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戰爭

科隆戰爭變得滿目瘡痍。它發生在德意志宗教改革和隨後的反宗教改革背景下，同期發生的還有荷蘭起義和法國宗教戰爭。這場衝突考驗了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中所包含的“”原則。該原則排除或“保留”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教會諸侯領地，使其不適用於“教隨君定”作為確定領土宗教的主要手段。相反，它規定了如果一位教長改信新教，那麼他應該辭職，而不是強迫他的臣民改信新教。1582年12月，科隆總主教-選帝侯、瓦爾德堡的總管格布哈特改宗新教，應依照教會保留原則辭職。然而，他卻宣佈對其臣民實行宗教平權，並於1583年與結婚，意欲將教會公國轉變為世俗的王朝公國。的一個聖職派別遂推選出另一位總主教：巴伐利亞的恩斯特。最初，科隆總主教的軍隊是為了爭奪部分領土的控制權而鬥爭。幾位持有選侯領地並負有的男爵和伯爵也同時持有荷蘭臨近省份的領地；例如威斯特法倫、列日以及南部，或西屬荷蘭。複雜的和王朝封地使得地方性的爭鬥迅速擴大，當中包括了來自普法爾茨選侯國、荷蘭、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新教傭兵，以及來自巴伐利亞和教廷的舊教傭兵。1586年，衝突進一步擴大，舊教一方的西班牙軍隊和義大利傭兵直接介入，法國的亨利三世和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則為新教軍隊方面提供財政和外交支援。這場衝突與1568至1648年的荷蘭起義同期發生，從而鼓動了荷蘭各起事的行省和西班牙人的參與。戰爭結局最後有利於天主教，鞏固了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在德意志西北部地區的權威，並促進了萊茵河下游的天主教復興。重要的是，它也為外部干預德意志的宗教和王朝衝突開創了先例。背景.神聖羅馬帝國的宗教分裂.在16世紀之前，天主教會是神聖羅馬帝國唯一的官方信仰，也是基督宗教的唯一教派。一位德意志神父馬丁·路德要求改革教義和實踐，但遭教廷處以絕罰後，他便開創了路德宗，是為德意志宗教改革並迅而演變為全歐洲的宗教改革。神學家之間的這種爭論，這種改革教會教義的思潮，原本被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視為無足輕重，卻在帝國的許多地區引發了論戰和競爭，並迅速升級成為武裝派系，加劇了既有的社會、政治和領土矛盾。這些緊張關係體現在新教的施馬爾卡爾登聯盟之中——許多改信路德宗的王公們都同意保護彼此的領土和地方主權不受侵犯；作為報復，仍忠於天主教會的王公們則成立了防禦性的神聖聯盟。至1530年代中期，神聖羅馬帝國的德意志各邦國皆法蘭西斯·沃辛漢寫信說：“我們的需求十分迫切，我們相信你和女王其他賢明的謀士能夠幫助我們；再則，既然上帝召喚我們瞭解自己，所以我們從謀士那裡得知你們熱愛上帝，並要促進事奉上帝之事”。同一天，他還寫信給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倫敦主教，陳述了他的觀點：“誠然，羅馬敵基督者正竭盡全力壓迫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兩天後，他給女王寫了一封更長的信：“因此，我們謙卑地請求陛下借予我們10000枚，並迅速寄出，以便今冬可以保護我們的教會免受敵人的入侵；因為如果我們失去了波恩，他們將處於最大的危險之中，而如果上帝允許我們保持這種危險，我們希望承蒙他的恩典，挫敗敵基督者及其代理人，以及他們對那些呼喚真神的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戈德斯堡是距離選侯國都城波恩僅數公里的一個要塞，於1583年末遭受了長達一個月的殘酷圍攻後仍未被征服；當巴伐利亞人的炮火無法擊潰其壁壘時，工兵便在厚牆下方挖掘地道，從底部炸燬了防禦工事。然而，天主教總主教的軍隊還是無法攻克殘存的防禦工事，故而他們從#重定向天主教徒願向格布哈特支付一大筆錢，但遭到拒絕，他只要求復辟政權。當#重定向外軍參戰.巴伐利亞的恩斯特當選，使地方性的爭鬥局面擴大到了整個德意志範疇之外。教皇承諾將55000#重定向僵持.到1585年底，儘管恩斯特的兄弟——#重定向恩斯特依靠其兄弟以及座堂聖職團內的天主教貴族來控制他所獲得的領土。1585年，明斯特、帕德博恩和奧斯納布呂克因不堪費迪南德在選侯國東部的不懈追擊而屈服，不久之後，明登亦然。在他們的幫助下，恩斯特得以控制波恩。科隆市本身的支援也同樣能夠確保。然而，為了驅逐格布哈特，恩斯特最終不得不請求帕爾馬公爵亞歷桑德羅·法爾內塞的援助，法爾內塞曾是西班牙在荷蘭的軍隊——佛蘭德軍隊的總司令。帕爾馬公爵非常願意幫忙。科隆選侯國對西班牙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為接近叛亂的荷蘭北部省份提供了另一條陸路通道。儘管有“西班牙之路”可以從西班牙控制的地中海沿岸通往今天的比利時領土，但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征途，並因部隊的補給和途經國家中潛在的敵對居民而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作為替代，萊茵河上的另一條路線有望更好地通往哈布斯堡尼德蘭。此外，若幾乎就在荷蘭邊上出現一個加爾文派選侯國，可能會阻礙他們將叛亂的荷蘭人帶回西班牙的統治和向天主教懺悔的努力。出於這種考慮，說服腓力二世及其將領們支援恩斯特的事業並不難。其實，干預的程序早已開始。1581年，腓力的軍隊便利用教宗提供的資金佔領了新教徒控制的亞琛；至1580年代中期，在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和科隆天主教徒的鼓勵下，帕爾馬公爵在整個選侯國的北部地區都有駐軍。至1590年，這些駐軍讓西班牙得以無礙通往荷蘭北部省份，腓力對這條軍事通道感到滿意，並且認為它們可以有效阻隔德意志新教徒的支援，從而能更多地關注他與法國，而不是與荷蘭之間的問題。另一方面，為了保住領土，格布哈特需要得到善於用兵的兄弟阿道夫全力支援。為了驅逐恩斯特，他還需要代爾夫特和英格蘭的額外支援。提供援助顯然符合英格蘭和荷蘭的利益；如果荷蘭人牽制住在佛蘭德斯的西班牙軍隊，而那支軍隊又需要一支海軍提供補給，那麼腓力就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國人和法國人身上。格布哈特的使節，試圖將他們的情況上升為對所有新教王公們都覺得緊迫的問題——1583年11月，他的顧問之一文策斯勞斯·楚勒格博士寫信給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稱：“我向您保證，如果不幫助科隆選侯國，您就會看到低地國家的戰爭不久就會蔓延到整個德意志”。格布哈特分別得到了來自萊斯特伯爵的軍隊、以及來自#重定向洗劫威斯特法倫.1586年2月底，格布哈特委派諾伊斯指揮官#重定向西班牙的干預.在某種程度上，格布哈特和恩斯特在贏得戰爭時所面臨的困難，與西班牙鎮壓荷蘭起義時遇到的困難相同。西班牙和荷蘭的艱苦戰爭持續了80年之久，期間不時被週期性的休戰所打斷，因為雙方都需要繼續收集資源。這種戰爭的特徵在於：敵人大多身處在受意式菱堡防禦的武裝城鎮內，從而意味著城鎮必須被佔領，然後作進一步鞏固和維護。對於格布哈特和恩斯特、以及在附近低地的西班牙將領而言，贏得戰爭不僅意味著要動員足夠的人去圍攻看似無窮無盡的敵人炮壘，而且還要維持己方的軍隊規模，以保衛已經獲得的所有財產。在這方面，科隆戰爭與荷蘭起義類似，都是一場圍城戰爭，而不是在野外的集兵對陣，也不是兩個世紀前和兩個世紀後的戰爭特點——調遣、佯攻和迴避。此類戰爭需要能夠操作攻城武器的人，也就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源供士兵構建和摧毀圍城工程，才能維持攻城武器運作的政治和軍事意願。西班牙人面臨的另一項麻煩——距離，使他們對干預科隆事務產生了濃厚的意願：選侯國恰好地處萊茵河與西班牙之路之間。夷平諾伊斯.格布哈特的支持者——諾因阿爾的阿道夫於1586年3月包圍諾伊斯，並說服了恩斯特的小規模駐軍投降。他對城市進行了加固和補給，並任命年輕的赫爾曼·弗里德里希指揮1600人的衛戍部隊，其中大部分由德意志和荷蘭士兵組成。諾伊斯的防禦工事十分堅固；100年前，它曾抵擋住了勃艮第公爵大膽查理的，在河流的天然屏障、要塞和駐軍之間，除了最堅決的攻擊，它幾乎能抵擋住一切。 1586年7月，帕爾馬公爵接近幷包圍了這座城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格內斯的堂兄——#重定向第二天，帕爾馬用重達30至50磅的鐵炮彈轟擊城牆達3小時之久；他的大炮總共發射了逾2700輪。西班牙人曾多次企圖攻入這座城鎮，但每次都被弗里德里希的1600名士兵擊退。第九次突擊衝破了外圍城牆。西班牙和義大利的軍隊從兩端進入城鎮，並在中部匯合。弗里德里希嚴重受傷，已被抬進城內。不久，帕爾馬的部隊便發現了正在由妻子和妹妹照料的弗里德里希。儘管帕爾馬更傾向於用劍斬首來向這位守備司令致敬，但恩斯特要求立即執行死刑。垂死的弗里德里希，以及其手下的幾名軍官，遂被絞死在窗戶上。帕爾馬放縱將士，義大利和西班牙士兵在全城殺得血流成河，屠殺了剩餘的守軍，甚至包括那些降兵降卒，殺完軍人以後以後，他們就開始對城鎮燒殺擄掠。一開始並未屠殺教堂內避難的平民，但他們也縱火焚燒教堂，於是教堂避難的平民被迫逃出，被殺紅了眼計程車兵圍困屠殺。記載中，有很多身上著火且正試圖逃離火場的老人與婦孺，被憤怒的西班牙軍人困住而燒死；但即使他們能逃過戰火和西班牙軍人的追捕，也會被另一波憤怒的義大利士兵逼入絕境。大量平民被殺戮。帕爾馬致信腓力國王稱，有逾4000人死在溝渠內。英國觀察員證實了這一報道，並詳細說明無情的戰火中，僅八座建築物得以倖存。圍城戰的推進.帕爾馬已經在諾伊斯完成了一次重大突擊，而荷蘭的西班牙軍隊也憑藉其資源優勢迅速打破僵持，轉向有利於恩斯特。1586年，恩斯特的盟軍保住了費斯特雷克林豪森，儘管他們沒能捕獲難以捉摸的申克，但他們把諾伊斯夷為平地，證明了他們勢不可當的火力。1587年，他們包圍並佔領了上施蒂夫特地區的設防城鎮，奪回了波恩、戈德斯堡、林茨，以及遍佈鄉間的幾十個小規模設防城鎮、村莊和農場。在整個過程中，雙方計程車兵都在鄉間到處搶掠，搜尋重要官員、戰利品或其他貴重物品。1587年11月12日，沃爾辛厄姆的一名線人寫道，“法爾滕東克計程車兵們每天都出外遠足，在各地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為他們可四處自由通行。某日傍晚，他們騎著180匹馬來到奧歇爾和林茨之間的波恩上方，想要囚禁伊森堡的薩倫丁伯爵，但是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因為薩倫丁退到了一座城堡內”。1588年初，格布哈特的支持者再次佔領了波恩；沃爾辛厄姆在普法爾茨海德堡的一名觀察員報告稱，趨炎附勢的貴族和300名西班牙士兵在波恩郊外被殺。至1588年春，格布哈特已別無選擇了。1583年，他曾拒絕法蘭克福和威斯特法倫談判後提出的解決方案，指望得到其他新教選帝侯的支援。當對方的支援無法實現時，他又透過外交管道向法國、荷蘭和英國求援；此舉也收效甚微。繼1586年諾伊斯被摧毀後，其大部分南部領土也於1587年淪陷，萊茵貝格及其周邊地區成為他唯一可以宣稱擁有的選侯國領土，但當中的大部分又於1588年從他手中溜走。他已經用盡了外交、財政和軍事上的各種可能。他的健康問題使他不能騎馬，這限制了他出行的能力。1588年春，他放棄了把選侯國改為世俗國家的主張，轉而接受諾因阿爾和馬丁·申克的保護，並隱退於斯特拉斯堡。諾因阿爾和申克繼續為他而戰，但前者死於1589年的一次炮彈爆炸，後者則在那年夏天的中喪生。由於沒有了他們來捍衛自己對選侯國的主張，格布哈特在選侯國北部的最後一座軍事要地——萊茵貝格，也於1589年被帕爾馬的部隊攻陷。戰後影響.格布哈特被驅逐後，恩斯特全權掌管了科隆選侯國。在他的晚年，總主教區的財政由接管；而恩斯特的侄子——作為維特爾斯巴赫的法定繼承人，則被選為座堂聖職團成員。1612年恩斯特去世後，教堂聖職團推舉他的侄子擔任其職位，而維特爾斯巴赫世家一直把持著選侯國直至1761年。恩斯特的勝利，既是1583年選舉的勝利，也是1585年說服其他選侯接受他、確認他為新任科隆總主教的勝利，從而使維特爾斯巴赫世家在萊茵河以北有了立足之地。恩斯特的統治，以及他的四位維特爾斯巴赫繼任者的統治，加強了其家族在帝國政治中的地位。天主教派系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神聖羅馬帝國西北地區的反宗教改革運動，特別是在與新教領土接壤的明斯特、帕德博恩、奧斯納布呂克和明登等總主教轄區。一旦恩斯特的兄弟或諸如帕爾馬公爵等盟友重新掌權，耶穌會的修士就能有效識別出所有頑抗的新教徒，並使他們回歸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在萊茵蘭低地得到貫徹落實，其目標是讓每一位新教徒——無論路德宗還是喀爾文派，都能被帶回聖座的懷抱。透過他們的努力，西班牙人在萊茵河上獲得了重要的橋頭堡，確保了通往北方叛亂省份的陸路通道，這有助於將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分離戰爭延長到下個世紀。最終，與法國、英格蘭和西班牙等日趨集權的國家相比，德意志在地方和區域上仍保留高度自治的傳統。這種結構和文化上的差異使它們很容易受到西班牙、法國、義大利、荷蘭、英國和蘇格蘭傭兵的公然干涉，以及教廷資金的影響，從而加劇了德意志內部教派和王朝爭端的湧動。現代歐洲政治舞臺上的偉大“參與者”已經意識到，他們可以透過協助、促進或分化德意志諸侯之間的區域爭端，來鞏固自己在德意志或者歐洲的地位，就像他們在格布哈特和恩斯特的鬥爭中所做的那樣。相反，德意志的王公們也明白，他們可以請求與更強大的鄰國結盟，從而獲得相較於競爭對手的優勢。西屬荷蘭軍隊等外部僱傭軍的參與規模開創了一個先例，使德意志各邦的地方自治和宗教的衝突日趨國際化，這一問題直至1648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才得到部分解決。儘管達成和解，德意志各邦仍然容易受到外國干預和教派分裂的影響，就像在科隆戰爭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