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辯論 (國際關係)

“大辯論”，通常也被稱為“大爭論”。是國際關係理論學科敘事的重要主線，是由於國際關係研究中不存在單一正規化而出現的。國際關係理論經歷過四次大辯論後，逐漸形成了現有的三大大理論格局。大部分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多元主義的大理論格局，導致人們始終面對著是追求正規化一體化還是接受多元理論的困惑，在這樣的背景下，“大辯論”是沒有意義的。根據L.M.阿什沃思的總結，“大辯論”是國際關係敘事“受到歷史敘事的嚴重影響”而形成的，並且“沒有一個單一的想法比在空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存在爭論的想法更具影響力”。“大辯論”形成的歷史基礎.“大辯論”的產生，與國際關係漫長的學科前知識積累是分不開的。早在2000 多年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就闡釋了今天被稱為現實主義的思想，即雅典權力的增大，以及所導致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這一觀點雖然指涉的是古希臘個別城邦國家間的關係，但說明了權力政治這一導致戰爭的結構性因素。在16世紀，義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強調國家安全遠比信義和道德更重要，認為權力和欺騙是實施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這種對國王統治術的闡述，說明了“人性惡”對於理解國際關係的普遍意義。到了 17 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對於無政府的“自然狀態”即“每一個人對每一人的戰爭”的論述，概括了主權國家間結構的整體性屬性。事實上，正是“無政府”、“人性惡”和權力政治等重要概念和假定的提出，奠定了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邏輯起點。生活於17世紀的國際法學家格勞秀斯，最早明確界定了由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的概念，即制約國家的是現實的法律以及實施這些法律的相互協議，而不是暴力和戰爭。1648 年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被認為具體體現了格勞秀斯的這一思想。正是這種對國際法的最早論證，構成了國際制度主義思想的源頭。到了 18 世紀末，論述“永久和平”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共和制國家會把合作的途徑帶入國際舞臺，人民將透過共享價值而成為“世界公民”，而世界主義的人類共同體將最終造就“永久和平”的條件。由於共和制憲法的制衡作用可以阻止具有冒險性的統治者把其國家投入戰爭，每一個共和制政府都服從國際法可以避免國家間的戰爭，因此立憲制共和國可能是和平主義者。這樣的國際政治觀便為當代“民主和平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第一次“大辯論”.“大辯論”起源於伴隨著信奉集體安全原則和以建立國際組織為謀求和平形式的理想主義的興起，理想主義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分支，不同於強調自由放任的(弱管制的) 古典自由主義(諸如“貿易和平論”)，主張和平必須“建立”，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國聯的建立就是這一理論的實踐。 不過這種以強管制來約束國家行為的“主義”，其結果並不理想。伴隨著一次次危機處理的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20年後，世界大戰再度爆發，而國際關係學科的正規化在戰後也發生了轉換“第一大辯論”也稱為“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的大辯論”，發生在20世紀30-40年代，是國際關係理想主義者和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者之間的爭執，從根本上講是關於如何與納粹德國打交道。現實主義者強調國際政治的無政府性質和國家生存的必要性。理想主義者強調了國際聯盟的可能性。也有部分修正主義者認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並未發生過爭論，愛德華·卡爾在《20年危機：國際關係研究導論》中提出，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國際關係學科的正規化在戰後也發生了轉換。愛德華·卡爾認為現代危機代表著空想主義的終結，人們需要提出更現實的觀點。政治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權力政治; 道義乃是權力的產物。他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都持批評態度，認為理想主義無視歷史教訓，而現實主義則過於悲觀，誇大了一成不變的因果關係，因此應該既關注權力，也關注道德原則。第二次“大辯論”.“第二次大辯論”是試圖改進國際關係理論中科學探究方法的“科學關係”學者與那些堅持對國際關係理論採取更具歷史性/解釋性方法的學者之間的爭執。這場辯論被稱為“現實主義者與行為主義者”或“傳統主義者與科學主義者”之間的辯論。通常認為，這次的辯論以新現實主義的誕生而得到解決。肯尼斯·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以實證科學的方式來進行學習，認為規律是來自對事實的觀察，而理論則是為了解釋事實而進行的思辨過程。簡而言之，規律是發現的，而理論則是被髮明的。從規律到理論的飛躍，僅靠資料的收集是無法做到的。肯尼斯·華爾茲的觀點被普遍認為對解決第二次“大辯論”起到了重要的貢獻。“正規化戰爭”.“正規化戰爭”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是圍繞著三大國際關係“大理論”，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誰的方法更為正確而進行的爭論。一些學者對“正規化戰爭”感到遺憾，特別是在同樣提出，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分開的“暫時的理論便利”被“轉化為僵化的本體論”，從而抑制了理論綜合的嘗試。社會化還導致一種情況，“主要試圖在一個正規化內工作並試圖(將正規化結合)的學者可能會因理論上的不純而受到譴責”。第四次“大辯論”.“第四次大辯論”是實證主義理論和後實證主義理論之間的辯論。那些拒絕將正規化間辯論描述為“大辯論”的人經常在文學中將其描述為“第三次大辯論”。這場辯論與國際關係學的潛在認識論有關，也被描述為“理性主義者”和“反思主義者”之間的辯論。辯論是由羅伯特·基歐漢在國際研究協會發起的1988年的一場辯論，可以看作是關於我們如何知道“事物”的認識論辯論，而不是關於本體論的辯論。作為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開篇就講到，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這句含糊的話反映了人們的一種普遍感覺，即世界政治的性質在變化。可能正是這種含糊的感覺所激發的靈感，使得他們想出了一個遠離現實的概念即“複合相互依賴”，並基於這一概念建立了解釋世界政治的理論框架。他們提出了三個基本命題: 第一，世界政治中存在“多聯絡渠道”，除國家間聯絡，還包括跨政府聯絡和跨國聯絡; 第二，“問題沒有等級之分”，低政治問題已取得與高政治問題同等的地位; 第三，“軍事力量起著次要作用”，在多數情況下武力作為政策工具已無足輕重。羅伯特·基歐漢認為，在以相互依賴為特徵的世界，共同的經濟利益會導致行為體產生政策協調(即合作) 的需求，這種需求會促成國際協議安排，涉及規則、規範、原則和決策程式。羅伯特·基歐漢強調，國際合作並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一種長期的行為模式，它構成了世界政治基本特徵中的調解性因素或干預變數。作為一種對世界政治的抽象解釋，儘管自由制度主義同現實主義一樣假定行為體是理性的和利己主義的，但其演繹結果卻是行為體傾向於進入政策協調過程即開展合作。第四次“大辯論”以後實證主義理論的出現而結束，其認為即經驗主義的自然科學觀察可以應用於社會科學，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不是完整的故事。後實證主義方法並不聲稱能夠提供普遍的答案，而是尋求提出問題。一個關鍵的區別是，儘管諸如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這樣的實證主義理論強調了權力的行使方式，但後實證主義理論則側重於權力的體驗方式，從而導致了對不同主題和主體的關注。這也為第四次“大辯論”帶來了有效的回答。存疑的第五次“大辯論”和國際關係學界的批評.第五次“大辯論”.迄今沒有在任何正式中發現第五次“大辯論”的存在，但有學者認為，倘若存在第五次“大辯論”其可能會與批判現實主義有關。國際關係學界對“大辯論”的評價.國際關係學界形成的一個普遍共識是，“大辯論”對正規化的多元主義形成了挑戰。恰恰因為國際關係大理論的形成是非實證主義的和遠離經驗事實的，所以是不可能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加以檢驗的，人們既不能加以證實，也不能進行證偽。如果人們聯絡這些理論觀察事實，就會發現，一方面可以找到許多可用來證實的事實; 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許多可用來證偽的事實。這種情況是常常令人困惑的，也引發了許多爭論。這也是國際關係理論多元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對於正規化之間的“大辯論”，國際關係學界形成了以下兩個觀點。在上述觀點中，希望以科學方法實現正規化統一的觀點，其邏輯起點是國際關係大理論來自經驗觀察。然而，從前面對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的產生途徑的簡要討論中可以看到，它們都具有遠離現實的特點，其產生並不是實證研究的產物。即使是偏愛實證主義的羅伯特·基歐漢，他自己所進行的案例分析也表明“複合相互依賴”並不能被經驗事實所證明。至於肯尼思·華爾茲靠靈感想出的結構現實主義，亞歷山大·溫特用詮釋方法闡釋共有觀念對體系的建構，亦都與科學方法無關。由於從國際關係的複雜現實中不可能用嚴格的科學方法歸納出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單一概念、屬性和機制，基於抽象前提演繹出來的理論與經驗事實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未來的大理論研究能否用科學方法進行並形成統一模式是有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