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特·米列

凱特·米列，是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家。她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以《性/別政治》(1970) 聞名。將“墮胎合法化、兩性間更大的職業平等以及性自由”等前所未聞的成就歸功於米列的努力。女性主義運動、人權運動、和平運動、民權運動和反精神病汙名化是米列的形容詞。她的作品表現出她的基進主義想法，例如婦女權利和心理健康改革，而一些回憶錄作品，探索了自己性取向、心理健康和人際關係。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間，米列在早稻田大學、布林莫爾學院、巴納德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任教。她的晚期作品是《酷刑的政治》，探索她自身與母親關係。 2011年至2013年，她獲得，小野洋子，入選美國國家女性名人堂。1970年，米列以女同性戀的身分出櫃。1970年底，她承認自己是雙性戀。 她嫁給了雕塑家吉村文雄。後來改與凱爾(--)結婚。生平.早年生活和教育.1934年9月14日，凱特·米列生於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父親是詹姆士(James Albert) ；母親是海倫(Helen (née Feely) Millett)。自幼，米列便害怕工程師父親打她。 當米列14歲時，她酗酒的父親離家出走，米列一家飽受貧困。 母親是一名教師和保險推銷員。 米列有兩個姐妹，莎莉(Sally)和瑪洛裡(Mallory)；其中一位姊妹是其導演影片《三個女人》的主角。 她也是愛爾蘭天主教徒，童年時期一直就讀於聖保羅的教區學校。1956年，明尼蘇達大學，米列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英國文學的學位； 她是成員。 1958年，在親戚資助下，米列自牛津大學聖希爾達學院畢業。 她是第一位在聖希爾達學院取得一等榮譽學位的美國女性。 在大約10年的教育家和藝術家生涯後，1958年，米列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讀英語和比較文學。這段期間，她在巴納德學院教授英語。 在巴納德學院，她參與了學生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墮胎改革運動。1969年9月，米列完成論文，並於1970 年3月，取得博士學位。藝術家與教師生涯.牛津大學畢業後，米列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英語，但她中途便離開。她在紐約市擔任幼兒園老師。1959年至1961年間，學習雕刻和繪畫。此後，她前往日本學習雕塑。在日本，米列邂逅了雕塑家吉村文雄。 在東京南畫廊，米列舉辦第一次的展覽。 她也在早稻田大學教授英語。1963年，她離開日本，搬到紐約的下東區。1964年，米列開始在巴納德學院教授英語，並展出她的藝術作品。她是當時想要實現女性教育現代化的激進年輕教育工作者之一；米列希望為當時的女性提供“瞭解她們在父權社會中的地位所必需的關鍵工具”。 她的基進政治想法、在[] 中攻擊巴納德學院及學院的預算削減，導致她於1968年12月23日被解僱。 她的作品在格林威治村的賈德森畫廊(Judson Gallery)展出。 1960年代，米列對和平運動和民權運動產生了興趣，加入了(CORE)，參與抗議活動。1971 年，米列在布林莫爾學院教授社會學。 同年，她開始在紐約波啟浦夕附近購置房產，用作 。1973年，她成為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教育家。1980 年代到2010 年代.1980 年，雖然米列是雙性戀，但米列仍受邀參加洛杉磯的。 米列同時還是女性主義雜誌撰稿人，持續寫作至2000年代初。她在《酷刑的政治》 (1994) 中討論了國家容許的酷刑，引起人們對許多國家使用酷刑的關注。米列捲入在英國電視節目After Dark的。節目中，喝醉的奧利弗·裡德試圖強吻米列，米列將他推開。但據報道，後來米烈要求節目提供錄影帶以娛樂她的朋友。 整個節目中，裡德使用了許多性別歧視的語言。米列還參與了監獄改革和反酷刑運動。記者談到米列晚年對基進主義的看法時寫道：「成為自由業的最大好處是，她可以隨心所欲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因為‘沒有人會在任何議題上給我張椅子。我太老了、卑鄙又煩躁。一切都取決於你多愛爭論。 』」2012年，藝術村成為非營利組織，改名為米列藝術中心。2017年，在妻子凱爾看顧下，因心臟麻痺，米列與巴黎逝世，享年82歲。基進女性主義.米列是1960、1970 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她和、 、、 和都是 CR One 的成員。該組織是第一個提高女同性戀意識的團體。1966 年，米列成為的委員會成員，隨後加入了、 基進女同性戀組織等基進女性主義組織。1970年美國女性主義詩人編輯的選集《婦女組織是有力的：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文選》(--)收錄米列的〈性/別政治〉。在1970年的《性/別政治》 大獲成功後，米列一躍成為女性主義運動的代言人。然而，她在1974年的《飛行》("Flying")談及組織內的矛盾。米列是最早闡述父權理論的作家之一，將父權刻劃為現代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傳記作家蓋爾(Gayle Graham Yates) 評論：“米列闡述了父權制理論，並將女性的性別和壓迫概念化，成為套術語，用以性別角色革命，及徹底改變個人與家庭的生活方式。”相較之下，貝蒂·傅瑞丹則致力改善女性在社會、政治的領導機會與經濟方面的獨立。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米列寫了幾本關於女性生活的書。花費4年多完成的《地下室：對活人祭品的沉思》，記錄了1965年格特魯德·巴尼謝夫斯基如何折磨西爾維婭·萊肯斯至死。該事件佔據她精神14年。米列，以女性主義的視角，探索了手無寸鐵少女的故事，以及她涉及的性虐待、身體虐待與情感虐待過程。[]評論：“不同於女性主義論戰，《地下室》是篇強烈觸動人心的書面研究，關乎殘忍和屈從問題。” 米列談到兇手動機說道：“這是個壓迫女性的故事。格特魯德似乎想在少女身上施行某種可怕的正直公理：而這就是成為一個女人的涵意”。1979年，米列和加拿大記者凱爾(Sophie Keir)前往伊朗德黑蘭參加伊朗女性爭取藝術與受教自由的活動。當時的何梅尼政府，禁止女孩和男孩一起上學，要求婦女戴面紗，禁止婦女夫離婚。3月8日國際婦女節，數千名婦女參加德黑蘭大學前的抗議活動。大約2萬名婦女參加穿該市自由廣場的遊行。許多遊行參與者被刺傷、毆打或潑酸。米列和凱爾參加了集會和示威活動。在抵達伊朗後兩週，兩人從酒店房間遭帶走，隨後被遣返至法國巴黎。米列擔心伊朗婦女的命運，“她們無法上飛機，這也是為什麼連結全球姊妹社群這麼重要。”1981年出版的《前往伊朗》(--)講述這段經歷。 2014年講述女性主義歷史電影《她在憤怒時最美》中收錄米列 。性/別政治.1970年的《性/別政治》，改寫自她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該書，的批判了西方社會、文學中父權制，討論了性別歧視和異性戀歧視的現代小說家，如DH勞倫斯，亨利·米勒，以及諾曼·梅勒，並與同性戀作家的觀點做比較，如讓熱內。 米列探討父權的起源，認為性的壓迫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並認為廢除傳統家庭是性別革命的真正關鍵。 這本書被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運動綱領。時代雜誌在封面故事放上米列與「性/別政治」，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象徵，稱《性/別政治》是本“非凡的書”，提供了融貫女權運動的理論。 女性畫家為1970年8月31日的封面創作了米列形象。諾曼·梅勒的《性囚犯》為回應米列的性政治而寫的。 諾曼傳記的作者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指出，“《性囚犯》是場比賽。他的修辭對抗她的散文，他的魅力對抗她的覺悟，他唱反調的憤怒對抗她尖酸的指責。目的是將更多的觀眾、更強大的呈現轉化成持續的真理。《性囚犯》是自我模仿和諷刺。...”性別歧視和性行為.當米列在哥倫比亞大學談論性解放時，一名女聽眾質問她：“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公開說你是女同性戀。你以前說過你是女同性戀者。”米列猶豫地答道：“是的，我是女同性戀”。 幾周後，《時代雜誌》1970年12月8日的文章《再看婦女解放》(--)稱，米列承認她是雙性戀，而這可能會使她成就女權運動發言人的名聲，因為它“加強了將所有女性解放運動者視為女同性戀的懷疑論觀點。” 該事件導致，兩天後，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和在格林威治村組織記者會，30名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領導人宣佈“聲援在性別歧視社會中同性戀者爭取解放的鬥爭”。1971年的電影《三個女人》，是一部由全女性攝影工作人員製作的紀錄片，包括共同導[]、攝影師[]和剪輯師[]，題名為“婦女解放電影”。 這部 70 分鐘的電影聚焦三位女性——導演米列的姐妹馬洛裡·米列-瓊斯(Mallory Millett-Jones)、化學家[]和藝術家[]——回憶她們的生活。 《紐約時報》藝術評論家文森·坎比 (Vincent Canby) 寫道：“《三個女人》是一部簡單的好電影。該部電影不會將觀眾注意力拉去電影本身，而是隻關注它的三個主角，以及它們如何在米列描述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中成長。米列在她的《性/別政治》中有系統地撕裂、衝擊、嘲笑和破壞這由男性主導的社會。” 本片在紐約市劇院首映後獲得了“普遍好評”。1971年的《賣淫報告》(--)中，米列將賣淫詮釋為女性狀況的核心，比婚姻更清楚地揭示了女性的服從狀況。在賣淫過程中，買賣的是墮落和權力，而不是性。她主張在性工作者自行領導下將賣淫除罪化。1974年，米列出版《飛翔》("Flying," 1974) ，一本“關於她雙性戀的意識流回憶錄”。 《紐約時報書評》描述，《性/別政治》成功啟發米列，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暴露癖”，探索自身的生活。米列以紀錄片的風格捕捉了所思所感。 1977年的回憶錄《西塔》("Sita," 1977)，講述了她的性取向，特別是她自殺的女同性戀情人，以及這對米列個人的影響。 米列和、 、、 和都是第一個女同性戀意識覺醒組織CR One 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