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管區

在公元284年至公元602年羅馬帝國晚期，地方統治行政區被稱為羅馬管區或民事管區。民事管區不能與共和國和帝國初期行省下轄的早期司法轄區是否已經具備了行政性和領土性仍然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早期的大區可能在4世紀40年代就已經在很多領域具備管理能力。最新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354年的近衛大區就已經明顯的“行政區”化了。管區代理官的主要工作是控制並監管行省總督並協調他們的政務活動。在大區中，一開始代理官就已經在司法職務的日常運作。儘管代理官是總長的代理，但並不是在“所有的職能上”與上級長官保持一致。例如代理官的自由裁量權受到嚴格的限制，政策和監管制定權基本為零。雖然代理官“在某些司法事務中其從屬程度尚不確定”，但其在大區屬地化時就是總長的下屬。在4世紀40年代初採取了另一項安全措施，作為內部管理手段的掌控模式構成了羅馬官僚機構中廣泛制衡機制的一部分，這是限制權力集中的一種古老做法。代理官、庫務審計官。從4世紀末開始，儘管代理官在司法和財政方面的監管職責並未正式減少或改變，但在實際政務運作中被逐漸繞開，某些管區尤為如此。最高領導層的行政集權削弱了代理官的重要性。將大多數的實物付稅轉換為黃金付稅後體系，從而極大降低了代理官之前作為“財政警察”的重要作用。但各個管區衰亡速度並不相同，這是根據每個地區不同情況而改變：部分管區的重要性被削弱是因為4世紀末5世紀初大權在握的大區總長利用代理官來強化自己的權力，迫使他們從行省總督身上榨取更多的價值，同時地區財政收入透過大區總長的彙報被編入帝國國家預算的細目中，但從4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大區總長利用代理官的職權，透過密切的監督或直接干預庫務部和皇室財產部的財政收入，侵犯他們的特權和獨立性，直到5世紀40年代遭到強烈抵制才結束。450年後，管區數量急轉直下，西部的不列顛管區、、阿非利加管區和已經消失，僅僅留存高盧管區和南部。而庫務部和皇室財產部的地方部門早已被削弱。儘管東部的七個管區。然而查士丁尼在542年又重新授予總督東方伯爵的頭銜並掌管原東方管區北部，在548年又重建了本都管區：任命的代理官負責維護治安，為了處理行省之間流竄的匪徒，代理官還被賦予管轄士兵和官員的軍事民事權利。廢除和的日期不得而知，可能是7世紀左右。民事管區.創立.早期所謂的“管區diocese”戴克裡先皇帝創立的民事管區的前身，具體創立民事管區的時間在近百年來一直是學者們爭議的話題。管區代理官的模式可能源於主動或被動作的作為代近衛總長行事，在近衛總長不在羅馬時被任命指揮禁衛軍，這一做法始於193-235年的塞維魯王朝。在三世紀最後的十年裡，至少可以看到4位代理官在北非、埃及和安納托利亞的行省中執行特殊任務。代理官一開始主要是管理“財政”區域官員、庫務部所對應的司法和行政事務。在325-329年又以各種方式為其增加了財政職責。地方上的“財政”管區首次出現於戴克裡先統治的第二年286年。他們由庫務部門的審計官，後在286年起被戴克裡先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儘管為了提升效率和方便管控，行省數量從3世紀90年代的47個增加到305年的100個，但行省仍然是主要的行政單位。然而屬地化的民事管區部門的合理化和削弱總長的職責，地區化政策初見成效。這些變化使得代理官比之前更能有效的控制管區的行政部門，特別是財政方面，打破了庫務部審計官的利益壟斷。戴克裡先改革與區域財政單位的出現.在287年，羅馬帝國的行政和稅款核定體系的基礎部門在超過三個多世紀的不斷調整後仍然行之有效，但戴克裡先對其進行了部分重組。改革包括一系列全國性範圍的地方人口普查作為國家財政修補和穩定計劃的一部分。過去的50年裡帝國一直面臨外敵入侵、僭主篡位和經濟衰退的威脅，這危及到了帝國的統一和存亡。財政改革的結果之一就是首次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正式預算。戴克裡先在284年將行省數量增加到47個，以加強中央政府的控制，使得地方徵稅更加容易，讓行省總督在人口較少的行省裡有更充足的時間履行職責。到戴克裡先統治末期行省數量增加到了104個。這些行省分別被劃分到12個管區下。君士坦丁改革.君士坦丁一世成為全羅馬唯一皇帝后於324年11月著手進行帝國行政部門的重組和部分合理化改革。過去政府行政高階部門的各種許可權在某些情況下十分混亂。而改革使得行政部部門更加專業化、職責更加明確。改革的焦點集中於總長一職。到3世紀晚期，總長就成為了皇帝的副手，類似副統帥“大維齊爾”，在325年三位總長的職權已經十分龐大。君士坦丁在312年擊敗馬克森提烏斯後就撤銷了總長的現役軍隊指揮權：從此總長成為純粹的文職官員。戴克裡先早期特設了一項以及在名義上擔任皇帝衛隊的指揮官。作為帝國中央集權化和對其個人總長人選能力考察的一部分，由皇帝親自任命這位負責帝國行政監管的官員。君士坦丁於325-329年之間變化，直至395年固定為四個。總長直轄其駐地所在的管區；剩餘管區由作為近衛總長助手的代理官管理，它們享用了總長的部分權威。皇帝還解除了最高書記處參與任何關於徵收和分配非貨幣化的實物付稅、運營。皇帝在近衛大區政府、最高書記處和皇室財產部三者之間的職責合理化後，確保近衛總長和代理官能夠監督甚至如有必要直接監管另兩個財政部門，而不會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他們的日常工作，他們的財政收入也依舊由國庫而不是大區政府撥付。327-328年間，君士坦丁一世將最高書記處或皇帝的親信來擔任，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改革迫使最高書記處和皇室財產部的職責和監管活動範圍的縮小，但這也正是代理官對管區行政方面獲得的權力。不過代理官與最高書記處和皇室財產部的審計官依舊組成了一個地方官員的三人委員會進行密切的工作，除了在少數管區外，他們的辦公場所都相距很近，這促進了合作並提高了效率。這一變化的標誌就是在326年將管區代理官從騎士階級第二等級的“”提升到元老最低等級的“”，而財政部門的同級官員至少在之後的40多年仍然只是騎士階級。代理官在其管理的行政中樞裡還有其他的事務。在刑事和民事審判方面，代理官掌控了管區的公務人員。經過325-329年改革後，近衛總長仍是最高級別官員；是財政和大區政府首腦；也是首席法官的四位最高將軍共享核心權利。總長在職權範圍外沒有任何權利，他們再也不能無可置疑的控制著帝國政府。然而總長擁有了徵稅和國家經常性財政支出上的職責，正如之前代理官在財政職責上所反應出的變動，總長接收了代理官和總督的絕大多數的財政報告。從330年起，代理官擁有更大的權威。組織結構和職責.全帝國龐大的政府官員大部分位於125個行省、15個管區的首府和兩個首都之中。其他地區的大多數平民很少能接觸到帝國官員，除非官員從駐地被派遣去執行特殊任務，例如財政週期內的經常性預定巡視或者總督建立全省範圍內的巡回法庭。管區是大型地區的司法區。代理官是主要的上訴法官，通常管理其轄區內的首次上訴案件。二次司法上訴則需經其同意後由法院向皇帝提出。如果被代理官駁回上訴，則交由大區總長終裁。在查士丁尼一世統治之前，這一直都是官方有記載的上訴程式給予終審判決。這一行為使皇帝和高階官員頗為苦惱，因為代理官在管區監管權上負有非常重要的行政責任，他們是除了兩都及周邊區域和總長直轄管區之外，在管區內唯一具有上訴管轄權的官員，而現在他們形同虛設。管區也是帝國最大的財政區，近衛總長過去常以此為依據編制帝國全面性預算。管區確保公共服務專案的地方監督官員，他們被要求在戰爭或和平時期，如果軍隊的人員和物資需要跨越行省，則需進行監督。代理官一職代表著榮耀。代理官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難以觸及。代理官只負責監督總督本人，而不需監管行省行政事務。除非被要求干涉，他們的職責就會轉變為對行省政府的全面管控，監督並約束其行為。相比之下，總督的職責壓力則十分巨大，總督必須嚴格按照相關規定來管理其下屬的百名職員。代理官是帝國行政系統的基礎，他們負責帝國的基層行政，管理著城市政府、成千上萬的市政官員、鎮議員和其他公務人員。從三世紀中葉開始，代理官有更多職責為帝國政府和其所在的城市政府執行更多的任務和公共服務專案。儘管代理官是管區內最重要的司法財政官員，但是他們的管理權力受到限制。代理官並非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他們無權改變正稅和附加稅的需求量、稅率，核算、劃撥、減免或新增的政策。限制代理官的自由裁量權以防止政策的偏離和貪汙腐敗，確保政策能夠充分執行。同時按照羅馬傳統將同一職權分給兩個及以上的官員。代理官、近衛總長和行政總理.從4世紀40年代初期開始，中央政府為了更好的管控代理官，每個大區和管區以及二到三個資深執政官行政區開始作為通訊官員。在此過程中，他們為各個政府部門服務，這也使他們獲得了廣泛的帝國行政和法律的經驗和知識。設立政府代理官使得皇帝在行政部門高層有了“監察人”，正如代理官為總長監督管行省。直接向和大區裡他們名義上的直屬領導彙報工作。透過這種方式，行政總理得到一項額外的控制手段來管理所有的總長、代理官和兩到三位資深執政官。行政次長的工作是人事而非文員，且不受代理官管轄，下設四位常置官員，同時還有私人秘書。行政總理。君士坦丁一世在325-326年間解除了總長對行政總理的全面控制，與此同時還為皇帝的親信設立了頭銜。此後總理成為負責國安、行政監督和通訊的大臣。至此總理的例行公事直接對接總理下屬的各個辦公室。如果需要，無論公文在何處，都能交給行政總理和隸屬皇宮的秘書處。這給予了總理管控總長，代理官和兩到三位資深執政官的手段，這也是交叉職能式行政模式另一個案例，目的在於增強政府的監視，安全和控制的能力。。這些部門之間職能相互交叉是羅馬行政常見的規則，也正因如此，代理官、最高書記處和皇室財產部的審計官以及行政次長共同在管區權力體系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行政部門的交叉和三足鼎立的模式在政府體系中無處不在，一直延續到縣市一級。這就是一種相互制衡的政策，旨在促進責任制，提升辦事和資訊收集的能力，擴大失職處罰範圍，限制官員自主權，強制進行跨部門的執法監察，將各個政府部門整合成三個等級，強化政府的安全性和中央控制力度。但這也造成了政府處理事務時間冗長，與地方通訊緩慢，缺乏有效措施來儲存和檢索政府所需的資料。同時也在財政方面建立複雜的審查體系以阻止拖延稅收、投機行為以及非法的回扣和稅務減免。管區的衰亡.在4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隨著大區作為行政權力機關的崛起，管區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瓦倫提尼安一世和狄奧多西一世從4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轉向廷臣級別集權化的政策。更大的自由裁量權讓總長能夠改變一些公務，例如改變稅款的需求量、利用高階代理官員直接管理行省等。但這樣的做法是否真夠提高效率仍然值得懷疑，這可能只會給予代理官寬泛的職權和自由裁量權。無論如何，管區逐漸緩慢的衰亡但又時斷時續，因為有時中央行政部門需要它來獲取總督實際的工作情況並監督地方行政部門。同時代理官掌控著稅收事務的監督權，於是總長也利用代理官來侵佔最高書記處和皇室財產部的職權。儘管代理官的職責從未被正式廢除，但實際上許多事務直接繞開了他們。在帝國西部，伴隨著西部羅馬當局的權威和管轄權力的衰減，管區在477年徹底消失。儘管在554年查士丁尼皇帝頒佈的《》中保留了羅馬城的代理官並恢復了義大利代理官，作為安撫元老院貴族成員的手段。然而在568年倫巴底人入侵之後的二十年裡，義大利的行政體制蕩然無存。管區是帝國國內政局穩定且不受外敵侵犯的條件下建立的，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保障帝國的職業軍隊的供給與後勤。然而5世紀起大量日耳曼部族遷徙至西部帝國境內後局勢動盪，而沒有常備軍支援，地方也就不在需要高階的行政組織結構，這就造成了管區體制的衰亡，並終結了義大利地區以外行省級別之上的帝國行政體制。在東部羅馬帝國，希臘語占主導地位，通常使用希臘術語總督督主教來稱呼代理官。教會教區.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錫尼共同頒佈米蘭敕令，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後，教會很快按照羅馬民事行政體制組建了自己的區劃體制。但是教會採用“教區diocese”一詞來稱呼主教管轄的區域單位，其區域大致只是相當於行省大小。它也並不是指代一個地區，而是作為民事行政機構。因為主教數量多於行省數量，所以教會教區一般比民事管區小得多。隨著基督教組織的發展，教會的地區單位又發展出了大主教區。到5至8世紀，隨著西部羅馬帝國隕落，舊的世俗行政結構開始動搖，主教們開始為後繼的日耳曼王國的統治者們提供額外的行政管理。羅馬元老院貴族依然如故。其社會地位與之前在帝國政府擔任的職位相關，依舊在地方政府擔當要職，補足了教會管理剩餘的真空地帶，他們直到6世紀才徹底消失。帝國舊貴族體系徹底崩潰後，許多原貴族被吸納到教會中，一些權力從世俗官員轉移到了宗教領袖上，這是教會和國家緊密結合的必然結果，也被稱為政教合一，但皇帝、國王和公爵們依舊凌駕於教會之上。在羅馬民事管區消亡前，教會的區域管理體系和管轄權基本上與其保持一致。一千年之後，奧斯曼帝國征服東部羅馬帝國後也有一個類似的過程，最後殘存的羅馬文明體制被徹底掃除。雖然古代的教區逐漸被細分，但是直到現代，其邊界依舊和早已消失的羅馬行政區劃保持一致。司法轄區.在古羅馬。“diocese”可以描述司法裁判官的管轄範圍，實際上是法院轄區。這個術語當時羅馬在亞洲設立的大型資深執政官行省下的行政安排。這種轄區是行省下轄的一個分割槽，以該地首要城市命名，總督在其任期內必須到每個轄區審理案件難以走遍整個行省，於是不得不頻繁的指派司令官代為進行巡迴審判。直到加里恩努斯統治時期，皇帝有時會直接任命元老院行省的資深執政官而不是像亞細亞行省和阿非利加行省那樣進行行政改組。皇帝通常任命這些資深執政官時還會伴隨著派遣到大型行省劃分的“轄區diocese”中。這裡的“轄區diocese”並不能和近衛總長下屬的代理官統治的“管區diocese”混淆。“diocese”一詞還指代城市中市法官具有管轄權的區域領土。“diocese”的希臘語“dioikesis”在此語境下應該對應拉丁術語“reg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