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權威主義

新權威主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種政治思潮，部分被中國共產黨接納。新權威主義支援透過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推進市場改革，因此會被視作保守主義思想，即便支持者會稱其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起初，這一思想頗受歡迎。但1989年發生了六四事件，自由派與新權威主義者間、南派新權威主義與北派新權威主義之間產生了劇烈衝突。歷史背景.有學者將19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和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思潮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界關於民主與獨裁以及中國現代化模式的三次爭論。第一次是1910年代楊度的“君主救國論”和孫中山的“共和制”的君主制與共和制論戰；第二次是1930年代的丁文江、蔣廷黻為代表的獨裁派和胡適、張若奚等民主派的民主與獨裁論戰；第三次是19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濟等“戰國策派”和艾思奇、羅隆基等民主派之爭。新保守主義代表蕭功秦則自述受到嚴復、梁啟超、康有為與後期的章太炎等晚清保守派影響。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成為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毛澤東死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強調務實的經濟政策，採取更多樣化的策略發展經濟。到1982年，鄧小平市場改革的成果愈發明顯，這也使得當時的中國政府引入了更加激進的改革政策。更激進的改革政策標誌著中國政府拋棄了新經濟政策，擁抱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政治面貌也發生了變化。包括何漢理在內的一批學者認為中國這一階段的轉型是從極權主義轉型至“協商式權威主義政權”。政治改革的願景之一是“恢復精英政治的正常性和統一性，結束毛澤東時代後期的長期不穩定狀態，創造一個更有秩序的領導層繼承過程”。隨著政治改革的逐步進行，一批自由派被引入領導層，意識形態統一性逐漸降低。思想起源.權力下放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就已有之，在鄧小平執政期間則進一步加速。1994年時，鄭永年用新權威主義的口吻寫道：“鄧小平的早期改革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一級，企業的決策權。這種干預抑制了試圖從工業發展中獲利的改革；權力下放……反而限制了改革進展。”雖然中國政府自1986年12月起宣佈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有關新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論戰還是自1988年開始於學術界湧現。吳稼祥寫於1988年上半年的《萌芽與移栽：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道路》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對新權威主義的興趣，吳稼祥在文章中稱他“發現英國現代化的最早監護人竟是英王，他一夜推倒一百座城堡的驚人之舉，為英國的現代化大廈奠了基”，因此“在民主與自由‘結婚’之前，有一段專制與自由的‘調情’期。如果說民主是自由的終身伴侶，則專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當時，中國大陸的新權威主義思潮中內部存在著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派的分野，兩派都支援市場經濟優先發展和建立現代化導向的強力權威政治，但也有存在差異。北派傾向於建立新權威排除思想阻力，將西方制度由行政手段人為、快速的搬用到中國。南派認為搬用市場制度或政治體制，均會導致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嚴重脫序，進而政治激進主義也將會導致主導這場現代化改革的政府權威急劇流失。北派只是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個變種，而南派可以歸入到新保守主義的範疇，反對政治和經濟上的激進主義。據趙紫陽回憶，1988年他對鄧小平說，現在有一種新權威主義，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鄧小平表示，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詞。北派新權威主義.這一思想的很多元素來自於塞繆爾·P·亨廷頓的理論。亨廷頓認為後共產主義的東歐諸國精英應採取漸進的改革方案，因此稱其為“新權威主義”。由於亨廷頓在拒絕了積極的現代化理論的同時還能給出一條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快的改革道路，因此頗受趙紫陽身旁的政策制定者歡迎。吳稼祥是趙紫陽的助理，二人關係很好。本質上來說，吳稼祥的觀點大致是榮劍和塞繆爾·P·亨廷頓觀點的雜糅。塞繆爾·亨廷頓所著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拒絕將經濟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單純變數遷移到政治領域中。他認為民主以制度化和政治穩定為前提條件，民主和經濟變革會給政治穩定帶來壓力甚至破壞政治穩定。他認為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標準是其維持秩序的能力。在20世紀60年代的寫作中，他對美國和蘇聯給予了同樣的讚揚，他認為蘇聯或許在社會公正方面有所不足，但其強有力控制措施彌補其可能帶來的政治不穩定。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毛澤東思想中的許多理論已被拋棄，鑑於改革開放的影響，許多人認為中國有可能直接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但包括榮劍、吳稼祥等人在內的一批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也可能走向“新權威主義”，即一批具有改革意識的精英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進行改革，或者說是一種“”。中國的政治理論一般不主張鎮壓人民。儘管新權威主義計劃進行獨裁，但即使是中國人中比較進步的反對者，也認為新權威主義透過先建立自由市場，再建立民主制度是可行的。民主最終會與自由市場共存。儘管新權威主義一定程度上建立於馬克思主義之上，但其與毛澤東思想或是亨廷頓的理論之間都有區別。新權威主義認為經濟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條件，而毛澤東思想則一般認為兩者是互相促進的關係。但是，中國政府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懷疑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新權威主義合法性。吳稼祥也認同市場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市場減少了公共決策的數量，以此減少了尋求政治權利的人數，從而減少了政治行動的“成本”。儘管國家都存在集權傾向，政經分離為進一步的分權奠定了基礎，並進一步否定了專制。市場也界定了利益，增加了“責任”，減少了民主政治前的政治賄賂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市場經濟，或者有的是混合經濟，大量的人將會尋求政治職位，這提高了政治行動的“成本”，使有效的協商變得困難，最終使得政治行動過度。為了避免這個問題，一個沒有發達市場的國家必然存在強人政治和高度的中央集權。演變為新保守主義.主張政治上集權、經濟上分權的北派新權威主義在六四事件後逐漸失寵。不過，到1992年，北派新權威主義仍在流亡人士中有一定影響力，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都將其作為立即實施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其相關實踐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任內實施的相關舉措也有相似之處。外界評論認為，“北派新權威主義”的吳稼祥等人把“新權威”三個字套到趙紫陽身上，有政治野心，也引起了鄧小平的不滿。在六四事件中，南派和北派新權威主義的表現截然不同。 何漢理認為，六四清場後，北派新權威主義對民眾參與問題的迴避，使其和趙紫陽一同下臺。何漢理還認為，在此之後，新權威主義演變為了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進行集權，併為民眾建立共同的道德價值觀:637–9:33。新保守主義者反對激進的政治變革，認為有必要採取獨裁和漸進的方式來實現現代化。20世紀9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從80年代末的南派新權威主義發展而來，與當時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激進主義相對立。他們主張政府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適當加強宏觀控制嚴厲打擊官倒、腐敗與社會犯罪，穩定社會秩序，防止社會失範的進一步加劇。六四事件和蘇東劇變證實了這一派的先見之明。90年代初，南派新權威主義打出了“新保守主義”的旗號。隨著俄羅斯自由化的失敗及新加坡的崛起，新保守主義似乎滲透到了中共內部。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來自上海市的知識分子王滬寧，他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界重要人物，也是之後10年裡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親密顧問，新保守主義者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江澤民的庇護。傅士卓寫道，即便是撇開1989年的鎮壓不談，政府缺乏資源從根本上解決農業部門的問題，使過去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博弈轉變為實際政策所消耗的時間大大減少。鄭永年在1994年時認為資本主義透過嚴格劃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以對國家權力進行制衡，自由派知識分子主張經濟增長必然帶來中央集權國家的崩潰，而新保守主義與自由派的觀點針鋒相對。鄭永年還寫道：“為了引入真正的市場經濟，北京必須將企業從地方行政干預中解放出來，重新控制用於投資基礎設施的資金。正如許多作者所建議的那樣，國家必須首先重新集權，才能深化地方分權”。雖然新保守主義者仍然將民主作為一項長期目標，但他們認為六四事件證明了他們的強國家主張。他們還認為中國應該按照亞洲四小龍的模式發展經濟，並繼續從塞繆爾·亨廷頓處汲取思想。即便亨廷頓是支援限制民主的外國人，他的觀點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有自身價值。社會批評家、異見分子劉曉波相信中共的保守化是對六四事件的回應。除了新保守主義外，保守主義本身也伴隨著毛左派的崛起復興。1992年《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文章〈蘇聯鉅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是一份重要的新保守主義檔案，其回應了蘇聯解體:58。該文稱，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空想資本主義”，並認為“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是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不能再以破壞性的理論來指導現代化建設”:59。作者還在文中表示“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主要有兩個一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二是毛澤東倡導的‘山溝溝裡的馬列主義’，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也是中國六十年代後得以與蘇聯相抗衡的力量源泉。”:60江澤民總書記任期內，新保守主義者受到了中國官方的資助，而江澤民本人的“三個代表”亦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溫和的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理論家蕭功秦支援“在強大掌控下的緩慢轉型”:53。另一位知名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王滬寧:637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輔佐總書記習近平。社會主義元素的復興.儘管人們常常將新權威主義的激進市場化與鄧小平的理論相提並論，但鄧小平的理論似乎沒有那麼激進，他主張國家繼續控制經濟。中國的列寧主義經濟模式，或者說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已於1982年被拋棄，但最初中國仍少有私有化的嘗試。儘管新權威主義者認為快速的工業化會導致農村的私有制-{}-發展及商業的發展，並且認為沒有什麼比市場社會主義更能指揮工業發展了，但是去集體化的程序非常緩慢。在197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任務完成之後，農業體制基本沒有再發生變化。鄧小平的死似乎解除了江澤民的新保守主義方案的最後一道鎖鏈。然而，儘管市場經濟的實際表現甚佳，而且中國政府足夠強大以執行新權威主義的政策，但中國政府仍需要大規模計劃以免社會上的失業情況影響政權穩定。鑑於東歐的情況，中共實際採取了比新權威主義更現實的做法。由於物價自由化看起來明顯比較可行，自1996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了一項大規模的計劃以達到物價自由化。有論者認為，1990年代後的社會願景依然是保守派陳雲所倡導的，似乎與約翰·羅默觀點相似的市場社會主義，這一願景一直持續到物價自由化結束的2003年。此外，物價自由化被視為“不過是20世紀80年代政策的延續”，“市場社會主義”被認為是同時避免了計劃經濟下計算問題和股份制不平等的一種經濟體系。物價自由化及經濟改革的確給中國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也導致了1980年代末的通貨膨脹，並與其他因素一同導致了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在此之後，除了繼續吸引老左派的列寧主義經濟模式外，又出現了同樣反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新左派思潮。新左派學者王紹光提供了反對分權和貧富差距的有力論據，而崔之元則主張在毛澤東的《鞍鋼憲法》基礎上實行。另一邊，中國的民族主義學者何新將世界銀行強加新自由主義的企圖描繪為文化帝國主義，又稱接受這一體系是自殺行為。而中國的領導層視議會制、司法獨立和媒體獨立為私有制的關鍵部分並加以宣傳，以此使這些制度喪失了部分吸引力。後續.中國採用的政策在維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還能維持政治穩定，這使得很多學者認識到了威權體制在快速穩定的經濟增長中能起到的角色。儘管中國政府仍將民主化作為一項長期目標，但經濟增長才是現代化的首位。鄭永年在1994年的文章中解釋道：“應保持穩定的政治體制，加強行政權力，為市場增長提供有利的條件。若沒有這些條件，不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不可能得到施行……穩定壓倒一切，政治改革的先決條件是能為經濟進步提供非常有利的條件……若沒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就必然沒有發展，更別說‘門戶開放’政策了。所以，如果政治改革或者民主破壞了穩定，那麼就沒有必要施行它們。換言之，我們寧願要一個專制穩定的政權”。鄧小平本人則在1987年解釋道：“為什麼我們對學生鬧事問題處理得這麼嚴肅，這麼迅速呢？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盪。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考慮到中國政府的壓倒性實力，鄭永年認為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那麼更可能是上層精英贈予社會的，而非內部鬥爭出來的。一項2018年的研究認為中國目前存在四種主流意識形態，除了新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外，另外三種思潮分別是新左翼、新儒家及自由主義。批評及看法.在“新權威主義”高漲時，黃萬盛、榮劍、於浩成、遠志明等民主派反對的聲音也十分強烈。榮劍在學術爭論中反對他自己此前的觀點，認為新保守主義及新權威主義是退步的思潮，並表示支援多黨制。他也因一篇關於此事的新聞文章成名。吳稼祥所列的批評者名單更長，包括曹思源、陳新權、丁寧寧、杜汝楫、範忠信、馮英子、高光、高放、顧昕、戈揚、郭蘇建、黃萬盛、黃秋耘、胡績偉、韓樹英、韓水法、姜先星、李澤厚、李盛平、李景鵬、李一蠡、厲以寧、黎鳴、劉曉波、劉東、劉在平、呂英寰、羅子桂、秦曉鷹、榮劍、邵燕祥、孫立平、沈大德、王器、王若水、王逸舟、萬潤南、吳廷嘉、吳知倫、肖國亮、謝雲、謝泳、徐葵、許良英、遠志明、楊春貴、嶽麟章、嚴家其、於浩成、張顯揚、張曉剛、張緒文、張宗厚、張明澍、鄭永年、周文彰等。 謝志浩認為，北派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派之爭是“穩健民主派”和“激進民主派”之爭，雙方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八百人大禮堂展開大辯論，副校長謝韜主持。華裔加拿大社會學學者趙月枝認為新權威主義者試圖透過獨裁來避免改革過程中的經濟危機。認為新權威主義既反映了“中國革命前領導人”的觀點，又反映了“當代第三世界強人”的觀點，且他認為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類似於西方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沙烏曼以蘇紹智的一句話作為他相關分析的結論，“中國當今需要的是強硬的自由派領導”。和林恩·T·懷特認為新權威主義與真理標準大討論後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專家統治思潮產生了共鳴。何漢理認為對新權威主義的批評將會聚焦在其擁護“舊式”的建制及魅力型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