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

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是1936年初至1938年春期間，負責開展對東北軍工作的中共中央機關。歷史.1935年11月，剛剛長征抵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發起直羅鎮戰役，全殲東北軍一個師外加一個團，紅軍在陝北紮下根來。1935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和政委毛澤東聯署公佈《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提出只要東北軍不打紅軍和陝甘蘇區，紅軍便願意和他們互派代表，訂立抗日作戰協定，組成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不論哪一派的軍隊，也不論從前有沒有打過紅軍，都一律歡迎同他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1935年11月26日，毛澤東寫信給在陝北蘇區西南駐防的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代軍長董英斌勸其速與紅軍議和，呼籲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並孤立蔣介石張學良的“抗日反蔣”的策略，仍稱張學良為“賣國賊”。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即成立中共中央聯絡局，李克農任局長。1936年1月，原在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團長高福源到東北軍駐地甘泉勸降，被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得知後，1月8日在洛川見了高福源。張學良也親自駕機到洛川與高福源談話。王以哲、張學良對中共抗日主張表示贊成，張學良表示願意親自與中共方面全權代表就抗日問題進行商談。為此，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派李克農隨高福源前往洛川，1月19日與張學良會談。從此中共與張學良方面開始了正式接觸。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劉志丹等聯名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將士書》，表示願意與東北軍聯合起來，組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共同抗日，提議雙方互派代表共同協商抗日的具體辦法。1936年2月21日李克農一行4人再次前往洛川，李克農首先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會談，達成了紅軍與第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復紅區與白區通商”等5項口頭協議。3月4日下午15點至3月5日凌晨5點，李克農與張學良會談，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建立電訊聯絡、中共派代表常駐西安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初步協定。張學良提出，請毛澤東或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到膚施進一步會談。3月5日張學良與李克農秘密會談當天，駐洛川的第六十七軍副官處的軍統骨幹劉宗漢就將李克農來洛川情況及達成的協議內容密報了軍統局領導人戴笠，內容十分詳盡、準確。戴笠“急電飭西北工作人員嚴密偵查，隨時報告外”，兵立即報告了蔣介石，“附呈六十七軍張貼之赤匪宣傳品一紙”，內容是“鉛印新聞紙單面《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6年4月9日，應張學良的要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來到膚施、李濤和邊章五等協助工作，主要任務是爭取東北軍停止內戰、與紅軍聯合抗日。中央東工委成立不到一個星期，5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題研究東北軍工作，會議聽取朱理治報告後，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發言，總的精神是要在抗日問題上進一步接近東北軍，爭取東北軍中的大多數；強調紅軍和東北軍都是抗日的部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對東北軍的政策不是瓦解它而是鞏固它，要幫助東北軍在內部成立抗日會、俱樂部等組織，以團結其左派，打擊法西斯反動分子。1936年6月，全國形勢鉅變：以“反蔣抗日”號召的兩廣事變暴發，華北宋哲元、山東韓復榘、四川劉湘等地方諸侯紛紛派代表到西安遊說張學良；紅二、六軍團在川康邊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取消了第二中央，聯合揮師北上抗日。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擬定了《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共十條，1936年6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批准實施，對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方針、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確指示，檔案規定了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的基本策略，即“上層統一戰線與下層統一戰線同時並進與互相配合”同時並進。根據這一指示，紅軍部隊和地方黨政機關，都專門設立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機構：東北軍中應該有共產黨的小組與支部在東北軍中間，應該吸收最優秀的分子到共產黨內來。東北軍中凡願意加入共產黨的，我們必須加以必要的選擇與考察，共產黨的組織應該完全是秘密的，小組間暫時不發生橫的關係。但共產黨員的活動除黨內生活外，應該完全是公開的。因為共產黨員在東北軍中的主要任務，就是組織與團結東北軍中一切抗日救國的積極分子，使東北軍成為一個堅強的抗日軍隊，他們在東北軍中完全以抗日的積極分子的面目出現。在東北軍的領導核心中，應該有共產黨的精幹的小組，以實現共產黨在東北軍中的一切策略與決定。共產黨的組織愈有力量，則東北軍亦愈是堅強。必須排斥共產黨的發展會瓦解東北軍的思想。在每一〈個〉可能的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派出最好的同志到東北軍內部去進行工作，並在裡面發展黨的組織。為了將來開展的形勢，我們現在即應該培養與訓練一批專門到東北軍中去的幹部。所謂“下層統一戰線”，即針對東北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的統戰。中共認為東北軍內部的抗日情緒呈現“不平衡不一致”的特點：東北軍諸多高階將領不願意冒抗日風險；而大量的少壯派官兵對東北淪陷比較痛心，傾向“打回老家去”心態。中共據此判斷“中下級官兵中間的抗日情緒是很高漲的，這就便利於我們抗日救國的宣傳與活動”。下層統一戰線採用“外面工作”與“內面工作”相結合的具體方法。“外面工作”主要是在兩軍駐防交接地帶“利用我們的宣傳品、喊話、談話、聯歡、慰勞、演劇等等方式，去影響東北軍”，中共中央明確要求改變先前那種標語口號式的“高談闊論使人厭煩的宣傳”，要多多利用演劇等“普遍深入、通俗簡明”的宣傳鼓動方法。要“加緊最有把握方面的下層官兵工作”，使用各種文藝形式，“動員所有的我們的戰鬥員、游擊隊員、赤少隊員、機關工作人員，同他們中下級官兵舉行談話、宣傳、聯歡、唱歌、演戲，把他們當作自家人，同他們各單位甚至一連、一排、一班進行瞞上不瞞下的協商，敷衍上級進攻命令，……這樣把六十七軍從政治上轉變為可靠的抗日軍”“內面工作”就是在東北軍中建立中共黨組織為基礎“在東北軍中創立堅強的領導的核心”，從而“使東北軍的下層官兵在抗日救國的政治目標下團結起來，給東北軍造成一個堅強的下層基礎與推動的力量”，推動高階將領乃至於整個東北軍成為抗日友軍。周恩來親自指導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東北軍工作幹部訓練班，並把在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直羅鎮戰役中俘虜的東北軍3個師的中下級軍官120餘人，集中在瓦窯堡開辦學習班。書記劉瀾波，組織委員孫達生、宣傳委員苗浡然。下設群眾組織黨團成員孫達生、宋黎、張坦之。“東工委”發起者孫達生回憶，東工委直接由周恩來與李克農領導，前期核心主要是劉瀾波、苗勃然、孫達生等早期潛伏在東北軍的中共地下黨員；“東工委”及地下黨員“在東北軍中完全以抗日的積極分子的面目出現”“組織與團結東北軍中一切抗日救國的積極分子”“幫助東北軍去發現、物色與教育一批東北軍自己的勇敢積極的分子，使他們組織成為一個堅強的核心，經過它來推動整個東北軍中抗日救國的工作”“在東北軍中間，應該吸收最優秀的分子到共產黨內來”張學良與周恩來等人的會晤中表示“東北軍有抗日情緒，但無組織，且求不到得力人材”，感嘆“自己連教導團或隨營學校都沒有”。1936年6月末，在西安王曲地區，劉瀾波、劉鼎等與張學良共同組織了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少壯派軍官為主體的王曲軍官訓練團。名譽團長是蔣介石，實際團長張學良，副團長為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前辦四期共計500餘人。參訓的少壯派軍官“經張學良將軍與劉瀾波等人審定，其中多數人是從特別人事檔案裡選擇出來的”，主要是“連長以上、團長以下的現任軍官”，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秘密參與其中。1936年7月5日劉鼎到安塞，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彙報東北軍內部的工作，中央認為在東北軍內部師旅團的中高階軍官的統戰工作薄弱，應突擊做工作。7月6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征前線的彭德懷：“劉鼎來，佈置了那邊的工作，那邊的工作大有希望。”葉劍英、朱理治二人留在陝北專門對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突擊”宣傳計劃，派劉仲明專門做一〇七師的工作，馬文瑞專門做鄜縣一二九師的工作，且一律設法隨軍行動。王以哲軍長、劉多荃師長信守諾言，在陝甘蘇區被嚴密封鎖的情況下，從西安給紅軍購買運輸了四十輛大卡車冬裝。1936年7月2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問題時發言指出：這個時期的工作委員會有很大的進步，可謂很好的模範。過去我們確定的工作方針是：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游擊戰爭；第三，建立聯合戰線。以後的工作方針還是這三條，但次序要變更，把建立聯合戰線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建立聯合戰線的工作，應大家出馬，不應關起門來。不僅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級的工作。紅軍的行動應配合這一工作。1936年8月29日晚，西安發生“豔晚事件”——蔣介石下令逮捕劉瀾波、孫達生、馬紹周、慄又文。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調統室抓捕了宋黎、馬紹周、關時潤，押解途中被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攔截，楊虎城通知了張學良，張學良接回了宋黎，保護性逮捕了劉瀾波、孫達生，派兵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1936年9月中旬劉瀾波出獄。1936年8月底，中共中央決定地下黨組織“東工委”由中央直接領導，派朱理治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到西安直接領導，劉瀾波仍為東工委書記，增補鄒魯風、項乃光為巡視員，宋黎為“東工委”委員。“東工委”領導下實際掌握了張、楊部的一些重要報刊：除了“東工委”系統，中共其他各組織還先後派遣大批黨員、左翼文藝人士進入東北軍工作，自成系統：1936年8月，中共中央指令左聯全部解散，將廣大左翼作家儘量投入統一戰線。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採用“逼蔣抗日”的總方針。9月，中共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共同結成反日聯盟。張學良派東北軍少壯派的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建立了秘密政治組織“抗日同志會”，張學良為抗日同志會主席。9月東工委幫助張學良建立了“東北軍學兵隊”，負責人宋黎，“東工委”竭力幫助張學良改造東北軍。據張學良衛隊營營長孫銘九所說，學兵隊前後三期共400多人，“隊員大部分是從北京找來的，是透過中共地下組織秘密介紹來的積極抗日分子，其中有大學生、中學生和社會青年，很多人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和參加過‘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也有一小部分是共產黨員”。孫達生出獄後，與從上海被派到西安的徐明清接上組織關係，委派徐明清做東北軍的家屬工作，任東工委下屬婦女支部書記。1936年10月4日至11月5日，葉劍英在西安，做張學良、東北軍的工作。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地下黨安排西安市文化界教育界各統戰團體舉行了三次規模較大的魯迅紀念活動，張學良、楊虎城敬送花圈表示支援。左翼文化人掌握的各類報刊大量刊載魯迅逝世的訊息和紀念文章。東北軍學兵隊於10月19日當天舉行“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紛紛演講緬懷魯迅。1936年11月中旬，劉瀾波受“董道泉案”牽連，隨黃顯生赴河北的第五十三軍；孫達生赴陝北；由組織部長項乃光接任書記，苗浡然接任組織部長，宋黎任宣傳部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在陝西三原建立了紅軍聯絡站，不久紅軍聯絡站遷至西安市七賢莊一號院，改稱紅軍聯絡處，是半公開的辦事機構，大門外掛“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三十八軍教導隊通訊訓練班”的牌子，工作由葉劍英負總責，李克農、張文彬、李濤先後擔任秘書長。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明確指示紅軍各部決不能趁火打劫，“堅持不收東北軍一人一槍一彈的原則”，拒絕收容主動要求加入紅軍的東北軍部隊。這使張學良楊虎城非常感動，認為紅軍是真正抗日的友軍。1937年二二事件發生後，周恩來、葉劍英派東工委書記劉瀾波和黨外人士盧廣績、燕庚奇去高陵，向劉多荃、繆澄流轉達中共反對東北軍少壯派殺害王以哲軍長、堅決反對二二事件的立場，希望劉多荃、繆澄流以大局為重，停止對西安用兵，維護“三位一體”團結抗日的局面。中共把應德田、孫銘九等9名製造了二二事件的東北軍少壯派轉移到邠州，避免東北軍的自相仇殺。1937年3月間，東北軍東調河南、安徽、江蘇等地。1937年4月，朱理治在西安召開東工委總結會議，傳達中央決定：項乃光任書記、高錦明任組織部長，伍志剛上委書記，組建了“東北救亡總會”，宋黎為東北特委群委書記；成立東北軍上層工作委員會，苗浡然為書記，解方、王再天、賈陶等任委員。。抗日戰爭暴發後，由於東北軍以軍為單位分散在各戰區，中共的東北軍的工作從半公開轉入秘密，1938年春撤銷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軍為單位建立秘密黨組織，不發生橫的關係，各自獨立工作。1940年6月，因東北軍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項乃光被捕後投蔣，東北軍中的黨組織與黨員全面暴露，解方等奉命緊急撤離回到各抗日根據地。中工委與東工委的領導人.1936年5月成立中工委：東工委領導的重要領導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