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

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設立的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或上海中央局領導下，負責國統區文化工作的秘密機構。目的是與中國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援其思想。歷史.1928年5月，江蘇省委書記項英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代理省委書記。1928年7月，江蘇省委決定將創造社、太陽社的三個黨小組合編為一個支部——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李富春找潘漢年面談，委任潘漢年為支部書記。此前，潘漢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負責文化、出版及文藝界聯絡工作，由光華書店發行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說集《離婚》。1928年10月，根據黨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指示，潘漢年找沈端先。由於缺乏組織工作經驗，“作協”成立以後，沒有開展起什麼活動，只剩了個空架子，不久便自然消亡。但為以後左聯積累了經驗教訓。1928年冬，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潘漢年仍任書記。1928年至1929年是白色恐怖最慘烈的時期，但進步文藝團體之間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非常激烈，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大論戰。論爭的雙方是：這一時期，黨中央忙於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的撲殺，內與“陳託取消派”激烈鬥爭；紅軍也正在湘贛邊界地區苦戰，沒有精力來處理文藝界的問題。1929年6月底，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指出“宣傳教育是實現黨的任務的經常的基本的工作”，並提出 “中央宣傳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組織，應當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文委負責“指導全國高階的社會科學團體，雜誌，及編輯公開發行的各種刊物和書籍”。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與周恩來聽說了魯迅被圍攻的事情，當場表態認為創造社、太陽社這樣圍攻魯迅不對。1929年10月，潘漢年開始籌建左聯，召集“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鄭伯奇，潘漢年任書記，並主編“文總”的機關刊物《文化鬥爭》。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潘漢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馮雪峰接替“文委”書記職務。1932年，為反擊“文化圍剿”，陽翰笙與田漢等“文總”各團體負責人共同籌劃，抽調金山、趙丹等“劇聯”成員，聶耳、呂驥、賀綠汀等音樂人開闢電影戰線，拍攝進步電影，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心。陽翰笙代表“文總”黨團，著力培養聶耳、王瑩、陳波兒等青年藝術工作者入黨，成為進步電影骨幹。左翼電影戰線逐步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電通、天一等電影公司。1932年11月創辦了文總機關刊物《文化月報》。1933年3月和8月又建立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等團體。陽翰笙任“文總”黨團書記。1933年1月初，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遷往江西瑞金，同時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黨在國統區的工作，負責保持和溝通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之間的聯絡，加強全國各地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的聯絡。中央文委改由上海中央局領導。1935年2月，文委領導成員遭到大逮捕，僅1935年2月19日，就有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傑、組織部何成湘、宣傳部朱鏡我、秘書處張唯一；當天晨陽翰笙在南京的家裡被國民黨抓捕，同田漢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橋監獄；以及文委的林伯修、許滌新等36人同時被捕。文委五個領導成員中，只有周揚和夏衍倖免。文委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絡。“文委”和“文總”領導下的“八大聯”還有130餘名文藝界黨員在沒有上級領導和活動經費的情況下，以文藝活動等形式頑強地開展工作。當時，周揚的公開身份是正在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作家，夏衍在電影公司工作，胡喬木是一名中學教師，他們透過這些公開活動賺錢餬口並掩護開展地下鬥爭。夏衍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們處於一個非常奇特的狀態，一方面是愛國群眾運動一浪高於一浪，另一方面是我們在白區得不到一星一點黨中央和紅軍的訊息，內外反動派通訊社和報章宣傳的是‘剿共大捷’之類的謊言，連遵義會議這樣的大事我們也一無所知。”1935年7月，左聯黨團書記周揚和社聯接上關係，並召集各聯負責人開會研究今後工作，會上推舉周揚擔任新的文委書記，重建後的“新文委”為臨時組織，“待江蘇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聯絡後，請示追認或改組”。參加新文委工作的陸續有：周揚、陳處泰、章漢夫、胡喬木、夏衍、吳敏、錢亦石、錢俊瑞、鄧潔、王翰等。新文委的工作主要包括：1935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記者史沫特萊接到了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蕭三的信，在內山書店將這封信轉交給魯迅；魯迅將信透過左聯行政書記胡風、左聯組織部長及黨團成員王堯山，輾轉交給當時左聯的黨團書記周揚。信中，簫三猛烈抨擊了左聯的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現狀：左聯內部工作許多表現，也絕不似一個文學團體和作家的組織，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覆古之聯合戰線方面來的組織，而是一個政黨，簡單說，就是共產黨！一般人也認為左聯便是共產黨。加入左聯便要砍頭 ―― 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決定的呵。”“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另外發起、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上海文委一接到簫三的指示信，“毫不遲疑地決定解散左聯和文委所屬各聯黨團書記，認為要成立的文藝界統一戰線團體是群眾團體，左聯也是群眾團體。在一個群眾團體裡面秘密存在另一個群眾團體，就會造成宗派主義，這不好，而且會使左聯具有第二黨的性質，更不好。魯迅是國內最早看到“蕭三來信”的人，但左聯領導人委託茅盾去徵詢魯迅意見時，魯迅表示不同意解散左聯，指出搞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是人，是某些人，而不是組織，不是左聯；所以左聯解散了，他們照樣會搞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最終魯迅同意解散左聯，但要求發表一個公開宣告，否則“無聲無息地解散，則會被社會上認為我們經不起國民黨的壓迫，自行潰散了”。後來蕭三於1943年10月底在延安棗園見毛澤東，彙報瞭解散左聯經過後，毛澤東說：“啊！還是你寫的信呀！那就是要解散共產黨差不多……那就是跟‘中聯’‘右聯’一起搞喏！”“反帝而沒有無產階級領導，那就反帝也不會有了。”1935年12月17日，長征後的中共中央在陝北舉行瓦窯堡會議，決定接受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與《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月，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總自動停止活動。1936年2月下半月，新文委、文總解散，該系統的黨員歸入將要成立的中共江蘇省臨時委員會。魯迅和茅盾曾對左聯的解散表示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的示弱和潰散，並由此加大了對左聯實際掌控人、左聯中共書記周揚的不滿，由此引發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在上海採訪魯迅，問及左聯情況時，魯迅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是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這次採訪內容隨後在《改造》期刊公開發表。根據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精神，國共開始秘密接觸談判，馮雪峰被中央“抗日救國的努力”“我們都很欽佩”“轉至我們的敬意”，“對於你老師的任何懷疑，我們都是不相信的”，“請他不要為一些輕薄的議論而發氣”。該信指示馮雪峰“同一切關門主義做堅決的鬥爭”，“這種關門主義傾向，就是在一些左傾的刊物中還是時常表現的”，“關門主義在當前是一種罪惡，常常演著同內奸同樣的作用”，“但這些人同內奸是不同的， 解決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釋還是第一。”1936年7月26日、30日於保安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了“上海工作”，毛澤東說“上海工作是有進步的”；周恩來說“必須要多派如允生同樣的人去”，馮雪峰的“工作範圍太複雜，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負責，事實上是做不來的”；對今後上海的工作，張聞天說文化界的團體、救國會，組織上都比較狹隘，對南京各方面的活動也要擴大，毛澤東說今後工作應著重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對一切可能同情抗日的人應大大的開門；博古指出，上海黨的組織大部分靠得住，馮雪峰的工作應該首先是依靠原有的基礎，在上海建立黨的工作；毛澤東說對文化界的矛盾，也是應該注意的，要好好說服他們。從1936年6月開始的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光明》、《文學界》等刊物力主“國防文學”，擁護“國防文學”的作家1936年6月7日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發表《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魯迅拒絕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海燕》、《夜鶯》、《現實文學》等刊物力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派的作家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載於1936年《作家》6月號，《譯文》第1卷第4期、7月1日《文學叢報》第4期、7月1日《文學月刊》第1卷第2期、7月1日《現實文學》第1期）。出現了“兩個陣容，一條戰線”的宗派主義狀況。魯迅寫信稱“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當時參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很多，除上海之外，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東京都有反響。據對300多種報刊的不完全統計，發表的有關文章達480篇之多。論爭的問題主要是兩個口號的優劣，此外還涉及到文學創作要不要以抗日為中心題材，要不要提倡進步的創作方法，如何團結中間作家，創作自由和批評態度等問題。論爭中，在魯迅的支援下，胡風、聶紺弩、蕭軍等於1936年1月20日創辦了《海燕》月刊，但僅出兩期即被查禁。魯迅於2月29日致友人的信中說：“《海燕》系我們幾個人自辦，但現已以‘共’字罪被禁，續刊與否未可知，此次所禁者計二十餘種，稍有生氣之刊物，一網打盡矣。”為了繼續堅持左翼文藝方向，不致於使人感覺左翼文藝運動已經銷聲匿跡，1936年3月方之中在左聯的上級周文領導下，創辦主編一個新的刊物《夜鶯》，立刻得到黨組織和左聯的支援，成為《海燕》的續刊。《夜鶯》月刊主要撰稿人有魯迅、《論“非常時”》唐弢、方之中、《談傅東華先生的所謂“常識”》周文、張天翼、胡風、《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聶紺弩、吳席儒、尹庚、蕭曼若、萬迪鶴、陳企霞、田間、雷石榆、王亞平、王任叔、張馳、楊騷、《談“聯合”》朱慧等。其中，魯迅在該刊上發表了《三月的租界》、《寫於深夜裡》、《幾個重要問題》。1936年8月，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信中寫：“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對“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魯迅主張“這兩個口號的並存”。而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魯迅以為“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援下，“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基本得到控制，促成了1936年10月1日有廣泛代表性的各方面作家21人簽名的《文藝界同人為抗日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在文委領導下先後成立戲劇電影工作委員會，文化總支、文藝工作委員會。1946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部長沙文漢，負責宣傳與文化界。1948年11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所屬文化工作委員會結束後，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上海的新聞出版及文學、戲劇、音樂等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