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觀

京觀，又名鯨觀、京丘、武軍，是一種戰爭中處理戰敗者屍體的手段，戰勝一方在戰後蒐集戰敗一方屍體堆積在道路一側並且覆土做成土丘，主要用於向世人及子孫後代炫耀軍功或者警告敵人。這種做法最早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並在後來為中原周邊諸如五胡、高句麗、蒙古等族群所接納。京觀的習俗在先秦和兩漢並不普遍，但是後來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漢人及北方遊牧民族的大力尊崇，隨著歷史發展最終在明清時期消失。名稱與辨析.“京觀”之名最早出自於《左傳》，當時晉楚邲之戰後潘黨向楚莊王進言要求“收晉屍以為京觀”，目的是讓子孫後代看到銘記先輩的武功。但是楚王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京觀是“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所創，目的是懲戒無道。根據這一段話，似乎修築京觀的行為似乎由來已久。根據孔潁達《正義》引《廣州記》，“鯨鯢”即鯨，雄性稱鯨而雌性稱鯢。楊伯峻注《左傳》即認為“鯨鯢”比喻首惡元兇，“京觀”即將那些對明王“不敬”的大奸大惡之人的屍首封埋起來；“封”在此意為封識，在土封之後還要加上表木或立石記錄這件事；“戮”有陳屍的意味，同時也通“辱”義，修築京觀可以透過陳屍已死去的強敵屍體以羞辱敵人，炫耀自身功績。根據《爾雅》，“京”本義為人力所作的較高丘狀建築物，而“觀”則為高大臺榭，一種高聳的建築物。“京觀”也簡稱為“京”，《呂氏春秋》中就有趙國“得屍三萬，以為二京”的說法。學者安廣祿認為，“-{阬}-”本意為高大的門樓，古文中“坑”和“-{阬}-”都與京觀存在混用的關係，“-{阬}-” 與“坑” 又可以互相借用，例如王莽下詔將劉信等人“坑殺”，實際上將他們的屍骨修築為京觀。十六國時期，後涼呂隆鎮鎮守的姑減城受到了後秦的圍攻，呂下令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於衙路”；“坑”、“-{阬}-”和“京觀”實際上是同一回事，都是將屍體堆積封土——只是懲治罪大惡極者或堆砌陣亡敵軍才叫做“京觀”，對於濫殺百姓、屠殺戰俘則稱“坑”。劉德浩則反對這一意見，認為門並非“-{阬}-” 本義而是“閌”的本義，按顏師古注“-{阬}-”本義為“大阜”，“坑”在學術界更常用的解釋為坑殺、活埋；他認為安文所提及諸多史料存在解讀問題，例如王莽“坑”的，並非劉信等人，而是他們的家族，京觀所針對的是鯨鯢首犯，“坑”和“京觀”的物件不同；因此，“坑”和“京觀”並非同一種行為。歷史.先秦兩漢.京觀首見於《左傳》：魯宣公十二年燕國大敗齊國，燕王以齊國士兵頭顱計賞，因此燕國士兵紛紛攜帶齊軍頭顱回國，在燕國都城堆砌成一座“骷髏臺”。今天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曾經出土過這類建築，骷髏總數在數十萬以上。然而這一習俗在先秦見諸史料的僅僅只有燕國。漢代受到儒家仁德思想影響，少有修築京觀，但到了王莽時期，王莽攻破翟義後株連三族，將士兵和家眷的屍骨堆砌成京觀，長寬6丈，高達6尺，王莽還在觀前修築表木，上書“反虜逆賊鯨睨所在”。三國魏晉南北朝.三國至南北朝時期，修築京觀日益流行，受到了文化上的肯定，無論五胡還是漢人都崇尚修築京觀。潘岳《西征賦》吟誦曹操大敗馬超道：“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魏主曹髦也曾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彰武功也。”《晉書》中孔愉以及《魏書》中李順、高允等人傳記都曾有頌揚修築京觀的記載。在這一背景下，修築京觀的行為屢見不鮮：曹魏的鄧艾攻破成都後，在綿竹修築其京觀；劉宋的檀道濟攻堅克難，俘虜四千多人，有人就建議他建議全部殺掉以壘京觀，但他還是釋放了俘虜；劉宋的沈慶之在攻破廣陵平定劉誕叛亂，虐殺城中戰敗者，將其屍首堆砌於石頭南岸，壘成一座“骷髏山”；南齊的裴叔業圍困南兗州時，將敵軍屍骨堆砌五丈高以警示城中據守的敵軍；梁武帝在朐山大捷後稱“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自己“伐罪弔民”“仁者用心”，因此下令收斂敵軍屍骨；南陳開國皇帝陳霸先命令侯安都、徐度等討平姑熟叛亂，戰勝斬首數千，皆累積為京觀；北齊在邙山之戰後，斬首三千餘，將敵軍屍骨壘砌為京觀；北周的陸騰在徵討西南蠻中，在水邏城旁修築京觀，且但凡有所攻取都會修築京觀。北方的少數民族也接納了這一文化，匈奴的赫連勃勃在對南涼戰爭中追殺敵軍八十餘裡，殺傷數萬人，斬殺對方十餘名大將，將敵軍屍骨壘砌為京觀，號稱“骷髏臺”；在攻破東晉劉裕軍在長安守軍後，同樣也將人頭封以青泥，做成了京觀。隋唐以後.到了隋唐時期，京觀仍然為人所沿用。隋文帝在策文中稱：“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隋董純在榆林太守任上擊敗進犯的突厥，斬首萬餘，堆砌為京觀。大業十三年大破叛軍，以戰死叛軍屍骨修築了五座京觀。紹興十一年，胡世將大破金軍，將俘獲的金軍獻至臨安，辨別其中的女真人四百五十人，將其同時斬於嘉陵江上，最後全部壘砌為京觀。後來的蒙古人也學習了京觀文化，忽必烈在征討乃蠻、合撒兒時就修築過京觀。明朝長期盛世昇平，因此當時修築京觀並不盛行，《明史》記載中僅有剿平陳友諒餘黨、趙彥破敵、張輔戰東潮州三次記錄。隨著社會發展，修築京觀的習俗逐漸退出了歷史，來自東北的金朝和清朝都沒有修築京觀的記錄。其他國家.若莫於唐朝時期，京觀此一習俗隨戰爭傳播至西域的突厥民族之中，其中一支後來建立鄂圖曼帝國，其於平定巴爾幹半島領土境內南斯拉夫塞爾維亞人叛亂時，亦修築了京觀以震懾塞族的反抗意志，位於今塞爾維亞尼什。位於中美洲的阿茲特克帝國，雖然並沒有與中國以至舊大陸的任何文明有過接觸，但亦巧合地有以戰俘首級修築京觀的習俗。現象解讀.學者王亞林認為京觀除去作為打掃戰場的方法外，同時也反映了古代人厭勝敵人靈魂的巫術意味。修築京觀不僅僅是為了炫耀自身的武功，更有著厭勝敵人及敵人頭目的靈魂以防止他復活作祟的作用，後人可以透過京觀、符咒等永世鎮壓這些人的靈魂——《山海經》中就有刑天與天帝爭鬥失敗後，首級被安葬他處以令其無法復仇的故事；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後也透過對商紂王的屍體施虐，以滿足其厭勝的巫術意味。但是在後世，京觀的巫術意味淡化，逐漸演化為炫耀武力、維護統治、威懾他人的作用，例如司馬昭在攻破壽春之後，就將紮營地丘頭的地名改為武丘，義通京觀，以明“以武平亂”的功績。同時後世小說的“鐵丘墳”“肉丘墳”即以京觀為原型，繼承了京觀的巫術意涵——評書《薛剛反唐》中，武則天處心積慮殺滅李唐忠臣，將薛家上下三百多人全部埋於薛家地下，上面用三層石板壓住，再在上面澆築一個大鐵墳頭，立碑寫道：“反叛薛家門，鐵石壓其身。罵名千載後，懷恨鐵丘墳。”後來薛剛反武20多年，最早報仇雪恨。這種“獄”“墳”一體的墳墓，在王亞林看來就是一座京觀，只不過原來懲戒元兇的作用被權臣用來威懾異己、陷害忠良，但是一旦到了獄墳開啟的時候則是正義戰勝邪惡之時。上海交通大學的朱興和則評價京觀與其說存在時間演變，不如說和政治權力在空間上的擴張息息相關。在部落擴張、較為成熟的割據勢力混戰、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以及中央集權帝國對外擴張的過程中都容易出現京觀，京觀還是國與國之間關係惡化的產物和表徵。在朱興和看來，修築京觀對內則為專制政權對其被統治者的單向行為，對外則為平級政治團體之間的雙向行為，實際上是集權政治對內外強調權力關係的特殊表徵。在對外關係方面，京觀可以成為調整對外關係的風向標，例如唐與吐蕃戰爭中南詔轉向吐蕃，修築唐軍京觀，後又改投唐朝，推平京觀改立大唐將士德化碑。而在對內方面，京觀也是調整國內政治結構和關係的重要手段，對功臣和篡位者而言尤為重要——有時京觀為上位者向反叛者強調自身權威，有時京觀為下位者向上級邀功請賞乃至覬覦大位的工具，乃至於功臣良將不惜濫殺無辜做大京觀——天啟年間趙彥剿平白蓮教，濫殺平民做大京觀藉以邀功，朝廷論功行賞一眾高升，不久他得罪魏忠賢，政敵舉報他濫殺無辜，最終本人繫獄，本人京觀亦被下詔毀去。再從王莽、陳霸先等人事蹟看，京觀在穩固權力、實施篡權和實行政權交替方面發揮著較大作用。在他看來，京觀還是中國古代權力構建的一種方法，既作懲戒也用以規馴，讓服從和奴役深入骨髓，古代中國政治的殘酷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