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涉嫌抄襲事件

汪暉涉嫌抄襲事件，又稱汪暉抄襲門、汪暉事件，是發生於2010年關於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著作《反抗絕望》和《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是否存在抄襲的一宗社會事件。概略.指控.2010年3月10日，王彬彬在《文藝研究》發表《汪暉的學風問題——以為例》一文，認為汪暉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存在多處抄襲，抄襲物件至少包括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列文森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等五部中外專著，抄襲手法包括“攪拌式、組裝式、掩耳盜鈴式、老老實實式”等。3月24日，汪暉表示「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3月25日，《南方週末》全文刊載《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4月2日，熊丙奇在《東方早報》撰文：“應該立即啟動調查程式，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透過調查、聽證”，如果抄襲屬實，“學位委員會當作出取消博士學位的處理。”4月12日，王彬彬接受中國青年報的訪問，在回應「為何要選擇汪暉的《反抗絕望》而不是其他人的書」時，他回應說：「這是因為我考慮到了一個因素，就是汪暉這本書影響特別大，20多年來，這本書成了一個神話，成了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一個楷模……汪暉之所以成為汪暉，主要靠這本書奠定了地位。沒有這篇博士論文獲得的巨大聲譽，怎麼可能有後來的汪暉，怎麼可能當《讀書》雜誌主編10年，怎麼會有今天這麼高的學術地位？」4月29日，王彬彬在《南方週末》上發表文章，指汪暉的另一本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也涉嫌抄襲。5月21日，林毓生在北京大學演講後就關於汪暉涉嫌抄襲一事接受《新京報》採訪，提出應立即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說如果不處理，清華大學校長應請辭，並提到最近有人發現汪暉的近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也有涉嫌抄襲的段落。余英時對林的意見表示贊同。對指控的質疑.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認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範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不認為是「惡意剽竊」，又指《反抗絕望》寫於1980年代，90年代以後學術界才開始嚴格地講究學術規範。錢理群認為，使用引文不夠規範和剽竊是兩個概念，而且需要考慮當時語境，他說：「在當時看來，只要大致標註出你引用了哪些資料就可以，不像現在，每引用一句話都得加引號。」而趙京華則對王彬彬的「動機」才出質疑：「王彬彬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負責任的。王彬彬在文中大談文風，我恰恰對他的文風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種冷嘲熱諷、那種洋洋得意，讓人不舒服，這不利於善意的批評。另外，作為國家核心期刊的《文藝研究》怎麼也會發這種格調不高的文章？」王彬彬上述評論作出回應：「30年代有人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還引起軒然大波呢，80年代就不要學術規範？只要你引用別人的東西不註釋、不說明，那就是剽竊，這不是規範不規範的問題。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說明瞭其中3段，另一段都應該算剽竊。而且，你要說80年代不如現在規範，這本書多次再版，最近一次是2008年，這些問題你也沒改啊……因為這些事，我給自己樹敵還少嗎？我吃的虧還少嗎？不過我不在乎。有人把一個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你不去審小偷，反而問我扭送的動機，這叫什麼道理？」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教授、《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嚴家炎說，多年前汪暉給他留下的印像是他的博士論文是「有學術深度的，是紮實的。論文的主體部分屬於汪暉的原創。那時的答辯還是很嚴肅的，很認真的，這篇論文的主體至今看來還是立得住的，確實屬於他自己的，不是抄別人的。」對於王彬彬對汪暉的指責，他說：「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如果是那樣，當然可以說是『抄襲』。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說得好像過分了一點……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汪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註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這類地方對汪暉的批評，我覺得是能夠成立的。」他又認為這類問題對於純潔和改善學界的學風有好處和有必要。公開信.7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包括汪丁丁、鄭也夫、張鳴、陳明、鄧曉芒、徐賁、薛湧、董健等在內的63位國內外學者的《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呼籲汪暉的博士授予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汪暉就職單位清華大學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反指控.7月9日，哥倫比亞大學劉禾教授向鳳凰網公開了由近百位國際學者聯合署名致清華大學校長的一封信，信中聲稱支援汪暉，聯署者多為美國人。信中否定剽竊的主要根據如下：對反指控的質疑.據悉，王彬彬2006年曾在《文藝研究》上發表對劉禾進行學術批評的文章《花拳繡腿的實踐》和《以偽亂真和化真為偽》。董健接受《時代週報》採訪表示，不能用派別之分來掩蓋學風問題。 同濟大學歷史學博士王曉漁質疑聯名擔保的那些外國學者是否真的對照著看過汪暉的那本書。他表示雖與王彬彬素未謀面，但就事論事，他認為王彬彬做得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說，那封80人的聯名信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幹擾國內63名教授致信清華大學和社科院要求審理汪暉案件的提議，質疑判斷是否屬於剽竊為何不是由被告所在的學術機構來判定。他亦認為那80餘名學者否定剽竊的方式「滑稽之極」，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不懂中文，另外他也對信中的根據作出質疑：鄭也夫表示，他從中國兩名學者處獲悉，他們和三名簽名者有過溝通，當中兩名錶示他們自己「自願簽名；沒讀過汪暉的書；簽名是基於對譯者的相信；簽名是基於相信發生了政治迫害」。另一名簽名人曾表示要先等汪暉本人的宣告，但宣告沒聽到，那封信件就網上公佈了，他表示如果他知道如此他會退出簽名。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在接受《時代週報》時對劉禾的聯署簽名信作出評論，他說那些支持者可能大部分都是被授意簽名的，因為當中不少中國以外的學者不一定都懂中文，質疑他們如何辨別汪暉的文章是否抄襲。他又說那封80人的聯名信只能使汪暉陷入更難堪的境地，而且清華大學有可能做出的反應是：「汪暉抄襲事件在學界還有爭議，學校不會介入」。他不認為汪暉事件屬於「媒體攻擊」，認為是「媒體的良心發現，也是媒體人的良知」，他亦說「發表文章批評汪暉的王彬彬、項義華都是學者，也不是媒體人，媒體只不過是一個平臺，也發表了很多為汪暉辯護的文章。」7月14日，易中天接受《揚子晚報》採訪表示，“可以不當教授，豈能不是男人”。7月底，薛湧為《亞洲週刊》撰文稱“中國學術界缺少應對抄襲的機制，沒有網路和媒體，汪暉事件很快就會成為小圈子裡的遊戲。”汪暉本人回應.7月中旬，汪暉接受《中國評論月刊》的專訪，汪輝說，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託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並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他強調《南方週末》在3月25日與4月8日兩次大版面地報道「抄襲門」的過程中完全沒有聯絡他。支援汪暉的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週末》，但被告知最早兩周後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刪節。舒煒最後將稿件轉投《北京青年報》。汪暉表示，在4月13日，《南方週末》的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說「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的文章有問題，那麼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4月14日，在汪暉準備回覆的同時，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汪暉認為這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疑他入列，他也對《南方週末》的公正性與動機產生了懷疑，後來也沒有回覆劉小磊。他也指出批評王彬彬的鐘彪和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的文章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說，在2010年3月下旬，他對要求採訪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在回到中國後才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但媒體不願意等待。汪輝在4月11日回國後，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面進行核查。他認為「只有透過對相關規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致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8月1日，汪暉接受《聯合早報》採訪回應涉嫌抄襲事件，稱其博士論文中出現的“疏失”並非“抄襲”“剽竊”。他指責《文藝研究》和《南方週末》沒搞清狀況前就發表指責他抄襲的文章。汪說，林毓生對他抄襲的批評“近乎無的放矢”。8月3日，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黃應全撰文，稱汪暉在享受了多年“傑出學者”待遇之後，如今被打回原形是歷史的懲罰。8月5日，汪暉委託律師所向王彬彬發出律師函，稱“您的系列文章中關於汪教授存在‘抄襲’與‘剽竊’的指責失實，可能構成對汪教授的名譽侵權”。 接到律師函後，王隨即開始寫《再說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剽襲問題》，稱如果說《反抗絕望》還有一些原創內容，那麼《現代思想的興起》“套用張愛玲的一句話，可以說在華美的外衣下，爬滿了蝨子。”8月9日，鄭也夫在《中國青年報》刊文，針對汪暉所稱“缺點、疏漏、疏失”，提供“汪暉抄襲不是疏漏的兩條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