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里奧·莫雷蒂

馬里奧·莫雷蒂的成員之一。生平.莫雷蒂出生在義大利馬爾凱地區的聖喬治港的一個右翼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畜牧業的貿易調解人，母親是音樂老師。莫雷蒂後來試圖為自己編造一個左派和無產階級的家庭出身，但義大利議會關於謀殺阿爾多·莫羅的調查委員會收集的檔案，以及他的傳記的作者Sergio Flamigni否認這種重構。他表現出有限的學習熱情，但於1961年進入費爾莫的Montani技術學院學習:8。儘管1962年父親去世造成了家庭的經濟困難，但莫雷蒂和他的兩個姐妹仍能完成學業，這歸功於他母親恢復了教學工作，還有尤其是義大利貴族，Anna Casati Stampa侯爵夫人的慈善捐款。1966年7月，莫雷蒂畢業於Montani技術學院，成為了一名電信業專家:3-4。他於1966年初移居米蘭尋找工作。在Cieet電話系統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由於侯爵夫人的推薦信，他得到了一份在SIT-Siemens的工作；由於費爾莫寄宿學校校長的推薦信，他得以去聖心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和商業學院:14-16學習，下班後參加晚間課程。莫雷蒂沒有參與1968年的學生運動。據Sergio Flamigni的報道，在童年朋友、老師和學生的回憶中，莫雷蒂似乎是一個“害羞、非常沉著、衣著得體”的男孩，對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對學生運動持保守態度而置身事外:13-15。但大學處於動盪中，他仍然接觸到了學生的抗議活動:8。莫雷蒂在Sit-Siemens作為一名負責測試微波通訊裝置的技術員，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特別是在1969年金屬工人要求延續工作合同的示威活動中，他接觸到了北方大工廠中工人階級所面對的，以巨大的階級衝突為標誌的現實。他和一些同事結成了朋友，如Corrado Alunni、Giorgio Semeria和Paola Besuschio。來自同一個工廠的還有Pierluigi Zuffada、Giuliano Isa和Umberto Farioli。這些人都是紅色旅未來的成員:26。他立即參與了第一個所謂的“工人-僱傭員工研究小組”的組建及活動，這是一個與官方工會無關的基層組織，由政治化的技術人員組成，決心與自治的工人組織一起發展極左翼的抗議運動:5-7。根據Sergio Flamigni報告的一些證詞，莫雷蒂在研究小組中支援激進的立場，旨在克服一種純粹的工會經濟主義階段:25。1969年，馬里奧·莫雷蒂做出了一些決定性的選擇。他與其他人一起加入了由雷納託·庫爾喬和瑪格麗塔·卡戈爾、Corrado Simioni等創立的小組的成員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公開討論了武裝鬥爭的問題:11-16。在認識他的人的記憶中，莫雷蒂顯得“理性、有條不紊、準確，有強烈的責任感”:39-40。很快，在CPM內部，關於組織和發展武裝鬥爭的分歧爆發了；雷納託·庫爾喬和他的妻子瑪格麗塔·卡戈爾與雷焦艾米利亞小組的成員拒絕了Corrado Simioni以保密為中心的建議；而莫雷蒂也批評了過於軍事化和觀望的立場，寧願與Corrado Alunni、Paola Besuschio一起離開CPM:16-18。他沒有參加1970年8月位於克羅斯托洛河畔韋扎諾Pecorile村的會議，這次會議標誌著CPM的解散和紅色旅的成立，也沒有參與米蘭工廠內的第一次示威活動:55-57，66-67。莫雷蒂在1971年春天接觸了紅色旅；他贊同組織的目標，即讓激進分子進入工廠內部以支援工人的鬥爭，並贊同立即採取暴力行動進行宣傳和勸說:20-22。在與雷納託·庫爾喬和阿爾貝託·弗朗切斯基尼為鬥爭化名，參加了他在紅色旅的第一次行動，於1971年7月30日與其他三名同志一起搶劫了特倫託和博爾扎諾銀行在佩爾吉內瓦爾蘇迦納的一家分行。而在1971年12月4日，他與兩名激進分子一起參加了在米蘭的Coin百貨公司的另一起搶劫案。同年9月，他從SIT-Siemens公司辭職，但仍與妻子和兒子住在米蘭，成為了一名非秘密的“合法人士”:75，78。1972年3月3日，紅色旅綁架了工程師Idalgo Macchiarini幾個小時，莫雷蒂與弗朗切斯基尼、Alfredo Bonavita和Giacomo Cattaneo一起參加了實施綁架的紅色旅核心小組，審問了被綁架的人，在釋放他之前給他拍了一張脖子上掛著宣傳標語牌子的照片:78-79。然而，幾周後，警察當局在打擊這個神秘的反政府團體方面取得了第一個重要成果：1972年5月2日，警察在米蘭發現了一些基地，許多成員被確認身份，一些激進分子被逮捕。莫雷蒂也冒著被捕的風險，只是幸運地在Boiardo街的公寓外逃脫了逮捕；此時，他已被調查人員確認，1972年5月4日，政府對他發出了第一張逮捕令；莫雷蒂隨後轉入地下，拋棄了妻兒，他在近十年內都沒有再見到過他們:81-86。在這第一次失敗後，紅色旅的主要負責人重組了該組織，加強了劃分和安全措施，並組成了“縱隊”、“戰略方向”和所謂的“執行委員會”來重組紅色旅，最後者成為了最重要的管理機構。莫雷蒂、庫爾喬、弗朗切斯基尼和Morlacchi一起加入了新的委員會。在建立米蘭的縱隊之後，他們還決定在都靈建立第二個縱隊來擴大組織的活動範圍：因此，庫爾喬和他的妻子卡戈爾搬到了皮埃蒙特的首府，而莫雷蒂、弗朗切斯基尼和Morlacchi最開始留在了米蘭:52-58。1973年期間，在都靈的庫爾喬和卡戈爾組織並實施了對CISNAL工會成員Bruno Labate和菲亞特公司主管Ettore Amerio的短暫綁架，留在米蘭的莫雷蒂則是武裝核心的成員之一於1973年6月28日實施了對阿爾法·羅密歐公司工程師Michele Mincuzzi的綁架。被綁架的人被轉移到一個基地，受到審訊並很快被釋放，脖子上掛了一個宣傳牌:100-103。在這一階段，莫雷蒂是國家調查人員所熟知的人物，1973年5月16日，米蘭警察總部向內政部發出一份通知，其中將他定義為“紅色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和“特別危險分子”；然而，在當局隨後的調查中，他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Amerio綁架案後被確定的主要恐怖分子的名單中:100-101，116-117。莫雷蒂沒有直接參與所謂的“向日葵行動”，在南美當過游擊隊員:90-95。莫雷蒂也曾與Girotto接觸過，後者形容莫雷蒂有“非凡的文化，包括政治、堅定的決定、突出的神秘主義和強烈的仇恨”:210。然而，他沒有參與Pinerolo的反恐行動，也沒有被捕。從後來的證詞來看，似乎是一個匿名電話通知了紅色旅即將發生的抓捕庫爾喬的行動；莫雷蒂在他的回憶錄中報告說，他曾多次試圖警告紅色旅的領導者，或多次試圖在與Girotto之前攔住他:74-78。由於一系列的情況，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兩位領導人落入了陷阱。這一事件在紅色旅中引起了多年的爭議，特別是弗朗切斯基尼指責莫雷蒂的無能，並對整個事件的發展動態產生了懷疑:113-119。卡戈爾和莫雷蒂是執行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他們在1974年下半年政府抓獲庫爾喬、弗朗切斯基尼和其他武裝分子後仍處於自由狀態並試圖克服這次危機。儘管莫雷蒂表示疑慮，卡戈爾還是組織了一次行動讓她的丈夫逃出了卡薩萊蒙費拉託的監獄:110；1975年2月18日，這次嘗試獲得了成功：由五名紅色旅成員組成的小組，其中包括卡戈爾和莫雷蒂，成功地解救了庫爾喬，他恢復了在紅色旅的活動，尤其是在1975年4月為制定“戰略方向”的決議做出了貢獻，該決議提出了武裝鬥爭必須實現質的飛躍:152-154。1975年，莫雷蒂，現在化名“毛裡奇奧”，與Franco Bonisoli “Luigi”和Maria Carla Brioschi “Monica”搬到了羅馬，組建了一個新的紅色旅縱隊，在首都發展所謂“攻擊國家的心臟”的武裝鬥爭。首先要感謝他的組織能力和冷酷的效率，才有可能透過準備公寓、後勤基地和印刷廠來組建新縱隊:27；有能力的新激進分子被吸收進組織中，如Valerio Morucci、Adriana Faranda、Bruno Seghetti、Barbara Balzerani:157-158。1975年6月5日，卡戈爾在綁架企業主的行動中，於阿奎泰爾梅的Spiotta d'Arzello農莊與國家憲兵的交火中喪生。之後，庫爾喬留在了米蘭，而莫雷蒂則搬到了熱那亞，儘管政府執法部門給予了重大打擊，紅色旅開始組建一個新的縱隊。莫雷蒂組織了第一次行動，領導了1975年10月8日在聖馬蒂諾醫院內搶劫熱那亞和因佩里亞儲蓄銀行分行的核心小組，並在1975年10月22日指揮了對安薩爾多公司核工程部門人事主管Vincenzo Casabona短暫的示威性綁架。莫雷蒂成功實施的這兩次行動證實了他作為一名精通技術與軍事活動的堅定激進分子的聲譽:160。庫爾喬在1976年1月18日被捕，Semeria在1976年3月22日被捕後，紅色旅似乎陷入了明顯不可逆轉的困境:7，118。仍然活躍的地下武裝分子很少；新的執行委員會現在由莫雷蒂以及Rocco Micaletto組成。儘管困難重重，莫雷蒂和其他激進分子決定繼續進行武裝鬥爭，最重要的是加強組織和後勤方面的工作，透過增加對國家機器的襲擊次數和暴力的程度，以開始一個更積極的軍事階段。 最重要的是莫雷蒂和Azzolini，他們也是“後勤陣線”的負責人，他們推動了這種戰略性的改變，並強調了嚴格分工、軍事效率的規則:132-133，138-139。在這個階段，莫雷蒂再次成為了其他激進分子批評和懷疑的物件；庫爾喬和Semeria被逮捕的明顯可疑情況促使兩人提出，莫雷蒂對他們被捕可能負有責任，他也許是警方的線人。莫雷蒂在被捕的前一天晚上睡在庫爾喬的公寓裡，然後在國家憲兵進行干預前的早上離開了，而Semeria在接到匿名舉報後在火車上被捕。監獄中的紅色旅成員隨後透過Azzolini和Bonisoli推動了一項機密的內部調查，以核查莫雷蒂的行為，然而，他的罪名完全被開脫了。他對這些懷疑提出抗議，並獲得了監獄中被關押的同志們的道歉:162-165。因此，儘管已經在監獄裡的激進分子表示了批評，莫雷蒂和其他主管決定繼續進行他們的計劃，壓制“群眾陣線”，暫時限制與社會上現存抗議運動的聯絡，並且首先發起一系列血腥的攻擊，以彰顯組織的能力和危險性；莫雷蒂領導了這個新階段，展示了作為一個組織者的顯著才能和冷酷決心:132-137。執行委員會還決定在熱那亞和羅馬建立新的縱隊，以從地域上擴張紅色旅的組織。紅色旅新戰略的第一次行動是1976年6月8日在熱那亞進行的：在salita Santa Brigida的伏擊中，由莫雷蒂領導的五名武裝分子核心，殺死了地方法官Francesco Coco和他的兩名護衛人員。這是紅色旅策劃的第一次致死攻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震驚了公眾輿論，給極左派圈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並讓在都靈正處於審判中的歷史性團體的囚犯們處於有利地位，審判在伏擊後被國家暫停:143-145。1977年1月，莫雷蒂親自指揮行動小組在熱那亞綁架了工業家Pietro Costa；幾個月後，綁架案以完全成功告終。人質被釋放了，紅色旅獲得了一大筆贖金，莫雷蒂、Valerio Morucci與Adriana Faranda在羅馬追回了這筆錢:103-106。有了這些財政資源，執行委員會能夠擴大紅色旅的活動與組織，這透過建立新的後勤結構，慢慢將新的激進分子轉入地下活動，並加強所有縱隊。莫雷蒂指揮的紅色旅在1977年期間顯示出強大的軍事幹預能力；他們現在主要由工人階級與無產階級出身的激進分子組成，他們對地方法官、律師、執法人員、工業領袖、政治家和記者進行了一系列謀殺和傷害，毫不鬆懈，也沒有讓警察取得任何重要的調查成果:141-148。在他的同志們的回憶中，莫雷蒂被描述為聰明、冷酷、堅定:21，是良好的組織和後勤專家，他謹慎而有條不紊，在與其他激進分子打交道時也非常強硬和極具攻擊性。Patrizio Peci形容他“狡猾、嫻熟”、“政治上準備充分”、“時刻保持警惕，對所有人都不友好”:174-175。儘管“歷史性核心”的有些激進分子批評他，指責他不重視義大利群眾的顛覆性力量，並且根據首先由工人組成，然後是“經理、工頭、熟練工人”的工廠模式打造了一臺“沒有靈魂的機器”:245，但莫雷蒂與執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將他對紅色旅的組織設想強加於人，認為這是唯一能夠真正發展武裝鬥爭、反抗鎮壓，並利於形成一個真正的“戰鬥共產黨”的設想:80-90。從“歷史性核心”紛紛被捕或死亡後到阿爾多·莫羅綁架案結束的這段時期中，當局的調查似乎並沒有掌握紅色旅在結構和戰略上正發生著的變化，也不瞭解莫雷蒂在紅色旅領導層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庫爾喬被捕後，人們認為新領導人是Corrado Alunni，矛盾的是，他已經離開了紅色旅並正在組建一個新的武裝鬥爭的自治團體:163。莫雷蒂雖然自1972年5月起正式成為逃犯，是通緝令的物件，但仍被官方當成一個小人物。1978年春，莫雷蒂策劃和組織了紅色旅對基督教民主黨領導人阿爾多·莫羅的綁架和謀殺。他帶領武裝小組在Fani街進行伏擊，並親自審問被綁架的政客。這起謀殺案至今仍有不清楚之處，因為在莫羅被監禁的55天裡，[]。莫羅向莫雷蒂談到了許多基督教民主黨、義大利共和國與北約的政治秘密。莫雷蒂還承認，在義大利政府顯然不會滿足紅色旅提出的釋放13名在押囚犯以換取莫羅的要求後，他殺掉了莫羅。他在1993年聲稱自己是謀殺案的物理執行者。在莫羅案的悲劇結束後，不管最初組織內部的分歧，以及執法部門日益加強的活動，莫雷蒂與執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仍試圖繼續武裝鬥爭並努力保持紅色旅的凝聚力；他們還與國外反政府團體的囚犯康復中心工作，週末和晚上他就得回到奧佩拉的裡。1999年，弗朗切斯基尼聲稱他懷疑兩名紅色旅的主要成員，馬里奧·莫雷蒂和Giovanni Senzani是國家滲透到紅色旅中的間諜。這些說法是1999年3月在義大利議會有關恐怖主義問題的委員會上提出的，並在《》上發表。他告訴委員會說：“根據我對有關人員的瞭解，我相信[綁架莫羅]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行動，不可能由官方說法中被認定為參與其中的個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