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駕入刑

醉駕入刑是專指標對《》第22條的提議，內容為將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處罰的範圍。2009年起，中國大陸陸續發生多起駭人聽聞的、醉酒駕駛引發的交通事故。連續出現的案件激起了輿論，隨後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透過，同年5月1日起施行；同步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提出對醉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在“醉駕入刑”後，至2020年，共有120萬人因醉酒-{}-駕車被起訴，酒-{}-駕、醉駕的觸犯和傷亡的人數和比例都有明顯的下降。然而，追究醉駕行為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各種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機關都陸續公佈了一些檔案，來調整執法與判罰的標準，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法律界學者也提出了改進的建議。法律條文.現行《刑法》中的相關條文如下：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條文：根據2011年4月27日透過的《》，醉酒駕駛將觸犯危險駕駛罪。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釋出《》，明確提及“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於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背景.2009年1月至8月，中國大陸共發生酒後和醉酒-{}-駕車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單是同年8月15日起，佛山交警就在20天內查獲飲酒-{}-駕駛150起、醉酒-{}-駕駛39起，拘留涉酒違法者39人。2010年春節期間，佛山市交警查獲了酒後駕駛114起。有廈門市的交警在2011年接受採訪時表示，查處酒駕、醉駕就像“貓捉老鼠”，查處少了，酒駕的人數就增加了，並看好“入刑”帶來的震懾力。修法前對酒駕的處罰.在《刑法修正案只是一般違法行為，只會受到行政處罰，包括罰款、暫扣或吊銷駕駛證、5年內禁駕、行政拘留等處罰，《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也只限於被告人出現嚴重過失，以及要達到法定的“損害結果”才能定罪。2009年，在“6·30醉酒-{}-駕車案”發生後，最高人民法院在9月8日釋出《關於醉酒-{}-駕車犯罪案件法律適用問題新聞釋出稿》。時任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吳文康在“6·30醉酒-{}-駕車案”判決後表示，最高法的這一舉措是司法與民意互動的最直接體現。修法前的案件.醉駕入刑很大程度上是由輿論推動的。2006年的黎景全案和2008年的孫偉銘案後來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而2009年的“6·30”慘案由於大量的目擊者和媒體報道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繼而激起了醉駕入刑的呼聲。2006年9月16日，司機黎景全在佛山市南海區撞死二人、撞傷一人。經檢測，他的血液中酒精濃度為369.9毫克/100毫升。2009年9月8日，廣東省高階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被告人黎景全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8年12月14日，司機孫偉銘在成都市內無證、超速醉酒-{}-駕車，先後3次碰撞路上行駛的車輛，還試圖逃逸，最終造成四死一重傷。事後鑑定，孫偉銘事發時血液酒精濃度為135.8毫克/100毫升。2009年7月24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孫偉銘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孫偉銘上訴至四川省高階人民法院後，他被改判無期徒刑。2009年6月30日晚，南京市江寧區發生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司機張明寶在金盛路上先後共5次高速撞向行人和車輛，造成5死4傷。經抽血化驗，張的血液中酒精含量為每百毫升381毫克。事發後，洶湧的輿論紛紛要求按照“危害公共安全”懲罰張。當年12月23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張明寶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其無期徒刑，並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9年8月5日晚，司機張喜軍在雞西市雞冠區夜市不顧密集的人群，駕車撞倒路人和攤檔，造成2人死亡、7人輕傷、16人輕微傷。經鑑定，張喜軍案發時血液中的乙醇含量為198mg/100ml。12月29日，雞西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張喜軍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提議.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孫偉銘肇事案的辯護律師施傑提交了“關於增加危險駕駛罪的建議”的提案。2010年四川省第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人大代表史江提交了《關於加大查處酒後駕駛違法行為力度的建議》，另一位人大代表翟峰則提出要將醉酒-{}-駕車撞人事故定性為過失致死。2010年4月28日，時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國務院關於加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提議在《刑法》中增設“危險駕駛機動車罪”，將醉酒-{}-駕車等違法行為納入《刑法》。立法.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並於當年5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第22條提出要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處以拘役和罰金。2011年4月22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了《》，並於同年5月1日起施行；決定第1條提出，要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執法.交警通常使用吹氣式酒精檢測儀判斷司機體內的酒精濃度；在醉駕入刑後，按照刑事案件的取證標準，交警還需要對有醉酒駕駛嫌疑的司機做抽血取證。調查取證工作完成後，交警將對醉駕者進行取保候審，7天內完成流程。鄭州市的一名交警表示，在“醉駕入刑”前，有些有身份的人對醉駕被查到滿不在乎，有些則會託關係說情，希望交警減輕處罰；“醉駕入刑”後，不少的司機被查到後會痛哭，交警被說情“轟炸”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有些司機為了躲避交警取證，會選擇緊鎖車門車窗，有些則棄車逃跑，只為了等血液酒精含量下降，使交警錯過抽血取證的時間；然而，這些妨礙執法的行為只會受到治安處罰；有些司機會找人“頂包”。資料.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查處的酒駕起數較上年同期下降45%，其中醉駕起數同比下降45.3%，中國大陸法院審判醉駕案件總數近14500起。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公安機關共查處酒-{}-後駕駛35.4萬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駕駛5.4萬起，同比下降44.1%。2012年，北京、上海等地查處的酒-{}-後駕駛和醉酒駕駛數量，較2011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別在50%、70%以上。2011-2016年間，中國大陸因酒駕醉駕導致的交通事故起數、死亡人數與法律實施前五年分別下降18%、18.3%。根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資料，“醉駕入刑”後的2011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中國大陸機動車、駕駛人數量分別增長49.6%、80.6%，而同期年均因酒-{}-駕、醉駕導致交通事故5962起，造成2378人死亡、5827人受傷，較“入刑”前的五年分別下降8.9%、13.7%、17.8%。自“醉駕入刑”至2021年，中國大陸機動車增加1.81億，駕駛人增加2.59億，同期酒駕與醉駕肇事導致的死亡、受傷人數較“入刑”之前的10年分別減少6774人、13820人，2020年醉駕比率比“醉駕入刑”前減少70%以上。調整.2012年9月7日，浙江省高階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印發了《關於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提出了不起訴、判處緩刑的一些條件，以及10種從重情節。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釋出《關於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了8種從重處罰的情節。2014年4月30日，浙江省高院刑三庭釋出對省內各級法院刑事審判庭的指導性檔案，提出在無特殊情況下，酒精含量160mg/100ml以下的可以適用緩刑，對110mg/100ml以下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2017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釋出《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提出，對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2019年10月8日，浙江省高階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印發了《關於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提出了新的醉駕的認定標準，也提出了從輕處理的適用條件。2018年12月，廣州市政法委牽頭公安、檢查、法院、司法局等機關透過“會商紀要”方式，規定了無特殊從重情節情況下，對血液酒精含量130毫克/100毫升以下的犯罪嫌疑人可做不起訴處理。2019年4月1日，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檢察院提出，輕微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嫌疑人透過參加一定量的社會公益服務，符合特定條件，經過綜合考核，可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廣州市的其他區則有著不同的執行標準。2017年1月，浙江、上海、江蘇先後出臺關於醉駕案件辦理的規定，隨後重慶也跟進。新規中明確，部分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爭議.司法機關工作量加大.在醉駕入刑後，醉駕案數量急劇上升，消耗了不小的司法資源。2019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的法院共審理了31.9萬件危險駕駛案，超過了盜竊案，位居多發罪名第一；2020年，醉駕案數量達到了盜竊案的1.6倍，依然是刑事犯罪案件中第一。至2020年，廣東省醉駕案件數量佔刑事案件總量的六分之一有餘；2016年至 2018 年，廣東省的刑事案件受理人數年均增幅僅為0.86%，危險駕駛案件同比增幅卻高達 38.65%；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傅信平表示，貴州省2016年至2018年的醉駕案件中，農民犯罪佔40%以上，其中醉駕摩托車的佔60%以上。處罰標準問題.“醉駕入刑”後不久，在各地的司法實踐中，基本上都是“一刀切”，凡是被告人有醉酒-{}-駕車行為，就會被裁定犯危險駕駛罪。有些法律界人士，包括2011年的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認為，不應該機械地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應結合《刑法》總則章節第13條的原則綜合考慮。“醉駕入刑”後不久，中國大陸各地區對醉駕案有不同的量刑標準和從輕處理的認定條件，這導致“同案不同判”的情況越來越多，不利於司法公信力。例如，北京市和蘇州市對醉駕案的處理非常嚴格，有些地區對醉酒駕駛四輪機動車和摩托車，以及對在城市和鄉村醉駕有不同的處理標準。2012年4月，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斯喜表示，醉駕入罪的標準需要進一步明確。曾推動“醉駕入刑”的全國政協委員施傑在2019年接受採訪時表示，道路、機動車、醉酒這三個醉駕的要素需要更科學、明確、可執行的界定，使執法更具合理性，也能體現一定的彈性。處罰力度問題.“醉駕入刑”後，當事人會因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導致失去工作和中國共產黨黨籍，無法擔任法定代表人，服役、入黨、考公、獲得外國簽證等會受到限制，也難以順利迴歸社會，也會給家人帶來不利影響。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光權表示，每年30多萬人因醉駕被判拘役，不僅會讓他們的家庭陷入窘境，當事人還會在執行拘役時與其他罪犯“交叉感染”，增加再犯罪風險，不利於社會穩定。在越秀區人民檢察院提供了社群服務換取醉駕免予起訴的措施後，網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微博上出現了話題#醉駕也能從寬免刑#，閱讀量9234.9萬，討論數2.4萬，以及話題#堅決反對醉駕從寬免刑#，閱讀量1.1億，討論數2.8萬；當年6月29日，@微博法律發起投票“你贊成醉駕也能從寬免刑嗎？”，在9萬投票人中有7.8萬反對；大連市公安局在話題#堅決反對醉駕從寬免刑#中轉發了一個泰國的反酒駕公益廣告，並稱“酒駕是謀殺”。人大代表提議.2018年，全國人大代表陳建華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存在量刑標準不統一的問題。2020年，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就曾提出應在醉駕案件中推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21年兩會期間，多位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提議調整現有的對醉駕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