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資本主義

黨國資本主義 ，是一類政治經濟系統，類似歷史上南韓、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地區在戰後發展的「亞洲模式」開發獨裁或裙帶資本主義。簡單而言，在此一政經系統中，一黨專政國家體系具備促進經濟增長的資本，掌握多數，或全部國有產權以及全國的自然資源、組織資源以及市場准入的審批權，於產業政策上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戰略；中央與地方政府藉由對人事與行政資源的掌握，動員銀行資金支援國有企業，以經濟發展鞏固政權合法性。這個詞匯由臺灣經濟學家陳師孟和朱敬一在著作《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內提出，以指稱中華民國在中國國民黨威權軍政府時代的經濟制度，在1987年開放黨禁、報禁後，以及民主體制的逐漸進步，令臺灣轉軌至自由資本主義。現時該稱謂被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用以描述“處於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當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制度”，其特點包括：對經濟活動的侵蝕、國家與私人部門界線模糊化，以及明確要求企業對執政黨的政治忠誠。在這種經濟體系裡，相對地難以區分企業經濟活動和黨國政治要求之間的區別；存在一種組織與成分相當複雜、受執政黨控制或屬於該黨的「黨營事業」部門，其定位遊走於政黨、政府與社會之間；此類黨營事業的生存發展，可說完全依附於黨國體制所提供的公共資源，諸如國有財產、公營事業、公共預算、行庫資金、管制權利的特權取得與寡佔獨佔等——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轉型，其運營操作可更為細緻隱密並具金融化、科技化等特徵。處於該模式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場和政府間界限顯得模糊不清，培植出諸多同一性質的實體機構。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整個經濟結構與世界經濟體系不協調的情況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逐步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參與者，參與到海內外關聯活動及全球市場擴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企業的經濟行動在此其中，往後被國際視為既有著類似軍事行動的安全效應。在其如此特殊之體系介入國際關係，產生巨大影響力和效應的情況下，引發其他國家警惕、認為黨國資本主義體系裡的企業行動本身，和同一體系對企業的幹預行動，都可能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具威脅。特徵.一黨專政政府可透過將財政預算捐贈或補助給該政黨及其附屬機構；或是政治人物借長期獨裁統治之便，賦予其政黨以經濟特權，而將石化業、金融業、媒體傳播業等的特許經營權授予黨營事業，臺灣學者林向愷歸結黨國資本主義下的國有企業至少包含三型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裴松梅就開始選用該術語來概念化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動力學說。他們透過測定“中國獨特模式”的三個突出表徵來表述：對市場的黨國幹預；國有制和私有制的功能及利益的融合；以及與外資間的政治化互動。發展體現.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原本的政權合法性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但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和向市場經濟轉變而瓦解，在未獲取公民授權基礎的同時，轉而依賴包括GDP快速增長和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政績合法性」——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為充分發揮財富增長而有所利用到「低人權優勢」，例如憑藉對工會的壟斷壓低勞工薪酬待遇，或憑藉對金融的壟斷而採用廉價吸納國民存款或其他不適切的金融手段促進國家的財富積累，或憑藉不適當地壓限國民權益譬如恰當的生態環保及社會福利開支，從而抵消經濟增長的「外部性」成本。當局在推動市場經濟政策的同時也有戮力維持一黨專政，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確認了黨國繼續推行市場經濟路線，資本主義制度也得以繼續在中國大陸快速發展。2000年的時候江澤民開始提出 「三個代表」理論，主要目標是允許資本家入黨。黨國在市場化時期不限於掌握國有企業一黨化，讓私營企業興起後的企業家入黨以及讓黨幹部成為企業高層，使黨國體系內的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結成同盟且更形鞏固：在同時缺乏形式上民主政制情況下，更易令對應體系向「黨國資本主義」過渡，黨國利益輸送也就是一個必然結果。在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三個代表」該論說被納入黨章，如此轉變是有所體現到共產黨在正式地轉向於政治菁英和經濟菁英之間結成聯盟。據美國學者Bruce Dickson在2004年左右的估計，當時的中國大陸企業家有30%是加入了共產黨，全部黨員則佔據全國人口的5%。另一方面，雖然中共一直都對擴大黨組織在私營經濟組織和活動領域的覆蓋面有所要求，在江澤民和胡溫時期，於相關領域的黨組織建立對實際經濟活動未有太多直接影響。習近平於2012年上臺後，強調重振共產黨在經濟社會領域的掌控力，並在2013年開始出臺一系列官方檔案政策，提升黨在國有企業裡的權力與幹預力、也賦予黨組織更多實際參與經濟活動的功能。相應的轉變也擴充套件到整個中國大陸經濟領域，進而對國有及私營企業產生顯著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大範圍擴充套件開新的內部準則後，黨對於中國大陸私有部門的直接性或間接性的監控審查在質量或數量上都有所增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中國共產黨的審查視作企業是否獲得市場自主權利的關鍵要素，但不將黨的審查作為對企業行為的約束指標。故此，在中國大陸商業及投資實體加深參與全球經濟，以及規劃者們嘗試推動境內經濟提升價值階梯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處於諸經營機構內部的角色對其政府更為重要。黨在維持表面分別開「政府」與企業的同時，亦反其道增強自身的角色地位。各方辨識.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在2000年代點評中國大陸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時，指出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就是顯著一例與世界經濟體系不協調的表現，同時期北京對外強調過“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陳有認定如此意味著其在形成某種「黨國資本主義」——當時陳指出，中國大陸銀行的自主經營和改革沒有按照根本的國際通行原則，中國大陸銀行的產權維持屬於黨國、人事任命權也受共產黨掌握，在官僚操縱的國營銀行體系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無法自辦自營銀行，在國家及各級政府的擔保下，銀行會源源不斷地提供所謂「政策性貸款」注資國有企業，即使貸款變成呆帳壞賬也因如此擔保機制而不會債務重組或提高呆壞帳準備金提取比例來及時沖銷壞帳等，但純粹的私有部門就不會有同樣「優待」。學者馮崇義認為，正由於受將黨國利益放在首位的維穩體制的袒護，GDP快速增長下的中國大陸才邁向了黨國資本主義路線，同時犧牲弱勢群體和生態環境為黨國及黨國權貴積累了財富：國民被黨國剝奪土地資源，而重新市場化過程裡產生土地經濟，一方面國民要付出高昂代價回購土地，另一方面當局又可選擇以低地價或「零地價」吸引外資，也可用市場准入審批權迫使境內外資本和外國政府就範；主要運作規則是市場和國民為政府服務，發展「市場經濟」目標即為鞏固黨國政權；經濟增長方式是「竭澤而漁」而內在為不平衡、不協調等，可導致產能過剩和債務危機。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在2019年出席布拉格公元兩千論壇時表示，中國大陸的這種發展模式並非真正的市場化，而是以黨國的力量控制全國的經濟——其指出該模式裡國營企業受到國有銀行背後的支援，且國家花錢毋需對納稅人負責，還有強迫外國企業轉移技術等表徵。如其該模式繼續擴張，可令各國面臨不公平競爭。國立臺灣大學林向愷教授研究觀點認為，黨國體制下的政治人物為鞏固其所屬地位，會濫用公職為政黨謀取不當利益，不論黨營事業經營權或相關機制事實形成的黨產是否以不正當方式取得，在一個國家裡單一政黨擁有龐大黨產，可導致政黨間有不公平競爭， 並嚴重腐蝕民主。臺灣政治學學者吳介民則站在農民工角度研究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的浮現和工業化過程，其觀點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過程裡，是以「黨國資本主義國家」為立基點，:19-20而由民工一側是可以見到程序裡，除資本主義的進發，還有多個變化交織同時發生： 鉅大的境內移民運動、新興勞工階級的形成， 以及公民身分差序的制度化。吳指出立足於黨國資本主義的中國大陸，其在國家層面有一直強力介入勞資關係，但以汲取財政收入為最主要目的，且在這個過程裡國家還有支撐著公民身分差序體制，打造出民工階級，:19-20。另據蘇黛瑞在相關中國大陸個案研究，得到觀點認為是，中國大陸的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程序不僅沒有提升公民身分，反而危害了公民身分:278。而在民工於這個體系裡提供相對優質而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的同時，國家與資本對該群體是有雙重剝削，而這麼做的背後還有著一套具有宰制性的「虛假契約關係」——這樣所形成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對民工的經濟與社會剝奪，被吳認為是中國大陸資本積累的重要動力。:19-20胡佛研究所2023年4月釋出報告，認為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黨國體系試圖透過企業擴張將世界各地的海量資料引向中國，目的是提高中國的情報蒐集和操控外國的影響力。報告指該體系是利用企業在商業活動中的資料徵集，建立人類個體基因組的資料庫、尋找外國經濟的薄弱環節、挖掘電信網路的商業秘密和情報、操縱網路資訊環境、透過社交媒體掌握外國公民的特徵，並攻擊那些以批判方式報道中國和中國企業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