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吉利

高昌吉利，唐代西域貨幣，正面為隸書旋讀“高昌吉利”四字錢文，多出土於新疆吐魯番及周邊地區，一般認為是麴氏高昌鑄造發行。史籍中並無該錢的鑄行年代和鑄造地的記載，有關著述最早見於清朝。有明確出土資訊的僅三枚，分別出土於陝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和巴達木墓地，現藏於陝西曆史博物館和吐魯番博物館。斯坦因在新疆收集的兩枚現藏於大英博物館，日本大谷探險隊收集的四枚分別收藏於旅順博物館和日本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天津博物館等處也有收藏，另有一些收藏於個人收藏家手中。錢文.高昌吉利錢因正面鑄有旋讀的“高昌吉利”四字而得名，四字的字型為隸書中的八分書，文字端莊工整，筆畫“橫則藏頭匿尾，豎則堅勁有力”。自該幣見於錢幣著作以來，錢文中的“高昌”二字便被認為是西北歷史上的國名或地名“高昌”，“吉利”二字則多被認為是吉語，但也有其他的釋讀說法。高昌.高昌故城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區東南大約40公里處的三堡鄉。高昌是古時西域交通樞紐，最早隸屬於車師。西漢宣帝時，開始在高昌一帶屯田，時稱“車師前部”。漢元帝時興建軍事壁壘，以“地勢高敞，人庶昌盛”而稱為“高昌壁”或“高昌壘”，是高昌得名之始。西漢在高昌設戊己校尉，主管當地屯田和軍事，東漢、魏晉沿襲其制，隸屬於涼州刺史部。前涼建興十五年，高昌回鶻亦都護紐林·的斤駙馬被封為高昌王，其後歷代亦都護多有襲封高昌王封號。根據學者對該幣鑄造年代的推斷，有的認為是指新疆吐魯番的高昌，也有的認為是指元代東遷甘肅永昌的高昌。隨著該幣在吐魯番地區的大量發現，以及考古發現的佐證，該幣鑄造於元代的說法被否定，高昌二字指吐魯番的高昌國已成定論。吉利.“吉利”二字多認為是吉語，意指“大吉大利”。但也有觀點認為“吉利”是回鶻語意為民族或國家的“頡利”的別譯，或高昌國君主頭銜“頡利發”的別譯。楊文清認為“吉利”二字反映了中國古代趨吉納福的思想。楊曉剛、倪江平認為麴氏高昌佛事興盛，歷代國王所用年號多滲透有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高昌吉利”錢文可能與佛教有關，並具有一定的“供養錢”性質。李萊清認為“吉利”作為吉語出現在該幣上可能收到了中亞薩珊銀幣的影響，如薩珊的庫思老一世銀幣上有“讚美”一詞版式版別.高昌吉利錢正面為“高昌吉利”四字錢文，背面則光幕無文，鑄造工藝一般較為精美，整體厚重而古樸。高昌吉利錢的直徑多在26-27毫米，穿徑在7-8毫米，重量約為8-14克。用途.非流通貨幣.1985年11月，鄒志諒刊文稱該幣不是流通貨幣，而是吉慶錢。1986年12月，盧健生、周昆寧、鄒志諒《關於“高昌吉利”錢的探索》在《內蒙古金融》刊發，他們認為該幣錢文突破了魏晉隋唐鑄幣的常規名稱，且重量為漢五銖錢的三倍，不可能是一般流通貨幣，可能是一種作為賞賜的吉慶錢。楊魯安認同該幣為朝廷專門鑄造用以賞賜友邦和官僚的特鑄錢，該幣的直徑與其收藏的一枚出自咸陽的開元通寶鎏金錢的一致，並認為風格與唐朝賞賜吐蕃的“日月金光”銅錢近似。儲懷貞、黃憲認為該幣比同時期的五銖錢要厚重的多，重量可以達到五銖錢的兩三倍，而且高昌吉利錢不同個體之間最大可以相差七八克，麴文姿墓中出土的高昌吉利錢發現於墓主背部，大多數該幣實物均未經過流通使用，特別是該幣的製作極為精整，應該是麴氏高昌王室發行的具有紀念性質的“吉語錢”，是高昌朝廷用來賞賜或饋贈的。流通貨幣.1990年，蔣其祥在其文《新疆古代錢幣的發現與研究》中提到高昌吉利錢的版式絕非一種，不能完全排除該幣是流通貨幣的可能性，認為很可能是麴氏高昌王國的流通銅幣。7世紀上半葉，高昌等地所用貨幣以銀錢為主，各種金屬貨幣並用。高昌地區曾發掘出土大量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和少量拜占庭式金幣。薩珊波斯銀幣標準重量為1德拉克姆，而薩珊波斯銅幣的標準重量為3德拉克姆，約為13克重，而薩珊波斯銅幣的實際重量則多在9克至13克左右。吐魯番古代文書中，常見金、銀、銅錢並舉的文字記載，但實際出土文物中並沒有薩珊波斯銅幣。加之，出土的高昌吉利錢幣幾乎都有流通痕跡，且在吐魯番、鄯善、托克遜、吉木薩、焉耆、阿克蘇、巴楚、酒泉、西安等古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均有發現。楊曉剛、倪江平推測高昌吉利錢可能是按照薩珊波斯銅幣的重量鑄造的流通貨幣。李萊清也認為該幣具有流通貨幣的特徵，如面世數量較多，存在多種版式；材質有所不同，有青黃色的青銅材質和淡紅色的紅銅材質；多具有流通磨損痕跡。鑄造年代.高昌吉利錢的具體鑄行年代在史籍中並無記載。《北史·高昌傳》記載高昌“賦稅則計田畝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即主要以銀錢來繳納賦稅，根據考古發現可以確定高昌國當時曾廣泛使用波斯薩珊銀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記載了玄奘於唐貞觀元年西行途經高昌時與高昌王麴文泰的交往，麴文泰在玄奘臨行時曾贈予其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對沿途各國的貨幣多專門記述，但並未提及高昌國的貨幣。由於高昌吉利錢曾出土於642年去世的麴文姿的墓葬中，因此鑄造開始年代不晚於642年。對於高昌吉利錢鑄造年代的下限一般認為截至於麴氏高昌被滅國的唐貞觀十四年。1985年11月，鄒志諒給中國錢幣學會年會提交論文《高唱吉利錢研究》，認為該錢幣鑄造年代的上限為499年，下限為640年。盛觀熙認為該錢的鑄造上限在貞觀四年麴文泰入場時最為可能。楊曉剛、倪江平認為該幣鑄造於621年至640年之間，為麴氏高昌國王麴文泰在位期間。其理由主要有：兩漢、新莽時期錢幣的錢文均為篆書，直至621年開元通寶鑄造發行，錢文中才開始使用隸書；高昌吉利的錢文風格與開元通寶的如出一轍，其鑄造開始年代應不早於開元通寶開始發行的621年。460年高昌獨立建國至麴氏高昌建立前的三十幾年間，高昌七易國主，政權頻繁更迭，缺乏鑄造錢幣的條件。李萊清也持此觀點。儲懷貞、黃憲認為該幣鑄造於麴氏高昌時期，上限為麴文泰執政期間，約唐貞觀二年，鑄造時間為12年。鑄造地點.高昌當地鑄造.楊曉剛、倪江平認為該幣應當是在麴氏高昌境內鑄造，而非外來貨幣，主要理由包括：麴氏高昌商業發達，商品經濟發展水平高，具有鑄造貨幣的需求。麴氏高昌國民多為漢晉軍事屯墾中原人的後裔，以及因躲避戰亂而從河西各地逃亡而來的漢族人，擁有鑄造錢幣的技術。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曾鑄造五銖錢、龜茲五銖錢和龜茲小銅錢，並曾出土大量的銅錢和錢範，證明新疆當地早已具有自行鑄錢的能力。儲懷貞、黃憲也認為該幣鑄造於高昌故國地域內，也就是在吐魯番本土。中原鑄造.1986年，盧健生等人文中提出高昌吉利錢可能鑄造於隋唐兩代，尤其可能是唐太宗時期鑄造於長安附近的賞賜錢。中原與當地鑄造.宋志永認為邊廓稍窄，直徑在26毫米左右，重量在12克上下的，銅質精煉、鑄造精良、書法秀麗、字口深峻，極有可能是在長安鑄造的，因為同時期新疆鑄幣的工藝水平都要低得多；而邊廓較寬，銅質發紅、直徑稍大、字口不清、鑄造粗陋的可能是新疆本地鑄造，這種多出土於北疆的吉木薩爾境內。高強認為鑄造精良的可能是中原代鑄，主要鑄造地在長安，而鑄造粗劣的可能是吐魯番本地鑄造。早期研究.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張敏菴所著《泉寶錄》記載高昌吉利為高昌國錢，但不清楚屬於哪個朝代。翁樹培在《古泉匯考》中收錄有金石家劉喜海從吳我鷗處得到的一枚高昌吉利錢，並認可《泉寶錄》認為其屬於高昌國錢的觀點。清代道光、咸豐年間，張崇懿在《錢志新編》引用了《泉寶錄》的記載。王錫棨《泉貨匯考》中收錄有高昌吉利錢拓片，應為見於錢譜的最早拓片。釋文中有提及《泉寶錄》和《錢志新編》，文末記“右錢質厚色古，當鑄於唐時，今為至罕之品”。李佐賢《古泉匯》中收錄有高昌吉利錢，並提到“僅見銅錢而銀錢未見”。1930年代，日本中村不折認為高昌吉利錢的字型與五代十國時期的“永安錢”類似。1938年丁福保《古錢大辭典》中收錄有鄭家相對該錢幣的分析，鄭家相根據其所見的四五枚認為該幣厚重大如折三，錢文為隸書，與天興七年金幣類似，有北魏的風味，應當是麴氏高昌所鑄造。1938年日本奧平昌洪《東亞錢志》中收錄有一枚品相很好的高昌吉利錢的清晰的正背面拓片，並將其置於元代錢幣末尾。1940年，上海書店出版的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中將該幣附於元代錢幣之後，並註明“此錢舊譜系於古之高昌國，然其形制有元錢之風，當為元代高昌之地之物，故今附於元錢之末”。1941年，壽泉會《壽泉集拓·丙編》收錄有鄭家相收藏的一枚高昌吉利錢的拓片。1943年，《泉幣》雜誌第17期刊載署名吳縣包申甫的《高昌吉利》一文稱收藏有兩枚高昌吉利錢，雜誌刊出了其中一枚的拓片。包申甫實際上是收藏家李蔭軒的化名，包括該幣在內的絕大多數收藏最終捐給上海博物館。1954年，黃文弼在《吐魯番考古記》中詳細描述了他於1928年在吐魯番購入的一枚高昌吉利錢的形制尺寸，並表示“今此錢以高昌題名，必為高昌建國時代所鑄”，而在以高昌為國號和王號的各個歷史時期中，黃文弼認為麴氏高昌並無鑄造銅錢的記載，該幣應鑄造於元代高昌王時期，也就是14世紀初的可能性更大:49。1970年10月，在陝西西安出土的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包括一枚高昌吉利錢，證明該幣不可能鑄行於元代時期。1973年，新疆文物考古隊清理挖掘吐魯番阿斯塔納古墓群時，在未經盜擾的519號墓的女屍身下發現一枚高昌吉利錢，一同出土的文物中表明墓主身份的墓誌，該墓屬於唐代張隆悅妻子麴文姿，墓誌為唐貞觀十六年。因此該幣鑄造開始時間絕不可能晚於642年。1987年《中國錢幣》雜誌刊發的王琳文章《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錢幣》中提及了旅順博物館內收藏的三枚高昌吉利錢幣。收藏.博物館藏品.根據國家文物局全國館藏文物名錄查詢系統的查詢，各博物館在該系統登記的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1枚，吐魯番博物館1枚，山東省博物館1枚，上海博物館4枚，中國國家博物館5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