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白克

查爾斯·「查克」·雷金納德·白克，英國的遠東商人和業餘騎師，與兄長A·W·白克同是上海祥茂洋行合夥人。白克生於上海，父親A·R·白克是祥茂創辦人之一。早年跟隨兄長被送到英國接受教育後，他於1890年代初返回上海加入祥茂，並與兄長一同於1897年接替退休的父親成為祥茂合夥人。祥茂除了從事生絲和廢絲業務，也包攬地產和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到白克兄弟接手後還開展英屬馬來亞的橡膠和地產事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政府在1918年向祥茂在內多家上海和香港商號徵用船隻作戰時用途，但戰後港府被指計劃把徵用船隻的收益用於香港的民生事務，而非撥歸受影響船東，引起船東不滿。港府後來更於1922年透過《彌償條例》，免除港府責任，促使白克對港府作出多番批評。在商業工作以外，白克及其兄長曾經是遠東十分有名的業餘騎師之一，其中白克本人於1909年至1912年和1916年合共五度贏得香港打吡大賽。熱愛賽馬運動的香港總督梅含理爵士甚至稱頌白克是「難望項背的小夥子和難被擊倒的勁敵」。在華工作四十多年後，白克於1934年退休返回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祥茂洋行於1947年在香港開設分公司，到1949年中國大陸主權易幟後，祥茂在中國大陸的業務陷入停頓，獨留香港分公司繼續運作。1950年，白克在英逝世，終年75歲。生平.早年生涯.白克是英國人，1874年7月29日生於上海租界，父親艾伯特·羅布森·白克。上海事業.祥茂洋行於1877年由查爾斯·克勞姆的秘書。另外，透過英法產業有限公司，祥茂在上海租界，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也擁有大批地產。白克在英國完成教育後，首於1890年代初返回上海加入祥茂洋行，成為絲師。克勞姆於1896年逝世後，白克與其兄長翌年均獲父親安排成為新合夥人，而祥茂洋行的英文名稱也由原來的「Cromie and Burkill」改成「A. R. Burkill and Sons」，但中文名稱維持不變。1898年，白克的父親決定退休返英定居，於是祥茂由留守上海的白克和兄長兩人全權打理。白克與其兄長接手後，祥茂於1900年把總部由原來的江西路遷往九江路一座更大的商業大樓；後來又委任在祥茂工作多年的陳炳謙為華總理，協助拓展業務。步入1910年代，白克兄弟還開始投資英屬馬來亞的橡膠和地產事業，使祥茂的業務更趨多元化。其中，由白克擔任主席的相關公司包括哥打巴魯橡膠公司，也曾經由白克長期擔任董事局主席。香港《彌償條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政府於1918年4月實施一項航運管制計劃兼任航運管制委員會主席，負責徵用包括祥茂洋行在內等多家商號旗下於香港或上海註冊的船隻，用以支援英國的戰時需要。被徵用船隻的船東起初認為港府賠償不足，但出於國家利益，都願意讓港府在非常時期根據有關計劃徵用船隻。然而，大戰在1918年11月完結後，有關船東在1919年底從港府披露的帳目細項中發現，港府竟把徵用得來的船隻用於航運用途，從中獲利超過223萬港元，但這筆款項從未上繳英國政府作抗戰用途，而英政府也沒有向港府要求上繳該筆款項。受影響船東認為，港府沒有把計劃所得的收益上繳英國，是違反計劃原意，於是尋求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計劃收益。就此，由白克部份持股的上海渥隆輪船公司卻在1920年1月29日舉行的定例局會議上宣佈，港府會把計劃收益用於在九龍興建酒店和房屋，以及支援香港大學的發展。為了化解分歧，雙方於1920年8月同意暫緩涉及「渥隆號」的法律訴訟，以便先尋求解決方案。隨後，由於當年主管航運管制計劃的符烈槎在1921年1月返英休假，事件於是一度擱置下來，以待他返港視事後再續。期間，包括祥茂和渥隆在內共八家上海和香港商號曾於1921年6月就其中九艘曾被港府徵用的船隻向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呈交請願書，同時尋求香港西商會協助，要求港府把計劃收益撥歸船東，而非用於香港的民生事務。雖然如此，律政司金培源向被徵用船隻的船東作出賠償。換言之，草案一旦透過，一眾受影響船東將無法爭取討回他們認為應得的賠償。及至1921年12月符烈槎返港視事後，港府雖曾嘗試與商東斡旋，但未能成功，這促使定例局於1922年8月3日恢復對《彌償條例草案》的二讀。在恢復二讀當日，定例局特准代表船東一方延聘的大律師晏禮伯宣讀請願書；但身為署理輔政司的符烈槎在回應時解釋，香港的航運管制計劃及其賠償比率均由英政府制定，港府僅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以確保計劃有效實施。此外，他一方面強調航運管制計劃的原意並非要賺取收益撥歸作香港的民生用途，但另一方面他指出港府有責任參考英國的《1920年彌償法令》展開本地立法，意味港府不具備把計劃收益撥歸船東的權力。在得到定例局內非官守議員支援下，《彌償條例草案》結果在同年8月17日三讀透過成為法例。儘管港府成功透過《彌償條例》，但事件餘波未了。1923年6月7日，賚賜洋行，但礙於《彌償條例》而免除責任。他認為，船東在戰時已經要支付特別高昂的維修費用和船舶保險費用，如果無法討回船隻被徵用期間賺取的收益，無疑大大加重受影響船東的財政負擔。馬勒甚至在會上歸咎於港府的航運管制計劃和《彌償條例》，是導致其公司清盤結業的直接成因。同年6月22日，上海《字林西報》再刊出由馬勒和白克分別撰寫的公開信，其中馬勒在信中整理出他對港府的種種指控，包括：港府假意拖延「渥隆案」以便趕及《彌償條例》立法。至於在另一封公開信，白克質疑所有船東一直以來被隱瞞港府有為徵用船隻購置戰時保險的事實，並批評符烈槎屢次搬出英政府作為擋箭牌是在「轉移視線」。面對馬勒和白克的種種指控和批評，符烈槎在1923年7月26日向定例局提交《1917年至1923年香港航運管制報告書》，逐點反駁兩人的指控。符烈槎除了在報告書中詳細敘述航運管制計劃的背景和落實經過，並指出：港府是按照英政府指示參考英國的《1920年彌償法令》，展開《彌償條例》的立法工作；其他英國殖民地政府也有進行類似的立法工作，統一地免除各地殖民地政府在戰時的一些法律責任。符烈槎在報告書中進一步反駁，馬勒提出自動清盤的賚賜洋行有限公司其實是賚賜洋行旗下一家遲至1918年才成立的子公司，而且根據官方記錄該公司從航運業務賺取可觀收益，因此其清盤與港府無關。對於白克聲稱港府隱瞞為徵用船隻購置戰時保險，符烈槎指出港府早於1918年3月已向所有參與計劃的船東發出通函，說明港府會為被徵用的船隻承保；由於白克在公開信中也曾引用同一通函，符烈槎認為白克不可能毫不知情。對於港府被指刻意拖延「渥隆案」，符烈槎引用雙方代表律師的往來書信，說明是渥隆一方在1920年8月主動提出暫緩訴訟，而非港府。再者，殖民地大臣是在四個月後的1920年12月28日發出通函，指示各殖民地就《彌償條例》立法。該通函遲至1921年2月13日才抵達香港，所以並不存在港府為了《彌償條例》立法而刻意拖延「渥隆案」。報告書在1923年7月發表時，香港法院仍在審理一宗由10家商號就徵用船隻一事向港府追討計劃收益的訴訟。就在報告書發表後不久，主審的時任香港正按察司戴華士爵士在同年8月引用《彌償條例》，正式裁定興訟的10家商號敗訴。晚年生涯.在華工作四十多年後，白克與其兄長兩人相繼於1934年和1935年退休返回英國。祥茂洋行的在華事務繼由威爾伯特·梅勒有限公司。到1949年中國大陸主權易幟後，祥茂洋行在中國大陸的業務陷入停頓，獨留香港分公司繼續運作。白克返回英國後定居於伯克郡沃特漢聖勞倫斯有限公司繼續經營大馬橡膠業務，另外也在港經營醫藥化學品和醫療儀器等的進口業務。個人生活.白克於1908年4月18日在英國倫敦娶瑪喬麗·斐倫是協隆洋行合夥人，曾於1898年至1899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在商業工作以外，白克及其兄長曾經是遠東十分有名的業餘騎師之一，直到1920年代，白克都活躍於上海和香港兩地的馬場。其中，他曾於1909年至1912年連續四年勝出香港打吡大賽；當中首三次是為麼地爵士策騎，而第四次是為遮打爵士策騎。1916年，他再一次為遮打贏得當年的香港打吡。熱愛賽馬運動的香港總督梅含理爵士早年擔任輔政司期間，曾於1909年出版《香港小型馬匹和成年公馬競賽摘錄》一書，書中尾部對白克兄弟有以下的讚賞：除了賽馬運動，白克也曾在上海租界擔任中國汽車偕行社社長。英文資料.中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