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

牟宜之，又名乃是，字去非，男，山東日照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詩人。其一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有《國士——牟宜之傳》一書為記。生平.簡述.1909年出生于山東省日照縣奎山鄉牟小莊一個世代耕讀之家，為明末東林後人。家學淵源，父親從事教育。牟宜之自幼師從其姨父丁惟汾，素負報國之志，十六歲時即投身革命之役。抗戰爆發後，舍家紓難，以民國縣長身份迎接八路軍115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進駐，開闢抗日根據地，居功至偉。此後長期從事對日敵工與抗日統戰工作，自115師而至東北野戰軍，屢建奇功。其膽識與才幹，深得國共兩黨高層人士的嘉許器重。1949年後，牟宜之在中央部委任職，不求聞達，勤勉從公。平素行事有民間國士之風，自難見容於權貴宵小，在“反右”運動中橫遭無妄之災，不肯俯首就範，被開除中共黨籍，失去職務。“文革”中又被髮配至黑龍江昂昂溪“勞動改造”八年，飽受屈辱。1974年，熟知牟宜之歷史的鄧小平念及其當年功勞，批示准予調回山東省老家退休安置，竟遭當時山東省“革委會”阻撓刁難，困厄於濟南，至翌年憂憤而歿。功業.1925年，牟宜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時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曾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被迫從濟南返鄉讀書。後因為國民黨縣黨部所注意，遂轉往上海讀書。“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反對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再次返鄉，參加著名的日照暴動，為此變賣了自家三十畝地購買槍支彈藥。暴動失敗後東渡日本，先後就讀於秋田礦業專門學校和東京中央大學。1935年秋從日本回國，以其姨父、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關係，擔任山東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1937年，全國全面抗戰爆發。牟宜之到西安和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要求赴延安參加抗戰。因其與國民政府上層人士有聯絡，中共要求他回到已經大部淪陷的山東，在敵後進行抗日鬥爭。當時，在許多國府官吏已棄職逃走、而日寇還無力佔領的地區，土匪遍地、雜牌武裝如毛。於是牟宜之在1938年初被山東省政府派往魯北樂陵縣任縣長，在其任內盡力清除惡吏、消滅土匪、鎮壓不法日商及其漢奸僕從，整頓了縣政府和當地抗日武裝。1938年春，八路軍一一五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肖華部來到樂陵，即得到牟宜之的支援配合，將其武裝改編為八路軍泰山支隊，他本人被吸收為特別黨員。對其在樂陵的抗戰工作，周恩來曾給予高度評價。1939年春，經肖華介紹，牟宜之到重慶去見周恩來，在周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統戰工作，曾在一個時期內經常活動於丁惟汾、白崇禧、李濟深、邵力子等人之間。1939年秋，牟宜之隨鄧穎超等到延安，向毛澤東彙報冀魯邊抗日根據地和重慶統戰工作的情況。1939年9月1日，由於冀魯邊區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工作的需要，牟宜之隨鄧小平離開延安，9月18日抵山西遼縣八路軍總部，在那裡見到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八路軍將領，並親自帶回總部撥給冀魯邊區的二萬發子彈。因目睹八路軍將士缺乏冬裝和藥品的燃眉之急，遂將自己手中10萬銀元盡數交予129師。1939年10月，牟宜之回到冀魯邊，擔任魯北行政委員會主任，在敵後根據地的主持抗日民主政權建設。1940年春，任八路軍一一五師肖華部挺進縱隊司令部秘書長，隨軍抵達魯西。夏季，同年9月，到駐山東的東北軍中，對於學忠做了大量爭取聯合的工作。1941年春，任山東沂蒙區行政公署的專員。在1941年11月的反“掃蕩”戰鬥中，率領專員公署機關和為數不多的警衛部隊，同日軍在山溝裡周旋兩個月。某次在戰鬥危急中牟宜之寫下絕命書，率部與寇血戰到底，終於突圍，他領導的隊伍無人逃跑。在他的《反“掃蕩”》詩篇中，留下了“誓拚頑軀殲敵寇，欲憑赤手正乾坤”的記載。:041頁1942年8月，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參議室主任，專事對敵偽軍策反的工作。他不顧安危，孤身入險，向舊相識王道和莫正民等曉以民族大義，促使他們反正。從1944年夏至1945年1月，先後策動三批偽軍共六千六百多人成建制投誠八路軍，擴大了山東軍區兵力。牟宜之因此受到羅榮桓領導的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通令嘉獎。抗日戰爭勝利後，牟宜之被任命為八路軍山東軍區與新四軍駐濟南辦事處主任，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濟南小組的工作。在統一戰線工作和對敵偽鬥爭中，牟宜之既能堅持政治立場，又善於團結各個階層、各種地位的人士。有時雖置身危地亦義正詞嚴侃侃而談，不卑不亢毫無假借，同時能與各方各界保持過從與交誼。1946年5月，牟宜之奉調至東北遼東軍區，先後任司令部秘書長和政治部聯絡部長。負責敵工及原國軍部隊的改編工作。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牟宜之即專務國家建設事業。1950年，在到濟南市任建設局長時，堅持主張並親力主持疏浚大明湖，挽救恢復了泉城名勝，並修建道路和橋樑，為重整市容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牟宜之被調到北京，在中央林業部任經營司長。1956年，調到城市建設部工作，不分晝夜，辛勤致力於制訂首都市政建設規劃，主持制訂了許多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案。遭際.任職建設部時，牟宜之支援梁思成教授對北京建設的“新北京設想”，也贊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認為中國人口應與耕地面積相適應，否則壓力過大。關於斯大林的錯誤，他曾坦誠指出個人崇拜帶來的惡果，並反對蘇聯在東歐長期駐軍。因此，1957年，牟宜之被劃為“右派分子”，其“罪名”即包括“破壞中蘇關係”和“提倡馬爾薩斯人口論”等。在定案時，中共權奸康生竟然說：“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的複雜關係，他也是個右派。”致使許多力保牟宜之的老戰友無能為力。“文革”時期，牟宜之被髮配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遠郊的昂昂溪勞動改造。儘管身處流放之中，仍不顧一切，堅持唯實原則與舊家風，對來向他作調查的造反派力陳當時被“打倒”的老友們的功績，證實他們清白無辜。1974年，牟宜之致信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詳細彙報思想並說明己之處境。鄧小平批覆，一面充分肯定牟宜之在歷史上對國家和中共的貢獻，一面指示有關方面照顧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攜帶國務院辦公廳和國家建委介紹信赴濟南，要求告老還鄉，但山東省“革委會”竟稱光有鄧的批示不行，還要有“春橋同志的意見” 。牟宜之眼見當時剛被特赦的數名山東籍原國軍將領尚獲還鄉優待，自己反遭省委刁難乃至敲詐，憤恨不平之下，腦血栓突發，入院後心灰意冷，拒絕搶救，一週後即去世。軼事.1930年，牟宜之和康生在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時同時被捕。牟由國民黨元老丁惟汾保釋，康生則被關了一段時間，後亦由牟請求丁惟汾幫助得以出監。二十七年後，康生以怨報德，竟然乘“反右運動”之機陷害牟宜之。1933年客居東京時，牟宜之曾與一日本姑娘交往生情。伊人素樸清純，對牟殷勤照料。友人與女子家長皆樂見好事之成。二十四歲的牟宜之情亦難解，思又難通，終覺私人情悅與報國之志難得兩全，無法對所愛之人承諾幸福，只能割捨。1939年，牟宜之在延安窯洞見到毛澤東時，毛說我這裡還有你的一個山東老鄉，遂喚出江青。原來江青在青島山東大學作職員時所住教工宿舍與丁惟汾宅院是近鄰，故早與牟相識，而此時卻裝出不認識的樣子。牟頗知江青為人，曾多次告訴別人，江是在毛面前作戲，毛娶錯人了。1955年牟宜之任職於林業部時，偶然從一篆刻店老闆處得知本部行政處的李萬銘私自訂製了多種公章，警覺其屬非法，迅即向部裡報告，最終導致該大詐騙犯被揭出歸案。經肖華將他寫的材料上報，劉少奇批示後刊載於《人民日報》。此案後由老舍寫成話劇《西望長安》轟動全國。詩作.李銳在為《國士——牟宜之傳》所作序言《戴枷負罪的“古典共產黨人”》中論及牟宜之詩作：鍾沛璋在為《國士——牟宜之傳》所作序言《為國紓難 為士招魂》對牟詩亦有如下評說：王學泰在《評〈國士——牟宜之傳〉》一文中為牟詩更作解說：《論作詩》是“精神自傳”牟宜之參加革命二十年後，被錯劃右派。“錯劃”僅僅是兩個字，近二十年的“錯劃”要經過多少的苦難與冤屈！他把幾個孩子養育大，最後帶著對親人的歉疚和極度的痛苦、絕望離開他為之獻身的世界。這個時期，幸虧有詩，詩不僅在牟宜之最困難的時候，給他帶來了精神慰藉，他愛聽孩子讀詩，自己也愛作詩，正如他詩中所說“無詩焉能言吾志，有功豈必書之碑”，牟詩中所展現的“吾志”使牟宜之的“國士”徽號有了個完美的落腳點。去世之前他寫下了《論作詩》，用清秋子的話說這首詩“可視為作者最完整的精神自傳”。它平白如話，一如早年寫給枝子小姐的詩。詩很長，其中講到“詩是我家事，相與結深誼。作詩已成癖，搔癢不自持。”講到他的一生及為人“浪跡江海日，效命疆場時。所至有寫作，流轉多棄遺。生事不足論，逝者皆如斯。晚年惟好靜，詩興更淋漓。光明正大事，心底無偏私。其平有如砥，其直有如矢。”往事都如過眼煙雲，唯有“論詩增興會，神往如飛馳。忽然鬧天宮，忽然掘泥犁。活擢楊二郎，生擒司馬懿。孔丘揖我座，孟軻為分席。麻姑為搔背，西施為浣衣。入海斬鯨蛟，登山捉熊羆。牛鬼蛇神輩，紛紛在我蹊。乘舟到日邊，就浴赴天池。被驅離京華，又到昂昂溪。飛馳復飛馳，神志總不迷。擲筆一長嘆，淚為荒唐滴。明日再談詩，不覺又揚眉。”詩使他的精神得到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