港基本法第5條。除了以香港工會聯合會為代表的殖民地的“老左派”是北京擁護者之外，北京的共產黨當局還積極與商業精英、專業人士和農村領導人結盟，他們過去常常被視為作為親國民黨人士，作為他們統一戰線戰略的一部分。許多大亨和專業人士被任命到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等不同機構，起草香港基本法。隨著要求加快民主化的自由派遊說團體的興起，保守派於1986年成立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商業和專業小組，以及由大亨羅康瑞領導的八十九人方案，以對抗自由主義運動。商界精英擔心一個民主的立法機關可能會增加稅收以資助擴大社會預算，財政保守主義成為基本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寫道特區“應遵循保持制定預算，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使預算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反映了北京和工商界的利益，在政治和經濟上保守的香港。商業和專業集團贊成嚴格限制特許經營權、保留政府的精英制度、避免政黨政治以及維護獨立的司法機構。該集團提出1997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保守憲法，由不超過25%的民選議席和行政長官由600人的選舉團選舉產生，與諮詢委員會的親民主成員提出的更進步的提議相反。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八十九人方案在直選問題上的立場稍有軟化，重新與民主派談判，最終形成了“妥協模式”。一部分人支援妥協，另一部分堅持新香港聯盟提出的親北京模式。1990年代.抵制自由主義浪潮.面對首次立法會直選，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保守派組成了多個組織。1990年，以羅康瑞為首的香港工商專業聯合會成立，胡法光、譚惠珠為首的香港自由民主聯合會在基層支援下於1990年11月成立香港勵進會和香港公民協會。自民聯積極參與1991年的三級選舉，但在香港民主同盟和匯點聯盟領導的自由派壓倒性優勢中落敗。由羅德丞領導的新香港聯盟於1989年由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保守派組成。為遏制自由派勢力在立法會崛起，21位由功能組別委任及間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成立了由高階行政立法會非官守議員李家輝領導的啟聯資源中心，1993年轉變為自由黨。大約與此同時，1992年以曾鈺成為首，如今被認為保守的傳統左派也形成了民建聯。1994年，商界精英、農村領導人和專業人士在新華社的指導下，加入了由劉漢銓領導的香港協進聯盟。保守派強烈反對末任總督彭定康提出的加快民主化步伐的憲改方案。北京幕後策劃下，自由黨人遊說反對將彭定康法案，將之視為對《中英聯合宣告》、《香港基本法》和《中英協議》的“三重違反”的法案。 該法案最終在親民主陣營的幫助下以微弱優勢獲得透過。為響應1995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北京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其中保守派佔多數。共識資本主義和關懷資本主義.1991年至1995年間擔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麥高樂創造了“共識資本主義”一詞，表明社會對香港資本主義品牌的優點達成了共識，即“鼓勵自由企業和競爭，同時 為有需要的人促進公平和援助……因為社群權利希望每個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特別是透過幫助那些競爭能力較弱的人來緩和不公平的競爭。” 對麥克勞德來說，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大化經濟表現和捍衛政治自由的更大可能性，同時確保接近機會平等的東西。”麥高樂的繼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也在1996年創造了“關懷資本主義”一詞，描述政府優先考慮經濟增長，然後利用新發現的財富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和福利服務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