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奧格佐

保羅·奧格佐，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7月間連續殺害8名女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格佐任職於德意志國鐵路，在柏林城市快鐵系統中的通勤鐵路部門工作。戰爭期間，為儘量減少盟軍空襲所造成的破壞，柏林城中的燈火管制是常態，而奧格佐便利用這一條件在9個月的時間內連續犯下針對女性的強姦案以及謀殺案。奧格佐最終被刑警逮捕，於Plötzensee監獄被處決。背景.早年生活.此人生於德意志帝國東普魯士muntowen的一個村莊，是一個名叫marie saga的農場工人的私生子。Saga的父親隨後為自己的這個孫子填寫了出生證明，證明上的名字為paul saga 。1924年，12歲的saga被一個來自哈弗爾蘭縣的農夫johann ogorzow收養，後來paul改姓orgozow並移居到了柏林附近的瑙恩。起初保羅·奧格佐在他的養父的農場做工，之後在哈弗爾河畔勃蘭登堡的一家鑄鐵廠找到了工作。成年生活.奧格佐於1931年加入納粹黨，次年加入納粹黨準軍事組織衝鋒隊。在1933年納粹奪權後，奧格佐在黨內的晉升速度並不快，直到他因犯罪被捕時，他也只是一個親衛隊小隊領袖。1934年，奧格佐成為了德意志國鐵路的一名鋪軌工人並在組織中穩步晉升，最終成為了Berlin-rummelsburg火車站的一名訊號員。卡爾斯霍斯特也是後來奧格佐的主要犯罪區域。1937年，奧格佐與一個名叫gertrude ziegelmann的女售貨員結婚，此人比奧格佐年長兩歲。二人婚後育有一兒一女。起初，二人及其子女與奧格佐的母親一起住在柏林市的laubenviertel區，這一區域的民房基本都是分配住所、公寓樓以及棚屋，居民基本均為工人階級。後來這一家又搬到了位於卡爾斯霍斯特郊區的另一座公寓樓中，此處接近奧格佐的工作地點。別人經常看到奧格佐陪自己的孩子玩並在自家附近的花園中逗留，還在後院裡照顧一個小櫻桃果園。後來，在對奧格佐的審判中，他的妻子表示丈夫經常表現出暴力傾向以及施虐傾向，並不斷地無端指責妻子對自己不忠。奧格佐每天都去上班，交通方式不是坐火車、走路就是騎腳踏車。總的來說，他的同事們對他的看法還不錯，同事們都覺得他可靠且工作能力強。奧格佐經常能同時操作訊號燈以及電報機。儘管他經常在zobtener路附近的區域工作，但他還是經常接到要求他前往快速鐵路的路線沿途的各個地點的任務，並且一直都穿著制服。罪行.早期罪案.奧格佐在被捕後向警方詳細地講述了他的犯罪細節，這也讓警方能夠更加準確地重構他的罪行。1939年八月末，奧格佐在與家人一同住在卡爾斯霍斯特時就已經犯下多起暴力襲擊案件，他在柏林的腓特烈斯費爾德地區隨機挑選受害者進行性侵犯與強姦，受害者數量達到幾十人 。當時該區域內的居民主要是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徵召的獨居家庭婦女。正是這些防禦力低下的婦女成為了受害者群體。在這一地區發生的有警方記錄的性侵與強姦案就達到了31起，後來證明全部與奧格佐有關。在施暴過程中，奧格佐會令受害人窒息或是用刀進行威脅，或者用鈍器擊打，所有受害人都宣告，襲擊者穿著鐵路工人制服 。也就是在這一階段，奧格佐開始試圖殺害其中一些受害人，但無一成功。在1939年8月至1940年7月間，奧格佐襲擊並捅傷了3名女性，三人後來均痊癒併成為證人。1940年8月，奧格佐在柏林快速鐵路列車內強姦一名女性，隨後用鈍器將其擊傷，受害者之所以能生還，只是因為奧格佐以為失去意識躺在地上的她已經死了。1939年9月的另一次殺人未遂的受害者不僅逃過了被扼殺的命運而且還在被從行進中的列車上拋下後生還。奧格佐後來在一個快鐵車站再次試圖實施強姦時遭到了又一次挫敗，這次是因為他沒注意到受害人的丈夫和丈夫的兄弟也在場，受害人的家人在聽到她的尖叫聲後救走了她。這次奧格佐在被暴打後成功脫逃。在這次千鈞一髮的經歷過後，奧格佐改變了犯罪手法，隨後的所有受害人也正是均死於新手段。謀殺.1940年10月，奧格佐重新開始犯案，這次他把犯罪地點集中在betriebsbahnhof-rummelsburg車站和friedrichshagen車站之間的那9公里長的鐵道上。由於當時柏林城中實行燈火管制，所有列車客車車廂內部的照明都被關閉，奧格佐就埋伏在黑暗的空車廂中等待獵物到來。奧格佐所依仗的一大要素就是獨自一人的女性乘客一般都不會對看起來像是要查票的鐵路員工起疑。受害人一旦走神，奧格佐便開始施暴，他會用一根兩英寸長的包鉛粗電話線勒受害人，或是用鈍器擊打其頭部。奧格佐於1940年10月4日犯下第一起謀殺案，受害者是一位名叫gertrude“gerda”ditter的20歲女子，她當時已有兩個孩子，而她的丈夫當時正在軍隊中服役。奧格佐在受害人位於柏林的家中將其捅死，受害人在案發前還以為二人要進行一場幽會。兩個月後，奧格佐又殺了他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受害者，12月4日晚上，他殺害了快鐵乘客elfriede franke，他用一根鐵棍擊碎了受害人的頭骨，隨後將其屍體從快速行進的列車上扔了下去。就在殺害franke的不足一小時以後，奧格佐又在街上遇到了19歲的正在走路回家的irmagard freese，奧格佐隨後實施強姦並用鈍器殺害了freese。12月22日，鐵路工人發現了奧格佐的第四位受害者奧格佐，Elizabeth bungener。當時她已被拋屍在鐵道旁邊。屍檢表明她死於顱骨碎裂。六天後，即1940年12月28日，警方在早上找到了gertrude siewert，她在被奧格佐襲擊後被從列車上拋下，她已患上失溫症並經受了多處重傷，雖然被緊急送往醫院，但她還是在第二天死亡。1941年1月5日，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一位名叫hedwig ebauer的已懷有5個月身孕的女子在快速鐵路的軌道附近被發現。奧格佐沒能成功勒死她，隨後便把還活著的受害人拋下列車，向前一位受害者一樣，ebauer當日便在醫院中死亡，至死也未能恢復意識。2月11日，奧格佐的第七位受害者johanna voigt的遺骸被發現。屍檢表明，受害者死於鈍器對頭部的多次擊打以及在被拋下列車後所受的傷。由於案情高度相似，所有7宗謀殺案均指向同一名兇手 。調查.之前的兩名在被強姦又被扔下列車的倖存者能夠清楚描述遇襲細節，二人均表示行兇者是一名穿著黑色鐵道工人制服的鐵路員工。到了1940年12月，在其他案件事發後，警方開始尋找符合受害人描述的兇手。但是，當時納粹德國的所有國內新聞報道不是被各種政府部門高度控制就是遭到高度審查 ，對快鐵殺手這類案件的報道在當局看來會破壞德國人民的戰時士氣。受約瑟夫·戈培爾領導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是當時最主要的審查機構，該機構甚至向所有德國記者頒佈了命令，限制他們對快鐵殺手一案的報道。另外，處在親衛隊高階突擊隊領袖wilhelm lüdtke管理下的柏林警方也不能公開地向群眾徵集相關線索，也不能警告民眾在晚上乘列車出行有危險。Lüdtke只能派出他手下最好的探員來隱秘處理此案。截至1940年12月，警方已展開行動，柏林城中的8000名鐵道工人中已有5000人接受了盤查 ，快鐵周邊地區的巡邏警力也達到此前的兩倍。納粹黨還專門派出特別人員對在晚上乘車的獨行女性進行貼身保護。一些喬裝成女性的警方探員以及女性探員在二等客車中充當誘餌，試圖直接抓住企圖再次行兇的兇手。其他探員則裝扮成鐵道工人，在每一個車站，每一名乘客都遭到監視。奧格佐甚至自願報名在夜間護送獨行女子。儘管付出大量警力，柏林刑警僅僅抓住了幾個和案件無關的輕案犯。但警方的行動卻打草驚蛇，奧格佐在犯下第七件謀殺案之後的5個月裡未再犯案，最終，在1941年7月3日，他殺害了第八名也是最後一名受害者，35歲的frieda koziol。奧格佐的作案手段還是先奸後殺，用鈍器擊打至死，而案發地點也是他兩年前開始進行性犯罪的腓特烈斯費爾德 。逮捕和定罪.奧格佐曾經常向同事們表達自己的厭女情緒以及對殺戮的幻想，最終在他犯下最後一樁謀殺案後被調查人員鎖定。一名同事向警方報告，奧格佐經常在工作期間爬到火車站的圍牆之外，而奧格佐對此的解釋則是他要翻牆去見一個丈夫在國防軍中服役的有夫之婦 。Wilhelm Lüdtke隨後親自檢查了奧格佐的鐵路工人制服，其上均有多處血跡，奧格佐隨後於1941年7月12日被刑警逮捕。審訊過程極具恐嚇意味，審訊室是一件僅有一個燈泡提供照明的小屋，警方找來倖存者與之對質，證物則是裝在托盤裡的數名被害人的頭骨。奧格佐隨後向Lüdtke認罪，但同時將自己的連環殺人罪行歸咎於酗酒以及一名猶太醫生未能治癒他的淋病。奧格佐在因謀殺而被起訴的前一天被開除了納粹黨籍 。最終，奧格佐承認自己犯下8起謀殺罪、6起謀殺未遂以及31起包含強姦在內的襲擊罪。7月24日，他很快在柏林地區高等法院被判處死刑，證據確鑿且有8名目擊證人在場。最後對他提出的起訴是暴力犯罪。隨後，奧格佐被納粹政權宣佈為人民公敵，並於7月26日在plötzensee監獄被用斷頭臺執行死刑。對二戰以及納粹德國社會的影響.戰時情況.歷史學家roger moorhouse認為當時的柏林刑警在辦案過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共同阻撓。首先，納粹政府實行了嚴格的戰時媒體審查制度，目的是避免恐慌的散播以及家園前線計程車氣遭受打擊。如此限制也意味著每一樁案件的公開細節少之又少，極大地阻礙了案件的偵破。第二，由於當時正在發生的盟軍針對德國首都的空襲，德方實行的燈火管制在一方面是避免重要目標受到空中打擊的必要措施，而在另一方面則也為犯罪行為提供了有利條件。奧格佐本人便是利用了燈火管制來跟蹤並殺害受害者，最後還能在黑暗的掩護下逃離一切監控。快鐵的執行.柏林快鐵在當時的安全條件不佳，這也就意味著柏林刑警需要處理的意外死亡屍體數量極大，既有死於鐵路意外事故的人，也有死於盟軍空襲的人，這也造成了法醫部門的案件積壓，警方以及城市醫療服務也經受著極大壓力。納粹主義教條.納粹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包括反猶太主義、仇外情緒以及德意志人種的優越性理論，調查此類案件也就意味著承認一些種族概念上的“德意志人”。儘管證據不足，但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當地的一些猶太人也經常被想當然地和謀殺扯上關係。在很多案件中，倖存者往往最終會指認出兇手是德意志人，然而有時犯案者是納粹黨老黨員或是衝鋒隊老成員的事實又會影響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