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簡稱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大附中的一些中學生建立的紅衛兵組織，與清華附中紅衛兵性質類似，屬於“老紅衛兵”組織。背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附中的上級單位北京大學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作為北京大學的附屬中學，北大附中的高幹子女較多，他們能獲取更多黨內政治的資訊，對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提前做了一些準備。成立.據“紅旗戰鬥小組”的創立者之一王寧回憶：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文化革命，牛皖平、宮小吉、彭小蒙等幹部子女在1966年5月份已經萌生了建立學生組織的念頭。據彭小蒙回憶：“《五一六通知》下達到部級時，我們就知道了。我們將它連夜抄了出來，從通知中，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文革”不僅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是要同修正主義鬥爭，是關係到國家命運、前途、將來的面貌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大事。”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宣佈成立了文革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牛皖平、宮小吉、彭小蒙等人得知後遂決定成立“紅旗戰鬥小組”。主要領導成員：司令：牛皖平副司令：宮小吉宣傳部長：彭小蒙組織部長：鍾解放保衛部長：王寧批判學校領導.1966年6月2日，北大附中黨支部書記劉美德在校園廣播中宣佈：“同學們，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大的大字報，今天不上課了，大家可以到北大看大字報，對校黨支部有什麼意見也可以寫大字報。”北大附中停課，“紅旗戰鬥小組”開始在學校中招收“紅五類”成員，並張貼大字報批判校黨支部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1966年6月4日，“紅旗戰鬥小組”文娛委員少華為同組學生閻恆的快板詩《文化革命幹一場》譜曲，以此作為本組織戰歌。同年7月1日在海淀區各中等學校紅衛兵集會上演出，並從此跨出校門在社會上廣為傳唱，在傳唱過程中被定名為《革命造反歌》。1966年6月4日，在毛澤東批示同意後，由中共中央派遣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入駐北大，代行黨委職責，工作組同日入駐北大附中。工作組進校後成立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由工作組領導人、出身好的教師和學生代表組成。“紅旗戰鬥小組”的牛皖平、宮小吉、彭小蒙也加入其中。1966年6月8日晚上，劉美德被曾上過她化學課的幾個學生用手臂粗的木棍毆打，木棍被打斷。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618事件”，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38號宿舍樓樓門口的臺階上進行批鬥。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學生把廁所裡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 無線電系學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鬥爭會，上臺扯掉被批判女性的褲子，此外還有其他人趁亂猥褻女性。事件發生後，工作組於當天晚上召開會議，要求學生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由於工作組傾向於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北大學生和附中學生中的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血統論思想和與工作組的衝突.由於“紅旗戰鬥小組”不滿工作組壓制學生對老師的批鬥，工作組也反對“紅旗戰鬥小組”的血統論思想，“在7月間，兩者的關係轉為鬥爭，最終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援下，“紅旗戰鬥小組”取得勝利。1966年7月3日，北大工作組副組長張德華在北大附中召開座談會，表示“紅旗戰鬥小組”有“方針性錯誤”，提議用分化中間，先拉群眾，鼓勵少數的方法打垮“紅旗戰鬥小組”。1966年7月5日，北大附中內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據彭小蒙回憶：作者為“紅旗戰鬥小組”成員，某劉姓中將之子，起因是在前一日其批判葛佩琦的兒子朱彤時被罵了一句“混蛋”。工作組看到對聯後表示反對，要求“紅旗戰鬥小組”取下對聯，並向朱彤道歉，“紅旗戰鬥小組”拒絕。1966年7月8日，“紅旗戰鬥小組”發表文章《烈火包不住，揭開這個蓋子》，其內容深受血統論影響，如：“我們的老子拋盡碧血打江山，今天的江山應由誰來保？你們從小就過舒服的日子生活……革命怎能交給你們？”“工人、貧下中農、革乾子弟在運動中表現最積極、革命造反精神最強烈！立場最鮮明！對毛主席，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最熱愛，對資產階級保皇派鬥爭最狠！”。之後又有《自來紅們站起來了！》等大字報，宣揚血統論思想。1966年7月11日，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在北大附中召開部分師生座談會，批評“紅旗戰鬥小組”是“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紅旗戰鬥小組”人數迅速由三百多人銳減至一百多人。1966年7月1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規劃北京市中學生文化革命時，指示應當以工作組為主，把紅衛兵等左派組織置於黨、團領導之下。7月19-23日，在文革情況彙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1966年7月25日晚，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來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參加的“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辯論大會”，會上彭小蒙代表“紅旗戰鬥小組”發言，即興發表了言詞激烈的批判工作組的造反演說，並表示“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當場受到江青的讚揚。7月26日，江青等人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會上陳伯達尖銳的批評了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隨後，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宣佈撤銷北大的工作組，北大附中的工作組亦隨之撤銷。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原蘇聯展覽館的電影院舉行了海淀區中學生大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參加，會後江青將清華附中卜大華等人6月24日寫的《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彭小蒙7月25日在北大的講演稿交給毛澤東。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做出回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信中同時稱讚了彭小蒙7月25日在北大的發言。8月2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辦公室接到電話得知毛澤東回信，8月3日，王任重將清華附中紅衛兵召至釣魚臺，向其正式傳達了毛澤東的回信。清華附中紅衛兵們迅速謄抄並默唸、背誦毛澤東回信，聚集討論回信內容，向父母、朋友寫信通知。三篇大字報8月被《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第11期全文刊出，迅速成為全國文革群眾運動的衝鋒號。據彭小蒙回憶，在毛澤東支援之前，他們“紅旗戰鬥小組”得到的資訊是，不少上層領導人支援他們。她說，他們受到工作組打擊而沒有垮，是和這種情況有關係的。曾經被紅衛兵衝擊的清華附中校長和工作組組長1988年和1989年也曾經對錶示，他們感到這些幹部子女背後有黨內更高領導層次某些領導人的鼓勵和支援。聲名大振與暴力活動.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天橋劇場接見紅衛兵，會上江青明確表示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但同時王任重和康生都表示了對“紅衛兵”和“紅旗戰鬥小組”的支援。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作為革命學生代表講話，整個接見過程都向全國廣播。1966年8月27日，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抄了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陳彥榮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拷打。當天夜裡陳彥榮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體鱗傷。“紅旗”紅衛兵把陳彥榮的屍體與另一同時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場燒掉，不留骨灰，但是要陳家付出28元錢火葬費。與“聯動”的關係.1966年8月25日，西糾成立，之後101中、八一中學、十一中學等中學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聯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分隊海淀分隊，簡稱“海糾”。1966年9月後，造反派紅衛兵逐漸得勢，以中學生高幹子女為骨幹組成的“老紅衛兵”因其對老幹部的保守態度和血統論思想逐漸受到批評。1966年11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天津大學等院校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中，對彭小蒙做了批評：”新生事物開始時總是毛手毛腳的。紅衛兵發展到現在還那樣能行嗎？小孩總是成長一段才教他走路，說話總不是一開始就教。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講話，開始總有些偏向，陳伯達同志曾批評過她，因為出現了嚴重錯誤。象譚力夫的發言，那就是錯誤的，六，七月裡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應該了。”1966年11月27日，北京市海淀區十幾中學紅衛兵負責人在北大附中分析形勢，研究當前運動中的問題和對策，醞釀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12月5日，“聯動成立”。它的組織機構採用集體協商的辦法，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常務工作，由京工附中的於增壽任總聯絡員，總部設在北大附中。宣傳工作由北大附中負責，組織工作由石油附中負責，並委託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宣言》。“聯動”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江青、戚本禹和中央文革小組，很快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成員被“造反派”紅衛兵和警察抓捕。釋放.1967年4月，彭小蒙寫了一封血書，向毛澤東申訴老紅衛兵“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革命”，血書交給28中的紅衛兵汪春平，託其轉交給汪東興。4月22日，“聯動”成員獲釋。